《中外名家随笔精选集》 第一章 笑与泪 张中行 记得同学而早几年毕业并过早归道山的梁遇春先生写过一本书，名《泪与笑》，还记得昔年看过，内容如何，早已忘光了。如果书名记得不错，我这里想借用，变尾为头，变头为尾，以说明在文学领域内，围绕着笑与泪，也还有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而如何处理，自然又是人各有见，我说说我自已的。问题不小，因而泛论，就会牵涉的面广，费的话多。我无此精力，更无此学力，所以不得不大题小作，办法是因事以见理，而事又是近在眼前，举目可见的。 笑来于欢乐，泪来于愁苦，语云，人生难得开口笑，有谁不欢迎欢乐呢？可是说到文学作品，情况就不这样简单。可以举抽象之证，是引人发笑的作品未必好，引人落泪的作品未必不好。也可以举具体之证，创始的（咏雪）打油诗，“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可以引人发笑，并不好；《羌村三首》，始于“峰嵘赤云西”，终于“四座泪纵横”，会使人陪着落泪，公认为很好。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人生是复杂的，口腹之欲以外还有所谓价值，或者说，怎样活才更有意义。价值，意义，来于什么，很难说；勉强说，是于物的享受以外，心灵方面还有美和善的所得。而这所得，有时，甚至常常，是由泪来，而不是（甚至不能）由笑来。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写，看，就不该与笑结缘呢？也不好这样说。总之，情况过于复杂，泛说总难于一网打尽。不得已，只好另寻门路，改为说所见，就事论事。 因为想说与笑有关的，由文学革命说起。其时不标榜百花齐放而容许自由主义，所以无论就题材说还是就所宣扬的信条说，都是五花八门。也有以取笑为宗旨的，不多。我上中等学校时期看过，随着眼在文字的行列上运行，确是常常发笑，可是笑之后想想，尤其与读雨果《九三年》、狄更斯《双城记》、托尔斯泰《复活》之类使人悲伤的作品相比，究意有什么获得呢？除了知道有这么个可笑的人以及一些可笑的故事以外像是没有什么获得。这所谓获得，是指心灵上深有所感而久久不忘的一些什么。看过一笑，没在心灵上留下深有所感的痕迹，就是没有获得。我有时想，读这样的小说，与听相声性质相似，也确是笑了，而所得，也只是笑笑而已。 新时代还来了新花样，是有个不很短的时期，不许笑，因为笑与嘲是近邻，怕笑而把嘲带进来，只有忆苦思甜，在这后一半思的时候是例外。有了这严格的限制，所谓文学作品就成为单一的。自然，形式可以多样，如有人写小说，有人演样板戏，有人写散文，还有人吟诗。而主旨则殊途同归，曰“圣代即今多雨露”。颂圣，如“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古人是正颜厉色说，天不变，道不变，今人当然也要这样。主旨单一，连带写法也就形成如曲中之有套数。以小说和样板戏为最标准，如好人都是为什么什么而宁愿牺牲，坏人都是阴险鬼祟，宁愿走向最后的覆灭。牺牲，覆灭，都生命攸关，佛家所谓生死事大，所以都不笑。而现实，人是有哭有笑的，也就有不少好坏（假定有标准能够分得公平合理）兼之的。出于套数的作品与现实有距离，甚至大距离，而且总是正颜厉色，日久天长，读者，如跃进时期之天天吃白薯干，不敢说坏，总不免于烦腻，掉头而去。 不知是根据人情还是根据物理，物极必反，于是而捆绑的绳索格一些，其间又加入个商业意识，于是而有大量的人以前想笑而不敢，现在用口袋里的钞票间接表示，愿意看点能够引人发笑的作品。语云，有买的就有卖的，于是应运而生，书摊上就出现了一些畅销也确是能引人发笑的所谓“侃”的作品。侃者，借用解释古籍的术语，“注”是不说正经的，“疏”是摘掉阿的帽子，偏偏指陈不愿人看见的伤疤，而这伤疤，是连侃的人，听侃的人，都一古脑儿包括在内。这是人己平等，冤亲平等，而取舍则有个偏爱，是一切伟大变为渺小，一切严正变为玩耍，一切静穆变为喧闹，一切事业变为胡混，一切雅兴变为无聊，一切清高变为污浊，总之是一切花花世界的活动都变为笑料，没有意义。揭伤疤，包括自己的，有机会相看不高雅的一面，也是一种解放。但是看完了嫣然一笑结束，我们就禁不住要问，把一切都侃为没有意义，是否也有点意义？推想的答复可浅可深，不只一种。一种最浅，是上面说过的，人生难得开口笑，譬如买票看小品，听相声，所求不也就是一笑吗？一种稍深，是由来源方面解释，曰事出有因。今和中不好说，说古和外。古是阮籍、刘伶之流，愤世嫉俗而少回天之力，只好日暮途远，倒行而逆施，干脆肚皮装满酒，连礼法也不要了；外可以只引一句成语，曰“*使人化为冷嘲”。理由还可以更深，是侃，笑，意在破，破当然是手段，隐藏的目的才是重要的，那是笑之后的反思，悟，然后是除旧布新，向上。如此侃，能够深入灵魂深处因而产生破立的力量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总有些担心，是多浮在嘴皮子上，没有伴以泪，就是想深入，恐怕也难于如愿吧？至于因听侃而笑的，求能先反思而后悟，就要以具有某程度的文化教养为条件，而文化教养之具有，又要以某种社会环境为条件。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手中只有执笔涂抹之力的，只好多反求诸己。 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想到，泪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笔下有笑可以，引人发笑也可以，甚至通篇不离开笑也可以。中，早的如《儒林外史》，晚的如《阿正传》；外，东方如《我的猫》，西方如《死魂灵》，就是这样。但是笑之外还有东西，那是慨叹天道的难明，人生的定命，所以笔下的笑总是隐藏着泪，因而引发的笑是含泪的笑。这还是说通常所谓讽刺或幽默作品。绝大多数文学作品是既不讽刺又不用幽默笔调的，那就很容易如《红楼梦》脂批所说：“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此看法本之作者“都云作者痴”的自白；新风说作者有慧目，能预见封建的没落，不从。）哭而成，显然就（至少是用意方面）只有泪而没有笑。就体味人生说，笑是在浮面上滑，只有泪才能深入。所以相声，侃之类也要适可而止，以便给能解者留点余地，看一些能够引来辛酸之泪的。看，要有人写，算作商业意识也好，愿先拿笔而后拿稿酬的，总应该算计算计了吧？ 第二章 泪与笑 梁遇春 匆匆过了二十多年，我自然也是常常哭，常常笑，别人的啼笑也看过无数回了。可是我生平不怕看见泪，自己的热泪也好，别人的呜咽也好；对于几种笑我却会惊心动魄，吓得连呼吸都不敢大声，这些怪异的笑声，有时还是我亲口发出的。当一位极亲密的朋友忽然说出一句冷酷无情冰一般的冷话来，而且他自己还不知道他说的会使人心寒，这时候我们只好哈哈哈莫名其妙地笑了，因为若使不笑，叫我们怎么样好呢？我们这个强笑或者是出于看到他真正的性格（他这句冷语所显露的）和我们先前所认为的他的性格的矛盾，或者是我们要勉强这么一笑来表示我们是不会给他的话所震动，我们自己另有一个超乎一切的生活，他的话是不能损坏我们于毫发的，或者……但是那时节我们只觉到不好不这么大笑一声，所以才笑，实在也没有闲暇去仔细分析自己了。当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苦痛缠着，正要向人细诉，那里我们平时尊敬的人却用个极无聊的理由（甚至于最卑鄙的）来解释我们这穿过心灵的悲哀，看到这深深一层的隔膜，我们除开无聊赖地破涕为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有时候我们倒霉起来，整天从早到晚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失败的，到晚上疲累非常，懊恼万分，诲也不是，哭也不是，也只好咽下眼泪，空心地笑着。我们一生忙碌，把不可再得的光阴消磨在马蹄轮铁，以及无谓敷衍之间，整天打算，可是自己不晓得为甚这么费心机，为了要活着用尽苦心来延长这生命，却又不觉得活着到底有何好处，自己并没有享受生活过，总之黑漆一团活着，夜阑人静，回头一想，哪能够不吃吃地笑，笑时感到无限的生的悲哀。就说我们淡于生死了，对于现世界的厌烦同人事的憎恶还会像毒蛇般蜿蜒走到面前，缠着身上，我们真可说倦于一切，可惜我们也没有爱恋上死神，觉得也不值得花那么大劲去求死，在此不生不死心境里，只见伤感重重来袭，偶然挣些力气，来叹几口气，叹完气免不了失笑，那笑是多么酸苦的。这几种笑声发自我的口里，自己听到，心中生个不可言喻的恐怖，或者又引起另一个鬼似的狞笑。若使是由他人口里传出，只要我们探讨出他们的源泉，我们也会惺惺惜惺惺而心酸，同时害怕得全身打战。此外失望人的傻笑，下头人挨了骂对于主人的陪笑，趾高气扬的热官对于贫*故交的冷笑，老*在他人结婚席上所呈的干笑，生离永别时节的苦笑——这些笑全是“自然”跟我们为难，把我们弄得没有办法，我们承认失败了的表现，是我们心灵的堡垒下面刺目的降幡。莎士比亚的妙句“对着悲哀微笑”（smilingatgrief）说尽此中的苦况。拜伦在他的杰作donjuan里有二句： ofalltales'tisthesaddest——andmoresad,becauseitmakesussmile” 这两句是我愁闷无聊时所喜欢反复吟诵的，因为真能传出“笑”的悲剧的情调。 泪却是肯定人生的表示。因为生活是可留恋的，过去是春天的日子，所以才有伤逝的清泪。若使生活本身就不值得我们的一顾，我们哪里会有惋惜的情怀呢？当一个中年妇人死了丈夫时候，她号淘地大哭，她想到她儿子这么早失丢了父亲，没有人指导，免不了伤心流泪，可是她隐隐地对于这个儿子有无穷的慈爱同希望。她的儿子又死了，她或者会一声不做地料理丧事，或者发疯狂笑起来，因为她已厌倦于人生，她微弱的心已经麻木死了。我每回看到人们的流泪，不管是失恋的刺痛，或者丧亲的悲哀，我总觉人世真是值得一活的。眼泪真是人生的甘露。当我是小孩时候，常常觉得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故意去臆造些伤心事情，想到有味时候，有时会不觉流下泪来，那时就感到说不出的快乐。现在却再寻不到这种无根的泪痕了。哪个有心人不爱看悲剧，亚里土多德所说的净化的确不错。我们精神所纠结郁积的悲痛随着台上的凄惨情节发出来，哭泣之后我们有形容不出的*，好似精神上吸到新鲜空气一样，我们的心灵忽然间呈非常健康的状态。的著作人们都说是笑里有泪，实在正是因为后面有看不见的泪，所以他小说会那么诙谐百出，对于生活处处有回甘的快乐。中国的诗词说高兴赏心的事总不大感人，谈愁语恨却是易工，也由于那些怨词悲调是泪的结晶，有时会逗我们洒些同情的泪，所以亡国的李后主，感伤的李义山始终是我们爱读的作家。天下最爱哭的人莫过于怀春的少女同情海中翻身的青年，可是他们的生活是最有力，色彩最浓，最不过的生活。人到老了，生活力渐渐消磨尽了，泪泉也干了，剩下的只是无可无不可那种将就木的心境和好像慈祥实在是生的疲劳所产生的微笑——我所怕的微笑。十八世纪初期浪漫派诗人格雷在他的onadistantprospectofetoncollege里说： 流下也就忘记了的泪珠， 那是照耀心胸的阳光。 thetearotassoonasshed，thesunshineofthebreast。 这些热泪只有青年才会有，它是同青春的幻梦同时消灭的，泪尽了，个个人心里都像苏东坡所说的“存亡惯见浑无泪”那样的冷淡了，坟墓的影已染着我们的残年。 第三章 春潮 郁达夫 烂熟的春光，带着了沉酣的光和热，流露在钱塘江的绿波影里，江上两岸的杂树枝头，树下的泥沙地面，都罩着一层嫩绿绒衣，有一种清新香味蒸吐出来。四月初的午后的阳光，同疾风雷雨一般，洒遍在钱塘江岸村落的空中。澄明的空气里波动着远远的蜂声，绝似诱人入睡的慈母的歌唱，这正是村人野老欲伸腰偷懒的时候，这也是青年男女为情舍命的时候。 吃了午饭，看看他的哥哥们都上田里去耕作去了，诗礼就一个人跑上秋英家来。在这似烟似梦的阳春景里，今日诗礼不晓为了什么缘因，他的小小的眉间带着几分隐忧。一路上看看树头的青枝绿叶，听听远近的小鸟歌声，他的小小的胸怀，终觉得不能同平日一样的开畅起来。走到了秋英的家里，他看见秋英正在那里灌庭前园里的草花。帮秋英灌了一忽花，诗礼就叫秋英出来上后面山上采红果儿去。从绿荫的底下穿绕出一条曲径，走到山腹的一块岩石边上的时候，诗礼回转头来，看见澄清如练的一条春水中间，映着一张同海鸥似的白色的风帆。呆看了一刻，他就对秋英说： “你看那张风帆，我不久也要乘了那么大的船上杭州去。” “杭州？你一个人去么？” “爸爸同我去的，他说我在家里没用。要送我上杭州纸行里学生意去。” “你喜欢去么？” “我很喜欢去，因为我听爸爸说，杭州比这里热闹得多。昨天晚上，我们正在那讲杭州的时候，妈妈忽然哭了起来，爸爸同她闹了一场。我见妈妈一个人进房去睡，所以也跟了进去，她放下了洋灯，忽然把我紧紧的抱住，说；‘你到外边去可要乖些，不要不听人的话。’我听了她的话，也觉得难过，所以就同她哭了一场。” 秋英听了这话，也觉得有些心酸，她的眼晴，便红了一圈，呆呆地对江心的风帆看了一忽，她就催诗礼回去，说： “我们回到家里去吧，怕妈妈在那里等我。”秋英听了诗礼的话。见了江心浮着的那载人离别的飞帆，就也想起她家里的母亲来了。 时间不声不响的转换了。原上的青草，渐渐都茂起来，树木的枝叶也从淡的新绿变成苍苍的深色。钱塘江的水量在杀信的时候，一直的减了下去。平时看不见的蛤蚌的躯壳，和贴近江底的玲拢的奇石，都显现出来。晴天一天一天地连续过去，梅雨过后的炎热，渐渐儿增加起来了。 五月将尽的一天早晨，诗礼同太阳同时起了床。*细心地替他洗了手脸。又将一件半新的竹布长衫替他穿上。他乘他父亲在那里含着了怒气问答的时候，就偷了空闲跑上秋英的家里来。 诗礼的家住在后面山脚下，从他家里走上秋英的地方，足有五六分钟的路程，要走过一处草地，一条大路。走过草地的时候，诗礼见有几棵蒲公英，含了露珠，黄黄的在清新的早晨空气里吐气。他把穿不惯的长衫拖了一把，便伏倒去把那几棵蒲公英连根据了起来。走到秋英家里的时候，他见秋英呆呆地立在竹篱边上，看花上的朝阳。他跑上秋英身边去叫了一声，秋英倒惊了一跳，含着微笑对他说：“你今天起得这样早？” “你也早啊。” “衣兜捧着的是什么？”。 “你猜！” “花儿” “被你猜着了。” 诗礼就把他采来的蒲公英拿出来给她看，这原来是她最喜欢的花儿，所以秋英便跑近他的身来抢着说： “我们去种它在园里吧。” 两人把花种好之后，诗礼又从他的袋里拿出了几颗圆洁滑润的石子来给她说。 “我要上杭州去，用不着这些圆石子了，你拿着玩吧。” 秋英对他呆看了一眼说： “你几时上杭州去？你去了，我要圆石子做什么、和谁去赌输赢呢？” 诗礼把圆石子向地上一丢，也不再讲话，一直的回家去了。秋英呆呆地看他跑回去的影子渐渐儿的小了下去，她的眼睛忽而朦胧起来，诗礼刚讲的“我要上杭州去”的那句话同电光似的闪到她小小的脑里的时候，她只觉得一种凄凉寂寞的感觉，同期也似的压*的心来。 呆呆的立了上会，她竟放大了声音，啼哭起来了。 第四章 心中 周作人 三月四日北京报上载有日本人在西山旅馆情死事件，据说女的是朝日轩的*名叫来香。男的是山中商会店员“一鹏”。这些名字听了觉得有点稀奇，再查《国民新报》的英文部才知道来香乃是梅香（umeka）之误，这是所谓艺名，本名日向信子，年十九岁，一鹏是伊藤传三郎，年二十五岁。情死的原因没有明白，从死者的身分看来，大约总是彼此有情而因种种阻碍不能如愿，与其分离而生不如拥抱而死，所以这样地做的罢。 这种情死在中国极少见，但在日本却很是平常，据佐佐醒雪的《日本情史》（可以称作日本文学上的恋爱史论，与中国的《情史》性质不同，一九〇九年）说，南北朝（十四世纪）的《吉野拾遗》中记里村主税家从人与侍女因失了托身之所，走入深山共伏剑而死，六百年前已有其事。“这一对男女相语曰，‘今生既尔不幸，但愿得来世永远相聚’，这就成为元禄式情死的先踪。自南北朝至足利时代（十五六世纪）是那个‘二世之缘’的思想逐渐分明的时期，到了近世，在宽文（1661-1672）前后的伊豫地方的俗歌里也这样的说着了： 幽暗的独木桥，郎若同行就同过去罢，掉了下去一同漂流着，来世也是在一起。 元禄时代（1688-1703）于骄奢华靡之间尚带着杀伐的蛮风，有重果敢的气象，又加上二世之缘的思想，自有发生许多悲惨的情死事件之倾向。” 这样的情死日本通称“心中”（shinjiu）。虽然情死的事实是“古已有之”，在南北朝已见诸记载，但心中这个名称却是德川时代的产物。本来心中这个字的意义就是如字讲，犹云衷情，后来转为表示心迹的行为，如立誓书，刺字剪发等等。宽文前后在游女社会中更发现杀伐的心中，既拔爪，斩指，或刺贯臂股之类，再进一步自然便是以一死表明相爱之忱，西鹤称之曰“心中死”（shinjiujini），在近松的戏曲中则心中一语几乎限于男女二人的情死了。这个风气一直流传到现在。心中也就成了情死的代用名词。 （立誓书现在似乎不通行了。尾崎久弥著《江户软派杂考》中根据古本情书指南《袖中假名文》引有一篇样本，今特译录于后： 盟誓 今与某人约为夫妇，真实无虚，即使父母兄弟无论如何梗阻，决不另行适人，倘若所说稍在虚伪，当蒙日本六十余州诸神之罚，未来永远堕入地狱，无有出时。须至盟誓者。 年号月日女名[血印] 某人[男子名] 中国旧有《青楼尺牍》等书，不知其中有没有这一类的东西。） 近松是日本最伟大的古剧家，他的著作由我看来似乎比中国元曲还有趣味。他所做的世话净琉璃（社会剧）几乎都是讲心中的，而且他很同情于这班痴男怨女。眼看着他们夹在私情与义理之间，好像是上的老鼠，反正是挣不脱。只是拖延着多加些苦痛，他们唯一的出路单是“死”，而他们的死却不能怎么英雄的又不是超脱的，他们的“一莲托生”的愿望实在是很幼稚可笑的，然而我们非但不敢笑他，还全心的希望他们大愿成就，真能够往生佛土，续今生未了之缘。这固是我们凡人的思想，但诗人到底也只是凡人的代表，况且近松又是一个以慰藉娱悦民众为事的诗人，他的咏叹心中正是当然的事，据说近松的净琉璃盛行以后民间的男女心中事件大见增加，可以想见他的势力。但是真正鼓吹心中的艺术还要算净琉璃的别一派，即《新内节》（shinnai-bushi）。《新内节》之对于心中的热狂的向往几乎可以说是病态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唯以一死为归宿。新吉原的游女听了这流行的《新内节》的悲歌，无端的引起了许多悲剧，政府乃于文化初年（十九世纪初）禁止《新内节》不得入吉原，唯于中元许可一日，以为盂兰盆之供养，直至明治维新这才解禁。《新内节》是一种曲，且说且唱，翻译几不可能，今姑摘译《藤蔓恋之栅》末尾数节，以为心中男女之回向。此篇系鹤贺新内所作，叙藤屋喜之助与菱野屋游女早衣的末路，篇名系用喜之助的店号藤字敷衍而成，大约是一七七〇年顷之作云。（据《江户软派杂考》） “世上再没有像我这样苦命的人，五六岁的时候死了双亲，只靠了一个哥哥，一天天的过着艰难的岁月，到后来路尽山穷，直落得卖到了这里来*这样的行业。动不动就挨老鸨的责骂，算作稚妓出来应接，彻夜的担受客人的凌虐，好容易换下泪湿的长袖，到了成年。找到你一个人做我的终身的倚靠。即使是在荒野的尽头，深山的里面，怎样的贫苦我都不厌，我愿亲手煮了饭来大家吃。乐也是恋，苦也是要恋，恋这字说的很明白：恋爱就只是忍耐这一件事。——太觉得可爱了，一个人便会变了极风流似的愚痴，管盟誓的诸位神明也不肯见听。反正是总不能配合的因缘，还不如索性请你一同杀了罢！说到这里，袖子上已成了眼泪的积水潭，男子也举起含泪的脸来，叫一声早衣，原来人生就是风前的灯火，此世是梦中的逆旅，愿只愿是未来的同一个莲花座。听了他这番话，早衣禁不住落下欢喜泪。息在草叶之阴的爹妈，一定是很替我高兴罢。就将带领了我的共命的丈夫来见你。请你们千万不要怨我，恕我死于非命的罪孽。阎王老爷若要责罚，请你们替我谢罪。佑天老爷，释迦老爷都未必弃舍我罢？我愿在旁边侍候，朝朝暮暮，虔心供奉茶汤香花，消除我此生的罪障。南无佑天老爷，释迦如来！请你救助我罢。南无阿弥陀佛！”（佑天上人系享保时代——十八世纪初——人，为净土宗中兴之祖，江户人甚崇敬，故游女遂将他与释迦如来混在一起了。） 木下太郎（医学博士太田正雄的别号）在他的诗集《食后之歌》序中说及“那鄙俗而充满着眼泪的江户平民艺术”，这种净琉璃正是其一，可惜译文不行，保能述意而不能保存原有的情趣了。二世之缘的思想完全以轮回为根基，在唯物思想兴起的现代，心中男女恐不复能有莲花台之慰藉，未免益增其寂寞，但是去者仍大有人在，固亦由于经济迫压，一半当亦如《雅歌》所说由于“爱情如死之坚强”欤。中国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随时随地被夺其生命而无所爱惜。更未知有如死之坚强的东西，所以情死这种事情在中国是绝不会发见的了。 鼓吹心中的祖师丰后椽据说终以情死。那么我也有点儿喜欢这个玩意儿么？或者要问。“不，不。一点不。” 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 第五章 说春 约翰逊 眼前，每块土地，每丛树林都是碧绿一片， 眼前，柔美的大自然最漂亮的面孔已经显现。 ——厄尔芬斯通 每个人对自己的现状都会很不满足，多少总要驰骋幻想去询问未来的幸福，而且，会凭借解脱眼前困惑他的烦恼，凭借他获得的利益，去把握时间以谋求改善现状。 当这种常常要用最大的忍耐盼来的时刻最后到来时，幸福却往往并不降临，于是，我们接着又以新的希望来*，又用同样的热望翘盼未来。 如果这种心情占了上风，人们就会把希望寄托在他难以企及的事物上，而也许就真会碰上运气；因为他不是仓促从事，并且，为了使幸福更加完善，他还会注意采取必要的措施，等待幸福时刻的到来。 我很早就已经认识了一位有这种性情的人，他迷于幸福的梦想中，这给他带来的损害要比妄想通常产生的损害少得多，同时，他还会常常调整方案，显示他的希望之花常开不败，也许不少人都想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得到如此廉价而永恒的满足。其实他只是把困难移到下一个春天，他于是得到了这种暂时的满足；如果他的健康可以得到补偿，那么春天就能补偿；如果因价格昂贵而买不起他所需要的东西，那么，在春天，这种东西就会跌价。 事实上，春天悄然来到却往往并无人们所想象的那种效益，但人们常常这样肯定：可能下次会顺利些，不到仲夏很难说眼前的春意就令人失望；不到春意了无踪迹的时候，人们总是经常谈论春天的降临，而当它一旦飘然离去后，人们却还觉得春天仍在人间。 同这样的人长谈，在思索这个快乐的季节上，也许会感到极大的快愉。我满意地发现有很多人也被同样的热情所感染（这样比拟是无愧的）。因为，我相信，岂有优秀的诗人面对那些花瓣，那阵阵柔风，那青春的颤音而不显露他们的喜爱？即使最丰富的想象也难以包容那金色季节的静穆与欢欣，而又会有永恒的春天作为对永不腐朽的清白的最高奖赏。 的确，在世界一年一度的更新过程中，有一种莫可言传的喜悦展现出无数大自然的异宝奇珍。冬天的僵冷与黑暗以及我们眼见的各种物体所*出来的奇形怪状，会使我们向往下一个季节，既是为了躲避阴冷的冬天，也是因为喜欢晴朗的春天；温和的景色把每一朵含苞的花带入我们的眼帘里来，我们就把这花当做报春的使者，认为它在通知我们，更加愉快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春天为我们的心灵提供了我们能享受的一切，如此轻松地解除了我们心头的焦虑和感情上的纷扰，可以让我们闲适欢愉。田野和森林的新绿，飘逸着令人沉醉的特有馨香，到处倾泻着的欢乐声；动物因食物增加和天气温和显然都十分喜悦；赋予整个大地一副快乐的神态，从大自然的微笑中显露出来。 然而，也有一些人并不喜欢这阳春烟景，他们匆匆掠过了千姿百态的乡间秀色，而把时光和思想耗费在牌戏、集会、酒馆、聊天上。 当一个人不能忍受与别人相处在一起的时候，总有某种不正常的情形，这是不带欺骗性的，想要求得解脱，或者因为他厌倦人生，万念俱灰，这种由外力推动而非意向转移产生的心情，肯定是借助于外来事物，也许因为他害怕某些不快闯入心里，力求避免失败的记忆，对灾害的恐惧、或某种更悲惨的思想。 那些被悲哀夺去沉思乐趣的人们，可以适当地专心于有趣的消遣，如果这些消遣无害的话；那些害怕未来痛苦而导致不幸的人们，必须努力清除这种危险。 走笔至此，我应当转到那些成为他们思想负担的事物上来，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值得回忆的目标。大自然的神秘虽已展露，但他们并未得到什么快乐和教训，因为他们永远也无法学会识别那些特征。 一个法国作家发挥了这种似非而是的说法：懂得走路的人不多，的确，有不少人并不懂得带着愉快的希望去散步，他们待在家里，心情相同的伴侣好像就已给他们提供了散步的快乐。 有些动物从接近的物体上借来某些颜色，但偶一改变位置，就变了色调。同样，每个人也应当尽力去感受自己周围的事物，因为，如果他的注意力始终固定在某一地方，一旦变易位置，就看不见新目标。心灵应当向新思想敞开，要从旧思想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因为旧思想容易导致消遣方向。 一个已习惯于以新事物自娱的人，会在大自然的产物中找到无穷无尽的物质蕴藏，而不会遭人妒忌或怨恨。某些艺术作品，即使已有定评，缺点依然在所难免！但人们常期望找到新理由去崇拜天下的权威，也有人希望能利人利己。毫无疑义，很多蔬菜和动物可能都有起巨大效用的特性，但是，也不必穷究精研，只要做到常规实验和密切注意就足够了；化学家们有关他们可爱的汞所说的一切，就汞的整个形成而论，也许人人都相信是确切的，但假如在它上面要消耗千万条生命，那么汞的一切化学性质就很难发现。 人类应该具有各种不同的趣味，因为生活赋予并需要如此众多的乐趣，它既不希望，也不要求我们都是博物学者，但是，假如给那些不健康、不舒坦并缺乏充分快乐来源的人指出一种新鲜的消遣方法，是不适当的，向那些每天都感到负担沉重的人说还有很多他们从未见过的东西，也是不切实际的。 对大自然的作品增强了好奇心的人通往幸福的途径便多，因此，我要把青春的沉思奉献给读者中的年轻人，要他们原谅我要求他们立刻去利用一年的春天，利用生命的青春；当那些新鲜影像深深印在他们的心灵上时，就要去热爱天真活泼的欢乐，并且有一种追求知识的热情，而且，要记住，枯萎的春天会造成荒年；要记住，青春的花朵，虽说美丽愉快，但也不过是大自然早已安排妥当，要为秋天的果实所作的准备而已。 第六章 观火 梁遇春 独自坐在火炉旁边，静静地凝视面前瞬息万变的火焰，细听炉里呼呼的声音，心中是不专注在任何事物上面的，只是痴痴地望着炉火，说是怀一种惘怅的情绪，固然可以，说是感到了所有的希望全已幻灭，因而反现出恬然自安的心境，亦无不可。但是既未曾达到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地步，免不了有许多零碎的思想来往心中，那些又都是和“火”有关的，所以把它们集在“观火”这个题目底下。 小桥流水火的确是最可爱的东西。它是单身汉的最好伴侣。寂寞的小房里面，什么东西都是这么寂静的，无生气的，现出呆板板的神气，惟一有活气的东西就是这个无聊赖地走来走去的自己。虽然是个甘于寂寞的人，可是也总觉得有点儿怪难过。这时若使有一炉活火，壁炉也好，站着有如庙里菩萨的铁炉也好，红泥小火炉也好，你就会感到宇宙并不是那么荒凉了。火焰的万千形态正好和你心中古怪想象携手同舞，倘然你心中是枯干到生不出什么黄金幻梦，那么体态轻盈的火焰可以给你许多暗示，使你自然而然地想入非非。她好像但丁《神曲》里的引路神，拉着你的手，带你去进荒诞的国土。人们只怕不会做梦，光剩下一颗枯焦的心儿，一片片逐渐剥落。倘然还具有梦想的能力，不管做的是狰狞凶狠的噩梦，还是融融春光的甜梦，那么这些梦好比会化雨的云儿，迟早总能滋润你的心田。看书会使你做起梦来，听你的密友细诉衷曲也会使你做梦，晨曦，雨声，月光，舞影，鸟鸣，波纹，桨声，山色，暮霭……都能勾起你的轻梦，但是我觉得火是最易点着轻梦的东西。我只要一走到火旁，立刻感到现实世界的重压一一消失，自己浸在梦的空气之中了。有许多回我拿着一本心爱的书到火旁慢读，不一会儿，把书搁在一边，却不转睛地尽望着火。那时我觉得心爱的书还不如火这么可喜。它是一部活书。对着它真好像看着一位大作家一字字地写下他的杰作，我们站在一旁跟着读去。火是一部无始无终，百读不厌的书，你哪回看到两个形状相同的火焰呢！拜伦说：“看到海而不发出赞美词的人必定是个傻子。”我是个沧海曾经的人，对于海却总是漠然地，这或者是因为我会晕船的缘故罢！我总不愿自认为傻子。但是我每回看到火，心中常想唱出赞美歌来。若使我们真有个来生，那么我只愿下世能够做一个波斯人，他们是真真的智者，他们晓得拜火。 记得希腊有一位哲学家——大概是罢——跳到火山的口里去，这种死法真是痛快。在希腊神话里，火神（hephaestusorvulcan）是个跛子，他又是一个大艺术家。天上的宫殿同盔甲都是他一手包办的。当我靠在炉旁时候，我常常期望有一个黑脸的跛子从烟里冲出，而且我相信这位艺术家是没有留了长头发同打一个大领结的。 在《现代丛书》（modernlibrary）的广告里，我常碰到一个很奇妙的书名，那是唐南遮（d’annunzio）的长篇小说《生命的火焰》（theflameoflife）。唐南遮的著作我一字都未曾读过，这本书也是从来没有看过的，可是我极喜欢这个书名，《生命的火焰》这个名字是多么含有诗意，真是简洁地说出人生的真相。生命的确是像一朵火焰，来去无踪，无时不是动着，忽然扬焰高飞，忽然销沉将熄，最后烟消火灭，留下一点残灰，这一朵火焰就再也燃不起来了。我们的生活也该像火焰这样无拘无束，顺着自己的意志狂奔，才会有生气，有趣味。我们的精神真该如火焰一般地飘忽莫定，只受里面的热力的指挥，冲倒习俗，成见，道德种种的藩篱，一直恣意干去，任情飞舞，才会迸出火花，幻出五色的美焰。否则阴沉沉地，若存若亡地草草一世，也辜负了创世主叫我们投生的一番好意了。我们生活内一切值得宝贵的东西又都可以用火来打比。热情如沸的恋爱，创造艺术的灵悟，虔诚的信仰，求知的**，都可以拿火来做象征。heracleitus真是绝等聪明的哲学家，他主张火是宇宙万物之源。难怪得二千多年后的柏格森诸人对着他仍然是推崇备至。火是这么可以做人生的象征的，所以许多民间的传说都把人的灵魂当做一团火。爱尔兰人相信一个妇人若使梦见一点火花落在她口里或者怀中，那么她一定会怀孕，因为这是小孩的灵魂。希腊神话里，prometheus做好了人后，亲身到天上去偷些火下来，也是这种的意思。有些诗人心中有满腔的热情，灵魂之火太大了。倒把他自己燃烧成灰烬，短命的济慈就是一个好例子。可惜我们心里的火都太小了，有时甚至于使我们心灵感到寒战，怎么好呢？ 我家乡有一句土谚：“火烧屋好看，难为东家。”火烧屋的确是天下一个奇观。无数的火舌越梁穿瓦，沿窗冲天地飞翔，弄得满天通红了，仿佛地球被掷到熔炉里去了，所以没有人看了心中不会起种奇特的感觉。据说尼罗王因为要看大火，故意把一个大城全烧了，他可说是知道享福的人，比我们那班做酒池肉林的暴君高明得多。我每次听到美国那里的大森林着火了，燃烧得一两个月，我就怨自己命坏，没有在哥伦比亚大学当学生。不然一定要告个病假，去观光一下。 许多人没有烟瘾，抽了烟也不觉得什么特别的舒服，却很喜欢抽烟，违了父母兄弟的劝告，常常抽烟，就是身上只剩一角小洋了，还要拿去买一盒烟抽，他们大概也是因为爱同火接近的缘故吧！最少，我自己是这样的。所以我爱抽烟斗，因为一斗的火是比纸烟头一点儿的火有味得多。有时没有钱买烟，那么拿一匣的洋火，一根根擦燃，也很可以解这火瘾。 离开北方已经快两年了，在南边虽然冬天里也生起火来，但是不像北方那样一冬没有熄过地烧着，所以我现在同火也没有像在北方时那么亲热了。回想到从前在北平时一块儿烤火的几位朋友，不免引起惆怅的心情，这篇文字就算做寄给他们的一封信吧！ 第七章 树木 黑塞 树木对我来说，曾经一直是言词最恳切感人的传教士，当它们结成部落和家庭，形成森林和树丛而生活时，我尊敬它们。当它们只身独立时，我更尊敬它们。它们好似孤独者。它们不像由于某种弱点而遁世的隐士，而像伟大而落落寡合的人们，如贝多芬和尼采。世界在它们的树梢上喧嚣，它们的根深扎在无限之中；唯独它们不会在其中消失，而是以它们全部的生命力去追求成为独一无二，实现它们自己的、寓于它们之中的法则，充实它们自己的形象，并表现自己。再没有比一棵美的、粗大的树更神圣、更堪称楷模的了。当一棵树被锯倒并把它的**裸的致死的伤口*在阳光下时，你就可以在它的墓碑上，在它的树桩的浅色圆截面上读到它的完整的历史。在年轮和各种畸形上，忠实地记录了所有的争斗，所有的苦痛，所有的疾病，所有的幸福与繁荣，瘦削的年头，茂盛的岁月，经受过的打击，被挺过去的风暴。每一个农家少年都知道，最坚硬、最贵重的木材年轮最密，在高山上，在不断遭遇险情的条件下，会生长出最坚不可摧、最粗壮有力、最堪称楷模的树干。 树木是圣物。谁能同它们交谈，谁能倾听它们的语言，谁就获悉真理。它们不宣讲学说，它们不注意细枝末节，只宣讲生命的原始法则。 一棵树说：在我身上隐藏着一个核心，一个火花，一个念头，我是来自永恒生命的生命。永恒的母亲只生我一次，这是一次性的尝试，我的形态和我的肌肤上的脉络是一次性的，我的树梢上叶子的最微小的动静，我的树干上最微小的疤痕，都是一次性的。我的职责是赋予永恒以显著的一次性的形态，并从这形态中显示永恒。 一棵树说：我的力量是信任。我对我的父亲们一无所知，我对每年从我身上产生的成千上万的孩子们也一无所知。我一生就只为这传种的秘密，我再无别的*心事。我相信上帝在我心中，我相信我的使命是神圣的。出于这种信任我活着。 当我们不幸的时候，不再能好生忍受这生活的时候，一棵树会同我们说：平静，平静，瞧着我！生活不容易，生活不艰苦。这是孩子的想法。让你心中的上帝说话，它们就会缄默。你害怕，因为你走的路引你离开了母亲和家乡。但是，每一步、每一日，都引你重新向母亲走去。家乡不是在这里或者那里。家乡在你心中，或者说无处是家乡。 当我倾听在晚风中沙沙作响的树木时，对流浪的眷念撕着我的心。你如果静静地、久久地倾听，对流浪的眷念也会显示出它的核心和含义。它不是从表面上看去那样，是一种要逃离痛苦的愿望。它是对家乡的思念，对母亲、对新的生活的譬喻的思念。它领你回家。每条道路都是回家的路，每一步都是诞生，每一步都是死亡，每一座坟墓都是母亲。 当我们对具有自己这种孩子的想法感到恐惧时，晚间的树就这样沙沙作响。树木有长久的想法，呼吸深长的、宁静的想法，正如它们有着比我们更长的生命。只要我们不去听它们说话，它们就比我们更有智慧。但是，如果我们一旦学会倾听树木讲话，那么，恰恰是我们的想法的短促、敏捷和孩子似的匆忙，赢得了无可比拟的欢欣。谁学会了倾听树木讲话，谁就不再想成为一棵树。除了他自身以外，他别无所求。他自身就是家乡，就是幸福。 第八章 喝茶 周作人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学讲“吃茶”——并不是胡适之先生所说的“吃讲茶”，——我没有工夫去听，又可惜没有见到他精心结构的讲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讲日本的“茶道”，（英文译作teaism）而且一定说的很好，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关于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彻巧妙的解说，不必再来多嘴，我现在所想说的，只是我个人的很平常的喝茶罢了。 喝茶以绿茶为正宗，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何况又加糖——与牛奶？葛辛（gegissing）的《草堂随笔》（原名privatepapersofhenryryecroft）确是很有趣味的书，但冬之卷里说及饮茶，以为英国家庭里下午的红茶与黄油面包是一日中最大的乐事，*饮茶已历千百年，未必能领略此种乐趣与实益的万分之一，则我殊不以为然，红茶带“土斯”未始不可吃，但这只是当饭，在肚饥时食之而已；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现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冈仓觉三在《茶之书》（bookoftea，1919）里很巧妙的称之曰“自然主义的茶”，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中国人上茶馆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听说闽粤有所谓吃工夫茶者自然也有道理），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唯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中国喝茶时多吃瓜子，我觉得不很适宜，喝茶时所吃的东西应当是轻淡的“茶食”。中国的菜食却变了“满汉饽饽”，其性质与“阿阿兜”相差无几；不是喝茶时所吃的东西了。日本的点心虽是豆米的成品，但那优雅的形色，朴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资格，如各色的“羊羹”（据上田恭辅氏考据，说是出于中国唐时的羊肝饼），尤有特殊的风味。江南茶馆中有一种“干丝”，用豆腐干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炖热，上浇麻油，出以供客，其利益为“堂倌”所独有。豆腐干中本有一种“茶干”，今变而为丝，亦颇与茶相宜。在南京时常食此品，据云有某寺方丈所制为最，虽也曾尝试，却已忘记，所记得者乃只是下关的江天阁而已。学生们的习惯，平常“干丝”既出，大抵不即食，等到麻油再加，开水重换之后，始行举箸，最为合适，因为一到即罄，次碗继至，不遑应酬，否则麻油三浇，旋即撤去，怒形于色，未免使客不欢而散，茶意都消了。 吾乡昌安门外有一处地方，名三脚桥，（实在并无三脚，乃是三出，因以一桥而跨三叉的河上也），其地有豆腐店曰周德和者，制茶干最有名。寻常的豆腐干方约寸半，厚三分，值钱二文，周德和的价值相同，小而且薄，几及一半，黝黑坚实，如紫檀片。我家距三脚桥有步行两小时的路程，故殊不易得，但能吃到油炸者而已。每天有人挑担设炉镬，沿街叫卖，其词曰： 辣酱辣， 麻油炸， 红酱搽， 辣酱拓： 周德和格五香油炸豆腐干。 其制法如上所述，以竹丝插其末端，每枚值三文。豆腐干大小如周德和，而甚柔软，大约系常品。惟经过这样烹调，虽然不是茶食之一，却也不失为一种好豆食。——豆腐的确也是极好的佳妙的食品，可以有种种的变化，唯在西洋不会被领解，正如茶一般。 日本用茶淘饭，名曰“茶渍”，以腌菜及“泽庵”（即福建的黄土萝卜，日本泽庵法师始传此法，盖从中国传去）等为佐，很有清淡而甘香的风味。中国人未尝不这样吃，唯其原因，非由穷困即为节省，殆少有故意往清茶淡饭中寻其固有之味者，此所以为可惜也。 第九章 茶与交友 林语堂 我以为从人类文化和快乐的观点论起来，人类历史中的杰出新发明，其能直接有力的有助于我们的享受空闲、友谊、社交和谈天者，莫过于吸烟、饮酒、饮茶的发明。这三件事有几样共同的特质：第一，它们有助于我们的社交；第二，这几件东西不至于一吃就饱，可以在吃饭的中间随时吸饮；第三，都是可以藉嗅觉去享受的东西。它们对于文化的影响极大，所以餐车之外另有吸烟车，饭店之外另有酒店和茶馆，至少在中国和英国，饮茶已经成为社交上一种不可少的制度。 烟酒茶的适当享受，只能在空闲、友谊和乐于招待之中发展出来。因为只有富于交友心，择友极慎，天然喜爱闲适生活的人士，方有圆满享受烟酒茶的机会。如将乐于招待心除去，这三种东西便成为毫无意义。享受这三件东西，也如享受雪月花草一般，须有适当的同伴。中国的生活艺术家最注意此点，例如：看花须和某种人为伴，赏景须有某种女子为伴，听雨最好须在夏日山中寺院内躺在竹榻上。总括起来说，赏玩一样东西时，最紧要的是心境。我们对每一种物事，各有一种不同的心境。不适当的同伴，常会败坏心境。所以生活艺术家的出发点就是：他如更想要享受人生，则第一个必要条件即是和性情相投的人交朋友，须尽力维持这友谊，如妻子要维持其丈夫的爱情一般，或如一个下棋名手宁愿跑一千里的长途去会见一个同志一般。 所以气氛是重要的东西。我们必须先对文士的书室的布置，和它的一般的环境有了相当的认识，方能了解他怎样在享受生活。第一，他们必须有共同享受这种生活的朋友，不同的享受须有不同的朋友。和一个勤学而含愁思的朋友共去骑马，即属引非其类，正如和一个不懂音乐的人去欣赏一次音乐表演一般。因此，某中国作家曾说过： 赏花须结豪友，观妓须结淡友，登山须结逸友，泛舟须结旷友，对月须结冷友，待雪须结艳友，捉酒须结韵友。 他对各种享受已选定了不同的适当游伴之后，还须去找寻适当的环境。所住的房屋，布置不必一定讲究，地点也不限于风景幽美的乡间，不必一定需一片稻田方足供他的散步，也不必一定有曲折的小溪以供他在溪边的树下小憩。他所需的房屋极其简单，只需；“有屋数间，有田数亩，用盆为池，以瓮为牖，墙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暖余，藜羹饱后，气吐胸中，充塞宇宙。凡静室，须前栽碧梧，后种翠竹。前檐放步，北用暗窗，春冬闲之，以避风雨，夏秋可开，以通凉爽。然碧梧之趣，春冬落叶，以舒负喧融和之乐，夏秋交荫，以蔽炎烁蒸烈之威。”或如另一位作家所说，一个人可以“筑室数楹，编槿为篱，结茅为亭。以三亩荫竹树栽花果，二亩种蔬菜。四壁清旷，空诸所有。蓄山童灌园草，置二三胡床着亭下。挟书剑，伴孤寂，携琴奕，以迟良友。” 到处充满着亲热的空气。 吾斋之中，不尚虚礼。凡入此斋，均为知己。随分款留，忘形笑语。不言是非，不侈荣利。闲谈古今，静玩山水。清茶好酒，以适幽趣。臭味之交，如斯而已。 在这种同类相引的气氛中，我们方能满足色香声的享受，吸烟饮酒也在这个时候最为相宜。我们的全身便于这时变成一种盛受器械，能充分去享受大自然和文化所供给我们的色声香味。我们好像已变为一把优美的梵哑林，正待由一位大音乐家来拉奏名曲了。于是我们“月夜焚香，古桐三弄，便觉万虑都忘，妄想尽绝。试看香是何味，烟是何色，穿窗之白是何影，指下之余是何音，恬然乐之，而悠然忘之者，是何趣，不可思量处是何境？” 一个人在这种神清气爽，心气平静，知己满前的境地中，方真能领略到茶的滋味。因为茶须静品，而酒则须热闹。茶之为物，性能引导我们*一个默想人生的世界。饮茶之时而有儿童在旁哭闹，或粗蠢妇人在旁大声说话，或自命通人者在旁高谈国是，即十分败兴，也正如在雨天或阴天去采茶一般的糟糕。因为采茶必须天气清明的清早，当山上的空气极为清新，露水的芬芳尚留于叶上时，所采的茶叶方称上品。照中国人说起来，露水实在具有芬芳和神秘的功用，和茶的优劣很有关系。照道家的返自然和宇宙之能生存全恃阴阳二气交融的说法，露水实在是天地在夜间和融后的精英。至今尚有人相信露水为清鲜神秘的琼浆，多饮即能致人兽于长生。特昆雪所说的话很对，他说：“茶永远是聪慧的人们的饮料”。但中国人则更进一步，而且它为风雅隐士的珍品。 因此，茶是几间纯洁的象征，在采制烹煮的手续中，都须十分清洁。采摘烘焙，烹煮取饮之时，手上或杯壶中略有油腻不洁，便会使它丧失美味。所以也只有在眼前和心中毫无富丽繁华的景象和念头时，方能真正的享受它。和妓女作乐时，当然用酒而不用茶。但一个妓女如有了品茶的资格，则她便可以跻于诗人文士所欢迎的妙人儿之列了。苏东坡曾以美女喻茶，但后来，另一个持论家，“煮泉小品”的作者田艺恒即补充说，如果定要以茶去比拟女人，则惟有麻姑仙子可做比拟。至于“必若桃脸柳腰，宜亟屏之销金慢中，无俗我泉石。”又说：“啜茶忘喧，谓非膏梁纨绮可语。” 据《茶录》所说：“其旨归于色香味，其道归于精燥洁。”所以如果要体味这些质素，静默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也只有“以一个冷静的头脑去看忙乱的世界”的人，才能够体味出这些质素。自从宋代以来，一般喝茶的鉴赏家认为一杯淡茶才是最好的东西，当一个人专心思想的时候，或是在邻居嘈杂，仆人争吵的时候，或是由面貌丑陋的女仆侍候的时候，当会很容易地忽略了淡茶的美妙气味。同时，喝茶的友伴也不可多，“因为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嗓曰幽；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 《茶疏》的作者说：“若巨器屡巡，满中泻饮，待停少温，或求浓苦，何异农匠作劳，但需涓滴；何论品赏？何知风味乎？” 因为这个理由，因为要顾到烹时的合度和洁净，有茶癖的中国文士都主张烹茶须自己动手。如嫌不便，可用两个小憧为助。烹茶须用小炉，烹煮的地点须远离厨房，而近在饮处。茶憧须受过训练，当主人的面前烹煮。一切手续都须十分洁净，茶杯须每晨洗涤，但不可用布揩擦。憧儿的两手须常洗，指甲中的污腻须剔乾净。“三人以上，止一炉，如五六人，便当两鼎，炉用一童，汤方调适，若令兼作，恐有参差。” 真正鉴赏家常以亲自烹茶为一种殊乐。中国的烹茶饮茶方法不像日本那么过分严肃和讲规则，而仍属一种富有乐趣而又高尚重要的事情。实在说起来，烹茶之乐和饮茶之乐各居其半，正如吃西瓜子，用牙齿咬开瓜子壳之乐和吃瓜子肉之乐实各居其半。 茶炉大都置在窗前，用硬炭生火。主人很郑重地煽着炉火，注视着水壶中的热气。他用一个茶盘，很整齐地装着一个小泥茶壶和四个比咖啡杯小一些的茶杯。再将贮茶叶的锡罐安放在茶盘的旁边，随口和来客谈着天，但并不忘了手中所应做的事。他时时顾看炉火，等到水壶中渐发沸声后，他就立在炉前不再离开，更加用力的煽火，还不时要揭开壶盖望一望。那时壶底已有小泡，名为“鱼眼”或“蟹沫”，这就是“初滚”。他重新盖上壶盖，再煽上几扇，壶中的沸声渐大，水面也渐起泡，这名为“二滚”。这时已有热汽从壶口喷出来，主人也就格外注意。到将届“三滚”，壶水已经沸透之时，他就提起水壶，将小泥壶里外一浇，赶紧将茶叶加入泥壶，泡出茶来。这种茶如福建人所饮的“铁观音”，大都泡得很浓。小泥壶中只可容水四小杯，茶叶占去其三分之一的容隙。因为茶叶加得很多，所以一泡之后即可倒出来喝了。这一道茶已将壶水用尽，于是再灌入凉水，放到炉上去煮，以供第二泡之用。严格的说起来，茶在第二泡时为最妙。第一泡譬如一个十二三岁的幼女，第二泡为年龄恰当的十六女郎，而第三泡则已是少妇了。照理论上说起来，鉴赏家认第三泡的茶为不可复饮，但实际上，则享受这个“少妇”的人仍很多。 以上所说是我本乡中一种泡茶方法的实际素描。这个艺术是中国的北方人所不晓的。在中国一般的人家中，所用的茶壶大都较大。至于一杯茶，最好的颜色是清中带微黄，而不是英国茶那样的深红色。 我们所描写的当然是指鉴赏家的饮茶，而不是像店铺中的以茶奉客。这种雅举不是普通人所能办到，也不是人来人往，论碗解渴的地方所能办到。《茶疏》的作者许次纾说得好：“宾朋杂沓，止堪交钟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吸水点汤，量客多少，为役之烦简。”而《茶解》作者所说的就是此种情景：“山堂夜坐，汲泉煮茗。至水火相战，如听松涛。倾泻入杯，云光滟潋。此时幽趣，故难与俗人言矣。” 凡真正爱茶者，单是摇摩茶具，已经自有其乐趣。蔡襄年老时已不能饮茶，但他每天必烹茶以自娱，即其一例。又有一个文士名叫周文甫，他每天自早至晚，必在规定的时刻自烹自饮六次。他极宝爱他的茶壶，死时甚至以壶为殉。 因此，茶的享受技术包括下列各节：第一，茶味*，茶易败坏，所以整治时，须十分清洁，须远离酒类香类一切有强味的物事，和身带这类气息的人；第二，茶叶须贮藏于冷燥之处，在潮湿的季节中，备用的茶叶须贮于小锡罐中，其余则另贮大罐，封固藏好，不取用时不可开启，如若发霉，则须在文火上微烘，一面用扇子轻轻挥煽，以免茶叶变黄或变色；第三，烹茶的艺术一半在于择水，山泉为上，河水次之，井水更次，水槽之水如来自堤堰，因为本属山泉，所以很可用得；第四，客不可多，且须文雅之人，方能鉴赏杯壶之美；第五，茶的正色是清中带微黄，过浓的红茶即不能不另加牛奶、柠檬、薄荷或他物以调和其苦味；第六，好茶必有回味，大概在饮茶半分钟后，当其化学成分和津液发生作用时，即能觉出；第七，茶须现泡现饮，泡在壶中稍稍过候，即会失味；第八，泡茶必须用刚沸之水；第九，一切可以混杂真味的香料，须一概摒除，至多只可略加些桂皮或艹[]代艹[]代花，以合有些爱好者的口味而已；第十，茶味最上者，应如婴孩身上一般的带着“奶花香”。 据《茶疏》之说，最宜于饮茶的时候和环境是这样： 饮时： 心手闲适披咏疲倦意绪棼乱听歌拍曲 歌罢曲终杜门避事鼓琴看画夜深共语 明窗净几佳客小姬访友初归风日晴和 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荷亭避暑 小院焚香酒阑人散儿辈斋馆清幽寺观 名泉怪石 宜辍： 作事观剧发书柬大雨雪长筵大席 阅卷帙人事忙迫及与上宜饮时相反事 不宜用： 恶水敝器铜匙铜铫木桶柴薪 炭粗童恶婢不洁巾各色果实香药 不宜近： 阴屋厨房市喧小儿啼野性人童奴相哄 第十章 买鸟 宰予 我爱鸟而恶狗。这并不是我的怪癖，是因为我是个中国人。我自自然然地有这种脾气，正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因为中国人喜欢鸟，可是要是你对他们谈到爱狗的事，他们便会问你道，“你讲什么话？”我永远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要去和畜生做朋友，要怀抱它，爱抚它。我只有一次突然明白这种对狗的同感，那是当我读门太做的《圣美利舍的故事》（“storyofsanmichele”byaxelmunthe）的时候。 书上说他因为一个法国人踢狗而向那法国人决斗的那一个部分，当真的感动我。似乎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真的了解它，我几乎希望即时有一只猎狗来蜷伏在我的身边。不过这些只是受他一时文字的魔力罢了，现在离当初读门太的书的时候将近两年了，而那种对狗友的一点风雅豪情也早如槁木死灰了。我一生觉得最讨厌的时候是当我在一个美国朋友的客厅里的时候，一只圣伯纳种的大狗（stbermard，按此种壮丽敏锐之大狗原饲育于瑞士圣伯纳庵堂，因之得名）要来舐我的手指和手臂，表示亲昵，而更难堪的是女主人喋喋不休地要道出这只狗的家谱来。我想我那个时候一定像个邪教徒的样子，瞠目凝视着她，茫然找不出一句相当的话来对答。 “是我一个瑞士朋友直接从查利克（zurich）带来的，”我的女主人说。 “唔，皮亚斯太太。” “它的外祖父曾从阿尔卑斯山的雪崩中救出过一个小孩，它的叔祖是一八五六年国际赛狗会中得到锦标的。” “不错！” 我并不是故意要失礼的，然而我恐怕那时候是真失礼了。我明白英国人都爱狗。可是讲起来英国人是样样都爱的。 他们连大牡猫都爱。 有一次我和一位英国朋友辩论这问题。 “这一切和狗做朋友的话全是胡说，”我说，“你们假装爱畜生。你们真会撒谎，因为你们嗾使这些畜生去追赶可怜的狐狸。你们为什么不去爱抚狐狸，叫它做‘我的小心肝宝贝’呢？” “我想我可以解释给你听，”我的朋友回答道，“狗这种畜生，是怪善会人意的。它明白你，忠心于你，……” “且慢！”我插嘴说。“我之所以恶狗，正因为它们这样善会人意的缘故。我是天生爱惜动物的，这可以用我不忍故意扑杀一只苍蝇这事实来证明。可是我厌恶那种假装要做你的朋友的畜生，走近来搔遍你的全身。我喜欢那种知趣的畜生，安分的言生。我宁愿去爱只驴子……要爱惜狗吗？对的。可是为什么要爱抚它，要怀抱它呢？” “啊，算了吧，”我的英国朋友说，“我不想叫你一定信服我的话。”于是我们便扯到别的题目上去。后来，我养了一只狗，这是因为我家庭情况的需要。我好好地叫人喂它，给它洗澡，让它睡在一间好好的狗屋里。可是我禁止它以搔遍我的全身来表示亲昵和忠实的一切举动。我真宁可死而不情愿学许多时髦女郎那样牵它在街上走。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放了脚的江北老妈穿着一双高跟鞋，明显地是什么外国人家里的女仆，她一手拿着一根洋棍，一手拉着一只小猎狗。那真才是一大奇观哩！我不愿意把我自己装成这种怪模样。让英国人去拉狗吧。那才和他们有缘分，可是和我是缘的。我出去散步的时候，也得走得成个模样。 可是我原来是要来谈鸟的，特别是谈我前天买鸟的经历。我有一大笼小鸟，不晓得叫甚么名字的，不过是比麻雀小一点。雄的红胸上有白花点。去年冬天为了种种缘故死了几只。我常想再去买几只来凑伴儿。那正是中秋节的那天。全家人都去赴茶会了。只剩下我和我的小女儿在家里。于是我便向她提议，我们还是到城里去买些小鸟吧。她很赞成。 城隍庙鸟市的情形怎样，凡是住在上海的居民都很晓得，用不着我来多说。我手里抱着我的女孩，走过那行人拥挤不堪的街道。那里是真爱动物者的天堂，因为那里不但有鸟，也有蛙，白老鼠，松鼠，蟋蟀，背上生着一种水草的乌龟，金鱼，小麻雀，蜈蚣，守宫，以及别种奇形怪状的东西。你该先去看那些路中地上卖蟋蟀的和包围着他们的那群小孩子，然后再去判定中国人到底是不是爱好动物的。我走进一家山乐人开的鸟店，因为以前已经买过这种鸟，知道价钱，毫无困难地便买了三对。买价两元一角正。 店是在街道转角的地方。笼里大约有四十只那种小鸟，我们讲定了价钱，那人便开始替我拣出三对来。笼里的骚动扬起了一阵灰尘，我便站开点。到他拣鸟拣了一半的时候，已经有一大堆人围聚在店前了，街上闲游的人向来如此，也不足怪。等到我付了钱，把那小笼子提走的时候，我便变成注意的中心和众人妒羡的目标了。空气中飘浮着一层欢乐的骚动。“那是什么鸟？”一位中年男子问我。“你去问店里的人，”我说。“它们可会唱？”另外一个人问。“多少钱买的？”第三个又问。我随便回答，像一个贵族似地走开了。因为我在中国群众中，是一个可骄傲的有鸟的人。那时有一种什么东西把群众连结起来，一种纯粹天然的本能的共通的欣喜，放出我们天下一家的同感，打破陌生人间缄默的壁垒。当然，他们有权利可以问我那些鸟怎样怎样，正如假使我当他们的面前中了航空奖券的头奖，他们也有同样的权利可以问我一样。 于是我便一手抱着我的小女儿，一手提着鸟笼走过去。路上的人都转过身来看。假使我是那婴孩的母亲，我便会相信他们都在称赞我的婴孩了，可是我既然是个男人，所以我晓得他们是在称赞笼里的小鸟的。这种鸟可真这么希罕吗？我自己这样想。不，他们只是普通的爱鸟成癖而已。我跑上一家点心店里去。那时过午不久，时候还早，楼上空着。 “来一碗馄饨，”我说。 “这些是什么鸟？”一个肩上挂着一条手巾的伙计问。“来一碗馄饨和一碟‘白切鸡’，”我说。 “是，是。是会唱的？是不会唱的？” “不会唱的。但是要快，我肚子饿着呢。” “是，是，一碗馄饨！——一碟白切鸡！”他向楼下的厨房嚷着，或者不如说是唱着。“这些是外国鸟。” “是吗？”我只是在敷衍。 “这鸟生在山上，山上，你晓得的，大山上。喂，掌柜，这是什么鸟？” 掌柜是一种管账的，他戴着一副眼镜，和一切记账的一样，是能看书会写字的男人，除了铜板和洋钱之外，你别想他对小孩的玩具或别的什么东西会发生兴趣。可是他一听见有鸟的时候，他不但答应，并且，叫我大大的惊异的是他竟移动着脚去找拖鞋了，离开柜台，慢慢地向我的桌子走来。当他走近鸟笼的时候，他那冷酷的脸孔融化了，他变成天真而饶舌的，完全和他那副相貌不称。然后他把头仰向天花板，大肚子从短袄下突了出来，发表他的判断。 “这种鸟不会唱的，”他神气活现地批评说。“只是小巧好玩，给小孩子玩玩倒呒啥。” 于是他便回到他那高柜台上去，而我不久也吃完那碗馄饨。 在我回家的路上也是一样。街上的人都弯着身子下去看看笼子里是什么东西。我走进一家旧书店里去。 “你们可有明版书？” “你笼里那些是什么鸟？”中年的店主问。这一问叫三四个顾客都注意到我手里的鸟笼来了。这时颇有一番骚动——我是说在笼子外。 “给我看看？”一个小学徒说着，便从我的手里把鸟笼抢过去。 “拿去看个饱吧，”我说，“你们可有明版的书？”可是我再也不是注意的目标了，我便自己到书架上去浏览。一本也找不到，我便提了鸟笼走出店来，顿时又变成注意的中心了。街上的人有的向鸟微笑，有的向我微笑，因为我有那些鸟。 后来我在二洋泾桥叫了一辆云飞汽车乘回来。我记得很清楚，上一次我从城隍庙带一笼鸟回来的时候，车站里的办事员特地走出来看我的鸟。这一次他并没有看见，我也不想故意引起他的注意。可是当我踏上汽车的时候，车夫的眼睛看到我手提的小笼子了，而果然不出所料，他的脸孔顿时松弛了下来，他当真也变成小孩似的，正像上次买鸟时候的车夫一样，他对我十分的友好，打开话盒，我们谈话谈得很远，到了我到家里的时候，他不但把养鸟和教鸟唱歌的秘密都告诉我，并且连云飞汽车公司的全部秘密都说了出来，他们所有车辆的数目，他们所得到的酒资，他整个童年时代的历史，以及他可结婚的理由。 现在我晓得了，假使我有一天须现身在群气激昂的公众之前，想要消除了一群恨我入骨欲得我而甘心的中国民众的怒气的时候，应该怎样办了。我只须提个鸟笼出来，把一只美丽的玉燕，或是一只善唱的云雀给他们看。你瞧罢！这比救火水龙管或是流泪弹效力还要神速，比德谟上但尼斯（debmosthenes）的一篇演说神通还要广大，而且结果我们都可以大家结拜把兄弟。 第十一章 衣裳 梁治华 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衣裳常常显示人品”；又有一句：“如果我们沉默不语，我们的衣裳与体态也会泄露我们过去的经历。”可是我不记得是谁了，他曾说过更彻底的话：我们平常以为英雄豪杰之士，其仪表堂堂确是与众不同，其实，那多半是衣裳装扮起来的，我们在画像中见到的华盛顿和拿破仑，固然是养奕赫赫，但如果我们在澡堂里遇见二公，*条一丝不挂，我们会要有异样的感觉，会感觉得脱光了大家全是一样。这话虽然有点玩世不恭，确有至理。 中国旧式士子出而问世必需具备四个条件：一团和气，两句歪诗，三斤黄酒，四季衣裳；可见衣裳是要紧的。我的一位朋友，人品很高，就是衣裳“普罗”一些，曾随着一伙人在上海最华贵的饭店里开了一个房间，后来走出饭店，便再也不得进去，司阁的巡捕不准他进去，理由是此处不施舍。无论怎样解释也不得要领，结果是巡捕引他从后门进去，穿过厨房，到账房内去理论。这不能怪那巡捕，我们几曾看见过看家的狗咬过衣裳楚楚的客人？ 衣裳穿得合适，煞费周章，所以内政部礼俗司虽然绘定了各种服装的式样，也并不曾推行，幸而没有推行！自从我们剪了小辫儿以来，衣裳就没有了体制，绝对自由，中西合壁的服装也不算违警，这时候若再推行“国装”，只是于错杂纷歧之中更加重些纷扰罢了。 李鸿章出使外国的时候，袍褂顶戴，完全是“满大人”的服装。我虽无爱于满清章制，但对于他不穿西装，确实是很佩服的。可是西装的势力毕竟太大了，到如今理发匠都是穿西装的居多。我忆起了二十年前我穿西装的一幕。那时候西装还是一件比较新奇的事物，总觉得是有点“机械化”，其构成必相当复杂。一班几十人要出洋，于是西装逼人而来。试穿之日，适值严冬，或缺皮带，或无领结，或衬衣未备，或外套未成，但零件虽然不齐，吉期不可延误，所以一阵骚动，胡乱穿起，有的宽衣博带如稻草人，有的细腰窄袖如马戏丑，大体是赤着身体穿一层薄薄的西装裤，冻得涕泗交流，双膝打战，那时的情景足当得起“冰猴而冠”四个字。当然后来技术渐渐精进，有的把裤脚管烫得笔直，视如第二生命，有的在衣袋里插一块和领结花色相同的手绢，俨然像是一个绅士，猛然一看，国籍都要发生问题。 西装是有一定的标准的。譬如，做裤子的材料要厚，可是我看见过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穿夏布西装裤，光线透穿，真是骇人！衣服的颜色要朴素沉重，可是我见过著名自记诩讲究穿衣裳的男子们，他们穿的是色彩刺目的宽格大条的材料，颜色惊人的衬衣，如火如荼的领结，那样子只有在外国杂耍场的台上才偶然看得见！大概西装破烂，固然不雅，但若崭新而俗恶则更不可当。所谓洋场恶少，其气味最下。 中国的四季衣裳，恐怕要比西装更麻烦些。固然西装讲究起来也是不得了的。历史上著名的一例，詹姆斯的朋友白金翰爵士有衣服一千六百二十五套。普通人有十套八套的就算很好了。中装比较的花样要多些，虽然终年一两件长袍也能度日。中装有一件好处，舒适。中装像是变形虫，没有一定的形式，随着穿的人身体变。不像西装，肩膊上不用填麻布使你冒充宽肩膀，脖子上不用戴枷系索，裤子里面有的是“生存空间”；而且冷暖平匀，不像西装咽喉下面一块只是一层簿衬衣，容易着凉，裤子两边插手袋处却又厚至三层，特别郁热！中国长袍还有一点妙处，马彬和先生（英国人入我国籍）曾为文论之。他说这种形长袍是没有差别的，平等的，一律的遮掩了贫富贤愚。马先生自己就是穿一件蓝长袍，他简直崇拜长袍。据他看，长袍不势利，没有阶级性，可是在中国，长袍同志也自成阶级，虽然四川有些抬轿的也穿长抱。中装固然比较随便，但亦不可太随便，例如脖子底下的钮扣，在西装可以不扣，长袍便非扣不可，否则便不合于“新生活”。再例如虽然在蚊虫甚多的地方，裤脚管亦不可放进袜筒里去，做绍兴师爷状。 男女服装之最大不同处，便是男装之遮盖身体无微不至，仅仅露出一张脸和两只手可以吸取日光紫外线，女装的趋势，则求遮盖愈少愈好。现在所谓旗袍，实际上只是大坎肩，因为两臂已经齐根划出。两腿尽管细直如竹筷，扭曲如松根，也往往一双双的摆在外面。袖不蔽肘，赤足裸腿，从前在某处都曾息为厉禁，在某一种意义上，我们并不惋惜。还有一点可以指出，男子的衣服，经若干年的演化，已达到一个固定的阶段，式样色彩大概是千篇一律的了，某一种人一定穿某一种衣服，身体丑也好，美也好，总是要罩上那么一套。女子的衣裳则颇多个人的差异，仍保留大量的装饰的动机，其间大有自由创造的余地。既是创造，便有失败，也有成功。成功者便是把身体的优点表彰出来，把劣点遮盖起来；失败者便是把劣点显示出来，优点根本没有。我每次从街上走回来，就感觉得我们除了优生学外，还缺乏妇女服装杂志。不要以为妇女服装是琐细小事，法朗士说得好：“如果我死后还能在无数书籍当中有所选择，你想我将选什么呢？……在这未来的群籍之中我不想选小说，亦不选历史，历史若有兴味亦无非小说。我的朋友，我仅要选一本时装杂志，看我死后一世纪中妇女如何装束。妇女装束之能告诉我未来的人文，胜过于一切哲学家，小说家，预言家及学者。” 衣裳是文化中很灿烂的一部分。所以**运动除了在必要的时候之外（如洗澡等等），我总不大赞成。 第十二章 梦后 何其芳 知是夜，又景物清晰如昼，由于园子里一角白色的花所照耀吗，还是——我留心的倒是面前的女伴凝睇不语，在她远嫁的前夕。是远远的如古代异域的远嫁啊！长长的赤栏桥高跨白水；去处有丛林茂草，蜜蜂闪耀的翅，圆坟丰碑，历历酋长之墓；水从青青的浅草根暗流着寒冷…… 谁又在三月的夜晚，曾梦过穿灰翅色衣衫的女子来入梦，知是燕子所化？ 这两个梦萦绕我的想象很久，交缠成一个梦了。后来我见到一幅画，《年轻的殉道女》。轻衫与柔波一色，交叠在胸向的两手被带子缠了又缠，丝发象已化作海藻流了。一圈金环照着她垂闭的眼皮，又滑射到蓝波上。这倒似替我画了昔日的辽远的想象，而我自己的文章反而不能写了。 现在我梦里是一片荒林，木叶尽脱。或是在巫峡旅途问，暗色的天，暗色的水，不知往何处去。醒来，一城暮色恰象我梦里的天地。 把钥匙放进锁穴里，旋起一声轻响，我象打开了自己的狱门，迟疑着，无力去摸索一室之黑暗。我甘愿是一个流浪者，不休止地奔波，在半途倒毙。那倒是轻轻一掷，无从有温柔的回顾了。 开了灯看啊，四壁徒立如墓扩。墓中人不是有时还享有一个精致的石室吗？ 从前我爱搬家，每当郁郁时遂欲有新的迁移。我渴望有一个帐幕，逐水草而居，黑夜来时在树林里燃起火光。不知何时起世上的事都使我厌倦，遂欲苟简了之了。 “mandelightdnoe;no,nor26ddcnaneither”《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原句，意思是：“人不能使我喜欢，不，女也不能。”，哈姆雷特王子，你笑吗？我在学习着爱自己。对自己我们常感到厌恶。对人，爱更是一种学习，一种极艰难极易失败的学习。 也许寂寞使我变坏了。但它教会我如何思索。 我尝窥域、揣测许多热爱世界的人，他们心里也有时感到寒冷吗？历史伸向无穷象根线，其间我们占有的是很小的一点。这看法是悲观的，但也许从之出发然后世上有可为的事吧。因为，以我的解释，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唉，“你不曾带着祝福的心想念我吗？”是谁曾向我吐露过这怨语呢，还是我向谁？是的，当我们只想念自己时，世界遂狭小了。 我常半夜失眠，熟悉了许多夜里的声音，近来更增多一种乌啼。当它的同类都已在巢里梦稳，它却在黑天上飞鸣，有什么不平呢？ 我又常恨人一点不会歌啸，象大江之岸的芦苇，空对东去的怒涛。因之遂羡慕天颓。从前有人隔壁听姑妇二人围棋，精绝，次晨叩之，乃口谈而已。这故事引起我一个寂寞的黑夜的感觉。又有一位古代的隐遁者，常独自围棋，两手分运黑白子相攻伐。有时，唉，有时我真欲向自己作一次滔滔的雄辩了，而出语又欲低泣。 春夏之交多风沙日，冥坐室内，想四壁以外都是荒漠。在万念灰灭时偏又远远地有所神往，仿佛天涯地角尚有一个牵系。古人云，“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使我老的倒是这北方岁月，偶有所思，遂愈觉迟暮了。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用一个热心惊赞。 第十三章 烟 吴组缃 自从物价高涨，最先受到威胁的，在我，是吸烟。每日三餐，孩子们捧起碗来，向桌上一瞪眼，就撅起了小嘴巴，没有肉吃。“爸爸每天吸一包烟，一包烟就是一斤多肉！”我分明听见那些乌溜溜的眼睛这样抱怨着。干脆把烟戒了吧；但已往我有过多少次经验的：十天半个月不吸，原很容易办到，可是易戒难守，要想从此戒绝，我觉得比旧时代妇女守节难得多。活到今天，还要吃这个苦？心里觉得不甘愿。 我开始吸劣等烟卷，就是像磁器口街头制造的那等货色，吸一口，喉管里一阵辣，不停地咳呛，口发涩，脸发红，鼻子里直冒火；有一等的一上嘴，卷纸就裂开了肚皮；有一等的叭他半天，不冒一丝烟星儿。我被折顿得心烦意躁，每天无缘无故要多发几次不小的脾气。 内人赶场回来，笑嘻嘻的对我说：“我买了个好的东西赠你，你试试行不行。”她为我买来一把竹子做的水烟袋，还有一包上等的水烟丝，那叫做麻油烟。我是乡村里长大的，最初吸烟，并且吸上了所谓瘾，就正是这水烟。这是我的老朋友，它被我遗弃了大约二十年了。如今处此困境，看见它那副派头，不禁勾起我种种旧情，我不能不感觉欣喜。于是约略配备起来，布拉布拉吸着，并且看着那缭绕的青烟，凝着神，想。 并非出于“酸葡萄”的心理，我是认真以为，要谈浓厚的趣味，要谈佳妙的情调，当然是吸这个水烟。这完全是一种生活的艺术，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结晶。 最先，你得会上水，微微多上了一点，会喝一口辣汤；上少了，不会发出那舒畅的声音，使你得着奇异的愉悦之感。其次，你得会装烟丝，掐这么一个小球球，不多不少，在拇指食指之间一团一揉，不轻不重；而后放入烟杯子，恰如其分的捺它一下——否则，你别想吸出烟来。接着，你要吹纸捻儿，“卜陀”一口，吹着了那点火星儿，百发百中，这比变戏法还要有趣。当然，这吹的工夫，和搓纸捻儿的艺术有着关系，那纸，必须裁得不宽不窄；搓时必须不紧不松。从这全部过程上，一个人可以发挥他的天才，并且从而表现他的个性和风格。有胡子的老伯伯，慢腾腾的掐着烟丝，团着揉着，用他的拇指轻轻按进杯子，而后迟迟地吹着纸捻，吸出舒和的声响：这就表现了一种神韵，淳厚，圆润，老拙，有点像刘石庵的书法。年轻美貌的婶子，拈起纸捻，微微掀开口，“甫得”，舌头轻轻探出牙齿，或是低头调整着纸捻的松紧，那手腕上的饰物颤动着：这风姿韵味自有一种禾农纤柔媚之致，使你仿佛读到一章南唐词。风流儒雅的先生，漫不经意的装着烟丝，或是闲闲的顿着纸捻上灰烬，而两眼却看着别处：这飘逸淡远的境界，岂不是有些近乎倪云林的山水。 关于全套烟具的整顿，除非那吸烟的是个孤老，总不必自己劳力。这类事，普通都是婢妾之流的功课；寒素一点的人家，也是由儿女小辈*理。讲究的，烟袋里盛的白糖水，吸出的烟就有甜隽之味；或者是甘草薄荷水，可以解热清胃；其次则盛以米汤，简陋的才用白开水。烟袋必须每日一洗刷，三五日一次大打整。我所知道的，擦烟袋是用“瓦灰”。取两片瓦，磨出灰粉，再过一次小纱筛，提取极细的细末；这可以把白铜烟袋擦得晶莹雪亮，像一面哈哈镜，照出扁脸阔嘴巴来，而不致擦损那上面的精致镂刻。此外，冬夏须有托套。夏天用劈得至精至细的竹丝或龙须草编成，以防手汗；冬天则用绸缎制的，或丝线织的，以免冰手。这种托套上面，都织着或绣着各种图案：福字，寿字，长命富贵，吉祥如意，以及龙凤牡丹，字不断头之类。托上至颈头，还系有丝带，丝埂，饰着田字结蝴蝶结和缨络。这些都是家中女流的手工。密切关联的一件事，就是搓纸捻儿，不但有粗细，松紧之不同，在尾端作结时，也有种种的办法。不讲究的随手扭它一下，只要不散便算。考究的，叠得整齐利落，例如“公子帽”；或折得珍珑美观，比如“方胜”。在这尾结上，往往染上颜色，有喜庆的人家染红，居丧在孝的人家染蓝。这搓纸捻的表心纸也有讲究。春三月间，庭园里的珠兰着花，每天早晨及时采集，匀整地铺在喷湿的薄棉纸里，一层层放到表心纸里熨着，使香味浸透纸质。这种表心纸搓成纸捻儿，一经点燃，随着袅袅的青烟散发极其淳雅淡素的幽香，拂人鼻官，留在齿颊，弥漫而又飘忽，使你想见凌波仙子，空谷佳人。其次用玉兰，茉莉。若用桂花，桅子花，那就显得雅得有点俗气。所有这一切配备料理的工作，是简陋还是繁缛，村俗还是高雅，丑恶还是优美，寒伧还是华贵，粗劣还是工致，草率还是谨严，笨拙还是玲巧，等等：最可表现吸烟者的身份和一个人家的家风。贾母史太君若是吸水烟，拿出来的派头一定和刘姥姥的不同；天长杜府杜少卿老爷家的烟袋也一定和南京鲍庭玺家的不同，这不须说的。一位老先生，手里托着一把整洁美致的烟袋，就说明他的婢仆不怠惰，他的儿女媳妇谨慎，聪明，孝顺，他是个有家教，有福气的人，又如到人家作客，递来一把烟袋，杯子里烟垢滞塞，托把上烟末狼藉，这总是败落的门户；一个人家拖出一个纸捻，粗壮如手指，松散如王妈妈裹脚布，这往往是懒惰不爱好没教养混日子的人家。 吸水烟，显然的，是一种闲中之趣，是一种闲逸生活的消遣与享受。它的真正效用，并不在于吸出烟来过瘾。终天辛苦的劳动者们忙里偷闲，急着抢着，脸红脖子粗的狼吞虎咽几口，匆匆丢开，这总是为过瘾。但这用的必是毛竹旱烟杆。水烟的妙用决不在此。比如上面说的那位老先生，他只须把他的那把洁净美观的烟袋托在手里，他就具体的显现了他的福气，因此他可以成天的拿着烟袋，而未必吸一二口烟，纸捻烧完一根，他叫他的小孩儿再为他点一根；趁这时候，他可以摩一摩这孩儿的头，拍拍孩儿的小下巴。在这当中，他享受到的该多么丰富，多么深厚！又比如一位有身家的先生，当他擎着烟袋，大腿架着二腿，安静自在的坐着，慢条斯理的装着烟丝，从容舒徐的吸个一口半口，这也就把他的闲逸之乐着上了颜色，使他格外鲜明的意识到生之欢喜。 一个人要不是性情孤僻，或者有奇特的洁癖，他的烟袋总不会由他个人独用。哥哥和老弟对坐谈着家常，一把水烟袋递过来又递过去，他们的手足之情即因而愈见得深切。妯娌们避着公婆的眼，两三个人躲在一起大胆偷吸几袋，就仿佛同过患难，平日心中纵然有些芥蒂，也可化除得干干净净。亲戚朋友们聚谈，这个吸完，好好的再装一袋，而后谨慎的抹一抹嘴头，恭恭敬敬的递给另一人；这人客气的站起来，含笑接到手里。这样，一把烟袋从这个手递到那个手，从这个嘴传到那个嘴，于是益发显得大家庄敬而有礼貌，彼此的心益发密切无间，谈话的空气益发亲热和融和。同样的，在别种场合，比如商店伙计同事们当晚间收了店，大家聚集在后厅摆一会龙门阵，也必须有一把烟袋相与传递，才能使笑声格外响亮，兴致格外浓厚；再如江湖旅客们投店歇夜，饭后洗了脚，带着三分酒意，大家团坐着，夏天摇着扇子，冬天围着几块炭火，也因店老板一把水烟袋，而使得陌生的人们谈锋活泼，渐渐的肺腑相见，俨然成了最相知的老朋友。当然，在这些递传着吸烟的人们之中，免不得有患疮疥肺痨和花柳病的；在他们客气的用手或帕子抹一抹嘴头递过去时，那些手也许刚刚抠过脚丫，搔过癣疥，那帕子也许拭过汗擤过鼻涕：但是全不相干，谁也不会介意这些的，你知道我们中国讲的原是精神文明。 洋派的抽烟卷儿有这些妙用，有这些趣味与情致么？第一，它的制度过于简单了便，出不了什么花样。你最多到市上买个象牙烟嘴自来取灯儿什么的，但这多么枯索而没有意味；你从那些上面体味不到一点别人对于你的关切与用心，以及一点人情的温暖。第二，你燃着一枝短小的烟卷在手，任你多大天才，也没手脚可做，最巧的也不过耍点小聪明喷几个烟圈儿，试想比起托着水烟袋的那番韵味与风趣，何其幼稚可笑！第三，你只能独自个儿吸；要敬朋友烟，你只能打开烟盒，让他自己另取一支。若像某些中国人所做的，把一支烟吸过几口，又递给别人，或是从别人嘴上取过来，衔到自己嘴里，那叫旁人看着可真不顺眼。如此，你和朋友叙晤，你吸你的，他吸他的，彼此之间表示一种意思，是他嫌恶你，他也嫌恶他，显见出心的距离，精神的隔阂。你们纵是交谊很深，正谈着知心的话，也好像在接洽事物，交涉条件或谈判什么买卖，看来没有温厚亲贴的情感可言。 是的，精神文明，家长统治，家族本位制度，闲散的艺术化生活，是我们这个古老农业民族生活文化的特质；我们从吸水烟的这件事上，已经看了出来。这和以西洋工业文化为背景的烟卷儿——它所表现的特性是：物质文明，个人或社会本位制度，紧张的力讲效率的科学化生活，是全然不同的。 我不禁大大悲哀起来。因为我想到目前内在与外在的生活，已不能与吸水烟相协调。我自己必须劳动，唯劳动给我喜悦。可是，上讲堂，伏案写字，外出散步，固然不能托着水烟袋，即在读书看报时，我也定会感觉很大的不便。而且，不幸我的脑子又不可抵拒地染上了一些西洋色彩，拿着水烟在手，我只意味到自己的丑，迂腐，老气横秋，我已不能领会玩味出什么韵调和情致。至于同别人递传着烟袋，不生嫌恶之心，而享受或欣赏其中的温情与风趣，那我更办不到。再说，我有的只是个简单的小家庭，既没妾，也不能有婢。我的孩子平日在学校读书，我的女人除为平价米去办公而外，还得*作家事。他们不但不会，没空，并且无心为我整备烟具，即在我自己，也不可能从这上面意识到感受到什么快乐幸福，像从前那些老爷太太们所能的。若叫我亲手来料理，我将不胜其忙而且烦。本是享乐的事，变成了苦役；那我倒宁愿把烟戒绝，不受这个罪！ 客观形势已成过去，必要的条件也不再存在，而我还带着怀旧的欣喜之情，托着这把陋劣的、徒具形式的竹子烟袋吸着，我骤然发觉到：这简直是一个极大的讽嘲！我有点毛骨悚然，连忙丢开了烟袋。 “不行，不行，我不吸这个。”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因为我要在世界上立足，我要活！”我乱七八糟地答道。 “那是怎么讲，你？”她吃惊地望着我。 “总而言之，我还是得抽烟卷儿，而且不要磁器口的那等蹩脚货！” 第十四章 饮酒 梁实秋 酒实在是妙。几杯落肚之后就会觉得飘飘然、醺醺然。平素道貌岸然的人，也会绽出笑脸；一向沉默寡言的人，也会议论风生。再灌下几杯之后，所有的苦闷烦恼全都忘了，酒酣耳热，只觉得意气飞扬，不可一世，若不及时知止，可就难免玉山颓欹，剔吐纵横，甚至撒疯骂座，以及种种的酒失酒过全部的呈现出来。莎士比亚的《暴风雨》里的卡力班，那个象征原始人的怪物，初尝酒味，觉得妙不可言，以为把酒给他喝的那个人是自天而降，以为酒是甘露琼浆，不是人间所有物。美洲印第安人初与白人接触，就是被酒所倾倒，往往不惜举土地界人以交换一些酒浆。印第安人的衰灭，至少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的荒腆于酒。 我们中国人饮酒，历史久远。发明酒者，一说是仪逖，又说是杜康。仪逖夏朝人，杜康周朝人，相距很远，总之是无可稽考。也许制酿的原料不同、方法不同，所以仪逖的酒未必就是杜康的酒。尚书有《酒诰》之篇，谆谆以酒为戒，一再的说“祝兹酒”（停止这样的喝酒），“无彝酒”（勿常饮酒），想见古人饮酒早已相习成风，而且到了“大乱丧德”的地步。三代以上的事多不可考，不过从汉起就有酒榷之说，以后各代因之，都是课税以裕国帑，并没有寓禁于征的意思。酒很难禁绝，美国一九二〇年起实施酒禁，雷厉风行，依然到处都有酒喝。当时笔者道出纽约，有一天友人邀我食于某中国餐馆，入门直趋后室，索五加皮，开怀畅饮。忽警察闯入，友人止予勿惊。这位警察徐徐就座，解手枪，锵然置于桌上，索五加皮独酌，不久即伏案酣睡。一九三三年酒禁废，直如一场儿戏。民之所好，非政令所能强制。在我们中国，汉萧何造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此律不曾彻底实行。事实上，酒楼妓馆处处笙歌，无时不飞觞醉月。文人雅士水边修禊，山上登高，一向离不开酒。名士风流，以为持螫把酒，便足了一生，甚至于酣饮无度，扬言“死便埋我”，好像大量饮酒不是什么不很体面的事，真所谓“酗于酒德”。 对于酒，我有过多年的体验。第一次醉是在六岁的时候，侍先君饭于致美斋（北平煤市街路西）楼上雅座，窗外有一棵不知名的大叶树，随时簌簌作响。连喝几盅之后，微有醉意，先君禁我再喝，我一声不响站立在椅子上舀了一匙高汤，泼在他的一件两截衫上。随后我就倒在旁边的小木炕上呼呼大睡，回家之后才醒。我的父母都喜欢酒，所以我一直都有喝酒的机会。“酒有别肠，不必长大”，语见《十国春秋》，意思是说酒量的大小与身体的大小不必成正比例，壮健者未必能饮，瘦小者也许能鲸吸。我小时候就是瘦弱如一根绿豆芽。酒量是可以慢慢磨练出来的，不过有其极限。我的酒量不大，我也没有亲见过一般人所艳称的那种所谓海量。古代传说“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王充《论衡·语增篇》就大加驳斥，他说：“文王之身如防风之君，孔子之体如长狄之人，乃能堪之。”且“文王孔子率礼之人也”，何至于醉酗乱身？就我孤陋的见闻所及，无论是“青州从事”或“平原督邮”，大抵白酒一斤或黄酒三五斤即足以令任何人头昏目眩粘牙倒齿。惟酒无量，以不及于乱为度，看各人自制力如何耳。不为酒困，便是高手。 酒不能解忧，只是令人在由兴奋到麻醉的过程中暂时忘怀一切。即刘伶所谓“无息无虑，其乐陶陶”。可是酒醒之后，所谓“忧心如醒”，那分病酒的滋味很不好受，所付代价也不算小。我在青岛居住的时候，那地方背山面海，风景如绘，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最理想的卜居之所，惟一缺憾是很少文化背景，没有古迹耐人寻味，也没有适当的娱乐。看山观海，久了也会腻烦，於是呼朋聚饮，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豁拳行令，三十斤花雕一坛，一夕而罄。七名酒徒加上一位女史，正好八仙之数，乃自命为酒中八仙。有时且结伙远征，近则济南，远则南京、北京，不自谦抑，狂言“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高自期许，俨然豪气干云的样子。当时作践了身体，这笔帐日后要算。一日，胡适之先生过青岛小憩，在宴席上看到八仙过海的盛况大吃一惊，急忙取出他太太给他的一个金戒指，上面镌有“戒”字，戴在手上，表示免战。过后不久，胡先生就写信给我说：“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育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京来吧！”我就到北京去了。现在回想当年酗酒；哪里算得是勇，直是狂。 酒能削弱人的自制力，所以有人酒后狂笑不置，也有人痛哭不已，更有人口吐洋语滔滔不绝，也许会把平夙不敢告人之事吐露一二，甚至把别人的阴私也当众抖露出来。最令人难堪的是强人饮酒，或单挑，或围剿，或投下井之石，千方万计要把别人灌醉，有人诉诸武力，捏着人家的鼻子灌酒！这也许是人类长久压抑下的一部分兽性之发泄，企图获取胜利的满足，比拿起石棒给人迎头一击要文明一些而已。那咄咄逼人的声嘶力竭的豁拳，在赢拳的时候，那一声拖长了的绝叫，也是表示内心的一种满足。在别处得不到满足，就让他们在聚饮的时候如愿以偿吧！只是这种闹饮，以在有隔音设备的房间里举行为宜，免得侵扰他人。 菜根谭所谓“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的趣味，才是最令人低徊的境界。 第十五章 买书 叶公超 以译《鲁拜集》传名于后世的fitzgerald，有一天呆坐在他的小书房里，怒视着围绕他的书。愤怒之下，致书友人云：“我写这信告诉你我最近的决断。我想把所有的书都卖去，或烧去，只留下《圣经》、字典、《失乐园》，颇普的诗各一部，放在我书案上，最好都就在手边，那样，我再不会找不着我要用的书了，至少我会知道我此处只有这四部书，别的，世间别的书都在别处，不在我的架上。你一定觉得可笑，假使我告诉你我刚才白生一阵气，找了半天一部我并没有的书……我忽感到我书架上无用的书实在太多了……”这是一八七三年写的，这位先生已然是六十四岁了。他买了我想至少有四十年的书才悟到这步，未免令人感觉此道之难也。最苦恼的是，他决不忍真的卖去这些“无用”的书的，至于烧那更不必追究了。不卖不烧就是继续的保存着它们的“无用”，其实也就是它们的“用”。书的有用与无用者不在书而在人。人用着它，它便有用，大有“相公厚我，相公厚我”之势；人用不着它，它便无用，顿时变成寄生虫一般的可恶，甚至要为人变卖，付焚，其潦倒狼狈之状犹不足击动我们的同情与容忍。我要替书说句公道话：不要这样没有良心。书是有生命的东西，有脉博有知觉的朋友。朋友也只有一时之用，或仅仅一度的关系，但日后遇见总不免打个招呼，甚而停下寒暄一阵。你想他总算朋友，他想你居然以朋友看待，于是彼此拿出笑容，彼此容忍，彼此拉手再见。这样之后，便算朋友了。既为朋友，见面自必招呼，自必寒暄，自必拿出笑容，自必容忍。书从铺里到我们的架上不能说不是一度的关系，至少你曾看过它，看过之后，或敬它，或爱它，或憎它，或恨它。既有这种经过，我便主张容忍它与你的关系。 藏书家我想一定不会有这种麻烦，至少如汲古阁、海源阁、百百宋楼等等的主人们决不是我们这样慈悲的善心人。在他们，取舍一经决定似乎就不再有别的问题了，除非后来发现自己被骗了，但这也容易解决，只是难过而已。买书来看，或预备来看的人，久而久之总得容忍一些“此刻无用”的朋友们，否则一面买，一面卖，或一面烧，生活更不堪忍受了。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而已。同样困难的还有买什么，或先买什么再买什么；对于惯于树立原则的人，就是，哪类的书应当自已买，哪类的书应当到图书馆去借。这样一来，问题马上就严重起来了。古人没有图书馆的方便，反倒容易处置；有钱见着要的书就买，买了不用，安排在架上，望望也好，再为子孙留下一点书香，更觉可为。二十世纪的读书人可苦了。除非你住的靠近伦敦博物院，或国会图书馆，或牛津博得利安，总有你要的书图书馆没有的。就是明知道它有，你也未必总愿意去借，况且还有许多不许你借回家的书，而惯于在孤静的斗室中看书的你又不肯天天按着钟点到那公众阅览室里去看。同时，个人的经济能力又有限，禁不住要妄想买到一部永久有用的书。前几年我曾把个人的书分放在三面书架上，一面是要读的各种书，一面是备查的参考书，再一面是既不读又不查的书。我当时并且立下一条原则：参考书以后不买了，不读不查的书决不买，要读的书，非读不可的，先到图书馆去借，没有，再决定买不买。今天，三年后，三面书架上的书已不分彼此了，同时放不下的书又另占了一整面墙的架子。关于买书，我如今只有感慨，没有原则了。 （原载1936年11月26日北平《世界日报》副刊） 第十六章 菱角 周作人 每日上午门外有人叫卖“菱角”，小孩们都吵着要买，因此常买十来包给他们分吃，每人也只分得十几个罢了。这是一种小的四角菱，比刺菱稍大，色青而非纯黑，形状也没有那样奇古，味道则与两角菱相同。正在看乌程汪曰桢的《湖雅》（光绪庚辰即一八八〇年），便翻出卷二讲菱的一条来，所记情形与浙东大抵相像，选录两则于后： “《仙潭文献》：‘水红菱’最先出。青菱有二种，一日‘花蒂’，一日‘火刀’，风干之皆可致远，唯，‘火刀’耐久，造春犹可食。因塔村之“鸡腿’，生唆殊佳；柏林汗之‘沙角’熟渝颇胜。乡人以九月十月之交撤荡，多则积之，腐其皮。如收贮银杏之法，曰‘阖菱’。 “《湖录》：菱与芰不同。《武陵记》：‘四角三角日英，两角日菱。’今菱湖水中多种两角，初冬采之，曝干，可以致远，名曰‘风菱’。唯郭西湾桑读一带皆种四角，最肥大，夏秋之交，煮熟鬻于市，曰‘熟老菱’。 “按，鲜菱充果，亦可充蔬。沉水乌菱俗呼‘浆菱’。乡人多于溪湖近岸处水中种之，曰‘菱荡’，四围植竹，经绳于水面，间之为界，曰‘菱竹’。……” 越中也有两角菱，但味不甚佳，多作为“酱大菱”，水果铺去壳出售，名“黄菱肉”，清明扫墓时常用作供品，“迨春犹可食”，亦别有风味。实熟沉水抽芽者用竹制发蓖状物曳水底摄取之，名“掺芽大菱”，初冬下乡常能购得，市上不多见也。唯平常煮食总是四角者为佳，有一种名“驼背白”，色白而拱背，故名，生熟食均美，十年前每斤才十文，一角钱可得一大筐。近年来物价大涨，不知需价若干了。城外河中弥望菱荡，唯中间留一条水路，供船只往来，秋深水长风起，菱科漂浮荡外，则为“散荡”，行舟可以任意采取残留菱角，或并摘菱科之嫩者，携归作范食。明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卷二（万历三十八年即一六一〇年）记途中窃菱事，颇有趣味，妙录予左： “九月九日，由谢村取余杭道，曲溪浅湛，被水皆菱角，有深浅红及惨碧三色，舟行掏手可取而不设碳堑，僻地俗淳此亦可见。余坐篷底阅所携《康乐集》，遇一秀句则引一酹，酒渴思解，奴子康素工掠食，偶命之，甚资咀嚼，平生耻为下义，此其愧心者也。” 水红菱只可生食，虽然也有人把他拿去作蔬。秋日择嫩菱润熟，去涩衣，加酒酱油及花椒，名“醉大菱”，为极好的下酒物（俗名过酒坯），阴历八月三日灶君生日，各家供素菜，例有此品，几成为不文之律。水红菱形甚纤艳，故俗以喻女子的小脚，虽然我们现在看去，或者觉得有点唐突菱角，但是闻水红菱之名而“颇涉遐想”者恐在此刻也仍不乏其人罢？ 写《菱角》既了，问疑古君讨回范寅的《越谚》来一查，见卷中“大菱”一条说得颇详细，补抄在这里，可以纠正我的好些错误。甚矣我的关于故乡的知识之不很可靠也！ “老菱装篡，日浇，去皮，冬食，曰‘酱大菱’。老菱脱蒂沉湖底，明春抽芽，搀起，曰‘搀芽大菱’，其壳乌，又名“乌大菱’。肉烂壳浮，曰‘氽起乌大菱’，越以讥无用人。搀菱肉黄，剥卖，曰‘黄菱肉’。老菱晾干，曰‘风大菱’。嫩菱煮坏，曰‘烂*七’。” 第十七章 南北的点心 苦雨 中国地大物博，风俗与土产随地各有不同，因为一直缺少人纪录，有许多值得也是应该知道的事物，我们至今不能知道清楚，特别是关于衣食住的事项。我这里只就点心这个题目，依据浅陋所知，来说几句话，希望抛砖引玉，有旅行既广，游历又多的同志们，从各方面来报道出来，对于爱乡爱国的教育，或者也不无小补吧。 我是浙江东部人，可是在北京住了将近四十年，因此南腔北调，对于南北情形都知道一点，却没有深厚的了解。据我的观察来说，中国南北两路的点心，根本性质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简单的下一句断语，北方的点心是常食的性质，南方的则是闲食。我们只看北京人家做饺子馄饨面总是十分茁实，馅决不考究；面用芝麻酱拌，最好也只是炸酱；馒头全是实心。本来是代饭用的，只要吃饱就好，所以并不求精。若是回过来走到东安市场，往五芳斋去叫了来吃，尽管是同样名称，做法便大不一样，别说蟹黄包干，鸡肉馄饨，就是一碗三鲜汤面，也是精细鲜美的。可是有一层，这决不可能吃饱当饭，一则因为价钱比较贵，二则昔时无此习惯。抗战以后上海也有阳春面，可以当饭了，但那是新时代的产物，在老辈看来，是不大可以为训的。我母亲如果在世，已有一百岁了，她生前便是绝对不承认点心可以当饭的，有时生点小毛病，不喜吃大米饭，随叫家里做点馄饨或面来充饥，即使一天里仍然吃过三回，她却总说今天胃口不开，因为吃不下饭去，因此可以证明那馄饨和面都不能算是饭。这种论断，虽然有点儿近于武断，但也可以说是有客观的佐证，因为南方的点心是闲食，做法也是趋于精细鲜美，不取茁实一路的。上文五芳斋固然是很好的例子，我还可以再举出南方做烙饼的方法来，更为具体，也有意思。我们故乡是在钱塘江的东岸，那里不常吃面食，可是有烙饼这物事。这里要注意的，是烙不读作者字音，乃是“洛”字入声，又名为山东饼，这证明原来是模仿大饼而作的，但是烙法却大不相同了，乡间卖馄饨面和馒头都分别有专门的店铺，惟独这烙饼只有摊，而且也不是每天都有，这要等待哪里有社戏，才有几个摆在戏台附近，供看戏的人买吃，价格是每个制钱三文，计油条价二文，葱酱和饼只要一文罢了。做法是先将原本两折的油条扯开，改作三折，在熬盘上烤焦，同时在预先做好的直径约二寸，厚约一分的圆饼上，满搽红酱和辣酱，撤上葱花，卷在油条外面，再烤一下，就做成了。它的特色是油条加葱酱烤过，香辣好吃，那所谓饼只是包裹油条的东西，乃是客而非主，拿来与北方原来的大饼相比，厚大如茶盘，卷上黄酱与大葱，大嚼一张，可供一饱，这里便显出很大的不同来了。 上边所说的点心偏于面食一方面，这在北方本来不算是闲食吧。此外还有一类干点心，北京称为饽饽，这才当作闲食，大概与南方并无什么差别。但是这里也有一点不同，据我的考察，北方的点心历史古，南方的历史新，古者可能还有唐宋遗制，新的只是明朝中叶吧。点心铺招牌上有常用的两句话，我想借来用在这里，似乎也还适当，北方可以称为“官礼茶食”，南方则是“嘉湖细点”。 我们这里且来作一点烦琐的考证，可以多少明白这时代的先后。查清顾张思的《土风录》卷六，“点心”条下云：小食曰点心，见《吴曾漫录》。唐郑为江淮留后，家人备夫人晨馔，夫人谓其弟曰“治妆未毕，我未及餐，尔且可点心。”俄而女仆请备夫人点心，诟曰：“适已点心，今何得又请！”由此可知点心古时即是晨馔。同书又引周辉《北辕录》云：“洗漱冠栉毕，点心已至。”后文说明点心中馒头馄饨包子等，可知说的是水点心，在唐朝已有此名了。茶食一名，据《土风录》云：“干点心曰茶食，见宇文懋《昭金志》：‘婿先期拜门，以酒撰往，酒三行，进大软脂小软脂，如中国寒具，又进蜜糕，人各一盘，曰茶食。’”《北辕录》云：“金国宴南使，未行酒，先设茶筵，进茶一盏，谓之茶食。”茶食是喝茶时所吃的，与小食不同，大软脂，大抵有如蜜麻花，蜜糕则明系蜜饯之类了。从文献上看来，点心与茶食两者原有区别，性质也就不同，但是后来早已混同了。本文中也就混用，那招牌上的话也只是利用现代文句，茶食与细点作同意语看，用不着再分析了。 我初到北京来的时候，随便在饽饽铺买点东西吃，觉得不大满意，曾经埋怨过这个古都市，积取了千年以上的文化历史，怎么没有做出些好吃的点心来。老实说，北京的大八件小八件，尽管名称不同，吃起来不免单调，正和五芳斋的前例一样，东安市场内的稻香春所做的南式茶食，并不齐备，但比起来也显得花样要多些了。过去时代，皇帝向在京里，他的享受当然是很豪华的，却也并不曾创造出什么来，北海公园内旧有“仿膳”，是前清御膳房的做法，所做小点心，看来也是平常，只是做得小巧一点而已。南方茶食中有些东西，是小时候熟悉的，在北京都没有，也就感觉不满足，例如糖类的酥糖、麻片糖、寸金糖，片类的云片糕、椒桃片、松仁片，软糕类的松子糕、枣子糕、蜜仁糕、桔红糕等。此外有缠类，如松仁缠、核桃缠，乃是在于果上包糖，算是上品茶食，其实倒并不怎么好吃。南北点心粗细不同，我早已注意到了，但这是怎么一个系统，为什么有这差异？那我也没有法子去查考，因为孤陋寡闻，而且关于点心的文献，实在也不知道有什么书籍。但是事有凑巧，不记得是哪一年，或者什么原因了，总之见到几件北京的旧式点心，平常不大碰见，样式有点别致的，这使我忽然大悟，心想这岂不是在故乡见惯的“官礼茶食”么？故乡旧式结婚后，照例要给亲戚本家分“喜果”，一种是干果，计核桃、枣子、松子、棒子，讲究的加荔枝、桂圆。又一种是干点心，记不清它的名字。查范寅《越谚》饮食门下，记有金枣和珑缠豆两种，此外我还记得有佛手酥、菊花酥和蛋黄酥等三种。这种东西，平时不通销，店铺里也不常备，要结婚人家订购才有，样子虽然不差，但材料不大考究，即使是可以吃得的佛手酥，也总不及红绫饼或梁湖月饼，所以喜果送来，只供小孩们胡乱吃一阵，大人是不去染指的。可是这类喜果却大抵与北京的一样，而且结婚时节非得使用不可。云片糕等虽是比较要好，却是决不使用的。这是什么理由？这一类点心是中国旧有的，历代相承，使用于结婚仪式。一方面时势转变，点心上发生了新品种，然而一切仪式都是守旧的，不轻易容许改变，因此即使是送人的喜果，也有一定的规矩，要定做现今市上不通行了的物品来使用。同是一类茶食，在甲地尚在通行，在乙地已出了新的品种，只留着用于“官礼”，这便是南北点心情形不同的缘因了。 上文只说得“官礼茶食”，是旧式的点心，至今流传于北方。至于南方点心的来源，那还得另行说明。“嘉湖细点”这四个字，本是招牌和仿单上的口头禅，现在正好借用过来，说明细点的起源。因为据我的了解，那时期当为前明中叶，而地点则是东吴西浙，嘉兴湖州正是代表地方。我没有文书上的资料，来证明那时吴中饮食丰盛奢华的情形，但以近代苏州饮食风靡南方的事情来作比，这里有点类似。明朝自永乐以来，政府虽是设在北京，但文化中心一直还是在江南一带。那里官绅富豪生活奢侈，茶食一类也就发达起来。就是水点心，在北方作为常食的，也改作得特别精美，成为以赏味为目的的闲食了。这南北两样的区别，在点心上存在得很久，这里固然有风俗习惯的关系，一时不易改变；但在“百花齐放”的今日，这至少该得有一种进展了吧。其实这区别不在于质而只是量的问题，换一句话即是做法的一点不同而已。我们前面说过，家庭的鸡蛋炸酱面与五芳斋的三鲜汤面，固然是一例。此外则有大块粗制的窝窝头，与“仿膳”的一碟十个的小窝窝头，也正是一样的变化。北京市上有一种爱窝窝，以江米煮饭捣烂（即是糍粑）为皮，中裹糖馅，如元宵大小。李光庭在《乡言解颐》中说明它的起源云：相传明世中官有嗜之者，因名御爱窝窝，今但曰爱而已。这里便是一个例证，在明清两朝里，窝窝头一件食品，便发生了两个变化了。本来常食闲食，都有一定习惯，不易轻轻更变，在各处都一样是闲食的干点心则无妨改良一点做法，做得比较精美，在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现在，这也未始不是切合实际的事情吧。国内各地方，都富有不少有特色的点心，就只因为地域所限，外边人不能知道，我希望将来不但有人多多报道，而且还同土产果品一样，陆续输到外边来，增加人民的口福。 第十八章 沉思集 普吕多姆 易变质、易出事故的东西永远不能成为幸福的来源，因为我们不应该把必须*的幸福与必然短暂的快乐混为一谈。所以，我们应当在不可侵犯的东西中寻找幸福。事实令人宽慰，很了不起，人们在灵魂的三大能力中找到了命运、时间和*的暴力所无法接近的欢乐因素：科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变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为了幸福，让我们寻找真理，即上帝本身；让我们获得自由，也就是说要战胜自己的激情，可我们尤其要有爱心，这是最便利的极乐之路。我激动地看到幸福主要来自这个世界，因为在这里人们可以进行研究，人们有竞争的强烈愿望，诗让我们去爱一切。 很明显，幸福在于我们实现了自己的意志和愿望。为了得到满足，愿望要求一种陌生的、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与它保持和谐、一致。为了更保险地得到幸福，最好去渴盼最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在我们的愿望最不可能遇到障碍的事物上去实现我们的愿望；所以，应该放弃尘世上的东西；然而人又生活在尘世上的事物当中，因此，没有对上天的希望，幸福的本质都是矛盾的。取消了上天，斯多葛派最大的幸福还不如一小时的欢乐。 使人幸福的只能是人们所感到的而不是人们所得到的；使人伟大的是人们的思想而决不是人的幸福。幸福比伟大更有价值吗？野蛮胜于文明吗？啊！给我们要快乐而决不要不幸！懂得受苦的人比幸福的人要强得多！我们珍惜奋力忍受痛苦的荣耀，正如士兵珍惜给他点缀胸口的伤疤一样。卢梭不懂得这一点。 快乐不过是痛苦的暂时停止，幸福则对痛苦毫无知晓。 幸福由于其自身的条件而区别于快乐，它有可能持续和永久。它建立了一种气氛。而快乐只造就了一道闪电，一种短暂的兴奋。 人们没有足够地区分拥有和欢乐这两个概念。如果人们得到一种利益后还一直对能够拥有这种利益感到高兴，那这种拥有就是幸福。可随着我们财富的不断增加，我们**的界限也在不断地扩大。没错，我们只想得到我们能希望得到的东西，可我们拥有的越多，我们的希望也越多。我们最初的愿望的窄圈就这样一直扩展得无穷无尽。 爱情是幸福的巨大源泉，可世上的东西都是要消亡的，并且在消亡中使我们痛苦，所以，应该依恋永恒的事物，在这依恋当中寻找幸福。可永恒的东西并非每个人都能得到的；美和真也是这样。不过，为了使幸福成为可能，上帝曾想让永恒的善能够为大家所得。 过去和未来都不属于我们，但它们用回忆、悔恨、希望和恐惧带来了现阶段我们最重要的那份感觉。所以，幸福不是别的，而是回想和预感。 每个生灵所需的东西似乎都与其智慧成正比。那一无所有的才子，如果他的整个灵魂全是智慧，不是应该比只有本能的野蛮人分到更多的东西吗？不过他还得到某个东西，一颗用来感受痛苦和欢乐、尤其是用来爱的心。然而这颗心并没有使他更为幸福。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舒适和安逸，但他惊奇地发现这并不是幸福。于是他找啊找啊，询问世人，拍打额头。他没想到心是他想用才智来满足的一切**之源，没想到才智在他的各种能力中并不是无穷尽的，正如心在他的愿望中不是无穷尽的一样。人们遗忘之迅速不亚于渴望之迫切，当他达到寻找的目的时，他只感到快乐，即一点点幸福，其理由非常简单：他的发现起初给他带来了一种额外的快乐，这种快乐不久就成了他的必需品；从此，他不会因拥有这种新的利益而感到更幸福，而这利益一旦失去，他会感到不幸。人们平时会因自己有两条胳膊而感到过某种满足吗？人们从来没想过这一点，他们带着健全的肢体自杀。相反，人们不是想创造第三只胳膊吗？那是多么快乐的事。可从此如果只剩下两条胳膊，那将是一种不幸。所以大部分发现只是不断地使人失去可能失去的东西，而不是增添真正的快乐。想象越丰富失去的越多，越贫乏得到的越多。前者关心他所拥有的，后者关心他所没有的；谁都不高兴，最后只剩下一般的，可对大多数人来说，一般比不幸更难以忍受，因为所有过量的东西都有资本满足虚荣心。 对于某些赌徒，如数收下他们输掉的钱还不如把这些钱还他们四分之一，这样他们会把最后一分钱也扔进水中。正如我曾所说，任何事情做到头了都有一种被做得不三不四所剥夺的苦涩的快乐。我们似乎把自己的未来抛给了命运，以便从它那儿夺回仍被它剥夺的欢乐。 论爱情。 谈论爱情的虚荣和弱点是没有意思的。 男人只需保证把爱藏在心中，不应该在划分其本质时破坏它。爱情是感受，同时也是思想，正如美本身是形式也是表现一样。没有接吻的爱是不完全的，没有柔情的尊重的爱也是不完全的。学会混合这种幸福的源泉，按相当的比例混合，决不使它枯竭，这就是爱的艺术。当人们想一口喝掉幸福之水时，他觉得这算不了什么。爱情总的来说在其乐趣方面是可分的，只有细细品尝才觉得味好，其理由十分简单：**的*不管如何强烈都是有限定有边界的，可人们用此创造出来的形象不会比想象本身有更多的限制；从中产生了某种失望。另一方面，道德，爱情，感情，在心中没有价值，它总是战胜强烈的身体危机；由此产生了心中的爱情和表达它的感官爱情之间不协调的痛苦之情，满足把这些爱互相联系起来，因为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没有比*更容易使人致命的东西了。谁想达到幸福的尽头谁很快就可以达到。相反，聪明人对快乐精打细算，很有保留；他不是一次用完他的宝藏，他知道如何使**之爱像道德之爱一样无穷无尽，永不枯竭。 假如人们只知道该用什么方法去死，那还仅仅是想到死。怀疑在这一点上使我们平静，而在所有别的方面折磨着我们，这很令人费解。人们也可能不怕死亡，因为时间是用一系列短暂而无穷的时刻组成的，在这当中，人们确信自己活着。 人们无需思考死亡，因为人不能把自己的思想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最深刻的哲学家不会去探究自己的印象，印象强烈得使哲学家不会有更多的虚荣心去谈论它。 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为什么知道这一点很令人欣慰？ 如果一种痛苦是普遍性的，这种痛苦会好受些吗？是的，普遍性的东西是本质的东西，因而不会是一种痛苦。 假如说所有的人都会死，那是符合死亡的自然规律的；因此，死亡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好处，好处就在于我们的命运和本质保持一致。玛克·奥雷尔感觉到了这一点。 哲学家和布道者徒劳无功，他们最精彩的演出也不能真正使人害怕死亡；人们只害怕目前和可见的死亡；只有死亡本身的威胁使人们恐惧。 生活，就是死亡；神圣的安眠来自这个吻。 只要我们还活着，死亡就是哲学家的思辨。现在，洞挖好了；应该下去了：底下有些什么东西？ 第十九章 随感录 傅斯年 除去遗世独立的狂人而外，世上常见的狂人大约有三类，一是色狂，二是利狂，三是名狂。 色狂的人满脑袋里装着许多*器，他的神昏气殆不消说了；利狂的人被一个大钱的孔套在脖子上，上气不接下气，他的可怜也不消说了。社会对这些还不百般地恭维，就是暗地里崇拜，还不见得明目张胆地恭维去。独有名狂一项，大家以为是最好的：得名狂病的人，终是求名得名，如愿以偿。大家看到有这类的妙用，就要群起效法了。他们骨子里面还不是爱名，以为名中自有黄金屋！名中自有千钟粟！名中自有颜如玉！人的事业和学问，全仗着清明的心境，冷透的眼力，安静的态度。诸葛亮说，“非淡泊元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话从不好的方面想来，好像有几分道士气，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的真理存在。必定心神守得住，才真能有心得呀！ 社会中制造各样人形颠倒各个人物的权威就是名，名是一种偶像。把它看破，一文钱也不值了。 社会待人分两等：一等冷，一等热。冷到极处，像冰一般，可不能加了：被冰的人虽难过，还能勉强忍得。热到极处，一被恭维得烙铁一般的热，——这是社会上的常态——可就断难忍住了，还不若一刀杀断的刑罚好受。名的实效是一把红烙铁！——大家认清楚者。 也有好名而无害的人。陶潜好名心重达于极点，却也有超于无数人的成就；因为他求没有名的名，不求生前的名。 必不得已而好名，还是求身后之名。 屈原是中国第一个文人，不特就时代而论他最早，就是就价值而论他也最高。他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艰”。文人的感情，文人的意念，必当如此。 从他以后，文人的出产累累不绝了：其中自然也有几个真可崇敬的，但是*不堪的占百分的九十九。问他何以*呢？我答道，为他专门发挥肉欲的缘故。他们不特自己崇拜肉欲，并且把一切肉欲都说得神圣了，引诱无数的人赴狗男女的大壑。譬如狎妓，是人格所不许的，偏偏古今的文人都以为韵事；引诱良家妇人更发生法律问题，文人却深深乐道，毫不以为是自己的耻辱。至于热中的心理，乖戾的气象，一般文人更以为非此不足以为文人。譬如司马相如的《大人赋》，这个“乌托邦”就真不堪了，都是些饮食、男女宫室、车马的愿欲充满到极处的话，没有丝毫理性上的了解。程老大说文人“玩物丧志”其实比“玩物丧志”罪加十等，因为一般文人脑袋里所盛满的都是些酒食、*器、皇帝老爷。文人做到手，“人”可就掉了。 文人所最要做的是大官，平日总在那里梦想“相国风流”。“相国”还不威武，又在那里梦想“将军气概”。我曾在唐人律诗里找出四句可以表现文人的中枢意念的：两句是杜甫的“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锁点朝班”；两句是刘长卿的“建牙吹角不闻喧，三十登坛众所尊”。这四句是文人心理上的“入相出将”；——失意的入相，得意的出将。有的人竟是以将相自负，有的人不过口里随便说说，以为不这样不足以为文士；谈说惯了，就不免一阵一阵发昏，忘了天高地厚皇帝远，自己是一副甚样嘴脸。胡闹像杜甫，也在那里以皋陶契稷自负，老着脸儿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然而“出将入相”的戏台不过在心上过来过去，毕竟还是“功名从此负心初”，一生做人的清客。清客是一方面“便辟，善柔，便佞”无所不至，一方又露出傲骨嶙嶙的像道来。这样热中还不到家，竟有李商隐一流人，老实着说，“君王不得为天子，只为当年赋洛神”。充满这句的意思，直是吴起的杀妻主义了。 名士是文人的别号；我们现在可以说名士是文人的第一位。做名士的不可不发挥肉欲，肉欲里的第一条是男女；所以要做名士的人第一步是想象出一个对手的美人，好来嗟叹、咏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起初是造想象的美人，后来更进一层，性格（sex）顿变，居然在文字上给自己擦脂抹粉起来，俨然是一位美人了。美人是文人的第二位。然而宋玉潘岳一流的人毕竟太少，左思罗隐一流人占大多数，用上吃奶的力气弄脂粉，毕竟不像，其结果字里行间不见美人，但见“龙阳才子”的气象。龙阳是文人的第三位。合起名士、美人、龙阳，三件事务来，就成了文人的三位一体。这不是我好骂人，请看古今的文人以妓女自况的有多少，现在更有几位三四等的文人，居然以像姑比喻自己的身世。文人的成就真算圆满了，所恨者“幸而为男，差无床箦之辱耳”。——“幸”该说“不幸”，“辱”该说“荣”。 念上几部诗文集就要这样，自己做几回更是服毒。或者二十岁以下的人不曾受毒气，“救救孩子”！ “哀生民之多艰”的文学家——这是我对于未来中国所要求的！ （《新潮》第一卷第四号，1919年4月1日） 第二十章 门 叶公超 我常想，在我们这开化民族的复杂生活中，要举出一件东西来可以代表我们文化的精神的，除了“门”以外，还想得出什么呢？读者不必深想。不是别的，就是我们人人每天都要经过的门——房门、家门、校门、城门，以及其它种种一重一重的门。不但我们奔波劳碌的人脱离不了门，就是轻易不出家门的人，他们在日常思想中，也难免不知不觉的和门发生了关系。人类的历史尽可以说是门户的历史。我们生活中的门，当然不限于我们抬头就看得见的这扇物质的门。我们文字中，思想中，习惯中都无时没有一种门的存在。在旧礼教里，不用说，因门的意义而产生的习俗和思想，处处都是。提起婚姻来，谁不要求门当户对的，才貌双全的；谈论家世的人，当然脱离不了门荫祖德和门第家风的观念；小孩子在私塾里开蒙，总要先拜过老师的门，才算是入学了，同时这位老师呢，当然是无数孔门弟子之一。岂但旧脑筋如此，我们的新脑筋、新思想又何尝不充溢着各种门的观念呢？我们不断的听人说：教育要专门，办事要有门径，进屋子总要敲门才算有新礼貌；官场、商界，以至于党部都得要些门面来做本钱。 多半的人生活中只看见有物质的门，而想不到这种实质的物体却暗含着什么精神上的意义，他们更想不到在我们每个人的单独生活中，从极单纯到极复杂的生活中，都有一道最后的门。聪明些的人知道这重门是最后的，神秘的，不可侵犯的，所以每次路过门前，至多也就住一下脚，再张望一回，便走过它了。缺乏想像的人，一旦发现了这重深闭的门，哪肯轻易不响的走过去就算了。我想他们少不了一敲再敲，一闯再闯……等到闯了进去，他也就可以不必出来了。看过厨子杀甲鱼的人都该明白这个结局。我不敢再想了，想起来真的令人寒战。我往往夜间从戏园里出来，一路走着，耳朵里仍带着不少的余音，经过一家一家的大门，关闭的都和坟墓一般的严肃，靠街的那间屋里还有灿耀的灯光从楣窗上直射出来，我这时候常爱忖度屋里的人或是鬼在那儿干些什么，尤其是看了《空城计》、《坐楼杀惜》这类戏之后，想像似乎更加来得活动；其实门后的秘密何只这两幕……。人类的好奇心和追求心都是因门的阻碍而产生的，但是人类的经验并不鼓励我们去闯进所有遇着的门。多数自寻短见和态度悲观的人，都是曾经揭穿过，或看穿过种种门中门的罪人。读过《天方夜谭》的人，自然会了解为什么最后一道门不要去开它。譬如金马门里的爱结王子，闯进了末了一道门之后，出来果然就瞎了只右眼。有的读者说，这又何苦呢？同时也有人说，瞎了一只又何妨呢？事实上爱结王子还能出来，回到十个少年那里去，乃是为继续故事起见，在实际生活中呢，多半是没有下文的。 门，我方才说过，是可以代表我们文化精神的一种设备。我想凡在人与人集居的地方，门的功用不但能隔阂我们，同时也更能连络我们。在这一开一关之间，社会道德已有了稳固的基础。现代社会里最大罪恶的就是没有公私观念的人。这类动物少不了用关键的铁门来对付他们，宽容一分都不妥当。同时在有公私观念人的交际生活中，门是绝对有连络性的。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就是说朋友彼此不要忘记门是可开可关的设备。有门才有交情，因为门是使我们不接不离的媒介；所以人间能*的关系，不论是朋友、兄弟、夫妇，都是一种永有界线有门的联络。美国现代诗翁弗乐士特（robertfrost），在他一首著名的诗里的末行说：“……coodfencesmakegoodneigbours”我想把它改作“gooddoorsmakegoodfriends”似乎更加恰切。 城市里的人家昼夜无不闭门的，乡间农家的门至少白天都是开着的。这不是城市与乡间的根本差别吗？城市里的人不由自主的藏在千门万户后面，乡下人物质上只有一重门的享受；这重门除了夜间掩闭一下，几乎等于没有门。城里的人偶到乡间去游玩，走过农家的门口，看见两扇门都大开着，反倒不敢一直望进去，好像无故去掏人家的荷包似的，不免觉得有些难以为情。这是因为城里的人多惯于闭门的生活，到了乡间虽然脱离了物质的门，他们的习惯和思想中仍然是有一重一重的门在那里。乡下人进城去，自然更加觉得离奇了：望目一望，无处不是关紧了的门，门上多半还按着有闪亮的门环和洋锁。这种神秘的景况，当然会引起他的好奇心；结果，又和爱结王子一样，他也一重一重的闯开来观光一下，直到闯进了最后一道，果然右眼也瞎了。 （原载1932年4月21日《清华周刊》第37卷第6期） 第二十一章 寻常茶话 汪曾祺 我对茶实在是个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一天换三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坐水，沏茶。但是毫不讲究。对茶叶不挑剔。青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茶叶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筒，再开一筒。喝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但是不论什么茶，总得是好一点的。太次的茶叶，便只好留着煮茶叶蛋。《北京人》里的江泰认为喝茶只是“止渴生津利小便”，我以为还有一种功能，是：提神。《陶庵梦忆》记闵老子茶，说得神乎其神。我则有点像董日铸，以为“浓、热、满三字尽茶理”。我不喜欢喝太烫的茶，沏茶也不爱满杯。我的家乡论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满，茶要浅”，茶斟得太满是对客人不敬，甚至是骂人。于是就只剩下一个字：浓。我喝茶是喝得很酽的。曾在机关开会，有女同志尝了我的一口茶，说是“跟药一样”。 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暑假，我的祖父不知怎么忽然高了兴，要教我读书。“穿堂”的右侧有两间空屋。里间是佛堂，挂了一幅丁云鹏画的佛像，佛的袈裟是朱红的。佛像下，是一尊乌斯藏铜佛。我的祖母每天早晚来烧一炷香。外间本是个贮藏室，房梁上挂着干菜，干的粽叶，靠墙有一坛“臭卤”，面筋、百叶、笋头、苋菜秸都放在里面臭。临窗设一方桌，便是我的书桌。祖父每天早晨来讲《论语》一章，剩下的时间由我自己写大小字各一张。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都是祖父从他的藏帖里拿来给我的。隔日作文一篇，还不是正式的八股，是一种叫做“义”的文体，只是解释《论语》的内容。题目是祖父出的。我共做了多少篇“义”，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题是“孟子反不伐义”。 祖父生活俭省，喝茶却颇考究。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栗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砂壶里，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他喝茶喝得很酽，一次要放多半壶茶叶。喝得很慢，喝一口，还得回味一下。 他看看我的字、我的“义”；有时会另拿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好喝，我的喝茶浓酽，跟小时候的薰陶也有点关系。 后来我到了外面，有时喝到龙井茶，会想起我的祖父，想起孟子。 我的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或者叫做“上茶馆”。上茶馆其实是吃点心，包子、蒸饺、烧麦、千层糕……茶自然是要喝的。在点心未端来之前，先上一碗干丝。我门那里原先没有煮干丝，只有烫干丝。干丝在一个敞口的碗里堆成塔状，临吃，堂馆把装在一个茶杯里的佐料——酱油、醋、麻油浇入。喝热茶、吃干丝，一绝！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住了七年，几乎天天泡茶馆。“泡茶馆”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本地人叫做“坐茶馆”，“坐”，本有消磨时间的意思，“泡”则更胜一筹。这是从北京带过去的一个字，“泡”者，长时间地沉溺其中也，与“穷泡”、“泡蘑菇”的“泡”是同一语源。联大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就是半天。干什么的都有。聊天、看书、写文章。有一位教授在茶馆里读梵文。有一位研究生，可称泡茶馆的冠军。此人姓陆，是一怪人。他曾经徒步旅行了半个中国，读书甚多，而无所著述，不爱说话。他简直是“长”在茶馆里。上午、下午、晚上，要一杯茶，独自坐着看书。他连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洗脸刷牙。听说他后来流落在四川，穷困潦倒而死，悲夫！ 昆明茶馆里卖的都是青茶，茶叶不分等次，泡在盖碗里。文林街后来开了一家“摩登”茶馆，用玻璃杯卖绿茶、红茶——滇红、滇绿。滇绿色如生青豆，滇红色似‘中国红”葡萄酒，茶味都很厚。滇红尤其经泡，三开之后，还有茶色。我觉得滇红比祁（门）红。英（德）红都好，这也许是我的偏见。当然比斯里兰卡的“利普顿”要差一些——有人喝不来“利普顿”，说是味道很怪。人之好恶，不能勉强。 我在昆明喝过烤茶。把茶叶放在粗陶的烤茶罐里，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倾入滚水，茶香扑人。几年前在大理街头看到有烤茶罐卖，犹豫一下，没有买。买了，放在煤气灶上烤，也不会有那样的味道。 1946年冬，开明书店在绿杨屯阝请客。饭后，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喝功夫茶。几个人围着浅黄色的老式圆桌，看陈蕴珍（萧珊）“表演”：濯器、炽炭、注水、淋壶、筛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喝功夫茶，印象深刻。这茶太酽了，只能喝三小杯。在座的除巴先生夫妇，有靳以、黄裳。一转眼，43年了。靳以、萧珊都不在了。巴老衰病，大概没有喝一次功夫茶的兴致了。那套紫砂茶具大概也不在了。 我在杭州喝过一杯好茶。 1947年春，我和几个在一个中学教书的同事到杭州去玩。除了“西湖景”，使我难忘的有两样方物，一是醋鱼带把。所谓“带把”，是把活草鱼的脊肉剔下来，快刀切为薄片，其薄如纸，浇上好秋油，生吃。鱼肉发甜，鲜脆无比。我想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切脍”。一是在虎跑喝的一杯龙井。真正的狮峰龙井雨前新芽，每蕾皆一旗一枪，泡在玻璃杯里，茶叶皆直立不倒，载浮载沉，茶色颇淡，但入口香浓，直透脏腑，真是好茶！只是太贵了。一杯茶，一块大洋，比吃一顿饭还贵。狮峰茶名不虚传，但不得虎跑水不可能有这样的味道。我自此方知道，喝茶，水是至关重要的。 我喝过的好水有昆明的黑龙潭泉水。骑马到黑龙潭，疾驰之后，下马到茶馆里喝一杯泉水泡的茶，真是过瘾。泉就在茶馆檐外地面，一个正方的小池子，看得见泉水骨都骨都往上冒。井冈山的水也很好，水清而滑。有的水是“滑”的，“温泉水滑洗凝脂”并非虚语。井冈山水洗被单，越洗越白；以泡“狗古脑”茶，色味俱发，不知道水里含了什么物质。天下第一泉、第二泉的水，我没有喝出什么道理。济南号称泉城，但泉水只能供观赏，以泡茶，不觉得有什么特点。 有些地方的水真不好。比如盐城。盐城真是“盐城”，水是咸的。中产以上人家都吃“天落水”。下雨天，在天井上方张了布幕，以接雨水，存在缸里，备烹茶用。最不好吃的水是菏泽，菏泽牡丹甲天下，因为菏泽土中含碱，牡丹喜碱性土。我们到菏泽看牡丹，牡丹极好，但茶没法喝。不论是青茶、绿茶，沏出来一会儿就变成红茶了，颜色深如酱油，入口咸涩。由菏泽往梁山，住进招待所后，第一件事便是赶紧用不带碱味的甜水沏一杯茶。 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得把茶喝“通”了，这一天才舒服。无论贫富，皆如此。1948年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馆里有几位看守员，岁数都很大了。他们上班后，都是先把带来的窝头片在炉盘上烤上，然后轮流用水氽坐水沏茶。茶喝足了，才到午门城楼的展览室里去坐着。他们喝的都是花茶。 北京人爱喝花茶，以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北京很多人把茉莉花叫做“茶叶花”）。我不太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 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中国人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可是，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几口，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的！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一天喝茶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喝茶都是论“顿”的，难怪那位服务员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里，以为老先生已经喝完了，不要了。 龚定庵以为碧螺春天下第一。我曾在苏州东山的“雕花楼”喝过一次新采的碧螺春。“雕花楼”原是一个华侨富商的住宅，楼是进口的硬木造的，到处都雕了花，八仙庆寿、福禄寿三星、龙、凤、牡丹……真是集恶俗之大成。但碧螺春真是好。不过茶是泡在大碗里的，我觉得这有点煞风景。后来问陆文夫，文夫说碧螺春就是讲究用大碗喝的。茶极细，器极粗，亦怪！ 我还在湖南桃源喝过一次擂茶。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木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 茶可入馔，制为食品。杭州有龙井虾仁，想不恶。裘盛戎曾用龙井茶包饺子，可谓别出心裁。日本有茶粥。《俳人的食物》说俳人小聚，食物极简单，但“唯茶粥一品，万不可少”。茶粥是啥样的呢？我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自以为这便是“茶粥”了。有一阵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自以为很好喝。四川的樟茶鸭子乃以柏树枝、樟树叶及茶叶为薰料，吃起来有茶香而无茶味。曾吃过一块龙井茶心的巧克力，这简直是恶作剧！用上海人的话说：巧克力与龙井茶实在完全“弗搭界”。 第二十二章 或人日记抄 李广田 正当大家高高兴兴忙于准备过节的时候，万里外飞来了一封家书，弟弟说：母亲去世了！ 我感到一片茫然，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从何想起。 母亲是八十几岁的人了，辛辛苦苦过了一世，幸而活到了解放后的今天，过了些比较称心的日子。但是，年岁是不饶人的，担心着的事情，还是这样突然地降临了。 我努力唤起我对于故乡和童年的回忆，希望母亲的一生在我的记忆中再度显现。可是，我想起来的是什么呢？别的事情都有些模糊，独有下面的情节使我永难忘怀，而且每当想起这些往事，我就感到难言的痛苦。 我的家庭是中农成分，自从我记事之日起，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如此。不过，在解放以前，由于反动统治的压迫剥削，所谓中农，也已经破落不堪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套完好的大车，但后来却变成了一辆破破烂烂的车子，行不得了。家里曾经养过一牛一马（那是恰好可以驶那辆大车的），后来却只剩了一头老黄牛，也瘦得只余一个骨头架子。我还记得从前房子是比较整齐的，过了些年，我从远方回家一看，有几间房子已经塌了房顶，几间勉强支持着的老屋，屋顶上也长满了荒草，好像蓬首垢面的老人。总之，家里已是一片衰败景象。当然，虽说败落，却也还没有落到朝不保夕的地步。这是因为，我的父亲母亲，都是自己能够劳动的人，他们从年轻时候起，一天到晚，都是在自己的田地里劳动，年纪大了，也还是照样劳动。我的弟弟也是一个好庄稼人，他那么诚朴勤俭，那样喜欢劳动，很像我父亲的当年。就这样，一年到头，总还是可以糊口的，只不过有时候听到父亲长吁短叹，说道，“看起来，日子是越过越难过了！”幼小者，当然是无知无识，对于家里的生计，是不会挂在心上的，自己心里所想的，倒是一些非常美妙的事物。然而，不妙的事物，却不断发生着。我越来越感觉到，父亲对母亲的态度，是多么可怕呀！他经常骂母亲，母亲不敢回答，只是暗自叹息，有时藏在自己屋里啜注。有一次，我刚从外面回家，忽然听到父亲大声詈骂，却不见人影。循声寻去，才发现父亲把母亲关在屋里，一面斥骂，一面不知用什么沉重的东西在母亲身上抽打。我害怕极了，父亲用力抽打的声音，比打在我自己身上还更痛楚，若是打我自己，我会咬住牙根一句话也不说的。我听见母亲哀哀啼哭的声音，我的心快要痛裂了。我想哭，却又哭不出来，我的心里已经被恨的感情充满了。我恨，我恨的是谁呢？难道是恨我自己的父亲？不，我分辨不清楚。我总认为父亲是个好人，他从来不欺侮人，他受了外人的欺侮也从来不想报复，我怎么能恨这样的人呢！但是，他又为什么这样打我的母亲？母亲犯了什么不得了的过错？我真是想不通。我用力推那屋门，关门得紧紧的，一点也推不动。失望之余，我这才哇地哭了出来。 以后，隔不多久，就会有这类的事情发生。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痛苦，我想问，又不知道应该问谁。 终于，我算是弄明白了，是当我到邻家去找一个小伙伴时，听人家告诉我的。人家说：我外婆家本来很穷，现在越穷得难以度日了（这是我知道的，我父亲总不让我到外婆家去）。我的外婆又经常卧病不起，我那个“拙于谋生”的舅舅，无可如何，就只好向我母亲求援。当父亲不在家的时候，舅舅就来家里取点米面或干粮回去，我那母亲也偶尔拿些东西去外婆家帮顾帮顾。就是这样，不料终于被父亲觉察了。父亲虽然这样凶暴地对待母亲，母亲却还是不顾死活地帮顾自己的老母亲和亲兄弟。 我的同情心自然是在母亲一边的，我很想帮助母亲，但是无可如何，母亲也从来不让我知道这些事，她却是假装无事似的，依旧对我那么慈爱。我只是暗暗地抱怨自己的父亲，他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呢？难道他不知道外婆家里经常断炊吗？我想问问父亲，却又十分害怕。我是知道父亲的脾气的。我从人家后园移了月季花来载在自己窗前，父亲看见了，一怒而把我的月季花拔掉，而且用力把月季花丢到房顶上。我为了报复他，当他不在的时候，用尽了力气，把父亲幼年时种在水缸旁的枸杞拔断了。这一下，可惹下了滔天大祸，如不是母亲护着真不知会落个什么下场。现在由于母亲受到这样的委屈，我更害怕父亲了。以后，我渐渐长大，我就离开了家乡。我在外边常常想起家里这些可怕的争吵，殴打的声音、啜泣的声音，还常常在我耳朵里发出回响。虽然我也渐渐地懂得了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我对于我那辛苦一世的父亲也还是感到不易理解。 我的父亲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去世的，我没有看见他最后的颜色。现在，我的母亲又去世了，我还是没有来得及回去。接到弟弟来信，稍稍沉静之后，我所想起来的只是这件事，可见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刻下了多么深痛的伤痕。 如果死而有知，我想母亲一定会告诉父亲说：“过去的事情，你大概不会忘怀，那时候你只责怪我，那是因为你不懂事。我活到了新社会，我就懂得了很多新道理，过去那类事也不会有了。孩子们，乡亲们，现在都过得很好，因而，也让我们老年人一同高兴吧。” 以上，是某某同志的日记的一章。得到他的同意，我一字不易地照抄在这里，日记里所说的那个父亲确是一个好人，正如那个母亲是一个好人一样，这是我早就知道的。两个老好人，就这样互相折磨了多少年。那个早死的父亲，他自己不可能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个后死的母亲就似乎知道了一点。日记的作者当然是知道的，但他也只记下了这一现象，或者说，他在这段充满了感情的日记里用简单的笔触画出了这一形象，而这又不只是一个父亲或一个母亲的形象，而是在旧社会里的一种意识形态。我之所以珍视这段日记，其原因正在于此，因为这可以进一步加以分析，作为我正在从事的“社会意识发展史”研究的一个生动的实例。 第二十三章 一段疯话 傅斯年 有一天晚上，从前门回住所，心上好不高兴。半路上遇到一辆汽车，对着我跑来了；把它那怪物一般的眼睛射到我身上，我的眼睛顿时不中用了。我不能不躲它呀，一躲就躲到沟里去了。爬起来，眼看那东西飞开，没奈它何。 这一怒非同小可，回到寓所，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凡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的！”同寓的人大笑不止，问我缘故。我说：坐汽车的人大约分四类。第一类是武人。这是不消说了，武人没有不直接或间接杀人放火过的。第二类是官僚。官僚没有不直接或间接收贿过的。照袁世凯的钦定法律，受贿五百元以上，便要枪决，凡配坐汽车的官僚，当然没有不受过五百元贿赂的，若不宣布死刑，“洪宪皇帝在天之灵”断难瞑目了。第三类是商人。商人的钱，是工人的血汗；富商的钱，是伙计们的血汗。工人伙计们不能穿洁净衣服，没有勤勤洗澡的钱，几乎不能维持生活，他却酒食快乐，嫖赌纳妾，这才有汽车。一国内的富力，本是有一定的。他们富了，自有别人穷；他们快活坐汽车，自有别人投河跳井。这少数人的汽车，就是多数人没饭吃的代替品，就是违背“均无贫”一种道理的征验，所以他们该枪决了。第四是纨子弟。这种人不劳而食，不织而衣。让社会养他的生命，却不酬报，已经是罪过了；更为着他一人的“过食”，使得许多人没有食，他一人的“过衣”，使得许多人没有衣；更为着他这“骄侈淫佚”，许多*他这“骄侈淫佚”的制度，在社会里存着，仿佛是当然的。总而言之，这四种人自己都不能生产，反而妨害别人的生产。社会为着有他，减了许多力量，造了许多阶级，作了许多罪恶。他们所有的，就实在的道理看来，都是劫掠得来。强盗的罪恶，人都晓得，这种人的罪恶，大于强盗几十倍，却有不合理的法律保障他，真是天地间至不平的事啊！ 过了一天，回想这一段议论，真个有点疯气。天地间事是这样容易说的吗？社会上的问题是用这法子解决的吗？ 又一转念，疯话诚然是疯话了；但是因其是疯话，更觉不错。仔细揣想几回，其中也有极可自信的道理。汽车的可恨，是因为坐汽车的是富人；富人的可恨，是因为有了少数富人便有多数穷人。所以汽车可以说是阶级的表现，社会不平均的影子，一人快乐在几万骷髅上的画图，现代物质文明无意味的暗示。若是紧握着这片感情，仔细地会悟去，对于现在的社会，可以得个深切的观念，归纳出个改造的基本原理。就是许行托尔斯泰诸位先知的社会政治理想，也不过受这样的一点感动“扩而充之”罢了，——然则疯话真个可爱了。 寻常人说上几句疯话，便觉可爱，若是纯粹疯子，可爱的很，更不消说了。在现在社会里求“超人”，只有疯子当得起。疯子的思想，总比我们超过一层，疯子的感情，总比我们来得真挚，疯子的行事，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疯子对于社会有一个透彻的见解，因而对于人生有一个透彻的觉悟，因而行事决绝，不受世间习俗的拘束。我们精神健全——其实是精神停顿——的人，只知道社会的形式，不知道社会的内心，只知道人生的形迹，不知道人生的意味。看见精神异常——其实是精神发扬——的人，便以为疯癫。这真恰恰像我们的祖先看见不曾见过的蓝眼黄发“人”，大叫以为“鬼子！鬼子！”我再举两个例：我们这“人”，非特不讲“人道主义”，并且不讲“狗道主义”。请看北京野狗的多，恰和乞丐的多相等。一旦狗有觉悟了，知道人并不以“狗道主义”回答它这忠爱了，顿时逢人狂咬，实行“暗杀”的手段，人不特不以为“以德报怨”，还要大声疾呼地说，“疯狗，打死它”。又譬如鲁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但是世人总不能不说他是狂人。哼哼！狂人！狂人！耶稣、苏格拉底在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做狂人呢？但是过了些时，何以无数的非狂人跟着狂人走呢？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厌他，恨他，一会儿便要惊怪他，佩服他，终结还是爱他，像神明一般地待他。所以我敢决然断定，疯于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至于他的命运，又是受嘲于当年，受敬于死后。这一般的非疯子，偏是“前倨后恭，“二三其德”的，还配说自己不疯，说人家疯吗？ 中国现在的世界里，是沉闷寂灭到极点了；其原因确是疯子太少。疯子能改换社会。非疯子头脑太清楚了，心里忘不了得失，忘不了能不能，就不免顺着社会的潮流，滚来滚去。一般的名流、伟人、政客，当年读书的时代，未必心黑如铁，一旦登台，顿时显出个鱼鳖虾蟹相，——这都为清楚头脑所驱使，所以“夫大人者”，还要不失其疯子之心。我近来觉得第一层憾事是自己没出息，不配当疯子；但是看见别个疯子，着实觉得亲切有味，很愿研究点疯子文学，渐渐地引我向正路去。这真是“时人不识余心苦，将谓偷闲学疯于”了！ 疯子以外，最可爱的人物，便是小孩子，小孩子的神情心景，不是我这笨思想说得出的。 我们应当敬从的是疯子，最当亲爱的是孩子。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 第二十四章 我的戒烟 林语堂 凡吸烟的人，大都曾在一时糊涂，发过宏愿，立志戒烟，在相当期内与此烟魔决一雌雄，到了十天半个月之后，才自醒悟过来。我有一次也走入歧途，忽然高兴戒烟起来，经过三星期之久，才受良心责备，悔悟前非。我赌咒着，再不颓唐，再不失检，要老老实实做吸烟的信徒，一直到老耄为止。到那时期，也许会听青年会俭德会三姑六婆的妖言，把它戒绝，因为人一到此时候，总是神经薄弱，身不由主，难代负责。但是意志一日存在，是非一日明白时，决不会再受诱惑。因为经过此次的教训，我已十分明白，无端戒烟断绝我们灵魂的清福，这是一件亏负自己而无益于人的不道德行为。据英国生物化学名家夏尔登（haldane）教授说，吸烟为人类有史以来最有影响于人类生活的四大发明之一。其余三大发明之中，记得有一件是接猴腺青春不老之新术。此是题外不提。 在那三星期中，我如何的昏迷，如何的懦弱，明知于自己的心身有益的一根小小香烟，就没有胆量，取来享用，说来真是一段丑史。此时事过境迁，回想起来，倒莫明何以那次昏迷一发到三星期。若把此三星期中之心理历程细细叙述起来，真是罄竹难书。自然，第一样，这戒烟的念头，根本就有点糊涂。为什么人生世上要戒烟呢？这问题我现在也答不出。但是我们人类的行为，总常是没有理由的，有时故意要做做不该做的事，有时处境大闹，无事可作，故意降大任于己身，苦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把自己的天性拂乱一下，预备做大丈夫罢？除去这个理由，我想不出当日何以想出这种*的念头。这实有点像陶侃之运甓，或是像现代人的健身运动——文人学者无柴可剖，无水可吸，无车可拉，两手在空中无目的的一上一下，为运动而运动，于社会工业之生产，是毫无贡献的。戒烟戒烟，大概就是贤人君子的健灵运动罢。 自然，头三天，喉咙口里，以至气管上部，似有一种怪难堪似痒非痒的感觉。这倒易办。我吃薄荷糖，喝铁观音，含法国顶上的补喉糖片。三天之内，便完全把那种怪痒克复消灭了。这是戒烟历程上之第一期，是纯粹关于*上的奋斗，一点也不足为奇。凡以为戒烟之功夫只在这点的人，忘记吸烟乃魂灵上的事业；此一道理不懂，根本就不配谈吸烟。过了三天，我才进了魂灵战斗之第二期。到此时，我始恍然明白，世上吸烟的人，本有两种，一种只是南郭先生之徒，以吸烟跟人凑热闹而已。这些人之戒烟，是没有第二期的，他们戒烟，毫不费力。据说，他们想不吸就不吸，名之为“坚强的意志”。其实这种人何尝吸烟？一人如能戒一癖好，如卖掉一件旧服，则其本非癖好可知。这种人吸烟，确是一种肢体上的工作，如刷牙、洗脸一类，可以刷，可以不刷，内心上没有需要，魂灵上没有意义的。这种人除了洗脸、吃饭，回家抱孩儿以外，心灵上是不会有所要求的，晚上同俭德会女会员的太太们看看《伊索寓言》也就安眠就寝了。辛稼轩之词，王摩诘之诗，贝多芬之乐，王实甫之曲，是与他们无关的。庐山瀑布还不是从上而下的流水而已？试问读稼轩之词，摩诘之诗而不吸烟，可乎？不可乎？ 但是在真正懂得吸烟的人，戒烟却有一问题，全非俭德会男女会员所能料到的。于我们这一派真正吸烟之徒，戒烟不到三日，其无意义，与待己之刻薄，就会浮现目前。理智与常识就要问：为什么理由，政治上，社交上，道德上，*上，或者心理上，一人不可吸烟，而故意要以自己的聪明埋没，违背良心，戕贼天性，使我们不能达到那心旷神情的境地？谁都知道，作文者必精力美满，意到神飞，胸襟豁达，锋发韵流，方有好文出现，读书亦必能会神会意，胸中了无窒碍，神游其间，方算是读。此种心境，不吸烟岂可办到？在这兴会之时，我们觉得伸手拿一支烟乃唯一合理的行为；若是把一块牛皮糖塞人口里，反为俗不可耐之勾当。我姑举一两件事为证。 我的朋友君由北平来沪。我们不见面，已有三年了。在北平时，我们是晨昏时常过从的，夜间尤其是吸烟瞎谈文学、哲学、现代美术以及如何改造人间宇宙的种种问题。现在他来了，我们正在家里炉旁叙旧。所谈的无非是在平旧友的近况及世态的炎凉。每到妙处，我总是心里想伸一只手去取一支香烟，但是表面上却只有立起而又坐下，或者换换坐势。君却自自然然的一口一口的吞云吐露，似有不胜其乐之概。我已告诉他，我戒烟了，所以也个好意思当场破戒。话虽如此，心坎里只觉得不快，嗒然若有所失。我的神志是非常清楚的。每回君高谈阔论之下，我都能答一个“是”字，而实际上却恨不能同他一样的兴奋倾心而谈。这样畸形的谈了一两小时，我始终不肯破戒，我的朋友就告别了。论“坚强的意志”与“毅力”，我是凯旋胜利者，但是心坎里却只觉得怏怏不乐。过了几天，君途中来信，说我近来不同了，没有以前的兴奋、爽快，谈吐也大不如前了，他说或者是上海的空气太恶浊所致。到现在，我还是怨悔那夜不曾吸烟。 又有一夜，我们在开会，这会按例每星期一次。到时聚餐之后，有人读论文，作为讨论，通常总是一种吸烟大会。这回轮着君读论文，题目叫做（宗教与革命），文中不少诙谐语。记得君说冯玉祥是进了北派美以美会，蒋介石却进了南派美以美会。有人便说如此则吴佩孚不久定进西派美以美会。在这种扯谈之时，室内的烟气一层一层的浓厚起来，正是暗香浮动奇思涌发之时。诗人君坐在中间，斜躺椅上，正在学放烟圈，一圈一圈的往上放出，大概诗意也跟着一层一层上升，其态度之自若，若有不足为外人道者。只有我一人不吸烟，觉得如独居化外，被放三危。这时戒烟越看越无意义了。我恍然觉悟，我太昏迷了。我追想搜索当初何以立志戒烟的理由，总搜寻不出一条理由来。 此后，我的良心便时起不安。因为我想，思想之贵在乎兴会之神感，但不吸烟之魂灵将何以兴感起来？有一下午，我去访一位西洋女士。女士坐在桌旁，一手吸烟，一手靠在膝上，身微向外，颇有神致。我觉得醒悟之时到了。她拿烟盒请我。我慢慢的，镇静的，从烟盒中取出一支来，知道从此一举，我又得道了。 我回来，即刻叫茶房去买一盒白锡包。在我书桌的右端有一焦迹，是我放烟的地方。因为吸烟很少停止，所以我在旁刻一铭曰“惜阴池”。我本来打算大约要七八年，才能将这二英寸厚的桌面烧透，而在立志戒烟时，惋惜这“惜阴池”深只有半生丁米突而已。所以这回重复安放香烟时，心上非常快活。因为虽然尚有远大的前途，却可以*进行不懈。后来因搬屋，书房小，书桌只好卖出，“惜阴池”遂不见，此为余生平第一恨事。 第二十五章 不快之感 叶绍钧 两扇玻璃窗外，是一个小的方天井。他抬起头来，只有窗外陈旧，简单，沈寂的景物，是他的世界；这个他看了不知几回了，倘要他将图画描写出来，一定能够一些儿没有差错。左旁的短墙，青苔长满了上半截。那墙的年纪比他长，刷在上边的水泥，早已不知那里去了，竖着，铺着的砖，便显出很明白的畛域来。那青苔簇齐的长着，仿佛一片平田，种满绿秧，有纵横的阡陌，把他划分得很清楚似的。有的时候，从墙脚下来了一两条蜒蚰，升到半墙，便停着不动。他两个触角，像羊角一般矗起，良久良久，才微微的，慢慢的，向左或右动一动，就这样的捱过了他全生命几分之一的时间。对面一座墙，却是很高，斑驳得比较的好些。但白色的垩粉，已转成了灰色。此刻斜映着右旁墙上日光的反射，才稍微光亮一些。待日光过了，他那广漠的平面，闷郁的色泽，使人神经部麻木起来，竟至没有思想和情感。他和左墙，原是成个直角。距这直角不到两尺，矗立着一棵已死的黄杨树。这树和对墙一样的高，因他死了，枯了，枝条都砍作薪柴，光剩一根直挺挺的干本。他的皮多半脱落，露出僵白的木质，和他的背景——对墙，绝对的不调和。至于那座右墙，是比较的有文采了，因为上边有三方图案画的镂空花纹，砌得非常工整。花纹空处，结着许多蛛网，上边都黏着灰尘；可是结那些网的工程师，早已去得远了。在和黄杨树对称的地位，是一个白铁的水落。落雨的时候，屋瓦上面的水，从水落里下注，水滴打着白铁，发出单调，幽咽的声音。此刻他寂寂的直立着，在这天井里，却要算他是唯一有光辉的东西了。 太阳一些儿没有留恋的意思，独自上屋去了，小方天井里就被黝黯笼罩着。他眼睛虽望着天井，他的感觉里却没有这个世界，——这时候他什么都没有。他没有喜悦，憎怒，爱好，希望种种情绪，也没有什么事想要做。他只觉有一种不可名言又像很微淡的“不快之感”，不绝的来袭他身体的不知哪一部分，——这是他天天经验的。虽说是很微淡的，然而比他尝过的一切厉害的痛苦还难堪。这真是他生命的病菌，一个奇异的仇敌！ 他遇见了这个奇异的仇敌，积久更加害怕起来。他不甘心永久受仇敌的压迫，曾经求教哲学来帮助他。哲学就将玄想的论证，传习的主义，-一供给他做武器；凡可以帮助他的地方，没有不尽心竭力。可是不见什么功效：哲学的知识，不就是治那生命的病菌的对症药的本身，所以那病菌还是潜伏着，时时显出他狠毒的势力。 天真夜了，小方天井的上面，一方乌黑的天颓然如死的盖着，没有一颗星放些儿光！枯寂极了，暗昧极了，不可言说。 他的生命，尽管滋生着病菌，真个病了。这生命既没有趣味，也没有趋向，然而他还是*的，盲目的恋着。为什么恋着？因为他已经有了个生命。为什么不去寻死？因为他从传说里知道寻死是一种罪恶，所以不愿犯着；却并不因为生命有价值，所以不使寂灭。他明明知道这些，他曾经屡次把自己剖析，提出问题来，末了总得到同样的答案。他又明明知道他的同伴，谁都和他一样。可是知道自知道，患病自患病，那气喘几绝，吐出丝丝的血的病人，何尝不能细细的讲肺病的进程是怎样，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现象是怎样呢！ 这枯寂的，暗昧的天容底下，仿佛装置就一种模型，预定着一个方式，专等无论什么人来仿效，配合。无论什么人一受彼此的拥抱，便如醉似迷，不由自主了。他想起了什么茶馆什么俱乐部里的情形了：满了灰尘的电灯泡里，放出不普遍，没精采的红焰的光，照见几个已经有了个生命的人，散坐在屋的四处。他们坐在那里，并没有什么事，也并不要会见什么人，只是各顾各的安舒，吸烟哩，品茶哩，假寐哩，默想哩，吃小食哩，状态万有不同。偶然有一个人引起了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大家便接了上来，信口批评一回，不判个是非，不求个解决，一笑而罢。而且他们的论点，刻刻在那里迁流*，随后的谈料，他们也不问从前边那一节里推衍出来，只屡次振动声带，各占据着永劫的一节罢了。看看电灯更为黯淡了，他们便各顾各走了。他们天天如此，有什么意味？然而不如此，他们便问郁得凶了！可贵的生命，将这无可奈何的法儿去消费着，岂不可惜！他又想：当自己伏在书桌上昏晕的灯光底下，只有单调的钟摆声伴着的时候，随便检一本书看，看了几行，又随便翻过几叶，或是换过一本。自己天天如此，有什么意味？然而不如此便怎样？可是那可惜的程度，就和他们不相上下了。他们和自己，都是个仿效模型，配合方式的东西啊。 一棵树上寻不到同样的叶子，除非摘了下来烧了，才化为同样的灰；各枝树枝没有同样的姿态，除非砍了下来解析雕琢了，才成同样的几只椅子。模型，方式和生命，原是背驰的呀！然而他和他同伴的生命，竟给模型，方式拥抱了。他们体内每个细胞，从吸气，进食，藉神秘的指导力，营生长，营养，更新，繁殖等作用，而享有生命；这是向上的进程，何等的可贵！可是多数细胞组织成了一体，却被病菌侵蚀着，顿然停止进程，降而为机械的，物质的吸烟，品茶，假寐，默想，吃小食，看书。这生命的箭，终于受他力的吸引，不能射到无穷的远，这是何等空虚，幻灭的事！ 凡是游历的人，差不多有一种情形：当好景还在前途的时候，他那热烈的希望，兴奋的意趣，常常引导着他，做他活动的原力。待到一切好景都玩过了，完了，更没有什么可玩了，此后惟有回转身去，重去践那来时的足迹，这时就觉得颓丧的气味，浸渍到全身的不论那一部分；旅店中躺上一天半天，火车中睡去一刻两刻，都没有不可以。因为这时候没有什么力做他的引导了。火车上的机关手，或是航船上的水手，他们从路程的这一端到那一端，又从那一端到这一端，屡次反复，无有休歇，无论沿路的一棵草，一块石，一个洗衣的丑婆子，一条瘠瘦的水牛，他们都谂熟；但是疏远，不感兴味。倘若拉住他们的不论那一个，问他“可感到你那职业真实的意味？”他一定很不高兴的回答个“不”字。已经倦游的游客呀，往返一条路途的机关手，航船水手呀，谁能不跟着你们走同一的没有兴味，宁与疏远的道路呢！ 这等杂乱的，自讼的思想，时时刻刻通过他的脑海，而终于引起他生命的病菌的剧烈增殖。他的感觉里没有世界——小方天井是没有，天是没有，自己也不很真实，只觉一个虚幻的自己，包围在广大的虚幻里。…… 黑暗的，障碍的乌云散了，月儿露出伊美丽的微笑，星儿转动他们流利的媚眼，轻风唱伊轻清的恋歌，-一表显他们生命的活动，真实，恋爱。 第二十六章 试笔破晓 梁遇春 今天破晓酒醒时候，我忽然忆起前晚上他向我提过“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这两名词。仿佛前宵酒后曾有许多感触。宿酒尚未全醒的我，就闭着眼睛暗暗地追踪那时思想的痕迹。底下所写下来的就是还逗留在心中的一些零碎。也许有人会拿心理分析的眼光含讥地来解剖这些杂感，认为是变态的，甚至于低能的，心理的表现；可是我总是十分喜欢它们。因为我爱自己，爱这个自己厌恶着的自己，所以我爱我自己心里流出，笔下写出的文字，尤其爱自己醒时流泪醉时歌这两种情怀凑合成的东西。而且以善于写信给学生家长，而荣膺大学校长的许多美国大学校长，和单知道立身处世，势利是图的佛兰克林式的人物，虽然都是神经健全，最合于常态心理的人们，却难免得使甘于堕落的有志之士恶心。 “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这真是我们这一班人天天尝着的滋味。无数黄金的希望失掉了，只剩下希望的影子，做此刻惆怅的资料。此刻又弄出许多幻梦，几乎是明知道不能实现的幻梦，那又是将来回首时许多感慨之所系。于是乎，天天在心里建起七宝楼台，天天又看到前天架起的灿烂的建筑物消失在云雾里，化作命运的狞笑，仿佛《亚俪丝异乡游记》里所说的空中里一个猫的笑脸。可是我们心里又晓得命运是自己，某一位文豪早已说过，“性格是命运”了！不管我们怎样似乎坦白地向朋友们，向自己痛骂自己的无能和懦弱，可是对于这个几十年来寸步不离，形影相依的自己怎能说没有怜惜，所以只好抓着空气，捏成一个莫名其妙的命运，把天下地上的一切可杀不可留的事情全归诿在他（照希腊神话说，应当称为她们）的身上，自己清风朗月般在旁学泼妇的骂街。屠格涅夫在他的某一篇小说里不是说过：destinymakeseveryman，andeverymanmakeshisowndestiny（命运定了一切人，然而一切人能够定他自己的命运。） 屠格涅夫，这位旅居巴黎，后来害了谁也不知道的病死去的老文人，从前我对他很赞美，后来却有些失恋了。他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他最爱用微酸的笔调来描绘意志薄弱的人，我却也是个意志薄弱的人，也常在玩弄或者吐唾自己这种心性，所以我对于他的小说深有同感，然而太相近了，书上的字，自己心里的意思，颠来倒去无非意志薄弱这个概念，也未免太单调，所以我已经和他久违了。他在年轻时候曾跟一个农奴的女儿发生一段爱情，好像还产有一位千金，后来却各自西东了，他小说里也常写这一类飞鸿踏雪泥式的恋爱，我不幸得很或者幸得很却未曾有过这么一回事，所以有时倒觉得这个题材很可喜，这也是我近来又翻翻几本破旧尘封的他的小说集的动机。这几天偷闲读屠洛涅夫，无意中却有个大发现，我对他的敬慕也重新燃起来了。屠格涅夫所深恶的人是那班成功的人，他觉得他们都是很无味的庸人，而那班从娘胎里带来一种一事无成的性格的人们却多少总带些诗的情调。他在小说里凡是说到得意的人们时，常现出藐视的微笑和嘲侃的口吻。这真是他独到的地方，他用歌颂英雄的心情来歌颂弱者，使弱者变为他书里唯一的英雄，我觉得他这种态度是比单描写弱者性格，和同情于弱者的作家是更别致，更有趣得多。实在说起来，值得我们可怜的绝不是一败涂地的，却是事事马到功成的所谓幸运人们。 人们做事情怎么会成功呢？他必定先要暂时跟人世间一切别的事物绝缘，专心致志去干目前的勾当。那么，他进行得愈顺利，他对于其他千奇百怪的东西越离得远，渐渐对于这许多有意思的玩意儿感觉迟钝了，最后逃不了个完全麻木。若使当他干事情时，他还是那样子处处关心，事事牵情，一曝十寒地做去，他当然不能够有什么大成就，可是他保存了他的趣味，他没有变成个只能对于一个刺激生出反应的残缺的人。有一位批评家说第一流诗人是不做诗的，这是极有道理的话。他们从一切目前的东西和心里的想象得到无限诗料，自己完全浸在诗的空气里，鉴赏之不暇，哪里还有找韵脚和配轻重音的时间呢？人们在刺心的悲哀里时是不会做悲歌的，tennyson的inmemoriam是在他朋友死后三年才动笔的。一生都沉醉于诗情中的绝代诗人自然不能写出一句的诗来。感觉钝迟是成功的代价，许多扬名显亲的大人物所以常是体广身胖，头肥脑满，也是出于心灵的空虚，无忧无虑麻木地过日。归根说起来，他们就是那么一堆肉而已。 人们对于自己的功绩常是带上一重放大镜。他不单是只看到这个东西，瞧不见春天的花草和街上的美女，他简直是攒到他的对象里面去了。也可说他太走近他的对象，冷不防地给他的对象一口吞下。近代人是成功的科学家，可是我们此刻个个都做了机械的奴隶，这件事聪明的samuelbutler六十年前已经屈指算出，在他的杰作《虚无乡》（erewhon）里慨然言之矣。崇拜偶像的上古人自己做出偶像来跟自己打麻烦，我们这班聪明的，知道科学的人们都觉得那班老实人真可笑，然而我们费尽心机发明出机械，此刻它们反睑无情，踏着铁轮来*我们了。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真不知道将来的人们对于我们的机械会作何感想，这是假设机械没有将人类弄得覆灭，人生这幕喜剧的悲剧还继续演着的话。总之，人生是多方面的，成功的人将自己的十分之九杀死，为的是要让那一方面尽量发展，结果是尾大不掉，虽生犹死，失掉了人性，变做世上一两件极微小的事物的祭品了。 世界里什么事一达到圆满的地位就是死刑的宣告。人们一切的痴望也是如此，心愿当真实现时一定不如蕴在心头时那么可喜。一件美的东西的告成就是一个幻觉的破灭，一场好梦的勾销。若使我们在世上无往而不如意，恐怕我们会烦闷得自杀了。逍遥自在的神仙的确是比监狱中终身监禁的犯人还苦得多。闭在黑暗房里的囚犯还能做些梦消遣，神仙们什么事一想立刻就成功，简直没有做梦的可能了。所以失败是幻梦的保守者，惆怅是梦的结晶，是最愉快的，洒下甘露的情绪。我们做人无非为着多做些依依的心怀，才能逃开现实的压迫，剩些青春的想头，来滋润这将干枯的心灵。成功的人们劳碌一生最后的收获是一个空虚，一种极无聊赖的感觉，厌倦于一切的胸怀。在这本无目的的人生里，若使我们一定要找一个目的来磨折自己，那么最好的目的是制做“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的心境。 第二十七章 海外钓鱼 林语堂 夏天来了，又使我想到在海外的钓鱼之乐。我每年夏天旅行，总先打听某地有某种钓鱼之便，早为安排。因此瑞士、奥、法诸国足迹所至，都有垂钓的回忆。维也纳的多瑙河畔。巴黎的色印外郊，湖山景色都随着垂纶吊影，收入眼帘，人生何事不钓鱼，在我是一种不可思议之谜。在台湾，因为种种因素，没有设备，所以也未成风气。淡水河中，游艇竟然绝迹，石门湖上，绿蓑青笠之男女无几，深以为憾。水上既无饭店，陌上行人甚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政府爱护老百姓，十分关怀，怕我们小民沉落水里去，那就不得而知了。然而白鹭云飞，柳堤倒影，这辜负春光秋色之罪，应该由谁去负责？或者暮天凉月之际，烟雾笼晴之时，流光易逝的一刹那，有谁拾取？或者良辰静夜，月明星稀，未能放舟中流，荡漾波心，游心物外，洗我胸中秽气，是谁之过？纵使高架铁路完成，而一路柳堤冷落，画舫绝迹，未免为河山减色。 使我最难忘的是阿根廷的巴利洛遮（bariloche）湖。这是有名钓鳟鱼的好地方，地在高山，因为河山变易，这些鳟鱼，久已不能入海，名为landlockedsalmon而与鲟鱼混种。称为salmentrout。在北美的鲟鱼平常只有一二磅，大者三五磅，此地却有一二十磅的鲟鱼，及二三十磅鳟鱼。艾森豪故总统，也曾来此下钓，这是我的向导告诉我的。巴利洛遮湖，位在阿根廷与智利交界。南美安狄斯大山脉至此之势己尽，所以这个地方，虽然重峦叠障，却是湖山胜地，车船络绎往来无阻。这一带都是钓鲟鱼的好地方，越界到了巴利洛遮湖。遂成天然仙景。湖上有-饭店，导游指南称为世界风景第一。llao-坐落此山，正似一座出水芙蓉，前后左右，倚栏凭眺，碧空寥廊，万顷琉璃，大有鸿蒙未开气象。晨曦初拂，即见千峦争秀，光彩陆离。大概山不高而景奇，所以一望无际，层层叠叠的青峦秀峰与湖水的碧绿，阳光的*相辉映。又没有像瑞士缆车别墅之安插，快艇之浮动，冗杂其间，竟成与鹿豕游之鸿蒙世界。游客指南所称。果然名副其实。此地钓鱼，多用汽船慢行拖钓方法，名为trolling。船慢慢开行，钓丝拖在船后一百余尺以外。钩用汤匙形，随波旋转，闪烁引鱼注意，所以不需用饵。我与内人乘舟而往，渔竿插在舷上，鱼上钩时，自可见竿摇动。这样一路流光照碧，寒声隐地寻芳洲，船行过时惊起宿雁飞落芦深处。夕阳返照，乱红无数，仰天长啸，响彻云霄，不复知是天上，是人间。 海钓与湖钓不同。阿京之东约一百五十哩，地名“银海”（mardelplata）是阿国人避暑海滨胜地。去岸十哩的海中，因为富有水中食物，是产鱼最多的一带。我单一人，雇一条汽船，长二丈余，舟子问我怕浪不怕浪，我说不怕。就在烟雨蒙蒙之时出发，船中仅我跟舟子二人。海面也没有大波浪，但是舟子警告我，回来逆浪，不是玩的。到目的地停泊以后，我们两人开始垂钓。也不用钓竿，只是手拉一捆线而已，果然天从人愿，钩未到底，绳上扯动异常，一拉上来，就是一线三根钩上，有鱼上钩，或一条，或三条。这样随放随拉，大有应接不暇之势，连抽烟的工夫都没有。不到半小时，舱板上尽是锦麟泼刺，已有一百五十条以上的鱼，大半都是青鬣。我说回去吧。舟子扔一套雨衣雨帽，叫我蹲在船板底。由是马达开足，真是风急浪高，全船无一隐藏之地。这是我有生以来钓鱼最满意的一次。到岸上捡得二篓有余，尽送堤上的海鲜饭店。这是一家有名的海鲜饭店，名为spadavbecchia，打电话叫我太太来共尝海味，并证明渔翁不尽是说谎话的人。而在此场中，也可看到阿根廷国人集团唱歌，那种天真欢乐的热闹，为他国所难见到的。 纽约北及长岛，南接新泽西州，钓鱼的风气甚盛，设备也好。沃岛近郊，如creatneck，liuleneck，port26ddcnartha’svineyard，波士顿都是产龙虾及鳖鱼的佳地。我也曾在长岛北部过一夏天。螃蟹随海潮出人洲渚。站在桥上，看见螃蟹成群结队而来。只用长竿蟹网，入水便得。所以住此地的人，吃螃蟹不要钱。沿海一带，也不知有多少出海钓游的村落。地名常加quolque一音，即印第安人留下的土语，指海湾小港。 最有名的是近coneyisland的羊头坞（sheepsheadbay），这是纽约全市的人常出海钓鱼的船坞，夏天一到，可有三四十只渔船，冬天也有十来条。船长*十尺，一切设备都有，午餐总是三明治，汉堡煎牛肉及啤酒，热咖啡之类，船上钓竿、钓钩及一切的杂具应有尽有。鱼饵也由船包办。我们钓鱼的男女老少，大半是外行，今日钓什么鱼，用什么饵，钓钩大小，鱼出何处，都由船手帮忙指示，而到何处去钓，这几天有什么鱼，船主却是内行。早晨七时出发，一到船坞，就见多少船手站在岸上拉生意。船行约二小时，平常四时至五时可以登岸回家。每船约四五十人，各占钓位，以早到为宜。钓到大鱼时，全船哗然，前呼后应，甚是热闹，由水手拿长钩及网下手，以免鱼出水时，挣扎脱钩而去。 最好的是七八月间，所谓蓝鱼（bluefish）出现之时。这是一种猛悍捕食他类的鱼。大概鲭鱼出现，蓝鱼跟着就来追逐。所以钓蓝鱼，有与鱼决斗的意味。凡钓鱼的人，最不喜欢温驯上来的鱼。若海底左目鱼之类，一上钩若无其事就拉上来。蓝鱼不然，一路挣脱，鱼力又猛，可能费尽气力，才能就范。稍静一下，又来奋斗，或者脱钩而去。及见水面，银光闪烁，拉你的线扯大圆圈，径可一二丈外。所以同船的人的钓绳，也给他搅得绊来绊去。那时钓上鱼要紧，等鱼上板，以后慢慢分个头绪，整理钓绳的纠葛。这蓝鱼上板时，仍然乱跳乱拨，挣扎到底，好不容易捉住。尤其是钓蓝鱼以夜间为宜。蓝鱼出现，海面上可有一百条船，成群结队停泊海面。夜来时，月明星稀，海面灯光辉然，另是一番气象。你休息时，或者鱼不吃饵时，尽管躺在船上，看樯影挂在星河，婆娑摇动，倒也可心神飘忽，翩翩欲仙。瞥然间船中响起，有人钓到大鱼，全船哗然。乃起来再接再厉，鼓起精神垂钓。 每逢星期日，海面可有数十条船，环顾三五里内，尽是渔艇。在夜色苍茫之下，灯火澈亮，倒似另一世界。记得一晚，是九月初，蓝鱼已少，但特别大。我与小女相如夜钓，晨四点回家，带了两条大鱼，一条装一布袋，长三尺余，看来像两把洋伞，惊醒了我内人。 第二十八章 我是扬州人 朱自清 有些国语教科书里选得有我的文章，注解里或说我是浙江绍兴人，或说我是江苏江都人——就是扬州人。有人疑心江苏江都人是错了，特地老远的写信托人来问我。我说两个籍贯都不算错，但是若打官话，我得算浙江绍兴人。浙江绍兴是我的祖籍或原籍，我从进小学就填的这个籍贯；直到现在，在学校里服务快三十年了，还是报的这个籍贯。不过绍兴我只去过两回，每回只住了一天；而我家里除先母外，没一个人会说绍兴话。 我家是从先祖才到东海做小官。东海就是海州，现在是陇海路的终点。我就生在海州。四岁的时候先父又到邵伯镇做小官，将我们接到那里。海州的情形我全不记得了，只对海州话还有亲热感，因为父亲的扬州话里夹着不少海州的口音。在邵伯住了差不多两年，是住在万寿宫里。万寿宫的院子很大，很静；门口就是运河。河坎很高，我常向河里扔瓦片玩儿。邵伯有个铁牛湾，那儿有一条铁牛*着。父亲的当差常抱我去看它，骑它，*它。镇里的情形我也差不多忘记了。只记住在镇里一家人家的私塾里读过书，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叫江家振。我常到他家顽儿。傍晚和他坐在他家荒园里一根横倒的枯树干上说着话，依依不舍，不想回家。这是我第一个好朋友，可惜他未成年就死了；记得他瘦得很，也许是肺病罢？ 六岁那一年父亲将全家搬到扬州。后来又迎养先祖父和先祖母。父亲曾到江西做过几年官，我和二弟也曾去过江西一年；但是老家一直在扬州住着。我在扬州读初等小学，没毕业；读高等小学，毕了业；读中学，也毕了业。我的英文得力于高等小学里一位黄先生，他已经过世了。还有陈春台先生，他现在是北平著名的数学教师。这两位先生讲解英文真清楚，启发了我学习的兴趣；只恨我始终没有将英文学好，愧对这两位老师。还有一位戴子秋先生，也早过世了。我的国文是跟他老人家学着做通了的。那是辛亥革命之后在他家夜塾里的时候。中学毕业，我是十八岁，那年就考进了北京大学预科，从此就不常在扬州了。 就在十八岁那年冬天，父亲母亲给我在扬州完了婚。内人武钟谦女士是杭州籍，其实也是在扬州长成的。她从不曾去过杭州；后来同我去是第一次。她后来因为肺病死在扬州，我曾为他写过一篇《给亡妇》。我和他结婚的时候，祖父已死了好几年了。结婚后一年祖母也死了。他们两老都葬在扬州，我家于是有祖茔在扬州了。后来亡妇也葬在这祖茔里。母亲在抗战前两年过去，父亲在胜利前四个月过去，遗憾的是我都不在扬州；他们也葬在那祖茔里。这中间叫我痛心的是死了第二个女儿！她性情好，爱读书，做事负责任，待朋友最好。已经*了，不知什么病，一天半就完了！她也葬在祖茔里。我有九个孩子。除第二个女儿外，还有一个男孩不到一岁就死在扬州；其余亡妻生的四个孩子都曾在扬州老家住过多少年。这个老家直到今年夏初才解散了，但是还留着一位老年的庶母在那里。 我家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现在亡妻生的四个孩子都已自称为扬州人了。我比起他们更算是在扬州长成的，自然更该算是扬州人了。但是从前一直马马虎虎的骑在墙上，并且自称浙江人的时候还多些，又为了什么呢？这一半因为报的是浙江籍，求其一致，一半也还有些别的道理。这些道理第一桩就是籍贯是无所谓的。那时要做一个世界人，连国籍都觉得狭小，不用说省籍和县籍了。那时在大学里觉得同乡会最没有意思。我同住的和我来往的自然差不多都是扬州人，自己却因为浙江籍，不去参加江苏或扬州同乡会。可是虽然是浙江绍兴籍，却又没跟一个道地浙江人来往，因此也就没人拉我去开浙江同乡会，更不用说绍兴同乡会了。这也许是两栖或骑墙的好处罢？然而出了学校以后到底常常会到道地绍兴人了。我既然不会说绍兴话，并且除了花雕和兰亭外几乎不知道绍兴的别的情形，于是乎往往只好自己承认是假绍兴人。那虽然一半是玩笑，可也有点儿窘的。 还有一桩道理就是我有些讨厌扬州人；我讨厌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小是眼光如豆，虚是虚张声势，小气无须举例。虚气例如已故的扬州某中央委员，坐包车在街上走，除拉车的外，又跟上四个人在车子边推着跑着。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指出扬州人这些毛病。后来要将这篇文收入散文集《你我》里，商务印书馆不肯，怕再闹出“闲话扬州”的案子。这当然也因为他们总以为我是浙江人，而浙江人骂扬州人是会得罪扬州人的。但是我也并不抹煞扬州的好处，曾经写过一篇《扬州的夏日》，还有在《看花》里也提起扬州福绿庵的桃花。再说现在年纪大些了，觉得小气和虚气都可以算是地方气，绝不止是扬州人如此。从前自己常答应人说自己是绍兴人，一半又因为绍兴有些憨气，而扬州人似乎太聪明。其实扬州人也未尝没憨气，我的朋友任中敏（二北）先生，办了这么多年汉民中学，不管人家理会不理会，难道还不够“憨”的！绍兴人固然有憨气，但是也许还有别的气我讨厌的，不过我不深知罢了，这也许是阿的想法罢？然而我对于扬州的确渐渐亲热起来了。 扬州真像有些人说的，不折不扣是个有名的地方。不用远说，李斗《扬州画舫录》里的扬州就够羡慕的。可是现在衰落了，经济上是一日千丈的衰落了，只看那些没精打彩的盐商家就知道。扬州人在上海被称为江北佬，这名字总而言之表示低等的人。江北佬在上海是受期负的，他们于是学些不三不四的上海话来冒充上海人。到了这地步他们可竟会忘其所以的期负起那些新来的江北佬了。这就养成了扬州人的自卑心理。抗战以来许多扬州人来到西南，大半都自称为上海人，就靠着那一点不三不四的上海话；甚至连这一点都没有，也还自称为上海人。其实扬州人在本地也有他们的骄傲的。他们称徐州以北的人为侉子，那些人说的是侉话。他们笑镇江人说话土气，南京人说话大舌头，尽管这两个地方都在江南。英语他们称为蛮话，说这种话的当然是蛮子了。然而这些话只好关着门在家里说，到上海一看，立即就会矮上半截，缩起舌头不敢喷一声了。扬州真是衰落得可以啊！ 我也是一个江北佬，一大堆扬州口音就是招牌，但是我却不愿做上海人；上海人太狡猾了。况且上海对我太生疏，生疏的程度跟绍兴对我也差不多；因为我知道上海虽然也许比知道绍兴多些，但是绍兴究竟是我的祖籍，上海是和我水米无干的。然而年纪大起来了，世界人到底做不成，我要一个故乡。俞平伯先生有一行诗，说“把故乡掉了”。其实他掉了故乡又找到了一个故乡；他诗文里提到苏州那一股亲热，是可羡慕的，苏州就算是他的故乡了。他在苏州度过他的童年，所以提起来一点一滴都是亲亲热热的，童年的记忆最单纯最真切，影响最深最久；种种悲欢离合，回想起来最有意思。“青灯有味是儿时”，其实不止青灯，儿时的一切回忆都是有味的。这样看，在那儿度过童年，就算那儿是故乡，大概差不多罢？这样看，就只有扬州可以算是我的故乡了。何况我的家又是“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呢？所以扬州好也罢，歹也罢，我总该算是扬州人的。 第二十九章 论西装 岂青 许多朋友问我为何不穿西装。这问题虽小，却已经可以看出一人的贤愚与雅俗了。倘是一人不是俗人，又能用点天赋的聪明，兼又不染季常癖，总没有肯穿西装的，我想。在一般青年，穿西装是可以原谅的，尤其是在追逐异性之时期，因为穿西装虽有种种不便，却能处处受女子之青睐，风俗所趋，佳人所好，才子自然也未能免俗。至于已成婚而子女成群的人，倘穿西装，那必定是他仍旧屈服于异性的徽记了。人非昏慵，又非惧内，决不肯整日价挂那条狗领而自豪。在要人中，惧内者好穿西装，这是很鲜明彰著的事实。也不是女子尽喜欢作弄男子，令其受苦。不过多半的女子似乎觉得西装的确较为摩登一等。况且即使有点不便，为伊受苦，也是爱之表记。古代英雄豪杰，为着女子赴汤蹈火，杀妖斩蛇，历尽苦辛以表示心迹者正复不少。这种女子的心理的遗留，多少还是存在于今日，所以也不必见怪。西装只可当为男子变相的献殷勤罢了。不过平心而论，西装之所以成为一时风气而为摩登士女所乐从者，唯一的理由是，一般人士震于西洋文物之名而好为效颦；在伦理上，美感上，卫生上是决无立足根据的。 不知怎样，中装中服，暗中是与中国人之性格相合的，有时也从此可以看出一人中文之进步。满口英语，中文说得不通的人必西装，或是外国骗得洋博士，羽毛未干，念了三两本文学批评，到处横冲直撞，谈文学，钉女人者，亦必西装。然一人的年事渐长，素养渐深，事理渐达，心气渐平，也必断然弃其洋装，还我初服无疑。或是社会上已经取得相当身份，事业上已经有相当成就的人，不必再服洋装以掩饰其不通英语及其童骀之气时，也必断然卸了他的一身洋服。所有例外，除有季常癖者，也就容易数得出来，洋行职员，青年会服务员及西崽为一类，这本不足深责，因为他们不但中文不会好，并且名字就是取了约翰，保罗，彼得，等，让西洋大班叫起来方便。再一类便是月薪百元的书记，未得差事的留学生，不得志之小政客等。华侨子弟，党部青年，寓公子侄，暴富商贾及剃头师父等又为一类，其穿西装心理虽各有不同，总不外趋俗两字而已，如乡下妇女好镶金齿一般见识，但决说不上什么理由。在这一种俗人中，我们可以举溥仪为最明显的例子。我猜疑着，像溥仪或其妻一辈人必有镶过金齿，虽然在照片上看不出。你看那一对蓝（黑）眼镜，厚*及他的英文名字“亨利”，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溥仪在日本天皇羽翼之下，尽可称皇称帝。到了中国关内想要复辟，就有点困难。单那一套洋服及那英文名字就叫人灰心。你想“亨利亨利”，还像个中国天子之称吗？ 大约中西服装哲学上之不同，在于西装意在表现人身形体。而中装意在遮盖身体。然而人身到底像猴狲，脱得精光，大半是不甚美感，所以与其表扬，毋宁遮盖。像甘地及印度罗汉之半露体；大半是不能引人生起什么美感的。只有没有美感的社会，才可以容得住西装。谁不相信这话，可以到纽约coneyisland的海岸，看看那些海浴的男妇老少的身体是怎样一回事。**美多半是画家挑出几位身材得中的美女画出来的，然而在中国之画家，已经深深觉得身段匀美的模特儿之不易得了。所以二十至三十五岁以内的女子西装，我还赞成，因为西装确可极量表扬其身体美，身材轻盈，肥瘦均匀的女子服西装，的确占了便宜。然而我们不能不为大多数的人着想，像纽约终日无所事事髀肉复生的四十余岁贵妇，穿起夜服，露其胸背，才叫人触目惊心。这种妇人穿起中服便可以藏拙，占了不少便宜。因为中国服装是比较一视同仁，自由平等，美者固然不能尽量表扬其身体美于大庭广众之前，而丑者也较便于藏拙，不至于太露形迹了，所以中服很合于德漠克拉西的精神。 以上是关于美感方面。至于卫生通感方面，更无足为西装置辩之余地。狗不喜欢带狗领，人也不喜欢带上那西装的领子，凡是稍微明理的人都承认这中古时代sirwalterraeigh，cardinalrioheliou等传下来的遗物的变相是不合卫生的。西方就常有人立会宣言，要取消这条狗领。西洋女装在三十年来的确已经解放不少，但是男子服装还是率由旧章，未能改进，男子的颈子，社会总还认为不美观不道德，非用领子扣带起来不可。带这领子，冬天妨碍御寒，夏天妨碍通气，而四季都是妨碍思想，令人自由不得。文士居家为文，总是先把这条领子脱下，居家而尚不敢脱领，那便是俱内之徒，另有苦衷了。 自领以下，西装更是毫无是处。西人能发明无线电飞机，却不能了悟他们身体只有头面一部尚算自由。穿西装者，必穿紧封皮肉的贴身卫生里衣，叫人身皮肤之毛孔作用失其效能。中国衣服之好处，正在不但能通毛孔呼吸，并且无论冬夏皆宽适如意，思通八达，何部痒处，皆搔得着。西人则在冬天尤非穿刺身之羊毛里衣不可。卫生里衣之衣裤不能无褶，以致每堆积于腹部，起了反抗，由是不能不改为上下通身一片之unionunit。里衣之外，必加以衬衫，衬衫之外，必束以紧硬的皮带，使之就范，然就范不就范就常成了问题。穿礼服硬衬衫之人就知道其中之苦处。衬衫之外，又必加以背心。这背心最无道理，宽又不是，紧又不是，须由背后活动钩带求得适宜之中点，否则不是宽时空悬肚下，便是紧时妨及呼吸。凡稍微用脑的人，都明白人身除非立正之时，*与背后之直线总有不同，俯前则胸屈而背伸，仰后则胸伸而背屈。然而西洋背心偏偏是假定胸背长短相称，不容人俯仰于其际唯人既不能整日挺直，结果非于俯前时，背心不得自由而褶成数段，压迫呼吸，便是于仰后时，背心尽处露出，不能与*相衔接。其在体材胖重的人，腹部高起之曲线既无从隐藏，背心之底下尽处遂成为那弧形之最向外点，由此点起，才由裤腰收敛下去，长此*于人世，而*也时刻刻岌岌可危了。人身这样的束缚法，难怪西人为卫生起见，要提倡**运动，摒弃一切束缚了。 但是如果人类还是爬行动物，那*也不至于成为岌岌可危之势。只消像马鞍的腹带，绑上便不成问题，决不上下于其间。但人类虽然已经演化到竖行地步，西洋*却仍就假定我们是爬行动物。妇人堕胎常就是吃这竖行之亏，因为人类的行走虽然已取立势，而吾人腹部的肌肉还未演化改造过来，以致本为爬行载重于横脊骨上之极稳重设置，遂发生时有堕胎之危险。现在立势既成，妇人腹部股肉却仍是横纹，不是载重于肩旁。而男人之*也一样的有时时不得把握之势而受地心吸力所影响。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将*拚命扣紧，致使妨碍一切脏腑之循环运动，而间接影响于呼吸之自由。 单这一层，我们就可以看出将一切重量载于肩上令衣服自然下垂的中服是唯一的合理的人类的服装。至于冬夏四时之变易，中服得以随时增减，西装却很少商量之余地，至少非一层里衣一层衬衫一层外衣不可。天炎既不可减，天凉也无从加。这种非人的衣服，非欲讨好女子的人是决不肯穿来受罪的。 中西服装之利弊如此显然，不过时俗所趋，大家未曾着想，所以我想人之智愚贤不肖，大概可以从此窥出吧？ 第三十章 谈休息 朱光潜 一般人以为多延长工作的时间就可以多收些效果，比如说，一天能走一百里路，多走一天，就可以多走一百里路，如此天天走着不歇，无论走得多久，都可以维持一百里的速度。凡是走过长路的人都知道这算盘打得不很精确，走久了不歇，必定愈走怠慢，以至完全走不动。我们走路的秘诀，“不怕慢，只怕站”，实在只有片面的真理。永远站着固然不行，永远不站也不一定能走得远，不站就须得慢，有时延误事机；而偶尔站站却不至于慢，站后再走是加速度的唯一办法。我们中国人做事的通病就在怕站而不怕慢，慢条斯理地不死不活地望着挨，说不做而做着并没有歇，说做并没有做出什么名色来。许多事就这样因循耽误了。我们只讲工作而不讲效率，在现代社会中，不讲效率，就要落后。西方各国都把效率看成一个迫切的问题，心理学家对这问题作了无数的实验，所得的结论是，以同样时间去做同样工作，有休息的比没有休息的效率大得多。比如说，一长页的算学加法习题，继续不断地去做要费两点钟，如果先做五十分钟，继以二十分钟的休息，再做五十分钟。也还可以做完，时间上无损失而错误却较少。西方新式工厂大半都已应用这个原则去调节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其实不休息的工作才真是浪费时间。此外还有精力的损耗更不经济。拿中国人与西方人相比，可工作的年龄至少有二十年的差别。我们到五六十岁就衰老无能为力，他们那时还正年富力强，事业刚开始，这分别有多大！ 休息不仅为工作蓄力，而且有时工作必须在休息中酝酿成熟。法国大数学家潘嘉赉研究数学上的难题，苦思不得其解，后来跑到街上闲逛，原来费尽气力不能解决的难题却于无意中就轻轻易易地解决了。据心理学家的解释，有意识作用的工作须得退到潜意识中酝酿一阵，才得着土生根。通常我们在放下一件工作之后，表面上似在休息，而实际上潜意识中那件工作还在进行。哲姆士有“夏天学溜冰，冬天学泅水”的比喻。溜冰本来是前冬练习的，今夏无冰可溜，自然就想不到溜冰，算是在休息，但是溜冰的肌肉技巧却恰在此时凝固起来。泅水也是如此，一切学习都如此。比如我们学写字，用功甚勤，进步总是显得很慢，有时甚至越写越坏。但是如果停下一些时候再写，就猛然觉得字有进步。进步之后又停顿，停顿之后又进步，如此辗转多次，字才易写得好。习字需要停顿，也是因为要有时间让筋肉技巧在潜意识中酝酿凝固。习字如此，习其他技术也是如此。休息的工夫并不是白费的，它的成就往往比工作的成就更重要。 “佛说四十二章经”里有一段故事，戒人为学不宜*之过急，说得很好：“沙门夜诵迦叶佛教遗经，其声悲紧，思悔欲退。佛问之曰：‘汝昔在家，曾为何业？’对曰：‘爱弹琴。’佛言：‘弦缓如何？’对曰：‘不鸣矣。’‘弦急如何？’对曰；‘声绝矣。’‘急缓得中如何？’对曰：‘诸言普矣。’佛曰：‘沙门学道亦然。心若调适，道可得矣。于道若暴，暴即身疲；其身若疲，意即生恼，行即退矣。’”我国先儒如程朱诸子教人为学，亦常力戒急迫，主张“优游涵泳”。这四个字含有妙理，它所指的工夫是猛火煎后的慢火煨，紧张工作后的潜意识的酝酿。要“优游涵泳”，非有充分休息不可。大抵治学和治事，第一件事是清明在躬，从容而灵活，常做得自家的主宰，提得起放得下。急迫躁进最易误事。我有时写字或作文，在意兴不佳或微感倦怠时，手不应心，心里愈想好，而写出来的愈坏，在此时仍不肯丢下，带着几分气忿的念头勉强写下去，写成要不得就扯去，扯去重写仍是要不得，于是愈写愈烦躁，愈烦躁也就写得愈不像样。假如在发现神思不旺时立即丢开，在乡下散步，吸一口新鲜空气，看着蓝天绿水，陡然间心旷神怡，回头来再伏案做事，便觉精神百倍，本来做得很艰苦而不能成功的事，现在做起来却有手挥目送之乐，轻轻易易就做成了。不但做文写字如此，要想任何事做得好，做时必须精神饱满，工作成为乐事。一有倦怠或烦躁的意思，最好就把它搁下休息一会儿，让精神恢复后再来。 人须有生趣才能有生机。生趣是在生活中所领略得的快乐，生机是生活发扬所需要的力量。诸葛武侯所谓“宁静以致远”就包含生趣和生机两个要素在内，宁静才能有丰富的生趣和生机，而没有充分休息做优游涵泳的工夫的人们决难宁静。世间有许多过于苦的人，满身是尘劳，满腔是杂念，时时刻刻都为环境的需要所驱遣，如机械一般流转不息，自己做不得自己的主宰，呆板枯燥，没有一点生人之趣。这种人是环境压迫的牺牲者，没有力量抬起头来驾驭环境或征服环境，在事业和学问上都难有真正的大成就。我认识许多穷苦的农人，孜孜不辍的老学究和一天在办公室坐八小时的公务员，都令我起这种感想。假如一个国家里都充满着这种人，我们很难想象出一个光明世界来。 *教的圣经叙述上帝创造世界的经过，于每段工作完成之后都赘上一段说：“上帝看看他所做的事，看，每一件都很好！”到了第七天，上帝把他的工作都完成了，就停下来休息，并且加福于这第七天，因为在这一天他能够休息。这段简单的文字很可耐人寻味。我们不但需要时间工作，尤其需要时间对于我们所做的事回头看一看，看出它很好；并且工作完成了，我们需要一天休息来恢复疲劳的精神，领略成功的快慰。这一天休息的日子是值得“加福的”、“神圣化的”（圣经里所用的字是blessedandsanctified）。在现代紧张的生活中，我们“车如流水马如龙”地向前直滚，不曾留下一点时光做一番静观和回味，以至华严世相都在特别快车的窗子里滑了过去，而我们也只是回戏盘中的木人木马，有上帝的榜样在那里而我们不去学，岂不是浪费生命！ 我生平最爱陶渊明在自祭文里所说的两句话：“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上句是尼采所说的达奥尼苏司的精神，下句则是亚波罗的精神。动中有静，常保存自我主宰。这是修养的极境。现代人的毛病是“勤有余劳，心无偶闲”。这毛病不仅使生活索然寡味，身心俱惫，于事劳而无功，而且使人心地驳杂，缺乏冲和弘毅的气象，*困于名缰利锁，叫整个世界日趋于干枯黑暗。但丁描写魔鬼在地狱中受酷刑，常特别着重“不停留”或“无间断”的字样。“不停留”“无间断”自身就是一种惩罚，甘受这种惩罚的人们是甘愿人间成为地狱。上帝的子孙们，让我们跟着他的榜样，加福于我们工作之后休息的时光啊！ 第三十一章 我怎样买牙刷 林语堂 也许我应先叙述我何以有买牙刷的问题发生。幼时，不管有无牙刷，我是很快乐的。也记不清我幼时到底用过牙刷没有。林语堂像这种问题，于幼童的世界是不算一回事，而且于西欧常在床上早餐的贵族阶级也是不算一回事；只有在知书识字一知半解的中等阶级，（无论何国），却常常发生而很普遍。闲话休提，不管我幼时有没有用过牙剧，我总是一直长大康健起来。我那时还不曾见过有刷毛不齐作犬牙状而末加一簇长毛的“预防”牌（prophy-lactic）卫生文明牙刷，所以不曾上当，而心中也未尝有过丝毫的焦虑。如今才晓悟现代广告的欺骗我辈读书人，真要令人思之慨然，欲起而作一种社会革命了。 ……事实上，我的牙医朋友已经偷偷的告诉我，据他的专门经验而言，许多非买prophylactic牙刷不可的有钱太太，根本就不懂得这牙刷的用法。这些有钱的太太们，正像李格（stephenleacock）所嘲谑的西方银行家，出门避暑，想到钓鱼，必另买一双涉水的高皮靴，另做一件不怕风雨的大衣，买到一根值十几元钱的、挂有转轮的、科学式的渔竿去钓鱼去。但是李格氏问，这些银行家会钓上鱼吗？真正的渔人，你只消给他一根竹竿，一条悬钩，他总会钓得鱼出来给你看。牙刷的道理也无过如此。 但是这些平常道理，是我经过用三年苦心研究最适宜最科学最卫生最文明的牙刷的经验，才研究出来。上边已经说过，我幼时是很快乐自在的。我并不要用牙刷，也不管牙刷上面之弯形角度是否与我的齿沿的圆弧相合与否。直到在某校时候，认识一位校医，才失了我天真的快乐。（这位校医不久以前已经自杀）他竟然告诉我：世上有这种毛病叫做齿龈脓肿，秘穴溃烂，文生博士病（vincent’sdisease）等。像一切中等阶级，我一面增加知识，一面恐慌起来。他说世上毛病，什九是由牙齿不洁来的。而且秘穴所生之毒质，如不及早觉察医治的，简直可以传人脑部，令人发狂——我简直可以进疯人院。从此以后，我便不复知平安快乐日了，而从此我便开始研究最适宜最科学最文明最卫生的牙刷了。荏苒于今，已历三载，到了今日，才一无所得，空手回来。 不读书的人，总以为牙刷只是一根刷子，而要使用方便功效见，刷毛应该是整齐的，与毛刷、衣刷、靴刷相同，正如一只椅子，应该是四足齐平才合理。但是我生性有科学的好奇心，很注意有什么新奇花样。因为我正在寻求什么新奇的牙刷，看见预防牌的刷毛不齐，呈犬牙状，末端又有高起的一簇刷毛，遂引起我的注意，犹如我现在看见一只三足短一足长的凳子，也会特别注意。我看见说明书，说这刷毛毛面呈向内弯的形状，与我齿沿向外弯的弧形相合，觉得很有道理，遂即刻决定“这是我最合理最科学的牙刷了”。那时我选定的，是一根刷柄向内弯三十度的牙刷。过后也曾买过一支刷柄向外弯三十度的牙刷，而并没有遇见什么不测风云。于是使我猜疑，也许不向外亦不向内弯的直的刷柄才是最合理化的牙刷吧？ 但是事实上，在两年中，我是预防牌的信徒，轻易不改我的主张，虽然我已觉察，只有末端高出的一簇毛是用得着的，因为他部的毛万不会与牙齿接触。恰巧有一天，我的叔父死了，遗留三百元给我浪费。我就想到牙刷问题。我跑进一间药房，由腰包里掏出一张五元钞票，掷在柜上，叫伙计将市上最贵的牙刷给我。伙计拿来的是韦思脱大医生的牙刷（drwest’s）价钱一元三角。不看犹可，一看我就恐慌起来。难道我两年来专受广告的欺弄吗？因为我发见这最文明最科学的牙刷刷毛的面是向外凸出，而不是向内凹进的弧形，正与我所相信的老牌相反；我发见这科学最近发明的成绩，末端并没有一簇高出的毛，反是两端毛短，中间毛长；说明书又告诉我韦思脱博士经过多年的试验，得到一个结论，说只有向外弯的牙刷才能与齿沿的内部的弧形相合。这有点像听见牛敦与恩斯坦各持异论，不免疑心有一人是错的。我带回这韦思脱博士试验的结论回来，一刷，发见不但齿龈的内沿刷得到，就是齿龈的外沿也一样的刷得到。我始恍然大悟。一路出去，到最近的杂货铺用二十五个铜子买一支广东制造的平面直柄牙刷。回来之后用起来，感觉有刷毛整齐的牙刷刷过齿上的一种三年来所未有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小长大健康快乐时所用的牙刷。 假如我买文明牙刷的这段历史像一幕悲剧，那末我寻求文明牙膏的经验，真如同一部一百二十四回小说。那些各牌牙膏、牙粉、牙水互相攻讦的广告，读了真令人眼花缭乱。简单的叙述起来，各种牙膏、牙粉、牙水我先后都已用过。我的经验包括lyon'spowder,so-zodont,squibb'sdentalmagnesia,pepsodent,chlorodont,kolynos,colgate,listerine,euthymol,i-名牌（家家说“唯我此家”货色是不害牙齿的）。我觉得用起来，无论哪一家都是一样，都不能伤损我生成洁白无疵的牙齿。我看见过化学室化验的证书，说某种牙膏于几秒钟能杀死几百万微菌（后来有医生告诉我，此家消毒水杀菌力不及盐水）；有某家广告警告我“当心粉红的牙刷”，说是用错牙膏，齿龈脓溃的先兆（其实刷时用力，齿龈微出血，是当然的事）；有的广告警告我，市上牙膏什九是完全无用的。我曾经因为见到有家广告说不可用牙粉，会伤牙齿，起了恐慌，置而不用，后来又看见lyon’的广告，说非牙粉刷不干净，“要学牙科医生给你刷牙时的榜样——用牙粉”乃又起恐慌，又起而用之。我曾经受lambert医药公司的诱惑，说用利思特多（listerie）的牙膏一年中省下来的钱可以购买以下任何物品之一种：“七磅牛排；八磅火腿；八磅小羊排；两只鸡；十二条咖啡卷；十瓶果酱；二十包面粉；三十罐头空心粉”……然而用了一年之后，并不见得我的太太赠我这些礼物。 幸而不久我见出破绽了。有一回colgate,大约是良心责备，十分厌倦这些欺人的广告，出来登一物别广告，问人家：“你因看见广告而受恐慌吗？”并说一句老实话：“牙膏的唯一作用只是洗净你的牙而已。”我想上天的意思也委实如此而已。这是初次的醒悟。第二次的醒悟，是看见popsodent的广告，更加良心发现，更显明的厌倦那些欺人的广告，公然说：“使你的牙齿健全的，并不是牙膏——是菠菜啊！”我真气炸了肺，一直跑去问一位牙科的朋友，请教他“到底牙膏有什么用处？”他只笑而不说。我知道他心里在说“你可怜的中等阶级啊！”我要求一个明白答复。 “什么！”我喊出来。“至少牙膏总能够洗净牙齿，不是吗？”“老兄啊！”他拍我的肩膀发出怜惜之意说。“你要明白，洗净你的牙齿是水及牙刷啊！牙膏不过使你洗时较觉芬香可口而像煞有介事而已。” “那末，用一两点香蕉露也可以吗？” “亏得你想出来，”朋友转怜为笑叹一口气说。 我们两人紧握双手，宛如手中握住一件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宇宙间的大秘密。 第三十二章 无言之美 朱光潜 孔子有一天突然很高兴地对他的学生说：“予欲无言。”子贡就接着问他：“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这段赞美无言的话，本来从教育方面着想。但是要明了无言的意蕴，宜从美术观点去研究。 言所以达意，然而意决不是完全可以言达的。因为言是固定的，有迹象的；意是瞬息万变，飘渺无踪的。言是散碎的，意是混整的。言是有限的，意是无限的。以言达意，好像用断续的虚线画实物，只能得其近似。 所谓文学，就是以言达意的一种美术。在文学作品中，语言之先的意象，和情绪意旨所附丽的语言，都要尽美尽善，才能引起美感。 尽美尽善的条件很多。但是第一要不违背美术的基本原理，要“和自然逼真”（truetonature）：这句话讲得通俗一点，就是说美术作品不能说谎。不说谎包含有两种意义：一、我们所说的话，就恰似我们所想说的话。二、我们所想说的话，我们都吐肚子说出来了，毫无余蕴。 意既不可以完全达之以言，“和自然逼真”一个条件在文学上不是做不到么？或者我们问得再直截一点，假使语言文字能够完全传达情意，假使笔之于书的和存之于心的铢两悉称，丝毫不爽，这是不是文学上所应希求的一件事？ 这个问题是了解文学及其他美术所必须回答的。现在我们姑且答道：文字语言固然不能全部传达情绪意旨，假使能够，也并非文学所应希求的。一切美术作品也都是这样，尽量表现，非惟不能，而也不必。 先从事实下手研究。譬如有一个荒村或任何物体，摄影家把它照一幅相，美术家把它画一幅画。这种相片和图画可以从两个观点去比较：第一，相片或图画，哪一个较“和自然逼真”？不消说得，在同一视阈以内的东西，相片都可以包罗尽致，并且体积比例和实物都两两相称，不会有丝毫错误。图画就不然；美术家对一种境遇，未表现之先，先加一番选择。选择定的材料还须经过一番理想化，把美术家的人格参加进去，然后表现出来。所表现的只是实物一部分，就连这一部分也不必和实物完全一致。所以图画决不能如相片一样“和自然逼真”。第二，我们再问，相片和图画所引起的美感哪一个浓厚，所发生的印象哪一个深刻，这也不消说，稍有美术口胃的人都觉得图画比相片美得多。 文学作品也是同样。譬如《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几句话决没完全描写出孔子说这番话时候的心境，而“如斯夫”三字更笼统，没有把当时的流水形容尽致。如果说详细一点，孔子也许这样说：“河水滚滚地流去，日夜都是这样，没有一刻停止。世界上一切事物不都像这流水时常变化不尽么？过去的事物不就永远过去决不回头么？我看见这流水心中好不惨伤呀！……”但是纵使这样说去，还没有尽意。而比较起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九个字比这段长而臭的演义就值得玩味多了！在上等文学作品中，——尤其在诗词中——这种言不尽意的例子处处都可以看见。譬如陶渊明的《时运》，“有风自南，翼彼新苗；”《读〈山海经〉》，“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本来没有表现出诗人的情绪，然而玩味起来，自觉有一种闲情逸致，令人心旷神怡。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末二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也没有说出诗人的心绪，然而一种凄凉惜别的神情自然流露于言语之外。此外像陈子昂的《幽州台怀古》，“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泪下！”李白的《怨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虽然说明了诗人的情感，而所说出来的多么简单，所含蓄的多么深远？再就写景说，无论何种境遇，要描写得惟妙惟肖，都要费许多笔墨。但是大手笔只选择两三件事轻描淡写一下，完全境遇便呈露眼前，栩栩如生。譬如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方宅十余亩，草屋*间。榆柳阴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四十字把乡村风景描写多么真切！再如杜工部的《后出塞》，“落日照大地，马鸣风萧萧。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寥寥几句话，把月夜沙场状况写得多么有声有色，然而仔细观察起来，乡村景物还有多少为陶渊明所未提及，战地情况还有多少为杜工部所未提及。从此可知文学上我们并不以尽量表现为难能可贵。 在音乐里面，我们也有这种感想，凡是唱歌奏乐，音调由洪壮急促而变到低微以至于无声的时候，我们精神上就有一种沉默肃穆和平愉快的景象。白香山在《琵琶行》里形容琵琶声音暂时停顿的情况说，“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就是形容音乐上无言之美的滋味。著名英国诗人济慈（keats）在《希腊花瓶歌》也说，“听得见的声调固然幽美，听不见的声调尤其幽美”（heardmelodiesaresweet；butthoseunheardsweeter），也是说同样道理。大概喜欢音乐的人都尝过此中滋味。 就戏剧说，无言之美更容易看出。许多作品往往在热闹场中动作快到极重要的一点时，忽然万籁俱寂，现出一种沉默神秘的景象。梅特林克（maeterlinck）的作品就是好例。譬如《青鸟》的布景，择夜阑人静的时候，使重要角色睡得很长久，就是利用无言之美的道理。梅氏并且说：“口开则灵魂之门闭，口闭则灵魂之门开。”赞无言之美的话不能比此更透辟了。莎士比亚的名著《哈姆雷特》一剧开幕便描写更夫守夜的状况，德林瓦特（drinkwater）在其《林肯》中描写林肯在南北战争军事旁午的时候跪着默祷，王尔德（owilde）的《温德梅尔夫人的扇子》里面描写温德梅尔夫人私奔在她的情人寓所等候的状况，都在兴酣局紧，心悬悬渴望结局时，放出沉默神秘的色彩，都足以证明无言之美的。近代又有一种哑剧和静的布景，或只有动作而无言语，或连动作也没有，就将靠无言之美引人入胜了。 雕刻塑像本来是无言的，也可以拿来说明无言之美。所谓无言，不一定指不说话，是注重在含蓄不露。雕刻以静体传神，有些是流露的，有些是含蓄的。这种分别在眼睛上尤其容易看见。中国有一句谚语说，“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眉”，所谓怒目，便是流露；所谓低眉，便是含蓄。凡着低头闭目的神像，所生的印象往往特别深刻。最有趣的就是西洋爱神的雕刻，她们男女都是瞎了眼睛。这固然根据希腊的神话，然而实在含有美术的道理，因为爱情通常都在眉目间流露，而流露爱情的眉目是最难比拟的。所以索性雕成盲目，可以耐人寻思。当初雕刻家原不必有意为此，但这些也许是人类不用意识而自然碰的巧。 要说明雕刻上流露和含蓄的分别，希腊著名雕刻《拉奥孔》（laocoon）是最好的例子。相传拉奥孔犯了大罪，天神用了一种极惨酷的刑法来惩罚他，遣了一条恶蛇把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在一块绞死了。在这种极刑之下，未死之前当然有一种悲伤惨戚目不忍睹的一顷刻，而希腊雕刻家并不擒住这一顷刻来表现，他只把将达苦痛极点前一顷刻的神情雕刻出来，所以他所表现的悲哀是含蓄不露的。倘若是流露的，一定带了挣扎呼号的样子。这个雕刻，一眼看去，只觉得他们父子三人都有一种难言之恫；仔细看去，便可发见条条筋肉根根毛孔都暗示一种极苦痛的神情。德国莱辛（lessing）的名著《拉奥孔》就根据这个雕刻，讨论美术上含蓄的道理。 以上是从各种艺术中信手拈来的几个实例。把这些个别的实例归纳在一起，我们可以得一个公例，就是：拿美术来表现思想和情感，与其尽量流露，不如稍有含蓄；与其吐肚子把一切都说出来，不如留一大部分让欣赏者自己去领会。因为在欣赏者的头脑里所生的印象和美感，有含蓄比较尽量流露的还要更加深刻。换句话说，说出来的越少，留着不说的越多，所引起的美感就越大越深越真切。 这个公例不过是许多事实的总结束。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求出解释这个公例的理由。我们要问何以说得越少，引起的美感反而越深刻？何以无言之美有如许势力？ 想答复这个问题，先要明白美术的使命。人类何以有美术的要求？这个问题本非一言可尽。现在我们姑且说，美术是帮助我们超现实而求安慰于理想境界的。人类的意志可向两方面发展：一是现实界，一是理想界。不过现实界有时受我们的意志支配，有时不受我们的意志支配。譬如我们想造一所房屋，这是一种意志。要达到这个意志，必费许多力气去征服现实，要开荒辟地，要造砖瓦，要架梁柱，要赚钱去请泥水匠。这些事都是人力可以办到的，都是可以用意志支配的。但是现实界凡物皆向地心下坠一条定律，就不可以用意志征服。所以意志在现实界活动，处处遇障碍，处处受限制，不能圆满地达到目的，实际上我们的意志十之*都要受现实限制，不能自由发展。譬如谁不想有美满的家庭？谁不想住在极乐国？然而在现实界决没有所谓极乐美满的东西存在。因此我们的意志就不能不和现实发生冲突。 一般人遇到意志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半让现实征服了意志，走到悲观烦闷的路上去，以为件件事都不如人意，人生还有什么意味？所以堕落，自杀，逃空门种种的消极的解决法就乘虚而入了，不过这种消极的人生观不是解决意志和现实冲突最好的方法。因为我们人类生来不是懦弱者，而这种消极的人生观甘心让现实把意志征服了，是一种极懦弱的表示。 然则此外还有较好的解决法么？有的，就是我所谓超现实。我们处世有两种态度，人力所能做到的时候，我们竭力征服现实。人力莫可奈何的时候，我们就要暂时超脱现实，储蓄精力待将来再向他方面征服现实。超脱到哪里去呢？超脱到理想界去。现实界处处有障碍有限制，理想界是天空任鸟飞，极空阔极自由的。现实界不可以造空中楼阁，理想界是可以造空中楼阁的。现实界没有尽美尽善，理想界是有尽美尽善的。 姑取实例来说明。我们走到小城市里去，看见街道窄狭污浊，处处都是*厕所，当然感觉不快，而意志立时就要表示态度。如果意志要征服这种现实哩，我们就要把这种街道房屋一律拆毁，另造宽大的马路和清洁的房屋。但是谈何容易？物质上发生种种障碍，这一层就不一定可以做到。意志在此时如何对付呢？他说：我要超脱现实，去在理想界造成理想的街道房屋来，把它表现在图画上，表现在雕刻上，表现在诗文上。于是结果有所谓美术作品。美术家成了一件作品，自己觉得有创造的大力，当然快乐已极。旁人看见这种作品，觉得它真美丽，于是也愉快起来了，这就是所谓美感。 因此美术家的生活就是超现实的生活；美术作品就是帮助我们超脱现实到理想界去求安慰的。换句话说，我们有美术的要求，就因为现实界待遇我们太刻薄，不肯让我们的意志推行无碍，于是我们的意志就跑到理想界去求慰情的路径。美术作品之所以美，就美在它能够给我们很好的理想境界。所以我们可以说，美术作品的价值高低就看它超现实的程度大小，就看它所创造的理想世界是阔大还是窄狭。 但是美术又不是完全可以和现实界绝缘的。它所用的工具——例如雕刻用的石头，图画用的颜色，诗文用的语言——都是在现实界取来的。它所用的材料——例如人物情状悲欢离合——也是现实界的产物。所以美术可以说是以毒攻毒，利用现实的帮助以超脱现实的苦恼。上面我们说过，美术作品的价值高低要看它超脱现实的程度如何。这句话应稍加改正，我们应该说，美术作品的价值高低，就看它能否借极少量的现实界的帮助，创造极大量的理想世界出来。 在实际上说，美术作品借现实界的帮助愈少，所创造的理想世界也因而愈大。再拿相片和图画来说明。何以相片所引起的美感不画呢？因为相片上一形一影，件件都是真实的，而且应有尽有，发泄无遗。我们看相片，种种形影好像钉子把我们的想象力都钉死了。看到相片，好像看到二五，就只能想到一十，不能想到其他数目。换句话说，相片把事物看得忒真，没有给我们以想象余地。所以相片，只能抄写现实界，不能创造理想界。图画就不然。图画家用美术眼光，加一番选择的功夫，在一个完全境遇中选择了一小部事物，把它们又经过一番理想化，然后才表现出来。惟其留着一大部分不表现，欣赏者的想象力才有用武之地。想象作用的结果就是一个理想世界。所以图画所表现的现实世界虽极小而创造的理想世界则极大。孔子谈教育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相片是把四隅通举出来了，不要你劳力去“复”。图画就只举一隅，叫欣赏者加一番想象，然后“以三隅反”。 流行语中有一句说：“言有尽而意无穷”。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文学之所以美，不仅在有尽之言，而尤在无穷之意。推广地说，美术作品之所以美，不是只美在已表现的一部分，尤其是美在未表现而含蓄无穷的一大部分，这就是本文所谓无言之美。 因此美术要和自然逼真一个信条应该这样解释：和自然逼真是要窥出自然的精髓所在，而表现出来；不是说要把自然当作一篇印版文字，很机械地抄写下来。 这里有一个问题会发生。假使我们欣赏美术作品，要注重在未表现而含蓄着的一部分，要超“言”而求“言外意”，各个人有各个人的见解，所得的言外意不是难免殊异么？当然，美术作品之所以美，就美在有*，能拉得长，能缩得短。有*所以不呆板。同一美术作品，你去玩味有你的趣味，我去玩味有我的趣味。譬如莎氏乐府所以在艺术上占极高位置，就因为各种阶级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中都欢喜读他。有*所以不陈腐。同一美术作品，今天玩味有今天的趣味，明天玩味有明天的趣味。凡是经不得时代淘汰的作品都不是上乘。上乘文学作品，百读都令人不厌的。 就文学说，诗词比散文的*大；换句话说，诗词比散文所含的无言之美更丰富。散文是尽量流露的，愈发挥尽致，愈见其妙。诗词是要含蓄暗示，若即若离，才能引人入胜。现在一般研究文学的人都偏重散文——尤其是小说。对于诗词很疏忽。这件事实可以证明一般人文学欣赏力很薄弱。现在如果要提高文学，必先提高文学欣赏力，要提高文学欣赏力，必先在诗词方面特下功夫，把鉴赏无言之美的能力养得很敏捷。因此我很希望文学创作者在诗词方面多努力，而学校国文课程中诗歌应该占一个重要的位置。 本文论无言之美，只就美术一方面着眼。其实这个道理在伦理哲学教育宗教及实际生活各方面，都不难发现。老子《道德经》开卷便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就是说伦理哲学中有无言之美。儒家谈教育，大半主张潜移默化，所以拿时雨春风做比喻。佛教及其他宗教之能深入人心，也是借沉默神秘的势力。幼稚园创造者蒙台梭利利用无言之美的办法尤其有趣。在她的幼稚园里，教师每天趁儿童顽得很热闹的时候，猛然地在粉板上写一个“静”字，或奏一声琴。全体儿童于是都跑到自己的座位去，闭着眼睛蒙着头伏案假睡的姿势，但是他们不可睡着。几分钟后，教师又用很轻微的声音，从颇远的地方呼唤各个儿童的名字。听见名字的就要立刻醒起来。这就是使儿童可以在沉默中领略无言之美。 就实际生活方面说，世间最深切的莫如男女爱情。爱情摆在肚子里面比摆在口头上来得恳切。“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和“更无言语空相觑”，比较“细语温存”“怜我怜卿”的滋味还要更加甜蜜。英国诗人布莱克（blake）有一首诗叫做《爱情之秘》（love'ssecret）里面说： （一）切莫告诉你的爱情， 爱情是永远不可以告诉的， 因为她像微风一样， 不做声不做气的吹着。 （二）我曾经把我的爱情告诉而又告诉， 我把一切都披肝沥胆地告诉爱人了， 打着寒颤，耸头发地告诉， 然而她终于离我去了！ （三）她离我去了， 不多时一个过客来了。 不做声不做气地，只微叹一声， 便把她带去了。 这首短诗描写爱情上无言之美的势力，可谓透辟已极了。本来爱情完全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其深刻处是老子所谓不可道不可名的。所以许多诗人以为“爱情”两个字本身就太滥太寻常太乏味，个能拿来写照男女间神圣深挚的情绪。 其实何只爱情？世间有许多奥妙，人心有许多灵悟，都非言语可以传达，一经言语道破，反如甘蔗渣滓，索然无味。这个道理还可以推到宇宙人生诸问题方面去。我们所居的世界是最完美的，就因为它是最不完美的。这话表面看去，不通已极。但是实在含有至理。假如世界是完美的，人类所过的生活——比好一点，是神仙的生活，比坏一点，就是猪的生活——便呆板单调已极，因为倘若件件都尽美尽善了，自然没有希望发生，更没有努力奋斗的必要。人生最可乐的就是活动所生的感觉，就是奋斗成功而得的快慰。世界既完美，我们如何能尝创造成功的快慰？这个世界之所以美满，就在有缺陷，就在有希望的机会，有想象的田地。换句话说，世界有缺陷，可能性（potentiality）才大。这种可能而未能的状况就是无言之美。世间有许多奥妙，要留着不说出；世间有许多理想，也应该留着不实现。因为实现以后，跟着“我知道了！”的快慰便是“原来不过如是！”的失望。 天上的云霞有多么美丽！风涛虫鸟的声息有多么和谐！用颜色来摹绘，用金石丝竹来比拟，任何美术家也是作践天籁，糟蹋自然！无言之美何限？让我这种拙手来写照，已是糟粕枯骸！这种罪过我要完全承认的。倘若有人骂我胡言乱道，我也只好引陶渊明的诗回答他说：“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第三十三章 谈“流浪汉” 梁遇春 当人生观论战已经闹个满城风雨，大家都谈厌烦了不再去提起的时候，我一天忽然写一篇短文，叫做《人死观》。这件事实在有些反动嫌疑，而且该挨思想落后的罪名，后来仔细一想，的确很追悔。前几年北平有许多人讨论gentleman，这字应该要怎么样子翻译才好，现在是几乎谁也不说这件事了，我却又来喋喋，谈那和“君子”gentleman正相反的“流浪汉”vagabond，将来恐怕免不了自悔。但是想写文章时候，哪能够顾到那么多呢？ gentleman这字虽然难翻，可是还不及vagabond这字那样古怪，简直找不出适当的中国字眼来。普通的英汉字典都把它翻做“走江湖者”，“流氓”，“无赖之徒”，“游手好闲者”……，但是我觉得都失丢这个字的原意。vagabond既不象走江湖的卖艺为生，也不是流氓那种一味敲诈。“无赖之徒”“游手好闲者”都带有贬骂的意思，vagabond却是种可爱的人儿。在此无可奈何时候，我只好暂用“流浪汉”三字来翻，自然也不是十分合式的。我以为gentleman，vagabond这些字所以这么刁钻古怪，是因为它们被人们活用得太久了，原来的意义早已消失。于是每个人用这个字时候都添些自己的意思，这字的涵义越大，更加好活用了。因此在中国寻不出一个能够引起那么多的联想的字来。本来gentleman，vagabond这二个字和财产都有关系的，一个是拥有财产，丰衣足食的公子，一个是毫无恒产，四处飘零的穷光蛋。因为有钱，自然能够受良好的教育，行动举止也温文尔雅，谈吐也就蕴藉不俗，更不至于跟人铢锱必较，言语冲撞了。gentleman这字的意义就由世家子弟一变变做斯文君子。所以现在我们不管一个人出身的贵*，财产的有无，只要他的态度是温和，做人很正直，我们都把他当做gentleman。一班穷酸的人们被人冤枉时节，也可以答辩道：“我虽然穷，却是个gentleman。”vagabond这个字意义的演化也经过了同样的历程。本来只指那班什么财产也没有，天天随便混过去的人们。他们既没有一定的职业，有时或者也干些流氓的勾当。但是他们整天随遇而安，倒也无忧无虑，他们过惯了放松的生活，所以就是手边有些钱，也是胡里胡涂地用光，对人们当然是很慷慨的。他们没有身家之虑，做事也就痛痛快快，并不象富人那种畏首畏尾，瞻前顾后。酒是大杯地喝下去，话是随便地顺口开河，有时也胡诌些有趣味的谎语。他们万事不关怀，天天笑呵呵，规矩的人们背后说他们没有责任心。他们与世无忤，既不会桌上排着一斗黄豆，一斗黑豆，打算盘似地整天数自己的好心思和坏心思，也不会皱着眉头，弄出连环巧计来陷害人们。他们的行为是胡涂的，他们的心肠是好的。他们是大个顽皮小孩，可是也带了小孩的天真。他们脑里存了不少奇奇怪怪的幻想，满脸春风，老是笑迷迷的，一些机心也没有。……我们现在把凡是带有这种心情的人们都叫做vagabond，就是他们是王侯将相的子孙，生平没有离开家乡过也不碍事。他们和中国古代的侠客有些相像，可是他们又不像侠客那样朴刀横腰，给夸大狂迷住，一脸凶气，走遍天下专为打不平。他们对于伦理观念，没有那么死板地痴痴执著。我不得已只好翻做“流浪汉”，流浪是指流浪的心情，所以我所赞美的流浪汉或者同守深闺的小姐一样，终身未出乡里一步。 英国十九世纪末叶诗人和小品文作家斯密士alexandersmith对于流浪汉是无限地颂扬。他有一段描写流浪汉的文章，说得很妙。他说：“流浪汉对于许多事情的确有他的特别意见。比如他从小是同密尼表妹一起养大，心里很爱她，而她小孩时候对于他的感情也是跟着年龄热烈起来，他俩结合后大概也可以好好地过活，他一定把她娶来，并没有考虑到他们收入将来能够不能够允许他请人们来家里吃饭或者时髦地招待朋友。这自然是太鲁莽了。可是对于流浪汉你是没法子说服他。他自己有他一套再古怪不过的逻辑（他自己却以为是很自然的推论），他以为他是为自己娶亲的，并不是为招待他的朋友的缘故；他把得到一个女人的真心同纯洁的胸怀比袋里多一两镑钱看得重得多。规矩的人们不爱流浪汉。那班膝下有还未出嫁姑娘的母亲特别怕他——并不是因他为子不孝，或者将来不能够做个善良的丈夫，或者对朋友不忠，但是他的手不像别人的手，总不会把钱牢牢地握着。他对于外表丝毫也不讲究。他结交朋友，不因为他们有华屋美酒，却是爱他们的性情，他们的好心肠，他们讲笑话听笑话的本领，以及许多别人看不出的好处。因此他的朋友是不拘一类的，在富人的宴会里却反不常见到他的踪迹。我相信他这种流浪态度使他得到许多好处。他对于人生的希奇古怪的地方都有接触过。他对于人性晓得便透彻，好像一个人走到乡下，有时舍开大路，去凭吊荒墟古冢，有时在小村逆旅休息，路上碰到人们也攀谈起来，这种人对于乡下自然比那坐在四轮马车里骄傲地跑过大道的知道得多。我们因为这无理的骄傲，失丢了不少见识。一点流浪汉的习气都没有的人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斯密士说到流浪汉的成家立业的法子，可见现在所谓的流浪汉并不限于那无家可归，脚跟如蓬转的人们。斯密士所说的只是一面，让我再由另一个观察点——流浪汉和gentleman的比较——来论流浪汉，这样子一些一些凑起来或者能够将流浪汉的性格描摹得很完全，而且流浪汉的性格复杂万分，（汉既以流浪名，自不是安分守己，方正简单的人们）绝不能一气说清。 英国文学里分析gentleman的性格最明晰深入的文章，公推是那位叛教分子纽门ne26ddcnanjohnhenrynewan：纽门（1801-1*0），英国红衣主教及作家。的《大学教育的范围同性质》。纽门说：“说一个人他从来没有给别人以苦痛，这句话几乎可以做‘君子’的定义……‘君子’总是从事于除去许多障碍，使同他接近的人们能够自然地随意行动；‘君子’对于他人行动是取赞同合作态度，自己却不愿开首主动……真正的‘君子’极力避免使同他在一块的人们心里感到不快或者颤震，以及一切意见的冲突或者感情的碰撞，一切拘束、猜疑、沉闷、怨恨；他最关心的是使每个人都很随便安逸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这样小心翼翼的君子，我们当然很愿意和他们结交，但是若使天下人都是这么我让你，你体贴我，扭扭捏捏地，谁也都是捧着同情等着去附和别人的举动，可是谁也不好意思打头阵；你将就我，我将就你，大家天天只有个互相将就的目的，此外是毫无成见的，这种的世界和平固然很和平，可惜是死国的和平。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欢迎那豪爽英迈，勇往直前的流浪汉。他对于自己一时兴到想干的事趣味太浓厚了，只知道口里吹着调子，放手做去，既不去打算这事对人是有益是无益，会成功还是容易失败，自然也没有虑及别人的心灵会不会被他搅乱，而且“君子”们袖手旁观，本是无可无不可的，大概总会穿着白手套轻轻地鼓掌。流浪汉干的事情不一定对社会有益，造福于人群，可是他那股天不怕，地不怕，不计得失，不论是非的英气总可以使这麻木的世界呈现些须生气，给“君子”们以赞助的材料，免得“君子”们整天掩着手打呵欠（流浪汉才会痛快地打呵欠，“君子”们总是像林黛玉那样子抿着嘴儿）找不出话讲，我承认*的少女，再嫁的寡妇都是造福于社会的，因为没有她们，那班贞洁的小姐，守节的孀妇就失丢了谈天的材料，也无从来赞美自己了。并且流浪汉整天瞎闹过去，不仅目中无人，简直把自己都忘却了。真正的流浪汉所以不会引起人们的厌恶，因为他已经做到无人无我的境地，那一刹那间的*是他惟一的指导，他自己爱笑，也喜欢看别人的笑容，别的他什么也不管了。“君子”们处处为他人着想，弄得不好，反使别人怪难受，倒不如流浪汉的有饭大家吃，有酒大家喝，有话大家说，先无彼此之分，人家自然会觉得很舒服，就是有冲撞地方，也可以原谅，而且由这种天真的冲撞更可以见流浪汉的毫无机心。真是像中国旧文人所爱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流浪汉任性顺情，万事随缘，丝毫没有想到他人，人们却反觉得他是最好的伴侣，在他面前最能够失去世俗的拘束，自由地行动。许多人爱留连在乌烟瘴气的酒肆小茶店里，不愿意去高攀坐在王公大人们客厅的沙发上，一班公子哥儿喜欢跟马夫*人整天打伙，不肯到他那客气温和的亲戚家里走走，都是这种道理。 纽门又说：“君子知道得很清楚，人类理智的强处同弱处，范围同限制。若使他是个不信宗教的人，他是太精明太雅量了，绝不会去嘲笑或者反宗教；他太智慧了，不会武断地或者热狂地反教。他对于虔敬同信仰有相当的尊敬；有些制度他虽然不肯赞同，可是他还以为这些制度是可敬的良好的或者有用的；他礼遇牧师，自己仅仅是不谈宗教的神秘，没有去攻击否认。他是信教自由的赞助者，这并不只是因为他的哲学教他对于各种宗教一视同仁，一半也是由于他的性情温和近于女性，凡是有文化的人们都是这样。”这种人修养功夫的确很到家，可谓火候已到，丝毫没有火气，但是同时也失去活气，因为他所磨练去的火是prometheus由上天偷来做人们灵魂用的火。十八世纪第一画家reynolds是位脾气顶好的人，他的密友约翰生（就是那位麻脸的胖子）一天对他说：“reynolds你对于谁也不恨，我却爱那善于恨人的人。”约翰生伟大的脑袋蕴蓄有许多对于人生微妙的观察，他通常冲口而出的牢骚都是入木三分的慧话。恨人恨得好（agoodhater）真是一种艺术，而且是人人不可不讲究的。我相信不会热烈地恨人的人也是不知道怎地热烈地爱人。流浪汉是知道如何恨人，如何爱人。他对于宗教不是拼命地相信，就是尽力地嘲笑。donne，herrick，celleni都是流浪汉气味十足的人们，他们对于宗教都有狂热；voltaire，nietzsche这班流浪汉就用尽俏皮的辞句，热嘲冷讽，掉尽枪花，来讥骂宗教。在人生这幕悲剧的喜剧或者喜剧的悲剧里，我们实在应该旗帜分明地对于一切不是打倒，就是拥护，否则到处妥协，灰色地独自踯躅于战场之上，未免太单调了，太寂寞了。我们既然知道人类理智的能力是有限的，那么又何必自作聪明，僭居上帝的地位，盲目地对于一切主张都持个大人听小孩说梦话态度，保存一种白痴的无情脸孔，暗地里自夸自己的眼力不差，晓得可怜同原谅人们低弱的理智。真真对于人类理智力的薄弱有同情的人是自己也加人跟着人们胡闹，大家一起乱来，对人们自然会有无限同情。和人们结伙走上错路，大家当然能够不言而喻地互相了解。当浊酒三杯过后，大家拍桌高歌，莫名其妙地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那时人们才有真正的同情，对于人们的弱点有愿意的谅解，并不像“君子”们的同情后面常带有我佛如来怜悯众生的冷笑。我最怕那人生的旁观者，所以我对于厚厚的约翰生传会不倦地温读，听人提到addison的旁观报就会皱眉，虽然我也承认他的文章是珠圆玉润，修短适中，但是我怕他那像死尸一般的冰冷。纽门自己说“君子”的性情温和近于女性（thegentlenessandeffeminacyoffeeling），流浪汉虽然没有这类在台上走式步伐的旖旎风光，他却具有男性的健全。他敢*地和生命肉搏，打个你死我活。不管流浪汉的结果如何，他的生活是有力的，充满趣味的，他没有白过一生，他尝尽人生的各种味道，然后再高兴地去死的国土里遨游。这样在人生中的趣味无穷翻身打滚的态度，已经值得我们羡慕，绝不是女性的“君子”所能晓得的。 耶稣说过：“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流浪汉无时不是只顾目前的痛快，早把生命的安全置之度外，可是他却无时不尽量地享受生之乐。守己安分的人们天天守着生命，战战兢兢，只怕失丢了生命，反把生命真正的快乐完全忽略，到了盖棺论定，自己才知道白宝贵了一生的生命，却毫无受到生命的好处，可惜太迟了，连追悔的时候都没有。他们对于生命好似守财虏的念念不忘于金钱，不过守财虏还有夜夜关起门来，低着头数血汗换来的钱财的快乐，爱惜生命的人们对于自己的生命，只有刻刻不忘的担心，连这种沾沾自喜的心情也没有，守财虏为了金钱缘故还肯牺牲了生命，比那什么想头也消失了，光会顾惜自己皮肤的人们到底是高一等，所以上帝也给他那份应得的快乐。用句罗素的老话，流浪汉对于自己生命不取占有*，是被创造*的势力鼓舞着。实在说起来，宇宙间万事万物流动不息，那里真有常住的东西。只有灭亡才是永存不变的，凡是存在的天天总脱不了变更，这真是“*常转”。26ddcnarryat,cooper,loti,conrad等等去描写它，而他们的名著又能够博多数人的同情。蔼理斯曾把人生比做跳舞，若使世界真可说是个跳舞场，那么流浪汉是醉眼朦胧，狂欢地跳二人旋转舞的人们。规矩的先生们却坐在小桌边无精打采地喝无聊的咖啡，空对着似水的流年怅惘。 流浪汉在无限量地享受当前生活之外，他还有丰富的幻想做他的伴侣。dickens的《块肉余生述》里面的mica26ddcnasefield说：“缺乏幻想能力的人民是会灭亡的。”幻想同矛盾是良好生活的经纬。流浪汉心里想出七古八怪的主意，干出离奇矛盾的事情。什么传统正道也束缚他不住，他真可说是自由的骄子，在他的眼睛里，世界变做天国，因为他过的是天国里的生活。 若使我们翻开文学史来细看，许多大文学家全带有流浪汉气味。shakespeare偷过人家的鹿，benjonsonmarlo26ddcnoirs）过了几千年还没有失去光辉。augustine少年时放荡异常，他的忏悔录却同托尔斯泰（他在莫斯科纵欲的事迹也是不可告人的）的忏悔录，卢骚的忏悔录同垂不朽。富兰克林也是有名的流浪汉，不管他怎样假装做正人君子，他那浪子的骨头总常常露出，只要一念cobbett攻击他的文章就知道他是个多么古怪的一个人。dequincey的《英国一个吃鸦片人的忏海录》，这个名字已经可以告诉我们那内容了。做《罗马衰亡史》的gibbon，他年青时候爱同教授捣乱，他那本薄薄的自传也是个愉快的读物。jeffries一心全在自然的美上面，除开游荡山林外，什么也不注意，他那《心史》是本冰雪聪明，微妙无比的自白。记得从前美国一位有钱老太太希望他的儿子成个文学家，写信去请教一位文豪，这位文豪回信说：“每年给他几千镑，让他自己鬼混去罢。”这实在是培养创造精神的无上办法。我希望想写些有生气的文章的大学生不死滞在文科讲堂里，走出来当一当流浪汉罢。最近半年北大的停课对于中国将来文坛大有裨益，因为整天没有事只好逛市场跑前门的文科学生免不了染些流浪汉气息。这种千载一时的机会，希望我那些未毕业的同学们好好地利用，免贻后悔。 前几年才死去的一位英国小说家conrad在他的散文集《人生与文学》内，谈到一位有流浪汉气的作家luffmann，说起有许多小女读他的书以后，写信去向他问好，不禁醋海生波，顾影自怜地（虽然他是老舟子出身）叹道：“我平生也写过几本故事（我不愿意无聊地假装自谦）既属纪实，又很有趣。可是没有女人用温柔的话写信给我。为什么呢？只是因为我没有他那种流浪汉气。家庭中可爱的*魔王对于这班无法无天的人物偏动起怜惜的心肠。”流浪汉确是个可爱的人儿，他具有完全男性，情怀潇洒，磊落大方，哪个怀春的女儿见他不会倾心。俗语说：“痴心女子负心汉。”就是因为负心汉全是处处花草颠连的浪子，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头，他那痛快淋漓的气概自然会叫那老被人拘在深闺里的女孩儿一见心倾，后来无论他怎地负心总是痴心地等待着。中古的贵女爱骑士，中国从前的美人爱英雄总是如花少女对于风尘中飘荡人的一往情深的表现。红拂的夜奔李靖，乌江军帐里的虞姬，随着范蠡飘荡五湖的西施……这些例子也不知道有多少。清朝上海窑子爱姘马夫，现在电影明星姘汽车夫，姨太太跟马弁*也是同样的道理。总之流浪汉天生一种叫人看着不得不爱的情调，他那种古怪莫测的行径刚中女人爱慕热情的易感心灵。岂只女人的心见着流浪汉会熔，我们不是有许多瞎闹胡乱用钱行事乖张的朋友，常常向我们借钱捣乱，可是我们始终恋着他们率直的态度，对他们总是怜爱帮忙。天下最大的流浪汉是*教里的魔鬼。可是那个人心里不喜欢魔鬼。在莎士比亚以前英国神话剧盛行时候，丑角式的魔鬼一上场，大家都忙着拍手欢迎，魔鬼的一举一动看客必定跟着捧腹大笑。robertlynd在他的小品文集《橘树》里《论魔鬼》那篇中说《失乐园》诗所说的撒但在我们想像中简直等于儿童故事里面伟大英猛的海盗。凡是儿童都爱海盗，许多人念了密尔敦史诗觉得诡谲的撒但比板板的上帝来得有趣得多。魔鬼的堪爱地方太多了，不是随便说得完，留得将来为文细论。 清末有几位王公贝勒常在夏天下午换上叫花子的打扮，偷跑到什刹海路旁口唱莲花向路人求乞，黄昏时候才解下百衲衣回王府去。我在北京住了几年，心中很羡慕旗人知道享乐人生，这事也是一个证明。大热天气里躺在柳荫底下，顺口唱些歌儿，自在地饱看来往的男男女女；放下朝服，着半件轻轻的破衫，尝一尝暂时流浪汉生活的滋味，这是多么知道享受人生。戏子的生活也是很有流浪汉的色彩，粉墨登场，去博人们的笑和泪，自己仿佛也变做戏中人物，清末宗室有几位很常上台串演，这也是他们会寻乐地方。白浪滔天半生奔走天下，最后人艺者之家，做一个门弟了，他自己不胜感慨，我却以为这真是浪人应得的涅。不管中外，戏子*必定是人们所喜欢的人物，全靠着他们是社会中最显明的流浪汉。dickens的小说所以会那么出名，每回新书时候，要先通知警察到书店门口守卫，免得购书的人争先恐后打起架来，也是因为他书内大脚色全是流浪汉，pickwick俱乐部那四位会员和他们周游中所遇的人们，《双城记》中的carton等等全是第一等的流浪汉。《儒林外史》的杜少卿，《水浒》的鲁智深，《红楼梦》的柳二郎，《老残游记》的补残老是深深地刻在读者的心上，变成模范的流浪汉。 流浪汉自己一生快活，并且凭空地布下快乐的空气，叫人们看到他们也会高兴起来，说不出地喜欢他们，难怪有人说：“自然创造我们时候，我们个个都是流浪汉，是这俗世把我们弄成个讲究体面的规矩人。”在这点我要学着卢骚，高呼“返于自然”。无论如何，在这麻木不仁的中国，流浪汉精神是一服极好的兴奋剂，最需要的强心针。就是把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一笔勾销，我们也希望能够过个有趣味的一生，不像现在这样天天同不好不坏，不进不退的先生们敷衍。写到这里，忽然记起东坡一首西江月，觉得很能道出流浪汉的三昧，就抄出做个结论罢！ 照野弥弥浅浪， 横空隐隐层霄， 障泥未解玉骄， 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 莫教踏碎琼瑶， 解鞍枕绿杨桥， 杜宇一声春晓。 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锵，疑非尘世也。书此语桥柱上。 第三十四章 我们的城堡 何其芳 站在我们坐宅的门外便可以望见一个*在丛林间的石筑城堡。它本来蹲踞在一座小山上，或者说一片大的岩石上，但远远看去，竟像是那蓊郁的林木的苍翠把它高高举到天空中了。 像一个方形的灰白色的楼阁矗立在天空中。但这是它的侧面。它的身体实际是狭小而长的；在它下面几百步之外，在那岩边，一条石板路可以通到县城；曾经有多少人从那路上走过啊，而那些过路人抬头看见这城堡往往喜欢把它比作一只汽船，但比他们见过的那些能驶行到川河里的汽船，这城堡是稍长稍大的，在它里面可以住着六家人户。 它是由我们祖父一辈很亲的六房人合力建筑的。在二十年以前我们家乡开始遭受着匪徒的骚扰，避难者上洞上寨，所谓洞是藉着岩半腰的自然的空穴，筑一道城墙以防御，虽据有天险但很怕长期的围攻，因为粮食与水的来源既完全断绝，而当残酷的敌人应用熏老鼠的方法时又是很难忍受的。寨则大小总是一座小城了。但那些大寨子里居住着数十人家，不仅很难齐心合力，而且甚至有了匪徒来攻有做内应者的事了。所以我们很亲的六房人便筑了这样一个小城堡。 这城堡实在是很狭小的，每家不过有着四间屋子，后面临岩，前面便对着城墙。屋子与城墙之间的几步宽的过道是这城堡中的唯一的街。 我曾先后在它里面关闭了五六年。 冰冷的石头；小的窗户；寂寞的悠长的岁月。 但我是多少清楚的记得那些岁月，那些琐碎不足道的故事。那我曾在它上面跑过无数次的城墙，那水池，和那包着厚铁皮的寨门。我还能一字不错的背诵出那刻在门内一边石壁上的铭记的开头两三行： 蒲池冈陵惟兹山最险，由山麓以至绝顶，临下而俯视，绝壑万仞，渺莫测其所穷…… 在后面“撰并书”之上刻着我一位叔父的名字，最后一行是记载着时间：*六年某月某日。我那位叔父在家族间是以善写字和读书读到文理通顺著称的，从前祖父每次提到他便慨叹着科举的废止。然而我那些差不多都是清谈家兼批评家的舅舅却当着我的面谈论他，讥笑他，挑他的错，成为一种乐事。现在我要说明的是寨子后面虽临着绝岩不过四五丈高，前面不过斜斜的数十级石梯伸到寨门，“绝壑万仞”一类的话实在有点儿夸大。 人的记忆是古怪的。它像一个疏疏的网，有时网着的又不过是一些水珠。我再也想不起移居到这新落成的城堡的第一天是在什么季节，并给我一些什么印象了，关于这城堡我最早的记忆是石匠们的凿子声，工人们的打号声，和高高的用树木扎成的楼架。 这时正修着寨门侧的爬壁碉楼和寨尾的水池。匪徒们围攻寨子时总是不顾危险的奔到门前，用煤油燃烧，虽包了铁皮的门也有被毁的可能的，所以在门的侧边不能不补修一个碉楼以资防卫了。至于水池，和储藏食粮的木仓一个，更是必需的设备，而寨尾的一片空地又恰好凿成一个大的方池。 石匠们用凿子把那些顽强的岩石打成整齐的长石条，工人们便大声的打着号子，流着汗，抬着它们到那摇摇的楼架上去，数丈高的碉楼便渐渐的完成了。 可赞叹的人力在一个六七的孩子的眼中第一次显示了它的奇迹。 石匠们去了又来了铁匠。那风箱是怎样呼呼的响而熔炉里又发出怎样高的火光啊，黑色的坚硬的铁投进炉火后用长脚的钳子夹出来便变为红色而柔软了，在砧、锤和人的手臂合奏的歌声中它们有了新的生命，成了梭标头上的刀刺或者土炮、土枪。 那个脸上手掌上都着煤污的铁匠在我记忆里是一个和气的人。他在一条大路的旁边开着小铁铺，平常制造着的铁器，是锄头、镰刀、火钳、锁和钥匙。虽然有人说他也给小偷们制造一种特为穿墙挖壁的短刀，但那一定是很稀少的，正如替我们城堡里制造杀人的利器一样。 把刀刺装在长木丙上，类乎古代的长矛的武器，我们称为梭镖。夜里在城墙上巡守的人便执着它，防备匪徒们偷偷搭着轻便的巨竹制成的长梯爬进城来。女墙上都堆满了石头，也是一种临时应用的武器。至于那些放在墙跟脚，凿有小而深的穴，准备用时装上火药，引线，然后立着投下去的石头则有点儿像炸弹了，虽说我这比拟不啻嘲笑它们的简陋。假若那些原始的武器知道世界上有许多比它们强万倍的同类，一定会十分羞惭的。 后来一种土制的新式兵器来到这城堡里了，我们称为“毛瑟”，大概是摹仿着那个名叫毛瑟的德国人发明的步枪而制造的，不过十分粗劣。但在那时已是不易多得的了，每家仅有一枝。 本来寨上是限制着不住外人的，但有一房的亲戚要来寄居，既是亲戚当然便算例外了。他一家人住在岩尾的那个碉楼里。他有着一只真正的洋枪，我们称它为“九子”，因为可以同时装上九颗子弹，那位微微发胖的老先生宠爱着它犹如生命。他在家里时曾被匪徒围攻过，靠着他的奋勇和这个铁的助手，竟把匪徒杀退了，随后恐怕再度的被围攻，所以到我们寨上来寄居。 日子缓缓的过去，别处的洞或寨里被攻破的消息继续的传来。我们不能不一种经常的警备了。于是每天晚上每家出两个守寡人，分两班守夜，而统领的责任则由六家轮流负担，于是每天晚上，那时节已是寒冷天气吧，城门楼上燃烧着熊熊的火，守寨的大人们和喜欢热闹的孩子们都围火坐着，谈笑或者说故事，对于虚拟中的匪徒的来袭没有一点恐惧，燃烧着的是枝干已被斫伐去，从地下掘出来的蟠曲如蛰龙的树根，而那火光也就那样郁结。孩子们总要到吃了夜半的点心，守寨人换班后才回去睡觉。 那火光仿佛是我们那些寂寞的岁月中的唯一的温暖，唯一的快乐，照亮了那些黑暗的荒凉的夜，使我现在还能从记忆里去烘烤我这寒冷的手。 那时寨上已有着两家私塾，但我都未附入读书。我家里另为我聘请一位老先生，他就是我的发蒙师，由于他的老迈也由于我的幼小，似乎功课并不认真，我常有时间去观光那个学堂。有一位先生是很厉害的，绰号“打铁”，我常听见他统治的那间屋子里的夏楚声，夹着号哭的读书声，或者发见我那些顽皮的隔房叔父，兄弟，手里捧着污旧的书本，跪在那挨近厕所的门外。 这些景象是不愉快的，远不如晚上在城门楼上守夜有趣。而在这样的昼与夜的交替之中，时间已逝去了不少，我们已在寨上住了一年多了。还是没有匪徒来侵犯。一天晚上，在我们寨的下面几百步之外的岩边，在那可以通到县城去的石板路上，有一些可疑的人走着了，但是我们发出警问之前，他们便大声的打着招呼，说他们借路过。很显然的他们是匪徒，不过既不侵犯我们，大家主张不加阻碍的让他们走过。第二天听说某家被绑架了。 又过去了不少日子。一天上午，那岩边的大路上又有一群可疑的人缓缓的走过来，像赶了市集回来人们。我们站在城墙上，指点着那些横在他们肩头的东西，想辨别到底是农人们挑米挑柴的扁担还是枪枝，突然可怕的枪声响了，他们大声的疯狂的喊叫着，奔到寨脚下来了，尖锐的枪弹声从屋顶飞过，檐瓦跟着坠落下来。那不过二十几个人的虚张声势的喊叫竟似乎撼摇动了这座石城。守寨的是忙乱的还击着，但城墙很高，又在一座小山上，枪声与喊叫并不是两只翅磅可以抬着他们飞上来的，所以在最初一阵疯狂之后他们的声势便渐渐低落了。 在这时候发生了一幕插戏。匪徒们似乎感到攻破这个寨子的希望已经消失，于是泄气的喊着他们的目的是来复仇，喊着我们那位寄居的亲戚的名字，喊着交出他去。那位微微发胖的老先生听见后十分愤怒了，背上他的枪，要大家开了城门，让他一个人出去拼命。费了许多拦阻，劝解，他才平息了气。 大人们为着孩子们欢喜大胆的乱跑，于是我们都关闭在寨后一个爬壁碉楼里，由私塾的先生看管。而我就再也不能用眼睛窥伺这战争的开展了。 枪声是时而衰歇，时而兴奋的响着，到了天黑时才完全停止了。但匪徒们仍围在寨脚下，附近的几家农人的草屋便作了营幕，寨上的人们更防守得严密，恐怕晚上的偷袭。 这一整天战争的结果是一个可怜的石匠受了伤。当他走在城墙上时，一粒枪弹从那开在女墙上的炮眼里飞进去，中在他的一只腿上。他受伤后还跛着从城墙上走下来。 第二天匪徒们派本地的无赖到寨门前来议和，以付与若干钱为解围的条件。最奇怪的是竟磋商定了一个数目。寨上的人们不愿再有可怕的战争，只得承认一个数目，但又怕全数付与后他们食言（匪徒们是并不尊重这类条约或者协定的，）所以拖延的付与他们一部分，等待着县城里的援救。那里县城里已有了一个团练局，援救被匪徒围困的寨子是他们的责任。 议和成功以后虽说寨上的人仍日夜提心吊胆的防守着，但总听不见刺耳的枪声了。匪徒们常常仰起头和守寨人亲善的交谈着。一天晚上，寨里因偶然的不慎，一枝枪走火了，响了一下，匪徒们竟大声的提出质问或者抗议。守寨人的答复是顽皮的孩子放了一个大爆竹。 那偶然的不慎的从枪筒里飞出来的子弹又落在另一个石匠的腿上了。我似乎还听见了他那一声哀号。 一直被围困到第五天，我们盼望的救援才到来了，匪徒们并没有怎样抵抗便开始逃走，一路放火烧了几处房子，那红色的火光仿佛欢送着他们的归去。 解围后我便随着全家的人出走了，奔到外祖母家里去住了一夜。那夜我做了一个可笑的梦，梦见匪徒们打开了门进来，举手枪瞄准，我顺手抓起一个脸盆来遮蔽，枪弹在它底上发出当的一声。我还很清晰的记得这个梦。在围城中我并没有感到恐惧，从围城逃出来后反有点儿忐忑不安了，尤其是当夜里听见了或远或近的狗吠。 从此我与这城堡分别了三四年。 从此过着*的日子，过早的支取了一份人生经验，孤苦，饥寒，忧郁，与人世的白眼。我不想一一的说出那些寄居过的地方，那些陋巷，总之那种不适宜于生长的环境使我变成怯懦而又执拗，无能而又自负，没有信任也没有感谢的漠视着这个充满了人类的世界了。 回到了乡土后我又在外祖母家里寄居了很久。那缺乏人声与温暖的宽大的古宅使那些日子显得十分悠长，悠长。 我已十二岁了，大概这时家里的人以为我已年龄不小，应该好好开始读书了吧，于是我又回到那久别的城堡里。在那后面的爬壁碉楼里我过了三年家塾生活。第一年书籍并没有和我发生友谊，不知是它们不愿意亲近我这个野孩子还是我不愿意亲近它们。但第二年我突然征服了这些脾气古怪，难于记认，更难于使用的方块字，能自己读书，并渐渐的能作不短的文章了。大人们都归功那们懒惰的先生。但这里面的秘密我自己是知道得清楚的。教会我读书不是那位先生，而是那些肖像绘图的白话旧小说以至于文言的《聊斋志异》。使我作文进步的也不是他的删改，指导，而是那些行间的密圈与文后赞许的批语。 然而我的快乐并不在于作出一篇得密圈和好批语的文章，那不过是功课而已。我最大的享受与娱乐是以做完正课后的光阴去自由的翻阅家中旧书箱里的藏书，从它们我走入了古代，走入了一些想象里的国土。我几乎忘记了我像一根小草寄生在干渴的岩石上，我不满意的仅仅是家里藏书太少。 这时乡下已比较安静了，人们像初春的蛰虫一样陆续从洞或寨搬回宽大的坐宅里去了，这城堡里只剩下两家长期居住，我家和那位作石壁上的铭记的叔父家。我家由于大人们过分的谨慎小心，而那叔父家则在分家之后尚未建造坐宅。 于是这城堡像一个隔绝人世的荒岛。 我终日听见的是窗外单调的松涛声，望见的是重叠的由近而远到天际的山岭。我无从想象那山外又白云外是一些什么地方，我的梦也是那样模糊，那样狭小。 但在我的十五岁时我终于像安徒生童话里的那只丑小鸭离开了那局促阴暗的乡土飞到外面来了，虽说外面不过是广大的沙漠，我并没有找到一片澄清的绿水可以照见我是一只天鹅。 现在我回到了乡土，我的家早已搬回坐宅，那位叔父也建造好了一所新房，那城堡里只留下一个守门人陪伴着它的荒凉了。 一天下午我带着探访古迹的情怀重去登临一次，我竟无力仔细寻视那些满是尘土的屋子，打开那些堆在楼板上的书箱，或者走到那爬壁碉楼里去坐在那黑漆的长书案前，听着窗外的松涛，思索一会儿我那些昔日。 那些寂寞，悠长，有着苍白色的平静的昔日。 我已永远丧失了它们，但那倒似乎是一片静止的水，可以照见我憔悴的颜色。 第三十五章 四季随笔 吉辛 当我今天在金色阳光下散步时——在这个秋末温暖与平静的日子里——心中突然涌起一种想法，使我停步，心中有些迷惑。我对自己说：我的生命已经过去了。我肯定应当明白这个简单事实，它确已成为我沉思内容之一，经常影响我的心情。但此事从未见诸文字、口语。我的生命已经过去，这句话我说了一次或两次，以便让我的耳朵测其真实性。无论如何奇怪，它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就如同去年生日时我的岁数一样，是不可否认的。 我的年岁吗？在生命的这个时期，很多人正鞭策自己从事新的努力，计算着十年或二十年的追求与造就，我或许也可以再活数年。但对我来说，不再有活力，不再有野心。我已经有过机会——并知道自己利用它干了些什么。 这个想法有一会儿几乎使我恐惧。什么，我？昨天还是一个年轻人，还在计划着，希望着，展望未来，前程无限。我是那样精力充沛，目空一切，今天竟然只有回顾和怀恋过去？这怎么可能呢？但是，我还没有做什么事，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我只是在作准备——仅是一个生活的学徒，我的头脑在跟我胡闹，这只是我暂时的幻觉，我要振奋起来，回到常识上来——回到我的计划、活动与热切的享乐上来。 然而，我的生命已经过去了。 人生是多么渺小！我知道哲学家是怎么说的；我背诵过他们关于人生短暂的词句——不过在此以前，我不相信他们的话。这就是一切吗？一个人的生命可以是如此短暂，如此空虚吗？我徒然要自己相信：我的生命现在才真正开始，那流汗、恐怖的日子根本不是生活；现在只要我愿意，就可以过有价值的生活。这可能只是*，但它并不模糊一个事实：我面前决不会再看到机会与希望了。我已经“退休”了，对我，如同对退休商人一样，生命已成为过去。我可以回顾已走完的过程，那多么渺小呀！我不禁想要大笑一番，可我控制自己，只是微笑一下。 最好只是微笑，不带轻蔑，尽力忍耐，而不过分自怜自艾。毕竟，我还从未感到事情的可怕，我可以不费力地把它摆在一旁。生命完了——那有什么关系？总的来说，人生究竟是痛苦的，还是欢乐的，甚至现在我也说不准——事实本身阻止我把损失看得太认真了。这有什么关系呢？不露面的命运，命令我生出来，扮演我的这个小角色，然后重归寂静。对此我是赞成，还是反对？我没有像别人那样遭受不堪忍受的委屈，遭受**上或精神上可怕的悲痛，让我感谢上苍吧。能这样安逸地走完人生旅程的一大部分，难道还不够幸福吗？如果我对于它的短暂无为感到诧异，那只是我自己的错误。那些比我先死的人的声音，已充分警告了我。最好现在看到真理，并接受它，以免在软弱的日子里陷入恐惧惊讶，徒然怨天尤人。我宁愿高兴，而不愿悔恨，我不再为此忧思闷想了。 第三十六章 随笔二则 蒙田 热爱生命 我对某些词语赋予特殊的含义，拿“度日”来说吧。天色不佳，令人不快的时候，我将“度日”看做是“消磨光阴”，而风和日丽的时候，我却不愿意去“度”，这时我是在慢慢赏玩、领略美好的时光。坏日子，要飞快去“度”，好日子，要停下来细细品尝。“度日”、“消磨时光”的常用语令人想起那些“哲人”的习气。他们以为生命的利用不外乎在于将它打发、消磨，并且尽量回避它，无视它的存在，仿佛这是一件苦事、一件*物似的。至于我，我却认为生命不是这个样的，我觉得它值得称颂，富有乐趣，即便我自己到了垂暮之年也还是如此。我们的生命受到自然的厚赐，它是优越无比的，如果我们觉得不堪生之重压或是白白虚度此生，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 “糊涂人的一生枯燥无味，躁动不安，却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来世。” 不过。我却随时准备告别人生，毫不惋惜。这倒不是因生之艰辛或苦恼所致，而是由于生之本质在于死。因此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享受生活要讲究方法。我比别人多享受到一倍的生活，因为生活乐趣的大小是随我们对生活的关心程度而定的。尤其在此刻，我眼看生命的时光无多。我就愈想增加生命的分量。我想靠迅速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我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狡猾流逝的光阴。剩下的生命愈是短暂，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 众师之师 ——人类的无知 人人都应有自知之明，这一训诫实在十分重要。智慧与光明之神就把这一条箴言刻在自己神庙的门楣上，似乎认为此警语已包含他教导我们的全部道理。柏拉图也说：所谓智慧，无非是实施这一箴言。从色诺芬的著作中，可知苏格拉底也曾一步步地证明这一点。无论哪一门学问，唯有入其门径的人才会洞察其中的难点和未知领域，因为要具备一定程序的学识才有可能察觉自己的无知。要去尝试开门才知道我们面前的大门尚未开启。柏拉图的一点精辟见解就是由此而来的：有知的人用不着去求知，因为他们已经是有知者；无知的人更不会去求知，因为要求知，首先得知道自己所求的是什么。 因此，在追求自知之明的方面，大家之所以自信不疑，心满意足，自以为精通于此，那是因为：谁也没有真正弄懂什么。正像在色诺芬的书中，苏格拉底对欧迪德姆（euthydeme）指出的那样。 我自己没有什么奢望。我觉得这一箴言包含着无限深奥、无比丰富的哲理。我愈学愈感到自己还有许多要学的东西，这也就是我的学习成果。我常常感到自己的不足，我生性谦逊的原因就在于此。 阿里斯塔克说：“从前全世界仅有七位智者，而当前要找七个自知无知的人也不容易。”今天我们不是比他更有理由这样说吗？自以为是与固执己见是愚蠢的鲜明标志。 我凭自己的切身经验谴责人类的无知。我认为，认识自己的无知是认识世界的最可靠的方法。那些既已看到自己或别人的虚浮的榜样还不愿意承认自己无知的人，就请他们听听苏格拉底的训诫去认识这一点吧。苏格拉底是众师之师。 第三十七章 钓台的春昼 郁达夫 因为近在咫尺，以为什么时候要去就可以去，我们对于本乡本土的名区胜景，反而往往没有机会去玩，或不容易下一个决心去玩的。正唯其是如此，我对于富春江上的严陵，二十年来，心里虽每在记着，但脚却没有向这一方面走过。一九三一，岁在辛未，暮春三月，春服未成，而中央党帝，似乎又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了。我接到了警告，就仓皇离去了寓居。先在江浙附近的穷乡里，游息了几天，偶尔看见了一家扫墓的行舟，乡愁一动，就定下了归计。绕了一个大弯，赶到故乡，却正好还在清明寒食的节前。和家人等去上了几处坟，与许久不曾见过面的亲戚朋友，来往热闹了几天，一种乡居的倦怠，忽而袭上心来了，于是乎我就决心上钓台访一访严子陵的幽居。 钓台去桐庐县城二十余里，桐庐去富阳县治九十里不足，自富阳溯江而上，坐小火轮三小时可达桐庐，再上则须坐帆船了。 我去的那一天，记得是阴晴欲雨的养花天，并且系坐晚班轮去的，船到桐庐，已经是灯火微明的黄昏时候了，不得已就只得在码头近边的一家旅馆的楼上借了一宵宿。 桐庐县城，大约有三里路长，三千多烟灶，一二万居民，地在富春江西北岸，从前是皖浙交通的要道，现在杭江铁路一开，似乎没有一二十年前的繁华热闹了。尤其要使旅客感到萧条的，却是桐君山脚下的那一队花船的失去了踪影。说起桐君山，却是桐庐县的一个接近城市的灵山胜地，山虽不高，但因有仙，自然是灵了。以形势来论，这桐君山，也的确是可以产生出许多口音生硬，别具风韵的桐严嫂来的生龙活脉。地处在桐溪东岸，正当桐溪和富春江合流之所，依依一水，西岸便瞰视着桐庐县市的人家烟树。南面对江，便是十里长洲；唐诗人方干的故居，就在这十里桐洲九里花的花田深处。向西越过桐庐县城，更遥遥对着一排高低不定的青峦，这就是富春山的山子山孙了。东北面山下，是一片桑麻沃地，有一条长蛇似的管道，隐而复现，出没盘曲在桃花杨柳洋槐榆树的中间，绕过一支小岭，便是富阳县的境界，大约去程明道的墓地程坟，总也不过一二十里地的间隔。我的去拜谒桐君，瞻仰道观，就在那一天到桐庐的晚上，是淡去微月，正在作雨的时候。 鱼梁渡头，因为晚渡无人，渡船停在东岸的桐君山下。我从旅馆踱了出来，先在离轮埠不远的渡口停立了几分钟。后来向一位来渡口洗夜饭米的年轻少妇，弓身请问了一回，才得到了渡江的秘诀。她说：“你只须高喊两三声，船自会来的。”先谢了她教我的好意，然后以两手围成了播音的喇叭，“喂，喂，渡船请摇过来！”地纵声一喊，果然在半江的黑影当中，船身摇动了。渐摇渐近，五分钟后，我在渡口，却终于听出了咿呀柔橹的声音，时间似乎已经入了酉时的下刻，小市里的群动，这时候都已经静息，自从渡口的那位少妇，在微茫的夜色里，藏去了她那张白团团的面影之后，我独立在江边，不知不觉心里头却兀自感到了一种他乡日暮的悲哀。渡船到岸，船头上起了几声微微的水浪清音，又铜东的一响，我早已跳上了船，渡船也已经掉过头来了。坐在黑影沉沉的舱里，我起先只在静听着柔橹划水的声音，然后却在黑影里看出了一星船家在吸着的长烟管头上的烟火，最后因为被沉默压迫不过，我只好开口说话了：“船家！你这样的渡我过去，该给你几个船钱？”我问。“随你先生把几个就是。”船家的说话冗慢幽长，似乎已经带着些睡意了，我就向里摸出了两角钱来。“这两角钱，就算是我的渡船钱，请你候我一会，上山去烧一次夜香，我是依旧要渡过江来的。”船家的回答，只是恩恩乌乌，幽幽同牛叫似的一种鼻音，然而从继这鼻音而起的两三声轻快的咳声听来，他却似已经在感到满足了，因为我也知道，乡间的义渡，船钱最多也不过是两三枚铜子而已。 到了桐君山下，在山影和树影交掩着的崎岖道上，我上岸走不上几步，就被一块乱石绊倒，滑跌了一次，船家似乎也动了恻隐之心了，一句话也不发，跑将上来，他却突然交给了我一盒火柴。我于感谢了一番他的盛意之后，重整步武，再摸上山去，先是必须点一枝火柴走三五步路的，但到得半山，路既就了规律，而微云堆里的半规月色，也朦胧地现出一痕银线来了，所以手里还存着的半盒火柴，就被我藏入了袋里。路是从山的西北，盘曲而上，渐走渐高，半山一到，天也开朗了一点，桐庐县市上的灯火，也星星可数了。更纵目向江心望去，富春江两岸的船上和桐溪合流口停泊着的船尾船头，也看得出一点一点的火来。走过半山，桐君观里的晚祷钟鼓，似乎还没有息尽，耳朵里仿佛听见了几丝木鱼钲钹的残声。走上山顶，先在半途遇着了一道道观外围的女墙，这女墙的栅门，却已经掩上了。在栅门外徘徊了一刻，觉得已经到了此门而不进去，终于是不能满足我这一次暗夜冒险的好奇怪僻的。所以细想了几次，还是决心进去，非进去不可，轻轻用手往里面一推，栅门却呀的一声，早已退向了后方开开了，这门原来是虚掩在那里的。进了栅门，踏着为淡月所映照的石砌平路，向东向南的前走了五六十步，居然走到了道观的大门之外，这两扇朱红漆的大门，不消说是紧闭在那里的。到了此地，我却不想再破门进去了，因为这大门是朝南向着大江开的，门外头是一条一丈来宽的石砌步道，步道的一旁是道观的墙，一旁便是山坡，靠山坡的一面，并且还有一道二尺来高的石墙筑在那里，大约是代替栏杆，防人倾跌下山去的用意，石墙之上，铺的是二三尺宽的青石，在这似石栏又似石凳的墙上，尽可以坐卧游息，饱看桐江和对岸的风景，就是在这里坐它一晚，也很可以，我又何必去打开门来，惊起那些老道的恶梦呢！ 空旷的天空里，流涨着的只是些灰白的云，云层缺处，原也看得出半角的天，和一点两点的星，但看起来最饶风趣的，却仍是欲藏还露，将见仍无的那半规月影。这时候江面上似乎起了风，云脚的迁移，更来得迅速了，而低头向江心一看，几多散乱着的船里的灯光，也忽明忽灭地变换了一变换位置。 这道观大门外的景色，真神奇极了。我当十几年前，在*的游程里，曾向瓜州京口一带，消磨过不少的时日。那时觉得果然名不虚传的，确是某露寺外的江山，而现在到了桐庐，昏夜上这桐君山来一看，又觉得这江山之秀而且静，风景的整而不散，却非那天下第一江山的北固山所可与比拟的了。真也难怪得严子陵，难怪得戴征士，倘使我若能在这样的地方结屋读书，以养天年，那还要什么的*厚禄，还要什么的浮名虚誉哩？一个人在这桐君观前的石凳上，看看山，看看水，看看城中的灯火和天上的星云，更做做浩无边际的无聊的幻梦，我竟忘记了时刻，忘记了自身，直等到隔江的击柝声传来，向西一看，忽而觉得城中的灯影微茫地减了，才跑也似地走下了山来，渡江奔回了客舍。 第二日清晨，觉得昨天在桐君观前做过的残梦正还没有续完的时候，窗外面忽而传来了一阵吹角的声音。好梦虽被打破，但因这同吹筚篥似的商音哀咽，却很含着些荒凉的古意，并且晓风残月，杨柳岸边，也正好候船待发，上严陵去；所以心里虽怀着了些儿怨恨，但脸上却只现出了一痕微笑，起来梳洗更衣，叫茶房去雇船去。雇好了一只双桨的渔舟，买就了些酒菜鱼米，就在旅馆前面的码头上上了船，轻轻向江心摇出去的时候，东方的云幕中间，已现出了几丝*，有八点多钟了。舟师急得利害，只在埋怨旅馆的茶房，为什么昨晚上不预先告诉，好早一点出发。因为此去就是七里滩头，无风七里，有风七十里，上钓台去玩一趟回来，路程虽则有限，但这几日风雨无常，说不定要走夜路，才回来得了的。 过了桐庐，江心狭窄，浅滩果然多起来了。路上遇着的来往的行舟，数目也是很少，因为早晨吹的角，就是往建德去的快班船的信号，快班船一开，来往于两岸之间的船就不十分多了。两岸全是青青的山，中间是一条清浅的水，有时候过一个沙洲，洲上的桃花菜花，还有许多是晓得名字的白色的花，正在喧闹着春暮，吸引着蜂蝶。我在船头上一口一口的喝着严东关的药酒，指东话西地问着船家，这是什么山，那是什么港，惊叹了半天，称颂了半天，人也觉得倦了，不晓得什么时候，身子却走上了一家水边的酒楼，在和数年不见的几位已经做了党官的朋友高谈阔论。谈论之余，还背诵了一首两三年前曾在同一的情形之下做成的歪诗。 不是尊前爱惜身， 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 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 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器终无补， 义士纷纷说帝秦。 直到盛筵将散，我酒也不想再喝了，和几位朋友闹得心里各自难堪，连对旁边坐着的两位陪酒的名花都不愿意开口。正在这上下不得的苦闷关头，船家却大声的叫了起来说： “先生，罗芷过了，钓台就在前面，你醒醒罢，好上山去烧饭吃去。” 擦擦眼睛，整了一整衣服，抬起头来一看，四面的水光山色又忽而变了样子了。清清的一条浅水，比前又窄了几分，四围的山包得格外的紧了，仿佛是前无去路的样子。并且山容峻削，看去觉得格外的瘦格外的高。向天上地下四围看看，只寂寂的看不见一个人类。双桨的摇响，到此似乎也不敢放肆了，钩的一声过后，要好半天才来一个幽幽的回响，静，静，静，身边水上，山下岩头，只沉浸着太古的静，死灭的静，山峡里连飞鸟的影子也看不见半只。前面的所谓的钓台山上，只看得见两大个石垒，一间歪斜的亭子，许多纵横芜杂的草木。山腰里的那座祠堂，也只露着些废垣残瓦，屋上面连炊烟都没有一丝半缕，好像好久好久没有人住了的样子。并且天气又来得阴森，早晨曾经露一露脸过的太阳，这时候早已深藏在云堆里了，余下来的只时有时无从侧面吹来的阴飕飕的半箭儿山风。船靠了山脚，跟着前面背着酒菜鱼米的船夫走上严先生祠堂的时候，我心里真有点害怕，怕在这荒山里要遇见一个干枯苍老得同丝瓜筋似的严先生的鬼魂。 在祠堂西院的客厅里坐定，和严先生的不知第几代的裔孙谈了几句关于年岁水旱的话后，我的心跳也渐渐儿的镇静下去了，嘱托了他以煮饭烧菜的杂务，我和船家就从断碑乱石中间爬上了钓台。 东西两石垒，高各有二三百尺，离江面约两里来远，东西台相去只有一二百步，但其间却夹着一条深谷。立在东台，可以看得出罗芷的人家，回头展望来路，风景似乎散漫一点，而一上谢氏的西台，向西望去，则*里的情景，却绝对的不像是在人间了。我虽则没有到过瑞士，但到了西台，朝西一看，立时就想起了曾在照片上看见过的威廉退儿的祠堂。这四山的幽静。这江水的青蓝，简直同在画片上的珂罗版色彩，一色也没有两样，所不同的就是在这儿的变化更多一点，周围的环境更芜杂不整齐一点而已，但这却是好处，这正是足以代表东方民族性的颓废荒凉的美。 从钓台下来，回到严先生的祠堂——记得这是洪杨以后严州知府戴重建的祠堂——西院里饱啖了一顿酒肉，我觉得有点酩酊微醉了。手拿着以火柴柄制成的牙签，走到东面供着严先生神像的龛前，向四面的破壁上一看，翠墨淋漓，题在那里的竟多是些俗而不雅的过路*的手笔。最后到了南面的一块白墙头上，在离屋檐不远的一角高处，却看到了我们的一位新近去世的同乡夏灵峰先生的四句似邵尧夫而略带感慨的诗句。夏灵峰先生虽则只知崇古，不善处今，但是五十年来，像他那样的顽固自尊的亡清遗老，也的确是没有第二个人。比较起现在的那些官迷的南满尚书和东洋宦婢来，他的经术言行，姑且不必去论它，就是以骨头来称称，我想也要比什么罗三郎郑太郎辈。重到好几百倍。慕贤的心一动，熏人臭技自然是难熬了，堆起了几张桌椅，借得了一枝破笔，我也向高墙上在夏灵峰先生的脚后放上了一个陈屁，就是在船舱的梦里，也曾微吟过的那一首歪诗。 从头上跳将下来，又向龛前天井去走了一圈，觉得酒后的干喉，有点渴痒了，所以就又走回到了西院，静坐着喝了两碗清茶。在这四大无声，只听见我自己的啾啾喝水的舌音冲击到那座破院的败壁上去的寂静中间，同惊雷似的一响，院后的竹园里却忽而飞出一声闲长而又有节奏似的鸡啼的声来。同时在门外面歇着的船家，也走进了院门，高声的对我说： “先生，我们回去罢，已经是吃点心的时候了，你不听见那只鸡在后山啼么？我们回去罢！” 第三十八章 生活是美好的 齐亚特 生活是美好的，只有被称为人的这类动物歪曲生活之美，因为人类并未像其他万物生灵那样循着天定正途、大自然的引导和真主的启示生活，而是按其自定法则生活，这些法则乃是其依据唯我主义、狂妄自大和个人好恶所随意制定的。所以，他常对同类行恶，与异类为敌，或许兽类会为食色而相互残杀，鸟类会为食色而相互撕咬，但那种残杀和撕咬只是短暂的行为，既无预谋，亦无后仇，更没有伴随其后的罪恶。而人类则与之不同，他是平安之中的浑浊，生活之中的灰尘。他有记忆力，所以对往事念念不忘，将仇怨牢记在心；他有洞察力，所以常为自己制造布满恐惧的未来。他的现在是永无休止、永不消歇的炽烈厮杀，他要么为记忆中昨天的旧恨复仇；要么为预见中今天的食物而不择手段地攫取；要么为想象中明天的恐惧而小心防范。 生活是美好的，比之更美好的是生灵，是能够感受、品尝、体会到这种美好并以其点缀自身的万物生灵。鸟儿美于花园，因为它懂得怎样将花园中的五颜六色装点到自己的羽毛上，将花园中的乐曲集于自己的啭鸣；狮子美于森林，因为它能够使森林的威严活生生地体现在它的威严之中。将森林的雍容和庄重体现在它的雍容和庄重之中；骆驼美于沙漠，因为它将自己溶于大漠之间，使大漠中的山丘化为它的形体，将大漠的黄沙描绘在它的肤色之中；鲸鱼美*，因为大海是它生命的一部分，平静的海水、汹涌的波涛和湍急的水流便是构成它这部分生命的内涵。 仿佛大千世界之中的万物生灵都在追随着大自然，受其影响，与其同步共进，只有人类例外，因为他们偏离了主在创造他们时为他们确定的正途，主便只好专为他们派遣先知和使者，为他们开办学校提供经书，但光明怎能照进盲人之眼，雷声又焉能震动聋子之耳！ 生活是美好的，它的美并不局限于某个民族而不惠于另一个民族，亦不局限于某个阶层而不惠于另一个阶层，它的美是主在上天与下界撒播的艺术灵光。让我们全身心地去追寻，尽情地去享受吧！凡有听觉、视觉和感觉的人，都会在每一个景致中发现美，都会在每一个地方感受到美。那些对生活之美熟视无睹的人，生活的自然之花在他们身上已然枯萎，他们的感官已然麻木，所以，存在于他们和世间万物之间的真实和正确的思维纽带已然断裂。 美是大自然保护生活、保存生命本质的手段，它以美使散离的东西重新聚合，使离散的生灵重新汇聚；同时，美是内心的愉悦，是心灵的光环，是精神的慰藉。谁的感觉和意识中充满了美，那他便青春永驻、处处是春天！ 生活是美好的，美的感受，其表现是欢乐与幸福。你会看到：哪儿笼罩着暮气与忧伤，哪儿的生活便是被疲惫所困扰，被丑恶所蚀化，被邪恶所败坏。那里生灵的悟性便会死亡，或者美丑被倒置，善恶被颠倒。大自然之美须由心灵之美去感应，生活的清醇须由心灵的清纯与之对应。对于那些感觉阴暗、暮气沉沉的人来说，生活的醇美他们是永远品尝不到的。 要成为心灵美的人，方能视万物皆美，包括原本丑的东西。何时你意识中充满了美的感觉、美的感受，世界便会在你心中显得无比美好，苦味在你口中便会变得甘汁如饴，苦酿便会在你口中变成玉液琼浆，你会情不自禁地向往去尼罗河、花园岛和乡村一游，同鸟儿一道鸣唱，同蝴蝶一道飞舞，同鱼儿一道戏水。你可同富翁们比富有，同他们赛欢乐你可以自豪地对他们说：美好产生出来的幸福远远超过金钱产生出来的幸福，金钱属于你们，你们只能自己享用，而美好则属于主，可把它施与众人！ 生活是美好的，生活之子啊，你是这美好的继承者，你为何将头扭向别处，对它视而不见，将忌妒和仇视的目光投向那些生活奢侈的人们？他们终日沉湎于享乐，或上山行猎，或雪地溜冰，或水中浮游，君不见·开罗市区和郊外，有着不可胜数的天然美景，向生灵散播着无限的享受，这些美景和享受足以遏止你对富有的忌恨，足以平缓你对生活的忿怒。这美丽的尼罗河在它神奇的两岸之间奔涌向前，为两岸平添了许多娇美。有谁能阻止平民百姓在尼罗河中泛舟荡桨，有谁能阻止他们乘舟劈浪戏水，又有谁能阻止在尼罗河两岸举行各种比赛盛会和娱乐集会？你可以任意在早晚哪个时分在尼罗河岸边徜徉，都会感到在笼罩着岸边和水中的无边静谧之中，尼罗河仿佛在人烟罕至的旷野上奔流。倘若没有横跨两岸之间的座座大桥，没有这些；车马行人自东岸到西岸的必由之路，开罗人定会像赞颂穆盖塔木山那样赞颂它！ 我们生活中的懒惰、软弱、气馁以及沮丧等诸般不快的阴影统统抛到了尼罗河中和花园岛上，从而使尼罗河像沼泽一般停止流动，使得花园岛像墓地一般静寂。所以，你看到人们默默垂首徜徉于尼罗河岸边或花园岛的花丛间，仿佛是在默默地注视或静静地反思！ 第三十九章 良善的生活 罗素 对幸福的生活，不同的时代及不同的人们持有许多不同的概念。在某限界中，这不同处依从于论证；这是当人们在达成目的之诸种方法上的不同。有人认为监狱就是阻止犯罪的好方法；其他人认为教育比较好些。这种不同只能凭着充足的证据来决定。但有些相异就不能如此试验；托尔斯泰谴责一切战争，别的一些人认为一个兵士为着正义而从事战争是极其高尚的。此处可能包括着目的上的真正不同，称赞兵士的人通常认为惩罚这事本身是好的；托尔斯泰并不这样想。在这种事上没有论证是可能的，因此，我不能证明我对良善生活的见解是正确的；我只能陈述我自己的见解，而期望尽量得到同意。我的见解是： “良善生活是由爱贯注且由知识导引的生活”。 知识与爱皆可无限扩展，因此无论生活多么好，总是能想象得到更美好的生活。有知识而无爱，有爱而无知识，皆不能产生踊种良善的生活。在中世纪里，当在一个地方出现疾疫时，圣人就劝告人们群集教堂为救援辐祈祷，结果是传染病以惊人速度在群集的祈求者中蔓延开来。这是爱而无知之一例。上述大战提供出知而无爱的一项例子。在两种的情况下其结果是大规模的死亡。 虽然爱与知识两者都必要，但在一种意义里爱是更为基本的，理由是它会引导睿智之人去寻求知识，以发现如何有利于他们所爱的人。但若人们并不睿智，他们会以相信人们所告诉他的而自满，并且会不顾最纯正的利益而为害。医学或许提供出我所指的最好例证。对于一个病人，一位能干的医生比最热忱的朋友更有用，而医学知识之进展在增进群体健康上比误导的博爱主义更有用。虽然如此，但一项仁慈的因子，即使是富人要凭科学的发现而获益的话，亦是有用的。 “爱”这字概括着不同的情绪，当我想将它们都包容在这字的意义中时，我曾任意使用它。“爱”作为一项情绪——这是我所论及者，因为“在原则上”爱的意义在我看来并不清晰——是在两个极点之间移动着：一端是构思的纯粹快乐；另一端是纯粹的慈悲。于涉及无生机对象之处才有快乐发生；我们不能在一种风景或一支奏鸣曲上感到仁慈。这类消遣大概是艺术之源泉。它在年少的孩童中比*更强，*易于以一种功利论的观点去看待事物。它在我们对人的情感上担任重大的角色，如将它们想成美学的构思之对象时，有些人具有魅力，有些人相反。 爱之另一端是纯粹慈悲。人们曾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帮助麻风病患者；竟至他们所感到的爱不能有任何美学消遣之因子在内。双亲之爱一向随伴着对孩子的外观之喜欢而生，但当这因子完全不具备时，这爱仍然强烈。将一位母亲对患病孩童的热心称之为“慈悲”似乎可笑，因为我们惯于使用这词去记述一种极不真实的淡薄情绪。但极难找出任何其他词去记述对别人的福利之**。事实上这样一项**在双亲的情感上会达到任何有力的程度。在其他情境里，它较不浓厚：看来所有利他的情绪是双亲式情感之“心理升华”或泛滥。由于一个较好的世界之需要，我将称这情绪为“慈悲”。但我想明示出我正读到的是一种情感而非原则，并且我并不把任何（像通常与这字相联的）优越性情感包括在内。“同情”这词部分表达出我所意谓者，但忽略了我所愿涵容在内的行动因子。 最完美的爱是一种乐爱与善意两项因子之不可分的结合。双亲之一对于一个美而成功的孩子之喜爱结合着这两项因子；最佳形式的**亦然。但在**中，慈悲只在于获得占有；理由是否则妒忌会将它毁灭，同时或许事实上增加了构思上的乐爱。乐爱而无善意则是残忍的；善意而无乐爱极易趋向冷酷及少量优越感。一个期望被爱的人希望成为包括这两项因子的爱之对象，除非在极端软弱的情境里，例如幼童时代或者患着重病。在这情境里，所欲求即是慈悲，相反的，在极端强健的情境里，需要赞美之**更强于需要慈悲：这是统治者及名佳丽的心理状况。我们愈感到需要他人的协助或者愈感到他们之为害时，我们仅期望他的善意，至少看来像是“生物学上的情境逻辑”，但它对生命而言并不十分真确。我们期望热爱，为的是逃避孤寂之感，为了能够如此（就如我们所说的能被“了解”）。这是同情的事，不仅是慈悲；以热爱使我们满足的人不必仅是愿我们好，而必须了解我们的幸福是由什么构成的。但这届于良善生活的另一个因子：即知识。 在一个完满的世界里，每个有情感的人，对其他任何人来说，那是最完满的。由乐爱、慈悲及不可分地互相交织的了解所复合成的爱之对象。它并不能推衍出我们在这实际世界里，该试图对任何自己遇到的有情感的人持有这种情感。有许多人是我们所不能感到乐爱的，因为他们令人厌恶；若我们强制自己的本性去试图发现他们之中的美感，我们仅会弄钝我们对自然地发现为美的事物之情感。不用说，人类之中有着跳蚤，臭虫及虱子；我们在能思考这些动物之前，我们很难像古代水手那样抑制自己。有些圣人（这是真的）曾称他们为“上帝之珠”；但这些圣人所乐爱者乃是夸示他们自己的情感之机会。 慈悲易于扩散，但即使是慈悲，亦有其限制。假定某人想娶一位女士，若他发现别人也想娶她时，我们不该认为他最好是撤退回来；我们该把它当作是公平竞争的场合。但他对敌手的情感不可能“完全”慈悲。我认为良善生活之所有记述中，我们必须假定动物式的活力及本能的某种基础；没有了这一点，生命就变得死板而无趣。文明该对它有所增益，而非取代它；禁欲主义的圣者及孤立的贤者在这方面无法成为完整的人。他们之中的少数人会使一个社会群富足；但由于他们所构成的世界会使人烦闷窒死。 这些考虑导致对“乐爱之因子乃是最佳的爱之成素”的强调。在这世界里乐爱不可避免的是抉择性的，而且阻止我们对所有的人类持有相同的情感；当冲突发生于乐爱与慈悲之间时，它们一向必须靠妥协来决定，而非是凭对任何一者的完全投降来决定。本性具有它的权利，而若我们压制它到达某一点，它会以微妙的方式报复。因而在企向一种良善的生活中，心中必须切记人理可能性之限度。此处我们再度回到知识的必要性上来了。 当我说知识是良善生活之一项成素时，我心目中并不是想到了伦理知识，而是想到科学知识以及特殊事实之知识。我并不认为有伦理知识存在。若我们意欲达成某项目的，知识会展示方法给我们，然而这种知识会松弛地当成伦理知识。但我并不相信我们能决定何种行为是对或错，除非依凭对这行为的可能结果之指涉。既定一项企图达成的目的，科学方面的事是去发现，如何达成它。所有的道德律必须借检验“它们是否能实现我们所欲的目的”来试验。我是说我们所欲的目的，而非我们所“应该”欲求的目的。我们所“应该”欲求的仅是一些其他人所希望我们企欲的。通常它是权威当局——父母、教师、警察、法官——所希望我们企欲的。若你对我说“你该如此这般去做”，你的评语之动机，只在于我企求你的拥护——总归，可能有报酬或惩罚伴随着你的赞成与不赞成；由于一切行为发自**，显然伦理意念（除非当它们影响到企欲）并无重要性。他们基于企欲赞成或者恐惧不被赞成而这样做。这些都是有力的社会强制力，而若我们想要实现任何社会目的的话，我们自然会努力把它们赢到我们这边来。当我说行为之道德是就其可能的结果来裁决时，我意谓自己企欲看到，可能会实现我们企求的社会目的之行为得到赞成，而对相反的行为不赞成。现在这一点并未做到；现有某种传统规范，依它们说来，拥护与否乃是不论结果地被分派出来。这是我们在下节将谈到的论题。 理论伦理学之多余，在简单的情境里显然可见。例如，假定你的孩子病了。爱，使你想将病治愈，而科学告诉你如何去做。其中并没有伦理理论的一段中间介绍阶段向你证明你最好是治愈你孩子的病。你的行动直接来自对一项目的之企求，加上方法之知识。这对一切行动都同等为真，不论善或恶。目的不同，则知识对相同的情境比对不同情境更为适切。然而并没有任何可以想象出的方法使得人们去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所可能的是靠一种赏罚原则去改变他们的企求，在这系统中社会的赞同与否并非是最有力的。这赏罚原则如何布置得能够担保立法当局的最大量所欲事物？若我说立法当局持有不良的意图，我仅是意谓它的意图与我所属的社群的某部分之意图冲突。除了人类的欲求之外并无道德指示如此，区分伦理学与科学并不是任何特殊的一种知识，而是欲求。伦理学中所需的知识正如其他领域中的知识一样：特别的是某些目的是**之所求，而且正确的行为对它们有所助益。当然，若“正确行为”之界说是以造成广泛的吸引力，则那些目的必须是大部分人类所欲的。若我将“正确行为”界定为“增加我自己收入的行为”，读者就会不同意。任何伦理论证之整个效果在于它的科学部分，即是说，在于证明一种行为而并非是他种行为，而其方法是完成广泛所欲的目的。我无论如何将伦理论据与伦理教育区分开。后者在于加强某种**而减弱另一类。这是极不同的过程，它将在后面分别讨论。 我们现在可以更为正确地解释本文之始所展开的良善生活之界说的要意。当我说良善生活是由爱构成，由知识导引，推动我的是尽可能去过这样的生活之求，而且帮助他人去过这种生活；这述辞之逻辑涵蕴是，在人们如此生活着的一个社群中，更多的欲求将比在一个较少爱或较少知识的地方更易于满足。我并非意谓这是一种“美德的”生活或者跟它相反的生活是“罪孽的”，理由是没有科学证明为合理的概念。 第四十章 透明的生活 d贝尔 现代社会的文化改造主要是由于大众消费的兴起，或者由于中低层阶级从前视为奢侈品的东西在社会上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过去的奢侈品现在不断地升级为必需品，到头来人们竟难以相信普通人曾经无缘受用某一种普通物品。举例来说，由于玻璃生产中难以解决温度、均匀性和透明性等问题，大块窗玻璃曾是罕见而昂贵的奢侈品。但在1902年法国人福考尔引入挤压成形的机械制法之后，它们就成为城市商店门面和乡村住宅的普通装饰物，从而构成了一系列新陈设和新景观。 大众消费始于本世纪20年代。它的出现归功于技术革命，特别是由于大规模使用家用电器（如洗衣机、电冰箱、吸尘器等等），它还得助于三项社会发明：一、采用装配线流水作业进行大批量生产，这使得汽车的廉价出售成为可能；二、市场的发展，促进了鉴别购买集团和刺激消费**的科学化手段；三、比以上发明更为有效的分期付款购物法的传播，彻底打破了新教徒害怕负债的传统顾虑。伴之而来的交通和通讯革命奠定了国民社会和共同文化的根基。总起来看，大规模消费意味着人们在生活方式这一重要领域接受了社会变革和个人改造的观念，这给那些在文化和生产部门创新、开路的人以合法的地位。 大众消费的象征——以及技术彻底改革社会习惯的主要方式——当然是汽车。弗莱德里克·路易斯·艾伦评论说，我们今天简直无法想象，当人们完全依赖铁路和马车这些运输工具时，他们的社区是何等分散、何等疏远！紧靠铁路的城镇实际上也可能是遥远的。如果一个农民住在离县城五英里开外的地方，对他来说，带着家人去城里过周末就是一件大事。而到十英里之外去访友，可能要花一整天时间，因为马需要休息和喂草料。每个小镇，每个农庄，都依靠自身条件开展娱乐和交际。人的视野狭小，终年生活在熟人与熟物之中。 汽车一举扫荡了闭塞的小镇社会原有的众多规则。正如安德鲁·辛克莱所说，19世纪道德观之所以成为令人压抑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不能逃离那个地方，因而也无法回避过失的结果。到了本世纪20年代中期，社会学家林德夫妇在小镇米德尔顿看到，那儿的男女青年觉得驱车20英里到路边客店去跳舞根本不算回事，反倒能躲开邻居们窥探的目光。密封的小轿车作为中产阶级的私室，成了爱冒险的年轻人放纵*、打破旧禁的地方。 变革的第二件大事是电影闯入了封闭的小镇社会。电影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是窥探世界的窗口。又是一组白日梦、幻想、打算、逃避现实和无所不能的示范——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电影作为世界的窗口，首先起到了改造文化的作用。林德夫妇十年后重访米德尔顿时看到：“米德尔顿的居民世代相传，认为性是一件可怕的事，人们有关性的行为……总是被尽可能地排斥在视觉和注意力之外。”电影里却是例外，年轻人因而都喜欢聚集在银幕之前。 青少年不仅喜欢电影，还把电影当成了一种学校。他们模仿电影明星，讲电影上的笑话，摆演员的姿势，学习*之间的微妙举止，因而养成了虚饰的老练。在他们设法表现这种老练，并以外露的确信行为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困惑和犹疑时，他们遵循的“与其说是……他们谨小慎微的父母的生活方式，不如说是……自己周围的另一种世界的生活”。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物（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非法酒店的合法化，以及人们在狂欢聚会上放纵自己的习惯，都为所谓“自由”观念提供了例证。路易斯·雅各布斯写道：“人们一面嘲笑道德观，嘲笑电影上男女主角老式的‘善心’，一面开始注重物质上的享受。” 汽车、电影和无线电本是技术上的发明。而广告术、一次性丢弃商品和信用赊买才是社会学上的创新。戴维·m·波特评论说，不懂广告术就别指望理解现代通俗作家，这就好比不懂骑士崇拜就无法理解中世纪吟游诗人，或者像不懂*教就无法理解16世纪的宗教复兴一样。 广告术颇不寻常的地方是它的普遍渗透性。如果没有灯光标牌，什么才能作为大城市的标志呢？人们乘飞机掠过市区时，可以看到在夜幕的背景上，一丛丛五彩缤纷的灯光广告在闪烁不停，宛如晶莹的宝石。在大都市的中心地区——泰晤士广场、皮卡迪利大街、香榭丽舍大街、银座等等——人们攒聚到闪耀着的霓虹灯广告下，汇入熙来攘往的人流之中，分享都市的活力。如果要考虑广告术的社会影响，那么它最直接、常为人所忽视的作用正是改造城市中心的面貌。整修城市市容时，譬如说更换旧教堂、市政厅或宫廷塔楼，广告就在我们的文明的门面上打上“烙印”。它是货物的标记，新生活方式展示新价值观的预告；正如流行的做法那样，广告术突出了商品的迷人魅力。小汽车被说成是“美满生活”的象征，它的诱惑力无处不在。可以说，消费经济借助于表面事物而得以存在。人们所展示、所炫耀的，都是成就的标志。19世纪末叶，成就意味着社会地位的迁升。现在不复如此，它意味着采取特殊的生活方式——如参加乡村俱乐部，摆摆艺术派头，养成旅游习惯，或沉迷于自己的爱好等等——这些都标志着人们是消费社团的成员。 在成分复杂、社团众多、地位流动的社会里，广告术也起着多种“中介”作用。美国大概是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将文化变革融合于社会结构的国家，许多社会地位问题的产生，完全是因为这种变革快得令人晕头转向。实际上很少有几个国家能够如此迅速地吸收变革。主要的社会机构——家庭、教堂和教育体系建立起来，以便传播确认的社会习惯。在迅速变化的社会里，必然会出现行为方式、鉴赏方式和穿着方式的混乱。社会地位变动中的人往往缺乏现成的指导，不易获得如何把日子过得比以前“更好”的知识。于是，电影、电视和广告就来为他们引路。在这方面，广告所起的作用不只是单纯地刺激需要，它更为微妙的任务在于改变人们的习俗。妇女杂志、家庭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扮，如何装潢家庭，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最初的变革主要在举止、衣着、趣尚和饮食方面，但或迟或早它将在更为根本的方面产生影响：如家庭权威的结构，儿童和青年怎样作为社会上的独立消费者，道德观的形式，以及成就在社会上的种种含义。 大规模消费和高水平生活一旦被视为经济体制的合法目的，所有这一切就出于社会对变革的需要及其对文化变革的接受而产生了。销售活动变成了当代美国最主要的事业。销售本身直接与节俭习惯相冲突，它强调挥霍；销售活动也反对禁欲主义，它鼓励讲排场、比阔气。 如果没有道德习俗的革命，即分期付款购物思想的发明，这一切都不可能出现。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就断断续续地推行过分期付款购物法，但那时它有两个弱点。第一，多数是卖给穷人，他们拿不出大宗款项，只好每星期付一笔。钱付给小商贩，他们一面卖货，一面按期收欠款。因此，这种买卖方式是经济能力不稳定的标志。第二，在中产阶级看来，这种买卖方式意味着背上债务，而负债是危险而糟糕的事情。正如米考伯（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穷汉）常说的那样，借债度日，寅吃卯粮，结果便是悲剧。讲道德的人只能依赖勤奋和节俭。如果想买东西，就应该攒钱。分期付款的鬼把戏是让人绕开“债方”而行，转而强调购物者的“信用”。通过邮局，欠款每月一清，这样的转账就有了商业往来的基础。 积蓄或禁酒是新教道德观的核心。加上亚当·斯密的吝惜或节俭观念，以及大拿骚的忌酒理论，新教徒坚定地认为，积蓄能成倍地扩大再生产，并可通过利息获得报偿；结果是人们储蓄的习惯发生了变化。多年来，人们害怕在银行透支，致使支票反弹。这种中产阶级道德观的严谨作风流行了很久；到了60年代末，银行大肆宣扬现金储备，允许储户超额几千美元支取现款（以后分月偿还）。人们再也用不着在拍卖场上抑制自己的一时*了。对所有的消费者的诱惑计划已全面得手。 vw市鲁克斯在评论天主教国家的道德伦理时曾说，只要天国的道德继续存在，世俗行为的变化将随之而定。在美国，新教那种天国道德大多已被淘汰，人世间的俗念开始恣情妄为了。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注重个人成就。它的具体衡量标准是工作与创造，并且习惯从一个人的工作质量来判断他的品质。50年代，成就模式依然存住，但它有了新的含义，即强调地位和趣尚。文化不再与如何工作，如何取得成就有关，它关心的是如何花钱、如何享乐。尽管新教道德观的某些习语沿用下来，事实上50年代的美国文化已转向享乐主义，它注重游玩、娱乐、炫耀和快乐——并带有典型的美国式强制色彩。 享乐主义的世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人在其间过着希望的生活，追求即将出现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而且一定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的东西。十年前，一份取名《*》的杂志大肆畅销，此事并非偶然——1970年它的发行量达600万份——主要原因是它怂恿男子的幻想，夸大他们的*。正如马克斯·伦纳所述；如果说性是美国生活最后的边疆，那么这个不断进取的社会在性的问题上也表现出最强烈的成功**。五六十年代，人们对**的崇拜取代了对金钱的崇拜，成为美国生活中的普遍追求。 美国享乐主义最有代表性的缩影是加利福尼亚州。《时代》杂志一则名为《加利福尼亚——令人兴奋的州》的封面报道开头说： 加利福尼亚实际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地方，但对所有美国人而言，它具有奇妙的诱惑力和兴奋力——甚至某种恐惧感。正如多数加州人所见，正大光明，无拘无束，大家一道群居，寻欢作乐，正是加州的好处所在。这些安乐乡的公民似乎永远是懒洋洋地闲荡在游泳池边，饱享日光浴，身背行装穿山越岭，裸着身子在海滩上嬉戏，每年长高一点儿，忙着从圣诞树上摘钱，下着上装四处兜风，在红杉林里跋涉——停下长喘口气时——他们便要面对妒嫉的世界在照相机前搔首弄姿。“我看到了未来”，刚从加州回来的人说，“它是玩闹的时代”。 结果是“娱乐道德观”代替了干涉*的“行善道德观”。若没有欢乐，人就要暗自反省：“我哪儿做错啦？”沃尔芬斯坦博士指出：“在过去，满足违禁的**令人产生负罪感。在今天，如果未能得到欢乐，就会降低人们的自尊心。” 娱乐道德观多半集中在性问题上。在此范围内，它对消费者的诱惑几乎无一例外，我以东部航空公司的两页生动广告为例，它刊登在1973年的一期《纽约时报》上：“请您像鲍*和凯洛尔、泰德和艾丽丝、菲尔和安妮那样欢度假期吧！”触目惊心的标题有意模仿电影《鲍*和凯洛力、泰德和艾丽丝》。这部讽刺片描写两对友好的夫妇如何笨拙地相互交换配偶取乐。 东部航空公司接着宣告：“我们送您飞往加勒比海。我们为您租好海边小屋。先飞后付。”付多少钱？东航没作说明，不过你可以拖欠（并忘掉内疚），过一个鲍*和凯洛尔、泰德和艾丽丝以及菲尔和安妮（为了搔人痒处又添了一对）式的痛快假期。请将它同富兰克林提出的13条美德略作比较，它们包括禁酒、节俭、沉静，还有贞洁。在世纪之交，中西部的教堂地产上或许盖有妓院。那时人们至少可以说：“喏，我们虽然失了身，可毕竟能赚钱拯救灵魂。”至今如果有谁卖身，可不再是为了拯救灵魂了。 放弃清教教义和新教伦理的结果，当然是使资本主义丧失道德或超验的伦理观念。这不仅突出体现了文化准则和社会结构准则的脱离，而且*出社会结构自身极其严重的矛盾。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形骸”。这就是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实质！ 第四十一章 无知的乐趣 罗·林德 同一个普通城里人到乡下散步，特别是在四、五月里，不为他对事事无知感到惊奇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到乡下散步，不为自己对事事无知吃惊也是不可能的。成千上万的人浑浑噩噩地过了一生，分不出哪是椈树哪是榆树，也听不出画眉和山鸟的鸣声有什么不同。住在现代城市里的人能够分辨这两种啼声的大概是极其罕见的。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见过这两种鸟，而是因为我们从不去注意它们。我们同各种小鸟比邻而居，但我们的观察力却极其迟钝；很少人能说出苍头燕雀是否鸣啭，杜鹃是什么颜色。有时候我们会像小孩儿似的争论不休：杜鹃是不是总是在飞翔的时候，还是有时也栖在树枝上唱歌；查浦曼是凭借对大自然的观察，还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写出下面两行诗句： 布谷在橡树的嫩枝上歌唱， 带给人们第一束明媚春光。 但我们的这种无知也决不完全是坏事。从无知中我们就会不断获得发现的喜悦。只要我们本来是懵懵懂懂的，每年春天大自然的各种现象就会带着清新的露珠呈现在我们眼前。如果我们活了半辈子还从未看见过杜鹃，只知道它是一个飘逸游荡的声音，那么当我们第一次看见它由于自己干了坏事，急匆匆地从一个树丛逃到另一个树丛，或者当我们看见它在鼓足勇气、准备飞落到长满衫树、可能埋伏着复仇的敌人的山坡之前，像鹰隼一样悬在空中，长尾巴瑟瑟抖动着，我们一定会产生一种又惊又喜的感觉。不要认为生物学家在观察鸟类时就没有这种喜悦心情。两者的不同是：生物学家的欣喜是持续不断的，或许他的一生就是在这种恬静的孜孜探索中度过；而一个普通人某天早晨初次见到一只杜鹃却喜出望外，仿佛天地都为之一新！ 讲到喜悦之情如何产生，就连生物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赖于无知，使他得以不断发现新大陆。书本上的知识他可能已经从读到了，但他还是要用自己的眼睛去印证一下每一个色彩绚烂的事实。不然他就仍然感到自己的知识只是半吊子。他要亲眼看一下雌杜鹃——罕见的景象！——如何在地面上生蛋，然后再把蛋衔到巢中，哺育出一个杀婴犯。生物学家会手执一副望远镜日复一日地进行观察，为了证实或否定杜鹃确实是把蛋生在地面上而不是窝里。而且即使他的运气好，碰巧看到了这种行踪极其诡秘的小鸟在下蛋，也还有许许多多其他有争议的问题有待他去克服。譬如说，杜鹃的蛋同它投放在某个巢内的其他鸟儿的蛋颜色是否相同呢？科学家们显然不必为他们失去的无知悲叹。如果说他们似乎已经无所不知，那也只是因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在他们揭露出的每个现象后面，永远都有一个神秘的无知的宝库等待着他们去挖掘。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赛壬海妖唱给尤利西斯听的是什么歌；在这一点上，他们同托马斯·布朗爵士没有什么两样。 我举了杜鹃的例子来说明一般人的无知，决不是因为我对这种鸟可以发表权威性的见解，只是因为有一次我走过一个教区，见到那里几乎簇集了非洲的所有杜鹃。我突然发现自己，或者我随便遇到的任何一个人对这种鸟是多么孤陋寡闻。但你我的愚昧无知决不仅限于杜鹃一件事亡。宇宙万物，从太阳、月亮直到各种花卉的名字，我们都不甚了了。有一次我听到一个聪明的女人问别人，新月是不是总在每周的同一天出现。后来她又添了一句：不知道也好，因为如果弄不清月亮什么时候出现在天空的某个方位，抬头望到，就会给人一种惊喜的感觉。但是我却认为，就是对那些熟悉月亮升落时间表的人来说，新月也总令人感到惊异。春天的来临，百花争艳，情况也与此相同。我们非常熟悉花卉每年开放的时间，知道樱草总是在三、四月开花，而不是十月，因此，当我们看到一株季节未到就开花的樱草，也会有喜出望外之感。我们还都知道，苹果树开花总在结果之前，但如果我们在五月里一个晴朗的假日到一个果园去走一遭，还是会惊奇不已的。 每年春天重新熟悉一下各种花草的名字也会给人以特殊的乐趣，这就像重读一本印象已经模糊的书一样。蒙田曾说，他的记忆力极坏，读旧书也总像读新书一样津津有味。我自己的记忆力也很不可靠，任什么都记不牢，所以我可以反复读《哈姆雷特》、《匹克威克外传》，就像读一个作家的带着油墨气味的新著一样。我读完任何一本书，都有许多事再也记不起来，只好下次再重读。记忆力不好有时候会叫人非常痛苦，特别是对一个事事都讲求精确的人。但这是就那些生活除消闲自娱尚有重大目标的人而言。如果单从享受乐趣的观点看，认为记忆力不佳就一定不如记忆力强，实在是很可怀疑的。记忆力欠佳，一个人就可以翻来覆去读一辈子蒲鲁塔克或者《一千零一夜》。一些细枝末节当然也可能留在最为健忘的人的脑子里，正像一群羊钻出篱笆不可能不留下几撮羊毛一样。可是整只整只羊却跑得一干二净。大作家也就是像羊这样跳出了一个记忆失灵的头脑，只留下点点滴滴的遗痕。 如果说连书读过了都会忘记，那么一年中的某个月份、这一月份曾经呈现给我们什么，一旦事过境迁就更容易遗忘了。在某个短暂时刻，我可以对自己说，我对五月了如指掌，就像能背熟九九表一样。五月份开什么花，花的形状、开放顺序……什么都考不住我。今天我还非常有把握地认为毛茛长着五个花瓣（也许是六个吧？上星期我还记得很清楚呢），但明年我的计算就都生疏了。为了不把毛茛同白屈菜弄混，我可能不得不重新温习一遍。我将再一次用一个陌生人的眼睛重新观察一下外部世界这个大花园，五颜六色的大地会叫我惊讶得喘不过气来。我将犹疑不决，认为揭雨燕（一种形状像燕子但个子更大的黑色小鸟，它是蜂鸟的近亲）从来不在巢中栖息，夜间只飞到高空中，究竟是根据科学呢，还是出于无知？我还会再一次惊奇地发现，会唱歌的是雄性，而不是雌性的杜鹃。我甚至还要再学习一次，不要把剪秋罗误认为野天竺葵，再重新发现在众多树木中，梣树发芽迟还是发芽早。一个外国人有一次问一位英国当代作家，英国主要的粮食作物是什么。这位作家毫不犹豫地回答：“稞麦。”这种愤愤然的态度似乎不无某种不拘小节的宽宏豁达，但没有文化修养的人其无知程度就更不堪说了。使用电话的人很少知道电话机的原理。电话也罢，火车也罢，活字印刷、飞机也罢，人们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物，正像我们的祖父对福音书上记载的奇迹从不怀疑一样。人们对日常事物既不深究，也不理解。仿佛是每个人都只活动在一个小小的圈子里，他所熟悉的也只是限于这个小圈子里的东西。日常工作之外的知识，大多数人都看做是华而不实的装饰品。但尽管这样，无知还是经常刺激了我们，叫我们有所反应。我们有时候会悚然一惊，开始对某一事物思索起来。对不论是什么事进行思索，都会使我们心醉神驰。我们思考的可能是死后的归宿，也可能是一个据说曾经叫亚里士多德为难的问题：“为什么从中午到午夜打嚏喷是件好事，而从午夜到正午打嚏喷却预兆不幸？”我们所知道的人生最大乐趣之一，就是这样逃遁到无知中去寻找知识。无知的乐趣，归根结底，就在于探索问题的答案。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这种乐趣，或者以武断的乐趣取代了它，也就是说，以能解答问题而沾沾自喜，他也就开始僵化了。像乔义特这种充满好奇心的人是很令人羡慕的，他在六十多岁的时候还坐下来孜孜研究动物*学：我们大多数人早在他那个岁数之前就已失去无知的感觉了，甚至还为我们那点儿少得可怜的知识自鸣得意，认为年纪增长本身就意味着饱学博识。我们忘记了一件事：苏格拉底之所以被看做是个智者，并不是因为他什么都知道，而是因为他在七十岁的时候领悟到他还什么都不知道。 第四十二章 北平的街道 梁实秋 “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这是北平街道的写照。也有人说，下雨时像大墨盒，刮风时像大香炉，亦形容尽致。像这样的地方，还值得去想念么？不知道为什么，我时常忆起北平街道的景象。 北平苦旱，街道又修得不够好，大风一起，迎面而来，又黑又黄的尘土兜头洒下，顺着脖梗子往下灌，牙缝里会积存沙土，喀吱喀吱的响，有时候还夹杂着小碎石子，打在脸上挺痛，迷眼睛更是常事，这滋味不好受。下雨的时候，大街上有时候积水没膝，有一回洋车打天秤，曾经淹死过人，小胡同里到处是大泥塘，走路得靠墙，还要留心泥水浅个满脸花。我小时候每天穿行大街小巷上学下学，深以为苦。长辈告诫我说，不可抱怨，从前的道路不是这样子，甬路高与檐齐，上面是深刻的车辙，那才令人视为畏途。这样退一步想，当然痛快一些。事实上，我也挺上了一部分的当年交通困难的盛况。我小时候坐轿车出前门是一桩盛事，走到棋盘街，照例是“插车”，壅塞难行，前呼后骂，等得心焦，常常要一小时以上才有松动的现象。最难堪的是这一带路上铺厚石板，年久磨损露出很宽很深的缝隙，真是豁牙露齿，骡车马车行走其间，车轮陷入缝隙，左一歪右一倒，就在这一歪一倒之际脑袋上会碰出核桃大的包左右各一个。这种情形后来改良了，前门城洞由一个变四路也拓宽，石板也取消了，更不知是什么人作一大发明，“靠左边走”。 北平城是方方正正的坐北朝南，除了为象征“天塌西北地陷东南”缺了两个角之外没有什么不规则形状，因此街道也就显得横平竖直四平八稳。东四西四东单西单，四个牌楼把据四个中心点，巷弄栉比鳞次，历历可数。到了北平不容易迷途者以此。从前皇城未拆，从东城到西城须要绕过后门，现在打通了一条大路，经北海团城而金鳌玉，雕栏玉砌，风景如画，是北平城里最漂亮的道路。向晚驱车过桥，左右目不暇给。城外还有一条极有风致，的路，便是由西直门通到海淀的那条马路，夹路是高可数丈的垂柳，一棵挨着一棵，夏秋之季，蝉鸣不已，柳丝飘拂，夕阳西下，景色幽绝。我小时候读书清华园，每星期往返这条道上，前后八年，有时骑驴，有时乘车，这条路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北平街道的名字，大部分都有风趣，宽的叫“宽街”，窄的叫“夹道”，斜的叫“斜街”，短的有“一尺大街”，方的有“棋盘街”，曲折的有“八道湾”、“九道湾”，新辟的叫“新开路”，狭隘的叫“小街子”，低下的叫“下洼子”，细长的叫“豆芽菜胡同”。有许多因历史沿革的关系意义已经失去，例如，“琉璃厂”已不再烧琉璃瓦而变成书业集中地，“肉市”已不卖肉，“米市胡同”已不卖米，“煤市街”已不卖煤，“鹁鸽市”，已无鹁鸽，“缸瓦厂”已无缸瓦，“米粮库”已无粮库。更有些路名稍嫌俚俗，其实俚欲也有俚俗的风味，不知哪位缙绅大人自命风雅，擅自改为雅驯一些的名字。例如，“豆腐巷”改为“多福巷”，“小脚胡同”改为“晓教胡同”，“劈柴胡同”改为“辟才胡同”，“羊尾马胡同”改为“羊宜兵胡同”，“裤子胡同”改为“库资胡同”，“眼药胡同”改为“演乐胡同”，“王寡妇斜街”改为“王广福斜街”。民初警察厅有一位刘*安先生，写得一手好魏碑，搪瓷制的大制小巷的名牌全是此君之手笔。幸而北平尚没有纪念富商显要以人名为路名的那种作风。 北平，不比十里洋场，人民的心理比较保守，沾染的洋习较少较慢。东交民巷是特殊区域，里面的马路特别平，里面的路灯特别亮，里面的楼房特别高，里面打扫得特别干净，但是望洋兴叹与鬼为邻的北平人却能视若无睹，见怪不怪。北平人并不对这一块自感优越的地方投以艳羡眼光，只有二毛子准洋鬼子才直眉瞪眼的往里面钻。地道的北平人，提着笼子架着鸟，宁可到城根儿去溜达，也不肯轻易踱进那一块瞧着令人生气的地方。 北平没有逛街之一说。一般说来，街上没有什么可逛的。一般的铺子没有窗橱，因为殷实的商家都讲究“良贾深藏若虚”，好东西不能摆在外面，而且买东西都讲究到一定的地方去，用不着在街上浪荡。要散步么，到公园北海太庙景山去。如果在路上闲逛，当心车撞，当心泥塘，当心踩一脚屎！要消磨时间么，上下三六九等，各有去处，在街上溜瘦腿最不是办法。当然，北平也有北平的市景，闲来无事偶然到街头看看，热闹之中带着闲也满有趣。有购书癖的人，到了琉璃厂，从厂东门到厂西门可以消磨整个半天，单是那些匾额招牌就够欣赏许久，一家书铺挨着一家书铺，掌柜的肃客*后柜，翻看各种图书版本，那真是一种享受。 北平的市容，在进步，也在退步。进步的是物质建设，诸如马路行人道的拓宽与铺平是，退步的是北平特有的情调与气氛逐渐消失褪色了。天下一切事物没有不变的，北平岂能是例外？ 第四十三章 维也纳在忧郁中 翦伯 一 维也纳，这是一个多么幽美的名字啊！只要你仔细吟味这一个名字的清脆绮妮的音调，你就会感到她是一个包含着无穷的幽美的城市。 当我在普拉哈的时候，在旅行公司里，看见招贴上写着：“到维也纳去吧，那里可以找到美的人生。”所以决定到维也纳一游。在1934年9月5日那天的下午3时半，我终于到达了那里。我住在帝国饭店（hotelimperial），虽然房价很贵，但我住的是一间很小的房间。 的确，维也纳是一个幽美的城市，在那里，有表演封建故事的著名的歌剧，有消魂荡魄的肉感的舞蹈，有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古典的天主教堂，有奢侈到尽头的华贵的皇宫，有曾为贵族狩猎过的蓊郁的森林，有像死一样静穆的贵族的古旧的花园，有新兴布尔乔亚的各种各样的新型的别墅；有终日坐在咖啡店里悠闲自在的哲学家、诗人、艺术家，有专门替贵族和布尔乔亚当差的高等医生，有专门替穷人在行刑以前祷告的慈悲的神父；有世界最著名的专门研究如何*劳动者暴动的可爱的警察学校，有极牢固的而且是大规模的文明的监狱；此外和欧美一切文明国家一样，也有站立在马路两旁叫卖自己的身体的像花一般美丽的妓女，……一个人，如果不是瞎子，当然可以看出这是如何的幽美啊！ 不过，在维也纳，假如没有可厌的饥饿的呼声，假如没有成千成万的饿死者的新坟，假如没有高度的失业和高度婴儿死亡率的统计，假如没有许多年富力强的青年因为无辜而被囚禁在文明的监牢里，假如没有被我们英勇的费少佐的炮弹所轰毁了的工人的破房以及假如没有历来奥国劳动者所遗留下来的血迹，那末，照苏联游历家nyaehrenbourg看来，维也纳这个城市，就更幽美了。我以为这位游历家多少有点偏见。在我看来，这些现象，不但无损于维也纳的幽美，而且这正是她的幽美的深化，也可以说这正是她的幽美的内容。 比如说，在维也纳，仅仅在广场的凳子上，点缀容易被人误认为歌剧中的优伶的那些华贵的官僚，而没有躺在纪念碑脚下的那些失业的和无家可归的劳动者，这还成一个人的世界吗？再比如，在冷静的街上，仅仅冲过一辆饰着假玫瑰花的红色四轮马车，里面坐一个古式胡须的腐朽的地主，带着他的娇养的女儿去参与她的第一次圣餐，而没有一两个没有领结的贫穷的男女等候在教堂的门口，替这些地主和地主的小姐们开开马车门，这还成一个体统吗？又比如，仅仅在文具店的窗子里，陈列着哈布斯堡皇族和法郎兹约瑟夫皇帝（emperorfranzjoseph）在临终的床上向一队华贵的骑兵赐福的像片，而没有那些飘荡在贫苦劳动者们住宅窗户上或晒台上的破烂的衬衣和没有底的袜子，那还成一个文明的城市吗？强烈的光明和阴惨的黑暗，一样都是构成美的内容之必要的因素。维也纳的幽美，恰恰就在于光明与黑暗之适当的配置。多瑙河的落日，不但照着雪布绿宫（schonbrunn）的美丽的喷泉，同时也照着贫苦农民的萧条的村落。在傍晚的时候，假如你仅仅听见从那圆顶尖塔的老旧的天主教堂里敲出来的幽雅的钟声，而没有听见从那快要倒闭了的工厂的烟囱里放出来的无力的散工的信号，那你还能感觉到一点美的气味吗？ 二 可惜我到维也纳的时候不凑巧，恰恰是陶尔斐斯——奥国的总理，墨索里尼的外国信徒——被刺不久的时候，也就恰恰是希特勒的冲突队准备南征，和墨索里尼的“文明宣传军”已经北伐到奥国边境的时候。那时维也纳的公共场所，尤其是政府机关，和要人第宅，都还在武装军警的严重戒备中。那时，维也纳的一切，都好像陷落在最深沉的忧郁与最紧张的恐怖中。在她的幽美的姿态上，突露出一种惊悸的神色。所有的人，都好像对于现实的无力；所有的人，都好像明白会有甚么巨大灾难的来临。他们害怕希特勒的毒气，同时也害怕墨索里尼的大炮，他们感觉维也纳已经变成了两个恶棍正在争为己有的一个美女，他们害怕维也纳迟早会要属于这两个恶棍之一的闺房。他们好像预感到世界史已经把奥地利的命运，放在紧接着阿比西尼亚和美米尔后面的一页。而且他们以为这一幕历史的悲剧，也许很快就会在维也纳有名的歌剧场开始可怕的奏演。 在维也纳，谁都可以看见奥国的布尔乔亚，现在正在到处树立纪念碑，他们想以过去的光荣，感发他们的劳动者，为了他们的骄侈*而效命。同时，为了表彰那些已经死了的贵族，墓碑作坊的工人，都加了夜工。在公墓里，你可以看见，在碧绿色的草地上，树满了精工雕刻的雪白色的大理石的丰碑。一切的努力，好像都集中到繁荣地主的腐朽的枯骨上，集中到发扬皇帝和贵族的不朽的光荣上。维也纳的“死贵人”的纪念碑和墓碑虽然漂亮，可惜在这些美丽的建筑物旁边，躺着一群一群无家可归的讨厌的“活穷人”。 奥国的布尔乔亚，的确他们也想走上*的道路，但是他们以为*政治的现实，首先就是要把曾经帮助他们从皇帝手中夺到*的劳动者灭绝根株。所以在1934年的2月，那些天主教徒、警察、银行家和将军们，尤其是被尊为“祖国救星’”的英勇的费少佐，用了劳动者的鲜血，刷红了维也纳的城市。一直到半年以后我到维也纳的时候，在工人住屋的墙上，“‘二月事变”时留下来的弹痕，还是依然存在。听说这些弹痕，将永远地被保存，因为这一方面是表现*政治的胜利，另一方面还可以给与劳动者以一个最好的反省。当我参观工人住屋时，我很想访问这位英勇的费少佐，但是听说他已经在这次*中，获得了大批的赏金，经营轮船公司去了。和费少佐齐名的还有一位斯梯利亚省（styria）的工人的征服者斯泰亨保亲王，听说因为*政治的组织上，没有“亲王”，所以现在也只好学体育去了。反之，奥国的布尔乔亚对于外国人和另外一些人的态度，却与对于劳动者完全不同，对德国的国社党人，对意大利的黑衫党人，对犹太的银行家，和亚利安种的流氓，尤其对曼德尔先生这位奥国的大银行家，和天主教工会的工贼们，他们却知道应该怎样卑躬屈节，以及应该怎样笑脸迎人。自然，现在奥国的统治阶级，不但是含着法西斯的罗马的硬乳，而且和梵蒂冈的罗马也是共一个上帝，尤其和德国的国社党更是同一个祖宗的子孙，所以道貌岸然的天主教徒，代替了骄侈的内卫团而横行于奥国，圣经代替了钢盔。 三 雪布绿皇宫，是奥国人引为夸耀的一个历史的遗存。在玛丽女王（mariatheresa）的时代，这里是农奴们高呼万岁的地方。在这里，有皇帝加冕时所乘坐的四周饰有名画的金色的马车，有从我们中国般去的瓷器和漆器，有拿破仑的爱子病死在上面的小床，自然，此外还有许多由农奴的膏血结成的宝物。在这里，我没有开清单的必要。像这样一个华贵的皇宫，没有一个皇帝住在里面，这实在太可惜了。所以奥国的保皇党正在努力把这废物利用起来，他们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报纸——《奥国人报》，不过，好在封面上印着的日期，不然，读者一定要误会到这是前中世纪的报纸。那些感激皇恩的旧日的贵族和地主，到现在走过这个宫殿，还要流下他们的老泪来。他们不是哭皇帝，而是哭他们自己的双头鹰的勋章变成了废物。他们每年都去参谒马得罗岛（islandofmadero）上的卡尔皇帝（empurorkarl）的陵寝，没有路费的，就只好在本地庆祝斐力克斯亲王（princefelix）的成年。据《奥国人报》的记载，现在已有三百三十八个城市和乡村，选举沃都大公为名誉公民。但沃都大公很慎重，虽然行李都捆好了，还没有轻率地回宫。为了要使他们的沃都大公的龙颜喜悦起见，《奥国人报》，甚至登载皇宫都已经收拾好了，御床都已经安设妥了的消息。可怜的是沃都大公专探喜信的侍从，他的脚都跑坏了。一直到现在，这座华贵的皇宫，还是住着几个下等的卖票员，而《奥国人报》的先生也只能望空朝拜，这真是一件急死人的事。 不过，皇宫是不会永久空着的，现在那些“爱国的志士们”已经在“强大的奥地利的再生”的漂亮口号之下，恢复了哈布斯堡皇朝的御徽——双头鹰。虽然这双头鹰在1918年被共和主义者斩掉一个头，但是现在这些天主教徒又再送它一个新头。那些高车驷马的显贵们，优孟衣冠的将军们，以及大银行家罗斯且尔（rothschild），不但把这双头鹰的御徽早已挂在胸前，而且听说那些生了锈的朝笏都已经刷洗起来了。在现在，维也纳满眼都是勋章、奖牌、绶带，到处都可以看见红白两色的绶带。在马路打扫夫的袖子上，在咖啡店的小伙计的围裙上，在卖淫妇的披风上，在所有的大小官僚的衣襟上，你都可以看见这两种颜色的绶带。这是奥国爱国阵线神怪的颜色，这是奥国统治阶级的代表颜色，这是奥国人民的“生存带”，这是在奥国被容许有生存权利的特殊的标记。 但是一般的奥国贫穷人，他们没有钱购买大礼服来陪衬这些勋章，这些奖牌，这些红白的绶带，所以他们觉得这些红白绶带，甚至哈布斯堡皇帝的双头鹰的御徽，挂在他们的身上，反而觉得有些不称，尤其是那华贵的内卫团的钢盔，他们更觉得和他们的脑袋有些不调和。然而在相反的方面，那些所谓“爱国志士们”却正在替沃都大公肃清御道。一切不雅驯的街名，都已经改正了，在将来沃都大公回宫的时候御驾经过的地方，自然再也看不见那些反动的街名了。自由广场，当然已经改为陶尔斐斯广场了。革命广场，也突然变成了阿尔*的那广场（albertina）。卡尔·马克思街，现在都叫圣城街了。恩格斯街、李卜克内西街、罗莎·卢森堡街、爵热士街（jaures）、马蒂阿蒂街（matteotti）以及一切不雅的街名，现在都已经用阿尔培神父（fatherabel）、爱白哈特（eberhardt）、独密立克（26ddcninique）、普勒安（lustigpreang）和克忍斯托克（kernstock）这一些世界闻名的漂亮而又文雅的名字代替了。在这些街名中间，“革命”和“自由”这种名字，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个“人类之敌”的名字，不但皇帝看见了龙心震怒，而且就是我们布尔乔亚自己也是看不惯的。此外，把法国著名社会主义者爵热士做街名，尤其是把被墨索里尼所杀的意大利的革命领袖马蒂阿蒂做街名，这对于他们友邦更是大大的不敬的。而况他们一方面固然是准备欢迎圣驾，另一方面也是有意取得罗马的好感呢。 第二步工作，现在也正在继续进行了。政府禁止在夏季举行任何示威*，但是我在秋季的维也纳，也没有看见任何示威*。实际上，只要是反动的示威*，任何季节也是禁止举行的。不过在夏天，当外国的贵族和富翁来在维也纳消夏的时候，更不准举行。自然，布尔乔亚为了想从巴黎、伦敦的游客身上搜括一点游资，他们不能不把多瑙河畔、阿尔卑斯山麓的风景，放在像死一样的和平的秩序之下，而况那些“爱国的志士”还别有用心，想借此去训练劳动的贫穷大众，使他们一声不响地饿死呢？使皇帝銮驾回宫的时候，看不见一个不顺眼的东西呢？ 四 圣·史蒂芬大教堂（ststephen'scathedral），这是维也纳最大的教堂，是奥国封建主义的大本营。这个教堂的最古之部是12世纪所建的罗马式的建筑，其余各部则为哥特式，为13世纪所建。在这教堂的内部，有头戴镶有珠宝之金冠的圣母像一座，善男信女，至今来此贡献施物者，络绎不绝。教堂内窗画甚美，且有各种雕刻百余座。教堂外有南北二塔，南塔高四百四十六英尺，北塔建仅及半而止，高二百一十三英尺。南塔内有钟五座，最大者重一万九千八百基罗，系1718年熔化土耳其大炮一百八十尊铸成。教堂外有炮弹四只，系1683年土奥战争土军炮击之遗迹。总之，在这里，一切都放出古朴和神秘的幽光，一个人走进这个教堂，即刻就会觉得自己已经回到中世纪的时代而且即刻也就会恢复自己的农奴的天性了。自然，除此以外，还有无数的教堂，虽然没有这个教堂的壮观，但其凭借上帝的神灵以诈取农民的金钱，则是没有不同的。所以在维也纳的可怕的贫困之前，工厂关了大门，甚至小公务员都在饿着肚子，而这些神父们是没有一个失业的。他们买卖意大利的公债，保加利亚的蔬菜，匈牙利的肥猪。他们对于“童贞”的观念，比生命还要紧，但是却时常偷偷摸摸去抱着由巴黎或西班牙新来的舞女。在奥国的学校里，圣经已经代替了科学，政府经营的烟草专卖局，近来出了一种叫做“至高无上的教主”的雪茄烟，上面印着罗马教皇的圣容。这些挂着红白绶带的官僚们，在他们吃得太饱之后，享受一支雪茄烟的时候，也不敢忘记他们神圣的上帝。这些慈悲的教徒，给人受洗礼，做弥撒，都是不取费的；但是这些受洗礼的做弥撒的人，他们可不能免费而生活啊！神圣的上帝啊！你不肯把保加利亚的蔬菜和匈牙利的肥猪，分赐一点给这些虽然是有罪的该死的而实在是穷苦的勤劳的大众吗？ 五 维也纳，虽然在可怕的忧郁中，然而在奥地利的国家戏院里，仍然在演奏着“夏威夷之花”，在悠扬的音乐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轻歌与曼舞。碧眼金发、艳绝人间的匈牙利的女主角，把一些肥胖的布尔乔亚都迷醉在温柔甜蜜的梦中，他们甚至愿意自己的太太和她的情人多有几次约会，以便各行其道。在我看来，整个的维也纳，就是一个剧场。在街上，你可以看见戴着饰了羽毛的提罗尔式的帽子的律师，高视阔步。你可以看见垂头丧气的失业的工人，好像发了痴似的注视着那些陈列在窗户里的火腿与面包。你可以看见酒店里的穿着白围裙的伙计，在那里唱着提罗尔的乐曲，你可以看见一队一队的贫穷白人拉着手风琴奏出农村的歌曲，沿街乞食。总之，一切都好像有些是戏剧。 维也纳人也和巴黎人一样，没有一个不欢喜坐咖啡馆的。他们把咖啡馆当作阅报室。但是在维也纳除了本地的合法的报纸之外，一个人如果要想看见一份日内瓦、普拉哈或巴黎的报纸，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如果你是熟主顾，或者侍者也可以从一个秘密柜子里面拿出一份外国报给你看，但是如果警察从你手里没收了去，顾客是要负赔偿责任的。因为奥国的警察是很有名的，在维也纳有一所大规模的警官学校，葡萄牙、保加利亚、匈牙利以及中国都有学生在这里学习。维也纳的警察，他们知道“地下的”报纸是在什么地方印刷，在什么地方出卖。除此以外，他们还记得每月向那些秘密卖淫的妓女去征收贿赂，也忘不了在那些赌场里去顺便敲诈。在国社党向民众开枪炸毁纪念碑以及放火杀人的时候，他们也照例捕了几个人，但是在监狱里是很受优待的，因为他们是国社党，毕竟不是革命党啊。而况现在正是要“恢复民族精神”的时候，这些流氓，也早就释放了。 在离开维也纳的前一天，我去到维也纳郊外的高白者尔山（kobenzl）游览，这就是有名的阿尔卑斯山的。在这山顶上，有一个高白者尔饭店（kobenzlhotel），我在这个饭店的前面的院落中，吃了一杯咖啡。就在这吃咖啡的地方，可以俯瞰这幽美的维也纳城市的全景，而且还可以望见多瑙河的晚帆。 在归途中，经过格林梯镇（grintzin），我又由汽车夫的介绍去访问了这里一家有名的老酒店叫做曼哈特（manhart）的，这也是全维也纳极著名的一家老酒店。店主导我去参观了他地下的酒窖，内有最大的酒桶，储藏着一百八十年前的老酒，酒桶上有雕刻甚精，并刻有年代。这个酒店，本是平民集饮的地方，在这里并无菜肴可买，酒客须自带菜肴。酒店外有一小花园，花园内有音乐台，有乐师。当一般村男村女洒醉之后，高歌狂舞，和以村乐，也觉得可以暂时忘记他们的痛苦。但是现在又渐渐有了高贵的布尔乔亚的足迹了。维也纳的人，一切都是满不在乎的，一切都是得过且过的，“过去的让它过去，未来的等它来了再说，只有现在是要快乐的。”这就是他们的人生哲学。而且这也就是那些德国刽子手看不起他们奥国门徒的地方。 我总不相信维也纳就这样忧郁地过渡它的生活。听说在1934年2月里，当那些佩着红白绶带的“爱国志士们”，绞杀工程师维塞尔时，维塞尔在临死时还高呼“革命万岁”。我总相信革命在维也纳不会死灭，革命不久会唤起维也纳美丽的笑容，在工人住屋的窗户里，在夜的黑暗里，维也纳的美丽的笑容，会重新出现在这忧郁的城市中。 可是现在的维也纳，已经被天主教徒弄成一个警察窝，一块国社党的杀人犯的强盗窟。不，简直是巴尔干的一片荒野了。一些人是终日游荡而抽着“教皇牌”的雪茄，可是另一部分人是饿着肚子。不过，我们总有一天看见这幽美的维也纳，从深沉的忧郁中，展开她可爱的微笑吧？ 第四十四章 好聪明的北平商人 刘半农 现在的刘半农本来不愿意多管闲事，但到了国难临头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心火在内中燃燎着，要叫我不说话自己抑厄不住。 在北平住了十多年，觉得北平的商人，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富于*，最不会吃亏，最不会跌倒的理性动物！ 二十年来的军阀战斗，北平地方此去彼来，此来彼去，商人先生们照例是对来者即欢迎，对去者即欢送，从来没有过些些的表示。 这且不必说，因为军阀究竟还是我们本国人，胡打过了一阵也就算了。 可是，自从五三以后，抵制日贷的口号叫了两三年，各商店始终没有摸摸良心，多卖些本国贷，少卖些日本贷，所以到了今天，十家铺子里九家堆满了日本贷，一旦说声要封存，真要他们的命。 于是乎商会也开会了，请求缓封的代表也派出了。 当真，一旦把这些货物封存了，他们的血本一定要大受损失。但你们的是血本，难道南京上海等处的商人的资本就是叫屁本！若然你们的反对封存是聪明，他们的赞成封存就应当是傻子。呜呼，智愚之别，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但我对于这一点，不十分坚持，只须你们能向负责任的机关做到可以缓封，我也不再多说。我所要研究的是： 到了今天，你们已经有了切实反对日本的决心没有？ 我敢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没有！其证据就在你们所用的“仇货”两个字。 夫所谓仇货云者，诚不胜其滑头之至，对于中国人，可以说“仇国当然是日本，日本以外还有哪一国是咱们的仇国”；对于日本人（假定是日本兵来到了北平了），却又可以说：“我们所说的仇国另有所指，并不是你们贵国大日本。瞧，我们铺子里不满是你们贵国货吗？”真聪明，不知道开会的时候那一位先生绞尽了脑汁才想出来这一个好字眼，谁谓商人不通文墨耶！ 不说日本而说仇国，不说日本货而说仇货，这与挖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日本’两字而成两个窟窿一样的滑稽，一样的卑劣，一样的无耻。 我索性教会了你们罢！你们可以赶快多开办些日文商业讲习班。目前对于中国人，可以说“我们因为要对付日本，所以不得不加紧学习日本的语言文字”，将来日本兵来到了北平了，却可以用为招待贵客的工具，看见日本人进门，可以不说‘您来啦’而说“空尼溪瓦”，送日本人出门，可以不说‘您走啦’而说“阿里阿笃”，这是何等的方便啊！ 朝鲜安南印度三个亡国区域我都到过，境内愚蠢的小商人大都只能说土话，必须是聪明人，能说征服国的语言的，才能开设大商店，聪明的北平商人乎，其亦有见及此乎？ 我常以预言家自命。三年前，我作文反对钞票邮票商店招牌等并用中外文字，今年夏季中央政府居然有明令禁止了。半年前我反对营业的跳舞场，今天报纸上，居然登载了内政部咨请各省市府封闭的消息了。现在又说北平商人将来的阿里阿笃化，亦许是一个预言罢。但是，皇天后土，我希望我这一次预言就失败了罢！ 第四十五章 陈坦先生 朱海涛 在图书馆架子上放着一函书，精精致致的仿佛没有人动过。我这不安份〈分〉的人当然不会放过它，打开来，装订得极漂亮的五册。翻开，却不由得使我纳闷，满纸都是数目字，有阿拉伯字，有中国字，有黑的，也间着有红的，一格一格一行一行整整齐齐，排列得像才喊过“看齐”的集合队伍，顶上面一格却空了大半，只印着大字的年号，年数，西元等等，仿佛队伍前面站着一位大队长，两位大队副。我觉得好有趣味，研究了半天却始终没看懂，没奈何，只好捧回架去，心里想：这看不懂的天书，印得这么讲究干吗？ 这年，说起来该是写论文年份了，自然不能不多翻点书。一翻书，就来了问题。譬如《明史》，打开《庄烈帝本纪》看不到三行：“八月熹宗疾大渐，召王入受遗命，丁巳即皇帝位。……”这丁巳是初几？十几？或竟是二十几？不知道！只好搁在心里纳闷，想：“学历史的又不是八字先生，哪里记得这么多丁巳？” 老师到底是有用处的，张西山先生教我们史学方法，这天谈到年月日问题，我睁大了眼睛看他变戏法，看怎么一来丁巳就已变了初三！他一声不响的检出一部书来，乖乖！就是那本我研究半天看不懂的有字天书——《中西回史日历》。三言两语的一点拨，我全懂了，敢情是这么一回事。我觉得作这书的人真伟大，造福于学史者真像大海里给了个指南针。从此以后：“新会陈垣”四个字深深印到了我脑中，我还记得他的书斋号作“励耘书屋”，这是刻在这书的右下角的。 离济南前，西山师告诉我到北平后最好去拜见援庵先生：“不过他架子大，不容易见到。” 我却没有去请见，可是我对他的钦仰更加深了。我见到了他著作书目的一部分，一部部全是结结实实的惹不起。我只挑着买了两本小书，一本《史讳举例》，一本校勘《元典章》后归纳写成的校书错误举例（原名忘了）。同时将他所有在北大开的课全旁听了。 这是位不长不矮，胖胖的典型身材，方方大大的脸，高高阔阔的前额，一付黑边老花眼镜，平常是不大戴的，每次讲课时，总是临时从怀里掏出来戴上，而最引人注意的是那两撇浓浓的八字胡，这八字胡带来了无限威棱。经常的穿着件黑马褂，长袍。 他在课上将二十五史从头的一一介绍，把所有有关的事件告诉我们，而尤其注意前人的错误。在他眼里，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这么多，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专挑错误的。他归纳了一个时常提到的结论：“著书要提笔三行不出错才行。”而在他的讲授中，我们发现三行不出错的著作竟然很少！ 他的嘴相当利害，对于有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可是他实在已经是十分克制自己了。常对大学说：“还是不说吧，免得又得罪了人。”他对于他的同乡，梁任公先生，就是不大满意的。任公晚年颇以治史自期，但他雄才大略则有余，写出来的东西，每每是自恃才气，凭着记忆写下去，粗疏是不免的，这在援庵先生看来，不免有点不合式。他也常讲批评人是求止于至善，不一定批评者就比被批评者强。他举《东塾读书记》的骂崔东壁，说：“休因东塾讥东壁，便谓南强胜北强！” 援庵先生同时也非常幽默。当时学生运动闹得正凶，民族解放先锋队（*党外围组织）极见长的一种本事是油印一种小型传单，字迹小得几乎像蝇头，散得到处都是。这天上他的课，讲桌上，椅子上，散了不少。他如常的踏着方步进来，如常的安祥坐下，然后如常的慢腾腾的戴上那付老花眼镜，从从容容郑郑重重像披阅一件公事似的将那纸片捡起来，看了一眼，看不清，放下那纸，慢慢的说道：“这一定是年轻人干的！”全课堂的学生本就聚精会神在注意他的动作和期待他读传单的反应，听了这话，哄堂大笑。 又有一次，在研讨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时，讲到第二篇序的作者“宝山李保泰”（第一篇序是嘉定钱大昕作的）。他说这应该是当时一位有地位的学者，但他多少年来注意考查这位李先生事迹，却除了这篇序外得不到半点材料。有一次，琉璃厂的书商，拿了张拓片到他那里请教他。（他是北平著名的权威学者，当然不断的托书商搜罗典籍。而书商得到了一些不经见的图书，无从估定其价值，也不能不去他那里请求评定，可是如果经他一品评为珍品，那价钱可就要辣了）。他一眼就看到篇末仿佛凸出来似的有着“李保泰”三字，心中大喜，可是脸上却不动声色，淡淡的翻了翻，缓缓的说道：“不值什么！”那书商大失所望，拿回去又没用，求着他用*价收了。他绘声绘影的说完这故事，大笑，得意得很。 他论到清代三部史学名著：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认为钱著最精，王著次之，而赵著最差。所以就将赵著作为研究的对象，专开一门课，逐字逐句的审查，寻找里面的错误。这一课虽以一书为中心，但牵涉的方面极多，尤其廿四史，翻了又翻，互相对证，有时发现不但赵瓯北错了，甚至连原书都错了，所以趣味浓厚得很。但他只注意客观的史实考订，而将所有主观的史论部分略了过去。也许是他本身在政治上受过刺激吧，每当讲到史书中“再受禅依样画葫芦”之类的地方，常常感慨系之的说：“所以政治没有意思啊！今天是这样说法，明天又是正相反的那样说法！” 不过这并不是他不注意国家兴废。当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北平的空气恶劣得很，“华北国”在酝酿之中，大家都烦闷而不安，朝阳门外日本兵打靶的枪声“突突突突！”的直送入大红楼课室中来，我们要求他对时局作一个指示。他沉沉的说道：“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北平市商会主席到日本去观光，人家特别派了几位商业上的领袖人物来招待，倾谈之下，我们的商人什么都不明白，连谈话的资格都不够，像这样凭什么去和人竞争？凭什么能使人尊重？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在这上面，他的的确确做到了报国的地步了，在他所干的部门内，不但压倒了日本人，而且赢得日本学者的衷怀钦服。 北平陷后，我曾去看他，他说：“迟早还是得走！”一转眼已是五年半了，他为着职务（辅仁校长）的关系，始终留在北平维持这最后一所大学。我今夜诚心的遥祝他健康，永远保持着那超然的健斗！ 第四十六章 记郁达夫 唐弢 我初睹郁达夫、王映霞夫妇风采，是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的宴会上。那次《自由谈》黎烈文请客，一来约请经常写稿的人岁首欢聚，随意闲谈，二则就为郁达夫夫妇饯行。那时达夫先生已经移家杭州，住在大家路场官弄，但一九三四年元旦他们是在上海度过的，当天下午打算遄返杭州，再有一个多月，便是阴历年底，家家户户，已在准备过甲戌春节了。 我和许多青年一样，读过名震一时的《沉沦》，不过说实在话，自己并不十分爱读这部书，我爱读的是达夫先生的散文，特别是游记，稍后——一九三四年六月的《屐痕处处》，一见书名便使我喜欢。再就是他的旧诗，《钓台题壁》不必说了，“九一八”后，报刊上陆续发表他的一些感时诗，情意真切，使我十分心折。例如《青岛杂事诗》第一首： 万斛涛头一岛青， 正因死士义田横。 而今刘豫称齐帝， 唱破家山饰太平。 悲愤忧郁，一枝笔横扫敌、伪、顽三个方面，诗人的爱国情杯也有所表达。寥寥数语，深入肌理。因此我喜欢他的游记和旧体诗，甚于他的小说。不过我们的读书会里有个同事，却是“郁达夫迷”，一部《沉沦》不知读了多少遍，凡是达夫文章，片纸只字，他都背得滚瓜烂熟。郁达夫追求王映霞，虽然报上登过消息，但详细情节却是他告诉我的。我对这类恋爱故事不感兴趣。不过新闻人物，近在眼前，自然也不能视若无睹了，好在客人尚未到齐，正有时间让我一面聊天，一面对他们细细端详。 达夫先生大概还不满四十岁吧，看去比较清癯，头发丛长，眼睛又细又小，额部稍窄，双颊瘦削，穿一件青灰色袍子，态度潇洒，很有点名士风流的气派。映霞女士比他年轻得多，体态匀称，真所谓增之一分则太肥，减之一分则太瘦，两眼灼灼有神。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与其说她长得美，不如说她长得有风度，是一个举止大方、行动不凡的女人。难怪达夫先生一见倾心，如醉似痴，颠倒至于发狂的地步。我见到他们的时候，这对夫妇正过着婚后最幸福的生活，你怜我爱，形影不离。 除主人黎烈文外，这时到席的已有郁达夫、王映霞夫妇、鲁迅、阿英和我，我们一面闲聊，一面等待。映霞女士很少说话。接着而来的是胡风、徐懋庸、陈子展、曹聚仁诸先生。最后到达的是林语堂、瘳翠凤夫妇。她们似乎早已熟识，王映霞找到了谈话对象，虽然没有懈怠同席的人，却更多地去同林夫人瘳翠凤低语，窃窃地谈着似乎只属于女人们的私房话了。 那天鲁迅先生兴致很好，说话不少，其次是郁达夫和陈子展两先生，不过谈得最多的还是林语堂。中外古今，滔滔不绝。古益轩是湖南采馆，当时上海请客，喝的一般都是黄酒。主人要菜馆准备了上好的绍兴酒，殷勤劝客，达夫先生喝得多了一点，王映霞频频以目止之，没有收效，她便直接阻拦主人，说达夫近来身体不好，听从医生嘱咐，不能过饮。主人自然从命，达夫先生面露不愉之色。陈子展从旁打趣说： “到底是医生的命令，还是太太的命令呢？” 达夫苦笑了。王映霞讲了一个故事，她说婚后不久，有一段时间他们住在静安寺附近嘉禾里，寒冬十二月的一天，有个朋友约达夫去浴室洗澡，洗完同去吃饭，直到午夜不见回来。映霸通宵没有合眼。天刚黎明，听到紧急的叩门声，一个阳生人扶着满身冰雪的达夫*屋内，原来他醉倒在嘉禾里街口上，拥着冰雪睡了半夜，一件皮袍子冻成了毡块。王映霞从此立下“禁令”：凡是约郁达夫出去吃饭或喝酒，必须负责将他伴送回家，如果没有人保证的话，就不许他出门。 这是真的。后来达夫先生多次由杭来沪，都由王映霞偕同，即使这样，他有时也要设法躲开映霞，偷偷地找朋友上酒店去。酒成了他们最初发生裂痕的原因之一。我也和他一起上过酒店，但我不会喝酒，只能陪着他聊天，吃花生米，他说这是罚我受苦刑，我说听他谈话是一种乐趣，这样的苦刑受起来心甘情愿。但我毕竟够不上做他的酒友，慢慢地，他就只找能喝酒的人，不来找我了。 达夫先生学贯中西，听他谈话确是一种享受，他讲外国文学，从希腊、罗马一直谈到近代，渊博精辟，时有独到之见。我简直插不上嘴。其时我正迷上黄仲则，一部《两当轩集》常在手头。达夫先生是黄景仁的爱好者，他的诗受黄仲则、龚定庵影响最多，这两个人都以七言见长，郁达夫的好诗大都也是七言。每缝见面，我们没有一次不谈黄仲则，尤其是他的《都门秋思》诗。达夫欣赏诗意的凄苦，我以为重要的是诗人的寂寞之感。中国文人一向分为两类：“狂”和“狷”。《论语》里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仲则诗学李白，有点“狂”，但他也有“狷”的一面，寂寞之感来自他的落落寡合的性格。如果不是“有所不为”，他就不至于这样潦倒、这样凄苦了。达夫先生同意我的观点。他读书多，对“狂”和“狷”又有许多发挥，给人以闻之憬然的启发。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同听鲁迅先生讲故事，第二天会面的时候，他说： “鲁迅厉害。他讲的故事，我翻了许多书找不到出处。不像钱武肃王还有方志可查，这回是大海捞针，更加不着边际了。” “也许在什么笔记里吧？” “也许。你不觉得这故事和《泰绮思》有点相似吗？可是思想完全不同。真有趣。” 鲁迅先生讲的故事是这样的： 某地有位高僧，洁身苦行，德高望重，远近几百里的人都仰慕和敬佩他。临死时，因为他一生未近女色，抱憾没有见过女人**，辗转反侧，不能死去。徒弟们见他折腾得苦，决定出钱雇个妓女，让他见识见识。等到妓女脱下裤子，高僧看了，恍然大悟道：“喔，原来是和尼姑的一样的啊！”说完就断了气。 我们都佩服这个故事含义的深刻。 达夫先生去福建后，除了鲁迅丧仪上见过一面，谈了几句，音信就断绝了。虽然有时我也想起他，只是人天遥隔，存问为难。一九三九年读到发表在香港《大风》上的《毁家诗纪》，凄婉绝伦，好夫妻成了冤偶，为之不愉者竟日。在我的印象中，达夫先生为人*，映霸女士又过于单纯，爱好虚荣，乱世男女，有此弱点，遂不免给人以可乘之机。等到日军投降，郁达夫在南洋殉国，消息传来，疑信参半。我总以为有朝一日，他会突然回来，像过去一样高兴地拉着朋友同上酒店，惭愧我毫无长进，仍然只能陪着他吃花生米，但我是多么怀念这些被称为“苦刑”的日子啊。倘能再度聚首，重睹风采，即使受的真是苦刑，那也是完全值得的。我一直这样期待着。 将近四十年过去了。季节又届春天，翻读相传是郁达夫一九四五年*苏门答腊时所写的诗句：“十年孤屿罗浮梦，每到春来辄忆家。”恍然觉得我的想念达夫先生，同样是在罗浮梦里，“忆家”的达夫终未归来，那么，这种期待，恐怕永远只能是一点感情上的奢望了。 第四十七章 记优级师范馆 王画初 在胜清光绪二十八年岁次壬寅秋间，京师大学堂成立。原当时大学堂奏定章程，同时在京师分设四馆：曰师范馆，曰仕学馆，曰译学馆，曰医学馆。后又添设进士馆，共为五馆。此外尚有一实业学堂，而皆统属于管学大臣。我是考入师范馆的一人，即追忆当年在师范馆五年的经过情况，分述如下。 当时师范馆的学员，有由各行省考选保送来的，有在京师自行投考的。在那时代，科举虽近尾声，但尚未停废。而人情积重，亦未尝尽忘科举，故虽身列学堂，仍赴乡会试中式的，实大有其人。直到甲辰年，即光绪三十年，始废止科举。所以在当时如师范、译学诸馆，规定毕业出身，为奖给举人，最优等为内阁中书，优等为中书科中书，中等为七品小京官，分部试用。此亦当时*一般士子心理，及制度蜕嬗之迹象也。 师范馆成立最早，嗣后袁世凯督直隶，在保定设立高等师范学堂。为预储中学师资起见，其修业年限为短，而奖叙亦较师范馆为低。每肄业二年，即可出任中学教习，但服务后，仍可回校继续修了未竟之业，此所以与师范馆有别也。 师范馆，在第一年所定课程，为补习普通学科，大致如现在中学的课程。外国语分英、法、德、俄、日，任学员选习一科目，但日语则须人人皆学。国学方面，有经学大义，有中外历史地理和国文。此等科目，担任教习的每延揽国内名流，但学员不感多大兴趣。在办学的当局，足见仍未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 到第二年，普通学学完了，即分设四类，第一类国文外国语，（英、法、德）任学员自择一种，分班授课。第二类，中外史地。第三类理化数学。第四类博物动植矿*农学等。我是第四类的学生。分类肄业之后，至光绪三十二年年终期满，翌年正月考试毕业。以上为旧班师范馆学员的历程。又在三十三年招考新班师范，同时设了大学预科，不详述。 大学堂即在大马神庙，今北大故址。设备情况，有各种讲堂，有理化器械药品室，有博物标本室，有自修室，有宿室，每二人占一间，有公共饭厅，有浴室，膏火饭食，皆官费。有藏书楼，在北院，中文书籍为多，彼时报纸杂志，尚未发达。大约学员自携书籍，及应时的读物，如《饮冰室文集》，几于人手一编。此外关于新学的，以《富强丛书》，《瀛寰志略》，为最通行。 生活方面：早晨起床，鸣铁钟为号，上堂以摇铜铃为号，就寝亦然。开馆则敲锣为号，仅饭食一项，早粥，午晚皆四碟八碗，米面食皆备，可谓国以大烹养士罢！而学员中的贵公子哥们，也往往闹饭厅。但究竟来自乡间的人多，而附合起哄的殊少。在管理的提调们，还能善处，从未酿成过风潮。 现在的大红楼那块地方，是师范馆的大*场。除每年春秋二季，开开运动会，余时皆任学生们作踢球场。 管理员： 张百熙冶秋管学大臣 吴汝纶挚甫总教习，未到任 张鹤龄筱浦总教习 蒋式惺性甫教务 李希圣亦园 曹广权 曾广钧重伯斋务 三多柳桥 金梁息侯其他职员不及备载 继张百熙后为张之洞香涛，继张鹤龄之后为李家驹柳溪，继蒋式惺之后为戴展成〈诚〉。 中文教习： 史地屠寄敬山 经学大义王舟瑶 外国教习，及中国助教： 心理、论理、教育日本服部宇之吉 教育日本法贵，图画高桥，日语铃木 物理化学释加 数学太田达人 动物学桑野 植物学矿学矢部以上皆日人 助教习：分任日语翻译 范源濂吕慎哉程家柽 胡宗瀛刘翼周 旧班师范馆学员，是在光绪三十三年正月考试毕业的。四类即四班，共毕业生一百另五名。在毕业后，各省有调回本省服务教育界的，也有自由选择愿分发某省服务的。我是学博物科的，由大学留在北京，当时有三旗小学，即附设在大学堂外院，我便是那小学教习之一。后由学部派充八旗高等学堂任博物教员，凡五年。同时各省旅京中学堂的博物课，多半由我担任。现在旧班师范馆毕业的同学们，已是寥若晨星了。以我所知现存的人，有山西刘盥训芙若，山东于洪起范庭，江苏邹应莞淑文。另有未及毕业而赴日本留学的，如河北谷钟秀九峰、王桐龄峄山仍健在。外此则不闻消息。犹记我入学的时候是二十二岁，在同学中比较年轻，今且七十一岁，同学少年多不在，那就无怪其然了。 第四十八章 回忆“亢慕义斋” 罗章龙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由于得到校方的支持，学校拨出西斋宿舍中两间宽敞的房子，作为学会的活动场所。这套房子，我们都亲切地称它为“亢慕义斋”，其中“亢慕义”是德文译音，全文意思是“*主义小室”（daskammunistscheszimmer），对内习惯用“亢慕义斋”，或“亢斋”，我们的图书、资料以及对外发出公告，都是用的“亢慕义斋图书”印记。这些图书一部分是由北大图书馆购进转给学会的，大部则是第三国际代表东来后，陆续由第三国际及其机构提供的。 “亢慕义斋”，既是图书室又是翻译室，还做学会办公室，党支部与青年团和其他一些革命团体常在这里集会活动。“亢斋”的地址在景山东街第二院，地名“马神庙”，又叫“公主府”，同校长办公室相距不远，有校警站岗，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它在校内是公开的。有一个时期守常常到这里工作。 “亢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像的两边贴有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还有两个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四壁贴有革命诗歌、箴语、格言等，气氛庄严、热烈。自分得房子后，大家欢腾雀跃，连日聚会。守常也和大家一起朗诵诗歌，表示庆祝，亢斋同人如贺天健、宋天放和我都写诗纪念。 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是宋天放的手书，取自独秀和守常的歌句。上联意指搞科学研究和干革命，革命是准备坐监牢的；下联“南方兼有北方强”，意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有南方人，有北方人，守常称南方人为南方之强，我们则誉守常等为北方之强，南方之强又加上北方之强，表示南北同志团结互助，同心一德。这副对联概括了当时学会生活奋发图强的精神。 “亢斋”中“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口号，反映了北京大学校内的斗争。当时的北大，是新旧思想矛盾集中的地方，一方面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如日方升；另一方面，守旧、复古思想其势犹炽，唯心主义、宗教思想也相当活跃北大开唯心论的课，听的人不少，学生中研究印度佛经和老聃、庄子思想的人也很多，许多留日、留英、留美的先生们，也把西洋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贩运到中国来，可说是五花八门，样样货色都有。蔡元培当时的思想是居中偏左的，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人怀有好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把马克思学说立起来，就无法破对方，不破对方，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也打不起来。为了开展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我们努力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时也有有利条件，蔡元培先生很强调学习外语，课程安排上，外语比重相当大，有英、德、法、日、俄、西班牙语以及拉丁文，印度梵文等七八种之多，都开了班。我们亢斋的翻译组就是吸收这些外语系的同学，计有三四十人，其中德语有十来人，英语二十多人，俄语四五人，法语五六人，日语也有一些人。此外，还有老师辅导我们。 开始，我们翻译了《*党宣言》和《震撼世界十日记》，还翻译了一些宣传唯物论、进化论的西方科学书籍。这些书当时可以印行，在我们也是个练习过程，锻炼和提高了我们的外文基础和翻译技术。以后，慢慢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和十月革命以后的书籍。前后规划有二十种，陆续译成付印，19年由人民社。根据人民社（广州昌兴街28号）通告，该社编译社会主义新书和重版书籍共计48种，其中标明康明尼斯特丛书10种，列宁全书14种，均系亢慕义斋翻译任务。又马克思全书14种，是亢慕义斋与上海、广州同志分任编译的，书中编译者大都用笔名，其它9种亦同。 我兼任德文翻译组长，蔡校长对德文组非常关心，他曾在德国莱比锡（leipzig）大学修习哲学、历史、美学、文学等课程，他刻苦学习，成绩优秀。回国出任北大校长时，在北大设立了德语系。他对德文翻译极感兴趣，我们最先翻译的一本书是《英马鲁埃·康德传》，接着我们翻译了《*党宣言》，以后又试译《资本论》。对于翻译我们提出三个标准，即：信、达、雅。信，是忠于原著；达，即要用中文通畅地表达出来；雅，还要有文采，要讲究语言修辞。我们德文组先后翻译了《马克思传》、《*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初稿，我参加了这些工作，并为执笔人。《*党宣言》原著理论深邃，语言精练。但要达到以上三条标准殊为不易。我们先是就原著反复通读，并背诵一些精辟的段落，不懂的地方就集体研究。然后直译，但译出来后仍自觉不能完全满意。后来，我们在必要的地方试加了一种解释性的文字，使读者明白文章的含义。例如：《*党宣言》第一句是“一个幽灵，*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陈望道译语）对于这句话研究时间很长，觉得怎样译都不甚恰当，“幽灵”在中文是贬意词，“徘徊”亦然。于是加了一段说明文字：“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主义。”以后，我们译的《*党宣言》中文本油印出来了。由于当时不便公开，同时恐译文不尽准确，只在内部传阅学习。在以后公开发行的《*党宣言》之前，在北京见到的油印本，可能就是这个版本。 《资本论》是巨著。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不够，但很想翻译，开始是直译，参加这个工作的有一位北大教授和德文组的同学。这个本子是最早的中文本。我因工作忙碌没有参加译完，但以后仍续译成了。郭大力译的《资本论》是在1938年，这是十几年后的事了。我出国在欧洲还碰到参加译《资本论》第一卷的同志，当时他还继续在做翻译工作。 在1921年前后，我们在亢慕义斋做翻译工作，是因为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 首先是北大有大量新的西文书，可以说，北大是当时中国各大学中拥有进步书籍比较多的地方。 其次，北大有一个相当强大的外文队伍。因当时北大对外语教学很重视，各种外语都有名教授。有的是中国名教授（杨丙辰、辜鸿铭等），有的是外国教授volker，刚和太等。四十六年前我考进。 第四十九章 胡适先生二三事 梁实秋 胡先生是安徽徽州绩溪县人，对于他的乡土念念不忘，他常告诉我们他的家乡的情形。徽州是个闭塞的地方。四面皆山，地瘠民贫，山地多种茶，每逢收茶季节茶商经由水路从金华到杭州到上海求售，所以上海的徽州人特多，号称徽帮，其势力一度不在宁帮之下。四马路一带就有好几家徽州馆子。*十七八年间，有一天，胡先生特别高兴，请努生光旦和我到一家徽州馆吃午饭。上海的徽州馆相当守旧，已经不能和新兴的广东馆四川馆相比，但是胡先生要我们去尝尝他的家乡风味。 我们一进门，老板一眼望到胡先生，便从柜台后面站起来笑脸相迎，满口的徽州话，我们一点也听不懂。等我们扶着栏杆上楼的时候，老板对着后面厨房大吼一声。我们落座之后，胡先生问我们是否听懂了方才那一声大吼的意义。我们当然不懂，胡先生说：“他是在喊：‘绩溪老倌，多加油啊！’”原来绩溪是个穷地方，难得吃油大，多加油即是特别优待老乡之意。果然，那一餐的油不在少。有两个菜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一个是划水鱼，即红烧青鱼尾，鲜嫩无比，一个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锦炒生面片，非常别致。缺点是味太咸，油太大。 徽州人聚族而居，胡先生常夸说，姓胡的、姓汪的、姓程的、姓吴的、姓叶的，大概都是徽州，或是源出于徽州。他问过汪精卫、叶恭绰，都承认他们祖上是在徽州。努生调侃地说：“胡先生，如果再扩大研究下去，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起源于徽州了。”相与拊掌大笑。 召妻季淑是绩溪程氏，我在胡先生座中如遇有徽州客人，胡先生必定这样的介绍我：“这是梁某某，我们绩溪的女婿，半个徽州人。”他的记忆力特别好，他不会忘记提起我的岳家早年在北京开设的程五峰斋，那是一家在北京与胡开文齐名的笔墨店。 胡先生酒量不大，但很喜欢喝酒。有一次他的朋友结婚，请他证婚，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筵席只预备了两桌，礼毕入席，每桌备酒一壶，不到一巡而壶告罄。胡先生大呼添酒，侍者表示为难。主人连忙解释，说新娘是temperancelesgus（节酒会）的会员。胡先生从怀里掏出现洋一元交付侍者，他说：“不干新朗新娘的事，这是我们几个朋友今天高兴，要再喝几杯。赶快拿酒来。”主人无可奈何，只好添酒。 事实上胡先生从不闹酒。二十年春，胡先生由沪赴平，道出青岛，我们请他到青岛大学演讲，他下榻万国疗养院。讲题是《山东在中国文化里的地位》，就地取材，实在高明之至，对于齐鲁文化的变迁，儒道思想的递嬗，讲得头头是道，听众无不欢喜。当晚青大设宴，胡先生赶快从袋里摸出一只大金指环给大家传观，上面刻着“戒酒”二字，是胡太太送给他的。 胡先生交游广，应酬多，几乎天天有人邀饮，家里可以无需开伙。徐志摩风趣地说：“我最羡慕我们胡大哥的肠胃，天天酬酢，肠胃居然吃得消！”其实胡先生并不欣赏这交际性的宴会，只是无法拒绝而已。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胡先生写信给我，劝我离开青岛到北大教书，他说：“你来了，我陪你喝十碗好酒！” 胡先生住上海极司菲尔路的时候，有一回请“新月”一些朋友到他家里吃饭，菜是胡太太亲自做的——徽州著名的“一品锅”。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一，热腾腾的端了上桌，里面还在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点缀着一些蛋皮饺，紧底下是萝卜白菜。胡先生详细介绍这一品锅，告诉我们这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品，酒菜、饭菜、汤，都在其中矣。对于胡太太的烹调的本领，他是赞不绝口的。他认为另有一样食品也是非胡太太不办的，那就是蛋炒饭——饭里看不见蛋而蛋味十足，我虽没有品尝过，可是我早就知道其做法是把饭放在搅好的蛋里拌匀后再下锅炒。 胡先生不以书法名，但是求他写字的人太多，他也喜欢写。他做中国公学校长的时候，每星期到吴淞三两次，我每次遇见他都是看到他被学生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密密围绕着。学生要他写字，学生需要自己备纸和研好的墨。他未到校之前，桌上已按次序排好一卷一卷的宣纸，一盘一盘的墨汁。他进屋之后就伸胳膊挽袖子，挥毫落纸如云烟，还要一面和人寒暄，大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势。胡先生的字如其人，清癯削瘦，而且相当工整，从来不肯作行革，一横一捺都拖得很细很长，好像是伸胳膊伸腿的样子。不像瘦金体，没有那一份劲逸之气，可是不俗。胡先生说起蔡孑民先生的字，也是瘦骨嶙峋，和一般人点翰林时所写的以黑大圆光著名的墨卷迥异其趣，胡先生曾问过他，以他那样的字何以能点翰林，蔡先生答说：“也许是因为当时最流行的是黄山谷的字体罢！” 胡先生最爱写的对联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我常惋惜，大家都注意上联，而不注意下联。这一联有如双翼，上联教人求学，下联教人做人，我不知道胡先生这一联发生了多少效果。这一联教训的意味很浓，胡先生自己亦不讳言他喜欢用教训的口吻。他常说：“说话而教人相信，必须斩钉截铁，咬牙切齿，翻来覆去的说。圣经里便是时常使用verily,verily以及thoushalt等等的字样。”胡先生说话并不武断，但是语气永远是非常非常坚定的。 赵瓯北的一首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也是胡先生所爱好的，显然是因为这首诗的见解颇合于提倡新文学者的口味。胡先生到台湾后，有一天我请他到师大讲演，讲的是《中国文学的演变》，以六十八高龄的人犹能谈上两个钟头而无倦色。在休息的时间，《中国语文》一月刊请他题字，他题了三十多年前的旧句：“山风吹散了窗纸上的松影，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胡先生毕生服膺科学，但是他对于中医问题的看法并不趋于极端，和傅斯年先生一遇到孔庚先生便脸红脖子粗的情形大不相同。（傅斯年先生反对中医，有一次和提倡中医的孔庚先生在国民参政会席上相对大骂几乎要挥老拳。）胡先生笃信西医，但也接受中医治疗。 十四年二月孙中山先生病危，从医院迁出，住进行馆，改试中医，由适之先生偕名医陆仲安诊视。这一段经过是大家知道的。陆仲安，徽州人，一度落魄，住在绩溪会馆所以才认识胡先生，偶然为胡先生看病，竟奏奇效，故胡先生为他揄扬，名医之名不胫而走。事实上陆先生亦有其不平凡处，盛名固非幸致。十五六年之际，我家里有人患病即常延陆来诊。陆先生诊病，无模棱两可语，而且处方下药分量之重令人惊异。药必须要到同仁堂去抓，否则不悦。每服药必定是大大的一包，小一点的药锅便放不进去。贵重的药更要大量使用。他的理论是：看准了病便要投以重剂猛攻。后来在上海有一次胡先生请吃花酒，我发现陆先生亦为席上客，那时候他已是大腹便便、仆仆京沪道上专为要人治病的名医了。 胡先生左手背上有一肉瘤隆起，医师劝他割除，他就在北平协和医院接受手术，他告诉我医师们动手术的时候，动用一切应有的设备，郑重其事的为他解除这一小患，那份慎重将事的态度使他感动。又有一次乘船到美国去开会，医师劝他先割掉盲肠再作海上旅行，以免途中万一遭遇病发而难以处治，他欣然接受了外科手术。 我没看见过胡先生请教中医或服中药，可是也不曾听他说过反对中医中药的话。 胡先生从来不在人背后说人的坏话，而且也不喜欢听人在他面前说别人的坏话。有一次他听了许多不相干的闲话之后喟然而叹曰：“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相反的，人有一善，胡先生辄津津乐道，真是口角春风。徐志摩给我的一封信里有“胡圣潘仙”一语，是因为胡先生向有“圣人”之称，潘光旦只有一条腿可跻身八仙之列，并不完全是戏谑。 但是誉之所至，谤亦随之。胡先生到台湾来，不久就出现了《胡适与国运》匿名小册（后来匿名者显露了真姓名），胡先生夷然处之，不予理会。胡先生兴奋的说，大陆上印出了三百万字清算胡适思想，言外之意《胡适与国运》太不成比例了。胡先生返台定居，本来是落叶归根非常明智之举，但也不是没有顾虑。首先台湾气候并不适宜。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给陈之藩先生的信就说，“请*大夫检查两次光照片都显示肺部有弱点（旧的、新的）。此君很不赞成我到台湾的“潮冷”又“潮热”的气候去久住。”但是四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给赵元任夫妇的信早就说过：“我现在的计划是要在台中或台北……为久居之计。不管别人欢迎不欢迎，讨厌不讨厌，我在台湾是要住下去的。（我也知道一定有人不欢迎我长住下去。）”可见胡先生决意来台定居，医生的意见也不能左右他，不欢迎他的人只好写写《胡适与国运》罢了。 四十九年七月十日胡先生在西雅图举行“中美文化合作会议”发表的一篇讲演，是很重要的文献，是英文的，同年七有廿一、廿二、廿三，中央日报有中文译稿。在这篇讲演里胡先生历述中国文化之演进的大纲，结论是“我相信人道主义及理性主义的中国传统，并未被毁灭，且在所有情形下不能被毁灭！”大声疾呼，为中国文化传统作狮子吼，在座的中美听众一致起立欢呼鼓掌久久不停，情况是非常动人，事后有一位美国学者称道这篇演讲具有“邱吉尔作风”。我觉得像这样的言论才算得是弘扬中国文化。当晚，在旅舍中胡先生取出一封复印信给我看，是当地主人华盛顿大学校长欧地嘉德先生特意复印给胡先生的。这封信是英文的，是中国人写的英文，起草的人是谁不问可知，是写给欧地嘉德的，具名连署的人不下十余人之多，其中有“委员”、有“教授”，有男有女。信的主旨大概是说：胡适是中国文化的叛徒，不能代表中国文化，此番出席会议未经合法推选程序，不能具有代表资格，特予郑重否认云云。我看过之后交还了胡先生，问他怎样处理，胡先生微笑着说：“不要理他！”我不禁想起《胡适与国运》。 胡先生在师大讲演中国文学的变迁，弹的还是他的老调。我给他录了音，音带藏师大文学院英语系。他在讲词中提到律诗及评剧，斥为“*”。听众中喜爱律诗及评剧的人士大为惊愕，当时面面相觑，事后议论纷纷。我告诉他们这是胡先生数十年一贯的看法，可惊的是他几十年后一点也没有改变。中国律诗的艺术之美，评剧的韵味，都与胡先生始终无缘。八股、小脚、鸦片，是胡先生所最深恶痛绝的，我们可以理解。律诗与评剧似乎应该属于另一范畴。 胡先生对于禅宗的历史下过很多功夫，颇有心得，但是对于禅宗本身那一套奥义并无好感。有一次朋友宴会饭后要大家题字，我偶然的写了“无门关”的一偈，胡先生看了很吃一惊，因此谈起禅宗，我提到日本铃木大拙所写的几部书，胡先生正色说：“那是骗人的，你不可信他。” 第五十章 徐志摩先生的耳朵 刘复 近来正是窘极，要想在声东范围之内，找些有趣的题目研究，竟是左也找不着，右也找不着。 多谢启明，将《语丝》首七期寄给我看。看到第三期，我不禁心花怒放，喜得跳起来说： 好！题目有了，徐志摩先生的耳朵！ 先模仿徐先生的文笔说一句话：我虽不是音乐家，我可爱研究理论的音乐。 就我一知半解的程度去推测，或者是根据了我读过的三本半破书去推测，我总是模糊到一万〇一分。我的耳朵，当然只配听听救世军的大鼓，和“你们夫人的披霞娜”；但那三本半破书的作者，或者比我高明些，或者也能听听“害世军”的大鼓，和你们丈夫的披霞娜。 然而徐先生竟是那么说而且是很正式，很郑重的宣布了。 我们研究这问题，第一要考察这现象是否真实。 “乡下”的看鬼婆婆（或称作看香头的），自说能看见鬼，而且说得有声有色：东是一个大的，西是一个小的，床顶上一个青面獠牙的，马桶角里落一个小白脸！但我若是个光学家，我就决不睬她，因为她只是看鬼婆婆罢了！ 现在却不然。徐先生是哲学家，是诗人，他学问上与文艺创作上的威权，已可使我们相信到万分，而况他是很正式，很郑重的宣布的。 因此现象真实与否的一个问题，可以不成问题。若然有人对于徐先生的话，尤其是对于徐先生这样正式，这样郑重的话，还要怀疑，那么，此人真该“送进疯人院去”，此人一定不能“数一二三四”，因为他不知道徐先生与乡下看鬼婆婆之间，有多大的区别。 次一问题是：在徐先生能听我们所听不到的这一件事实上，或者说在这一个真确的现象上，我们应当推测，有几种可能，可以使这真确的现象成立？ 于是我就我的一知半解来推测了： 第一推测：徐先生所能听的音，或者是极微弱的音，是常人听不见的，这个假定如果对，徐先生耳朵上，一定有具自然的microphone。 第二推测：亦许徐先生听到的是极远的音，是常人听不到的。那么，徐先生耳朵上一定有一具自然的无线电受音器。 第三推测：亦许徐先生能听一秒钟一颤动的低音，以至于一秒钟一百万颤动的高音。那么，徐先生的耳鼓膜，一定比常人特别sensible。我们可以说，这是双料道地的耳鼓膜。 第四推测：亦许徐先生的耳朵不但能听音而且能发音，发了之后还是自己听。这样，徐先生耳朵上，一定有一具——有一具什么呢？啊，惭愧，这个名词还没有发明呢！ 这几个推测当然是不完备的。“天地大着”，幼禾犀的科学，何能仰测高深于万一呢？幸而我不久就回国。到北京后，我要用性命担保我的诚意，请徐先生给我试验试验。屈徐先生为当然万分对他不起；但为探求真理起见，徐先生即不像上海新世界卖野人头的一样胡诌，我想他当然一定可以俯允我的要求。 徐先生！我们试验时，在未入本题之前，可先作两个附带试验（便这附带试验，也就重要得可以了）： 第一，我知道听音是耳鼓膜，而你却说是耳轮。 第二，你说皮厚皮粗不能听音，我就不知道那一部分的皮是有听觉的。还是人体皮肤的全部呢？这只是某一局部（例如脸皮）？ 至于归到问题本身，那自然尤其重要了。惟其重要，所以更难。最难的是徐先生的耳朵，不能割下观察与试验。但我总想尽我能力，打破难关。 万一竟是无法，我要与徐先生协商，定一个极辽远的预约： 到徐先生同泰戈尔一样高名高寿之后，万万一一且不讳，而彼时我刘复幸而尚在，我要请他预先在遗嘱上附添一笔，将两耳送给我解剖研究，至少也须是两个耳轮，能连同他的细皮，自然更好。 我研究完了，决不将他丢到荒野中去喂鸟（因为这不是一件鸟事），一定像德国人处置康德的头颅一样，将他金镶银嵌起来，供在博物院里。 若然不幸，我死在徐先生之前，我当然就没这样的好福分去研究。但我想“天地大着”，此间总有许多同我一样的好事者；我们总有一天能将这“甘脆的mystic”研究出个究竟来，只拜望徐先生能多多赐助罢了。 （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巴黎）附录： 徐先生中之两节 我自己更是一个乡下人，他的原诗我只能涌而不能懂；但真音乐原只要你听：水边的虫叫，梁间的燕语，山壑里的水响，松林里的涛籁——都只要你有耳朵听，你真能听时，这“听”便是“懂”。那虫叫，那燕语，那水响，那涛声，都是有意义的；但他们各个的意义却只与你“爱人”*上的香味一样——都在你自己的想象里；你不信你去捉住一个秋虫，一支长尾巴的燕，掬一把泉水，或是攀下一段松枝，你去问他们说的是什么话——他们只能对你跳腿或是摇头；咒你真是乡下人！活该！ 所以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捉摸的音节里；他刺戟着也不是你的皮肤（那本来就太粗太厚！）却是你自己一样不可捉摸的魂灵——像恋爱似的，两对唇皮的接触只是一个象征；真相接触的，真相结合的，是你们的魂灵。我虽则是乡下人，我可爱音乐，“真的”音乐——意思是除外救世军的那面怕人的大鼓与你们夫人的“披霞娜”。区区的猖狂还不止此哪：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会听无音的乐（其实也有音就是你听不见）。我直认我是一个甘脆的mystic。为什么不？我深信宇宙的底质，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只是音乐，绝妙的音乐。天上的星，水里泅的乳白鸭，树林里冒的烟，朋友的信，战场上的炮，坟堆里的鬼，巷口只支石狮子，我昨夜的梦……无一不是音乐做成的，无一不是音乐。你就把我送进疯人院去，我还是咬定牙龈认账的，是的，都是音乐——庄周说的天籁地籁人籁；全是的。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别怨我。你能数一二三四能雇洋车能做白话新诗或是能整理国故的那一点子机灵儿真是细小有限的可怜哪！生命大着，天地大着，你的灵性大着。 第五十一章 沙滩马神庙 谢兴尧 ——老北大回忆之一 最喜池塘柳藏鸦，一角红楼总被遮， 絮化浮萍萍化柳，切休孤负柳生花。 近两年来，不知道是年岁大了，还是意志特别薄弱，常常容易感慨现在，追忆过去，而不大憧憬将来。尤其对于往事，偶一感触，便不免引起悲哀的情绪。从前以为无病*“伤时”，“感逝”之类的旧诗，现在也渐渐寄以同情。这无疑义是失去青年热力渐次走入颓唐老境的征象。也就是俗语所说的“老大徒伤悲”。在我个人生活史上，最值得想念的，便是在“北大”上学的一段，虽然说不上什么十载寒窗，但总在那里混了六七年，坐了几年冷板凳，如今想来，原来那就是真正的黄金时代。所以每逢有人索稿的时候，就想写一点“老北大”的事情，但中间有些关于人事，有些碍于时代，还有些是说了有伤忠厚。要想说清楚，写的技术也成问题，同时也找不着一个合适的题目。 前面这首诗，是去年（壬午）春间一个朋友写在手枕上送我的，我想将来倘若要写这路文章，“红楼一角”倒是一个优美的题目。不过得略加解释：所谓红楼，便是北京大学第一院，普通称为“大红楼”或“大楼”。诗里的池塘，我想或即是一年四季没有一点水的北河沿。因为这没有水的两河沿岸，都是杨柳丝丝，当春夏之交，远远望去，确是一幅很好的图画。本来这位朋友是在“燕大”教书，后来因为国际关系，便同其他几位都被安置在这红楼上，他们差不多又都在“大楼”任过课，以前是自来自去惯了，而这次竟成了昆曲里的“奇双会三拉团圆”，“只见其入，不见其出。”于是居楼远眺，眼底暮鸦垂杨，池塘春草，真是万感交集矣。但这位朋友，他始终不肯向我解释这首诗的意旨，不过是我自作聪明的“杜注”而已。 在一般常把沙滩马神庙连在一起说，其意思即指北大而言。但沙滩在南，马神庙在北，是完全离开的两条街。又普通的印象，沙滩是代表第一院（文科）和“东斋”，马神庙则代表第二院（理科）和“西斋”。我不明白的，就是以前北大尚有第三院（法科）与其他的几个宿舍，何以都不大出名？并且一二两院其声名又远不如东西两斋的广大。或者这两斋住的人多，由车夫小贩宣扬起来的。不过沙滩红楼所在的地方是汉花园，马神庙的官名是景山东街。马神庙尚有破庙遗迹可寻（已经好些人不知道了），沙滩则破大马路一条，既无沙亦无滩。勉强的说，马路中间的沙土，倒可以没鞋（还不到膝），路旁的摊贩，也同庙会差不多。这两个地方的风格，至少差着一个世纪。即以代表马神庙的公主府，与代表沙滩的红楼来比较，也是觉得旧式建筑的府第，典雅深邃，显得堂皇；红楼虽高虽大，而四面不粘孤伶伶的，显着又干又瘦。楼顶的瓦（实在不是瓦而是片）有好些已经破碎，刷的红色也深浅不一律，刺入眼里就有点“冒穷气”似的。我以为以破洋楼来代表文科的精神文明，以旧王府来代表理科的整洁，这倒是很恰当的象征。 在前几年我每次到西城上课，总是坐着洋车经过沙滩，因为时常往来，也不觉得怎样。偶尔仰望红楼，看见一层层的玻璃窗，都关闭得严严的，朝阳的红光由玻璃上反射出来。一方面对住在上面的几位朋友替他们默祷祈福，一面对此高楼有江山如故之感。近两三年无论上课出门，都是沿着电车道走，很少机会到沙滩和后门一带，一晃就是好几年。有一次到黄化门去找朋友，路经沙滩马神庙，举目观望，不禁骇然。古人所谓三十年为一世，现在连三年也不到，常又言说沧海桑田，现在则眼瞧着就是沧桑。马神庙还好，只不过返老还童，脱去了破大褂，穿上些杂凑的洋服。沙滩真了不得，连地形都改变了，以前路南的有名饭馆，连房子也都搬了家，成了修理自行车的临时办事处。东斋门的两边树林，不知什么时候踏成平地，变为一片莽原，要不以红楼为记，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所在？ 但是变固然变，尽管树林变成平原，饭馆子连屋基都翻了身，而孑然独存的遗老，也不是没有。路南一家澡塘，在十多年前买卖就不好，中间“清理账目”了多少回，又复兴了好几次。现在虽然仍是：“金鸡未唱汤先热，”不管里面的冷暖如何，门口便显得冷清清的。无论如何，它总算没有关门大吉，俗话说的“痨病腔腔寿命长”，于此益足证明这条妈妈律毫无谬误。同它紧邻着的还有一家杂货铺，上面的金字招牌，我还记得是“东来益”三个大字，也无精打采的开着门摆在那里。从现在说，真可算是伯夷、叔齐，一对难兄难弟。但想当年东来益的字号，真是无人不知哪个不晓，尤其住在沙滩附近的。因为它的货物最全，吃的如花生糖果，用的如牙粉灯罩，诚如广告家的术语：“无一不全，无一不备”，它的确够得上一个“杂”字。当时我们下课一到东斋，有时叫听差去买些花生豆牛肉干来佐茶谈天，有时候更打点白干酒喝喝，而它那里的酒确实不错。现在不知道还是那样吗？其余的有一两家文具店牛奶铺，虽曾往还，或者早归淘汰，因为他们的门面小，走马之间也没有注意到。最可念的是东边“便宜居”饭馆，是四川人开的，那时包饭每月九元，每餐合一角五分，还可吃米粉肉炒肝尖等荤菜，虽然定规是一荤一素一汤，但实际上总是两荤一汤，至今思之，不禁神往，因为早已学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就是上面所举的，当时所认为的起码菜，也好些时候不见面。这所饭馆，现在也没有了，也是连房子都一扫光，可说是无独有偶。饭馆的命运，何均如是之坏？亦可见学生们与饭铺关系之密切。那天我走那儿过，虽然不见房屋，但他招牌上的三个字，恍惚还在目前，又好像刚吃完挟着讲义出来似的。转瞬就是一二十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学生时代的快乐生活，恐怕是不容易再得了。 转弯过去即是马神庙，它是一条繁盛的街市，从表面上看，它的变化，似不如沙滩那样激剧，若从数量上说，面容的改易，尤较沙滩为多。从前东口有个小茶馆，早晨上头一堂走那里过，颇有乡村市镇的风味。最带刺激性的，中间添了几所小洋房，与以往的矮屋小门，显然异趣。比较可喜的，是路南的巡警阁子还没有拉窝，虽然是一块如豆腐干大的小小地盘，总称得起饱经忧患的几朝元老。因为在“张大元帅”时代，防范学生，跟随学生的是他，北伐以后，保护学生，听从学生的也是他。地方虽狭，倘无特别情事，就是将来，恐怕也只有他能够维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风格。挨着他的油盐店和糖果铺，从前都是一等一的生意，现在都改造成大玻璃门的时代营业，这最与学校街的气息不大相投。再往西便是“景山书社”，在十余年前，它在文化，思想书籍的，确有不可没灭的功绩。与沙滩的“部”，都是北京大学学术上的代表机关。现在部已经用砖头石灰代替了门板，它呢，光焰虽息了，不知道它的门还开着没有？似乎没有送到眼前。对着它的大学夹道，望进去也觉得长漫漫的，凄清得很，真是“乌衣巷口夕阳斜”，不胜今昔之感。而印象最深的，是书社隔壁有家上鞋店，破屋半间，茅茨上墙，于矮檐前，搭着瓜架，夏天绿阴阴的，颇具豆棚瓜架的诗意。到现在还是那样朴素的存在着，没有平地起高楼，实在难得之至。不过在从前土墙外面，成天家放着几辆红胶皮带绷儿亮的洋车，搁在那儿，实是天造地设，有说不出的调协。这些车在白天都是只有车不见人，一到晚上，便把火石灯点着，原来专拉某号某先生逛八大胡同的。车夫们各有外号，不是“火车头”、就是“特别快”、还有“飞毛腿”、“小飞机”等，讲究在东斋会齐起身，到韩家潭，连上下车在内，不能过十五分钟。听说一晚代价仅五六毛钱，这虽是学生们的不好行为，但可见那时候民康物阜。不知道这些位地上英雄，现在都飞到那儿去了。 最令人注意而掀起旧梦的，当然是第二院和西斋，第二院向来是北大本部，她的面貌，还是那样堂皇肃穆。门前两根大红柱，仍然撑着府门头的架式，门内的一对大石狮子，也还是静默默的立在那里。门口似乎清静一点，不如往昔进进出出的热闹，这或者是心理作用。猛然间钻进眼睛的，是东边立着的那个邮筒，真算是久违的老朋友了。从它扁红的口，不知吞食了我多少信件，有是向很远的老家儿要钱的，有是与朋友谈天说地瞎聊的，有是用粉红色信纸写给女朋友，当时不免“心弦跳动”现在以为荒唐的。还有用大信封装息自己觉得不错的狗矢〈屎〉文章，拿去充实报屁股的。差不多每天都劳它的驾，一别十年，它还是那样健壮，胃口也同从前一样，并还保持着绿色的青春，不禁想下车去**它的大圆脑袋和扁口。同时想起一段笑话：有一年的冬夜，天上布满浓云，似要下雪，一阵阵的寒风，刮得街灯闪烁无光。我正从东斋回来，看见一位穿西服的同学，弯着腰在那儿送信。等到伸起腰来，里面穿着本来卷起的旧棉袍后身，遂掉了下来。于是从前面看是穿的西装，从后面看，则是套着马褂的中服。这位同学自己当然不知道，还在踏着细步若有所思的慢慢走着。旁观的人，则不禁掩口指笑。这真是“相君之面，不过洋人，相君之背，妙不可言”。也可见在穷学生时代，想弄身西服，实大非易事。就是勉强穿上，也是东拼西凑，不能彻底维新改革。在那时候，穿西服的还是少数，大半都是广东佬。北方的同学，都是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仍然保存着燕赵遗风。因为一套哔叽的需十八元，加上皮鞋衬衫等，总得三十多块。俭省一点的，半年的费用，便都一起穿在身上了。 西斋，哦，这是我的娘家门，怎么这些人我都不认识了呢？门口还是那样不大整齐的名士派，对面的纸烟花生小杂货铺现还开着。我真不忍使劲往里瞧，我不是曾在里面住了整整六年吗？青年时代的一切，不都还寄存在这里吗？最初住在黄字号，与后来成为地质学家的黄君同一小屋，朋友们常常说笑话：“这都是黄字号的先生。不问能耐，就冲这个字号就不怎么样。”到本科后便落到天字号，这是西斋最难得的号舍，都是私相授受，学校方面一点也管不着。因为它是一个人一间，起居谈话，都很方便，尤其是喜欢谈情说爱的朋友，莫不以掏换得天字号为最大目的。我虽不讲恋爱，但由黄字号搬到这里，真是一步登天。所谓天字号的朋友，都是响叮当的，不仅是牌匾好，地方也较舒适。我常对朋友说：“咱们现在是砂底子了，不说别的，就这字号，也同康熙官窑一样，一点也不含糊。同时年份上也说得出去。”因为都是高年级的老资格，才能够渐次的升到这里。只可惜夕阳无限好，住不上两三学期，便该脱去学生制服，“赶门在外”了。 “北大”之大，用不着夸张，即这西斋与第二院，便够得上是藏龙卧虎之地。第二院有个老听差，白胡须小矮个，据说在京师大学堂时代，他就是开校元勋。凡是北大的名人，没有一个他不知道的。尤其关于蔡元培老先生的轶事，他比谁都知道得多。可称是北大的活字典。这还不算，有人说他会“铁马甲”。什么叫铁马甲？就是他有两块铁瓦，绑在腿上，可以日行三千，夜走八百。即是社会上所常说的“地仙”，也就是《水浒传》里的神行太保戴宗。大家虽如此传说，不知道他试验过没有？比起上面所说的飞毛腿，特别快等，又有仙凡之别，又厉害得多了。在西斋的时候，老想去访问他一次，总也没有去作，真是一件最遗憾的事。无论如何，他总算在北大过了一辈子，不只是人瑞，简直可称是“校宝”。若照邮政局的章程，他这一笔养老退职金，就很可观矣。但不知道这位仙家，现在是否仍还健在，或者已经跷了辫子。 还有西斋的两位门官老爷，一胖一瘦，好像都姓王，都有麻子，也是一肚子的历史。据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有西斋以来，他们就当号房，所以凡是西斋出身的名流，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还记得他们述说住过西斋的人物，最早的是吴景濂（*初年众议院议长），其次是刘哲（张大元帅时代教育总长），最后才是党国要人罗家伦、傅斯年等。他们又说到陈公博先生，是住东斋住西斋，我已记不大清楚。可惜每逢夏天，他们在门口围坐“说古”的时候，我没有把它笔记下来，否则留到现在，也是很好的学生外史的材料。每天早晨阅报室的几份报纸送来，他们总是在号房先睹，遇到有人事异动的消息，常看见他们指指点点念叨地说：“这不是住某号的某先生么？”有时还附带的讲上某先生一段笑话或故事。我觉得就凭他们的记忆力，也就可以。但在我脑筋里的印象，一点没注意他们是现代历史家，只感觉得他们是斋子里面几百人的主宰，手执生杀之大权。每个人的喜怒哀乐，都系在他们肘下所挟的账簿内或口头上。夸大点说真同生死簿差不多。按寄宿舍每天送两次信，每次都有百十来件，由他们两位总收分发，平信只拿在手里，随便扔在门内或放在桌上。挂号信则情形严重了，依着号数，都夹在簿子里。最妙的是他们的表情，如没有你的（挂号）信，他必板起冷冰冰的面孔，就是碰见，无论你怎样与他行注目礼，他连睬也不睬。如有信的时候，他必笑眯眯的对你说：“某先生挂号信，打戳子！”这无疑义是家款汇到，好像他先替我们高兴似的。这时我们愉快的心情，丝毫想不起家中筹款的艰难，与汇兑的不易，只觉得交信的人是最可感激的，不知应如何向他道谢才好。他们这种表情，不知是故意的，还是偶然的？最初我对他们不理睬的态度，非常生气，以为有没有信是另一问题，为什么要板起面孔？后来的经验，才知道他们那种作法，非常的对，实在大有经纬。因为有两次，他们也同样笑嘻嘻的对着我，未了说出“没有你的”。这种失望较看他们的铁冷面孔，其难受还要加若干倍。有如满腔热意，突然浇上一瓢凉水，又好像由他们口中，判决了罪刑。于是后来每逢他们挟着簿子进来，我便假装没有看见，专等他来叫我。在那时连年战争，交通阻塞，一年半载，接不到几封信，凡是外省同学，恐怕大多数都与我一样怀着盼望的心情。因为每信必挂号，挂号必定寄钱，这钱便是由他交给我们，焉能不对他表示敬意？还有不盼望挂号信，而期待情书的朋友，他们又生了翅膀变成美丽的爱神，这些同学，真似热锅上的蚂蚁，还没有送信时间，便老在号房门口打转，留连。有时由他们粗黑的大手，递上一封带花带颜色的信，同时并作一个会心的微笑。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无论规矩，浪漫，都在他们脑子里。当然哪，接待室朋友的性别，信封上颜色的荤素，电话中声音的粗细，没有一样能逃得出佛爷的手掌心。若以他们来作舍监或兼训育，我想那是再适宜没有。也如北京人尝说地面上的警察一样：“只有他不管的，没有他不知道的。”实在一些也不错。说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我说他们是执掌好几百人生杀之大权，无论从心理上，事实上，决不是过甚其辞。至少在我个人，是这样看法。 唉！西斋的故事太多了，说几天也说不完，写几本书也写不尽。我只觉得离开西斋，好像昨天的事，怎么一梦之间，彼此的感情，便这样疏远？我还以为无论里面的人和物，以至大树小草，无一不好，没有一样东西不可爱，不令人留连，这或许就是中国旧俗所说的乡土观念。但可惜不能再去住，即使有这种机会，而一般朋辈与夫环境空气，都已变易，也就没有多大意味了。正如《奇冤报》里张别古说的：“老了老了，可就不能小了。若要小了，他就费了事了。”所以不是它的一切与前不同，实在是自己的环境，改变太大。孔老夫子所叹息的：“逝者如斯夫”！吾知之矣。“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很想有机会把老北大的人物，一年一年的集在一块儿谈谈往事，倒是很有意思的事。 西斋的斜对门，也是西口内的头一家，是个饽饽铺，先前的买卖就西望长安，永远没有起色。出人意外的现在还在，可算是神通广大。按饽饽的三大原料面粉，香油，糖，现在一样都没有，我不知道他拿什么作呢？真是神秘得很！ 北京是一座文化城，是中外共同承认的，而景山又是文化城的最高峰。她的西边有北平图书馆，南边是故宫博物院，东边则为北京大学。西斋正在景山脚下，一抬头便看见山上那几个亭子，和山色的苍茫。按之山灵毓秀的风鉴家言，西斋也应该是块宝地，是产生人材的龙脉。不过有时候地形一变，龙脉也就会走，尤其忌讳动土建筑等事。自己去把龙脉破坏，则不特不能使后人生发，反而会弄出不祥的事情。大家都读过明朝边大绶的《虎口余生记》或《塘报稿》，便知道流寇李自成之所以后来败死，完全因为他的老家被发掘，泄了宝气。使已经变成形的小白龙，差一只角而不能成为正果。这虽然不能相提并论，总觉得沙滩马神庙一带，还是少动土改造为是，万一不当心，因挖来挖去以至破了龙脉，走了气，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第五十二章 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 周作人 太炎先生去世已经有半年了。早想写一篇纪念的文章，一直没有写成，现在就要改岁，觉得不能再缓了。我从太炎先生听讲《说文解字》，只想懂点文字的训诂，在写文章时可以少为达雅，对于先生的学问实在未能窥知多少，此刻要写也就感到困难，觉得在这方面没有开口的资格。现在只就个人所知道的关于太炎先生学梵文的事略述一二，以为纪念。 *前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太炎先生在东京讲学，因了龚未生（宝铨）的绍介，特别于每星期日在民报社内为我们几个人开了一班，听讲的有许季黻（寿裳），钱均甫（家治），朱蓬仙（宗莱），朱先（希祖），钱中季（夏，今改名玄同），龚未生，先兄豫才（树人），和我共八人。大约还在开讲之前几时，未生来访，拿了两册书，一是德人德意生（deussen）的《吠檀多哲学论》英译本，卷首有太炎先生手书邬波尼沙陀五字，一是日文的印度宗教史略，著者名字已忘。未生说先生想叫人翻译邬波尼沙陀（upanishad），问我怎么样。我觉得这事情太难，只答说待看了再定。我看德意生这部论却实在不好懂，因为对于哲学宗教了无研究，单照文字读去觉得茫然不得要领。于是便跑到凡善，买了“东方圣书”中的第一册来，即是几种邬波尼沙陀的本文，系麦克斯穆勒（maxmüller,《太炎文录》中称马格斯牟拉）博士的英译，虽然也不大容易懂，不过究系原本，说的更素朴简洁，比德国学者的文章似乎要好办一点。下回我就顺便告诉太炎先生，说那本《吠檀多哲学论》很不好译，不如就来译邬波尼沙陀本文，先生亦欣然赞成。这里所说泛神论似的道理虽然我也不甚懂得，但常常看见一句什么“彼即是你”的要言，觉得这所谓奥义书仿佛也颇有趣，曾经用心查考过几章，想拿去口译，请太炎先生笔述，却终于迁延不曾实现，很是可惜。一方面太炎先生自己又想来学梵文，我早听见说，但一时找不到人教。——日本佛教徒中有通梵文的，太炎先生不喜欢他们，有人来求写字，曾录《孟子》逢蒙学射于羿这一节予之。苏子谷也学过梵文，太炎先生给他写《梵文典序》，不知怎么又不要他教。东京有些印度学生，但没有佛教徒，梵文也未必懂。因此这件事也就搁了好久。有一天，忽然得到太炎先生的一封信。这大约也是未生带来的，信面系用篆文所写，本文云： “豫哉、启明兄鉴。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择于十六日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赴。此半月学费弟已垫出，无庸急急也。手肃，即颂撰祉。麟顿首。十四。”其时为*前三年己酉（一九〇九）春夏之间，却不记得是哪一月了。到了十六那一天上午，我走到“智度寺”去一看，教师也即到来了，学生就只有太炎先生和我两个人。教师开始在洋纸上画出字母来，再教发音，我们都一个个照样描下来，一面念着，可是字形难记，音也难学，字数又多，简直有点弄不清楚。到十二点钟，停止讲授了，教师另在纸上写了一行梵字，用英语说明道，我替他拼名字。对太炎先生看着，念道：“披遏耳羌。”太炎先生和我都听了茫然。教师再说明道：他的名字，披遏耳羌。我这才省悟，便辩解说，他的名字是章炳麟，不是批遏耳羌（plchang）。可是教师似乎听惯了英文的那拼法，总以为那是对的，说不清楚，只能就此了事。这梵文班大约我只去了两次，因为觉得太难，恐怕不能学成，所以就早中止了，我所知道的太炎先生学梵文的事情本只是这一点，但是在别的地方还得到少许文献的证据。杨仁山（文会）的《等不等观杂录》卷八中有“代余同伯答日本末底书”二通，第一通前附有来书。案末底梵语，义曰慧，系太炎先生学佛后的别号，其致*子书亦曾署是名，故此来书即是先生手笔也。其文云： “顷有印度婆罗门师，欲至中土传吠檀多哲学，其人名苏蕤奢婆弱，以中土未传吠檀多派，而摩诃衍那之书彼土亦半被回教摧残，故恳恳以交输智识为念。某等详婆罗门正宗之教本为大乘先声，中间或相攻伐，近则佛教与婆罗门教渐已合为一家，得此扶掖，圣教当为一振，又令大乘经论得返梵方，诚万世之幸也。先生有意护持，望以善来之音相接，并为洒扫精庐，作东道主，幸甚幸甚。末底近已请得一梵文师，名密史逻，印度人非人人皆知梵文，在此者三十余人，独密史逻一人知之，以其近留日本，且以大义相许，故每月只索四十银圆，若由印度聘请来此者，则岁须二三千金矣。末底初约十人往习，顷竟不果，月支薪水四十圆非一人所能任，贵处年少沙门甚众，亦必有白衣喜学者，如能告仁山居士设法资遣数人到此学习，相与支持此局，则幸甚。”杨仁山所代作余同伯的答书乃云： “来书呈之仁师，师复于公曰：佛法自东汉入*，历六朝而至唐宋，精微奥妙之义阐发无遗，深知如来在世转婆罗门而入佛教，不容丝毫假借。今当末法之时，而以婆罗门与佛教合为一家，是混乱正法而渐入于灭亡，吾不忍闻也。桑榆晚景，一刻千金，不于此时而体究无上妙理，遑及异途问津乎。至于派人东渡学习梵文，美则美矣，其如经费何。此时桓精舍勉强支持，暑假以后下期学费未卜从何处飞来。唯冀龙天护佑，檀信施资，方免枯竭之虞耳。在校僧徒程度太浅，英语不能接谈，学佛亦未见道，迟之二三年或有出洋资格也。仁师之言如此。”此两信虽无年月，从暑假以后的话看来可知是在己酉夏天。第二书不附“来书”，兹从略。太炎先生以朴学大师兼治佛法，又以依自不依他为标准，故推重法相与禅宗，而净土秘密二宗独所不取，此即与普通信徒大异，宜其与杨仁山言格格不相入。且先生不但承认佛教出于婆罗门正宗，（杨仁山答夏穗卿书便竭力否认此事），又欲翻读吠檀多奥义书，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天语，不辞以外道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我于太炎先生的学问与思想未能知其百一，但此伟大的气象得以懂得一点，即此一点却已使我获益非浅矣。 第五十三章 蒋梦麟先生 朱海涛 予生也晚，没能赶上蔡先生，于是从蒋校长说起。 孟邻先生对北大的贡献是人人都知道的，但北大同学却实在很少见到他。因为北大既从不举行纪念周，更没有开学或毕业礼，他又不兼课，如果你再不是学生会的活跃分子，于是，有什么机会见到他呢？不过，事实上也没有见他的必要。他的汽车却是大众熟悉的，一部深蓝色的轿车，挂着七十八号的牌子（很巧，胡适之先生的车牌是八十七号。这是北大教职员中仅有的三位汽车阶级中的两位。）停在二院门口，于是大家知道校长来办公了。 我首次见到他，却并不在校内，他很瘦，但精神极好，面上充满了秀气，那副眼镜和不高大的身材更显出是位学者，但那双锋利的眼神，却立刻使人觉到他并不仅是位普通的书生，鬓边微灰的头发和一口蓝青浙江官话记录着他奋斗的痕迹。说话声音不大，但非常清楚，有条理。而且从一次偶然的机缘上，我知道他是非常细心的。二十四年夏，熊秉三先生和新夫人毛彦文女士在香山请客，有他也有我，他将一只抽烟用的打火机叫我带在身旁，再三嘱咐我记得交给胡适之先生，结果到了山上，记起这回事的是他，不是我。 蒋梦麟像从十九年起，这北大校长的职位即使说不比蔡先生时代或陈大齐先生时代更困难，但仍旧是不好当的。九一八事变，长城之战，冀察问题，一连串的动荡，在这国防前线的文化城中，北大校长的一举一动都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且向例，一切的学生运动，北大同学没有不站在前面跳的，并且跳得复杂。 据说日本特务机关曾将孟邻先生请了去，想挟他赴大连，被他义正词严的拒绝了，而北平教育文化界一切拥护中央反对分裂的宣言文告，领衔的却仍旧是他。二十四年冬，中央大学教授们打来的电报所称：“危城讲学，大节凛然”，虽然被胡适之先生笑为掉〈悼〉文，现在回想想却确实能说出当时北平的正气。孟邻先生就是这正气的代表者。 但是同时，同学们常常有难题给他作。那次委员长在南京召集全国大学生代表训话，命令全国大学都要派代表去。北大应派三个，而学生大会却偏议决了不派。学校没法，只得指定了三个人参加。后来让同学们知道了，将那充代表的行李书籍从东斋一起掷到马路上，连爱人像片都撒了一地。并且继续着罢课。于是孟邻先生出布告召集全体同学开会，在这会场上他沉痛的说：“我是中华民族国立大学的校长，我不能不服从国家的命令！这三位同学是我要他们去的，一切的责任当然我负。……”又说：“从前海上有一只船遭难了。船主镇静的指挥着让妇孺老弱们坐了救生船逃生，剩下的人和他自己无路可走，他却命船上的乐队奏着‘近乎我主！’（nearermygodtothee）的赞美诗，随着这船慢慢的沉下去。现在如果我们所乘的这只船（中国）要沉了，那我们也应当如这位船主一样，在尽了自己的责任以后，站在岗位上从容就义。马上复课吧，先尽我们的责任！”可是同学们依然顽劣的拒绝了他诚恳的建议。 又有一次，全北平各校的学生抬了一口棺材来北大三院开会，这一次把他气坏了，但从此学生运动也入了尾声，真正的爱国青年将力量转入了抗战的实际行动。 第五十四章 联大琐记 李钟湘 联合大学同学的生活，确是饱尝艰辛，他们大多从沦陷区冒生命危险而来。在校生活全赖政府贷金，起初尚足以维持营养，后来物价上涨，政府无法随物价而增加贷金，连温饱二字都很难求。大部分同学只有一套内衣裤，一袭长衫，一条卡基布西裤和一双皮鞋。衣服穿脏了利用午睡时间洗一洗，晒干了再穿，好在昆明一年好天气多。爱穿西服的学生，衬衫只有领子和袖子。每年冬春二季，昆明天气晴爽，且不下雨，因而校内井水干枯，饮水洗脸都成问题，起初学校用两位女工分舍送热水，其后也免了。再加上宿舍电灯常常停电，图书馆座位不够，因而凤翥街茶馆便成了读书玩桥牌的场地，但风翥街狭小，马粪铺地，鸡犬相闻，实在太脏太乱，后来多半转移到文林街去，文林街茶馆便与联大同学结了不解缘。 联大的新校舍，在昆明北郊大西门外，有泥土板筑的围墙，分南北二区，中隔环城马路。北区较南区大约四倍，有大门相对，初时大门尚可关闭，其后风雨侵蚀，无钱修理，门虽设而不关。进大门有土路稍宽，由南向北直通北墙小门。路西为生活区，进门处左边有校警室，面对小*场，*场之北为军训教官室，再北有宿舍约32栋。二十九年被日机炸毁两栋，每栋宿舍中间为甬道，两边各置双人木床约十张，可容四十人，两床间有一长条木桌，本为自习之用，但因灯光黑暗，同学多半在茶馆读书，长桌仅供堆置杂物而已。宿舍长方形。泥土板墙，南北为门，东西各开小洞四五。并竖以木棍，初时冬季尚糊以棉纸，其后棉纸亦免。中竖木棍，仅防君子耳。茅草为顶，每年冬季加盖新草，冬暖夏凉，虽偶有漏雨，同学即在室内撑伞而睡。宿舍之北为厕所及盥洗室，盥洗室空屋一栋，中间设砖架，洗脸在此，洗澡则须於深夜，不怕冷之同学方可为也。旁有一井，雨季有水，干季则於晨起前先为厨子汲去，昆明自秋迄春，晴天无雨，井枯无水，以致饮水为难，同学好坐茶馆之一因也。到了雨季，尚未踏实的泥土，整个翻起来，到处泥泞，从寝室到教室，图书馆到饭厅，泥巴坑、小水沟不计其数。校舍西有小门，出门小桥流水人家，而师院附中在焉。土路之北端小门，外为铁路，越路为山坡，且小起伏，为跑警报之绝好去处。校内土路之东为教室，土路之旁有水池，池旁有树二三侏，树旁还有两三块大红石，池内满生青苔，青苔下有时蛙声鼓鼓，亦一景也。春季因无井水，同学以面盆取池水置之床下，晨起去其上面之青苔，下面之泥土，中间之水用以洗脸。水池旁有广场，为学生聚会之处，北有升旗台，台后即大图书馆，可容六七百人，黑木大桌，长板凳，每至考试，天不黑同学便拥在门外等开门，尤其到了晚七时开门前，同学更多，门一开蜂拥而入，大门时被挤坏，盖参考书不多先到者先借，后到者只有叹气而已。且座位有限，抢不到只好去茶馆，斯亦泡茶原因之一也。再北有小水沟，沟北有大饭厅二栋，有桌无凳，八宝饭立而啜之，亦不以为苦。想吃饱必须早到，否则只好闻余味而已。然从无因为争食而生纠纷也。广场东有一小径，径东墙内为教室，小径通东北区，亦有教室六栋，图书馆瓦顶有门有窗，稍具规模，教室则土壁铁皮顶，每遇骤雨则铮铿有声。 出新校舍，越环城马路，进门即为南区。围以土板墙。南区整个属于理学院，另外有校医室，铁皮顶土板墙，但有门有窗，校医室外面为生物系实验场所。高崇熙教授改良培植的剑兰，美而艳，有时盛开其间，为整个南区增色不少。出便门数十武，进城墙缺口西南行为昆中北院。 北院位于昆明城内，面临文林街，据云为李鸿章祠堂，由文林街进大门有大殿，悬金底黑字“乾坤正气”匾额一方，因而被校方名此殿为“乾坤正气”大型教室也。另一大型教室为“昆北南食堂”。再进为一运动场，场边有二层楼，原有单身教授宿舍，后改助教宿舍。宿舍与*场间有矮墙相隔，宿舍之东有小径，路边荒草没胫，乱石成堆，循小径东北行，有砖造教室数间，尚称整洁，出北院大门，越文林街为南院。 南院在文林街之南，与北院相对，本为高年级同学宿舍，*三十年后改为女生宿舍，男同学非经许可，休想越雷池一步也。进门有小型*场，原有大教室二间，其一为“南天一柱”，本一大殿，有匾题曰“南天一柱”，因以为名焉，廿九年夏日机肆虐，去其屋顶之北半。“昆南阅览室”亦大教室也。*三十年后南院改为女生宿舍，男同学可望而不可及矣。 联大的教授清苦的生活，必令你不敢相信，*二十九年至三十年因避日机轰炸，散居各处，他们每天到校上课，至少要走20里路，根据吴大猷教授的忆述：“累不必说了。皮鞋走石子铺的路一天来回20里，不几天便要打掌。更苦的是袜子。那时我有一条黄卡基布的裤子，膝盖都补上大膏药或补钉，在学校里有些人穿的会好些，但不管谁穿什么，也没有人觉得奇怪。” “我买菜煮饭倒不很怕，最生气的是生不着炭风炉。我知道生火的方法，但实行时有时不灵，有时将未燃的炭放在邻居的火上，等烧红了再拿回自己的炉上。早上有课时，我便提了菜篮和一把秤，带到课堂的黑板下，等下了课再买菜回家，有一天好容易买了两条鲫鱼，拿回来放在小院子水缸前，正要洗它，入房里不过几秒钟，出来时已少了一条鱼，一看便见一只乌鸦衔了一条鱼飞上房顶了。虽然说，能被乌鸦衔上房顶的鱼大不到那里去，但正因为鱼不大，两条丢了一条，是很惨的事。” *二十七年学生贷金每月7元尚有鸡蛋可吃，每星期可打牙祭有鸡有肉，三十七年贷金已到200元，到了*三十三年贷金涨到1000元，食有八宝饭、老菜叶、毛皮肉，早上稀饭两大桶，花生及咸菜一小盘，午晚四盘菜两桶汤，米由政府配给，砂石稗子糠杂其中，米色红故曰八宝饭，买菜在下午3时之后菜市将散未散之时，残菜剩肉，囊括而归，故菜为老菜叶、猪皮带毛。早上校门前一列长摊的鸡蛋饼和油条豆浆，文林街小吃馆的米线饵，给了很多的诱惑，但非人人可享。老教授负米数十里外，气竭而不怨，豆牙菜煮豆腐，一家四五口，如此而已。箪瓢标饮，弦歌不辍，其坚毅有如此者。二十九年间日机滥肆轰炸，上课时必须提高警觉，警报一响，立即外奔，警报分三段“预行”“空袭”“紧急”。初闻空袭警报而跑，继则见预行而跑，最后胆量稍小之同学，见晴天则开溜，所谓跑晴天是也。一日之间，警报有达数小时者，不仅无法上课，甚或终日难得一饱。直至三十年十二月，陈纳德将军率美国志愿军飞虎队来昆明，即不见日机踪迹矣。 昆明四季如春，风光明媚，对联大师生亦有其影响，风景古迹有足记者：翠湖在昆明城内，虽曰四季如春，但一年也有不同景物，从每一面去看翠湖，均有其不同的面貌，每天饭后，多数同学，大都喜欢在翠湖散步。城外有英国花园、莲花池，稍远有金殿。黑龙潭在昆明东北，唐梅宋柏，古木参天，有潭甚清，其色黑故曰黑龙潭。滇池西岸有西山。沿山凿洞。寺庙佛像充其间。春秋佳日，最常去的还是滇池北岸大观楼，楼在滇池中，前有三潭印月，旁有草坪广场，可供野餐，聚会咆哮吟咏，楼门有一长联值得一记：“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岁：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草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碣，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题为孙髯翁所作，不知何许人也，用这样一副一百八十字长联，写尽眼前风光，满怀往事，诚佳作也。 第五十五章 志摩纪念 周作人 面前书桌上放着九册新旧的书，这都是志摩的创作，有诗，文，小说，戏剧，——有些是旧有的。有些给小孩们拿去看丢了，重新买来的，《猛虎集》是全新的，衬页上写了这几行字：“志摩飞往南京的前一天，在景山东大街遇见，他说还没有送你《猛虎集》，今天从志摩的追悼会出来，在景山书社买得此书。” 志摩死了，现在展对遗书，就只感到古人的人琴俱亡这一句话，别的没有什么可说。志摩死了，这样精妙的文章再也没有人能做了，但是，这几册书遗留在世间，志摩在文学上的功绩也仍长久存在。中国新诗已有十五六年的历史，可是大家都不大努力，更缺少锲而不舍地继续努力的人，在这中间志摩要算是唯一的忠实同志，他前后苦心地创办诗刊，助成新诗的生长，这个劳绩是很可纪念的，他自己又孜孜地从事于创作，自《志摩的诗》以至《猛虎集》，进步很是显然，便是像我这样外行也觉得这是显然。散文方面志摩的成就也并不小，据我个人的愚见，中国散文中现有几派，适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废名一派涩如青果，志摩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轻脆，在白话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志摩的诗，文以及小说戏剧在新文学上的位置与价值，将来自有公正的文学史家会来精查公布，我这里只是笼统地回顾一下，觉得他半生的成绩已经很够不朽，而在这壮年，尤其是在这艺术地“复活”的时期中途凋丧，更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了。 但是，我们对于志摩之死所更觉得可惜的是人的损失。文学的损失是公的，公摊了时个人所受到的只是一份，人的损失却是私的，就是分担也总是人数不会太多而分量也就较重了。照交情来讲，我与志摩不算顶深，过从不密切，所以留在记忆上想起来时可以引动悲酸的情感的材料也不很多，但即使如此我对于志摩的人的悼惜也并不少。的确如适之所说，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凡是见过志摩几面的人，差不多都受到这种感化，引起一种好感，就是有些小毛病小缺点也好像脸上某处的一颗小黑痣，也是造成好感的一小小部分，只令人微笑点头，并没有嫌憎之感。有人戏称志摩为诗哲，或者笑他的戴印度帽，实在这些戏弄里都仍含有好意的成分，有如老同窗要举发从前吃戒尺的逸事，就是有派别的作家加以攻击，我相信这所以招致如此怨恨者也只是志摩的阶级之故，而决不是他的个人。适之又说志摩是诚实的理想主义者，这个我也同意，而且觉得志摩因此更是可尊了。这个年头儿，别的什么都有，只是诚实却早已找不到，便是爪哇国里恐怕也不会有了罢，志摩却还保守着他天真烂漫的诚实，可以说是世所希有的奇人了。我们平常看书看杂志报章，第一感到不舒服的是那伟大的说诳，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社会琐闻，不是恬然地颠倒黑白，便是无诚意地弄笔头，其实大家也各自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自己未必相信，也未必望别人相信，只觉得非这样地说不可，知识阶级的人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也是数见不鲜的事，在这时候有一两个人能够诚实不欺地在言行上表现出来，无论这是哪一种主张，总是很值得我们的尊重的了。关于志摩的私德，适之有代为辩明的地方，我觉得这并不成什么问题。为爱惜私人名誉起见，辩明也可以说是朋友的义务，若是从艺术方面看去这似乎无关重要。诗人文人这些人，虽然与专做好吃的包子的厨子，雕好看的石像的匠人，略有不同，但总之小德逾闲与否于其艺术没有多少关系，这是我想可以明言的。不过这也有例外，假如是文以载道派的艺术家，以教训指导我们大众自任，以先知哲人自任的，我们在同样谦恭地接受他的艺术以前，先要切实地检察他的生活，若是言行不符，那便是假先知，须得谨防上他的当。现今中国的先知有几个禁得起这种检察的呢，这我可不得而知了。这或者是我个人的偏见亦未可知，但截至现在我还没有找到觉得更对的意见，所以对于志摩的事也就只得仍是这样地看下去了。 志摩死后已是二十几天了，我早想写小文纪念他，可是这从哪里去着笔呢？我相信写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无的，真的深切的感情只有声音，颜色，姿势，或者可以表出十分之一二，到了言语便有点儿可疑，何况又到了文字。文章的理想境界我想应该是禅，是个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境界，有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或者一声“且道”，如棒敲头，夯地一下顿然明了，才是正理，此外都不是路。我们回想自己最深密的经验，如恋爱和死生之至欢极悲，自己以外只有天知道，何曾能够于金石竹帛上留下一丝痕迹，即使*作苦，勉强写下一联半节，也只是普通的哀辞和定情诗之流，哪里道得出一份苦甘，只看汗牛充栋的集子里多是这样物事，可知除圣人天才之外谁都难逃此难。我只难写可有可无的文章，而纪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这种文章来敷衍的，而纪念刊的收稿期限又迫切了，不得已还只得写，结果还只能写出一篇可有可无的文章，这使我不得不重又叹息。这篇小文的次序和内容差不多是套适之在追悼会所发表的演辞的，不过我的话说得很是素朴粗笨，想起志摩平素是爱说老实话的，那么我这种老实的说法或者是志摩的最好纪念亦未可知，至于别的一无足取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第五十六章 半农纪念 周作人 七月十五日夜我们来到东京，次日定居本乡菊坂町。二十日我同妻出去，在大森等处跑了一天，傍晚回寓，却见梁宗岱先生和陈女士已在那里相候。谈次，陈女士说在南京看见报载刘半农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们听了觉得不相信，徐耀辰先生在座，也说这恐怕又是别一个刘复吧，但陈女士说报上说的不是刘复而是刘半农，又说北京大学给他照料治丧，可见这是不会错的了。我们将离开北京的时候，知道半农往绥远方面旅行去了，前后不过十日，却又听说他病死了已有七天了。世事虽然本来是不可测的，但这实在来得太突然，只觉得出意外，惘然若失而外，别无什么话可说。 刘半农像半农和我是十多年的老朋友，这回半农的死对于我是一个老友的丧失，我所感到的也是朋友的哀感，这很难得用笔墨记录下来。朋友的交情可以深厚，而这种悲哀总是淡泊而平定的，与夫妇子女间沉挚激越者不同，然而这两者却是同样的难以文字表示得恰好。假如我同半农要疏一点，那么我就容易说话，当作一个学者或文人去看，随意说一番都不要紧。很熟的朋友都只作一整个人看，所知道的又太多了，要想分析想挑选了说极难着手，而且褒贬稍差一点分量，心里完全明了，就觉得不诚实，比不说还要不好。荏苒四个多月过去了，除了七月二十四日写了一封信给刘半农的女儿小惠女士外，什么文章都没有写，虽然有三四处定期刊物叫我写纪念的文章，都谢绝了，因为实在写不出。九月十四日，半农死后整两个月，在北京大学举行追悼会，不得不送一副挽联，我也只得写这样平凡的几句话去： 十七年尔汝旧交，追忆还在卯字号， 廿余日驰驱大漠，归来竟作丁令威。 这是很空虚的话，只是仪式上所需的一种装饰的表示而已。学校决定要我充当致辞者之一，我也不好拒绝，但是我仍是明白我的不胜任，我只能说说临时想出来的半农的两种好处。其一是半农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其二是半农的杂学。他的专门是语音学，但他的兴趣很广博，文学美术他都喜欢，做诗，写字，照相、搜书，讲文法，谈音乐。有人或者嫌他杂，我觉得这正是好处，方面广，理解多，于处世和治学都有用，不过在思想统一的时代，自然有点不合适。我所能说者也就是极平凡的这寥寥几句。 前日阅《人间世》第十六期，看见半农遗稿《双凤凰专斋小品文》之五十四，读了很有所感。其题目曰《记砚兄之称》，文云： 余与知堂老人每以砚兄相称，不知者或以为儿时同窗友也。其实余二人相识，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犹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英雄也。越十年，红胡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李丹忱捕，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间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十六，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归，今日思之，亦如梦中矣。 这文章写得颇好，文章里边存着作者的性格，读了如见半农其人。*六年春间我来北京，在《新青年》上初见半农的文章，那时他还在南方，留下一种很深的印象，这是几篇《灵霞馆笔记》，觉得有清新的生气，这在别人笔下是没有的。现在读这篇遗文，恍然记及十七年前的事，清新的生气仍在，虽然更加上一点苍老与着实了。但是时光过得真快，鱼皮鞋子的故事在今日活着的人里，只有我和玄同还知道吧，而菜厂胡同一节说起来也有车过腹痛之感了。前年冬天半农同我谈到蒙难纪念，问这是哪一天，我查旧日记，恰巧*十六年中间有几个月不曾写，于是查对《语丝》末期月日等等，查出这是*二十四，半农就说下回要大举请客来作纪念，我当然赞成他的提议，去年十月不知道怎么一混大家都忘记了，今年夏天半农在电话里还说起，去年可惜忘记了，今年一定要举行，今年一定要举行，然而半农在七月十四日就死了，计算到十月二十四日恰是一百天。 昔时笔祸同蒙难，菜厂幽居亦可怜。 算到今年逢百日，寒泉一盏荐君前。 这是我所作的打油诗，九月中只写了两首，所以在追悼会上不曾用，今日半农此文，便拿来题在后面。所云菜厂在北河沿之东，是土肥原的旧居，居停主人即土肥原的后任某少佐也。秋天在东京本想去访问一下，告诉他半农的消息，后来听说他在长崎，没有能见到。 还有一首打油诗，是拟近来很时髦的浏阳体的，结果自然是仍旧拟不像，其辞曰： 漫云一死恩仇泯，海上微闻有笑声。 空向刀山长作揖，阿旁牛着太狰狞。 半农从前写过一篇《作捐主义》，反招了许多人的咒骂。我看他实在并不想侵犯别人。但是人家总喜欢骂他，仿佛在他死后还有人骂。本来骂人没有什么要紧，何况又是死人，无论骂人或颂扬人，里边所表示出来的反正都是自己，我们为了交谊的关系，有时感到不平，实在是一种旧的惯性，倒还是看了自己反省要紧。譬如我现在来写纪念半农的文章，固然并不想骂他，就是空虚地说上好些好话，于半农了无损益，只是自己出乖露丑。所以我今日只能说这些闲话，说的还是自己，至多是与半农的关系罢了，至于目的虽然仍是纪念半农。半农是我的老朋友之一，我很惮惜他的死。在有些不会赶时髦结识新相好的人，老朋友的丧失实在是最可悼惜的事。 第五十七章 令人难忘的叙永生活 周明道 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始终处于惊涛骇浪之中，而我们班所遭遇的风浪更大。但可喜的是毕业人数却最多。如今虽已时过境迁，但每每回忆往事，当初的一切情景却历历在目。 报考和旅程 1940年的大学统一招考是在后方各大城市举行的。我当时正好在昆明，于是自然而然地报考了西南联大。记得当时的考试是在7月中旬，昆华中学南院、北院都是考场。一连几天考下来，大家莫不筋疲力尽。考完以后，大家纷纷找路子打听分数，等候发榜。此刻，日本侵略军已进兵越南。海防、河内相继失守，河口、老街一些桥被破坏，我国失去一个通往外洋的港口。以前，昆明虽常有警报，但都有惊无险。现在却不同了，重磅炸弹震撼了这座后方的古城。大东门一带，血肉横飞，地上，墙上溅满了鲜血，惨不忍睹。联大、云大也没有逃过这一劫难。 时局如此紧张，把人的神经拉得紧紧的。大概到了10月才发榜。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才算放下心。学校为了应付时局，决定把招来的新生迁到四川去，通知明年元月中旬到叙永报到上课。于是新同学们纷纷各自设法找门路，拉交情，搭西南运输处的汽车前往。有的取道重庆转泸州到叙永，有的直接到叙永。我在昆明整整耽搁了两个月，只好成天泡在车站。总算老天不负有心人，阳历年一过，便碰上一辆由仰光运钢筋到泸州去的商车。经司机垂怜，我付钱后搭上了这辆车。经过几天艰难险阻且心惊肉跳的奔波，终于平安地抵达叙永。 分校的生活 叙永有东西二城，中间隔一条河，依山傍水，景色秀丽。河上有两座桥，以通东西二城。“双桥观月”为叙永八景之一。联大的校舍也分布在东西二城，正式的名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当地人简称为西南大学。 在西城有条忠义路，路边有座春秋祠，据说是由几个陕西籍的盐商集资建造的，规模相当大，檐牙高啄，雕梁画栋，建筑极为讲究。大殿前面有戏台，左右厢房都是木造二层的。楼下好像由文学院和师范学院的同学住，法商学院的住楼上，理学院的住大殿，助教住后进，工学院的住隔壁的南华宫，女同学住东城的帝主宫。我们这期600多人便这样分头住下了。南华宫房子比较破旧，除了作为工学院的宿舍外，还有一间可供200来人上课的大教室。因为大一新生的功课以必修课为主，这间教室被利用的时间也最多。帝主宫因是女生宿舍，被列为禁地，男士不能随便*。教授们则住在春秋祠对街的一所大院落里。 学校的重心在东城的文庙，房子比较宽敞。办公室、教室都在那里。院子里有座无线电台，用的是手摇发电机，由物理系的一位女助教司话务，可以与昆明通话。所以学校虽然分为二部，但在行政及指挥方面尚可统一。 西城有两座城隍庙，其一在川滇公路旁，人称府城隍庙，破烂不堪。另一座在忠义路尽头到东城去的拐角上，是一所有地下室的建筑。学校修葺一番后，作为我们的膳堂，比府城隍庙漂亮得多。每当下课以后，学生们便成群结队由春秋祠和南华宫而来，手里捧着碗筷或漱口杯，走一路叮当响一路。开学未久，我被选为伙食委员，负责领米、买菜、监厨、管帐，向同学催讨伙食钱，忙得不亦乐乎。 大队人马开到叙永后，办好入学手续，尚未开课。适逢春节，不免要庆祝一番。当地有位相当有声望的老先生，送来几十坛黄酒和两只半猪，慰劳我们这批后学之辈。这下全校大打“牙祭”，有酒有肉，足足忙了3天。 因开学迟了几个月，必须迎头赶上。功课一堂接一堂，同学们也奔波于文庙和南华宫之间。4月份一次期末大考后，休息了一个星期，算是“寒假”。接着第二学期开始，到8月15日考完了最后一门功课，算是读完了大一。 当时在叙永分校任教的几位老师有：分校主任杨振声先生，杨先生的衣冠最为整齐，身上永远找不到一条绉纹，走路也是那么从容不迫，有外交家风度。教务长樊际昌（逵羽）老师，负责文法学院，也是叙永分校的创设人。生物系有李继侗先生，地质系有袁复礼先生，数学系有曾远荣先生，工学院有褚土荃先生，教微积分的是赵淞副教授，政治学是龚祥瑞教授，化学系唐助教，地质系助教为苏良赫，体育是黄中孚先生，数学系助教是刘欣年，外文系有*翰、王佐良、王还、查良铮，还有张振先夫妇。 开学后一个多月，蒋、梅二位常委莅校，这是二位在我们面前正式以校长身份出现的第一次。当时日寇步步进逼滇境，昆明受到威胁，甚至有人觉得叙永也靠不住。所以梅校长在训话中说：“有的人说这里不安全，我想要求安全，那大概也许只好搬到喜马拉雅山上去，可是我们还不敢一定这样说……”为政不在多言，一年内校长训话只此一次。 叙永的西城因有公路通过，所以变成了商业区，较大的商店都在那里。东城比较安静，是住家的好地方。那里的商店性质和西城不同，卖纸的、刻书的、印佛像的都在那儿。但无论东城西城，生活用水全仗人力由水井或河里去挑。没有电灯，同学们每人都有一盏油灯，点起来直冒黑烟，味道也不好受，热度高而亮度低。近视眼的同学往往把灯放在书本和眼睛之间，常把头发烧焦。 东西城各有一个公园。西城公园实际上是一所嘈杂喧闹的露天茶馆；东城公园位于城墙边一座小山上，内有个小茶馆，去的人不多。每到星期天，几个人往往在那里泡上一天，一来贪图它的清静，二来可以欣赏四周的景色，三来徐徐而来的清风吹在身上，格外舒服。那里的厕所很有特色，它是由山顶上凌空架出去的，粪缸却在山腰。两者相距至少在30尺以上，所以没有臭味。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叙永这块地方也算相当富庶。我们刚到那里的时候，刚好是橘子收成的季节，通红的橘子又大又甜，水分又多，吃在嘴里十分过瘾。 东城外有座山，远看遍体通红，所以叫红岩，放“寒假”期间，我们曾结队远足爬红岩。山上都是大块的砂岩，石缝里长出少量树木花草。苏良赫先生乘此机会向大家解释什么叫风化，怎样是侵蚀，比课堂里讲更为明白。山顶上长的都是不知名的草，高2尺许，只有羊肠小道可能。山顶上积水很多，泥泞不堪，爬上去的同学没有不挨摔的，爬起来至少是半个泥人。 抗战期间大后方的物价波动很大。我们刚到叙永时，学校里的伙食似乎只要15元一个月。不久，物价飞跃高升，伙食费也逐月上涨。那时，我们正是食量最大的时候，无余米可剩，不若女同学饭量小，可以剩米换菜。当菜碗里出现少许带些肥肉的肉皮时，便是数天一遇的加菜了。 不久，重庆发起了献金运动，各地纷纷响应，联大也开始捐款，只可惜为数太少。于平津一带来的同学自告奋勇公演平剧，以售票所得捐款，七拼八凑的共募集了七八千元钱。这次演出，连场面都是硬凑的，有的同学还是第一次登台，但毕竟在叙永曾轰动过一阵呢！ 叙永的那条河流到西城时拐了个大弯，傍山处有座小小的龙王庙，高不到3尺，宽2尺左右。河水有深有浅，水流很急，清澈见底，可以游泳。一入夏季，男女同学纷纷前往西城外去游泳。有一年夏天，天气奇热无比。好长一段时间，天天晴空万里，*星光灿烂，丝毫没有下雨的意思。中午，室外阳光下的温度据说超过华氏120°，居民纷纷把水泼到屋顶上以减低室内温度，不到午夜体想上床。当地人开始求雨，先由县太爷下令停屠3天，接着又是一个3天。停屠对本校同学来讲，简直是痛痒无关。另由居民用草扎成一条长龙，其形式和迎神赛会中的龙一样，由十来个男子光着上身，抬着游街。街上居民事先到河里挑了几担水放在门口，等草龙来到门前，便用水勺舀水使劲泼到抬龙者身上去。虽然如此，老天爷仍未下雨。于是当地人便说全是因西南大学这些女生在河里洗澡，冲犯了龙王。还在庙里晒了一大堆裤子，亵渎了神明。所以上苍震怒，停止下雨以示薄惩。有一天下午，帝主宫传来消息说，有一位菲律宾来的女侨生因为天太热中暑死了，大家不禁愕然。说也奇怪，这位女同学一死，当天晚上便下了雨。 四川多茶馆，叙永也不例外。茶馆即“摆龙门阵”之所在，同时也是戏院和新闻交换所。同学们既无处可去，校舍内亦无开水可喝，唯一的办法是上茶馆；何况尚可省油钱，汽灯的光亦较桐油灯为亮，一举数得，何乐不为？茶博士们的技术，可说是炉火纯青；2尺开外处，居高临下将茶水冲下来，居然一滴也不漏到碗外，此非数十年苦练不为功。有时泡上一整天，还可把茶碗交给茶博士寄存，下课再来。吃饭时再寄存，饭后再拿出来。几次三番的，早已无一丝茶味了，可是茶博士们绝无不豫之色，服务态度着实令人钦佩。 叙永分校由头到尾仅8个月。时间虽短，但就联大来说，其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它培养教育了我们这一班600多人。对同学们来说，这一段生活也是令人难忘的。 第五十八章 我所见的叶圣陶 朱自清 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十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到了那边，他就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所以他这样告我。我好奇地问道：“怎样一个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访问圣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年纪并不老，只那朴实的服色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们平日所想象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 记得见面的那一天是一个阴天，我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圣陶似乎也如此。我们只谈了几句关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见，便告辞了。延陵告诉我每星期六圣陶总回角直去；他很爱他的家。他在校时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与他不熟，只独自坐在屋里。不久，中国公学忽然起了风潮。我向延陵说起一个强硬的办法；——实在是一个笨而无聊的办法！——我说只怕叶圣陶未必赞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赞成了！后来细想他许是有意优容我们吧；这真是老大哥的态度呢。我们的办法自然是失败了，风潮延宕下去；于是大家都住到上海来。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见面；同时又认识了西谛予同诸兄。这样经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实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 我看出圣陶始终是个寡言的人，大家聚谈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听着。他却并不是喜欢孤独，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听着。至于与人独对的时候，自然多少要说些话；但辩论是不来的。他觉得辩论要开始了，往往微笑着说：“这个弄不大清楚了。”这样就过去了。他又是个极和易的人，轻易看不见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着的《晨报》副刊，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从家里捎来给我看；让我随便放在一个书架上，给散失了。当他和我同时发现这件事时，他只略露惋惜的颜色，随即说：“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惭愧着，因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他对于世间妥协的精神是极厌恨的。在这一月中，我看见他发过一次怒；——始终我只看见他发过一次怒——那便是对于风潮的妥协论者的蔑视。 风潮结束了，我到杭州教书。那边学校当局要我约圣陶去。圣陶来信说：“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这是冬天。”他来了，教我上车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车站这一类地方，是会觉得寂寞的。他的家实在太好了，他的衣着，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个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离不开家里人。必须离开家里人时，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着；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时，本来是独住一屋的，却愿意将那间屋做我们两人的卧室，而将我那间做书室，这样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乐意。我们不时到西湖边去；有时下湖，有时只喝喝酒。在校时各据一桌，我只预备功课，他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初到时，学校当局来看过他。第二天，我问他，“要不要去看看他们？”他皱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罢。”后来始终没有去。他是最反对形式主义的。 那时他小说的材料是旧日的储积；童话的材料有时却是片刻的感兴。如《稻草人》中《大喉咙》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们都醒在床上，听见工厂的汽笛；他便说：“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经想好了，来的真快呵。”那篇的艺术很巧，谁想他只是片刻的构思呢！他写文字时，往往拈笔伸纸，便手不停挥地写下去；开始及中间，停笔踌躇时绝少。他的稿子极清楚，每页至多只有三五个涂改的字。他说他从来是这样的。每篇写毕，我自然先睹为快；他往往称述结尾的适宜，他说对于结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说月报》；照例用平信寄。我总劝他挂号；但他说：“我老是这样的。”他在杭州不过两个月，写的真不少，教人羡慕不已。《火灾》里从《饭》起到《风潮》这七篇，还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时我亲眼看他写的。 在杭州呆了两个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实在离不开家，临去时让我告诉学校当局，无论如何不回来了。但他却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报副刊》，看见他那时途中思家的小诗，重念了两遍，觉得怪有意思。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家也搬到上海。从此在上海呆下去，直到现在——中间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将离》抒写那回的别恨，是缠绵悱恻的文字。这些日子，我在浙江乱跑，有时到上海小住，他常请了假和我各处玩儿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总爱出门，因此他老说没有能畅谈；他写信给我，老说这回来要畅谈几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来，路过上海，许多熟朋友和我饯行，圣陶也在。那晚我们痛快地喝酒，发议论；他是照例地默着。酒喝完了，又去乱走，他也跟着。到了一处，朋友们和他开了个小玩笑；他脸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着。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一种意义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谅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所以仍然——也许格外——是可亲的。那晚快夜半了，走过爱多亚路，他向我诵周美成的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没有说什么；那时的心情，大约也不能说什么的。我们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这一回特别对不起圣陶；他是不能少睡觉的人。他家虽住在上海，而起居还依着乡居的日子；早七点起，晚九点睡。有一回我九点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灯，关好门了。这种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对的。那晚上伯祥说：“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来真是不知要怎样感谢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没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却全是我的懒。我只能从圣陶的小说里看出他心境的迁变；这个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说。圣陶这几年里似乎到十字街头走过一趟，但现在怎么样呢？我却不甚了然。他从前晚饭时总喝点酒，“以半醺为度；”近来不大能喝酒了，却学了吹笛——前些日子说已会一出《八阳》，现在该又会了别的了吧。他本来喜欢看看电影，现在又喜欢听听昆曲了。但这些都不是“厌世”，如或人所说的；圣陶是不会厌世的，我知道。又，他虽会喝酒，加上吹笛，却不会抽什么“上等的纸烟”，也不曾住过什么“小小别墅”，如或人所想的，这个我也知道。 一九三〇年七月，北平清华园。 第五十九章 三沈二马 周作人 三沈 平常讲起北大的人物，总说有三沈二马，这是与事实有点不很符合的。事实上北大里后来是有三个姓沈的和两个姓马的人，但在我们所说的“五四”前后却不能那么说，因为那时只有一位姓沈的即是沈尹默，一位姓马的即是马幼渔，别的几位都还没有进北大哩。还有些人硬去拉哲学系的马夷初来充数，殊不知这位“马先生”，——这是因为他发明一种“马先生汤”，所以在北京饭馆里一时颇有名，——乃是杭县人，不能拉他和鄞县的人做是一家，这尤其是可笑了。沈尹默与马幼渔很早就进了北大，还在蔡孑民长北大之前，所以资格较老，势力也比较的大。实际上两个人有些不同，马君年纪要大几岁，人却很是老实，容易发脾气，沈君则更沉着，有思虑，因此虽凡事退后，实在却很起带头作用。朋友们送他一个徽号叫“鬼谷子”，他也便欣然承受。钱玄同尝在背地批评，说这混名起得不妙，鬼谷子是阴谋大家，现在这样的说，这岂不是自己去找骂么？但就是不这样说，人家也总是觉得北大的中国文学系里是浙江人专权；因为沈是吴兴人，马是宁波人，所以有“某籍某系”的谣言，虽是“查无实据”，却也是“事出有因”；但是这经过闲话大家陈源的运用，移转过来说绍兴人，可以说是不虞之誉了。我们绍兴人在“正人君子”看来，虽然都是把绍兴师爷一流人，性好舞文弄墨，但是在国文系里，我们是实在毫不足轻重的。他们这样的说，未必是不知道事实，但是为的“挑剔风潮”，别有作用，却也可以说弄巧成拙，留下了这一个大话柄了吧。 如今闲话休题，且说那另外的两位沈君，一个是沈兼士，沈尹默的老弟，他的确是已经在北大里了，因为民六那一年，我接受北大国史编纂处的聘书为纂译员，共有两个人，一个便是沈兼士，不过他那时候不在城里，是在香山养病。他生的是肺病，可不是肺结核，乃是由于一种名叫二口虫的微生物，在吃什么生菜的时候进到肚里，侵犯肺脏，发生吐血；这是他在东京留学时所得的病，那时还没有痊愈。他也曾从章太炎问学，他的专门是科学一面，在“物理学校”上课，但是兴味却是国学的“小学”一方面；以后他专搞文字学的形声，特别是“右文问题”，便是凡从某声的文字也含有这声字的意义。他在西山养病时，又和*教的辅仁学社的陈援庵相识，陈研究元史，当时著《一赐乐业考》《也里可温考》等，很有些新气象；逐渐二人互相提携，成为国学研究的名流。沈兼士任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陈援庵则由导师，转升燕京大学的研究所主任，再进而为辅仁大学校长，更转而为师范大学校长，至于今日。沈兼士随后亦脱离北大，跟陈校长任辅仁大学的文学院长，终于因同乡朱家骅的关系，给国民党做教育的特务工作，胜利以后匆遽死去。陈援庵同胡适之也是好朋友，但胡适之在解放的前夕乘飞机仓皇逃到上海，陈援庵却在北京安坐不动；当时王古鲁在上海，特地去访胡博士，劝他回北京至少也不要离开上海，可是胡适之却不能接受这个好意的劝告。由此看来，沈兼士和胡适之都不能及陈援庵的眼光远大，他的享有高龄与荣誉，可见不是偶然的事了。 另外一个是沈大先生沈士远，他的名气都没有两个兄弟的大，人却顶是直爽，有北方人的气慨；他们虽然本籍吴兴，可是都是在陕西长大的。钱玄同常形容他说，譬如有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谈天，渐渐的由正经事谈到不很雅驯的事，这是凡在聚谈的时候常有的现象，他却在这时特别表示一种紧张的神色，仿佛在声明道，现在我们要开始说笑话了！这似乎形容的很是得神。他最初在北大预科教国文，讲解的十分仔细，讲义中有一篇《庄子》的《天下篇》，据说这篇文章一直要讲上一学期，这才完了，因此学生们送他一个别号便是“沈天下”。随后转任为北大的庶务主任，到后来便往燕京大学去当国文教授，时间大约在*十五年（一九二六）吧，因为第二年的四月，李守常被捕的那天，大家都到他海甸家里去玩；守常的大儿子也同了同学们去，那天就住在他家里；及至次晨这才知道昨日发生的事情，便由尹默打电话告知他的老兄，叫暂留守常的儿子住在城外。因此可以知道他转往燕大的时期，这以后他就脱离了北大，解放后他来北京在故宫博物院任职，但是不久就故去了。至今三位沈君之中，只有尹默还是健在；但他也已早就离开北大，在*十八年北伐成功之后，他陆续担任河北省教育厅长、北平大学校长、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后到上海任中法教育职务，他擅长书法，是旧日朋友中很难得的一位艺术家。 二马 现在要来写马家列传了。在北大的虽然只有两位马先生，但是他家兄弟一共有九个，不过后来留存的只是五人，我都见到过，而且也都相当的熟识。马大先生不在了，但留下一个儿子，时常在九先生那里见着。二先生即是北大的马幼渔，名裕藻，本来他们各有一套标准的名号，很是整齐，大约还是他们老太爷给定下来的，即四先生名衡，字叔平，五先生名鉴，字季明，七先生名准，本字绳甫，后来曾一度出家，因改号太玄，九先生名廉，字隅卿，照例二先生也应该是个单名，字为仲什么；但是他都改换掉了，大约也在考取“百名师范”，往日本留学去的时候吧。不晓得他的师范是哪一门，但他在北大所教的乃是章太炎先生所传授的文字学的音韵部分，和钱玄同的情形正是一样。他进北大很早，大概在蔡孑民长校之前，以后便一直在里边，与北大共始终。*廿六年（一九三七），学校迁往长沙，随后又至昆明，他没有跟了去，学校方面承认几个教员有困难的不能离开北京，名为北大留校教授，凡有四人，即马幼渔、孟心史、冯汉叔和我，由学校每月给予留京津贴五十元，但在解放以前他与冯孟两位却已去世了。 马幼渔性甚和易，对人很是谦恭，虽是熟识朋友，也总是称某某先生，这似乎是马氏弟兄的一种风气，因为他们都是如此的。与旧友谈天颇喜诙谐，唯自己不善剧谈，只是傍听微笑而已。但有时迹近戏弄的也不赞成。有一次刘半农才到北京不久，也同老朋友一样和他开玩笑，在写信给他的时候，信面上写作“鄞县马厩”，主人见了怫然不悦，这其实要怪刘博士的过于轻率的。他又容易激怒，在评议会的会场上遇见不合理的议论，特别是后来“正人君子”的一派，他便要大声叱咤，一点不留面子，与平常的态度截然不同。但是他碰见了女学生，那就要大倒其楣，他平时的那种客气和不客气的态度都没有用处。现在来讲这种轶事，似乎对于故人有点不敬的意思。本来在知识阶级中间这是很寻常的事，居家相敬如宾，出外说到太太时，总是说自己不如，或是学问好，或是治家有方；有些人听了也不大以为然，但那毕竟与季常之惧稍有不同，所以并无什么可笑之处，至多是有点幽默味罢了。他有一个时候曾在女师大或者还是女高师兼课，上课的时候不知怎的说及那个问题，关于“内人”讲了些话，到了下星期的上课时间，有两个女学生提出请求道： “这一班还请老师给我们讲讲内人的事吧。”这很使得他有点为难，大概只是嗨嗨一笑，翻开讲义夹本，模糊过去了吧。这班学生里很出些人物，即如那捣乱的学生就是那有名的黄瑞筠，当时在场的她的同学后来出嫁之后讲给她的“先生”听，所以虽然是间接得来，但是这故事的真实性是十分可靠的——。说到这里，联想所及不禁笔又要岔了开去，来记刘半农的一件轶事了。这些如教古旧的道学家看来，就是“谈人闺阃”，是很缺德的事，其实讲这故事其目的乃是来表彰他，所以乃是当作一件盛德事来讲的。当初刘半农从上海来北京，虽然有志革新，但有些古代传来的“才子佳人”的思想还是存在，时常在谈话中间要透露出来，仿佛有羡慕“”的口气，我便同了玄同加以讽刺，将他的号改为龚孝拱的“半伦”，因为龚孝拱不承认五伦，只余下一妾，所以自认只有半个“伦”了。半农禁不起朋友们的攻击，逐渐放弃了这种旧感情和思想，后来出洋留学，受了西欧尊重女性的教训，更是显著的有了转变了。归国后参加《语丝》的工作，及张作霖入关，《语丝》被禁，我们两人暂避在一个日本武人的家里，半农有《记砚兄之称》一小文，记其事云： “余与知堂老人每以砚兄相称，不知者或以为儿时同窗友也。其实余二人相识，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犹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英雄也。越十年，红胡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李丹忱捕，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间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十六年，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归，今日思之，亦如梦中矣。”我所说的便是躲在菜厂胡同的事，有一天半农夫人来访，其时适值余妻亦在，因避居右室，及临去乃见其潜至门后，亲吻而别，此盖是在法国学得的礼节，维持至今者也。此事适为余妻窥见，相与叹息刘博士之盛德，不敢笑也。刘胡二博士虽是品质不一样，但是在不忘故剑这一点上，却是足以令人钦佩的，胡适之尚健在，若是刘半农则已盖棺论定的了。 二马之余 上边讲马幼渔的事，不觉过于冗长，所以其他的马先生只能写在另外的一章了。马四先生名叫马衡，他大约是**年才进北大的吧，教的是金石学一门，始终是个讲师，于校务不发生什么关系；说的人也只是品凑“二马”的人数，拉来充数的罢了。他的夫人乃是宁波巨商叶澄衷堂家里的小姐，却十分看不起大学教授的地位，曾对别人说： “现在好久没有回娘家去了，因为不好意思，家里问起叔平干些什么，要是在银行什么地方，那也还说得过去，但是一个大学的破教授，教我怎么说呢？”可是在那些破教授中间，马叔平却是十分阔气的；他平常总是西服，出入有一辆自用的小汽车，胡博士买到福特旧式的“高轩”，恐怕还要在他之后呢。他待人一样的有礼貌，但好谈笑，和钱玄同很说得来；有一次玄同与我转托黎劭西去找白石刻印，因为黎齐有特别关系，刻印可以便宜，只要一块半钱一个字，叔平听见了这个消息，便特地坐汽车到孔德学校宿舍里去找玄同，郑重的对他说： “你有钱尽管有可花的地方，为什么要去送给齐白石？”他自己也会刻印，但似乎是仿汉的一派，在北京的印人，经他许可的只有王福庵和寿石工，他给我刻过一方名印，仿古人“庾公之斯”的例，印文云“周公之作”，这与陈师曾刻的省去“人”字的“周作”正是好一对了。他又喜欢喝酒，玄同前去谈天留着吃饭的时候，常劝客人同喝，玄同本来也会喝酒，只因血压高怕敢多吃，所以曾经写过一张《酒誓》，留在我这里，因为他写了同文的两张，一张是给我的，却不知道是什么缘故，都寄到这里来了。原来系用九行行七字的急就自制的红格纸所写，其文曰： “我从中华*二十二年七月二日起，当天发誓，绝对戒酒，即对于马凡将、周苦雨二氏，亦不敷衍矣。恐后无凭，立此存照。钱龟竞十。”下盖朱文方印曰龟竞，十字甚粗笨，则是花押也。给我的一纸文字相同，唯周苦雨的名字排在前面而已。看了这写给“凡将斋”的《酒誓》，也可以想见主人是个有风趣的人了。他于赏鉴古物也很有工夫，有一年正月逛厂甸，我和玄同、叔平大家适值会在一起，又见黎子鹤、张凤举一同走来，子鹤拿出新得来的“酱油青田”的印章，十分得意的给他看，他将石头拿得很远的一看，（因为有点眼花了。）不客气的说道： “西贝，西贝！”意思是说“假”的。玄同后来时常学他的做法，这也是可以表现他的一种性格。自从一九二四年宣统出宫，故宫博物院逐渐成立以后，马叔平遂有了他适当的工作，后来正式做了院长，直到解放之后这才故去了。 此外还有几位马先生，虽然只有一位与北大有关系，也顺便都记在这里。马五先生即是马鉴、季明，他一向在燕京大学任教，我在那里和他共事好几年，也是很熟的朋友，后来转到香港大学，到近年才归道山。马七先生马准，法号太玄，也是一个很可谈话有风趣的人，在有些地方大学教书，只是因为曾有嗜好，所以不大能够得意，在他的兄弟处时常遇见，颇为谂熟。末了一个是马九先生隅卿，他曾在鲁迅之后任中国小说史的功课，至*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二月十九日在北京大学第一院课堂上因脑出血去世。隅卿的专门研究是明清的小说戏曲，此外又搜集四明的明末文献，这件事是受了清末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影响，大抵现今的老年人都有过这种经验，不过表现略有不同，如七先生写到清乾隆必称曰弘历，亦是其一。因为这些小说戏曲从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隅卿自称曰不登大雅文库，隅卿殁后，听说这文库以万元售给北大图书馆了。后来得到一部二十回本的《平妖传》，又称平妖堂主人，尝复刻书中插画为笺纸，大如册页，分得一匣，珍惜不敢用。又别有一种画笺，系《金瓶梅》中插图，似刻成未印，今不可得矣。居南方时得话本二册，题曰《雨窗集》《欹枕集》，审定为清平山堂同型之本，旧藏天一阁者也。因影印行世，请沈兼士书额*窗欹枕室，友人或称之为雨窗先生。隅卿用功甚勤，所为札记甚多，平素过于谦遇不肯发表，尝考冯梦龙事迹著作甚详备，又抄集遗文成一卷，屡劝其付印亦未允。二月十八日是阴历上元，他那时还出去看街上的灯，一直兴致很好，不意到了第二天，便尔溘然了。我送去了一副挽联，只有十四个字： 月夜看灯才一梦， 雨窗欹枕更何人。 中年以后丧朋友是很可悲的事，有如古书，少一部就少一部，此意惜难得恰好的达出，挽联亦只能写得像一副挽联就算了。当时写一篇纪念文，是这样的结末的。 第六十章 毛泽东回忆北大 *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我更不想回家了。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平去，当时叫北京。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曾经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打算出国前先去北京学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面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后来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徐特立也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他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到法国去，这时他已经40多岁了。不过他到1927年才参加*党。 红楼内的李大钊纪念堂 和*在校工作处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从现在任中法大学校长的本石曾那里学习法文，我却没有这样做。我另有打算。 “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来了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了中国*党的一位创始人，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党，之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党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还遇到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入了三党；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采、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 …… “我回到长沙以后，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在五四运动以后，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学生的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笔；这是湖南学生的报纸，对于华南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我在长沙帮助创办了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现代文化和政治趋势的团体。这个书社，特别是新民学会，都激烈地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这家伙很坏。我们领导了一次学生总罢课反对张敬尧，要求撤换他，并且派遣代表团分赴北京和西南进行反张的宣传，因为那时孙中山正在西南进行活动。张敬尧查禁了《湘江评论》来报复学生的反对。” “于是我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在那里组织反军阀运动。新民学会把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扩大成为普遍的反军阀的宣传。为了促进这个工作我担任了一个通讯社社长的职务。这个运动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张敬尧被谭延*了，长沙建立了新*。” ……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的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 “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第六十一章 北大六年琐忆 田炯锦 约两年半以前，刘绍唐先生嘱为传记文学写一篇我在北京大学受学时的回忆。因彼时正忙于办理行政院法规整理委员会的结束事项，未能报命。原打算在去年北大校庆以前，抽暇草拟，不意有许多笔债和事务待办，以致迟迟未能着手。现在又快到今年校庆了，只得将过去在北大六年而今仍能记忆的琐事拉杂追叙，如有错误或欠正确之处，尚希阅者指教。 *六年夏，看见北大招生的广告，应考资格有同等学历一项。彼时我在天津南开中学刚修完二年级的课程，乃报名投考预科，因物理化学尚未修习，乃请高班同学指导，补习了一月。考试结果，幸被录取，编入文预科一年级甲班。次年章程修改，非中学毕业不能应试，故我跳越了两年转学北大，实属幸运。 南开中学一切很认真严格，教员按时上下课，每学期的功课均按时教完。学生则闻上课铃即入教室，请假须合规定，不得无故缺课。有月考、期考、年考，月考成绩差者，教员予以责备警告，期考有不及格的课者补考，年考不及格者降级。故教与学均兢兢业业的进行。初入北大，甚感不惯，上课铃响时，好些教员常迟延十分钟左右，方到教室，但下课铃响后，仍继续讲之不休，下一课的教员如守时，学生简直无法休息。有些教员上课两三星期，尚未*正题，有些教员编发讲义，但过数星期后，又作废另发。月考甚少，且不认真。故当时很奇怪北大系驰名全国的好学校，何以如此随便？但一学期未满，我即体认北大的长处。教员们多系学识丰富之学人，他们开始讲的很多题外话，对该课以后的深入了解，大有功用。有些教员的功课虽未能按时讲完，但确有许多心得，转授给学生。只要学生肯用功，则其所得到的益处，当远超过按课本逐章逐节的讲解。所以我常想倘能以南开的谨严，与北大的启发，合并用于教学，当可以使大多数学子都有成。 北大的前身，为清代已成立的京师大学堂，监督及以后的校长，均系大官充任或兼任，学生们亦多僚气与暮气甚深。我初入学时，尚闻人论说：北大老旧，高师穷苦，清华洋气。但事实是：自六年一月蔡孑民先生接任校长后，揭示“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并勉学生以三事：一、研究学问，二、砥砺德行，三、敬爱师友。同月规定教员担任教课钟点办法六条。四月停聘学术标准不合在大学任教之外国教师。是年冬组织学术讲演会，并创刊《北京大学日刊》、《月刊》。故自蔡先生来北大后，学校已逐步改进。加以他豁达的气度，远大的眼光，以及和蔼可亲的态度，已经使师生们均受其感召，而追求进步及革新。是年秋季开学上课未久，就觉得我们班上的教员，大多数都是学识丰富而有见解，如马裕藻讲中国学术文，朱宗莱讲模范文，钱玄同讲中国文字学，杨敏曾讲中国史，何炳松讲世界文明史（后改称西洋文化史），田北湖讲中国地理。虽然他们的口才有巧有拙，表达的有条理或乏系统，但令人觉得他们所讲均系内容充实，并有独到的见解。其所编讲义之文字亦很优美。 这时候北大有很多著名的教授：在文科者如黄侃（季刚）、黄节、陈汉章、梁漱溟、辜鸿铭、刘师培、陈大齐、陈独秀（文科学长）、胡适、沈尹默、沈兼士等，法理两科亦有许多驰名教授。他们的著作及其在报章杂志所发表的文章，均受人们的称许、推崇，或引起辩驳。但著名的学人中，亦有些行为不检，生活浪漫，使人骇异。蔡先生乃于*七年提倡组织进德会，会员分三类：一类是不嫖不赌，不纳妾；一类是除上述三者外，并且不吸烟，不饮酒；一类是除上述五者外，尚须不食肉类。这一个会以后事实证明，没有发生多大效力。但蔡先生婉请素行不检的教职人员入会，一年以后将学术声誉甚高、而其私生活仍旧糜烂的几个教授不予续聘。故蔡先生虽认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故“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但不许“诱学生而与之堕落”。所以他虽注重邀请饱学之士任教，使学生的知识增进；但亦注意学生品德的修养。故教员的行为苟有影响学生堕落的危险，则无论其学识如何渊博，亦不能不割爱使其去职。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有新旧之争，北大的教员们，如胡适之、钱玄同、沈尹默等，常发表白话文、白话诗，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主张以科学的方法，整理我固有的各家遗著，返还古哲人们学说的本来面目。校内外的反对者们，乃以为他们“离经叛道”“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校外把残守缺之士如林琴南先生者，竟信以为实，于八年三月在《公言报》，公开发表致蔡校长书，有云：“且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乃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于己无恩。此语曾一见之随园文中，仆方以为拟于不伦，斥袁枚为狂谬，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人头畜鸣，辩不胜辩，置之可也。彼又云武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余唾；卓吾有*行，故发斯言。” 蔡校长阅报后，乃即写“为说明办学方针，答林琴南君函”，送《公言报》发表，兹择要节录数段如下： 公书语长心重，深以外间谣诼纷集为北京大学借，甚感。惟谣诼必非实录，公爱大学，为之辨正可也。今据此纷集之谣诼，而加责备，将使耳食之徒，益信谣诼为实录，岂公爱大学之本意乎？原公之所以责备者不外两点：一曰“覆孔孟，铲伦常”；二曰：“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请分别论之。 对于第一点，当先为两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教员曾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者乎？（乙）北京大学教授曾有于学校以外发表其“覆孔孟，铲伦常”之言论者乎？ 请先察“覆孔孟”之说。大学讲义涉及孔孟者，惟哲学门中之中国哲学史。已者为胡适之君之《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请详阅一过，果有覆孔孟之说乎？特别讲演之者，有崔怀瑾君之《论语足征记》，《春秋复始》。哲学研究会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与孟子异同”问题，与胡默青君提出“孔子伦理学之研究”问题，尊孔者多矣，宁曰覆孔？ 次察“铲伦常”之说。常有五，仁、义、礼、智、信，公既言之矣。伦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在中学以下修身教科书中，详哉言之。大学之伦理学涉此者不多。然从未有以父子相夷，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大学尚无女学生，则所注意者，自偏于男子之节*。近年于教科书以外，组织一进德会，其中基本戒约，有不嫖，不娶妾两条。不嫖之戒，决不背于古代之伦理。不娶妾一条，则且视孔孟之说尤严矣。至于五常，则伦理学中之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而一切科学皆为增进智识之需，宁有铲之之理欤？ ……公所举“斥父母为自感*，于己无恩”，谓随园文中有之。……公能指出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述路粹或随园之语，而表其极端赞成之意者？……所谓“武为圣王，卓文君为贤媛”，（李贽所说）何人曾述斯语，以号于众，公能证明之欤？ 对于第二点当先为三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乙）白话果是否能达古书之义？（丙）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之语相等？ 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文一科，所据为课本者，曰模范文，曰学术文皆古文也。……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也。于《北京大学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为白话体者，惟胡适君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其中所引古书多属，非皆白话也。 次考察“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意？”大学教员所编讲义，固皆文言矣。而上讲坛后，绝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之语，必皆编为文言而后可欤？吾辈少时读《四书集注》，《十三经注疏》，使塾师不以白话讲演之，而编为类似集注，类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辈岂能解乎？…… 又次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法意》、《原富》等，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小仲马、迭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若内容浅溥，则学校报考时之试卷，普通日刊论说，尽有不值一读者，能胜于白话乎？且不特引车卖浆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识丁之宗室，其能说漂亮之京话，与《红楼梦》中宝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价值欤？……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作人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至于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左：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则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 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浆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人有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通奸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 蔡先生这篇答林琴南书，实吾国新旧争论时期之一件重要文献。把他办学的宗旨与苦心，说的极为清楚。处吾国一处落后的情况下，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大学将延聘不到良好教员，学校一定无法办好。故他只得取人之长，而不重要其短。他说“复辟主义，*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于学校耶？”因为他对延聘教员系取人之长，期使学生得受良好教育。他们之中，如有在校外发表不法言论者，苟触犯国法，自应由政府依法取缔。学校既不能庇护，亦不能代负其责任。 蔡先生“为说明办学方针答林琴南君函”发表于*八年三月十八日。此后不到两月，即发生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对吾国政治教育文化及社会各方面，都发生很大影响。因人们对之看法与了解不同，故其为功为罪，尚无定论。笔者于五十八年九月《传记文学》曾有评议，不再重述。“答林琴南君函”对于容许以白话文编讲义及讲授课的道理，说的清楚合理。对于以后白话文之通行，有很大的影响。因五四以后人们对于一切革新，无论批评或赞扬，都认为系五四造因；对蔡先生替白话文的辩护，反少注意。故本文对蔡先生此函括引特多，期使阅者了解白话文发展经过之*。 在大学预科受学时期，有几件琐事，常留在我的记忆中：在民六的冬季，学校规定凡学年考试国文、英文或数学，有一课不及格的学生，不得升级，当时大家都兢兢业业，惟恐以此留级。而学年考试终结，确有好些人未能升级。可惜此项规定以后未克继续实行。因为五四前后，有些学生自己的学业很有成就，却主张学校应该废弃考试。犹忆蒋梦麟先生答复一个学识很好的学生朱谦之的信，被其公开发表。蒋说：要文凭就要考试，不要文凭就可以不要考试。朱答复说：读书为求学问，本来他就没有想要文凭。朱君既未参加五四运动工作，思想亦不左倾，是一个研究国学的人，著有《周秦诸子通论》，但他极力主张学校废弃考试，这种废止考试的呼声，很影响考试的严格认真。可见一个国家到了穷则变的时代，自难免众说纷纭。将民初以来诸多变化，都认为由于五四运动，未免只见一斑，未窥全豹。 当时有一个驰名的经史学教授黄季刚先生，为学人们所崇仰。但其行动常令人感觉奇怪骇俗。有一天在北大理科大门口，与一个拉人力车者对骂，他旋骂旋向校内行走，惹得许多人围观。有一天下午，我们正上课时，听得隔壁教室门窗响动，人声鼎沸。下课时看见该教室窗上许多玻璃破碎，寂静无人。旋闻该班一熟识的同学说：“黄先生讲课时，作比喻说：好像房子塌了，言毕，拿起书包，向外奔跑。同学们莫明究竟，遂跟着向外跑。拥挤的不能出门，乃向各窗口冲出，致将许多玻璃挤碎。我那时虽知有胡适之先生，主张文学革命，但尚未见过胡先生本人。只听同学们常说：胡先生教中国哲学史，方法新颖，内容丰富，大受听讲的学生欢迎。民七的一晚，同宿舍的狄君武学长约我同往理科餐厅听音乐演奏。离我们不远，坐着一位身着黑布长袍马褂，面容憔悴，头发甚长，胡须未剃的人。觉得甚奇特，询狄为何人？他说是胡适之先生，因胡遭母丧未久，乃穿孝服，不剃须发。我时常想：黄深研我国经史，应是衣冠整齐，态度严肃的人，胡被讥为反对旧文学旧礼教的人，应是不守传统规范不拘于小节的人。但在看见过他们以后，觉得与我的想象完全相反。 民八秋我入北大哲学系，当时北大除本系少数学课外，可以选修旁系许多功课，且可随意去到别班听讲。所以没有固定的课堂与座位。以此北大学生养成一种奇特习惯，在讲堂连桌并坐的人，很少彼此交谈，甚至同一宿舍同一排房间住的人，终年少有往来，且相遇时亦少彼此招呼。所以无论在政治或学术方面，人们说北大派如何，如何，与真相实在太不符合。北大在五四前后，有少数学术性或政治性团体，如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国故社、共进社、民治主义同志会等。但每一团体多则一百余人，少则数十人或数人，绝没有一个能代表全体的北大派。因为北大主张学术自由，团体与团体，以及教员、学生，个人与个人之间，见解诸多不同，而且有时互相公开批评。如胡适之先生指出梁漱溟先生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些可疑之点。梁先生在学校大礼堂公开讲演，为他的见解辩护，并指出胡先生的批评欠当。同学易家钺与苏梅女士因见解不同，在报刊上激烈争辩，乃至发有秽语，引起不少同学对之攻击。故北大在学术上有许多小派别，但绝无一个北大派。同学对于教师，亦多不以其学术派别不同，有所好恶。只要其学识确实优良，对之同样敬重。例如留英回国的傅佩青先生，在北大教学一年，与几位留美而受同学欢迎的老教授，见解不合，辞职他就。有不少同学，对之依依惜别。傅甚感动，愿无酬为之教西洋哲学史，我亦曾往听过。梁漱溟先生教学时，对留欧美学者之见解，常有批评，甚至对全校拥护之蔡校长的论“仁”，曾有严刻的评议。蔡先生给“仁”的定义是：“统摄诸德完*格。”梁谓这种定义叫人无可批评，但其价值亦仅止于无可批评。胡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认为是曹雪芹描写其家室与身世的一部小说。并批评蔡先生的考证，说：宝玉影射清廷某人，黛玉影射的某人等等，是笨的猜谜，犹如有人猜“无边落木萧萧下”为日字一般。蔡先生虽不同意梁、胡两位的意见，但对他们的学问，非常赞许。故北大对学术研究，确是思想自由，但没有统一的思想以成立一个派系。 北大在民九春季，允准女生入学旁听，在吾国教育史上，实应属一件大事。因为在*初年，男女的界限甚严。不但没有男女同校的学校，一般娱乐场所亦男女分座，不能相混。记得有一对新婚夫妇欲同往城南游艺园听戏，但限于规定，不能并座。其夫异想天开，乃妆扮成女人，与妻同坐妇女席。不幸被发觉，警方以其伤风败俗，竟将其夫游街示众！不但未受*指摘，卫道的人对警方之处罚，且加称赞。故北大容纳女生旁听，现在看起来，何足惊奇，但在当时确系骇俗。以后曹锟、张作霖打倒安福系时，他们曾在宴会席上面告卫戍司令王怀庆说：听说有个蔡校长让男女同校，败坏风俗，可拘押究办。教育总长范源濂解劝说：“蔡是书生办学，并无其他作用，请不必追究。”以此就可知当时允女生在男校旁听，实是一件责任严重的大事。兹略述起初容纳女生入学经过，及其在校情形如下： 民八夏，有一个甘肃籍女生邓春兰向北平报纸投稿多次，主张各学校应准许女生入学，引起报界注意，多有同情之评论。彼时北大招新生的考期已过。民九春有一江苏籍女生王蓝，请求入校旁听，旋获允准。遂有好些女生，援例请求。共收多少女旁听生，我不清楚。因在哲学系一年级受学，我们的班上，当时有三个女生，其座位纵排在一般学生座位的右前方。她们态度很庄重，少言笑，更少见其与男生谈过话。她们之一，名赵懋华者，在抗战前，曾任立法委员。同年秋北大正式招收女生，与男生不复分座听课。北平其他各大专学校亦准女生受学。 民八秋蔡校长被挽留返校后，鉴于学生为校长去留，迭次发生*，乃宣布其教授治校的构想，并邀蒋梦麟先生来校协助。北大原分文、理、法三科，每科设一学长负责。不久改组，废学长制。北大原分三院办理校务，文科在沙滩，理科在马神庙，法科在译学馆。改组后原来文科办事的地方名第一院，理科的名第二院，法科的名第三院，好像与原称文科、理科、法科，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其实则大不相同。改组后各科学长废除，各学系的事宜，均直归教务长指导管理，院只成为学校一部分地方的名称，而非管理校务和机构。文科学长陈独秀遂于此时离校。学校各学系均设一主任，由各系主任选其中一人为教务长，直接管理教学事宜。各事务单位之上，设一总务长，负责指导一切事务之进行。各教授合组评议会，学校重要事项，提由该会决议。校长室设一秘书，负责与各单位联系。北大第一任总务长由蔡校长聘蒋梦麟先生充任，教务长则马寅初先生当选。前者我离校时仍为蒋先生，后者则马任职未久即辞去，由何育杰、胡适之、顾孟余诸先生相继担任，顾先生最久，我毕业以后，他尚继续任职。民十二我毕业后，不悉在何时北大及其他各大学均于教务长之外，又设各院院长，分理各院事宜，且系聘任，与蔡先生当时教授治校之用意，大不相同。 蔡先生于民九冬奉派赴欧美考察教育，于考察期间，其校长职务，由蒋梦麟先生代理。他于十二月底抵法，其后赴比、德、奥、意、瑞士、瑞典、荷兰、英、美各国考察，于八月中旬代表出席夏威夷太平洋教育会议后返国。在其出国期间，因北洋政府久欠教育经费，各校教职员领不到薪水。向政府请愿，反被警卫殴打，因而宣布罢教；各校学生亦起而声援。迁延数月，北政府知悉事态严重，乃为补发欠薪，并向之表示歉意，各校始复课。蔡先生回国后，大不为然，曾召集北大教职员痛切的说：学校教育青年，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他坚决要求把罢教期间未为学生上课，而领得的薪水，交出归公。并如认为政府太坏，不能合作，尽可自动辞职，另谋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惊觉反省。岂可既不离职，又不尽教学责任，贻误青年？教职员接受蔡先生的提示，决议将罢课期间内所领之薪水归公，但请分期扣除。以后北政府又常欠发学校经费，致扣除之决议，无法实行。但以此可见蔡先生作人处事之严正，从此再未发生教职员罢教情事。 蔡先生海外归来不久，召集学生讲话，勉其为国努力。他说：世界大战结束，人们多谓德、奥、义〈意〉侵略集团失败后，当实现长期和平。此次他到欧美考察，方觉完全不是那样。列强们勾心斗角，均为自己国家利益打算，并未对世界和平着想。我们处此情势下，非发奋图强，则无以自全。他归来后，觉得国人仍将我国的安全，寄望于列强之维持世界和平，而不自求如何巩固国防。我们的学校对练习军*，已不注意。他从前买了几匹马，教学生学骑术，归后方知骑术未复学习，连马都已经卖了。这种误信世界业经和平的心理，实在太可怕了！望大家务要自行振作，不要将自己国家的安全寄托希望于别国的维护。要国人努力以求自立自强，而后国家方有前途。他本着这种看法，并认为想要国家社会好，自己先应该廉洁持身。乃要求教职员们不要领罢课时期应有的教课薪酬。且屡次呼吁学生们应努力学业，充实自己，以准备为国家效力。民十一五月，北大成立妇孺保卫团。旋聘蒋百里、黄郛两先生，讲授军事学。 民十一春，学校发生一次不幸骚乱。学校负责人员以为教员讲课有指定课本者，有印发讲义者；课本系由学生自购，则讲义印刷费理应由学生负担。故决定每学期每一门功课收讲义费一元。平均一学期每人负担不过六、七元，本系无关重要。乃有少数当时所谓“过激派”学生，鼓动拒绝缴纳，并包围蒋总务长，要求收回成命。蔡先生闻悉，非常震怒，亲入重围，告诫学生不可无理取闹。学生们多数闻而散去，但仍有一些人鼓噪叫嚣。蔡先生乃立即表示辞职。一般学生知悉后，乃决定于翌日上午在大礼堂集会，共商挽留办法。届时到会学生踊跃，座无虚席。登台发言者均主张拘留校长，而坐席的各方面，有人狂喊“下来！下来！嘘嘘！”不久见发言者不予理会，乃竟欲冲上台去殴打；致一般学生不平，亦冲上去对打。方看清叫闹者不过十数人，不敌逃出。下午在原地重行集会，事前声明系挽留校长会议，不赞同的人毋许参加。到场的人数更为众多，一致决议挽留校长，并对滋事的学生请学校予以处分。旋学校布告教授们集会决议，将为首滋事之学生冯某（忘其名）开除学籍。这次校内风潮，由于学生们自动予过激分子以制裁，乃不到两天，即行平息。学生们警觉这些不良分子与校外阴谋暴乱的党徒有勾结，乃自动组织许多小团体，从事抵制。我当时加入的一个团体，叫民治主义同志会。其目的在促进*，并防阻过激分子捣乱学校与社会。因绝大多数纯洁分子已有警觉，故此后直至我毕业时，本校学生在校内再没有闹过风波，而为遏制过激分子捣乱，成立的一些小组织，遂亦无形星散。 在北大本科四年，听过许多教师的课，而印象最深者为胡适之、陈百年、梁漱溟诸先生；其次为朱经农、唐擘黄、燕树棠、何海秋诸先生。亦听过傅佩青、徐炳昶两先生短时期的讲授。他们都是学识丰富，各有自己的见解与心得。但在教学方面，则多不相同。陈先生对于教课，准备极为充分，每教一课不但内容充实，而且条理井然，好像一篇完整的论文；惟其讲话很快，声音又低，使人不易听懂。梁、傅、徐诸先生对于中西哲学，均有创见，但他们不长于表达。学生听不懂时向之询问，其答言亦不为人了解。梁先生的印度哲学概论、大成唯识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各课，有甚多的创见。尤其讲儒家的所谓“仁”，我最钦佩其见解正确。但他甚不长于言辞表达，文字亦欠流畅，每于讲解道理时，不能即行说明，常以手触壁或敲头深思。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邀本班一个国文很好的陈君（忘其名）坐在前排笔记，经他加以核正后付印。唐先生教的高级心理学，真是与高级的意义名实相符。他讲的道理很深，好些地方与佛学里讲心理的内容相似。当时我常感印度人能于数千年前懂得高深的心理学，真是奇迹。但唐先生用英语讲授，我们班上很多人英文欠佳，故该课进行的很慢，学生获益不大。朱、燕、何诸先生讲解都甚清楚，但所讲的义理都很浅近，与课本的内容无多大的差别。在上述诸师长中，我最喜欢听胡先生的课，他不但有许多新颖的见解，而且擅长表达。他每授一课，我们都能了解，而且发挥道理之用语繁简，恰到好处。我以后到美国上学，先后进过五个大学，听过十几位教授的讲，只有意利诺大学政治系主任嘉莱尔先生，其讲课内容之丰富，表达之高明，可与胡先生相伯仲。 光阴过的真快，我离开北京大学，已近五十年了，许多往事已记不清。上述诸事尚能忆其梗概，但拉杂陈述，不成体系，故题之为琐忆。如有不符事实之处，尚祈阅者指正。 第六十二章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青年蔡元培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候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君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联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学科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抄在下面：（略）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语。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全文见《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下册337至341叶。）到校后，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全文见《言行录》341至344叶。） 那时候蒋梦麟君已允来北大共事，请他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请蒋君任总务长，而顾孟余君任教务长。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止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比较的困难一点。自*九年起，自然科学诸系，请到了丁巽甫，颜任光，李润章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质系；在化学系本有王抚五，陈聘丞，丁庶为诸君，而这时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诸君。在生物学系本已有钟宪鬯君在东南西南各省搜罗动植物标本，有李石曾君讲授学理，而这时候又增聘谭仲逵君。于是整理各系的实验室与图书室，使学生在教员指导之下，切实用功；改造第二院礼堂与庭园，使合于讲演之用。在社会科学方面，请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诸君；一面诚意指导提起学生好学的精神，一面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学教授兼预科主任，提高预科程度。于是北大始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我是佩服章实斋先生的，那时候国史馆附设在北大，我定了一个计划，分征集纂辑两股；纂辑股又分通史，*史两类；均从长编入手。并编历史辞典。聘屠敬山、张蔚西、薛阆仙、童亦韩，徐贻孙诸君分任征集编纂等务。后来政府忽又有国史馆独立一案，别行组织。于是张君所编的*史，薛、童、徐诸君所编的辞典，均因篇帙无多，视同废纸；止有屠君在馆中仍编他的蒙兀儿史，躬自保存，没有散失。 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画书〈法〉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 我在爱国学社时，曾断发而习兵*，对于北大学生之愿受军事训练的，常特别助成；曾集这些学生，编成学生军，聘白雄远君任教练之责，亦请蒋百里，黄膺伯诸君到场演讲。白君勤恳而有恒，历十年如一日，实为难得的军人。 我在九年的冬季，曾往欧美考察高等教育状况，历一年回来。这期间的校长任务，是由总务长蒋君代理的。回国以后，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十一年冬，财政总长罗钧任君忽以金佛郎问题被逮。释放后，又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君提议，重复收禁。我对于彭君此举，在公议上，认为是*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情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守，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诸君会商，均认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隔了几个月，贿选总统的布置，渐渐的实现；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还是不绝，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间重往欧洲，表示决心；至十五年，始回国。那时候，京津间适有战争，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销。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第六十三章 记北京大学的图书馆 柳存仁 北大的图书馆是值得令人留恋的地方，就是说值得令人心醉，也不能算是过分。本来，任何一所大学都有它的图书馆的，虽然那些图书馆的真实的情形，不但是在内质上，就是在形式上，也有绝大的异点或差别，其不同的程度有时候简直不容易叫人相信，虽然我不想说是不能叫人相信。 在战事爆发之前——注意，在战前——我曾经有过一次很好的机会，参观了几个相当著名的大学的图书馆。一个是南京的中央大学的图书馆，我所得到的印象是馆内的阅书的学生很多，但是，不在阅读课内的功课或温书的学生太少了。这就是说，大部分的学生都在低着头研求着当天或第二天的指定课程，准备应付教员的或，肯自己在一旁静悄悄的为学问而学问的人，究竟很少。这样的情形，北平西郊的清华大学图书馆里的用功的学生们，也未能免。在清华，进图书馆看书是有一个专门的名辞叫做“开矿”的，开矿的目的，大半是想得到教授的好分数，在校内是有许多人以得到各项功课的金齿耙“e”或银麻花“s”为荣的。我在这里只举这两个好一点的例子，应该可以概括其余的情形。因为，倘若说起一些在其他的几个大学的图书馆里面更常见到的现象，那么，也有借它来做男女学生的谈恋爱的幽静场合，也有用它做为解闷休息的清凉境界，甚至于在图书馆里开开什么江苏省同乡会，借那长长的书桌来摆起藉以联欢的茶点，喷起一圈圈的烟雾来，这也是题内应有，并没有什么希奇。 北大百年讲堂 如果有的学校的学生们走进图书馆是为了吃茶点的，则北大的学生们走进北大的图书馆是为了吃他们的精神上的食粮，并不能够说是过甚其辞。 北大的学生们并不是天生的超人，但是他们大约不甚重视教授们指定的功课。原因是教授们自己也不重视，有的教授甚至于平素并没有什么功课指定。譬如像沈兼士先生，在他教中国文字学的时候，一年到尾仅讲完那七十多页的讲义式的薄薄的课本。在他的重覆了近百次的语句里面，《景紫堂丛书》，《一切经音义》，《灵鹣阁丛书》……这些名字总是耳熟能详的。如果图书馆里没有这些种书籍，也就算了，但是图书馆里不但是有，而且可以随便的借，并且可以几十本一次的借出，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留难。在这种情形之下，不愿意去拿来翻翻的总是少数。那么，喜欢去图书馆看书或借书的人既多，图书馆的重要性也就增加，同时，教授们既然都有循循善诱的吸引学生的力量，当然不必特别画出某书第五十三至八十二页，另一书五十四至八十三页做为assignments了。 北大图书馆的建筑，是在松公府的旧址。这里，我们最好是把它的新旧两部分画分开来说明。旧馆址就是胡清的松公府本身，前后占有三个大的庭院，雕梁画栋，古柏参天，非常富有中国式的艺术美的气息。自然，这样旧式的建筑物，因为学校的经济拮据和喜欢保持传统的老谱起见，已经变成很陈旧很腐朽的屋宇了，虽然每天照例的有几百个年轻的男女在那里川流不息的进出。这座大府的第二进和第三进的屋子，近年有一部分装修成为很富丽堂皇的宴会厅，在平常是不大应用的。另外一部分的屋里则堆积满了整箱整柜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未经整理的藏书，实际上都和图书馆是分开的。和图书馆有关系的仅是第一进的几间，可以说完全是阅报室和它的附属的部分。同时我也可以说，这旧图书馆的整个部分，就是全部的阅报室。在我从前写的《北大和北大人》的第一篇——《记北京大学的教授》文内，记得有过一张北京大学新图书馆的插图（《宇宙风乙刊》第廿七期），在新图书馆的旁边，有一座较旧的屋宇的一角，那就是旧图书馆的一部分的轮廓。我至今仍然清清楚楚的记忆着，那阅报室的梁木上面尚未剥落的陈旧而古老的深红色的髹漆，四面交织着碧青色的云彩和玄黄色的织锦的图案，真是一看之下就可以感觉到一阵的幽古的美丽的气息，深深的埋藏在几重的灰尘和朽黯的底下。那交叉形的细纹的窗棱上面也垂挂着几重尘丝和并没有完全织成的蛛网，在它的下面是黑压压的挤满了一屋的充满着热烈的求知欲和爱知天下事的读报的青年们，大家挤在一块儿看《大公报》上面王芸生写的《寄北方青年》的社论。 在冬天屋里仅有一个小火炉，炉内的碎煤常常仅是闪烁着微弱的青蓝光的火苗，可以看得出它的温度决不能抵御那外面的零度以下的气候的寒冷。有时候飕飕的大风可以把这间屋子的木门吹开，并且把里面的零乱的报纸吹个满地。但是，读报的人却都有着一颗诚挚而又热烈的爱国的心，这种热烈的心情使整个的屋子里充满着欢欣而活泼的朝气，在阅报室里面所读到的报纸，除了北平当天的各大报——《世界日报》，《北平晨报》，《华北日报》，《益世报》，法文的《政闻报》，英文的peipingchronicle，和小型版的《实报》而外，还有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庸报》，《华北明星日报》等，都可当天看到，此外像上海，南京，汉口各大城市的报纸，也不过隔几天就可以寄来。在当时，北大的师生们曾经合办过一个《读书周刊》（天津《益世报》）一个文史周刊（南京《中央日报》），都不是在北平的。甚至于像边疆各地的报纸，如迪化的《新疆日报》等，也都按期收到陈列，看的人也很多。在大阅报室的东侧，有一排偏殿式的厢房，则是存贮多少年来的旧报纸的地方。各地各种的合订本的报纸，都分别年月的装订起来，随时可以查阅，毫不困难。管理的人员虽然仅有一个，却非常熟谙迅速。事实上这一个人并不是从美国的国会图书馆或武昌文华大学的图书馆专修学校毕业的，看上去好像有点儿不够资格，但实际上他的技术训练却早已超过任何常人之上。他担任他的职务已经在二十年以上，二十多年积累的经验使他的管理方法和整理步骤都能够丝毫不紊乱的迅速办妥，没有一位教授或学生不感觉到满意。他甚至于可以认识借书人的姓名职务和面貌，只要他看见过这个人一次。因此，他可以几大册的合订本的旧报纸借给一个空手的学生，用不着一看或问询他的有无借书证。他不是职业的图书馆员，他在校内的正式的名称只是一个工友，而且他每月所得的薪金，也和其他的看门扫地擦黑板锁课堂的工友们并无分别。他和职业的图书馆员的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一天到晚喜欢翻看旧报的内容，谈论十年来的国内外的各方面的变迁。职业的图书馆员则仅知道说“查不着”“借出了”“正在催还”，并且重复着他的说话的次数而已。 以上所说是旧图书馆的大概，而新图书馆就在旧馆之西，是三层大楼的极新式的建筑，这才是图书馆的本身。这一座新图书馆在*廿四年秋才落成，那年的*还举行过一次开幕典礼，但是两年之后，随着卢沟桥畔的神圣的抗战的炮火，北大由北平而迁至湘南，昆明，叙永，这座巍然独峙的图书馆，则至今沉沦在北平市内含垢纳辱，真是像宋人词里所说的“弦歌地，亦膻腥”了。 新图书馆可以分做前后两部，前部是三层大楼，楼下是中西文参考书阅览室，共两大间，二楼是中西文杂志阅览室和指定参考书阅览室，也是两间，三楼是几间办公室编目室等。 每一间阅览室的面积都是很大的，大约像其他学校的礼堂饭堂那样。三面都是极高的长窗，配着深绿布做的窗帘，简洁而且悦目。壁间满列着几大排的书橱，里面都是分门别类的新的参考书籍，时常更换陈列。在新书购到编目陈列之后，两个星期之内仅能在馆借阅，以供众览；两星期后就可以随便借出。善本的书籍和精藏的方志等书，另有善本藏书目或方志藏书目备检，也是随时可以借阅。譬如说，一般的《中国文学史》上面多仅有一两段的关于《金瓶梅》的叙述，大部分是抄袭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多很简括，而北京大学的学生却可以随便的在图书馆里借阅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并且把它和坊间各本详细比较，钞成“补遗”。 每一间阅览室至少有十张极长极大的书桌，每桌可宽坐至少八人，而座椅的舒适，又为全校任何他处的椅子所不及。室内在夏天虽无冷气，自然生风，冬季则有热水汀暖气，和室外的温度相差奚止数倍。靠在图书馆的座椅上，一眼望去，一排一排的书架，灿烂夺目，加以室内阅书的同学很多，却大家都静悄悄的，别有一番读书乐的印象。《天下郡国利病书》，《太平御览》，廿五史，《碑传集》等都是唾手可得，俯拾即是的东西，用不着费心，常常可以很容易的放在面前。如果不是怕书里的蠹虫咬手的人，随便翻翻总是不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