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 第一章 两个世界 引言 海明威的星相属于狮子星座。 在20世纪群星璀璨的欧美文坛上，他是一颗令人目眩的亮星。他与奥地利的卡夫卡各处两极，卡夫卡是“弱的天才”，而他，则是“强的歌者”。 他的一生富于传奇色彩。 1918年7月的一个晚上，在意大利米兰附近的一个战地救护所里，大夫正在抢救一个还不到19岁的英俊青年。 他浑身是血，体无完肤，昏迷不醒。 半小时前，在短兵相接的前沿阵地上，他奋不顾身去抢救一个受伤的意大利士兵。他背上那个士兵转身跑了不到20米，一颗迫击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密如暴雨的弹片闪电一般钻进他那肌肉健实的身体。 他的头部、胸部、上肢、下肢都被炸成重伤，左腿膝盖骨粉碎。 “这娃娃被打成了‘筛子’”，抢救他的大夫悲悯地说，“他不可能活过来了。” 但他的生命力无比顽强，简直像非洲高原上的豹子那样有九条命。 两天以后，他苏醒了。 3个月以后，他又站了起来。 他身上中了230多块弹片。他接受了13次手术，弹片有的被取出，有的后来自行排出，有的终生留在体内。 他换了一个白金做的膝盖骨。 “这比原来那个还好使”，他说。 这个大难不死的小伙子就是海明威。 他刚从中学毕业。他怀着“为拯救民主和自由而战，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而战”的神圣目的，从美国志愿来到欧洲，但耳闻目睹的一切使他深深感到，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根本没有神圣之处可言。 他伤愈回到美国，被推上荣誉的峰巅，可转瞬之间，荣誉又像潮水一样呼啸着离他而去。他陷入了无边的痛苦和难耐的孤独，噩梦使他彻夜难眠。 这时，他告别欢乐的校园生活还不到两年。 这是他在漫漫人生路上遇到的第一次重击。 海明威一生遭受过的创伤和精神创伤令常人难以想象。 但他坚信：一个人生来不是给打败的；人，在压力之下，应该显示出人的勇气和尊严；人生就是一个拳击场，而拳击，“教会我绝不能躺下不动”。 他不是重压中趴下，而是昂首挺胸，奋力前行。 十年以后，他崛起于欧美文坛。世界文学中一批熠熠生辉的经典名作：《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乞力马扎罗山的雪》……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他因《老人与海》摘取了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这位文坛大师，同时又是叱咤风云的猛士。他外表粗犷勇武，有王者之风，一生酷爱拳击、打猎、钓鱼和斗牛。 他摆过拳击擂台，迎战过曾获得冠军的英国重量级职业拳击手，两人打了一个平手。 他在加勒比海上钓到过750磅重的鲨鱼，几乎创造了当时用钓钩钓鲨鱼的世界纪录。 他曾在非洲高原上追猎狮子、豹子和野牛，在无比惊险的场面中，击毙了当地猎人平生看到的最大的豹子。 他也曾在西班牙的斗牛场上把一头1吨重的公牛扳倒在地。 他追求无拘无束的、充满力与美的、能把创造与享受融为一体的生活，他的内心深处又有一脉潜流从不游离正义、和平与进步的世界文明大潮。 他是最早揭露墨索里尼的野心家面目的记者。其时，墨索里尼还被许多人奉为意大利的救星。 他一边钓鱼，一边准确地预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间，唤起人们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 他是最早到中国来采访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美国记者之一。蒋介石、宋美龄与他会晤长谈，周恩来与他秘密约见。 他在珍珠港事件以后，在自己的私人游艇上装备了枪炮、电台、一柜好酒和半舱炸药，巡视墨西哥海湾，一旦发现纳粹潜艇，他将设法击沉或者撞上去与之同归于尽。 他作为战地记者跟随巴顿将军麾下的英雄团从诺曼底登陆，一直打到德国的本土，甚至盼望能迎面碰上希特勒，一拳把这个法西斯头子打倒在地。 出生在狮子星座下的海明威一生轰轰烈烈。 他又有金子一般高贵的内心，文雅而富于同情……好莱坞影后英格丽·褒曼说：“海明威不仅是个人，他代表一种生活方式。” 他最终用他心爱的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是1961年7月2日的清晨……这是勇敢，还是怯懦？ 海明威毕生怀抱着古典式英雄的追求。 但无论怎样，他仍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的现代人。 1899年7月21日，他出生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的橡园镇…… 1. 橡园镇与贝尔湖 小小镇橡园。 海明威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就是在这里开始。 1899年7月21日，橡园镇北大街439号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一个男孩，身体健壮，哭声洪亮，两颊上却长了一对男孩少见的酒窝。他是这个家庭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男孩，年轻的父母非常欣喜。多年以后，这男孩的母亲幸福地回忆：“当时知更鸟正在欢乐地歌唱，迎接着这个小生命降临美丽的人间。” 他出生以后不久恰逢他父母结婚三周年的纪念日。他的双亲特地选定这个喜庆的日子，抱着他去教堂举行了洗礼命名仪式，用来自母系的 “欧内斯特”和来自父系的“海明威”给他取名为欧内斯特·海明威。 这个在19世纪最后一年的夏天来到人间的孩子，将成为名震20世纪欧美文坛的海明威！ 橡园镇后来以出过海明威这样的骄子为荣，但能“降临”在橡园镇也实在是海明威的一份幸运。 海明威18岁以前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这里度过，这是人生中“可塑性”最强的时光。 尽管他以后回忆起橡园镇的生活时，并无幸福之情溢于言表，但那主要是由于严格的家教和橡园镇浓厚的清教气氛使海明威感到了太多约束。 实际上，海明威同橡园镇的大多数孩子一样，有称得上美满富裕的家庭，有望子成龙而且教子有方的家长，更为难得的是：这里名师云集，拥有与“中产阶级之都”相称的全州第一流学校。 这当然不是名人伟人在“人之初”阶段上必备的成才环境，但对于海明威这样一个具有“斗牛性格”的天才来说，也许是幸运女神出于“矫狂”的良好意思而特地给他的一份恩赐。 有一个关于童年海明威的故事。 他还在幼儿园时，有一天回家后跑到他外祖父跟前，煞有其事地说，他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匹脱缰狂奔的马，路上的人都纷纷躲避，可他冲上去大喝一声，那马就站住不动了。然后他牵着马送给了主人。 这也许是他听说的或者看到的事情，也许纯粹是出于想象，总之是蒙不了大人的。但他那阅尽人事的外祖父似乎从中看到了这孩子身上有点非凡的东西，很高兴地对孩子年轻的母亲说： “女儿，你听我说，这孩子总有一天会有名声的。如果他走正道，遇事冷静，将来准能出人头地。但若纵容自己，走邪路，那以后坐牢也少不了他的份。” 编造故事的时候，海明威5岁，正与父母一道住在鳏居的外祖父家，也即他出生的橡园镇北街439号。 他外祖父其时正卧病在床，老人郑重其事地说了这番话之后，没有几个月，就撒手西去了。 但海明威的父母没有松懈过引导儿子走“正道”的努力。这种努力从海明威呀呀学语的时候就开始，也尽可能地绵延到了力所能及的时候，尽管其效应的大小与时日的迁移几乎成反比。 作为“中产阶级之都”的居民，海明威的双亲不仅具备引导儿子走“正道”的“主观愿望”，而且具备“客观条件”。这不是天下所有的孩童，尤其是20世纪初的美国孩童都能有的幸运。 “自古寒门多壮士，从来纨绔少伟男”，这句话对海明威不适用，他既非寒门子弟，又非纨绔世家。 海明威的祖父安森·海明威和外祖父欧内斯特·霍尔，都参加过使童年的海明威为之神往的南北战争，后来都在芝加哥经商。安森经营房地产，霍尔从事五金批发。生意上的兴隆使他们在橡园镇置下了房产，并能够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 海明威的父亲克拉伦斯·埃德蒙·海明威毕业于芝加哥鲁斯医学院，获硕士学位。在橡园镇开业行医数年后，又曾到明尼苏达州的圣玛丽医院进行高级研修。有了这一段资历，他后来便以“博士”自称。他给亲友，包括青少年时代的海明威写的信，落款常常不是与对方相应的称谓，而是颇为自豪的“海明威博士”。他的职业与为人使他在橡园镇有很好的口碑。海明威的母亲格莱丝·霍尔很有艺术方面的天赋，少女时代的梦想是当歌剧演员，但一场大病弄坏了她的眼睛，虽于形象无损，却受不了强光的刺激，无法登台演出，只得放弃当歌剧演员的梦想，中学毕业以后便辍学在家陪伴多病的母亲。但她毕生都葆有对音乐、美术与上流社会文明的追求与热爱。她的大部分时光都是怀抱职业女性的追求而在家庭主妇的位置上度过的。 埃德蒙与格莱丝是在橡园镇中学读书时认识的，1896年10月结婚。其时埃德蒙颇有男子汉的阳刚之气，身高六英尺，膀阔腰圆，臂力过人，性格开朗，一脸络腮胡子又粗又密。虽以医生为业，且以“医学博士”为荣，却又酷爱钓鱼打猎，能射落空中的飞鸟，是有名的“神枪手”。格莱丝则有理想的歌剧演员的条件，天蓝色的眼睛，淡褐色的头发，有英国妇女白皙的皮肤，亭亭玉立，气派非凡，而且虔诚地信奉基督。 这是橡园镇一对引人注目的年轻伉俪。他们婚后第二年生了女儿玛丝琳，两年之后又生了儿子海明威，接着又生了厄休拉、玛德莱恩、卡露3个女儿；最后一个是儿子莱塞斯特·克莱伦斯，比海明威小了16岁，这是海明威3岁时就盼望，一直到完全绝望了的时候才降生的小弟弟。 海明威的童年时代正是他们家兴旺发达的年代。他有两个“家”，一个在密执安湖南岸的橡园镇；另一个在密执安湖北部的贝尔湖畔，那是他们度假的“家”。 他刚出生的时候，他父亲在贝尔湖畔——后改名为瓦伦湖——建了一幢夏季别墅。决策家政的格莱丝按她祖籍英格兰著名湖泊的名称，把这幢还散发着油漆和新鲜木料气味的房子称为“温德米尔别野”。 别墅坐北朝南，用白松木建成，通体呈白色。海明威全家称它为“白房子”。屋外平缓的山坡上是葱茏茂密的树林，山坡下湖水明洁如镜，清风徐来的时候，泛起层层白浪，湖岸边开阔的沙滩上，细沙白净如银。 这里景色幽美宁静。而不远处的贝根农场和森林里的印第安人村落，又使别墅的主人不致感到寂寞和清冷。海明威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第一个生日，直到18岁中学毕业，他几乎每年夏季都要来这里尽情地领略大自然的恩赐。 海明威5岁的时候，家里又在与别墅一水之隔的湖岸上买了40亩耕地，取名为朗费尔德农场，并为农场添置了一条新木船和一只汽艇。农场边上有一条专运木材的小火车道，连接着蓝色的霍托海湾。海明威又多了一片嬉戏的天地，格外兴奋。 这一年，他们在橡园镇的家也换了新居。他母亲格莱丝卖掉了原来的房子，在镇上另购了一栋三层的大楼房。迁居的一部分原因是格莱丝想有一个宽敞明亮的音乐室，以便继续自己近年来因连生4个孩子而中断了的教习音乐的生涯。 这一次乔迁，是海明威家里的大事，埃德蒙医生特地按古俗从旧居挖来泥土，用来黏合新居的炉灶，以保福运绵延；格莱丝则请来牧师，带领全家大小祷告：“愿主保佑，万事如意，阖第平安。” 搬来搬去还是在橡园镇，只不过换了一幢大房子，小海明威对此并无多少兴趣。使他兴奋的只是迁居的焚烧杂物的情景，他多年以后记忆犹新。 “外祖父去世不久，我们就搬家了……有许多东西集中放在后院天井里焚烧。我还记得一些从阁楼搬下来的盛着酒精的瓶子，扔进火堆里，瓶子一发热，砰的一声炸开来，酒精一遇大火迅速燃烧，冒出蓝色的火苗。” 他的兴奋与父母的喜悦毫无关系，他毕竟还是孩子。 于是，在海明威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天地里，就拥有了对比鲜明的两个世界：“中产阶级之都”的橡园镇，和风光绮丽的贝尔湖。这两个世界正代表了两种文明，共同哺育着未来的文坛巨子。 在橡园镇他是“小绅士”，在贝尔湖他是“野孩子”。 2. 母与子 而在家里，埃德蒙和格莱丝似乎也成为了“两种文明”的代表。他们按照自己的期待视野，密切关注海明威，努力引导他走“正道”。 海明威也循着自身天性的呼唤，迈开了人生最初的步伐。 海明威是在贝尔湖最初享受了童年的快乐。1900年夏天，他们全家第一次住进新建的温德米尔别墅。刚刚一岁的海明威已能单独行走。他爸爸买了一条小木船，整个夏天，海明威和他姐姐就像水里的青蛙一样坐着这条船在湖上划来划去。他筋骨健壮，肌肉饱满，喜欢光着身子在浅水滩上嬉戏，学狮子吼叫，学大象走路，拿棍子当马骑，模仿西部电影中的牛仔“砰砰砰”打枪的动作，还不忘记“唏唏唏”地策动胯下的坐骑。在白浪、沙滩和蓝天、碧树的怀抱中，他无比欢欣。从这时起，他就萌发了毕生葆有的对大自然的热爱。 埃德蒙医生为孩子们订了一份《自然界的禽鸟》的画册，它使海明威对书籍发生了最早的兴趣。其中的图画使他着迷，特别是那些滑稽有趣的动物漫画，常逗得他哈哈大笑，埃德蒙医生不失时机地教他辨认，给他讲关于鸟和其它动物的故事。到他一岁半的时候，他妈妈惊诧地发现，他指着《自然界的禽鸟》中的图画，竟能准确地说出七八十种鸟的名称。 贝尔湖的沙滩和这本画册是最早呈现在海明威面前的两个不同世界。 童年海明威更多地得到母亲的慈爱。埃德蒙经常在外行医，子女主要是由格莱丝照料。 格莱丝记录了很多海明威的童年趣事，海明威从小表现出来的性格毕生都没有改变。 他一碰到不如意的事，总是又喊又叫，暴跳如雷，但游戏时候却循规蹈矩，一点不发脾气。 他妈妈做祷告时，他也跪在旁边。可是，他妈妈还没说上几句话，他便一跃而起，大喊一声“阿门”，表示祈祷结束了。 他很小就表现了驾驭语言的特异才能。一岁多时，就把种牛痘留在皮肤上的斑点说成“坏了的蓓蕾”，把身上碰破的伤口说成“猫头鹰的眼睛”，还喜欢给人和物取各种各样的名字。妈妈写的歌曲“啊，月光下的瓦伦湖”被他恶作剧地改成“啊，月光下的老狒狒”。 他很小就有以男孩为荣和对男孩亲近的意识，当别人冲他脸上的酒窝叫他作“玩具娃娃”时，他一边跺脚，一边抗议：“我不是玩具娃娃，我是波尼·比尔（西部电影中的英雄），砰！我要开枪打死你。”他喜欢玩家里一支半旧的老式步枪，扛着它昂首挺胸地迈正步。任何他拿着顺手的东西，都可以变成枪和炮。玩起“战争游戏”来，他满头大汗，非常投入。他渴望有个弟弟。三岁时，他母亲生下妹妹厄休拉，他很失望，难过得流下泪来，又宽慰自己说：“我想明天耶稣基督会赐给我一个弟弟。” 他有小男子汉的勇气，希望别人把他当大人看，如果有人问他害怕什么，他总是大声回答：“我什么也不怕！” 他又有软心肠。格莱丝说：“他看见一只苍蝇死了也哭，想方设法把它放到糖水里，希望能救活。”他喜欢各种动物，把它们当作人看待。也许是家里只他一个男孩，他感到孤独，常常同他喜爱的动物说话。 他凡事都好奇，而且非要试着去做。有一段时期竟想在缝衣服上显示才能，常常去格莱丝的缝纫间里忙乎：“一心想缝件衣服给他爸爸穿，乐意为他爸爸补裤子。”他妈妈找了一些旧衣服让他练“手艺”。他很有耐心，竭力想去做好。 过第5个生日时，他外祖父送给他一台显微镜，“他兴致勃勃地看着放在显微镜下的岩石和昆虫的标本，一看就是一个小时。” 这些趣事显示了海明威童年时代的许多天性，而且日后都得到了发扬。 海明威的双亲都有足以使橡园镇的居民肃然起敬的文化修养，他们经常组织孩子们在家里举行“把生日之树带回家”，“美国革命英雄儿女纪念会”之类的活动。他们又有不同的爱好、追求和性格，都试图把海明威培养成为自己的才能和志趣的传人。 二者时而协和，时而碰撞。小海明威既收获了终生受益的东西，也常有无所适从的烦恼。 他们那栋三层楼的新居里，有两间大房子，一间是格莱丝的音乐专用室，带有阳台，宽敞明亮。房里摆着闪光发亮的大钢琴，旁边是铺着地毯的学生独唱练习台。这是格莱丝引以自豪的地方。 另一间是埃德蒙医生的书房兼诊疗室，橡木书架上立着一排排书籍，房里还陈列着许多动物标本，有飞禽，有走兽，都是埃德蒙亲手猎取制作的。靠墙的一个大壁柜里放着各式各样的瓶瓶罐罐，还挂了一具蒙着白布的人体骨架。 艺术和科学在这里争奇斗艳。海明威从小就接受了来自“音乐室”和“诊疗室”里的影响。 父亲和母亲都教导海明威要懂得生活，热爱生活。 但对格莱丝来说，这特别意味着要懂得艺术，讲究礼仪，接受传统，信奉基督，这才像个上流社会的好孩子。而埃德蒙医生则更强调要拥有知识，拥抱自然，乐于尝试；善于自律，总之，要做身心健康，不虚度时光，不亏待自己也有益于社会的人。 海明威刚离开幼儿园就从母亲那里得到一把大提琴。从此，格莱丝就像当年盼望自己登台演出歌剧那样，热切期待出席儿子举行的音乐会。她创造一切条件让海明威接受以音乐、美术为核心内容的熏陶。她认为这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孩子应接受的文化教养。 她领孩子们去听交响音乐演奏。一手牵着海明威，一手牵着海明威的姐姐玛丝琳。 芝加哥的剧团来橡园镇演出，观众席上几乎场场都有他们母子的身影。 海明威和他姐姐都参加了镇上公理会教堂的少年歌唱班，而这个歌唱班的艺术指导和领唱者正是格莱丝。 由于母亲的鼓励，姐弟俩很早就进入芝加哥艺术学院的少儿辅导班学习绘画。一有机会，母亲就带他们去参观画展，向他们讲解这幅画那幅画的奥妙。 由于母亲的策划，童年、少年时代的海明威有过许多温馨快乐、符合上流社会文明礼仪的生日庆祝会。 1910年夏季，11岁的海明威跟随母亲进行了一生中第一次长途旅行。他们从温德米尔别墅启程，目的地是数千公里外美国东海岸的南塔克岛。在那里，海明威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大海。他欢欣地跃入大海的怀抱，在沙滩上把皮肤晒成了暗褐色。回家时还特地带了一个剑鱼的鳍，准备让他爸爸制成海产标本。 但对格莱丝说，这次旅行更重大的意义是领着儿子瞻仰了那里的中央街第一公理会教堂，她的父母亲，也即她儿子的外祖父、外祖母年轻时在这个教堂的唱诗班当过男女声领唱人。这是两位已故的老人留给格莱丝的一份骄傲和荣耀。她几乎带着她的每一个孩子来过这里。从南塔克岛返家的途中，他们又顺道参观了波士顿、勒星顿和康科德等地方的历史名迹。当海明威兴犹未尽地回到橡园镇的时候，学校开学已经几周了。 格莱丝的努力见了成效。少年海明威和他姐姐曾经连续好几周的周末出现在芝加哥市柯里姆表演中心的露天舞台上，和他们的同学一起演出歌舞节目，其中甚至包括日本古装戏。 但这也就是海明威的音乐和舞台艺术生涯的顶峰了。他没有继承母亲的秉赋，而是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唱歌都走调。 至于母亲给他的那把大提琴，海明威从来没有对它发生过感情，尽管他几乎每年夏天都遵母命把它背到了温德米尔别墅，但一到那里，他便将它冷落在房间的一隅，他自己则投身于青山绿水，忙乎着去钓鱼、打猎、游泳、野炊、划船、露营。 他常常带着满身的泥水和这里那里的伤痕回到“白房子”里，橡园镇的“小绅士”转眼就变成了贝尔湖畔的“野孩子”。他宁愿跟着出诊的父亲穿过丛林沼泽地到印第安人的村子里去猎奇，却不愿在绿荫如盖的“白房子”里跟着母亲追求高雅的艺术。 这使他母亲伤心不已。 格莱丝出席儿子音乐会的希望日益渺茫，望子成龙的热情处处碰壁。而且，随着海明威年龄的增长，母子俩的距离越来越远。她对儿子的慈爱之心和热切期待便日益加速地转化为“恨铁不成钢”的责骂。 偏偏在这时，埃德蒙与格莱丝这一对当年引人歆羡的伉俪却频繁地爆发争吵。 格莱丝继承了她父亲的遗产，她本人在家教授音乐的收入也很可观，她又有知识女性的主见和刚强，热衷于追求上流社会的气派和荣耀。因此种种，她在家政决策、子女教育等问题上，常常与丈夫发生冲突，而且总是要争得丈夫退让的结果。 少年海明威在这种局面中颇识时务地保持表面上的“中立主义”，但内心里却常常倾向于父亲。 1928年，海明威已离家10年，正旅居巴黎，并在欧美文坛崭露头角，他父亲埃德蒙医生突然在家自杀。这一事件使海明威的感情急剧朝父亲倾斜，甚至产生了近乎欲伸张男权主义的义愤：“1928年以后，我们再也不曾作为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有几年，我反复思量父亲自杀的问题，很想猜度如果他当初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待我母亲，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此后，他与母亲几乎断绝了关系，常在亲友面前出言不逊地评论母亲。甚至格莱丝病逝，也没有在他这个“游子”的心中激起多少涟漪。直到自己的晚年，他才复现童心：“我年纪越大，就越能谅解我的母亲。” 3. 父与子 海明威研究者几乎有一致的共识：海明威更多地接受了父亲的秉赋。 弗洛伊德研究出来的“俄狄浦斯情结”在海明威身上不存在。 他确实有那么一种男子汉中心意识。 他的角色意识也许在性别方面特别敏锐，以致他谈到自家人也不作尊卑长幼或父母兄弟姐妹之分，而只是简单明了地分为“男”和“女”。晚年时他对人说：“我们家里不论男女，都各行其是。”这恐怕不光是为了说话的方便。 人有两种，一种满足已经拥有的，一种追求自己生活中缺少的。海明威属于后者。 他16岁以前，由于父亲经常在外行医，他实际上长期生活在母亲、姐姐和三个妹妹构成的女性王国里。当他两三岁就渴望有个弟弟时，显然已经产生了男孩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随着年岁的增长逐渐向“中心意识”转化。 于是，在这段称得上“漫长”的时光里，在亲近的人当中，海明威只有从父亲那里寻求“男子汉”的认同。 而埃德蒙医生也乐于言传身教，按他的性格和爱好，按他对健全人格和完美心灵的理解，去培养和管教儿子。 海明威3岁生日的时候，父亲送给他的礼物是一根精制的钓竿，海明威扛着它兴致致地跟随父亲到贝尔湖去钓鱼。这是他平生第一次钓鱼，几乎是无师自通，父亲只略加指点，他就能把准鱼吃饵的时机，自己把鱼拖上岸。 再大一点，父亲又带他去打猎，他们在湖边、草原和树林里打打浣熊、打鹧鸪、打野鸭。有一次，他们和一个印第安人一起外出，路上碰到大群鹧鸪，受惊后扑扑飞向天空。埃德蒙医生用一枝老式步枪，很快就射落五六只。那印第安人非常佩服埃德蒙医生的枪法，小小的海明威也佩服父亲，多年后他说：“我父亲枪法很好，我从来没见到谁打得像他那样好。” 到海明威10岁那年，他父亲送他的生日礼物便是一枝一人高的猎枪。它得到小主人的百般珍爱，成为陪伴少年海明威遨游山林水泽之间的亲密伴侣。 埃德蒙医生有三大业余爱好：钓鱼、打猎和旅游。前两项他只要能从工作中抽身，便身体力行。后一项在结婚以后被迫放弃，但保持了毕生的心仪神往。这三大爱好，海明威不仅全盘继承了，而且轰轰烈烈地发扬光大，成为他生活与创作的重要内容。 5岁的海明威，参加了由他父亲组织起来的自然学习小组——阿卡西俱乐部。他在俱乐部里年龄最小，却最活跃，最自豪。这个俱乐部在埃德蒙医生的指点下，经常到树林里去采集标本，识别动植物。海明威在这个俱乐部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他的中学时代。 在户外活动中，埃德蒙医生注意培养海明威的勇气、耐心、坚韧精神和对大自然的热爱，教给他各种知识和技能：如何在野外生火烹煮食物，如何使用斧子砍树，如何在林中空地搭棚子，如何观察动物的踪迹，如何区别有益动物和有害动物，如何上鱼饵，如何自制猎枪子弹……而且要求他无论学什么干什么，都要全神贯注、精益求精地做“好”。 “做好”，是他们父子俩终生奉行的信条。 海明威从父亲那里最初理解了人与自然的关系。14岁那年夏天，他同一个叫哈罗德的朋友在朗费尔德农场上搭了一个帐篷，整个夏天他们就睡在帐篷里。一天清晨，他们发现一只圆滚滚的小刺猬，一枪将它打死了。他们得意洋洋提回家，满以为会得到夸奖。结果埃德蒙医生却批评他们：不应该伤害无害而可爱的动物。可接着又说：“不过既然已经打死了，就得把它吃掉。”他们在树林边上生起一堆火，用吊锅把那只刺猬炖了好几个小时，可是吃起来又硬又韧，像炖牛皮鞋一样，索然无味。 这事给海明威留下深刻印象，悟得了人既要从自然中追寻乐趣和享受，又不可破坏它，更不能浪费它的道理。 父子俩一有机会，就到朗费尔德农场上去劳动。跟雇来的印第安工人一起，什么都干：锄地、上肥、种菜、栽树、劈柴、挑水……海明威后来回忆：父亲喜欢到农场去，在灿烂的阳光下劳动，常常干得汗流浃背，他认为出力流汗可以强壮身体，还有助于清醒头脑。 他上中学时，几乎每年夏天都在朗费尔德农场劳动。有一年他和哈罗德一放暑假就徒步长途旅行到农场，欢快忙碌地割干草，挤牛奶，挖马铃薯，还开着快艇在湖面上穿梭，把新鲜的青豆，萝卜卖给沿湖的客店和居民。他们这个夏天干的活差不多顶得上两个农场工人的劳动。父亲的“出力流汗可以强身醒脑”的信条，海明威奉行了一生，运动与创作在他成年以后的生活中平分秋色。 埃德蒙医生也注意引导海明威勇于自律，勇于面对惩罚，勇于正视人生中不可避免的失败。 海明威16岁时遇到一场风波。后来他说那是他遭受的第一次大挫折。 这年暑假里的一天，他驾着小汽艇到瓦伦湖的芦苇丛中玩，一只蓝色的大苍鹭受惊飞起。苍鹭是受保护的，海明威清楚。但他见周围没有人，一时冲动，举枪把它打了下来。他用旧报纸把苍鹭包好丢在汽艇里，然后就上岸去玩。转来时，不见了苍鹭，原来是巡边员的儿子拎走告状去了。海明威情知不妙，赶忙跑到湖对岸的农场去避风。不久巡边员果然找到他家的“白房子”里来了，被他那极爱面子的母亲盛气凌人地顶走。海明威感到事情不会就此了结，又跑到他伯父乔治·海明威的避暑地，想把事情躲过去。 他很快收到他父亲从橡园镇写来的一封信，要他到法庭接受审判，承认自己的过失，承认触犯了法律，这，也是男子汉的一种勇敢。 海明威听从父亲的意见，在波恩市的法庭上述说了事情经过，缴了15元罚金。 海明威的伙伴认为这件事很开心，但16岁的海明威把它看得很严重，认为自己吃了官司，很不光彩。他50多岁时与别人谈起这件事，还说，谢天谢地，幸亏当时没被送进劳动教养学校。 埃德蒙医生希望儿子富于勇敢精神，又不要真正完全像他一岁多时说的那样：“我什么都不怕。” 海明威成年以后既能将自己的个性与自由发挥到近乎极致的境地，而又绝少或者说从来不“犯规”，颇有“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风度，这正是得益于他父亲最初的引导。 但是那个暑假还没有过完，海明威又偷猎了一只“又肥又大，一身肉”的野鸡，而且趁着暮色的掩护成功地带回了温德米尔别墅。 这次不同，“法律”不保护野鸡，巡边员不会过问，不过，那只野鸡是在私人猎场的范围里，或者是在说不清的边界部位。 海明威“什么都不怕”的天性看来也是难以遏止的。 埃德蒙医生希望子承父业。当格莱丝日夜盼望出席儿子的音乐会的时候，埃德蒙医生却为儿子的另一些表现欣喜不已。他曾经发现9岁的海明威在早该就寝的时候还在烛光下神情专注地阅读达尔文的书，他深信儿子将“一如其父”，可以走上行医的道路。 埃德蒙医生满怀热情“因势利导”。 在明尼苏达州的圣玛丽医院作高级研修时，他也念念不忘儿子的志向和前途问题。他给即将升入中学的海明威寄回一张具有直观效应和启发式意义的医学宣传画，并附有一封语短情长的信： 亲爱的欧内斯特： 现寄给你一张关于世界第一流水平外科医院的画片。你爸爸正在进行一项有意义的研究和探索。几年以后，相信你能和爸爸一起参观这里的医药卫生中心。祝家里人好，永远爱你的父亲。 c·e·海明威博士 1910年10月12日 另一封祝贺儿子15岁生日的信中说：“看到你已长大成人，具有男子汉气概，我感到很高兴也很自豪。相信你会按我寄托于你的希望去开拓自己的前途。” 4. 追求“力之美” 大提琴，显微镜，教堂唱诗班，阿卡西自然学习俱乐部，温馨的生日晚会，快乐的林中野炊，缅怀家史和历史的长途旅行，灿烂阳光下出力流汗的农场劳动，还有画板、彩笔、钓鱼竿、猎枪……这一切，象征着海明威的父亲和母亲在橡园镇和瓦伦湖为他安排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 而橡园中学则给他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容，构成他青少年时代的重要经历。 他4岁入幼儿园，6岁入初级小学，14岁入橡园镇高级中学。按他的出身和教养，他本来还应该进大学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以至他成了唯一没有进过大学的美国现代作家。 但全州第一流的橡园中学至少能部分地弥补这个遗憾。 橡园中学建筑宏伟，规模可观，校舍主体是一幢黄色的四层大楼，颇有堂皇而肃穆的气派，连教室座位都是皮靠椅。 这里名师云集，像古希腊的学园一样，注重文科教育和体育，当然也有代数、几何和科普知识等。 青少年时代的海明威既聪明又健康。他适应性很强，在瓦伦湖和父母力所不及的地方，是个“野孩子”，好奇贪玩，“什么都不怕”，管不住自己，小小年纪就有过许多次离家出走，乐而忘归的经历。 但一跨进那幢黄色的大楼，他又是个文明好学、不违校规的“小绅士”。而且母亲给他的“虚荣”和艺术创造气质，父亲给他的“务实”和勤奋认真精神，使他样样事情都要争第一。出人头地的追求经常给他带来欢乐，也常使他感到苦恼。 初入学时，他深为自己个子矮小而苦恼。他比只大他两岁的姐姐玛丝琳矮一个头。姐姐上学迟，与他同年级，虽然也才16岁，看起来却像个成年的女子。海明威渴望长到他姐姐那个高度，可老是上不去。 他想加入足球队，但个子小，体重轻，不符合基本要求。 于是他进了射击队。射击与身高体重无关，个头小照样能成为神枪手。可他眼睛的视力又不好。他全靠那种争第一的精神，在一次满分为150分的射击比赛中也取得了112分的好成绩。 他对同伴解释说，自己本来可以打得更漂亮，但左眼视力不好，是他母亲的遗传，他母亲小时候得过眼病。 他另一项扬“短”避“长”的选择是加入校田径队。他认为自己有耐力，参加了一年一度的越野赛跑。但在参赛的46人中他仅仅超过了3人。 这次他说，自己坚持跑完了全程，而且不是最后。 每逢有远足、野营活动，他必定报名。有一周内，他连续参加两次，第一次走了32公里，过了两天，又走了20多公里。 入学的第一年，他忙个不停，但他的个子就是不肯长。直到全家在瓦伦湖庆祝他15岁生日的那个夏天，盼望已久的奇迹终于出现。像春天的竹笋一样，他的个儿一个劲地往上蹿，每月平均长高一英寸多。开学后，同学们都认不出他了。 到16岁时，海明威反倒比姐姐高出一个头。以至“苍鹭事件”中那个巡边员硬说他有18岁。幸亏有这个年龄误差，不然那次光交15元罚金是脱不了身的。 身高体健的海明威现在“出人头地”了，在田径队当了队长，在游泳队也当了队长，在篮球队做了主管，而且成为水球队、射击队的主力。此外，他在大提琴方面漫长的学艺史，也使他成为学校管弦乐队的成员。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没有音乐天才，但他不放弃这份“荣耀”，他要成为同学们中最出色的。 但不知为什么，他总是与最能显示男儿威猛雄健的足球没有多少缘分。他一到足球场上就笨手笨脚，他总说是鞋子不合适。可跳舞时他的脚也一样笨。而且，他不会与其他队员配合，足球队长曾向教练抱怨： “海明威一上场，我就踢不好。” 但他还是凭他那副特棒的身架进了足球队，不过，是候补队员。足球队出外参加重大比赛时，常请他爸爸作随队医生。一次他爸爸对教练和队长说，欧内斯特身材魁梧，体力好，是队里最好的巡边员。教练和队长都不表态认可。但比赛结束后，还是给海明威发了一件印有“橡园中学”字样的球衫，这是被接受为正式队员的标志。 父子俩都喜气洋洋，认为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也许是发现自己“不会配合”，也许是承认自己确实“脚笨”，海明威的足球热没有持续多久，他要显示男儿的威猛和雄健的把他的眼光引向了拳击场。 拳击不要考虑与别人配合，脚笨点也无妨。 拳击，短短几分钟，甚至几十秒钟，就能把男儿的“力与速”之美展露无遗，胜与败来得既鲜明又果断！ 它把文明和野蛮以极端的形式结合在一起。 这确乎是海明威根据自己里里外外的全部优势在体育运动方面作出的最佳选择。 但是像多年来的通常情况一样，他要去学拳击的事引起家里的争执。埃德蒙医生表示赞成，格莱丝却认为那是一种危险、激烈、尤其是 “难看”的运动，她指出，欧内斯特的功课虽然都很好，但他花在课外运动上的时间已经太多，这会影响音乐和学业。 经过无数次的争论，海明威终于到芝加哥拳击训练班上第一堂拳击课了。 这险些儿成为他的最后一课。给他安排的斗拳对手是个中量级职业拳击手中的佼佼者。这位拳师从训练新手起见，开始时注意轻打互让。但是海明威劲头十足，出手凶猛，大有初生牛犊不怕虎，要一决雌雄的气势。 拳师被激怒了。 于是，片刻之后海明威就倒在地上，鼻子挨了颇有分量的一击，血糊了一脸。 “这种事情我早料到了”，海明威后来对一个同学说：“但我无论如何要试一试。” “那时候你害怕吗？” “当然害怕，那家伙打起来真的要你的命！” “那你何必要跟他真打？” “嗐，我还不会吓成那个样子……” 第二天，海明威的鼻子上贴块纱布，眼睛底下一片红肿，但他照样出现在拳击训练场上。不久，他右眼又挨了一拳，医生担心他这只眼也会减退视力。 别的学员早已纷纷退出训练，海明威却坚持到底。他身上常常是青一块紫一块。他就像一头小公牛，从来不知道退却。在名师的指点下，他的技艺不断提高。他要强，好胜，但绝不投机取巧。 有时候，他把他母亲的音乐室也作为拳击场，带一大帮同伴到那儿一打就是好几场。当他们的拳击练习转变为殴斗时，格莱丝就把他们赶走，于是他们练习拳击的地点便又马上转移到附近一个地下室里的小体育房。 他代表橡园镇到芝加哥多次参加拳击比赛。他从中学时代开始的拳击热保持了一生。他到老都没有失去对拳击的兴趣，技艺也一直没有荒疏。 他后来对朋友不论是表示亲热，还是表示愤怒，都情不自禁地使用拳击动作。这是他从拳击中产生的特有待人方式。 拳击中还产生了海明威的人生哲学：“拳击教会我绝不能躺下不动，要随时准备再次跃起。”“打拳击凭天性，即使打死人也不是为了要打死人。正大光明地打，打拳击是为了取胜。” 取胜。 正大光明地打。 绝不能躺下不动。 海明威将此奉行了一生。 5. 校园小作家 海明威是橡园中学引人注目的体育健将，他在学业方面也有非得出类拔萃不可的追求。 3岁时就开始钓鱼和5岁起参加阿卡西俱乐部的收益，使他刚进橡园中学，就取得一次课堂上的小胜利。 这是在生物课上。他写了一篇关于蚱蜢的论文，一下就写了6页。对于蚱蜢，他再熟悉不过。他不知抓过多少蚱蜢作鱼饵，他父亲带他作过解剖。但他在文章里不提这些，仿佛完全是课堂的收获。 老师看了很高兴，给他90分，并批了“很好”两字的评语，还要同学向他学习。 他的文科学得好。这正是橡园中学注重的。但他不喜欢已无实用价值的拉丁文，他母亲懂拉丁文，在家给他补课，费了很大力气才提起他的兴趣。但他喜欢的几门课程学习成绩都名列前茅，古代史考试经常得满分，这大概也是他母亲对高雅文化的崇拜在他的学业上结出的硕果。他本人没有“好古”的天性，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是看重“现在”，看重“今天”。 但他要求自己干好，干好才有荣耀。 他最擅长的是写作，演说也得过奖。一位老师多年以后评论说：“欧内斯特是‘优等生’，在文字表达方面很有天赋。进校头一年，他对于描写生活中的惊险场面就怀有无穷的兴趣。”另一位老师说：“我记得，他在课内写的东西就完全与众不同，在我看来简直不像布置的作业。” 这两位老师是英语教师兼校园文学杂志的顾问。 海明威对这两位老师也记忆久远：“在中学，我有两位英语教师，一位是芳尼·比格斯小姐，另一位是迪克逊小姐。她们两位是学校的那份文学杂志《写作园地》的顾问。她们两位人都很好，对我特别好，因为我既是运动员，学英语又很用功。” 这两位老师热心指导海明威习作。她们的性格一个接近海明威的母亲，一个接近他父亲。比格斯小姐喜欢写想象的、浪漫的文章；迪克逊小姐则诚恳，讲求实际。她们对海明威的中学习作都有影响。他各种体裁都写，各种题材都有。他写诗歌，写类似小说的短篇故事，写游记，写校园通讯报道，写小品文。有文笔随和的，有一本正经的，有幽默风趣的，也有追求诗情画意的。 他的构思丰富，写得洋洋洒洒，同时也在锻炼他最喜欢的写作技巧，寻求他最拿手的表现题材。他写得最多的是惊险故事和幽默小品。 他的第一个重要“作品”是《赛比·金根》。 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他努力把情景和氛围写得很真实。故事借一个印第安人的口讲述，以对话形式结构。情节是行凶、复仇、流血事件：一个恶棍杀了人，被害者的叔叔带着一条狗四处找恶棍复仇，恶棍也扬言要杀掉复仇者。两年以后的某天——7月4日——这一对仇人在一条偏僻的铁路边相遇，恶棍先下手，一棍打倒复仇者。那条狗则扑上去咬死了恶棍。那狗的名字就是赛比·金根。 这样一个故事却有一个简洁优美，情境逼真的开头。如果想到海明威当时才17岁，就会觉得这个片断值得一读： 初升的满月从东边的山后露出了一个边缘。我们的右边是一道杂草丛生的河岸。 “咱们坐下吧”，比尔说，“我给你讲过赛比·金根的故事么？” “很想听一听。”我回答道。 “你记得老乌鸦保罗吗？” “就是上次7月4日那天喝得醺醺大醉，后来睡在皮尔马奎特铁路上的那个家伙？” “对了，他是印第安人里的一条恶棍……” 简明的结构，富于跳跃感的对话和洗炼的画面，都显示了他日后风格的苗头。 他有一段时间喜欢模仿当时美国很受欢迎的作家拉德纳的笔调写幽默小品。他为校报写关于校园生活的通讯报道也常用幽默的笔调。1916年5月，他的一个同学兼拳友，名叫里曼·华盛顿，在橡园镇自来水厂附近的水塘旁边看见有人投水自杀，立即跳入水中将那人救上岸来。警察局和公共福利部都高度赞扬里曼·华盛顿救人于危难之中的英勇行为。报道了上述情形后，海明威以此结束这篇短文：如果说此事也有什么不良后果的话，就是这位勇士救人时，衣袋里掉失了一份为校刊撰写的笑话底稿。 这种幽默小品在海明威中学时期的习作中很多。但滑稽幽默不是后来海明威的风格。当他意识到自己不能重复别人的时候，他就告别了这种从马克·吐温起就盛行于美国文坛的幽默。它与海明威式的富于力度和强度的美不相称。 幽默小品对于海明威的意义，只是为他在同学们中博取了“文名”，其中不少走出了橡园中学的校园文学园地，署名“小拉德纳”出现在芝加哥《论坛报》上。 他高中毕业前夕的半年里，也即1916年11月到1917年5月之间，是他中学阶段的“创作高峰”时期。他担任了橡园中学校刊《秋千报》的主编，他用各种各样的笔名写故事，在这段时间里，他连续写了二十多篇故事，平均每周一篇以上。 海明威中学时代的习作完全是出于一种写作欲的驱使。在这方面他似乎不是为了“出风头”，至少不像他在体育运动上表现得那样直露和强烈。他的卧房在他家三楼，很安静，里面有一台旧打字机。他的文章都是在这台打字机上敲出来的。 6. 路在何方 也许是由于不在乎别人的叫好，海明威的中学习作中常出现与橡园镇温文尔雅的中产阶级文明相冲突的内容。 这从他一次假日旅行途中构思的一个故事可见一斑： 地点：曼斯罗纳。时间：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人物：一个面目丑陋的伐木工 人和一位印第安姑娘。情节：伐木工人先杀死那姑娘，然后自杀。 这个构思是他在一个冷冷清清的小车站上等车时产生的“灵感”。在漫长的几个小时里，空空荡荡的候车室里就三个陌生人：一个伐木工人，一个印第安姑娘，还有他。他一边与挨得较近的前者断断续续地说话，一边不时瞧一眼坐得较远的后者。候车室外细雨濛濛，他的创作“灵感”不期而至，爆出火花。于是，后来在他的写作记事本上就出现了上面几行字。 从他另一个已完成了的得意之作则几乎可见全貌。 这也是一个先杀死别人，然后自杀的故事。背景是美国北部的原始丛林，人物是一个印第安人和一个白人。故事说他们是很要好的一对朋友，但有一次，那个印第安人丢了一个钱包，他怀疑是他的“白人朋友”干的。于是在他朋友经常往来的道路上布设陷阱企图残杀他。后来他发现他的钱包是被松鼠拖走的，他立即飞奔前往设陷阱处搭救他的朋友。可是当他到达那里时，他的朋友已被狼咬死，雪地里血迹斑斑，留下了一串恶狼的爪印，两只乌鸦正在啄食他朋友残骸上的肉。他被朋友死亡及死亡惨像而震惊，纵身跳进了自己设的陷阱里。这也许是为了解脱无法向朋友忏悔的良心苦痛，也许是用自决之死来躲避残酷之死。 这故事含义复杂深刻，文明与野蛮，友谊与仇杀，人心与命运，诡秘与坦诚……什么都有，其核心是表现印第安人“自然神裁决”的观念。 这故事很难令人想到竟是出自一个牛高马大，热衷在拳击场上斗狠扬威的中学生之手。 但不论怎样去善意理解，它毕竟太残酷，太“流血”，太骇人听闻。 要知道，橡园镇可是一个衣冠楚楚，彬彬有礼，连赌咒也是罪过的地方。 而且，这里还有自豪的乡规民约——“橡园镇禁酒法令”。 他的一位老师评论说：“在基督教和清教徒的哺育下长大的孩子，竟会对于恶棍和下等社会知道得那么清楚，描写得那么生动，这使我本人和别的许多橡园镇人都觉得奇怪。” 一个邻居也表示惊讶：“欧内斯特居然能写出那种故事，实在叫橡园镇的人大惑不解，惊讶不已。” 海明威并非偶一为之的这类习作使橡园镇文明的典型代表——他母亲格莱丝愁肠百结。但无论她严辞责骂还是婉言规劝，对正处在青春期个性膨胀阶段中的海明威都不能产生多少效力。 偏偏在这时候，海明威还从拳击、足球、钓鱼、打猎、远足、露营等“户外运动”中频繁地带回青红紫绿的伤口。 而且，他还邀橡园镇社交界一个叫朵拉斯的活泼女孩跑到芝加哥去看篮球赛，他还在瓦伦湖与一个印第安姑娘一起游泳。可不久前，他在报上看到“乱搞女人”一词，还以为就是“把捣碎了的马铃薯泥糊在一个像香烟盒上的女人那样漂亮的女人身上”之类的行为。 而且，他还跑到芝加哥的贫民区，混到黑人、混血儿、特别是那些样子难看的，打成残废的和威武不屈的同龄人里面打架。 而且，12岁时喝第一杯威士忌酒喝得龇牙咧嘴，泪流满面的他，17岁时竟在同伴中口出豪言：海明威，酒满杯。 而且…… 而且…… 然而，格莱丝出于理解儿子的良好愿望，费尽心机，邀请一些漂亮而又有教养的女孩参加的舞会、音乐会，他却总是找借口逃脱。 于是，格莱丝的责骂和规劝便日甚一日地演变成为与“教子问题”已脱离关系的咒骂和怨愤，而且要连带上埃德蒙。因为他一贯认可甚至支持儿子从事“户外运动”。他带3岁的他去钓鱼。他给10岁的他送猎枪作生日礼物。 而讲究“因势利导”，但也曾罚跪过童年海明威的埃德蒙医生，此时也束手无策了。儿子已比他高出半个头，而且“一如其父”般筋骨壮健，腮边唇上长出了一抹一抹的青褐色汗毛。种种迹象表明，“子不教，父之过”的责任期即将过去，于是，在“母与子”的冲突中，只要不牵涉自己，他便也明智地采取“中立主义”态度。 “我们家里不论男女，都各行其是”的时代很快就要开始了。 当海明威刚学会走路就说出“我什么都不怕”这句话的时候，年轻的父母曾无比惊喜。 现在呢？ 但是，海明威绝无逆子贰臣的天性，就在进橡园中学的前几个月，他在芝加哥柯里西姆表演中心参加演出时，由于淘气，挨了母亲的责骂。第二天他就寄给父亲一封信，表示自责与后悔： 昨天在柯里西姆我表现不好，今天上午我在教堂里做礼拜也不规矩。从明天起， 我一定表现好。 稚气而真诚。水管里流得出血么？ 末了，还郑重其事地签上自己的全名，并特别注明了日期——1913年5月11日。其时，再过两个月，他就要在瓦伦湖畔的夏季别墅里度过他的第14个生日了。 更何况他是降生在“连赌咒也是罪过”的橡园镇？！ 他只是要走自己的路。这条路还很模糊，但他觉得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推着他往前走。 其实，这条路与他父母驱策他走的“正道”并不相悖，甚至恰恰与他们的“合力效应”相关，只是他们那遵循常规而又急功近利的评判标准，还不能使他们接受和理解罢了。 而真正的天才总是要突破这样那样的常规，也总是要时间的长河去淘洗的。 他在橡园中学的一个同学绘声绘色地回忆：“我们都很钦佩他。他与众不同，他老练；他很真挚，出身于有教养有文化的家庭。我们对他的写作和他的演说佩服之至。我想，欧尼开始认真写作是在1915年。他有一部打字机，放在他家三楼，这就完全避开了家里的干扰。那时他写东西只是为了好玩，不过他自己显然知道，他在沿那条路线发展自己的才能。他常把他写的一些故事念给我们几个同学听。我们听得不觉瞪大了眼睛，而且觉得奇怪，他那样年轻，竟能写出那么多冒险、两性关系和犯罪的情节以及我们刚想探索的许多事情。” 他的老师、父母、领导都不理解他。 他的亲密伙伴虽钦佩他，却也“觉得奇怪”。 其实，一切都很简单，都可以用他的“拳击哲学”解答。“即使打死人也不是为了打死人”。当然，这里的逻辑是有些奇怪，表述也实在野蛮，没有一点“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动机”与“效果”，“目的”与“手段”……之类术语的温文尔雅，也难怪别人。 橡园镇已经容不下他了。树苗长大会撑破花盆。 1917年6月，海明威与150名同学一道在橡园镇中学毕业。他同他姐姐玛丝琳都作为优等生被推选到毕业纪念会上发表演讲。 海明威告别了那幢庄严肃穆而堂皇典雅的黄色大楼。他想走自己的路，但命运之神究竟会怎样安排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潮起潮落 1. 严肃的世界 毕业典礼之后不几天。海明威收到橡园镇第一公理会教堂一个负责男子部的牧师写给他的一封信： 亲爱的欧内斯特： 我想请你花点时间同男子部的少年说说话……请你告诉他们你在学校时体会最深的经验……以及你来年准备做什么等……希望你认真思考，让听者受益，得到启发，永远铭记在心。这是你毕业后第一次公开讲话，一次好机会。来吧！小伙子，你步入这个严肃世界的时机到了。把你所获得的经验传给这些比你更年轻的人吧。 这封文体庄重而热情洋溢的具有牧师职业风格的“传道书”，唤起了青年海明威心中的神圣感。他欣然应邀，把自己认为值得讲的东西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那些比他更年轻的人。 这是他告别学生时代以后第一次重要活动。它只占用了海明威一生中的一个星期六下午。然而它却像一道分水岭，象征着海明威即将面对另一个世界。 正如牧师的信中所说的，“海明威步入这个严肃世界的时机到了。” 他怀着激动、兴奋而又惶惑迷惘的心情站到了人生的三岔路口前。 埃德蒙医生极力主张一同毕业的一双儿女都上大学。他自己是“c·e·海明威博士”，儿女不能不如其父。更何况中学毕业典礼上学校还向他们姐弟颁发了优秀成绩奖！父亲的责任不能提前中止。 姐姐玛丝琳是孝顺女儿，而且“一如其母”，她高高兴兴地选择了音乐学院。 海明威却不愿上大学！尽管父亲已替他安排好。 他心驰神往于大洋彼岸的欧洲，那里正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还是海明威进入橡园中学的第二年——1914年开始。美国一直持中立态度，隔岸观火。到海明威中学毕业的前两个月——1917年4月，彼岸火势渐微，美国却突然宣布参战，并在“拯救国家和民主”的口号下，在全国广泛动员，征募开往欧战战场的志愿远征军。 报刊上连篇累牍报道热血青年踊跃应征。 学校课堂里发出动员号召。 著名演员，漂亮歌星为赴欧参战的青年举行盛大的欢送晚会。 童年海明威听参加过南北战争的外祖父和爷爷谈起往事时，就有过生不逢时的遗憾。现在，机会来了。 就在他欣然应邀去向比他更年轻的人谈人生、谈理想的那个月里。他与一帮同伴兴奋地走进募兵局。但是，负责体检的军医把他排除了。军队里不能接受一个视力不好的青年，哪怕他身材魁梧，体壮如牛也不行。 而且，埃德蒙医生也反对。这可不是钓鱼、打猎、拳击、踢球之类的“户外运动”。当然，曾率领儿女们在家里举行过“美国革命英雄儿女纪念会”的双亲，反对的理由只是“年龄太小”。他们的这个长子确实还不到18岁。 父与子的冲突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海明威面前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机遇：他的在堪萨斯城做木材生意的叔外祖父来信说，他可以替擅长写作的海明威在堪萨斯城《明星报》设法找一个记者工作。 父子俩和全家都觉得这是目前的最佳选择。 对海明威而言，这至少可以离开约束他的家，离开让他感到压抑的橡园镇，可以部分地抵消不能参加欧战的懊恼；何况参战一事总是可以找到机会的。不就是眼睛的问题和年龄的问题吗？前一个障碍对于写过那么多情节惊险、构思复杂的故事而又被同伴们公认为“既真挚，又老练”的他来说，应该不难跨越，后一个问题的解决那就更是指日可待。大洋彼岸的战火仍在烧呢。 全家意见统一，埃德蒙医生很高兴，他决定从繁忙的医生事务中抽身出来，陪即将离家远行的一双儿女到瓦伦湖去度过一个夏天。以前，他常被困在橡园镇那幢三层的楼房里处理医务和家务，难得有机会到温德米尔别墅和朗费尔德农场去避暑。 他们这次没有走乘船从南到北穿越密执安湖的水路。6月下旬的一天，埃德蒙医生开着前不久购置的福特旅游车出发，他要好好补偿一下已压抑多年的旅游愿望。车上坐着他，他的女儿，大儿子和不到两岁的小儿子。他们停停走走，一路观光、露营，整整一周才抵达瓦伦湖畔绿树浓荫中的那幢“白房子”。旅途虽劳累，但享受了别具一格，饶有情趣的天伦之乐。 这整个夏天，海明威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朗费尔德农场劳动，与父亲一道挑水、劈柴、种菜、翻草，到每周的周末，才与几个住在邻近别墅的中产阶级子弟到霍托海湾去游泳、钓鱼。他在这种生活中等待着堪萨斯城《明星报》社的来信。 这是他在农场的最后一次与父亲一道在灿烂的阳光下出力流汗。两年以后，他又来过一次，但那次，他已开始埋头写作了。而且是处在孤独而失落的心境中。 他终于接到了《明星报》社的录用通知。 海明威第一次离家远行。他父亲与他吻别，为他祈祷，送他到车站，陪他站在月台上直到火车开动才分手离去。 卡罗斯·贝克在他的《海明威传》中写道： 这个情景在海明威脑海里保留了许多年，后来还把他写在小说《丧钟为谁而鸣》里：“他害怕离去，也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到了车站，车就快开了。他父亲和他吻别说：‘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平安。’他父亲是个十分虔诚的基督教徒。话虽简短，却情深意切。感情一激动，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嘴上的胡子也湿润了。”此情此景使这小伙子感到很难为情——“这是一个祈祷者发出来的，令人听了感到难过的声音……他父亲吻了吻孩子，向他告别”——而他“突然间感到自己的年岁比父亲还要大，并为他几乎受不了离别带来的痛苦而同情怜悯他。” 他不喜欢在分别时看到亲人伤心流泪。 这时，海明威刚过完18岁生日。他在步入“严肃世界”的起点上就觉得要克制自己的儿女情，这是他走出“中产阶级之都”以后必须具备的精神力量。 男儿有泪，但不可轻弹。也许就是这种性格使他在后来的作品中写出了一个又一个“硬汉子”。 2. 见习记者 熙熙攘攘的列车一下把海明威带进一个陌生的世界。幸而一大段路程是沿着密西西比河前进。海明威童年就很熟悉但直到现在才见到这条壮阔而神秘的河。沿岸时而是莽莽森林，时而是平坦的耕地，时而是一望无际的沼泽。河水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清，而是混浊，浓稠，要不是遇到桥墩之类的障碍物卷出又深又大的漏斗形漩涡，简直是看不出在流动。他陷入了沉思：马克·吐温，他的密西西比河小说，汤姆·索耶，哈克贝利·费恩，探索者拉莎勒，快乐的费尔斯，一个接一个在他脑海里出现。他高兴地自言自语道：“我总算亲眼见到密西西比河了。” 他叔外祖父泰勒在堪萨斯城火车站接他。 堪萨斯城20年前还是一个边远小镇，现在有30万人口。新增的楼厦与贫民窟并存。污沟臭水反映着霓虹灯的光彩。急剧的膨胀使这里充满了“都市病”，成为当时美国出名的堕落和罪恶之城。 这里赌博风行，妓女遍地，犯罪行为随处皆是。市政管理也相当混乱。据说一次有十几个黑人因为赌博被法庭提审，法官叫他们站成一排，判决个子高的坐牢五天，个子矮的罚款释放。妓女在大街上扭来摆去，三五成群公开活动。还有那些即将参加欧战的新兵在这里最后一次寻欢作乐，更把这里闹得乌烟瘴气。 这是一个既不同于橡园镇也不同于瓦伦湖的地方。 但是，这里有一班文人办起了当时美国名列前茅的一份报纸——堪萨斯城《明星报》，它在格兰德大街有一幢当时可称得上颇为壮观的新楼房。 海明威第二天就到《明星报》社报到。走出二楼的电梯，一间巨大的房间赫然出现在面前。里面摆着成排的打字机，挤满了记者、编辑、评论家和专栏作家，办公桌一排排地摆着，到处是一撂一撂的报纸、杂志和有字没字的纸。海明威非常惊讶，他那校刊主编的经历无法想象这等气派。 他在这里当了7个月见习记者，偶尔还要做点杂役，每周薪水15元。他的顶头上司名叫威灵顿。 终于成了大城市一家大报的记者，海明威高兴极了。他的上司威灵顿后来回忆说，他很健壮，目光炯炯有神，红红的脸颊上泛起两个酒窝，对人和和气气，爱与人交谈，希望别人喜欢他，说话时眼睛眯眯地闪着欢乐的光芒，但有点腼腆，而且总是把w的字音发成l。 橡园镇的小绅士和瓦伦湖的野孩子都不见了。 他浑身散发着聪明而健康的青年人的朝气，努力想把工作做好，这种愿望加上新鲜感和好奇心，驱使他一刻不停地行动。他要看要听的太多了，简直应接不暇。 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车站、医院、警察局、法院和犯罪、灾祸现场。他常常凭记者身份坐在救护车、警车和消防车上。 法庭开庭审判，他出现在前排。 哪里有凶案，哪里就有他与警察的身影。 医院地处偏僻，是城内灾难与犯罪荟萃之地。他很快就与医生们混熟。 他马不停蹄，四处采访。实地耳闻目睹以后，又匆匆赶回“巨大的房间”，坐在打字机前手忙脚乱地敲稿。敲完后又不见人影了。编辑室常常无法与他联系。 威灵顿谈起他的这个助手时说：“他喜欢行动。派他负责采访中心医院那一片地方的时候，他有一个惹人生气的习惯，那就是一见有救护车开出，他就要坐上去。我们打电话到医院找他，对方说，欧内斯特随救护车出去了。他去看某种令人痛苦的创伤。先也不通知新闻编辑部就擅自离开职守。他总是要亲临现场。我认为，这个特点在他后来作品中一直很明显。” 而且，他还爱管“闲事”。一天，他匆匆忙忙到火车站去，路上碰到一个人因出天花发高烧，倒在地上。他知道自己一岁多就种过牛痘，有免疫力，立即搀扶起病人，叫了一辆出租车送到医院。安顿好病人，又提醒司机别忘了给车子消毒。 又一天，他同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小个子报社朋友到一家餐馆吃饭，邻坐一个喝多了酒的司机戏弄性地撩拨他朋友的领带，他一拳击去，打倒了司机，还把玻璃橱窗砸碎，自己的手也扎破了。后来他吊着绷带在报社里得意了好几天。 堪萨斯城《明星报》的记者和编辑，特别是威灵顿，使海明威在写作上接受了7个月的严格训练。 那些爱抽雪茄烟的，只用两个手指打字的性格执拗的人，有一整套关于新闻、通讯、报道的写作程式。这套程式经过试验，证明完全正确，成为报社的法规，神圣不可侵犯。 它总共有110条：一、要用短句；二、要有明快的风格；三、要切实可靠；四、要用动作性强的词……要语气有力；要行文流畅，要从正面着笔；要删去不必要的形容；要删去语意含糊的段落，能用一词表达就不用两词；不许使用过时的俚语…… 威灵顿信奉这些条令，他很可能是“始作俑者”之一，起码是拥护者，执行者。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上司。但也是海明威一生中遇到过的最出色的报人高手。海明威佩服的男人或女人为数不多，他是其中之一。 他要求海明威即兴写出事情经过，写完便删、删、删。文绉绉的形容词在新闻报道中没有位置。诸如“辉煌灿烂的”、“五彩缤纷的”、 “宏伟的”、“美丽的”等形容词，统统要删掉。不许写“黑色的乌鸦”，乌鸦都是黑色的，不许写“大的悲剧”，悲剧都是大的；“用动词，写行动，要真实可靠，不要评论，不要形容词，不要把读者弄得气急败坏。” “他们逼我苦干”，海明威后来说，“《明星报》的写稿法则——‘风格规定’，像军事条令那样念给我们听”；“这些就是我在写作方面所学到的最好的准则。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些东西。一个有才能的记者在真正感受和如实描写他要表达的一件事情时，只要遵守这些准则就万无一失。” 《明星报》社那“巨大的房间”里还有一个令海明威佩服的人，叫里昂·摩斯。海明威与他并无多少交道，但对他印象很深刻。 摩斯占据了最远的一个角落，个子高大，远远望去像一尊山神。此人嗜酒、自私、傲慢、好斗。但才思敏捷，能言善辩，乐观，而且富于进取心，是个工作狂。他最善于揭露这个城市的阴暗面，黄色新闻文风泼辣。 海明威后来提到过他：“里昂·摩斯最擅长故事改写。他脑子里可同时构思4个故事情节，然后去打电话，电话刚一打完，脑子里又多了一个故事情节。接着用飞快的速度将这5个故事写出来交给编辑部。肯定说，每个故事都有其动人的地方。他在记者中工资最高，凡是他工作过的地方，都是这样。如果他发现同行中有人工资比他高，他便要求提薪，否则就辞职不干。除非他喝了酒，否则，他从不同其他记者谈话。他是我看到过的打字最快的人。他有一辆小汽车，是一个女人送给他的，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一天晚上他们开车去杰弗逊，在林肯大道上，那女人突然用匕首刺他。他抢过刀子，丢出车外，朝她腭部猛击一拳，把她的腭骨打断了。然后把她绑在后座上，开车回到堪萨斯城。” 如果说威灵顿让海明威接受了使他获益终身的严格的写作训练，那么，这个摩斯的某些性格为人则对海明威有潜在的影响。 他叔外祖父的邻居家有一个叫雪莱的妙龄女郎，爱穿着，好虚荣。有一段时间，海明威出了《明星报》社的大楼后，便常跟她一起逛电影院、剧院。 一次，他们去看喜剧，海明威没来得及修整仪容，衣着邋遢。雪莱一见就有些不悦。当他们到了人多的剧院进口处时，雪莱快步抢前，显然是不愿让人看到她那个样子难看的男伴。散戏后他们去吃了冰淇淋，海明威神情阴郁，一言不发。以后再无往来。 诸如此类的事情，在橡园镇和瓦伦湖就常有。但海明威在青少年时代的浪漫史都有如昙花一现，没有多少意义。 至于对堪萨斯城街头巷尾那些扭来摆去的妓女，初出茅庐的海明威是“敬而远之”，“见而不碰”。充其量也只是偶尔说笑几句。埃德蒙医生早就适时地让儿子明白了混乱的两性关系的巨大危害。 18岁的海明威刚一“步入这个严肃世界”，就发现这个世界并不严肃。他或许还发现，世界愈不严肃，人就愈必须严肃。 他对堪萨斯城的评价是：“这个城市有好的一面，也有丑的一面。”五光十色的生活使他目不暇接。 告别校园以后的人生之路，从这样的地方和这样的生活开始，对日后成为作家的海明威来说又是一份幸运。他不仅接受了严格的写作训练，而且收集了许多写作素材，不过它们真正要派上用场，还是将来的事情。 眼下，他根本没有舞文弄墨的静气。 7个月以后，他离开堪萨斯城。从《明星报》社那“巨大的房间”奔向硝烟弥漫的欧战战场。 3. 追赶炮火 见习记者的生活固然让海明威感到新鲜、兴奋，他也干得很欢。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参加欧战的努力。年龄问题确实指日可待地解决了，而且他还蓄了一绺小胡子，装得比实际年龄更大一些。 但眼睛问题仍是障碍。也许是橡园镇文明使他从小就对弄虚作假有羞耻感。也许是两年前的“苍鹭事件”使他对“法规”之类的东西心存余悸，总之，他构想过各种各样“增加视力”的方法。但一站到视力表前就施展不起来。他一次又一次报名参加各种军役，一次又一次遭到拒绝。 但他的决心愈挫愈勇，历久弥坚。他在给他姐姐的一封信中说：“即使这样，我还是一定要到欧洲去。我不能因为眼睛有毛病，就放弃了参军到欧洲去的愿望。” 终于设法让海明威实现了这一宏愿的，是《明星报》社的一个同事特德·布伦贝克。 布伦贝克有一只眼睛是假眼，但他照样参加了欧战！ 他是堪萨斯城一个名门望族家庭的子弟，读大学时被一只撞到树干弹回来的高尔夫球砸掉一只眼睛，换了一个玻璃假眼。他本人和他家里都有些办法，虽然伤残，他照样进了陆军部队当上了赴法美军野战勤务部的救护车司机。 大约正当海明威满怀懊恼坐在福特牌旅游车上随他父亲去瓦伦湖的时候，布伦贝克正志得意满一身戎装站在向大洋彼岸的战场乘风破浪挺进的远洋轮上。 大约在海明威到《明星报》工作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布伦贝克又从欧洲回来了，而且也做了《明星报》的一名记者，成天穿着阿尔卑斯山轻骑兵的军装，在一排排的桌子中间穿来穿去。 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成为好友。布伦贝克比海明威大4岁，他还想重返欧洲，再次投身于这场“即将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不过，他把时间定在翌年春季，因为欧洲的冬季多雨。他向海明威谈了自己富于传奇色彩的4个月欧战经历，并许诺一定帮助海明威实现到欧洲去的愿望。 他们向红十字会提出申请，到欧洲战场上去开救护车。 1918年5月12日，布伦贝克和海明威领到了红十字会发给他们的军装，上面还带有尉官的符号。那天他们刚钓鱼回来，海明威一身泥污汗水，满脸激动兴奋地接受了军衔、军服。 堪萨斯城《明星报》马上刊发了照片和文字报道，宣布本报两名记者将参加欧战。 一星期之后，他们的部队在纽约第五大街举行阅兵式，一共有远征志士7500人，报上称他们为“美国生活中的精华”。他们从82号街口走到贝特丽公园。他们通过彩旗飘扬的检阅台时，精神抖擞地向右看，台上威尔逊总统和夫人对这些出国作战的男儿频频点头，表示送别。比他们的队伍更整齐的乐队高奏美国国歌和雄壮的进行曲。海明威深为这热烈庄严的场面所感动： “我简直激动得要发狂。” 海明威在陌生的世界面前总是充满童心稚气，到老都没有多少改变。 在纽约度过的最后一晚，是海明威一生中登峰造极的狂欢之夜。他和布伦贝克都通宵未睡，两人从电影院到夜总会，从咖啡馆到酒吧间，从哈莱姆区到贝特丽公园，从鲍威里街到中央公园……一直有女孩子挽手相陪，每小时换一个。 7500个热血志士，谁将血洒疆场？谁能保不是自己？ 第二天，他们两眼发红，脚下摇晃，晕头转向地赶到纽约港布鲁克林码头，登上了远洋轮“芝加哥号”。在大西洋上，他们既无驱逐舰护航，也没有遭到敌舰或潜水艇的袭击，一路上风平浪静。 海明威觉得“受了骗”，因为没有发生令人激动的事情。只有第五天上遇到一艘美国巡洋舰，彼此用旗语致意，引起了一阵欢呼。 他们在法国波尔多港上岸，接着马上乘火车到巴黎。这里不是两军交火的战场，但也有令人紧张而兴奋的气息。 为了压倒法军士气，德国人正在用远射程巨炮向这里轰击。在那时，这种巨炮是一种骇人听闻的新式武器。 终于听到炮声，看到炮火，闻到硝烟了。 法国人将他们的住地选定在安全区。对此，海明威和布伦贝克大为不满，他们叫了一辆出租车。 海明威吩咐布伦贝克： “告诉出租车司机，叫他开往巨炮炮弹落下的地方。我们要给《明星报》写一篇快讯，让堪萨斯城的人看了吓得瞪眼睛。” 布伦贝克后来回忆说：“那次坐出租车的经历奇特无比，以后我怕再也没有那种机会了。我们在车上坐了一个多钟头，在整个城里到处追赶炮弹的爆炸。弹片击中了马德林教堂的正面，炸掉了一块约莫一英尺长的石头。炮弹飞驰的响声，听起来就像是正好要击中我们的车子。我们一直听到炮弹从头顶上飞过。真够惊心动魄了。” “我们一听到炮弹爆炸的声音，就不要命般地开着车子往那里跑。可是等我们到达那里，又听到爆炸声在更远的地方。” 最后他们泄气了，打转回旅店。刚到旅店门口，突然一颗炮弹落在门前，把镶着大理石的墙冲开了一个两尺长的洞。海明威虽然离得很远，但仍十分危险，因为接着轰隆一声，炮弹炸开了，仿佛弹片钻进了他们的衣兜里。 为了等美国的志愿队，他们在巴黎逗留了两天，趁机走马观花般地游览了市区。他们看到，只要不遭炮击，塞纳河畔的这个城市仿佛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街头照样有暗娼野妓，夜总会照样充斥着色情表演。海明威不屑一顾，这可不是在纽约，也不是出征的前夜。塞纳河左岸的那些舞文弄墨的艺术家仍然在画画、写作、喝酒、大谈人生和哲理。从根本上说，海明威并不反感他们的生活，他在《明星报》社已看惯了这一套。 而且三年后他自己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分子。 只是眼下，他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能沉得住气，为什么还这么清高得起来。他自己已是心急火燎。由于战场离得还远，他懊恼地说：“这简直等得让人不耐烦，我真希望他们赶快把我们送到前方去。” 第二天，英国的志愿队来了。海明威、布伦贝克与其他150多人一道被派往意大利的米兰，那里有真正的火线。火车轰隆隆向南行驶，大家越来越感觉到了危险。到米兰以后，他们又同另外22名美国司机一道被派到米兰市以东90英里的斯基奥。 他们刚下火车，就遭到一阵炮击。炮弹像流星一般在他们附近落下，然后又像礼花一样炸开，俨如欢迎他们到来。 海明威用电报式的语言向大洋彼岸的亲人和朋友连发了三张明信片： “十分愉快。” “到这里的第一天就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因为一座兵工厂爆炸了。我们抬伤员，像在堪萨斯城的中心医院一样。” “好家伙！！！我真高兴，我身临其境了。” 但炮击很快停止。大概是兵工厂的火光使德国人明白不必再浪费炮弹了。 一出好戏，刚演了第一场，便让人拉了电闸！ 接下来的一星期，又是难耐的沉寂。谁叫他眼睛不争气只能是美军野战勤务部的“军人”呢？没有枪，连军衔也是“名誉”的，而且他们这支战地救护队有个文绉绉的名称——“斯基奥乡村俱乐部”。他讨厌自己这个以没有“悲剧”而自豪的民族，怎么把一切都弄得像“玩儿”一样。 他在“乡村俱乐部”里闹起来：“我闲得受不了啦。无事可干，尽看风景，可叫我看得讨厌透了。我要离开这个救护队。人家在那里打球，我却必须在这儿等待上场。我等于在阿尔卑斯山利用这个危险的工作来享太平，坐在怀特牌汽车里到处闲逛。”“把我当作无用的人，真他妈的见鬼了。我不愿在这个小分队干了，到别处去，我保证能上前线。” 海明威是救护队中年龄最小的，也是最不安分的。这就像他五岁时在“阿卡西俱乐部”的情形一样。 救护队队长——也就是“斯基奥乡村俱乐部”主任——终于找到了照顾这只“小公鸡”情绪的办法：派他往战壕里给前线的士兵送香烟、巧克力和口香糖。这些工作也属于救护队的业务范围。 不管是送什么玩意儿，总算能上前线了。 他在“俱乐部”与战壕之间穿梭般来往。他同战壕里的意大利士兵结成朋友，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美国小伙子”。 炮弹在地堡上空呼啸，士兵们趴在沙袋上打枪，迫击炮在漆黑的战壕上空划出可怕的红光、白光。海明威真正参战了。 但是结局来得太快了。就像一场拳击那样迅捷。他19岁生日前的两个星期，也就是他深入前线战壕一周之后，他就躺到了手术台上。他被迫击炮炸开的暴雨般的弹片击中，抢救他的医生说： 这个娃娃的身体被打成了“筛子”！ 4. 死神与女神 1918年7月8日，海明威少尉的名字出现在驻意美军救护队重伤人员的名单上。他是救护队为数极少的受伤者之一。 这不是偶然，也不是意外。 一天夜里，海明威在战壕里分发完巧克力，趁意大利士兵休憩的时机，他向敌军阵地“单独宣战”。 他抓过一支步枪向300码以外的德国人阵地猛射。他的枪声招致了敌人的还击。几个意大利士兵立即跃出战壕，想突进到敌军阵地前沿消灭对方已暴露的火力点。几十秒钟以后，便见一个意大利狙击手猛一跟头栽倒在地。那里是一片沼泽地，毫无遮掩。 海明威纵身冲上前去，想把受伤的意大利士兵救回战壕。这时突然一声巨响，密如暴雨的弹片迸射开来。等他从震荡中清醒过来，他的附近躺了3个意大利士兵的尸体。一个被炸飞了双腿，另一个被削去了半边面孔。海明威活动了几下身子，发现自己安然无恙，便继续前进，他要找到那个最先栽倒的狙击手。 在离开意军阵地150码的地方，他终于找到了那个受伤的意大利人，他已昏迷，但还活着！海明威抱他往肩上一背，便赶紧返回意军阵地。才走了不到50码，敌人一阵机枪扫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腿膝关节。 接着，突然天崩地裂，空中变成一片火海。德国人又发动了一次炮轰。细碎而致命的弹片五色缤纷，密如暴雨。无数弹片穿过了他的少尉军服，冲进他的身体。有一刹那，他觉得这回可完了。 他体验到了只有极少数人才有机会告诉世人的濒死体验：“我那时已经死了。我觉得我的灵魂或者别的什么正从我的躯体里往外逸出去，就像你捏着一只角把一块丝绸手帕抽出口袋一样。灵魂飘荡了一圈又回来了，我才活过来。” “我既清醒又不清醒，我的眼前发黑。我全凭本能穿过泥塘朝前爬。我问自己是否已经死了。身上感到有点痛，但主要觉得像是脏，像粘了一身弹片，粘了一身垃圾。后来产生一种想法，就是我应该想一想生活，我过去的生活。我来到意大利却要回想过去的生活，这就忽然可笑了。我过去的种种事情一件也想不起来。最要紧的是回到战壕。脑海里爆发出绿色和白色的火星，很像喝醉了酒时倒在床上昏昏欲睡的情景。我看到一个女人涂了口红的嘴，左边在往外流血，但这是我认不出的一张嘴。我很想跑，可是跑不动。就像每个人都做过的那种噩梦一样。 就在海明威觉得自己灵魂逃逸然后又回来，恢复知觉又陷入幻觉的过程中，实际上他仍在前进。这个后来被称为“行动的巨人”而眼下还差两个礼拜才满19岁的青年，完全凭着一种顽强的本能，在一寸一寸地前进。 他身上还背着那个意大利士兵！ 一寸一寸地前进，一点一点地清醒。肌肉痉挛了，呼吸困难了。意念却反而集中了：回到意军战壕边上的红十字会营帐，那就是无比辉煌的目标。 沼地上空一片寂静。不知是哪一方突然打出了探照灯。 一个奥地利军官后来说，他们看见一个人背着一个伤员像蜗牛一样朝红十字会营帐爬去。敌人敬佩这种勇气，也敬佩那营帐上依稀可辨的红十字，不忍心打出将成为那场遭遇战最后结局的一枪。 这正是海明威所需要的一瞬间，他用本能激发的最后力量爬到了树林和小山的背后。 许多年以后，那奥地利军官才无比欣慰也无比震骇地发现，他们没有放出的那一枪，留下了一个具有非凡创造力的生命，他们想要放出的那一枪将会从世界文学史上抹去《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等一长串明珠般的杰作。 海明威被意大利士兵架入战壕。他背上那个伤员已经死了。他倒在地上，浑身上下千百处疼痛，震荡和激奋状态所导致的麻木突然消失。他后来说：“我的两只脚好像穿上了灌满热水的长筒雨靴，一只膝盖活动时的感觉也很奇怪。中了机枪子弹时感到像是一个坚硬的冰球猛击在腿上。” 人们用担架把他抬到两英里以外的野战救护所。他身上一共中了237块弹片。医生们当即取出28块。其余的有些在以后的手术中取出，有些任其自行排出，有些则长存体内。 他在野战救护所里住了5天之后被送到了米兰的战地医院。他在这里动了第二次手术，接着又来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一共13次。 他的身体被打得像个“筛子”，竟然活过来了，医生们惊叹这简直是奇迹！ 237块弹片中的任何一块都可以要他的命。 但许多医生都断言他不可能再站起来，有几位医生主张锯掉他的右腿。海明威气得咬牙切齿，他大嚷道：“不行，我哪怕是死也不肯只剩一条腿。死我不在乎，但我说什么也不肯撑一根木棍走路。” 他又创造了一个奇迹。6个星期以后他站起来了！后来，这两条腿还把他的足迹带到了五大洲。 他被打碎的右膝盖换上了一个白金做的膝盖骨，他也照样使用了一辈子。他幽默地说：“这比原来的膝盖还好使。” 在米兰战地医院，他得到两个护士——弗兰西丝卡和阿格纽丝——的精心照顾、护理。他们帮助海明威创造了奇迹。海明威刚送进医院时，还处于昏迷状态。很多医生都说他活下来的可能性很小啦，即使能活下来也是个残废人，但她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日夜守护在海明威的病床前。 弗兰西丝卡以母亲般的慈爱对待他，为他祈祷，叫他“破烂娃娃”，替他换去肮脏的绷带，擦洗他那伤痕累累却仍然肌肉结实的身体。即使当他遇到不顺心的事而责骂她时，她也默默地忍受。 海明威有一次动大手术前对医生说，如果他万一死了，就请弗兰西丝卡小姐代领抚恤金和人寿保险金，还请她收藏自己“那双带有血迹的军靴”。 弗兰西丝卡后来说：“那天早晨听了他的话，我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可到了第二天上午，我真想赶快给他父亲打电报，告诉他，海明威一切平安。” 阿格纽丝的作用则更多地体现在“精神治疗”上。她身材修长，头发乌黑，性格开朗，风度超凡，具有惊人的魅力。米兰战地医院里几乎所有的年轻伤病员都希望早日痊愈，好同阿格纽丝去约会。 海明威每次见到她，就产生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她也敏感到这个英俊的青年与众不同。他朝气蓬勃，勇敢无畏，内心深处有一种要超越别人的意志。她只允许少数几个人对她使用“阿格”或“阿姬”的昵称，海明威是其中之一。 海明威第一次感到自己深深被一个女性吸引，一天内向阿格纽丝连写过五封信。阿格纽丝的口袋里也放着海明威的好几张照片。 两个多月以后，阿格纽丝调往佛罗伦萨的边界医院。分别前一晚，他们在米兰战地医院的图书室里谈了个通宵。当时已有消息说，战争结束后，红十字会将向海明威提供在意大利免费生活一年的机会。阿格纽丝劝海明威不要接受，她怕海明威年纪轻轻就养成了寄生习气。她对海明威说，在这个战火连天的年代，能活下来是不容易的，因此生活要过得有意义。她自己正想为重建和平生活贡献力量。 海明威伤愈不久即回美国。他们仍频繁地通信。但是正在海明威渴望采摘爱情的果实时，阿格纽丝告诉他：她已经准备同一个那不勒斯青年结婚了，她向他表示歉意。 10年以后，这段在米兰战地医院发生的爱情，被海明威写进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 真正震荡过心灵的爱情总会有收获的季节。从炮火连天的战场到温馨浪漫的医院，海明威的生活总是在两极世界中跳荡。这段生活向他昭示：人应该加倍地珍视生命，也必须无畏地面对死亡。 5. 潮起潮落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9年1月，海明威带着退伍证明书在纽约港登上了故国的土地。8个月前，他正是从这里启程参加欧战的。出征检阅和狂欢之夜的情景仍在眼前，他却经受过了一次生死考验。 荣誉像潮水一般向他涌来。 这股潮水早在他康复期间就开始涌动了。 因为他是第一个在意大利战场上受伤的美国人，芝加哥各家报纸在显要位置刊登了有关他作战受伤的消息。 在米兰战地医院的病床上，他每天就像国王接见臣民一样接见络绎不绝的来访者。 他姐姐写信来说，她在新闻节目里看到了他，他坐在医院走廊上的一个轮椅里，由一位腰里围着一块毛织白方巾，样子很漂亮的护士小姐推着走。 橡园镇的牧师用庄重而热情洋溢的文体写信给他，表彰了他的英勇，并告诉他，教堂每天都要为在欧洲战场上的美国青年鸣钟祈祷。 回到纽约，他成了“英雄凯旋”的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员。纽约人热爱英雄。用军乐队，彩旗和啦啦队欢迎凯旋军人。他一瘸一瘸地从轮船吊桥上走下来时，纽约《太阳报》记者立即就认出了他，请他发表讲话。第二天的《太阳报》上就刊登长文报道海明威的英雄事迹。文章说，他回国时“所带的伤疤大概比任何一个穿军装或不穿军装的人都要多，他根本不在乎中欧列强的弹片”。记者想当然地为海明威添加了一些更具轰动效应的事迹和经历。他也没有加以否认。 但热情的纽约似乎没有满足这位英雄的一个小愿望。海明威对记者声称：“只要纽约任何一家报馆需要一个不怕干活和不怕受伤的人，我就合格。”《太阳报》长文的标题也涉及到他的工作问题：《负伤237处，但还要找工作——堪萨斯城一青年从意大利前线凯旋》。 并没有出现报馆争着要他的情况。 海明威被荣誉烧得发烫的心头掠过几分凉意。他必须回到芝加哥橡园镇去，他很想解决工作问题再荣归故里。他在纽约逗留了一段时间，闷闷不乐地乘上了去芝加哥的火车。 橡园镇的父老乡亲早已望眼欲穿。他父亲和姐姐开着汽车到芝加哥火车站接他，看到他平安归来，高兴得不住地流泪。镇上挂起了欢迎他的彩旗。欢迎场面虽远不如纽约那样热烈隆重，但这却只是为他欧内斯特一人。 他身着笔挺的蓝色军制服，脚登高统军皮靴，年轻、英俊的脸上留了一簇作为欧战经历重要标志的法式小胡子。他很疲惫了，但回到了阔别经年的橡园镇，精神又抖擞起来。手上那根暂时还不能丢的手杖与他那昂首挺胸的样子非常协调，更使他平添了几分青年绅士和青年军官的气派。 《橡园新闻》报一个女记者采访了他。他认真而严肃地说：“我上战场是因为我想去。我身体好，国家需要我。我上战场，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在那里，我做的一切都是我应尽的职责。”他还表示，一旦形势需要，他就重返战场。 海明威不愿回到橡园镇。但一旦置身其中，就找回了置身于“严肃世界”的感觉。他知道自己应当如何做，如何说，才能保持或增加用生命换来的“荣耀”。而且他的一言一行都很真诚。 他也许有夸张的时候，但他绝不需要面具。 海明威家里喜气洋洋，来拜访英雄的人络绎不绝。与他父母同辈的人也带着钦佩而惊异的笑容，听他讲欧战的见闻和经历，听他唱意大利歌曲，听他讲一个战友如何胸部中弹，如何自己用烟蒂堵住弹孔止血，而后继续战斗的故事。他母亲格莱丝愉快而不厌其烦地接待一批批客人。 母校橡园镇中学也请他去讲话。他欣然应邀，怀着义不容辞的使命感做了充分的准备，这是他回国后最严肃认真也最慷慨激昂的一次演讲。他带去了一大堆实物：一支左轮枪，一把打照明弹的枪，几颗机枪子弹，一条意大利军用绦毛毯，一顶代表战利品的奥大利军用钢盔，一条能使人产生丰富联想的自己受伤时穿的裤子。他讲了战争的神圣与恐怖，讲了战争的残酷与惊险，讲了自己生死之交的感受和与死神抗争的过程。 最后，他站起来，用最能使中学生激动不已而又认为富含哲理，回味无穷的话结束了演讲： “这是我平生发表的关于战争的第一次演讲，我希望，这也是我的最后一次！” 在震耳欲聋的掌声中，他把那条浸透了自己鲜血的裤子献给了母校。为橡园中学的校史展馆增加了一件绝无仅有的珍品。 看到台下那些“比他更年轻的人”挂满泪花的面孔，19岁的海明威也为自己慷慨激昂的演讲而激动不已。他只要剃掉那簇小胡子，脱下身上的蓝军服，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但是他必须用严峻的神情控制住自己激动。第一次离家远行时在父亲面前都没有流出的眼泪，在“孩子们”面前，更不能流。而且，还要5个月才20岁的他，已经拥有比他年长两倍的橡园镇居民都没有过的经历：谁在堕落与罪恶的堪萨斯城当过记者？谁在纽约有过狂欢之夜？谁在战壕里与意大利人喝过酒、抽过烟、打过牌？谁拼死抢救过伤员？谁身上中过200多块弹片？谁在米兰那温馨的战地医院与像希腊女神一样的阿格纽丝有过热恋？ 这经历，就是男子的力量。硬汉子流血不流泪。不论是伤感，还是激动。 这经历，也将成为海明威的财富。不过还需要时间去增值。正如一根骨针、一把石斧、一块陶罐碎片，经年累月可以变得价值连城。 荣誉的浪潮汹涌而来又呼啸而去。 荣誉与孤独往往是孪生兄弟。海明威的处境很快就印证了这个道理。 感情反复无常的公众能够迅速地受到激励，但也能够同样迅速地将一切淡忘。今天的英雄，明天就成了过时的人物。 从欧洲凯旋回国的军人都发现，当他们把军装收到箱底，把勋章交给母亲或情人珍藏之后，他们就等于被剥光了，就丧失了荣耀，降低到凡人的地步。他们没有政府颁发的职称证书，没有退伍军人的退役年金和津贴，他们要补上耽搁的课程时，学校不给助学金，他们想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情，却找不到工作。 生活又变得平淡无奇，变得索然无味。橡园镇那栋带有音乐房和诊疗室的三层楼房里经历了短暂的宾客如云局面以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而且还平添了几分凝重。 喧哗过后的一天早晨，来了两个小女孩，年龄相仿，大约十一二岁，她们做了一个很大的花灯，送给她们崇拜的英雄海明威。她们在门口放好花灯，按响门铃拔腿就跑，因为跑得不快，海明威开门出来看到了，很高兴地把她们叫进来，放了一颗意大利照明弹表示欢迎。 他又把她们领到他母亲的音乐室，同她们闲聊了好几个小时。音乐室里现在多了一张垫了绒布的小圆桌，上面放着他从战场上带回来的纪念品。他跟小客人一一介绍纪念品的来历。她们最注意一个镶了小弹戒的戒指。听说这弹片就是从他腿上取下来的，她们惊奇不已。 海明威像大哥哥一样很开心地跟她们谈了一下午。 临别时，那个稍大一点的女孩突然感到这位大哥哥很孤独。 他确实十分孤独，周末回家的姐姐说他是一个“被关在一只密封的大匣子里的人”。他向远隔重洋的“希腊女神”写信倾诉难耐的寂寞与孤独，一天三四封。他常常百无聊赖地朝天上打照明弹。那流星般倏忽即逝的强光或许能使人们不至于淡忘得太快。 橡园镇居民都清楚：只有埃德蒙医生的儿子才有这种稀罕物。 雪上加霜。阿格纽丝的来信，语气越来越冷。 一封信中说，他寄来的信实在太多，她找不出时间去看，她在医院里要工作。这样多的来信，她应付不了。 又一封信中说：“我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完美无缺。也许是，但那是过去。现在开始变化了。我今晚感到有点不舒服，那么就此搁笔了。晚安。”非常得体地表示了与他疏远。 接着一封信就说她现在爱上了一个那不勒斯青年。这个青年是个门第显赫的世家子弟，即将继承他父亲的爵位和财产。她向海明威表示歉意。说开始时他可能不理解她这一决定，但过些时候，相信会原谅她的，说不定还会感激她。她衷心希望他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海明威如烈火烧心，大病一场。这是他一生中真正投入了自己全部热情的第一次恋爱！ 也是最后一次。 他一生中有过许多次有爱情的或没有爱情的浪漫经历。他先后娶过四个妻子。他坦诚地说自己喜欢女人。但没有哪一次有这么强烈，这么疯狂。 火山大喷发只有一次。 6. 自我流放 火山喷发后便是死一般的冷寂。 海明威的生活从“沸点”骤然降到“冰点”。与其说他像关在匣子里的人，不如说他是关在笼中的豹。 他无法摆脱孤独，他恼火、愤怒，又一筹莫展。他常常彻夜失眠，一合眼就做噩梦。昔日战场上的巨炮吓得他尖叫着惊醒，垂死的伤员痛苦的呻吟使他的每个夜晚都成为苦难。他喝光了从意大利带回来的烈性酒，再到酒吧间痛饮，喝醉了就诅咒阿格纽丝回国时一下轮船就摔掉满口牙齿。 他成了橡园镇的零余者和局外人。忍受不了的时候，他常常跑到芝加哥的贫民区去。有一天，在一所简陋的公寓门口，他遇见一个喝得半醉、冻得发抖的姑娘。这姑娘叫玛丽雅，是意大利的移民，而海明威是刚从她的祖国回来的。两人说了几句话，玛丽雅就上前拉着他的手把他领进自己屋里。 这是一间肮脏的房子，里面有一张油漆斑斑的铁床，一把直靠背的椅子，还有一个摇摇欲坠的梳妆台，几个半开的抽屉里有几件女式衣服，全都象像面条一样扭在一起。彼此没有问长问短，也没有忸怩羞惭之态。他们互相尊重，也都有激情。 海明威在灰尘密布的窗玻璃透进的亮光下，发现她的眼睛就跟紫罗兰一模一样，闪烁着使人感到宁静安详的光芒。他在那张铁床上躺下，立刻睡着了。这是好久以来第一次未受惊忧的安睡。 他醒来时，刚从外面进来的玛丽雅说：“欧内斯特，我从你的衣袋里拿了些钱。瞧，我买来了面包和咖啡，还给你买了些酒。”她骄傲地指着报纸包的一大包东西，一瓶意大利葡萄酒和一玻璃缸浓咖啡。 海明威哈哈大笑，这是好久没有过的响亮、开怀的笑声。玛丽雅的表情从迷惑不解变为委屈，然后又变为欣喜。看到这个曾为自己的意大利而流血负伤的年轻人如此高兴，她自己也不觉心花怒放。 玛丽雅成了海明威的避难所。她的身材细小，但结实得像钢丝。海明威渐渐地看惯并且有点喜爱她那散发着廉价香水味儿的长发散乱地披在肩上的风姿，以及她那长围巾飘垂在背后的模样。她抚摸他身上密如瓜蒂的伤疤时，嘴里总是轻轻地发出叹息声，于是他身上和心上的疼痛便烟消云散。 玛丽雅善于使人安静，也善于使人兴奋。这都是海明威需要的。他们到烟雾腾腾的酒吧间去喝酒，也到普灵河上去划船。 海明威有一天说：“玛丽雅，为了我，你做了你所能做的一切，你用你的长发擦干了我的脚，用你的身体温暖了我的灵魂。但是如果现在这样我就算复原了，我就满足了，那就糟了。我要写作，我现在还写不出一篇像样的小说。读起来全都是味同嚼蜡，低劣极了，比我那被打碎的膝盖骨还要支离破碎。我心里有东西可写。可活像患了便秘，憋在肚子里出不来。” 玛丽雅用她那充满意大利人热情的眼睛望着海明威说：“我要祈祷，祈祷你能够写出你喜爱的小说。”接着又顽皮地补充道：“有朝一日你也许会写我吧！” 他大笑起来：“对了，我的神圣的小鸽子，有朝一日我也许会写你的。我要描写你的伟大和诚实，因为你给予人的那么多，要求于人的那么少。” 海明威把他从意大利带来的军用斗篷送给了玛丽雅。 他母亲知道后很生气，非要他追回来。他与玛丽雅的交往也就结束了。作为临时避难所，玛丽雅帮他度过一段最消沉痛苦的时光。但他后来并没有认真写过她。一年以后，他在芝加哥租了一个阁楼埋头写作。一天晚上，他又漫步到了玛丽雅寄身的公寓门口，看到她那蒙尘的玻璃窗上有几个人影在晃动。从此他再也没有想过要去见见玛丽雅。 海明威就这样两面应付，一面是芝加哥的贫民窟，一面是橡园镇。 当他孤独、烦闷、惊恐、苦恼的时候，他的父母也正为他的工作和前途焦虑不安。他们还是要他学医，这是受人尊敬的职业，或者像祖父和外祖父一样去经商做生意，这也是一条很实在的“正道”。他母亲已经46岁，正是精神恍惚而又容易激动的年龄，每天在饭桌上，总是对儿子发出一连串训诫、规劝、质问，当然还常带着由来已久的怨气。她一想到儿子要在一间零乱的阁楼上当一个饿肚子的作家，伤心和恼怒就不打一处来。 然而海明威无意于学医，对经商更无兴趣，他要走文学之路。他不知能否走通，但他执拗地要去闯。在橡园镇这个家里是无法静心写作了。他想到瓦伦湖去。他父母也同意，省得他三天两头往芝加哥跑。 于是在橡园镇熬过了漫长的5个月以后，夏季刚刚来临，他就带着一小捆稿子到了温德米尔别墅。这是他第一次独自一人来这里。摆脱了温文尔雅而又使他莫名其妙地烦恼不安的橡园镇，他感到舒畅多了。 他发现，原来真正处在孤独之中时倒并不感到孤独。他的情绪也逐渐平静下来，他要让自己的才智重新发挥作用。 他的朋友布伦贝克应邀到这里来和他一起过自我流放的生活。他们两人一起钓鱼、打猎，回忆在堪萨斯城《明星报》和法国、意大利的生活，并且计划自己的前程。他们随心所欲地安排每天的活动。 就在水上垂钓的过程中，就在盘坐于篝火旁烧烤刚打到的野鸭的过程中，就在霍托海湾游泳和在朗费尔德农场上出力流汗的过程中，他自己清楚地感到一个新的海明威正在脱颖而出。 布伦贝克是一个真诚而坦率的朋友，又是一个乐于听他说话的人，他不知不觉地提供了海明威所需要的精神治疗。海明威可以说出他想说的一切，而且都能被朋友接受，就像玛丽雅那样地接受。不过布伦贝克的见解比较深刻，他能领会海明威的全部意思，也能与海明威进行争论。而不是像玛丽雅那样只会说“我要为你祈祷”。 海明威对自己的选择时而信心十足，时而踌躇不前，布伦贝克的话就成了他的强心剂，他相信海明威至少能靠写小说养活自己。海明威的自尊心也驱使他朝这个眼下最实际也最迫切的目标挺进。他早在刚进橡园中学的时候就利用课余时间从事各种各样的计酬劳动，从扫地擦玻璃到上街卖报都干过。而从欧洲回来以后，他已经依赖家里生活了半年。 他拟了十几个标题。可是好多都没有完篇就写不下去了。完成了的只是《渥安皮的道路》、《在异邦》、《你们决不会这样做》、《现在我已倒下》、《月夜炮轰》等，写的全部是他在欧洲战争中的经历、见闻和感受。他牢记两年前一个写作上的启蒙老师说的话：“写自己最熟悉，最有体会的题材。”他不再像中学习作时那样无边无际的想入非非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坎坷之路 1. 第一个收获季节 毕尔·霍恩是跟海明威一起在红十字会服役并在意大利作战的一个老朋友，他们的父辈也有很深的交情，毕尔同布伦贝克一样，出身于名门望族。他家在东海岸的纽约，北部的湖边和中部的芝加哥城都有地产房屋。他弟弟肯里·史密斯在芝加哥大道100号有一套豪华的寓所，客厅里铺着大理石，螺旋式楼梯通往楼上间大大小小的房间。 肯里夫妇热情好客而喜欢艺术，他们的寓所成了青年艺术追求者的沙龙。 海明威带上他那台老掉了牙的打字机，跟毕尔、毕尔的妹妹凯蒂一道从瓦伦湖畔来到芝加哥，几经迁徙，住进了东芝加哥大道100号。 这里住了一群各有奇特经历，又都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客厅里有钢琴，房角上有写生画架。几乎每个人都有打字机，几乎每个人都有七八个绰号。海明威到这里不几天，就有了厄尼尔、奥恩波斯、奈斯特、享米、史坦因、维梅奇和海明斯坦等不同的名字。海明威喜欢最后一个。 他们造出一些只有圈内人才懂的行话，把笑叫做打哈哈，把死叫做押，把钱叫做种子，把抽烟叫做吹筒子。他们互相激励，又彼此挖苦。时而敲打字机，时而又跑到阳台上去赛拳。 厕所的墙壁上糊满了退稿纸。但只要有人卖出了稿子，大家都有啤酒喝。 海明威在这里变得成熟老练多了。他待人和气，但不讨好；精明能干，但不自作聪明；举杯饮酒，但不喝醉；结交女友，但不动深情。饭菜概不讲究，一块粗面包和一杯廉价酒就是他喜爱的一餐。他进门与“艺术家们”谈得来，出外去又常与“艺术家们”不屑交往的下等人混在一起。 他一边写东西，一边找工作。他经常到最廉价的街头小吃店花六角钱对付一顿中餐或晚餐。《多伦多明星周刊》继续发表了他的几篇短文。最缺钱用的时候，他接受了《芝加哥论坛报》犯罪案件记者这样一个临时性的工作，写的又是破旧公寓里跳楼自杀的女人，僻静街道上无人处理的车祸，还有漂在密执安湖上的身份不明的男尸。 他对这些事情已有点讨厌，但不得不勉为其难去写。因为他自己真正喜爱的小说作品，总是附了退稿信被寄了回来。 一天早上，海明威吃早点的时候，顺手拿起《芝加哥论坛报》浏览征聘广告，一家名为“美国合作社”的广告公司办的《共同利益合作报》招聘写文章的人。海明威打了一份应聘申请。他很顺利地被录用了。此后差不多半年时间里，这份《合作报》几乎没有人与他“合作”，广告以外的文章全由他一人写，每周薪水40元，每周要写50—60页，但这种东西花不了他多少力气，他仍然有的是时间去写他的小说和诗歌。 他不喜欢参加寓所里其他文学志士的座谈。一个人不能通过讨论去练习写作，正像不开枪打靶学不会射击一样。句子之间的关联，词语引起的感觉，都要在写的过程中才能捉摸。别人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他总是在打字机上打他的作品。 他只相信行动。 他的打字机哒哒哒地响个不停，字纸篓里堆满了揉皱的稿纸。一篇篇的小说寄出去，退稿信却像秋天的黄叶一片一片地飘落过来。 东芝加哥大道100号的客厅是讨论室、约会处，也是文人雅士们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场所，退稿信与好消息都在这里当众宣读。 有一天，海明威撕开一封来信，几个脑袋凑过来。 他的一篇关于拳击的小说第一次被新奥尔良一家名字怪怪的小杂志《两面派》采用了。 大家马上祝贺。马上有人请教：“海明斯坦，你写小说是怎样构思的？” 海明威控制住内心的激动，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是在写字台前想。我常到体育馆里看拳击，我自己也参加。我到体育馆里去和拳击手一起研究，我在那儿竭力和他们打成一片。你该去看看我在那儿的模样。我甚至和那儿的气味也打成一片。我从体育馆回来便写下我在那儿的全部感受。我必须看到，感到，闻到才行。”说完便一步两级奔上楼，回到自己房里去享受成功的喜悦。 这几句话可以说是海明威创作方式的最早宣言。他没有进过大学，他不喜欢去啃大部头理论，也不相信这个主义那个方法。他的理论、他的写作风格，乃至他的全部人生哲学都是来自行动、来自实践。 他讲过他小时候如何悟得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原理。一次在野外钓鱼，他朝一棵树干小便，系裤子的时候，忽然发现一条蛇正在捕捉一条比它粗一倍的蜥蜴。蛇伸长脖颈，张开血盆大口，咬住蜥蜴使劲往下吞。那蜥蜴还剩后半个身子露在外面，它奋力挣扎，显得勇敢、顽强，又有几分可笑。每当那蛇停下来歇气的时候，蜥蜴便能挣扎得露出后腿来。经过15分钟的战斗，那条蛇闭住嘴巴满足地盘卧起来，那蜥蜴则在蛇的肚皮里动弹了好一阵。小海明威绕有兴趣地观察了全过程，似乎获得了某种启发。他心里当时想要说的，正是后来生物课上老师讲达尔文的时候提到的原理。 他不啃理论，不谈主义，不学方法。他的朋友都说他有过人的直觉。他只认干和干好。干，而且干好了，就会得到承认。 当然，他也讲“运气”。他钓鱼、打猎、写小说都常讲：运气好，就如何如何。 东芝加哥大道100号大概就是给他带来好运的地方。他在这里收获了小说创作的第一次成功，还采摘了爱情的第一颗果实。 房主人肯里·史密斯的妹妹凯蒂·史密斯有一个女友，名叫哈德莉·理查逊，毕业于圣路易女子玛丽学院，钢琴弹得很出色。哈德莉的父亲早逝，她长期与母亲同住。她母亲最近去世了，她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因此凯蒂就邀她来芝加哥小住散心。芝加哥是美国有名的音乐之城，哈德莉也希望能在这里做点事业。 哈德莉已经28岁了，但外表还像个刚刚走出校园的女孩，一头光滑的长发，姿容美丽而气质娴雅。她秀外慧中，有才华，很自信。后来很多人都说她与海明威的母亲有相似之处。 哈德莉与青年艺术家们一起住了三个星期。他们那新鲜有趣朝气蓬勃的生活很快改变了她郁闷的心境。追求过哈德莉的人很多，她从没动过心，可她对海明威差不多是一见钟情。海明威出身于很好的家庭，这么年轻，已经有了丰富的阅历，他工作很刻苦，有三个男子汉的精力，他的言谈举止粗犷而富有魅力，人人见他都喜欢，而且他无论在高级餐馆或者下等酒吧间都同样自得其乐。哈德莉只是顾虑自己比海明威差不多大了8岁。 海明威对哈德莉也同样钟情。他结交一般女友是凭兴致，随心所欲，随遇而安，不怎么挑剔。但真要作妻子来考虑的话，他遵循的还是橡园镇文明的标准，要有风度、有教养，这不光是一张漂亮的脸蛋就代替得了的。哈德莉正是他心目中的佳偶。至于年龄问题，他根本不在乎。他疯狂地迷恋过的阿格纽丝也比他大8岁。 但是海明威的态度比哈德莉审慎得多。他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他正在为工作，为前程，为实现文学梦而奋斗，他的几个朋友也劝他千万别在这时候结婚。而更重要的，也许是他的满腔热情已经为阿格纽丝喷发过一次。火山的强烈喷发总是只有一次的。 3个星期以后，哈德莉回到圣路易斯。他们每周互通一信。 哈德莉称他为“我最亲爱的奈斯特”，邀他到她家去做客。他回信说他收入太低，没有钱坐车，仿佛觉得自己不是个人，而是毫无价值的破烂。而且信的“字迹潦草，看不清，有许多折叠的皱纹，似乎曾在口袋里乱塞过”。 哈德莉在信中说：“我和你情投意合，心心相印，我非常地爱你，我越来越喜欢你，但愿有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你的爱慕之情。”并造了一个新的形容词“欧内斯特的”，放在自己的名字前。他的回信中却忧郁而莫名其妙地说：“希望我们能继续保持相爱。”并把以前同阿格纽丝的事告诉了她。 哈德莉说：“真是上帝保佑，我们三生有幸，生活在同一年代，而且得以相遇。”他却以自怜的口吻说，他生不逢时，命运的捉弄使他没能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 “你不需要上大学学习！”哈德莉用十分钦佩的口气回答。 海明威终于无法审慎。他穿上崭新的西装，臂上挽着那件意大利军用斗篷，还带上一本他发表的文章的剪贴簿，兴致勃勃地前往圣路易斯去看哈德莉。哈德莉的几个女友对海明威赞赏不已。 不久，哈德莉又到芝加哥来看海明威。他们邀请肯里沙龙的朋友们到餐馆去喝红葡萄酒。海明威喜气洋洋地说，哈德莉和他们在一起，就像一朵绣在保加利亚黑缎子上的红玫瑰。 海明威22岁生日那天，哈德莉送他一台崭新锃亮的柯罗纳牌打字机。他当即用它打出几行诗： 建立起理想来， 你内心就会充满着甜蜜和欢笑。 忘却了忧伤， 你说…… 没有任何修饰，纯粹是真情的自然流溢。 格莱丝来芝加哥见了一次哈德莉，觉得儿子终于做了一件使她宽心满意的事情。她催促他们早日结婚，她好把那份牵肠挂肚的操心和烦恼早日转给哈德莉。儿子有了“家”，就多了一份约束。她认为，男孩也好，女孩也好，都只有在家庭生活中才能培养起真正的责任感。 1921年9月，距初次相识10个月的时候，海明威与哈德莉在霍托湾的一座乡村教堂里举行了婚礼。随后就在温德米尔别墅度蜜月。沙滩、树林、蓝天、白浪、明月、星空，全成了只为他们两人所有的世界。哈德莉快乐、深情而豪迈地说： “世界就是一座监狱，而我们，正在把这座监狱打得粉碎！” 海明威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但前面的路并不是铺满鲜花。 2. 从芝加哥到巴黎 生活好像由一个魔术师的巨手在搓捏着。喜庆的气氛还没有散尽，这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就遇到了一连串的不快。 他们闹了一场小矛盾。海明威一天忽发奇想，带着哈德莉去看望他以前在霍托湾一带结识的姑娘们，说她们差不多个个都希望同他结婚。哈德莉对此十分恼怒，气冲冲地甩开了海明威。海明威追到后面笨口拙舌地解释说，他是想证明他只爱她，证明她比她们强，证明他自己也不赖。他原以为她会高兴，会赞扬他呢。 度完蜜月回芝加哥后，肯里沙龙的主人又表示：东芝加哥大道100号不再欢迎海明威。矛盾起因于肯里的学音乐的妻子朵拉丝一次跟海明威讲了几件带性质的事情，海明威后来又讲给一个朋友听，这个朋友后来又告诉了肯里。肯里非常气愤，把海明威的以卧具为主的全部物品开了一张清单，要他赶快取走。 更严重的是海明威失去了《共同利益合作报》那份周薪40元的工作。这份报纸归属的母公司“美国合作会社”在黑吃黑的交易中受了骗，资不抵债，即将破产，法院正在追究，“共同利益”解体，报纸当然办不下去了。海明威早就发现这个公司漏洞百出，黑幕重重，只把它当作临时寄身之所，但没想到结束得这么快，而且偏偏是在这样的时候。 橡园镇那个家近在咫尺，家里有许多房子，家里也没说过制裁之类的话，他们结婚时，父母都很高兴，请了150个客人。但海明威不愿带着哈德莉回去。他们从东芝加哥大道100号那套豪华的寓所搬迁至北克拉克大街1300号的顶楼。 幸而哈德莉有一小笔信用基金，每年大约有两三千元的利息收入。他们就靠这点“私房钱”过日子。他们还想出外旅行，日常生活就必须节衣缩食。海明威写了一篇讽刺结婚礼品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到这一对新婚夫妇的生活境况。《多伦多明星周刊》发表时配了一幅漫画，漫画上又附了几句打油诗： 三个旅行用的钟， 嘀嗒！嘀嗒！ 放在壁炉架上， 适号。 那年轻人正在挨饿！ 挨饿倒不至于，但拮据、狼狈也是可想而知的。海明威甚至想过到拳击训练场去当陪练，挣一份“愿打愿挨”的报酬。哈德莉执意不允，还没有落魄到这等地步。 这时候，舍任·安德森从巴黎回来了。他与肯里文艺沙龙里的人熟悉，为人有古道热肠，乐于替朋友排忧解难。他比海明威大十多岁，已经在文坛颇有名气了。这次可以说是载誉还乡。 安德森认为，对于想在文学、艺术方面闯出一条路的青年人来说，巴黎是最合适不过的地方。 “而且”，他对海明威夫妇说，“欧洲正闹通货膨胀。在巴黎，外国货币的兑换率很高。只要口袋里有几块美元，你们两口子就能过上王族一样的生活。用不着花几个钱，一个作家所需要的条件和舒适就都有了。” 生活与日益加强的责任感已使海明威抛弃了幻想和狂热，他冷静多了。他现在明白，任何一颗大橡树都必须有地方扎根，不能光挣破花盆就完事，否则就会像蛋壳那样立不稳。巴黎的两大优越正合他的意愿，更何况，他早就想重游欧洲呢。 到巴黎去！ 事情一决定，他和哈德莉就马上行动。他们先到加拿大多伦多去了一趟。与《多伦多明星报》社谈妥：报社委派海明威为驻欧记者，支付海明威夫妇的赴欧旅费，以后如有文稿刊出，另付稿酬。双方都很满意。 安德森主动帮他们写了好几封介绍信，介绍他们去找格特鲁德·斯泰因、艾兹拉·庞德和其他一些旅居巴黎的美籍作家、艺术家。信中称： “海明威先生是个天生有为的作家，写什么都很成功”，“他的超人天才不会把他局限于报界”，他和他的夫人都是：“人们乐于结识的人”。只字未提“海明威先生”实际上还是一个22岁的无名小辈。 1922年圣诞节前夕，寒风刺骨，大雪纷飞，海明威带着他新婚3个月的妻子在纽约登上了赴法的轮船，他们没有丝毫伤感，仿佛是走向太阳升起的地方。 一上轮船，海明威就无法抑制心头的兴奋。他又变得像个大孩子，又唱又跳，手舞足蹈，不停地跟哈德莉讲他两年半前从纽约启程参加欧战的情景。甚至晕船也不能使他平静下来。 他在船上组织了拳击比赛。下等舱里有一个法国姑娘很可怜，她的丈夫是个美国兵，把她遗弃了，她只好回法国去，她的钱几乎用完了，只剩下贬了值的10个法郎，可还抱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她不知道怎样才能捱过这漫长的航程。 海明威很同情她，便发起组织了三场拳击赛为她募捐。他的对手是一个意大利士兵。他们把船上餐厅的桌子移开作比赛场地，哈德莉当她丈夫的助手。海明威比赢了，最后一拳几乎把那个意大利士兵击昏。他洋洋得意，向挤满餐厅的观众吹嘘说，拳坛名将科迪正在巴黎等他去一决雌雄。 他们在太平洋上航行了十多天。气候一直不好，但他们的心情很好。在欧洲大陆上岸后，他们没有直接乘火车去巴黎，而是向南绕道西班牙。西班牙是斗牛之乡，海明威要去看斗牛。为此在马德里停留三天后，他们才到了巴黎。 巴黎给他们的印象是寒冷、潮湿，但美丽、欢快，到处人来人往。生活上正如安德森所说的，用不了花几个钱，就能得到一般的食宿条件。 安德森的朋友路易斯来他们临时寄住的旅店看望他们。路易斯是个性格活泼的年轻人。见面没聊几句，海明威就提出赛拳，路易斯勉强答应了，打了几个回合，路易斯招架不住，便脱手套表示不打了。但海明威仍然挥拳进击，一拳把路易斯的眼镜打碎。他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声对不起，连忙去捡眼镜。 路易斯后来说，尽管海明威的行为这样莽撞，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的魅力。 路易斯帮他们在卡迪那大街找了一个廉价的公寓套间，这条街的居民主要是平民。他们住房附近的广场正在大兴土木，堆满了砂石，附近有一处工人娱乐场，里面总是挤满了喝醉了酒的人，烟雾缭绕，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他们要算是这个平民区中的贵族，卧房里有涂了重金水的桃木卧床，还有壁炉，厨房是中世纪的式样，旁边有间刚可容一人的洗澡房。通往这套公寓的楼梯又黑又窄。因为房租不贵，他们很满意。 海明威写信给朋友说，他们住在巴黎拉丁区最好的地方。 海明威在无伤大雅的事情上，常常喜欢夸口，满足自己的虚荣。 他没有急于去见安德森要他去找斯泰因和庞德。他们都是文坛上的大人物，斯泰因女士的文艺沙龙，已使她具有当年的乔治·桑那样的影响，48岁的她在巴黎文艺圈内被称为“不谢的玫瑰花”；庞德是少年得志，他是意象派诗歌运动的领袖，身后有一大批不修边帽或者油头粉面的追随者。 也许是由于自视甚高而又还只能忝居无名小辈的行列，海明威对文坛大人物怀有一种复杂的心理，仰慕、嫉妒，自惭形秽，不以为然……都有。他不想太早地贸然求见。他想埋头写出一点像样的东西。 而且，眼前是一个新鲜的世界。两年前虽然来过，但那时太匆忙，也太激动，只知道坐在出租车上追赶炮弹。 现在，他那好奇的天性以及《多伦多明星日报》驻欧记者的身份驱使他到处去看，去闻，去感受，去体验。 没有炮弹的时候他才发现，巴黎值得追赶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 “好一个五光十色的城市”，海明威给美国的朋友写信时说，他和哈德莉就像两个性急的密探那样沿街巡视。他们在拿破仑的墓边徘徊，在塞纳河畔一个挨一个的书店里浏览，在卢浮宫没完没了地细细参观，在街头小饭店里一边吃牛排烧土豆，一边学法语。 回到寓所，他便敲响打字机，把他看到的一切变成内容真实感人，行文简洁明快的报道和特写：白俄贵族如今在咖啡馆看门；带伤疤的公爵在驾驶破旧的出租汽车；退伍士兵成了没有腿的乞丐，他们一无所有，只剩下一枚战功勋章，因为这件东西在当铺里换不到法郎…… 海明威后来说过一句话：打着这头狮子的时候，就要想到猎取下一头。这也是他的人生哲学之一，也即既要盯住现在，又要考虑未来。 事实上，一到巴黎，他就是这样安排自己的奋斗之路。他一面忠实地履行驻欧记者的职责，一面勤奋地从事文学创作。 有一段时间他在住地附近一家古老的小旅店另租了一间阁楼，将自己关在斗室之中冥思苦索，将各种得之于生活的印象和体验，转化成为简洁鲜明而又余意无穷的文字。真正过起了他母亲一想起来就不寒而栗的生活。 这里很安静，谁也不会来打扰他，包括哈德莉。只是冷，像冰窖一样冷。他便裹着棉被靠在床头写，常常一连几个钟头不挪身。后来许多年，每到寒冷的季节，他都是这样写。 他习惯于清晨就开始写作，这时思维活泼，头脑清醒。下午，他常到附近博物馆去看名画。由于自幼受母亲的引导，他在绘画方面有很强的鉴赏力和领悟力，加上他有特别敏锐的直觉，他能渗透毕加索、塞尚等人的油画中的无穷奥秘。 他觉得，他们与他似乎是做着同样的工作，不同的是，他们用颜料和画布，他则是用打字机和笔。他常常在名画欣赏中获得写作上的灵感，便赶紧回到阁楼去写下浮上脑海的词句。 他有一口随身携带的提箱，里面装着他的手稿。这提箱正在一天天地充实，一天天地饱满。 3. 引路人 过了几个月，海明威才鼓足勇气带着安德森的信去拜访格特鲁德·斯泰因。 她和她的女秘书托克拉丝小姐住在卢森堡花园路一幢像小巧的博物馆一样漂亮的房子里，室内挂满了油画。主人用新鲜的葡萄、草莓榨成的果汁招待他和哈德莉。 海明威衣冠楚楚，把自己打扮得像《多伦多明星日报》的董事长而不只是该报的驻外记者，尽量不显示出自己对这幢华丽典雅的房子及其誉满巴黎的女主人的惊讶。他把自己的几首诗和一个短篇小说《在密执安那边》给斯泰因看。斯泰因快速地读完了他的稿子。 她欣赏他的诗，说写得“明白晓畅而又别具风格”。至于小说，她认为：“还不错，没什么大毛病，只是并不吸引人。这就像画家作画，他尽可以画他喜欢的东西，但不一定能挂在墙上让大家欣赏。”她对小说中的一个小伙子在湖边勾引姑娘的情节不感兴趣。 海明威觉得斯泰因的文学观正像他母亲，年龄也确实不相上下。斯泰因还评论了一些青年作家，她对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非常反感，还说乔伊斯正在挨饿。海明威后来说，要是谁在斯泰因那里第二次提起乔伊斯的名字，她就会宣布“你是不受欢迎的人”。 海明威对斯泰因的文学偏见感到十分好笑。但也许正因为此，他反而对她消除了敬而远之的心理，在对斯泰因有过短暂的不满之后，他觉得她是一个可亲的长者。 斯泰因乐于鼓励和资助青年作家、艺术家，她在这方面的工作比她自己的创作更有意义。此后，海明威便经常参加斯泰因寓所的文艺集会，他恭听斯泰因的谈话，择其善者而从之。斯泰因也称他为“吉卜林式的作家”，他很高兴，大受鼓舞。几年以后，他的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问世时，他用斯泰因的名言作了这部长篇小说扉页的题词。他长期对自己的母亲耿耿于怀，而在巴黎的几年里，他对斯泰因像母亲一样敬重。 由于他曾经帮助斯泰因出版了一部在许多编辑部周游了12年之久的作品《美国的形成》，帮助她争得3.5万法郎稿费。斯泰因对他非常感激。 他并不是到斯泰因的寓所去得最勤的文学志士青年，但斯泰因对他另眼相看，当他处在文学事业与家庭责任的剧烈冲突中而万分苦恼的时候，她曾给他以慈母般的关怀。 库·辛格的《海明威传》中有这样一段动人的描述： “人家不要我的小说，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们靠吃韭菜、喝劣等酒和白开水过日子。’ “他情绪低落的时候就到体育馆去，借运动和苦练来发泄怒气。练得精疲力竭之后，他回到家里喝杯啤酒，又彻夜噼噼啪啪地打字。 “一天，海明威又去拜访格特鲁德·斯泰因，他独处一隅，不言不语。……到了夜里10点，他才腼腆地宣布说，哈德莉怀孕了。斯泰因女士一听就恭喜他，他却气呼呼地顶了回去： ‘我还太年轻，不该做父亲！’ “又过了一个小时，斯泰因和她的女秘书托克拉丝才使他的情绪安定下来，送他回家。她们要他相信，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 “解决办法显而易见。海明威夫妇返回美国，在那里生了儿子约翰，可五个月后，又带着孩子回到巴黎。海明威发誓要忘掉一切，全力写作他那部已构思成熟的长篇小说。 “斯泰因和托克拉丝这两个老处女则围着婴孩团团转，忙得不亦乐乎。她们给婴孩做了一把镶有绣花边的小椅子，编织毛衣，还提出一些外行的建议。到圣公会教堂洗礼时，斯泰因女士和一个上年纪的英国退伍军人分别做了孩子的教母和教父。 “……海明威拿出许多纸张开始写他那部长篇小说……” 这部长篇小说就是后来的《太阳照常升起》，它在海明威当了父亲以后的一年多，正好是他24岁生日的那天在巴黎出版。小说的扉页的题词，是斯泰因评论海明威等一批青年作家时说的一句名言——“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但海明威并不是斯泰因的文艺沙龙中正式的成员，他对于围着斯泰因转的许多自命不凡的文学青年非常蔑视，就像在肯里沙龙时一样，他很少参与他们关于这个主义，那个方法的清谈。他尖刻地讽刺这些人： “这是一伙行为古怪和相貌古怪的人，围坐在圆顶咖啡店的桌子旁。这些人几乎都是游手好闲的，把艺术家应该用于创作的精力花费在闲谈上，谈论他们想做这样做那样，对于得到承认的艺术家的作品一概予以谴责。真正的艺术家从自己的创作中得到满足，而他们空谈艺术居然也同样得到满足。” 海明威也自命不凡，但他同时又像斗牛一样将强劲有力的脚牢牢地抵住坚实的大地。 在斯泰因的沙龙里，海明威心目中只佩服艾兹拉·庞德。 但他第一次持安德森的信去见庞德时，印象也不好。他和哈德莉都觉得庞德傲慢。庞德留一把不加修剪的山羊胡子，懒懒散散地倒在圈椅里，用手指不停地摆弄赤黄色的乱发，一副对人爱理不理的样子，但一开口说话便神气十足。海明威是个宁挨暗箭，不吃明枪的人，最不能忍受别人的傲慢。回到寓所，他马上写了一篇讽刺庞德的文章。 这篇文章幸而听取路易斯的意见没有投出去发表。海明威很快就发现，庞德真有才华，而且待人坦诚，乐于助人。 在斯泰因的沙龙里，每逢有庞德在坐，日子就过得有意义了。他的意象派主张与海明威正在探索的文学风格有很多相通之处。海明威赞赏他用字就像吝啬鬼用钱那样，他的风格已简练到只剩骨架的程度，却有令人震惊的感染力。 庞德对朋友堪称赤胆忠心。海明威说：“庞德不写作的时候就利用业余时间力图增进朋友们的财富，包括物质和艺术两方面的财富。朋友们受到攻击时他就出来保护他们，把他们安排在杂志社，免受牢狱之苦。他为他们安排音乐会。他介绍他们认识一些有钱的女人，他叫出版社接受他们所写的书。他们自称病重垂危的时候他彻夜陪护在他们身边，看他们立遗嘱。他替他们预付住院费，劝阻他们自杀。所以到后来，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也就不忍心一遇机会就伤害他。” 庞德很热心地把海明威的诗歌和文章介绍给文友办的刊物，并说他个人是很喜欢海明威的诗歌的。庞德说话很坦诚，不像斯泰因那样带有尊长者奖掖后进的意味，海明威很受鼓舞。以至有一段时间热衷于写诗，也确实写了一些构思新奇，字句凝练的诗歌。 曾经发表过海明威一个短篇小说的新奥尔良《两面派》杂志在刊登他的一篇作品的时候，附有编者按语，说海明威正旅居巴黎，受到艾兹拉·庞德的赏识，不久的将来会出诗集。 海明威后来还觉得，庞德其实很随和。他愿意向海明威学习拳击。 庞德天生不是打拳的材料，交手三五下，海明威身上还没出汗，他就在地上瘫成一团。但海明威感到，庞德不怕丢脸，敢于迎接自己的巨拳，这表明他有诚意，讲道德。这事使海明威很高兴。他对朋友眉飞色舞地说： “庞德教我写东西，我教他打拳击。” 庞德还像兄长一样调解海明威和哈德莉的矛盾。在巴黎的许多日子里，海明威内忧外困，经常不得不冷落哈德莉。作为驻欧记者，他必须在欧洲四处奔走，回到栖身的寓所，又想埋头于文学创作。哈德莉有时便到楼下去跳舞。卡罗斯·贝克的《海明威传》中写道： “那地方又窄又黑，墙根上摆满了木桌和长凳，只有中间一小块地方能够跳舞。来跳舞的人中有船上的水手，也有妓女。顾客只要出钱买票，每场舞都可以跳，而且可以随意跟舞厅里任何人跳。哈德莉被一些无赖纠缠，要求同她跳舞，她几乎吓坏了。 “欧内斯特却一个人关在烟雾弥漫的房间里写作，自得其乐。” 内忧外困使这对一见钟情而又互相挚爱的年轻夫妇还来不及尽情品尝新婚的甜蜜与欢乐，就显出了破裂的危机。 庞德一心想弥合。哈德莉怀孕的时候，想到地中海边上去晒太阳，这能促使腹中的小生命健康成长。庞德盛情邀请海明威夫妇到他建在地中海边上的别墅去做客。 海明威夫妇回美国生孩子的时候，庞德希望他们再来巴黎，并且把哈德莉叫到一边轻声细语地对她说：“你千万不要离开海明威，有很多做妻子的都想方设法摆脱原来的丈夫。要是你离开他，将会铸成大错。我想当你带着孩子再回巴黎时，你和现在会大不相同，女人一旦做了母亲，心就会软下来。” 哈德莉挺着肚子，神色严峻地望着庞德。她一直不怎么喜欢他，脑子里总抹不掉第一次见面时他那个懒散而傲慢的神态。但对他的临别规劝，她却永志不忘。 4. 成为“名记者” 20年代初的欧洲，风云际会，动荡不安。经济危机的魔影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在许多国家徘徊。这对于驻欧记者海明威来说，既是幸事，也意味着苦差。 他一面与斯泰因、庞德等搞“纯文学”的文人雅士频繁交往，一面结识了许多报业同仁，每星期都参加巴黎的英美新闻俱乐部的例会。 不能因为下一头狮子更大就放过眼前这头，何况作家与记者并非水火不容呢。 《多伦多明星日报》经常向他下达指令性的采访任务，他也凭自己敏锐的直觉捕捉新闻报道材料。 他采访了1922年4月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引人注目的国际会议之一，有三四十个国家的政治家参加，刚成立的苏联派出了一个由80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会议期间，海明威耳闻目睹了破坏政治谈判和外交措施的种种手法，这是他亲身领教的政治学的第一课。 他向《多伦多明星日报》发去了15篇报道文章。总的说来，对于政治纷争，他采取中立主义的态度；对于政治家，则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去观察和分析。他最欣赏保加利亚的首席代表，主要原因就是他高大结实，有一张饱经风霜的红脸，富于男子汉的气魄和美。 海明威像古希腊人一样，对于伟岸雄健的男子有一种特别的偏爱。 这次会议上，海明威还结识了很多记者，其中有一位叫作马克思·伊斯特曼，他是《大众报》的编辑，身材高大，性格开朗，样子像个教授。他称海明威为“谦逊而有教养的小伙子”，给了海明威不少指点。他们一同去采访了热那亚的贫民区，那里是意大利北部运动的策源地。 他们成了朋友，但是若干年以后又发生过一次火并。 热那亚会议以后，海明威忙里偷闲，带着哈德莉到米兰作了一次旧地重游，这是他接受了生死考验，经历了狂热初恋的地方。在米兰，他碰巧遇到了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编辑部接受了海明威以记者身份进行的采访。此时，墨索里尼的面目还不清楚，才39岁，还没有掌权，但是他的“黑衫党”有25万成员，墨索里尼声明说，他们不想与政府作对，可如果政府要吃掉他们，他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将政府摧毁。这一次采访留给海明威的印象是，墨索里尼还看不出像个青面獠牙的暴力煽动者，倒是像个思维敏捷的知识分子。 但是他在报道文章中，还是冷静地分析了墨索里尼的“黑衫党”运动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借反对的名义自发地成立组织；第二阶段是把该组织发展成为正式的政党；第三阶段是发动旨在统治意大利的政治军事运动。海明威认为墨索里尼已走完了前两步，眼下正在走第三步。 他是最先报道墨索里尼的记者之一，而且既审慎又敏锐。 重访米兰的几个月以后，他又接到《多伦多明星日报》编辑勃恩的安排，要他到君士坦丁堡去采访土耳其和希腊的战争。 哈德莉听海明威无数次描述过战争的恐怖，她坚决不同意海明威去战地采访。而海明威一闻到战争的气息就像蝙蝠飞进夜幕一样迫不及待。 如果说18岁时他参加欧战是出于某种狂热，那么，现在他完全明白，战地采访对于一个记者具有何等意义。他与哈德莉发生争吵。他离家前三天，哈德莉都不理他。哈德莉后来说：“我们之间没说一句话，他就走了，真够他受的。” 赴君士坦丁堡之前，他还秘密地与赫斯特国际新闻社签了合约，他似乎预感到《多伦多明星日报》不是他的长治久安之所，因此有必要考虑“一仆二主”的策略。 像拳击中常有的情况一样，海明威的信条是：“光明正大地打”，但这不妨碍他偶尔也来几个犯规动作。 他手头紧张，他还住在平民区的顶楼，他与哈德莉还常常作着漫游欧洲的梦。写《尤利西斯》的乔伊斯天天带着妻子到米丘饭店去吃饭，而他和哈德莉顶多一周去一次。 这次战地采访为时不过一月，却是他驻欧记者生涯中的一段辉煌。 但他还没走出巴黎，就摔坏了哈德莉送给他的那台柯罗纳牌打字机，这似乎是一个不好的兆头。 果然一到君士坦丁堡他就患了疟疾，他用葡萄酒咽奎宁丸，凭这两样东西和自身的强健去抵御，在数百公里的战线和战区内奔走。 他报道了君士坦丁堡的混乱，这个“神奇的东方之城”现在到处是枯瘦的老狗和翻着白肚皮的鼠尸。他报道了惊恐的人群拥挤在教堂祈祷主的拯救，而有钱人则抢购完了两周以后的火车票。 他采访了穿着美装的希腊士兵和希腊军队里的英国顾问，他拍下了燃烧的村庄和流离失所的难民。他描写了两个土耳其士兵枪决六名希腊大臣的情景，“有一个被处决者高高举起一个小小的耶稣受难像”，他们全是在下雨的时候被打死在医院的墙跟下…… 他住在被捣毁的旅馆里，房里没有床，每次写完报道发完稿，浑身便散了架，倒在地上就呼呼大睡。一觉醒来，用葡萄酒送服几粒奎宁丸，又赶到下一个采访地。 不久，希腊与土耳其签订停战协定，土耳其索去了希腊的萨雷斯地区，并限定希腊军队三天内撤离该地区。 记者海明威随同撤退，沿途景象触目惊心。那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基督徒难民队伍，使海明威看到战争的灾难，他永远也忘不了这种悲惨景象，他用可以与戈雅的战争题材油画比美的文字，描述了身不由己背井离乡的难民群： “安德里亚诺普城外那些全是稀泥的低洼地带，雨中高耸着一座座清真寺的尖塔。喀拉加奇大路上拥挤不堪的车辆绵延30英里。水牛和耕畜在泥潭里拉拽这些大车向前挪动。车队不知头在哪里，也不知尾在何处。一辆辆大车上就是难民的全部家产。年迈的男男女女浑身湿透，跟在车旁驱赶牲口。马里查河混浊的河水几乎涨上桥面。整个撤离其间一直下雨。” 作家林肯·斯第芬看了这篇报道后，坚信海明威将成为欧洲文坛的新秀。 带着疟疾回到巴黎以后，海明威整整睡了一个星期。 不过，他的中东之行和付出的艰巨劳动得到了丰厚的报酬，《多伦多明星日报》社付给他400美元稿费，他秘密签约的哈斯特国际新闻社还有一份。不过，明星报社曾打电话问他，怎么他发回的实地报道与国际新闻社无线电广播的内容一样。海明威没能做出令对方满意的解释。 这次成功的战地采访使海明威获得了“名记者”的声望。他很高兴，身体恢复过来后便埋头写作了一段日子。1922年11月下旬，他又奉命到瑞士去采访报道洛桑会议。 这是希腊与土耳其解决两国领土争端的最后一次会议，举世关注，海明威同时接受了国际新闻社和宇宙通讯社的任务，每天24小时保持通讯联络，连续三周忙碌不堪。 这次采访中，海明威的“政治学”有很大提高。他遇到了《曼彻斯特卫报》的驻欧记者利欧。利欧热衷于从政治的角度去分析国际纠纷和政界要人。他们几乎每天在一起吃晚饭，一边喝白兰地，一边谈会议、谈政治。由于利欧的影响，海明威对墨索里尼有了清醒的认识。 几个月以前，他还对墨索里尼不无好感，称他为思维敏捷的知识分子。现在他意识到了已走完了“第三步”的墨索里尼将成为“欧洲最大威胁的人物”。 这使他对墨索里尼鄙视起来。他讨厌他身穿黑衬衣，脚套白鞋罩的奇怪打扮，讨厌他用那双非洲人一样的大白眼盯着漂亮的女记者。他还用小说家的笔法挖苦：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墨索里尼板着面孔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手里拿着一本大书，“我蹑着脚悄悄地走到他背后，看看到底是什么书。天哪！原来是一本法英字典，而且还拿倒了。” 海明威关于墨索里尼的预言，由十多年以后的历史印证了。这是他记者生涯中的得意之笔。而他那个搞“纯文学”的导师兼文友庞德却认为墨索里尼是意大利的救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执迷不悟、忠实追随，结果战后锒铛入狱。 海明威对出席会议的所有政治家都有相当敏锐、准确的评论。 洛桑采访期间，不久前被伊斯特曼称为“谦逊而有教养的小伙子”海明威搞了一个恶作剧：出席会议的土耳其将军伊斯梅特很讨厌，样子像个狡诈的商人，他带了一个保镖。一伙记者想出这个土耳其将军的丑，碍于外交礼貌，只好从他的保镖下手。于是，一次宴会上，海明威自告奋勇去给这个保镖送上一枝装有爆竹的雪茄烟。 海明威后来说：“他很有礼貌地接过那根雪茄烟，并且回敬我一支。”片刻之后，雪茄烟爆响，那保镖立即拔出四支手枪来，可已找不到“凶犯”了。 谁会想到，揭露墨索里尼的野心和戏弄土耳其保镖的会是同一个海明威？ 不久，他奉命去德国报道法德边境冲突。 他又采访了鲁尔会议。 …… 在担任《多伦多明星日报》驻欧记者的将近3年的时间里，他报道了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访问了大多数欧洲要人，他向多家新闻单位供稿，他的足迹遍及整个欧洲大陆。仅在头一年里，他就6次到瑞士，3次去意大利，3次去君士坦丁堡，一次到黑森林、一次到莱茵河，行程近万公里。 海明威25岁时就确立了优秀记者的声誉。 同时，他那蓝色封皮的笔记本上记下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和见闻，这将成为他日后文学写作的素材。美国现代作家中唯一没有进过大学的海明威说，记者生涯“就是我的大学”。这话绝不是对俄国大文豪高尔基的模仿。 这时候，巴黎有家出版社正准备出海明威的《三个短篇，十首诗》，这将是他的第一个作品集。 5. 在重创中崛起 博得了“名记者”的声誉，海明威应该着手打“下一头狮子”了。 可他遭到了一场不亚于80岁的女王痛失王冠那样惨重的打击。 洛桑会议快要结束时，海明威发了封电报给在巴黎的哈德莉，要她速来洛桑。圣诞节临近了，只等他的采访一结束，他们就去滑雪。 瑞士山区的冬天，银装素裹，绿树婆娑，美丽极了！ 他嘱咐哈德莉务必带上他那口装满手稿的提箱，从巴黎坐飞机来洛桑。 他19岁那年在瓦伦湖的别墅里“写了一个秋天和半个冬天”，那时起他就觉得清晨和上午用于“户内写作”，下午则进行“户外运动”是一种惬意的生活。多年来，只要条件允许，他都追求这一份惬意。 他要在瑞士一边滑雪，一边写作。既要创造生活，也要享受生活，这，也是海明威的人生哲学。他似乎没有说过类似于歌德在《浮士德》中说过的名言：“人只有每日每天去开拓生活与自由，然后才能作生活和自由的享受。”但他毕生都在实践着浮士德发现的这个“人生真谛”。 哈德莉收拾好东西，便搭出租汽车到了里昂车站，在这里转乘火车去洛桑。为了少花点旅费，她没有乘飞机。在月台上，他请一个挑夫帮她把行李提进车厢，几乎只是转背的一瞬，那个手提箱丢失了。 手提箱里装着海明威已写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8个短篇小说和30首诗的手稿。也就是说，除了已交给一家出版商的《三个短篇，十首诗》外，23岁的海明威为作家之梦而奋斗数年的几乎全部成果，都在这“转背的一瞬”化为乌有。 哈德莉大惊失色，浑身瘫软，好像被人掏走了心。一路上，她又冷又怕，索索发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一个无声的忏悔：我为什么要乘火车呢？欧内斯特本来要我乘飞机的。 海明威后来写道： 当哈德莉告诉我她把东西丢失了情况时，我看到她那悲痛的程度比起死亡或其他任何难以忍受的灾难所带来的痛苦要厉害得多。她泣不成声。于是我告诉她，不管发生了任何可怕的事，也不必那样惊恐。她终于把情况详细地告诉我听。我知道她也没有把我要的复写纸带来。于是我请一个人代理一下我的工作……然后坐火车返回巴黎。她说的完全是事实。我清楚地记得，到巴黎的那个晚上，我一进屋便发现，情况正同她说的一样。 海明威度过了可怕的，他终生难忘的一晚。第二天他向斯泰因倾诉了此事，斯泰因深表同情，极力安慰。他在回洛桑去的火车上——会议还没有完，那里还有24小时开通着的电报机要他去守——一直坐在餐车里，要了一餐桌好酒好菜，闷头吃喝。他觉得整个世界好像都在跟他作对。 一回到洛桑，他就怀着拜伦式的愤世嫉俗、蔑视权贵的情绪，写讽刺诗攻击出席会议的所有达官要人。 但是，既然在圣诞节的时候来了瑞士。雪，还是要滑的。 消沉放荡了几天以后，洛桑会议结束，海明威又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于是带着哈德莉，和几个朋友一道乘缆车上了山。 他们在山上找了一家包食宿的旅店住下了。他努力摆脱丢失手提箱的事，和妻子、朋友一起喝烧热的酒，一起围炉烧火，一起在山坡上滑雪。这使他减轻了心头的痛楚。 有一天，他的一只雪橇掉下深谷，他非要找回。他踏着一只雪橇，冒着迷茫的风雪，终于在谷底找到那只雪橇，然后艰难地踩着齐腰深的积雪往上爬，两个多小时后才到山顶。 这个爬山的过程惊心动魄，寂静空荡的山谷里此起彼伏地传来雪崩的轰鸣，瀑布一般的雪从山顶上直向山谷倾泻。卡罗斯·贝克在他的《海明威传》中写道：“这样的爬行攀登真有点像爬上正在扣动扳机进行疯狂扫射的机关枪的枪筒口……在两个小时内欧内斯特一共听到14次雪崩的巨响。” 每一次雪崩都可能让海明威永劫不复。 可就是为了一只雪橇！ 荒唐吗？可笑吗？自然只能由人评说。但不管怎么说，这种行动需要一种超凡拔俗的勇气和精神。 海明威从沉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了。而最终让他消除隐痛的，也许是阿格纽丝。 阿格纽丝后来没能与那个那不勒斯青年结合，那青年的古老而高贵的家族不接纳她。早在海明威认识哈德莉之前，她就把自己被抛弃的不幸告诉了海明威。 海明威的心已冷。好马不吃回头草，何况他海明威呢！他的高傲与自尊不容许他跟阿格纽丝恢复情侣关系，他甚至还产生过比诅咒、愤恨更可恶的幸灾乐祸心理。 但时间能改变人的情感，当他在报界脱颖而出，声誉鹊起的时候，他忽然又向阿格纽丝写信了，也许是想与初恋的情人分享成功的喜悦吧。 于是，他接到了阿格纽丝的回信，而且恰逢其时。阿格纽丝写道： 接到你的来信，我惊愕不已，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慢慢恢复正常，这时我又感到特别的高兴。这种高兴是我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过去我们结束友谊时，双方都备受痛苦的折磨……不过我总认为，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相信，你会理解的。现在你身边已经有了哈德莉……将来有一天我会十分自豪地说，“哦，欧内斯特·海明威，我很熟悉他，因为战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我向来以为你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现在看到我的预见成为事实，那是多么令人愉快呀！ 阿格纽丝的信使他感到快慰。他完全重建了信心。他还只有23岁。来日方长。 当哈德莉仍不免伤心的时候，他说： “没什么，丢了这些破纸片也许对我更有好处。”“没关系，我们一定能够重新开始，从头做起。” 硬汉子仍在。硬汉子本来就是摔打出来的。“人生就像一个拳击场”， “拳击教会我绝不能躺下”。 从瑞士滑雪回巴黎后，欧洲暂时无事，记者可以稍事休息。海明威应庞德的邀请，到庞德在地中海边雷巴那的别墅小住。真是大悲接大喜，他在这里得到了意想不到的鼓舞。 雷巴那城外小山上一座寺院里正住着一位文坛要人，爱德华·奥勃瑞恩。此人性格内向，不善结交，是写诗的，其作品并无多少影响，但他自从1914年以来，就一直担任年度最佳短篇小说集的编辑。这个职位自然使他成了小说评价和拔选方面的权威。 海明威去见了他，他当时正在选编1923年度最佳短篇小说。他问海明威手上可有作品。 海明威从旅行包里翻出了一篇劫后幸存的“奇珍”——《我的老人》。这是《三个短篇，十首诗》中的短篇之一，因出版社已拟出版，原稿没有随着那只倒霉的手提箱丢失。 《我的老人》写的是一个孩子发现他父亲是个窃贼因而震惊、痛苦的故事。海明威说完全是虚构、想象的，他后来并不看重这个作品。也许是因为其中的道德感情很符合“斯文传统”，奥勃瑞恩看完后对海明威说，写得很好，并决定将它破格编入1923年度最佳短篇小说集。按惯例，入选作品必须是已在杂志上发表了的。 海明威喜出望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个意外的收获对一直渴望承认而又刚刚遇到重创的海明威来说，不啻注射了一剂强效的兴奋剂，而且成了他写诗歌还是写小说的分水岭。 在庞德的雷巴那别墅小住以后，海明威和哈德莉乘兴前往威尼斯北部的柯迪纳。这里成了海明威站起来“从头做起”的地方。 柯迪纳是一个山区小镇，也可以说就是一个山村，适宜冬季旅游。山上净洁清新的空气和明媚的阳光，皑皑的白雪鼓起了海明威的创作。他很快恢复了创作力，一鼓作气写了六个短篇。这六个短篇是根据他一年多以前留在写作笔记本上的六个句子写成的。他的方法是把这些句子扩展成段落，又把段落串联成文，然后又精心修改，删掉一切赘语和废话，对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反复琢磨，就像雕刻浮雕像一样。 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既精巧又别致，具有炸弹般的威力，能震撼读者的心灵。 海明威将这六个短篇一起取名为《1922年的巴黎》，很快就在巴黎的《小评论》上发表。 稍前一点，美国的《诗歌》刊载了他的六首诗。不久以后，他的第一个作品集《三个短篇，十首诗》在巴黎出版。 还有那个有幸打入当年最佳短篇小说行列的《我的老人》。 海明威在1923年的春天和夏天迎来了他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丰收季节。当然，这还是一批稚嫩的青梅。 6. 三级跳 在柯迪纳这个宜人的地方，海明威感到自己的创作渐入佳境，他不急于挪动了，就在这里，他写了半个冬天和一个春天，其间只受命到鲁尔地区去采访报道德国与法国的边境冲突，他3月底去4月初回，向《多伦多明星日报》寄了10篇报道文章、对政治形势作了他投身报界以来最认真也最透彻的分析。 他的记者意识和作家意识有了明确的方野。 完成采访报道任务，他马上又转向文学创作，在写一篇叫《不合适宜》的小说时，他发现了些新的手法和技巧。 这个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写一对年轻夫妇之间发生的纠葛和一个乡下老头如何去调解，这老头的办法就是怂恿那个小伙子去钓鳟鱼，可这可是违反当地钓鱼法规的事。老头是个不急不躁的人，后来却上吊自杀了。 海明威将高明的诗人运用比喻的技巧，吸收到了对小说的两条情节线索、两个相关事件的处理中，使二者一明一暗，虚实相应。这很像庞德的意象派诗歌中常用的“意象叠加”手法。 海明威有意识地抑制了以前常有的“哗众取宠”倾向，对那老头自杀的事件只是轻描淡写地带过，目的是想使之“含义更深”。 最值得称道的是那种具有类似含意的连锁隐喻，它们像明亮的星星嵌在夜空一样，渲染出一种氛围，有一种耐人寻味的魅力。在他30年代以后发表的传世之作《老人与海》中，炉火纯青地运用了这种手法。 卡罗斯·贝克的《海明威传》把这篇小说看得很重要，认为它是海明威早期文学生涯中，运用美学的理论和观点进行写作的成功之作，“正是在这篇小说里，而不是在那些他曾引为自豪的然而十分乏味、毫无感染力的诗歌里，表现出他真正的才华来，而这种才华将在他以后的创作中展现出来。” 海明威像凤凰涅槃一样在劫难中新生了。 威尼斯的柯迪纳是个宁静优美的地方，海明威喜爱这份宁静优美。但是，他的生活不能缺少壮美，他需要从壮美中汲取勇气。 他和哈德莉到了西班牙，他要去看斗牛，正怀孕的哈德莉也认为看斗牛对胎儿发育有益。这种“野蛮娱乐”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在欧洲只有西班牙，在美洲只有墨西哥，而墨西哥的斗牛又是从西班牙传过去的，它在300多年中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海明威的作品中已经写到过斗牛，但他实际上还没真正见识过。 同行的还有两个朋友，彼尔·巴德和鲍勃·麦克，他们都是出版商。麦克有的是钱，他负担全部旅费。他们在隆达看到了古老的斗牛场和幽深的大峡谷，在塞维尔看了吉卜赛人的歌舞晚会和他们居住的洞穴，在格拉达看到了气势磅礴的大瀑布，最后到了庞普罗纳。 庞普罗纳是西班牙的高原城市，每年7月都要举行为时一周的庆祝圣弗明节的集会，在这七天里，全西班牙的斗牛士和猛牛都云集于这座高原城市。 海明威夫妇都不懂西班牙语，但这不要紧。 节日的第一天燃放烟花，接着是连续一个星期的狂欢、喝酒、跳舞、宗教活动，再就是斗牛。 每天清晨，海明威就把哈德莉叫醒，到窗口观看斗牛群在一条铺着鹅卵石的路上狂奔，跑到斗牛场地的牛圈中去。而在牛群前面跑着的，是庞普罗纳城最勇敢的青年男子，他们边跑边炫耀自己的矫健，沿途观众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 下午的斗牛是庆祝活动的。海明威场场必看。披着斗篷的斗牛士一出场，全场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斗牛士绕场一周向观众致意。接着，斗牛从牛圈中放出，观众中立即卷起紧张兴奋的热浪。斗牛体型健硕，神态威猛，一对牛角像两把锋利的钢刀。斗牛士用红布激怒斗牛，自己时而躲闪，时而进击，时而绕场疾奔，逗引猛牛追赶，时而返身威逼猛牛，每一个动作都虎虎生风。每一次险情，都引起全场的惊叫，每一个漂亮的招式，观众都报以欢呼。 一场斗牛就是一场力与美的激烈舞蹈、生命与生命的撞击，爆发出震耳的旋律，眩目的火光。 海明威说：一个人坐在斗牛场里观看斗牛，就像在战场上观看作战。他特别赞赏一个叫尼卡诺·威拉尔塔的斗牛士。尼卡诺身高无比，像狮子般勇猛，像豹子一样迅速。海明威与哈德莉商量好，要是哈德莉生下的是男孩，就取名为尼卡诺·威拉尔塔。 也许是因为看到的、谈论的大都是斗牛吧，海明威西班牙之行中也显出“牛性”，他经常奚落自愿承担此行全部费用的麦克。他与麦克是在庞德家里认识的，麦克一直对他很殷勤，但他却莫名其妙地瞧不起麦克。 一路上他一有机会就顶撞麦克。 麦克有次提议到隆达去。 “隆达是什么？”海明威明知故问。 “哦”，麦克答道，“大概是南方的一个大峡谷”，接着又补充， “据说是西班牙最大的城市之一。” “到底是峡谷还是城市？你什么时候去过？”海明威咄咄逼人。 麦克尴尬起来：“我不知道，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我只听人说过。” 他们有一天在路上见到一条死狗，已经发臭生蛆，麦克嫌恶地把脸转向一边。 海明威用教训的口气说：“你要面对现实，不管眼前的东西是多么丑恶。你写文章标榜自己是现实主义者，难道现在又要我们把你当作一位浪漫主义者吗？” 一次看斗牛，当一个骑马斗牛士被撞翻时，麦克兴奋得大喊大叫，海明威鄙夷地盯住他，后来还写文章讽刺。 同行的彼尔也看不过去了，说海明威你已经受人之惠，不应该“横蛮无礼侮辱别人”，海明威听了只是阴阳怪气地笑，并说要通过彼尔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彼尔给弄得莫名其妙。 这是海明威式“精神胜利法”的表达方式。他受人之惠以后，特别是得到那些他认为不如自己的人的帮助以后，他内心深处不是感激，而是恼和羞。他又不知掩饰，于是便化为“怒”。他的很多朋友都领教过他对待麦克的这种方式。 当然，他也不会太过火。所以，从西班牙一回到巴黎，这两个出版商朋友就争着要出他的第一个作品集。麦克是实干，彼尔则似乎有点虚张声势，至少开头是这样的。 最后，麦克的迪昂出版社终于捷足先登，出了那本《三个短篇，十首诗》。 这就是海明威通过彼尔想要得到的东西。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太阳升起来了 1.　“东方和尚”的魅力 1924年1月，又是一个大雪纷飞、寒风怒号的日子，海明威带着哈德莉和出生不久的约翰离开了多伦多。到火车站送行的只有3个人：4年前把海明威从瓦伦湖带到多伦多的“拉尔夫叔叔”老两口，和明星报社的一个女记者。 但是海明威一点也不伤感，他像离开监狱一样愉快。在纽约稍作停留以后，他们乘一艘邮轮又来到巴黎塞纳河的左岸。这是海明威1918年以来第三次从美国横渡太平洋到巴黎。 他们在斯泰因寓所附近租了一套二楼的公寓房间。新家有两点令人满意，一是房租不贵，二是离爱丁堡公园不远，哈德莉可以带孩子到那里去呼吸新鲜空气。但这里对海明威很不利，因为窗子正对着木料场，楼下有一个锯木厂，电锯的尖叫，马达的轰鸣，木材抛落的声音以及运输卡车的喇叭和引擎声迫使海明威训练自己闹中求静的本领。 他将在这里度过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一个再没有职业可依靠的自由作家要在这里背水一战，将奋力攀登文学的险峰。 不错，他已经发表过诗歌，发表过小说，他的打字机已经敲出了数十万字的通讯、报道、专访，麦克的迪昂出版社已出了他的第一个作品集《三个短篇，十首诗》，彼尔的三山出版社又出了他第二个作品集《我们的时代》。 也不错，橡园镇的图书馆已把他的作品赫然陈放在最醒目的地方；橡园镇的居民，当然包括埃德蒙医生和格莱丝，正在一面指责他的书中很多东西有悖于“斯文传统”，一面又为他的这些书感到荣耀，感到他最有可能成为继一位建筑师、一位作家和一位总统候选人之后的橡园镇第四位名人。 但是，海明威的目标太高远，太狂妄——“我要震撼全球”。 于是，他觉得那些作品寒碜。《三个短篇，十首诗》只印了300册，评论界几乎无人注意。只有《纽约论坛报》的评论家巴顿·雷斯戈在一篇小文章里说，有人请他读读一个名叫海明威的青年作家的《三个短篇，十首诗》，并向他寄来了这本作品。但他三个月来都找不出时间去读这本只需花一个半小时就能读完的书。另外还有一个批评家爱德蒙·威尔逊，给海明威回过一封信，写了几句无关痛痒的鼓励话。 《我们的时代》遭遇也差不多，印数也是300册，据说只销售了170册。几个文友写了几篇客客气气的评论，从此湮没无闻。 还有一个令人扫兴的事情是：这两本书都是非正式出版社抛出来的。这似乎有点“门当户对”的嘲讽意味。 至于不计其数的被退回的稿件，更使人光火，许多退稿信不屑将海明威的作品称为小说，而是称之为“速写”、“短文”、“轶事”。 海明威发誓要出“重拳”。文坛也是拳击场，不出重拳，无人喝彩。 他已经构思好一部长篇小说，他要把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历、见闻和体验都写进去。他决心忘掉一切，全力以赴。 但是，报界又在向他招手。哈斯特系各报想同他订立一份待遇优厚的合同聘请他当记者。 他拒绝了，他不愿再受报社工作的种种限制。他承认，记者生涯帮助了他的写作，但是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再当记者会毁了他的写作。 他这个决定引起了一场风波。 哈德莉争辩说，他们正需要钱用，怎么能拒绝这样一份好的工作？她指出，他的某些小说固然有人接受，但是还有很多没人要。退稿信总不能当饭吃，而报社的合同却能保证有一笔固定的收入。她劝他采取以前的做法，一边为报馆工作，一边写小说。 海明威大发脾气，这些道理谁不懂？但是要打到狮子，总是需要代价的。 等哈德莉不作声了，他又去安抚。他清楚，妻子已经做出了够大的牺牲，她是全力支持自己的，她在陪伴着自己创业，她其实是勇于安贫的，之所以希望自己接受报社的合同，也实在是生活所迫，他如果卖不出文稿，他们就全靠哈德莉那笔信托基金的利息过日子。而且本金只剩了一半，另一半投股到朋友的公司里，公司经营失利，赔掉了。 阁楼上的作家生活在局外人的想象之中颇具浪漫色彩，但真正置身其中都很少有乐趣可言。住在锯木厂楼上的海明威对一个青年写作爱好者说：“写作是件苦差事，把你的精力耗尽，要你的命。不过你能把事情做好。无论谁，只要下决心，都可以成为作家。” 为了在用费上开源节流，海明威常常去从事临时性的工作。他到体育馆去当重量级的职业拳击手的陪练，一次可以赚上10个法郎，然后吃5个铜板的炸土豆，或者两片陈面包，一杯廉价酒，就算顶一次午餐。回到家里，常以“到别人那里去了，吃过午餐了”应付哈德莉。他觉得这样做很合算，清醒了头脑，练了拳击，挣了外快，还省了一顿正经饭。但不必跟哈德莉细述详情。 他要维护自尊，也不要让妻子难过。 他与巴黎那些他称之为“冒牌艺术家”的人断绝了来往。 他需要的是安静，或者毋宁说是“孤寂”。锯木厂使他白天几乎无法写作。他必须抓紧晚上和清晨。 每天晚上，催促哈德莉和约翰尽早睡下，他就开始工作，他不能使用打字机，敲醒了约翰，哭叫起来，那个晚上就完了。他改用铅笔。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他又起床，先把奶瓶煮过消毒，调配好奶粉，喂约翰吃完，然后就坐在饭桌边上抓紧时间写几个片断。这时，哈德莉还没起床，约翰吃完又睡了，周围一片宁静，脑子特别清醒。他喜欢这种气氛，常常从中感到创作的愉快。不像晚上，晚上他常感到累，感到生存与奋斗的艰辛。到锯木厂那刺耳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一般他也开始“户外活动”了。如果写作兴头尚佳，他就找一个便宜咖啡馆喝一杯咖啡，吃几片松糕，然后坐在那张餐桌边写上半天。他要求自己每天至少写1000字。 “写作，在最成功的时候是一种孤寂的生活。” “你写得越勤奋，你就越是孤独。” 海明威的名言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尽管他从小就有令人惊讶的想象力。 海明威拒绝了报社的合同，但另一个机会把他拉出了潜心创作的生活。 庞德介绍他认识了一个名叫福特·马多克斯的英国人。此人新创办了一个命名为《美洲评论》的文学杂志，有一个财东支持，但缺少懂行的帮手。庞德想撮合他与海明威联手干。 他们在庞德的书房里第一次见面。福特进去时，海明威正在打着中国的太极拳，踮着脚穿梭走步，一招一式，蛮像那么回事。庞德是个中国文化的热心推崇者，他倡导的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风格和表现手法作了许多借鉴。海明威在庞德的书房里打几手太极拳，与环境与主人十分和谐。 “正像那肥头大耳、眼睛闪亮的东方和尚”，这是福特对海明威的第一印象。海明威身上散发出极易使人受到感染的生动气韵。 但海明威并不是一个很合群的人。他11岁那年被接纳为教堂歌唱班的成员，歌唱班为此举行了一个仪式，他说了一句妙趣横生的大白话： “第一次参加集体活动的感受，好像有，又好像没有。”还曾有记者问他，在巴黎时与别的作家，艺术家们有没有“团体感情”，他回答得很干脆：“不，没有‘团体感情’。”他事事好胜，事事要争第一，因此，即使在他手舞足蹈、谈笑风生的时候，他的灵魂深处也徘徊着一个孤独的影子。 他总是在边缘地带行动，在橡园镇，他是野孩子；在瓦伦湖，他是小绅士；在足球场上，他是作文写得最好的；在校刊编辑小组里，他是运动健将；在拳击场上，他是作家，在作家群中，他是拳击手；他与斯泰因、庞德等文艺沙龙的主人相交很深，却不屑与其他“冒牌艺术家”来往。 他不是一个很合群的人。 但是，他自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他的性格像未经打磨的磁石，棱棱角角，很坚硬，却放射出柔和的磁光，很吸引人。他可以在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就一拳打落你的眼镜，当他帮你捡起来的时候，他跟你就成了朋友。 他的朋友曾亲眼看见，他一次打完网球，回家路上舞着网球拍，边走边做斗牛动作，惹得行人纷纷侧目。他愈加起劲，还跳到街中间去斗汽车，猛刹车的司机始而大惊，继而大怒，最后却相视大笑，互道珍重。他根本没有什么“不打不相识”之类的信条，而是猛士加顽童的性格使他生就那么一种使人不可抗拒的魅力。 福特对这个“眼睛闪亮的东方和尚”立即很感兴趣，而且联想起自己在皇家军团服役时认识的一位英勇的青年军官。于是，英国绅士福特在刚见面的几分钟里就对美国小伙子海明威有了好感。 庞德向福特介绍说：“他是个有经验的新闻记者，他诗写得不错，而且具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小说写作风格。此外，他也很遵守规矩。” 于是海明威就成了巴黎文坛上新出现的《美洲评论》的副编辑。 但是没有薪水拿。 考虑到能占据一片文学领地，有安营扎寨之所，海明威乐于干。一封封退稿信像一根根毒刺扎在他的心里。 光在阁楼里写不行，得有地盘。 “我要震撼全球”的海明威可不像冒牌的文人一样只会夸夸其谈，也不像迂腐文人一样仅知终日伏案。他有犹太商人一样精明的头脑。 2.　又蹬翻一架梯子 替福特当副手的时期，海明威创作热情很高，越写越好。他连续不断地写了一系列精彩的小说：《印第安人营地》、《医生与他的妻子》、《归来的战士》、《终结》、《风刮了三天三夜》、《在积雪的乡村旷野驰骋》、《落汤鸡》、《史密斯夫妇》、《打不败的人》、《滔滔的心河》、《五万元》……等。这些作品大都在《美洲评论》上发表。 跟福特闹翻以后，海明威带着哈德莉到了奥地利，在苏黎世与莫斯布鲁克之间的一个小山村住了一个冬天。 他们本来是打算到瑞士去的。一个朋友主张他们去奥地利，因为奥地利正闹通货膨胀，1块美元可以换7万奥币，那里自然风光也很有特色，冬季不比瑞士差。 海明威立即在他的蓝色笔记本上算起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他们一家三口，在奥地利的生活费用只需28.5元。他们完全可以把巴黎的房子临时租给别人，就用这笔租金，全家能够舒适地在奥地利白雪皑皑的大山区里度过整个冬天。 巴黎的冬天又潮湿又寒冷，他们一家都过不惯，特别是约翰，总是感冒伤风。 他是写完《打不败的人》去的。一路上心情很愉快，因为刚刚完成的这部小说，他认为是他已经创作出来的作品中最好的一篇。这篇小说凝聚了他3次去西班牙看斗牛后的观感。最早表现了他后来热衷描写的“硬汉子精神”。小说中糅合了荣誉、勇气、暴力、复仇等种种成分，讲了一个年老力衰的斗牛士为保持往日的光荣，甘冒生命危险再次登场斗牛的故事。 主人公曼努尔大好的青春时光是在斗牛场上度过的。他和他的哥哥都曾经是斗牛场上的勇士，博得过无数欢呼和喝彩，杀死过无数猛牛，很受老板的器重。 九年前，他的哥哥被一头公牛挑死。这头牛因此也博得了“勇士”的光荣，它的头骨被剥制出来，摆在斗牛场经理的办公桌上，还有一块小铜牌记录了它的“战功”。如今，曼努尔已经年老体衰，脸上的气色“白惨惨的”，老板因他不叫座了，对他采取鄙视的态度，只肯出便宜的价钱雇他参加晚场斗牛。愿不愿干由曼努尔自己选择。 曼努尔不顾同伴的劝阻，再次走上斗牛场。他骄傲地宣称：“我是个斗牛士。”“我既然走上斗牛场，就要把枪扎到雄牛身上去。” 他的动作毕竟不那么灵便了；他被牛挑伤，躺在地上动弹不得，“觉得骨头已经粉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有人要他快下场，但他毅然拒绝。他头脑清醒，勇气犹在，他觉得一个斗牛士只要一息尚存，就不能退出场地。于是他挣脱了身，又朝牛奔去，把枪准确地扎进雄牛身上的要害部位。 他终于胜利了，“望着牛慢慢地倒向一边，然后突然四脚朝天了。”曼努尔被抬到手术台上，在奄奄一息时，他无比欣慰地说：“我干得不坏，我干得很出色。” 对于自己的年老力衰，曼努尔无法阻挡，但他精神不老，勇气不衰，永远是一个敢于只身麈战的“硬汉子”。他对痛苦无动于衷，蔑视死亡，对于用勇敢取得的荣誉感到骄傲，为维护自己的荣誉而甘愿牺牲。 这个小说从一个十分新颖的角度，写出了人的尊严，表现了海明威推崇的那种“处在压力下的优美”。 他隐约感到这是一个极具特色的佳作。他是赶在圣诞节前写完的。从动笔到完成将近两个月。其时他已与福特闹翻，《美洲评论》也即将 “寿终正寝”。他很想在国内文坛上也造成一点影响，把稿子给了美国的《代耳》杂志。然后就同哈德莉到了奥地利斯奇伦斯山谷里的一个小山村。 这里确实景色宜人，不亚于他们去年过冬的瑞士，而且民风淳朴，当地居民对外来客人非常友好，以致让海明威感到奇怪，自己19岁的时候为什么会跟奥地利人打仗，而奥地利人为什么会把自己打得像个“筛子”。 他们在一家旅店租了一个二楼的套间，站在窗口可以看到白雪覆盖的山峰和在山脚下吃草的牛。 他们在羚羊出没的山坡上踩着雪橇追赶羚羊；哈德莉用本地产的未经染色的羊毛给海明威编织毛衣和滑雪帽；店主人特地给哈德莉抬来一架钢琴；店里那个天天带着约翰玩的女佣人很漂亮，这里还有鲜美的牛肉，上好的杜松子酒和风味独特的梅酱布丁；每天晚上，楼下厅堂里都有人玩小赌注的扑克牌，海明威经常参与，有次还赢过43万奥币。 这里的人很友好地称他为“黑胡子酒鬼基督”。 海明威在小山村里的生活非常愉快。 更愉快的是，他在这里找到了“福特第二”。 巴黎《季度》杂志的主编也在这里休假。他与海明威同名，叫欧内斯特·华尔斯。海明威经常到华尔斯下榻的旅居去找他聊天。 华尔斯清楚海明威的来意，红火一时的《美洲评论》垮台了，海明威与福特分道扬镳，急于想寻找新的盟友。华尔斯也正需要帮手，他身体不好，正患肺病，也知道海明威精明强干，又正是声誉鹊起的时候。 于是，海明威又加盟华尔斯的《季度》杂志，成为华尔斯的副手。 这个杂志规模小，远没有《美洲评论》当初的那份雄心，可是不会有经费之虞，它的资助人莫赫德女士富有、慷慨，一诺千金。 从奥地利的斯奇伦斯山谷回到巴黎以后，海明威就投入以《季度》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之中。也许是因为增加了一员强将，《季度》杂志将版面一下增加到250页，与刚刚夭折的《美洲评论》不相上下了。 在福特手下的副编辑生涯使海明威具有丰富的办刊经验，他又从小就从他父亲那里秉承了韧性和耐心。增版的《季度》杂志确实出现了全新的面貌。海明威从文字内容到美编设计，从敦促印刷厂务必准时印出到防止老鼠咬坏新刊，从采用庞德像为封面到杜绝校对错漏，事事都向华尔斯出谋划策，并且事事都乐于奔走躬亲。他还推荐哈德莉担任了校对工作。 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季度》杂志也买下了海明威的《大二心河》和《打不败的人》。 《大二心河》是海明威已经写出的篇幅最大的小说，长达100页，主人公是在《印第安人营寨》中已经出现过的小男孩尼克·亚当斯。 这两个小说都贯穿了文学作品中具有永恒意义的“生与死”主题。 《印第安人营寨》写小尼克随父出医，看到一个印第安男子因忍受不了妻子分娩新生命时的惨痛嚎叫、而割破喉管自杀死去的情景，这使尼克幼小的心灵对生命与死亡的酷烈冲突产生莫名的震骇。 《大二心河》则写了尼克参加欧战，目睹了空前浩大的生死冲突之后，在林间水畔的打猎钓鱼活动中，对人生与世界的若有若无的思考。他们的题材和作者从题材中挖掘出来的“意味”，都是海明威式的。它们在海明威探索自己独特的创作道路上有具小里程碑意义。 《美洲评论》和《季度》为这对姊妹篇的推出正好起了接力棒的作用。 至于《不可打败的人》，海明威起初不愿发在《季度》上，寄给了美国《代耳》杂志。他想用自己相当满意的这个小说，去攻破美国文学刊物的坚冰。 他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巴黎推出来的。在美国还没得到承认。他不满足于在巴黎塞纳河左岸取得的那点成功和那份名气。 但《代耳》杂志退了稿，附了一封很客气的信，说小说写得很好，只是斗牛故事和西班牙风情不合美国读者的口味。 海明威很恼火，只得换一个信封把稿子寄给华尔斯。华尔斯慧眼识珠，马上同意在《季度》刊物上发表。 于是，《季度》杂志的资助人莫赫德女士连续签发了两张支票，要华尔斯转海明威作为稿酬，其中一张就有1000法郎。这使海明威有点意外的欣喜，他致信说：“上一年他辛辛苦苦写了一年，总共才得到1100法郎，而此前由迪昂出版社和三山出版社分别出的《三个短篇，十首诗》和《我们的时代》，他一个子儿也没拿到。现在，他有钱交房租了，他还准备去做一套新衣服，买一些杂货蔬菜和几张可以连续观看六天的自行车大赛的入场券。” 有点夸张，但也没有完全脱离事实。大概就在差不多的时候，他曾经对一个有钱朋友的漂亮夫人极为不满，因为她经常带哈德莉逛商店，向哈德莉推荐这样那样的衣服首饰和化妆品。 海明威与华尔斯都是如鱼得水。不料结盟关系又迅即破裂，比《美洲评论》事件还来得快。 海明威的老朋友毕尔·史密斯从美国来信，请海明威帮他在巴黎找一份工作。毕尔曾与海明威有过反目成仇的时候，起因就是毕尔的弟弟肯里·史密斯当年把海明威排挤出了北芝加哥大道100号的肯里文艺沙龙。毕尔以“血浓于水”的理由站在他弟弟一方，海明威很气愤，与他多年无交往。 但时间能化消一切，现在接到毕尔的信，他马上决定帮朋友一把。 他对华尔斯说，他不能老是卷在《季度》杂志的事务性工作中，他一停止创作就感到难受，心情烦躁，他要排除干扰，一心创作，因此华尔斯有必要另聘一位助理编辑，而他的朋友毕尔很合适，毕尔一个人可以把排版、印刷、发行等工作包下来，当然，这要报酬。 自负而正患肺病的华尔斯断然拒绝了海明威的提议，还过于敏感地认为海明威是想再敲一笔竹杠。他的杂志一期就发表了海明威两篇没人要的小说，稿酬也特别从优，虽未另付编辑费，也够意思了，何况是海明威自愿效劳的。 华尔斯误解了海明威。 海明威怒气冲天，三言两语就跟华尔斯闹翻了。从此《季度》杂志再也不登他的作品。 而他也并不很需要《季度》了。 但毕竟这一次是为朋友而牺牲了自己。 3.　“怪拳”与“重拳” 海明威不断抛出新作，引起了出版商的注意。出版商似乎比评论家和杂志主编更敏锐地觉察到，海明威将会是一个行情看好的文坛新秀。基于商业效益的刺激某些时候也能给文学带来机遇。 当他的《打不败的人》被《代耳》杂志退稿的时候，有两个人正为他在美国造舆论。 一人是司各脱·菲兹杰拉德，他虽只比海明威大两岁，却已出了5本畅销书。以《人间天堂》一炮打响，又以《了不起的盖茨比》而红极一时。也许是由于思想倾向的接近，他是海明威真正钦佩的为数极少的同时代作家之一。他也属于斯泰因所说的“迷惘的一代”中的一分子。 菲兹杰拉德向自己的出版商斯克里布纳推荐说，海明威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新作家。 另一个就是将海明威介绍给斯泰因和庞德的安德森，他也向他的出版商利夫莱特作了相似的推荐。 这情况颇有点像以前迪昂和三山两家出版社都愿意出版他的作品集一样。海明威又进入了左右逢源的顺境。而且，迪昂、三山是巴黎非正式出版社，利夫莱特和斯克里布纳则是美国的正式出版商。 不过，后者名气更大，经营决策当然也更精明审慎，菲兹杰拉德的介绍并没立即使之采取行动。 利夫莱特的出版公司就捷足先登了。他们与海明威正式签订了出版合同，关键内容是两项：一、对于海明威的头三部作品的出版有优先权；二、为海明威已经构思成熟并正在进行中的长篇小说——就是后来的《太阳照常升起》——预付200美元稿费，以解决这位行情看好而眼下正受困的文坛新秀的燃眉之急。 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合同只得了部分的执行，但于海明威无损。 海明威很快就向利夫莱特交了第一部书稿，即《我们的时代》。这是巴黎的“三山”已经非正式出版过，销售仅170册的那本书。不过当时只包括18个短篇，这次海明威又增补了12个新作。这个同名作品集的增订版于1925年10月在纽约出版，印行1300册。 这是海明威在美国出版的第一个作品集。 海明威的朋友认为这本书的销路不如原先想象的好。但海明威本人很满意，这毕竟是他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作品集，而且是在美国出的。“墙外”的花香终于传到了“墙里”。 他父亲埃得蒙医生很快来信说，他满怀兴趣地读完了《我们的时代》，高兴的同时也感到这本书还缺少奋发精神，“相信在你未来的作品中，能看到你描写更多的人物和他们不同的性格。在这本书中，你已经向读者揭示了人的残酷本性的一面，今后你应该多描写人的欢乐、振奋精神以及乐观向上的性格。这是十分重要的，上帝要求我们每个人尽力而为。我每天都想到你；为你祷告，我的儿子。” 父亲永远不可能放弃引导儿子的义务，既要儿子如何写作，也要儿子怎样做人。 评论界也有了众多的反响。 海明威有超乎常人的自信，但几乎与此形成水涨船高关系的是，他也特别看重“人言”，他既走自己的路，也在乎别人怎么说，这并不矛盾，坚持自信与吸取人言可以使人走得更快、更准。 《纽约时报》评论说，《我们的时代》的故事情节使人愉快，文笔简洁，语言地道，用词很新颖，读来耐人寻味。评论家赫伯特·哥尔曼说了一句使海明威很受鼓舞的话：“海明威大刀阔斧地砍掉了一切不必要的繁言冗语，不加修饰地说出了最本质的东西。” 另外还有人说，这个集子里的很多作品还不能称之为短篇小说，但《我的老人》这一篇除外，它的描写十分动人，虽然有安德森的痕迹，可安德森本人写的也不一定能超过。 海明威对那种说他模仿安德森的论调很反感。安德森的作品现在正在走下坡路，而且，海明威历来认为独创性才是作家的荣耀。尽管人家说他比安德森写得好，他也极不情愿被套在安德森那个逐渐黯淡的光环里。 他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写一部与安德森风格完全不同的、以滑稽讽刺为主调的作品，用以摆脱老是有人拿他与安德森相类比的阴影。 不错，他还在习作阶段的时候，是模仿过安德森，也不错，安德森是他的恩师，他现在的成功离不开安德森的帮助和引导。但如果不摆脱那片阴影，他充其量只能作个二三流的作家，而他，事事是要争一流的，包括喝啤酒比赛和喝完啤酒后打碎酒瓶赤脚从玻璃渣子上踩过去也要比人强。 这是物竞天择的原理，也是新陈代谢的规律。 海明威决定在文坛上打出一记“怪拳”，不仅要以讽刺为主调，而且讽刺对象就是包括自己许多朋友在内的一批欧美文坛的文人雅士，甚至还准备影射安德森、斯泰因、门肯等人。正有人说现在美国文坛缺少斯威夫特、缺少菲尔丁、缺少高水平的讽刺作品，那么，让他海明威来填补这个空白吧。 谁也想不到，评论家并非恶意的评论与海明威那特殊个性的碰撞，竟会使海明威想要打出这样一记“怪拳”。 这简直是阴阳二电相遇，会爆发出震耳的雷声。 雷声是春天到来的信号。 海明威就将这部小说定名为《春潮》，再版的《我们的时代》打破了美国出版界的坚冰，引起了还从来没有过的众多反响，这使他感到欣慰。可这些反响似乎不温不火，这使他很不满足，他愿意在痛苦或狂欢中激荡，就是不能忍受平淡，平淡就意味着平庸，是“第一流”的死敌，这与白雪皑皑的山村宁静是两回事。没有一记“怪拳”，恐怕冲不破平淡，没有一声响雷，带不起滚滚春潮。 海明威的逻辑很奇怪，很顽劣，但在商业手段已渗透到了社会各个角落的20年代美国，也是很实在，很精明的。这样用攻击朋友和“大人物”来换取“名声”的把戏，在别人做起来，无疑是大逆不道的，你总不能咬那只喂你饭吃的手，但海明威做起来，却像一个顽童做游戏。 拳击场上的对手，并不都是仇敌，有许多还是至亲至爱的朋友。海明威就是这样来看待他那些文坛上的“恩师”和“友人”。 随着《我们的时代》的反响逐渐冷寂，海明威的愠怒日益递增。终于有一天，他噼里啪啦敲响了打字机，突发猛劲，一鼓作气写完了《春潮》。 7天后，他的案头出现了这部长篇小说的一大摞书稿。尽管作为长篇，它的篇幅不大，但写作速度实在惊人。 海明威知道，这一拳击出去，将会使许多冒牌的和真格的文人晕头转向。他也知道，同时也会招致各方的还击。他没有急于发表。 《春潮》不仅是打向文坛的“怪拳”，也成了他与出版商周旋的锦囊妙计。 为了确保自己不至于栽倒，他还有一记“重拳”殿后。 这就是另一部长篇——《太阳照常升起》。它已在《春潮》之前完成初稿。海明威后来说：“我是在26岁生日那天在巴伦西亚开始写这本书的，后来是在巴伦西亚、马德里、圣塞巴斯蒂安、昂代和巴黎等地花了三个月写完的。”“小说初稿上的最后一行字是：‘全书完。1925年9月21日于巴黎。’”这以后，他花了很长时间去修改。 “写一部长篇小说，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我写得太快了，后来又得重写一遍。”海明威这里说的就是《太阳照常升起》的“快写精改”的过程。实际上，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这样产生的。他那有时非常急躁有时又特别耐心的性格正与这种写作习惯相吻合。 海明威对这部长篇非常满意。他写的过程中非常投入，常常写到晚上二三点。直到脑袋变得“像一株冰冻的大白菜”，才昏昏沉沉睡去。几个小时之后又突然醒来，原来模糊的词语已能联结成清晰的句子，他立即翻身下床继续写下去。 那种持续而长久的艰苦，在他的创作生涯中称得上空前绝后。后来的修改又花了他一个冬天和半个春天，他带着书稿在欧洲大陆到处寻找离群索居的环境，其间大部分时候，连哈德莉也没在一起。——这倒不光是为了摆脱干扰，而是由于另一个女人的介入，使他和哈德莉之间产生了危机。 全著尚未修改完毕，他已对这部长篇满怀信心，寄予厚望。 与他签约，对他的前三部作品拥有出版优先权的利夫莱特出版社也在翘首等待他的第二部作品，他们已为这部作品预付了部分稿酬。 偏偏在这时，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也对海明威投以青睐了。这个出版公司的审慎而精明的编辑帕金斯已从种种信息中预测到，海明威的这部新作，不会让出版商失望。 帕金斯许诺，愿先付给海明威1500美元，愿出华美的精装本，愿按高于通常标准15%的数额计付稿费…… 海明成立志献身文学的第一天就有严肃的追求。观其一生，他完全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他没有为金钱写过一个字，他心目中第一位的是艺术。早在芝加哥肯里沙龙里用退稿信糊墙壁的时候，他就教训过文友： “艺术家，艺术家，懂吗，就要有艺术。” 他后来还总结出一条裸的真理：“虽然好作品终究会赚钱，可是作家去挣钱是危险的事情。” 海明威再潦倒，也不愿让他的文学事业成为金钱的奴隶。他认为毁掉作家，把作家弄得不伦不类的，“第一是经济”。 不过，他的作品一旦写出来了，他就会像犹太商人一样看准行情，“待价而沽”。他的《五万元》写了一场为保住五万元巨额赌注而既斗蛮力又斗巧智的拳击，他的好几个小说都表现出对“欺骗与出卖”问题的浓厚兴趣，他绝不推崇或者毋宁说深恶痛绝“欺骗与出卖”，但他也有的是办法对付那些剥削作家的“剩余劳动价值”的文化商人。 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财大气粗，擅长发现和推出畅销书，菲兹杰拉德就是摆在海明威面前的大获其益的先例。明珠不可暗投，这谁都懂。何况怀抱《太阳照常升起》的海明威？ 可利夫莱特出版社有约在先，并慷慨地预付了200美元。 这个局面可能使别人进退两难，却不会使海明威尴尬。他没有“哈姆莱特式的踌躇”，只有果断的行动，但不是“堂吉诃德式”的盲目行动。 于是，海明威打出了那一记“光明正大”而又迫使对方犯规的“怪拳”，这颇有点像《五万元》中因为自己暗中将赌金押在对方身上而希望裁判判自己输的次轻量级拳王杰克。 他把那一大摞《春潮》的稿子作为自己的第二本书，交给了对他的前三本书有优先出版权的利夫莱特出版社。 利夫莱特退回了这部书稿，其中讽刺的对象许多是利夫莱特的朋友，也即稿源供给者，特别是安德森，更是莫逆之交，他不能为了海明威的三本书和已付出的区区200美元而出卖朋友，其中的“文坛大腕”，他更是得罪不起。 库尔特·辛格的《海明威传》中写道：“博奈和利夫莱特说他在传播丑闻，是个阴险的作家，因为他故意写了一部他们不会出的书，其目的就是叫他们退稿，然后让那个较大的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去出他的书。” 巨大的勇气加极端的精明便是所向无敌。利夫莱特犯规了，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海明威“光明正大”的一记“怪拳”把出版商打得晕头转向，七窍生烟，还只能和着血水把打落的牙齿咽到肚里。 海明威哪里“阴险”？他极守信用，但是，你若毁约，则我也不仁了。海明威哪里“是叫他们退稿”？他只是像中世纪奉行“放血疗法”的医生，猛刺文坛歪风劣习，同时为美国文学增添一部讽刺杰作。 精明而无勇气，非阴险即狡诈；勇气没有精明，非鲁莽即野蛮，喜欢在边缘地带行动的海明威，二者兼备，或许正因为此，他才成为“这一个”海明威。 他坦然而迅速地与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签约。 他那突发猛劲写《春潮》的七天，推倒了前进的障碍，抓住了崛起的机遇。而他真正的威力还在那一记殿后的“重拳”。 机巧固然能一时凑巧，但只可偶一为之，真要立于不败之地，还得靠硬功实力。 4.　太阳升起来了 如愿以偿，《春潮》与《太阳照常升起》都由斯克里布纳公司出版。这是1926年，海明威27岁。 这两部长篇几乎紧挨着问世，像他当年爱玩的意大利照明弹一样，一前一后射向文坛，两股强光，不由你不眩目。 人们先是受到“春潮”的冲击，还没回过神来，又看到“太阳”升起。海明威成为这一年欧美文坛上热度和亮度都咄咄逼人的明星。从此，他可以毫无愧色地跻身于作家，而且是有名的作家之列了。 《春潮》引起一片怨愤，如同石块投入蛙塘。最恼怒的是安德森和斯泰因女士，他们都是海明威名副其实的引路人。没有我们的当初，哪有你海明威的今日。 安德森注意绅士风度，以置之不理或者嗤之以鼻的态度来保持自己的尊严。斯泰因女士毕竟心胸有限，便以眼还眼，反唇相讥，说海明威妒忌她的荣耀，质问他为什么不敢对付另一派“文人”。她称他为“胆小鬼”，“活像马克·吐温描写的密西西比河中平底船上的水手。” 《春潮》印数不多，斯克里布纳公司本来就是作为争得《太阳照常升起》出版权的附带条件而接受的，它基本上只在文人中有“圈内效应”。这也够了，海明威至少因此而充当了一场“文坛闹剧”的导演。导演也罢，众矢之的也罢，都同样引人注目，他需要这样一种近乎“哗众取宠”的效应为紧接着打出的“重拳”作铺垫。 果然不错，《太阳照常升起》一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当然，归根结底这是凭实力取得的胜利，而不是机巧的结果。 编辑帕金斯原来最乐观的估计是总共销售1万册，第一版6000册，第二、三版各2000册。结果出版后不到四个月就销了1.2万册，一年时间竞销了2.3万册。其间常出现印刷厂刚收版，书店就脱销的情况，形成了20年代中后期美国出版业少见的红火。 小说的标题意味深长，以慧眼识珠而自豪的帕金斯说：“太阳已经升起来了，而且稳步上升，越升越高。”——这话几乎使人分不清他是欣赏自己还是赞扬海明威。 海明威确实看重他作品的标题。当然，任何作家都如此，但海明威可能特别看重，他的写作记事本上有大片大片的标题，他在读书或者与人交谈时，一遇到他有所感的句子乃至短语，他都习惯于记下来。他的许多小说就是由这样记下来的一些句子或短语衍生出来。他有很多作品都是先写好，后定题，这时他就常常到他的“标题库”或者到某本书上去找。 《太阳照常升起》就是这样。写完初稿以后，他才斟酌标题，他的笔记本上开列了一串名称：《费尔斯塔》、《垮掉的一代》、《注入大海的河流》、《两人在一起》、《旧习未除》、《太阳照常升起》。他最后选定《太阳照常升起》，这是他从《圣经·传道书》第一章中一段话里发现的。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太阳照常升起，太阳照常落下，急归新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都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 这段渗透“万物循环，天道恒定”思想的话，还被海明威采用为小说卷首的第二段题词。 而第一段题词就是斯泰因评论战后青年的那句名言：“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海明威想把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见闻和体验都写进这部长篇，因此小说内容可谓五光十色。 这部小说正在写作的期间，他曾同菲兹杰拉德谈论过小说题材的重要性问题。他认为战争是最好的题材。因为战争中动作多，场景也多，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作家从一次战争中取得的经验，在一般情况下他得花一辈子。帕索斯参加过两次战争，因此他的小说《三个士兵》大受欢迎。可见最好的题材是战争。除了战争之外，其他好的题材是爱情、金钱、贪婪、争斗和无能等。 《太阳照常升起》几乎涉及了上述种种的题材。内容相当丰富。正因如此，海明威拟用过众多标题。 但它的主题却不难理解。书名和两段卷首题词就是牵引它的两股纲绳。 小说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群流落巴黎的英美青年的生活和思想情绪。主人公杰克·巴恩斯的形象带有作者的自传色彩，体现了海明威本人的某些经历，以及他战后初年的世界观和他性格上的许多特点。 巴恩斯是个美国青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重伤，战后旅居法国，为美国的一家报社当驻欧记者。他在生活中没有目标和理想，被一种无望感所笼罩。 巴恩斯热恋着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勃瑞特·阿希利夫人，但下身负伤造成的残疾使他只能把当成海市蜃楼，他不可能与她结合。于是他嗜酒如命，企图在酒精的麻醉中忘却精神的痛苦。 巴恩斯的朋友比尔对他说的一番话，概括了他迷惘、无所依从的生存境况：“你是一名流亡者。你已经和土地失去了联系。你变得矫揉造作，冒牌的欧洲道德观念把你毁了。你嗜酒如命。你头脑里摆脱不了性的问题。你不务实事，整天消磨在高谈阔论之中。你是一名流亡者，明白吗？你在各家咖啡馆来回转悠。” 女主人公勃瑞特是个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护士。战后，由于丈夫死去，她只身侨居巴黎，过着纸醉金迷，纵情行乐的生活，只因为“在这种地方谁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她和男人在一起鬼混，终日在咖啡馆酗酒，为的是忘却“人间地狱般的痛苦”。她也是迷惘者。 小说中还描写了一个美国青年作家罗伯特·柯恩，他自以为富有英雄气概，对生活抱有浪漫的幻想，他也追求勃瑞特，但勃瑞特和其他人都不喜欢他，觉得他矫揉造作，连失去了与土地的联系还自得其乐，这样的人，归根结底也是“迷惘的一代”，同他人并无二致。 巴恩斯高出于这群青年流落者之上。他不愿意在寻欢作乐中浪费生命，企图寻找“和土地的联系”。勃瑞特也不甘心自暴自弃和堕落到底。于是，他们一群人到比利牛斯山去旅行。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悠然垂钓，寻求精神的解脱和慰藉。 他们又一起参加巴斯克人的狂欢节，一起到庞普洛纳观看斗牛。从斗牛中，他们得到了精神激励，勇敢的斗牛士和疯狂的公牛搏斗，使他们欢欣振奋。特别是巴恩斯和勃瑞特，在斗牛士身上看到了敢于只身麈战，不怕痛苦，蔑视死亡的“硬汉子”精神，他们忽然觉得发现了人生真谛，原来在有勇气有行动的地方，就会有“太阳照常升起”。 但是，七天的狂欢和斗牛活动过去之后，他们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惆怅。巴恩斯又感到生活失去了依托。勃瑞特则出于一时狂热，爱上了年仅19岁的斗牛士罗梅罗，可是终因相差悬殊，不得不把他打发走，自己也因身无分文被困在马德里的旅馆里。巴恩斯又向她伸出友谊之手。 但这两位彼此钟情的男女却永远不能结合在一起。他们在小说中的最后对话是，勃瑞特说“我们要能在一起该多好。”“是啊”，巴恩斯无奈地回答，“这么想想不也很好吗？” 这部小说揭示了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代青年在身心两方面受到的沉重创伤，他们的形骸和精神都失去了家园，也即与“大地”失去了联系，四处飘泊，无所归依。他们是“迷惘的一代”，反映了战后欧美青年普遍的生存境况和精神面貌。因此小说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导致了20年代欧美文坛上出现了“迷惘的一代”文学流派。 小说中人物的精神是变化的。这个变化呈马鞍形态势。在西班牙庞鲁洛纳的狂欢节日和斗牛活动中一度振奋，达到高峰。这揭示了在“迷惘的一代”的心灵深处，还是有着亮色和光明，只不过这片光明像太阳一样升起，也像太阳一样落下。 这片光明强烈地反衬出了他们面对生活时的无奈。回顾过去感到一片漆黑，展望未来是满天阴霾，但他们仍在做着要留住这片光明的努力。 “这么想想不也很好吗？”海明威用了一个疑问句收束他的小说。 ——明天，太阳应该还会照样升起。 由于小说的画面充满了颓废悲观色彩，海明威在小说中潜藏得很深的良苦用心很难被人体会到。他对人生也许持悲观态度，对人性则不放弃乐观的思考。这种思考与“万物循环，天道恒定”的观念有着某种对应关系。 正如海明威的意料，评论界对《太阳照常升起》的反响非常强烈，而且赞扬多于否定。他的朋友们从各地来信说：纽约史密斯学院的女大学生在模仿勃瑞特的一举一动；中西部的青年人都像小说中的“英雄”一样，说话时只微微张开嘴，从嘴角挤出一种含糊而有力的声音，给人以特别的印象…… 海明威非常高兴，“重拳”就是不同。他绝对不怕攻击，但更乐于听到赞扬。正如斗牛士不怕公牛那一对钢刀般的斗角，却更陶醉于观众的喝彩。如果是在拳击场上和斗牛场上，海明威真会扬起双拳，跳起来高喊：“太阳终于升起来了！” 远在橡园镇的埃德蒙医生和格莱丝却来信给他们的儿子降温。知子莫若父母，欧内斯特从小就容易头脑发热。他父亲用红蓝铅笔仔细在一篇评论中划出重点，社会上不欢迎“小说”和“高级的现实主义小说”。他希望海明威写“健康的文学”，但也尊重他的选择和他的作品。 格莱丝则一方面为小说的销路很好而兴高采烈，一方面又因橡园镇居民说“这本书是今年最坏的书”而忧心忡忡。她希望儿子懂得选用文雅的词汇而不仅仅是几个骂人的字眼，她正像当年纠正儿子唱歌走调的毛病一样在信中说：“也许你找不到好的词语，我可以帮你找到。”信的末尾使用了庄严的笔调：“我完全相信你能为人类干出有益的事业，请求上帝的指引，做真正有益的工作。望上帝保佑你。” 海明威哭笑不得，他当然也不会置之不理。但他总觉得，他们——特别是母亲——在家庭的荣耀与儿子的成功上，考虑得更多的是前者。 不管怎样，《太阳照常升起》与后来的《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和《老人与海》犹如四根大柱，撑托起了海明威建造的文学殿堂。 “好作品终究会赚钱”，《太阳照常升起》被改编成电影的时候，海明威收到了8万美元。 不过，这是很多年以后的事。 5.　炼狱中的煎熬 作为作家的海明威蒸蒸日上的时候，作为丈夫的海明威正在炼狱里煎熬。他与哈德莉相濡以沫，携手创业的艰辛生活中，冒出一个波林·帕发芙。 波林在巴黎一家名叫《风行》的杂志社当编辑，是美国阿堪萨斯州一个富绅的女儿，毕业于密苏里大学。她个子矮小，蓄着刘海发式，算不上美丽，但体态秀气，服装考究，穿戴时髦，常着一件漂亮而昂贵的小金鼠皮外衣，也颇有一种富家闺秀的气派。 她已过而立之年，大学毕业后原在堪萨斯城一家杂志社工作，后来到了巴黎。她的女友凯蒂——也即海明威的朋友哈洛德的妻子——认为，她到巴黎来的目的是想找一个理想的丈夫。 在哈洛德和凯蒂家的一次友人聚会上，波林认识了海明威夫妇，她与哈德莉很谈得来。不久，她就带着自己的妹妹吉尼到海明威家探望哈德莉和小约翰。 当她经过嘈杂的锯木厂，沿着狭窄的楼梯进到海明威的家时，她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对海明威以文学创作为名让他的妻子和儿子过着艰苦的生活感到十分震惊。 卧室门半开，她看到海明威正躺在床上看书。她后来说，当时海明威给她的印象是衣服很脏，胡子很长，样子难看，举止粗鲁。她无法理解，浑身透出聪灵和俊秀的哈德莉怎么能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同这样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 这是1925年夏季里的一天。波林对海明威没有好印象，海明威只把波林当成哈德莉新结识的女友。 海明威的小说越写越好。 波林来向海明威约稿了。她对海明威说：“我喜欢你的那些直截了当，句句中肯的段落。我喜欢你那些言简意赅，耐人寻味的段落。当你讲得太过分的时候，我就希望你收敛。” 海明威觉得波林既坦率又有洞察力。 海明威写出那部讽刺文友、抨击文坛的《春潮》以后，哈德莉不赞成他拿去出版，她的道德观念接受不了过河拆桥贬人扬己的事情。 身材矮小的波林却极有勇气，她欣赏《春潮》，别人为海明威写一本这样的书而感到惋惜的时候，她哈哈大笑说：海明威干得不错，并鼓动他立即交付出版。 海明威觉得波林志同道合，波林是《春潮》的唯一支持者和好评者。 波林又是哈德莉的知心朋友，海明威埋头写作的时候，波林可以解除哈德莉的寂寞，约翰跟她也非常亲热。于是，她成了这个三口之家的第四者。他们常在一起游玩，在一起生活。 终于有一天，波林像青藤缠大树一样缠上了海明威。而天真的哈德莉还蒙在鼓里。海明威同时得到两个女人的爱，神魂颠倒，又痛苦不堪，仿佛觉得自己置身于战争之中。 海明威后来大略地描述过这个由“天真纯洁”不知不觉演变为“邪恶”的过程： 一个未婚的青年女子一时成为另一个已婚的青年女子的好朋友，并且同那对夫妇住在一起。后来人不知鬼不觉地，她单纯而不屈不挠地情愿同那个有妇之夫结婚。这个丈夫后来成为作家，很少有时间陪他的妻子玩。这样的生活、工作自有其优点。当这位丈夫每天工作完毕，就有两位漂亮的女子在等着他。其中一个是新来的，还不那么熟悉。如果他运气不佳，他会把她们两个都爱上。有时凑巧两个女人都在场，再加上他们的孩子，一共四个人。开头，还很欢快，很有情趣，而且持续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世上一切邪恶的东西都是从天真淳朴开始的。人们一天天这样过下去，并已习以为常，无忧无虑。人们撒谎，痛恨生活，生活把你毁灭，危险的因素一天天在增加，这时你仿佛觉得自己置身于战争之中。 大约是波林第一次到锯木厂楼上的半年以后，海明威要回美国与出版商洽谈《春潮》和《太阳照常升起》的出版问题。“四口之家”分为三下，海明威赴纽约，波林回到她在巴黎彼科特大街的寓所，哈德莉带着约翰到奥地利斯奇伦斯的山村过冬。 海明威在纽约处理完事务，返回巴黎后本该立即去奥地利，妻子和儿子在等着他。但他却鬼使神差般地“回”了彼科特大街波林的寓所。 好像是陀斯妥耶夫斯基说的：人生中会遇到这样的门坎，不跨过去，你会感到不幸，而一旦跨过去，你会感到更不幸。 海明威跨过了这道门坎。与身材纤细灵活的、已决心选他作为自己丈夫的波林在巴黎彼科特大街的寓所享受了“的快乐”。 他随即就坠入了地狱的烈火。 他后来回忆了他离开巴黎的波林寓所到奥地利斯奇伦斯去的情景，这是以文风冷峻而著称的海明威留下的一段动情文字： 本来我应该到火车站搭火车……可是巴黎有一个我钟爱的女子……无论我去哪里，无论我将干些什么，我内心突如其来的痛苦别人是无法相信的。这种杀人的欢乐，这种背信弃义的自私，使我深深感到悔恨，久久不能平息，以致第一趟、第二趟和第三趟车我都没有搭上。”最后他乘第四趟车到了斯奇伦斯。“我又同妻子见面了。当列车驶进车站经过堆放在车站里的木材堆时，我看见哈德莉站在铁路边上接我。除了妻子外，我不该爱上别的女子。现在情况如此，真不如死去的好。妻子对我微笑着，阳光照在她那美丽的身段上，照在她那张被太阳和雪照成褐红色的动人的脸上，她那金黄色的头发在阳光之下光泽更加艳丽。经过一个冬天，她变得更美丽了，也好像更羞答答了。在妻子的身旁站着我的儿子波比。他头发淡黄，长得胖乎乎的，冬天过后双颊红润细嫩。 他既舍不下妻子，又割不断与波林的关系。他痛苦不堪，一人静处时脑子里常常冒出死的想法，与人交谈，也常常是死的话题。 他的心头成了拳击场、斗牛场，凶狠的拳击手在对打，斗牛士和猛牛在搏杀，把他那颗坚韧的心践踏得血水四溅。他两面应付，强装镇静，内心却如滚油煎煮。 天真的哈德莉终于觉察。 一天晚上，海明威在床上翻来覆去闹失眠，哈德莉突然说，她现在完全有理由认为他在与波林恋爱。海明威的脸刷地一红，随即恼羞成怒，反过来气势汹汹地说，她不应该揭穿这个秘密，这等于把联结夫妻关系的链条砍断了。海明威翻身起床，冲到楼下，天正下雨，他站在黑地里任雨淋。哈德莉蒙在被子里哭泣，他们的稚子在一旁酣睡。 此后，他们之间便频繁爆发争吵。这年夏天，他们仍一同到西班牙去看了斗牛，然后夫妻便分居了。 这时候，距波林第一次出现在他们家里刚好一年。 秘密既已揭穿，波林也越来越大胆。哈德莉决定用女人的方式与波林来一次最后的较量，她写了一张誓言：假如海明威与波林分开100天仍然彼此相爱的话，她就退出这场爱的角逐。 于是波林回到美国堪萨斯州那个阔气的家里，哈德莉也带着儿子搬出了锯木场楼上的房间。四人又分隔三处。 海明威在炼狱中受了3个月的煎熬，他带着深重的罪恶感坠入了波林的爱河。他用埋头创作的方式来摆脱痛苦。 波林则隔着大洋每天给海明威写信：“你太可爱了，你美貌、潇洒，无与伦比。”“只花两分钱，信纸一张，信封一个，我就来到你的身边。” “圣人约瑟啊，请求你赐给我一个善良英俊的基督徒丈夫吧！” 海明威也去信诉说自己的痛苦。 空间距离的拉远反而使他们心理距离贴近。 工于心计的波林还向哈德莉写信，主动提出延长“隔离”时间。表面上是表示内疚，实际上是显示信心。 既已至此，哈德莉刚强地接受了婚变的现实。她给海明威寄去一张索取衣物和生活用品的清单。海明威租了一部手推车送去，送了好几趟。在送第一批东西的时候，他忍不住失声痛哭，眼泪长流。 男儿的眼泪，每一颗都是金子。这时候的海明威不知是否还记得，他18岁那年第一次离家远行时，他父亲在车站月台上与他吻别时流下的眼泪。 哈德莉取消了100天的期限，但波林仍坚持要有延长的表示，她在隔离107天的时候抵达法国瑟堡港，海明威前去迎接。1927年1月，哈德莉与海明威正式离婚。 但海明威永远也忘不了哈德莉。他们共同生活了5年，这并不算长。可要知道，这是海明威一生中最艰难的5年。哈德莉用自己的忠诚勇敢和无私慷慨，支持激励年轻的丈夫取得了成功。可他，却在自己成功之际，给了她致命的伤害。 哈德莉曾苦苦挽救她同海明威的婚姻。最后，看到无法破镜重圆，她以一种高贵的平静和安详接受了痛苦的现实。她决定离婚后的一天晚上，给海明威写了一封信，信中充满了母亲般的爱，她希望他今后吃好，睡好，工作好，身体好。总之，希望他幸福、健康。 不错，哈德莉跟他争过，吵过，有时还很激烈。但这比起她的牺牲和奉献，比起她的善良和贞真，比起她的聪慧和美丽，又算得了什么？ 离婚后的好几个月里，海明威经常用暴怒狂躁来掩盖他失去良妻爱子的懊悔和痛苦。他的朋友出于善意，用高明的哲理帮他解脱：“一切有天才的人都是不道德的。” 海明威对此毫不领情。 跟哈德莉离婚前，他总想与波林厮守在一起，现在，波林催促他结婚，他却提不起兴趣。有好长一段时间，他甩开波林跑到意大利去了。 在意大利的一次行车途中，他碰到一位相识的牧师。卡罗斯·贝克在他的《海明威传》中描述： “同那年轻牧师的邂逅，触发了他的宗教感情，他和哈德莉婚姻的不幸结局，使他良心受到谴责。当车子来到斯佩吉亚城外一所教堂时，他请求盖尔停车。他下车进教堂，跪拜在圣像跟前，久久地虔诚地忏悔祈祷。返回车里时泪痕满面。” 为了弥补给哈德莉造成的心灵创伤，海明威把自己的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献给了哈德莉，小说的扉页上题写了献词。后来的岁月里，哈德莉经常在他心中升起。他的许多小说情节，都来自他与哈德莉共同生活的那段时光；他笔下好多美丽的女性形象，都有哈德莉的影子；他的心情不快的时候，常常想到哈德莉，写信给哈德莉；他们后来也曾几度重逢。 海明威在步入“不惑之年”时，无限感慨地说：他接触、了解的女性越多，越对哈德莉感到敬佩。他逝世后才出版的长篇小说《海流中的岛屿》中，描写了主人公赫德森与其第一个妻子重逢的热烈情景，就是以自己与哈德莉的悲欢离合为生活原型的。 海明威对哈德莉抱有终生的内疚和怀念。因为她美好，因为她是他的第一个妻子，更因为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创业时光。 他与哈德莉的关系，很能印证库尔特·辛格在《海明威传》中对他的分析： “海明威外观粗鲁健壮而又英勇，颇有男子汉气概。内心里，他有一种女人的直觉，容易落泪、善感、温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涡流中的岛屿 1.　在“虚”与“实”的两极 海明威写过一篇小说，叫做《胜者无所获》，他的许多作品都潜隐着这个主题。批评家因此常给他戴上虚无主义的帽子。 “胜者无所获”，这又是海明威式的哲学。他那种大起大落的生活使他在30岁的时候就悟出了人生的这一份深刻。 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极端：过程中要取胜，结果上无所获。二者的循环往返，此起彼伏就变幻出多姿多彩的人生，二者之间的巨大空白，靠行动去填写。太阳无论是升起还是降落，它总是在“行动”！ 波林在爱的角逐中，赢了哈德莉，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也尝到了“胜者无所获”的滋味。海明威在意大利的乡村教堂祈祷的时候，波林正在巴黎的寓所里独守空房。她在信中讽刺说，海明威到意大利是一次“为了提高男人的社会地位的旅行”，她并且针锋相对地希望他“这次旅行要花很长时间”，因为一旦她成为他正式的妻子，她将全力反对一切方式的分离。 海明威曾赞赏过波林的“坦率”和“洞察力”，现在轮到他领教了。当然，有“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丈夫”这份自知之明的海明威，不会乐于永久性的领教。波林的后面，他又有第三个妻子玛瑟和第四个妻子玛丽。 但身材矮小，曾使海明威的朋友大为惊异的波林，却凭借自己的“坦率”和“洞察力”——这跟海明威拥有的“勇气”和“精明”旗鼓相当——与海明威维持了14年之久的婚姻。这个“战绩”，在以海明威为中心的，几乎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终结的“爱”的角逐中，仅仅次于玛丽。而后来波林又与玛丽情同姊妹，如同当年哈德莉与她。 当然，波林还有一份优势，她不仅有一个富有的家庭，而且有一个富有的家族，其水准远远超乎橡园镇的“中产阶级”群落之上。 她与海明威1927年5月结婚。成为他名正言顺的妻子之后，她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就是为实践她的誓言——“全力反对一切方式的分离”——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她要帮助如日经天却还捉襟见肘的年轻丈夫结束飘泊异乡的生活。 1928到1938年，海明威告别了巴黎塞纳河左岸那个喧嚣的“锯木厂”，定居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 波林的伯父古斯·塔沃斯疼爱侄女，喜欢海明威，又有的是钱，他送给这对年轻夫妇的礼物，是基韦斯特的一所住宅。这里是由波林和海明威选中的，古斯伯伯只负责开了一张8000美元的支票。海明威夫妇在1931年正式住进了自己的“家”。 基韦斯特实际上是一个“海流中的岛屿”，位于美国的最南端，与古巴遥遥相望，岛上有渔村和集镇，居民中有一半是古巴人或古巴后裔。其自然环境有些近似海明威老家夏季别墅的所在地瓦伦湖，但没有位于美国北部的瓦伦湖那种冬日飞雪的景象，而是四季如春，气候温暖宜人。这里民风也很淳厚，颇有“世外桃源”的风味。 波林和海明威的住宅，是一所很大的旧式庭院，怡然自得地坐落在水边，四周尽是棕榈和黄蝴蝶树，室内装修得很舒适。海明威在巴黎求之不得的安静，这里应有尽有。 他在这里完成了构思已久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这是他又一记打向文坛的，力量更大的“重拳”。这部小说在1929年出版，它为海明威博得了“25岁成名，30岁成为大师”的评语和荣耀。 在《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之间，也即海明威的婚变时期，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还出版了他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其中包括《五万美元》、《不可打败的人》、《异国他乡》、《阿尔卑斯山牧歌》、《白象似的群山》、《十个印第安人》等十多个小说。有些已在杂志上发表过，有些是新作。 小说集的总名《没有女人的男人》概括了集子里部分作品的主题，但其主要的意义，似乎还是隐射作者在婚变前后的生活处境。而海明威对编辑帕金斯解释说，他是想用它强调集子里的全部作品都具有男性风格，丝毫没有女性的娇媚。 其中的《阿尔卑斯山牧歌》曾被一家美国杂志退稿，原因是如果被刊登出来，这家杂志会受到社会的抨击，因为这篇小说的内容与高尔基、契诃夫的作品相似，对社会现实的批判非常明显，读了使人害怕。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海明威创作中难得的一个作品。 而其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渗透着虚无主义哲学，不过海明威只接受那种敦促人们看重“今天”，看重“行动”的虚无。这种虚无不是叫人在 “上帝已经死了”、天堂已经崩塌的时代浑浑噩噩，无所作为，而是让人清醒地意识到，既然已无天堂可进，就只能抓住今天，努力行动。从根本上讲，这里面潜流着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大师们的一脉思想。 海明威在婚变的痛苦中苦苦地思考过这个极飘渺、极抽象的问题。这也许是企图揪住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拔离地球，飞升到宇宙的另一极，以逃脱地狱烈火的炙烤，忘却“没有女人的男人”的现实。 他的思考近乎狂乱，得出的结论却既深刻，又简单：人生结果必然走向虚无，人生过程却绝不可受虚无蒙蔽。 因此，他笔下出现了这样的虚无主义者： 他怕过什么？那种感情根本不能叫成惧怕或恐惧。那根本不是他十分了然的事情。那可说是一切，也可说算不了什么，一个人也算不了什么。那种感情就是那样，只需要光明，同时也需要某种纯洁和秩序。有些人生活于光明之中，可又从来感觉不到它，不过他知道，这都是虚无之上加虚无再加虚无。我们的虚无处于虚无之中，你名叫虚无，你的王国是虚无。让我们生活于这种日常的虚无之中，让虚无使我们的虚无成为虚无，我们也就使自己的虚无化为虚无了，虚无不是引我们进入虚无，而是救我们摆脱虚无，真正的虚无。为虚无欢呼吧。到处是虚无，虚无伴随你。 他笑了笑，在酒吧间的柜台前站住了，那上面有一架明晃晃的气压式咖啡豆研磨机。 “你的名字叫什么？”酒吧间的侍者问道。 “虚无。” 一架明晃晃的咖啡豆研磨机就打破了虚无主义者的狂想，令他不由得发出自嘲的笑。 海明威的虚无虽然走到了虚无主义的边缘，但寻根究底，这是反对世上一切虚无的声嘶力竭的呐喊。他要奋力揭露的是他眼前那个虚伪而怯懦的世界，他想为这个已经失去理想却又不愿正视现实的病态世界提供疗救的药方。 这个世界需要什么？行动！行动是什么？创造生活与享受生活！ 海明威的虚无哲学就这样通过他那既复杂又简单，既迷乱又清晰的逻辑关系，与他的行动哲学成为了孪生兄弟。 《没有女人的男人》在《太阳照常升起》销售了2.5万册的时候问世，不到三个月，它也销了1.5万本。 海明威成了批评家的热门话题。他密切关注各种报刊对自己作品的评论。他对于批评性意见的第一反应，仍然是烦躁和恼怒，但随之就能慢慢冷静了，他发现通过读了这些评论，能使他对自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一个人走独创性的道路不难，但要在这条路上走“好”却不容易。 “大师”毕竟不是由自己封的，不论你名气多大。 著名女作家弗古尼亚·沃尔夫的意见使海明威触动最大。她在《纽约论坛》报的书刊评论栏上发表文章说：海明威有胆略，直言不讳，写作技巧好，但言词过于咄咄逼人，容易刺痛别人的心，他的才能因此受到约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海明威骂骂咧咧过后，觉得写作再不能随心所欲，追求独创性也并不是一意孤行。沃尔夫的意见同波林如出一辙，看来他追求的那种男性风格还必须有女性的批评来矫正。 就在这样的时候，他开始写《永别了，武器》。 2.　忧患中诞生的明珠 名作的产生似乎总是伴随着忧患。海明威也好像非要在忧患之中才能写出名作。他在婚变以后开始写《永别了，武器》，尽管此时他已经与穷日子永远告别，却仍然接连遇到忧心和倒霉的事情。 “贵人”确实“多病”，困顿日子一过去，健壮如牛的海明威就闹起病来。开始是喉咙肿痛，他没当一回事，结果导致胸部感染，被迫卧床休息。 其间，他的眼睛又受伤。 他和哈德莉离婚以后，4岁儿子约翰由他和波林带养。一天晚上，他抱约翰撒尿，约翰迷迷糊糊中双手乱舞，指甲刮破了他的左眼球，这只眼正好是他的好眼，这一来两只眼睛都派不上用场了。接着又闹重感冒，痔疮出血和牙痛。 他最担心的是眼睛。约翰的小手虽无缚鸡之力，可眼珠毕竟太娇嫩，球面上留下大概像一片鱼鳞那么宽的伤痕，痛得厉害，好几天连可卡因麻醉药也无济于事。他担心会失明，郑重致信一个瞎了一只眼的朋友请教治疗经验。 眼睛治好以后，他想赶在冬天将过，雪将融化之前去滑几天雪。 夏季到西班牙看斗牛，冬季到瑞士、奥地利滑雪已成了他多年必不可少的两大户外活动。 以往每年滑雪都很开心愉快，可这次倒霉。一些地方的雪已化得只剩薄薄的一层了，他一次滑大坡时，雪橇碰到硬地脱落，他一头栽到只蒙了一层薄雪的坚实的山地上，护镜立时粉碎，鼻子和脸碰得乌青。 更倒霉的事还在后面。滑雪后回到巴黎旅馆养好伤，一天晚上，凌晨两点了，他莫名其妙地想到卫生间去洗澡。进去以后，感到里面很冷，原来换气的天窗打开了，他睡眼惺忪中生出几分恼怒，把天窗绳子哗地一拉，天窗破了，祸从天降。他的右额被一块匕首一般锋利的玻璃刷出一道两寸长的伤口，血流如注。他头部其他地方还遭了许多说不清的打击。 波林赶忙叫了几个朋友帮忙送医院。在他眼前发黑、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夜班医生给他缝了九针。 后来他的右额上就留下了一道刀疤一样的深痕，配上他那浓密的胡子，粗犷的长相和水手一样的走路姿势，引得不明伤疤来历的人对他无端地产生敬畏。他则像五岁时煞有其事地说自己从幼儿园回家的路上降服了一匹烈马一样，根据不同的对象和当时的兴致，编了许多为这块“刀疤”增添荣耀的故事。他住进基韦斯特岛的新居时，岛上居民窃窃私议来了一个大海盗，谁也没想到他是个写书的大作家，他也无意于澄清，甚至还自得其乐。 他像古希腊的斯巴达人一样崇拜勇气和伤残，而有形的伤残——当然必须是战争和搏击中留下的——正是无形的勇气的永久性标志，也即男子汉标志，硬汉子标志。 “勇”与“残”是他早期作品中很多人物的共同特征，二者鱼水难分。当他的同时代作家热衷于在“丑”中发掘“美”的时候，他却喜欢在“丑”中发掘“勇”，大而言之，这堪称他在独创性方面的一个追求。 他的大儿子约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右肩负伤，他很自豪地对人说，他儿子的伤口里至今还可以塞进一个拳头。当然，他说这话时，约翰已经伤好复员。 海明威似乎毕生都没有在顽童的天真与壮士的勇猛之间划出清楚的界线。文明与野蛮在他的世界里是一碗搅混了的蛋黄和蛋清。而“搅”就是“行动”，就是在意大利追赶炮火，在卢浮宫揣摩名画，在下等酒吧里嚼陈面包，在豪华音乐厅里欣赏名曲；就是在打字机前彻夜打字，在庞鲁洛纳的斗牛场上欢呼；就是钓鱼、打猎、拳击、滑雪和写举世无双的小说…… 眼下海明威正痛苦不堪。由于他是文坛上刚刚升起的“太阳”，电台还特地报道了“天窗事件”。 庞德从地中海边的别墅马上拍来“慰问”电：“你这只笨猫，一定喝多了。要不，怎么会爬到天窗上去，又给摔下来呢！” 前妻的哈德莉也立即写信慰问：“可怜的人呀，怎么会这么倒霉被这鬼东西打中。我希望你不会因生活中受挫折而感到沮丧。”哈德莉深知海明威是个坚强而又脆弱，执拗而又敏感的男人，轻婉的言语中饱含关切。 海明威还患了一场黄疸病。这种病很讨厌，虽于性命无关紧要，却能把人的样子弄得像魔鬼一样狰狞。 以“天窗事件”为的这一连串倒霉事都发生在1927年与1928年相交的几个月，这种怪事还从未有过。以前已对“虚无”问题深入探索过的海明威，也曾想从中找出点什么说法，但后来不了了之。 病痛可以抗过去，他恼火的是《永别了，武器》——不过此时还没有这个标题——写不下去。 关于这部小说的构思，他已经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写1918年他在欧战中的经历，这在题材上刚好与《太阳照常升起》相关联。旧作写的是战后，新作再追溯到战时，那一段经历10年来经常引起他的创作冲动。二是像英国作家马洛那样，把战争与爱情两条线索交织起来写，这可以把“崇高”与“优美”结合起来，让“男性风格”与“女性风格”形成映衬，他与阿格纽丝在战地医院的热恋恰好可以扭合起两条线索。三是他强调“事情应发生在别的国家里”，他的现实感和艺术感使他很注意这一点，这个问题看来简单，但在海明威那里很复杂。 他当记者时热衷揭美国现实的脓疮，但写起小说来总是回避美国，不光是《永别了，武器》，他的其他很多名作，特别是带点史诗性质的作品，都是如此。欧洲大陆上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总是他的故事的发生地。这当然与他那“边缘人”的生活相关，但恐怕也与他从小受到的橡园镇文明中的爱国主义熏陶相关，此外，还有很多值得探究的东西。 总之，他强调这部小说的“事情应发生在别的国家里”。 十年前的战争场面，战地医院，阿格纽丝和众多人物都非常鲜明、非常清晰地活动在他眼前。 但是，他仍然觉得艰难，他还缺少一个能流贯全篇的立意。他写了好几个开头，有的已写到了几十页，他都不满意。加上伤病袭击，他停停写写，越写越烦恼。后来，是他以前写的小说《异国他乡》激活了他的思维。这是《没有女人的男人》那个集子里的一个短篇，小说开篇第一句是： “整个秋天都有战争，但我们谁也不关心。” 这句话里有一个宏阔的气象，包容了生动的画面，而且意蕴无穷。 他的朋友菲兹杰拉德非常赞赏这一句话。 于是，好像一粒火种点燃了一堆篝火，又好像一根手指拨动电钮，启动了水闸，海明威觉得头脑里豁然开朗，他一把揉皱已写出的稿纸。噼噼啪啪重新敲响了打字机。 于是，几乎到写完时才从《牛津英文诗选》中得到名句“永别了，武器”作为标题的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一章，就像泉水一样随着轻快而有节奏的打字声，潺潺流出： 那一年的夏晚，我们住在村庄上一幢房子里，望得见隔着河流和平原的那些高山。河床里有圆石子和漂漂石，在阳光下又白又干硬，清蓝明净的河水，在河道里流得好快。部队打从房子边走上大路，扬起尘沙，洒在树叶子上。树干也粘满了尘埃；那年树叶落得早，我们看着部队在路上开着走，尘沙往上飞扬，树叶儿给微风吹得往下飘坠，士兵开过去之后，路上裸的只剩一片落叶。 平原上正有丰饶的收成……山岸间正在打仗，夜里我们看得见战炮的闪光……有时在黑暗中，我们听得见部队从窗下走过的声音，还有摩托牵引车拖着大炮经过的响声。夜里交通频繁……而当秋天一到，阴雨连绵，栗树上的叶儿都掉了下来，就只剩下裸的树枝和被雨打得黑黝黝的树身。田野间样样东西都是湿的，触目秋气沉沉。河上罩着雾，山间盘绕着云，卡车在路上溅泥浆，兵士们披肩淋湿，身上尽是烂泥；他们的来福枪也是湿湿的……路上时有灰色小汽车疾驰而过…… …… 冬季开始时，雨仍下个不停，而霍乱也跟着雨来了。不过当局设法防治，所以到末了军队里只死了7000人。 这是海明威的得意篇章，也是英语文学中的经典性片断。 它就是“整个秋天都有战事，但我们谁也不关心它”这一句话的扩展，它也将成为小说后面40章的基调。 3.　新陈代谢 案头的小说稿一天天加厚，海明威渐入佳境，写得很顺手，尤其是迁居到基韦斯特以后，他兴致特别高，这个“世外桃源”一般又与大陆紧紧相联的“海流中的岛屿”使他感到很新鲜，文思也特别灵敏活泼。 他一边写小说，一边向多斯·帕索斯、毕尔·史密斯、菲兹杰拉德这些朋友写信，叫他们赶快到他这个天堂胜地一样的新住地来玩。信中还欢呼：“这个地方，真是太棒了”“美国万岁！”——他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漂泊生活。 也许是新陈代谢的规律作祟。 海明威一步步走向“天堂胜地”的时候，他那个在橡园镇的“家”却每况愈下，衰败的消息不断传来。 埃德曼医生患了这样那样的病，家庭经济日甚一日地入不敷出……有一天，他还收到一份《橡园新闻》报，上面登了一篇关于他父母近况的文章，标题是《子女成人，父母开辟生活新途径》，文章里说，《太阳照常升起》的作者海明威的母亲，52岁的格莱丝现在成了颇为成功的风景画家，但“人们对此迷惑不解”。记者的客观报道，能引人作出各种关于家庭境况和成员关系的深入猜测。 对于那个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都很遥远的家，海明威多年来正沿着一种惯性滑向疏远和隔膜。但这一类消息仍使海明威忧心烦闷，一下就缩短了他与“家”的距离。尽管这个家曾将他“逐”出门外，可情感深处的联系——不论是亲近的还是反感的——是斩不断的。这种心情常常影响他正在进行的小说创作。 没多久，他的父母就到基韦斯特来了。但事先没有告诉他。他骤然得知父母正在佛罗里达州处理一桩不动产投资方面的事务，便立即拍电报邀请他们来基韦斯特。 那天，当他父母搭乘的驳船驶入港湾时，海明威正在码头上钓鱼。他父亲眼力倒是仍然好，远远就认出他来，向他招呼。海明威立刻奔过去迎接，带他们回家与波林见面。 他母亲穿着曳地的长套裙，头戴白色皮帽，仍然显出庄重气派。他父亲却一脸病容，头发胡子都已灰白，人很消瘦，精神也不振。当年那个以“海明威博士”和“神猎手”而自豪的埃德蒙医生已被糖尿病拖得全然不见了。他背着人告诉海明威，他还有心脏病的症状，可能是糠尿病引发的。 他母亲格莱丝站在埃德蒙医生身边显得精神多了。海明威不禁暗暗怜惜起他父亲来。 这是海明威与他父亲最后一次见面。 这年年底，正是海明威写完《永别了，武器》第一稿又到波林的父母家住了一段的时候，埃德蒙医生用海明威的祖父留下的一支左轮手枪在橡园镇的家里自杀。 海明威匆匆赶回家去，处理完后事又清理了一下资产，发现家里已欠下了许多债务。他留下了那把左轮手枪作纪念，以后每月寄100元回家。但橡园镇那个“家”的概念，实际上已完全在他心中崩塌了。 现在，他有条件开办文艺沙龙了，他邀了许多朋友，汇聚于美国最南端的这个基韦特岛，在仍然暖烘烘的冬日阳光下比赛谁钓的鱼最多、最大，在海滨酒吧间里一边喝酒、一边品评他的新作，以便他再次精心修改。他已在山麓安下大本营，具备了向文学顶峰进发的基础。他要猎一头追捕了十年之久的“大狮子”。 他最看重多斯·帕索斯和菲兹杰拉德的意见。 他还广泛参照前辈大师的作品：“我读了所有伟大的战争小说。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雷马克，我怎么能跟他们相比呢？谁也不会设想我可能同托尔斯泰先生并驾齐驱，除非我发疯了，或者说我只是想精益求精而已。” 当海明威认为《永别了，武器》已经尽他所能修改到了尽善尽美的时候，他才把文稿交给帕金斯。 斯布里克纳出版公司在1929年出版了《永别了，武器》，付给海明威1.5万美元稿酬。这个数字刚好相当于他家橡园镇那幢带音乐室和诊疗室的三层楼寓所的抵押款。 他题词把这部小说献给了波林的伯父古斯。 因为，三年前，是古斯伯父最早支持波林与海明威结婚。本来，波林在美国深居简出的父母都不同意女儿嫁给一个已结过婚、又有孩子，还喜欢同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在烟雾腾腾的街头酒吧间喝廉价酒的作家。后来，波林趁古斯伯父到巴黎来处理商务的机会，把古斯伯父拉到一个朋友家里见了海明威。古斯伯父只在那里呆了10分钟，出来就径直进了电报大楼，给他的兄弟拍电报说，波林要选的丈夫再没有比年轻的海明威更好的了。 而古斯伯伯后来又拿出巨资支持海明威到非洲去追捕真正的狮子。 作家去挣钱是危险的，但是好作品终究能赚钱！ ——海明威的“哲学”是裸的，可又无懈可击，这就是他用来对付那个虚伪而怯懦、失去理想而又不愿面对现实世界的原始武器。 但是，海明威的“文学”却追求含蓄。 4.　《永别了，武器》 《永别了，武器》是“迷惘的一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着重探索了“迷惘的一代”的形成问题，并且把这个问题紧紧地同帝国主义战争对一代人的摧残联系在一起，因而把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战争，具有强烈的反战倾向。小说以第一人称写成，故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意大利与奥地利交战的前线展开。 小说主人公名叫亨利·腓特力，是个美国青年。他原来在意大利学习建筑，战争爆发后以志愿兵的身份参加了意大利军队，被授予中尉军衔，指挥一个汽车救护队驻扎在意、奥边境上临近前线的哥里察小镇。头年夏天，意大利军队打了几场胜仗，战局有所好转，腓特力休了一段假。再回到驻地时，只见十几部汽车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长长的车棚下，司机们正在忙着检修，一切都令人满意，他暗自想道：“我人不在这儿看管车子，显然没有多大关系。我本来自以为很重要，以为一切顺利进行，大多是靠我一人。现在我才明白，有我没我都没多大关系。” 同腓特力住在一起的意大利军医雷那蒂，不久前认识了设在小镇上的英国医院里的护士巴克莱·卡萨玲小姐。腓特力陪同雷那蒂到医院去看她。卡萨玲小姐高高的个子，金黄的头发，腓特力觉得她长得很美。她手里拿着一根儿童玩具马鞭一样的细藤条。这是她未婚夫的遗物，他不久前在法国战线阵亡。 回住处的路上，雷那蒂对腓特力说：“卡萨玲小姐比较喜欢你，超过了我。”此后，腓特力经常到医院去拜访卡萨玲。但他并不爱卡萨玲，也没有任何爱她的念头。他只承认是朋友。 一天下午，腓特力中尉奉命率领四部汽车开往某地。当晚将发起进攻，救护车队要做好运送伤员的准备。他们到达前沿阵地以后，把汽车隐蔽好，就坐在壕沟中待命。腓特力同四名意大利司机谈论起战争。 外面天黑了。探照灯长长的光柱在山峰间晃动着。炮弹不断飞来，掩蔽壕里，泥土像下雨一般往下落。腓特力正和司机们进餐，突然一颗炮弹落在掩蔽壕里，只见一道闪光，前白后红，接着轰隆一声巨响，再接着一股疾风扑了过来……腓特力只觉得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压在身上，他用力扭，用力抽腿，终于把双腿抽出来，他身边一个叫巴西尼的司机两条腿全炸烂了。腓特力动手解下绑腿，想替他包扎，可是发现他已经死了。腓特力坐直了身子，突然觉得“头里有什么东西在动，狠狠地从后脑勺往眼珠子里冲”，“双腿又暖又湿”，鞋里边“也是又暖又湿”。他知道自己也受伤了。 腓特力被抬到急救站。他头盖骨有破裂，膝盖骨炸伤。急救站军医给他做了简单的手术，然后用救护车把他送到野战医院。 他在野战医院度过了危险。雷那蒂来看他，告诉他说，正在给他考虑颁发一枚银质奖章。腓特力认为自己无功受奖。可是雷那蒂说：“受伤前后，你一定做了什么英勇的事。你仔细想想看。”腓特力说自己当时动都动不了，什么也没做。雷那蒂认为“这也没关系”，只需有人能证明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他就可以得到奖章，腓特力对此不以为然。 为了进一步治疗，腓特力转到米兰一所红十字会医院。事有凑巧，卡萨玲小姐也调到这所医院来了。他们两人一见如故，并且相爱起来。卡萨玲利用每天值夜班的机会陪伴腓特力，同他一起欢度良宵。他们完全陶醉在爱情的幸福里。腓特力想：“天知道我本不想爱她。我本不想爱什么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爱上她了。现在当我躺在米兰的一家医院的房间里时，我觉得非常愉快幸福。”他伤势逐渐好转，到能走动的时候，他跟卡萨玲一起到公园赶马车，到赛马场看赛马，整整一个夏天，他过得很愉快。 他计划利用三周的“痊愈休假”，同卡萨玲一起到马奏列湖去划船、钓鱼，在树叶转黄的秋天里散步。可是他又得了黄疸病，计划没有实现。待到黄疸病好了时，他的假期已满，只好返回前线。他恋恋不舍辞别了卡萨玲。 前线，意奥两军正在鏖战，腓特力刚刚到达就接到撤退的命令，意大利军队失利，溃退下来，德奥联军突破防线，大步挺进。 腓特力和由他指挥的三部救护车跟着意大利人撤退，卡车、马车、大炮等等，在大路上汇合成宽阔的队列，在风雨中缓慢地移动。到黄昏时候，许多农民也加入了撤退的行列。军车中挤入了满载家具绑着鸡鸭的马车。人和车挤成一团，敌机时不时扫射，只要有一个司机丢下车跑掉或者有几匹马被炸死，公路便会完全阻塞。 腓特力带着三部汽车开上一条小路。开了半天，车子陷进泥里，进退不能，他们只好丢下车子，步行朝乌迪内方向进发。 他们沿着铁路走。突然，一片树丛里打了几声冷枪。一名叫爱谟的司机，身体一摇，滚下了路基；子弹穿透他的头部，紫红色的血从窟窿里往外喷，他死了。腓特力用他的帽子盖住他的脸，几个人又继续赶路。 他们来到一所空无一人的农舍。另一个叫做波罗尼的司机借机跑了。如今只剩下腓特力和一个叫皮安尼的司机，他俩在干草上睡了一会儿，重又上路。 天快亮的时候，他们来到塔利亚门托河上的一座桥跟前，挤进渡河的人群里。河水差不多挨到了桥板，水面上泛起漩涡，头上的雨下个不停。桥头站着宪兵，他们用手电筒照着每个过桥人的脸，仔细端详，见到军官模样的就抓去，他们是军法处派来抓溃兵的。 一个宪兵抓住腓特力的衣领，他刚要抗拒，另外两个宪兵从身后把他抓住。他被押到公路下边的田地里。那里正在审讯一名上校军官，一群宪兵分站两排，人人端着卡宾枪，审讯官威风凛凛，宣读判决：“擅离部队，依法枪决！”那上校便被拉去枪决，接着又审讯第二人。 凡是跟部队走散了的少校以上军官，一概枪决。腓特力是美国人，意大利语口音不正，因此被断定是德国间谍，必死无疑。趁宪兵忙于处置新抓来的人之际，腓特力推开两个人冲到河边，跳进河里。 河水冰凉，急流卷着腓特力滚滚而下，岸上不断往水里开枪，腓特力抱住一块飘到跟前的木头，把头缩在木头底下。枪声渐渐听不见了。 不知飘浮了多远，天亮了。腓特力游上岸，顺一条公路走到了从威尼斯到底里雅斯德去的铁路边上，他跳上一节平板货车厢，掀开帆布钻进去，里面是大炮。他躺在炮身下，听着雨点打在帆布上的声音和列车轮子与铁轨摩擦的声音，不觉睡着了。 他经历了一国大军的撤退和一国大军的进攻，现在所看到的只是一片空虚。腓特力对自己说：“愤怒在河边洗掉了，任何义务职责也一同洗掉了。其实我的义务，在宪兵伸手抓我衣领时就已停止了……世界上还有善良的人，勇敢的人，冷静的人，明达的人，他们是值得拥有荣誉的。我并不反对他们，我祝他们万事如意，只是我个人不干了，这已经不是我的战争了……” 列车经过米兰时，腓特力跳下车，到红十字会医院去找卡萨玲。但卡萨玲已去施特雷沙。腓特力找了一套平民服装换上，买了一张去施特雷沙的火车票。 火车上，旅客们都在谈战争，看报。腓特力一言不发，因为“我不想知道战争，我要忘掉战事，我与战争单独媾和了”。他在施特雷沙找到了卡萨玲。他们在巴罗美岛大旅馆开了个最好的房间同住，两人相亲相爱，犹如新婚燕尔。 现在，对于腓特力来说，“战争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也许根本没有战争”。但有时他又觉得，“战争依我个人来说，已经结束了。但是我又有一种没有真正结束的感觉。”他的心情就好比一个逃学的学生，正在想着学校里某个钟点是什么活动。 一个风雨之夜，旅店的伙计告诉腓特力，说警察明天早晨会来逮捕他。于是他和卡萨玲连夜逃往中立国瑞士。第二天清晨，他们踏上了瑞士的国土，感到这是一个和平宁静之邦，是个“可爱的国家”，脚下踩的泥土都给人一种快感。 腓特力和卡萨玲在日内瓦湖的东岸一栋农舍式样的木屋里住下来。四周环绕着青松，背后山顶白雪皑皑。一条蜿蜒的小径，盘来绕去通往山顶。山谷里，一条小溪流进湖中，流水琤琤作响。这里是世外桃源，看不到硝烟、听不见炮声。腓特力和战争“没有关系了”。 一个冬天过去了，1918年春天来临。卡萨玲怀孕数月，将要临产。于是，他们移居到洛桑城。 卡萨玲在洛桑的医院里难产。医生同腓特力商定做剖腹手术。可胎儿一取出来就是死的，卡萨玲也在危险之中。腓特力坐在医院走廊上，思考着人的命运和死亡。他想起一次升篝火的情景：火里有块木头上全是蚂蚁，蚂蚁起先成群地拥向木头中央着火的地方，随即掉头又向尾端跑，它们在尾端上叠得高高的掉到火里，有一些逃了出来，身体烧得又焦又扁，大多数烧死在火里。 医生说卡萨玲仍在危险中。腓特力连连祈祷上帝别叫她死：“上帝啊！求您别让她死。只求您别让她死，我什么都答应。亲爱的上帝，我求您，求求您，求求您，别让她死……”可是卡萨玲最终还是死了。护士阻止腓特力进屋去看卡萨玲的遗容，“但是我赶了她们出去，关上门，灭了灯，也没有什么好处。那简直是在跟石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了出去，离开医院，冒雨走回旅馆。” 小说写到这里戛然而止。 腓特力往何处去？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一点，即他跟战争永远告别了。但其余的一切都是模糊不清。他成了一个失去过去，没有现在，看不到未来的人。这便是“迷惘的一代”的典型特征。他们是被战争损害了的，他们的悲剧归根结底是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 腓特力是听信了“神圣，光荣，牺牲”这一类字眼的诱惑而参加战争的，他也曾有狂热的时候，也曾慷慨地反驳过主张停战的司机：“倘若我们停住不打，一定更糟糕。”“你们大概是不晓得被征服的痛苦，所以以为不打紧。”但他在战场上的耳闻目睹和亲身遭遇，使他发现他的追求是虚幻的，披着神圣外衣的战争不过是一场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赌注的赌博。对于那些仍在津津乐道于战功和奖章的人，腓特力和卡萨玲后来都很鄙视。战争中的厮杀不仅同正义、公理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极其残酷和毫无意义，所谓“神圣、光荣、牺牲”一类的字眼，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和少数将要从战争中获利者的欺骗宣传。这使腓特力对“银质奖章”不以为然。 撤退中误被当作德国间谍抓起来并险些送命的遭遇更使他觉得战争的荒谬。于是他心中的“崇高”彻底崩溃。他宣布战争与自己没有关系了，他与战争“单独媾和”他转而去追求爱情，他们在日内瓦湖畔过了一段世外桃源的生活，但卡萨玲的遽然死去又使他这种追求化为泡影。 于是，整个世界都在他眼前失去了意义，他陷入无边的迷惘之中。如果说《太阳照常升起》着重描写了“迷惘的一代”的生活状态，那么《永别了，武器》则揭示了这一代形成的社会原因。 当然，卡萨玲之死并无必然性，这似乎冲淡了小说的中心思想，但它加强了腓特力命运的悲剧色彩，以这个角度看，它又强化了作品的反战倾向，把读者带入了更深一层的思索之中。 5.　重树“雄”风 《永别了，武器》在海明威度过30岁生日以后不久出版。帕金斯在拍给他的电报中说：“书出版之后，评论界的反应很好，前途光明。”评论家马尔科姆说，看到这本书的名称，“不禁使人想起，它像征着海明威同他过去所处的时代，他过去的处世态度以及写作手法永别了”。另一个评论家克里登说，这部小说堪称“现代派作品的顶峰”。 纽约时报的专栏批评家，也是海明威研究专家的帕西·赫金森则认为：“这个关于一位英国护士同一个美国救护队军官的恋爱故事，就其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来说很像罗密欧与朱丽叶。它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效果，堪称为文学上的新浪漫主义。”新闻出版检查官也说：“这本书里虽然也有粗鄙话，但不严重，因此，如果拒绝出版，那也太过分了，以内容看，书里没有低级趣味的东西，两性关系上的描写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也没有过多的渲染。” 海明威很高兴。 他不缺少自信，他也喜欢听到好评。 确实，他以前的作品很少有人情味，而在这部小说里，读者可以体会到人物的深邃感情和复杂的心理活动，语言也非常流畅。看来，具有矫正意义为“女性批评”在海明威那里见了成效。 小说出版不到一个月，已售出2.8万册，连胡佛总统的藏书中也有《永别了，武器》。 评论界几乎一致的好评使海明威不再是争议的焦点。 海明威终于不负众望。可赞扬之声尚余音未尽，海明威又抛出一本《死于午后》。评论界一片哗然，仿佛海明威故意嘲弄他们。 《死于午后》是海明威九年中七次到西班牙庞普洛纳参加圣弗明节，观看斗牛的产物。它规模不小，有20章。但它不能算是完整的小说，而是由具有小说性质的一连串故事、速写和随笔组成。 海明威试图为文学史增添一部空前绝后的，关于斗牛的史诗性作品。 他在写作《死于午后》的同时，还进行着《斗牛词汇小辞典》的编写工作。由此不难看出，海明威几乎是把描写斗牛，研究斗牛当成了自己当仁不让的职责和“事业”。他在1925年就想写一本《死于午后》这样的书，但是直到七年以后才问世。 他认为斗牛就是没有战争的年代里的战争。战争不是随便可写的，斗牛同样如此，他需要长时间的酝酿、体验和研究琢磨。 为此，他不仅每年去西班牙看斗牛，而且自己也上场斗过牛。库尔特辛格在他的《海明威传》中说：“海明威在庞普洛纳斗过牛，但勇敢有余，灵活不足。他上场的经历很短暂，而且是以受伤告终的。‘那头混蛋公牛是用钢骨水泥做成的’，他后来说。海明威膀大腰圆，在斗牛场上的那副模样与其说是一个灵活的斗牛士，不如说是一部推土机。他的嗜酒使他体重增加，呼吸急促，但他总算有了感觉上的体验，他看到了一吨重的黑公牛猛扑过来的凶相，看到了流出粘液的牛嘴和鼻孔以及野蛮地用蹄子扒沙的情景，也听到了牛受伤时的哞哞叫声。” 他从中“获得了生与死的体验”。 这本书的最后两章尚未完成时，他因车祸险些丧生。他和几个朋友旅行，一天晚上，他们的福特牌旅游车翻进山谷。他被发现时，是两脚朝天地挂在仰翻的车身边上。 万幸的是他只折断一条右臂。 住了七个星期医院以后，他回家养伤。他为未完成的《死于午后》而烦恼不已。波林提出，剩下部分由他口述，她来作笔录。但海明威反对。他说，任何需要用眼睛看的东西，必须通过自己的手写，自己的耳朵听，最后再用自己的眼睛检视才成。他把“亲身体验”在写作中的重要性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几个月以后，他才用还不太灵便的手写完了《死于午后》。 《死于午后》被誉为斗牛题材的英文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它对斗牛的描写很真实，记述了斗牛的起源，演变和现状。探讨了这一活动与民俗，宗教，社会心态，民族感情的复杂关系。它大量反映了海明威的哲学思想，它的文字风格也相当优美。 海明威想在书中充分表明的观点是：斗牛总被人误解为运动，其实精彩的斗牛像芭蕾舞一样，不是运动而是一种艺术。场地布置有规定，而且跟芭蕾舞的五个标准姿势一样严格。但是动作富于变化，死亡就掌握在公牛的威力或者斗牛士细巧灵活的手腕威力之中。 精彩的斗牛不是一种运动而是一出悲剧。其中所有的人物——骑马斗牛士、短枪扎手、斗牛士以及头号主角公牛——都必须有技巧，有美感，有勇气扮演各自的角色。 书中写了“斗牛”中具有宗教色彩的动作“弗朗尼卡”，即斗牛士双手举起斗篷的传统动作。斗牛士对它非常讲究。这种动作是根据圣弗朗尼卡的名字而被称之为“弗朗尼卡”的。圣弗朗尼卡曾用一块布给基督擦过脸，但现在，这块布是用来蒙住基督的眼睛，不让他看到暴力和流血。做完这个象征性动作，这块红布就成为斗牛士的斗篷。 书中写了斗牛士的荣耀和耻辱。一个默默无闻的做苦工的或擦皮鞋的，只要能在斗牛场上大显身手，22岁时就能一年挣到10万美元，即使他用手抓东西吃，社会上的大门也都会向他敞开。但“拳击家、斗牛士和当兵的常会染上梅毒”。 书中也写了与斗牛相关的特殊禁忌。在看斗牛时不可挑逗女人。连把望远镜对准坐在场上看斗牛的女人甚至妓女，都是不礼貌的。“妓女在看斗牛时，是有权利保持清闲的”，“站在斗牛场的看台上使用望远镜，就是偷看者的标志，而且是很下流的偷看者”。 但大量的篇幅是描写斗牛场中使人不由得不产生的“生与死的体验”和与之相关的场面。 有这样一个片断： “抵死16人和抵伤60人的那头公牛，是被一种十分奇特的方式处死的。它抵死的人当中，有一个是大约十四岁的吉卜赛男孩。后来这个男孩的哥哥和姐姐到处跟随那头公牛，希望在它被斗篷引进栏里的时候有机会刺死它。他们跟了它两年之久，但一直没有下手的机会，后来那条公牛老了，它的主人决定把它送到屠宰场，那一对吉卜赛兄妹跟到屠宰场。 “其中那个小伙子要求让他来杀那头公牛，因为它抵死了他兄弟。获准后他动手了，公牛关在笼里，他先剜出公牛的两只眼睛，对准两个眼窝往里面吐唾沫，然后他把一把匕首插到公牛颈部的两节脊椎骨之间，用截断脊髓的办法杀死它，他这样做时遇到了某种困难，他又请求允许割掉公牛的两个睾丸，这也获准，于是……” 与这类场景相关，书中还有这样的议论：“‘看斗牛’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感受到在死亡的控制下产生的对死亡的反抗。你接受了死亡的控制，不可杀生这条戒律就不难做到了。但是当一个人在反抗死亡时，他就很乐于使自己具有一种神圣的属性……这是嗜杀的人一种最深刻的感受。” 海明威似乎想在《永别了，武器》之后重树“雄”风。 他是一个一方面渴望得到公众的赞赏，另一方面又不畏惧舆论非议的人。 《死于午后》引起美国批评界的极大愤怒。 无独有偶，海明威早在《死于午后》的校对过程中就发了一场小题大作的无名火。 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将清样寄达他时，他正患支气管并发性肺炎，这是他在海上钓鱼突遇暴雨而招来的。 在一阵阵猛咳的间歇，他拿起《死于午后》的清样进行校对。他一页一页地翻，无意中看到有一页右上角的空白处，有一行小字：“海明威的死”。夹在“4版80，3404”之类的数字当中。 他再前后一翻，才发现这一行字在每一页上都有。他心里明白，这只是排字工人为了方便，把作者和书名用缩写表示出来。 但他小题大作，大发其火。 他立即拍电报给帕金斯：“在每一版上都嵌入‘海明威的死’字样，这太荒唐了。要不然，就是你别有用心。” 第二天，他又写了一封信，扬言要扭断那个排这行字的工人的脖子，还说，对于一个有迷信思想的人，在校对这本书时，这5个字要看上千百次，没有比这再倒霉的事了，如果他海明威在校对书稿时死去，那么你帕金斯要负完全责任。帕金斯哭笑不得。 海明威脾气暴躁，但这种暴躁常常表现在别人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而且不会把事情弄僵，犹如鞭炮的轰响只是为了打破平静，而并不对人构成威胁。 他小时候曾因挨了他父亲的责骂，而端起猎枪远远地瞄准他父亲的后脑勺，但他决不会扣动扳机，如果扣动，也一定是枪口朝上。 顽童的天真和壮士的勇猛再加上一种潜藏在性情深处的冷静，常使他做出奇特的行为。 这个“校对事件”仿佛是预示了《死于午后》将要引起轩然大波。1932年，这本书出版，立刻遭到批评界的猛烈抨击。 《死于午后》是“血淋淋地美化残杀和暴力”，是堕落分子的“神经过敏和歇斯底里”，是“恐怖的自由”，是对暴力的“宗教式的迷恋……”这一类批评铺头盖脑地朝海明威泼洒过来。即使是最温和的批评，也不客气地指出，《死于午后》中过多的男子气概的描写使人读了感到索然无味。 在30年代的美国，信仰基督、遵循清教的中产阶级文明不只在橡园镇受到推崇，在其他地方，哪怕是最开放的纽约，也有很大市场。而海明威在《死于午后》中也确实有太多过火描写。但海明威是想在这本书中表达自己在没有战争的年代里，对“生命与死亡”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美学哲学问题的思考。 他试图在这本书中表达出自己在没有战争的年代里，对“生命与死亡”以及与相关的一系列美学、哲学问题的思考。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在世界的末端与中心 1.　在湛蓝的大海上 海明威的目标始终盯住下一部作品。他认为一个作家在生前的名气是看作品数量，死后的名气则看作品的质量，他既要前者也要后者。 紧接《死于午后》，他又出了一个小说集《胜者无所获》。这个集子包括《一个清洁明亮的地方》、《向瑞士致敬》、《暴风雨之后及其他故事》、《杀人者》、《世界之光》、《胜者无所获》等14个短篇。他对“胜者无所获”这个标题非常得意，因此把它作为小说集的名称。 他认为这个小说集有特殊的价值，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世界全貌，最少了解到作者本人经常看到而别人还不太熟悉的那一部分世界的面貌。除了少数几篇外，这个集子里的作品大都是暴露性的。 《胜者无所获》又招致了很多批评。它成了作者进入思想危机的标志。九年前升起的这颗太阳，看来要落下去了。 海明威当然高兴不起来。但对于指责他的评论家，他绝不过多计较。他在文友中扬言：他决心走自己的路，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用作品来对所有反对他的评论家进行有力的回击，他计划每两年打倒一个，先从伊斯曼开始，其他的按抽签的次序进行。他计划一次定一个专题，写别人没有写过的东西。 而且，他现在的目标是要把创造生活与享受生活结合起来，这把他引向了钓鱼和打猎。这是他从小就喜爱的活动，但多年来总是零敲碎打。他现在有了条件，他要轰轰烈烈地展开。 但他可不是单纯地消遣，他要在钓鱼中钓到大马林鱼一样的小说，从打猎中猎到大狮子一样的作品。他善于从平凡中发现深刻，从特殊中发现普遍。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海明威从决心当作家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过程当成了文学体验过程。 基韦斯特岛上的家使海明威感到很舒适，但他那种生命等于运动的观念使他并不满足于这一份舒适：“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家，意味着一个人离开原住地外出远游，回来后有个栖身的地方。人很快就会变老，而经验则往往在家以外的任何地方获得。” 他曾经一次带上2.3万发猎枪子弹驱车2000公里在怀俄明打猎。 他和波林也常出外旅行，到过蒙大拿、纽约、西班牙和古巴。 而最频繁也最便利的运动是出海捕鱼。开始海明威是租船出海，1933年在非洲打猎回来后，他定制了一艘快艇，长40英尺，带卧舱，取名“拜勒号”。这条快艇既是渔船，也是游艇，像皇后一样庄严华丽。他常常驾着这条船在墨西哥海上遨游，一边钓鱼，一边写作。 船上装备齐全，有一个大柜专门储酒。他一出海便是十天半月。最长的一次是一连在斯特里姆海湾度过了100天。这个数字刚好相当于哈德莉当年严令海明威与波林隔离的天数。 波林的地位经常被“拜勒号”取代，于是，她耿耿于怀。 而海明威则自得其乐，他沉浸在大海赋予的愉悦之中。从船舷往外望去，只见银色大鲢鱼在水面游弋觅食。当季风从东北方向吹来，深水里的马林鱼便露出水面，高高竖起镰刀状的尾巴，在海面上犁出层层白浪。 他每次出海，都要钓捕到几十条大鱼。他喜欢吃鱼，有各种各样的吃法，他认为多吃鱼对写作有利，因为鱼能补脑子。有一次船上的冷冻设备坏了，害得半舱鱼变质，他非常气恼。 在马罗卡索海面，海明威的鱼钩曾钩住一条三米多长的马林鱼。他同那条鱼较量了一个半小时，拖着它走了八海里。他跪在船尾，腰间缠着钓绳，船上其他人不断往他身上浇海水，帮他系稳拉绳，以防他被拖下海。 马林鱼的力气渐渐小了，海明威一下一下地收钓线，眼看鱼就要到手了，不料钓竿折断，那鱼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 他浑身透湿，坐在船上骂了半个小时，直到想起他同那条大鱼相持了这么久，而这又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他才恢复神气。 他累了就和衣躺下来，在甲板上睡一觉，让船随波逐流地漂，醒来再去捕鱼。 他一发觉写作把自己弄得情绪激动，就驾船出海捕鱼，让海水把自己浑浊的感情荡尽，只留下像海水一样明净而又深不可测的成分。 他曾把一条470磅的马林鱼从浅海中拉上沙滩，花了65分钟。那鱼在沙滩上使劲蹦跳的时候，他靠拢去，让人给他拍了一张骄傲的“渔夫和大鱼”合照。那条大鱼在他身边跳了37下。 如果和朋友一起出海，谁钓的鱼比他的多，比他的大，他满脸的气恼，简直要与人决斗。他摆脱评论家对他的作品指手画脚的最好方式也是出海钓鱼。 他有过捕鲸的经历。一次他驾着“拜勒号”遇到一大群鲸，一共22条。鲸喷出的水洒到了他的船上，他向鲸群放了一炮，那些鲸耀武扬威，不慌不忙地游走了。 他钓到过一条很难碰到的大金枪鱼，把这条鱼拉出水面的时候，天色渐晚，大雨将临，他使劲收线，不料几条大鲨鱼从深水处像鱼雷一样冒出来，扑向金枪鱼，只听得爆出一阵牙齿撕开鱼肉的破裂声，海面一片血红。最后金枪鱼只剩下了头尾和中间的一副骨骼。 还有一次他和同伴钓到一条大马林鱼，鲨鱼立即袭来，他用船上配备的小型冲锋枪去扫射，结果适得其反，鱼血的腥气引来更多的鲨鱼，将马林鱼吃得只剩下一小截。 他的“拜勒号”在古巴和墨西哥的蓝色海域，在加勒比海沿岸和巴哈马群岛之间逡巡。他比渔民还会预测海上气候，他看到飞鱼跃出海面就知道水下一定有金枪鱼和海豚。 在基韦斯特，比米尼岛和后来定居的古巴，他都以一个专钓大鱼专写好书的大作家而成为当地最受崇敬的公民。渔民们还把一种玫瑰色的鱼命名为“海明威新马林鱼”，他成了当地钓鱼俱乐部的首脑。 30年代初、中期的好几年里，他都是在施行自己的钓鱼——写作计划中度过。他远离了当时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独裁者崛起、埃塞俄比亚战争、中国东北局势动荡等一系列世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罗斯福和胡佛竞选美国总统而竞相发表演说的时候，他把“拜勒号”开到海上躲避电台里的“狐叫狼嚎”。但也许是早年驻欧记者的生涯训练出了他的敏锐，他一边钓鱼，一边竟然做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1937—1938年爆发的预言，而且，竟然被他言中！ 而他真正的收获，还是那些活蹦乱跳的马林鱼、金枪鱼敲响了他的打字机。 他早年在河边钓鳟鱼的生活，就使他的笔下出现了《大二心河》中用钓鱼来医治战争创伤的尼克，和《太阳照常升起》中在钓鱼中打发时光的“迷惘的一代”。到他在加勒比海上钓大鱼的时候，更写出了《一封古巴来信》、《在湛蓝的大海上》等作品，后者就是16年后写出的《老人与海》的雏形，叙述一位古巴老渔夫一次钓到一条大马林鱼，在海上与这条鱼搏斗周旋了四天四晚，由于鱼太大拉不上船，结果被鲨鱼抢食了。摘取到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老人与海》就是以这个故事为框架而写成的。 在根据海明威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中担任过女主角的好莱坞影后英格丽·褒曼说： “海明威是一种生活方式。” 这种方式中，就包括把创造与享受、爱好与事业融为一体的高超技能。在一般人那里，这二者往往是分道扬镳的，在特殊的人那里，能够协调好二者的关系，而在海明威那里，二者竟常常达到了近乎“同一”的化境。 海明威承认自己的作品中有很多虚构的成分，但在三个方面没有虚构，这就是钓鱼、打猎和拳击。作为“渔夫”、“猎人”和“拳击手”的海明威与作家海明威完全浑然一体。 2.　东非远征 “作家应该像吉卜赛人那样过着动荡的生活”。海明威对自己这句名言的实践方式是旅行、打猎和参加战争。 1933年11月，海明威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开往号称“黑色大陆”的非洲，这次行动被称为“东非远征”。 其目的主要是打猎。 波林同往。他们七个月以后才回到基韦斯特。 对于“黑色大陆”，海明威神往已久。 1922年，他在巴黎当驻欧记者时写过一篇书评，评黑人作家雷索·马兰的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作品《巴托阿拉》。这部作品叙述了一个非洲土著民族酋长的生平，控诉了殖民主义者的罪恶，描写了非洲的风土人情。它诱发了海明威到非洲去的愿望。 但他当时无力实现这一愿望，他正处在一边吃陈面包一边写小说的生活境遇之中。 1930年春天，海明威了却这一夙愿的时候到了，他积极筹划非洲之行。波林的伯父古斯慷慨解囊，拿出2.5万美元资助海明威这一壮举。 但由于海明威受伤、生病及其他种种原因，那年没能成行。后来只在怀俄明山区搞了一次中等规模的狩猎，打了几只大黑熊和一些山羊、野鹿。 《死于午后》和《胜者无所获》出版以后，海明威又将三年前的“东非远征”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他向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许诺：他将以非洲打猎为题材写一本书。帕金斯于是预支给他一笔稿酬，加上波林的伯父那笔大额资助，足够这次轰轰烈烈行动的开销了。 他们从法国马赛港启程，在海上航行了半个月，经过苏伊士运河，1933年12月抵达肯尼亚的蒙巴萨港，然后乘了300公里火车到内罗毕，在这里正式组建起狩猎队。 海明威请了两位经验丰富的白人猎手当指导，邀了一批土著猎人当助猎者。在法国启程时，海明威本来还约好了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但有两个临阵退却，跟他一起登上了“黑色大陆”的只有汤普森。 他们装备了两部专门运载帐篷营具的货车和一部专供狩猎队成员乘坐的大型越野交通车，在内罗毕稍事休息就向野兽成群的平原、森林和山地进发。 他们的西南面是一望无际的高地平原，东北方是峰峦形成的天然屏障，乞力马扎罗山终年积雪的山峰直插云天。 在选择营地的途中，他们碰到大群野兽迁徙，从天际起漫地涌来，估计有300多万头，宛如一片涌动的兽群的海洋。很少流露惊诧的海明威瞪大双眼，心情异常激动，那股兴奋劲远远超过当年坐着出租车在巴黎城内追赶炸弹。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他怎么也想象不出在东非高原上竟有如此壮观的景象。 他们在塞伦尼亚河畔扎下第一个大本营，以后边打猎边迁徙。头十天，海明威就打到4头狮子、30多只鬣狗和许多红羚，战果辉煌。 陪猎者穆柯拉告诉海明威：“豹子是猎人常打的五种野兽中最危险的动物。”因为受伤的豹子总是要反扑。海明成立即兴奋起来。他要打的就是豹子。鬣狗和羚羊太容易打到，海明威对它们很快就失去了兴趣。 在穆柯拉的指导下，海明威把打死的斑马或羚羊挂在河边的树上当诱饵，引诱出来喝水的豹子去撕食。 这项工作很不容易，豹子特别机警，必须消除周围一切可疑的踪迹，还不能留下人的气味，“诱饵”的安放处也很有讲究，不能让天上盘旋的猛雕看到，否则不等招来豹子，“诱饵”便被啄食。 他们埋伏了三天，“诱饵”终于引来一只豹子。海明威准备开枪，穆柯拉却不同意，说这只豹子还太小，大猎人要打大豹子。海明威很惋惜，但也不敢轻举妄动。陪猎者经验丰富，熟知各种野兽的习性和心理，会恰到好处地把握时机，叫不打，必有不打的道理。 他们果然发现了特大豹子的踪迹。足印之大，令穆柯拉也吃惊。海明威激动起来。 他在头天黄昏时候安好诱饵，第二天清晨便去伏击。豹子最喜欢清晨出外喝水。海明威在很远的地方就用望远镜看到，诱饵被撕食了一条腿。那么按常规，那只豹子应正在附近守卫着它的美味。 “真的在那里，”近前察看的穆柯拉退回来说。然后又以惊畏的神态补充道：“这是我平生看到的最最大的一只豹子。” 他们慢慢靠近去，海明威瞄准豹子的胸脯，扣动扳机。枪声响彻树林，那头豹子却不见了。海明威视力不好，又太紧张，他瞄准的根本不是豹子的胸脯，而是臂部。 受伤的豹子会发怒反扑！死神在狩猎队游荡。波林又惊又恐怒气冲天，当着众人斥责海明威。海明威闷声不响。 那只豹子怕是注定要死在海明威这个大猎人之手，或者它是要伺机报复。过了两天，它又进入了狩猎队的伏击圈。 海明威这次沉住气，确信无疑地看清了豹子的胸脯以后，瞄准它的喉下扣响了扳机。只见那豹子应声猛地一头栽倒，随即像挨杀的鸡那样踢弹蹦跳，跳了足有10分钟，突然恢复雄风，站起身来，极敏捷地钻入草丛。 海明威头皮发麻。时间和周围的一切突然凝固。不知过了多久，他前面的草丛里传来索索声，眨眼间就见那豹子沿着之字形路线像蛇一样奔过来。可是，就在它蓄力猛扑的那一刻，它的身子忽然可怕地抽搐了一下，一头栽倒在地上。 满脸煞白的穆柯拉惊恐地大叫：“它死了，死了。” 猎手们把海明威抬起来欢呼。那只仍然温热的豹子被装进了汽车，它身长8英尺，毛色油光，神志安详而威风凛凛地躺在车上，白色的肚皮下的肌肉像有电流经过一样还在微微抽搐。它的主人海明威成了了不起的白人英雄。 海明威的好胜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这次狩猎中他还有很多复杂的体验。 有一次，海明威和陪猎者在平原边上看见一棵大树下站着一头威武的雄狮，它的后侧躺着一头雌狮。那雄狮的口张得大大的，长长的鬃毛在风中飘拂，海明威朝它开了一枪，雄狮应声倒地。那雌狮跳起来，拼命逃窜，跑到很远的地方以后又回头张望。然后孤零零地消失在峡谷之中。 海明威和陪猎者走近那头雄狮，只见它那浓密的鬃毛上流着鲜红的血。“你打中了它的脖子”，陪猎者说，“真是好枪法。” 那雄狮的伤口上围聚着一群苍蝇，争相吮吸流渗出来的鲜血。一头威风美丽的雄狮躺在他的脚下，海明威心里升起了胜利者的自豪。但想到另一头消逝在峡谷中的狮子，他又有几分伤感。 他还想到这个兽中之王现在只能任苍蝇捉弄，而它活着时也必须与小小的苍蝇作斗争，心里又为它感到耻辱。 这是一个强者为另一个强者而羞愧。 另一次在草地上追猎三头野牛时，海明威也体验到类似的心情。枪声一响，那三头野牛便拔蹄狂奔。海明威和陪猎者在后面追猎，不久，他们就击倒了两头，还有一头在继续奔逃，它身上已中了四枪，血流如注，仍拼命地向灌木林跑去。陪猎者又放了一枪，那野牛摇摇摆摆又向前冲了五码远，才倒在地上。泥土顷刻间便被染红。海明威赞美那牛的耐力和猛劲，但也不无伤感地说：“它跑得还是慢了一点，一开始我就预感到它逃不出我们的手心。” 他与波林为打狮子发生了不快。 狩猎队猎到的第一只狮子，其实是他打的，但大家都以为是波林打的。那天傍晚，他们在一片树林里发现一只黄毛大狮。海明威、波林，还有汤普森和两个陪猎下车去打。 波林最先放枪，随着“砰”的一响，只见那狮子纵身一跃，立即奔逃。海明威接着放了一枪，那狮子便应声栽倒在草丛里。 陪猎的穆柯拉一口咬定狮子是波林打死的：“肯定是夫人打中的。”回到营地时，他又第一个向大家报喜。大伙把波林高高抬起，唱着打猎歌庆祝胜利。波林非常高兴。只有海明威心里明白，那狮子是他打死的。他对穆柯拉混淆真相的做法很不满。大家赞扬波林的时候，他的心头却隐隐地生出几分恼意。 朋友汤普森有一天的战绩也使他生了一晚气。那天他们分头行猎。晚上回到营地，汤普森带回的猎物让他大吃一惊，其中有一对又长又大，弧度优美，色如墨玉的野牛角，大家都说这是世界上质量最好、分量最重的野牛角。海明威从来没有见到过，他情不自禁地说：“真了不起。” 可他心中又同时升起一股无名的妒火。他知道绝没有任何人想要对他显耀，包括汤普森。可他一夜没睡，辗转反侧，十分痛苦。 那一头无比雄健的野牛应该是他海明威的猎物！ 直到天亮，他才想通，妒火烧尽，爬起来就跟汤普森的陪猎帕西威尔去比高矮，两人一样高，海明威笑了，帕西威尔说： “看到你好了我很高兴。我们都有很原始的思想感情。一个人如果好胜心不强，什么事都做不好。” 一旦没有取胜，海明威会毫无顾忌地把自己和别人都弄得很不舒服，但也不会让自己和别人老是处在不舒服当中。 更何况他在东非高原上找到了豹子。打豹子是最危险，最需要也最能检验出猎人的智慧和勇气。而他打的是最大最威猛的一只豹子。 狩猎队正打得酣畅淋漓轰轰烈烈的时候，海明威碰上了倒霉事，他染上了阿朱巴痢疾。 他双膝发抖，浑身冒冷汗，又气又恼。开始几天他仍坚持打猎，直到身体虚弱得无力走路时才罢休。卧床休养时，他开始构思他的关于非洲的作品，在写作记事本上作了很多笔记，列了一些提纲。后来病势加重，他不得不离开营地，搭一架两座的小飞机，返回内罗毕。身体复原以后，他又回到了狩猎队。 他后来说：“我爱非洲，我喜欢那个地方，在那里我觉得很自在。一个人在自己出生地以外的某个地方觉得很自在，就该到那个地方去……地方的好坏，我一看就知道。那里有的是猎物，鸟儿多，而且我喜欢当地人。我可以打猎和捕鱼，再过一年我还要去。” 海明威这次“东非远征”的猎物大部分成了永久性的纪念品和装饰品。他把猎物从肯尼亚的蒙巴萨运到纽约，由纽约一家动物标本制作公司加工剥制。野牛角，羚羊头制成为挂在墙上的装饰品，狮、豹的皮毛制成垫毯，保留了张牙舞爪的形状。 他更具永久性意义的纪念品当然不是动物标本，而是关于“黑色大陆”的书。 3.　峰回路转 从非洲回来以后，海明威写了《非洲的青山》一书和两个著名的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和《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 在《非洲的青山》中，海明威试图采用游记与小说结合的形式，把自己在非洲经历的一切作为真实的故事写出来。书中着重描写了非洲特有的自然景物和民俗风情，同时又穿插了人物的活动和对话，并且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写出了最动人的狩猎场面。 海明威在校阅这本书时，对帕金斯说，这是一本自传体小说，内容真实可靠，文笔和质量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能够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帕金斯曾提议请个非洲问题专家帮助校改，海明威立即表示他的书不需要去请教大学问家。 《非洲的青山》在1935年由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出版，并没有像海明威所设想的那样引起强烈反响。评论界照样是说长道短，有的认为这是写狩猎的最好的书，描写出色，行文流畅，也有人认为这本书没多大特色，是作者最差的作品。但是海明威坚信它会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今后会越来越得到好评。 《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和《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则获得了一片赞扬之声。它们是海明威全部创作中的名篇。 在《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海明威充分利用了他在非洲打野牛和狮子的经历和内心体验，又将现实生活与硬汉子精神糅合在一起，强调了“勇气”问题。 小说的主人公麦康伯是个很有钱的运动员，但生性怯懦，精神软弱。他的妻子玛戈很迷人，但内心阴险，她本来不爱麦康伯，只是贪恋他的财产才与他结婚。婚后同他貌合神离，用种种诡计把他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 他们夫妇到非洲去狩猎，请了一个叫威尔逊的英国人当向导和陪猎。玛戈与威尔逊私通，不仅不回避丈夫，而且欺他软弱，故意在他面前卖弄自己的无耻。麦康伯发现妻子不贞，却又无力制服她，心中非常痛苦。有一次打狮子，麦康伯在受伤的狮子面前吓得魂不附体，狼狈而逃。事后他感到很羞耻。 第二天，他们三人一起追赶一头野牛，那野牛被射中后突然向麦康伯扑来。这时麦康伯面对死亡，反倒变得无所畏惧，继续开枪射击，终于将猛扑过来的野牛击毙。麦康伯发现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强者，因此感到了幸福。 可是他的幸福是短暂的。玛戈发现丈夫坚强勇敢起来，为此担心自己的权势将受到威胁，不能再控制住丈夫，于是开枪把麦康伯打死。 《乞力马扎罗山的雪》描写作家哈利在非洲生毒疽而气息奄奄的时候，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回忆。其中隐含着“作家去挣钱是危险的”这一思想。哈利由于被金钱引诱，一生无所作为，因此陷入孤独绝望的境地。 海明威曾谈到过这篇小说的构思缘起，说他刚从非洲打猎回来时，一个很有钱的女人曾请他到茶馆里喝茶，并主动提出她愿意出钱支持他再次到非洲旅行，条件是他们必须带她一同去。 海明威没有接受这份盛情，但后来常常就这件事往深里想，设想如果自己答应了那个阔妇人，将会产生什么后果。 小说中的哈利，便是他这种思索的产物。某种意义上说，海明威是要用气息奄奄的哈利来影射自己，如果那位阔妇人的金钱和庸俗生活使他上了钩，那他就会落得哈利那样的结局。 这个小说中也隐含着海明威对波林的不满，埋怨波林用金钱销蚀了他的创作力，把为他营造了基韦斯特那个安乐窝的妻子称为“富人”，正是这份安乐使他没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内容相当丰富。海明威说他把足以写成四篇小说的素材集中写到这篇里去了：“我把全部真实的材料都用到这篇文章里，其内容的丰富是任何一个短篇小说所没有的。” 这两个短篇小说相当典型地体现了海明威的“冰山原理”。 海明威在《死于午后》中，首次提到“冰山原理”。他说：“如果一位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的真实，会强烈感觉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 他后来作过更精当的概括：“我总是试图根据冰山原理去写作。写显现出来的那一部分，而八分之七是藏在水面以下的。你可以省略掉你所知道的任何东西，这只会使你的冰山深厚起来。但如果一位作家省略某一部分是因为他不知道它，那么在小说里就有破绽了。” 研究海明威的英国批评家贝茨对“冰山原理”做过这样的描述：“海明威孜孜以求的，是眼睛和对象之间，对象与读者之间的直接相通，使人产生光鲜如画的感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砍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他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他删去了解释、探讨，甚至于议论；砍掉了一切花花绿绿的比喻；清除了古老神圣、毫无生气的文章俗套；直到最后，通过疏疏落落，经过了锤炼的文字，眼前才豁然开朗，能有所见。” “冰山原理”就是用简洁而鲜明生动的语言、形象，传达出深厚丰富的意味和思想感情，用可感的“八分之一”表现可思可悟的八分之七。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和《乞力马扎罗山的雪》都有这样的特征，人物、事件、情节都很单纯，而内涵却极为深广，耐人寻味。 海明威在基韦斯特过着写作和钓鱼、打猎的生活时，欧美国家正遭受着经济危机的冲击。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蓬勃开展，左翼文学有了很大发展。 海明威的创作也随之发生变化，由回避社会矛盾而开始接触社会矛盾。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30年代中期的长篇小说《有的和没有的》。 故事发生在30年代前半期佛罗里达半岛南端，古巴的哈瓦那和墨西哥湾的海面上。主人公哈利·摩根是个渔夫，他有一条摩托艇，专门租给有钱的旅游者到海上钓鱼。但是由于经济萧条，到这里来的旅游者越来越少，摩根找不到雇主，而且没有渔具，不能靠捕鱼为生。他还要养活妻子儿女一大家子人，因此不得不另寻谋生之路，铤而走险，去搞走私活动。 在一次私运烈酒的行动中，他同海岸警备队遭遇，被打断一只胳膊，而且失去了赖以求生的摩托艇。 饥饿的威胁迫使摩根进一步冒险。他又私运中国苦力，杀死了人贩子赛德，最后驾船运送古巴“革命者”时，企图占有他们从银行抢来的巨额钱款，同他们相互开枪射击，中弹而死。 摩根是个“没有者”，本想靠诚实的劳动来生活，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做不到这一点。他问自己：“为什么人们不能体面和诚实地生活，不能靠体面和诚实劳动赚钱糊口？”他回答不出这个问题。 他只知道，他和他的家庭需要吃饭。“我不能让我的孩子饿断肚肠。我不知道谁制订法律，不过我知道没有叫人挨饿的法律。” 迫使摩根走上犯罪道路并且使他毁灭的是剥夺了他的劳动权和生存权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有产阶级。 小说揭示了“有者”和“没有者”之间的对立。小说中对“有者”世界的描写表明：资产阶级是真正的罪犯，他们对劳动者进行疯狂的掠夺，使他们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中。 但海明威无法解决“有者”和“没有者”之间的矛盾。摩根对一个古巴人说他曾经数次参加罢工，但他并没有显示出现代产业工人的品质。他听到古巴人谈论革命，心中暗想：“革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要向他的革命吐唾沫。” 摩根仅仅停留在对富人的憎恨和孤军奋战上，他没有能力对抗他生存的那个社会人吃人的法则。相反，他还屈从这条法则，也企图靠牺牲别人使自己富裕起来。他只相信自己，只依靠自己。为了取得生存权，他不怜惜自己，也不怜惜别人。 摩根同海明威笔下的很多人物一样，是个单枪匹马的个人主义英雄。 海明威在这部小说中表现了个人主义反抗的破产。摩根临死前在昏迷状态中说： “一个人不行了，现在一个人不行了。” 这是摩根对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的总结，也是作者对个人主义人生哲学的批判。海明威接着感慨地指出：“摩根费了很长的时间才说出这句话，懂得这个道理花费了他整整一生。” 小说的这个结尾不是在基韦斯特，也不是在钓鱼打猎中写出的，而是在西班牙内战的前线完成的，海明威此时又投身到了异国的捍卫民主的战争之中。他对个人主义哲学的这种新的认识，标志了他思想的发展变化，是他参加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一大收获。 但在美国批评界，《有的和没有的》这部小说却没有受到赞扬。库尔特·辛格在《海明威传》中说： 这是他最不成功的作品，主要因为他想迎合时势，写一部具有警世之力的社会小说。左派和人争取他的支持已有些时候，他受到了经济萧条、抗议、失业和不安定潮流的影响，试图描绘这一新时期。 但是海明威毕竟不是左拉，不是法朗士，也不是辛克莱。他感兴趣的只是以真实环境和色彩为背景的爱和恨，生和死，妒忌和友谊这样一些永恒的感情。大体上可以说，他对贫困知之甚少。诚然，他在西班牙、古巴和非洲也见到过穷困的景象，可他本人却从未真正体会到饥饿的痛苦和穷愁潦倒的困境。他见到的穷人都因受到他的接济而喜笑颜开，感恩不尽。他们中间有笃信宗教的农民，口口声声地宣扬上帝的旨意；也有谦卑的渔民，命再苦也不怨政府而怒海潮。他们不是革命者，也不是权欲熏心的人物，他们并不希望把世界颠覆过来，让自己身居高位。 海明威对人的复杂感情有深刻的了解，对经济学和政治学却不甚理解。所以他试图在这些领域写作的时间固然不长，却都失败了。“我对公牛比对混帐的经济知道得多一些。” 在他作为一名左翼作家试图从政治上分析并描述他们的社会动机时，作品的调子就显得虚假和空调。 这本书尽管读者和作者都不满意，却使海明威这位孤立主义者懂得了“在现代世界上，谁也不能孤独地有所作为”的道理。然而天知道，海明威却曾试图这么做。 大作家总是说不尽的。 海明威当然不例外。 但是，谁都能从《有的和没有的》当中看到：“一个人不行了，现在一个人不行了。” 4. 敏感的神经 海明威不甚理解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不等于他不理解经济和政治。他20年代当驻欧记者时，常在欧美世界的政治漩涡中奔波。他与报界闹翻，成为职业作家后，才极力想摆脱政治。 但是，这恐怕不会比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更容易。 大作家即使身居世外桃源，他的心上总有一根十分敏感的弦应和着世界的脉搏颤动。 海明威从非洲回来以后的第二年，驾着他那艘像皇后一样庄严华丽的“拜勒号”在加勒比海中找到一个叫比米尼的小岛。 从基韦斯特到这里，刚好要在海上航行一天一夜。 他对朋友说，比米尼岛的发现是他一生中的一件大事。这里有美丽如画的海滩，附近海域是马林鱼、金枪鱼和鲨鱼遨游天地，岛上有些简陋的小木屋，有一个酒吧间，居民的数量刚好可以打破小岛上曾经有过的蛮荒时代的静寂，洁白的沙滩上长着疏疏朗朗的椰子树和棕榈树。要不是偶尔飞来泛美航空公司的水上小飞机和三五艘停靠在码头边上的游艇，真会让人感到这个小岛是处在地球的最末端。 从此，海明威常常来这里捕鱼、度假。他在这里钓到过一条785磅的大鲨鱼，只差12磅就达到了当时钓鱼成绩的“世界纪录”。他在这里还第一次钓到一条300多磅的金枪鱼，这种鱼还从来没有人用钓钩钓上来过。 当他的“拜勒号”停泊在码头边检修、上漆时，他便在洁白的沙滩上摆下拳击擂台，说要是有谁能和他打上四个回合，他便奖给对手200美元。 岛上一名渔夫和他较量了一番，失败了。一个甘蔗工人和他刚交手，就仰面朝天一筋头跌昏过去。 著名的英国重量级拳击冠军汤姆·希尼也正在比米尼岛避暑，他接受了挑战。全岛居民都汇集到了沙滩。打了几个回合之后，希尼哼哼着说：“咱们算了吧，拳击赛都要收门票的，可咱们什么也拿不到。” 海明威甩着被打痛的手臂说：“我本来打算在第五回合击败你，到第九回合你就会丧命。逢上厉害的对手真是令人愉快的事情。” 就在这个仿佛是世界末端的小岛上，就在钓鱼、拳击的生活中，海明威那根与世界脉搏同振的神经跳动起来。在一个骄阳似火的夏日，他写下了《注意下一次战斗：一封措辞严肃的信》，寄往《绅士》杂志。 文中，他重提起1918年他在意大利战场上受伤时所发的誓言。他当时心想，如果那天晚上他能度过死亡关，他以后就要不遗余力地反对新战争。这个誓言，他每年都向自己重提一次。 就是在这篇文章里，他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于1937年或1938年爆发，美国毫无疑问会卷入这次战争。原因是多方面的，或出于国际影响的需要，或由于贪婪成性，或渴望通过战争来摆脱内部危机。他在文中说： 任何独裁者和蛊惑人心的政客，当他们无法实现夸夸其谈的计划或治理国家不得法而引起人民不满时，他们就设法向人民大谈特谈爱国主义，分散人民的注意力，把他们引上邪路，使大家相信发动战争的好处。而我们应该看到，在美国，不论是谁，不论地位高低和能力大小都没有权力把这个国家拖入早已预谋筹划，并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去。 不论他是凭直觉还是凭思考，你都得佩服他的敏锐。你可以指责他关心不够，但他决不糊涂，而是异常清醒。 海明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1934年7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全面爆发，比海明威的预言推迟一年。但作为导火线的日本大举侵华、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正是发生在1937年到1938年之间。 还有西班牙的全面内战。 西班牙，这是海明威的第二故乡。他第二次旅居欧洲的将近十年时间里，年年都要到西班牙看斗牛。 他的生日在7月，这正是西班牙庞普洛纳圣佛明节的狂欢，斗牛活动期间，他一生中几乎有1/4的生日是在西班牙斗牛场上度过。这个国家在他生前每次来访时，在他的生日，后来还在他的逝世日，都要挑选几头公牛以海明威的名义举行斗牛。 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演习场，它使海明威热爱的国家彻底分裂，血流成河。他发誓要竭尽全力反对战争，他不会空喊，正如他要当作家却不愿泡在沙龙里空谈理论一样。他实践誓言的方式是——行动！用行动去支持他认为正义的一方。 他在基韦斯特的安乐窝里坐立不安，在比米尼岛这个地球的末端再也呆不下去，大海中的马林鱼、金枪鱼和丛林中的野牛、豹子都不能让他兴奋了。 因为西班牙共和国正在与法西斯分子进行战斗。 1936年冬，海明威为援助西班牙共和政府展开广泛的募捐活动。他个人捐献了4万美元，购买了战地救护汽车支援西班牙人民。以此为起点，他用各种方式，与西班牙人民一道，一直战斗到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失败，也即马德里陷落。 1937年初到1938年底的两年间，海明威四次踏上西班牙大地，先是以战地记者身份进行采访、报道西班牙内战情况，后来参加国际纵队，直接拿起了武器。 在这场反法西斯斗争中，海明威进一步了解了西班牙人民，接触了国际纵队的战士和很多人，这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改变了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使他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海明威从不媚俗，纽约的批评家很难改变他，但他愿意追随时代的潮流，特别是两个世界发生大搏斗的时候。 他在西班牙战争中获得了新的创作源泉，写出了剧本《第五纵队》，电影解说词《西班牙大地》以及一些特写和短篇小说。西班牙内战以后，他又以这场战争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他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都表现了放弃个人幸福、献身正义事业的思想。 几乎与此同步，他在家庭与婚姻上也打了一场内战。 《丧钟为谁而鸣》1940年出版的时候，他与波林的婚姻解体，同第三个妻子——作家兼记者玛瑟·盖尔荷思结婚。随即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迁居到古巴哈瓦那附近的瞭望田庄。 5. 西班牙大地 1936年7月，西班牙的法西斯头子佛朗哥发动了反对共和政府的武装叛乱。几个月以后的1937年2月，海明威就踏上了西班牙流血的大地。由60家报社组成的“北美报业联合会”聘请海明威到西班牙去作战地采访。 海明威一到西班牙，就急于履行一名反对法西斯战争的战地记者的职责，他冒着雨雪，奔向离马德里仅50公里的前线战场。 他看到了他所热爱的人民的涕泪，看到了大教堂被炸成瓦砾堆，斗牛场变成废墟。美丽的西班牙现在到处是断垣残壁，遍地是丢弃的枪械与车辆，泥泞的战壕里躺着战死者的尸体。 他的心情无比沉痛。 更为痛心的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支持佛朗哥，苏联支持共和政府，英美法等国政府对佛朗哥空喊抗议，实则采取绥靖政策，隔岸观火，静候事态发展。西班牙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揭幕前列强显示各自军事力量的彩排场所。 他那充满战火硝烟气息的报道从西班牙飞往北美报联，然后又通过电台、报纸传向整个世界。 西班牙内战中居然发生了这样的惨剧：共和派战士被列队枪决。“报数！”“一、二”，“一、二”，随后枪弹齐发，报数“二”的都倒在血泊之中，无姓名也无罪名，只因为报的数是“二”。 海明威第一次深刻体会到人类世界的苦难。他痛恨法西斯暴徒。 然后，更令人气愤的是，西班牙的教会都支持佛朗哥。佛朗哥大元帅对教会虔诚而慷慨，佛朗哥大元帅从来就是个好教徒。 海明威对教会第一次产生了反感和嫌恶。他并不是虔诚的教徒，但从来也不怀疑宗教的善意。然而，在正义、和平与人类苦难的试金石上，西班牙的宗教却与法西斯主义狼狈为奸，海明威对此十分气愤。 气愤之下，他竟然抛弃了他的基督教信仰。卡罗斯·贝克在他的《海明威传》中说： “惟一能使他的生活过得体面的是基督的教规和宗旨对他的约束和指引。问题是西班牙国内的教会都站在敌人那一边。这种事实深深激怒了他，一气之下他连祷告也不做了。一种宗教信仰竟同法西斯主义这样紧密勾结。这种现象多么奇怪，多么发人深省。” 海明威与苏联记者接触频繁。苏联也是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的。 他早就听说，他的作品在苏联很受欢迎，销售量大大超过德莱赛，帕索斯，刘易斯和其他许多美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他的《死于午后》在美国受到攻击时，在苏联读者中都引起了轰动。 他定期到苏联记者下榻的盖洛德旅居去，从苏联《真理报》记者爱伦堡，高尔特索夫那里得到不少新闻情报，以致“北美报联”的经理维勒对他发回去的电讯经常皱眉头。 他也接触了一些帮助西班牙共和军打仗的苏联军官。他对朋友说：他喜欢行动中的人。 海明威这次到西班牙的一项重大工作是与荷兰著名的电影导演伊文斯合作拍摄电影文献纪录片《西班牙大地》。他想用这部纪录片去争取美国政府对西班牙共和派的支持。 1937年4月的整整一个月里，他一心扑在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上。 海明威要求这部电影中一定要有真实的战争场景。 有一天他们得到一个可靠的情报，说共和派军队将向盘踞在马德里西北山上的佛朗哥军队发动进攻。这天清晨六点，他和伊文斯，还有两名助手，来不及吃早点就扛着摄影机出发了。 他们开始选中了一片林间高地。这里可以看到两军对峙、交战的情况。但不久就飞来几架轰炸机轮番轰炸，炸弹掀起烟火柱，刚好挡住了视线。敌人的狙击手也发现了他们，向他们开火。 他们拼命保护住摄影器材，在炮火硝烟弥漫的山坡上另选摄影地点。最后找到了一栋空无一人的山间住宅，房前有一个水泥平台，几间房子都弹痕累累，有的只剩下断垣残壁，只有一间房子还有一个顶楼，从这里可以清清楚楚地拍摄到山谷里的战斗情景。他们用破布将摄影机伪装起来，在这里整整拍了半天。林间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的坦克，迫击炮弹在空中划出白光，漫山遍野时而奔跑时而匍匐的士兵都进入了他们的镜头。 黄昏时候，他们把笨重的摄影机化整为零，躲过了好几次炮火和飞机的袭击，冒着生命危险把摄影机扛回了住地。 战斗仍然在进行。他们第二天清晨又摸到那个房顶上，还带来了一大群美国记者。拍摄中，海明威忘记了自己的角色，情不自禁地当起了军事评论员。 他激烈地批评佛朗哥军队方面的坦克行动太慢，像老牛拉破车一样没有一点威力。其他人指责他这是为敌人喝阵，他方回过神来，忙又制止别人对自己的攻击：“我们千万不能暴露目标，否则会招来敌人的炮火。” 海明威经常产生置身在斗牛场的幻觉。 西班牙行动中，战争与爱情在海明威的生活中同时出现。将近五个月时间里，年轻貌美的女作家玛瑟陪伴他始终。 他又重温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意大利米兰经历过的“战地春梦”。 来西班牙之前的两个月，即1936年12月，海明威与玛瑟在基韦斯特岛上初次相识。玛瑟和她的母亲、弟弟来基韦斯特度假，她正在马沃学院念书，已经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狂热追求什么？》和一个短篇小说集《我意识到的问题》。 玛瑟很有抱负，决心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职业女性。 他们在一个酒吧间里碰到海明威。玛瑟那本长篇小说的卷首引语就是来自海明威作品中的名言。海明威与玛瑟很谈得来。 几天以后，玛瑟的母亲和弟弟启程返家，她自己则成了海明威家的客人。深知丈夫性格而且富有“洞察力”的波林陷入痛苦，她尝到了十年前的哈德莉的滋味。 海明威的家里又出现了“两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局面。 西班牙的战火使海明威迅速摆脱了家庭中的尴尬。也许是志同道合，有约在先，也许是阴差阳错不谋而合。总之，海明威一到西班牙，就与玛瑟不期而遇。 可海明威的态度有点不冷不热，玛瑟为此感到气愤，她觉得在这样的时候和这样的地方见面应该充满热烈而浪漫的气氛。过了好久，海明威才没头没脑说：“好姑娘，我料想到你会来的，因为我早就这么想过。” 玛瑟还没有战地记者的正式身份，海明威把她介绍给新闻督察机关的官员，问题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玛瑟也得到了住宿证明，供应汽油的证明和安全通行证。 他们一同爬上红土山冈，观察共和军发起的进攻，一同盘坐在前线的战壕里，与士兵们边谈笑边抽烟，一同实地拍摄《西班牙大地》。 开始时，其他记者都不清楚海明威与玛瑟的关系，只觉得玛瑟总喜欢捉弄海明威。直到有一天早晨，一颗炮弹把他们住宿的旅店里的锅炉炸坏，热水四处流淌，旅客们纷纷出屋，看到海明威陪着玛瑟从卧室里出来，这才明白他们正在相爱。 他们的爱情随时都有可能湮灭在炮火和枪林弹雨之中。有一天，一颗子弹射进玛瑟的卧房，把房里的穿衣镜打了一个圆圆的枪洞，幸亏当时房里没人。还有一次，他们坐着共和军的装甲车到4800公尺高的卡达拉马山地中心防线去采访拍摄时，途中碰到佛朗哥的军队用机枪扫射，装甲车外壳的钢板被子弹打得砰砰作响。 拍完《西班牙大地》以后，他们带着拷贝回到了纽约，三个月以后又重返西班牙大地。这期间，海明威办了两件大事。 他带着玛瑟参加了全美作家代表大会。 大会在纽约的卡纳基大礼堂举行。这是一次盛会，与会者有3500多人，大厅、阳台和两侧都坐满了人。 海明威是带着普通与会者的心态去参加会议的，没料到开幕式的当晚，他被安排做大会发言。他是这天晚上的四个发言人之一。其他三个是：美国作家联盟主席斯迪华特、美国书记布罗德和与海明威一同拍摄《西班牙大地》的伊文斯。那晚会议的执行主席是马克西莱。 卡罗斯·贝克描述了海明威发言的情况和引起的强烈反响，而且从中可以看到这次美国作家代表大会的倾向： “布罗德的发言既克制又直率。他说，欧洲的独裁者已经用炮弹把象牙塔炸得粉碎，作家当前的职责是关心人民的疾苦、反映人民的生活和要求，人民的生活才是艺术的力量和源泉。伊文斯在会上介绍了《西班牙大地》的拍摄经过和影片的内容……海明威和玛瑟、马克西莱坐在一起听前面几个人的发言。天气很热，他衣服穿得太多了，领带系得很紧，感到呼吸不自如。轮到海明威发言了，当马克西莱向大家作介绍时，会场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他额头冒汗，眼镜片上有一层雾气，黄棕色的脸颊上湿润润的，他十分激动地站起来，掌声刚落，他就开始了他那历时七分钟的讲话。他说： 一个作家要面对的或者说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会变的。作家本人及其思想可能变化，但那个问题是不会变的。这问题就是如何写得真实，和有了真实的材料之后，如何写出来使读者读后感到是他自己生活经验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好作家几乎都能在任何一个他的能接受的政府统治下写出好的作品，受到人民的赞扬。但有一种政府是例外。在这种政府统治下不可能出现好作家。这个政府就是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主义是靠子弹和刺刀欺骗人的，而不会欺骗人的作家在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下是不可能生存的。 这次大会以后不久，1937年7月8日海明威和伊文斯应邀为罗斯福总统放映了《西班牙大地》。这次重大行动实际上是玛瑟通过总统夫人伊丽诺争取来的。 那天他们在白宫吃晚饭，饭后，半身不遂的罗斯福总统坐在轮椅上看完了影片。总统和总统夫人都很受感动，表示应该广泛宣传这部电影，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遗憾的是，总统并未表示美国政府将给西班牙共和派以实际行动上的支持。 两天后，海明威和伊文斯又带着这部纪录片到电影城好莱坞去为西班牙共和派募捐。他们在好莱坞举办电影招待会，伊文斯当放映员，海明威作演讲。海明威精心准备了一份长达17页的演讲稿，听众很受感动。 在四周时间里，海明威像旋风一样在好莱坞进进出出。由于他的名望，他的热情，他的一片忠诚，再加上电影所起的作用，他们在好莱坞募到的捐款足以购买20辆救护车。 海明威喜欢离群索居，却绝无孤芳自赏的文人雅士病，他一旦跨入时代的潮流，便是能量极大的社会活动家。 因为，他信奉行动，他拥有赤子般的热诚。 6. 烽烟与情变 海明威在基韦斯特度过了他的第38个生日。由于家里危机四伏，这个生日过得很不顺畅。 他要重返西班牙。波林不同意，10年前她就发过誓，一旦成为他正式妻子，她就要反对一切方式的分离。波林的母亲也向海明威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劝他改变主意。 海明威向波林的母亲回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他说：诚然，他的妻子波林美貌贤惠，三个孩子也都很可爱，全家倍享天伦之乐，但他已经答应了西班牙人民他将再次到他们那里去。当世界上某个地方的人民正处在危难之中，一味考虑个人或小家庭的利益，未免太自私了。 而且，他估计共和派很快就能打败佛朗哥。“有一个时期我们认为共和国能取胜……那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 能打倒野牛、狮子和豹子，是勇士的自豪。而共和国取胜，才是英雄的幸福。 海明威又踏上了西班牙大地。他和玛瑟，还有一位名叫马修斯的记者，是第一批到西班牙内战中最艰险的战区——贝尔柴特地区——进行全面采访的美国记者。 他们爬上陡峭的山冈，骑马通过山间石径，坐着卡车行使在坎坷泥泞的新公路上；白天，经常在露天烧饭，晚上，就睡在敞篷的大卡车里，卡车停在农民的院子里。每天天刚亮就被鸡鸭牛羊猫狗的叫声吵醒。 山地里已经下雪，刺骨的寒风从车后档板飕飕地往车里吹。玛瑟以罕见的勇气和沉着忍受着艰苦，海明威对她的英勇和吃苦耐劳的精神非常赞赏。 他们的车子经常遭到佛朗哥军队的炮火袭击。海明威幽默地说：“炮弹嘛，就是那么回事，不打中你，你就没有事迹可写；打中了你，你就写不成。” 在高寒山区的共和军一个指挥所里，海明威听到嘴唇冻得发紫的士兵唱歌： 我的先辈给我留下一笔遗产， 那就是太阳和月亮。 它们航行全世界， 不知疲倦， 永远不落。 这支歌使海明威倍感振奋，后来长久保存在他的记忆中。 弹痕累累的乡村、硝烟弥漫的城镇、国际旅的指挥部、共和军的前沿阵地、游击队的营寨、老百姓的农舍，都有海明威的足迹。 他帮士兵修理枪械，跟游击队员学习用酒瓶制炸弹，与军官一起研究战术，和同行记者讨论时局。 他还跟游击队员们一起吃坚硬的玉米饼，喝山里人自己酿成的酸酒。他随身带着一本“英雄录”，记满了他钦佩的人的姓名和事迹。他的挎包里时刻装着军用地图。他的照相机拍下了荒芜的田园，无家可归的儿童，死难者的尸体，和被炮火摧毁的断垣残壁。 他蓄着浓密的胡子，外貌很英武，即使看东西写东西时要戴上眼镜，也还是仪表堂堂。熟识他的官兵和老百姓都亲热而充满崇敬地称他为“将军”。 海明威为西班牙共和军和国际旅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真诚，直到共和军退守到最后一个城市马德里的时候，他仍战斗在这个城市里。他一边发急电，一边还在帮助共和军训练新兵，西班牙共和政府崩溃时他十分痛心。他“像难民一样越过比利牛斯山逃进了安全的法国”。 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两年里是海明威30年代中的创作高峰，他重写并出版了长篇小说《有的和没有的》，同伊文斯合拍了电影《西班牙大地》，写了剧本《第五纵队》和十多个短篇，向“北美报联”发出价值1.5万元的新闻电讯——合约规定，每1500字付酬1000元。 这一段岁月还使他在两年以后写出了长篇战争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更重要的是，他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作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对人民的热爱、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 《第五纵队》在海明威的创作中独具一格。它是海明威唯一的剧本，是在不断遭受敌机空袭的马德里写成的。它把西班牙内战与海明威在家庭婚姻爱情生活中的个人体验融合起来，表现了放弃个人幸福、献身于伟大正义事业的基本思想。 剧中的男主人公菲力普·劳林斯具有自传性质，剧中的女记者朵罗西·布里杰斯则是玛瑟和波林的综合。 劳林斯是个美国人，名义上是美国某报驻马德里的战地记者，实际上在西班牙共和军中从事反间谍工作。法西斯分子的特务组织第五纵队潜入了共和国首都马德里，破坏社会治安，四处搜集情报，为法西斯空军轰炸马德里指点投弹目标。劳林斯和他的战友的任务就是迅速侦破这个特务组织，保卫马德里的安全。 劳林斯住在佛罗里达旅馆，紧张地工作着。他在这个旅馆里遇见一个有钱而且漂亮的美国小姐朵罗西，并且爱上了她。朵罗西要劳林斯放弃工作，离开西班牙，同他一起返回美国。 两人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劳林斯只消迈出一步，就能得到金钱和美女，但因此却必须离开正义的事业。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毅然断绝了同朵罗西的关系。 为了防止敌人新的空袭，劳林斯和人马克斯一起勇敢地袭击了敌人的观察哨所，抓了一名佛朗哥军队的高级军官，获悉了敌特的地址和接头暗号。他们为侦破法西斯第五纵队间谍网，保卫马德里，做出了重要贡献。 劳林斯是海明威以前的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新型人物，他没有迷惘和空虚之感，他的生活态度是积极的，他具有崇高的生活理想。他虽然有时也免不了产生消极情绪和疲惫感，但能在正义事业的鼓舞下自觉地克服它们。为了西班牙人民的自由和幸福，他把个人幸福和生死置之度外，在同法西斯间谍的斗争中不畏艰险，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劳林斯和朵罗西的关系既是海明威同玛瑟在西班牙生活经历的写照，也表露了海明威在《乞力马扎罗山的雪》中隐含的嫌弃波林的内心情绪。朵罗西的战地记者身份和美丽迷人的外表，是以玛瑟为原型的，而她的富有和企图让劳林斯离开西班牙回到美国，沉迷于家庭生活的小圈子，则又是隐射波林。 海明威总是不满足于已经拥有的东西。他与哈德莉在巴黎塞纳河左岸那个锯木厂楼上艰苦奋斗的时候，金钱问题在他心目中是有分量的。 但30年代起，他在基韦斯特村有了安乐家庭，富有的波林家族给予他们慷慨的资助，他自己的创作，特别是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的那些作品，给他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这时候，他又日益深切甚至是不无惊恐地感到：金钱与安乐很容易变成侵蚀作家创造力的鸦片。 而他的“终极关怀”是要在前辈大师们没有涉足过的领域里写出世界第一流的作品，为世界文库增添文学瑰宝。 当他在西班牙内战的炮火中构思《第五纵队》的时候，当他在马德里的旅馆里写出劳林斯不愿随富有而美丽的朵罗西回美国去的时候，他的内心深处已经产生了摆脱波林的念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奔向海陆空 1. 追新中的怀旧 海明威1938年出版了《第五纵队和第一个四十九篇小说》，他在自序中写了一句话： “作者怀着诚挚的爱谨将此书献给玛蒂和赫伯特。” “玛蒂”就是玛瑟的爱称。海明威用这种方式将自己新的爱情公之于众。 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从巴黎到纽约，谁都知道了海明威与玛瑟的关系。 波林竭力挽救她与海明威的婚姻。海明威第二次西班牙之行以后，没有回美国，而是到了巴黎。波林也赶到巴黎，她有意留长发，梳成玛瑟那样的发式，以取悦于海明威。为玛瑟的事与海明威大吵大闹时，她甚至威胁要从旅店的阳台上跳下去自杀。 海明威很暴躁。他这时患有肝病，他心灵深处很痛苦，他清楚是自己对波林不忠诚，是自己不道德。但他生就不愿认错。不甘服输的要强性格，这促使他内心的自责转化成为与之逆反的行为，他常常将自己置于疯狂、野蛮的境地，认为“自己反正是个坏蛋”，干脆破罐子破摔。他不想回家，也不想见到波林。 但听说基韦斯特岛流行小儿麻痹症时，他非常担心自己的几个儿子染上，写信汇款委托朋友把他们接出危险区，安排他们到纽约的少儿夏令营里去生活，后来还带他们到怀俄明山区去打猎。 海明威又第三次、第四次去了西班牙。 分离的时日里，波林逐渐明白自己与海明威已经成了路人。回顾十多年来，自己当海明威的妻子也当得很不容易。海明威的性格和他那种时刻处于行动之中的生活方式要求她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变换自己的角色：钓鱼的同伴，打猎时的陪猎，拳击方面的行家，作品的鉴赏者和听读人，头脑清晰的秘书，技艺高超的厨师，迎接各方宾客的贤惠女主人，三个儿子——哈德莉生的约翰，她生的帕特里克和格雷高里——的母亲……最后还必须是心胸宽广不争风吃醋的妻子。 总之，她要既在他的前边，又在他的后边，还要在他的旁边。 一个人能同时分身几处吗？她感到很累。 海明威最后一次从西班牙回来，还未到基韦斯特就从朋友那里了解到波林已做好离异的打算了。 波林是明智的。事实上也没有更佳选择。 但海明威不愿承认原因是由于他与玛瑟相爱，却把责任推到波林的妹妹吉尼身上，把她当替罪羊，说她挑拨与恶化他们夫妇的关系。这是海明威的习惯，他有充分的“自知之明”，扪心自问的时候，他可以痛心疾首地自责，但若要他向别人承认自己的过失，那就相当困难了。 一个拳击手可以被对手打倒，也可以接受裁判判输，但他自己是不会甘拜下风的。 海明威回到家里，与波林过了一段貌合神离的日子。 海明威与波林在一起时已无法从事写作了。西班牙内战的生活经历在激动着他，他已经构思了一部长篇小说。“我现在必须做的事就是写作。过去我经常这样想，只要战争存在，你迟早总会被杀死，所以你根本不需要顾虑什么。可是现在，我并没被杀死，所以我就得工作。” 但他在基韦斯特的安乐寓里已经找不到灵感了，他去了古巴。1939年2月，他在古巴开始动笔写作后来命名为《丧钟为谁而鸣》的长篇小说，进展很顺利，三个星期以后，就写出了好几章。 三月中旬，他回到基韦斯特看望回家度春假的约翰。家里闹哄哄的。波林以前常为接待海明威那络绎不绝的来客而发愁，现在却热心当一个好客的主人，她结交了很多朋友，常邀请他们来家里喝茶、谈天。 海明威气恼地说，任何一个哪怕只知道海明威名字的人都似乎理所当然地可以到他家里来做客，他那间靠近游泳池的书房里失去了安宁。 能干而又善解人意的波林根本无意于改变这种局面。她似乎想表明，没有海明威，她的生活并不寂寞。 海明威很快又返回古巴，在哈瓦那市郊租了一个住地，过他的“写作——钓鱼”生活，附加的内容是游泳、喝酒和打网球。他也不寂寞，因为玛瑟很快也来到哈瓦那。 玛瑟是第一次到古巴，并打算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海明威曾答应替她找一处住房，但她到达时，房子并无着落，她自己在一个叫芬卡维吉亚的村子里找到一套房子。那房子建在临海的山坡上，站在窗口望去，附近海面和哈瓦那市的风光一览无余。但房子有些破旧，玛瑟领海明威第一次去看时，海明威看不上。他甩下此事不管，自己出海钓鱼去了。 玛瑟于是决定一个人租下那套房子，她雇了一些工人把房子又装修一番，并仿照自己家的摆设精心布置。海明威钓了几天鱼回来再去看房子时，房子里里外外焕然一新，他很高兴，立即搬了进去。后来他们把这里叫做“芬卡”。 海明威在这里写了两个多月，写到八月中旬，又与玛瑟一同去爱达荷州中部山区的太阳谷，在那里继续写。不久玛瑟接受《柯里尔》杂志的委派到芬兰去采访欧战情况，海明威就一人在太阳谷写到年底。 临离开太阳谷时，他向波林的父母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他把与波林婚变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波林和她妹妹吉尼；他也表示今后还是会继续照顾好孩子，关心波林的物质生活；他还就他正在进行中的长篇小说谈了很多，说自己是在非常孤寂的境况里写手头上这本小说的，到目前为止，书里还没有使用一个不文雅的词，他非常希望这本书出版以后会得到好评。 波林的母亲回了一封信，字里行间充满深情，说她和波林的父亲为女儿女婿的不和而万分痛苦，欧内斯特和他们一起生活已很多年了，实际上，他们已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事情来得那么突然，他们思想上毫无准备，刚刚过去的圣诞节是他们一生中过得最不愉快，最令人心酸的一个圣诞节。他们认为人生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家庭关系的破裂，尤其是大人的事还要连累到无辜的孩子。末尾说，她愿永远为欧内斯特祷告，她还盼望在那遥远的彼岸世界真有蓬莱仙境，那么他们将在那里重逢。 这封信使海明威感到难受。 不过，他不会因此回头，他从来就只知道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朝前走，在写作上是如此，在家庭与婚姻上同样如此。遇到障碍时，他会迷狂躁乱，但这往往是短暂的，这以后便是清醒坚定。 玛瑟完成三个月的欧战采访任务，回到芬卡，海明威已先期至此，并很顺利地写作了一些时日，而且他已下定决心，把芬卡作为自己建立第三个家庭的基地。 他在芬卡一直写到他42岁生日前一个星期。这段时间里，他的一切生活都围绕写作来安排。白天，写得腰酸背痛，头昏眼花，四肢无力，晚上喝点酒舒舒筋骨。每逢星期天晚，他吃几粒安眠药早早上床，充分休息一晚，第二天清晨一骨碌从床上爬起，又精神抖擞地开始新一周的写作。 他对他的出版商斯克里布纳说，他写作就像得了一场病，像被什么东西迷住了一样，他为此感到高兴，他必须像得病一样才能写好。为了写得比别人高明，他要赋予作品以巨大的魅力，这种魅力要靠心血换来。 为了保证质量，他每写完一部分就送给朋友去看，征求他们的意见后再作修改。他心里最遗憾的是，波林现在视他如同仇敌，根本不会看他小说稿了，而她有很高的文学鉴赏力，十多年来，波林一直是他创作的第一批评人。 但他对别人却说，过去他是在波林身边写书，现在离开了她，但写出来的东西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写到6月里时，他已是精疲力竭了。头发、胡子都是老长老长，乱蓬蓬的。他发誓，小说没写完，决不去理发。当他写到小说快结束的地方，也即西班牙共和军防区边上的一座桥梁被炸毁时，好大一阵，他感到全身无力，仿佛就会死去。到7月初，他向帕金斯拍了一封电报，说 “所有的桥梁都被炸断了，本书的最后一章即将写完”。 这本小说写了18个月。在写到小说的第35章，也即完稿前的两个月时，他才开始考虑书名的问题，他曾想冠以“未被发现的国家”，但不满意。他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翻阅了《圣经》和莎士比亚作品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书名。 后来他又翻阅《牛津英语散文集》，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的一段话引起他的注意，它说明了人类相互依存的道理： “人，不可能像是一座孤岛，孑然独立。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走崖岸边的一块石头，那么大陆就会减少一部分。我同整个人类是一体的，个别人的死亡，也使我减少一部分。因此任何时候你都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是为别人，也是为你而敲响。” 海明威很高兴，他发现约翰·邓恩这一段话的意思正好切中他即将写完的长篇小说的主题——战争给人们带来了灾难，却也促使人们觉醒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丧钟为谁而鸣”！ 就用它作为小说的名称，没有更好更合适的了！它有诗意，有哲理，有鲜明的形象，有无穷的意味。 这部新作写完的第二天，海明威就把它装进公文包，从古巴启程前往纽约。他在纽约住下，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送来清样后，他连续96小时不停地校改，然后才用他那有力而审慎的手笔签名付印。 《丧钟为谁而鸣》1940年底出版。它描写了主人公乔丹为炸毁一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铁桥，深入敌后，在一支游击队里三天三夜的活动，反映了国际纵队战士和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一个侧面，歌颂了反法西斯战士的英勇献身精神。几乎与此同时，海明威与波林的婚约解除，离婚以他遗弃妻子为由而在基韦斯特得到终判。 三个星期以后，海明威与玛瑟举行了一个小型的世俗婚礼。再婚者没有资格进教堂。玛瑟从初识海明威到取代波林而成为他的正式妻子，恰如波林当年取代哈德莉一样历时三年。 2. 冲突与和谐 海明威把《丧钟为谁而鸣》献给了玛瑟。 18个月的辛劳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评论界对《丧钟为谁而鸣》的反应使海明威得意洋洋。 多纳尔德·阿丹斯说，这本小说是海明威写作以来，内容最深刻、最真实的作品，特别是爱情描写的技巧远远超过《永别了，武器》，堪称美国的最佳小说。鲍勃·谢写撰文称它是一部罕见的书，不但充满活力，坚持精神，也有优雅动人之处，在多方面表现出作者的独创性。 最使海明威高兴的是约翰·张伯伦的赞赏：“这本小说的质量，简直可以与上等白兰地媲美。”海明威知道白兰地是何等的诱人，他喜欢这种活生生的、老朋友式的夸奖，虽然不得要领，却使人家畅饮美酒一样晕乎舒服。 这本小说的销路出奇的好，斯布里布纳出版公司一下就印了16万册，曼斯书刊联售机构马上又同海明威签了一个要出20万册的合同。 好莱坞用13.6万美元买下了它的电影版权。 海明威感到心满意足，他还从来没有哪本书有如此大的销量和如此高的报酬。他正需要钱用，他历来开支大，加上婚变期间波林又在经济问题上制造这样那样的麻烦，他欠了不少债，这下可忧虑全消了。 海明威与玛瑟在芬卡新居里度过了他们婚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新居被称为“瞭望田庄”，它将成为海明威永久性的居地，但不是玛瑟永久性的家。五年以后，这里的女主人换成了玛丽。 玛瑟是个不愿意仰起头去看海明威的妻子，是个不甘于当家庭主妇的女性。她有着与海明威相似的追求，要做有名的记者与有名的作家。她年纪轻轻，已出了几本小说。作为记者，她拥有比海明威更多的政治敏感和热情，她关于时局的评论，使海明威也由衷赞赏。 他们第一次到西班牙时，同行的战地记者就觉得玛瑟喜欢捉弄大名鼎鼎的海明威。 玛瑟领着她母亲与海明威在芬卡第一次见面时，海明威跟一个朋友到酒吧间聊天去了，忘记了约见的时间，害得老太太等了许久。而且老太太来得不巧，正是海明威发誓不写完《丧钟为谁而鸣》就不去理发的时候，仪容自然很不礼貌。玛瑟为此大发脾气。 最使海明威恼怒的恐怕是他们四年以后的一次“交火”。那是在二战中的法国，他们坐着朋友朗哈姆的车去美军驻地采访。路上，他们第一次目睹德国的新式武器v型火箭，在高空中划出一条长长的白带。玛瑟立即把目击的时间和地点记下来，并用铅笔指指点点地说： “请记住，海明威，v型火箭是我发现的，不是你发现的，所以应由我来报道。” 海明威表情冷漠，一言未发。 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他们共同生活的五年中络绎不绝。 而海明威呢？他有一个经常把自己家里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只笼而统之地作个男女之别的性格。经常评论他作品的爱德蒙·威尔逊在《海明威的道德标准》一文说，海明威似乎有一种同妇女相对抗的情绪，他那若隐若现的害怕女人超过男人的恐惧感使他在《丧钟为谁而鸣》中，写了一个女主人公玛丽亚。对此，海明威并不恼怒，甚至“还钦佩他自己的高明”。 玛瑟对钓鱼、打猎都不感兴趣，海明威爱之如命的酒，她望而生厌，她不喜欢在“瞭望田庄”过安闲舒适的日子，却热衷于到二次大战的各个战区去采访，而且不必要与海明威同行。 他们的朋友说过一句精辟的话：“玛瑟的聪明与资质经常同海明威的天才和天性发生冲突。” 海明威与玛瑟的婚姻注定不能长治久安。 但是，眼下正是新婚燕尔，他们在“瞭望田庄”的第一个圣诞节过得温馨而浪漫。而且他们正在筹划一次轰轰烈烈的行动——到远东战区，到中国战场去采访，去继续度他们的新婚蜜月。 到东方去，这是海明威19岁的时候就有过的梦想，他的叔叔曾在中国的山西行医，还到拉萨见识过藏传佛教的隆重庆典，童年的海明威就听叔叔描绘过遥远而神奇的东方。 在想去东方的问题上，玛瑟与海明威倒是毫无分歧。她向柯里尔报社提出，派她到中国采访正在进行的战争。报社欣然同意。海明威则接受了《午报》主编英格苏尔与他订立的协议，带着美国人所关心的问题，去考察中日战争的现状，去看看美国与日本的冲突是否可以避免。此时，日本已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并对东南亚各国造成巨大威胁，德国则攻陷了大半个欧洲，正蓄谋对苏联发动进攻，美国虽然尚未参战，面临的形势也十分紧张。中日战争和日本的下一步动向既关系到美国的利益也关系到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全局。有战略家头脑的海明威当然是十分关注的。 他不热衷于政治，却很关心作为政治斗争最高形式的战争。他早已不是19岁时那个满脑子好奇和发热的愣头青。 3. 中国行 1941年1月，海明威与玛瑟从纽约启程，取道洛杉矶、三番、夏威夷，一个月以后抵达中国香港。他作为刚出版的畅销书《丧钟为谁而鸣》的作者，整个旅途都伴随着愉快和荣耀，途中停留的每一站，都有友人、崇拜者或文化界人士为他举行集会和欢迎酒会，到好莱坞时，那里正在筹拍《丧钟为谁而鸣》的电影，由正走红的大明星库柏和英格利·褒曼分别扮演乔丹和玛丽亚。库柏夫妇在洛杉矶机场迎接海明威夫妇，褒曼则从600公里外的度假村赶来与他们见面，他还收到了好莱坞老板签发的一张10万美元的支票。再加上有新婚妻子陪伴，海明威情绪兴奋，一路上飘飘欲仙，整个旅途一帆风顺。 他们在香港逗留了一个月，住在铜锣湾一家豪华的旅馆。他们在香港四处走访，与香港市民广泛接触，跟中国人交谈，也跟日本人交谈了解中国人所想所为，观察日本人的嚣张气焰。当时日本人还没有武装侵占香港。这个城市外表上还有平静气氛和繁华景象，食品丰富商贸兴隆，跑马场照样赛马，橄榄球赛和扳球赛几乎每天都有。但在长街闹市之上横冲直撞的日本人也能使敏感的人感觉到，这个国际都市必将在战争中面临着劫难逃的命运。 海明威在香港认识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英国人莫里斯·柯恩。柯恩个子不高，身体却很结实，总是随身佩带一支左轮手枪，他曾在20年代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贴身警卫，后来当上广东省的警察厅长，一直当到1938年广东沦陷。他是个中国通，能讲中国国语，又能讲流利的广东话，还能讲几种其他地方的方言，而且对政坛风云，世界大事非常了解。 海明威在采访笔记本上的“英雄录”里记下柯恩的名字和传奇经历。他有过为柯恩写本传记的想法，不过这只是昙花一现。 柯恩很熟悉蒋介石，跟海明威讲到许多关于蒋介石的故事，但他对蒋介石没有好感，他跟海明威还谈到了中国大革命前后很多军阀的情况。 宋庆龄当时正住在香港，经柯恩的介绍，海明威拜访了宋庆龄。通过与宋庆龄的会谈，海明威认为她是宋氏家族中最出色的女性，对她表示敬仰。 海明威的最大兴趣是到中国战场作实地采访。 在柯恩的建议下，他选定的第一个目标是广东韶关，这里是蒋介石正规军第七战区的司令部。 3月25日，海明威夫妇乘飞机越过日军封锁线飞抵广东南阳，再改乘汽车到达韶关，一路上风尘仆仆。第七战区的将领举行宴会接待了海明威夫妇。 第七战区的范围相当于一个比利时。军官们陪同海明威和玛瑟考察各处的前沿阵地，一起查看军事地图，研究战争形势。海明威很喜欢中人的爽直诚恳，也很佩服他们的见多识广。 海明威在文人中是刺儿头，成名以后更傲慢，但对军人，却有一种出自天性的亲近。 他喜欢与第七战区的中官一起喝中国米酒。当时正是阴雨连绵的季节。不能外出时，他常与中官对饮。 一次喝酒时，他领略了一位中国将军的机智。 中国将军问他，香港的英国人对中队评价如何？ 海明威已有三分醉意，不禁模仿英国绅士的神态和腔调说： “中国人不错，确实不错，可是中国人不会打仗……我们不指望中国人会打胜仗……” “他们说的是什么中国人？” “中国人嘛，就是中国人”，海明威答道。 “真有意思”，那位中国将军说，“那么我给你讲个中国笑话吧。你知道英国人为什么喜欢使用单片眼镜吗？” “不知道。”海明威回答。 “英国人之所以爱用单片眼镜，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比自己眼前的东西更多的事情。” 海明威哈哈大笑道：“我见到英国人时一定把这个笑话转告他们。” 海明威在韶关有点乐不思蜀了。 但玛瑟适应不了，天气寒冷，她水土不服，手脚浮肿，中官建议她喝蛇酒，蛇酒可以消肿去寒，可她一喝就呕吐。 他们离开了韶关，取道桂林，到了中国抗战时的陪都重庆。桂林很美丽，但他们只停留了两天。 海明威是访问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一个美国记者。 在重庆，他们夫妇受到了国民党政府当局的隆重欢迎。蒋介石和宋美龄为他们举行午宴，并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谈，宋美龄为他们当翻译。 海明威和玛瑟感到，蒋介石虽然竭力想成为一个政治家，但实质上只能算是一个军事领导人，他考虑问题，都是着眼军事，他没有民主思想。他直言不讳地对海明威夫妇说：“当一个国家处在战争中的时候，根本没有民主可言，即算有也不可持久。因为战争使一个国家不得不实行统制。”海明威对蒋介石的谈话持保留态度。 玛瑟后来回忆说，他们并不轻易听信蒋介石夫妇灌输给他们的观点：“我们俩不知道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恐怕蒋介石夫妇也不清楚。对他们来说，权力就是一切。他怕，而不怕日本人。日本人总有一天要从中国消失。对他们权力的真正威胁是中国人民，也就是生活在人民之中，领导人民的。”这种精辟而富有远见的见解，出自40年代的美国记者之口，实在难得。 在重庆，国民党的财政部长、教育部长、交通部长、国防部长等都会见了海明威夫妇。 他们还会晤了周恩来。 这是他们的中国之行中不同寻常的经历。 海明威夫妇作为记者，见过世界各国、各政党的众多首脑和要人，周恩来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曾在西班牙与海明威拍战地记录片《西班牙大地》的荷兰导演伊文斯，此时正在中国拍摄另一部纪录片，与周恩来结下友谊，通过伊文斯的介绍和安排，海明威夫妇甩开重庆国民党特务的盯梢，与周恩来在一间地下室里秘密会见。周恩来用法语与他们交谈，宾主谈笑风生，一见如故。后来玛瑟回忆说： “我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觉得和一位中国人相处好像在家里一样，十分愉快。” 在交谈中，海明威向周恩来介绍了广东的情况，周恩来向海明威分析了中国抗战的基本形势，阐述了中国反对内战和联合抗日的主张。 当时，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刚刚过去两个多月，周恩来特别针对何应钦、白崇禧歪曲事变真相的声明写了两份纪要交给海明威，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后来海明威将纪要带回美国，交给有关政府官员作为分析中国局势的重要参考。 海明威真切地感到，周恩来将军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英俊的人，他很勇敢很机智，在国民党特务遍布的重庆工作得相当出色，他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是能够接近蒋介石的少数持反对派观点的人之一。玛瑟认为，周恩来先生落落大方，平易近人，但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可能会成为胜利者，如果他是中国人的典范，那么中国的未来必定属于他们。 海明威夫妇预测：抗日战争以后，将接管中国，中国最优秀的人物是人，他们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信任。 后来，海明威在纽约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中队现有300个师，其中有3个师是领导的，这三个师防守的地区极其重要，而且他们进行了出色的战斗。” 作为国际知名记者和著名作家，海明威关于中国抗战和中国问题的态度和倾向，也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他与周恩来的交谈中，明确表示反对中国内战，中国人应当一致抗日，赞成统一战线和民主政权，不满意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独断专行和消极抗日，关注中国的抗战态度和政治经济、外交政策。 根据海明威的谈话，周恩来认为在争取国际友人的支持上“大有活动的余地”，并致电廖承志和，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海明威与玛瑟在重庆期间，中国新闻学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九个社团联合举行招待会，欢迎他们，与会者有中外各界人士300多人。席间，海明威夫妇欣赏了中国古典乐曲，品尝了中国的佳肴和美酒。对这二者都很内行的海明威不停地称赞“好极了”！ 离开重庆以后，他们又到了成都、昆明，看到了古老高大的城墙，从西藏远道而来的骆驼商队，看到了成千上万的民工抢修机场的沸腾场面，民工们一边拉石磙，一边喊着低沉浑厚的号子…… 40年代的中国给海明威的印象是：中国还很落后，但中国很有前途。回美以后，他出席记者招待会，写连续性的报道文章，站在和平、民主、进步的立场上，谈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和感受。 4. 海洋陆地天空 海明威与玛瑟在缅甸仰光“分道扬镳”。玛瑟飞往印尼雅加达继续采访战事，海明威则又到了香港，然后经菲律宾马尼拉回到美国。 这次中国之行成为海明威与玛瑟的婚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此后，他们的婚姻便逐渐褪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烟四起，古巴哈瓦那郊区的“瞭望田庄”却远离烽烟，海明威与玛瑟都不是在这样的时候还追求“独善其身”的性格，“瞭望田庄”那栋白色多层建筑掩映在树林中，面对海上吹来的贸易风，很舒服很安宁，可海明威与玛瑟在这里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候并不多。 1941年12月7日晨，日本人偷袭了在军事上有“太平洋心脏”之称的珍珠港，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受到重创，数百架飞机、数十条战舰和数千名官兵，一个早晨就灰飞烟灭了。美国和世界为之震惊。 两个想躲避二战炮火的大国——美国和苏联——都没有躲避得了。继苏德战争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向日本，向“轴心国”宣战。 在《永别了，武器》中，海明威曾让他的主人公与战争单独媾和。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海明威本人却向日、德“单独宣战”。 罗斯福发布战争令的当天，海明威就自动“加入”海军，而且“指挥”一艘战舰。 这艘战舰就是海明威心爱的，像皇后一样庄严华丽的“拜勒号”。这条油漆闪闪发光，甲板明净如洗，渔具齐全储酒丰富的游艇兼渔船，现在装备了来福枪、机枪、火箭筒、手榴弹、反坦克炮和一满舱炸药，还有用于军事联络灵敏度很高的电台。武器取代了钓鱼工具，但酒吧间必须保留。 战舰“拜勒号”上有十多名水兵，海明威成了“海军上将”。这位“海军上将”指挥着“拜勒号”，在古巴、洪都拉斯、巴拿马运河区、墨西哥和佛罗里达的加勒比海沿岸搜索敌人的潜艇。 “拜勒号”装饰了海上的各种伪装，海明威运用他懂得的海上游击战的知识，在加勒比海上巡视。当时，这一带经常有间谍船或走私船为德国的潜水艇提供油料和食品。一旦发现了潜艇或间谍、走私船，海明威第一步行动是击沉之，第二步行动是将装满炸药的“拜勒号”开到最高速度，让它像一枚巨大的渔雷冲向敌船，“海军上将”和水兵在两船相撞爆炸前的瞬间跳入水中，然后各尽所能，自己拯救自己。 当然，“拜勒号”也有可能在两步行动都来不及实施就被敌人击沉，但海明威对此全然不顾。在这一点上，海明威的性格也是两个极端的组合，你可以说他贪生，但他绝不怕死，甚至还认为，在轰轰烈烈中死去，还是死得其所。 海明威的“上司”不是海军司令，而是美国驻古巴大使布拉东。这位大使是一个热情的爱国者，也有几分海明威式的英雄虎胆，海明威与他讨论了作战方略，马上得到了布拉东的“批准”。 后来海明威又与美国情报参谋部建立了联系，他们对海明威的作战方略表示钦佩和赞赏。 “拜勒号”没有击沉过敌船，它自己也没有遭遇袭击，但它发现过11艘纳粹潜艇，其中好几次都是眼力不济的海明威捕捉到了潜艇露在海面的潜望镜的蛛丝马迹。他马上用无线电向美国情报机关报告敌情。飞机出动了，把潜艇炸沉。 “海军上将”海明威获得了嘉奖。与此相应，他的皮肤被海上的骄阳晒成古铜色，胡子长得像灌木丛一样浓密。这位将军的着装常是一条褪了色的蓝色运动裤，一件满是油污和汗渍的衬衫。人们常看见他一双赤脚走在哈瓦那市区的街道上，行色匆匆，那多半是到美国大使馆去向“上司”汇报情况。他虽然外表粗野，但在高大魁梧的大使布拉东面前既礼貌又谦虚，毕恭毕敬。 这位“海军上将”经常亲自掌舵。舵盘前的支架上挂有一个大酒壶，他一手把舵盘一手端起酒壶喝酒，并美其名曰“喝掌舵酒”。有时喝得东摇西晃站不稳。可酒醉也好，他醒也好，但能连续掌舵好几小时，不出半点差错。他有豹子那样的机警，再迷糊，这根弦也不放松。 海明威的巡逻猎潜活动前前后后进行了两年之久。“拜勒号”的航海日志记录了这些日子里的活动情况： …… 1942年6月13日，凌晨2点至上午7点监视海面。天亮后外出巡逻，至天黑返航。 1942年6月14日，凌晨4点起监视海面，天亮后外出巡逻，下午1点返航，停靠码头，装载补给物资。 …… 与此同时，这位“海军上将”还负责一个主要在陆地上活动的情报组织，名叫“骗子工厂”，成员皆为自愿参加者，各色人都有。他们从各种渠道收集与战争相关的情报。通过驻美大使馆提供给美国情报参谋部。这些人行踪诡秘，经常出没于酒吧间、咖啡屋或者灌木林中。海明威不出海巡逻的时候，经常跟他们在一起活动。 与此同时，海明威与玛瑟的矛盾加深。 玛瑟不否认“拜勒号”和“骗子工厂”行动的正义和热忱，但她本人却对这种散兵游勇式的工作不感兴趣。从亚洲采访回来以后，她曾经一度扮演以前波林在基韦斯特担当的角色，当好“瞭望田庄”里的女主人。但海明威常把他在“拜勒号”上发号施令的方式用于处理家庭事务，玛瑟对此特别反感，而一旦抵制那些号令，她又成了海明威生活的局外人，备受悠闲恐怖症的侵扰。她与海明威的关系越来越僵。海明威那种既有家长作风又有顽童习气的性格使她无法忍受。 玛瑟决心重操新闻旧业。她本来就热爱这项工作，同时这也是对海明威那套大男子汉作风的还击。 也许是有意的选择，玛瑟在海明威生日的前几天离开了“瞭望田庄”。以致海明威在43岁生日的那天晚上心潮翻滚，久久不能入睡。他想起了与哈德莉在一起的日子，试图用美好的回忆来填补眼前的寂寞和空虚。 玛瑟一走就是好几个月，柯里尔报社派她采访荷属奎亚那，苏里南丝林，曼哈顿商业区，还到白宫见了罗斯福总统，当她回到哈瓦那的“瞭望田庄”稍事休整时，海明威讽刺她是回来“进行家庭采访”。这个讽刺倒符合事实。玛瑟不久又去了欧洲战场。 追猎敌人潜艇的海明威追不上妻子的两只脚。 1944年春，美国海军消灭了加勒比海地区的全部纳粹潜艇。“拜勒号”再无目标搜寻。“海军上将”海明威很快找到了新的位置，这次是穿上了飞行员的皮制服，飞上天空。 他凭借自己的名气，通过乐于助人的朋友，应邀签约而成为英国皇家空军的战地记者，负责报道皇家空军对德国的空袭。 海明威生平第一次到了伦敦。他迫不及待地要跟飞行员去执行任务。英国皇家空军负责同记者联络的乔治·荷顿立即与海明威商定了他随空军活动的计划。 可是他还没来得及上天就碰到了倒霉事。一同到伦敦的记者纷纷请他做客，一天晚上，他与一群记者聚会到凌晨3点，喝得酩酊大醉，开车回住地时，外面一片漆黑，走了不到半里，汽车猛地一头撞到一个塔上，海明威的头被挡风玻璃划开一道很深的口子，鲜血浸透了他那一大蓬胡子。医生给他缝了57针，他被撞出了脑震荡。 几天以后，玛瑟也到了伦敦。听说海明威是在通宵晚会上喝多了酒以后受伤的，她很生气。她历来就反对海明威喝酒。在战时的伦敦还这么放肆，就更令人憎恶。她怀着这种心情去医院看海明威，可是一进病房，看到海明威满脑袋绷带，像个包着一头白头巾的穆斯林，禁不住哈哈大笑。海明威大失所望，他原以为妻子会怜悯他。他心里很委屈，事后对人说，玛瑟简直“傻到不懂人之常情”，“没有良心”，“在我养伤期间，只来看过两次。” 但海明威不会太伤心，他刚到伦敦就认识了《时代》周刊的女记者玛丽·威尔斯。她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 伤好以后，海明威随英国皇家空军执行了二十多次飞行任务。参加了英美两军联合发动的诺曼底登陆战役。 在诺曼底登陆中，他乘坐第一批登陆艇。德军的圣洛防线突破之后，不待命令下来他就参加到他喜欢的第一军第四步兵师的队伍中，跟士兵们一起冲进滩头堡。后来又趁滩头堡登陆和闪电攻击中的混乱，成为著名的英雄团——第二十二步兵团的一员。跟随这个团，他们一仗接一仗，一直打到霍根森林。战斗进入最时，弹如急雨，尸横遍野，鏖战二十天后，这个团的3000多人牺牲了2500人。 海明威自始至终处在这场浴血奋战之中，他为受伤垂危的士兵写家信，他在英雄墓前肃立致哀，他还以战术家的眼光和人道主义者的悲愤大发雷霆，批评这种正面强攻太愚蠢，伤亡惨重。 以至后来有个英官说：海明威这个人“迷恋于扮演海明威这个角色，但太过火了。这好比一个19世纪的感伤主义演员去扮演20世纪一个行动鲁莽的小伙子”。这话不太友好，却不能不承认很有几分敏锐。不过海明威绝不是演员，他的“感伤”和“鲁莽”都是本色的。尽管有时候有点夸张。 但不管怎样，眼下海明威正跟这支急遽减员的队伍向着炮火密集的地方挺进。 第四师的将军说，在一次战斗中，海明威深入到了前沿阵地，侦察两翼的德军情况，发回有关德军兵力和装备的准确的报告，并建议派坦克增援盟军。 诺曼底登陆战胜利后，海明威返回伦敦，继续采访英国空军的作战情况。他到战区观察空军击落德国飞弹，随机执行轰炸德国飞弹发射场的任务。有一次空战演习，飞行突击队长巴奈请他坐到驾驶舱内，飞上天空后发现敌人的许多飞弹擦着机身穿过去，还被高射机枪封锁。对这次差点丧命的飞行，海明威感到十分过瘾，返回战地后彻夜难眠，要趁着新鲜，把经历写下来。 这时候，海明威的记者意识正在日益消解，几个月里，他只向翘首以待的报社发回寥寥几篇电讯稿，他不自觉地把自己等同于了反法西斯的军人。 5. 角色变了 进军巴黎是盟军下一个重大战役。 海明威又从伦敦回到诺曼底，从英军回到美军，仍旧以巴顿将军的第四步兵师为采访基地，跟随他们不停地向南移进。 有一次，他和另外两个人驾着巴顿将军配给的摩托车去前沿指挥所，误入德军反坦克炮阵地，遭到了对方的机枪射击，摩托驾驶者一个急刹车，车上的人全被甩到路边的一条深沟里，海明威的头撞在一块大石头上，又受重伤。 这时候，他在伦敦车祸中落下的脑震荡还没全好。他最需要保护的是头，可他的头老是受打击。他写信向玛丽诉苦，不得已休养了几周。 进军巴黎的战役正式打响，他又上了火线。他是最早到达前沿的少数几个记者之一，但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记者身份。在巴黎近郊的雷姆波立特镇，他干脆脱掉了记者的蓝色制服，率领一支自发性的战斗小分队，四处寻找任务，主动地配合正规军出击。 海明威当了这支地下军的司令官，在一家三层楼的小旅店里建立了指挥部。他依照他在西班牙内战中学到的游击战方式指挥小分队行动。他们的主要行动是侦察敌情，他们化装成农民、手艺匠、江湖艺人或神父、卖花女，四处察访，把有关德军的兵力部署、火力设置和其他军事情报带回“司令部”。一遇到有利时机，他们还抓“舌头”。 如果抓到“舌头”，总是由海明威亲自审问。他坐在司令部的桌子后面，神志威仪，俘虏无不敬畏。虽然他的德语半生不熟，但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不久，大批记者也从伦敦、诺曼底来到巴黎城下，许多人在海明威那里看到他没有穿记者服，他的房间简直是个武器库，墙上还挂有军事地图，他的蓝皮小本写满的不是战地采访笔记，而是审讯记录和有关德军的情报。 按国际法，记者是不能参战的。16岁时，就因“苍鹭事件”而上过法庭的海明威对“法”始终有几分敬畏。 但他更崇拜真理、正义与和平、进步。他一如既往而且越干越欢地率领他的战斗分队实施他认为对解放巴黎有意义的各种武装和非武装行动。他的部下由18个人迅速增加到200人，其中主要是法国人，此外有波兰、捷克和德国的难民，大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当奉命执行解放巴黎任务的法队——勒克莱将军的第二装甲师——开到巴黎城外时，海明威向勒克莱的参谋部提供了有关德军的详尽情报。勒克莱将军后来对戴高乐将军说，海明威的贡献拯救了千百个法国人的生命并提前了解放巴黎的作战时间表。 而总攻开始时，海明威的战斗队比盟军的正规部队更早冲进巴黎城。勒克莱将军的装甲师还在塞纳河南岸进行激烈的阵地战时，“海明威司令”的那支“义勇军”就已经开始了城内的巷战，正在凯旋门附近奋勇歼击敌人。 “海明威司令”的行动不是正式战争的组成部分，他不必依军令而行动，他只服从一个最高命令：为自由与和平而战，为消灭法西斯匪徒而战。 他率领他的部下挺进到他非常熟悉的瑞兹旅馆，这家旅馆因为它的窖存美酒而享誉巴黎。他立即叫人在旅馆门口贴上一幅广告： “海明威占领好旅馆，地窖里美酒喝不完。” 这时巴黎城内的战火硝烟还未平息，性情急躁的海明威总是先行一步，他要喝酒庆功了。 盟军攻克巴黎以后，《法兰西义勇军报》率先载文报道了海明威及其战斗队的事迹，文章说“他是一个刀枪不入的强悍者”。其他各报也随之纷纷报道。 海明威成为一个传奇式的英雄。 他把战地记者的职责完全丢到了脑后。德军驻巴黎总司令向盟军签字投降的那天，他也顾不得发电报道这一重大消息，他与朋友狂欢痛饮，他高举酒杯说：“在这最后极度兴奋的24小时中，我们谁也不要写一行字。谁要写了，他准是一个大笨蛋。” 胜利的喜悦岂能言表！ 8月底，几个月前结识的玛丽从伦敦赶到巴黎来看望海明威。胜利的时刻也是收获爱情之果的最佳时刻。 但是，战斗还未完全结束，在德军建立的西墙防线上，两军鏖战正酣。玛丽刚到巴黎，海明威的朋友——两个月前最先冲上诺曼底滩头的步兵英雄团上校团长朗哈姆——用军用密码发来一个私人信件： “见鬼去吧，海明威，我们正在与敌人激战，你却躲在后方！” 来日方长，海明威顾不上玛丽了。挎上卡宾枪，他带了一批志愿者，去追赶朗哈姆的英雄团，追赶正在德军西墙防线上进行的激战。一路上与零星德军发生几次遭遇战，海明威队伍里牺牲了6个人。他写信对自己的第二个儿子说，要不是自己会动脑子，一天得当几次俘虏。 三天以后他出现在朗哈姆的团指挥所，半个月后，他参加了摧毁西墙防线的战役。在那炮火纷飞，每一秒钟都有可能死亡的地方，海明威坦然自若，毫无惧色。 战斗胜利的当晚，朗哈姆在他的指挥部举行了牛排晚宴。此时纵深区域的德军炮兵仍在时不时向盟军营地打冷炮。朗哈姆关于这次晚宴的回忆令人动魄惊心： 正当牛排刚刚端上桌来，突然一颗88毫米的炮弹打穿了海明威对面的那道墙，接着又穿过了另一道墙，但没有爆炸……这种炮弹的飞行速度几乎和光速相等，人们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就到了你的眼前。转瞬间我部下的人全都躲到贮藏马铃薯的地窖里去了。我跟着最后一个走到通往地窖口的楼梯头。我回头一看，海明威仍坐在桌子旁边不动声色地用刀子切着牛排。我大声喊他快躲到地窖里去，但他不听。我转身走到他跟前同他理论。蓦地，又一颗炮弹穿墙而过。他仍继续吃他的牛排。我们又争论开来，可他仍然无动于衷，于是我也干脆坐下。这时第三颗炮弹又射过来。我要他把那顶该死的钢盔戴上。他也不听，于是我也把自己的钢盔摘下来。我们边吃牛排边争论。 你可以说这表明海明威有一种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也可以说海明威对“生”与“死”的判断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 有两件事也是朗哈姆亲眼所见。 诺曼底登陆成功以后，朗哈姆在圣·米歇尔山附近的一所教堂里建立了一个新的指挥所，环境安全而优美。海明威一次开车到了这里，正遇上朗哈姆和军官们正准备举行庆祝宴会，新指挥所里喜气洋洋。朗哈姆邀请海明威参加。这类活动海明威几乎从未拒绝过，可那天他却心神不定，拒绝出席，朗哈姆再三挽留，他还是开着车匆匆走了，仿佛这个新指挥所里有什么让他感到可怕的东西。 海明威走后不久，德军的炮火忽然猛烈轰击指挥所，几个军官被炸死，还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朗哈姆。后来朗哈姆问海明威那天为什么反常地急躁，匆匆离开，海明威说：“我在那个地方好像闻到了死人的臭味。” 另一件事是发生在突破德军西墙防线以后。朗哈姆任命一个少校担任第一营的代理营长，一天，朗哈姆和海明威一同乘吉普车到这个营的阵上去视察。回团指挥所的路上，朗哈姆说，第一营这个代理的少校营长力不称职，要在近日内免除他。 海明威听了没吭声。可过了好久一阵，他突然喊道： “朗哈姆，那个营长非要免除吗？” “怎么啦？”朗哈姆有点不高兴地说。 “他活不多久了，他快要死啦。” 10分钟后，他们的吉普车回到团指挥所，一个参谋副官匆匆走上前来对朗哈姆行了一个举手礼：“报告上校，第一营代理营长阵亡。谁接替他指挥？” 朗哈姆和海明威离开第一营不久，一颗德军的炮弹击中营部防空壕，那位代理营长当即被炸死。 一阵惊愕之后，朗哈姆问海明威：“你他妈的怎么知道他会死？” 海明威喃喃地说，他也讲不出所以然，只是在视察阵地时，好像闻到那少校身上有一种奇怪的气味。 这两件事，海明威自己也说不清，朗哈姆更是百思不得其解。海明威的眼睛不好，但是其他感觉，尤其是嗅觉，特别灵敏。他不抽烟，但嗜酒，原因之一就是他认为烟使人感觉迟钝，酒则恰恰相反。而他的写作，他实践“冰山原理”，创造冰山效果，必须依靠灵敏的感觉。 海明威的敏感也曾帮助他自己和他的同伴死里逃生。在欧洲战场上最激烈的赫特吉纳战役中，海明威和几个记者一天开着一辆吉普车在泥泞的路上走。那天雾很大，能见度低。突然，他们听到天空中传来一种奇特的撕裂声，这种声音只有海明威熟悉，是一种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老式飞机发出来的。德国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不得已又将这种飞机拿出来参战。它的特长是低空俯冲，如若未被击落，其杀伤力相当可怕。 海明威大声喊道：“跳车！” 大家立即跳下车，奔到路边的土沟里。眨眼间，一架飞机朝公路俯冲下来，紧接着是机关枪的疯狂扫射。一阵空袭过后，那辆吉普车被打成了蜂窝。 奇怪的撕裂声远去之后，匍匐在地上的同伴们才抬起头来，他们看到，海明威站在那里，一手端着随身带的酒壶，正泰然自若地喝他的马提尼酒。那神态，宛如东非高原上一头君临百兽，迎风伫立的雄狮。 躲避飞机的俯冲扫射，趴倒是没有用的。海明威的战场经验之丰富，不逊于职业军人。 这是海明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上最后一次历险，也是他一生与战争永远告别的象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老人与海 1. 受审与受勋 1944年冬天，盟军已打到德国本土，战争接近尾声，但这个冬天特别寒冷。 在这次战争中，海明威历尽艰险。他在战场上被传奇化为“刀枪不入”，12月里的严寒却把他击倒在床上，他得了重感冒。从头到脚的各种老疾新伤也一齐来助纣为虐，他浑身疼痛难忍，经常咳嗽吐血，特别是头，痛得像要爆裂。 但是，若有来探望他的朋友问到他的健康状态时，他便立刻踢开盖在身上的被子，伸出一条肌肉暴突的大腿来回甩动着说：“棒极了！” 而他的比他小16岁的弟弟却说，他哥哥那副苍白的脸在浓密的黑胡子衬托下显得更苍白了，每次上厕所呕吐完出来，总得扶着桌椅等家具，才能步履蹒跚地走回卧床。 情绪很容易波动的海明威不免有几分沮丧，这与其说是伤病引起的，不如说是因为不能“行动”。 一不能行动，他就难受。可前不久，他说差一点被军法处剥夺了“行动”的自由。 他卷入了“海明威案件”。 战争是职业军人的事。日内瓦公约规定，战地记者的任务只是观察和报道，一律不得携带武器。 可海明威未经授权而参加战斗，并率领一支没有军人纪律和未经训练的游击队打仗，应当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 “海明威案件”由美军第三军团的军法部门和总检察署审理。库尔特·辛格说： 调查进行了两个月。 “你见过欧内斯特·海明威手里拿枪吗？” “没有，但是拿过铅笔。” “你曾见过欧内斯特·海明威射击吗？” “见过。” “在哪里？” “他给我弟弟射（摄）了一张照片，我打算寄给母亲的。” “欧内斯特·海明威是否想把你编入他的部队？” “什么部队？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才跟他走的。” “你看见过海明威打死人吗？” “看见过。” “请把细节讲述一遍。” “这事发生在巴黎近郊的树林里，一个男人，是个德国人，带着枪躲在一棵树后面。海明威和他格斗，把他的枪夺了过来，扔在一旁。他把那人紧紧按在树桩上，那个纳粹分子给按死了。” …… 军法部把这个案子搁置一旁，查不到海明威犯罪的证据。除非严刑拷打，他们传到军部来的男男女女的证词不会改变。艾森豪威尔将军下令说，对于似乎会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求得战争胜利的人应该不予追究。军法部长最好去清算罪有应得的纳粹战犯的全部罪行。 军事法庭的审讯就此作罢。 海明威本人也接受了审讯，他是运用“想象力”来对付讯问的。 你为什么在战地不穿记者的蓝制服？ 当时是8月，天气很热，为保持仪容整齐，有时便脱了，但每次脱下的时间都不长。 为什么会有人称你为“上校”、“将军”、“司令”？ 那只是出于一时兴趣，开开玩笑。正如新英格兰沿海一带，你只要有一条平底小木船，人们就称你为船长。 你干吗在住地挂军用地图？ 那只是便于寻找采访地点，确定采访路线。 那你房里堆放了枪支、弹药，如何解释？ 朋友寄存的，他们信任我，我那儿也方便。 你到处收集军事情报做什么？ 没错。那是为了收集给报社写文章的资料。 可有人说你向军方提供了军事情报。 我只是当翻译，因为我的法语讲得流利，很少出差错。 至于问及他是否跟随朗哈姆的部队打过仗，海明威的回答是：他的一举一动完全可由巴顿将军和朗哈姆上校证实，他根本没有摸过枪。 在回答讯问之前，海明威履行了首先必须起誓的程序。从军法部出来，他找到一个酒吧间喝了一顿闷酒。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犯了伪证罪。“橡园镇”文明让他从小接受了以“诚实”为尚的教育，他敬畏的少数东西之一就是“法”，因为它公正无私。然而他却不得不欺骗公正无私的东西。被传去讯问就是很不光彩的事情了，更何况还要用神圣的誓言去把谎言包装成真话呢？ 后来，尽管有关方面宣布他无罪，他感到宽慰，还在朋友面前得意地说：“我的罪名已经解除。”但他一想到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心里就有一种难言的痛苦。当时如果他承认了事实，他将声名扫地，灰溜溜地被遣送回处在世界末端的“瞭望田庄”，现在，他隐瞒了真相，摘除了自己头上的英雄冠保住了另一份荣誉。 这滋味真有点儿像吞了一只苍蝇，还要说“味道好极了”，让人又恶心又恼火。实在难以猜透，人为什么总是要受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捉弄。 但不论怎样，海明威不愿意老老实实穿上他的蓝色制服，端端正正地别上那枚战地记者徽章，这种枪林弹雨里的护身符，他不需要，甚至为之感到羞耻，他渴望的是同敌人厮杀。“海明威案件”尚未结案，他又挎着卡宾枪随二十二团沿齐格飞防线突进到西德。 这倒不是他非要以身试“法”。 他的“想象力”使他相信完全有可能出现这种奇迹，他将迎面碰上希特勒，那么，他只消一拳，就会把这个法西斯头子打个仰面朝天！ 可惜他最终没有到达柏林。病体困住了这位虎胆壮士和孤胆英雄。 为真理、正义与进步、和平而战的人，历史不会让他蒙羞受屈。1947年6月13日，在哈瓦那的美国驻古巴大使馆里举行了一个授奖仪式，三年前曾经在军事法庭上受审讯的海明威，现在接受了美国陆军总部颁发给他的一枚星字勋章，授奖荣誉状上表彰了他的功绩： “海明威先生作为一名战地记者从1944年7月到12月，在法国和德国为盟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熟悉现代军事科学，对敌我双方的军事情况做了实地调查和报告。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他不顾生命安危，冒着猛烈的炮火在各战场进行采访。 “海明威先生还把获得的资料进行整理加工，巧妙地写成文章表达出来，从而让读者对整个作战部队，对将士们面临的各种艰难和取得的辉煌胜利留下了完整的印象。” 美国陆军总部这个荣誉状措辞审慎，只能把海明威的功绩界定在他的记者身份上。但闪烁其辞的表达和由军方授勋的事实都说明：海明威在二战中的欧洲战场上是一名特殊的战地“记者”，收集了特殊的“资料”，完成了特殊的任务。 勋章和荣誉也许是来得迟了一点，但它们毕竟彻底扫除了“海明威案件”埋在他心灵深处的隐痛。正义和真理毕竟更具有永恒的意义。 2. 美丽的港湾 战争与爱情分别导源于人类情感世界中恨与爱的两极，一个在最高层次上反映出人的社会性，一个在极端位置上表现了人的个体性。也许正因如此，它们成为两个具有永恒意义的文学主题。 甚至可以说，也是永恒的人生主题。 二者如同冰炭，难以相处共存。 海明威却是古往今来罕见的能将这二者化为鱼水关系的人和作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与阿格纽丝的热恋，助生出《永别了，武器》；西班牙内战的炮火，点燃了他与玛瑟的炽热爱情，他写出了《第五纵队》和《丧钟为谁而鸣》。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二战场上的飓风又把一个温柔娴雅而又聪明能干的玛丽卷到他的生活当中。 玛丽将成为海明威人生旅程最后15年里的风和日丽的避风港。 从欧洲战场回到古巴哈瓦那市郊区的芬卡以后，海明威的第一件事是将占地15英亩，带有一幢白色的西班牙式住宅、以及网球场、游泳池、拳击房和花园、绿篱的“瞭望田庄”装扮一新。它要迎接新的女主人了。 在这个世外桃源里，海明威的身体和脑力得到恢复。久违了的“拜勒号”游艇又成为他的亲密伴侣，不过他现在只驾着它在附近海域巡游，就像一个远征归来的骑士在青青的草地上遛马。“拜勒号”停泊在港湾的时候，他就赤身躺在白净细软的沙滩上进行日光浴。已被人亲热地称呼为“大伯”、“爸爸”的海明威，仍以强健的筋肉和黝黑的皮肤为美。 至于他同玛瑟的婚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1945年12月，玛瑟同他正式离婚。他把这个事件称作玛瑟送给他的最可心的圣诞礼物。他的朋友朗哈姆上校将玛瑟与海明威的母亲格莱丝相提并论。说玛瑟和格莱丝是海明威一生中遇到的仅有的两个敢于反对他的女人。大概正因为如此，海明威像过节一样庆幸自己与玛瑟的离异。 三个月以后，他与玛丽在“瞭望田庄”结婚。 像海明威前面的三个妻子一样，玛丽·威尔斯出身于一个宽裕而有教养的家庭。她的长相很像当时美国一个著名的歌唱家和电影演员玛丽·马丁，身材和体格却有点像一个匀称而健美的小伙子。 如果略加理想化的话，玛丽的资质可以说兼有哈德莉、波林和玛瑟之长。她能够随着时间、地点和情况的变化恰如其分地出现在海明威的前面、后面和旁边。她既是妻子又是情侣，既是崇拜者又是批评家，既是钓鱼打猎时的陪伴又是书房里的秘书和编辑，另兼护士、厨师和“瞭望田庄”产业管理人。 玛丽办事果断，但态度温和。她认定她的丈夫是个天才，所以在千百处细节上表现出自己对他的爱。海明威这个人很难理解，也很难相处，但是她听见过他在痛苦的睡眠中发出的呻吟，也知道他的和心灵遭受过的创伤，她尊重他的意见，体会他的需要，感受得到他那结实的躯体里蕴藏的那颗温柔的心。他可能使用一些粗俗的语言，但她知道他骨子里是个文雅而有教养的人。 玛丽对海明威百般体贴，但又从不试图占有他的灵魂，她有办法让海明威这头“斗牛”站着不动，又不伤他的尊严，如果他愿意，也允许他进攻。从与玛丽的共同生活中，海明威第一次感到爱情超过了他自己的那种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 作家都是喜欢讲述自己的爱情故事的，但恐怕很少有人超过海明威对玛丽的赞美。他曾经写道：“玛丽小姐是始终如一的。她勇敢、妩媚、机灵，看看她就叫人感奋，伴着她就觉得其乐无穷，实在是个好妻子。她还是个很出色的捕鱼能手，枪法相当准确的猎人，游泳健将，第一流的厨师，品酒的行家，优秀的园丁，业余天文学家，懂艺术，懂经济，又懂斯瓦希里语、法语和意大利语，还能用西班牙语管理船只和家务。她也很会唱歌，嗓音准确，真实。她认识的陆军将领，空军军官，政界要人，数目之多，超过我所认识的阵亡的连长，营长、酒友、恶棍、草莽歹徒、酒店老板、飞机驾驶员、赛马赌徒、形形色色的作家…… “她不在家时，整幢房子就像她曾拿开的倒得空空如也的空酒瓶一样空，我也就生活在真空里了，那种孤寂的情形活像电池用完后又没有电流可接的一个无线电真空管。”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从谁开始，海明威周围的人喜欢亲切而尊敬地称他为“爸爸”，他也逐渐习惯，而且乐于听到别人称他为“爸爸”。 与此相应，玛丽也常常自称为“麦克爸爸的快乐妻子”。她比海明威小八岁，她的第一次婚姻很不愉快，而与海明威的结合使她也感到自己找到了幸福的归宿，她乐于以一个职业女性的聪明才智当好“瞭望田庄”的女主人。 3. 港湾里的骑士 巴黎解放不久，海明威就搭乘一架返航的轰炸机先行回到了美国，他向“心爱的玛丽”写了好几封信，说他将永远爱她，一定对她忠诚不渝，永不变心。行将50的海明威确实也在内心深处想为自己寻求一个爱情的归宿，让自己那颗动荡的心停泊在一处美丽而平静的港湾了。 曾经沧海的玛丽真切地感到了海明威这种爱情的沉甸甸的分量，她接受了。以后的共同生活证明，她的判断和选择是正确的。当她在海明威面前自称为“麦克爸爸的快活妻子”时，她感到自己又回复到了少女的时代。于是，“不易相处”的海明威的一切都转化成为美好，他的暴躁脾气和家长式作风使他像个古代酋长一样威风凛凛，他偶尔耍一耍的孩子气使他像个骑在牛背上的光屁股牧童那样烂漫天真，而他经历的超乎常人的磨难和创伤又使他身上产生一种令人“怜悯和恐惧”的悲剧效应。玛丽像情人，女神和学生一样爱慕他，呵护他，崇拜他。 而海明威与玛丽结婚后，则对人生有了一大新发现，以前他总想到某一个地方去寻找幸福，现在才知道，幸福不是在哪个地方，而是在一个人身上。他遗憾自己到47岁时才找到玛丽，他又庆幸自己终于在这时候找到了玛丽。这迟到的幸福诱发了他的创作冲动，他兴致勃勃地写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他将这部小说定名为《伊甸园》，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他同哈德莉、波林和玛丽的爱情婚姻生活。至于与他有过短暂婚史的玛瑟，他不但将她逐出了自己的“伊甸园”，而且几乎将她逐出了自己的记忆。 他那过于强烈的“男性中心意识”，使他一旦发现某个女性想要凌驾于他之上，便对她产生不共戴天的义愤。而当年的玛瑟总是时不时激起他这种不良情绪。因此，他的《伊甸园》里没有玛瑟的位置。 他希望从女性那里得到的爱是一种带有崇拜和敬仰之情的爱，而且随着自己年岁与名声的与日俱增，他这种希望也日益强烈。当他感受到了这种爱的时候，他身上便焕发出一种勇敢而多情的“骑士之爱”。对此，玛丽有切身体验。 玛丽与海明威结婚五个多月的时候，遇到一场大难，是海明威把她的生命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她怀孕后胎儿异位，致使左边的输卵管破裂大出血，剧痛难忍。送到医院去时，她处于休克状态，濒临死亡边缘，而该死的主治医生恰好不在，一位实习医生已找不到玛丽的脉搏。忙乱了一阵后脱下手套摇头叹息着要海明威赶快准备向妻子告别。 关键时刻的海明威非常令人钦佩，他冷静而坚决地拒绝了实习医生的善意敦促。他匆忙披上白色工作服，戴上面罩，充当了临时主治医生，指挥那位实习医生在玛丽的手臂上找到血管，立即输血。血浆一滴一滴流进玛丽的血管，握着玛丽的手，海明威瞪大眼睛全神贯注守候在床前。玛丽那石膏塑像一般苍白的脸上慢慢出现红晕，脉息和呼吸逐渐恢复。这时主治医生也回来了，他又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玛丽终于死里逃生。在以后的10多天里，海明威几乎寸步不离，而且滴酒不沾地陪护在玛丽身边。 这个事件使海明威在接连几个星期里思考着生与死的问题。它证明，人应该与死亡作斗争，“与其说人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不如说可以向它挑战”。他与玛丽共同创造了打败死神的奇迹。事后他对玛丽的坚强与沉着大加赞赏，他甚至将玛丽列入了自己的“英雄录”名单中。而玛丽则被丈夫那种勇敢而多情的“骑士之爱”所深深感动。经历了暴风雨的洗礼，他们的爱情变得更加炽烈也更加深沉。 在风平浪静的生活里，海明威常常表现出“不容易相处”的一面。但在紧急危难的关头，却是最可信赖最可依靠的人。每逢这种时候，他天性中的“英雄情结”便会遽然迸放出强大的力量和绚丽的光彩，驱使他奋不顾身地救助别人摆脱危难。 玛丽的脑海中还有一个令她终生难忘的情景。 海明威写小说《过河入林》的时候，从美国驻古巴哈瓦那的大使馆里临时雇请了一个协助记录、整理文稿的女秘书，叫朱安·尼达，是一个能干而可爱的姑娘，海明威称她为“女儿”。朱安来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正碰上海明威生日，玛丽为海明威张罗了一系列别开生面的庆祝活动。“瞭望田庄”宾客如云，热闹了好几天。其中有一项活动是领客人乘“拜勒号”游艇到海上观光。朱安把她的男朋友——美国大使馆的空军助理，一个叫雷拉的小伙子——也邀来一同乘艇出海。海明威很喜欢这对青年，像慈父一样与他们聊天。 那天天气很热，海面上阳光灿烂，快到中午的时候，朱安和雷拉要下海游泳，海明威和玛丽嘱咐他们在附近海面上游一小会儿就回艇上吃午餐。他俩扑进海里，欢快地游起来。 当他们游出几百码远，在水里嬉戏了一阵，便往回游时，出现了可怕的情景。 在他们和游艇之间的海面上，冒出一条大鲨鱼，头像犁头一样划开水面，锯齿一般尖利的牙缝里嘶嘶地冒水花。朱安惊恐地尖叫起来。 正坐在船头的海明威噌地一下站起来，艇上其他人还在惊慌失措，乱喊乱叫时，海明威找到一把一尺长的锋利的匕首，摘下眼镜，大喊一声“不要怕”，便口衔匕首，攀着船舷滑到水里，朝朱安和雷拉游去。 玛丽和艇上的人都惊呆了。但是神话中的壮士下海屠龙斩怪的情景没有出现，那条鲨鱼耀武扬威地露了几下头以后，便没入水下不知游向了哪里。朱安和雷拉跟在海明威身后，游回“拜勒号”，宛如两只小鹰跟着老鹰飞回了鹰巢。两个年轻人惊恐的神情好久都没从脸上褪尽。 海明威把匕首哐啷一声丢到甲板上，一边用一根粗壮的手指刮掉灰白色的大胡子上的海水，一边豪气冲天地说：“这条鲨鱼是个脓包，见我就怕。它不是爸爸的对手！” 朱安后来说：“爸爸真勇敢，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勇敢的人。他大概还有点失望，因为他的刀子没有发挥作用，失去了一次与鲨鱼较量的机会。” “女儿”的话说到了“爸爸”的心坎上。猎捕过无数猛兽的海明威确实非常遗憾。 这件事情发生在海明威刚刚度过50华诞以后的第一个星期六。他即使身处平静的港湾，也在作着勇士的追求。 4. 老人与海 海明威计划写三个以海上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年轻时候的海》、《远离家乡的海》和《与大海在一起》。他觉得自己的一切都可以与仪态万方的大海融为一体。他有次在海里游泳，一直往深处潜，在海底看到一个地方真好，阳光明媚，白色的鱼儿在海礁、海草中游来游去，充满梦幻色彩，有一瞬间，他真想在那里长眠。大海使他感到无比亲近。 他在《远离家乡时的海》中写进了阿德里安娜与他和玛丽生活在一起的愉快情景。当年，波林出现在他与哈德莉的生活中时，他经历了由“天真纯洁”演变为“邪恶”的炼狱中的煎熬。现在，他身上那种父亲一般的感情，或者毋宁说是那种成熟的硬汉子所特有的力量，成为他捍卫“真纯”而抵拒“邪恶”的坚固堤防。 于是，这个从意大利威尼斯来到古巴哈瓦那的女孩，便成为引导他的灵魂进入真善美世界的天使和激发他创作、创作能力的诗神。就在这种心情这种感觉和这种氛围中，他精神焕发地攀上了自己创作的顶峰，摘取到了一颗硕大的明珠。 这就是三本关于海的小说之一，——《与大海在一起》，它发表的时候，叫做《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的封面是“诗神”阿德里安娜设计的，画面简洁、鲜明而辽阔、渺远，以白、蓝、褐三色为主，一角是山，山下是五间小屋，三艘渔船，对面就是一望无垠的大海。这是他出过的许多书中他最满意的一个封面。 当海明威得知他的老搭档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决定印刷500万册《老人与海》时，他无比欣喜，说这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光荣，更鼓舞人心。 海明威是花八星期完成《老人与海》的，而其中的老人、大海、马林鱼、鲨鱼以及他要追寻的人的尊严、力量和勇气，在他的脑海里活跃了16年。 《老人与海》的故事以古巴老渔夫桑提亚哥在海上三天三夜的捕鱼经历为中心。 这老渔夫又黑又瘦，脸颊上长满被海面上太阳的反光晒出来的肉瘤，后颈窝堆聚着深深的皱纹，双手留下了网绳勒出来的伤疤。他在墨西哥海湾连续打鱼84天，可是一条鱼也没有捕到。他真是运气不佳，他船上那张补了一些面粉袋的帆，看去真像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但他有一双像海水一样蓝的眼睛，那双眼睛是坚强的。 头40天里，有一个名叫曼诺林的男孩跟他一起出海。可是过了40天没有钓到鱼，那孩子就被他父母叫回去，安排到别的船上去了。老头儿只好孤零零地一个人出海。但曼诺林很爱老头儿，他见老头儿每天划着空荡荡的小船回来，心里非常难过，尽量帮他做些事情，给他一点安慰。 第84天黄昏，海边上别的渔船都是满载而归，可是桑提亚哥又是空着船回来。曼诺林帮他收拾好东西，请他到酒店去喝啤酒。酒店里很多人都取笑老头儿，但也有人在心里替他难过。 喝过酒后，一老一小回到老头儿住的茅棚里。这茅棚用大椰子树坚硬的树皮做墙，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饭桌，一把椅子，地上挖了一个烧饭的火坑，墙上挂着彩色的圣母像。以前墙上还挂着他老婆的照片，他看了就觉得凄凉，因此把它取下来了。 老头儿那双像海水一样蓝的眼睛毫不沮丧。他虽然屡遭失败，但从来没有失去希望和信心。他决定明天到远远的海上去，不等天亮就出发。他对曼诺林说：“85是个吉利的数字，你想看见我捉到一条有1000磅重的鱼吗？” 老头儿从床下取出报纸来，他喜欢看垒球比赛的消息。看着看着，他就在椅子上睡着了。男孩从床上拿起一条旧军毯，盖在老头儿身上，然后出了茅棚。 男孩再转回时，带来了饭菜，他把老头儿叫醒一起吃晚饭。老头儿边吃边讲城里垒球比赛的情况，后来又对男孩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正在一艘装潢帆的大船上当水手，那船是开到非洲去的，我看见过傍晚走到海滩边上的狮子呢。” 孩子让老头儿明天早晨叫醒他，他要送老头儿出海。老头儿不久就睡去，梦见了他小时候见到过的非洲：金黄色的海滩，高耸的海岬和灰茫茫的山，海滩上的狮子跟小猫一样在幽暗的黄昏中嬉戏。 桑提亚哥醒来的时候，月亮还高挂在深蓝色的天上。他走出茅棚，冒着清晨的寒气来到曼诺林住的房子跟前，把他叫醒。他们到早市上去喝咖啡。早晨这顿咖啡加面包是老头儿一天的饮食，他出海时从来不带食品，只在船头放一瓶水。 在海边上，男孩帮老头儿把小船推下水，说：“祝你好运。”老头儿在黑暗中划船出了港湾。 海面一平如镜，老头儿不慌不忙地划着桨，他感觉到早晨正在一点一点地到来。小船顺着海流滑行，很快就到了远远的深海上。天亮的时候，他看到了刚苏醒过来的，新鲜净洁，一望无垠的海洋。他放了四个鱼食，鱼食呈半个花环状，新鲜的小沙丁鱼遮住了尖利结实的鱼钩，鱼钩把子系在铅笔杆儿那么粗的钓丝上，暗绿色的浮竿浮在水面，只要有鱼咬钩，浮竿就会抖动。 天大亮了，太阳从海上升起，开始时是淡淡的光，随后越来越红，越来越亮，海面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一只猛鹰鼓着长长的黑翅在天上飞翔，一条飞鱼从海里跃出，飞掠过海面。那鹰忽然俯冲下来，向飞鱼凶猛地追去。 海岸变成一条长长的，绿色的线，它的后面有一抹淡青色的山，太阳已升到高空，在水上映出奇异的光彩。 一根钓绳抖动了，老头儿赶紧放下桨，往回收钓绳，一条光灿灿的金枪鱼露出水面，但很小。老头儿朝鱼头打了一下，一脚把它踢到船梢的阴暗处。 中午的太阳照在老头儿身上，汗珠一滴一滴从他脊背上往下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钓丝，忽然有一条绿色的钓竿急速浸入水里，那是一个100英尺深处的鱼食，咬钩的肯定是一条马林鱼。桑提亚哥赶忙去拉钓绳，底下像坠着一块硬邦邦的大石头，沉重得叫人无法相信。他松手让钓绳滑回去。 水下那大鱼慢慢游开去，老头儿拉住钓绳，支撑着身子，抵抗着大鱼的拉力，小船在平静无波的水面上漂流。四个钟头以后，那条大鱼照旧拖着小船不慌不忙地游着，老头儿毫不松劲地拉住带在背脊上的钓绳，钓绳勒进他的皮肉。 海岸线看不见了。太阳落下去了。天气变冷了。老头儿想：要是男孩在这儿多好啊，一个人上了年岁可不能孤零零的。 漆黑的夜幕降临。那鱼突然掀起一个大浪，老头儿跌倒在船里，眼皮下划破了一个口子，血从脸颊上流下来，没流到下巴上就凝结了。他靠在船帮上高声说：“鱼啊，我就是死也要跟你在一起。” 太阳又出来了，船还在不停地走。老头儿知道鱼还有力气。他说： “鱼啊，我爱你，而且十分尊敬你。可是，我今天要把你弄死。”一只鸟儿落到船梢上，接着又飞起，在空中打几个转，又落到钓绳上。老头儿对鸟儿说：“好好休息一会儿吧，小鸟儿。然后再试一试你的机会，人儿、鸟儿、鱼儿，不都是这样的吗？”正在这当儿，水下那大鱼突然把船扯得猛的晃荡了一下，老头儿险些被拖到海里，那鸟儿惊飞了。他盼望它还来跟自己做伴，可是它飞走了。老头儿两天一夜没吃东西了，他从那条金枪鱼身上切下六片鱼肉吃下去。他的手忽然抽起筋来，他感到自己很孤单。 水下那条大鱼忽然浮上水面，是一条比船身还长两尺的大马林鱼。在阳光下，它浑身明晃耀眼，头、背都是紫色的，嘴像垒球棒那样长，像剑那样尖。老头儿说：“哎呀，我真想不到它有这么大。”“但我一定要弄死它，尽管它是那样的大，那样的了不起。”“我要让它知道什么是一个人能够办到的，什么是一个人能够忍受得住的。” 太阳落下去了。老头儿想起自己年轻时跟一个黑人码头工扳手腕比赛的事，他们相持了一天一夜。到天亮时，围观打赌的人都说算成和局。就在这时，他使出浑身的力气和勇气，逼着黑人的手落到了桌面。 从那以后，桑提亚哥觉得：只要他愿意，什么人都会被他打得一败涂地。 夜幕又降临了。老头儿的一根小钓丝钓到一条海豚，他又有了一天一夜的粮食。水下的大鱼似乎安静一些了，他决定趁机睡一觉。他弓身撑住钓绳睡着了。他又梦见了黄色海滩上的狮子……突然，他手中的钓绳飞快地滑出去，他一激凌醒过来，赶忙拉紧钓绳。月光下，只见那鱼猛地翻上海面，又猛地落下去，一次再次地跃起落下，溅起巨大的浪花。老头儿的手勒出了血，他把手浸在海水里，口里说： “不坏，痛苦对一个男子汉不算一回事。” 太阳第三次升起的时候，大马林鱼开始在水下转圈了。它每转一圈，桑提亚哥就把钓绳收回来一段。他浑身透湿，筋骨酸痛，眼前有黑点晃动。他不停地往头上舀海水。 马林鱼终于露出水面，深蓝色的海水上现出一片淡紫色，尾巴像一把大镰刀高高扬起。老头儿想：大鱼啊，你要把我弄死了，你有这个权利。兄弟，我从来没见过一样东西比你更大，更美，更沉着，更崇高了。来，把我给弄死吧，管它谁弄死谁。 鱼靠近了船边，老头儿把鱼叉高高举起，使出全身力气，扎进大鱼的腰里。那鱼从水里一跳而起，悬在老头儿的头上，把它的长、宽，威力和美，全都显示出来，它仿佛在空中停留了一下，然后轰隆一声落回海里，浪花溅满老头儿一身。 那鱼翻出银白色的肚皮，漂上了水面。殷红的血，像云彩似的在海面上扩展。老头儿把大鱼拖到跟前，把它和船并排绑在一起，然后挂起船帆，让风吹送着船向归途驶去。他感到很累了，半躺在船梢歇息。 马林鱼的血沉到一英里深的海里，一条巨大的鲭鲨顺着血腥味追上了老头儿的小船。这种鲨鱼天生要吃海里一切鱼，没有任何敌手。老头儿手握鱼叉站立船梢，那鲨鱼飞快地游过来，猛力朝马林鱼的尾部咬去，一口就咬下来四十磅肉。老头儿一鱼叉扎中鲨鱼的头，那鲨鱼一下翻滚过来，带走了鱼叉，它肚皮朝上，用尾巴猛烈地扑打水面，后来就慢慢地沉下水去。老头儿说：“鲨鱼这东西，既残忍，又能干，既强壮，又聪明。可我比它更聪明。”“你把鱼弄死不仅仅是为了养活自己，卖去换东西吃。你弄死它是为了光荣，因为你是个打鱼的。”“说到底，这个总是要杀死那个，鱼一方面养活我，一方面要弄死我。”“可是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可就是打不败他！” 船又走了两个钟头，又有两条鲨鱼袭过来。桑提亚哥用鱼刀向一条鲨鱼的头攮去，那鲨鱼从大马林鱼身上滑下去，临死的时候还在吞着它咬下来的马林鱼肉。另一条刚从船底下露出头来，老头儿也一刀把它扎下了水。 追踪死马林鱼的鲨鱼越来越多。鲨鱼每一次袭击，都扯去很多肉。老头儿用刀子刺一条犁头鲨时，那鲨鱼猛地一滚，只听咔嚓一声，刀子折断了。 黄昏时候，鲨鱼不断地袭来。老头儿说：“跟它们斗，我要跟它们斗到死。”他抄起棍棍棒棒不断向鲨鱼打去。半夜时候，又窜来一大群鲨鱼，老头儿知道这回斗不过了，但他仍然用棍棒拼命打，棍棒打丢了，又拽下舵把子打，他不停地打，狠劲地劈，简直喘不过气来，嘴里泛出一股怪味。后来，他往海里吐了一口唾沫说：“吃吧，鲨鱼，作你们的梦去，梦见你们弄死了一个人吧。” 他知道他终于被打败了，大马林鱼的肉被撕光了。他问自己：“是什么把你打败的呢？”他想了想，高声说：“什么也不是。” 桑提亚哥返回渔港的时候，已经半夜了，他跌跌撞撞摸进茅棚，摸到水瓶，喝了一口水，就一头倒在床上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人们围在渔港边上，看到桑提亚哥的船边绑着一架巨大的鱼骨，一个人用绳子去量，足有十八英尺长。 曼诺林来到茅棚，只见老头儿正在呼呼地睡，老头儿那双手满是伤痕，男孩大哭起来，又马上噤住，抽泣着出去，过了一阵，端着一罐热咖啡回到茅棚。 老头儿终于醒了，接过男孩递来的咖啡，一口气喝完，说道： “它们把我给打败了，曼诺林。” “没有，它们没有打败你。” “我没有运气，我再也不会走运了。” “去他妈的什么运气。我会把运气带来的。” 男孩又对桑提亚哥说：“你得赶快好起来，因为我能跟你学会好多本领，样样你都可以教我。你吃了多少苦啊？” 老头儿答道：“一言难尽。”老头儿让男孩去替他拿这几天的报纸。 孩子出了茅棚又放声大哭起来。 那天下午，老头儿在茅棚里又睡着了，他照例梦见了金色的海滩和海滩上的狮子。 这个故事是一座在海洋里庄严雄伟地移动着的“冰山”，它澄澈、清纯而又深不可测，晶莹剔透而又浩瀚无垠。它的“核心”明朗，讴歌硬汉精神；它的“光晕”模糊，能引起无穷思索。 5. 从天而降的祸与福 500万册《老人与海》带着新鲜的油墨香味撒向世界，随着便是激赏和荣誉的浪潮向海明威涌来。 三年前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福克纳说：“时间将证明，海明威这本小书的质量将胜过我们任何人的作品。” 海明威作品的一位意大利女翻译家读了《老人与海》整整哭了一个下午。 评论家们搜肠刮肚，用上了最高品位的褒扬性词语：这是一本“伟大的，令人欢欣鼓舞”的书，这是“人类向命运之神挑战的神奇诗剧”，这是“一部关于人与自然的悲壮史诗”，这“是海明威最成功地运用他锤炼多年的洗炼风格创作而成”…… 连续几个星期，海明威平均每天收到十封读者来信，其中有学生、士兵、教授、码头工人，他在各地的老朋友以及许多不相识的人。还有人打电话或者亲自找到他，感谢他写出这么好的作品。 连教士和牧师们布道时也开始引用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写的那些饱含人生哲理，令人感奋深思的名言。 1952年，《老人与海》获得美国文坛上最负盛名的普利策奖。十二年前，由于一个权威人士的反对，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与普利策奖失之交臂，结果，那一年的普利策奖空缺。这个空缺，海明威在十年后终于填补上了。文学圈里还传出了海明威可能会获诺贝尔奖的舆论。 真正的明珠，其价值不必由珠宝商鉴定，人人都可看到它眩目的光焰。海明威通过桑提亚哥的形象，对人类拥有的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唱出了动人心魄的赞歌。“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老渔夫的生活信条，在功利主义、拜物主义、悲观主义、虚无主义搅得人晕头转向的时代，唤起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了自身拥有而且应该光大起来的勇气与尊严。 《老人与海》获普利策奖的消息传来时，海明威正在筹划他一生中的第二次“东非远征”。他把奖金给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过重伤的长子约翰，又用这个小说的电影版权使用费的一小部分为玛丽买了一辆黄色的汽车。在“瞭望田庄”里接待了许多祝贺的来客以后，海明威和玛丽兴致勃勃地启程去非洲。 他们首先到了法国和西班牙，会见了很多老友，看了斗牛，重游了旧地，特别是30年前他写《太阳照常升起》的一个山村，西班牙内战时他住过的马德里一家旅馆和《丧钟为谁而鸣》的背景发源地，引发海明威兴奋不已地跟玛丽述说往事。在欧洲时，海明威还接受了几个名誉头衔和一枚勋章，听到了朝鲜停战的消息，这也为旅行增添了愉快。 但在非洲的经历却无比惊险，海明威和玛丽差点没能生还。 他们于1954年1月抵达肯尼亚蒙巴萨港，此行的主要目的是采访报道那里的种族冲突问题，当然，既来非洲，打猎活动也是不可少的。一次，他们租了一架单引擎小飞机行动。机上就海明威夫妇和一个驾驶员。飞行中，海明威忽然心血来潮，要驾驶员低飞，好观赏尼罗河源头气势最雄伟的默奇森瀑布。 他们逐渐接近大瀑布了，震耳欲聋的水声穿过飞机引擎声传来。这时，前方出现一大群朱鹭，驾驶员被迫俯冲，飞机坠毁了。 海明威和玛丽被抛出座舱，都受了伤，不过不严重，驾驶员也一样。 天近黄昏，飞机坠落的地方是一片丛林，野兽出没，不可久留，三个遇险者惊魂稍定，便攀上附近一处平坦的高地，生起一堆篝火熬了一夜。晚上，海明威学野兽吼叫，野兽回报以吼叫，彼此都知道对方在什么地方。第二天早晨，他们寻到了通往尼罗河边的路，搭上了一条正在拍摄电影《非洲皇后》外景的小客船。 与此同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一个驾驶员在瀑布旁的丛林里发现了那架失事的小飞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还有幸存者。驾驶员通过无线电报告了失事飞机的编号，于是，无数家报纸发表消息说，在默奇森瀑布附近发现了海明威夫妇乘坐的那架飞机坠毁了，虽然不能最后证实，但是，机上的人恐怕是九死一生。当地警察局也派人到失事地搜寻，无功而返。 而这时候，海明威夫妇已乘着那艘拍电影的船到了阿尔伯村湖畔的布提亚巴，并且又租了一架12座的轻型飞机准备飞往乌干达的首都。祸不单行，这架飞机刚刚凌空升起，又一头栽倒在一个亚麻种植园，机身立即火焰腾空，海明威拼命撞开机舱门，他和玛丽，还有驾驶员从飞机残骸和火焰中爬了出来，立即有人拦住一部过路汽车，将他们送到了50公里外的马辛迪市医院。 但飞机的大火、残骸和盘旋上升的黑烟都表明海明威夫妇已死于非命。世界各大报几乎都以头版头条报道了海明威遇难的消息：《海明威的坐机在非洲上空失事》、《海明威死于午后》、《海明威及其夫人遇难》、《海明威失踪》、《海明威机毁人亡》、《丧钟为谁而鸣？！》…… 而这时，海明威和玛丽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医生对他们作了全面而细致的检查。海明威的病历卡上记载： 姓名：欧内斯特·海明威职业：新闻记者出生时、地：1899年，依利诺斯州，橡园镇病情：右肾挫伤，肝损伤，脑震荡，二到三度烧伤，关节粘连，可能并发眼疾和肠道功能紊乱。 海明威头上顶着一个大冰袋，手里抓一瓶他自称的镇痛良药松子酒，记者围了一病房，摄相机不停地响，他的床上乱七八糟地放着25种语言的报纸，张张上面都有他的讣告。伤情使他糊里糊涂，他声如炸雷地对记者说：“我的运气好，玛丽也走运，还活着。能读到自己讣告的人不多，我读到了。” 伤势和病情稍好一点，他给美国《观察》杂志写了一篇1.5万字的文章，描述他在非洲高原上“新鲜而又令人不愉快”的经历，这篇文章的报酬是2万美元。人们对这篇文章感到惊讶和敬佩，不是因为写得好，也不是看它报酬高，而是实在难以想象，一个人处在那种逆境下，竟然还能写出文章来。 这就是海明威！这就是他标榜的“压力下的优美”。英格丽·褒曼说：“海明威不仅是一个人，他代表一种生活方式。”人，在与厄运的抗争中，最能显示出勇气和尊严；即使死神逼近，人也“绝不能躺下不动”。 海明威“生活方式”的节律，有如大起大落的海潮。几个月以后，曾经误发过海明威讣告的报纸，又用头版头条发布一道新闻，不过这次是确凿无疑的： 海明威荣膺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多年来一直在考虑授予海明威诺贝尔文学奖。上一年，海明威的呼声仅次于英国首相邱吉尔。现在，在战争、拳击、斗牛、打猎以及种种无妄之灾中蒙受过无数创伤重击的海明威又接连两次差点因飞机失事而殒命，必须授给健在者的诺贝尔奖如不迅速行动，说不定会追不上海明威这位行动巨人的步伐，错失良机，留下不尽的遗憾。 海明威以他的《老人与海》荣获该奖，这使他获得一笔不需交税的，折合3.6万美元的奖金。他是继刘易斯、奥尼尔、赛珍珠和福克纳之后第五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 海明威从小就是一个既要执拗地走自己的路，又非常渴望被认可为“第一流”的人，要统一这二者决非易事。当年的校园小作家如今已是白鬓苍髯，但从瑞典来的崇高荣誉终于证明了他的成功。 他当然很欣喜，但一反惯常作风，并不喜形于色。也许是十分激动反而使他十分平静。新闻界尚未披露时，他已获知消息，马上向他在军界的挚友巴克·朗哈姆挂了一个长途电话。 “巴克，告诉你，我已经得到那个东西了。” “那个东西？什么那个东西？”朗哈姆莫名其妙。 “瑞典的那个东西，这你是知道的。” “你，你是说诺贝尔奖吗？”朗哈姆的声音发起抖来。 “是的”，海明威依然像拉家常，“你是我第一个要告诉的人。” “天哪！简直太好了！”朗哈姆激动地说，“祝贺你，祝贺你！” “那玩艺儿我早就应该得了。我正想要他们取消呢。” “千万别，你千万不能那样做，别发傻！” “好吧，听你的，也许我不会那样做。” 海明威有一个“勇气来自信心”的逻辑，这使他公然宣称过：“我从不弄虚作假，但也是一个牛皮大王。”他按捺欣喜，强装镇静，还是忍不住要口出狂言。不过这是在好友面前。 当消息正式宣布，“瞭望田庄”里宾客如云的时候，他在公众面前的姿态却十分谦虚，庄重，而且同样的坦诚：“我为所有当之无愧而获奖的作家感到高兴，也为所有当之无愧而未能获奖的作家感到难过，这使我受奖时内心惶恐。”“但我非常尊重瑞典皇家学院的决定，并引以为荣。不过，无论是谁获得这一荣誉，谁都应该特别谦虚。” 这正是他19岁那年作为受伤的凯旋军人刚刚回到橡园镇那个严肃世界时的姿态。 6. 击倒最后一头狮子 几年前，他曾玩笑式地说：如果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将表示感谢，但不会跑到瑞典去参加领奖仪式。现在，他的身体状况和他对大海的深情让他履行了这个戏言。当美国驻瑞典大使在斯德哥尔摩代他领奖并宣读他的答谢辞时，他和玛丽正在“拜勒号”上悠然垂钓。 但连续几个星期里，他一回到家，祝贺的人便纷至沓来，以至他抱怨“瑞典的事情”给他惹来一连串的麻烦。 有天，一位来客把好话说过了头：“你在非洲飞机失事本来要丧命的，但是你大难不死，所以得了大奖。现在你再也死不了啦。” 海明威没好气地答道：“我有朝一日会变成一具够你瞧的尸体，我不会再活五年。 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即使你是铁打的硬汉子。海明威这句戏言又几乎成为预言。1961年7月2日清晨，他最后一次扣响了他那支心爱的双筒猎枪，应声倒下的不是狮子、豹子和野牛，而是他自己。 不久以前，他曾经用这支枪打死了他的爱猫威利。那一天，威利的两条腿被汽车压断，它一路爬行，叫声不绝回到家里。它的伤势太重，已无法诊治，为了减轻它的痛苦，海明威向它开了一枪让它安息。他为此伤心落泪，威利和他相处已经11年了。但是，他在《丧钟为谁而鸣》中说过：“死亡，只在拖延时日、痛苦之至、令人难堪这点上才是坏事。” 更早一些的时候，他对一个要为他写传记的访问者说：“我仍然健康，至少我认为如此。我比以前更爱生活。但是如果我得了不治之症，我希望去得快点儿。我父亲是自杀的。我年轻的时候还认为他是一个懦夫，但是后来我也学会了正视死亡。死自有一种美，一种安静，一种不会使我惧怕的变形。我不但看到过死亡，而且读到过自己的讣告，这样的人不多。一个人有生就有死。但是只要你活着，就要以最好的方式活下去，充分创造生活，享受生活。” 海明威在生活历程的最后几年里，健康状况急遽恶化，肾病、糖尿病、高血压和创痛以及一系列并发症日甚一日地折磨他。他那强悍的精神与老迈的病体展开了严酷的抗争。他把后脑勺上的白发使劲往前梳，好盖住秃顶，只要不是在医院里，他仍然频繁地安排打猎、钓鱼、旅行活动，不放过每一次观看斗牛、拳击和各类体育比赛的机会，每天都想写出一点东西来。 这个两岁时就喜欢说：“我什么都不怕”的老人，依然渴望自己能创造奇迹。 但他的行动越来越迟缓，生活范围越来越狭小了。 海明威已因的病痛而导致精神抑郁症，他苦恼焦急，动不动就发脾气，时常出现失语和记忆中断。有次和几个朋友喝了几杯酒后，他的舌头灵活起来，说起在非洲打猎的事，可是怎么也记不起那些野兽的名称，他急得流下泪来。他想跟一些朋友写信，可是常常折腾一整天还写不好一封。 他的医生有次给他量血压，他痴痴地盯着血压计，暗哑着声音说，他再也不能写作了，写不出新作品了。说时，辛酸的泪水夺眶而出，沿着暗熏浮肿的面颊滚进灰白的胡子里。 他曾经热爱过的一切现在都失去了光彩，玛丽完全像照顾孩子一样对待他，细声细气地劝导他。他常常穿一身睡衣一连几小时坐在卧室的窗户前，凝望着对面山坡下的一小片墓地。 他几乎事事都要别人管了，惟有一件事他自己特别关心：他总记得要遮住自己的秃顶。如果出外，他一定要戴上礼帽，一摘下帽子，他便把后脑的白发使劲往前抹过去，那样子使人看了又滑稽又可怜。 这是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勇士在维护自己最后的荣耀，这是一个不甘承认失败的硬汉子在与命运作最后的抗争。在他的心目中，也许遮住了这块秃顶，就是遮住了自己的衰老和无能。 为此，他使他后半生里最要好的朋友朗哈姆既恼怒又伤心。他60岁生日的时候，玛丽从对他进行精神治疗起见，费尽心机为他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庆祝会，邀请了很多客人。 朗哈姆特地从西班牙赶到海明威家里。那天晚上，许多来宾在客厅里跳舞，海明威坐在椅子上看。朗哈姆和一位女宾跳，跳到海明威身后时，朗哈姆亲热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祝他生日愉快。但朗哈姆转身时，不小心手肘碰到了他的头顶，他像突然挨了一鞭，暴跳如雷，大吼道：不论是谁都不允许碰他的头。 朗哈姆气青了脸，立即离开客厅。海明威又慌忙追到后面去道歉，说自己只是不愿让别人看到秃顶。他伤心得流下了眼泪。又说要是朗哈姆原谅他，他明天就去把头发全剪掉。朗哈姆仍然很生气，而且听得恶心起来，他要海明威别说傻话了。 这是他们从诺曼底登陆战认识以来的十多年里发生的第一次冲突，朗哈姆同情他，但也不愿意原谅他。 与朗哈姆的冲突刚平息一会儿，海明威又当众取笑多年来全心照顾他并竭力组织了他这场生日庆祝会的妻子玛丽。那几天里，玛丽的脚受了伤，海明威嘲笑她跛着脚走路，又硬要在场的一位医生说玛丽的脚没有什么伤。他还语无伦次地讲述自己的往事，其中夹杂了许多粗野的语言。 参加这场生日庆祝会的来宾们无不感到又震惊又悲痛。大家都明白，海明威精神总崩溃的时候来到了。 1961年元月，海明威接到刚当选的总统肯尼迪的电报，邀请他和玛丽参加总统就职典礼。这是在他走向人生终点时使他精神亢奋的一件事情，他很高兴，但他已经无能为力到华盛顿去参加典礼了。他复电答谢，又选了一本书寄给肯尼迪，寄书时的几句附言，他写了十几张纸都不满意，整整忙了一天。 这一年的4月底，海明威住进了明尼苏达州的梅耶医院。除了原有的病之外，医生诊断出他还患了皮肤癌。 入院时，主治医生罗姆要他作了决不自杀的保证。 两个月以后，他说自己的病已经大有好转，无论如何要出院，玛丽拗不过他。 他们租了一部汽车回家。 海明威晚年定居地从古巴哈瓦那的“瞭望田庄”迁到了美国爱达华州的凯奇姆，这里的气候和环境适于他疗养。从明尼苏达州梅耶医院到凯奇姆的旅途是1700公里。当时正值盛夏，为了减少旅途劳累，玛丽安排了五天时间跑完全程。 6月的最后一天，他们回到久违了的家。 7月1日晚上，玛丽在自己的卧房里正准备就寝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一支古老的意大利歌曲：《人人夸我是金发女郎》。她于是穿过厅堂走进海明威的卧房，把这支歌唱给他听，他也轻轻和着唱了后面的几句。 这就是海明威和玛丽共度的最后一个晚上。 7月2日刚好是星期天，是上帝创世以后休息的日子。 清晨，海明威穿着一件大红的睡衣——他平常称它为“东方皇帝的龙袍”——沿着铺了地毯的楼梯走下楼，找到钥匙，打开地下室，挑选了他最喜欢的一支镶银双管猎枪，又回到客厅旁的一间小屋，往枪膛里装了两颗子弹，然后，口衔枪管，扣响了他平生放出的最后一枪。 这时候，清晨第一缕明媚的阳光正透过窗户照进屋里。当年的海明威正是在这种时候写作起来最惬意。 枪声震破了旭日初升时的宁静。 一个高明的猎人，在打着这头狮子的时候，就要想到下一头。海明威一生打到无数头“狮子”，而最后一头，竟是他自己。打不败的海明威消灭了再不能创造生活也再不能享受生活的海明威。他扣响的最后一枪震惊了整个世界，文坛痛失巨匠，丧钟为海明威长鸣。 他的保险箱里还锁着四部长篇小说的手稿，这是他留给玛丽的遗产，也是他“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见证。 他被安葬在他生前喜爱的一个猎场上。墓地周围，青山环绕，安葬仪式简朴庄严。 他在《永别了，武器》中说过一句话： “世界毁灭了每一个人，但后来，在那毁灭的地方又有了许多健儿。” 这，也许就是海明威看到的和期待的世界。 太阳总是要落下去的。但是明天—— 太阳照常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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