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 第一章 天才从这里萌生 引言 “天才，天才，非凡的文学天才！” 这是前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对19世纪末俄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民主主义作家安东·契诃夫文学创作的极高评价。 契诃夫的名字也许你还感到陌生，他写了哪些著名作品？他对俄国和世界文学的发展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被誉为非凡的文学天才？这些问题，你将从这本《契诃夫》中获得答案和启迪。 “自古英雄出少年”，契诃夫正是一位早熟的作家，他的早熟可以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早熟相比。他还不到25岁，就发表了300多篇短篇小说，平均每3天有一篇作品见报，其中有不少世界名著。他年纪轻轻，就成了享誉国内外的俄国新一代无可争辩的第一流作家，短篇小说大师。他的前辈托尔斯泰对他非常赏识，认为他与法国“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契诃夫的才能比莫泊桑更精深。著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也认为契诃夫的才能高出于他的同时代有才能的青年作家。比他稍微年轻的高尔基则对他钦佩不已，把他视为自己的师长。 “自古英雄多磨难”，这是我们关于人才成长的又一句俗话。契诃夫一生的遭遇是很不幸的，他刚一踏上人生之路，就面临着命运给他设置的两重障碍：一是穷苦的家庭生活；一是恶劣的社会环境。晚些时候他又得了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家庭穷困、社会黑暗和不治之症一齐向他压来，企图扼杀、毁灭他的才能。然而契诃夫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善于把困境、逆境变成自己才能发挥的有利机会，把痛苦变成创造意志。凭着自己坚毅的意志和对现实生活的乐观诙谐态度，由一个弱者变成强者、胜利者。 契诃夫的生活里程是比较短的，但是像他的小说一样，虽然篇幅不长，可容量很大。他既是短篇小说大师，又是俄国戏剧奠基人之一。44年的人生道路，23年的创作生涯，给俄国和世界人民贡献了800多篇短、中篇小说和多部名剧。他的一些名剧，如《海鸥》《万尼亚舅舅》《樱桃园》至今还是苏联剧院的保留剧目。契诃夫对文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作品的数量之多，不仅在于他的作品对俄国现实的揭露、批判、讽刺和嘲笑的进步倾向，还在于为适应进步的创作需要而大胆进行的文学风格、形式和创作方法的改革和创新，给俄国和世界文学注入了新的生机。 青少年朋友，契诃夫不仅在文学创作方面堪称非凡的天才，在个人品格和道德方面也是出类拔萃的。 他是一个意志无比坚强的人。他以病弱之躯，只身一人，横穿气候恶劣、坎坷崎岖、险象丛生的西伯利亚，去远东的萨哈林考察苦役犯的生活，写成了《萨哈林岛》一书，揭露了沙皇政府暴虐的黑暗统治；当他肺痨恶化、病入膏肓、弱不胜衣、每天只能写几行字时，还强打精神写出了《三姊妹》《樱桃园》两部名剧和著名短篇小说《未婚妻》；在生命垂危，行将去世之前，还酝酿着再写一部话剧。 契诃夫又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普通人、“小人物”和工人、农民的苦难生活深表关切和同情，并怀着人道主义精神为他们的生存权利抗争。 他自己十分重视道德修养，整个一生都在和庸俗、虚伪和谎言斗争。同时不断教育自己的哥哥和弟妹，希望他们成为真正的人。 极高的社会责任意识，是契诃夫优秀品行的重要方面。他经常想到作为一个公民、一个作家、一个儿子、一个医生、一个兄长，对祖国、对读者、对父母、对病人、对弟妹的高度责任感。 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在契诃夫身上表现得很突出。他的许多作品都表现出对俄罗斯的歌颂，对她的前途和幸福的关切。他对故乡城市塔甘罗格一直怀着深情，临死前的遗嘱中还交待在他母亲和玛丽死后他作品的稿费由塔甘罗格市政府掌管，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在他居住过的梅里霍沃、雅尔塔，他或集资或单独出资修建了多所小学、医院、图书馆和其他公共建筑。 契诃夫的一生是经历丰富的一生，是命运坎坷的一生，是艰苦磨炼的一生，也是不断向光明的政治生活前进的一生。 契诃夫的整个经历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它引导我们怎样做人，怎样对待事业，怎样对待困难，怎样对待爱情、婚姻、家庭。他的思想、品德、情操、精神，对于你，对于他，对于今天所有的人们是有价值的。 你想成才吗？ 磨炼，是天才的成功之路！ 1. 探头而出的幽默幼芽 契诃夫家族的每个成员，按照俄罗斯的习惯说法，都是一些天赋很高的人。天才的金钥匙好像开启了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智慧之门。 祖父叶戈尔·米哈依洛维奇在给儿子写信时，善于用嘲讽语句，跟农奴制下的农民说话还带一点意外的“文学”味道。他写自己的事，时而用第一人称，时而用第三人称： “我正忙于收割稻谷，由于烈日当空，酷热异常，谷物全都干枯了，烤熟了。契诃夫老爷子汗流浃背，忍受着骄阳的高温和暑气的煎熬，因此，晚上睡得既安稳又香甜。” 这些语句的腔调已经很清楚，开始用“我”，接着又换成“契诃夫老爷子”。而“契诃夫老爷子”不仅是一个尊敬的字眼，而且还有点“文学”性。 父亲巴维尔·叶戈洛维奇则多才多艺，才华横溢，热情奔放，有一种迷恋热闹场面的天性。他爱好音乐，通过自学学会了拉小提琴和手风琴，酷爱写生画，常研究圣像画艺术。 第三代人，安东·契诃夫及其兄弟们，对文学的爱好和才能，一方面与“遗传基因”有关；另一方面与祖父、父亲的直接影响有关。契诃夫曾经说过：“我们的才能来自父亲，我们的情操来自母亲。” 幽默是契诃夫文学天才萌发的温床。 契诃夫及其年幼的兄弟们的幽默，欢乐而明快，虽然显得滑头和粗俗，但都是善意的，带着对生活，对人们的热爱情调。他们编出的笑话，俏皮辛辣，滑稽有趣，显现出正在成长的富有创造力的新技巧及令人喜悦的艺术天才。 在塔甘罗格令人窒息、苦闷和恐惧的语法学校里，安东就善于做些恶作剧，开玩笑，讲笑话，说故事，去缓解和改变环境气氛，使同学们获得欢乐和自娱。 他从图书馆里找来种种滑稽故事，大声朗读，念得有声有色，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而他自己却不动声色；他常常模仿某位教师或同学的习惯姿势和说话腔调，模仿得惟妙惟肖，使同学笑得前仰后合；有时想出一个笑剧让别的同学表演，共得其乐。有时候他也自我嘲笑，自寻乐趣。他的幽默讽刺总是妙趣横生，而且没有恶意，被他讥笑讽刺的人往往也跟着欢笑。那时他几乎成了同学的中心，大家都喜欢他，愿跟他一块儿玩耍。 在家里，面对父亲严酷的统治，安东和兄弟们，自能想出办法，发挥他们的幽默感，玩笑逗乐，改变死水一潭的郁闷气氛。有时候巴维尔·叶戈洛维奇也不完全反对，甚至加入进去。 安托沙（安东·契诃夫的爱称）是即兴作品杰出的创作和表演能手，他编造的笑话，大都是滑稽可笑的。他可以迅速变换面孔和腔调，时而是牙科医生，时而是哑巴道人，时而是念着讲义的老教授。 安托沙喜欢装扮成各种会议上的官员。《皇日》阅兵式上的政府首脑洋洋得意，呆头呆脑，妄自尊大，有点像乌斯基洛夫的名画《和平的马尔斯（战神）》中辛辣地刻画出来的那种形象，被安托沙以独特的精彩的演技给再现了出来。他编造的故事的另一个主角是在跳舞晚会上跳卡得尔舞的重要官员。在契诃夫的小说中常常出现不少“重要官员”，他们高傲又胆怯，一副走狗相。 他们演过这样一场戏：牙科诊所。安托沙扮演牙科医生，亚历山大扮演牙病患者。安东拿起夹木炭的钳子，做着鬼脸，在经过长时间的折腾之后，从患者亚历山大口中拔出一个软木塞展示给哈哈大笑、喘气不迭的观众。 安托沙乔装打扮的技能十分出色。有一次，他穿上褴褛的衣服，拿着一封他编造的求告信，到叔叔米特洛凡·叶戈洛维奇家去。叔叔没有认出是自己的侄儿，大发恻隐之心，慷慨地赐给他一些施舍物。可以想象，在信中安托沙一定精心选用了开启叔叔心灵之门的词语。这是他第一次获得的酬金— —既是创作槁酬，也是演出报酬。 2. 冲破冻土的戏剧小草 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安东就对戏剧有兴趣。但是，他从来没有进剧院看过戏。虽然无数次经过彼德罗夫斯卡亚大街市立大剧院门口，但都没有想进去看一看。初次进剧院看戏，是13岁那年。上演的是奥芬巴赫的滑稽歌剧《美丽的海伦娜》。 这场演出使他大开眼界，舞台的布景、灯光、演员们的服饰看得他眼花缭乱。硬纸板做成的大理石圆柱辉煌壮丽，蓝色的布幕象征着浩渺的天空，灯光折射在天幕上变幻出美丽的景色，演员穿着奇形怪状的服装，演技虽然很蹩脚，但仍然像魔力一般吸引着安东，使他进入了一个充满幻想、伪装、浮华、虚假和双重人格的世界，沉醉在新的激情之中。以后，他又看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哈姆雷特》、改编剧《汤姆叔叔的小屋》等。他对戏剧的迷恋如此强烈，以致不惜乔装打扮混进剧场，以求一饱眼福。 塔甘罗格语法学校规定，中学生未经校长的书面批准是不能进剧院看戏的。学监助理常常拒绝签发，因为他不喜欢戏剧，他认为戏剧对青少年有害无益。他总是说：“什么事不能发生啊！”有一回，安东和他的几个朋友，为了混进剧场，竟然用上了化妆术，他们穿上宽大肥胖的大衣，戴起墨镜，手提皮包，俨然是几个演员去看同行演出，从学监面前混了过去。 契诃夫不仅爱看戏，而且喜欢演戏。他第一次进剧院，看见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人，包括一些显贵人物、希腊船主、生意兴隆的大商人以及他们穿着华丽的夫人来到这里为一出戏，为一名演员喝彩，这使他觉得演员占有很不寻常的地位，于是他有成为一名演员的幻想。 以后，他便把自己的有喜剧才能的兄弟和妹妹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家庭剧团，自导自演。 契诃夫自己导演演出的第一出戏是《钦差大臣》。他的兄弟、妹妹和父母亲都参加了演出，亲戚、朋友和邻居成了他们热心的观众。安东扮演省长角色，挺着僵硬的脖子，用坐垫把肚子垫鼓起来，胸前挂满纸板做的勋章。 他演得滑稽极了，使得观众捧腹大笑。 安东早就企盼着有一座固定的剧院表演现代剧。他在童年时代的朋友安德烈·德罗希的父母家中找到了一处地方作为剧院。那儿有一个大客厅可作舞台，还有供演员化妆、放服装和道具的房间。客厅用饰有展翅欲飞的巨鸟的彩色布帘隔成两半，一半作舞台，另一半放着椅子作观众看台。在这里他导演演出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森林》一剧，并扮演了一个不走运的女人的角色。 安德烈·德罗希后来回忆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每次演出只要安东登台表演，观众就大笑不止。说实在的，他把剧中人物演得真是惟妙惟肖啊！” 戏剧对安东来说，是艺术家的第一爱好，他整个一生都没有抛弃自己的第一爱好，虽然他多次发誓永远也不写剧本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契诃夫为剧院写的第一个剧本，就是《失去父亲的人》。 3. 迎风待放的文学花蕾 在对戏剧迷恋的同时，契诃夫也进行了最初的文学尝试语法学校高年级的学生编辑出版了手抄刊物《小星》，他开始是投稿，后来负责编辑的同学发现他写的东西不错，有点才气，就向他约稿。他或者把平时编的那些滑稽故事、幽默笑话用文字记录下来送去，或者尝试着写小品、诗歌。后来，他自己主办了一份以《口吃的人》命名的幽默报纸。 在这份报纸上他怀着激情写塔甘罗格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典型现象和事件，写得生动活泼、诙谐有趣，学生们非常喜欢，争相传阅。他还给基雅可洛夫检查官写了一首讽刺诗。这位检查官有点像契诃夫后来写的《套中人》中的教务长季阿科诺夫，这使这位检查官大为不快…… 在这个时期，安东还写过一个幽默有趣的短剧《母鸡为什么咯咯叫》，和上文提到的悲剧《失去父亲的人》都取材于学生日常生活，他自编自演，对同学中的一些怪癖嘲笑取乐。 1875年他的大哥离家出走去莫斯科，进了综合大学攻读数学，二哥尼古拉也随之前往，他有绘画天赋，进了美术建筑专门学校。他们的出走在安东的生活中是一个严重事件，深深地刺痛了他年幼的心。兄弟之间的友谊牢固而深厚，感伤情调素来是他几兄弟引以为耻的，安东尤其反对。他们惯于用讥笑嘲讽、善意挖苦来表达相互之间的友爱挚情。然而，友爱是掩饰不住的。 此后，他们彼此理解，相互关怀的深厚情谊，仍透过他们书信中的每一句话表现出来。他们三兄弟都有对笑话理解的绝佳才能。而在安东眼里这种才能常常表现为人的重要本质。作家布宁曾回忆说：契诃夫“非常珍惜这种才能，讲笑话的才能，能迅速捕捉到一切笑料的才能。是啊，这是一种确定无疑的特征：一个不懂得说笑话的人，就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人……你应知道，即使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那也不是真正有才能的人”。 安东怀念他的兄弟们，他是那样地喜欢和他们书信交往，以至为他们把幽默刊物《口吃的人》按期寄往莫斯科。但亚历山大对弟弟文学上的良好起步，不仅不给以鼓励，反而百般挑剔，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他对9月份的一期评论说：报纸“不再像以前那样令人感兴趣了，它缺乏趣味”。他没有预见到弟弟在文学方面的这种尝试的重要意义。 从少年时期起，幽默就在未来的天才幽默家和讽刺家生活中起了巨大作用。只是他暂时还没有意识到他嘲笑讥讽的是自己非常可怕的敌人——小市民、奴隶制、谎言、市俗习气的可笑可怜的本质，而且暂时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才能预示着在俄罗斯土地上将产生一位“非凡的文学天才”。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凄风苦雨下故园 在塔甘罗格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契诃夫家的经济状况还是比较好的，算得上小康之家吧。 那时他父亲开的店铺虽然生意不很兴隆，赚头不大，但维持全家的生活费用还是绰绰有余的。父亲不仅送他们几兄弟进小学上中学，而且给两个哥哥请了法语教师。 但是，到安东进语法学校不久，家庭经济开始滑坡，逐渐出现了困窘，最终演变到家业破产、生活无着的凄凉境地。 1. 家道中衰 巴维尔·叶戈洛维奇在家里横行霸道，说一不二，但在生意场上却是一个弱者、失败者。他经营的杂货铺，生意日渐萧条，最终倒闭，乃至发展到狼狈逃离塔甘罗格。他的不幸是怎么造成的呢？也许巴维尔最终未能想到。 其实，事情是明摆着的。当他开办杂货铺的时候，塔甘罗格由于港口淤塞，航运改道，已经失去了昔日贸易的重要地位，货运量急剧下降，商贾纷纷离散，人口逐渐稀少，经济一年一年衰退。在这种情况下，就像通常必然发生的那样，破产的浪潮一涌而起，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那些小本经营的买卖。这个过程注定了巴维尔的杂货生意从一开始就不会很景气，最终必然破产。 然而他的不幸还在于，他并未专心致志地经商，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拉琴、唱歌、绘画和宗教、社会活动上，这既占据了不少时间，也花费了不少费用。同时，他不善经营，目光短浅，只图眼前小利而抬高售价，失去竞争力；态度粗暴，吝啬贪婪，心狠手辣，得罪了不少人；缺乏商业道德，以次充好，短斤少两，失去顾客信任。而且他竟然玩弄花招，欺骗顾客，出售被污染的食油，使商店信誉扫地。 据说，有一次，一只老鼠淹死在食油桶里，他舍不得把油倒掉，想继续出售。但是，作为虔诚的宗教信徒，怎样才能既保持基督教徒的应有的诚实，又能赚到这笔钱呢？他按照上帝的启示，请来一名教士，对被亵渎的食油做涤罪祈祷。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出售经过圣化的食油了。这一宗教仪式是在严格保密情况下进行的。但是邻居们很快知道了，无不气愤万分，大骂巴维尔伤天害理，赚昧心钱。 驱过邪的食油，自然没有人来买了。不仅如此，顾客进而推想，其他食品，也可能被老鼠爬过、污染过。这样一来，顾客骤然减少，生意萧条。而且，那期间家里建新居，把原来的积蓄花光了，还向地方互助信贷社借了500卢布才把房屋盖好。从此家庭费用变得拮据起来，全家人都为钱的问题操心。 安东也被“钱”所困扰，越来越幽默不起来，无心逗乐了。 巴维尔虽然尽心竭力，梦想挽回败局，但无济于事，生意无起色，收入寥寥无几，甚至连盖新房借债的利息也付不起。他写信给大儿子亚历山大说： “赚的钱一天比一天少，我忧心忡忡，失去了勇气，你妈和我不知如何是好。 唉，钱！钱！老老实实赚钱有多难呀！”亚历山大了解到家中情况和父亲那番诉苦，他回信说，他和尼古拉更可怜，因为他们衣裤破旧，饥肠辘辘。 巴维尔·叶戈洛维奇的诉苦是事实，他已经濒临破产，连孩子们的学费也交不起，只好让他们在家里呆着。母亲叶甫盖尼娅给莫斯科两个儿子写信说：“安托沙和万卡（即伊万）已经有一个星期没去上学了，学校要我们交钱，我们无法交纳。昨天，你爸去找校长谈了，他们同意万卡不付学费，但是安托沙仍留在家中。为了他和玛莎，我们必须交42个卢布才行。你想，叫我怎么不忧愁呢？” 叶甫盖尼娅想以自己的破碎之心和母亲的柔情，去打动两个儿子的心，求得他们给家里一点资助，可是两个儿子又有什么办法呢。实际上，他们也靠打工度日，除了自己的花销，也没有多少余头。何况那时亚历山大正在为获得数学博士学位而拼死拼命苦干。为了资助尼古拉他承揽了令人疲惫不堪的誊写工作。尼古拉热衷于绘画，指望有一天能搞出一幅珍品，从此摆脱贫困的生活局面。兄弟俩尽管生活中充满困难，但他们并不后悔从塔甘罗格出走。亚历山大写信给父亲说：“当一个人心情沉重，忧郁愁闷时，他希望得到的是亲切的安慰，同情的话语，而不是劝他去教堂。” 生意做不下去，财源枯竭，债台高筑，在这种情况下，巴维尔·叶戈洛维奇终于不得不正式宣告破产。这时的巴维尔心意惶惶，不可终日，昔时那种威风已荡然无存。为了逃避债主，他行踪诡秘，东藏西躲。他担心由于债务无法偿还而被关进监狱，只得悄悄离家出逃，去莫斯科找他的两个大儿子。 他怕在塔甘罗格上车被人认出，便在深夜去临近一个小站上车，在一个三等车厢的角落里蒙头昏睡。其实，这时他思绪万千，往事如翻江倒海一般，汹涌而出。他曾经梦想在塔甘罗格做一个大企业家，改变自己奴隶出身的社会地位，做一个有头面的人物。到如今已年近半百、两鬓染霜了，却一事无成，反而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凄凄惨惨，孤身一人，像偷儿一样逃离他曾经希望在那里发迹的城市。最使他心酸的是留在塔甘罗格的妻子儿女，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的生活怎么办呢？再说去莫斯科前程渺茫，吉凶难卜。他曾经那么三天两头横蛮训斥打骂的亚历山大和尼古拉怎么看他呢？怎么接待他呢？ 列车徐徐驶进莫斯科车站，巴维尔·叶戈洛维奇走到车厢门口，一阵寒风迎面扑来，他似乎清醒了许多。 2. 故园失落 家庭破产，父亲出逃，债主逼债，如此厄运，使安东·契诃夫遭受到沉重打击，感到无比难过。过去他恨过自己的父亲，如今却同情起他来了（由于母亲仁慈善良心肠的影响，他生来就同情弱者，同情倒霉的人。小时候他对经常受父亲打骂的小店员安德鲁什卡和卡夫留什卡深表同情，甚至看见车夫抽打拉货的驽马，他也会流泪）。其实，父亲一生奔忙，尽管作风粗暴横蛮，他本意还是为一家子好，为他的儿女将来有出息啊！ 这时候留在塔甘罗格的孩子中，数安东最大，也只有他才能给母亲安慰和帮助了。那样的日子怎么过呢？母亲叫安东去找放高利贷的人，问一问可否把房子典押出去或者卖掉。但是人家根本不感兴趣。她只好向亲朋好友求告，希望他们能给点援助。但是，在那种金钱至上，人情淡薄的社会里，有多少人会慷慨解囊呢？连一向待他们很不错的米特罗凡叔叔，也婉言谢绝，声称生意不好，进货需钱，掏不出一个戈比。 正当借债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家原来的房客、好朋友来了。此人名叫谢列瓦洛夫，是商业法厅的职员。他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上去显得老实巴交，其实他是一个奸诈阴险、见利忘义的家伙。他已经受理了巴维尔·叶戈洛维奇债务诉讼案，断言此案可以顺利了结，并许诺给契诃夫一家几口的苦难生活以资助。 他的花言巧语迷惑了轻信的叶甫盖尼娅。他拿出500卢布的期票为契诃夫家偿还了信贷互助社的债务，而以一种欺骗手段使自己廉价地获得了契诃夫家的房产权。他还以法院名义宣布，为了支付债款利息，家具将公开拍卖。 至此，契诃夫可谓倾家荡产，一无所有了。 叶甫盖尼娅到塔甘罗格定居、结婚、生儿育女、操持家务，转瞬间过了22年。这22年里她把自己的青春和全部爱心，献给了丈夫，献给了六个儿女，希望能有一个好的归宿。而现在房子没了，家具没了，安东需要交学费，小儿女嗷嗷待哺，苦海茫茫，方舟何处啊？这时她只能想到莫斯科身无分文的丈夫了，两个人一起商量着谋生总比孤身一人强吧。 1876年7月23日，她带着米舍尔和玛丽登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伊万暂时寄养在塔甘罗格的莫罗左夫姨妈家里。他在姨妈家住了几个月后，也去了莫斯科。 3. 寄人篱下 1876年至1879年是契诃夫思想成熟最重要的时期，在他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对其一生有重大影响的有决定意义的过程。 在亲人们都已离去，他一个人留在塔甘罗格以后，他成了一个有更多自由的人。他再也不用去店铺照看货物、接待顾客了；再也不用去教堂唱诗班唱圣歌了；再也不用在父亲的专横暴戾面前俯首贴耳了。那一切曾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苦差便永远过去了。这时候他读得很多，也想得很多。他是一个和蔼可亲、乐观有趣的人，但又是一个刻意保持自己的自主性，有很强的独立精神的人。啊自由！这就是青年契诃夫内心渴望祈求之词。 然而这时他对自由的思考和认识有了全新的概念。自由的理想曾引导过他的祖父，为了从奴隶制下赎身而年年岁岁储存一个戈比、一个铜币；自由的理想曾引导过他的父亲，为了开创私人的独资企业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积攒钱财。但是，安东看到，无论祖父，无论父亲都没有成为自由人。他看见奴隶制对他们根深蒂固的影响。安东·契诃夫需要的是另一种自由，这就是摆脱奴隶制的、小市民的、私有者的各种习惯、感情、准则和传统的自由——摆脱代代相传的渗入人的血液之中的一切的自由。 自由和自由人的思想在青年契诃夫的内心里逐渐成熟了。 告别家园对安东·契诃夫来说是印在他终生记忆中的诸多深刻感受之一。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常常接触到告别已经转入别人手中的家园这个主题。 这无疑跟他那种刻骨铭心的印象有关。 那曾经在母亲呵护下的温馨生活突然终断了，另一种完全成年人的生活极其意外地到来了。他不得不直面贫穷、孤独而痛苦的生活。 安东留住在一间完全属于别人的房子里，因为谢列瓦洛夫过去跟他家沾亲带故。谢列瓦洛夫把安东安置在房间角落里睡觉、做功课，同时担任他侄儿的补习教师。契诃夫想了想同意了。事实上，他已经无处可去。他那时心里想的不是主人对他的态度，而是如何顺利读完高级语法中学，三年以后，一旦文凭到手，就去莫斯科上大学，暂时的屈辱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告别童年，告别昔日的生活，给他的心灵涂上了几多幽暗色彩。然而与旧的事物告别的欢乐在契诃夫后来的作品中的表现，比那时的离愁别绪要多得多。渴望从父亲的权力下解放出来的理想，从令人生厌的最终破了产的店铺，从完全窒闷的家庭生活中解放出来的理想，已经实现了。的确如此，意外的自由来到了，虽然混合着痛苦、灾难、屈辱和贫困，然而这毕竟是自由啊！ 一种全新的成年人的生活困难笼罩着他，这些困难全由他一个人承担着。独立谋生、打工糊口，但他并不气馁，他决心以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坚毅，去迎接现实对他的挑战，去赢得胜利。 家庭破产了，一家之主是以出走的方式逃避塔甘罗格居民人人唾骂的债主。这个破落家庭出身的16岁的青年安托沙保持了自己高尚的人格尊严。他为人沉静平和，不显露锋芒，不招惹是非，而又保持牢固的独立性。他跟谢列瓦洛夫说话总带着点儿讥讽，但谦恭有礼，态度直爽。没过多久，谢列瓦洛夫开始像对待平等人那样对待这位还是中学生的家庭教师，怀着尊敬之情叫他安东·巴甫洛维奇。 4. 不问政治 在塔甘罗格的这几年间，契诃夫有更多的时间阅读、思考，加强自身修养。节假日他一头钻进开放的市立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在那里他什么都看： 比彻尔·斯托夫，叔本华，洪保德，雨果，塞万提斯，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别林斯基。 由于在塔甘罗格生活艰难，他常常产生出近乎悲观和自暴自弃的思想，而叔本华的哲学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为了消除萎靡不振的思想，他经常阅读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幽默报刊，如《蝉》《闹钟》等。有些尖刻讽刺的文章和故事使得他失声大笑，引起邻座读者的极大不满。 在大量阅读的同时，他写了不少文学作品，那时主要是作为糊口谋生的手段。他把那些幽默故事、小品文寄到莫斯科他大哥那里，托他转给报刊杂志，但很少成功。后来又寄去几个小剧本，如滑稽剧《母鸡为什么咯咯叫》、讽刺喜剧《强中自有强中手》和悲剧《失去父亲的人》。后者是写盗马贼袭击火车、诱拐女孩的故事。亚历山大认为是瞎编出来的，尽管没有恶意，但是不可原谅，给他撕得粉碎。对喜剧他认为反映基本还好，“文体优美，构思巧妙，但对生活的观察缺乏深度，完全没有经验。也许将来他会成为一位优秀的作家，谁知道呢。”同时，契诃夫还关心教育自己的弟妹，要他们净化自己的灵魂，成为有教养的人。他在给米舍尔的信中写道： “正当我心情十分烦闷、倚门呆望的时候，收到了你的信，因此你可以想象这封信的意义太大了，它来得完全及时……只是有一点我很不喜欢：你为什么把自己称作‘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弟弟呢？’你应该在什么地方意识到你渺小呢？在上帝面前，在智慧、在美和自然界面前可能是渺小的，但不是在人面前。在人面前你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须知你不是什么骗子，是一个诚实的人呢。要尊重自身的诚实品质。一个诚实的人从来就不是渺小的人。 不要把诚实和渺小混为一谈。” 信中的这些话，既是对弟弟的开导之语，也反映出契诃夫对人的尊严的成熟见解。他自己从农奴制的影响下逐渐解放出来了，也渴望在小弟弟身上养成这种斗争精神。 这期间道德和美的问题曾使契诃夫焦虑不安，他自觉地制定了自己做人的道德规范。契诃夫始终缺乏明显的直接的政治兴趣。在那个已经失去特殊经济意义、显得很萧条、被小市民包围着的城市里，他缺乏跟同龄人的广泛联系，这无助于商店业主家庭出身的青年发展政治的兴趣。 1877年曾出现过几起针对沙皇政府的恐怖暗杀事件，俄国正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风暴，与政府对立的自由派活跃起来。那年夏天，在亚速海海边一个凉亭里，契诃夫见到几位同班同学，他们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有几位普读过赫尔琴的煽动性作品。年轻人血气方刚，他们抨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政府，幻想推翻现有秩序。而契诃夫认为学生的任务是学知识，无权讨论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问题，因此只是低头听着，不参与辩论。 这种不问政治的根源，与他少年和青年时期个性形成的条件和环境有关，主要是小市民阶层的影响。无论在中学时期或在后来的大学时期他都没有为革命思潮所吸引。在70年代他“来不及”过问政治，而在80年代，大家知道，别的复杂因素在增长，无助于对直接政治问题积极兴趣的产生。但是，在他的美学规范里有民主主义的、进步的俄罗斯文学，特别是谢德林和屠格涅夫的影响，有对小市民阶层的憎恨，为他将来逐步地、慢慢地、努力地克服不问政治倾向提供了条件。 当契诃夫已经形成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时候，当他更加成熟了的时候，他自称不过问政治。 19岁的青年契诃夫这期间的精神面貌有明显的特点：深沉、刚毅、道德成熟而明晰。这从他致米舍尔的信中可以看出： “听说你正在读书，这很好。你应该养成读书的习惯，同时应懂得这种习惯的真正价值。比彻尔·斯托夫夫人使你伤心落泪了？我曾经读过她的这本书，半年以后，为了研讨的目的，我又读了一遍。读完之后我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好像我们这些凡人吃了过多的科斯林（希腊南部城市，盛产葡萄干）葡萄干的感觉一样。你可以读一读《堂·吉诃德》（全本，七或八部分），这是一本好书。塞万提斯的这部作品，差不多达到了莎士比亚的水平。我建议你们都读一读屠格涅夫的《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如果你们还没有读过的话。如果你想读生动有趣的旅游作品，就读冈察洛夫的《战船巴拉达》。” 比彻尔·斯托夫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在解放黑人的斗争中发挥过有益的作用，但受到作家的贵族意识的影响，渗透着感伤主义的情调。作家不是为人的尊严和自由而斗争，而是以“小西蒙”的怜悯去为《汤姆叔叔的小屋》着色定调，这遭致了契诃夫的讽刺，好像他变成了过分多情的人。 这封信体现了契诃夫对自己的弟弟进行道德教育和美学教育的导师作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八口之家的顶梁柱 安东·契诃夫孤身一人在塔甘罗格滞留了三年，这是独立生活的三年，也是独立思考的三年。 这位已经19岁的青年人，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极大的自信。他对医学特别感兴趣，还在一年前他就萌发了将来当医生的思想，这种想法跟他母亲对他的希望是一致的。 有时他又想将来可能从事文学创作，但并不十分坚定，只是暂时作为糊口手段而已。 1. 告别故城 在塔甘罗格契诃夫的生活过得既繁忙艰辛又寂寞郁闷。他虽然交了不少朋友，但由于远离亲人，远离父母，总感到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因而经常想念莫斯科。加之塔甘罗格那落后的充满小市民习气的毫无生机的环境，使他越来越厌烦，恨不得立即离开。 莫斯科对他产生了巨大的魅力，成了他无限向往的圣地。 1877年复活节假期，在全家迁往莫斯科一年之后，契诃夫收到了亚历山大寄给他的一张去莫斯科的火车票，他怀着十分高兴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了莫斯科，到了母亲面前。 在莫斯科他看到了全家六口人挤在一间带家具的出租房子里，地上铺着惟一的一块垫子，晚间一个挨一个地躺在上面的困境；看见父亲失业在家穷愁潦倒的寒酸相；看到面容憔悴的母亲天不亮就起床做针线活挣钱糊口的辛苦样。他心痛欲裂，更激起了他对家庭的责任感。 第一次到莫斯科，对这个历史悠久的世界名城，安东觉得处处新奇。在弟弟米舍尔的引导下，他游览了莫斯科主要街道、红场、莫斯科河，无处不使他心旷神怡，流连忘返。雄伟壮观的莫斯科大剧院更使他赞叹不已，浮想联翩。为满足他对大剧院的向往、对戏剧的酷爱，他的堂兄米舍尔·契诃夫数次带他去看戏。 莫斯科给安东的印象太深了，影响太大了，回到塔甘罗格以后，他对莫斯科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向往之情。见了莫斯科的大世面，他已不能满足于省城的环境了。他在给堂兄的信中说：“最近，我去塔甘罗格市剧院看了一场戏，与莫斯科大剧院相比，真有天渊之别。等到语法学校的学业结束，我将插翅飞往莫斯科，我是多么喜欢这座城市啊！” 1879年7月，安东参加了语法学校的毕业考试。 在塔甘罗格独立生活的三年里，他又要读书，又要打工，经常食不裹腹，脑子里被乱七八糟无穷无尽的烦心事困扰。但这些并没有妨碍他的学习，而且学习成绩比低年级时还要好，所以，考试结果，各门功课的成绩都不错。 俄语作文考试，题目是《无政府主义是最大祸害》，难度虽然很大，但由于他一贯憎恨无政府主义，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他洋洋洒洒写了三个小时，结果得了个全班最高分。操行评语也不错：“品行端正，上课守时，学习勤奋，作业认真。”他终于顺顺当当获得了盖有“帝国之鹰”印章的毕业证书。 语法学校毕业以后，安东不得不在塔甘罗格度过整个夏天。那年塔甘罗格市参议会决定给在高级中学就读的塔甘罗格人颁发奖学金，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但名额有限，竞争者多，安东得花大量时间去奔走争取。通过多方努力，他获得了成功。他一次领到四个月奖学金，每月25卢布，总共100卢布。这为他继续上学提供了经济保障。 此时安东的心情是从来没有过的高兴。尽管塔甘罗格还是有不少值得留恋的地方，但他仍然急于奔往莫斯科。在那里他将和全家人团聚，上大学，写文章，结识新朋友，去莫斯科大剧院看演出。只是仍有一个阴影投射到他欢乐的心坎上：父亲的专横武断作风，太叫他寒心了。他能迁就他吗？他还能改正吗？ 2. 一家之主 1879年8月初，是俄罗斯的金秋季节，气候温和，舒适宜人，少有的湛蓝的天空，秋阳像少女的明眸，把柔和的光辉投向下界。对安东来说这是一个令他心醉神迷的日子。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中学时代，又获得了政府颁发的奖学金证书。在他苦难的人生旅途上，这算是辉煌的第一步。现在他马上要告别生活、学习19年的故乡城市塔甘罗格，奔向心中向往已久的莫斯科了。 8月6日，他怀着欢乐激动的心情，登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两个同班同学，他们也去读莫斯科大学医学专业，并将在契诃夫家搭伙寄宿。 列车一声长鸣，徐徐启动。接着风驰电掣般向西驶去。安东探首窗外，回头望去，塔甘罗格被抛在后头，远了，远了。他心里默念着：再见了，塔甘罗格！再见了，我亲爱的故乡！ 莫斯科妓院区格拉乔夫卡大街，紧靠圣·尼古拉教堂有一栋居民住宅楼，底层是比街面低的破烂不堪的地下室，墙上只有一两个小通气孔，室内非常窒闷潮湿，散发出一股呛人的霉味。从通气孔往外望只能看见匆匆而过的行人的腿脚。走出地下室满眼是低矮破旧的平房，肮脏龌龊的店铺和倚门招客的妓女。这里只有贫困和堕落，痛苦和绝望。这就是安东眼里看到的他们全家的栖身之地。全家人，包括两位来寄宿搭伙的大学生，共十来口就拥挤在这个小天地里。此情此景使他初来莫斯科与亲人团聚的欢乐倏然而逝。一种新的烦恼与忧愁袭上了心头。 使他更烦恼的是，一家子像一盘散沙，没有一个主心骨，缺乏勤奋自强的生气。父亲虽然已经在莫斯科对岸一位经营纺织品的巨商加夫里洛夫的仓库里找到一份差事，但只有30卢布的月薪，而且一个人在那儿食宿，除个人开销外，所剩无几。大哥亚历山大也在外面过独身生活。他是一个颇有才华，颇有学问的人，但幼稚荒唐，缺乏毅力。他曾给报刊写过几篇文章，但成就甚微，几经周折之后，就变得心灰意冷，整日郁郁寡欢、借酒浇愁，生活极无条理，放荡不羁，而且染上了说谎恶习。二哥尼古拉为人和善，待人宽厚，有绘画和音乐天赋，但生活懒惰，体弱多病，且与烟酒交上了朋友，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弟弟伊万、米舍尔和妹妹玛丽，由于交不起学费，不能正常上学读书，荒废了学业。 面对这种情况，安东产生了一个念头，不能像大哥亚历山大那样，为了个人而置苦难的家庭于不顾。他决心承担起拯救这个家庭的责任。 他脑子里盘算，他自己每月有25卢布的奖学金，寄宿搭伙的同学每月交60卢布的房租，加上父亲的补贴及另一些不固定的微薄收入，只要精打细算，勤俭节约，是可以使一家人的生活得到保障的。因为父亲离家独居，回来甚少，母亲又只管操持家务，遇事不敢做主。他十分清楚，现在只有他能做这个家的顶梁柱。 他应该担当起家庭的全部物质和道德的责任，他应该关心全家人，应该把父亲从加夫里洛夫的老仆人的屈辱地位中解放出来，过上安静日子；应该使母亲摆脱繁重的家务劳动，得到休息；应该为玛丽和米舍尔支付上中学的学费；应该为两个哥哥竭尽兄弟之谊，挽救他们的才能，使之得到充分发挥。 当务之急是要改变生活环境。 在他到达莫斯科一个月后，便在格拉乔夫卡区另一栋楼房里租了五个房间，离开了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 3. 重振家业 安东把家迁到新居以后，很快建立起一个勤奋劳动、生机盎然的新家庭。 米舍尔进了语法学校，玛丽进了拉伊耶夫斯基女子中学，想当小学教员的伊万进了莫斯科师范学校，契诃夫本人积极准备进莫斯科大学医学院。 这位19岁的既坚强又和蔼的青年不知不觉成了一家之主，成了这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和精神支柱。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家里的气氛迅速起了变化，过去那种强制的家规，喝叱的秩序，体罚的教育被道德规范、说服教育、表率影响所代替。安东本人每周负责一天家务劳动，其余由弟妹轮流负责。 他还承担起弟弟米舍尔和妹妹玛丽的教育责任，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 他对年幼的弟弟米舍尔特别关心，常以哥哥的情分，温情地跟他交谈，教导他衣着要整洁，对人要诚恳，不要说谎话，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公正无私。安东高尚的道德修养和为人表率的行动很快征服了全家人，包括最初怀疑他的人，他很自然地成了全家的中心。 巴维尔·叶戈洛维奇曾经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起初他半带嘲讽地对待安托沙，就像原先对待亚历山大和尼古拉一样，而且他企图保持住从前在塔甘罗格的秩序和自己的权威。不错，他的权利被削弱了，因为家庭生活费用的担子从他肩上转移到了安东肩上。这是他无力改变的，只好暗自抱怨。随着家庭状况的好转，他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完全服气了。 安东成了一家之主，是契诃夫家的大幸。安东一声不响地连续不断地一天又一天向塔甘罗格时期一切习惯和传统攻击，表现得那么刚毅果断，坚定不移，就像他父亲巴维尔当年使用他的教育方式那样。米舍尔回忆说：安东的意志在家中占了主导地位以后，在我们家忽然三天两头出现了直到那时我还没有听说过的严厉的训诫：“这不真实”、“需要公正”、“不应该说谎”等等。 对谎言的极端憎恶是契诃夫整个品德最具个性特征的表现，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谁说谎话，谁最卑污。”他后来写的中篇小说《我的一生》中，一个老油漆匠有句口头禅：“蚜虫吃草，铁锈吃铁，谎话腐蚀人心。” 实际上反映了契诃夫对谎言的危害性的看法。 那时契诃夫高尚的道德情操已经确立了。当还没有去思考将来会成为作家时，他就本能地为自己的才能、为自己创作的权利而斗争，他无情地把一切奴性的东西从自己心上、从亲人们心上消灭干净。那时他是为人的个性斗争；作为作家的个性，他还未来得及考虑。当他开始考虑作家的个性时，他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作为人的自身修养和艺术家的自身修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他的道德感化力对全家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每一个人都变得高尚起来了。 4. 自我批判 做了一家之主以后，契诃夫在家庭中创造了一种健康淳朴的气氛，消除了一切丑陋的、有伤自尊的、污浊的气氛，这个任务是亚历山大力所不及的，而他也没把这当一回事，只有安东才顽强而坚定地去做，他获得了越来越大的道德上的胜利。他用自己委婉的，然而不屈不挠的坚定性促使父亲的思想意识完全转变，促使他对自己的过去、自己的专横粗暴感到羞耻。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青年契诃夫的教育才能。 然而他的道德感化力也有失败之处，就是未能挽救两个哥哥。他深深地爱着他们，又恨他们的坏思想坏品行，经常为他们担心焦虑，为使他们的才能不至毁灭，他做了能做的一切。可是有一件事使安东心痛欲裂。一天晚上，午夜时分，亚历山大酒醉如泥，蓬首垢面，跌跌撞撞回到家里，倒在地上，当着母亲和妹妹的面，指着安东的鼻子，骂了许多粗话，并威胁说：我要砸烂你的脑袋！安东大为震惊，怒火中烧，气愤已极，但他像往常一样随即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跟妹妹一起，把他扶上床去休息。与亚历山大相比，尼古拉性格温和善良，但他整日纵酒为乐，荒废了创作，连最紧急的约稿也忘到九霄云外。有时甚至跑到最下等的酒吧去，一连数日不见人影，往往深夜突然撞进家里，呕得遍地狼藉，然后和衣倒在床上，胡乱抓一条毯子蒙头大睡，双脚露在被子外面，袜子又脏又臭。这样有才华的人，竟然被浪荡生活所毁，安东既感到伤心，又感到失望。 在这段时间安东不仅对家人的道德教育下了很大功夫，而且努力克服自身急躁、易怒的性格。他在给奥尔加·克尼佩尔的一封信中说：“你说，你羡慕我的性格，应该告诉你，我生来急躁，我曾经有过急躁行动，但是我习惯控制自己，因为娇纵自己不是一个正派人应当做的。” 契诃夫异常委婉、温和、谦虚、富有同情心的性格，是在教育家人的同时加强自身修养经过内心痛苦斗争的结果。他在自己的行动中变得更好深思、更好探索，情绪更稳定，头脑更清醒，语言更缜密，说话更委婉，对人态度谨慎，给人一种一切都是那么完美协调的印象。 当然，契诃夫既不是安琪儿，也不是恪守宗教训诫的人，而是“人”这个词的完整意义上的人。他的心和普通人的心一样，既有优点，又有缺点；既存在豁达和谦虚，也存在骄傲和虚荣，公正与偏私。然而，像真正的哲人那样，他善于控制自己的弱点。 跟农奴制、小市民沉重的遗孽进行不断的斗争，对自身严厉的批判，在斗争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不间断的艰苦历程，帮助了契诃夫，使他的个性和创造性更趋完美，体现出俄罗斯民族的优良性格。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作家道路的艰难起步 1879年9月初。 莫斯科莫霍瓦亚大街一幢陈旧的楼房。楼房里那间肮脏狭小、烟雾弥漫的屋子里挤满了年轻人。 这天是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开学的日子，他们是前来报名的。安东·契诃夫也在这些青年之中。 1. 读书与写作 这个全俄闻名的大学医学院、科学的神圣殿堂，在新学生的脑子里，应该是红砖绿瓦、金碧辉煌、宏伟壮观、高雅不俗的。然而眼前的景象，却使他们产生了不如人意的印象：校园建筑年久失修，教室地面凸凹不平，墙壁污迹斑斑，桌椅缺脚少腿，走廊狭窄阴暗，这一切给人一种凄凉之感。 尽管如此，安东·契诃夫心中仍然很兴奋，他毕竟跨入大学之门了。何况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在全俄罗斯各大学中还算是很有名气的。它的名气之所以大，主要是有几位全俄著名的学者、医学科学家，如查哈里宁、斯克列弗索夫，是他们给俄国医学科学带来了骄傲。 医学院不仅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有完善的教学设备，管理工作也很出色（除课堂教学抓得紧外，还要求学生做大量的作业），因此被看成是很严格的学院。跟法学院比较有很大的差别。法学院的大学生被戏称为懒汉大学生。契诃夫很喜欢医学，对学校的管理也很赞同。他学习非常认真，对教授们很尊敬。他觉得听了教授讲课，才感到自己的知识是多么浅薄。他甚至担心，他能否学好自己选定的职业所必需的知识。要当一名医生，救死扶伤，减轻病人痛苦，增进人们的健康，这是具有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事业，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责任感，将会误人生命。 安东发扬了塔甘罗格时期的艰苦奋斗精神，潜心学习医学院规定的课程：听好每一门课的讲授，上尸体解剖学和实验课，写病历卡，到医院实习，完成课外作业。从不缺课，也不拖欠作业。 在完成当天的功课以后，他得抢时间给幽默刊物写稿，挣点稿费，填补家庭的生活费用。因而常常是匆匆写完一篇故事，又连忙去看教科书；刚从编辑部出来，得马上到解剖室去。他根本没有一点闲暇，没有独立思考，没有从超然的地位观察一下生活的机会。 契诃夫的大学生活正处在对俄罗斯历史进程有巨大影响的80年代。 80年代以“多灾多难”的时代，以反动派野蛮无耻的凯旋时代，写进了俄罗斯历史。 那是一个转折时期，民粹派遭到了最终破产，而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在时代深处成熟起来了。 民粹派不依靠人民的力量，热衷于暗杀活动。1881年3月1日，民意社（民粹派的政治组织）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从此革命的民粹主义宣告终结。反动派利用这次暗杀事件在国内制造恐怖气氛，其代表人物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忠实走狗、操纵国家命运的凶恶敌人波别多诺斯采夫，他是血腥镇压各种社会思潮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化身。 民意社的领袖被处决以后，随之发生的民粹派分子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图谋又遭失败，于是反动派的恐怖活动更加猖狂残酷了。 80年代当然不止是“多灾多难”的年代，列宁曾把80年代的俄国比做监狱，但同时指出是俄国革命思想迅速发展，奠定了社会民主主义世界观基础的时代。俄罗斯的先进思想、俄罗斯的文学、俄罗斯的艺术充实了80年代。 1883年在俄罗斯建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著名的“劳动解放社”，普列汉诺夫写了许多哲学著作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在契诃夫的思想发展中不能不反映出时代的那些特征。门捷列夫、季米里亚泽夫的著作，俄国写生画的天才作品——苏里科夫·列宾的绘画，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的不朽的音乐创作。所有这一切造就了时代的内在本质，使契诃夫受到了直接教育。 那时安东虽然不参加政治活动，或者说不关心政治，但并非对俄国的前途不关心，对人民的穷困不同情，他的作品恰恰以普通人、下层人、“贱民”的苦难生活，不幸命运为主题，以描写俄国黑暗痛苦的现实为主题。 他后来在《套中人》中写道：“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读书识字”，这既是波别多诺斯采夫时期俄国残酷现实的写照，也反映了契诃夫那时对这种现实的真实态度。 2. 第一篇作品问世 契诃夫的作家道路开始于新闻出版从未有过的困难时期。 1880年3月25日，契诃夫从莫斯科一家名叫《蝉》的幽默周刊，领取了几个卢布的稿费，第一次发表作品，第一次获得稿酬，这在安东·契诃夫生命史上是一件大事，表明他从此开始了作家道路。然而此时他还未完全意识到，这将是他的终生职业的起点，他只想到他的文章能卖钱贴补家庭开支了。那时他兴奋异常，在回家途中，竟然大方地拿出部分稿酬买了一个大蛋糕，准备回家庆祝一番。他的母亲、弟弟、妹妹，还有亚历山大和尼古拉也赶回来了，一家子围坐在蛋糕周围，说呀笑呀，一个个向他祝贺，给他鼓励。 而安东这时的思想却很不平静，他想到那时创作、发表作品多么艰难。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呀！波别多诺斯采夫为了钳制言论，限制新闻出版自由，加大了对充满进步社会思潮的期刊的压制力度。他在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陈述自己的政纲时，主张采取措施安定思想界，平息被搞得“混乱不堪的疯狂煽动当局的”社会思潮，制止那些搅扰人心的“异端邪说”。他企图按照他的政界朋友、著名的反动理论家列昂季耶夫斯基的说法，把全俄罗斯“冰封”起来。 他镇压全俄文学界的罪行之一就是查封了由谢德林主编的著名的进步刊物《祖国论丛》，严酷地进行书刊检查，进步作家的作品横遭删节，禁止出版。 谢德林在给作家热姆丘日科夫的信中写道：“你问，为什么在二月革命的小册子里没有我的文章，很简单，我的文章被书刊检查官从那本书里删去了。而且把我刊登在一月的小册子上的文章，撕去了十页，也就是全部中心内容。这就是说，允许写作，但得服从他们的条件，那是一种什么条件啊！ 简直是受罪。” 波别多诺斯采夫改变了俄国出版界的面貌，对凡带有进步倾向的书刊一律查封取缔，只残留着那些畏葸的温和的自由主义和自由民粹主义的出版物，以及对政府奴颜婢膝的类似苏沃林的《新时期》那样的杂志，还有黑帮分子宣传民族仇视的小报。 这种反动文艺政策的结果，是庸俗的幽默刊物的空前繁荣。这类刊物在莫斯科、在彼得堡以惊人的速度滋生、繁衍，如《蝉》《点滴》《闹钟》《消遣》《观众》和别的小报。 这些期刊的规模和形式要求小型的艺术体裁，短小尖锐的讽刺画题词，十行字的趣闻，两行字的对话，小小说，小剧本，而内容必须是滑稽的能引人发笑的。 在书刊检查机关的高压下，所有那些期刊都不得不百般地从纯商业性要求出发，依靠讽刺醉酒的商人、小市民的婚礼、轻佻的妻子、戴绿帽子的丈夫、渎职的官吏、失去姿色的老处女和花花公子，以取悦读者，获取微利，糊口度日。 安东为家庭生活所迫，起初编写了一些小故事试着寄给幽默刊物，但由于稿子写得太严肃且表露出对现实社会的抱怨情绪，不对编辑的口味与要求，屡试不中，屡遭退回。后来，亚历山大给他作了提醒和建议，只好曲意以就，去迎合编辑的兴趣。严肃的作品没有人要，滑稽的说笑逗乐的东西一试即中。这就是3月15日发表在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幽默刊物《蝉》上的《顿河地主的信》。 3. 安托沙·契诃昂泰 对家庭生计的操心，首战告捷的鼓舞，使他进一步鼓起勇气，利用休闲时间尽可能地多写，不停顿地写，伏案弯腰地写。 然而他那时的写作条件是非常糟糕的。那时他的家已经搬到了斯特伦坚卡区一套更宽阔的房子里。由于他喜欢活动和广交朋友，再加上弟弟妹妹的社交关系，所以来家的客人比过去更多。有的来后就在家里吃住玩耍，于是他家里成了娱乐消遣场所。经常是尼古拉弹钢琴，另一个人弹巴拉莱卡琴伴奏，大家一起唱俄罗斯民歌，喉咙唱干了，就举杯畅饮。 但安东不能跟他的兄弟和客人一样尽情欢乐，他还得写文章去换稿费，才不致使一家人挨饿。所以有时感到欢乐的喧闹声太吵，抱怨没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写作。“我的面前是非文学性工作，它无情地折磨着我的良心。在隔壁房间里来家做客的亲戚的小孩在哭闹，在另一个房间里父亲在高声给母亲朗读《被感动的天使》。对于一个写文章的人来说，这种环境再糟糕不过了。 我的床由一个新来的亲戚占用了，他老来缠我，跟我谈医学。那是一个天下少有的环境。” 然而在这么糟糕的环境下，他的写作仍然获得了丰收。他向《蝉》投寄了大量的滑稽故事、传说、小品文、通俗笑剧。仅1880年至1881年就发表了322篇故事，还有别的文章和报道，在这几年里契诃夫并没有把文学事业看得那么重要，他只是以写作为糊口和消遣娱乐的手段。他对自己写的那些东西很不满意，不愿意写上真实姓名，全都署为“安托沙·契诃昂泰”，那是在塔甘罗格语法学校他敬爱的宗教课教师给他起的诨名。由于《蝉》编辑部对他的作品过分挑剔，近乎残忍，有时还在《读者信箱》里写一些讽刺挖苦他的话，“几句俏皮话掩盖不了满纸枯燥乏味的空谈”。“花儿未开竟凋谢，遗憾之至也”。“从事笔耕切不可以毫无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事业”。 这严重刺痛了契诃夫的心，他决心不再向《蝉》投寄任何稿件。 《蝉》的编辑人员不仅对契诃夫态度傲慢，而且稿费也很抠，不仅标准定得低，领取还得向他们央求。当他或他的弟弟米舍尔去取钱时，主编推脱说出纳处暂时没钱。有时候主编不付现钱，对他说：也许你想买张戏票吧，我这里正好有一张；或者说：你想买条裤子吧？那就上某某商店买一条，记在我的账上好了。这种情况，也是促使契诃夫跟《蝉》脱离关系的重要原因。 1880年7月，安东结束了第一学年的学习。这时已经跟《蝉》的编辑部闹翻了。他暂时没有写什么，而且正值暑假，想轻松一下，便离开莫斯科，跟他的朋友和房客到他父亲的乡下夏季别墅度假。在那里他尽情地游玩，到田野上散步，到小河里洗澡，在柳荫下垂钓。乡下缺医少药，附近的农民听说他们是医学院的大学生，有头痛脑热的，便来找他们诊治。契诃夫和他的朋友非常乐意，认为这是一个做实习医生的机会。他还跟朋友的小弟弟去田野捉青蛙、逮老鼠、捕鸟雀，拿回来做解剖实习，引得村里的小孩甚至大人前来围观。 从乡下回来以后，不知怎么塔甘罗格时期对戏剧的迷恋之情突然在他心中复苏，他想写一个剧本，并开始搜集素材，在脑子里构思。那年冬天，他利用寒假空闲时间集中精力写了一出四幕情节剧。这个剧本情节混乱，语言累赘，写好后他寄给马雷剧院的著名女演员玛丽·叶尔莫洛娃。不久稿子被退回来了。他感到很气恼，把手稿撕得粉碎。但他写的初稿于1920年在他的档案中发现，并以《普拉托洛夫》的剧名发表，后译成英文时改为《没有出息的家伙普拉托洛夫》。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文学，最初的辉煌 1880年3月发表了第一篇作品以后，其间经历了与文学期刊《蝉》的编辑部的争吵，并与之断绝关系，随后契诃夫的写作出现了一段间歇。他在思考，在辨别方向，在思考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他的创作很快出现了。 他用各种形式写作，笑话、故事、小品文、小小说、小剧本、短篇小说等。而且在作品风格、形式和写作方法方面探索出了一条改革创新之路。 1. 在歧路口上 契诃夫在医学院学习获得了优异的成绩，为他把医学作为终生职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医学道路上可说是一帆风顺，一片光明，而在文学道路上，则荆棘丛生，阴云密布。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对新闻出版界的高压政策，对报刊杂志的审查、禁锢愈演愈烈，使俄国的文化界死气沉沉，毫无生气。这种环境，使契诃夫的文学工作受到了种种限制，失去了自由写作权利，只能按报刊编辑们规定的题目，确定的调子，去写自己不愿写的文章；另一方面整个文艺队伍成分复杂，斗争激烈，使他经常受到包围着他的敌对势力的嫉妒、讽刺、讥笑、诽谤，干扰了他的正常生活与学习。而且，那时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报刊，大都是一些格调低、庸俗、带有商业企业性质、以营利为目的的东西，稿酬既压得很低，发放又不准时，使他经常陷入经济困窘之中，为一家人挨饿而苦恼。 面对这种情况契诃夫应该怎么办呢？是消沉下去，堕落下去，作那个时代的牺牲品呢？还是向现实抗争，求得生存权和自由创作权呢？ 在那个所谓“理想崩溃的时代”、“年轻一代是垮掉的一代”的时代里，的确不少有才华的青年艺术家，苦闷、彷徨、失望、消沉、堕落而最终被毁灭了。 青年诗人雅库博维奇·梅利申在他的一首短诗中写道： 上帝诅咒的一代人啊， 我为你们的苦难哀吟…… 另一位青年诗人纳德松在表现自己这一代的苦闷时写道： 拉开窗幔——引不起新的激情， 望不见幸福何处，也无诱人珍闻； 依然是叫人疑虑的表面宁静， 痛苦的胸中仍笼罩着失望的阴魂。 在契诃夫创作的初期，他周围一些性格比较脆弱的人，由于对俄国的现实感到悲观失望而萎靡不振，逐渐堕落，最后自毁。如契诃夫的朋友加尔申，他的忧郁的短篇小说是契诃夫非常欣赏的。他心地善良坦率，但性格十分敏感和脆弱，经受不住波别多诺斯采夫时期的艰难，心情沮丧，患了精神病，扑向飞转的旋梯自杀身亡，时年32岁。 另一个朋友帕尔明，这是一个待人宽厚，热情洋溢，而且满脑子理想诗情的人。他按照涅克拉索夫的传统写诗，《点滴》编辑部认为他是一位诗人的典型。此人最憎恨庸俗行为和说谎。但书刊检查官认为他是“红色分子”，并说“他的字里行间充满着毒汁”。契诃夫以能和帕尔明交往感到很高兴。 但帕尔明一天天堕落了，他酗酒成性且越来越厉害。 与契诃夫有较深友谊的画家列维坦，在绝望中曾企图自杀。 伏特加酒在知识分子中发生了越来越大的诱惑力，由于看不见光明，人人酣醉狂饮，借酒浇愁。契诃夫的两个哥哥也都是酒鬼，他们的堕落，自然有其品质上的原因，但与那个时代的影响不无关系。 当时，文学界有些嫉妒契诃夫的人，也预言契诃夫将因“酒精”中毒而死于栅栏旁。 在这个青年一代彷徨犹豫的十字路口，契诃夫在初登文坛，南墙遇阻之后就停止写作，像他的两个哥哥那样成为莫斯科酒徒，也是可能的。 然而契诃夫没有陷入萎靡不振，没有纵酒为乐，没有变得精神病态。他的精神首先寄托于医学，这是波别多诺斯采夫禁止干涉不了的，至于那种黑暗环境，郁闷文坛，他像在塔甘罗格时期对待空虚无聊的生活那样，用戏谑的方式去对待，用幽默逗乐解除自己的困境，求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2. 巧遇莱金 契诃夫多次谈到他对医学和文学的态度。他说医学才是他的合法“妻子”，文学是他的“情妇”，他已经把自己的名字和家庭同医学联系在一起，“直到进棺材以前，我都不会放弃医学。至于文学我迟早是要和它分手的”。 他的合法“妻子”——医学，既有媒人，又有主婚人，媒人是谁呢？就是塔甘罗格语法学校的校医，是这位校医使他萌发了学医为人解除病痛的念头。而主婚人则是他的母亲，叶甫盖尼娅·雅科夫列夫娜。她曾一再叮嘱儿子在语法学校毕业后进医学院学医，认为医生是最好的职业。这似乎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而跟“情妇”文学则是自由恋爱，比合法“妻子” 医学结识更早，在少年时代就对文学产生了兴趣，思之甚切，爱之弥坚，真可谓“青梅竹马，耳鬓厮磨”，情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了。 契诃夫对文学的感情并不亚于医学，他之所以说最终和文学分手是因为他对当时已经取得的成功，对自己作品的价值估计不足，怀疑自己算不算得上艺术家，何况他最初写作原本不过作为挣钱的手段，供小市民逗乐取笑，消愁解闷而已。人的兴趣和爱好有极强的延续性，一旦跟文学打上交道，哪怕是抱着十足的实利或消遣的态度，最终会产生出意想不到的结果来。 跟《蝉》这样一些创办不久而十分吝啬的小刊物闹翻并与之告别以后，他并没有与文学分手，而是渴望跟首都和莫斯科名气大的报刊建立联系，求得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出于对文学的兴趣爱好而产生的眷恋之情，一方面认为大报稿酬较高而且能及时支付，可以使他摆脱经济困境。 正当契诃夫冥思苦想的时候，圣彼得堡作家、著名幽默刊物《点滴》周刊的主编莱金来到他面前。 那是1882年10月，一个不太寒冷的日子，莫斯科红场附近大街上，行人熙攘，车流不断。契诃夫和二哥尼古拉在街上闲逛。忽然一辆豪华马车在他们身旁停住，车里坐着契诃夫的朋友、青年诗人帕尔明和一个大腹便便，留着黑胡子的绅士模样的人物。帕尔明指着车旁的契诃夫和尼古拉说：“这两兄弟很有天才，一个能写，一个会画！”莱金赶忙跳下马车，帕尔明给契诃夫和尼古拉作了介绍，原来此人是圣彼得堡作家，著名幽默刊物《点滴》周刊的社长兼主编莱金。就在几分钟前，莱金告诉帕尔明，他想为周刊物色几名有才华而又不苛求的作者，当帕尔明考虑去见契诃夫时，恰巧在街上不期而遇，真使他喜出望外。 契诃夫虽然没见过莱金，但对他的大名并不陌生，还在塔甘罗格时期，他就对莱金的作品产生了极大兴趣，莱金的那些幽默作品曾使他捧腹大笑，并希望将来像莱金那样写作。 一个渴求人才，一个仰慕名士，俩人自然谈得投机并很快就接近起来。 由于室外天冷不便久谈，于是由莱金作东，相携去附近一家温暖而豪华的酒馆共进午餐，边吃边谈。在进餐时契诃夫仔细观察了他这位未来的同仁，他发现莱金在吃香肠、喝啤酒时，大胡子、耳朵都不停地颤动，整个面孔都参加了咀嚼运动，最后莱金点燃一支雪茄，深深吸了一口，吐出了一个烟圈，便开口谈他的条件：他需要短小精悍、趣味浓厚、轻松诙谐的故事。内容方面主要一点是不让书刊审查机关抓住把柄。因此任何引起读者对当前艰难时局不满的主题，都应排除。稿酬每行字8戈比，即每篇文章4至5卢布。这比他从前投稿的莫斯科一些小刊物的稿酬高多了，契诃夫喜上眉梢，欣然同意。莱金还考虑刊登尼古拉的漫画。于是双方达成协议，契诃夫将把自己最好的作品寄给《点滴》。 3. 最初的辉煌 当莱金从这个年轻的、具有罕见的机敏和勤奋精神的大学生身上预见到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的时候，他决心得到他并完全由他的企业支配。他怀着妒意留心着，不让契诃夫在别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并企图从这位多产的作家身上挤尽能挤出的一切，至于稿酬则抠得很紧，慢慢地一个戈比一个戈比地增加，因为他担心契诃夫会被别的竞争者抢走。 契诃夫成了莱金办刊物的苦力。由于他具有敬业精神，所以不嫌弃任何一件工作。他撰写漫画说明词，创作各种“小品文”，构思插图的主题，编辑作家的诙谐笔记，写讽刺性的模拟作品，担任《莫斯科生活之钟》的专栏编辑，报道和编写社会新闻。他经常出入于法庭、文艺咖啡馆和剧场后台，广泛采访，搜集素材。 由于报道需要他和社会各界广泛接触，这开阔了他的视野，各种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左的右的都装在脑海里，等待以后笔下生花。契诃夫为莱金的企业持续工作了5年，不管莱金怎么嫉妒，契诃夫除了同他共事外，仍然为许多别的刊物写稿，后来又为一些报纸帮忙，如为《彼得堡报》写诉讼新闻等。 自从与莱金共事起，契诃夫发表的作品越来越多，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到1884年为止，在各种幽默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就高达300篇。几乎每三天有一篇作品见报，他的多产就连他自己也感到吃惊。其体裁大部分是小品文，仅有几篇小说，如《阿尔比昂的女儿》、《胖子和瘦子》、《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外科手术》、《求职考试》、《假面》、《昏头昏脑》等。 通过这些故事，契诃夫细腻、朴素而又真实地描绘了当时俄国社会的一幅巨型画卷，使人们看到城市和乡村日常生活中各色人物栩栩如生的形象，如没有文化的粗鲁的农民、破落的游手好闲的农奴主、天真地追求理想的大学生、幻想破灭的教师、不走运的医生、伏案算账的店老板、腐化堕落的官员以及社会地位卑微的各类人物。其写作技巧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在整个人物肖像画廊中，每篇故事的人物决不雷同，人物的不幸遭遇的描写，也完全符合各自的性格特征。他运用客观描写的手法，通过运用一系列琐事，绝大部分是通过小人物，揭开黑暗社会掩盖下的秘密，把日常生活中的荒谬现象展现出来，像照相一样逼真。 读他的作品时，你会感到契诃夫的想象力是多么丰富，心理分析多么洞察入微，他的嘲笑又多么辛辣。而且作者本人不在作品中出现，不参与任何议论，不表露作者的直接感情和意见。在文笔上契诃夫力求朴实、流畅，反对矫揉造作。 这几年里契诃夫想的只是如何抓紧时间来写，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从不涉及当代任何道德、宗教和社会问题，也不向读者进行什么训诫。他惟一关注的是使读者开心，让他们自己去遐想。而莱金对他的作品始终不放心，不放手，经常提出苛刻要求，甚至每一篇手稿都要亲自审查，删去他认为有刺激性的和危险性的段落。而且在文章的字数上作了严格的限定，迫使契诃夫对自己的每一篇文章一再压缩、删改，其结果是使契诃夫成了文学新形式的创造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丑小鸭与革新家 80年代，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庸俗的幽默刊物空前繁荣。他们在描绘自己的人物时给蒙上了小市民色彩，没有多少文学味。 然而历史往往有点滑稽，正是从这里，从俄罗斯出版界的这些鄙陋的后院，从一群丑小鸭中走出了一只白天鹅——俄国新一代，以描写普通人：农民、小职员、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非贵族民主和进步文学的革新家契诃夫。 1. “鸭子”的指望 契诃夫给幽默刊物写稿时，还没有想过任何创新的举动但是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追求真理的高尚的民主主义热情不由自主地把他引上了革新之路。 安托沙·契诃昂泰的短篇小说对读者越来越具吸引力，激起他们意外的深思。当读者在读契诃夫的小说时，体验到一种奇妙的感情。这些小说里经常遇到的是同一个环境，同一种情态，同一类角色，甚至似乎是同一种幽默手法。然而令人感到古怪的是看起来是这一个，又不完全是这一个！ 在安托沙·契诃昂泰的手里一切都被改造得迷人而富有诗意。他的作品从外表看完全没有脱离一般幽默、娱乐的公式化的框框。但是，他把短篇小说这种小型艺术的风格，发展到“创造精美艺术”的高度。在保留这种公式化框框的同时，创造了改造风格的奇迹。幽默逗乐的刊物成了文学天才产生的土壤。 这种令人惊异的历史是怎样发展的？这种奇迹是怎么产生的？ 这可以说是环境逼出来的，也可以说是在莱金的“引导”下创造出来的。 契诃夫和《点滴》周刊的联系，自与莱金签订合作协议书之后，不断密切。《点滴》周刊是一本幽默刊物，它以莱金创造的文学小品为主要形式，以写日常生活中的笑话为主要内容。这被莱金视为《点滴》的传统风格和纲领。在当时所有类似的刊物中，《点滴》毕竟算是不错的，它总还比较接近于文学，多少有点严肃性。 但是，由于新闻检查的压力，莱金在组稿时越来越谨慎、胆小，对原来的那点严肃风格，也不敢坚持。契诃夫跟《点滴》合作以后，恳求莱金允许他在文章中加进一些严肃的内容，他说：“短小精悍、轻松愉快的文章，即使严肃一些，读起来还是会令人高兴的。说实话，搜集笑料困难重重。有时你去寻找笑料，而写出的东西令人作呕。因此，不管你愿意与否，你不得不写一些严肃的东西。” 而莱金则我行我素。他经常删掉契诃夫稿子中严肃的内容。他对契诃夫说：“你对复活节前夕虔诚的教徒们在钟楼里做弥撒的描述相当不错，因此我采用了你文章的前半部分。但是，请你原谅，所有关于复活节弥撒的唱诗、醉酒和亲朋互访等段落都被我删掉了。”他又强调说：“你的小品文好极了，可我担心有的文章难以通过新闻检查。最近一个时期我们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我们要被压垮、被窒息了。” 契诃夫则极力与他抗争。1883年他给莱金的信中说：“你说我的《柳树》和《贼》对《点滴》这样的刊物未免太严肃，不过我觉得一个只有百来行长的严肃的小玩意不会很刺眼。……那篇作品相当轻松，合乎你刊物的风格，那里面既有情节，又有适当的抗争。” 契诃夫的有些小品文跟别的编辑写的多少带点诙谐的作品没多大区别，有时契诃夫的小小说也以小品文的常见形式出现，笑料只是作为那些故事的基础。莱金想从契诃夫那里得到的正是这样的东西，而契诃夫则感到难以忍受。俩人的矛盾就这样逐渐形成了。 莱金除了逗乐取笑的作品外，别的什么也不想，也不期望。他跟安托沙·契诃昂泰的矛盾，不仅因为安托沙向别的刊物投稿，而且由于他那些小故事中没有任何新鲜的像《点滴》那样的东西。就像那篇著名的童话中一群小鸭子用仇恨的眼光看着小天鹅，认为天鹅不是正经的鸭子一样，他认为契诃夫不像正经的幽默作家。 2. 改革旧的风格 莱金主观上企图阻止契诃夫的发展，企图把这位年轻同事钳制在《点滴》的传统框框之内。他总是像丑小鸭故事中鸭子指望的那样指望安托沙“将来有一天变得美丽，变得小巧玲珑”。他远远没有想到，他正在跟他肩并肩地创造伟大艺术家产生和成熟的奇迹。 莱金还用他“首都名人”的威望压制安托沙，甚至企图吓唬他，向他暗示首都社会舆论对他越出《点滴》纲领的那些小说评价不高，希望契诃夫屈服。但契诃夫没有屈服于莱金，否则他就不成为契诃夫了。 契诃夫巧妙地与之周旋，他给《点滴》的传统风格文学小品注入严肃文学的内容，在低格调的框框之内写出高格调的文学名著。这样的作品有时使莱金感到迷惑。他认为是《点滴》化的作品，契诃夫却恰恰改变了《点滴》的风格像写的是日常生活中幽默故事的小说，所以在《点滴》周刊上不时有安托沙·契诃昂泰的严肃作品出现。 例如，短篇小说《漫不经心》曾受到莱金格外垂青，把它称之为“可爱的小东西”。通过这篇小说可以看出在庸俗的幽默期刊的文学小品框框之内是如何诞生出伟大的艺术家的。 《漫不经心》的主人公彼得·彼得洛维奇·斯特里任，是一个鳏夫，他的家务由十分厉害的姨妹，一个老处女主管。一次斯特里任参加洗礼宴后，深夜很晚才回家，当感到在客人家没有过足酒瘾时，他便去橱柜里搜寻，错拿了一瓶煤油当做伏特加喝了满满一大杯。当他明白自己搞错了时，由于剧痛和临死的恐惧，便闯进姨妹达申卡的房间，把她叫醒，并对她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 知道怎么回事以后，达申卡一点没有同情斯特里任的表示，反而把他大骂一通，说未经她的允许就喝伏特加，有无礼的企图。斯特里任跟着便去找医生，但不是碰巧医生不在家就是敲不开门。他又跑到药店去。药店里一位傲慢的上了年纪的药剂师，同样臭骂了他一顿，说他深更半夜搅得四邻不安。 他在药店也没有得到帮助，感到绝望了，断定自己必死无疑，便写起死前遗嘱来，直到天亮他一直在等死。早上这位幸免于难者，奇迹般地发出了幸福的微笑。他对达申卡解释平安无事的原因时说：“亲爱的妹妹，谁过正当的有规律的生活，谁就不会遭到任何祸害。” “放屁！那是因为煤油太差！”达申卡叹了口气，她想到的是买煤油的开销，并死盯着这一点，她说小铺老板“卖给我劣质煤油，要不，怎会半戈比一斤呢！我真是个苦命女人啦。这些恶棍害人精，不得好死。滚吧！滚吧！” 这篇小说契诃夫是借达申卡的行为讽刺一些人只见一点不及其余的目光，只钻生活小事牛角尖的目光。莱金的目光与达申卡相似，他只盯着一点，只盯着小事和“点滴”生活，也就是《点滴》的职业化目光。 契诃夫就这样做着自己的创新事业。他把低格调的幽默小玩意的小品文发展到世界文学杰出的水平，在小品文风格范围内表达深刻的思想，塑造伟大的形象。他在把“庶民”风格引入高尚文学领域时，剔除了资产阶级糟粕，并证明文学小品不仅对讽刺喝醉的商人适用，而且在它狭小的范围内可以纳入与诗歌、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同样丰富多彩的艺术创作内容。 如果单从文学形式方面说，那么莱金是契诃夫在文学小品领域直接的引路人。在莱金的引导下，契诃夫抓住了生活向他提供的，但要改造、提炼、要重新组织的全部素材。生活想用“莱金式”的糟粕、用幽默小品僵硬死板守旧的规则扼杀契诃夫的才能，但契诃夫善于把这种被扼杀的危险变成对他有益的、成功的机遇，深入地、耐心地研究小小说灵活的规律，揭开其尚未被发现的秘密。最终，风格在天才的意志面前屈服了。素材成了这位文学巨匠手中可以任意塑造的东西。 文学小品本来是莱金的风格，现在却成了契诃夫的风格。 3. 创造新的形式 在为《点滴》周刊写稿的过程中，契诃夫的另一大创造是形式上的革新。 《点滴》周刊的编辑要求他写的文章必须严格限制在100行之内，并提出一些具体规定，甚至从哪儿开头到哪儿结尾。 这使契诃夫感到十分为难。他在给莱金的一封信中说： “经过一再压缩、删节，我开始计算行数，我数到100行，120行，140行，我害怕极了，我无法寄出这样的文章。因此，我请求你们，给我写120行文章的权利吧！” 《点滴》周刊的苛刻要求，迫使契诃夫在改革文学形式上下功夫。在小小说中，他学会了改变人的整个生活面貌，改变生活激流的方向，把短篇小说发展到史诗般的叙事小说的高度。 他成了文学新形式的创造者，即容纳中篇或长篇小说的小小说的创造者。于是那种使他感到苦恼的东西（即必须毫不怜惜地压缩、划掉、删改），现在成了创作的规律。在契诃夫那时的书信、笔记中，经常出现富有表现力的格言：“短——是才能的姊妹”，“写作技巧——就是缩短的技巧”，“写作的才能——就是简洁”，“要善于长话短说”。 “短”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而要有容量。契诃夫做到了文学形式从未有过的大容量，即把巨大的内容投放到极短的小说中。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微小的情节，极少的插话，简短的对白，精炼的写景，这既是生活真实深度的反映，也是作者精心提炼的结果。 4. 寓讽刺于幽默 莱金对契诃夫的斗争，实际上是反对契诃夫天才的讽刺倾向的斗争，反对在青年作家早期的作品中就已经显现出来的深刻的悲剧主题的斗争。那种讽刺倾向跟保护“小人物”，跟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莱金希望安托沙·契诃昂泰只能继续做一个幽默家。然而契诃夫在自己的保护“小人物”和讽刺倾向方面成了果戈理和谢德林传统的继承人。 契诃夫在跟《点滴》合作那段时间，就表现出三种突出的艺术倾向，他用幽默小品和轻松喜剧，把欢快的、亲切的、善意的幽默奉献给读者。与此同时，契诃夫的讽刺小品也逐渐显现出光彩。从那时起出现了一些文学小品，既不能直接纳入幽默体裁，也不能直接纳入讽刺体裁，在那些小品文之中讽刺或幽默的色彩已经不占优势了，作家企图创作呈现生活各种色彩的现实画卷，而喜剧则仍然向深层发展，成为他的作品中的“一股暗流”。 契诃夫以一个讽刺作家和幽默作家的面貌开始自己的文学道路，而以天才的抒情讽刺喜剧《樱桃园》结束。他对自己天赋的喜剧才能坚信不渝。而他创作中的三种倾向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互相交织的。那些可以算幽默作品的有：《带低音提琴的爱》《江鳕》《坏孩子》《约会虽然实现……但》《中伤》等。而《小公务员之死》《包打听》《胖子和瘦子》《变色龙》《军士普里希别耶夫》等则属于讽刺作品。 契诃夫的幽默作品自然能引起读者的深思，给读者以启迪，但不能激起读者对小人物的敌人的蔑视、仇恨、愤怒，而那时他的讽刺小品则能激起这种感情。 1880年3月，契诃夫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以后，接着在轻佻的《蝉》的页面上出现了一篇小小说《为了一个苹果》，署名是：安托沙·契诃昂泰。 20岁的作者揭露性、民主性的激情在这篇小说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他以极厌恶、极憎恨的感情描绘了一个地主的典型： 一位名叫特里丰·谢梅洛维奇的地主在自己的花园里惩罚热恋中的一对情人——青年农民小伙子和姑娘。因为小伙子从地主的苹果树上给自己的恋人摘了一个苹果，这个卑鄙无耻的老家伙产生了对两位恋人进行卑鄙惩罚的念头。他逼迫小伙子讲故事，逼迫姑娘读祷文。然后命令姑娘抽打自己的未婚夫，命令小伙子抽打自己的未婚妻。他表现出非常心满意足的神态，因为他成功地损害了人的感情，践踏了人的心灵，凌辱了人的人格。 “你们可以走了，亲爱的，再见！送几个苹果给你们做婚礼。” 初出茅庐的作家的这篇小说，离成熟艺术还较远，但对典型人物和欺侮人的整个场面的描写极富表现力，已经显现出他的讽刺天才。在随后几年他迅速成长，在幽默和讽刺作品方面进行了很有特色的创新。 《变色龙》、《军士普里希别耶夫》是契诃夫讽刺题材的光辉之作。可以与果戈理和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并列。“普里希别耶夫”这一形象，可以与世界讽刺文学名著中的人物形象并列。 普里希别耶夫军士只是一幕短剧中的一个角色。他以一个编外警察、社会秩序的自愿维护者、自愿告密者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他的面目、他的性格是当时的人所熟悉的，他的形象成了一种象征：厚颜无耻、愚蠢自负、无知自信、妄自尊大、蛮横无理、傲慢骄横、蔑视人民、粗暴荒唐，喜欢插手别人的事务，企图阻止、压制一切生机勃勃的事物——是那个时代企图“冻结”国家生活运转的一切反动势力的象征。他的古怪行为形成了普里希别耶夫癖，不仅是可怕的，而且在人民眼中是可笑的。作为一位青年作家其艺术技巧达到了何等高度！ 契诃夫在给莱金的一封信中说，他羡慕莱金比他出生早，赶上了60年代，那时可以自己呼吸，书刊检查没有这样凶，真正的讽刺作品能够存在。 其实，契诃夫没有意识到，正是他在波别多诺斯采夫时代恢复了俄罗斯讽刺文学的进步传统。他在《点滴》《蝉》《消遣》几个刊物上巧妙地抨击了社会荒诞现象。还是20多岁青年的契诃夫就成了俄国人民及其文学道德力量的化身。这新一代文学甚至在最黑暗的当时，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巧妙地找到了不断反对黑暗势力，反对谎言和压迫，争取正义和自由而进行伟大斗争的机会。 契诃夫的讽刺经常以幽默的形式出现，把讽刺隐匿于幽默之中。这是契诃夫的独创。跟果戈理和谢德林不同，他们以讽刺形式出现，把幽默融入讽刺之中。如《戴假面具的人》《人犬对话》《婚礼》都可以说明这个特点。 5. 悲剧和喜剧的交叉 把幽默和讽刺、喜剧和悲剧融合和交织为同一种不可分离的艺术整体，是契诃夫文学革新的又一大贡献。 契诃夫常常把卑鄙庸俗行为放到悲剧中去表现。有一篇短篇小说既具悲剧性又具讽刺性。 《柳树》写的是一桩抢劫杀人案。 一辆邮车通过某地一条驿路。在一个偏僻地方，马车夫趁邮务员打盹的当儿，把他打死了，将一袋贵重邮件扛到离驿路不远的一座磨坊旁的大柳树下，塞进柳树的洞里，然后匆匆跑回邮车旁拿锤子朝他自己头上打了两锤，弄得满身是血后打马飞奔，边跑边喊：杀人了，救命啊…… 这件事被在磨坊旁打盹的守磨老头看见。过了两天，老头带上邮包到城里去报案。他进了第一个衙门，当官的把邮袋拿进一个房间去关起门来检查，然后对他说：这事不归我们管，你应到下街去。老头接过邮袋感到轻了许多，“里面的东西少了一半”。他到了下街衙门，一位文书把邮袋交给一位胖子长官，胖长官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出来对文书说：邮袋是空的，不过你告诉老头，他可以回去了，要不然就把他扣留起来。 到了秋天，马车夫到柳树下取邮袋，发现洞里空空如也，便去问守磨坊的老头，老头说他送到城里衙门去了。马车夫将老头狠揍了一顿，以后就留下来跟老头住在一起。 由于良心发现，马车夫日夜不安，便请老头带他去城里自首。到了下街衙门，马车夫跪到胖子长官面前认罪。长官吃了一惊，说：“你干吗诽谤自己，傻瓜！你喝醉了，混蛋，这样反而会把事情弄乱，罪犯始终没有找到，就是这么回事，滚出去。”老头向胖长官提及邮袋的事，长官哈哈大笑…… 马车夫只好跟老头回到柳树下去。过没多久，马车夫受不了良心折磨，便跳水自杀了。 在这篇小说里，一方面是犯罪。罪犯良心上受着折磨，迫切要求赎罪；另一方面是果戈理、谢德林式的讽刺官老爷们习以为常的行为作风。他们没有给车夫不安的良心赎罪的机会，而导致他自杀。喜剧和悲剧，讽刺和幽默的交叉构成了小说的基础。这样的交叉既令人发笑，又令人悲伤。这种交叉反映了现实生活的矛盾，生活中就有许多这种发笑和悲伤交叉的现象。把喜剧和悲剧，讽刺和幽默燏合为一体，目的是为了更真实地表现生活。 契诃夫当时说：“在生活中一切都掺合在一起，深和浅，大和小，悲剧和喜剧。”他认为必须跟一切陈规旧习分手，他呐喊着：“需要新形式，需要新形式！” 在俄国文学中悲剧和喜剧往往是互相转换的。在契诃夫的前辈果戈理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喜剧向悲剧转换的情况，笑是饱含着泪水的。果戈理说过： 这世界安排得很奇妙，欢乐转瞬变为悲伤。在契诃夫的作品中悲剧向喜剧转换的例子也不少。两位作家都善于发现悲剧中的喜剧，喜剧中的悲剧，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在他们的滑稽天才之间的相似之处是：当其在欢笑中展现悲伤，在悲伤中展现欢笑时，俩人都显得很忧郁。 6. 确定新的描写对象 在80年代，新一代大众读者期待着文学作品能帮助他们深刻认识现实生活。契诃夫这一时期的创作正好满足了他们的渴望。契诃夫是以描写普通人即平民为主人公的新文学的创造者。在契诃夫80年代的每一篇幽默故事中，读者都听到真正的人的心灵的低微的叹息声。在那之前还没有人对普通人生活中悲剧的琐事理解得那么清晰入微，能那样毫不留情地、真实地给人们描绘出小市民日常的浑浑噩噩的状态和他们生活中丑陋而悲伤的情景。 还在早期的小说中，契诃夫就表现出小人物的朋友和帮助者的姿态。 1883年写的短篇小说《公山羊和小姐》就是最好的例子。 有一位“仁慈的老爷”，长得肥头大耳，油光满面。一天晚饭后他正感到烦闷无聊，这时一个穿着十分朴素的姑娘来到他身边。她胆怯地请求老爷给她一张火车票，以便不花钱回到乡下去看她得了重病的母亲。因为她听说这位老爷乐善好施，经常发这种火车票。“仁慈的老爷”很想寻欢作乐，消遣烦闷，便跟姑娘闲谈。他问姑娘在哪儿做事，有多少薪俸，未婚夫是什么人。姑娘非常轻信，便将自己的全部生活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他，并念了父亲给她寄来的信。交谈进行了很长时间，已经夜里八点钟了。这时“仁慈的老爷”站起身来。 “剧院里戏已经开演了……再见吧，玛丽·依裴莫芙娜！” “那么我指望的事能成吗？”姑娘问，也站起身来。 “什么事啊？” “你答应给我免费火车票呀！” 老爷一阵哈哈大笑，向姑娘解释说：你搞错了地方，走错了门，能帮助你的是铁路工作人员，他住在另一道门里。 在隔壁人家的门口，开门人告诉她，那人八点半已经去莫斯科了。 富人们的卑鄙行为及其对小人物的冷酷蔑视态度，通过安托沙·契诃昂泰这位不妥协的揭露者的笔表现出来了。 契诃夫是描写普通人生活的艺术家，他成了读者、成了渴望有讲述自己苦难生活的文学的小人物最亲近最需要的作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新一代短篇小说大师 契诃夫是一个早熟的作家，他的早熟可以跟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早熟相比。 同时他又是一个成熟很快的作家，从1880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起，在三四年时间内就发展成为成熟的文学艺术革新家，天才的幽默作家和讽刺作家。 他的才能比他的文学前辈更全面，不仅在写作风格、形式、方法方面，而且在写作的艺术技巧方面均有革新创造，成了俄罗斯新一代艺术家、短篇小说大师。 1. 广阔的生活视野 在契诃夫的思想艺术成长过程中，他的广阔视野起了巨大的作用。 塔甘罗格时期，契诃夫有很多机会去海边、去附近农村和草原游玩，养成了迷恋大自然景色风光的癖好。到莫斯科以后，有几年时间他都跟全家人一起去莫斯科郊区他弟弟伊万教书的沃斯克列先斯克度暑假，在那里他跟兄弟们、朋友们徜徉于山水之间，垂钓于河洲之上，日与穷苦农民为友，夜与乡村医生结伴，愉快地度过漫长的夏天。 1885年，由于契诃夫的建议，伊万经多方活动，离开了沃斯克列先斯克，到莫斯科一所高级小学任校长。这是一项薪俸较高的职务，对缓解家庭经济拮据不无补益，而且实现了早就盼望的全家团聚。然而也带来一件憾事，就是失去沃斯克列先斯克度假的有利条件。但是，契诃夫对大自然、对农村的迷恋习性难改。这年夏天他又萌发了去郊区度假的念头。于是，由伊万出面，找他曾经教过的孩子的父亲、一个有文化的地主基斯列夫协商，在他的名叫巴布基诺的庄园里，租了一栋别墅。此后巴布基诺成了他继沃斯克列先斯克之后经常去度假的地方。 庄园坐落在伊斯特拉河陡峭的岸旁，有宽阔的英国式花园，花坛，幽深的树林，绿色的草地，宽阔的鱼塘。契诃夫对这个地方入了迷，他曾经在一封信中写道：“当我透过窗户观赏夜幕中的树木、河川时，真使人感到心旷神怡……当我听到夜莺歌唱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基斯列夫夫人是个儿童文学家，她写的童话故事很受小读者的喜爱。他们夫妇俩都很乐观大方，热情好客，使契诃夫全家在庄园里毫无拘束之感。 在这里他对中部俄罗斯的自然风光的热爱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种爱使他后来成为俄罗斯风景描写的大师；在这里他又认识了许多不同身份和职业的人。他的面前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农民的、地方医生的、地主的、官员的、军官的生活。 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了解、研究社会现实，而且完全不是一个旁观者。 像前几年在沃斯克列先斯克一样，他仍然花了大量时间给附近的农民治疗。 他给莱金写信说：“这里的病人很多，经常打扰我，整个夏天我看了几百名病人，总共挣了一个卢布。” 除了看病，他得抓紧时间写作，因为别墅租金500卢布，为此他借了100卢布的债。他的写作经常被病人打断，但他却乐此不疲。他认为这是一个跟农民生活密切联系的机会。行医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大量积累了他在其他条件下未必能获得的素材。他说：“我不怀疑行医对我的文学活动产生的巨大影响；它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知识。这些收获对于我这个作家的真正价值只有一个本人就是医生的人才知道。这些收获同样具有指导性影响……” 在契诃夫眼前展开了当时俄罗斯农村生活的喜剧和悲剧，没有对农民生活的深刻了解，他不可能写出像《苦难》那样的小说；没有沃斯克列先斯克和兹维尼戈罗得的生活经验他不可能写出像《外科学》《逃亡者》《烦恼》那样一些作品和许多别的跟医生、跟病人相关的小说；没有自己的生活经验他不可能写出《接吻》这篇小说和话剧《三姊妹》。 在巴布基诺不远处住着他和尼古拉的好朋友画家列维坦，此人像契诃夫一样热爱莫斯科郊区自然景色。列维坦当时患了忧郁症，企图自杀，契诃夫得知后常去看他，安慰他，每天陪他散步。美丽的大自然风光的陶冶和朋友的乐观情绪的影响，列维坦曾一度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契诃夫从列维坦那里学到了不少观察大自然的知识，对他描写祖国的自然风景给了很大启示。 夏天就这样在写作、治病、闲游中一闪而过，契诃夫一家应该回莫斯科去了，然而彼得堡各家报刊迟迟没有寄稿费来，他拖欠的房租无法支付，一直延迟到9月才踏上归途。巴布基诺的田园生活虽然给他思想精神不少裨益，可是他的健康并未好转，回到莫斯科以后，他又咯血了。然而写作和治病像磁铁一般吸引住他，对自己的病又忘之脑后了。 12月，在莱金的邀请下，契诃夫乘车去圣彼得堡。 他成了城市的、还有农村的风景描写的高超的大师；他的小说，凭借几乎觉察不出的细微特征，可以分辨出故事发生的背景是莫斯科还是彼得堡。 在自己沉着的、似乎平静恬淡的风格中契诃夫揭露了令人发悚的黑暗现实。甚至在描写资产阶级城市生活粗俗、卑鄙一面时，他也善于出色地保持作品的诗意、音乐和优雅。 2. 崭新的创作风格 1885年12月契诃夫在彼得堡逗留了两周时间。彼得堡是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著名文学家、艺术家居住的地方，集中了那个时代的名流，如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格里戈罗维奇、列斯科夫、乌斯宾斯基、普列谢耶夫……还游荡着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的英灵。 在彼得堡逗留期间，由于莱金的引见和介绍他结识了不少名人和朋友，人们都热烈欢迎他，向他表示敬意，对他备加赞扬。他发现他写的那些“无价值”的小故事，在首都拥有广大读者，已经开始使他在首都享有真正作家的声誉，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而在这之前他怎么也不完全相信他的作品有人需要和感兴趣，没有完全理解自己创作的伟大意义，在自己作家生涯的最初时期，他几乎没有感觉到读者对他的态度，他把自己仅仅看成是一位有良心的作家，也仅仅如此而已。 那时候文学评论界少数人，如民粹派的领袖人物h.k.米哈依诺斯基对契诃夫的评价也很偏颇，他们把青年契诃夫视为真正的天才笑星，说他跟其他笑星的区别只在于他为人正派。甚至认为他是一个无原则的作家，在文学道路上不知道该往何处走，怎么走。这些评论当然是不公正的，不符合实际的，而且是不怀好意的。 此时的契诃夫已经出版了几本有较大影响的短篇小说集，如《戏剧故事》《梅尔伯米尼故事》《杂拌儿》，早已为《变色龙》《军士普里希别耶夫》《阿尔比翁的女儿》那样一些名著证明为成熟的文学家了。他的讽刺文学天才已经达到了他的前辈果戈理、谢德林的水平。在俄国出现了新一代文学巨星，新一代艺术大师。 1885年出版界就出现了契诃夫的与过去不同的新型小说，在那些小说中幽默已经不起直接的优势作用了。这是契诃夫创作新时期的开始。 从1887到1888年契诃夫就很少再写自己过去的“纯幽默”作品了。幽默在他的作品中开始起新的作用：他要么增强它，使之具有明显的悲剧色彩，要么相反，用机智逗乐的笑使悲剧变得温和。契诃夫令人惊讶的智慧和才能获得了新的、更新的艺术高度，他任何时候也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不断寻求新的、更具深远意义的目标。 在1885年的小说中已经鲜明地显示出契诃夫创作风格革新的特点，而且获得迅速发展。他巧妙地把喜剧和悲剧融合为统一的艺术整体。最具这种特色的是短篇小说《哀伤》。 艺术家以极其朴实的功力，为我们转述了无情的惨祸，惨祸发生的速度： 马向医院方向缓缓前行，那时候旋工的老伴已经死了。按着惯性旋工的脑子里继续转动着他原来打算送给医生的卡里利阿白桦木烟盒的念头，而那时候他已经没有了双手…… 这篇小说中有两个惨祸：老太婆的死和旋工意外的残废。小小说的主人公还沉浸在第一个惨祸的悲痛之中，另一个惨祸又向他袭来了。事件进程如此之快，使读者感到震惊。 帕利明在给契诃夫的信中这样评价《哀伤》：“……在我看来，这篇小说比你到目前为止任何时候写的更好。小说充满真实的速写产生了使人感到震惊的印象，变得又可笑，又悲惨。正如在生活中一样，讥笑和悲伤交织在一起。” 契诃夫经常如此。在他的作品中喜剧和悲剧不知不觉产生，是那么自然、淳朴，致使你不知道是笑还是哭？这个特点后来成为他的剧作特征的重要区分点。很久以后，契诃夫剧作的总导演对这样的问题绞尽脑汁，不知道在他们面前是喜剧还是悲剧，是该笑还是该哭。 与此类似的另一篇小说《苦恼》也很出色。《苦恼》写一个年老车夫由于小孩病死了，心里很痛苦、郁闷，想向乘客诉说，但乘客们只关心自己的事，没有一个人愿听，反而骂他啰嗦，催他快赶车。他只好对自己的马诉说： “打个比方，如果你生了个马驹突然死了……你说，你不痛苦吗？” 这篇小说与《哀伤》的情绪不同，没有另一个突然的无情惨祸，而且结局引起忧郁的温和的笑。《哀伤》中幽默使悲剧更加强烈，《苦恼》则相反，使悲剧变得温和，以夜晚的美景，淡淡的忧愁，悦耳的夜声，引起独特夜曲的感受。 3. 客观的描写方法 契诃夫的小小说在广阔地反映现实时，吸纳了中篇小说的素材，容量极大。 《万卡》可算是最具特色的。这是一篇惊世之作，是容量宽广的富有诗意的综合艺术品。故事是这样的： 9岁的男孩万卡被爷爷送到城里的鞋匠家当学徒。在圣诞节前夜他背着老板、老板娘和师傅们偷偷地给他乡下的爷爷写信，诉说自己在鞋匠家受的苦： “昨天我挨了一顿打。老板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到院子里，用皮带抽了我一顿，因为我在摇晃着他们的小崽子的摇篮时睡着了。 这个星期有一天，老板娘叫我剖一条鲱鱼，我从尾巴开始弄起，她看见后，就抓起那条鲱鱼，拿鱼头直往我脸上戳。师傅们笑话我，打发我上酒店去打酒，叫我偷老板的黄瓜；老板随手捞着什么，就用什么打我。吃的哩，简直可怜得很。他们早上给我吃面包，午饭给我喝稀粥，晚上又是吃面包。 至于茶啦，白菜汤啦，只有老板他们才大喝特喝。 他们让我睡在过道里，他们的小崽子一哭，我就别想睡觉，我不停地摇那个摇篮。 亲爱的爷爷，你发发上帝那样的慈悲，带我离开这儿吧，让我回到村子里我们的家里去吧，我再也受不了啦。……我给你叩头了，我会永远为你向上帝祷告，带我离开这儿吧，不然我就要死了……” 万卡把写好的信纸折成四折，放进一个信封里（昨天晚上花一戈比买的），他想一想，拿起钢笔，写上地址：寄乡下爷爷收。然后跑到街上一个邮筒处，把那封信塞进筒口。 过了一个钟头，因为怀着美好的希望而心里感到很舒坦，他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爷爷坐在炉台上，耷拉着一双光脚，对着厨娘们念信。炉旁蹲着那条狗维云，摇着尾巴。 万卡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回乡下爷爷身边去，但他的希望是渺茫的，因为他寄信没有写明地址，他的忧伤，他的呼喊，他的哀嚎永远达不到他惟一的亲人祖父那里，这是极具悲剧性的。然而，可以设想，即使按地址寄到了他爷爷手上，他爷爷也不可能实现万卡的请求，把他带回乡下去，他的爷爷也孤立无援，否则不会送他去当“学徒”，他的悲剧仍然是悲剧。小说强调寄信没有写明地址，突出说明万卡的希望、命运在那个现实中无法达到和改变，只是对现实的揭露、谴责，对拯救更多人的命运的号召和改变那个现实的呼喊。 契诃夫将一点也不复杂的、日常生活的、极普通的内容提到关系人类命运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的高度，其艺术概括力是何等的博大精深！ 客观的描写方法的运用，在契诃夫的整个创作中独具特色。还在他的创作初期，他的幽默、讽刺就是通过对人物、对事件的客观描述而展现的，作者本人很少参与其中。到成熟时期，这种手法达到了娴熟程度。 他在给哥哥亚历山大的信中说过，在写小说时，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自己的兴趣、癖好，不能强加给自己的主人公。 契诃夫认为作家的任务就是在作品中让现实本身说话。他曾告诫女作家阿雅洛娃，避免使用富有怜悯心的词句：作家的怜悯心是那么软弱无力，以致使读者对主人公的怜悯之情化为乌有。他认为在小说中话犹未尽比话说过头好。如果作家本人已经说出了对主人公怜悯的话，那结果是作家代替了读者做这件事；读者已经不必怜悯主人公，作者已经预先“表达”了读者的感情，却没有给独立自主的读者留下参与共同创作发表自己感受的机会。像《哀伤》、《万卡》这样的小说，作家没有流露点滴的主观情绪。作者的描写越是客观，其艺术感染力越强，越能引起读者的强烈感受。 4. 高超的写作技巧 在小说中，常常有抒情描写，契诃夫创造了抒情的新形式，即把抒情与客观叙述融为一体，而不是作者的抒情插话。这一点与契诃夫的前辈果戈理的抒情形式是不同的，果戈理作品中的抒情使人感到是抒情插话，跟叙述的整个过程缺乏内在联系。在短篇小说《峡谷里》，对莉帕和她母亲的感情和希望，契诃夫是这样表达的： “于是一种无法慰解的悲痛之情向她们的心上袭来。可是她们觉得好像有人从高高的天空，从布满星星的蔚蓝的空间瞧着下界，发现了在乌支列耶夫地方发生的种种事情，留心地瞧着，而且不管灾难有多大，夜晚仍然是恬静的，美丽的。在上帝的世界里，现在仍然有正义而且将来也会有。这样恬静而美丽的夜晚，人间万事万物一心等待着跟正义融合为一体，就像月光和夜色融合一样。” 当然，人间万事万物一心等待着和正义融合的想法，仍然是作者的“抒情插话”，可是使人感到不像是插话，而像是人物自身感情和思想的自然流露。 契诃夫是风景描写的大师，他写景的方法也是独具一格的。 写景在契诃夫作品中起着与众不同的作用，常常是对世人的生活本质上应该是这般美好的提示；是对生活中丑恶现象的谴责；是一篇审判词；是一篇主张美终有一天会在人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宣言，是焦虑，是悲伤，是希望。契诃夫的景物描写，预示人间有的但被压抑被损害了的和应该复苏的那种美的事物。 在小说《暴发》中当大学生华西里耶夫对解决常有的然而带根本性的社会问题不知道“做什么”而陷入绝望境地时，有这样一段描写： “深夜，大学生们行走在特雅尔斯基大街的林荫大道上，他们中之一，艺术家、美术雕塑专科学校的大学生，低声哼起《鱼人公主》中的歌曲：‘无意中来到愁人河岸……’” 这时传出了雪的旋律： “好像感觉到白皑皑、毛茸茸的初雪”。华西里耶夫“喜欢……雪，惨白的路灯光，行人脚掌在初雪上留下的黑色的深深的印痕，他喜欢天空，尤其是那晶莹的、温柔的仿佛少女般情调的天空。这样的情调在自然界一年里头只能看到两次：即在一切被雪覆盖的春日明媚的白天或月夜，在大河里坚冰已经破裂的时候。” 然后雪的主旋律从明亮的、纯洁的变成幽暗的、愤怒的，发展到成为令人不能忍受的凌辱，连那“晶莹的温柔的纯洁的仿佛少女般情调”也被凌辱了。一种与初雪形象相关的思想，通过诗一般的城市夜景和深沉的音乐美的描绘，生动地体现出来了。 风景描写的方法，在契诃夫的创作中也具匠心独运的特色。他在给亚历山大的信中，谈到自己风景描写的原则。他说为了写月夜，只需写堤坝上碎玻璃瓶颈闪闪亮光，磨坊车轮的阴影显得很幽暗就够了。在小说《狼》中只一两句话就勾画出月景。在《海鸥》中特里普列夫嫉妒有经验的作家特里戈宁时说：“特里戈宁为自己创造了一些方法，他感到很简单，在他的堤坝上碎玻璃瓶颈发出白光，磨坊轮叶的阴影显得很幽暗——于是月夜就描绘出来了……” 这一切都是在创造新风格。为着创造自己的新风格，契诃夫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为了保护被现实压迫的真正的人，为了在复杂的困难的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俄罗斯文学最优秀的民主的、人道主义的传统，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生活真实，必须创造出最好的艺术方法。从初出茅庐起契诃夫就为这个目标所吸引，短短两三年时间，他就完成了文学上的这个革新过程，成为了成熟的新一代艺术大师。 5. 创作的无限信心 契诃夫1885年12月在圣彼得堡期间还结识了新闻界巨头、当时最大的一家报纸《新时代》的创始人兼社长阿列克西斯·苏沃林。苏沃林曾读过契诃夫的作品，早有印象，所以一见面就邀请契诃夫跟他的报纸合作，并许诺稿酬从优，每行字12戈比，这对经济仍然困窘的契诃夫来说真是喜出望外。 从此在《新时代》上不断出现契诃夫的作品。 这一年城市流行伤寒病，莫斯科也异常猖獗，这对契诃夫的整个情绪有很大影响。他因为身体不好，十分害怕染上这种病，他心想如果他得了这种病，是难以幸存的，对他的家将是极大不幸。他整天忙于诊治病人，即使有点闲暇时间，也很难集中思想去写作，因为他新居的楼上是一家餐馆，整日喧哗声，乐音声，喊叫声，碰撞声不断。而且他觉得身体虚弱，精神疲倦，头脑迟钝，昏昏沉沉。尽管如此，契诃夫还是完成并发表了多篇小说，如《万卡》《忙乱》《阿妞达》《阿哈菲》《噩梦》《圣诞之夜》《熟悉的男人》《合唱队员》《教师》《马姓》《猎人》等。 在这种心情之下，契诃夫对文学有点信心不足了，他向作家比利宾表示将来有一天跟文学告别，终生从事医生职业。然而正在这时一件意外的赏心乐事来到了契诃夫身旁：从彼得堡寄来一封信，那是大名鼎鼎、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当代著名的《安东·戈列梅克》的作者，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俄罗斯著名作家的朋友）写给他的。格里戈罗维奇在《彼得堡新闻》上读到了契诃夫的《马姓》和《猎人》两篇小说，很欣赏他的才华，出于爱护人才的责任感，便像40年前关心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给契诃夫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祝贺他的成功。信中写道： “我读过你以契诃昂泰别名发表的作品，我很喜欢你最近发表的《猎人》，你具有真正的才华，一种使你远远高于其他年轻一代作家的才华，…… 这是真心实意的……每当我发现新生事物和优秀人才时，我就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我向你伸出双手。” 这位文学界的老前辈，接着勉励契诃夫，不要为一些琐事分散精力，要尊重自己的才能，积蓄力量，用于“真正的艺术创作”。并说：“切忌匆忙下笔，我不了解你的经济情况，如果你的经济条件不好，宁可挨点饿……要注意使你的作品成熟、完美，不要一口气写下去，而应该在最富灵感性时进行创作。”并指出《点滴》《好逗乐取笑的人》与伟大的文学作品极不相称，劝他不要借口写实，就在文章中加进“色情”描写。格里戈罗维奇还建议契诃夫，下一个文集《故事集锦》一定要用真实姓名出版。 在契诃夫的生活里，任何一种厚爱都会使他产生一种异乎寻常的感受，何况他性情孤僻，评价自己创作活动的意义十分谦虚。而那时一位公认的文学家忽然寄去一封慈父般温暖的信，很明显对契诃夫产生了巨大影响。 契诃夫怀着激动的心情和谦虚的态度给格里戈罗维奇写了封回信： “我亲爱的，我最亲爱尊敬爱戴的人，您的信像雷鸣闪电一般触动了我。 我激动万分，我几乎哭出声来。现在，我感觉到您的信在我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好像有点晕头转向了。我无力判断这种最高的褒奖我配不配得上。我只能重复说，您这封信像雷鸣闪电一般触动了我。 “如果说我有什么值得尊重的天赋，那么在您纯洁的心灵面前我得忏悔，因为迄今为止，我很少珍视它。我觉得天赋我是有的，但我一贯认为我这点天赋微不足道。由于纯粹外来的原因，使得人对自己不公道，怀疑自己，看不起自己。现在想起来，在我的生活中，那种原因实在多得很。凡是跟我亲近的人都以鄙夷的态度对待我的创作，并不断以关切的心情规劝我不要为了粗制滥造的文章影响正经的工作。在莫斯科我有几百个朋友，其中二十来位是从事写作的。但是，我记不起哪些人欣赏我的作品或把我视为艺术家…… 过去五年中我辗转于各家报刊之间，人们普遍认为我的作品没有文学价值，没过多久我就接受了这种看法，并习惯于对自己的写作采取马虎态度。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是医生，整天忙于给人治病，有一则追赶两只兔子的谚语，对我正合适，我被剥夺了睡眠时间，比任何人都多。 “我写这些话惟一的目的是在您面前稍许为自己的严重缺点作些开脱。 迄今为止，我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态度十分轻慢草率，马虎随便，很不经意的……我在写作时尽量不把我珍爱的形象和场面用在一篇小说里，我反而把那些场面珍藏起来，天知道我这是为什么。” 在回答格里戈罗维奇要求他放弃定期约稿，哪怕挨饿也不要把才能浪费在意义不大的幽默作品上时，契诃夫写道：“我不反对挨饿，我过去曾经挨过饿，但那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他没有告诉格里戈罗维奇他本人养活一大家子人的情况，他不能使这一大家子人挨饿。 在这封信中，契诃夫一点也不原谅自己，就像他经常严厉地自我批评那样。这是他极谦虚的表现。实际上到当时为止，他已经是多篇精彩的不朽著作的作家了。 格里戈罗维奇的这封信是对契诃夫文学创作天才的极高的颂扬和褒奖，从而使契诃夫心里激起了对自己才能的无限信6严肃的写作态度 契诃夫创作初期，直接跟他亲近的人，只是小报记者，为资产阶级报刊写稿糊口者，期刊的技术工人。他在给亚历山大的信中说：“小报记者，其实‘只不过是骗子’。”他既为处在这一伙人中间感到难过，又不得不跟他们握手。他忧郁地揶揄说：“据别人说，从远处看我像一个扒手，”接着他表示坚决相信：“我早晚得跟这些人分手。”“我是一位记者，因为我写了许多东西，但这是暂时的……我不会以写作为终生职业。” 现在，他这种理想终于实现了，格里戈罗维奇向他伸出了双手，帮助他跨越了这个理想的分界线，脱离了庸俗文人的队伍，进入了俄罗斯最优秀的作家的行列。 然而契诃夫那种谦虚的性格丝毫未变，荣誉并没有使他晕头转向，反而增强了他对文学，对读者的责任感。 当他明白并相信自己有才能时，他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荣誉，当相信自己具有影响人的心灵的天赋时，他想到的是他可能带给人们好处，也可能带给人们坏处。他在给亚历山大的信中说：“而我则因至今仍粗枝大叶，马马虎虎地写作而感到羞愧，如果我知道人们在阅读我的作品，我决不会按照约稿规定进行写作。”他对《点滴》编辑、作家比利宾说：“以前我不知道他们阅读评论我的文章，我写作时泰然自若，就像吃甜饼一样，现在当我提笔写作时，我感到很害怕。”“感到很害怕”，这是他责任感的极高的表现。 契诃夫这种责任意识，在1883年的一篇小说《玛丽亚·依凡诺夫娜》中有充分表现。在那篇作品里他直接发表了对作家责任的意见和箴言： “……我们这些人都是搞幽默文学的。例如，我们都因为莫斯科儿童医院被迫关门而那些凡人仍然在收受贿赂而陷入悲伤之中，简直像在读果戈理的小说。如果我们现在向这样的悲伤让步，为了等待开一家新的儿童医院而停止写作，那么所有当前的整个幽默文学就会停顿。 “这种文学是不能停顿的。虽然它短小又平淡无味，虽然它不能引人发笑，引人发怒，引人惊讶，但它仍然存在着，而且在发挥作用。没有这种文学是不成的。如果我们离开，放弃战斗园地，哪怕一分钟，那么立即有一批戴着蠢笨的尖顶帽的小丑来接替我们，立即有一批按‘左！右！左！’口令描写荒唐爱情故事的挂着马铃铛的贵族士官生来接替我们。” “我还是要写的，哪怕妻子变节，哪怕害着疫疾，我还得写。我要尽我所能，尽我的才智，不断地写下去。” 莱金非常讨厌契诃夫对读者的这种态度，他给契诃夫写信说：“你的小说《玛丽亚·依凡诺夫娜》，我在《点滴》里找不到刊出的合适位置，请你见谅，但这篇小说写得很隐讳，我只好从《点滴》中剔除。” 然而契诃夫并未向莱金屈服。现在比以前更勤奋，更紧张，更严肃地写作。由于自己新的地位，由于对自己和对写作的新态度，他不能不这样。他给朋友写信说：“过去我写东西好像鸟儿唱歌一样。”“我坐下来就写，写什么，怎么写，我很少考虑。故事自然地出来了，我像一头放到旷野上去的小牛，蹦啊跳啊，踢啊，滑稽地摇尾巴，摇脑袋，我笑，而且逗人发笑。” 他再也不能那样写东西了。他的创作活动，对他来说又快乐又苦恼，他对自己要求越来越严，对自己所写出的东西培养了一种经常的不满。”三个礼拜来，我一直在从我自己身上挤出一篇小说来，我开始写了五次，也丢了五次，我唾痰，使劲写，细琢磨，骂街……”“我写得慢，写完一段就要停好久；我写，重写，常常没有写完，就丢掉了……”这种作风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初登剧坛的苦涩 契诃夫的彼得堡之行和随之而来的格里戈罗维奇的友谊，无疑给他的心灵注入了兴奋剂，使他对文学充满了信心。然而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烦恼，这对他的创作不无影响。 1. 不断的戏剧情丝 从彼得堡回到莫斯科之后，他又搬了一次家，从莫斯科河对岸的一个街区，搬到靠近市中心的繁华地段库德林斯卡娅花园大街一栋住宅里。这一次的住地不是一套房间，而是一座两层的红砖结构的楼房。契诃夫戏称为“五斗柜”。房年租金为650卢布。这对无稳定收入，花销且大的契诃夫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为此他得向莱金借钱，并典当了一些高档用品。 与过去居住的几处地方相比，这里真够宽敞舒适了。他有了自己的卧室及专用写作和接待病人的工作间，父母和弟妹都有了各自的住房。客厅里摆着租来的钢琴和鱼缸。他还在工作间里挂上许多照片，在书架上摆出波普多格洛遗赠给他的书籍。 居住条件的改善，自然来访的客人更多，好客的契诃夫一家自然是热情接待。每天晚上各种不同身份的客人到他家里聚会。尼古拉的朋友列维坦则是常客。此外，大多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小报记者、初学写作揣着手稿来请教的陌生青年。还有玛丽带来的“一群漂亮的姑娘”。 大家都围坐在茶炉旁，议论文学艺术问题。叶甫盖尼娅总是坐在茶炉旁边不时添炭加水，弟妹们亲切地微笑着，听着，契诃夫则成为这种欢乐聚会的中心。这种聚会常常进行到深夜，在一片歌声和欢笑中结束。 有一次来莫斯科的格里戈罗维奇去看契诃夫，也十分随和地参加了这欢乐的聚会，跟大家逗笑，甚至走到姑娘们跟前献殷勤。返回莫斯科后，他对苏沃林夫人说：“亲爱的，你恐怕想象不出契诃夫那里的情景，他们在过酒神节，那是真正的酒神节。” 然而在这种欢乐幸福的表面之下，也隐匿着不少烦恼。他的二哥尼古拉纵酒过度，放荡不羁，也不再作画，整天和妓女鬼混。契诃夫对他无数次苦口婆心地劝说，希望他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但他根本听不进去。这使契诃夫失去了信心。大哥亚历山大经他长期地劝说和影响，放荡行为有所收敛，但并无根本转变。眼看两位哥哥的才能被毁灭掉，他感到非常心痛。 紧张的写作劳动，家庭经济的匮乏，对兄长堕落的焦虑，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他经常咳嗽、吐血。这种肺病的恶兆头，他是医生，不会不知道，可是他不愿意相信，或者装着不相信的样子，免得引起家里人，特别是母亲的忧虑。曾经不止一次，在吐过血之后，他写信告诉某一个朋友，总是要附上一笔：“请别告诉母亲，千万不能让母亲知道这件事。” 这段时间，病情时好时坏，常感身体疲乏，心情烦闷。与此同时，他的《故事集锦》出版后，新闻界一般持否定态度，有的评论文章说那些故事是“精神错乱者的胡言乱语”，有的说他的那个文集是“一个青年天才自杀的悲剧”，这对于受到格里戈罗维奇肯定和赞扬的契诃夫来说，不能不感到是极大的毁谤和侮辱。 为了缓解一下内心的矛盾和郁闷，他决定暂时离开莫斯科去故乡塔甘罗格走一走，看一看，重温早已消逝的童年生活。 1887年4月他只身一人，丢下了在莫斯科的家人踏上了去塔甘罗格的旅途。他的叔父热情地接待了他。在故乡逗留了近两个月时间，契诃夫重访了塔甘罗格市故地及附近的小城镇，走访了亲戚和老朋友，并到顿涅茨大草原去游览一番。 这段时间契诃夫的新文集《黄昏》出版发行大受欢迎，评论界也在展开讨论，评价普遍较好。但是，这种成功也没有消除他的苦恼。他在给基斯列夫夫人的信中说：“我不知道那些人是在恭维我，还是为我的灵魂堕落而惋惜。‘天才！上帝啊，让作者的灵魂安息吧！’这就是那些人评论的含义。 不过，读者是欢迎《黄昏》一书的。” 对这种世俗虚荣心的厌恶之情，在契诃夫的思想里早已有之。一年前他在给基斯列夫夫人的一封信里就说过：“生活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肮脏的经历。每当我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时，我觉得那些惧怕死神的人太不合逻辑。据我所知，生活只不过是憎恨、争吵和碌碌无为的混合物或者是三者中之一……” 对人生的思考成了契诃夫这段时间情绪不佳的主要原因。他很想摆脱这种困扰，重游故乡，去巴布基诺都是为此目的，然而不但没消除，反而加重了他的烦恼。这时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以这些为主题写一个剧本以寄托悲思呢？还在塔甘罗格时期他就对戏剧舞台入了迷，以后由于这方面没什么成就，那种兴趣也就潜匿心底了。他认为自己不是写戏的料子，没有跟剧院打交道的能耐。将近十年之后，在偶然的思想媒体的触动下，过去对戏剧的迷恋之情又故态复萌了。何况，去年春天科尔什剧院经理曾数次建议他写剧本呢？ 2. 首场演出砸了锅 写个剧本的想法使契诃夫的精神瞬间振奋起来，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从构思、打腹稿写提纲、挥毫下笔，仅用了短短的十天时间就大功告成了，剧本定名为《伊凡洛夫》。 这是一个四幕情节剧。内容大略是：一个叫伊凡洛夫的有文化的地主，在当时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恐怖政策和衰落的俄国经济情形下，感到自己对事业的理想与现实社会无法统一起来，因而气馁、消沉。 这种情绪像病毒一样折磨着他，使他慢慢地堕落了。他的庄园濒于破产，妻子又身染重病，但他却泰然处之，漠不关心。他乡下邻居的女儿萨莎却爱上了他，并直截了当地向他倾吐爱情。她不顾父母乡亲和左邻右舍的责难羞辱，痴心不改，她相信自己能够把伊凡洛夫从极度忧郁的情绪中解救出来。 伊凡洛夫被萨莎的真情感动，接受了她的爱，并沉湎于儿女之情中。没过多久，他的妻子病逝了，在妻子殡葬以后不久，村子里传出了这位两鬓白发的鳏夫和妙龄少女萨莎的婚事。 然而，美梦难圆，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医生利沃夫当众责骂伊凡洛夫是个坏蛋，伊凡洛夫当即放弃了同萨莎结婚的念头，开枪自杀了。 这个话剧的主要人物有三个：伊凡洛夫、萨莎、利沃夫。三个人物的性格各不相同，伊凡洛夫不合时代潮流，悲观厌世；萨莎幼稚、任性、充满了幻想，企图牺牲自己的爱情去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阻止伊凡洛夫堕落；利沃夫医生，为人耿直、坦率、忠实厚道，但思想狭隘。 在塑造“伊凡洛夫”这一形象时，保留了屠格涅夫理解的哈姆雷特的总轮廓，这个人物由于内省和怀疑而变得精神空虚，同时又始终如一反对邪恶。 （《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他的性格是典型的俄罗斯式的：狂热、负罪感、厌倦。就是说不能把伊凡洛夫理解为坏蛋。 契诃夫想通过这个话剧展现当时俄国现实社会中知识分子精神崩溃和消沉堕落的命运，唤起人们对这类人的同情，挽救他们，使他们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实际上，契诃夫这个剧本是以亚历山大和尼古拉的性格和遭遇为素材而写成的。剧中自然也包含了他自己的思想情绪，主人公的某些言论正是他痛苦心情的写照。 剧本最终完稿之后，契诃夫在科尔什剧院当众宣读一遍，科尔什慨然接受了该剧的演出。契诃夫对之寄予了极大希望：一是在戏剧创作成熟上获得轰动效应，二是在经济上能有一大笔收入，他暗地盘算，如果按达成的协议，付给他全部演出收入的8％，那他就可以得到6000卢布。这笔收入将极大地改变他生活费用匮乏的紧张局面。为了使演出达到理想的结果，他花了好几个小时与扮演主角的达维多夫讨论导演和演技的有关问题。同时，为了提高票房价值，他还写信给大哥亚历山大，请他在《新时代》上大登广告。 1887年11月19日，署名剧作者契诃夫的《伊凡洛夫》在莫斯科首次公演。这一天，契诃夫及其全家都到场观看演出，大家既兴奋又担心，因为这是契诃夫把戏剧文学搬上舞台的第一个剧本。演出的成败将直接影响着他的创作和发展，决定着他在戏剧方面能否做出自己的贡献。 然而，命运好像故意跟他作难似的，演出中几经波折，第一、二幕演出平平，虽然出了一些差错，但未被观众发现。第三幕却意外成功了，演完之后，观众大厅掌声雷动，要求剧作者与大家见面。看来演出已有四分之三的成功把握了。 结果如何呢？契诃夫和他的家人紧张地等待着。出乎意料的是偏偏在第四幕演砸了。剧间休息时，演员们为第三幕成功而饮酒庆贺，喝过了量，结果在台上丑态百出。基斯莱夫斯基醉眼蒙眬，昏头昏脑，道白结结巴巴，表演过分夸张，还做着鬼脸。演到伊凡洛夫自杀时，一部分观众表示气愤，另外一些人则放声大笑。剧场秩序大乱，口哨声伴着拍巴掌声，嘲笑声与喝彩声交相鼓噪，有的观众甚至砸起椅子来，整个剧场一片混乱。警察不得不进行干预，把几个捣乱分子赶出剧场，才使骚乱平息下来。 契诃夫的妹妹和朋友吓得惊慌失措，这种场面他们还是第一次碰到。而契诃夫则显得很平静，他默默无语地离开了剧场。 戏剧评论界有人认为：这出戏之所以失败是剧本有许多错误，这是由于作者缺乏经验，不懂得戏剧创作规律所致。另一位评论者写道：伊凡洛夫是一个横蛮无礼、厚颜无耻、毫无道德、十分可憎的蠢货。 契诃夫在这次失败之后，没有惊慌不安，没有精神沮丧，表现出哲学家的冷静态度，很快又轻松愉快地开始写作。 3. 异地寻觅得知音 《伊凡洛夫》是契诃夫创作生涯中第一部被剧院接受上演的剧作，曾寄予很大希望。在莫斯科首次公演的失败，虽然他表面上显得很镇静，但是那种场面给他自尊心、自信心的打击毕竟太大了，他内心承受的痛苦是很深的，何况演出的失败并非完全是剧本的问题呢！ 他认为《伊凡洛夫》演出失败，一是导演、演员没有理解剧本的主题思想，不理解剧中人物的心理活动，未能用恰当的演技表现出来。演员又自负又迟钝，他们只是机械地背诵台词，只是生硬地模仿角色；二是认为观众没有文比，缺少教养，不理解戏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三是他承认剧本中有不少不足之处。 经过深入地分析总结后，他在心里暗自思忖，可否换个地方，换个剧院，换换观众，如果去圣彼得堡演出，兴许能意外地获得成功。但是，由于科尔什剧院的失败，大多数剧场都怕担风险，因此，首先得做好说服工作，方能争得一家剧院接受。于是他于1887年11月29日动身去圣彼得堡。 契诃夫之所以急于换个地方上演《伊凡洛夫》，除了为自己争口气外，还有另外的原因。他这段时间手头很拮据，而且新近出版的两本文集《故事集锦》和《黄昏》都销路不好，赚不到多少钱。他得为全家人的生活考虑。 契诃夫在去彼得堡之前，已将在莫斯科受冷遇的《伊凡洛夫》托人捎给他的朋友们。这时候，剧本已经在争相传阅了。所有读过剧本的人都热情地谈论着它。苏沃林甚至责怪他把剧本给了科尔什。在苏沃林看来，无论科尔什剧院、莫斯科的观众，都理解不了《伊凡洛夫》。大家都争着在彼得堡上演。面对这种情况，契诃夫感到在彼得堡演出的成功是可以预料的。 回莫斯科以后，他决定将《伊凡洛夫》再作一番修改。他反复推敲了全剧的内容和角色，觉得有的评论家批评得对，明白了写得确实很糟，最后一幕糟透了。他彻底改写了第二幕和第四幕，特别是第四幕改得面目全非。给伊凡洛夫增加了对白，萨莎的形象也作了修改，创造出一个新的萨莎。由于这时他忙于别的小说的写作，剧本的修改是断断续续的，直到1889年初才最终完成。经过修改的剧本比原稿有较大的提高，因而顺利地列入圣彼得堡德林斯基剧院的节目单。 1889年1月契诃夫来到首都，观看剧本的排练、参与导演。他发现扮演伊凡洛夫的演员达维多夫高傲而又自满，不接受他对人物的理解和演技的建议，每天跟他开展多次争论。因此，在演出前夕，契诃夫缺乏信心，他预感到可能出现最坏的结局。 1889年1月31日，《伊凡洛夫》在圣彼得堡首次上演。出乎契诃夫的预料，演出在观众中引起了极大轰动，获得了成功。演出结束后，契诃夫来到后台，向演员们祝贺，又走到前台，向观众致意。第二天，人们为他举行了一个宴会，宴会的组织者举杯向他祝贺，并把他比作不朽的格里鲍耶陀夫。 《伊凡洛夫》在圣彼得堡演出引起了全城的轰动，每天晚上演出一场，场场爆满。人们都以能看到《伊凡洛夫》为时髦。观众纷纷向他写信，祝贺他塑造了一批真实的符合时代感的人物。作家列斯科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一出富于智慧的戏剧，一个才华横溢的剧作家。” 然而，也有一些批评家对这出戏持否定态度，指责作者没有赋予他的剧作以任何意义的启示。契诃夫对这种批评不以为然。他认为文学艺术必须与政治分离。作家的责任是向人们提供他们喜欢的作品，而不是向人们宣传政治。 那时他的思想上产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矛盾。一方面对剧本的成功自觉惊讶，一方面又为社会上给他的荣誉毫无意义而感到厌烦。说“我从中得到的，只是疲倦”。他心里产生了“我为谁，为什么写作”的疑问，这个问题以后长时间困扰着他。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草原诗人的桂冠 1885年12月契诃夫第一次去雾都圣彼得堡，以后经常来往于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 在彼得堡他结识了许多老一辈和新一代文学界著名人士以及出版界的朋友，这既扩大了他的艺术视野，又为发表和出版自己的创作开拓了新的广阔的园地。 《新时代》及其社长成了他那时最有力的支持者。这样他的文学创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交好苏沃林 契诃夫自从与《新时代》合作以后，跟苏沃林的友情日深，苏沃林也千方百计对他施加影响。 苏沃林是有影响的首都报纸的编辑，一个自学成才的有才华的时评家、小说家和戏剧作家，狡狯的沙皇宫廷显贵。为了自己的报纸和写作适合统治集团的强烈愿望，他成了双重生活的人。在80年代“不问政治”的时期，自由主义者处在作家和政治家之间是不觉为怪的。苏沃林在与文艺界的交往中，首先善于使人觉得他是一个文学家。他的短篇小说有一定的成就，自由报刊讨论他的作品时，完全掩盖了他的政治倾向。 60年代，苏沃林生活不怎么好。他是农奴的孙子，农民的儿子。起初，在博布罗夫县城一所学校当地理教帅，挣得的薪金比《海鸥》中的教师梅德韦杰科的薪金还少：梅德韦杰科月薪为23卢布，而他只14卢布67戈比。 当他开始发表自己的短篇小说、随笔时，就从博布罗夫迁到莫斯科，同妻子住在离城10俄里的一栋木房里。在《现代人》担任编辑时，他写的专栏文章充满了自由主义色彩。车尔尼雪夫斯基曾亲自接见过他。书刊检查机关禁止出他的作品，他自己承担了责任。后来按列·尼·托尔斯泰授意，写了一些贫苦农民的生活报道，托尔斯泰还亲自把稿酬送给他。 这是苏沃林光荣的起点，但在后半生他把这光荣出卖和玷污了。 他曾有一段时间被认为是颇有影响的自由主义作家。他署名“无名卒” 的讽刺小品大受欢迎。 但是，他很快就觉察到，要想得到更多的金钱、荣誉和权利，就必须依傍于政府。1876年他以极低廉的价钱买下了首都一家小报《新时代》，从此便恬不知耻地摆出一副现存秩序维护者的姿态。这种180°的大转弯使他受到了知识界的鄙视，但却使他得到了政府当局“慈父般的”保护。 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新时代》成了俄国最大的报纸，影响越来越大。 他在报上发表自己的作品——推荐女厨师、女仆、保姆的广告文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以后又开办了自己的出版社。并经沙皇政府特许，经营全俄铁路线上的报刊书亭。财富越聚越多，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过着奢华的生活。 苏沃林成了有钱有势的主编，沙皇宫廷感到他不大可靠，开始对他进行“关照”。他也开始改变方针，适应环境，随机应变，按谢德林的说法“适应卑鄙、下流”。《新时代》逐渐成了有害的罪恶团体的报纸。谢德林给《新时代》起了个诨名，叫做“有何吩咐？” 苏沃林的金钱和权势是以不断背叛内心深处的感情为代价换来的。他在《新时代》上宣扬主义的好处，为沙皇政府效劳，但在自己的日记中却谴责主义的残暴和愚蠢。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说谎能手，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人物。 契诃夫第一次和苏沃林接触时，感到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精力充沛、热情温和、忠实可靠的人。这种表面现象使他很快和苏沃林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以后苏沃林多次邀契诃夫去彼得堡，给予高规格的接待，并赠钱赠物，取他的欢心。邀请他去克里米亚的奥多西亚海边自己的豪华别墅度假，到欧洲作一次长途旅行。 苏沃林需要契诃夫，想使契诃夫变成自己的作家；契诃夫也需要苏沃林及其《新时代》。尽管苏沃林在自由派眼里是沙皇政府的走狗，一个无耻之徒，但契诃夫决心永远不参与激烈的政治斗争。契诃夫认为在哪里发表作品，事实上都一样，重要的是使小说真诚纯洁，使小说服务于进步，而不是服务于反动势力。 苏沃林善于揣测契诃夫的心情和性格，他通常不直接公开和契诃夫发生争论。他知道，独立性是契诃夫的重要生活准则之一，所以他没有向契诃夫提出什么条件，没有限制他可在哪儿不可在哪儿发表作品的条件。他一方面对契诃夫的作品称赞不已，一方面又允许自己的同事们在《新时代》上批评契诃夫。他试图不引人注目地使青年作家对他养成习惯。而契诃夫对苏沃林也是如此。有一次，他在给苏沃林的信中直率地承认、他所以需要跟苏沃林通信、“并不是说你比我熟悉的人都好，而是说，我对你习惯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契诃夫逐渐看清楚了苏沃林的本质，看清他是个什么人。他认为苏沃林是不道德的、不诚实的、不正直的。当他的弟弟米舍尔想去《新时代》工作时，他写信劝阻，并对他说：“《新时代》里只是一些善于保养，心宽体胖的富人。苏沃林说谎，说谎透顶了……”以后，由于在文学、哲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发生过争论。争论主要是围绕法国作家保罗·布尔热的反动长篇小说《信徒》展开的。 《信徒》的本质是反对进步的文化科学知识，反对无神论和唯物论。苏沃林对《信徒》大加赞扬，他向契诃夫推荐此书，并假装只不过谈“纯艺术”问题。其实契诃夫早就读过这本书，且深谙其反动内容，这就跟苏沃林发生了分歧，与之进行争论。契诃夫认为，长篇小说的“主要缺点”是：“这是反对唯物思潮自命不凡的斗争。”“不准人有唯物主义观点，就等于禁止他寻求真理。在物质之外，既无经验，也无知识，因而也就没有真理可言。” 契诃夫和苏沃林之间的意见分歧，90年代初尤其剧烈，导致了契诃夫最终和《新时代》断绝了关系。 契诃夫和苏沃林俩人的友谊，在交往的中前期是很深的，合作是成功的。 契诃夫的创作，作品的发表和出版，呈现出兴旺景象，家庭经济的紧张局面也获得了缓解 2. 草原大诗人 80年代后半期，从侧面看好像契诃夫的处境是满意的，甚至可以说是幸福的。“五斗柜”里悠扬的琴声，悦耳的歌声，欢乐的笑声，热烈的争论声，足以显示他的生活的幸福和欢乐。 这一时期，他的创作显示出最富诗意、情绪乐观、视野开阔的特点。这类作品主要以《幸福》和《草原》为标志。 《幸福》是表现对人间幸福的渴望和苦闷主题的，全篇小说充满了清醒的忧郁的沉思。 在人世间存在着幸福，但是幸福埋藏在很深的地底下，就像埋藏在草原深处的宝贝一样，谁也不知道怎样获得它。作品通过老牧人、放羊小伙子和一个骑马的巡查员的对话，反映出农民对幸福的向往和找不到通向幸福道路的苦恼。 老牧人说：“我这一辈子，已有十多次寻找宝藏，地方没有找错，但你知道一切宝藏都被施了符咒，所以，我的父亲找过，我的哥哥找过，可是连鬼也没有找到，就那样到死也没见到幸福……你们年轻点的人，也许还能看得到，可是我们这些人该是丢掉那些想法的时候了。” “唉，你跟胳膊肘靠得最近，但是你啃不着它。财宝有是有，可你没本事找到它。”这句话反映了契诃夫的一个真实思想，即他对人的幸福，对美好的合理的人世生活，对这种生活应该成为人类的共同命运的渴望和信念，焦虑和企盼。 对幸福的信心，对没有本事找到幸福的苦闷，成了这篇小说的基本情调。 然而在这草原之外还有没有幸福生活存在呢？ “太阳还没有出来，但是所有的古墓和远处的好像云彩般的尖顶的绍尔墓已经看得清楚了。要是你登上这座古墓之顶，可以从那里看到整个平原，是那么平坦，那么无边无际，有如天空一般。还可以看到地主的庄园，德国侨民和摩洛卡尼人的住宅、村落、如果是视力好的加尔梅克人，甚至可以看到城市和铁路列车。只有到那上面才能明白，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草原和古墓外，还有另外一种生活跟埋藏着的财富没有任何关系。” 小说告诉人们这是一条实际行动的、积极进取的道路，也是最有希望的道路。如果只等待幸福而没有行动，或只耽于幻想，希望出现任何奇迹，那是永远找不到幸福的。 这篇抒情诗式的散文中有深刻的艺术思想，那气势雄浑的草原的企望，那还未和草原生活融合的急速变化的现代生活，那对农民幻想幸福的同情以及对幻想的模糊不清和不可能达到的冷静的讥笑，是多么富有诗意，多么意味深长。 在短篇小说《幸福》和随后写的中篇小说《草原》中，草原正体现了现实生活的形象，为幸福而苦闷不堪的祖国的形象。 《草原》以集中抒情的方式深化了《幸福》的主题，又是对生活的欢乐，大自然的美景，勇士般的祖国雄伟的赞歌。 在《草原》中，契诃夫用一个艺术家的眼光，用朴实无华的文笔，把一个儿童认识世界、认识大自然的新鲜感和淳朴感表达出来，既是一首散文诗，又是一篇揭示社会秘密的游记。 这部中篇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叫叶戈鲁什卡的儿童，他的一位商人叔叔，带着他乘一辆破旧的带篷马车穿越草原，去城里上中学，在漫长的旅途中遇到了种种波折，构成了以叶戈尔为中心的一系列故事。 在穿越草原的过程中，小叶戈尔目睹了大自然绚丽多彩的风光，结识了农民、车夫、商贾，耳闻了各种奇闻轶事，他时时回想起祖父、祖母、母亲，又时时被草原的景色迷醉。 草原风光变幻无穷：黎明晨雾飘渺，朝霞辉映；白天皓日当空，开朗明媚；夜间夜幕笼罩，幽静神秘；风雨天，狂呼怒嚎，威慑天地。这一切使小叶戈尔觉得新鲜神奇，他感到整个草原充满了迷人的青春活力，有几句诗表达了他的心情： 在那些日子生活的整个印象， 对我都是那么新鲜那么神奇， 敞开胸膛呼吸草原花草的芬芳， 我感到一切充满了勃勃生机， 啊，生活是多么宏浑而宽广！ 草原开始使人觉得是生机勃勃的、美丽的、为幸福而冥思苦想的活物，人们似乎看见它的胸腑在呼吸，使人觉得这个有生命的形象，跟思念幸福的祖国的形象浑然一体。 “在蓝天深处，在月光之下，在夜鸟的飞翔里，在你看见的和听见的一切之中，那辉煌的美丽，青春的气息，旺盛的精力和求生的热望开始透露出来，心灵顺应着美丽的、庄严的祖国的呼唤，一心想随同夜鸟在草原上空翱翔。于是在辉煌的美景中，在充沛的欢乐中，你产生了渴望和苦恼，仿佛草原感到自己的孤独，感到自己的财富和灵感在这世界上白白地荒废了似的，没有人用歌曲来赞颂它，没有人需要它；在欢乐的喧闹声中，人们听见草原悲凉的、绝望的呼唤声：‘诗人、诗人！’” 青年作家通过《草原》的小主人公叶戈鲁什卡的眼光表达了他对祖国深厚的感情，对生活的朴实纯洁诗意的理解，对美好未来的信心。 3. 最高荣誉奖 《草原》完稿以后，契诃夫立即寄给《北方通讯》杂志文学部主任、诗人普列谢耶夫，请他坦率地、不客气地发表意见。五天之后普列谢耶夫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对《草原》赞不绝口：“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你的中篇小说。一开卷阅读，我就爱不释手了，柯罗连科的看法也和我一样。作品真是妙笔生花，诗意盎然！这是一部扣人心弦的作品，多么无与伦比的风景描写，多么生动可爱的人物形象……我预言，你极有前途，非常光明的前途。” 契诃夫对这样的赞誉深为感动，他对《草原》比以往任何一篇作品，有更深的感情。童年时代母亲跟他讲述的横跨草原，穿越森林的旅行，去找外祖父坟墓的情景，暑假里去爷爷居住的顿涅茨草原上游玩的见闻，1886年重返故乡再次游览顿涅茨草原的感受，都为他写作《草原》提供了生动具体的素材。他能在不到一个月之内一挥而就，是他长期积累、思考、酝酿的结果。 契诃夫集中了全部精力写《草原》这篇作品，他写道：“我在自己的《草原》上耗去了许多心血、精力和脑汁，我夙兴夜昧，奋笔疾书，不遗余力，以至累得疲惫不堪。成功与否我毫无把握，总之，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已经不能写得再好了。” 他怀着十分兴奋、畅快的心情写这篇作品，把自己对草原上的感受和爱凝聚到笔尖上。“我描写了平原、紫巍巍的远方、牧羊人、马车夫、神父…… 夜间的大雪雨、马车店、大车队、草原的鸟雀，每章都自成一个独立的故事，前呼后应，紧密相连，丝丝入扣，使文章有共同的基调，共同的气氛。用一个主人公把通篇联系起来……”他还在另一封信中写道：我“写得酣畅淋漓……不慌不忙，犹如一个美食家品尝一只山鸡，既津津有味，而又不慌不忙。” 《草原》总结了作家创作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极充分地表现出契诃夫式的抒情散文的巨大潜力——揭开了契诃夫新的艺术视野。 《草原》在《北方通讯》三月号上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轰动，纷纷发表极其热烈的赞美之词，列斯科夫称契诃夫为天才，谢德林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给其更高的褒扬。《新时代》的评论家布列宁把他比作果戈理和托尔斯泰，青年作家加尔申在各个沙龙朗读这篇作品，并宣称：“一位第一流的作家在俄罗斯出现了……就像破了一个脓包，我现在感到舒服。” 《北方通讯》编辑部付给了契诃夫1000卢布稿酬，这使他大吃一惊。他每遇到一个朋友，就要炫耀一番，其兴奋之情可想而知。 1888年9月，契诃夫从克里米亚的费奥多西亚苏沃林的豪华别墅度假回到库德林斯卡娅花园大街那个“五斗柜”以后，他又咯血了。身体健康的下降，吵闹不休只会伸手要钱的家庭，使他产生了新的烦恼。 然而正在这时，一个意外的好消息传进了“五斗柜”，使他顿时精神振奋。他的小说集《黄昏》、《苦恼》出版以后，俄罗斯科学院颁发给他普希金奖金。他曾一直盼望得到这一奖赏，但觉得没有多大把握。 接受奖金时，他像“一个热恋的男子”一样狂喜不已。整个家庭都为这个胜利的喜悦所感染。他的父母高兴得无法形容，他的妹妹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的所有朋友，到处加以宣传。契诃夫给苏沃林写信说：“我太幸运了，竟至带着猜疑的目光睥睨上天，我想藏到桌子底下去，静悄悄地呆上一会儿…… 我要把500卢布的奖金存起来，留着买一个农庄。”他还给科学院院士格里戈罗维奇写信，他相信格里戈罗维奇给他带来了好运，他还以满意的心情，写信向科学院院士们表示谢意。 普希金奖公布以后，他的朋友、亲戚纷纷拍电报，寄贺信，向他表示祝贺。他接连不断地出席了各种招待会、宴会和演讲会，他一时间好像上了九层天。然而他没有被这种极高的荣誉冲昏头脑，仍然是那么谦虚。他在给文学界的一位朋友写信回答祝贺时说： “……我感到非常幸运，还有许多人能有希望得到科学院的桂冠。我所写的一切，过五至十年就会被遗忘。但是，我铺就的路，将会完整地保留下去，不受损毁，这是我惟一的功劳。” 契诃夫这句话是指他把小品文提高到了伟大的文学形式的水平，俄罗斯生活伟大时代的水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天才啊，你属于谁 从1880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起，仅仅几年时间，契诃夫就成长为俄罗斯新一代艺术大师，第一流作家。这个时候他年方25岁。 在小说和戏剧创作中，他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才能。托尔斯泰认为契诃夫的才能比莫泊桑更精深。高尔基称他为“非凡的文学天才”。有的人甚至把他比作闪闪发光的星星。 这位天才作家是怎么获得如此伟大的才能的？他的成功有什么奥秘？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1. 用青春作代价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非贵族民主文学事业的境况是十分艰难的。 在波别多诺斯采夫反动政策的高压下，在跟贵族资产阶级文学的激烈斗争中，许多人或因丧失了气节，或因精疲力竭，或因意志消沉，而被毁灭了。 契诃夫强烈地意识到来自社会底层而登上文坛的人处境之艰难。他在给拉扎列夫·格鲁津斯基的信中说：“我是一个‘出身微贱的幸运儿’，在文学事业中我是从《娱乐》《潮流》深处蹦出来供观赏的东西。我是贵族中的小市民。而这样的人是不会坚持很久的，就像急促绷紧的琴弦不能经久一样。” 在小说《庄园》里，契诃夫塑造了一个地主宗教反动分子的形象，反映了当时上流社会对非贵族作家的看法。这位地主推断：所有伟大的俄国作家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都是贵族，非贵族作家没有创造过也不可能创造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契诃夫在开始走上文学道路时经常遭到包围着他的敌对势力的讥讽嘲笑，当他遇到什么麻烦时，那些人立即幸灾乐祸。 契诃夫从青年时代起就不得不严肃思考一个非贵族出身的人为了求得知识，学习创作而做出的奋斗之艰难。他深深懂得从一个社会环境转到另一个社会环境，从黑暗愚昧转入作为贵族资产阶级核心的有极高文学艺术才能的知识分子圈子，必然会引起深刻的内心震动和沉重的思想负担。出身微贱的人得有特殊的责任感，他们必须时刻小心翼翼，为争取创造性劳动的权利而进行斗争，为自身的生存而不懈工作。 在1889年1月，契诃夫致苏沃林的信中写了这样一段名言。 “贵族作家不费吹灰之力可以获得的东西，非贵族知识分子则要用青春作代价去换取。你可以写一篇这样的小说：一个青年人，农奴的儿子，当过店铺老板、教堂唱诗班的歌手，上过中学，进过大学，受过严格的等级教育，吻过牧师的手，崇拜别人的思想，为每一块切成小片的面包感恩戴德，上学没有皮靴，经常挨打受折磨。写吧，写这个青年怎样从自己身上一滴一滴挤出奴隶的血，写他怎样在一个美丽的早晨，一觉醒来，感到血管里流的已经不是奴隶的血，而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血……” 契诃夫的这些话，对自己走过的为争得真正的人的资格而奋斗的道路做了总结。他号召他的朋友、亲人跟他一道去战胜整个农奴制度。 契诃夫认为为非贵族民主文学而斗争是集体的事业，要依靠一代人的共同努力。他在回答文学界一位朋友声明“他，契诃夫是站在他们这些小野兽中间的‘大象’”时，写道：“……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位单个的人，不会成为‘我们中间的任何大象’、任何别的什么巨兽，而我们整个一代人的努力是能够捕捉到的。把我们大家召唤到一起的将不是契诃夫，也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80年代’或是‘19世纪末期’。”所以契诃夫始终站在反对农奴制斗争的前沿，把自己的创作与之紧密结合起来，同时把所有心性与他贴近的有才能的文学家吸引过来，发动起来共同战斗。 契诃夫的两个哥哥都是天赋很高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有过一定成就。但是他们的品格、气质跟契诃夫不同，主要是软弱，不能克服自身的奴隶心态为自己的尊严而抗争，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们俩人都放荡不羁，纵酒无度，道德堕落，缺乏事业心。契诃夫当面对他们进行了批评，认为摇摆不定，羞羞答答的抗争是毫无价值的，它只能说明还没有克服奴隶心态，因此不能驾驭自己的才能而不断进取。 契诃夫为挽救两位兄长的才能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希望兄长成为真正的人，也就是希望他们有好的品德，摆脱奴隶心态，摆脱小市民庸俗习气的影响；希望他们自尊自重，为自己的尊严而抗争。但是亚历山大和尼古拉无论在品行方面，在艺术创作乃至家庭生活方面仍然是那么软弱、庸俗，并继续堕落下去。 2. 必须鼓足勇气 契诃夫认为才能既与一个人的思想素质有关，也与一个人的气质有关，所谓气质主要是指刚毅和勇气。他认为非贵族作家能大展其才，一要敢于跟奴性心理和小市民习气决裂，二要勇于向读者敞开自己的心扉，做到朴实真诚。因此，他对亚历山大小说的批评，首先针对那些未克服的奴性心态和庸俗习气。他在1883年4月给亚历山大的信中委婉地把这些特征称为“主观态度”，并建议亚历山大“更尊重一些，要抛开自己，不要随便把自己塞进你的小说的主人公形象里”。亚历山大有一篇小说，其中年轻的夫人们整个午餐都在接吻，唱歌……没有一句正经话，只是脉脉温情！契诃夫批评他说： “你写作不是为读者，你写的只是你自己喜欢的闲话。你应该描写吃饭，吃什么，怎么吃，厨娘是怎样一个人，你的男主人公怎么庸俗无聊，满足于自己懒洋洋的幸福生活。你的女主人公怎么俗气，她对保养得肥头大耳、撑得太饱的肥鹅表现出的爱情显得如何可笑。” 亚历山大小说中的小市民残余习气证明他屈服于“奴性心理”，他不能抗拒它，他有成为小市民资产阶级作家的危险。而契诃夫则坚持跟“奴性心理”作斗争，在自己的家庭中也如此。 在驳斥哥哥小说中小市民的“与生俱来的主观态度”时，契诃夫同时要求他在艺术方面应该自持，不要歪曲，不要丢掉他心中曾经有过的美好的东西。契诃夫非常清楚，在哥哥的心灵里有许多好的纯洁的创造性的东西。他认为亚历山大会成为一名十分出色的作家。在回复亚历山大对他生日的祝贺信时，契诃夫写道：“你的祝贺信写得太好了，艺术性相当高，令我崇拜。 你应该明白，假如你像写信那样写小说，那你早就成为伟大的作家了。” 亚历山大的信真是非常出色。他以十分鲜明的态度说明，老天爷没有赐给他实际的艺术才能。当他回忆起第一次感到弟弟安东·契诃夫似乎脱离了他的影响时，他心里非常痛苦。信中有许多艺术细节，许多幽默和抒情的话。 那封信充满了细腻的、机智的、审慎的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关于现时的安东如何远远离开了他，离开了曾经多次许诺然而已进入40岁尚未做出任何有意义的事的亚历山大的感伤。对童年感伤的回忆隐隐地和成年人的感伤交织在一起。当然，契诃夫十分清楚这样的“潜台词”：哥哥对自己毫不宽恕。作为一名艺术家不能不为这样细腻的、机智的、感伤的幽默情调而高兴。 像写信那样写小说——这就是说艺术家应该敞开自己的心扉，就像亚历山大在信中所做的那样，同时不能把自己的个性硬塞给读者，让读者不是去想生活是怎样，而是去看生活本来是怎样。 艺术要求艺术家诸多英勇义举，其中包括毫不留情地敞开自己的心扉。 然而亚历山大很少像他写信那样去写小说，这就说明，当他坐下来写小说时，他失去了真诚，他不再是他自己。 契诃夫写给普列谢耶夫的信，谈到吉利亚罗夫斯基是一位有才能的文学家时说：“他揣付出别人作品的美，懂得了小说惟一重要的魅力是朴实和真诚。但是要在自己的小说中做到朴实和真诚他感到不可能，因为缺乏勇气。” 契诃夫要求艺术家要有勇气，因为所谓才能也就是勇气。 3. 培养责任意识 作家的价值在于把才能用于创作劳动，向读者、向人民奉献他们需要的优秀作品。作家担负着高于常人的责任。向读者、向人民负责，才能得到升华，否则将是才能的毁灭。而责任感又来自于作家良好的教养和高尚的品行。 所以契诃夫认为，才能首先要跟人道主义、跟高尚美学的严肃性不断结合。 契诃夫在1886年写的专谈才能主题的小说《强烈的感受》之中说，才能是伟大力量，是飓风，它能把岩石碾成粉末；这种力能创造一切，也能毁灭一切，它是很可怕的。若是才能不经常跟高尚的人道主义结合，人类就遭大难了。 才能和人道主义的关系在契诃夫的观念里是密不可分的；前者不能离开后者而存在。对自己的兄长们契诃夫首先渴望培养的就是这种品行，任何一个有教养的人都应该具有这种品行。用契诃夫的话说，一个人的才能不以他的天赋高低论短长。一个具有才能的人，担负着高于常人的责任。他应该是比较完美的有教养的人。同年，契诃夫在写给尼古拉的信中详尽地讲述了自己的道德规范。 契诃夫对尼古拉写道：“你常常向我诉苦，说人们‘不理解你’！我相信你，作为弟弟和对你亲近的人，我理解你，衷心地感谢你……你的全部好品行我都熟悉，就像熟悉自己的五个手指头一样。我珍视你的优点，对之怀着深切的敬意。假如你希望，为了说明我理解你，我甚至可以列举那些品行，依我看你善良到了胆小怯懦的地步，你宽宏无私，慷慨大方，忠诚坦白；你不懂得嫉妒和仇恨，你厚道朴实，同情人甚至牲畜；你心地善良，你不记前嫌，你过于轻信……你有别人没有的最高天赋：你有才能。” 这一切在契诃夫看来是具有巨大价值的优秀品质。但是与一个有教养的人应有的比较起来还是显得很少。 “你的不足之处只有一点，就是你自寻烦恼，无病呻吟，这是极无教养的表现。请你原谅，但是真诚比友谊更重要……” 契诃夫向哥哥发出呼唤： “你应该勇敢地唾弃你的缺点，急速地向前奋进……打碎你的伏特加酒瓶吧……” 同时，契诃夫温存地爱着他的二哥尼古拉，爱他除软弱性之外的全部天赋。 尼古拉确有很高的天赋和艺术才能。他描绘80年代商人和小市民的漫画具有细腻的手法和优雅、俏皮、敏锐的风格，借助这幅画可以对那个时代进行研究。他的才能的特点跟弟弟（契诃夫）才能的特点相近似。他为《蜻蜓》杂志作插画，他用诗的意境把粗俗的特点表现为真正的契诃夫式的幽默。他还为安托沙·契诃昂泰的小说作插画。那时莫斯科幽默杂志之一的《目击者》一段时间成了他们三兄弟展示才能的舞台。尼古拉还承担了几幅大型油画的创作，通过这些画他的才能得到了展现。契诃夫为二哥的才能而感到骄傲。 然而尼古拉把那样一些财富胡乱糟踏了，喝酒喝掉了！ 契诃夫看到这种情形非常痛心，非常遗憾，非常气愤！ 在萨多瓦—库德宁斯基住宅里住着契诃夫和母亲、父亲、妹妹和弟弟米舍尔。在最上一层的房间里竖立着尼古拉未完成的一幅描绘女裁缝的大型油画，描绘她黎明醒来就开始做衣服的情景。对这幅画契诃夫1883年4月给亚历山大写信说：“尼古拉过着放荡生活；他卓越的伟大的俄罗斯才能将被毁灭，毫无价值地被毁灭。你看他现在的工作吧，他在干些什么？尽干些庸俗的一文不值的事……可同时在画室里还竖着刚刚开始的名画。” 尼古拉的画的主题是真正契诃夫式的：表现出对普通人，对生活艰难的“小人物”的爱心。尼古拉的“放荡生活”在契诃夫看来是对千百万劳动人民缺乏责任感的表现，是对才能缺乏责任感的表现。因而对才能的概念，从契诃夫的观点来看，即是对人民的责任感，对俄罗斯艺术、俄罗斯文学的责任感。 4. 让天赋变成才能 契诃夫家族的成员都有较高的天赋，但成才的并不多，因为天赋并不等于才能，需要经过多方培养，把天赋发展为现实才能。 然而为了做一个不愧为有天赋的人，就不能简单地做有天赋的人，而应该做有才能的劳动者。为此，需要培养自己的才能，并把才能用于劳动。 才能就是才能的培养。 尼古拉不关心所有这一切。他不尊重自己的才能。 他很少读书，做事只“凭灵感”，在二十六七岁时就已经停止前进了。 跟尼古拉不同的是，亚历山大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善于弄清复杂的科学问题的亚历山大，为了以记者的身份参加科协的专门会议，需要阅读大量资料。他有惊人的记忆，他是一部活词典。他是有才能的化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 但是他没有统一思想，没有世界观。他的作品不能用宏大的目标、理想和热情去鼓舞人。 亚历山大向契诃夫坦白承认，他对生活知之甚少。这可能是一件怪事： 首都大报《新时代》的记者，从职业来说，是消息灵通“无所不知”的人，却发愁说没有生活知识。他的生活知识是皮毛的，他没有参与生活，而只是观察。 才能就是获得自由，其中包括“摆脱嗜好的自由”。契诃夫写道，他的意见是在“嗜好”之下，不可能有伟大的创作激情，而只是不可遏制的粗浅的激情，没有创作的激情，就没有才能！ 他的哥哥们都是自己的嗜好的奴隶，变换无常的情绪的奴隶，伏特加的奴隶。 天才就是劳动。 深刻理解劳动价值和劳动人民的高尔基，谈到契诃夫时写道：“我没有看见过像安东·巴甫洛维奇那样对劳动的意义理解得那么深刻和全面把它视为文明的基础的人。” 布宁讲他与契诃夫初次见面时，契诃夫问他：“写得很多吧？” “很少。” “太可惜了。”他几乎是用忧郁的低沉的男中音说，“你知道，应该多写……不要放手……整个一生。” 这是契诃夫最喜欢的主题——就是“应该多写，不要放手”，通过写作成为真诚的和朴实的人。 他喜欢重复说，假如一个人在艺术家视野如此广阔的艺术环境中不去写作，不去生活，那么他即使像所罗门那样绝顶聪明，仍将感到自己空虚没有才能。 契诃夫从16岁起就开始培养自己的劳动习惯和意志，从不放手。在二十一二岁，当他开始培养自己兄长们这种意志和习惯时，他不疲倦地无情地公开批评亚历山大缺乏真正劳动的意志。 他在1886年4月给哥哥写信说：“你寄给我转交给莱金的所有这些小说散发出浓重的懒汉气味。……在耶稣面前你要尊重自己，当你的大脑懒惰时，不要把意志交给手，一周内不能写两篇以上，将其缩短、修改、加工，使劳动不致白白浪费。” 在另一封信中，契诃夫把哥哥的手稿寄还，同时写道：“要想出办法来，首先得改变小说的名称。然后，老兄，缩短、缩短，至少缩短一半。总之，请你原谅，没有涂改痕迹的小说我是不想承认的。” 在大学毕业后的最初几年里，他既要行医，又要进行大量的写作，在这种情况下契诃夫竟能做到经常地、广泛地阅读，而且仔细钻研，不随便放过一本书。 “作家应当使自己养成聚精会神的、永不休止的观察力。”契诃夫对谢格洛夫说：“你必须做到，把优良品行的培养变成直接习惯，变成为天然素质。” 他整个一生都为做一名作家而提高自己，他觉得作为作家他完全不够格。 “对自己不满成为每一位现代有才能的人的根本品质之一。”契诃夫给演员斯沃波金写信说，他本人具有永不自满的创作热情。 “我想，如果我还能活40年，”他在1889年写道，“在这40年里我要读书、读书、再读书。我要学习高超的写作技巧，那就是说写得短一些，那就是说40年后，我作为你们中的一员，我说话将像放大炮一样震得地动山摇。而现在我和你们大家一样，完全是一个侏儒。” 他对自己的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了。 当他成为知名作家以后，他在1889年致苏沃林的信中说不再写“任何一行字”了。这“任何一行字”在他本人看来就是“文学必须是严肃的……我需要学习一切东西，从最初学起，因为我作为一个文学家，还是一个知识贫乏的人。” 他对待劳动的各方面都很严肃，不迁就任何人。跟他有过朋友和情人关系的莉卡·米西诺娃，没有完成限期的工作任务就干别的事，他给了她毫不留情的斥责。 “你没有一点做好工作的打算……上一回你偷懒我就很生你的气，请原谅，不要为自己辩白，讲好限期完成，你已有承诺，所以我就不听任何辩白，我不听，而且也不懂那一套。” 对待劳动的态度几乎已被契诃夫作为评价一个人的主要标准。这点我们在他的作品中经常见到。 才能就是劳动，才能就是责任感，才能就是良心。 5. 要有坚毅意志 才能就是力量，才能就是坚毅，这也是契诃夫的深切体验之一，是他本人意志的体现。 契诃夫深深爱着兄长们，但他一点也不迁就他们对艰难生活，对出版作品，对物质生活的贫困，对自尊受到的打击以及对孤独和愁闷等等经常的埋怨情绪。当然他深知遭受报社剥削的亚历山大的埋怨也有不少充足的理由。 当他从抱怨的性质中感觉到哥哥的劳动意志已经衰竭时，他仍然经常为他的软弱而感到难为情。 他本人任何时候也没有对谁抱怨过。 然而，他的整个一生，从童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灾难、贫困、沉重的劳动给他造成了极大的累赘。 高尔基在致苏沃林的一封信中写道：“契诃夫说过‘没有任何事情比失去生活欢乐，被迫变得冷漠，为生存而斗争更枯燥更无诗意了’……对他来说还在青年时期就开始‘为生存而斗争’，而且那是在一种难堪的不光彩的每日为一块面包费尽心思的情形中，不是为自己争一小块面包，而是为一大家子。他把青年时期的全部力量消耗在这些失去欢乐的奔走操劳上，令人奇怪的是，他那时竟然还能幽默得起来。” 布宁回忆说：契诃夫的沉着冷静说明他天生的罕见的毅力。例如，有谁听见过他的抱怨？而抱怨的理由却是很多的。他忍受着青年时期的贫困，为一大家人工作，而挣得的钱却微乎其微。而且是在摧残最旺盛的灵感的环境中：在狭小的房间里他坐在桌边写作，周围不仅坐着全家人，还有那么一些客人和大学生。说话声、嘈杂声不断传到耳边。但是任何人任何时候也没有听见他对命运发过牢骚，倒不是因为他对生活的需求不高，虽然他的生活方式是少有的堪称高尚的俭朴，但他那时并不容忍那种单调乏味的枯燥的生活：有15年的时间他曾患着难治的疾病，正是这种病魔最终夺走了他的生命……凡是病人都爱倚仗特殊优待，用懊恼的、痛苦的音调不断唠叨自己的病痛来折磨周围的人；但契诃夫对待生病和死亡的刚毅精神真正使人惊叹！ 甚至在病得最沉重最疼痛的时候，也没有人怀疑他这种精神！ “你身体不舒服吗？安托沙？”当他的母亲或妹妹看见他整天闭着双目坐在沙发上时问道。 “我吗？”他睁开双眼，平静地回答，没戴夹鼻镜，目光是那么明亮温和。“不，没什么，只是有点头痛。” 凡是接近契诃夫的人都为他的道德力量所折服。 克尼佩尔·契诃娃给他写信说：“我的意志刚强的人”，她在另一封信中对他说：“你是一个刚毅的人，你能默默地忍受一切。” 然而这种力量完全不是“天生的”，是加强自身修养而获得的，是通过劳动“赚得的”。他用劳动和牺牲获得了一切，一切。 他十分清楚才能还少得很！进而他同样十分清楚，才能很多，很多！ 6. 必须超越自我 才能若要发展必须人格化，就是一个人与自己的才能和谐地融为一体，也就是跟自己的人格、思想、品行有机结合。 在契诃夫和才能主题有关的小说系列中，有一篇实际上是为尼古拉写的，他定名为《才能》。顺便指出，在1886年同一年里契诃夫如此多地思考才能的本质问题，看来不是偶然的。例如他给尼古拉的信，小说《强烈感受》、《天才》，给亚历山大的信等等。这一年是他一生中以格里戈罗维奇的信为标志的、以提高自己的才能的责任感而倍增光彩的一年。 小说《天才》描写的是三位“大有成名希望”的艺术家。他们一个搞人物画，一个搞风景画，一个搞历史画，都有点才气。但他们耽于幻想而不切实际，想成名而不愿付出劳动代价。 那位叫叶戈尔·萨维奇的，在脑子里勾画将来怎样成为名人，想象他的作品是什么样子，报纸怎样评论他，商店怎样出售他的照片，一大群女人怎样向他献殷勤等等。但他没看过多少书，偶尔看看果戈理的作品，可是看到第二页就睡着了。朋友问他画了多少素描，他到床底摸索了一阵，拿出一幅油画，那上面满是灰尘和蛛网。 风景画家、历史画家跟他是一路货色。他们三人凑到一块儿大发成名畅想，谈得没完没了，又激烈又真诚，兴奋得忘乎所以。好像什么前途啦，名位啦，金钱啦已经拿到了他们手中。然而到那时他们还没有干出一点成就，他们却那么高兴，充满豪情，寄希望于未来。 这篇小说在初版时，有这样一句话：“他们情绪那么激昂不是别的什么，好像是孩子们的艺术游戏。”没有劳动的任何天才，只是小孩的天才游戏。 才能需要不断超越自我，套用一句格言，可以说：惟有才能人格化，你才能每天得到它。 才能的人格化，就是说人跟才能和谐地融为一体，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净化自己的思想和灵魂，使才能超越自己原来的水平。当一个人和自己的才能相脱离时，只可能有比天赋更差的渺小的才能。才能应当完美地“扎根” 在自己的主人身上。这个比喻是属于聪明的亚历山大的。可以认为，他本人没有完全意识到他诙谐诗篇中的自己的思想，因而他感到那么深沉的悲伤和困窘。这首诗是1885年他为祝贺安东·契诃夫生日而写的。 母亲生了我们五兄弟， 我们五人来到了人世上。 但是只你一个人有才华， 好像燕尾服穿在公子哥儿身上。 而我在你面前显得很渺小， 请用你的灵光把我们照亮！ 才能“扎根”安东的兄长身上，没有那么合身，没有那么和谐，没有跟他们融合为一体，妨碍了他们，他们也妨碍了它。他们没有“和自己的才能融合为一体”。安东·契诃夫以巨大的劳动作代价，把自己的才能融合成一个整体。才能越大，对劳动的需求越大！ 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是一个有天赋的善良而懦弱的人。可惜！没有运用自己的才能，虚度了整个一生。他变成了拉货的驽马，低劣报纸的小伙计。 在世界观方面漠不关心。他越来越沉默寡言，脱离了他心中曾经有过的诗的源泉，他不顾安东·契诃夫的警告，未能跟苏沃林的《新时代》断绝关系。 安东在跟这家报纸合作的著名时期中，就跟报纸断绝了往来。这一决定是他的社会政治自觉性增长以后作出的。而此时亚历山大却停留在不问政治的庸俗生活的立场上。 他真诚地、天真地认为《新时代》是一份“非常好的俄罗斯报”。 他的老年是忧郁的、孤独的。惯于称自己是诚实劳动者的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的最初几年，突然地完全出乎意料地发现整个俄罗斯都在鄙视他们“新时代人”。 这是他快到老年时才发现的，不能不使他震动。他不是“理论家”，他只是一位记者，但是全民蔑视落在了他身上。不过要他脱离《新时代》，他这个害狂饮病的人也没有足够的毅力和决心。 他的历史是一部被那个人人咒骂的、他的弟弟与之进行斗争的黑暗势力毁灭了的“小人物”的历史。 亚历山大死于1913年。就这样一个曾有几篇不错的小说，许多致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有才华的信的作者，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的历史是未能驾驭自己的才能、脱离了创造性创作劳动的历史。 安东·巴甫洛维奇感到对许多许多的白白地毁灭了创作能力的人，他自己负有责任。一种暗藏内心的声音，他的良心的声音对他说，他应该代替他们所有的人工作。于是，他不抱怨自己历史包袱的沉重，继续工作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一章 艰难时期的幽情苦绪 80年代末期，契诃夫经历着从未有过的紧张的内心生活，这种紧张的内心生活的产生，既有那个时代的苦难，又有家中亲人的悲剧，也有文学事业上的波折。 契诃夫凭借在塔甘罗格时期养成的习惯于无声忍受的坚强性格，避免了像他的一些同代人作家那样被毁灭。 1. 心灵空虚 年刚25岁，已是第一流作家的契诃夫，自《草原》发表之后更加引起了俄罗斯那些优秀人物的注意。他那欢乐的“五斗柜”由于柴可夫斯基出乎意外的造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乐。 契诃夫对这位作曲家的天才敬佩不已。 柴可夫斯基在青年作家的作品中发现了优美的音乐旋律，他希望由契诃夫作词写一出歌剧，并拟定由契诃夫写莱蒙托夫的《贝娜》一剧的歌词。 这种把三位伟大的俄罗斯艺术家的名字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不是偶然的。 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出外表平淡、沉思而忧郁，而内心里隐匿着正在成熟的力量和新的暴风雨——这个时代的真正灵魂。 好像一切都开始向契诃夫发出微笑。 虽然吹毛求疵的批评困扰着他，而出版界却争先恐后对他大献殷勤。 彼得堡的旅行标志着他的胜利，一些很著名的人物都以能跟他交往为荣。 他被一批批男女崇拜者包围着。 在最后一批人中，有年轻的演员、女艺术家，非常招人喜欢的有魅力的姑娘和少妇。 青年时代在贫困、忙碌、繁重的劳动中过去了。好像幸运的、美好的、年轻的成熟时期，成功的、光荣的时期已经到来。 柯罗连柯曾写下了对这位20多岁作家的印象：“在我面前站着的是一位年轻、外表显得更年轻的人。他中等以上个儿，一张端庄、淳朴的脸，还没有失去青年时期特有的轮廓。在这张面孔上有一种独特的、我不能立即描述出来的、还是跟契诃夫相熟的我的妻子恰当地说明了的那种表情。依她看来，在契诃夫的脸上，除了明显的智慧之光外，还有使人想起心地单纯的农村小伙子的神气，而这一点特别招人喜欢。就连他的淡蓝色的、炯炯有神的深邃的眼睛也闪着智慧和几乎是儿童般直率的光芒。他的举动、姿势、说话的单纯，是他身上最大的特点，跟他的作品的特点一样。总之，在第一次见面时，契诃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有浓厚生活乐趣的人。好像从他的眼中流泻出无穷的机智敏感和天真快乐的源泉，这种源泉也充满了他的作品。同时，可以感到一种更深刻的眼前还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东西。总的印象是单纯而富有魅力……” 契诃夫指出：“1885年—1889年曾经是安东·契诃夫极不平常的、精神焕发的年代。他经常乐观、诙谐、不知疲倦地工作。” 然而，在年轻的艺术家的光辉生命之上好像悬浮着普希金式的莫查尔基安式的阴影。 契诃夫的欢乐的朝气蓬勃的神态不是装出来的。他感到自己有很大的创作热情，可是在他隐秘的内心深处，激荡着忧伤的巨浪狂澜。 他曾对苏沃林说：“我没有客人就不能生活。”“当我独自一人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害怕，好像成了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以他那样的生活背景，这个自白好像完全出乎意外。然而却是意料中之意外。他所处的那个反动时代，非贵族文学的困难处境，朋友和亲人的悲惨遭遇，不能不对他的心灵产生影响。 在契诃夫的“五斗柜”里有一间又阴暗又肮脏的旋转楼梯，凡去他家访问的人都觉得阴森可怕。加尔申就是跳到这间楼梯上自杀的。契诃夫非常喜欢加尔申，他们之间有很深的友谊。加尔申对谎言、对暴力的强烈愤懑，对人的苦难与被侮辱特别敏感、儿童般纯洁的易损伤的心态，精神脆弱，易动感情，这一切，契诃夫称之为“加尔申气质”。这种气质，是导致加尔申自杀的内因。而实际上，他是被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俄罗斯监狱”毁灭的。加尔申那样的气质在当时许多俄罗斯人身上都有。契诃夫没有成为加尔申气质的人，没有陷入悲观绝望，是因为他在自身培养了跟现实对抗的力量。 然而，对这位《草原》的作者、幸福的诗人来说，生活仍是不能忍受的。 他在那个时代的夹缝中经受着折磨，那孤独的苦恼，心灵的空虚，越来越经常地来到他心头。这是一种复杂的出乎意外的感情。这种感情引起他情绪消极，不思写作，不尊重写出的作品。这种感情成了威胁他的才华的最大危险，迫使他停下双手。 正当他获得社会承认和荣誉的那些年代，一个问题开始困扰着他：他为谁，为什么写作？心灵空虚的产生，是因为不相信自己的作品谁需要，对谁有好处。他曾同苏沃林说：“我为谁，为什么写作？为观众吗？可是我看不见观众。我对他们的信任比对家神的信任还差。这些观众没有文化，缺乏教养，其中最优秀的男子也缺乏真诚……这个‘观众’我们需要还是不需要，我不清楚。鬼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为金钱写作吗？但我从来没有钱，而且我向来不热心聚钱，为钱而写作我提不起精神；为赞扬而写作吗？但有的赞扬常使我感到愤慨。” 2. 诽谤困扰 最使契诃夫感到愤慨的是，那时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正流传着对他的卑劣诽谤，一些专爱讲他坏话的人含沙射影地说，他卖身投靠了苏沃林，答应要娶这个政府的走狗的女儿为妻，而女孩子还不满10岁，还说他就要当上《新时代》的编委了。这种胡说八道的谣言，无中生有的诽谤极大地激怒了契诃夫。他给朋友写信说：大学生们都在议论我要娶一个百万富翁的女儿为妻的事。造谣者是何等堕落啊！ 在创作思想方面，也有许多难题困扰着契诃夫。当他明白自己具有影响更多人的灵魂的才能时，他出于一个“有良心的和有责任感的人”的感情，出于对文学的高度负责观念，他感到自己应该有个明确回答：他要把自己的读者带到哪儿去，为什么？ 他为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共同思想”而苦恼，他认为这对艺术家来说是一种比梅毒和性衰弱更厉害的疾病。因此，他不满足于仅仅描写当代生活的不能忍受，不满足于仅仅对未来的想象，他认为，作为俄罗斯作家，应该回答“做什么”的问题。契诃夫强烈地感到旧事物必须结束，新事物必然出现。但是由于自己与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隔绝，他不知道新的伟大思想家对“做什么”的问题的新答案已经成熟，准备为祖国照亮前进的道路。这种情况加深了契诃夫的忧伤苦闷和对自己的不满。 与“做什么？”相关的是“怎么做？”的问题。现实生活提出了许多应该解决的问题，但是怎么解决？ 1888年11月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没有明确的世界观的理性生活不是生活，而是负担，是灾祸”，“所有的问题都是和世界观相联系的问题。” 作为一名医生，他为医学的无能为力而感到自己有罪；作为一名作家，契诃夫为自己的每一句话不能消除人类生活受到的毒害而愧疚。作为祖国的公民，他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不知怎么解决而于心不安。 这就是为什么他以自己没有鲜明的、确定的世界观特别痛苦特别紧张的原因。而民粹派领袖米哈依洛维奇正是抓住这一点对他进行攻击，说他写作没有世界观，没有目标作指导。 另有一种观点诽谤契诃夫没有世界观或者不想有世界观。这种说法还基于契诃夫常常发表反对文学中的“倾向性”的意见，特别是在80年代后半期，常常见到这些意见。恰恰在那个时期，正是契诃夫对鲜明的世界观，对共同思想的向往特别强烈的时候。 当契诃夫发表反对“倾向性”意见的时候，他对自由民粹派作家的倾向性十分反感。他认为：或者是自由主义的，或者是自由民粹派的，或者是反动的，一切只是为了自圆其说，曲解现实以满足某种武断的定理和刻板的公式的需要。 80年代民粹派分子企图用欺骗手段把契诃夫说成是父辈理想的代表者，60年代遗产的保护者。 还有些人挖空心思从他的作品的字里行间找“倾向性”，看他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契诃夫对这种人感到很害怕。他说：“我既不是自由党人也不是保守党人，不是革命者也不是修道士，亦不是冷淡主义者，我希望成为一个自由的艺术家，仅此而已，我感到遗憾的是，上帝没有赋予我成为一个艺术家的力量。我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谎言和约束……伪善、愚昧和专横，并不只是在商行和监狱里才有，我发现在科学界、文学界和年轻人之中也有。 我认为那些商标和标签无异于偏见……我的圣中之圣，……就是面对强暴与谎言的自由。” 他认为当时的政治团体或“党派”都带有错误的倾向性，他表示任何倾向性——局限性、狭隘性和教条主义“都不能妨碍我执行艺术家的责任，即真实地、正直地、独立地、客观地描写实际的、纷繁复杂的俄罗斯的现实生活”。他这种想法中有应该否定的一面，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时，却对一切政治采取淡漠态度，这就关闭了自己找到正确的世界观的道路，也导致了不问政治的悲剧。 3. 失兄之痛 1889年夏天，契诃夫在乌克兰苏梅附近美丽如画、方便舒适的朴肖尔河畔卢卡村租下了一栋别墅跟全家人住在一起。 夏天真好极了。乌克兰的自然风光、乌克兰人民的丰富情感使契诃夫心向神往；他跟很多乌克兰人交了朋友，常常说自己是南方人“一簇毛”（对乌克兰人的谑称）。乌克兰风景的魅力使他心醉神迷，激起他强烈的写作。而且，这里更适合做自己喜欢的事——钓鱼。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因为二哥尼古拉生命垂危而给败坏了。 这位有天赋的艺术家，酒鬼，健康状况近年来一直不好，使全家人担心。 1889年3月他的病情开始恶化，得了轻度伤寒，以后又发现了肺结核。契诃夫竭尽全力对他进行护理，伤寒倒是痊愈了，但肺结核却大有恶化趋势。契诃夫考虑到尼古拉身体过度虚弱，要延缓肺结核的恶化必须休息疗养，光靠药物疗效是不大的。于是他想让尼古拉去卢卡村别墅住一段时间，乌克兰的自然风光、宜人的气候，也许能给他的生命力复苏带来好处。 4月底一家人把尼古拉送到卢卡村。夏初的朴肖尔河区天空蔚蓝，远山如黛，绿树成荫，鲜花似锦，林木间百鸟鸣啭，田野上人欢马叫。好一幅乌克兰风景画，这给画家尼古拉宛如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他看得入迷，竟忘记了病痛，不由得心里快活起来。 然而，也许是常说的回光返照吧！没过多久，尼古拉的精神就萎靡下来，病情一天天恶化，体温一天比一天高，像燃烧着的蜡烛日渐衰竭。眼看死神即将降临，作为医生，契诃夫是十分清楚的，他由衷地为二哥感到惋惜和心痛。大哥亚历山大从彼得堡来信，惊慌地询问尼古拉的健康状况，契诃夫回信说：无需问尼古拉是否恢复健康，只需问他还能活多久。 契诃夫时刻陪伴在尼古拉的病榻旁，忧郁地照看着亲人的病体，他产生了一种孤独、凄凉的感觉。眼看二哥气息奄奄，生命垂危，朝不保夕，眼看他那剧烈的咳嗽和咯出的血，他触景生情，联想自己的疾病，也许是自己末日到来的预告吧。他在1888年10月曾给苏沃林写信说：“每年冬天、秋天和春天，甚至在每个潮湿的夏日我都咳嗽。但只当我看见血时，我才感到担心，看到血从口里吐出来，有一种不祥之兆的感觉，好像看见落日反射的红光……”他还说，在4年前，他第一次看见自己咯血，以后也时常看见自己咯血，但他还是确信自己不是肺病。他认为假如1884年发现咯血是开始患肺病的证据，那末他早就不在人世了。“这是我的逻辑”。 他尽量想使交往密切的人相信他没有病。他一方面坚持他明显不变的逻辑，一方面又预感到这里面有点不对头。但他没能扪心细想，完全相信那种肤浅的逻辑。后来他给女友莉卡写信说：“我不十分健康，我几乎连续不断地咳嗽。毫无疑问，我像失去你一样，失去了健康。”他把失去健康和失去爱情同等看待了。 现在他忧伤地感到自己生病了。 在这种情况下，尼古拉可怕的咳嗽和致命的咯血严肃地提醒了他，使他觉得和自己的病情非常相似，好像有人对他那种逻辑开了个玩笑。 契诃夫长时间照看尼古拉，不仅思想陷入极大痛苦和焦灼之中，而且体力不支，精疲力竭，他很想有人替换他，很想脱身换个环境，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缓解一下过度的疲劳。正好，6月中旬，伊万和亚历山大先后来到卢卡村，于是他便暂时丢下二哥，动身前往波尔塔瓦去访问他的朋友斯马金一家，准备在那儿休息几天。谁料被暴风雨阻于途中。第二天到达时，就收到当地一个农民从城里给他捎来的电报：“古里亚（尼古拉的爱称）去世。” 尽管这是他预料中的事，但仍然痛苦万分。他立即冒着大雨趁黑起程，前往最近的火车站搭乘火车。一路上颠簸劳顿，饥渴交加。从晚上7点上车到翌日凌晨2点方才回到卢卡村。一进别墅，家里一片哭嚎，个个悲痛欲绝，母亲更是哭得死去活来。 “可怜的二哥尼古拉与世长辞了，”契诃夫写道：“我变糊涂了，我精神全垮了，”他对普列谢耶夫说：“我们家还没有遇到过死人的事，这是第一次见到棺材。”在给莱金的信中写道：“我精神上痛苦万分，竟至对夏日、别墅和朴肖尔河全都感到厌恶。” 4. 创作波折 《没有意思的故事》在报纸上遭到冷遇，《森林之神》演出失败，这使得契诃夫精神上的耐力发生了动摇。 《没有意思的故事》是契诃夫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故事讲的是一个老教授尼古拉·斯捷潘洛维奇功成名就，精疲力竭，感到末日将临。他对自己的过去作了总结，发现自己的整个一生，他对科学的热爱，对妻子、女儿和他收养的女孩卡佳的态度，对同事及学生的看法，他的激动，他的研究工作，他表面上的成功，这一切都“毫无意义”。面对这种精神上的崩溃，他再也不能同自己的亲人呆在一起了，他甚至丢下了最喜爱的卡佳，跑到哈尔科夫的一家旅店的客房中，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一天，卡佳用悲观绝望的声调对他说：“尼古拉·斯捷潘洛维奇！…… 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不能！看在真诚的上帝的份上快告诉我：怎么办？……”“要知道，你是聪明的，很有学识，年寿也高！你当过老师！还是请你说说：我怎么办？” 而他回答：“卡佳，老实说，我不知道……卡佳，吃早餐吧。” 他非常了解卡佳的痛苦，“没有教授同事们所说的共同思想”，他反复地想，“我感到自己日薄西山了，在自己生命的日头没落时，瞧，这个不幸人的心灵还不知道，也不会知道整个生命的归宿之处。” 契诃夫通过老教授尼古拉·斯捷潘洛维奇的悲剧命运的描写，深刻地提出资产阶级社会中知识分子命运的根本问题：资产阶级社会不能以全人类的崇高目标即所谓“共同思想”鼓舞知识界，因而即使最优秀的、诚实正直的知识分子也注定要陷于理智的失衡，精神的空虚即所谓精神崩溃。只有找到主要的社会理想，才可能摆脱《没有意思的故事》，资产阶级社会的统治者不可能提出这种理想，因而这不是老教授个人的悲剧问题。 《没有意思的故事》的整个情调赋予小说主人公走向灭亡的必然命运。 契诃夫写这个故事，是从他这年“整个夏天一直未能摆脱开的很坏的精神状态”中获得灵感的。老教授的苦恼和孤寂同契诃夫当时的惶惑心情极为相似，他这时期由于缺乏理想而苦恼，也看到了成功的虚浮，他也以不可知论者的冷漠态度和泰然心情看待死亡。他和自己的主人公为没有“共同思想” 而悲伤。 契诃夫不想把他本人置于自己的主人公的境地，正面回答他们“怎么办” 的问题，而是无能为力地回答“不知道！” 这篇小说发表以后，文学评论界普遍持严厉的态度，批评者认为契诃夫这篇作品表现了一种悲观主义思想，老教授确信黑暗在等待着他，但却得不到任何慰藉。 契诃夫在一面注视着文学界对《没有意思的故事》的反应，一面潜心写作剧本《森林之神》（此剧后来修改时，改名《万尼亚舅舅》），这是继《伊凡洛夫》之后的第二个剧本。他试图在舞台上再次获得巨大成功。 1889年10月初，剧本脱稿后，立即送去审查，然后又送给彼得堡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剧本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认为剧本中找不出“任何效果、任何情景和任何有意义的人物”而拒绝接受。他的朋友连斯基和丹琴科看过剧本后都认为违背了戏剧规律和舞台要求，劝他改写成一篇故事。 对这种评论，他大为吃惊，感到自尊心受到深刻的创伤，他把剧本审查委员会的决定比作“一个军事法庭对我本人、对《森林之神》的判决”（给苏沃林的信）。尤其使他激怒的是，彼得堡谣传《森林之神》的主角、老教授谢列布里亚科夫就是苏沃林的漫画像。对这种无稽之谈他感到十分烦心。 他对这个剧本已经失去信心。但他仍然按照丹琴科的建议，对剧本作了修改，并送给莫斯科阿布拉莫夫剧院，这个剧院接受了，并于12月27日首场演出。 这个违背了整个戏剧规律，试图在舞台上再现平庸生活的剧本，受到了激烈的批评。契诃夫不再坚持，将之束之高阁。《森林之神》失败后，他发誓再也不写戏了，在此后的六年中间，他没有写过一个剧本，只写了几个通俗笑剧《熊》《求婚》等。 二哥的去世，创作上的一连串波折，使得契诃夫精神沮丧，表现出悲观和愤世的倾向。他在给苏沃林的一封信中总括这一时期内心感受和对未来生活的打算时说：“我真想在什么地方去躲上5年，强迫自己做点细微艰苦的工作，我应该一切从头学起，因为作为一个作家，我还缺乏知识。我应当认真地写作，不是每个月写5个印张，而是每5个月写一个印张。”“到1月份，我就30岁了，再见，我昔日的寂寞，再见，我亲爱的无意义的生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萨哈林心中的“圣地” 经历了80年代末期紧张的内心苦闷生活之后，契诃夫产生了求得彻底解脱的想法。他设想去过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好好学习，一切从头学起，充实自己的知识，做一点严肃的工作。然而在当时纷纭复杂的现实社会面前，这种想法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意义的。他的内心里仍然苦闷着。 一位诗人朗诵了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囚徒》，深深地触动了他的思想。 他觉得作为新一代俄罗斯作家，他应该去，有责任去了解流放到远东去的犯人的苦难。 于是一个长途旅行的计划就这样在他心里产生了。 1. 崇高的旅行动机 在“凡人小事”的时代，在知识分子缺乏理想的时代，契诃夫为自己找到了俄罗斯作家一直向往的建功立业的机会。虽然契诃夫极力“贬低”自己的旅行，把它叫做“鸡毛蒜皮的小事”，然而这次旅行仍然是一大成功之举。 问题不在他疾病缠身，不在旅途劳累，不在六个月不间断的繁重操劳，而在直接面对那种骇人听闻的残酷现实。 对契诃夫来说，去萨哈林旅行的道路，是解决他痛苦的思想和创作危机的困难道路。在中篇小说《草原》中，祖国的伟大、美丽、渴望自由的形象与被奴役的现实的尖锐对立，迫使他产生了跟不能忍受的现实进行抗争的思想。在去萨哈林之前半年时间里，契诃夫创作了短篇小说《公爵夫人》，他在致苏沃林的信中说：我想在这一段时间写几篇抗争调子的小说，当然这不是“时令性”的决定，而是终生的决定。这个崇高的写抗争主题的创作目标是契诃夫思想上的一大转变。 《公爵夫人》这篇小说具有不妥协不调和的特色。与之相关的是1890年写的短篇小说《暴发》。《暴发》从第一行到最末一行都是反对非人道的现实的愤怒的抗争。80年代契诃夫的作品中没有抗争人物形象，90年代初刚一开始出现，就表现为基本上针对整个生活制度的抗争。萨哈林岛的旅行与契诃夫这种创作思想、创作目标有直接关系，他后来写的《萨哈林岛》正是一部强烈的抗争之作，它是保护人民、向制度的专横独断抗争的宣言书。 契诃夫去萨哈林岛的旅行的决定很大程度上受他1888年写的政论文章《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影响。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临死的时候，请求将他葬在叶塞克湖畔。上帝给了死者力量，让他再去完成一个功绩——平息自己心中对祖国的忧伤情感，并把自己的坟献给沙漠。像死者这样一些人，在整个世纪，整个社会，除了对学术的和国家的贡献之外，还有巨大的教育意义，一个普尔热瓦尔斯基或者一个斯腾利抵得上一所学校和一百本好书。他们的进步思想，高尚纯洁的爱，为祖国和科学争得的荣誉，他们的顽强精神，对确定的目标一往无前的追求，他们知识丰富，热爱劳动，对炎热、对严寒，对祖国的忧愁的惯于忍受，对基督教文明和科学的狂热信仰，这一切使他们在人民眼中成为功臣，成为高尚道德力量的化身…… “在我们这时代，当欧洲社会懒惰充斥，生活郁闷和缺乏信心时，当到处尔虞我诈，对生活厌倦和对死亡恐怖时，甚至当好人由于缺乏生活目标，无所事事，为自己的懒惰和腐化辩解时，苦行者是十分需要的，就像需要太阳一样……”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形象鼓舞契诃夫去进行自己的旅行，去走他通向光明和真正目标的道路。 2. 艰难的旅途生活 1890年4月21日晚，那是一个风雨潇潇、夜黑如漆的日子，亲人们和朋友们欢送契诃夫出行，他们把他送到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利火车站。 候车室里，大家都显得有些郁郁寡欢，不自然地聊着天，以掩盖离愁别绪。契诃夫的母亲和妹妹伤心地哭了起来，莉卡眼含泪珠，强颜欢笑。马上要起程了，伊万和列维坦·奥加尔二位密友决定同契诃夫一起登上火车，一直送他到莫斯科66俄里的谢尔洁耶夫。契诃夫到达喀山，再从喀山坐轮船沿卡马河到达彼尔姆，然后乘火车到秋明，从秋明坐船到贝加尔湖，往下就交替着乘四轮马车或坐船，直到太平洋，总共行程近1万俄里，其中4000俄里要乘乡间的破车在既狭窄又凹凸不平的泥路上颠簸。 大自然好像故意为难作家的这次旅行。春天来得特别迟。起初，可怕的寒冷长时间折磨着他。在卡马河上行船到彼尔姆时，天上阴云密布，细雨霏霏，寒风刺骨，每当冷风刮来，扑进船舱，他就觉得不仅寒气浸透了全身，而且无聊和烦恼钻进了他的心。他乘坐“四轮带篷马车”去托木斯克的途中，寒风如利刃刺着脸颊，尽管穿着新皮袄，还是冻得直打哆嗦。为了暖和双腿他不得不套上了两条裤子，但腿脚仍然像浸在冰水里，僵硬如柴棍。无论白天和晚上就这样在寒风苦雨中煎熬着。 当天气开始暖和时，偏又遇上走不完的泥泞路，坐在四轮马车里，“不像是乘车行走，而像是驾船荡漾。”车子向前滚着，滚着，颠簸着，叮叮当当的车铃声单调枯燥，使他厌烦。这样的泥泞路要走上半个来月，弄得他腰酸背痛，全身像散了架似的，不堪忍受，下车后腰直不起来，也无法躺下。 在西伯利亚大平原上行驶时，下起了大雨，额尔齐斯河水泛滥，淹没了草原，淹没了道路，泥泞、大雨、暴风、酷寒……有时迷失了方向，找不到道路，只能以小溪上的木桥作向导。遇上小桥被冲毁，就得一匹匹将与解开，卸下箱子，跳到水中牵着马通过小河，这时又是刮风又是下雨。 在平原上经常雾气濛濛，天气灰暗，车夫打马急驰，往往发生马车相撞事件。一天早晨，在一条狭窄路段，契诃夫乘坐的车子跟迎面而来的庞大邮政马车相撞，他的车子被撞翻，他被摔倒在地，所有行李全都压在他身上。 当车夫把他扶起来时，他惊喜地发现没有受一点伤，只是全身成了一个泥人。 有时候马车被颠坏了，他得在寒风中站一两个小时，等修车的人把车修好。 或者拖着冻僵的双腿，徒步向下一个驿站走去，到达驿站时总是一身泥浆，一身疲乏，顾不得饥肠辘辘，便一头倒在破床垫上蒙蒙眬眬睡去。 在西伯利亚，春天不仅姗姗来迟，而且去得匆匆，当天气刚转暖和，很快就夏日炎炎了。契诃夫在乘车离开托木斯克前往伊尔库茨克途中，在穿过西伯利亚无边无际的茂密的泰加森林时，沿途景况已是闷热和尘土代替了寒冷和泥泞。尘土钻进嘴里，鼻子里，脖子里和衣服口袋里，跟汗水搅和着粘在皮肤上，令人特别难受。 在旅途中，既要冒着生命危险乘船渡过汹涌泛滥的西伯利亚大河和沼泽地，还得防备着猛虎和强盗的袭击。他在给妹妹的信中讲述了这样的情况： “我们遇见了背着锅的流浪汉，他们毫无阻拦地在西伯利亚大道上游荡，一会儿杀死一个可怜的老太婆，扒下她的裙子当袜子，一会儿拔下路碑的铁牌去卖钱，一会儿又敲破路上碰见的乞丐的脑袋。”他幸好没有遭到袭击，也许是跟三位军官同行之故吧。 契诃夫对这样一些厄运都能泰然处之。尽管途中困难重重，但他的情绪兴奋极了，令人奇怪的是他的头痛、痔疮痛和轻微的咯血也消失了。 他不仅要经受行车途中的颠簸，而且饱尝了食宿的艰苦。夜间停车歇脚时，大都住在村子里，食物既不卫生，也不合口味。在鞑靼人村子，有一种传统菜“鸭汤”，那是漂着野鸭块和洋葱的难闻薄糊，主人把它当着美食献给客人，使他非常尴尬。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在饭馆里“我请他们给我做一碗肉汤，煎几条鲈鱼。端上来的汤，里面放了几块硬得像鞋底似的东西，权当肉块，而且咸得要命，鲈鱼则连鳞也未去掉，至于当地的茶和茶砖，那味道就像是用鼠尾草和蟑螂泡出来的，那颜色也不是茶的颜色，而像是从床垫里挤出来的污水色。” 在贝加尔湖畔的一个村子里，他被安排住在一个“整理过的谷仓”里，吃的是荞麦糊，喝的是劣质伏特加，臭虫和蟑螂到处乱爬，令人害怕。他写信给妹妹说：“我再也不想躺下睡觉了。每天晚上我都把上衣翻面铺在地上，把折好的大衣和枕头塞到头下，穿着长裤和西服背心就躺在这些包裹上。啊，文明，你在哪里？” 有时不能入睡，他便干脆坐起来，做他常做的事，给《新时报》写旅途见闻或给亲人写信，以此度过漫漫长夜。 3. 旅途的欢乐点缀 自然，在4000俄里的长途跋涉中，并不都是痛苦和发愁，也有过欢乐和兴奋。西伯利亚的自然风光，城市乡村的风俗民情，给他的思想上、精神上增添了许多诗情，许多灵感。 每当停车歇息的白天或晚上，契诃夫总喜欢到当地村子里访问，西伯利亚的村庄大多是多民族杂居之地，有俄罗斯移民、乌克兰人、鞑靼人、波兰人和服刑期满留下居住的犹太人。他跟农民们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疾苦，跟他们一块喝茶，品尝他们的虽不算美食但别有特色的食物。这时他忘却了疲劳，忘却了腰痛，成了一个十分快活的人。到了大一点的城市，如伊尔库茨克，他会停下来休息一天时间。这时他便去洗个蒸气浴，在松软舒适的床上睡上几个小时，换上干净衣服，到城里散散步，到剧院、公园、音乐厅去逛逛，享受文明生活的乐趣。 西伯利亚山河湖泊更使他陶醉。在他写的旅行笔记或给朋友的信中，常常流露出他的美感。 西伯利亚的景色在到贝加尔湖之前如同散文，而从贝加尔湖开始就如诗如画了。 “走啊，走啊，于是在我眼前展开一片大湖，湖上有些地方露出斑斑点点的土地，耸立着一些小灌木——这是被淹没的草场。远处延伸着额尔齐斯河陡峭的河岸，岸上覆盖着皑皑白雪…… 他沿着阿穆尔河走了一千多里，尽情享受着河岸无限美丽的风光。“我爱上了阿穆尔河，我真想在江边住上两年。那儿美丽、辽阔、自由、温暖。” 在叶尼塞河岸上，一边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这是西伯利亚最美的一座城市；在河岸那边是使他回想起高加索烟雨濛濛、令人神思梦想的崇山峻岭。 在给莱金的信中说：“我看到了、经历了许许多多事情，这一切对我来说是极为有趣、极为新鲜的……”，“叶尼塞河、泰加森林、驿站、马车夫、蛮荒野景、飞禽走兽、旅途艰难带来的痛苦、休息带来的欢乐，所有这一切综合起来是那么美好，我简直无法加以描述。” 经过艰苦的跋涉，契诃夫在6月下旬到达贝加尔湖，最累人的乘车旅行结束了。他给母亲写信说：“我没有得过一次病，我已经完全习惯于在大路上乘车奔驰，现在反而感到不自在起来。我不能相信，我已经不在四轮马车上，已经听不见叮当的车铃声。我躺下睡觉时，竟能伸直双腿，而且不是满面灰尘了。” 从贝加尔湖出发，换乘了两次轮船，经过半个多月的水上旅行，于7月9日驶入鞑靼海峡。萨哈林岛在远方隐隐地显现出来了。 4. 苦难之岛的见闻 萨哈林岛位于远东黑龙江口，岛上一个小镇，名叫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是岛上的行政首府和监狱中心。这里只有3000居民，有五个教养院。街道虽然狭窄阴沉，但显得清洁、安静，只是每天上下工时，响着苦役犯的脚镣叮当声。 这里大多是男苦役犯，女苦役犯较少，约占10%。还有些妇女是随着被流放的丈夫一起到这儿来的。此外，当然还有一些儿童，有些是苦役犯带来的，有的则是在这里生的。这里被判刑服役的人大多是一些无罪的人，或者是愚昧无知、艰苦生活、不幸事件的牺牲品。 第二天契诃夫便去拜访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军区司令科洛维奇将军，将军虽然说他很忙，但是仍然热情地接待他，跟他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他受过教育，有文化，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在被委任为军区司令之前8年，一直在喀拉管理苦役犯，他又会说，又会写，给人以诚恳朴实、富有人道精神的印象。最初交谈时，他就表现出对肉刑的极端憎恶，使契诃夫对他产生了好感。他答应给契诃夫的研究提供方便，允许他到监狱档案室查阅资料。 那天契诃夫还出席了阿穆尔地区总督科尔夫男爵在岛上军官宿舍里为欢迎他举行的隆重午宴。在午宴上他认识了几乎所有萨哈林管理处的人。午宴后演奏乐曲，一起闲聊。契诃夫向总督敬酒祝他身体健康，官运亨通。总督在致谢时对契诃夫表示诚挚欢迎，并面对在场的人说：“我深信在萨哈林岛上‘不幸的人们’过得比较轻松，胜过俄罗斯任何地方，甚至欧洲。”他跟契诃夫进行了私下交谈，吹嘘自己对那些服刑者怀有人道精神，并说：“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被剥夺有朝一日获得应有权利的希望。这里没有无期徒刑。 终生苦役已减为20年徒刑。强制性劳动也不十分艰苦。”他表示：契诃夫可以在这一地区自由出入，可以查阅各种官方文件，可以询问除政治犯以外的任何犯人。 契诃夫在拜访了各处的长官之后，立即开始自己的热烈紧张同时系统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巨大考察工作。工作的紧张是因为在他的计划中时间非常有限，总共只有三个月，要不然，按通航条件，他不得不在萨哈林滞留1年。他立即去监狱印刷所印制了调查卡片，对所有的流放犯进行登记，顺便和犯人接触，了解整个监狱情况。他每天早晨五时起床，很晚才休息，整天整天地或独自一人或在一名带枪的看守人员的陪同下，去岛上所有监狱、所有木板房和所有枞木房，甚至下到所有矿井询问了解各种犯人。他亲手填写了近万张卡片。尽管精疲力竭，头晕眼花，但他仍不肯放下工作。 随着调查的深入，他觉得萨哈林的实际情况跟总督科尔夫的宣传大相径庭，完全是两码事。萨哈林简直是专横、凶残和说谎的王国。军区司令自诩对肉刑极端厌恶，坚决反对，然而，“就在离他家两三百米远的地方，每天都有人受到鞭笞”。他是不能不知道的。 苦役犯被强制干最艰苦的活，他们被用绳索或铁链拴在拖车上，肚皮贴着地面在煤矿的坑道里挖煤。那里的医院，既缺乏起码的药品，也没有病床，病人就直接睡在地板上和木板上，教堂是禁止病人入内的。 管理这些罪犯的，是一些粗暴蛮横、不容有任何违抗的狱卒。监狱的官员们享有一切权利，而苦役犯则没有权利可言。因此，大多数苦役犯失去了人的尊严。他们变得没有了理智，没有羞耻，对看守卑躬屈膝，酗酒说谎，互相偷窃，互相告密。晚上在蜡烛下赌纸牌。“赌纸牌有如传染病，在所有的监狱中蔓延开来”。“监狱成了大赌场，教养院和部队哨卡成了赌场的分号和子公司”。契诃夫后来这样写道。 最残忍、最叫人目不忍睹的是肉刑。一次契诃夫被允许观看鞭打犯人的场面。首先由医生对犯人作了能否忍受新规定的90皮鞭的检测，然后，执刑者的帮手慢条斯理地把犯人绑在拷架上，犯人的同伴们带着一种残忍的好奇心围聚在周围旁观，执刑者挥动皮鞭，狱卒报着次数，犯人痛苦地嚎叫，的躯体战栗着，渐渐肌肉肿起、淤血。 契诃夫后来写道：“刽子手侧身站着，每一鞭都横抽在犯人身上。每抽5下，就换个方向，给犯人以半分钟的喘息。抽打了五六下之后，犯人的后背就出现鞭痕，跟着发红变紫了，在一次次皮鞭打击之下，皮开肉绽。犯人一边呻吟，一边喊着：‘尊贵的老爷！尊贵的老爷！可怜可怜吧，尊贵的老爷！’受刑人的脖子奇怪地伸长了，发出一种呕吐的声音，他不再说话，只是吼着、喘着。” “最后一鞭，九十！” “他们给犯人解开手和脚，扶他站起身来，被抽打的地方，由于淤血和出血而变成暗紫色。嘴唇发出嗑嗑声，脸色蜡黄，大汗淋漓，双眼乱转，当给他水喝时，他慌急地啃着茶杯……往他头上浇了一勺水，就带他到医疗站去了。” 他写信告诉苏沃林，叙述了这种惨景，并说：“此后，我连续三四个晚上都梦见刽子手和拷刑架。” 在萨哈林岛上，还有另一种苦难，也是令人不能忍受的。那里有一些女苦役犯以及前来同丈夫一起生活的自由妇女。为谋生计，这两种女人都得卖淫。监狱看守把最年轻的讨人喜欢的留给自己，其余的就听任苦役犯糟蹋。 母亲把年轻的女儿出卖给移民或看守是常有的事。契诃夫写道：“由于需求大得惊人，所以衰老、丑陋、乃至最严重的梅毒，都无碍于卖淫。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街上，我曾遇见一个16岁的女孩，据说她9岁就开始卖淫了…… 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郊区，一个自由妇女开了一家妓院，接客的全是她的女儿。” 岛上，孩子们的状况令人发指。他们精神失常，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穿着破烂衣衫，从小就误入歧途。契诃夫在给著名律师科尼的信中说：“我看见面黄饥瘦的孩子们，看见13岁的姘妇、15岁的孕妇、12岁就开始卖淫的女孩。教堂和学校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教育孩子的只是周围的人和苦役环境。” 5. 告别萨哈林 从7月9日到达萨哈林，契诃夫已经工作快三个月了。这段时间，他走遍了每个居民点，到过每一间木板房，下过每一个矿井，跟每一个人谈过话。 对近一万名苦役犯和流放苦役犯作了登记，没有一个苦役犯、没有一个移民没有跟他交谈过。长时间里干着同一种事，接触的是同一种人——苦役犯人，或者只知苦役、肉刑的人。他慢慢地感到有点单调枯燥，整个生活开始变得沉闷，他觉得厌倦了，萨哈林他已经呆够了。而且跟亲人相隔万里，仿佛过了一个世纪，一种冷漠感情占据了他的心。他产生了“归去来兮”的想法。 10月，他告别了萨哈林岛，乘“彼得堡”号轮船，踏上了归程。他沿着亚洲海岸，通过中国海，经印度、新加坡、锡兰、塞得港、君士坦丁堡，到达敖德萨。整个归程耗时近两个月。在中国海他经受了暴风巨浪的折磨，在印度洋他被一种“莫名其妙的热情”所激动。但比起在西伯利亚坐破旧的四轮马车在泥泞的沼泽地上颠簸，简直是天壤之别了，这才说得上是真正的旅行了。 当然，海上旅行也有危险的遭遇。在离开香港之后，正好遇上台风，来势那么猛烈，狂涛巨浪直扑“彼得堡”号轮船，船体失去控制，吱嘎作响，逐浪漂荡。船长劝契诃夫把手枪带在身边，一旦翻船，就开枪自杀，因为掉入海中难忍被鲨鱼吞噬之苦。 一次，他被从船头甲板上抛出去，又借助船尾抛给他的绳子爬上来，竟安然无恙，甚至没有晕船感觉。有两位原已病重的旅客，经受不了飓风海浪的折磨，死在船上。船长为他们举行了葬礼，然后用帆布裹着尸体沉入几俄里深的海水中。 这使契诃夫感到害怕，他自然想到，说不定自己也会像那两位死者的命运一样，死在途中，被抛入海里成为鲨鱼的美食。后来他从这件事获得了灵感，写了一篇叫《古谢夫》的短篇小说。 归途中最使契诃夫难忘的极乐之地是锡兰。那美丽明媚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热带自然风光，那些棕榈树、大象、眼镜蛇、魔术师，尤其是那皮肤黝黑、面带微笑的女郎，使他看得入迷，神魂颠倒。 在一个月光如水，轻风习习的夜晚，契诃夫去椰树林散步，在一间农舍旁的禾场上遇到了一位印度姑娘，那双黑眼睛在月光下如星星闪烁，那乌黑的头发如瀑布流泻在双肩。她身段苗条，肢体袅娜，面含微笑，脉脉温情。 契诃夫向她身边靠近，她竟不回避…… 契诃夫后来对苏沃林说：“等我有了孩子，我会不无自豪地告诉他们： ‘孩子们，我这一辈子，曾经同一个黑眼睛的印度姑娘有过关系。在哪儿呢？ 在锡兰一片椰树林里，在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他也曾向哥哥亚历山大闲侃过这次艳遇。亚历山大说：“向你那不知姓名的夫人和你在环球旅行中所生的孩子致意。现在，在锡兰某个地方，也有了一个契诃夫。”他本想把那个僧伽罗女子带回国内，但哪能呢？出于无奈只好买了三只獴，带回俄国驯养。 6. 回归祖国 1890年12月1日，在经过了长途旅行之后，他终于到达敖德萨，俄罗斯大地敞开宽阔的怀抱欢迎这位从异国他乡归来的儿子。 他在敖德萨给家里拍了电报，就登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他母亲和米舍尔接到电报后，赶到图拉接他。米舍尔搀扶着母亲找到车站餐厅，契诃夫看见急忙奔跑上去，一家人当着契诃夫的伙伴们的面拥抱、问好、流泪。随后，就登上火车返回莫斯科。 回到莫斯科之后，契诃夫的家已从库德林斯卡娅大街搬到了马拉亚—德米特罗夫卡大街。经过漫长的疲惫不堪的旅行，回到了亲人和朋友身边之后，契诃夫的心情好极了。他对苏沃林说：“我现在有一种愉快的感觉，仿佛从未离家远行。我的身体棒极了。”亲戚们、朋友们，一些怀着好奇心的陌生人，纷纷来他家问候，致意，听他讲西伯利亚的见闻，听他讲萨哈林苦役犯的苦难，他以给人们带回那些信息而兴奋不已。 这次旅行的确给了契诃夫新的活力，新的勇气，使他的思想意识获得了提高，使他创作的自我感觉更加良好。他对苏沃林说：“萨哈林的短暂往事，我觉得是那么伟大，当我想谈它时，不知道从哪儿开头，每一次我都觉得，我说的不是我需要说的。”“假如我坐在家里，我现在会是一个多么精神委顿的人！这次旅行之前，《克里泽奏鸣曲》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而现在我感到那是多么荒唐可笑。要么是这次旅行使我发育成熟了，要么是我发疯了。”他在给谢格洛夫的信中说：“我感到极其满足，既充实又陶醉，我现在任何什么也不再想，也不觉得有什么遗憾……我已经进过地狱，萨哈林就是这样的地狱；我已经上过天堂，锡兰就是这样的地方。” 契诃夫很想坐下来写《萨哈林岛》那本书，不失时机地揭露监狱当局的残酷行为和苦役犯的堕落以及妇女孩子们不能忍受的恶劣生活条件。但是刚回来时的健康状况、兴奋心情未能持续多久，又渐渐恶化了。他感到头痛难忍，不断咳嗽，浑身乏力，心跳过速，有时心跳会停止几秒钟。他的脾气也变得乖戾起来。他的朋友使他讨厌，不速之客更使他厌烦。对弟弟米舍尔穿上六品文官制服的得意劲儿和父母为这一可怜的晋升表现出的种种柔情，他再也看不惯。 他心里老惦记着萨哈林监狱那些可怜的孩子，为此他忍着病痛和疲乏去参加各种招待会、晚宴，为失去教育的孩子们制造舆论，募捐图书，寄往萨哈林。尽管支持者不多，但他还是收集到2000册，装箱寄给了太平洋苦难之岛的孩子们，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 本来，契诃夫的萨哈林之行被他的崇拜者们看成是一大成功之举，了不起的功绩，但也招来了一些人的冷嘲热讽，甚至指责和诽谤：有的人说他才华“开始凋谢”，应列入未能充分发挥才能的那类作家中去，还有不怀好意者污蔑他是“苏沃林花钱供养的女人”。这样一些流言蜚语，契诃夫表面上不以为然，但他内心仍不能不感到痛苦。为了使契诃夫长途旅行过度耗损的身体得到恢复，消除他新的烦恼，苏沃林提议由他出资跟契诃夫一起去欧洲作一次观光旅游。半个月时间的海外游览，维也纳、威尼斯、博洛尼亚、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热那亚、尼斯、巴黎，在他面前一闪而过。 意大利是那样使他入迷，就像当年迷住果戈理一样。 西欧各国的生活水平，比那时俄罗斯先进的一切，他都以一个爱国者的痛苦心情，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写在日记上。 在巴黎参观绘画展览之后，他怀着对俄罗斯艺术自豪的心情写道：“俄罗斯艺术家的水平远远高于法国艺术家……与我昨天遇见的本地风景画家相比，列维坦算得上风景画之王。” 资产阶级极端厚颜无耻使他受到侮辱，他觉得蒙特卡罗（法国一个赌场所在地）是资产阶级庸俗生活汇聚之地，类似世界“豪华厕所”。空气中有一种使人感到有辱斯文的气味，使得大自然的美景，海的喧啸声、月亮的光辉，全都变得庸俗了。 契诃夫怀着在欧洲旅游观光的复杂感受，于1891年5月2日回到了祖国，回到了莫斯科，回到了亲人身边。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 “我需要社会政治生活” 萨哈林岛考察和随后的欧洲观光旅行，他的世界观，他的创作思想、创作目标起了急剧的陡然的变化，过去不问政治的倾向已有了明显的转变。 由于这些新的变化，契诃夫与苏沃林之间在哲学和文学观点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和争论，导致了他与《新时代》长达近10年之久的合作共事关系的破裂。1892年之后，他再没有向《新时代》寄送作品了。 这段时间在文学创作方面，他相继完成了报告文学《萨哈林岛》、短篇小说《第六病室》、《农民》和话剧《海鸥》。他已经享有世界名作家的声誉了。 1. 厌倦了博吉莫沃 1891年5月2日契诃夫随苏沃林一家在国外度过了一个半月旅游生活之后，回到了莫斯科。 在他外出旅游期间，弟弟米舍尔在离莫斯科不远的阿列克辛选定了一座环境优美、交通也方便的别墅并租了下来。从别墅可以远眺奥卡河和铁路大桥。但是别墅只有四个房间，契诃夫觉得太狭小了，给人一种烦闷和感伤的印象。 他决定换个地方，便到离那儿几俄里远的博吉莫沃租了一座占地面积很大，既别致又威严的楼房。房主把整个楼房的二楼都让给了契诃夫一家。房间很宽敞，大厅里还饰有浮雕立柱，并设有乐师演奏台。在显得既浪漫又荒芜的庭院里有一眼望不到头的菩提树林荫道，一个鱼塘和一架风车，还有可供父母做弥撒的小教堂。这样的地方无论工作还是休息都是一个颇为理想的场所。于是契诃夫带着全家住了进去。 这个时期契诃夫的家庭有了一些变化，弟弟伊万作为小学校长在教育界混得不错。米舍尔当了公务员戴六品文官官衔，他们自食其力了。只是亚历山大又添了一个小孩，一直叫穷，需要接济；父亲已失业在家需要补贴。因此，家里的用度并不宽松。加之，契诃夫周游欧洲，花销很大，欠了苏沃林不少钱。所以卢布问题仍然是困扰着他的一个大问题。这样，他不得不寄希望于搁置了较长时间的笔杆子，并制订了写作计划，分配了时间，每周3天撰写关于萨哈林岛的文章，3天继续写长篇小说《决斗》，星期天作为机动，编一些小故事或短篇小说。 他每天黎明四五点钟起床，喝完自己煮的咖啡就开始写作。上午11点钟出去采蘑菇或钓鱼。中午1点吃午饭，饭后睡上一小会儿的午觉。然后又开始工作，直至夜幕降临。晚上便轻松地与家人和客人一起共进晚餐。餐后，大家聚集在极为宽敞的大厅里按照俄罗斯方式，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地聊天。 像通常一样，契诃夫家里总是门庭若市。大家在一起除聊天外，还经常唱歌，弹琴，朗诵诗歌。为了过得更热闹一些，他们还用契诃夫制作的一台器械玩转盘赌博游戏，并由契诃夫坐庄。有时他们还演戏，演活报剧。他养的那只獴，非常讨人喜欢，更使孩子们入迷。但这东西特淘气，经常到处乱窜，咬坏屋里的家什，造成严重损失。契诃夫怀着一种负罪感，把它送给莫斯科动物园，让它与早先送去的两个同伴团聚。 随着秋天的来临，大雁南飞，西风萧瑟，契诃夫又产生了感伤情绪：他的肺结核病不见好转，心悸加剧；跟莉卡的恋爱剪不断理还乱；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中间，那种高谈阔论使他失望，而且越来越对自己不满，对自己的作品不满，以致对博吉莫沃的生活感到厌倦了。他时不时到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去，想找个地方消遣消遣。他对苏沃林说：“我老是觉得我的裤子裁得不合体，写的东西不对头，给病人开的药方不对症，这可能是一种精神病吧。” 2. 生活在普通人中 他无法在博吉莫沃呆下去了。他感到，作为一名作家，他过的并不是作家的生活，也不具备写作所需要的适当环境。他对苏沃林说： “如果我是医生，就必须有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作家，就必须生活在人们中间，而不是在马拉亚—德米特罗夫卡大街与一只獴生活在一起。我需要过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是一星半点也罢，而现在这种闭门不出，与大自然隔绝，离群索居，体弱多病，不思饮食的生活简直不是生活。” 那时医生对他肺顶端的症状作了确诊，建议他改变生活方式。他很想改变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以便能够获得更多的自由，避开城里无益的喧闹，各种干扰，以全力从事工作和读书，“穿件睡袍、晒晒太阳、多吃东西、治疗肺病，延长生命。”怎么实现这个目的呢？他苦思良久，想出了一个办法： 在乡下买一座舒适的房子。他把这一想法向家里人和朋友商讨以后，大家都表示赞同，便这样定了下来。 于是全家人分头寻找，最终在离莫斯科80俄里的地方找到了被过去的领主空着的一座庄园。这座庄园位于一个叫做梅里霍沃的小村庄附近，占地213俄顷，其中大约一半的地段覆掩着稀稀拉拉的树木，还有一个大牧场，一个果园，一条“小到不能再小的小河”，以及两个水塘。在通向房屋的路边的高大树干上有个椋鸟巢，上面题词：斯克沃尔左娃兄弟。住宅还比较新，附属建筑物看来也还好。契诃夫选作工作间的那间屋子光线很明亮，有三扇窗户对着草场。 这个庄园契诃夫觉得很满意，便决定把它买下来。然而，售价很高，要1.5万卢布，这把契诃夫吓了一大跳。一个摇笔杆子为生的人，哪去弄那么多钱呢？他把这一情况告诉苏沃林，苏沃林主动帮他解决了难题，从《新时报》的金库给他预支了4000卢布，其余部分他将以抵押贷款的方式支付，分五年还清。 当一切经济手续办好了之后，3月4日契诃夫开始搬家。虽然时令已届春天，梅里霍沃牧场和田野上仍覆盖着白雪，天低云暗，寒风刺骨。但这并未影响契诃夫的兴奋情绪，他带着全家人，发扬艰苦勤劳的家风，自己动手整理庄园。同时请来木工、油漆工、泥瓦工，修理屋顶、门窗、地板，粉刷房间，加高库棚和篱笆。还打了一眼井，修了一间现代化厕所。全家人都参加了庄园修整：玛丽管莱园，米舍尔带人在地里干活，父亲在小路边除草，安东拾掇果园和花园，母亲在厨房忙碌。他买来樱桃、苹果树苗补种在果园里，在花园栽上冷松、丁香和玫瑰。 经过清理、整修、扩建之后，到处显得焕然一新了。后来契诃夫又买来一些鸡、鸭、鹅饲养，甚至买了一条牛犊。他感到非常满足，在信中对苏沃林说：“我太高兴了，因为我再也无需在莫斯科住公寓了！我一辈子从来没有感到这么方便。”“坐在有三扇大窗户的工作间里，我感到心旷神怡。” 他，一个农奴的孙子，小商人的儿子，在年方32岁的时候，居然像托尔斯泰那样，有了自己的一块土地，有了自己的庄园，而且不是父母留给他的，是靠自己的辛勤写作换来的，怎能不由衷地产生出一种自豪和幸福的感慨呢！ 这样一个风景如画，环境优美，设备完善的地方，不仅对契诃夫的生活、写作、疾病的疗养和健康的恢复大有益处，而且使他实现了自己的“如果我是医生，就必须有病人；如果我是作家，就必须生活在人们中间”的夙愿。 他和大自然更贴近了，和俄罗斯的普通人更贴近了。 在这僻远的乡村里，来请求他治病的人比城里更多，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农民、工人和拖儿带女的农妇从方圆25俄里的地方赶来找他治病。他在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就带了一车药物和医疗器材，完全可以开一个诊所，他每天上午接待病人，有条不紊，每一个病人填一张病历卡，他亲切和蔼地为他们诊断，并给他们提供药品，给他付钱的人很少，几乎是免费治疗。每天，天还没亮，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病人就在他的院子里排起长队等待了。当家人们还在梦乡里的时候，这个院子就已经完全像一座诊所了。玛丽则尽力帮助哥哥，当护士，扎绷带，发药，打针。 这一时期契诃夫很少去莫斯科和彼得堡了，整个生活都在乡村里度过，除了给农民、工人治病外，还经常到附近村子里、工厂里闲逛，找人交谈，询东问西，嘘寒问暖。农民们很喜欢他，当他在村子里行走时，就有一些女人有礼貌地、温存地走上前去表示欢迎。农民们有什么疾苦、烦恼都爱找他倾诉，他跟那些庄稼人一起忍受着痛苦。契诃夫后来写的《农民》《新别墅》《在峡谷里》等短篇小说，正是从梅里霍沃黑暗、混乱、毫无出路的农村生活中获得素材和灵感的。另有一篇写工厂生活的题为《出诊》的小说，也写的是这地方的事。 3. 为人的尊严抗争 在90年代初，在梅里霍沃那段时间，契诃夫开始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表示关注，对沙皇政府的黑暗、和暴虐，对普通人的被侮辱、被损害、被摧残怀着极大的不满和愤慨。他开始用自己的笔杆子，用自己的作品进行控诉和抗争，为维护人的权利、尊严而呼喊。 契诃夫从萨哈林岛返回途中，在印度洋的轮船上亲眼目睹两名因重病和海上颠簸而死亡的乘客的尸体用帆布包裹着沉入几俄里深的海底的悲惨情景。回到莫斯科以后，他利用在轮船上获得的素材写了一篇题名《古谢夫》的小说，这是萨哈林旅行的第一个成果。 这篇小说描写了沙皇政府对人的卑鄙的愚弄和侮辱。轮船上载着服役期满退伍的士兵从远东回故乡去，在健康的士兵中夹杂着几位重病号。小说取名《古谢夫》是借用了一个生病士兵的名字，他在航行中由于晚期肺结核即将死去。 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叫巴维尔·伊凡内奇。这是一位有知识有头脑的人，他也在远东服役，一直跟长官的关系很僵。他也得了肺结核病，失去了生的希望。但他一点不考虑自己的病，他想的是其他被欺骗被愚弄的病人，想的是古谢夫——他的吊床的邻居。巴维尔·伊凡内奇对古谢夫说了这样的话： “……我一直觉得奇怪，你们这帮家伙明明害了重病，人家却把你们往船上一扔，让闷热的空气，海浪的颠簸把你们折磨死……你们在军营里简直成了累赘，你们一死不要紧，他们的统计表就不体面了……所以他们要丢开你们，这并不难。需要的只是：第一昧掉良心，不顾人道；第二瞒过船上人的耳目……在400个健康的水兵中夹五个病人是不惹眼的。他们把你们送上船，把你们夹在健康人当中匆匆忙忙地点一点数，趁着忙乱，一点马脚也露不出来。轮船一开，这才发现：原来有几个快要咽气的瘫子和痨病鬼躺在甲板上……” 巴维尔接着说：“这真可恶，他们明明知道你们经不起长途旅行，却硬叫你们上船。就算你们勉强活到了印度洋吧，以后又怎样呢？想起来真叫可怕……你们忠心耿耿当了几年差，人家却这样报答你们……” “你们是没人照应的人，是可怜虫……我可不同，我的头脑十分清醒，我像是在陆地上空飞翔的老鹰，全都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事我都明白。我经常抗议，看见不负责任的官僚作风，我就抗议；看见假仁假义，我就抗议；看见得意洋洋的猪猡，我就抗议……任什么东西也压不倒我，……就是把我的舌头割掉，我也会用手势来抗议……” 这个巴维尔没过多久就在激动的情绪中撒手人寰了。大约过了三天古谢夫也随之而去。水手们用帆布把古谢夫包好，用针线缝起来，为了使他沉一点，还塞进去两个铁架。然后把他抬到甲板上，借助一块木板慢慢滑下去，接着头朝下，栽到海水中去了。帆布包在海水中往下沉着，一条鲨鱼游过来，懒洋洋地张开嘴，露出两排牙齿。 在这篇小说里契诃夫展现了像吃掉古谢夫的鲨鱼那样吞没成千上万人的残酷的现实生活的可怕情景。他以自己震撼人心的强烈抗议的小说为武器，揭露谴责了当时的君主制度。巴维尔·伊凡内奇的抗议反映了契诃夫的心声，他的坚定精神也就是契诃夫精神。 《萨哈林岛》是又一部抗争主题的作品。它是契诃夫在梅里霍沃时期，在进行其他作品创作的同对，断断续续写成的。1893年在《俄罗斯思想》杂志上连载。契诃夫用客观的写实的手法，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深刻而准确地反映了萨哈林监狱当局专横、暴戾、残忍和说谎行为，反映了苦役犯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虐待和他们感到没有生还的希望而失去理智的生活以及孩子们虚弱、疾病、堕落的情景。 这是一本关于冤枉地葬送了生命的人的书，是一本继《古谢夫》之后对制度无情揭露，愤怒抗议，强烈谴责的书。俄罗斯这一社会溃疡一经揭开，在科学界和文艺界，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几乎形成全社会的抗议。致使沙皇政府不得不作出决定向萨哈林岛派遣一个调查委员会，并于调查结束之后，采取了某些措施改善苦役犯的生活条件。 4. 对君主的愤慨 契诃夫的萨哈林岛之行和在他写《萨哈林岛》一书的过程中，脑子里产生出一种幻景，好像整个俄罗斯是令人恐怖的监狱，好像是围着栅栏、安着岗哨的四堵墙内的生活。这种禁锢在四堵墙内的苦恼简直超过了萨哈林岛。 由于有这种思想，他写了《第六病室》这篇小说。 《第六病室》的情节是这样的： 在一个偏僻的远离铁路的被遗忘了的小城里，有一家医院，由于管理不善，秩序混乱，盗贼横行，遍地是灰尘垃圾和病人的废弃物。医院的秩序仅由看门人，一个粗鲁暴虐的老头用铁拳揍病人来维持。医院院长拉京大夫，曾经工作很热心，试图重创医院辉煌，但他的想法跟院内普遍的冷漠态度相抵触，因而进展很不顺利。于是他失望了，便把自己关在宿舍里，一头钻到哲学和历史书中，并醉心于享受伏特加和盐腌黄瓜的美味。一次他到关精神病人的第六病室去，发现病人格罗洛夫有丰富的哲学知识，于是俩人攀谈起来。但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格罗洛夫主张反抗压迫、奴役和，为自由而斗争，就必须有实际行动；而拉京则主张不必多管闲事，什么也不要做，良心反而清清白白。他对那些不幸的人的遭遇，只是反复念叨：“何苦呢！” 由于他性情孤僻和跟生活隔绝，产生了一些古怪行为，周围的人怀疑他也发疯了。而他的助手霍博多夫，一个权力欲者，早就觊觎他的地位，他借口拉京得了精神病而将他关进第六病室。在病室里拉京的哲学彻底破产了，他和格罗洛夫不堪忍受医院的虐待，便举行了反对暴力和专横的抗议。结果饱尝了看门人尼基达的铁拳，他被打倒在床上……第二天拉京由于中风而身亡。 《第六病室》是俄罗斯和世界文学史上反对、独断、暴政的最沉痛最愤慨的作品之一，是俄罗斯这座监狱的象征，是声讨沙俄政权的檄文，凶恶的看门人尼基达就象征着沙皇政权的维护者。当时还很年轻的列宁曾对他的妹妹安娜说：“当我昨晚读完这篇小说时，我感到非常可怕。我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我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一样，我不能留在房间里，我站起来跑到了院子里。” 契诃夫对君主的憎恨和抗议，在那时具有十分伟大的社会意义。《第六病室》是俄国社会开始明显上升征兆之一，是80年代和90年代时代的衰落和时代的崛起的历史界限重要标志之一。 5. 救人民于水火 这一时期，契诃夫思想上不再相信托尔斯泰主义了。他认为托尔斯泰否定技术进步，吹嘘精神进步的理论是不对的。他说：“从童年时代起，我就相信人类进步，而且一直相信这一点……托尔斯泰的哲学曾对我产生过强烈的影响，它曾支配我达六七年之久，现在我内心里有些东西对此提出异议。 理性和正义告诉我，电和蒸汽机比贞洁和拒绝肉食更能体现人类的爱。” 契诃夫认为人类的出路在于相信科学，在于相信人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进步，不能像这位哲人那样通过把有学问的人降为农民来实现，而应把农民变为有学问的人。企图通过发展小农经济和愚昧政策来更新世道是一种空想。 当然，契诃夫虽然反对托尔斯泰的空想主义，但他仍对托尔斯泰怀着敬仰和亲切的感情。他对《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赞叹不已，认为写得好极了，每读一次都感到新鲜和惊讶。他越是否定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越是钦佩作为小说家的托尔斯泰，而且他对托尔斯泰的道德人格钦佩得五体投地。 1892年，全俄罗斯发生了罕见的大旱灾，赤地千里，禾草不生，颗粒不收，全国陷入了饥荒，到处是逃荒求生的人群。沙皇政府害怕农村发生动乱，下令禁止新闻界刊登反映灾情严重的文章，并禁止向私人募捐，只允许红十字会和教会帮助灾民。 对政府当局的这一决定，托尔斯泰提出了异议，认为红十字会和教会的救济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他凭借自己不受惩罚的巨大威望，不断向公众宣传灾情，发出呼吁，募集捐款。他还亲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慰问灾民，并在自己的女儿们的帮助下开办了数百个赈济所。这场由一位离群索居的作家在政府的眼皮底下掀起的慈善运动，使契诃夫目瞪口呆，他不由赞叹说： “托尔斯泰！呵，托尔斯泰！在当今的世界，他不是一个凡人，而是一个超人，他简直是朱庇特神！” 作为对国家、对人民有强烈责任感的契诃夫深受托尔斯泰道德力量的感染，他很想去援救成千上万挨饿的灾民，并且已经与他早先的一位朋友，现任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地方自治局局长的叶戈罗夫进行了联系。遗憾的是在这危急的当口，他偏偏患了一场重感冒加上肺结核加重的并发症，有好几个星期卧床不起，使得他焦急万分，他的病一开始好转，刚能下地，就立即带病行动，帮助叶夫戈罗德实现其救灾计划。 叶夫戈罗德计划是到林区买一些马匹，喂养一个冬天，到春天再把马捐赠给农民以利于来年的耕耘。这个计划需要很多资金。为了筹集这一大笔钱，契诃夫便在报纸上刊登了启事，给他的熟人和朋友写了成百上千封信，并四处拜访有可能提供资金的人。但效果不能令人满意。他便于12月去彼得堡，打算在那里募集更多捐款，结果也事与愿违。返回莫斯科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赴尼日尼—诺夫戈罗德找他的朋友叶戈罗夫，商议采取什么措施救助农民。 那时已届冬天，天寒地冻，风雪交加，道路泥泞。他依然乘雪橇去查看受灾的村庄。在一次去乡下的路上，他遇到了暴风雪，险些迷了路。事后，他坦白地说：“我当时相当害怕！” 灾区的现象十分悲惨，家无隔日之粮，户户停火断炊，老人小孩啼饥叫寒，真是惨不忍睹。在灾情面前一筹莫展的政府当局已不再反对私人救灾行动了，可是尽管契诃夫四处奔走，八方求告，但提供救灾捐款的人还是越来越少。他感到非常沮丧和气愤，在信中对苏沃林说：“如果那些住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人能够言行一致，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就不会有任何饥荒。” 在白雪皑皑的乡下踉踉跄跄奔波了八天之后，他得了重感冒，而且感到背部剧烈疼痛，不得不返回莫斯科治疗。感冒好了以后，他又于1892年2月2日随苏沃林一起动身去沃罗涅日州。 这个州的救援活动比尼日尼—诺夫戈罗德有效。但苏沃林的出现却给此行披上了令人不愉快的官方色彩。这位深得政府信任的显要人物、《新时代》的发行人的光临使地方当局受宠若惊，大为感动。招待会和晚宴接踵而至，契诃夫不得不怀着怒火虚与应酬。村子里的农民饥饿难挨，这里却满桌佳肴美食，琼浆玉液，使契诃夫无法忍受，他觉得这位名声显赫的朋友既无能又糊涂，实在荒唐可笑。 1892年7月梅里霍沃地区发生了霍乱，地区卫生委员会特来拜访契诃夫要求他帮助政府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以避免这种流行病的传播，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翻阅了有关霍乱的最新书刊，并叫人搭起一些临时的木板棚，用来隔离得了霍乱的病人。由于无钱支付各种费用，他只好求助于他的朋友、邻居和富有的企业家，在他们面前施展“乞丐口才”。他乘坐一辆四轮马车到处奔波，疲惫不堪地走村串户，去教农民如何预防流行病，并且为那些患了白喉、伤寒和猩红热的病人看病，几个星期之内就治疗了上千个病人。多亏他的努力，这种疾病未能侵袭他所在的地区。 6. 兴民以科技 契诃夫认为社会的前进，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按俄国的现实，还必须改变农民的愚昧落后状态。所以在梅里霍沃期间，他十分关心和重视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他经常去地方议会参与审查有关重大事宜。他对怎样修建新的道路，怎样修建新医院和学校的建议也十分感兴趣，向地方政府建议为当地居民修一条从洛帕森到莫斯科的公路，重修一座桥梁，为邻村修复一座教堂。 他在诺沃谢尔克和梅里霍沃建了三所学校，亲自组织音乐会，业余文艺演出等活动筹集、募捐资金，不足部分由他支付。他自己编制建校计划，亲自设计图纸，自己购买材料，自己监督修建工作。当他谈到这些学校时，双眼炯炯发光，很明显，如果资金设备允许，他将要建的学校不是三所而是更多。在诺沃谢尔克学校开学典礼上，三位神甫前来为学校祝福，当农民把面包和盐送给他时，完全不会当众讲话的契诃夫，忸怩地向农民的敬意表示感谢。 契诃夫总是这样想，与其坐在文学沙龙里，空发议论，夸夸其谈，不如办几件实事，兴建学校，创办图书馆和医院，帮农民治病，倒还能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在自己身后留下一所学校、一口井或其他什么类似的东西，使我们的生命不致白白流逝而无所作为，那该多好啊！” 在社会工作中正如在艺术工作中一样，对契诃夫来说最讨厌的是不学无术。他做任何事都是严肃认真的，任何一件小事他都考虑其结局，这是他固有的求实精神。梅里霍沃给了契诃夫很多很多，丰富了他的知识，促进了他的世界观的发展。 长期生活在农村，跟农民密切交往，使他对农民的苦难生活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和对造成那种生活的社会制度的愤慨。 1897年契诃夫在《俄罗斯思想》上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农民》。 通过一个名叫奥尔加的年轻妇女去农村的生活经历，真实地描写了农村的苦难、污垢、愚昧、迷信、粗暴和懒惰充斥的情景，揭露了当时俄国农村的黑暗和落后。这也是一篇抗议主题的作品，为人的尊严而斗争的作品。 沙皇政府的新闻检查官们感到恐惧，对小说作了大量删节。但读者仍然对作者在小说中的大胆描写感到吃惊。文艺界对这部小说评价很高，有的认为“这是多年来在全世界出现的最伟大作品之一。”把这部作品和莎士比亚的悲剧相提并论。 这篇写农民的作品还有一个新的创造。在契诃夫之前已经有许多描写农民的小说，可是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写农民。屠格涅夫和格里戈罗维奇带着贵族忏悔的感伤情调写农民，而在民粹派作家的笔下，农民总是显得有点像是神。在《凶杀》《农民》和他后来的小说《在峡谷里》，契诃夫是第一个裸地不加粉饰地描写俄罗斯农村真相的人。以后只有高尔基和普宁像那样描写农民。 俄罗斯农村的真相是第一次揭露出来，跟揭露萨哈林岛真相一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四章 爱情啊，你姓什么 契诃夫对爱情有他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认为生活中不能没有爱情，但不能把爱情当做生活的惟一内容，那样爱情就会失去美感，变得丑恶。 他说：“一个没有女人的故事就像一台没有汽的蒸汽机。”但他担心女性的魅力的诱惑，会危及他的宁静生活，会占据他创作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会给他增加新的烦恼。 因此，常常是这样：眼看爱情瓜熟蒂落，而他却没有勇气，没有决心去摘取，结果以悲剧结束。 1. 进退维谷的“天娥皇后” 由于特殊的性格和对爱情的态度，契诃夫主动去追求女人的事是少有的。他对妹妹玛丽带到家里来的女朋友虽然显得颇为热情，但他只是为了消遣时才向她们献殷勤。当然也有例外，一个叫莉季娅·米济诺娃的姑娘，就使他长久着迷。 这个女孩子被人称为莉卡。她是玛丽在勒热夫中学的同事，刚刚执教的俄语教师，年方19岁。 她是一位姿色非凡的少女，真像俄罗斯神话中的“天鹅皇后”。浅灰色的卷发，粉黛般的双眉，灰色明亮的眸子，妩媚出众的丽质，与毫无矫饰、稍带庄重、天真淳朴的表情，是那般相得益彰，充满魅力。她天真活泼，聪明伶俐，为人随和，极易相处，与人交谈，无拘无束，优雅大方，口齿流利，诙谐有趣。 她成了契诃夫家的常客之后，获得了全家人的钟爱，更使契诃夫情迷神往。契诃夫以自己的才华，端正的相貌和温柔的微笑征服了她。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发展到相当密切的程度。 然而他们在愉快的交谈和彼此的讥言诮语中建立起来的关系，却并不尽如莉卡之意。莉卡越是对契诃夫表示好感，契诃夫就越对她敷衍和嘲笑。这种复杂的关系持续了很长时间，其中充满着半吞半吐，欲言又止，未能实现的期待和时而暗含不露，时而敞开心扉的脉脉温情。 这种关系是如何产生的，按莉卡的说法，是契诃夫本人没有足够的感情力量和宽阔的胸怀接受她真挚深厚的爱情。契诃夫喜欢这个性格独特的“金发姑娘”，但他不敢越雷池一步，惟恐陷入难解难分的关系之中。只是到了很久以后，他才认识到，婚姻与生命有着同等价值，但是他那时生命垂危，为时已晚。 莉卡与契诃夫的关系，呈现着“屠格涅夫式”的情势：当勇敢的姑娘向她爱慕的人倾心诉说自己的爱情时，他却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拒绝了这种幸福。 契诃夫的这种态度造成莉卡的爱情悲剧，爱，又不想发展这种爱，长时间制约着他和莉卡的复杂关系。 在博吉莫沃居住期间，莉卡更经常地去契诃夫家，她每天都等待着契诃夫向自己倾吐爱慕之情，而契诃夫总是采取亲热多情而又冷嘲热讽的兄长态度。在他跟莉卡促膝相谈时，或在给她写信时，总是说一些诙谐打趣的话，开一些善意的玩笑，给她起一些荒唐的绰号，有时劝她不要接近列维坦这个善于玩弄小姑娘的无赖，有时对她生活缺点给以批评。在给莉卡的信中契诃夫写道： “我的莉卡，用黄金、珍珠和苏格兰纱做成的莉卡！当你抽抽噎噎，用你的眼泪浸湿我的右肩的时候，当你一块一块吞食面包和肉的时候，我却在贪婪地盯着你的脸盘和你的脖子。啊！莉卡，莉卡，世上少有的美人！”“我像一只老虎似的深深地爱着你，我愿把我的一切奉献给你。” 但是，这样的话是不经常说的，当着莉卡的面更不轻易表现得那么认真和热烈。他惧怕莉卡那青春的风姿、泼辣的派头和忧郁滑稽的举动对他的诱惑，他竭力用玩笑、讥讽抗拒它，以便保持内心和行动独立性。 他认为纸和墨已经占据了他的生活，要一个女人，即使是令人倾心的女人干什么呢？能对写作带来什么好处呢？但是那种秘而不宣的爱情又使他心灵上感到快慰，他觉得是丢不开的。因此，当令人神往的莉卡还在他家期间，他就写信给苏沃林说：“我不想结婚，我想当一名坐在漂亮的工作间里，置身于一张大写字台前的秃顶小老头。” 2. 两头点燃的蜡烛 当契诃夫家搬到梅里霍沃去以后，莉卡经常到那儿去小住，她已经在契诃夫的生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当时契诃夫在写给莉卡的信中，在通常的讽刺的字里行间流露出真挚的感情。他在信中写道： “我等待着你的到来，像沙漠游牧民族盼望水一样，我为你不在我身边而感到惆怅。如果能与你聊一聊，哪怕只聊五分钟，我也愿意花上五个卢布。” 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来吧，你知道我是多么需要你，莉库西娅（莉卡的爱称），看在老天爷的份上，不要让我失望，来吧！” 在爱情问题上，在对待莉卡的态度上，契诃夫老是时晴时雨，反复无常，反映了他的心情是多么矛盾。那时他刚给莉卡写了封泼冷水的信：“唉，我已经是一个老大不小的年轻人了，我的爱情不是太阳，它既不会给我自己，也不会给我所喜爱的小鸟带来福音。莉卡，我热恋的并不是你，在你身上我所热爱的是我往昔的痛苦和失去的青春。”可是两天之后，他又改变了腔调： “给我写信吧，哪怕只写两行字也行，请不要这么快就把我忘掉，至少也请你装着还记得我的样子。莉卡，骗我们吧！说谎也比冷漠好一些……我从头到脚，整个灵魂，全部身心都是属于你的，直到我进入坟墓，完全忘却自我。” 真诚的莉卡真的又来到梅里霍沃，俩人到一起，那一次次的犹豫，窃窃私语的解释，互相诱惑的尝试以及令人痛苦的误会又重演一遍。这种捉摸不定的局面，使莉卡心绪不宁，十分恼火。 契诃夫在1892年6月28日的信中简要说明了他当时的心态：喜欢进行感情上的交流，但害怕结婚。他说：“高尚而可敬的莉卡，一收到你的信，你说我对自己的信可以不负任何责任，我就松了一口气。现在我给你写一封长信，而不必担心某位大婶在看过之后会强迫我娶一个像你这样的凶神恶煞作媳妇。我也要急于使你放心，在我眼里你的信只是一束香花，而不是一叠文件。因此，你是自由的……离我远点儿吧！还有，不，不管怎样，让我在你芬芳的香气中晕头转向吧，帮我把你套在我脖子上的绳索勒紧吧……好了，再见，我心中的玉米穗。我像大老粗一样毕恭毕敬地吻你的香粉盒，并且羡慕你的旧鞋子，因为它们能够天天见到你。” 莉卡在6月初给契诃夫的信中写道：“如果有能力，我多么想勒紧那根绳索啊！勒得更紧一些！但是力不从心啊！我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不走运！” 契诃夫贪婪地谋求和漂亮的女人呆在一起，但又避免真的陷入情网。他不断给莉卡写信，一会儿热情奔放，一会儿冷嘲热讽，弄得莉卡心生厌烦，无所适从。1893年夏天，莉卡犹犹豫豫，不想再到梅里霍沃去了，而契诃夫偏又去信对她说：“来吧！亲爱的金发女郎，我们可以聊天，吵架，然后再和好。美丽的莉卡，到我们家来露露面，唱唱歌吧……如果你已经爱上了别人，如果你已经把我忘了，那也请你起码不要愚弄我才是。” 她的确又去了，而且又一次意识到在契诃夫甜言蜜语的背后，始终隐藏着不想与她结婚的念头。为了刺激一下契诃夫的自尊心，提醒他不要愚弄她，她故意在波塔片科面前做出逗人的媚态。当波塔片科在莉卡的钢琴伴奏中放声高歌的时候，契诃夫不但没有一点妒意，反而微笑地凝视着他们，好像看到他们俩在一起倒使他格外愉快似的。 这次梅里霍沃之行，莉卡没有得到任何心灵上的慰藉，反而加深了烦恼和悔恨，对契诃夫她已经感到绝望了。在回到莫斯科之后，既疲乏又痛苦，心事茫然，精神忧郁，自尊自信的思想随之消失，自暴自弃的念头油然而生，于是她过起了放荡生活。 她在信中对契诃夫说：“我像一根两头点燃的蜡烛，拼命糟踏自己，请帮我把这根蜡烛尽快燃尽吧，燃得越快越好！”她还写道：“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阻止我进行这种有意识的自我摧残，但这个人对我却漠不关心。再说，现在已为时过晚了……愿你不要忘掉被你抛弃的女人。”最后说：“我也知道你对我的态度是高傲和冷漠的。我最大的愿望是摆脱我目前，这种没有指望的状况，但是，我独自一个是难做到的。我恳求你帮助我，请你再也不要让我来看你，也希望你不要再设法见我了。”就这样，为了摆脱契诃夫那种即使在远方也纠缠着她的诱惑力，她做了波塔片科的情妇。 3. 孑然一身的女舰指挥 契诃夫的感情就像大海上漂泊的孤舟，没有固定停靠码头。跟莉卡分手不久，他又把全部感情转向了在莫斯科遇到的另一个女人，年轻的演员利季娅·亚沃斯卡娅。这个女人风雅妖艳，举止轻浮，矫揉造作，装模作样，契诃夫偏爱上了她与众不同的言谈举止，他们俩人之间的关系很快成了莫斯科文艺界谈论的话题。 契诃夫这种感情上的迁移，并非他不真心爱莉卡，而是莉卡性格中的一些弱点造成的。她既妩媚动人，又怪僻暴戾，既引人好感，又令人厌恶，好像既真诚又虚伪，既亲近又疏远。尤其是目睹了莉卡先后跟列维坦、波塔片科发生的爱情，这对多次声称“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的契诃夫来说，是难以忍受的。 莉卡得知此事后，醋意大发，心生憎恨。她耍了一个被抛弃的情妇所惯用的手腕，写信给契诃夫说：“亚沃斯卡娅夫人和我一起过了一个晚上，她告诉我说你非常可爱，说她非嫁给你不可……她请我来帮忙，我答应将尽力成全你们的美事。请你给我写几个字，说明你是否真的爱利季娅……当然信要写给我，而不是写给她。再见，扼杀了我灵魂的刽子手。给我来信，我恳求你。”契诃夫没有上当。几天之后，他给莉卡回了一封只有五个字的信，称她为“亲爱的媒婆”，但丝毫未提起他对利季娅究竟怀有什么样的感情。 利季娅，作为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契诃夫确实是感兴趣的，但她具有两面性：时而使他喜欢，时而使他不喜欢。 那时迷恋、追求契诃夫的年轻女子很多，但他并未感到厌倦。他每到莫斯科，就有一群女子前往迎候，这些女子或多或少钟情于他。 那时契诃夫从梅里霍沃去莫斯科，一般下榻在“莫斯科饭店”，他在那里有固定的包房，崇拜他的女士都到这里来拜访他，有些男人也加入了造访者的行列。契诃夫曾写道：“由于我在莫斯科的活动是一连串的盛大宴会和结交新知，所以人们把我当阿维兰来戏弄，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这样无拘无束……姑娘们走了一批又一批！”契诃夫有时自我解嘲，把那些姑娘称作一支舰队，自己是统率这支舰队的“海军将军”（阿维兰是当时俄国海军大臣，他率领俄国舰队访问法国，受到欢迎，返国后又受到俄国欢迎）。然而这位统帅女子舰队的将军，始终是孑然一身。 莉卡与波塔片科原先的亲近，本来是做给契诃夫看的，但自契诃夫“回绝”了她后，便弄假成真，委身于波塔片科了。她随波塔片科去了巴黎，然后没过多久，波塔片科就对她感到厌倦，又抛弃了她，并跟原先的妻子言归于好，一道去了意大利。而莉卡由于怀了孕而留在瑞士，孤苦伶仃，悲痛欲绝，后来她生下一个女孩，刚两岁就患肺炎，不幸夭折了。从此，她孤身一人度日。她又钟情于契诃夫，呼唤契诃夫到她身边去，而契诃夫已对她失去了好感，不过仍然跟她保持通信和交往。她又成了梅里霍沃的常客，但跟契诃夫昔日那种亲密关系却一去不复返了。 契诃夫这些爱情经历和感受，耳闻目睹自己周围的人的爱情故事，成了他描写爱情生活的素材。在他的作品中，既有不是爱情的悲剧，又有没有爱情的同居生活的悲喜剧。他既是满腔热情的抒情作者，又是无与伦比的爱情歌手。 他写了一些关于爱情的悲喜剧，既是周围现实生活的反映，也有他本人生活的影子。如莉卡的爱情悲剧，既反映在《跳来跳去的女人》中，也反映在《海鸥》中。此外，如《太太》《脖子上的安娜》《文学教师》都能从他认识的人中找到影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展翅腾飞的《海鸥》 契诃夫在梅里霍沃期间既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筹划修建学校医院等事务，又要给农民看病。尽管如此，他还是创作了一批颇有名气的作品，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外，还有《女人王国》《黑修士》《我的生活》《艺术家的故事》《套中人》等。 1895年在他写了《脖子上的安娜》《白色战线》《凶犯》《阿利亚娜》《三年》等短篇小说之后，又心血来潮，想写一个剧本。 8月8日，他第一次拜访了文学前辈托尔斯泰。这位67岁高龄的老作家的道德力量和精神力量，使他的感伤心理产生了乐观情绪，增强了再创剧作辉煌的信心。从10月开始到年底他完成了剧本初稿，定名为《海鸥》。 1. 极具特色的剧作 在《海鸥》之前契诃夫为剧院写的几个剧本，当然是有才华的，有意义的，但是按其艺术成就仍然比散文逊色。从这一部剧作开始，契诃夫才成为公认的天才剧作家。 《海鸥》是他全部作品中最具个性特色的东西。那是他直接献给艺术主题的惟一的一部大型剧作。契诃夫在这部剧本中叙述了深藏在自己内心的思想——艺术家的艰难道路，艺术才能的本质，什么是人的幸福。 《海鸥》是契诃夫剧作天才的无限优美的创作。这出剧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既简单又复杂。按照契诃夫说的“没有任何特别的东西”。“这是一出有3个女角色，6个男角色的喜剧，全剧共4幕，展现了一幅风景画——一个湖泊的景色。剧中文学味道的对白很多。情节很少，有些爱情成分。”这是契诃夫对全剧结构的简单概括。 这出戏的趣味不在它的故事情节，因为故事情节相当平庸，而在于剧中那些微妙的有寓意的和令人回味的对白。情节被心理气氛取代了，激情不是反映在动作和语言中，而是反映在内心深处。观众不是被剧情的变化而是被感情的悄然发展所深深地吸引，无疑，作者并不想通过这出戏使观众感到震惊，而是想使他们着迷。这真的是戏剧写作的一种创造，一种革新。 《海鸥》中最主要的是功勋的主题。在艺术中只有能够建立功勋的人，才有希望成名。 在一个美丽的湖泊的岸边住着一位非常可爱的姑娘尼娜·扎列奇娜娅。 她对戏剧、对荣誉充满了幻想，梦想成为一名大喜剧家，享受一下真正的光荣，她爱着紧靠庄园的青年邻居康士坦丁·特雷普列夫，一位初出茅庐的作家。 特雷普列夫同样幻想着荣誉、幻想着创造新的艺术形式，一举成名。他写了一出不同凡响的，令人感到震惊的，充满颓废派精神的戏，他利用天然的“舞台布景”——面对公园湖水的戏台，把这出戏献给自己的亲人和朋友。 尼娜担任这出戏的主要角色。 特雷普列夫的母亲阿尔卡季娜，一位好用权势的、十分任性的、被荣誉娇惯坏了的女演员，公开嘲讽自己的儿子的这部剧作。自尊心很强的特雷普列夫下令拉上幕布。演出没有终场就中断了。这部剧作失败了。 然而这还不是落在特雷普列夫命运上的最痛苦的不幸。他的生活很不走运：“由于交不起学费”，被大学除了名；在叔父的庄园里无所事事和在吝啬的母亲那里过可怜的寄居生活，使他苦恼不堪。除此之外，他还失去了尼娜的爱情。 阿尔卡季娜到弟弟索林的庄园休假，随同来的还有她的情夫，成名作家特里戈林。此人除希望在写作方面有新的成就外，还想着找到其他的生活乐趣。他一到来很快就迷上了性情爽朗而易于冲动的小尼娜。尼娜由于强烈的成名，想借助这位名声显赫的作家的帮助，在艺术生涯中青云直上，而以身相许。她跟特雷普列夫早先的柔情蜜意，好像是儿童时代的梦想：“年轻姑娘不止一次用幻想替换梦想……”她对特里戈林的爱，也许是她最初的，惟一的爱。 尼娜不顾家人的劝告，并跟家人断绝了关系，毅然跟特里戈林去了莫斯科。然而她跟特里戈林的爱情最终以悲剧告终。特里戈林不再爱她，回到了自己过去的恋人阿尔卡季娜身边。特雷普列夫说：“其实，他从来没有抛弃过昔日的恋人，不知何故，他竟能巧妙地两地周旋……”尼娜后来生了特里戈林的孩子，但生下来就夭折了。 特雷普列夫的生活被毁灭了。当他看见尼娜跟特里戈林双双离去时，不由得恨从心起，他想自杀，但没有成功。他又振作起来，继续写作。他的小说竟然不断在首都的报刊上出现；他失去了生活的欢乐，他无力克服自己对尼娜的爱。 尼娜的梦想并未成真，她在戏剧方面毫无成就，但她并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经过长时间的离别之后，她又回到了故乡，这就发生了跟特雷普列夫重逢的故事。当俩人相见时，特雷普列夫萌发恢复他们往昔关系的希望，他向尼娜表明他还一直爱着她。可是遭到尼娜的拒绝，她表示她仍然爱着特里戈林，爱得“甚至比过去还强烈”。特雷普列夫彻底绝望了，又一次自杀，这一次他成功了。《海鸥》这出戏，就以特雷普列夫的自杀结束。 2. 梦想破灭的剧中人 契诃夫说他的《海鸥》中有“五普特（俄重量单位：1普特等于16.98公斤）爱情”。的确，在剧中有许多爱情的描写：特雷普列夫与尼娜的爱；尼娜与特里戈林的爱；阿尔卡季娜与特里戈林的爱；庄园管理人的女儿玛莎与特雷普列夫的爱；教师米德韦坚科与玛莎的爱；沙姆拉耶夫的妻子波利娜·安德烈耶芙娜与医生多尔斯的爱。这一切爱在剧本终场时，都破灭了，成了不幸的爱情故事。 剧中的人物，开始时都怀着各自的希望和梦想：爱情、艺术、荣誉。然而最后都在现实生活中被碰得粉碎。 这是一出喜剧，也是一出悲剧，契诃夫总是善于把两者融合起来。全剧表现了人的命运的荒谬。作者试图说明，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是注定要失败的。如要在梦想和现实的鸿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须具有超人的毅力，还须具有明确的世界观和正确的艺术思想。剧中人物所以成为悲剧人物正在于没有明确的世界观和正确的艺术思想，因而也就没有超人的毅力。 特里戈林这位赫赫有名的作家，按说应该对自己取得的成绩感到满足，可是由于他缺乏崇高的创作目标，写作对他来说成了枯燥的例行公事，他对此感到厌烦，就像因衰老而感到烦恼一样。他说：“这是一种多么荒唐的生活呀！……我感到自己在吞噬自己的生命，在写作时，我心情愉快，但是当作品发表时，我却对周围的一切，都无法忍受，觉得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我犯了一个错误，不该写这篇东西，我感到烦恼，我感到厌倦。” 剧中另一个悲剧人物特雷普列夫，是一个有抱负、有才能的青年人，但他没有目标，没有信念，没有生活知识，没有勇气，没有力量，所以什么也做不成功。他那么奢谈创新，他自己却陷入因循守旧之中，才能毁灭了他。 在剧的终场，他对尼娜说：“你找到了自己的路，你获得了拯救。而我被毁灭了。”他在自杀之前叹息道：“我曾经喋喋不休地大谈什么新的形式，但是我感到自己还是滑向了传统的创作形式，……我像在地道里一样感到寒冷，我写的一切都是那样干瘪、生硬、灰暗。”“我在混乱的梦幻和印象里徘徊，不知道为什么写作，也不知道为谁写作。我没有信仰，也不知道我的志向是什么。”由特雷普列夫的毁灭，联想到振翅欲飞的鸟，极欲起飞，双翅无力。 尼娜这个人物，既有可悲的一面，也有成功的一面。 由于她的单纯、轻信和虚荣心，以致被自己爱得发狂的人抛弃了。她的婴儿夭折了，陷入完全没有亲人，没有帮助，没有支持的孤寂生活之中。 但在艺术事业上尼娜并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也不甘失败。她虽然只当了省城的演员，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光荣，令人震惊的光荣”，但她克服了自己身上的悲伤，把自己的痛苦变成创造意志，对未来充满信心，按她的话说她“已经是真正的女演员而且将成为大明星”。因此应该说，她仍然是胜利者，没有像特雷普列夫那样成为艰难时期的牺牲品。她最终能找到自己的路，在于她有建功立业的理想，有为他人劳动和写作的坚定志向，有克服困难的毅力，有对生活勇敢的态度，有对客观现实各种庸俗行为冷酷无情的鲜明清醒的认识。这一切恰恰是特雷普列夫所没有的。 在本剧开始时尼娜还是个姑娘，她在自己身上找到了跟家庭绝裂的勇气，在折断了鸟笼格子之后，义无反顾地飞去了；在自己的爱情中，她是纯洁的，“假如你需要我的生命，那你就拿去好了。”她坚守自己的誓言，在被抛弃以后，无怨无悔，并不觉得可悲。 她既有展翅起飞的愿望，又有飞行的方向和力量，这与特雷普列夫也是不同的。 3. 尼娜·莉卡和作家 《海鸥》这出戏极具真实性，它那平庸的故事令人感到就像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样。契诃夫总是善于从日常的平凡生活中，从自己周围的人和朋友中汲取作品的主要素材。 几年前契诃夫从他的朋友，画家列维坦跟莫斯科一位医生的妻子的私情中获得创作灵感，写了一篇名为《蝉》的小说。发表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但却激起了艺术界的愤怒。列维坦因此而与契诃夫断绝来往，甚至声言要跟他决斗。按现在的说法叫侵犯别人的权。是要吃官司的。《海鸥》同样写的是与他有过亲密爱情关系和挚友关系的莉卡和波塔片科的悲欢离合故事，同时也有他本人的故事。 莉卡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姑娘，她那浅灰色的卷发，炯炯有神的眼睛，光亮的浓眉，温柔的笑靥，曾引起契诃夫极大的好感，他们俩彼此倾心爱慕着，成了一种半是朋友半是恋人的关系。但是契诃夫却逃避深厚的爱，未能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他对莉卡半是严肃半是玩笑的态度，使莉卡不知所措。在遭到契诃夫“两次拒绝”以后，她便投入了新的恋人波塔片科的怀抱，做了他的情妇，并跟他一起去了巴黎。然而没过多久就被波塔片科抛弃了。波塔片科跟自己的妻子重修旧好，一道去了意大利。而莉卡则由于怀了孕留在瑞士，孤苦伶仃，悲痛欲绝。 莉卡不幸的爱情故事揭开了《海鸥》题材的产生和剧中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的秘密，其中包括特里戈林、特雷普列夫、阿尔卡季娜的形象。在莉卡的情感世界中契诃夫的形象和其后波塔片科的形象相互融合统一于她的被拒绝的爱情形象之中。 剧中尼娜的形象包含着莉卡的整个遭遇。 特里戈林的形象中可以看见两个人的影子：关于文学的思想、一个作家、公民、爱国者责任感，这都是契诃夫式的；而对待尼娜和阿尔卡季娜的关系中表现出的品行则是波塔片科式的。 剧中另一位人物特雷普列夫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契诃夫80年代末经受强烈精神危机时期的实际情况。他自杀之前那些话，好像是从契诃夫的书简或日记中摘录下来的。契诃夫1888年在一封信中谈到他的《草原》一书中“草原之鹰”的形象时，说：“我的思想展翅欲飞，但飞到哪里去，我不知道。”这种心态跟特雷普列夫的心态何其相似乃尔。 波塔片科妻子的性格则很像阿尔卡季娜，非常浅薄，精神空虚，自私自利，这些都惟妙惟肖地通过阿尔卡季娜表现了出来。 《海鸥》是一出非同凡响的剧作。题材和主要思想都富有新意，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与表现精细入微，剧中出现的悲欢离合，富有说服力的行动和无声的痛苦等情节，完全是生活本身的真实写照。每个人都处在这种日常生活之中，但是能够理解生活内在严酷讽刺的人，几乎没有。契诃夫写这出戏向人们揭示了这个客观事实。 4. 全军覆没的首演 1896年10月17日《海鸥》搬上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舞台。首次演出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尽管参加演出的是剧院最优秀的演员。其中有扮演尼娜的著名演员微拉·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 这次演出的失败是一些偶然因素起了作用。首场演出是为在商界和政界享有极高声誉的著名喜剧演员列夫凯伊娃夫人举行的福利演出。在确定演员时列夫凯伊娃未担任任何角色。然而忠实于她的观众挤满了剧院大厅。他们就是为欣赏喜剧作家轻松逗乐的喜剧和著名喜剧演员的演技而来的。 起初他们都以为上演的是非常有趣的喜剧，都希望能在观赏过程中乐一乐，笑一笑，使精神得到刺激，轻松轻松，可是慢慢发现完全不是滑稽逗乐的喜剧，而是一个使人感到别扭的情调阴郁的严肃东西。而且列夫凯伊娃根本没有出场，这使观众感到受了欺骗。大厅里骤然喧嚷起来，笑声，喝倒彩声，口哨声四起。 面对那种场面，契诃夫感到震惊。他脸色苍白，神情沮丧，起初坐在列夫凯伊娃的化妆室，然后又走到后台去。他焦躁不安，急于等待演出终场，彻底失败的结局已在所难免了。演员们非常吃惊，张皇失措，忘记了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只好稀里糊涂演下去。往后演出效果一幕比一幕糟，大厅里成了喧闹的海洋，笑声中还夹杂着叫骂声、怒吼声。这场演出中微拉也没有演好，虽然契诃夫对她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这一切好像是故意砸锅似的，观众也好像是故意挑选的——全是一些满脑子守旧思想带着小市民欣赏习惯的人，滑稽剧的狂热爱好者。 然而这次演出的失败还有深层的原因。 那时剧院里的表演水平还达不到契诃夫戏剧革新的要求。最多只能把外部动作和语言展现给观众，而不善于表现微妙的心理活动和体验。 契诃夫在谈到自己的剧本演出时说：“戏剧应该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再现生活，对人的表现也应如此。” “在生活中，不是每时每刻都有人自杀，都有人上吊，都有人谈情说爱，不是每时每刻都在讲至理名言。人们总得吃饭，总得喝水，总得走路，总得讲些蠢话。 “应该写这样的戏剧，在剧中人们来的来，去的去，吃饭的吃饭，谈天气的谈天气，玩文特（纸牌）的玩文特……让戏剧舞台上的一切就像生活中的一切那么简单吧。也许这时他们的洪福将至，或者他们的灾祸将临。” 契诃夫的戏剧中的人物讲的话，总是具有表面的和深层的双重意义，人物好像说的是日常的平凡的事，但每一句话都透露出心灵深处的隐情。导演没有理解契诃夫剧本的这一主要特点，注定其演出必遭失败，或者使之黯然失色，观众看到的只是外表的东西。 从表面看，《海鸥》是一桩不幸的爱情故事，或一连串不幸的爱情故事。 有些评论家抓住这一表面现象，对《海鸥》大加挞伐，说剧中人物是淫荡的结合体，不是一只海鸥而只是一只“野味”，是荒诞的胡说八道，是对活人的诽谤，说契诃夫“高傲自大”，公开表现出对观众的侮辱等等。 契诃夫为演出的失败而战栗。 他走出剧院，在夜幕下的彼得堡街上踱来踱去。第二天他未给任何熟人打招呼就突然返回梅里霍沃。 他写信给丹琴科说演出遭到了“惨败，如果我能活到100岁，再也不给剧院写剧本了，不再！在这方面，我只会遭到失败”。 比剧本的不成功更使契诃夫震惊的，是许许多多“朋友”的幸灾乐祸。 “……虽然，我过去写的大部分作品都遭到过同样的命运，每一次我都不在乎，10月17日遭到失败的不是我的剧本，而是我本人。 “从第一幕演出开始，我就被这样一个事实惊呆了。那些直到10月17日我还像朋友那样向他们敞开心扉的人，那些曾与我愉快地共进晚餐的人，以及那些我曾极力为之辩护的人，都作出了令人无法理解的反应……现在我心里平静下来了，情绪也稳定了，但是我不会忘记所发生的事，也不会忘记那些伤害过我的人。” 5. 成功与病魔携手而来 《海鸥》的失败说明，契诃夫不得不经常在敌对圈子中工作，各种各样的小市民，其中包括文学——戏剧界的小市民，都仇视他。契诃夫什么地方对不起他们呢？他以自己的全部作品给予他们许多不愉快，现在他们是来报私仇的。 《海鸥》后来的演出成功证明了契诃夫上述分析。 10月21日剧院进行了第二次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导演根据前一次失败的经验和苏沃林的建议，对脚本稍许作了一些修改，对排演也作了改进，观众也不是首场演出的滑稽剧的追求者，他们对这部严肃而又感人的剧作表现了很大的兴趣，对每一场演出都报以掌声。全剧结束时，全场掌声、欢呼声四起。演员们受到很大鼓舞，十分高兴。微拉尤其激动，立即写信向契诃夫报告喜讯，波塔片科还发去电报，转达演员和他本人的喜悦心情。 契诃夫迅速冷静下来，像通常那样，回到了日常的写作生活中去。 那时期是契诃夫创作的鼎盛时期，在《海鸥》之后，他又创作了一些杰作，如《农民》《在大车上》《在朋友家作客》，他的天才越来越高涨，不屈服于悲伤和不幸。 但是，《海鸥》的失败仍然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从那时起他的病明显地加重了。 在这之前，他还能从自己思想上赶走疾病，对之置之不理，现在病魔横蛮地无可抗拒地闯进了他的生活。在他40年的生命历程中，进入了重病状态。他生命的整个最后8年是自感精神和体力惨痛对立的8年：他的思想、社会、政治和创作的自觉性越来越高涨，而疾病则越来越恶化。 1897年，在埃尔米塔饭店跟来莫斯科的苏沃林进餐时，契诃夫突然吐血，苏沃林把他带到自己下榻的“斯拉维扬斯克宅邸”，并请来奥博连斯基大夫给他看病，他在那儿躺了一天一夜。 当时他感到有点紧张和伤感，他说：“我的右肺出血，好像我二哥和姑妈那样，姑妈也死于肺结核。”第二天早晨当他决意返回“大旅馆”时，又开始吐血了。奥博连斯基把他送到治疗肺结核专家奥斯特罗乌莫夫的诊所。 住进诊所以后，契诃夫就对自己的健康不抱任何幻想，医生的诊断是大面积肺结核。于是他要求弟妹不要把他的病情告诉父母，以免引起他们的焦虑。 契诃夫生病的消息很快传开，他的朋友纷纷前来看他。来者一边要他少讲话，一边又向他提出各种问题，或者拿出手稿向他请教，弄得他精力十分疲惫。有一天当看望他的人走光后，他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心想终于可以喘喘气了，谁知托尔斯泰来看他，出于对这位文学前辈的崇敬，他强打精神，跟托尔斯泰谈了一个多小时。托尔斯泰走后，他无法平静下来，天亮时又吐血了。 奥斯特罗乌莫夫认为契诃夫的病需要长期休养，建议他减轻工作负荷，活动要有节制，多吃东西，特别不要再从事任何医务工作，并建议他去法国南方，去里维拉、尼斯疗养。 在诊所住了近半个月，医生才让他离所，于是他又回到了梅里霍沃。这年8月他孤身一人去法国尼斯，在那里他度过了将近一年时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六章 “温暖的西伯利亚” 契诃夫生病以后，他的整个岁月就注定要远离跟他心灵贴近的、难舍难离的莫斯科到南方消磨了。 他先在法国尼斯休养了一年，回国后长期在克里米亚住下。 这期间契诃夫经历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些事情，使他的世界观，他的政治觉悟，他的戏剧创作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 德雷福斯案件 法国南方的尼斯城是一个风光旖旎的地方，明媚的阳光，盛开的鲜花，青葱的棕榈、蔚蓝的大海，构成了一幅美不胜收的风景画。 契诃夫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赐予，他感到心旷神怡，悠闲自得。他或在“英格兰大道”散步，或坐在露天咖啡馆看报，或欣赏露天乐队演奏，什么也不去想，尽量使自己放松。慢慢地他病情开始好转，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种孤独的生活使他感到烦闷、忧郁。而且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使他感到内疚。于是他又开始写起小说来。 他接连写出了《彼什奈格人》《在故乡》和《手推车》。这种带病写作的拼命精神，搞得他精疲力竭，结果他又吐血了。但是，他和往常一样，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他在一封信里说：“我不时地吐血，但丝毫不反映我的健康状况，我像一头还未配种的牛犊一样，整天活蹦乱跳。我至今没有结婚，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啊！我是个完全自由的人！”然而，话是这么说，而病却是客观事实，他仍然继续吐血，只是比在莫斯科时略好一些。 在尼斯，契诃夫对法国居民的文明程度颇为赞赏。在他的印象中，法国人总是温文尔雅，富有教养，热情好客，主持正义。他说：在这里随便碰到一条狗都有点文明味道，在商店和列车上，人们互相打招呼都用“你好”，连跟乞丐说话也称之为“先生”。特别是那年11月发生的德雷福斯事件，契诃夫对法国人主持正义、独立思考的精神更为敬佩。 德雷福斯是法国总参谋部欧洲炮兵旅大尉，被指控为德国从事间谍活动，判处他终身监禁，并流放到“魔鬼岛”服刑。然而这个罪名是毫无根据的，所谓叛国者不是德雷福斯，而是匈牙利血统的埃斯特哈兹，这已经被德雷福斯的兄弟公开揭露，军队上层人士出于盲目排斥犹太人的意图，把德雷福斯作为牺牲品。 审判过程的卑鄙无耻，对一个无罪的人公开判刑，在全欧洲激起了极大愤慨。围绕德雷福斯事件的斗争，后来竟变成了反动教权派和进步势力之间激烈的争论。为德雷福斯辩护，法国大作家左拉写了致法国总统的《我的控诉》的公开信，发表在《震旦报》上。这是反对法国整个上层当权者，反对整个反动势力的威严的意见书。左拉指出法国参谋总部、军事大臣、法院在明显地说谎和诬蔑。 因此，左拉被指控为侮辱政府罪，并给予法律制裁，判了他一年徒刑，撤销了他的荣誉勋位。但是这个判决对反动当局是不利的，因为德雷福斯被判罪的文件是伪造的，伪造文件的主谋已被揭露出来了。 于是德雷福斯案件不得不进行复审，德雷福斯被从流放地带回后，1899年末二次开庭。为了顾全面子，反动当局仍坚持德雷福斯有罪，不过这一次“应予宽大处理”。其后，法国总统发布了对他的赦免令。 契诃夫不仅密切注视着这个事件的发展，而且以他特有的审慎态度详细地研究了审判的记录材料。毫无疑问德雷福斯是无罪的，法国反动当局不仅陷害德雷福斯而且陷害左拉的行为引起了契诃夫的厌恶之情。 反动报刊包括苏沃林的《新时代》都站在法国政府和军队一边，诽谤诬蔑德雷福斯和作家左拉。契诃夫本来希望说服俄国朋友相信左拉无罪，但是令人痛心的是，苏沃林竟然同意在其主办的《新时代》上发表对左拉和德雷福斯充满敌意的文章，诬蔑为德雷福斯辩护的人都是接受了“欧洲工团”贿赂的人，这使契诃夫感到很失望。 2. 真正的光芒 契诃夫无比敬佩左拉的正直和勇敢，他从尼斯写信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站在左拉一边。自从抗议信发表以来，左拉的威望更高了，好像一阵轻风吹过，每个法国人都感觉到，多亏上帝，这个世界上还有正义，当一个无辜的人受到诬告时，会有人出来为之辩护。” 苏沃林在自己的报纸上诋毁左拉和德雷福斯，无论如何不能做出“与己无关”的样子。契诃夫早就克服了使他跟苏沃林的报纸断绝关系时那种政治幼稚病，现在契诃夫眼里的苏沃林已不再是一个文学家，他现在的表现简直是一个无聊的反动政客。他对苏沃林已不抱任何幻想，他看清了苏沃林的政治品质，给苏沃林写了一封意味着跟“老头子”彻底绝裂的长信。在信中给“老头子”介绍了事件的始末，谴责右派报刊在法国煽动反犹情绪，妄图掩盖事实真相。他称赞左拉为推翻令人震惊的错误判决，勇敢地投入战斗的精神，他说： “左拉在法国人面前放射出真正的光芒，没有人怀疑他有着纯洁高尚的品德，最基本的一点是：左拉是真诚的。也就是说他的判断完全基于亲眼目睹的事实，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只看表面现象……即使德雷福斯有罪，左拉也是正确的，因为作家的责任不应该是去指责和迫害，而是要为人辩护，包括为那些已被判刑和开始服刑的罪犯辩护，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只是在受到政治攻击而被迫自卫时才应该参与政治。”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批评了苏沃林“只看表面现象”，“不应该去指责和迫害”，另一方面赞扬了左拉的纯洁高尚品德及其执行一个正直作家的神圣责任的正确性。 这种鲜明尖锐的政治态度对这一时期的契诃夫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后，契诃夫开始更经常地热情地留心着俄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事件，注视着社会中的种种迹象。 苏沃林十分清楚，他跟契诃夫的亲密关系已经结束，但他仍做出一切都像过去那个样子，他们虽然还继续通信，但只是维系着那种友谊的习惯而已。 3. 最后的决裂 跟苏沃林的决裂对契诃夫来说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这是他们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1893年契诃夫与《新时代》断绝往来使他们的友谊初露裂痕，那么德雷福斯事件则是这一裂痕的扩大和加深，而紧接着出现的几个事件，则使他们的友谊彻底破裂，连那种“友谊习惯”也难以维持了。 德雷福斯事件过去不久，契诃夫就返回俄国，仍旧住在梅里霍沃庄园里。 这时他的一件主要工作就是出版自己的文集，本来在1898年他还未去尼斯疗养时，就对苏沃林提出出版文集的事。其目的，一方面想把自己的文学遗产整理一下，另一方面可以摆脱家庭经济开支的困难。由于他原来的小说都是苏沃林出版的，所以苏沃林便答应下来，并开始筹备，但进行得拖拖拉拉，很不顺利。契诃夫深感失望，他开玩笑说：如此速度，到1948年也出不齐。 这时候著名出版商马克斯乘隙而入，他表示愿意买下契诃夫的全部著作的出版权，许诺以最快速度出版，并立即付给他一笔优厚的信息费。契诃夫这时由于开支很大，正需钱花，而且他想有了这笔收入他将不再为生活发愁，也会使母亲和玛丽手头宽裕一些，便下决心以7.5万卢布与马克斯成交。 契诃夫这样做，对苏沃林是个沉重的打击，他的作品由苏沃林出版早有承诺，他们的合作已长达13年之久，现在契诃夫忽然毁约，并表示不考虑他的任何反对意见，如此坚决地跟他分手，怎能叫他不伤心呢？尽管契诃夫向苏沃林多方解释，但怎么也不能使苏沃林已经破裂的伤口愈合。 19世纪末，俄罗斯正在酝酿着一场革命大风暴，作为其前奏则是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 1899年4月在彼得堡发生的大学生罢课事件，震撼着整个俄罗斯。学生同警察发生激烈的冲突，许多青年学生遭到逮捕，不少学生被学校开除。契诃夫，作为鼎鼎大名、威望很高的作家，一方面罢课的学生向他写信，请求他支持，另一方面不少人向他请教对时局的看法，这使契诃夫感到为难，只好像过去那样，以艺术家不介入政治事件予以推辞。他在一封信中说：“我们的工作是写作，仅仅是写作。如果我们必须战斗，或表示愤慨，或表示谴责，那么我们只能使用自己的笔杆子。” 其实，契诃夫的态度是鲜明的，他一方面不直接介入大学生的抗议运动，一方面又在通信和谈话中，公开抨击政府的野蛮镇压。从萨哈林岛考察回来之后，他对沙皇政府的制度越来越憎恨，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憎恨之情日趋强烈，但他仍反对任何暴力行为，不同意高尔基主张的“战斗的社会主义”。 然而，在这次大学生罢课事件中苏沃林不出契诃夫所料，又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对学生采取了强硬态度，并亲自撰写了两篇文章谴责罢课学生，他的报纸遭到了知识界的抵制和各方面的围攻。苏沃林当时正生着病，他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便写信给契诃夫请求为他辩护和出主意。 契诃夫在回信中坦率地批评了那两篇文章，指出苏沃林“对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轻率地发表意见，为政府侵犯人权充当辩护士。”他说：“国家的概念应当建立在受法律约束的多种关系的基础之上，否则，便是唬人的、扼杀人们想象力的空洞概念。” 几周之后，他在另一封信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一旦人们失去了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他们就会以愤怒而激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而在政府看来，他们采取的这种方式是大逆不道的，不能容忍的。但是，倘若允许新闻自由，思想自由，那么人们希望得到的安宁就会出现，即使不能持续很久，至少也会同我们的生命一样长久。” 当时有人指控苏沃林接受了政府1万卢布的赏赐和法国参谋部的资助。 契诃夫说：“而《新时代》却尽力去提高这种与之不相称的声望。人们认为你在政府中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并且冷酷无情，而《新时代》的行为又一次使这种先入之见得以在社会上长期流传。” 契诃夫对苏沃林的批评切中要害，表明了他鲜明的政治态度，自然使苏沃林大失所望，伤透了心，苏沃林的夫人为此大动肝火，骂契诃夫在危难时刻不念旧情，反友为敌，落井下石。 从德雷福斯事件，马克斯出版事件到大学生罢课事件，他们俩人之间原来的深情厚意就像一个抛物体一样，急剧下降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4. 奥尔加和艺术剧院 在国外休养了将近1年时间，契诃夫的身体有所恢复，但病情并未完全好转，他过于乐观地估计自己的健康状况，不顾亲人和医生的劝告，又像往常一样没日没夜地工作起来，他一边搞文学创作，一边行医，同时参加社会活动，筹建梅里霍沃小学。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自豪地说：“我的机器又运转起来了。” 事情确实如此，整个夏天在梅里霍沃庄园里，虽然像往常一样来访的朋友络绎不绝，上门求医的农民川流不息，但他仍然没有放下自己的笔杆子，凭他过去收藏的生活素材，写出了《姚尼奇》《套中人》《醋栗》《关于爱情》四个短篇小说。后三篇的特点是同一地点里两个主要人物都是教师布尔舍和兽医伊万·伊凡尼奇。 短篇小说是契诃夫文学创作中最突出的成就，他写短篇和中篇得心应手，而写长篇则不是他所向往的。这与他一贯主张写短文，长话短说，快出作品，反对过分夸张和冗长有关。但是，他也曾设想写一组相同地点、相同人物联系在一起的故事，虽然不能组成一部长篇小说，起码也能构成一组同一主题的连续故事，《关于爱情》等三篇小说正是这样的作品。 《套中人》是以塔甘罗格语法学校为背景写成的，这篇小说对当时沙皇俄国监狱般的社会黑暗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讽刺和批判，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套中人》是一篇世界名著，成了全世界普及性读物，许多国家至今还把这篇小说编入中学生、大学生语文、文学课本。 这期间由于环境的恶劣，疾病的反复，契诃夫又产生了苦恼沮丧心情，好像对什么都失去了兴趣，连自己的“情人”——文学写作也厌倦起来。然而这时从莫斯科传来了一个消息，莫斯科艺术剧院决定上演他的《海鸥》，邀他去看排练。这无疑给了他一剂良药，这使他又重新振作起来。 莫斯科艺术剧院，是由俄国两位著名社会活动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琴科于1898年创建的，原来叫莫斯科通俗艺术剧院。剧院标名“通俗”，主要强调了新剧院的民主主义倾向，其民主主义的表现首先是它演出的独特风格和表现生活的独特方法。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主张表演艺术必须以内心体验，即感受同角色相类似的情感为基础，将内心体验过程作为演员创作的主要步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琴科及其领导的艺术剧院是俄国当时的进步剧院，它充满了创造活力、勇敢精神和创新胆识。这种精神及其表演理论和方法，同在创作形式和创作风格方面的革新家契诃夫是一致的、相吻合的，这就成了往后契诃夫和艺术剧院友好交往的深厚基础。 《海鸥》这出戏就是以写心理活动、情感体验来塑造人物形象的，而艺术剧院在表现角色的内心情感方面有较深的艺术功底，艺术剧院决定上演《海鸥》。 契诃夫与艺术剧院的友好往来就是从“艺术家们”决定为失败了的《海鸥》恢复名誉为契机的。 艺术剧院重新激起了契诃夫对戏剧舞台的。 但在得知艺术剧院把《海鸥》列入计划演出剧目之一时，契诃夫长时间犹豫不决，他担心艺术剧院是否能演出成功，艺术剧院也有类似想法。如果《海鸥》的演出再一次遭受失败，对契诃夫的打击将更大，很可能最后毁灭他的健康。但“艺术家们”已经深刻认识了自己，坚信有能力演好这出戏，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琴科的一再说服，契诃夫同意了，于是契诃夫怀着兴奋的心情看了1898年9月3至4日的两次彩排。当从头到尾看完第一幕彩排之后，他信心来了，原来的担心消失了，他感到演员们对剧中角色有深刻的理解。 在这次排演场上契诃夫认识了自己未来的妻子奥尔加·克尼佩尔，那时她刚从戏剧学院毕业，年方28岁，宽宽的脸庞极富表情，一双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满头秀发浓密乌黑。她的美貌和演技把契诃夫吸引住了，然后契诃夫又观看了《沙皇费尔多》的彩排，奥尔加在剧中扮演伊丽娜，契诃夫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竟然忘记了阴冷潮湿的大厅里寒气逼人，一直看到终场。 5. 为病所迫 契诃夫健康状况中的美景良辰，未能持续多久。随着秋天的来临，他的病情再次出现反复，又开始吐血了，他不得不遵从医生的嘱咐，中断参加《海鸥》的排练，告别长期眷念的莫斯科，到气候温暖的南方去度过俄国漫长的冬天。 1898年9月18日契诃夫到达雅尔塔，在一座面临海滨、满院鲜花的别墅里租了两个房间作临时住所。 他一到雅尔塔，那些喜欢追逐名流的人就相继而至，他给朋友写信说： “那些怀揣手稿或未带手稿的人从各个角落里冒出来，我感到无聊极了。” 为了逃避这些人，他常常到一所女子中学去躲起来，就在那里跟校长和教师们共同进餐，参加学校的一些活动，竟然成了女子学校校委会成员。 10月份他的父亲去世，他在十分悲痛之余，想起他在梅里霍沃的母亲和妹妹，没有他在家，她们该是多么孤寂，而他身患不治之症，需要长期住在南方。这种两头操心的生活使他焦躁不安，他想只能把梅里霍沃的全部家产卖掉，来雅尔塔建造一个新家园，成为这里的市民，不再作天涯孤旅。 下定这个决心，对契诃夫来说很不容易，一方面他十分眷念曾经给他希望、成功、荣誉的莫斯科，留恋那里的新兴的独特的戏剧运动；另一方面他老早就不喜欢雅尔塔，不是不喜欢南国的自然风光，而是那里的资产阶级庸俗气息。他认为雅尔塔是一个使人想起尼采的地方，是小市民和欧洲风情的混合体。而且他觉得雅尔塔好像世外桃源，远离现实生活，然而不幸的命运逼着他只能作这个选择。 他多次写信说服舍不得梅里霍沃庄园来雅尔塔的母亲和妹妹，并在离雅尔塔约20分钟路程的奥特卡买了一块临近大海的空地，决定在那儿修建一幢理想的住宅。 为了让即将搬来的母亲和妹妹有住处，为了在这儿尽快安居下来，他花了2000卢布买了那幢库丘科伊小楼房。那是当时克里米亚最别致、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当地人称之为“白色别墅”。一切安顿好之后，契诃夫就筹划建造他的新庄园，请一位青年设计师帮助绘制了庄园草图，向苏沃林（此时关系未曾决裂）预支了5000卢布的稿费，跟当地银行协商获得7000卢布抵押贷款，自己购买材料，雇请施工队，于12月份破土动工。 6. 莫斯科海鸥飞翔 话分两头，且说契诃夫离开莫斯科之后，艺术剧院继续排演他的《海鸥》，花费了很多经费，先后排练了26次。作为剧院领导、导演和主要演员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下了最大的决心，把《海鸥》的演出作为探索剧院风格的一个机会。但是演出结果仍然吉凶难卜，以致玛丽担心再次失败，会给目前已经重病的哥哥的健康带来更大的损害，而要求剧院取消演出，但未得到剧院同意。他们认为这样等于剧院自认失败，等于给剧院判死刑。 1898年12月17日晚，《海鸥》如期上演，帷幕拉开，演员们紧张地等待出场，每个人身上都散发出缬草汁镇静剂气味，但仍未能使心里平静。尼娜独白的时候，扮演特里戈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背朝观众坐着，两条腿抖得不行，只好暗中用手压着。 第一幕结束，帷幕落下，剧院里鸦雀无声，一片死寂，演员们害怕得偎着一团，大家紧张地猜测这一幕对观众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极力要弄明白观众到底怎么了。看来第一幕演出失败了，失败得如此惨重，竟没有一个朋友为演出鼓掌，后台静寂得无声无息，随后传出了奥尔加极力忍住的哭声。 突然，像沙堤决口，像炸弹爆炸，大厅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喝彩声。 帷幕升上去，演员们呆头呆脑站在台前，竟然忘记了向观众鞠躬。以后几幕不断把成功推向，终场时，舞台上的景象就像复活节的夜晚，演员们都互相拥抱、亲吻，连一些观众也参加进来，大家又快活又兴奋，包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琴科在内都跳起欢庆胜利的舞来。 演出结束时，观众们要求给剧作者拍贺电，剧院接连给契诃夫发了两封电报，告诉他演出的成功、观众对《海鸥》的赞扬、莫斯科各家报纸对空前的辉煌成功的报道和美誉。贺信和贺电雪片般飞向雅尔塔，连刚开始跟契诃夫建立通信关系的高尔基也去信祝贺：我的一位朋友看了《海鸥》演出后对我说：“看了40年的戏，从来没有看过一出像《海鸥》这样美妙，这样具有天才独创性的作品。” 契诃夫心里是从未有过的高兴，他深感遗憾的是未能跟演员一起共享成功的喜悦。契诃夫认为《海鸥》在莫斯科演出成功，挽回了两年前在彼德堡公演的失败，对他来说，这既是一种回报，也是观众对他的承认。他非常感谢艺术剧院，多亏他们的天才的演技，他才找到了自己的观众，找到了能表达自己意图的演员。 自《海鸥》演出大获成功之后，契诃夫想跟艺术剧院一起在戏剧方面再做一些新的尝试，高尔基也在信中劝他“应该写！”遗憾的是，以后不久他的病情又恶化了。但他仍不承认自己病情的严重，他给苏沃林写信说：“我咳嗽，但不比平时更厉害，我的胃口好极了，睡眠也不错，还喝伏特加和葡萄酒。”不久又写信说：“我吐了五天血，今天刚停止。不过请你保密，切勿对任何人讲，现在我已不咳嗽了，体温也正常。我吐血，别人比我本人更害怕，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向家人保密的原因。”向自己的亲人保密，报喜不报忧，这是契诃夫对自己病情的一贯态度。 7. 雅尔塔戏剧节 契诃夫的病情反反复复，时好时坏，这不能不给他的日常生活节奏带来一定影响。在雅尔塔和他来往的朋友很多，但他仍然感到寂寞，常常想念亲人和往昔的朋友。 母亲和妹妹仍住在莫斯科，没有来雅尔塔，这种孤寂感，使他对本来就不喜欢的雅尔塔感到厌倦，怀念北方的雪景，莫斯科的热闹街市和把他的《海鸥》演得空前成功的艺术剧院。这种心情使他不能忍受，他把雅尔塔比作“温暖的西伯利亚”、“魔鬼之岛”，足见其烦闷之极了。 这当口，莫斯科艺术剧院得知契诃夫的情况，决定去雅尔塔举办戏剧节，以宽解契诃夫的苦闷和抑郁心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后来回忆说：“契诃夫病得很厉害，不能到我们这儿来，而我们身强体壮，所以我们到他那儿去。 如果穆罕默德不到山前来，山就到穆罕默德跟前去！……” 1900年4月初，奥尔加在玛丽伴随下，先期到达雅尔塔。她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来到他身边，以一位女朋友的身份在契诃夫家住了3天。那里的一切都使她迷醉：那楼房、花园、仙鹤、爱犬，那写出名著的工作室，特别是那亲切、温柔、舒适、充满笑语和俏皮话的交谈。遗憾的是，那时契诃夫因大量失血卧床不起，还要接待许多来访的朋友，使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单独相处，俩人都感到有点失望。奥尔加丧魂落魄地独自一人去了塞瓦斯托波尔，与剧团汇合。 4月9日莫斯科艺术剧院剧团全体成员，带着家眷，带着4个剧目的布景和道具，乘火车到塞瓦斯托波尔，然后去雅尔塔。 京城大剧团来雅尔塔演出的消息轰动了全城。那天剧团乘坐的轮船刚抵达，码头上已挤满了前来欢迎的人群，尽管当时天气恶劣，人们仍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欢呼、献花、拥抱，演员们好像从前线胜利归来的战士，沉浸在欢乐之中。 次日，契诃夫在奥特卡为剧团举行了招待会，欢迎剧团全体成员。当专程来雅尔塔欢迎剧团的作家和艺术家布宁、高尔基、库普宁、拉什马尼诺夫出现时，全体演员一片欢呼。奥尔加和玛丽忙着招呼客人，契诃夫精神焕发，笑容满面，不停地走来走去，对每一位客人都讲一两句令人感到愉快的话，那种快乐心情是他很久以来所没有的。 演出定于复活节的礼拜一开始，剧院票房忙得不亦乐乎，票房窗口排起了购票的长蛇阵，四出戏的门票很快卖光了。 剧团此行是专为让契诃夫看《海鸥》和《万尼亚舅舅》演出的，演员们虽然胸有成竹，但仍然感受到来自契诃夫和观众的双重考验，结果，每场演出都获得了空前成功。观众情绪高涨，鼓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演员们多次谢幕。契诃夫异常兴奋活跃，这是他生活中少有的欢乐日子。 在戏剧节结束那天，当《海鸥》演出结束后，人们为契诃夫举行了庆祝会。按照习惯，他是不会参加这类活动的，但盛情难却，他不得不上台与观众见面，那欢腾热烈的场面使他深深感动，人们给他送上饰有红色绸带的棕榈枝，绸带上写着：“献给俄国现实社会精辟阐释者”，还有许多人签名的贺词。这是契诃夫有生以来第一次目睹自己的剧作受到公众如此的盛赞，他好像一栋整个冬天都钉着窗板、关门闭户的房子，春天一到，突然把门窗打开，所有的房间都充满了阳光，绽开了笑容。 整个演出期间，契诃夫的别墅里门庭若市，热闹非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回忆说：“每天，在一个特定的时辰，所有演员和作家都聚集到契诃夫的别墅里，契诃夫请客人们吃午餐，由他的妹妹，我们共同的朋友玛丽主持。 在女主人重要的位置上端坐着契诃夫的母亲，我们大家敬爱的非常庄重的老太太……”，“由于客人多，这一群人刚吃完，另一群人又在桌旁坐下来，契诃夫也不断忙里忙外。奥尔加·克尼佩尔以真正朋友的身份，也以这个家未来的女主人的身份帮着招待客人。” 雅尔塔戏剧节的演出使契诃夫跟艺术剧院的交往和友谊更密切了，剧院的作家，作家的剧院，这种关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都没有任何改变。 8. “白色别墅”的吸引力 戏剧节过后，契诃夫越来越钟情于奥尔加·克尼佩尔，他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奥尔加跟艺术剧院回到了莫斯科。契诃夫继续留在雅尔塔。契诃夫的精神有了新的寄托，但两地相思又使他产生了新的苦恼，于是便不断地跟奥尔加通起信来了，他对她的钟情通过书信中惯有的谈笑和逗乐充分传达给奥尔加。 这时候契诃夫成了新庄园的工程师和监工头了，他希望新住宅能尽早完工，以期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和写作环境。 由于契诃夫闻名遐迩，他的库丘卡克别墅的来访者接踵而至，在同一时间，一些高个子姑娘，戴着宽边白草帽，张着嘴，趴在他的宅院和路边之间的栅栏上，长时间向院里张望。各阶层的人都来看契诃夫，其中有科学家、文学家、乡村村长、医生、军人、画家、教授、养老院议员、上流社会人物、神甫、演员等，契诃夫虽然经常抱怨客人太多，但总是热情接待、招待他们。 尽管自己身患重病，契诃夫仍然关心着社会福利事业，关心着别人的痛苦和忧愁。那时在雅尔塔，一方面是过着奢华阔绰、锦衣玉食、游手好闲生活的鄙俗之辈；一方面是从俄国各地赶来雅尔塔的肺病缠身，身无分文，乞讨度日，以期借助南方阳光的疗效获得一线生机的穷苦工人、教师和学生。 对前一种人，他极其厌恶和不满，对后一种人，契诃夫则怀着深切的同情，不断为他们奔走忙碌。 据高尔基回忆：一次契诃夫邀他去库丘克卡别墅，让他参观他的庄园，说：“刚才来了一位教师，是一位病人，结了婚的，你能不能给他点帮助？ 我已经把他安顿好了。”契诃夫兴致勃勃地对他说：“如果我有许多钱，我将在这里为生病的乡村教师修建一所疗养院，你知道，我建的这栋楼房，天花板很高，窗户很大，光线很好。我有一间很漂亮的图书室，有各种乐器，院子里有菜园、果园、养蜂场，可以在这儿讲授园艺学、气象学，有教师需要知道的一切、一切。” “白色别墅”在雅尔塔吸引了来自俄罗斯四面八方的人，他们中有许多“小人物”，怀着虔诚的、胆怯的心情跨进契诃夫家的门槛。契诃夫具有一种使他们很快恢复到平常的自然心态的艺术，于是他们感觉到像到了自己家里。那时，许多穷教师、穷作家、穷学生都喜欢找他，请他帮忙，找住处，借钱改稿，他从来没有推脱过。 9. 托尔斯泰和高尔基 契诃夫在雅尔塔的几年是跟托尔斯泰、高尔基友情日深的几年。1901年秋天，托尔斯泰因患肺炎，根据医生建议他来到里海的阳光下休息疗养，帕宁伯爵夫人给他安排了住处，在离雅尔塔约10公里的加斯普拉古堡里。那是一幢庞大建筑，两边是钟楼，站在凉台上可俯视鲜花盛开的公园和大海。契诃夫非常佩服和敬重托尔斯泰，经常去看他，跟他聊天，他们俩人具有那么相反的个性；一个热情奔放，一个则腼腆、谦让。 托尔斯泰随和大方，平易近人，跟契诃夫谈话很随便，有时还开点玩笑，他发现契诃夫很腼腆。一天突然问：“你年轻时非常放荡吗？”契诃夫狼狈不堪，捻着自己的短胡须……这时文学大师神气地说，他年轻时，曾是一个沾花惹草的色鬼。 他讲得绘声绘色，甚至说些粗俗话，契诃夫局促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高尔基后来回忆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很喜欢契诃夫，一看见他时总是显出温柔的、爱抚的目光。有一回契诃夫在公园小径上行走，那时还生着病的托尔斯泰，坐在凉台的沙发上，整个身子倾向高尔基，低声说：“瞧，多么可爱的一个美男子，温文尔雅，稳重平和，就像贵族小姐一样，连走路也像贵族小姐，简直漂亮极了！” 托尔斯泰对契诃夫的作品很喜欢，有次谈到对契诃夫的看法时，他说： “我老了，理解不了当今的文学，但是我总觉得它不是俄罗斯的。人们开始写一些别出心裁的诗，我不知道这些诗为什么写和为谁而写，应该向普希金、丘特切夫、申欣（均为俄国诗人）的诗歌学习。”他对契诃夫说：“可您，您是俄罗斯的，是非常非常俄罗斯的。”而契诃夫对托尔斯泰则是非常敬佩的，真是毕恭毕敬，他在谈起托尔斯泰时，那种尊敬、崇拜、爱戴之情溢于言表。 而高尔基对契诃夫的感情中寄寓了更多的温存的爱意，乃至对他的整个面貌，对他思想上的每一点进步，都感到欣喜若狂，赞誉有加。契诃夫也喜欢高尔基，他第一个看出了这位年轻的同行的真正价值，并预言高尔基将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许多东西使他们相互接近，也许首先是对劳动、理智和文学的尊崇。 那时，高尔基由于从事革命活动被逮捕监禁，释放以后政府当局不许他住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后因健康原因，被批准来雅尔塔疗养。他起初在契诃夫家住了一个星期，然后在离加斯普拉不远处租了一座别墅，所以，他和契诃夫经常见面。高尔基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他善良、温厚、和蔼可亲，人们狂热地爱上了他，使他不得安宁，没有什么比同他交谈更愉快的了。” 他们有时在契诃夫的别墅里，有时在海滨，亲切交谈，从文学、艺术谈到政治，从历代杰作一直谈到身边的人和事。 从交往中高尔基发现契诃夫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说：“我还没见过像契诃夫那样对劳动的意义理解得那么深刻和全面把它视为文明基础的人。”他指出：“这表现在家庭日常琐事中，表现在物品的选择中，表现在素材的珍藏中……他喜欢修建花园，培植花圃，美化土地，他感到了劳动的诗意。他怀着令人感动的心情观察他栽在园里的果树，欣赏他培植的灌木。” “如果每一个人在自己那块土地上做出能够做的一切，那么我们的祖国该有多美！” 高尔基和契诃夫找到了深藏在心里的彼此珍视的道路，在世界艺术领域中没有艺术家像契诃夫和高尔基那样深刻地感觉到劳动的诗意。他俩人在各自的作品中都表现了俄罗斯民族热爱劳动的高尚感情，对俄罗斯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出与自身伟大相匹配的生活的信念，使高尔基和契诃夫成了亲密的朋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七章 迟开的花朵一样红 莫斯科艺术剧院剧团离开雅尔塔之后，契诃夫又深深地陷入苦恼烦愁之中。一方面他的健康并未因为戏剧节的欢乐而改善，另一方面他沉湎于对奥尔加的思念。 从此契诃夫和奥尔加开始了两地相思、鸿雁传书的恋爱生活。契诃夫在度过了40年的苦难人生之后，才尝到了真正的深厚的爱情滋味，使他已经憔悴了的心灵，又充满了青春活力，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时候契诃夫身上两个极端更加明显：健康日渐恶化，病入膏育，而思想、政治和写作技巧则向更高水平发展。 1. 爱情浇灌艺苑花 契诃夫休息了没多久，一个人在雅尔塔就呆不住了。1900年5月8日他瞒过医生到了莫斯科，与日夜思念的奥尔加重逢。这时列维坦重病垂危，契诃夫去看望了他，这是两位老朋友的最后一次会面。 列维坦的去世使契诃夫感到悲伤，他的病又加重了，不得不只身一人返回雅尔塔。回去以后，他立即给奥尔加写了一封信：“亲爱的，迷人的演员，你好啊！你近两天好吗？你感觉怎样？我返回雅尔塔途中，身体一直很不好，我在莫斯科期间，头痛得很厉害，而且发烧，我不该瞒着你，不过现在没什么了。” 回雅尔塔以后，他自我感觉不错，但在雅尔塔怎么也坐不住，便决定跟高尔基和其他几位作家朋友去高加索旅游。他们沿格鲁吉亚军事公路到达梯比利斯，并在那儿逗留了几天。然后到达巴统，经海路继续航行。在从梯比利斯到巴统的火车上他意外地遇到了奥尔加，惊喜万分。她陪伴母亲去巴统短期度假。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欢快的6个小时，并约定奥尔加于7月份到雅尔塔相会。 奥尔加没有违约，如期到达了雅尔塔。他们俩人之间交往、通信将近两年，但是在一起朝夕为伴、亲密相处还是第一次。这期间奥尔加就住在契诃夫家。由于她跟玛丽已是好友，所以在那里生活得十分惬意自如。每日每时的接近，奥尔加那活泼欢快、充满青春活力的迷人的魅力，比相隔遥远的时候更加撩人，甚至她的任性也使契诃夫感到神魂颠倒。奥尔加不时含情凝睇、娇言蜜语撩拨契诃夫，契诃夫则尽量克制自己的感情，保持着既亲热又冷静的姿态，只是用一些戏谑式的话语向奥尔加献殷勤。她一次次地期待，但一次次地落空，这使她感到失望、恼恨。 然而，契诃夫心上构筑的久经考验的防情堤坝，在奥尔加惊涛骇浪般的柔情冲击下慢慢崩溃了，他最终坠入情网，停止了惯常的玩笑逗乐，向奥尔加张开了双臂，俩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难解难分了。 奥尔加成了契诃夫的情妇。此时，作家的母亲和妹妹已经在自己的房间里酣然入梦了。外面，天空一轮皓月，把皎洁的柔和的光芒，洒到白色别墅上，洒到工作间的桌上、地上，洒到他们俩人的上。远处传来了悠扬的手风琴声、歌声。夜是那么宁静，那么幽美，跟他们的欢乐幸福融汇成了一个整体。 他们俩每天晚上都偷偷幽会，或在契诃夫的工作室里，或在他的卧室里，有时也在他早先买的海岸边的古里祖夫木屋里。那里海风习习，海浪拍岸，别有一番情调。奥尔加经常穿着契诃夫最喜欢的白色长裙，波浪似的乌发披在双肩，轻声地唱着格林卡的浪漫曲：“不要白白追求我……”他俩亲热过后便静静地躺着，情意绵绵地诉说衷肠，尽情享受人间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光。 他们的偷情尽管做得很隐秘，但仍然未能瞒过玛丽和母亲的眼睛。玛丽对哥哥能从奥尔加获得幸福自然很高兴。但她根据经验推测，认为他们的爱情不过是一时的冲动而已。 契诃夫和奥尔加在分别以后还久久沉浸在那些幽会的欢乐中。奥尔加数次在信中激动地倾诉与他相会时的生动印象和感想：“我是多么喜欢坐在你的书房里，只是为了静静地、静静地在你身边休息，然后就跟你捣乱，说些傻话，胡闹一通。记得吗，你怎样领我上楼，那该死的楼梯吱嘎吱嘎响，把我们给暴露了。天啊，我简直像一个幼稚的女学生，都写了些什么呀！”契诃夫写道：“你好！我亲爱的奥尔加，我欢乐的源泉！我现在仍在雅尔塔，我感到空虚怅惘，烦躁不安，我想着你，使我望眼欲穿，我常常有一种错觉，好像房门就要打开，你就会闪身进来，可是你来不了，你此时不是在排戏，就是远离雅尔塔、远离我……可爱的小姑娘。” 对“非凡的女性”、“绝佳的女演员”的迷恋和对艺术剧院的热爱，在契诃夫的心中越来越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两种感情越来越互相接近。当时的情况是，他和奥尔加的会面取决于作家与剧院的会见。由于这种关系，他开始写一个新剧本，定名为《三姊妹》。他在信中对奥尔加说：“我正在写一个剧本，但愿我在写时心情不要太忧郁，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将它搁置到明年或我想再动笔的时候。”他想趁他一人在雅尔塔的机会完成这件工作，因为健康不允许他那时去莫斯科。 2. 爱情与婚姻捉迷藏 7月的分离之后，两地的相思之苦，是非常难受的。他们每隔两天交换一次温情脉脉的信件，彼此倾诉思念之情。“我的小亲亲，我亲爱的，娇美的女演员，我亲爱的小狗儿，我亲爱的小宝贝，美丽可爱的小姑娘”，契诃夫经常用这样一些亲昵玩笑的词儿称呼奥尔加。“我亲爱的，充满柔情楚楚动人的女演员，我还活着，一心想见到你。由于你不在身边，我悒悒不乐，在你离开之后，这里一切都糟透了。要是没有你，我非悬梁自尽不可啊。” 这是契诃夫的离愁别绪。 “安东，没有你我太寂寞了。我恨不得马上见到你，亲亲你，看看你。 我就像被抛在茫茫大海里一样。”“来吧，我要全力以赴，以便使你心情舒畅，精神焕发，让我的爱使你一切都美好。你的爱也会使我一切都感到美好吗？亲爱的，亲爱的，我多么想过完美的生活啊。”这是奥尔加的冥思苦想。 奥尔加渴望过朝夕相处的完美生活，这一点契诃夫是知道的，没有这种生活会使她萎靡。但契诃夫不能给她这种完美的朝夕相处的生活。这是契诃夫同样感到苦恼的。而且契诃夫自己没有完美充实的生活同样会萎靡。他们亲密相逢之后再次别离所带来的孤独感，使这种过充实生活的更加强烈了。 契诃夫感到他的一生已经同他所爱的人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了。他对他所爱的人的生活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应该怎么办呢？他深知自己是注定要在寂寞的雅尔塔了此一生的残废者。他在思索着，奥尔加也在思索着。 现在一切都变得困难而复杂了。因此，契诃夫不急于做出决定，连到莫斯科去，也一天天往后拖，用《三姊妹》创作进展缓慢，“缺乏灵感”，身体发烧、咳嗽等来搪塞。而奥尔加则一再催促他离开雅尔塔来莫斯科相聚。 她抱怨契诃夫是铁石心肠，不愿吐露真情。她曾含蓄地让他了解她在等他，为什么要做这种捉迷藏的游戏？总是躲躲闪闪呢？开诚布公地相爱不是更坦然更愉快一些吗？她越是坚持，他越是退缩，尤其涉及实质性问题更如此。 奥尔加继续催促契诃夫，要他去莫斯科相会：“我们非见面不可，你必须来，一想到你形单影只在那儿胡思乱想，真是怕得要命……” “安东，我心爱的，我亲爱的，来吧。或者你不想见到我吗？或者你一想到把自己的命运和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就心情沉重吗？果真如此，那你就写信开诚布公地告诉我！”契诃夫给她回信，首先消除她的怀疑和指责，然后说：“我已经对你说过一万次，也许今后仍将长久地说下去的那句话，就是：我爱你，再没有别的了。如果说目前我们没有住在一起，那既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而是那个恶魔——侵入我肌体的杆菌以及在你心中对艺术的热爱。” 为了使奥尔加高兴，他告诉她，他专为她写了玛莎这个人物，“你将在《三姊妹》中扮演多好的角色！好极了！”奥尔加表示能理解他的苦衷，并说：“我是多么想见到你，多么想爱抚你……我不会纠缠你，折磨你，我只是爱你，使你感到我温柔、美丽和动人，你愿意吗？” 契诃夫终于来到莫斯科，下榻在莫斯科一家旅馆，每天到艺术剧院去看排练或演出。奥尔加在排练的空闲时间总是急急忙忙地赶到旅馆去看契诃夫，给他带去糖果、鲜花、香水等物。在桌上放了茶炊，预备了切得薄薄的面包，抹上黄油和蜂蜜。契诃夫看着她在身边来回忙碌，活像一个家庭主妇，可是他仍然不向她求婚。他对这种自由的、不公开的热烈的爱情感到满意。 契诃夫离开莫斯科以后，于12月去尼斯和意大利作了一次旅游。回来以后又住在雅尔塔，继续修改剧本《三姊妹》。他仍像过去那样几乎是每两天给奥尔加写一封信，那口气总是十分温柔亲切的，可是从不谈结婚的事。 还在1895年的时候，当一位记者极力劝契诃夫结束独身生活时，契诃夫在回信中写道：“好吧，如果你希望这样，我就结婚。不过我的条件是：一切必须照旧，即她必须住在莫斯科，而我住在乡下，我将经常到她那里去。 那种天天如此，朝朝如此的幸福我可受不了……我答应做一个出色的丈夫，不过得给我这样一个妻子，她要像月亮一样，并不是每天都升上我的天空……”现在他仍是这种心态。 3. 《三姊妹》与奥尔加的成功 1900年底艺术剧院开始排练《三姊妹》。剧本在演员中引起了不同看法，认为“这哪是剧本，只不过是个提纲”，“这戏没法演，没有角色，光有素描。”有些演员搞不清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契诃夫对剧本的那些评价感到非常恼火、难堪。他想放弃这个剧本，后来在别人的劝说下，他便坐在饭店房间里，大刀阔斧地进行修改。 这出戏写的是一位将军的三个女儿，她们出生在莫斯科，后来随军在外省过着庸俗乏味的生活，她们渴望返回莫斯科。她们的口头禅：“回莫斯科，回莫斯科”贯穿全剧。三姊妹各有不同性格。二姐由奥尔加扮演，那是一个性格暴躁、敏感，但很热情的女子，她嫁给了一个愚蠢而又自负的小学教员，她把自己的失意归咎于整个世界；大姐性格孤僻，郁郁寡欢，似乎准备终身不嫁；三妹开朗活泼，天真浪漫，充满幻想，准备为某一事业献身。三姊妹在失望中以梦幻自慰。 后来一个炮兵团来这个小镇驻防，几位军官常去她们家玩，他们之间发生了暧昧关系，也给她们三姐妹带来新的生活的希望。孰料炮兵团突然换防。 军官们抛下三姐妹远去，她们刚刚燃起的生活热情之火被扑灭了，她们的幻想破灭了。 契诃夫想通过三姐妹的悲惨命运的展现，让人们对人生进行思考：人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他认为把人们的本来面目展现在他们自己面前的时候，当他们认识到自己在烦恼中打发日子的时候，他们将依靠自己创造一种不同于今天的美好生活。《三姊妹》中的韦尔希宁中校说：“生活的担子是沉重的，我们中许多人都觉得生活沉闷，令人失望。但是应该承认生活每天都变得更加舒畅，更有希望。一切都使我们相信，春光明媚的生活离我们不远了。” 剧中人物只有对未来的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而没有为美好生活的到来作实际斗争的行动。对人物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契诃夫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嘲笑。 契诃夫写《三姊妹》是以他在沃斯克列先斯克的一段生活经历为背景，并注入了他亲身感受的许多东西，在为奥尔加塑造玛莎这个角色时，也注入了他的许多个人想法。 《三姊妹》于1901年2月初在艺术剧院上演后，和契诃夫其他剧本命运一样，初演时反映不很热烈，但越往后，越成功，越火红，这年4月艺术剧院带着《三姊妹》去彼得堡巡回演出，契诃夫向奥尔加提出，在演出结束后去雅尔塔相会。但奥尔加不同意，她在给契诃夫的信中写道：“我很想到你那里去，但我们不能仅仅像现在这样的朋友的关系相处，这你是知道的，这种躲躲闪闪我已经厌倦了。这使我感到难过，非常难过。” 她不愿意去雅尔塔在契诃夫的妹妹和母亲的不信任的目光下，小心翼翼扮演情妇的角色。她在给契诃夫的信中说：“你还记得今年夏天我们多么狼狈，多么令人揪心啊！我们还要东躲西藏到什么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呢？我感到你不像过去那样爱我了，你想的只是让我来，呆在你身边。” 契诃夫经过反复思考，他感到如果为了恪守独身自处的原则坚持不结婚，可能失去他第一次钟情的女子，牺牲一生中最后的欢乐，也毁灭了他心爱的奥尔加的终生幸福。难道结婚以后就不能保持写作所需要的宁静心境吗？他给奥尔加的信中说：“我四处奔波，疲惫不堪，我未老先衰。说起来，你会觉得我像一位老爷爷，而不像丈夫……我已经完全放弃了我的文学事业，我们结婚以后，你也应该离开舞台，我们一起过田园生活。如果你不愿意，那么你就再演5年戏，以后再说。” 奥尔加随艺术剧团去圣彼得堡巡回演出。她出众的才华，精湛的演技，受到观众的热烈喝彩。一次次的招待会、宴会，使这位热爱生活的年轻姑娘兴奋不已。她给契诃夫写信，讲述她参加作家联合会宴会的盛况、获得的荣誉和她的盛装打扮，她说：“我穿了裱花边小领口黑丝绒长袍，发式是由一位理发师精心设计的波浪形的。你对我这种打扮感兴趣吗？”几天后，奥尔加跟她的同事们前往芬兰，他们穿着滑雪板，成群结队打雪仗，度过了学生时代般的快乐时光。 4. 婚礼后的遗书 回到莫斯科后，奥尔加重新考虑自己的婚事问题。她觉得在首都演出期间，顾不上契诃夫，有点内疚。当契诃夫勉强整装待发前往莫斯科与她相会时，她却容光焕发，信心十足地在雅尔塔港口下了船。在雅尔塔她住了半个月，尽管她一再催促，但契诃夫仍未对婚期做出明确决定，这激起了她的反感，便怏怏不快而归。回到剧院以后，她下决心，干脆要契诃夫到莫斯科来跟她完婚。 契诃夫迟迟未作出明确决定，是因为他仍有沉重的思想负担，他首先想到的是奥尔加，想到这一婚姻会给她带来什么后果。可是她爱他，爱的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的他。于是，契诃夫终于做出决定。在收到奥尔加的信后，紧接着回信说： “5月初我去莫斯科。只要你答应，在我们的婚礼结束之前，莫斯科不会有一个人知道这一消息，那么我在到达的当天就可以跟你结婚。不知道为什么，我十分害怕举行婚礼，害怕人们前来道喜，手举盛满香槟的酒杯，对人茫然地微笑。” 他还补充说：“我这边万事俱备，只有一点不如人意，那就是我的健康状况仍然欠佳。”事实的确如此，这时他的健康状况是令人担忧的。 5月11日抵达莫斯科，16日去检查身体。他的病情大大恶化了，肺结核扩散了，从前面听锁骨下边有，从后面听肩胛骨上部也有。结论确实令人震惊，无论雅尔塔、无论尼斯的疗养都未能阻止病情的发展，相反，仍然在恶化、恶化，迅速地恶化，身为医生的契诃夫，自然明白病情的致命性。他的日子的确屈指可数了。他清楚自己残留的生命已经不长了。他必须精打细算做出安排： 1901年5月25日，他们在莫斯科一个小教堂举行了婚礼。婚礼后新婚夫妇立即去奥尔加的母亲那里，向她告别，便从那里直接去车站，登上了开往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的列车，这是他们旅行结婚的第一个目的地。 遵照那位休罗夫斯基大夫的建议，决定到乌法州的疗养院去，契诃夫需要接受马奶酒的治疗。动身之前，契诃夫给在雅尔塔的母亲拍了电报：“亲爱的妈妈，请为我祝福吧，我已成婚。一切仍像过去一样。我去喝马奶酒治疗……我身体已见好转。” 乌法州疗养院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群山叠翠，溪流纵横，草木繁茂，鲜花遍地。那里既可以打猎，又可以钓鱼，是一个疗养的好去处，只是太闭塞。经过一个多月马奶酒的治疗，体质有所增强。但他又对疗养地厌烦起来，于是在7月1日提前出院，和奥尔加一起回雅尔塔。 回雅尔塔以后，他感到病情依然故我，且有严重不适之感，还出现了新的症状，身体虚弱得什么事都不能做。这使他感到自己的生命之火很快就会熄灭了。于是他于1901年8月3日立下了遗嘱：雅尔塔的别墅、现款和戏剧作品的收入，留给妹妹。给妻子的是古尔祖弗一座不大的庄园和部分现款。 此外玛丽还得把部分现款分给亚历山大、伊万和米舍尔以及另外两位亲戚。 他还给妹妹写道：“在你和母亲百年之后，除剧本收入外，其他全部交由塔甘罗格支配，用于民众教育事业开支。剧本收入则给伊万，伊万百年后，亦交给塔甘罗格政府同样用于民众教育事业开支。” 契诃夫直到临终还念念不忘自己的故乡城市。他对梅里霍沃也没有忘记：“我答应赠款100卢布给梅里霍沃的农民，用于修筑公路……”信末写道：“要帮助穷人，爱护母亲，和谐度日。” 奥尔加离开以后，又开始了雅尔塔和莫斯科之间两地相思和鱼雁往返。 5. 暴风雨中的弄潮儿 这段时间，契诃夫的思想情绪，就像戏剧《三姊妹》的情绪一样，等待着革命的到来。 《三姊妹》的人物之一说出了带有预见性的话：“到那时候，一个庞然大物将向我们奔来，一场大风暴正在酝酿着，大风暴即将来临，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我们社会的游手好闲，冷漠无情，鄙视劳动，堕落…… 再过25年或30年，干事的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 契诃夫已经感到暴风雨临近的气息。无怪乎，当契诃夫逝世以后，被他声望激怒的反动的批评家，愤懑地宣称契诃夫的声望，是由于他与《海燕》是一路货色。 谢·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回忆90年代的契诃夫说： “到了那时，昔日的契诃夫已经不存在了……这事来得那么突然，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暴风雨前的俄罗斯，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浪潮，契诃夫也成了弄潮儿。曾经不问政治的契诃夫，按另一种方式全身心地投入了政治。曾经充满悲观主义、怀疑主义情绪的契诃夫相信，不是再过200年将过上美好生活，正如他的作品的主人公所说：这样的美好生活在俄罗斯已日紧一日地的近了。眼看着现在全俄罗斯正沿着新的、光明的、欢乐的方向前进。 “于是，他完全成了另一个人，生气勃勃，精神饱满。他的风度不一样了，声调也变了，给人以新的感觉。 “记得1905年革命前夜，彼得堡形势活跃期间，我从那里回来时，他当天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我，叫我刻不容缓地马上到他那儿去，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不能迟延的事找我。原来，这件极其重要的，不能迟延的事，是他焦躁不安，心急如焚地想要立即知道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情况。但不是从前那样单方面地向我了解文艺界的活动，而是政界的动向，革命运动的形势。当我为那时所发生的一切迷惑不解，表现出些许怀疑态度时，他激动起来，并带着激动的，斩钉截铁的非契诃夫式的口吻对我说：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他有点生气的样子。‘难道你没有看见，一切都在动，从上到下都在动！社会在动，工人也在动！……’“契诃夫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时，总是很严肃的，今天出乎意料地把一本手稿递给我说： ‘啊，我刚刚写完……我希望你能把它通读一遍。’“我把手稿看了一遍，那就是短篇小说《未婚妻》。这篇小说一改过去愁闷抑郁的调子，给人以全新的感觉。很明显，契诃夫的整个情绪发生了骤变！在他一生的艺术里程中开始了他创作的新时期。这个时期他没有来得及大显身手，没过多久就与世长辞了。”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道：“随着局势的紧张和革命的日益临近，他越来越坚定。有些人认为他像他所描写的人物那样意志薄弱和犹豫不决，他们是大错特错了……” 库普林写道：“他长期以来一直渴望有一个光明未来，始终相信俄国的优秀分子坚持不懈的实际有效的工作。熟悉他的人，都会记得他最爱说的口头禅：‘喂，你相信吗？10年之后，俄国必将有一部宪法。’” 作家捷列绍夫说：“契诃夫常常谈到那不可避免和即将在俄国爆发的革命。” 另一位作家韦列萨耶夫也证实：“契诃夫对社会政治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使我感到十分意外。过去都说，他是一个完全不问政治的人。单是他跟那种人，如《新时代》的出版商苏沃林的友谊，就叫人愤慨。而现在，他完全是另一个人，那时辉映整个俄罗斯上空的革命闪电，也使得他兴奋不已。” 这期间，他正在酝酿《三姊妹》的写作。为了适应表现革命前夜国内出现的新情绪，必须寻找新的情节，新的写作风格，和新的艺术表现手法。他曾经对高尔基说：“我正在创作一部巨著，我感到现在不应该像从前那样去写，不应该写从前那些东西。应该用另一种方式，写另外的题材，写另外的具有严正、诚实品格的人物。” 6. 高尔基事件 契诃夫的必须跟恶势力，跟反动派做积极斗争的思想意识，还在90年代就已成熟。与此同时，他讨厌意志薄弱，萎靡不振的人。倾慕埋头实干，善于进行斗争的人。 在他的作品中，暴风雨临近的旋律越来越高昂，他对怀着“过200年，生活将变得更好”的美妙幻想，却不能为这个更美好的明天的到来而斗争的自己的那些主人公的讽刺更加尖刻。 契诃夫对他周围的那些言行不一，意志薄弱的人，尤其对他周围的那些高谈阔论，不干实事，性格软弱的知识分子感到痛心。他一方面责备他们，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责备得更尖刻。但同时仍然跟他们在一起，希望他们变好。所以他不仅批评那些人的弱点和缺陷，而且努力激发他们心灵中美好的一面，使他们相信自己，相信光明的未来。他这种想法总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反映出来。 契诃夫对自己笔下的那些主人公感到气恼，他们只是奢谈暴风雨和幸福美好的生活即将到来，但是他们不了解斗争的道路，不了解通向未来的道路。 他不光是给以嘲讽，而更主要的是号召他们抛弃软弱性，去寻找这种道路。 契诃夫在几年时间里，在身体非常虚弱，越来越离不开手扶椅，经常过着病榻生活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以对革命即将来临的信念，以新的艺术思想和无比坚强的毅力，创作了《三姊妹》《未婚妻》和《樱桃园》这些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 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他的政治思想倾向外，契诃夫对当时现实的政治斗争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又表现出鲜明的态度，而且付之于行动。 那些年头，俄国社会生活中，接连发生了预示着革命风暴临近的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 政府当局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手段。1901年1月，基辅大学学生被判处充军。沙皇政府这一反动措施导致了2月和3月彼得堡学生的两次罢课和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3月4日，游行队伍到达喀山教堂附近时，惨遭政府当局的野蛮镇压。继而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在逮捕者当中还有高尔基和俄国数学家波谢。 获悉这一惨痛消息以后，契诃夫十分愤慨。不仅是因为他的好友高尔基遭到不幸，而主要是对俄国制度专横的、野蛮的政策的强烈不满。他越来越对政府当局采取敌视态度。作家韦列萨耶夫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他谈到普列维（沙俄内务大臣，宪兵头子）的猖狂，尼古拉三世的暴虐和愚蠢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就迸射出愤怒的光芒。” 随之而来的是“高尔基”事件。这也是困扰契诃夫的，考验他的政治立场的一个大事件。 还在1899年2月，契诃夫就和托尔斯泰、柯罗连科、诗人任姆丘日尼科夫被选为科学院荣誉院士。两年以后，即1902年2月，高尔基和著名戏剧家苏科沃·科贝林，以优美的文学创作被选为科学院名誉院士。 高尔基因参加和支持学生运动被捕以后，他的荣誉院士的选举，在统治集团内引起了不满。科学院院长以科学院的名义搞出了一个官方声明，声明说：科学院不知道高尔基在学生运动中构成了政治罪。因此，宣布选举无效。 契诃夫得知这个决定以后，感到无比震惊和愤怒。他向科学院提出恢复高尔基荣誉院士的要求。但是等了许久不见回音。他最后相信，这事已经无可挽回了。于是他想对政府当局迫害文学家的行为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他第一次在道义上感到有必要卷入政治斗争。于是在1902年8月25日给俄国科学院院长寄出了一封请求辞去科学院名誉院士的信函。 信的内容大意是：“别希科夫（高尔基）当选为名誉院士，我是第一个把他当选的消息带给他的人，我也是第一个庆贺他的人。不久以后，报上披露：由于别希科夫的政治观点，依据第1035号法令，撤销了他的当选……我认为这件事前后矛盾，与我的良心不合，我不能勉强我的良心同意这件事。 1035号法令虽然我已经研究过了，却不能使我信服。经过深思熟虑，我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我是极痛苦和令人遗憾的结论。这就是十分恭敬地请你撤销我的名誉院士的头衔。”同一天，他写信给柯罗连科，向他通报了这件事。柯罗连科完全同意契诃夫的行动，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对沙皇政府表示抗议。 契诃夫辞职的信被各秘密报纸刊载，并且很快传到国外。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赞同契诃夫和柯罗连科的行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契诃夫的声望越来越高了。他原来留在人们思想上的“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的形象，已被为祖国光明的未来，为反对沙皇政府的统治而斗争的战士形象所代替了。 7妻子和《未婚妻》 燕尔新婚给契诃夫和奥尔加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欢乐，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和苦恼。首先家庭成员主要是奥尔加跟玛丽和契诃夫母亲之间的关系不够和谐，气氛有点紧张，引起他们俩人之间的争吵。 两地分居也是他们经常赌气、争吵的原因。常常是奥尔加要契诃夫到莫斯科来，而契诃夫要奥尔加到雅尔塔去。他们都渴望过朝夕相处的完美生活，然而命运严酷无情的安排是无法违抗的。契诃夫由于久病不愈，离不开雅尔塔，而奥尔加热爱戏剧事业，丢不下艺术剧院和莫斯科。 事实上那时对契诃夫来说，奥尔加已经是他与莫斯科，与艺术剧院之间联系的纽带。如果奥尔加放弃了演员生活，这条纽带断了，他的生活就不可能更加丰富多彩。奥尔加在莫斯科的生活，在艺术剧院的生活也就是他的生活。中断这种生活，就意味着不仅使妻子，而且使他本人受到损失。 艺术剧院也不会同意奥尔加离开。因为那时剧院刚刚站住脚。剧院所取得的成绩，尤其是演出契诃夫剧目方面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成绩决定的。 他们之间都觉得这种生活暂时无法改变，都在信中表白自己没能给对方爱抚、安慰和欢乐而感到内疚。 那时，他的短篇小说《未婚妻》也动笔了一段时间。这是他探索创作新题材，新人物的阶段。但时断时续，进展缓慢，这是从未有过的，他感到焦虑。他给妻子写信说明了原委：“我一天只能写六七行字，即使我依靠写作来维持生活，我也无法多写一行。”他甚至产生了悔不该当作家的想法。然而在自尊心和坚强的毅力的推动下，他仍坚持不断地写。经过五个月的煎熬，《未婚妻》终于脱稿了。这时是1903年3月。 这篇小说描写一个名叫娜佳的姑娘，反抗舒适而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的故事。当她将被迫嫁给一个白痴的时候，愤然离家出走，到圣彼得堡继续读书，最后走上了忘我献身的人生道路。在这段时间里，那位曾鼓励她对资产阶级习俗作斗争的远亲萨沙去伏尔加河上接受马奶酒疗养，不幸死于肺结核，娜佳最后的梦想跟《三姊妹》的结局完全一致： “啊，她想，让这光明的新生活早日来临吧，到那时候，人们可以勇敢地正视自己的命运，认识自己的固有的权利，充分享受快乐和自由。” 在《未婚妻》里，表现了契诃夫对祖国即将到来的繁荣昌盛的向往，他勾画出未来生活的美丽画面：“到那时候，这儿就会有美丽壮观的高楼，赏心悦目的花园，奇妙迷人的喷泉……到那时候，人人都有信仰，人人都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小说还暗示从旧的生活过渡到新的生活，要经过变革和斗争，不是轻易能达到的。“一切事情都会改变，要紧的是叫你的生活翻一个身，其余的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 这个理想明显地表现了契诃夫的民主主义思想，而且包含着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成分。 在小说里旧的生活的荒诞、虚妄、不合理受到最后的，最彻底，最严正的批判。相信旧的生活必然崩溃，相信一种新的生活必然到来。这便是作家对于在俄国方兴未艾的革命首次作出的直接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独特的，完全不像高尔基那样，尤其不像他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海燕之歌》和《鹰之歌》那样。 《未婚妻》发表以后，社会上和评论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在高尔基住所朗读时却引起了小小的争论。有人提出：“一个姑娘不可能这样出走，投身革命的。”契诃夫回答说：“走向革命有各种不同的道路。”他认为人们走上争取祖国的自由和幸福的革命道路，不可能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人们不应忘记，契诃夫本人走的是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高尔基所走的道路则更独特。两位作家为促进革命风暴早日到来所采取的艺术手法也不同，他们作品中所描写的主人公出身的阶层也不同。而且，契诃夫也没有给自己提出描写革命斗争、英雄人物的任务。他写的娜佳是投身革命运动的普通群众。由于他在这之前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内蓬勃发展的群众运动相距甚远，所以他还不可能提出这一任务。 8. 艰苦的戏剧创作 写《未婚妻》精力耗损过大，其可谓心力交瘁了。他很想休息一段时间，恢复元气。然而，一些读者期待他写出新的引人注目的戏剧作品。他理解读者的心意，他为不能满足他的崇拜者的愿望而深感不安。但觉得自己已经跑到了终点。 奥尔加从莫斯科来信，总是要他再写一个剧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琴科也附和着奥尔加，他们把剧院的成就总是寄托在作家身上。契诃夫则漫不经心地回答说，他很劳累，缺乏精力，采访者太多了，使他得不到片刻休息时间。他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心中仍然充满创作新剧的激情。时代在呼唤着他，观众和读者在期待着他，爱妻和剧院在鼓励着他。他的责任感也使他不能放下纸笔，就此罢休。实际上他早已在酝酿写一出新剧，并积累了一些素材，只是没有告诉任何人。 还在1901年2月，《三姊妹》在莫斯科首次上演时就想再写个剧本。他写信给奥尔加说：“我经常都有为艺术剧院写一出四幕通俗笑剧或喜剧的强烈愿望。”不久，《三姊妹》在基辅演出大获成功时，他又说：“我将要写出的下一个剧本一定是可笑的，非常可笑的，至少构思是这样。”他想借此剧改变人们把他的剧本曲解为“反映俄国令人痛苦的沉重生活的凄凄惨惨切切的悲剧”的看法。契诃夫差不多没把喜剧解释为乐观向上的同义语。后来，《未婚妻》脱稿后，他想趁创作激情未消，全力写作新剧，并构思完成了剧本的主题、人物和框架，定名为《樱桃园》。 这出戏的写作对契诃夫来说，有更多的困难。它与写小说不同，剧中台词，人物对话的个性化，相互衔接，都很费脑筋，更主要的是它完全写的是新题材，新人物，所以进展很慢。奥尔加去信催促，并责备他太懒惰。他十分生气，回信说：“这不是懒惰不懒惰的问题。我还不至于变成自己的敌人，如果我精力充沛，我将不是写1部而是写25部剧本了。” 这期间，契诃夫一个人在雅尔塔，感到孤独和寂寞，很想到莫斯科去完成《樱桃园》的写作，但医生不允许他外出旅行。他便写信给奥尔加，要她请假到雅尔塔来。但奥尔加要随团去彼得堡巡回演出，脱不了身。他们俩人都没有行动自由。他只好只身一人留在海边城市。天气晴朗的时候，他便去庭院里走动，带上两条狗，查看一下树木，看仆人修剪玫瑰枝，然后坐在一条长凳上凝视大海，沉思默想。那时高尔基、布宁和库普林又来到雅尔塔，时常到他别墅跟他闲谈，为他解闷。他的情绪仍然不好，听朋友谈话总是心不在焉，脸色灰暗，神情呆滞，再没有过去的那种对生活的温馨和对朋友的热情。他给奥尔加写信，抱怨来访的客人多，呆的时间太长，他恨雅尔塔，恨那些不知趣的来访者。 这年7月契诃夫和奥尔加在一位好友的位于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里度过了两个月后，回到了雅尔塔，又开始紧张的写作。他决定10月份完成《樱桃园》，以便在下一个戏剧节上演。 雅尔塔这时正是明媚的春天，别墅里到处花团锦簇，姹紫嫣红，丽日临空，海风习习。但家庭中却没有春天那样和谐优美。奥尔加任意支配着丈夫的生活，命令他每天换衣，监督他的饮食，强迫他每天洗一次冷水浴，断言冷水浴可以使他身体强健。玛丽和母亲总是以责备的目光注视着这种温和的家庭。奥尔加则向契诃夫抱怨，说她一来就有那么多的麻烦事。 艺术剧院不时给奥尔加写信，询问剧本写作进展情况。奥尔加不仅在日常生活方面指挥契诃夫，而且总是站在他身后，督促他写作，唠叨艺术剧院秋季要上演。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琴科自然能体谅契诃夫带病写作的艰难，为他忧虑。但一想到剧院的命运，他们只顾考虑剧本了。他们认为艺术剧院也是契诃夫的剧院，没有他剧院就无法维持下去。 契诃夫写信给剧院表示歉意，说剧本还未写好，进展很慢，原因是自己懒惰，天气诱人和主题困难，而丝毫没有提及健康原因。而这时他的病还在恶化，身体继续虚弱下去。奥尔加走后，有时竟两三天卧床不起，不能动笔。 一俟稍微轻松一点，他就硬撑着提起笔来。但每天仍只能写几行字。他给奥尔加写信说：“我很拖拉，实在拖拉，正因如此，我才觉得写剧本真是一件庞大工程，它使我恐惧，我简直无能无力。” 9. 戏剧创作的顶峰 10月12日，契诃夫终于舒了一口长气，并立即写信给奥尔加：“呜啦！ 亲爱的小马，我们长期的苦难终于看到了尽头，剧本脱稿了，明天晚上，最迟不过14日上午，就能寄到莫斯科。”并兴奋地补充说：“亲爱的，写这个剧本真不容易啊！” 剧本寄出以后又产生了那种新的盼望演出的焦急心情。首先是剧院对剧本会有什么样的反映。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5天以后，终于盼来了丹琴科的电报，电报称《樱桃园》是他最优秀的剧本，也是最新颖、最有特色、最富诗意的作品。随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拍去电报，说：“这个剧本比你写过的所有优秀的作品更胜一筹。谨向天才的作者致以衷心的祝贺。” 这个剧本之所以说是最新颖、最有特色、最富诗意，是因为低沉的悲剧主题和轻松的喜剧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它与契诃夫的其他剧本相比，这出戏更缺乏情节，但却产生出悲剧性的紧张气氛，寓意深刻、冷漠无情的日常对话的魅力深深打动了观众，他们不再希望出现任何新的，甚至担心发生什么突然事件打扰外省生活的宁静，都有一种“但愿樱桃园不要被卖掉”的心情。 剧本是讲一座古老的庄园，庄园主人濒于破产，宅地将被剥夺，而她（他） 们却各自沉湎于幻想，耽于音乐，不去做任何实事以摆脱困境。剧中主要人物庄主柳博芙和她弟弟加耶夫留恋在这所乡间别墅度过的时光，留恋住房和樱花，无忧无虑，但她（他）们没有保住那般珍惜的东西的计划和行动，不愿做出任何决定，总是把不喜欢做的麻烦事推向明天，甚至不愿去看望她很富有的姨妈（只要姨妈出面，房地产就不会落入他人之手），而把希望寄托在出现一个摆脱烦恼的偶然机会上。 两位年轻人阿尼娅和特罗菲莫夫则兴高采烈地迎接樱桃园的破产。在樱桃园的拍卖最后决定之时，他们正在举行联欢会，大家把变卖财产的阴影置诸脑后，饮酒寻欢，乐而忘忧。地产的买主是一位粗暴、果断、务实的商人。 他计划把樱桃树通通砍掉，把地皮分成几块，然后盖上别墅出售。 庄园出卖了，樱桃树被砍了，过去的一切全都过去了，代替它的将是新的生活。 《樱桃园》写于1903年，比《未婚妻》稍晚，按其主题思想和格调，《樱桃园》与《未婚妻》算是孪生的姊妹之作。两篇作品都是表现对祖国的即将到来的繁荣昌盛的新生活的向往。荒诞、虚妄、不合情理的旧生活必然结束。 这是《樱桃园》对人物心理特征的描写。这心理特征既形成于这些人生活的时代，同时又说明这一时代的特点。 作家以细腻的温和的讽刺和出色的抒情方法，给全剧赋予了特别的情调。契诃夫成了抒情喜剧、社会轻松喜剧独特风格的创造者。 契诃夫和他的主人公同时感到“一切早已陈旧了，过时了”，一切都在等待着“生机勃勃的新生事物的到来”。他怀着青年人的欢乐心情，跟他憎恨的过去告别，“再见，我往昔的生活！”在《樱桃园》的结尾，年轻的阿尼娅的欢呼声，也就是年轻的俄罗斯的声音，契诃夫的声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八章 樱桃红了，巨星殒落了 1904年，俄国整个社会处在动荡不安之中。日俄战争正烽火连天地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日益临近，作为革命前奏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契诃夫的思想处在极度兴奋之中。作为一个爱国者，他竟然想“投笔从戎”，以医生的身份，去前线为俄罗斯的光荣尽自己的一分职责。 时代在前进，生活在更新，契诃夫一心要跟上历史的步伐。然而疾病无情地把他的命运跟床榻连结在一起。他渴望的祖国新貌，他向往的美好生活已经指日可待了，而他却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和世界永别了。 1. 回莫斯科去 剧本《樱桃园》受到艺术剧院“不寻常的成功，辉煌的胜利”的极高的评价，使契诃夫的焦急不安的心情稍有些缓解。但他仍然不放心，主要是剧院对他剧本的总的理解、演出日期和演员阵容。 他很担心，由于自己远离莫斯科，他的剧本会不会被别人得出错误的理解而搞得面目全非。演出的成败对他有着直接的影响，但他又不能参加上演前的准备工作，这怎能不叫他焦急呢？他在给奥尔加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信中，表明了自己对导演、布景和人物心理分析方面的意见，并提出演员阵容的建议名单。但他也知道，如果他不在场，别人是不一定听他的建议的。 契诃夫急于要去莫斯科。但是，医生阿尔特舒勒再次命令他取消一切活动，因为他的身体健康急剧恶化，穿衣都累得气喘吁吁，一件大衣穿在身上都感到难以支撑。在花园里走上几步就会气喘、耳鸣、心跳，只得停下来。 坐下写作，时刻要停笔，胸部被咳嗽震得像要破裂一般。进餐时，一看见食物就恶心。 奥尔加的来信，除了戏剧演出，老是“保重身体、遵守饮食制度、严格注意卫生”之类老话，使他大为恼火。他多次给奥尔加写信“……我只想去莫斯科，并一直等待着你的批准，亲爱的，让我离开这里吧。我现在感觉良好，只是肠胃不适。”“快点让我去莫斯科，伴随在你身旁，我是结了婚的人，自然希望见到自己的妻子，你能理解吧。我只等你下达收拾行装的命令，然后就去莫斯科。回莫斯科去！回莫斯科去！这不是三姐妹的话，而是你丈夫的呼声。” 奥尔加终于同意了他的要求。1903年12月2日契诃夫没有征求阿尔特舒勒的意见，就偷偷地急匆匆地起程上路了。当阿尔特舒勒医生得知自己的病人匆忙走了以后，心急如焚，高喊这是自我毁灭。而契诃夫根本没有去考虑自身的后果，他只有一个想法：回莫斯科去，回即将上演他的《樱桃园》的艺术剧院去，回他朝思暮想的妻子身边去，他要跟他们一道做出自己对文学的最后的贡献。 2樱桃红了 契诃夫到达莫斯科之后，立即参加了《樱桃园》的彩排。正如他所预料的，剧院在对剧本的精神实质理解方面发生了根本分歧。契诃夫多次申明他写的是一出喜剧，甚至是一出“笑剧”，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则认定是一出社会悲剧，认为剧本再现了农村小贵族阶层在新兴的庸俗的顽强而又胆大妄为的资产者面前日益走向没落的悲惨结局。他认为此剧的表演“不应该让人发笑，相反，应该让观众哭泣”。契诃夫生气了，他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解释自己的构思和剧本内在的精神实质，但后者全然不予理彩，仍照原来的情调上演。 在彩排期间，契诃夫参加了剧院的新年宴会。宴会结束后，人们把桌椅拉开，开始跳舞。奥尔加穿着华丽的服装，袒胸露背，一阵风似的卷入了旋转的人群。高尔基和契诃夫坐在一旁。契诃夫不断逗乐，高尔基大笑不止，以至二人都咳嗽起来。契诃夫微笑说：“人们也许会说，两位作家彼此用有滋有味的咳嗽愉快地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樱桃园》的首演被定于作家诞辰的前夕，1904年1月17日。莫斯科文艺界和艺术剧院早就计划举行契诃夫创作25周年纪念活动。正巧1月18日又是契诃夫的44岁诞辰。于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决定把三大活动——《樱桃园》首演式、作家诞辰和从事创作25周年结合在一起进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还有一个意图，即借助两个活动，为首演式增添光彩，因为他担心演出不能收到所期望的成功。 确定的日期临近了，需要考虑庆祝会的开法和给契诃夫赠送礼物的事。 这是一个难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派人跑遍了所有的古董商店，但是除了华美的刺绣和珍贵的纺织品外，一无所获，只好用刺绣品做一个花环送给他。 契诃夫不无责备地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你听着，这是一个奇妙的东西，应该把它放到博物馆去！” “安东·巴甫洛维奇，该送什么才好，请你指教？” “捕鼠器！”他想了想，严肃地回答。“你听我说，应该把老鼠消灭光。” 这时他哈哈大笑起来。 “你看，这是艺术家柯罗送我的最好礼物！好极了！” “什么好礼物？” “钓鱼竿！” 这样，送给他的别的礼物，他都不满意，而且有些礼物由于比较庸俗很使他生气。 “那究竟送什么呢？送只银质钢笔或古老的墨水瓶？” “灌肠管，我是医生，你该明白，或者一双袜子。我的妻子是演员，她不能照管我，我穿的袜子破烂不堪了。‘你听着，亲爱的，我的右脚趾都露出来了。’我对她说，‘左脚上的袜子也差不多了’。”契诃夫开着玩笑，又高兴地大笑不止。 然而偏偏在庆祝会上他没有显露出高兴的样子来，好像预感到自己已临近末日。《樱桃园》首演式开始，第一、二幕演出的效果都很好，第三幕接近结束时，契诃夫被请到台上。喜剧演员和莫斯科主要文学团体的代表都已聚集到那里。 他站在第一排，眼前的大厅里座无虚席，人们向他狂热地鼓掌欢呼。庆祝仪式开始了，首先是赠送礼品、花束和花环，接着是致祝词。记者、演员和文学社团的代表先后发言，极力恭维这位怕人称颂的作家。从全俄四面八方送来的贺信和贺电，也在会上宣读，称誉他的作品的永恒的意义，以及他对俄国文学和俄国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 契诃夫站在台口，聆听着人们的发言，他脸色苍白，面无血色，抑制不住地咳嗽，在强烈的灯光照耀下，他显得手脚无措。观众向他呼喊，请他坐下，可是契诃夫皱了皱眉，继续站着，一直到庆祝会结束。这种庆典竟然是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曾经善意地嘲笑过的那类庆祝会，现在他亲自来接受这种庆贺，不能不觉得有点滑稽。 一位文学家开始发言，他用《樱桃园》第一场加耶夫祝贺一个旧柜子的那些话致祝词，文学家把“柜子”换成契诃夫的名字：“最尊敬的和十分敬爱的，祝贺你……”契诃夫瞟了一眼加耶夫扮演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嘴角上掠过一个诡谲的微笑。那些颂扬备至的讲话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当最后一次喝彩结束时，契诃夫已疲惫不堪，他连一句感激的话也没有说就离开了。 庆祝会开得很隆重，但是给人留下了沉重的印象，好像有点举行葬礼的气氛，大家的心情都很忧郁。 3. 巨星殒落 1904年的春天来到了，《樱桃园》演出成功的喜讯，频频传到雅尔塔，但对契诃夫的身体健康于事无补。他的病更加恶化。4月20日他写道： “我又患肠功能障碍和咳嗽，而且已经持续了几周；我觉得这一切多半是此地气候造成的，这种气候我既喜欢又蔑视，就像既喜欢又蔑视那些漂亮但下流的女人一样。” 虽然病情加重但他仍像过去那样，密切注意着国内发生的事件，忧虑地关怀着日俄战争的发展。如果健康允许就赴前线当医生。他脑子里盘旋着往后的写作计划，打算写一些新的短篇小说，写个剧本和一组通俗喜剧。快到开春时，他又盼着到莫斯科郊外别墅去。 5月3日契诃夫又到了莫斯科，由于途中感冒，一下子又病倒了。经会诊胸膜炎开始加重，胃部出现了不良症状，肠道也受结核感染，医生建议他去德国巴登维勒疗养。契诃夫未提出异议。作为医生他对那不可避免的一切都清清楚楚。 随后，他与阿尔特舒勒返回雅尔塔。去国外的准备工作开始进行，订好了他自己与奥尔加去柏林的火车票。 1904年6月3日他们离开莫斯科，朋友们纷纷前来祝贺他们一路平安。 朋友们看到在短短几个星期里病人的外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使他们大为吃惊。 契诃夫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头和背靠着枕头，腿上盖着一条苏格兰毛毯。现在他已经变成一个肩膀瘦削、脸颊干瘪、容颜憔悴的小老头了。契诃夫对来看他的作家捷列绍夫伸出瘦骨嶙峋的手说：“明天我就要离去，永别了，我将死在那里。” 在巴登维勒最初几天契诃夫觉得好了一点。他给母亲和妹妹写信说：“我的身体好多了，也许再过一个星期就能痊愈。”奥尔加也充满希望，甚至有时离开丈夫外出看牙，还到弗里堡为契诃夫订做了一套白色法兰绒西服。 但是好景不长，一个星期以后，他又心情烦躁起来，要求更换环境，于是搬到了疗养地最高级的旅馆索曼尔旅馆。 6月29日契诃夫的病情突然严重发作，为了维持心脏跳动，医生给他注射了吗啡，输了氧。后来脉搏跳动恢复了正常，平安地度过了一夜。 次日，再度昏厥。 7月1日他似乎感觉好多了，心脏状况良好，整天平安无事。傍晚时分，他叫奥尔加到旅馆的花园去散散步，因为几天来奥尔加一直守候在他的床前。奥尔加从花园里回来契诃夫问她为什么不下楼去餐厅吃晚饭，她说还没有敲锣呢。其实锣是敲过了，只是他们谁也没有听见。于是契诃夫就临时编造出一个故事来。故事说，在一座新兴的水城，前来观光的有保养得很好的“殷实的银行家”和身强力壮、面色红润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去郊区游玩了一整天。晚上回来后，饥肠辘辘，食欲大振，兴高采烈地回到旅馆餐厅，巴望累了一天，可以美美地品尝一顿美味佳肴。谁料厨师失踪了，当天不供应晚餐。”他形容这种对胃肠的打击表现在那些娇生惯养、吃惯精美菜肴的人身上的情形……奥尔加经过前几天的不安以后，当时坐在沙发上，蜷缩着身子，打心眼里笑了出来。 契诃夫渐渐入睡，卧室里十分闷热。病人呼吸短促，但面部表情仍然很安然。几个小时后，刚过半夜，他就醒来了，突然要找医生，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向妻子提出这样的要求。 霎时间，奥尔加感到十分可怕，不知所措，在这样一个大旅馆里，住着的人很多，但都是陌生的，而且都入睡了。她感到孤立无援。她考虑了片刻，想起有两个俄罗斯大学生也住在这旅馆里，便赶忙去把他们叫醒。请一位去找医生，自己去准备冰袋，好放在垂危的病人的胸口上。奥尔加后来写道： “在7月闷热而宁静的夜晚，我连那位大学生跑到远处去的脚踩出来的沙沙响声都听得很清楚……” 医生来了之后，契诃夫亲自告诉医生说，他要死了，不必打发人去取氧气，说等氧气取来他已经魂归地府了。医生吩咐拿香槟酒来，契诃夫坐起来，接过酒杯，转身对着奥尔加，带着一丝苦笑说：“我很久没有喝香槟了。” 他慢慢地喝干了那杯酒，侧身向左边躺下，不一会儿就停止了呼吸……那是1904年7月2日，时钟指向凌晨3点。一只粗大的黑色飞蛾从窗外飞了进来，扑向油灯，在遗体周围飞来飞去，打破了夜晚可怕的宁静…… 医生对奥尔加说了一些安慰话以后便离去了。夜显得更加寂静而闷热，突然发出一声巨响，把奥尔加吓了一跳。原来是那瓶没喝完的香槟酒的瓶塞蹦了出来。……黑色夜蛾又飞出敞开的窗户，消失在闷热的夜色中。 4. 永恒回忆 黎明终于到来了，大自然苏醒了，传来了温柔可爱的像是第一支挽歌的鸟雀鸣叫声和附近教堂里的琴声。奥尔加目瞪口呆，两眼盯着丈夫那安详微笑的面孔，好像他已经看破了红尘。她写道：“他再也听不到人世间的任何声音。没有日常生活的喧闹，只留下逝者的美德、宁静和崇高的形象。” 过了几天，契诃夫的遗体才转运到莫斯科。那天，许多人聚集在尼古拉车站迎候护送契诃夫遗体的列车，他们中有契诃夫的朋友、大学生、教师、演员、文艺界人士。高尔基站在迎候人群的前面。 遗体到达以后站台上军乐队奏起了哀乐。送葬队伍逐渐形成，跟着灵车前进。人们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契诃夫的葬礼要奏军乐，但又觉得这给送葬队伍增添了庄严气氛，未予分辨。走了一段路后，他们才发现他们跟随的是凯勒尔将军的灵柩，他在日俄战争战场上战死了，他的遗体与契诃夫的遗体同时抵达车站，发生了一场误会，弄得大家啼笑皆非。 葬礼于7月9日举行，安葬在新处女修道院，墓穴安排在他父亲的墓侧。 契诃夫的母亲、妹妹和妻子悲痛万分。当棺材放入墓穴后，人们安静下来，大家唱起安魂歌《永恒的回忆》，每人往灵柩上撒一把土。接着开始填坑，鲜花和花圈堆满了墓穴，契诃夫就在这花海之下永远长眠了。 第二天黄昏时候，亲人们、朋友们去契诃夫墓地做礼拜。坟墓上空，老菩提树静悄悄伫立，在阳光下显示一片金黄。契诃夫的母亲、妹妹和妻子奥尔加的说话声里带着平静的温柔的悲痛和哀伤，所有到场的人的心里都充满深刻的怅惘。契诃夫的母亲在玛丽和奥尔加的搀扶下，绕着坟墓走了一圈，向儿子再一次告别。这时作家库普林走到她跟前，默默地吻了她的手。她用疲倦的微弱的声音说：“安托沙离去了，这是我们多大的不幸啊！” 是啊，不幸是巨大的，不仅对契诃夫的家里人，对全俄罗斯和全国人民也是巨大的不幸。然而这种不幸的悲伤虽然是很深沉的，但终归会过去。而作家的名字、他的作品、他高尚的品格将是永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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