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 第一章 声名显赫 引言 司各特，（walterscott1771—1832）英国小说家、诗人。1771年8月15日生于爱丁堡的苏格兰古老家族，父亲是律师。他曾在父亲的事务所当见习生。1789年入爱丁堡大学攻读法律，1792年毕业，成为律师。 假日常去苏格兰偏僻地区搜集历史传说和民间歌谣。1799年被任命为塞尔寇克郡副郡长。1802—1803年，他搜集整理的3卷《苏格兰边区歌谣集》出版，引起了广泛的注意。1806年被任命为爱丁堡高等民事法庭庭长。1805年，第一部长篇叙事诗《最末一个行吟诗人之歌》问世，给作者带来了声誉。这部长诗通过两个苏格兰世家之争，表现了16世纪苏格兰封建贵族的生活。1808年，长诗《玛密恩》出版。它以1513年英格兰和苏格兰进行的弗洛登战役为背景，描写英国贵族玛密恩使用诬陷手段夺取贵族拉尔夫的未婚妻，最后阴谋暴露，玛密恩在弗洛登战死的故事。 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司各特最优秀的长诗。他的脍炙人口的长诗《湖上夫人》（1810）叙述中世纪苏格兰国王和骑士冒险的事迹，描绘了苏格兰的自然风光。司各特的长篇叙事诗采用历史事件或民间传说作为题材，有丰富的想象和较高的艺术技巧，但也流露了对封建王朝和骑士理想的同情。 1814年，司各特匿名发表一部历史小说《威弗利》，描写1745年詹姆斯党人起义的历史事件。他赞扬热爱自由的苏格兰山地人民的斗争，同时指明了苏格兰落后的氏族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冲击下必然衰亡的命运。这部小说深受读者的欢迎，司各特便用“威弗利作者”的化名接连写了许多部历史小说，直到1827年才公开承认自己是这些小说的作者。 司各特有不少历史小说取材于苏格兰的历史，其中最优秀的除《威弗利》外，还有《清教徒》（1816）、《罗布·罗伊》（1817）和《米德洛西恩的监狱》（1818）等。《清教徒》描写1679年苏格兰清教徒反抗英国当局的迫害而爆发起义的事件，作者歌颂起义群众的自我牺牲精神，揭露统治阶级残暴的镇压，但多少也丑化了起义的领袖，把他们写成失去理性的宗教狂热分子。马克思曾高度赞扬这部作品。 从1819年起，司各特创作了取材于英国和欧洲历史的小说，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艾凡赫》（1819）和《昆丁·达沃德》（1823）。《艾凡赫》生动地表现了12世纪英国“狮心王”理查在位时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揭露了诺曼贵族的骄横残暴和撒克逊劳动人民的苦难。但作者把“狮心王”理查写成是缓和民族矛盾的英明的君主。《昆丁·达沃德》写15世纪法国国王反对封建割据、建立中央集权的斗争。司各特认为路易十一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的行动具有进步意义，但并不掩饰他在消灭封建诸侯时的狡猾和残忍。路易十一是司各特笔下最为鲜明生动的形象之一。 1825年，司各特的出版社合股人破产，为了偿还巨额债务，他加紧写作小说，因此后期的历史小说显得草率。他的健康也因此受到损害。 1832年9月21日于阿伯茨福德去世。 司各特的作品有7部长篇叙事诗，27部历史小说，一些中、短篇小说，以及历史著作和传记，如《小说家列传》（1821—1824）、《拿破仑传》（1827）等。司各特最大的贡献是他的历史小说，它们像一幅幅巨大的历史画卷，把从中世纪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社会生活包罗无遗。不同时代的风貌和社会习俗，各个历史时期宗教、民族、阶级的斗争，都被生动地描写出来。他还善于表现普通人民在历史运动中的作用和历史发展的趋势。他笔下出现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劳动人民的形象。但他着意刻画的人物往往成为体现骑士理想和妥协思想的苍白的工具，他写的下层人民的形象反而生动、丰满。他对历史进程持保守观点，鼓吹用妥协办法调和社会矛盾。在揭露苏格兰人民所受的民族压迫时，又美化了苏格兰古老的宗法制社会。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丰富和发展了19世纪的欧洲文学，对英国的萨克雷、狄更斯、斯蒂文森，法国的雨果、巴尔扎克，意大利的曼佐尼，俄国的普希金，美国的库珀等，都产生过影响。 倘若我们像瓦尔特·司各特本人那样对他的祖辈感兴趣。我们只限于重复一下他自己的一段话。1820年，宗族纹章院请他概述一下他家族的显赫历史，他说：“这很容易，两个王国合并以前，我的祖先和边区其他绅士一样，300年间一直都是以杀人越货、偷盗抢劫为生；从詹姆士一世登基到革命之前，他们在受上帝保佑的国会军队里混饭吃，也就是伪装虔诚，唱唱赞美诗之类；在斯图亚特王朝末期，他们既迫害别人，自己也遭到排挤；他们打猎，喝红葡萄酒，发动骚乱或进行械斗，直到我祖父和父亲的时代。” 他自己一生比放荡落魄的祖先更富有浪漫色彩。司各特在他的《日记》里曾勾勒了自己54年的坎坷生涯：“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啊！起初我是一个无人关怀、学业未竟的人，满脑子古怪糊涂念头，在社会上也长久不受器重。但是我终于闯出来了，向所有认为我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空想家的人显示了自己的才干。有两年我的心灵受到了创伤，后来创伤愈合了，可是痕迹将会终生留下。我几度由富变穷，濒于破产的边缘，但每次都绝路逢生，找到了新的、似乎是取之不竭的财源。现在我正受到种种虚荣心的困扰，甚至不能自拔。” 他对自己血管里流的“蓝血”并非毫不介意：他出身于巴克柳家族，与边区的名门默里、雷泽福德、斯温顿和海利伯顿等家族是亲戚。但他引以为荣的却是把自己的家族追溯到边区民族的领袖——盗匪、酒徒和奸诈亡命之辈，他们的功勋保证了他继承族徽的权利。 他父亲也叫瓦尔特·司各特，是一个农场主的儿子，一个性格异常独特的律师。他恪守原则，极端诚实，以至很多主顾从他身上赚到的钱，比他由于维护他们的利益而挣得的报酬还要多。他承办他们的案件时热诚慷慨，常常为此而负债累累，但也常常忘记偿还。他纯朴率真，没有把文书字据保存得井井有条的习惯。在他死后，为了清理账目竟用了15年的时间，而许多债务最终也未能偿清。他的孩子们很不走运，因为他是一个笃诚的加尔文教徒，每星期日都要叫他们斋戒。他举止拘泥古板，但习性温和平静，喜欢把读圣经和参加葬礼作为消遣。他对所有的远房亲戚都记得清清楚楚，惟一的目的就是不错过为他们送葬的机会。这些葬礼有时候他亲自主持，有时甚至连费用都由他开销。他的妻子安娜，爱丁堡大学医学教授约翰·雷泽福德大夫的女儿，是一个娇小、质朴和性格开朗的女人。她喜爱诗歌和各种历史掌故。在儿子瓦尔特已经闻名遐迩时，她仍旧称他为“瓦尔特，我的小羊羔”。瓦尔特对母亲忠诚不渝。母亲生命垂危时，他曾满怀赤子之情谈到她：“没有比我的母亲更慈祥的人了，如果说，我在这个世界上取得了些许成就，那么首先要感谢她从一开始就给我以鼓励，并且自始至终关心着我的事业。” 农场主的儿子和教授的女儿于1758年举行了婚礼，他们在一条肮脏狭窄，名叫锚尖的小巷里安了家，后来迁到爱丁堡中学附近的同样不整洁的学校街。律师收入丰裕，他的妻子接二连三生了十个孩子，其中六个幼年夭折，这在当时来说也超过了平均死亡率。深感悲痛的父亲于1773年至1774年间在乔治广场绿茵小道附近找了一块环境比较好的地方盖了一幢房子，在这幢房子里又有两个孩子出世。我们的瓦尔特排行第九，他于1771年8月15日诞生于学校街。两年前的同一天，由于命运的作弄，一个名叫波拿巴·拿破仑的男孩在科西嘉岛呱呱坠地，后来他在历史上将如我们叙述的这个苏格兰孩子在文学上那样留下深深的痕迹。头几年看来，瓦尔特似乎不会活得太长：他不断遭受无妄之灾，病魔缠身，而药物和治疗方法比疾病更有可能夺走他的生命。 他的第一个保姆患有肺结核，她隐瞒了真情。幸好她被及时发现而解雇了，否则孩子难逃厄运。小瓦尔特一岁半时就表现了独立的精神，一天夜里，他从保姆身边跑掉了，好不容易才把他抓住，尽管他又哭又闹，还是被按回到床上。当时他正长臼齿，烦躁吵闹，第二天清晨他发了高烧。他在床上躺了三天，那时才发现，他的右腿不能动弹了。请来了医生，起初用的是当时的治疗办法：敷贴斑蝥硬膏之类。后来按照外祖父雷泽福德大夫的建议，将孩子送到了凯尔索附近桑迪诺庄园祖父罗伯特·司各特那里，指望清新的空气比药物对孩子更有裨益。 他被托付给保姆照管，这个保姆各方面都很合适，只是由于爱情的不幸而有点神经异常。她渴望在爱丁堡同情人相会，可是为照顾小瓦尔特她不得不懊恼地到乡下去，因此对孩子恨之入骨。她觉得只有除掉这个眼中钉才能获得自由。于是有一天，她把沃蒂带到池塘边，将他放在帚石南丛中，抽出了剪刀，多亏小沃蒂甜甜的一笑使她打消了剪断孩子喉管的可怕念头。她回到庄园向管家表示忏悔，于是她立即获得了求之不得的自由，而付出的代价比她原来打算付出的要小得多。 庄园里的人们并没有满足于乡村新鲜空气的治疗作用。有人建议，每次桑迪诺宰羊时，将赤身的沃蒂用还冒着热气的羊皮裹起来，刺鼻的膻腥味和身子贴着一种粘糊糊的东西的感觉给他留下了“第一次对人生的体验”。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记得三岁时裹着羊皮躺在地上的情景。祖父在一旁想方设法哄他爬动，另一个上了年纪的亲属跪在地毯上拽动一只表的链子，想诱使沃蒂去够表。他得的是小儿麻痹症，致使他右腿肌肉萎缩，终生跛足。但是在孩子为疾病而苦恼的时候，桑迪诺洁净的空气，以及祖父的善良和耐心都显得特别可贵，并且很快就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每逢天气晴朗，家里人就把沃蒂带到户外，托付给附近山岗上的牧羊人照管。沃蒂一连几小时地躺在草地上，在羊群中间翻滚，家里人对沃蒂长久不在庄园也习以为常了。有一次突然雷雨交加，家里人才想起沃蒂还在外面。珍妮特姑姑赶紧冒着滂沱大雨去寻找这个孩子，她看到他仰面躺在草地上，天空每有一次闪电，他都高兴地拍着小手，还大声嚷着：“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他慢慢地又学会了支配身躯，先是学会了站，后来又学会了走和跑。 珍妮特姑姑给他读过一首古老的民谣，他记住了其中很多段落，本地神甫谈话时，沃蒂经常打断他的话头，起劲地背诵。神甫发火了：“在这个孩子面前谈话要有压倒炮声的劲头才行。”祖母向他讲述边区发生的种种事情，有可笑的，也有一本正经的。冬天的夜晚，他谛听歌谣和关于他的祖先及其他好汉的传闻轶事。他们的所作所为同罗宾汉及其快活的伙伴们的行当相去无几。在他三岁时发生了美国独立战争，他对这场战争表现了强烈的兴趣，等待着叔叔罗伯特·司各特船长给他们带来每周战报，盼望听到打败华盛顿的消息。冬天就这样悄悄地流逝，小沃蒂积累了知识，也增强了体力。他的记忆力惊人（童年的往事一直记忆犹新），又富于幽默感，他的幽默感在别的孩子刚懂得什么叫可笑和逗乐的年龄就表现出来了。成年以后，他还回忆过祖父讲述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未必适合写进儿童读物。故事说的是一个士兵在普雷斯顿战役中受了伤。敌人的炮弹将一小块红呢子打进了他的胃里。伤势痊愈后，有一次他大便时将这块呢子拉了出来。这事恰巧被一个同他一起被俘而被剥光了衣服的苏格兰士兵看见，倒霉的苏格兰人就央求这个士兵做做好事，再使点劲多拉点呢子出来给他做条裤子。 沃蒂的健康状况全面好转，于是大家盼望他的跛足也能治好。他被带到凯尔索去进行电疗。他一面接受电疗，一面背诵那首民谣。医生发现他的发音不太清晰，当即用柳叶刀治好了这个毛病。这个医生还建议带孩子到巴斯去用温泉治疗跛腿，真心实意的珍妮特姑姑在沃蒂4岁那年带他上路了。他们在海上航行了12天。 途中他们在伦敦作了短暂的停留。孩子被带去看了伦敦塔、威斯敏斯特教堂以及其他增长见识的名胜古迹。这些都使他心醉神迷，25年以后他旧地重游时，连自己也感到奇怪的是，他居然还能准确地回忆起昔日的景象。他们在巴斯住了一年，小部分时间在预科学校学习英语，大部分时间用于喝一种奇怪的水和在这种水里沐浴。在这期间“最令人难忘的时刻”是叔叔罗伯特·司各特船长的到来。罗伯特船长带沃蒂到剧院去看了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那天晚上的感受司各特终生难忘，直到垂暮之年还记得那神话般的一瞬间，徐徐升起的帷幕向他展现了一个新世界，一个梦幻般的，却又比他知道的真实世界更现实的世界；他还记得帷幕终于徐徐落下，他又回到不那么动人的现实中来的惆怅时刻。 他和家里人在爱丁堡乔治广场度过了1777年的冬天。他同亲兄弟们之间的差别很快表现出来。在海军服役的大哥总拿他开心：先给他绘声绘色地讲一些荒诞不经的奇遇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冒险故事，然后又把他揍一顿。二哥看来也是一个粗鲁的小伙子。惟一的妹妹脾气也很“特别”，她也时常同沃蒂拌嘴，同两个哥哥一样欺侮和讥笑他。他真正爱的只有弟弟汤姆，汤姆是一个温厚而开朗的孩子。另一个弟弟丹尼尔懒惰而讨人厌，沃蒂无法同他正经相处。同他们在一起沃蒂感到孤独，这主要是由于他的跛足。男孩子像野兽一样，是不会怜悯残疾人的。他们对当时已表现出智力优异的沃蒂更是加倍残忍。身体的缺陷使他感到痛苦，他在晚年曾举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自己童年的痛苦，由于他不会怜惜自己，所以不难想象他在童年时代有过多少类似的经历：“在一个斜坡面前，保姆一面埋怨我无能，一面粗鲁地拽着我的手，把我从石头台阶上拖过去，而结实的兄弟们却叫着嚷着一眨眼就跑上去了。我忘不了压在心头的这种委屈和又气恼又羡慕的心情，我气恼自己的跛足，羡慕结实的兄弟们的灵巧自如。” 他对粗暴的回答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五岁时脾气就十分急躁，有一次沃蒂在赖伯恩的一座古老庄园莱萨登做客，庄园里组织了围猎椋鸟，因为椋鸟闹得大家不得安宁，以至非消灭它们不可。一个仆人逮了一只小椋鸟给这个“跛足孩子”。沃蒂把小鸟喂养得很好，突然这只小鸟被庄园主人看见了，他拧断了小鸟的脖子。沃蒂像一头野猫似地扑了过去，用力卡住了庄园主人的喉咙，好不容易才被人拉开。 到过乔治广场他们家的一位女客人证实沃蒂聪慧过人。他给妈妈和这位客人带表情地读了一首叙事诗，一边读，一边议论诗的内容。最后他停下来说：“这首诗太伤感了，我给你们读一首轻松点的吧。”女客人提议聊一聊，她从沃蒂的谈话中发现，他对弥尔顿的《失乐园》简直入了迷。他的另一个爱好是阅读蒲柏翻译的荷马史诗。一个六岁的孩子竟能阅读荷马和弥尔顿的诗文，这说明他的阅读能力多么惊人。然而，大人们还是认为他不能真正理解伟大演员的表演艺术。有一天晚上，家里人都换上礼服准备去戏院看戏，有人提议带沃蒂去，妈妈却反对说： “不要带他去，他欣赏不了非凡的加里克的出色表演。”沃蒂听了这种不公正的话感到愤愤不平。 后来沃蒂又被送到桑迪诺去了，他非常高兴。这里为他对边区民谣和传说，对苏格兰历史和昔日的英雄所表现的热情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从斯玛尔戈姆城堡（离庄园半公里）的塔上可以眺望经历过无数次战斗的战场，清晰地展现在他面前的这片土地后来激励他创作了大量作品。 蒂维奥特河和特维德河谷地，哈登和赖伯恩司各特家的庄园，德赖堡和梅尔罗斯修道院，埃尔登的山岗，拉马摩尔，加拉河、艾特里克河和雅罗河边的山丘、远处的切维厄特丘陵——每一座山岗都有自己的掌故，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歌谣，每一座城堡都有自己的秘密。若干年后，这个正登上山岩而流连忘返，或者是谛听着壁炉烟囱里呼啸的风声而心荡神驰的跛足男孩将对桑迪诺作出偿还，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把苏格兰描绘成充满浪漫气息的地方。 七岁的沃蒂同珍妮特姑姑在普雷斯顿住了几个星期，每天洗海水澡。这几个星期同桑迪诺一样，对他以后的生活产生了强烈影响。姑姑在普雷斯顿租了一所房子，沃蒂从那里可以到沙滩去玩耍。他在草地上摆贝壳，在水洼里放小船。他还遇见了一个小姑娘，他们一起做有趣的游戏，这是一个面容娟秀、性格开朗的女孩子，沃蒂喜欢她。他在50年后重游旧地时写道：“我当时还是个孩子，没有拜伦在这个年龄时深受其折磨的那种激情，但是对我童年可爱女友的回忆宛如清晨梦幻般的清新晶莹。” 星期日给无忧无虑的生活蒙上了阴影，每逢这一天就得坐在教堂里昏昏欲睡地听着神甫讨厌的说教。而平时，他或者同自己美丽的女友玩耍，或者兴高采烈地同两个大朋友做伴。其中一个是退役中尉，他靠半份津贴生活，常常独自一人在“练兵场”（这是他给水洼边的一小块平地起的名字）操练步法。大家都称呼他戴尔海特上尉，他谈的几乎全是自己在德国战争中的战功。他的这些老生常谈邻居们早已听腻了，他也觉察到自己的听众越来越少。因此，获得这样一个虔诚的新听众时，他欣喜若狂，而对他们年龄上的差异并不介意。他们经常倾心交谈，这种谈话本来可以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但是有一次，上尉刚刚不容置疑地证明了柏高英远征队一定会大获全胜，沃蒂却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说柏高英将军会把美国战争也给输掉的。柏高英将军在萨拉托加被俘的消息使他俩的关系冷淡下来。但是，小沃蒂已经得到了足够的素材，戴尔 海特上尉的名字和他的许多性格特点在作家司各特日后的作品中得到了再现。 沃蒂在普雷斯顿的另一位朋友是父亲的老朋友乔治·康斯特布尔。 这是一个诙谐幽默又擅长讲故事的人。他在离丹迪不远有一处庄园，平时就住在那里。那时候他正“钟情”于珍妮特姑姑，总想同她接近，千方百计向她献殷勤，小沃蒂从中得益匪浅。康斯特布尔向他介绍莎士比亚，向他描述福斯塔夫及其他人物的故事，“我津津有味地设想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他们以各种不同面貌出现的场景。我至今还记得，我童年时的想象是多么准确无误。”这番话和我们现在所叙述的事情之间相隔了50年。但是毫无疑问，莎士比亚在“发现”司各特的天赋和唤醒他独特的创作天才方面所起的作用比其他任何一个作家都大。后来他在父亲的餐桌上常常见到康斯特布尔，为了感谢第一个向他介绍了莎士比亚的人，他用蒙克巴恩斯这个形象（小说《古董家》）使康斯特布尔名垂千古。 沃蒂身体结实地回到了桑迪诺，叔叔送给他一匹苏格兰种小马，沃蒂骑着它在斯玛尔戈姆山坡上驰骋，把珍妮特姑姑吓得心神不安。这匹小马有时径直跑进房子里，从沃蒂手上取东西吃。新奇的骑马出游，文学上的新天地，身体日益健壮和丰富的想象——这一切使生活变得美好，光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牢笼生活”别趣 沃蒂由补课教师补习一段时间功课以后进了爱丁堡中学。他在中学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几年的学校生活对他来说简直是浪费时间。只是同其他孩子的交往使他摆脱了拘谨腼腆。正如其他敏锐的孩子一样，他对陈词滥调的功课感到索然无味。他对被迫完成不用思考的作业十分厌恶。他从教师身上还懂得了一个道理：“每个老师都有一套催人入睡的滔滔不绝的功夫。”后来他似乎发现了一个例外，但是很快就看到并非如此，于是立即表示忏悔：“请上帝原谅我的大逆不道，以为老师还能有健全的思维。” 他在回顾往事时，曾经想过自己是否确实有过一连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不愉快的时候，最后的结论是，一生中惟一的一个长期混日子的阶段就是在学校的那几年。他对学校恨之入骨，因为他觉得在学校里过的是囚犯的生活。不过，死气沉沉的填鸭式学习生活偶尔也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譬如，班上有一个男孩子功课比沃蒂好一些，沃蒂不知为什么一心想要超过他。但是，不管怎样努力，他总是不能如愿以偿。“有一次我发现，他在回答问题时，老是摸着坎肩上倒数第二颗钮扣。我恍然大悟，只要拿掉这个钮扣，我就一定能获得成功，我用铅笔刀完成了这个恶作剧。我急切地想看到结果；嘿，结果还真应验了。当老师叫这个同学起来回答时，他习惯地伸手去摸扣子，可是没有摸到。他惶惑地瞟了坎肩一眼：扣子果然没有了。他惊得目瞪口呆，话也说不出来了。从此我取代了他的位置，他再也没能把我挤下来。我想，他大概始终没有猜到给他造成不幸的真正祸首。”司各特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事后他曾几次心甘情愿地补偿他给这位同学造成的损害，但是他却缺乏公开承认错误的勇气。“我后来同他没有什么来往，不过，还能时常见到。他在爱丁堡一个法院里谋得一个低微的职位。可怜的人！他很早就嗜酒成癖，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沃蒂没有博得老师的欢心，却很快就在同学中赢得了声誉，在天气不好不能到户外去玩的时候，他们就津津有味的听沃蒂讲故事。随着年龄和体力的增长，他的登山技巧超过了许多同学，后来成为全校最勇敢的登山运动员之一。他爬上了陡峭的九石崖（爱丁堡城堡就耸立在它上面），登上了索尔斯伯里丘陵的猫颈岩。他也参加过互相对立的孩子们在街头的厮打殴斗，他们用石块、棍棒做武器，甚至动刀子，常常打得头破血流。他还曾在乔治广场放花炮。 瓦尔特的拉丁文成绩不错：他喜欢的是语言，而不是教义。明智的父亲不大信服爱丁堡中学的教学制度，他为儿子请了一位十分认真勤勉的家庭教师，一个年轻的长老会信徒，詹姆斯·米切尔教士。他教授数学、书法、法文、拉丁文、历史和神学。少年司各特在“盟约派”的问题上同这位老师争论不休，瓦尔特维护王党分子，而年轻的教士赞成圆颅党人。米切尔很快成为司各特家的家庭牧师。每个礼拜日给他带来的乐趣，正如给这个小小的家庭教区带来的苦恼一样多。每逢礼拜天，全家就带着仆人到灰衣兄弟教堂去做礼拜，“这种场面是如此温良谦恭，常常使詹姆斯感到莫大的温暖和安慰。”晚上，司各特先生和太太带领孩子和家人聚集在客厅里。一家之主读一篇冗长而晦涩的布道词，然后又是第二篇、第三篇，同样冗长而晦涩。孩子们觉得无聊，互相拧一把踢一脚地闹着玩，也是为了不打瞌睡。长时间的枯燥无味的布道活动最后以祷告结束。星期日的食谱也是千篇一律的：第一道菜是羊头肉汤，第二道是羊头肉，羊头肉是星期六就烧好了的。瓦尔特经常在布道一开始就打起盹来，不过，在转述布道内容时，他却大大胜过自己的兄弟们。詹姆斯·米切尔对这种奇迹的解释是，瓦尔特只要“听到经文的名称和一定的题目就够了，健全的思想、记忆力和上帝赐予的才能就会使他领悟到传道者的思想。” 遗憾的是，詹姆斯本人不具备这种健全的思想。当蒙特罗斯缺少一个神甫时，瓦尔特的父亲将他推荐给市政会议。米切尔接管了其中一个教区，本来他可以终生在此供职，但是过度的宗教狂热却妨碍了他：他试图禁止这个港口城市的海员星期日出海。而海员们认为在主的休息日出海是一个吉兆，所以谁也不听他的禁令，詹姆斯只好将教区让给了别人。后来他在诺森伯兰的伍勒城一个长老会教堂中担任神甫。司各特在塑造《爱丁堡监狱》中德高望重的大卫·迪恩斯的形象时显然曾不时回忆起詹姆斯。 瓦尔特在中学临毕业时个子长得很高，身体却比较孱弱，所以在进市立公学之前到珍妮特姑姑处住了几个月。珍妮特姑姑自双亲逝世后离开了桑迪诺，在凯尔索租了一所房子。瓦尔特在凯尔索进了一所文法学校，校长是古希腊罗马语言学家兰斯洛特·威尔。他富有幽默感，但是对学生用他的姓说些语义双关的俏皮话却颇不以为然。对约拿和圣经中的鲸鱼的任何影射都会使他勃然大怒。他很喜欢瓦尔特，激发了瓦尔特对拉丁作家的兴趣。后来对司各特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还有两位在这个学校结识的新朋友，他们是当地一个商人的儿子詹姆斯·巴兰坦和约翰·巴兰坦兄弟。詹姆斯很快被瓦尔特迷人的故事吸引住了，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课余沿着特维德河散步时，他都屏息凝神地听瓦尔特讲故事。詹姆斯·巴兰坦在离开人世前不久还回忆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出色的讲故事能手。” 不过瓦尔特大部分时间还是愉快地在姑姑花园里度过的。他兴致勃勃地阅读斯宾塞的作品，初次接触了珀西《英诗辑古》中的古老诗歌。 “夏日的时光悄悄地流逝，以致我这个胃口甚佳的13岁小伙子忘记了吃饭，当有人来招呼我吃饭时，我还沉浸在想象力的珍馐美味中。我不但读了这本书，还把它背了下来，将珀西主教收集的民歌中一些扣人心弦的片断向同学和乐于听的人背诵，他们都大为惊讶。我好不容易才积蓄了几个先令，就去购买了珍贵的全套《英诗辑古》。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花在这套书上的时间和因此得到的喜悦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一本书。”司各特撇下嬉戏的伙伴，独自在那里阅读菲尔丁、理查逊、斯摩莱特的小说，朗诵斯宾塞的诗作，像古代弹唱诗人一样沉醉在对他来说是真实的那个想象世界里。 凯尔索无疑是边区最美的一个城镇，瓦尔特在这里第一次感受到可见世界的美。历史上和传说中的这些胜地早已激起了他的感情，他在想象中已经看到了过去昌盛时代的这些地方及其居民。现在，除了历史和神话的浮想以外，他又领略了自然界的神奇魅力，而这两者——美妙的 景色和古代遗址——交相辉映，使他产生了“肃穆庄重的景仰之情”。 1783年11月，瓦尔特进了爱丁堡市立公学，不到半个学期，希腊语教师就宣称瓦尔特天性愚钝，不堪造就。这种情形是很多杰出人物都经历过的，因此可以有充分根据地这样说：一个学生如果不被教师斥为不可雕的朽木，就很可能只会成为碌碌之辈。不过，瓦尔特生来胸怀宽广，只是埋怨自己不能博得这位愚蠢老师的赞赏。天性善良和为人宽厚同他的天才相得益彰，即使他没有出众的才华，这些品质也能帮助他获得成功。 约翰·欧文是瓦尔特在市立公学的同窗挚友，他也喜爱浪漫主义的英雄故事，后来当了诉讼代理人。每星期六（假期时就更多一些），他们都从学校图书馆借书到郊外去读。为了避免别人讥笑他们的消遣方式，他们挑选人迹罕至的僻静去处——亚瑟岩、索尔斯伯里峭壁或布莱克福德山岗，在那里一起读骑士游侠小说，瓦尔特比欧文读得快一倍，喜爱的段落记得很牢，几个月以后还能整页整页地背诵。为了广泛阅读骑士故事，瓦尔特在此以前就专门学习了法语。现在两个朋友为了同样的目的又学起意大利语来了。他们的足迹遍涉爱丁堡四郊，登上了方圆十英里以内所有的古老城堡，他们一路上编造种种骑士故事，将骑士的英勇战功和光怪陆离的奇遇交织在一起。对瓦尔特来说，幻想就同呼吸一样自如，而对约翰来说，一口气爬上山坡却更为轻松。他们最喜欢漫游到罗斯林，在那里休憩一下，吃点东西，然后沿河走到拉绥德，从那里赶回家正好吃午饭。 不到一年，他因病辍学，又回到凯尔索，继续阅读自己喜爱的书籍（不包括拉丁文典籍），而且居然把希腊字母忘得一干二净。1784年年末，他祸不单行，又患了大肠出血症。治疗这种病简直是受罪。他被迫在隆冬时节赤身盖一条被子躺在窗户敞开的屋子里，放血疗法和贴敷斑蝥硬膏（当时称为起泡膏药）把他折磨得半死不活。只许他吃蔬菜，而且少到刚够维持生命。他被禁止说话，只要一张嘴，坐在床边的护士就赶紧阻止。约翰·欧文去探望司各特，同他一连几个小时地下象棋，但是，他们的主要乐趣还是一起阅读骑士小说、诗集、莎士比亚、斯宾塞的作品和古老的歌谣。维尔托的《马耳他骑士》深深地吸引了他，以致他在晚年写一部小说时突然发现，他简直是在转述46年前卧病时读过的这本书的内容。 为了进一步疗养，他来到凯尔索郊外特维德河岸边。叔叔罗伯特·司各特船长在那里买了一座名为“玫瑰岸”的精巧房子。这所房子在瓦尔特结婚以前是他的第二个家，甚至是比父亲那所房子更亲切的家：罗伯特叔叔喜欢书，能体谅侄子的爱好，鼓励他从事文学创作；瓦尔特对叔叔没有任何秘密。他在“玫瑰岸”恢复了健康，于1786年3月回到爱丁堡，在父亲的事务所里当见习生，按他的说法，“走进了没有收获，只有履历表和法律公文的不毛之地。”食古不化的事务所简直比监禁还使他厌烦，只要父亲出外办事，瓦尔特立即坐下来同其他见习生下棋。不过，他有机会抄写法院的公文，也就可以自己挣钱买书了，他有时一口气就抄120页，可以挣到大约一个半英镑。 在38岁时，他曾表示惋惜，不是惋惜用了许多年时间研究法律，而是惋惜没有用几年时间来研究古希腊罗马著作：“我会毫不犹疑地放弃我有幸得到的一半荣誉，以换取为另一半荣誉确立渊博科学知识的坚实基础。”这些话是在他开始写小说以前说的，不过，这显然也是他毕生的看法。这些话充分表现了他那股蓬勃朝气，充分表明了他是一个不停地有所追求、渴望出人头地的青年。司各特做出了明智的抉择，他选择了文学，而不是科学。他选择了文字的工作，而不是积极的行动。 至于说到行动，他曾经十分向往从军。在波拿巴称霸欧洲的时候，他曾说过：“我天生喜欢士兵，并且愿意服兵役，要不是跛足，我最称心的就要算从军服役了。”但是拿破仑东征西讨的结局使他有了另一种想法：“我年轻的时候喜欢战争，一心一意想当兵，而现在我惟一的祈祷却是：‘上帝，把和平赐予我们这个时代吧！’”他承认，从三岁起，他脑海里就萦回着隆隆的战鼓声、骑兵操练以及敌对民族厮杀的情景。 父亲事务所里的工作给他的惟一收获就是听那些参加过1715年和1745年詹姆士党人起义的主顾回忆往事。 其中有一个主顾常到乔治广场来，他特别喜欢讲故事，瓦尔特也最爱听他讲。他是一个狂热的詹姆士党人，1715年时曾在谢里夫穆尔附近打过仗，1746年参加过库洛登战役。他讲的很多事情司各特日后在《威弗利》和其他小说里都做了描绘。这个詹姆士党人使少年司各特感染上了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崇敬，而这种早年产生的好感始终没有改变。 瓦尔特初次到苏格兰山区去是为了办理法院事务，此后他一连几年都到那里去休息。第一次去时他游览了凯思琳湖和特罗萨克斯，当时他去是为了监督一些佃农执行法院裁决的搬迁。驻扎在斯特林的苏格兰山民团的一个中士和六个士兵做他的随从。佃农们都已逃之夭夭，但这次旅行瓦尔特收获很大。中士向他讲述了许多有关罗伯·罗依的故事，而使他陶醉神往的这些地方日后在《湖上美人》中得到了艺术再现。 他就这样一点一滴地为未来的写作积累了素材。在同窗好友亚当·弗格森的父亲弗格森教授家里，他有缘结识了当时的伟大诗人罗伯特·彭斯。彭斯有一双乌黑而充满激情的大眼睛，表情生动，举止稳重，外表像旧时亲自扶犁的健壮农场主，这些都深深铭刻在司各特的心里，这次会面的整个情景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当时墙上的一幅版画使彭斯感动得落泪。他问画上的题诗是谁的手笔。在座的人中只有瓦尔特一个人答得上来，彭斯向他致谢，而且看了他一眼，这使少年司各特惊喜万分。当时司各特只有15岁，但是他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彭斯对如艾伦·拉姆齐这样天赋不高的诗人的赞扬未免过分。多年之后，司各特把彭斯这种溢美之词比作“一个绝代佳人当众赞美那位还不如她漂亮，因此才更受她垂青的姑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爱情、法律和诗歌 司各特在17岁或18岁那年在凯尔索叔叔家做客期间就开始了对爱情的追求。当时的感情并不深厚，但是他的态度却是很严肃的。既缺乏经验，感情上又不成熟的少年（经验、成熟都是从生活里获得的）是否能体会到爱情，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不过，几乎所有的青年人都会把突然苏醒的性要求误认为爱情，为此他们或者诗兴大发，或者陷入失望颓唐。司各特由于跛足，在女性面前显得局促不安，但同时又很看重姑娘们对自己表示的哪怕是些微的关注。他会把单纯的同情看作好感，把好感当情，而且是双方面的爱情。凯尔索一家店主的女儿——我们只知道她的名字叫杰西——激起了他少年的爱情。 “没有言词足以表达您可爱的形象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但是我坚信，它将永远铭记在我心头”，司各特从赞美她的容貌开始表白自己的感情。接着，他说出了喜欢她的原因：“您的温柔，您的善良，您的热忱使我心中充满了从未感受过的柔情。如果我能得到您的关怀，我将无比幸福。”他们大概通过几封情书。 杰西到爱丁堡探望一个患病的亲戚时，司各特正同家里人住在一起，在父亲的事务所工作。他同杰西只能偷偷会面，因为她不能走出家门，所以他们每次见面都提心吊胆：随时都会有人到杰西房间来，瓦尔特就得赶紧回避。后来，曾经不止一次因为杰西被叫到另一个房间去，或是有人进来，瓦尔特只好长时间地躲在柜子里做诗。这种机灵的把戏有时还使他们很开心，因为瓦尔特的信里有一些诙谐的语句。“我…… 是这么频繁地向月亮这颗被歌颂得最多的天体呼吁，以至现在看她一眼都感到羞涩。我赞美夜莺的诗歌是如此之多，足够分献给古往今来的每一只飞禽。”他告诉她自己正在写“长达几百行的史诗”，把自己五岁时同姑姑到巴斯去听到的一个爱尔兰仆人讲的民谣寄给杰西。瓦尔特比杰西谨慎：“我怕您的来信被别人或者猎奇者看到，使我们忠实的爱情遇到更大的障碍，所以我忍痛将每封来信都付之一炬。希望您也这样做或已经这样做了，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幸好杰西没有烧毁信件，不然我们就会感到遗憾了。看来当时她对他的迷恋比他对她的爱情更为炽烈。她鼓励他写诗。瓦尔特的一封信开头写道：“您称赞我的诗歌习作给了我继续试笔的勇气。”这封信的结尾是这样的：“我希望，您那温柔宽广的胸怀对您可怜的‘蹩脚诗人’来说，会是他对您关怀应得的嘉奖。您的忠实的瓦尔特。” 但是，瓦尔特对她并不忠实，他变心了。杰西知道以后始终不能原谅他。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医科大学生。这个医科大学生日后一直在伦敦行医。总之，她从司各特的生活中消失了，只是在他的散文中留下了痕迹，从《尼格尔的家产》中可以看到这段爱情史的影子。 这个时期他的好朋友有查尔斯·克尔、威廉·克拉克、乔治·艾伯康比和威廉·厄斯金。前面两个人的某些性格特点在长篇小说《雷德冈脱利特》中的人物达西·抗蒂默身上有所表现。他这些朋友的个人气质和命运都迥然不同。这说明，司各特在当时就已经对各种性格的人在不同生活环境中的不同表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查尔斯·克尔同司各特一起参加了学校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组织的一个小团体“诗社”。克尔的家庭生活很不幸。严厉的父母不喜欢他，不供给他费用，还给他制造各种障碍。他欠了债，父亲不替他偿还，他愈欠愈多，为了躲债逃到了马恩岛，在那里结了婚。这桩婚事当然不会得到父母的祝福。在无力赡养妻子的情况下，他又到了牙买加，谋了个司法稽查员的差事。最后，为了继承祖辈的田庄他又回到了故乡，因为父亲终于未能剥夺他的继承权。他卖掉田庄，投身军队，当了司库员，后来又靠猎狐狸为生。他有许多子女，也都跟着他吃苦受穷。他在1821年逝世。司各特是年轻的克尔穷困潦倒时惟一帮他排难解忧的人。他从马恩岛写信给司各特说：“倘若你爱我的话，请在信里附上一绺头发，我将把它保存在我心口上。”司各特认为他是一个具有独特性格的人。 威廉·克拉克虽然不像克尔那样行为荒诞不经，但也是一个有鲜明特色的人。他热衷于高谈阔论。不管谈论什么题目，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正如他的许多同胞一样，他由衷地喜欢争论，而且要争论到对方哑口无言才肯罢休。他总是兴致盎然，幽默诙谐，敏锐直爽。然而，他疏懒成性，不论是律师事务，还是择偶成家都一事无成。他宁愿要微薄的薪水，过着单身汉的生活，而不要足以养家的丰厚报酬。他住在租赁的房间里，在饭馆和酒店里进餐，他喜欢同老太婆们一起说东道西，同挚友们一起闲聊。他不追求功名，而只想自由自在，他把自己的生活拆得支离破碎，却为许多人的生活增添了乐趣。司各特曾说，他没有见过比克拉克更有才华的人，只要他们俩聚在一起，笑语欢声就不绝于耳。 司各特同这些朋友们一起跨进爱丁堡的社交界，他们在酒宴上无忧无虑地消磨夜晚的时光，长时间地在郊外漫游。他开始注重自己的仪表（从前他衣着邋遢，现在则十分整洁），而且他发现自己的跛足并不妨碍他在舞会上获得成功：“当小伙子们竭力在姑娘们面前炫耀自己的那个年纪，我常常羡慕在舞会上舞姿优美的伙伴们，不过后来我发现在姑娘们面前我往往能凭自己的口才赢得同样的成功。”新结识的朋友比父亲事务所的伙伴同他更意气相投，他们能谈论诗歌和历史，和他同属一个等级，对生活的看法以及生活习惯同他也大致相近。因而，他同他们来往比同旧时的见习生伙伴们更为频繁，职业的选择使他同这些见习生朋友们彻底分道扬镳了。老司各特看到，瓦尔特生来不是办文牍的人。 他一方面表示愿意和瓦尔特合伙（如果年轻人同意的话），同时又暗示瓦尔特最好去研究法律。瓦尔特并没有长久地斟酌。他的几个好友都在学习当律师，共同的工作将会使他们更加接近。何况，律师的职业是可以为一位绅士增加光彩的。于是他在1789年开始学习民法和地方法，虽然他十分讨厌死背硬记，但还是专心致志地学到1792年。在这期间他每天清晨都步行两英里，在七点以前把克拉克从床上叫起来学习。最后他们两人都通过了考试，被允许开业。 不过这些年的光阴不仅用在工作上，他们还常常到郊外凭吊古城堡和战场，有时还同朋友们在酒馆里长时间地畅饮交谈。不过，司各特不是一个放浪形骸的人，他虽然喝得也很多，但只是为了助兴和出于逞能。 “扑朔迷离的幻想像香槟酒的泡沫一样在我脑海中涌出，它们是这样诱人，这样令人陶醉和这样倏忽即逝。”30年后，他告诉巴克柳公爵说，在他的酒友中有一个老托利党人，他老爱唱一首关于在安娜女王时代苏格兰同英国合并之后苏格兰王室服饰的命运之歌。在这首歌里，苏格兰王权的每一个象征都受到玷污，例如，王冠变成了污水罐， 好让吃饱喝足了的小把戏南恩 用它撒尿。 王权的其它标记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同样伴随着合唱： 再见了，昔日的王国， 再见了，昔日的王国， 英国商人 贱价把你买了去—— 啊，多么阴险狡诈！ 他同克拉克及其他好友到远处去登山或是垂钓，这对他的健康十分有益。他比别人走得慢一些，但并不差，他一小时走三英里，但一天也能走30多英里。他膂力过人，早晨为了活动活动身子，他可以“单手举起铁砧”，并且很能吃苦耐劳。朋友们当时就发现了他的两个特点：倔强和喜爱独处。每次一起出游时，到哪里去他都无所谓，任何建议他都同意。不过，倘若问他有什么意见，结果又不采纳他的意见时，他就会撇下众人，独自去他要去的地方，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因为他喜欢独往独来。当他独自一人郊游的时候，常常由于沉浸在遐想中而信步来到完全出乎意料的地方。起初当他一连几天不回家时，父母老是为他担心，后来也就不在意了。“父亲为此责骂我，常说我生来就是一个行踪不定的商人。这些话是想伤害我的自尊心，但是这种前途却并不使我感到害怕。”实际上父亲是这样责骂他的：“我担心，我很担心，先生，你命中注定是一个沿门乞讨的流浪汉。” 在学习法律期间，瓦尔特每年暑假都到凯尔索叔叔家去过几个星期。晚上他往往用一两个小时打鹭鸶，因为叔叔的花园就在河边。“鹭鸶一听到枪响，就惊逃到对岸。你再放一枪，它又会跑回来，这样来回几次，它才飞起来。这是一项绝好的运动，何况打鹭鸶很不容易，鹭鸶不让人靠近。在它来回奔跑的时候，完全可以饱餐一顿醋栗果。” 他和叔叔在诺森伯兰愉快地度过了1791年和1792年夏天的最后几个星期。他们游览了罗马长城废墟，到过弗洛登、奥特伯恩、奇维·蔡斯等地的战场。不过，大部分时间他们还是用来打猎、钓鱼、徒步或骑马旅行。有一次他们到了离伍勒六英里的切维厄特中心地区的一个农庄。司各特对边界英格兰一侧村民的愚昧大为惊讶：他听说当地的牧马人和牧羊人都把给他们的信拿到区教堂，请教堂的读经员在祷告课毕后念给他们听并按他们的口述代写回信。在农庄里找不到一支笔，司各特打了一只乌鸦，才做了一支笔。叔叔喝山羊奶，因为山羊奶对健身有好处，瓦尔特发现“每天清晨6时，一个俊俏的卖奶姑娘把山羊奶径直送到买主床边”，于是也跟着叔叔喝起山羊奶来。 他对边区歌谣和德国诗歌表现的兴趣比对诉讼程序细则大得多。 1792年，克尔介绍他认识了罗斯伯克郡的代理官罗伯特·肖特里德，可是司各特并没有向他请教法律方面的问题。他想搜集民间歌谣，这些歌谣口头流传于荒凉偏僻的利底斯戴尔居民中间，肖特里德很熟悉利底斯戴尔一带的情况。司各特和肖特里德一连七年经常深入利底斯戴尔地区，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同牧羊人一起过夜，有时住在当地传教士的家里。他们两人从当地居民口中收集了很多歌词和乐曲，司各特很快就同边区居民有了共同语言，有人称他为“我们的小伙子”。肖特里德对自己的伙伴倍加称赞：“我发现他有无穷的幽默和宽大的胸怀！我们没走上十码远，就会笑声连连，互相打趣或放声高歌起来。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他都有本领同任何人接近……在旅途中我看到过他的各种样子— —惆怅、快活、严肃、轻松、清醒和酩酊大醉。” 在开业当律师的最初几年，司各特有机会不时到苏格兰山区和边区去：他同亚当·弗格森一起到过珀斯郡，重游了凯思琳湖，听了很多关于罗伯·罗依的传说和关于1715年和1745年起义的故事。他们还游历了福尔法尔郡，在那里的都纳塔墓地，司各特认识了罗伯特·佩特森。 罗伯特·佩特森自告奋勇承担了照看阵亡的盟约派战士墓的责任，后来司各特在《清教徒》第一章中使他名垂千古。然而，司各特并没有把所有的闲暇都用于搜集古老的歌谣和传说。他还是一个热心的考古家，他考察了很多古迹，甚至进行过发掘。此外他还阅读德国诗歌，同自己的朋友，主要是同威廉·厄斯金一起学习德语。确切些说，他的朋友们是学习，而他这个总是弄不清句法和文法的人，只是利用他对英语中的苏格兰和盎格鲁撒克逊方言的知识来勉强地理解德语。 加罗威的一个姓麦克纳特的神甫受到控告，控告内容包括经常酗酒和唱淫秽歌曲。司各特到加罗威收集为委托人辩护的证词，但没有发现多少有利于委托人的材料。不过，他总算证明了这个神甫在14年中只喝醉过三次，而且其中每一次说出不体面的话都完全是受酒友的怂恿。司各特为被告辩护说：“他一失去理智，就会变成一架活的机器，无法自觉地对自己言行中的过失负责，就像一只鹦鹉或者一枝自动步枪……因为一个人在醉酒时胡言乱语就说他是一个满口脏话的下流胚，就像因为一个醉酒的人神志不清而说他是白痴一样荒唐。”麦克纳特终究被开除了神职，因为道德高尚的法庭不能容忍他在酒醉时唱的两支曲子。司各特在杰德堡巡回法庭上的成绩较大，他使陪审员赦免了一个靠偷羊为生的老头儿。他悄悄对自己的被辩护人说：“算你走运，你这个骗子。” 被辩护人回答说：“多谢您的恩典，明天一早我给您送兔子去。”这只兔子大概也是从别人的地里逮来的。 有一次司各特自己成了被告。法国革命震动了爱尔兰。1794年，一群爱尔兰医科大学生常常到剧院去。他们坐在池座的后排，在奏国歌时他们大声喊叫，高唱革命歌曲，每当台上的对白具有反叛意味时，他们就齐声喝彩。他们的行为使司法人员中一些年轻的托利党人很不高兴。一天晚上，司各特和几个律师朋友来到剧院，他们带着棍棒，决心制止在奏国歌时的种种胡作非为。奏乐一开始，爱尔兰人就将帽子往头上一扣，大声叫嚷和挥动手杖。双方殴打起来，经过一场混战，打得头破血流的骚乱者被赶了出去，于是顺利地演奏了国歌。司各特和他的四个朋友出庭受审，法庭责成他们遵守社会秩序，很多朋友表示愿意为他们以后的模范行为向法庭担保。 司各特这种越轨的行为不能不使他稳重老成的父亲感到有失体面，尽管父亲有时并不那么顽鲠不化。当时父亲决定，在他去世或退休之后，将由小儿子、瓦尔特最心爱的弟弟汤姆继承他的事业。瓦尔特后来曾谈到：“我没有见过比汤姆更心地善良，比他更能谈得来的人。”罗伯特·肖特里德回忆这些年间司各特一家的生活时说：“每次我到爱丁堡他们家去，同瓦尔特和他弟弟汤姆在一起都会捧腹大笑……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汤姆更风趣的人了……这显然也使他们的父亲很开心，他纵容我们嬉笑戏谑，也常常坐在自己的圈椅里笑得前仰后合”，由此可见，老法律家随着年纪的增长，性情也日益柔和了。然而，即使他受了儿子们风趣的感染，他永远也不会改变对歪诗的看法，在他的眼里，歪诗就是懒惰、淫荡、冒渎神灵的同义词。他绝对没有想到，瓦尔特这时对诗歌的兴趣已经大大超过了法律。 瓦尔特曾向一位知心朋友说：“我终生都没有稳重谨慎地做过一件事。”而瓦尔特的父亲无论做什么事都深思熟虑，兢兢业业。我们这位轻率的诗人一夜之间就把毕尔格的叙事谣曲《莱诺勒》译了出来。无巧不成书，将这首谣曲译成法文的正是司各特的法国追随者、著名作家大仲马。司各特用凝重庄严的声调将自己的译文读给一位朋友听，他沉思片刻之后叫嚷道：“从哪里可以弄到一个头盖骨和一对胫骨？”这位朋友立即带他去见一位外科医生，司各特从这位外科医生那里得到了他所要的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此后他就把这些骨头作为德国诗神的象征放在柜顶上。后来他把自己翻译的《莱诺勒》和毕尔格的另一首叙事诗匿名发表了。书的销路并不好，大部分书都被人用做包装纸了，不过总算是迈出了第一步。司各特在暮年时说：“文学创作给我带来了乐趣，我走上文学之路几乎是出于偶然，我写作品与其说是希望给别人带来一点短暂的愉快（当然，我也不是出于相反的目的），不如说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新颖的消遣的源泉。” 不过，从20岁到25岁，司各特曾陷于远比写打油诗更为痛苦和激动心弦的事情中。1791年秋天的一个星期日，人们做完早祈祷从灰衣兄弟教堂出来向四面八方散去。天下雨了，司各特打着自己的伞送一位住在乔治广场附近的陌生姑娘回家。这位姑娘身穿绿色的斗篷，当她拉下斗篷帽子时，他被她的美貌惊呆了。此后不论天气如何，他接连几个星期日都送她回家，终于知道她名叫威廉明娜·倍尔奇。他堕入了情网，他将应该用于研究法律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在窗旁等待她的身影在街上闪过。司各特曾说，长诗《罗克比》中的玛蒂尔达是他描绘威廉明娜的尝试。可以推断，在威廉明娜身上体现了庄重和活泼的美妙结合。 她的父亲约翰·倍尔奇爵士是律师，母亲是里父伯爵的女儿。两个年轻人相识时，威廉明娜只有15岁，司各特20岁。1792年9月，就是司各特给威廉明娜打伞遮雨那天之后的整整一年，司各特从凯尔索写信给克拉克说：“在入冬前我没有希望同自己的chereadorable见面，入冬后能否见面也要看运气。”1793年游览圣安德鲁斯时，他在城堡大门旁的土块上刻下了她的名字。他在这期间勤奋学习法律，无疑是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能够挣得同威廉明娜结婚所必需的钱。司各特不久就把事情统统告诉了母亲，母亲看来又转告了父亲。当瓦尔特提出要到乡村旅行时，父亲已料到，他是去倍尔奇一家居住的金卡丁郡的费特肯，就把年轻人的感情告诉了约翰爵士。约翰爵士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但并不在意。直到1795年3月，瓦尔特和威廉明娜之间的关系仍未完全明朗。她对家里人只字不提，虽然冬天曾几次同司各特一起参加了社交活动。他告诉友人说，社交活动一点也没有改变她温顺的性格，她仍旧对父母惟命是从，不敢向他们提起他。 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使司各特备受折磨，他向威廉·克拉克诉说自己的痛苦，克拉克建议他写信给威廉明娜坦率地倾诉衷情，并且问她是否能以爱相酬。于是他给威廉明娜写了信。回信看来使司各特安了心，但是，她似乎拒绝向父亲暗示一下他们的关系。他把她的回信转寄给克拉克，克拉克也认为这封信是对瓦尔特有利的。 第二年春天他同几个朋友到了特罗萨克斯，他在那里同他们分手后独自步行到了克里夫，从克里夫骑马经过珀斯、丹迪、阿尔布罗特和蒙特罗斯。他在本霍尔姆做了短暂的停留，希望接到来自费特肯的邀请。 然而，他没有受到邀请。他灰心丧气地去了阿伯丁，“为自己幸福的憧憬笼罩着阴霾、迷雾而惶惶不安。”在阿伯丁他办了一些法律事务，并终于得到了盼望已久的邀请。他在杜诺塔尔做了些小小的发掘之后，就动身去威廉明娜家做客。 事后他曾说过，做了三年甜蜜的梦，又花了两年才清醒过来，这就是他的整个恋爱史。1796年春天到费特肯去过以后，希望很快被失望所代替。殷实的银行家之子、二级男爵封号的继承者威廉·福布斯追求威廉明娜的传闻加深了他的失望。司各特9月初从凯尔索写信给威廉·厄斯金说，他正犹豫不决，心神不定和十分颓丧，因为“枯燥的数字”（这是他对银行家的蔑称）“到费特肯去了”。月底他提到“想到他们的访问及其后果，我尽量想克制自己，可是，亲爱的厄斯金，慈悲的天父在上，这对我是多么困难啊！走吧，撒旦，走开吧！” 10月12日，他得悉最可怕的消息：威廉明娜将嫁给威廉·福布斯。 司各特的一个亲戚罗素小姐未发表的文件（保存在阿谢斯蒂尔）中有一张便笺说明，威廉明娜在同司各特见面时拒绝了他的要求，司各特告辞时把门摔得乒乓直响，声称他会比她更早结婚的。这看来是可信的，因为司各特当年的一位朋友曾谈到，司各特“性情暴躁，容易激怒”。这个打击使他非常痛苦，而且难受了很久。在《罗伯·罗依》中有一个情节很可能是写他遭到拒绝以后的心情，这就是弗兰克断定他同黛安娜势必要永远分手了的那一段描述。 突如其来的邂逅和出乎意料的痛苦分离使我惊慌失措……我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我木然地拭去泪水，它却像泉水一样流个不停，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堵住了我的咽喉和胸口——可怜的李尔的histericapas-sio；我坐在路旁，从孩提时代以来第一次这么伤心地号啕大哭起来。他很久都没有从打击中恢复过来，有一次朋友们一起进餐时，他想起了这件事，竟把手里的酒杯捏得粉碎。不过，到了1820年，即威廉明娜去世十年以后，他对青年时代的这段经历已经采取富有哲理的态度，他写道：“由初恋而结婚的人20个人里顶多只有一个，而20个初恋结婚的人中又未必有一个人是幸福的。在一生的早期，我们更多爱的是自己想象的产物，而不是现实的人。我们给自己堆起了雪人，却为雪人的融化而洒泪……” 司各特的评论者和传记作者往往夸大威廉明娜对他创作的影响，这是因为司各特自称在《罗克比》的女主人公玛蒂尔达身上描绘了威廉明娜的形象，以及渲染威廉明娜是一个顺从的女儿，她听从父母之命才选择了福布斯，然而，广为流传的那种认为威廉明娜缺少主见的说法却使人们把她同《最后一个行吟诗人之歌》《罗克比》和《拉马摩尔的新娘》中女主人公的文学形象等同了起来。司各特自己可以认为，他在《罗克比》中塑造了她的形象，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外表酷似的梦幻，是同现实人物相去甚远的、他想象力的产物。我们确信，司各特所塑造的最栩栩如生、最富有魅力的女主人公是《修道院长》中的凯瑟琳·西顿，她才最像威廉明娜。凯瑟琳也是那样既温柔又调皮，既听话又有主见，既有责任感又有点轻佻，而最主要的是，她表现了令人神魂颠倒的任性，使书中的男主人公始终因为她的态度暧味而苦恼。司各特本人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在凯瑟琳的形象上留下了威廉明娜的痕迹。这是一个可以同莎士比亚笔下人物媲美的形象，她使人联想到司各特一生中这个惟一的女子，也只有她才能激起他的灵感，写出《湖上美人》这首长诗的尾声中具有强烈感染力的四行诗。在这四行诗中，弹唱诗人向自己的风琴神告别，唱出了他经历了惟一的一场爱情悲剧后深沉的悲痛： 你曾是我甜蜜的安慰。 从忧伤的黑夜到凄惨伤心的白昼， 我都是踽踽独行，听凭命运的摆布， 哀求乞怜也不能把我挽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战功和婚事 紧张的体力活动一向被认为是医治失恋痛苦的最好办法，于是司各特投军了。法国革命以后，英国人就担心来自大陆的入侵，因此全国普遍成立了志愿轻骑兵队伍。司各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热忱都用于组织爱丁堡轻骑兵团，自己担任了军需官。他在任职期间同巴克柳公爵及其公子达尔基思伯爵、苏格兰炙手可热的人物梅尔维尔勋爵的儿子罗伯特·丹德斯、威廉·福布斯，也就是娶威廉明娜为妻的那个人，以及詹姆斯·斯金等人结下了交情。马蹄声、军刀的叮当声、响亮的口令声，这一切都使他好动的天性得到满足；尽管他也承认军需官为之操心的事情中没有多少浪漫主义色彩，他的爱国主义热忱却在行军、操练、野营和士卒友谊的气氛中大放光彩。 19世纪初关于敌人可能入侵的说法时有所闻，司各特每次都准时赶到集合地点，有一次甚至马不停蹄地跑了100英里。遗憾的是志愿兵也被用来镇压国内的骚乱，司各特对此并不热心，因为这种行动说不上光彩。而且他同情那些迫于饥馑而作乱的穷人。1800年他报告说，人们因为食不果腹，只好靠抢劫为生，所以他的小队必须昼夜巡逻。他们总算不放一枪地保护了好几座房屋免遭洗劫，虽然遭到人群的诅咒，被骂得狗血喷头；他感到忍无可忍，精疲力竭。两年之后又发生了饥民暴乱。 司各特的小队赶到现场时，人群刚好砸开了一家面包房，正把一袋袋面粉往外扛。暴民用石块等等还击士兵，一块碎砖头打在司各特的头上，他一阵晕眩，差点从马鞍上掉下来。不过他发现了是谁扔的砖头。于是纵马朝那人冲去，打算就地劈了他。这个不幸的汉子嚷道：“天哪，我不是故意的。”于是司各特只用刀背敲了他一下。后来司各特回想这个场面时，承认说：“说实在话，镇压那些饿得要死的人真是罪过之极。” 1797年秋天，他同哥哥约翰·司各特上尉和亚当·弗格森结伴动身到边境去。途中他们在特维德尔稍事停留，参观了大卫·里奇的小茅屋。 日后司各特就用“黑侏儒”的名字把里奇载入作品。他们一走进这间低矮昏暗的屋子，就立即感到很不自在。他们真后悔不该贸然走进来，特别是当侏儒在门上插了两道闩，一把抓住司各特的手，用一种阴森森的口气问他：“你会施法术吗？”意思是说懂不懂邪法。司各特如实相告，说他不会。于是侏儒朝一只大黑猫做了个手势，那只大猫跳到书架上，坐在那里摆出一副令人毛骨悚然的凶相。“它可是会施法术，”侏儒说，他的语调叫人听了心里冰凉。他对这种效果十分满意，又重复了一遍这句话，而且幸灾乐祸地狞笑了一下。他们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地坐了一会儿，仿佛是受了催眠术一样。 司各特在当时颇为知名的疗养地吉尔斯兰有机会观察了无所事事的上流社会人士是怎样消磨时光的，当时他并没有想到这些观察日后会在《圣罗南之泉》里派上用场。这时他决心要得到爱情。他同邂逅相逢的第一个漂亮姑娘，当他们结伴去游览罗马长城的时候，他写了两首小诗，连同一束鲜花一起送给她。可是刚过了几天，他在一次骑马郊游中看上了另一个更中意的女郎，当天晚上居然就邀她在舞会之后一起吃晚饭。这位女郎有一头像乌鸦翅膀一样漆黑的秀发，一对乌亮的大眼睛，面色也略微黝黑。她的外貌有点像威廉明娜，虽然她无论性格还是举止都不那么一本正经或是矜持稳重。司各特立刻就被她的轻松活泼吸引住了。“您身上最令我折服的就是欢乐的生活哲学，我甘愿做您的学生，学会欢乐地对待生活。”司各特给自己新的意中人夏洛特·夏潘特的信就是这样写的。她的双亲都是法国人，可是她受了一些英国教育，不愿意和自己的同胞交往，却极力摹仿英国人，她甚至把自己的姓氏也改得带点英国味道：卡彭特。她的英语发音不很地道，但说得相当流利。她心地善良、温柔、达观而热情，对别人的痛苦有时比当事人还更难受。 她起初想决不能嫁给司各特这样一个跛子，但是他给别人排遣忧愁，让人快活开心的本领使她忘掉了这位青年律师不宜做舞伴的残疾，而他同威廉明娜恋爱的不幸结局大约也赢得了她的同情。不过，她对他的海誓山盟是否真诚，自然还是将信将疑，因为在他向她讲述的那一段痛心疾首的经历之后，这些誓言来得太快了。当他紧跟在她后面来到卡赖尔时，她不准他寻找见面的机会。他给夏洛特写了一封长信，说明他只能凭自己的力量去赢得成功，他完全相信自己的力量，不久就能成为本郡的首席法官，每年可以有250英镑收入。他接着写道： “至于我心爱的朋友是否允许我指望她和我共享这些收入，我不知道应该抱何种希望……我没有其他生活目的，只希望使您摆脱种种烦恼……您认为在我们再次见面时，您能够命令我忘掉您吗？趁早别这样．． 想……这是办不到的，就像不可能表达我对您爱恋的深度和我坚信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一样……” 同时，司各特告诉母亲，他“正一心一意地为婚事操劳”，夏洛特“性情温顺而开朗，头脑清晰，而且，我知道你一定会满意她坚定的宗教原则。”他估计到母亲会有的反应，所以又补充说：“请你相信，痛苦的经验（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在我是记忆犹新，使我在这方面不会像在其他场合那样，由于冲动而做出仓促的决定。”看来，司各特感到宽慰的是他的意中人“绝对没有浪漫主义的”性格，而他母亲感到宽慰的是另一方面——夏洛特是在英国教会，而不是在天主教会里受到熏陶培养的新教徒。不过，这些起缓和作用的因素对父亲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他不愿意容忍她的外国“根基”。司各特返回爱丁堡以后，他的朋友和亲人都要求他详细说明她的家谱。他给夏洛特写了信，但在信中还说，不论她的身世从英国人的尺度来说是最无懈可击的还是完全相反，都丝毫不能影响他对她的爱情：“我的爱情和尊敬并不取决于您的身世，而完完全全是属于您的，但愿您会珍惜它们。只要民族的和家庭的偏见不妨碍我自己的打算，我就愿意迎合这些偏见，否则，我就统统不把它们放在眼里。”他给她寄去了一张画像，“这是那个准备为您而生，为您而死的人的面容”。他还保证说，如果家里人不满意她的家谱，而且做出愚蠢的事情来，那他就远走高飞去寻找幸福。不过，几天以后，大约是有人提醒他说，他妻子的先辈很令人关注，如果在这方面不弄个一清二楚，他自己的前程就会受到影响，因此他又写信给夏洛特说：“我不单应该有自己的见解，还不得不考虑别人的看法，所以我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此外没有其他办法）介绍您和您双亲的必要情况。”她把他要求了解的情况全都告诉了他，而且抱怨说，他在信里过于频繁并往往“过早地”提出一些“要求”。他回答说：“我亲爱的夏洛特，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就是您，我愿意为您而献出生命。我的感情如此强烈，以至有时不由自主地会说出一些过于热情的话，而我又没有在信寄出之前重读一遍的习惯。” 今天我们对她双亲的了解比她告诉司各特的要更多一些，她的父亲叫约翰·弗朗西斯·夏潘特。在他任里昂军事学院院长期间，比他小20岁的夫人艾莉·夏洛特·沃勒生了两个孩子。1770年12月生下女儿玛格丽特·夏洛特，1772年6月生下儿子约翰·戴维。还有一个孩子在襁褓中夭折。艾莉很漂亮，活泼而轻佻，在豆蔻年华和情人私奔了。她的情人比她还要年轻，大约是威尔士人，因为他姓欧文，不过姓氏和民族“血统”都同私奔无关。父亲拒绝承担抚育孩子的责任，他的一个朋友道恩希尔勋爵就成了他们的监护人，而孩子的教育由母亲承担。这样一来，做母亲的自己在抛弃了情夫或者是被情夫遗弃之后，也受道恩希尔的保护。女儿被送进了一座法国修道院，而儿子则开始接受去东印度公司服务的训练。1786年道恩希尔结婚了，夏潘特夫人移居巴黎，靠勋爵每三个月给她寄一次钱为生，两个孩子都安顿在皮卡迪里一位法国牙医夏尔·弗朗索瓦·杜梅尔格家里。 夏洛特是在吉尔斯兰同司各特结识的。她按道恩希尔勋爵的意思，在杜梅尔格的女管家的妹妹珍妮·尼科尔森的陪伴下来到吉尔斯兰。道恩希尔勋爵让她去是因为他不喜欢那个老是对夏洛特献殷勤的年轻人。 这个情节很值得注意，因为在《盖伊·曼纳令》中朱莉也碰到类似的事情，而朱莉·曼纳令在司各特的所有作品中是惟一可以被看成是夏洛特的化身的人物。所以，要结婚就必须得到道恩希尔的允准，夏洛特向他提出了请求，而且要求司各特也这样做。司各特发火了：“我并没有对当世的伟大人物毕恭毕敬或是同他们交往的习惯，一想到我的幸福或是悲哀要决定于某个人的兴致，这实在叫我难以忍受。”然而她坚持说，不得到道恩希尔的同意，她就不出嫁，于是司各特只好举手投降。 不幸的是，他自己的亲人抱有太多的偏见，以至事情不能顺利进行。 特别起劲的是他父亲，而孝顺的儿子虽然偏见比父亲少，却像父亲一样固执己见。“如果在涉及我的幸福的问题上他顽固不化，我就坚决抛开此地的光辉前程，到西印度群岛去碰碰运气；朋友们（他们很了解我） 可以作证，无论是人间还是天上都没有力量能迫使我改变决定。”直到道恩希尔勋爵本人允准他俩的婚事，而在东印度公司供职的夏洛特的弟弟每年可以寄给她四五百英镑之后，任性的老律师才软了下来。总之，老头儿撤销了禁令，司各特也打消了去西印度群岛的念头。不过，他不能指望父亲的资助，因为做父亲的正打算购置田产和为长子约翰捐一个少校的头衔。 不过，他还是按照法律手续肯定了夏洛特应得的财产，租下了乔治大街50号的一幢房子，预付了半年的租金六个基尼，然后给未婚妻写了信：“我们能过得非常舒服。我们的钱够用一段时间，至于上流社会的阔绰，我认为，我生来就是交好运的（这话颇有追求虚荣的味道）；总之，nonsver-rons。”的确，五年之内他当律师的报酬从一年24英镑增加到144英镑，但即使增加的速度这么快，他也用了许多年才能完全保障家庭的开销。他不去多想这些事，而且拒绝为了节省开支而退出志愿兵团。夏洛特给他写信说：“我很满意您继续留在骑兵队里，我一向喜欢高尚的气派。”她叮嘱他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我不怀疑您一定会成为高官显贵，而且会神话般地富起来。” 他承认每年春秋两季他都患头痛症，而在心情郁闷的时候，甚至想过死后葬在什么地方。夏洛特回信说，她一定能治愈他的各种病痛，而且嗔怪他想到死：“如果您老是想到那些乐观的事情，我可以预料，同您在一起生活该有多么愉快！”他回答说：“我最亲爱的夏洛特，您的幸福才是我一生中主要操心的事，而且是极端自私的操心，因为在为您争得幸福的同时，我一定能获得自身的幸福。” 他们决定圣诞节前在卡赖尔结婚，这样他就只好独自一人在乔治大街住几个星期。他对夏洛特坦白地承认：“看来我是完全不会料理家务的。我在这方面实在是糟糕到了极点。我只是在找不到我所要的东西，而且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时，才明白我究竟需要什么东西。”夏洛特对他的交游之广感到害怕，劝他在发婚礼请柬时要分外谨慎，因为按他的计算，她在乔治大街要接待许许多多客人，这使她很不称心。他试图宽慰她：“大规模的正式宴会最使我精疲力竭，不过我很喜欢仔细挑选的人数不多的聚会。”但是，紧接着的一句话未必会使她感到宽慰：“您很害怕的那两个星期开始得越早，那么，您知道，结束得也就越早。”司．．．．．．．．．．．．．．．．．．．．．．．各特在信里说，他已经难以忍受了。他已经在按日、按时、按分来计划和亲爱的夏洛待再度会合的时刻。他会用苏格兰方格毛毯把她裹起来，称自己是人世间最大的幸运儿：“我会永远永远满怀柔情地爱您，会对我娇小的外国女人十分温厚。”他后来并没有食言。 1797年12月24日他们在卡赖尔教堂举行了婚礼。司各特说，他曾经爱到发狂的地步，但是他补充说：“可是，我同司各特夫人决定结婚是基于相互之间最诚挚的好感，在我们12年的夫妇生活中，这种感情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增强了。当然，这种感情中缺少那种忘我的爱的激情，在我看来，这种激情一个人在一生中只能体验一次。一个溺过水的人未必还有勇气再扑到深水里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奇才怪杰 夏洛特在他们相识之初，常常抱怨司各特干什么事都凭一时的冲动，称他是地道的疯子。后来，当他想取得某种成功来弥补自己因为疾病和追求威廉明娜而白白荒废了的岁月时，他也仍旧是这样行事。从现在起，他宁愿伸手去获取，而不是等待；要敢作敢为，而不是希望，因为他终于相信自己是有力量的了。 夏洛特的心地善良和乐观开朗很快就赢得了司各特的友人的好感。 她也毫不费力地得到了他母亲的疼爱，虽然老人起初并不喜欢她把家里的大客厅当做起居室，因为按照苏格兰的风俗，只有在特别隆重的场合才启用大客厅。可是夏洛特的“特殊场合”几乎每天都有，她不放过任何接待宾客、穿着入时的衣饰、跳舞或是上剧院的机会。1798年夏天，他们在埃斯克河上距爱丁堡6英里的拉绥德用30英镑租金租下一座小草房，附带有两处大牧场、一座菜园，还有优美的景色。司各特为了解闷，在菜园里种了许多花、常春藤和旋花，在大路的入口处竖起一座粗糙的牌楼。这时他的妻子“像中国人一样认真地”打扫、布置屋子，同时，按他的说法，又有一种特殊的“拖拖拉拉的才能”，把诸如写回信之类的事情一拖再拖，而且经常唠叨说她“必须安排一日三餐，还有种种小麻烦，比如说，究竟应该叫火鸡，还是叫火鸡儿等等。”她的抱怨的确有道理，因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10月14日出世，而在15日就夭折了。 帮助她战胜不幸的是丈夫和婆母的体贴。用她的话来说，她的婆母“对我体贴入微，不亚于对她自己的亲生女儿”。直到1804年，他们每年都在拉绥德度夏天。 司各特一面做律师，一面收集民谣，也写诗；这些事情未必能吸引主顾，所以婚后第一年他的收入减少到80英镑。以后几年律师业务的收入有所增加，但始终没有超过230英镑，这多少是因为他在这方面缺乏出众的才干，但主要是因为法院中的人都知道，他关心的根本不是律师事业。这时他父亲去世了，老人始终没有料到他儿子除了诗神的法庭之外，对其他任何法庭都漠然置之，所以他的逝世也许倒是一件好事。这位有些名望的律师死于脑溢血，终年70岁，当时（1799年春天）司各特正陪着妻子在伦敦休养。他给母亲写信说：“如果刚直不阿和一生清白使我们能断言亲人在彼岸的命运的话，我终生不忘的父亲离开这个使他伤心的尘世无疑是件好事。”他顺便解释说，由于夏洛特身体欠佳，他不能在得知父亲猝然长逝时回爱丁堡奔丧。 父亲的去世使他心安理得地抛开律师业务，不过，他表现了相当的明智，在他还需要靠它挣钱时，并没有放弃业务。好在他1799年年底就同律师事业分手了，由于巴克柳公爵的关照，梅尔维尔勋爵任命他为塞尔寇克郡的首席法官，因为他同巴克柳和梅尔维尔的儿子在军队中就结下了交情。薪俸是每年300英镑，职务却相当清闲。1801年秋天，他在爱丁堡的所谓新城买下了城堡街39号的一所房子，付了850英镑现金和开具两张共计850英镑的期票，因为“该项产业的总价”是1750英镑。 1802年三一节时他迁入新居，这座房子在以后的24年中一直是他的爱丁堡寓所。 婚后的最初几年，他用于收集和创作民谣的时间比他用于其他事情的时间的总和还要多。他得到当时在文学界声名赫赫的一个人的支持。 这个人叫马修·格雷戈里·刘易斯，绰号刘易斯修道士，因为他的长篇小说《安布罗修或修道士》当年曾风靡一时，作者也成了上流社会客厅中的“狮子”。刘易斯身材短小，长于辞令，衣着讲究，而且，按司各特的说法，是“头等讨厌的人物”。他像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智力并不发达，所以喜欢那些鬼怪的故事、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品和令人发怵的童话。刘易斯的秉性是高尚的，可是司各特认为，他“对当今有势力的人物曲意奉承，有失一个天资出众的上流人士的体面。他开口公爵，闭口公爵夫人，只要见到一个有爵位封号的名门贵妇，他就极力巴结。可以断言，他是一个昔日的par-venu，不过他一生都在上流社会中周旋。”刘易斯读过司各特的一些作品，到爱丁堡后就邀请司各特赴宴。30年后司各特承认，这次邀请使他有一种最强烈的飘飘欲仙的感觉。当时刘易斯正在编《神奇小说集》，他打算收进司各特的几首民谣。 他在收集边区的歌谣时，又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而且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人。司各特在爱丁堡结识了其中的第一个人——理查德·希伯，他后来是牛津的议员。理查德的兄弟雷金纳德是著名的教堂歌曲作者，后来做了加尔各答的大主教。理查德是当时最优秀的藏书家之一，而且精通中世纪文学。他并不因博学而自命不凡，善于用引人入胜的形式给人以指点。司各特同他很投契，所以26年后，当他因为被控犯了“通奸” 罪而不得不逃亡国外时，司各特无异于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司各特听到这个消息时，正是在他自己遭到破产之后不久，他在《日记》里是这样写的：“万能的上帝啊！还有什么人是可以信赖的呢！……这种事比丢掉财产、失去朋友更可怕，它使人厌恶人生的舞台，因为最高尚的外表往往掩盖着最肮脏的罪孽。”不过这些气愤都是后话，当时是1800年，希伯自己一头扎进旧书堆里，却替司各特发掘出来一个罕见的奇才。此人常在爱丁堡一个叫阿奇博尔德·康斯特布尔的人（后来司各特同他也常有来往）开的一爿小书铺里啃书本。这条书虫常常坐在大书架旁的高脚凳子顶上。他不修边幅，常常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手势，有时又突然高谈阔论一番。他叫约翰·莱顿，是荒漠的北方一个牧羊人的儿子。他可以说是自学成才的，虽然有时候他要走七英里的路到学校去听课。他不知怎么进了爱丁堡大学，在学校听讲，过着饱一顿饥一顿的日子，可是他掌握外语的速度超过了教授的教学进度。希伯发现莱顿对边区歌谣了解得极其透彻，就把他介绍给司各特。司各特当即提出为他的协助付酬。莱顿给了司各特很多帮助，为他弄到了否则肯定会被遗漏的许多歌词。 司各特也帮助过莱顿，他说：“在我们这个生意人的国家里，文学家（我指的是那些除了文学之外，没有其他职业和收入的人）备尝艰辛，这是最大的社会耻辱。”他自己不断地帮助那些向他求援的人。 另一个怪人是查尔斯·柯克帕特里克·夏普，他为司各特的歌谣集提供了《两只乌鸦》。他是一个热心的古玩家，杰出的画家，爱说俏皮话，同时又有追根溯源的怪癖，他对家谱比对活生生的人更有兴趣。家里原打算培养他担任教会职务，但是，据司各特说，“他的声调有一种特殊的妇人腔，用来读祈祷文未必合适，”因而没有能领受圣职。他还在牛津大学求学时，就对轶闻秘史有兴趣，现在就在故纸堆里，主要是斯图亚特王朝时代的历史记载中搜求这些材料作为消遣。他对诸如英国革命这样的大事并不热心，因为这种大事会使他离开他所熟悉的轨道。 他喜欢搜求名人的不光彩故事，也就是会使他们脱离常轨的故事。司各特对夏普热衷于往事，而且喜爱丑闻的癖好感到奇怪，他说：“我真担心，他会使当代贵族的多少个曾祖母声誉扫地。”他鄙视没有产业的阶层，乐于同贵族攀搭，把为挣钱而工作看成是一种耻辱，嫉妒别人的成就，千方百计贬低他们。他对拉绥德的邀请总是极力推辞，看来是为了避免一些不愉快的会面，他在嘲笑别人、尽情地欺侮别人中消耗自己的生命。如果不算图画，他性格中多情善感的一面主要表现为对年迈的母亲的爱怜和对爱丁堡的赞赏。司各特在长篇小说《尼格尔的家产》中的蒙戈·马勒格罗特爵士身上再现了夏普，至少是再现了他的某些性格特征。这是一副出色的肖像画，只有原型本人才会否认它的维妙维肖。 希伯还介绍司各特结识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这就是乔治·埃利斯。司各特认为，他“有头脑，有教养，对世界很有认识，抵得上20个有名的文学家还绰绰有余。”埃利斯兴趣广泛，爱好文学、政治、科学、外交，甚至爱好生活。他简直可以说无事不知，而且知之甚详。他为人可靠而内向，但同时又讨人喜欢而善良，在社交界被称为“小白脸”。 如果反对托利党人是一种时髦，他就写讽刺托利党人的打油诗；如果风向变了，他也会写反对辉格党人的讽刺诗。无论在上流社会的俱乐部里，还是在首相官邸或者贵族的客厅里，他都被看成是自己人。甚至在执政内阁的政策和地毯的图案花纹这样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上，人们也会征询他的见解。此外，他能让别人把话说完。他同坎宁是挚友（他也介绍司各特同坎宁相识），也认识庇特、梅尔维尔等当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醉心于中世纪的骑士歌谣，出过一本选集。因为爱好相同，他和司各特有过长篇通信，讨论文学和古玩问题。司各特夫妇在伦敦休养时，曾到距温莎公园不远的萨宁山拜访过埃利斯夫妇。 当时司各特说：“埃利斯是我认识的最好的交谈者。当我就一个喜欢的话题谈得兴起而忘乎所以的时候，他的耐心和有分寸的态度往往使我感到难为情。” 在他们通信的初期，司各特还在忙于收集歌谣。1801年4月，司各特写道：“我正在利德斯代尔偏僻的角落和艾特里克森林中跋涉，寻找《边区民歌集》的补充材料。”那些地方还能记得从祖辈流传下来的歌谣的人并不总是情愿让别人把它们记录下来的。司各特抱怨说：“记得歌谣最多的一个人已经是垂暮之年了，他皈依了宗教，因此认为古代的歌曲是违背圣经的。”可是他收集到的材料还是足够出两卷《苏格兰边区的歌谣》，这两卷歌谣在1802年1月出版。然而这两卷并没有包括所有确实存在的歌谣，所以司各特在1802年又到边区做了一次漫长的旅行。对那些足以使其他人望而却步的危险和不便，司各特并不介意，甚至认为其中别有一番乐趣。他常常不得不同自己的马匹一样，把一堆干草权当褥子，用同样的燕麦饼充饥，从同一个木瓢里饮啤酒解渴。由于经常碰到在泥淖中丧生或者从悬崖峭壁上跌得粉身碎骨的危险，这些新记录下来的歌谣显得特别优美；如果没有他，这些歌曲就很可能失传了。 这次的边区出游中，他结识了一个叫威廉·莱德洛的年轻农场主。 莱德洛同大多数庄稼人不一样，喜欢诗歌和故乡的风景，还爱好运动。 他是一个朴质、腼腆而又轻信的幻想家，应付不了残酷的生活斗争。司各特同他一见如故，认为这个年轻人健全的思想、出色的审美能力和可塑性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比起交际场上的任何一个相识，司各特更愿意同威廉·莱德洛交往，他有一次说：“根据上流人士是不能断定一个民族的性格的。”不出所料，莱德洛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农场主，但是，——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司各特当时已经有能力保证他一家无衣食之虑，而且为他谋得一份工作。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提到他，只是因为他使司各特结识了另一个怪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最离奇古怪的人，詹姆斯·霍格。霍格为《歌谣集》出了力，而对我们来说，他又是司各特胸襟异常开阔的一个例证。 霍格是一个牧羊人。他利用放牧的时间摘抄书本的片段，就这样学会了读书写字。司各特同他初次见面时，就对他的质朴、乐观和侃侃而谈感到惊诧。他秉性喜欢交往，很少有人能不被他妙趣横生的谈论所打动。他有音乐天赋，喜爱乡间古老的歌曲和传说。他仪表端正，有一头茂密蓬松的棕发，能歌善舞，会拉小提琴，因此很受女性欢迎。他在文学史上的出现可以说是生逢其时，形象一点说，在他之前不久，彭斯开拓了书籍这块荒芜的沃土。司各特说：“彭斯的成功使苏格兰他那个阶级中所有能拼凑出一两个韵脚的人都跃跃欲试。忽然间，众多的诗人就像阳光下的山雀那样，从各个穷乡僻壤中鼓噪而出。牧羊的打油诗人从崇山峻岭上奔腾直下，而挖煤的蹩脚诗人从地层深处汹涌而来。” 司各特使霍格如愿以偿：为他在一家杂志社找到了文学方面的工作，向康斯特布尔推荐出版他的诗集，把他介绍给各种各样的人，借给他钱，只是在霍格要求司各特准许他在自己的一部荒诞的自传体作品上署上司各特的名字时，司各特才拒绝了他的请求。还有一次司各特一时冲动，拒绝在一本诗选中收入他的作品，因为这本书的稿酬应该归霍格所有。司各特不断地受到这类请求的打搅，所以他有时不免烦躁也是情理中事，何况他已经用多种方式帮助过霍格。霍格遭到拒绝之后，给司各特写了一封信，信上的称呼是：“该死的先生！”而结尾是“顺致真心实意的厌恶……”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司各特得知霍格患病后，悄悄替他支付了全部医药及其他费用。后来霍格用书面形式为自己的暴躁道了歉，请求司各特恢复同他的友谊。虽然他没指望会得到原谅，可是司各特立即请他吃饭，还说不必为过去的事而心存芥蒂。 霍格的不幸就在于他对所有的人都“过分放肆”。诗坛的成就使他昏昏然，对他诗作的批评他连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他声称：“感谢上帝，不论是书本里，还是别人身上，我都没有什么可学的。”他对司各特说： “我是神奇的山地诗歌之王，你永远也达不到这种境界。”不过，他对自己的散文作品并不这么自负。编辑有一次对他说：“我怎么也闹不明白，你这段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霍格漫声答道：“老兄，别费那个劲了，我自己也常常弄不清楚究竟写的是什么。”当他的风格已经失去了新鲜感，而另一派文学界的“狮子”走红时，他自然而然地认为，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暗中勾结起来，阻挡他脱颖而出。不过就在他红得发紫的时候，在好追随名流的爱丁堡人看来，他的风格也过于放荡不羁了。 在有各种身份的人的场合，司各特就得经常注意，以便及时制止霍格不恰当的玩笑。司各特认为他比任何一出喜剧都更有趣，所以对他一向很宽容。在波希尔的一次盛大宴会上，司各特坐在最大的一张餐桌的首席，他站起来请求巴克柳公爵准许他派人去请霍格：“没有他我实在觉得乏味。” 这就是为司各特的《苏格兰边区歌谣集》出过主意或是尽过力的那些人。《歌谣集》第三集出版于1803年。司各特在这本集子中无疑对许多古老的歌谣进行过整理：改动歌词，增加诗行，把同一首民谣的几种变体合并成一种，修改韵脚，甚至把古代的神话改写成诗。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第一本畅销书 司各特在出版了《歌谣》和古代民谣《特里斯特兰爵士》之后，就按达尔基思伯爵夫人的建议，着手创作叙事长诗。他把初稿读给两位朋友听了，可是没有得到他们热烈的反应。司各特丧气之余，便把手稿付之一炬。然而时过不久，他又见到了其中的一位，才明白自己误解了他们的沉默（实际上他们都被长诗深深地打动了），于是决定重起炉灶。 1802年秋天在波托贝尔沙地操练时，司各特被马踢了一脚，在兵营里躺了三天。这时他再度提笔，一个半月之后，这部长诗就脱稿了，取名为《最后一位行吟诗人之歌》。司各特说，这部作品的长处在于“它写得感情充沛，而且完全是为了把从幼年时起就萦回在脑海中的那些形象展示出来。” 1803—1804年间波拿巴正在英格兰海岸附近游弋，入侵的现实危险笼罩着英国。司各特要经常到塞尔寇克去集合受训，因为正在组织军队。 该郡总督认为爱丁堡轻骑兵团军需官的职务妨碍司各特履行首席法官的职责，建议他从军队退役。司各特拒绝了，不过同意按照法律的要求每年在归他管辖的郡里住四个月。从前他到塞尔寇克郡来办理公事或者休息时，都是住在客店里，现在他就只好告别拉绥德，在靠近塞尔寇克的地方找一处度夏的居处了。 这一带乡村的居民日后还有机会更好地认识他。1804年，司各特家的亲戚罗素一家从阿谢斯蒂尔搬走了，于是他租下了那幢别墅和附带的农场。在这桩交易期间，他的叔叔罗伯特·司各特船长在凯尔索去世了，把司各特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幸福时刻的玫瑰岸遗赠给心爱的侄子。但是司各特渴望过乡村生活，从这点来说，他并不喜欢玫瑰岸，而且凯尔索地区有许多公爵和孀居的贵妇，“这对年轻人有害无益”。司各特把这所房子卖了5000英镑，出售叔叔的其余财产又得了600英镑。1804年7月，他举家搬到阿谢斯蒂尔。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就是1799年出生的索菲娅，1801年出生的瓦尔特和1803年出生的安娜。1805年又生了查尔斯。 阿谢斯蒂尔坐落在特维德河南岸的一条狭窄的谷地里，距塞尔寇克约七英里。房屋背后以及河对岸都是山岭；房后的山脉把特维德河谷和雅罗河谷隔开。阿谢斯蒂尔所在的小山头和特维德河之间是田地，别墅的西边，沿着特维德河岸延伸着一片丰茂的浸水草地。在司各特居住的年头，几乎从四面都可以看得见这座庄园，可是司各特喜欢种树，所以现在特维德河谷已经是另一番景象了。从房后的小道上已经看不见别墅，而从河对岸的大路上也只能看到阿谢斯蒂尔正面的一部分。现在别墅边上又接出了一排房屋，而在司各特居住的时候，这幢建筑是l字形的。阿谢斯蒂尔成了司各特一家的住所，用他的话来说，他们在这里度过了“八年幸福的岁月”，而这正是士兵们在大陆上互相砍杀、英国的政治家互相攻讦，而人类的大多数却像以往一样地生活的年代。 司各特在各种事务之外，又增加了一项农业。他费了许多功夫才熟悉了诸如买卖绵羊和牛、治疗病马和猎犬、捕捞鲑鱼、抓获偷猎的人之类的事情。他对一位友人说：“对许多事情我都是门外汉，但我认为最好还是摆出一副行家的面孔，虽然维持这种声誉要耗去我许多精力。” 他从自己的牧工汤姆·帕迪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这是一个健壮、机警而开朗的汉子，他在首席法官面前第一次出现是被控违禁狩猎。汤姆哀告说他的妻子和孩子在挨饿。他的哭诉打动了司各特，而他巧妙地暗示沙鸡（这是随处都可以碰上的，可不像工作那样难找）可使司各特大为开心，于是首席法官不仅开释了他，而且雇用了他。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司各特一生中最难分难舍的人就要算汤姆·帕迪了。他在同达官贵人应酬之余，愿意同这个早先的偷猎人开诚相见，而在同汤姆推心置腹的交谈中，他吸取了许多生动鲜明的词语，使他日后得以用在小说中那些直率而有主见的仆人身上。 虽然第一部诗作获得了成功，司各特仍旧为前途担心，所以依然要求当局委他一个长期的职务。他的一位老朋友乔治·霍姆担任苏格兰高等民事法庭书记已经有30年了。司各特想，如果他能代替霍姆工作直到他去世，那就可以继承他的职位了。这项官职是由政府委派的，司各特利用自己的关系得到了这项任命。从1806年春天起，他就在开庭时代替了霍姆，而且不取报酬，同时声称他绝不希望“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会早于大自然赐予他的期限而与世长辞”。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自己每年有12000英镑收入，毫无告别人世之意，而且继续领取薪俸，虽然职责是由司各特代他履行的。司各特在1809年写道：“大自然仿佛是赐给了我的这位朋友第二次生命，如果我不求助于边区的某个亡命之徒，他说不定会活得比我更长。唉，这些废物全是令人厌恶的骗子。”直到三年之后，这位容光焕发的废物才宣告退休，领取养老金。这样，司各特总算能领到1300英镑年薪了，而这项工作他已经不取报酬地干了六年。由于养老金比薪俸少，德高望重的霍姆每年要向司各特索取160英镑来弥补差额。 不过在1806年时，司各特对这次委任还是满意的，因为它保证了他的前途。 从这时起，他每年的时间大体上被阿谢斯蒂尔和爱丁堡所平分，在上班时被经营农业和枯燥的法庭事务所平分，而在闲暇时则被写作和骑马出游所平分。在阿谢斯蒂尔，他每天的日程是按小时安排的。他清晨5点起床，冬天自己把壁炉生着，细心地刮脸，着装，喂马，6点提笔写作，9点到10点之间吃早饭，然后一直工作到中午，白天剩下的时间或者消磨在马背上，或者徒步出游——不是猎兔子就是捕鱼。天气好的时候，他在早饭前结束写作，而在气候恶劣的日子弥补欠下的时间。除了写作之外，他在另一件事上也是一丝不苟的，这就是他在收信的当天一定写回信。他在书房里工作时，不论天气好坏都要把门敞开，让他的狗可以自由出入。还有孩子也可以随时去打搅他。无论多忙，他都会把他们抱在膝头，给他们讲一个故事或是背一首民谣。他从来没有抱怨过被他们打断了思路。 司各特一生养了许多狗做伴。主人和狗除了不能交谈之外，可以说声息相通。当时他的一头爱犬叫坎普，是英国花斑犬和纯种英国花斑斗犬的混种。司各特攀登陡崖时（这要有结实的肌肉和握力很强的手指），坎普常常为他选择最合适的路线。它先跳上去，回头看看主人，然后再回来，舐舐主人的手或是面颊，随后又跳上去，请他的主人随他前进。 后来坎普老了，筋骨松弛，不能跟在司各特身边奔跑了。但是，每当司各特回家时，第一个从远处看见他的人就把这消息告诉坎普。坎普听出主人是从山岗上来时，就到房后去迎他；如果司各特从浅滩涉水而来，坎普就到河边去接他；而且从来没有弄错过。《凯尔索邮报》周刊的出版人兼编辑巴兰坦，又是个优秀的印刷人。司各特很欣赏他的印刷技术，所以在1800年建议他带上印刷机从凯尔索迁到爱丁堡来，答应由他承印自己的边区歌谣，而且替他兜揽其他订货。这个建议由于司各特的资助在1802年实现了。巴兰坦印刷了《歌谣》，司各特又极力奔走，为这家印刷所承包法律和文学书籍的印刷业务。1805年1月初，巴兰坦按出版商朗曼的订货印了司各特的第一部长诗《最后一个行吟诗人之歌》。这部作品的成功超过了最大胆的预计。这是用英文写的第一部长诗，用现代的话来说，不妨称之为畅销书。这部作品在被收入司各特诗集之前，销售了44000册。版权在这之前已经卖给了出版人，因此司各特的全部稿酬只有大约770英镑，然而这部长诗使他获得了声誉，特别是得知当时的名人，如威廉·庇特和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都十分推崇这部作品时，他也就很满意了。针砭的议论自然也是有的，但司各特不为所动。 就贬低这篇长诗的“那群评论家”，司各特说过：“我要把这些绅士中的许多人比做补锅匠，他们自己既不会做汤锅或是煎锅，于是只好来修修补补，可是，上帝有眼，他们补上一个洞，却同时捅出两个新窟窿。” 《歌谣》和《行吟诗人》的出版也使巴兰坦的印刷所出了名。新的订货源源而来，为了揽下这些生意，詹姆斯请司各特再借些钱给他。司各特孤注一掷，把叔叔去世以后得到的钱几乎全部投了进去，成了巴兰坦的合伙人，他是不出面的合伙人，然而像日后的情况表明的那样，也是相当不安稳的合伙人。他会心血来潮，产生种种新奇的想法，而且风风火火地干起来。如果能够像拿破仑席卷欧洲城市那样，用猛烈的冲击轻易地囊括有阅读能力的公众的话，那么不列颠所有识字的人就会忙于阅读理查逊、菲尔丁、斯摩莱特、斯泰恩、德莱顿、笛福、斯威夫特、鲍茫和弗莱彻等几十位名家的作品了。这些人的作品都应该按一些出版商的订货，由巴兰坦印刷出版，每部作品都附有司各特或是某个没有收入、生活窘迫的作家执笔的作者传略。这真是一段不容喘息的时期，司各特为《爱丁堡评论》撰稿。原来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现在又要在烦杂的事务中挤出时间来斟酌出版计划。好在他当时只限于考虑其中的一件——出版附有诗人传略的德莱顿作品集，后来出版的也就是这一部文集。 他本来会继续发挥另一些拿破仑式的宏伟设想，可是原来的书店主人，如今成了出版商的阿奇博尔德·康斯特布尔答应出1000英镑请他写一部新的长诗，而司各特本人又一度对另一种写作发生了兴趣。他刚刚用长诗征服了读者，却又想用散文作品取得同样的成功，于是在1805年着手写长篇小说。他写完七章后，拿给威廉·厄斯金看，厄斯金劝他放弃这种打算。历史又重复了一次，司各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像他的第一部长诗一样，起初没有得到赏识。司各特没有多犹豫，就把手稿放进写字桌的抽屉里，而且完全忘掉了这篇作品。厄斯金的告诫是中肯的： 如果整部小说都像开头七章那样沉闷而且矛盾百出，它就绝不会在文学史上开辟一个新时代，而作者也不会以《威弗利》作者的笔名蜚声于各个文明国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操劳和旅行 《行吟诗人》使司各特扬名时，他33岁。他第一次长途旅行是和妻子一起去格拉斯默拜访华兹华斯。华兹华斯陪他观赏了湖泊，还有一次两位诗人和知名的化学家汉弗利·戴维结伴攀登过赫尔威林山。司各特夫妇告别华兹华斯后，又去了他们初次相遇的地方吉尔斯兰；正当他们心满意足之时，传来消息说，法队已经启航，可能在苏格兰登陆。 我们这位军需官立即飞身上马，一昼夜急驰一百多英里，赶到达尔基思的集合地点。不过，这是命运同他开的一次玩笑：警报只是一场虚惊。 1806年初，他第一次以文学界“狮子”的身份来到伦敦。处处议论的话题都是《行吟诗人》，人人都希望一睹作者的风采。这部长诗最脍炙人口的两段中，有一段贯串的情感是司各特从未体验过的，而另一段描绘的景色是他从未观赏过的，这也是命运对人奇特的作弄吧。在这之前，司各特连英吉利海峡都从未横渡过，可是他描写多年流浪在外的游子，一旦重见故土时的心情的那几行诗句却为大众所传诵： 多年流落，一旦重返故土， 难道会有这样冷漠的人， 他的智慧发不出这深情的声音： “啊，亲爱的故土，我的故乡！” 他的心灵燃不起一丝光亮， 他不会对昔日的幻想发出一声长叹？ 更为著名的是描写梅尔罗斯修道院的那几行诗句。它们给遗址引来的夜游者人数之多，恐怕超过英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诗句。 谁要想看清梅尔罗斯， 就请他在月色朦胧中前往一游， …… 如果在这种时辰， 独自一人去看看那巨大的遗址， 你一定会说：有生以来从未见过 比它更美丽、更凄凉的景色。 长诗出版20年后，司各特“回想起青年时代的罪过”，做过一段他自己也未必料到的自白：“我的罪过就是搞得人们神魂颠倒，让他们在迷蒙的月光下去欣赏梅尔罗斯的废墟，虽然我自己从来没有去过。令人不解的是我在附近找不到投宿之地时，往往就在梅尔罗斯过夜；我没有在月光下去看看遗址，实在叫人难以置信。不过，实情就是这样，既然我不想去看，我就只好用这种想法来宽慰自己：在惨淡的月色中，这些遗址反正和我见过的任何一种哥特式废墟相差无几。” 司各特的崇拜者中有威尔士王妃卡罗琳娜。她在1796年获准正式离婚后，就把布莱克希特的蒙塔古宫作为自己的寓所。在英国人眼中，卡罗琳娜首先是一个政治人物。她的前夫、未来的摄政亲王同自己的父亲乔治三世不和，支持辉格党人，因此托利党人反对他，而且支持他所不喜欢的一切人和事，包括卡罗琳娜在内。司各特对保守派的同情使他得到了布莱克希特的邀请。王妃请司各特朗诵一些他的诗作。司各特没有读自己的作品，却朗诵了詹姆斯·霍格的作品，此后王妃就预订了艾特里克牧羊人的诗集。 司各特回到家里时，已经成了一个坚定的托利党人。当被控滥用职权的梅尔维尔勋爵获得胜诉，而且撤销了指控时，他举行了一次宴会。 司各特为这次宴会写了一篇赞歌，首当其冲被鞭挞的是辉格党人，卡罗琳娜被说成是“落难美人”，而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则被描写成他的同名动物。这篇赞词引起了许多有声望的辉格党人的反感，但是当司各特感情冲动时，他是不计利害的。何况他认为辉格党政客是英国的心腹之患，而这种担心不久就得到了证实。 1807年初，他重访伦敦，在大英博物馆为出版德莱顿诗选挑选材料，又是各种晚宴上众人瞩目的中心。他从伦敦的寓所——圣詹姆斯区公墓街5号——给妻子的一封信上说：“告诉你，我收到的各位大臣（当权的和不当权的）的请柬足可以装满一个托盘，这些大臣都是罕见的人物。”他告诉妻子说，在一次宴会上遇到了“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不堪入目的一群古代丑八怪。除了这些糊里糊涂的老猫之外，还有一个令人作呕的英格兰政客，他满脑袋装的全是人名和年代，而且记得十分牢靠，对此津津乐道。”司各特两次应邀到艾伯科恩侯爵夫人在圣詹姆斯广场的别墅同她共进早餐，而且被请进了女主人招待女宾的客厅，“可真够意思的！”他再次拜访了威尔士王妃。据他说，威尔士王妃“十分热情地接待我”。她陪司各特看了家里新改进的设备，而且狡黠地问他，是否害怕和她单独相处。 他在伦敦时还造访了乔安娜·贝莉。当时她刚迁入新居（这幢房子至今仍在汉普斯泰德），此后她就在这里度过了她漫长生命的余年。他们是一年以前认识的，而且初次见面时彼此都很失望：她原以为他一定是“风度优雅、性格细腻”的人，而他指望结识的是一位美貌冶艳的人物，可是时隔不久，她发现他秉性慈善，有敏锐的洞察力，这足以补偿优雅细腻的不足。而他也察觉她直爽、真诚、淳朴，这些品质比他原来指望发现的优点更令他倾心。 乔安娜·贝莉是苏格兰神甫的女儿，著名的外科医生约翰·汉特的外甥女。她和妹妹阿格尼丝靠另一位舅舅威廉·汉特遗赠的大宗财产生活，此外，她们的哥哥、名噪一时的大夫、当了乔治三世御医的马修也给她们生活费。乔安娜一脸稚气，带一点软绵绵的苏格兰口音，沉静朴实，举止并不优雅，谁也不会想到，她居然是一个比教区神甫助理的普通姐妹、差强人意的女裁缝、心地善良的基督徒远为出色的人物。1798年《热情之剧》匿名出版后，那些认识乔安娜的人绝对不会料到这些剧本出自她的笔下。这些剧本在文学沙龙里引起了热烈的议论，被一本正经地置于同德莱顿和伊丽莎白时代人物的作品不相上下的地位。这些剧本没有上演过，这自然使当时的才女们（当时她们还被称为女学究）十分高兴，因为在才女们看来，最能降低艺术作品身份的莫过于在公众中获得庸俗的成功了。大家都认为这部戏剧集的作者自然应该是一位男士，直到有一个人得到一个含义深刻的发现：几个剧本中的女主人公都已经年过30，而绝不会有一个男人想到要去描写25岁以上的女子。乔安娜自己揭开了这个秘密，1800年她在第三版的扉页上署了自己的名字。 乔安娜酷爱戏剧，而且对魔法、迷信和冥冥之灾怀着童稚的偏好。 在她生活的时代，一个知道自重的妇女是不会去当演员的，所以只好写剧本来抒发情怀。她出版过两卷《热情之剧》和一本供舞台演出的各色小品集。虽然埃德蒙·金在1821年秋天亲自恢复《德蒙福》在朱丽莱茵剧院的演出，但是乔安娜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戏剧方面获得的成就却应该归功于瓦尔特·司各特。他认为她的剧本是有才气的，虽然我们今天在她累赘而毫无生活气息的剧本中看不出有什么才情。她那些严格遵循各种作诗规则、悉心尽力写成的散文诗里没有一丝灵感的闪光。 而司各特在文章和书信里都对她赞扬备至，似乎她就是第二个莎士比亚，只是幽默感略嫌不足。 司各特是一个心地十分善良的人，他喜欢为别人带来快乐，而厌恶伤害他人。当时话剧“掌握在一般恶棍和娼妇手中，因为其他的戏剧爱好者和赞助人看来已经不复存在了”，他认为乔安娜的剧本充满了高尚情操，证明剧作者力图真实地描绘人的本性，这样的剧本遭到冷遇实在是一件可耻的事。司各特的褒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本人对散文诗有一种狂热的（只能这样来形容他）爱好。他对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物入了迷，批评的感觉迟钝了，既然话剧也遵循应有的韵律和诗行的长度，那他在这方面也无需区别诗歌和散文了。 司各特很快就对在首都的客厅里充当摆设感到厌倦了。1807年，在旅居伦敦的末期，他给夏洛特写信说：“我很高兴即将摆脱这些酬作，更高兴的是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把你和孩子们搂在胸前。”可是，在这之前，他曾经应允要去拜访安娜·苏亚德，所以决定顺路去利奇菲尔德她家稍坐一会儿。这点礼貌使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一会儿”拖成了两昼夜：要不就是他谈话或者朗诵作品，要不就是他听女主人谈话或者朗诵。他说：“她念得好极了，朗诵得也极好，说笑话的本领实在叫人望尘莫及。”她讲的一个笑话后来就成了他的短篇小说《有挂毯的寝室》的基础。司各特原来只打算停留几个小时，因为她的信件使他害怕；他后来停了两天是被她的谈话吸引住了。 安娜·苏亚德当年曾被人称为“利奇菲尔德的天鹅”，是女学究中的学究，才女中的才女。她父亲是利奇菲尔德大教堂的神甫。安娜在她文体华丽的信里用了许多复杂的词藻和似是而非的幽默语句，长篇大论地歌颂威廉·希利、罗伯特·骚塞、威廉·梅尔逊和埃拉兹姆·达尔文等昙花一现的诗人的成就。她给司各特的信引起了司各特的毛病大发作，这种病曾经被她称为“恐笔症”。在这样一个文学“沙龙”中去充当“狮子”，这种前景使他胆战心惊，因此他回信说，请她不要以为他有“愚蠢的虚荣心，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绅士派头的作家”。他强调说，任命他为首席法官使他“只能把文学尝试作为一种消遣，而不是一种财源”，不过，英国最杰出的作家往往只是在收到预订款后才会把自己的作品付印，——“这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穷困和不守信用造成的，也许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能载入史册，只是因为这些作家，而不是其他人歌颂过它。” 尽管他提心吊胆，但对安娜·苏亚德的拜访却十分成功；他很欣赏她的率直和口才。安娜在1807年去世以后，司各特为她在利奇菲尔德教堂的墓碑写了墓志铭，兑现了为她出三卷诗集的诺言。他私下告诉乔安娜·贝莉说，“这些诗总的说来是很糟糕的。” 兄弟之中他真正喜爱的只有一个汤姆。汤姆给他带来的痛苦比其他兄弟带给他的痛苦加在一起还要多，但这丝毫也没有改变他的态度。汤姆的为人使他很快就失去了父亲遗留下来的那些主顾，于是他开始任意支配被受托代管的钱财。汤姆同父亲一样，监管着艾伯科恩侯爵在达丁斯顿的田庄。他把收来的租金供自己挥霍，后来因为害怕被捕，只好逃出爱丁堡，司各特于是把这件事揽到自己身上。汤姆看到债权人出于对哥哥的尊敬，不会再追逼他时，又回到爱丁堡来，以便协助司各特关闭父亲的事务所并清偿自己的债务。司各特急需用钱，就匆匆忙忙地写了一部新的长诗《玛密恩》，换来了所需的款项。这是让人提心吊胆的日子，司各特家族的纹章有时似乎无法避免再度受到玷辱，但是司各特靠了一位能干的律师出面斡旋，把事情安排妥贴，巩固了同艾伯科恩的交情，挽救了家族的声誉。在司各特料理得有了眉目时，汤姆带着妻子和孩子迁居到无力清偿债务者的避难所马恩岛上，由司各特代谋了一个文书的差事，靠薪俸生活。文书的职责是登记高等法院的决定并且做出摘录。司各特是法院的书记，由他任命弟弟担任了这个职务，每年大约有250英镑收入，周时，他把薪俸400英镑的更好的位置给了一个多年来一直等着提升的下属。汤姆雇了一个人代他做事，而自己坐享其成，领取薪水。 当时，裙带关系并不避人耳目，而且远比现时为盛，所以如果就汤姆的任命还值得议论的话，那司各特就应该受到夸奖，因为他并没有把更优厚的职位给他的弟弟。然而不幸的是司各特这一年恰好担任司法委员会秘书，这一届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中，有一项是撤销文书职务，并对因而失去职务的官员支付相应补偿的决议。按照这项决议，汤姆有权得到每年不超过130英镑的退职金。这项苏格兰司法制度的改革法案，还包括司法委员会的其他一些建议，很顺利地在下院获得通过。但是这项法案一提交上院，辉格党的两名议员洛德代尔伯爵和霍兰德勋爵立即表示反对。他们说汤姆·司各特将无功受禄，说他哥哥瓦尔特·司各特在任命他担任这个职务时，是司法委员会的秘书，因此不可能不知道正在考虑撤销这个职务。他们声称这是最肆无忌惮的滥用职权。 只要一涉及他本人的荣誉和他家族的声望，司各特就表现出病态的敏感；而在辉格党人的公开攻击中有许多不容置辩的事实刺到了他的痛处。梅尔维尔子爵在议会中为司各特辩护，指出任命自己的弟弟担任收入较低的职务证明他没有私心。法案还是被通过了，也很自然地被人遗忘了。可是司各特并没有忘记辉格党议员的所作所为，所以当霍兰德勋爵访问爱丁堡时，发生了一次极不愉快的事件。 “星期五俱乐部”的成员当时几乎包括了爱丁堡的全部名流，他们邀请霍兰德赴宴。司各特还没有进门就看见了霍兰德。他根本不把霍兰德放在眼里，脸色阴沉难看。席间他只同邻座交谈，而且火气冲天，事后一个俱乐部成员表示惊异说，他既然手里拿着一把刀子，怎么会乖乖地只吃羊肉。霍兰德是一个很温顺的人，请司各特赏光同他干一杯。“我不喝，”司各特气冲冲地说。他坐了不到两小时，就一脚踢开座椅，笃笃地迈着步子走了出去。当门在他身后关上时，大家不禁笑了起来。 司各特对人从来没有这样粗暴过，他为人一向随和。这件事使他的朋友们很难过，而司各特本人却非常得意。他给汤姆写信说，霍兰德想讨好他：“不过我记得他在你上一次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就像削一枝鹅毛笔一样轻而易举地给了他点颜色看。” 使我们高兴的是司各特的怒气持续得并不很久。他为自己对霍兰德的态度而惋惜。他有一次说过：“生命太短促了，犯不着把时间耗在生气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人事种种 《玛密恩》使司各特由《行吟诗人》时的边区诗人一跃而为享有全国声誉的诗人。《玛密恩》的最后四首歌司各特是写出一段付排一段的，其中没有一节重抄过。虽然他急需用钱来搭救汤姆，但这并没有减低创作为他带来的乐趣。从这时起，司各特爱上了写作活动，不论是写诗歌、散文，还是研究历史。1803年他对乔治·埃利斯说：“不管人们怎样解释创作动机，我认为惟一的动力就是紧张的创作活动和搜寻材料给人的享受。除此而外，我是不会写作的，正像不会为了能吃到一只兔子就去打猎一样。但是，既然随之而来的还有赞扬和金钱，那么，反对这些东西，正如把打到的兔子扔掉一样，也是很荒唐的。”他使读者也分享了创作的欢乐，所以《玛密恩》获得了同《行吟诗人》一样的成功。 《玛密恩》作于阿谢斯蒂尔，在别墅西边特维德河畔的大橡树下，以及紧靠庄园的皮尔农场中长满高大的白蜡树的一座小丘上。但是这部长诗的构思是他在乘马郊游时酝酿成熟的。长诗出版于1808年2月，受到《爱丁堡评论》的编辑弗朗西斯·杰弗里的严厉批评。杰弗里天性虽然易受感动，但对浪漫主义的色彩却十分迟钝。他对自己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伟大的浪漫派诗人都不能做出如实的评价。他作为编辑，使得康斯特布尔出版的《爱丁堡评论》成了当时颇负盛名的杂志，而他本人又是一个第一流的记者，所以他的文章也是杂志中的上乘之作。朋友们都很爱他，但那些受到他抨击的人却讨厌他。司各特和杰弗里关系相当融洽，所以杰弗里把自己对《玛密恩》的评论在付印之前给司各特看过。司各特写道：“在我看来，世上没有比我们对自己的行当更不在意的批评家和作者了，所以我们一起吃了饭，而且就即将发表的对我的鞭挞开了许多玩笑。”并且补充说，他相信“杰弗里与其说是要鞭挞罪犯，不如说是想用鞭子的噼啪声来取悦于公众。” 评论发表的那天恰好司各特夫妇请杰弗里吃饭，杰弗里有点忐忑不安，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接待。司各特一见面就使他的种种担心烟消云散，而夏洛特却并不那么宽容大度。女主人的身份使她在席间遵守礼仪，可是在客人告辞时，她终于发泄出来了：“好吧，祝您晚安，杰弗里先生。我听说您在《评论》上把司各特痛骂了一顿，所以我希望康斯特布尔先生至少会多付给您一些报酬。”她的反应，还有好心人的同情，可能对司各特发生了影响。司各特起初对批评是并不介意的。他给一个同情者写信说：“您别以为我会愚蠢到为杰弗里的评论而生气。如果我有这种癖好的话，我就绝不会提笔写作了，因为保持心境的平静比任何一部长诗和任何一篇评论都重要。不过，我像是一个大孩子（实际上我也是一个大孩子），喜欢吹肥皂泡而自得其乐，却并不在乎它们是飞向天上，还是当即破灭。既然对我的长诗的批评或是褒奖都不能为我带来丝毫乐趣，那么责备，更不用说是友好的责备，绝不会触痛我，何况我绝不会为了世上的任何一部长诗的评论而抛弃一个学识渊博而且能直率陈词的友人的情谊。” 然而杰弗里对《玛密恩》的评论是司各特拒绝为《爱丁堡评论》撰稿的一个因素。他就像在受到震伤时那样，当时毫无感觉，事后才感到疼痛。气愤的阴影无疑也落到了康斯特布尔头上，因为他是《爱丁堡评论》的出版人而且和杰弗里有牵连。康斯特布尔是一个杰出的人，如果他能够不经过中间人而长期同司各特直接交往，他们之间的关系本来可以融洽得多。正像杰弗里是第一流的编辑一样，康斯特布尔是第一流的出版人，或者按当时的称呼叫书商。他起初开一爿小书店，靠了自己的精明强干很快就脱颖而出，开始自己出版书籍。他有见识，把指望放在司各特身上，愿意出1000基尼买《玛密恩》，尽管他当时并没有这么多钱，于是他请伦敦的出版商约翰·默里合伙，均摊支出和利润。默里也很有远见，同意了他的请求。《玛密恩》的成功使司各特在康斯特布尔心目中的身价倍增，因此他答应出500英镑请司各特编一部斯威夫特选集，包括写一篇作者传记，这笔钱正好是司各特编德莱顿诗集收入的两倍。 司各特同意编斯威夫特选集时，康斯特布尔的合伙人是福法尔郡的一个嗜酒如命的地主，叫亚历山大·吉布森·汉特。他举止粗鄙，言语放肆，而在政治上推崇辉格党人。他咒骂司各特的思想保守，动辄告诫说司各特在完成斯威夫特文集的编选工作之前，没有权利做其他任何事情。这可不是同司各特相处的好办法。司各特的保守观点如同他干自己想干的事的决心一样坚定不移。司各特决定断绝同康斯特布尔出版所的关系。 另一个使司各特生气的原因是康斯特布尔出版的那份杂志所奉行的政策，这本杂志使康斯特布尔一直被人看成是一个著名的进步出版商。 为《爱丁堡评论》撰稿的辉格党人反对派遣英队到西班牙去参加1808—1814年的战争。更有甚者，他们走上了现在被称为“失败主义” 的道路，他们称赞拿破仑的英明，宣传法军是不可战胜的，要求“用任何代价换取和平”，而且预言如果不结束战争，英国就会爆发革命。这些在司各特看来都是地地道道的背叛。他相信，只要拿破仑在欧洲称王称霸，就谈不上自由与和平；如果坚持进行西班牙战争，就能给拿破仑以致命的打击。司各特也明白，能做到这一点的惟一可靠的人就是亚瑟·韦尔斯利，即未来的威灵顿公爵。 韦尔斯利取得了胜利，但陆军部的官僚们并不喜欢他的所作所为，于是把他召回来。后来发生了科鲁尼亚战役。约翰·穆尔，按司各特的说法，是一个出色的军官，但作为一名将军，他既缺乏韬略，勇气又不足：“如果韦尔斯利在场，我们原可以在索马塞拉附近就赢得这次战役，而马德里的居民就会扩大战胜者的队伍。”司各特希望韦尔斯利统率10000万大军到西班牙去；他甚至渴望自己也能去，可是他的妻子不愿意。 不过，到1809年军队得到了它应该得到的东西：韦尔斯利回到比利牛斯半岛任总司令，司各特在1811年欢呼道：“三年来，我一直在说我们没有别人可以指望了。他是个有天才的汉子，一定能克服困难，摆脱偏见和军事陈规的束缚；他在我们的大多数将领表现得像一个军士，或者充其量像一个下级军官的地方，表明自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英雄和将军。” 然而，在1808年，司各特由于对韦尔斯利和西班牙战争的态度，既遭到辉格党人的嘲笑，又受到托利党人的讥讽。为了表示自己的愤懑，司各特只好停止订阅《爱丁堡评论》。他拒绝为这家杂志撰稿已有两年，现在则干脆不再读它了。这次的火气自然又是对着康斯特布尔：虽然为读者挑选文章的并不是他，可是发行这份杂志的毕竟是他。这一切都被另一个善于钻营的出版商约翰·默里看在眼里，他认为，对《玛密恩》的评论加上一篇篇政治性文章一定会削弱司各特和康斯特布尔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他约翰·默里有可乘之机。他知道要接近司各特最好是通过巴兰坦，于是决定让巴兰坦为他承印一些作品，然后亲自来到北方会见司各特。默里的主要目的是商谈出版一份新期刊来破坏《爱丁堡评论》的声望的问题。这个想法正合司各特的心意，虽然他拒绝了由他出任主编的建议，但却为实现这个想法而悉心尽力。他给朋友们写信，以求得他们的合作与支持，而给同意担任编辑的威廉·吉福德写了一封长信，特别提醒他说，应该悄悄地进行活动，而不要广为宣传自己的目的：“所以我主张采取军事行动，而不要正式宣战。”杰弗里感到事情不妙，告诉司各特说，今后《爱丁堡评论》将不再遵循任何一个党的政治路线。 司各特回答说，现在谈论这些为时已晚，他早已提醒过杰弗里注意把杂志变成党派斗争的工具可能招致的后果。杰弗里声称，他对后果并不介意，但世界上有四个人是他不愿与之为敌的。司各特请他说出这几个人的名字。“譬如说，您就是一个。”“您看，这真是抬举我，我尽量使自己配得上这份恭维吧。”“这是说，您打算反对我吗？”“是的，如果值得这样做的话，我有这个打算；不过，不是反对您个人，而是反对您的政策。”“您有权发火。”“我从来不要求有不该发火而发火的权利。” 默里的杂志《每季评论》创刊于1809年初，逐渐获得了声望。司各特经常为它撰稿，十分关心它的命运，为它出谋划策，给它批评指点，吸收新的撰稿人。司各特不囿于狭隘的党派利益，很早就认识到“国务活动家的原则决定于他们是在台上执政，还是下野而成为反对派。”但是他尊重传统，因而同情托利党人；他又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因而不相信那个所谓的进步政党所允诺的救国措施。他认为，“使人们生活得幸福的艺术在于基本上让他们自行抉择。”从这个观点来看，托利党人也比辉格党人更受欢迎。但是他从来没有为了他支持的那个党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独立见解，所以他也赞赏乔治·坎宁，因为抛开别的不谈，坎宁从来不追随一个党的路线，因而在政治上是一支无法预测的力量。 坎宁对任命韦尔斯利为总司令起过作用，在哥本哈根俘虏丹麦舰队又是他一手所为。他果断而敏捷，不优柔寡断，而他的笔也像他颁给别人的佩剑一样锋利。坎宁是治理国家的人才，又是一个阴谋家；是一个爱国者，又是一个政治家，总之，他对自己帮助创办的《每季评论》来说，是最合适的人物。 司各特所操心的不仅是《每季评论》的种种关系。1809年发生了一件于他更为重要的事情。他有一次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有人听说过书商（即出版商——作者注）懂得自己的商品，或者自认为是行家这种事吗？”遗憾的是当他创办自己的出版公司时，他自己也忘记了这一点。 他对康斯特布尔很不满意，于是决定搞一个同他竞争的商号，可是却让一个最不长于此道的人——印刷工人詹姆斯的兄弟约翰·巴兰坦来领导这个商号（在这件事上起作用的是他忠于朋友的天性）。约翰主管过他父亲在凯尔索开的一家百货店的成衣部，事先在伦敦一家银行里学过记账。他的领导可以归结为业务活动听其自然，而自己却热衷于打猎，同一群快乐的伙伴豪饮、作乐。这些事情自然不会有利于经营事业，所以他的父母很快就一贫如洗，只好去依靠长子詹姆斯为生，到了1806年初，约翰本人也在爱丁堡巴兰坦印刷所里谋了个办事员的差事，用他自己在记事本里记下的话来说，“为此对上帝感恩不尽，永世不忘”。 “约翰·巴兰坦公司”这家新商号（在爱丁堡汉诺威大街）是由司各特（出一半股份）和巴兰坦两兄弟（各出四分之一股份，从各种情况看，这笔钱也是司各特拿出来的，因为他们两人自己并没有资本）合伙经营的。但是，司各特的名字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谁也没有料到“约翰·巴兰坦公司”应该叫做“瓦尔特·司各特股份公司”。 司各特起初建议康斯特布尔解除出版斯威夫特文集的合同。康斯特布尔拒绝了这个建议，表示希望他们很快就能恢复昔日的交情，于是巴兰坦公司就只好放弃司各特编的斯威夫特文集。然而1810年春天，这家公司出了第一本书，震动了所有的英语国家，打破了长诗的创纪录印数，而且使苏格兰成了旅游者的麦加，这本书就是《湖上美人》。 一年以前，司各特带着妻子和长女再次访问了他后来歌颂的地区。 按他的说法，“诗魔在我鲁钝的头脑中挣脱了锁链。”未来长诗中的诗句油然而生，而且快得他难以把它们记录下来。他对罗伯特·骚塞说，读者的口味是变幻莫测的，他并没有专门研究过投其所好的问题，但是读者的口味显然同他自己的喜爱是吻合的。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 读者喜欢用诗体，尤其是用他喜爱的那种强烈刚劲的风格写的故事。“我的诗作从写字台上以最快的速度转到印刷所，所以毫不奇怪的是，我自己有时也难以说清楚，这些诗究竟是什么含义。”他从不事先酝酿好主题再动笔，往往写到一半自己还不知道这部长诗将怎样结束，而诗作一出版，他就完全丧失了对它的兴趣。他给孩子们读约翰·克莱布的诗，却不读自己的作品。詹姆斯·巴兰坦有一次问索菲娅：“嗯，索菲娅小姐，您怎样看《湖上美人》？”“我还没有读过呢！爸爸说，读蹩脚的诗对年轻人来说是最糟糕不过的了。”当时才九岁的瓦尔特也做过类似的回答。有人问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欣赏他父亲的作品。孩子想了想，回答说：“他在打猎时，常常是第一个发现兔子的人。” 司各特不喜欢故作谦虚，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并不看重自己写的那些迅速流传开去的诗句，譬如：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准备搏杀， 眼前是数不清的长矛和盾牌。 “谁先来？水流石不转， 我就是山岩。” 司各特自己五音不全，连最简单的曲子也唱不好，而耐人寻味的是作曲家都争先恐后地为他的诗谱曲，而歌手则竞相演唱。最受欢迎的几行诗是： 士兵啊，安睡吧，战争已经结束！ 忘掉那疆场上的厮杀、呼号， 在甜蜜的梦境中， 别再为伤痛而苦恼…… 这部长诗对画家也产生了同样强烈的影响，尤其是开头的几行诗： 小鹿在山涧饮水， 一弯新月在水波中荡漾， 后来它藏进了阴影， 消逝在格伦纳特尼沉睡的林中。 画家的目光被吸引到小鹿身上。长诗出版后的100年中，画布上记录的这种高贵动物数量之多，足以饮干不止一条山涧，并把沉睡的格伦纳特尼变成鹿角之林。 诗人获得了堪称为莎士比亚式的荣誉，可是他对评论家异口同声赞扬却漠然置之。不过，他自然对从未见过的发行数感到满意，这部长诗在八个月里售出25000册，还有3000册即将发售。他的名声跨过了大西洋。费城有一位叫休·亨利·布拉肯里奇的先生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说人人都希望自己能永垂不朽，因此请求司各特：“如果在您美妙无比的诗篇中能提一下我的名字，我将感到万分幸福。”看来，司各特没有找到适用于布拉肯里奇一词的韵脚。 虽然受到了普遍的赞扬，司各特对自己的长诗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巴兰坦有一次问他，和彭斯比较起来，他以为自己的天资如何？司各特回答说：“我怎么能同他相比呢？他和我有天渊之别。”不过他承认，在所有的诗歌作品中，他最喜欢读的是约翰逊博士的《伦敦》和《人间希望虚幻渺茫》。《湖上美人》的成功使他能够用实物来展示人间希望虚幻渺茫。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特维德河上的“狮子 司各特主持一个出版社，编辑其他作家的文集，履行首席法官的职责，每年有一半时间在高等民事法庭议事，担任司法委员会的秘书，撰写长诗。在纷忙繁杂的事务中，他还能照料自己的农场，并且在阿谢斯蒂尔接待川流不息的宾客。这幢房子充其量只能住下10个人，可是有一次却要安置32个人，而且居然都安排下了。来的往往是不速之客，夏洛特还得想方设法接待他们。有一次在爱丁堡订购的食物没有按时送到，她只好向附近的农场购买肉类，结果在餐桌上一口气上了四条羊腿。特维德河泛滥也往往给他们造成许多不便。河水漫出河床常常夺走他们的马铃薯、粮食和干草，把他们同可以买到东西的城镇隔断。那时候许多事情都决定于天气好坏。譬如说，1808年，已经是4月底了，可是山上的积雪尚未化尽，河水却因为大雨而变成了褐红色，气候就像1月份一样寒冷。司各特写道：“这些就够让人发愁的了，更糟糕的是一会儿马夫说马没有饲料了，一会儿牧工说奶牛没有吃的了，羊羔刚生下来就几十头几十头地死掉，不论是猪、鸡，还是狗，甚至还有孩子们，统统都面临饥饿的真正威胁。” 1808年为数众多的客人中有一位是j.b.s.莫里特，他同妻子一起拜访了阿谢斯蒂尔，后来成了司各特的终生之交。莫里特是学者、理想主义者、乡村的绅士，又是国会议员（当时这几种身份兼而有之还是可能的），他游历过许多地方，而且是“旅行者俱乐部”的创办人。他是研究荷马的学者，又很喜爱古代的事物。他花了许多精力去考证特洛伊城的位置，当特洛伊城被证实恰好存在于按他的仔细推算绝不可能存在的地方时，他的劳动就统统付诸流水了。莫里特在约克郡的罗克比有一处豪华的庄园，其中收藏了许多艺术珍品。司各特游历英国南部时，常去罗克比小住。司各特发现当地的神话故事和传说不如他家乡多，决定自己来杜撰一些，于是写了长诗《罗克比》。这部作品于1813年1月问世，但不如以前发表的作品那样成功。 司各特住在阿谢斯蒂尔的那些年头，身体健康，心境愉快，他起劲地工作和娱乐。后来回忆这一段岁月时，他说：“不消说，我忙得不可开交，可是我生活得多么愉快啊！我热血汹涌，觉得世上没有我做不到的事。那些年里，我着手办的几乎所有的事都可以使某位摇笔杆的同行摆脱贫困。不断有一摞摞的材料需要加工、按索引分类，一卷卷的摘录需要整理，为了订正种种细节和日期，需要不停地东奔西跑。总之，我通常可以使半打不走运的诗人得以■口。”他尽管埋头于这许多事情，但还能在信里说：“白天我猎兔子，夜间用渔叉捕鲑鱼，所以我对在文坛的土壤上耕耘完全没有兴趣。只要我着手干起来，往后就一帆风顺，但是要做出最初的努力是十分困难的。” 领略过安静的幸福的人， 会惆怅地追寻幸福的遗迹。 他在《湖上美人》中是这样写的。当他在爱丁堡被种种职务缠得难以脱身时，他不无惋惜地回忆起阿谢斯蒂尔那些幸福的时光。1809年他又给自己揽了新的差事：着手安排乔安娜·贝莉的戏剧《家传故事》在爱丁堡剧院上演，因为他是该剧院的监督兼合股人。他说服了萨拉·西登斯的儿子亨利·西登斯来领导剧院。由他排演的这出贝莉的戏就成了该院的第一个新剧目。 这出戏很成功，上演了整整两个星期。司各特概括说：“泪水让我们伤心欲绝，而鼓掌却鼓得两手发烫。”参加演出的一个演员丹尼尔·特里成了他的知交，后来同他过从甚密。特里很善于摹仿。他常常惟妙惟肖地摹仿首席法官一本正经的神态和腔调，使朋友们开心不已。司各特喜欢置身于演员之中。他的座上客有查尔斯·马修斯、约翰·菲利浦·肯布尔和他的妹妹、大名鼎鼎的萨拉·西登斯。这兄妹两人平时举止也像在舞台上一样，餐桌上的闲谈也往往要用散文诗体。有一次萨拉在阿谢斯蒂尔吃饭时，把侍童吓坏了。她用悲剧中女皇的腔调对他厉声说道： “孩子，你拿给我的是水，不是啤酒。” 司各特每次去伦敦，都能在别人的客厅里遇到一些演员。他总是对他们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关注，以此分散其他人对他本人的注意。他一向温厚地对待那些把他看作名人，因而同他纠缠不休的人，不过，他承认： “我宁愿做一只孤独的黑熊，静悄悄地舔着自己的脚掌，而不愿意做一头用后腿站立，供人赏玩的‘狮子’。”他知道，在大庭广众之中当一个天之骄子对作家来说是有害无益的。“陶醉于这种气氛之中也许是愉快的，可是它从来没有使任何一个人进入过我愿意在其中碇泊的港湾。” 他常常绕开那些时髦的沙龙，而只是看在借寓或赴宴的友人的份上，才串演“狮子”的角色。他一踏进门，就往往先问主人：“您看我今天需要不需要扮演‘狮子’？如果需要，我就狂吼个够。”客人散去之后，他就笑嘻嘻地引用莎士比亚的两句诗： 但是请你们放心，咱实在是细工木匠， 既不是凶猛的公狮，也不是一头母狮。有时候他也会落进装有几头狮子的笼子里，诗人们竞相朗读自己的作品，捧场的人不住地说些奉承话，人人都摆出不可一世的神气。有一次柯勒律治出席了这种聚会。他在追随者们啧啧不休的赞扬声里读了自己的作品。这些捧场的人指望用自己的赞扬告诉司各特他这样一个充其量只算是有点名气的作家，究竟有多大分量。他们想让人看看作为诗人司各特同柯勒律治相去有多远，于是请司各特也朗诵一下自己的作品。 司各特婉言谢绝了他们的抬举，不过答应读他不久前在一张外地报纸上看到的几行诗，这些诗在他看来未必比他们刚才听到的逊色。大家对他朗读的几段诗表现得很冷淡，甚至嗤之以鼻。司各特刚开口为这几行诗辩护，却有一个人声称某一行诗纯粹是胡扯。这一来柯勒律治受不住了： “看在上帝面上，请你们别再难为司各特先生了。这是我写的诗。”满座立即鸦雀无声。 在社交活动方面，苏格兰首府同英格兰首府毫无差别。司各特说，在爱丁堡“我们处处模仿伦敦：一直坐到深夜才散，而且莫名其妙地从一个地方匆匆忙忙地赶到另一个地方，去找那些玩不够的伙伴。”不过他自己也不是那种喜欢深居简出的人。1810年初夏，他带着家人和几个朋友到赫布里底群岛去了。他们游历了斯塔弗岛、艾昂岛、马勒岛及其他岛屿，他在这些岛屿上为写作最后一部长诗《岛屿的领主》体验了一番“地方情调”，而且以他敏锐的洞察力研究了人的种种特性，正是这种洞察力使他在日后的作品中把那些可笑的人物写得栩栩如生。 从赫布里底群岛回来不久，他又一次表现出不安于平静的性格。他私下告诉自己的兄弟汤姆说，如果将要从自己的父亲处承袭梅尔维尔二级子爵封号的罗伯特·丹德斯被任命为印度总督，“如果他愿意邀我同行，而且保证为我谋一份好差使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虽然我对现在的位置毫无怨言）抛弃高等法庭和书商的行当，而到另一些纬度上去碰碰运气。”即使司各特被命运带到了加尔各答或是撒哈拉大沙漠，他自然也绝不会放弃写作的。不过，他认为文学是生活中一项极好的辅助事业；如果把文学作为惟一的支柱和■口的手段，那就太煞风景了。他对在法庭上克尽厥职已经感到厌倦了，他也懒得再为拯救巴兰坦兄弟的商号而出力——从1805年中到1810年年底，他给印刷所和出版所的投资至少有9000英镑。1810年《湖上美人》的成功使他过了一段安稳的日子，不久以后，他在法庭的工作也开始领取报酬。加上当首席法官的收入，他的职务每年给他带来1600英镑。钱越多的人越吝啬，这是人所共知的一条规律。而司各特的慷慨却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长。司各特写道：“有一个地主用多得喝不完的香槟酒和红葡萄酒来款待我们，可是一想到要为穷人捐献几个先令就脸色苍白。”司各特可不是这样的人。 他从钱袋里倒先令就像在宴席上斟香槟或红葡萄酒一样慷慨。他响应为西班牙战争期间受害的葡萄牙人募捐的运动，在1811年写了篇民谣《唐·罗德里克的梦幻》，提供了100基尼捐款。 阿谢斯蒂尔的租约到1811年就到期了，司各特只好另觅住所。他早就留意特维德河畔塞尔寇克郡和梅尔罗斯之间的一块地方，边区的氏族早年间曾在这里进行过最后的几场大厮杀。这块地方包括岸边的一片草场，一座不大的农场，附有一座谷仓，一片菜园和一个养鸭的水塘，房后有几百英亩丘陵地。这块地方被绝妙地称为“荒穴”。因为这片地段一度是梅尔罗斯修道院的产业，所以司各特把这个不中听的名字改为阿博茨福德，决定把不毛之地变成一片使人心旷神怡的树林，给自己一家盖一幢别墅（他在计划里称之为茅舍）。他为了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地主，付出了4200英镑，这笔钱的一半借自他退役的少校哥哥，另一半是用一部尚未脱稿的长诗《罗克比》做抵押借来的。他还在迁居之前就着手整理这片地方了。1812年3月他在信中说，他正忙于清理道路和植树，弄得满身泥污。他对友人说：“我一直向往买下阿博茨福德，定居在一个一口唾沫都可以吐到特维德河里的地方。如果不能如愿以偿，我怕是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会感到真正的幸福。” 1812年5月底，司各特举家迁出阿谢斯蒂尔，使得全区的人都为之懊丧。司各特一家是易与相处的好邻居，他们参加本地的各种庆祝活动，同大家一起饮酒、跳舞、谈家常，而没有这些，人们之间的交往就只是虚伪的客套；他们给需要的人送去食物和药品，分享别人的欢乐，分担别人的忧愁。他们搬家时，发生了许多有趣的小故事。司各特这时已经搜集了许多杀人武器，其中包括罗伯·罗依用过的枪，还有卡尔一世赏赐给蒙特罗斯的佩剑。司各特描绘过，由装满“各色破烂”的24辆大车组成的这条长尾巴怎样使邻居们乐不可支。大车上零散地装着古代的长剑、弓、长矛、靶子；一队队穿着衬衫的小伙子和不戴头巾的姑娘拿着钓鱼竿和长矛，或者是吆喝着一群群矮马、快犬、长毛猎狗、羊、猪、鸡、鸭。“一窝小火鸡被安置在名震边区的一位古代preuxchevalier的头盔里，连奶牛……也背负旌旗和火枪缓缓而行。”不过，这个行列里缺少这户人家的一个成员：他的爱犬坎普已经在三年前死去，被埋葬在城堡街上住宅的花园里，全家都为它洒下了泪水，而司各特没有出席他原来应允参加的一个正式宴会，理由是“一位心爱的老友去世了”。 他们到达以后，阿博茨福德立即乱作一团，简直是人仰马翻。马匹倔犟地不肯进入马棚，牛羊一被赶进草场，立即四散奔逃，鸡飞得满院都是，水龙头里放不出水，厨房里火怎么也烧不旺，炉子烤不熟食物，烤肉的铁叉子被卡住了转不起来；仆役们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女佣们又急又气，眼泪汪汪，夏洛特又吵又嚷，而且人人都跑到书房来找司各特告状，使他不得安静。司各特实在忍耐不住了。他一脸怒气，冲出书房，朝大家高声叫嚷，训斥了那些该挨骂的人，足足过了半个钟点，才算一切就绪。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时运不济和一帆风顺 司各特在木匠和石匠的吵嚷声中，在锤子和凿子的叮当声中和家人的啰嗦声中写出了两部长诗：《罗克比》和《特里亚明的婚礼》。第二部长诗是他在第一部之后的几个星期匿名出版的，为的是要作弄一下评论家，而那些评论家也真被他骗过了。他自己没有时间教大儿子功课，于是就请了梅尔罗斯的神甫的儿子乔治·汤姆逊来家执教。乔治虽然只有一条腿，却每天步行到阿博茨福德来上课，后来房子扩建了，他就搬到司各特家里，在他们家住了许多年。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又是一个大胆的骑牛人，为人善良、正直，很有学问。他独特性格的某些方面在长篇小说《盖伊·曼纳令》中的多米尼·萨姆逊身上反映出来。司各特曾一再向巴克柳公爵和其他显贵人士推荐他担任出缺的职务。 不过，司各特的事业很不顺利，在迁居后的第一年，他常常夜不成眠。巴兰坦的出版所开业时曾经很有声势，现在却捉襟见肘，濒于倒闭。 司各特认为，他自己喜欢的东西一定也为读者所喜爱。他的这种信念导致了令人伤心的结局：他出版的东西都堆在仓库里无人问津，首先就是《爱丁堡年鉴》，司各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把这本杂志变成金钱。 《湖上美人》的惊人成就看来使三个合伙人都昏昏然了，他们以为无需为将来担忧，所以任意挥霍赚来的钱，而不是用于扩大和巩固事业。约翰·巴兰坦不肯一丝不苟地记账，只是凭估计核算，所以实际情况完全被歪曲了。他哥哥詹姆斯和司各特本人理应有更多的警惕性，因为他们是了解约翰的“履历表”的，可是他们对约翰的报表却喜不自禁，以为这就是实情。司各特用于阿博茨福德的开支越来越大。詹姆斯的开销也迅速增加：他对饮食一向是极为讲究，孜孜以求的。司各特责怪詹姆斯太贪吃，指责约翰不结算账目，而他们两人都不敢抱怨司各特在新居和庄园上挥霍过度。这三个人不是生活在爱丁堡，而是生活在黄金国里。为了取得现金，他们开出一摞一摞的期票而用尚未出版的书籍做抵押，票据到期时，几个合伙人却拿不出钱来清偿。 1813年初，司各特还指望《罗克比》能挽回局面，但是这部长诗虽然销售了10000册（这个数字会使其他任何一个诗人欣喜若狂），却并不能使司各特感到欣慰。他对《罗克比》做过反复修改，甚至把整个第一节都砍掉了，因为连他自己也不满意，他原以为这部长诗会获得像前几部一样的成功。事情原本也可能不负他的期望，不巧的是拜伦当时发表了《恰尔德·哈洛德游记》，从而把这位苏格兰的弹唱诗人挤到了后排。司各特为了避免垮台，往往不得不在最后一分钟才为筹措金钱而奔走。不过他应该懂得，他自己的花费和对滞销书籍的偏爱给出版所造成的损害并不亚于“快活的”乔尼的纵酒和鸵鸟政策。到1813年5月，虽然司各特满心不愿意，但是不得不向康斯特布尔求救了。这时康斯特布尔令人难以忍受的合伙人汉特已经去世，可是司各特仍旧认为向康斯特布尔求援有失自己的身份。康斯特布尔处理事务很有心计，他拒绝购买《爱丁堡年鉴》，因为它每年要亏损1000英镑，但买下了仓库中的部分存货，而且用2000英镑买下了《罗克比》四分之一的版权。当时“约翰·巴兰坦公司”出版所已经是摇摇欲坠了。康斯特布尔总算雪中送炭。 所以司各特写道：“几个星期以来，我头一次可以安心入睡了。”但是这点帮助还是不够的。司各特向莫里特和继他之后出任首席法官的查尔斯·厄斯金借了钱，同时请求巴克柳公爵出面担保，由银行贷给他4000英镑。在等待公爵的回信时，他心神不定，以至想到要移居国外：“我应该同苏格兰告别了，就像老朋友也会各奔东西一样；我不愿意生活在一个人们原先尊敬我，而现在却鄙视我的地方。世界是辽阔的，虽然对我来说，苏格兰是最可亲的一个角落。可是我会偿清全部债务，直到最后一个便士，在这之前，我自己既不会躲藏起来，也不会隐瞒我的任何财产……” 几天之后，公爵回信表示同意，所以到1813年8月末时，司各特认为，他又生活得无忧无虑了。这使他松了口气，因为他正打算添置庄园附近的大片土地，而且请做演员的友人丹尼尔·特里为阿博茨福德购买一批古代的武器。经过再三斟酌，他得出结论：前景并不像起初认为的那么光明。11月间他写信给约翰·巴兰坦说：“我是否应该买张彩票来试试运气呢？彩票可以在西弗赖特处购买，不过，您的手气不太好，所以您不要自己去买，而要请您的妻子或是母亲代劳——或然率也许更垂青于她们。请让她们去买彩票，如果恰好碰上康斯特布尔先生，不妨就请他买。他的手气好，这是无需怀疑的。”约翰这时在汉诺威大街上一家出售文学作品和艺术品的拍卖行当办事员。很遗憾，司各特在关闭出版所的同时，没有关闭印刷所，因为对詹姆斯的眷恋战胜了理智的结论，而善良的秉性又使他不断地把一些穷困潦倒的作者的显然会赔钱的作品硬塞给出版人。康斯特布尔满腹牢骚地声称：“我很喜欢司各特的亲生子女，但愿上帝保佑我别碰上他的诗神的螟蛉子弟。” 在司各特经济上十分拮据时，他收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建议。威尔士亲王是他的一个热心的崇拜者，1813年8月桂冠诗人亨利·詹姆斯·帕伊去世了，亲王举荐司各特继承他的位置。司各特说，桂冠诗人的称号总的说来变成了某种荒唐的东西。况且他不愿意把自己置于受到国王及其心腹的宠幸的地位。巴克柳公爵也认为这是愚蠢的勾当，于是司各特以“不能胜任经常写作的职责”为托辞，婉言谢绝了桂冠诗人的称号。 同时他极力推荐不走运的诗坛名士罗伯特·骚塞。他给骚塞的信里说： “我不至于鲁钝到如此地步，以至看不出您的诗才远胜于我，虽然公众的好感暂时好像是在我这边。”骚塞被提名为桂冠诗人，他接受了这个称号。 司各特对自己的诗作并不珍重。1812年，曾经对司各特表示钦佩的教堂赞美诗的作者利蒂希娅·巴波尔德预言在艺术、武器、国力等各个方面大不列颠将走向衰弱，而美国则将崛起，司各特在给乔安娜·贝莉的信中就此议论道：“我真恨透了这种丧气话。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她的爱国主义精神到哪里去了，如果不是真的，那就更坏……一旦我认为梅尔罗斯的遗址和我蹩脚的诗篇会比我祖国的荣誉和独立存在得更长久，如果我权力在手，我就会炸毁梅尔罗斯的遗址，把我的全部诗篇烧成灰烬。我所有的功名心归结为一点：如果后人还会怀念我，那就让他们记住我是一个珍惜祖国的独立，而在祖国的独立受到威胁时，准备献出最后一个战士和最后一个基尼的人，即使这最后一个基尼是我仅有的财产，最后一个战士是我的亲生儿子也在所不惜。”他所说的威胁不仅来自拿破仑，而且也来自美国。从1812年到1814年，英国同美国时而在陆上，时而在海上断断续续打了三年。因为美国同敌方做生意，而且不赞成英国干涉这种贸易的企图。不管怎么说吧，到1813年年底时，拿破仑战争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爱丁堡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摄政王，向他祝贺军事上的胜利，司各特为此写了一篇贺词。这篇贺词博得了摄政王的青睐，他极力称赞这篇贺词的文词典雅。这一来爱丁堡市议会的议员们心花怒放，他们选举司各特为爱丁堡的荣誉公民，而且向他赠送了纪念品，这又使司各特满心欢喜。他给莫里特写信说：“我选中的礼品是一只英国古爵，因为我对这种器皿怀着特殊的敬意，尤其是在它装满麦酒、葡萄酒或是其他烈性饮料的时候，但这使倒霉的夏洛特惊愕不已。”这只爵的容量是2.25升，所以夏洛特感到吃惊不仅因为司各特的选择太不得体，而且由于他过于贪婪。 司各特举爵为之祝福的第一个人自然是摄政王。司各特自1812年由拜伦处听到下面这句话以后，越来越喜欢摄政王了。拜伦告诉他：“亲王把您置于去世的和在世的所有诗人之上……他认为您和荷马不相上下。”司各特和拜伦之间奇特却又真挚的友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他们两人都是划时代的伟大作家，是19世纪文学浪漫主义的开创者，初看起来，他们只有一点是相同的——瘸腿，这个缺陷使他们经常想到自己体格上的弱点，从而推动他们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不过，他们还有其他一些相似之处。他们两人都富有人性，慷慨大方，很有幽默感，又都善于与人交谈。虽然拜伦有时表现出抑郁和萎靡，而司各特从不如此。简而言之，拜伦是艺术家的气质，司各特却是社交界的人物，而且用他那条瘸腿在大地上站得比拜伦那条好腿更加稳固。他俩的神交是在很不利的情况下开始的。《爱丁堡评论》用杰弗里特有的那种煞有介事的冷嘲热讽口吻评论了拜伦的第一本诗集；拜伦写了一篇讽刺文章《英格兰的弹唱诗人和苏格兰的评论家》作为回答。在这篇文章里，和这桩公案毫无瓜葛的司各特被斥为“受雇于人的弹唱诗人”、“阿波罗的不肖子孙”。 如果这些攻击出自评论家之口，司各特是不屑一顾的。可是这些攻击来自一位诗人，司各特因而感到受了侮辱。他对骚塞抱怨说：“我真弄不明白，为什么年轻的拜伦勋爵这个狗崽子骂我想用笔杆来混饭吃，虽然他对我一无所知。既然饿极了的熊连舔舔自己的脚掌都在被禁止之列，那他还有什么出路呢！我可以告诉这位出身名门的幸运儿：我没有继承大片肥沃的土地和每年5000英镑的收入，这并不是我的过错，正像他阁下不需要靠文学才能和成就来■口并不能算是他的功绩一样。” 《恰尔德—哈洛德游记》的头几章在文学界引起轰动，这给司各特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很欣赏各章的结构、杰出的文采、激情和意境，虽然他认为这部长诗稍嫌轻佻。不久以后约翰·默里根据拜伦的叙述，向他介绍了拜伦和摄政王的谈话，司各特于是给这位诗坛同行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经济情况：“在天才的同时代人面前洗刷对我的私心和卑鄙意图的怀疑，这种愿望我想是情有可原的。”拜伦以应有的高尚态度写了回信。1815年春天，他们在伦敦艾伯马尔大街50号约翰·默里家见面了。他们一见如故，在司各特游历伦敦期间，他们每天都到默里家促膝长谈。这位出版商回忆说，他们谈完之后，就手挽着手，一瘸一拐地走下楼梯，每下一级阶梯都更显出他们的跛足，这副情景是很有趣的。司各特认为拜伦最后很可能皈依天主教，而且把这个想法坦率地告诉了他。拜伦并没有表示异议，不过，日后的事实表明，他最后的岁月是在希腊，而不是在罗马度过的。他们的政治观点相去很远。譬如说，司各特不认为拿破仑是正派人，而拜伦却因为拿破仑不是一个民主派而气恼。在道德问题上，他们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拜伦认为，司各特不妨稍稍放纵一点；司各特却认为，略加节制对拜伦只会有好处。但是他们陶醉于彼此交往，因此不去注意这些细节。虽然他们后来只是在同年秋天又见过一次，但他们的友谊却由于通信而得到滋润，由于蒙受冤屈的拜伦被迫离开英国时司各特所采取的态度而得到巩固。 1816年1月，拜伦的妻子宣称拜伦是疯子而离开了他。大多数英国人，包括司各特的朋友巴克柳公爵、艾伯科恩夫人、莫里特和乔安娜·贝莉在内，都责怪拜伦，而且希望有人能出面调解，使夫妇俩重归于好。 然而司各特认为，既然分手的是拜伦夫妇这样的一对，而且他们的夫妇生活在社交界又是尽人皆知的，旁人干预是不合适的：“弥补这样的裂痕就像把瓷器重新粘合一样，盘子虽然看起来是完整的，可是其价值已不能和昔日相比，而且随时都可能破成碎片。”对诗人的攻击又转到了他的作品头上，人们对《恰尔德—哈洛德游记》的第三章怀着冷漠的敌意。司各特拒绝加入责骂者的行列，反而为《每季评论》写了一篇赞扬的评论，使那些极力把拜伦夫人说成是伟大的殉教者的人大为不快。拜伦自然对司各特在这种时刻挺身而出十分感激，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司各特回信说：“我一向赞成光明正大的搏斗，所以不能容忍20条狗扑向自己的一个同类，我尤其憎恶的是一群荒村野狗围攻一条比他们统统加在一起还要珍贵得多的纯种猎犬。” 司各特很惋惜未能同拜伦有更多交往，他相信自己本来可以给自己秉性高尚的朋友以良好的影响。拜伦也有类似的看法：“我很不幸的是命运没有为我安排像这样的一位导师。”拜伦承认，如果他在人生的道路上遇见的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司各特，那他就会相信人的美德了。 拜伦贪婪地阅读司各特新问世的每一部小说，无论走到哪里都带在身边，几乎可以把它们背下来，每年都要把它们重读一遍，而且兴趣并不稍减。他宣称司各特是自塞万提斯以来最伟大的散文作家，他的宗教神秘剧《该隐》就是献给司各特的，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人，真想同他痛饮一番。”当司汤达说司各特的性格并非尽如人意时，拜伦于1823年5月自热那亚回答他说，在他认识的所有人中，司各特是最襟怀坦白、最值得尊敬、最有吸引力的人。“我敢说，司各特是尽善尽美的人的典范，我了解这一点，因为我同他有过交往。” 拿破仑战争接近尾声时，法国俘虏在保证不再参加军事行动后，被安顿在阿博茨福德附近。司各特和夏洛特竭尽所能来减轻他们的困难处境，这表现了司各特难能可贵的性格。而他罕见的善良鲜明地表现在1814年的一次航行中。当时拿破仑在蹂躏了整个欧洲之后，得到了一份宽厚的年金和厄尔巴岛上面向地中海的一处漂亮寓所。波拿巴下台不久，司各特接受了灯塔管理委员会委员们的邀请，同他们一道做一次沿着苏格兰海岸的航行。参加这次航行的还有司各特的友人威廉·厄斯金，领导这次航行的是著名的建筑师罗伯特·史蒂文森，也就是《宝贵》未来作者的祖父。1814年7月29日，他们从利斯启航，立即就遇上了风暴。司各特第二天写道：“大家都很难受，连史蒂文森先生也不例外。”他的同伴们在航行过程中常常卧床不起，而司各特只躺倒过一次。他给夏洛特的信里说：“我携带的物品中最有用的是一把雨伞，而最无用的就是倒楣鬼约翰了。同他在一起毫无乐趣，昨天他喝得酩酊大醉，所以我今天清早告诉他说：“我要在马丁麦斯另寻一个仆人。他很伤心，不过愚蠢再加上酗酒，这真是走到哪儿也不会有人要的。凭良心说，他从开船以来就没有清醒过一天，我实在没有精力再去斥责他了……可是我怎样安置这个可怜的人呢？”一个仆人，而且是在这种情况下，成天醉醺醺地，什么也不能做，为这样的仆人的前途担心的人为数不会很多。 他们访问了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靠腌肉和干饼为生，有整整六个星期陶醉在毫无斧凿痕迹的大自然之中。司各特这时酝酿了长诗《岛屿的领主》，记下了后来在长篇小说《海盗》中出现的那些景色。他们的小船有两次几乎被美国的巡航舰所俘获，他们甚至清理了甲板，准备迎战。可是，虽然司各特的著作占领了美国，他本人却无缘到大洋彼岸小憩。他们也在赫布里底群岛稍作停留，在斯凯岛上的丹维冈城堡过夜。 司各特请求给他找一间有鬼的房间。“我只觉得忙忙碌碌过了一天，饱餐了一顿，喝干了一瓶红葡萄酒，所以很想睡觉。”他一夜酣睡，并没有见到鬼魂。 在他乘灯塔管理委员会的小船出海航行前三个星期，出版了匿名作者的长篇小说《威弗利》。当司各特航海归来，回到爱丁堡时，康斯特布尔告诉他，这部小说两版共计3000册已经销售一空，需要加印第三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一章 像拜伦那样完美的人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阿博茨福德的主人，他正打算把获得交口称赞的诗人的荣誉换成举世闻名的小说家的声望。他身高六英尺，体格魁梧，但不臃肿，他的胸膛、双手和两肩令人想起赫刺克勒斯。若不是一条腿稍短一些，他的体型、双头肌和姿态本会给人一种健美有力的印象。他的右腿只能用趾尖勉强够到地面，所以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每次迈出右脚时，都要依靠一根结实的手杖。他长着一副长脸，而且脸的下部 ——从眼睛到下颌——比上部足足要短一英寸半。敏锐而细小的浅灰色眼睛四周布满了奇怪的皱纹。他笑的时候，上下眼睑就像鸟的眼睛那样闭合起来。浓密的眉毛向前突起，在他读书或是写字时，完全挡住了他的眼睛。年轻时他蓬松竖起的头发是浅棕色的，不过到50岁时已经稀疏了，而且变成了灰白色。他的鼻子和下颌并无特色，薄薄的双唇闭合成一条直线。从上唇到鼻子之间是一条深沟。双颊结实而丰满，稍有一点下坠。 在他独自散步或是在法庭议事时，他脸上流露出一种心不在焉、迟钝、甚至是厌恶的神色。可是他一旦谈得兴起，就会判若两人：双眼炯炯发光，嘴唇笑得不停地抖动，面色也变得和蔼而慈祥。在大庭广众之中，他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透出温厚的善意，然而人们有时也会觉察到他狡黠而尖刻的目光，仿佛他起了某种恶作剧的念头，只是暂时秘而不宣。 不过，这种目光一转眼就变成一个动人的微笑，于是司各特又变得那么真挚而友好。 所有熟悉他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最突出的品质是待人厚道。几乎所有向他求助的人都能如愿以偿。只消举出一件事就够了。剑桥三一学院有一个青年人打算研究一种冷门学科，他给这个青年寄去20英镑，而且请他不必归还，“直到命运之神使您在自身不受影响的情况下能用这样的办法去关照另一个不走运的青年。”人们不仅求他资助，也常常请他给予忠告，他总是有求必应。一个诗人的作品遭到报刊激烈抨击，司各特给他写信说：“不瞒您说，我很难过，因为您过于计较这些事情了。 等您了解了文学名气的真实价值以后，您一定不愿意这样起劲地渴望成名。您痛心之余，决定出家修道，我觉得这要算是一种罕见的事例，因为对世俗美女的眷恋曾使许多男子看破红尘，而您无疑是由于眷恋诗神而牺牲的第一个人。我想，您不会计较我说的这句笑话。可是如果您被人评论过500次，在漫长的15年中时而被捧到天上，时而被贬得一钱不值，时而受到赞扬，时而遭到讽刺，当面奉承，背后挖苦，那您一定会同我一样，觉得您的决定是荒唐可笑的。” 除厚道之外，司各特的第二个优良品质是可能由厚道而产生的谦虚。他是很伟大的，谦逊并非出自虚情假意，但是他真心实意地认为肯普贝尔、骚塞和乔安娜·贝莉的诗才远远超过自己，其诚挚简直令人吃惊。他有一次对骚塞说：“感谢上帝，我从来不知道对伟大天才的妒忌为何物。”但更令人钦佩的是他对一些才智并不出众的人的成就也毫无妒意，他几乎对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评价很高，只是他自己的作品除外。 当拜伦在读者的心目中占据了他的地位时，他坦然地加入了对这位后起之秀的颂扬，自己却转而写起小说来。如果有人能把他从这种体裁上也排挤出去，他也会同样真挚地表示自己的赞赏，同样轻而易举地为自己找到另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他不赞成作家的名利之心：“我认为，许多初出茅庐的作家有意放纵自己的嫉妒心，他们自以为有了某种声望，而嫉妒所有胜过他们声望的东西；然而在我看来，烂掉指头也比怀有这种思想要好一些。”他对同时代人的评论并不介意，他公正地认为，人们吹捧别人，大都是指望别人会同样报答他们。他说：“在哪怕是只提笔写作过一次的所有人中，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深恶痛绝不费吹灰之力而得到的赞誉。”他还说：“我不喜欢人家把我的嘴里塞满冰糖，出于礼貌；我不便把这些冰糖吐掉，而我的胃又确实承受不了。”司各特绝不相信他这个作家有什么超群出众之处。他不妄自尊大，加以没有虚荣心，因此对同时代的人并无羡慕、敌视、嫉妒或者愤恨之情，却有热忱、赞赏、亲近和宽厚之意。 他自视不高，所以很知足，他虽然“秉性孤僻”，却喜欢与别人相伴。他甚至同那些讨厌的人也能和睦相处，这多少是因为他心地善良，同时也由于他认为和这样的人交往是很开心而且颇有教益的事。在罗斯林的教堂里住着一个絮聒不休的老太婆，她不停地讲述关于当地遗址的种种故事，缠得人们无法脱身。有一天司各特同厄斯金一起去游览教堂。 厄斯金希望他们俩作为常去的游客可以免掉这个饶舌老太婆的絮叨。司各特不同意，他说：“每一支歌曲都暗藏着只有歌手才知道的优美之处。 如果对她说，这些东西我们早就听到过了，这不啻是叫这个可怜的人伤心。”司各特成名以后，捧场的人蜂拥而来，而他对他们却很宽厚。有一次在招待晚会上，两个年轻人离开人群，走到窗边，为的是躲开一个令人生厌的人。司各特一瘸一拐地走到他们跟前，对他们说：“哎呀！ 两位年轻绅士，你们的礼貌哪里去了？说实在的，要想成为一个地道的惹人厌恶的人，得有相当高的天分呢。”没有人见过司各特在大庭广众之中为别人的罪过发过火，他可以重复福斯塔夫的那句话：“我的好兄弟，这都是些尘世上的人，尘世上的人呀！”没有人听见过他对别人的缺点做恶意的嘲讽。如果一场激烈的争论可能发展成人身攻击，他就尽力使争论的双方一笑而捐弃前嫌。他说：“忿忿然的情绪哪怕只是一闪而过，我也会责备自己，所以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尽管我有许多缺点，其中却未必包括脾气暴戾。”宗教在苏格兰历来是争端的因由，所以司各特很讨厌宗教狂热，因为宗教狂热把宗教信仰变成“必须对政治和世俗事务持某种态度的理由和借口。宗教狂热只会作恶，破坏家庭，唆使子女反对父母，教导所有的人一面颂扬上帝，一面却用一种在我看来是新的方式投入魔鬼的怀抱。” 他厌恶宗教、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极端言行，因为支配他自己的感情的是理性，而不是冲动；由于同样的原因，他更善于帮助别人，而不是安慰他们。他自己能够承受种种不幸，所以不会对那些遭到不幸而垂头丧气的人说几句宽心话。他生性乐观，这种乐观精神使他能应付最大的悲痛，度过最阴暗的时刻，而想象力和非凡的记忆力使他不会长久沉湎于忧郁和悲观之中。司各特生活在他自己想象力的正常世界中，这种想象力给他带来了幸福，也使他的读者交了好运。司各特的另一个常用的支柱是记忆力，而且是出类拔萃的记忆力。他在54岁时说，只要给他读出第一行字，他就能一字不差地复述15岁以后写的任何一封信。他在同拜伦谈话时，背诵了柯勒律治的《克丽司脱倍》，虽然这部长诗他只是听别人读过一次。华兹华斯的许多诗篇他是过目成诵。被他用作长篇小说各章题词的许多诗句是他青年时代就能背诵的。在人类历史上，他或许是兼有非凡的记忆力和丰富的想象力的惟一例子。 最能说明司各特对人的真实态度的是他的长篇小说。司各特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奇特之处在于他的世界观虽然是浪漫主义的，然而他的小说的主要成就却并不是带浪漫色彩的骑士形象，而是毫无浪漫主义情调的普通人的真实性格。司各特对莫里特抱怨说：“我老是写不好那些真正的英雄形象，可是我对边区形形色色的居民、海盗、山里的土匪和罗宾汉式的其他好汉却有一种偏爱。”而他写得最成功的要算是乞丐、城市法官、仆役和牧羊人的形象。司各特既是浪漫主义作家，又是现实主义作家，他的这种两重性反映在作为一个人的司各特同巴克柳公爵和汤姆·帕迪的友谊中，又通过他一身兼为地主、阿博茨福德的主人，以及爱丁堡公职人员而得到反映。 这种两重性表现在他写作和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威弗利》的有关情节中。我们知道，他着手写这部小说是几年以前，后来听了厄斯金的劝告，中断了写作。一两年后，司各特打算再度提笔（约翰·巴兰坦的1809—1810年出版目录里有这部小说），不过后来又搁下了，因为詹姆斯·巴兰坦认为开头的几章写得枯燥乏味。又过了五年，作者已经记不得这部手稿被塞到哪里去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在放渔具的旧箱子里发现了这部手稿。他把厄斯金和巴兰坦的规劝抛在一边，提笔写了起来，而且在三个星期里写完了最后两卷，虽然他一直忙于自己的主要事务，包括法庭的差事在内。他说：“干这件事使我得到极大的愉快。”这种愉快看来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在紧靠城堡街的乔治大街上住着一个学法律的年轻人，他从窗口看到司各特每天在书房里奋笔疾书直到深夜，而一摞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不断增高。巴兰坦把这部小说拿给康斯特布尔看了，康斯特布尔愿意出7000英镑买下版权。司各特认为，如果这部小说失败了，那么这笔钱数就太大了；而如果小说成功，这笔钱又太少了。康斯特布尔后来出版了这部小说，商定同匿名的作者平分利润。 康斯特布尔很快就猜到《威弗利》的作者究竟是谁，逐渐知道了内情；可是司各特没有对人说过这部小说是他写的，除了妻子和厄斯金、莫里特这几个知交之外，这本书博得了一片赞扬声，于是爱丁堡的那些好说大话的人都装模作样的表示自己知道作者是谁。他们把这本书算在弗朗西斯·杰弗里、威廉·厄斯金、亨利·麦肯齐、詹姆斯·博斯韦尔、司各特的弟弟汤姆，还有其他许多人名下。 有趣的是，不为人知的作者所获得的荣誉，究其根源却来自他写得最不成功的一部作品，不过，由于这部作品出现了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扉页——“《威弗利》作者著”。有了《威弗利》，19世纪文学中才出现了我们所说的长篇小说；《威弗利》和司各特以后写的作品把各文明国家的文学领上了一条新路。塞万提斯扼杀了长篇小说，而司各特又使它起死回生。他们两个人都在小说界进行了一场革命，而这话对其他任何一位作家都未必适用。17世纪初被塞万提斯用嘲讽从生活中赶走了的东西，200年后又多亏司各特而得以再生，但是经过了相当彻底的修正： 他在自己的画卷上绘出了活生生的人物，用可以与莎士比亚媲美的那种同情心和满腔热忱来表现他们。然而，《威弗利》既给作者带来了声誉，又给造成了损害。“威弗利作者”的名声使许多人正是从这本书开始认识司各特，结果又往往只以这本书为限。只消读一读开头几章，就足以使人不想再读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了。 除了几个朋友之外，司各特对所有的人都暗示或者直截了当地宣称《威弗利》不是他写的。在以后出版的小说中，他也一直严守秘密，只是后来迫于形势，才不得不公开承认。连对艾伯科恩夫人和乔安娜·贝莉，他也没有泄露秘密；孩子们也不知道，虽然他们看来有所觉察。尽管拜伦、谢立丹、摄政王和玛丽亚·埃奇华斯对他施加压力，他也没有承认这部小说出自他的手笔。在聚会中谈到这件事时，司各特常常拿它开玩笑，他一本正经地向在场的人说明，基于种种理由，匿名作者的这些小说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而且每部小说都清楚地表明，作者不是司各特，而是另外某个人或者某些人。不过，认识他的人大都认为这些作品的构思只可能是司各特的，因为他向他们讲述过的某些情节后来都在这些小说中出现了；而且司各特是那种“怎样说就怎样写”的人，所以句子结构本身就暴露了他的秘密。他那敏锐的洞察力早已见到了这一点，可是他仍旧坚持自己的说法。他说：“我们用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那些理由同我们行为的真实动机往往相去甚远。”但我们不妨仔细玩味一下他的解释，我们会在其中突然发现主要的、真实的东西。 斯威夫特是一个秉性独特的人，他在自己难以数计的作品中，只承认其中的一部是自己的著作；司各特也认为，写小说可能被视为有失高等法院秘书的身份。他掩盖了自己的名字，也就摆脱了个人责任感的重负，比起署名来，可以写得更不受拘束，更经常；而且这样一来，他就可以省去同那些不知分寸，纠缠不休的人讨论自己作品的麻烦。再者，写小说的念头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念头，而他又并不打算损害自己作为诗人的盛名。如果相反，小说获得了成功，那么作者匿名就会引起公众的好奇心理，从而增加小说的销路。还有一个解释，而且是主要的解释— —他引用了夏洛克的一句话：“我喜欢这样。”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第二本畅销书 虽然“约翰·巴兰坦公司”出版所已经寿终正寝了，但它的仓库里仍旧堆满了滞销书，所以司各特在同康斯特布尔谈判《岛屿的领主》一书的版权时，千方百计想把那些别人不屑一顾的书硬塞给他。但是这个出版商也够滑头的，他不想让自己的仓库堆满被他称之为“废纸”的东西，因此提出用1500基尼购买这部长诗的一半版权。司各特同意了，《岛屿的领主》于1815年年初出版，一个星期以后，司各特去看望印刷工詹姆斯·巴兰坦，想听听人们对这部长诗的评论。詹姆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司各特说：“朋友，别犯难，有话直说好了。您怎么跟我也客气起来了？不过，我好像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开门见山地说吧，您很失望，是吗？”詹姆斯一声不响，沉默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司各特为这个不愉快的消息难受了约有一分钟，但接着他便对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声望居然能维持这么久表示惊讶，又快活地补充说：“好吧，詹姆斯，这可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我们不必灰心丧气，要我们投降可不那么容易。此路不通就另辟蹊径。”至于说这部长诗不成功，那只能是对司各特而言，因为按照这部诗的销路，任何一个同时代的诗人，除了拜伦以外，都会认为写诗是一个可靠的收入来源。但是司各特明白，拜伦已经把他挤出了市场，所以决定放弃诗歌。他并没有等待，也没有猜测长诗的销路，而是在这段时间里写完了一部新长篇小说的三分之二，这部小说在《岛屿的领主》问世后五个星期就出版了。《盖伊·曼纳令》决定了司各特日后的创作道路，确立了他作为畅销（现代意义上的畅销） 小说作者的地位，正像他在这之前是写畅销长诗的首屈一指的诗人一样。 这部新小说的主题展示得远比《威弗利》为优。不错，这部书里还没有那些著名的“司各特”的人物，但是公众十分喜爱丹狄·丁蒙特，而梅格·格里莱斯则是司各特笔下闪烁着超自然力量的余辉的第一个最优秀人物。《曼纳令》最妙之处是它成了从司各特时代以来几乎在一切国家充斥书籍市场的侦探小说的先驱。普里德尔是文学中的第一名侦探，是狄更斯的《荒凉山庄》里的巴克特、《布拉日罗纳子爵》里的达塔尼昂、《月亮宝石》里的卡弗、埃德加·波笔下的杜本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的榜样。就像在《威弗利》里一样，司各特并不注意一本书的艺术完整性，他生性疏懒，创作力又旺盛，因此他不愿扔掉长篇小说的开头几章，尽管主题后来已经完全变了。这部小说表明，司各特在选择体裁方面已经是一位大师了，虽然还算不上是特级大师。司各特写《曼纳令》用了一个半月，主要是为了偿还欠查尔斯·厄斯金的债务。 出版这部小说的朗曼斯公司预付给作者1500英镑，同时花了500英镑来购买约翰·巴兰坦的滞销货。 料理完这件事情，而且确信小说获得成功之后，司各特就在1815年3月带着妻子和长女到伦敦去，这正是拿破仑不甘于作为一个乡村绅士离群索居的寂寞，离开了自己僻静的角落，而在欧洲舞台上举行长达100天的告别巡回演出的时刻。正是在这次旅行中，司各特才同拜伦和摄政王初次见面。摄政王从海军部秘书克罗克处得知司各特即将到达时，提出要求说：“他一到就通知我，我要为他举行一次便宴，客人不多，而且都同他意气相投。”在卡尔顿宫的宴会上，客人确实是精心挑选的，全是高级贵族，亲王和诗人都想压倒对方，一个接一个地讲笑话。司各特专门讲了以残忍闻名的法官布莱克斯菲尔德勋爵的故事。这位勋爵有一位棋友，每次较量都被这位棋友将死，后来当勋爵判处这位棋友死刑时，他补充了一句：“唐纳德，我的好朋友，这一次看来我总算把你将死了。”过了一会儿，摄政王意味深长地看了司各特一眼，提议大家一本正经地为《威弗利》的作者干杯。司各特一时有些慌乱，可是很快就镇静下来，他站起身来，同大家一起干了杯，补充说：“看来，殿下以为我同这次尊贵的干杯沾一点边。我可是不敢当，不过请您相信，真正的对象一定会知道您刚才对他表示的崇高敬意。”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坐下，摄政王又一次宣称：“请大家赏光再干一杯，为《玛密恩》作者的健康！”他转过身去向司各特说：“瓦尔特，我的好朋友，这一次我可是把你将死了。” 1815年6月，拿破仑最终退出了欧洲的舞台，由官方供养在不是十分偏僻，但也相当偏僻的地方。拿破仑因此赢得了英国无数慈悲为怀的人的深刻同情，他们纷纷向他表示感激和敬意。滑铁卢一仗的胜利使司各特的爱国热情沸腾起来。他强烈地希望凭吊一下这片战场。1815年7月27日，司各特偕同三位朋友动身，而且他事先就谈妥要写一本书。战争在滑铁卢遍地都留下了痕迹，有些地方甚至留下了一股恶臭。司各特弄到了几件战利品来丰富自己的收藏，而且得到了一个法国士兵的日记，上面还沾有血迹。这本日记里除其他记载外，还抄录了拿破仑军队中流行的几首歌曲。有一个叫达·科斯塔的佛来米农民当时开办了一种收入相当可观的行当。他声称曾经给拿破仑当过向导，于是带着游客游览战场，而且煞有介事地向他们指出这位皇帝在这次战役中的某些时刻驻足的地点。他的讲述看来给司各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司各特却没有料到，达·科斯塔当时一整天都躲在离战场十英里远的地方。不过，这并没有妨碍这个骗子手由于自己虚构的功勋而过了整整九年阔绰的日子，直到去世为止。 在游历比利时的时候，司各特指出：“虽然法国人带走了他们能带走的一切，却不得不把土地留下，我想，这只是因为他们没法把土地也装进行囊里去。”从亲身经历了这次战役的军官口中司各特听到了许多关于威灵顿公爵的故事，他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结识一下这位伟大的人物。司各特的期望没有落空。公爵对他“分外殷勤”。吃晚饭时，这位杰出的统帅专门邀请司各特在他身边入座，向他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经历的各次战事，特别是最后一个战役。他对最后一次战役的评论是：“比得胜的战斗更可怕的能是什么呢？只能是失败的战斗。”在巴黎司各特并不寂寞。他常去剧院看戏，出席招待会；有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一位哥萨克首领吻了他的双颊。他还受到亚历山大一世、卡斯特勒里、布吕歇尔等人的友好相待。他还为自己的仆从们如汤姆·帕迪等购买了礼品，并参加了各式各样的晚会，饱尝了葡萄和蜜桃。他写信给夏洛特说：“我吃喝都像一个地道的法国人一样；只要给我端上炖肉丁和香槟酒，对烤牛肉和波尔图葡萄酒我现在连看都不看。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可爱的国家，只是这里的人做事有些慌慌张张，恐怕永远也镇定不下来。”当然，大家都在谈论战俘的命运。有一个战俘不久前被枪毙了。 这使一位身份很高的太太感到可怕，她声称，法国有史以来还未曾有过如此残酷的事。“可是波拿巴呢？难道他没有对谁处过死刑吗？”司各特问道。“谁？皇帝？从来没有！”“那对安吉恩公爵呢，太太？”“ah！parlez-moid’adametd’eve！”这位太太的举止风度丝毫不比作家的许多同胞逊色。司各特注意到，拿破仑在自己过去的敌人心目中有点成为英雄了。他在1815年6月20日的日记中记道： “人们在伦敦说的那些胡言乱语——什么他已经换了一个人了，已经改弦易辙了，等等——简直是无稽之谈。” 在回国的路上，司各特和他的朋友们在卢维埃尔过了一夜。他们在驿站租了一间顶楼，睡觉时随身带着上好子弹的手枪，还把门锁上并加了闩。半夜里门外响声大作，有人撞门想冲进来。司各特用英语说，谁第一个打破门，就开枪打死谁。喧哗声立刻安静下来了。第二天早晨，这一切被解释为“来了一批夜间赶到的行路人，和我们一样是英国人，他们弄错了房间，肯定因为门内对他们打的招呼而感到不知所措”。星期日一行人从第厄普起航，星期二顺利地在布赖顿上岸；这段航程使他们劳累不堪，船上旅客的全部饮食只有几个牡蛎和一块面包。“听到我的名字，海关人员只是稍为看了一眼行李；我要是事先知道会对我这样有礼貌，本可以在箱子里塞满布鲁塞尔花边”。踏上祖国的土地，司各特感到心情极为舒畅。前往伦敦时一路上坐立不安，老盼着早点到达。 他住在旁德街一家大旅馆里，最后一次会见了拜伦。演员查尔斯·马修斯和丹尼尔·特里与他们一起吃了午饭：“我们过得非常快活。我还没有看到过拜伦这样快乐、顽皮、机智和大方地出主意；他像小猫一样淘气。”但司各特归心似箭，急于赶回阿博茨福德，于是很快又上路了。 路上顺便去瓦维克城堡和肯尼威斯城堡看了看。 他终于回到家里，坐在小客厅里和妻子、女儿在家庭的温暖舒适环境中谈起各种新鲜事。他不在家时，夏洛特给家具铺上了最时髦的印花布，但他竟没有发现，她感到很扫兴。她受不了这种委屈，终于忍不住要指给他看这一新的装饰效果。司各特为自己的疏忽感到内疚，此后整整一个晚上都在极力赞扬她的审美观。但鲜艳的室内装饰如同古典交响乐一样，未能改变他的冷漠。几个星期以后，夏洛特在爱丁堡音乐节上听了亨德尔、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得知她由此得到极大的享受，丈夫很高兴，但又指出：“而我仍然不会为了你那些美妙的音乐从凯塞德沼泽地发出一声叫好。” 弗兰德里亚和法国之行为《保罗致亲人们的信》提供了素材；司各特还写了长诗《滑铁卢战场》，他把第一版所得利润捐献给阵亡者的寡妇和孤儿。在他的诗歌成就中，这部长诗并不占第一位。如果说它现在仍使人记起，那只是因为和作者同时代的一位匿名批评家的讽刺诗句： 血流成河的滑铁卢战场， 不少战士在那里英勇阵亡， 但阵亡者已经死去，即使他 不像瓦尔特·司各特一样。 不过，这一切仍只是走马观花的印象。他不久便签订了新小说的合同。他对莫里特说：“只要我一提笔在手，笔就在纸上迅速地写起来。 有时我真想把笔从手中放开，看它离开我的头脑还能不能写得那么利索——如果能，那对读者来说倒是一个诱人的前景。”司各特的笔头的确快，因为康斯特布尔于1816年5月出版了《古董家》，这是在司各特开始写这部小说以后大约四个月。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是在恶劣的条件下写的。阿博茨福德的建筑工程正在全力进行，到处都是一堆堆砖瓦，一桶桶灰浆，还有瓷砖、石板瓦、木料，简直转不开身。木匠、瓦匠、油漆匠和石匠互相碍手碍脚。烟道不断冒烟，窗户里看出去往往浓雾共细雨一色。狗不断地在房间里蹿进蹿出，司各特常对有时来他这里坐一会儿的亚当·弗格森请求说：“哎，亚当！这些可怜的畜生得到街上去”，或者“唉，亚当，这些不幸的畜生要进屋去”。有好几天他在为齿龈脓肿而苦恼，一边写字一边用左手抚摸着肿起的面颊。写完一页以后，他便把它交给朋友，并问道：“怎么样，亚当，行吗？” 《古董家》比前两部小说更受读者欢迎，是司各特心爱的书。司各特喜爱《古董家》甚于他的其他小说，是因为在书中主要人物乔纳森·奥尔德巴克的性格中他注入了更多本人的东西，并赋予他少年时代的朋友乔治·康斯特布尔的某些特点——是他教会了司各特在少年时就热爱莎士比亚。司各特对莎士比亚的作品非常熟悉，引自莎士比亚戏剧的引语和代用语在司各特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但是无论哪一本书里我们都找不到像《古董家》里那样多的自觉和不自觉的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回响，这一点我们也应归功于康斯特布尔。由于司各特把自己作为喜剧人物出场，小说总是会受到他的崇拜者的喜爱，而由于这里还出现了第一个伟大的“司各特”性格——伊迪·奥基尔特里，这本书将永远属于他的最优秀作品之列。但也不能不指出，写到将近一半时，他忽然想起，他完全把情节忘记了，只好临时把整个情节重新组织，结果把已在《盖伊·曼纳令》中详细探讨过的失去继承人的问题又用了上去。奥尔德巴克是文艺作品中最令人同情的絮絮叨叨的人物：幽默感救了他。看来司各特自己也喜欢对别人谈论各种古代事物，而对滑稽可笑的事物的爱好也挽救了他，使他不致成为絮絮叨叨的人物。 《古董家》之后，司各特由于一系列原因再次更换了出版人。巴兰坦兄弟开始使康斯特布尔头痛：他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非要让他在詹姆斯的印刷所印小说，或者用约翰印刷的拙劣作品来塞满地下室，而隐瞒自己的感情他又做不到。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得给时间让康斯特布尔好好想想。另一个原因是，司各特急需用钱改建阿博茨福德（我们很快就会讲到这件事）。那时现款要凭有银行信用作保证的期票提取，而康斯特布尔的期票在提款时没有立刻被接受：他的花销太多，略微超过了信用额。再一个原因是司各特对老朋友忠实不渝。约翰·巴兰坦当过他的中间人，司各特想让他在生意中得到些好处；而约翰则认为，他把新小说卖给新的出版商得到的利益会更大。最后，对神秘感的爱好诱使司各特再次去考验读者的轻信心理。新的小说将不是“《威弗利》作者” 的作品了，它的题目应是《我的房东的故事》。这些故事似乎是一个叫杰德迪亚·克利施博坦的人收集和讲述的，他是学校的一位教师和诵经士。由于这段“来龙去脉”和康斯特布尔没有任何关系，司各特以为，大家都会认为，“《威弗利》作者”有了一位强有力的竞争者。司各特有一次在给骚塞的信中谈到自己对出版商们的看法：“我一直认为同时和好几个书商保持良好关系是有益的，但不允许他们当中任何一个认为我完全是他的财产。书商好比农场主，他们的地租越高，发财就越有把握，所以一般来说书商总是愿意出售他们为之出了高价的书。”在这种情况下，和康斯特布尔竞争的商号——伦敦的约翰·默里和爱丁堡的威廉·布莱克伍德，立刻接受了司各特的条件，包括买下巴兰坦的全部印数。 但是布莱克伍德以为，随着出版权他也得到了批评权。他建议修改《我的房东的故事》的第一篇——《黑侏儒》中的一些地方。更有甚者，他还把手稿拿给同意他的意见的《每季评论》编辑威廉·吉福德看，此后便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通知詹姆斯·巴兰坦，请他转告作者。詹姆斯在这件事上充当了传声筒的角色，向司各特转告了布莱克伍德的意见，但他忘记了： 两个强敌猛烈争斗的时候， 不自量力的微弱之辈， 却去插身在他们的刀剑中间， 这样的情景是最危险不过的。司各特的答复提醒他记住这种危险：“我对书商们是尊敬的，但我属于那种文学的黑色骠骑兵，他们自己不想批评别人，但也不接受别人的批评。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想起把我的手稿给吉福德看，但我不打算讨爱丁堡和伦敦所有批评家的欢心，一页也不会放弃。让一切照原样不动好了。多么卑鄙！难道他们以为，要是没有吉福德的提示，我就不知道我的作品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吗？对他们来说这就够了；让他们最好还是多关心关心打算从我这里赚去的300英镑，而不要为书的内容操心……但愿今后不要和批评家打任何交道。这些无可救药的蠢货不懂得，他们对我及对他们自己造成多大的危害。但是谢天谢地，幸而我是懂得的！”詹姆斯没有敢把这封信原原本本地告诉布莱克伍德，而是改用婉转的口气转达了信的内容，并表示以后只同意把出版商的愿望以书面形式向作者转达。布莱克伍德醒悟过来，赶紧道了歉。 《我的房东的故事》第一集包括《黑侏儒》和《清教徒》，于1816年12月问世。约翰·默里从伦敦写信告诉作者说，假如这两部小说不是瓦尔特·司各特写的，那就一定是魔鬼写的；它们受到一致的热烈欢迎；霍兰德勋爵在被问到他的意见时回答说：“能有什么意见！昨天夜里我们全家都精神好极了，只有我的痛风病睡了觉。”在给默里的回信中，司各特表示支持他的想法：“我向您保证，我自己第一次看到它们时已是印成书的，我能做的只有跟在大家后面向作者表示祝贺，他如此真切感人地描写出古老的苏格兰风情。”他更坚决地否认他是作者，并向出版商宣布，他打算为这两部小说写书评。对《黑侏儒》他自己的评价不高，大多数读者大概也会同意他的意见；但他明白，《清教徒》是他最好的作品。司各特到处声明这部小说根本不是他写的，却在自己的书信中对它作出强烈反应：“这是一本极为出色的书”，“非常非常好”，“多么富有幽默感和情感”，并承认好久没有像在读这本书的某些页数时那样笑过了。 路易莎·斯图亚特夫人是喜欢探听他的秘密的那些朋友当中的一个。她在给他的信中引用了她的一个熟人对《清教徒》的看法：“这本书太好了，当然不是《威弗利》作者写的。《威弗列》的确是司各特写的，而这本书却不可能是他写的——他写不出来。书中没有他那种老一套的枯燥乏味的描写。”斯图亚特夫人觉得，这个看法并不蠢。《清教徒》无疑是司各特的第一号杰作。它那冗长的序言今天的读者很可能把它跳过去不看，却是专门为了吸引当时的读者而写的。但情节一开始，小说就吸引着读者，一直到最后一页。伯利和克拉弗豪斯这两个宗教狂的典型极为出色，虽然两人属于完全不同的教派。书中的卡迪和莫斯也是无与伦比的，他们的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使人想起莎士比亚最优秀的创作，同时也是像堂吉诃德和桑乔·潘萨这样的全人类的象征。在他们的刻画得入木三分的性格中揭示了母子关系，这是连塞万提斯也未能赋予他的两个天才地塑造出来的不朽人物形象的。《清教徒》是司各特第一部由个人性格起主导作用的伟大的历史小说；如果司各特不写以后的四部书，它将是最后一部这样的小说。 这四本书中的一本是紧接着《清教徒》之后写的，当时的情况已根本不适于写作杰出作品。1817年3月5日，司各特请朋友在爱丁堡家中吃午饭，他突然从桌旁站起身来，从房间里冲了出去，一边令人心碎地号叫。疼痛来自腹部，但根本原因是从母亲那里遗传下来的胆囊结石。 医生给他往腹部敷上炒得滚烫的盐，把衬衣都烤破了，但他却几乎没有感觉出来。 他对乔安娜·贝莉说：“我不希望没有预先得到警告或者比规定期限更早就离开这个恶劣的世界。”第一次发作后的一年中，他又多次感到疼痛，起初是每隔两个星期一次，后来一个月一次。但疼痛总是相当剧烈，他只得吞服大量鸦片。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了自己最伟大的小说之一——《罗伯·罗依》。1817年7月，司各特去洛蒙德湖上游地带寻访了罗伯·罗依的墓，并在格拉斯哥，他的奇异主人公尼科尔·贾维的“故乡”小住了几天。 但是疾病的复发迫使他懂得并感觉到，他已不可能再真正成为一个健康人了；而且鸦片使他十分疲惫和忧郁。怀着这样的心情，在一个宁静的秋日傍晚，他登上阿博茨福德南面的一个山丘，作下了他最优秀的诗篇《令人忧伤的变迁》： 绿色的山丘静谧安闲， 太阳隐没在它身后边， 微风吹动帚石南， 它还轻拂着我的脸。 我面前展开的平原， 沐浴着落日的余辉， 但往昔的鲜艳色彩已经不见， 它已不能使我乐在心田。 我用冷漠的双眼， 凝望着银色的特维德河面， 还有梅尔罗斯的神殿， 它在那里骄傲地沉睡多年。 谷地。湖上大雾弥漫。 树林。堡垒残破不堪。 它们难道已今非昔比？ 或者是我已经改变？ 是啊，画布被剪成碎片， 画家的笔已不能把它复原！ 损坏的竖琴、凄凉的琴弦， 歌手的手指已不能用它奏出乐篇！ 我的目光惘然，我的情感有苦难言。 鲜花盛开的花园仿佛墓地一片， 明亮的埃达姆谷地， 我永远不能再把它看见！ 毫不奇怪的是，司各特在《罗伯·罗依》中发现了腹痛的余味。小说使他厌倦了，他赶紧就此刹车。有一次詹姆斯·巴兰坦到他那里去取手稿，看到笔和纸干干净净，感到十分惊奇，司各特回答说：“嘿嘿，杰米，你催促我是很容易的，但是真见鬼，当我肚子里这样乱糟糟时，我怎么能迫使罗伯·罗依的妻子说出哪怕几个字呢？”小说于倒霉的1817年最后一天问世，结果是本来已为数不少的前来苏格兰的旅游者更加增多了。考虑到这本书是在痛苦的状况下写成的，人们只能对此感到惊奇： 《罗伯·罗依》是司各特所有小说中最引人入胜的一部。而从艺术技巧来看，这也是他最高的创作成就之一。尼科尔·贾维和安德鲁·费尔塞维斯简直是无与伦比的人物形象；罗伯·罗依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浪漫人物；情节十分精彩，而迪·维农是司各特第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主人公。确实，陈腐的大团圆结局在这里与其他情节很不协调，引起了令人难受的印象。但司各特对这类“小事”无所谓——这只不过是他赖以塑造出这些生动典型性格的创作天才的反面。这位天才是如此高产，同样也如此漫不经心；他的缺点和他的优点正好相称。如果没有这样卓越的才华，也不可能使我们如此强烈地为平庸的结局感到惋惜。为此我们不能原谅司各特，这正是他的高超技艺的证明。 在此以前，对司各特多少有所了解的人们毫不怀疑，为他的故乡增添了光彩的那些小说正是他写的。但在“伟大的匿名者”的称号下玩的把戏仍继续在认真地玩着。 如果在爱丁堡还有谁怀疑，“伟大的匿名者”和瓦尔特·司各特是同一个人，那么他的下一部小说就应消除一切怀疑了：它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各种兴趣。司各特想摆脱最后一笔、也是最大的一笔债务——向巴克柳公爵借的4000英镑，并在写《罗伯·罗依》时便向康斯特布尔提议出《我的房东的故事》第二集。这时康斯特布尔仍在为错过了第一集而懊恼。约翰抓住了这个时机坚持要康斯特布尔顺便买下巴兰坦的最后一批存货。康斯特布尔在心里诅咒这个家伙，只好拿出5270英镑来买这批货，而这批货的实际价值还不及这笔款数的三分之一。他还预付给司各特足够清偿欠公爵的债务的款数。这一集应包括四卷，司各特打算为它写两篇“故事”。但看到第一篇“故事”——《爱丁堡监狱》引起他越来越多的想象力，他便推迟了第二篇，到一年后才以《拉马摩尔的新娘》的书名出版。其时司各特的病发作得少些了，大约五六个星期一次。大概正因为如此，他断定新的小说会比《罗伯·罗依》好。1818年7月《爱丁堡监狱》问世后，苏格兰的老住户们记不起来一本书的出版什么时候曾引起过这样狂热和欢欣。这里有使真正的苏格兰人感到亲切的一切：宗教、权利、争吵、纯朴、罪恶、革命和家庭气息。但最主要的是，作者以此满足了民族虚荣心：在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完美无瑕的苏格兰女主人公——朴实、纯真、贞洁的珍妮·迪恩斯。 尽管如此，《爱丁堡监狱》并不属于司各特最优秀的作品之列。小说过于冗长拖沓，许多页数读起来枯燥无味：它们带有疲惫的痕迹。最可敬的大卫·迪恩斯是笃信宗教的絮叨人物的典型。看来司各特在年轻时代受够了这两种人物的罪，所以现在决定让读者分享自己痛苦的经验。女主人公过于理想化，因而不像活生生的人。文学最忌讳的就是描写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尽善尽美的美德。司各特把她描写成只有一个缺点——她稍许有些嫉妒她妹妹的幸福，但这一人性特征无论如何不符合她的性格。我们知道，珍妮·迪恩斯有一个活的原型；但是与原型毫无二致的人物塑造是不能使艺术创作生动化的，即使表现出的性格具有一切可以想象的优点。文学性格必须具有恰当的复杂性和人的矛盾性，使人们在他身上找到与自己相似的东西。而司各特的珍妮·迪恩斯和狄更斯的克罗什卡·耐儿，简直像天使一样。当然，小说中也有精彩的地方：居民的起义及惩治波蒂厄斯上尉，审判埃菲，珍妮和卡罗琳娜王后的谈话，等等。司各特写得最成功的是邓比戴克斯父子。 对邓比戴克斯老爹之死的描写是世界文学中最富有喜剧性的死亡场面。 这是令人惊奇的，因为描写这一场面的人认为，他自己的一只脚已经跨进坟墓。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 受伤的“狮子” 司各特同诗歌永远告别了。他的最后一部长诗《无畏的哈罗尔德》于1817年问世，销路相当好。别人都为之高兴，惟独司各特本人却不以为然。1822年，他对乔安娜·贝莉说：“我从来不喜欢自己写的诗，即使现在也不为我的诗感到自豪。”只在编选文集时他才重新整理发表过的诗作。偶尔来访的客人会觉得，司各特对狗要比对诗偏爱得多。他去爱丁堡市内城堡街时总是由几条狗陪伴着，而在阿博茨福德庄园里狗前呼后拥使得他无法走路。 主人同狗之间的关系令人惊奇地和谐。司各特卧病三年期间，只有短暂好转，他因病痛每呻吟一声，狗都嚎叫一次对他表示怜悯，这越发使家人们感到忧虑。1918年司各特的绞痛病已经很少犯，但到新年伊始又犯得频繁起来，甚至加重了。1819年3月，司各特经受了非人的折磨。 病痛一犯就是6～8个小时，一次从晚上6点30分痛到第二天早晨4点30分，在这期间他蜷曲着身子挣扎，呻吟喊叫之声响彻每个房间，家人们看到他这副样子都吓得要死。发作之后接着就呕吐，除他原有老病外又添了个黄疸病。他一犯病就头晕眼花，两个女儿谁是索菲娅谁是安娜都分辨不清。司各特的双手布满外科双刃刀划的刀口，头脑被鸦片制剂弄得神志不清，感觉因疼痛变得迟钝。他的整个生活就是弓着身子躺在床上，或者由别人搀扶着去厕所。三周当中，有时不痛，但时间很短。 这些天里，他往往要在几小时内吞吃6喱鸦片、3喱印度大麻酚和200滴鸦片浸剂，仍无济于事。十天里，他除了就白开水吃点烤面包片、喝一调羹稀粥外，其他饮食一概不进。然而，他几乎每天都坚持要出去溜达一下，逛到他一位朋友家。人们把他放在小马身上，一路上扶着他坐在马鞍上，他自己连一个字也说不出，连手指也不能动一动。 即使在这种身体状况下，司各特仍然利用病痛间歇向约翰·巴兰坦或威廉·莱德洛口述《我的房东的故事》第三集，其中包括小说《拉马摩尔的新娘》和《蒙特罗斯的传说》。同巴兰坦一起工作比较顺手，他能够抑制自己的喜悦之情，而莱德洛为某个情节感动时就会忘乎所以，打断口述高声叫喊：“上帝，饶了我吧！”“简直不可想象。”“哪有这回事呀！”等等。司各特痛得呻吟时，莱德洛就恳求他休息一下，他总是拒绝说：“不行，威利，不行。你只要留心把门关好就行。只有离开人世我才能丢下工作。”有时，司各特边口述边痛苦地翻身。有时，灵感一来，他摇晃着身子从床上爬起，表演他的人物之间的对话，直到病痛再使他倒下。 上述两部小说均于1819年6月发表。作者认为小说《拉马摩尔的新娘》既不得体，篇幅也太冗长。在《蒙特罗斯的传说》里，他喜欢杜加尔德·多格蒂这个人物，也许是出于下述原因：“当我病情恶化，连谈五分钟话的力气都没有时，我发现在强制自己口述些胡言乱语……此时我便忘记了自己的情况。”《拉马摩尔的新娘》的情节是以真人真事为依据的，但以真事为基础总是妨碍司各特施展才华，以至使小说流于俗套，人物刻板。克莱根盖尔特是毕斯托尔题材的变相重复。这两个人物都不过是文学上的典型，但在小说里却是惟一有趣的人物。司各特往往因为在小说中过多使用枯燥乏味的史料而毁掉了书中的情节。在这种情况下，他显然认为，详细介绍若干世纪来武器的演变会增加读者对蒙特罗斯时代某些苏格兰氏族使用过的弓箭的兴趣。司各特有个缺点，总是喜欢把历史学家的任务混同于小说家的任务，用学术资料来代替创造性的想象。多格蒂同阿盖尔在地窖里的一场决斗，多格蒂出逃上山等精彩情节，被那些令人乏味的描写所淹没，犹如一粒葡萄干埋进生面团里。此外，司各特对于絮絮叨叨的人物怀有令人莫名其妙的偏爱，如果说多格蒂没有坠入他们的行列，那也只是由于他那肤浅而造作的幽默。 他瘦得吓人，弓腰驼背，衣服宽大得不合身，面庞消瘦发黄，头发稀疏，白如霜雪。尽管如此，他写信给骚塞说：“直到现在，我个人的世俗生活是再好也没有了；即使在未来的黑幕之后等待我的是痛苦与不幸，我也将乐于接受，因为命运已经给了我慷慨的奖励。恐惧的诅咒永远是同我的天性格格不入的，即便最罕见的出乎预料的成就也不能迫使我贪婪地抓住生命不放。” 到1819年5月，病犯得少些了，虽然这个月到阿博茨福德来的人还能在离住房很远的地方听到他的呻吟，6月的一个夜里，他觉得自己快不行了，给孩子们作了祈祷。他的密友查尔斯·巴克柳公爵仿佛是昨天去世的，步巴克柳后尘的前景并没有吓倒司各特。他写道：“地位如此悬殊的人彼此却能由衷地眷恋不舍，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司各特不是那种沉湎于浮生若梦的思想的人。世界上的人总是要死的，但世界并不因此而失去它的魅力。司各特抛弃感伤之念，在前两部小说尚未问世之前便着手著述新的小说了。这部书他主要也是用口述的办法写成的，这时他常因犯病而蜷曲着身躯，忍着病痛、虚弱与恶心的折磨，心情抑郁，“连两个词都不能连续说出”。这次他也想战胜自己，像初学写作者发表处女作一样出版新的小说，但康斯特布尔说服他放弃了这个想法。1819年12月，《艾凡赫》仍作为《威弗利》作者的系列小说之一问世。这部书在英国获得巨大成功，比它以前任何一本著作都大受欢迎，成为三代儿童的案头读物。 现在我们才明白，当年《艾凡赫》所以受到人们交口称赞仅仅因为它是部新颖的小说。大仲马、柯南道尔和其他许多人都从《艾凡赫》中汲取了灵感，然而由于司各特患病，他自己的灵感却黯然失色，这是因为书中侈谈历史而使故事情节在华丽装饰之下被掩盖了。作者未能赋予出场人物以有血有肉的生命，所以我们对这些人物的命运也就无动于衷了。一些战斗场面安排得很好，但仅此而已，其他就无从说起了。故事发生的时间上溯到远古，这使小说情节更加单调乏味，人物性格更加矫揉造作。这部小说所以在英国名噪一时，看来部分地是由于南方居民为没有在书中发现令人生厌的苏格兰方言而感到高兴。小说里最精彩的场面是蕊贝加叙述攻打城堡那一段，写得紧张惊险，富于戏剧性，这证明司各特能毫不费力地使他的天才适应于戏剧舞台，就像他将自己的天才从诗歌转向散文一样。他的小说凡是改编为剧本的都在观众中享有莫大声誉。 只要有可能，司各特就将印刷中的小说校样寄给丹尼尔·特里。后者就将它改编成戏剧（司各特称之为“吓唬人的玩艺”），从中谋得大笔稿酬。司各特写的新小说一出版，很快就被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而且剧院经理们都正式投标争夺演出权。1823年，伦敦许多剧院全靠司各特小说改编的剧本维持门面。能使这么多人的生活得到保障，作者对此甚为高兴，至于他本人从未从公演中得到分文。他甚至专门给特里写过剧本，允许演员随意处理脚本，让他们自行支配演出收入。但当人们提议他以自己或《威弗利》作者的名义写剧本时，他都拒绝了。 《艾凡赫》的问世也意味着司各特三年苦难的结束。他认为这是他长期小剂量服用氯化汞帮了忙，可能确实如此。然而，使他能够经受住治疗的只有一点，这就是他那非常结实的身体。但随着疾病暂时好转，他又接连遭遇不幸。1819年年末，他在一周中先是丧母，接着舅父和姨母（雷泽福德一家的成员）相继去世。老司各特夫人直到死前大约十天因脑溢血中风不语为止，一直叫他“沃蒂，我的小羔羊”。她拒绝司各特资助她金钱的一切尝试。他说，“妈妈知道，我的钱袋一向可以由她任意支配”，但对她来说自己300英镑的年收入已经绰绰有余，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用于慈善事业。老司各特夫人用余下的钱日子过得满不错，还作了不少殷勤好客的事。全部丧事都由司各特自己承办。他写信给一位友人说：“你想象不到，当我发现她事先给我们准备的过圣诞节的小礼品（因为她还恪守她那个时代的老风俗），并且确知一颗以无私仁爱为乐的善良的心停止跳动时，我是多么悲痛。” 值得庆幸的是，司各特的胸中再次燃起战斗的激情，这减轻了他在此种生离死别时必然经受的悲伤。1819年11月至12月间，诺森伯兰煤矿矿工与东苏格兰纺织工人发生骚动。政府小题大做，将这些不满的表示说成暴动，在社会上引起一片惊慌。司各特懂得，工业生产的发展使得业主对雇佣工人拥有无限权力。但另一方面他也懂得，法制又必须严格遵守。爱好行动之心驱使他同几位朋友一起成立一支神枪队，后来改编为巴克柳军团。他本人年龄已经太大，不能在战场上厮杀了，但他仍然声称，年龄并不妨碍决心献身于原则的人。他说：“不一定要带马刺，主要是争得带马刺的权利。”简而言之，他想亲自率领这支队伍，因为他知道在他领导下一切都好办。他花费在领地上的钱总是比他取自领地的钱多一倍，用以保证邻居们有工作做。他深信，一旦遇到困难他是可以指靠他们的。“我派出喇叭手到四周村子吹起《蓝色苏格兰无沿帽》，立刻就有上百个小伙子闻声跑来，表示愿意前往卡赖尔或纽卡斯尔”。 24小时之后，他的军队就由志愿人员完全组建起来，如果愿意，队伍的人数还可增加一倍。司各特不能担任指挥，更糟的是，他就是坐在马鞍上也有生命危险，但他招募来的人对别人当队长连听都不愿听，因为他们吃过他的粮，会毫不犹豫地跟随他去赴汤蹈火。他确实满怀战斗激情，以为“5000名歹徒”就要在泰恩同维尔之间的地带公开掀起暴乱，因此必须保卫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不受掠夺与暴力之害。然而，纺织工人和矿工们决定采取比较委婉的方式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在苏格兰组建的队伍周游全国，进行了无数次行军和反行军，谁也没有想对他们采取对抗行动，他们倒是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增添了丰富多彩的欢乐。骑兵的出现在各地普遍加强了法制与民族团结精神。如果他们不周游全国，谁也不会想到社会正在遭遇某种危险。于是，司各特放下手中剑而重新握起了笔。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四章 在迷宫城堡里 司各特指出：“苏格兰人尚未浮出水面就将目光转向了土地”。这句话用于他本人也是完全公道的。他在阿博茨福德尚未安顿下来就把贪婪的目光移向新的土地了。1816年前，他已经花3400英镑购得一片长满石南科植物的沼泽荒地，从此他的领地增加一倍多，紧接着他就打听科尔德希尔兹湖畔一百英亩土地的地价了。这个湖是苏格兰许多湖泊之一，这些湖里有一种类似河马的怪物。这种动物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没。 某一个湖里是否有这类动物，成了许多世代以来苏格兰民间故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到1816年年底，司各特的领地已从100英亩增加到几乎整整1000英亩。住在邻近的小地主们看到司各特眼里发出贪婪的目光，都以闻所未闻的高价出让了自己的土地。1817年秋，他再次扩大领地，用10000英镑买进托夫特菲尔德农场及其附近的土地。他将购买的房产改名为“猎人小溪”，于1818年把亚当·弗格森及其姊妹安排住在这里。在此以前，他就任命威廉·莱德洛做他的管家，让他带家眷住在阿博茨福德日益扩大的领地上的另一座叫做凯赛德的房子里。司各特与弗格森从小是同窗好友，他就是在弗格森父亲家里与彭斯相识的。弗格森参了军。两位朋友几年当中彼此杳无音信。后来，司各特收到弗格森写来的一封长信，信中描写他每天晚上向驻扎在托里吉——韦德拉什的士兵们朗读《湖上美人》中的片断以及士兵们如何兴趣盎然地听他朗读的情况，这是西班牙战争期间的事。打完仗之后，弗格森上尉幻想找到“特维德河畔一个舒适的小农场”，而“猎人小溪”这块地方正合他的心意。他们经常善意地彼此挖苦，在一起度过的每一分钟都感到高兴。既会讲故事，又会唱歌，还能以滑稽可笑的举动“使席间在座的人都笑痛肚皮”。 司各特成了“大地主”。然而，这次购买地产仍没有满足他对土地的贪欲。1820年8月，他对约翰·巴兰坦说：“我本来不会这样迷恋于此道，但只要我决定罢手，就一定会遇到一块肥地，因此我也就忘乎所以了。”三年之后，他承认：“我已向阿博茨福德投入一大堆钱，却不见收益。”惟一一笔可以指望的“收益”就是出卖林木。司各特栽树成癖。他说：“树也和孩子一样，对别人来说它们长大后才有意义，而对父母和园丁来说，它们从小就是有意思的。”同栽树相比，写作诗歌与小说在他眼里不过是小事一桩。 司各特拥有的土地不断扩大，他的房产也随之增加。1816年，他只打算给他的住房增建四个房屋，他说：“把房屋盖得整齐些就很好了。” 但到1818年，房子已经变成了司各特称做的“迷宫城堡”。建筑师爱德华·布劳尔与威廉·阿特京松不得不按照顾主业已改变的要求进行设计。 建房工作持续数年之久，一会儿建这，一会儿建那，司各特过问这件事就像他栽树一样认真。1822年，他写道：“我把整个夏天都用于盖完我那按照古苏格兰地主宅院式样建造的富于诗意的房屋，但愿我不无成功地表现这些壮丽建筑的做作风格”。他把房子称做他自己建造的“巴比伦通天塔”，而将各种建筑装饰叫做“瞎胡闹”。他不想攒钱，他喜欢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或者减轻他人生活的艰辛而把钱花掉。司各特是位堪称表率的地主。不需要他去爱丁堡时，他住在领地，深入一切事物，亲自了解他的所有雇工，关心他们的福利。他经常雇用30人，甚至冬天其他地主减少人手时他也是如此，并且常常从爱丁堡寄钱给管家莱德洛转给他们。他的领地谁都可以进去。他说：“我决不同意挂牌禁止闲人入内，用依法惩办来吓唬他们。”挂这种牌子，他认为是对于人类尊严的莫大伤害与污辱。为了家人行走方便，住宅周围铺设了几条小径。“我的其他土地，任何人想在哪里散步都听其自便”。司各特想到孩子们从他的榛子树上摘下榛子装满衣袋向他跑来时就兴高采烈，而一想到孩子们看到他会逃之夭夭就心惊肉跳。同他的邻居，不论同“心中有数的老头子”还是同“滑头滑脑的小青年”，关系都非常好。司各特不能容忍怨语喃喃和尖酸刻薄的人，他总是过分慷慨地付给车夫和侍者小费，为的是使他们脸上浮出满意的笑容。 1820年，他又购进了土地。1823年圣诞节举行舞会庆祝新的藏书室建成，通宵达旦，一直跳到“月亮、星星和煤气灯熄灭”才散。在那个时代，煤气是个新鲜东西，司各特将煤气贮存器引进阿博茨福德。安装设备和供气的价钱比他预想的高得多，但明亮的灯光使他心满意足，他没有觉察到气味。嗅觉比较灵敏的家人很快就哀求换回蜡烛和煤油灯，然而，司各特本人既喜欢早晨在明亮的日光下工作，也于晚上享受着自己写字台上方射下的耀眼光辉。臭气加上刺眼的光线终究对他的健康不利。另外，还采用了一种新玩艺——门铃，它“按照气枪原理工作，在压缩空气作用下发出声音，不用粗糙的拉绳”。当一大批人前来欢庆1825年新年时，阿博茨福德的改建尚未完工，晚宴在一个宽敞大厅举行。在这个大厅里，正如司各特向丹尼尔·特里所说，“挂在四周墙上的我收藏的动物犄角……足够世界上一切戴绿帽子的人用。” 他家总是宾客盈门，前客未走，后客已到，房间从未空过。不速之客太多，以至不得不给梅尔罗斯与塞尔寇克的小客店主人打招呼：只把房间租给被邀请的人。 忙于同络绎不绝的宾客应酬的夏洛特·司各特说，阿博茨福德是个真正的旅店，不同的只是没有挂牌子，也不收住宿费。有一次家里同时住了13个别人的女仆。夏洛特是位理想的女主人，非常好客，又有热心肠，只要哪位客人在宴席上称赞某道菜，临走时她都将烹调法告诉给他，她说话时口音很轻，谈吐举止显得有些古怪，往往引起某些人发笑，“女学究们”自然认为她与这位伟大的丈夫不般配，因而发出“他图她什么呢？”等等议论。她对司各特的嗜好、工作与古文物研究漠不关心，但这丝毫没有使他感到不安。当她说“亲爱的，你再写本新小说，不然我就没有新衣服穿了”时，司各特只莞尔一笑。 夏洛特从未辜负过家庭主妇的称号。主人在世时就已成为朝圣之地的阿博茨福德，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也以方便舒适和菜饭可口而闻名，在这一点上并不比头等旅馆差。或许在一切时代里，没有任何作家像瓦尔特·司各特这样享有广泛声誉与普遍爱戴，大概任何一位杰出人物也没有像他这样对荣誉无动于衷。朝拜这位“伟大隐居者”的人来自天涯海角，四面八方。他对朝拜者们对他的崇敬表现出令人惊异的憨厚，他说：“至于我这个时而扮演‘狮子’角色的人，我总是以这个被可怜骑士无端打扰的高尚动物为榜样。这头狮子站起来，在笼子里转个身，展示一下嘴脸和后背，用几寸长的舌头舔舔胡须，张开大口打个呵欠，再安然卧下。”前来拜见名人的人一般都要同这位名人谈谈自己的问题。司各特的友善态度也经受住了这一折磨，他对人们有关他本人的种种询问并无怨言。司各特写信给巴兰坦说：“我给您派去一位美国佬，他可能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检察长。假如他也像折磨我那样向您提出盘根究底的询问，许多秘密您对他会保不住。”然而，他们在阿博茨福德对一位名叫华盛顿·欧文的美国客人的到来却非常高兴。司各特对这位客人的印象是：“不论他本人，还是他写的书，我都打心眼里喜欢。”欧文喜出望外，很快感到在他们这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主人请他住上几天，向他介绍了一切——司各特所说的美丽迷人的风景以及普通百姓。说到普通百姓，司各特认为：“一个民族的性格是不能从社会上层人的身上来辨认的。”司各特尽管保守，但他同情美国，对英国人同美国人之间的争执表示遗憾，他对这种争执的解释是： 这两个民族“有着过多的共同点，所以他们才特别狂热地讨论他们之间那些较小的差异……美国人很像英国人，英国人也很像美国人，所以两者才因为无例外地在一切方面都不完全相似而相互指责……我相信，两个民族有着如此多的广义上的相似之处，经过冷静地对比他们之间的分歧点之后，都会为自己吸取教益，这种友好的讨论会造福于他们两者。 对来自英吉利海峡彼岸的客人，司各特不大高兴接待。有一位客人叫列维公爵，他写信给司各特说，他来苏格兰的惟一目的是想见见整个读书界都称赞的伟大天才。列维援引约翰逊博士的话说，如果某人见到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就连他的孙子也会引为骄傲，但他声称，司各特比上述远东的建筑更加值得尊崇。公爵被邀请到阿博茨福德做客，司各特归纳说：“……他是我曾经见到过的最典型的法国饶舌者。”我们的地主一般不赏识异国人，他说：“我憎恶那种对一个不熟悉的人百般恭维和在作家家里放肆议论其著作的可耻行为；这通常证明是种恶习。” 但也有另一种客人，司各特乐于同他们交往，如根本不像是“女作家”的乔安娜·贝莉以及威廉·华兹华斯。关于华兹华斯，司各特写道，他是位“绅士气十足的人”，但又补充说：“只是当他不跨上批判之马来论证神甫不是诗人的时候才是如此。他会同样成功地争论说，威灵顿不是士兵，因为他穿的是蓝军装，而不是披着青铜环甲。”1823年7月，玛丽亚·埃奇华斯带着她两个妹妹访问了阿博茨福德。她在到达前夕写道：“不久我就能同您谈谈，或者最好是聆听您谈。”但抵达后她为了自己说而牺牲了作为听者的乐趣，口若悬河地说了两个星期。夏洛特很奇怪，1803年玛丽亚在爱丁堡时怎么会不认识瓦尔特·司各特。司各特解释说：“亲爱的，你忘了当时埃奇华斯小姐尚未崭露头角，你可以想象，我那时也是初出茅庐。”他对玛丽亚极为赞赏，称她为当代奇才之一，并告诉她：他虽然对《威弗利》作者的小说评价很高，但那些小说根本不能同她的著作同日而语。在阿博茨福德，她的独白滔滔不绝，几乎无人阻拦，只有司各特一人偶尔打断她的高谈阔论。 客人们一般都是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阿博茨福德，但也有一次例外。1825年著名银行家的遗孀科茨夫人乘坐三辆四套马车（其余四辆留在爱丁堡）光临。她的随行人员包括两名医生（以备其中一名生病）、一名侍女、两名贴身女仆（以防其中一名患病）、几名派各种用场的仆人和圣奥尔班公爵及其姐姐。论年龄公爵可以给科茨夫人当儿子，但他想娶这位富孀为妻。司各特笑呵呵地观察着这位“珠光宝气的夫人”怎样摆出胜利者姿态把公爵带在自己身边，虽然公爵看上去“十足是个热恋中的蠢货”。在那个时代，仅有财富（司各特称之为“一切操劳中最枯燥乏味的一种”）还不足以使社交界承认这位前女演员，虽然她已成为百万富翁的遗孀，但有爵位称号的贵妇人们仍然说些闲言碎语讥讽科茨夫人。司各特喜欢她心地善良，对其他一些客人的行为十分忧虑，因为在她们看来，似乎只要血统和出身高贵，就不必有良好的举止。在宴席上，他无计可施，只能注视着在名门和财富之间进行的一场决斗，但饭后他将康普顿爵士夫人叫到一边，坦率地告诉她说，她同她的朋友们的行为令人厌恶：早在两天之前就提醒过他们科茨夫人要来，如果她们不愿意同她见面，她们是有足够时间离开这里的。康普顿爵士夫人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这个警告，并把这一点暗示给了自己的朋友们，而她自己直到晚会结束都尽量客气地对待科茨夫人。科茨夫人本来打算住上三昼夜，但还是在翌日早晨就离开了阿博茨福德。 司各特为人虽然温顺宽容，但他却是说一不二的一家之主、自己城堡里的国王。他的命令必须服从，他无需重复第二遍。眉头一皱，就是强调他的决心已下，无论子女或仆人都不敢反驳。不过，他解决一切问题总是合情合理的。当汤姆·帕迪的妻子抱怨说，到阿博茨福德来求援的贫苦农民多得应接不暇时，司各特对她说：“即使你没有东西送给他们，你也要对他们客客气气。这是因为：你们虽然寄居于我的篱下，但你们也无法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我们当中今天有谁敢有把握地说，明天他自己不会沿门乞讨？”司各特多次说，他酷爱藏书，书上有一点点灰尘就像一把尖刀刺进他的心。但他把阿博茨福德的藏书室恰恰委托给了汤姆·帕迪去管，这位过去的庄稼汉对书籍爱护备至，将书籍摆得整齐有序，不能不令人惊叹。1824年汤姆患重病，主人实在吓坏了：他像照看孩子一样照顾病人，在床边值班，直到危险过去，他才回去休息。 司各特告诉他的一位友人说：“我差一点失去我那可怜的桑乔·潘萨。 他说的梦话使我心碎：不是说他在山里带着狗打猎，就是和我说话，好像我们正沿着栽种的树林一同散步。” 司各特对待仆人像对待客人一样尊重。他认为，如果他对仆人们尽心竭力，仆人们对主人就会同样克尽职守。从梅尔罗斯修道院守门人到巴克柳公爵，他几乎对所有的人都友好相待。顺便提一下，在阿博茨福德未建起之前，他对修道院花费了不少心血和时间。来了客人一定要带去看看断壁残垣，他总是不忘记提醒他们：在这里“建筑师能够找到古代雕塑的珍品，诗人可以发现古代传说的宝库。”这片废墟如同斯蒂尔顿干酪一样有它独特的魅力，越是陈旧越是别有风味。1822年，他为拯救修道院而不辞辛劳地奔波。这个建筑成了他曾经着手写作的那部小说的主要“主人公”，为了写作《艾凡赫》他暂时中断了那本书的写作，而在写完《艾凡赫》之后又回过头来写。《修道院》一书于1820年3月问世，它使所有人包括作者本人都大失所望。这部小说是司各特写得不好的作品之一：情节枯燥，笔调沉闷，人物性格不突出，所描写的阴谋活动也不真实可信。真正的天才都有其成功与失败，而成功之辉煌与失败之惨重又往往成正比。庸碌之才却有一个体面的中等水平。《威弗利》作者的小说如同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均系奋笔疾书所成。司各特自己承认说：“有时我觉得我的手不受大脑的支配，不由自主地在写下去。大约有20次，我开始按照一定计划来写，但实际上没有一次坚持到底，最多只坚持过半小时（当然是在写艺术性作品的时候）。”他把自己比作醉汉，能够奔跑，但不会平稳地走路。他在写这一章时，往往还不知道下一章该写什么。常常有人骂司各特艺术性和学术性不够，但他对这些攻击都漠然视之。他说：“评论家的意见总是彼此矛盾，很难从中得出什么结论，他们是赞扬你还是相反，都无关紧要。 要知道，评论的主要目的通常是为了显示评论者搜索枯肠写出批评意见的能力。”他说，热衷于舞文弄墨是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怪癖，简直无法医治。他对自己的工作评价不高，但这并未减少他对写作的爱好。他把自己的写作活动叫做“白白消磨时光，就像玩球和滚铁环的游戏一样”，可他连一分钟也放不下写作。他说：“天才对自己的最佳作品也没有把握，因为他所做的不可避免地要比他的想象力所描绘的低得多；按照他的意愿呈现在读者眼前的画面，比起他的想象所展示的画面要逊色得多。” 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他的某些作品比另一些作品写得好，在《修道院》出版半年后问世而引起名胜古迹爱好者对于利文湖城堡的兴趣的《修道院长》一书，他是喜欢的。这部小说属于司各特最好的作品之列，因为它具有他的其他大部分优秀作品所没有的特点，即书中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刻画得十分出色。司各特笔下的一切主要人物多少都有点类似他们的塑造者，审慎严谨和理想主义在这些人物身上兼而有之，两者所占比例同在司各特本人身上一样。恰恰这一点往往使人物性格的发展受到限制。在小说《修道院长》中，罗兰·格雷姆按上述比例处理得比其他人物更有说服力，而凯瑟琳·西顿不仅是他的女主人公中写得最自然的人物，而且也是他全部浪漫主义散文中刻画得最鲜明最引人入胜的人物。小说情节生动，人物栩栩如生，虽然其中没有一个属于司各特的优秀人物之列，作者在这里描写的苏格兰女王玛丽娅也博得人们的同情。 司各特塑造她的形象决不只是因为他对她本人采取两面态度。《修道院长》出版后八年，司各特写道：“我怎么也想不出，除了玛丽娅女王的传记外，谁的传记最容易写，但我恰恰无论如何也不准备再写她，因为在这方面我的意见是与公认的情感，也与我自己的情感完全背道而驰的。” 此时，司各特创作上的多产已开始引起一些行家的严重不安。他们不承认任何天才，喜欢对伟大作品的大量出现作出非常奇特的解释，譬如说：莎士比亚的戏剧根本不是莎士比亚写的，而是弗朗西斯·培根或上院某位贵族写的。美国人炮制出一种所谓“威弗利”系列小说双重作者论，即所谓假托的作者同某个无名疯子合作的理论。这个理论使司各特为之赞叹不已，他说：“除了疯子，有谁会杜撰出这么多的胡言乱语？”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后裔 每个人都应有他自己的爱好，以便有事可做，有所寄托，有所赞赏。 这可以是书、曲棍、钱币、机器或任何其他东西。爱好能够满足人类的某种，使人摆脱痛苦的自我反省，减少驾驭他人或干预他人事务的，总之，会有助于人们成为文明的人。司各特的玩物比许多人都多，因此他很少想去打扰亲人、朋友和邻居的生活。他受过法学教育，但他本人并不善于打官司。他承认说：“我深怕有人知道，我这个人舍得献出世上的一切，只要能不打官司。”他在阿博茨福德的客厅、藏书室、卧室和书房摆满历史文物和个人纪念品，他很珍爱，并自豪地展出供人观赏。但仅此一点还用不完他那充沛的精力，他一分钟也闲不住，甚至坐在沙发上同朋友谈话时手也不闲，不是抚摸爱犬就是卷纸。他不满足于栽树和建造房屋，还从危险的游戏中找到了特殊乐趣。一次，他在科尔德希尔茨湖旁峭壁边缘散步，当他想用方格毛毯裹紧身躯时，一阵风差点把他刮到崖下。他用尽全力奇迹般地保持住平衡，才幸免于难。 1820年，他写了《修道院》和《修道院长》，1821年年初《肯尼威斯城堡》就出版了。起初，他想给小说起名《坎诺尔别墅》，但听了康斯特布尔的话后改变了书名。出版商对这一让步欣喜若狂，据说，他甚至高声喊道：“说实在的，现在我若是《威弗利》的作者，那该有多美啊！”《肯尼威斯城堡》在英国引起的热烈赞扬不亚于小说《艾凡赫》。 慕名而来的人从全国各地成群结队涌向坎诺尔。教区诵经僧向旅游者讲解原来别墅的位置，发了一笔小财。一般来说，司各特杜撰的每个地方都有了准确的经纬度，变成了当地的名胜。他的臆想被当成了现实，这还表现在另一方面。达得里旁系后裔莱斯特伯爵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名义写信给司各特提出进行“人格决斗”，因为司各特污蔑他的先祖是杀人犯。司各特在来信背面写上：“简直是发疯”，读完信后又补充一句：“简直是发疯”。顺便提一下，传记作家受到的这种发疯似的责难要比小说家多。《肯尼威斯城堡》博得热烈欢呼，它的作者坦率地承认他“得到的荣誉与金钱比过去任何出版物带给他的荣誉与金钱都多。”许久以后，他也受到与其齐名的一些人们的称赞，托马斯·哈代说过：“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没有把历史上的伊丽莎白描绘成像《肯尼威斯城堡》一书中虚构的伊丽莎白女王那样生动的妇女形象。” 这次，司各特又让充当经纪人的约翰·巴兰坦发了一笔财。他甚至答应撰写著名小说家的传记，供出版他们的文集之用，出版收入仍归这位约翰，但1821年6月这位“快乐的”约翰之死勾销了这项有利可图的计划。站在约翰墓前，司各特向他的一位朋友小声说：“我觉得，从今以后太阳对我的照射不会如此明亮了。”从不忘记自己恩人的约翰遗赠司各特2000英镑。可是，他是带着满身债务而死的，司各特不仅当即给了他的遗孀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而且就在自己陷于拮据状况之后，继续每年给她以补助。 他闲不住，每秒钟都想做点什么，对他来说没有比摆姿势让画家作画更难受的了，大部分为他画像的肖像画家只有在他埋头写作时才能为之作画。属于另一派的风景画家，受托为司各特的长诗做插图的特纳，也访问过阿博茨福德。司各特称赞这位画家的画，但对其为人却并不欣赏。他说：“这差不多是我所知道的惟一的财迷心窍的天才。”只要给钱，特纳可以完成任何定货，但不给报酬他是什么也不干的。 遗憾的是，特纳没有给司各特的小说《海盗》做插图。这恰恰是这位令人惊服的艺术家可以充分发挥其稀世天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能弥补这部著作本身的缺点的地方。书中的情节发生在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上，而那里的郡长则是司各特的密友威廉·厄斯金。《海盗》于1821年12月问世，几乎是在《肯尼威斯城堡》出版后11个月，两部书之间相距时间这么长，简直使人怀疑，司各特大概在昏睡。可能他写这部书是花了很大力气的，因为书中毫无灵感的痕迹，可以猜出他是十分紧张费力。小说结局的确充满着易卜生式的戏剧性，然而情节松松垮垮，人物毫无生气。使人感到书中的主要之点是摘录来的，而且是按照旅行指南要求的加以美化了的风景。司各特并未懂得，风景只能激发欣赏者的感受，而风景之鲜艳或暗淡则决定于人物的情绪。而且，司各特在这部书中对于道德的议论，其沉闷程度并不亚于那些描写。一味过奖司各特的小说已使他的威望受到伤害。如果我们不承认《海盗》是一部劣作，我们就不能给予他的好作品以应有的评价。 通常认为，儿童是喜欢海盗故事的。司各特想他的小说也会为儿童们喜欢。但他自己的后代此时已过童年，现在他们能够自己从他的小说中得到满足，而不再是在学校里怀着憎恨心理去上这些小说的“课”了。 大女儿索菲娅看来继承了父亲温和的性格，但没有继承父亲一丝一毫的才华。她成长为朴实无华、没有奢望、心地善良、唱民谣令人倾倒的人，她正是以此征服了父亲的心。她成为妻子与母亲以后，用司各特的话说，变成了“道地的保姆”，这大概是因为她自己的双亲在她孩童时对她照顾得太过分了。1826年，司各特写信给索菲娅的丈夫说：“我认为有必要以父亲的身份提醒索菲娅不要再请家庭医生，因为家庭医生同家庭牧师一样都是十足的祸害。一个说，没有他，你就不能保持健康；另一个说，没有他，你就不能使灵魂得救。然而，被他们保护的人总是要死的，要进地狱的，对医生偏爱，我认为是她最大的缺点。”索菲娅的小孩病倒时，司各特满怀期望地说：“我想孩子会康复，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正如我清楚了解的，在郡内没有一个神医。” 索菲娅下面是阿博茨福德的继承人瓦尔特。他不喜欢在室内面壁而坐，这一点很像他父亲。父亲教他骑马、射击，教他任何时候都要讲真话，其余一切都托付给乔治·汤姆逊和爱丁堡中学了。14岁时，小瓦尔特被授予猎枪。司各特告诉乔安娜·贝莉说：“老实说，当他猎得第一只山鸡时，我内心充满喜悦之情，这种喜悦我一生中只感受过一次，那就是自己打中猎获物时，而这已是20年前的事了”。瓦尔特对于文学十分淡漠。他喜欢欧几里德而不爱读荷马，他不懂诗，也没有诗感。因此，他父亲对于下面这一点已经心满意足了：“魔鬼没有用对并不存在的事物的装点门面的爱好来填补这个真空，因为我最怕世上的虚假爱好，对它深感厌恶。”18岁时，瓦尔特成了一个具有力士体格的高大、英俊、腼腆的青年，他善良、聪明、酷爱数学和工程学，但不大懂其他科学。他是陪同父亲在户外娱乐消遣时的朋友和不可代替的同伴，因此1819年他当上第十八骠骑兵团掌旗官去科克任职时，父亲很想念他。掌旗官的官衔是通过总司令约克公爵谋得的，于是司各特不得不（用他的话来说）“为了小伙子的小装饰物”而耗费一笔钱，“据说，衣着能美化人，但从各方面来看，衣着也完全可以使人破产”。瓦尔特得到的零用金，为数不少，还常常额外向他父亲要钱，例如他的战马死的时候。司各特对他的管家达格里什说：“是啊，他得早一个小时起床，晚一个小时躺下，没有马是不行的。不过，说句实话，真正的马是我，他骑过我，现在出外也用我的钱。”他警告瓦尔特说，如果再死掉马，就得步行去进攻。 司各特担心他英俊的儿子陷入别人巧妙设下的婚姻之网，于是欣然接受了他的朋友亚当·弗格森提出的将其夫人的侄女、洛霍尔一笔大地产的继承人珍妮·乔布逊嫁给瓦尔特的建议。瓦尔特当时22岁，相当喜欢这位女孩，便同她相好起来。只是过了两年之后，当司各特写信告诉儿子他赞成这门婚事，并列举种种有利于儿子的实际考虑之后，才真正谈到结婚。这些实际考虑是：“珍妮·乔布逊的非贵族出身的姓名”同50000英镑的财产联系起来就不显得那么不体面了，这笔财产展现出远大的政治前程，有助于年轻的骠骑兵在他所选择的领域内飞黄腾达。总之，瓦尔特还算走运。司各特写道，“这些基本方面看来都不错，你对她喜欢到何种程度，这要由你自己判定，等等”。 婚礼于1825年2月3日举行。次日，司各特写信给儿媳说：“我亲爱的姑娘，昨天我不想在临行之前无必要地以自己感情的流露来使你们难为情。我根本不愿当着人们的面表露此种感受。”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他讨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哭啼啼”，认为当众流露情感是使自己成为笑料的最丑恶的形式。“既然要搞欺骗。那最好是对我们的才能、福利或兴趣有好处，无需装作笃信宗教或多愁善感”。同年6月，官方公报报道说，瓦尔特已晋升为御前骠骑兵上尉，这一晋升使他父亲花费3500英镑。该团驻防都柏林，珍妮在他们同另一家共同租用的圣史蒂文一格林大街10号开始履行家庭主妇的职责。她写信告诉敬爱的公公说，一次她同瓦尔特深夜就寝时，他们的仆人们还在慢慢地喝混合甜酒。 安娜是家中第三个孩子，是一个诚实、直爽和多情的姑娘，但喜欢嘲笑别人，父亲曾经打算制止她。司各特为了纪念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女主人公称安娜为贝特丽丝，并以她有两条长得匀称的腿而自豪。安娜因瓦尔特离家赴任而长期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使本来就对女儿爱挖苦人不以为然的性格倔强的父亲有些担心。总的来说，他无论对索菲娅或安娜都满意，说她们俩人都丝毫没有沾染上自命不凡或爱好虚荣的恶习，认为她们所受的教育与其说过多，毋宁说不够。司各特说：“我非常担心她们会变成庸俗的‘迷人女人’，只能主要指靠大自然母亲赋予她们的才能了。” 按照事物的自然发展过程，安娜赞赏身体结实、羞怯腼腆、沉默寡言的哥哥瓦尔特，而把聪明话多、懒散但令人喜欢、举止优雅但过于自信的弟弟查尔斯选作嘲弄的靶子。如果说瓦尔特继承了父亲喜爱实干的性格，那么查尔斯则分享了父亲酷嗜读书和聚友畅谈的爱好。司各特惊异地看到，他自己年轻时那种游手好闲和不着边际的幻想又在他小儿子身上重现，他感到不寒而栗。司各特认为继续把查尔斯放在家里，游手好闲的习惯会更加滋长，因此于1820年将孩子托付给卡迪根郡兰皮特地方助理教务主教、被称为青年导师的约翰·威廉斯牧师去照管。查尔斯在那里表现不坏：他的傲慢明显减少，勤奋则有所增加。父亲的教训不时地寄到兰皮特，他劝儿子要更加努力，多研究历史，经常给家里写信。 他告诫年轻的查尔斯说：“上帝让我们一生中每时每刻都要劳动。只有通过劳动得到的东西才是珍贵的——不论是农夫满脸汗水收获的粮食，还是富人借以消愁解闷的令人疲劳的娱乐——打猎、体育等。这两者之间的全部区别在于：穷人是为了挣得与食欲相应的饭食而操劳，富人是为了求得与饭食相应的食欲而操劳。” 查尔斯适期进入了牛津大学，在那里他可以毫无妨碍地放纵自己懒散的天性了。1825年春，家里人得知他在白金汉公爵的庄园斯托伊做客。 安娜评论说：“天晓得他怎么到了那里！他写来的信尽是复述公爵给他说了什么和他给公爵说了什么。”查尔斯也像父亲一样广交朋友，但与父亲不同的是他不愿为自己选择生活之路。他提起过参军，但是含糊其词。当有人向他指出在牛津有虚度年华的危险时，他暗示不反对去当牧师，为此受到父亲的严厉斥责。司各特认为，“如果不是出于强烈感情和信仰而做出的决定，去当牧师就是卑鄙无耻”。查尔斯继续游手好闲，早上老是闲躺在床上。一年夏天，他心血来潮想去游览荷兰、比利时、莱茵河谷和阿尔卑斯山。司各特给他寄去50英镑路费，写了一段挖苦的附言：“阿尔卑斯山是完全有理由令人感到惊叹的，很容易在它现在所在的地方找到它。也很容易在你有空去寻找它时找到它。”司各特终于通过乔治四世本人设法为无忧无虑的青年在外交部谋得一个职位，于是安娜就找到了一个说俏皮话的合适借口，她写信告诉哥哥说：“我们的外交官去唐宁街发挥他的天才了。” 虽然安娜有炮制顽皮信件的才能，查尔斯也喜欢父亲喜爱的书，但司各特的儿女中没有人对他在法律、历史和文学方面的活动感兴趣。因此，当他结识了一位能同他探讨任何问题，并显示出论断的细腻和问题的理解的青年时，的确是一大幸事。1818年5月，在一次小范围的招待会上，他结识了律师兼记者约翰·吉布森·洛克哈特，立即以自己的热诚之心溶化了洛克哈特的淡漠。司各特得知洛克哈特不久前去过德国，就谈起该国及其文学，并且满意地听取了这位青年访问魏玛的情况介绍。洛克哈特问过他住的那个旅店的侍者：歌德现在在魏玛吗？看来，这个名字对于这位侍者不说明任何问题。洛克哈特解释说：那是位“伟大的诗人”。但这位侍者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女店主出来帮忙：客人指的是枢密顾问官冯·歌德先生吗？谁不知道这位大人呢！ 洛克哈特是格拉斯哥一位虔诚牧师的儿子，生于1794年。他的童年历尽辛酸，后来他对司各特的女儿索菲娅说：她的父亲很可能是位高明不过的诗人，但他的父亲在生活的散文中却是可以让任何人先起跑100步的。洛克哈特童年患过麻疹后，一只耳朵聋了，可能由于这个原因才感到自己在社会上很受拘束。一个敏感的人听不到别人讲什么，总觉得是说自己，因而胡思乱想。洛克哈特也可能对听觉健全的人们都抱有反感。他的身体虽有缺陷，但他在格拉斯哥上中学时成绩并不坏，到了牛津大学成绩更加优异，在那里他15岁取得进入巴略尔学院的个人助学金。在牛津学习优秀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大学毕业后，他在格拉斯哥艰苦度日数年，写出一本小说，但始终未能发表。他在爱丁堡生活还算过得去，在那里学会了当律师，1815年被允许开业。无人向他问津，但他常常给报纸写点文章，并且结识了约翰·威尔逊，后者是个有才华、粗犷、精力充沛、铁石心肠但很有风趣的对话者，也是个极其任性的朋友。他同洛克哈特联名在《布莱克伍德杂志》上发表文章，很快就轰动了整个写作界。外表上，他们彼此完全相反：威尔逊豪放、话多，金发碧眼，洛克哈特拘谨、寡言，头发漆黑。 《布莱克伍德月刊》杂志没有正式编辑，洛克哈特和威尔逊（笔名“克里斯托弗·诺特”）成了杂志的首席作者，他们主要按照政治原则选择攻击对象，济慈、哈兹利特与李·汉特成了他们恶言痛骂的靶子。 洛克哈特15年后，当上伦敦一家主要杂志的有名望的编辑时，刊出了一篇对于丁尼生的诗的毁灭性评论。这篇评论发表后，诗人整整沉默了10年。 用司各特的话说，洛克哈特闯下的祸并不比瓷器店里的猴子少，他本人在尽力使这个青年人体面行事。当洛克哈特打算娶他女儿索菲娅为妻时，他就更有理由采取这个方针了。在各方面，总是宁可看到优点的司各特指出：“她本来可以找到更富有的人，但未必更完善更体面。” 1820年1月，洛克哈特来见索菲娅的母亲，正式提出求婚。司各特夫人更愿给女儿选个贵族出身的配偶，除此之外对自己这位未来的女婿别无异议。除了高傲、内向、拘谨和同《布莱克伍德杂志》的联系外，司各特也喜欢洛克哈特的一切。索菲娅和洛克哈特于4月29日完婚。弟弟查尔斯衣冠楚楚地出席了婚礼，只是点缀在他上嘴唇的胡须太少，使他有点扫兴。婚后有好几年，年轻夫妇从春季到秋季住在阿博茨福德庄园一所名叫奇弗斯伍德的小房里。从前，这座小房属于一个固执的患癫狂症的守财奴。当司各特渴望得到这所房子时，巴克柳公爵提醒他说，他同这个骗子和疯子永远谈不妥。我们这位领主回答说：“不见得。他是骗子，我是法律家；他是疯子，我是诗人。” 索菲娅出嫁后，司各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讨取洛克哈特的欢心，把约翰·威尔逊挑选到爱丁堡大学伦理学教研室工作。在这之后，他认为可以给女婿提一两点慈父般的劝告了。司各特等到杂志上出现对于当地一位名人的猖狂攻击之后，写信给洛克哈特说，他决不接受对人身的冷嘲热讽。出乎意料，洛克哈特完全心平气和地接受了指责。司各特向索菲娅承认说：“得知年轻的朋友愿意听取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我这个古怪老汉感到十分欣慰。” 但是祸已经闯下了。约翰·司各特是辉格党人机关刊物《伦敦波尔得温杂志》的编辑。他满腔仇恨地攻击《布莱克伍德杂志》的同人，公开点名说洛克哈特是该刊编辑，并把他的名字同瓦尔特·司各特的名字联系起来。他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大骂洛克哈特是卑鄙小人，并宣布洛克哈特是个撒谎者。洛克哈特请他的朋友乔纳森·克里斯蒂去向《伦敦杂志》的编辑当面做解释。几个星期都是在辟谣和种种暗示中度过的，事情开始有了决斗的味道。洛克哈特前往伦敦，但朋友们不让仇人相会，于是洛克哈特只好回到爱丁堡，预先发表声明说，他同《布莱克伍德杂志》的领导没有任何关系，约翰·司各特才是个撒谎者和无耻之徒。接着，克里斯蒂也发表声明。本来就怒不可遏的约翰·司各特视后者的声明为人身污辱，于是提出同克里斯蒂决斗。 2月里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他们两人来到一个名叫乔克·法姆的地方。 克里斯蒂对空射击，约翰·司各特向对手开枪，但未打中。手枪又重新装上子弹，第二枪使约翰·司各特受了致命伤。克里斯蒂和副手们将伤者抬到一个小酒店就走开了。这时，瓦尔特·司各特正好在伦敦。他获悉克里斯蒂隐藏的地点，了解事情原委后，告诉了洛克哈特，并提醒他说：“从今以后，你不应再同新闻界的怪物和喜欢为非作歹之徒有任何关系……你应抛弃恶作剧和乖僻行为……”洛克哈特必须同杂志决裂，因为杂志对他这样热衷于讽刺的人来说总是一种诱惑与陷阱。“不要许诺，而要采取行动，立即坚决地采取行动……这是我进最后的一言，以后我不再写也不再同你谈这个题目了。”伤者死去，克里斯蒂逃往法国，瓦尔特·司各特不得不照料逃亡者的悲伤得发呆的妻子与他的老父。克里斯蒂回来时，法院判决他并非有意杀人，而洛克哈特（在乔克·法姆的悲剧发生前两天，妻子给他生了个儿子）虽然继续给《布莱克伍德杂志》写稿，但向他岳父保证不再参加杂志上的讽刺性战斗。 当伦敦出版商约翰·默里打算创办保守派报纸并聘请司各特的女婿为总编辑时，洛克哈特的前途就决定了。1825年洛克哈特原来期望见到最著名的作家艾萨克·迪斯雷利，所以对艾萨克之子、服饰讲究的本杰明的出现大吃一惊。他不动声色，听完这位年轻人说明原由之后就一起去见司各特。在此以前，还没有比他更令人奇怪的人物迈进过阿博茨福德的门槛。如果当时有人告诉司各特，他的这位生龙活虎、衣着华丽的客人有朝一日将当上英国首相，我们无论如何都会设法听听司各特对此的反应。本杰明在奇弗斯伍德住了三个星期，常去拜访司各特。请看他是怎样描绘阿博茨福德的主人的：“他为人和善，甚至有点威严，前额宽大，目光炯炯，头发花白，穿着绿色猎装。他非常好客，午餐时从来不缺法国红葡萄酒，饭后还送上威士忌和大酒杯。我记得他坐在他那富丽堂皇的藏书室的沙发椅上，他的全家通常是在藏书室里聚会，我们每晚也是在那里会面，而在他的身边总有半打小猎犬，坐在他的膝盖上、肩上和腿上。他向我介绍说：‘这些是丹狄·丁蒙特的后代’。所有的猎犬都只有两个名字——辣椒或芥茉，依毛色和年龄划分。每晚，不是他给我们朗读，就是他女儿安娜——一位漂亮姑娘为我们演唱叙事歌，自己用竖琴伴奏。他爱讲苏格兰氏族首领或苏格兰律师的故事。” 洛克哈特同意担任《每季评论》杂志的编辑，一直担任到他本人因求清闲而去职为止，尽管他常向司各特抱怨说，默里“总是醉醺醺，几乎无法同他严肃地谈谈工作”。索菲娅同洛克哈特迁往伦敦后，司各特非常想念他们。 洛克哈特有一个大优点，就是他爱司各特，称颂司各特，忠实地怀念司各特，在他编写篇幅共达百万多字的多卷集司各特传记时，有时甚至有损于对其他同时代人的追忆。这是后世研究人员能够从中获取许多珍品的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六章 向国王致敬 1815年他们在伦敦相会时，司各特就请摄政亲王给予帮助。自从两个王国合并之时起，苏格兰王位宝物的下落一直是个谜。谁也不知道这些民族独立的象征物究竟存放在何处。喝得醉醺醺的詹姆士党人高声唱着不堪入耳的淫秽歌曲，歌词中问道，苏格兰的王冠、王笏等物在英国王宫派作什么用场？司各特请求允许对爱丁堡城堡中的金銮殿进行调查，摄政亲王同意了这个请求。为此成立了委员会，1818年2月4日，司各特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出席了封存百余年的宝库的启封仪式。一切宝物完好无损。翌日，委员会的一些委员携带家眷到城堡欣赏宝物。 司各特带上了索菲娅；在宝库再次打开时，爸爸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番介绍使她激动得差一点昏迷过去。司各特看到索菲娅面色苍白，为了不致摔倒，她靠在门框上，他便把她带回了家。司各特的爱国热情从未影响过他对别人的友情。不久，他就为亚当·弗格森弄个清闲差事而操劳了。 后者随后即被任命为苏格兰王位宝物的管理人，而且按照职务的需要被授予骑士称号。司各特本人在此以前刚得到二级男爵的爵位。 他第一次听说摄政王打算赐予他爵位是1818年11月底。司各特不是那种听到这个消息就会高兴得发狂的人，但他毕竟很开心。他写信给莫里特说：“我们的胖朋友想通过我这个不配的角色向文学界致意…… 有意赐予我二级男爵。我可以轻易地讲出千百句大话来表达我对爵位的蔑视等等；虽然我丝毫没有给自己央求或购买，或乞讨或借用，某种奖赏（它给我本人带来的不便之处会多于任何其他东西），但这次它是直接出自封建荣誉的象征，这本身就是光荣的，所以我实际上也对此表示感谢……” 由于生病，直到1820年春，他才前往伦敦领受二级男爵的爵位。他再次感受到上流社会中的苦闷，也忍受着它的爱抚。乔治三世刚刚去世，摄政王成了乔治四世，决定用司各特的画像来装饰温莎城堡的长廊。司各特说：“国王命令我让托马斯·劳伦斯先生给我画像，好将画像挂在他的深宫内室。司各特也让弗朗西斯·昌特里先生给他塑像。他旋风似地出席了一连串招待会，其中包括威灵顿公爵的晚宴，公爵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善意，再次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的历次战斗的情景，使新封二级男爵及其公子瓦尔特得到满足。 爵位可以使司各特尽情地开心。乔治四世特地把他从聚集在王宫院内迎候国王的人群中请出来。他写道：“我今天见到了国王，向他表示了敬意。在臣民当中，未必有人受到过君主如此仁慈的接待。他不让我在他面前跪拜，几次紧紧地握手，说了许多令人愉快的客气话。聚集在那里的人群看到我受到如此良好的礼遇，在我满载国王宠信者的荣誉离开时，人们至少赏给我500次鞠躬与奉承。”他的二级男爵爵位对别人的影响，正如他指出的，表现在侍者给他鞠躬比过去低两英寸，给他开门比过去宽三英寸，虽然他的身高和块头依然如故。国王洞察一切，懂得他尊重司各特也就是尊重他自己。 1821年初，司各特因为高等法院的事务又来到伦敦。他住在杰明街“滑铁卢”旅馆。他又像往常那样开始旋风似地出席招待会。他对索菲娅说：“有一次差一点误了事：他忘了他答应到哪里赴午宴，偶然才想起是当时的外交大臣、著名国务活动家卡斯特勒里勋爵邀请了他。而且同一天我还在旅馆里接待过两位蓝带勋章获得者和一位侯爵夫人。你看，结果我变成了……主要人物。旅店老板请我为他奔走恢复经营执照。出租马车业主指望允许他使用六个座位的马车。” 到3月底，他已对“从公爵和公爵夫人起到比目鱼和千鸟蛋止的上流社会感到厌倦。这一切开始时都很开心，但越往后越感到自己像条老是被人强迫用后爪走路的狮子狗”。他根本不适宜过上流社会生活，决定到卡尔斯巴德去疗养，因为在英国疗养地对名人趋之若鹜者实在太多。 然而，他还是抵御不住参加乔治四世加冕典礼的诱惑，当年又第二次访问了伦敦。他于7月走海路乘坐“爱丁堡城”号船动身。 加冕典礼这种妙不可言的场面，用司各特的话来说，他连想都不敢想。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丰富多彩而又庄严隆重的古老仪式，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宴会后夜里两点徒步从威斯敏斯特回来时，司各特同他的一位青年朋友被集聚在白厅街上的人群阻拦。司各特请苏格兰龙骑兵团一位中士准许他通过人群到停放要人马车的路中间去。对方回答说，这根本办不到，因为有严格命令，不准放人进入。这时，人群挤得更厉害了，他的同伴喊道：“小心点！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小心点！”中士吓了一跳，说：“什么？！瓦尔特·司各特爵士？我们现在就帮助他！哎，小伙子们，大家挤一挤，给我们光荣的同胞瓦尔特·司各特爵士让个路！”“小伙子们”不仅自己挤了挤，而且号召大家为自己的著名同乡祝福。 司各特向他自己的君主致敬后，决定也向莎士比亚的国王致意。他仔细地钻研了17世纪初的文学、历史、论著和文献，于1821年秋写出了据说模拟詹姆士一世当政时创作风格的通信集形式的作品。起初，他想把这些书信假托为真品出版，但朋友们劝他别把能写成一部好小说的材料糟蹋掉，因此他未发表信件而写出了《尼格尔的家产》。该书于1822年初完成，5月间问世。康斯特布尔从伦敦写信报告说，他亲眼看到街上行人边走边读，“请相信，我决不夸大其词。《威弗利》作者的每部新小说……都把任何其他文学作品推到次要地位”。康斯特布尔及其合伙人凯德尔欣喜若狂。康斯特布尔写信给凯德尔说：“毫无疑问，瓦尔特·司各特爵士是当今健在的人们当中最非凡的一位。他各方面的知识都是惊人的。”凯德尔写信给康斯特布尔说： “《威弗利》作者是我们最有利可图的商品，因此要双手抓住他，从这个不竭的源泉中汲取越来越多的东西”。小说出版后，弗里特大街和怀特弗赖尔斯（前卡尔梅里特修道院）的古老建筑成了引人注目的中心。 一辈子住在圣殿前伦敦城门附近的人们成群结队地争先参观自己所住的地区。一位住在阿门角的神甫妻子休斯夫人说，在她看来，她现在住在城里最令人羡慕的地区。 《尼格尔的家产》是司各特精心编撰的内容丰富多彩的一部小说。 书中一切都是第一流的：迷人的情节，鲜明的背景，扣人心弦的曲折阴谋，栩栩如生、令人难忘的人物。这部小说里有个令人着迷的、《威弗利》作者笔下最吸引人的女主人公（如果不算凯瑟琳·西顿）和一个男主人公，男主人公那毫无英雄气概的品质简直把他变成了活生生的人。 但书中写得最精彩的还是詹姆士一世。在这位君主出现于《尼格尔》三年之前，他在另一部小说里被描写成醉醺醺的白痴。司各特不喜欢这样的描写，他当时就责备作者说：“‘基督教世界最英明的傻瓜’应当写得性格更鲜明些。我常常想，他的机警、洞察力、迂腐、狂妄、虚荣、贪婪、挥霍、听信宠臣和枉费心机，都使他成为历史上最有血有肉的喜剧性人物。”在司各特笔下，他真的成了我们在小说或戏剧中见到的最有血有肉的滑稽可笑的人物。从人性的观点来看，司各特笔下的这位君主比起莎士比亚或大仲马笔下的君主更为自然，更容易理解，也更加引人入胜。 司各特自己的君主当时再次要求他给予关照。1822年夏，因对文学的贡献而荣获爵位的第一位伟大作家，组织接待了踏上苏格兰土地的汉诺威王朝的第一位帝王。不是别人，正是司各特说服了乔治四世访问爱丁堡，这次出访获得圆满成功，应当归功于他，而且完全归功于他。他实际上亲自领导了一切，人们遇事都向他请教。司各特来到首都，看到一切都杂乱无章，稍微过问了一下，人们很快就自愿向他让出了一切权柄。大家把他当作总顾问，事无巨细都请他审理。从清晨7点到深更半夜，他的家门庭若市：一天至少有60人到他家来请示。他不得不解决各种事端，平息摩擦，缓和成见，筹集款项，并且同苏格兰一切可预料的世俗的、宗教的、职业性的和社会性的团体保持密切联系。英格兰贵族也给添了不少麻烦，他们要求一切按英格兰人的意愿办。然而，最后一切均照司各特的想法办了。大约300名带着武器和风笛的苏格兰人，在其首领的率领下走下山来。首领们彼此之间无休止地闹纠纷，因此全体山民都交给了司各特领导，他们每天在他面前，背着风笛，打着旗帜，列队沿着城堡街正步操练。 8月14日，国王乘坐的游艇在数艘军舰的护航下，冒着倾盆大雨，在距利斯不远的海边靠岸。司各特前去迎接国王。当他的小船靠近“乔治国王”号时，君主已得到报告，便高声说道：“啊！瓦尔特·司各特爵士！他正是我首先想见到的苏格兰人！请他上船。”司各特走上甲板，向国王致欢迎辞，国王致了答辞，命令赠送一瓶威士忌，并为二级男爵的健康干了一杯。司各特回敬了一杯酒，并请国王将用过的酒杯赠送给他。他将酒杯小心谨慎地藏到礼服的口袋里。回到城堡街后，他专心同克莱布交谈，忘记了酒杯的事，坐到酒杯上把它压得粉碎。接着便是演说、检阅游行队伍、宴会、国王上午接见、去圣泽尔兹教堂做祈祷、观看戏剧《罗伯·罗依》等等。一次，司各特同罗伯特·皮里爵士相遇，两人沿着上河街同行，后者说，城里人怀着敬意欢迎司各特，同欢迎国王本人差不多。 在司各特称之为“最庄严的忙乱”的高峰，他无论白天黑夜，都要尽量抽空去自己的老朋友威廉·厄斯金的床边坐一坐。根据司各特的申请，威廉·厄斯金被晋升为最高法院成员，并荣获金涅德勋爵称号。厄斯金早就感到身体不适，现在由于谣传他同某某有夫之妇搞所谓“罪恶阴谋”而彻底躺倒了。这种谣言完全是无稽之谈。但它却折磨着非常敏感的厄斯金，因寒热病发作经常给他放血，终于使他一命呜呼。司各特在最忙的一天脱出身来参加了他的葬礼。 国王在北方度过了两个礼拜，行前授予亚当·弗格森和亨利·赖伯恩二人骑士称号——司各特为他们说了话。司各特还提请准予将1745年詹姆斯党人暴动后被运往伦敦的著名的蒙斯美格大炮归还给爱丁堡城堡。国王同意了。1829年威灵顿公爵任首相时，这个光荣武器运回了爱丁堡。瓦尔特·司各特爵士还向国王提出了另一项请求：恢复1715年和1745年斯图亚特王朝的拥护者们暴动之后取消的几个苏格兰贵族称号。 对此国王也予同意。乔治四世非常满意他在爱丁堡受到的接待，感谢司各特为使这次访问变成体面的值得纪念的事件所作的一切。 因安排陛下访问工作紧张和过度操劳，司各特的手和脚都出现了严重皮疹。君主走后他病了一场，病刚好他就写完了《贝弗利尔·皮克》，疲劳得“要命”。小说于1823年1月出版，全书虽有四卷之多，书价达两个基尼，但销路很好。凯德尔建议《威弗利》作者切勿降低效率时说： “宁肯制止忠实宠臣飞黄腾达，也不要妨碍群众爱戴的大有作为的人。” 小说家无需这种建议，因为他的新的构思源源不断。他在写完《肯尼威斯城堡》之后一直不断地写作，其后果表现得很明显：佳作和劣作开始像钟摆一样有规律地交替出现。司各特是灵感的牺牲品，而在他的写作强烈到不顾实际的创作可能时，他又同样受到缺少灵感的折磨。他写得差的那些书充分说明，他当时根本不应提笔写作。 毫无疑问，司各特对他自己的天赋并无真正认识，否则他那庸俗到愚蠢地步的爱情描写就不会同塑造得鲜明的人物性格相并存。他若懂得他能写出何等尽善尽美的作品，他也就不会想到炮制或万不得已去出版他那些最不完美的书籍了。《贝弗利尔·皮克》一书出版后，很快（对于市场来说过快）就写出了《昆廷·达沃德》，大约在前一本书问世后四个月就出现在小书铺里。司各特在冥思苦想写前一本书时，就已在酝酿新的小说了。在作家的祖国，对《昆廷·达沃德》一书的反应相当冷淡，可能是因为读者还未来得及消化《贝弗利尔·皮克》，而对同一作者的下一部书也还没有思想准备。但《昆廷·达沃德》在法国却意外地引起热烈喝彩，就像《威弗利》当年在苏格兰、《艾凡赫》在英国引起的那种喝彩一样。法国时髦妇女开始用斯图亚特家房屋颜色的苏格兰式方格花布，按照瓦尔特·司各特的款式做服装，每天早晨都有一辆接一辆的马车停在卖这种布料的店铺门前。整个巴黎都在谈论作者，小说销售量达数千册。在德国，司各特有以歌德为首的为数众多的信徒，歌德宣布司各特和拜伦是他爱戴的作家。现在，瓦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小说风格又在法国风靡一时了。大仲马、巴尔扎克和雨果都承认司各特对他们创作的影响。意大利等国也不例外。巴黎的喧嚣也传到了不列颠群岛，《昆廷·达沃德》的销路好了起来。 《昆廷·达沃德》仅在欧洲得到的利润，就能使任何一位作家相信他的未来是有保障的。小说获得的成功是当之无愧的。司各特认为路易十一的时代是“一切时代中最有特色的时代”，但使之成为这种时代的则是他的生花妙笔。这部小说的情节与人物协调和谐，浑然一体，超过他先前所写的一切著作。司各特在此兼顾两者而毫无偏废。也许《昆廷·达沃德》缺少《尼格尔的家产》那样的创作激情，可是前者的情节更好，装帧也好，人物同情节也非常协调一致。例如勃艮第公爵、大胆的查理、纪尧姆·德拉马尔克、奥利维埃·勒丹、德巴吕主教、星相家伽洛蒂·马尔蒂瓦勒等历史人物的刻画是其他作家无法与之相比的，而司各特在这部小说中的最高成就则属路易十一的创造：路易十一不仅是个阴险、迷信、残酷的阴谋政客的独一无二的典型，而且也是世界文学中最真实可信和精心描绘的“恶棍”的形象。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七章 首席法官 我们就像瓦尔特·司各特自己在他的下一本书中所做的那样，从路易十一的法国再回到他的苏格兰。威廉·莱德洛建议司各特写一本有关与他同时代的梅尔罗斯的人和事的书。一贯赞赏珍妮·奥斯丁作品的司各特经常反复阅读她的作品，默读或给家人诵读，他对她的崇敬在他的一篇日记中有如下反映，不知为什么人们非常喜欢引用这篇日记：“据我看，这位年轻的女士具有举世无双的描写阴谋诡计、内心感情和各种类型的日常生活的才能。写些夸大铺张、崇尚词藻的作品，这我也会，现在还健在的文学家中的任何一位也会；可是要我以这样细致的笔触把这些平凡的事情和人物，刻画得如此惟妙惟肖，我实在办不到。”在吉尔斯兰他结识了典型的疗养地的疗养者，立刻就在长篇小说《圣罗南之泉》中努力塑造这些小疗养地的社会气氛，并把情节的发生地点搬到了特维德河畔。此书于1823年12月，在《昆廷·达沃德》问世后七个月，交给读者评判。司各特只有在写使他感兴趣的东西时，他才不负其作家之称。上流社会的习俗只有像在奥斯丁的《爱玛》或《傲慢与偏见》中出现的那种样子，才能使司各特感兴趣。在他的小说中被出色地刻画的人物梅格多兹和塔奇伍德对具有这些习俗的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他对疗养地的生活方式的描绘是不出色的。而由于他与狄更斯不同，并不具有可以溶化到情节中去的多情善感的特点，所以小说的戏剧性也就不足凭信。 这本书使英国读者很失望，但是却使作者的同乡很高兴。因纳莱顿的居民狂欢起来，他们从小说所描绘的地形中立刻就认出了同自己的故乡直接相似之处，并且要求把上帝所遗忘了的他们的泉改名为圣罗南泉。这个小地方很快就出了名。一群群的矿泉水爱好者纷纷乘坐轻便马车、轿式马车和公共马车到这里来。这里的街道和旅馆迅速地改名为“阿博茨福德”、“威弗利”、“玛密恩”等。每年举办有举重、掷链球和射箭项目的圣罗南边区运动会，特维德河畔的因纳莱顿重复了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命运：文学给它带来了金钱，但是毁坏了它的美丽的容貌。 几年以后，这座小城变得富裕、著名、兴旺，并在相当程度上令人厌恶。 在爱丁堡根据这本书改编的戏演出得很成功。 作为塞尔寇克郡首席法官，司各特常常不得不与如果不是完全失掉自制力，那也准是“精神有点不正常”的人打交道。他要处理许多造谣中伤的案子，他花不少时间来规劝那些好打官司的人变聪明些。他曾坚决劝说一个人不要向法院起诉亲兄弟，并用圣经上的有关受了欺侮要宽容的圣训来提醒他。原告人说：“我没有读过圣经吗？我已经读过多少遍了，我已经七七四十九次宽恕他了，现在让他宽恕我吧。”司各特言行一致。当他自己成为窃贼的受害者时，他对他们也是宽容的。有一次在纽瓦克，在去野餐的路上，有人从他那里偷走了装着所有旅伴的早餐的篮子。两个星期后小偷把篮子还回来了，叉子、刀子、盘子、螺旋拔塞器都整整齐齐地包着，并和一张字条放在一起：上面写着：“我希望，瓦尔特爵士会原谅我偷了您的篮子，并请相信，篮子里的东西使我高兴了整整五天。”司各特说，小偷是个诚实的人，并想同他见面，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奖励他把偷的东西还回来。 在苏格兰，郡法庭的作用与英格兰的郡法庭的作用大体一样，不过也有一个重要的差别：除了民事案件外，前者还有权审理刑事案件。司各特从1799年12月直到去世始终是塞尔寇克郡的首席法官。由于司各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爱丁堡高等法院院秘书的岗位上度过的，因此他的首席法官职责常由副首席法官、他的朋友查尔斯·厄斯金代理。1825年厄斯金去世，司各特任命自己的亲戚赖伯恩的威廉·司各特担任此职。 首席法官本人并非一定要住在塞尔寇克，因此法庭事务基本上是由他的副手处理的；然而司各特有时也出庭，亲自听取重要案件的证词，并且几乎不漏过听取刑事案件。其他案件的审理记录则送到他的家里。他仔细审阅记录，做出深思熟虑的结论，再把记录退还副首席法官。出席有时在杰德堡开庭的巡回法庭也是他的职责。在出席过这样的一次巡回法庭后他写道：“昨天开庭仔细审理两个不幸的男孩偷干酪头的案件，竟能拖几个小时。”司各特的判决书的特点是公正、轻罚，并具有调解精神。他甚至不判处罚金，如果不这样做也可行的话。如果他与一方有亲戚关系，他则拒绝审理这场诉讼，并把案子交给自己的副手。无论是友情（有一次他曾判决过詹姆斯·霍格），还是从上面来的压力都不能对他的判决施加影响：他认为林务区长巴克柳公爵企图“以审讯来折磨” 被控偷猎的某个牧人是有罪的。司各特总是对工人比对主人表现出更多的好感。当几个年轻人毁坏了巴克柳领地上的树林时，司各特保护了城里人的利益。公爵决定对外人关闭他的领地，但是司各特劝止了他，说服了他不能强迫全城的人为一小撮犯罪分子付出代价。他给巴克柳写信说：“我认为，我们的直接职责就是尽量造福……而且要相信上帝（他能用自己的仁慈使投放到地里的种子成熟），我们的善行不会徒然无益，而迟早是会结果的，对此我们也不会感到后悔。” 这就是司各特在履行自己捍卫法律职责时的主导思想。但是，当强烈的政治情绪使一些人产生粗暴的行动或造反的时候，他就无情地执行纪律。在一次充满狂暴情绪的选举之后他写道：“如果再发生这样野蛮的越轨行为，我就严厉地惩办捣乱分子，不管他们属于什么党。”充满着微不足道的案件——偷猎、盗窃、诽谤的单调局面常常被凶杀、血亲相奸、强奸或者其他同样重大的罪行所打破；但是司各特却主要致力于调解由于受到微不足道的委屈而开始争讼的各方。 下面就是他审理的一场典型的荒谬诉讼的例子。 一支有市法官也参加的庄严游行队伍一年一度地越过市区的边界。 每年庆祝共同外出的节日都是在和谐一致的气氛中进行的，但是在1804年裁缝社团拒绝参加集体的游行队伍，并声称第二天自己组织游行。市法庭颁布了禁止这次游行的决定。裁缝们不承认这项决定，并组织了自己的游行队伍，然而在此次游行过程中某个名叫安德鲁·布朗的帮工向旗手猛扑过去，夺过他手中的旗，“把旗撕得不能再接着打了”。社团首领向法院控告安德鲁，要求他或者购买新旗，或者付给旧旗赔偿费20英镑。安德鲁为自己申辩说，他是遵照法庭有关禁止游行的决定行事的，所以他不能对毁旗负任何责任，何况那面旗连所要求赔偿的钱数的四分之一也不值，“因为这是一块破旧不堪，尽是窟窿和补丁的抹布。”裁缝们提出坚决的抗议，断言他们的旗帜是塞尔寇克最好的旗帜之一。司各特做出决定，让安德鲁·布朗补好撕破的地方。然而，这项决定并没有使裁缝们感到满意，他们请求首席法官重新审理此案，添枝加叶地详尽描述自己旗帜的无比美观，并且企图证明，借助针线无论如何也不能恢复旗帜的原状，因为旗帜被撕成这种样子，以至打了补丁会使它极其难看。司各特“重新审理”了案子，并做出了最终裁决： “塞尔寇克，1805年6月23日。阅过呈文和亲自查验所言之旗，本首席法官认为上述旗帜可以修补，出于对该社团的深切尊敬之情，特将该旗转交本首席法官家人修补。因此，本首席法官驳回呈文，此案就此了结。双方免交诉讼费。” 这可能不符合法律条文，然而处理得却合情合理。 司各特特别注意对少年罪犯的教育问题。更确切地说，大概因为他感到小的时候他自己的学习是无人关心的，所以他鼓励采取一切形式对青年进行教育。1824年10月1日在爱丁堡寄宿学校的成立典礼上他发表了有关学校教育的意义的讲话，任何学校的教师都会赞同他的讲话。而在司各特讲话之后过了几周发生了一件差点没使爱丁堡的旧市区的全部学校毫无例外地都毁掉的事。 11月中旬的某一天在中心大街上发生了火灾，第二天议会广场上的房屋也着了火。楼房高，它们之间的小巷和过道窄，结果消防队勉勉强强才赶到着火地点。大概是由于风向变了或者别的什么突然出现的奇迹，城市才得救了。然而议会广场上的大部分房屋和中心大街路南的一半建筑物都烧着了。司各特心惊胆战地看到，高楼轰隆地响着，沉没到大火的深渊之中，而从储藏着葡萄酒和各种酒类的地窖中火焰像喷泉一样喷射出来。半年之后，由于另一场大火，上街对面，即与北桥相邻的地区也受了灾。地方志愿部队立刻被派去救火。安娜·司各特说，洛克哈特整整一昼夜都留在火场：“尽管为了提神他喝了烈酒，但是救完了火，他还是累倒了。” 司各特眼看着那么多他从少年时代起就记得的大楼被烧毁。就在前一天，他写完了一本书，它带有思乡风格，再现了他在父亲的事务所度过的那些日子，以及他第一次看见的那位披着绿色斗篷的姑娘威廉明娜·倍尔奇的面容，她是他的第二次，也是无比钟情的一次恋爱的对象。 她本身并没有在作品中出现，但是在这本书中一直有着她的影子，就像当时在作者的头脑中一直有着她的影子一样。我们知道这部书的书名是《赫里斯》。此书于1824年6月问世，并没有受到通常那样的热烈欢迎，这可能是因为此书的整整一半的篇幅是用书信体写成的。作者本人认为，小说对他来说是写得成功的。 与《古董家》一样，这本书也是司各特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 作者在这两部小说中比其他所有作品中都倾注了更多的心血，而且两部作品都有特别迷人的东西，它能迷住对司各特其他作品不感兴趣的许多读者。这部作品充满了司各特的个性特点，它也是司各特的一部内容最含蓄的创作。书中情节发生的环境是通过暗示提供的，绝不是强加给人物的，因此它是有机地与题材融合在一起的。所以，书中总的气氛甚得好评。 关于司各特的晚期小说我不打算特别多说，所以我们现在做几点总结。当我们伟大的小说家塑造在自己生活中所遇到的或者根据所保存的资料详细研究过的人物形象时，他并没有犯虚构的错误。狄更斯是从视觉方面来认识自己的人物，并提供了他们的无可比拟的照片，而司各特则是用所有的毛孔来吸收自己的人物，并画出了他们的真实的肖像。狄更斯是在扮演人物，而司各特则是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放在人物身上。 一个是在观察，而另一个是在感受。司各特是用感情，而不是理智来理解人。他不是从自己的潜意识中获得我们很费力地才能发现与自己有点儿相似的模糊的形象；而是对他人进行透彻的和表现出怜悯的观察，在自己的想像中将他们过滤，并塑造人物，我们会在瞬息之间把他所塑造的人物与周围世界的不可预知性和幻境看成是一个东西。 司各特在《日记》中写道：“蠢人们说我和莎士比亚相似，其实我连给他系鞋带都不配。”莎士比亚具有无可比拟的运用语言的才能，他既洞察生活的复杂性，又深知生活中原生的朴素性；在这个意义上是不能把司各特与莎士比亚相比较的。然而，作为人物的塑造者，司各特却与莎士比亚相当，因为如果不算福斯塔夫，我们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找不到这样独特的喜剧式的，而且栩栩如生的人物，像《古董家》中的伊迪·奥基尔特里、《清教徒》中的卡迪和莫斯、《罗伯·罗依》中的尼科尔·贾维和安德鲁·费尔塞维斯、《尼格尔的家产》中的马勒格罗特和詹姆士一世以及《昆廷·达沃德》中的路易十一。除了表现出莎士比亚式的富丽堂皇气氛外，某些人物还具有塞万提斯的伟大人物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谢立丹说：“写时轻松读时难。”反过来也是对的：读时轻松写时难。对司各特来说写东西是过于轻松的。称他为枯燥的小说家，就意味着承认自己头脑迟钝，然而需要公正地指出，他的许多作品对读者的耐心是一种考验。然而作为散文作家，他在人物的刻画方面是没有对手的。 没有一个浪漫主义作家能写得出他的优秀作品中的人物和历史背景。在浪漫主义的散文艺术中《清教徒》《罗伯·罗依》《修道院长》《尼格尔的家产》和《昆廷·达沃德》仍然是最高的成就，揭示司各特个性的《古董家》和《赫里斯》也应当算为这样的作品。如果再加上两部异常引人入胜的有阴谋倾轧内容的小说《盖伊·曼纳令》和《肯尼威斯城堡》，我们对文艺作家还能要求什么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八章 哲学家 司各特注视着他的时代的科学和政治发展方向，而他对这种发展方向是不满意的。他看到，求知的也可能促使人们去干坏事，爱发抽象的议论可能导致心灵的腐化，而前者和后者的基础都是对权力的渴求。把一百多年以前他就这个问题所说的话用到现在的时代也许更为恰当。我们先听听他对所有科学中最人道的医学中的求知欲的价值的见解。在司各特逝世前不久一个前所未闻的杀人案震动了英国。威廉·伯克和他的朋友威廉·海尔在街上发现一具死尸，于是把它送到著名的病理解剖学家、爱丁堡医学院的著名教师罗伯特·诺克斯博士那里，他买下了这具尸体。有一段时间伯克和海尔就以从坟墓中挖掘新鲜尸体为生，但是当盗窃尸体变成普遍的勾当，因而在墓地上设置了警戒之后，伯克和海尔就开始搞活人，按照他们的打算，可以使活人消失得不为人所察觉。他们把受害者引诱到伦敦的西港区海尔的小小的住所里，用酒把不幸的人灌醉，然后勒死他们，尽量不留痕迹，并把尚有余温的尸体卖给诺克斯或他的同事们。一年之内他们用这样的方法至少把15个人送上了西天。当事情有被揭露危险时，海尔为了保住自己的命，出卖了同谋，于是伯克就在绞刑架上被绞死了，他的名字在英语中便成为秘密扼杀的同义词。侦查委员会没有证据，证明诺克斯知道送到他的解剖台上的那些尸体是被谋杀的；然而普遍的舆论认为，他至少应该更仔细地询问一下尸体的来源、死因等问题。司各特同意指控罗伯特博士为消极从犯的观点，而且整个事件促使他进行了一番思考。 “我不太相信科学的发展似乎预示着我们将有无穷的财富；如果毫无节制地醉心于这个领域的工作，那么它会使科学家变得残酷无情，使哲学家为了自己的研究目的而不顾世上的一切。精神和感情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理智在把自己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一个对象上之后也什么都分辨不清了。譬如，各种教派在贯彻严格的道德规范的时候，总是把人的热心勤勉与上述规范对立起来，并且奇怪的是，甚至在法庭上，当是否能胜诉取决于我们有无同情心的时候，我们对是非也是那么置若罔闻。我自己常常也很奇怪，当谈到法律的字面上的定义的时候，我对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可怕的现象就会感到那么无动于衷。同样，从事医学研究的人也使世上的小动物遭受折磨，而最终他们就同西港区的这两个人同流合污了。” 关于上述这一切，司各特给朋友的信上写道： “这就是我们时髦的聪明人使国家遭受到的损害：他们发明了最新的用语，为的是借助于它们把恶冒充为善，把善说成恶。而约翰·布尔伸长了自己驴耳朵，似乎这些词本身真能创造出美德或恶行。假如他们决意证明波拿巴的暴政是正确的，就请便吧，这更容易：他的统治仅仅比所需要的稍微文明一点。罗伯斯比尔的过错是实行了过于广泛的自由主义，这不就是一种高尚的错误么？您是否注意到，他们在用新瓶装旧酒的时候，是在如何粉饰最卑鄙的暴政和最血腥的无政府状态？” 这位创作者的个性充分地表现在七部伟大的小说中；他的才智也在书信和《日记》中得到反映。其他被埋没在他的长信中的大量见解，今天我们领会起来就像是格言似的： 1.　关于文学 “没有什么比伦敦的文艺沙龙的常客的见解更为无益的了，只是不必对他们这样说。” “当我们评论一本书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它不是用一年，而可能是用一生的时间写成的。” “只要一提到公认的尽善尽美的事物，就会引起多少恶毒和卑鄙的情感，想到此事我们就感到讨厌。” “任何人如果不想给自己招引来某些人的恶意仇视，那就连小有名气都达不到，这些人或者由于竞争的感情，或者仅仅出于要破坏别人的创作成果的愿望，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把博得荣誉的人贬得一文不值，说这才是‘他的真正水平’。” “打人的树条把多少有才能的男孩子变成了蠢汉，编辑把多少出类拔萃的作品变成了平庸之作。” 对出版者的忠告：“您要警惕铺张夸大，因为这是一个可靠的征兆，说明作者呼吸困难。” 有人问他是否反对过于热情洋溢的献词，他说：“朋友们的欢欣鼓舞的言词同恋人们的温柔话语相似，总是两个人单独说好听，然而要把这些话当着众人极其热情地讲出来，那就相当愚蠢。” 2.　关于政治 “自由被如此经常地被变为镇压它的优秀保卫者的借口，所以我准备等待有名的蛊惑家对我进行最不可思议的攻击。” “演说家像陀螺一样。如果不去打搅它，早晚他自己会停下来。如果催促他停下来，他就会没完没了地拖下去。” “人们保卫正义事业的热情总是比保卫非正义事业差得多。” “真正诚实的人只要交换一下意见，就能达到一致；然而蠢人和骗子却要给自己想出各种口号、暗语和战斗号召，来回避公正的协议。” “牵着广大群众的鼻子走，让他们相信，似乎有某种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确切地说，就是用念咒来医治国家政治中的病痛——在我们的时代里没有一种欺骗比这更坏的了。” “没有必要谴责克伦威尔：他未必有力量来维持他的政权，然而放弃这个政权就更能招致灭亡。人站在周围都是深深的陷坑的山顶上往往要比试图从那里下来更安全一些；规律就是这样，有虚荣心的人逃脱不了这样的规律。” 3关于人的交往 “如果有人假装同某人关系亲密，那只是因为这种假装会抬高吹牛者本人的身份。” “尊敬的最可靠的征兆是有人勇于在信中给您写没有意义的言词。” “许多事情取决于人们对生活琐事的注意，这样的事情要比您那样有见识的哲学家们所愿意承认的多得多。” “最紧密的友谊的纽带也会由于过于频繁和密切的交往所产生的摩擦而断裂。” “在环境的压力下在生活的某个方面放松自己，就意味着朝老年的麻木不仁和饱食终日无所作为的生活又进了一步。” “只有在只要愿意随时都可能给自己找到伴的时候，孤独才能使人高兴。一个人独处是难受的。孤独能使我们的才能迟钝，使我们的富有朝气的美好品质停止发展。” 4.　关于各种问题 “当响起浴血战争的轰鸣声的时候，报纸就开始靠血腥的屠杀过日子。” “我们自愿地、好像自然而然地获得的知识同我们津津有味地吃的食物相似，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都非常容易被消化，并比饭桶们的豪奢宴会要有益十倍。” “获得虚荣的途径是这样的。多数人更愿意人们称赞和奖励他们根本没有的美德，而不是实际具有的优点。” “人们总是追求在他们看来不易获得的东西，尽管这也并不值得去争取。” “我可以确信，如果有权势的人猜疑您使他遭受或者打算使他遭受某种损失，那么不管您在他的面前怎样说明自己是清白的，他都仍认为您是恶棍。” “我认识不少有权势的人，当他们认为某些猜疑是真实的时候，要推翻它们，就像这些猜疑本身一样，会使他们极为愤怒。” “甚至当我们所得到的比我们能够享用、享受或者遗赠家属的要多的时候，我们也很少满足致富的渴望。” “等待和期望比拥有所渴望的东西本身能赐与我们更多的欢乐。” “幸福取决于财富多少的程度要比取决于善于享受你已拥有的财富的程度小得多。” “据我看，伟大的生活艺术在于有顽强精神和精神力量……尽管失败者也把厄运当作借口来推托过失，然而他们的不幸最经常地是由于能力和顽强精神不够而发生的。” “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将知识转变为效益的能力能带来真正的好处。” “我喜欢山民朋友，不仅当我正确的时候我能够依靠他们，就是当我有些小小的过失时我也能够依靠他们。” “随着时间的流逝证人们的证词越来越靠不住：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想象，而不是依靠清醒的记忆。” “最有效的表示好意的方法是同意接受这样的好意。” “在少年时代我们寻找享受，在成熟的年代里寻求荣誉、财富和社会地位，而到了老年连对一切平安无事和毫无病痛也会感到高兴。” “我们的世界秩序的最坏的特点之一是使人遭受痛苦比使人喜悦要容易百倍。” “什么是尘世的生活？它是梦中做梦，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所走过的每一步都会成为一种觉醒。少年觉得，他从童年中觉醒；年富力强的男子像蔑视幻梦一样地蔑视少年时代对他有诱惑力的东西；对老年人来说成熟的年代是热昏的胡话。坟墓是永久的梦乡么？不是，它是最后的，也是最终的觉醒。” 当司各特摆脱在个人生活中反复出现的魔力，经历了彻底觉醒之后，他将这个最后的想法记入《日记》。然而还在发生这些悲剧式的事件之前他就对乔安娜·贝莉说过：“我对我过于走运感到十分害怕。” 对日益迫近的破产的预感可能也迫使他写出了《护身符》中的话：“当我们处于成就的顶峰时，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预见性，不能阖眼，为的是防止不幸。”1825年6月他自己正处在成就的顶峰。《十字军英雄记》就像热包子一样销路很好；他的名声凌驾于所有活着的同时代人之上，并且响遍了大西洋两岸、欧洲和北美。对他来说，在文学中仍然没有什么力不能及的事。他喜欢重复一句西班牙的俗语：“我和时间能战胜任何两个人”，并且如此自信，甚至打算写波拿巴传。在他的计划中，是把它作为历史上的拿破仑的传记来考虑的。此书应由出版界的“拿破仑” 负责出版，由文学方面的“拿破仑”来写，尽管司各特并没有把自己视为这样的人。曾拟议过，这部传记要成为康斯特布尔的庞大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此计划是康斯特布尔于1825年5月在阿博茨福德，在司各特、洛克哈特和巴兰坦的面前又发挥扩充了的。 他打算在图书的出版和发行方面进行一场革命，并且作为开端，他宣称，图书商业仍然未从最原始的阶段中发展起来。巴兰坦惊讶得张大了嘴，而司各特指了指威士忌酒瓶，哼了一声，请洛克哈特“给我们的两个乳臭小儿每人倒一滴母亲的奶汁。”当时康斯特布尔以他的推论来证明，读者因书价太贵还未正经地舍得拿出钱来买书。康斯特布尔拿定主意要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他想出一个办法：每月出版一本书价为半个克朗的篇幅不大的书，开始发行几十万册。所有认为自己有文化的人都会抢购这些小书，而书商也会很快成为第二个克列兹。康斯特布尔对这个问题谈了很长时间，很有说服力。司各特表示，如果书写得好，这件事大概就会办得成，他打算助一臂之力。 他认为文艺作品中能赚钱的矿脉几乎已经彻底开采完了，于是就认真考虑起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司各特还在过去就称康斯特布尔为“书商帝国的伟大的拿破仑”，而现在他给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您对用另外一个拿破仑的传记来开始军事行动的建议有何看法？”康斯特布尔马上作了回答。在他死后三年司各特曾对洛克哈特提起过这次谈话。就《康斯特布尔文选》（新的丛书将这样称呼）用《威弗利》的前半部开头，用《拿破仑传》的前几章构成第二卷书的内容达成协议。之后，这位出版商就离开了阿博茨福德。为了这桩创举，司各特答应事先取得国王的支持，他果然做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某种原因（这些原因在后面还要谈到），康斯特布尔的宏伟规划终究未能由他本人实现，尽管别人部分地实现了这个规划，康斯特布尔在图书商业中的革命的预言也完全得到证实。 司各特同满怀乐观心情的出版商谈妥了事情之后，就与女儿安娜和女婿洛克哈特到爱尔兰去了。 司各特等一行旅游者乘船从格拉斯哥到贝尔法斯特，并于1825年7月14日抵达都柏林。在这里他们住在司各特的儿子（已有上尉军衔）和他的儿媳珍妮在圣史蒂文—格林大街的家里。在爱尔兰首府，还没有人受到过像对司各特爵士这样的接待。爱尔兰总督、都柏林大主教、圣三一学院院长、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主持牧师、总检察官、爱尔兰军队总司令——全部上层人士都来对他表示敬意，而在街上当大家认出他的马车时，马车便无法通过了：成群的人跑去向他表示欢迎。都柏林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证书；他拜谒了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斯威夫特墓，在剧院看了《无事生非》。他在剧院谦虚地坐在包厢的第三排，但当观众打听到他在剧院看戏，就常常打断演出，要求他上台讲话，而在第二幕和第三幕之间观众大吵大闹，以至在幕间休息后无法把幕拉起。而引起此事的人却一直静悄悄地坐在包厢的深处，直到他意识到他要不讲话，戏就演不成了。于是他讲了几句感谢的话，解释说，在此之前他未说话是因为不想“接受如此崇高的敬重”，他“深信，无论如何也不配接受这样的敬重”。名流都尊重他匿名写小说的奇特想法；只有一位大学教授例外，他声称：“我太忙了，还没有来得及读完您的《雷德冈脱利特》。” 司各特对此反驳说：“博士，我不记得我曾写过这样题目的作品。” 司各特很欣赏爱尔兰的幽默。有一次他该给一个为他效劳的小伙子六个便士报酬，但他给了一个先令，又说了一句：“别忘了，你还欠我四个便士。”那个小伙子回答：“希望您能活到我还钱的那一天。”司各特进行过比较：苏格兰人是在阴间才考虑下地狱，英格兰人认为到阴间就是下地狱，同时爱尔兰人却拿这一切开心取乐，把一切都当成玩笑。 然而司各特第一次见到，骇人听闻的贫困能像在爱尔兰那样，与穷奢极侈的生活并存。 他们带上司各特上尉和珍妮，一起到住在朗福德伯爵领地内埃奇华斯的玛丽亚·埃奇华斯家里做客，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有一次，同岳父在公园中散步时，洛克哈特说，诗人和小说家是把生活当作创作素材来进行观察的。司各特反驳说：“您是否过于喜欢用文学的尺度来衡量一切。并以为对这些事情既没有修养，也没有兴趣的人价值不大呢？如果您的理论是正确（但愿不是这样！），那我们的世界看起来是多么可怜！我读过许多书，看到过许多事物，并曾同才智出众的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谈过话。然而，我请您相信，当困难和不幸迫使愚昧无知的男男女女的贫民表现出严厉的，尽管也是温和的英雄气概的时候，或者朋友们和邻居们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交流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从他们那里听到过非常高明的见解，这样的见解我除了在圣经里外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遇到过。如果事先我们不养成认为同对心灵的教育相比世上的一切都是空泛的幻想的习惯，我们就永远也学不会去感知和尊重我们的志向和使命。” 与加入他们这一行的玛丽亚·埃奇华斯一起，他们前往基拉尼，司各特到处受到几乎是欢迎国王的礼遇。在基拉尼湖上运送他们的船夫在过了24年以后还夸口说，司各特和玛丽亚一行使他那天错过了一场好戏——当众执行的绞刑。科克的居民想对司各特表示敬意，司各特不得不中途拐到那里去。他被选为荣誉市民，接待了无数代表团，并享受着慷慨殷勤的招待。一位叫做丹尼尔·麦克利兹的14岁的男孩给他画了像，司各特鼓励了小伙子，并预言他很有前途。司各特一行在布拉尼城堡举行了野餐，在那里司各特吻了著名的石头。他们对这次消遣娱乐性的旅行很满意，对豪奢的宴会和礼节应酬已感到厌倦，就回到了都柏林。 他们在斯托兹，在温德米尔湖畔休息了几天，拖延了归期。他们在一位名叫做博尔顿的富商家里做客，他邀集了政治家乔治·坎宁、教授约翰·威尔逊和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到自己家里与他们共同度过了这几天。美好的天气、极其文雅的同伴、引人入胜的交谈、到城外美丽如画的角落去郊游、出色的快艇比赛，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飞驰过去。洛克哈特在致妻子索菲亚的信中这样描述华兹华斯：“年老、高傲、自负，而且傲慢到可笑地步，看来他认为坎宁和司各特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的一个小指头。”他们同华兹华斯从温德米尔到赖德尔，之后又到凯斯维克拜访骚塞。华兹华斯“一路上不断激情洋溢地给我们朗诵自己的诗”，然而司各特的诗却连一行也没有朗诵；每次，当华兹华斯为了喘口气停下来时，瓦尔特爵士也朗诵华兹华斯的诗。司各特并不赞同他所说的华兹华斯的“诗的体系”，也没有想过将自己的诗与华兹华斯的诗相提并论，用他的话说，华兹华斯是“优秀的，思维最健全的人”。本杰明·希顿认为，如果使华兹华斯获得司各特那样的成功，他就会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然而如果司各特要经受华兹华斯所经受的挫折，他一点也不会失去他所固有的魅力。“当司各特先生和您的朋友拜伦勋爵以如此快的速度获得成就时，请问真正的诗人还期待什么成就呢？”他问塞缪尔·罗杰斯。华兹华斯对与自己同时代的人的作品持轻视的态度，对自己的作品则持崇敬的态度。当华兹华斯想到，他只能打动少数人的心弦，同时司各特却能使许多人都慷慨起来，他当然会感到万分痛苦。然而，他生活在自己所想象的世界里，想象使他无忧无虑。 司各特回到了阿博茨福德，爱尔兰诗人托马斯·穆尔成了他的第一批客人中的一个。穆尔以自己的诗歌使司各特赞叹不已，由于他们俩人都心地善良，易于接近，对荣誉淡漠，因此相互之间立刻就产生了好感。 “我总是发现，”司各特对艾伯科恩爵士夫人说，“文学家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在社交场合中谈话要有点不自然和竞尚辞藻，好像以为自己不是交际场合中的一般成员，而是某种少有的人物，其他的人会来看他们并感到惊喜。”穆尔也和司各特一样，善于掌握时机，自己开心，也让别人高兴，不把自己的著名诗人的地位放在心上。他到阿博茨福德还没有一昼夜，司各特就向他承认，“《威弗利》作者”的全部小说都是他写的，并就这些小说叙述了许多事情。“对我来说这些小说是金矿脉，” 他说，“但是最近不知为什么写不出来了，我已经创作不出像我开始写的这样好的作品。” 司各特于1825年11月20日开始记《日记》，这可能是他的最珍贵，并无疑是最激动人心的作品：而《日记》使我们看到，在他的个性中广阔的胸怀和伟大的才智处于同等地位，所以它也是过去写过的所有这类人类文献中最引人入胜的一部。我们将在以后引用《日记》中最有趣和最痛苦的片断。 同年秋天在阿博茨福德进行最后一次的骑马打猎，在令人疲劳的追捕的最后，瓦尔特爵士纵马跳过卡特雷尔——一个由壕沟和土墙组成的古老的不列颠防御工事。结果此举以马和骑手一起重重地跌倒而告终。 司各特跌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得很厉害，以至从此以后他既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马，再也不想从跃马奔驰中得到快乐了。他认为这件事是一个不祥之兆。他不幸而言中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九章 大难临头 对于那些手里有余钱的人来说，1825年是激动人心的一年。这是交易所投机生意兴隆和充满乐观希望的时期。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爆发起义来反对宗主国，而英国人就像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快乐的海盗日子里一样，老远就闻到了黄金的气味。但时代毕竟不同了，以前在公海上干的勾当，现在是在交易所里干了。为了开发拉丁美洲那些年轻的共和国里仍处于处女状态的自然资源，许多公司一家接一家地成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很快就要得到正式承认。被称为假繁荣的传染病也侵入了英国企业家活动的一切领域，包括煤气工业、铁路和酿酒业。到处都在狂热地买，疯狂地卖。股票行情像烟火一样上升，又像烟火一样跌落。到年底，发生了交易所的恐慌；银行冻结了款项，许多公司纷纷倒闭，许多人遭到破产。正如司各特在《罗伯·罗依》中所写，“早晨的寒气使人清醒过来”。但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一切蠢事会连累到他自己；因此当他得知冒险投机生意坏了康斯特布尔的伦敦代理人、“赫斯特·罗宾逊公司”的大事时，感到十分震惊。 这时司各特正忙于拿破仑传的写作。他身边摆满了书籍、报纸、手稿和其他材料，常常一连几小时伏在写字台上，聚精会神地企图透过眼镜片看清密密麻麻的外文铅字和字母。与他同时代的报纸和杂志他一般是不看的；在那个时代的文化人中，他比任何人都更少阅读当时的报刊。 而现在他不得不研读过期的《箴言》及诸如此类的其他报刊。这种不习惯的工作使他感到疲倦，于是他又开始写作新的小说——《伍德斯托克》。他仍然抱有幻想，打算再买一大块地皮：凯德尔刚刚向他提出建议，假如需要的话，“拿现钱出来”，正因为如此，从伦敦传来的关于那边的事情不妙的消息使他大为吃惊，简直不愿意相信。无论“赫斯特和罗宾逊”遭到什么样的不幸，都会给康斯特布尔和巴兰坦带来严重后果，因为三家公司在出版和销售“《威弗利》作者”的小说方面是密切合作的。他寻思道：“1814年我就有过教训，我本应从中得出结论，但成功和富足使我把它忘了。”不幸正是在这里。他对事务的忽视是由于一种简单的原因：他讨厌一切赚钱手段，当然除了使他感到快乐的写作以外；由于他生来习惯于驱散关于他觉得可鄙的事物的念头，因而对于自己的财政状态，他没有一点点概念。“多操心多烦恼”这一格言对他来说就是法律，正如对一切过着自得其乐的生活的人一样。康斯特布尔证明，在他的公司和作者的一切业务往来中，“司各特总是表现得极为好说话，极为宽宏大量，和他打交道时不需要提出任何条件和前提。而这在别的情况下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有时候他从幻想中惊醒——他幻想要把阿博茨福德扩大多少英亩，幻想写新的小说，这时他便发挥出一个远离事务的人被实际事务吸引而着手干起来时那种狂热的积极性。这时他总要嘱咐詹姆斯·巴兰坦要经常地去自己的印刷所看看，因为重要事情是不能转托下属和小人物的；并劝导他说，像他这样才干出众，诚实正直，理智健全的人是没有权利让懒惰和把一切束之高阁的习惯损害他的品质的。有时司各特要求每星期向他提供关于公司及其财产状况的详细报告——“以便使我不必什么都亲自想到。”也有时候，司各特为某一笔生意规定自己的条件，而且毫不含糊地让人懂得，他不能容忍任何反对意见。当他得知康斯特布尔雇了另一个印刷商来印刷“《威弗利》作者”小说的彩色版时（这发生在康斯特布尔已为取得小说出版权付出大笔款额以后），司各特坚持要像遵守誓言一样不折不扣地承担责任，“我按合同答应写的书应按规定在圣约翰街（即在巴兰坦那里。——本书作者注）印刷。否则我就要用自己的刀来割断喉管”。但对斤斤计较的事情的这种兴趣的突发，正好证明了司各特不喜欢干这样的事，想要更快地摆脱它们；但他终究未能使自己深入了解事情的真相。 在司各特的性格中，慷慨、轻信、不谙实事和目光短浅等各种特点占有相等的位置；这些特点加在一起便给他带来了灾难。他对巴兰坦和康斯特布尔过于慷慨，过分信赖后者，对印刷所的事务畏缩、忽视，幼稚荒唐地挥霍金钱去购买阿博茨福德的土地并在那里大兴土木。 但最主要的是，司各特的破产，错在他对建筑房屋及购买土地的酷爱——这是他浪漫主义本性的反面。一切从保证孩子们生活舒适的愿望开始，以确保自己的家族长盛不衰的理想结束。他不是把销售小说所获利润的主要部分投入印刷所，以保障印刷所的前途，却几乎把这些钱完全用于扩大自己的地产、别墅和殷勤待客，拨给印刷所的钱则只够维持日常需要。 他已经与期票和利息打了好几年交道。从1816年到1821年，他凭应由“康斯特布尔公司”支付的“詹姆斯·巴兰坦公司”的期票借钱。 银行对这些期票办理贴现。同时康斯特布尔的公司得到可靠保证：司各特的公司支付给它同样数目的相向票据。康斯特布尔把这些票据保存起来作为抵押。但是最初的一批期票（共27000英镑）始终没有清偿；银行一再被请求延长期票有效期，每次延期都增加了未偿还的债务。当康斯特布尔面临破产危险时，他慌忙把相向票据卖了出去，虽然这种票据仅仅是一种保证，不是用来流通的。结果司各特不仅被康斯特布尔拒绝支付的与最初的期票有关的债务缠身，而且由于巴兰坦拒绝支付相向票据的款项而受到两面夹攻；这样一来，司各特不得不为同一笔债务偿还两次。没有什么能更好地说明他对商业事务细节的漫不经心了，由此也说明他对这类事务缺乏兴趣，他在给儿子瓦尔特的信里承认：“我把债务交给他们来处理了，这些债务他们早就应该偿清，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只是定期支付利息，这从他们方面来说无论如何不能称为忠诚老实的行为，但我并不知道，这些债务仍然存在。” 危机发生的初期，凯德尔和康斯特布尔还千方百计地安慰他，他还以为后者和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接着从凯德尔那里开始传来紧急信号，康斯特布尔更频繁地到伦敦去，1825年12月8日，司各特从巴兰坦那里得知，“赫斯特·罗宾逊公司”的破产实际上已不可避免。这意味着“康斯特布尔公司”也将遭到灾难，因为它和它的伦敦代理人之间也像它和巴兰坦之间一样，存在着原始期票和相向票据的混乱。可怕的消息迫使瓦尔特爵士痛苦地思索： “人们会说，这个骄傲的家伙终于垮台了。让他们去满足自己的骄傲心理吧，让他们断定，我的垮台会抬高他们的地位，或者装出的确如此的样子吧。使我感到安慰的是这样一种想法：我的顺利曾给许多人带来好处，一些人出于对我的高尚意图和始终不渝的为穷人做好事的愿望的宽容，至少会原谅我转瞬即逝的富裕。这个消息会给达尼克和阿博茨福德的房舍带来沮丧，我已没有一点希望来保留阿博茨福德。它成了我的达利拉，我常常叫它这个名字……再过些日子，我要下决心永远不再到那里去。当我的头盔上几乎没有留下帽缨时，我怎么还敢在自己的花园里散步呢？在我曾经富有和备受尊敬的地方凄凉地作为一个不幸的负债累累的人了此残生吗？上帝保佑，只要我的孩子们生活有保障！我打算星期六到那里去，高高兴兴地、得意洋洋地到那里去接待朋友，——我的狗要白等我了——这当然是蠢话，但想到将不得不和这些不会说话的畜牲分手，我还是感到十分悲伤，甚至比我和纸张分享的一切令人难过的思想更令人难过——可怜的东西，不得不给它们另寻好主人啰。世界上毕竟有一些人会出于对我的友爱而喜欢我的狗的——因为它们曾经是我的狗。算了，不说这些了，否则就会彻底在精神上垮掉，丧失男子汉和不幸作斗争的应有勇气。” 夏洛特的性格脆弱，身体又不好，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他看上去外表平静，这可能只会使她更加生气，不管怎样，她责备他不谨慎，过于自信——责怪是公正的，但这并不使人好受些。但是，他想起了她的“高贵和善良的心”，因而原谅了她意志的消沉。他懂得，从现在开始，他不得不以非凡的献身精神来工作，虽然“幻想的盛筵和仇恨的感觉一起结束了。我已经不能够允许自己享受到这样的快乐：每天早晨带着光辉的思想醒来，赶紧把它们写到纸上；每个月小结一下：所写的东西能使我种下多少新的树苗，买多少英亩荒地……但保护阿博茨福德——为此我要尽一切可能。我的心寄托在我亲手创建的庄园。” 1826年对司各特来说不是好兆头：他用阿博茨福德做抵押借了10000英镑；这笔钱大部分用来帮助遭到不幸的公司，最终只是增加了他的债务。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是，不得不如此无意义地抵押他的不动产，而这笔不动产他是指望不负债地传给儿子的。他不能原谅康斯特布尔在这件事上扮演的“老滑头”的角色，这可能是因为他对康斯特布尔的无限信任更加伤害了司各特的自尊心。但是司各特对首先应该问罪的凯德尔的态度依然如故，这也许是因为这个没有感情的数字脑瓜对他表现出了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同情心。 1月16日，司各特来到爱丁堡，他得知的第一件事是：“赫斯特·罗宾逊公司”拒绝按“康斯特布尔公司”的期票付款；这意味着两家公司都破产了，“詹姆斯·巴兰坦公司”也面临破产。但是他当天晚上在他的老朋友詹姆斯·斯金家吃饭，看上去仍像往常一样乐观愉快，以他固有的从容态度和快乐心情参加餐桌上的谈话，并请主人第二天早上到他那里去一下。17日斯金走进他的书房时，司各特已经从巴兰坦那里得悉发生了最坏的事。他从桌旁站起身来，向客人伸出手去，一边说：“斯金，这是一个穷光蛋的手。康斯特布尔破产了，我也dufondaucomble破产了。真是可怕的打击，但我必须挺住。惟一使我苦恼的是，我惦念可怜的夏洛特和孩子们。”可想而知，当他试图让夏洛特和安娜明白，破产是不可避免时，城堡街上发生的场面是令人难受的；管家证明，这一天谁也没有心思吃午饭、茶点和晚饭，第二天早饭也没有吃。司各特的朋友们赶紧来搭救他，表示愿意借给他钱，一位不愿暴露身份的崇拜者想借给他30000英镑。儿子瓦尔特写信来说，父亲可以支配珍妮的全部财产（约14000英镑），如果需要的话，他们还可以卖掉她在洛霍尔的土地。“天哪，千万别这样！”司各特对此这样说。 保罗请求他接受自己的全部积蓄，“因为全亏了您的慷慨支持……我才能攒起几百英镑，我请求您把它们看作全是您的。”但司各特拒绝了所有向他提供帮助的建议。“我的右手会帮助我”，他声明说。所有这些充满不安和倒霉事的日子里，他的右手不停地在写《伍德斯托克》；第一卷他在15天内写了出来，其中10天他还得参加高等法院的开庭。 由于他的公司破产的结果，这样一个事实终于大白于天下，那就是： 公司是属于他的。这件事他一直连对最要好的朋友都严守秘密，它的公开加上妻子儿女的忧伤，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司各特难受。印刷业老板的隐姓埋名即使不是直接的欺诈行为，至少也是隐瞒事实。司各特明白，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会认为他的行为并不是无可指责的。真相大白以后他第一次在高等法院出现时，一位旁观者指出，他的样子没有任何假装若无其事或者示威性的挑战神态，他表现出一位名誉无可指责的绅士所具有的勇气和谦逊，尽管他知道，自己在某一点上是有过错的。他自己沉了底，但以此使债主们浮出水面免遭灭顶之灾。“赫斯特和罗宾逊”和康斯特布尔及凯德尔宣布破产；巴兰坦也可能步他们的后尘，但司各特对这样轻松地摆脱债务的办法连听都不愿听，他下定决心要偿还全部债务，一个便士也不少。征得债权人同意设立了监护委员会。“詹姆斯·巴兰坦公司”的两个合伙人都把自己的全部财产转交给它，以便使债权人满意。而司各特则必须献出自己的全部时间和才能来创作新的文学作品，以便用销售这些作品所得的利润来偿清债务。扣除抵押阿博茨福德所得的10000英镑，债款总数仍达116838英镑。这笔数目中，大约40000英镑实际上是“康斯特布尔公司”的债务，但由于期票的加倍或加二倍计算，——即便经济学家也算不清这笔糊涂账，因为正常的健全理智在这里无济于事——这些债务也落到了司各特的头上。尽管如此，他自己的花费数额也是极大的。比如，他自己的债务，包括他的公司的空头票据、由银行贴现的个人负债收据和期票等，总数在70000英镑至80000英镑之间。 起初和他的主要债权人之一——苏格兰银行发生了一点小麻烦。银行不仅起诉控告他把两部新作转为康斯特布尔的财产，司各特为此取得了预支款，而且要求监护人提起诉讼，重新审议瓦尔特和珍妮的婚约条件（根据这一婚约阿博茨福德及其内部所有财产由司各特的长子继承）： 提出要卖掉别墅内的全部动产，包括珍贵的藏书。司各特立刻产生了战斗精神，他采用了恫吓的办法，更确切些说是正当防卫，使银行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司各特表示，假如银行坚持自己的要求，他将宣布自己破产；结果他们将只能从每个英镑得到几个先令，而他以后将只为自己工作了。考虑到将来的一个英镑毕竟比眼前的两个先令好，银行让步了，全体债权人会议决定保留司各特处理自己的郡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秘书薪俸——每年1600英镑，并保留阿博茨福德的权利。后来，为了感谢他为债权人利益做出的努力，债权人们向司各特赠送了礼物——阿博茨福德的藏书、陈设和收集的稀世奇珍。所有这些东西的价值确定为12000英镑，也就是说如果将这些财产没收，债权人从这里可以每英镑得到二先令。 后来，司各特去世时留下22000英镑的未清偿债务，外加利息。那时他的著作的出版人是凯德尔。到1836年为止，凯德尔用他的著作为自己净赚利润达60000英镑。和康斯特布尔一样，凯德尔对他们公司那40000英镑债务负有一半道义责任，而这些债务都算到了司各特头上。当“康斯特布尔公司”破产时，凯德尔宣布自己是没有支付能力的欠债人，从而避免了按期票付款的义务。司各特逝世以后，他不去感谢司各特的遗嘱执行人清偿了他凯德尔的债务，反而在作家的家属无偿地把司各特著作版权属于自己的那一半转让给他的条件下，才同意承担应付给债权人的款项的余数。他的建议被接受了，1847年，司各特的遗产解除了一切债务的约束。洛克哈特按照与凯德尔的协议不得不把自己的《司各特传》的版权也让给他，还感谢出版商的无私帮助。因此，想到这位无私的男子死时是大量地产和10000英镑净资产的主人，应该使我们感到安慰。 断定康斯特布尔精神不完全正常以后，司各特决定由凯德尔担任他的著作经销人和文学问题顾问。凯德尔还没有来得及被宣布为破产者，并免除债务清偿责任，就创立了自己的出版事业。监护委员会仍让詹姆斯·巴兰坦留在印刷所内任经理；后来他成了它的业主。像往常一样，巴兰坦负责司各特的书在他的印刷所印刷的事务。 在最后的岁月里，生活对瓦尔特爵士来说是甜蜜的梦；突然它变成了一场噩梦。但司各特天生的乐观精神快得惊人地重新占了上风，他完全有权对莱德洛声明，他能够把自己和埃尔登丘陵相比：“我和它一样坚定地站立着，虽然前额也稍许有些发昏。新的道路展现在我面前，我不会不友好地看待它。上流社会能够显示出的一切，我都已经看到了，我也享受到了财富可能给人带来的快乐。我深信，日光之下的许多事情，即使不是捕风，也只是一场虚空。”1月底，他给洛克哈特写信说：“奇怪，我这么快就适应了自己的倒霉境况。天哪，我甚至喜欢这种境况了。什么时候我的女士们学会更好地忍受这种境况就好了。但我自己觉得完全无所谓的那些东西使她们感到难过——出门旅行、家庭开支等等要厉行节约了，我担心她们宁可过得穷困但看起来显得阔绰，而不是相反。”他经常重复尼姆军士的格言，来安慰自己：“一切听其自然。”在《日记》中他这样考虑问题：“我有这样的感觉，仿佛我从肩上卸下了豪华的、但却非常沉重的服装。这些服装与其说为我御寒，不如说给我增加了负担……我按照老习惯睡觉、吃饭和工作，假如家里人也像我一样对失去上等地位不在乎，我就是完全幸福的了。”司各特是个天生的斗士。有一次，他和詹姆斯·斯金一起在一个公园里散步，这公园是不久前在爱丁堡城堡和国王大街之间开辟的。司各特说：“您知道吗，我感到一定的满足，能面对面地去迎接命运的逆转给我带来的最可怕的东西。对于打破了我的安宁的那种打击的全部力量，我是以这样的话来承受的：‘哪怕为了挽回名誉，我也要挺住’。老天作证，如果说我有敌人的话，有一点我可以把手按在心口承认：我有生以来从未有一次故意让人家认为我是敌人，因为我觉得即使政治热情之火也不曾在我心中找到过有用的养料。我想不起来曾经对什么人怀有恶意，在我蒙受屈辱的这个时候，上帝保佑我，我仍希望给任何人做任何好事。如果我认为我的哪部作品里有伤害谁的尊严的句子，我就会把这本书付之一炬。”散步后回到家里，他走进书房记下这样一段话：“妻子和女儿正在客厅里热烈地聊天。我听到她们这样，心里松快些了。”2月5日，他记道：“自从我的社会地位发生剧变以来，才过了不到三个星期，但我对这件事情已经完全无所谓了。”一个月以后他断定，没有那些财产，他的日子过得比有财产时更快活。 名望和金钱对司各特来说不像对大多数人那样重要。司各特对洛克哈特说过，“我从未有过同意放弃文学的时候，哪怕出给我十倍于我从这些书所得的钱，我也不干。”可惜他的妻子和女儿十分珍视奢华的生活和在上流社会的地位。她们没有马上认识到，两者都已一去不复返。 现在司各特不得不厉行节约，安娜写信给弟弟查尔斯说，家里的一切谈话都是一个话题：钱，钱。“不论你怎么提到钱，钱是回不来了，爸爸最好还是别提那些英镑、便士和先令……”但安娜总的来说相当快就摆脱了痛苦的失望，这种失望是被未来暗淡的前景引起的——没有舞会，没有接待客人的机会，也不去看戏和穿新衣服。 他们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得节约。爱丁堡的仆人们被告知，将要和他们结账，因为以后没有钱能付给他们了。他们不肯离开主人，直到城堡街房子里的家具被搬走，他们才离开。阿博茨福德要保留一个总管也没有钱了，威廉·莱德洛离开了凯赛德，但瓦尔特爵士把他安插到哈登的司各特那里，去为庞大的哈登藏书室登记造册。至于汤姆·帕迪，正如他的主人所说，“我至死也不和他分手。”阿博茨福德的几个仆人也和家眷一起留下，虽然其他人家愿意给他们更高的报酬。管家达格里什得知他将不得不另谋高就，哭了起来。他歇斯底里大发作，几乎跪下哀求，说只要允许他留下，给他最低薪金也行。司各特把他留下了。不幸对司各特来说变成了两大好处。他的新地位不允许他花费时间来接待众多客人并使他们快乐，他被迫放弃他早就感到厌倦的农场事务。 破产的不止是一个司各特，其他许多人也落到了同样不令人羡慕的光景。国家遭到金融危机，大不列颠政府决定禁止一切私营银行发行纸币，并禁止英格兰银行将票面价值小于五英镑的钞票投入流通。在苏格兰金属货币不足，一英镑的纸币广泛通用，因此苏格兰银行将这一决定评价为对其经济自由的侵犯。为民族独立精神所鼓舞，司各特写了三封《马拉蒂·马勒格罗特的信》，起初发表在巴兰坦的《爱丁堡周刊》上，后来又由布莱克伍德出了单行本。“这样，我成了爱国者，开始从事国务活动，这正发生在我登记为无力经营自己的事务的那一天，”他在签署关于把自己财产的控制权移交给监护委员会的契约以后，淡然说道。 司各特认为，设立政府的惟一目的是，捍卫个人的公民权利，而当时的政府却倾向于无视这些权利。政治闹剧未能使他激动也不可能使他激动，在这种闹剧里，扮演主角的是“拼命向上爬的傻瓜”。他既鄙视辉格党又鄙视托利党，因为两党“还没有出世，就已把最美好的感情一扫而光。”他既不尊重苏格兰政治家，也不尊重他们的英格兰同行。他警告国会里的托利党人，如果忽视苏格兰人的愿望，他们将培养出一批暴动分子。据司各特的看法，应该扩大苏格兰地方政权机构的权力。“试试看对我们实行非苏格兰化吧，你们会得到这样的英国人，他们会给你们带来数不清的麻烦，”他对海军大臣克罗克说。当关于改革国会的法律草案先是产生了辉格党的苏格兰，后来又产生了激进党的苏格兰时，他不幸而言中了。 只有一件事能促使司各特公开发表言论，那就是他的祖国的自由遭到侵犯；他发表关于货币改革的信也是纯粹出于爱国热忱。这些信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了保护自己，几名大臣在国会对司各特发起攻击。苏格兰事务大臣梅尔维尔勋爵暴跳如雷，坎宁表示了最强烈的不满。但《马拉蒂·马勒格罗特的信》达到了目的。政府放弃了禁止发行苏格兰纸币的打算，而使司各特感到自慰的是这样一种想法：以后“谁也不敢再说我是值得可怜的人物了，所有这些‘可怜人’的说法都完了！”他是一个高傲的人，不喜欢乞求或者接受恩赐。他可以借280英镑给侄儿准备去印度的行装，并为他支付到孟买的船票钱（“我不能让一个孤儿而且是这么聪明的小伙子由于我的慢性子而受到挫折”），但却不许朋友们为他请求得到高等法院法官的职位，虽然这可以使他摆脱秘书和郡首席法官的职务。 在城堡街的最后日子里，他显得心情沉重，苦恼地感到“甚至对无感觉的物件也莫名其妙地恋恋不舍，它们多年来一直忠诚地为我们服务”。堆成一堆的家具、绘画、用具等等都使人勾起不愉快的想法：“离开这个我们很久以来一直称为自己的家的房子，总是相当忧郁的……我着手收拾纸张，把它们捆起来准备运走。这件事产生了多么奇怪的混乱想法！这就是那些信件，当初我收到它们时，顿感心情激动不已。现在它们却发出寂寞和腐朽的气息。这是关于朋友和敌人的纪念物——两者都已被遗忘。” 1826年3月15日，司各特最后一次关上他在爱丁堡的住宅的大门，从此以后直到去世，只要能够绕着走，他就再也不在城堡街上出现。在阿博茨福德，仆人和狗大喧大哗地迎接他——大家都对主人的归来感到高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章 寻求真理 甚至在乡间的孤寂居所，工作也支配着司各特的生活。在此之前文学工作对他来说是一种乐趣，他能够随时把它们放下，在快乐的谈话或户外的游玩中把它们忘掉。但爱好进行历史探索的性格，迫使他在办公桌旁度过一定的时间。他早晨7点起身，工作到9点30分，然后和安娜一起吃早餐；妻子要到接近中午才从卧室里出来。早饭后他大约从10点工作到1点。然后骑三小时马，或者和汤姆·帕迪一同在林间散步。然后和妻子及女儿聊天，简单地吃一点午饭，喝一杯冲淡的威士忌，再吸一支雪茄。有时候看看小说，喝点茶，再和亲人们说说闲话，从7点工作到10点，喝一杯黑啤酒，吃一片面包，然后便去睡觉。他需要至少睡七个小时，如果他没有睡够，那就得抽空在白天补上，打两三个小时的盹。从醒来到起床的半个小时里他常常在考虑，下一部小说怎么写更好，特别是情节和细节出不来时更是如此。但在写《拿破仑传》的时候，他就不能光靠这样的灵感时刻了，这里每一章都需要不断研究，细心而耐心地下功夫。“我认为，人们会把它一口气读下去，它将成为受欢迎的历史著作”，他在谈到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引言时这样说。 他一面埋头苦干，一面痛苦地注视着妻子健康的恶化，家庭经济状况的恶化对此有很大影响。夏洛特患有胸部水肿，开给她的药——毛地黄，司各特觉得比病痛更可怕。使他发愁的是，她根本不作任何恢复健康的努力，他相信对她来说散步是很有益的。夏洛特不喜欢对人诉说她的病，老是坚持说，她好些了。5月11日，司各特要到爱丁堡去办理诉讼事务，他去卧室看她。她从枕头上欠起身来，力图做出笑容，并说： “你们大家干吗都这么愁眉苦脸的。”临走前，司各特去向她告别，但她睡得很香，他不想吵醒她。四天以后她去世了。司各特立刻回到阿博茨福德。他得劝说安娜，因为她不时歇斯底里地浑身发抖，昏厥过去。 “而我自己感觉怎样，那就难说了。时而坚强得像岸边的悬崖，时而软弱得像撞击到悬崖上的波浪。”司各特处于某种麻木发呆、对一切不闻不问的状态，人们在遭到大的不幸时，往往如此。他写信给莫里特说： “您所提到的尘世的烦恼，在这个巨大的无可弥补的不幸面前，都算不了什么。”他知道，他再也没有能听他倾诉衷肠，为他分忧解愁的伴侣了。 “我看到了她的遗体。我看到的面容既像，又不像我的夏洛特，我30年的朋友。身材仍然那样匀称，虽然从前那么柔和高雅的线条现在已变得僵死。但我觉得这张蜡黄的脸，削尖的面庞，已经不是生命的象征，而是对生命的嘲笑——难道这就是原先充满生动表情的那张脸吗？不，我不敢再看这张脸…… “但将要安息在德赖堡遗址的不是我的夏洛特，不是我青年时代的新娘和我的孩子们的母亲。在那里，我和她曾度过那么多快乐而无忧无虑的时刻。不，决不！她会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感觉和理解我的感情。 瓦尔特和查尔斯赶来参加葬礼。葬礼于5月22日举行。夏洛特被安葬在德赖堡修道院遗址的一块土地上，她丈夫日后也将安葬在那里。司各特在葬礼前夕的日记中写道：“我仿佛在某种迷雾中麻木了，周围人们做些什么，说些什么，我都觉得好像不是真的。”这种对周围发生的一切的恍惚感整个葬礼期间一直存在。儿子们的到来使他稍感安慰，安娜在经受打击后恢复过来，成了他真正的支柱。司各特写道：“我有时因为她表面上沾染了一些实行的冷漠而责怪她，”但“在这种举止下面”，她父亲发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相当坚强的性格。然而在书桌旁一种被遗弃的孤独感向他袭来：“这时我才明白，我只剩下孑然一身了。可怜的夏洛特会10次到书房来，检查壁炉烧得好不好，百次询问我是否需要什么。唉，这一切都结束了——如果忘不了，那就得记住和忍受。”大儿子回爱尔兰去了，5月29日查尔斯和父亲一起来到爱丁堡，查尔斯要从那里乘船去伦敦。“这是忧伤的日子，非常忧伤的日子，”司各特在5月30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自白：“我担心让我可怜的查尔斯看见我的眼泪。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的歇斯底里状态（这种状态使人想大哭一场）表现得极为强烈，嗓子眼堵得慌，憋得喘不过气来。后来我沉入半昏睡状态，我问自己，我可怜的夏洛特是不是可能真的死了。” 六七月间，《伍德斯托克》出版了，它是3月底写完的。这部小说像往常一样，写的时候没有事先拟订情节。书写了三分之二时，司各特承认：“我还一点没有数，这场阴谋该如何结局。我从来没有能订出计划，即使订出来，我也从来不遵守。”这本书的写作结束前两个星期，他还“不比任何别人知道得更多，接下去将发生什么事。”他对情节终究不十分满意，但仍然感到高兴，因为朗曼斯为7900册印数付给他6500英镑，而写这部小说总共只花了不到三个月时间。时来运转使司各特有了新的活力，意志坚强起来；况且遭受灾难后写的几章要比以前写得更好。但《伍德斯托克》并不是他的小说中的上乘之作。 当夏洛特死后还不到四个月，苏格兰消费税务局司库约翰·辛克勒爵士建议司各特和罗克斯堡公爵夫人结婚。他给辛克勒客气地回信说，他“绝对不打算再次结婚”，“如果有朝一日我改变主意（这是极不可能的），我将努力找一位和我地位相当的太太，以便她能允许我享受独处和文学写作之乐，我的主要乐趣即在于此。假如我接受您的建议，那么这种乐趣将被破坏殆尽。” 从此以后直至生命终了，工作便成了司各特的生活伴侣。一个月后，他去了伦敦，他要在那里查阅官方文件。然后他又从那里去巴黎，他要在那里频繁会见了解他的探索目标的人们。他并没有心思去进行这次旅行，动身前夕，他还梦见死去的妻子站在面前，劝他取消这次旅行。但10月12日，他还是和安娜一起动身了。女儿的求知欲使他在旅途中感到非常高兴，就像他本人的好奇心得到满足时所曾感到过的那样。这是他近年来第一次乘驿车旅行（他已习惯于乘轮船去伦敦），但他在沿途没有发现多大变化。他们在罗克比司各特的一位老朋友——莫里特那里住了一夜；路上看了看巴利宫，7日到达伦敦，在佩尔—梅尔街索菲娅和洛克哈特家住下。 司各特去拜访了殖民地事务部和其他许多政府部门，得到许多珍贵的秘密的材料。他还多次到各种人家去吃午饭和早饭，会见了所有希望见到他的人，其中包括塞缪尔·罗杰斯、托马斯·劳伦斯爵士、j.w.克罗克、托马斯·穆尔、考茨夫人和国王。国王邀请他去温莎城堡，他在温莎公园的猎屋里做客，过了整整一昼夜。“陛下接待我既殷勤又仁慈，他对我的态度总是具有把这两种品质相结合的特点。如果不算上国王的侍从、坎宁夫人、她的女儿和两三位太太，在场的就只有我们俩了。午饭后，我们听了陛下私人乐队的出色演奏，他们就藏在与餐厅相连的温室里。国王让我坐在他身边，要我和他谈话。我担心我太喜欢说话了，但他善于提高你的兴致，使人忘记要有retenue，而这在任何场合都是明智的，在宫廷里尤其如此。他本人谈吐轻松自如又高雅，使你不再想到交谈者的头衔，而对这位有教养的完美的绅士赞叹不已。”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饭以后，索菲娅、洛克哈特和安娜如约和司各特在温莎城堡旁会齐，一同游览了这个地方；然后他们返回伦敦，匆匆吃过午饭便赶往丹尼尔·特里的“阿德尔菲”剧院去看晚场演出— —据美国作家费尼默·库柏的小说《领港员》改编的戏。散场后他们在特里的房间里以黑啤酒和牡蛎权充晚餐。 10月26日，瓦尔特爵士和安娜越过海峡在卡勒登岸。他们顺路游览了博威的大教堂，29日到达巴黎。有人告诉过司各特，法国剧院的舞台上据“《威弗利》作者”的几部小说改编的戏演出得很成功，因此他在巴黎定将受到盛大欢迎。“对此我完全无所谓。作为文学家，我不能做出鄙视观众欢呼的样子，但作为一个私人身份的人和绅士，我总是不喜欢人群的喧闹声——即使是为了向我致敬而发出，也使我感到难堪。 我非常知道这种大声赞扬的真正价值，毫不怀疑今天这样捧我的人明天同样也会骂我。”他们在“俄德昂”剧院听了据《艾凡赫》改编的歌剧，几次在英国大使馆吃饭，在图伊尔里宫受到国王及其全家接见，国王还和司各特进行了谈话，他们受到了所有那些达官显贵们的热情接待，而得到他们的亲切对待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荣幸，他们当中包括“一群穿着苏格兰女人服装的俄国伟大的公爵小姐”。 在巴黎他同麦克唐纳元帅和马蒙元帅以及其他为拿破仑效劳过的人见面并谈了话。他还结识了当时任美国驻里昂领事的詹姆斯·费尼默·库柏。过去曾多次有人建议司各特与美国出版商建立业务关系，因为在美国他的书大量印行，销售了数十万册。有一次他回答这样的建议说：“我至今没有这样做，因为我宁可为我在祖国所得到的收入之少感到羞愧，也不愿到别国去寻找额外收入。”现在库柏也对他提出同样的建议。司各特解释说，以前他拒绝这类建议，是因为在祖国出售他的作品，用他的话来说，“给我所带来的正好合乎需要，而大大超过我所配得到的”；但不久前的损失使他不能忽视清偿债务机会，为此，他准备把《拿破仑传》及自己将来所有作品的版权转让给任何一个向他提出要求的美国出版商。于是，他的《拿破仑传》的美国版本在费城“凯利”公司出版。 像是对命运的讽刺，于同一年出版了库柏的作品《最后一个莫希干人》，此书风行一时的程度可和“《威弗利》作者”的著名小说媲美：库柏也竭力颂扬一个美国印第安人，就像司各特颂扬苏格兰山地居民一样。 11月7日司各特和安娜告别巴黎，路上在一个简陋的亚眠旅馆过夜，炉灶里潮湿的劈柴怎么也烧不着，糟糕透顶的晚饭使他们难以下咽，床铺潮湿得司各特浑身直打颤，早晨醒来时裹在湿床单里，就像裹着尸布一样。不久以后他就为这次过夜付出了代价。不过，巴黎之行还是使他感到满意：确信他的书如此受欢迎，他感到高兴；他对受到的接待也很满意，精神为之一振，愁云消散了。在伦敦他仍住在洛克哈特夫妇家里，又在政府机关作了一番搜寻，最后一次对托马斯·劳伦斯爵士摆姿势，让他为自己画完了像，并被介绍给达布勒夫人（法尼·伯尼）。她对司各特说，一辈子只渴望和两个人相识——他，还有乔治·坎宁。 回家时他们途经牛津大学。查尔斯在那里的布雷斯诺斯学院请他们吃早饭。“父亲坐在儿子家的餐桌旁该有多快活！仿佛老年时躺在自己亲手栽种的橡树阴下休息一样。”11月25日他们到了阿博茨福德，不久又回到他们在爱丁堡的住宅步行街3号：法院开庭期开始了，司各特必须每天到庭。这年冬天他患了重感冒，此外肠道疼痛接连三个星期折磨着他，由于风湿病发作，他不得不卧床，这种病毫无疑问是由于在亚眠睡湿床单引起的。正是在这个时候——而且比以往强烈得多——他感到了“缺少夏洛特轻轻的说话声，准备随时踮起脚尖走近来把枕头放好，帮助你，安慰你，这样忠心的关怀——她离去了，离去了，永远地，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一章 第三本畅销书 1827年成了司各特一生中的一个里程碑：他出版了他的第三本畅销书。继诗人和小说家之后，他又是历史学家了，《拿破仑·波拿巴传》成了第一部像流行小说一样畅销的历史著作。它向麦科利、卡雷尔及其他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作家证明，历史保证能使作者得到地位和金钱，只要把它写得绘声绘色。司各特尽力使这本书通俗易懂。有一次他在一天工作后记道：“头疼，眼睛疼，背疼，还有胸口疼——我相信，心也疼，还能说我没有尽到责任吗？”进行写传记的工作时，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关于自己的主人公的思考，第一次允许自己对自己的书做出预言：“这是我第一部我不知为什么觉得有把握获得成功的书。”传记从开始写作到完成，一共历时两年；但在这段时期内他还忙于写小说和书评、旅行、法院工作等等，更不用说失去财产和妻子的去世了，因此他真正用于完成这一宏伟任务时间看来不超过一年。九卷本的传记于1827年6月出版，头两版给债权人带来了18000英镑。 不出所料，书中最精彩的是对远征和战役的描写。它的主要不足之处是司各特不喜欢书中的主要人物，使人在一些章节中能够感觉出来，这些章节读起来很费劲，完全可以断定，写的时候一定也勉为其难。司各特不具有真正的传记作家对自己的主人公那种浓厚而不带偏见的兴趣，不能够明确地决定自己对拿破仑的态度，他说拿破仑“无疑是个伟大人物，但并不是个好人，更谈不上好君主。”但“伟大”的实质性部分是仁德。本性不老实、对别人干了坏事而满不在乎的人不能认为是伟大的。但这些定义如果用来看待像波拿巴这种气质的历史人物，那就显得不能使人信服了：这些人物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他们是世界的混沌所造成的，他们是人类的虚妄、唯心主义、恶、愚蠢和热情的化身。” 在法国，法国皇帝的传记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非议，一位拿破仑的将军甚至暴跳如雷。这段时间他和往常一样帮助朋友和熟人渡过难关，并像往常一样主持为各种慈善目的举行的宴会。 1827年2月23日，司各特为援助剧院基金会捐款成员举行宴会。自从康斯特布尔破产以后，对谁也不是秘密了：《威弗利》作者的所有作品都出自司各特的手笔。但他在这次宴会上第一次承认了这一事实。米多班克勋爵要为主席的健康祝酒，宴会临开始前，他问道，如果他提起他的著作事实，司各特是否会反对。瓦尔特爵士回答说：“随你的便吧，但是不必过分渲染这段老话。”他听到尊贵的法官在向所有在座者告别时说的过分颂扬的话，确实觉得刺耳。这位法官说，司各特“单凭苏格兰产生了他这一点，就为苏格兰带来了不朽的荣誉。”出席宴会的大约有300人，他们站到椅子上，热烈地表示赞同。司各特谦逊地承认自己要对那些小说负完全责任，并举杯为演员查尔斯·麦基的健康干杯，这位演员扮演的市法官尼科尔·贾维使他得到巨大享受。当司各特坐下时，麦基模仿自己所演角色的嗓门和语调，大声叫道：“你看，真想不到！ 我尊敬的主任老爹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儿子会受到伟大的匿名者本人这样的恭维！”对此司各特以同样的语调回答说：“现在这是小事一桩，大家都知道的，市法官先生！”这个晚上过得非常愉快。 他还写了总题目为《坎农盖特纪事》的中篇小说集，这些中篇小说据说是某个克里斯特尔·克罗弗坦格里收集并准备出版的。献给这个克罗弗坦格里的长篇序言，以及三篇作品——《高原的寡妇》、《两个赶牛人》和《医生的女儿》，于1827年底分两卷出版，但读者反应相当冷淡。以前，司各特感兴趣的是性格，而现在首先是人物的心理状态。《两个赶牛人》是一部出色的小说，英语文学中最好的小说之一；另两部作品过于拖拉冗长。看来，司各特是喜欢《坎农盖特纪事》的；当巴兰坦对《两个赶牛人》做出批评反应时，他回答说：“总的来说我不太固执，但这次我要表现得固执一些。”而在《日记》中他断然写道：“我的《赶牛人》詹姆斯·巴兰坦不喜欢。但它们将要出版。有时候也得照我的意思办！” 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像司各特在1827年所过的那种日常生活都称得上是风云变幻的；而对司各特来说这是平静的一年。它的主要标志有： 歌德的信（只要“《威弗利》作者”的小说一到，他总是把一切事情都搁在一边），去达累姆会见伟大的威灵顿。1827年秋，一切迹象表明，在不久的将来威灵顿公爵将成为首相。在到英国北方诸郡旅行时，公爵是雷文斯沃特勋爵和夫人的客人，他们住在达累姆附近。他们请司各特参加接待公爵，于是司各特于10月2日到达他们的城堡。达累姆主教在古城堡的大厅里举行了盛大宴会。司各特遇见了几个青年时代的朋友，“好容易才把名字和面孔，面孔和名字对上号。”达累姆主教举杯提议为他的健康干杯，而未来的主教埃克斯特说，人们尊重诗人就像尊重军事长官一样。第二天是在山得兰的筵席桌旁度过的，而第三天又是在雷文斯沃特，他在那里“自己很快乐，也使得大家快乐。”司各特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去阿尔尼克拜访诺森伯兰公爵。不出所料，他回来时胃很不舒服。 但是司各特总是把自己的暂时病痛和坏心境瞒着家里人和周围的人。“在家里我装出心情很好的样子，即使事实远非如此时也这样做。 表现出莫名其妙的忧郁来给别人无忧无虑的高兴蒙上阴影是太残酷了。 这样的克制就像是一种美德，本身就是一种奖励，因为如果长期装作情绪良好，就会变成真的。”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的忏悔性的话： “最近两三天我的神经有些不大正常，常常因为最微不足道的原因而强烈激动起来；黄昏的美，夏日微风的轻轻吹拂引起了我景仰的眼泪。应该更多地散步，振作精神——放纵这样的感情是毫无意义的。” 风湿病不允许司各特参加需要使体力感到紧张的散步和游玩。他曾经喜欢过这些。他指出有这样一天，他第一次自觉但不自愿地作出妥协，取消了这类活动。那是在按照惯例会见布勒—埃达姆俱乐部成员时，这批人有90人之多，从1816年起直到司各特去世，他们每年夏天都在金罗斯最高特派员威廉·埃达姆家聚会。这次会见从星期五一直持续到星期二，其中两天用来游览附近的古迹。小说《修道院长》中对利文湖周围地区的描绘当源自这类游览。1827年6月，这一伙人来到圣安德鲁斯城堡，当大家都爬上圣鲁尔塔时，司各特决定留在下面：“我在不知什么人的坟头坐下，想起我第一次游览圣安德鲁斯的时候——那是34年前的事了。从那时以来，我的感觉和我的命运变化有多大！——有时变好，但更多的是变坏。我记起了我当时在城堡大门旁边的岩块上刻下的名字，并问自己：为什么它仍然使我的心激烈地跳动？” 由于触景生情，这么多年前刻在岩块上的这个名字1827年秋天又在他的思想感情中复活。他从珍妮·斯图亚特夫人——他青年时代的、也是最深情的恋人威廉明娜的母亲那里收到了友好的信件；威廉明娜本人已安息在墓地多年了。司各特决定11月去爱丁堡时去看望珍妮夫人。他请求凯德尔给他找一处体面的住所，只要求有带抽水马桶的厕所，没有臭虫。凯德尔谈妥了租下山德维克街6号的房子。司各特非常喜欢这所房子，后来每次因高等法院的事务去苏格兰首府之外，他都住在那里。 司各特前去看望威廉明娜的母亲。结果他和她都流下了眼泪。后来他又到她那里去，“回忆往昔，像老傻瓜一样心软了，只会通夜抽泣和反复念诵那些诗句。这是忧伤的事情。土地使人想起亡故者，时间倒退了30年，使我彻底感到迷惘；我就好像一头被追赶的鹿一样，脾气生来温和，现在却变得暴躁可怕。”他再一次让这位老妇人有可能排解忧愁： “中午时分我动身到不幸的d.s.夫人那里去谈谈过去。我没有把握，重提往日的悲苦是不是一件好事或者有益的事，但看来这能使她把埋在心底的痛苦说出来，就是说为她作一次精神放血。对我来说过去的事已摆脱了，并已成为神圣的回忆：忘是忘不了的，不过关于它的记忆却不一定会引起痛苦。” 他关于拿破仑的书所获得的成功，使每一个有理由夸耀和伟大的名字有亲缘关系的家庭产生了强烈的，希望司各特用自己的笔使这个名字永垂不朽。他不得不拒绝一个又一个要他为各种人物写传的建议。 “我天生对世人毁誉漠不关心，从未允许自己因巨大成功而自我满足，我有能力面对这一切而不眨眼……他们是不能忘记的。我戴过桂冠。” 他把这一切记入了《日记》，这时，他的历史学家的名声将因另一部著作而得到巩固，而这部著作不仅比他近来任何一部小说都好，而且受到读者热烈欢迎。1827年12月，《祖父的故事》第一集出版了。 这些《故事》受到广泛欢迎，其第二集于1828年问世，第三集于1829年发行，关于法国历史的第四集于1830年出版。司各特写这些故事是为了消遣，也是为了献给小外孙乔尼·洛克哈特。小家伙的孱弱身体老是使父母及外祖父极为担心。1827年夏，洛克哈特夫妇住在波托贝洛；司各特每隔一天去看他们一次，和全家一起吃饭，带乔尼在岸边散步，呼吸新鲜空气似乎对孩子有益。当例行的一次开庭结束后，全家便迁往阿博茨福德，患有脊椎病的乔尼可以在那里骑骑波尼马。外祖父每天都带他到树林里去散步。那时他就讲苏格兰的历史给外孙听。司各特感兴趣的是，所讲的内容孩子能听懂多少？司各特也喜欢《故事》：“哪怕让全世界都知道也行，我对它们的评价是高的。此外，在历史方面，我准备和任何人比一比高低。”关于《故事》的成功，他是在得到消息说《拿破仑传》第一版几乎全部售罄之前不久得知的；两条新闻加在一起，引起了他的消化不良：“我弄不明白，我的感情和我的肠胃状况之间有什么神秘的联系，但一切使我兴奋的事情都引起我的黄疸病，于是我便感到不舒服。”不过《故事》的广泛成功似乎应该对他的身体状况有良好的影响：监护人收到红利十分高兴，允许他留下全部利润“作为日常开支”。 1827年《日记》的记载最后是以乐观的调子结束的：司各特不仅巩固了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成功，而且在12个月内给债主们带来约4000英镑，因而监护人同意购买他的小说的版权。这意味着最终可能着手实现康斯特布尔的宏伟计划——将司各特的全部小说和诗歌作品重印，作为带插图的丛书，并附上作者本人写的自传性前言和历史注释。康斯特布尔于1827年7月去世，因而他的构想的全部利润都落进了凯德尔以及“詹姆斯·巴兰坦公司”的债权人的腰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二章 宏篇巨著 使司各特不快的是，詹姆斯·巴兰坦对他的新小说吹毛求疵，百般挑剔。这部新小说是《坎农盖特纪事》的又一集——司各特于1828年头几个月便忙于写这部小说。司各特抱怨说，他如果同意詹姆斯的意见： 不应该在小说一开始就杀死书中一个角色，他就得将全书的一半割爱；与其这样，他宁可把所有其他人物，顺便连作者和印刷商都一齐结果掉。 印刷商很不喜欢的这部小说终于在1828年3月底完成，不久便出版了。司各特给它起名叫《帕斯的美女》。科纳哈这一形象表明，人的各种心理状态的问题仍然使作者深感兴趣；但他本人又恢复了他特有的精神平衡状态，书中其他人物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些人物是以司各特惯用的手法，相当逼真地描写的。这是《雷德冈脱利特》之后司各特所写的最好的小说：尽管语言过于啰嗦，它还是以情节精彩见长。 小说一写完，司各特便带安娜去伦敦了，他在那里有许多事要办，其中包括推翻一项关于修筑新路的国会法案，这条路将破坏阿博茨福德及其附近的达尼克村的僻静和美景。 关于丹尼尔·特里破产的消息几乎是到伦敦后他们得知的第一条新闻；司各特不遗余力地花时间来帮助这位演员及其全家。乔尼·洛克哈特又得了重病，索菲娅只得带孩子到布赖顿去，这正好是客人从阿博茨福德来到的时候。瓦尔特爵士的老朋友人数少多了，但他仍和往常一样参加聚会，和政治家、律师、贵族、主教、富翁和爱说俏皮话的人一起吃饭。在皇家科学院的一次宴会上，“恭维话多得就像意大利狂欢节达到时的冰糖一样。” 在伦敦，他为阿克莱特夫人的歌喉所倾倒。这位夫人总是亲自为自己的演出设计布景：“这位太太的歌声使我得到了我能够从音乐中得到的最大享受。”有一次他带洛克哈特去参加一个招待会。他特别喜欢她演唱的一首歌，于是他悄悄地对女婿说：“这些诗句好极了！不过，是谁的呢？好像是拜伦的，但我有些记不得了。”洛克哈特回答说，这正是司各特本人的《海盗》中的诗句。司各特发现，有人笑了。他很窘，生怕别人怀疑他在装腔作势——在旁人眼里看来可能正是这样。“你使我很难堪，”他对洛克哈特承认，“要是我的记忆力开始衰退，那我的事业就完蛋了，我一直全亏记忆力好。” 司各特和乔安娜·贝莉见了面，并和她在汉普斯泰德共进早餐；他还摆姿势让本杰明·希顿和詹姆斯·诺思科特为他画像，参加了德文希尔公爵在自己家花园里举行的招待会；他在霍兰德宫住了一夜，对这所庄园赞叹不已。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简直不相信，这里离伦敦近在咫尺：这里的环境太幽静了。他在赛缪尔·罗杰斯陪同下沿着两边尽是参天大树的绿色小路散步，谛听鸟儿的啼啭声。在这里居住并呼吸新鲜空气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多可惜，这座古老的别墅将要被拆毁，在原地建造砖瓦房屋。”司各特回忆说，在许多次招待会中的一次，“一位年轻女士要求我给她一绺头发，在这件事上拒绝她是没有意义的。作为交换我为自己取得的是，让她吻了我一下。”他对这一切相当没有兴趣，因而他所说的“伦敦社交界精华人物”甚至使他觉得有些好笑。 在所有这些上流社会的周旋应酬期间，司各特尽量抽出每一分钟空余时间来和亲人们在一起。为了索菲娅和乔尼，他乘轻便马车去了一趟布赖顿，只用了六个小时，从1815年他最后一次到这里来以后，他感到这个游览胜地扩大了一倍。“这个懒汉和残疾人之城是一个名利场，这里有风笛艺人在吹奏，狗熊在跳舞，还有潘奇先生主持舞会。”从布赖特离开时他心情沉重：乔尼的病看来没有希望了。 司各特两次去汉普顿—科特看瓦尔特，那里的宫殿比20年前更使他喜欢。第二次他和安娜由华兹华斯、赛缪尔·罗杰斯和汤姆·穆尔，以及华兹华斯的女儿和妻子陪同。这一天过得非常愉快。离开伦敦前司各特去唐宁街拜会威灵顿公爵（当时公爵已担任首相），“以便使洛克哈特在必要时能有个靠山”。“我只能给他把球放好；现在他得自己把高尔夫球棍拿在手中，来打这个球。”但是不管洛克哈特本人怎样努力想成为政界人物，由于对自己的力量没有把握，他摆错了姿势，目标瞄得不准，终于未能把岳父放好的球直接打入球门。 5月底登上归程，司各特一行在罗克比莫里特家住了两天，6月2日回到阿博茨福德。 司各特是世界上最忙的人之一，但总能抽出余暇。“人们有时夸我做得多，但如果我能好好利用我被懒惰和游手好闲窃去的时间，那就确实会有值得惊奇的事情了。”在家里当他感到时间很紧的时候，他常常耽于懒散；而在办公务时他常常思想开小差，使自己得到休息：“我不能强迫自己只想一件事——我的思想需要在两条不同轨道上跑，否则我在这一件事上就理不出个头绪来。”他就和他的狗一样，当可以把笔搁到一边时，总是轻松地迎接这一时刻：“于是，时钟已指着正午，已经工作了四个小时，我想，可以允许自己享受一下散步的乐趣了。那些狗看到我准备合上写字台的盖，便尖叫着表示亲热，让人感到它们的高兴。”工作结束了，人们可以看到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去散步的情景：他右足微跛，头戴一项蓝色无沿帽，身穿绿色猎装，腿上裹着护腿套，脚登笨重的鞋子，扶着汤姆·帕迪的胳膊在树下漫步。司各特有时停下脚步观赏风景，或者和汤姆讨论某个植物志方面的问题，或者对狗说些亲切的话，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下一章或者考虑孩子们的将来，或者考虑“宏篇巨著”售出后能否还清债务，或者考虑政治形势。1828年秋他同时进行着一部新小说、全集各卷的注释和前言、苏格兰历史故事集，以及为《每季评论》写两篇大文章等项工作。 那年年底，一件比他自己的病痛更严重的事使司各特深为不安。得知儿子瓦尔特经常咳嗽，他恳求他到法国南部去养病：“我的奋斗要是不能为我的孩子们带来好处，又有什么用呢？老天保佑，你千万别把身体弄垮了。”他提醒瓦尔特，比一般的父子关系更牢固的友谊一直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并说：“我恳求你严格遵照医生的吩咐去做，而当你经不起诱惑的时候，想想你的老父亲吧，你如向诱惑投降，便会使他心碎。” 当时已当了少校的年轻人听从了这些建议，很快恢复了健康。 司各特偶尔也允许政治热情注入像个性的存在这样严肃的事，但就连在政治问题上和他意见相左的哈兹利特也客观地承认，司各特在自己的小说里表现得是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理智摆脱了宗派狂热和成见，他力图向读者转达一种对人性的一切不同表现的宽容态度。“他的作品的总和几乎是人的全部天性的再版”，哈兹利特说。他认为司各特和莎士比亚一样，“比自己的名望更为伟大。”如果说瓦尔特爵士参加过政治斗争，那也完全出于以下两个原因之一：或者是他的祖国的自由受到威胁，或者是国家遇到像解放天主教少数派那样的问题时所面临的严重危险；在后一种情况下，司各特站在辉格党一边——形势对他说来是不希望看到的和不愉快的，但是站在将要倒塌的大厦前——不是勇敢，而只是发疯，而司各特懂得，早在国会辩论开始前，争取解放的斗争在国内舆论中已经取得胜利。他相信，只有威灵顿公爵才能拯救国家。当获悉首相和罗伯特·皮尔爵士打算满足天主教徒的要求时，司各特建议洛克哈特在《每季评论》上制止一下骚塞，因为骚塞极端仇视天主教，而时代要求和解。使自己的托利党朋友们更为不安的是，司各特甚至出现在群众大会上，提出决议草案支持天主教徒，而当国会宣读爱丁堡支持天主教请愿书时，他的名字受到热烈的欢呼。 但是，司各特还是尽可能地和政治保持距离；1828年和1829年他要操心和张罗的事本来就够多的了。他的身体每况愈下。除风湿病外又加上了冻疮——这是一种儿童常得的病，据司各特推测，接踵而来的还会有其他儿科疾病，如麻疹或风疹：“惟一的希望是，牙齿可能重新长出来。”接着视力逐渐减弱，饮酒后出现了不舒服的感觉：“今天我的代理人和我一起吃午饭，我们喝了一瓶香槟和两瓶红葡萄酒。要是在过去我就会说，对于三个人来说，喝得太少了：和我们一起吃饭的还有洛克哈特。但我感到喝得太多了，觉得不舒服。”除了这一不好的征兆，还加上头疼，医生要给他拔火罐。他镇静地忍受了医生想出的这一折磨，结果拔火罐很管用，所以他没有想到，小病是中风的先兆。 接踵而来的这些疾病使他变得极爱因小事发火：“安娜又超支了。 和她争论也没有用。她每次都发誓改正，要像我希望的那样遵守诺言，但她老是做不到。无论如何应该教会她节省些。”詹姆斯·巴兰坦也使他生气。首先印刷商不喜欢他的新小说《盖厄斯坦的安妮》。这部小说的一部分情节发生在瑞士。詹姆斯公正地指出，作者从来没有去过那里。 司各特反驳说，他去过苏格兰山区，看到过图片上的瑞士风景：“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认为，他变成地质学家了。否则他何必担心我歪曲我的雾中美人应出现在上面的那个瑞士悬崖的形状呢？”司各特明白，他的创作力衰退了。当他在手稿上写下最后一个句点时，他自己也憎恶这部书了。1829年4月29日他写完了这部小说以后，立刻坐下来写关于苏格兰历史的条目，这是他答应为百科全书写的。这个条目的前几段他觉得不行——“但我什么时候对自己满意过呢？即使在别人对我满意的时候？” 《盖厄斯坦的安妮》于1829年5月出版，在英国受到欢迎。小说以描写瑞士风景开始，这看来应归功于卡尔·贝德克出版的导游书，而情节本身则取自历史材料。司各特少年时对巫婆、术士、魔鬼和幽灵的喜爱一直保留终生：他的最后作品之一是《关于鬼神学和巫术的信》。在《盖厄斯坦的安妮》里出场的有形形色色的迷信、幻影、秘密团体、地洞、不祥的仪式、神秘的失踪及其他种种对于头脑未成熟的人来说引人入胜的戏剧性花招，包括可以降落的吊门和恶教士。这一切在晚于司各特进入文学界并且不及他的其他作家的创作中曾多次出现，而且写得比他好得多。 詹姆斯·巴兰坦不喜欢司各特的新书，这可能是由于他的家庭不幸。 1829年2月，詹姆斯的妻子去世了。他感到失望，于是到乡下去，一直闷闷不乐。司各特提醒他：“当人们决定诱惑基督时，撒旦想出的第一件事是把他带到沙漠去，”工作才是医治痛苦的最佳药物。但在灾难面前詹姆斯沉溺于宗教，而这就等于沉溺于酒瓶：借酒浇愁愁更愁。 老朋友肖特里德和丹尼尔·特里等人去世了，他自己的病加重了，他已经不能聚精会神地工作了。“我的思想不肯走上轨道，”——他自己这样给自己的状况下结论。银行家威廉·福布斯爵士之死切断了把司各特和青年时代的爱情相连结的最后一根线索。“漫长的一生中我们的友谊始终不渝，他的善良是无穷无尽的，”关于威廉明娜的丈夫他这样写道。儿孙们的陪伴对孤苦老境是一种安慰。但当年轻一代从阿博茨福德离去时，这反而加深了他惘然若失的感觉：“家里……安静下来了，就像在墓穴中一样。听不到孩子们的声音。他们一直以欢快的叫喊声充满各个房间，但现在他们的声音消失了。这样的空空荡荡使人忧伤，我怎么也恢复不到我平时固有的精神状态。忧郁向我袭来，我无论如何也驱散不了，况且整日下雨，不能出外散步。” 1829年10月，做完一天工作后，看上去十分健康的汤姆·帕迪在桌旁睡着了，从此再也没有醒来。对司各特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主人这样喜欢汤姆，每次回到阿博茨福德都感到特别高兴，预先琢磨着和自己忠实的助手在一起的滋味。司各特向老朋友休斯太太倾诉了自己的感情，她是伦敦圣保罗大教堂教区神甫的妻子：“我对这可怜人已如此习惯，以至现在大有失去手足之感——他一直随时准备代替我的手和脚。我要是想砍树，拿着斧子的汤姆在哪里呢？我要是遇到艰难的上下坡（您知道，我在散步时这是常有的事），再也没有汤姆有力的臂膀来扶我一把了。把汤姆埋葬在梅尔罗斯修道院墙边。坟墓上头立了碑，司各特为它想好了合适的墓志铭：“对安息在这里的人可以托付无数财富，但只能托付少量的威士忌。”但是，按照当地的风尚，最后决定只镌刻简短的碑文。 司各特对债权人的工作进展顺利，他又感到自己是一个自由人了。 1829年6月凯德尔着手出版“宏篇巨著”，开始每年出一卷。司各特一生中第四次创造了畅销书作者的纪录：从来还没有一位作家的全集有过这样大的发行量。第一卷《威弗利》）25000册在两星期内全部售完；接下来的几卷需求量也不小，于是凯德尔向作者宣布：“过去一切图书商业的成就与此相比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但就在胜利的最辉煌时刻，命运准备给予司各特最后的打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三章 最后打击 司各特的一生是想象战胜现实、精神战胜的最高尚例子，如果认为这里的“现实”是童年的脊髓灰白质炎和残疾、40岁后的三年病痛和五十多岁时的破产的话。充满创作想象力的内心生活是他赖以克服上的疾病，眼也不眨地迎接自己的一切功名希望的崩溃，并“在雷声轰鸣下睡大觉”的支柱。他也同样坚定地承受了命运的最后打击，虽然他的精神力量此时已遭破坏，而且上备受折磨。 1830年2月15日，他像往常一样饱饱地吃了早饭。然后便和霍维克的扬小姐一起修改她写的关于她父亲、一位脱离国教的教士的回忆录。 司各特答应过要帮她修改这些回忆录。突然他的话开始说得语无伦次。 扬小姐立刻走了，而司各特从桌旁站起身走到客厅里去，这时他的女儿安娜、他的一个表妹，还有洛克哈特的妹妹正在那里聊天。他的面部抽搐着扭向一边，默不作声地开始在房间里走动，手里拿着表。安娜吓晕了过去，洛克哈特的妹妹帮她慢慢恢复知觉。这时为这一突然情景惊呆的表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听见他终于说出话来：“15分钟。”后来明白了，这是他在测算，失去言语能力的时间有多久。几个月后，他在《日记》中记道：“很像麻痹或中风。不过，不管怎样，我能对付过去。” 医生给他开的方子包括拨火罐、吃药和严格控制饮食，禁止烟酒，禁止工作。最后一项规定他做不到。他知道，完全无所事事会使他发疯的。 司各特不一定意识到他的脑子已经受到损伤，中风后他写的东西表明，他的创作能力急剧下降。 但是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工作，仍继续答复来信，接见客人，有时还外出旅行。旁人写信给他，想知道他对他们的作品的看法，司各特认为，这就好比“请求我在他们耳朵边上说好话。”“正相反，”司各特揶揄地说，“当这些荒唐的来信之一的作者具有某种和我通信的理由时，我才会感到惊奇。”约翰·辛克勒牧师是曾想让司各特娶公爵夫人为妻的那位约翰·辛克勒爵士的儿子。他的书简证明，愚蠢是能遗传的。这位牧师姐姐的长相，据司各特的看法，像个严厉的掷弹兵。她把大作家一般的社交礼貌当成了更深的感情表现，并据此得出了对自己来说十分引以为荣的结论。约翰牧师请求司各特随便写上几句，以便向他姐姐证明，她的希望是没有根据的。司各特的回信毫不含糊地表示，他不接受向他伸出的手和交给他的心，并非只出于谦虚。但过了几天，和一位波兰伯爵的可爱的妻子相识以后，他不禁寻思道：“如果这样的女人爱上一个年近60的跛足的二级男爵，那倒还值得一谈。” 他又重游了一些少年时代以来值得纪念的地方；6月间他和凯德尔及巴兰坦一起在普雷斯顿过了一整天。在普雷斯顿的美好的一天被乔治四世逝世的消息破坏了。“他对我非常仁慈，总的说来是一位仁慈的君主，” 司各特叹息地说。他在不久前得知，国王打算提议他领导斯图亚特宫档案手稿研究和出版委员会，并给他加封枢密顾问衔。第一项提议使司各特感到高兴，他急欲赶快着手干这件事，第二项提议他拒绝了。 1830年夏，客人和拜访者挤满阿博茨福德，一连几个星期司各特都没有时间记《日记》。威廉·莱德洛及其全家重新迁入凯赛德；威廉的到来对司各特大有好处，而且令人高兴。洛克哈特夫妇住在奇弗斯伍德，司各特对孙儿们喜欢得没个够。最小的孩子是个小女孩，司各特称她为“爱吵闹的小滑头”，并说：“小家伙要胜过她所有的哥哥姐姐了，假如他们不聪明起来的话。小淘气长大了一定很聪明。”他看得很准：后来夏洛特·洛克哈特把自己的婚事处理得非常聪明，因而司各特的直系后裔至今仍居住在阿博茨福德。 “宏篇巨著”获得成功以后，大家都断定，司各特的财务困难已经过去，慈善机构又开始要他捐款。他拒绝签名加入文学基金会，并解释说：“那些人的品德和贫困是我所知道的，他们的需要太大了，我所能拿出来改善他们处境的钱要比我想支配的钱少得多。”对于司各特来说慈善事业是从最近的邻居开始的，他让穷困的人从他的几乎空空如也的钱包里拿去的钱，和当初从满满的钱包里拿去的一样多。莱德洛说：“心地善良的确是瓦尔特爵士身上的主要品质。”著名美国演说家和国务活动家爱德华·埃弗雷特和作家一起在阿博茨福德散步时发现，司各特向当地一位居民询问他的亲戚的身体如何，而这位居民对他连声道谢不已。埃弗雷特猜想，这样强烈的感情流露的原因一定是司各特曾借给他钱或对此人做过好事。司各特回答说，穷人的感激使他感动，更甚于他们不感谢使他惊奇的程度。司各特解释说：“人们常常埋怨说，对谁做了好事，可是他连声‘谢谢’也不说。但我只要想起我们大家都是血肉之躯，那么人家为了一点小小的好事就一辈子感恩不尽，就特别令人难受。”1830年8月，他再次在巴克柳公爵面前为他孩子们的老师乔治·汤姆逊说情，为他谋求一个薪水高而清闲的职位；次年1月又再次帮助已故的弟弟丹尼尔的非婚生儿子，虽然这孩子不会从司各特以前为他做过的事情中吸取应有的教益。 1830年11月，司各特离开高等法院，不再领取1300英镑薪金，而只拿840英镑退休金。内政大臣想弥补差额，每年付给他500英镑补助，但司各特不肯接受。他向一位熟人解释说：“补助会大大败坏我的名声；我认为，我最好保持独立性。这样，如果需要对同胞们说话，才能有权勇敢地直视人们的眼睛。”由于这一拒绝而吃苦头的只有安娜，她写信给哥哥瓦尔特：“爸爸身体很好，但老是唠叨削减开支之类的事，因此和他在一起不十分快活。只有他的狗陪伴我们。但爸爸身体并不很好。” 他对索菲娅说：“我觉得今年我比过去20年都老得快。”现在他连骑马也不感到任何乐趣了：“当你被别人像一袋小麦那样拖到马鞍子上时，真是够丢面子的，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走路脚痛，活动活动身子又是必须的。” 一个从小住在阿博茨福德的名叫约翰·尼科尔森的年轻人在管家因健康状况不佳而退职后，成为达格里什的继任人。医生告诉了约翰，在必要时如何使用双刃小刀。这一预防措施被认为不是多余的，因为司各特现在经常住在请医生至少要花12小时的地方。1830年11月末发生了特别使家人担心的事。那天中午家里有客人来吃饭，司各特放纵自己多喝了些威士忌。从桌旁站起身来时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但到卧室去睡觉时他突然失去知觉，倒下了，在地板上躺了一段时间。谁也没有听到他摔倒的声音，他醒来后自己站了起来，挣扎着上了床。这一不幸被归咎于无辜的饮料，于是医生让司各特更加严格地控制饮食；他向詹姆斯·巴兰坦诉苦说，他想出国去几个月，因为“小说之父菲尔丁和斯摩莱特最后就是这样做的，这样的结局完全符合我这一行的精神。” 这些计划使凯德尔和巴兰坦感到可怕，他们赶紧来到阿博茨福德。 他们到达的当天晚上，司各特情绪很好。他刚刚得知，债权人已把阿博茨福德的全部财物赠给他了，这是“为了以最好的方式表示，他们对他的最高尚行为评价多么高，并为了感谢他为他们已经作出并继续作出的无与伦比的、极为成功的努力。”但第二天早晨，客人们便感到惊慌不安了。司各特把不久前完成的一篇政论小品文托付给了巴兰坦，这篇文章是反对关于国会改革的法案的，这项法案震动了全国。辉格党人激起群众的本能，并提醒了无财产的阶层：如果他们支持这项法案，便能捍卫自己反对暴政的自由。1832年关于国会改革的法律充其量只是把政权从大地主手中转交给工业巨头，而在国内生活中过去属于粮仓的地位现在已被工厂所代替。 但是，印刷商和出版商刚要劝他不要过问政治，司各特就固执起来了。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当时三个最好的朋友——莱德洛、凯德尔和巴兰坦都成了辉格党，后两人得知他彻底反对国会改革，都感到厌烦。凯德尔说，司各特落后于时代了；巴兰坦同意凯德尔的意见，接着便是激烈的争吵。凯德尔指出，发表这篇小品文将使作者的名望化为乌有，司各特是企图逆水行舟，甚至“宏篇巨著”的成就也会受到威胁。司各特却坚定不移。最后终于达成协议：由巴兰坦在自己的报上发表这篇文章，但尽量将作者的名字保密。过了几天文章的小样排出来了，和它一起送来的还有印刷商关于逻辑和材料的叙述方式的意见。意见很多，而且都是实质性的。司各特把小样烧了。他承认，他的坚持部分原因是由于虚荣心和固执。 到1831年初，司各特几乎毫不怀疑，他经受了第二次中风：连他自己也注意到，他说话有时语无伦次，含混不清，精力日渐衰竭。但他仍保持着毅力。有一次郡法院开庭时，犯人企图逃跑，司各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抓住了那小伙子，并声明说，他只有跨过老头子的尸体，才能逃得出去。1831年3月21日他还在杰德堡向群情激昂的拥护改革的人们发表讲话。他说得很小声，显得没有信心，聚集在法院大楼里的人们不断吹口哨和起哄，来打断他的话。司各特把改革法案的作者们比作一帮小孩子，他们想把钟表拆开，认为他们能比钟表匠装配得更好，结果首先便把弦弄断了。这一比喻不合大厅里的政治钟表匠的口味，他们吵嚷起来，吵嚷声淹没了司各特提出的决议案以及他对这些新出现的空想家们说的话：“对于你们的瞎嚷嚷，我的兴趣不比对被追赶的鸭子的叫声兴趣更大。”司各特离开时，他身后响起了几声口哨声。到门口他回过身来，鞠了个躬说：“morirutusvossaluto。”但他所面临的事要比在角斗场上更糟。 1831年头几个月，他忙于向威廉·莱德洛口授小说。每天早晨他6点45分起床，答复来信，9点15分坐下吃早饭，大多数情况下只吃一个蛋。然后威廉在他口授下写到一点钟。据莱德洛认为，司各特写这部小说时的劲头不亚于写《艾凡赫》时。下午1点钟，司各特进行时间不长但使他感到难受的散步，经常是由波尼马驮着他，迈着慢悠悠的步子走。 3点钟他坐下写《日记》及做一些文学方面的其他小事。午饭在4点钟端来，有汤、一块熟肉和一杯啤酒。然后司各特休息一会儿，给自己斟半小杯威士忌或者杜松子酒，6点钟莱德洛来，他又口授到晚上九十点钟。一天中至少六个小时用于口授，最后以一盘燕麦粥加牛奶结束。 这种平静的生活方式对他是会有帮助的。但是，怎么能不给朋友应有的殷勤招待呢？当专区法官米多班克勋爵在阿博茨福德小住时，为他举行了午宴。为了能在桌旁坚持坐到席终，司各特喝了几杯香槟。就在这天晚上临睡前，他又一次中风了，比前两次更为严重。医生规定他只能吃通心粉和面包瓤，司各特感到与其这样，宁可饿死。“有一点我是知道的：与其过我现在这样的日子，还不如死掉的好。万一我身体不能好起来，那么恐怕到那个星期我就得到阴间去领圣餐了。”中风后过了几天，他这样写道。但过了两个星期，他感到稍为好些了：“我相信，人类的一多半是不会仅因害怕而自杀的——特别是那些受到放血和斑蝥硬膏折磨，并受到咒骂的人。我毫不夸张地说，我主要是身体受苦，而不是精神。我常常想，最好睡着后永远不再醒来。但只要有力气，我能够忍受。” 5月初洛克哈特带全家来奇弗斯伍德过夏天。女婿认不出瓦尔特爵士来了，他看上去如此瘦弱：衣服穿在身上显得很肥大，仿佛穿的是别人的，半边面颊变了形，头上剃得精光，出门时他只好在蓝色圆形软帽里再戴上一顶黑色的丝帽。此外，司各特还受着膀胱结石和肠绞痛的折磨，关节炎也使他一活动就疼。他常常忘词，有时开始说一件事，突然又不作声了，莫名其妙地四处顾盼，不知道说到哪里了。但他没有认输 ——他还想修改小说，为全集写新的注释，并进行新的一集《祖父的故事》的工作，专写法国历史。亲人们都尽量迁就他。 他的生命就这样平静地流逝。女儿们希望，他不会想起即将举行的杰德堡选举。她们本已很有把握，她们能够劝父亲不要参与这出政治闹剧。当5月18日早晨她们得知，他吩咐备车，打算到那里去时，可以想象出她们有多么惊恐不安。洛克哈特陪着他去。全城在激烈动荡。人们敲着鼓，拿着旗帜堵住大街，辱骂一切带有对立党色彩的人。司各特的马车被投掷石块。当他步行从肖特里德宫走到法院大楼时，辱骂声和诅咒声陪伴了他一路；有一个娘们甚至从窗口对他吐唾沫。司各特试图从为法官们搭的台上说几句话，但他的话淹没在热心促进“自由”的人们的叫喊声中了。他的亲戚以多数票当选了，这以后，人们变得凶狠至极。有人劝司各特的朋友们把他偷偷送出城去，尽量不让人发觉。他们好容易才说服司各特穿小巷上了马车。在桥头又挨了一阵石头，还有“吊死瓦尔特爵士！”的叫喊声。他的马车终于逃出了这个选区。他在《日记》中写道：“多亏杰德堡威武的小伙子们。”几天以后，塞尔寇克举行选举。这里大家或者热爱、或者害怕“席拉”，因而司各特安然无恙。从马车上下来时他发现，有一个人不让托利党选民到投票地点去。他抓住破坏者，把他关了起来，直到选举结束才放掉。 当狂热平静下来以后，司各特开始写新的小说《恐怖堡》，暂时停止记《日记》。为了给这部书寻觅地方色彩，他带洛克哈特去兰卡郡旅行了一次。他们一路上经过艾尔、阿谢斯蒂尔、英纳利顿、特拉克弗和比加尔。在离比加尔还有一英里的地方，司各特看见一个赶马车的人在抽打马匹，于是从马车车窗里对他大喝一声。那个家伙回了他一句无礼的话，司各特气极了。旅行者们在一个叫道格拉斯—米尔的小地方的驿站过了夜。第二天早上参观了司各特打算描写的那个城堡。他在这里向两位记得所有地方传说的老住户作了详细询问。立刻就有一大群人跑拢过来，他们默默地跟着司各特走，显得恋恋不舍。司各特一行继续赶路。 司各特向洛克哈特背诵了从小记得的短篇民谣，念到自己心爱的句子，他哭了： 我知道黑暗已向我袭来， 因为我的创伤深重； 请带走自己的战士， 并把我埋葬在蕨丛下面 他们在洛克哈特的亲戚家住了一夜，然后回家去。此后三个星期司各特改写了《巴黎的罗伯特伯爵》，并写完了《恐怖堡》。两部小说均于1831年出版，作为《我的房东的故事》第四集。使司各特惊奇的是，它们很快售罄。于是他写信给洛克哈特：“我生平第一次为两部小说感到羞愧；但既然它们为深思熟虑的读者所喜爱，我们只好一声不吭了。” 两本书的主要缺点都是情节混乱，因而读起来枯燥无味。《巴黎的罗伯特伯爵》有一切必要条件可以成为第一流的描写宫廷阴谋的小说，而赫沃德、罗伯特伯爵和亚历克西·科姆宁的形象勾画得也相当好。 这两本书问世时，司各特已遨游在地中海上了。他决定到那不勒斯去过冬，他儿子查尔斯在那里的英国使馆供职。司各特的朋友巴齐尔·霍尔舰长向海军大臣暗示，不妨让这位大作家乘护航舰去意大利。当时坐在英国王位上的是威廉四世，辉格党政府执政。但他们都把司各特看作国宝，因此宣布，在任何时候，只要司各特认为适当，都可以拨出一艘护航舰供他乘用。他没有开始写新的小说，愉快地在阿博茨福德和家人一起过了夏天。他自己相信，已经完全清偿了债务。虽然他身体衰弱得多了，说话也越来越费劲，但有时他显得好像又恢复了以前无忧无虑和精神抖擞的样子。不过有时候他又大动肝火。他常常撞到家具上，有一次正要出外散步，他突然躺倒在门厅里的大理石地板上。安娜在他回来前吩咐过要在门口铺上地毯，但他不喜欢这样明显地证明他无能，于是他用手杖把地毯从路上挑开了。他主要担心的事谁也猜想不到。他只是把它记入《日记》：“我不抱怨也不害怕死亡的临近，假如它向我走近的话。如果只有瞬间的痛苦，我同意——只要不使理智无情地昏暗，使我失去健康生活和行动的能力。”最使他高兴的是和儿子瓦尔特在一起。 他为年轻人感到无限自豪。据说，当儿子骑着马“拿下”高高的石墙时，父亲欢呼说：“你们看看吧，你们看看吧，多棒的小伙子，啊？！”那年夏天阿博茨福德的著名客人是画家约瑟夫·特纳，他为司各特的诗集画插图，因此想看看诗集中描写过的一些地方。有一次主人带他和另外一两个客人去看斯玛尔戈姆山岩。司各特的第一部民谣《圣约翰的前夕》的情节就发生在那里。作者本人每年要到这些地方去凭吊一番，以纪念童年时对他表示过同情的亲戚们。 9月17日阿博茨福德举行了最后一次盛大宴会。客人中有詹姆斯·彭斯上尉，他是诗人彭斯的儿子。除了莎士比亚的诗以外，司各特深深为之感动并最经常吟诵的就是彭斯的诗了。司各特少校协助父亲以司各特家特有的热情接待客人。这天晚上阿博茨福德昔日的荣耀又重新闪发出光辉。9月20日，索菲娅动身去伦敦，为父亲的来到及送他去远航做一切必要的准备。前一天华兹华斯带着女儿来和司各特道别。第二天两位诗人去了纽瓦克，结果便产生了华兹华斯的诗《重访雅罗》： 古老的城堡， 忘记了有谁曾用手 去敲它的大门， 边区的歌手， 我站在门旁看着你， 聆听你的歌声！ 华兹华斯这样写。他热爱司各特，谈到他时说，在26年写作生涯中他“奉献给人们这么多朴实无华的快乐，这是过去任何人一辈子未能奉献出来的。”9月23日清早，司各特离开阿博茨福德，开始了他的那不勒斯之行。华兹华斯为此写了一首送别十四行诗。在他所写的十四行诗中，这并不是最好的一首，但也许是最富有感情的一首： 忧伤的人们，请把心放宽！ 送别的祷告定会在他身上灵验； 无论威严的帝王，还是勇猛的英雄， 如此纯真的热爱在世上都难以找见， 就像这位非凡的统治者一般……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四章 告别旅行 司各特大概觉得，他第一次乘马车去伦敦时，享受到身体健康的快乐，仿佛是昨天的事；虽然那时以后道路的质量已大为提高，但现在每一英里都使他感到身上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痛。即便如此，他仍关心着路上遇到的过去曾引起他兴趣的一切，不时走下马车来，再一次观察各种名胜古迹。彭里斯乡村墓地石墓遗址和巨大石十字架的残迹他已看过并议论过不止一次，但仍要再次仔细观看，并和陪伴他的安娜和洛克哈特谈论一番。他们于9月28日到达伦敦。 上议院讨论了关于国会改革的法案，在他们到达后十天否决了这一议案。于是平民们用行动来证明，他们已完全成熟，可以得到选举权了。 他们在伦敦捣毁了所有据悉住着保守派的大宅邸；其中也包括威灵顿公爵的别墅。曾几何时，平民们曾把此人奉为欧洲的解放者，后来又把他当作民族英雄而为之痛哭。甚至国王也因安全考虑被劝止出席巴克柳公爵的儿子和继承人的洗礼，在这次洗礼上君主本应充当教父。人们担心，暴徒们会把陛下在保守党人家中的出现解释为对托利党的政治支持，司各特听说并亲眼看到，改革派像一群公牛一样，在瑞琴特公园狂呼乱叫，然后在充分锻炼了他们的肺部以后，消失在黑暗中，涌向别处去了。 从洛克哈特家里看到的瑞琴特公园的景致迷住了司各特：这样的景致使人感到像是在乡村僻野。于是，他有时便在他的朋友休斯太太陪同下乘车到公园去游玩。司各特的外貌和性格的变化使后者很难过：他行动困难，目光呆滞；一件事重复说上好几遍，说话含混不清，舌头发僵；有一次他和休斯太太及她当牧师的丈夫一起在亚门角他们家中吃早饭。 他吃得很香，雅默斯熏青鱼特别对他的胃口。索菲娅要求休斯太太为他们订购一些这种鱼，于是休斯太太便到鱼市场去了。商人说，很抱歉，他们不能送鱼到萨赛克斯街去，因为路太远了。但当他听说买主是瓦尔特·司各特爵士时，他立即表示，如果需要的话，他亲自给他送鱼去。 “今晚上就把鱼给他送到家！不，不是今晚上——明天早晨7点要来一批新鲜的，他可以在早饭前拿到。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听说他病了，现在身体还不太好——他现在感觉怎么样？”青鱼赶在早饭前送到了，司各特非常喜欢，但鱼商的话更使他高兴。他说：“也许，我的作品还从未有过这样美味的结果。” 每天晚上索菲娅都安排一次小型接待活动，他会见了所有的老朋友。他仍继续写“宏篇巨著”最后几卷的注释。儿子瓦尔特得到一次假期，他和妻子决定陪司各特去那不勒斯。10月23日他们离开伦敦去朴次茅斯；在朴次茅斯他们下榻于“喷泉”旅馆，等待顺风。他们尽量设法让司各特在“巴勒姆”号上过得舒适。这时舰上的军官带安娜和索菲娅游览了当地所有的名胜古迹；她们接受了他们的这番好意，却使父亲感到不满。他认为女儿们是硬要军官先生们陪她们去的。司各特几乎要搬出旅馆去。在这家旅馆里他接见了来访者，包括朴次茅斯文学——哲学协会的代表们，该协会选他为名誉会员。他要求“巴勒姆”号舰长巴齐尔·霍尔给他找一本菲尔丁的《里斯本旅行日记》来，并解释说：“这本书是他的最后著作，是菲尔丁的全部遗产中最引人入胜、写得最精彩的一本书，虽然是在病魔缠身时写的。”一次在和霍尔谈话时司各特说： “作者无论如何不应该把钱变为创作的惟一或主要目的。文学家贪财是不相宜的。”霍尔回答说，人们总是对失去财产过分感到难过，虽然这是生活中的大难中最小的一种，应该认为是最能忍受的灾难之一。 “这么说，您觉得破产没有什么了不起吗？”司各特问。 “无论如何，这不像失去朋友那样使人难过。” “我承认。” “也比不上失去自己。” “您说得对。” “也比不上失去健康。” “我同意。” “失去财产和失去精神的安宁相比算得了什么呢？” “简单地说”司各特开玩笑说：“假如一个人被债务缠住不能脱身，也没有什么不好啰？” “我想，这主要取决于，他是怎样欠的债，他为还清欠债做了些什么。至少，对于善良人来说是这样。” “但愿如此。” 他们于10月29日起锚。从这一天起，司各特的《日记》基本上便用于记叙旅途景象，而不是人了。旅行的开始是以刮风和寒冷为标志的。 风浪很大，船身颠簸得厉害，大家都晕船了。司各特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待在甲板上。他说，在经过圣文森角和特拉法尔加角时，他的心快乐得砰砰直跳。由于地中海中心的水下火山爆发，产生了奇异的陆地新生现象，这块新生的陆地得名格拉汉岛；它存在了几个月，后来又消失了。司各特认为它相当值得注意，有必要亲眼验证——多半是骑在水兵肩上——并把它描写一番寄给爱丁堡皇家学会。 11月22日，“巴勒姆”号抵达马耳他。旅行者们被给予特权——在检疫隔离期住在古老的西班牙居民点曼努埃尔堡。司各特在那里可以和来看他的人相距一米左右，隔着栅栏交谈。许多人家热情地邀请他们去住，但他们宁愿住在比弗利旅馆。检疫隔离期后他们在岛上过的两个星期中，司各特把许多时间用来和他的老朋友约翰·胡克曼·弗雷尔一起度过。他曾是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和文学家，于1818年移居马耳他，在那里一直住到1846年去世。弗雷尔是《每季评论》的创办人之一，曾把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译成英语，在英国驻西班牙使馆当过好几年秘书。他陪同司各特乘车游览全岛，带他去看了所有值得一看的地方。他们回忆往事，互相背诵古老的民谣。司各特在马耳他还有一些朋友，其中包括岛上的官约翰·斯托达特爵士，因此司各特不会感到寂寞。当地驻防部队为他举行了舞会，使他得以欣赏200对舞伴翩翩起舞的壮丽景象。 他开始进行新的小说——《包围马耳他》的写作。但大家都明白，他归心似箭。 他们离开马耳他前一天夜里发生了地震，而他们到达那不勒斯那天又发生了维苏威火山近年来最猛烈的一次爆发。他也许能想起莎士比亚的话：“穷人死去的日子没有明亮的彗星。”“巴勒姆”号12月14日离开马耳他，17日已到达那不勒斯。他们住在卡拉马尼科宫。司各特见到了儿子查尔斯，感到高兴极了。但儿子正相反，看到父亲身体和精神都萎靡不振，他感到可怕。哥哥瓦尔特和姐姐安娜的神经开始衰弱了。查尔斯告诉索菲娅：“瓦尔特忍受不了处处要迎合安娜的意思，而安娜的性格就是那样，尽管不想如此，仍会失去自制力而暴怒。我在这种情况下不说话，因此我们仍是好朋友。” 那不勒斯所有名门望族都希望司各特去做客，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对他来说是太多了。司各特指出，在为那不勒斯君主诞辰举行的招待会上，“国王对我说了五分钟话，我听懂的词不超过五个。我也同样回答了他，我敢担保他也什么都没听懂。”1月中旬传来了乔尼·洛克哈特的死讯。如果他是过去的瓦尔特爵士的话，这肯定会引起司各特的震惊。 现在却大不一样。不论他到哪里去——庞贝、赫库兰尼姆或波斯通，他都只想着苏格兰。他认为已彻底还清债务，现在已在盘算，大约花上10000英镑，给阿博茨福德再买些土地。 在那不勒斯司各特几乎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和一篇短篇小说，但结果终未问世。他不再遵守限制饮食的规定，想喝什么就喝什么。穷邻居们是怎么过的？他的狗是怎么过的？——他问莱德洛。1832年3月初，他写信给哈登的司各特太太。“现在是狂欢节，舞会接连不断，冰糖成堆地撒，简直不得了。但大斋期即将来临，它将使我们的玩乐到此为止： 大家似乎都为这样的纵情欢乐感到羞愧，大家都在竭力准备装出斋戒的样子。” 他打算去罗马一游，并到魏玛去拜访歌德。但在3月底传来了《浮士德》作者逝世的消息。司各特决定赶快回国。“可怜的歌德！”他叹息地说，“但他毕竟死在祖国。我们回阿博茨福德去。”他买了一辆敞篷马车，4月16日和查尔斯、安娜及两名仆人一起出发去罗马。查尔斯设法请了假，以便照料父亲，而瓦尔特必须回团里去。这些旅行者精神状态并不好：“我们按原计划动身了，但孩子们感觉不舒服：一个有胃病，另一个有风湿病。他们情绪都不好，我的心情也不比他们好。”道路是“恶劣的”，马车的一个轮子掉了，因此在路上耽搁了，而司各特头疼得厉害。 在罗马，他们住在伯尼尼宫。司各特第一件事就是去圣彼得大教堂，因为他很想看一下斯图亚特家族最后一位代表人物的墓。这座永久城的其他名胜古迹之所以引起他的兴趣，只是因为与关于这一王朝的回忆有联系。他们于5月11日星期五离开罗马。有人指出，他们挑了个不吉利的日子动身。司各特不同意这种说法：“迷信自有它的魅力，有时也帮了我不小的忙。但我从不允许它妨碍我或者扰乱我的计划。” 归途上他的不安随着留在身后的每一英里增长。大家好容易才说服他在佛罗伦萨做短暂停留。他喜欢亚平宁山，因为它使他想起故乡苏格兰。但他不愿去看波伦亚，甚至在威尼斯也只有叹息桥引起他瞬息的兴趣。他们不停地赶路，穿过蒂罗尔，经过慕尼黑、海德堡和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天气很坏，但他要求他们日夜兼程。6月3日在美因茨他寄出最后一封亲笔信，请求亚瑟·叔本华原谅他因病未能接待这位哲学家。他们就在美因茨上船。沿莱茵河顺流而下时，他观察了他不久前在《盖厄斯坦的安妮》中描写过的景色，似乎感到满意。但到了科隆以后，他对旅行失去了任何兴趣。6月9日在离奈梅根不远的地方他第四次中风。约翰·尼科尔森给他放了血，司各特醒来后勉强能继续赶路。6月11日在鹿特丹把他扶上船，13日他已经在伦敦的圣詹姆斯旅馆里了。 司各特的孩子们聚集在他的床边。他每次恢复了说话能力，都向他们道谢。但在三个星期内，他大部分时间处在失去记忆或半梦呓状态： 时而觉得他在轮船上，时而梦见在杰德堡攻击他的人群。 在1832年夏天的那些日子里，全世界的注意力似乎都集中到圣詹姆斯旅馆了。报纸每天发表关于司各特的健康状况的公报，皇室成员随时了解他的病情，政府在必要情况下准备提供金钱资助，在附近工作的建筑队尽量把声音压低。 司各特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回家的愿望，这一愿望终于冲破了医生的反对。7月7日他被抬上马车，马车装上了轮船。两天以后，他还没有醒来，但已回到故乡。7月11日开始了他最后一次旅行的结束阶段。当马车到达加拉谷地时，司各特醒来了，喃喃地说了几个地方的名字。眼前一出现埃尔登丘陵，他便兴奋起来，而阿博茨福德的景致更使他精神为之一振，高兴得叫了起来。洛克哈特、医生和约翰·尼科尔森一齐努力，才帮他下了车。他贪婪地看着他建造的别墅和他亲手栽种的树林。他被抬进餐厅，那里已准备好床铺。起初他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后来他认出了老朋友：“威利·莱德洛！哎，小伙子，我真想念你！”狗跳着趴在他膝盖上，开始舔他的手。他哭泣起来，失去了知觉。 有时他头脑清醒，这时候就让他坐在轮椅上，在花园里和房间里推着他走。在这种情况下他说：“我见到过的东西很多，但什么也不能和我的房子相比；让我们再走一次吧。”有一次洛克哈特给他念了约翰福音书第十四章。另一次司各特要求给他念克莱布的诗。虽然他的大部分诗司各特都背得出来，看上去他仍好像第一次听到一样。当洛克哈特念到关于一伙艺人的那几行时，司各特指出，这些诗句会触痛丹尼尔·特里的。他说：“把书合上吧，我受不了啦。”他以为，诗是刚刚写出来的，而他的朋友丹尼尔·特里还活着。头脑清醒的时候，司各特像往常一样对别人的痛苦表现出同情之心。他向莱德洛打听当地穷人的情况，问他们生活是否艰难，能帮他们些什么。为了支持司各特的精神，莱德洛用司各特喜爱的谚语提醒他：“我加上时间，就能战胜一切。”有一次坐着轮椅在花园里，他睡着了，醒来后他要求让他坐在书桌旁。别人给他手里放上笔，但他的手指头握不住笔，他哭了，靠到椅背上。有时候他表现得烦躁不安，手忙脚乱。当洛克哈特告诉他这一点时，他回答说：“我要躺在坟墓里休息了。”他时而变得极易动怒，以为自己是法官，可以主持法庭对自己的女儿们做出判决；当然，在这里起作用的是关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的模糊记忆。有时候他暴跳如雷，吓得安娜和索菲娅不敢走近他身边。 到8月中，他已几乎不能起床。虽然有时还能认出女儿们和洛克哈特，但他的思绪已不知飘向何方。他一会儿作为首席法官在断案，一会儿吩咐汤姆·帕迪关于树林的事情，一会儿嘟哝说：“吊死瓦尔特爵士！” 一会儿背诵《约珥书》中的片断、赞美诗。 1832年9月21日，中午刚过，司各特的伟大灵魂离开了二级男爵的衰弱的。 但是司各特的天才在故乡已牢牢地铭刻在人们的心中。至今人们只要集中想象力，就能看见他带着坎普、麦达及汤姆·帕迪，在蒂维奥特河和特维德河之间灌木丛生的山冈上，追逐幻影般的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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