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邦》 第一章 摇篮曲 引言 弗雷德里克·肖邦(1810—1849)是世界著名的波兰杰出的钢琴家兼作曲家。 他从小就显露出非凡的音乐才华,7岁时发表第一首即兴乐曲,8岁时第一次公开演出,被誉称为“第二个莫扎特”、“波兰神童”。 他的纤柔典雅的演奏风格和彬彬有礼的潇洒风度,在华沙音乐学院学习时,就引起了贵妇人和淑女小姐的青睐。1830年11月,他离开华沙,次年9月赴巴黎,不久成为走红的钢琴家,经常出入贵族的府邸和名媛雅士的沙龙,风流韵事的传闻紧紧追随着他。 但是“黄昏之梦”——向贵族小姐求婚失败,在他的心灵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这时一位法国有名的女作家乔治·桑闯入了他的生活,构成一个长达近10年之久的缠绵爱情故事。 傲慢与谦让、自私与慷慨、偏见与学识、固执与聪敏都同时聚集在他与她这一对轰动一时的男女情侣身上。 乔治·桑在肖邦的后半生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她的身影伴随着肖邦一起登上音乐创作的辉煌巅峰,然而又直接影响了肖邦音乐创作的灵感,扮演了一个无情又有情的情人角色。 肖邦的晚年是在忍受着病魔的残酷折磨和痛苦地拷问自己灵魂的难熬日子里度过的,为了维持生活,他不得不被人抬上舞台做公开演出。这时又有一个苏格兰小姐出现在他的病榻前…… 肖邦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许多充满诗意的钢琴作品,并做了大胆的尝试,在欧洲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波兰农村民间音乐成为他音乐创作的重要源泉之一。当时的浪漫主义思潮、华沙起义,以及他与进步文学家、诗人等的广泛接触,决定了他的音乐创作具有鲜明的浪漫诗人色彩和爱国主义、民族音乐旋律的时代特征。 他的音乐作品里充满了对祖国和亲人的眷恋和对明天美好生活的憧憬,也有纯真爱情的细腻描写和在伊甸园式的大自然中的欢唱和跳舞旋律。他习惯以琴声来泄露自己内心的复杂感情,音乐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肖邦的短暂一生为什么引起整个世界广泛的强烈兴趣?为什么法国、英国、俄国的皇室主要成员都喜欢聆听他的琴声?为什么进步人士高度赞扬他的一些重要音乐作品是一部波兰民族兴亡史?为什么他晚年如此潦倒,像一个可怜的被绑架者?为什么他终身未婚?…… 1. 定居华沙 阿达尔贝·瑞夫尼兴冲冲地闯进客厅,蓬乱的头发就像潦草的乐谱符号堆积在一起,消瘦的脸上带着狡黠的神色,嘴里喷出一股强烈的烟草味,“下午好,尼古拉·肖邦先生。” 尼古拉·肖邦夫妇一看是自己儿子的钢琴老师,便彬彬有礼地站起。 瑞夫尼的手在满是污垢的风衣里摸索了一番,抽出一份铅印的乐谱,印着一首《g小调波洛奈兹》的波兰舞曲。 尼古拉·肖邦夫妇不由得相视一笑,认出了这是7岁的儿子最近即兴谱写的,并曾用流行的花哨体题写了一行字:献给沙贝克家一位年轻的伯爵小姐。 这时楼上传来了柔和的钢琴声,像一股泉水欢快地流动着,流进了瑞夫尼和尼古拉·肖邦夫妇的心间。 脾气古怪的瑞夫尼年逾花甲了,但他的耳朵仍然能捕捉到升降半音的细微差别。 他细眯着眼,好像在细细品尝着一道美味佳肴。一个坚定的信念越来越顽强地占据着他的心灵:尼古拉·肖邦的儿子是一名神童,具有非凡的音乐天才。 尼古拉·肖邦暗自庆幸,当初没有让平庸的钢琴女教师踏进家门,否则这位老朋友瑞夫尼会瞪圆他那双严厉的小眼睛。 波兰华沙中学的学生都熟悉尼古拉·肖邦教授的名字,都很喜欢听他讲授的法语课程和丰富多彩的法国文学。 他的妻子朱丝蒂娜·克琳扎诺夫斯卡(1782—1861)清楚地知道一个敏感的事实:尼古拉·肖邦不愿提及自己的法国姓名和出身,总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波兰人。 1806年6月2日,她与尼古拉·肖邦先生的婚礼是在华沙以西布罗肖夫的一个罗马天主教堂里举行的。 当时35岁的尼古拉先生的身份是热拉左瓦·沃拉庄园的法语家庭教师,24岁的妻子朱丝蒂娜是这个庄园的女管家,促成这场美满婚姻的正是庄园女主人沙贝克伯爵夫人,她是朱丝蒂娜的教母。 战乱的动荡局势伴随着尼古拉的婚礼,第二年的4月,尼古拉有了第一个女孩。伯爵夫人担任了这个女孩的教母,并表示愿意让女孩随自己的名字叫露德维卡(1807—1855)。 热拉左瓦·沃拉庄园只是伯爵夫人拥有的三座别墅中最小的一处,距离华沙以西有28英里,在通往波兹南的大路旁。 尼古拉·肖邦夫妇被安顿在一套小村舍里,1810年2月22日晚上6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降临了,是个男孩。 不知什么原因,两个月后,40岁的尼古拉才去登记注册,登记仪式仍然是在四年前尼古拉举行婚礼的那座教堂里举行。 出生证明上写着这名男孩的名字:弗雷德里克·弗朗索瓦·肖邦。 尼古拉夫妇兴奋不已的心情,当初只是为了生个男孩。按照尼古拉的意愿,男孩名字中的“弗朗索瓦”是用法语拼写的,这正是尼古拉父亲的名字。 对亲人的深深眷恋中又蕴藏着对男孩身上寄托着某种幸福的憧憬: 才华、志气、荣誉,诞生一个崭新的“肖邦”。 1810年10月,尼古拉夫妇告别了伯爵夫人一家,搬到了华沙,这时弗雷德里克·肖邦才7个月,还偎倚在母亲的怀里贪婪地吮吸着奶汁。 …… 楼上的钢琴声已融入在渐渐浓郁的暮色里,客厅里的尼古拉夫妇和瑞夫尼还沉浸在七色音符的旋律中。 “弗雷德里克……”露德维卡匆匆闯进来,她的尖叫声划破了客厅里的宁静气氛。 “露德维卡,请小声点说话。”朱丝蒂娜已看到尼古拉的眉头皱了一下,便微笑地说着。 “他说好和我一起弹二重奏的,可是我一转身,他不见了。”10岁的露德维卡显然很不高兴。 瑞夫尼站起身来,干咳了一下,大声说:“出来吧,弗雷德里克,我们早就看见你了。” 在宽大书橱旁的阴影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瘦小的弗雷德里克好像不大情愿地走出来,“对不起,露德维卡。” “别装傻了。”尼古拉的声音并不高,弗雷德里克已忍不住笑出声,露德维卡却真的有点生气了,噘起了小嘴。 “弗雷德里克,别闹了,你看看这是什么?”瑞夫尼扬扬手中的铅印乐谱。 弗雷德里克有点不好意思地转过脸去看看父亲和母亲。 “祝贺你,弗雷德里克。”露德维卡兴奋得涨红了脸,她已忘记了刚才不愉快的事。 “祝贺你,弗雷德里克。” 客厅里不约而同地响起了三位大人的声音,就像响起了一个美妙的和弦琴音。 这是弗雷德里克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即兴乐曲被印成铅字,他应该感谢这一家小出版行的宗教界要人。 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爱国者则把这件事看作是振奋人心的号角,特别是在被俄国统治下的压抑现实生活里。《华沙论坛报》刊登的一文中认真地写道: “这首波兰舞曲的作者——一位年方8岁的男孩子……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音乐天才。他能轻松自如、恰到好处地演奏最复杂的钢琴作品,而且还创作了多首舞曲和变奏曲。专家们认为这些作品写得非常出色,从作者是个幼童这一点来看尤其令人赞叹。” 赞美天才的诞生,褒扬神童的出现,这其中被注入了鲜明的爱国主题。这种心情也只有经历了祖国被肢解的痛苦人们才会由衷地产生。 弗雷德里克此后30多年的音乐生涯中时隐时现地展现着爱国的旋律,被誉称为波兰伟大的作曲家、钢琴家。 这正是当初《华沙论坛报》刊登此文的美好愿望,以后竟然真的变为现实了。 不过眼下的弗雷德里克这时还想撒撒娇,与露德维卡逗着玩。 “弗雷德里克,你在哪儿?”露德维卡的尖叫声又响起了,不过这回是在楼上,其中还夹着两个妹妹的稚嫩声音。 2. 宽大的白衣领 弗雷德里克并不是华沙公立学校的学生,还在家里自学。他和姐姐、妹妹在很小的时候就学着读书写字,并在学习波兰语和法语方面明显地受到父亲的影响。 让孩子们学弹钢琴是当时波兰有教养的上层家庭传统,尼古拉夫妇也想体面地尊重这种风气。 最初母亲弹琴时,年幼的弗雷德里克坐在地板上竟然大哭大闹。但是当他能够爬上琴凳,琴键在他小手下发出声音时,他又咧开嘴笑了。 有一天,尼古拉夫妇在饭桌旁都想告诉对方一个秘密:弗雷德里克很有天赋。于是华沙一家最好的钢琴厂商制造的大三角钢琴出现在尼古拉夫妇的家里。瑞夫尼穿着磨损的黄裤子、黄背心、黄风衣也第一次站在6岁的弗雷德里克的背后。 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巴赫等人创作的音乐旋律,开始在弗雷德里克的小小手指下响起。 瑞夫尼很快惊奇地发现这名6岁的小男孩能轻松地视读难度很高的音乐作品,只要看看他的灵巧双手,那大量的单调练习曲简直是一种多余的累赘。 弗雷德里克凭着敏锐的音乐感觉,往往即兴弹奏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音乐世界。他在朗诵,他在唱歌,他在玩耍,他在欢笑。 瑞夫尼一时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醒悟过来后,立即在纸上飞快地记录下弗雷德里克的即兴弹奏的曲调。 第二天,尼古拉开始帮助抄录乐谱,有时还对瑞夫尼做一个不可思议的得意手势。 两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转的情况并没有维持多久,弗雷德里克自己会记录即兴弹奏的曲调,在五线谱上仔细地描上一个个会跳跃的小蝌蚪音符。 经常出入上流社会客厅里的瑞夫尼与阔太太们谈话时,总是把弗雷德里克的天赋渲染一番,立即引起“啧啧”的一片惊叹声。 经许多达官贵人的盛情邀请,弗雷德里克经常去贵族家里演奏。在这珠光宝气、仪态雍容的氛围里,他渐渐习惯了彬彬有礼地待人接物的方式。 上流社会的沙龙氛围,这不能不影响了弗雷德里克心理的早期发育,并延伸在他今后钢琴演奏的风格里。 对于弗雷德里克的前途,尼古拉父母曾动摇过,还设想他能当个将军,或者是上校也行,因为钢琴的音阶并非是通往名利地位的理想梯子。 尼古拉所知道的音乐家中能穿上不带补丁服装的仅仅是个别的,他不愿让自己过去的清贫生活阴影再次笼罩在儿子的身上。 但是弗雷德里克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闪耀着惊人的美丽光芒,这不得不使尼古拉父母顺从了儿子对音乐的追求,并给予全力支持。 如果尼古拉教授在上课时,做出一些令人惊讶不已的动作,教室里的学生们就会明白教授的儿子今晚上一定有一场重要的演出。 “嘘——”尼古拉教授把手指放在嘴唇上,教室里一切声音都被禁止了。 他离开讲台,打开窗子,微闭着眼睛,静心聆听。阳光下的空气里隐隐响起了钢琴乐声,那是从邻近的教员楼房里传出的。 一分钟,两分钟……有的同学鼻子痒得难受,突然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引起了一场轻轻嬉笑声的骚动。 尼古拉教授并没有责怪之意,反而露出请学生们谅解的笑容。 1818年2月24日,弗雷德里克8岁生日刚过两天,他第一次应聘公开演出。 《华沙报》事先登出了这次慈善音乐会的广告,弗雷德里克的名字排在名单的最后,被误拼为“肖宾”,节目单上的曲目是由瑞夫尼认真选定的。 举办音乐会的那天晚上,克拉科夫教区的拉德齐威尔宫(以后经过重建,曾是波兰部长会议主席团的所在地)里来了许多有名望的人士,这与音乐会的组办者札莫雅斯卡伯爵夫人担任主席的贵族夫人委员会有关。 被称为音乐之城华沙的听众几乎都有上帝赐给的“音乐耳朵”,音乐会上女歌手的漂亮脸蛋和有些怯场的业余男歌手的噪音,都会在挑剔的听众中引起某种眼神或手势的无声反映。 几位音乐评论家显然有些不大满意今晚上音乐会的质量,露出了不耐烦的神色。这时舞台上出现了穿着长裙的太太,牵着一个小男孩的手。 听众们报以宽容的掌声和善意的笑声。 “可怜的孩子,灵巧的手指头,却无法使我感到同情。”一位评论家抱怨地对同行说。 后面的听众却激起了极大的好奇心,要求评论家立即闭上嘴。 小男孩穿着深色金丝绒上装,短裤配着齐膝高的白色长袜,那高高的白衣领吞没了小男孩的细细脖子。 他把两只小手放在琴键上,对台下的母亲笑了一笑,熟练地弹出了第一个和弦之音。 一位胖太太显然想换个舒服的姿式,裙子发出了沙沙的声音,立即遭到了周围邻座听众无声的抗议。 小男孩弹奏的是当时很走红的捷克作曲家沃依切赫·吉洛维茨创作的钢琴协奏曲,这对于在座的评论家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让人们吃惊的是小男孩的手指像着魔似的,竟然抓住了作曲家的灵魂。 小男孩在诉说着自己的天赋感觉,证明自己对乐曲的理解是正确的,包括每个小小的休止符。 当小男孩跳下显得有些高的琴凳,很有礼貌鞠躬时,舞台下却是难忍的几秒钟宁静,突然听众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这是真正的音乐,不可思议。”原先抱怨的评论家在人群中挤过去,向尼古拉教授鞠了一躬,认真地说出了自己的评价。 这时无数热情的双手伸向尼古拉教授,他不知所措地连连向周围的人们鞠躬致谢。 弗雷德里克也被围住了,他的小脑袋不时地被一双双洒上香水的软软手掌抚摸着。最后他忍受不住了,勉强地躲过了一位伯爵夫人肥胖的手掌。 在坐马车回家的路上,弗雷德里克悄悄地告诉母亲,他喜欢刚才演出时穿的宽大白衣领,随后在母亲的膝盖上睡着了。 第二天,弗雷德里克的名字被“莫扎特第二”、“神童”、“天才”等漂亮词语重重堆砌,传遍了全城音乐爱好者的耳朵。 弗雷德里克也成为好心的贵族太太精心打扮的对象,并把邀请他到家里来演奏看作是一种时髦的享受。 尼古拉夫妇却已在担心儿子的苍白脸色,“他会累坏的。” 不久尼古拉教授所在的华沙中学搬到了克拉科夫教区内,整修一新的卡西米尔宫大院成了肖邦夫妇一家和中学校长林德(他以后编纂了被奉为圭臬的波兰语大辞典)等人的新居。 弗雷德里克与露德维卡成了要好的姐弟俩,下面两个妹妹伊扎贝尔卡(1811—1881)和小一岁的埃米尔卡(1812—1827)则喜欢粘在一起。 家里四个孩子吵吵嚷嚷,也是一种家庭乐趣,不过尼古拉父母还是喜欢听孩子们唱歌、朗诵、猜谜、作诗和编故事,尽力让孩子们发挥自己的丰富想象力,激发创造性的智慧,哪怕是幼稚的萌芽。 6岁多的弗雷德里克曾用波兰语写了一首小诗,并在诗稿上方两边画了许多桂树叶子,组成了一个漂亮的弧形装饰,以此纪念父亲的命名日。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日,尼古拉夫妇就邀请朋友和同事们来新居作客,在尽情弹唱中度过美好的夜晚。 随着家里的寄宿学生增多,尼古拉特地请了一位老师来监督学生和孩子们的功课,朱丝蒂娜也有了一位管家帮助料理家务。 日常生活开支不断增长,尼古拉教授只好在军事学校又兼了一门课。弗雷德里克也常常听到父亲的忠告:节省点花钱。 卡西米尔宫的后花园是弗雷德里克和同龄孩子们最向往的玩耍地方,每当焦急的父母呼喊自己孩子的名字时,往往遭到了失败。孩子们的游戏有时被粗暴地打断了,那是来接弗雷德里克的带有贵族纹记华丽的马车。 1818年秋,弗雷德里克突然出现在父亲教授的班级上,他作为一名特殊的学生迎接一位特殊的高贵客人——俄国沙皇皇后玛丽亚·特奥多罗芙娜,她是亚历山大一世(兼任波兰国王)和大公爵康斯坦丁(波兰军队的总司令)的母亲。 皇后参观了华沙主要的文化中心,这所颇有名气的华沙公立学校也排上了她的日程表。 前呼后拥的皇后马车终于驶进了学校的大门,在异常紧张和压抑的气氛中,弗雷德里克用法语朗诵了一首诗,并呈上早已准备好的两首波洛奈兹舞曲。 波洛奈兹原先是为贵族沙龙伴舞之用,后来被城市业余作曲家(奥金斯基等)移植到钢琴音乐领域里。19世纪波洛奈兹乐曲已成为应时歌曲和爱国歌曲,弗雷德里克以后写了不同风格的波洛奈兹舞曲,贯穿着浪漫情趣的爱国思想。 当时华沙一家报纸用外交式的谨慎词语指出弗雷德里克呈上的两首舞曲的波兰民族特色,这其中内涵也许并不为8岁的弗雷德里克所了解,不过他还是充当了波兰爱国者可爱的使者。 康斯坦丁大公爵的华丽马车也常常来接这位小钢琴家,只要弗雷德里克的小手敲响了琴键,喜怒无常的康斯坦丁大公爵便会变得安静下来。 有时,大公爵客厅的高高天花板竟会吸引住弗雷德里克的视线,这是他即兴弹奏时的习惯动作。 “你想找什么?音符吗?”康斯坦丁大公爵会不耐烦地嚷叫起来。 似乎已沉浸在轻柔旋律里的弗雷德里克哪里会听到这种粗暴的声音,他那不动声色的表情很像尼古拉教授——用理智的力量克制住激奋的情感。 出乎意料的是康斯坦丁大公爵表现出少有的宽容,并让弗雷德里克到花园去和他的私生子一起玩耍,作为一种褒奖。弗雷德里克的音乐天赋是以自由的浪漫性格为鲜明标志的,任何禁锢的枷锁只能是一堆可笑的废铁。 音乐的非凡魅力可以击垮一切,弗雷德里克的意志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3. 他的语言 美妙的琴声可以引起所有人的强烈共鸣,也可以深深地蕴藏着一个难以用语言来表示的复杂的思想性格和炽热的感情。1818年12月6日,弗雷德里克在庆祝父亲命名日时写道:“亲爱的爸爸,我觉得用音乐比用笔更能表达我的感情,但开一场最好的音乐会也表达不尽我对您深深的爱。”奇妙的音乐语言已渗透在他的身心里,塑造着他的思维方式,丰富着他的日常表达能力。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特殊才能,然而并没有显示出骄矜的神色,他的内心世界属于一个变幻多彩的音乐语言构筑的独立王国。 尼古拉夫妇和瑞夫尼继续坚持让弗雷德里克接触各种音乐语言,开拓视野,增加交流,这也许会带来意外的好运气。 1819年,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安琪丽卡·卡塔拉尼来华沙举行独唱音乐会。弗雷德里克跟着大人一起去聆听,音色纯美的声乐旋律把他带到了一个新的音乐领域里。 弗雷德里克还有幸为这位声望正隆的女歌唱家演奏了钢琴,那是在一个贵族家里。大家都希望这位波兰神童能得到她的赞扬。 卡塔拉尼没有让众人失望,不久赠给了弗雷德里克一块金表,上面用法文镌刻着一行字:“卡塔拉尼夫人赠弗雷德里克·肖邦,10岁,1820年1月3日。” 第二年春,11岁的弗雷德里克在一份乐谱上也题写了一行字,不是回赠给卡塔拉尼夫人,而是献给他的第一个钢琴老师瑞夫尼。 瑞夫尼心里明白自己对弗雷德里克的钢琴弹奏已没有多大的帮助了。翌年,他让位于华沙音乐学院院长约瑟夫·爱尔斯涅尔(1769—1854)。 爱尔斯涅尔是侨居华沙的德籍音乐家,是19世纪上半叶波兰音乐发展的启蒙者之一。他教授弗雷德里克学习对位和作曲,对于他的初期音乐创作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爱尔斯涅尔与其他学者、诗人一样也是尼古拉教授家里的常客。 在一次隆重的聚会上,尼古拉夫妇邀请了华沙教育界的不少知名人士。尼古拉教授邀请德高望重的林德校长切下第一块大蛋糕。 不料林德校长的刀尖刚碰一下蛋糕,奇怪的事发生了,整个蛋糕塌陷了,原来只是一层薄薄的糖皮。 一声“吱呀”打破了难堪的片刻寂静,靠墙的书橱自动打开,出现了漂亮的大蛋糕。 一位教授的胖夫人急忙画了一个十字,不知谁发出了长长的叹息声,很快被孩子们憋不住的笑声掩盖了。“弗雷德里克!”尼古拉立即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大声地嚷叫起来。 弗雷德里克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不敢抬头看父亲。“大声点……你想干什么?”尼古拉气得连话都说不清楚。“我的孩子……”朱丝蒂娜差点要哭出来。 “我……我想创造奇迹。”弗雷德里克抬起头,“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干了,请……原谅。” “你不干了?”布洛津斯基教授(1791—1835,波兰重要的批评家、诗人和翻译家)有点不相信。 “不干了。”弗雷德里克的声音很轻。 布洛津斯基教授忍不住笑起来,林德校长也哈哈大笑,这愉快的笑声顿时感染了每个人,驱散了刚才沉闷的难堪气氛。弗雷德里克犹豫了一下,不安地看看父母,最后也咧开了嘴。 布洛津斯基教授客气地揪着他的耳朵,带到钢琴前,说:“弹吧,这是对你的小小处罚。” “一心想创造奇迹”的想法印上了弗雷德里克的鲜明个性,他不满足平稳节奏的条条框框,一股难以遏制的冲动常常宣泄在他的灵巧手指下。 爱尔斯涅尔也不由得发出惊叹,这个小男孩的脑袋里总是在产生一种新奇的旋律。对此,爱尔斯涅尔表现出仁慈的宽容,他的实用而富于想象力的教学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1823年2月,弗雷德里克穿着优雅的演出礼服,应邀参加了一次音乐晚会,再次引起了轰动。这正是晚会主办者所希望的,因为五年前首次安排弗雷德里克公开演出的也是这个妇女慈善机构。 《妇女信使报》充满着爱国热情,高度评价了弗雷德里克的演奏水平,并与当时已经出名的匈牙利籍天才少年李斯特(1811—1886)相比较: 我们无须为维也纳拥有李斯特而羡慕她了,因为我们的首都可以自豪地夸耀,我们也有才能不逊于她,甚至胜她一筹的人物:这位赢得高度赞誉的少年,我们认为没有理由隐瞒他的名字——就是大师肖邦。他还不满15岁。 也许弗雷德里克的演出服装和他的优雅举止,连报社记者都不相信他其实只有13岁。后来被誉称为“钢琴之王”的李斯特在巴黎寓居期间,与肖邦成了朋友。 这次公开演出后,弗雷德里克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复习功课上,准备在父亲的指导下报考华沙公立学校。 这年秋天,弗雷德里克第一次穿上学校制服,进入了这所波兰第一流的教育机构之一。他的许多同学都是来自很有文化修养的上流社会家庭,教员中有不少知名人士,有的已被载入波兰教育史册。 弗雷德里克喜欢上波兰历史和文学课程,对于拉丁语和希腊语没有什么感情,而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内容则成了他心烦意乱的课程。 他的两只不安分的手有时抓住笔在课桌上画漫画,对象是同学和老师。林德校长就曾当场抓住过这个上课开小差的音乐神童,收缴了他的漫画。第二天早上又退还给他,并写了“画得好”三个字,因为这幅漫画正是林德校长的夸张形象。 他的学习成绩好坏与他喜欢或不喜欢的课程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给同学们印象最深的还是淘气和聪敏,被他捉弄的受害者仍然愿意与他保持良好的友谊。 朱丝蒂娜总觉得儿子太瘦小,想让他吃得胖些,并提醒他多穿衣服。然而弗雷德里克在学校操场上玩得开心时,就要扔掉腰带,穿着宽松的长校服到处乱跑。 暑假来临了,尼古拉夫妇家里的几个寄宿生要回乡下去,并邀请朝夕相伴的弗雷德里克一起去玩。医生也建议尼古拉夫妇应该让儿子到乡村去,那里的清新空气、小溪和田野是医治他身体的最好药方。 到达沙发尔尼亚的捷瓦诺夫斯基庄园时,已是夜里了。睡在新浆洗干净的床单上,弗雷德里克稍稍动一下,就会发出“沙沙”的声音。 高大房间里的空气轻柔地流动着,微微地触碰着弗雷德里克极为敏感的耳膜。月光下说不清的神秘“吱吱”声、低哑的“咯咯”声、时隐时现的絮语叹息声,组成了一个反复低吟的和弦声。 窗下蟋蟀的叫声,也加入了大自然小夜曲的旋律。偶尔惊起的飞鸟,呼啦啦地飞远了…… 第二天,他揉揉惺忪的眼睛,他的同学多米尼克笑嘻嘻地站在床前,门口还有多米尼克的小妹妹正在张望。 弗雷德里克的胃口好极了,两三份的浓汤还未灌饱肚子,那刚出炉的黑麦面包散发着诱人的香味,使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抱怨华沙医生为什么告诫他不准吃。 不过他在信中还是愉快地写道:“上帝保佑!我很健康,日子过得十分愉快。我既不读书,也不写作,只是弹琴、画画、跑步和呼吸新鲜空气。有时乘马车出去逛逛,有时骑匹大灰马。” 乡村的一切都充满了生机,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哗和伪饰。成熟的庄稼、飒飒作响的白桦树、无忧无虑小鸟的鸣啼声,都显得安逸、静谧,连天上流动的白云都是那么潇洒自如。 弗雷德里克喜欢独自一人度过美好的清晨,聚精会神地捕捉着带着晨露的乡村歌声。 那是不加任何修饰的吵哑童声,在近乎大声喊叫中构成民歌的旋律,这童声大约发自一个牧童的嘴里,每天大清早都重复着,唱出了地平线上的绯红朝霞。 弗雷德里克总觉得这歌声就像那黑麦面包,里面蕴藏着他说不出的丰富营养,正是他灵巧的手指从未接触过的一个新奇生命。 海顿、巴赫和莫扎特等人乐曲的宽广境界和美妙旋律,曾使他陶醉在迷人的音乐王国里。但是这些毕竟贴上有名大师的专利标鉴,他只是一个热情的观赏者、理解者和演奏者。 创造既是一个充满自由灵性魅力的词语,又是开拓自我价值的最佳方式。 他渴望一种新的素材、新的节奏、新的表达方式,竭力摆脱高雅社会给他戴上甜腻腻的荣誉。 他一个13岁的少年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辉煌音乐语言,植根于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乡间音乐之中。 收获的季节到了,麦田里不时闪耀着长柄大镰刀的亮光,空气中散发着成熟麦子的醇香味,有时还飘来一支支古老的民歌。 晚上,弗雷德里克再也睡不着了,打开窗子,前面就是有火堆亮光的池塘边,那是乡民们以自己的方式在庆贺收获节。 火光映亮了跳舞圈人们的笑脸,小提琴手显然多喝了几杯,拉出来的音有些走调,但他手中的琴弓竟然还能跟上风笛欢快的节奏。 在高高低低的伴唱声中,还不时有人使劲地打着唿哨。一只毛蓬蓬的黑狗对着黑暗中的弗雷德里克叫了几声,闻闻他的手和脚。 这时弗雷德里克的目光半醉半醒,脑袋有节奏地摇动着,他已沉浸在亢奋的状态之中。 池塘边的火堆渐渐熄灭了,东方天际露出了青黛色。弗雷德里克觉得身上发冷,好不容易摸到床上。 他的脑子里还翻滚着一夜间听到的各种声音,似乎已找到了自己想要表达的音乐语言。 有时明明感觉到自己已抓住了灵感的衣领,但一不留神又松了手。 弗雷德里克显得很恼火,在女房东的钢琴上试图弹出新的曲调——玛祖卡舞曲,但又往往不知不觉地滑入到流行的城市乐曲中去。 真讨厌!他重重地同时按了一下几个黑白琴键。 一天,一个年轻姑娘的歌声飘来,他的心陡然一跳,立即记下了这首玛祖卡的曲调。但他怎么用心听,还是听不懂那姑娘的歌词内容是什么。 “……可以吗?”弗雷德里克鼓起勇气走过去,隔着矮篱笆墙很客气地问。 年轻的姑娘不由得一愣…… 最后他还是知道了歌词的内容:一只心情沉重的狼,在后山跳舞时也在哀悼一只母狼的死。 忧伤而阴郁的情调,充满着沉重的内心压抑,与欢快的丰收节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他在乡村接触到犹太人生活而产生的感觉,不久在他创作的玛祖卡舞曲中显露出来。 丰收节过后,房东夫妇在家里举行了一次音乐聚会,邻居也应邀前来参加。弗雷德里克先弹奏了一首钢琴协奏曲,接着又即兴发挥弹奏了一支刚学会的犹太祭典歌曲。 显然他已初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音乐语言,不知不觉地融和在手指下的黑白琴键之中。 4. “作品第一号” 爱尔斯涅尔生气地皱着眉头,“你……”但话音刚出口,又改变了想法,示意弗雷德里克再重新弹一遍。 一星期前,弗雷德里克刚回到华沙时,尼古拉夫妇惊奇地发现儿子变黑了,长得坚实了,那嘴唇上也露出了稍稍发黑的细短胡子。 “弗雷德里克……”露德维卡和两个妹妹欢笑着冲过来,搂抱在一起。 “吐绶鸡还占领了谷仓吗?母鸡的腿瘸了,谁给它看病?鸭与鹅打架,好玩吗?……”妹妹连珠炮似的提问,使得每次向家里报告乡村新闻的“王牌记者”——弗雷德里克只得忙于招架。 弗雷德里克感到这次暑期的最大收获,还是新创作的玛祖卡舞曲。 那爬在五线谱上的小蝌蚪终于摆脱了原先模糊不清的影子,显得富有生机,开始成熟了。 但是,他的老师爱尔斯涅尔会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刚才弗雷德里克虽然没有抬头察看爱尔斯涅尔的神色,不过他似乎已感觉到玛祖卡舞曲并非是老师喜欢喝的浓咖啡。 不过他心里已有一个重音:不管他人是否喜欢,这首玛祖卡的新旋律已标上了弗雷德里克的名字。 他仿佛又重新回到了那个欢乐的收获节晚上,低五度的和音发出粗犷的喊声,刺耳的对比高音在诉说着一个古老的故事,引出了粗糙的谐音。 “他是从哪里找出来的?”爱尔斯涅尔不安地问自己,这些显然有着新的异国情调,浸透着过于辛酸的忧愁,与中段的欢快乐曲又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听完第三遍之后,爱尔斯涅尔不再说任何话,他似乎已听懂了。 弗雷德里克已准备接受“失败”的阴影,尽管屋里还回响着乐曲的最后余音。 爱尔斯涅尔的两只手轻轻地搭在学生的肩膀上,其实他不想轻易说出“祝贺”的愉快声音。因为这首全新的玛祖卡旋律给这位富有才华的少年带来的前景是什么,爱尔斯涅尔自己也没有多大的把握。 这种担心后来被证实是多余的,弗雷德里克对玛祖卡舞曲的改编创新,并发展到有一定程式的钢琴曲,成为波兰人民引以为骄傲的民族音乐。柴科夫斯基和希曼诺夫斯基等人也先后曾采用了弗雷德里克的玛祖卡舞曲一些主旋律。 这时弗雷德里克仍然坐在琴凳上,他已敏感地从老师无言的评价中,突然感到了一线光明和某种赞许的气氛。 他正需要老师的这种鼓励和宽容,“谢谢!”他在心里默默地对老师说。 弗雷德里克从13岁至15岁期间,暂时告别了公开演出的舞台,潜心钻研爱尔斯涅尔教授的课程内容,尝试着在钢琴上练习自己向往的艺术新途径。为了保持学校里的好成绩,他也花了不少时间。 这时露德维卡和两个妹妹宣告成立了文学戏剧社,短篇小说、小品和诗歌的创作颇为热闹。弗雷德里克以与姐妹合作的名义,也热心地编写波兰语或法语的剧本。 “万能的上帝赐给我们力量吧……”弗雷德里克模仿一位德国新教牧师的蹩脚波兰语,充满着丰富的想象力,这在家庭节目演出时最受欢迎,常常引起哄堂大笑。 弗雷德里克升入中学六年级的那一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以波兰国王身份光临华沙,康斯坦丁大公爵为了欢迎他的兄弟沙皇陛下,举行了阅兵式,各音乐团体在制订欢迎计划时,推出了一种新的键盘乐器,兼有钢琴和风琴的特点,不过存在的生命很短暂,被称为科拉利翁风琴。 华沙维齐泰克教堂很幸运地暂时得到了这架新式风琴,弗雷德里克成为第一批掌握这种新乐器演奏技巧者之一,他的老师是华沙音乐学院教授、作曲家威廉·维尔费尔。 沙皇陛下是否能理解一个波兰音乐天才演奏的乐曲,谁也没有研究过,不过弗雷德里克能够尝试这种新乐器的兴奋心情大约与沙皇的好奇心正好凑到一起,后者还赏赐给前者一枚宝石戒指。 在新风琴上作即兴演奏,往往使弗雷德里克着了迷,忘却了置身在教堂里。这时,同学们正进入唱诗班的角色,牧师和教徒在作虔诚的弥撒。 “弗雷德里克!”教堂司事很不高兴地喝斥了一声,作为伴奏的弗雷德里克才醒悟过来,不好意思地对目瞪口呆的众人致歉。 千篇一律的伴奏已成为弗雷德里克的可恶仇敌,即兴演奏的灵感时时激起他强烈的创作。 半夜里,他突然爬起来,点上蜡烛,客厅里的钢琴就成了他半醒半睡状态中抒发内心感情的最好工具。 尼古拉夫妇起初吓了一跳,后来习惯了儿子的这种怪癖,因为他们也多少知道一些创作音乐灵感的突发性,如果强制性的干涉,那么只能产生严重后果。 1825年6月,弗雷德里克的《c小调回旋曲》正式出版了。《华沙信使报》特地登出广告,声称这是弗雷德里克“作品第一号”,定价为3个兹罗提。 中学校长林德的夫人特别高兴,因为这第一号作品是献给她的,她也没有忘记与弗雷德里克第一次合作弹二重奏的情景。 音乐界的朋友则从第一号作品中听出了有韦伯(1786—1826),德国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德国浪漫主义歌剧的创始者)和胡梅尔(1778—1837),奥地利作曲家、钢琴家,童年时为莫扎特的学生)的音乐味道。 这实际上说出了一个事实:弗雷德里克处于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潮流之中,并且他富于幻想、崇尚感情抒发、追求个性自由的音乐语言与浪漫主义的思潮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自从他创作的第一首玛祖卡舞曲起,就已初步决定了他重视和反映民族音乐和塑造理想人物形象的浪漫主义音乐风格的趋向。 抒情性、自传性和个人心理刻画的特征,以后越益清晰地构成了他短暂一生中“感情线条”的音乐创作。 历史学家却注意到了另一个重要事实:弗雷德里克的“第一号作品” 由华沙一家主要出版商出版销售,这意味着三个兹罗提的价格给弗雷德里克带来的是“社会承认”的意义。 紧张的学校期末考试结束后,弗雷德里克急不可待地向往着去年暑期度假的愉快日子——沙发尔尼亚乡间的夏天。 当沙发尔尼亚的美丽风光再次出现时,弗雷德里克的身上已多了一杆猎枪。傍晚回庄园时,他和伙伴高兴地提着一只野兔和四只山鹑,这足够使他在信上对远在华沙的好朋友宣扬一番了。 他还想去看看更远地方的陌生模样,于是一支小小的旅行队伍组成了,波罗的海沿岸留下了他们旅行最远的足迹。这是弗雷德里克第一次来到原属于波兰的领土。 波兰伟大天文学家哥白尼的故乡——托伦是弗雷德里克和伙伴们旅行参观的目的地之一。托伦城里的市政厅是波兰保存最好的最美的哥特式建筑之一,弗雷德里克惊叹地说:“它的窗户数恰好是一个月的天数,大厅数是一年的月数,而房间数是—年的周数。” 在参观哥白尼旧居时,弗雷德里克发现里面住着一位对旧居历史意义麻木不仁的德国人,激起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在给一位朋友信中,他以嘲讽的口气写道:旧居里“摆着一张属于某个德国佬的床,这人只要一吃多了土豆,就得在那里放屁。” 远足旅行给弗雷德里克带来了新奇和疲劳,他每到一处几乎都要写信给父母或朋友作详细的汇报。他把这段较长时间的度假看作是“未来的序曲”、“思想上的序曲”,“因为音乐的序曲必须在动身的时候唱”。 返回沙发尔尼亚之后,又遇上了一年一度的乡间收获节。 晚饭时,弗雷德里克正在吃最后一道菜,他听到“从远处传来一阵走了调的高音合唱,一会儿是农妇用鼻子哼哼出来的声音,一会儿是姑娘们张大嘴巴使劲唱出的、高了半个音的刺耳的声音,她们用一支只有三根弦的小提琴伴奏,每唱完一段,它就跟着发出女低音的声音”。 随着歌声的靠近,在庄园门口出现了两名妇女,手臂上抱着几束麦穗,后面紧跟着头上戴着花环的少女,一大群人拥进了庄园。 院子前有一丛嫩绿的灌木, 我们的华沙人像小狗一样瘦弱, 谷仓里有一排晒禾的林栅, 我们的华沙人跑起来飞一样向前。 这段歌词内容似乎是挖苦弗雷德里克的,因为几小时前,他在田里拿着穗束追赶着一位姑娘。 献上花环和穗束后,小提琴手拉起了多布日恩斯基(1807—1867),古典风格的作曲家)的舞曲,庄园的大院子里成了一个欢快的露天舞场。 黄亮的烛光在月光下摇曳摆动,浓香的白酒灌进了欢庆人群的嘴里。“吱吱”不成调的提琴声,催促着跳舞者加快脚步。弗雷德里克与姑娘也跳起了华尔兹…… 美好的夜晚再次给弗雷德里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走调的歌声和“吱吱”作响的提琴以后作为一种象征音符,竟然也融进了弗雷德里克创作的优美旋律之中。 5. 脸色好多了 “亲爱的雅希克!再一次叫声亲爱的雅希克!我这么久没有给你写信,你一定感到惊奇。请别见怪……”(致杨·比亚沃勃沃茨基的信) 弗雷德里克写下这段开场白时,先是默读了一下,觉得很有节奏感,便抑扬顿挫地大声朗读起来。 在这封信里他告诉朋友不少音乐方面的消息,其中就谈到1825年10月29日华沙首次上演的著名歌剧《塞维勒的理发师》。 这出歌剧是由欧洲红极一时的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1792—1868)的代表作,取材于法国作家博马舍的同名剧本。 弗雷德里克对此歌剧大为赞赏,并用“非常喜欢”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他还根据歌剧中的一段主题音乐创作了一首波洛涅兹舞曲,自己也感到很满意,“打算明天就去付印”。 自从弗雷德里克迷上了钢琴之后,还从未透露过最喜欢谁的演奏,现在他把这殊荣献给了亚历山大·雷姆别林斯基。 雷姆别林斯基在巴黎居住了6年,这次来华沙是首次举行独奏音乐会。弗雷德里克声称自己“从未听过任何人弹钢琴弹得像他那样好……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因为,在这里我们从未听到出色的演奏”。 弗雷德里克注意到雷姆别林斯基只是业余爱好者,但“他的左手和右手一样有力。这对钢琴演奏家来说是很难能可贵的,如果让我描绘一下他那出众的才华,恐怕用一大张纸也写不完”。 他与雷姆别林斯基交上了朋友,当后者第一次到他家里来时,他竟会感到“异常兴奋”。他俩都有着共同的志向,有说不完的话,这正是弗雷德里克所希望的,因为在他周围像这样的知音朋友太少了。 不过雷姆别林斯基年轻的生命过早夭折,他与弗雷德里克的友谊也戛然而止了。 1826年夏季的期末考试是弗雷德里克在中学里的最后一次,然而他却时时关心着韦伯的《自由射手》歌剧何时在华沙上演,因为在他心目中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若注意到韦伯在《自由射手》中所力求达到的目的,他的德国式的情节,他那令人惊叹的浪漫主义色彩以及特别适合德国人口味的奇异无比的谐音,我们就可以断定:习惯于欣赏罗西尼轻歌剧的华沙公众,他们在开始与其说是判断,倒不如说符合行家们的意见,因为韦伯到处受人称赞,所以他们也将称赞他……” 弗雷德里克在写下这段文字时,并不知道韦伯已于6月5日在伦敦不幸逝世。 7月3日,《自由射手》在波兰首次公演,也成为一次纪念韦伯逝世的追悼活动。 《自由射手》中代表善的理想人物阿加特拯救了苦闷、彷徨的剧中主人公马克斯,表现了光明战胜黑暗势力的主题。 引起弗雷德里克浓厚兴趣的还是歌剧充分运用的民间音乐的体裁和音调,效果很突出。况且这部歌剧的序曲本身就是一首内容丰富而结构完整的器乐曲。 考试结束后,弗雷德里克和姐姐、妹妹一起随同母亲到杜什尼基温泉疗养地,住在名为“布尔盖尔”旅馆里。 还在半年前的冬天里,尼古拉夫妇就发现弗雷德里克和最小的女儿埃米尔卡的身体很糟糕。 最初是弗雷德里克持续头痛和扁桃腺发炎,卧床不起,医生诊断为粘膜炎。医生将一顶绷得很紧的睡帽用力戴在弗雷德里克的头上,试图压缩头部的血管,减轻头痛程度。并把几条蚂蟥放在他的喉咙上吸血,促使扁桃腺消肿。 接着埃米尔卡病了,咳嗽很厉害,甚至咯血,这使得尼古拉夫妇大为不安,因为这症状有可能是当时的绝症——肺结核。 来到普鲁士占领的温泉疗养地后,每天的枯燥生活使弗雷德里克并不感到愉快。 早晨6时,全体疗养者在矿泉室里集合,随后悠闲散步,这时一支蹩脚的管乐队开始演奏,调节气氛。8时吃早饭,随后仍然是散步。下午,弗雷德里克喝了两杯矿泉水,他讨厌的管乐队又出现了,奏乐持续到黄昏。晚饭后,弗雷德里克早早地上床睡觉了。 有一次,他游览了周围的小山,被溪谷的美丽风光所吸引,下山时则很狼狈,手脚并用才爬下来。回来后,他乘兴作了一幅城堡俯瞰湖面的画,在右下角签了自己的名字之后,并写了一行潦草的字:“作于无所事事的第二周”。 不过也并非是天天无所事事,弗雷德里克参加了义演音乐会。由于疗养地礼堂容不下这么多听众,只好加演了一场。 关于这次义演的缘由说法不一,有的说是为了在疗养地当招待的漂亮姑娘,她的父亲死于一次事故之中。有的说则是为了一位波兰护士,由她照顾的一位贵妇人突然去世,留下两个孤儿由她抚养。 不管怎样的原因,参加义演可以为无所事事的疗养生活增添不少乐趣,况且弗雷德里克也想以弹奏钢琴来抒发自己的感情。 然而这里的钢琴质量太差,弗雷德里克试了那么多的钢琴,可是带来的不是愉悦,而是折磨。他在给老师爱尔斯涅尔的信中说:“幸好这种烦恼为时不会太久了,与杜什尼基告别的日子渐渐临近了,下月11日我们想离开此地。” 9月份弗雷德里克一行回到了华沙,全家团聚在一起,尼古拉满意地看到儿子胖了,脸色也好多了。 不久他就进入华沙音乐学院,开始了三年的学习。 这所五年前成立的音乐学院主要教授音乐和戏剧,在教学大纲还规定有波兰文学的必修课,还有法语、意大利语课。 弗雷德里克不仅要学习有关音乐理论课,还要学习涉及语法、修辞、美学等方面的写作课。 他的钢琴技巧已没有合适的老师能教授了,主要靠他自学,作曲方面则还是由音乐学院院长爱尔斯涅尔来作指导。 爱尔斯涅尔认为,“传授作曲技巧并不是灌输法则,在学生显示出天赋时尤其不能这么做。应当让学生自己去发现法则,这样才能学到本领,将来跳出自己的局限。” 他鼓励学生打破某些陈规陋习的条条框框,旨在激发学生潜在的才能。这正符合弗雷德里克的自由个性,他即兴创作的思维往往偏离了学院式音乐的轨道。 有些学院教授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弗雷德里克的作曲理论和技巧令人遗憾,并把责任推到爱尔斯涅尔的身上。 爱尔斯涅尔则回答说:“别去干扰他,如果他选择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那是因为他有不寻常的才能。如果他不按传统的方法去做,那是因为他有自己的方法。将来总有一天他的演奏会显露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的创举。” 以后的有些评论家认为弗雷德里克未能成为超一流的音乐大师,这与爱尔斯涅尔的宽容和仁慈传授方式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其实弗雷德里克的演奏和创作风格形成是有着诸多复杂因素,他的成功与失败也是由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很难简单地归纳到某一个终结点。 对此,弗雷德里克是否做过深刻的反思,历史学家还难以拿出可靠的文献资料。但是对于爱尔斯涅尔的传授方法,弗雷德里克则始终推崇备至。 他在回答一位著名的维也纳记者时说:“有了瑞夫尼和爱尔斯涅尔这样大师的指导,即使是一头十足的蠢驴也会有所收益的。” 在旁人看起来爱尔斯涅尔是太宽容了,但在弗雷德里克心目中则仍然是严格的。他在一封信中描述学习和生活时说:“每星期在爱尔斯涅尔那里用6小时学习严格的对位法、听布罗津斯基、本特科夫斯基(1781—1852),波兰通史教授、华沙大学美术系主任)的讲课以及其它与音乐有关的课程,晚上9点钟睡觉。这里的一切茶话会、晚会和舞会统统让它们见鬼去吧。” 1827年春,弗雷德里克17岁的生日之后过了两个多月,他的小妹妹埃米尔卡死了,年仅14岁。杜什尼基温泉疗养并没有产生奇迹,她还是死于肺结核。 全家人都悲痛不已,弗雷德里克更难过,因为不久他也接到好朋友杨·比亚沃勃茨基也死于肺结核的坏消息。 这时他们又搬家了,新居就是马路对面的克拉辛斯基宫改建的公寓三楼左侧(现为克拉科夫市郊大街5号,至今还有一间屋子保留着弗雷德里克家的客厅原样和家具)。 忙碌的搬家多少转移了全家失去亲人的悲哀情绪,新居的生活重新开始了。 弗雷德里克有了一个楼上安静的房间,是由一间储藏室改装的,一架钢琴和一张书桌成了他忠实的伴侣。推开窗子,就能看到维斯图拉河及其对岸绿茵草场的四季景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幻想曲 1. 干杯! 一封来自巴黎的信件已阅读过了,弗雷德里克摇摇头,重新坐到钢琴前,弹出一个高音。 原来是一位波兰钢琴家请他为《音乐月刊》撰写几篇评论波兰音乐和音乐家的文章,这是提高自己声誉和扩大影响的好机会。 但他认为:“我还没有什么见解值得在巴黎的报刊上刊登,报刊应该刊登真理,而无论是好的还是差的歌剧,我都未曾看过。倘若写的话,准要大出洋相!”弗雷德里克给朋友的信中表白了自己的想法。 谦虚的美德和严格要求固然使人肃然起敬,不过弗雷德里克在信中还说出了另一半意思:他不想轻易得罪本国的同行,更不想引起波兰著名作曲家库尔平斯基(1785—1857)的不愉快,因为这位终身在华沙歌剧院工作的作曲家定期为外国音乐期刊撰稿。 不说真话不符合弗雷德里克的性格,与其说些出言不恭、刻薄的言论,引来说不清的是是非非,还不如安心搞些自己喜爱的创作。 他很看重自己的名声,更不愿拿自己的名声去做危险的交易。温和、谦让的绅士风度则是与他纤细轻柔的演奏风格很相似。 贝多芬交响乐的雄壮气势在弗雷德里克的创作乐曲中难以找到痕迹,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如果以管弦乐曲来表达弗雷德里克阴柔之美的创作构思,那么往往使他感到头疼,不过他还是想尝试一番。 1827年华沙歌剧院上演了莫扎特的歌剧《唐璜》,歌剧剧本由达·蓬塔所编,取材于西班牙民间传说《石客记》。歌剧描写了身为贵族的唐璜不择手段地追求精神和上的享受,残害了许多善良人们的心灵,最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歌剧强调了对人物的音乐刻画,特别是运用三重唱对人物内心一瞬间的突变进行了细腻的描写。而且对不同人物性格在特定情况下相互影响的心理变化也做了创新的艺术处理,唐璜和村女采莉娜的二重唱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弗雷德里克的脑子里闪过一道亮光,为何不能用钢琴的黑白键来刻画不同人物的心理呢?为了烘托气氛,达到歌剧那样的效果,他选择了歌剧中的一段主题音乐,首次尝试管弦乐与钢琴合作的形式。 唐璜和采莉娜二重唱的主旋律经过弗雷德里克的再度创作,写成了后来得名为《把手伸给我》主题变奏曲,编号为“作品第二号——b大调钢琴和乐队变奏曲”。 在弗雷德里克创作的众多乐曲中,几乎很少采用“标题音乐”的醒目形式。也许他认为乐曲的本身已足够表达自己的内心感情世界,无需赘言点破,否则只能损坏不同层次听众的不同欣赏心理。有一千个听众,就有一千个不同的音乐“标题”。 如果说这也反映了弗雷德里克保持着一个天才所具有的敏感,夹带着某种居高临下俯瞰一切的习惯心理,那么这种“标题音乐”的形式只好是教科书上的程式框框了。 因此,弗雷德里克宁愿采用“波洛奈兹”、“玛祖卡”、“圆舞曲”和“夜曲”等惯用形式,也不愿在听众面前充当一名滔滔不绝的教师角色。 作为老师埃尔斯纳对这位天才学生抱着很大的希望,但弗雷德里克上交的谱曲作业,却常常使得性格温顺的埃尔斯纳的耐心超出了极限: “弗雷德里克,你对我们讲授的规则太随便了。” “对不起,我的手脚不想被捆住。”弗雷德里克低声辩解着。 “你应该学会,自由与规则有时也是一对好兄弟。” “我只有一个好兄弟——自由。”弗雷德里克有点不耐烦了,但又马上补充说,“我会努力喜欢规则的。” 埃尔斯纳有点失望了,说:“一位艺术家,不论处于任何环境,都应善于吸取周围的有益因素,同时还应记住:只有在自己的身上下功夫,只有经过不断摸索,提高自己水平,才能赢得同行的尊敬。” 夏天来了,弗雷德里克拿回了音乐学院一年级的考试成绩单。埃尔斯纳对他的学习还是作了充分的肯定,但写下的评语不如其他几位优秀学生。 弗雷德里克把未完成的“作品第二号”总谱塞进手提箱里,到乡下去度假了。他心里明白,这部有管弦乐加入的总谱的成败,将证明他一年来在学院学习的真正水平。 这次度假地点是他的出生地——热拉左瓦·沃拉庄园,庄园女主人沙贝克伯爵夫人住在丈夫那里,把自己住的别墅让出来给弗雷德里克暂住。 前年曾与伙伴们一起远足旅行的路线仍然使他难以忘怀,这次他单独前往。 四轮马车长时间的颠簸未能熄灭他汲取民间音乐养分的热情,似曾相识的田野和飘荡在阳光下的民歌,仍然使他激动不已。 他需要乡间的音乐素材,包括走调的旋律和朴实的风格,还有渗透在美丽风景里的大地情怀。 在普鲁士占领下的波兹南省,弗雷德里克终于和沙贝克伯爵夫人见面了,还有她的丈夫,双方免不了一番问长问短。不过伯爵夫人已得知弗雷德里克音乐天才的名声,她很得意自己当初撮和他父母的婚姻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伯爵夫人和丈夫决定把弗雷德里克介绍给波兹南省的波兰省长——拉季维乌亲王。 在富丽堂皇的王宫里,弗雷德里克惊讶地听着伯爵夫人的介绍。宽大的走廓上挂着拉季维乌亲王祖先的不少肖像,表明了这是一个声名显赫的波兰世袭贵族,并且同普鲁士的皇室有着亲密的联姻关系。 弗雷德里克彬彬有礼地向拉季维乌亲王鞠躬致意,并在一架名牌的三角钢琴前坐下,轻柔的手指下流淌出了欢快的琴声。 原来拉季维乌亲王也是一位颇有造诣的作曲家,柏林的声乐学会每年都要演出他创作的新乐曲。他早就想见见这位不寻常的波兰小伙子。 弗雷德里克弹完了,客厅里响起的掌声中还有几位陌生女性的,那是拉季维乌亲王的妻子和两个女儿。 王宫里雍容华贵的典雅气氛,使弗雷德里克不由得想起许多往事。 他喜欢这种沙龙式的音乐环境,十个指头在琴键上也显得特别有灵感,能够舒畅地抒发自己细腻的缠绵感情。 这以后逐渐发展为他对沙龙气氛的一种嗜好,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对于取之不竭的乡间音乐源泉的热情向往。 这似乎相悖的两种倾向却能同时和谐地体现在他的身上,如果用直线性的机械思维去作解释,只能是一场徒劳。 弗雷德里克往往显示出相互矛盾的复杂性格,碰撞出的美丽火花却是一首首令人惊叹的新乐曲。 返回华沙时,弗雷德里克的手提箱里已安放着一份谱写完的变奏曲总谱。 埃尔斯纳仔细看完这份总谱后,脸上浮现出了笑容:这聪明的小伙子已经开始意识到戏剧性的对比手法和对于描绘音乐中的人物细腻感情的重要性。与管弦乐合作的钢琴乐曲的各方面要求,比起那些抒情诗性质的小品自然不一样,尝试的第一步是需要勇气和意志的。 不过埃尔斯纳并没有向弗雷德里克解释一年级学期的评语,因为那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现在这份新的总谱已足以说明一切了。 弗雷德里克从埃尔斯纳眼里已得到了一个令人高兴的答案。 为了让好友也分享这份喜悦,弗雷德里克叩开了杨·马图申斯基的家门。马图申斯基(1809—1842)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年轻人,以后他参加了著名的华沙11月起义。 弗雷德里克与这位同学和挚友有着不少的共同话题,最近引起他俩关注的是《波兰报》上每星期都刊登的一位激进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文章,周围的人也都在议论纷纷他写的每一篇文章,因为这引发了一场在艺术领域里的浪漫主义狂飙运动。 这位引起轰动的诗人是莫里斯·莫赫纳茨基(1803—1834),有名的波兰文学批评家、政论家、政治活动家,以后也参加了11月起义。 这场浪漫主义的猛烈狂飙运动表面上是为了关于波兰著名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诗歌创作的争论,但实际上则是反抗奴役而争取独立自由的前奏曲,借以宣泄进步知识分子心中的忧郁和愤愤不平的心情。 秋天的一个晚上,在一家小咖啡馆里,弗雷德里克遇见了诗人斯泰凡·维特维茨基(1801—1847,1832年流亡巴黎,代表作为《田园抒情诗》,弗雷德里克为此诗谱过曲),后者坐的桌子另一端,有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他低声说着: “今天,当每一个渴求自由的思想都被囚车和子弹扑灭时,当各国人民在最可怕的奴役下呻吟时,我们难以公开地为政治自由和正义进行斗争……” 这些滚烫的词语,弗雷德里克好像在马图申斯基等朋友那里隐隐听到过,他也曾想知道父亲对此的看法,但得到的是沉默无语的回答。 不过弗雷德里克很欣赏莫里斯等人蔑视权威的自由灵性,他已猜到了低声说话的年轻人是谁了。 “晚上好,弗雷德里克先生,我曾听过你的一次音乐会。”那位年轻人准确地说出了刚入座的新伙伴名字。“谢谢,你的文章也令人难忘。” 弗雷德里克并不感到高兴,他似乎在模仿对方的声调。 维特维茨基等人有些奇怪,不知这两位从未见过面的聪敏小伙子在玩什么游戏。 “咚、咚、咚……”莫里斯起了一段玛祖卡舞乐的主旋律,调皮地眨着眼睛,分明闪烁着一团心灵之火。 弗雷德里克也笑了,露出了表示理解的神色,不过他还是保持着像父亲那样矜持的习惯。 “干杯!”莫里斯提议为弗雷德里克的身体健康干杯。红色的葡萄酒又马上被斟到在每个人的酒杯里,维特维茨基等人已听到弗雷德里克与莫里斯开始愉快交谈的声音。尽管他俩第一次见面的气氛有些特别,但弗雷德里克发现莫里斯是一个值得交谈的朋友。 小小咖啡馆已容不下这群波兰小伙子的跳跃性思维和炽热的感情,莫里斯挽着弗雷德里克的臂膀,邀请大家到他家里去。 小客厅里的一架钢琴被打开盖,大家期待的目光自然投向了弗雷德里克。 弗雷德里克的脑袋有些隐隐发晕,这是刚才葡萄酒发挥了酒精作用。他抿抿嘴唇,弹出了第一首华丽的即兴乐音。维特维茨基向旁边的朋友交换了一下眼神,满意地点点头,他在弗雷德里克的即兴乐曲中找到了熟悉的情感,像点缀在黑丝绒上的晶莹宝石,闪耀着迷人的颜色,有赭红的、翠绿的、宝蓝的,激起种种丰富的遐想。 小客厅里的掌声响起了,弗雷德里克转过身有礼貌地说了一声“谢谢”。 “这是非常、非常完美的精致玻璃杯,”莫里斯露出了讥诮的语气,“这只玻璃杯能盛下波罗的海吗?” “波罗的海?”弗雷德里克惊奇地扬起眉毛。 “是的,是这样的。”莫里斯耸耸肩膀。 弗雷德里克的脸色变了,维特维茨基等人也被激怒了,莫里斯却若无其事地坐着,拿着酒杯,好像在等待什么。 突然一个琴音重重响起,弗雷德里克重新弹奏起来。 他在思索,好像在吟诵,“当每一个渴求自由的思想都被囚车和子弹扑灭时……” 伤感忧郁的片断之后,顿时连续爆发出果断、刚毅的旋律。密茨凯维奇《青春颂》的慷慨诗句在这时融入,牺牲于屠刀之下的自由斗士英魂在残血夕阳下出现。 一个个清脆的高音定下了深情幻想的基调,一男一女对白的叙述,把人们引向了美丽而神秘的春天黎明。 小客厅里一片沉默,似乎谁也不想破坏这令人陶醉的气氛。 弗雷德里克显得很累,他已使出了全身的力量,额上沁出了细小的汗珠。 “尊敬的先生们,你们的音乐耳朵听到了什么?”莫里斯尖着嗓子喊叫起来,他像被一团烈火燃烧的斗士,“诗歌、灵感就在这里,就在他这双奇妙的手里,还有波兰的意志、民族的性格,你们听到了吗?” “谢谢你,我们的天才钢琴家。”莫里斯向弗雷德里克伸出了双手。 周围的人都站了起来,热烈鼓掌。 “干杯!” “谢谢。” 2. 今天出国听歌剧 两年前弗雷德里克就已透露了想出国开开眼界的愿望,他很羡慕一位在他家的寄宿生荣幸地成为国家选派的留学生,他在一封信中哀叹说:“可我……可能要等50年。” 尼古拉夫妇自然已明白儿子迫切想出国的心情,在华沙每年上演的音乐会和学习条件毕竟有限,对于一个渴望发展的年轻人来说,外面精彩纷呈的音乐世界更具有强烈的诱惑力。 1828年暑假由尼古拉带儿子去维也纳一事,已列入全家积极准备的日程计划中。然而这准备实施的计划一天天在延迟,因为一位相熟的贵妇人也想一同前往,却总是说“对不起,过几天再说”。 弗雷德里克被这突然插进来的倒霉事搞得心烦意乱,原先的出国学习的热情也被浇灭了,在华沙西南较远的桑尼基乡间别墅里,他与几位朋友寻找乐趣,消磨时间。 不过他还是不愿让时间白白浪费,修改了半年前创作的一首《c大调两架钢琴回旋曲》,显然他在摸索新的创作途径。他与朋友一起试弹,发现效果相当不错,他准备在雷苏尔斯演奏这首新乐曲。 暑假期间华沙要上演用意大利语演唱的《塞维勒的理发师》第一幕,同场演出是颇有名声的男女演员。弗雷德里克与朋友恰巧返回华沙,他得知后竟然整整一天兴奋地搓着手,就像饿汉将要赴宴的心情一样。 谁知当天晚上演出的效果令人沮丧,男主角的呼吸和声带控制得有问题,走调走得吓人。让弗雷德里克感到十分不满的是饰演丑角的演员竟然摔倒在舞台上,这位演员穿着短裤,手里拿着吉他,头戴圆边白帽……等他爬起来时,观众席上一片嘘声和哄笑。 糟糕的演出更使得弗雷德里克渴望出国亲眼看看原汁原味的各种歌剧和听听音乐会。 9月初,弗雷德里克再次回到华沙,有时躺在床上盯着屋顶发愣。 “弗雷德里克——”楼下的尼古拉在叫喊,紧接着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 “亲爱的,看看这个,你会高兴的。”尼古拉的脸上放着光彩,手里拿着一份精致的邀请书。 原来华沙大学的动物学教授费列克斯·雅洛茨基到尼古拉家里来做客,他被邀请到柏林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还特地带来一张印在精致犊皮纸上的邀请书,让老朋友尼古拉夫妇分享愉快。 “……弗雷德里克可以去吗?”尼古拉没头没脑的问话,使雅洛茨基感到奇怪。 “不,不,对不起,我想说,你去开会,弗雷德里克也跟着去,不,不,不是开会,是去学习……”尼古拉竭力把话说明白。 雅洛茨基大笑起来,“尊敬的尼古拉教授,请坐下,我愉快地答应,还将把弗雷德里克介绍给柏林的音乐界朋友。” 接下来的是尼古拉夫妇为儿子准备出国旅行的事,预订马车上的座位,买回一只新皮箱,收拾好必需的衣物行李。露德维卡和妹妹也在忙碌着,想把弗雷德里克打扮得漂亮些。 弗雷德里克却关上房门,在信笺上兴奋地写了一行字:“我今天要到柏林去听斯蓬蒂尼(1774—1851,意大利作曲家、指挥家,曾在柏林任歌剧院院长)的一个歌剧。我和雅洛茨基只在那里呆两个星期,但能听一次出色的歌剧也是过瘾的,这可以对更高超的表演有个印象……” 终于启程了,弗雷德里克兴奋地与家人挥挥手,坐了整整五天的改装弹簧的公共马车,才看到柏林的建筑物。长时间的坐车使他的骨架都似乎震散了,身上还蒙上了细细的尘灰。 在旅馆里稍稍梳洗了一番,雅洛茨基教授就带着弗雷德里克去拜见一些社会名流。 李赫滕斯泰因(1780—1857)是这次国际学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他享有旅行学家和动物学家的殊荣,并且是柏林动物园的创始人。 他一见到雅洛茨基和弗雷德里克来访显得很高兴,并介绍了坐在一旁的胡姆博尔特(1769—1859,德国杰出的自然学家、地理学家)。 第一次出国的弗雷德里克显得有些局促不安,特别是听到雅洛茨基教授对他热情褒扬的介绍。 李赫滕斯泰因也是声乐学会的成员,音乐自然成了他与客人的热门话题。他对弗雷德里克迟来一天表示惋惜,因为昨天早上他的女儿刚刚举行了钢琴协奏曲的公开演出。他表示愿意把弗雷德里克介绍给住在柏林的一流艺术大师。 第二天吃晚饭前,弗雷德里克低声请求雅洛茨基教授允许他提前用餐,因为柏林每天晚上都有精彩的音乐会。他已在后悔昨晚上没有看到德国作曲家温特(1754—1825)的著名歌剧《中断的宴会》。 不过弗雷德里克还是觉得自己很幸运,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我的身体很好,戏院好像特意为我安排的,从星期二开始,每天都有新剧目上演。” 他得意洋洋地列数着已欣赏过的节目,其中就有英籍著名的作曲家之一亨德尔(1685—1759)创作的一部清唱剧《圣塞西利亚日颂诗》的极佳效果,引起了他的强烈兴趣,认为该剧更接近他想创作伟大音乐的理想。 在这里的舞台上他终于看到了德国人演出的韦伯《自由射手》,他认为:“……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可以把我们的歌唱家和他们的作个比较。” 弗雷德里克在作比较时,对于柏林的歌唱演员的评价也并不高,即使是走红的女中音蒂巴尔迪,或者是扮演喜歌剧《货郎》女主角的波琳娜·莎特莱尔,他也听出有些疵瑕。于是他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巴黎,也许那里有完美无缺的音乐会。 国际学术会开幕之后,李赫滕斯泰因教授整天被大会杂事缠住了,无法兑现自己的诺言,不过他还是热情地为弗雷德里克搞到了大会入场券。 弗雷德里克也总算亲身体验到了这次高规格的国际会议气氛,他在给父母的信中满意地说:“座位很理想,凡能看到和听到的,我都看了、听了。我甚至还仔细地观看了皇太子。”即后来的德国皇帝f·威廉四世。 在异国他乡的公开场合下,弗雷德里克还没有勇气在社会名流面前作自我介绍,从而失去了进入德国音乐界圈子的机会。他看见了50多岁的意大利作曲家斯蓬蒂尼、70多岁的德国作曲家蔡尔特(1758—1832,歌德的朋友和音乐顾问)等人,但只好远远地站着。 即使是蔡尔特音乐大师的学生门德尔松(1809—1847)也使得弗雷德里克不知道能不能上前作自我介绍。门德尔松仅比他大一岁,他创作的《弦乐八重奏》和为莎士比亚喜剧《仲夏夜之梦》所作的序曲等,则获得了激动人心的成功。 在年轻、强劲的同行对手面前,激起了弗雷德里克的强烈自尊心,成为赶超他人的巨大动力。几年后他与门德尔松在巴黎相遇时,他也拥有了传世之作。 在柏林逗留期间,弗雷德里克的脚步不知不觉地跨进了音乐商店。 两家著名的钢琴厂里也出现了他的身影,但令人失望的是找不到已制成的钢琴成品,使他原先想亲手试试的想法成为美丽的泡影。 但有一件事立即打消了他不愉快的心情,他在柏林皇家图书馆里惊喜地看到了柯斯丘什科(1746—1817)的一封信。柯斯丘什科是争取波兰民族独立的英雄,1794年爆发反抗俄国的起义时,他成为克拉科夫民族运动的领袖人物。尼古拉教授也参加了那次爱国战争,使他终身难忘。 弗雷德里克和雅洛茨基教授的波兰口音引起了担任图书馆文书的法尔肯斯泰因注意,他正是撰写柯斯丘什科传记的作者,并把此书译成波兰文。他请雅洛茨基教授当场把柯斯丘什科的这封信翻译成德文,并记录在袖珍笔记本上。 弗雷德里克注意到了一个难忘的事实,正是这位可敬的历史学家法尔肯斯泰因花了很大的功夫,才把柯斯丘什科这封信上的一个个字母描抄下来的。 这不由令人升起一种民族自傲感,特别是在国外看到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受到尊敬时。弗雷德里克在信上向父母汇报此事时,也特别感谢这位撰写柯斯丘什科的传记作者,称他是一位“英雄”。 因为在波兰国内谈论柯斯丘什科领导那次全国抗战是一件危险的事,公开的言论自由早已被剥夺。嗅觉灵敏的密探和警察随时都会突然闯进来抓走爱国者,然后在地牢、刑讯中失踪。弗雷德里克班上有的同学就曾遭到这样的不幸。 在柏林的半个月里遇到的种种事情,在弗雷德里克敏感纤细的心理上迅速引起鲜明的反映。他时而感到自己很强大,走在柏林的大街上浑身有力量;时而又觉得像个女孩一样孱弱,甚至不敢抬头;时而心里涌动着一股炽热的感情,恨不得立即倾泻在钢琴上;时而又闷得慌,希望父母就在身边,为他安排一切,说上一句“晚安”。 成熟与稚嫩的二重性奇妙地统一在弗雷德里克的身上,一旦跳出了音乐天才的圈子,他在生活中的缺点便会清晰地暴露出来,同样令人吃惊。这在以后的巴黎生活期间尤为突出。 在返回华沙的路上,马车在舒勒肖夫的驿站停下。这里距离法兰克福城市并不远,但大汗淋淋的马匹跑不动了,马车夫只好请旅客们耐心地等待。 弗雷德里克活动一下手脚,细眯着眼看看阳光下的周围景象,大路旁边是驿站的小旅店。 在并不宽敞的旅店里,弗雷德里克的眼睛突然一亮,一架老式的钢琴静静地搁在一边,他不由地走过去。 小旅店的老板听到屋里的钢琴声,先是一愣,接着老板娘和几个女儿也惊讶地从里屋走出来,手里还拿着东西。 美妙的钢琴声飘出了小旅店,几个过路的当地人也停住了脚步,他们还从未听见过如此动人的乐曲。 弗雷德里克像个施展魔法的阿波罗之神,带领着这些淳朴的听众遨游在令人遐想的音乐世界里。 “快上车了……”鲁莽的马车夫急冲冲地闯进小旅店,立即遭来了众人的“嘘嘘”声。 不知不觉地过了两个小时,精疲力竭的弗雷德里克才停住了即兴演奏,这是他在德国意外举行的一次小小音乐会。他没有穿礼服,也没有高质量的钢琴,他却受到了真挚的热烈欢呼,马车里也装满了热情听众的衷心祝福——糕点、糖果和醇香的葡萄酒。 多年后,弗雷德里克在欧洲上流社会里受到过无数次的欢迎场面,但都不如这次小小音乐会更令人难忘。 在路过波兹南时,弗雷德里克和雅罗茨基受到了一位主教大人的盛情款待,连续几天的旅途疲劳得到了愉快的缓和。这位主教大人正是沙贝克夫人现在丈夫的亲戚。 拉季维乌亲王在豪华的邸宅里接见了弗雷德里克和雅洛茨基,不一会儿客厅里还响起了钢琴和大提琴二重奏的旋律,那是亲王和弗雷德里克在用音乐语言进行亲切地交谈。 10月6日,尼古拉夫妇终于看见了风尘仆仆归来的儿子。 “弗雷德里克,你真的看见了皇太子?……”露德维卡和妹妹急切地想打听到更多的柏林新闻。 3. “这么晚了……” 夜深了,大街上偶尔响起马车驶过的声音,惊起一阵狗叫。弗雷德里克的屋里还亮着灯光,书桌上散乱的草稿纸,有的被捏成了一团,有的被撕成碎片,地上也飘落了一些。 为了追逐一个理想的和弦或转调,弗雷德里克甚至恼怒地折断了铅笔。失望与焦虑并没有阻止他的创作,手写稿还是在不断增多。 他想试试刚才的构思,打开了琴盖。在他眼前仿佛又出现了颠簸的马车,驿站的小旅店,还有柯斯丘什科的那封信…… 他忘了周围的一切,忘了沉睡的地市,一个似曾相识的旋律渐渐清晰,顺着他的手指在跳跃,在飞旋。 他越弹越快,琴声冲出窗外,撞击着宁静的浓浓夜幕。 房门被推开了,尼古拉穿着睡衣站在门口,他想提醒儿子该休息了。 但过了一会儿,他却无可奈何地笑了,门又重新关上。 此刻弗雷德里克很幸福,他属于另一个辉煌的音乐世界。 柏林之行深深刺激了弗雷德里克,舞台上光彩流溢的乐曲声,如醉如痴的听众,雷鸣般的掌声,那是一个音乐家征服柏林的意志和才华的集中表现。 弗雷德里克衷心感谢这次出国旅行,为他展现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新世界。这么多出色的歌剧旋律和丰富的表现形式填补了他的学习空白,就像一股清冽泉水流进了渴望多年的心田。 创作才是他惟一表达出国旅行感觉的最好方式,他觉得胸中有许多东西堵塞着,需要马上释放,在琴键上跳跃,在手指下流淌。 他现在已经是音乐学院三年级的学生,没有必要在课堂里做个遵规循矩的学生,尝试创作各种体裁的音乐作品则成了他的主要自修内容。 《a大调波兰曲调大幻想曲》(作品第13号)的创作构思,可能来自于舒勒肖夫驿站旧钢琴上的即兴弹奏。这个推测并非没有理由,只有在异国土地上才能体会到祖国庄严的分量,油然产生强烈民族自尊心——热爱美丽的波兰。 1828年12月,弗雷德里克在给朋友的信中得意地说:“《克拉科维亚克回旋曲》总谱已写完,其引子非常独特,比穿在我身上的呢料长礼服还美。” 克拉科维亚克舞曲来源于克拉科夫城的波兰舞曲,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活泼的2/4拍和“哒哒”有节奏的重音出现,这是弗雷德里克渲染气氛的有力手段之一。 这时他创作的《g小调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奏》还未完成,其构思和风格显然不同于克拉科维亚克舞曲。以后他将此乐曲献给了拉季维乌亲王,这不由使人想起他俩以二重奏的形式进行亲切交谈的情景。 寒冷的冬天过去了,1829年的春天给弗雷德里克带来了两次公开演出的机会。 尼古拉有点紧张地看着儿子走上了舞台,坐在一旁的妻子,轻轻地拍拍他的手,“亲爱的,今晚上会成功的。” 舞台上的钢琴声响起了,挑剔的听众渐渐明白,这位曾是“莫扎特第二”的神童已经长大了,他的天赋和精湛的技艺已证明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青年钢琴家,而且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作曲家。闪烁着灵感的音符在他即兴弹奏中欢快地跳跃,难度很大的演奏技巧则成了充分展示他天赋的良好机会。他好像在轻松自如地驾驭着一只五彩飞鸟,遨游在璀璨的音乐星空里。尼古拉一直没有松开紧紧握住座位扶把的手,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某种依赖,求得心理上的稍稍平衡。热烈的掌声响起了,有的听众已认出了尼古拉夫妇,纷纷投来祝贺的眼光。 “亲爱的,你怎么啦?”妻子轻轻地推推尼古拉。他愣了一下,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迅速擦去眼角旁的泪水,微笑着向人们的祝贺表示感谢。 不过细心的尼古拉夫妇还是发现有些包厢里的傲慢贵宾勉强地鼓掌,冷漠地转过身低声说着什么。 这些不愉快的插曲并没有动摇尼古拉夫妇对儿子的殷切期望,在回家的马车上,不由地谈起如何为儿子向教育部长提出资助出国的大事。 1829年4月13日,尼古拉寄出了一封信: 阁下: 本人在华沙公立中学任教有20年,自信忠于职守、尽诚竭力,因此冒昧呈递请求政府资助之申请,如蒙恩准,是为本人敢望之最高奖赏。余有一子,天赐禀赋,习音乐不辍…… 弗雷德里克自然也希望能获得同校同学年轻作曲家尼德茨基那样的政府资助,柏林之行更使得他渴望早日出国学习三年。 不过有一个人的到来,使他暂时忘却了出国学习和公开音乐会成功带来的喜悦,那个人就是意大利人尼科洛·帕格尼尼(1782—1840)。 初夏的华沙几乎成了帕格尼尼小提琴独奏会的代名称,在两个月内的十场独奏会上,他再次向听众有力地证实了自己在音乐史上享有最负盛名的演奏家之一的地位。 尽管他的独奏会门票价格高得惊人,酷爱音乐的许多听众仍然愿意勒紧裤腰带去欣赏。有的只好拥挤在剧院门口,希望能有幸地看上一眼心目中的偶像——帕格尼尼。 弗雷德里克也对帕格尼尼的演奏感到震惊,他无法相信这位瘦长的意大利人手中的小提琴竟然有如此震撼人心的魔法。 听完帕格尼尼的最后一次独奏会后,弗雷德里克独自一人在昏暗的路灯下徘徊。 帕格尼尼傲视欧洲乐坛的气魄,还有他那勾魂摄胆的魔鬼旋律,为何不能成为我——一个波兰年青人所拥有? 帕格尼尼的演奏更加激起了弗雷德里克的雄心壮志,使得他过去所听到的杰出音乐会都变得黯然失色,以后他创作《a大调变奏曲》时,特意添上了一则副标题——忆帕格尼尼。 天边微微露出了灰白色的带子,弗雷德里克尽力放轻脚步,不让楼梯发出讨厌的“咯吱”声音,但他喉咙痒痒的,好像有什么柔软的丝草在轻轻搔动。 尼古拉穿着睡衣打开了房门,显然他听到了儿子可怕的咳嗽声,“这么晚了……” 弗雷德里克想说一声对不起,但不停地咳嗽迫使他只好捂着嘴上楼去了。 小女儿埃米尔卡之死给尼古拉夫妇的刺激太深了,现在弗雷德里克的咳嗽声更令人不安,况且华沙城里已开始流传着革命起义的消息。 尼古拉亲身体验过战争的滋味,在隆隆炮火的环境中,弗雷德里克的音乐天赋翅膀有可能夭折,缪斯之神也将无法挽救。 尼古拉焦虑不安,想不惜一切代价将儿子送出国,越快越好,说不定第二天的驿站马车就突然消失了。 他也许还不知道教育部长已转批了他的申请书,为了弗雷德里克这位波兰天才音乐家拟提出资助年金5000兹罗提,出国学习两年。但内务部和警察署轻易地否决了这个审批的意见,并傲慢地将申请书退还给教育部长。 当尼古拉的申请书辗转于各位要人的办公桌之间时,弗雷德里克已完成了音乐学院三年的学习,1829年7月,他正式毕业。 音乐学院院长爱尔斯涅尔写下了一行出色的评语——三年级学生: 肖邦,弗雷德里克,才华出众,是一位音乐天才…… 但是尼古拉看到此评语时,愉快的心情已被那份倒楣的申请书所破坏,不得不重新考虑儿子到维也纳作短期旅行的计划。 虽然沮丧的心情在尼古拉夫妇之间可以相互安慰来渐渐磨退,但他们对这次维也纳之行也没有多大的把握。因为维也纳是国际乐坛中心,是检验每一个崭露头角音乐家水平的巨大舞台。 自从弗雷德里克柏林之行后,演奏和创作明显有了提高,他心理上的一些微妙变化未能逃脱尼古拉夫妇的眼睛。 儿子长大了,也已毕业了,今后职业音乐家的道路只能靠他自己去摸索,大胆地往前闯,维也纳之行也许是他一生中的一个新起点,给他带来巨大的声誉和热烈的掌声。 尼古拉夫妇准备了一笔费用,并请爱尔斯涅尔写了热情的推荐信,这将为弗雷德里克进入维也纳音乐圈子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位法律教授休伯将路过维也纳去意大利,于是他就成了弗雷德里克和其他7名同学一起去维也纳的旅行团“头头”。 7月底,弗雷德里克一行分乘的马车行驶在一条宽阔的道路上,后面扬起的尘灰渐渐遮住了远去的华沙城廓。 前方,阳光照耀下的无垠地平线上,有一个隐隐约约的城市轮廓——维也纳。 4. 维也纳之行 维也纳的出版商哈斯林格(1787—1842)的名字在欧洲乐坛圈子里很少有人不知道的,贝多芬的朋友名单上也有他的大名。哈斯林格的“奥德翁”公司以出版最有价值的钢琴作品而闻名欧洲乐坛。 “您是……”哈斯林格开门时还有点犹豫不决,他不敢肯定站在面前的就是波兰天才钢琴家弗雷德里克。 看完埃尔斯纳的亲笔信,哈斯林格兴奋极了,额上都泛出了红光,他没有想到事情发生得太巧了。 一年多前,哈斯林格收到了埃尔斯纳寄来的一份乐谱原稿——《把手伸给我》变奏曲,作者是弗雷德里克·弗朗索瓦·肖邦。 哈斯林格的眼光的确厉害,他从这份乐谱中已看出这位年轻的波兰小伙子潜在的非凡才华,将给他“奥德翁”公司带来新的财源和重要影响。 于是《把手伸给我》变奏曲被列入了“奥德翁”系列丛书的计划。 现在弗雷德里克找上门来,正好让他自己演奏这首变奏曲——绝妙的广告宣传。 对于精明的商业经济意识,弗雷德里克完全是个门外汉。他只是认为爱尔斯涅尔的推荐信起了惊人的作用,促使哈斯林格过分热情地招待他。 哈斯林格忙得进进出出,一会端来咖啡,一会请他坐到靠窗的旁边,接着又大声喊叫他的儿子,命令儿子立即弹奏钢琴,请弗雷德里克指点。 一曲还未弹完,哈斯林格气喘喘地搬来许多书刊,不停地介绍着其中有趣的事。 “这是我们‘奥德翁’公司出版的。”哈斯林格得意地挑拣出一本装帧漂亮的出版物,他满怀信心地等待着弗雷德里克的赞赏。 谁知弗雷德里克只是有礼貌地笑笑,并不显得很激动,其实他心里很想知道何时才能看见自己的变奏曲印在这样漂亮的书刊上,但又不好意思开口。 哈斯林格却不了解这位波兰小伙子的羞涩心理,还以为他另有打算,便有点着急了。 “一星期后,您将看到那首变奏曲的出版。”哈斯林格擦擦额上的汗珠(其实该作品一直拖到第二年才出版)。 “真的?”弗雷德里克不由得脱口而出,但又马上觉得有点失礼了。 这回轮到哈斯林格认真起来了,严肃地点点头,一会儿就露出了笑容,因为他已猜出了弗雷德里克的着急心情。 “您在担心维也纳听众不会理解您的新乐曲?”哈斯格林故意加重了“担心”两个字的读音。 弗雷德里克摇摇头,他明白对方是在竭力鼓动他作一次公开演出。 哈斯林格并不想轻易放弃自己的努力,但初次见面不能把事情搞僵,便把话题扯开了。 弗雷德里克也不想使主人扫兴,临走时还是作了一番解释:最近没有时间好好练琴,所以不能马上登台。 哈斯林格表示理解,很客气地把弗雷德里克送到门口,过后他耸耸肩膀又表示无法理解:这位波兰小伙子难道不想征服维也纳?他害怕了? 弗雷德里克的确有些胆怯和犹豫,这毕竟是在国外第一次举行公开演出,他不得不慎重些。与其仓促上舞台,不如多做些准备,酝酿一下自己的感情。 维也纳的社交大门热情地向他敞开了,弗雷德里克从心里感谢爱尔斯涅尔的推荐信,但他更明白哈斯林格的各种帮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温文尔雅的弗雷德里克博得了名流人士和太太、小姐的好感,他在典雅的客厅里出现时,往往会引来异性的柔情眼光和绅士们的微微点头赞许。 他,19岁,瘦长的身材,衣着时尚而合身,棕色的短发衬着一张漂亮的脸庞,略带忧郁的明亮眼睛不由使人想起蓝色的多瑙河。当一串串纤美而明亮的钢琴声响起时,人们更喜欢用风度翩翩的词语来形容他的形象。 弗雷德里克的名字成了名士淑女餐桌上的时尚话题,能够邀请他来弹奏一曲,则是炫耀上流身份和显赫地位的最好机会。 维也纳音乐界的不少权威人士也很高兴地与弗雷德里克见面,有一次是在胡萨日夫斯基(1790—1855)的家里。 胡萨日夫斯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奥地利皇室的高级侍从,与维也纳音乐界人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听了弗雷德里克的演奏后,欣然邀请这位年轻钢琴家共进午餐。 弗雷德里克入席后,才发觉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聚会,近40岁的胡萨日夫斯基热情地介绍了就座的各位朋友,他们的名字使弗雷德里克大为吃惊。 “弗雷德里克,您喜欢维也纳吗?”一位头发梳得整齐的中年人和气地问道,他明显地带有维也纳当地的口音。 弗雷德里克眼睛发亮,高兴地点点头。他以后在给朋友的信中曾写道:“维也纳征服了我……它使我陶醉,占据了我的心,甚至这两个星期里我没收到家信也一点都没有想家。” 他喜欢这里浓厚的音乐文化氛围,这里的居民从小都是在七色音乐里长大的。 “你应该公开演出,否则你会后悔的。”邻座的斯特雷舍尔(1761—1833)已经是68岁了,他带着沙哑的声音劝说弗雷德里克。 弗雷德里克刚刚知道他就是维也纳有名的风琴和钢琴制造厂主,尽管他说话声并不高,但酒席上的其他人还是注意到了,相互会意地点点头。 这时坐在餐桌斜对面的格拉夫(1783—1851)用餐巾擦擦漂亮的胡子,呷了一口红葡萄酒,大声说:“弗雷德里克先生,如果您愿意上舞台演出,那么就有一架非常出色的钢琴像一位漂亮的姑娘在灯光下等待着您的光临。” 为了避免这位也是维也纳制造厂的厂主与老对手斯特雷舍尔发生不愉快的争执,胡萨日夫斯基巧妙地转移了话题,并提议为弗雷德里克在维也纳过得愉快而干杯。 劝说弗雷德里克举行公开演出的话题引起了维也纳音乐界人士的共同关注,因为听过他弹奏的人都有这样强烈的愿望。 维尔费尔(1791—1852)曾是华沙音乐学院手风琴和钢琴教授,在弗雷德里克面前,他坚持认为,要想拿出新乐曲一鸣惊人,就必须公开演出。而且既然来了,新作品又马上要出版,维也纳听众又渴望新的音乐,这是难得的好机会。 维也纳著名的小提琴家舒班齐赫(1776—1830)是弦乐四重奏乐队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贝多芬的好朋友。他认真地对弗雷德里克说,虽然自己不打算再组织一次四重奏音乐会,但弗雷德里克在维也纳逗留期间,他将努力再组织一次。 这种慷慨的热情使弗雷德里克很受感动,他觉得自己再不公开演出,可能真的要后悔一辈子。 在哈斯林格的家里,弗雷德里克还认识了当地的新闻记者勃拉海特卡,他的女儿列奥波迪蒂是一位有名的职业钢琴家。 勃拉海特卡并不掩饰自己的爱好,他喜欢《把手伸给我》变奏曲。 他与哈斯林格都高兴地听到了弗雷德里克同意公开演出的决定。 接着他俩和其他人都建议弗雷德里克使用格拉夫厂家制造的钢琴,音色柔美,质量显然要高出一筹。弗雷德里克也有同感,但又觉得有点对不起那位斯特雷舍尔老人,特别是他那充满感情的沙哑声音令人难忘。 维尔费尔教授还提出一个具体设想,希望弗雷德里克公开演出时,先弹奏即将出版的变奏曲,这样可以抓住听众的新奇心理。紧接着是《克拉科维亚克回旋曲》,以具有浓郁的民族音乐风格来征服听众,最后是即兴演奏,将以听众的口味来确定。 弗雷德里克起初觉得这建议很有道理,但想想又没有十分把握。这时他的犹豫和胆怯差点推翻了他的决定,幸好在维也纳做第一次公开演出的强烈诱惑力终于战胜了一切。 勃拉海特卡处处都显示出一个职业新闻记者善于抓住对方心理的特长,他拼命为弗雷德里克加油鼓励,认为这次公开演奏,一定会博得热烈的喝彩,因为弗雷德里克是一位一流的钢琴演奏家,可以同莫舍莱斯(1794—1870,波希米亚钢琴演奏家、作曲家)、黑尔茨(1803—1888,奥地利最有名的钢琴家之一)、卡尔克布雷纳(1785—1849,声誉卓著的德国钢琴家和作曲家,以后弗雷德里克创作的《e小调钢琴协奏曲》就是献给他的)等人并驾齐驱。 弗雷德里克也明白这赞扬并不是来自权威人士,不过他这时也确实需要鼓励、再鼓励。他还感谢勃拉海特卡做出了一个重要安排:介绍了加伦贝尔格伯爵(1783—1839)和剧院乐队队长赛弗利耶德(1776—1872)。 加伦贝尔格伯爵也是一位维也纳舞剧作曲家,时任凯尔特涅托尔剧院院长。弗雷德里克已经在他领导的剧院里听了几次音乐会,但令人扫兴。 勃拉海特卡与加伦贝尔格伯爵已经私下交谈过了,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这位天才音乐家准备无偿在您的剧场里演出”。 加伦贝尔格伯爵很高兴地握住弗雷德里克的手,他至少相信这场公开演出不会出现亏本的赤字,钱赚多少则要看这位波兰小伙子的出色发挥了。 8月8日星期六晚上,在凯尔特捏托尔剧场门口弗雷德里克幸运地遇见了捷克作曲家沃依切赫·吉洛维茨等人,10年前吉洛维茨创作的一首钢琴协奏曲曾由八岁的弗雷德里克首次登台时演奏,现在他俩相遇,自然有着说不完的话。 这时加伦贝尔格伯爵笑容满面地走过来,建议弗雷德里克在下星期二公开演出,弗雷德里克稍稍迟疑了一下,便同意了。 维尔费尔教授亲自承担起各种有关准备事宜,因为将由他来指挥乐队与弗雷德里克进行合作。另一位毕业于华沙音乐学院的音乐家托马斯·尼德茨基也闻讯赶来,他也是爱尔斯涅尔的学生,特地来帮助弗雷德里克这位小师弟。 在最后确定的节目单上有贝多芬的《序曲》、韦尔特海姆小姐的独唱和加演的一部短舞剧,弗雷德里克的钢琴演奏穿插在节目中间。按照原订计划,星期二上午由弗雷德里克与乐队一起排练一下。 尽管弗雷德里克对自己创作的乐曲很得意,但从未与乐队一起排练过,更不知道管弦乐队的专业性要求,和钢琴家如何达成一种默契关系。 排练时乐师们一个个绷着脸,嘴里不时地咕噜几句,他们大都不理解这令人捉摸不透的乐段,仿佛是从另一个星球上传来的新奇音乐。 维尔费尔不得不多次停下指挥棒,好言好语加以安抚,平息大家的牢骚怨气。 弗雷德里克也不大高兴,认为这分明是在故意刁难人。幸好尼德茨基伴同他来,使他宽慰一些,“也许是因为我初来乍到的缘故吧”,他在心里善良地想着。 总算勉强排完了一个乐曲,维尔费尔擦擦额上的汗,但是不久又发生了更大的麻烦。 乐师们大声嚷嚷说是看不懂《克拉科维亚克回旋曲》的总谱,纷纷放下乐器,拒绝排练。 维尔费尔和尼德茨基急忙相劝,连剧场的舞台经理也着急了,因为晚上就要演出了。 弗雷德里克也知道自己写的管弦乐总谱不如钢琴声部的乐谱那样细心、整洁,有时自己飘忽不定的构思缺乏联贯的统一性,甚至会出现似乎互相矛盾的休止符号。但他太喜爱自己的作品了。 他窝着一肚子的火,站起身来,拿着总谱刚刚解释了几句,发现乐师们并不理睬他,便赌气一挥手,“不演了!” 经过一番耐心地周旋,弗雷德里克还是听从了维尔费尔和尼德茨基等人的建议,把那首回旋曲改换成即兴独奏,由尼德茨基修改另一首变奏曲的总谱,在当天晚上演出前送来。 弗雷德里克与乐队不欢而散,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埋怨说:“在排练时,乐队伴奏如此差劲,以致我把《回旋曲》改成了《自由狂想曲》。” 加伦贝尔格伯爵得知排练一事后,仍然充满信心,再次向弗雷德里克表示自己很喜欢他的作品。剧院舞台经理也显示出绅士风度,说了一番鼓励的话,劝说弗雷德里克别紧张,一切都会顺利的。显然他们已对乐队施加了必要的压力。 1829年8月11日晚上,维也纳凯尔特涅托尔剧院成为弗雷德里克第一次专业性演出的幸运之地。 7点钟预定的音乐会开演了,舞台上的乐队开始演奏贝多芬的《普罗米修斯》序曲。 剧场的座位并没有坐满,弗雷德里克的华沙朋友已分别坐在剧场的4个敏感的座位上,扮演着“探子”的角色,但不会率先鼓掌。 剧场经理在后台给弗雷德里克以鼓励,说是社会名流的重要人物已到场。维尔费尔和尼德茨基不时地安慰颇为紧张的弗雷德里克,一位好心的舞蹈演员还端来一杯糖开水,为他加油。 轮到弗雷德里克上场了,他脚下的地板发出轻微的声音。舞台的中央只有一架三角大钢琴,乐队已坐在下面的乐池里。 上午排练时窝着的火气反而使他憋足了劲,他后来坦率承认:“说不定那天我的怒气和冒的风险还激励了我,使我弹得比平时更好……我真有点豁出去了。” 细心的观众应该注意到这台音乐会节目编排的巧妙性。贝多芬作为欧洲乐坛上的浪漫主义先驱,他的序曲已经为这台音乐晚会定下了一个富有色彩变幻的、朦胧的、热情的音乐语言基调。女高音演唱的罗西尼等人歌剧的咏叹调则是抒发出浪漫主义者的主要形象。 如果说这些为维也纳听众沉浸在追忆和重温蓝色梦幻之中作了层层铺垫,那么就更能衬托出弗雷德里克钢琴乐曲中具有鲜明个性的音乐语言——自由的抒情之美。 弗雷德里克在钢琴黑白琴键上抒发着一种闪耀青春光辉的崇高、优雅的意境,表达了晶莹、灿烂的人生期望,折射出近代人的浪漫憧憬。 这一切又被弗雷德里克典雅的辉煌技巧所包装,呈现出浓厚的波兰民族色彩,将风光秀丽的大自然人格精神化,联结起遥远的过去和未来。 在他的琴声中自由的小天使在蓝天下飞翔,缠绵的情人歌声在池塘边的丛林里响起。当欢快的克拉科维亚克舞曲的节奏响起时,却有一双忧郁的美丽大眼睛在注视着空荡荡的原野…… 弗雷德里克的琴声征服了听众,每弹完一首变奏曲,听众席上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甚至压倒了整个乐队的伴奏。 整个曲子演奏完了,听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使弗雷德里克大为感动,不得不第二次走上舞台致谢。这是维也纳听众给予这位波兰天才钢琴家的特殊荣誉。 弗雷德里克在给父母的信中感叹道:“在舞台上,我之所以获得较好的效果,是因为德国人善于对此作出评价。” 其实他所说的“德国人”,正是他对于德国浪漫主义的典型气质和禀赋——崇高音乐本身就是浪漫色彩的一种深刻理解。 这次成功的音乐会被推向了,身穿礼服的舞台监督当众宣布了一个通知:波兰年轻的钢琴家不准备表演节目单上的曲目,而是请听众来规定一段主题音乐,由钢琴家做即兴表演(这是当时流行的风气)。 听众席上顿时活跃起来,有人提议法国作曲家布瓦尔迪厄(177—1834)创作的歌剧《白衣夫人》主题曲,幸好弗雷德里克前几天刚看过。 弗雷德里克采用了描写婚礼仪式的风趣的波兰民歌旋律,巧妙地融进了《白衣夫人》主题。即兴演奏引起了听众的强烈兴趣,有的在座位上随着音乐节奏摇晃起来,甚至手舞足蹈,完全沉浸在音乐的意境之中。 这意想不到的如醉如痴的剧场效果,引起了狂热的喝彩,连原先神情木然的乐队成员也受到了感染,纷纷站起来鼓掌。 弗雷德里克再次谢幕回到后台时,人们都互相祝贺,拍拍弗雷德里克的肩膀。几名“探子”也急匆匆地闯进来,报告听众席上的强烈反映: 崇拜弗雷德里克,特别是贵妇人和小姐。 对于这次演出成功,弗雷德里克认为“与其说是出人意料,倒不如说是幸运的”。有人对他意味深长地说:“一个人只是按照常规走路,按照预先设想好的计划行事,那将一事无成,需要留一些东西让命运做出安排。” 在最初的一片赞扬浪潮之后,出现了一些批评的论调,一家当地报纸认为,这位波兰钢琴家“指触稳健细腻,但听不出名家大师的辉煌气势”。 这对于听惯了狂风暴雨般激情演奏的听众来说,偶尔欣赏一下弗雷德里克优雅、细腻的琴声,那自然觉得很不过瘾。 弗雷德里克在致父母信中辩解说:“普遍的意见认为,对于听惯了当地钢琴家敲打琴键的维也纳公众来说,我演奏得过于软弱,或者更确切些说,弹得太柔和了……我倒宁愿听这样的指责,而不愿听人家说我弹得过于用力。” 8月18日,弗雷德里克举行了第二次公开演出,他认为这是关系到自身荣誉的大事,不举行不行。因为要向社会表明,他并不害怕,愿意接受挑剔的各种批评。 这次听众明显多于第一次,剧场的收入也有了增加,加伦贝尔格伯爵十分高兴。弗雷德里克弹奏的仍然是变奏曲和回旋曲,仍然是分文不取。音乐会再次大获成功后,听众纷纷涌入后台,称赞弗雷德里克的演奏风格,这恰恰证明了弗雷德里克意志的胜利。弗雷德里克事先已预定了第二天晚上返回的马车座位,不得不婉言谢绝了维也纳各位朋友的盛情挽留。他拿着6封新的推荐信,准备途经布拉格和德累斯顿等地时去拜见一些音乐家。 维也纳之行使弗雷德里克好像一下子成熟不少,在尽情回味着获得意外成功的同时,他也得出一个真谛:“要征服所有观众的心是不可能的,世上没有不受批评、都受到赞誉的人。”尼古拉夫妇紧紧地拥抱了载誉归来的儿子,他们的计划得到了圆满的成功。 几个月后,《大众音乐报》(11月12日)为弗雷德里克的维也纳之行做出了一个精彩的评论: 来自华沙的钢琴家肖邦先生是一位一流的名师,他的指触极其纤柔细腻,手指灵活到难以形容的程度。在对乐句细腻的处理上表现出他有深邃的情感。他的演奏和作品都闪烁着天才的火花。他是一位天赋甚高的演奏大师,是划破我们音乐界夜空的一颗光芒四射的流星。 5. 伊甸园的旋律 她在哪里?在练声?在跳舞?还是在浓重的树阴下?……弗雷德里克一夜未能安眠,迷迷糊糊睁开眼睛时,头脑里乱哄哄的。 一个漂亮姑娘的倩影一直占据着他的心间。她金发碧眼、肤色皙白,款款地走上舞台。 弗雷德里克第一次听到她美妙的歌声时,心里就升腾起一股渴望已久的异样感觉。可他却不敢主动上前打招呼,更不愿大胆表露自己的爱慕之情,即使在写给挚友的信中,也害羞地隐去了她的名字,尽管他说已有“意中人”了。 自1829年春天第一次看到她上舞台以来,他始终远远地目送着她走进音乐学院歌剧班的教室。 在学生音乐会上她演唱时,弗雷德里克曾细心地观察她,发现她的一只眼睛上敷着一块眼罩,这反而增加了一种神秘的朦胧美。 不过他更喜欢捕捉她唱出的每一个音符,仿佛那是一串串晶莹剔透的新鲜葡萄,裹着甘美的汁液,只须轻轻咬一口,细心吮吸品尝,那真是妙不可言。 他心里充满着喜悦,总渴望有人为他牵线搭桥,但谁又知道他心中的秘密。 一旦看到有英俊小伙子向她献殷勤,挽着她的胳膊大声说笑,或者双双翩翩起舞,旋转在舞池里时,他懊丧极了,好像有一把锋利的刀刃慢慢地刺向他的喉管。 不,不,不! 弗雷德里克痛苦地想大声喊叫,扯碎所有的乐谱,狠狠敲响黑白琴键。 一阵暴风雨式的感情骚动平息后,他又开始幻想,追逐着她的歌声,以丰富的想象力去勾勒大自然的斑斓色彩,抒发着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和强烈的渴望。月夜下的潺潺流水声,夜莺在啼叫,甚至还可以听见夜风中树叶的飒飒声。 伊甸园的小夜曲,早晨的勃勃生气,宁静、舒适的气氛围绕着一对幸福的恋人。 当欢快节奏的玛祖卡舞曲响起时,他与她——亚当与夏娃情不自禁地手拉手,跳起了优雅的舞步。 四周的人们拍着手,打着唿哨,不停地跺着坚实的脚步。音乐大作,舞步越跳越快,伊甸园的美丽天空在旋转,欢呼声飘向远方…… 这是令人陶醉的幸福时刻,弗雷德里克飞快地写下了《f小调协奏曲》,这是他第一次尝试运用大型交响音乐体裁。维也纳之行回来后,他在给好朋友蒂图斯·沃伊切霍夫斯基(1830年1月正式出版的《把手伸给我》变奏曲正是送给蒂图斯的)信中写着: ……我已经有了意中人,虽然半年来我没有跟她谈过话,却忠实不渝地为她效力。 她已经闯入我的梦境,对她的想念使我产生了《协奏曲》的慢板的乐感,她使我今晨获得灵感去创作寄给你的那首圆舞曲。(1829年10月3日) 爱情的力量如此神奇,竟然能转化他心底思念苦痛,去点燃创作灵感之火。 这首有名的《f小调协奏曲》共分为三个乐章,充满着浪漫主义的幻想情趣。 其中第二乐章(慢板)倾注了对“意中人”的真挚感情,被称为“康斯坦契娅的音乐画像”。乐章的基本主题在弦乐器组与木管乐器组短短几小节的对答式引子之后,就由钢琴奏出,淋漓尽致地抒发了渴望爱情的内心世界。“钢琴之王”李斯特认为“整个乐章乃是完美的典范”。 弗雷德里克在求爱方面迟迟不愿迈出实际性的一步,不过他还是打听到了“意中人”的一些情况。 她的名字是康斯坦契娅·格瓦特科夫斯卡(1810—1889),也是19岁,是皇家城堡总管的千金。在音乐学院念书时,已接到华沙波兰歌剧院的邀请,担任歌剧女主角,显示出非凡的才华,享有国家奖学金。 弗雷德里克在患上单相思的同时,他也时常受到许多漂亮聪敏姑娘的青睐。女性化的羞涩和优柔寡断反而使他具有一种纤柔美男子的魅力,至少在有些姑娘心目中是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青春偶像。 喜欢捕风捉影的闲话者更愿意将更多的风流韵事与他的青春岁月联系起来,似乎只有这样才符合他一个具有音乐天才小伙子的性格。 然而在他音乐世界中的伊甸园是纯洁无邪的爱情乐园,无须添油加醋的风流情节来渲染。 他对康斯坦契娅的思念越强烈,越是有一种必须在琴声中宣泄内心情感的迫切要求。然而宣泄的方式——创作乐曲之后,类似伊甸园的旋律却久久萦绕在耳边。 挥之不去,躲之不可,思情越浓,苦闷加深。 19岁是一个充满了机遇的年华,包括事业与爱情。然而弗雷德里克的维也纳之行的成功与爱情的发展并不平衡,况且不成熟的心理在青春的转化期间更使得他焦虑不安。原先他很珍惜的一天时间,现在则显得漫长和难熬。 尼古拉夫妇看见儿子愁眉不展的样子,也尝试着与他谈起再次出国到柏林旅行学习的事,但遭到了无言的回答。 幸好这时拉季维乌亲王向弗雷德里克发出了邀请,请他到乡间别墅去住上几天。亲王的关切和盛情,使得弗雷德里克不得不前往。 亲王一家像对待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热情欢迎弗雷德里克,他在这样一个典雅、舒适的家庭氛围中,暂时缓和了苦苦的思恋。 拉季维乌亲王创作了歌剧《浮士德》,想请他谈谈第一印象。两位公主的笑声常常伴随在他的身旁。 姐姐埃莉莎公主请弗雷德里克端坐好,居然在画像上勾勒出这位波兰年轻人的青春肖像。妹妹万达公主练琴的决心,使得弗雷德里克兴趣大增,甚至按着她的小手,在琴键上弹出自己写的练习曲。 愉快的做客之行,弗雷德里克的心底产生了新的创作灵感。不过他很想与乐队重新合作,维也纳的那次很糟糕的排练,使他一直耿耿于怀。 12月19日,华沙“商业大厅”举行了一次丰富多彩的音乐晚会,弗雷德里克也出乎意料地出现在舞台上,不过首先是为一位男高音伴奏。 幸好音乐学院的声乐系主任也兴致勃勃地为法国歌唱家多维尔先生伴奏,这才没有让弗雷德里克感到难堪。 这天晚上,弗雷德里克的兴情还算不错,他也借此机会向公众倾述了一番自己内心的情感世界。晚会的主持人高兴地宣布最后的压轴节目:弗雷德里克对一首有名的波兰曲调作即兴演奏。 几天后,《华沙信使报》认真地告诉广大读者,作为一个波兰青年作曲家弗雷德里克的作品带有“天才的印记”,并呼吁举办一次公演,向全欧洲宣告:波兰也能产生伟大的天才。 “伟大”一词的桂冠也许是第一次授予弗雷德里克,但是这也是一种可喜的压力,促使弗雷德里克下决心去说服国家歌剧院的管弦乐队。 “请乐队到家里来排练?”尼古拉夫妇差点惊叫起来,但仔细想想,听听儿子恳切的语气,心又软下来,开始推敲这个大胆计划的每一个细节。 经过多方谈判协商,以及热心人从中牵线撮合,终于在歌剧院总指导库尔平斯基的脸上看到了默许的神情。 这时弗雷德里克屋里的钢琴声也变得非常柔和,似乎在叙说自己心中的喜悦。 尼古拉夫妇还以为是请乐队来排练有了眉目,其实音乐学院的同学们几乎都已知道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弗雷德里克想打破僵局,试图同康斯坦契娅作第一次交谈。 1830年2月7日,尼古拉夫妇热情地招待请来的一支小型乐队,客厅里出现了不少老朋友,其中还有彼此相熟的音乐评论家。 弗雷德里克演奏了《f小调协奏曲》,与乐队的配合也比较理想,效果明显超过了维也纳的那次公演。不过他还是要感谢那位大师兄尼德茨基,在维也纳时帮他修改了这首协奏曲的总谱。 这次试演获得了成功,报界朋友再次呼吁弗雷德里克尽快举行公演。 但这位年轻钢琴家还想准备得充分些,努力达到完美的音乐境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暗暗热恋的康斯坦契娅。 3月3日,尼古拉家里的客厅里坐满了来客,也有不少是新出现的面孔,有的是慕名而来,有的大约是不大相信报界的一些赞美词。 经验丰富的库尔平斯基亲自担任指挥,这无疑给弗雷德里克增加了信心,他很快地就沉浸在自己创造的纯洁、浪漫的伊甸园旋律之中。 客厅里响起了从容、悠扬的第一乐章的主题。几位音乐界朋友马上就听出这是沿用了古典协奏传统的双呈示部结构,但又不得不钦佩作曲家创造的崇高、优雅的意境,焕发着青春的光辉。 接着宁静的抒调描绘出“康斯坦契娅形象”,略带忧郁的伤感之情过后,突然爆发出果断、刚毅的力量。丰富多样的钢琴装饰音,表现出作者扩大表现手法方面的大胆创新。 背景音乐却多少带点神秘的色彩,衬托着钢琴一些宣叙调式的乐句,逐渐将激越的恋情掀起了一个。 出色的创作,精湛的演奏,征服了挑剔的来客。当玛祖卡舞曲的余音还萦绕在客厅里时,来客们情不自禁地站起来热烈鼓掌。 埃尔斯纳也为自己学生的成功感到骄傲,在人群中倾听各位贵宾的高谈阔论。 老瑞夫尼流下了激动的眼泪,真想挤开人群与弗雷德里克紧紧拥抱。 尼古拉夫妇不停地向各位致谢,笑容满面地接受最美好的祝贺。 弗雷德里克觉得很累,浑身软绵绵的,心底升起了一股幸福的暖流。 他站起来,首先向乐队指挥库尔平斯基伸出了双手。 不过他还是感到一点遗憾,康斯坦契娅未能前来,倾听他在黑白钢琴键盘上的内心表白,其中真挚、丰富的感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6. 玫瑰色的幻想曲 弗雷德里克的名字被新闻界炒热了,被称为“帕格尼尼式的钢琴家”、“波兰骄傲的音乐家”。 无数音乐爱好者的好奇心已被激起,都在议论即将在华沙国家剧院举行的音乐会,900张入场券已被抢购一空。 弗雷德里克虽然已举行过不少次公开的音乐会,但在本国的国家剧院的舞台上露面毕竟是第一次。众多的听众也必然把他与前来华沙演出的外国艺术家作一番比较,这无形中的衡量标准大大增加了弗雷德里克作为本国年轻钢琴家要获得成功的难度。 1830年3月17日,弗雷德里克带着接连紧张排练的疲劳走上了舞台,他略略扫视了一下听众,彬彬有礼地坐在钢琴前。 在这之前乐队已演奏了他的老师爱尔斯涅尔创作的一首序曲,好像在叙述一个师生之谊的熟悉故事。 现在则推出故事的真正主角弗雷德里克,他向乐队指挥库尔平斯基微微点一下头,乐队奏响了《f小调协奏曲》的第一小节乐声。 第一乐章结束后,弗雷德里克向听众的掌声表示致谢。接着是穿插的一首为圆号写的风趣嬉乐曲,由作曲家本人担任独奏。 换了一下口胃,再次聆听《f小调协奏曲》的以下两个乐章,效果反而显得更好。 音乐会下半场的华彩部分则是弗雷德里克创作的《a大调波兰曲调大幻想曲》,这是他与乐队一起赶排出来的新节目。这首乐曲的标题已唤起了听众的爱国热情,在灿烂、明媚的抒情诗一般的幻想之中,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民主、自由的幸福意境。 全场暴风雨般的欢呼喝彩,使弗雷德里克和乐队成员都深受感动,再三鞠躬致谢。 华沙新闻界一致大加赞赏弗雷德里克的作品和演奏,对于“幻想曲”的狂热赞美,完全压倒了对他某些过于纤美演奏技巧的批评。 “幻想曲”中鲜明的波兰民族音乐特色,更能激起众多听众们的强烈共鸣。《女性信使报》的文章特地提到了这一点: 听众特别喜爱根据民间曲调创作的乐曲,因为肖邦先生懂得如何把我们质朴动听的民间音乐同他那精妙的构思和细腻的演奏融合在一起,他所演奏的每一个音符不仅美妙悦耳,而且动人心弦,并传到人们的灵魂深处。 “灵魂深处”的潜台词正是波兰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共同心声。在这场音乐会上,弗雷德里克无疑成为广大爱国者的代言人,抒发出了大家被一直压抑的强烈爱国感情。广大公众普遍要求弗雷德里克再演出一场。 在第二次演出之前,弗雷德里克也明智地做出了一个重要选择,不再坚持弹奏那架音色柔美细腻的钢琴,改用一台音色洪亮的维也纳钢琴。兴奋不已的人们知道弗雷德里克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之后,立即到一位音乐爱好者的家里去搬运。 3月22日,国家剧院的演出再次获得了辉煌的成功。新闻界将最美好的词语献给了弗雷德里克:上帝曾经把莫扎特赐予德国人,现在则英明地把肖邦恩赐予波兰人。 尼古拉夫妇也整天沐浴在令人喜悦的春天阳光下,一位仰慕者寄来了一首赞美弗雷德里克的十四行诗。 甚至有人执意要出版一批印有弗雷德里克肖像的宣传画,但遭到了他本人的坚决拒绝,他不愿让自己的肖像被人拿去当废纸,包裹黄油之类的东西,令人恶心。 尽管两场成功的音乐会给弗雷德里克带来了5000兹罗提的纯收入,相当于当初教育部长提议给他出国学习的每年资助金。但他私下认为,不想再去忍受公开演出前神经紧张的生活,至少有3天时间就像待在地狱里。 春风吹干了华沙街道上的讨厌泥泞之土,弗雷德里克终于有机会同康斯坦契娅双双携手跳起了舞,康斯坦契娅的女友沃尔科娃小姐羡慕地在一旁观看着,这是音乐学院一次化妆舞会上传出的最大新闻。 从此,音乐学院排练室里常常出现了弗雷德里克的身影,他创作的草稿纸上也第一次出现声乐作品。 康斯坦契娅也爱慕这位刚刚走红的年轻小伙子,与他一起试唱他创作的声乐作品,总有那么一种异常兴奋的感觉。 但她也是一个不敢大胆表露内心的女孩子,加之身边还有形影不离的女友沃尔科娃小姐。她有时只好偶尔偷看一下弗雷德里克的大鼻子,有意识地与他保持着一段距离。 为了迎接波兰议会的隆重开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又在紧张地筹备之中。康斯坦契娅和沃尔科娃同时被选中,在两部新排演的歌剧中分别担任女主角。 弗雷德里克则幸运地为她俩轮流伴奏,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美差。 在聆听了康斯坦契娅的公开演出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坦率评价,“……那高高的舞台比学校的平台更能显示出她的美貌。我不打算谈她的表演——总之非常出色,对此我没什么可说的。至于她的演唱,除了升f和高音g(她是唱女中音的),她偶然唱得不太好之外,都极其出色。 你要是去听了,准喜欢她的吐字的。她的细节处理也属于一流水平。她的嗓音一开始有些颤抖,但后来唱得很有信心。” 弗雷德里克敏锐的音乐耳朵,能轻易地捕捉到音质的细小差别。他不想过分偏袒恋人的任何疵瑕,这其中却蕴藏着浓浓的感情。 康斯坦契娅也不再回避对方投来脉脉柔情的眼光,她羞涩地送给弗雷德里克一根漂亮的缎带。 这象征爱情的礼物被弗雷德里克小心翼翼地珍藏在贴胸之处,等待着她走近…… 但是他与她的距离始终相差那么一点,谁也不想使劲地去拉对方的手。弗雷德里克渐渐明白自己身上一个可悲的弱点:“即使我爱她,我恐怕也只能把我这难以表达的单恋在心里再埋上几年的。” 保持着这段若即若离的纯洁恋情,将自己裹在精心营造的玫瑰色浪漫氛围里,弗雷德里克又创作了第二首钢琴协奏曲(e小调)。 由于这部协奏曲的出版时间比《f小调协奏曲》(1836年)早3年,因而迟写的前者被史称为第一钢琴协奏曲,而后者则被称为第二钢琴协奏曲。 在七色音调的序列上,“e”与“f”紧挨在一起,弗雷德里克创作的这两部协奏曲也如同姐妹篇,都是对爱情的叙述和幸福的憧憬,但e小调协奏曲显然比f小调成熟些,技巧更华丽。 尼古拉则时常要把儿子从浪漫的幻想之中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劝说他出国学习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但弗雷德里克总是以各种借口把话题扯开,他心不在焉的样子,不得不使尼古拉夫妇产生了各种猜测。 1830年7月,法国巴黎爆发了革命,法国国王查理十世顾不得头上的王冠,抱着脑袋逃跑了,欧洲的其他国家大城市也受到了这场大革命的影响。 巴黎革命消息传来,尼古拉夫妇更加感到烦恼,总担心会耽误了儿子的前程。为弗雷德里克申办护照一事拖延到至今,令人担忧;为了儿子出国要筹集一大笔款子,也一直不顺利。 弗雷德里克的嘴里有时偶尔说出康斯坦契娅的名字,这终于使尼古拉夫妇隐约猜到了原来是这个姑娘拖住了儿子想出国的后腿。 尼古拉明白如果再以什么“欧洲荣誉”、“征服外国听众”、“扩大视野”等理由,与儿子促膝长谈,那是无法取得理想的效果的。 这时他想起了帕格尼尼的名字,这是儿子心目中的太阳,一个光辉的艺术典范,高尚的追求目标。 果然弗雷德里克的心陡然一震,似乎清醒过来,自己犹豫不决的弱点已经失去了许多宝贵时间,现在应该做些准备工作了。 有时他也在责问自己,害怕什么?他在给朋友的信中透露说:“…… 我仍待在这里,我无法确定日期;我之所以离开是为了永远忘记自己的家;我想,我是去死,可是不得不死在他乡,但不是在自己生活过的地方,这该有多么悲惨。” 语无伦次的臆想,折射出弗雷德里克的胆怯心理,他害怕在异国他乡产生思念的折磨,害怕永远见不到家里的亲人,还有华沙的城楼,维斯瓦河上飘忽的晨雾。 在钢琴王国里,弗雷德里克是一个傲视群雄的年轻国王。但在现实生活中,他显得那么脆弱,甚至有点神经质,时时都需要他人一双强有力的手,支撑着他细瘦的身躯。 当金色的秋天来临之际,凉爽的秋风再次唤醒了他的意识,他下定决心说:“9月29日前,我要抛下我所有的宝贝到维也纳去,我是注定要永远叹息、思念的……” 他果然认真地准备起来,但到了10月初,他还未走,并通知准备一起去维也纳的挚友蒂图斯,说:“我的箱子买来了,衣服已备齐,谱子已捆好,手帕已缝好边,裤子也熨好了。” 他预订了一张去维也纳的马车坐票,但又马上退了,因为他要在国家剧院举行告别音乐会。 应弗雷德里克恳切的要求,音乐会主办者邀请了康斯坦契娅和沃尔科娃同台表演。他自己将演奏新创作的《e小调协奏曲》和《a大调波兰曲调大幻想曲》。 这实际上成了弗雷德里克与“意中人”惟一的一次共同演出,“幻想曲”也意味着作者将永远怀念祖国和亲人,因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波兰人。 聪敏的康斯坦契娅完全清楚《e小调协奏曲》所叙说的音乐形象,特别是乐章的两个主题都富于歌唱性,第一主题饱满有力,夹着悲诉的色彩;第二主题则比较明朗、温柔。这不由得勾引起康斯坦契娅的许多温馨的回忆。 著名的德国作曲家罗勃特·舒曼(1810—1856)曾对此协奏曲高度评价,认为该乐曲“耽于梦想,优雅、敏感,感情充沛、高尚”。 康斯坦契娅也意识到这场音乐会有着特殊的意义,她也刻意打扮了一下。 音乐会下半场开始了,康斯坦契娅穿着一身素白的衣裙,柔软的秀发里还插着几朵鲜艳的玫瑰,款款地走上舞台。 弗雷德里克的眼睛一亮,嘴唇不由地微微抖颤:她简直是一位维纳斯女神。 今晚康斯坦契娅的歌声太美了,弗雷德里克已无须再去分辨其中半音的升降或拍子的快慢,他觉得这甜美的歌声就是献给自己的。 听众对她的歌声给予了热烈的掌声,康斯坦契娅愉快地笑了。这激动人心的场面也感染了弗雷德里克,“幻想曲”在他的10个手指下流畅地响起,在他的心目中,只有那位美丽的维纳斯女神。 他第一次感到同乐队融合为一体,配合得很默契,当然他很感谢乐队指挥索利瓦,“要不是索利瓦把总谱带回家去研究一番,要不是他指挥有方,使我无法飞速演奏……真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子呢”。 演奏结束后,听众的欢呼声和掌声经久不息,弗雷德里克只好接连出来谢幕4次,连他自己也有点不大相信。 不久在萨克森公园的小径上,弗雷德里克与康斯坦契娅在散步。分手时,他与她互相交换了戒指。 在弗雷德里克即将告别华沙时,康斯坦契娅在他的纪念册上写下了两段诗句: 转折的关头已经来临 命运之路你必须前行 但纵使你走遍天涯海角 回波兰你也能找到爱与友情 为保持你的桂冠长青 你告别了朋友和家庭 陌生人也许会对你更加尊敬 但谁也比不上家乡人爱你的一片真心 这首小诗的感情很真挚,弗雷德里克一直珍藏在身边。一年多之后,康斯坦契娅还是嫁给了一位拼命追求她的阔少爷。弗雷德里克早就知道这位阔少爷的名字,但他没有进一步向康斯坦契娅表白求婚。酿成这场美好初恋的悲剧,弗雷德里克也并非没有一点责任。 康斯坦契娅以后的人生道路也并不美满,她放弃了音乐,显然想忘掉与音乐有关的那段初恋。在乡下安了家,她成了5个孩子的母亲。她35岁时,不幸双目失明,在黑暗中又生活了40多年。 弗雷德里克出国8年之后,偶尔又读到这首小诗,便在第二段的下面加上一句:“你完全可以比得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光荣曲 1. 祈祷 弗雷德里克乘坐的驿车驶出华沙城没多远,就看见埃尔斯纳院长和一群音乐学院的学生已恭候在路边多时了。埃尔斯纳习惯地把手一挥,学生们就高唱一首告别之歌,这是爱尔斯涅尔特地创作的:“即使你远在他乡……你的心也要和我们永聚一堂。” 弗雷德里克苍白的脸上勉强地露出微笑,还不如说是在哭泣。 这次出国远行,还能再回来吗?弗雷德里克早就有了这种危险的想法,他说不清,也不想再去思考。以后残酷的现实恰恰证实了他想回避的结局。 1830年11月初,20岁的弗雷德里克·肖邦终于踏上了一生中新的路程,他再也没有机会重返故乡。 莫里斯·布朗曾列出了弗雷德里克出国之前创作的59部音乐作品,其中有5首是为钢琴和乐队合作写的作品(以后他仅仅写了一部类似的作品),还有小夜曲、练习曲和玛祖卡舞曲等。 他短暂一生的创作生涯也由此划分出一个明显的界线: 前者焕发着青春的光辉,陷于幻想之中,以亮丽的玫瑰色为主,“乐”成了创作基调。 后者则是在崇高、优雅的意境中充满着悲剧性的感情,标志着他的作品和演奏风格呈现出真正的忧郁之美,这足以使他完全有资格跻于欧洲乐坛大师的行列中。 人们习惯将贝多芬的自由、崇高之美,巴赫的平和、虔诚之美与弗雷德里克·肖邦的忧郁之美相提并论,这并非是一时冲动的匆忙判断。 不过对于这时刚刚离开华沙的弗雷德里克来说,他根本就没有料到自己今后在职业音乐家的道路上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在波兰与奥地利边界附近的卡利茨,弗雷德里克高兴地看见了挚友蒂图斯。这是他俩经过长时间的频繁通信商榷,蒂图斯才同意陪同弗雷德里克去维也纳。 途经沃洛克罗夫、德累斯顿、布拉格等地时,这两位年青人每到一地就忙于递交推荐信,聆听上演的歌剧,参观城市的美术馆等。 弗雷德里克接受了一次当地音乐会主办者的邀请,他原想让好朋友蒂图斯听听自己在华沙国家剧院大获成功之后的演奏,并请蒂图斯细心搜集一下听众的反应。 谁知听众反应平平,使弗雷德里克大为失望。乐队指挥想缓和一下尴尬的局面,走过来拍拍弗雷德里克的肩膀,说了一些恭维的话。 这出师不利的阴影并没有马上打消弗雷德里克继续旅行的念头,接连几个晚上精彩的歌剧演出,使这两个年轻人大饱眼福。 德累斯顿居住着许多波兰人,其中有的还是世袭贵族的显赫成员,与罗马、米兰皇室沾有亲戚关系。弗雷德里克的光临和演奏,使得这些波兰旧贵族成员兴奋不已,因为家乡的共同语言缩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他们表示愿意为弗雷德里克写推荐信。 在柯玛尔伯爵夫人的家里,弗雷德里克第一次遇见了伯爵夫人的女儿戴尔芬娜·波托茨卡。这时她已同丈夫关系疏远,以后成了与弗雷德里克保持关系最长的情人。 11月22日,风尘仆仆的驿车终于驶进了维也纳,弗雷德里克还清楚地记得一年多前征服这里听众的火爆场面。 但是这两位波兰年轻人马上被浇了一盆冷水,一位知道弗雷德里克名字的银行老板好心地说,现在维也纳举办音乐会很不容易。 弗雷德里克不由得一愣,很不高兴地拉着蒂图斯出了银行大门,他俩的怀里揣着刚刚兑现支票的现钞。 要寻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还能用于举办音乐会,这个难度颇大的要求迫使他俩四处奔波。 “您好,男爵夫人。” 他俩带有明显的波兰语口音,反而使得男爵夫人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因为她听说过弗雷德里克·肖邦的名字,对波兰人颇有好感。 不过楼上住着一位高贵的房客——英国海军上将,他即将搬走,时间还未确定。 弗雷德里克和蒂图斯已经相当满足了,男爵夫人所拥有的这套陈设高雅的房间正是他俩所希望的。 在等待这位海军上将“出海”之前,弗雷德里克还是每天下午到钢琴制造商格拉夫那里去练琴。 格拉夫也欢迎弗雷德里克这样的年轻钢琴家为他做“义务广告员”,并满口答应借给弗雷德里克一架新钢琴,搬到男爵夫人的出租房间里。 显然格拉夫还期望弗雷德里克再次使用他的钢琴,如同上次那样举办一次成功的音乐会,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原先大力支持弗雷德里克的剧场经理加伦贝尔格已被撤职,接替的是一位前芭蕾舞演员,他三言两语就打发走弗雷德里克,据说他连剧场的灰尘都想卖个好价钱。 维尔费尔躺在床上,甚至咳出了血,还在家里坚持教授学生,艰难度日。尽管他看见弗雷德里克的第一句话就是举办音乐会,还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弗雷德里克只好劝说他几句,这位曾热衷于帮忙的音乐学院教授哪能再出门张罗音乐会一事。 弗雷德里克与蒂图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敲开了出版商哈斯林格的家门。 哈斯林格还是那样热情,但好像忘了为客人端上咖啡,这与他哀叹生活难以维持的语气十分吻合。 弗雷德里克起初不明白主人为何不顾礼貌大谈此事,不过他也确实不好意思再提起变奏曲的稿酬一事。 哈斯林格心里暗暗高兴,他的抽屉里已经有其他人创作的乐曲,如果弗雷德里克愿意无偿提供新的乐曲,那么又可以拟定一个新的出版计划。 蒂图斯已经明白主人的意图,看看弗雷德里克还蒙在鼓里,尽说些安慰对方的话,他不由得着急了,以各种方式暗示弗雷德里克。 等到弗雷德里克明白过来时,哈斯林格已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并且故意把弗雷德里克最新创作的乐曲说得很平淡,似乎是他在为弗雷德里克忠诚地服务,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在寄给父母的信中,弗雷德里克气愤地写道:“哈斯林格也许以为他表面上把我的作品看得很轻,我会当真接受他这种评价,而白白地把作品送给他?但是,白送的事已经结束了,现在,畜生,付钱吧!” 一个星期过去了,举办音乐会的事还没有着落,他俩整天东奔西跑,也不知道这些天是怎么过去的。 这时弗雷德里克意外地收到了父母寄来的第一封信,他高兴得大笑起来,中午饭也吃得格外香。 他急忙铺开信笺,详细地汇报了告别亲人一个多月来的情况,“……我们在主要街道科尔马克特大街租了三间房,虽然在四楼,但家具十分漂亮、讲究和雅致,每月房租也不高。” 第二天,他和蒂图斯就搬进了男爵夫人出租的三间住房,里里外外地忙碌着,兴奋地商量着下一步的计划。 新居的舒适环境也容易使弗雷德里克多睡一会,等他醒来,蒂图斯已经不在了。他伸个懒腰,嘴里哼着某个乐曲的旋律,去漱洗和刮脸。 突然一阵冷风撞开了房门,蒂图斯气喘吁吁冲进来。弗雷德里克的脸上涂着肥皂沫,手里拿着剃刀惊奇地看着他。 蒂图斯吃力地抬抬手里攥着的一张报纸,“华沙……革命!” 报上的电文消息显得很混乱,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大街上的人们也在议论纷纷,掩饰不住脸上惊慌不安的神色。弗雷德里克与蒂图斯在大街上跑了一整天,也没有打听到确切的消息,大都是恐怖的谣言,什么“华沙在燃烧”、“当官的脑袋被‘咔嚓’砍下来”、“无政府主义向邻国蔓延”……屋外灯光在一闪一亮,夜风吹着冰凉的雨点敲打着窗玻璃。弗雷德里克着凉了,不停地咳嗽,大鼻子也似乎红肿了。“……怎么办?” 弗雷德里克叹口气,往窗外看看。 “回去!”蒂图斯猛然叫起来,椅子“砰”的一声摔倒在地上。 蒂图斯的庄园靠近边境,最容易受到抢掠,更重要的是他俩的一些朋友和同学都有可能参加了这次革命,回想起他们平时的言行,现在才恍然大悟。 但是第二天怎么努力也无法赶上长途马车,因为车票早就被一抢而空。 他俩提着行李只好回到住处,这时邮差送来一封特快信,上面是弗雷德里克所熟悉的字迹。 “不要回来,你不能回来!” 父亲的字写得很匆忙,有些字母都连在一起了,内容就是这样简单、重复,口气却十分强硬,又显得很恳切,几乎在哀求。 蒂图斯接过信看完后,沉默了一会,说:“你父亲想得更多,今后你会成功的。” 弗雷德里克明白对方的意思,看看自己一双细长的手,“不,我是波兰人。” …… 谈了整整一夜,弗雷德里克只好承认自己的一双手只适合用音乐来报答祖国。 他帮助蒂图斯重新整理好行李,送到驿车站,长途马车很快消失在-冷风中,天上飘起了雪花。 弗雷德里克回到寓所,三个房间里显得空荡荡的,他的脚下发出孤寂单调的“咯吱”声音。 他重重地躺倒在床上,睁着眼睛,不知道该做什么。 根据维也纳会议公约的条款,奥地利也是瓜分波兰大片国土的受益者。这里的人对于波兰革命的诅咒和恶意时常可以遇到。 “天哪,不仅是她,还有姐妹们至少能去整理裹伤的绷带,做出一些贡献,而我……假如只要不给父亲造成负担的话,我就马上回来。我诅咒出国的那一刻……” 弗雷德里克在给朋友信中反复责备自己,也为自己不能为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做一些具体事情而感到内疚。 信中“她”指的是康斯坦契娅,弗雷德里克时常在梦中看见亲人,怀念“意中人”。 他总是担心直接写信给她,会带来种种意外的麻烦,只好请好友马图申斯基转告他忠诚不渝的爱情: “你让她安心,对她说,只要我还有一点力气……我至死……即使在我死后,我的骨头也将在她的脚下铺垫……如果不是担心万一信落入别人之手会毁了她的名誉,我早就写了,也不至于如此长期地苦恼了。 因此,还是由你来当我的翻译要好些,你代替我说吧,我是会同意的。” 但是马图申斯基不久当了军医(以后侨居国外取得博士学位,在巴黎医学院任教),充当弗雷德里克的爱情使者一事也告吹了。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来临了,除夕之夜,弗雷德里克独自一人离开了朋友的家,缓慢地向圣·斯切潘教堂走去。 弗雷德里克站在教堂廊柱前的黑暗角落里,他来得早了,人们还在温暖的家里团聚。 蜡烛点亮了,人们的身影渐渐增多,无数的烛光像飘忽在黑暗里的灵魂。弗雷德里克在默默祈祷:为了亲人,为了朋友,为了祖国的灿烂明天。 2. 别了,维也纳 为了节省开支,弗雷德里克让出了空荡荡的原先住处,搬到了四楼一套舒适的房间里。每天早晨他练琴一事并不正常,有时干脆睡懒觉。 “蒂图斯走后,各种各样的事情一起落到了我的头上。不计其数的午宴、晚会、音乐会、舞会使我厌倦。在这里我是这样的悲哀、郁闷、凄凉。” 弗雷德里克除了在信笺上能够直接倾泻感情之外,他不得不给自己戴上应付社交的假面具。他想举办音乐会的计划越来越难以实现。剧场经理对他无偿演出一事,有时还表现出一点兴趣,但一提到报酬,就显得很冷漠。 一位好心朋友提醒他说,维也纳已经不再是贝多芬、舒伯特的天下了,轻歌曼舞的旋律已控制了这里听众的音乐耳朵。弗雷德里克细心观察一下,果然是风气变了,“维也纳最时髦的一种娱乐形式,就是在豪华的餐厅里举行音乐会……奏华尔兹舞曲,听众们则在进餐。每一曲奏完都会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掌声;如果乐师们再接着表演一些轻松的歌剧选曲、歌曲和舞曲,听众就会欣喜如狂。” 如此低下的欣赏水平,与一年多前的情况大相径庭。弗雷德里克的音乐作品也在各个出版商面前遭到冷遇,因为出版商胆小多疑而生怕亏本。 尼古拉夫妇接到儿子的信,总是相信他在维也纳过得很愉快。但是弗雷德里克难以忍受这样单调重复的生活方式,他在给好友的信中描述过一天的生活: 早晨有一个傻得令人难以忍受的仆人把我叫醒。他给我端来咖啡,早晨,我常常吃冷餐,我弹琴。将近9点钟来了德文教员,然后我大部分时间都弹琴。到12点钟,来了一位在法院工作的非常可爱的德国人列登·弗罗斯特,如果天气好的话,我和他一起去这座城市四周的斜坡上散步。然后,如果有人请我,我就去他那里吃饭;如果没有人请我,我们就一同去“波希米亚女厨师”饭店,当地的青年学生都在那里吃饭。 饭后,在最漂亮的一家咖啡店里喝咖啡,接着我去访友。黄昏时分回家,梳理头发,穿上靴袜,就去参加晚会。一直到10点、11点,有时甚至12点钟才回家——弹琴、哭泣、读书、看看、笑笑、睡觉、熄灯。 他脸上仅存的一点红润也已褪去,长长的头发被烫成漂亮的卷发,两颊留起了鬓角。如果以前在华沙认识他的人,现在见到他这副模样准会大吃一惊。 不过他并没有忘记音乐,如果剧场里上演歌剧和音乐会,他准会去聆听。他还结识了音乐界的许多名流。 对于24岁的捷克小提琴家斯拉维克的演奏技巧,弗雷德里克非常赞赏,“他能用琴弓断奏96个音符,简直难以置信,除了帕格尼尼以外,我还没有听到过类似的演奏。” 他俩成了好朋友,并在一起谱写《贝多芬主题变奏曲》。弗雷德里克听他拉小提琴的次数越多,越佩服他能抒发出内涵丰富的真挚感情,并预言他会超过帕格尼尼。不幸的是两年后,斯拉维克就去世了。 不过弗雷德里克对于维也纳其他的音乐同行,则非常挑剔。他一面称赞歌剧院女高音演员“歌喉是罕见的,音高一直唱得很准,音符和滑音既纯洁又柔和”,一面则批评她唱得没有感情,冷冰冰的。听她演唱,弗雷德里克甚至感到自己的鼻子都快要结冰了。 弗雷德里克一想到自己受到的冷遇,就对弹奏钢琴的同行能有机会公开演出而感到愤愤不平,称他们是“一群无一例外的平庸的琴师”。 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有人把波兰曲调改换成取宠于听众的可怜工具,这人就是小提琴家海尔兹。他玷污了波兰曲调,就是玷污了弗雷德里克心目中神圣、美丽的家园。 1831年春天,弗雷德里克的心情仍然不好。尽管他仍然在创作,并且大提琴家梅尔克鼓动他参加一次名流募捐的音乐会。 4月2日,《大众戏剧报》登载名流表演的名单上,在弗雷德里克·肖邦名字后特地添加了“钢琴家”的括号注明。也许这并不是主办者想推崇他,而是担心他的名声远不如其他名流表演者,在这里听众心目中他的名字还很陌生。 弗雷德里克对这里人的健忘症感到不可思议,他以不屑一置的高傲态度来蔑视主办者。 他在日记中写道:“报刊和广告都已经宣布两天后我要举行音乐会,但好像永远也不会举行一样,它与我没有多大关系。我不爱听恭维的话,因为它们会使我更愚蠢——我真想去死,但我又是多么想见到双亲。” 思念、忧郁、焦急思想感情的最好宣泄方式,便是在他钢琴的黑白键上弹奏,在创作的乐曲中寻找精神上的自我安慰。 玛祖卡舞曲、圆舞曲、叙事曲和最后一部管弦乐曲《降e大调波洛奈兹》等的旋律,仍然在他心灵中不断地涌现。 创作中的浪漫意境与残酷的现实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巨大反差,他也在反思,在观察,在判断。 他甚至责备自己以往出国前的天真想法,“至今在国外看到的一切,我觉得都是陈旧的,不堪忍受的,它们只能促使我思念着回家,思念我未曾很好珍惜的那些幸福自在的时光。过去我觉得伟大的东西,如今成了平平常常的东西,而过去我觉得平平常常的东西,如今却成了非凡的、异乎寻常的东西,变得伟大、太崇高了。” 现实与理想、条件与意志、环境与生存双重性的磨炼,促使弗雷德里克在逐渐成熟,这深深地影响了他以后的音乐创作。 5月间意外的惊喜,使弗雷德里克的不平衡心理得到了暂时的安抚。 在维也纳帝国图书馆里,弗雷德里克在朋友陪同下,想看看这里珍藏的大量古旧乐谱手稿。 在新藏品的架子上,弗雷德里克发现了一个盒子,上面印有“肖邦” 的名字。 起初他还以为这是误拼或拼错的名字,因为有一个法国作曲家名字的发音与拼写和“肖邦”容易混淆。 当朋友把盒子里厚厚的、装订很好的乐谱手稿取出来时,弗雷德里克这才相信这正是自己的东西,大约是哈斯林格把手稿转给了帝国图书馆。 “这帮蠢家伙,难道不会找些更好点的作品保存吗?”弗雷德里克摇摇头。 不久在收藏家阿洛依斯·福克斯那里,弗雷德里克发现在主人珍藏的400份乐谱中也有自己的手稿,即为两架钢琴写的回旋曲。 私人收藏者与国立图书馆已认识到弗雷德里克作品的潜在价值,将给他们带来非凡的殊荣。 6月11日,维也纳凯尔特涅托尔剧院舞台上再次出现弗雷德里克的瘦弱身影。这里曾是弗雷德里克崭露头角的发福之地,但听众们似乎都已淡忘了这位波兰小伙子。 尽管弗雷德里克演奏的《e小调协奏曲》浪漫色彩也十分出色,但其中鲜明的波兰民族音乐仍然让这里的听众觉得浑身不自在,仿佛在走近一片带刺的红玫瑰园地。 令人回味的是这一次募捐音乐会的压轴节目却是一段芭蕾舞,也许听觉艺术已难以引起人们的遐想,不如视觉艺术更实际些,容易满足于感官刺激。 原先曾推崇弗雷德里克的有名记者已与女儿离开了维也纳,这对于弗雷德里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大众音乐报》的记者显然对此《e小调协奏曲》的印象不佳,在以后写的评论中坦率地说:“这部严肃作品并没有改变听众以前对这位作曲家的印象。” 这低调子的短评见报的5天之后,这位记者死于当时一场可怕的霍乱之中。 弗雷德里克在维也纳演出最后一场音乐会后,也并没有对当地评论界抱着任何奢望。这时(7月6日)有一位杰出的波兰诗人却用火一般的语言激动地对弗雷德里克说: 你当然应该成为波兰民歌的奠基人,我深信你能够做到,而且你作为一个波兰民族的作曲家,你将为自己的天才开辟无限丰富的园地,在这片园地上你将获得非凡的声誉。但愿你不断地注意民族性、民族性,再说一遍,民族性。 这封信的作者是斯泰凡·维特维茨基,他的来信让弗雷德里克回想起在华沙小咖啡馆里与莫里斯等人相聚的日子。 “干杯!”曾是莫里斯向弗雷德里克寄寓厚望的铿锵语言。现在他们在华沙拿起武器反抗侵略者,希望弗雷德里克能为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奉献自己的音乐才华。 远在华沙的维特维茨基虽然无法听到弗雷德里克的钢琴声,但他相信“波兰人”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名称将会使弗雷德里克明白生存的意义。 虽然弗雷德里克后来未能创作出维特维茨基所希望的伟大歌剧或者成为“波兰民歌的奠基者”,但是他注重民族性的音乐创作已被历史所证明,这正是他短暂一生所确立的崇高目标。 华沙来的每一封信,弗雷德里克都会惊喜万分,他希望能了解到家乡的所有变化。 他不想对父母诉说自己的苦闷,总担心他们会受不了,他只好说: “我很快活,什么都不缺,玩得很痛快,任何时候都不是孤独一人。” 其实他已无法再忍受被维也纳遗忘的冷遇,他想到巴黎去。早在1831年初,他就表示,“如果巴黎平静下来的话,一个月后我将到那里去。” 他下决心要走了,各种繁琐的手续却又死皮赖脸地挡道,甚至他的护照竟然在维也纳警察署里神秘地“失踪”一阵子。 为了避免被怀疑想加入波兰流亡组织(鼓动法国反对俄国),弗雷德里克只好向俄国大使馆(必须得到它的批准,才能延长在国外居留的期限)申请去伦敦,因此在他的护照上出现了“经由巴黎去伦敦”的准许字样。 于是一直到弗雷德里克去世前,他还对巴黎的朋友感叹说:“我只是一个过路人。”因为巴黎大使馆发给他的只是一张过境签证。 7月20日,弗雷德里克终于踏上了去德国慕尼黑的马车,与他同行的是波兰同胞诺贝特·阿尔方斯·库梅尔斯基(1801—1853)。 库梅尔斯基比弗雷德里克大几岁,在维也纳完成了学业,还想外出继续求学,他以后成了一位自然学家。弗雷德里克正是意外地遇到他,才使只身前往慕尼黑的孤独心理暂时得到了缓解。 马车扬起了尘埃,将维也纳渐渐地抛远了。 别了,维也纳。 3. 二重性的存在 慕尼黑也不是弗雷德里克心目中的天堂,在慕尼黑爱乐协会安排的日场音乐会上,他走上了舞台,但没有乐队伴奏。他独自沉浸在《e小调协奏曲》和《波兰曲调大幻想曲》的优美旋律之中。 在苦苦等到了父母寄来的汇款之后,弗雷德里克孤身一人去斯图加特,而库梅尔斯基则坐上了去柏林的马车。 9月8日是一个加黑框的悲哀日子,华沙终于陷入于俄国人带血的刺刀下。 噩讯传来后,弗雷德里克惊呆了。他睡在斯图加特一家旅馆里,城里的钟声已敲过了子夜零点。 他的脑子里乱哄哄的,似乎闻到了华沙的血腥味,看到了火光冲天的故乡。 也许我的姐妹已遭这群放荡无羁的恶棍——俄国佬的疯狂蹂躏!帕斯凯维奇(俄国元帅,统率沙俄大军攻占华沙),来自莫吉廖夫的这条狗要夺取欧洲最早的君主们的首府?!俄国佬要成为世界的主宰? 坟墓遭到了践踏,成千的死尸堆满了墓穴。他们烧毁了城市!!!唉,为什么我连一个俄国佬也不能打死呢! 哦,父亲,你晚年等来的是这般欣慰!母亲,受苦受难的温存母亲,你已经受了小女儿夭折(指1827年病死的14岁小女儿)的打击,难道还要等着让俄国佬踏着她的遗骨闯进来欺侮您? (康斯坦契娅)怎么样了?在哪儿?可怜的!可能落在俄国佬的手中!俄国佬猛烈地推撞她,掐她的脖子,正在折磨、杀害她!啊,我的亲爱的,我在这里是孤独一人。到我这里来吧,我替你擦干眼泪,我用回忆过去来医治今天的创伤。 市郊被破坏、被焚毁了,雅希和维卢希一定在保卫战中阵亡了。我似乎看见马采尔被俘了,索温斯基,这位正直的人落入这帮坏蛋的手中! 唉,上帝啊!你还在!你还在,却不去报仇雪恨!难道俄国佬的罪行你还没有看够吗? 他在日记上写下了惨不忍睹的一幕幕,他被痛苦地折磨着。 他在哭泣,他在痛恨,他的心在流血,他在绝望地呼喊:“以后怎么办呢?天哪,天哪!” 身边没有一个亲友,惟一与他作伴的就是钢琴。 琴声轻柔地安抚着他的心灵创伤,痛苦、忧郁、愤懑在黑白键上尽情地诉说。 他现在才真正体验到故乡遭受灾难的悲剧滋味,那是沙龙音乐永远地无法表现的。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喜哀悲乐则变得那么渺小。 他无法安心创作,杂乱纷飞的思绪一起涌上来,他凭着即兴演奏的感觉,弹奏出了一个新的旋律,急促的鼓点式节奏、起伏跌宕的感情思潮,时而又转入缓慢的悲哀行列中。 突然,他停下弹奏,抓起笔飞快地记录下刚才即兴弹奏的每一个音符——著名的《c小调练习曲》,后来被称为《革命进行曲》,记载了一个在异国他乡的波兰小伙子对永不屈服祖国的思念和赞美。 有人认为这种激情之下的创作只是一个美丽传说。其实拘泥于创作的具体时间、地点的烦琐考证,往往忽视了这时弗雷德里克正处于一生音乐创作的重要转折时刻,即由原先“乐”的浪漫基调转变为“悲”,优美柔和的主题逐渐展开,发展为严峻的音调,具有戏剧性力量的忧郁之美。 不过他以后的音乐创作有着明显的二重性: 一方面他有着为自由、民主祖国而战的强烈爱国主义,他曾说:“倘若能够的话,我要奏出所有能唤起茫然、激愤、狂怒情感的音调,为了哪怕是一鳞半爪地捉摸出场的部队(指波兰国王杨·索别茨基三世,1624—1696,曾与土耳其人作战,收复了许多领土而名震欧洲)所唱过的歌曲,这些歌曲的零零落落的回音仍然在多瑙河畔某些地方缭绕不散。” 另一方面他有时也讨厌戴着假面具的社交场合,只有回到钢琴前才能找到真正的感情。不过他那纤弱胆怯的心理却时常需要有魅力的温顺的他人一双手来安抚,他是个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弱者。一旦失去友情、爱情,他便会无法控制自己,陷入一个可怕的感情漩涡之中,倾述在钢琴的黑白键上。 音乐创作的本身就包涵着极为丰富的思想感情,如果没有标题点明,很难将以上两者区分开来。不过有“音乐耳朵”的听众仍然可以品味出其中的主旋律——作者内心的世界。 弗雷德里克的思想感情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加之他从小与贵族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对贵族阶层的仰慕与厌恶,对暴力革命的赞同与冷淡,对祖国的怀念和个人的伤感情调,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和对音乐美学的某种保守、严谨色彩,对音乐创作意境的孜孜追求和无意识地去完成什么社会责任等等。这些二重性的复杂因素糅和在一起,引起了不同时代不同音乐美学代言人的不同评价。 弗雷德里克无暇去思考这些严肃的问题,仍然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顽强地显示着自身音乐天才的价值。 1831年9月,弗雷德里克到达巴黎,这里成了他后半生的第二故乡。 奇怪的是尼古拉似乎从未叫儿子去看看还在法国洛林乡村的亲戚,弗雷德里克也未提出过类似要求,也许他根本不知道。 陌生的巴黎在弗雷德里克的心目中留下了新奇的第一印象,横跨塞纳河的一条条狭窄街道上车水马龙,两旁商店生意兴隆,攒动着乱蓬蓬的人头。 一辆辆老式笨重的马车“咕隆隆”响着,小贩在高声叫卖淫秽庸俗读物,漂亮的姑娘露出迷人的笑容与路人搭话。表明各种政治倾向的绅士身穿不同颜色的短袄,也有人对战败的波兰公开表示同情,反对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的示威游行队伍甚至与警方发生冲突。 长期生活在压抑环境中的弗雷德里克在这里似乎第一次呼吸到自由、民主的新鲜空气。他给朋友信中兴奋地说:“巴黎是一座人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城市……你可以纵情享乐。哭、笑、打哈欠……干什么都行。 根本不会有人来注意你在干什么,因为周围有千千万万的人都在做同样的事,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 但是弗雷德里克的处境并不妙,衣袋里的推荐信能起多大的作用,还只是一个可怜的迷。每天必须要支付生活费用的数额,也在时时提醒着弗雷德里克:节省,再节省。 波瓦索尼埃大街的一幢楼房顶层,可以望见有名的蒙马特尔高地。 这里就成了弗雷德里克刚到巴黎的住处。 从生活低层的角度观察这个光怪陆离的巴黎城市,弗雷德里克渐渐地改变了最初印象: 这里有最豪华的生活,有最丑恶的行径,有最伟大的慈悲,也有最深重的罪恶。 每走一步都可以看到有关医治花柳病的广告。叫喊声、嘈杂声、隆隆声和污秽多到使你难以想象的地步。 不过让弗雷德里克感到宽慰的是巴黎有一个波兰贵族圈子,其中有不少是华沙沦陷后被迫流亡到这里的。 在这圈子里,他能听到久违的波兰语,只有这时他才会露出笑容。 而华沙的剧变细节也是他所关心的,他希望能在这里遇上自己苦苦思念的亲人和朋友。 他在写给已去柏林的库梅尔斯基信中说:“你比我更幸运一些,你离自己的亲人越来越近,而我可能永远也见不到我的亲人了。” 自从离开华沙的家园之后,发生了一连串难以置信的突变事情,他的思想感情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起大落的剧然波动。 他在经受各种磨难的过程中,时而觉得自己的热血在沸腾,时而仿佛坠入冰窟。有时彷徨沮丧,有时兴奋得像个孩子。 他逐渐在成熟,但又往往无法完全成熟。他喜欢按照自己意志和兴趣去处理生活,聪明、敏感与优柔寡断在他身上竟然结合得如此奇特。 他有时想回避现实,重新回到天真无邪的童年时代,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觉得好像这一切往事都是一场梦,连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我都不能相信……什么时候我们才能面对面坐在一起回忆往事呢?” 现实生活不能总是靠沉湎于回忆之中来度过。然而巴黎又能给他带来什么呢? 4. 选择了自己的路 19世纪的巴黎是欧洲的艺术中心,弗雷德里克情不自禁地说:“这儿有世界上第一流的音乐家和歌剧团……我想在这里呆三年。” 这其中包括三个欧洲最优秀的管弦乐队:巴黎音乐学院管弦乐队、法国皇家学院管弦乐队和以罗西尼为指挥的意大利歌剧院管弦乐队。而一流的音乐家包括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凯鲁比尼(1760—1842)、约翰·胡梅尔(1778—1837)、达尼埃尔·奥柏(1782—1871)等人。 不过弗雷德里克急需想渡过难关而留下来,因为他的俄国护照已经过期,怀里揣的是一张路过巴黎去伦敦的过境签证。 弗雷德里克想起了维也纳皇宫御医马尔法蒂医生写的一封推荐信,收信人是法国国王的宫廷音乐总监费尔迪南多·帕埃尔(1771—1839)。 对于这个名字,弗雷德里克并不陌生,帕埃尔创作的歌剧《阿格涅斯》曾在华沙上演,担任该歌剧的女主角正是首次登台的康斯坦契娅。 帕埃尔这位生于意大利的作曲家已是60岁的老人,长期寓居法国,备受拿破仑赏识,但据说他是一位不近人情、行为古怪的人。 弗雷德里克已没有什么选择了,只好硬着头皮去求见。出乎意料的是帕埃尔心情不错,饶有兴趣地听取了《阿格涅斯》歌剧在华沙上演的详细情况,并满口答应帮助这位波兰小伙子。 主管申请居留一事的法国警察总监大人给了帕埃尔老人很大的面子,在报告一旁的空白处潦草地写了一个批示:准许弗雷德里克·肖邦先生无限期留在法国从事职业,但保留“撤消准许的权利”。 帕埃尔还把弗雷德里克介绍给巴黎音乐界的许多著名大师,其中有些大师创作的歌剧曾使得弗雷德里克十分钦佩。 弗雷德里克很高兴地将上述情况写信给父母。尼古拉在回信中也给予了热情地鼓励,但是他怎么也不相信具有天赋的儿子竟然提出还要重新学习弹钢琴,学期为3年,教师是德国钢琴家、作曲家弗雷德里希·卡尔克布雷纳(1785—1849)。 卡尔克布雷纳的父亲也是一位有名的作曲家。他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1814—1823年侨居伦敦,从事教学,以后到巴黎普莱叶钢琴制造厂工作。 在公认的欧洲一流钢琴家行列中有他的名字,他创作了大量乐曲,至今保存下来的只有练习曲,他发明了全面训练手指、手腕、左手等新方法,他写的《钢琴双手练习入门》一书,恰好在弗雷德里克来巴黎之前出版,风靡一时。 弗雷德里克听了卡尔克布雷纳的演奏之后,推崇说:“尽管帕格尼尼已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但是卡尔克布雷纳还是可以与他媲美的,只是后者属于完全另一种类型而已……他那泰然自若的神态,他那迷人的触键、闻所未闻的韵律以及他那显露在每个音符中的技艺。这是一个压倒黑尔茨们、车尔尼们,同样也是压倒我的巨人。” 但是,当弗雷德里克弹奏了《e小调协奏曲》之后,这回又轮到卡尔克布雷纳感到震惊,他立即询问眼前的这位波兰小伙子的钢琴老师是谁,并说出了爱尔兰钢琴家菲尔德(1782—1837)的名字,弗雷德里克却自傲地摇摇头。 卡尔克布雷纳一心想在年轻人的面前炫耀一番,谁知鬼使神差的,他竟然会弹错。卡尔克布雷纳涨红了脸,只好停下来。 他俩渐渐来往频繁,有一次,卡尔克布雷纳认真地对弗雷德里克提出建议,跟他学习三年,就能成为一个非常完善的音乐大师。因为他发现弗雷德里克还没有自成体系,将来可能要出轨。并且感伤地说:他死后不会再有伟大的钢琴乐派的代表,不会有能弹奏得和他完全一样的人。 弗雷德里克动心了,想拜他为师。 尼古拉看到儿子来信后大吃一惊,立即回信说:“三年的期限在我头脑里怎么也容不下……如果你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再作决定的话,我会很感激你的。” 埃尔斯纳得知此事后,告诫自己的学生不要被卡尔克布雷纳的狂妄自大所迷惑,“难道他刚听到你第一次弹奏就知道你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去理解他的演奏方法?!……我想,通过与你更进一步密切的交往,他会改变自己的判断的。” 事情的发展正如埃尔斯纳所预料的,卡尔克布雷纳听了弗雷德里克第二次弹奏之后,坦率地承认,用不着教授3年的课程,如果弗雷德里克愿意跟他学习,还可以免交学费。 弗雷德里克心里自然很高兴,还天真地认为,卡尔克布雷纳原先并不是忌妒他的天才,而是完全出于好心帮助的善良愿望。 不论卡尔克布雷纳出于何种动机,他还是指出了弗雷德里克的缺点:演奏不够稳定,灵感来了弹得很出色,相反则稍逊一筹。 这评价还是有分量的。尼古拉也曾对儿子说:“你过去很少花时间去致力于钻研演奏技巧,你的头脑比手指用的更多一些。当别人整天整天在琴键上度过时,你却很少有整小时的时间去弹奏别人的作品。” 因此后来的评论家也认为,弗雷德里克演奏自己的作品时能够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但理解他人作品时不免有斧凿之痕。 以灵感主宰琴键,用脑子去演奏,10个手指只是灵活的工具,这是弗雷德里克的鲜明个性。 最亲密的音乐同行李斯特、费迪南德·希勒(1811—1885)、门德尔松很欣赏弗雷德里克的演奏风格,听说他要拜师一事,不由得各个目瞪口呆,耸耸肩膀表示难以置信。 弗雷德里克坚持说,为了使自己的根底更扎实,他需要去学习。但他绝不会成为卡尔克布雷纳的复制品,因为他无法抹煞自己“可能过于大胆却是崇高的意愿和思想:为自己开辟一个新的天地”。 由于这时期弗雷德里克写的有些家信未能保存下来,他跟随卡尔克布雷纳最初的学习情况就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但是他俩的师生关系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从此再也不提从师学习一事。显然弗雷德里克的天才折服了狂妄自大的“老师”,或者说再继续下去,那么卡尔克布雷纳有可能会被聪明的“学生”发现自己某些尴尬欠缺之处。 双方体面地分手了,但仍然保持着一种融洽的朋友关系,弗雷德里克把1833年正式出版的《e小调协奏曲》题献给了卡尔克布雷纳。而后者在《辉煌变奏曲》中说明该曲“源于肖邦的一首玛祖卡舞曲”,以表示回礼致谢。他俩还曾准备在四架钢琴伴奏下进行二重奏,演奏卡尔克布雷纳的《波洛奈兹舞曲》。 这段从师轶事趣闻反而证明了爱尔斯涅尔劝说弗雷德里克的一段话,“不能让学生长期地只习惯于一种方法、一种风格、一个民族的口味等等。真的、美的东西不应该是模仿,而应该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根据高级的艺术原则体验出来的。” 年轻的同行之间互相交流,这是弗雷德里克与李斯特、希勒、门德尔松等人最喜欢的交往内容之一。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畅谈至深夜,有时在空荡荡的黑暗大街上还互相争论着。 这些具有非凡才华的年轻人总觉得还是用音乐语言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更为合适,钢琴就成了他们最忠实的“喉舌”。 在一次豪华的沙龙聚会上,弗雷德里克坚持认为波兰民族曲调只有波兰人弹奏才能充分显示出其深刻的内涵。 这观点引起了争执,李斯特率先弹奏了《波兰绝不会灭亡》进行曲,这是当时很流行的曲调。接着希勒也坐下来弹了一遍,希勒的老师是著名钢琴家和作曲家约翰·胡梅尔,后者是莫扎特的学生。 这两位年轻人的弹奏技巧和对乐曲的理解都各有千秋,在场的人都互相点头微笑,表示很满意。 最后轮到弗雷德里克了,他的手指碰触到琴键时,眼前就仿佛出现了熟悉的故乡,歌声、笑声、唿哨声,还有那震憾人心的枪炮声、大火中的华沙…… 客厅里一片宁静,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鼓掌,每个人心目中都镌刻着一行醒目的大字: 波兰绝不会灭亡! 李斯特和希勒也不得不承认这场竞争的胜利桂冠应该属于弗雷德里克。 这时远在华沙的爱尔斯涅尔总担心弗雷德里克不能进一步施展潜在的才华——创作轰动乐坛的伟大歌剧。他以后在信中又再次说:“只要我还生活在这个人世间,我就会渴望等到你谱写的歌剧诞生。这不仅是为了扩大你的名声,而且也是为了你的这类作品给整个音乐艺术所带来的利益,而特别是因为歌剧这种形式将在真正波兰的历史中得到运用。”爱尔斯涅尔的恳切语气和满怀希望的建议使得弗雷德里克久久难以平静。 对于创作大型的音乐作品的尝试,弗雷德里克也曾向往过,但谱写与管弦乐队配合的总谱总是让他头痛。他从未责怪过爱尔斯涅尔曾对他过于迁就,未能逼迫他坐下来接受音乐学院严格的谱曲练习。 因为他的音乐天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自由个性,他凭着自己的感觉处理一切。当他发现自己并不擅长使用乐队,或者说他不愿让乐队加入自己的独立音乐世界时,他就干脆任其发展,能写则写,写不出也不会把自己一直禁锢在小屋子里,苦苦逼挤出微弱的灵感。 轻灵飘逸、潇洒自如的创作往往体现在他的即兴弹奏之际,钢琴则成了他驾轻就熟的擅长乐器。他无需其他乐器的热心帮助,也无需担心出现其他不和谐乐声的干扰。 他营造了自己的钢琴独立王国,既是惟一的忠实臣民,也是至高无上的君主。 李斯特以后评价说,弗雷德里克十分明智,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把创作的天赋集中在钢琴的小范围内。至于弗雷德里克创作的几首钢琴协作曲,舒曼则认为,他“不像这位伟大的天才——贝多芬那样善于指挥管弦乐队的大军,他所率领的只是一支小小的步兵队”。 弗雷德里克不想使自己的恩师埃尔斯纳失望,但又想为自己创作的局限性作一些辩护,便写了一封回信(1831年12月14日): 仁慈的爱尔斯涅尔先生: 您的来信再一次证明了您给予自己最忠诚的学生慈父般的关怀和诚挚的祝福。 1830年,我虽然看到了要努力赶上您的楷模,自己还存在许多不足和很大的差距…… 今天眼看着这一切希望都已破灭,我不得不考虑在人世间给自己开辟一条钢琴家的道路,因而只能把您在信中正确地对我提出的更高的艺术前程拖一段时间再说了……依我看,若要在音乐界出头露面,只有作曲家兼表演家才是幸运的…… 从此,弗雷德里克选择了自己的音乐创作道路,他未能创作伟大的歌剧。但对于上演的每部歌剧,他都始终保持着一种渴望欣赏的迫切感。 他需要汲取各种丰富的音乐表现手法,努力在钢琴上表现出精彩纷呈的思想感情。 巴黎上演的《塞维勒的理发师》、《奥赛罗》等歌剧,明显地要比弗雷德里克以往看过的同名歌剧质量高出一筹,其中鲁比尼的演唱使弗雷德里克大为赞赏。 对于梅耶贝尔的新歌剧《魔鬼罗伯特》,弗雷德里克称之为“现代派的杰作”。《布兰维利叶人的侯爵夫人》歌剧是由凯鲁比尼等有名的八位作曲家联手谱曲,弗雷德里克感叹说:“我看不可能集合起比这更出色的作曲家班子了。”欣赏了这么多的精彩的演出,弗雷德里克又重新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在巴黎举办音乐会。 愿上帝保佑他成功。 5. 脱帽吧,先生们! 弗雷德里克曾一度处于紧张兴奋状态之中,坚信马上就可以在巴黎举办第一次音乐会。对此,他十分感谢宫廷音乐总监帕埃尔、钢琴大师卡尔克布雷纳、巴黎音乐学院教授诺勃林(1781—1854)等人。 但是事情进展并不顺利,往往节外生枝。起初他满怀希望歌剧院院长会给予支持,让一名女高音歌手加盟他的音乐会。但经过一番波折,弗雷德里克的要求遭到了婉言拒绝。 准备热情为弗雷德里克添光彩的卡尔克布雷纳突然病倒了,他俩准备推出引起轰动效应的钢琴二重奏一事也化为泡影。 加之其他种种说不清的意外麻烦和阻力,举办音乐会的事情只好一拖再拖,弗雷德里克原先的热情迅速降到了冰点。 他后来抱怨说:“这里的人们兴味索然,对一切都感到无聊。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是由于使全国处于瘫痪状态的政治原因。除此以外,为数众多的蠢驴和骗子——在这里比其它任何地方都多——使得真正的天才难以崭露头角。因为大家看惯了骗子,所以一开始谁也不相信你会演奏……” “要想在这里授课是很困难的,举行音乐会就更难了。” 弗雷德里克多愁善感的心灵上被蒙上一层渐渐浓厚的阴影,其中就有第二次维也纳之行遭到冷遇的失败创伤。 平时在社交场合中,他似乎显得很愉快,但心里很烦躁,甚至不希望任何人对他看一眼。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内心却有什么东西在折磨着我,一种预感、不安、做梦或失眠、眷恋、冷淡、生的,而一瞬间又是死的念头……一种甜蜜的安详、僵冷、精神恍惚,而有时使我苦恼的是一种清楚的回忆。像打碎了五味瓶子,我尝够了酸甜苦辣! 世态炎凉的异国生活磨砺着弗雷德里克敏感的心灵,这未必是悲恸的殉难曲。 漫长的冬夜终于出现了休止符号,弗雷德里克重新沐浴在早春的阳光之下。 1832年2月26日,弗雷德里克终于如愿以偿,普莱耶尔大厅成为他在巴黎首次公开演出的幸运之地。卡尔克布雷纳是普莱耶尔大厅的股东之一,利用他的影响,让弗雷德里克免费使用大厅。这也弥补了因他生病而推迟了这场音乐会的遗憾。 大厅里有300个座位未能坐满,许多听众是为弗雷德里克来捧场的波兰同胞。李斯特等人特意坐在前排,准备为挚友弗雷德里克热烈鼓掌。 弗雷德里克坐在钢琴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手指轻轻地放在冰凉的琴键上。 乐池里没有乐队伴奏,他独自演奏了《f小调协奏曲》和《把手伸给我》变奏曲。 在穿插的节目中,卡尔克布雷纳遵守了自己的诺言,与弗雷德里克、希勒等6人共同演奏了一首波洛奈兹舞曲,这是卡尔克布雷纳特地为六架钢琴谱写的乐曲。 这六架钢琴发出的洪亮声音,令人为之振奋。相比之下,反而衬托出弗雷德里克琴声纤雅温柔。 波兰听众拼命地为弗雷德里克鼓掌、欢呼,前来欣赏的音乐人士也表示满意,一时挑不出弗雷德里克演奏的疵点。几天之后,《音乐评论》的创刊人费迪斯还是撰写了评论文章: 在肖邦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从自然天赋出发、毫不遵循陈规陋习的青年的形象。尽管他没有赋予钢琴音乐以全新的面貌,却至少将大量新颖设想中的一部分付诸实践了;这些设想尚属独创,而且到目前为止别人还都没有摸索出来。这并不是说肖邦先生具有贝多芬的天才,也并不是说他的音乐具有这位大作曲家的完美构思。贝多芬是为钢琴作曲,而肖邦则是为钢琴家作曲。他的灵感为钢琴音乐的创作这一体裁的根本改革铺平了道路,将来也可能对钢琴作品的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个评论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但这位评论家也觉得弗雷德里克的琴声音量太小,并认为这位波兰年轻人在效仿德国人的演奏风格。后面几句漫不经心的点评,却引起了弗雷德里克的某种担忧:这场音乐会可能不会带来任何经济效益。越是不想碰撞的事还是变为残酷的现实,弗雷德里克不得不紧缩开支,“连国王都拿不出一分钱来给我们”。他无法涉足已被他人占领一方的家教领域,只好在波兰同胞家里教些钢琴课来弥补生活费用。 他的抱怨和责斥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他自己也知道与他类似状况的钢琴家还有不少,甚至有的还未能举行过首次音乐会。 如果把倒霉的原因简单地推到当时传入到巴黎的可怕瘟疫上,那么总有点牵强附会的感觉。 过了几个月之后,弗雷德里克参加了5月20日的义演活动,他的《f小调协奏曲》在乐队的伴奏下,仍然未能获得预期的反响。尽管事先他曾致信给巴黎音乐协会,想努力争取直接与音协乐队一起演出。 他开始泄气了,越来越怀疑维也纳的冷遇继续在巴黎重现,周围的音乐同行眼神也似乎在嘲笑着他原先的美梦。 移居美国,到大西洋彼岸去闯荡一番,这个念头就像切分音符快速地转换到弗雷德里克的脑子里。 这时命运女神手中的纺线出现了新的转机,让弗雷德里克意外地遇见了拉季维乌亲王。 当天晚上,罗特斯柴尔德夫妇豪华的音乐沙龙里,出现拉季维乌亲王和弗雷德里克的身影。 弗雷德里克的柔美琴声在这里找到了红颜知音,拨动了贵妇人和小姐渴望已久的心弦。 一曲弹完后,几位贵妇人不约而同地站起身,都想成为这位风度翩翩年轻钢琴家的第一个学生,最先开口的正是沙龙女主人。 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奇妙,您越想得到,偏偏得不到,一个偶然的机会,立即改变了你的一生。 但是,弗雷德里克如果没有原先的磨练和勤奋,他能够抓住命运女神赐予的机遇吗? 喜欢捕捉新偶像的贵妇人和小姐发挥了擅长的想象力,第二天弗雷德里克的名字已传送到许多华丽的客厅里。 即使是天才的艺术家也不得不依靠上流社会的推荐,否则就有可能在潦倒贫困的生活中默默无闻地夭折。现在连弗雷德里克自己也搞不明白,“……我已经进入最上层的社会,坐在大使、公爵和部长们中间;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奇迹,因为我本人并未费力去高攀。” 弗雷德里克的琴声如同内涵丰富的立体雕像,从每一个不同角度的观察和品味,都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感觉。法国上流社会崇尚高雅的浪漫情调,恰恰在弗雷德里克十指间流淌的音乐中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任何音乐家的评论在伯爵、部长、贵妇人的客厅里只是一堆陈词滥调,只要这些上流社会的大人物点点头,音乐家的才华似乎马上增加了许多。 这也许是弗雷德里克的福音,但也有可能是他的不幸。 邮差惊奇地将一叠叠信件投到弗雷德里克住处的楼下,这些信件大部分是请他教授钢琴课的聘书,拆开时还散发着淡淡香水味。 每小时20法郎的昂贵学费,显示着一夜之间走红的弗雷德里克的偶像身价,这对于想学琴的贵族成员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并且认为这也是炫耀自己地位的好机会。 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连那些赫赫有名音乐大师的得意门生也上门求教,并公认弗雷德里克的名声仅次于大名鼎鼎的爱尔兰钢琴家、作曲家菲尔德。 早晨起来后,弗雷德里克对着镜子不由得自言自语问:“喂,亲爱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脱帽吧,先生们!这就是天才!” 弗雷德里克的名声越过了邻国边境,在一个又一个大城市里反复响起德国杰出的音乐家舒曼的这句名言(这是1831年12月《大众音乐报》上他发表的赞扬《把手伸给我变奏曲》一文中的语词)。曾教授过德彪西(1862—1918)等人的钢琴家马蒙泰尔回忆说: 1832年……在一次音乐晚会上,我有幸被介绍给了肖邦和李斯特。我凭着青年人的勇气在这两位大师面前作了表演。然后我第一次领略了他们两位的音乐天赋。随着肖邦那双紧张而灵活的双手的跳动,艰深的乐句和微妙的音型都得到了精确细腻的处理和塑造。他那跳跃的巧手以娴熟的技巧弹出了一串串优雅、深情、明亮和斑斓的乐句。他很懂得如何表达由于他那敏感的气质和多愁善感的性格而产生的情绪,他是一位真正敏感的艺术家。 6莞尔一笑 1832年底,窗外的寒风不时地发出尖哨声,尽管屋内壁炉里升着火,但61岁的尼古拉总觉得手指有些冰冷。自从去年华沙11月起义失败后,公立中学关闭了,尼古拉兼教军官学校的法语课也停止,他不得不向华沙当局申请退休金。 幸好弗雷德里克在巴黎获得了成功,尼古拉高兴地去信祝贺:“亲爱的孩子,你继续行事吧,由于你的品性和才华,人们会追随你的…… 我相信,你会利用你的那些崇拜者的好意举行一次出色的音乐会,它会给你带来一笔收入;应该趁热打铁,趁你还能做到的时候赶紧举办。” 尼古拉迫切希望儿子能减轻家里沉重的生活负担,并再三提出忠告,“尽力存一点钱以备不时之需,特别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这时弗雷德里克的姐姐露德维卡的爱情也终于有了结果,新郎是弗雷德里克的中学同学卡·吉德尔泽耶维茨,时任华沙农学院的法律教授。 姐姐的婚礼也是在布罗肖夫教堂里举行(这里曾是尼古拉夫妇新婚和弗雷德里克受洗礼的地方),婚礼宴会设在热拉左瓦·沃拉庄园里,这又将勾引起尼古拉夫妇对当初恋爱的甜蜜回忆。 弗雷德里克献给姐姐和姐夫的礼物是一首玛祖卡舞曲,以此表达自己的衷心祝福。 尼古拉夫妇为儿子和大女儿的美满结果感到欣慰,接着即将来临的圣诞节又带来了意外的喜悦。 二女儿伊扎贝尔卡轻手轻脚走到父亲身后,将一幅平版画像小心翼翼地伸到尼古拉的眼前。 “亲爱的,您没看见我正忙着。”尼古拉有些不高兴地抬起头。 “爸爸,您再仔细看看。”伊扎贝尔卡笑嘻嘻地说,并用手掌捂住了画像上的署名。 “很漂亮的小伙子,画得不错……”尼古拉突然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这幅肖像太像一个人了,“弗雷德里克?” “是吗?”伊扎贝尔卡也故意惊叫起来,“弗—雷—德—里—克·肖—邦。”她指点着画像上的签名,故意拼读着一个个字母。 这幅镶有圆框的肖像是从巴黎寄来的底版进行印刷的,在华沙发行了多少份,尼古拉并不想去打听,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这幅画像走进妻子的房间。 当尼古拉夫妇决定写信给弗雷德里克时,寄往巴黎的地址已换成新的,他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儿子搬进舒适新寓所的模样。 弗雷德里克以后又搬入昂丹河堤路上一套宽敞的公寓,一架普雷耶尔钢琴开始伴随着他。 以往他从不想拥有的漂亮马车、穿礼服的车夫,还有美丽的鲜花、一副副簇新的白手套、昂贵西服等等,现在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散发着油墨香味的音乐作品从巴黎和莱比锡源源不断地流向世界各地,美妙的钢琴旋律时时都在人们的心目中塑造出一个举止优雅、衣冠楚楚的俊俏小伙子的形象。 弗雷德里克很注意修饰自己,避免浮华轻佻的嫌疑玷污了自己的心灵。他的温文尔雅的模样使得许多美貌的夫人和小姐怦然心动,于是流传着一个美丽的故事:不久全巴黎都要像弗雷德里克那样戴白手套了。 这时有一双深蓝色的眼睛紧紧盯住了这位22岁的波兰小伙子,她就是戴尔芬娜·波托茨卡伯爵夫人。 戴尔芬娜18岁时就已成为伯爵夫人,丈夫是一个比她大7岁的花花公子,出身于波兰显赫的贵族家庭。 她为丈夫生了5个孩子,可惜都夭折了。不久这对夫妇终于出现了感情危机,谁都不想理睬对方。自私、虚荣、享乐的标准更加难以分清他俩的恩恩怨怨。 戴尔芬娜回到了父母身边,在德累斯顿的母亲家里,她第一次相识了比自己小3岁的弗雷德里克。当时后者与蒂图斯正结伴离开华沙,途经德累斯顿去维也纳。 在巴黎上流社会中谁都熟悉戴尔芬娜的名字,随意制造一些风流韵事,对她来说如同每天都要换的内衣那样方便。她与丈夫已达成协议,她可以在巴黎另找住处,每年从丈夫那里获得10万法郎的赡养费。 她喜欢把金黄色的秀发梳成小环垂在肩上或者换成一个圆发髻,她唱出甜美的歌声时,高高耸起的胸脯随之一起一伏。 “弗雷德里克先生,这是我的女儿……”柯玛尔伯爵夫人还担心这位波兰小伙子已淡忘了在德累斯顿初次会面的一幕。 戴尔芬娜深蓝色的眼睛一闪一亮,她那裸露在外的雪白的双肩似乎无意识地靠近了身旁的钢琴教师弗雷德里克。有时她故意弹错了一个半音,对弗雷德里克莞尔一笑。 一小时的钢琴课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现在轮到弗雷德里克坐在钢琴前,为戴尔芬娜的歌声伴奏。 难以抵御的异性诱惑,弗雷德里克得到了根本没有想到的妩媚女人的奉献。他原先只想得到对方感情上的抚爱,现在他已分不清与戴尔芬娜之间的关系是真正的友情,还是难舍难分的爱情。 这件风流韵事很快地随风飘散到每个角落里,但在公开的社交场合中,弗雷德里克依然是矜持的绅士风度,与戴尔芬娜始终保持着如同一般朋友的距离,因而爱惜弗雷德里克音乐才华的密友也就不便多嘴了。 1832年11月13日,远在华沙的爱尔斯涅尔还高兴地在信中说:“我还不知道那位年轻姑娘的姓名,根据你亲爱的姐姐露德维卡告诉的情况,你们似乎将要结合在一起了。” 华沙的亲朋好友还都以为弗雷德里克与戴尔芬娜在认认真真地谈恋爱。 个人感情的跌宕起伏在音乐创作中占据了十分复杂而微妙的地位,弗雷德里克无法遏制对戴尔芬娜的强烈思念,只好借助于钢琴来宣泄。 戴尔芬娜需要寻求新的刺激,出外旅游只是一种方式。弗雷德里克仍然痴心地写信说:“我真希望自己能写出美妙的、充满诗意的情书献给你,我知道你喜欢这类东西。但是,我虽然非常爱你,作为一名钢琴师,我却达不到这样的文字水平。所以,请你不要嫌弃我的这些信,等你回来,我会用钢琴来表达对你的爱、对你的渴望和其它一切我不能用言语表达的东西。” 弗雷德里克积蓄的思念感情却有时找不到合适的喷发口。他试弹了几个乐句,听听还可以,再接着试弹,就令人难以接受,只好重新掇拾瞬间灵感涌喷中的几朵浪花。 他哀叹说,艺术创作就像生孩子一样,“有些女人在分娩时死去,有些女人生孩子却像吐果核那样容易。我在‘分娩’时就十分痛苦。我感觉到一个美妙的乐思在脑子里已经酝酿成熟,可是一把它写下来,就感到还是有缺陷。和我所想的不是一回事。” 弗雷德里克仍然不服气,更不愿让人们看到自己才华已被耗尽的结局。他曾告诫自己,“我要是真的愚蠢的话,我就会想,我已经登上自己艺术生涯的顶峰了;然而,我现在看到的是,在自己面前还有多少路程要走。由于和第一流的艺术家们关系密切,我更能看清并且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 有时他似乎超脱一切,一心在思考着某个旋律,朋友和他打招呼,他茫然地抬起头,“嗯嗯”说几句。走到十字路口,又走回来,他还以为目标仍在前方。马车夫在他背后大骂,他却站在原地,挥动着有节奏的手势。 偶尔在镜子里发现了一个陌生男人,消瘦的脸上镶嵌着一个大鼻子,凹陷下去的双眼露出了惊慌失措的神色,他张大了嘴巴:“这是我?” 一旦完成了新的乐曲,他便清醒过来,立即抓起笔写信给戴尔芬娜: “我刚完成了一首新的前奏曲,我把我们第11种嬉戏永远写进去了,曲子里有11个音符表现我们最爱玩的游戏。等我给你弹这支曲子时,我会详细解释的,这样你才能欣赏到其中的微妙之处……” 戴尔芬娜有时也偶尔回信,并依照弗雷德里克的意思用波兰语写信。弗雷德里克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但还是希望与戴尔芬娜互相用波兰语交流感情,因为这样才能使他感觉到一种温馨和亲切的气氛。 弗雷德里克写给戴尔芬娜的信中透露出对于音乐的许多精辟见解: 我只佩服那些打动我的心弦使我落泪的作品……对那些使我听了感到愉快的音乐作品,我是不会如醉如狂的。只有通过我的泪水过滤的作品才能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上,不经过这一关的音乐不行。我从小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一直到现在也没变。 他深知音乐评论家的脾性,也不止一次地尖锐抨击其中一些人是十足的蠢驴。他认为,“评论家总是不能和作曲者站在同一角度来审视一部作品。他试图在里面发现违背曲作者原意的东西。当然做评论家不说这些也不行,否则他就没有什么可写的了。” 有时他也会借题发挥,引申出其他艺术领域里的妙语精言。他坦率承认,“评论科学作品的人需要知识渊博、思路严谨。但是文艺评论家则不仅需要聪颖的头脑,还需要有善良的心,需要有热情和敏感。” 他在描写钢琴踏板时,则用活泼诙谐的语言,“这踏板又调皮,又敏感,又有噪声。对待它要客气、要得体,一旦和它交上了朋友,它是很有用处的;但要赢得它的亲昵和友爱也并不容易。它像善交际的贵妇保护自己的名声一样,是不会轻易顺从你的。但它一旦顺从了你,就像精通此道的情妇一样创造奇迹。” 形象化的比喻中闪耀着弗雷德里克的文学才华,因此1833年1月15日设在巴黎的波兰文学协会吸收他为该会成员并不是偶然的。这个协会是华沙11月起义失败后波兰流亡者于1832年创立的国外第一个波兰协会。 戴尔芬娜与弗雷德里克的关系时好时坏,当弗雷德里克责怪她对爱情不忠贞时,她连忙向他保证。 弗雷德里克像孩子一般被她哄好后,便弹奏一支即兴小曲,作为他俩和解的纪念,以后便会被糅进一首练习曲或圆舞曲中。 如果他俩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时,都会发现对方是一位令人倾倒的谈话对象,双方更多的共同话题还是音乐。 戴尔芬娜是一位有着舞台演出经验的歌手,很理解弗雷德里克的琴声,并且能说出自己的见解。 这时弗雷德里克便会兴奋起来,有着说不完的音乐话题。有时他会谈起音乐天才人物,认为巴赫的音乐是绝对完美的,无法用其它的形式来表现。他钦佩莫扎特的敏捷灵感,也十分佩服贝多芬在管弦乐方面的创作天才,但不大喜欢贝多芬对于钢琴作品的严格要求。 弗雷德里克很喜欢将自己的作品称作自己的孩子,“……这些练习曲更像我的女儿,而我最喜欢的是a小调和c小调那两首,也许是因为父母往往宠爱出生最晚的子女吧。” 他甚至对戴尔芬娜说:“如果你给我生了一个孩子,我就希望她(他)当个音乐家,有我们这样的父母,这孩子的听觉一定很好。” 但是他俩之间的爱情生活从一开始就已注定是无花果的结局,弗雷德里克并非没有预感:“岁月流逝,生命短暂,蹉跎的时光一去不复返。怪不得圣贤们都说女人是地狱之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欢愉曲 1. 还缺什么? 弗雷德里克觉得很疲惫,失去了往常谈吐诙谐和做潇洒手势的模样,坐在朋友的客厅里一言不发。 “你们猜猜,这位巴黎王子还缺少什么?”朋友以为他是故意装假,想激起他的兴趣。 “他,大概只缺一样东西——鸟乳!”(鸟乳,意即应有尽有,什么都不缺。)一位胖胖的伯爵小姐尖声说道,引起一阵哄笑。 弗雷德里克站起身来,冷冷地鞠一躬,走向客厅门口。伯爵小姐急忙追上去,说了一大堆赔礼道歉的话,才好不容易劝回弗雷德里克。 熟知他性格的人都知道,他一直恪守着父亲告诫的行为准则:“不管你心里痛苦还是歌唱,你都要露出笑容,显示出适度的欢乐和严肃。” 现在他一反常规,失去往常的绅士风度,引起了人们的各种猜测。 显然无休止的崇拜和惊叹已使得这位走红的年轻钢琴家感到厌烦。 舒曼的那句名言“先生们,脱帽吧,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位天才”,弗雷德里克对此并不感到高兴,反而觉得好像被一大团甜腻腻的奶油扔在脸上,他说: 我害怕舒曼评论的,就像犹太人害怕十字架一样……他过分夸大其词,反而使别人嘲笑我。我知道他是改变不了的,所以,就求他远远地离开我吧。我甚至宁愿要莱尔施塔伯,也不愿要他。 莱尔施塔伯是一位德国人,他在自己编的一本刊物上刻薄地指责弗雷德里克,说他的作曲只为了取得表面效果,至于那些钢琴练习曲等等乐曲仅仅是一些平庸的手指游戏。 两种极端的评论招来的是更多不同目光的注视,这对于一个极为敏感的钢琴家来说简直是在忍受痛苦的刑罚。 人一旦出了名,浑身上下的每个细小变化都是一条条爆炸性新闻。 他想避开形形色色的公众,但是他还必须公开演出,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挑剔的评论。 1834年春天,弗雷德里克和希勒一起去参加“下莱茵河音乐节”,在那里遇见分手几年的门德尔松。门德尔松刚刚完成《意大利交响曲》,并在杜塞尔多夫担任音乐总监。 他们三人兴奋地谈论着音乐,一起去听音乐会,弹奏各自的作品,度过了一个个愉快的晚上。 门德尔松已好久未听过弗雷德里克的弹奏了,现在听了之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称赞弗雷德里克的精湛技巧可以同帕格尼尼相媲美,但私下认为,弗雷德里克和希勒都倾向于巴黎人对忧伤的偏爱,过分地表现了这种情绪,影响了乐曲的节奏和音乐形象。 巴黎沙龙的欣赏口味直接诱发了弗雷德里克乐曲中原有的忧伤纤美的因素,并推动弗雷德里克朝这方面发展。这也是他迅速走红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的这种演奏风格已越来越不适宜在大庭广众前演奏,坐在后排的听众无法听清。 1835年4月,弗雷德里克参加了两次公开演出。4月5日首先举行的音乐会是为了救助波兰难民的义演,地点在意大利剧院。 弗雷德里克与李斯特联手表演了一首为两架钢琴写的华丽作品,几位歌剧明星和长笛演奏家也做了精彩的表演。 值得一提的是弗雷德里克在巴黎首次公演了《e小调钢琴协奏曲》,并由巴黎音乐学院的乐队伴奏。 但是弗雷德里克没有听到熟悉的欢呼声,出于礼貌的掌声里并没有真正的热情。甚至同经营他作品的出版商有利害关系的《音乐报》也表示出有克制的赞扬,并认为这种钢琴协奏曲会使人感到枯燥单调。 弗雷德里克觉得脸上无光彩,心里又萌动着一个念头…… 4月26日,巴黎音乐学院礼堂里第一次响起了由乐队伴奏的《降e大调波洛奈兹舞曲》,这是弗雷德里克思考再三才决定的。 该乐曲显示了弗雷德里克创作的新成就:钢琴织体复杂而富于技巧性,对色彩的敏锐把握等等。加之他在细腻与紧张度方面的巧妙处理,更容易在音响效果不错的礼堂里引起学院派的一片喝彩。 这次成功的音乐会却是弗雷德里克决定“隐退”的开始,他认为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他坦率地对李斯特说:“我天生不适合在公开场合演出。人一多我就害怕,人们的呼吸使我窒息,他们的凝视使我发木,他们陌生的脸使我不知所措。而你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征服不了他们时,还可以唬住他们。” 弗雷德里克终于做出了暂时离开舞台的选择,这一直延续了6年。 人们都普遍认为弗雷德里克是出于自私,甚至认为他身旁没有漂亮的伯爵小姐,就不愿再碰钢琴。 李斯特猜到了弗雷德里克的心理阴影:公众的各种评论早已严重损伤了他强烈的自尊心,平时他以极大的努力克制着,让温柔的微笑掩盖一切。 独奏音乐会的形式在当时还没有先例,弗雷德里克却选择了类似独奏的表演方式,以后在少数人的沙龙中展示了自己的天赋。 如果他认为这种形式适用于自己的演奏风格,那么他更喜欢熟悉的典雅华贵的演奏环境,这其中夹杂着一个音乐天才的孤傲和自私,让彬彬有礼的掌声和微笑紧紧地包裹着自己敏感的自尊心,不再受到任何干扰。 这也许是他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但是他自我遏制了音乐才华的进一步发展。 他得到了可怜的安静,但也引来了更多的冷嘲热讽。 他管不了这么多,一心只想实现一个考虑很久的计划:与父母、姐妹团聚一次。 回华沙看看,自然是他离家5年的梦想,但他讨厌去延长俄罗斯的护照期限(否则就无法回国),况且即使回国后他担心又要受到俄国小官吏的刁难。 尼古拉离开法国多年了,也不愿冒这风险,避免衍生出许多意外事情。 最后还是由露德维卡想出一个折衷办法,在华沙与巴黎之间的某地团聚。 这时尼古拉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医生建议他去卡尔斯巴德接受温泉治疗。于是尼古拉将此行安排在夏季,希望弗雷德里克到卡尔斯巴德会面。 到了仲夏,弗雷德里克还没有收到父亲寄来的信,他也没有心思再创作乐曲,便去了昂日安的湖边别墅。 当他得知父母已离开华沙时,便急忙赶回巴黎,跳上早班车,日以继夜地赶路。9天之后,才精疲力竭地赶到了卡尔斯巴德城里,这已是8月15日的事了。 他随便找了一家旅馆,匆匆洗了一下,便和波兰朋友四处寻找尼古拉夫妇。 谁知官方编制的游客名册上也没有尼古拉夫妇的名字,这时弗雷德里克已累得都说不出话,只好跌跌撞撞地回到旅馆睡觉了。 热心的波兰朋友继续到每家旅馆寻找。最后他走进了温泉浴池对面的一家“金玫瑰”旅馆,值班人员终于点点头,说是有尼古拉·肖邦先生(还有太太和一个男仆)投宿,这时已是凌晨4点了。 “砰砰”的敲门声,惊醒了尼古拉夫妇,尼古拉点着蜡烛迟疑地拉开门,才发觉是一位面熟的波兰同胞。…… 父母与儿子终于见面了,拥抱,亲吻,带着泪花的笑声里瞬间溶化了多少夜晚的思念,这时他们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当天晚上,尼古拉和弗雷德里克分别写了一封信,塞在一个信封里寄给了远在华沙的“孩子们”,让她(他)们共同分享这重逢的喜悦。 弗雷德里克激动地写着: 这是你们收到的由我代笔的第一封爸爸的书信。我们的高兴是无法形容的!我们拥抱了又拥抱,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可惜我们大家没能都在一起。小不点儿真可爱!(指姐姐露德维卡刚生不久的男孩照片)上帝对我们是何等的仁慈!我一提起笔,就觉得脑中乱糟糟的;今天最好什么也别想,只享受终于盼来的幸福,这是我今天惟一有的东西。父母亲没有变化,仍和以前一样,只是我觉得他们苍老了些。我们一同出去散步,挽着妈妈的手,谈论着你们,模仿着脾气急躁的外甥们,我们彼此叙谈着经常互相牵念的情景。我们同吃、同唱,互相亲热,互相喊叫,现在我幸福极了。 与亲人团聚的这些日子里,弗雷德里克也搬进了“金玫瑰”旅馆。 他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在游人面前表现得尤为出色,这使得尼古拉夫妇大为惊喜。 弗雷德里克来卡尔斯巴德的消息还是被透露了,一位崇拜他的图恩伯爵及其儿子特地赶到这里,租了一间豪华房间,还搬来一架钢琴,请弗雷德里克来指点。 充满幸福的几十天飞快地过去了,弗雷德里克一家与图恩伯爵父子俩一起前往一个古老的台特申城堡,这是图恩伯爵家族所拥有的,也是返回波兰的必经之地。 在城堡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晨,尼古拉夫妇与儿子分别时刻来临了。 “亲爱的……” “……再见” 马车的轮子转动了,驿马的蹄子扬起了尘灰。弗雷德里克的右手还高高举着,挥动着。 尼古拉夫妇回头望望,已看不见儿子的身影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的离别,再也没有机会听到儿子的笑声和琴声了。 “他父母离开后的第一天,我们根本不能接近他,他太难受了。” 图恩伯爵的孩子在日记中写道。 弗雷德里克因伯爵的挽留,在城堡里多住了几天。他恢复了情绪之后,便在钢琴上即兴弹奏,有时模仿英国人说法语的夸张神态,使得城堡里不时传出伯爵全家的笑声。 离开时,弗雷德里克在伯爵两个女儿共用的纪念册上写了一行字: 1835年9月15日于台特申。这是他题献一首圆舞曲的时间和地点。 不过伯爵一家人除了挽留他多住几天,表达自己的一份真挚友情之外,并不知道弗雷德里克还缺什么,需要什么。 弗雷德里克心里也许明白…… 2. 黄昏之梦 弗雷德里克动身返回巴黎,途经德累斯顿时,碰巧遇上了费列克斯·沃特金斯基。后者曾是弗雷德里克家里的寄宿生,在一起共同度过了难忘的少年时代。 费列克斯的母亲是一位伯爵太太,她每次来华沙看望儿子时,总喜欢带上两个女儿玛丽娅(1819—1896)和泰莱霞。 这两个不安分的小姑娘常常尖着嗓子喊叫11岁的弗雷德里克,为她们弹奏圆舞曲和练习曲,有时在一起嘻嘻哈哈玩游戏。 现在费列克斯把弗雷德里克带去见见住在这里已经一年的父母和妹妹。 重新看见玛丽娅,弗雷德里克已认不出来了。她一头乌黑的头发,明亮的大眼睛,漂亮的身材上充满着16岁姑娘的青春活力。 玛丽娅已不是弗雷德里克记忆中的9岁女孩,她受到了贵族家庭的良好教育,会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多才多艺。 去年伯爵太太想起了在巴黎名声大作的弗雷德里克,便把玛丽娅写的一首变奏曲寄给他,请他指点,并邀请他来作客。 弗雷德里克参加“下莱茵河音乐节”回来后,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1834年7月18日),收信人是玛丽娅的弟弟费列克斯: ……你妹妹待人真切,她把谱写的乐曲寄给了我,这使我万分高兴。于是,当天晚上,我在这儿一家客厅里用当年的玛丽娅这一可爱的主题进行了即兴演奏。当年我曾和她一起在普谢恩内住处的房间里跑着玩耍……而今天,让我把刚刚出版的“华尔兹舞曲”寄给我亲爱的女友玛丽娅小姐。让它给玛丽娅带去我在接到她的奏鸣曲后所感到的百分之一的满足吧。 如果说去年题献乐曲是出于一种社交性的礼貌,那么现在弗雷德里克再次要把一首刚创作的圆舞曲送给玛丽娅,这其中就蕴含着丰富而微妙的感情了。 他在乐谱上写着:“献给玛丽娅小姐,1835年9月24日。” 这首《降a大调圆舞曲》在弗雷德里克逝世后却被题为《告别圆舞曲》,这也许同暗喻作者向玛丽娅求婚失败一事有关。 与玛丽娅一家人在一起度过了一周的美好日子,弗雷德里克的潇洒、诙谐和天赋给大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弗雷德里克走了,玛丽娅的心上泛起了难言的感情漪涟。她写给弗雷德里克的信中说: 星期六您离开我们时,我们大家都很难过,眼里盈满了泪水……我母亲含着泪不时地向我们说起“她的第四个儿子弗雷德里克”……11点钟唱歌教员来了,课上得很糟,我们唱不起来。您上车时把您的铅笔忘在钢琴上了。没有它会给您在旅途中带来很大的不便,而我们将像保存圣物一样珍藏它。 弗雷德里克在莱比锡停留了一下,与约好的门德尔松见了面。在一位朋友家里,弗雷德里克第一次见到了罗伯特·舒曼。尽管后者甜奶油般的评论使前者感到害怕,但他俩还是像久别重逢的朋友热情地握手、交谈。 回到巴黎后,劳累不堪的弗雷德里克还没有喘过气来,就立即被一大堆的社交活动缠住了,不过他还是没忘记给玛丽娅寄去一首《祝愿》歌曲。 “假如我是天上的太阳,除了对你,我不会发光……”这是1829年根据波兰诗人维特维茨基同名诗歌谱写的歌曲,并且是弗雷德里克当初热恋康斯坦契娅时的音乐作品。玛丽娅收到这份礼物后,回信说:“我还不敢唱它,既然这是您的作品,我担心唱出来会完全变样。” 维系着弗雷德里克与玛丽娅一家感情纽带的还有一个人——来巴黎的安托尼,他是玛丽娅的调皮兄弟,由沃特金斯基伯爵太太请弗雷德里克给予照顾。 玛丽娅写信给弗雷德里克,为安托尼说了不少好话,“我深信,您的话对于他将是一种神谕。请您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对他太冷淡。” 对于一个善良、美丽小姐的恳切请求,弗雷德里克不会拒绝的,他成了为安托尼慷慨支付某些费用的监护人。 由于不能得到很好的休息,弗雷德里克的身体状况很差,迟迟没有写信给父母,引起了一场惊慌。 1836年初,尼古拉夫妇终于松了一口气,在回信中说:“任何一封信都从来没有像我们刚才收到的这封信那样叫我们如此焦急地等待、盼望!原因是:三个星期以来这儿传说你的病情很危险。” 对于玛丽娅一家的事,尼古拉谨慎地提醒儿子,“德累斯顿成了使你十分感兴趣的地方,它好像还在吸引你。你这种年纪的人不会时时都能主宰自己的意志的,可能会遇到一些使你难以磨灭的印象……” 尼古拉的猜测在半年之后果然成为现实。 弗雷德里克与戴尔芬娜分手了,他理解后者想与丈夫重归于好的心情。30岁的妇女想渴望过一种受人尊敬的安定家庭生活,戴尔芬娜不得不收拾行李回波兰。 弗雷德里克把这年春天出版的《f小调协奏曲》题献给她,作为一种告别纪念。弗雷德里克曾对戴尔芬娜说过一句浪漫的话:“我希望能听着你的美妙歌声死去。”十几年后,弥留之际的弗雷德里克果真应验了这个残酷而美丽的预言。 也许弗雷德里克从离去的戴尔芬娜身上得到某种重要启示,26岁的小伙子与安家立业之间应该画上一个和谐的等号。他似乎看见了玛丽娅的倩影逐渐走进映在窗户上的灯光里,她打开了窗户,在微笑着招手。 一种对幸福的强烈渴望,伴随着异乎寻常的焦急,在弗雷德里克的心中化作一团炽热的感情之火。 他立即找到了在巴黎的安托尼,得知沃特金斯基伯爵太太和玛丽娅正准备离开德累斯顿,打算去马里恩巴德的温泉疗养地。 8月份的酷暑天气也未能挡住弗雷德里克的决心,马里恩巴德“白天鹅”旅馆里出现了他风尘仆仆的疲劳身影。 “弗雷德里克……”玛丽娅一家惊奇地迎进了这位不速之客。 这时弗雷德里克太虚弱了,脸色苍白,不停的咳嗽声显得那么刺耳。 玛丽娅一家人都围着他团团转。 医生嘱咐病人必须卧床休息,玛丽娅便立即担当起护理职责。有些闻讯赶来的崇拜者也被玛丽娅用弗雷德里克的名义谢绝了。 弗雷德里克时时用眼神在告诉玛丽娅:谢谢,我多么爱你。 聪敏的玛丽娅心里明白爱神之箭已经迅疾地飞过来,她毕竟还年轻,初次尝到了这种甜蜜、神秘的感情滋味。 她努力克制着自己,很有礼貌地请弗雷德里克坐在铺着红色厚绒的椅子上,然后拿起画板,小心地勾勒出这位音乐王子的脸廓。 一个月之后,沃特金斯基伯爵太太一家要回德累斯顿,恢复健康的弗雷德里克突然宣布也要去那儿。 伯爵太太并不感到吃惊,她已猜到这个“第四个儿子”的心底秘密。 玛丽娅弯腰在整理自己的衣物,漂亮的长发垂下来,遮住了她的半个脸,好像没注意到母亲投来的询问眼光。 在德累斯顿的旅馆登记簿上,弗雷德里克填写的身份是“音乐教师”。 一个又一个的夜晚过去了,玛丽娅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但只要门外有一点动静,她都会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脸上浮起了红晕。 求婚! 弗雷德里克在心底里已把这个神圣的词语浸透在一次又一次掀起浪潮的情海里,但他一旦走出房门时,又退缩了。 终于在9月10日的周末下午,伯爵太太听到了“第四个儿子”正式提出向玛丽娅“求婚”的事。 伯爵太太也早有准备,婉言解释说,她将回波兰与丈夫商量,眼前还不能马上做出明确的答复。 窗外9月的黄昏景色在双方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这场认真的谈话结果。伯爵夫人不想让弗雷德里克太失望,她还是很喜欢这个有音乐天赋的小伙子。最后口头答应他与玛丽娅的非正式订婚关系,但要求这两个年轻人必须保密。 “黄昏”一词以后出现在伯爵夫人和玛丽娅写给弗雷德里克的信中,暗指这天傍晚谈的事。 要用兴奋无比的词语来形容弗雷德里克此刻的心情仍然远远不够,他觉得世上一切美好的音乐都是为他创作,为他演奏,“幸福”的滋味原来是浸泡在玫瑰蜜汁中。 第三天(9月12日)他突然出现在莱比锡城里,罗伯特·舒曼惊讶地张着嘴,面前站着的正是弗雷德里克。 前几天舒曼还刚刚寄出一封信,希望能再次见到在德累斯顿的弗雷德里克,并说:“假如我离卓越的人物那么近而不向他致以崇敬、爱戴之情的话,那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 弗雷德里克突然上门也是想让舒曼共同分享自己的最大愉快,他不停地弹奏,尽情地抒发。 但出乎意料的是弗雷德里克弹奏的乐曲并不都是欢快的,其中有一首是他前不久创作的第一首《g小调叙事曲》,以后他又创作了三首叙事曲。 他的叙事曲具有浓厚的浪漫抒彩,显然是从歌剧中得到启发。 《g小调叙事曲》中充满了悲愤之情和激烈的悲剧性冲突,在结构上接近于奏鸣曲,但又被处理得潇洒自如,难以套用某种传统的乐曲模式。在这之前的叙事曲主要是属于声乐体裁的范围,弗雷德里克则是第一次创造性地将其运用到器乐中来,因而在西方音乐史上他被称为浪漫抒情叙事曲的先驱。 有人推测《g小调叙事曲》可能是根据波兰爱国诗人密茨凯维奇的长诗《康拉德·华伦洛德》写成的,隐喻作者对华沙11月起义失败的悲愤心情。 但乐曲作品往往是作者个人复杂感情的外在表现和延伸,如果都无一例外地作一番繁琐考证——对号入座的终结哲学结论,那么也势必会严重削弱和限制乐曲内在的丰富涵意。 对于舒曼来说能幸运地第一次聆听到作者本人弹奏《g小调叙事曲》,这是一种最好的享受。 舒曼并不想去研究这首叙事曲的创作缘由,以自己的“音乐耳朵” 来判断,认为,“它是最接近他天才(还不是最天才)的作品,我对他说,在他所有的作品中,这一首我最喜欢。” 弗雷德里克沉默了好长时间,才认真地说:“真叫我高兴,因为我也是最喜欢它,它是我的珍品。” 随后弗雷德里克又弹起了玛祖卡、小夜曲等抒情的乐曲,与舒曼度过了美好的这一天。 奇怪的是舒曼坚持认为克拉拉·维克(1819—1896,著名的女钢琴家,弗雷德里克·肖邦作品的杰出演奏者,并成为舒曼夫人)对于弗雷德里克乐曲作品的理解甚至超过作者本人,“她弹他的作品比他本人更富于表现力”。 玛丽娅的音乐天赋虽然比不上克拉拉,但她更理解返回巴黎之后弗雷德里克的心情。其实苦苦思念和焦急等待也是他与她的共同表现方式。 她在写给弗雷德里克的信中说:“自您走后我们不能自慰,最近的三天时间使我们好像过了几个世纪;您也有同感吗?您是否也有一点没有朋友的苦衷?我来代您回答吧,是的。” 玛丽娅特地为弗雷德里克做了一双布鞋,她担心可能大了一些,不过想想冬天即将来临,弗雷德里克要穿厚袜子,穿大些尺码的鞋子更为舒适,她也就安心了。 弗雷德里克收到来信后,却没有勇气直接写信给玛丽娅,而是写给伯爵太太,希望伯爵太太能够谅解他的苦衷,传话给玛丽娅,他说:“我已经见过了许多我们两家共同的朋友,他们都向我打听玛丽娅小姐是不是就要结婚了。” 伯爵太太不久前刚拔过牙,似乎还受着痛苦的折磨,说不清话,只是含含糊糊地劝这“第四个儿子”保重身体。 玛丽娅心里暗暗叫苦,但又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只好在母亲写给弗雷德里克的信里夹进一张纸条,用一些“我亲爱的大师”、“您非常忠实的秘书”等词语来表白感情。 沃特金斯基一家是拥有大片土地和豪华庄园的名门贵族,他们和上流阶层的其他成员一样,以森严的门户阶层等级观念拒绝只领退休金的穷教师儿子正式成为他们的“第四个儿子”。 尽管弗雷德里克是划破音乐史上空的一颗美丽彗星,引起贵族太太和小姐的惊呼。他可以在伯爵的庇护下走进典雅华丽的上流社会,甚至在太太、小姐脉脉柔情的问候中受到特别关照。但上流社会的婚姻往往是政治和财富交易的一种手段,弗雷德里克的天赋立即显得黯然失色。 17岁的玛丽娅屈服于父母慈爱而严厉的压力,带着编织更为辉煌的憧憬踏入了1837年。 弗雷德里克仍然觉得“黄昏之梦”还在展示着迷人魅力,巴黎的朋友都想知道这场婚姻中的细节,使其成为沙龙里的热门话题。 春天容易撩起年轻人的强烈,弗雷德里克在纪念册上细心地抄写了八首音乐作品,想再次唤起玛丽娅对纯洁爱情的向往。 但是玛丽娅的心已不属于这位音乐王子了,在回信上冷冷地说:“我只能写上廖廖数语,以表谢意……再见,请您记住我们。” “黄昏之梦”破灭了。弗雷德里克首次被迫尝到了上流社会蔑视他的苦果。但他不敢公开得罪沃特金斯基伯爵一家,只好以自己的方式永远记住“黄昏之梦”的悲剧,在以后的音乐创作中烙下深深的印记。 1837年底,伯爵太太再次写信给弗雷德里克,请他帮忙找一位出版商。弗雷德里克没有回信,只是把她的来信和玛丽娅的信(便条)都塞进一个信封里,外面系上一条缎带,并草草写上一句:我的不幸。 其实玛丽娅后来的婚姻也并不美满,1841年她当上了新娘,新郎是弗雷德里克和尼古拉所认识的沙贝克伯爵的儿子,不久俩人婚姻失败,玛丽娅再次结婚,活到77岁才去世。 3. “出来吧,肖邦” 1831年,一位男爵夫人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巴黎。她从丈夫那里获得的生活费一年有3000法郎,这与戴尔芬娜每年10万法郎的赡养费无法相比。 翌年法国文坛上出现了一部引起热烈反响的小说《安蒂亚娜》,署名为“乔治·桑”。从此法国19世纪上半期多了一位浪漫主义的有名女作家,她的原名为阿芒丁娜·露西·奥洛尔·杜班(1804—1876)。 在乔治·桑的生活经历中有三个方面影响了她的创作:童年时期的田园生活,青春时期的不幸婚姻,30年代以后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接近。 她闯入弗雷德里克个人生活时正是她生活经历的第三时期。 这两位都具有驾驭浪漫主义创作感情的出色能力,以后双方的创作都受到了对方的影响。不过乔治·桑比弗雷德里克大6岁,而且给予后者最初的第一印象很糟糕。 她穿着长裤,嘴里叼着雪茄,脚下的打蜡地板被踩得“吱吱”作响,哪有一点淑女小姐的风度。 “我有幸结识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这就是笔名为乔治·桑的杜德望夫人。我不喜欢她的容貌,她的脸看上去让人感到有些别扭。她身上的某种气质使我不愿接近她。” 1836年秋天,弗雷德里克写给父母的信中透露了自己的厌恶心情。 他喜欢女性的美,甚至自己的某些性格也有女性化的影响。而乔治·桑外表上则是男性化,与弗雷德里克恰恰形成一个鲜明的“错位”反差。 也正是这个奇妙的差异引出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生活。 弗雷德里克以后才逐渐知道乔治·桑的身世。她的曾祖父是法国18世纪有名的金融家,取得贵族的称号。祖父继承父业,当过收税官,业余写诗作曲,他与一个元帅的私生女结婚,这就是给予乔治·桑很大影响的祖母。 乔治·桑4岁时就失去了父亲(拿破仑帝国的一位高级军官),从此靠祖母抚养,并成为祖母在诺昂地产的预定继承人。她13岁进入巴黎的一个修道院。祖母去世后,她没有从母亲(在巴黎街头最低级剧院里跑龙套的角色)那里得到温暖,便匆忙结了婚,那年她才18岁。但丈夫杜德望男爵是一个平庸、粗暴的坚持夫权的乡绅,3年之后她与丈夫分居。她来巴黎独立生活时,还要靠创作的笔来弥补自己和两个孩子的生活开支。 乔治·桑厌恶男女不平等、尊贱偏见的世俗观念。热烈向往大自然的清新、自由的空气。平民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浪漫意境,激起她愤世嫉俗的反抗意识。 她的男性化的外表装束正是内心叛逆精神的折射。由于她与男性过于亲热的频繁交往,引起了正统贵族阶层的种种责难,对她来说则是以这种浪漫自由的方式来抗争上流社会。 乔治·桑能与弗雷德里克相识,这与李斯特有着很大关系,当时她也住在李斯特和女朋友同居的一套公寓里。 当一大群客人光临弗雷德里克的住处时,乔治·桑也漫不经心地跟随在后面,她以一个女性作家的细腻心理观察了弗雷德里克的客厅: 一架普雷耶尔三角钢琴搁置在醒目的角落里,简单的家具只是大沙发、椅子和茶几,四周零碎的小摆设则似乎成了客厅里的装饰音符。 宽大洁白的细薄窗幔还是让客厅里的光线变得暗淡,加之烛光闪耀在钢琴周围,给人一种朦胧的浪漫情调。 弗雷德里克想尽量使客人感到满意,但惟独避开了正在抽烟的乔治·桑,让一位作家前去陪她聊谈。 乔治·桑也喜欢音乐,她的丈夫却讨厌她弹的琴声。如果说李斯特的演奏已经使得她陶醉,那么弗雷德里克的琴声则像在施展魔法,激起了她心底升腾起异样的忧伤感情。 在以后的日子里,弗雷德里克只要一出现在社交场合里,总是有乔治·桑的身影紧紧追随,她的衣饰装束也随时转换花样。 有一天晚上,弗雷德里克在自己的住处举行了小小音乐会。来客中李斯特的女友是典型的巴黎淑女打扮,显得典雅华贵。而乔治·桑一进门就让众人大吃一惊,她的紧衣胸衣外套着宽松的束腰长袍,裤子肥大下垂,几乎看不见鞋子。她不知从哪本书上学来的这一身土耳其民俗服饰。 弗雷德里克琴声响起了,乔治·桑微微合上眼,静心聆听。她不和其他人说话,也不管是否有人提出抗议,嘴里吸着烟,似乎要让烟味弥漫了整个客厅。 钢琴演奏结束了,众人喝着茶,兴致勃勃地交谈着。乔治·桑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依然不插话。 夜深了,乔治·桑也走了,弗雷德里克写给父母的信(1836年12月13日)中也只是简单地说了一下,“今天有几位人物要到我这儿来,其中有桑夫人,而且李斯特要演奏,努力将歌唱……” 显然乔治·桑半男半女的模样根本比不上康斯坦契娅、戴尔芬娜、玛丽娅等美丽小姐,或者说她严重损伤了弗雷德里克的审美标准。 但是乔治·桑仍然不断地发出邀请,请弗雷德里克到诺昂去做客。 她最后只好恳求李斯特及其女友,把弗雷德里克带来,并说:“我对他非常崇拜”,“我尊敬他”。 遗憾的是弗雷德里克总是推辞。其实他不停地咳嗽和乔治·桑的不停地吸烟也无法相容,他俩再次见面已是一年多后的事了。 朋友们都为弗雷德里克的身体健康担忧,居斯亭侯爵(戴尔芬娜丈夫的兄弟)恳求地说:“您必须让别人把你当成病人和孩子一样来照顾……你应该懂得,你在目前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注意身体。” 去温泉疗养胜地的建议反而使弗雷德里克感到心烦意乱,这不能不使他触景生情,想起玛丽娅的“秘书”身影和那场“黄昏之梦”的悲剧,他不愿再去触碰敏感的心灵伤口。 这时朋友的忠告则成了喋喋不休的废话,休息和治疗也似乎是一种嘲讽和揶揄。他想躲开周围繁杂的一切,飞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 1837年7月,巴黎沙龙的话题突然有了一个新的内容,弗雷德里克宣布去英国伦敦度假,与他同行的是音乐出版商兼钢琴制造商加米尔·普雷耶尔。 早在4年前,尼古拉就赞同弗雷德里克去伦敦,并鼓励他说:“你的作品应该成为你想去的所有地方的先行者……你的作品将会在英国驰名。” 但是弗雷德里克这次去伦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举办音乐会,而是以旅游者的身份前往。 7月11日横渡英吉利海峡时,弗雷德里克毕竟是第一次坐海轮,感到很兴奋,但不久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尽管这时海上是风平浪静的。 在莱塞斯特广场附近的旅馆里出现了他俩的身影。以后他俩租了一辆四轮马车,像众多富有的游客到处观光游玩,先后去了伦敦城、海德公园等地。 弗雷德里克在给朋友信中以揶揄的口气写道:“……这里的‘意大利式’的天空对我的鼻子产生了影响,到处都是灰蒙蒙的阴天,它根本不通气……美丽的风景,宽大的小便池,但没有个像样的地方小便。看看英国的女人、马匹、宫殿、马车、富裕的景象、华丽的建筑、宽阔的广场、树木……一切的一切,从肥皂到刮脸刀,都是千差万别,然而又那么一致,干净整洁,刷洗得那样细心,黑得就像一位绅士的屁股。” 由于身体状况不好,弗雷德里克拒绝出现在英国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因为他害怕热情的主人会坚持让他坐到钢琴前。 不过有一天晚上破例了,那是在英国钢琴制造商詹姆斯·布罗德伍德家里。晚饭后,普雷耶尔极力劝说弗雷德里克弹奏一曲。 在各位客人的眼里,这位瘦弱的外国人是“弗里茨先生”(这是弗雷德里克坚持要用的化名),身高1.70米,茶褐色的头发,留着漂亮的鬓角,双眼深凹。 弗雷德里克刚弹了几个小节,客人们都不约而同转过身来,停止了谈话,会意地交换目光。 乐曲余声还在耳边萦绕,大家纷纷站起来鼓掌,主人脸上放着光彩走上前去,热情地与弗雷德里克握手。“弗里茨先生”的真实身份还是暴露了,普雷耶尔装着无奈的样子朝弗雷德里克耸耸肩膀,摊开双手。 7月底回到巴黎,弗雷德里克还是接受了居斯亭侯爵的建议,出去疗养了一段时间。 李斯特与女友早就应邀去了诺昂,女主人乔治·桑也没有再写信来邀请,弗雷德里克也觉得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重新恢复了教课、创作和社交的愉快生活。 从巴赫乐曲创作里得到启发,弗雷德里克也想仿照巴赫的一组48首的前奏曲那样,创作一整套24首具有自己音乐个性的前奏曲。 前奏曲原为即兴风格的自由曲,是灵活多变的短小序奏性乐章。随着他的生活阅历大为丰富等因素出现,“新的主题就像一群蜜蜂似…… 袭来”。其实弗雷德里克在一两年前就已开始尝试前奏曲的创作,现在则形成了一个。 显然他继续采用了巴赫那样每首单主题的作法,并各自成为单一乐章,用遍大小不同的24调,按纯五度关系排列而成,其构思与和声语言新颖,极富有独创性。 弗雷德里克也很喜欢这些前奏曲,承认自己虽然没有巴赫那样的耐心,“写不出那么多首”,“不过即使这些前奏曲又短又小,我也是花了很大的功夫才写成的”。 在这时期里他还创作了第二首谐谑曲、即兴曲和一首以密茨凯维奇《我的心上人》诗句为词的歌曲等。 谐谑曲在弗雷德里克的大型乐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三四十年代里共写了4首谐谑曲。 其实弗雷德里克也只是套用谐谑曲的名称,其内容与结构形式已不同于以往的谐谑曲,不再具有在交响乐中被用来代替小步舞曲的诙谐和幽默的性质,纯粹是戏剧性作品。其结构庞大、富于展开性,能容纳更为深刻、复杂的内容,接近于他的叙事曲。 他的第二首谐谑曲虽然没有第一首d小调谐谑曲(1831年)那样具有剧烈的悲剧性冲突,但也具有鲜明的戏剧性,富于奔放的激情,旋律的展开宽广,充满着光辉、明朗的色彩。1838年2月,弗雷德里克在巴黎杜伊勒利王宫里演奏了自己的几首作品,听众则是国王路易·菲力蒲和皇家成员。这对于一个客居巴黎的外国音乐家来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更增加了弗雷德里克在巴黎沙龙中的名声和地位。弗雷德里克过了28岁的生日之后,第一次违背了6年前的许诺——不举行公演,参加了在鲁昂市政厅举行的一次音乐会。 外界人士认为弗雷德里克是为了支持波兰同胞奥尔洛夫斯基,后者刚被任命为鲁昂管弦乐团指挥。 鲁昂距离巴黎有近百里之远,但一些有名的音乐评论家仍然不辞辛苦地赶来,聆听这位久久不愿露面的钢琴大师演奏。弗雷德里克也没有想到《e小调协奏曲》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这也是3月25日《音乐报》上一位资深音乐评论家勒古维的惊呼,并破例地使用了“巨大、巨大”的词语。他认为,“肖邦只有在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和伟大事业的感召下才能改变不愿举行公演的习惯。” 勒古维真诚地希望弗雷德里克不要离开舞台: 出来吧,肖邦,出来吧!让这一成功使你下定决心。不要再自私了,把你的伟大天才奉献给人类,接受你的才能赋予你的使命,结束造成音乐界分裂局面的争论吧。 假如别人问谁是欧洲最伟大的钢琴家,是塔尔伯格,还是李斯特,你应该让我们这些听过你演奏的人能够回答:是肖邦! 人们热情地希望弗雷德里克·肖邦的名字成为欧洲乐坛上享有“伟大”殊荣的象征,但弗雷德里克不顾外界如何呼喊,还是又缩回了裹紧自己的“外套”里。 显然弗雷德里克给自己订下的戒条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胆怯和自私,他害怕失败,害怕听众的评论,更害怕陷入于准备公开演奏前紧张不安的气氛里。 他喜欢少数知音朋友所营造的沙龙气氛,在这样宽松、和谐、舒适的环境里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才华,平时女性般的羞涩这时也会化为王子般的翩翩风度。 如果听众苛求他的琴声音量太小,不如说是扼杀他的演奏个性;然而呼吁他重新登上舞台,也无疑是要他冒着风险与功成名就的地位做大胆的自我挑战。 现在他讨厌任何干扰,公众的欢呼、唿哨、掌声也已经听够了,只想静静地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生活的乐趣。 “出来吧,肖邦”的呼吁未能激起他本人的感情浪花,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波兰人,这时他的创作又显示出蓝天般的宽广胸怀和大胆开拓的勇气。 对此,一位法国旅行家、作家阿·德·居斯蒂纳(1790—1857)曾对弗雷德里克说:“波兰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幸的,但它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星星,它会补偿他经受的不幸。”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爱情曲 1. 他的“晨星” 西班牙驻巴黎总领事的法国妻子玛尔里亚妮耐心地恭听一位女作家讲述的爱情故事: 我体验过形形色色的爱:有艺术家的爱,女性的爱,姐妹的爱,母亲的爱,修女的爱,诗人的爱,谁知还有其它别的什么爱? 也有过这样的爱,它刚在我心中诞生,又在同一天里消亡,而作为这爱的对象,却从来也不知情。也有过这样的爱,它把我的生活变成了苦难,它使我绝望得几乎发疯。也有过这样的爱,它使我整年与世隔绝,如同被关在修道院里,被禁锢在某种极度的禁欲主义之中。而这一切都是绝对真挚的。 听着乔治·桑的精彩描绘,玛尔里亚妮伯爵夫人在自己的府邸里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她在这位新近住进来不久的女作家嘴里也常常听到弗雷德里克的名字。 伯爵夫人觉得自己已得到了乔治·桑的信赖,感谢对方把心底的秘密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并且她还知道了乔治·桑在过去一年多里的情况。 自从1836年12月最后一次见到弗雷德里克以后,乔治·桑显示出一个刚强女性的勇气,在法庭上成为一个胜利者,她获得了同丈夫合法分居、享有诺昂房地产和抚养孩子的权利。 她的创作精力旺盛,出版了两部新的小说《莫普拉》和《制作镶嵌画的师傅们》,并撰写了几篇鼓吹妇女社会地位的文章。 1838年4月,乔治·桑又回到了巴黎,弗雷德里克的身影好像一直伴随着她,即使她看到窗外大街上驶过的马车,里面都可能有他的熟悉咳嗽声。 玛尔里亚妮是个好听众,但不一定是一个愿意帮助牵线搭桥的热心人。于是沃伊切赫·格日马瓦(1793—1871)则成了乔治·桑求助的主要对象。 格日马瓦曾是波兰“爱国同志会”成员,波兰11月起义时他曾肩负外交使命驻伦敦,起义失败后流亡巴黎。他喜爱音乐、绘画,与弗雷德里克、乔治·桑的关系都很融洽。 不过对于这种求助的事,格日马瓦还是谨慎地劝告乔治·桑。因为在别人的心目中,格日马瓦已经自觉地承担起保护弗雷德里克的义务和职责。 乔治·桑只好以惊人的坦率口气表白自己,“对于那些根据表面现象判断我的人,我在他们眼里可能是个疯子或者是个伪善者。但是,任何一个观察过我并了解我心灵隐秘的人,都会看到我实际上是个怎样的女性,他看到的必然是一个热烈崇拜美的女性,一个优柔寡断、经常想入非非,但总是抱着美好的信念去行事的女性,一个从来不小气,也不记仇,脾气十分急躁,但感谢上帝,很容易忘却委屈和恶人的女性。” 她下决心要给予弗雷德里克“纯真”的一切:纯真的爱情、纯真的幸福、纯真的关怀、纯真的一个亲吻。 从此弗雷德里克的琴声在哪里响起,乔治·桑的半男半女装束也必然出现。她恪守自己的诺言,竭力去博得弗雷德里克的好感。 有一次,乔治·桑递给弗雷德里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火辣辣的词语:“有人爱你。”在这潦草的字句下,一位女演员又用花体字接连写着:“我也爱你,我也爱你,我也爱你。” 这张纸条一直被弗雷德里克保存着,也许这样裸的“爱”就像一首咏叹调。他外表不显声色,内心却十分渴望这种大胆、直率的“爱”,弥补他以往失去的异性温柔。 终于有一天,弗雷德里克觉得乔治·桑并不令人讨厌,相反她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正是他自己所缺少的。 在玛尔里亚妮夫人的豪华客厅里,或者坐在格日马瓦寓所的窗前,弗雷德里克不再回避乔治·桑诗一般的问候。后者也在面对面谈话时,发现他的深凹眼睛有时是淡褐色,有时好像是蓝灰色。 不过弗雷德里克的目光里仍然时时掠过一丝不安,这是他在告诫自己不能掉进这个法国女人精心编织的柔丝情网里,双方关系的发展只能标上减弱音符。 5月份,乔治·桑失望地离开了巴黎,她实在不明白这位漂亮的波兰小伙子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控制力量。 但她想想又不赞成这种扭曲的自我束缚行为,她在写给格日马瓦伯爵的信中认为,“他的自我克制是出自不正确的动机……在您家里的时候,在我们告别的那一瞬间,他想不为最后的一次诱惑所打动,对我说了几句出乎意料之外的话。他好像摆出一副假道学的派头厌恶世人的粗俗,因受过诱惑而感到羞耻,似乎再一次表现出自己的激情,便会玷污我们之间的爱一样。这种对爱情的态度总是使我愤懑。” 在法国式炽热爱情的包围下,弗雷德里克最后一道防御线还是被攻破了。6月份,乔治·桑又回到巴黎,她在弗雷德里克面前证实了自己无私的爱,从此开始了她与他长达近10年之久的爱情故事。 他俩对这个迟早会发生的甜蜜开局都保持谨慎的态度,并没有公开同居。乔治·桑仍然住在玛尔里亚妮夫人那里,每天晚上笔耕不已。弗雷德里克和往常一样在自己的寓所里教课、弹琴和创作。 知道他俩秘密的仅仅是几个熟知内情的密友,一位画家准备为他俩勾勒一幅双人肖像。 “在我们的天空中没有一丝乌云,在我们的湖泊中没有一粒沙子。” 乔治·桑仿佛又回到了纯洁的少女时代,将弗雷德里克想象成自己玫瑰梦中的白马王子。 这又是一个落入俗套的爱情故事,但是世上没有一片爱神的绿叶是完全相同的。 他俩在扮演王子和公主的角色过程中,都不自觉地改变着自己某些不良习惯,缩短了两人之间行为方式的差异,并在各自以后的创作中留下了对方的声音和特长。 这时弗雷德里克28岁,乔治·桑比他大6岁。他俩的性格不同,其间相距的差别就像法国和印度尼西亚一样遥远。 弗雷德里克外表温柔,生怕惹事生非。然而乔治·桑则是性格外露,直率、开朗,在任何社交场合中都喜欢标新立异,招来各种非议。 他恪守着某些贵族传统的清规戒律,喜欢华贵的服装,舒适的沙龙气氛,甚至他谱写的乐谱中也处处点缀着装饰性很强的音符。 她则藐视陈规陋习,敢笑、敢说、敢唱、敢写,从小生活在乡村中,大自然中淳朴、清新、宁静致远的气氛才是她心目中最美的人间乐园。 但是他与她又是能够互相补充的一对,在特定的条件下,谁也无法离开对方。 弗雷德里克在生活上总是希望依赖他人,即使连明天穿什么衣服,下一顿吃什么,今年夏季度假的地点等等,他都不愿分神去想。上帝造就了他一双神奇的双手和具有天赋的音乐脑袋,他一生最美好的享受就是在钢琴前度过的。 乔治·桑恰恰是一位体贴入微的出色组织者,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弗雷德里克的头疼难题。她像一位面带笑容的姐姐,又像是耍点小玩样的调皮妹妹,巧妙地调节着弗雷德里克的生活节奏和情趣。 她唤起了弗雷德里克关心他人的情感,开始留心对方的行为举止。 乔治·桑手中的香烟和半男半女的装束,在他不赞成的眼神中渐渐地愉快消失了。甚至她的“乔治”名字,也被他改回成原名“奥洛尔”,并将其意译为波兰文“朱特尔金卡”——他的“黎明”、“晨星”。 让弗雷德里克感到最愉快的是与她有着共同的语言——音乐。 弗雷德里克作品中的缠绵忧郁情感很容易引起乔治·桑的强烈共鸣,她是从个人的生活经验去感受的。至于作品中奔放、明快的节奏和描写大自然的行云如流的快板旋律,则更容易将她带到儿童时代的诺昂乡村生活。 乔治·桑的丰富想象力和敏锐的判断力,往往能给予弗雷德里克某种启示和支持,特别是后者在思考乐谱某个小节上犹豫不决时。 秋天的黄昏出现了,树叶开始发黄脱落。“你认为这种幸福会持续下去吗?”他俩在散步时谁也不想首先提出这个敏感的危险问题。 乔治·桑凭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很清楚这一点,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如果从记忆和理智出发来分析,那它当然长不了;但如果想到我的心情和我的喜悦,那这幸福似乎就将永存。” 巴黎沙龙里的贵族成员先后得知弗雷德里克要到气候较温暖的法国中部过冬。但他的几个密友知道,他与乔治·桑准备到西班牙去住上一段时间。 这是玛尔里亚妮伯爵夫人提出的建议,到她的故乡去,这样可以暂时避免将他俩的事一下子闹得沸沸扬扬。争取获得一个阶段的安静、温馨家庭生活,以便满足于各自的需要。 尽管这次出国一事瞒住了周围大部分人,但是弗雷德里克不得不向普雷耶尔透露了真情,因为他希望后者用船运一架钢琴到西班牙的马约卡去。 在事先约好的地点,弗雷德里克和乔治·桑分别赶到,一起上路的还有乔治·桑的儿子、女儿和一个女仆。 11月7日,他们一行离开巴塞罗那坐船到了马约卡的帕尔玛。这里是夏季旅游避暑胜地,现在已是深秋,哪里还有游人的足迹。 不过弗雷德里克还是兴致勃勃地描写了一番:“……四周是棕榈、松杉、仙人掌、橄榄树、橙树、柠檬树、芦荟、无花果、石榴树等等,这些只是在巴黎植物园的暖室里才可能有。空气似乎在空中高悬。白天太阳高照,人们身穿夏装,天气很热;夜里六弦琴和歌声经久不息。这里有巨大的凉台,头顶上是葡萄藤,还有毛里塔尼亚式的墙壁。一切都像这个城市一样看上去是一派非洲景致。” 地中海的旖旎风光似乎迷住了他和乔治·桑。 2. 冬天里的琴声 弗雷德里克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帕尔玛度过的第一个晚上,竟然是在破破烂烂的屋子里。楼下是一家制桶作坊,“咚咚”、“砰砰”、“哐啷”的嘈杂声吵得这些高贵的巴黎客人叫苦不迭。 刚踏上帕尔玛港口岸边时,一些脸晒得黝黑的装卸工就已好奇地打量着他们。 弗雷德里克头戴高筒礼帽,外衣纽扣一直扣到下巴下,幸好有丝绸领带系着,下身是紧身裤子,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格外引人注目,他俨然一副巴黎上流社会的打扮。 乔治·桑还是服从了弗雷德里克的意志,认真地穿戴起一身贵妇人的衣裙,但总有点不舒服。 她的两个孩子衣着装束则恰恰相反,女儿是男孩打扮,儿子留着长头发,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乔治·桑的鲜明个性。 上岸之后,乔治·桑不由得拿出巴黎贵妇人的派头,指着一个当地人带路。 谁知对方回答她的是一脸疑问,接着是毫无表情地摇摇头。原来这里没有旅店,更没有供他们享受的出租别墅。 尊贵的巴黎游客不得不委屈地熬过第一个晚上。翌晨,乔治·桑拿着推荐信去找法国领事和法国银行家,不但没有解决住处问题,而且还被有礼貌地教育了一番:“先不要去看房子,要耐心,就像每天的海水都会有涨有落。” 性急的乔治·桑差点叫喊起来,没有舒适、温暖的住处,如何度过冬天。她原先设想温馨的家庭生活现已成为泡影。 她气冲冲地写信给巴塞罗那的法国领事,抱怨说:“……如果你真是诚心要租房子,脚上穿的鞋也还算新,他们才猛地打开一扇窗子,接着打开门,最后才终于下定决心,让你看房子。可那算什么房子!我认为你的马约卡人是伪装得很蹩脚的犹太人,看上去很老实,实际上完全知道该怎样偷偷地揩你的油。” 弗雷德里克并不像乔治·桑那样忧心忡忡,他完全相信会有一个奇迹出现,这是他凭着以往的生活经验——关键时总有人出来帮助。 果然几天后,乔治·桑兴奋地宣布,在帕尔玛的郊外有一幢陈设齐全的房子。这时弗雷德里克真想弹一曲庆贺一下,只是身边还没有钢琴。 他们一行兴致勃勃地赶到那里,进屋一看才大吃一惊:屋里只有几把硬面椅子,几只火盆上留下了黑黑的污垢,那只所谓的床也只是用木凳支撑起来,睡上去准会发出“咯吱”的呻吟声。 弗雷德里克总觉得有一股冷风不停地吹来,不由得咳嗽起来。原来大部分窗户上都没有安玻璃,有的连窗框都没有,只是一个大窟窿。 刚刚逃出了充满嘈杂声的作坊,现在又进入了一个倒楣的“风洞”。 乔治·桑看着弗雷德里克,然后施展出她的社交能力,花了一笔钱,暂时将这“风洞”整理得像一个家的模样。爱幻想的弗雷德里克依然想着另一处过冬的房子,那是帕尔玛以东的瓦尔德摩萨卡尔特修道院。他在给朋友的信中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着: 我可能要搬到一个非常美妙的修道院里去住,那是世界上风景最优美的地方,依山傍海,有棕榈树,有一个公墓,一个十字军的教堂,一处清真寺的废墟,还有许多千年的橄榄树。哦,我最亲爱的,我越来越有活力了。我的身边充满世界上美好的事物。我觉得身体也好多了。 有时乐观的情绪往往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憧憬,条件简陋的“风洞”也变得那么可爱。 弗雷德里克的胸中涌动着一种强烈的创作,他焦急地写信给远在巴黎的普雷耶尔,“钢琴还没有运到,您是怎样发运的?是通过马赛,还是通过佩皮尼昂?向往有音乐,但我没有弹奏,因为这里没有钢琴。” 没有琴声就意味着是一种残酷的折磨,这对于弗雷德里克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他天天在盼望,但盼来的是冬天第一场可怕的大风。 这时“风洞”显示出名副其实的威力,一阵阵寒风无情地卷走了可怜的遮挡物,肆虐地闯入屋内,纸片在屋内飞舞,门窗发出“吱吱”的呻吟声。 冰冷的雨水渗透了薄薄的墙壁,泛出一块块黄色的丑恶图案。乔治·桑用尽全身力量才好不容易遮住窗户,但屋里的木炭火烟味弥漫了每个角落。 弗雷德里克可怕的咳嗽声愈益刺耳,开始咯血了,这引起了乔治·桑两个孩子的惊叫。 乔治·桑反而冷静下来,担当起看护病人的全部职责,不辞辛苦地日夜看护。 弗雷德里克有时醒来,动情地抚摸一下倚睡在一旁的乔治·桑。 他给友人信中风趣地说:“最后两星期我病得像条狗……我请了全岛上三个有名的医生:第一个嗅了嗅我吐出来的东西,第二个在我呕吐的部位敲着听诊,第三个说我就要死了。” 弗雷德里克的咳嗽声惊动了房东和当地居民:这是令人恐怖的传染病。房东立即下了逐客令,并要求赔偿损失——那些被病菌感染上的家具和床单。 乔治·桑扶着虚弱的弗雷德里克只好暂时住进了法国领事馆,几天后(12月15日)搬进了“风景最优美”的修道院。 住在修道院里的卡特尔会僧侣早已被解散,修道院曾被改造为一家旅馆,现在可是空荡荡的,无人管理。弗雷德里克等人住的三间房子仍然保持着原先修道院洞穴式的结构。 乔治·桑里里外外忙碌着,购买家具、褥垫、新式火炉等等,并设法找来一架旧钢琴,好歹能发出走调的琴声。 当地的食品很糟糕,面包被雨淋坏了,鱼有了一股异味,牛奶里搀了水,鸡瘦得可怜。 请来一位当地的女管家,天天端上餐桌的都是以猪肉为主食,连甜点心里也搀有猪肉。弗雷德里克只要一闻到这甜腻腻的怪肉味,胃里就像打翻了各种各样的调味品,一股难忍的酸味直冲喉咙。 乔治·桑只好亲自下厨房,尽力变花样,引起弗雷德里克的食欲。 她去城里买菜,就要坐马车在泥泞的路上颠簸好几个小时,还要与菜贩子讨价还价。 有一天她发现前来帮忙的女清洁工身上长着虱子时,才感到事情严重了。于是打扫房间和收拾房间的家务担子也落在了她的身上。 弗雷德里克生病时脾气变得难以捉摸,不能弹钢琴,无法创作,整天躺在床上很无聊。但他冷静下来时,又为乔治·桑的辛劳而感到内疚。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她照顾我时从来不知道疲倦……她不得不一个人看护我,上帝不让我们同西班牙医生打交道。她为我铺床,打扫我的屋子,给我准备牛肉茶,为我牺牲她自己的一切,也收不到任何信件,还得照顾两个不服水土的孩子,他们更需要母亲的照料。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想想吧,她还在写作。” 卧床休息、注意饮食的传统治疗使弗雷德里克的身体渐渐好转,同时也证明了乔治·桑的耐心和毅力的胜利。房间里第一次响起了走调的琴声,虚弱的弗雷德里克还以为自己的耳朵也出了毛病,不过他马上集中精力,又开始去捕获瞬间会消逝的灵感。 乔治·桑白天忙着繁琐的家务事,下午带着两个孩子到外面去散步。 当他们捧着采集来的野花绿草回家时,修道院里已是黑洞洞的,只有一盏昏暗的油灯还显示着有点生气。当三大间的屋子里只剩下弗雷德里克一人时,既是他创作的黄金时间,也是他感到十分孤独、冷清的时候。 一天晚上,当她和两个孩子推开弗雷德里克房门时,只见他像一座雕像在黑暗中坐着,两只手还放在琴键上,两眼盯着前方。 又过了几分钟,弗雷德里克才醒悟过来,“他不自然地笑了一下,便向我们弹起了他刚刚写出来的神圣产物,或者不如说弹的是那孤独、忧郁和恐怖的一小时里攫住了他的令人惧怕而又悲痛的乐思。” 乔治·桑在《我的生活史》中还回忆了另外一件事: 一场暴雨淹没了道路,怒气冲冲的迷路车夫粗暴地把乔治·桑和儿子赶下车。眼前是一片可怕的大水,浑身湿透的母子俩还舍不得扔掉进城买的菜,在黑暗中挣扎着向前。 窗外是漆黑一片,弗雷德里克焦急万分,也不知乔治·桑和儿子会发生什么事。 他拼命地弹奏起钢琴,以此来宣泄心中痛苦煎熬的感情。 他在恍惚中好像看见了恐慌的乔治·桑拉着儿子,一个趔趄倒在浑浊的大水中…… 他的琴声在飞快地滚响着,神秘的大自然已融合在他的琴声中。 他觉得浑身冰冷,好像掉进了一个湖里,身子在一个劲地往下沉降,一串冰凉的水珠却又落在他的胸脯上。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修道院的走廊里终于有了跌跌撞撞的脚步声,乔治·桑和儿子又累又冷,浑身湿透了,脚上靴子早就丢失了。 这时乔治·桑还首先想到的是弗雷德里克,挣扎着推开房门。 弗雷德里克突然疯狂似的喊叫了一声,瞪着眼睛,用一种很奇怪的声音说:“我以为你们都死了。” 后来他告诉我说,在等待我们回来的时侯,他在梦幻中看到了我们遇上的情况,这时他已经分不清什么是梦境,什么是现实,弹着琴就不知不觉睡着了……我提醒他可能是雨水落在屋顶上的淅沥声,把他带入了梦境。他说他什么也没有听见。 一个钢琴家和一个女作家的爱情故事已进入了一个,但倒楣的事还是接踵而来。 弗雷德里克盼望已久的法国钢琴终于运到了帕尔玛,这一回乔治·桑可尝够了当地港务局官僚主义的苦头。在十几天的交涉中,她被对方傲慢无礼的态度气得脸发白。弗雷德里克仍是绅士风度,不疼不痒地责怪了港务局几句。乔治·桑后来回忆说: 为了取回一架我们从法国托运来的钢琴,港口要我们花700法郎;这个数目实际上等于我们买这架钢琴所花的钱。我们决定把它运回去,他们不同意;把它留在港口,等待下一步的通知,也不同意;把它运出城,避免交纳比海关税还要高的保管费,说是违反规定;把它留在城里,避免交纳与进口税不同的出口税,又说是不可能的;把它扔进海里,我们顶多只能这样处理,那还需要我们证明自己是这架钢琴的主人。 经过半个月的争吵,他们才同意我们把钢琴从一个关卡挪到另一个关卡运出城,这样总算把事情解决了,共花了400法郎。 新钢琴搬进来了,弗雷德里克的心情也好多了,这多亏了乔治·桑的一张伶俐的嘴和辛勤的双腿。 随着乐稿渐渐增多,弗雷德里克的琴声也显得那么柔和动听。“…… 他写出了他的小品中最美妙的曲子;他很谦虚地把它们称为‘前奏曲’,这些曲子都是精品。其中几首使人仿佛看到了那些早就死去的僧侣,听到了那些回荡在他胸中的挽歌,其他几首的情调有的悲伤,有的甜蜜。” “这些前奏曲都是他在身体健康、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酝酿成熟的;窗下回响着孩子们嬉戏的笑声,远处吉他传来的拨弦声,栖息在被雨水淋湿的枝桠上的鸟儿的鸣啭声。”除了前奏曲之外,弗雷德里克还创作了《升c小调谐谑曲》、《波洛涅奈舞曲两首》、《e小调第二玛祖卡》等等。 1839年2月,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准备实施酝酿已久的计划:离开这个“风景最优美”的鬼地方。 冬天里的琴声消失了,修道院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 3. 甜蜜的爱情生活 诺昂是一个典型的法国小乡村,周围是一片树木稀疏、风景优美的平原。辽阔的天空和夕阳下的地平线,使弗雷德里克不由得想起玛祖卡舞曲和遥远的故乡。 多么可爱的村庄,“到外都是夜莺和云雀的歌声”。 1839年6月,弗雷德里克第一次来到诺昂,眼前的这座乡村别墅是祖母留给乔治·桑的。乔治·桑又扮演起女庄主的角色,每天都要处理庄园里大大小小的事情,甚至还同雇工们讨论养蜂和种菜的问题。 弗雷德里克也想享受一下有规律的温馨家庭生活,尽力抛弃帕尔玛的那段可怕记忆。假如当时法国就有离婚和再婚的法律,那么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很可能在这幢别墅里度过新婚之夜。 现在弗雷德里克只好坚持声称自己是一个房客,在他人面前总是有礼貌地称呼乔治·桑是“我的女主人”,并用“您”的尊称与她说话。 乔治·桑则模仿波兰语,戏称弗雷德里克是“肖邦斯基”,并在弗雷德里克的指导下,结结巴巴地拼写波兰语,“亲爱的老伴,我很爱你”,用此开头语给一位波兰伯爵写信。 每天早晨起来后,大家各干各的事,傍晚聚在花园里共同用餐,接待来访的朋友,聊聊天,谈谈新闻。弗雷德里克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乔治·桑一直很担忧,认为他“既没有大病,也不见好……他以后一辈子都断不了小灾小病的”,并亲昵地称他是“我的老病号”。两个孩子上床睡觉时,乔治·桑劝说弗雷德里克也去早早休息。然后自己坐在书桌前点起油灯,在稿纸上展开了丰富的形象思维。 恬静的夏季生活快要过去了,重新返回巴黎的事提到了餐桌上来讨论。 巴黎的朋友也在为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一家的两套住房四处奔波,于是巴黎与诺昂频繁的来信上大都是有关住房的内容。 最后还是由弗雷德里克决定了自己的住房地点——特龙舍街5号,并在写给巴黎朋友信中详细地提出室内装潢的意见: 请选用我用过的那种墙纸,紫灰色,光滑发亮,有墨绿色窄边。客厅的墙纸换别的颜色,但要令人愉快……颜色淡雅素净一点儿的……既不花哨,又不俗艳。谢谢你想到了仆人的住房,这是非常必要的。 弗雷德里克还要巴黎的朋友为乔治·桑一家找一套租房,他提出了不少的具体意见,并画了一幅图——很挑剔的住房周围环境。最后确定住处的地址是皮加勒街16号,这是一套有两间花园小凉亭的住房。 10月中旬,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分别住进了巴黎的新居。 5个月前刚从帕尔玛返回巴黎的途中,已有朋友打听到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的地址,写信来问弗雷德里克何时返回巴黎,并代问桑夫人好。 这可以想象得出在巴黎关于他俩的事已经被加油添醋地渲染了一番,因而迫使弗雷德里克退掉原先在昂丹河堤街的房间,然后去了诺昂乡下的别墅。 现在他重新在巴黎露面,关于与乔治·桑的风流韵事,已失去往日诱人的神秘感,大家都以微笑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 每天下午4时,弗雷德里克教完课,就会坐上马车去皮加勒大街16号。 夜幕降临了,皮加勒街16号成了一些名流人士聚会的地方。乔治·桑招待的朋友有巴尔扎克、海涅、勒鲁、德拉克洛瓦等人,而弗雷德里克的朋友则是音乐界的有名人士和流亡在巴黎的波兰贵族。 在充满笑语和友情的聚会上,弗雷德里克显得很高兴,乔治·桑则故意绷起脸说:“谁要是在这个音乐晚会上玩得不高兴,就把谁扔出窗外。” 有一次前来聚会的贵客中出现了伊格纳兹·莫舍莱斯,他曾在贝多芬辅导下把后者的歌剧《菲岱里奥》改编成钢琴乐谱,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达10年之久,1824年在巴黎曾经教过门德尔松的钢琴。 莫舍莱斯原先对后起之秀弗雷德里克的音乐作品不大赞成,他曾特地试弹了1833年出版的弗雷德里克练习曲,并写信给门德尔松说: 作品的新颖独特和主题的民族特性使我十分佩服,但他那些粗糙而缺乏艺术性的转调对我来说难以pgn0156接受,脑子里一迟疑,于是手上也就笨拙了。总的来说,我觉得他的音乐听了使人发腻,过于纤柔软弱,很难说是一个深沉的音乐家的作品。 两年之后,经过一番研究,莫舍莱斯仍然坚持认为,弗雷德里克“为钢琴家写出的都是新颖独特、令人陶醉的音乐。但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不喜欢他写的矫揉造作和生硬别扭的转调……无法流畅地弹下来。” 莫舍莱斯终于有机会聆听弗雷德里克的亲自演奏,那是在他的亲戚银行家奥克斯特·列奥家里。刚返回巴黎不久的弗雷德里克应邀前往赴晚宴。 弗雷德里克演奏了近一年以来的新作品,大为震惊的莫舍莱斯这才完全改变了以往的看法,他坦率地承认,“我第一次理解了他的音乐,明白了这音乐为什么使妇女听了如醉如痴。” 他在日记上写道:“我始终掌握不了的那些粗糙而缺乏艺术性的转调,这次听起来一点都不讨厌,因为他用一双精灵般的神手不知不觉就流畅地弹了过去,他的指触如呼吸般轻柔……他的演奏始终具有德国钢琴学派要求钢琴家弹出的管弦乐效果……在众多的钢琴家中,肖邦是独一无二的。” 听了莫舍莱斯发自内心的赞语,弗雷德里克也向他表示了仰慕已久的心情。他俩一起演奏了莫舍莱斯的《降e大调四手联弹奏鸣曲》,使得贵客们大为高兴。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法国国王的皇宫里。 10月29日晚上9时,在圣克鲁宫外面的绵绵雨幕中停下了一辆豪华马车,穿着制服的皇宫侍者彬彬有礼地拉开车门,恭迎弗雷德里克与莫舍莱斯进宫。 路易·菲力浦国王一家坐在客厅里,饶有兴趣地听了这两位享有盛誉钢琴家联弹的奏鸣曲。国王听了一遍后觉得不过瘾,请他俩把“行板”乐章再次演奏一遍。 莫舍莱斯回忆说:“肖邦弹的是低音声部,他每次都坚持要弹这一声部。”显然弗雷德里克在这位早就成名的同行面前表示谦让。莫舍莱斯也谦虚地说:“我想一定是他在奏鸣曲的整个演奏过程中表现出的热情感染了国王一家,他们对我俩赞不绝口。我们像亲兄弟一样为通过两个人才华的结合而取得的成功感到自豪。两个人都没有故意炫耀自己,也没有一丝妒意。” 巴黎上流社会人士都想欣赏一下他俩联手演奏,纷纷发出盛情邀请,一时成为时髦的风气。 莫舍莱斯返回伦敦之前,应邀来参加了皮加勒街的聚会。晚餐后,弗雷德里克演奏了自己的作品《降b小调奏鸣曲》。这是他一生中创作的三首奏鸣曲中最为成功的一首,这是一部宏伟、悲壮、史诗般的套曲,演奏时一直在飞快的速度中进行的。 莫舍莱斯已注意到弗雷德里克的身体相当虚弱,后者不时地用香水浸过的手帕擦擦额头,甚至服用滴在白糖上的鸦片汁来止疼。 弹完奏鸣曲后,弗雷德里克明显地支撑不住了,只好抱歉地对莫舍莱斯点头示意,让他的学生阿道夫·古特曼代为弹奏《升c小调谐谑曲》。 晚上客人走后,乔治·桑收拾了一番,然后坐在书桌前,重新整理前几天晚上写的文稿。 1840年弗雷德里克度过30岁的生日之后,乔治·桑也交出了第一个剧本《柯西玛》,这是法兰西剧院约她写的。 也许她过于看重自己写的东西,便一次次否定了剧院提出的女主角扮演者,想让老朋友玛丽·多瓦尔出演。这引起剧院方面的不满,总是以各种借口推迟排练的时间。 乔治·桑受不了这份窝囊气,大吵大闹起来。弗雷德里克好不容易劝住她,才没把这个剧本让给其他剧院排演。 但是法兰西剧院偏偏再次延迟排演,乔治·桑便把一肚子的火气转向弗雷德里克,抱怨说:“我那该死的小肖邦真惹我生气。” 弗雷德里克的耐心和善意终于有了结果,4月29日晚上剧院决定首次演出《柯西玛》。 乔治·桑觉得很有信心,确信舞台上的戏剧冲突和感情漩涡情节足以征服观众,拒绝雇人来捧场。 但是这出戏公然宣扬传统婚姻道德的叛逆者,损伤了许多戏剧爱好者的感情和自尊心,剧场里观众席上不时响起“嘘”的声音。 演员不断念错台词,扮演女主角的玛丽·多瓦尔也只好勉强支撑着,恨不得大幕马上落下来。 首演的失败像一把粗盐撒在乔治·桑流血的伤口上,她又气又急,流下了无可奈何的泪水。 这时弗雷德里克扮演起善良牧师的形象,反复劝说,并抓住她不平衡的心理,指责观众不懂得高雅艺术。 渐渐从失败阴影中走出来的乔治·桑回想起这段倒霉的日子,就十分感谢弗雷德里克,以钦佩的口气说:“他善良得像个天使”,“如果没有他那深沉细腻的爱情的关怀,我早就丧失信心了。” 两年的爱情生活就这样互相搀扶过来了,弗雷德里克感谢她在生活各方面的良好照顾,而乔治·桑则用诗人的口气说:“在所有天才人物中,还是他最温柔、最谦逊、最有涵养。” 这三个“最”字不知还能延续多久,完美无缺的形象终究要显露出原先被优点所掩盖的短处。 4. 诺昂消夏 1841年春,李斯特趁出国旅行演出间隙回到法国,他给乔治·桑带来了一个精美的礼品。 “烟斗……” 乔治·桑知道弗雷德里克的眼睛在人群中盯着这件礼品,但她还是有礼貌地收下,并表示感谢。 来客们的话题也自然围绕着李斯特近来在欧洲各地演出取得成功一事。不知谁提议弗雷德里克也应该再破例一次,重上舞台公开演出。 乔治·桑看看弗雷德里克被众人劝得有些招架不住时,她又觉得这位天才钢琴家活得真累。不过她担心这场音乐会可能会提前夭折。 果然弗雷德里克后悔了,他想躲避这场公开演出。但音乐会门票大部分已被售出去了,尽管票价很高,热心的听众还是想听听这位不爱露面的钢琴大师的琴声。 弗雷德里克开始耍起小孩子的脾气,绷着脸不准出售剩余门票,也不准张贴广告和印刷节目单。特别是准备同台演出的著名女高音不能前来时,他干脆想撕毁演出合同。 这时乔治·桑施展出浑身解数,像哄孩子似的抚摸着弗雷德里克的头发,她觉得这个谨小慎微、优柔寡断的钢琴大师真是又可笑又可爱。 凭着她的社交才华,邀请来了另一位著名的女歌唱家和小提琴手,这也算是为弗雷德里克争回了面子。 1841年4月26日,罗舍舒瓦尔大街的普雷耶尔大厅门前,出现了一辆接一辆的豪华马车,众多的社会名流和贵族阶层人士纷纷亮相。 台阶上的红地毯,摆放在两边的鲜花和恭候在门边的音乐会组织者,这一切都表明了今晚上弗雷德里克的显赫地位和名声。 李斯特一时来了灵感,执意要说服《音乐报》的编辑,由他来写这场音乐会的评论。 曾经呼吁“出来吧,肖邦”的音乐评论家勒古维只好把这个变动告诉了弗雷德里克,并安慰地说:“这对公众、对你个人都大有好处。” 弗雷德里克也觉得不能再分散注意力,便回想一下等一会就要演出的乐曲:《f大调叙事曲)、《a大调波洛奈兹》、《四首玛祖卡舞曲》和《升c小调谐谑曲》。 他每次弹完一曲,全场都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演奏结束后,热情的听众仍然拼命鼓掌,希望他继续弹下去。他只好加演了练习曲、前奏曲和夜曲等等。 李斯特撰文称赞弗雷德里克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弹奏充满了“哀伤、深沉、圣洁,像梦幻一般”。 《法兰西音乐》刊登未署名的文章认为,“肖邦写的钢琴曲可以同舒伯特写的歌曲相媲美……可以说肖邦开创了一种钢琴演奏和创作的新的流派,没有人能超过他的指触的轻柔和甜美,迄今为止也没有人能超过他写的音乐;他的音乐新颖独特、高雅迷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任何其他人都无法和他相提并论。” 这个评论似乎把弗雷德里克拥抱得过于亲热了。不过也有可能弗雷德里克经历了几次生与死的较量,以及再次尝到爱情的滋味,对人生哲学的理解也更为深沉些,这些对于他的音乐创作和弹奏都有着某种深刻启示。 在弗雷德里克的周围已逐渐形成了一个崇拜他的学生圈子。 出生于德国的学生阿道夫·古特曼已成为弗雷德里克的杂务总管,直到后者去世前,他仍然守护在老师的床榻边。他15岁时就跟着老师学琴,他长得高大粗壮,一双大手下流淌的音乐却很纤美、细腻。为了免除他的服兵役,弗雷德里克亲自写信给一位权威人士,请求让这位有发展前途的学生继续留在巴黎学习。 有一位崇拜者后来成为英国皇家曼彻斯特音乐学院首任院长查尔斯·哈莱爵士(1819—1895),他17岁时赶到巴黎想跟从卡尔克布雷纳学琴,但未能通过面试。在一个银行家的客厅里,恰巧聆听了弗雷德里克的琴声。他回忆说: 我仿佛被带进了另一个世界,原来对卡尔克布雷纳的想法全都烟消云散了。我坐在那里如醉如痴,心里充满了惊叹和感慨;那时候即使客厅里突然站满了飞来的精灵,我也不会再感到惊讶了……最后我都要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在众多的女学生中被弗雷德里克所器重的是安娜·卡洛琳娜·德·贝勒维伊—乌雷,她来自维也纳,以后成为解释弗雷德里克·肖邦作品的著名演奏家。 弗雷德里克很欣赏她的才华,常常把自己的作品先请她试弹一遍,然后再考虑发表。 她结婚后,弗雷德里克回信说,“那首《小华尔兹》,是我乘一时的兴致,信手为您写的。请保存好,我恳求为自己,我不想公开发表。然而,我渴望聆听您演奏它,并出席您的豪华的宴会……” 由于他的名声很大,通过各种途径想拜他为师的各种各样的学生相当多。波兰诗人维特维茨基也凭着与弗雷德里克的特殊关系,戏称他为“我亲爱的小白脸”,并介绍邻居母女俩前来学琴,还规定好时间。 对此,弗雷德里克无法拒绝。他教课方式继承了当初他的老师良好的传统,努力扩大学生的音乐视野,增加灵活多变的思维能力。让学生弹奏的乐曲并不局限于自己的作品,其他音乐大师克莱门蒂、胡梅尔、贝多芬、莫舍莱斯、希勒、李斯特等等的作品也常常作为教授内容。 繁多的教课也耗费了弗雷德里克的不少精力,他感到身体支持不住时,只好派仆人去告诉学生,无法前来教课。 这时乔治·桑就会劝他暂时停下工作,并想出各种亲昵爱称,“肖皮诺”、“肖普”、“奇普肖普”等等,这些法语和波兰语的混合发音也会起到增加奇妙的安慰乐趣。 一年一度的消夏时期又到了,弗雷德里克跟随乔治·桑一家去了诺昂乡下别墅,一住就是4个月。 这期间一台新的普雷耶尔钢琴运到了诺昂乡下,弗雷德里克的音乐创作进展顺利。平静、温馨的家庭生活正是他与乔治·桑一直盼望的。 乔治·桑在半夜里创作的习惯依然没有改变,这时她已进入了一生中第二个创作阶段(前期为爱情悲剧小说),即空想社会主义小说。 继《木工小史》之后,这时乔治·桑正在创作《康絮爱罗》,如果说该小说的乌托邦诗情般的描写,折射出这时作者与弗雷德里克共同度过宁静的田园生活情趣,那么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平民形象也不妨看作是作者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人物。 弗雷德里克无暇去过问乔治·桑创作的缘由是什么,天天还是忙于自己的创作,有时甚至到凌晨才离开钢琴。不过他还是关心乔治·桑,为她这部小说的音乐方面内容提供了慷慨帮助。 乔治·桑微笑着接受了这种象征爱情的温暖,作为回报的方式是将弗雷德里克潦草的乐谱纂写得干干净净,就像她亲手为他梳洗了一次乱蓬蓬的头发。 也许是受到弗雷德里克琴声的影响,乔治·桑在以后第三阶段创作的田园小说中也融进了一种朦胧的浪漫主义情调,并时常出现带有音乐术语的描写。 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之间的相互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其中包括了思想感情、价值观、伦理道德、行为方式等等各方面。 尽管没有充分理由相信弗雷德里克与出版商讨价还价的无情模样,是完全受到乔治·桑的影响。但他与她的庞大生活开支需要源源不断的金钱收入,或者说他的显赫名声和地位也已足够使他有资格掂掂出版商的钱袋。 说起韦塞尔,他是个混蛋、骗子。你给他回信,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好了,但要告诉他,我不想转让我的《塔兰泰拉舞曲》的版权,因为他没有及时把它寄回来,如果说他因为我的作品赔了钱,那一定是由于他给作品起了愚蠢的标题,尽管我不同意…… 奇怪的世界!马塞特是蠢货。佩勒坦也是蠢货。马塞特知道了帕切尼的《圆舞曲》,也知道我已答应《音乐报》。我不想先下手对他采取任何步骤。如果他不同意伦敦版权的价格是600法郎(我们一般手稿在他那儿出版价为300法郎),3×5=15。那样,我这么多作品只有1500法郎,这是不行的。 ……无法让我把《练习曲十二首》或者《钢琴演奏法》以300法郎出售给他,而必须要给600法郎。同样,我寄给你的那首《协奏曲》的快板乐章,付300法郎的价格给他,同他从前出版过的这类作品一样。 这些写给友人信中所出现的“极端”词语,在弗雷德里克以前的信中很少出现,现在他毫不犹豫地对“经纪人”发出一个个指令,这与窗外诺昂的大自然美丽风景似乎很不相称。他讨厌这些唯利是图的出版商,谈起他们的名字就像看见苹果布丁蛋糕中的苍蝇。 在以上信中提及的不少乐曲都是这次到诺昂来创作的,他很看重这些“分娩出来的孩子”,相信它们在乐坛上将显示出炫目的光芒。 精明的出版商也习惯了天才钢琴家的脾气,仍然以优美的词语连缀成一封封信,恭请弗雷德里克“赐稿”:“亲爱的朋友,您曾答应在某天同我见面,谈一谈您的那些现在藏在皮包里,或者将来要写的手稿…… 如果我能按照您的意愿成功地把您的那些同样充满诱惑力、充满崇高精神和独特想象力的最年幼的孩子安顿得舒舒服服,我将会感到幸福。” 对于这些“乞稿”的请求,弗雷德里克已不会再引起意外的喜悦,他在回信时有时还夹上几句反过来请求的话,“我希望在签订出版这些新作品的协定之前,先生们能行行善,用三言两语告诉我有关《华尔兹》的事宜,并且根据我最近一些作品的价格寄给我应得的报酬。” 不过弗雷德里克也并非一直是高傲无情,有时他也不得不降低声调,去乞求出版商,那大都是亲朋好友托他帮助出版的事。 他的恩师埃尔斯纳曾想出版新创作的题为“彼得大帝的历史神剧”,并“希望在巴黎施莱辛格那儿出版这部作品”。 这位大名鼎鼎的出版商施莱辛格曾被弗雷德里克当众奚落过,称他是“经营良种乐谱的商人”,但现在弗雷德里克只好硬着头皮去相求。 施莱辛格彬彬有礼地回答说:“请您在给爱尔斯涅尔先生写信时转达我最美好的谢意,并为我没有接受他的仁慈的建议而表示歉意。” 弗雷德里克百般无奈只好对恩师答复说:“给您寄去几句施莱辛格的回话。我不打算用哲学的角度对犹太人的性格发表意见……” 与出版商打交道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然而4个月的诺昂消暑的日子给弗雷德里克带来了如同弹奏小夜曲的愉快。 一旦想起回巴黎,他与乔治·桑又要分开,这给生活上带来许多不便,于是他想退掉原先在特龙舍街5号的住房。 聪敏的乔治·桑一下子猜到了弗雷德里克的心思,便提出让他住到皮加勒街她住宅后的花园小屋里。 5. 他也许想过 “新年快乐!” 子夜时分的教堂钟声撞响了,随着颤动的空气传向遥远的灯火处,在黑暗的地平线上渐渐消失。 弗雷德里克两边太阳穴的血管仍在微微地一跳一颤,这是他想起又要公开演出的头疼反映。尽管圣诞树和新年烛光正显示出欢乐、喜庆的气氛,还有乔治·桑的甜蜜亲吻。 乔治·桑正设法减轻他的紧张情绪。每天早晨起来她总是端给他一杯热饮料,因为她自己有这个时候坚持饮喝的习惯。 “我的老病号”只要有异常的情况,乔治·桑总是毫不犹豫地跳上马车,直奔医生的住宅。 有时皮加勒街16号的门外停着一辆豪华的马车,是乔治·桑特地安排送弗雷德里克去学生家上课的。她精明干练的效果还表现在提高了每小时授课的费用,由原来的20法郎上升为30法郎,理由很简单也很充足,因为弗雷德里克的身体状况和名声决定了这一切。 远在华沙的尼古拉夫妇在元旦前曾来过一封信,谈起李斯特和乔治·桑夫人要来华沙拜访一事,这不能不引起两位老人心里的一阵波动。 对于儿子和乔治·桑之间的事,尼古拉夫妇似乎一直相信是陌生的后者以慈仁的胸怀照顾了他们的儿子。但作为父母又不能冒昧地表示自己的态度,只好暗示儿子:如果有人问及华沙“拜访”一事,做父母的没有从儿子信中得到任何消息。 不过对于声名俱增的李斯特将要光临一事,两位老人则十分高兴地说:“将提供钢琴为他的演奏助兴。”家里的这架钢琴正是弗雷德里克以前一直使用的,两位老人惋惜地说:“这架钢琴曾经是那么悦耳动听地表达过你的灵感(那幸福的时刻已一去不复返了)。” 弗雷德里克心里明白以上这些忠告,采取明智的办法就是回避谈论此事。乔治·桑是否有过去华沙的念头,这让历史学家去考证吧,眼下她要做的事很多。但是她无法根本改变弗雷德里克公演前的一种害怕好像要被淹死的恐惧心理。 1842年2月21日,乔治·桑好不容易为弗雷德里克挑选了一套演出服装,后者却仍然不满意,后来干脆把几套精心制作的演出服装都扔在床上,像孩子似的赌气。最后还是身材高大的古特曼服装被他看中了,似乎只有这样宽大的衣服才能容纳下他的演出前紧张、烦躁的情绪。 这一天乔治·桑和女儿也做了一番打扮,她们也要去普雷耶尔大厅公开露面,享受一下聆听弗雷德里克公开演出的热烈气氛。 敏感的记者则喜出望外,因为这是最能引起读者兴趣的新闻花絮。 果然乔治·桑和女儿一出现,就引起了许多听众的窃窃私语和忌妒的目光,仿佛她俩才是今晚上音乐会的主角。 乔治·桑并不觉得难堪,她很有风度地提着衣裙,在众目睽睽之下找到了自己的座位。 当舞台上琴声响起时,乔治·桑才真正明白弗雷德里克征服听众的魅力是如此的惊人。她顾不上观察他人,自己也很快沉浸在这诗意般的浪漫音乐世界之中。 弗雷德里克表演了即将出版的《降a大调叙事曲》,几首玛祖卡、夜曲等。 《音乐报》的评论家已无法再找到适当的词语来表达崇敬的心情,只好充满感情地说,在弗雷德里克的手指下,“钢琴变得那么驯服,那么新颖,完全听从于一位温柔多情的天才的炽热情感的调遣。”至于那首叙事曲“纯粹是诗,是一首被妙手化成音响的诗”。 《法兰西音乐》则是以通讯的形式报道了这次音乐会,不厌其烦地描绘众多社会名流和贵妇人、小姐的装束、容貌,以及音乐会的高贵典雅的气氛,由此来烘托弗雷德里克的“伟大”涵义。 乔治·桑也得意洋洋,她认为这么多到场的名流人士是为了向弗雷德里克致敬,崇拜他的天才,5000法郎的门票收入就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给“这位最完美、最优雅的音乐家”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乔治·桑准备重新修整一下诺昂别墅的房间,使其成为与弗雷德里克地位相符合的音响工作室。 但是弗雷德里克的心情好不起来,因为这次成功的音乐会举办时,他的第一位钢琴老师阿达尔贝·瑞夫尼去世了。瑞夫尼未能在临终前最后一次聆听自己一生中最得意学生的琴声,不过他的灵魂得到了安息,因为在弗雷德里克的琴声中也融进了他的感情和笑语。 远在华沙的父母身体状况也令人担忧,尼古拉的哮喘病又复发了,朱丝蒂娜的眼睛也老花了,看不清字了。不过她还是坚持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儿子的思念: 经过整整三个月,我们总算收到了一封你的来信。你开了一场音乐会,我们在报上读到了你准备举行一场音乐会,后来得知你真的已经开了,你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我们都觉得很别扭。那么长一段时间,你不可能没有一点空闲来向父母谈谈你自己的近况,问候一下两位老人。你伤了我们的心,但我肯定你不是故意的。亲爱的孩子,你别忘了你的父母活着全是为了你们几个孩子,他们每天都要祈祷上帝保佑你们健康、幸福。 在父母的心目中弗雷德里克是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大小事都要令人操心。因此弗雷德里克未能把开音乐会这样的大事向父母汇报,在过去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现在弗雷德里克已是过了32岁生日的男子汉了,并有乔治·桑细致入微的照顾,以往的孤独、沉闷的单身汉日子已远离了,似乎不会再重现。 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感情依然渗透在他的琴声里,那忧郁、悲伤的旋律里交织着他对过去的眷恋和某种思考,有时他也仿佛又重新回到了充满阳光的家园。 远在华沙的亲人有时会意外收到弗雷德里克托人捎来的不同的礼物:老花眼镜是给年迈的父亲,书籍和版画等礼物在姐妹手中能看上好半天,至于精巧的玩具当然是小外甥最喜欢的,母亲珍藏的一枚镶着宝石的戒指是儿子献上的一片孝心。母亲的来信也同样使乔治·桑感到很不安,因为弗雷德里克又病了,躺在床上发出的呻吟声好像在责备自己。 乔治·桑不敢轻易离开床边,守护了整整几个夜晚。弗雷德里克稍稍好转时,她就劝说弗雷德里克回到诺昂乡村去。 5月份大自然恩赐的清新空气和温暖气候在弗雷德里克的身上产生了良好效果,他苍白的脸上开始出现了淡淡的红晕。乔治·桑高兴地拥抱着弗雷德里克,在他的额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这时他与她不约而同地想起一位好朋友欧仁·德拉克罗瓦(1798—1863),他是法国画坛上著名人物。 乔治·桑在给德拉克罗瓦的邀请信中,一口气写了8遍“来吧”,并排列成一首诗句。她的儿子也是德拉克罗瓦的学生,又接着把“来吧” 写了22遍,也同样组成诗的格式。最后,弗雷德里克幽默地写道:“如果把第一节诗和第二节诗相乘”,那么“1000个‘来吧’得出的是1000个邀请”。 从当时的美学思潮来看,德拉克罗瓦坚持浪漫主义,与官方的古典主义学院派相抗衡,因此他与弗雷德里克、乔治·桑在艺术创作上有着许多共同语言。 作为画家的德拉克罗瓦一生中创作了近万件作品,其中有1000幅油画,7000幅素描,500多幅色粉笔画与水彩画等等。其中这么多的素描里就包括了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的双人肖像,那是1838年夏天的事。 于是弗雷德里克与德拉克罗瓦第一次见面了,后者对前者的演奏很钦佩,自然很高兴为他和乔治·桑画肖像。 这幅画也许是他俩惟一的一幅双人肖像,然而随着他俩后来的分手,这幅画也被裁割成两半。法国卢浮宫收藏的是弗雷德里克的一半,另一半(乔治·桑)由哥本哈根汉森家族收藏。 人们喜欢在多才多艺的德拉克罗瓦名字前加上许多定语:画家、作家、评论家、理论家、美术史家。他被公认为著述艺术问题的最有独创性的作家之一,正是在这点上他与乔治·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对此,弗雷德里克起初感到很别扭,一种酸溜溜的味道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但是随着与德拉克罗瓦的接触时间长了,弗雷德里克的心里也渐渐平衡了。 德拉克罗瓦的自画像(1823)上有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廓,不加修饰的头发稍稍掩盖了耳朵,一双浓眉下的眼睛透出坚毅的神色,上嘴唇浓密的八字胡子显示出男性的魅力。 弗雷德里克在他面前更显得柔和纤美,尽管前者自小就有素描的才华,却一直没有兴趣去发展。现在看到德拉克罗瓦的作品,弗雷德里克的心就会受到某种伤害,一种混合的复杂感情油然升起。 德拉克罗瓦从小学过小提琴,很爱好音乐,加之他很高的艺术修养,能够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和欣赏弗雷德里克的演奏和创作。 弗雷德里克面带微笑接受了德拉克罗瓦的真挚褒奖,但不愿为对方作品说一句评价。其中原因之一他不喜欢怪诞、迷惑、色彩斑斓的浪漫作品,刻板的传统美术作品才能引起他的一时兴趣。这与他在音乐王国里新颖、自由、大胆的浪漫主义创作似乎互相矛盾。 6月初,诺昂别墅里第一次传出了德拉克罗瓦的笑语声,弗雷德里克和乔治·桑都显得很高兴,乔治·桑以女主人的身份摆出了丰盛的晚餐。 在林荫下散步时,音乐、绘画仍然是弗雷德里克与德拉克罗瓦谈论的话题。 德拉克罗瓦是一位举世公认的美术色彩大师,他坚持认为色彩与音乐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绘画引起完全特殊的感情,那是任何其他艺术不可能引起的,这种印象,是由色彩的一定的安排,光与影的变化,总之一句话,是那种可以称之为绘画的音乐的东西。” 弗雷德里克是否同意他类似的观点,这并不重要,因为在弗雷德里克的音乐创作中一直很重视音乐画面形象,况且音乐本身就是完全表达感情的,是从作者灵魂的深处倾泻出来的。 这次在诺昂消夏期间,弗雷德里克的创作又有了新的成果:三首玛祖卡舞曲、《降g大调第三号即兴曲》、《f小调第四叙事曲》等等。 其中《a大调波洛奈兹》是他创作的波洛奈兹中最杰出的一首,渗透着刚毅的精神,表现出顽强的反抗精神,对斗争充满了胜利的信心。乐曲中的几个主要音乐形象很鲜明,中段富于标题性,描写了战斗厮杀的场面。 这首乐曲的构思显然不同于其他的作品,也难以想象这竟会出自于一个虚弱的浪漫钢琴家之手。甚至有人认为这一年他的创造力达到了顶峰。 诺昂别墅成了激发他灵感的幸运之地,也是他与德拉克罗瓦等朋友愉快聊天的消夏胜地,不过他是否想过总有一天他不再属于这里的“房客”? 他也许想过,也许暂时不愿去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祈祷曲 1. 三个四分音符 “你没弹出三个四分音符,你弹的是2/2拍。”客厅角落里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弗雷德里克瞟了对方一眼,已认出悄悄来访者是梅耶贝尔(1791—1864),1831年巴黎上演了他的第一部法国歌剧《恶魔罗伯特》,被称为法国浪漫主义歌剧的诞生。 威廉·伦茨有些不安地看看比他小6岁的老师弗雷德里克,后者绷着脸吩咐他重新弹一遍,并且用铅笔敲着数拍子。“很遗憾,还是两个四分音符。”这位出生在德国的作曲大师很严肃地重复了一遍,仿佛容不得眼中任何一星点的尘埃。弗雷德里克有点沉不住气了,强烈的自尊心促使他大声叫喊起来,“三个四分音符!” 梅耶贝尔比弗雷德里克年长近20岁,他出名时,弗雷德里克还是一个刚刚到巴黎的默默无闻的小伙子。 “我想芭蕾舞演员的脚尖也许能证明这一点。”梅耶贝尔看看对方被激怒的脸色,缓缓口气,揶揄地说。 弗雷德里克一听,怒气冲冲地把伦茨推到一边,自己坐下来,狠狠地一遍又一遍地弹奏着这首玛祖卡乐曲。 “一、二、三……”弗雷德里克大声数着节拍,两只脚也在凑热闹打拍子,他要用这一切努力证明自己是完全正确的。 谁知梅耶贝尔也拿出了德国人的顽固劲头,就是不愿让步,他挥动着手臂:“2/2拍,2/2拍。” 在一旁的伦茨不知该怎样劝说,但面前的两位大师像一对互不相让的斗鸡,谁会来听从他的话。 弗雷德里克气得扭歪了漂亮的脸蛋,猛地站起来,离开钢琴,“砰”的一声,他狠狠地关上了身后的书房门。 20年之后,伦茨在柏林见到梅耶贝尔时,不由得回忆起这段往事,梅耶贝尔说:“我并不想得罪他,我还以为他就是要这种效果呢。” 哈莱爵士的美好回忆得出的结论与梅耶贝尔、伦茨的描绘有所不同。在他的笔下,弗雷德里克是个谦虚的天使。 当初哈莱对弗雷德里克的琴声研究了一番之后,发现了一个秘密,“他演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处理节奏时完全自由,但他的这个特点表现得非常自然,多年来我竟然没有注意到它。” 终于有一天,哈莱鼓起勇气向弗雷德里克指出,“他的大多数明珠般小巧玲珑的玛祖卡,在由他本人演奏时似乎不用3/4拍,而是用4/4拍,因为他在一小节的第一个音符上停留时间很长。” 这一次,弗雷德里克也是不愿承认,然而哈莱硬着头皮请他当场试弹一下,并大声数着每小节中的四拍。 弗雷德里克起初也觉得奇怪,自己的耳朵和两只手的配合怎么会出现这种“自由”差错。 最后他大笑起来,解释说:“这种舞曲的民族特性如此,才产生了这种怪现象。” 如果要对弗雷德里克的矛盾性格作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那么梅耶贝尔与哈莱提出问题的时间不同,即弗雷德里克在上课或不上课时。 弗雷德里克自恃天赋很高,处理节拍的基本问题一直抱有足够的信心。况且,敏感的心理和强烈的自尊心容不得旁人当场的指责,特别是在学生面前,这只能使他大丢面子。他除了怒气冲冲离开之外,并没有其他明智的选择,这与他躲避公开演出的心情有某种相似之处。 年轻的哈莱是幸运的,也许英国传统的绅士风度在很大程度帮了他的忙,也许这一天他俩的心情都不错,交谈的气氛很融洽,也许弗雷德里克的身体状况也良好,也许…… 弗雷德里克毕竟不是一位来自上帝身边的信使,他的音乐天才和复杂性格的奇妙结合,构成了一个既伟大又平凡的钢琴大师。 每个人的回忆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出弗雷德里克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特点。威廉·伦茨回忆起第一次见到弗雷德里克的情形又有不同。 1842年夏秋之际,来自圣彼得堡的伦茨敲开了弗雷德里克新居的家门。 “对不起,弗雷德里克先生出城了。”男仆很有礼貌地回答。 伦茨已经从李斯特那里得到可靠消息,口袋里还有李斯特随手写的纸片:“通行证——弗朗茨·李斯特”。 男仆的手里被伦茨塞了些小玩意儿。几分钟后,弗雷德里克从里屋走出来。 “肖邦是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瘦弱憔悴,看上去饱经病痛的折磨,身上却穿着巴黎最高级、最时髦的服装。”伦茨的判断力还是不错的,刚才出现的那位男仆已经令人吃惊,因为“在巴黎雇男仆是相当奢侈的,而一位钢琴家雇用男仆极少见”。 “我能为您做什么?”弗雷德里克手里拿着李斯特写的纸片,并没有让来客坐下的意思。 伦茨明显地感到了这位天才钢琴家咄咄逼人的气势,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了拜师的想法,并补充说:“我已经跟着李斯特学了几首玛祖卡舞曲。” “那您还来干嘛?”弗雷德里克盯着对方反问一句。 伦茨的眉毛不由得一扬,很快意识到刚才补充的一句话是个错误。 也许是来客的沮丧表情引起了弗雷德里克的恻隐之心,他解释说: “刚才我准备出门,所以吩咐仆人恕不接待来客。” 弗雷德里克看看小怀表,“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请您……” 伦茨顿时好像看到了一丝希望,不过想想也有些委屈,他在彼得堡的音乐圈子里毕竟是很有名气的。 弗雷德里克似乎并没有用心听伦茨的弹奏,随口说了一句,“那段加出来的小花样不是你的,我想没听错吧。” 伦茨不由吃了一惊,只好默认了,那是他故意添加的李斯特的装饰音。 “您可以来上课了,一周两次。”弗雷德里克出乎意料地宣布了面试结果。 伦茨笑了,刚才不愉快的一切都扔掉了。 “请记住,一定要准时,来这里的人很多。”弗雷德里克有礼貌地送客人到门口时,又认真提醒了一遍。 弗雷德里克已不再考虑公开演出的事了,而是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到了教学上。 慕名而来的学生还真不少,他也只好天天围着这些学生转。他曾在一封信中透露说:“……我要去给年轻的姑娘罗特希尔德上课了,紧接着是给一位马赛女子,接下去是给一位英国女郎,再往下是给一位瑞典妇人上课,5点钟还要接待普莱耶尔介绍的来自新奥尔良的一家人。然后到雷奥那里去吃饭,晚上到佩尔图伊斯家去,最后是睡觉……” 他教学的原则还是遵照恩师爱尔斯涅尔的一句名言,“你应该走自己的路”——“我们俩对这部作品的理解不同……你觉得该怎样弹就怎样弹,你的解释也是对的。” 他相信音乐天赋和感觉是无法教授的,学生能学到的只是演奏技巧。 有时他也会随着灵感一闪,提笔写下《教学法之精华》计划及其要点,但终究未能完成像卡尔克布雷纳那样有系统的教学专著。 许多学生听到弗雷德里克教授的大都是钢琴踏板的运用和指法的练习。弗雷德里克常常说:“如果弹强音困难的话,就应该学会富有层次地弹出你的‘轻奏’,只要踏板使用得当,听众就不会觉察出你没有弹出‘强音’。” 这种富有哲理性的教学思想来自于他几十年弹奏的亲身体会,并且他还仔细写下了每一个手指的不同功用: 长期以来钢琴演奏者们一直在追求五个指头的发力相等,这是违反自然的。既然每个手指形成各异,那么最好不要去破坏每个指头触键时特有的音色,反而应该去加以发展。 大拇指最有力,小指则在手的另一端,中指最灵活,可作支撑点;还有食指、无名指力量最弱,是中指的连体,连结在同一条韧条上。有些钢琴演奏者总想不顾一切地把无名指同中指分开,这根本不可能做到,而且,谢天谢地,毫无必要。 人有几个手指,就必然弹出不同的音色。关键是要了解如何充分发挥它们原有的特点。 轻柔的指触和神奇的双手已成为弗雷德里克名字的同义词,他对手指功能的深切体会远远超过了对其他事物的了解。至于弹钢琴的左手和右手的不同职责,弗雷德里克颇有点统帅的风度,在他心目中的钢琴是能够容纳千军万马驰骋的壮观大舞台。 他认为左手要起到乐队指挥的作用,准确地打出节拍,不能有一丝含糊;而右手则应该达到演奏的高难度。这左右手象征着多功能的交响乐队,时而能产生暴风骤雨、雷鸣电闪的震撼人心的效果,时而又会出现宁静致远的月夜星空的抒情夜曲,时而是忧郁、愁苦的情调,时而是欢快、奔放的圆舞曲。 难度极大的乐曲在他的这双瘦长的手下都变得那样轻松自如,这不能不使得每位学生都惊叹不已。 创办英国哈莱乐队的查尔斯·哈莱爵士尽管不是弗雷德里克教授过的学生,但“有幸在每首作品问世后都听到过他(弗雷德里克)亲自弹奏,每听一曲都有新的发现……我敢说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再现那些作品在他神奇的手指下弹出的美妙音响。在听他演奏时,你仿佛丧失了一切分析能力,没有一刻去想他演奏这个或那个难点时处理得有多么完美,而只是沉浸到音乐中去了,仿佛是在倾听一首即兴创作的诗歌,始终处在心醉神迷的状态中”。 众多的学生崇拜弗雷德里克,有时未能领会他的意思,便会受到他突然爆发的无情指责。不过在擦干眼泪之后,学生仍然愿意听从他的吩咐,重新认真聆听他恢复了温和的授课声音。 上课时,弗雷德里克坐在立式钢琴前,做出示范动作,进行讲解。 学生则坐在另一端的三角钢琴前,瞪大眼睛盯着老师的手指,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细节,然后再模仿弹奏。 有时弗雷德里克弹得很兴奋,忘了下课的时间,那么这位学生就意外地会发现老师新的灵感。学生弹奏的曲目一旦感动了弗雷德里克,那么学生的乐谱上就会被画上一个十字,以示奖励,但很少有被画上过三个以上的十字的。 在众多学生中有一位来自匈牙利的小男孩卡尔·菲尔特什,受到雷德里克的特别器重。他在这男孩的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过去是“音乐神童”的影子。李斯特听了这男孩的演奏之后感叹地说:“等到这孩子开始旅行演出的时候,我就得告退了。” 为了向朋友和学生证实自己的判断,弗雷德里克特地请这男孩到新居来演奏《e小调协奏曲》,而他自己则在另一架钢琴上伴奏。 这是一场特别的表演,听客们轻手轻脚地进入客厅,分散坐在角落里。客厅里气氛很严肃,几乎听不到任何说话声。 如果说弗雷德里克与男孩配合得天衣无缝,好像是同一个人的演奏,不如说是他俩徜徉在奇妙的音乐王国里,互相倾述着自己真挚的感情。 表演结束后,没有人鼓掌和欢呼,仍然静静地退出客厅。弗雷德里克与男孩,还有乔治·桑、伦茨坐着马车去一家音乐书店。 “你使我感到非常愉快,我写这首协奏曲的时候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弗雷德里克对那男孩说话时显得很激动,似乎还在回味刚才他俩愉快合作的琴声。 弗雷德里克特地买了一本贝多芬的歌剧《菲岱里奥》(莫舍莱斯曾将此歌剧改编为钢琴谱)的总谱送给男孩,并动情地说:“请收下这部贝多芬杰作的总谱,聊表我对你的敬意。等你将来阅读它的时候,常常记起我吧。” 这位匈牙利天才少年深受感动,低头吻了一下弗雷德里克的手。如果他后来果然成为震惊乐坛著名大师,那么弗雷德里克将会感到很自傲,因为他从来就很自信,相信自己敏感的判断力。 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卡尔·菲尔特什的男孩不久就不幸去世了,他才15岁。 这对于弗雷德里克也是一种深深的刺激,但这好像是他以后接连而来厄运的前兆。至于“三个四分音符”的类似争论,人们也很难再听到。 2. 奥尔良方场 坐落在巴黎圣·拉扎尔街34号的公寓楼区是按照意大利“城市庭院” 风格建成的,取名为“奥尔良方场”,这个英法混合的名称与这里的楼区房主是英国人有关。 这是一个租金昂贵的高级公寓住宅区,分为九个编号楼群区域。每个独立的公寓里有各种功能的房间,除了卧室、起居室、工作室等之外,还有为随从和仆人建造的小屋和马厩等附属设施。 一大片修剪整齐的草坪、安静舒适的环境和豪华典雅的气派,成为玛尔里亚妮伯爵夫人竭力推荐的充分理由。 弗雷德里克和乔治·桑不大放心,亲自去察看了一下,觉得很满意。 从此“奥尔良方场”成为他俩合住时间最长的新居。 1842年9月,他俩决定搬家,乔治·桑在诺昂和巴黎的三个原住处之间奔波忙碌。新居室内装潢和家具摆设又成为他俩共同商量的热门话题。 弗雷德里克花了年租金600法郎,在第九区的一楼租了一个小套间,搬进去一架三角钢琴和一架立式钢琴,这也是他为了更好地教授学生。 客厅布置得富丽堂皇,乔治·桑有些妒嫉地说,那是“用来接待他那些美丽高雅的伯爵和侯爵夫人的”。 乔治·桑则在第五区的二楼租了一个大套间,每年租金要付3000法郎。她的儿子在学美术,便花了800法郎的租金为他在同一区里租了一间工作室。 “奥尔良方场”的住户大都是富有的艺术家或者是贵族成员。除了弗雷德里克所熟悉的卡尔克布雷纳等人之外,还有雕塑家当丹(曾为弗雷德里克塑造了一座胸像)、名扬欧洲的舞蹈家玛丽·塔里奥尼。 塔里奥尼在梅耶贝尔的歌剧《恶魔罗伯特》第三幕幻想舞蹈里担任女主角,后来她与父亲一起接受了《仙女》芭蕾舞剧,该剧标志着芭蕾舞进入浪漫主义的黄金时代。 编写此舞剧的却是巴黎歌剧院著名歌唱家亚道夫·努里,他是弗雷德里克的好朋友。1839年春,努里不幸去世时,弗雷德里克特地赶去吊唁,并在教堂里用风琴演奏,寄托哀思。 “奥尔良方场”的众多住户无形中有一种集体荣誉感,每个成员都以周围是高贵而有才华的邻居而感到自己的名声卓著。 第七区的玛尔里亚妮夫人家里的晚上聚餐,成为一些邻居每天喜欢互相见面聊天的好机会。 乔治·桑喜欢交际的脾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以往难得相聚的新老朋友立即在她这里找到一种温暖和亲切感。她还特地租了一张台球桌供来客玩乐,客厅里无拘无束的笑语声使她仿佛又回到诺昂的别墅里。 乔治·桑的儿子似乎也想在美术上有所成就,经常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她的女儿也已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每次从寄宿学校回来,乔治·桑总觉得全家又团圆了。 弗雷德里克的钢琴王国距离乔治·桑住处也很近,除了各自的工作时间之外,他俩就可以在一起享受生活的乐趣。 一切都似乎在平静愉快的气氛中度过,但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及其子女的关系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汇集着一个可怕的感情暗流漩涡。 在乔治·桑的回忆录里总是把自己与弗雷德里克的关系反复强调为“母子”性质,以一种宽厚、仁慈、怜悯的女性长者口气谈论弗雷德里克——“我的另一个儿子”。 这种居高临下的“爱”很容易将自己打扮成一个纯洁无邪的女神,而弗雷德里克与异性的各种亲密交往则成了一种带有孩子心理的调皮和不成熟的行为方式。 这正是乔治·桑的聪敏过人之处,这种“爱”必然要胜过其他女性对弗雷德里克的感情,而且她也相信弗雷德里克无法离开这种“爱”,否则他难以顾及自己的日常生活。 有一次,乔治·桑恰好不在巴黎,弗雷德里克在“奥尔良方场”生了一场大病,接连几个晚上不停地咳嗽,脸憋得发青。咳嗽好不容易暂停时,他反而觉得更加难受,恨不得死死掐住自己的喉管。 等到乔治·桑在外地听到此事时,弗雷德里克最难熬的几个夜晚已经过去了。乔治·桑深深明白他俩在对方心目的地位,“我想念他,他也想念我。”她在给朋友信中说,“我愿意照顾他,他也需要我的照顾,我想念他的身躯,想念他的声音,他的演奏,他的忧郁的性格,甚至他那令人心碎的咳嗽声。可怜的天使!至于我,我决不会让他失去我的,这点您可以放心,我的生命已经永远奉献给他了。” 但是乔治·桑不得不同时考虑儿子和女儿的反映,儿女已长大有了自己的思维和分析能力,已越来越不满意母亲与弗雷德里克的这种爱情关系。 弗雷德里克也意识到自己“房客”的身份终于有一天会被残酷地撕去,担忧将来不知飘零何处。 重新找一个理想的情侣结婚、成家,这个念头曾刚刚升起,立刻被他厌烦地扔掉。他不愿再回想起过去的“黄昏之梦”——羞辱和怨恨,结婚只能是一个无法到达的遥远的幸福彼岸。 他的父母和姐妹也不想在他的伤口上撒上一把盐,让岁月的流逝慢慢地磨去那痛苦的回忆,并相信他在巴黎生活得很好,有乔治·桑这样善良的女主人无私的照顾,家里人也就放心了。 弗雷德里克一方面在信上竭力装出愉快的样子,让思念亲人的文字掩盖自己心中的不安和痛苦,另一方面他又情不自禁地想起戴尔芬娜迷人的倩影。 “可怜我吧,戴尔芬娜,我太需要你了,请不要拒绝我,否则你会永远为此感到内疚的。” “我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哦,我那可怜的心呵,它总是充满痛苦、悲伤和渴望,得不到幸福!” 弗雷德里克的表白,虽然打动了戴尔芬娜的芳心,他俩的感情发展成了深厚的友谊,直到弗雷德里克去世。但是,戴尔芬娜无法替代乔治·桑的角色,这意味着弗雷德里克只好在“奥尔良方场”继续扮演着“房客” 角色。 他有时心情很坏,甚至嫉妒与乔治·桑来往的男性,有时则带着一种负罪感,愈益思念家人和故乡,并带着复杂的情感回味着逝去的青春岁月。 他想离开乔治·桑及其儿女,但又无法离开;他感谢乔治·桑为他做出的牺牲,但又很难再继续发展与她之间的爱情;他赞赏乔治·桑的精明能干,但又无法忍受她作为“女主人”对他这个“房客”的种种指令;他想在乔治·桑的儿女面前装扮出正人君子的长者角色,但回答他的是冷漠或异样的眼神…… 他在拷问自己的灵魂,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内心的痛苦折磨使他无法忍受。他的忠实弟子古特曼曾听到他在紧紧关上的书房门后哭泣,祈祷上帝宽恕他这个可怜的罪人。 1844年圣诞节前后,乔治·桑不得不写信给一位治疗“精神抑郁症” 的医生:“请今天来看望一下肖邦,他感觉一直很不好,并为此十分担忧。” 这一年春,弗雷德里克过了34岁生日之后,5月从华沙传来噩讯: 尼古拉·肖邦不幸去世,享年73岁。 弗雷德里克顿时惊呆了,把自己整天关在房间里。 乔治·桑怎么劝说也没用,只好向弗雷德里克的好朋友求援,“我恳切地请求您,请您明天来看望他,因为在为数不多的能消除他痛苦的人当中,您属于其中之一。由于他的悲伤,我自己也十分难受;现在我无法安慰他”。 换个住处对于弗雷德里克的精神安慰和恢复健康大有好处,去诺昂乡村正是乔治·桑劝说弗雷德里克的充足理由。 在离开巴黎之前,乔治·桑很明智地给弗雷德里克的母亲写了一封信(1844年5月29日): 尊敬的夫人: 我想,除了告诉您这个令人钦佩的孩子的勇气和自恃外,我不可能有其它更好的东西安慰我亲爱的弗雷德里克的最好的母亲了。您知道,他的悲痛是多么pgn0186深沉,他的精神是多么忧郁,但要感谢上帝,他没有病倒,而再过几个小时我们便出发去乡下。在那儿,在经受了如此可怕的打击之后,他最终会得到休养的。 他只是想着您,想着姐妹们,他是如此热烈地爱着你们,你们的悲伤就像他自己的一样使他不安和揪心。 从您这方面来说,请您至少不要担心没有人照顾他。我不能消除他的悲痛,因为这种悲痛是合乎情理的、深沉和持久的,但我可以关心他的身体健康,并待他以热忱和给以无微不至的照顾,就像您本人要做的一样。这是最令人高兴的义务,我为自己能承担这一义务并永远不失职而感到幸福。我向您保证并希望您能相信我对他的一片忠心。 ……尽管我的同情是如此真挚,但仍不能减轻这一可怕的打击,可是我要告诉您,我将把自己的时间花在您的儿子身上,并把他当作是自己孩子一样看待。因此,请允许我给您写信,为的是告诉您——我最亲爱的朋友所崇敬的母亲,我深切地忠于您。 乔治·桑 这是乔治·桑致弗雷德里克母亲惟一的一封信。乔治·桑将弗雷德里克称作“自己孩子”和“承担这一义务”的肺腑之言,引起弗雷德里克母亲和姐妹的一片赞赏和惊叹,在回信中说: “弗雷德里克的母亲衷心地感谢您并把自己心爱的孩子拜托给您慈母般的关怀。请您当保护他的天使……” 做母亲的仍然放心不下孑然一身漂泊在异域的儿子,于是露德维卡和丈夫卡·吉德尔泽耶维茨决定前来巴黎看望弟弟弗雷德里克。 乔治·桑得知后立即致信给露德维卡,表示热情欢迎前来,并主动把“奥尔良方场”的住处让出来。她还谈了弗雷德里克的身体状况,“六年中,即从我开始见到他的时候起,他的身体状况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变化。每天早晨他时常大咳一阵,每年冬天,病情有两三次剧烈的发作,但最多持续几天,时而有一些神经痛,这就是他的一般病况。其实,他的肺是健康的,这脆弱的器官一点也没有损伤。” 1844年7月下旬,露德维卡夫妇赶来巴黎,弗雷德里克紧紧拥抱了姐姐和姐夫,双方的悲痛与思念之情都融汇在滚滚的热泪之中。 弗雷德里克离开华沙14年了,这次与姐姐、姐夫第一次重逢相见自然有说不完的话。 对于弗雷德里克介绍的许多知名人士,露德维卡夫妇感到很惊喜,顿时觉察到这位受人尊敬的弟弟的尊贵地位和特殊身份。 巴黎城市的游览观光和在客厅里特地举行的音乐会,这些都表明弗雷德里克在努力营造欢迎久别重逢亲人的亲切气氛。 乔治·桑则在诺安乡村别墅里热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华沙贵客。她与露德维卡就像是老朋友,在宁静的乡间小道上愉快地交谈。尽管双方谈话内容很广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乔治·桑运用了一个女作家所特有的机警和聪敏,巧妙地避开了谈论自己对弗雷德里克的爱情话题,这在她以后给露德维卡的信中可以得到证实。 8月底,露德维卡夫妇决定动身回国了,弗雷德里克也明白这一天终于会来临,但他仍然掩饰不住心中的伤感,不知道这次与亲人分手何时才能相见。 乔治·桑则努力想冲淡双方离别的压抑气氛,再三请露德维卡夫妇下次再来巴黎,并希望弗雷德里克的母亲和妹妹也来诺昂作客。 她送给露德维卡的礼物是两幅弗雷德里克肖像的素描,这是她写作之余的爱好。弗雷德里克也很喜欢这两幅素描,甚至超过其他专业画家为他作的肖像画。显然弗雷德里克的音容言行的特征已融和在乔治·桑的画笔下,因为后者太熟悉了。露德维卡夫妇走了,马车很快消失在远去的尘埃之中。但弗雷德里克仍然觉得露德维卡夫妇还像往常一样坐在客厅里: 每当我走进你们住过的房间,我经常要搜寻一下,看看有没有你们留下的东西。 我看到的只是双人沙发旁边我们经常喝咖啡的那块地方,还有卡拉桑蒂临摹的画稿。 在我的房间里你留下的东西就更多一些:桌子上放着你的刺绣,一双用英国棉纸包着的小拖鞋,而钢琴上摆着一支曾经在你的小提包里放过的铅笔头,我给它派上很好的用场…… 弗雷德里克写给姐姐的信中倾注了浓浓的思念之情。与此信同时寄出的还有乔治·桑致露德维卡的信,她感激地说,“你是肖邦迄今遇到的最好的医生,因为只要说起你,便可恢复他对生活的向往…… 露德维卡夫妇的来访无形中暂时弥和了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之间的感情裂缝,并有种种迹象表明他俩还会继续维持着一种亲密关系。 “许多伤痕不可能不愈合,也不可能不聚起新的希望和对上帝的信任。” 乔治·桑说这话时还充满着某种自信,“奥尔良方场”传出的琴声和笑语也似乎证实了这一点。 3. 卡罗尔亲王 他很少写信,由于疲劳和疾病还是情有可原的,因此务必请您原谅他。我多次敦促他给您写信,但总是以决心和应诺了结。因此我决定自己动手写,尽管在他咳嗽发作和教课间隙很难找到一会儿安宁和寂静的时间。 这表明,他的身体仍是这样的虚弱。我们这里的严寒对他的健康很不利。我差不多也是不断得病,直到今天给您写信时,我仍在伤风、发烧…… 1845年3月下旬,乔治·桑在写给波兰诗人维特维茨基的信中透露了自己与弗雷德里克的身体状况。 刚刚才过了35岁生日的弗雷德里克也感到疲惫不堪,他的音乐创作也同他的身体状况一样令人不安,已经从巅峰状态迅速下降。 一年多前(1843年12月),弗雷德里克已经把自己的音乐作品第12号——第54号的版权都出让给莱比锡布莱特科普夫和黑特尔公司,并声明“我已把版权毫无保留地、没有任何时间和国别(法、英两国除外)限制地转让给上述公司,并且证明,商定的稿酬已经收到。” 在以后几年的日子里,弗雷德里克亲眼看到自己音乐作品的出版也只是到第65号(1847年)。他创作的辉煌时期一去不复返了,更让他痛苦、焦灼不安的事情也终于爆发,他与乔治·桑大吵了一场。这是1845年夏天的事,导火线却是乔治·桑新收养的“第四个孩子”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是乔治·桑的一位穷亲戚的女儿,当她正要被父亲送到一个陌生的富裕家庭里寄养时,慷慨大方的乔治·桑决定收留她。为她准备嫁妆和亲切称她为“我的孩子”——养女,都表明了乔治·桑炽热的感情和豁然大度。 但乔治·桑的儿子莫里斯却对这位“第四个孩子”想入非非,常常使得眼前的情窦初开的女孩发出快乐的尖叫声。 这引起了乔治·桑的女儿索朗芝的嫉妒火焰,她讨厌这个家庭新成员,就像不愿承认弗雷德里克是她的“哥哥”一样。因为她不准任何人夺走乔治·桑的母爱,而这正是她才有资格享受的专利。 于是,索朗芝搬弄是非的风言风语撒播在家里的每个角落里,仆人们又添油加醋地悄悄渲染一番,并带出门外。 奥古斯丁的父亲闻讯后,不由得怒气冲冲找上门,要求乔治·桑澄清事实——莫里斯对奥古斯丁是不是真情实意的。 乔治·桑立即做出许诺:莫里斯是把奥古斯丁作为亲妹妹看待,尊重与爱护奥古斯丁是全家人应有的职责和义务。 这时弗雷德里克觉得自己应该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一直以为自己能够完全说服所有人,包括乔治·桑,他坦率地建议把奥古斯丁请出家门,所有的矛盾和烦恼便可解决。 谁知这过于善良和天真的建议就像一颗火星掉进了油桶里,立刻引起了一连串的爆炸性反应。 莫里斯瞪圆了眼睛,冲到弗雷德里克的面前,恶狠狠地责骂他是个极端自私自利的家伙,并警告他:少管闲事。 索朗芝则感到一种快感,好像全身舒舒服服地浸泡在温泉里,因为弗雷德里克曾拒绝了她的某些私下要求,惩罚他一个在她心目中的无情人,玩弄一个恶作剧也并非过分。于是她继续扮演一个煽风点火的活跃人物。 奥古斯丁的父亲和佣人们也以各种方式表示对弗雷德里克的不满,认为他没有资格赶走一个不是出身高贵家庭的奥古斯丁,况且他自己也不过是个“房客”。 乔治·桑对弗雷德里克自以为是的态度又气又急。她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包括奥古斯丁)受到任何人的指责,溺爱孩子已成了她的一种嗜好。即使明明知道孩子的行为方式有悖于道德伦理,她也希望蒙上一层色彩斑斓的纱巾。 她自私的权威心理更容不得弗雷德里克在家里指手画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对弗雷德里克的一种爱护),认为这只能破坏她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和谐家庭气氛。 乔治·桑发火了。 莫里斯扬言要把弗雷德里克赶出家门。 弗雷德里克气得脸色苍白,把一直积压的妒火化成一串串刻薄的话扔过去。他简直疯了。 …… 这次几乎撕破脸的争吵结局却是以喜剧方式出现,乔治·桑解雇了一个知道不少内情的老仆人,弗雷德里克的琴声又重新响起,莫里斯和索朗芝也似乎安静了,若无其事地干着自己的事。 乔治·桑在写信给远在华沙的露德维卡,并称呼对方是“我的心肝亲爱的姐姐”,她说,“我们的孩子身体感觉很好。以往一般使他厌倦的炎热,今年却帮了他的忙。倘若你能在这里的话,他会忘记自己曾经病过。唉,为什么我们的思想如此贴近,而实际上相隔是如此遥远呢? 我把给你的一份大幅亲笔题词交给了弗雷德里克,以纪念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弗雷德里克也只是稍稍透露了自己的烦躁心情,他写信给华沙家人信中说: ……我生来不适合在农村生活,但我呼吸着这儿新鲜的空气。我弹奏得不多,因为钢琴音调不和谐了。我更少动笔,因此你们好久没有收到我的信了。……我总是一条腿在你们身边,另一条腿在旁边的房间里,那儿女主人正在工作,而此刻,我完全身不由己,只是和往常一样飞到了一个奇妙的空间……我写完了三首新的玛祖卡舞曲,这些舞曲可能会在柏林出版…… 弗雷德里克不由得哀叹自己的创作激情似乎在可悲地消失,“你们离开以后,我只写成了那首《奏鸣曲》。现在除了新的《玛祖卡舞曲》之外,我就没有什么现成的作品可以出版了。” 为了避免因奥古斯丁的事引起大家的不愉快,弗雷德里克离开诺昂返回巴黎,而乔治·桑则带着奥古斯丁来诺昂游玩。这期间弗雷德里克收到了乔治·桑的一封短笺,信笺的开头称呼是“您”,到了中间则突然转换成亲昵的称呼“你”,“亲爱的天使,爱我吧,我亲爱的人儿,我爱你。”短笺中还附上了一缕她的秀发。 温情脉脉的词句似乎在弥补他俩之间的感情裂缝,相互之间的关心也比过去更多,但是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过着日子,生怕带来意外的不愉快。 唉,他俩都感到生活得太累了。 这年年底,寒冷的巴黎过新年的气氛渐渐浓厚了,但弗雷德里克的心情依然郁郁沉闷,他写给家人的一封信竟然断断续续写了十几天(12月12日—26日): ……今天我只给罗特施尔德夫人上了一节课。另外两位被我谢绝了,因为我还有别的事要做。 现在我想完成《大提琴奏鸣曲》、《船歌》以及另外一些作品。我不知道给它们起什么名称,但我怀疑是否有时间,因为现在已经忙乱了。 我有许多问题,是否举行音乐会,我还犹豫不决。李斯特从省里回来了,他在那里举行了音乐会。今天我在家里看到了他留的字条。 圣诞节前夜,弗雷德里克的心情和身体状况都糟透了。然而门铃仍然响个不停,来客们首先看到的是弗雷德里克不停咳嗽的狼狈样子。 乔治·桑也伤风感冒了,嗓子疼痛,只好被迫待在家里。这对于喜欢出外交际的她来说,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奇怪的是莫里斯和索朗芝也被感染上了,一家人都在喊头疼、喉咙疼、鼻子塞住、浑身难受。 于是弗雷德里克的咳嗽声更加令人烦厌,似乎是他给乔治·桑一家带来了不幸,连圣诞老人都不愿跨进这一家的大门。 弗雷德里克窝着一肚子气,只好抱怨这寒冷的鬼天气,抱怨乔治·桑这一家人的坏脾气: 我经常问自己,那些脾气急躁的人怎么能在比这更坏的天气里生活。有时我真想以几年的生命去换取几个小时的阳光。那么比我健壮、比我年轻的人在我之前去世了,以至于我想,我是永恒的。 无可奈何地自嘲和苦笑,弗雷德里克竟然发现自己在乔治·桑一家人中间“身体最坚实”。 1846年春,巴黎的天气令人捉摸不透,3月份竟然比上个月更加寒冷,他看不到明媚的阳光和蓝天,窗外总是乌云沉沉,雨夹着冰雹下个不停。 “但是,我们亲爱的弗雷茨(这是乔治·桑对弗雷德里克的一种爱称)没有得病,并且在教课。我觉得,他的工作过于繁重了。从另一方面来说,无所事事与他好动和性急的脾气是不相容的。但不久,我就要把他从崇拜他的女学生手中夺过来,并把他带到诺昂。在这儿,他将多吃、多睡,也能适当谱写些曲子……” 当善良的露德维卡接到这封来自诺昂的信时,根本就没想到乔治·桑已在构思一部小说《鲁克莱齐娅·弗洛利安妮》。其中男主人公是一位卡罗尔亲王,他的波兰名字使许多读者都相信这是弗雷德里克的化身。 卡罗尔亲王是一位疾病缠身的年轻人,刚刚失去了慈母。起初对于女演员鲁克莱齐娅抱有成见,因为她有4个私生子。促使卡罗尔亲王改变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她有着天使般的母爱,特别是在他病重时,她又不顾一切地细心照料他,把他从死神手中夺回来。 卡罗尔亲王深深地爱上了鲁克莱齐娅,而后者发誓要像对待亲生儿子那样爱他,甚至献出自己的一切。但是卡罗尔亲王生性多疑,疯狂的嫉妒心使她备受折磨,最后悲伤地去世。 在乔治·桑已经出版的小说中也出现过不少的青年男子形象,一组是有理想的男性——忠实而高贵的恋人,具有开朗、谦让、善良、自我牺牲的美德;另一组则是被谴责的男性形象,大都是作为悲剧女主人公的对立面,他们的外貌漂亮、多情、善于言词,但人格卑劣,虚伪自私。 有些评论家指出,乔治·桑“揭穿了这种人虚假的外表,裸地摊开了他那不名誉的幸福”。 显然乔治·桑在追求女性的爱情自由,寄托着乌托邦式的天真理想,以此来对抗社会的不合理道德和习俗。她认为,“公式化的社会并非人类正义的最高法庭,它有时会承认恶的热情而制裁美的热情。” 现在她笔下出现了卡罗尔亲王的形象,其褒贬用意过于鲜明,并把他的嫉妒心理描写得淋漓尽致: 当他看到孩子们亲热地吻抱母亲时,他就感到不是滋味。爱嫉妒的人能和带偏见的人一样胡思乱想,他很快就对孩子们产生了反感……看到他们总是挡在他和他们的妈妈之间碍事,他很不高兴。他觉得她一切都顺从他们,心甘情愿做他们的奴隶…… 但在他头脑清醒的时刻,假如嫉妒的念头没有缠住他,他就像变了另一个人似的,行动和感情都不一样了。这时候他会非常非常地喜欢孩子,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说好,即使他们当时的举动并没有什么好的地方。他甚至比鲁克莱齐娅更娇惯他们…… 他大部分时间都显得彬彬有礼,性格内向,因此谁也没有想到他会有什么异样的内心活动。实际上他越是生气,就越显得冷漠,而他恼怒的程度只有从他那冷淡的礼貌态度中才能看出来。这种时候的他是最教人难以忍受的。 他想吵架,他不懂得生活,却要用自己都说不清的原则来指导生活。这时他又巧言善辩了,为了折磨他所爱的人而卖弄他的虚伪而爱吹毛求疵的小聪明……而当他没有勇气反驳或取笑对方时,他就躲进了一道倨傲、沉默的高墙后面,可怜巴巴地生着闷气。 乔治·桑太熟悉弗雷德里克的每个生活细节,使得他与卡罗尔亲王的身影惊人地重叠在一起。 这种类似“名人生活轶事”的描写立即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即使李斯特也不放弃阅读《法国信使报》每期连载这部小说的机会。在一次出国旅行时因未能看到新的一期续文,他竟然十分恼火。 巴黎上流社会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其中更多的内情,满足于心理上的一种高贵的平衡,其中夹杂着相当多的幸灾乐祸的成分。他们的话题自然是弗雷德里克的最近反应。 这时的弗雷德里克正象乔治·桑所说的那样,“越是生气,就越显得冷漠。”这是不屑一置的冷漠,颇有点卡罗尔亲王的风度。 1847年春天,弗雷德里克给家人的信中才略略提到这部小说,“…… 她最近出版的作品是《鲁克莱齐娅·弗洛利安妮》,但四个月前报刊上又登了她新创作的爱情小说,(至今)名为《皮西尼诺》(意为小家伙)。 故事发生在西西里岛。有许多地方写得很美;毫无疑问,这本书一定比《鲁克莱齐娅》更能使露德维卡喜欢,《鲁克莱齐娅》在这里激起的热情也比不上其它作品。” 弗雷德里克写此信时是在巴黎“奥尔良方场”的寓所里,去年(1846年)11月他离开诺昂之后,他就开始与乔治·桑分居,这就是他对《鲁克莱齐娅·弗洛利安妮》小说冷漠反映的具体表现。 乔治·桑为何要写这部小说,历来众说纷纭,甚至有人认为她在暗示弗雷德里克该结束这场爱情游戏了。不过爱惜他俩艺术才华的善良人们,还是愿意做出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解释。 乔治·桑并不想下逐客令,她在把书稿交给《法国信使报》时,还特意提醒弗雷德里克:这本书不值得他花时间去阅读。 她对弗雷德里克仍然是又爱又恨,既舍不得他走,又不放心他会随时干出傻事。经历了奥古斯丁的风波,乔治·桑更坚定了这种看法。 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感情世界的女作家来说,也许没有比看到这又爱又恨交织在身边的生活素材更为触目惊心了,况且乔治·桑的生活视野本来就不开阔。 强烈的创作一旦升腾起,就很难再恢复到平静的起点。脱缰野马似的构思迅疾地把她带入到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创作天地里。 当她沉浸在塑造卡罗尔亲王形象,为捕捉到有这样一个富有鲜明性格的生活原型人物而兴奋不已时,她终于有了把多年来内心积压的感情一泻而快的机会。 但是她也许没有认真思考此书会给生活原型,弗雷德里克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她在书中化成了一位女英雄,鲁克莱齐娅的同时,自私和狭隘的报复心理也无形中相继产生,这成为她不可饶恕的一个严重错误。 弗雷德里克的自尊心被血淋淋地划出一道深深的伤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加速了他身体状况的恶化。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一个黑色的休止符渐渐扩大,无情地阻塞了他的创作灵感。 卡罗尔亲王的形象在法国文坛上诞生,而他的生活原型——一个音乐天才的生命火花却在闪耀着最后美丽的光环。 4. 沉重的十字架 1847年5月,弗雷德里克刚刚经历了与病魔作殊死的搏斗,虚弱的身体不时冒着冷汗。他的视线突然停在《新闻报》的结婚专栏上;索朗芝与雕塑家克雷辛格将于5月19日举行婚礼。 弗雷德里克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心里隐隐疼痛。 索朗芝原先有一个漂亮的男朋友,是一位举止有礼的乡绅,两人感情不错,去年夏天订了婚。 谁知插进来一个以好色闻名的雕塑家克雷辛格,乔治·桑和索朗芝好像被他迷住了,很高兴地到他办公室去做模特儿,塑造半身像。 克雷辛格趁机大献殷勤,几乎每天都要献上花束和形形色色的小玩意儿,立刻博得了索朗芝的芳心。不久她就宣布解除原来的婚约,并要和克雷辛格结婚。 弗雷德里克不相信这是真的,并表示坚决反对。乔治·桑起初也不同意,但经不起克雷辛格的死乞赖皮地纠缠,只好妥协了。 如果不去管这份闲事,弗雷德里克心里却会严重失去平衡。他坚信自己是对的,想扮演一个为正义而战的骑士,因为那个雕塑家克雷辛格在巴黎展出的是“最不体统的姿势的女人”。这等于玷污了弗雷德里克心中神圣的艺术殿堂,与这种人相遇是他一生中的奇耻大辱。 然而乔治·桑却认为弗雷德里克又要来指手画脚,“用自己都说不清的原则来指导生活”。她恼羞成怒,甚至吹捧起克雷辛格,认为“他有勇气、有学识、有主动性和雄心”。 乔治·桑并没有把索朗芝的结婚日期通知给在巴黎的弗雷德里克,婚礼在诺昂草草举行之后,固执己见的乔治·桑在写给老朋友格日马瓦的信中说,“……我为女儿出嫁感到高兴。她也充满了爱情和幸福感,克雷辛格看来是配得上她的,因为他爱她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 乔治·桑认为,“肖邦也一定很痛苦,因为他不明情况……他从来看不见事情的真实一面,也不能很好地了解人的天性。他的心灵里只是充满着诗歌和音乐。因此,他不能忍受与他的看法不一致的东西。除此以外,他对我家庭事务的影响会意味着我在孩子面前失去权威。” 她伤感地说:“我看得出,他正在日益疏远我,但我却不能为他做点有用的事,因为嫉妒感觉是他忧郁的主要原因。” 乔治·桑自以为对弗雷德里克的嫉妒心理了解得十分透彻,并时时以这种定型的思维去看待他的一言一行。但她忽视了自己说这番话的本身,也是一种狭隘的多疑心理,生怕自己失去在孩子面前的权威身份,又何尝不是嫉妒的表现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索朗芝的婚姻糟透了,她过早地怀孕,陪嫁费花掉了一大半,这对新婚夫妇干脆泡在诺昂别墅里,乔治·桑成了他俩的勤快保姆。 不安份的索朗芝又开始无事生非,她悄悄地对一个来向奥古斯丁求婚的年轻艺术家说,他的意中人早已失贞了…… 诺昂别墅再次成为大吵大闹的场所,克雷辛格甚至打了乔治·桑一拳,莫里斯急忙冲上去厮打起来。 “滚,滚!”气急败坏的乔治·桑下令叫女儿、女婿马上离开诺昂,再也不想见到他俩的嘴脸。 但是索朗芝早已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事事不甘罢休的脾性,并没有服从母亲的旨意,还在附近的旅馆里住下来,并写信给巴黎的弗雷德里克,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被迫失去母爱的可怜孕妇。她请求弗雷德里克能不能借用一下他存放在诺昂的四轮马车。 弗雷德里克的头脑一发热,轻率地相信了索朗芝的花言巧语,立刻写信给乔治·桑,同意出借马车,这无疑使乔治·桑大丢面子。 索朗芝到达巴黎后,把所知道的内幕都抖翻出来,还把自己母亲说成是一直不忠实于弗雷德里克的女人。 事情的发展急转而下,弗雷德里克立即取消了去诺昂消夏的计划,停止与乔治·桑通信。 乔治·桑觉得事情不妙,接连写了几封信,但一直没有得到回音,最后对弗雷德里克下了“通牒”:除非他改变站在索朗芝一边和她母亲作对的立场,并保证再也不要当着面提起克雷辛格的名字,否则他就再也不要到诺昂来。 如果按照一般人的思维逻辑,这个条件并不算苛刻,做一个安安稳稳的局外人也在情理之中,这正是乔治·桑所希望的。 但是弗雷德里克偏偏不愿咽下这口气,在他看来屈服、退让意味着9年来他为乔治·桑一家的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况且他无法相信乔治·桑会如此绝情——为了她的孩子,为了她的自尊,为了她的名誉,为了她不可违抗的意志。 弗雷德里克顿时觉得一股热血冲上脑门,急匆匆坐上马车赶往德拉克罗瓦的住处。 才学渊博的德拉克罗瓦觉得此事很棘手,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是他的好朋友,况且这两位不同凡响的明星碰撞出的烫手火花,随时都会酿成轰动社会的头号新闻,哪里还容得旁人来插手。 除了对弗雷德里克好言相劝一番,德拉克罗瓦只能在日记上写下一句评语:乔治·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一面似乎已经取代了她的女性的温柔。其实也不妨为弗雷德里克作一个类似的评价:他以一个音乐天才的浪漫思维逻辑想取代现实生活的无序规律,同样是他的悲剧。因为他的权威只能建立在音乐世界里。弗雷德里克还想以真挚的表白试图重新激发起乔治·桑的温柔感情,不过信的开头没有往常的称呼,并使用了“您”的正式名词: 同您谈论克雷辛格先生,这不该是我的事情。况且,还是从您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那一刻起,我的思想才习惯了他的名字。 至于说到她(指索朗芝),我不能对她无动于衷,您大概记得,只要有机会,我在您面前总是毫无偏心地为您的孩子们说情的,因为我深信,您的使命是永远爱他们,因为这是惟一永远不变的感情。不幸可能会遮盖这种感情,却不可能歪曲它。 这种不幸看来是十分巨大的,因为在决定您女儿未来的时刻,在她的身体状况比任何时刻更需要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的时候,这种不幸使您的心不愿听一听关于她的事情。 由于这一重大事件刺伤了您最神圣的感情,我不打算提及我的情况了。 时间会作出判断的,我等待着。 永远是同一个忠于您的肖邦 在诺昂的乔治·桑收到这封7月24日写的信,其中“母爱”的涵意像火烙一样烫疼了她的心。当初为了与丈夫争夺孩子的监护权,她勇敢地走上法庭,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含辛茹苦地哺育着孩子,现在竟然被她“意中人”冷酷地指责为缺乏“母爱”…… 7月28日,乔治·桑改变了去巴黎的想法,提笔写下了给弗雷德里克的最后一封信: 昨天我订好了驿马,尽管我自己病得不轻,天气又糟糕透顶,我仍打算乘二轮轻便马车上路。您的沉默使我非常不安,以至于我想到巴黎去一天询问您的健康状况。 您在此期间一切都斟酌过了,而且您的答复是十分平静的。 那就这样吧,亲爱的朋友,现在你就按你心里想的去做吧,把本能当作良心之首吧。我对此十分理解。 至于说到我的女儿,她的病不会比去年更令人不安。除此之外,不管是我的热忱、关怀,还是命令、威吓都无法阻止她像个病态的人那样行事。 她不好意思承认自己需要母爱,因为她讨厌和中伤了它,并用卑鄙的语言玷污了母爱这一最神圣的行为和家庭。您喜欢听这一切,甚至可能会相信这些。 我不会进行这种斗争,它只能唤起我厌恶之感。我更乐于看到您转向对手的一边,而不是反对她,这个对手是从我的腹中坠地,并用我的奶水喂大的。 如果您以为您应该为她作自我牺牲的话,那就请您多关照她吧。我不会对您有什么抱怨的。但您会知道,我将以一个受委屈的母亲的角色进行自卫,而且从此之后任何什么东西也不能促使我放弃这种权威和尊严。我受骗上当、作牺牲品的时间太长了。 我原谅您,而且将来也不会对您有什么指责。因为您的表白是诚挚的,它使我略感惊讶,但如果您觉得这样更自由一些、更方便一些,我将不会因这种看法离奇的转变而忧伤。 上帝保佑您,我的朋友,但愿您能很快治愈自己所有的病痛。我相信,这种时刻现在就会到来的,我将为9年美好的友谊有这种奇妙的结局而感谢上帝。请不时给我来信谈谈有关您自己的消息。 重新再谈其它的已是徒然的了。 乔治·桑 显然乔治·桑的自卫反击是毫不留情的,信中的许多被激怒的气话中也隐隐地透露出百般无奈的伤痛、委屈和怨恨。如果说这是一封绝交信,不如说是恨与爱交织在一起的情书。她写此信时,并没有想到从此会同弗雷德里克绝望地分手,她还希望能重新看到他,聆听他的琴声,倚靠在他的身边……弗雷德里克称这封信的作者“真是个才智横溢的奇怪的生灵!她竟发起什么狂来……”这主要是针对信中的一句话,“我更乐于看到您转向对手的一边,而不是反对她。”多疑的弗雷德里克却将此解释为,“把我宣布为仇敌,似乎是因为我站在女婿一边……” 双方都在火头上,让冲动的感情战胜了理智,或者说双方都像赌气的顽固孩子,谁也不愿认输,谁也不愿先说一个讲和的字眼。都希望对方恢复冷静,主动前来问安,然后才是谅解、拥抱、亲吻。 但这一切美好设想并没有出现,时间在无情地流逝,渐渐地冲淡了双方重续旧好的希望。 弗雷德里克听说索朗芝到加斯科涅去找父亲,路过诺昂时住了几天,这使得他不由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也许索朗芝会把他写给她的信上内容转述给乔治·桑听听。但是索朗芝根本就没有往这方面想。 乔治·桑在写给玛尔里亚妮伯爵夫人信中还伤心地说:“整整三个月,我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她还在天真地等待弗雷德里克的回信。 其实弗雷德里克还真的写了信,但又将信扔进了壁炉的火堆里。 他俩都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无法向前迈出新的一步。历史造就了天才的艺术家,但同时也赋予了他与她各自的心理缺陷。 傲慢与谦让、自私与慷慨、偏见与学识、固执与聪敏都无一例外地同时聚集在他与她的身上。 人,真是一个奇妙的高级生灵。 5. 一个句号 1848年2月16日晚上,巴黎的寒冷气候未能阻挡住前来聆听音乐会的观众。国王路易·菲力浦和王后等人因宫中举丧而未能光临,他们的随从人员却出现了,手里拿的是国王买的票。 普雷耶尔大厅里的300个座位都已坐满了,各界显赫人士和珠光宝气的淑女、夫人都在悄悄地议论,中心话题是今晚音乐会的主角——弗雷德里克的虚弱身体。 尽管弗雷德里克写信给华沙的家人,坚持声称自己的身体很好,不必为他的健康担心,但是各种消息仍然从他的学生和客人的嘴里透露出来,并掩饰不住焦虑惊慌的神色。 他已无法坐在钢琴前教课,勉强支撑的办法也只好躺在一旁的睡椅上。热心的朋友邀请他去赴宴,在无法推辞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让朋友把他抬到楼上。 服用沾上鸦片汁的方糖也失去了往常神奇的减痛效果,只有琴声响起时,才能帮助他度过难熬的病痛时光。 有人亲眼看见他的腰“弯得像一把打开一半的裁纸刀……他渐渐地沉浸到音乐中去了,这时他的身体才逐渐恢复正常的姿势”。 与乔治·桑的痛苦分手,加剧了他的病情恶化,不治之病的痼疾和心灵上的巨大创伤每时每刻都在残酷地折磨着他。 整个冬天里,他孤身一人躲避在“奥尔良方场”的寓所里,乔治·桑一家的住房早已退掉了。人去楼空,凄惨苦意的气氛死死地镶在他周围。 圣诞节前后的十几天里,他竟然是在时停时写的信笺上熬过来的。 在这封写给家人的信里,他像一个喃喃絮说的衰弱老妇人,零乱地叙述着乔治·桑及其儿女的情况和自己的回忆。 最后他安慰家人,“这里的冬天并不太冷。感冒的人很多,而我平时的咳嗽已经够厉害的了,所以并不像你们怕霍乱那样地怕感冒。我经常闻闻给我做顺势疗法的香水瓶子……” 好心的朋友不愿再看到这位音乐天才苦苦忍受着痛楚的煎熬,也出自于对他琴声的敬意,便劝他举行一场公开演出,企望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帮助他解脱目前的困境。 这其中也许包含着向乔治·桑发出一个信息的意思,但也许恰恰相反,开音乐会本身就是对她的一种冷漠的指责。 在他的37岁生日前举行音乐会,也是他自8岁公开登台演出以来整整30年了。弗雷德里克也许出自于这种考虑,欣然同意了。 普雷耶尔大厅摆满了鲜花,并能闻到火炭的焦味,那是剧场人员在休息厅里生火供取暖,参加这次音乐会的还有两位著名男女歌唱家和弗雷德里克的音乐同行。他们尽力装出轻松愉快的样子,为今晚音乐会增添欢乐祥和的气氛。 晚上8时30分,大厅已安静下来了,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偌大的舞台上,那架孤零零的三角大钢琴闪耀着神秘的光彩。 弗雷德里克终于登场了,他并没有像人们传说的那样由人搀扶着,黑色的演出礼服更显示出他那苍白的脸色,不过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加之镇定自若的神色,不由得使人想起他以往风流倜傥的风度。 首先,他和奥古斯特·弗朗肖姆(1808—1884)、小提琴家阿拉尔一起演奏了莫扎特的《e大调三重奏》。当初弗雷德里克第一次登台后,就被誉称为“第二个莫扎特”。 听众们以浓厚的兴趣和崇拜的心情欣赏了弗雷德里克演奏自己的作品,其中有些是刚刚发表的,即使是从前的作品,听众也能在这熟悉而又陌生的琴声中发现了以往从未注意的细腻感情。 其中《升f大调船歌》需要用很强的力度才能达到创作时的预想效果,弗雷德里克明白自己的虚弱身体无法做到这一点,他聪敏地改变了处理方式,以极富有层次变化的轻度弹奏,表达出一种深沉的复杂感情。 他在回忆、思索、叹息,欢快的行板过后,迎来的是风雨潇潇的遐想,悲愤、痛苦的呼号不久被庄严的神圣信念所取代,人类的智慧和意志在安谧、美丽的大自然中显示出神圣的光芒。 他弹完最后一个和弦音,双手仍然没有移下琴键。他在倾听着心爱的琴声渐渐消失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就像一颗流星无声无息地划过无垠辽阔的星空,留下的是一片静穆。 他觉得自己距离上帝更近了,几乎都能听到天使翅膀翩翩舞动的声音,年迈的老父亲站在云端间,好像在亲切地向他招手,要把他带到苦苦思念的故乡去…… 他已经听不见大厅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也不知道是如何鞠躬谢幕的,然后走回后台。 他倒下了,瘫在一个女性的温暖怀抱里。 “弗雷德里克……” 几天后,巴黎的街头出现了“二月革命”的震天呼号,无形中为弗雷德里克在巴黎的公开演出画上了一个最后的句号。 这时乔治·桑正在诺昂埋头写作《我的生活史》,巴黎“二月革命”的风暴重新唤起了她的政治激情,她兴奋地说:“我度过了不少不眠之夜,不少坐立不安的白天……我身上一切病痛,我个人的忧虑都忘掉了。我生活,我有力量,我生气勃勃,好像我才20岁。” 她直接参与编写了巴黎临时政府的《共和国公报》,在总共20多期公报中,有近一半出自于她的手。她自己还创办了一份报纸《人民的事业》,但只出版了3期。 为了避免在巴黎与弗雷德里克相遇,便住在儿子的新居处。世上的事情就这么奇妙,越是不想发生,偏偏就降临了。乔治·桑与弗雷德里克还是见面了,地点在通往玛尔里亚妮夫人住处的楼梯上。 弗雷德里克向玛尔里亚妮夫人告辞后,刚刚转身,看见了低头上楼梯的乔治·桑夫人。 惊愕、迷惑、遗憾、悔恨……在短短的几秒钟里,双方迅速地交换了不同含义的复杂眼神。 “您好……” “您好……” 在双方陪同人员的惊奇目光注视下,他与她彬彬有礼地互相问安致意。 “您收到了索朗芝的信吗?”这时弗雷德里克觉得很想同乔治·桑多待一会,并想起了索朗芝在她父亲那儿已经分娩了。“一个星期前。” 乔治·桑的回答不大自然,显得有些疲惫。“您昨天或前天没有收到信吗?”弗雷德里克很关切地继续问道。 “没有。”乔治·桑迟疑了一下,显然她有一种预感。“那好,我告诉您,您已经当上外婆了。”弗雷德里克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尽力装出一副愉快的样子,“我很高兴,我能第一个向您报告这个好消息。” 乔治·桑虽然对女儿的种种言行很生气,但毕竟是自己的奶水哺育大的孩子。现在女儿也做了年轻的母亲,一种怜惜的感情不由升起。 她还想进一步知道详细情况,但弗雷德里克却好像不愿再多说了,向她行礼后下楼了。 乔治·桑有点失望,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想说的话咽了下去,心烦意乱地踏进了玛尔里亚妮夫人的客厅。 “夫人……”陪同她的孔贝先生(1812—1894)急匆匆地追上来,说,“弗雷德里克先生告诉您,索朗芝身体健康,您的外孙女很可爱……” 原来弗雷德里克下楼后,才发觉应该将此情况告诉乔治·桑,但他已爬不动楼梯了,只好请孔贝先生传个话。 乔治·桑的心里一热,转身出门下楼。她似乎恢复了往常一个女性的温柔,以极大的兴趣询问了索朗芝的身体状况。 在她的眼睛里,分明能看到一种熟悉、亲切的神色,这曾使弗雷德里克充满了生活的信心和乐趣。 弗雷德里克也忘了楼梯口袭来的一阵阵寒意,兴奋地述说着索朗芝和孩子的情况,还特地说明索朗芝寄给他的信封上的笔迹,是出自于她丈夫的手。 “……我的身体很好。谢谢。”弗雷德里克很有礼貌地回答了乔治·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 他与她分手了,谁也没有再回头看一眼,但双方又始终觉得背后有一双熟悉的眼睛在紧紧地盯着,希望自己停下脚步,转身…… 翌日(1848年3月5日),弗雷德里克把这次相遇一事写信告诉了索朗芝,平淡的语气中又蕴含着浓厚的眷恋之情。 这次巧遇成为他与乔治·桑的最后一次见面,温馨的回忆以后只能在梦中出现。 乔治·桑在弗雷德里克的后半生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或者说她的身影一直伴随着他一起登上弗雷德里克·肖邦音乐创作的辉煌巅峰。 但又是她直接影响了弗雷德里克的音乐灵感,扮演了一个无情又有情的情人的角色。 有人认为,如果弗雷德里克活到与乔治·桑同样的高龄,也无法抹去她对他的火烙般的影响。因为没有哪一个女人在他的短暂的一生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 神奇的爱情力量可以创造出一个焕然一新的人物,但也可以随时剥夺他(她)冷静的理智,在疯狂的嫉妒之火中痛苦地拷问着他(她)永不安宁的灵魂,甚至毁灭,留下说不清的缠绵之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晚霞曲 1. 苏格兰女人 弗雷德里克在巴黎作最后一次公开演出结束时,他摇摇晃晃回到后台,瘫倒在一个女子的怀里,这位女子就是简·威廉米娜·斯特林(1804—1859),被弗雷德里克称为“我可爱的苏格兰女人”。 简·斯特林的出生年月竟然与乔治·桑相同,她在家里13个孩子中最小。她十几岁时,父母先后去世,她受到了比她年长13岁的姐姐凯瑟琳·厄斯凯恩夫人的疼爱。 简·斯特林处于一个少女妙龄时,引起了许多年轻求偶者的迷恋,但是谁也无法征服她的芳心。 她的家乡基彭罗斯豪斯已有图书馆和美术馆,还有一架苏格兰式的竖琴,这些都引起了她的浓厚兴趣。多才多艺的良好素质也促使她形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琴声也并没有仅仅成为她踏入社交圈子的时髦手段。 简·斯特林渴望获得更高艺术境界和更开阔的艺术视野,这在她22岁时来到巴黎以后成为一种可贵的追求。守寡的姐姐厄斯凯恩夫人始终未再婚,成为妹妹的忠实保护神。 姐妹俩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并很快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出入于许多贵族亲戚家,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里也时常能看到她俩典雅的微笑。 苏格兰老家和法国巴黎之间的往返和轮流居住,也成为这对姐妹的愉快旅行,满足于一种新奇感。 史学家很难考证出这两位苏格兰贵妇何时与弗雷德里克相识的,不过40年代初简·斯特林已成为弗雷德里克众多女弟子之一,已为人们所公认。 简·斯特林很快地加入了崇拜弗雷德里克的行列,她出众的才貌和对钢琴的理解引起了弗雷德里克的重视。 1844年,弗雷德里克把两首夜曲题赠给她,像对待其他女弟子一样,弗雷德里克总是彬彬有礼地送她到门口。 简·斯特林想学大提琴的建议提出后,弗雷德里克立刻为她介绍了著名大提琴家弗朗肖姆。她与弗雷德里克一直保持着正常的师生关系,埋藏在她心底的爱慕感情升华为纯洁的爱情时,那是1846年冬天的事。 弗雷德里克的“奥尔良方场”寓所里第一次消失了乔治·桑的笑语声,但同时又第一次出现了简·斯特林忙碌的身影。 一大堆生活杂务琐事经她处理得井井有条,表现出一个渴望贡献自己一切的苏格兰女人的坚定意志。 她不失时机地填补了乔治·桑离去后的空缺,这也正是弗雷德里克迫切需要的。 弗雷德里克的姐姐露德维卡也渐渐知道了简·斯特林的名字,1847年底,远在华沙的露德维卡收到了简·斯特林通过弗雷德里克转寄来的新年礼物——一本英国出版的《妇女指南》。 不过弗雷德里克则不愿接受简·斯特林炽热的爱情,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友谊就是友谊。 然而简·斯特林仍然继续扮演着似乎谁也无法夺去的角色:漂亮的看护、女总管、公关小姐等,赢得了弗雷德里克朋友圈子里的公认。 弗雷德里克在巴黎举行了最后一次公开演出前所有准备工作的杂务事,几乎都由她和姐姐全部承担下来。为了让弗雷德里克有更为充足的试弹时间,简·斯特林甚至让人将要演出的那架钢琴搬进“奥尔良方场”,演出前,又不辞辛苦地搬运到普雷耶尔大厅里。 与乔治·桑分手后,弗雷德里克的情绪十分低落,身体状况也愈来愈令人担忧。把他从痛苦的往事回忆中解脱出来,有效的捷径便是劝他换个休息环境。 普雷耶尔大厅的音乐会结束后,人们就在议论纷纷,猜测弗雷德里克的去向:荷兰、德国、俄国,甚至是华沙。露德维卡和妹妹伊扎贝尔卡听到此传闻,也竟然争执起来:谁先接待阔别故乡18年的弗雷德里克。 1848年4月8日,伦敦的《雅典娜神庙报》宣布了弗雷德里克即将来英国的消息,也透露了他可能在伦敦定居的意向。 毫无疑问,简·斯特林姐妹俩的劝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并不排除简·斯特林的美好设想,让这次英国之行把自己的显赫贵族亲戚介绍给弗雷德里克,使他产生一种自傲感,娶一个贵族小姐将给他带来后半生的幸福。 人们后来不由得指责她为了渴望爱情,却把虚弱的弗雷德里克带到了更不利于他身体健康的英伦三岛。 但是人们忽视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弗雷德里克为何同意去英国,他难道不知道此行会对自己健康带来严重的后果? 由于弗雷德里克对自己的前途已丧失了信心,其中包括自己心爱的音乐事业、婚姻和身体状况等等。其实他对这次英国之行抱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称之为“伦敦的深渊”。 但他为了竭力摆脱与乔治·桑分手的巨大阴影,在他看来这至少是大丢面子一事,加之去英国还是他父亲生前赞同的一项计划。与其在巴黎等待死神的降临,还不如使出最后的力量去完成最后一个夙愿(这与上次去英国游玩截然不同),也许能为他音乐生命的尾声带来一丝光明。 在众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下,他带着无可奈何的凄凉心情,拖着虚弱不堪的身体踏上了海轮的甲板。1848年4月20日,英吉利海峡的波涛再次让这位音乐天才尝到了厉害。 简·斯特林姐妹俩已经为他在伦敦的本廷克大街10号预订了一套房间。翌晨,教堂的沉重钟声在告诉他:今天是耶稣受难日。 复活节后,他又搬到了皮卡迪里广场旁的多佛大街48号,这是一幢漂亮的小楼,他一直住到夏季为止。 他的客厅里已摆放着三架大钢琴,分别是普雷耶尔、埃拉德和布罗德伍德钢琴商驻伦敦的代表送来的。这番好意却引起了房东把房租提高一倍的决心,因为发现这钢琴主人不是一般的房客。 简·斯特林姐妹俩则像打足气的皮球,整天都是精力充沛地为他张罗社交应酬的事,甚至连他的生活细节也考虑得很周到,包括他使用的信纸都印有他的姓名字母。 这一对热情的苏格兰姐妹俩忙碌的结果却是在折磨弗雷德里克,他哪里还有充裕时间休息,更谈不上弹琴创作了。 弗雷德里克在写给巴黎友人信中开始抱怨说:“……我一共有三架钢琴,但是由于我没有时间弹奏,那又有什么用呢?拜访和回访多得不计其数,我的时光像闪电一样飞逝。” “充满了拜访、午餐会和交际晚会的生活把我累坏了。近日来我吐血了,我只靠吃柠檬和冷饮来治疗……”这时他来伦敦才一个多月。 伦敦已有许多巴黎的名流,他们大都是害怕“二月革命”的风暴而离开巴黎的,在这里他们以各种方式举办音乐会或参加歌剧演出。 弗雷德里克的到来在这里的音乐爱好者中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著名的英国爱乐乐团曾经公演过他的钢琴协奏曲,大家都渴望着能当场聆听他的演奏。 爱乐乐团的指挥向弗雷德里克发出合作演出的邀请,这项殊荣连卡尔克布雷纳和哈莱也求之不得,但是弗雷德里克胆怯了。 他看了爱乐乐团的排练之后,认为“他们的乐队就像他们的烤牛肉和甲鱼汤一样,又硬,味道又浓烈,此外一无可取。最糟糕的是他们的排练时间从来都是不够的,因为多花时间就要多花钱。”即使排练一次,也是发给人们赠券来听,这对于弗雷德里克来说简直是一场可怕的恶梦。他以身体欠佳谢绝了这次邀请,因而得罪了一些权贵人士,这给他带来了不良后果。 不过他还是接受了英国上流社会的邀请,当他坐在豪华客厅的钢琴前,周围是温文尔雅的伯爵和太太、小姐,他仿佛又回到了以往美好的岁月。 5月15日,斯塔福德宫的大厅里聚集着显赫的皇亲国戚,英国女王及其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也移驾光临,使得主持这场豪华宴会的萨瑟兰公爵夫妇感到十分荣幸。 应邀出席演奏的弗雷德里克尽管见到过巴黎皇宫的景象,但还是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他在家信中描述说: (宫里的)楼梯以其华丽著称。它们不是从前厅或前室里引出来的,而是在几个大厅的中央拔地而起,就像是大厅的一部分,装饰着异常精美的绘画、雕塑、柱廊、地毯……其图案设计和透视效果都是最上乘的。 (女王)在耀目的灯光下,她珠光宝气、缎带点缀;那些皇亲贵族穿着吊袜带,和女王一起走下楼梯,那下楼的姿态极为雍容优雅…… 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下演奏,弗雷德里克感到特别兴奋,他的纤美典雅的琴声立刻引起了这些高贵听众的浓厚兴趣。阿尔伯特亲王特地走到钢琴边与弗雷德里克亲切交谈,并把他引见给维多利亚女王陛下,显然他的琴声很适合女王的欣赏口味,女王破例地两次向他致意。 这种殊荣立刻引起了新闻界的重视,《伦敦图片新闻报》报道了这次非同寻常的音乐会,并着重指出,“星期一肖邦在斯塔福德宫女王陛下御前的演奏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弗雷德里克也表示满意,称这次“演奏似乎非常成功”,是一次“出色的音乐会”。 他好像一下子变得乐观了,“如果我仍然能够整天从安娜什走到卡依法什去,如果我不是吐了几天血,如果我再年轻些,如果我不是像现在这样在爱情上受了致命的创伤,也许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但是“御前的演奏”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运,原先他还对即将召进皇宫去演奏一事抱有很大希望。后来他才得知自己曾谢绝与爱乐乐团的邀请引起了严重后果,因为爱乐乐团指挥同时也负责组织宫廷音乐会。 在认识许多高官显贵之后,弗雷德里克感到很失望,特别是他们对音乐的轻率态度,“这个善于到处钻营的上流社会是高傲的……成千上万件事儿纠缠着他们,使他们处于各种无聊的礼节包围之中,以至于音乐的好坏对他们是无所谓的,因为他们不得不从早到晚听音乐。在这里,每次花展有音乐,每顿午饭有音乐,每次旧货拍卖也有音乐。” 音乐成为上流社会繁芜礼节的附属品,是无聊政客们调节气氛的工具,是大腹便便商贾们的剔牙助兴物,是贵妇人附庸风雅的装饰品。 更使得弗雷德里克吃惊的是搞音乐的人受到某种歧视,“……这里艺术被理解为绘画、雕刻和建筑。音乐不是艺术,也不叫艺术……音乐只是职业……没有人以艺术家来称呼任何一位音乐家。” 音乐既然被当作是一种可怜的服务性职业,那么弗雷德里克的主要收入来源——授课的费用也大大降低。有的女弟子甚至还想赖掉上课费用,干脆一走了之。 这给弗雷德里克留下了很坏的印象,他嘲讽这些缺乏音乐素质的学生,“他们并不去感觉或是真的热爱音乐。今天,我让一个新学生唱一段乐句给我听,她就像一只被人踩住身子的老鼠那样尖声唱起来,直嚎得我感到恶心为止。” “我还从来没听过有哪个英国人唱歌唱得准的:他们总是走调。我认为英国人的耳朵很笨,他们永远创作不出任何有价值的音乐作品。” 这一番气话也过于刻薄了,但他对伦敦已开始失去了耐心,他说: “我的心根本不在伦敦,20年在波兰,17年在巴黎,在这里我感到很不自在……” 然而简·斯特林姐妹俩依然充满信心,整天带着名片在伦敦串来串去,劝说弗雷德里克去拜见所熟悉的社会名人。有时他只好忍受着马车的颠簸,被折磨得半死不活。 伦敦上流社会好奇地注视着这特殊的“一家子”,也不知道弗雷德里克扮演这种受罪的偶像,究竟还要持续多久。 2. 最后的琴声 随着收入的急剧减少,迫使弗雷德里克重新考虑举办公开演出的音乐会,在老朋友布罗德伍德夫妇的热心帮助下,弗雷德里克总算有了登台亮相的机会,不过是在私宅的客厅里,这两场半公开的音乐会还是刊登了广告。 1848年6月23日下午3点,第一场音乐会在萨托里斯夫人的家里举行(现在伊东地99号门外还挂着一块纪念此事的蓝匾)。 萨托里斯夫人曾是歌唱演员,在巴黎聆听过弗雷德里克的演奏。她宽大的客厅具有浓厚的巴黎沙龙情调(是当时英国文学界著名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能容纳150位听客。尽管票价昂贵,但在演出前几天仍然被一抢而空。 与弗雷德里克同台演出的还有其他几位歌唱家。弗雷德里克演奏了自己的作品,有练习曲、玛祖卡、夜曲、圆舞曲和有名的《降d大调摇篮曲》。 弗雷德里克轻柔纤雅的演奏风格,博得了听客们的青睐,如痴如醉地沉浸在这优美的琴声旋律之中。 对于这首场演出,《雅典娜神庙报》的评论者大加赞赏: ……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一会儿是位伟大的演奏家,一会儿是位卓越的作曲家。钢琴发出的乐音忽而轻柔徐缓,忽而华丽绚烂,忽而忧郁伤感,忽而激烈威严,变幻着的不同风格在我们耳中依次显现。 肖邦先生向我们证明了钢琴也能表现这样一种风格,在这种风格里,纤细精致、诗情画意、文雅端庄和幽默诙谐浑然一体,产生出上述奇异的效果,使听众喜出望外。 在其他钢琴家不断尝试使五个手指敲打出同等力度的同时,肖邦先生却胸有成竹、独辟蹊径,刻意利用五个手指发力不等的天生条件。 7月7日下午4时,弗雷德里克坚持举行了第二场音乐会,地点在圣詹姆斯广场2号,这是一座十分豪华的府邸,作为主人的法尔默思侯爵则喜欢身穿破旧衣衫上街,他酷爱音乐,有一颗乐善好施的心。 他的客厅显得更为宽敞,能接待200位贵客。这场音乐会的效果比上一场还好,“听众欣喜若狂”。 《每日新闻》评论者几乎用尽了美好的词语进行褒扬,“在这些风格各异的曲子里,他的创作天才和高超的演奏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他的作品本身的特征则表现在自由奔放的乐思,变幻无穷的表现手法,浪漫的情绪,忧郁伤感的色彩,这似乎正是作曲家自己的心境。” 这两场音乐会给弗雷德里克带来了高收入,是歌剧院爆满的夜场音乐收入的3倍。这笔钱相当于在意大利生活一年的费用,但在伦敦付了房租和马车费后,则只能勉强维持半年。 他在给友人信中抱怨说:“我举行了两个音乐会,好像还挺受欢迎,但尽管如此,仍然叫我烦恼。我不知道,倘若不举行这样的音乐会,我怎么能在这花销昂贵的伦敦租一套必要的较大的住房,雇一辆马车及一个佣人度过三个月呢?” 一个天才的音乐家不得不将自己的琴声作为谋生手段,这与他过去的巴黎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 他怀念巴黎的沙龙,人们献给他的鲜花和掌声,还有乔治·桑、戴尔芬娜等人围在身边的倩影和温暖。 他也思念家乡和亲人,回忆起过去的激情和创作,特别是他独身一人在住处时。 伦敦的交际繁忙季节过去了,贵族成员都纷纷出外消夏去了。弗雷德里克有时闲得无聊,不想作曲,也不想打开琴盖,只好独自一人玩十字跳棋消磨时间。 他已不止一次想到死,并在日记本上画了一幅漫画:一扇大门通向一个墓地,在一个大坟顶上插着阴沉沉的十字架,周围则是几个小坟墓。 至于那两位苏格兰女人,弗雷德里克既离不开她俩,并称赞她俩“善良可爱”,但又觉得“烦死了”,因为被她俩宠爱得喘不过气来。在百般无奈时,他还会感叹说:“我真想写点什么,即使是为了使那些好心的女士、厄斯凯恩夫人及简·斯特林小姐感到愉快也好。” 简·斯特林不愿意看到自己心爱的人整天愁眉不展,便竭力劝说他到爱丁堡去,那里有她的姐夫托尔菲肯勋爵的府邸。 弗雷德里克无法推却她的盛情邀请,但也并不感到伤心,不觉得快乐,“我麻木不仁,一天天混日子,坐等一切赶快结束。” 简·斯特林哪里知道弗雷德里克阴暗的心理,只是盘算着如何让姐夫托尔菲肯勋爵促成自己与弗雷德里克的婚事。 8月5日,经过12小时的旅途颠簸,弗雷德里克终于看到了暮色笼罩的考德尔公馆。这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古堡,坐落在爱丁堡以西12英里处。 客厅里已摆放着一架普雷耶尔钢琴,是简·斯特林事先派人运送来的。弗雷德里克住在楼上,从窗口望出去,能看到一个漂亮的花园,附近是一大片森林,远处是连绵不断的山峦。 置身于这样良好的疗养环境,弗雷德里克并不满意,苏格兰高地使他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烦恼,他仍然感到身体日趋虚弱,“而且这里的气候一直使我感觉不好”。 78岁高龄的托尔菲肯勋爵热情邀请弗雷德里克参观古堡,那又长又暗的走廊上挂着勋爵祖先的画像,以及厚厚的古堡城墙都有着说不完的古老故事。 勋爵吃力地讲解着,弗雷德里克出于礼貌只好硬撑着虚弱的身子恭听着。讲解者很累,听者更累更苦。 简·斯特林姐妹俩觉得仅仅这样疗养太清静了,便邀请弗雷德里克一起去海边的一座城堡访问一位亲戚。 他们分乘两辆马车前往,马车行驶在峭壁边的山路上时,弗雷德里克与仆人丹尼尔乘坐的马车的一匹辕马突然受惊,挣脱缰绳,向前狂奔。 幸好马车撞在一棵树上,在悬崖边上停住了。 机灵的丹尼尔跳下车,把惊吓得目瞪口呆的弗雷德里克从撞坏的车厢里救出来。这时车架已撞碎,压住了另一匹辕马,马车夫则被重重地甩出去,受了重伤。 弗雷德里克有几处轻伤,事后心有余悸地说:“……我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时倒很平静,只是手脚摔断的念头使我十分恐惧。残疾倒不要紧,我真不想受那份罪。” 意外的车祸并没有阻止他想参加曼彻斯特的一场综合性音乐会,这是他在离开伦敦前就已答应的事,可以挣回商定的一笔丰厚报酬。 但是他的身体已极度虚弱,在伦敦参加的两场半公开的音乐会时,他几乎每天早晨都咯血,剧烈的咳嗽之后,他都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这一回,他担心自己的琴声过于纤弱,会影响演出效果。音乐会组织者事先已考虑到这一点,特地在节目单上加印了听众须知事项:“恳请诸位会友诚意合作,于演出中保持肃静。” 8月28日晚上,曼彻斯特音乐厅里坐满了1200名观众。瘦弱的弗雷德里克已无法走上舞台,只好被抬到钢琴前,尽管他有那种精神力量产生的奇迹,但的痛苦仍然使他的琴声无法传到后排。 前几排的观众不停地鼓掌,而后排的观众却几乎什么也听不到,于是无法保持肃静,产生了令人不安的抱怨声。 当地的报纸也在勉强赞扬了几句之后,便匆匆结束了简短的评语。 即使崇拜弗雷德里克的哈莱也只好以廖廖数语作了记录,“肖邦来了,弹了琴,但没有知音。” 不久,弗雷德里克在简·斯特林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格拉斯哥,去参加有10位贵妇人赞助的一场音乐会。 简·斯特林为了这场音乐会则显示出了精明的交际手段,听众中有不少地位显赫的斯特林家族成员,显然是来为简·斯特林捧场的。 9月27日下午,弗雷德里克在商业厅举行的音乐会上露面了,但听众只坐满了三分之一的座位,昂贵的票价也吓走了不少人。 当地的报纸受到组织者显赫名单的影响,才写出了与此相称的评价和报道。 简·斯特林不愿再看到这种尴尬的冷落场面,在下一场爱丁堡的霍普顿大厅里举办的音乐会之前,她悄悄地买了100张票,分别送给亲朋好友和波兰居民。 这是弗雷德里克在苏格兰的最后一次公开演出,没有邀请其他音乐同行同台演出,舞台上只有他孤零零的身影和一架大钢琴。 但是弗雷德里克的琴声引起了听众的强烈共鸣,特别是舞台下的波兰同胞,“他们的耳边每响起一首早已忘却的旋律,便带来无数往昔的回忆,使他们欣喜若狂,高声地欢呼起来。” 《爱丁堡晚间新闻报》的评论者敏感地抓住了这场音乐会中爆出的这种新闻,并对弗雷德里克的《摇篮曲》作了高度评价,“反复出现的小调旋律使人们脑海里浮现出一幅静谧、沉睡的夜景,引出的动机听起来像催眠曲,而美妙简朴的旋律及其朦胧的柔和感,又令人感到像一首摇篮曲。这确实是一首迷人的作品,构思和演奏都高雅而精致。” 简·斯特林为了弗雷德里克的英国之行,煞费心思地做出了种种安排,她的亲朋好友也以不同方式同意了她对弗雷德里克的爱慕之情,并且都以为弗雷德里克很快会提出求婚。 然而弗雷德里克却一直保持沉默,简·斯特林还以为他太累了,暂时不愿冒昧地提出。 在这不到3个月中,弗雷德里克已至少换了10个住处,从这个城堡到另一个城堡,从这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这期间简·斯特林处于亢奋状态,而弗雷德里克则像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被绑架者,听任摆布。他甚至已写下了遗嘱,“如何处理我那些无用的东西的嘱托”。 但是关于弗雷德里克与简·斯特林的结婚传闻还是传开了,在巴黎的好友急忙写信来询问,弗雷德里克感到相当反感: ……我在信中曾经告诉你,我感到越来越虚弱、寂寞,没有任何希望,没有安身之地,怎么可以从中得出结论,说我要结婚了呢? 即使我爱上了一位女子,而她也如我希望的那样爱着我,我也不会结婚的,因为我没有吃的,也没有安身之地。有钱的女子要找有钱的男子,即使要找穷丈夫,也不会要病得快死的人,而会要美貌的青年。 以往的“黄昏之梦”,求婚失败的阴影一直顽固地占据着他的心灵,他不愿再受到侮辱和嘲讽,况且他已是心灰意懒的等待死神降临的病人。 我的诚实的苏格兰女子……她们真是诚实,可是也真无聊!愿上帝保佑她们…… 别人也许以为我要结婚了;可是,这方面需要有生理上的吸引力,而这个未婚女子和我太相像了,怎么可以自己和自己接吻呢? 弗雷德里克的拒绝理由使收信人格日马瓦伯爵深信不疑,这封信(1848年10月30日,写于爱丁堡)倾露了弗雷德里克灰暗的心理——痛苦、怨恨、无奈、绝望的复杂感情时时包围着他。 ……我根本不想有妻子,我只是想家,想念母亲和姐妹。愿上帝保佑她们无忧无虑!这期间我的艺术在哪里了?我把我的心血耗在哪里了?(涂抹字迹)祖国的歌是怎么唱的,我只能勉强记得了。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仿佛正在消失,我神志恍惚,没有力量,(涂抹字迹)…… 我不想对您诉苦,因为您要求过我,所以我要对你说,和婚榻相比,我更接近于棺材了。 弗雷德里克的这番内心独白,简·斯特林也许未能听到,但“友谊就是友谊”——他的谢绝理由,还是通过其他人的传话告诉了简·斯特林。 这时恰巧伦敦来了一封信,邀请弗雷德里克去参中一场为流亡的波兰人募捐的义演。这为弗雷德里克提供了一个离开苏格兰的最好借口,他告别了众多的新朋友,返回了伦敦。11月初的伦敦气候,已经让弗雷德里克感到受不了,他在皮卡迪利大街圣詹姆士广场4号的新住处成了病房。他的身体稍稍好些时,便勉强提笔写信给格日马瓦伯爵: 自从来到伦敦,我已经病了18天了。由于粘膜炎伴随头疼、气喘以及一切糟糕的症状,我压根儿就没有出过门。 大夫每天来看我……昨天他把我“装扮”了一番,以便使我能到那个为波兰人举行的音乐会及舞会(都十分出色)上去演奏,演奏完我就回家了。我整夜无法入睡,除了咳嗽和气喘外头疼得厉害…… 弗雷德里克在信中提及的那场义演是伦敦一年一度的盛大活动,整个活动是一场假面舞会,舞会之前有文娱节目。与弗雷德里克同时自愿参加的还有16名歌唱家和两名指挥家。11月16日晚上,义演的伦敦市政厅里灯火辉煌,寒风不断吹进这高大的建筑物里。在嘈乱的大厅里,浑身浮肿的弗雷德里克的琴声根本无法引起人们欣赏的兴趣。沉浸在一片异样兴奋状态之中的波兰同胞只是一个劲地鼓掌,完全盖住了弗雷德里克的可怜琴声,但事后几乎没有人能回忆起这位天才音乐家弹的是什么乐曲。 谁也没有料到这是弗雷德里克——波兰人民的骄傲,欧洲乐坛史上的钢琴奇才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公演。 这对于弗雷德里克来说,他的琴声首先属于他的祖国和人民,他的最后一个音符消融在波兰同胞心里,即使没有激起美丽的感情漪涟,但是他也满足了,因为他已使出了最后的力量向远方的故乡和人民倾述了最后的心声。 弗雷德里克卧床不起的消息传出后,那热心的苏格兰姐妹俩也前来探望。在她俩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怨恨、复仇的痕迹,相反的是把更多的关心给予了弗雷德里克。 简·斯特林固执地请求弗雷德里克吃下精美的食物,并且俨然以女管家的身份限制各位来探望的时间。 厄斯凯恩夫人是个虔诚的新教徒,她按照心目中上帝的旨意,把《圣经》献给弗雷德里克,恳求他这个不做祷告的天主教徒准备迎接来世的欢乐。 弗雷德里克像一只被逼得无处逃跑的可怜小猫,但又不得不感谢这一对苏格兰姐妹,他私下无可奈何地抱怨说:“我的苏格兰女人是多么的无聊,愿上帝保佑她们吧!只要让她们粘上,你就休想脱身。” 惟一的出路便是返回巴黎,他迫切希望自己的身体尽快恢复一些,只要能坚持渡过英吉利海峡,就能马上离开这令人厌恶的伦敦,逃离这个充满药味的“病房”。 “在这里再多待上一天,我简真要发疯了,但我不会死。” 他写信给巴黎的朋友,请他们派人把“奥尔良方场”的公寓收拾一下,“……把床单和枕头给我弄得干净一些……让普雷耶尔星期四晚上给我送去一架随便什么样的钢琴,请关照给它加个罩子。请吩咐星期五买一束紫罗兰,好让它在客厅里散发香味,让我回到家里,在通过房间走向卧室的时候,在那儿我也许要长久地躺下去……” 如果说这是在重新布置房间,将重新生活,不如说是在为自己装饰一间舒适的“病房”,将在那里告别人间。 他绝望地喊道:“……我为什么要回去呢?老天爷为什么不一下要了我的命,而非要这样慢慢地让捉摸不定的热病来折磨我呢?” 3. 幸福的源泉边 11月23日,在忠心耿耿的仆人丹尼尔和一位波兰同胞的陪同下,弗雷德里克启程返回巴黎。第二天下午,他已躺在“奥尔良方场”的寓所里,紫罗兰的芬香使他又回想起过去的往事。 巴黎的朋友闻讯赶来,最好的医生也被请到他的床榻前。经历了7个月的伦敦之行,他终于得到了彻底的休息。 1849年的春天悄悄降临了,弗雷德里克的病情似乎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他觉得这宽敞的房间里应该响起琴声和歌声,这毕竟是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3月30日和4月11日,他在客厅里果然举行了两次音乐会。遗憾的是他已无法坐在心爱的钢琴前了,只好由他的学生弹了几首他的作品。 引起少数听客注意的是戴尔芬娜也露面了,她的甜美嗓音仍然是那么有魅力。 弗雷德里克浮肿的脸上已看不见当年的潇洒、风流的痕迹了,但他记忆中的青春旋律依然在时时响起,与戴尔芬娜的歌声融汇在一起。 尽管他与她现在的称呼近似于刻板的客套,往日的缠绵情感已消失了,但积淀下来的却是真挚和友谊,她与他的来往书信可以证明这一点,使得双方欣慰。 窗外的春色那么迷人,强烈地吸引着弗雷德里克到户外走动。丹尼尔帮他穿戴得整整齐齐,就像以往要出外赴宴一样,然后坐着马车在大街溜达一圈,或者偶尔上朋友那里。 音乐出版商施莱辛格也不计前嫌,突然想起了一个重要念头,请求弗雷德里克拍一张照片,于是那件从英国带回来的灰色大衣和他浮肿的脸就构成了永久的纪念——遗像。 梅耶贝尔的歌剧《先知》首场演出时,弗雷德里克竟然抱病去观看了。当他精疲力竭地重新躺在病床上时,那歌剧演出的糟糕音乐仍然使他愤愤不平。 也许他自己也说不清音乐灵感怎么会又重新涌上了他的心头,产生了两首新的玛祖卡舞曲,不过遗憾的是在他去世后才得以发表。 天气渐渐转热了,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好心的朋友把他送到帕西高地的沙伊奥疗养,希望这里的新鲜空气能缓解他的病情。 弗雷德里克喜欢长时间在靠窗的一张椅子里闭目休息,写信成了他倾述感情的最好方式。 他已感到浑身疼痛,哪怕是稍稍动一下,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苦恼。 幸好还有不少朋友赶来看望,大都是崇拜他的贵妇人。 有一天,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太太登门求见,原来她就是当年走红的意大利高音歌唱家安琪丽卡·卡塔拉尼。当年她到华沙演出期间,听过9岁弗雷德里克的演奏,还赠送给他一块金表。 此时俩人重新相见,感慨万千,一眨眼却过去了整整30年。几个星期后,这位老太太便死在可怕的霍乱瘟疫之中。弗雷德里克的老朋友卡尔克布雷纳也被霍乱夺去了生命。 许多朋友被迫离开霍乱猖獗的巴黎,这时那两位苏格兰女人却勇敢地出现在弗雷德里克的面前。不管弗雷德里克怎么抱怨,但她俩毕竟让他摆脱了空瘪钱袋的困境。 当弗雷德里克离开伦敦时,他的积蓄已只能勉强支撑4个月,因而身体稍好时,他就强迫自己教课,弥补生活开支。 尽管也有好心朋友慷慨解囊,但他还是不得不悄悄地借钱。远在华沙的老母亲不知怎么知道了弗雷德里克目前的困境,便设法筹集了2000法郎寄来,并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思念之信。 简·斯特林姐妹俩却大吃一惊,因为今年3月份,她俩还匿名寄给了弗雷德里克25000法郎的巨款,怎么会一下子都用完了,莫非…… 弗雷德里克的挚友格日马瓦伯爵听了她俩提出的疑问后,便与几个朋友商量,决定不惊动警察…… 对于“奥尔良方场”看门人的一番严厉逼问后,看门人只好把藏在壁炉座钟后未拆开的大信封掏出来,说是忘记交给弗雷德里克了。 出乎意料的是弗雷德里克板着脸拒绝接受这笔赠款,他觉得这只能使他感到十分羞愧和恼怒,除非是维多利亚女王本人赠送的。 素知老师脾性的古特曼,耐心地弯下高大的身子,反复劝说,弗雷德里克才勉强收下这笔巨款的一半。这才让简·斯特林姐妹俩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总算完成了一个美好的心愿。 6月25日,弗雷德里克明显地感到自己不行了,呼吸困难,渴望见到亲人的强烈念头促使他写信给姐姐露德维卡: 如果有可能的话,请你们上我这儿来。我身体虚弱,而且任何一个大夫也不能像你们那样有助我…… 办理护照和筹集路费进展速度如何,请马上给我回音。要知道柏树也有它变化无常的脾气,而现在我的这种变化无常的脾气就是想在此地见到你们。 8月9日,露德维卡和丈夫、孩子一起匆匆赶到沙伊奥,这次姐弟相见再也没有任何欢乐和笑声了。 不久露德维卡一家护送弗雷德里克返回巴黎,在旺多姆广场12号的邻近租了一间朝南的新住处(那里曾是俄国大使馆),露德维卡努力营造一种家庭气氛,这正是弗雷德里克一直所企望的。 新学期开学了,露德维卡的丈夫不得不返回华沙去教课,留下了露德维卡和孩子陪伴着弗雷德里克。 这时露德维卡收到了来自诺安的乔治·桑于9月1日写的信,“听说你在巴黎,但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现在我终于可以通过你得到有关弗雷德里克真实的消息了……我冒昧地向你提出这个请求,因为我可以作为一个被自己的孩子忘却、遗弃,但却没有停止爱他们的母亲……” 尽管信上用了“你”的亲昵称呼,但信的最后一句则使人反感,因为她早就接到关于弗雷德里克病情严重的朋友来信,信上再三恳求她放弃偏见,到巴黎去看望一下弗雷德里克,但遭到了她的断然拒绝。 “现在要我去看望他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我觉得,这样反而会把事情弄糟……一旦围攻状态结束,如果我能用不着担心遭到迫害和失去自由而到巴黎住上几天,那时他若想见我,我一定不会拒绝他。但是我深信,他是不会有这样的愿望的。他的爱情早已消逝……”(7月19日) 此时,乔治·桑仍然不相信弗雷德里克的病情已恶化,也不相信弗雷德里克想见她,更不相信弗雷德里克已“放弃”和她的女儿、女婿联手“围攻”她的意图,甚至迫使她失去“自由”…… 这样执迷不悟的强硬态度连巴黎的朋友都感到不可理解,格日马瓦伯爵也感到很气愤,在弗雷德里克去世后说:“那时我确信,倘若他没有倒霉地结识那位毒化了他整个生命的乔治·桑的话,那他会活到凯鲁比尼的年纪了。”(著名的意大利作曲家凯鲁比尼活到了82岁) 露德维卡也没有心思回信给乔治·桑,因为后者要想知道弗雷德里克的确切病情,只需来一次巴黎,也比说上一千遍一万遍好听的“爱”、“母亲”之类的词语更实际,也更富有感情。 9月底,更多的人都知道了弗雷德里克的病情急剧恶化,吵吵闹闹地聚集在旺多姆广场12号邻近的门前。 弗雷德里克满足了每位前来探望者的要求,说一句亲切的话——遗言。许多贵妇人认为昏倒在弗雷德里克的病榻前,是一件义不容辞的时髦大事。 还有那些挤进来抢着拍照的、画速描的、看热闹的,把一个好端端的病房折腾成了乱哄哄的大舞台。 最后,身材高大的古特曼发怒了,立即指着房门,命令这些人统统出去,并气冲冲地把守着房门。 索朗芝和丈夫从加斯科尼赶来,在弗雷德里克的病床边履行自己的义务。戴尔芬娜从度假的尼斯之处匆匆赶来时,弗雷德里克已处于濒死状态。 有一位神父从罗马返回巴黎的路途中获知弗雷德里克病危的消息,他顿时觉得自己有一种神圣的职责,帮助童年时的朋友度过生命最后时刻,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耶沃维茨基。弗雷德里克与神甫互相拥抱,一起流泪。“……作为圣礼的忏悔,我无法理解。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为你的友谊向你诉说一切,但换一种方式不行。”弗雷德里克谢绝了神甫的请求。 在他弥留之际,他想起了自己心爱的音乐作品,他断断续续地说: 可能有不少作品,或多或少与我的名字不相称,请你们以对我的热诚的名义,把它们统统烧掉,除了创作方法的基础,我把它留给了阿尔康和雷贝(1807—1880,法国作曲家),让他们从中得到一点补益。其余的毫无例外地付之一炬,因为我很尊敬听众,我不愿让那些不配给听众的作品以我的名字扩散开来,而且要我来承担…… 弗雷德里克要烧毁他还没有出版的乐谱手稿的遗嘱未曾保留下来,人们也十分珍惜这份音乐遗产。 他接连几小时做这样高尚的考虑,表现出一个天才音乐家的意志和品德,使得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激动不已。 10月17日晚上,巴黎的天气寒冷,阴云密布,不一会下起了秋雨,淅淅沥沥敲打着屋顶。 弗雷德里克的卧室里却传出了一个女高音的歌声,那是贝利尼和罗西尼创作的几首曲子。 戴尔芬娜含着眼泪答应了弗雷德里克临终前的最后请求,她哽咽着唱着,歌声像一只滴血负伤的百灵鸟飞翔在每个人的耳边。 弗雷德里克无力地躺在床上,他心中涌动起一种美妙的感觉,仿佛闻到了家乡的清新空气……马车碾过石子路的响声,带着哨音飞向蓝天的鸽子,还有灯光闪烁的窗口,那是母亲在低头祈祷,姐姐和妹妹焦急不安的眼睛在盯着窗外黑暗的夜空。 他觉得身子飘飘然,在向上飞腾,向庄严钟声敲响处飞去,父亲、瑞夫尼、卡尔克布雷纳等人在一座七彩的巨大门拱前向他招手,“弗雷德里克……” 耶稣、玛丽亚和约瑟夫在五彩光环中出现,盈盈走来,一个冷冰冰的黑色十字架渐渐靠近了弗雷德里克的嘴唇。 “我已经到了幸福的源泉边……” 1849年10月18日凌晨两点,弗雷德里克·肖邦溘然去世了。 4. 尾声 肖邦已经不在了。我感到欣慰的是,忠诚、亲爱的朋友是在我的怀抱中长逝的…… 当他的灵魂已经面向万能的上帝,当他已经无力睁开眼睛的最后,也是开始的一刻,他问:“谁握着我的手?”而当他听出是我的声音时,他想把我的手放到嘴边,我们相互拥抱,他在我的脸上做了诀别的一吻,只说了一句:亲爱的朋友!!! ——阿道夫·古特曼 一位诗人消逝了,一位天才的艺术家消逝了……他财产情况如何?一无所有…… ——沃伊切赫·格日马瓦 ……如果北方的强国(指奴役波兰民族的俄国)的暴君知道,在肖邦的创作里,在他的玛祖卡舞曲质朴的旋律里,蕴藏着多么危险的敌人,他们一定会禁止这音乐,肖邦的音乐乃是掩遮在鲜花中的大炮…… ——罗伯特·舒曼 1848年10月30日,巴黎马德兰教堂的大门蒙上了黑色的装饰,镶嵌着两个银光闪闪的“f·c.”字母(肖邦姓名的缩写)。在教堂里的一块空地上竖起了一个高高的陵墓,也披挂着镶着银色字母“f·c.”的黑色帷幔。 正午12时,教堂里响起了弗雷德里克《降b小调奏鸣曲》中的《葬礼进行曲》,作者的棺柩被抬进教堂,放在陵墓上。这时乐队奏起了莫扎特的《安魂曲》。 在葬礼过程中,风琴师还演奏了弗雷德里克的两首前奏曲。 在通往著名的拉谢兹神甫公墓的路上,无数的巴黎市民纷纷停下脚步,注视着这不寻常的送葬行列:黑色的灵车由查尔托里斯基亲王、弗朗肖姆、普雷耶尔、古特曼、德拉克罗瓦、梅耶贝尔等人护送,后面是一长列的四轮马车。 弗雷德里克·肖邦走了,留下了优美动听的旋律,至今仍然萦绕在无数音乐爱好者的耳边。 乔治·桑没有被邀请参加弗雷德里克的葬礼,在1848年6月起义失败后,她基本上离开了政治舞台,把主要精力投入在小说创作上,构成了她文学创作的第三阶段——田园小说。她的晚年在诺昂乡间度过,对后起之秀的福楼拜、小仲马等人,像长者一样加以爱护和指导,获得了“好心的诺昂太太”的名声。 对于过去的往事,乔治·桑在多种回忆录中做了详细的描写。在弗雷德里克下葬后不久,她写下了一段优美的文字: 肖邦的音乐从情感上讲是一切音乐作品中最丰富最深刻的。他用一件乐器表达了丰富的无穷无尽思想感情。他在十行简单得小孩都能弹下来的乐谱中常常创造出至纯至美的诗意和巨大无比的戏剧性。……总有一天,他的音乐会被改编成管弦乐曲,那时全世界就会意识到他的天才同任何被他承袭的大师一样广阔、全面和精深,并且从性格来讲比巴赫更精致,比贝多芬更有力,比威伯更有戏剧性。 他集中这三者于一身,然而他还是他,在挖掘情趣时比他们更微妙,在表现宏伟壮丽时更朴实无华,在倾诉悲痛时更能催人泪下。 乔治·桑能为去世的弗雷德里克所做的事也只能是拿起笔作一个纪念。而简·斯特林所做的事情则显得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简·斯特林付清了弗雷德里克葬礼的全部费用,还为露德维卡和孩子购买了返回华沙的车票。她担心露德维卡不会接受,便解释说这是垫钱买的。 远在华沙的家人商议后决定拍卖弗雷德里克在巴黎的财物,简·斯特林便把这些东西全部买下来,她不愿让弗雷德里克生前使用过的任何一件东西落入陌生人的手中。 她吩咐把那架普雷耶尔钢琴送到华沙露德维卡家中,把其他大件家具运回苏格兰,放置在弗雷德里克住过的爱丁堡以西的古堡里,创办了“肖邦纪念馆”。其中有她自己保存的各种纪念品,还有索郎芝的丈夫克雷辛格为死者做的泥塑模型。 1850年10月17日,在拉谢兹神甫公墓悼念弗雷德里克·肖邦逝世一周年的同时,也举行了由克雷辛格雕刻的死者墓碑(展示了一位由于病痛折磨而神情抑郁的音乐天才,用断了弦的大弦琴指着艺术家墓地的浮雕)揭幕典礼,简·斯特林把一捧波兰泥土撒在坟墓上。这是她事先请求露德维卡寄来的。 简·斯特林把所有的爱都无私地奉献给了弗雷德里克,她积极地宣传弗雷德里克的音乐作品,关心他的遗稿出版,热情地解答人们对弗雷德里克生平事迹和艺术活动的询问。 弗雷德里克在天之灵也因为简·斯特林的忠诚而感到欣慰,今天热爱音乐的人们也不应忘记这位可敬可亲的苏格兰女人。 1859年简·斯特林永远闭上了眼睛,到天国的六弦琴声中去寻找她的意中人——弗雷德里克。 在她的遗嘱中,指定把“肖邦纪念馆”移交给弗雷德里克的老母亲,并要求用船把所有纪念物运到华沙。 1861年弗雷德里克的老母亲去世后,纪念馆的监管权又移交给弗雷德里克的妹妹伊扎贝尔卡。 今天到华沙去参观的人们,还能看见保存在“弗雷德里克·肖邦协会”里的弗雷德里克一缕茶褐色的头发,那是简·斯特林生前收集来的。 对于弗雷德里克·肖邦最好的怀念,还是弹奏或者聆听他的音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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