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国际风云人物丛书-冈村宁次》


 作者前言

    冈村宁次是日本法西斯军队中最著名的战将之一。

    一提到他，老一辈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晓。在二战期间日军诸高级将领中，冈村宁次侵华的历史最久。自1907年他担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清国留学生队区队长，直到1949年初被国民党军事法庭“无罪释放”回国的40多年间，池的职务岗位虽几经变动，但其毕生“事业”的立脚点始终是在中国。1915年，他以搜集资料编纂战史的名义，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不久，又被北洋政府的日籍军事总顾问青木宣纯选中做助手，在北京呆了两年多。1923年底，他被派到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当武官，后又兼任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在侵华战场上，冈村先后担任过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关东军副参谋长、第2师团长和日本第11军、华北方面军、第6方面军司令官等职，最后成为指挥百余万侵华日军的总司令官。

    冈村宁次对中国犯下了累累罪行：他早年培养和训导过的学生如孙传芳、阎锡山等后来发迹为大小军阀；他参与破坏“五卅运动”并抵制北伐战争；他处理过淞沪战事的“善后事宜”；他多次镇压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后，除了芦沟桥事变至台儿庄之战这段时间，他因在东北执行“剿匪”和“对苏警备”任务而没有参与外，从进攻武汉开始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实际指挥过日军发动的大多数重大战役，并表现凶悍屡屡得手。称之为“侵华恶魔”，恰如其分，毫不夸张。

    勿庸讳言，他从日本帝国长远的、根本的称霸利益出发，与一些死硬的法西斯军人有所不同，懂得如何采用更高明的手段实现侵略目的。譬如。“七七事变”发生后，他赞成所谓“不扩大主义”，认为日本当时真正能获得侵略实际利益的地方集中在中国东北，应经营好这块地方再说，深怕日本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对日本发动对英美战争，他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中国问题尚未解决，不应急于同英美开战；对近卫内阁发表的意在另立傀儡政权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更认为是“不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做出的蠢事”，并疑虑以汪精卫的人品威望和实力，不但帮不了日本的什么忙，反而会成为日本的累赘和诱降国民政府的一个障碍。同时，鉴于国际舆论的谴责和出于巩固占领区的目的，他还十分注意改善侵华军队的所谓“形象”。因此，他较之一般侵华日军将领就更富于欺骗性、危害性。

    作为日军的一员著名战将，冈村宁次的经历和经验是全面的。他在高层首脑机关工作过，也屡次被派到基层部队任职；他的军事学基础十分扎实，又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情报、宣传和涉外工作经历，加之平时乐于和善于读书学习，使其自身素质比较全面。他曾戏言自己是日军里的“泥瓦匠”，“哪里作战出了麻烦，就被调去涂抹一番”；部下和同僚承认他“每次抹得确实相当出色”。但是，他既然乘坐在侵华战争中的法西斯战车上，并死心塌地为之效命，他的军事才能只会给中国人民造成更深重的灾难，自己也成为臭名昭著的历史罪人，并且最终没能逃避失败的命运。

    本书依据大量丰富真实的历史资料，详述冈村宁次一生走过的道路和多方面的活动，着力反映他在侵华过程中的表现和特点，并注意捕捉那些足以反映出其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的生动细节，还他的真实面目，并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野蛮性和凶残性，沤歌中民的抗战事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偏颇与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1994年10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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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四谷坂町的孩子

    生于下层武士家，聪明好学乖巧娃；

    祖上门庭累后代，双亲对他期望大。

    在明治时代的日本，久居东京的人一提到四谷区的坂町往往肃然敬畏，几乎无人不知晓那一带街区自德川幕府统治以来，便一直是武士先遣队后裔们聚居的地方。

    冈村家在四谷坂町已经居住过几代人了，从冈村宁次的曾祖父算起差不多也有200来年了。他家的宅院坐落在快要到这条街尽头的76号，十分偏僻而不惹人注意。日本的城镇住宅原来是没有门牌号码的，这里的居民住屋在明治4年（1871年）根据政府颁布的《户籍编制法》，才开始陆陆续续编汀门牌的。冈村家的院子并不大，里面的间房子是普通的木结构日式建筑。日本住宅的大小一般用榻榻米的叠数来表示，一叠约2平方米左右。冈村家的正房朝东，是3间每间约10叠的连体厅屋，大斜面屋脊占了整个厅屋高度的近一半，与邻家相比有点儿别出心裁，据说屋脊高，可以使室内空间增大，气流向上走，湿气可以随气流通过屋顶排出室外。跟所有住和日房子的人家一样，到冈村家来的客人自然也要进屋前先脱掉鞋子，而首先进入人眼帘的是这家厅屋那不涂刷任何油彩原木色的门、窗和板壁。其实，内行的建筑师大多认为不上油漆雕绘的裸木最利于吸收室内湿气，但当空气干燥时，它又可以把吸收的湿气放出来，起到自然调节室内湿度的作用。那些裸木就好像活着一样，不断地吸进呼出，从而延长木料的寿命，住宅使用的时间当然也就延长了。可见，冈村家的祖上是精明的，并且不尚奢华，讲求朴素实用。正房的两侧各有几间只有五六叠大小的偏房，作为炊事、储藏和小辈人居住玩耍的地方。明治17年（188年）5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冈村宁次就出生在这个院落的一间小偏房里。

    冈村家的祖上是跟随德川家康南征北战过的武士“御家人”。1603年，德川家康开幕府于江户（今东京），将天皇架空，垄断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日本历史上的江户时代由此开始。当时，德川幕府的直辖亲军称“家臣团”和“武士先遣队”，他们以俸禄不满1万石（石为江户时代计算俸禄的单位，同时也显示受领者的地位）的旗本和御家人为核心。德川幕府的亲军号称8万骑，实际上一直只有2万人左右，并被分别编成番和组。那时的番主要有大番、书院番、小姓组番和新番，其中大番负责警备江户城，书院番负责门卫，小姓组番负责警卫幕府的各种会议、仪式和将军出巡。各番统一称作“家臣团”，但他们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以大番的地位最高。作为家臣团的各番，实际上担负的是幕府和江户城的守护侍卫任务，而真正有战斗力并执行机动作战任务，战时去冲锋陷阵的是由弓箭组和铁炮组合成的“武士先遣队”。

    冈村家系武士先遣队的世袭“旗本”。在江户时代，奉禄在1万石以下的御家人中，能够直接面谒将军的称旗本。但那时有旗本称号的武士并不少，地位也并非个个都那么尊贵。据1772年的幕府表册统计，幕府家臣团和先遣队的旗本总数约5200人，其中俸禄在100石至500石者约占60％。冈村家在明治维新之前承袭的俸禄不到200石，与那些动辄领有逾千石、甚至上万石和数十万石俸禄的上层幕臣们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可见，冈村家的祖上像绝大多数旗本一样，属于中、下级武士阶层。他们战时要去东征西讨，为幕府将军火中取栗，平时还要应付些救灾抢险之类的杂役，而与上层武士的奢侈生活是无缘的。

    非但如此，德川幕府为了牢固地控制广大中下级武士，曾于1615年（元和元年）颁行了史称“元和令”的武士戒规，内中规定：（一）武士的基本职责是“专心致志，修炼文武艺能”，“弓马之事乃武家之要项”，切不可停止和放松；（二）武士必须守法，“法者礼节之本也，法以判理，理不能逾法”，违法之徒，必遭重刑；（三）禁止武士结党、叛逆、凶杀，“野心之徒乃倾覆国家之祸首，危害人民之蠢贼”，决不能姑息容忍；（四）禁止武家之间私结婚姻，“以姻成党者，是奸谋之源”，禁止各藩之间私自交往，“以本藩秘事告之于他藩，或以他藩秘事告之于本藩，奸诈之事由此发端”等等。像冈村家这一级别的广大武士群，不仅俸禄微薄，而且是以其日常生活和行为规范全面受控于幕府将军为代价的。

    当然，武士不是日本社会的底层，他们在政治上享有许多特权。日本人历来讲究身份，特别是江户时代身份等级制度十分森严，除少数公卿贵族外，人们被区分为武士、百姓（农民）、町人（工商业者）三种身份，俗称“士、农、工、商”。日本民族自古尚武，他们的“士”是指武士，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顺序中位列第一。武士们虽然整体上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和阶层，但在内部则又根据门第的高低和政治权力的大小，分为20余个等级，上至将军、大名、家臣，下至足轻（步兵）、小者（仆役），以至散居村野的乡士和失去俸禄的浪人。他们尽管地位不同，但都可以“苗宇带刀”，即拥有一般百姓、工商业者所不允许的称姓和佩刀的特权。就是最低等级的武士，假如在市井争执中斩杀了个把平民百姓，也毋庸多虑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日本武士在社会上最受尊崇的极盛时期。

    到了江户时代的后期，随着德川幕府和各藩财政的困难，一般武士的俸禄已难以支付。包括冈村家这一级别的武士，日常主要靠幕府供给的俸禄米作为生活来源，这时因幕藩财政拮据俸禄很难保证，他们只好靠典当、变卖家藏珍品，甚至把值钱的衣服抵押出去勉强度日，以致有些极度贫困的武士旗本，为了参觐当值，必须向当铺借衣服穿，回来后径奔当铺脱衣奉还，被人嘲笑说：“穿起脱上脱下的礼服，上下大道参觐当值。”贵重东西典当和变卖完之后，穷武士们便只好垂酋依附于原来被其鄙视的商人，再以自己的额度俸禄、官爵品级或领地宅基作为抵押借钱用。江户时代的《经济录拾遗》中记载：“（武士）家臣惜俸禄者，少则十分之一，多则十分之五、六、七也。尚感不足，借町民之金以救急。犹不足，借江户、京都、大坂富商之金，此类事年年不已。”这些作为抵押品的武士财产和特权，由于无力赎回，最后落入高利贷商人之手。许多贫困的武士，有的依附于豪农、富商，与商人结为姻亲；有的转化为知识者，开始从事教师、医生等职业；有的收养希冀取得武士门第的町民子女，定期收取些抚育金；个别无一长技的贫穷武士甚至靠出卖亲生女儿做艺妓来维持生活……

    那时冈村家倒还没有落魄到这样的地步，但生活得也并不轻松、宽裕。到了冈村宁次的父亲冈村宁永这一辈，祖上传下来的房子已经很破旧了，针叶木的梁柱被虫蛀的尽是洞眼，本来的榫接的拉门、拉窗和室内隔扇，由于木质损朽得无法修理，只好用铁钉来固定复位，然后再用彩纸贴糊使人看不出原先的痕迹。特别是院子里的几间偏房，屋顶的青瓦许多已破碎、脱落。日本是个多地震的国家，而这几间房稍有震感其内部梁架便会“嘎吱、嘎吱”地晃动作响，已经到了非下决心拆掉重建不可的程度了。1880年春，冈村宁永决定用自己的些许积蓄和妻子阿定当初从娘家带来的部分嫁妆费，将祖宅翻修整理一下。

    “冈村家要开工造房子了！咱们去看看呀。”邻里们听说后纷纷跑来，特别是爱瞧热闹的小孩子。冈村宁永知书达理，平时不但仗义，而且性格随和，在坂町这一带是蛮有人缘的。

    “哪里，哪里。我家不过是把这几间偏房翻修一下，顺便再整理整理院子。咱皇国列岛多地震、多台风，瞧瞧这陈宅老院再不维修，以后孩子们住在里面可就遭殃啦。”

    宁水边向邻里们说着，边瞥了瞥站在身旁的妻子。阿定生于富裕之家，注重武士门第的娘家父母将她许配给冈村宁永。嫁过来后，虽感到夫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如原先自己想象的那么富有，但宁永的学问人品不错，对自己也温存体贴，所以夫妻感情甚笃。此时，阿定已有孕在身，正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期待着孩子的出世。

    隔壁的山田老人虔信巫术，一本正经地提醒宁永：“你家建屋请没请人看过地相？”

    “正房厅屋不动，原地原址上翻建一丁偏房不用看了吧。”冈村宁永历来对巫术不以为然，再说请神道术士来做仪式着实要花费不少。

    “那可不行。我大和民族是个喜欢讲究吉祥的民族，在土木之事上当然也不能例外。翻建新屋之前，要请人看风水，尔后择吉日动工。而巨动工之前，要举行地镇祭；上梁之前，要举行上梁祭，一项也不能少。偏屋是女人生孩子和小孩子长大成人的地方，为了多子多福和子孙日后前途远大，就更不可以忽略。”

    宁永是个随和的人，特别是他觉得山田老人说的话有些道理，对他家未来的子孙是有好处的，便深以为许而采纳了。冈村家请来的工匠把几间偏房拆掉并清理好场地后，便在山田老人的张罗下热热闹闹地做了地镇祭。

    日本的所谓“地镇祭”，也有称地祭、镇祭的，据说是从古代由中国传过来的并有所演化。在建筑新房之前，先在地基四角插上带叶子的竹子，在中央部位建个神篱，之后用稻草绳圈起来（日本人称稻草绳为“注连绳”，起洁净的作用），表示向镇守这块土地的神借用一块地方，构成一个神域，作为祭场。一切准备就绪，由造新房的主家请身着白衣、头戴黑高帽的巫师除去土地上的妖魔鬼怪，请神降临于干净之地。接着供奉神撰，即酒食等供品，并宣读祝词。此后巫师将小铁人、小镜、小刀剑等所谓镇物，分别埋入地基的中央和角落里。是日，还要摆酒席祝贺。

    冈村家这次造屋搞的地镇祭，自然也是一切照老规矩办的。晚上，酒足饭饱已有些醉意的白衣巫师突然告诉宁永夫妇：“君家宅基似有斧钺之状，我们师徒做场时巧逢风吹净砂如硝烟，看来你家后人定出厮杀于疆场的皇国大将军。”

    宁永听罢一愣，连连摇头：“我家虽是武士先遣队之后，但弯弓盘马之锐气势头已衰退无复当年，想必神主过誉了。”

    “非也。在下奔走作法多年，上观天相，下察地貌和人缘，替人预言料事还很少有什么差错的。”白衣巫师微露出不悦之脸色。

    “失礼了，神主。”宁永嘴上这么说着，心想巫师们惯于逢场作戏，见人称吉祥，无非是多得些馈赠罢了。这也难怪，宁永自诩满腹韬略学问，也曾在官场和商场上浮游过，但始终抑郁而不得志，所以他对未来前景的看法是晦暗的：“我家的人能成为皇国大将军，这怎么可能呢？”

    宁永这样的疑问不是没有根据的。且不说冈村家祖上的门第并非属于武士门阀中品级高贵的阶层，眼下的家境也并不显赫和富有，而且最要命的是他家原是属于德川博府的御家人，尽管地位不高，但却是明治时代军政界打击和排斥的对象。

    众所周知，日本的明治维新主要是靠关西地区的长州和萨摩藩的改革派武士发起的。特别是长州藩，带头从尊王攘夷转向倒幕维新，使德川幕府视其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幕府曾多次发兵征伐长州藩，但最终于1868年1月在鸟羽、伏见之战中，被长州等落兵打败。幕府最后一任将军德川庆喜，在得到对方保全自己身家性命和给予70万石之领地俸禄的允诺后，向讨幕军投降并献出江户城，自己带着家人返回老家水户藩。至此，德川幕府“三百年天下”宣告结束。同年10月12日，天皇睦仁在长州等藩改革派武士的拥戴护卫下，正式举行了隆重的即位大典。23日，改年号为“明治”（取自中国古籍《易经·说卦篇》“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并将原称庆应四年改为明治元年，同时规定“自今以后，一世一元，永为定制”，即一代天皇只用一个年号。11月4日，明治天皇从京都出发，亲自“巡幸”原为德川幕府直接统治下的关东地区。26日，驾临江户城，将江户改称东京，定为日本国都，同时将城内的西龙宫改为皇宫。显然，明治改元、天皇东巡、迁都东京的真实意图是用提高天皇权威的办法，建立巩固的中央集权，而倒幕有功的长州派武士诸如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自然也就在明治新政府中大权在握。

    但是，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投降，并不意味着他原来的部下御家人也对新政府、特别是长州派门阀伏首。这些幕府武士先是组织“彰义队”进行抵抗，失败后又联合起关东和东北地区各路诸侯结成“奥羽越诸藩同盟”，以更大规模的武装反抗新政府，在史称“戊辰战争”的日本内战中，重创长州藩武士控制的政府军，连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的几个亲朋好友都在厮杀中阵亡。明治政府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最终镇压了幕府余部的反抗，重新统一了日本。而心有余悸的伊藤博文得胜后权势更加炙热，一时竟怒言：“今后皇国的陆海军中江户（即东京）人和关东诸藩子弟，不得充任中佐以上的军官！”

    十几年过去了，日本军界虽然发生了些许变化，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的想法也多少有些改变，但他们还在世，关西长州派掌权的基本格局依然如故，他们压制来自关东地区军人晋升的既定人事政策也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所以在当时（甚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军队中，来自关东地区和江户的子弟，尤其是出身家世与德川幕府有些沾连的人，当兵或是充任中下级军佐的倒是不算少，但绝少能跻身于高级将领之列。岁月悠悠，冈村宁永饱经政情世故，对这一点岂能看不清楚？因此他对白衣巫师的预言并不放在心上。

    偏屋翻建后不久，阿定便生下了一个男孩，但宁永夫妇这头胎儿子没能活下来，仅因赤痢而夭折了。冈村宁次是他们后来生下的第二个儿子，由于长男夭折，次子实际上被视为日后掌门立户的长子。

    1884年5月15日，冈村宁次呱呱落地。由于日本孕妇在胎儿隆起后有束腰的习惯，加之不足月份，所以他出生时略显瘦弱，宁永夫妇甚至担心这个孩子仍然活不下来。当然，这个孩子后来平安长大，并终于成为日本陆军大将，在中国战场上充当了侵华恶魔的角色，但他矮小瘦弱的身材确确实实减损了其大将的“风度”和“威仪”，他自己也曾在日记里为此而流露过苦恼。这是后话。

    中国人讲究婴儿出生后一个月，要过满月；而日本的风俗是孩子生下来的第7天便是应该庆祝的日子，日本人称之为“御七夜”。按日本的旧习，这一天要由婴儿的外祖父或委托父母信赖之人为孩子起名字。不过，进入了明治年间以来，这些习俗有所打破，由孩子父亲自己起名的越来越多。但不管谁为孩子起名字，都要注意汉字的使用范围，因为用于名字里的汉字在法律上是有限制的，否则官衙里的户籍管理部门不接受登记。在日本，一般老大如是男孩叫大郎、一雄、一男者多，如果老二则起名次郎、昭一二等；女孩则多起名和子、良子、加代等。冈村宁永的第一个男孩虽然夭折，但作为父亲，在其悲哀的内心深处仍要为他留下名份和位置，好让以后将会陆续出生的孩子记得他们有这么个长兄。所以他取自己名字里的“宁”字，再加一个表示顺序的“次”字，给这个刚出世不久的瘦弱男孩起名为冈村宁次。

    日本民间的迷信意识中，每年5月是妖魔泛滥、灾难四起的凶月，而冈村宁次恰恰是降生于这个月份的正中间。据说阿定分娩前的几天，曾梦见一只瘦骨磷峋黑鹰落在自家的屋顶上，长时间地呱呱吼叫，弄得这对夫妻也搞不清是何兆头。往昔，日本人认为生孩子是喜事，然而又说生育是件不干净的事情，故称生育为“赤不净”，并因此安排孕妇回娘家去生孩子，特别是第一胎时。这次已经不是阿定第一次生孩子了，预先请来帮助接生的妇人又说孩子恐怕会早产，回娘家的路途上受到颠簸要出危险。所以，她这次生冈村宁次一直没有离开过四谷坂町。接生的妇人经验丰富，胎儿的个头又不大，总的说生育还算顺利。

    在日本。婴儿降生于人间，如是男孩在第30天，如是女孩在第32天，一定要去参拜神社，就是向神报到，将孩子在过“御七夜”时起的名字写人祖神的子孙名册中。届时，让孩子穿上姥姥家赠送的小裤袄，由孩子的母亲亲自抱着前往。参拜神社之后，宁永夫妇照老规矩要抱着小宁次到给予过关照的亲戚邻里家致谢，向人家赠送红豆饭和红白年糕，而对方则赠送他们预先做好的纸糊小狗。自此以后让小狗睡在孩子身边，因为小狗可以替代孩子要生的疾病，免除孩子的灾难。冈村宁次生下时虽因不足月而显得瘦弱，但后来在童年时期也确实没有生过什么大毛病，阿定说是神的保佑和按老规矩做足了各种仪式的结果，其实不过是在他们夫妇的悉心照料下，偶然的巧合罢了。

    冈村宁次出生时，虽然日本在推翻德川幕府统治后开始的明治维新已进行了10多年，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整个国家经济还远未达到摆脱贫穷落后的程度。他家的底子本来就不殷实，宁永夫妇又接二连三地生出一大堆弟妹，加上冈村宁次，这一家总共有8个孩子要抚养，生活是拮据的。1936年3月，刚刚就任陆军第二师团长并晋升为中将的冈村宁次在回忆他的童年生活时说：“那时我的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把我穿过的衣服、鞋子保存好，留给弟弟们穿戴。家里开支用的钱，母亲总是用纸包成几份，由于精打细算，有时每月竟能留下一份额外应付开支。那时的日本，大多数人家的主食是紫菜酱汤和粗质的米，新鲜的鱼片和牛肉是节日才能吃得到的。”正是对童年时期母亲勤俭持家的印象深刻，所以他成为军官后，包括远离本土撕杀于中国战场时，也总是不忘记每隔一段时间将自己那份渗含着日本工农大众血汗、尤其是中国人民血泪的“皇军薪金”寄给母亲，而且每次邮寄的时间和金额，都一笔一笔认真地记载在自己的日记中。

    日本家庭是非常注意孩子的早期教育的、从冈村宁次4岁开始，宁永夫妇就教他认日语假名和一些简单的汉字，并已规定了每日作息时间和识字进度。与宁永谦卑随和的脾气相反，阿定是个干练而严厉的人，冈村宁次一直不怎么在乎他的父亲，但从小时起，甚至在成为了将军以后，一见到母亲便不敢放肆而肃然敬畏。4岁的孩童正是贪玩和注意力很难集中的时候，每当冈村宁次在小板凳上坐不住，跑到院子里或街上玩耍的时候，只要听到母亲的喝斥声，就立即钻回屋里拿起识字卡片。渐渐地他也学得机灵了，见到母亲出门，他就赶紧跑出去玩耍，估摸着母亲快要回来了，他便端坐在小板凳上装模作样地背诵卡片上的词句。但不管怎么说，他在父母、特别是母亲的严厉督促下，在学前就认得了不少的字。

    1890年3月，冈村宁次入坂町小学，开始了学校生活。东京市真正建立小学校是在1872年（明治5年）“新学制”实施之后。以前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各地把初等教育机构叫作“寺子屋”，实际上是一种私塾性质的教育。1869年（明治2年）3月23日，明治政府颁布了小学设置令，决定在各府县建立小学校。已经定为首都的东京市，自然要率先执行政府的法令，经过几年的准备便建立了各种小学校100多所，坂町小学校即是其中的一所。不过，因这一带学区的负责人悉为武士之后裔，政府为笼络他们支持维新改革，从各个方面包括教育的投资上给他们以重点照顾，使这里小学的校舍和设备都堪称一流，选聘的教师也都是由智识上乘并且合乎武士们口味的人来担任。

    明治时代，日本小学分为两个阶段，即寻常小学与高等小学，各为4年。其中，寻常小学是4年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从1889年9月入坂町小学起，当时才5岁多一点的冈村宁次开始度过其长达8年的小学生时代。据他早年的同窗回忆说，小冈村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有时很老实，有时又很乖巧，比较合群，擅长于交往；他的算术成绩一般，但语文和历史学得好，写的作文常常得到老师的夸奖。他的父母对其学习成绩总的说来是满意的，特别是他一直郁郁不得志的父亲冈村宁永，对儿子日后的荣华富贵抱有莫大的希望。

    1897年，13岁的冈村宁次小学毕业，考进了著名的早稻田中学。这所学校当时是东京专门学校的附设中学部。东京专门学校是著名维新派政治家大限重信等人于1882年（明治15年）10月创办的，大限认为“国家之独立，要基于国民之独立。国民之独立，要基于学问之独立”，即以坚持学问之独立为建校宗旨，培养有“自由精神”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后来在1902年9月，东京专门学校正式更名为早稻田大学，成为如今享誉日本乃至世界的一所私立大学。由于它当时的收费就较高，所以冈村宁次在其中学部仅仅读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当然，冈村宁次在早稻田中学辍学，也不仅仅是出于家庭经济上的考虑。他是武士后裔，其父宁永虽然落魄而又无可奈何，但其本性上对所谓“自由精神”是格格不人的。特别是他的母亲是个性格刚强的妇人，做梦都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出人头地、重振家业，后来冈村宁次步入军旅，每晋升一次职务和军衔，她都狂喜一番；当冈村宁次中年丧妻时，她竟能不顾耄耋之躯替他拉扯孩子，好让儿子无后顾之忧地专致于“事业”，可见其功名心之炽热丝毫不逊于其子。冈村宁次奉父母之命离开早稻田中学，自然不是辍学在家做一个无所事事的浮浪少年，而是紧接着靠母亲四处活动拜托到的关系，进入了东京陆军幼年学校，目的是为下一步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铺垫道路，最终成为一名能指挥千军万马的帝官。

    那时日本的所谓陆军幼年学校，其实就是陆军少年军校。明治维新开始后，在西方列强日益渗透的压力之下。当权者环顾字内，认识到在“强权即公理”的环境中建设国家近代化军队的重要性。明治新政府成立不久，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就向天皇上奏说，当今“万国对峙”，列强“论兵之多寡，急于论国之贫富”，充实军备是当前“燃眉之急”。从此把最初提出的“富国强兵”发展顺序，调整为“强兵富国”，确立了把“强兵”作为国家首要政策的军国主义路线。日本人做事之前习惯于考察对比，汲取别人的长处。山县有朋、西乡从道等人通过对欧美各事制度的考察，发现德国的那一套最适合日本效法。德官的培训是非常系统的，他们从少年娃娃抓起一经过初级正规军事学校的培养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少尉军官；此后有发展前途的军官还需进入中高级军事学校去学习深造。所以，德官的底子普遍扎实、军事素质高。而且军队作为一个武装团伙，讲究协作和集体主义，少年娃娃初谙世事即选拔来一起学习，也易养成职业军人的军官团精神。这样，在山县有朋等人考察回国后的大力鼓吹倡导下，日本陆军逐步建立了从幼年学校、士官学校到陆军大学一套完整的军官培训体系。

    当时日本陆军在东京、名古屋、神户等地建有多处幼年学校，其中以东京的陆军幼年学校为最好，校长往往由有大佐军衔的人来担任，其他地方的学校一般是中佐、甚至由少佐来做校长。那时的日本还很穷，政府的财政相当紧张，据说神户陆军幼年学校刚开办时，校长和教官要在草席棚里办公、备课。相对而言，东京陆军幼年学校就好多了，校舍是当时尚不多见的楼房建筑，冬天烤火用的燃煤供应及时而充足，夏天时当局还时常能供应一些冰块，以防止学生们在操场、野外演练时中暑晕倒。由于财政方面的原因，陆军幼年学校的学生虽然要穿着军服，但还不能享受正式军人的待遇。冈村宁次在校学习期间，他的父母每月要向校方交付6.5日元的食宿费和杂费，该数额大致相当于现在的3万多日元。每月交这么点钱今天看来不算多，但考虑到那时一个日本熟练工人的月俸也只有10—20日元，这笔食宿费和杂费就不算少了，对冈村家也并不是一个很轻松的负担。

    1898年（明治31年）9月，冈村宁次身穿草绿色军装参加了入学典礼，从此迈出了他毕生军人生活的第一步。当时这所学校的主管叫关谷铭次郎，是个满脑子渗透着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毒汁的人。他经常教导学生，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陆军军官，就要严于律己，刻苦奋斗，尽忠于天皇；就要在战争中勇冲猛杀，视死如归，为日本今后的东征西杀建立功勋。冈村宁次铭记着他的训戒，一心扑在学习上，无论是课堂听讲还是室外术课操练，都认真而卖力，所以学习成绩一直是不错的。

    在东京陆军幼年学校，许多学生来自于名门望族或富裕家庭，他们自视政治经济地位优越，时常结伙欺负别人。爱打抱不平的冈村宁次为了回击他们的挑衅，也开始拉帮结派组成自己的团伙。其中有永田铁山、小(口克)敏四郎和黑木亲庆等人。

    永田是冈村宁次在这所学校读书时最要好的朋友，彼此相互亲昵地称呼“铁”和“宁”，后来他曾官至陆军省少将军务局长。小(口)克也是冈村在陆军幼年学校时的挚友，他俩在同一个学员区队，性格、脾气很合得来，后来的最高军阶为陆军中将，并在战后的东久迩内阁中担任过国务大臣、永田和小(口克)在战前和战时的日本军界内部纷争中，分别是著名的“皇道派”和“统制派”的核心人物，任何一本较详尽的日本军事史总要提到这两个人的名字，他们确确实实都是有些呼风唤雨、兴风作浪之才干的人。

    这时期还有一位后来没有多大“出息”但人品很好的挚友，就是黑木亲庆。黑木头脑清楚、聪明，尤其长于外语。他不是一个擅长于交际的人，与他交往的人不多，但一旦交往他即忠于友谊。黑木与冈村在幼年军校时也同属一个学员区队，由于他来自熊本县，在东京没有什么亲戚朋友，所以每到星期天和节假日，冈村宁次就邀他到自己的家里来玩，冈村的母亲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给他以关怀和温暖，拿出平日准备的好吃喝招待他，替他缝缝补补，料理生活琐事。1934年3月，51岁的黑木因患糖尿病而生命垂危，正巧冈村宁次正在关东军的职任上而不能回国。在黑木弥留之际，冈村的母亲替儿子到他住院的四谷庆应医院看望他。黑木紧握冈村母亲的手喃喃低泣：“我不行了。死前最想见的人就是冈村和您，在他没回来以前，我真不想死啊……”

    可见，他与冈村一家人感情至深。

    东京陆军幼年学校的这帮少年学生，凶悍斗狠是出了名的，老实人在那里受欺负，这大概也是他们大多为武士后裔和军人子弟的尚武基因所致。冈村宁次在此学习的3年岁月里，一直还算安分守己，但在毕业前夕的一次操场械斗事件中，因被校方认为是肇事者和主谋险些被开除学籍。那样的话，冈村宁次一生的命运就可能彻底改变了。欲知详情和结局如何，且看下章分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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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荣耀的16期”

    不甘受欺来械斗，险遭除名母心忧；

    风波过后愈刻苦，名列“三杰”成绩优。

    话说1901年初春的一天中午，冈村宁次和黑木亲庆在饭堂里狼吞虎咽般扫净各自那份伙食后来到操场。他们一边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些零食偷偷地嚼着，一边并肩散步和交谈。

    饭堂里的那点儿午饭，他们总是吃不饱。在日本军队和军事学校里，平时的伙食定量标准是让人吃七八分饱。日军首脑们一直抱有这样一套“理论”，认为军人在战时的忍饥耐寒能力是靠平日训练出来的，人在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下才会有进取心、攻击性和勤奋的工作。他们的这一家之言，很受一些人的赏识，青年时期的蒋介石在日本学习军事时，就曾对此非常欣赏。他看到日本军人平日喝冷水、洗冷水澡，而且每顿饭总是千篇一律地只有薄薄的几块腌鱼片、一点儿蔬菜和一小铁盒白米饭，便得出自己的结论，认为中国人和中国官兵之所以懒怠、爱生病，都是因为图舒服、太爱吃饱的缘故。后来他将此全盘引进到中队里来，结果面目全非，做大官的放肆侵吞粮饷，照旧不怕损害健康而大嚼大咽，做小兵的却得忍饥受冻，这里暂且不表。

    他俩边嚼边走，不知不觉到了位于操场东南角沙坑边的鞍马旁。

    “咱们再练练跳马吧，不然毕业的术课考试会得不了好成绩的。”冈村向黑木提议道。

    他俩的身材都比较矮小，虽然动作敏捷，单双杠、相扑摔跤、负重越野长跑和竞走等科目都不错，但跳跃那齐肩高的鞍马总是非常勉强，每次术课做这个项目时常被坂本一郎教官辱骂。

    冈村天生有些头领的魅力气质，几个要好的伙伴在一起时总是听他的。黑木听了冈村的提议，两人便开始一来一往地练习翻跃鞍马。折腾了约摸半个钟头，他俩一身汗津津正要准备离开，二区队的蛮小子龟田带着几个同学来到了这里。

    “滚开！我们要在这里做练习。”龟田打架在学校里是有名的，聚在他身边的几个小喽罗也以强悍而著称。

    冈村和黑木原本想回寝舍，见龟田如此蛮横反倒不想走了，反唇道：“这儿是我们先到的，你们休想来霸占！”

    “好哇你这个幕府武士的后辈崽子，没杀绝你们就是我们祖辈们开恩，现在哪有你们讲话的份儿。”龟田来自长州一个高级武士的家庭，其祖父在明治维新中追随山县有朋等人发动过倒幕战争。龟田自恃家庭地位优越和祖上有功于当朝，入学后一直在学校里横行霸道，校方对他的行为也多是睁一眼闭一眼，不看僧面看佛面而加以袒护。

    冈村从懂事起就反感来自长州的人，甚至后来他跻晋高级将领之列，也与老家在长州的同僚和部属没有什么很深的私人感情，他在参谋本部短期主管过人事工作的那段时间，对长州军人的晋职晋衔也是能拖就拖、能压就压。

    一听龟田辱骂自己的长辈，冈村宁次怒火烧心，压抑已久的那股怨气一下子集中到拳头上，朝龟田的脑袋上狠狠地砸去。龟田未料到对方的这一手，一时躲闪不及被打得晕头转向，脑门上登时隆起了血包。

    “冈村这小子竟敢动手，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上手给我打！”捂着脑袋的龟田一声令下，几个喽罗呼拉拉拥上来围住了冈村和黑木。永田铁山、小(口克)敏四郎等人风闻操场上冈村正与人于仗，也赶紧跑来助阵，双方拉开了架式，你一拳我一脚厮打扭咬成一团。

    双方不愧为都是军校学生，学过的拳击格斗和相扑都用上了，木一会儿操场东南角上就见到了点点斑斑的血迹……

    校长办公室里，冈村宁次一声不吭地立正听着桑(口克)校长的训斥：“八格！我调查过了，这次打群架你是肇事者。学校已经通知了你的家长，准备勒令你退学。”

    桑(口克)校长说完看了一眼冈村，见他那青一块紫一块渗着血痕的脸上丝毫没有害怕的神态，心里暗想这小子还真有点沉稳和倔强的性格。桑(口克)原本是野战部队的指挥官，由于和上级搞不好关系，被排挤到幼年军校来当这群学生娃的头。他年前才到任，在校内的地位尚不那么稳固，许多事情的处理上还不能不尊重那些趋炎附势于长州派的教官们的意见。

    再说阿定闻知儿子要被军校开除，真是急火攻心。她不光是心疼家里花在冈村身上的多年的费用要白搭，更担忧儿子通过军旅捷径而耀祖光宗的期望会因此而中途破灭，因为当时任何一所军校，都不会接受曾被其他军校开除过学籍的人来报考。那些日子里，作为早已身嫁武士之门的妇道人家，她也顾不得别人会说二道四，一趟趟地找校长、找教官苦苦哀求，并且托请平素有些交往的名门望族到学校去圆通说项。

    据冈村日记里载，在这一事件前后过程中，伙伴里面最讲义气的是黑木亲庆。群殴事件发生后，黑木先是主动到校方承揽责任，以减轻对冈村的处罚；后来，他见一时没有成效，生怕将要被宣布开除学籍的冈村宁次没脸再回四谷坂町，便及时同自己的家人联系，替他办好了去熊本县第五高中的入学手续，以防备万一。事后，冈村虽未受退学处罚，但深感黑木的一片情谊，曾流着眼泪向他道谢。

    对于学生间打架斗殴，桑(口克)校长本来是不主张处罚过重的。这位野战部队指挥官出身的“军事教育家”有这样一种观点：要培养这群帝国未来军官的勇武斗狠精神，潜移默化地让他们牢固确立靠实力解决问题的意识，平时就不能过于约束他们之间相互动拳头，古希腊时代的斯巴达人不就是通过少年男儿们的角斗、甚至残杀来选拔培养武士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特别是他看到阿定为儿子的事而四处奔波，实在有些于心不忍，于是他以校长的地位说服了那些主张严厉处罚冈村的同僚和教官们，收回了开除其学籍的成命。

    一场险些夭折了冈村宁次军旅生涯的风波结束后不久，他从东京陆军幼年学校毕业升入了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在那里学习了一年多，便进入了他向往已久的日本陆宰士官学校。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也是在明治维新运动中兴办的。它的前身是1868年8月开办的京都军校，起初仅收官僚子弟入学。这是完全沿袭了凡事必讲等级身分的幕政陈规，因而遭到普遍反对。1870年取消了身分限制，并通令各地派送学生不论士庶均可。1871年12月10日，该校迁到东京的市谷台。说来也巧，它的这个新校址就在坂町街的对面，冈村宁次从小就是听着里面传出的号声长大的。

    这所学校的毕业生是日本建设近代军队的骨干，日本陆军的军官从将军到少尉，大多都曾在这里学习过。它建校的最初10年采用法式体制，并聘法国教官；1885年以后，“陆士”聘来德国教官为顾问，遂改取德式体制。当然，除了攻防、军械、筑城等有关军事课程之外，该校尤为注重向学生灌输封建忠君思想和军国主义毒素，培养武士道精神。为了磨练学生的“意志”和适应任何恶劣环境的能力，教官们时常逼学生重装操练于烈日当空之时，薄衣僵立于寒风彻骨之夜。训练是非常严格的。各种剑术、柔道、相扑从来不是拉拉花架子一而是实打实地干，常常将受训者作践得满身血痕。自1898年起担任过俄国陆军大臣的库罗帕特金，早在上任之前就几次到日本访问过，作为军人他自然不放过考察这所日本最主要的军官学校的机会，他讲道：“我亲眼看到的军官学校的教育制度是一种斯巴达式的教育制度，未来军官的体操锻炼我在欧洲从未看见过，那真是最凶猛的战斗。用武器对打一个回合结束时，敌手就徒手搏斗起来，直到胜利者把对方打倒在地并把他的防护面具撕下。这种锻炼本身就需要最大的敏锐性和果断精神来完成。这些人们互相殴打，一边发出野性的吼叫；但战斗一完，或停止战斗的信号一发出，战斗者的脸上又恢复了平时那种呆板的冷淡的表情。”当年曾留学于此的中阀孙传芳后夹回忆“陆士”说：“那简直不是人能呆的地方，只有野狼才能够忍受。”

    的确，“陆士”的目标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天皇拿枪的奴隶和供其任意驱使的兽群。日本在建立近代军队和军事教育体系的过程中，继承了封建武士道的精神传统，向军队灌输绝对尊崇天皇的思想。1878年，先由山县有朋代表军队领率机关发布《军人训诫》，把效忠天皇作为军人的天职，竭力向士兵灌输“忠义”、“勇敢”、“服从”的武士道精神。1882年，又以天皇的名义进一步发布《军人敕谕》，明确规定军人应尽忠节、正礼仪、尚武勇、重信义和崇俭朴，必须“忠君爱国”，把天皇作为“神”来崇拜。所谓“武士道”，本是封建武士的道德规范，忠君爱国是其根本，它强调杀伐为荣，宣扬自我牺牲精神，甘为主子卖命。武士为了殉主之死，或者为了挽回国打败仗而招致的耻辱，必须勇于剖腹自杀，以表示对其主子的绝对忠诚。至近代，日本统治集团接过这一精神传统，并百般加以美化，冒充日本民族的固有精神，强加给广大士兵和人民，致使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的反动性和野蛮性愈益突出，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作为日本陆军之“军官摇篮”的士官学校，武士道精神得到了彻底的贯彻。每到重大节日，学校都要组织学生举行升军旗仪式，向天皇的画像行叩拜之礼，每个星期都要朗读、背诵一遍天皇的《军人敕谕》，甚至还曾逼迫学生搞过名曰“为圣人尽忠刺臂见血”的活动，弄得连那位“圣上”闻知后都觉得太过分，发慈悲传谕禁止此类有害帝国未来股肱健康的活动。

    冈村宁次是这所充满武士道和军国主义精神毒素之学校的第16期学生。这一期学生可谓“人才辈出”，不少人后来成为左右日军、乃乃至日本政坛的中坚人物，因而在战前日本军事教育史上作为“范例”被夸赞为“荣耀的正6期”，以向世人和投考者展示陆军士官学校的教育训练“成果”。

    在16期士官学生中，官做到大将的有4人，即冈村宁次、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安藤利吉。前3位是列位看家所熟知的：一提起八路军115师的平型关大捷，重创坂垣师团的第21旅团，人们自然就联想到那位骄横的师团长坂垣征四郎，他最高官职曾任日本陆军大臣，是日本战败后被判处绞刑的7名甲级战犯之一；土肥原贤二是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炮制“满洲国”等阴谋都少不了他，西方报纸称这个阴险神秘的人物为“东方的劳伦斯”，作为甲级战犯他自然也未得善终，于1948年12月23日被送上了绞刑架。而提到安藤利吉的名字，中国大陆人民就不太熟悉了，但祖国宝岛台湾的抗日志士说到他莫不咬牙切齿。他是驻台日军的最后一任司令官，为维持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建立的对台统治效了最后一分力，采取过残忍至极的镇压手段。战后不久，他作为待审战犯被解送到上海，1946年4月，此魔自知罪孽深重难逃一死，向曾同窗现又同囚的冈村宁次托付完后事后，在班房中服毒自杀，为天皇彻底“尽忠”去了。

    瞧，这些人就是战前日本陆军、甚至包括今天某些日本军事历史学家洋洋得意引为自豪的“荣耀的16期”！

    当然，这一期几十名士官生中没有爬上大将高位者是大多数，但除了极个别的人因病伤退役或早早人了靖国神社的灵位之外，几乎在终战前都是日军大佐以上军官，况且他们大都在日军基层，往往是直接带兵侵略和屠杀别国人民的操刀手。

    在所谓“荣耀的16期”中，除了冈村宁次外，后来官至陆军大将的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安藤利吉这3人，其实在校时的学习成绩和各方面表现井不突出，当时被“陆士”教官们公认为16期最优异的“三羽鸟”（即“三杰”之意）是冈村宁次、永田铁山和小(口克)敏四郎。永田和小(口克)都是冈村在陆军幼年学校时结下的朋友，永田和冈村于昭和7年（1932年）同时晋升少将，而且前者在1934年就已成为了很有实权的军务局长，被认为是未来的陆军大臣人选。但此人命薄，于1935年8月12日大白天在其局长办公室被一名叫相氵尺三郎的中佐刺杀身亡，时年51岁。“三羽鸟”中的另一只鸟小史敏四郎命运稍好，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因祸得福，被晋升为陆军中将，但后来总是做闲差没有什么实权，自然终其一生也就与大将之职衔无缘。此人虽有些歪才，但小肚鸡肠，当同期“三羽鸟”之一的冈村宁次升至大将，做了统率数十万部队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耀武扬威于侵华战场时，无所事事而赋闲在家的他，竟嫉妒得宣布与冈村绝交，害得颇有大将“雅量”的冈村屡屡相邀而不得与他晤面。

    书归正传，这所培养日军骨干的陆军士官学校，当时确实不愧为世界上的一流军校。它的军事业务教学全面而系统，对教学大纲的实施一丝不苟，体现了日本人一贯的严谨认真作风，这是它的长处。“陆士”的必修课程计有：战术学、军制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马学、卫生学和外国语学。而在这每一大类之下，又细分为若干具体科目，譬如战术学，学生要学习各兵种战术和协同战术，要学会森林战、住民团地战、隘路战、河川水网战；筑城学又分门别类地教授永久筑城、半永久筑城和临时筑城，要求学生掌握构造要塞和堡垒的工程方法、材料的选用等。为了适应以后的对外战争需要，“陆士”还要求学生在英、德、俄、汉等语种中选修一门。前面提到的冈村在幼年军校时结下深厚友情的黑木亲庆，就是升入“陆士”后大大提高了自己的俄语水平，成了十月革命后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时的“俄国通”，并且是白匪头目谢苗诺夫与日本军方的主要联系人，可谓学以致用。

    为了严把质量关，“陆士”考试名目繁多。什么检定考试、日课考试、定期考试，压得这群学生简直喘不过气来。根据《陆军士官学校览》，该校的考试成绩计分方法别出新裁，每门课考试以20分为满分，档次为优等者15—20分，中等者8—15分，劣等者0—8分。别的国家对学生考试成绩总是分为优、良、中、可、差，而日本人认为除了不得不承认的中等者之外，没有什么“良好”和“可以”这类马马虎虎、似是而非的东西，要么就是好的优等生，要么就是差的劣等生，“陆士”是从不设置迁就照顾给面子性质的“良好”、“可以”之类的档次的。

    冈村在“陆士”期间的学习成绩，除外语以外几乎门门优等。他外语成绩稍差也事出有因，由于自甲午战争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以后，日本开始酝酿对俄战争，在这持续多年的日俄必有一战的喧嚣声浪中，日本青年考入军校者往往都选修俄语。冈村宁次刚人“陆士”时也是选修的俄语，但学了一段时间后，不到20岁的他开始觉得自己今后飞黄腾达的“事业”在中国，因为柿子要专拣软的捏，日本只有欺负积贫积弱的中国才能真正得到便宜，所以他又转修汉语。学习外语是个时间积累的过程，他的这一改，结果险些使其外语结业考试成绩跌入劣等者的行列。后来他亡羊补牢，在担任清国留学生队区队长期间发了疯似的学汉语，在派到中国做顾问做武官、甚至当上了侵华日军方面军司令和总司令官以后，他也不时找个中国教师帮他提高汉语水平，练练中国书法。这是后话。

    “陆士”的校纪也是非常严格的，它的校内罚责共21条，详细规定了学生哪些能做，哪些不可以做。其中有些条款苛刻得近乎吹毛求疵，譬如规定：学生晨时听号音须立即起床，不按规定动作起身、穿衣、叠被服乃至洗漱者受罚；个人物品器具放置不当受罚；听课时服饰不整、容仪不正者受罚；讲义、笔记未按规定动作和规定地点放置者受罚；在自习室和讲堂里擅自变换座位者受罚；吃饭时说话或嘴里发出吞嚼食物之声响者受罚；在寝室内反锁门或起床后不打开窗子者受罚，等等。对违犯规定学生的处罚一般由学员区队长例会决定，禁闭和开除学籍以上的处罚由校长和教官会议决定。

    由于害怕学生受到当时社会上自由主义等思潮的影响，“陆士”规定在校生不得参加社会上的政治团体，不得听或讲关于政治时势方面的演说议论，不得向政治刊物投稿；学生阅读的书籍报刊，学员区队长有权也有责任随时进行检查，一旦发觉出格越轨，轻则禁止，重则惩罚。但也有另一种情况，有些学生爱读杂书，非但没有受自由主义思想的熏染，反而使其武士道精神得到进一步提高。1942年10月14日，已做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我在学生末期十岁时，被禁止读课程以外的书籍，当同学们孜孜不倦专攻学业之际，我却为人生问题、生死问题而烦恼，因此，私自阅读这方面的书籍。后来，虽然收获不大，却在模糊中悟出安心立命的根本，进入了‘虽死灵魂犹存’、‘贯彻忠节无生无死’的修养境界。”

    冈村宁次在“陆士”学习期间，正是日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的时期。1900年俄国借出兵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之机，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其中包括几年前日本被迫退出的辽东半岛。这自然不能为视中国东北为其禁脔的日本所容忍。日本全国上下一致要求驱逐沙俄，单独霸占中国东北。在军国主义煽动下，日本在对俄战争准备过程中大肆扩充军队，“往往发出一个征求志愿敢死队的号召，就会有数百人准备面临必死。日本青年一心要在军队中服役，所有的名门望族都试图为国效力，或送子弟从军，或捐献钱财。有的母亲们当她们的儿子被发现在体格上不适于服兵役时，竟至羞愧而自杀”。当时的日本真可谓疯狂得“举国一致”。

    笼罩在日本国土上的日俄战争风云，激励着年轻的冈村宁次为天皇建功立勋而发奋用功。就在他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那一年，1904年2月日俄战争终于爆发了。同年卫工月，冈村宁次出了校门，被定级为陆军少尉，分配到麻布步兵第1联队担任补充部队小队副，正式成为了一名帝官。当时，日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冈村所属的第1联队早已到辽东半岛参加攻打旅顺的战役，而他毕业来到部队后，只好干些留守营房的工作。面对空旷的营房驻地，想着前线的战火硝烟，急于立功的冈村宁次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参加战斗，立即奔赴战场。为此他屡次向上司请战，要求批准他直接到正在作战的联队主力部队去任职。他的好战心和求战欲是否得到满足，且看下章交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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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军旅初步

    初涉战阵无经验，天生不适小兵官；

    调回军校当队长，再度深造承重担。

    话说在冈村宁次的缠磨下，上司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战要求。不过，由于步兵第1联队和其他日军部队已于1904年12月底攻下了旅顺，黑沟台会战也已结束，而桦太作战正着手准备，所以上司于翌年4月将他从补充部队转到步兵第49联队，作为新编第13师团的一个小队长参加桦太战役，好让他有机会嗅一嗅即将结束的日俄战争的硝烟。

    所谓“桦太岛”，是日本人别有用心和独此一家的称呼，中国传统名称为“库页岛”。该岛本来属于中国领土，18世纪中叶以后，俄日相继侵入，俄占北部，日占南部，俄称萨哈林，日称桦太。1875年俄日签订条约，俄以千岛群岛中的18岛交换日占南部，全岛遂归俄。该岛西隔鞑靼海峡同大陆相望，南隔宗谷海峡（即拉彼鲁兹海峡）同日本北海道相对。全岛南北长948公里，东西宽6—160公里。面积约7.64万平方公里。北部地势低平，沿岸多泻湖。中、南部绵亘着两条山脉，森林和煤、铁资源十分丰富，且因扼守大陆和海峡之间，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1905年3月，日本陆军在奉天会战中以伤亡约7万官兵的代价获得胜利；5月27日，日本海军又在对马海战中全歼了俄派往远东增援的波罗的海舰队。当时日本国民在连战连胜的鼓舞下士气旺盛，但对于日本国力，特别是战斗力的真相则并不了解。其实，日本能够动员的兵力和财力已达极限。俄国宫中的主战派认为俄军在中国东北虽然失利，但在日军未占领俄国寸土只地的状况下媾和，有损俄国的名誉，力主继续与日本打持久战。

    这一招，日本是承受不了的。因为与俄国相比，日本在资源人口等战争潜力上并不占优势，况且俄军的基本力量还在欧洲地区，如果它倾巢出动转至远东再战，日本非输掉这场战争不可。因此，为了达到在对日本有利的条件下媾和的目的，老谋深算的日军参谋总长山县有朋上奏天皇：日军应由北韩方面威胁俄国属地海参崴并占领桦太岛，这样不仅可以予俄军以再一次教训，且为加速讲和，使之有利于我，无疑亦为有效手段。

    新编第13师团就是根据山县有朋的这一计划，在海军舰艇的掩护下展开桦太战役的。虽然日俄战争已接近尾声，但冈村宁次作为同期刚毕业士官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参战，感到格外激动和高兴。他身旁那帮年轻的士兵，也个个如嗅到血腥的狼崽跃跃欲试。登陆桦太岛时，俄国人发现“他们高喊着‘冲呀！’猛攻我们的障碍物，冲破它们，将他们战友的尸体扔进弹坑，翻过尸体继续冲向我们的工事”，当然，个别贪生怕死者也有，而“他们的军官毫不犹豫地枪毙那些企图后退的士兵，士兵因而奋勇前进，因此常常夺走了本应属于我们的胜利”。

    后起的、处在上升势头的日本军队，与它们的整个国家一样，确实有着一股生气勃勃的劲头。跟俄军由贵族、特权阶层和纨绔子弟充当军官呈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军方是对较贫苦的人进行较高等的教育，所以他们的军事学校毕业生许多人都能胜任军官的工作。他们的军官团表现出坚决勇敢，深谋远虑，有知识，发挥了巨大的权威作用。就连他们的最高级将领，也在前方过着简朴而严格的生活，军官身先士卒，得到了普遍的尊敬。”

    这是一个俄国败军之将对日军的评价，从后来的冈村日记中看似乎出入不大：“我任少尉后不久，即作为小队长参加日俄战争桦太作战，曾两次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第一次是初上战场，在森林中遭遇敌军，我比较沉着地指挥小队进行战斗。在树林中为了便于观察情况，我站在一棵树墩上指挥作战。当晚，部下某分队长给我提意见说：‘您作为年轻的小队长（当时我21岁）应当勇敢。但今天站在高处指挥，并不是真正的勇士。今后应把姿势放低，要充分利用地形。’对他的好意，我深表感谢。”日俄战争过去了30多年以后，1938年6月，当冈村宁次就任日本华中派遣军第11军司令官临出发前，他的参谋长宫崎周一来找他请示军务，刚进门便见到几位老者举着在乡军人公会旗帜来访，宫崎不知他们是些什么人，冈村解释说：“日俄战争末期，我任少尉小队长，他们是我出征桦太时的部下士兵，凯旋归来后，他们合议组织‘冈村会’，每逢有什么事，就举着这面旗子前来看我。至今已30多年了，真有意思。”

    冈村宁次的一席话，使这位宫崎参谋长大发感慨，从此后，更加崇拜自己的顶头上司，觉得跟对了人。

    其实，作为一个在基层分队带兵打仗的指挥官，冈村宁次并不够格。军旅之人都知道，军官分三六九等，有的人似乎天生就有点儿战略头脑和歪才，做高层指挥官或参谋，让他组织计划一次战役性行动可能会得心应手，而若把他放在第一线指挥一次小规模的战术行动却显得很笨拙。冈村宁次就属于这类军官。桦太作战中，这位少尉小队长一次率领部下去侦察敌情，当潜入谷地密林俄军阵地时，因位置不当突遭来自三面的射击，不得不草率应战即行撤退，不但没有弄清楚敌情，还使同伴一死二伤。冈村每每回顾起来，就“对当时自己的惊慌失措感到羞愧”。对于他这方面的短处，一直想栽培他的上司们倒也知人善任。所以在他整个中青年时期，总是被安排做参谋、武官、顾问、课长、部长之类的职务，尽管他求战心切总想“下基层”，但往往不久就又被调回上层机关。直到1936年3月，他年已52岁，且军衔已升至中将，这才外放当了日军第2师团长，真正做了带兵打仗的官儿，而从此以后也就一发不可收拾，什么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等独当一面的官职接踵而至，使他充分发挥了其在侵华战场上进行战略战役性指挥的“才干”。

    桦太战役结束后，冈村宁次随第13师团的一支部队转到北朝鲜驻扎，但为时不过两载，他便被调回陆军士官学校担任中国留学生队的中尉区队长。

    中国清王朝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后，感到了国家近代化的必要性。特别是庚子之役再次大败并签订了《辛丑条约》，民族危机空前加剧，清政府统治摇摇欲坠之时，慈禧太后在内忧外患下被迫宣布实行“新政”。当时，“新政”的内容之一就是改革军制，建立一支近代化的军队。由于清政府在战争中领教了日本军队的厉害，派人来这里学习花费的银两又少，所以决计选派一些立志军事的青年插人日本军校留学；而日本在日俄战争前后，主要对头是俄国，接受中国留学生既可拉拢清政府，又可培植自己的“亲善”势力，故也乐意张开怀抱以示欢迎。这样，大批中国青年各怀不同的目的拥进了日本的各类军校。

    冈村宁次在1907年至1910年的3年时间里，从第4期开始接手总共在“陆士”带过3期中国留学生。其中，第4期55人，第5期54人，第6期47人。这些当初被日本同学瞧不起的“支那人”，后来回到积贫积弱的中国可就了不得了，像这里面的阎锡山、孙传芳等，恐怕当他们的日本同窗乃至教官还在日军里领尉、佐级薪水时，阎老西和孙佛爷就已经是腰缠万贯、割据一方的土霸王了。当然，这些留日学生中也不净出军阀头子，像反袁英雄李烈钧、抗战时正经卖过力气的参谋总长何应钦等，也曾与冈村有过“师生之谊”。

    军校里的学员区队长，类似于今天各大学里的专职班主任。冈村宁次跟“陆士”这群中国留学生厮磨的3年时光里，与那些张牙舞爪的日本同僚有所不同，是个有心计、有眼光之辈，知道将来会用得着这批人。虽然他骨子里同样视中国人为低能，但表面上佯作谦和平等，给留学生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1925年，已割据江浙一带的大军阀孙传芳屡屡邀他做自己的私人军事顾问，据称就是仰拜他做中国学生区队长时的学识人品。不过，这位孙佛爷对他的“老师”太抠门儿，支给的薪水仅相当于日军的少性级，比冈村本来的级别还低了一等，弄得冈村时常借口“薪水不够侍养老母妻儿”而闹辞职。倒是何应钦一直念念不忘“师生之谊”，日本战败投降后，对先是监视居住后陷于囹圄中的老冈村，在衣、食、住、行、医等方面唯恐照顾不周，并联合汤恩伯等大员千方百计为他开脱罪责，最后竟使这位侵华日军总司令“无罪”获释。可见当初冈村宁次投桃报李，最终得了极大的便宜。

    带了几期中国留学生“圆满”地完成任务后，明治43年（1910年）12月，冈村宁次被推荐上了日本陆军大学。陆军大学是战前日本军事教育体系中层次最高的一级，是为经过“陆士”学习并有一定实际锻炼被认为有发展前途的军官而设立的。正巧在冈村的“陆大”学习期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

    长期以来，中国遭列强侵略，清朝政治，中国民众的生活陷入极端贫困之中。以反对清政府的所谓“铁路国有化”为契机，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在武昌发动起义。武昌起义爆发后，在革命党人的推动下各省纷纷响应，中国的局势刹时大乱。

    对邻国局势的突变，日本的反应是很复杂的。日本政府方面根据清政府的请求，进行了武器援助，同时乘机向中国提出了在满洲的权益要求；而日本军方则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表示“支持”革命军。民间的资本家们更是首鼠两端，纷纷向清政府和革命军双方出售武器，借机发军火财。

    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军方立即动员几乎所有与清政府有关系的现役情报军官赴中国各地，一方面收集情报，一方面实地判断战场形势。其中，日军参谋本部的情报干才井户川辰三中佐，是这伙间谍的负责人之一。井户川于甲午战争以后被派赴中国，日俄战争时率日特潜入远至北满的俄军阵地，负责扰乱并切断俄军与后方的联络线，并因爆破长春以南的铁路和指挥“挺进队”袭击俄军弹药库而立功。特别是马匪张作霖因被日军怀疑为俄军做事而行将就戮时，多亏井户川见张是个“人才”，向负责处置他的田中义一中佐求情说项，这样才刀下留人，保住了这位日后“东北王”的脑袋。

    当时在陆军大学读一年级的冈村，自然也特别“关心”中国发生的辛亥革命。这年10月末的一天，他得知井户川临时回国向参谋本部汇报工作，便同也有着到中国“干一番事业”之强烈的山中峰太郎结伴，一起拜访了井户川，想让井户川返回中国时带上他俩做助手。

    后来，山中峰太郎在其自传《落日》中，回忆那一天的经历时写到：

    当我俩走进井户川的房间时，他正在一幅中国地图前研究革命军与清政府军之间的作战形势，琢磨今后的发展趋向。

    “哟，你们来的正好！我井户川没有在陆军大学学习过，打仗的事全不懂，你俩帮我参谋参谋两军谁会打赢？”

    “我和冈村才上陆军大学一年级师团级战役课程刚开始学，岂敢在前辈面前瞎参谋。”接着，山中峰憋不住又请求说，“面对支那如此形势，我俩不甘心只停留在纸上谈兵，我们要退学跟您去干实际工作。”

    井户川听罢勃然大怒，瞪着眼睛训斥我们道：“混账话！我早就说过，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在陆军大学学习。我过去没有机遇能上‘陆大’，后来自费到英国留学，虽然这样也没有担任理想职务。所以我很遗憾，在目前的制度下，如果没有毕业于陆军大学，就安排不到好的职务，发挥不了自己最大的才能。我认为‘陆大’中的优秀毕业生，当然应当去对帝国利益攸关的中国去工作，但要想在那里干得好，你们现在就要在校加倍努力学习，有机会还要先去欧美国家考察一下，了解它们的情况，这样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才能涉足复杂的支那事务。”

    说完，井户川又大声喝道：“冈村！你不要再把这样不知深浅的冒失鬼带到我这儿来，快快带他回去！”

    “哎，咱们走吧，别再打扰前辈了。”冈村只得带着我慌慌张张地离开了井户川的房间。

    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冈村宁次将井户川的训导铭记在心，从此更加专心致志地在“陆大”学习，大正2年（1913年）11月，终以在“陆大”第25期的总共55名同学中名列第8的优秀成绩毕业了。从此以后，这位经过东京陆军幼年学校、中央陆军幼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这样一套完整军事教育的青年帝官，自然会“前途”无量，伴随着本国侵略扩张的进程，为个人的步步升迁打下坚实的基础，并最终跻身于日军高级将领之列。

    而那位被井户川斥为“不知深浅的冒失鬼”且不听训导的山中峰太郎，后来则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他在士官学校学习期间因病疗养时就曾写过小说，私下投稿于《每日新闻》，还获过奖。生性倜傥随便、又有文才的山中峰，注定不会成为“出色”的帝人，后来他跑到中国跟孙中山干了一段时间，接着又当了《朝日新闻》的记者。不过，他倒是旧情难忘，当冈村宁次率侵华日军四处“浴血奋战”时，他也疯疯颠颠地奔波于各个战场去采访，沤歌吹捧冈村部队的“战绩”，用他那枝秃笔堆积了不少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文字。

    也是在陆军大学以现役中尉身分在职学习期间，1911年4月，27岁的冈村宁次结婚了。

    新娘名叫星野理枝，出嫁这年芳龄刚满20岁。她家也住在东京，父亲是个教书先生，虽不算富有，但也属于中产之家。理枝读过高中，在学校里以才女著称。那时日本人婚配很少有自由恋爱，多是经人介绍相识，相亲时男方去女方家里，女子以待客之身分捧上茶果，如果男子认为中意，离开女方家时便留下一把扇子，如不满意则扬长而去。男女双方从相识到结婚，一般有半年左右时间的来往接触。冈村和理枝可谓一见钟情，冈村喜她模样娟秀、举止谈吐文雅，理枝则爱他是个前途有为的青年军官。要知道那时候帝官的“价码”不低，好多日本姑娘做梦都想与此类人结为终生伴侣。

    谈到男人的理想生活，有这样一句俗话：温顺的日本妻子，宽敞的美国住宅，可口的中国饭菜。如三者皆备，则似进入天堂。以那时冈村宁次下级军官的地位，除了住兵营，就是回四谷坂町低暗狭窄的小偏房，“宽敞的美国住宅”自然还享受不到，“可口的中国饭菜”他暂时也还吃不到嘴，但温柔的妻子他却是得到了。冈村的眼力不错，婚后的理枝果然是个孝顺婆婆、体贴丈夫的好妻子，不幸的是这位生来体弱的病美人，由于丈夫常年在外忙碌而独自操持家务。性情刚烈的寡妇婆婆又难侍候，结果身心交瘁总是病病恹恹，35岁时便一命呜呼，与冈村夫妻一场不过15年。这是后话。

    且说冈村燕尔新婚后，小日子过得甚是甜蜜，次年10月又添了个白胖小子，取名冈村忠正。此时不到而立之年的冈村宁次，不可不谓少壮气盛，意气勃发。至于他跨出“陆大”校门如何求得进一步发展，其上司们又如何去栽培他，且听下章分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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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巴登巴登盟约”

    立下侵华终身志，文武全才受赏识；

    海外游历阔眼界，暗中结盟死相誓。

    话说冈村宁次从陆军大学毕业后，先是到步兵第及联队做了半年的中队长，大正3年（1914年）8月，便被上司调到参谋本部工作。

    日军参谋本部坐落在东京市的三坂宅。这里环境优美、条件舒适，是许多常年在基层摸爬滚打的下级军官做梦都想钻进来的地方。在这里上班可经常接触到日军上层首脑人物，不但能耳濡目染学到些作恶的大本事，而且干得出色还易被上层发现，便于栽培。冈村调来时，本来内定是在中国班工作，可上司为了进一步提高他的“学术脑筋”，先将他分配到第4部的外国战史处。

    这一年的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人历来把这次大战称之为“大正的天佑”，因为正是趁欧美列强厮杀于欧洲大陆而无暇东顾之机，日本才得以放手地向中国展开侵略攻势。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声言要“消灭德国在远东的一切力量”，实则意在攫得中国胶州半岛及德国在太平洋上霸占的一些岛屿。9月2日，日军在龙口登陆；10月6日，占据济南车站，强夺了胶济铁路；10月底，开始围攻驻守青岛的德军，并于11月7日将其一举攻陷。战事基本结束。

    转年2月，日军参谋本部为编纂日德战争作战史，派战史处的冈村宁次等人赴青岛，现地搜集资料。这是冈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日军攻占青岛等地，本来是以帮助中国驱逐德军的名义进行的，但它得胜后却赖在那里不走。接着，又进一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举世震惊的“二十一条要求”，而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竟然接受之，结果当袁氏的“洪宪帝制”开张时，反袁的护国战争爆发，只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在一片讨伐声中病死于北京中南海。随着袁世凯死去，护国战争自然结束，在南北方互相妥协下，黎元洪继任了北洋政府的大总统。

    黎元洪本来比较亲近英、美，但顾及到日本的压力，不得不聘请日本陆军中将青木宣纯为自己的顾问之一。青木到北京上任后，即经参谋本部的推荐，将冈村宁次大尉调来做自己的助手和副官，负责些对外联络、文读书案之类的工作。这样，冈村宁次抛妻别子，在北京的青木顾问处一干就是4年多，直到1919年7月才返回了日本。

    回国以后，冈村的新职务是陆军省军事调查部新闻班的少任班员。陆军省的军事调查部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914年底，任务是调查研究战争进展的实态。大战结束后，由于日本财政抬据，国民中要求削减军备、压缩军费开支的呼声越来越高，蔑视军人的倾向也有所抬头，所以军方日益感到对外开展宣传活动的重要性，于1919年8月在军事调查部下面专门设立个新闻班，目的是沟通军队与国民之间的“感情”，为战后日本陆军不被削减而制造舆论。

    在新的职位上，冈村不得不暂且放下自己刚刚熟悉又非常愿意做的有关中国的“工作”，每天忙于处理军方对国内民众的宣传事务，为争取陆军的所谓“生存权”和“发展权”摇旗呐喊。

    冈村笔头子功夫不错，如果不是厕身于“皇军”行列，可能也会是个蛮不错的记者、评论家或作家。他这个时期撰写发表的文章，除极尽阐述歪理之能事外，单就文笔看，朴实而娴熟，语意简练而尖锐，有时写得还很幽默，确实是放在哪儿都是块料。

    在新闻班干了将近2年，1921年6月，陆军省决定选派冈村宁次等人赴欧美考察。对冈村来说，这种难得的机会既是上司对自己才干的赏识，又意在向其暗示今后的前程远大。

    在任何一个成熟的国家里，军队的主要职能都是对外的。日军首脑认为，一个优秀的军官必须明了外部世界，这样才会有战略头脑和了解今后潜在的盟友或敌人。所以自明治维新以来，日军的财政状况虽然并非那么宽裕，但它历来舍得花钱，将一批批被认为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军官派往欧美学习、考察、游历，像冈村宁次、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山下奉文等二战中的日军高级将领，年轻时几乎都得到过这种机会。当然，日本人出去倒也很自觉，一般不会白花国家的银子去镀镀金、游山玩水，而真是出去长见识、学本事的。更有甚者在明治时期，一个赴英国学习的日本青年，返国时为了带回英人所禁止带走的技术资料，竟不惜让同伴将自己开膛破肚，把资料夹进其尸体腹中带回日本，可见日本人卧薪尝胆之精神是何等顽强！

    眼看出发的日子就要到了，不巧妻子理枝生病住进了医院。冈村虽然挂念着妻子的病体，但还是不舍得放弃这次机会，于6月18日登船离开了日本。同行的人中间，还有一位肩佩少佐军衔的青年军官，阴沉着脸很少与人交谈，这个天生的特务坯于，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士肥原贤二。

    去欧美考察的期限为半年，研究课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军民关系。其实，由军方安排的这次欧美之行，是一次开阔眼界的漫游旅行。冈村要在所到之处召开调研会，听取当地日本人的意见，尤其期待着同已在欧洲工作的好友永田和小(口克)畅谈友谊。

    摆脱近年来繁忙的新闻班事务，过轻松愉快的航海生活，对冈村来说是再喜欢不过的事了，他想这也是上司们对自己勤奋工作的一次奖赏吧。

    7月1日，冈村他们所乘的船到达了加拿大的维多利亚港。他们一行登岸后，坐了3昼夜的火车横穿北美大陆。火车的速度不快，冈村觉得加拿大的“火车只不过是满洲铁路的水平，也没有什么”；到了芝加哥则为“六层以上的大楼林立，马路交叉纵横，汽车喇叭声响彻四方”而赞叹不已。他们还参观了芝加哥最大的百货公司，见到它比日本著名的三越商业大楼还大好几倍，里面商品种类之丰富更是日本所不能比，深感美国国力的强盛。在这里，他们也看了号称世界第一的罐头公司——斯维夫特公司的生产线。生产线上，一头活牛从屠宰、剥皮、分割、清洗到制成罐头仅仅用十几分钟，然后装车发运，以供军用民需。冈村参观了生产全过程后，虽觉得“其惨状不堪入目”，但也深感对比之下，当时日军的野战部队食品供应太落后了。

    到了华盛顿，他们游览了白宫附近的景色。返回住合后，冈村在日记中写道：“（白宫草坪）幽静且优雅，美国此处独佳。”并做诗一首：

    盛夏时节，

    伫立于异国河边，

    惦念着祖国的宏业。

    风清凉，

    漫步在沿河小径，

    绿荫中隐见白墙素瓦。

    ……

    离开华盛顿后，冈村一行来到了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冈村对这座纷乱喧闹的城市印象不佳，没有怎么到街上转悠，只是独自去观看了一场棒球比赛。由于生在东京，又上过此项运动开展得比较早的早稻田中学的缘故，冈村宁次可以说是个棒球迷。

    他们总共在美国逗留了2周后，7月下旬，冈村一行乘坐“毛里塔尼西亚”邮轮跨越大西洋到了英国。当时的日本军方还没怎么把美国放在眼里，所以安排青年军官赴外考察研修，历来都是将重点和大部分时间放在欧洲国家。

    冈村一行在英、法停留了1个来月，分别与驻在这里的日本武官和研修人员开了几次研讨会，于8月20日晚上从法国来到瑞士的伯尔尼。时任瑞士公使馆副武官的永田铁山少佐，来到车站迎接他们，冈村和永田异国重逢。“两人紧紧地拥抱和握手”。次日，永田又来到冈村下榻的旅馆，陪着他们去著名的少女峰游览。下山后，永田带着他们到市内观光。傍晚，永田邀来他的前任梅津美治郎少佐与冈村共进晚餐，一直畅饮到次日凌晨。梅津美治郎在二战结束时，任日军参谋总长。

    9月6日，冈村一行经奥地利到达德国首都柏林，在这里见到了小(口克)敏四郎。本来，小(口克)是作为驻苏俄使馆副武官出国的，但由于当时日本尚未正式承认苏维埃政权，因而不能入境，只好滞留在柏林待命。由于冈村他们这次欧美考察的时间和经费，可以安排到年底，所以冈村决定把柏林作为自己活动的据点。又恰巧小(口克)借住的德国朋友欧波尔家还有空房间，冈村便退掉原来预定的旅馆，搬来与小(口克)一起住，这样既可以和几年未见的老友多呆些时光，食宿费用又可以便宜一些。

    当时，刚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国，许多地方都有被战火破坏的痕迹，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冈村借住的欧波尔家，是个有钱人，给他家收拾房子和花园的女佣人则衣衫褴褛。而就是这样一位佣人，闲暇时经常与住在主人家里的这几位日本人谈论欧洲和平和《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如何不公平之类的话题。通过聊天使冈村感到，德国人甚至包括下层老百姓，政治和文化素质普遍比较高，这样一个民族是不会长久忍受协约国《凡尔赛和约》之压迫的，早晚有一天会重新向世界挑战。

    10月8日，在驻德使馆武官处见习的东条英机少佐和山下奉文少佐，邀冈村宁次游览了莱比锡，在那儿呆了几天后，他们又一同返回了柏林。

    10月27日晨，冈村和小(口克)一起乘火车离开柏林，于晚上10点多钟到达了德国的南部小城巴登巴登。这时，如约来此的永田铁山正在车站里等着他俩。他们3人聚到一起，自然分外亲热，互相问候后便一道住进了当地最豪华的斯捷法尼宾馆。

    巴登巴登是来因河上游有名的温泉城市。德国帝制时代，这里聚居着许多王侯贵族，是个吃喝玩乐的旅游胜地。冈村他们投宿的斯捷法尼宾馆，也是第一流的：宽敞的房间，精心的室内布局，高大的衣柜，精致的装饰灯，豪华的浴池等等，处处都遗留着德国全盛时期的气派。

    他们三个陆军士官学校在校时期的“三羽鸟”，之所以从不同地点相约跑到这里，其实是以游览为名，避开其他日本军官的视线，在这里密谋所谓“改造”日本军队的“宏伟大业”。对此，冈村宁次在战后一次与别人的谈话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有一本《昭和军阀兴亡史》的书，提到了大正10年（1921年）我和永田铁山、小(口克)敏四郎在德国南部城市巴登巴登点燃了革命烽火。其实，这么说太夸张了。当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满洲等其他国家的事，只是讨论了日本陆军的革新问题。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很认真的。所说的革新，其包括的内容是：第一，当时陆军人事有派系，长州派垄断军队人事安排的做法必须打破；第二，因为日本陆军独立实施统帅权，而使军政、军民关系疏远，这一定要扭转。当时，我们3个人下定决心要改变日本军队这些不正常的东西。因为我们到欧洲后，看到了这些国家的军事状况，认为不这样干不行。那时我们3人都是少佐，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从冈村宁次的这份自供状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这个德川幕府武士的后代，对自明治维新以来，由山县有朋开始的长州派执掌军队的局面激愤已久，他们要在军队中不断地晋升，必须要结成自己的团伙，才有力量清除这种人为的障碍。二是冈村等人通过在欧洲的考察，已经意识到今后的战争，对一个国家来说，必须采取全国总动员体制；而要顺利实现这种体制，就要加强军队与政府、军队与国民之间的“协调”和“团结”，日军上层领导随着甲午、日俄等战争的胜利，愈加骄傲自满、目空一切，是妨害这种“协调”和“团结”的因素，所以冈村他们要下决心“扭转”。

    冈村他们计划以自己这“三羽鸟”为核心，吸收志同道合的其他少壮军人，在各自的工作职位上酝酿并促成军内的改革。至于国家改革、满洲“问题”之解决等等，是下一步的事情，他们首先要实现日本陆军自身的改革。这就是有名的“巴登巴登盟约”的主要内容。

    “三羽鸟”为实现自己的狂妄野心，订立了这宗攻守同盟后，冈村宁次又跑到正在莱比锡的东条英机那里密谋。东条英机本来是比冈村低一届的“陆士”第17期毕业生，但由于其父东条英教是日军著名的高级将领，他也跟着沾光，一群趋炎附势的小军官唯他马首是瞻。冈村知道抓住了他，也就抓住了大部分第17期毕业生。这样，“巴登巴登盟约”以“陆士”第16期毕业生为主体，有部分17期毕业生参加，力量一下子壮大了起来。到了昭和时代，这帮人正式成立了“二叶会”，后来发展并改名为“一夕会”，随着他们职务的不断升迁，在日本政界和军界里纵横捭阖、翻云掀浪的能量也越来越大。这是后话。

    可见，由冈村宁次等“三羽鸟”发起的“巴登巴登盟约”，是这一系列军国主义法西斯军人团体的毒源恶渊。

    “巴登巴登盟约”和与驻欧美各国少壮军官的交往，使冈村宁次在军界中初步有了自己的盟友和支持者，为他站稳脚跟并寻求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又立志“改革”军内事务，要在中国干一番“事业”的冈村来说，这次欧美之行使他认识到：涉足复杂的中国事务，不但需要从东京和北京的角度来琢磨策略，还必须从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来认识和思考扩张的办法。那个曾训斥过他和山中峰太郎的侵华老前辈井户川，不就是这样教导他们的么？

    上级规定的半年考察期快要到了，发给的经费也花的差不多了。11月13日，冈村一行怀着惜别的心情离开了柏林，经法国巴黎取道陆路到达马赛港，准备赶乘日本邮船“佐渡丸”返回日本，而恰好在此时，从法国报纸上传来了日本政局动荡的消息，总理大臣原敬被刺身亡，国内局势空前紧张。本来兴高采烈的冈村等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弄得一时摸不着头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漂泊在茫茫海上，欲知其归国情形如何，且听下章分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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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仕途几折

    政局动荡民众怨，裁军声势难抵挡；

    天灾同临降，索性赴任领事馆。

    话说日本国内这次政局动荡，颇有一番来历背景。还是在1918年9月，寺内正毅在“米骚动”冲击下被迫下台，接替他的是由政友会总裁原敬组织的新内阁。原敬主张实行政党政治，他的内阁因而是个较为正式的政党内阁。原敬本人亦与历任首相不同，没有华族爵位，故被称为“平民宰相”。

    原敬上台后，为了缓和中小资产阶级和普通国民的不满，积极推行以“奖励实业”、“改良教育”、“整顿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执政纲领，其内阁又因而被称为“实业内阁”。1919年3月，原敬在第41届议会上提出的修改选举法案得到通过，改大选区制为小选区制，并降低选民纳税额（由纳税10日元降至3日元）的资格限制，使日本选民人数由150万增加到330万左右。1919年8月，原敬内阁将朝鲜等殖民地长官，由武官专任制改变为文武官员均可担任制。1921年在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出席华盛顿会议期间，原敬破例地自兼“海军大臣事务监理”，开文官管理军部工作之先例。后来又利用民众对藩阀、官僚、军阀的不满情绪，推行了一些旨在削弱这些人势力的“改革”，以调解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因此，原敬被军部的一些极端势力视为眼中钉，在他们的鼓动策划下，1921年11月4日晚7时，原敬在东京火车站被一右翼青年刺杀。

    原敬被害事件，引起了全国民众对军部势力的强烈愤慨，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和演讲会，险些酿成一场大规模的骚乱。多亏天皇和元老决定仍由政友会成员高桥出任首相，并仍实行政党内阁，局势才多少有些缓和。就是在国内的这种情势下，载着冈村一行的“佐渡丸”从马赛港出发，跨越地中海和印度洋，经过50多天的海浪颠簸，于1922年1月4日驶进了横滨港。

    归国后，冈村宁次被调任到驻扎在小仓的步兵第14联队，职务是少佐大队长。

    小仓位于北九州，与本州、九州各地通向朝鲜、中国东北必经之路的门司相连接，对于研究中国问题，来往于两国之间的人来说，此处无疑是个方便之地。所以，冈村来小仓后，除了作为大队长要处理本职工作外，他得空儿就到门司找常去中国的人交谈，念念不忘了解和收集中国的情况。

    这次到部队任职，冈村把家属也带来了。理枝自打和他结婚后，冈村不是住“陆大”深造不得经常回家，就是在中国青岛、北京等地一呆就是4年多，要么就是赴欧美考察游历，所以嫁给他这11年，多半时间是独守空房。这次是冈村一家难得的一次大团圆。

    不久，在国际裁军呼声和英美法等列强的压力下，日本被迫一反不断扩张军备的做法，宣布为协调外交，准备“裁减军备”。1922年8月开始的这次裁军，日本根据华盛顿会议精神，须裁减主力舰14艘和7500名海军官兵；陆军也将裁减5.6万名官兵和1.3万匹军马。

    冈村宁次所在的步兵第14联队，属于陆军第12师团。根据军部的安排，整个师团将要有2054名官兵被裁减。到底谁被精简，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但冈村知道他有陆军各级军校毕业的学历，又参过战、到过中国、考察游历过欧美，平日上下级关系又处理得好，像他这样的“人才”是不会被裁减掉的。果然，正当联队其他军官为精简而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甚至已接到退役命令，打点行装准备离营时，大正12年（1923年）3月8日，冈村反而接到了重返参谋本部任职的调令。

    冈村有一套笼络人的手腕，也理解那些本来立志“为国捐躯”，此刻又将要离营的退役军官的心情。所以，他亲自到联队所有军官家去告别，对共事期间的合作与关照表示谢意，连这些人的家属也不忘记打个招呼。临别的最后一天晚上，他还自掏腰包在饭店里搞了一次告别宴会，邀请所有少尉以上军官参加。由于冈村在人们眼里是个不摆架子、体恤下级的大队长，所以不但所有军官都应邀前来，连一些干会计、粮草军械之类工作的军佐人员也都来了。众食客在杯光盅影中，祝贺冈村宁次少佐再次返东京总部机关任职。他也禁不住引发了诗兴，随即赋诗一首：

    鸿雁东去，

    带着那筑柴（筑柴——驻防地九州的地名）

    梅花的幽香。

    冈村这次回参谋本部工作，被安排在第2部第6课的中国班。

    当时，日军参谋本部的参谋总长是河合操大将，次长是武藤信义中将。本部下设5个部和11个课，具体机构为：总务部（主管庶务和动员工作），第1部（作战），第2部（情报），第3部（交通、通讯），第4部（战史）。第2部分若干课，如第5课负责欧美，任务是收集苏俄、美国以及其他欧洲先进国家的军事情报；冈村分在的第6课，下设中国班与兵力部署资料班，主要任务是联络当时中国各派军阀并收集其情报，同时还收集对方兵力部署资料。

    与那些举止潇洒的外交官、彬彬有礼的驻欧美武官不同，这个课的人员要求具备作战情报、现地谍报和实干应变的素质。该课在日军内部被称作“中国店”，其人员被视为“中国通”，是一个擅长于智谋权术的精干集体。

    第6课的课长是日下操大佐，中国班的编制为9人。其中，班长是佐藤三郎中佐，副班长是冈村宁次少佐。班员中有土肥原贤二少佐、坂垣征四郎少佐、岩松义雄少佐、酒井隆大尉等。

    毫无疑问，这个编制仅为9人的集体，确实是够“精干”的，它把一个个后来为中国人民所熟知、切齿的魔鬼，几乎都猥集进去了。

    冈村自打在北京当了4年多青木顾问的副官，卸任返国后，一直被调来调去。虽然他这中间从未放弃自己要在中国“干一番事业”的志向，也一直注意了解和琢磨有关中国的情况，但毕竟有职务岗位上的限制。这次他调到第6课的中国班，对华“业务”是他的本职，不会有越俎代疱之嫌，可以一门心思放手去干。加之他又是班里的头目，手下坂垣、土肥原等入侵华的热情和劲头，哪个也不比他差，可谓兵强马壮、地利人和，正是他一展身手的时候。谁知老天不信，上苍赐给了日本一场关东大地震，上司又把这位放在哪儿都是块料的冈村少佐调走，去处理突发事件，结果险些再次夭折了他的侵华“事业”。

    大正12年（1923年）9月1日，星期六。临近中午时，冈村等人正在参谋本部开会。突然，大地隆隆作响，大楼剧烈摇晃。参谋本部的建筑非常坚固，没有被震倒，可他们到外面一看，情状十分凄惨。东京市内绝大部分民用住宅倒塌，震后随即又发生了大火，火势随着狂风蔓延到整个市区，街上到处是人们的嘶喊声。这次震级为7.9级的关东地区大地震，使东京45万户人家的房屋变成瓦砾，9万多人被倒塌的建筑物砸死或在火灾中丧生，其状惨不忍睹。

    天灾之外，还有。大地震翌日，部分绝望的日本人开始迁怒于朝鲜侨民，他们认为震后大火是不甘亡国的朝鲜人所纵放，以便趁火打劫。于是，东京市民自行武装，封锁了各街道的交通，到处捕杀朝鲜人。世田谷附近的市民甚至还涌至该地炮兵旅团驻地，要求旅团长向市内朝鲜人聚居的街道开炮。一时间，大批无辜的朝鲜人陈尸于东京的大街小巷。

    9月3日，日本政府为抗震救灾和维持秩序，下令成立关东戒严司令部，任命福田雅太郎大将为戒严司令官，阿部信少将为参谋长。8月份刚晋升为中佐的冈村宁次，也被从第6课中国班调来任该司令部宣传情报部主任。他的任务是负责戒严期间的新闻检查，并且向报界传达军方的意见。

    虽然冈村的家也被严重震损，但他颇能“公而忘私”，拼命地工作，其精神和高效率深得福田雅太郎的赏识，想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冈村闻知后，生怕自己回不去中国班，便赶紧托人找参谋次长武藤信义去说项。没等“抗震救灾”和戒严司令部的工作结束，就匆匆返回了中国班。

    回来后，冈村转念一想，福田雅太郎身为大将，自己仅是一个小小的中佐，他要再动念头调自己，军令如山倒，自己是顶不过去的，莫如现在就找个机会到中国去，免得自己久有的凌云壮志夭折在他的手里。这时候，恰巧驻北京公使馆副武官林弥三吉给部里寄来了工作汇报，从中得知上海领事馆武官的工作很不得力，于是，他跑到第2部头目那里频频活动，终于得到了参谋本部“上海驻在武官”的调令。

    到中国任职的目的，终于如愿以偿。而且，这时关东大地震余尘未消，东京尚满目疮痍；相比之下，中国虽贫穷落后，但有着“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租界区却繁华、舒适多了。想到这些，冈村宁次自然格外高兴，劲头十足地开始了赴任前的准备。

    他先将自己平常收集到的中国资料整理、装点好，然后又分别拜访了部里和课里的上司、同事，感谢他们平时的关照，并希望他们对自己今后的工作给予支持。繁忙之余，一个难题缠绕于他的心头：是单身赴任呢？还是携家属一起去呢？

    按规定，他的级别可以携家眷赴任。但妻子理枝才做过腹部手术不久，健康状况一直不太好，长子忠正刚好小学毕业要升中学，老二武正也不愿离开祖母。可是，这一去不知几年，抛下妻儿又不放心，再说大地震后各方面还未恢复正常，生活物资供应紧张，国内中下级军官家属的日子也好不了多少。冈村宁次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决定带全家一起去上海赴任。至于他全家到上海的第2年，11岁的次子武正便因染上猩红热而命归西天，则是冈村始料未及而痛侮不已的。这是后话。

    1924年1月2日上午9时，冈村一家乘坐“长崎丸”离开了长崎。码头上，只有少年时的好友黑木亲庆带着3个女孩来送行，显得很冷清。

    出航的汽笛鸣响了，“长崎丸”在播放的惜别乐曲声中徐徐离岸。冈村和黑木彼此挥手告别，直到看不见为止。此时此景，使冈村心中不免有一种悲哀之情，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黑木不愧是自己忠实的朋友，正因为是海港上的别离，印象极深。”

    入夜，东海上波涛汹涌，“长崎丸”剧烈地摇晃。妻儿们早就因晕船而躺下睡了，冈村宁次却怎么也睡不着，他扶着舷栏杆点燃一支香烟，凶悍的目光凝视着浩瀚大海的远方深处，盘算着赴任后的工作。欲知他下一步情形如何，且看下章分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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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谍报武官

    特务伎俩颇干练，左右开弓才能展；

    全神贯注于“事业”，痛失幼子心愧惭。

    话说“长崎丸”于工月3日晚抵达上海，冈村一家先被领事馆安排在办公楼内暂住，一周后，搬到施高塔路千爱里41号新居。千爱里，是日本东亚兴业公司出资在上海兴建并经营租赁的日本人居民小区，建筑结构和内部设备都很新颖。而且，这里与日本人和上层中国人经常光顾的、位于四川北路著名的内山书店距离很近，步行仅需10来分钟。对这一切，冈村表示“很满意”。

    时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矢田七太郎，是个脾气随和的外务省官员。冈村名义上归他领导，但矢田知道由军方派来从事秘密工作的冈村宁次，直接受控于参谋本部，所以当冈村礼节性拜访他时，他倒也知趣，寒暄客套一番便不再具体过问什么。

    在冈村抵上海之前，领事馆与国内的通讯联系，一直租用1871年由丹麦公司铺设的上海至长崎的海底电缆，无线电通讯还未安装。一般新闻稿主要靠每周往返一次的“长崎丸”和“上海丸”捎递。冈村来了以后不久，便在馆内“无忧国”的一间大厅里设了座大型无线电收发报机，安装了室内天线，以便接收国内指示和截获西方国家的新闻。他的谍报业务是高效率的，获得的重要消息，除立即发往参谋本部外，还往往在总领事、陆海军武官、三井商社和横滨正金银行分支机构负责人上班之前，就分送到他们的办公室里，深得他们的感激与佩服。

    上任伊始的冈村宁次，还对其前任小林谍报武官留下的烂摊子进行了“清理整顿”。到达上海的当天，他就从土肥原那里听说了在这里工作的人的详情，很是气愤。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同僚中，包括驻北京的河本、驻上海的小林等等，工作未如人意，而对金钱太不节制。动用公款等事，听后很不愉快。”过了几天，他又查出前任驻上海武官，向中国人借钱花等不体面的事，很生气。不过，因小林和他是同级，现又调离走了，冈村不好施威，便只好把一年前由第6课中国班来这里工作的老部下酒井隆大尉叫来训斥了一番。

    冈村的日记中记载：“来上海工作不久，针对这里的混乱状态，我把酒井大尉叫来问个究竟。对他缺乏信念、以情代义、胡乱花钱的事，我很不满意。但是，一想到他也是我的同僚，开导他、教育他是我的责任。而且，假如把这事捅出去，对酒井的前途不利，也会成为中国班整体的耻辱，所以我希望他能知错就改。”酒井后来在日本军队中，曾官至陆军中将，要不是颇有领导“风度”的冈村这次网开一面，恐怕肩佩大尉军衔时就已被打发回家再谋营生了。

    对小林任上的工作开展情况，冈村不便说三道四，唯有在财务上，作为继任者他倒可以“坚持原则”。训斥完酒井，冈村“以沉痛的心情给我的前任小林写信，要求他一定要以自己存款的一部分去弥补公款的亏损，信的语气很强硬”，并以报告参谋本部相威胁。结果，小林只好乖乖地偿还了本属秘密经费项下的欠款，为顾及日本军人的“体面”，还忍痛掏腰包还了从一些中国绅商那里借来的钱。

    经过冈村宁次的一番“治理整顿”，领事馆武官处的工作步入了正轨。接着，他开始物色、选择自己的情报员。这一时期，冈村建立了自己的情报员队伍，其中最重要的是代号为“k”的双重间谍。该人经常出现于他的日记里。

    “k”本名叫吉原源太郎，是日共党员，也是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情报人员。数年前，吉原向日本军方和警视厅坦白了自己的身分，并表示愿为他们效劳，而共产国际对他的变节一无所知，仍然信任他。其实，吉原在加入日共之前，就是日本民间侵略势力团体“黑龙会”的成员。他虽然不赞成政府的对内政策，思想左倾。但赞成日本对外的侵略扩张方针，冈村正是利用这一点，求同存异将他拉进自己的谍报队伍。

    当时，日本派赴上海的特工人员和机构，除收集中国情报外，另一个主要工作是针对朝鲜的独立运动。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后，大批不甘做亡国奴的朝鲜爱国志士纷纷来到中国，其中独立运动的主要领袖人物多集中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区。他们在中国有关当局的同情和暗助下，并利用西方国家与日本的矛盾，在公共租界区建立了领导独立运动的总部机关，后来甚至还成立了流亡的韩国临时政府，李承晚等人在此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今韩国的政界要人访华去上海时，总要到他们的流亡临时政府遗址处凭吊一番，追思其先烈业绩，感谢中国人民对朝鲜独立运动的同情和帮助。

    由于共产理想犹存，吉原对向日本军方提供有关苏联、共产国际和的内部情报，尚不算积极。冈村倒也不强其所难，通过他主要是对付在沪的朝鲜独立运动总部。在冈村的谋划指挥和资金保障下，吉原成功地打入该总部，将其内部情报源源不断地报告给冈村。并且，通过施离间计，使在沪的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产生了分袭，或趋附英美，或靠拢共产国际，这实际上削弱了他们团结统一争取独立的力量。这两部分人在二战结束后，一部以李承晚为领袖，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了大韩民国；一部早已转道东北坚持武装斗争，并跟随金日成将军回国，在北方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时隔半个世纪，朝鲜民族至今没有统一，分裂的种子其实在它争取独立解放的过程中就已埋下。造成朝鲜半岛之分裂虽然有种种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历史的偶然性中总有人为的因素，毫无疑问，在日本殖民侵略总方针指导下，冈村等人于20年代中期在沪“卓有成效”的卑鄙间谍活动，也是他们对朝鲜分裂现状形成的一份历史“贡献”。

    当时在华的朝鲜独立运动，有号称“义烈团”的武装激进组织，专以破坏日资企业、暗杀驻华或访华的日本军政要人为职志。在吉原的内应下，冈村还率日特成功地阻止了几起义烈团针对来沪访问的日本皇族、军政首脑和议员的暗杀行动，保证了他们的安全，使这些人包藏祸心的“访问”，得以顺利实现。

    在冈村宁次到上海赴任前，日军参谋本部还交给他进行长江流域作战实地研究的任务。其中课题的重点，是考察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与日本陆、海军协同登陆作战问题。上任的第3个月，由他做东道主并负责筹备，日军参谋本部在上海召开了长江下游作战计划会议，专程由日本赶来的本部负责作战的高级官员，听取了冈村的实地考察报告。这些大小战争贩子们一致认为，由于上海扼守长江口，又是远东著名的国际商港，日本在时机成熟时必须出兵上海，以此来试探中国方面的抗战决心和欧美列强的态度。后来日军果然就是按这种谋略制造了“一二八”上海事变，这是后话。

    就在冈村来华上任的这年5月，日本国内的宪政会、政友会和革新俱乐部结成“护宪三派”，并在选举中获胜。接着，1924年6月11日，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相的三党联合内阁成立。加藤的连襟、三菱财阀岩崎弥之助的女婿币原喜重郎男爵出任外相。从此，“币原外交”开始。

    币原深感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在外交上陷于孤立。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反日运动迭起。要改变这种尴尬的处境，必须改变外交形象。他在第49届议会上提出了所谓新的对华方针“四原财”：第1，不干涉中国内政；第2，维护日本“合理”的权益；第3，对中国的现状抱同情和宽容的态度；第4，两国共存共荣，实行经济合作。这样，币原给日本对华政策涂抹上一层浓浓的“睦邻外交”的色彩。

    日本果真要对中国实行睦邻政策吗？实际上，加藤内阁并没有放弃对华侵略政策，“币原外交”的对华“四原则”仅仅是策略手段上的变更，它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盛顿体系”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行大陆政策服务的。日本统治集团对华政策的目标依然是：继续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鼓励日本垄断资本向长江流域实行经济扩张。对于中国南方因孙中山在人的推动下实行国共合作而出现的革命形势，则持“静观”态度。

    币原揭示的新的对华政策是打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招牌，推行以经济侵略为主，武力威慑为辅的方针。

    日本军方对“币原外交”并不满意，他们主张积极地涉足中国内政，而不顾及什么遮掩和招牌。以陆相宇垣一成和参谋总长上原勇为代表的军部，主张颠覆曹锟、吴佩孚直系势力，在北京建立一个亲日的中央政府，从而排斥英美在华势力，大力推行既定的大陆政策。在军部与政府在对华问题上的微妙矛盾中，冈村起初态度骑墙，后来则坚决站在军部一边，主张以强硬手段积极干涉中国内政。

    他在上海领事馆工作期间，当地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五卅运动。在日本勾结中国亲日派军阀破坏和镇压这场运动的过程中，冈村宁次充当了重要角色。

    加藤内阁上台后，外相币原认为，在中国民族主义抬头的情况下，日本要保持和发展在华权益，主要应依靠经济手段。他绘制的蓝图是，工业化的日本要确保中国和远东其他国家成为自己的输出市场。日本与中国邻近，日本货物工资成本低，运输费用省，在同欧美商业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只要日本在中国享受现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对中国扩大贸易和投资，将能在与列强争夺远东中再获优势。同时，由于1920年以来慢性经济萧条带来的产业萎缩、连年入超、黄金储备趋于枯竭以及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巨大损失，日本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加藤内阁将“振兴对外贸易，增加海外投资，改善国际信贷关系”列为“眼下最大的紧急任务”。币原认为大力向中国进行经济扩张是实现这一任务的捷径。

    20年代上半期，日本经济侵略除以东北为重点外，在长江流域是以上海的纺织工业为重点。由于日本纺织业资本的不断扩张，到1925年，也就是冈村宁次来沪一年后五卅运动爆发的这一年，日本在上海的纱厂拥有纱锭99．8万枚，占该市纱锭总数的52％。日本资本家把明治以来国内采取的低工资、高工时的剥削手段搬到了中国。他们残酷地压榨中国工人，以牟取超额利润。在上海的日本纺织厂，工人每日劳动很少低于工2个小时，仅得工资4．5角左右，不到日本国内纺织工人工资的1／3。此外，他们仰仗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对工人实行搜身，动辄殴打、无故开除，其压迫和凌辱为世所罕见。

    当时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压迫、打倒军阀为斗争纲领的中国，在国共合作后中国大革命蓬勃兴起的新形势下，大力开展工人运动。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本纱厂的4万工人在领导下奋起罢工。这给日本资本家以沉重的打击。据日方披露的资料，仅上海内外棉纱厂所属11个厂损失就达150万日元以上。日本资本家被迫答应了中国工人的要求。

    日本政府认为，驻上海总领事和武官等所属人员，负有保护日本侨民“合法权益”的职责，训令他们参加对上海工人运动的破坏。其实，在国内训令未到之前，冈村就已率日特开始行动了。这位谍报高手在“二月罢工”期间多方窥探消息，向国内报告：上海罢工系“受外界煽动而起”，煽动者是“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这次罢工“带有反帝和排日的色彩”，“不能视为单纯的劳资纠纷”。根据冈村等人对工潮性质的这一现地判断，2月20日，币原在日贵族院宣布：上海罢工“已逐渐变为暴动”，侵害了日本的“正当权利”。加藤内阁决定采取强硬方针：日本各厂不单独妥协；“劝告”中国政府制定取缔罢工的法令；不承认工会；对煽动罢工的“不良分子”应予肃清；如果工潮扩大到其他外国工厂，日本与各有关国家共同对付。立即训令驻华使领遵照执行。

    5月7日，上海日本纺织同业公会决定不承认工会，并要求租界和中国当局不承认工会。15日，又公然制造了杀害工人顾正红的事件，这一天，上海日本内外棉12厂声称“无纱”，拒绝工人进厂。工会活动分子顾正红带领工人涌入厂内，日本大班川村对顾连许数枪，顾正红伤重身死，同时受伤者达13人。

    事件发生后，冈村宁次预感到事态将要扩大，遂建议总领事矢田与英国领事会商，筹划共同防范和镇压“骚乱”的策略。狡猾的冈村深知，在上海的外国投资中数英国人最多，建议利用英同人最惧怕该地工人闹事的心理，让英国人出面打头阵，这样就会使群众的反日情绪转移到反英方面来。英国佬果然中计，他们卖力地镇压本来由反日引起的这次工潮。5月30日，英国巡捕枪击中国示威民众，南京路上血迹斑斑，示威者死伤数十名，造成了举世震惊的“五卅惨案”。6月23日，英国人又愚蠢地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使中国民众的反帝矛头一下子集中于英国。而在这时候，日本却没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气，没替英国伦分忧解围，由冈村领导的特务机构甚至还秘密拨款，资助“沙基惨案”后成立的一些罢工组织。

    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是由日本纱厂引发而扩大的，日本如率先采取强硬手段结果将不妙，所以，矢田总领事一面向上海地方政府提供冈村等人搞到的“煽动活动”的情报，一面用“单独解决上海罢工”的策略，谋求日本尽先脱身。

    7月16日，矢田总领事在冈村宁次等领馆官员的协助下，开始与中方交涉解决日厂工潮案。经过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的居间调解，8月12日达成协议：日厂将承认遵照北京政府颁布的工会条例而组织的工会；不发在罢工期间的工资，对“善良职工”由厂方“酌予补助”；日本人平时在工厂内不携带武器；不无故开除工人。据此协议，日本纱厂“补助”工人罢工损失10万元，对死伤者赔偿1万元，撤换日员2人。25日，日本纱厂宣告复工。日本以经济上的些许让步换得了政治上先行脱身。而在6月23日“沙基惨案”后，华南等地则掀起大规模抵制英国的运动，禁止英货进口，于是，刚摆脱困境的日本便乘虚而入，着力夺取英国的传统市场。1925年下半年日货大量运销华南地区。结果，1925年度日本对华出口总额，非但没有受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而跌落，反而较上一年增长了12％。

    冈村在瓦解和破坏五卅运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出色”的情报、谋略及交涉协调能力，给参谋本部和外务省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深得他们的赏识。所以，后来遇到像谈判塘沽协定。上海事变停战协定之类的军事外交问题，月本军部总是指定他来主持。这位谈判高手，为了日本的侵华权益，极尽狡诈诡计、威逼利诱之手段，确实从未做过赔本的买卖。

    除北京使馆外，上海领事馆是当时日本驻中国各大城市诸多领事馆中，最大和最重要的一个。作为领事馆内专门负责谍报工作的武官，冈村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搜集中国南方的地理资料，以备日军将来侵华作战时使用。对军部的这项任务，他时刻铭记在心，伺机下手。

    当时中国的分区军用地图，大多是昔日到日本留学军事的学生，在陆地测量部学成归国后测绘的，绘图方式与日本完全相同。不过中国各地军阀都极珍视各自区域内的军用地图，按极密文件保管，外人极难获得。冈村宁次在上海领事馆任职期间，曾接受其学生孙传芳的聘请，兼任过孙的军事顾问。孙传芳对他的这位日本“老师”也是抱着内外有别的态度，冈村曾抱怨：“尽管我在孙传芳阵营内受到敬重、信赖，向我咨询作战事宜，可军用地图却从来未给过我。”

    但是，冈村宁次心里明白，下手的机会总是有的。

    一次是1925年5月，冈村派日特永见少佐去苏州出差，水见从当地军阀那里，以欺骗的手段弄得一份江浙一带二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然后请在沪开设照相馆的町田老板拍照下来。

    另一次是北伐军进攻南昌时，冈村宁次顺手牵羊亲自扒窃走的。对此，他倒也贼不避讳：“我从少壮时代经常驻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搜集军事要地的资料，但得到地图却很不容易。1926年秋，蒋介石率军北上，孙传芳在九江、南昌地区布防迎击。作为孙的顾问，有一天我去最前线的南昌，当地的指挥官把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全部借给我，委托我制定作战指导方针、计划。我按其要求提出了计划方案，却把地图径直带回到九江的司令部。不久，孙传芳军节节败退，最后设在江面船上的司令部竞遭集中火力射击。孙传芳束手无策，决定启锚顺流而逃。这时有位头脑冷静的人说，冈村老师赶紧雇条小船躲到日本军舰上去。于是，我雇了条小船。让它靠在为保护九江租界日本人而停泊在江上的第一派出舰队的旗舰‘安宅’号旁。哨兵见我穿的是中国服装，心中起疑，拒绝让我上舰。好歹让他找来近藤参谋，这才由近藤参谋放下软梯将我收留。仓促间，我丢弃了所有行李，却未忘记带上这套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所幸未被察觉。”

    冈村宁次后来回国后，把搞到的这些地图交给参谋本部，“曾获得数额颇大的秘密赏金”。中日战争爆发后，“武汉作战时所用的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大部分是我冈村秘密搞到的”；他的参谋长宫崎周一甚至奉承说：“武汉作战和中国大陆各次重要作战，多亏有这份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

    大概是由于清末留学日本的那帮测绘生手艺还不大精。或许是老天的故意捉弄，冈村他们做贼搞来的这些地图错误较多，以至侵华作战时，冈村“在前线到处都可听到对地图的批评，每当此时，我心里暗自不平：真不知此图得来不易！”在冈村领导下，当时负责具体作战部署的宫崎更是深受其苛，也不得不指出上司年轻时搞来的这些破烂地图，“由于局部（特别是距主要道路较远地区）不够精确，也曾为作战带来一些差错。在襄东作战的北部地区，曾发现有很大出入，大概是因忽略细微测量所致”。

    其实，这些含误的军用地图，给日军后来带来的不止是宫崎轻描淡写的“一些差错”，而是武汉会战中几乎整整1个师团的覆灭。不过，30年代的日本大小特务，还赶不上冈村他们那一代的扒窃本领，也没有这个机会，新版的国民党军队更详细的军用地图弄不来，也只能拿这些中国旧军阀混战时期的军用地图凑合着用。这是后话。

    冈村在谍报武官的任上，干得风风火火颇有“实绩”，为大日本帝国的侵华事业效了大马之力。可是，也许是上苍的报应。这期间他的家庭却屡遭不幸。

    武正是他的次子，生得聪明可爱一随冈村夫妇来上海时刚满10岁。他来上海后，冈村把他送到千爱里日本人办的小学里读书，由于小脑瓜聪明，加之勤奋用功一其学习成绩在班里总是数一数二，被冈村夫妇引为骄傲。

    1925年2月初的一天，已在上海住了一年多的小武正与班里的小伙伴们一起去黄浦江外滩玩耍，晚上回到家就嚷着头疼，理枝忙把他送往医院，诊断的结果是得了猩红热。因为是烈性传染病，医院不收住院，理枝只好将儿子带回家来。

    2月15日，武正在家发烧到40度，理枝想请大大来，但人家一听是猩红热都不肯来。祸不单行，偏偏这时候14岁的老大忠正又病倒了。理枝看着这两个病儿，多么希望丈夫在家帮她一把，可冈村干什么去了呢？

    这时候，上海日本纱厂的“二月罢工”已经开始，并有蔓延之势，作为领事馆的情报官员，冈村要协助总领事去全力对付。等到17号晨冈村匆匆由领事馆赶回千爱里，武正已气息奄奄，勉强睁开双眼望了一下爹妈。便死去了。

    理枝恸哭不止。面对11岁儿子的死去，冈村宁次与其说是悲伤，倒不如说因内疚痛悔而发呆。他自愧因忙于“公务”，没有照顾好孩子，后悔当初不该带他们到中国来。妻儿跟着他为了天皇的“宏业”。已经搭进了一条小性命，下一个该是准呢？

    理枝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失子的悲痛使她很快病倒了。冈村想，自己在上海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不能受病妻的拖累，因而决定送她回东京治疗。

    8月9日，理枝携老大忠正启程回国。上海汇山码头上，冈村和理枝依依惜别、互道珍重。理枝随丈夫来上海才一年多，就失去一个儿子，现在又留下丈夫，带着病弱的身体回国，心里颇不是滋味。对她来说，大上海，这个她丈夫着魔于“事业”的地方，是个多么可怕的城市，她再也不想来这儿了。

    还是那艘班轮“长崎丸”，载着返回日本的旅客缓缓离岸。理枝回眸望了一眼陆岸，这是她对中国大上海的最后一瞥。

    送走了理枝和忠正，冈村回到千爱里收拾行李。他觉得千爱里41号太不吉利了，是个“凶宅”，他决定退租搬家。经过矢田总领事的帮忙，他在东和会馆找到了一套上好的居室，便请石田帮他把家安顿在那里。

    石田是谁呢？为什么经常出现在冈村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呢？

    石田是位颇有几分姿色的日本女子，她是冈村来上海后出入于日本俱乐部时认识的交际花。冈村此人虽外表道貌岸然，实则七情六欲一项不少，他自结识石田后，公务之余常背着妻子与之幽会偷情。这次送走了理枝，两人索性搬到东和会馆同居，做一对露水夫妻贪欢求爱。石田确爱冈村，不久当冈村返回日本后，她又追回国内，并等待了10多年，结果却是有情人终未成眷，其中缘故，后面自有交待。

    将病妻送走，身边又有石田陪伴，冈村的谍报工作干的更起劲了。这期间，他不但频频给国内发回大量情报，而且还结识了一批各派头面人物，了解和掌握了他们的政治倾向，并开始与国民党方面打交道。因为根据国内的指示和他本人的判断，旧军阀在中国的统治行将过去，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将要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唱主角，日本必须未雨绸缎做好准备。可惜时乖命蹇，家庭的又一次不幸降临在他的头上，再次中断了他在中国干的正欢的“事业”。

    1926年元旦刚过，冈村收到东京发来的“妻子病情恶化”的电报。新年伊始便接到这一消息，他感到很扫兴。冈村喜新但不厌旧。对发妻理枝还是很有感情的。他知道丧子的悲痛对多病的理枝来说，犹如雪上加霜。理枝回国医病，他没有去陪伴，妻子没有怨言，反而从东京转到条件不太好的长崎住院，为的是万一冈村腾出空去看她时，上海离长崎最近日有直航班轮的便利。一想到妻子的贤惠和处处为丈夫着想，冈村就深感内疚，祈盼理枝的病体早日康复。

    但人寿天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1月7日，冈衬托付在长崎照顾理枝的朋友三菱，打来加急电：“理枝病危，盼你速归。”来电等于告诉了理枝的死期，冈村在这天日记里不禁绝望：“我死心了，知道理枝没有指望了。”5天后，他仍是搭乘那艘“长崎丸”班轮离沪去长崎。欲知冈村回去后情形如何，且听下章分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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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转调新任

    时乖命蹇成鳏夫，言称独身恋情妇；

    多方活动把兵带，济南日军添后补。

    话说冈村经过一天半的海上颠簸，于1月13日到达了长崎。下船后，匆匆与迎候在码头上的朋友打了个招呼，便拖着疲倦的身体，立即赶往医院。

    理枝患的是肺原性心脏病，这时已陷入昏迷状态。冈村来到病房，看了看陪伴在妈妈身边的老大忠正，又望了望病危中的妻子，心里好一阵酸楚：她已经失去了意识，不能和自己相认了。

    冈村在理枝病床边，连续守护了2个星期，他要补偿这多年来欠下妻子的情份。27日傍晚时分，理枝似要从昏睡中醒来，动了动嘴，于是冈村忙喊她的名字，但她重又昏迷了过去。7点多钟，冈村到借住的朋友家去吃晚饭，医院来电话说理枝要冈村来一下，冈村想刚离开医院时大夫说不会有什么大变化，不必担心。所以，他接到电话后没有立即去医院。

    这些天，他实在太累了，晚饭后他要睡一会儿。到了半夜，急促的电话铃声把他叫到了医院，可是已经晚矣，理枝刚刚咽了气。这年她才35岁。

    冈村这时想起7点多钟医院来的电话，理枝当时是临终前的回光返照，用尽最后一点力气从昏迷中醒来，想让丈夫去看她。冈村后悔那时为什么没有马上来一下呢？这10几天直到最后，冈村没能同妻子说上一句话，连她弥留之际，也偏偏那么一会儿没有守候在她身边。对这一点，他在日记里，多次袒露了终身悔恨之意。

    理枝的遗体在长崎当地火化后，冈村抱着妻子的骨灰回到了东京。2月4日，在青山长安寺为理枝举行了正式葬礼。冈村的军政界朋友、同僚及亲属共120多人参加，参谋总长河合操大将也派人送来了花篮。葬礼是盛大的。

    悲伤的冈村安葬完理枝，“决定今后不再娶妻了，这既是为了事业，为了独子忠正，也是为了亡妻的在天之灵”。冈村下决心不再结婚，免除一切后顾之忧，主要是为了能够专心从事军职。军人的家庭往往要夫妻两地分居，妻子须独自操劳家务、抚育子女，这就需要有健康的身体。然而，冈村摊上的妻子理枝，却不幸体弱多病。他曾为了不把全部家务推给理枝一人，才把全家带到了上海，未料却导致了武正之死并加重了理枝的病情。如果再娶妻，他考虑过石田，但那个女人能做个令人愉悦的情人，却不一定做得好忠正的继母，如果再使这棵独苗遇到什么不幸，那就更对个起已故的理枝了。

    尔后，冈村果真过了12年的鳏夫生活。

    理枝死后，冈村又回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就被调回国内任步兵第1联队队副。这次调他回国，上司们也是一番好意，考虑到他在国外已经死了一个孩子，妻子又撇下十四五岁的忠正病故，家中年近七旬的老母阿定拉扯着这个孩子，也确实需要他回来照顾；而且联队的队副乃是一种闲职，负的责任比驻外武官要轻，工作压力也不大，让他干这份差事可以抽出时间和精力照顾一下老母和孩子。

    1927年初，冈村宁次正式调回了国内。3月，他去联队报到并工作了一段时间；5月初，冈村平生第一次向上级请假，他要利用休假期间撰写在中国任职3年的报告，顺便也暂时休整一下自己疲惫的身心。

    上级理所当然地答应了。于是，他与从上海追来的石田一起离开了东京。一贯注意自己形象的冈村，不愿让人知道他跟石田的特殊关系，他要避人耳目，带石田到内地度过一段不受他人干扰的情侣生活，并且自认为这将为亡妻所允许。

    5月8日上午，他携石田乘火车来到了京都，先在木屋街的榊屋旅馆放下行李、吃罢午饭，下午便去清水寺、丹山公园游览。石田生在一个很早就移居中国的日本侨民家庭，没怎么回过日本，京都也是她头一次来，冈村给他的小情人当导游既有乐趣，又有回报，其当天的日记里记载下“晚餐后早寝”之类的淫词浪语。

    他们在京都玩了两大、又一起去了伊豆。冈村在日记里对伊豆之行赞不绝口：“从修善寺车站乘汽车至汤岛的落合楼投宿，溪流潺潺，新绿郁郁，浴室和房间小巧艳丽。”他俩对落合楼，“印象尤为良好”，来到这里“心情格外舒畅，立即入浴了”。

    这对野鸳鸯在落合楼里住了整整一周，男欢女爱之余，冈村计始着手撰写他在中国的任职报告，报告的开头部分“孙传芳派的思想考察”，就是在这里脱稿的。之后，他们离开伊豆，去伊东一带游玩，至月底才返回东京。

    石田在东京没有亲戚，冈村又不敢把这个身世不白的女人带回家，一怕母亲阿定发脾气，二怕在儿子忠正面前影响为父的“形象”，只好借屋藏娇把她安顿在新桥旅馆里。后来，由于在熟人面前也难于启齿跟她的关系，索性为她在大阪的兵工厂里找一份职员工作，他自己常借些“出差”的名义，从东京溜到那儿去幽会偷情。

    不久，夏季来临了。冈村自1923年8月晋级为中佐，到这时已快整整4年了，他该晋升了。

    日军不定期的人事调配和晋级是在每年的夏季，与其他国家一样，日军军官的职衔每隔一定年限，经考核合格都可获得正常的逐级晋升。军队中的职务和军衔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譬如副团长有的是少校，资历年限够的也可以是中校，但副团长如果没有当上正团长、则无论他佩带中校肩章的时间有多长，也晋升不到上校。冈村按年限应于这年8月晋级为大佐（日军的佐级。即校级；因它没有上尉、上佐、上将之称谓，所以其大尉、大佐、大将，即分别相当于别队的上尉、上校、上将），而他时任副联队长的官职（即相当于副团长），最高只能是他目前的中佐军衔，要获得赶上正常晋升为大佐的机会，必须要先把职务搞上去。这时，“战友中有人替我活动当参谋本部新闻班长或去士官学校当学生队长，上级也有这个意思，因为这两个职务都是正联队长级，如担任就不致影响我中性期满晋升为大佐。对此，我既感激朋友的好意，又并不情愿，我的本意是想当能实际带兵的联队长”。

    冈村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坦率地告诉了负责佐级军官任免调配的阿南惟几，阿南答应考虑他的愿望。7月份，日军定期人事调整开始；8月15日，冈村宁次果然接到了担任陆军13师团第6联队联队长的任命，军衔也被同时晋升为大佐。

    对于立志“皇军事业”出身于步兵科的军官，谁都希望能在野战部队中当个独当一面的主官。特别是冈村，自步入军旅至今，大多数时间是当参谋、副官、机关部门负责人、谍报武官之类的职务，所以这次人事调整前夕，他宁愿不提升职衔，也不想再干新闻班长等幕僚性质的工作，一心只希望能当上联队长。如今愿望实现了，冈村自然兴高采烈。不过，他这次当联队长的时间仍不太长，才干了一年半，便又被调回参谋本部工作。这是后话。

    步兵第6联队，当时驻扎在名古屋，是个在日军中有着“光荣”传统的老部队。它组建于明治维新时期的西南战争中，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对苏联的武装干涉，曾为日本帝国的利益东打西杀，战功赫赫。日军首脑把冈村放在这样一支精锐联队里做主官，表明了对他的器重。

    但他任职初期，由于带兵经验生疏，“联队长当得并不轻松”。一些长期在基层摸爬滚打的属下军官，内心不大服气他们这位新来的联队长。为了宠络住部下，冈村经常利用节假日走访官兵的家庭，也慰问他们妻子的辛劳。并且通过“聚餐饮酒、无顾虑的谈话，了解到众军官皆归服，甚感愉快”。

    威信树立起来了，心情愉快的冈村整日忙于部队的日常训练，各方面工作开展得也比较顺手。这时候，他开始尝到独居的寂寞。石田虽然跑来过几次，但一见其他军官夫人们评头论足、啼啼咕咕的样子，作为一联队之长，他不敢过分造次，每次匆匆亲热后总是赶紧打发她离开联队驻地，此时的冈村“感到了鳏夫的悲哀”。

    在国内部队的职任上，他仍然时刻惦记着中国的政局发展，等待着个人再展“宏愿”的机会。白天忙碌后，一到夜深人静时，鳏居的冈村宁次常常辗转反侧，盯着中国地图彻夜难眠。

    且说1927年至1928年的中国局势，云谲波诡。1927年3月，北伐军的白崇禧等部进入上海，4月2日，蒋介石秘密召开清党会议，何应钦、李济深、白崇禧、李宗仁、陈果夫和吴稚晖等参加。蒋称，“如果不清党，国民党就要被篡夺”，北伐不能继续，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会议一致同意清党。蒋介石、陈果夫以“中监委委员吴稚晖”名义，拟制了一份《请查办函》，称“逆谋昭著”，“十万急迫”，应给以“非常之处置”。后来，这次仅有3名监委、1名候补监委（占监委总数20名的1／5）出席的会议，被称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即“清党会议”。

    4月12日凌晨，在蒋介石的部署下，杜月笙带人向上海工人纠察队各驻地发动突然袭击。归顺蒋不久的孙传芳旧部周凤歧军借口“工人内讧”，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接着，蒋军四处捕杀人，数天之内，在上海屠杀300多人，逮捕500多人，5000多人下落不明。18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布“国民政府”成立。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决定渡江北伐。他于5月12日派蒋方震赴日本，谋求田中内阁的谅解。田中悍然提出南军必须在徐州停止前进。5月16日，日本第2遣外舰队开往山东沿海。22日，南军攻克蚌埠，向徐州推进。24日，日本陆相白川义则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出兵“护侨”。27日，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决定出兵山东。次日，日天皇裕仁裁可。参谋本部命令关东军第10师团第33旅团出动。在南军打到徐州前夕，6月1日，日军在青岛登陆。7月8日，日军由青岛侵入济南。12日，田中内阁批准向青岛增兵2200名。在日本人的撑腰壮胆下，奉系张宗昌等部反扑徐州，蒋介石大败，南军退到长江以南。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实行“分共”。南京、武汉两政府合流。国民党各派倾轧，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于8月13日宣布下野。由于中国局势发生变化，日本政府于8月30日宣布从山东撤兵。9月8日，撤退完毕。

    但是，日本并没有改变其阻挠南军北伐的初衷。9月29日蒋介石访日，除拜访宋家母女，追求宋美龄外，主要目的在于谋求田中内阁对他的北伐给以支持。11月5日，田中与蒋会晤于青山私邸。田中明确地对蒋说，你应巩固长江以南地区，“可不必急于北伐”。又说：“假如长江以南不能统一，其间便会成长，即使一旦摘掉嫩芽，仍会再次发芽生叶。”田中的逻辑是：如果“中国”发展下去，势必“蔓延”日本，就会危及日本“国体。”蒋回答说，对“非清除不可”，但要求日本不要阻挠中国的统一。这次会晤双方仅就“”问题取得一致。田中所提出的“不要急于北伐”，蒋介石没有应允。11月8日，蒋介石应国民党电召离日回国。

    1928年1月7日，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统率4个集团军。4月7日，国民党中央宣布再次北伐。蒋亲自率第五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上。张宗昌抵御不力，南军于10日克台儿庄，22日打下泰安，逼近济南。

    当时日本驻济南的武官，就是那个在上海领事馆任内曾被冈村训斥过的酒井隆，他的军衔已被晋升为陆军少佐。4月16日，酒井隆将济南一带的战况详细报告给国内，同时请求出兵。陆相白川义则和参谋总长铃木庄六认为“时机适宜”，应立即出兵。19日，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派遣驻熊本的第6师团一部5000人在青岛登陆，经青岛开往胶济铁路沿线要地。实质上日军接到的是命令对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实行军事占领。为了抢先控制济南，东京命令驻天津的3个步兵中队赶赴济南。4月20日晚，该部队侵入济南。21日，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提出了严重抗议。

    30日夜，张宗昌军北逃。南军于5月1日平静地开进济南。2日上午，蒋介石进驻省督办公署。2个半小时后，日本陆军中将福田彦助率增援部队接踵而至。日军在市内设置铁丝网，堆砌沙包，构筑工事，并擅自划定东西两个“警戒区”，禁止中民通行。这样，济南出现了日本侵略军与中队对峙的局面。

    蒋介石希望日本人能够罢手。他在5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他一面电示抵日秘密联络的张群：“请以公私之关系，要求其克日撤兵。”一面通过浪人恼信夫疏通，允以负担日方军费为条件，劝侵济南日军先撤回青岛。

    可是，日军早有预谋要制造事端。5月3日早上8时，日本代理总领事西田寰一，驻济武官酒井隆和天津驻屯军小泉恭次中佐一行拜会蒋介石，声称：中队进入济南，“军纪风纪都很好，很守秩序”，我军今天就要撤离济南，特来辞行。但当他们离开总司令部不久，日本军队就发起了进攻。开始，一名徒手中国士兵途经日军擅自圈划的“警戒区”，日军将其击毙。同时，南军宣传员在街上张贴标语，日军出来干预。双方争执中，日军即开始射击。使济南商埠街头一时死伤枕藉。10点以后，日军架大炮轰击中队驻地，第40军贺耀祖部被迫还击。在交火中，1个团被日军包围缴械。下午，日军攻占邮政局、电报局。日本侨民中的“在乡军人会”成员，配合日军在街头大肆搜查、捕杀打散的中国官兵，洗劫中国商店，滥杀和平居民。在“五三”这一天，被日本侵略者野蛮屠杀的中民在1000人以上。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日军践踏国际法准则，惨杀了中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长、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3日深夜，木庭大尉率日军包围了山东交涉署，冲入搜查。蔡公时用日语抗议：“我们是外交人员，这里是非战斗单位，不许搜查。”日军将蔡捆绑起来，用刺刀逼他跪下。蔡公时不屈，日军竟割下蔡的耳鼻，剥光衣服，肆意侮辱，终将蔡公时杀害，其下属17人尽被枪杀。侵略者还毁尸灭迹，交涉署仅有1人侥幸逃出虎口。

    面对日军制造的济南惨案，蒋介石采取了退让方针。他下令中队“不准还枪”。3日深夜，蒋派高级参谋熊式辉与日军参谋长黑田周一交涉，中队主力退出济南商埠地区。

    然而，日军并不肯罢手。他们一面肆意颠倒是非，反诬中队抢劫和杀害了日本侨民，为进一步扩大侵华制造借口；一面继续向济南增兵。福田彦助中将向东京报告，诬称中国士兵抢劫了经销《满洲日报》的日本商人，日军“护卫”侨民，才引起武力冲突。酒井隆在向陆军省汇报日人死伤情况时，竟把在战火燃起之后13名日本人死亡夸大为“济南有300多名日本侨民惨遭杀害”。东京《时事新报》在头版刊登了陆军省发布的这条捏造的新闻，肆意煽动。福田向军部谎称：南军在济南附近有4万人，“对我方所怀恶意逐渐增长”。他认为：“目前正是日本对南方进行断然惩处，以进一步解决中国问题之良机。”于是，田中内阁决定从关东军抽调第28旅团增兵济南。陆军持强硬态度，参谋本部、陆军省共同拟定《对华方策》，竟然宣称：这次济南事件是“中国人日积月累轻蔑日本人心理的具体体现”。要“显示皇军的武威，使全中国感到震骇”，根除中国轻侮日本的观念，“为在整个中国发展国运奠定基础”。该《方策》的主要意图是以武力占领济南附近地区和胶济铁路沿线要隘，然后看情况再移交外交谈判。在军事参议官会议审议之后，8日，田中义一主持内阁会议，决定采纳对华方策，并增派名古屋陆军第3师团开往山东，天皇裕仁迅即裁可。

    5月9日，参谋本部向第3师团下达了动员令。13日清晨，冈村宁次手按军刀柄，向在军营里整装列队的联队官兵训话：“关于此次出征，本联队长只以一言训示：奉天皇陛下圣谕出征，是军人的荣誉，日本步兵联队虽多，但以我步兵第6联队最负盛名。让我等官兵在军旗之下驰征中国山东，去保护我日本侨民吧！”

    14日，冈村率第6联队随师团主力从字品登舰，开赴山东。可惜，等他们在青岛上岸时，济南城已被第36旅团等部队完全占领，眼看到手的“立功”机会飞掉了。

    原来，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蒋介石于当日深夜将中队主力撤走，但同时又留下两团人马意在与日军周旋。为了完全占领济南城，肃清中国留守军队，福田未等国内援兵到达，即于8日清晨7时发起了攻击。

    攻击开始时，日军首先轰击和摧毁了新城兵工厂、无影山弹药厂。接着，又野蛮炮轰内外城居民密集地区。他们以西城墙各门及其他制高点为炮兵阵地，居高临下地狂轰。城市火光冲天，居民被虐死者到处皆是。李延年、邓殷藩留守部队奋起作殊死抵抗。10日夜，蒋介石下令“迅即撤离济南城”，李、邓才率部突围，在东门外3里处遭日军伏击，除500人逃脱外，其余全部阵亡。少数未及撤退的中国官兵一直在城内抵抗到最后壮烈牺牲。11日晨，济南城完全沦陷。在3天肆虐的炮击中，济南城许多繁华市街变成一片瓦砾。日军在城内还肆意杀人抢掳，奸淫妇女。两所前方医院300名伤兵全部被日军斩杀，有700多名俘虏下落不明。据济南事件受难家属联合会调查，整个事件过程中，中民死亡6123人，伤1700多人。福田在给参谋总长的报告中写道：“随着济南城的陷落，中国方面死者不计其数……日本陆军的武威得到了充分的宣扬。”

    正是由于第3师团迟到了几天，冈村他们没赶上参与制造济南事件，战后审判战犯时，冈村宁次的辩护律师才得以振振有词，宣称他的当事人在日军制造的济南事件、南京事件等几起骇世暴行中，是所谓“清白”的。实际上，作为后援部队的第3师团各联队在青岛登陆，给直接在济南城屠杀中民的其他日军部队，起到了撑腰壮胆的作用。

    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冈村率领的第6联队驻扎在强占的一所学校内，担任师团司令部及各后勤单位的警备任务。由于济南战事平息，冈村闲来无事，整日忙于和上司、同僚拉关系，探听各方面情况。7月10日，他“接到国内铃木贞一的来信，透露我又将被调回参谋本部，担任战史课长。事出意外，使人吃惊”。12日，冈村宁次“午后拜访了三宅光治旅团长，以传闻我将被调回参谋本部为据，请求旅团长帮助推脱”。16日，他从上司那里“更加确认我已内定参谋本部课长，感到烦闷，盖因喜爱所指挥的第6联队和青岛之故。整整一天，甚觉没趣”。

    其实，早在济南事件发生之前，日本统治集团已经开始研讨蒋介石一旦兵临北京、天津和山海关，日本对满洲应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注意力的焦点已不在山东，而转向京津和东三省方面去了。对冈村和其他一批“能干”的军官进行新的调配，恰恰表明了日军上层首脑对他们的倚重，只是不解此中意的冈村没有领会上司的这份厚爱，还在那里悲悲戚戚地闹情绪。

    7月25日，冈村宁次接到了参谋本部的正式调令；与此同时，旅团长三宅光治少将也接到了转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任命。午饭时，冈村“不忍与联队同事同席而外出，独自外出进餐。晚归，与众共进晚餐时，皆潸然泪下，食不能进”。但是，离开餐厅又和联队副官等人到街市饭馆去饮酒驱忧，结果“成了众皆泣之的悲痛酒”。

    8月17日晨，卸下第6联队联队长之任的冈村宁次，离开营房携行李到大和旅馆暂住，等待命令回国。上午9时，与其他军官一起到青岛码头迎接新任的蜂须贺旅团长和工藤义雄联队长。晚上。冈村出席了师团长为送旧迎新而举行的酒会，这时他的心情转悲为喜，因为“据师团长副官对自己耳语，安满欣一师团长对我甚爱，说冈村以热情使部下归服”。“又据接任的工藤义雄从国内带来的口信，陆军人事局也说我是称职的联队长。因此，我的联队长生涯以成功而告终”。

    上司们对冈村在一年多联队长职任上的评价是：“该员没有陆大出身的优秀生所表现出的骄傲自大，虽说有点神经质，却坦率且善解人意，自然而然能抓住部属人心。”这次他独当一面统率一个联队所获得的自信与经历，对他后来再次离开机关当上师团长、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等领兵大员之职，可以说增加了筹码。然而，此番离去他所“衷情”的华夏大地，不知何时能归？他也舍不得离开曾朝夕相处一年多的联队唆罗们。8月底，冈村宁次在登船别离青岛时，做诗一首：

    御旗下别战友独身离去，

    乘秋船出黄海此情凄凄。

    ……

    无奈军令如山，冈村宁次只得扶行李回东京去三宅坂报到，欲知参谋本部这次给他安排了什么新差事，且听下章分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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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战锣敲响

    日军炸死张大帅，奉命周旋去掩盖；

    黄浦江畔燃战火，打点行装赴上海。

    话说战前日本人挂在嘴边的三宅坂，本是东京市的一个地名，因参谋本部等日军首脑机关均坐落于此，故成为日本军部的代名词。

    冈村宁次从青岛调回军部之前，关东军策划的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正引起军部与政府间的龌龊争斗，冈村一回来就卷人了这场矛盾漩涡之中。

    “东北王”张作霖本来一直是背靠日本人的奥援发展坐大的。前面说过，他的命还是日本间谍军官井户川救下的。日本支持中国地方军阀原本就是它肢解、侵略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位张大帅的民族感情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泯灭，随着奉系势力的壮大，张总揽了东三省及热河、察哈尔、绥远的军政大权以后，对日本不断提出的“权益”要求，开始不满和抗争。从1925年以后，张氏对日本的种种要求往往采取拖延或拒绝的态度，特别是1927年6月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组织“安政府”（北京政府）之后，更不愿意像过去在关外那样迁就于日本的控制。他认为，要使北京政权稳定，光靠日本的支持是不够的，还要取得英、美等其他列强的支持。全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也使张作霖认识到，完全听命于日本，不仅自己的宝座不会稳固，还要落下一个卖国贼的臭名。因此，张作霖对日本一些蛮横要求往往采取敷衍、拒绝的态度。

    日本方面当然对张的态度极为不满。在他被炸死前一个月的一天晚上，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提出签订“合作”修筑吉会铁路（吉林—朝鲜会宁）合同的要求，条件是日本设法阻止南军过黄河，被张作霖严词拒绝。芳泽见张不上圈套，进一步威胁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答本人未接到报告。芳泽竟用恫吓口吻说：“张宗昌的军队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负一切责任。”张听罢此言勃然大怒，由座位上站起，把手中的翡翠旱烟袋猛地一摔，声色俱厉地冲芳泽喊道：“此事一无报告，二未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说完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客厅。

    此事发生后，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更加紧张。张作霖时常呆坐在自己的虎皮大椅上冥思苦想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他深知奉系既要抵挡南方蒋介石军队的北伐，又要保住东北老窝不被日本人趁火打劫抄掉，确实处境艰难，他要逐个摸一摸手下几员带兵悍将的底，看看他们心底里的想法。那些天他真是食不甘味，旱烟、大烟双管齐下越抽越凶，成天整日找这个谈话，找那个聊天。几个年轻不知趣的姨太太来纠缠邀宠，也常被他骂走。据说一天傍晚，张作霖早年的绿林兄弟、现身为奉军骑兵第2军军长的马占山奉召赶到北京的大帅府邸，一进门，见各路战将刚开完会相继离去，副官轻轻关上门后，大厅里只剩下张作霖直勾勾地凝视着他。马占山这位奉军骁将不知大帅单独召见的目的何在，正要开口，只见张作霖黑着脸咬牙说：“占山，日本人欺人太甚，要图占我东北，你看怎么办？”马军长挺胸立正：“我听从指挥，大帅指到哪里，我第2军的战马冲到哪里！”

    惯于虚虚实实玩激将法的张作霖黑脸变灰，慢吞吞地将话锋一转：“根据弟兄们利益的考虑，我想还是投靠日本人好，这可是出于内外压力，不得已啊。”

    “既然大帅决定了，我马占山有什么办法呢，从明天起，我回家种地，或是大帅开恩放我重返黑虎山落草当绿林，不犯您的事吧”？

    “说心里话？”张作霖还要夯实一下老部下的底。

    “我马占山从不来虚的！”

    “妈拉巴子的，有种！”张作霖从虎皮椅上一步蹿下来，拍着这位老部下的肩头：“日本人要拿了咱东三省，谁也没有好果子吃；咱弟兄们从草莽起家，经过千辛万苦才挣到今天这份局面，有银子花，有兵带，有地盘管。你们这些跟我当上了军长、师长的，要把兵带好，小日本真要干，咱中国人也不是孬种！”

    由于张作霖越来越不听命于日本的摆布，日关东军强硬派军人遂决定伺机将其干掉。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炸死张作霖，使车系群龙无首，从而引发东三省混乱，然后再以“维持满洲的治安”为名，出兵占领东三省各要地，建立一个“独立”的“自治”政权。1928年5月30日，南军占领保定。张作霖召集高级幕僚商讨对策，决定下总退却令，返回东三省。6月1日，张邀集北京外交团各国使节到居仁堂举行告别式。2日，发表“出关通电”。3日深夜，他含泪乘专车悄悄地离开北京。4日晨5时27分，当张的专车行至奉天近郊皇姑屯地方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点的旱桥时，砰然一声巨响，专车被炸翻起火，黑烟滚滚高达200多米。张作霖受重伤，下属将他护送回沈阳宅邸时，终因伤势过重而于上午9时半不治身死。

    时任日本内阁首相的田中义一，本来是主张推行“满蒙分离政策”的，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即是此人提出的，这个文件曾概括了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总战略：“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但此时他在军部看来，有些犹豫和“软弱”。田中恼恨军人们自作主张掀起了引起国际注意的轩然大波，害怕引起英美列强的严峻反应，给政府带来棘手的麻烦。特别是他与张作霖早在20多年前的日俄战争中就已相识，井户川是通过他才救下的张作霖一命，此后两人的私交也一直不错，田中本想继续利用这种“感情”，通过张作霖这个工具来使“满蒙”脱离中国政府的统治，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他没有料到关东军真会干掉张作霖。当他听到张作霖被炸的消息，懊恼地说：“我的事业到此就算完结了。”

    冈村宁次回国后被安排的职务是参谋本部国内战史课课长。这是个闲差，没有多少紧急的硬任务要处理，军部首脑之所以这样安排，其隐含的意思就是要他利用搜集整理文件的工作之便，发挥他人事关系熟、善于协调的特长，阻止政府内一部分人调查“皇姑屯事件”的要求。

    “皇姑屯事件”的具体策划和执行者，是冈村宁次早先的盟兄、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本来，对张作霖怀有杀机的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他认为，“杀掉巨头张作霖，断定除此以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为此，村冈曾秘密指派竹下义晴少佐前往北京，与公使馆建川美次少将联络，打算策动华北驻屯军方面在张作霖撤退时相机袭击，刺杀张作霖。但是，河本大作从竹下那里得悉这个消息之后，私下对他说，华北没有真能完成这一任务可以信赖的人，北京在各国监视之下，这是不易干成的事情。他向竹下表示：“由我干吧！你到北京后，详细侦察张作霖的行动，几月几日乘火车逃往关外，把这些侦察清楚通知我。”竹下随即答应。

    河本立即付诸行动。他先派遣手下人分赴山海关、锦州、新民屯等京奉铁路大站设监视哨，要他们及时通过电信报告张作霖专车路过各站的时间。同时，河本着意选择炸车地点。开始选了巨流河铁桥。因该地为奉军警备地段，不容易下手，遂另行寻查。6月1日晚，河本到皇姑屯察看南满、京奉两路交叉点，认为这里是关东军守备队警备地带，行动方便。最后选定了这个地方。河本还计划，万一炸车失败，就颠覆列车脱轨，然后乘乱让“突击队”闯过去射杀张作霖，并指定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东宫铁男大尉为现场指挥。6月2日夜，河本亲自率驻朝鲜日军第20大队藤井贞寿工兵中尉在交叉点满铁旱桥桥墩上部放置炸药，将导火线引到桥南约200米处的了望棚内，并安装好电源引爆装置。一切安排停当后，河本又令人诱骗来几个中国游民，给他们更衣洗澡，每人塞几块大洋，以备在炸车现场用“南方便衣队案犯”的名义处死。

    6月2日，在北京卧底的竹下来电报告了张作霖将在3日乘专车出发。当河本收到专车通过新民屯的情报后，立即命东宫、川越大尉等驱车前往皇姑屯。“突击队”悄悄埋伏在旱桥附近。当专车在5时许穿过旱桥时，河本亲手按动电钮，“轰隆”一声巨响，刺张的阴谋得逞了。

    “皇姑屯事件”策划和执行的详细经过，冈村宁次是回到参谋本部以后，才从同僚那里探听到的。机敏的冈村内心清楚，“河本大佐的计划，不仅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而且连参谋本部荒木第一部长和小(口克)作战课长都知道。当然，若说白川义则陆相、铃木庄六参谋总长和武藤信义教育总监等陆军三长官不知道，也是站不住脚的。”但由于他们身处的地位，不便直接去反对政界官僚对事件的“调查”，更不便直接露骨地为河本说话。这样，时年44岁，具有地位不高不低大往军衔的冈村，调来后很快成为陆军抵制调查和救援河本的前台中心人物。日本军头们真可谓老谋深算。

    当时，田中内阁在“皇姑屯事件”的处理上甚是为难。日本官方得知炸张为关东军军人所为，对国内封锁消息，称之为“满洲某重大事件”，企图蒙混过去。但是上海和外国报道披露了张作霖被炸的细节并传到东京。在野势力抓住这个问题，追究真相和责任，企图倒阁。如民政党众议员永井柳太郎、中野正刚在第56届议会上，以张案牵涉到日本的嫌疑，要求政府予以澄清，对田中内阁提出“不信任案”，多亏了田中义一所在的政友会通过拉拢革新俱乐部的议员，勉强拼凑成议会的多数，才使其内阁搪塞过关。但事情未完，反对党仍在酝酿新的倒阁风潮。

    田中义一也不敢过分得罪军部。再说他本人还是军人出身，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过，他的军人出身属于长州阀派系，正是冈村宁次等人在“巴登巴登盟约”中提出的革新对象。所以，他与军部那些逐渐掌权的势力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刺张案发生后，田中曾悄悄告诉元老西园寺公望：“（凶手）好像是日本军人。”年届八旬的西园寺公望，人称“琵琶老人”，他曾是明治宪法的主要倡导和制定者，为历代天皇所倚重，并握有历届内阁首相的推荐之权，是日本主张宪政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对田中说，“如果确为日本军人，应该断然予以处罚”，以维护军纪和日本在国际上的信誉。得到了西园寺的支持，田中义一的腰板才觉得硬了一些。

    辞别了琵琶老人，田中以总理大臣的身分鼓足勇气走进了用黑色花岗岩围起的宫墙，穿过了显得晦暗的林荫，由内大臣引到了御书房，向裕仁启奏：

    皇姑屯炸车之后，国际上谣言四起，伦敦《泰晤士报》、美国《纽约

    时报》强烈地谴责我们，南京的龚德柏写了个10万字的小册子，名叫《日

    本人谋杀张作霖案》，国内在野党更以这些消息为借口，推波助澜。为了

    澄清是非，内阁拟着人彻查事件原委，敢请陛下圣断。

    这时摄政的裕仁还未正式登基，只见他低垂着眼皮矜持地开口道：“我不希望政府里出现不当行为，也不希望军队里有什么不轨行动。”

    裕仁的话只可意会，可以做出多种解释，这是这位陛下讲话的一贯特点。作为臣属，是不能刨根问底的。田中必须自己拿主意。裕仁既然说了两个“不希望”，可以理解为：要是这种“不希望”出现的事出现了，就要追究责任予以惩处；当然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陛下“不希望”有人揭出这种“不希望”的事，或者是“不希望”有这等事，有了也只好听之任之。裕仁的本意，其实恰恰是后者。

    1928年11月10日，裕仁正式举行了登基典礼。在田中及各位大臣的簇拥下，裕仁走进明治天皇出生的皇宫，登上了他祖先留下的古老的金銮宝座。回到皇宫后，裕仁又到专门为迎迓天照大神降临而修筑的棚屋里，单独地、虔诚地守候着。在进行这些繁琐、隆重的仪式期间，裕仁无暇过问张作霖事件，田中也有意地把这宗案件压下去了。

    但外界舆论仍然纷纷扬扬，日本政府不能老是装聋作哑。于是，田中不得不宣布由宪兵司令峰幸松组织调查小组，负责查办该案件，并向国民交待事件的真相。

    军部对田中首相的这一举措十分不满。他们认为，“皇姑屯事件”是根据日本分裂“满蒙”的国策酿成的，而内阁却要陆军内部的直接关系者承担责任，这是不公平的。白川陆相公开发表意见：“对于田中首相对此事件的态度，以及政党出身的阁僚的心理，极感不愉快。”

    在白川陆相的指示下，11月29日，冈村为避开舆论和内阁方面的耳目，以奉送圣驾去多摩御陵巡幸为名，跑到原宿火车站，在车站旅馆里召集分头前来的永田铁山、小吨敏四郎、东条英机、矶谷廉介等“二叶会”成员开会，商讨对付内阁的办法。会议认为，这件事不仅牵涉到几个关东军军人的处罚问题，而且因为这一事件是为贯彻国策而制造的，若发表真相的话，将给军队的威信造成国内和国际上的坏影响，因此调查结果绝对不能公开发表。会议责成冈村以军部中坚幕僚之意见申诉的形式，将上述意见强烈地向上面提出。

    之后，冈村他们为扩大盟友，又组织了所谓“星期四会”，每周的这一天便聚在一起商讨对付内阁的策略。人们一般认为，昭和陆军公然与宪制政府对抗始于张作霖被刺事件。也正是以处理这个事件为契机，以冈村宁次一伙当时的军部少壮军官，在“二叶会”和“星期四会”的基础上（后来合并为“一夕会”），形成了向上层施加压力的强力集团，越来越不受政府的约束了。

    就在军部与政府围绕“皇姑屯事件”的处理勾心斗角期间，日本政府与欧美列强一道在巴黎签订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该公约宣布以武力和武力威胁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手段为非法。田中内阁要把自己打扮成爱和平、恶战争的内阁，天皇裕仁要体现自己的仁慈，也没有理由反对“和平”，这样，就不能不最终下决心处罚几个妨害大局的冒失鬼。

    1929年6月28日，在张作霖身死一年多后，日本内阁会议才决定，以关东军对南满铁路及附属地“警备不善”的理由，给以“行政处分”：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编入预备役”；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停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水町竹三少将和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给予“严重警告”。张作霖明明是被关东军军人策划炸死的，而在官方以文字形式公布上述处分时仍施了个障眼法：“关东军素与张作霖友好相处，负有保护其安全之责任。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及有关军官，肩负保护南满路之重任，对张作霖专车安全，疏于防范，酿成此重大事件，有演职守，应予调职并受到责备。”即将主动暗杀，换成了张的专车驶经关东军警备地段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继续欺骗公众舆论。但这件事的处理，总算向议会中的反对党议员有所交待，田中内阁暂时渡过了一场倒阁风波。

    冈村一伙军部少壮军官，对内阁处分关东军军人十分气愤，可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他们只好表面上不吭声，暗地里愈加对上层不信任，用冈村的话来说：“上层人物没有胆量，不足以信赖，只好我等来干。”这伙人对政府未能利用张作霖身亡，东北一时混乱的局面，一举出兵解决满蒙问题而感到痛惜。他们暗中拉帮结派，后来又结成“樱会”，决心今后不惜用政变来进行所谓“国家改造”。这里暂且不表。

    河本大作被“停职”后，谁去关东军顶他的缺儿呢？军部首脑拟派办事更稳妥、在华经验更丰富的冈村宁次去继任，岂料他又被烦恼的家庭争吵缠住了手脚。

    阿定这时已72岁了，性情本来就刚烈，上了年纪脾气就更加乖张。理枝死后，冈村把忠正扔给了老母，没黑没白地忙于自己的“事业”，对这一点阿定虽没有任何怨言，但一直劝儿子早日续弦，自己也好减轻些家务负担。应当说冈村是个孝子，对忠正也是个好父亲，他把每月的薪金、甚至包括像那次顺手牵羊从孙传芳部偷来军用地图而得到的军部奖金，都大多交给了母亲。唯有在续弦上，他与老母的想法不一致。他不想再婚，要么就接石田进门。不结婚，阿定不答应；接石田来家，阿定更是坚决反对，她总觉得儿子看上的是个不正经的女人，有导冈村家的门风。冈村从青岛回来重返三宅坂，应当说工作地点相对稳定了，阿定劝他早点找个好人家的女子成婚，可冈村就是不听。理枝死后这几年，从上海到东京，又从东京到名古屋，直到最近出征青岛调回参谋本部，冈村走到哪里，石田追到哪里。说穿了，还是两人都有意，否则石田也不会那么换而不舍。近来，为抵制内阁处分张作霖事件责任者而弄得一筹莫展的冈村，心情烦躁，每当阿定一提到他一的婚事问题，母子俩常常大吵一顿。气得阿定声言不再照管孙子了，要冈村把自己的孩子带走。

    冈村家后院起火。结果，上司考虑到冈村被家务事所累，一时不能离开东京，便改派坂垣征四郎去中国东北，接替河本大作的空缺。所以，冈村宁次后来不无遗憾地说，如果他当时去了满洲，坂垣等人在两年后具体策划的“九一八事变”，将会以另一种方式进行。言外之意就是他会比坂垣一伙人干得更巧妙、更出色。其实他这次又是因祸得“福”，如果他不因家事累身而去了东北，战后审判“九一八事变”具体案犯的名单中，岂能让他又一次溜掉？坂垣、土肥原等人战后被送上绞刑架，其中具体策划“九一八事变”是他们被处以极刑的主要罪行之一。

    冈村这时担任的国内战史课长职务，在参谋本部里有点儿研究“学问”的味道，所以这期间，他与民间著名的法西斯理论家大川周明来往频繁。

    大川周明出身于一个农村医道世家。他中学时代打下了很好的汉学基础，大学专攻哲学。他主张“基于天皇亲政的本义，打破以党利为主的国策之下的政党政治之陋习，以期亿兆一心，实现国民理想的皇国政治”。他崇拜弱肉强食的哲学，看到印度人给英国人当上马石，感到特别喜悦，认为统治与压迫能产生真正的“快乐”。他认为大和民族的精神是“冠绝五洲”的精神，大和民族应成为世界的“主宰”。他与另一个法西斯理论家北一辉都主张日本的国界应该是北起西伯利亚，南到澳大利亚，只不过他更狂妄，声称日本要北取苏俄，中灭中国，南服澳洲，最后称霸世界。他效命于三井财阀，为其主持所谓的“东亚调查局”，经常往返于奉天、北京、上海之间，对中国形势进行实地“调查”，是个狂热的侵华分子。

    冈村久闻其名，但初次见面是在1929年初春的一天。通过小矶国昭少将的介绍，冈村出席了大川调明在赤坂红叶馆的招待会，长时间交谈，自感“受益匪浅”。两人志趣相投，相见恨晚，从此接触频繁。冈村一伙需要把自己的对内对外狂想上升为“理论纲领”，大川周明也需要这帮实干的少壮军官来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双方各有所图，所以很快就勾搭在一起。大川向他推荐了一批“理论”书籍，冈村往往下了班就如醉如痴当宝贝似地去啃，害得阿定常吵吵他不管孩子。

    1929年7月底，军部首脑决定将参谋本部的国内战史课和外国战史课合并，并预定由谷寿夫大佐担任合并后的战史课长。安排冈村干什么呢？鉴于他在阻挠和抵制内阁处理“皇姑屯事件”责任者一事上，没有功劳有苦劳，军部由闲差给他调换了个肥缺，担任陆军省人事局补任课长。

    这个差事权力很大，负责陆军佐尉级军官的人事调配任免，实际上也涉及到将官级的。该课与参谋本部的作战课、陆军省的军事课一起，同为军部最枢要的岗位。8月1日，冈村接到此职的正式任命后，“祝贺荣升的来信颇多，多为不认识之人，甚至有10多年不通音信的人，可见人情的冷暖”。他到下面部队出差，同级的不用说，就是军衔比他高的少将、中将们也是毕恭毕敬、阿谀奉迎，如他日记所写：“补任课长出差，对于所去的部来说，可比作阎王爷来了。”谁敢得罪这位在总部机关握有人事实权的冈村大佐呢？

    他在这个职务上干了2年多，发现年轻的裕仁天皇也不喜欢军政界的长州阀势力张狂，加上他本人自幼就厌恶他们，所以关西长州一带出身的军人，在晋职晋衔时着实被他以巧妙的手段压抑了不少，这位德川幕府武士的后代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这期间，随着日本国内“满蒙危机”的喧嚣愈演愈烈，军部开始制定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计划。参谋本部先是于1931年4月作出《昭和六年度（193年）形势判断》，接着从6月开始，由建川美次少将主持，召集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永田铁山、冈村宁次、重藤千秋等几个关键岗位上的课长，制定出具体的实施方案——《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其中规定：日本“约以一年为期”对东北采取军事行动；为争取内外“谅解”，由陆相努力通过内阁会议使各大臣都知悉“满蒙情况”，并联系外务省加紧宣传，“万一出现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的事态，要各国都能谅解日本的心意”；所需兵力，与关东军商议后由参谋本部作战部上报批准调配。这就是说，日本军部希望在1932年以武力一举占领东三省。

    关东军早已等不及了。1931年9月18日，随着沈阳北郊柳条湖铁路的爆炸声，关东军蓄谋已久的进攻开始了，它先取奉天、再占吉林、最后拿下黑龙江。从柳条湖炸路到哈尔滨沦陷，日军仅仅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就攻占了山海关至黑龙江之间相当于日本列岛3倍、110万余平方公里的华夏领土。

    “九一八事变”不但使中国人民掀起了新的反日怒潮，也引起了欧美列强的极大注意，怎样转移他们的视线呢？关东军在东北得手后，其高参坂垣征四郎与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助理田中隆吉少佐秘密进行策划。坂垣对田中说：我们准备在明年春实行“满洲独立”、“外国人的目光很讨厌，（你）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把西方列强的视线引开，使“满洲独立”顺利实现。田中接受了任务。坂垣给他2万日元，充作肇事经费。

    于是，田中隆吉与姘头金壁辉（即女特务川岛芳子）马上跑到上海，又在当地日商中增筹10万日元，收买流氓，唆使他们制造一起伤害日本平民的事件，作为开启战端的口实。他们之所以选择在上海制造事端，因为上海是欧美各国在华投资集中、商业利益丰厚的都市。就当时贸易额计算，上海列为世界第6大商埠，易于收到转移国际视线的效果。

    事端按照田中的预谋发生了。1932年1月18日下午，日莲宗山妙法寺僧侣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和3名信徒行经马王山路，突然遭到田中隆吉雇用的无赖袭击。2人受伤，水上秀雄身亡。20日，田中又指使一批浪人纵火焚烧“三友实业社”纺织厂。接着，他煽动上海日本侨民团举行集会，向东京发通电称：“现在抗日暴行已达到极点。帝国政府应下最后决心，立即派遣陆海军，行使自卫权，坚决灭绝抗日运动。”会后，吵吵嚷嚷的日侨赴总领事馆请愿，要本国政府派兵“保护”他们。

    从正月21日开始，日本第1遣外舰队的舰只和陆战队向上海集结。28日，该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在11时25分通过日领事向上海市政府发出通牒：帝国海军鉴于日侨多数居住闸北，特决定在该地区“配备兵力”，中队务必从速撤离闸北。未等详细答复，半小时后，11时50分日军即向问北一带发起进攻。“一二八事变”爆发了。

    骄狂的盐泽开战前曾宣称：上海战事只要4个小时，即可了事。但19路军英勇奋战使他的狂言落空。由于作战不力，东京方面将其免职返国，换上了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因为“陆军在满洲大显了身手，这次在南边该轮到海军了”。无奈，这位海军中将在中民的奋勇抵抗面前仍是豆腐一块，军部只好搬陆军上场，派植田谦吉陆军中将接替野村担任统帅，又把久留米旅团和第9师团运到上海登陆，大有一口吞掉19路军的架势。

    国民政府方面本不想扩大淞沪战事，但面对民意舆情沸腾、日本又来援兵，遂决定派张治中率新编第5军于2月15日开往上海。双方军队作战呈胶着状态，日本陆军一个半师团在上海陷入泥沼，国际舆论非难日本者日增，东京认为“上海事变”以速决为有利。2月23日，犬养毅内阁采纳陆相荒木的提议，决定向上海再增派两个师团——第11师团、第14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任命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为司令官。企图以第4次易帅和大量增兵的手段，迅速扭转被动局面。

    上海派遣军司令部成立后，参谋长由田代皖一郎少将担任，而爵参谋长一职空缺。派谁担任此职呢？军部幕僚层内部有意见分歧。冈村的“陆士”16期好友小(口克)认为，为了更好地指挥作战，应起用在上海长期工作过的冈村宁次，因为他对那一带非常熟悉。而比他俩低一期的东条英机与之意见相反，认为这次上海派遣军指挥机构的组建，原则规定是以参谋本部的编制动员课和作战课为中心的，再说其他地方也有合适的人选，不应由当陆军省人事局补任课长的冈村去任派遣军副参谋长，弦外之音就是他可以胜任该职，应当由他去才合适。

    冈村宁次听到炮声心里就发痒，而且干好了又是一次晋升的机会。他觉得“奔赴战场是军人的本来愿望，但负责人事工作的自己的调动，却要由除自己之外的别人去争执决定，心里颇感难过”。但是，东条英机他是惹不起的，这家伙虽比冈村他们“三羽鸟”在军中的资历浅，但靠着有一个老中将爸爸东条英教的萌荫，在军界元老中颇有奥援，他不敢和东条英机撕破脸皮，暗地里却多次找派遣军司令官白川大将替他到上面说话。

    2月25日，还不知能否当上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惴惴不安地于“下午6时，参加了在上野公园精养轩军部三长官有白川大将举行的送别宴会，我在一旁作陪。席间，白川大将再次向陆相及次长恳请要我担任副参谋长，酒酣耳热之际，陆相和次长瞧着邻桌作陪的我，终于答应了下来。饭后，我立即用电话告诉了老母，老母也大喜，回家后三更就寝”。

    次日上午，冈村接到了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的正式任命，“愉快之至，赶忙准备行装，极忙。正午，去东京火车站给先期出发的白川大将送行，我被留下来安排完司令部动员工作之后再出发”。翌日晚，同僚好友们为他开了壮行酒会，冈村宁次对之“感谢厚意”，此时“已闻街上运送出征军队之卡车声”。欲知冈村抵上海后淞沪战事结果如何，且听下章分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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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淞沪周旋

    气势汹汹来增援，战事结束抱遗憾；

    颠倒黑白是能事，搜集情报利谈判。

    话说冈村宁次受白川大将临行前的吩咐，把派遣军司令部那套参谋业务班子调理完毕，于1932年3月3日先由东京乘车到了广岛，然后在次日深夜带着他们乘“哈尔滨九”离开了广岛宇品码头，向上海进发。

    “哈尔滨丸”的船长安排冈村住船上的特别一号舱房，看来副参谋长没白当，“这是我首次乘坐这样漂亮豪华的舱室”。轮船劈波斩浪，冈村心志发狂，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子飞到淞沪战场。可是，令他沮丧的消息传来：“从广播中得知，上海战火熄灭了，甚感灰心。”他在这几天的日记里还写道：“对于出征者来说，若是到达战场前战争就结束了的话，鼓起的劲一下子就泄了，当然会感到灰心。特别是对于怀着必胜的自信心，抢着同中作战的陆军兵将来说，更是如此。”

    原来，比冈村等司令部人员早几天出发的白川大将和两个主力师团，分乘十数艘战舰于2月29日就抵达了长江口。几万人马不可能久留船上，3月1日黎明，白川指挥第11师团1万多人在8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在中队背后、浏河上游的七丫口、六浜口登陆。2日，上海西北40公里的浏河镇被该师团占领。第14师团陆续到达后，开始在吴淞口一带登陆。与此同时，开战不久即被派来的第9师团，绕过江湾，于2日下午攻占大场镇。这样，中队处于受3面之敌夹击的境地。

    已苦战月余的19路军这时伤亡达8000多人，张治中指挥的第5军战斗减员也有5000余人。两军总数不满4万，且装备落后，防线长于敌军一倍。而日军经这次增援加强后，总共有3个半陆军师团6万余人，又有海空军的火力支持。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一再乞援，浙赣两省虽驻有重兵，但蒋介石置民族危机于不顾，强调该兵员为“剿赤”所需，执意不允援沪。蒋光鼐、蔡廷锴鉴于中队处境危急，于3月1日晚9时在南翔总部下令当晚转移阵地，撤到黄渡、嘉定、太仓一带重新部署。次晨，白川发现中队转移，遂令各师团全线出击，3日，攻占真茹、南翔等地。

    战事至此，日本军阀本来还不肯罢手，参谋本部给白川大将的命令是“向太湖前进，追击歼灭中国抵抗部队”，并且准备再从满洲及国内动员第2和第6师团前来参战。对于军部扩大淞沪战事的狂妄计划，日本政府方面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但内阁一时说服不了战欲亢奋的军部强硬派，鉴于国联大会将于3月3日开幕，首相犬养毅只好派松冈洋右，以首相个人代表的身分找到现地指挥的白川大将，劝告他适可而止，赶紧停止行动。踌躇的白川终于在3月4日下达了停战今。

    3月6日晨，豪华的“哈尔滨丸”才姗姗抵达上海港。冈村等人上岸后，立即赶到设在日商公大纱厂的司令部报到。这时，淞沪战事的枪炮声已基本沉寂了。他该干点什么呢？

    冈村的个人经历真有点戏剧性。毫无疑问，此人是个热衷于“帝国利益”的好战分子，是侵华首要战犯之一。可说也凑巧，日俄战争他赶上个尾巴；“济南惨案”他晚到了一步；具体策划“九一八事变”本应是他的差事，岂料又因家务累身让坂垣征四郎抢去了“头功”；这次“一二八淞沪抗战”，又因白川司令官的无意安排而晚到了几天，结果没他的仗可打；包括后来的“南京大屠杀”他也没在现场，正在东北搞所谓的“日满合作”；二战结束前夕他做了个月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这时的日军业已穷途末路，虽有猖狂之举，但基本的态势是只有招架之功。掐指一算，近现代中日战争史上几宗日本制造的有名事件和暴行似乎都与他“无关”。但是，人们不应忘记当时的日本战争机器，本身就是一个犯罪群体，作为其中的一员他难逃干系。尤其是及其根据地军民，对此人尤为痛恨，因为他在日军高级将领中是以“坚决”而著称的。如果说他在对国民党军队及其统治区域的作战时，还讲些“规矩”的话，那么对及其根据地的作战则心狠手辣，残暴至极，所以他在战后开出的战犯名单中位列第一。

    由于淞沪战火已经平息，冈村在派遣军副参谋长的位子上无事可做，一个来月后便又被转任为临时军事调查委员长。这个头衔一般是日军总部为战场设置的临时性职务，每次战端一开，军部总要预先成立这么个机构，好以单方面调查来的所谓事实，颠倒黑白把责任推给对方。这次为上海战事设立的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会，最初负责人是西尾寿造少将，3月底西尾被调回参谋本部任第4部部长，4月1日，冈村受命继任。因委员长一职要求军衔须是少将级，冈村便在接任的同时被军部晋升为陆军少将。这年他48岁。

    他的“调查”任务着实不轻，因为在国际商埠大上海，日军作恶实在昭彰，难以哄骗云集于此的中外记者。“一二八事变”的起因和罪魁祸首，不用“调查”，也明明白白，众所周知。战火燃起后，日军残暴地屠杀数以万计的中国老百姓，许多中外人士都是亲眼所见。

    美国战地记者埃德加·斯诺，目击了日军暴行后写道：“日本军队完全占领了闸北后，大街小巷狼藉躺卧着平民的尸体。我看见一个母亲带着孩子，两人似乎是由刺刀一次穿透了身体。”“我来到一家敞开店铺的米店，看见店里已经堆了4层中国平民的尸体。日本浪人还在把更多的尸体拖到门前，准备点火焚烧。……我冒险沿着（吴淞）一条街走去，看见许多尸体或者尸体碎块。奇怪的是，我看到的死者都是平民。据说这里的居民不到15000人，被害的大概有1／5。”“在吴淞、江湾、闸北、虹口、大场……我的脑海里印了一片恐怖和残杀的景象。”

    仅仅靠焚尸还不能灭迹。日军还把大批尸体抛进了长江。火野苇平后来在他的《魔鬼的河流》中揭露，当年他作为三井物产公司运输煤炭的“玉井组”的负责人，2月2日从若松出发，到上海时被征用。50多名运煤工人在20多天当中“把看来是平民”的大批中国人的尸体拖上驱逐舰，抛进长江中。江面上浮满了尸体，令人惨不忍睹。

    曾经做过日军情报和宣传工作的冈村宁次，在歪曲事实、敷衍塞责方面颇有“经验”，正因为如此，军部首脑才选中由他来主持“调查”，对付舆论。无奈，区区冈村使出全部招数也揩不净侵略军的脏屁股，在中国政府的一再申诉下，国联大会多数代表认定日军在上海的行动是侵略，许多国家也纷纷声明谴责他们屠杀中国平民的残暴行为，冈村的那个军事调查委员会炮制出来的“调查”结果无人理睬，徒留下欲盖弥彰的谎言一篇。

    鱼找鱼、虾找虾，冈村颠倒黑白的调查工作还离不开金壁辉的帮衬。这个金壁辉就是前面提到的，与田中隆吉联手为日本挑起“一二八事变”制造口实的女人。她的真名叫爱新觉罗·显玕，于1906年出生在满清8大世袭家族之一的肃亲王善耆之家，排行为第14位公主。1911年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肃亲王不甘失败，抱着复辟的决心，带着全家跑到了旅顺。日本老牌特务川岛浪速原来给肃亲王当翻译，尔后又作为肃亲王的全权代表，与日本政府筹谋复辟。肃亲王不久就死了。生前，他最宠爱和娇惯显玕，认为他众多的子女之中，除了这位14公主以外，一个有出息的也没有。所以，临死时他把显玕托付给川岛浪速作养女，取名东珍。在日本上学后，川岛浪速又给她取了个日本名子，叫川岛芳子。

    川岛浪速一直没有子女，开始时对川岛芳子的照顾还算不错。随着芳子渐渐长成一个风姿绰约的少女，人面兽心的川岛浪速终于不顾养父的身分，最先占有了她。而且为了掩人耳目，强迫她从少年起就女扮男装。在这种畸形的环境中，川岛芳子在当时的日记中称自己过着“有家不能归，有泪不能流”的日子，也养成了乖张的性格。

    她21岁时，川岛浪速把她打发给暂居旅顺的蒙古王公巴布扎布的儿子甘珠扎布尔。芳子的生父肃亲王在世时，曾倾尽家财支持巴布扎布建立过一支队伍，想靠这支队伍先打出一个满立国，再进而扫荡中原，复辟大清王朝。可没打几仗，队伍就被北洋政府剿灭了，巴布扎布也染病身死。川岛浪速让芳子嫁给甘珠扎布尔，是想借重他蒙古世袭王公的地位，重整旗鼓，干出一番满立的“事业”。可两人结婚后，甘珠扎布尔发现这位有个日本名字的新娘，早已不是纯洁的处女，感到受了川岛浪速的愚弄。而芳子也觉得所嫁的丈夫，仅仅是个贪恋美色的醉生梦死之辈。所以，两人的婚姻很快名存实亡。

    那个田中隆吉时任关东军情报参谋，是土肥原贤二手下一个敢作敢为很受器重的角色。在芳子看来，是很有点男子汉气魄的。离开了甘珠扎布尔，她很快投入到田中的怀抱。田中呢？他倒并不仅仅满足于跟她逢场作戏，田中喜欢芳子在女人中少有的胆识，更喜欢她那种异乎寻常的青春魅力，姘居中倒是有意与她永结秦晋之好。可是，早已堕落风尘骚情的川岛芳子，怀有替生父复仇的野心，离不开、也摆脱不了川岛浪速和田中的顶头上司土肥原等大人物的魔掌，只能游历在他们中间卖弄风情。

    这次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联手来上海制造事端，点燃的淞沪战火有力地配合了关东军在北边的行动。当上海硝烟弥漫，国际舆论视线集中于黄浦江畔之际，关东军扶植下的伪满洲国于3月初宣告成立，博仪一伙袍笏登场，喜得坂垣写信夸赞他俩：“幸亏你们这样一来，满洲独立成功了！”

    大功告成的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这时归冈村宁次指挥，主要任务是侦察来沪调查的国联代表团行踪、收集正式签署停战协定前中国政府谈判代表的情报。川岛芳子在这方面干的很出色。她利用“男装丽人”的美貌和能说会道擅长于交际的手段，将国联代表团抵沪时间、日程安排、调查对象等一系列重要情报搞到手，并源源不断地报告给冈村宁次。

    川岛芳子频频出入于上海的社交界，卖力地为冈村工作，除了此时的直接上下级关系之外，她还想攀靠上冈村宁次，填补这个老鳏夫的家室空缺。田中隆吉虽与她年貌匹配，但不过一新近提拔的少佐而已，冈村这时年不过48岁，已戴上了少将军衔，并且还是个行情看涨的人物，她怎能不动心呢？所以，一得空她就往冈村住处跑，后者似乎也有了意思，冈村在一次日记中记载：“连续几日得了感冒，川岛芳子来探望，守候在旁我甚欣慰。”

    但骚性难改的川岛芳子，在一次桃色丑闻中，最终还是惹恼了冈村宁次。他在4月份的几次日记中披露了这件事：“2日，我由町尻侍从武官随行，视察江湾地区。半夜，被叫去仲裁仓地家的纠纷，骂了一通混蛋。川岛芳子与这场纠纷有关。”隔了几天后的4月6日日记称：“仓地来宅演出离别闹剧，闹到夫人不许他出门的程度，这次搞得仓地得了神经官能症，需要去住医院治疗。川岛芳子是罪魁祸首。”

    仓地是上海日商纺织会社社长，是个有钱的阔佬儿。他家的房子很宽绰，被冈村他们借用一部分，作为安排一般参谋人员的宿舍。川岛芳子挤进来住了没几天，就又与仓地勾搭上了。那天半夜，仓地以为夫人熟睡了，便偷偷下床溜到了川岛芳子的寝室，怎料夫人早有察觉，暗暗跟踪了过去，恰在两人脱衣解怀的当口儿一头撞进门去，结果半夜里仓地夫人河东狮吼，并叫阿村宁次来管教他的女部下。冈村怕影响与日本侨民的“军民关系”，即令川岛芳子从仓地家搬出，但仓地老鬼的魂已被芳子勾走，总想找借口去其新舍幽会，害得仓地夫人索性把宅门上锁不许他出门。

    川岛芳子的这又一宗桃色丑闻，使冈村宁次对她的那点脉脉温情和好感顿时荡然无存，他恨这个女人如此水性杨花而不顾廉耻，远比不上自己老情人石田的那般忠诚，更不能与恪守妇道的理枝来相提并论。况且，工于心计的冈村宁次，开始觉得为这次“一二八事变”制造了借口的川岛芳子和田中隆吉，他们的任务和作用已经完成，现已不宜继续留在上海，万一这两个风风火火的愣头青得意之时谈起自己的“功劳”，岂不向人和盘端出了事件的真相？于是，他先找到田中隆吉，以兄长和长官的口吻要他断绝与川岛芳子的关系，情迷心窍的田中不听。不久，冈村便报告军部，由军部召田中隆吉回国，打发到一个炮兵联队去就任少位队副。见搭档走了，顶头上司冈村对自己又失去了好感，川岛芳子拿着一笔为数不小的赏金，在十里洋场外滩又厮混了一段时间便也离开了上海。

    这次淞沪抗战，使蒋介石重新走到了前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国土沦陷，引起了全国民众的不满，加之宁粤派系争斗，蒋介石曾被迫宣布“下野”，返回奉化老家。而这次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朝野各派又不得不拥戴握有军事实力的老蒋出山，希望他领导全民击败日军的入侵。

    蒋介石有自己的盘算。他觉得太平没事的时候，各地方派系都忙于扩充自己的势力，变着法儿倒蒋。日本一来，他们在离日本远远的地方发通电，喊抗日，好像他们最爱国，唯独我蒋某人不抵抗。可要调他们一兵一卒，这些人就要钱、要械、要编制，不给，就说你不支持抗战。19路军是粤系部队，而曾逼他下野卷铺盖回奉化老家的正是这伙人。他们在上海打好了，落个名利双收，粤系的影响也会更大；看难以对付了，又把我往高处推，最后收拾残局还得我姓蒋的摸汤抓火，承担骂名，谁让我是最高领袖呢？所以，淞沪战火燃起后，蒋介石出山时一面决定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做出与入侵日军抵抗周旋到底的姿态，一面与日方暗中联络，压19路军早日停战。特别是在3月4日白川义则宣布日军停战后，蒋介石更加紧了与日本方面的谈判。

    中国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是顾维钧，冈村宁次过去在北京和上海工作时就认识他，两人私交不错。白川大将令冈村多与顾在下面接触，摸一摸对方谈判时的底线。顾维钧是中国政界元老唐绍仪的门婿，年轻时从欧美留学归国后即做了袁世凯的外交秘书，袁病死后又长期主持北洋军阀政府的外交部，甚至一度代理过北洋政府的国务院总理。但此人无一定政见和操守，北洋政府垮台后，又投奔到南京效命。顾爱好洋玩艺儿，常光顾租界里的酒会、舞会、音乐会，而每逢他到场，从手下特务那里早已知其行踪的冈村宁次总会与之“巧遇”。顾的职业外交家毛病不少，他的信条是两国交兵，不碍交友。相比之下，军人出身又长期做过情报工作的冈村宁次，嘴巴可就严多了。结果，酒会上觥筹交错之时、舞会上轻歌曼舞之际，冈村从顾那里掏弄到了不少蒋介石有关谈判问题的真实想法。在中日双方正式商谈停战协议的条件时，心中有数的日方代表更居于主动地位。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日本人欢呼“又一次打败中队”的胜利、他们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咄咄威逼中方代表期间，侵略上海的日军首脑遭到了一次损失惨重的报应。

    原来19路军被迫撤离上海后，暂时驻扎在镇江一带。对蒋介石派人与日本人谈判，19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表示反对，决计用炸弹暗杀日本在上海的军政要人，一则替死难的官兵报仇，二则阻止这次谈判。决心定下后，蔡廷锴命令该军驻沪办事处主任范志德具体组织实施。

    范志德接受任务后，觉得中日双方这次上海停战协定已快要完成了，直接由19路军的人出面搞，如果走漏了风声，不但会在外交上引起交涉，承担重新挑起事端的责任，而且让急于达成停战协定的蒋介石知道了，也吃罪不起。考虑再三，他决定还是由在沪的朝鲜志士出面干。

    暗杀的时间选择在4月29日。这一天是裕仁天皇的诞辰日，为日本国法定的“天长节”。白川义则等人宣布要在这一天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地点选在虹口公园广场。获悉了这个消息，范志德找来与朝鲜侨民素有联系的王亚樵筹划，之后，由王亚樵约见了拜把兄弟安昌浩，即流亡在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总理，他欣然答应下来，并指派金九负责这次行动筹备和指挥。金九立即决定由朝鲜志士尹奉吉这一天混人会场，向大会主席投掷炸弹。

    4月29日，尹奉吉行前写了决死书，并照了决死像。他将一枚高爆炸力的炸弹巧妙地放在肩背的水壶中，顺利混入会场并靠近了主席台，这时正值大会开始。

    主席台上，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大将、第9师团长植田中将、第3遣外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日本上海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和书记长友野皮居等7人依次排开。肩佩少将军衔的冈村宁次，在主席台前第一排就座。

    大会正式开始前，先举行阅兵式。一排排头顶钢盔、手端刺刀枪的日本兵，迈着短小粗壮的双腿整齐地通过主席台，他们发出阵阵狼嚎般的口号声，令主席台上的人们露出得意的微笑。其实、这帮达官显贵的死期就要到了。

    上午10时左右，河端贞次上前一步，宣布庆祝会正式开始，由村井仓松发表向天皇的“祝辞”，随后放起了日本国歌《君之代》。

    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小雨，台下的人群开始有些骚动。

    机会来了，尹奉吉装着喝水，将水壶盖打开的同时拉启了炸弹的雷管，迅速投上台去，炸弹正好落在白川与河端贞次之间。

    “炸弹！”站在白川大将不远处的冈村宁次看到一个“嗞嗞”冒着白烟的黑东西抛上台来，又一次大喊了一声“炸弹！”但台上的人文风不动。因为日本人唱国歌时是不允许乱动的。他们继续唱着。这时“轰隆”一声巨响，主席台上烟雾弥漫……

    刹时，整个会场乱成一团。作为现场没有受伤的军阶最高的指挥官，冈村赶紧跑出来指挥抢救伤员、封锁会场。可结果是：白川与河端贞次丧命；植田与重光葵各断了一条腿；村井腿部重伤；野村瞎了一只眼。先前，重光葵受日本陆军的压力，还不肯在《淞沪停战协定》上签字，想索要更高的价码，而重伤后，在临手术前答应了。

    5月5日下午1时半，中日双方在英、美、法、意公使或代表的列席下，举行了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该协定规定：中队“留驻其现在地位”；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以前之原状”。此外，未公布的协定“附件”规定日本军队可以使用淞沪铁路。其实质是允许日军留驻吴淞和江湾。并且，日方要求在浦东地区、苏州河南部地区“不驻扎中队”。国民政府代表接受了，但要求日方对这一条款“绝对保密”。

    冈村宁次对协定的内容并不完全满意，认为对中国“让步”太多。但日本政府鉴于国际压力，向上海派遣军发来内部通知，下令撤销派遣军司令部，并且归还事变后扩占的地区。冈村在日记里埋怨道：“打开通知，一切计划和一切预定的事都要立刻停止，兵营的建设也要马上停下来，感到40天的停战交涉中的苦心都白费了。”

    5月15日晚，冈村与几个同僚在租界内的“六三饭店”聚餐。席间，他们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了正在东京发生的暴动。

    日本海军的一批青年军官决心进行所谓“国家改造”，尤其不满意5月5日签订的《沪停战协定》。为此，他们催促陆军也起来跟他们闹事，但陆军的资深军官认为时机尚早，拒绝了。然而，一伙陆军士官候补生决意参加。这天，海军的三上卓中尉带入冲进了首相官邸，枪杀了犬养毅首相，同时还袭击了牧野内府官邸、警视厅、日本银行、三菱银行等。

    这就是1932年日本法西斯青年军人制造的“五一五事件”。

    次日，一时不摸要领的冈村宁次，登上了才驶进黄浦江的海军“薄”号驱逐舰，向舰长佐佐木丙二大尉打听事件的详情。听了他的介绍后，冈村对“以豪迈严正的大丈夫气概实行恐怖活动的海军青年才俊”，表示由衷地“钦佩”。恨不得自己也插翅回国，跟着大干一场。

    6月1日，冈村启程回国，3日，转乘火车抵东京，“在东京车站受到内山大将、真崎中将及200余名军官和四谷在乡军人会、青少年团的欢迎，欢呼他们由上海凯旋而归”。接着，派遣军的陆海军将领一级军官又去集体参拜皇宫，裕仁天皇不知为何没有露面，而由良子皇后出面慰勉：“诸将军辛苦凯旋，可喜可贺。”

    皇后也是金口玉言，简短赐言毕，慰问仪式也就算收场了。

    从6月5日开始，冈村宁次少将又得每日去陆军省撞钟，但没什么具体事务可办。这样混了一个来月，整日去饭店酒馆与酒友们打发时光。到了7月份，日军的定期人事调整开始了，在真崎中将的保举下，冈村得到了关东军副参谋长的空缺，时隔不久又将再返中国，欲知这次他去东北干了些什么勾当，且听了章分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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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赴任关东军

    肩负使命赴东北，掌握实权来“剿匪”；

    白山黑水抗日火，暂时沉寂冈村美。

    话说冈村宁次就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后，1932年8月19日抵达奉天。

    “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在日军中的规格还不高，其司令官一般由中将担任。借1932年8月日军机构和人事调整之机，关东军司令部为扩大编制、提高规格，采取了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及关东厅长官三位一体的体制。武藤信义大将被任命为军司令官，陆军次官小矶国昭中将被任命为军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为副参谋长。

    关东军司令部是片面积庞大的建筑群，房间众多。照理说司令部的几位主要首脑每人单独使用一间办公室是不成问题的，可冈村偏偏要和小矶国昭挤在一间屋里办公，原因何在呢？原来小矶国昭此次来关东军，是被荒木和真崎从东京总部排挤出来的，把他放在这里荒木等人仍不放心，特意嘱冈村宁次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尽管冈村多次向人表白什么“在军中繁忙的情况下，参谋长和副参谋长同屋办公是理所当然的”，但关东军上下官位都清楚这是冈村的一项特殊任务，关东军真正的参谋长是冈村宁次，小矶国昭不过是个已失去当时军部实权首脑信任的摆设。

    小矶国昭心里明白冈村的使命，并不情愿接受他来做自己的副手，还在冈村的关东军副参谋长任命未发布时，小矶便找借口私下对冈村说：“你们‘陆士’第16期是陆军的中坚，现在以你的好友永田和小(口克)为首发生分裂迹象。充当这个调停人的非你不可，所以你是绝对不能离开东京的。”

    这个借口是冠冕堂皇的。在“陆士”16期的三羽鸟中，冈村宁次是老大哥与和事佬，冈村回忆说：“中、少佐时期永田、小(口克)之间的友情，极为密切，正所谓歃血为盟的同志。我们3人经常在彼此家里集会聚餐和交谈，来往极为密切。永田在教育总监部工作的中、少佐时期与小(口克)之间平安无事，但从大佐时期转入陆军省，大家都任课长以来，由于公务上的接触及关联到部下课员之间意见冲突等原因，以致率意直行的小(口克)和主张明断是非的永田之间在性格上的矛盾暴露出来。因此，大佐时期后期，两者之间出现了不睦的迹象。1932年2月，我由补任课长转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时，曾向荒木陆相和真崎参谋次长建议：最近永田和小(口克)都预定要进级少将，但进级后绝对不要把二人安排在一起工作。因为在一座山上，放置两只性格不同的猛虎是危险的。可后来人事变动的结果，他俩还是被放在了一起，永田任参谋本部第2部部长，小(口克)任第3部部长。6月份我由上海回东京时，听到了在部长会议上永田和小(口克)已发生激烈争论的消息，我所担心的问题，终于出现了。”

    小矶国昭的这番话，要是在往常，冈村会认为是老前辈出于对他们“三羽鸟”的关心，而此时冈村党得“他对我去任关东军副参谋长这一要职，似乎是站在反对论的一方”。但是，由于荒木和真崎的力荐，“似乎因为我是所谓的中国通，因而认为我是最适任者”。小矶国昭也只得接受。而且，作为安插在小矶身边的一颗钉子，“我在关东军副参谋长任内，为向中央部联络或报告，每隔数月就去一趟东京”。实际上是甩开小矶国昭，直接听命于荒木陆相和真崎副总参谋长。军部规定的两人任务分工，也是让小矶去“指导满洲国”，由冈村专门负责关东军作战、治安、情报等纯军事方面的工作。

    冈村来关东军就任后，首先面临的是所谓“匪患猖獗”的局面：“我作为副参谋长先期出发，8月19日到奉天上任，接管工作极为忙碌，甚至连日记也未得好好写。8月26日武藤司令官到任后，决定由我出访第一线各兵团。8月30日访问了锦州方面的第8师团。从9月2日连续4天，巡防了驻在北满的各个兵团，在这4天中，就有3天从飞机上亲眼目睹了3次成群的土匪的活动情况。”

    9月2日晨，冈村在“远藤（作战主任）参谋的陪同下，乘小型客机出发，巡视第一线兵团。10时到达洮南，访问了岩田守备队长。午后到达齐齐哈尔，与旅团长、满洲国省长恳谈后在该地住宿。上午离开洮南时，就在洮南近前的开通附近，碰到了成群的土匪。他们看到飞机后就四散逃窜，我觉得有趣，就让驾驶员盘旋了几圈。3日访问了绥化的松木第14师团长，午后到哈尔滨访问了广徽第10师团长，并于该地住宿。这天上午在安达一呼兰之间，从飞机上又看到成群的土匪，但他们从容不迫，似乎知道我们的座机不是轰炸机。4日傍晚到达吉林，访问了多门第2师团后，当晚，宿于该地。5日清晨访问了敦化的长谷部旅团长后，随机将2名重伤军官运往吉林。午后向奉天归航中，又目睹成群土匪在伊通河谷聚集的情况”。

    这是冈村宁次上任伊始短短几大内，乘飞机巡视东北从空中俯瞰到的情景。

    他所说的土匪，就是我东北各地的抗日军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军对东北的疯狂侵略立即激起我爱民的愤怒反抗。随着日军侵略范围的迅速扩大，反抗的烽火很快也燃遍了辽、吉、黑3省。以东北军官兵为主体，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地方民团、保安队、警察、民间秘密结社、绿林武装等各阶层群众参加组成的各种名目的义勇军风起云涌，对入侵之敌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当时的情况大致如下：

    辽宁：1931年10月以后，辽宁各地抗日义勇军陆续建立起来。辽南有邓铁梅的东北民众自卫军，李纯华、项青山的辽南救。辽东有唐聚伍、郭景珊的辽宁民众自卫军。辽西有郑桂林、耿继周、苏景阳的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辽北有辽北蒙边宣抚专员高文斌组织的抗日武装。这些义勇军的主要成员多是留在关外的东北军和地方警政人员。由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各界人士组成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向关外派出许多政治、军事骨干，而李纯华、项青山、郑桂林、耿继周、苏景阳等部义勇军都接受该会的领导。在张学良的秘密授意下，原东北政权所属的部分武装也奋起抗日，如辽宁省警务处长兼奉天市警察局长黄显声所部、奉天市公安督察长熊飞率领的骑兵总队等等。地方民团也有积极抗日的，其中最著名的是锦西的联庄会。1931年秋冬季节，日军进攻重点在吉、黑两省，辽宁省义勇军的队伍乘机迅速扩大，声势大振。

    吉林：吉林省的义勇军是在旧政权主要首脑降日后，军队中爱国官兵自发抵抗日军进犯的形势下成立的。1932年1月，在哈尔滨保卫战前建立的吉林自卫军，即是由依兰镇守使李杜、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驻守哈尔滨的丁超旅和邢占清旅，以及驻守双城的赵毅旅等爱国官兵组成。2月，吉林步兵第27旅营长王德林等在延吉成立中国国民救，延吉、珲春、和龙、汪清等县的警察队、保安队官兵以及红枪会等民间秘密结社，也纷纷加入。不到半年时间，救发展到数万人之众。

    黑龙江：在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中，黑龙江的义勇军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观望后才成立的。在“九一八事变”初期，马占山率爱国将士江桥抗战，曾给进犯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在马占山降日后，黑省的抗战声浪很快沉寂下来。及至马占山重新抗日，部队的实力已大不如前。1932年10月，呼伦贝尔警备司令兼中东路哈满护路军司令、第2旅旅长苏炳文和护路军副司令兼第卫旅旅长张殿九等率部组成东北民众救，抗日斗争再度高涨起来。

    东北义勇军成立初期，爱国旧军人和知识分子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后来，大量农民加入了抗日队伍；不少民间秘密组织如大刀会、红枪会等以及某些绿林武装也卷人了抗日的洪流中来。到1932年4月，即伪满洲国建立之初，估计东三省义勇军的总数已发展到30万人以上。

    义勇军兴起后，对东北各处日军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战斗，1932年夏秋季节形成抗日斗争的。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义勇军袭击辽、吉两省重要城市30次，其中袭击奉天11次，袭击长春6次，烧毁了奉天和哈尔滨的飞机场，破坏了抚顺的日本发电所。辽宁的义勇军乘日军进攻北满，南满兵力空虚之机，控制了省内多数县城，日军被迫龟缩在铁路沿线的县市。关东军承认“确有16个县处于抗日势力控制之下”，“沈海、营口线铁路不通，满铁本线屡遭袭击，夜间运行处于极其危险的状态”。吉林义勇军冯占海部于4月收复方正，5月攻克宾县，7月再克榆树，打死打伤不少敌人。据日伪方面统计，1932年夏，吉林参加武装抗日的人数多达十几万人，抗日活动遍及18个县区。

    冈村宁次于1932年夏秋之交来关东军上任，正是东北义勇军势力的高涨时期。他通过对东北各地的实地考察、巡视，感到解决所谓治安问题是首要任务。为此，冈村一方面给军部打报告，要求从国内增派援军；一方面通过伪满政权加强所谓“法制”建设和地方武装建设。1932年9月，日伪统治者发布了由冈村等人参与炮制的《治安警察法》，11月又颁行《暂行惩治叛徒法》和《暂行惩治盗匪法》，把义勇军污蔑为“叛徒”、“盗匪”，可以格杀勿论。9月末，关东军司令部指示成立由伪满国务总理任委员长，军政部、民政部为主体的清乡委员会，在各省、县设立由日伪军政头目组成的地方清乡委员会。它们在各地网罗汉奸走狗，拼凑民团组织，进行各种反动宣传和破坏活动。不久，日军混成第14旅团和骑兵第4旅团分别于10月和12月先后增援到东北，增强了关东军的实力。日本关东军准备就绪后，武藤信义大将下令，由小矶和冈村具体负责指挥，向义勇军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

    其实，至1932年底，整个关东军的人马不足5万，它的强悍，主要在于军队的素质。关东军以区区几万人马，要向散布于东北广大地区的20多万抗日义勇军发动扫荡，谈何容易？冈村宁次带着斋藤弥平太大性和远藤三郎少佐等几个司令部高参，整日关在作战室里埋头搞扫荡计划，并提出了“步步为营，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

    日军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活跃在辽宁东边道的以唐聚伍为总司令的辽宁民众自卫军。9月12日，关东军以第1、第4骑兵旅团为主力，并从其他师团抽调部分步、炮、装甲以及工兵等部队，外加伪满奉天警备军的3个旅，开始向东边道地区进攻。东边道辖宽甸、桓仁、新宾、通化、辑安、临江、柳河、辉南、金川、抚松各县，该地区30年代初属辽宁省。现通化、辑安、柳河等县市划归吉林省。

    关东军的这次军事行动部署周密，采取了不同于以往一阵风似的作战方法。首先用3周左右的时间以沈海、安奉铁路沿线的要地为据点组成警备网；又在攻击开始前，派出一支部队从临江向八道江进犯，切断义勇军向东部山林地带转移的道路。从日本国内增派的混成第14旅团也参加了这次“讨伐”，并抽出部分兵力作机动，穿插于警备网内，逐渐向通化、桓仁一带缩小对义勇军的包围圈。

    10月11日，日伪军分4路发动了总攻击：西路从千金寨向新宾李春润部，南部经风城向宽甸张宗周部，东路由朝鲜江岸向辑安、临江王风阁部，北路从沈海路出发，经海龙、山城镇向三源浦包景华部、通化孙秀岩部及唐聚伍所在的自卫军总部进攻。日军的装甲车横冲直撞，跟进的骑兵攻势凌厉，迫击炮和机关枪猛烈轰击扫射，又出动飞机狂轰滥炸。在日伪军猖獗进攻面前，自卫军各部之间失去了联系，各自苦战一方，终因抵抗不住而节节败退。唐聚伍的第37路军司令王永成阵前投降，有的队伍宣布自行解散。唐率领自卫军总部和部分主力部队，突出重围，向北转移。11月上旬，关东军首脑再度集结重兵进攻自卫军，在临江一战中，驻守该地的自卫军徐达三投敌，由冈村宁次代表武藤司令官出面宴请“宣抚”。临江失守后，驰援的郭景珊、惠空光、魏萌楼等部陷入重围，自卫军伤亡惨重，被迫向抚松转移。日伪军穷追不舍，11月下旬，又把“讨伐”扩大到吉林省桦甸地区，自卫军难以抵挡，唐聚伍决定将余部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但由于在冬季的原始森林里，部队生存异常艰难。12月，唐聚伍、郭景珊先后退至热河凌源县，这时部队仅剩千余人。

    日军在攻打东边道的义勇军得逞后，紧接着就转向峋岩、庄河和凤城等所谓辽东“三角地带”。这一地区活跃着邓铁梅率领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和李纯华所部辽南救。日军的进攻从1932年12月中旬开始，各路义勇军奋起抵抗。12月下旬，邓铁梅率众3000余人攻击岫岩县文家街守敌，击毙日军70余人，并包围了守城的日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不久，日伪各路“讨伐队”分头进入岫岩以东的大营子地区，在大营子西南包围了邓铁梅、李纯华部义勇军。经过激战，义勇军主力溃败，邓、李率余部突出重围。日军的这次“讨伐”到1933年1月上旬结束，先后发生过50多次战斗，辽南义勇军大部溃败。

    按照冈村宁次制定的扫荡计划，关东军对辽东“三角地带”完成“讨伐”后，即开始向活跃于辽河地带的黄显声、张海天部义勇军进攻。1933年1月下旬，日伪军分4路从太子河东侧、奉山铁路沿线、营口以及营口铁路支线出发，边扫荡边前进，逐渐在大高丽房和沙岭一带缩小包围圈。这次“讨伐”破坏了义勇军的许多据点，将部分队伍缴械，迫使大部分义勇军转移或分散活动。

    辽宁基本“安定”后，武藤和冈村等关东军首脑，开始对吉林的义勇军进行大规模“讨伐”。这时，吉林各部义勇军主力集结在东部密山至梨树沟镇和穆棱一带（今属黑龙江省）。李杜所部吉林自卫军、王德林所部中国国民救和丁超所部护路军曾联合对敌，被日伪当局称为“满洲国治安的一大祸根”。12月，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批准了第10师团长广濑寿助的扫荡计划，并为其增强兵力。1933年1月，第10师团各“讨伐队”向各部义勇军猛扑过去。卫日，日军国部支队首先攻击磨刀石隧道及东南方守军，并向穆棱进逼，迫使义勇军主力向绥芬河、梨树沟镇方向退却，5日，日军占领梨树沟镇。4日，日军竹本支队从下城子出发东进，5日进入绥芬河，日军熊山支队也于4日从下城子直扑密山，李杜所部于6日退出密山城向虎林方向转移，日军穷追不舍。9日，日军汽车纵队以最高时速进入虎林城内，李社部全军溃散，李杜等乘雪橇逃到冰河对岸苏联境内，日军追至时，见苏联边防军正荷枪实弹在江那边等候，未敢作进一步行动。饭冢支队于8日占领七星河镇后，向宝沟进犯；13日，丁超等率部投敌。日军在扫荡密山地区的同时，又在小绥芬河方向进攻王德林部，义勇军在东宁力战不支，王德林等率2000余官兵退人苏联境内。在此以前，冯占海部义勇军于1932年10月向吉林市进军，直抵郊外，因关东军在城内有重兵驻守，防务坚固，不得不撤退。义勇军在渡饮马河时，突然受到日伪军袭击，损失惨重。11月后且战且行，经长岭、瞻榆等地，于1933年1月退到热河。

    关东军在黑龙江省进攻的主要对象是重新抗日的马占山所部官兵和苏炳文、张殿九等人领导的东北民众救。

    1932年4月，才当了“满洲国”军政部长没几天的马占山，在黑河通电抗日。6月初，关东军司令部令其第14师团向齐齐哈尔附近集结。接着，该师团所属的第28旅团及部分伪军侵入海伦，对马占山部进行“讨伐”。日伪军首先切断马占山各部队间的联系，包围歼灭了一部分义勇军；并派日军北进，切断马部退路。7月27日，日军在庆城附近借助浓雾，伏击了马占山率领的精锐部队2000余人，打死打伤300余人；次日夜，又围歼了露宿在林中的马占山余部。在马部的牺牲官兵中，日军发现了一具50岁左右留有胡须的矮个子尸体，于是吹嘘击毙马占山的电报、文件满天飞，日伪军争相报功请赏。实际上马占山早在27日的伏击战中，已率领少数人突围进山，不久收拾残部，绕道于10月间到达扎兰屯与苏炳文汇合。

    关东军击溃马占山所部主力后，仍不得安枕。10月1日，苏炳文、张殿九在海拉尔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部众有5000余人。马占山旧部朴炳珊、邓文等也率部坚持抗日。朴炳珊、邓文和苏炳文商定联合进攻省会齐齐哈尔。朴炳珊率队攻占克山，向齐齐哈尔进发，途中被日军骑兵阻击，无法前进，转至讷河、克东一带活动。邓文部攻下安达后，因嫩江水大无法渡河，回师明水驻防。朴炳珊与日军激战20余日，部队损失惨重，退守拜泉。11月20日，拜泉失守，朴部瓦解。朴炳珊只身经大连到内地。邓文部亦于1933年初退至热河。日军在向朴炳珊、邓文所部义勇军进攻的同时，投入了更大的兵力向苏炳文部发动攻击。10月7日，日军向驻守在富拉尔基车站防线的救张玉挺团进攻，日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救伤亡甚众，被迫撤退。11月11日，关东军司令部令各部日军消灭集结在嫩江右岸、兴安岭以东、中东铁路沿线的救。29日，由日军混成第14旅团和第14师团骑兵第1旅团编成的服部支队从齐齐哈尔出发，于12月1日攻占扎兰后，继续向西北进击。3日，关东军侦知马占山的指挥部设于海拉尔的面粉厂内，即令轰炸机前往轰炸。4日夜间，马占山、苏炳文率部乘火车离开海拉尔，5日晨抵满洲里以西的中苏边境，向苏联边防部队交出武器后，马、苏及其残部4000余人被允许暂居苏联境内。

    至1933年春，也就是武藤、小矶和冈村他们组成关东军新首脑班子半年后，东三省各部义勇军在日军围剿面前，除少数坚持斗争外，绝大部分先后遭到失败。武藤信义大将是只过问“大事”的司令官，而小矶又不为军部所信任。所以，冈村宁次是扑灭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抗日的实际指挥者。千千万万义勇军战士为反抗日本侵略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表现出的中华儿女决不当亡国奴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将永垂史册。

    随着抗日义勇军的失败，日本侵略者以为他们在东三省的统治逐渐安定了下来，关东军司令部便把夺取热河提上了日程。欲知其占领热河的计划是否得逞，且看下章分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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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进攻热河

    扩大侵略狂热河，天皇默许动刀戈；

    守军溃败如山倒，长城一线日军克。

    话说关东军预谋图占的热河省，地处辽宁、察哈尔两省之间，南与河北省为邻，长城在其南境，省会是承德。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炮制“满洲国”时就已公然宣称热河在其版图之内，他们认为据有热河省便隔绝了东三省与关内地区的联系，既可巩固其对东三省的占领，又可据以向华北推进。

    但是，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对热河作战，日本国内有不同意见。冈村宁次回忆说：“我记得当时满洲的气氛是，如果不占有热河省则无法形成满洲国；若是缺了那块地方，满洲国的国土就不完整。而东京的气氛是，不需要把热河省拿到手，特别是不宜使用武力扩大地盘。两者之间争执不下。这时从东京最上层机关不断有人以私信或其他方式向武藤关东军司令官传送东京的意见。”

    1932年10月18日，冈村的密友、参谋本部第2部部长永田铁山少将乘飞机抵奉，与关东军首脑审议热河对策，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此前，日本政府已于10月1日向关东军将佐一级军官传达了“李顿报告书”，该报告提议：“在中国政府的宗主权下组成有广泛自治权的东北自治政府，作为日本、苏联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对于日本对热河的权利要求毋庸再议，而且这个缓冲地带不包括万里长城和内蒙古。”因此，永田认为，“李顿报告书”刚刚发表，对此无视而实施热河作战，对日本的外交政策有损。现在不如进行满洲国的经济开发和调整国际关系，当务之急是在和苏联关系不出问题的前提下改善国内状况和充实军备。

    为了尊重军部上层首脑的意见，“关东军曾反复通过张海鹏及其他中国方面要人，尽最大努力使热河省圆满地纳入满洲国，但经过数月工作，终成泡影。武藤司令官乃决心以武力占领热河省”。东三省义勇军失败后，关东军的总兵力已超过了10万人，伪满军队也有了一定的战斗力，他们认为可以把手再朝南伸一伸了。

    这时，关东军小矶参谋长的日子颇不好过。东京方面排挤他，遇事往往甩开他直接找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下面的人也瞧不起他，司令部工作一般避开小矶以冈村为中心。混到年底，自觉没趣儿的小矶向武藤提出辞意，顺便诉说一下心里的委屈。武藤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叠信放在小矶的面前，小矶读罢哑然，这几十封全都是部下、日本侨民甚至“满洲国”官员告其状的信。

    “我是信任你的，不想再说什么了，我不是那种听到别人说自己部下坏话就高兴的人。”说完，武藤把这些信丢进炉子里烧掉。

    小矶见状，感激涕零地紧紧握住武藤的手。其实，武藤已有些讨厌荒木和真崎给他派来的那位冈村副参谋长，希望利用小矶国昭来平衡和制约冈村的权力。

    书归正传。再说关东军侵占热河省的军事准备早已就绪。1932年4月，日本第8师团开进东北后，不久即配置在辽西，受命秘密准备侵热。这一年年底，日本又从国内调遣第6师团到东北，与第8师团一起准备进攻热河。另外，关东军还积极收买土匪、招募伪军，建立所谓“谋略部队”，作为执行侵略任务的工具。

    1933年1月1日，日军第8师团致电中国山海关驻军，要求中队撤出山海关。此无理要求遭中方拒绝。2日9时，该师团向中国驻山海关第9旅发出最后通碟，限中队在2小时内离开山海关。10时半，日军4辆兵车及3辆铁甲车抵山海关，即遭中国守军顽强抵抗。1月3日，日军大部队逼至山海关。由于过去《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在山海关不能构筑永久性工事，因此，中国守军在装备优势的日军攻击下，无险可依，双方激战4小时，守军伤亡过半，营长、连长大半战死，不得已撤出山海关。同日，山海关被日军第8师团占领。

    是役，日军也死伤500余人。

    日军攻占山海关，其实是关东军发动热河战役的序曲。日军进攻热河，其重要目的是击溃中国在该地区的主力部队，占领长城以东地区，封锁中国关内外之交通，割断中国东北抗日力量与关内的联系，为进一步进攻华北、内蒙开辟前线战略基地。武藤信义等人知道这次行动可能要触动中国关内军队根基，面对的不是东北各地义勇军那样的民众武装，而是装备和素质均较之高一些的正规部队，所以动员了日军2个主力师团、3个旅团和其他配属部队。这是日军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作战。

    当时，驻守热河的中队主要是原东北军部队。省主席汤玉麟，奉天阜新人，早年出身绿林，后被张作霖收编，成为张在东三省开基创业的把兄弟。在东北军，汤历任奉天巡防营队官、帮带、陆军第27师营长、团长、旅长。1920年10月，任奉天东边镇守使兼右路巡防统领。1922年改任陆军11旅旅长，1924年该旅扩编为师，任工工师师长。1926年春任奉军第12军军长，率部人热河，被委为热河都统。1928年东北易帜后，改任热河省主席。

    汤玉麟对日态度暧昧。“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把汤的家属姨太太们从沈阳护送到天津，伪满委任他为热河省主席兼省军区司令，让外界以为汤做的是“满洲国”的官，他也不介意这个是非名份。时任伪“满洲国”参议府议长的奉系老友张景惠派人来拉拢他，汤也未加拒绝。热河开战前不久，日伪在北票召集会议，汤玉麟居然领部下张舜卿前往参加。在会上，日方提出了3条要求：第1，要汤担任伪热河省长兼军区司令，必须派亲信为代表，常驻长春，加强联络；第2，为了满、热一体的关系，要求汤同意把铁路延长到承德；第3，为了加强联系，要汤同意关东军在承德设立无线电台。张舜卿把这3条报告给汤玉麟，汤没有明确表态。张舜卿知道此事重大，把情况直接报告了张学良，张学良断然地拒绝了。张学良觉得让汤玉麟守热河是靠不住的，想把他撤掉，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汤是张作霖的拜把兄弟，算是张学良的长辈，再说阎、冯倒蒋时，奉军人关抄了阎锡山的后路，汤玉麟立过功劳；郭松龄反张作霖时，汤玉麟又为大帅卖了很大力气。对这个有功的奉系老将，张学良不敢轻易撤换，只是派人向汤提出3点劝告：第1，现在服从副总司令（张学良）就是服从先大帅，只有抱成一团，东北军才能有个立身之地。第2，叙帅（指张景惠）已经上了贼船，不会有好下场，千万不要跟他走。第3，关于中日问题，热河已经面临危若累卵的严重局面，要做积极防御准备，不可大意。汤玉麟满口答应，表示绝不投敌，要与日军周旋到底。

    1月28日，武藤信义在锦州下达了作战准备命令：第8师一并指挥混成第14、第33旅团从锦州经义县，攻占承德及长城沿线之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界岭口。由于这一路是热河作战的主要攻击方向，由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亲往指挥。第6师团一并指挥骑兵第4旅团、第36旅团从通辽、彰武，经过虎山，攻占赤峰，然后策应第8师团进攻承德。预定进攻时间为2月21日。

    日军之所以给各部队将近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是有原因的。伪“满洲国”成立后，热河省变成了抗日的前沿地域。一年多以来，中队在这一线已做了一定的准备，关内的平津地区又有中国重兵驻扎，拉开了随时可以增援的架势。但是，关东军首脑认为，蒋介石在江西、福建一带的剿共战争正处于一个，中央军不会大量调人华北，而在华北的中队分属各个派系，以保存地盘为第一要旨，很少顾及国家利益，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允许其他部队人境，暗中与关东军又有来往，所以这次作战取胜的把握很大。

    话说两头，也就在日军各部队做紧张的战前准备时，中国方面为应付紧张形势，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任命奉军老将张作相为热河前敌总指挥。2月18日，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与军委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到热河省会承德视察，宋表示：中国决不放弃东北，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人占领首都南京，也没有人肯作城下之盟。可见捍卫国土完整之决心，气壮山河！可惜却拿不出什么人力物力来实际支援。

    1933年2月21日凌晨，日军先遣部队向热河省东部南岭的中国守军阵地发动袭击，侵热行动由此开始。2月23日，日第8师在飞机的支援下，从锦州西进。25日，日军攻占朝阳、开鲁。

    3月2日，日茂木骑兵第4旅团与中国孙殿英部激战竟日，终于占领了赤峰城。次日，冈村宁次带着茂木的队伍，近3000人马，狂呼着“板崽”（万岁）举行了入城式。

    孙殿英也不是吃素的，想当年连皇帝、太后的阴宅都敢扒开，属于天不怕地不怕式人物。他不甘这样败退，当天即组织对日军前线指挥部的袭击，差一点端了对方的老窝。转天，平津的报纸上头版头条刊登了孙殿英的捷报：“孙军长勇冠三军，亲临前线，气压强寇，指挥若定；三荡三决，敌人清北……”

    孙殿英一下子成了名满全国的抗日英雄。

    无奈，孙殿英的局部小胜无助整个热河战场形势。本来，省主席汤玉麟事先曾表示要与日军周旋，但战事一开始，就军无斗志。3月2日，日军陷凌源后，张作相、汤玉麟便相继逃离承德。4日，日第8师团第8联队仅派1个中队百余名骑兵，就轻易地占领了承德。短时间内，日军基本上控制了热河省，直逼长城一线。平素喜怒不形于色的武藤大将，也笑逐颜开，神色颇为自得。

    随着热河的沦陷，察哈尔和河北两省开始受到直接威胁。由于日军将要向长城各口展开进攻，河北北境更是全线震动。正在江西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所在地进行全力围剿的蒋介石，在全国抗日呼声的压力下，调派南京政府中央系的3个师到北方，他本人也于3月初离南昌北上，先后到保定、北平进行了一些安排。3月12日，张学良宣布引咎辞职，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代理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务；正在陕西、大别山、江西与红军作战的黄杰、徐庭瑶、关麟征部和绥远的傅作义第7军团，也陆续开到长城地区增援。这时，争夺长城各口的战斗已经开始，中国方面的总指挥是何应钦。

    下一步如何打？日军内部又有所争论。由于关东军多次请求，东京方面对扩大热河战事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为向中央上报与此有关的事项，武藤司令官决定让冈村宁次面奏天皇。3月13日，关东军司令部将上述内容以电报向中央部报告后，3月17日接参谋本部庶务课长来电，内称：“24日陛下赐见，可能垂询热河作战问题，应做准备。”冈村宁次“推测并且直感到，由于热河作战已触到了东京最上级机关的痛处，因此，必须把不得已而行使武力这一点作为上奏重点”。

    冈村于3月19日动身，23日到达了东京。24日在参谋本部报到时，接到午后进宫上奏的紧急命令。

    冈村这时的身分仅为少将，能单独面奏天皇已是破例的“殊荣”。上奏时，他将自己由前方带来已经污损了的地图，放在御案上，见天皇没有介意，才开始奏报。冈村从下午3时10分起用了约20分钟，将热河工作及作战经过作了汇报，重点是表白关东军已用尽了各种办法，最后不得已才使用武力，又一再保证部队牢记政府关于不准超越长城线作战的方针。

    天皇并未提问什么，只是颇为热心地听着冈村宁次的上奏。这位日本的现人神，常常对什么都不置可否，实际是任由下边的臣子蛮干。这次关东军在热河得手后，他亲踢敕语鼓励道：“于热河省方面作战之关东军将兵，冒风雨逾艰险，长驱迅进以寡破众，得以宣扬皇军之威望于中外，朕深嘉其忠烈，惟世界形势不容顷刻苟且，汝等将兵应益益养其锐力，朕深有厚望焉。”

    关东军占领热河省后，3月中旬以长城线为第一线进入守备。在此期间，中国于迎面集结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冯玉祥旧部）以及晋军等数十个师的大军，与日军争夺长城上的一些隘口。自古北口至山海关一带约400公里的长城线，不少地段被中队收复。日军以第8、第6师团及混成一旅团守备这一漫长的第一线，兵力显然不足，处于疲于应战的状态。尽管如此，日军也屡以小部队越过长城线去袭击中队。但如此作战方法，使其官兵疲惫不堪。因此，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中，产生了莫若进行一次短暂的大规模进攻作战，给当面中队以彻底打击的议论。但是，这又违背不准越过长城线的方针，使关东军首脑难以下最后决心。4月12日，武藤再派小矶参谋长赴东京，就这一作战问题与中央部进行协商。5月3日，小矶国昭刚抵大连，便立即通过电话传达了军部允许突破长城线进攻作战的命令。

    当时日本内阁方面顾虑影响国际关系，希望控制关东军进至长城线以南地区作战。他们认为，热河是“满洲国”的“领土”，而长城线以南则是中华民国的境内；关东军占领热河省，是为“满洲国”收复“国土”，理所应当，而打到长城以南就是侵略了。按照这套逻辑，日本内阁多数成员主张战事不宜扩大，而荒木陆相则在阁议上发表意见认为：扩大与不扩大要对时间、地理、兵力三方面进行考虑，如时间能缩短，地域和兵力的扩大都可认为是次要的，时间的延长才是大忌。因此他努力游说内阁允许关东军突破长城线做短时进击。

    作为现地指挥官之一的冈村宁次认为：从大局来看，华北地区的天津仍然驻有日本驻屯军，北平也有日本驻在武官，与当地中政当局仍保持着“友好关系”，唯独关东军与中队作战，由于处于这样的微妙形势，所以这次进攻作战并无占领地域目标，而是给对方以沉重打击，使之丧失进攻能力即达到目的。然后，理当重新恢复警备“满洲国”的姿态。对于这一大局的观点，不一定要求在前线进行战斗的官兵都能理解，但是，必须严格要求最前线部队的指挥官理解这一点。

    为了贯彻这一意图，冈村宁次请求这时已晋升为元帅的武藤司令官，批准他亲往担任主攻任务的第8师团去指导作战。武藤信义自然也乐得让他离开自己的身边，省得他在司令部专权。

    5月11日，冈村在伊藤副官陪伴下，由长春飞至奉天。由于要在战场附近古北口小溪的河畔降落，所以乘坐蚊式轻型轰炸机于12日晨由奉天起飞。午后2时许，飞机到达古北口上空。但由于风向不好，不能与小溪平行在河岸降落，同时，又因河岸狭窄，与小溪成直角降落也很困难，因而驾驶员提议暂时飞回承德，等候天气好转。“这使我非常为难。因为战斗已从昨天打响，所以我说服驾驶员慢慢地多转几圈，找个好机会降落。驾驶员终于理解了我的想法，试着盘旋了七八圈，才在离水边仅二三米处停止滑行，真是非常危险啊！”

    下飞机后，冈村乘车驶往设在郝家台的第8师团战斗指挥所，去见正指挥作战的西义一师团长和久纳参谋长。

    当时的战况是：该师团对迎面2—4公里中队纵深阵地的攻击，迄今尚无大的进展。但官兵们似乎士气很高，狂呼着“占领北平！占领北平”的口号。冈村觉得这种气氛与上面的意图不符，便在协助部署完部队新的攻击阵势后，将西义一师团长叫到指挥所外边谈话：“阁下有担任侍从武官长的经验，我想定能拜察陛下的心情。我本人3月中旬晋京时，陛下竟命我这一少将即时进宫觐见，我向陛下上奏了热河作战迫不得已的理由，并对陛下保证今后决不越过长城线。其后战况，阁下已经了解，这一次进攻是为了警备上的需要，好不容易取得中央谅解，这才发展成这次作战。现在听到贵师团冲往北平的口号，使我非常担心，因此，无论如何务必严格遵守适时停止的命令。”

    西义一师团长当即回答说：“您的看法十分正确，我也非常理解。本师团为了鼓舞士气说是冲向北平，但一定会遵守上级命令的，请放心好啦。”

    在冈村宁次的协助指挥下，第8师团很快突破中队的防线，向密云、怀柔一带压迫，其师团指挥所也前移至白河洞。冈村为观察攻击进展情况，要求乘汽车到前沿，久纳参谋长不同意说：“连这里都受到枪炮的攻击，再往前去非常危险，副参谋长来到这里，我们已感谢不尽。”但是，冈村见站在一旁的西义一师团长默不作声，便强行登上一辆汽车，和伊藤副官一起驶往前沿。

    在前沿阵地，冈村宁次见到了正指挥战斗的川原旅团长，目睹了中日双方官兵的累累尸骨，并指导日军坦克部队攻击石匣镇。

    不久，石匣镇被攻陷。冈村率第8师团司令部一同入城，“此时飞来一流弹擦身而过，（冈村）俯身拾起以留纪念”。是夜，饱餐一顿当地特产粟米粥后，冈村一伙宿于石匣镇。其他一般官兵破城后，四处杀鸡宰羊、奸淫虏掠，这里暂且不表。

    5月14日，冈村宁次返回奉天。16日，参加完在大连满铁俱乐部召开的第16次军事运输协商会议后，又到了伪满“首都”——新京（即长春），因为这时他还有一份兼职：日本驻“满洲国”大使馆副武官。25日，中国方面遣密使来新京，正式提出停战要求。28日，关东军决定由冈村宁次作为谈判代表，赴塘沽与何应钦的代表商谈停战事宜。欲知这次谈判究竟达成了什么条款，且看下章分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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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塘沽协定

    探囊取物来谈判，威逼利诱耍蛮悍；

    做完平生得意事，不满冷落走为善。

    话说当时的塘沽，还是个居民仅万余人的小镇。它位于天津东南方向100多华里的海滨，港内风平浪静，便于船只停泊。经日方同意，中国当局选择在这里举行双方的正式停战谈判。

    本来当关东军向长城以南各地实行武力进逼时，日本的一项和平侵华阴谋已在付诸实施，这就是在中国策动内变，分裂华北，扶植傀儡，建立所谓“新政权”。早在1933年2月间，与关东军进犯热河的同时，其高级参谋、奉天特务机关长坂垣征四郎便来到天津，专门开展此项活动，经费由冈村宁次具体筹措。坂垣最初计划策动吴佩孚、孙传芳等旧北洋派头目出面组织亲日政权。但由于这两个人不愿留下汉奸的臭名，他们又选中原皖系军阀成员张敬尧作为主要工具，企图使张在北平发动政变，华北其他地方军人加以响应。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坂垣不惜重金收买华北的地方军人，并利用他们与国民党政权的矛盾进行煽惑，借以削弱中国中央政府在华北的势力。

    在华北一带建立所谓“缓冲”地区，以确立伪“满洲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保障，是关东军历来的追求目标。在冈村宁次建议下，日军4月下旬对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门阵地的进攻，主要就是为了配合坂垣的活动，企图以日本军事上的声威来促成华北的内变。但原北洋系统军人中甘心充当汉奸者毕竟是少数，纵观整个抗战期间，降日或反复无常经常反水的多是原西北军系统的一些将领，旧北洋派军官的气节反而要高些。这是后话。5月7日，张敬尧在北平被刺杀，坂垣的计划搁浅。16日，原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在日本特务中野英光操纵下，在滦东打出“独立”旗号，但无人响应。在这种情况下，坂垣只好向武藤、冈村等人报告：在华北制造亲日政权的计划，“因各将领持观望态度，难以进展”。因而，日军向长城以南的新攻势便从策动内变，发展为以战迫和。

    自日军向长城一线进攻以来，中队虽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但南京政府并没有抗敌到底的决心。在上海事变爆发时，国民政府一度迁都洛阳，1932年12月又返回南京。蒋介石等人对当时各项政策研究的结果，仍然主张一面对日妥协，一面加强与列强各国的友好，首先要谋求国内统一，以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作为基本方针。即当前以讨伐军为目标，至于日军的进攻，则作为将来的问题对付之。次年1至2月间，适值蒋亲率主力专心剿共之际，关东军攻陷热河部分地区，令蒋十分难堪。3月8日，蒋自南昌剿匪司令部飞赴河北省保定与张学良会谈，结果张以承担热河战败责任辞去军委会北平代理委员长之职而下野，11日赴上海。12日，何应钦受命继张后任。蒋介石则急速南下对付军。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改编为4个军，分别以万福麟、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为各军军长。至此，蒋介石瓦解东北军以及使中央威令扩及华北的夙愿，经一番周折反而初步获得成功。

    这时，正赶上汪精卫在国外“游历”约半年后回国，于3月30日又任行政院长，再次组成蒋汪合作政权。不久，对日持强硬态度的外交部长罗文干辞职，汪兼任外长。于是，对日政策也由抵抗更明显地转变为对日谈判。4月中旬，国民政府通过北大校长蒋梦麟与英国公使蓝浦森联系，要求英国调停停战。5月3日，蒋汪决定起用亲日派、前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郭为委员长，成立有华北各界实力人物参加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职责是“改善华北方面的中日关系”，并将此意转告给日本方面，以博得对方的好感。

    而在军事上，何应钦起初是想要顶一顶。他准确地判断日军如果再进攻，主要将来自山海关方面。因此，他将华北的中主力集中于滦东地区，沿滦河构筑数道防御阵地，又将其余兵力配置于长城沿线。

    为了“教训”何应钦，并在停战谈判开始前再作一次军事讹诈，5月3日，关东军经中央部批准下达了由冈村宁次起草的“关内作战”的命令。命令指出：“华北方面之敌，依然坚持挑衅态度，不仅再度进入滦东地区，而且在兴隆县方面已越过长城线进入热河省内，我军务须予以致命打击，以挫败其挑衅性进攻。”6日，东一京的参谋本部也提出了《北支（华北）方面应急处理方案》，其要点是：“以关东军继续使用武力加强压制为基调”，“坚持在沿长城地区反复打击中队”，同时，“采取措施，加强促进华北、华中和华南各方面的分立倾向”；中国如要求停战，其军队须“大体上后退至宣化、顺义、三河、玉田、滦县、乐亭以南及以西，并以事实表明不再进入该地区”；而且“中方必须在事实上厉行取缔排日，并予以切实保证”。该方案还告诫关东军，要“避免缔结停战成文协定。在看清形势的基础上，根据对方之迫切要求行事”。

    从5月7日起，日军沿长城猛攻中国阵地，很快又侵占了滦东地区，并侵入滦河以西。15日，在冈村宁次的建议下，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发表声明：“如果中队幡然悔悟，放弃以往的挑战态度，从国境线远远后撤，则本军有意速回长城线，从事维持满洲国国内治安之本务。若中队仍不改变态度，则本军亦不得不继续作战。”

    未等何应钦答复，5月17日关东军的第6、第8两个主力师团，开始向南推进，目的在于“以作战上最有力的态势进入谈判”。第6师团于当日占领唐山，18日进入玉田，19日占领蓟县，20日越过平谷、三河，第一线部队抵达蓟运河一线。第8师团于19日攻占密云，21日进攻怀柔，23日突破中队防线，并继续南进。这样，北平已处于日本侵略军的枪口之下。

    此时的何应钦已无心再战，在军事上一筹莫展的情势下，急于要与日军达成停战。而人数较中队远为劣势的关东军，战斗力也已用尽。冈村宁次认为，日军虽暂时胜利，但整个平津地区的各派系中队约有40个师，区区几个关东军师、旅团尽管战斗力强悍，长期作战毕竟不支，“因此，必须乘胜于最短时间内导致停战。唯恐予中以反击的余裕”。可是，他的这个看法一时不被东京方面理解。参谋本部的首脑们起初对关东军人关作战顾虑重重，这时见战事顺利又主张继续干下去，全然不顾现地作战的关东军兵力已捉襟见肘。于是，“关东军对此发出抗议电报，认为停战谈判应由其自行处理，其他机关不得干预”。5月22日，参谋本部在关东军指挥官们的压力下，电告武藤信义可以与中方进行停战谈判。

    何应钦和黄郛知道，此时关东军的掌权人除武藤信义元帅外，其次就是冈村宁次副参谋长。所以，黄郛的和谈密使殷同于5月24日到达长春后，就要求直接与冈村宁次晤面。冈村在日记中记载：“5月24日及25日，我应殷同的邀请，单身前往他的住处密谈，并把我军有意缔结停战协定的想法告诉了他。通过两天的会谈，彼此间疏通了大体的意见，达成了有关停战的大致意向。”

    冈村宁次这次与殷同秘密会谈，起初居然对顶头上司武藤连个招呼也不打，可见其专权跋扈和武藤之所以对他反感的原因。后来，“可能是军司令官知道了这一情况，故而委任我为全权代表。本来，协定全文已经决定，任务只是迫使对方同意，因此可以说委任谁为全权代表都是一样”。

    其实，这是武藤顺手推舟让这个军部的大红人再去出次风头。

    中方谈判代表是熊斌。此人是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早年人广西陆军干部学校、奉天讲武堂，武昌起义时投身革命；1924年起在冯玉祥部工作，1925年任过北京政府的陆军部次长，1931年改任国民政府文官处参事、国民政府参军，1932年后任参谋本部厅长。日方以冈村宁次为正式代表，又命喜多诚一大佐、远藤三郎少佐、藤本铁熊少性等参谋和林出贤次郎书记宫随行。另外，日本驻北平武官永津住比重和日第6、第8师团各选派的1名参谋，也作为代表团的非正式成员参加谈判。

    5月29日，冈村率代表团由大连乘日海军驱逐舰“朝颜”号，在风平浪静的渤海上以24节的速度驶向塘沽。因山海关及沿京奉铁路一线，早已成为中日双方军队争战或对峙的地区，陆路交通基本阻断，所以，选择塘沽为谈判地点也便于日方代表走海路前来。

    5月30日，“朝颜”号驱逐舰抵达塘沽港。冈村一伙人换上一艘小艇，沿海河往塘沽镇驶来，他“目睹海河河口及两岸堑壕上，中国兵守备之状态，不禁要属下做好战斗准备”。自诩“中国通”的冈村宁次，虽然知道中国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古训，但带着这10多个人闯入同仇敌忾的对方营阵中，还是令他战战兢兢，不得不小心谨慎为妙。

    当天下午2时，以熊斌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乘火车经由天津驶抵塘沽。冈村先派永津佐比重前去接洽。下午4时，中日所有谈判代表集中开了一次会，双方寒暄之后，互认委任状，熊斌和冈村宁次又分别介绍了各自的随员，并约定次日上午9时正式开会。

    在塘沽逗留期间，冈村二行被安排宿于火车站的站长室，由日本卫兵和中国警察共同负责警卫。塘沽镇上戒备森严，唯恐中国民众和下级官兵袭击这伙所谓“和谈”代表。

    5月31日上午，双方按约定进入实质性的谈判。但严格说来，这并非真正的谈判，而不过是日方将自己的条件强加于中国的一个仪式。会议一开始，冈村便拿出了事先印好的停战协定草案，说了一下大体内容，要求中方在1个半小时内作出是否同意的答复。他还蛮横地宣称，对草案中方一字也不许更改。熊斌事前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指示。此次停战谈判应只限于军事，不涉及政治，不可有放弃长城以北领土之类的文字。熊斌披阅日方草案内容，发现字面上没有这类文字，但还是希望能发表一项声明，表明东北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或一个地区的立场。对此，冈村宁次自然不会同意，熊斌也只好不再坚持，在日方限定的上午11时前原封不动地接受了日本的草案，在上面签了字。这就是中日关系史上著名的《塘沽停战协定》，其主要条文如下：

    1．中立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

    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

    亦不得有挑衅扰乱之行为。

    2．日军为证实第1项之实行情况，得随时以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视，

    中方对此应予保护，并提供各种便利。

    3．日军在证实中业已遵守第1项规定时，不再超过上述中之

    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主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

    4．长城线以南及第1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

    警察机关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5．本协定签字后即生效。作为以上证据双方代表于此签上名盖章。

    在这个协定签字后，冈村宁次和熊斌经讨论，又签订一项觉书，内容是：万一撤兵地域之治安发生扰害，非警察力量所能镇压，应由双方协议之后再作处置。此外，日方还提出希望条件四项，迫使熊斌口头允诺，其中一项是：“中日纷争祸根之排日，望即彻底取缔。”

    《塘沽停战协定》形式上是中日两国特定地区的军事领导人所委派的代表签订的，但其实际效力与两国政府间的协定并无差别。这个协定有两方面的严重含义：第一，它确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等于认可了日本对东三省及热河省的非法侵占；第一二，由于长城线和中国撤军线之间定为中国非武装区，使冀东至北平20余县成为一个特殊地区，日本侵略华北的通路被打开，正如战后日本战史专家自己所供述的那样：“日军越过长城线在关内河北地区设置了有力据点一事，意味着作为将来继续进入华北的第一步，也可以看作不久即走上通往中国事变的路程。”冈村宁次就是在这关键的一步上，为后来“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埋下了楔子，尽管他战后竭力表白这不是他的初衷。

    塘沽停战协定，仅经过数小时的所谓“谈判”就高速度签了字，除何应钦在日本军事胜利面前急于想停战和冈村在谈判桌上的欺诈威逼外，冈村宁次后来还谈到了一个原因：“由于永津佐比重驻北平武官，趁平素交往密切的中国委员探询日方意图时，故意透露好像关东军要求的条件非常苛刻（这是采取的一种谋略手段）。但是，及至谈判条件内容时，出乎中国方面委员意料，条件并不过分苛刻。加之，作为我方随员也参加了会议的永田武官又从中说服，也有关系。由于这一功绩，永田武官后来被委任为关东军参谋，受到特殊功勋的恩赏。”冈村和盘托出了他这个谈判高手，与部下里应外和共同施展欺骗、讹诈的嘴脸。

    与熊斌签完字后，冈村着实松了一口气，这可从他转天的日记中看出：“夜独居客舍。此次签字，深感已使圣上安心。”7月27日，武藤信义元帅暴病死于任上，冈村于8月初送灵柩回东京。7日，武藤葬礼一结束，本庄侍从武官传天皇圣谕要召见冈村，“我作为一名少将，被再次吩咐即时上奏是少有的”。8日下午，冈村去叶山御用邸参见天皇，并用了约15分钟把塘沽停战协定的拟制和签订情况详细上奏，“陛下非常满意”。后来，裕仁天皇还亲自率侍从，携带协定文本到靖国神社向阵亡将士的亡灵“报捷”。因为这个协定标志着从“九一八”开始的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暂告一段落，是它这段侵略成果的总结。

    达成停战协定，也使伪满政权感到高兴。冈村称：“当6月5日我回到长春时，意外地受到了满洲国高级官员及很多满洲国人的迎接。6月12日夜，满洲国国务院设宴招待我全体停战交涉委员时，除国务院高级官员、各部总长全体参议等，几乎满洲国的全体高级官员数十人都出席了宴会，使我十分惊讶。”因为在日本人炮制和扶植下的“满洲国”虽然“立国”，但许多官员的内心深处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们的心理就是虽然热心讨伐匪寇，但不希望中国人和中国人进行战争。因此由于停战，人们特别高兴。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

    冈村宁次视塘沽协定为他一生事业的“杰作”。由于这个协定是经他本人拟制和签订的一时其内容的夸赞“虽有自私之嫌、然而我却认为这是从满洲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我同长期作战的最重要的境界点”。日本战败后，1945年12月5日一美国《时代》杂志记者马裘里·萨班斯小姐采访冈村时问道：“如果日本在进入满洲或在塘沽阶定后即行停止岂不更好？”这时作为待审的侵华日军总司令似乎也有所察悟，对这位“其军事素养之丰富，观察之敏锐一远远凌驾日本记者之上的美丽小姐的卓越见解，不胜惊叹”。冈村回答说，塘沽协定签订后，“如果能就此中止我国对外的积极政策，那就好了，不论当时或后来，我都认为应在此停止”。

    冈村的回答一半是撒谎——一个是战争赌徒事后诸葛亮式的后悔。因为对日本的国家利益来说，得到了这份塘沽协定。实际上就已经意味着当时的中国政府默认了它侵占长城线以北的事实，对华北事务它也可以插上一手。无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胃口太大，竟进一步要发动对华侵略的全面战争，结果在中国及反法西斯国际联盟的共同打击下战败投降，使日本反而失去了原来通过战争得到的台湾、朝鲜半岛等大片土地；它好不容易在中国东北拼凑起来的“满洲国”也垮台了。军国主义的所谓日本“国家利益”。真可谓是鸡飞蛋打，连到手的东西都没有保住。

    武藤信义病死后，关东军司令由菱叫大将继任。菱刈上任后，不想让小矶国昭和冈村宁次当自己的参谋长、副参谋长，要换上自己更信赖的人。小矶没什么想法，他早想离开关东军返回东京，另谋仕途晋升之道。冈村并不想走，“我期望牺牲一生，永驻满洲服务于国家，又考虑到对居住在此地的日本青年的指导，以及一部分同志和关东厅日本官员的希望，也应永远呆在满洲”。他把这个想法说了，菱刈没有啃声。菱刈早从死去的前任那里闻知，这位副参谋长虽仅为少将，但恃才做物、权欲旺盛，且在下面的基层干部、幕僚中很有威望，留下他恐怕有喧宾夺主、架空自己这位大将司令官的危险。冈村见留任不成，又要求按他的职级平调到关东军下面部队中任旅团长，菱刈推说他本人没有意见，但要听从东京方面的安排。

    东京军部内，此时正矛盾重重。日本陆军中权倾一时的荒木一真崎体制已开始不稳。陆相荒木因病卧床不起，反对派借机逼他辞职，荒木想让参谋次长真崎接替自己，但遭到闲院宫的反对，最后妥协的结果由日军教育总监林铣十郎大将担任陆相；真崎就任林铣十郎留下的空缺，并由中将晋升为大将。

    但是，林铣十郎当上陆相不久，没能得到这个职务的真崎很快就拉了一批亲信与之作对。林铣十郎也不示弱，他手下的一帮幕僚也处处与真崎派作梗。一时间，日军领导层内部乱了套。冈村宁次本是荒木和真崎这一派的干将，也受过他们的提携栽培，但他这两年离开东京远在关东军任职，客观上使他与荒木、真崎的来往不那么密切了，加之他对谁也不愿得罪，所以，在军部的一般将佐看来他是个超然派，便希望趁关东军新任司令官菱刈不愿冈村留任的机会，要求军部首脑把他调回来，为各派幕僚之间的团结“尽微薄之力”。

    小矶国昭调走后，西尾寿造中将出任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比小矶能干，这样一来，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的作用不如从前了。1934年3月，“满洲国”正式实施帝制，博仪由“执政”登基做了皇帝，而在博仪所熟识的日本军官中，坂垣征四郎是和他打交道最多的一个，因此日本政府也希望由坂垣来接替冈村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兼任“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

    满肚子怨气的冈村宁次，自参加完博仪的登基仪式后便什么也不想干了，上面的意图他已猜到几分了。对菱刈司令官他更是不满，当菱刈染上痢疾暂时住进医院时，他竟一次都不想去探望，表面的理由是“我在前年、去年都遇上了两任司令官（指白川和武藤）在军中暴亡之事，自省是位不吉利的人物。这次菱刈司令官得病一回都不去探望，也有这方面的顾虑”。实则，他是对菱刈的排挤和冷落怀恨在心，巴不得他早死或早日离任。

    这期间，无所事事的冈村宁次忽然儿女情长起来。他写信要儿子忠正来长春游玩，去年夏天忠正就写信说要来长春看看，他推说公务繁忙，没有让儿子来。忠正在那封信中，还告诉父亲自己交了个女朋友，叫山口美知子。作为父亲的冈村，“感到不知何时儿子已长大成人了。立即给忠正回了信，提出两个要求：既要恋爱自由，也不要背叛家族主义，并且不能因恋爱而荒废了学业和事业”。这次忠正来了，冈村本想要他把山口美知子带来，当面看一下未来的儿媳，可忠正偏偏没带她来，反而把女朋友的哥哥带来了。冈村叹息儿子不理解为父的心思，便以“我在关东军任上是战时的待遇，不能安排他们”为由，让他俩去长春的一个朋友家小住几天，就给打发回国了。

    儿子要娶媳妇了，冈村也想到了自己的婚事。虽说理枝死后，他曾发誓不再结婚，但这七八年的鳏夫生活让他尝到了没有家庭的滋味。远在日本国内的石田还在等他，可见他迟迟下不了决心娶自己，热情也就渐渐减弱，曾来信流露出：“再也熬不住了”的意思。作为在别国土地上耀武扬威的占领军高级军官，什么日本艺妓、中国美女，虽说不难弄来伴宿，但他自视是个有素养的帝官，不是个无甚教养的普通官佐、士卒，所以他要维护自己在部属面前的正人君子形象，轻易不敢去寻花问柳放纵自己。他开始产生回国后定下自己再婚之事的念头。

    1934年11月30日，冈村宁次接到陆军省人事局长松浦淳六郎的来信，私下告诉他做好精神准备，军部将要把他调回参谋本部，由于眼下没有实职的空缺，可能暂时安排他做少将级“参谋本部附”，并以个人名义担保：一经腾出个实职空缺，定会为他话动、推荐，在关东军副参谋长这个实权位子上受到过武藤和菱刈排挤和刁难冷落的冈村宁次，此时似乎想开了，他回信给松浦，表示自己眼下并不在乎权位的大小和尊卑。说自己在关东军这几年因极为忙碌，健康受到相当损害，承蒙给安排了“参谋本部附”闲职，“完全无事可做，一方面可以处理家事，另一方面这也是天赐给的休息机会”。

    12月10日，冈村接到了军部发来的正式调动命令。下午。冈村参加了关东军司令部全体人员为他举行的送别会，听了作战课长冢田大佐代表所有参谋幕僚的致词，“其痛切之言辞使我感动，特别指出我的明确而慈爱的指导使他们铭刻在心。赞美之词令我惊恐，我亦致辞表示感谢”。

    冈村的欢送会，菱刈大将没有参加。倒不是因这位大将没有肚量，而是因为在冈村接到调令的前几天，菱刈便先于冈村被军部免去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职务，原因是他在处理这年秋季发生的“满洲国”警察日本宪兵之间的对抗事件中，有失职行为，引起了关东军内部和一般日本侨民的不满与抗议，东京遂决定将仅在关东军司令部位子才呆了一年多、屁股还没坐热的菱刈调离，山南次郎大将接任。当然，冈村在这次令菱刈倒霉的事件风波中，暗中也给他做了点儿手脚，让他领教了这个冈村少将在官场勾心斗角中，也非可任人欺负、宰割的寻常之辈。

    临近1934年年底的12月26日，冈村和菱刈两个昨日的对手，此时同乘一船由大连返国。菱刈的脸色灰溜溜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个堂堂的陆军大将，在司令官的交椅上才坐了一年多，就被人赶下台来，回国后他真是无脸见人。

    两人在船上互不理睬。觉得无趣，冈村早早地回到仓房，“9时半就寝，但不能眠，起身也无事可做，12时才渐渐入睡。对于以能睡而闻名的我，这一个月来每日酒醉而眠已成僻，上船后因未多饮而不能眠。回东京后，要好好休养恢复旧态。本年已过，来年应自觉地趁职务变动之机，改变生活方式”。

    这是冈村转天在船上写下的日记。看来他是想回去后，挂着个“少将参谋本部附”的闲差，领份不算低的薪俸，过段悠战悠哉的日子。但是，日本国内的政局正酝酿着新的变动，军部法西斯势力急于攘夺权力对外扩张，此刻正是用人之际，究竟冈村能过上几天的休闲悠哉的日子，且看了章细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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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内乱升官

    回国重任情报官，秘密访华施离间；

    强硬军人搞政变，立场站对获升迁。

    话说冈村宁次回东京后，在家与老母和儿子度过了1935年的元旦节，接着又休息了几天便于1月11日去参谋本部上班。

    他上班后，方领略到“参谋本部所设之本部附一职，没有任何具体业务，每天只是读读报，打听打听消息，就这样一直体养到3月份，真是天赐的好机会”。美景不长，冈村这时正当人生盛年的51岁，经验阅历和才智正是丰富、充沛的时期，上司是不会让他长久地过这种半退休式生活的。3月7日，冈村接到了任参谋本部第2部部长的内令，该部职责是掌管日军的对外情报工作，其中主要任务就是搜集有关中国的军事、政治情况，研究和制定对华方略。

    4月初，应裕仁天皇的邀请，伪满皇帝傅仪访问日本。4月6日上午，军部各高级将领在东京车站集合，与政府阁僚一起陪同天皇迎接博仪。对傀儡皇帝的来访，日本政府给予了隆重的接待，认为这是“东洋史上划时代的盛事”，“是日本国莫大的光荣”，因为它标志着日本居然能够顶住国际压力缔造了一个新的“国家”。当天晚上，日本军方为在“满洲国”建国过程中的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冈村宁次被授予三级金光章，他“虽感遗憾，但不胜感激”。转天下午，他又非公开性地拜见了博仪，一面畅叙自己此前在关东军任上与伪满官员结下的所谓“友谊”；一面表示他掌管的参谋本部第2部，将全力配合博仪“巩固国家”。博仪很高兴，会见结束后命人把从东北带来的贵重土特产，送到冈村的家中。

    这年秋季，日本陆军、海军和外务3省经过反复协商，共同制定了“以帝国为中心，在日、满、中三国提携互助基础上”的对华政策纲要，即：1．“使中国方面彻底取缔排日的言论和行动，摆脱依靠欧美的政策，同时采取对日亲善的政策，迫使中国就具体问题与帝国进行合作”；2．“最终必须使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而当前要使中国“不仅事实上默认满洲国，停止其反满政策”，还要使其“至少在与满洲国毗连的华北地区在经济上、文化上与满洲国进行交往及合作”；3．“鉴于来自外满等地的赤化势力的威胁已成为日满华三国的共同威胁，为排除此威胁起见，应使中国在与外蒙接壤地区就我方所希望的各种措施进行合作”。这3条纲要因是外务省草拟，于是当时就与外相广田宏毅的名字联系起来，被称为“广田三原则”。

    中国方面事先侦知了日本外务省和军方联合制定的这个对华“新政策”，所以指示驻日大使蒋作宾数次约见广田宏毅，也提出了中国政府改善两国关系的三项基本原则：1．彼此尊重对方在国际法上之完全独立，即相互间完全立于平等地位；2．彼此维持真正友谊；3．今后两国间之一切事件及问题，均须用和平的外交手段来解决。国民政府还表示希望日本取消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销《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以及在华北的其他约定，恢复“九一八”以前的状态；日本如能做到这些，中国将设法停止民众的排日运动，不谈东三省问题，实行两国经济提携。10月7日，广田外相最后一次约见蒋作宾大使，除继续坚持“广田三原则”外，蛮横地要求中国：1．“绝对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不得再借欧美势力牵制日本”；2．中国如不能即时承认满洲国，“无论如何对于满洲国事实的存在必须加以尊重”；3．“防止赤化，中日需共商一有效之方法”。广田说，以上3点中国“如能完全同意”，日本再对中国所提的三大原则“逐渐商议实行”。这就是说，中国须首先承认他的“广田三原则”，依从日本、追随日本，然后才可以讨论其他。这样一来，双方在日本的会谈自然破裂。

    正式的外交渠道谈不拢，又轮到冈村宁次上阵了。他是日军参谋本部中负责对外情报的部长，这个职务本来就负有一定的外交任务。10月9日，也就是广田与蒋作宾会谈破裂的两天后，日本政府派他秘密出访中国，向中国的军政要员继续兜售“广田三原则”，顺便向日本驻中国各公开及秘密机关传达和解释该原则。12日，冈村抵达大连；15日，到达塘沽。转天，由塘沽先到天津，然后乘火车赴国民政府首都——南京。

    1935年的中国，经过国民政府多年开展的“经济建设运动”，社会各方面已有所发展。冈村到南京发现“南京新修了许多马路，增加了住宅，和我多年前在时相比焕然一新了”。也正因为如此，随着蒋介石政府的日益巩固和经济实力有所增强，对日本的侵略扩张有时也敢采取强硬态度，已不再一味地妥协、忍让。

    冈村宁次这次秘密访华，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接待。于是，他只好以“朋友”的身分拜访了何应钦和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唐有壬。在冈村看来，何、唐都是中政要员中主张“冲日亲善”的人物，双方的共同语言会多些，谁知情况并非如此。由何应钦作东“一起品尝了精美的中国菜”，席间何、唐二人只是谈些饮食风月之事，绝口不谈外交问题。何应钦青年时期曾留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冈村宁次当过他的区队长，算是有师生之谊，此前商谈《塘沽协定》时两人打过交道，10年后的1945年，冈村宁次正是向他当年的这位学生递交投降书的。而唐有壬是清末著名维新志士唐才常的儿子，青年时也留学过日本，毕业于庆应大学，由于有亲日嫌疑，这次同冈村晤面后不久，便被人暗杀于上海的家中。可见，因日本对华侵略扩张引起的中国各阶层仇日情绪，已日渐高昂，任何人都不敢公然与日方要员拉拉扯扯，免得被舆论戴上汉奸的帽子。

    在南京没有捞到什么，冈村又到了上海。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内，冈村代表军部召开了驻中国各地武官会议。会上他听取了各武官的情况汇报，然后就国内提出的对华政策纲要发表解释性演讲，并向各武官部署了贯彻“广田三原则”的工作安排。之后，他乘“浅间丸”离开上海，经香港于10月26日到达了广州。在广州，冈村拜访了陈济棠，并设法见到正在这里的李宗仁。28日，他又乘民航班机飞往广西南宁，两次约见了白崇禧。白对他很客气，邀他“饱览了广西风光，品尝了广西料理”，但推说地方不好干预中央事务，也未与他谈论什么实质性问题。

    按照冈村宁次后来的自供状，“此次之所以赴广东、广西一行，目的是和西南地方势力提携，牵制南京政府”。但实际上“自此以后，进展不大”。因为这些地方实力派虽与蒋介石存在着矛盾，但在国家和民族利益上还是深明大义的，不想步博仪的后尘当日本的儿皇帝，干分裂华夏的卖国勾当。

    经过1个多月在华的奔波忙碌，无甚收获的冈村宁次于11月16日灰溜溜地回到了日本。自此以后，日本军方的一批法西斯强硬分子更坚定地认为，对中国必须采取高压政策。他们甚至觉得连“田三原则”都是日本软弱的表现，是军部对外务省妥协的产物，认为“现在中国的态度之所以发生变化，原因是民国成立以来普遍深刻的反日教育之结果，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因而“外务省的亲善工作是不妥当的”。在这种认识的促使下，加上对政府国内政策的不满，由某些高级将领暗中支持的一批青年军官，又开始酝酿以武力手段进行倒阁。不久，震撼日本政坛“二二六事件”发生了。

    昭和11年（1936年）2月26日拂晓，日本陆军第1师团所属的约1400名官兵，在香田清贞大尉和其他几名同伙尉官的带领下发动兵变。该师团是日本陆军的精锐，一直驻防东京，其中大部分兵营就位于皇宫的外侧。起事前，官兵们向皇宫方向宣誓：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坚决昭和维新！”

    “誓诛国贼！”

    这时，天空正飘着鹅毛大雪。政变官兵心情激动得浑身发颤，因为他们将要实现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自以为会成为日本将来的电影和戏剧小说里所表现的人物，成为被日本民众世代传诵的英雄。

    按照兵变计划，行动分为6个小组。香田大尉自己率领的小组将袭击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大将的官邸，说服他支持这次行动。川岛大将是去年9月接替林铣十郎任陆相的，上任后主张“整肃”陆军，取缔部队的越轨行为。另一组将占领警视厅，因为它不时插手涉及军方的案件，被认为是个对军队不友好的机构。其他小组则分别刺杀首相、藏相、宫内相和侍从长，并干掉天皇顾问牧野伯爵和西园寺公爵。

    凌晨4时半，香田清贞率领百余名官兵首先包围了三宅坂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大将的官邸，香田带领几名士兵冲进去把川岛吆喝出来，向他宣读了兵变者的要求：1．绝对维护天皇统帅权；2．罢免和逮捕军内与政客、财阀勾结的将领；3．任命荒木贞夫大将为关东军司令官；4．召集各地的“皇道派”主要同志至东京以收拾事态；5立即下达戒严命令，听从起义部队指挥；6．要求川岛以陆相之名义，急速出面收拾时局，并立即前往皇宫，向天皇上奏起义部队之本意和要求；等等。

    川岛义之接受了香田宣读的各项要求，答应马上进宫面奏天皇。

    与此同时，兵变部队也在其他几处分别得手。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在睡梦中，被20多把刺刀团团围住，兵变头目之一的安藤辉大尉将他从床上拉醒，随即“砰砰”几枪，铃木便躺在血泊中气息奄奄，后来经抢救才活了下来；由中桥基明中尉率领的行动组冲进藏相高桥是清的住宅，这位攥着日本财政大权的高桥，因为曾坚持削减上一年的巨额军费预算，为少壮军官所仇视，此时10几支长短枪在“灭诛国贼”的怒吼声中，一齐射击，高桥顷刻间被打成了一团蜂窝；斋藤内大臣的私宅也遭兵变部队攻击，内大臣当即身亡。

    可是，这次兵变要杀掉的主要目标冈田首相却逃走了。粟原中尉带领的行动小组冲进冈田官邸后，却没有找到他。原来，机警的冈田听到外面的声音不妙，便躲进夫人房间的壁柜里，得以侥幸逃脱。

    兵变发生时，冈村在家中还未起床。听到外面的枪声，他急忙起身想立即赶往参谋本部。但兵变部队已包围和封锁了位于三宅坂的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这些地方的大门口架上机枪，并对通向这里的各个路口设立哨卡，禁止通行，违者即予射杀。冈村见去不成了，只好从四谷坂町乘公共汽车到鞠町的宪兵队机关大楼，在那里与杉山元中将、喜多诚一大佐等人组成了临时参谋本部。数小时后，临时参谋本部召开部、课长会议，冈村和石原莞尔作战课长主张采取“断然镇压”的方针，以整肃军纪。

    但是，一些陆军高层人物，如荒木、真崎两位大将及警备司令香椎中将等，内心赞同兵变部队提出的目标，主张以“训戒”和“劝导”的方针来处理，连“叛乱”一词都诲之应用。川岛陆相的态度也基本如此。

    荒木和真崎本来就是发动这次兵变的“皇道派”军人的挂帅人物。自30年代初以来，日军部分少壮军人聚集在荒本周围，形成所谓“皇道派”。他们以日本帝国皇基永固为念，主张通过黩武军人的武装政变，自下而上地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这一派的领袖除荒本外，真崎甚三郎、建川美次和小(口克)敏四郎等，也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从1932年少壮军人发动“五一五事件”枪杀首相犬养毅起，该派青年军官又谋划了“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等，形成了昭和时代日本军人以下剋上、犯纪作乱的风气。1934年初，荒木失去陆相职务，转任最高军事参议的闲职，这次发动“二二六事件”的少壮军人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让他重新出山。由此可见，他与兵变有着不明不白的关系。

    冈村宁次原先也倾向于“皇道派”，是荒木和真崎欣赏的干将，他能得到关东军副参谋长及现在的参谋本部第2部部长的职位，即得益于他俩的力荐。但是，冈村虽然认为有进行“国家革新的必要性，但目前要把扶植满洲国作为首要任务，要稳定国内，即攘外必先安内，不应急于进行国家改造”，特别是近年来下级军官屡次制造兵变，“损害了军队的名声，削弱了首脑部门的统制力”。所以，事件发生后，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开始即明确斥责兵变者为一叛乱之徒”。

    由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一直因病休养，本部工作由副总长杉山元中将主持，他与冈村的看法基本一致。因为几年来，内阁大臣10几个遇刺，包括个别军队将领也有被暗杀的，而刺客都是激进的日军少壮军官，弄得日本国上上下下一谈起军人都心存惊悸。一方面，这种暴力手段推动着称霸世界国策的运行，军界高层人士嘴上不说，心里相当满意；另一方面，青年军官身上这种非理性力量又让每一个高层官员，哪怕是军界高级军官睡不成安稳觉。因此，这次“二二六事件”发生后，以杉山元为首的一些将领认为“不能再这么放任了。”

    在日本，天皇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裕仁对这次事件持什么态度呢？事件发生的当天上午，川岛陆相按兵变部队头目的要求，进宫面见天皇。他将情况禀奏天皇，并将兵变者要求的书面文件一并呈上。天皇阅毕，半天才开金口：“不管其精神如何，这次叛乱终归是非常遗憾，我意此次行动有损我国体精华。”

    日本的臣民们视天皇为神。每个日本人在孩提时便都接受皇道教育：日本的道法基础是对天皇和父母应尽义务。没有天皇，则没有祖国；没有父母，则没有家。对于日本人来说，天皇是神。对天皇的感情。不只是敬畏，而且是爱戴、服从与尽义务。神的臣民们警告自己的孩子，如果他们直视天皇的脸，他们就要瞎眼。如果某人在演说中提到“天皇”二字，全体听众就会立刻将身姿坐正。由于天皇在道法上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天皇不能轻易说话表态。无论是御前会议上，还是临时向他禀奏的人，只能从其几乎毫无表情、含糊其词的半截话中，猜测天皇的意图。

    这次川岛禀奏事件经过，天皇使用了“叛乱”一词来定其性质，跟以往发生此类事件时相比，已经是一反常态地直截了当了。但究竟是剿还是抚，天皇不给你拿主意，再追问下去就属于干扰圣驾，是做臣子的不懂规矩了。川岛本来内心就有些赞同兵变头目提出的要求，这次上奏，天皇又没有说非镇压不可，于是更倾向于以安抚为主。

    东京街头的秩序越来越乱。2月27日上午，力主采取镇压手段的杉山元参见天皇，报告了外面的情况和自己的建议，终于得到了镇压的明确口谕，即以参谋总长载仁的名义下达戒严令，部署武力解决的方案。

    从27日天皇明确裁决使用镇压手段时起，冈村便整日呆在宪兵队机关大楼内，晚上也睡在那里，与其他部、课长们制定具体的镇压作战计划。参加兵变的官兵有1400余人，人数不少，而且来自战斗力强悍的精锐部队；事件发生在首都市区，他们占据的又是枢要位置，离皇宫很近，打起来难免要惊扰圣驾。这诸多不利，使冈村等拟制计划者，绞尽了脑汁。

    再说川岛义之、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3位大将，仍想避免对兵变部队开战，他们派人找到香田等人，要叛军来人到宪兵队机关大楼——临时参谋本部谈判。27日晚，香田大尉、安藤辉大尉和竹岛继夫中尉如约前来，他们觉得陆军中的大部分高级将领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便声言：

    “如果我们最初提出的要求得到同意，我们就服从你们的命令，否则我们不能撤离我们已经占领的地区。”

    川岛等3位大将向他们平和地指出其面临的危险，暗示他们为免遭杀身之祸应尽快结束这种局面，并表示完全理解参与起事官兵们的动机，他们和这些起事的官兵是一样追求昭和维新、国家利益的，荒木和真崎讲了30分钟。3名尉官听完，感到平常他们所崇拜的人物态度有了变化，但气头上仍然坚决表示：“没有结果，决不撤离。”谈判没有进展。

    得知叛军顽固坚持和军方上层仍在犹豫，天皇非常生气。裕仁毕竟考虑得深远些，由于少壮军人一再犯上作乱，已经闹得社会上人心惶惶，国际上影响也不好，弄得过分反而会干扰国策的实施。于是，天皇毫不含糊地告诉军部：“如果你们不能镇压叛军，朕将亲自带兵去打他们。”28日凌晨，天皇还传下敕令：命令叛军迅速撤离所占地区，回到各自的部队营地去，如果在次日（29日）晨8时前仍继续坚持者，将被视作逆贼而杀无赦。

    天皇敕令发表后，兵变部队内部开始动摇。大部分官兵已心无斗志，但仍有少部分人认为敕令是圣上周围的奸臣伪造的，拒绝撤离。

    2月29日上午6时，陆军省宣布：“本军将断然镇压制造骚乱的叛军。”

    从8时开始，山下、冈村等人分别指挥部队向叛军发起攻击。叛军官兵基本上未作抵抗，纷纷放下武器。这时，冈村宁次“作为先遣，9时半经樱田门到参谋本部，慰问事件发生后被扣留在那里的官兵，尔后直接到了陆相官邸”。陆相官邸几天来，一直是叛军的指挥部。叛军头目之一的矶部浅一，在其后来所著的《狱中遗书》中回忆说，执行镇压任务的部队收复陆相官邸后，“他们如胜利者喧闹，军官和宪兵们在官邸内穿梭往来。这时，我等来到大厅，在此取下手枪及其他武器。山下、冈村少将命令将我们收容在第2接待室里”。接着，冈村来到这里向他们训话，希望叛军头目为武士道的荣誉而自裁。冈村在当晚记日记时写道：“在我不断催促下，有5名叛军军官表示要自杀，接着又陆续叫来了几名，也希望他们自杀。”

    冈村这一手是够阴毒的，逼迫兵变头目们自杀，既可以在民众中维护日本军人杀身成仁的武士道形象，又免得日后审判时，这些少壮军人在舆论面前披露事件发生的渊源起因，造成新一轮的军内派系纷争。但宪兵司令觉得冈村这样做过于残忍，以提醒他“不要侵越宪兵队的职权”为由，及时制止了。结果，叛军头目中只有野中四郎和井出宣时2人，在宪兵司令没到来之前饮弹自尽。

    不久，参加兵变的1483人中，有123人被起诉，审判结果：军官13名处死刑，1名无期徒刑，6名有期徒刑；民间人士6名处以死刑；士官、兵除少数判有期徒刑外，其余被赦免开释。

    军界上层也被动了大手术。3月23日，第1师团长崛丈夫中将、近卫师团长桥木虎之助中将，因负有对其部属官兵管教不严之责而被免职；与这次事件有关联的荒木贞夫大将、真崎甚三郎大将、林铣十郎大将、阿部信行大将、本庄繁大将等被勒令退职或编入预备役；原陆相川岛义之、原警备司令官香椎治平被令待命。当然，这些人有些后来又东山再起，重新走到日本军界、政界的前台，这是后话。

    有人遭贬，就有人荣升。由于冈村宁次在“二二六事件”中立场站得对、处置又得当，所以他虽然一直被人们认为是荒木和真崎的亲信，但没有像小(口克)敏四郎那样不识时务跟得过紧，因而在那些大将们遭贬的同时，冈村被晋升为中将。与他资历相同的“三羽鸟”之一小(口克)敏四郎，却在“整肃人事”中被解职，转为预备役少将。而且，因第2师团长梅津美治郎调往陆军省，军部竟打破新晋升的中将不满一年无资格担任师团长的规定，破格将刚晋升中将衔的冈村任命为第2师团长。这个职务非同一般，因为整个日本陆军直到1937年上半年，总共才有17个正规师团。

    3月底，冈村到该师团司令部所在地仙台走马上任。与前任梅津美次郎交接完工作后，他又深入到下属各旅团、联队巡视了数月，考察和了解基层部队的实际情况。这时，已到了1936年夏季。

    中国东北的抗日运动，自义勇军在冈村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时期被日军镇压下去后，沉寂了几年。从1936年起，在直接领导下，随着“抗联”的成立，东北的抗日运动再度高涨，“满洲国”的“治安状况又呈紊乱态势”。第2师团是日本陆军的精锐部队之一，因而，日本决定增派第2师团赴满洲。从1936年夏季开始，冈村宁次再度做侵华出征前的准备。同时，他还想在率部队出发前，解决自己的个人生活问题，以免去东京家里的后顾之忧。再娶的新娘是谁？婚礼的场面如何？且看下章细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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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 开拔之前

    弃舍情人娶新妇，安顿家事无后顾；

    开拔之前狠训练，狂嚣声中上航路。

    话说冈村宁次中将的再婚事，颇费周折，也着实牵动了不少人。

    去年8月，他幼年军校孩童时期结下的好友永田铁山，在军务局长的任上被一青年军官刺死；今年的“二二六事件”后，另一位好友小(口克)敏四郎又受荒木和真崎的牵连被解职。“三羽鸟”中只剩下他自己还在军界任现职。所以，他虽然被加官晋衔，但“感到既很荣幸又很别扭”，在日记中称自己：“寂寞，寂寞之极。”

    从这时候起，冈村确实想娶妻再婚了，这样多少可以冲淡自己对朋友们的思念。因为，永田死了，小(口克)虽然还活着，但冈村作为一个握有精锐师团人马的高级将领，一举一动都惹人注意，他身不由己不好像过去那样，跟眼下已在政治上“犯了错误”的小(口克)来来往往，在一块儿饮酒聊天了。

    再说儿子忠正去年和山口美知子订婚后，也一再劝父亲找个合适的老伴。过去，老母阿定曾替代冈村死去的妻子，一直操持着家务，并把忠正抚养成人。如今阿定虽然身体尚好，但毕竟已79岁了，要理家终归不能靠几个干粗活的佣人，还得找个贤妻才行。打定主意后，冈村琢磨着娶谁才好？

    他心目中的情人是石田，鳏居这10来年，石田一直等着他。过去，阿定反对他跟这个根底不正的女人交往，他也曾试图与石田断绝关系，可感情这东西说不清、道不明，因而背着老母，冈村与石田仍未断线儿。此时他想再向母亲提出来试一试。人越老越顽固，尽管阿定娶儿媳心切，可还是拒绝接纳石田。已经50岁出头的冈村，不再是恋情缠绵的年纪，考虑婚姻问题也冷静、现实多了，他这次再婚的出发点是“不能总让母亲操心，也不要让儿子为他担心”，更不能引起家庭失和。所以，见老母还是反对，他便下决心不再考虑迎娶石田之事了。

    之后，冈村给石田写了最后一封信，表示了歉意，希望她忘掉自己。此时居住在大阪的石田，见信后明白自己已没有做冈村夫人的任何可能了，给他回了一封如泣如诉的离别信，不久便择人另嫁了。可怜的石田，自打在上海的交际场上认识了当时的冈村中佐后，等了他10几年，最终还是没能成为尊贵的将军夫人。

    冈村师团长露出再择佳偶的意思，下面自然有人给他张罗，一张张年轻姑娘的丽照送到他的面前：有的亭亭玉立清纯可爱、有的妖艳丰满姿色撩人，学生、演员、职员应有尽有。冈村宁次倒的确不是个专贪美色之辈，那些浑身透着无限青春活力的妙龄女子，他深恐受用不起，这回择妻的标准是要寻一个年纪稍大、性格成熟且像理枝那样贤惠、温和的女人。

    这年11月初，又有人给他牵线搭桥。女方叫加藤知惠，家住青森县南津轻黑石町，本人曾在当地的一所女子学校教书。由于种种原因，36岁的加藤女士一直没有嫁人。两人第一次见面，冈村即“对她印象很好，感到她是个性情温和的人，并相信她会很好地伺候自己的老母”。看来他这次再婚，有些为阿定娶儿媳的意味，主要是为理家着想。

    与加藤认识不到1个月，冈村即向上打报告请求结婚。因为转年开春，第2师团就要开赴满洲，他要抓紧把四谷坂町的家安排妥当。日军高级将领结婚，须由军部禀奏天皇批准。12月2日，天皇批准冈村宁次结婚。17日上午，冈村携加藤知惠共赴坂山桥大神宫，按日本宗教习俗举行婚礼；中午，邀为数不多的亲戚和知己在大松阁办了几桌酒宴，整个婚礼过程就算完成了。虽然他结婚的消息在驻地仙台的报纸上作了登载，但婚礼仪式却办的冷冷清清，大概是因为他内心觉得有愧于石田，或许是因为他对闪电般娶来的这位新娘，毕竟认识的时间太短了，感情还没到达一定的火候，因而兴致不高。

    尽管新郎52岁了，新娘也已36岁了，但因当时日本时髦蜜月旅行，所以他俩婚礼后去了趟伊豆的汤河原，在那儿小住几天，冈村便携新娘返回了仙台军营。部下们嚷着要喝长官的喜酒，冈村只好掏腰包在司令部的大餐厅内又办了一次婚宴，全师团住级以上的军官几乎全都参加了。在众人交杯换盏、笑谈风月的酒席上，部属们觉得“当新郎的师团长阁下，始终是很难为情似的”。

    婚后不久，加藤知惠便离开了仙台，去东京的四谷坂町操持家务、照顾婆婆了。免除了后顾之忧的冈村宁次，从此全力投入第2师团开赴侵略战场前的准备工作。

    当时日本之所以决定向中国东北增兵，除对付当地再度形成抗日斗争外，还有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

    “二二六事件”后，冈田启介内阁辞职，广田弘毅继任首相。广田组阁时，起初曾想让一些所谓的“亲英美派”自由主义者人阁，例如他推荐了吉田茂任内阁外务大臣。但是，广田提出的阁员名单遭到军部的坚决反对，内定任陆相的寺内寿一大将甚至表示拒绝人阁。与英美等民主国家中政府阁员不得由军人担任的制度不同，日本内阁里的陆相和海相规定必须由现役军人充任。这种制度造成的恶果是：如果军方不满意，它只要不派人人阁，内阁就无法组成；它要整垮哪一届内阁，只要那两个担任阁员的现役军人宣布退出就成了。由于寺内寿一以拒绝入阁相威胁，广田只好将先前提出的阁员名单撤下，按军方的意思重新确定了内阁各大臣的人选，外相一职又提出了几个人，军方还是不满，最后索性由他自己兼任。这样，广田内阁总算在3月上旬得以成立。从广田内阁的建立过程可以看出，该内阁一开始就为军方所控制。

    广田内阁成立数月后，由首相、外相、陆相、藏相、海相组成的5相会议制定了《国策之基准》，明确规定日本当前的“根本国策”是“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从这个“根本国策出发”，对大陆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希求满洲国的健全发展和日、满国防的巩固，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同时防备英美，具体实现日、满、华3国的紧密合作，以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仔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此时日本对其各主要劲敌的方针及其所使用的字眼是：对英美“防备”，对苏联是“消除威胁”。也就是说，把准备反苏战争放在首位。因为苏联经过几个5年计划，已实现了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强。日本惊恐不安，怕苏联的力量直接威胁到它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统治，企图以巩固伪满政权为手段，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物力资源，趁苏联还未强大到不能匹敌的程度，与之较量一番。

    在日本军部的幕僚层中，不少人也是这么主张的。其中，持此议最强烈者是冈村神交已久的朋友石莞尔。石原的资历比他浅，军衔职务也一直比他低，但冈村非常佩服和敬重石原的聪明才智，认为此人是日军中难得的“极具远见的谋略家”。早在1931年3月，石原就炮制出《为解决满蒙问题之作战计划大纲》，为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做了军事理论准备。1935年8月，石原调任参谋本部任作战课课长；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随着军部首脑大换班，参谋本部也进行了改编，石原担任了新设的指导战争及判断形势的第2课课长。

    石原认为：参谋本部过去只有具体的作战计划，而缺乏富有远见的战略计划。日本不能随意列举假想敌国，而置外交、国力于不顾。以目前日本国力针对世界陆军强国苏联和世界最大的海军国美国同时进行陆海军备，归根到底是不可能的。即使进行了军备，但缺乏进行战争的物质资源和生产力，也不能进行长期战争。日本不能陷入与苏、中、美、英同时作战的困境。他说：“皇国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指美、英）之决战，乃为统一世界文明所进行人类最后、最大之战争。其时期未必久远。”但当前要“首先倾注全力制服苏联”。日本的所谓“制服”，不是说马上对苏进行一场全面战争，而是加强对“满洲国”的全面建设，强化日本在那里的控制能力，“俾使苏联放弃对远东之攻势，而转向印度与近东方面”。为了保持跟苏联较量的实力，就要以增加驻满洲兵力作军事后盾，同时在外交上“均应限制于能保持对英美亲善关系之范围内”。

    日本海军方面历来是主张“南进”的，因为这样可以使它从国库里拿到更多的拨款，进一步膨胀自己的实力。对于石原代表陆军方面主张的“当前国策之重点在于完成满洲国之建设，俾使苏联放弃对远东之攻势”，表示强烈反对，意见难以取得一致。经过激烈争吵。在广田首相的调解下，海军作了让步，表示将自己“南进”的主张与陆军“先解决对苏”的观点统一起来，由参谋本部于同年6月。制定出以“南北并进”为宗旨的国防国策大纲。

    所以，按照这个国防国策大纲的新精神，军部决定让冈村率第2师团开赴北满驻扎，除对管界内外所谓相当多数匪群不断进行讨伐、加强治安工作外，真正的任务，是进行对苏联军队作战的训练。对此，冈村宁次心领神会。

    对付苏联正规军跟对付东北抗日游击队，要求的作战方法大大不同。为了把军部赋予的这两项任务都完成好，把讨伐战斗和正规作战训练妥善配合起来，冈村等人煞费苦心。在仙台师团驻地，各部队成天进行紧张的出征前训练，各练兵场上狂呼嚎叫之声不绝于耳。当时的日军训练教令，比较注重单兵动作，训练士兵个人的射击、投弹及拼刺技能。冈村认为这还不够，要能跟苏军打正规战，部队应以集群训练为主，“因此，为有助于实战训练，我时常规定实施‘对敌阵地进行步兵中队攻击’的科目，特别指示‘一律使用实弹射击’。结果取得了相当的效果”。由于冈村的这一训练“改革”与当时的教令略有抵触，下面的一些旅团长、联队长及参谋们有些闲言碎语，“我以扩大射击战斗为理由，坚决使命令得以执行”。

    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冈村此人倒是讲求实际的，也要求部属不墨守陈规、机动灵活地处理情况。战后，他曾回忆率第2师团在北满驻扎时发生的一件事情：“1938年春，松花江解冻开化前不久，某持有一挺机枪的步兵分队乘一辆卡车渡江，陷入刚开冻的冰窟中，卡车沉没。此时，多数士兵从车上跳下获救，唯独机枪射手具有彻底爱护武器的精神，紧紧抱着机枪和卡车一起沉没水中”。冈村接到报告后，一方面感慨赞赏士兵的所谓“纯朴、驯顺美德”，一方面大骂其下级军官呆板、缺乏机敏灵活地处置问题的能力，并质问：“人命应比武器更为重要。分队长为什么不作‘扔掉机枪，跳下来！’的指示呢？”

    其实，整个日本军队就是一架法西斯扩张主义的战争机器。长期驯服教育下的官兵，无非是这架机器上一个个毫无灵性的零件，在这种结构下，要求官兵能做到机敏灵活无异于缘木求鱼。

    经过冈村的一番调教，本来就属精锐的第2师团，战斗力更加强悍，时刻准备登船跨海奔赴中国东北。

    1937年春，部队要开拔了，冈村想到了士兵们的心愿。

    冈村在这次任师团长以前，多半时间是在军部、驻外领使馆和军一级机关工作，实际带兵的时候并不多，但此人善于观察和总结经验，所以“自信对统率之秘诀，有所体会”。其邀得部下拥戴的“秘诀”，确实是他同辈中那些出自高贵门弟、平素又高高在上的将领所做不到的。他认为一个有素养的将领，带兵要“诚恳及热情。心怀感激，富于同情，重视人和。公私分明，身先士卒，苦乐与共”。到旅团、联队视察，他往往首先去慰问伤病员；分配副食蔬菜时，“如军需人员对优先供应伤病患者缺乏同情心时，应予以指摘”。死亡者，他要亲自参拜遗骨。饭后，勤务兵给他送来的水果，他也常令之分食一半。为避开洗澡时勤务兵拥上来探背，“我往往尽量快洗，不让他们服侍”。他觉得勤务兵也是日本军人，净干些整理被褥、鞋子之类差役的活，有辱他们的军人形象，因此平常他这类琐碎活计“一定自己动手”。同时，他认为“亲情之爱是构成人性的一大要素，亦为统率的根本。爱护部下必须深入体察部下的立场”。

    考虑到官兵们的心愿，他请求军部破例允许第2师团从新渴港登船启程。原来该师团士兵大多是日本东北地区宫城、福岛、新渴县人。而按照惯例，日军大部队出征国外时，要从该部队各单位中抽出部分官兵组成仪仗队作为代表，集体在皇宫庭院前向天皇遥拜。这样，整个部队就须从东京以西的宇品港上船。第2师团这次开拔，军部也是按惯例规定的启程路线和仪式。然而，冈村宁次要求破例，“我重视出征部队与家乡的精神联系；同时，师属关系的宫城、福岛、新渴三县知事，也恳求部队从家乡的港口出征。因此，向中央部请求免去宫城遥拜，而从盐釜或新渴出航。因系破例未能立即得到同意，但是，负责这项工作的参谋本部第3部部长冢田攻少将，似乎喜欢这一别开生面的新方式，给予很大同情，因此，最终同意了我的建议”。

    当时的日本国民在长期侵略扩张叫嚣的鼓噪下，狂热劲头不亚于军队，听说家乡的子弟被军部批准从家门口出征，“果然，三县官民大为满意，大批代表齐集新渴港，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大大鼓舞了官兵的士气”。

    1937年4月初，10几艘舰船载着第2师团越洋跨海驶向中国，这是该师团在短短几年内再次来华作战。老兵们对中国东北的风土人情是熟悉的，也领教过东北抗日军民的斗争精神，有些人谈起来还心惊肉跳。师团长冈村宁次的心情更是难以平静。如今所谓“满洲国”的治安状况再度恶化，既要对付抗日游击队，又要按军部的新精神应付北面的强敌苏联，任务是艰巨的。这两项任务他究竟要怎么干？且看下章分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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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剿匪与警备”

    镇压“抗联”使无穷，对苏未敢启兵锋；

    支持石井害生灵，白山黑水遍哭声。

    冈村宁次带领的第2师团开进东北后，立即被编入关东军的建制序列，担负维持伪满滨江省一带的治安任务，后又移防东部国境地区。师团司令部设在省会哈尔滨。

    从国内调到关东军的日军师团，由于一般在国内留下留守部队，故编制较国内常设师团略小。第2师团这次来东北的部队计有步兵旅团2个，骑兵联队、野炮兵联队、工兵联队、通讯队、辎重队各三个，官兵总数约1万多人。部队分散部署于管区各地，从事讨伐“匪寇”与战斗训练、对苏警备等。

    第2师团这次要对付的是东北抗日联军。“抗联”与几年前被日伪军镇压下去的义勇军不同，它是受领导的抗日武装。1936年2月20日，在满洲省委的组织协调下，分散活动的各路抗日武装领袖在汤原县境举行会议，联合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员赵尚志、李兆麟等为抗联的主要领导人。抗联初期编为7个军，后增编第8、9、10、11等4个军。但总兵力不到5万人。其中，由赵尚志、李兆麟率领的抗联主力，主要在北满地区的松花江两岸活动。而这一带的“治安”，关东军规定主要由冈村的第2师团负责。

    抵达哈尔滨后不久，冈村宁次带着警卫部队沿松花江两岸巡视。结果，他看到的形势是：“匪寇横行。与我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初期的1932—1933年的情况颇为相似，大为吃惊”。令他尤为不安的是，通过无线电侦察，“我师团管界通河附近的匪群，显然与（苏联）伯力有无线电报往来”。过去的义勇军主要是原东北军官兵和民众的抗日武装，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而这次他所面对的是由直接或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冈村感到非常棘手。他要采取什么招数呢？回到师团司令部后，他带着一帮参谋幕僚冥思苦想出三条毒计：利用伪满军、实行所谓“匪民分离”及军事进剿时以切断对方粮道为主。

    他满军队最初主要由“九一八事变”后投降日军的奉系军阀部队所组成、后来，在关东军的帮助下，伪满政权通过办军事学校培养干部、征募新兵等手段，使其进一步扩充。至30年代中后期，伪满军警达到了20万人左右，比日本驻东北的正规部队人数还要多。虽然关东军派遣大量“军事顾问”插进伪满军警各单位，但日军许多军官认为这支力量不足信赖，也瞧不起他们。

    冈村在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时，就主张充分使用伪满军警力量，他认为要剿灭东北的抗日武装，“想通过从国外来的日军之手来达到这一目标是极端闲难的。不如使用当地人，他们熟悉情况，因此，必须首先使满洲警切实靠拢我们，并给以方便，使他们易于进行工作。但这个意见当时未能在各兵团彻底贯彻，这次任师团长，并负责滨江省地区的治安工作，于是根据这一意见，确定了方针，贯彻执行”。在第2师团的防区内，配置有两个旅的伪满军队，他们以前驻别的地方时受尽了当地日军的冷落和欺压，这次归冈村管辖，“我以诚意和爱抚相待，邀请两位旅长等高级干部会餐并与之恳谈。遇有军务，也与他们共同商量。有时我把他们不值勤的军官都请到哈尔滨，和我驻哈的全体军官共同开怀畅谈，使满洲官大为欢喜”。结果，关东军首脑来哈尔滨视察时，看到这种欢聚的场面，都赞叹第2师团与配署的“满洲国”军队能把关系搞得如此“融洽”。

    为了笼络伪军替他打头阵，冈村不惜突破关东军的某些限制，在后勤供应上照顾对方。按照关东军司令部的规定，伪军的平时粮袜由“满洲国政府”负责，作战期间可由其隶属的那个日军部队负责一部分。但在这种情形下，首先应由该部伪军向自己的上级后勤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数量，得到所需款项并转帐给那个日军单位后，才能从该处得到物资。冈村觉得“经过这样程序，一来时间来不及，二来对平素爱如部下的两个旅也采取这一套手续，显得不够亲切”，所以他常常从被委托保管的哈尔滨军需仓库中，把大量物资以所谓“废品”的名义无偿调拨给这两个旅伪军。

    见冈村能如此“关怀”自己，两旅（伪军）便格外卖力，将抗日武装逼人深山中。其后，他们在山中继续分散部署长期露营，终于全部断绝了抗日武装的粮道。这两旅伪军由于这一“战功”，受到了关东军司令的优厚褒奖。而当冈村为违犯后勤供应制度，向其上司引咎自责时，也得到了通融，并未被追究。后来在1938年初，关东军各师团长在长春召开联席会议，“各部队长都指摘自己管辖的满洲队不起作用。唯有我在会上讲了我师管辖两个满洲国的旅是好的，是起作用的，都能积极勇敢地与我军共事”。由此可见，利用伪满军队、以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一毒招，在冈村那里见了效果。

    实行“匪民分离”是冈村剿杀抗日武装的又一招。他诬蔑说：“土匪（指抗日武装）大体是农民及其他不法分子、不劳而食的赌徒，总之是社会渣滓。但他们和一般良民都有着联系，因此，必须把匪民分离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日军的所谓“匪民分离工作”就是在抗日武装活跃的地区大搞归屯并户，制造无人区和“集团部落”。这个毒辣措施，虽然在冈村这次率第2师团来东北之前的1936年便开始大规模实施了，但它的提出则是在几年前冈村当关东军副参谋长时期。不过，由于那时“满洲国”刚刚“建国”，日军团顾忌各方面影响没有敢大张旗鼓地实施。所以，它的最早鼓吹者是冈村宁次。1941年7月他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这一套来对付八路军、游击队。这是后话。

    冈村一伙妄图以这一措施割断东北广大人民群众与抗日武装之间的联系，达到对抗日武装围困和封锁的目的。1936年，关东军在东北各地建集团部落3200多个，到1938年时这个数字翻了几番，竟达12560多个。他们强迫农民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家园，迁到指定的部落之内。集团部落的规模和设施，东北各地情况不一。在冈村的第2师团驻扎的北满一些农村地区，部落的纵横各约1华里左右，四周筑土墙，高3米左右，厚1米左右。部落四周筑有炮楼，并在土墙外挖有土壕。部落内外的通道非常少，一般只设一个大门。部落的位置一般避开山区，尽量设在平原，并根据三角战的法则进行布局。各部落之间距离以徒步两小时内能够到达为限。每个集团部落容纳的群众少者三五十户，多者百余户。里面多是临时搭建的简陋房屋和草棚、地窖，而且因出入要挂号登记，种地也不准离部落太远，致使远处耕地大片荒芜。粮食不够吃，多以树皮草根充饥。居住在部落里的农民群众，常年忍饥受冻，苦不堪言。

    更残酷的是无人区，在那里日军可以肆无忌惮地烧杀。因他们规定的无人区，一般是抗日武装出击日伪军的基地，所以禁止老百姓在这样的区域内通行或居住，违者逮捕、枪杀。

    但是，从冈村宁次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指挥的第2师团在防区内虽然实施“匪民分离”非常卖力，可并没有完全阻断当地老百姓与抗日武装的联系。因为无论日本侵略者多么残暴、手段多么恶毒，人民群众抗日爱国的精神是不会泯灭的。

    在围剿抗日武装的具体军事行动方面，冈村的方针是尽量采取掐断对方补给线的方法。他曾得意地讲起一个战例：“1937年12月严冬，接到管界内六七股土匪共800多人隐藏在老岭山脉的确切情报。这正是一网打尽的好机会，但是，对盘踞在这个广大险峻的老岭山脉的匪群，由于地形及其他原因，几乎不可能使用武力去讨伐。因此，我采取了断其粮道、待其自毙的方针，把发现粮道、封锁粮袜移动等任务让熟悉当地情况的满洲（增加一部分警察）负责，我师团各部队则集中部署于其后方负责堵截，间接予以协助。”结果，经过3个多月的围困，转年3月上旬，弹尽粮绝的这部分抗日武装，终于被他指挥的日伪军全部消灭。

    冈村吹嘘在他率第2师团负责伪滨江省“治安”的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当地多股上匪被歼灭，治安好转”。其实，我东北抗联将士不畏强敌、前赴后继，日本侵略者是剿不灭的、著名的抗联领导人赵尚志同志，此时就一直活动在他的防区通河一带山林里，始终没有被他抓到。1938年6月，冈村离开东北，由第2师团长升任日第11军司令官后，每当向部下提及此事，还深以为憾。

    对付苏联，是第2师团开赴东北前军部规定的另一项主要任务。为了试探日军的反应和实力，1937年6月25日夜，苏军派小部队占领了黑龙江奇克上游的江中岛。为了反击苏军、收复该岛，关东军司令部决定由其第1师团发动进攻，并令第2师团迅速向边境开进。冈村判断：“苏军当前不会与我军挑起战端，不致发展成为大的问题，故而我虽根据命令进行了派兵准备，但除临时检阅外其他预定的例行公事一律照常进行。”果然，正如冈村所预料，双方炮艇在江面上经过一阵对射后，不久，苏军主动从岛上撤走，大仗没有打起来。但此后冈村的第2师团防区进一步向边境地区移动，更明确了对苏军“警备”的任务。

    冈村宁次这次作为师团长再度来到东北，还与杀人魔鬼石井四郎相勾结，干了大量灭绝人性、残害无辜的勾当。他早就认识石井，1933年石井在哈尔滨以南的五常县背阴河创建“细菌实验所”时，冈村当时正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由于目的不可告人，“关于石井机关的创建这件机密中的极密事项，在陆军省只有大臣、次官、军务局长、军事课长及医务局长知道，在关东军中也只有小矶参谋长和我知道，而且只有我负责直接与石井秘密会面并与中央联系。因此，只有我一个人了解该机关的情况”。冈村不打自招地供出了他在该机关创设中起的作用，以及与石井的特殊关系。

    石井四郎比冈村小6岁，1892年出生于日本千叶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庭。此魔自幼头脑聪敏，据说在本地“池田学校”念小学时，一个晚上，能把当天学的课文全都背下来，连老师也大为惊讶。中学毕业后，他被军方选中，作为陆军的委托学生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出类拔萃，该校校长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后来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1920年底，大学毕业的石井正式到日军服役，至1924年8月时，职务为日本第一陆军医院军医大尉。同年，他再度考入京都帝大医学部读研究生，主攻细菌学、血清学和防疫学。1926年4月，石井研究生毕业回到陆军医院，一边工作，一边撰写关于防疫学的博士论文。转年，石井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1930年8月，石井晋升为军医少佐，并任陆军军医学校教官。他从这时起，在教学之余，开始着手细菌的毒性研究，还在军医学校同事、军界上层人物中间进行鼓动，说从战略作战的观点来看，细菌武器乃是一种很有利、很经济的进攻武器，因此，日本必须准备细菌战，并极力要求加紧研究细菌武器。石井的主张，得到了日本陆军省一些高级军官的支持。

    1932年8月，石井的研究所在陆军军医学校内开张。一年后，在石井的积极活动下，陆军省首脑批准拨20万日元将其研究所移至中国东北。因为在日本国内，石井的研究所不可能拿天皇的子民当动物来实验，可见彼此心照不宣的石井和陆军首脑，一开始就怀有歹毒、凶残之用心。

    该所迁来东北后，受关东军司令部统辖，专门负责作战、情报等工作的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是石井的最直接上司。当时，石井仅是个军医少佐，而冈村宁次是陆军少将，他对冈村的话言听计从，每月总要从哈尔滨跑到长春关东军司令部一二次，向冈村汇报工作。干过多年谍报工作的冈村，得悉石井一伙穿着配有日军医务技术军官标志的服装，进进出出于该所内外，深恐附近中国人侦知这是个特殊机关，便指令石井“使用步兵少位军装，其部下军医亦被命令使用相当官衔的步兵军装”，以掩人耳目。

    石井机关初期的经费多半是由关东军司令部拨给的，而直接负责办理批复、转拨手续的就是冈村宁次。平时，冈村对石井机关的“专家”们也处处给予关照。一次，两名军医大尉在细菌实验中感染死亡，“我记得在中央的谅解下，我曾虚报战况为两名死者申请了特殊功勋”。这次冈村再次来东北，他的司令部设在哈尔滨，离石井机关相距不远，两人再度相逢，又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石井机关与哈尔滨日军关押被捕抗日游击战士的看守所为邻，第2师团每次讨伐后都将一些被俘游击战士送进该看守所，再由石井的部下从中挑选出一些人来接受活人实验。这个看守所，实际上是石井机关“实验品”来源的一个中转站。

    一个当时在这里工作过的“医学专家”，战后供述了一次用活人进行伤寒病传染实验的情况。他们预先准备了亚公升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它用普通水冲淡，分给大约50个中国“犯人”喝了，结果，经过一周的痛苦折磨后，这些人全部死亡。为了研究治疗，有的人被接二连三地进行实验。先对受传染的人进行治疗，身体稍稍复原之后，再次进行实验，直至死亡为止。

    最残忍、最惨无人道的，是用活人进行解剖实验。一次，有个新来的摄影班队员目睹了实验现场。手术台上，对受实验者施行麻醉手术后，执刀者问道：“感觉怎么样？”回答说：“困了，想睡觉……”很快就不作声了。

    手术开始了。手术刀从喉咙处一条线割下来，从左边绕过肚脐，一气割到下身。受害者浑身是粘乎乎的鲜血，露出了白色的脂肪。执刀者在腹腔上打开一个小孔，然后把手术刀插进去割，里面的内脏器官被分别摘取。受害者就这样被活生生地解剖了！

    针对严寒条件下作战的需要，石井机关还重点进行了冰冻活人的实验。石井一伙在做这种实验时，每次用5至10人不等。“犯人们”被看押在严寒的室外，强迫他们把手或脚放在水桶里冰冻若干时间，直到被冻伤为止，然后再带回室内迅速浸人温度不同的热水中，以获取实验数据。而进行这种实验的结果，受实验者多半是四肢腐烂，最终死亡或成终身残废。冈村宁次对冻伤实验尤为感兴趣，他供认，“特别对于治疗冻伤，石井得出了用37度的温水浸泡患处是最好方法的结论。这些都是根据使用人体进行种种宝贵试验，或让他活，或让他死，或让他再生等等所取得的成果”。并且，他还在率领部队于野外作战、宿营时，利用石井的“研究成果”，抢救和治愈被冻伤的法西斯官兵。

    在冈村等关东军各实力人物的直接支持、协助下，石井机关的规模越来越膨胀，“在哈尔滨南郊，建设了相当漂亮的房舍”；“事业”也越来越红火。冈村承认，“由于石井使用了真正的人代替上拨鼠等动物做试验，取得成效乃是理所当然的。我原来对于他顺利地取得医学成果的具体内容并不太清楚，但是在停战以后，据他亲自向我透露，仅获有专利权的成果就达200多件以上”。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用数千名无辜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的生命换取来的。

    尽管冈村在论及他与石井的关系时，常遮遮掩掩、半吞半吐，其实，物以类聚，两人的私交一直不错。1942年7月，石井四郎因私吞大笔公款，并在军需商人承包机关工程时接受贿赂，被军部查出撤职。石井一下子失了业。此时，冈村正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利用手握的大权拉了他一把，让石井来到太原他属下的第1军，干了一个时期的该军军医部长。战后返回日本，他俩也经常来往聊天。后来，作恶多端的石井四郎因冤魂缠身受了刺激，得了精神病，终于在疯疯癫癫的状态中死去，冈村闻知居然发感慨道：“石井不幸病故，确属可惜。”

    书归正传。当冈村指挥第2师团在松花江两岸全力围剿我抗联武装的时候，1937年7月7日，随着芦沟桥事变的枪声，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当时，冈村正在通河一带追踪赵尚志抗联部队的下落。事变发生两天后，他于7月9日在通河接到电报，得知7日“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件，13日回到哈尔滨后，通过各方面的情报，大体知道了事件的内容。出于对日本帝国利益的担忧，他不愿让日本陷入与中国的长期战争中，希望事变能在有利于日本的条件下早日就地解决。他在这几天的日记中记载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一事件的背面，蒋介石对宋哲元军这一地方部队的实力受外力而削弱，可能是高兴的；同时，国际和斯大林对日军在满洲以外地区消耗兵力，也可能是欢迎的。果真如此，可以说这一事件恰如他们所愿。因此，必须万分注意收尾方法，迅速予以解决。事件继续发展虽属势不得已，但深陷下去，当为苏联所喜。”

    在日本一手制造的“华北危机”中，日本军政界上层人物群体内部存在着“扩大派”和“不扩大派”的分野。前者是大多数，力主以强硬的手段，一鼓作气立即使中国屈服；后者人数不多且不敢大肆声张，认为彻底征服中国的时机未到，日本先要把“九一八”后吞掉的满洲和签订《塘沽协定》等条约后在华北得到的实惠加以巩固、消化。那个被冈村称为“难得的谋略家”石原莞尔，就是“不扩大派”的主要理论代表。冈村的主张也大体与他一致。但是，这两派在征服中国的根本目标上没有差别，而且战争真的打起来后，“不扩大派”尽管忧虑重重，但帝人的“天职”还是使他们踏上了高速运转的扩大派战车上。就是这个石原莞尔，芦沟桥事变时正担任日军参谋本部内主管作战的第1部部长，日本军部向华北前线迅速动员、增调约3个师团兵力的方案，恰恰是由他主持制定的。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势凌厉：

    7月26日，日军占领廊坊，切断平津之间交通。29日，日军兵不血刃进入北平城；30日，占领天津。

    8月9日，上海发生日本军人挑衅的“虹桥机场事件”；13日，淞沪大战爆发，双方激战3个多月后，日军占领了上海、苏州、无锡。

    12月13日，日军攻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同月，日军还先后占领芜湖、扬州、杭州、济南。

    1938年1月，日军先后占领青岛、蚌埠。同时，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2月，日军攻占临汾。

    4月上旬，台儿庄会战中，日军首次遭受重大挫折。

    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

    芦沟桥事变后不到一年，日军铁蹄踏神州，战火燃烧了大半个中国。占领徐州后，东京大本营的下一个目标是武汉，并企图在攻占武汉的会战过程中围歼中队的主力。

    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远在北满的冈村宁次，一面率队镇压当地的抗日武装，一面眼盯着关内战局的发展。他祈祷天神保佑，令大日本皇军能“武运长久”，一举击败中民的抵抗，彻底圆了日本征服中国、进而称霸亚洲和世界的扩张梦想。同时，他也预感到军部会将他南调，担负更重要的任务。多年以后，他曾对自己得力的参谋长宫崎周一开玩笑说：“你我都已成了泥瓦匠，哪里作战出了麻烦，就被叫去涂抹一番。”那位宫崎周一赶紧自谦地谄媚道：“就将军而言，每次抹得确实相当出色，但我总是抹得粗糙。”是啊，对于这样一个韬略满腹、深谙统率之道的皇军干将，当此大战之际，东京大本营怎会仅让他去对付肩扛几支破枪的游击队，或者仅仅让他隔着黑龙江瞧老毛子的大鼻子打发日子呢？

    果然，就在日军为准备空前规模的武汉大会战、决定要专门组建第11军时，军部首脑立刻想起了冈村宁次。

    1938年6月21日夜，冈村宁次突然接到关东军司令部转来的东京急电，内称：“贵职调任第11军司令官，速往参谋本部报到。”当时，第2师团正集结于掖河镇进行军事演习，原来预定关东军植田司令官于第二天前来观操，并“由我给所辖团队讲授图上战术，内容为师团在预想战场进行战斗的设想”。见到电报后，这一切只好取消。

    6月23日，冈村宁次离开掖河，先回哈尔滨师团司令部跟接替他的新任师团长安井藤治交接了工作，然后又与石井四郎、哈尔滨伪满军政头目等一一话别，便在大本营的再次来电催促下启程返回东京。这正是：大战在即调冈村，拔擢干将夺武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章分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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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谋划大进攻

    全面战争狼烟起，调遣冈村唱大戏；

    别具只眼科战事，发动大战见高低。

    冈村宁次返至6月30日才回到东京，次日，即到参谋本部向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报到。接着，他到陆军预科士官学校内，检查了暂设在这里的第11军新编军司令部的组建工作。

    东京大本营认为：攻取中国武汉、围歼中队主力，靠若干个师团是完不成这一任务的，除继续增派新的师团外，还必须在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和下属各师团之间增设一个军司令部，以它来集中指挥诸师团，才能完成这次带战略背景的战役性大会战。所以，他们对第11军司令部的组建格外重视，除了决定由冈村担任军司令官外，司令部各部门也由从日军各单位选调来的精明干练的军官来充实。那位深居官中的天皇陛下，也宣召军司令部的几个主要头目人皇宫拜谒、参观，以示特殊恩宠。

    7月5日上午，冈村“进宫拜谒天皇陛下，随后拜谒皇后陛下，并拜受皇后陛下亲手缝制的围巾”。随后，他带领军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等人，在宫内侍从的向导下参观了皇宫各殿，受领了御赐的神酒和赏金。

    因武汉作战的意图此时还需保密，冈村这次抵东京后，下榻在位于东京九段的偕行社新馆，未被允许回四谷坂町私宅。7月6日，他率军司令部参谋人员离开东京时，军部各首脑也都未去东京车站送行，只在参谋本部门前送别。尽管如此，外界舆论仍有所闻。他们乘火车先抵宇品军港，在那里逗留了几天，9日从字品登船出发，12日到达了上海。

    黄浦港码头日军警戒森严。冈村等人一上岸，便见到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由参谋长率领大部分参谋专程前来迎接，并将他们的食宿、行车逐一安排妥当。对此，冈村即向身边的幕僚感慨道：“本军上级机关派遣军司令部的热情态度，值得你等效法。按中国古代兵书的说法，所谓带兵之道即收揽英雄部将之心。盖因在日常交际当中，即使第一次印象欠佳，尚可通过不断交往，逐渐谅解而成密友，但战场上往往只能相逢一次，以后就多靠电话、电报、书信等往来。因此，第一个印象是极为重要的。”冈村对所谓“领导作风”甚是注意，待人接物从不忽视微末细节，出了差错也及时补救，他觉得这些“决不是单纯的礼仪和庸俗的亲切，而是以诚意换取人心”。经常听他训戒的身边幕僚，也总是感谢这位教师爷似的上司“常在匆忙之中及时对幕僚进行实地教育，使我等受益匪浅”。

    在武汉会战之前的徐州会战中，日军虽于5月19日占领了徐州，但在战略上并没有取得成功，它企图聚歼徐州附近集结的约50个师中队的计划没有实现。

    徐州会战的简要经过是：攻占南京后，日本在中国长城以南华北、华中地区，已总计约有60余万兵力，而且连战连捷。首都南京陷落后，中国政府依然无意屈服，而且激愤于日军在南京的血腥大屠杀，抵抗的意志更加坚决。因而，日本大本营试图再次通过大规模作战，寻歼中队主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

    中队的战斗力远不及日军强悍。当时，无论是中国方面还是日本方面，在作战中进行兵力计算时，一般是按1个日军师团抵3至5个中国师来制订军事方案。甚至有时1个日军师团，居然追得10几个中国师到处跑。除了武器装备的因素外，日本官兵各方面的素质确实要比中队高出一筹。但是，相对而言不能打的军队能跑、能躲、能机动，“七七”芦沟桥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无论是在攻占平津的华北作战中，还是在攻占太原、上海乃至南京的一系列大规模作战中，都没能重创中队主力，每次都让蒋介石及属下的高级将领们，成功地将主力部队撤出了日军的包围圈。这种所谓“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使留下来的老百姓遭了殃、受到侵略者的蹂躏，但也确保了中队没有被气势汹汹的日军一口吞掉，中力的元气未伤，才使得8年抗战能够坚持下来。日本近代以来受“脱亚人欧”潮流的影响，崇尚欧洲强国，瞧不起中国，它的某些军事理论家甚至连东方优秀军事遗产《孙子兵法》都不屑一顾，认为里面净是些机诈、权谋之计，在日军内宣扬多了会影响日本武士那种死打硬拼精神的发挥。其实，东瀛列岛的那些军事理论家，哪里懂得我泱泱中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底蕴和力量。闲话这里且不再多说。

    根据大本营的这一意图，当时隶属于日军华北方面军的第2军，于1938年3月派其两个精锐师团向南转进。13日，第10师团在矶谷廉介中将率领下沿津浦路进攻邹县、滕县、临城，坂垣征四郎中将指挥第5师团由东路进攻莒县、临沂。企图汇合于台儿庄，从北面包抄徐州。中队在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上将指挥下奋起抗击。14日，日第10师团濑谷机械化支队从邹县南面的下店附近发起进攻，连陷滕县、临城、韩庄、驿县，逼近台儿庄。经过短暂休整并补充弹药后，从23日起，日军向台儿庄大举进攻，中国守军池峰城师顽强抵抗，双方展开殊死战斗。这时，李宗仁急令庞炳勋、张自忠等率10余师前去增援，将已占领了台儿庄一角的濑谷支队包围。日第5师团报木支队前来援救濑谷支队，4月2日到达台儿庄以东五六公里处，很快也受到中队的包围攻击。3日，台儿庄大半已为日军夺取，池峰城等部当夜组织敢死队向敌猛冲，又夺回了一些阵地。次日，汤恩伯军团到达庄北，日军陷入重围。7日，日军这两个实力相当于旅团的支队，除少数官兵冒死突出包围，大部分被歼灭。

    台儿庄之战，中日双方军队都有拼死精神。日军战斗详报记载：当獭谷支队猛攻庄内阵地时，“全部守军凭藉散步壕顽强抵抗。敌在狭窄的散兵壕内，尸体相枕力战而死的情景，虽为敌人，亦须为之感叹。曾令翻译劝其投降，绝无应者。尸山血河，并非日军所特有。不识他人，满足于自我陶醉，为国、为军计，极应以此为戒”。而日军也不含糊，进攻时官兵们踏着一排排倒下的同伴尸体往上冲，仅随战随运回莒县焚化场的尸体，几十辆卡车就往返了两个来回。溃退时，几十名重伤无法行走的日军官兵，竟狂呼着“天皇万岁”的口号。双方都打红了眼！

    是役，日本方面的统计是：第5师团死1281人，伤5478人；第10师团死1088人，伤4137人。中国方面的统计是：敌死伤2万余人，我缴获步枪万余支、轻重机枪931挺、步兵炮77门、坦克40辆、大炮50余门。

    双方的统计虽有差异，但这是全面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正面战场上首次取得的较大胜利。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为此，利用这次军事上的胜利，国民政府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大力宣传台儿庄大捷，旨在一扫开战以来的失败情绪，鼓舞军民的斗志，并借此引起世界注意，争取欧美援助。

    中国方面搞宣传战，日本甘拜下风。因为作为侵略者，失道寡助，理本来就不在它那一边。日本担心“彼等宣传的所谓‘台儿庄大捷’，使中的士气振奋、斗志昂扬。并向内外大肆宣传，已歼灭日军，将其击退至海岸。实有促使中国民众团结、各国援蒋政策积极化之虞”。在台儿庄之战进行过程中，大批中队向徐州地区集结。日本方面发现中队的主力已集结于徐州地区，认为这是“实施南北夹击、痛击中队、瓦解其抗日意志的大好时机”。所以，台儿庄的枪炮声刚一沉寂，东京大本营就下达了陆字84号令，由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联合发动徐州会战，核心只有一个，聚歼徐州地区的中主力。

    东京大本营唯恐华北、华中两个方面联合作战时，出现不协调，4月中旬，特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桥本少将为首的“大本营派遣班”前往现地，负责协调和指导两军的行动。

    从5月下旬开始，日军7个师团配置若干混成旅团、重炮旅团，总计30余万官兵，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兵分5路，像一只张开的巨掌，向徐州扑来。其中4路已接近徐州外围，即将形成合围之势。另一路由“东方劳伦斯”土肥原率领的第14师团则脱离主力急速南下，欲切断陇海路，阻止郑州、开封一线中队东进增援。小小的徐州地区一时集中了中日双方上百万军队，中队能在此时此地与日军拼死决战吗？有把握取胜吗？这个大主意只能由最高统帅蒋介石来拿。

    蒋介石没有想到局势会演变到这一步。他从来没有与日本人决一死战的念头。当初，面对日本的一步步侵略，他奉行过“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安”的对象自然主要是消灭，以及异己的各地方实力派。结果，酿成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放弃了他那个主次颠倒的政策。不过在那次事件以后，他仍坚持自己那句著名的口号：“和平未到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现在能够与日军在徐州地区进行一次战略性决战吗？“不能！拼光了老本，那正中日本人的下怀”。权衡了利害得失后，他作出了决策。

    周恩来在一次与记者谈话中提到对蒋介石的印象时说过，就战术和战略这两个方面相比较而言，在战略问题上他是强项。蒋介石认为，在中日战争初期要以“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为战略方针。因为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毕竟不如对方，必须要有长期战争和持久作战的思想准备。本来，他希望以几倍甚至是10几倍于敌的重兵集团，稳妥地消灭对方个把师团，再创造一个台儿庄式的胜利，岂料30万日军黑压压地扑来，徐州一带虽有自己50多个师的60万人马，但从历次作战的经验和一般估算来看，是打不过对方的。好汉不吃眼前亏，打不起躲得起。5月15日，就在日军的包围圈即将形成时，蒋介石瞧准在中队西南方向还有一个间隙，果断地下令放弃徐州，向西南突围。至5月下旬，各部队甩掉日军撤退至皖西、豫南。东京大本营妄图歼灭中队主力的计划失败了，只得到了徐州一座空城。

    不久，恼羞成怒的东京大本营，给指挥失当、在所负责的西南地段上给中队留下缺口的香月清司中将，以严厉的处分，撤销了他的第1军司令官的职务。那个在香月手下率该军第14师团南下冒进，险些把整个师团让中队包了饺子馅的土肥原贤二，也被从师团长的位子上调换下来，派他到上海建立和主持“土肥原机关”，干他的特务老本行去了。

    徐州会战没有达到目的，这回该轮到冈村宁次在武汉会战中露一手了。

    根据东京大本营的命令，武汉会战主要由华中派遣军完成。为此，在1938年6至7月份，大本营调整兵力部署充实华中派遣军，除冈村的第11军外，还将原属华北方面军的第2军编入它的序列。此外，华中派遣军还直辖有第3、第9、第15、第17、第18、第22、第116师团及航空兵团。连同第11军、第2军所属的诸师团，该派遣军序列下总共有14个师团、1个支队、1个航空兵团。

    进行武汉会战的主力是华中派遣军的第11军，其第2军担任策应任务。第11军下辖第6、第101、第106、第27师团和波田支队，其中，第6师团又是该军的主力师团，而第106师团则是战斗力较弱的所谓特设师团。

    冈村率第11军司令部人员于7月12日在上海上岸后，15日到达南京。该军司令部即被安排设立于此。从这天起，他正式行使第11军司令官的指挥权。

    到任后或大战前后，都要首先巡视第一线部队，据说这是冈村的信条之一。他到达南京的第三天，便离开司令部到一线视察部队，随行的参谋宫崎周一，在其1959年出版的《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纪事》一书中，追述了当时的情形：

    ……从飞机上下来的是第11军司令官冈村将军一行5人，时间是1938年7月17日上午，地点是在彭泽县城附近。这一带正是就要发动的武汉作战的战场，处于敌我最前线中间的不安全地带。军司令官无论如何也要访问即将开始作战行动的第一线兵团，想亲自会见前线官兵。为了访问江南的波田支队（台湾混成旅团）和第106师团、江北潜山的第6师团，今晨便由南京飞抵彭城郊外。第106师团秋山参谋长前来迎接，先领进地头的帐篷。离帐篷不远，秋山参谋长和军参谋副长沼田悄悄地谈了许久，秋山讲的大意是：一支强大的中国部队从昨天开始进攻彭泽，彭泽南侧高地的我警备队遭到优势敌军不断攻击有相当伤亡。今晨战斗仍在继续。师团决定派昨夜在彭泽登陆的联队袭击敌左侧背后，眼下正在部署进攻。这里到彭泽约2公里，途中恐多危险。第106师团长、波田支队长等主要干部均在彭泽，所以是否请司令官在此稍候，以便召集各部队长到此地来见将军。

    从幕僚主场来讲，秋山参谋长的意见有一定道理，最后我们商定探询一下军司令官的意见，于是我走近军司令官请示：“目前的情况是这样……您看如何决定？”军司令官以平静、轻松的语调答道：“啊！我到他们那里去吧！”一语定乾坤。师团参谋长立即高喊：“出发！”一行人分乘汽车和军马驰向彭泽。中途遇到举着军旗的步兵纵队，穿过路边的野炮阵地，炮身旁散乱地放着一些发射过的炮弹壳。各部队长正聚集在彭泽一家阔绰的宅院里，见到军司令官以和蔼的表情，亲切地向他们问候，心里非常感激。

    宫崎的追述难免有溢美之辞，却也符合冈村宁次的一贯主张：“综合种种体会，我深深认识到，在危险、困难、关键时刻，高级指挥官更需要深入阵地指挥作战。”一上任即来到前线，给部下们做出了身先士卒为天皇卖命的样子，属下众炮灰岂敢不卖命？

    徐州会战一结束，日本之所以马上着手武汉会战，除继续寻歼中队主力外，还有一个政治上的因素。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虽迁都重庆，但蒋介石在武汉，军事委员会在武汉，中国当时实际上的政治、军事中心是武汉。日本认为只要占领武汉，便可事实上摧毁国民政府，至少把它赶到西南一隅降至“地方政府”的地位，有利于引诱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出来与日本“合作”，重新建立一个听命于它的“中国政府”。是年底，汪精卫果然逃离了重庆，投进日本的怀抱。另外，选择武汉地区为会战地点，从军事上说便于海军配合，发挥日本战舰的威力，也便于沿长江水路对大部队进行后勤补给。

    不用说，武汉的地理位置更是十分重要。在中国这块巨大的雄鸡状的版图上，湖北省居长江中游，北连河南、南接湖南，这三个省实际上是中国这个巨人的腰脐所在。中国的第一大河长江从湖北境内蜿蜒东去，可呼应江西、安徽两省，而从宜昌溯江西上，则能背靠巴蜀作大后方。省会武汉市地处江汉平原东缘，居长江与汉水之间，扼平汉、粤汉两大铁路的衔接点。号称九省通衢的大武汉，无疑是中国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是中国的心腹地带。

    任何一个欲征服中国大陆的侵略者，都会对它垂涎三尺、志在必夺。

    如何拿下武汉？日本大本营原设想以主力从北方席卷武汉，由于花园口决堤后，涛涛黄河水和形成的黄泛区迟滞了日军南下的道路，遂决定以主力沿长江由东向西进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坐镇南京，规定以长江为界：第2军在江北向大别山北麓进攻，牵制部分中队；而由第11军主力沿长江南岸攻击武汉。

    日军德川好敏中将指挥的航空兵团共500余架战机协同进攻；海军第3舰队120多艘大小舰艇，从水路配合。

    投入武汉大会战的日本陆、海、空军近40万官兵。同时，大本营为配合武汉作战，向中国再新增兵力40余万，增拨作战费用32.5亿日元。

    凶悍的日本侵略者已经紧锣密鼓摆开了阵势，武汉周围战云密布。东京御前会议上，裕仁天皇对众内阁大臣、军部首脑声言：我在东京等待皇军胜利的消息！

    任务层层落实到冈村宁次的头上，因为武汉会战的实际操刀手是他的第11军。

    冈村毕生有垂钓的雅好，即使大战来临之际，他也常常抽暇离开嘈杂的司令部，带着卫兵去水边钓鱼。他要一边享受垂钓之乐，一边独自静静地思考。综合这些天对一线部队的巡视和参谋人员整理上报的各方面情报，他觉得，即将面临的“攻占武汉作战，有以下三大特点。一、敌人拥有极为优势的兵力；二、在恶劣地形下作战；三、冒酷暑作战”。

    先看兵力对比。中队参加武汉会战的总兵力为50个军，120多个师，计110余万人。而且，冈村这个军在长江南岸直接对付的，是以27个军为基干兵力，由中国第9战区司令长官兼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指挥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相对说这批部队是中队的精锐力量。但是，冈村对兵力对比处于劣势似乎并不过分担忧：“敌人兵力比我军多十几倍或几十倍。然而，我少壮时代经常驻在中国，深知中队的素质。而当时参谋本部内对中队的习惯看法，一般是我一个联队足抵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一个师，我一个步兵大队足抵非嫡系地方军的一个师。因此，当收到前方敌军不断增加，长江南岸地区已达30个师，北岸地区已达10几个师的情报时，并不吃惊。”骄横的冈村，还没有怎么把中队、包括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放在眼里。

    但是，冈村要指挥第11军“在恶劣地形与酷暑条件下战斗，却使人极为厌烦”。

    冈村在20年代当过孙传芳的军事顾问，随孙的军队在湖北、江西一带作过战，所以，他对该地区的地形特点是基本掌握的，这也是东京大本营调他来担任第11军司令官的原因之一。

    长江北岸地区，由于大体上是300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及农田，所以“我皇军面对数倍之敌，一般会顺利进行作战。采取每作战1周，休整10天的尺蠖战法，顺利地向前推进”。可是，冈村的部队大部分被规定在长江南岸地区作战，“南岸地区山连山的地形，使人烦恼”。他来前线后，一个幕僚闻知上司书道功夫不错，非要求条字幅，冈村随即泼墨挥笔：“敌非敌，地形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以此，也顺便向部下们巧妙地提示了他们要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虽然南岸地区的地形对第11军的攻势作战不利，但细心的冈村在思考中还是发觉，就是在南岸地区，“在二三百米以下的山地与在二三百米以上山地作战，部队攻击进展会有着显著的差别。这是一种感觉”。作为一个受过各层次完整军事理论教育、经验阅历又非常丰富的高级军事将领，冈村的军事直觉确实很敏锐。他当时身边的得力作战参谋、后官至陆军中将的宫崎周一回忆说：“关于地形高低问题，冈村军司令官感觉到的300米以上和以下的差异，后在作战中确实如此。当时我未能那样明确认识，只是看到一个个的山头都很高，却看不到它们的差别。”司令官和参谋的水平毕竟不同。

    冈村认为，“根据山地战的原则及上述感觉，军主力应当向右迂回转进丘陵地带较好”。不与高地各要点的中队死缠，而把预设作战地点选择在300米以下的平缓地区，紧紧贴着长江江岸边狭长的低平地带，逐点攻击前进，以夺取长江诸要塞为主。

    在武汉作战还要对付酷暑。7月的武汉，正是炎热的盛夏，而武汉三镇中，尤以汉口最热。冈村“在壮年时代尝受过汉口酷暑的滋味，夏季气温大体为华氏九十七八度，温度极高，而深夜和白天也几乎无大差别，非常不舒服”。他这次从东京出发前，财界一位阔朋友对他说：“听说你这次奉命出征攻取汉口，像汉口那样的炎热，现在季节无法进行战斗。我看从10月左右再开始，来春等你的捷报。”冈村听罢只是笑一笑，心里想：财阀阔佬们在东京享清凉，说的话“不过是一般常识罢了，然而，我们却是要冒着酷暑攻击前进的，官兵之苦可想而知”。可军令如山倒，那位天皇是顾及不了那么多的。

    但酷暑是平均分配给双方军队的，中队同样要在炎热的天气下进行战斗。相比较之下，医疗卫生条件较好、较规范的日本军队更能减少一些因酷热带来的非战斗减员。想到这一层，冈村的信心十足，他觉得只要保障好部队的后勤供应，特别是指示各部队长在行军宿营时，能尽量让官兵每天沐浴一次，“不使多数部下失去一天最大快乐的人浴时间或因人浴而推迟睡眠时间”，就能保持住战斗力，完成会战任务。

    他想的确实是够周到的了。但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后来在会战末期第11军还是有数千名官兵中暑或患了赤痢。本来武汉的酷暑，有很热的年头，也有不太热的年头，而这一年武汉会战时恰逢前者。后来冈村在日记中写到：“当时部队发的汗衫土黄色的很少，白的又太显眼，所以官兵都是赤膊上阵。有胡须的老兵，脸上长满痱子，胡须之间的痱子化脓，满脸像开了花一样。当我看到用担架抬下来的伤员时，忍泪把目光挪开。”

    这些军国主义的炮灰们，毕竟也是肉身，不是酷热能挨、蚊虫不咬、枪弹不人的神兵天将。

    冈村沉思概括出来要把握的这三点，对其第11军面临的具体情况针对性很强，它提出了问题，又设想了解决的大致路子，同时还没有让法西斯官兵击败对手的信心受挫。他的部下们承认，他们的上司“归纳的我军攻占武汉三条须关注的事项，后来果然与事实相符。往往听说，有的将军对战术上的细小问题，也与幕僚争辩不休；还有的将军事无巨细都亲自处理，使幕僚无所事事而丧失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他们对于重要的方向性的问题反倒缺乏指导。而冈村军司令官却能从大局着眼，高度概括地掌握其要点，使我等幕僚平常认识不太清楚的问题清晰了。回顾起来，我等实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憾”。

    话说得有点儿肉麻。但此话是其部下在60年代所发表，这时的冈村已不再是当年威风凛凛的皇军大将，而是早已战败回国，且常常辗转于病榻上年近8旬的糟老头子了，当年的部下似乎也没有必要再去阿谀奉承他。可见冈村当时还是有些用兵之道的。

    基本设想有了，下一步是行动。在第11军的编制序列未正式由大本营下达之前，原直属于华中派遣军的第6师团一部，与波田支队相互配合下，已经于6月13日占领了当时的安徽省省会安庆，武汉的第一道东大门被撞开了。从安庆溯江西上，约行100多里水路，就是马垱要塞，该要塞地处长江中游，是皖赣两省接壤之地。还是那个凶悍的日军波田支队，攻占安庆稍事休整后，便乘船沿江西上，于6月26日上午攻陷了马垱要塞。7月4日，东京大本营下达正式命令，第6师团和波田支队编入第11军战斗序列，15日，冈村正式行使军司令官指挥权。前头的仗打得不错，下面才是他真正指挥第11军参加武汉会战的开始。

    冈村的眼睛盯上了九江。拿下它，就意味着在中队武汉外围防御圈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意义非同小可。

    九江的一场恶战就要开始了。欲知九江之战的详情如何？请看下章叙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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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 九江之战

    九江防御系危安，蒋公运筹有定见；

    冈村击败张发奎，打破武汉外围线。

    话说历史名城九江，坐落在长江南岸，位于从安庆到武汉这段长江的向南弯曲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自不待多言。

    还在6月中旬，国民党统帅部就在“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中指出：“武汉已为我抗战之政治经济及资源之中枢，故其得失关系至巨。惟武汉三镇之不易守，而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之无险可守尽人而知，更以中隔大江外杂湖沼，尤非可久战之地，故欲确保武汉则应东守宿松、鄱阳湖，北扼双门关、大胜关、武胜关诸险，依大别山脉以拒敌军，并与平汉北段之积极行动相呼应。若敌悬军深入则可临机予以各个击破，或在大别山预为隐伏待其深入，出奇兵以腰击之。如此方可制胜，方可以确保武汉。否则据三镇而守，于近郊而战，则武汉对我经济资源上之重要性已失，所保者，仅此一片焦土而已，且受敌之包围，则势如瓮中之鳖，固守南京之教训实殷鉴之不远，故欲确保武汉并始终保持武汉为我政治经济资源之中枢，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为上策……”

    根据当时的情况，应当说国民党统帅部的作战意见是正确的。它的主旨就是“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即在武汉的外围远方抗击日军。

    鄱阳湖畔的九江城，正是武汉以东外围防线上的一个要点。对此，冈村的心里是清楚的。

    九江防区归中国第9战区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将军管辖。他深知九江对于武汉会战的重要性，7月10日他匆匆离开武汉，14日抵达瑞昌，15日到达九江。他的兵团原在鄂东待命，这次继续东移至江西九江据守，当时部队虽已经陆续到达指定位置，但阵地构筑，后方设施及地方战时组织，尚未就绪。张发奎分别召集会议，亲自部署并巡视指导，严令部下做好迎击日军进攻的准备。

    张发奎，字向华，1896年生于广东省始兴县。早年就学于武昌陆军预备学堂，参加过辛亥革命。1921年，他是孙中山广州大本营警卫团第3营营长。北伐开始后，他作为师长，率部参加攻打汀泅桥、贺胜桥等重大战役，有“铁军英雄”之誉。当时，叶挺就是他手下的团长。后来发动八一南昌起义的贺龙所部及叶剑英等人，也都曾隶属于他的部下。

    作为粤籍将领，他与蒋介石关系不睦，并参加过武力讨蒋，但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发奎在南京面见蒋介石，告其“今后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战之一途”。蒋当即口头答应，并许他“日后抗战充先锋”。

    “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发奎义愤填膺，表示：“如果这次再不能对日作战，那么我就入山为僧，今后永不问世事！”

    “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张发奎任右翼军总司令，1937年9月16日，他指挥部队与登陆的日军展开血战，击伤日海军旗舰“出云”号，他的炮兵曾有“神炮”之美称。在淞沪抗战最困难的时候，他仍表示：“誓流最后一滴血，尽最后一分力，死守下去！”

    如今，日军又即将进攻他的部队负责防守的九江，这位当年的“铁军英雄”会怎样表现呢？

    来九江防守之前，张发奎知道冈村宁次从东北调来就任第11军司令官，指挥的第一仗就是攻九江，肯定要格外地疯狂。所以，他曾向蒋介石报过一个方案，内称：为免早期被敌突破登陆成功，影响以后作战，我兵团拟以第4军、第70军及第60师为预备队，分置于马回岭、瑞昌、妙智铺等九江侧后地带，以便支援第一线作战，并预定以黄老门东西之线为第二线预备阵地，以便状况不利时行逐次抵抗。

    蒋介石见报怒目：“张向华未战已有轻弃九江之念，此断然有悖全线防御计划。”当即否决了此案，并交待张发奎：九江必须死守，决不能让日军攻陷。

    张发奎感到压力很大。作为一名战将，他非常清楚九江乃武汉门户，九江不守，全线影响极大。可外界舆论众口一辞：九江外围地形对守军有利，守住九江应无太大问题。外界舆论越这么说，他越觉得压力大，心里越有气。老实说，他对守住九江没什么把握。九江外围虽说江、湖地障对防御者有利，但这只是对旧式战争而言。如今他既无炮舰，又无战机支援，江、湖只能限制自己。而冈村的部队沿江、湖可以随意登陆，他为此还得处处设防、分散兵力。外界舆论的乐观估计和自己使命的艰难使他坐卧不安，战斗还未打响，他的心就有些发虚了。

    对张发奎的名字，冈村并不陌生；对九江，他也是熟悉的。1926年秋，北伐军的张发奎部队在九江、南昌一带与军阀孙传芳作战，他当时正以军事顾问的身分呆在孙传芳的九江前线司令部里。那次，孙传芳让张发奎部队打得节节败退，冈村见势不妙带着偷到的华中地区军用地形图，化装坐小木船登上日本军舰，才捡回了性命。这次会战他要打的首仗，就又碰上了张发奎，心想此人不可小瞧。

    冈村预定进攻九江的先头部队为波田支队、后续部队为松浦淳六郎中将率领的第106师团，进攻时间为6月23日。

    波田支队的实力相当于日军的一个旅团，但支队长波田重一的军衔却比一般旅团长的少将衔高一级，是个中将。该支队的官兵多为台湾青年，适应亚热带气候，日军大本营把它从台湾调来，旨在让它在酷热条件下进行武汉会战发挥作用。而该支队也没有辜负日军头目的希望，连连攻下了安庆、马垱等要点，其强悍、拼死精神毫不亚于日本的本土官兵。甲午战争后，中国战败被迫将宝岛台湾割给日本，台湾成了日本的“领土”，台湾人成了天皇的“臣民”，许多台湾人在日本当局推行的“日本化”过程中还起了日本名字，侵华战争中的日本军队有不少台湾籍官兵。

    7月20日，冈村将自己的战斗指挥所设在彭泽。22日，为了更靠前抵近指挥作战，他又将战斗指挥所向前推进到湖口。“结果，我这军司令官的位置，竟处于最前线的步哨线上——湖口的石钟山下，这是很特殊的情况。当天曾有一位旧识海军军官来找我，他根据常识判断军司令官的所在地不在安庆就在彭泽，但找来找去一直找到最前线才得相见，甚为惊讶。石钟山是鄱阳湖水人长江处的小山，山上有座幽雅的寺院，据称此处风光甲长江，由这里观察敌情、地形甚为爽快。”

    7月22日晚，长江及鄱阳湖水面上，天空阴沉昏暗，雨前的劲风刮起来了。九江城内第2兵团指挥部里，张发奎将军有些心神不宁。他总有种预感，这样的天气，也正是日军偷袭的时机。他吩咐部下：“今天天气不好，马上通知九江各岸口，尤其姑塘守军预11师加强戒备，决不能疏忽。”

    23日零时，半夜的风更大了。鄱阳湖面，狂风掠过，掀起阵阵巨浪。大风的呼啸声、湖水的拍打声，淹没了数十艘正向姑塘扑来的日军登陆艇的马达声。波田支队冒着瓢泼大雨，已经偷偷抵进到距姑塘登陆地千余米处。

    就在中国守军发现这一意外敌情的那一刻，湖中鞋山小岛上日军炮火扑天盖地地向姑塘守军阵地飞来。团团火球映红了姑塘黑漆漆的夜空。

    日登陆艇向岸边冲来。预11师官兵竭力抵抗，击沉敌艇10余艘，激战3小时后，波田支队登陆成功。张发奎得到报告后，急令预11师预备队向登陆之敌反击，同时马上命令第15师、第118师增援，务必于拂晓前将登陆的波田支队赶下湖去。

    天渐渐发亮，张发奎战前的忧虑这时成了现实摆在他面前。日军几十架次的战机在天空盘旋，轰炸扫射。地面和水面上，鞋山岛日军炮阵地及长江上日军舰炮把成千上万的炮弹射向中国援军。这是一次真正的立体进攻战，增援的第15师和第118师被压在通往姑塘坑坑洼洼的道路上，根本靠不了前。预11师的预备队虽靠近滩头，但兵少力孤、装备又差，几次反击逆袭都被波田支队打了回来。尽管张发奎在九江城跳脚大骂，但增援部队就是上不去。23日激战一天，24日，冈村令第106师团进入站塘，协助波田支队，使占领姑塘的日军兵力更加充实。

    25日白天一整天，张发奎又调集了4个师的兵力向姑塘方向反击，但血肉之躯还是没能顶住日军的飞机、大炮，4个师损失惨重，反击失败。

    武汉，最高统帅部。蒋介石闻知姑塘的情况后，生怕张发奎自作主张，放弃第一线阵地，当下给张发奎和第2兵团所隶属的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上将各去一电，再次明示：九江一线阵地必须固守。

    还是在25日这一天，姑塘之急未解，九江又被日军突破。日第106师团和波田支队趁挫败中队反击姑塘之胜势，立即会攻九江。攻击前，日轰炸机先对九江城防阵地滥炸，九江街市一片火海。驻守九江城内的李玉堂部顽强阻敌，但仍未挡住。25日晚，日军蜂拥入城，敌我双方展开激烈巷战，遗尸累累。

    张发奎这时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拼着全部兵力孤注一掷与敌死战，要么退守第二线阵地逐次抵抗。以他的想法，明智些早就撤至第二线阵地了，可最高统帅要他坚决固守，不惜全员王碎。蒋介石从武汉会战的战略全局考虑，守住九江城是对的，但具体到九江一地的仗怎么打法，却不甚高明。领导人周恩来曾这样评价蒋：他在战略方面的指导才能，优于他对一个具体战役上的指挥、指导。可这位最高统帅的一贯作风，偏偏又总是爱插手下面的事，有时甚至要过问一个师的作战部署，实在太累，还总是适得其反。张发奎与蒋打过多年交道，深知他的脾气，撤退还是固守死战？决心难下。他担心这时撤走，蒋委员长会怎么说？尤其他手下号称“铁军”的第4军还没使用，而这个军又与他从北伐战争时就有长久的历史关系，是他的起家老本。不撤吧，部队打光了，九江恐怕还是个丢。思前想后，他咬着牙，一拳砸向桌子：“撤他妈的，天大的事老子顶着！”

    26日晚，张发奎率第2兵团全线后撤，向牛头山、金官桥、十里山等阵地转进。九江陷落，同时，长江对岸的江防要地小池口也被日军占领。

    不管怎么说，张发奎打的这一仗是失败了。九江被冈村宁次拿下，标志着日军冲开了武汉外围中队的一线防御。

    再说坐阵武汉的蒋介石，听说九江失守，气得在军委会上痛骂张发奎：“张向华紧要关头心存私心。他把第4军藏在后面为什么不用？为什么不用？什么‘铁军英雄’、什么‘抗战先锋’，统统是假的。这是他公然抗命，目无军纪！目无军令！”

    参加会议的总参谋长何应钦想替张发奎圆通：“委员长，张向华放置第4军不用，也许是见大局难以挽回，怕被日军缠住脱不开身。如今全军安然撤至第二阵地，结局也还说得过去。不如给他个机会，让他在金官桥一线阻滞敌人，挽回影响。”

    蒋介石对两广将领素无好感，对其中有私心之嫌者更不能容忍，他不同意何应钦的处理意见：“失去九江，不啻给进攻武汉之敌一个立足点，对此目无统帅固守命令的将领，决不能再放在前线。”不久，冈村宁次筹划南浔攻势，蒋介石今薛岳、吴奇伟主持南3寻线战事，让张发奎坐了冷板凳。

    其实，九江丢失，张发奎也十分痛心。1938年8月7日，他在总结九江失利的原因时说道：“一是交通线破坏太早，阵地未能预先完成；二是运输不良，兵站设施欠缺，在九江附近我军部队将近10万，因粮弹之补给，伤兵之后送，均无法实施，士兵枵腹应战，伤兵呻吟道左，作战精神，顿形颓丧；三是军纪不良，民众逃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舍为墟，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且无乱忾之气。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四是联络不确，未能协同；五是警戒疏忽；六是将领间缺乏自信心，中下级干部多无掌握部下之能力……”

    但是，他对蒋介石的处罚也一直耿耿于怀。很久以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变相撤职对我来说，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也是8年抗战中一件最悲痛而遗憾的事。……九江附近之撤退，我当时乃根据当面敌情，我军状况所下达之决心，不幸为蒋先生误以为我有保存第4军实力之嫌。实则我不仅对九江之战役毫无私见，即全抗日期间所有大小战役之过程中，莫不兢兢业业地为国家全民利益着想，从未将私人利益的意念夹杂其间。固然，第4军与我有悠久的历史关系，远在北伐时，我首任该军军长，在指导作战时，任何配署我指挥之部队只寻求如何去部署完成任务，绝无衡量自己与其他部队之深浅关系，以保存自己实力之行为。假如有这种自私行为，第4军番号早就淘汰，哪有‘铁军’之辉煌绰号见称于国人呢？九江战役后，未详细调查，即以‘张总司令发奎即行调回’的命令变相撤职。我对职位视同敝屣，毫不足惜，但我是高级指挥官，有辱我的尊严，至为难堪。……退一步说，蒋先生当时越级处分，实欠考虑。如我有错，应由我的上级陈辞修（诚）将军处理，但蒋先生并未查明亦未接到我的上级呈报，就径自越级干涉，这是他常犯的毛病……”

    武汉会战结束后，张发奎才被调到别的战场指挥战斗，他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总的来说在抗日战争中，他是尽了力的。后话不提。

    7月26日，日军完全占领了九江城，冈村宁次如愿以偿，首仗成功。不过，冈村部队入城后，正赶上当地流行霍乱，他派防疫人员即刻调查，“调查结果，此次霍乱起源于市内东南部的井水，虽不能断定是否有人把霍乱菌投入井中，但据当时传说很可能是敌军撤退战术的一环”。

    他的这种捕风捉影的“调查结果”，当然是对中队的栽赃诬陷。实际上，在整个武汉会战过程中，倒是日方违反1925年日内瓦协议书和国际法，多次悍然使用过毒气武器。据日方记录，会战中日军使用毒气达375次，发射毒气炮弹4万发以上。

    日军拿下九江后，就计划将这座长江上的重要港口城市作为它的集结根据地，江南日军主力溯江西上，人员、物资都要在此上陆，往南进攻也需以此为后勤补给基地，如果霍乱蔓延，日第11军作战就可能受挫。因此，冈村党得对这一情况不可掉以轻心。所以，“我军占领九江后，我下达的第一项命令，就是‘全军定要消灭九江霍乱’，并立即派出以军参谋长为首的有关参谋、各部部员携带所需物资前往现场。按照常规，这种命令应由后勤课幕僚负责发布，但这次是在作战课由我起草，并在命令编号上冠以‘作（战）命（令）’字样。日后听说此事传到国内，被军医学校和军需学校当作教材示例，广为宣传”。

    在冈村的“全军定要消灭九江霍乱”命令的实施过程中，九江城内大批染病或被日本军医指定认为有染病嫌疑的中国老百姓，再遭涂炭，被日军屠杀、焚尸。

    占领九江后不久，窜到江北的第6师团又于8月2日占领了黄梅。不过，事后却引发了冈村与该师团一次不大不小的风波。

    第6师团原属华中派遣军直辖，该师团自恃曾首先攻入中国首都南京城，并在那里大量屠杀中民“弘扬皇军威力”有功，骄横不可一世。隶属于第11军序列后，它又是该军的主力师团，对谁也不怎么买帐。本来在8月2日晚，冈村收到该师团占领黄梅的电报后，立即以军司令官名义用急电向其师团长稻叶中将拍去了“贺电”，岂料“数天后，通过联络飞机的吊筒（与无机场的司令部相互传递信件用的权宜办法）收到该师团作战主任参谋秋永的信函。信中大意为：‘历尽艰辛，不惜牺牲，完成占领黄梅使命，军司令部竟无任何反应，是何道理？’以尖锐词句发泄了愤懑情绪”。矛头自然是指向军司令官冈村宁次。

    一贯注意笼络部属的冈村，“感到好像挨了当头一棒。我虽然想尽力使部属满意，但初临战场就犯如此大错，深感惭愧”。于是，他立即叫来两名报务军官询问，查明了此次失误的原因：“原来是进军九江以后，无线电报剧增，其中大部分是‘特急电’，尽管译电员彻夜不眠，酷暑之下努力工作，但总也处理不完，直到现在仍积压近70份待译电文。这样，发给第6师团长的电文还需等待数日。据说，报务军官按轻重缓急先处理的，大部分是兵器部与上级司令部之间，关于将发来的物资分存后方各地的照会和答复收到武器、零件件数的电报。结果给组建不久的军司令部的协调及监督指导造成困难，我的祝贺电，也被认为是不甚紧急而稍候处理。”尽管查清了原因，冈村觉得对下级发泄愤懑情绪，要有虚怀若谷的风度，大将肚里能撑船不必与之斤斤计较，然后，“我复函秋永参谋，避免采用辩解之词（尽管不无原因），对军司令部的过失，再三表示歉意。此事虽与作战无关，但为汲取教训，将经过情况告之军参谋长，他完全同意我的处理，并表示今后要密切调整司令部的报务与各部的业务”。

    冈村这次攻取九江，得到了海、空军的密切配合。这两个军种须协助第11军作战，虽是大本营的命令，但具体运作起来也要有融洽的关系。他“鉴于中国事变爆发后陆海军曾因占领青岛问题发生丑恶争执，或争先抢占城镇，以及因空军误炸友军引起抗议和愤懑等事例，时常教导部下：‘应以武士道精神对待友邻部队及配合作战的空军、海军’”。当他的部队为占领九江，越过鄱阳湖进行登陆作战时，也曾遭到海军航空队飞机的误炸，死伤70余人。在判明事件责任真象之前，冈村认为宜冷静、不向对方妄提交涉和抗议。不久，他派人查清原来是波田支队的步兵摆弄缴获的小炮时，击发了装在炮膛里的炮弹飞向了第106师团，巡航的日机见地面火光，以为是中国炮兵在射击，便进行一通俯冲轰炸。知此情况后，冈村立即复电海军航空队：“事故原因在我方，感谢航空战士勇敢行动。”

    看来，此人确实能够注意与上下左右搞好关系，这也是他在日军中不断获得擢升、晋级的因素之一。前面提到的那个不知深浅责怪上司的秋水，说来也有意思，他竟是冈村宁次在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学习时的同期同学！到参加这次武汉会战的1938年，秋永才是冈村属下一个师团的作战课中佐衔主任参谋，而冈村已是指挥好几个师团10来万人的中将军司令官了，两人的仕途差距竟如此之大。只是到日本投降的前几个月，大本营遍施恩惠、突击加官晋衔，弄得日本的将军满街走，秋永才终于捞到了个少将的肩章戴一戴。不过，这时“皇军”已快要投降、散伙了。闲话不提。

    夺取了九江，冲破了中队的外围防线，下一步先打哪里？冈村不愧是日军中一张唱大戏的头牌角色，他盘算：占据九江后，直接向西猛攻，取捷径进攻武汉，虽然可能会很快拿下这座城市，但歼灭不了多少中队，打仗的主要目的在于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这也是大本营交给他的任务。再说，在他侧后方有中国重兵集团，他前面的部队能否稳稳当当地攻下武汉是个疑问，暂时攻下了也不一定能站得稳。根据蒋介石“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方针，中队的主力大都部署于距武汉城一二百公里之外，冈村要寻歼中队，还得要先在外围打。

    先拿谁开刀呢？冈村盯住了薛岳。他计划，自湖口、九江南下，攻占德安、南昌，得手后再西趋长沙，截断粤汉铁路，对武汉形成战略大包围。此举不但能消除日军侧后方左翼薛岳数十个师的威胁，而且从战略上先求截断武汉退路，彻底动摇中国守军意志，求得最终夺取武汉、歼灭中国重兵集团的目的。

    这一战略恶招果然还未实施就起了作用。蒋介石看出了冈村的阴险，为避免南京惨案在武汉重演，也减轻军委会负担，蒋介石定下了疏散撤退的决心。8月3日，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政治部发表文告，劝导武汉民众疏散。次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发表《为疏散武汉人口劝告民众书》，要求市民百姓和除军委会外的政府其他机关从速撤离。一时间，武汉三镇人心惶惶，一股新的溃潮泛起。

    得知把武汉闹得人慌马乱，冈村宁次狰狞一笑：这正是本军发动南3寻线作战的大好时机。

    此时，南浔线中队的总指挥是薛岳将军。张发奎是他的老上司，张被变相撤职卸任后，使长江南岸的战事更多地落在了他的肩上，他所指挥调动的部队，也陡然增加了好几个军，这使他一时信心大增。数月前徐州会战时，薛岳教训了土肥原师团，可最后还是没能生擒活捉住这个侵华凶鸾，他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决心要在南浔线上与日军大干一番。

    南浔线上，日军先后投入第106师团、101师团和第人第27等师团的部分兵力；中队总计有7个军的20多个师参战。一场厮杀恶战就要拉开帷幕，冈村宁次这出戏唱的到底怎样？请看下章文字。</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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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章 南浔线受挫

    进攻南浔是高招，无奈手中缺宝刀；

    特设师团几披歼，当头一棒败绩烙。

    所谓南浔线，即指九江至南昌全长约120余公里的铁路。南浔线的东北面为名胜庐山，西北为岷山，东南为鄱阳湖，西南为万家岭。修水河横穿南浔铁路，德安城位于南浔线中部。由此可见，南浔线三面为群山峻岭环绕，一面临水。但是，南浔铁路沿线附近地形较为平坦，易于部队运动，易攻难守，鄱阳湖还可以从长江开来军舰，对装备优良的日军来说还是有利的，而前提是它不能脱离铁路沿线而孤军深入群山峻岭之中。

    冈村起初就是根据这个前提部署进攻的。7月底，冈村在临时设于九江城郊外师范学校里的第11军司令部战斗指挥所内，召见了担任这次南￥寻作战主攻任务的第106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和担任牵制任务的第101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讲完进攻计划后，特别叮嘱他俩不要被中队诱至山里，去距铁路沿线过远的地方作战。两位师团长点头称是，并请军司令官放心，在九江城等待他们传来的“捷报”就是了。

    第11军司令部的幕僚们一致认为：他们的司令官指挥作战的特点是，谋划并交待完基本方针后，就不再干涉部下的具体事务，让他们放手去干。这次也是一样，冈村满以为已经把自己的思路告诉了那两位师团长，相信他们一定会按照自己的意图打好这一仗。但这次他错了，一般说部下的能力强，上级不多插手下边的行动是正确的统率之道，遇到的部下是脑子里少根弦儿的笨蛋，这种领导风格就不适宜了。他在南浔线作战中之所以后来受挫，除薛岳指挥有方和中队兵力占绝对优势外，吃亏就在用人不当上。

    战后，冈村在回忆录里称：“据我所见，兵团长、指挥官的性格虽多种多样，但从其特点区分，大致有五种类型：（一）喜好汇报型；（二）默默实干型；（三）慎重型；（四）大胆型；（五）中庸型。”其中，他解释所谓“大胆型，即多是战斗第一主义的贯彻者，大体上适合于此时的作战”。因为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日军处于攻势阶段，面对人数庞大但素质不高的中队，小心谨慎或左顾右盼的指挥官反而会失去战机，莫如猛冲猛打的悍将战果大。事实上，中队总体守势中有进攻，日军总体进攻中有时某些部队也不得不去防御，这一层辩证法的道理看来冈村未必知道。

    松浦淳六郎和伊东政喜，正是那种奉行“战斗第一主义”的大胆型指挥官。可令人奇怪、令他俩倒霉的是，他们分别指挥的第106师团和第101师团，却又是相对其他日军部队战斗力比较弱的所谓“特设师团”。

    日军的特设师团，实际上就是预备役师团，多是根据某一作战形势需要，征召预备役人员临时组建的。特设师团在人员数量上与现役师团无大差别，所差的在于质量。以一个步兵联队为例，特设师团内服现役的只有大队长、联队长及联队副官，其他中队长、小队长及士兵都为预备役或后备役。因此，每遇战阵，各大队长势必亲临最前线直接指挥，其伤亡率自然很高，而大队长缺员由预备役军人接任后，该大队的战斗力便大幅度下降。

    这两个特设师团的数万名预备役官兵又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日本兵役实行师管区征集制度，一个师团内的官兵大多来自于一个地区。第106师团的士兵，来自于南九州的熊本、大分、鹿儿岛、宫崎四县，该师团于1938年5月才在熊本编成，随即便装船运往华中，参加武汉会战。官兵多来源于东京地区的第101师团，“虽然不是草草新编的，但在前年夏季以来上海激战中，竟阵亡卫万多人。所以，新补充来的大部分战斗员是杂有应召老兵的补充兵”，这些人多是退役多年后在东京街头上叫卖的小商小贩和商社职员，故该师团被侵华的其他日军部队戏称为“商贩师团”。冈村接手第11军司令官职务后，曾对大本营把这两个师团编入他的麾下，表示过不满：“他们虽然都是曾经服过役、受过训练的士兵，但是，把在社会上工作了几年乃至十几年的人，直接送到前线来的做法有些欠妥。”无奈，大本营为扩大侵略战争，急于四处搜罗炮灰，是顾不了那么多的。冈村在武汉前线，要对付周围兵力几倍于他的中队，也只能骡马驴子一起上阵，反正他们都是“种族优秀”的日本人，惟有靠那两位师团长指挥有方了。

    8月1日，冈村宁次正式下达沿南浔发动进攻的战斗命令。当日，第106师团向九江以南数十公里的金官桥发起进攻。攻击之前，松浦淳六郎连续两天以全部炮火和助战日机，对金官桥守军阵地狂轰滥炸。一时间，金官桥一线烟尘蔽日、火光冲天，守军阵地被毁严重。

    掩蔽部里，松浦中将手持望远镜观察远处腾起的烟尘火光，脸上露出了狞笑：“冲锋吧！支那军已被炮火砸趴下了。失去工事，皇军会像赶鸭子一样把他们收拾掉。”

    金官桥一线的中国守军，是欧震的第4军、李玉堂的第8军和李觉的第70军。在承受了两天前所未有的猛烈轰炸后，守军踏着焦土，依靠紧急修复的简易掩体、弹坑，甚至死尸，将进攻日军放至二三十米处，依靠步枪、机枪和手榴弹等轻火器猛烈反击。第106师团的那些预备役士兵，遇到猛烈的打击后，不是掉头往回跑，就是趴在弹坑里不动弹。督战队虽然挥起战刀不留情面地砍了几个逃在前面的溃兵，但部队就是冲不上去。

    松浦发现对方防线上，第70军的兵力比较薄弱，于是决定将突破口选在那里。第70军军长是李觉少将，该军本来就仅有两个师：19师和128师。因半月前九江之战中，128师一触即溃，师长顾家齐被撤职查办，师的番号随之也被取消。所以，李觉背着个军长的虚架子，手中掌握的只有第19师。好在19师没给他丢脸，虽阵地已被日军炸得天翻地覆，一片焦土，但直至多月4日还牢牢地控制着阵地。

    4日下午，松浦把园田良夫大佐的第147联队及配署的一个战车大队尽数投入19师正面，发起了一轮猛攻。阵地上的战斗达到了白热化。在园田大佐的亲自督战下，日军各大、中。小队长们纷纷往前压，雪亮的战刀慑住了这些刚披上皇军兽皮的炮灰们。大批日军踏着同伴的尸体拥入突破口，19师57旅阵地一度告急，李觉忙把全部预备队压上，阵地的缺口重又堵住。

    5日，园田率部再次猛扑19师金官桥阵地正面，并施放大量的毒气。沉闷的爆炸声夹杂着淡蓝色的烟幕，像幽灵般突然降临到守军阵地上。中队猝不及防，当即有百余人面目青紫地倒在战壕里，其他官兵也慌乱成一团。结果，经过几日苦战、靠着施放毒气，日军才拿下了第70军的防御前沿阵地。

    松浦师团长认定中国守军已成强弩之末，不待各联队休整、补充完毕，便再次严令各部乘胜攻击。从8月1日至今，第106师团在金官桥受阻近一周时间，这在当时日军部队中已是少有的耻辱，他要扩大战果，挽回颜面。

    然而，他性急之下，离开了铁路沿线地域向庐山一带发动攻击，钻进了南浔线中队总指挥第9战区第1兵团司令薛岳摆下的“反八字形阵势”。

    谈到这个阵势，就须先了解薛岳将军其人：

    薛岳，字伯陵，1896年生于广东省乐昌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的原名叫薛仰岳，因为他出生时，正值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面临即将亡国灭种的危险。据说，其父为他取名“仰岳”，“就是取义效法民族英雄岳飞之意”。成年后，薛岳有感于时事日非，认为“只是敬崇岳飞尚未足以称其心意，乃去‘仰’字，单名岳，直以岳飞自况”。

    11岁时，当同龄孩子还在嬉戏玩耍时，他就已考入广东黄浦陆军小学，开始接受军事教育了。14岁，他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于1914年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6年毕业后，与邓演达、张发奎、李汉魂等一同考入保定军校第6期，未待毕业即回粤军总司令部任上尉参谋。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发动第二次护法运动。薛岳任大总统警卫团第一营营长。次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越秀楼，围攻总统府，薛岳率官兵曾冒着枪林弹雨掩护孙夫人宋庆龄安全撤离，深得孙中山嘉许。

    1926年，他作为北伐军第1军第1师师长，率部参加北伐，常常以少胜多，多次受到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通电表扬。

    他也曾一度反过蒋，但在后来的10年内战中，拥护蒋的方针，先后以第5军军长、北路军第6路军总指挥的身分，多次参加对红军的围剿。在红军被迫进行长征时，他被蒋介石任命为第2路军前敌总指军，率部追打数省之远。

    抗日战争爆发后，薛岳向蒋介石再三请缨杀敌，被委以重任。他打日本人很有一套，先后指挥部队在上海、南京、河南一带打过几次漂亮仗，被舆论界称为“虎将”之一。

    张发奎因九江失守被变相撤职，薛岳肩负起在南浔线一带抗击日军的重任。开战前，他根据自己手中握有20余师，兵力比对方占绝对优势，以及南浔铁路之深远两侧为山岳丛林地带的特点，将部队部署成反八字形阵势，即：“如袋捕鼠，又如飞剪，敌犯右则中左应，犯左则中右应。敌苦钻进来，就很难逃出去。”

    松浦淳六郎哪里知道中队已布下了这个阵势，突破第70军的前沿阵地后，他立即挥师指向庐山一带的中阵地，想再多吃几口肥肉。

    庐山侧翼的数座山头上，中像是与日军玩起了八卦，到处有伏兵，处处有火力。松浦中将顿时一筹莫展，日军官兵也大受震撼。一名日军在日记上记载了这样一些话：“几次进攻中，庐山上的迫击炮弹如雨点般从天而降，皇军大受威胁，死伤可怕。”没几日，这名日军也在炮火下魂归东瀛。他的日记却成了记录这场战斗的佐证。另一个日军士兵则在寄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庐山是支那名胜之地，‘不见庐山真面目’，名不虚传。我师团在此遭到支那军精锐部队的坚决抵抗，前所未有的激战，中队、小队长死亡很多，战斗仍在艰苦进行，与家人团聚的希望很小。”

    战至8月中旬，松浦的第106师团仅大佐衔的联队长就1死2伤，其他住、尉级军官死伤上百，士兵死伤达数千人。山上山下及稻田中，日军遗尸遍地，由于抢不回去，只好割下耳朵或砍下手掌以代全尸，待打完仗送回国内。又赶上时值盛夏酷暑，庐山一带各战斗地点尸臭扑鼻，令人呕吐……

    九江城日第11军指挥所内，已闻知第106师团败绩的冈村宁次，不再像先前那样潇洒、超脱，面目阴沉立在桌边，一动不动。他反省自己，仓促决定投入第106师团作为主攻先锋，不能不说是先输了一着。他痛骂松浦这个笨蛋，本来要他紧贴铁道沿线进攻，怎么会钻到西侧深山老林里去了呢？这家伙是怎么在陆军大学里毕的业？真是兵弱将也蠢。他想撤掉这个师团长，可没这个权力。日军的师团长是军部经天皇批准后任命的，被撤职也得经过这套程序，他不想找那个麻烦。再说，他是两年前晋升的中将，现虽然在职务上比松浦高一级，但军衔相同，都是陆军中将，训斥太过分了也不合适，先让该师团补充一下兵员再说吧。

    松浦损兵折将，使冈村更明白武汉之战不同于南京，眼前这几十个由薛岳掌握的师，也决不同于南京之战的那些溃军，更不是他在东北对付的那几支游击队。这股强大的力量不消灭，沿江进攻武汉将是一场恶梦。必须首先打开南浔线这个初战失利的局面。

    他计划，让那个已被打惨了的第106师团，摆脱与中队在山岳丛林地带的纠缠，稳定在金官桥一线固守，并从九江获得人员、弹药补给，再由一个师团走鄱阳湖水路，凭借海军舰炮的火力支援，在星子地区强行登陆，迂回攻击德安，这样就可以包抄薛岳集团的后路，来个釜底抽薪，让他的“反八字形阵势”全都乱套。

    无论从战役还是从战术角度来分析，这个计划都是高明的，错就错在他又选错了主攻部队：“商贩师团”第101师团上阵了。说也无奈，第11军最野蛮强悍的第6师团正在着手准备进攻长江上的田家镇要塞，那也是个重头戏。其他师团、支队也各有任务，一时分不开身，他不赶那些“东京商贩”们上阵，又能从哪儿一下子调来一二万现成的日本兵呢？

    星子镇位于鄱阳湖的西北岸。时年刚42岁的薛岳将军料到冈村会迂回攻击德安，而进攻德安又必须经过星子和隘口镇。他命令第25军的两个师守卫星子、隘口。第25军的军长是王敬久将军。

    8月19、20两日，日军第101师团在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指挥下，开始在星子镇附近登陆。薛岳在他的第1兵团指挥所里不停地踱步，他决定25军必须固守星子、隘口镇，即使顶不住伊东政喜的进攻，也必须坚持几天，为兵团主力反击歼敌赢得时间。于是，他给王敬久军长打去电话：

    “你的军现在怎么样啦？哪个师在最前面？”

    “现在还能顶住。本军冷欣的53师在最前边。”

    “你得给我顶住。”

    “这个这个……薛长官，你让我坚守几天？”

    “越多越好！”

    薛岳的口气很坚决，王敬久没再说什么。

    “东京商贩”们潮水一般涌向星子镇，在天上飞机、湖上舰炮的助威下向守军阵地猛冲。王敬久军凭借工事，顽强抵抗，双方杀得难解难分。

    第25军坚守了7天7夜。

    日军不断增加兵力，支援步兵的炮火也更加猛烈，王敬久实在顶不住了，放在最前面的冷欣那个师已伤亡大半。

    兵团指挥部内。薛岳认为目的已经达到，再说星子镇周围的阵地已全部被日军炮火摧毁，再增兵无疑会加大损失，于是，他命令王敬久撤到下一个阵地隘口镇。

    在此之前，薛岳已令陈宝安的第29军、叶肇的第66军在隘口镇布防。

    日第101师团攻占星子镇后，继续以重兵向隘口镇进攻。守军依托山区的坚固阵地，进行顽强抗击。中国士兵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再一次令该师团伤亡惨重，使日军官兵士气低落。

    9月3日下午，薛岳令守军各部队组织反突击。首先全歼了第101师团的第101联队，并击毙了联队长饭冢国五郎大佐。此人死后被东京大本营追晋为陆军少将。

    9月27日，伊东政喜中将中炮弹负伤，被送回九江日军野战医院救治。

    第101师团从8月19日在星子镇一带登陆，直打到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虽然不断补充兵力，还是未能突破守军的主要阵地，损兵折将的冈村宁次真是无可奈何了。最后，他同意第101师团暂时停止进攻，在隘口附近与中国守军对峙。

    其实，就在第101师团在隘口一带与中队纠缠鏖战时，冈村又有了新招数。攻占九江后，他满以为从此以后第11军会所向披靡、无攻不克，没想到他碰到了薛岳这么个韧劲十足的对手，手下的那两个特设师团也没有给他争气。他还没有出过这种丑，现过这种眼。这一个多月来，畑俊六大将从南京给他发来几次电报，对南浔线进攻迟迟不能进展“深表忧虑”。话虽说的婉转、客气，但也透出了不满的味道。

    冈村陷入了窘境。胜败乃兵家常事，他作为一个深谙兵道的老军人，不会不晓得此理。但意外的失败，料不到的挫折使他血往上涌，头脑开始有些发热。而对他来说最大的灾难，莫过于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对中队的轻视。

    9月间，由于日军攻击面宽，薛岳急于堵死各方向漏洞，频频调整部署，不知不觉间，南浔、瑞武线之间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巨大空隙。完整的防御体系出现了裂缝。

    薛岳注意到了它，但自恃手中尚有预备队，量日军也不敢冒死闯入。

    冈村也发现了它，他决心要用一步险招。军事上硬碰硬的较量，既比实力、智慧，更比意志。

    连日苦战仍无法打破僵局，已使冈村宁次渐渐失去了耐心。当空军侦察机报告对方出现这一空隙时，他两眼一亮，快步走到地图前，对着攻防交错的一个个箭头琢磨起来。越看，他两眼越亮，思路越明晰。从空当儿插进去，能避免正面受阻、迂回被滞，还能插人守军深远纵深，使中队腹背受敌，彻底动摇薛岳的防御体系。

    想到这儿，冈村的大脑亢奋起来，心在胸膛里打鼓似地狂跳。战机稍纵即逝，决不能给薛岳以调整部署、堵住这个漏洞的时间。

    随即，他让作战主任参谋宫崎与空军联络：“再派两架侦察机，挑选最优秀的驾驶员，低空飞行，弄准确这条空隙的位置和支那军布防情况。”

    不久，空军再次将侦察结果报来。派谁去完成这次穿插作战任务呢？冈村在思考、掂量。

    9月18日，松浦淳六郎又走进了冈村的办公室，他是听说军司令官的新计划后，主动来请战的。

    “你们有把握吗？”冈村有些不放心地问。

    “畑俊六大将从国内紧急要求调拨来的数万兵员，已有5000多人优先补进了我106师团，这批人老兵比较多，我师团的战斗力已经得到了恢复。”松浦中将急于要洗刷在前一段作战中的耻辱，还有意无意地暗示了他与冈村的顶头上司畑俊六的特殊关系。

    冈村盘算：第106师团通过前些日子的整补，按编制要求基本上又齐装满员了，最近，转到马回岭阵地专守防御，也没有出大的纰漏；再说，松浦是(口克)大将多年的老部下，与公与私都应再给他一个将功补过、恢复名誉的机会。于是，他答应了松浦淳六郎的请战，并在两天后的8月20日，通过军司令部作战课正式给第106师团下达了实施穿插作战的命令：“迅速进入德安西南地区，从侧背攻击德安周围之敌。”

    孤军搞穿插，这是一招险棋。不过，如果换上第11军稻叶四郎中将指挥第6师团，或许还能够出奇制胜。但松浦绝非机谋善断的稻叶四郎，他这个特设师团从司令部参谋人员到基层领兵打仗的军官，军事素质也远不如正规师团的军官，才补充进来的官兵，互相还不甚熟悉。这一层，急于抓住这次战机的冈村宁次没有来得及去细想，结果，后来不但差一点使该师团全军覆灭，也险些使自己身败名裂，背着骂名离开军界。

    再说松浦接到执行穿插任务的正式命令后，兴奋异常，立即下令所属部队在马回岭阵地与中队脱离接触，撤到阵地后面集结、补充粮弹。为适应山地穿插，他令部队放弃战车、重炮，一律驮马化。25日，随着松浦一声令下，除留下一部分人警戒马回岭阵地外，师团主力1万余名官兵向西挺进。其前卫部队轻松地突破了五台岭守军的薄弱防线，马不停蹄地向纵深插去。

    此时正在德安前线的薛岳，突然闻报第106师团与守军脱离接触，不知去向，心中不免有些疑虑。但直到这时，他尚未意识到冈村居然动员一个师团搞穿插这一战史上罕见的凶招。当武汉军委会和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来电询问战况时，他的答复仍是：各线平静，一切如常。他尚不知道冈村的掏心拳已向他打来。

    西出马回岭后，第106师团在险峻的山谷里艰难地前进着。崎岖不平的山路，高大的日本洋马行进困难，常常得由士兵们推着才能动弹。官兵的衣服白天被汗水浸透，晚上山风一吹，病倒的不少；毒蚊叮咬，又使不少人发起疟疾。凶残的松浦下令：能走的跟上，实在走不动的由各单位自行处置。身在异国的侵略军病员，不可能寄养在中国老百姓的家中，离后方又越来越远，结果，许多患重病的日本士兵被官长枪杀在密林山谷中，为天皇彻底“尽忠”去了。更令松浦伤脑筋的是，由于南浔线西部山区经常大雾弥漫，各部队行进时常常加大了间隔、失去了联络，加之许多军官对新补充来的士兵还不认识，使部队管理有些混乱。但是，他还是不顾这一切，拼命向前突、向前穿插。

    当他到了白云山区的万家岭、石堡山一带，快要抵达预定的穿插目的地时，第106师团的末日也就到了。

    虽然第106师团这次穿插行动，是轻装悄悄地前进，但1万多人的大部队行军终被薛岳侦知。薛岳根据情报处标出的该师团行踪路线图，看到图上那支已绕到德安后方的大箭头，大吃一惊：“好家伙，冈村宁次的胃口不小，要把我在德安的重兵都包在里面。我看他是急于扭转僵局发了疯，竟敢把这支孤军送人我大军之中。”

    不过，他倒也佩服冈村宁次的这种胆略。

    薛岳随即给武汉军委会和9战区司令部发电请示：敌松浦之第106师团钻隙精神甚强，已突至我白云山一线纵深。我兵团拟抽调大军，歼灭突入该敌，以定后方。

    武汉军委会。蒋介石来电同意，并表示再调遣部队支援薛岳。

    第9战区司令部。陈诚上将了解他的部属，同意以薛岳指挥的第1兵团为主，解决松浦师团。

    10月2日，薛岳开始部署围剿第106师团的具体作战方案，电令：第4军、第74军及第187师、第139师，从东面包围万家岭日军，切断其可能回缩的退路。新13师、新15师、第91师、142师、60师及预6师，包围万家岭西半面。

    10余万中队开始向万家岭附近调动。身在九江的冈村宁次从空军那里，得到了航空侦察报告，感到事态不妙：“106师团已经钻进了口袋，赶快令他们向正北转进，再迟就晚了。令第27师团警戒106师团右翼。”

    接到冈村的指令，松浦赶紧拔腿欲跑。可是，这个半瓶子醋的军事指挥官，居然在连绵的群山里转了向、迷了路。这次武汉会战日军所使用的五万分之一比例图，还是1926年冈村从孙传芳那里窃取来上交的，由参谋本部印刷发至部队，里面多有不准确之处。按说军事地形学素养较高的指挥官和参谋军官，比照各种地形参照物，可以克服不精确地图带来的麻烦，但松浦和他身边的幕僚没这个本事。他们扔掉地图使用罗盘，谁知此地有磁铁矿藏，罗盘上的指针又一动不动。真是活该106师团倒霉！将帅无能，累死三军。1万多人马在深山密林里转悠了一二天，也还没有脱离出万家岭一带10平方公里以外的地方。

    就在松浦盲人瞎马似的钻来跑去的时候，薛岳的合围部署越来越接近完成了。10月6日，中队各个师基本到达指定位置，只等薛岳的一声令下了。

    10月7日，薛岳下令对被围在万家岭的第106师团发起总攻。

    薛岳征战多年，有个习惯：仗打得越是规模大、越是惊心动魄，他越有精神，头脑也越灵活。围住松浦，他知道仅仅是开始，硬仗还在后面，因为困兽犹斗，何况对方毕竟是整整一个日本师团。而且他的10万大军是内线中的外线作战，吃掉松浦这个师团，冈村给他的时间不会太多。在冈村援兵到来之前，他必须解决战斗，否则打虎不成，反受其害。

    同时，武汉蒋介石也给他提出了要求，明令薛岳务必在10月9日24时前歼灭该师团，为次日的“双十节”献礼。一年多来，中队丢失的地盘太多了，军民的鲜血也流得太多了，“双十”国庆日在即，必须用松浦这万余日本官兵的尸体，来为死难的中国同胞祭奠。

    总攻开始后，中队的王牌主力第74军，在俞济时、张灵甫等军、师长带领下，猛攻万家岭以东的长岭、张古山，争夺甚为酷烈，互相近距离投掷手榴弹，并继之以白刃战。仅打了一天多，74军攻击的正面战场，就令第106师团伤亡了4000余人。王牌军玩起命来毕竟真能打，无怪后来这支部队被蒋介石钦定为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

    第4军欧震军长亲率80师，向万家岭东北方向大小金山攻击。

    第142师附新15师向石堡山之敌攻击。

    预6师附81师的1个旅进攻斗姆岭、凤凰山以东地区，在友军配合下，向石堡山北端王家岭之敌攻击。

    第81师协助预6师之攻击，断敌北溃通路。

    新13师以1个团绕袭石堡山西北之敌侧后。

    ……

    薛岳的各路大军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斗志旺盛。各攻击部队都频有收获，步步向前推进。包围圈在一步步缩小。

    战至10月8日，第106师团仅剩数千残兵，被压缩在万家岭、雷鸣鼓、田步苏、箭炉苏等可数的几个据点内。虽然畑俊六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但仍无法使松浦摆脱被歼的绝境。

    由于基层军官大量伤亡，一次空投数百名军官来现地领队作战，这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绝无仅有的事，足见这个特设师团的各级干部确非军事上的高手，也足见松浦已到了何等穷途末路的境地。

    9日，万家岭地区中队各师，都组成了数百人的敢死队，官兵们喝过壮行酒后，向万家岭、雷鸣鼓、田步苏、箭炉苏等最后几个据点发起最后一击。

    当晚，欧震的第4军、叶肇的第66军占领了万家岭、雷鸣鼓两要地，毙敌2000多人、俘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近百挺、步枪1000余枝、马匹数百。

    遗憾的是，第4军前卫突击队曾突至万家岭第106师团司令部附近不过百米，因天色太黑，加之审俘不细，未能及时发觉松浦中将，结果放走了这个最大的“猎物”。据战役结束后一名日俘供认：“几次攻至师团部附近，司令部勤务人员，都全部出动参加战斗，师团长手中也持枪了。如果你们坚决前进100米，师团长就被俘或者切腹了。”

    这是8年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为数不多的一次能生俘1名日军师团长的机会，可惜没有抓住。如果那样的话，日本侵华军队的序列中就将永远不会再有第106师团的番号，因为按日军规定，如果一支部队的主官被俘、军旗被对方缴获，该部队的建制番号就将永远取消。日本军方可以容忍乃至欣赏一支无恶不作的部队，但不会允许再重建一支已被人家完全歼灭的部队。

    松浦虽没被俘或者战死，但逃至田步苏后已成惊弓之鸟，一无心恋战。10日凌晨，他率领不足千人的残部逃至甘木关。恰遇突破中阵地前来救援的铃木旅团，终于摆脱了灭顶之灾。为此，薛岳电禀武汉军委会：“此次敌穿插迂回作战之企图虽遭挫折，但我集中围攻，未将该敌悉歼灭，至为痛惜。”

    但不管怎么说，万家岭一仗，日军第106师团被歼官兵逾万，是中队的一次重大胜利。10月10日国庆节这一天，蒋介石接到万家岭大捷的报告后，脸上笑开了花。在一片祝贺、颂扬声中，他亲自起草嘉奖电给薛岳各部：“查此次万家岭之役，各军大举反攻，歼敌逾万，各级指挥官指导有方，全体将士忠勇奋斗，局胜嘉慰……关于各部犒赏，除陈（诚）长官当赏5万元，本委员长另赏5万元，以资鼓励。”

    10万元奖金，赏给参战的10万官兵，每人才1元钱。这倒不是蒋委员长过于吝啬，而是国民政府的钱袋太干瘪了。普通士兵不说，就是能清廉自律的高级军官，日子过得也很苦，翻阅《张自忠传》会得知，抗战初期就已是中将集团军司令的张自忠，薪金仅够全家温饱，女儿患急病竟无钱送住院治疗。

    万家岭之役，确实把日第11军的106师团打惨了。当时任第1兵团第32军141师师长的唐永良少将，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万家岭战役后，我军队和日本军队都撤离该地，当地老百姓都已逃亡，战场一片凄凉景象。我在战后一年所见的情况是：万家岭战场周围约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了日军和我军的墓地。日军的辎重兵挽马驮马的尸骨、钢盔、马鞍、弹药箱、毒气筒、防毒面具等等杂物，俯拾可得。许多尸骨足上穿着大足趾与其他四趾分开的胶鞋，显然是日军尸骨。有的尸骨被大堆蛆虫腐烂之后，蛆虫又变成了蛹，蛹变成了蝇，蛹壳堆在骷髅上高达盈尺……”

    万家岭战场，成了名副其实的武士墓地。日本人的近一个师团人马在这赣北的荒郊野岭化作腐土，官兵的尸骸枯骨证明了侵略者的最终下场。

    在历时4个多月的整个武汉会战中，南3寻线作战是日军打得最艰苦、所受挫折最大的一次行动。但是，中队在局部战场上的胜利，并没有改变武汉防御圈的不利态势，也没有扼制住冈村宁次誓夺武汉的嚣张气势，就在他部署和实施这次倒霉的南浔线作战的同时，他手下最强悍的第6师团正在猛攻武汉以东的最后一扇大门——田家镇要塞。欲知战事详情，请看下章分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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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章 攻陷田家镇要塞

    此地得失系利害，双方死战该要塞；

    稻叶师团是主力，最后门槛被撞开。

    话说两头，还在冈村筹划南浔线作战之时，他就命江北岸的第6师团及配署部队做好了围攻田家镇要塞的准备。他对部下们称：“我作为军司令官，最大目标就是攻占武汉。早年，我曾屡次前往中国进行有关军事要地的调查，从而深知田家镇要塞对于进攻武汉的重要地位。”言外之意是，欲进武汉城，先要攻陷田家镇。

    田家镇要塞位于九江城以西100余华里，要塞雄踞长江北岸，位置十分险要。这一带长江十分狭窄，江面只宽500米左右，要塞前面是涛涛长江，背后是丘陵，东西有马、口两湖，两湖当中有鸭掌山，钓童山在西北，半壁山和马鞍山在江对岸，半壁山东面有富池口，是富水进入长江的口子，军山耸峙在富池口的后面。三面丘陵成犄角之势。太平天国以后，清朝在这里建立要塞，共有三处炮台，南台在半壁山，中台在吴王庙，北台有冯家山，成为控制武汉至九江这段长江的锁钥。如果说安庆、九江、马垱等地为武汉的门户或者屏障的话，那么田家镇要塞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它们。这个沿江要塞中最大、最坚固的堡垒，与富池口要塞夹江对峙，共扼长江水路，并且是中队第5和第9战区之枢轴线。

    这次冈村宁次部署攻击田家镇要塞，十分注意地理资料的准确性。他认为参谋本部发给的《作战地区的军事要地志》内容不够充分、准确。其中，有一份1930年整理的地形资料说明，竟认为以日本一个师团的兵力便可以夺取武汉，可见这本老皇历是多么的荒唐。因为那时“驻在中国的年轻情报武官的日常活动重点，大部分是探查中阀的动向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往往忽视用兵时所需的地势调查工作”。恰巧就在他制定作战计划期间，“驻美大使馆武官平田正判大佐转任波田支队联队长，他把从美国带来的一本有关长江及其沿岸防御带照片的图册提供给我。看过以后，对美国平时调查的周密和重要文献整理、保管的精细，感到惊讶。而我们对文献的整理、保管及便于查找的方法不够重视，值得反省”。靠着这份从美国弄来的精确军用地图，冈村将部队的各进攻路线，选择得格外出色和刁钻。

    他认为田家镇要塞坚固，周围又有一系列的附属配套阵地，攻克它必须陆、海、空军全面配合，实施立体进攻。由于此段江面狭窄，又有中国海军布下的大量漂雷和沉船阻滞，大部队不宜溯江西上攻击。因此，他早早把第6师团放在江北岸，企图背靠友邻部队日第2军作牵制保障，从陆路经黄梅、广济夺取田家镇要塞。

    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更是深知田家镇要塞的重要性。8月下旬，法国驻华武官卢恩乐上校拜见他时，曾表示了几个西方国家驻汉人士的忧虑：“日本海军或将冒险冲破田家镇，直趋武汉，用大炮轰击，使中国当局不能不放弃武汉。”对此，蒋介石甚觉有理。日军进攻张狂，长江沿线几乎无处未燃硝烟，但它的战舰之所以开不进九江以东，就是因为有田家镇等要塞的威慑。若田家镇一失，日舰沿江就畅通无阻了，不到半天就可以开到武汉城下，届时大武汉便直接处在日本战舰的炮火之下，岂能守住？恐怕早就人心惶惶，不战自溃了。

    田家镇要塞的核心阵地由中国海军的一支守备队负责，司令是梅一平少将，守备官兵约2000来人。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上将来要塞视察后，建议蒋介石调陆军主力部队驻扎在要塞附近，并由陆军将领全面负责该地区防务。于是，蒋调李延年的第2军和霍揆彰的第54军，分驻在田家镇要塞的北面和南岸阵地。由李延年总负其责。

    李延年，字吉甫，1904年出生于山东广饶县。他18岁从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辍学后，在家帮父亲干了两年商贩，1924年赴广州考入黄浦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参加东征、北伐，屡升至旅长、副师长、师长等。他与另两位山东老乡李仙洲、李玉堂，同被人称为“黄浦三李”，意为同是山东省出来的三位军事人才。其实，这三个人的军事才能一般，比不上他们的另一位山东老乡、第74军第二任军长王跃武，所以，在国民党部队里一直有“三李不如一王”之说。抗战开始以后，李延年任第2军军长，隶属于陈诚的第9战区，与王跃武所在的第74军，同属于一个战区。第74军是第9战区的主力精锐部队，在薛岳指挥的南浔线作战中打得最好，陈、薛均不肯放该军北调，故田家镇防务需要调兵时，陈诚把李延年的第2军“推荐”出去，划归李宗仁的第5战区指挥。

    一个人仕途是否顺利，有时不是凭能力和贡献，而是靠当时的需要和机遇。在这一点上，李延年堪称“福将”。为了统一指挥田家镇地区防御、让李延年真正负起责任来，军委会决定第2军、第54军和李玉堂的第8军等部组成第11军团，由李延年任军团司令，仍兼第2军军长。未开仗，先升官，李延年的官运确实不错。

    但是，官不能白升。蒋介石致电李延年等“查田、富（富池口，田家镇对岸的要塞）要塞为大别山及赣北我主阵地之锁钥，乃五、九战区会战之枢轴，亦武汉最后之屏障，其地位重要，勿待多言，而崇山对峙，江面狭窄，复有相当工事及备炮，询我国最坚之要塞。查各该部乃精锐，其各激发忠勇，以与要塞共存亡之决心，积极整备，长期固守，以利全局，以扬国威，并晓谕官兵共体兹意”。

    这番话无非是希望李延年能在田家镇拼一死战，拖住日军西进武汉的脚步。至于李延年各部是不是精锐，蒋介石心里清清楚楚，不过，他觉得“这多年我待李吉甫不薄，相信他一定会用命死战的”。

    可是，田家镇要塞这一仗，李延年后来还是打输了。

    再说日军第6师团按照冈村宁次指示的进攻路线，在师团长稻叶四郎中将率领下，一路攻下黄梅，广济，很快到达了田家镇附近。9月15日，稻叶先派一个联队进行试探性进攻，结果被守军挡住。但这预示着他大规模的进攻就要开始了。

    9月17日，第6师团主力及配置部队一部总计约15000人，从广济南下向田家镇扑来。李延年赶紧把自己的第2军拉上去顶住，因为李虽新晋军团司令，但真正听他使唤的还是该军。李延年将军主力第9师部署于正北，也就是日军的主攻方向。这里是沼泽地带，但有一约3里宽、6至7里长的小丘陵，连接要塞核心阵地。小丘陵的北边是松山，高地连绵起伏，为要塞北面的依托，是第9师第26旅的主阵地。该军第57师则在要塞东南面阵地守备。

    次日，是“九一八事变”7周年纪念日。武汉军民群情激昂、同仇敌忾，各界代表纷纷抵前线劳军。田家镇战事一天平静。

    9月19日拂晓，稻叶中将下令对第2军主阵地发起攻击。顿时，近百门野战炮向守军阵地倾泄炮弹，一波接一波的日机带着尖厉的呼啸低空掠过，丢下一串串炸弹。“当时，第9师整个阵地上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真是惊天地，泣鬼神。我英勇官兵奋不顾身，与敌血战两昼夜。许多负伤的官兵，裹伤后继续坚持战斗。阵地被敌炮火摧毁了，就利用弹坑作掩护，继续战斗。弹药用尽了，就与敌人进行白刃战。第53团下士班长时克俊，在与敌肉搏时，和敌人扭在一起，被敌人咬掉左耳，他奋力用双手卡住敌人的咽喉，将敌人卡死……”

    这是当时参加过战斗的一位第9师军官的回忆。军人的英勇拼死精神，也并非日本武士所独有，回忆中还说：“我师53团一少尉排长袁次荣，在弹药用尽，全排士兵阵亡的情况下，眼看他的阵地被敌人攻占，他把手榴弹集中在一块儿向敌人投掷，炸死炸伤数十人。最后，袁排长把唯一一颗手榴弹抱在怀里，拉断导火索，轰地一声，袁排长顿时血肉四溅，他就这样为中华民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进攻的敌人，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战斗惨烈进行，持续了8昼夜，第25旅旅长杨宝珏负伤，但我军主阵地及要塞仍未被敌人攻占。”

    中国官兵的为国献身精神，也为冈村所不得不承认：战斗结束后，10月初日军打扫战场时，“检查搜集到的敌军官兵致其亲友信件，其内容几乎全是有关我军情况及他们誓死报国的决心，极少掺杂私事。同一时期，在阵亡敌军官兵遗体上发现的死者父母的来信，也都是鼓励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奋勇献身的言词”。最后，他还特意加上一句：“这一点和我军的情况完全一样。”

    在保卫田家镇要塞的战斗中，第2军郑作民少将的第9师拼得最惨，全师伤亡旅长以下军官130多名，士兵2000余名。但他们毕竟在阵地上坚守了10多天。

    稻叶四郎真不愧是日军将领中的佼佼者，战术素养极佳。面对在中国守军顽强抵抗下倒下的大片部属尸首，他仍是屡挫屡奋，摸索着对方的弱点。他发现在与当面中队激战时，隔江驻守的中队却不曾来主动支援，便断定其固守意志不强。于是，他暂缓对第9师阵地的进攻，抽出部队在海军舰艇配合下，向田家镇对岸的中队杀去。结果，霍揆彰和李玉堂部稍作抵抗后，便将主力撤走。留下来防守富池口要塞的第18师师长李芳郴，无心再战，竟于9月23日丢下部队星夜弃职潜逃，致使富池口要塞于次日失陷。

    日军攻占富池口要塞，打破了田家镇连环防御体系中的一环。田家镇、富池口隔江相对，互为依托。富池口一失，田家镇南面顿失屏障且腹背受敌。根据这种情况，李延年如果明智的话，应赶紧把军主力第9师撤到田家镇要塞的东南面阵地，与该军的57师合兵一处，战局也许有救，或至少能多坚守些时日以待援军的到来。可惜，李延年没有这么做，仍按该军原部署所划分的地域进行防御。

    孤零零的57师怎经得住稻叶四郎从地面、江面和空中的立体打击？虽然该师以惨重的代价顽强抗击了几天，但还是渐渐支撑不住了，向西北第9师阵地的方向撤退靠拢。扫清了田家镇要塞的外围防御，稻叶立即派出3个联队直扑要塞核心。日海军舰炮和轰炸机先是打哑了要塞岸炮，要塞上中国海军守备队司令梅一平和炮台总台长秦德生，先后中炮牺牲。接着，日军大批部队拥上要塞，失去外围陆军拱卫的海军守备队炮台官兵们，很快被日军消灭或溃散。

    9月28日夜，李延年率第2军余部全部撤离，次日天亮，日军完全占领了田家镇要塞及附近地区。

    10月1日，李延年所隶属的第5战区右兵团总指挥李品仙致电军委会称，“查田家镇要塞失守原因颇多，李延年应负相当责任”，请求蒋介石从严处分。蒋介石或许考虑到李延年是资历颇深的黄浦一期学生，或许觉得李的第2军确实已尽了力，并未给予惩处。但是，李作为军团司令对所属的其他军“未能严为督饬，不无过失”，连赠给他的部队都掌握和控制不起来，这在蒋介石看来不是块独当一面的主官材料。所以，整个抗战期间，李延年虽仍不断升迁军衔、官职，但基本上做的都是副职，直到解放战争时，他才又当上主官做了兵团司令。

    与此同时，坐镇九江城的冈村宁次接到了由飞机传来的报告，获悉第6师团的今村支队已占领该要塞，欣喜万分，认为攻占武汉只是时间问题了。他随即致电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请他转呈东京大本营，为稻叶四郎申请须由天皇批准颁发的金(至鸟)勋章。

    田家镇要塞的全部陷落，表明武汉最后的、也是最为坚固的屏障被撞开。再往西去，中队已无险可守，只有在平坦的大地上与日军抗争。至此，武汉保卫战进入了最困难的阶段。

    冈村宁次的第11军以伤亡数万官兵的代价，逼进武汉城下，蒋介石是战？是撤？且听下章分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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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章 踏进武汉城

    蒋公难断战守策，兵临城下方后撤；

    冈村急功失远虑，拔了头筹受庆贺。

    在1938年的夏、秋两季，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的焦点所在。中国失去的地方已经太多了，“保卫大武汉”是当时各界舆论震天的呼声，放弃它，将意味着国民政府的政治威望受到进一步损害，给内部的对日妥协派以投降当汉奸的借口。这一点，精于政略的蒋介石心里是清楚的。

    会战发起之初，蒋介石决心大干一场，进而保住武汉城。否则，他何必要投入百余个师的重兵？就是在9月上旬，战场上的主动权已操于日军之手的情势下，他仍不想放弃这座城市。请看当时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制定的卫戍部队作战计划。在这个计划里，对敌情的判断如下：

    敌将于压迫我武汉以外战区部队得势后，肆其包围之惯用战法，以主力经阳新、大冶向咸宁、贺胜桥，并各以一部沿江及由蕲水向我仓子埠、黄陂、孝感，协同海空军三路向我进犯，以达其速占领武汉之迷梦。

    据此，卫戍总司令部制定了作战计划，其方针是；卫戍部队为确保武汉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以主力配置于武汉外围，一部控制于武汉核心，利用既设阵地坚固守备，乘敌兵力疲惫或分散之际，与第5、第9战区部队夹击于湖沼地区而歼灭之。同时决定，卫戍部队应独立固守3个月以上，以消耗敌人的战力，使各战区赢得尔后会战的富裕时间。最后亦须固守武昌、汉阳、汉口任何一镇，以表现抗战守土的精神。

    由此不难看出，国民党军事当局至9月上旬制定的作战计划，仍然有在武汉市区大打一场的想法。只是这个想法不够坚决，但从后来事态发展看，该想法不够坚决倒未必是坏事。

    9月20日，蒋介石决定，陈诚兼任的武汉卫戍总司令一职由罗卓英接任，陈诚则将主要精力放到第9战区的指挥匕陈诚曾是力主保卫武汉城的蒋介石心腹大将，是堂堂战区一级的军事大员，以兵团司令级的罗卓英取代陈诚，暗示出蒋介石已着手准备撤守武汉。

    9月底，随着田家镇要塞的陷落，武汉已无险可守，蒋介石和军委会便彻底放弃了死守武汉的计划。也就是蒋介石做出齐守武汉的这几天，他又恰巧接到了由周恩来面递的亲笔信。领袖在信中首先夸赞和鼓励了他一番：“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15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接着，在信中又阐述了保持有生力量，坚持持久战争的观点。看了的来信，蒋介石心里有了底，他觉得只要人不在他撤守武汉问题上做政治文章，就不怕其他小党小派、各界舆论瞎叫唤。国共两党经过10年内战厮杀，互相不信任是难免的。实际上，从抗战前途的大局出发，不愿看到国民党的抗日主力在一次会战中被拼得精光的结局。

    武汉人民希望中队能保住自己的城市，免遭侵略者铁蹄的蹂躏；蒋介石提出过的“保卫大武汉”的口号已家喻户晓，如果武汉弃守，人民思想上没有准备，就可能会对抗战失去信心，国民政府的脸面也丢尽了。这明摆着的现实，令蒋介石伤透脑筋，自己作过的许诺实现不了，谁来替他说话？又是方面真诚地帮了他一把。周恩来亲自执笔为武汉《新华日报》撰写了一篇社论，其中写道：

    ……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定的。日本

    强盗既不可能一下子把我们赶到“堪察加”，逼上昆仑山；我们也不可能

    很快地转弱为强，反守为攻，将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因此，中日战争的形

    势，正如同志所说：须经过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才能争取最后胜利。

    抗战既是长期的，我们决不能畏惧困难，但必须认识困难，承认困难，才

    能克服困难……

    国、共两党是多年的冤家对头，但人在他蒋介石内外交困、尴尬于战守之间的关头，没有再在背后插上他一刀，而是对他的撤守决定给予了理解。“人有信仰，有主义，感情总是被他们放在次要的位置上。”若干年后，蒋介石曾对身边的人这样说道。

    还在是年的9—10月间，蒋介石鉴于上海、南京血的教训，就已开始有步骤地分批撤离党、政和地方政府机关，疏散了大量的老百姓。这样做，既可以让中队轻装上阵，在武汉城市内外与入侵者血战一场，也可以在撤退时减轻负担。决定放弃武汉后，按蒋介石的部署，中队着手撤退：江北的主力撤至平汉路以西的汉水沿岸及大洪山区，廖磊的第21集团军留在大别山区，开展敌后游击战；薛岳的第1兵团仍于九江以南抗击敌人，并可视情况退往湖南；第2兵团依托幕阜山，掩护西面的粤汉铁路；罗卓英指挥武昌以南金牛方面的作战，掩护各军撤退，整个武汉只留卫戍部队一个旅的正规军作象征性的抵抗。

    10月12日，蒋介石接到广州守军余汉谋将军的电报，日军以3个师团和1个航空兵团为基干兵力，在日本海军第5舰队的运输和火力支援下，在广东大亚湾强行登陆，一路所向无敌，仅一周多时间便占领了广州市，掐断了国民政府经粤汉铁路的国际联系通道。蒋介石认为，随着广州失守、粤汉铁路被切断，武汉之战略地位已失。因而，加速了撤守武汉的进程。

    这次撤退虽比南京那次组织得好些，但整个过程仍不令蒋介石满意，特别是撤退的后期阶段，某些外国记者所见一些部队的情景是：不仅枪弹遗弃，而且碗筷亦多失落，种种狼狈情形，资为笑谈……

    再说冈村宁次。第6师团在9月底拿下田家镇要塞后，他便自以为什么时候踏进武汉城，“只是个时间问题”，其实，令他头疼的事情还着实不少。首先，蒋介石直到10月初，还在武汉市内和市郊握有5个军的兵力，这5个军虽然在整个会战期间未放过一枪，但毕竟对企图攻城者是种威慑力量，冈村不能不有所顾忌。其次，他最精锐的第6师团，经黄梅、广济、田家镇血战已残损不堪；第101师团参加南浔线作战伤亡数千；第106师团在万家岭地区遭围歼，松浦师团长虽率近千名官兵冲出铁网，避免了被全歼的厄运，但该师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其他几个师团伤亡人数虽不如这3个师团多，却离武汉的距离稍远，有的因归入第11军的建制不久，他指挥起来还稍有不灵便、不顺手之感。所以，自田家镇要塞被日军占领后，武汉城周围的战事一时间沉寂了下来。

    这期间，中队已着手撤退，无意再战；日本方面则忙于调兵遣将，补充弹药、兵员。

    不能不说日本的后备役制度确实相当完善。日本国小、人少，但它的快速动员能力极强，往往前方一个来电请求，后方国内就能迅速征集成千上万名预备役、后备役人员登船出发，并很快分配到各缺额单位，使它的前线师团总能保持满员。如，第6师团打下田家镇后，在暂时休整期间立即得到3000名补充兵员，又将原第116师团的志摩混成支队和石原旅团长带来的两个步兵大队合编为石原支队，加入该师团序列，使本已残损的第6师团又恢复了原有的实力。

    10月中旬，冈村宁次将第11军前线指挥部移至田家镇，高武汉城又靠近了一截，预示着他的兵锋要直指这座城市了。

    本来，他先头发起南浔线作战的目的，是要从更深远的纵深迂回武汉，围歼更多的中队，但第101、106师团没有打好，令他的计划受挫。而这期间，参加武汉会战的另一支部队——东久迩宫稔彦的第2军，进展顺利，已接近信阳、宋埠、麻城等地，距离武汉仅咫尺之遥。本是担负主攻武汉任务的冈村这个军，多数师团却仍在南浔线与薛岳纠缠、对峙，已明显落后于第2军。

    会战至今，冈村不得不承认，从整个战局来看，他落后了，远远地落在了友军的后面。而万家岭一役更让他大丢其丑。况且，东久迩的第2军来自于华北方面军，是为执行武汉会战的牵制作战任务，才于开仗前编入华中派遣军序列的，如果让它先打入武汉，岂不是反客为主？他冈村宁次对得起畑俊六、对得起华中派遣军吗？

    让谁抢这份头功？东京大本营内也并非没有给冈村作梗的人。现任陆相坂垣征四郎，上任前来自于华北方面军，故有意关照第2军，当冈村军多半在南浔线与薛岳重兵集团纠缠时，坂垣即指令变更主攻方向，由长江以北的第2军直取武汉。东久迩之所以攻势迅猛，与此指令不无关系。为此事，冈村后来也一直对坂垣征四郎耿耿于怀。

    他要从南浔线方向抽出身来，以第6师团为骨干，沿长江两岸溯江西上，直取武汉。他实在没有勇气再让第2军捷足先登，再让大本营内的某些人看自己的笑话。当然，作为一个精于谋略的军事将领，冈村清楚大迂回、大包抄是最理想的一招，否则的话，数十万中主力从掌心溜掉，即使拿下武汉，军事目的也只达成了一半。可是，松浦那个师团近乎被全歼的教训，给他的刺激太大了，薛岳太难对付了。他想，如果能先进入武汉，就立下头功。有了头功，先前的一切过失也就不为人所重视了。

    冈村是侵华日军高级将领中的佼佼者，也是个追求所谓武士军功荣誉之辈。为了首先踏进武汉城，他打定主意加强第6师团和半壁店方面的波田支队，如果第11军的这两支先锋能先进入武汉，他在整个会战中就是有功之将。在这个欲念的驱使下，他的部队在南浔线方向虽仍与薛岳部接触，但已完全放弃了击溃薛兵团的企图。主力被大量调整至稻叶第6师团和波田支队帐下。

    为了给第6师团打气，10月11日、12日两天，冈村偕同幕僚住到该师团，“其目的之一是，我一向主张每次访问前线部队，一定要听取军官、下士官以及士兵的实战感想。事实上，这两天内共听取了11名下级军官的实战感触”。再一个目的是，亲自向稻叶和师团参谋长重田德松大佐宣布他的决定：“第6师团发起进击的日期，希望排除万难，务于10月17日开始。”

    当时，该师团打下田家镇要塞才半个多月。而且此前也是一路攻城夺地从未间歇，部队十分疲劳，兵员调整、补充工作也没有最后完成，师团几个主要头目虽是日军中闻名的悍将，但也面露为难之色。连平素最崇拜他的军司令部作战主任参谋宫崎周一，也对如此不体恤下面的部队产生了抱怨：“当闻知军司令官的务期排除万难，于10月17日进攻的要求时，我对将军这样苛刻的安排，悲愤地流下了眼泪。但军司令官的要求，不管怎样也要干下去。因此，每天晚上独自登上附近的小丘，眺望着前面不远的敌军阵地的地势，苦思苦虑。第一二夜，一点好办法也没有想出来，到第三夜才想出了办法，确定了按时发起进攻的信念。”

    后来的事实证明，冈村在进攻时机的把握上也确实准确。这位宫崎接着回忆称：“根据后来的情况判明，17日发起的攻势，正好赶上敌军刚要总退却，如果晚一二天，在潮水般的总退却的大量敌纵队中，就会失去长驱直入的战机，也就无法实现如畑总司令官在嘉奖今中所说的‘疾风扫落叶般的迅猛追击’，甚至可能使攻进汉口更为困难。现在想起来，正是由于军司令官的苛刻要求，才产生了一举长驱直入果敢行动的动机。作战真是微妙的事情。”

    10月17日，第6师团牛岛旅团开始沿广济—浠水大道攻击前进。自田家镇失守后，上至武汉的蒋介石，下至第5战区的军、师指挥官，都已意识到武汉终难再保，各部都大睁着警觉的双眼，防止被日军包抄，陷入合围。所以日军区区一个牛岛旅团，竟也撼动了江北第5战区的数十万守军。这也是武汉会战后期一大奇观。

    那个曾经以数千人之众击溃过对方10余个师杂牌军的波田支队，也于是日沿长江南岸直趋武昌城下。由于急于进城拔头筹，侵略军简直什么也顾不上了，冈村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因为连续行军、作战，后方运送的补给只限于弹药、汽车燃料及其他必需品，而行军、作战期间的大部口粮不得不取之于敌方，攻击作战时，军司令部以司令官为首的全体官兵一连几天每餐副食只有款冬罐头。先头部队的波田支队长等曾用盐汁泡桃树叶佐餐，舌头、喉咙被扎得疼痛难忍，成为笑谈。”

    18日夜，一路未逢激战的牛岛旅团到达界岭。一夜猛攻，即击溃该地守军防御。22日，该旅团完全控制了烯水一带。同一天，牛岛少将接到冈村宁次的电报，称：麻城以北与东久迩军对峙的中队已开始撤退，望他的旅团不负第11军先锋的称号，迅速向黄破地区突进，截击撤退中的孙连仲、李品仙两大兵团的部队。

    冈村与东久迩争功，放弃纵深迂回、合围战略，一门心思要突入武汉，实际上有些置大局于不顾。但作为一名日军高级将领，他并未完全忘记作战的首要目的，还是想方设法地尽量捕捉中队，弥补第11军改变战略所造成的损失。同时，他也想使自己的内心多少获得点儿安慰。对东京方面也好交待。

    23日，日军攻下新洲。牛岛少将即遵冈村电令，派佐野虎太大佐率步、炮、工、战车、装甲运兵车组成的快速支队，截击正在黄陂东侧蜂拥撤退的孙、李兵团大部队。日军的突然杀出，冲乱了中阵脚。后撤的中指挥凌乱，各自为战，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

    但佐野的快速支队毕竟是一支战术支队，实力只是日军一个加强联队的水平，对付散兵游勇有余，要成师、成旅地围歼对方溃退部队，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再加上此刻，东久迩的第2军尚未进抵旧街、河口镇，完全截断平汉线，这就给了李品仙后卫部队留下了一个大缺口。26日，第6师团的岩崎支队拿下河口镇，与第2军的部队会合，收紧了合围圈，但为时已晚。李宗仁的第5战区几十万大军已越过平汉线跑了出去。

    当然，按东京大本营划分的作战任务，长江以北的中第5战区，主要归第2军负责解决。冈村心想，我第正互军没有摧垮江南以薛岳兵团为主力的中第9战区，你东久迩也让李宗仁大军溜走了。半斤对八两，谁也别嘲讽谁，下面就看谁的部队先进武汉城了。

    畑俊六大将，虽为武汉会战日军最高统帅，但协调两军不力，特别是因冈村的第11军下属诸师团，多是他华中派遣军的老部队，故有意让其立头功，任由该军中路突出而未加节制（事实上，第6师团的突出攻击，他一直知道并默许），惊动中队全面加速了撤退进程，导致东京大本营这次会战的一个主要目标，围歼中主力的狂妄野心未能得逞。

    会战结束后，中国有关军事当局在作战总结报告中，分析了中队避免了被对方围歼的原因：武汉是10月25日放弃的，日军没有捕捉住我们的大部队……日军进攻武汉，北、中、南三路作战不协调，而华中派遣军（畑俊六）又不能予以统制。中路（指稻叶第6师团）快了，北、南路慢了。10月24日，中路迫近武汉，北路始达应山，没有遮断陨汉两水的交通。南路尚滞留于三溪口、辛潭铺以北地区，没能遮断粤汉路和长江的交通，所以不能消灭我军有生力量。如果能协调有制，使北路、南路到达花园、安陆和咸宁、嘉鱼的时间，先于或同于中路到达武汉的时间，那我军的有生力量，一定会受到严重损失……

    总结分析得不错。武汉会战，尤其最后阶段，数十个中国师在撤退过程中都有过与上级失掉联系，与日军缠斗在一起险遭全军覆灭的经历。但日军部队过于急功近利，太垂涎于武汉城池，因而无论是冈村还是东久迩，都一次又一次错失歼灭对方整军、整师的机会。

    25日凌晨，蒋介石的座机恋恋不舍地飞离了大武汉。此刻，汉口近郊已出现了第6师团的先头部队。当日深夜，汉口完全沦陷。

    26日凌晨5时，波田支队从宾阳门突入了武昌。

    27日午后，以生产“汉阳造”枪支闻名的当时中国最大的军火城汉阳，也飘起了炫目刺眼的太阳旗。

    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被日军占领。随着侵略军铁蹄的践踏声，“君之代”国歌在全城疯狂地奏响。

    消息传至东京，欣喜若狂的裕仁天皇特颁下敕语：“我陆、海军诸部队之紧密适从协力，克服长途几多困难，终于击摧众敌达成攻占武汉之目的，朕对此深感欣慰。望将此旨传告众将士。”

    与此同时，日本各地城市到处张灯结彩，相继举行了大规模的祝捷会，“天皇万岁”、“皇军战无不胜”之类的口号响彻列岛上空。东京街头，着了魔似的人群，“狂喜”的游行队伍，竟数日在皇宫外的樱田门前和陆军省、参谋本部周围彻夜狂欢、载歌载舞。

    这是日本人的天性，也是他们坠入战争深渊的民族劣根性的表现。战后半个世纪以来，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每年都以沉痛的心情在广岛市举行纪念会，追悼原子弹的受难者，使许多日本人感到似乎只有他们才是战争的“受害者”，是“无辜者殉难”，而有意或根本就忘却了南京大屠杀和在中国其他许多地方“三光政策”所造成的无数惨案。就是在广岛纪念馆的展品中，至今还有一幅58年前该地居民举行祝捷大会，庆祝日军占领武汉三镇的照片。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和讽刺，当今的某些日本人难道不能从中体会到什么吗？

    作为主攻部队的指挥官，冈村宁次自然得到了莫大的“荣耀”，来自国内或上级的贺电雪片般飞到他的手里。其中，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于27日发来贺电如下：

    “庆贺占领要地武汉。贵军转战百里实跃进百数十里。其间，越过崇山峻岭，渡过大河湖沼，备尝艰辛，顽强战斗，终克顽敌，遂奏伟功。此诚圣上威严，统帅有方，将士勇武，宣扬吾皇军之威武于天下。应继续压倒、歼灭顽敌，愈益扩大战果。值兹向彻底完成本作战目的迈进之秋，遥致庆贺之意，并祝武运长久。”

    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的贺电是：“贵军麾下之精锐部队，以疾风扫落叶之势，一举攻占武汉，深表谢忱及庆贺之意。”

    看来抢了头功，着实风采盛极一时。

    但是，武汉会战中队失败了吗？中队弃守武汉，从保住这座重要城市的角度看，是失败了。但中队两大战区的主力没有被气势汹汹的日军吞掉，中国政府没有像东京一心企盼的那样垮台或投降。对于这一点，在现地指挥作战的冈村宁次心里是清楚的，所以他后来回忆当时攻占武汉的心情时说：“国内出现了庆祝胜利的各种活动，对国民的支持我为之感到放心。但是，我并不特别感到高兴，因为，占领了武汉并不等于我军主力方面的战斗已经完成。”他似乎意识到日本已陷入了长期战争的泥沼，那种出于无知和偏狭而发出的“半年灭亡中国”、“中国人不堪一击，少量日本师团便可占领中国”的叫嚣，是多么令人可笑的梦人吃语。

    中国不会灭亡。武汉弃守前，主席即指出：“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武汉弃守后不久，他在延安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向青年们分析抗战形势时说：这次蒋介石放弃武汉是对的，不能死守。我们把力量保存起来，四面跟它打，不好吗？武汉失守，日本方面不便宜，它的力量被分散了。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要进到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是敌人不能再进攻，敌我相持……

    11月1日，冈村宁次在幕僚、卫兵们的簇拥下，以胜利者的姿态踏进了武汉城。他把其第11军司令部设立在位于武昌的湖北省政府大院内，副官铃木安排他下榻和办公的地方，恰巧是中第9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的官邸。

    国民政府留给侵略者的大武汉，乃是空城一座。这一点，可以冈村宁次一路所见为证：“我军进攻地区之彭泽、港口、九江等地居民中的士绅富户，在我军进攻以前早已躲藏避难，剩下的不过是少数贫苦人家或老年人。汉口有各国租界，又是商业城市，一部分人和经营商业的没有走。但武昌为政治、军事的中心地，几乎全部撤退。大街上商店的门口、窗户，也都用砖堵死，值钱的东西也都搬走。我司令部住的省政府大厅，也空空如也。”接着，他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缘由：“这样的现象，可能是对先前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恐惧，也可能是经历几世纪战乱而积累的民族特性。由此使我想起，明治以来日本虽有多次战争经历，但都是出征国外。日本民族至今尚未遭受过异民族的蹂躏，没有尝到真正恐怖和悲惨的滋味。”

    这个侵华的高级指挥官，在一场恶战之后的不打自招，看来应让今天某些无视历史的日本人好好读读。

    武汉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城市，也是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繁华都市。华中派遣军司令部远在南京，这里日军的最高长官现在是冈村宁次。眼见日本对华侵略之速战速决希望破灭，要维持长期作战，巩固侵略成果，就要现地掘罗经济和人力资源。而要使武汉成为对中国腹地继续作战的跳板和后方战略基地，入城后，首先就须“安抚”民心、改善侵略者的“形象”。否则，其他一切便无从谈起。这方面，冈村宁次有何独特招数呢？请看下章细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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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章 “改善形象”

    兽军暴行鬼神惊，奸淫烧杀无人性；

    改善形象称“爱民”，有所收敛手段精。

    说起日本侵略军的“形象”，曾遭其蹂躏的中国老百姓莫不咬牙切齿，众口一辞：一群披着人皮的禽兽！

    近代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一次次暴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远的不说，就在日军发动武汉会战的半年前，华中派遣军的前身华中方面军，在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的指挥下于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随即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烧、杀、抢、奸活动，制造了世界近现代史上罕见的南京大屠杀惨案。

    当时，日本列岛上至天皇、下至贩夫走卒，一片“膺惩中国”的狂嚣，松井石根在入城之前，就向所属部队下达了“发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的命令。我堂堂中华文化曾促进、甚至说哺育过日本社会的进步，中国人民不知为何竟遭致彼等如此丧心病狂的对待！

    就是那个第6师团，是日军首先进入南京城区的部队。转天14日，日军后续部队大量拥入城内。他们首先在燕子矶，对正在通过八卦洲渡江的逃离难民10余万人，用机枪狂扫滥射，悉数杀死。然后在中华门、夫子庙、朱雀路、中山路、国府路等，将多年来建设的楼堂馆舍纵火焚烧为瓦砾。日军在难民区内挨户搜查，凡被认为容貌像军人者，一律捆绑，每天用大卡车数十辆来回载运，运往雨花台斩首者总计不下四五万人，运往五台山活活烧死者也不下3万之众。此外，集体枪毙、当肉靶子劈刺、投江、活埋等，每次动辄成百上千。根据松井石根的“不留俘虏”指示，日军肆意残杀战俘。据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记述：其佐佐木旅团“处理”俘虏15000人；守备太平门第三中队“处理”了竟达13000人。仙鹤门附近集结了七八千名俘虏，因为很难找到能容纳这么多人尸体的壕沟，于是决定把他们“按一二百人分开，诱到适当地方处理”。

    大屠杀中，日本兽军采用的杀人方法花样之多，其状之惨，世所罕见。如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砍去四肢、割生殖器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最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兽军为取乐而进行的杀人比赛。有两个日本少尉，一个名向井敏明，一个叫野田岩，两人决定进行一次杀人比赛游戏，看谁在最短的时间内杀中国人最多，多即为胜利者。杀人的办法是用刀劈，两人在大街小巷里见人就劈，不分男女老幼，一刀下去，人即两半。当两人杀到百人时，相约到紫金山最高峰，面对东方，向他们的圣上举行“遥拜礼”，并为“宝刀”祝捷。最后细一统计，其中一人共杀106人，另一人杀了105人。因为相差无几，决定这次不分胜负，下次再见输赢。以上事实，决非妄言，是东京《日日新闻》正式披露并予“夸赞”的。

    松井石根所率日本兽军的另一个令人发指的罪恶是奸淫妇女。南京惨案中，日军奸淫妇女之多打破世界军事侵略史上的历次纪录，因此有人把南京惨案也称为“南京大强奸事件”。战后，在远东国际法庭上，目击者作证时说：“日本兵对女人之嗜好，简直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全城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强奸了。”法庭最后认定的数字是2万起左右，而实际上受害者远不止此数。

    特别是日军官兵的强奸罪恶，是同杀人连在一起的。多数是好后再杀。如12月13日，民妇陶汤氏在中华门东仁厚里5号被日军后剖腹焚尸；怀胎9月之孕妇肖余氏、16岁少女黄桂英、陈二姑娘及63岁之乡妇，亦同在中华门地区惨遭奸杀；乡女丁小姑娘，在中华门堆草巷被日兵13人后，因不胜狂虐，厉声呼救，当即被刺小腹致死；同月13日至17日间，日军在中华门外，于少女后，复令过路僧侣续与行奸，僧侣不从，竟被处宫刑致死。在沦陷期间，即使住在“国际安全区”的妇女，也有许多人被抓走，供日军官兵发泄兽欲之用……

    够了，这种沾着中华民族血泪和耻辱的文字，令人不忍去过多地书写。但是，仅仅这些事实就足以证明，日本法西斯军队是一伙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比、实为人类蟊贼的文明公敌。它制造的种种暴行，是当代文明的耻辱。

    这就是日本侵略军给自己树立的“形象”。

    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引起了国际公正舆论的一致谴责。日本政府一面对外百般抵赖、死不认帐，一面又在侵华部队内部，进行了所谓“整饬军纪”和调整人事的活动。松井石根大将、两个在大屠杀中最凶残师团的主官——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和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被先后调离所在部队，有的还转为了预备役。

    冈村宁次就任第11军司令官后，其司令部最初便设在南京。在那里，他看到已被日军占领半年多时间的这座城市，市容还是那么萧条和荒凉，从市民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笑容，而且一见了日军官兵，老百姓便迅速躲藏。根据他多年带兵的经验，只要一看当地居民的表情是否惊恐，就可以判断其军队的纪律了。他在北满驻扎和回东京受命期间，也曾闻知了国际舆论对日军的谴责。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已由畑俊六担任，第6师团也由稻叶代替了谷寿夫，但是这个师团还是属于第11军的序列，而且是他要倚重的主力。他担心这群来自南九州的官兵给他惹麻烦，对于皇军征服中国不利。所以，他在正式行使军司令官职权的第三天，就首先到该师团巡视。

    “7月18日，我访问了第6师团司令部。该师团长稻叶中将到任不久，据他讲，该师团官兵作战英勇无比，但忽视抢掠、强奸等非法行为。团结心强，排他性也强，对其他配属部队等缺乏关心。……于是，我向各团队长和师团司令部职员作了训示。”

    训示中，他首先夸赞第6师团在皇军里是有名的精锐师团，在进攻南京的时候，首先攻进城里，立下了首功，一定会载人皇军辉煌的史册。然后话题一转：“我军要完成圣战的使命，一定要发扬神武天皇的精神，大力整顿军风纪。我军对俘虏的政策也要改变。敌人被俘以后，第一线部队不能借口给养困难，养成杀俘虏的习惯。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据被俘的敌军军官说，被日军俘虏就要被杀掉，后退就被督战者杀掉，所以只有顽强抵抗一条路。这对皇军是不利的。如果继续杀害俘虏，实际上就是增强敌人的抵抗力。我并不爱敌人，也不喜欢俘虏，但是为了削弱敌人的抵抗力，我军应该改变对俘虏的态度。同样的，对于支那老百姓，我也不喜欢他们，特别是敢于反抗我们的老百姓，我也和你们一样憎恨他们。可仅仅憎恨他们有什么用呢？主要的要使他们不帮助敌人，归顺皇军，进而帮助皇军，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最后，他要求第6师团官兵能自我约束和节制，为了日本帝国的长远利益，在攻入城市时不要再大量杀戮和好淫抢掠当地居民。

    冈村认为，南九州民情蛮勇斗狠，但素无秩序，此地征集来的官兵作风亦然。第11军战斗指挥所设在九江后，“在九江我的宿舍后面，有一片丘陵草地，这是替换进攻部队的临时宿营地，与我的住处相隔三四百米，从室内即可大致看到在军容风纪方面，各部队有很大差异。由南九州兵构成的第6师团，携带的帐篷被当作背袋使用，以致破烂不堪，难以遮风挡雨，因此宿营时以侵占民房为主。与此相反，来自北陆地区的第9师团，自参加上海战斗以来，转战各地，出征时日亦不短，但来到此地便支起修理完好的帐篷露营，营中秩序井然、肃静，早晨士兵肩负背囊，成四路纵队威风凛凛地出发，与前者出发时的混乱队伍形成鲜明对照～但是，来自南九州的这群乌合之众打起仗来玩命儿，因此还是深得冈村的喜爱，赞他们是日本第一精锐师团，是日军的代表和象征。

    确实，日本武士们最崇尚的岂不就是杀人掳掠吗？

    武汉会战过程中，冈村宁次给日军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鲜的口号：“讨蒋爱民”。这个别出心裁的口号，此前上至东京大本营，下至任何一个侵华高级指挥官，均没有提出过。这个口号蕴藏的涵义，正像他的部下所吹嘘：“也只有将军那样熟悉中国和中国人，才能有这样深切的感觉。”

    “讨蒋爱民”的口号居心险恶。首先，它与侵华全面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举国一致“膺惩中国”的狂嚣不同，它把中国、乃至中国政府与蒋介石区分开，把蒋与中国内部各反蒋、倒蒋势力区分开，以达到分化和瓦解中国抗日力量、引诱妥协派的目的。二是这个口号既可令他的侵略军改善“形象”，又可安抚占领区居民、欺骗外界舆论。惯于舞文弄墨、雕琢辞章的冈村宁次，的确与一般蛮勇武夫有异，政略上也有过人之处。

    口号提出后，他以之为基调亲自撰写布告，以第11军司令部的名义大量印发给各部队，每攻占一城一地，即令士兵上街粘贴，宣传日军的所谓“讨蒋爱民”方针。

    攻占武汉前夕，日本各新闻社派遣大批记者来前线。为了拉笼他们，冈村常邀记者们在九江指挥所的屋前庭院里聚餐，请他们除了宣传报道日军官兵的“勇武精神”外，尤其要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向外界散布其部队所谓的“爱民”方针和事例。当时，来第11军采访的记者总计达260多人，作为繁忙的军司令官，他一有空就与记者们广泛接触，其部下宫崎回忆时吹嘘说：“冈村将军视野宽广，交友遍及国内外，健谈善听，记忆力非凡。因而与随军作家、记者交谈的话题似乎无所不包。在司令官室内，常可看到他翻阅高级综合杂志。他对人心动向，洞察人微，或许就出于这种渊博的习性。像我这样一介武夫，既不善于和文人们交谈，且有嫌弃之感，自觉心胸狭窄，因此，我更增强了对将军性格的崇敬。”

    别出心裁的口号提出了，宣传也在大肆进行，总要有点儿实际行动吧？

    冈村宁次认为，“性道德下降（其实是压根儿就不讲此道德——作者注）是对华作战部队的第一大问题”。他看到的一份宪兵报告中提到，一位曾住在蚌埠已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妇女说，中国兵掳掠而不奸淫，日本兵却奸淫而不掳掠。此妇人之见虽片面，却道出了远在国外征战的日本兽兵作恶的侧重点。

    当时，一位《读卖新闻》的战地记者在对日军部队进行了大量调查之后，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造成上述纪律失控的原因很多，我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军事当局对士兵的身心健康关心甚少；二是下级军官有意纵容和包庇士兵，我接触的许多军官都这样认为：作战越勇猛的士兵，就越是激烈地侵犯被占领地的妇女。反之，越是激烈侵犯女性，就证明该官兵越是生性勇猛。他们说，这样的士兵都是最优秀的战斗骨干……”记者显然不敢把此归结到侵略战争的最高决策者，以及高级军官的头上。

    日本民族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和文化渊源，因而具有许多其他民族所不具有的特殊气质。例如他们既爱美（菊花）又尚武（刀），既礼仪周全又野蛮残忍，既信仰科学又崇拜皇权，既民主又，既守旧又纵欲，等等。总之，这是一个奇特和充满矛盾的民族，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性情，又无一不是以最高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连冈村在其回忆录里也不得不承认，“这可能是几千年来闭居岛国的日本民族自然形成的天性”。如果这样一种民族“天性”，放在一个经济和军事实力均落后、羸弱的国家，或许还没有什么，偏偏日本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个强大起来的东方国家，再加上明治以来定下的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愈加蔑视它周围的国家和民族，将其极端矛盾之民族性格的另一面，一股脑儿地宣泄在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头上。

    在文明历史悠久的中国，强暴妇女比抢掠财产更令人痛恨，自诩“中国通”的冈村宁次深知这一点。如何节制官兵们的兽欲呢？冈村采取了三招，首先是满足官兵的“生理需要”，增加慰安妇；其次，对已经发生的强奸行为，通过对受害人付“慰问金”的办法进行所谓“调解解决”；最后来了点儿硬的，建议陆军省制定所谓“战地强奸罪法”。

    慰安妇，即随军妓女。18世纪以来的世界军事史上，大规模征集和使用随军妓女的做法，日军独此一家。德、意法西斯军队也没有这样干过。谁发明的呢？有的战史书里认为慰安妇起源于《麻生意见书》。1937年，一个叫麻生彻男的少尉军医在对日本陆军进行了两年多调查之后，写出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即《麻生意见书》。麻生军医首次在报告中提出建立“随军慰安所”的设想，以消除官兵旺盛带来的种种不安稳因素。他将这种“随军慰安所”的职能明确规定为“军队卫生性公共厕所”。意见书呈递到军部后被采纳，所以日军从此有了这种专以满足官兵的机构。

    这种说法并不属实，也未经过详实的考证。一个小少尉的报告能否呈递到军部并引起重视值得怀疑。在《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冈村恬不知耻地明确承认：“昔日的战争时代不存在‘慰安妇’问题，谈起此事，深感内疚，因为我是‘慰安妇’计划的创始人。”起因是“1932年上海事变时，曾发生二三起强奸案，我作为派遣军参谋副长曾仿效当地海军，请求长崎县知事召募‘慰安妇团’，其后强奸案未再出现，令人感到欣慰”。这段自供，一方面大大缩小了日军兽行的数字，另一方面表白他是仿效海军才这样做的。其实，随船妓女在帝国主义国家海军中均存在，日本也不例外，但那不是大规模征集的，也并未专门组成一个“团”，成为一种专职组织。所以，尽管解释和遮掩一番，他总归承认了自己是日军这项计划的创始人。

    日本军人认为，打仗前如能玩玩女人，就会交好运，不会受伤。性生活对日本军人来说是绝对的需要，越是第一线部队越需要。日本军事当局正式将随军慰安所作为军队编制配属部队是在1939年，但是在冈村的建议和争取下，第11军在武汉会战中便提前列编了，“现在我麾下的几乎各个兵团都有‘慰安妇团’随行，已形成兵站的一个分队”。慰安妇们在第互互军里享受允许着军装的“待遇”，随各单位后勤机关行动，每到一地立即设营以“慰劳”作战部队官兵。

    效果怎样呢？一些部队有所收敛。冈村承认：“但像第6师团那样的部队，虽有‘慰安妇’同行，奸淫仍未绝迹。”

    武汉作战初期，日军慰安妇粥少僧多，还满足不了官兵们的需要，强暴中国妇女的事件屡屡发生。由于冈村断言“在战场上，奸污妇女似乎是难以避免的罪行”，所以经他的默许，“有不少事例用调解的形式加以处理，而且调解金各地统一为15日元”。在他看来，其部下的禽兽们施暴于中国良家妇女，似乎是花钱逛妓院。不过，比起日军在南京作恶时先奸后杀的通常做法，还算是对受害者“开恩”了。

    旧中国经济落后，人民赤贫。日军一般官兵在中国老百姓家里掠不走什么值钱的物件，即使抢到点细软，从战地寄送回国内家中也颇费周折，所以唯有对人下手，肆意杀人强奸。武汉会战后期，冈村愈来愈意识到日军的暴行已直接影响了军事行动，便想用点儿硬的手段来约束一下官兵。

    1938年10月10日，南浔线战事未了，冈村接到庐山南侧星子兵站司令官友清大佐报告，该地村长联名提出请愿书，称如果禁止杀戮、强奸、放火、掠夺宰吃耕牛四件事，则对日军提出的一切要求均遵照办理。根据这一情况急派宪兵调查时，仅强奸暴行即已发生20件，而未检举犯人。偶尔抓到现行强奸犯，也被其所属队长以该犯屡立战功为名强行要走。当时到处盛行这种借口。冈村接的另一份报告称“我军为攻占武汉紧急修筑的陆军飞行基地跑道工程，由长江对岸小池口附近的一位村长承包。因士兵了该村长的妻子、女儿，致使施工停顿，煞费苦心征集的当地民工一哄而散，一人未剩”。

    他对部属官兵如此不知大局“大失所望，因为这类事件直接给作战带来重大损害”。

    由于小池口机场跑道能否尽快修筑，与攻入武汉关系甚大，冈村便派军司令部人员“直接过江视察现场，对居民进行安抚慰问”，并亲自参与对事件的处理：

    “当时，五十岚宪兵队长前来报告，他以平淡口吻讲了以下意见：调查小池口上等兵等3名事件时，得知少女既未极力反抗，也未亲自告发，不能构成强奸罪，所以最好不予起诉。在座的军法务部长也陈述了相同意见。”

    冈村宁次似乎倒比两个“执法者”明白些：“对他们的意见，我严厉斥责说：我也知道强奸罪要亲自控告才成立，但那是以日本国内为前提制定的法律，对此不能不深加考虑。我们出兵不是称圣战吗？！神武精神是在法律以前就有的。另外，应当理解被害良民在刀枪面前谁敢来亲自控告？宪兵须让被害者都来亲自控告，而后严惩所有罪犯。”

    那几个兽兵在作战的节骨眼儿上妨碍了大局，惹恼了军司令官，自然没得好果子吃。这件事过后，冈村称“我痛感必须设立战区强奸罪法。当时陆军刑法规定，强奸案诉讼程序和普通刑法同样，必须受害人亲自告发方予受理，我认为这是根本性错误，应予修改。1940年我返回国内时，向阿南陆军次官提出我的意见，正义的阿南次官当即同意修改。其后历时两年，终于在1942年制定了战地强奸罪法”。

    一纸律令在多大程度上约束了日本侵略军官兵的禽兽行为呢？中国人民和其他遭受过日军蹂躏的国家人民心里最清楚。

    不过，冈村率领下的部队进入武汉城，倒的确没有再现一次南京惨案那样的暴行。由于这次还是那个第6师团打先锋，入城前他找师团长稻叶研究方案，决定让该师团军风纪“最好的”都城联队进入市区，其余全部不许入城。接着，他召集各部队长会议，训示道：“……部队宿营地区，避免设于市内，应选在郊外大建筑内，以便于维持军纪、风纪；在武昌的粮道街、汉口的大五庙至下码头、汉阳的朝宗门，设置难民区；须保护汉阳、汉口、武昌的建筑物、庙宇、大学、图书馆等；武汉有各国租界及使馆，本军一举一动，世界瞩目，因此是以实际行动宣扬皇威，使其理解皇军真姿的绝好时机，所以每人对此务须慎戒，且鉴于过去之教训，防止因日久而松懈。再，武汉为本军今后常驻和作战之基地，一切建筑、设施，严禁破坏”云云。

    为了减轻中国民众的激愤情绪，冈村又向各部队提出了“不要大事庆祝武汉入城式”的意见。

    相比较而言，日军这次打入武汉比攻占南京花费的时间长得多、伤亡也大得多，因为在南京及其周围双方并未进行过多大的战斗。而中队在武汉会战中是真下了本钱的，4个多月令日军死伤数万人，它要大规模报复一下似乎比占南京时更有“理由”。冈村称，“当时中国人和外国人根据我军攻占南京时的行为，似乎已想到攻占武汉后可能发生暴行。但是，意外地我军纪律严明，因此，民心大体安定”。冈村明白：松井石根之流的劣迹使世人将日本皇军与“禽兽”二字连在了一起，如果日军一再制造大案，南京的后遗症恐怕永无消除之日。另外，从军事上说，对武汉也不能破坏太甚。外围战的极大消耗和国内调兵的捉襟见肘早已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兵力调用已达极限。武汉也许将是日军今后卡住西南出口，与中周旋的基地。他自然不能自己先毁了这块基地。

    但是，侵略军官兵为非作歹已形成习惯，武汉城内外日军制造的大小暴行仍不断发生。还以日军“第一大军纪问题”奸淫来说，据《日本在中国沦陷区》一书载：“日军到了武汉，便将‘随营娼妓’集合起来，指定区域居住，名为‘陆军公娼区’、‘海军公娼区’，如老联保里、新联保里、生成里，以及特一区和已烧成二分之一的里，现在都是公娼区。日军在武汉抢掠的我国女同胞，奸淫以后便送到公娼区，在这些淫窝中惨遭蹂躏……”

    冈村在其日记里也承认，“爱民方针实现起来颇感困难”。但他不认为这是日本军队的那种禽兽般的氛围造成的，他说现在大部分部队因随时伤亡、随时补充，都换了几茬人，多数官兵并非现役，一般都是应征后立刻上阵。他们来军队的时间很短暂，而在社会上生活了几十年，是社会没有教育好的结果，“因此，与其说是军队之罪，莫若说是社会之罪、国民之罪”。冈村还居然感叹近年来“满洲事变特别是中国事变后，随着国家财政的庞大化，资本主义弊端到处泛滥，黑市盛行，社会上好人受难。在这样的社会里要想得到优秀的士兵，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好兵只能由良民来培育”。他把日本军方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言外之意他也与一般官兵的行为无关。

    冈村还为自己开脱罪责称，由于进城20天后“再次颁布了军的宣抚规定，又重新下达训令严禁非法行为，因此，各兵团、各部队未至发生大的事件。……停战后，从重庆到南京来的中国老朋友都异口同声说，中国方面绝对不能容忍攻陷南京时的暴行、徐州会战时在某地的暴行以及第三次长沙作战时的暴行等三大暴行事件。我虽然专门在中国战线活动，但与此三大事件均无牵连，特别是进入汉口未发生事故，使人欣慰”。他还吹嘘称：“汉口的大商人关门闭户逃到郊外避难，汉口陷落二三周后陆续归来。11月25日，武汉三镇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市内恢复了繁荣。”

    他自以为武汉的秩序恢复了，屁股坐稳了，凭借这个重镇为后方，又可以发动新的作战攻势了。“大本营及我第11军，对攻占武汉以后的下次作战，都基本定为攻占南昌”。这正是：标榜“爱民”收人心，安稳营寨再开衅。欲知南昌之役情形，且看下章分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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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章 南昌攻坚

    进攻南昌费思量，使用弱兵挑大梁；

    素质忒低下，才使冈村逞凶狂。

    话说江西省省会南昌，位于鄱阳湖以西、修水以南，这座赣江畔的城市在南浔铁路的最南端，乃水陆交通之要道。当时，中国第9战区基本兵力集中在长沙地区，该战区是冈村在武汉会战时的老对手，日军占领了南昌，就可使长沙正面和侧翼完全暴露，为他再与陈诚、薛岳等较量一番开辟通道。再说，南昌是中国空军的主要基地。武汉会战时，空袭日本海、陆军的飞机，多是从这里起飞；蒋介石决定撤守武汉后，武汉机场的中国飞机也多转移到了南昌基地。占领了它，无异于打断了原本就可怜的中国空军的一只翅膀。

    自1939年卫月中旬开始，冈村带领司令部幕僚着手拟定详细进攻计划。被幕僚们称颂为“善于抓大纲”的冈村宁次，提纲挈领地告诫部下：“此次作战需要考虑的重点事项大体如下：（1）占领南昌必须渡过3条河流。第一条是修水。河宽约30。米，河水很深，其右岸有敌军在半年前修筑的长约8公里极为坚固的阵地。其右翼是鄱阳湖，其左翼是险峻的山地，因此，只有以军之主力强渡修水突破其坚固阵地，别无他策。（2）第二条河流虽无重大障碍，但敌军阵地重叠，然而，以突破修水坚固阵地之势，此阵地也不难突破。（3）南昌城前之赣江是宽1000米以上的大河，敌军如顽强抵抗，则难以渡河。（4）根据综合情报，防守这一地区之敌军，是第一流的地方部队。我判断其战斗力远低于中央军，因此，有必胜之信心。”

    每次制定作战计划，冈村通常向参谋人员提示几项需要把握的问题，其余的事让他们放手大干，他本人则爱到下面的部队去四处转转、看看。可是“这次在大约两个月的期间里，因参谋们过于忙碌，抽不出随行人员陪同我去视察，所以我这个最喜外出视察的人，也不得不呆在司令部里”。

    当然，他并非无所事事，而必须要考虑和决定由哪些部队担任这次进攻南昌的任务。

    在着手拟定作战计划之初，他的司令部内部就哪些师团作主攻部队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军参谋长吉本中将认为，这次作战还应以第6师团为主攻，把握性大。吉本已被告知提升到华中派遣军当参谋长，希望离开第11军之前再漂漂亮亮地打上一仗。他还提出，即使考虑到该师团在以往战斗中已过于疲劳，也应由第9、第27师团作主攻，这样才能稳操胜券。作战主任参谋宫崎则主张使用第101、106师团，称：“他们在武汉作战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因而蒙受弱兵的污名，除本身应负一半责任外，军司令部对特设师团的使用不当也应负责任。因此，如有机会就应使其打一次胜仗，以便挽回名誉。攻占南昌，正是不可多得的良机。”双方各执己见，争论了10余天，于2月初上报军司令官，请冈村宁次最后定夺。

    冈村在南浔线受挫，就是这两个师团没有打好，让他也跟着丢了面子，挨了大本营中某些人的讥讽和攻诘。他不服输，一直想让属下的这两支部队打个翻身仗，但要是再次失败怎么办？吉本和宫崎的主张各有道理；他一时难以抉择。事后，冈村谈起了当时的苦恼心情：“在战场上，大小指挥官不是站在这一方就是站在那一方……如果被夹在两个正当的要求之间，则常为决定取舍而苦恼。即为所谓‘义务上的矛盾’而烦恼。在所有的职业中，没有哪一种职业比得上军人那样容易受‘义务上的矛盾’的苦恼。回忆我本身的战场体验，才领悟到了这个道理。这特别使我想起南昌作战之际使用上述两师团时的苦恼和决断。”以上两师团都是特设师团，如前所述，与其他现役师团相比，其战斗力显著低劣。但是，我想这两师团也是日本人，在这里恢复他们的名誉，是为了全体日本人。第101师团从上海战役以来历经多次战斗，军部如果给予大力支援，可能更大地发挥战斗力量。第106师团虽然前次受到全军覆灭性严重打击，但这次却补充了大量的年轻士兵，因此，是塞翁失马还是得马，尚不得而知。然而，南昌作战终究是极为艰巨的战斗。我也了解到有不少人对这两个师团缺乏信心。如何是好？我陷入必须使作战成功的职业伦理上的义务，与同是日本人就要挽回其弱兵污名的社会伦理的义务的矛盾之中，感到非常苦恼。但是，我也考虑了当面敌军的素质，坚定了必胜信念，因而作出了由该两师团担任主攻的决定。”

    2月底，冈村正式下达了第101、106师团为主攻部队的命令，并上报通知了东京大本营。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和作战部长桥本闻知冈村的决定，觉得甚为冒险，专门派青木诚一大佐赴武汉第11军司令部，要冈村改变决定。青木临行前，桥本代表大本营指示说：冈村要在南昌作战中使用那两个战斗力薄弱的特设师团，我们很不放心，这次你去直接任他的军参谋副长，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改变他的决定。

    他们知道，冈村拿定了的主意轻易不会改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对此人干涉过多，他会做出辞职撂挑子的事情来。

    可是，青木来到武汉后，“见到军司令部按计划全力进行作战前准备，连插嘴的余地都没有”，索性也就没有再为难冈村。

    在这次兵力使用问题上，冈村。许逆了闲院宫载仁，跟他后来一度被调回国内担任军事参议官闲职，是不无关系的。多年以后，冈村对闲院宫载仁亦发过不满言论：“伊藤正德所著《军阀兴亡史》第3卷载有‘修水渡河作战和攻占南昌，使弱兵转为强兵的统帅’一段文字，其中，除去对我的过奖部分外，大体是接近事实的。但是，此文中提到参谋本部曾给予大力支援一点，却不是事实。”

    让弱兵挑大梁，就要加强战前训练。这两个师团在南河线作战结束后，已进行了较大的人事调整，第101师团长由斋藤弥平太中将担任，第106师团长换上了中井良太郎。大量补充该两师团的兵员，虽然“闻拨人之初，皆以为进交口鄙薄之师团为奇耻大厚，相率痛哭”，但在冈村多次亲自讲话激励下，“师团官兵因而发奋自强，紧张地进行基本训练、渡河训练、中小分队长等下级干部训练、步炮和烟幕实弹演习等”。一时间。修水河北岸刀光剑影、杀气腾腾。

    同时，冈村要求其他师团“为恢复兄弟部队名誉而作出努力”。他计划把全军各师团总计约250门大口径火炮，攻击时配署给第101、106师团使用，加强它们的火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冈村在战前准备中制订了运用坦克集群的方案。这在当时是超前的。那时在欧美和日本各国陆军中，坦克是作为支援步兵的武器被分散使用的，没有单独编成集群去实施快速进攻。二战初期最早运用坦克集群进攻战术的，是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之时，但它比同年3月南昌作战中冈村实际运用这种战术晚了半年多。

    第11军南昌攻坚战的一线指挥所设在德安。3月15日，冈村从武汉抵达这里，“再次视察了第一线的两个师团，见到他们还在紧张训练、士气大振的情况，大为安心”。当日，他在指挥所内向各部队联队长以上军官，下达了20日下午4时30分开始进攻的命令。

    再说中国方面，日军占领武汉后，蒋介石已预料到它下一个进攻对象将是长沙或南昌。1939年2月以后，冈村进攻南昌的意图已日渐明显，中国方面决定确保南昌，试图以强有力的兵团从西向南浔线之敌主动发起攻势，破坏日军的进攻部署。从2月26日至3月8日，蒋介石曾3次指定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薛岳均以本战区准备不周，推托过去。

    谁都有失算的时候。由于情报不准，薛岳误以为冈村第11军所辖的7个师团全都在他第9战区内，所以不敢轻举妄动。他还错误地判断：“本战区当面之敌调动频繁，除仍积极加强工事一面整顿外，目下似无若何企图。”

    负责守备南昌地区的，是第9战区前敌总司令兼第19集团军司令罗卓英。此人与薛岳一样，也是粤籍将领。

    第9战区第一线主战场夹在中国两个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与洞庭湖之间，战线绵亘400余公里，配置有25个半师，其中以湖南的汨罗江地区与南昌以北的修水南岸阵地密度最大，每15公里即配备有1个师。罗卓英第19集团军的11个师担任南昌及南昌以北地区的防御。该集团主力布防在修水南岸，西自箬溪，东达鄱阳湖西岸，呈一线展开，从西向东依次是第70军、第49军、第79军、第32军；在第一线阵地后方尚有3个师的预备队：第98师驻滩溪、第139师驻乐化、第118师驻万家埠。

    冈村为了万无一失地选准突破口，进攻前再次派幕僚进行空中侦察。“宫崎和次级参谋天野正一中佐，乘飞机往返几次观察中阵地。沿着接连修水河岸的斜坡构筑起来的对方阵地，纵深达数公里。攻击的正面限制在被鄱阳湖和险峻山地包围着的10几公里的宽度。因此，必须集中力量攻击这一狭窄的正面地区。幸运的是我军除拥有重炮、坦克及烟幕喷射器等战斗力量以外，华中派遣军还给予了陆、海航空队强有力的支持”。恰巧，3月上旬连日暴雨，修水河水面涨了3米多，中队在此河南岸构筑的工事阵地大部被水浸没，破坏严重，老天爷又助了冈村一臂之力。

    3月20日午后3时，冈村由幕僚陪同登上进攻部队后方一个名叫军山的小山，开始指挥战斗。16时30分日军炮群按预定时间开炮。200多门火炮连续3小时进行轰击。炮火轰击后，第101、106两个师团和石井坦克联队倾巢出动，向对岸发起攻击。

    本来就遭水浸的中阵地，在日军强大炮火轰击下基本上被摧毁，守军牺牲惨重。数万日军从永修、虬津、白搓间强渡修水，经过一夜激战，一举突破由第79军、第49军防守的纵深约2公里的3道重叠设防的阵地。守军在强大的炮火打击后处于慌张混乱之中，尤其是日军施放毒气，引起军中恐惧，部队联系失灵，各自向后溃退。

    军山上，冈村呆在临时搭设的帐篷内等待着进攻部队的消息。说实话，他内心也对第101、106师团能否顺利突破对方防御捏着一把汗。“翌晨，观察到我一线部队及坦克群等向敌阵纵深发展。10时接电话报告，敌军阵线崩溃开始退却的消息。11时下达了追击命令。至此，心神才真正安顿下来。”

    21日下午，罗卓英调预9师和第118师向南昌右翼增援，以图堵住决口。但大雨滂沦，两部进展缓慢，未能稳住战局。由于通往南昌的公路慌张中未能彻底破坏，22日，日军沿公路大道疾驰南下，南昌方面此时仅有第139师在城北的乐化布防，城内只有非正规的保安队，犹如一座空城，危如累卵。

    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见情形不对，令高荫槐第1集团军（辖第58、60军）及俞济时第74军火速增援南昌方面，并令罗卓英坚守滩溪市东西地区最低7天，俟等候援军到达乐化、安义之线。但是，刘多荃第49军、夏楚中第79军已不能组织起有效抵抗，事实是，滩溪于21日就已弃守。刘军节节向安义以西撤退，夏军则向潦河东岸退走。军委会桂林行营令第3战区，将所辖鄱阳湖东岸的守备部队以及驻守东乡、进贤地区的第102师、16师拨归罗卓英指令。令第1集团军、第70军、第74军迅速展开于南昌西北侧的高安、奉新、靖安之线。罗卓英遵命调部队至万家埠、安义、靖安一带布防，但增援的主力尚在行军途中，日军的坦克联队就一鼓作气地冲垮了守军在靖安、万家埠、安义尚未建成的防线，于23日占领了安义，24日占领了万家埠和奉新。

    看来冈村组编坦克集群单独进攻的这一超前战术，确实奏效。冈村在部队开始攻击的半个月之前，曾交给石井大佐一个紧急课题：“坦克联队不依靠后方的补充供应，采取特殊措施，一气能前进多远？”二三天后得到的答复是：“如果在坦克的外面绑上小汽油桶，大体上能前进120公里。”于是，冈村下达了明确的命令：“坦克联队第一次目标为奉新（到南昌250公里正中间的主要道路交叉点）中阵地”。石井占领奉新后，坦克的燃料用完了，冈村又命令用运输机低空投掷小汽油桶，及时为石井的近百辆坦克和装甲车补充了燃料。

    石井坦克联队得到补给后，又从奉新向高安方向进发，阻击前来增援的第1集团军等部西进。而第101、106师团的主力则由安义左旋向南昌突进，绕过中方在乐化等地构筑好的强固国防工事，冲向南昌腹部，仅留下部分人阻击牵制尚未从混乱中恢复过来并已被日军抛在后面的中队。本来易守难攻的南昌城，一下子裸露在日军刀锋之下。

    罗卓英见南昌城防空虚，而第32军及预5师一直与日军相持于涂家埠至吴城镇一线，已成孤立之势。24日，急令该军即刻回调南昌。第32军军部奉命星夜迁至南昌城内，而下边的部队尚未开到，只好紧急动员城内的保安队、宪兵和警察布防。

    26日晨，日军进抵大城，与刚刚抵达的第32军一部遭遇，展开激战。当日上午，日军骑兵百余、坦克一队冲入牛行，兵临南昌城下，与第102师交战于赣江边，并向中正桥冲击。当此危机之急，第32军所部不顾一切将中正桥炸毁，阻止了日军渡江。但第32军仅有两营官兵渡过赣江，其余均被隔在西岸与日军背水苦战。

    此时，奉命由第3战区来援的第16师、第79师还停留在东乡、进贤，离南昌尚有数日之遥。而第1集团军和第74军强行军东进也无济于事。3月27日，第74军的先头部队才到达大城附近的祥符观，第1集团军的前锋则在高安以南的灰埠。

    3月26日傍晚，日军主力陆续乘抢夺来的民船，由生米街等处渡过宽达1000米的赣江。次日晨，日军从北、西、南三面会攻南昌城，守城部队约两团在狭窄的街道上逐层巷战，直至深夜始撤离南昌。南昌城的重要建筑及民房大部被炮火夷为废墟。同日，日军一部南下切断浙赣铁路。

    话说两边。在南昌攻防战激烈进行的同时，在南昌西北、修水上游的武宁地区也发生激烈战斗。就在3月20日那一天，日军第6师团为配合第101、第106两个特设师团主攻南昌方面，由箬溪进犯武宁，实行牵制作战。防守武宁一带的中队是彭位仁第73军、李玉堂第8军和第30集团的第78、第72军，总共有4个军，由第30集团军司令王陵基统一指挥。当日拂晓，日第6师团攻击第73、第8军的上滩头、麦家王等阵地（均在修水北岸、武宁东北方），21日另以一部渡过修水河攻打第78军阵地。薛岳令王陵基进行反击，一时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但中队稳住了阵脚，第15师、第3师还击退了日军两个大队，克服了加白老山南麓的棺材山、望人脑阵地。王陵基并令第8军分成若干支队向南浔线日军的后背扰袭游击。

    24日，日第6师团全力反扑，第73军因伤亡过重，奉命调到后方整补，由第72军接替该军的防御阵地。交防中，第73军撤离过早，阵地出现缺口，稻叶师团长乘机挥兵猛进，并拼命打击第78军的侧翼阵地，迫使这两军向西后撤。接着，又经过几日苦战，日第6师团击败了王陵基指挥的4个军中国部队，于29日拂晓占领了武宁。从而保障了第101、第106师团在南下进攻南昌时，西北侧后方的安全。

    从3月20日傍晚日军强渡修水至27日晚占领南昌城，日军总共仅用了7天的时间。在作战的天数上，恰如冈村战前的估计。

    冈村经常训戒部下：“战争是一种气势。通过急袭成功地突破敌阵，必然发展成疾风般的猛烈追击。使敌人先在心理上丧失抵抗意志，才会减少作战的天数和牺牲。”南昌作战中中队的伤亡，据国民政府军令部档案记录为：战死14354人，伤17033人，失踪被俘10566人。总计损失了4万余名官兵。日方宣布日军战死约500名，负伤约1700多名。双方损失的比例为20：1。

    但是，对这个让人觉得日军的伤亡率似乎已被其官方缩小了的数字，冈村还认为统计有误，据他说：“我第11军各进攻部队，此役死伤共960名，其中战死者约为1／4。”在其战后写的回忆录中，又记载了这样一段事：“南昌作战开始前，军经理部长冈本主计少将（经常给予我们积极的协助）亲切地对我说：‘去年武汉作战之初，因收容伤病员的设备不足，发生了不少麻烦。这次，在德安的兵站医院按收容1万人左右，建筑了临时病房，请放心吧！’我说：‘那可太感谢了，可是这次最多也到不了1000人。’网本少将不相信地说：‘我可不愿人家哄我，不过我真希望那样啊。’我的话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有一半也是我的愿望。至于完全言中，不过是巧合罢了。其中也可能包括我多年研究战史以及从武汉作战中体会到的‘灵感’的因素。”

    不论冈村是否缩小了自己的损失，但每次交战中，中队的伤亡率总是远远高于日军，无疑是令人悲痛的不争之事实。武汉会战中方投入了一百几十个师，日军有多少？这次南昌作战，中国第9、第3战区先后投入30多个师，而日军主攻和担任牵制任务的无非是3个多师团，其中两个是在日军中战力相对较弱的特设师团。

    国民党嫡系及杂牌等中队，是在国内战争中起家和发展起来的。打内战，毕竟只是低水平人海战术的一次次重复。当日军以重炮、坦克和飞机隆隆开进这块古老的大地，以立体的、协同的战术进行攻防时，中队才发现真正的战争是怎么一回事。那时，即使是嫡系的一个中国师，也不敢保证有与日军一个联队打成平手的把握；杂牌军二三个师打不过日军一个联队的例子，更是寻常可见。蒋介石也曾多次说过：我们的高级将领，平日普遍不注意研究战略战术，战时畏敌如虎且心存保持实力之卑劣心理，是打不过敌人的主要原因。

    在并不富裕的旧中国，经常保持着数百万大军，虽官兵物质保障微薄，但也毕竟耗掉了相当多的民脂民膏。可是，裁掉谁，谁都能找出震天的“理由”叫唤，军队成了一些人升官晋位、讨生活的场所，而御敌的职能何在呢？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实际上那一时也往往是扔下老百姓弃地撤走。

    再者说，中队战斗力不强，仅仅是蒋介石所说的将领无能的原因吗？显然还有经济的、政治的诸方面原因，尤其不能忽略民族精神、性格方面的深层次原因。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另一方面，漫长的封建社会所形成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糟粕部分的积淀，以及统治者长期的顺民教育和蔑视人的尊严、人的权力，结果是顺民有了，人却麻木了。鲁迅留学日本时，看到电影银幕上日兵砍中国人的头，围观的中国人竟无动于衷，愤言汉民族精神状态之麻木，从此弃医从文，立志改造国民的精神。无独有偶，翻阅南京大屠杀等多宗惨案的资料和照片，常发现百十个日本兵竟能很快“处理”掉上万名中国战俘。那么多青壮年汉子明知难逃一死，居然能看着同伴们分批被投进坑内活埋或劈刺、砍头；他们一队队地轮候着，竟还能抱着听天由命的心态让那些日本兵杀得如此麻利、顺当。在欧洲，希特勒大批量“处理”犹太人，还须在围着电网、戒备森严的集中营里靠不直接面对面的诱骗投毒方式来实施，而日本兵屠杀众多的中国战俘、平民，往往只简单地找个可容下尸体的凹地、山谷便可面对面地下手。凄惨啊，悲哀！然而这却是当时的事实。如今，我们在揭露和谴责日本法西斯军队残忍暴行的同时，是否应再深入寻找和思考一下那时我们民族精神与性格方面的缺憾呢？

    一个民族只有战胜了自身的弱点，才会腾飞。

    迈向新世纪的中华民族，也不会让历史的悲剧和悲哀重演。

    书归正传。日军在南昌作战得手后，各级官佐、士卒一片欣喜若狂，冈村也洋洋得意。接着，他又在德安战斗指挥所里，部署其第101师团留守南昌及近郊，第106师团驻扎于城西远郊。逗留几天部署完毕后，“军司令官等人便分乘3架轻型运输机于3月31日返回武汉。在军司令部匆匆庆贺了一下，立即着手考虑下期作战方案”。冈村宁次以为，南昌方面已大功告成。

    岂料，蒋介石震怒于30余个师的人马，竟挡不住日军3个多师团的进攻，丢了南昌城。于是下令由第9战区的第四集团军、第19集团军和第30集团军以及第3战区的第32集团军，再统一由罗卓英指挥重新夺回南昌。从4月22日反攻全面展开，至5月9日蒋介石下令停止，打了半个多月，除使第32集团军所属的第29军军长陈宝安将军丧生于南昌城下和攻城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外，中队的4个集团军辖下的10余个军，始终没能夺回南昌城。

    日军第101、第106师团这次彻底地给冈村争回了面子，攻得凶猛、守的顽强，冈村事后报请华中派遣军对这两个师团“传令嘉奖”。

    其实，对中队这次反攻南昌，冈村并未怎么放在心上。自返回武汉后，他的注意力就一直集中在长江以北地区，又开始策划一轮新的进攻行动。欲知内中详情，请听下章分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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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章 起衅随枣

    调兵遣将图江北，进攻随枣解外围；

    未能兜住李宗仁，酒后吐言道苦水。

    冈村宁次在1938年10月底拿下武汉后，如何确保这块战略基地以便支撑日军的出击作战，一直是他考虑的重点。他断定，长江以南的中国第9战区经过与自己第11军的一系列苦战，虽尚能自保，但无力北上威胁武汉；倒是数月未经较大战事的李宗仁之第5战区，在长江以北构成了对他的直接威胁。因此他认为第11军江北各师团，如果只固守已占之地域而无所事事，则很有可能招来难以应付的被动局面。

    同时，他还有一个考虑。武汉会战结束后，东京大本营于1938年底撤消了第2军战斗序列，该军司令部调回国内，所属部队除一部返回华北方面军外，其第3、第13、第16师团转归到冈村的名下。当第11军的那几支老部队第6、第9及第101、第106师团，在江南一直不停地苦战期间，这几个新转属来的师团却在江北没打什么仗，冈村觉得有些苦乐不均，他认为：“一般说来军队如果停滞不动，就好像一潭死水一样会产生孑孓。然而如果没有目标，空喊强调训练，也不可能做到严肃认真。因此，必须适当确切地按照作战一休整一训练一作战的这一循环规律进行安排，这对维持军队本身的战斗力也是必要的。”

    这两方面考虑是促使他挑起江北战端的主要原因。日军攻占南昌并击退第9战区中队的反攻，获得了武汉安全圈的东南屏障。但是，江北中国第5战区趁冈村南顾之机加强了实力，使武汉侧背受到威胁，并牵制了日军南进长沙的行动，使其迟迟不能进行。因而，冈村要围击该战区主力，或至少达到将其驱至距武汉更远之地区的目标。

    1939年4月中旬，冈村开始部署随枣战役。他将已在江北的第3、第13、第16师团及骑兵、战车、炮兵、工兵等部队，向钟祥、安陆、浙河一带集结，计划以一部配置于浙河以东，行牵制攻击，以主力于5月上旬自安陆一京山附近向汉水左岸地区滚河线急进，将中国第5战区主力围歼于枣阳东北地区。

    随县、枣阳地区，位于鄂豫边境，大别山雄峙于东，桐柏山横卧在北，西依荆山，南临长江，大洪山虎踞其中。荆山山势陡峻，为进入四川之一大障碍，大洪山之海拔高度，足以瞰制武汉盆地。所以，随、枣地区攻可威胁武汉地区，守可屏障川陕通道。如果这一地区落入日军之手，中国抗战大后方将失去屏障，中国东、西部抗战力量的联系纽带便被截断，日军还可以顺利打通平汉路，后果十分严重。可见，冈村用心何其歹毒。

    4月下旬，蒋介石闻知日军在鄂北集结部队，立即电令李宗仁第5战区准备应战，并命令第1、第3、第9战区给予策应。月底，应战的中队编成新的战斗序列：

    总指挥由李宗仁上将担任。

    右集团军司令为张自忠。兵力包括：

    第33集团军，司令是张自忠本人，辖第59军、第77军、第55军。

    第29集团军，司令是王港绪，辖第44军、第67军。

    江防军，司令是郭仟，辖第20军、第26军及若干守备部队。

    右集团军担任沔阳、宜城问汉水两岸及大洪山西麓阵地的守备任务，防御要点在汉宜公路方面。有关江防方面的作战指导，由重庆统帅部及战区直接处理。

    左集团军司令为李品仙。兵力包括：

    第11集团军，司令是李品仙本人，辖第39、第84军。

    第22集团军，司令为孙震，辖第41、第45、第68军。

    左集团军担任大洪山外翼经随县城至信阳外围间的守备任务，重点放在襄阳、花园公路方面。

    大别山游击兵团为廖磊的第21集团军，辖第7、第48军及豫鄂皖边区各游击部队。任务是以大别山为根据地，向鄂中及皖中一带游击，并相机攻击武胜关以南地区，以策应主力方面的作战。

    机动兵团为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辖第13、第85军。任务是在枣阳东南地区支援左集团的作战。

    此外，还有部分炮兵、骑兵部队。

    这样，准备参加随枣会战的中队共有6个集团军的近20个军。

    冈村投入进攻的兵力不足4个师团。

    冈村认为：“这次作战的实际情况是敌人的素质远不如我军，然而其兵力却比我军多10几倍。此种情况下，为完成作战任务，必须大胆采取重点使用兵力的战术，即实行分进合击、锥形突贯的方法。”为了向改属第11军不久的这几个师团贯彻自己的作战设想，“冈村将军屡次会见新近隶属自己部下的各将军还亲自遍访第一线各部队司令官，互相沟通思想。各师团长也积极体会军司令官的意图，彼此紧密联系融洽无间”。通过会见走访，冈村了解和掌握了各主攻师团的师团长性格、特长。第16师团藤江师团长有所谓“学识渊博”的儒将之称；第13师团获洲师团长作战凶悍；第3师团藤田师团长本是冈村在陆士、陆大时的同期生，“但在公务上表现了使人敬慕的服从态度”。冈村身边的幕僚称：“军司令官能够掌握住这些各有特长和个性的优秀将领，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被认为不称职的指挥官，开仗前冈村也毫不含糊地进行了调整，“我曾以其他理由，请求华中派遣军调走了这样的几名旅团长和联队长”。

    从4月中旬开始，日军在武汉的各后勤仓库，日夜抢运海军通过长江送来的物资，把枪炮弹药、毒气罐、药品、罐头、军毯等大量下发到各攻击师团。中国第5战区在李宗仁的督催下，也动员大批民夫肩挑手推，将从川陕拨过来的粮弹运至各部队，还在战区各隐蔽地点搭建了大量临时医院，以收容救治开仗后预计会产生的大批伤员。

    双方部署、准备就绪，只等攻防狼烟再起。4月末，华中派遣军新任司令官山田乙三批准了冈村的作战方案，随即，冈村向江北各师团下达了正式攻击命令。

    5月1日拂晓，日军分兵两路向中队进攻。一路以第16、第13师团为主力，借助优势炮、空火力支援，在钟祥、东桥、大龙挡向中方右集团军所辖之第37、第180、第122师阵地进攻，试图沿大洪山、襄河间地区进军枣阳。另一路以第3师团为主力，在炮、空火力掩护下，向左集团军所辖第84军徐家店附近守军发起进攻，欲夺取随县、桐柏地区。此外，日军另有一部，在沙洋附近进行佯攻。

    为了有效地组织抵抗，是日夜，右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命令第77军军长冯治安统一指挥该地区襄河两岸部队。冯治安即调整部署，由第132师承担河防任务，其余部队即行渡河，修筑第二线预备阵地。从2日开始，日军第16师团的兵力不断增援，对杨家岗一带守军阵地猛攻。激战至傍晚，日军突破阵地，然后继续北进，并分遣一部向西北突进。中队以第180师一部据守长寿店，掩护师主力退守黄起庵一线。同时，第37师退守姚家河附近，第38师进驻流水沟。6日，从凌晨一直战至中午，中方长寿店、黄起庵阵地相继失守，被迫退至马家集以北。7日，日军后继部队向北推进，威胁枣阳。张自忠为了阻滞日军北上，令第37师占领肖家冲高地，第38师一部集结清水桥，扼守通新集的通道，主力则集结于耗子岗附近，第132师据守丰乐河掩护全军右侧。但是，中队未能有效地阻遏日军的攻势，致使枣阳于8日陷落。

    在第16师团进攻的同时，获洲中将指挥第13师团向右集团军第45军所辖第122帅阵地发起攻击。中队利用大洪山之地利，顽强抵抗，但限于兵力过于薄弱，被迫退守大洪山主阵地。6日晨，日军猛攻第122师温家庙主阵地，双方激战终日，中队伤亡惨重，第122师退守张家集。7日上午，日军再陷张家集，分兵向双河、茅茨贩推进。傍晚，日军骑兵偷袭第127师师部，随之攻陷双河。8日，中队在茅茨贩与敌展开激战。战至夜间，第45军陈鼎勋军长接获李品仙司令电令：“襄河东岸之敌先头，已进抵黄龙垱。第45军立由现地撤退，经唐河、白河到达襄樊。”于是，第45军乘着夜色掩护，逐次北撤。

    正当右集团军将士与日军苦战之际，中队左集团军阵地上同样也是硝烟弥漫，与日军的另一路进攻部队激战正酣。该集团由李品仙负责指挥。兵力计有11个师又两个独立旅，同时还有汤恩伯部队为机动兵团。战前，李品仙将其第11集团的第84军集结在塔儿湾、太子山间地区，第39军守备在慈山、六房嘴间地区。日军第3师团则集结在应山附近地区，准备与第16、第13师团同时行动。

    还是在5月1日拂晓，藤田中将指挥第3师团的一个主力旅团，由徐家店、浙河一线凭借炮兵和战车的支援，向第84军发起进攻。中队奋力抵抗，守卫孙家寨的一连兵力，在日军毒气和炮火攻击下，直到战至全部牺牲，阵地方告失守。同时，日军轰击第84军主阵地，并以骑兵袭击，被中队击退。当晚，李品仙命令部队固守现阵地线，阻敌西进，长久保持襄河左岸地区，以主力集结于襄（阳）花（园）公路北侧。

    2日，日军第3师团轮番向第173师主阵地冲锋，但一时未能突破守军阵地。当晚，藤田中将率攻击部队绕至塔儿湾附近，使中队西退长湾、高庙坡之线。9日，由于钟祥方面的日军第16师团已进至张家集附近，第84军为防止陷入包围，乃撤至唐县镇以北地区，并向唐河、白河转移。同时，第39军留守大洪山游击。

    配署李品仙左集团军作战的汤恩伯之第13军、第85军，也在高城附近与日军激战。5月1日，藤田第3师团的第29旅团对第13军发起进攻。双方激战终日，日军攻破万家店、财神庙阵地。3日，该旅团在炮、空协力支援下，重点攻击殷家店，并数次施放毒气。守军第89师将士不畏日军优势火力，频频反击，至5日夜，仍在混战。日军一部，乘中国独立第互旅接防之际，向杨家湾方面猛攻，随后又向桥头附近推进。第193师、第89师分别夹击桥头之敌，双方拉锯作战，伤亡惨重。7日，殷家店方面日军2000余人向桥头增援，另有一部千余人向该地疾进。中队被迫于黄昏后撤至东岳庙附近沿河防守，日第3师团主力又来猛攻东岳庙，第85军虽顽强抵抗，并多次组织反击，汤恩伯也多次跑到前沿阵地督战，但还是被日军突破了防御，人夜，中队退至江头店。

    9日，藤田继续穷追猛打，其第3师团主力在20余辆战车掩护下，自天河口向退到江头店的第85军、第13军攻击。激战竟日后，汤恩伯鉴于日军另一路的两个师团已攻陷枣阳、逼进桐柏，当面第3师团之敌又进攻猛烈，有包围中队于桐柏山以南地区之企图，遂令部队撤离江头店，转至吊金岩、蚂蟥沟一线。10日，情况趋于危急，日军合围即将告成，汤恩伯只得将主力向唐河转移，日第3师团又追至唐河，汤恩伯继续撤退，于15日到达泌阳，总算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这次随枣作战，冈村坐镇武汉没有亲临第一线，“由于飞机不足，使我不能视察战场，5月15日才搭乘大型飞机，由战斗机两架护航巡视各师团。由于各部进击迅猛，我未能发现他们的司令部，只能和第13师团、骑兵旅团取得地空联系，投下了感谢信和慰劳品。中途在应山加油，前后在战场上空飞行了5个半小时”。日军参加攻击的3个主力师团，除第3师团因碰上了汤恩伯嫡系部队而陷于苦战，进展速度稍迟缓外，进攻张自忠右集团军的第16师团和第13师团，7天内分别前进了270公里和200公里，使张自忠麾下各军的防御线基本崩溃。由于战功赫赫，藤田中将后晋升为大将，任日本本土防卫关东方面军司令官；获洲师团长后提升为第6军司令官。

    值得一提的是，在武汉会战和南昌作战中，冈村因急于抢头功及主张使用两个特设师团打所谓“翻身仗”，已引起过大本营首脑的不满，这次随枣作战，他与参谋总长载仁和陆相坂垣征四郎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了。

    5月14日晚，第11军司令部举行盛大宴会，庆贺随枣作战的“胜利”，多喝了几杯的冈村宁次对幕僚们愤愤地说：“在这次作战中，大本营竟特别下达大陆命令，华中派遣军新任司令官山田乙三将军根据我们的计划于事后下达作战命令，这是表明对身负军事重任的军司令官的不信任，我不能对此置之不理。而且，我当初即已言明本次作战达到预定目标后即返回原出发地区，尽管如此，大本营仍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发出同样的指示。似此做法，是把应由军司令官执行的任务不去委托军司令官，而由东京一一发出指示，这说明不需要军司令官。我从东京出发时，虽然和陆相坂垣约好今后不提任何不同意见，但反复出现这样问题，我只有称病告退。”

    城府极深且深谙统率之道的冈村宁次，从不当着部下的面表示对上级的不满，幕僚们对他的这番议论感到惊愕，苦劝一番后，庆功宴不欢而散。

    冈村清楚，这是大本营内某些人和新来的顶头上司山田乙三有意损害他的威信，自己在第11军干不长了……

    随枣会战仅打了半个来月。日方认为，日军在短短一周多时间内突破了中队防线，攻城略地，进击迅猛，然后主动撤回原出发地域，达到了打击对方的目的。中方认为，日军没有合围住自己，且在日军撤离后又及时跟进收复了失地。双方都称自己是胜利者。

    不过，从数月后日第互互军敢于发动对长沙的攻势作战来看，日军确实认为李宗仁第5战区已受重创，已没有实力在长江以北威胁武汉，进而牵制它的南下攻势。

    1939年9月开始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是冈村作为军司令官指挥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战役。成耶？败耶？且听下章分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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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章 受挫长沙城下

    冈村南下战薛岳，双方部署无漏缺；

    将士斗志起，湘北大地洒热血。

    话说冈村宁次通过随枣作战，缓解了江北的后顾之忧，便把注意力又移到了江南：老对手中国第9战区。

    1939年8月，他提出了第11军下一期作战的所谓《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内容规定：军的作战目的为击败第9战区的粤汉沿线敌中央直系军主力，乘蒋军衰退之形势进一步挫伤其继续战斗的意志，同时确保军作战地区的安定。具体行动方针是：一、军主力（约两个师团为基干）在隐蔽中做好准备，大概在9月下旬开始行动，将粤汉方面之敌军主力消灭在泪水河畔，在此期间，约以一个师团策应军主力，事先将高安附近之敌消灭，再转向修水河上游捕捉该方面的敌军。二、实施本作战以奇袭为主旨，尽量在短期内结束战斗，然后恢复原来态势……

    8月下旬，冈村调整部署，井采用声东击西的迷惑宣传，加紧调兵遣将。日军在武汉的报纸、广播电台大肆宣称将要进攻湖北宜昌，另一方面，第11军各部队正加速向湘赣预定地点集结，并囤积了大批作战物资。

    本来，按照冈村在《江南作战指导大纲》里提出的设想，这次作战没有一定要攻占长沙的目标，出动的兵力为3个师团。恰巧在战役准备期间，日本政局又发生变化，平沼内阁仅执政7个多月就下台了，8月30日阿部信行内阁上台。9月1日，希特勒进攻波兰；3日，英法宣布与德国进入战争状态。阿部信行利用欧洲战争全面爆发之际，狂称“要决以全力解决中国事件”。为了达到此目的，日大本营撤消原华中派遣军，于12日在南京成立了以西尾寿造为总司令、坂垣征四郎为总参谋长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在华的所有部队。西尾和坂垣这次因人事变动分别从日军教育总监和陆相的位置上下来，他们亲自来华的目的，就是扩大作战规模，其中第一个军事行动就是进攻长沙。

    长沙是中国第9战区的指挥中心，而该战区为中国战场的主体，共配置54个师的兵力（其中很多是嫡系部队）。日军企图通过进攻长沙，达到击溃、消灭中队主力之目的，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期中国问题早日解决，然后腾出手来去抢夺英法无暇顾及的远东殖民地。

    日军这次投入会战的部队是第6、第33、第101、第106共4个师团，以及从江北各师团中抽调人员组成的上村支队、奈良支队。总兵力约10万人。其中，第101、第106师团部署于赣北方向；鄂南方面主要是第33师团；第6师团、上村支队和奈良支队，部署于湘北方面，这里将是日军攻击的主要方向。

    大战开始前，冈村又按老习惯“遍访了各个师团，进行训示和恳谈。这次，于9月13日首先飞往安义，访问了第106师团；17日又乘飞机和汽艇到江岸的城陵矶访间了上村支队；并进入洞庭湖在岳州登陆，访问了第6师团；18日乘火车和汽车访问了较远的大沙坪的第33师团；19日午前乘汽车访问了桃林的奈良支队；当天午后到达设在咸宁的军战斗指挥所”。随行的幕僚吹捧称：“作战发动前夕，军司令官乘飞机、汽车、汽艇遍访了各作战部队，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唯有将军那样自发的热情和不减壮年的体力，才能作到这一点。”

    再说中国方面，第9战区所辖范围是湖南省及赣、鄂部分地区。薛岳为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并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战区共辖52个步兵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和游击队，兵力之多，居当时各战区之首。其部队在沿洞庭湖东岸的新墙河、通城、武宁、靖安、奉新及锦江沿岸与日军对峙。为防止日军南下进攻长沙，薛岳在长沙以北借助新墙河、汨罗河、捞刀河、浏阳河等天然屏障，设了几道防线，以阻击日军于湘北、赣北地区。还在同年4月份，蒋介石估计湘北迟早要有一战，遂给第9战区确定了如下作战方针：“利用湘北有利地形及既设之数道防线，逐次消耗敌人，换取时间。敌如突入第二线阵地（平江与汨罗江线），我军应以幕阜山为根据地，猛袭敌之侧背。万一敌进逼长沙，我应乘其消耗既大、立足未稳之际，以预伏置于长沙附近及以东地区之部队，内外夹击，予敌以致命打击。”这一方针比较符合实际，据此，薛岳将自己对战区的战略部署的核心归纳为8个字：后退决战，争取外翼。

    薛岳在躁动不安的7—8月间感觉到了一场大战的临近，将战区部队部署为：

    赣中高安、奉新、靖安以西地区为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19集团军司令罗卓英指挥的第1集团军第58、第60军和第19集团军的第19、第74军和康景濂的游击纵队。

    武宁以西地区为第30集团军司令王陵基所指挥的第72、第78军。

    杨森的第27集团军防守渣津并游击于咸宁、崇阳、蒲圻地带。

    关麟征的第15集团军防守湘北新墙、营田、测阳以及九岭、渣津地区。

    第20集团军商震部担任洞庭湖防守，控制常德、桃源等地区。

    第4军控制长沙、衡阳；新6军、新3军、新5军控制株洲、醴陵、湘潭；第11师驻守岳麓山，作为预备队。

    战区的另一个预备队第70军驻在长沙附近，作为机动。

    从戎以来经历无数次大大小小作战、有“百战将军”之称的薛岳，抗战以来颇有战绩，淞沪之战他曾率部顽强固守；徐州会战中，他曾在兰封之战中痛击过土肥原师团；南浔线之战，他在万家岭几乎全歼了日军的一个师团。但是，在南昌作战中他失败了，输得很惨。眼下，他已预感到了一个雪耻之机的降临。

    9月14日，也就是冈村视察第106师团的第二天，该师团及第101师团一部，首先在赣西方面向驻会埠的中国守军第184师发起进攻，揭开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序幕。按冈村的计划，这次会战，日军将分别从赣西、鄂南和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进攻，其主力配于湘北方面，赣西方面的进攻和第33师团在鄂南的进攻乃是策应性作战。

    湘北主攻方向，冈村集中了其精锐第6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及海军陆战队一部分。守卫这一地区的中队是以关麟征为总司令的第15集团军（下辖第52、第79、第37军共3个军）。9月18日，该路日军约5万人配有飞机支援，向新塘河以北的中国第52军前沿阵地发起攻击，一场激战由此展开。新墙河全长只有80里，第52军是关麟征手下最能打的一个军，曾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军长是关一手提拔起来的张耀明。18日、19日两天，双方在下燕安、大桥岭等阵地反复争夺，张耀明本着逐次抵抗、消耗敌人的方针，顽强作战，失去阵地后，常常“几经肉搏冲击，又完全夺回”。其中，守卫草鞋岭阵地的官兵英勇牺牲精神，尤为悲壮。

    该阵地守军是张耀明属下第195师第1131团第3营，全营官兵500余人，营长史思华少校。

    从20日开始，奈良支队的两个联队即向草鞋岭猛攻，史思华利用险要地形顽强抗击，激战到22日黄昏，全营已伤亡过半，但打了两天居然没有丢掉阵地。

    骄傲的日本军人惊愕了。从踏上中国土地的那天，他们一直以装备精良、军事素质优秀的优势同人数多于自己的中作战，屡战屡胜已经使这些侵略者觉得：他们进攻的箭头拐向哪里，哪里就会被占领。而现在，从火力判断，固守阵地的守军绝不会超过一个营，可是却硬是把他们两个联队5000余人阻在了地图上都找不到具体位置的草鞋岭面前。

    他们不敢再轻视眼前的中人，在又一个攻势失败之后，支队长奈良亲自跑来进行新的调整、部署。

    难得的战斗间隙，史思华营长也在整理自己的部队。按照师长覃异之给该营下达的任务，他率领所部在师的警戒阵地，主要是迟滞日军，为全师调整部署争取时间。现在，已经在此阻挡敌人近3天了，任务已经完成。

    但史思华此刻却不想撤。我们人不如人，枪不如人，才让凶残的日寇欺凌到如此程度，这憋在心中的积郁，现在终于有了迸发的机会。他深知前哨战斗对后续战斗的影响。既然全营一多半弟兄都长眠在了这里，他也不想生还了，他想以全体壮烈殉国的精神，让日本人看看中队不可侮。

    黄昏时分，覃异之师长的电话接到了阵地，指示：“史营长，你们已经按照预定任务阻挡了敌军的攻势，现在任务已经完成，如无法坚持，不得已可向东撤……”

    不待覃异之话说完，史思华就激动地打断他：“师座，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既然你把阵地交给了我，只要还剩下一兵一卒，都要与阵地共存亡！”

    覃异之显然也被他的激动情绪感染了，在电话中沉默了半晌，竟不知如何说好，最后他颤着声音说：“史营长，向全营官兵表达我的敬意！”

    放下电话，史思华对全体官兵大声说：“弟兄们，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师座说我们可以撤退了。但是，我们有一大半的弟兄已经永远撤不了啦，我身为一营之长，不想生还，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你们中有愿意撤的，现在可以走了，我不阻拦。”

    草鞋岭上死一般沉寂，大家都坚定地注视着自己的营长，谁也不挪步。

    第二天太阳落到山坳里的时候，第3营官兵全部阵亡。

    日军支队长奈良晃少将，毕恭毕敬地向他的敌人躬身致敬……

    战后，为褒奖史思华营的悲壮事迹，国民政府在当时激战的地点专门修建了一座纪念碑。

    日军拿下草鞋岭、马家院等重要阵地后，几支部队会同南犯，压迫第52军主力退到新墙河南岸。

    9月23日晨，日军第6师团在80多门大炮的火力掩护下，由稻叶四郎中将亲临指挥，从七步塘附近强渡水可没膝的新墙河。张耀明率守军乘日军行至河中央时，轻重火器齐发，日军死伤无数，联队长山村治雄大佐亦被击毙。日军随后出动10余架战机，对中方阵地俯冲轰炸，工事多被炸毁，不少人被活活埋在掩体内，但守军并未退缩，待日军第二次渡河时，又奋起阻击。就这样，日军8次渡河，均未成功。于是，稻叶师团长下令大量施放毒瓦斯，毒气顺风飘向南岸，第52军守卫阵地官兵始呈惊恐状态，终使日军得以渡过新墙河。

    日军奈良支队也在河床较窄的杨林街等处强渡，企图绕过中方依新墙河、汨罗江筑起的两道防线，从侧面把中队压迫至洞庭湖岸进行围歼。守军第195师在覃异之师长率领下，为挫败日军企图，保证战区其他部队行动，在此处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激战中，该师某营在营长阵亡、4个连长或亡或重伤的情况下，所余士兵由一位排长带领，继续坚持战斗，直到24日晨接到转移命令后，才撤离阵地。

    第52军是关麟征指挥过的部队，曾在徐州会战中与之较量过的坂垣征四郎评价说：“关麟征的1个军应视为普通支那军10个军。”蒋介石也曾在武汉珞珈山军官训练团讲话时说：“中队如都像52军那样战斗力强，打败日本军队是不成问题的。”这次湘北厮杀，该军果然英勇。

    日军在正面攻击第52军的同时，又以上村支队在海军舰艇支援下，在洞庭湖东岸登陆。23日晨，上村支队在伯罗江口附近的营田等处登陆成功。这一带是第37军第95师的防守地段。由于日军事先施放了烟幕，守军戒备不严，直到日军上岸，该师始发觉，随即进行抵抗。日军在炮火和飞机掩护之下，迅速占领了牛形山、六姓山等处，下午便完全占领了营田。

    上村支队在营田等处登陆成功，使关麟征的第15集团军侧翼受到严重威胁，特别是新墙河防线，已被日军形成夹击之势。这一奇招是冈村事先计划好的，成功与否也是他最担忧的，“此次会战，我最注意的是驻在江北的第3师团抽出来的上村支队的行动。因为该部队既不熟悉江南的地形，又要进入洞庭湖在敌前登陆，而且要求他们采取大胆行动，楔人敌军侧背。最初还仰仗海军方面的协助，同时将当时被免去关东军参谋转入我军司令部的江政信中佐，派往该支队担任主要幕僚。9月23日拂晓，接到该支队在营日登陆成功的紧急报告时，才放了心。其后该支队以机动舟艇圆阵突破敌阵等特殊战例，成功地威胁了敌军主力的退路”。

    冈村营田登陆这一招，确是薛岳和关麟征都没想到的。营困失守，尤对关麟征的震动最大：日军第6师团从新墙河正面；奈良支队从右面向他压来，营田上村支队又源源上岸，他的几个军包在中间，有陷入三面被围，一面临水之绝境的危险。

    他于是电告薛岳。薛岳同意关麟征的判断。

    关麟征发出后撤的命令后，又电禀蒋介石：“即到。重庆委员长蒋。膺密。因营田敌军登陆，为免除新培河、汨罗江两线同时守势，全部陷于被动，奉长官薛指示，职集团左翼变更部署如下：（1）第52军以一部留驻阵地占领据点，集结主力，乘敌进出新墙河南岸南犯之际攻击之。（2）抽调第60师控制于新市以南之桥墩附近。（3）第37军（欠第15师）向新开市附近待命。（4）第79军附第95师主力在新市、归义、河夹塘、亘虞公庙占领阵地，一部在湘阴附近，任沿江沿湖之守备。职关麟征叩。”

    这样，薛岳和关麟征先斩后奏，从24日开始，将新墙河第一线阵地的主力部队，大部分撤向汨罗江第二线阵地。

    赣北是此次长沙会战的另一个战场。在这里担任守备的中队是第1和第9集团军，由罗卓英统一指挥。日军进攻部队是第101、第106师团，任务是配合湖北主战场的攻势，一方面分散中队在湘北的兵力，另一方面如攻击得手可与湘北日军形成东西合围之势，夹攻第9战区主力。

    赣北方面的战斗，主要由高安争夺战和会埠至甘坊一带的争夺战组成。

    9月15日，日军第106师团主力和第101师团一部，突破了第184师在会埠附近的阵地，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向西，16日占领上富镇，突进到中国第183师的防线；一路则转而向南，16日突破184师在水口井的防线后，继续南下。18日，日军占领了高安北部的前街、斜桥和祥符观，从三面完成了对高安的包围，并与在会埠一线的日军，形成了对中国第60、第58军的包围。在情势十分危急之时，第60军遂从前街冲出日军尚未完成的包围圈，向宜丰方向集结。第58军则且战且退，18日晚渡过锦江，向西往凌江口方向转移，与在宜丰集结的第60军从南到北形成一道新的防线。

    19日晨，中国第32军弃守高安。薛岳闻知后，严令该军会同前来增援的第74军夺回该地。当日晚，两军开始高安争夺战，战至22日，中队克复了该地。其后，日第106师团又西攻上富，中国第183师及第15师合力阻击，双方激战中，日军大量施放毒气，中队中毒官兵甚多，被迫后退。日军继续西进，占领横桥、甘坊。中队以攻为守，调集几个师的兵力向甘坊一带反击，以达到消耗该部日军兵力，阻滞其西进鄂南、呼应湘北的目的。25日至27日，第184师由南向甘坊攻击，第15师在甘坊西与敌战斗，第183师在甘坊西北的九仙汤、刘庄一带与日军激战。这3个师的攻势遇到顽强抵抗，未能收复甘坊，但也拖住了日第106师团不能远行。

    薛岳想再创一次万家岭大捷，吃掉这个当时险遭全军覆灭的日军特设师团，遂令罗卓英增调第72军和第74军的第57师，连同第183、第184师，将日第106师团包围于甘坊。但是，该师团居然于10月3日冲出重重包围，并继续西进攻下大瑕街、石街，达到预定的赣北西行最远点。5日，薛岳再次电令罗卓英、高荫槐、王陵基督饬所部，将日第106师团全歼。结果，当中队发起进攻时，该师团以反突击再次冲出重围，退至武宁据守。

    闻知第106师团屡创奇迹，冈村宁次在咸宁的军战斗指挥所里兴高采烈地对幕僚们说：“过去曾被某些人指责不顶用的这个师团，从南昌作战以来，发生了与前判若两人的变化，使我愉快，也使我放心。”他看来还是时常不忘回击一下大本营内曾经同自己作梗的人。不过，尽管该师团拼命打了几次漂亮仗，给冈村争回了面子，东京大本营还是在同年底将这个特设师团调回国内复员了。胳膊拧不过大腿，冈村也只好遵命服从。此事不提。

    在赣北、湘北战场相继开战后，9月21日，日军粕重太郎中将指挥的第33师团又在鄂南发起攻势，开辟了这次长沙会战的第3个战场。冈村此举是企图从东边避开中队沿新墙河、汨罗江设置的两道防线，与湘北日军主力夹击关麟征的第15集团军于平江地区。

    日军第33师团是1939年2月才在日本仙台编成的，属警备专用三单位制师团，下面没有旅团建制，直辖7至8个步炮联队，实力比常规师团略弱。该师团编成仅五个月后即开赴华中战场，编入第11军的战斗序列。中方驻守鄂南的是杨森的第27集团军，但编制员额不满。9月21日，粕重太郎率所部向中国第140师米山、官田、土幻、大圆沙堆的阵地发起进攻，次日即占麦市西北的高冲、塘湖市、鲤港；23日，又围攻麦市，第140师伤亡过重，撤出麦市，协同第134师与日军激战于麦市以南地区。27日，粕重太郎又以一部正面攻击杨森第27集团军之第20军福石岭阵地，师团主力则绕过该阵地攻下龙门厂，战斗由鄂南扩大到湘鄂赣边区。

    薛岳接到杨森报告后，担忧这股日军与湘北日军形成对第15集团军的夹击，速调第8军前往增援，同时命令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樊崧甫，以大湖山、九宫山方面的部队由南向北尾击并由东向西侧击日军。因中队在外线居高临下，占据了有利地势，日第33师团进入汨罗江上游河谷后前进困难，加上杨森各部在薛岳的严令督饬下拼死命阻滞，使粕重太郎始终未能与湘北日军主力会合。

    再说湘北正面战场。薛岳和关麟征将部队从新墙河一线，撤至汨罗江南岸后，准备利用既设阵地进行抵抗。但薛岳同时想到，如果各部队死守该线，还会给日军造成聚歼的机会，莫如边抵抗边撤退，把因连续进攻已有重大消耗的当面之敌诱至长沙郊区，或可全歼这股凶悍的日军主攻部队。

    这一点，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似乎也想到了。当他接到薛岳关于在“长沙郊区与敌决战”的方案报告后，立即首肯并电示薛岳：“着准备6个师兵力，位置于长沙附近，亲自指挥，乘敌突入长沙之际，侧击而歼灭之。”

    薛岳得令，指示第52、第70军各留两团兵力在汨罗江阵地阻击掩护，其余部队全部退到长沙附近及以北地区。此时，赣北和鄂南战场的中队也阻滞了日军第101、第106及第33师团与湘北日军会合，薛岳觉得围歼湘北正面战场上日军主攻部队的时机更成熟了。于是，他将战区司令部紧急拟制出的《在长沙以北地区诱敌歼灭战之指导方案》通晓各部：“……战区以一部埋伏于福临铺、桥头堡附近及其以北地区，以有力部队控制于金井及福临铺逸东地区，俟敌进入伏击区域，突起包围敌人而歼灭之。”

    同时，他将战区部队划分为野战、警备、决战、预备兵团四种，并规定各兵团任务：1．野战兵团以游击战术，破坏敌交通、通信，袭击敌辎重，断绝敌补给，以达尾击之任务。2．警备兵团，以逐次诱击，节节抵抗之战法，达成诱敌至我伏击区之任务。但敌如前进迅速，则必须迟滞其行动至一周以上，使其携行之粮弹用罄为止，而后归还为决战兵团之预备队。3．决战兵团之伏击部队，运用伏击战法，先按其入伍前之职业及个性，分别化装为士农工商，潜入伏击区，俟敌进入后，突起猛袭，捕杀敌各级指挥官，破坏敌通信，使敌混乱，不能作有计划的行动，积极协同我侧击部队，内应外攻，以达成歼灭战之任务。4．决战兵团之侧击部队，以侧面攻击之战法，乘敌遭我伏击混乱之际，猛力侧击包围敌人，以达成歼灭战之任务。5．预备兵团以要点防御战法，达成守备后方要点之任务；如决战失败时，所备之要点为新阵地之骨干，于决战兵团要加强力量时，仍可使用于决战方面。

    薛岳早在北伐战争和屡次与红军交战中，就深知民众在战争中的伟力。他在该指导方案中，特别重申了会战前所制定的民众组织、交通、通信、城垣破坏及物资藏匿的方法：

    民众组训方面。第一，将战地民众以保为单位，分别组为侦探、交通、救护、输送、宣传、慰劳等队，并分别授以侦探、通信、道路破坏、修筑、看护、输送等常识；第二，当日军进入战地时，所有青年壮丁男女均分任侦探、交通、救护、输送、宣传、慰劳等工作，老幼者一律离开公路、铁路及驿站30华里以外山中安全区内，使敌深入后，不见一人，如盲人瞎马，无从探悉我军情况及交通状况。

    发动民众对交通、通信及城垣进行破坏。第一，将预定作战区之公铁驿路彻底破坏，使之通塘、通河、化田、蓄水、还山；第二，部队转进时，将通信迅速撤收，或彻底破坏，使敌不能利用；第三，将预定作战区之城垣彻底拆除，使敌占领后，毫无凭借。

    动员民众实行坚壁清野。将预定作战区之物资，竭力向后方疏散；民众之必需品，亦须藏匿至距公铁、驿路、水路30华里以外之安全山中，使敌深入后，一无所获。

    方案下达后，薛岳将自己的指挥所由长沙迁至株洲，只等冈村宁次来钻。

    最先与日军接火的还是关麟征集团军所辖的第52军。

    9月26日晚，该军第195师开往福临铺进入伏击阵地，准备在这里阻滞日军以掩护主力撤退。次日中午，师长覃异之派出便衣侦察敌情，即与渡过汨罗江的日军第6师团先头部队遭遇，便衣队长牺牲。傍晚，日第6师团大队人员到达福临铺附近。

    28日清晨，当淡淡的雾气消散之后，在掩体里露宿了一夜的官兵们刚刚醒来，便听到一阵清脆而纷乱的马蹄声，他们忙抬头望去，只见日军步骑兵组成的搜索队正逼进阵地。

    官兵们起身一通猛烈扫射，日军顿时人仰马翻。个把小时后，又一个联队的日军赶到，向第195师阵地发动进攻，激战到下午两点多，仍未突破守军阵地。

    恼差成怒的稻叶师团长，再次增兵向对方阵地分头攻击，并按照日军步炮空协同作战的战术，架设大炮轰击并唤来飞机助战，但仍然没有看到自己的部下占领阵地。

    他指挥日军以同样的攻击方式进攻其他阵地，尽管造成了守军的重大伤亡，但始终没有击溃对方。

    当晚，覃异之师长率队主动撤退到上衫市一线，日第6师团跟进追击，又遭到罩部伏击，被歼700余人。但上杉市还是被该师团占领。

    30日上午，稻叶四郎中将令工兵在捞刀河上架设浮桥，渡河中，师团大部分人马虽被阻击于北岸，但仍有两个联队冲到南岸，并直扑长沙以北60华里的永安市，击溃守军后将该城占领。这是日军自湘北南侵，所达最远的地方。日军自新墙河北岸开始攻击，进军的直线距离达260华里以上，长沙以北的湘北地区，大部为其占领，但沿途不断遭到中队的阻抗、伏击，损失颇重。中队不再死守阵地，而是采取且战且退较为灵活的方式。日军原定“捉捕敌军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江及修水周围地区”的作战计划，显然也成泡影。

    冈村宁次是日军高级将领中有名的“中国通”，就任第11军司令官以来，也潜心研究了他的主要对手第9战区部队的诸方面特点。但是，有一点却不曾被他所真正认识，那就是湘北战区中国老百姓的力量。千千万万的中国民众在当地政府和中队的组织下，把新墙河至捞刀河之间广大地区上的公路和马路翻成了新土，将这一地区的铁桥、木桥甚至石头桥也炸了个精光。他的部队进攻得越远，运送补给就越困难；而就地搜寻给养，又因当地百姓坚壁清野，几乎使日军什么也得不到。他不明白中国腹地湖南省老百姓的性格。此战结束后，他返回武汉忙中偷闲捧起了神田正雄著的《湖南省要览》，其中对“湖南人之性格”一节亲自摘录如下：自尊心强，排外思想旺盛，富于尚武风气，信仰释、道，笃于崇拜祖先，淡于金钱，反抗心理强，迷信思想深，有嫉妒、排挤风气，多慷慨悲歌之情……

    不考虑当地社情、民情的因素就采取行动，历来是进攻者的大忌。这一点，他犯了一忌。

    同时，他还过于低估中队的力量了。冈村是攻打武汉的主将，他认为经过武汉会战后，中队战斗力已日趋下降，不堪一击了，南昌攻防战就是一例。在制订这次战役作战计划时，他的作战课一反通常以一个联队等于中队一个师来计算战斗力“的稳妥做法，竟然以为一个大队（相当于中队一个加强营的人数）就足对付得了对方的一个师。从以往作战实践看，杂牌军一个师确实很少能打败日军的一个大队，但是这次湘北正面战场上参战的中队，几乎均是中央直系军队，官兵素质和装备粮响远胜过杂牌军。对作战课的失误，冈村发牢骚说：“本会战期间，最早任军司令部作战主任参谋的宫崎周一大佐调任去了北满，自第11军建立以来，曾参与本军作战的幕僚，至此已全部调走，使我有不胜寂寞之感。”而那些补缺进来的新手，骄横有余，稳妥不足，冈村也有失察之责。

    下一步该怎么办？日军主攻部队已越过了中队号称坚固的新墙河、汨罗江防线，占领了湘北广大地区，他冈村的指挥刀可以直指长沙城了。但是，赣北、鄂南的两路助攻部队始终未能与湘北部队连接成线，而湘北主攻部队的后勤补给线又几乎被切断，尤为严重的是中队步步南退长沙，显然是在有秩序地退却集结。

    咸宁战斗指挥所内，冈村整日思索着，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军用地图上，一个口袋的形状突然呈现在他精明的脑海之中，他这时猛然醒悟，对方已设下圈套让自己钻。薛岳且战且退，是以长沙城为诱饵、为中心，摆开一个口袋阵，正张大口要吞噬他的精悍之师。

    10月5日，冈村竭力克制着怅然若失的情绪，下达命令：“全线撤退！”

    狡猾的狐狸最终没有钻进猎人设下的圈套，令兴师动众的薛岳在长沙城下空等了一场。

    10月7日，冈村将咸宁指挥所撤回武汉，所有部队也都纷纷返回会战前的驻地。其中，湘北的第6师团回到新墙河北岸阵地，与跟进来的中队依然呈夹河对峙状态。

    历时近1个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究竟谁胜？谁败？中日双方当时即有截然不同的说法。冈村在其回忆录中，连把此次会战冠之以“长沙会战”名称，都认为是不准确的。他说第11军的作战原案中并没有一定要占领长沙，而是在赣江与湘江之间打击中队，顺利的话则适情况攻占长沙，因此，如何有他兵败长沙一说？在他那里，这次会战被称为“赣湘会战”，并认为他是胜利者。

    如今，流逝的岁月已使人们对战史的评论愈益公允和客观。著名民国史专家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丛书·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中写道：“……此次会战，从日军进攻开始，至日军主动撤退告终，战场全局的主动权基本上操之于日方。中国方面参战的有32个步兵师、3个挺进纵队，约24万人；日军参战的有4个师团、2个步兵联队、2个炮兵联队、1个工兵联队，共约10万人，并有海空军配合。战斗结束时，中方伤亡、失踪达40293人；估计日军伤亡约3万人（此是中方宣布的数字，日方公布仅伤亡3600人——作者注），物资损失双方均严重。战斗结果，两军都回到原有阵地。因此，就会战局部而言，双方未分胜败。但从抗战的全局而言，却是对中方有利。日军要消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未达到，反而消耗了自己不少兵力和武器，并退回原阵地。而中国方面判断日军将进攻长沙，为此作好了‘万一长沙不守’的多种准备，故将日军未能攻到长沙而退却视为胜利。”

    当时在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任作战科长的赵子立先生，也撰文认为：“此次会战，据实而论只能算是一个平局。”但这一仗使日军上层认识到中队不可侮，“中央直系军队的战斗力，尤其中坚军官强烈的抗日意识和斗志，绝对不容轻视，而且可以看出其中央的威令是相当彻底的”。

    在日本军队的战争辞典里，与支那军作战打个平手就等于是失败。当重庆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一浪高过一浪地庆祝“长沙大捷”、薛岳等人频频在各界祝捷会上风光亮相的时候，冈村却怀着一脸愁绪，呆在武汉等着东京大本营对自己的转任安排。再说，华中派遣军撤消后，新成立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成了第11军的直属领导机关，西尾寿造和坂垣征四郎成了冈村的顶头上司。论资历，他与坂垣是陆士的同期生，在关东军时也一直比坂垣的职务高；论年龄，坂垣还比他小一岁。尤其是近年来，他俩私人关系不睦，坂垣任陆相时几次给他做过手脚，包括这次会战，也是坂垣以派遣军新任总参谋长的权势，压他变更作战原案，扩大了进攻部队的兵力和作战规模，令他不大不小又丢了一次脸。他不想继续当这个军司令官，尤其不愿呆在坂垣的手底下干了。

    1939年马上就要过去了。转年3月9日，冈村接到了回国转任军事参议官的调令。启程前，他于17日对集中在军司令部的大佐以上军官致词告别：“我任第11军司令官21个月，领导过几次大规模作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人们都对我表示慰劳，但我本身并无特别辛苦可言，主要是仰仗了为我信赖的众多优秀部下的劳绩。唯一的遗憾是未能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却将众多官兵留在战场而离去，这是一种‘圣战未息，残躯独归’的心情。对攻打武汉以来，本军总计数万官兵阵亡、负伤之事，将终生萦回于我的脑海中。我将一生坚持对阵亡者表彰追悼……”

    接下来，众官自是一番“拜托啦”、“请多关照”之类的日本式客套。次日，冈村又到南京向西尾和坂垣寒暄辞行，然后乘飞机返回日本。

    军事参议官是日军高级职务中咨询和顾问性质的职务，位尊而无实权，是个闲差。按日军惯例，它有时是安置劳苦功高而又将退役的高级将领，有时又是高级将领被赋予更大责任前的过渡性职务。两者孰是？冈村在闲差上能闲多久？且看下章分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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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章 重获要职

    返回国内就闹职，不甘寂寞苦待时；

    攀上东条作奥援，再获重用展大志。

    1940年3月20日，冈村宁次回到离别近两年的东京。

    按例，领兵出征的一方统领回国后，先要进宫向天皇复命。不巧，这几天裕仁因受风寒避居深宫调养，遣宫内大臣告冈村回私邸听候召见。遵皇命，冈村回家团聚，四谷坂町自是一番热闹不提。

    26日晨，宫内差人通知圣上召见。下午，冈村搭乘宫内省特别差遣的马车，经二重桥进宫。见到天皇后，冈村奉上军状，裕仁优握慰问道：“此次多多辛苦”，随即御赐银制带有皇帝纹章的大花瓶1个。接着，内大臣又带他拜谒皇后，蒙慰勉：“长时奋战，实属辛劳，祝贺凯旋，望愈加自爱奉公。”并赐银杯1个。29日，冈村又拜皇太后，蒙赐慰劳之言：“任职军司令官长期奋战战场，祝贺今日荣归。先日呈上军状，闻圣上颇为满意。战场工作谅多辛苦，甚是感激。”并于别室赐酒撰，及赐银制烟盒1个。

    皇室拜谒完毕后，他到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那里报告军状，载仁代表大本营当面宣读了褒词：“前者尊官奉命任第11军司令官，从事华中征战以来，克服天然和人为障碍，果敢大胆领导作战。或于武汉，或于南昌、襄东及其他作战中，取得赫赫战果。……恭奉圣旨，谅亦为尊官之本意。当兹完成大任、阙下复命之机，得睹壮容，衷心欣慰，深感尊官之多劳。惟今正处于诸般形势愈益严重之秋，宜自珍爱，更加为邦家尽瘁，是所期望。”

    从载仁的这一通官样文章里，冈村除了听到要他“宜自珍爱”的弦外之音外，没觉得有什么实质性内容。

    冈村这一年已经56岁了，军事参议官这个闲差似乎是他不可能再离开的位置。可是，过那种半退役的生活挨到完全退休，他能甘心么？从天皇召见他时的言辞表情看，冈村感到这位年仅40岁的圣上对自己是尊重的，皇太后赐宴赏物更是难得的殊荣，但皇上毕竟从不过问除首相一职以外的人事安排，要重新获得重用还须等待和寻找机遇。

    这两年是日本政局动荡较剧烈的时期，连续更迭了四届内阁。先是1939年8月，平沼骐一郎内阁以所谓“复杂奇怪的国际形势”和“对德苏合作予以反击”而告辞；接着上台的阿部信行内阁执政仅4个多月，就因内阁成员意见不一致而挂冠；继之的米内光政内阁上台才半年，又因被陆军省认为“消极保守”而不得不自行辞职。1940年7月22日，在军部的支持下，近卫文囗第二次登台拜相，组成新内阁。

    1939年，日本国内发生罕见旱灾，粮食普遍欠收。为此，日本政府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实行居民限量购买粮食政策。另外又从国际市场购大量面粉，以补充物资短缺。日本国内，为扩大军工生产，将不少民用工厂转为军用，重要资源被统一控制，限制了近百种商品的购买。电力不足，金融不稳定，通货膨胀加剧，引起了日本国民的不满。对外关系上，日本在1939年也很不顺利，先是与苏在诺门坎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反又与英美发生摩擦，美国宣布废除“日美通商条约”，使日本更觉得通过“南进”获取资源的重要性。

    在第二次近卫内阁上台前夕，德军于1940年4月占领丹麦和挪威，5月侵占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攻入法国。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英军撤出欧洲大陆，英国本也面临着入侵的威胁。希特勒的胜利愈加刺激了日本的南进侵略，他们看到资源富饶的南洋一带已成为英、法、荷等国无力防御的“真空地带”，是千载难遇的南进良机，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准备乘英法之危，在南洋趁火打劫。当时，日本军部估计，德国很快会进攻英国本士，欧洲战争会在短期内结束。因此，军部不少上层决策者都倾向于认为，即使在“中国事变”未得到解决之前，也应当不失时机地断然南进。东条英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东条在这届近卫内阁中担任陆相。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他比冈村晚一期，年龄也比冈村略小。而且他几年来一直鼓吹的“南进”主张，冈村也不以为然。所以，此前陆军省人事局长野田向他征询陆相人选意见时，冈村提出梅津美治郎是最合适的，旨在阻止东条当上陆相。但是，当东条走马上任真的成为陆相后，在闲差上寂寞难耐的冈村宁次，为获得重新出山的机会不惜抛开意见分歧、不顾学兄的身分，居然拜倒在东条的门下，真可谓有失风度了。

    时至40年代初，冈村过去在军界中的靠山和奥援，早已老的老死，遭贬的遭贬。而现在的身居要职者，反倒有不少给他作梗者。他再不拉住东条英机，岂不更孤掌难鸣？

    对冈村的这段窘状，有部日文版的冈村传记谈到一例：1940年初秋的一天，冈村穿着笔挺的西装，到世田谷北泽的小(口克)敏四郎家去。分别多年的盟友，对冈村的来访很冷淡。小(口克)没有一丝笑容地把他引进房内，在客厅谈了一阵，后来把他送到门口时说了一句；‘你以后不必到我家来了。’冈村本来是接受了东条陆相的旨意，想找赋闲在家的老友小(口克)跟他一起去满洲工作。而小(口克)看不惯冈村当东条的马前卒，表现了倔强的性格。冈村只好自言道：‘小(口克)还是这个脾气。’然后没趣地回家了。”

    东条投桃报李，对冈村自有一番关照。1941年4月，幸运终于降临在已闲差1年多的冈村头上，他被授予大将军衔。这令他格外兴奋，在同期的士官学校学生中，他率先进入了这个令人炫目的高位，而坂垣征四郎、安藤利吉并未能和他同时晋升为大将。当冈村宁次拜受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他们才和多田骏一起被授予此衔，在时间上已经晚了数月，区别可就很大了。这预示着大本营很快就要委他以重任。

    再说近卫、东条等人执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南进”为日本的基本国策和新内阁的施政纲领。他们提出的《基本国策要纲》基本方针是：“以皇国为核心，建设以日满华为一环的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新秩序”又被表述为“大东亚共荣圈”，由该届内阁外相松冈洋右在1940年8月1日发表谈话时首次公开使用，其范围包括“西伯利亚东部、内外蒙古、满洲、中国。东南亚各国、印度及大洋洲”。这个基本国策要纲以积极准备南进为基调，已改变了将解决中国问题作为南进前提条件的立场，提出即使中日战争不能结束，只要形势有利，也要南进。松冈和东条认为“解决南方，实际上就是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新内阁还确定：外交方面要加强日、德、意三国轴心，排除英、美对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阻挠，调整日苏关系；内政方面，要完成“国防国家”的体制，“建立坚强的新政治体制，以谋求一切国政的集中统一”，即加强法西斯专政。

    日本要积极准备力量南进，就不得不对指导中国战场的政略、战略进行一些调整。1940年底御前会议决定的《支那事变处理要纲》规定：“除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外，应用尽政治策略和战争策略上的一切手段，加强排除英、美的援蒋行动。”并提出要由政府（而不再由军方或民间）出面努力与重庆政府再进行“和平”谈判，迫使重庆政府“屈服”；如此举不能成功，则不论形势如何，都要“坚决转入长期战的战略”。还规定，一旦转入长期作战体制，“在一般形势没有重大变化时，保持长期作战体制。一方面要确保蒙疆、华北的重要地区和汉口附近到长江下游的重要地区、广东的一部分和华南沿海重要地区，经常保持用兵的机动性。另一方面要彻底整顿这些占领地区的治安状况”。这实际上是承认了中日战争已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由于准备南进和将侵华战争转入所谓“长期作战体制”的战略需要，当时在华日军的整个部署和作战重心，已开始向华北、华中地区的“治安战”转移。自八路军“百团大战”震撼了日军大本营之后，日军的“治安战”就集中针对，其目的就是要消灭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并摧毁其抗日根据地。

    可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在对付八路军方面并不成功。此人也是日军内的名将，还曾担任过参谋次长。他于1939年9月接替杉山元来华北任职，仅两个多月就创下了阿部规秀中将阵亡这项日军前所未有的纪录。阿部规秀是日军第2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该旅团在日军中堪称精锐。日军旅团长一般由少将出任，师团长则是中将。但阿部规秀接任该旅团时的军衔是中将，而且是以蒙疆驻屯军司令官的身分兼任此职的，可见这个旅团在侵华日军中的地位。阿部规秀在日本军界享有盛誉，是擅长运用新战术和山地战的专家。他在率部向晋察冀边区进行扫荡时，于11月7日在河北涞源黄土岭遭受八路军伏击，阿部规秀及以下官兵900余人被击毙。阿部规秀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被打死的第一个中将，他的死震动了日本朝野。陆军省发布了阿部规秀的阵亡公报。他的骨灰送回东京时，帝都降半旗志哀，各高级将领持吊旗致敬，各界团体和众多遗族前往迎接，可谓哀荣至极。这一切对于多田骏来说，就不仅仅是一种悲哀和不幸，而是一种明显的丢脸。日本报界一再宣扬自从皇军建立以来，中将级军官的阵亡是没有先例的。而现在这个“先例”竟由多田骏创下，自然不是他的光荣。与他私交不错的坂垣征四郎这时刚刚来南京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华北方面军名义上受南京的指导，尽管在这件事上坂垣在给东京的电报中说了多田骏的不少好话，但大本营却缄默不语，说明大本营对多田骏人主华北之初的工作并不满意。

    另一件事是他上任第二年，八路军于1940年8月至12月连续4个来月发动的“百团大战”，使日伪军损失惨重。“百团大战”中大小战斗进行1824次，虽然八路军的伤亡并不小，但华北日伪军总共失掉了293个据点，大队长以上的官住阵亡19名，以下的官兵伤亡了2万多人。铁路被八路军破袭战毁掉近千里，公路3000多里，桥梁炸毁213座，火车站破坏了37个，碉堡被攻下523个。炸毁了飞机6架、火车34列、汽车近200辆、战车18辆、后勤仓库11座。正太铁路3个多月未能修复，华北日军交通一度全部陷于瘫痪状态。此战后，日军在华北控制的地盘大大缩小，其情报部门后来对各地“治安”状况的调查研究认为，截止1941年7月，在整个华北，日军与武装力量的势力范围大致相当，即：主要城市、交通干线周围大约占华北面积10％的地区日伪统治比较巩固，是所谓“治安区”；另有约10％的面积是的中心根据地，日军不能插手，是所谓“未治安区”；其余50％的面积则为双方势力交错的地区。也就是说日军真正能控制住的地区仅为华北总面积的1／10。

    日军大本营在对付抗日武装力量方面不能说没有失误，可以说这种失误从“七七事变”以来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矛盾集中地暴露在多田骏面前而已。从“七七事变”到攻占武汉这近1年半时间，是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开展战略进攻的时期，此时在日本统治阶层内部，盛行速战速决一击亡华的论调。1938年以后，为了集中进行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日军把华北兵力大量南调，使华北日军占领区出现了大空隙，给领导的游击战争造成了放手发展的大好机会。

    在此后较长时期中，日本在观念上对中国国共两党的认识不断变化，呈现出较大的复杂性。占领南京后，日本政府声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表现出日本对中国国民政府的轻蔑。但在以后一系列政治军事政策中，又都以中国国民政府溃灭或屈服为其主要目标，表现出对国民党有比较重视的一面。多田骏反复思考，日军在华北的被动局面难道仅仅是自己的责任吗？不过，他承认上任以后尽管一定程度上重视、八路军，但是在情报搜集方面还是很不够的。情报的主要来源是依靠各部队审查缴获的文件以及检查邮件，这是很有限的，不能完全正确地掌握对方的实际情况。之所以这样，看来还是自己没有充分重视的力量，只把他们看成是日军占领区域内残存的与潜在的抗日匪团，迟早要被扫荡尽，而予以了轻视。

    的武装分散游击，来无影、去无踪，多田骏开始重视，可又找不到与八路军主力决战的机会。于是，为急于将功补过和表现自己，他于1941年5月发起了中条山战役。是役，日军以3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卫立煌指挥的20个师约10万余人部队，中队阵亡4万余、被俘2万余，卫立煌还因此被蒋介石革去了上将军衔。但是，多田骏在中条山战役的“辉煌”战绩，并没有得到大本营的赞赏，反而受到了指责。因为他把部分主力抽去打国民党，结果又让武装钻了空隙、趁机渗透，使日军在华北面临的形势反而恶化了。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这顶乌纱，多田骏无论如何是戴不久了。谁来接任呢？大权在握的东条英机陆相自然首先想到了冈村宁次。

    “此人是个将才，又是中国通，早年在北京青木总顾问手下干过多年，对华北的情况也是熟悉的。几次大会战指挥得也不错，特别是刚刚晋升了大将，会到华北去露一手的。”东条把起用冈村的想法，跟近卫首相和上任不久的杉山元参谋总长一说，两人均表示同意，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话说回来了，如果前不久闲院宫载仁不因年老多病退下来，还在参谋总长的位子上，冈村不要说能晋升为陆军大将，恐怕也永无机缘去做独当一面的领兵大员了。载仁心胸不阔，一点小事、一次小小的冒犯，他也要记恨你一辈子。

    那么怎样让两人顺利地交接班呢？多田骏也是日军老资格名将，要让他体面地下台才不致引起其手下将领兔死狐悲之感，更不能给外界造成日本在中国华北出现麻烦的印象。于是，近卫、东条和杉山元三位军政巨头，想出了一个不失多田骏面子的办法。

    1941年7月7日，多田骏突然接到大本营的通知，授予他陆军大将军衔。大将军衔，这可是多田骏梦寐以求、朝思暮盼的幸事。不过，这一辉煌的头衔，他认为早在一年前或是两年前就应该授子他了，比他在陆士晚一届毕业的冈村宁次，在半年前就得到这一头衔了。当然，尽管晚些时间授予，他也是心花怒放，觉得内心平衡了许多。两天后的7月9日下午，大本营来电通知他立即回国，转任军事参议官，所遗司令官一职由冈村宁次接任。他和冈村正好调换了位置，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多田骏心里明白了，他的军衔晋升和方面军司令官职务的免去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这是内阁和大本营对他这位有苦劳也有大过的老资格将领，给予的体面下场。同时，也是为了防止自己手下几个亲近的师团长、旅团长，对接任的新司令官产生抵触情绪。大本营的用心良苦啊。

    多田骏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给中国人民带来无数灾难的日本将军，从这天起，其军事生涯实际上画了个句号。回国以后，他过起了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淡泊生活，直到1948年病死，人们也似乎忘掉了这位曾显赫一时的人物。

    实际上在多田骏接到免职电令的前两天，1941年7月7日，即日军发动声沟桥事变4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东京三坂宅陆军省小礼堂内已举行了冈村宁次的任命仪式。任命仪式的主持人是东条英机，他的简短讲话，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数次。冈村身着笔挺的大将军服，胸前的勋章闪耀着光彩，他直直地站立在那里，心里充满了被重新起用的喜悦。至于东条在讲些什么，他并没有怎么在意去听，反正新位子到手，怎么去干他有一定之规。

    任命仪式之后，军政界高层官员纷纷退去，东条英机留下冈村单独谈话，“除理所当然地指出我在华北的主要任务是维持治安，清剿作战——即对军的讨伐战外，还向我介绍已经开始的阎锡山工作”。

    这事让冈村感到吃惊，作为军方上层人物中的一员，他对这项秘密工作竟然不曾风闻。东条看出了他的这种表情，解释说：

    “非常抱歉，关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只有指定的首脑人物了解，在陆军省内也只限于少数有关人员知道。”

    因为一无所知，冈村听得格外认真。

    “从谋略工作的特点来看，这也不足为奇。”东条英机接着说，“我们对阎锡山进行的怀柔招抚工作，在分裂瓦解重庆将领工作中是有可能的，而且对其他方面的影响很大。陆军省、兴亚院以及中国派遣军对之极为重视，都曾抱有希望。你赴任之后，此项工作将是你整个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领导好。”

    冈村点点头。他知道日军所从事的各项谋略计划都是有代号的，便问：

    “这项工作，代号叫什么？”

    “叫伯工作。”东条英机说。

    “伯工作？”冈村宁次有些不解。

    “对。”东条英机说，“伯工作的名称是这样来的，阎锡山的侄子阎宜亭在此事初期与我方进行联系时，称阎锡山为伯父，因此就以‘伯’字作为阎锡山的代称，而由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命名为‘伯工作’。”

    冈村宁次心想：坂垣真是非我族类，这种事竟然没有向他透露过一点信息，好在4个月前坂垣已从南京调到了朝鲜，遗缺由后宫淳中将接替，畑俊六大将也再次来华，代替西尾寿造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大本营为了理顺关系，想得周到啊。

    “负责该工作的是华北方面军。”东条继续说，“实际执行的是驻太原的第1军，特别是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和参谋长花谷正少将，他们灵活运用丰富的对华谋略经验，以极大的热情努力推动工作。”

    冈村知道，自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之后，原第1军司令官筱(土冢)义男作为第一责任者，而退出了现役。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也被降职到关东军任一个新编师团的师团长。大本营将原第13军第15师团长岩松义雄提升为第1军司令官，把第37师团长安达二十三提升为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成为自己的新助手。对于岩松义雄和安达二十三，冈村都是了解的，“七七事变”时，他们还都是大佐级军官，短短4年工夫，他们都已成为日军的高级将领了。“时势造英雄啊！”冈村心里思忖，自己岂不也是随着对华战争的逐步扩大而步步升迁的吗？只不过他觉得凭自己的资历和能力受之无愧罢了。

    东条英机还分析说：山西军拥有10几万兵力，但苦于给养不足，士气消沉，缺乏战斗力，受到重庆中央军严厉的督战监视；另一方面又不断受到方面的蚕食，对日军则采取避我锋芒，保持不即不离的态度。因此，阎在没有战斗力的情况下，一旦发表独立宣言，怕遭到重庆军的打击，给其全军招来危险。现在阎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日华合作，首先必须依靠日本来充实战斗力，要我供饷供械并减少军事压力。但我们还不能判明阎的真意，此人非常狡猾，你赴任华北后，在向八路军进攻的同时，还要摸清阎锡山的底牌。如能把阎争取过来，就可带动支那为数不少的反蒋将领归顺我们，从而打开重庆政府崩溃的缺口，同时以此向中外进行宣传，以期有利于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

    冈村宁次对东条英机的交待，心领神会。在谈完关于阎锡山的工作后，东条还给他一项秘密指示：

    “你在重庆那方面也有不少熟人，可能的话，要对重庆进行和平工作。你不要担心别人说三道四，这事遇机会我将向首相禀告。”

    这一次谈话很长。似乎是预感，这是他俩最后一次面对面地交谈。因为冈村这次离开日本赴华北上任后，直到1949年2月被“无罪释放”回国，将近8年再没有回过日本，而东条英机在他归来之前，便已于1948年12月23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

    谈话结束后，已是夜幕低垂。冈村回到四谷坂町私邸，想到今天任命仪式上的荣耀和今后要肩负的重任，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于是索性起身，叫专属副官铃木去邀请住对门的邻居片山严来下几盘围棋，一来排遣一下兴奋不安的情绪，二来也赌一赌今后的吉凶兆头。他是很迷信的。

    后来，片山严还专门写了一篇“对奔记”发表在报纸上，文中追述道：“7月7日晚，突有对门冈村将军宅内差使来称，今夜想试作乌鹭（谕围棋黑白子）之战。近一周来，将军宅内军靴声响，进出频繁，使人觉得有些异样，或许接受了某种大的使命，正在猜测之中，今见遣使来邀对弃，似乎完全非我所料，于是欣然应诺，遣人回复即去迎战。“将军像往常一样穿着朴素的和服，见我只‘喂’了一声，立即走向棋盘。前次对弈我以二子惨败，今天定要捞回三子。于是我暗自鼓足勇气，极力拼杀。不料一再失利，每局都遭到惨败，终于三战皆北。夏夜渐深，将军提出再战一局，我予以拜辞。于是，将军稍微欠身，一面收拾棋子，一面微笑着说：‘这次拜受华北最高指挥官之重任，将要再次踏上征途，后天就启程。舍下请多关照。’我说：‘衷心恭贺受此殊荣，对您再度出征感激之辞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行前繁忙时节，我如此久坐，实在抱歉。’将军笑道：‘不，确实准备就给了，所以今夜要和你较量一番。’此时确有邻居远行的那种惜别之情。他谦恭和蔼地把我送到大门，我步出门外，还觉得将军站在背后目送我离去。将军在出征前的棋战中大获全胜，这真是吉祥之兆，我忘掉了输棋的沮丧，心中满怀喜悦。第三天，我到东京车站给将军送行。东条陆相和其他陆海将领以下达官显贵竟有数百人之多参加送行。将军身着陆军大将戎装，胸佩彩色略授，率众幕僚，俨然屹立在了望车的外廊上，英姿凛然，和对弃时的将军判若两人。这凛凛威风正是皇军永不败退决心的象征……”

    冈村踌躇满志踏上了驶往宇品军港的专列。因东京无港口，日军高级将领出征或回国的迎送仪式一般都在东京火车站举行。他这次赴任华北，本来选择空路最好，几个小时之后便可飞抵北平。但是，冈村还是选择了海路前往。“这是因为我适应乘船，在航海中遇到风浪，旅客不去食堂时，我也常有独自去食堂与船员一起用餐的经验，对在海上航行感到十分愉快。”在船上，他可以一边享受着航海之乐，一边在旅途中悠然自得地思考着未来的重任。每次渡海，几乎都是到中国去，所以他的一些亲朋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黄桥”，意思是说，冈村是架在黄海上的一座桥梁，连接着日本在中国的“事业”。这一称谓，自然使他高兴，“桥”的两边，也确实给他留下了不少兴奋和悲伤。

    海浪滔滔，年已57岁的冈村宁次激情不减当年，“我戴上崭新少尉军衔时，正值日俄战争末期，随即出征桦太接受炮火洗礼。从那时算起，这是第8次离开本土出征”。每次出征他的官衔职务几乎都提升一次，从小队长、参谋、领事馆武官、到副参谋长、师团长和军司令官，这次终以一个方面军大将司令官的身分去为帝国的利益效劳。正是：卸下闲差赴新任，人主华北逞凶狂。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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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章 “肃正作战”

    华北来了恶煞神，屡屡“扫荡”用兵狠；

    名将左权献生命，抗日烈焰未消沉。

    在日本的官方文件中，其华北方面军的正式称谓叫“北支那方面军”。它的前身是“中国驻屯军”。其历史沿革是：1901年，日本作为＼国联军”的参加国，在《辛丑条约》中，与各列强共同获得了从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驻兵权。日本遂于同年10月正式编成“清国驻屯军”。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中华民国成立，日本迟迟于1913年才将驻军名称改为“中国驻屯军”。根据条约规定，它主要驻扎在平津和冀东一带。“中国驻屯军”与日俄战争后日本建立的关东军没有隶属关系，因为在那时日本就认为“满蒙地区”不能算中国，包括冈村宁次后来担任的那个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也无权指挥东北日军。关东军是日本在另一个“国家”的驻军，怎能归中国派遣军管辖呢？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逻辑。

    由此可见，华北方面军在日本扩大侵华以来陆续成立的诸方面军中，资格最老。“中国驻屯军”在1936年6月以前仅有兵力1771人；之后，有兵力近6000人，司令部设在天津的海光寺。发动芦沟桥事变前后，日军开始向平津一带大举增兵，并于1937年8月31日将“中国驻屯军”改编成华北方面军。到阿村上任前的1941年7月，该方面军下辖第1军、第12军、驻蒙军和直属第27、第35、第110师团及4个独立混成旅团，成为日本在华的最大一个方面军，总共约有18个师团的兵力。

    华北方面军的司令部设在北平。沿着紫禁城外那条护城河向东行走，没多远便是老北京人所熟悉的翠明庄。翠明庄青砖楼房，绿色的琉璃瓦顶，中西合壁，别具一格。在日军占领下早已寂寥的北平城内，这片房子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几百米开外就有持枪荷弹的日本兵站岗，另有步兵游动哨，还设置了两座岗楼。这里就是冈村宁次走马上任的地方——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

    从“七七事变”以来，冈村是第6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的首要任务是消灭华北的八路军，“我就任时的形势是，对辖区内重庆系军队的作战已大致结束，但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这是多田骏留给他的烂摊子。

    在翠明庄，他集中一段时间分析了前任失误的原因，认为：华北方面军历来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由于缺乏确切定期的肃正目标，常常变成静止的防御。日军如不主动讨伐、扫荡和剔抉，则方面也不进犯。乍看起来，相安无事，宛如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在双方共存期间，却在民众中秘密进行工作，充实其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即可一举转向进攻。百团大战就是例证。因此，日军施策的目标，应是采取主动进攻的有计划的措施，要划分地域，限定时间巩固治安地区，隐蔽准治安地区的兵力，有计划进入治安地区，并以剩余的兵力向未治安地区挺进，使之向准治安区发展。最终目标是把华北1亿民众拉到日方。按照这样步骤去做，既不宜急于求成，也不可坐失时机，必须要有针对性的战法。

    经过周密策划，1941年8月14日，冈村下令开始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日军主要参战部队是：方面军直属第27、第35、第110师团和独立混成第8、第15旅团，第五军的独立混成第3、第4旅团主力与第9、第16旅团各一部，第36、第37、第41师团各一部，驻蒙军的第26师团一部和独立混成第2旅团，再加上伪军和配署部，共计约10万人。日军号称此战为“百万大战”，以示对八路军整整一年前发动“百团大战”的报复。

    8月18日，冈村飞往石家庄，对第110师团进行视察；19日乘装甲车去晋县对第35师团进行视察；20日对保定的第27师团又进行了巡视。在他的亲自部署下，日军采取所谓“铁壁合围”新战术，分13路进攻晋察冀边区，攻击重点指向边区的中心——北岳区、企图将北岳区八路军主力和边区军政首脑机关聚歼于内外长城两侧。“扫荡”一开始，日军首先实施封锁，一部在古北口、密云佯攻，主力则从四周合围滹沱河沿岸的无极、深泽一带；接着主力又集结于平汉沿线，22日以后一齐向地处太行山脉的北岳区合围，先后攻占蓬头、倒马关、阜平等地，使大“扫荡”达到。

    在作战期间，冈村宁次动员了日伪北平的所有报道机关，对这次“百万大战”大力进行宣传。

    日军在进行攻击作战的同时，更毒辣的手段是对抗日根据地采取“蚕食”封锁的政策。即通过挖沟、筑墙、开河、修路、建碉堡、制造无人区等野蛮手段，企图切断根据地与敌占区，根据地与根据地，根据地与平原之间的联系。冈村在华北方面军的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说：“古时候中国的城市用城墙围绕起来作为民众对敌人入侵的防护措施。在中国本土和满洲、蒙古之间建筑了万里长城。这对外敌入侵究竟能起到多大防御作用且当别论，但它是保护中国本土及民众的象征。值此与争夺民众之际，把在我保护下的民众用这样的隔离线围绕起来，划出界限加以防护，不但可保居民安定，对于促使民众向我方靠拢，也有很大效果。在准治安地区和未治安地区的交界处，修筑适当的隔离壕沟或小堡垒，是阻止共军入侵的有效方法，因而广泛地采用了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多田骏在任时就开始实施，但进展不快。冈村上任后根据他早先在北满推行的所谓“匪民分离”的经验，加快了步伐。到1942年10月前，日军重点针对晋察冀边区修筑完成了两条战略性封锁沟：一条东西走向，东起琢县经易县、紫荆关、沫源、灵丘，向西一直延伸到浑源，把北岳区北部和南部分割开来。另一条是南北走向，北起易县经满城、完县、唐县、曲阳、行唐，向南直到灵寿，与平汉线平行，借此既可维护铁路交通，又企图把冀西山区与冀中平原分割开。同时，日军还在晋东北与河北省交界处的县与县、乡与乡，以及日军据点周围，铁路和公路沿线，都挖了封锁沟，有的沟深、宽各2丈，部分还引河水灌人。冈村就任一年多以后向大本营报告声称，他们强迫中国老百姓已累计新挖和完善封锁沟11860公里，为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6倍，相当于地球周长的1／4。

    冈村宁次的这套囚笼政策，是德克塞的堡垒主义再加上曾国藩对付太平军的办法，既有以攻为守的战略，又有以守为攻的战略，可谓攻守兼而有之。他把筑路挖沟，筑垒修堡结为一体，用来围困八路军。另外，他吸取前几任华北日军首脑根据“治安”状况划分区域的经验，进一步明确：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建立各种伪组织，并材编乡，实行保甲连坐，强化日军的奴役统治；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一步步走上伪化、特务化道路，广修封锁沟墙，筑碉堡，制造无人区，防止八路军的深入活动；对未治安区则以扫荡和军事进攻为主，摧毁和破坏抗日设施，袭击抗日的军政党首脑机关。

    当时，最高领导机关远在陕北，华北现地的工作主要由彭德怀、左权等人负责。彭德怀后来曾深有感触地对部下们说：“冈村宁次是一个比多田骏更为毒辣、更为老练的对手。他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他不出风头，不多讲话，对部下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是历来华北日军司令官中最厉害的一个。”确实，此人上任仅半年，就使八路军一时陷入被动。华北根据地缩小了，五台只剩阜平，大行只剩涉县、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加山东一个县，共剩6个县城。根据地人口只控制在1300万左右，为历来最低时期。对华北根据地发展的这段挫折和滑坡，彭德怀曾多次向中央检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所写的“自述”中，也提到了这个深刻的教训，但结果还是成为遭极左势力攻诘迫害的主要罪名之一。闲话不提。

    冈村宁次称，八路军如附骨之蛆，药劲儿一过便又迅速生长，此顽症令他头疼。进入1942年，华北抗日根据地又开始恢复和发展0这一年，他麾下的华北日军总共进行了75次“扫荡”，其中以冀中平原的“五一扫荡”规模最大。

    冀中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粮仓，华北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各机关、学校的给养多来源于此。这是冈村发动“五一扫荡”的主要原因。另外，他发现冀中地区的主要河流子牙河、滏阳河、滹沱河和潴龙河，每年5月至6月水量缺乏时，对交通构不成障碍，同时高杆作物的高度在5月份还不影响射击和部队通行。这次扫荡的方针是对冀中八路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包围作战，企图将八路军压缩到滹沱河、滏阳河与石德路所构成的三角地带，反复扫荡，消灭根据地的抗日力量，摧毁根据地设施，使之成为“治安区”。为此，冈村下令以第1军清水规矩中将指挥的第41师团为主力，独立混成第9旅团一部，第110师团白泷部队，配署第26师团的坂本支队，骑兵第13联队和独立混成第7旅团小川部队等日军，加上伪军共约10万人，在第29独立飞行队的配合下，向冀中地区发动进攻。

    冈村宁次把这次大扫荡分为三个阶段。

    5月1日，日军开始为期10天的第一阶段扫荡。日以第110师团、第26师团、独立混成第7、第9旅团一部及骑兵第13联队分别向潴龙河、滹沱河以北地区，石德铁路以南地区扫荡。随后，从边缘地区逐步增加据点，向冀中的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等县中心区压缩，以求聚歼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由于部分八路军主力未能突破压缩包围，被迫退向根据地的中心区，陷入被动局面。

    第二阶段从5月11日开始至6月初结束。冈村将其部队分为“封锁部队”与“扫荡部队”，形成所谓“铁环阵”，对冀中中心区实际分割、清剿。11日，日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7旅团及骑兵第13联队分别合围晋（县）深（泽）、安平和深县以南地区。12日，又以奥村、池上部队向武（强）安（平）公路的东北地区合围。日军每次合围，都是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推行，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第三阶段，自6月初开始到月底结束。这一阶段，冀中根据地中心区已被日军控制，冈村的作战目标基本实现，随即转入全面清剿。日军在当地汉奸的带领下，到处捕捉分散斗争的党政军人员，建立伪政权。6月中旬，冀中领导机关被迫从该地区突围撤出。冈村宁次在北平宣布，对冀中的这次“肃正作战”结束。

    在为时两个月的冀中大扫荡中，该地区八路军共减员16000余人，其中主力部队占35％，地方部队约占46．8％，区以上干部牺牲1／3。群众被杀、被抓达5万余人，造成冀中平原“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悲惨景象。

    特别应指出的是，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声称，他到华北上任以后，鉴于前任的教训，多次告诫部队在军事行动中要“戒杀、戒烧、戒抢”，奉行的是所谓“三戒政策”。并诬称说，是用恰好相反的文字把它篡改为“三光”政策来栽在他的头上，还说自己后来听到这个提法时大吃一惊，感到莫名其妙。言外之意就是，他在华北没有实行过什么“三光”政策。

    然而，事实不容狡辩和抵赖。尽管他的官方文件中没有使用过“三光政策”这一提法，尽管他说过许多漂亮的言辞，日本法西斯军队在华北地区、特别是对各抗日根据地犯下的残暴罪行罄竹难书。远的不说，就拿他来华北上任之初，1941年8月对北岳区抗日根据地进行的那次大扫荡来说，据统计该区总共有10多万间房屋被日军炮火摧毁或直接烧掉，5800万斤粮食和10000多头牲畜被日伪军抢掠，根据地群众累计有4800多人被杀、17000多人被抓走。日伪军还在该地区制造了几起集体屠杀的血案：8月6日凌晨，盘踞在灵山的日伪军出动100多人包围了野北村，除部分青壮年冲出外，其余群众被日伪军驱赶到3个院子里，遭机枪扫射。在这次暴行中他们杀害群众164人，烧毁房屋107间。31日，日军在深源县东杏花村，将抓到的23名村干部和群众绑在木桩上，有的被开膛破肚，有的被刺死。有两个人的头骨被砸开，取出脑汁，搀放在白玉米馇粥中熬煮，取名“开脑粥”，熬好后，强迫村民喝掉。事后，当地老百姓许多年不敢吃白玉米馇粥，有的连看也不敢看。9月22日拂晓，日军一个小队包围了曲阳县沟里村，将100多人赶到几间房屋中，点火烧房，冲出围困的群众又被他们抓获，其中有50余人被扔到一口井里，然后往下扔石头和燃烧的木柴，并向井下开枪、投掷手榴弹，将群众全部残杀，等等。总之，冈村宁次属下的日本法西斯兽军在华北的烧杀淫掠，恶例俯拾即是，这里无需多表。

    冀中“五一大扫荡”开始不久，5月15日，冈村宁次又组织了对晋东南地区的扫荡，目标是摧毁八路军统率机关和消灭刘伯承的第129师。

    此前，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屡次巧妙地避开日军扫荡的锋芒，冈村宁次认为主要原因是负责讨伐的驻晋日第1军行动不力。因此，他要求第1军好好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制定出针对性强的作战计划，并实施抵近靠前指挥。

    日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遵命将自己的战斗指挥所从太原搬到长治，并制定了c号作战计划。该计划规定，第一期扫荡沁河河谷；第二期扫荡八路军总部驻地涉县以北地区；第三期扫荡第129师驻地涉县以南地区。其中，以第二期扫荡为重点。

    冈村宁次认为八路军之所以与国民党军队不同，能屡挫愈奋立于不败，就在于它的领导层意志坚强和富于谋略，因此要不择手段去直捣。在他的授意下，岩松义雄从第1军中挑选了200多名官兵，组成两支挺进队，以益于重雄和大川桃吉分别任队长，化装成八路军，捕捉八路军首脑。挺进队的分工是：益子重雄队袭击八路军总部，刺杀彭德怀、左权等；大川桃吉队袭击129师师部，刺杀刘伯承、邓小平等。每个队员怀揣上述领导人的照片、简历，自带给养和雨衣行囊，昼伏夜行，向预定地点突进。

    再说岩松义雄率领的大部队，先以近两个师团的兵力于5月15日向太岳区沁河两岸的东峪和马壁地区压去。驻守在该地的第129师第386旅闻讯后立即向北转移。19日，日军向太行山北部的平定、昔阳、井陉、元氏、赞皇等地进击，控制了太北区的制高点峻极关。与此同时，东西两线之日军向长治、武乡、辽县和武安进犯，企图向腹地之涉县、偏城进行合击。25日，万余日伪军从四面向八路军总部、中央北方局暂驻地南艾铺实行合围，彭德怀、罗瑞卿等及大部分机关人员虽几经周折冲了出去，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却在指挥突围时，壮烈牺牲于辽县麻田十字岭。

    左权，原名纪权，1905年生于湖南醴陵县。1924年3月考入孙中山在广州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同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2月加入，后被选派到苏联学习，先后入苏联中山大学、高级步兵学校深造。1930年回国后担任红军重要领导职务，长征时在占领施秉、抢渡乌江、飞夺沪定桥、跨过大渡河、突破腊子口和直罗镇歼灭战等作战中，均有重要贡献。他文武兼备、著译丰富，先后撰写过《埋伏战术》、《袭击战术》、《战术问题》等著作论文，是中国著名的游击战术创始人之一。抗战爆发后，左权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协助彭德怀组织和指挥了百团大战等战役。自朱德于1940年夏初从华北前线返回延安后，“彭左”就代替了“朱彭”，成为八路军将士对自己前方最高首长的亲切称呼。

    左权阵亡，是冈村向东京大本营表功的“捷报”，是他大肆宣传这次扫荡的战果之一。相反，它却使失去了一位文武兼备的良将。

    延安枣园。25日午夜，突然接到129师刘邓电报，八路军总部遭到日军袭击，北方局机关人员分路突围。这份电报令心神不安，由刘邓来电报告这个不幸的消息，说明八路军总部的电台已经和各方都中断了联络，彭德怀、左权等人的安全如何，仍然情况不明。他放心不下，一夜都不曾合眼。彭德怀究竟在哪里？他不知道。

    此刻，他焦急地等候着太行前线的消息，为八路军将士的安全而担心。他从刘邓的报告中还得知，在八路军总部被袭击的同时，日军大川挺进队伪装八路军新编第6旅，也潜入了129师的驻地黎城县的会里村。刘伯承当时刚刚率部转移，前后只差几个小时，不然，129师也会遭受惨重的损失。现在刘邓是否甩掉了大川挺进队，他也不得而知。

    26日晚，又是彻夜未眠。一天一夜过去了，他既没得到彭德怀的任何消息，也没有再接到刘邓的报告。现实逼着他不得不从最坏处去考虑，万一八路军总部被日军彻底摧毁该怎么办？那种后果将要比皖南事变更严重，因为党的武装主要在华北。

    27日拂晓，才接到了机要人员送上的电报。看完电报后，的眼角潮湿了，他为失去左权而感到悲痛万分。庆幸的是，彭德怀已经突围，八路军总部没有被冈村一网打尽。

    由于电报还是由129师发来的，随即电示：

    刘邓转彭：

    感日5时电悉。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殊深哀悼。瑞卿、立三已否脱险？甚念。目前总部电台已全部损坏，建议总部暂随129师行动。如何望复。

    、朱德

    这天，朱德还挥泪写了《吊左权同志在太行山与日寇作战战死于清漳河畔》这首诗：

    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左权牺牲的所在地山西辽县，后来被边区人民政府更名为左权县，以志纪念。

    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被袭，左权和很多重要负责干部的牺牲，是抗战以来八路军首脑机关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第129师在日军压迫下，也被迫将主力转到外线。一时间，华北日军的c号作战计划似乎得逞。

    由于晋东南地区已被日军所控制，曾提出将八路军前总机关转移到晋西北，这样“不仅安全而且在等待时机中还可来往延安”。还提出总部移晋西北后，将北方局取消，以北方局现有机构成立太行分局，以邓小平为书记。对此，彭德怀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总结了总部在晋东南受损失的教训，认为他对敌人在战术上高度灵活变化估计不足，5月以来集中注意于日军对冀中的空前规模的扫荡，对日军同时发动对太行区的突袭警惕不够；总部、北方局机构与年俱增，非武装人员过多；根据地边沿民众发动不充分等等，这是他本人的失误。但是，他认为总部转移晋西北只是为了避免损失，但如对外和根据华北抗战的实际，总部仍在晋东南为宜；而且，冈村已开动一切舆论工具宣扬日军这次“肃正作战”的成绩，如果我们走掉，正好为他提供了佐证，从振奋抗战斗志和领导敌后作战之方便的实际出发，总部应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在晋东南。

    7月中旬，彭德怀的电报发到延安之后，同意了他的意见，同时决定彭德怀兼任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

    经过1941年和1942年这两次大规模“肃正作战”和一系列一般性扫荡，冈村宁次在华北初步得手。八路军正规部队被迫撤至更深远的山区，有些主力部队化整为零，以敌后武工队的形式留下来坚持斗争。由于根据地面积锐减，无法供应庞大的部队和各类机关的给养，出于这个最基本的原因，中央开始实行“精兵简政”。1942年在八路军的三大主力师中，贺龙的120师人数由35000缩减至27000人；担任师长的第115师及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司令部，仅三大机关就由1万人精简为3500人；刘邓的第129师师直、第385旅、新1旅和各军分区，由原来420个单位减至269个单位，人员也精简了1／3。晋察冀边区动作稍迟，转年8月5日中央致电晋察冀分局指出：“你们现在只有80万人口的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其他能收公粮的90万人口是处在游击区中，而你们连马匹折合计算尚有8万多人脱离生产，这是不能持久的。目前你们应即下决心减去3万，只留5万，其中文武比例，应是文一武四。”依照中央指示，该边区又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精兵简政。

    1943年秋季，冈村将方面军战斗指挥所迁到保定，“在我亲自统帅下，对盘踞在太行山脉的共军主力又进行了两个月的清剿作战”。这次名为“铁滚扫荡”的作战，是该年度华北日军一系列扫荡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冈村认为对华北平原和盆地的作战他已得逞，下一步就是打击躲至深远山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如果成功，华北的治安也就被彻底“肃正”了。

    9月初，冈村宁次在保定精心组织策划，把第36、第69师团和伪军共4万余人分三线布置在东起白晋线、西至霍山的一二百里的正面上，并在西侧的同蒲线、白晋线构成严密的封锁线，妄图“迫使八路军背水作战，不降即亡”，将太岳根据地全部摧毁，建立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区”。他还从各地抽调180余名军官前来观战。10月23日，“参观团”在临汾东北50里的韩略村附近遭到由太岳区开赴陕甘宁边区路过此地的八路军129师第386旅的伏击，180多名日军军官，除少数几人侥幸逃脱外，全被击毙，其中有少将旅团长1名，大佐级联队长6名，其余也都是中队长以上军官。“参观团”的覆灭对日军打击非同小可，如此严重的“事故”自侵华战争以来还是没有过的，大本营对冈村提出了严厉训斥，恼羞成怒的冈村认定必是出了内奸，亲自对第69师团司令部及周围日伪人员进行了一次大“甄别”，结果将该师团长井上贞卫中将撤职，第1军参谋长调离才算完事。由于这次事件的影响，驻晋的日第1军情绪低落，同时，太岳根据地的八路军部分主力已分头向陕甘宁分头转移，11月中旬，日军草率收兵返回原驻地。冈村的这次“铁滚扫荡”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

    实际上到1943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整整6年了，战争到1941年底已扩大到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日本国民已开始尝到战争的真正滋味，因战争需要大批的兵员和高额的战费，使得日本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已没有了战争初期的那种狂热。国内这些情况，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国外战场，对日军参战官兵的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多年远征异国，亲眼目睹战争之各种惨状，使得一些士兵和下层军官对战争开始产生了悲观情绪。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日军内部纪律已逞松弛趋势，抗命事件时有发生，甚至出现恶故。如驻山东的华北方面军第12军，曾发生过数起士兵拒绝上前线，并殴打和枪击军官的事件，甚至导致了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及几名师、旅团长被解职。

    冈村对读职部属的处理从不手软，同时也有完络的一套，特别是他的前任多田骏过去曾两度担任华北日军首脑，下面的关系盘根错节，这方面他更需小心。华北日军的旅团长、联队长级军官常年在区县驻守，一般没有机会来平、津大城市游乐，冈村认为“华北地区与一般战场不同，任务单一专搞治安整顿，因而有改变一下气氛的必要”。他提议经常让这些中级军官来平、津聚会一下，“表面上布置共同研究课题，实际上向他们提供二三天换换心境的机会”。而换心境的方法，不外乎饮宴逛景、肆意淫乐。结果，“这样实施的效果甚好，与会者皆大欢喜”。他坦率地承认，“勿宁说这是从维护统率的见地出发的”。

    经过连续几年各种规模的“肃正作战”，冈村命令司令部幕僚编写了《剿共指南》一书，发给各个部队，对扫荡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诸如守备碉堡、警戒铁路、构筑工事、安排步哨、接近村落、进行搜索、乃至防备手榴弹等等，均作了具体规定。冈村称“这本书当时起了很大作用，甚至连与共军作战堪称我等先辈的国民党军，停战后也立即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加以运用”。

    但是，尽管他挖空心思研究战术，企图彻底消灭华北的抗日武装，然而却无法克服兵力不足的根本弱点。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由盛转衰、兵力吃紧，不得不从中国战场上调兵增援，至1943年底，冈村麾下已有五六个师团被调走，占华北日军师团总数的近一半。剩下的部队守卫主要城市和重要交通干线犹恐不足，更不用说主动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了。而武装渡过了1941年到1942年的最困难时期，趁日军兵力空虚之机，又迅速获得了恢复和发展。捉襟见肘的冈村宁次手里没有几张牌好打，只得仰天长叹；良将无兵，犹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他是否为良将？另当别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来临，从大范围说，东京大本营注意的焦点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这关系到日本帝国的生死存亡，因为只有美国的海空力量才能直捣它的本士；从中国战场来说，对蒋劝降不成，军事打击的矛头又集中在国民党军身上，因为它认为这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而这样一来，自冈村宁次在1943年秋季发起的所谓“铁滚扫荡”草草地倡旗息鼓后，华北日军再也抽不出多少机动兵力发动大规模的主动进攻行动了。中国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则趁势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此时，坐在北平翠明庄里的冈村宁次已无计可施。

    除了主要对武装进行“肃正作战”外，冈村赴任华北临行前，东条英机交办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劝降。这件事，在日军里是个机密，当时外界舆论也是众说纷纭。欲知内中情形梗概，且看下章细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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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章 诱降纳叛

    诱降“弟子”阎锡山，伯川滑头两面安；

    又与重庆建密线，不了了之未成款。

    冈村宁次在华北职任上的主要劝降对象阎锡山，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

    阎比冈村年长一岁，1883年10月8日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阎家是个小地主，其父阎书堂后来在五台县城开了家钱铺，以放印子钱为生。锡山字伯川，别号龙池，乳名万喜子。他6岁时生母曲月清去世，因继母不养前家子，便由外祖母领去抚养。9岁入私塾念书。幼年时期的阎锡山有家归不得，虽然外祖母疼爱，但寄人篱下，被人白眼看待，使他受到很大刺激。所以此人小时的性格就与一般孩童不同，他有时沉默寡言，有时顽皮难管，有时驯顺，有时狂暴。12岁时与同窗曲满堂玩耍失和，竟掏出小刀把对方刺伤。因此，孩子们都说：“万喜子不是好惹的，还是离他远些好。”

    阎锡山16岁从外祖母家回来，成完亲便到钱铺学商。在父亲的教导下，照料铺面，印钱帖子，记帐算利息，协助父亲做投机生意。仅两年多的时间，便把放贷小债主那套精打细算、唯利是图、投机钻营的手段掌握得不离十。1900年底，阎书堂在做银两与制钱换兑的投机生意中跌了跟头，欠了别人的债，只好转让出钱铺带着儿子跑到了太原。阎锡山经五台同乡介绍，到繁华的柳巷裕盛客栈里当伙计，混口饭吃。

    时值义和团运动失败，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开办各种新式学堂就是其中一项。在山西，1902年（清光绪28年）首先成立了山西大学堂和农林、法政、武备等学堂。因而，投考新式学堂就成了一些人做官为宦的阶梯。阎锡山对于在客店里当小伙计是不甘心的，因此，当山西武备学堂的招生简章公布后，他便鼓起勇气报名应考。初试时，做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论文；口试时，他态度谦恭，应答灵便，深得考官们的赏识，遂被录取。1904年7月，阎锡山被选送到日本学习军事，先人振武学校，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07年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正巧那时冈村宁次从日步兵第49联队调到该校担任清国留学生队区队长，所以他俩也算有一段师生关系。1909年，阎毕业回国历任军事学堂教官、监督和新军标统（相同于团长）等职，辛亥革命爆发后，发动太原起义，一跃成为山西大都督，此时年仅28岁。从1911年起，直到1949年他66岁时逃离大陆止，他执掌山西大权长达38年之久。

    抗战全面爆发后，阎锡山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第2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晋绥所有部队。下辖第6、第7两个集团军，蒋系汤恩伯的第13集团军一度归他领导，朱德为总司令的第18集团军名义上也一直在他的麾下。他参加抗战，但态度始终不坚决。他的战区内，日军、蒋嫡系部队和八路军并存，他要部下“学会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个也不能踩破”。所谓“存在哲学”是他的思想基础。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后，他先逃到临汾，转年2月日军进攻临汾，将他赶到黄河边晋陕交界的吉县。从此他在那里安营扎寨，选择一偏僻山沟开凿了大量窑洞，取名“克难坡”，把山西省的党政军各大机关悉数安置在这里。

    因为阎青年时期在日本呆过五六年，对日本人有好感，所以几任华北日军首脑均认为他是亲日的，一直希望拉住他对付蒋系势力，特别是在华北的势力。1940年春，多田骏秘密曾派人往吉县克难坡见阎，提出日、阎双方消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剿除在山西的八路军、决死队，日军则完全交还阎本人及各军政要员在太原的财产。阎提出要日方先给他装备30个团，所有兵员、武器、粮食、经费均由日方负责。因为山西全境富庶之地悉被日军占领，分散部署的晋绥军部队给养困难，单单集中在克难坡的数万机关、学校及直属部队的吃饭问题，阎都无着筹措。但是，多田骏不见兔子不撒鹰，双方的密谈没有具体结果。

    1941年7月，冈村来华北方面军上任，他认为只要阎锡山能真心投降，要甚给甚，不必斤斤计较条件。他派特使田边盛武赴汾阳，与阎的特别代表赵承绶会谈，双方于8月11日达成协议，内容主要是：（1）阎、日取消敌对行为，共同防共；（2）日方先给阎装备50个团，拨发步枪5万支，机枪5000挺，重机枪500挺；（3）阎第一步进驻隰县或孝义，将小船窝渡口（吉县属）让给日方，阎通电脱离重庆政府。日方将晋中10县交给阎方接管；（4）第二步阎进驻太谷，日方将山西政权全部交阎，再给阎装备50个团；（5）第三步阎进驻北平，日方将华北政权交阎，组织“华北国”。

    这个赌注下得不小，对阎颇有吸引力。但阎与日方达成协议的根本目的是“存在”下去、扩大实力，所以他迟迟不肯公开表态降日，而希望从具体条件入手。同年11月，阎又派赵承绶由孝义经汾阳到太原，与冈村特使规定了履行汾阳协定的细则：（1）双方部队为避免冲突，分别在太原、汾阳、临汾成立办事处，以资联络；（2）交换物资：阎以桐油、水银、生漆、桃仁等物资向日方换取布匹、西药、纸张、机械器材等物；（3）交换情报：阎、日双方驻当地部队，经办事处互相交换八路军活动的情报；（4）晋绥军兵员征募可由日方组织的傀儡政权协助；（5）日方拨给阎华北联币1200万元，华南储币500万元；拨给粮食5万石。等等。

    阎锡山与日本的秘密协议，被在山西的负责人薄一波等获悉，感到事态严重。因为阎如果降日，不但是对全国抗战的一次重大心理打击，而且阎、日联起手来对付八路军，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决定通过舆论捅出阎、日秘密协议，同时，发动各界民众开展反投降运动，使阎一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题。

    1941年11月30日，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代表王世英在克难坡求见阎锡山，原来由阎的交际处约定谈话15分钟，但在这次关键性的谈话过程中，王世英抓住阎投降的危机问题，对时局作了较详细的分析，谈话一直延长了3个多小时。这次谈话在3个问题上使阎有所畏惧。第一，日本只有南进才能解决它的战略物资困难问题，不会北进。因为阎一直认为日美不会开战，这样美国就不会公开援助中国。第二，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压力之下，不会降日（阎当时得到的情报是蒋要投降，蒋汪合流，组织亲日政府，故他要先一步投降，窃据华北）。因为蒋一投降，他的政治资本就完了，人民会起来打倒他。第三，阎又问假如蒋介石投降，你们怎么办呢？王世英回答：我们的态度很明确，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谁投降我们就打谁。

    阎、王两人长时间的谈话，使在外面等候接见的人焦急不安，而侍卫人员则在窗外偷听。他们对这次谈话十分重视，主要是想了解八路军的态度，阎也想乘机摸摸的底。谈话次日，王世英即返回延安。阎虽有与日“合作”的想法，但已有所顾忌。

    冈村和阎各自的代表，后来又进行了两个来月的商谈，日方坚持要阎先离开克难坡进驻孝义，发表脱离重庆政府的通电，然后才能履行上述细则。阎则以黄河以西的工厂机器尚未运回河东为理由，坚持日方要先履行细则，再行进驻孝义，发表通电。这时，赵承绶由太原发电给阎报告：从商谈过程中来看，日方确是诱降，不是合作。嗣因日本准备太平洋战争，国内物资紧张，冈村不能如数拨出阎所要求的武器、物资、款项。同时，蒋介石获得阎和日方勾结的情报，派遣徐永昌和贾景德，由重庆来到克难坡，允拨阎军的欠饷并增加军政费用。在这种情况下，阎遂将赵承绶召回克难坡，静观时局变化，履行汾阳协定问题，也就暂时搁置下来。

    见阎不降，1942年2月冈村决定以武力威逼，扬言要向克难坡和阎所控制的晋西进攻。这确实威胁到阎的生存问题了。阎锡山乃于4月初发动“晋西保卫战”，动员所有力量开赴前线，奖励晋绥军官兵每打死1个日本人赏洋100元，并许诺给士兵娶妻，以鼓励士气，改变过去恐日降日的想法。日军驻晋部队却根据过去的经验，对晋绥军非常轻视，公开说：“阎锡山的军队根本用不着打，只要在枪头上挂一顶日本军帽就吓跑了。”由于日军轻敌，阎又做了种种准备，所以日军在孝义县苏宋庄和汾城县华灵庙的战斗中受挫。至此，冈村宁次后悔不应逼阎过急，于是又派特使与阎谈判。

    阎锡山称：“我们与日军来往是策略，并非真投降。”对这个钱铺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山西不倒翁，无论是东京的东条英机，还是身在北平的冈村宁次，谁都摸不透他真实的想法。冈村对他的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说：“阎锡山曾把中国人骗遍了，他派谁当代表，都当不了他的家，必须与阎直接谈判，才能解决问题。”

    在冈村宁次的坚持下，双方于1942年5月6日在离克难坡不远的吉县安平村举行会谈，阎锡山被迫亲自出席。因为冈村通过这两年的几次大规模“肃正作战”，已严重地削弱了方面在华北的力量，随时可以腾出手来打击他。日方出席者的级别也不低，计有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和该军参谋长花谷正少将、伪山西省长苏体仁等。会议内容：在阎锡山方面为：（一）申述亚洲同盟与中日两国之利益；（二）在彼此互相需要的合理条件内进行合作；（三）请日方表明此项合作，是否日本的国策，抑或地方的意见及对待中国的方针等等。在日军方面为：（一）强调东亚共荣圈的胜利，促间早日投降；（二）向阎提出“觉书”，促其通电脱离蒋介石方面，如当时发表通电，立即交付联币300万元，步枪1000枝；（三）关于汾阳协定应允之武器、物资、款项等，因数目太大，须陆续交付。

    阎锡山对日方提出的问题，以一切准备尚未完成为借口，表示通电脱离重庆方面和向日投降，须再加考虑。因而会议没有达成协议，日方也将所带的联币、枪支，原物带走。

    这次安平会谈未获结果，冈村大失所望。阎锡山毕竟不同于汪精卫，民族气节多少犹存；他手下的那帮晋绥军将领，也不同于麇集在汪周围的汉奸政客，不会答应向日本人投降。为了离间间与重庆方面的关系，搞心理战，冈村下令把阎跟日军首脑接触时拍摄的照片，用飞机大量散发到重庆、西安等地。同时，以武力积极压迫阎部，在稷王山一带击溃阎的第34军，在孝义净化村歼灭了赵瑞、杨诚两个师，并声言要大举进攻阎管区，以逼阎早日投降。阎也不示弱，高喊保卫晋西，双方关系已成僵局。但阎驻太原、汾阳、临汾的办事处仍然存在，双方的人员来往直到日本投降从未间断。

    冈村对阎的劝降虽没有成功，但达到了使阎锡山在军事上消极避战，日军得以在山西专事对付八路军的目的。

    对晋系以外的其他杂牌军，冈村的劝降工作取得了成功。“我到北京就职后，了解到管辖区内很少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有不少以上将、中将为司令的国民党地方军。这些地方军大都是各派系的旧军阀，目前虽接受中央政府的军饷，对蒋介石却未必忠诚。只要避免和他们作战，即可减少牺牲，节省兵力。因此，我要求各军司令官、师团长等对国民党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奏效。从1942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19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其中最大的一股，是庞炳勋的军队”。

    庞炳勋原是冯玉祥的部下，1931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在蒋介石的暗中收买下倒戈反冯。蒋介石升他为第40军军长，以后又兼任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城抗战之役，他升任第10军团总指挥，接着晋升为陆军中将，改任第3军团军团长，在台儿庄战役中立过功劳。武汉会战后，国民政府对军队体制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军团名号，庞炳勋遂改任集团军上将司令，驻扎在豫南一带。西北军从上到下历来有倒戈的传统，而这次庞炳勋降日，竟然是在一个小小的日军少尉的说服下实现的，令人瞠目。

    这个日军少尉名叫田中彻雄，毕业于日本东亚同文书院，既擅长汉语，又通晓中国情况，来华服役后被安排在日第12军的策及机构工作。此人深知中国人一贯墨守“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信条，常常不经请示单枪匹马地跑到中队中劝降。这次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判断庞有降意，便又只身跑到庞的驻地，一番威胁利诱后，居然使这位统领7万大军的集团军上将司令表示投降。可是，他的“超群功绩”并未得到上司的奖赏，反而指责他：“小小少尉，竟然未经命令随意潜入敌阵，破坏了军纪。”令他十分苦恼。

    消息传到冈村那里，他认为下级指挥官指责田中少尉触犯军纪不一定有道理，原因是“考虑到今后为了歼灭庞炳勋的7万军队，不得不牺牲众多部下，而如果田中的工作获得成功，则可避免这种牺牲”，遂决定表彰田中彻雄。1943年5月23日，冈村亲自赶到开封，听取了这位“降服7万人的好汉”的事迹介绍，不仅颁发了军功奖状，还赠给他特地从国内寄来的一柄军刀。

    在冈村任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期间，国民党各路杂牌军总共有30万人左右降日，其中有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李守信、吴化文等部。据日方统计，整个中日战争期间，非蒋介石嫡系的降日杂牌军共约40万人，而华北地区即占3／4。可见，冈村等人劝降工作的“成绩”之大。

    开展对重庆方面的“和平”工作，是东条英机曾秘密嘱托冈村宁次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冈村来华北不久，便找到他的老相识殷同建立了与重庆的电讯联系。殷同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军需学校，他与其同窗汪时璟、王大祯等回国后都离开了军界，分别在政界、财界活动，相当有名。冈村很早就与殷同认识，30年代初冈村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时，殷同常奔走于北平和长春之间，传递消息。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后，为了协商与该协定有关的东北与华北之间的交通及其他问题，殷同作为何应钦的私人代表，在北平和大连等地跟冈村频频接触，彼此私交密切。

    1942年8月，殷同与在重庆的王大祯接上了联系，9月，蒋介石秘密派特使何沛石潜来北平与冈村“交换意见”。双方虽未达成什么原则性协议，但一致同意通过殷同一王大祯之间建立的联络线磋商“和平条件”。为此，冈村指示“方面军参谋部编制了密码，将我军通讯兵秘密派驻殷同私邸，并由我签署一份防哨线通行证交给了何沛石”。不料，同年底殷同突然病死，冈村又请“赋闲”在北平的汪时璟代替殷同，继续和王大祯联系。从此，“北平与重庆每周交换电报一二次，但内容多为议论，对方态度强硬，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效果”。特别是在1943年工1月下旬召开开罗会议以后，丘吉尔、罗斯福和蒋介石相互确定，在彻底战败日本以前谁也不得与之单独媾和。加之在这一年，欧洲战场上苏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开始转入反攻；在北非战场的德、意军队被全部肃清后，英美军队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登陆，墨索里尼政权垮台；在太平洋战场，美军于8月攻占阿留申群岛，10月克所罗门群岛的新乔治亚岛，11月克布根维尔岛，同时攻占吉尔伯特群岛，日军节节败退。在这种有利态势下，蒋介石自然更不会按照日本所提出的条件与之情和。

    用“拉”的办法不能瓦解重庆方面的抗战意志，同时，在太平洋战场形势日趋恶化的情况下，日陆军主力却始终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上抽不出身来。东京大本营遂决定孤注一掷，重新发动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军事进攻，以武力摧垮重庆政权，或许能进而改变整个战争态势。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中日双方军队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会战——豫湘桂大会战。

    这次大会战从1944年4月开始至年底结束，历时8个多月。是抗战爆发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会战。冈村宁次指挥华北日军首先在河南开仗，揭开了大会战的序幕。欲知他如何猖狂表演，且看下章细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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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章 河南之战

    “1号作战”企图狂，冈村攻豫开首场；

    溃退不像样，河南重镇全丢光。

    豫湘桂大会战，在东京大本营的作战计划里称为“1号作战”。它策划这次会战，除因诱降不成决心以武力摧垮重庆政府的主要目的外，还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1943年11月26日，中美空军第一次从大陆基地起飞，袭击台湾新竹。这是自上年4月美机奇袭日本本土以来又一次引起大本营高度重视的空袭。当时美国驻华空军已有140架飞机，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加上中国空军的飞机，日本估计到1944春夏总数将超过500架。此外，自1943年起，美军又在中国西南修建供远程战略轰炸机b29使用的机场，准备袭击日本本土。日本估计，到1944年中，在中国的b29飞机可能达到150架，五六月间即可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为了防止这种危险，日本迫切需要摧毁中国及美国在华空军基地。

    第二，日本侵占东南亚、东印度群岛和太平洋诸岛后，对这些地区的供给和从这些地方掠夺战略物资（如石油等）主要靠船舶运输。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发展，日本运输船只锐减，新造船只远远不敷需要，给它的战时生产的运转和军队的供给造成了极严重的影响。日本分析，盟国将通过切断日本本土与南方资源地区之间的交通，断绝日本的战斗力来源。为了防患于未然，继续掠夺南方的资源，并援救这些地方的50万驻军，日本迫切需要打通从我国东北直到新加坡的陆上交通线。

    第三，1942年春日军占领缅甸后，从印度的阿萨姆邦越过喜马拉雅山到昆明的所谓“驼峰”空运成了中国唯一的补给线。但空中运输能力有限，以致大量租借物资在印度堆积如山，不能运到中国。史迪威主张修建一条从印度到缅北密支那的公路（后来建成，通称史迪威公路），与滇缅公路相接，使租借物资能由陆路运来；并提议在印度拉姆加尔和云南各成立一训练中心，为收复缅甸训练部队。8月，由史迪威主持的拉姆加尔训练营地开始工作，到1943年底训练了完全美械装备的“中国驻印军”3个师。1943年3月，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开始在云南训练基地督练军队，到年底训练了部分美械装备的“中国远征军”16个师。远征军在怒江东岸与日军隔江对峙。同时，英国第14集团军的2个军也准备参加缅甸作战。1943年9月，驻印军为掩护修路，从利多进入缅甸。10月，缅北反攻战正式开始。驻印军旗开得胜，挫败号称“常胜军”的日第18师团，向新背洋方向发展。1944年初公路通过该地，日军感到了盟军从印度、缅甸、云南方面向华南进攻的威胁，便企图通过“1号作战”来先发制人，以占领桂林、柳州一带来保障其对华南的占领。

    基于以上考虑，日本决定发动豫桂湘战役。为此，它在国内竭力搜罗，拼凑了14个步兵旅团、7个野战补充队（相当于联队），悉数运来中国。再加上从关东军抽调的兵力和原在华北、华中、华南的军队，共投入51万人。其作战方针是“于1944年春夏季节，先由华北、继由武汉地区及华南地区分别发动进攻，……先后对黄河以南京汉铁路南部及湘桂、粤汉铁路沿线之要地，分别予以占领并确保之”。规定的作战距离是：黄河、信阳间约400公里，岳州、衡阳间为400公里，衡阳、广东间约为600公里。在这样广阔的范围内要击垮中队以打通漫长的交通线，其作战规模之大，实属空前。心集结的有第1战区的第4、第14、第39集团军的4个军，但其编制大多残缺不全。第12、第13、第29、第85各军，也从伏牛山重新向洛阳附近开来，以期对日军进行侧击，掩护洛阳守军。

    与此同时，为策应和掩护对洛阳的攻击，冈村宁次也调动了方面军其他部队。

    5月9日夜，在冈村的命令下，驻山西的日第1军派出其第69师团在垣曲附近渡过黄河，配合第12军进攻洛阳的行动，并调来方面军直属的第63师团，乘火车赶往前线。12日，第69师团占领渑池，掳获了中队的大批武器弹药和被服器械。转天，该师团一部沿铁路东进，威逼洛阳，一部向洛阳西南的宜阳方向进击，以图迂回会师，合攻洛阳。这样，山西日军的南下，使中队在洛阳一带夹击敌人的计划完全破灭，再加上龙门高地的丧失和汤恩伯军在洛阳西南侧运动的迟缓，使得在洛阳、堰师一带平原上准备夹击日军的中队，反而遭到来自东、西、南三面之敌的合击。惊慌之中，中队主力先向洛河河谷和北面的洛宁退去，而后又掉头逃向南方和西南方。洛阳成了孤城。

    洛阳城郊的防守，中方是以陇海路为界分成南北两部分，用数年时间修筑了大量的防御设施。北面以上青宫和白马坡为中心，利用沟壕修筑了反坦克壕和火力点。南面也火网交错，城内更筑有大量的碉堡。而且这些工事都以地道联系起来，形成了较为坚固的防御阵地。蒋鼎文、汤恩伯等人在河南所收的大量赋税钱粮，有相当一部分也是投入于防御设施的建设。但洛阳守军并不多，总共不到2万人。其具体部署是：第15军的第64师守西工区；第65师守邙岭区；第14军的第94师守备城防区。中队希望能在洛阳创造一个坚守住的奇迹，但日军也发动了前所未有的猛攻。

    5月9日，龙门方面日军步骑兵共2000余人，在战车百余辆的支援下，沿公路进犯。另一股2000余人猛攻七里河。10日，洛阳城防警戒线被突破。从11日开始，日军以第63师为主攻部队向城内发起攻击。但是，这个由野富昌德中将率领的师团打了近一个星期，也没能攻进城内。

    冈村宁次在郑州急得团团转。这个师团本是驻北平的城市卫戍部队，一年前才由1个旅团扩编而成，兵员多是从平、津一带日本和朝鲜侨民中征集来的，战斗素质不高。师团长野富昌德在维护城市治安上似有一套，但与正规军作战则缺乏足够的经验。冈村自忖，又犯了用人不当的错误。于是，他赶紧电令第12军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立即从新郑赴洛阳前线，直接指挥攻城，并紧急调拨两个联队去助战。

    17日，日军在炮火和烟幕弹的掩护下，以猛烈的攻势先摧毁了邙岭区的守军阵地。至22日，守军除一部分固守东西车站外，主力全部撤到了洛阳城内。夜间，西北高地一带亦被占领。

    23日，内山英太郎将部队调整部署完毕后，派人给守军送去一纸劝降书，名义上是为了防止洛阳古城毁于战火。遭守军拒绝后，内山赶至七里河前沿指挥所，下达总攻洛阳的命令。

    24日，日军先以炮兵、飞机集中轰击西南城墙及东北城角，接着由第3战车师团打头阵，第63师团步兵随后跟进，突入市区。守军依托既没碉堡工事，仍节节进行抵抗，工事被摧毁后，把成袋的大米和食盐也搬来充作胸墙和障碍物，给日军以较大的杀伤。但在日军猛烈的炮火和殊死的冲击下，守军弹药将尽，各区通讯断绝，最后终于不支。下午，守军纷纷自城东南方向各处突围而去，陇海线上的重镇洛阳被日军完全占领。

    其间，5月21日，在陕县秦家坡一带的麦田里，中国第36集团军司令部被日军包围。尽管总司令李家钰命令部下只准打步枪，不准打手枪，恐怕暴露了高级司令部的所在地，但仍未能摆脱日军。日军一面冲锋，一面射击。乱枪当中，李家钰等多名高级将领当场阵亡，亦有人被俘后死于日军营中。李家钰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

    洛阳陷落，标志日军“1号作战”计划的第一阶段完成了预定目的。进攻中，冈村投入的实际兵力不过五六万人，而中国方面各路人马总计40万之众。在河南境内的中队，除少数部队顽强奋战外，大多数部队并未进行有力抵抗。身为第1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在日军攻陷许昌后，便把长官部撤人伏牛山深山密林中，眼睁睁看着日军大部队围攻孤城洛阳而不顾。上行下效，各集团军纷纷向西南溃逃。汤恩伯远离前线，判断错误，指挥失当，却向上谎报军情，文过饰非，以至从4月17日战斗打响至5月25日洛阳城破，38天之内丢失开封至撞关间约400公里、新乡至信阳间约350公里的广大中原地区。这次失利，理所当然引起全国上下的极大不满与愤慨。

    7月初，蒋鼎文被撤消司令长官职务，回重庆到军事参议院坐了冷板凳。不久，此人索性脱去陆军二级上将的戎装，去商界赚大钱去了。汤恩伯也于8月初被蒋介石销了差，但他毕竟是蒋公的嫡系心头肉，闲了没几个月又上任黔桂湘边区总司令，直至抗战胜利，被委以京沪卫戍司令的肥缺要职，负责接收南京、上海事宜。

    冈村这边兴高采烈。日军在河南作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东京，大本营像被注射了一支兴奋剂，立即决定举行各种庆祝活动。然而，这时候的日本已与1938年时大不相同，国民似乎一夜间失去了对战争的狂热，游行组织不起来，募捐没人掏得起腰包，最后只好下令东京市民挂次国旗了事。在政府“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叫嚣下，日本国内老百姓的饭碗里已见不到多少荤腥，连铜盆铝锅都快要被搜罗去造枪炮子弹了，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呢？

    相反，拼杀于中国战场上的侵略军官兵还算衣食无愁。反正以战养战、就地刨食，偌大中国土地上生长的粮草岂能不够百多万侵略军的人吃马嚼？无数中国村庄里的猪马牛羊岂不任由日本军刀来宰杀？所以，尽管东瀛百姓早已没什么油水的肚子在咕咕叫，而进犯华夏土地的日本武士们仍攻势正酣。

    河南境内的硝烟刚刚散去，日军“1号作战”的第二阶段攻势开始了。5月25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从南京进驻到？了汉口前方指挥所，亲自指挥长衡会战。6月19日，日军占领长沙；是月下旬逼近衡阳，守军在第10军军长方先觉的率领下坚守了47天，但终因寡不敌众、伤亡过大而于8月8日开城投降。长衡会战期间，冈村在北平休闲了3个来月，只是他的第27、第37师团及若干旅团联队被畑俊六调去助战。

    攻占衡阳后，日军下一个目标是向南打通湘桂铁路，为了统一指挥打通湘桂线的作战，畑俊六总司令向大本营提出在湖南方面设立一个方面军的意见，并建议由冈村宁次担任方面军司令官。此意见为大本营所采纳，决定在湖南成立第6方面军。8月26日，大本营下达该方面军战斗序列，冈村任司令官，宫崎周一为参谋长，下辖第11军（辖第3、第13、第34、第37、第58、第116师团）、第23军（辖第22、第104师团，独立混成第19、第22、第29旅团，独立步兵第8、第13旅团）、第34军（辖第39师团、独立混成第17旅团，独立步兵第5、第7、第11、第12旅团及若干野战补充队），方面军直辖第27、第40、第64、第68师团。大本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拼凑了如此庞大的兵力交给冈村，希望他这位指挥过武汉、南昌、赣湘等一系列会战，具有领导大兵团作战经验的陆军大将，再次创造出河南战场上的战绩，圆满完成“1号作战”的第二阶段任务。

    第6方面军的作战方向是湖南、广西，但它的常设司令部被指定设在武汉，主要后勤基地也集中在武汉周围。8月26日，冈村在北平接到免去华北方面军职务转任第6方面军司令官的电令，随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发来去汉口赴任的指示。

    看到转任电令，冈村想起著名的高吗嘉右卫门的得意门生小玉吞象8个月前给他算的命：“1944年岁首，小玉卜师来访，特为我当年命运认真进行占卜，所卜大意是：本年截然不同于前二三年，命运将有极大变化。战局迄今虽无甚大变动，但年中直至秋季将有进行大战之迹象。作战方位似在西南。我的职务亦将有变，且属荣升云云。”的确，冈村这次转任虽属平职调动，但按照日军惯例，守土将领被调去执行大规模机动作战任务，一般是提升前的考查和过渡。果然，冈村在第6方面军莅任仅3个月，便擢升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成为百余万侵华日军的最高头目。至此他感到“小玉卜师的预卜全部应验，确实令人惊叹”。后来他请小玉吞象随侍身边，每遇大事总要让他占卜一番，看来随着日本帝国走向颓势，他已有些六神无主缺乏自信了。这是后话。

    9月2日冈村由北京出发，经南京，于4日抵达汉口上任。湘桂线上一场大战在即，欲知冈村作为如何？且听下章分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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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章 进攻桂柳

    重见故地变模样，忧心忡忡督导忙；

    进攻桂柳得了手，打开交通受奖赏。

    冈村6年前作为第11军司令官率部攻占了武汉，当时日本军队的气焰是何等嚣张，形势多么有利。如今他再度来到武汉，环境之变化已令其吃惊：

    以前敌机极为罕见，在汉口、九江之间，往来内地之大型运输船，常达三四十只；如今，连10吨左右的小汽船均被敌空军炸光。以前，此地住有数万日本侨民，店铺很多，相当繁华；如今，侨民留者寥寥无几。借行社尚有一些男女服务人员，照料军人食宿。飞行队青年军官频频出征，常有去而不回者，人数逐渐减少。在偕行社食堂每天照料他们的少女，睹此情景，露出凄凉神态，毫无青年朝气。甚至我的居处亦有变化，以前，位于汉口市内，彼时常从一楼窗口眺望街头情景；如今，改在汉口东郊为树林环绕的旧军事设施之内，连个中国人影都见不到。……总之，环境的显著变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由于丧失了制空权，就连冈村这次上任，也不敢从北平直飞汉口，只能先乘火车到南京，然后利用早晨中美空军还未出动的一段短暂时间，沿长江上空偷偷摸摸地飞抵武汉。

    9月10日，第6方面军司令部各部、课人员编制就绪，定员共132人。随后，在司令部首次全体会议上，参谋长宫崎周一少将（不久晋升为中将）代表大家向冈村致词：“愿在大将阁下威德与武运下，竭尽微力，为国效命。”接着，冈村发表了自己的就任感想：“我已连续出征8次，3年前即为全军最早被任命的方面军司令官，现在再次受命领导方面军，看来意义颇为深远。参谋长宫崎少将是武汉作战时我的作战课长，参谋副长天野少将是当时的作战参谋。以这两位来与我配合，也有深远意义。坦率地说，我想这是中央难得的人事安排。”冈村还表示：“对于隶属指挥下的各兵团长、部队长，应竭尽诚意和情谊。”

    冈村然后话锋一转，向肃立敬听的部属们训示道：“我军对华作战要大胆果敢，确立必胜信念；领导作风要端正，振作军纪要彻底；对上级司令部（指畑俊六的派遣军总司令部和东京大本营）的态度是不妄求增援，不乱提意见；要默默执行；要掌握民心，节省和爱护军械、物资；对管辖指挥下的协同部队，应融洽亲切。”他最后提醒听训者须兢兢业业、谨慎行事，“本司令官赏罚严明，不因处于作战期间而忽视赏罚，不会因功绩而赦免应罚之罪”。

    这最后一句，令听训的幕僚们出了身冷汗。宫崎周一事后吹捧道：“古语云‘威而不暴’。实际上，这样的将军甚为罕见，一般是有威则暴，无暴也无威。而冈村司令官则可谓‘威而不暴’的稀世之才。”

    第6方面军司令部设在汉口租界内的前日军兵营旧址，为了迎接冈村等高级将领的到来，当地日军在旧址上专门建了一幢漂亮的别墅式建筑。9月10日，副官和卫兵们把冈村的行李从借住的偕行社搬进这幢小楼，冈村过来一看便训斥道：“作为野战方面军使用，司令官邸这样的规模有些过分讲究。这种作风怎会不使中国事变迁延下来，并招致大东亚战局的逆转！？”他坚持宁可此幢房空着，也不住进去。宫崎参谋长也有同感。于是，两位方面军最高首领一同搬到靠近司令部大院后门的平房去住，“同时考虑早晨出人乘马去郊外散步也很方便”。

    为便于靠前指挥，冈村决定将方面军战斗指挥所进驻湖南湘中丘陵的衡山。从汉口到衡山的路线，本应先乘飞机到衡阳，再由衡阳换乘汽车行驶60多华里，如无制空考虑，只需半日即可到达。但日军这时已失去制空权，冈村一行此段行程费了两大多时间。“飞行只在早晚短暂时间，陆路唯有利用黄昏，窘况由此可见。飞机亦非以前所乘运输机，而是6人分乘3架侦察机，并由6架战斗机护送，宛如出征。”抵达后，冈村住进衡山靠东一个山峰麓谷间的教会学校校舍，开始指挥作战。

    冈村的第一个目标是拿下湘桂边界上的桂北重镇全州。此前，日第11军攻陷衡阳后，所属各主力师团已兵分两路，沿湘桂公路两侧向广西境内扑来，仅10多天便奔袭200多公里到达全州城下，其间未遇到中队的真正抵抗。

    这时的全州，是中队在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补给点。武器弹药、被服粮株以及其他物资在这里囤积极多。此外，美军的汽油、杜聿明机械化部队——第5军的后方仓库物资，这时也在全州堆积。为了保住这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和补给点，蒋介石在9月份两次电令时任第4战区司令长官的张发奎等人“全州工事及其他作战诸准备应迅速完成”，“以乘敌突进予以打击之目的，决在黄沙河及全县附近夹击之”。并要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率第20、第26、第44、第37军在全州西南150华里的道县集结，准备攻击来犯之敌的左侧背；该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率第62、第79、新编第19师等，转向新宁附近对敌之右侧攻击。张发奎也曾亲自来到全县一带，督促工事的修备工作，以加强防守。

    指定防守这一带要地的是从四川蕃江开来的第93军，军长陈牧农、副军长甘丽初。由于日军在湘桂交界的黄沙河没有受到中方军队有威胁性的阻击，横山勇中将指挥的日第11军渡河后，于9月13日晨将全州包围。午后开始向守军阵地发起攻击。中央阵地被突破后，公路两侧地区亦告失守。14日，陈牧农将全州城防撤守，退到了郊外。日军从东北门冲入到全州市内，很快完全占领了这一桂北重镇。撤退前，守军焚烧了囤积的军需物资，全州城内外连天的大火，一直燃烧了10几日才告熄灭。

    攻占全州，日军打开了进入广西的第一扇大门。消息传到冈村那里，他似乎显得很平静，这是预料中的结果。通过河南作战，他感到中队的战斗力比战争初期下降了，但日本所面临的世界形势却空前严峻：在欧洲战场上，6月4日盟军占领了意大利首都罗马；6月6日盟军又在法国诺曼底登陆成功，开辟了第二战场；同日，苏军开始出国作战，8月20日攻进罗马尼亚；8月25日，盟军进入罗马尼亚。德国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上也是败仗成串。7月7日，美军占领塞班岛，日军4万多官兵战死；8月2日，提尼安岛也被美军攻占，第29师团有5000多人毙命，第1航空舰队司令官角田中将自杀。8月11日，美军攻陷关岛，日第31军被歼，司令官自杀。太平洋上的日海军联合舰队多次遭到美军歼灭性打击，已经溃不成军，山本五十六被美空军击毙不足一年，他的后任古贺峰一大将又被美国人击毙，阿南惟几大将的第2方面军已从新几内亚西撒，因丧失制海权，3艘大型运兵船被美国潜艇击沉，近万名官兵葬身海底。这些失败，哪一个都足以抵消在中国战场上的小胜。

    他来到衡山这两天，表面上看来很安闲自在，白天乐于垂钓，很少到作战室里去。遇有要事，参谋们要在午餐时或傍晚去宿舍谒见。实际上，他做出这种悠闲的姿态是给部下们看的，以安定他们的情绪。宫崎参谋长发现“看来安闲的司令官内心是焦虑的，在阅读文件和电报时极为认真，有时使我很难应答。他读的、听的、看的未必很多，而理解、洞察和掌握实情的能力则决非一般人所能及，记忆力也特别强。特别是在前方激战的情况下，司令官有时诙谐，有时稚气，有时当面率直陈吉，无不在于增强幕僚们必胜之信心和对将军的信赖感”。

    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整个战略形势对日本不利，方面军各部队的内部状况也令他忧虑。在衡阳转乘汽车时，冈村在当地第68师团停留一夜，师团长堤三树男中将向他汇报，该师团军官缺额40％强，准士官以下缺额约30％，预定月底能得到补充军官95名及士官、士兵2000余名，但据通知说多数人员是从在华日侨中直接征集的，合格者不多。推测其他师团，大概亦如此。他还接到湘潭机场负责人森村少将的报告：9月12日，驻机场附近的一名士官，于夜间用手榴弹炸死了正在睡觉的中队长，据该士官供认，中队长曾威胁他说：“像你这样没志气的，下次战斗就该杀掉。”于是，他就产生了“反正也是被杀，不如先杀死中队长”的念头。可见，在部分下层官兵中，已经产生了惧战和厌战的情绪。

    尤其令他烦恼的是，方面军主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是个难对付的刺头。此人是自主性很强的高级将领，手中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兵力。当初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决定组成第6方面军时，曾询问第11军的意见，横山勇的回电是：“很有必要，将11军升格即可。”言外之意，他要当这个方面军的司令官。可是，8月26日正式下达的第6方面军编制命令，司令官并不是他横山勇，而是冈村宁次，因此他一肚子不满，对冈村爱搭不理，并总想寻机会冒犯一下顶头上司的权威。

    对此，冈村心知肚明。他想，只要你横山勇胆敢不听命令，让我逮住把柄，本司令官会毫不客气地收拾掉你。

    日军突入广西的目的，是要“覆灭桂、柳附近地区航空基地及打通湘、桂、越地区大陆交通线”。所以，占领全州后，宫崎参谋长率请参谋人员很快拟出了攻击桂林和柳州的详细计划，“10月7日，请司令官审批作战计划。结果，全部批准。特别对于以第11军和第23军进行合围的设想，以及明确命令第23军攻占柳州的计划表示满意”。8日，冈村和宫崎等方面军首脑，来到衡阳郊外下牌冲第11军指挥所，听取横山勇关于进攻准备的汇报。当听到横山勇谈到攻占桂林后，他的部队准备乘胜占领柳州时，冈村不由得恼火道：“在方面军的作战计划大纲里，规定由第23军担任攻占柳州的任务，这一点事先已向你军作了说明，为何还不能认真领会？”

    横山勇反驳道：“关于桂、柳的作战目标，过去一向从未给我军以明确的表示。一会儿说本军只以桂林为目标，一会儿又说连同柳州也一举攻下，或者说第23军不攻击柳州，实际究竟如何部署？”他认为冈村偏心眼，让23军抢功。

    冈村回答说：“这一点理应清楚。方面军以桂、柳为目标，而具体到你军则是以桂林一处为目标。届时，方面军自会负责对两军的协调进行策应。而且鉴于今后作战形势，本司令官认为保持充分军力、备有机动力量，对日后的进攻更为适宜，故有此考虑，而完全没有约束第11军积极性的意图。”

    冈村心想，1938年第11军组建时我就是首任军司令官，你不过是1942年底(土冢)田攻坠机身亡后，才接任这个军的，竟敢当面对我如此无理，无怪畑俊六总司令曾骂他是混蛋。

    这是日军高级将领间当面晤谈时少有的不快场面，而以往他们之间句心斗角多是在背后。这时，宫崎出来打圆场，称误会是由幕僚们在传递方面军作战意图时有所延误造成的，“发生这种事态是我等司令部幕僚的疏忽所致，对两位将军实感抱歉”，总算了结了这次争吵。

    但是，争执真能结束吗？横山勇内心并不服气，他有自己的一定之规。

    10月上旬，冈村下令第11军主力在兴安、全县、灌县一带集结。中旬，该军在桂北地区向大榕江、高上田等地发动了全面攻击。另一股日军四五千人携重炮攻克了湘南道县，此后迅速西攻永安关，南犯永明，也进入了广西境内，并从东面将兵锋指向桂林城。16日以后，中方守军第10师与日军在大榕江一带反复争夺，阵地几度易手。至27日，日军又全面发起总攻。次日，守军第79、第93两军之结合部被日军突破，第79军的预备队也使用殆尽，全线发生动摇。中队虽然有美国驻华空军飞机的配合，但仍未能击退日军的进攻，遂向桂林、永福一带退去。

    与桂北正面进行攻击的同时，东路日军一部，经荔浦和阳朔一带向桂林的东南方向扑来。荔浦、阳朔至桂林、柳州的距离相当，横山勇意在保证对桂林的攻击，同时一举拿下柳州。在占领修住一带山地的过程中，千余名日军直取中国第16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永福，该集团军仅直属部队就有步、骑兵数团，但面对进攻却未作抵抗，慌乱中，总司令夏威以下纷纷跳河逃走。这小股日军占领该司令部时，文件、地图散落得满地都是，未吃完的饭菜尚摆放在桌上。

    当时的广西省会不是南宁，而在桂林。9月上旬，第4战区长官部曾多次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以第16集团所辖第31、第46两军为桂林守备部队。司令长官张发奎令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兼任桂林城防司令，筹划和负责全城守备。但最后实际留在桂林城里防守的，却只有第131师和几乎全都是由新兵组成的第170师，另加第79军的一个团和榴弹炮一个连等。日第11军主力已经兵临城下时，而桂林外围的第79、第93军等部却“为避免态势不利”撤走了。守城的兵力过于单薄，官兵首先在士气上受到严重打击，军心涣散，纪律废弛，但仍有心一战。

    这时守城部队的具体部署是：以第131师防守桂林北部及附近要点，第170师守桂林南部及附近要点。守军利用城内天然的石山岩洞，构筑了不少碉堡及其他野战工事，但大部分相当简陋。原计划囤积3个月的粮弹，实际上所存粮弹仅足月余。

    10月28日，日军同时从北、东、南三面向桂林外围攻击。30日，先是日军便衣队出现于桂林城北，随后千余日军对桂林火车站发动了攻击。次日，日军开始攻击北极路一带，并试探攻击屏风山、猫儿洞等一些孤立据点，还分兵进抵桂林西郊。随着日军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开来，自11月2日起，桂林四面被围。

    3日，日军重点攻击城南。因城南开阔地埋有大量地雷，日军利用耕牛开道，以触发地雷。由于日军炮兵部队暂时尚未到达，守军的美式榴弹炮连发挥了较大的作用，配合步兵打退了日军的数次进攻。4日，屏风山、猫儿山据点同时陷落，守军两排人全部牺牲。

    6、7两日，日军重点进攻城东。在毒气的配合下，七星岩等处高地又告失守，守军大部牺牲。岩洞工事遭到日军火焰喷射器的攻击，双方伤亡均重。桂林城核心的战斗已达白热化。城北平头山守军不敌日军猛烈的机枪、平射炮射击，全部阵亡。8日起，陆续到达的日军重炮部队开始投入战斗，一通集中轰击，桂林城内一片火海，守军阵地更是浓烟冲天。守军虽冒死狙击，打退了各路进攻之敌，但是，城东南中正桥以北的沿河一线阵地为炮火所毁，中正桥头堡及各个独立堡垒先后被占。日军也有惨重的损失，进攻中正桥的两个分队日军全部毙命。象鼻山上的守军炮兵也对正在渡河的日军进行猛烈的炮击，日军人亡船翻，水为之赤。

    壮乡勇将韦云淞一面令预备队堵击由中正桥冲入城内的日军，一面又悬赏重金组织敢死队夺回桥头堡和沿河一线阵地。第131师因伤亡过重未能夺回，于是又令第170师冲锋。该师以上等兵和班长为主编成突击队，用火箭筒、战防炮、轻重机枪等展开恶战，终将桥头堡阵地夺回。

    但是，其他守军阵地步步缩小，兵员也伤亡过重，形势越发不利。8日，日第40师团一部向伏波山高地进攻，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占领了山顶，最终排除了妨碍渡河的火力点，大队日军夜间渡过了桂江。是日夜间，日军占领城四周多数要地，并从东北方沿山脚各处潜伏前进，冲进桂林市中心。桂林城稍呈长方形。遭到日军的拦腰一击后，南北守军到处乱跑。多数人死于乱枪当中，一些人成了俘虏。各阵地相继失陷。至9日，仅存的一些守备部队眼看大势已去，遂决定冒死突围。第131师师长阙维雍自杀。突围中，第170师副师长亲率特务连攻击前方高地，面部受伤，昏后被俘。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继桓中将腿有残疾，行动不便，在随韦云淞突围时掉了队，途中阵亡。及至次日，古城桂林终于沦陷。

    还是在桂林总攻击的前夕，横山勇得知柳州城防薄弱的消息，擅自决定派其第3、第13师团扑向柳州。同时，他怕冈村不同意，竞越过方面军，直接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东京大本营发电报告。

    冈村得知消息后气坏了，这简直是无视自己的存在。他也随即给畑俊六发电，指责横山勇破坏了方面军的指挥体系，应整顿第11军的作战纪律。并电告横山勇：“本司令官之意旨在于深入切断敌军退路，以围歼柳州附近之敌，此方针业已明确，切望执行，不要急于攻取城镇。第11军和第23军的作战部署早有安排，关于柳州外围作战，目前情况并无特殊变化，无需变更既定方针。我决定，你部攻占桂林后，须指向柳州西北方以切断敌军退路，以获得更大战果。”

    横山勇回电反驳，依旧陈述种种理由。两人又干上了。

    方面军参谋长宫崎周一是个和事化，依他之见，对横山勇的行动“可采沉默态度，不得已时再致电告以歼敌第一、夺城第二的基本方针”。但冈村决不容许下级冒犯他的统帅权威、打乱他的作战计划，于11月9日再次以简练的电文明确告诉横山勇：“余重视宜山胜于柳州。冈村宁次大将。”

    这是桂、柳作战期间冈村发给横山勇的最后一次电令。电文中没有任何客套，仅一句话，并特意注明自己的大将军衔来提醒横山勇。宜山是距柳州以西80公里的黔桂铁路要冲，日军后来截住撤退的中方军用列车，缴获大量物资即在此地，但因迟到了一步，截击并歼灭中队的目的没有达到。这是后话。

    横山勇对冈村的电令仍置若罔闻，他手下的几名师团长也认为不能让第23军得了桂、柳作战的头彩，表示听横山勇的，抢先占领柳州再说。这样，在未占桂林之前，第3、第13师团就已南窜到柳州外围。

    再说柳州城内，自日军8月份陷衡阳，9月中旬打入广西境内以来，湘桂铁路沿线城池连连告失，使柳州成了临时避难所。大量难民和南迁的机关、学校及企事业单位纷纷拥入柳州，使市内人口暴增。当日军发动桂、柳作战时，人们又纷纷向外逃。柳州火车站上整天人山人海，行李堆积如山，《大公报》报道：“日来列车秩序极乱，马桶浴盆与乘客争登，小鸡小鸭与物资抢位。”有个车站负责头目，以5万元法币卖出一辆无盖车皮，又把列车座位卖给某银行，索价14万元，半路上还对乘客重新勒索，公然声称：“坐我的车便是黑市，没有钱者不能上来！”第4战区司令长官部向重庆报告：“交通状况十分恶劣，公私物资、车辆梗塞道途，部队前进后退均受重大牵制，影响作战不小。”可蒋公也是干着急没办法。

    柳州本是第4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当11月5日前后日军逼近柳州外围时，张发奎便率长官部人员撤至宜山，行前指定杨森的第27集团军负责守城。但杨森缺乏必胜信念，部队士气低落。9日，日军从柳江两岸夹击守军，从柳州东南方的象县方面又赶来增援部队投入攻击。柳州遭到四面围攻。杨森早已跑走，留下的守军第26军于10日下午接到张发奎的电示：“应避免无谓牺牲。”遂集结起来，向西突围，而留在城内的掩护部队则大多战死。11日，柳州为日军所占。这样，广西境内的两座主要城市几乎同时告失。

    横山勇过早打下柳州是个失招，由于没有预先占领宜山，截住第4战区主力西退道路，使日军失掉了一次围歼20余师中队的机会。因为这时从广东方面打过来的第23军也已逼近柳州，若按冈村部署，横山勇的第11军主力占领桂林后直接扑向宜山，卡住中队退路，而由田中久一指挥第23军攻打柳州，两军合围，或许能将张发奎主力聚歼于柳州与宜山之间。可惜横山勇过于看重攻城略地，过于爱争头彩，使冈村的聚歼计划泡了汤。后来横山勇虽派几个师团向宜山方向追去，但张发奎主力再次西撤，日军仅缴获了对手来不及搬走的大量军用物资而己。

    战后，冈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对此大发议论：“回顾过去的战绩，仅就我军之迷恋攻占城市恶习再作一言：举凡作战目标，不外能动的敌军与不动的土地（城市、山河的要地等），军队作战应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其他为次。但是，城市总有其魅力，而且各条大道最终总要通向城市，尽管军队常有穿越远离城市的旷野进逼敌军的任务，却往往为城市所吸引，人人皆愿入城。同时，在中国战场上，各兵团有许多随军特派记者，他们用无线电发报机将战绩直接向国内报纸进行报道，大事宣扬‘争先立功’之类的战果，此种情况亦可能为城市所吸引的原因之一。将自古以来日本武士‘争先立功’的精神发挥于现代战场之上，可谓功过并存。”

    话说两头。为配合日第11军的桂北攻势，驻广东方面的日第23军也于9月上旬沿西江两岸对广西发动了进攻。其进攻主力为第22、第104师团。他们于9月中旬占领了四会、高要等地，分路趋向桂东重镇梧州。同时，雷州半岛的日军一个旅团也由遂溪北上，配合桂北的攻势。20日，第23军各进攻部队齐集梧州城下。为避免该地物资陷入敌手，美军飞机炸毁了石油罐等设施，整个市区陷入冲天的大火之中。22日，日军完全占领了梧州，之后，又分兵数路扑向龙虎关，25日将其攻下。日军又奉命迅速攻下美军飞机的前进机场丹竹。28日，机场守军被击溃，丹竹陷落。11月初，大榕江、江华、龙虎关及梧州等处的日军与平南、丹竹等地的日军汇合，又分头攻向桂平以东及桂平城附近。12日，日军在付出惨重代价挫败守军第155师抵抗后，占领了桂平城。

    在第23军攻势开始后，冈村曾于9月底亲赴广州该军司令部坐阵一周。这个军远在华南，由于华中上空中美空军飞机经常出没，冈村只好仍采取蛙跳式逐段飞行，先由衡阳机物迅速飞到武汉，乘早晚时间沿长江飞到上海，然后南折沿海岸线飞到台湾加油，最后向西南方飞抵广州。所乘飞机还是机动敏捷、目标不大的小型侦察机，颠簸一路令其苦不堪言。他此行的目的是：第一，代表方面军“慰勉”该军；第二，协调该军与第11军的作战计划；第三，研究如何改编日本在香港设立的总督府。

    田中久一中将是上年接替酒井隆担任第23军司令官的，曾长期在日本陆军大学做教官，有韬略，人也谦和。他对冈村的亲访非常欢迎，表示坚决执行方面军的作战安排，配合第11军打好广西的仗。冈村则表示将要求大本营把香港总督部、防卫队编入第6方面军战斗序列，并配属给他这个军。为笼络田中，冈村还许诺届时由他兼任香港占领地总督。

    这次会面，两人皆融洽、高兴。冈村得到了部属的支持和尊重，田中也受到了新上司的奖赏。公务之余，冈村在田中亲自陪同下游览了广州的几处名胜，然后又乘飞机照原路返回了衡山指挥所。田中则奔回桂东南前线，将军主力兵分两路，向柳州和南宁方向冲杀过去。

    桂、柳战事刚一结束，畑俊六便于11月12日来到衡山，向冈村宁次亲自传达了天皇于前一日发给中国派遣军的诏书电文：“在华中、华南方面作战之各军官兵，果敢机动艰苦作战已近半载，不顾瘴疫，历尽艰辛，到处摧毁在华美军空军基地，充分达到作战目的并为全局作战做出贡献。”

    “朕深为嘉赏。”

    传达仪式结束后，宫崎参谋长主持了欢迎畑俊六的宴会，“畑总司令精神焕发，餐后冈村司令官作了简单口头报告，由我介绍作战情况。在只有两位将军在座谈话时，冈村将军陈述了与横山勇军司令官之间发生问题的经过，畑总司令说：‘他是混蛋。’”10天之后，横山勇被免去第11军司令官职务，调回国内，遗缺由冈村在华北任上的老部属、原驻蒙军司令官上月良夫担任。没多久，横山勇手下的几个师团长——山本三男、福山宽邦、赤鹿理、依知川都被修理回了本土，有的安排了相应职务，有的干脆让退出了现役。听从横山勇之命去攻柳州的第3、第13师团，被收拾得更彻底，连参谋长都被撤换了。

    就在横山勇遭贬不久，冈村又升官了。11月24日，东京发来天皇任命诏书，宫崎接到后“进入冈村大将房间，报告：‘谨向您传达圣旨。’大将立即起立，端正姿势。可以看出大将内心感激的深情”。诏书日：“朕委卿以中国派遣军统率之任。惟现下战局实关重大，望卿深察宇内大势，妥为筹划，益振军威，以副朕望。”

    畑俊六回国任日军教育总监，冈村接替他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这年整整60岁了，自他1915年作为参谋本部战史课课员，以编纂日德作战史的名义第一次踏进中国的土地以来，其间30来年职务虽多次变动，但他“事业”的重心始终在中国，而且他仕途中几次关键性的升迁都是在“出征”中国前夕实现的。长年奔忙于对华侵略，使他获得了节节上升的尊贵荣华，也令他忍受过失去爱子爱妻的内心伤痛。如今，他终于爬上了侵华日军总头目的头把交椅，他怎能不对皇上感激涕零呢？他暗下决心，“必将把握解决战局之转机，奉慰圣怀”，并复电奉答天皇如下：“蒙赐优渥敕语，拜受统率中国派遣军之大任，诚惶诚恐，不胜感激，愿粉身碎骨竭尽死力以奉圣旨。”

    当然，他觉得自己得到这个位置是当之无愧的。以前的战绩不用说，这次为期8个多月的“1号作战”，他从河南揭开战幕起，一路攻下郑州、许昌、洛阳，打通了平汉线；拿下桂林、柳州等地，又打通了湘桂铁路；加之第23军控制了粤汉线南段，使大本营期望已久的大陆南北交通线至此基本打通。一想到这儿，冈村不由得兴奋起来，心情也轻松了许多。

    这天晚上，冈村邀请方面军各主要首脑和高级幕僚参加他的告别宴会。“在微暗的大厅内大家尽情欢乐。宴会，冈村将军不断诙谐地随着探戈舞的节奏拍掌。他钓到的大鲤鱼烧成中国风味，使晚餐更加丰盛。遗憾的是，不善烹调的士兵烧出来的鱼半生不熟”。

    宫崎周一代表在座众官向冈村致词：“我等在将军之威德与武运下，竭尽微力，从事伟大作战，不胜感戴。然建制伊始，时间仓促，尚有许多缺陷，深为惶恐。今后定将遵循将军之教导，以服务于新司令官，尚望总司令官关注赐教。”

    部下的奉承，说得冈村心里美滋滋的，他起身举杯道：“我对众官颇感留恋，望今后保重身体，一心奉公。”说完，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这个宫崎周一，不久就经冈村推荐返回东京，担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要职，军衔也由少将晋升为中将。

    25日，冈村正式离任。当天夜里他离开衡山到达衡阳机场，原定转天一早便飞走，可是空军发现两群美国战斗机在衡阳西北的永丰一带上空游弋，冈村只好推迟起飞。直到月底，他才靠陆地乘车和空中逐段飞行相互交替的办法，抵达南京上任。事后他哀叹，日军丧失制空权，使他的活动竞然如此不便。

    这位侵华日军的最后一任总头目，莅临南京以后将有哪些举措，且听下章分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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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章 两件大事

    末任敌酋虑全局，曲高和寡被人拒；

    欲求“和平”时已晚，日本帝国大势去。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个惯例俗套冈村宁次也未摆脱。

    日军通过“1号作战”，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它的兵力有限，不能巩固这次战役的成果。相反，为保护这条交通线，订多部队被牵制住了。这时的日军，已经丧失了在中国战场上的优势和主动地位。而且，它在豫湘桂正面战场逞凶一时，并不能挽救在其他战场——太平洋战场、缅甸战场以及中国敌后战场正在遭受的失败，不能挽回它在对外侵略全局中的颓势。

    但是，冈村还是决计进行一次新的大规模军事冒险：直捣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四川。他觉得，通过8个多月以来的河南作战、湖南作战、广西作战等一系列进攻，日军都在天气不良、交通不便、丧失制空权和供应不充足的情况下，完成了预定任务，并且击溃了对方参战部队的相当部分。经过六七年的战争，中队虽然因美国援助而在武器装备上有了改善，但战斗力反倒比战争初期下降了，如乘此良机，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中队还会继续撤退。

    他这个估计不是没有理由的。还在日军拿下桂林、柳州后不久，他就开始试探着向拱卫四川的贵州省进攻。尽管由于战线拉长、物资匮乏，时至冬季，日军官兵仍着夏服，军靴也都破烂不堪，还要躲避美军飞机的轰炸，法西斯武士们仍攻到了距贵阳城百余华里的地方才止步。中队和大量机关、难民一路惊慌逃命，蒋介石连呼：“战况危急，不仅西南各省人心动摇，而英美且有要求撤侨之事，益造成社会之惶惑不安。多年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接替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恐日军自贵州继续西进，甚至向蒋介石建议“应有再迁都的准备”。法西斯将领总是唯意志论者，冈村坚信自己的官兵能够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创造出直捣中国大后方的奇迹来。

    同时，冈村宁次还想以此来呼应陷入绝境的南方军：“莅任南京听取各部、课长所作情况简报后，我首先想到，以前虽亦考虑过全军的情况，但就任总司令官后，考虑问题更须着眼于战争全局。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南方军屡经苦战，前途堪虑。国内情况虽不甚详，但财政困难当属无疑。当前，南方军总兵力约75万，而我中国派遣军则拥有105万大军。战争重点虽在南方军方面，但就兵力而言，主力却在我这方面。以如此重兵仅能维持现状，心甚不安。如何报效祖国，如何支援陷入苦战的南方军，此乃就任总司令官后首先考虑的问题。”他要孤注一掷全力扑向重庆，企图彻底解决中国问题，之后抽出兵力至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挽救日本失败的命运。

    为了赶上1945年1月3日大本营召开的军事会议，冈村令参谋人员在元月1日前拟好进攻四川的作战计划。

    在派遣军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中将的率领下，参谋们加班加点忙了半个多月，终于在1945年元旦上午，把“中国派遣军关于今后作战指导之意见”送到冈村案头。

    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自3月份开始，衡阳第20军的第40、第47、第116师团由宝厌攻向芷江，在方月中旬，用一个半月时间，由左江沿川鄂交界地带攻占涪陵，尔后渡长江攻占重庆。自3月下旬开始，桂林第11军的第3、第13、第58师团由宜山攻向贵阳，此阶段约需一个月，在贵阳地区，20军第40师团一部归11军指挥，第13师团在安顺作战役警戒，第3、第58、第40师团于5月中旬由贵阳攻向沪州，尔后渡长江，北上攻占成都。第20、第11军完成该作战任务后，即向四川东、西地区扫荡，以巩固占领区。驻武汉第34军，在适当的时候，由宜昌之第39师团攻向万县，以策应第20军攻占重庆。

    胃口是够大的。冈村还问：“时间上能不能再作压缩，由4个月缩短为3个月？”

    松井太久郎道：“恐怕不行，这已经是勉为其难了。”

    冈村说：“好吧，松井君，你明天就启程回东京，向大本营介绍我们进攻四川的计划，相信一定会得到支持。”

    10天后，松井太久郎从东京回来了，带来的却是该计划没被大本营批准的消息。东京给冈村的指令是：全力准备应付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以确保本土国防资源。

    这盆冷水浇得他透心凉。他感到日本帝国的前途没什么指望了，大本营里找不出几个精明的军事家。他认为鉴于军事的、政治的诸多原因，“美军对踏上中国土地有所顾虑，大规模来华登陆的可能性极小。而大本营判断大量美军在中国东海岸进行登陆作战可能性很大，并命令准备迎战”。退一步说，即使美军真的再重演一次诺曼底登陆，“依我看来，此乃意外之幸事。以我擅长苦战之派遣军，若将大部美军引至中国大陆，以减轻皇国本土之负担，正所欢迎。我所虑者唯有帝国全局之未来”。

    后来的事实应验了冈村的判断，直到战争结束，美军也没有在中国东海岸进行大规模登陆作战的意图和行动。因为它的战略重点，首先是在欧洲，其次在太平洋战场。

    使用六七个师团的兵力远途进攻四川，确系冒险之举，但在全局被动的情势下，舍此还能有何良策？冈村根据他多年与中队作战的经验，认为此举能够取得成功。“数月前，我军占领桂林、柳州迫近贵州省境时，重庆阵营内不就曾出现迁都西康省的议论吗？”曾于1944年10月到重庆出任驻华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上将，战后在其名著《魏德迈报告书》中，也从另一方面认为冈村的主动进攻计划若实现，将是最凶险的一招。书中写道：“当时在印度受美式装备训练的蒋介石嫡系军队有5个师，限于运输能力，至多只有2个师可调往重庆，故日方若进攻重庆，或能成功，对中国方面来说，可能为一重大打击。然而远比重庆更重要的要地是昆明。该地为物资集中、补给唯一枢纽，倘陷入敌手，即使再顽强的中队也将举手投降。”当然，这是魏德迈的一家之言，不过从中可看出，冈村此人确比远在东京的大本营那帮人胜算一筹。

    1月下旬，冈村召集各军司令官以上高级将领会议，想鼓动他们支持自己的作战计划，然后以与会者集体名义再次呈请大本营批准。但是，会议连开几天均很沉闷。继冈村之后担任第6方面军司令官的冈部直三郎大将，一个月前按照冈村建议的飞行路线赴广州视察第23军时，途中恰恰遭遇到美军飞机的拦截，虽未丧命，可被弹片击伤的肋骨至今还隐隐作痛，他后悔不该听冈村的话，走那条倒霉的航线。他对冈村的冒险计划不以为然，不赞成再发起大规模进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因在国内高级指挥机关呆了多年，养成了遇事顾虑重重的思维习惯，没有多少锐气。同时他认为，日本已是四面楚歌，中、美与日的敌对自不用说，日苏的中立条约仅仅是一纸空文，苏联随时都会对日宣战，如果刺激了苏联，苏军除了打关东军，其次就是打他属下的驻蒙军，因此，他也不主张发动大的进攻。

    这样，冈村就是在中国派遣军内部也有点孤家寡人的尴尬了。会议结束时，他觉得应给这些高级将领打打气，发言道：“太平洋上的险恶狂澜，已逐渐向帝国本土及中国大陆袭来。处此战局危急、皇国兴废之关键时刻，拥有百万大军的中国派遣军，全凭在座的12位军以上司令官竭尽全力，奋起迈进，以打开危局……”

    会议草草收场，冈村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却又不好向这些方面军大员发作。于是，冈村恼羞成怒之际，借故将派遣军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从身边调走，换上了小林浅三郎中将。他认为松井在协助自己制定计划时态度就不坚决，到大本营汇报和游说的工作，做得也不理想。

    直捣重庆大后方的计划告吹了，根据大本营要他准备迎击美军登陆的指令，他只好拟定了以长江下游的三角地带（沪、杭地区）为主战场，以广东和山东半岛为分战场的作战方案。为此，他把远在广西桂、柳一带的第11军作为对付美军的决战兵力，边与中队交火边后撤，向沪杭地区集中；同时他仍向大本营积极反映自己的主张，等待批准。这件事，就暂告一段落。

    就任派遣军总司令以后，他另一件费尽心机的事情是所谓“和平”工作。他之所以强烈主张进攻四川，其实也是企图以军事压力作配合，在有利于日本的条件下实现停战。“自我就任总司令官直至停战的8个月期间，最重要事项有二，即进攻四川计划及开展对重庆工作。”东条英机内阁在1944年7月下台后，小矶国昭随即组阁，转年初他通过杉山元陆相向冈村发出指示，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全权负责对重庆的和平工作。

    冈村在侵华日军将领中，素有所谓“不扩大派”之称，又因自青年时代起长期在华工作，在中政界有许多熟人，所以，东京认为由他主持这项工作，不致引起重庆方面的反感。当初，预感到日本战局败势已定的大本营，让冈村当这个末任总司令官，也是有这种考虑的。

    说来话长，早先“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冈村就不持积极态度。他当时任日军第2师团师团长，驻扎在哈尔滨。他认为，经他手签订的《塘沽协定》，已使中国事实上默认了日本对东北地区的占领，协定中停战线之划定，也是日本控制了华北部分地区，这是帝国所能消化掉的最大成果和极限，“事件继续发展虽属势不得已，但深陷下去，恐国力无法承受”。在这一点上，他与日军中另一个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石原莞尔态度一致。冈村政治上极端，他当年签订完《塘沽协定》后，在与中界要人何应钦的交谈中说：“使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何的预言：‘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对我国的压迫，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以可乘之机。’因此，当时我对何的说法，立即表示同感。经过几年之后，我在南京陷入向何应钦投降的窘境，何的预言，果然言中。”

    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2年半以后，日本开始尝到了苦头。冈村在1940年初的一次日记中写道：“那次芦沟桥事变，一开始就是错误的。造成的原因是：（1）缺乏全局的认识，对当今中国要求统一的觉悟判断错误。（2）轻视对作战成果的消化，政务不统一，煞费苦心于建立新政权。（3）对蒋介石的人格、实力的错误估计，日本内阁过于频繁的人事更迭和海陆军意见不统一。（4）由于陆军当局的强硬态度，不注意蒋介石的面子，失去了早期解决的机会。”

    他认为，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没有稳定的战略，朝今夕改，放弃不扩大方针是个失策；而占领南京、武汉后，近卫内阁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更是错误的。他不同意抛开蒋介石，另立汪精卫政权，“扶植没有武装力量的汪政权组织政府，逼迫重庆政府的想法，是根本不了解中国的人才会作出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实力的政权是维持不久的，孙中山就是一例”。

    1940年初，刚刚率第11军攻占武汉不久，他在日记中还写道：“（占领武汉后）日本面临着的是，应如何与重庆商谈改善关系的问题，然而却热衷于搞汪精卫的工作，完全把事情颠倒了。日本政府和陆军当局看错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性格和他的实力。”在他看来，日军占领武汉后就此罢手，还来得及与蒋介石谈判停战的条件，对日本是有利的，而让汪精卫成立新的“中国政府”，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蒋介石的存在。他认为蒋的性格不同于江，跟他谈判停战条件时哪怕只在形式上“对等”也是可以的，即使要价高一些，或许也能接受，但要他像汪那样公然投向日本，是不可能的，扶植汪政权上台，只能增强蒋抗战到底的决心。

    当然，作为日军高级将领，个人私下在日记里流露的看法，丝毫不影响他指挥部队在战场上拼杀。对此，他曾自我表白道：“个人有不同意见，但一旦成为决议，那么忠实执行是有教养的人应采取的态度。尤其是军人，必须服从上层领导所决定的事，为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而尽职，这是军人的本分，我也经常教导部下这样做。”

    1941年7月，他到北平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这一年日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人秋后达到决定性阶段。冈村在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着：“日美交涉毫无进展，帝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重大时刻，我平时虽为乐观主义者，但思及战争前景，未免有所忧虑。但是，作为部队的司令官，由于关系到部下的士气，对此只有闭口不谈。”他的结论是：在没有解决日中之间的战争时，又发动日美间的战争实属下策。

    据那位著名卜师小玉吞象追忆：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当天，他立即占卜一卦，结果断出凶兆，两天之后，他瞒着这个结果拜访冈村，请冈村谈出自己对太平洋战争前途的看法。冈村当时回答说：“打卜新加坡，就必须停止这场战争，这是唯一的时机。不过，要有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才行。现在究竟是否有这样的人物呢？目前日本连一个小村寿太郎（指日俄战争讲和时的全权大使）都没有，怎么办？”

    当许多日本人还陶醉于从南洋频频传来的胜利捷报时，冈村却在12月28日的日记中，对天皇为什么同意发动这次战争感到不可思议，并流露了微词。具体战役他力求一鼓作气。凶猛进攻，而在宏观战略上主张谨慎行事，对于一个高级将领来说倒也并不矛盾。

    这次接到小矶内阁把对重庆工作全权委之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指令后，他首先开辟了对重庆的无线电联络线。“至此，除我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开辟的北京（殷同，后为汪时璟）一重庆（王大祯）联络线之外，又开辟了一条无线电联络线，联络相当频繁，但是，双方意见完全对立，无所收获。所以如此，盖因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中、英、美在开罗会议上已确定战后对日处理方针，我方的情报机关对此毫无所知，以致始终采取相当强硬态度。”当时，日本曾下最大决心，通过冈村的无线电联络线告诉重庆：“中国派遣军亦可撤至山海关（需时一年），而对方认为撤至山海关仍不满足，要求我撤出满洲和朝鲜才行。如此条件在当时不屑一顾。但以后想来，作为投降条件来讲，当然是这样。”

    1945年2月2日，冈村早年在上海领事馆工作时的朋友船津辰一郎来南京告诉他，重庆方面的代表袁良要与他见面。冈村随即在船津的陪同下，专程赴上海一处秘密地点与袁会面。袁良离开重庆前见到了蒋介石，蒋要他带口信给冈村：

    1．中国与美国不可分离，但我认为中日合作对大东亚至关重要。

    2．因此拟于适当时机为日本讲话。拯救日本非我莫属。然日本人误

    解我的本意，实为憾事。

    3．望互相尽力克制行动。

    蒋介石并不希望日本元气丧失殆尽后停战，因为他一贯认为只有中日两国合作，才能抵制苏联和亚洲势力。但碍于开罗会议上他对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允诺，又不能再深说什么。冈村听了这一口信，认为蒋的意见有相当的准确性，“但因我对开罗会议的决定一无所知。加之从1941年7月以来一直未回国，长期身居战地，对正在衰落的国内情况亦不甚清楚，因而以蒋介石出言狂妄，竟未予理睬。蒋介石当时所讲确是真心话，实际上他已想到了日本被打败之后的事，想得很周到，是想尽量使日本在没有太大损失的情况下结束战争。”

    随着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失利，日本已尝到了两线作战的苦果，也意识到真正会置它于死地的对手是美国，而自恃实力强大的美国是不会于战争中途且胜利在望之际，坐下来与它谈判什么停战问题的。它只能幻想通过“1号作战”的军事打击，再作些让步，或许能拆散中美联盟，先结束中国战争，然后再集中力量去对付它的主要敌人。但明鉴利害的蒋介石已明确告诉日本，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与美国不可分离”，日本却未怎么在意，“作了许多无谓的事”。冈村战后追忆，“凡是在开罗会议以后对重庆做的工作，都没有什么成效。事后想，我方真是不识时务，太不了解情况了”。

    同年3月4日，何应钦派遣使者余万青至南京，冈村没有出面，只是派一个叫延原的参谋与之晤谈，并将一封信转交给何应钦。事后冈村说，这封信写了些什么忘记了，可能是些无关紧要的一般问候性言语。

    小矶内阁虽将重庆工作全权委之于冈村宁次，“但急于谈判的阁员绪方竹虎等人却在东京直接进行所谓缨斌工作，其实缨斌与重庆有密切联系之说，纯属谎言，故我等未予利用”。他见东京方面在究竟由谁来主持这项工作上变来变去，没有一定之规，重庆方面在原则问题上也没有妥协的意思，便索性将此事不了了之。

    就在日本对重庆工作一筹莫展之际，冈村接到了大本营的新指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准备击退在中国沿海登陆的美军主力，打乱他们的作战企图，确保大陆的主要地域，并要相机削弱重庆的军力。”

    这个指令虽仍认为冈村的注意力还应主要放在东部沿海，但“相机削弱重庆的军力”一语，实际上是最小限度地承认了进攻四川方案的实施。为此，冈村袜马厉兵又要准备新的军事进攻了，他的主攻目标是湘西。欲知详情，看下章分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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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章 湘西最后一战

    兴师动众攻芷江，自不量力忒勉强；

    一锤买卖蚀了本，撤兵收马噩运降。

    湘西战役，在日本的战史书籍里称为“芷江作战”。

    湘西与川黔桂鄂等省接壤，夹在湘、资、沅三大水系中间，东临长沙、衡阳，南瞰桂林、柳州，西枕芷江盆地。这一地区还是进出黔、川，威逼贵阳，迂回重庆的军事要冲地带。湘西若失、贵阳危急，重庆将陷于不保。向该地区进攻，原是冈村宁次提出进攻四川作战方案的第一步，方案被大本营否决后，他内心却始终不肯放弃进攻四川的念头，一直在窥测时机。在其积极争取下，大本营同意他原方案的第一部分一进行芷江作战，但批准的目的则主要在于摧毁美军在芷江的空军基地。

    在上一年的日军“1号作战”中，中美空军在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地的7个空军基地和30余个飞机场，相继被日军占领或捣毁。在1945年3月开始的鄂北老河口之战中，那里的美军机场也被战火摧毁。这样，芷江机场就成了美国战略空军在华的唯一的前方机场。该机场经美军扩建，规模宏大，从这里起飞的美重型轰炸机不但沉重地打击了在华的日军战略目标，也直接威胁着台湾一带的日军设施。东京大本营并且认为，在日军进行抗击美军登陆中国沿海的作战时，从侧背芷江机场起飞的中美空军，将会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因此，必须拔除这颗钉子。

    可见，在发动这次湘西战役的目的性方面，大本营与冈村的想法并不完全一致。另外根据派遣军作战主任参谋的回忆，各个司令部对这次作战的想法，也不完全一致。被指定承担湘西作战任务的日第6方面军，其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起先就反对冈村进攻四川的计划，他认为这次作战是冈村变个花招来推销其原案，是一次冒险性试探，所以他不赞成搞这次湘西战役。不过作为下级，他必须服从冈村的决定。这次方面军的主攻部队是日第20军，军司令官坂西一郎中将是个怎样的指挥官呢？据载，“坂西将军豪饮，酒醉后行为古怪，语言粗暴。近来他已觉身体不适，或因暴饮所致”。坂西的部下们私下发牢骚说：“军司令官可能是饮酒过量的缘故，有些神经过敏。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处理，参谋们很不愉快。而且统率风度不够稳重，缺乏体察实际情况的精神。”这个当年留学过德国的陆大高材生，如今已堕落为酒鬼。他近年来豪饮成癖，无非是借酒浇愁罢了。

    随着帝国前景越来越不妙，日军高级将领的战意也日益衰退了。例如，3月份日第12军布置进攻老河口地区作战方案时，该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召集各师团长会议，结果几个中将师团长在会上讨价还价，与内山讲条件。这在日军高级军事会议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最后惹得内山怒曰：“按你们的种种说法，这仗根本不用打了。军队的最高使命是作战，至于天气如何，道路如何，是不用考虑的。”日军高级指挥官战意之薄弱，于此可见一斑。

    冈村投入湘西战役的兵力共4个半师团，5万余人。其战斗序列概要如下：

    前线指挥官第20军军司令官坂西一郎中将，下辖：

    第116师团，师团长岩永汪，辖步兵第109、120、133联队，骑兵第120大队，野战炮兵第122联队，工兵第166联队，辎重兵第116联队。

    第47师团，师团长渡边洋，辖步兵第131、91、105联队，骑兵第47联队，山炮第47联队，工兵第47联队，辎重兵第47联队。

    第34师团，师团长伴健雄。辖第34步兵团，骑兵第34联队，野炮兵第34联队，工兵第34联队，辎重兵第34联队。

    第64师团，师团长船引正之，辖步兵第69旅团的4个步兵大队。

    步兵第70旅团，旅团长川胜郁郎，辖步兵第54、55、132、133大队。

    关根支队，支队长关根久太郎，辖独立步兵第65、115、116、1队。

    日军将要面对的中队，是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亲任指挥的9个军26个师。其战斗序列如下：

    第4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下辖：胡琏的第18军，辖第11、18、118师；韩璇的第73军，辖第15、17师；施中诚的第74军，辖第57、58、191、196师及暂编第6师；李天霞的第100军，辖第19、51、36师；廖耀湘的新编第6军，辖第14、新编22师。

    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李玉堂，下辖：杨干才的第20军，辖第133、134师；丁治磐的第26军，辖第41、44师及炮兵团；弁庭芳的第94军，辖第5、43、121师及输送团。

    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下辖：侯镜如的第92军，辖第142、21、暂编15师及炮兵团等。

    以上中队均为中央精锐嫡系。其中第18、第73、第74、第94、新编第6军等共15个师，系由美军教官训练、美军顾问指导、全部美械装备的部队。仅这15个师的战斗力就优于日军数倍，再加上另11个师，与日军参战兵力相比，中队占有绝对优势。

    不仅当面力量对比不利于日军，就是整个后备力量中方也开始占据优势。1945年初春，中印公路和输油管道已通至昆明，从印度输入的美国租借法案物资每月可达6万吨以上。截至6月，中队全部美械装备和训练的36个师陆续建成。每师兵员和火力与日军师团相比要强得多。此外，其他部队的装备亦大为改善，炮兵和装甲兵获得加强。空军方面，仅美空军在华的各类战斗机、中型和重型轰炸机、侦察机等就有将近千架，雷达、通讯和导航等设备也较日军先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在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时，美国和中国空军对旧军纵深200公里内可以实行完全的空中封锁。陆、空军综合力量对比，中队已占有了优势。

    但是，冈村宁次并不在乎这些。通过上年的“1号作战”和近期的老河口作战，他麾下的侵略军仍占据着老河口—宜昌—秀山（湖南四川交界）—黎明关（广西贵州交界）—平马（广西恩隆县东）之连接线以东（超越这条线作战须大本营批准）地区。这条线大约在东经170度线上，或者说在西安—贵阳的垂线以东。这就是说，此时他居然还保持着对中队的攻势作战态势。他对大本营规定的中国派遣军实行东、西两面战略，东主西从，即以对美为主，对中队为辅的方针表面服从，实际上正如日本战史专家所说：“冈村总司令的真正意思，却是以重庆为重点，是西主东从的。也就是说，他所期望的是一面促进对美作战准备，一面依据已下达作战命令的芷江战役的进展情况，继续扩大西面作战。这种情形直到6月以后才有所改变。”

    战役发起前，冈村命第34师团集结于广西全县；关根支队集结于湖南东安；第116师团、第47师团一部和独立混成第86旅团集结于邵阳以南地区；第47师团重广支队集结于黑田铺地区；第64师团集结于沉江、宁乡附近。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的指挥位置规定在邵阳南郊。作战部署是：第116师团由岩永汪中将率领担任主攻，从邵阳出发，沿邵榆公路西进，预定将此线重庆军之主力围歼于洞口、武冈以北、沉江以东地区；然后突进安江，攻占芷江。为确保此战斗计划之实现，同时令第47师团之主力向新化、辰溪、溆浦方向进攻，从右翼策应；令第68师团之关根支队汇合第11军之34师团一部，分别攻占新宁、武冈县城和绥宁县交通要道长铺子，然后再沿巫水攻洪江，直取安江，或沿武阳至瓦屋塘，经水口扑洪江，再后协攻安江、芷江。另遣第64师团及68师团一部，分别向宁乡、益阳攻击，目的是牵制驻湘北的中队南下增援。

    重庆，山洞林园官邸。

    蒋介石每天清晨即起，散步后便伏案批阅文件。这天，他破例没有看堆积在案头的电文，而认真地听着收音机里播放宋子文、胡适、董必武等人代表中国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开幕式的消息。

    作为发起国之一，也是常任理事国之一，需要有点大国之风。通过联合国宪章时，是宋子文首先签的字。

    “国际地位的提高，取决于国家的实力和战力。”前些日子，在送宋子文等上飞机时，蒋公还这样对宋说：“我们一定争取把湘西会战打好，给你们撑撑台面。”

    这是他的真心话。3月末以来，日军连克豫南鄂北的老河口、樊城等地，加重了对重庆的压迫。前几天，赫尔利大使返抵重庆时，通报了欧洲战场盟军连连获胜的消息，还特意告诉他：美超级空中堡垒飞机最近又多次轰炸东京、名古屋和九州等地，这些城市的某些街区已被夷成平地，为保本土安全，日本在华空军的主力已被调回。这正是应该打几个像样的仗，挽回去年豫湘桂会战失败的影响，树立中国国际形象的时候。

    对何应钦全权负责指挥湘西战役，蒋介石是放心的。何在国民党内的资格不比他浅多少，论党内辈份，蒋与何属同辈，而陈诚、顾祝同、汤恩伯、王耀武等应算他们的子辈、甚至孙辈了。何处事稳重老道，他的才干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和外交方面也是国民党内的一流人物。正因为如此，他常令蒋对其有分庭抗礼之虞。听罢广播，蒋介石再次审阅了何从芷江城发来的战役部署电文：“特急。重庆委员长蒋：卯东午忠整兴电计呈。6897密。兹规定参加湘西作战各部队之任务及行动如下：①王敬久兵团之92军暂51师迅以主力接替18军常德、桃源、益阳、宁乡方面之防务，据止当面之敌背，限卯月底接替完毕。第118师仍归还第18军之建制；②第4方面军主力74军、100军、73军，应于武冈、洞口、新化线，竭（力）阻止来犯之敌，使尔后之决战有利。其18军主力，应照前令于卯月底前集结于沉陵，并依情况可不待集结完毕，即由沉陵、淑浦道南下，参加该方面军主力决战。第118师应于交防后，沿安化、蓝田。邵阳方向挺进，以遮断敌后之交通使主力军作战有力；③第13师于到达辰溪后之行动，由王司令官自行规定；④94军（欠43师）应遵照卯梗忠整兴电所示，限本卯月底前集结靖县、会同地区。尔后之任务及行动，另行饬遵；⑤新22师控制于芷江，保持机动；⑥第3、第4方面军，对新宁、城步、绥宁方面之作战，应密切协同；⑦作战地境：a．1：敬久兵团与第4方面军之军事作战地境为迹坪、横铺子、太和桥、石坝咀、银缳市、湘潭城南端相连之线，线上属王敬久兵团；b．王敬久兵团与第6战区之作战地境，为原第4方面军与第6战区之作战地境，即向何村、酉阳、永顺、大庄、慈利、临澧、罗家桥沿东湖、徐湖北岸，经上柴码头达大通湖北岸线，边至三洲再沿洞庭湖北岸至岳阳（属第9战区）之线，线上属第6战区。c．第4方面军与第3方面军之作战地境，仍旧不变。以上7项，除分电外，谨电核备。何应钦。卯回午。忠整兴。”

    何于上一年已就任新设立的陆军总司令一职，为规划湘西战役，他有权对湘西周围各战区行动进行调整部署。蒋阅毕电文，觉得何的部署头头是道，随即批复同意。

    湘西地形险峻，山峦起伏，尤以绵延300多公里呈东北—西南走向的雪峰山脉，为湘西崇山峻岭的第一道脊梁。这些山岗对于攻者的障碍甚大，对于防者无形中增加了不少力量。而且湘西河流纵横，即使日军越过了雪峰山脉，进入芷江盆地，因河川夹在中队阵地前面，对防守的一方也是有利的。所以，何应钦对湘西战役满有取胜的信心。

    按预定部署，日军进攻主力第116师团自4月11日凌晨起分3路从邵阳出发向西进击。其中，左路先遣队一马当先，越过中多道防线，深入到雪峰山中南部龙潭司附近；师团主力由中路指向白马山、乌术下之线；右路由邵阳西南桃花坪（隆回）指向洞口。中队第100军的3个师第36、第19、第51师，分路拦阻，节节退去。

    黑田铺方面：日第47师团的突击部队——重广支队，由田心指向黄金井。中国第73军第15、第17师且战且走。

    东安方面：关根支队，由新宁指向武冈。施中诚的第74军部队边打边退。

    如此看来，正面的中队战斗意志不高，全面情况正像预期的那样向着有利于日方进展。于是，坂西一良下决心，“把当前之重庆军主力捕捉消灭在洞口、花园市、武冈西北、高沙市周围地区”。为此，他下令第116师团继续向雪峰山脉深处机动，从东、北两方面包围敌军；关根支队予以策应，以主力向瓦屋塘附近突进，在中队逃向雪峰山岳地带内之前形成包围圈。

    出乎预料的顺利，并没有引起坂西中将的警惕，在他的内心感觉里，中队到什么时候也是不堪一击的。结果，惨败首先落在关根支队的头上。

    关根支队进占瓦屋塘后，随即派一部向武冈城扑去。武冈城在资水上游西北岸，在西汉时为都梁侯国，三国东吴改为武冈县，因城北武冈山而得名。此时守城的是第74军之第58师部队。设防之前，军长施中诚向该师师长蔡仁杰交代：“武冈城防坚固，护城河深阔，但敌军势头勇猛，配有坦克，切不可掉以轻心。”蔡师长受命后，率部在城内外构筑三道防御阵地，皆以黄泥、细沙、石灰混合筑成，其内里一线，百姓献出存放过年用的糯米，熬成稀粥掺和三合土构筑，其固无比。

    4月27日，日军支队长关根久太郎少将下令攻城。于是，在坦克配合下，日军分东、西、南三面发起猛攻，一连3天均未得手。

    关根少将最后搬出了自己的“杀手铜”。他组织步兵“特攻队”，每个特攻队员身绑炸药，头缠涂了太阳徽号的白头巾，步枪一律上刺刀——运用这种“人肉炸弹”，在城墙炸开缺口，为后续部队打开通路。

    5月1日，关根少将让所有的炮兵、坦克火力一齐开炮掩护“特攻队”冲击西门。这一着果然奏效，一些特攻队员冲过护城河，到了城墙下便拉响炸药，血肉纷飞中，城墙也被炸开一个个洞。但守军早有防范，立即用装满砂石的麻包将洞口堵住。“特工队”一看此招不成，又用绳梯爬城，想将城墙炸开更大的缺口，但守军往往待敌爬到中途，一通冲锋枪、机枪扫射，打得日军哇哇乱叫，护城河里，日兵尸体累累，河水也染成红色……

    直至5月2日，武冈城依然掌握在中队手中。

    守城官兵的伤亡也很大，几处城门被敌炸得犬牙交错。就在战情紧迫的时刻，王耀武命第44师一部从梅口急驰武冈城郊，从日军后侧发起攻击，守城的部队也组织突击队，乘势反击，围城的关根支队腹背受敌，终于不支退去。

    关根久太郎拿不下武冈城，又回到武冈城以西的武阳至绥宁一带。

    王耀武决心集中自己的第4方面军部分部队歼灭这股日军。攻击前，他通过何应钦向美驻华空军司令官陈纳德请求支援，于是，美空军两个编队的“野马式”和14架“p一40鲨鱼式”战机，连续几天轮番攻击武阳、绥宁一线的日军据点，日军主阵地茶山方圆不到一公里，被美国的凝固汽油弹烧成一片火海。夜间，美空军的“黑寡妇式”轻型轰炸机也频繁光顾日军各据点，搅得关根支队日夜不得安宁。

    5月5日拂晓，王耀武指挥中队发起总攻，武阳附近各要点相继被夺回，关根久太郎率残部向花园市方向逃窜，途中又屡遭中堵截，大部被歼。

    芷江陆军总部。5月6日，何应钦向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宣布：“武阳之捷开湘西战役胜利之先声。”

    再说湘西之南的武阳一线打得难解难分之时，作为主攻部队的日第116师团也在湘西中部遇上了麻烦。

    一路长驱直入的第116师团，攻抵洞口镇附近时，出乎意料遭到了中队的顽强抵抗。洞口镇地处公路线上，是通往安江、进达芷江必经之隘路。中19师第57团驻守此地，他们利用极险峻的地形，把阵地如货架子一样层层构筑在山梁上，并设有掩盖枪位的鹿砦，而且阵地的前方是广阔的水田，视野很宽，轻重武器交叉射击，组成极浓密的火网，给日军的攻击造成了极大障碍。

    岩永汪师团长使用“特攻队战术”，虽然占领了守军第57团阵地，但随即陷入前来增援的数师中队的包围之中。5月1日，从芷江机场起飞的美军飞机对该师团各联队驻地实施轰炸，抛下的大量炸弹将日军炸得人仰马翻，第109联队3000余官兵几乎被全歼，第133联队也遭美机低空扫射，死伤累累。同时，由于攻击路线拉长，陆上有中队阻断、天上有美空军封锁，岩永汪缺粮少弹，各部队为节省弹药不得不在上查坪、圭洞和洞口一带止步，一面就地赶修简易防空工事，一面请求军司令部同意撤退……

    湘西的北部战场。战役之初，日第47师团重广支队为策应第116师团西进，经邵阳向新化、洋溪方面进攻。一路上遇到的麻烦较少，连资水渡河作战，也出乎重广的意料，以很小的损失而结束。坂西一良的设想是：先攻占新化、淑浦、辰溪一线要地，稳固湘西北地区，然后配合116师团在沅水以东、资水以西地区，寻歼中。为此，他将其第86混成旅团也放在这一线，从邵阳西进。

    重广支队在洋溪附近遭中国第73军的有力抵抗，并于4月底被该军包围于红岭山。在中美空军的轰炸扫射下，该支队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日第86混成旅团在小溪、猪栏门等处渡河时，恰逢河水暴涨，乘竹筏至河中心时，遭美机轰炸，伤亡惨重，勉强抢渡过去的若干联队，也形不成攻击的拳头。

    进攻芷江的各路日军相继受挫的消息传到南京，冈村把这些归罪于冈部直三郎指挥不力。冈部一直对此战心存疑窦，不尽心尽力去干，据说他成天沉湎于文物搜集、吟诗作画，很少过问前线战事，让军司令官坂西一郎独撑危局。冈村认为冈部此举是存心想看他的笑话。

    冈村叫来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小林君，我本想亲自去一趟湘西前线，实在分不开身，请你辛苦一趟吧。”

    小林自然没二话可说：“愿为司令官效劳。”

    5月初，小林抵达汉口。一见面，冈部便要求他转告冈村，必须中止芷江作战。理由是：1．日军在没有任何空中保障的情况下，只能是美机的靶子；2．中国最精锐的新6军廖耀湘部已陆续从印度空运到芷江，即使打到芷江城下，已成强弩之末的攻击部队也无法击败这个军；3．若继续作战，请冈村总司令官增加2—3个师团兵力。周时，冈部还向小林介绍，可怕的“失败主义情绪”已在湘西前线明显地表露出来，官兵中自杀和被俘的人数日益增多，这说明士兵对战争越来越失去信心，甚至在前线第133联队内公然出现了反战标语。

    小林浅三郎答应回去后如实向总司令官报告。

    5月6日，小林总参谋长回到南京。冈村在听取他的汇报时，有点心绪不宁。小林先将此行了解的情况大概介绍了一下，又说了自己的一些观感，然后向冈村提议：

    “最后中止芷江作战！”

    见冈村沉默不语，小林告诉他：冈部司令官早有此意，且坂西一郎也改变了继续西进的意见，事实上已中止了向芷江突进的行动。

    谈到冈部，冈村的眉毛便不由自主地跳动了几下。特别是当小林讲到冈部“宁可自己负责也要中止这次作战”的态度时，冈村似乎看到了冈部那张倨傲清高的脸。

    也许他是对的吧！冈村不是那种明知输了，也不承认输的人。他认为武士道的可贵之处还有敢于承认失败的一面。

    小林似乎看出了总司令官内心的隐秘，不愿再从心理上给他施加压力，而是讲了些一线部队如何英勇作战，如何艰苦卓越之类的事。

    “请你拟定一份中止芷江作战，适时回到原来态势的命令吧。”冈村终于同意了部下们的建议。

    日晕而风，础润而雨。冈村已明显地感觉到日本已接近于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他本想以扩大中国西部战事的办法，来牵制盟国力量，但没料到事与愿违，造成了这种结局。

    冈部直三郎是5月9日接到派遣军总司令部关于中止芷江作战的命令的。实际上，其第20军的一些部队从5月5日起，就已开始脱离战线，做后撤的准备。

    第116师团7日晨开始撤退。从8日起，中队采取陆空协同向日军发动反攻。至11日，该师团退至洞口、竹蒿塘一带。13日，该师团在洞口、金龙岩、竹蒿塘地区被中队包围，经两天激战，以死伤极为惨重的代价，于16日午夜退至东圳地区集结。

    关根支队残部于5月6日开始沿白家坊、黄土塘、李溪桥，向花园市撤退。7日至9日，步兵第115大队在万福桥、湾头、李溪桥、牛角岭一带被中队包围歼灭；至19日，联队本部及一个步兵联队退至石坝江附近集结，其余被歼灭。

    重广支队残部于5月9日从洋溪开始撤退，15日撤至小半山，此时归第47师团指挥。16日，该支队向送垛山移动，18日在巴油附近被中队包围，20日经过苦战到达后田。

    5月15日，坂西一郎电告方面军请求继续撤退，冈部直三郎表示同意。此前，何应钦已下令湘西中队全面进入反攻阶段。各美械师的榴弹炮、迫击炮统统启用，炮声此起彼伏；芷江机场的所有中美空军几乎都曾轮番出动过，在湘西战区上空盘旋、扫射、轰炸，哪里有日军，哪里便火光冲天，硝烟弥漫。

    16日，日第116师团由水东桥撤向和尚桥。20日，中国第74军的5个美械师和美械118师及第100军的3个师，共9个师，将该师团包围在山溪、滩头一线，岩永汪指挥日兵作困兽斗，与9师中队激战10天，5月31日，该师团留下3000多具尸体，但逃脱了被全歼的命运，撤至邵阳附近。

    关根支队在第34师团的掩护下，22日经桃花坪向西南撤退，6月1日夜渡过资水在九公桥附近集结。

    日第86混成旅团在洞口一带被围后，粮弹无法补给，官兵已多日以野菜充饥。21日晨，旅团长上野原吉少将率少量人员突围逃走，其余官兵在陆空火力封锁打击下，大部被击毙，小部树起白旗，投降缴械。

    日第47师团于5月21日由颜公庙至颜公蚴一线向东撤退，6月1日至4日渡过资江，6月2日至5日退至省塘铺、半边街地区集结。

    至6月中旬，参加湘西战役的日军各部队基本上退回到原先的出发地域。

    湘西战役历时两月，终以日军溃退而告终。据中队公布的材料，此役共击毙日军12498人，马1286匹，毁汽车292辆。中阵亡7737人，伤12483人。

    中队还抓了300多日军俘虏。后来，王耀武听说一次战役抓了这么多俘虏，十分诧异，似乎不相信这是真的。与日作战多次，每次不过抓上几个、几十个俘虏，大部分日军在战败时宁愿选择自杀，他们认为作为俘虏苟活是一种耻辱。王耀武想去看看这些俘虏。

    他来到战俘关押地，看见那些日本战俘大部分未脱童稚之形，一个个蓬头垢面，心中不忍，令看守人员押他们去水塘洗澡。这些嘴上没毛的日本士兵，一见到清澈的池水，顿时嬉闹着扑向水塘。王耀武见状冷冷一笑：“日本帝国死期已近，让这些连胡子都没长出来的少年娃娃出来打仗，能不完蛋吗？”

    湘西战役，是1944年以来，中国正面战场上打得较好的唯一的一仗。日军经此次作战受挫，遂开始全面收缩兵力，冈村宁次一边布置部队首先从广西、广东等地后撤，一边焦虑地注视着整个战争态势的发展。

    此时，“大日本帝国已经是盟国案板上的一块肉了”，它的丧钟已被敲响。等待他这位末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官的结局是什么？且听下章分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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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章 末日来临

    帝国末日已临头，天皇诏命把军收；

    国兽犹斗不济事，签署降书谋新筹。

    1945年6月1日，也就是中国的湘西战役即将结束之际，美国总统杜鲁门与他的科学顾问团研究决定：从速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6月23日，日军在冲绳岛败北，11万官兵丧命，另有近20万该岛居民在日美两军对阵中死亡。从此，“太阳之国”的本土，已完全暴露在盟军面前了。它面临着是战，还是投降的严峻抉择。

    还在美军冲绳作战打响的第4天，即4月5日，小矶国昭内阁提出总辞呈。同日下午5时，在宫内谒见专用的房内召开重臣会议，讨论新阁组成问题。近卫、平沼、铃木、广田、若(木规)等前几任首相几乎悉数参加。近卫提出，新任首相由“与过去的事件没有关系的人出任比较适宜”，因为这样便于与盟国方面开展交涉。平沼补充说：“从社会的角度和国民的要求看来，最重要的是，与以往无关系而且可以信任的人。”接着，平沼提议由铃木贯太郎大将继任首相。因为此人自“二二六事件”以后，从未出现在任何公开的政治场合，似乎是跟战争和人民生活的破坏毫不相干的人物。而且他虽身为海军大将，但并未去指挥过海外出征，而是多年担任天皇身边的侍从武官长，对皇上“精忠无比”。当时日本国民虽然诅咒着生活苦痛，但是对于日本法西斯的支柱天皇制，还不知憎恨。因此，对于日本统治集团来说，再没有什么人比铃木更适合当总理大臣了。

    近卫、若(木规)等人急忙一致同意。铃木则以自己的现役军人身分为由坚意推辞，他说：“我认为，由军人来搞政治是亡国的根源。罗马的灭亡，是如此；恺撒的末路、罗曼诺夫王朝的灭亡，也是如此。所以，由我来搞政治，从我的条件来说，是困难的事情。耳朵也聋，希望辞退。”

    这些人一反过去争权夺利的常态，互相推波谁也不愿承担明摆着的“战败内阁”的责任。重臣会议一直持续开了两天，铃木终于被迫出任新首相。4月7日，举行了铃木贯太郎内阁出任仪式，新内阁即告组成。

    铃木内阁上台后，对日本现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和统计，看看是否还能继续把战争进行下去。调查结果表明，局势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都要严重。日本各行各业，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的，都受到基本原料不足的影响。钢铁的月产量已不足10万吨，比官方估计少2／3。同样，由于铝和铝矾土的不足，飞机产量也降到原指标的1／3。煤的缺乏使军火生产下降50％。船舶总吨位已不足百万，由于缺乏燃料和装卸货物的人力，整个运输系统已处于瘫痪状态。调查报告最后预言，用不了几个星期各城市间就不会再有铁路交通，钢铁船舶的建造就会停止，化学工业也会崩溃。

    国民食物的供应，由于粮食作物的减产已降至最低限度。政府制定了把橡子制成食物的计划。号召全体国民“同心协力”，特别是小学生和被疏散的居民要完成收集500万石橡子的任务；官方的每天食物定量已降到1500卡路里以下，不足日本人以前最低标准的2／3。城里人苦难最深，每星期天都有数百万人带着衣服、首饰、家具以及任何值钱的物品，跑到乡下去换填充肚子的食物。

    调查的结论是：“日本国内之现状，除非实行特别新奇之措施，否则战争无法继续。”但是，军部的死硬派决心要把仗打到底。铃木一方面听到了“全国人民怨声载道”，另一方面又认为“要想执政后急速变更航路，也不会行得通。……如果强行变更，一定会引起不测的混乱，发生变故”因而表示要将战争继续下去。

    6月22日，在日本第87次帝国议会上通过了义勇兵役法，规定对于15岁至60岁的男子和17岁至40岁的妇女，必要时可以实行召集。翌日，公市实施“国民义勇战斗队统率令”，上述适龄男女，统统被编成国民义勇战斗队，总人数达到2800万。而这些义勇队员的武器只是一次性装弹步枪、竹矛以及弓箭。铃木内阁所贯彻的“在战斗到底”中谋求“和平”的政策，以所谓七生（转生七世）尽忠的精神为力量的源泉，实质是用继续牺牲日本人民的血肉为赌注，换取在对日本统治者有利的条件下——即以维护天皇制为条件而投降。至于其他条件，日本已经没资格可讲了。

    7月17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会议，讨论处理德国、对日作战等问题。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发表，要求日本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

    波茨坦公告发表之后，日本统治集团自恃还有一定的本钱可进行垂死挣扎，对这一通告采取极不认真、置若罔闻的态度。

    从7月27日到8月1日，盟国飞机在日本各大城市上空散发了150万张传单和300万张波茨坦公告。传单对这些城市发出警告，说它们将受到猛烈的空中轰炸，而每次警告之后，紧接着就是一次常规炸弹的猛烈袭击。但日本政府并没有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迹象。这样，美国政府便按原定计划，不顾日本平民的生命，对日本使用了原子弹，10来万生灵葬身火海。

    8月6日早晨，广岛上空出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首次运用于实战的巨型妖怪，蘑菇云。全市化为灰烬。

    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同时参加《波茨坦公告》。9日零时，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一声令下，万炮轰鸣，震撼大地，5000多辆坦克从不同的进攻地域同时向日军阵地冲去。后方满是雨水的机场跑道上，导航灯划破夜空，上千架装满炸弹的轰炸机，在歼击机的护卫下，冒着大雨强行起飞。强大的机群飞越苏境，朝着吉林、哈尔滨、沈阳、长春等重要军事和工业目标飞去……

    进攻关东军的苏军分3路向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迅猛推进。第一路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率领外贝加尔方面军，主攻满洲里至礼赉诺尔和呼伦到防山的防线，越过大兴安岭，向长春、沈阳挺进。第二路由麦列茨科元帅指挥远东第1方面军强渡乌苏里江，突破米山、绥芬河，向吉林挺进。第三路由普尔卡耶夫大将指挥远东第2方面军突破黑龙江、乌苏里江，向佳木斯、嫩江方面挺进。日本人措手不及，仓促应战，不到一周，号称百万的关东军被击溃。

    就在苏军开始进攻的那一天，8月9日上午互互时，美空军少校史威内驾驶的b29飞机飞临长崎上空，投下了第2颗原子弹。长崎市一片火海，市内居民化为累累焦尸。

    当日晚11时30分，天皇在宫中防空洞内召集御前会议。经过激烈争吵，裕仁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同时命外相通过中立国瑞士和瑞典，向中、美、英、苏四国发出“乞降照会”……

    1945年8月的南京。

    盛夏的骄阳烘烤着汪伪政府和日军统治下的金陵古都。虽然天气很热，但冈村宁次每天夜里还能睡得很好，足足8小时。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早晨7时起床，上午到总、司令部听取参谋汇报。下午，如果天气好，就到兵器厂的大水池钓鱼；晚上读书或者下围棋。不料，他的这种“平静”的生活被搅乱了。8月8日，他的总司令部情报课从欧洲、重庆等地的无线电广播中收听到了有关日本将要投降的消息。他和日本其他高级将领一样，对“无敌皇军”之类的神话深信不疑，难以接受日本宣布投降的事实。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于1941年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以来，继续了4年多的战场生活。在这期间，一次也未回国。因此，国内的事情，虽然片断地听到一些，但实际情况如何，既不知道，也不让我知道。虽然大体上对战局的前途感到颇为暗淡，但认为还有相当的余力。”

    他的幕僚把8月10日抄录的消息摆在了他的案头：

    1．杜鲁门就日本要求投降，正与英、苏、中三国联系。

    2．日本皇室是独裁政治的根源。可能以日皇退位结束战争。

    3．日本通过瑞士、瑞典政府，向美、英、苏、中各国政府提出，如

    允许维持天皇制，则接受《波茨坦公告》。

    并不是冈村不谙世事，实则因他以中国战场的现状来作参照系去衡量日美、日苏作战，以为日本还有能力将仗打下去。其实，在10日的夜里，南京、上海的中国老百姓已在窃窃私语了。有人得到了这个消息，便以电话告诉自己的亲朋挚友。当然，那语言是经过修饰的，或双关、或暗示。接到了电话的人们，是再也睡不着觉了，有些便立刻穿好衣服，像大年夜走喜神一样兴奋地在马路上徘徊。许多打烊了的店铺重新燃起了灯火。在上海旧法租界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酒吧间里，不少犹太人醉眼朦胧地拉着夜行的中国人到酒吧里喝一杯，庆祝日本战败。

    冈村的参谋副总长今井武夫也是知道这情形的。他说：“从8月10日左右，盟国电台就传播着关于日本投降的风声，流言飞语盛行，人心极为混乱。”

    所以，冈村宁次看见情报课呈递给他的消息时，不免有些发怔。但是，就在10日夜里，他又接到东京大本营发来的“大陆第1378号”命令：

    1．大本营企图在完成对美主要作战同时，为摧毁苏联的野心，重新

    开始全面作战。击破该方面苏军以维护国体、保卫皇土。

    2．关东军总司令官应将主要作战针对苏联，就地击破来攻之敌，保

    卫朝鲜。

    冈村宁次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将投降前兆与此命令相对照，使我等驻外人员迷惑不解。”

    8月11日，冈村派参谋西浦、野尻直飞东京，表面上去大本营商讨向满洲调转兵力的问题，实际是去探听消息。这一天，欧美各国和重庆电台有关日本投降的消息广播得更加频繁，内容更加具体。12日，冈村收到了东京大本营的如下电报：

    陆机密电第61号

    帝国由于苏军的参战，必须同时完成强硬的作战，正按照下列条件与

    美苏英交涉中。

    1．帝国对最近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公告》的条款，准备以不变更天皇

    统治大权为条件，予以接受。

    2．对上述条件的确切保证，如有任何疑义，帝国应坚决为完成战争目

    的而迈进。

    陆军大臣、参谋总长

    此电文虽措词强硬，但核心内容透露了准备接受投降的实情。冈村看了这封电报感到：“这对百战百胜的中国派遣军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他后来仍一直认为“中国在军事上并未战胜日本，不过是挟同盟国家之胜利聊充战胜国而已。”

    不过，同一天，他收到了大本营梅津参谋总长发给其个人的电文：“为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全军宁可玉碎决不收兵。勿因各国之和平宣传攻势及区区情报，而削弱斗志，务期彻底完成任务。”这封电报合他的口胃，所以冈村在闻得“晴天霹雳”之后，向全体侵华日军下达了如下训示：

    对派遣军将士的训示

    苏联终于向我进犯。皇国如今面对美、英、苏等大敌，已进入关系国

    家兴亡之决战中。

    苏联参战早在预料之中，我数百万精锐皇军正严守皇上及大陆。必须

    发挥建国以来最大勇猛之传统，为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只有断然决一雌

    雄。本官决意率吾百战百胜皇军之最精锐部队，抱全军工碎之决心，誓将

    骄敌击灭，以挽狂澜于既倒。

    全军将士勿为敌之和平宣传攻势所迷惑，全军应愈加精诚团结，再现

    大楠公“臣一人在，圣这可保无虑”之忠诚及必胜信念，和时宗公之壮烈

    斗志，克服万难，一心一意为去灭骄敌而奋斗。

    昭和20年8月12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冈村宁次

    冈村发了训示之后，又向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发了电报，要求拒绝《波茨坦公告》，继续作战，表现了他极其强硬的态度。他的要求本来是不符合8月9日日本天皇御前会议精神的，但是，陆军却把冈村要求继续作战的消息播送出来。

    8月13日，南京汪伪政府出刊的《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中央社京讯）日驻华派遣军12日发表声明如次：

    最近于街巷之间，流言风行，无知之辈随声附和，人心动荡，殊深遗

    憾。派遣军无论战局如何转变，决以严明之军纪，公正严肃之态度，向击

    灭骄敌之途迈进，如有曲解军方真意，于治安上有不良行动或有冒渎日本

    军威者，军方决予断然处置。

    13日，东京。清晨，陆相阿南闯进内大臣木户的住室，向木户说：“盟国的条件会毁灭大和魂，应该打一场决战，你难道不能再请求陛下重新考虑一下吗？”上午9时，日本内阁举行会议讨论盟国的复文。14日，天皇再次君临内阁会议，令15名内阁大臣在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文件上依次签字，总算没有让他的千万臣民血肉之躯去“玉碎”。

    8月15日9时半，冈村从他的私邸来到总司令部，获悉了由陆军部次长于昨夜发来的“天皇陛下将于15日12时亲自广播。应谨拜闻”的通知。10时10分，他又接到了东京发来的关于“天皇陛下已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陆第68号密电。

    冈村宁次根据这封密电，已大致猜出天皇将要广播的内容。

    11时过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全体人员在他的率领下，按平时遥拜式的队形，于广场东面集合，聆听从数千公里之外本土传来的天皇广播诏书。

    正午12时，天皇的声音在广场上响起：

    察世界之大势及帝国现状，朕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收拾时局。帝国政

    府已受旨通知美、英、中、苏四国政府，我帝国接受彼等联合宣言之各项

    条件。……朕对曾与帝国紧密提携解放东亚之东亚诸盟邦表示最深切之遗

    憾。每念及战死沙场之官兵及其他以身殉职者，每念及死于非命者及其遗

    族，朕日夜痛心，凄然涕下。对伤者、战争受害者、无家可归者，丧失生

    计者之福利，朕深为轸念。帝国今后之苦难自不堪言，朕深知尔臣民之衷

    情。然者，时运之所趋，朕为和平计，不堪忍者亦忍之，不堪受者亦受之

    ……

    通篇讲话虽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百般辩解，把自己打扮成和平天神的形象，但贯穿此诏书的主旨是两个字：投降。

    从总司令到警卫，都木桩般钉在空阔的广场上，骄阳在地面上画出他们短小的投影；酷热使他们汗流浃背，军衣湿透；绝望使他们精神麻木，目光呆滞如死鱼的眼瞳。

    末日临头，来得这样突然，这样不可抗拒。冈村宁次悲极无泪。天皇的广播结束后，他和部下一同陷入茫然无措的沉默之中。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身分和责任。他走上讲台，用十分简短的语言向全体人员作了谨遵诏命的训示，然后宣布解散。下午，他对全体侵华官兵下达训示如下：“蒙亲赐敕语，忧及圣虑诚惶诚恐，不知所措。值兹圣战中途，而逢建国以来从未曾有的最恶事态，实无限悲痛，然事已至此，本职惟谨遵圣谕，以慰圣怀。

    派遣军将士切勿削弱斗志，应愈益严肃军纪，坚持团结，根据唯一方针，分别为完成新任务而迈进……”

    8月15日这一天，冈村宁次觉得是那样的漫长、沉闷，连空气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味道。“虽说我在战地，对东京的情况不详，但上奏继续作战，已违背圣虑。因此，我以此为理由电请退职转役。15时归舍，默默沉思。”他平素是个“乐天派”，除下棋、钓鱼、读书三大嗜好外，后来又热心于研究易经。这种雅好，似乎与他的侵华恶魔生涯有所(牛氐)牾，但人的性格往往是多重的，这位统领百万大军的总司令竟也能与同好坐禅论道。

    他平时就寝时，合枕即睡，很少失眠，可这天晚上彻夜辗转难眠。“首先涌上心头的是如何把105万大军和80万侨民安全地撤回日本，其次是怎样处理自己等等。据报道，阿南陆相昨夜剖腹自裁，今天铃木内阁又总辞职。但我身负撤退重责，既不能自裁又不允许辞职。”他在天皇投降诏书广播之前，曾一直主张继续战争，并再三奏请天皇批准决战的要求。然而今日接受波茨坦公告已成定局，东京方面又频频传来噩耗，他作为天皇的臣子，除“谨遵圣谕，以慰圣怀”之外，别无选择。下午，悲痛绝望之际，他曾向东京电请退职转役，可发出电报后又仔细想来，那实在是孩童闹气之举。他的电请不可能被批准，而军民安全撤离中国的重任也不容他推卸，因为甲午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对日胜利，半个世纪的血海深仇怎能轻饶了他们？冈村对此忧心忡忡，谁叫他恰好是最后一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呢？

    窗外万籁俱寂，连警卫的脚步声也听不见了。室内孤灯昏黄，电扇嗡嗡地吟叫着，但问人的暑气却久驱不退。深夜的岑寂使他有被人类遗弃之感；闷热的空气使他痛苦绝望的心境更添烦躁。他在8月15日这天日记里写道：“余决心置身于不求生亦不求死之境地。”

    他不是没有想过在中国大陆单独打下去的可能性。在华的日军高级将领，此前在某种程度上虽已想象到战争的失败，但多数人预料，可能要在日本本士和中国沿海，再进行一二次大决战，在对日本比较有利的情况下讲和。至于一般官兵，因不了解全面情况（这是上至大本营，下至派遣军各级司令部一贯不讲实情造成的），几乎还认为胜利在望，他们的战意仍浓。冈村就任总司令官后，根据大本营的以长江下游三角地带为主要战区之命令，自湘西战事一结束，便将深入到广西桂林、柳州地区的部队陆续后撤，向上述三角地带集中。当时整个派遣军约为105万，其中华北方面军30万，第6方面军35万，第13军30万，第23军10万。各部主力基本集中在京广一线以东。但是冈村也清楚如果不顾投降的“圣谕”，不但落个逆臣的罪名，而且在没有本土支援的情况下，单独同盟国作战，只能全军覆灭，就是想逃跑也没处逃，因为船舶很少。他除了“谨遵圣谕外，已别无他策”。

    8月17日，中国方面通知冈村派人去芷江中国陆军总部接洽投降事宜。20日，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奉命前往。今井一行为了顾全日本军最后的体面，“乘用的mc机是借用总司令官的专机，它饱经战争苦难，不仅漆皮脱落斑驳，而且满布弹痕，越看越觉得寒碜，实在也是万不得已。内在质量也比不上美国飞机。人家不管有雾、不管夜晚都能毫不在意地自由起飞，我们的飞机就不行。根据约定，我机尾还要拖着两条3公尺的红色布条，甚觉耻辱”。今井武夫抵芷江后，与中国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举行了两次会谈，初步达成了移交武器装备、俘虏名册等协议，然后乘原机返回南京。

    8月27日，冷欣率领顾问、参谋和宪兵警卫等百余人乘7架飞机先期到达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9月1日至5日，全部美式装备的中国新编第6军陆续空运到南京。8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在数十架战斗机的护卫下，在明故宫机场着陆，隆重地进驻了陷落长达8年之久的国民政府首都。

    中国方面特意选择第二天9月9日上午9时这个吉利的“三九良辰”，在原来的国防部这个与军事有关的地点，举行日本军队投降的签字仪式。

    这一天早晨，按规定时间，冈村宁次率领部属在中官引导下，照日本军占领时期同样的行军队形，由武装的两个分队乘警备车担任护卫，通过扎有“和平永奠”、“胜利和平”等金色文字的牌楼，沿着打扫整洁的中央马路前进。进入黄埔路，就来到了国民政府时代的国防部（汪伪时期改为伪中央军校），护卫车在大门口的路旁退避，队伍成为无武装状态，只有小轿车继续开进门内，宽阔的广场上坚立着盟国的国旗。

    冈村等人预先在车内将指挥刀卸掉，留在车内，解除武装，并将军帽拿在手中步入会场。这套步骤是前一天双方商谈妥的，起先冈村等人要求携带军刀人场，中方经研究后断然拒绝，一则这是败军之将的投降仪式，二则也怕他们中的某个人在中外记者面前刎刀自杀，这群法西斯武士的行为谁能预料呢？

    会场四周的墙壁上张挂着红白蓝三色布，悬挂着中、英、美、苏四大国的国旗，有“和平”两个字，也有一个“v”字，正面墙上挂着国父孙中山的巨幅照片，对面墙上则挂着四大国元首的照片。

    靠会场正面的桌子中央，已经坐着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左右并排坐着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陆军副总司令顾祝同上将，空军代表张廷孟上校，总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等将校。来宾席上坐有盟军将校以及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等。

    日本方面的桌子排列在中国方面桌子的正对面，中央是冈村宁次的席位。两旁列席的有：日驻华舰队司令福田良三中将，驻台湾日第10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驻法属印度支那日第38军代表三泽大佐，中国派遣军参谋总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和参谋小笠原清中佐。台湾自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成了它的“领土”，所以日第10方面军及第38军本不归中国派遣军管，由于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中国将收复台湾，盟国规定日驻台湾和北纬16度以北之越南地区的军队，一并由冈村宁次率领向中国方面投降。

    冈村等人各就本位立正敬礼，何应钦欠了欠身子，像是站了起来似的作为还礼。分别就席后，冈村马上出示了日本政府出具的冈村宁次受权投降的证明书。

    然后，小林中将从何应钦手里接受受降书两册，转身走回日方座位交给冈村宁次。在场记者描述，“冈村将降书一一阅读，签字时，手微颤抖，签字盖章毕，低头俯视降书达50秒钟之久”。之后，再由小林将两册降书交给何应钦，何查阅无误后，令萧毅肃参谋长把其中的一册交还冈村，仪式就此结束。

    仪式的一切均按预定的要求进行。只是在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呈交投降书敬礼时，何不由自主站起来作了答礼。这是原定方式中所不允许的。原规定投降者必须向受降者三次敬礼，即：冈村等人一到会场即向何应钦上将敬一次礼；小林从何处领取投降书时第一二次敬礼；冈村在降书上签字盖章毕由小林向何呈交时再一次敬礼。前后共敬礼三次，中国方面对此均不回礼。对何应钦的意外之举，冈村颇为感动：“看到我这位老朋友的温厚品格，不禁想到这毕竟是东方道德！”

    但是，何应钦向投降者还礼一举，却引起了西方记者的纷纷议论，认为这是失当的。

    冈村自称参加投降签字仪式时的精神状态是安然的，并没有失去他素常的“风度”。在9月9日当晚的日记中他写道：“8月10日以来，虽不断受不愉快心情折磨，但其后，因‘对华处理纲要’业已确定，并决心亲自掌握处理，加以所接触的中国方面要人态度颇为亲日，而又是向友人何应钦投降，从而产生一种轻松之感。在今天的签字仪式上也未特别紧张和担心。然而，这总是从未意料到的痛苦处境。因此，一进入会场，就试用隐禅师夜船闲话的内观法，安心定神。对陪席的美国人也默念着‘坐禅如在桥上，把往来行人当作深山树林’一语，借使自己镇静下来。签字时的心情，和过去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或处理公务时的心情并无不同。”

    实际上，他求助什么“内观法”来安心定神，已经自供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并不轻松。

    签完降书后，冈村向侵华日军正式下达投降命令，要点如下：

    （一）余遵奉大命，率领在华（满洲除外）、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之全部陆军向蒋委员长无条件投降。

    （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第6方面军司令官、第10方面军司令官、第6军司令官、第13军司令官及第23军司令官、第38军司令官，应指挥所辖地区内一切陆军部队（包括非部队成员）向各地中国受降主官投降。

    （三）各方面军司令官在执行上项有关命令时，应与所在地区海军指挥官密切协作。涉及陆海两军有关事项，应负责对海军部队的领导，为此，在与受降主官交涉中，应包括有关海军事项之执行。

    （四）各方面军在执行本命令时，必须迅速、确切，赏罚严明。

    （五）执行本命令时，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书面请示当地受降主官，就地妥善处理。同时，冈村还以总司令官名义下达对中国派遣军全体官兵之训示：今奉大命，率我武勋赫赫战史辉煌之中国派遣军，不得已投降敌军。念及我征战万里、确信必胜、英勇善战之将兵，以及皇国之苦难前程，万感交集，无限悲痛。然圣断既下，事已至此。全军将士面临冷酷事实，宜彻底遵奉圣旨，毋趋极端，含辛茹苦，更加严肃军纪，保持铁石团结，进退举措，有条不紊，以显示我崇高皇军最后之真姿。异域瘴疠之间，望全军将士珍重自爱。泣血训示如上。

    由此可见，他虽然签署了投降书，但内心并不肯向中国人民低头，更谈不到有真正认罪的态度了。

    9月中旬以后，遵照中国方面的指令，冈村的总司令部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他本人改称总联络部长官，负责协助盟国方面遣返在华日军官兵和侨民回国。此间，他每天只是上午到该部办公二三个小时，下午便回到私邸，参加以小玉吞象占卜师为中心组成的易经恳谈会活动。他知道自己身为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将难逃中国方面的审判，“但也只管打坐以待未来，将来即使走上断头台，也愿持此心情”。

    那么，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如何处置这个老牌侵华恶魔的呢？且听下章分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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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章 “无罪释放”

    冈村宁次大战犯，交接有功受报赏；

    优遇敌酋为，判为“无罪”被释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传统国际法中，发动和诉诸战争被当作主权国家的当然权利。那时的国际法里无所谓侵略国与被侵略国的是非划分。

    当时以战争解决政治问题、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是合法的，任何国家都有诉诸战争的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利，即所谓的“诉诸战争权”。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犯罪并不包括发动战争本身的行为在内，而仅指交战队在作战中使用诸如有毒或其他禁止使用的武器，杀害或虐待战俘、平民等行为。至于战争本身却无可非议，发动侵略战争的统治者和军队负责人这些罪魁祸首，亦一贯逍遥法外，从未受过任何审判。就是曾入侵了大半个欧洲的拿破仑遭流放，也非经过国际法庭的审判，而是根据战胜国元首的政令执行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有了新发展，1925年国际联盟第六届大会宣告：“侵略战争构成国际罪行”。同时，否定了以上级命令作为否认自己战争罪行的辩护理由之规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德法西斯分子给各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世界人民强烈地要求严惩战犯。1942年，比利时等9国流亡政府在伦敦发表了惩治战犯的宣言。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亦指出：“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罪犯，将处以法律之裁判。”同年11月6日，国民政府在光复后的南京设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并于12月中旬以后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等10城市，成立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其中南京法庭直属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后改隶于国防部。

    1946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战犯名单。对此冈村自己也心里有数，“中国事变以来，我虽未直接参与战争的谋划，但一直在中国战线先后担任师团长、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最后达到最高地位的总司令官。因此，在停战初期，我自忖不仅将被判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免”。但是几经曲折，冈村最后竞被蒋的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并将其悄悄遣送回国，此举大出国际、国内甚至冈村本人意外，这一案件的内幕究竞如何呢？

    “八一五”日本投降之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大多还远在川贵一隅的大后方，不可能很快赶到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接受日军投降。而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自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后，发起了大反攻。新四军已收复了大江南北10几个县城，主力已逼近上海、南京、合肥、武汉等地。新四军为了接收城市，公布了各省市领导名单：刘长胜任上海市长，黄克诚任江苏省长，粟裕任南京市长，何克希任杭州市长，郑位三任湖北省长，任武汉市长。八路军也任命了华北各省领导人。已经壮大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与这些城市近在咫尺，而蒋的中央军却鞭长莫及。

    怎么办？蒋介石思前想后，决定依靠日军和伪军替他先看管好这些地盘。8月16日，蒋电告冈村宁次，要他继续坚守岗位，并负责维持秩序，所有武器装备移交给重庆中央军，而决不可向其他军队移交，遇到不法扰乱者，可作自卫反击。华北、华东的大城市和日军武器装备交给国、共哪一方？这一决定权实际落在了冈村宁次手上。他权衡再三，认为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且国民党内亲日派多，顺从蒋的旨意，在战后审判时或许能逢凶化吉。于是，冈村立即复电蒋介石：遵令执行。同时，命令所属部队在原地等待重庆政府军队来接收，对军队的任何要求，坚持予以拒绝，必要时可采取武力自卫，毋庸踌躇。

    两天后，8月18日冈村亲自给在华日军起草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纲要指出：“皇军停战后，切不可松懈斗志，要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气魄和斗志，加强对重庆政府的支持，要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关于移交武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根据重庆政府的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重庆政府军队。”

    这个纲要是冈村自主决定起草了发的，应当说它与东京方面当时的主张并不一致。日决定投降后，东京大本营作为正式指令曾给冈村发来密电：“此际莫如将红色势力引进中国本上，使之与美方势力发生冲突，引起东业之混乱，从而日本可坐收渔翁之利。”也就是说冈村应放手让接收，使其实力进一步增强，与国民党方面争夺天下。这倒是符合作为战败者的日本统治集团当时的报复心态。后来不就是因国共内战及朝鲜战争，使美国决定放松对日管制并扶植其发展，使日本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么？但是，当时的冈村拒绝了大本营这一主张，他从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出发，采取了“与国民政府紧密结成一体，断然对付”的方针。这当然赢得了蒋介石对他的好感。

    8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曾派冯少白等，到南京与日军总司令部联系受降事宜，冈村宁次得知后，采取敷衍态度搪塞，同时，又派参谋主任桥岛等到吁胎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以种种借口拒绝向新四军投降。八路军的谈判代表在北平、天津、太原、石家庄等地也遇到同样的拒绝。

    冈村对冷若冰霜，而对国民党却主动热情。8月27日，冷欣中将作为前进指挥所主任抵达南京时，冈村派小林浅三郎总参谋长率领百余名高级军官前往机场迎接。当晚，小林浅三郎代表冈村在新街口福昌饭店宴请冷欣。席间，小林对冷欣说：“我们盼望着由你们来接收。这几天，我军在前线仍在与八路军、新四军对峙。他们要受降，我们命令部队抵抗。上海地下党准备组织10万工人大起义，与新四军苏浙军区里应外合攻占上海，这一行动被我们制止了。”

    冷欣对此表示感谢，称：“如果没有贵军的大力协助，许多大小城市早成了的天下了。”接着，双方相互敬酒，场面十分亲热。

    战争结束初期，国民党同内部掀起了一股所谓“中日合作亲善”的怪潮。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为了“不刺激对方”，对投降日军，一是不称俘虏，而称“徒手官兵”；二是到遣返为止，不解散其部队的指挥体制。只是将侵华军总司令改称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各方面军司令官改称“某某地区善后联络部长”。冈村也供认，停战后中国官民对日军、日侨的态度“出乎意料的良好”，他认为“这可能与中国人慷慨的民族性格有关。但最大原因是广为传闻的蒋介石先生8月15日所作的‘以德报怨’的广播演讲。这个演讲与当时斯大林之‘讨还日俄战争之仇’的声明比较，应该说中国之豪迈宽容，无以复加。这一思想及方针。已成为中国官民在接收日军投降及对待战犯等一系列问题态度的基础”。

    他后来还在其回忆录中拐弯抹角地承认，200多万日军、日侨能在战败不久很快顺利返回国内，几乎未受到人身伤害，这是日本民族所做不到的。自甲午战争以来，在华的日本军民欠下过累累血债，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报复或至少像苏联那样，押他们在西伯利亚之类的地方服苦役，但中国没有这样做。历经战败，遣返整个过程的冈村宁次，不得不承认“中国民族敦良宽厚之性格，值得日本人学习”。

    当然，蒋介石对冈村宁次个人的处置，就不完全是宽宏大量的因素，而是带有强烈的色彩。

    9月9日举行过投降仪式后，1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一些高级将领，与冈村举行了“亲切会见”。双方就合作问题进行了密谈。何应钦等人声称：“日军并非战败，中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此时的所谓“中日合作”，无非就是共同对付与国民党争夺受降权的。果然，何应钦提出：“对日战事结束了，国共战争就要开始，我们对作战困难不少，蒋主席说要请贵军协助。”

    冈村宁次点头赞同：“我既受天皇之命向中国投降，就应该忠实地为中国政府效劳。”

    中秋节那一天，何应钦还派人送了两卡车月饼和1卡车水果，到萨家湾日军总司令部表示慰问。另外，何派王武上校单独给冈村送了两箱香烟和一箱茅台酒等物品。

    10月21日，冈村应何应钦之邀，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日方只我一人，对方有何应钦、萧参谋长、钮少将、王武上校（除萧氏外均精通日语）。谈完公事后，拿出甜酒，大家闲聊了两个多小时。席上，何应钦极力高唱中日合作。其中，何应钦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如下一段，河上将说：‘由于贵官认真负责的态度及贵司令部职员热诚勤勉，使接收工作顺利进行。应趁此机会培育中日合作的趋势，使子子孙孙继续下去。我任军政部长以来，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意者，因此遂启战端，诚不胜遗憾之至。我曾对矶谷、喜多两武官提出，如果日本侵占中国，外国势将介人，事态将向困难发展。7月3日芦沟桥事变前夕，喜多武官迫使中国放弃亲苏政策，并接受广田五原则时，我也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党势力扩大。此事不幸为我言中。’何言毕举杯与我畅饮。”

    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是1946年5月5日，但蒋介石早在1945年12月20日就秘密来到南京。23日晨，冈村“突蒙蒋介石委员长召见，遂去总司令部作短时间面谈”。一见面，蒋即对他在接收过程中给予的合作表示感谢，并躬身问安：“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有何不便，请不要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我们会尽量给予便利。”冈村后来回忆当时情景说：“蒋和蔼之情溢于言表。……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1946年6月，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根据地为标志，国共两党战争全面爆发。在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的建议下，冈村宁次被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以发挥他的所谓“军事天才”。此前，冈村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根据对八路军作战的经验而编纂的《剿共指南》，也被译成中文后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这年底，为了隐秘冈村的行踪，国民党当局把他从南京萨家湾原日军总部大院迁居到鼓楼以西金银街4号。

    这是一幢独门独院的三层楼别墅。据说抗战期间，别墅的主人到美国避难去了。别墅因长期无人居住，院内长满了杂草。当时的金银街以北是一大片坟地，晚上，幽幽磷火飘忽不定，令人毛骨悚然。因此，那时候金银街白天行人稀少，晚上更是沓无人迹。何应钦亲自出马，左挑右选，才选中了这幢偏僻隐蔽的别墅，经过一番修缮后，把冈村安顿在这里。

    这个国民党军政大员的座上客兼高级军事顾问，为什么东躲西藏隐居在此呢？原来，远东国防军事法庭自将他列入首要战犯后，于1946年8月、10月两次发出传票，要中国政府将冈村宁次押送到东京审判。国内许多报纸强烈要求政府审判冈村宁次。早在1945年11月5日《解放日报》公布的2万名战犯中，就将他列为第一号战犯。一些民间武术团体也遣杀手追捕冈村。驻南京的中外记者，也无时不在紧盯着他的行踪。风声越来越紧，强烈的声讨之势使冈村坐卧不宁。蒋介石、何应钦为保护这位协助国民党接收的“有功人员”和“军事天才”，曾三次安排他迁居，均因不安全而未成，最后才选中了金银街4号这幢别墅。

    从1945年11月至1946年12月，在华的大部分日军、日侨已被陆续遣返回国，而且处理善后工作的各联络组织也相继撤回日本。按理说，这个被封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的冈村宁次，从1947年起除了接受审判外，就该无事可做了。但他在那幢小楼里却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紧张程度甚至超过了他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官时期。那时候，他靠一帮得力助手、参谋，可以当甩手大掌柜，还有空闲去钓鱼、下围棋，现在没有那一套班子，他得事必躬亲。而且，他的命运毕竟攥在人家的手里，对国民党军政大员频频光顾来“询问”、“讨教”军事作战问题，他又不敢不支应。蒋介石待他也不薄，每月开销按时送到，需要的生活用品有求必应，逢生日、节日，何应钦、陈诚、汤恩伯等总要在各自的公馆内请他赴宴。他这时实际上成了国府大员们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鸟，想飞是飞不掉的，但也享受着优待。不过，出于一贯的立场，他还是心甘情愿的。

    直到1948年3月29日他被从南京转送到上海之前，他在这幢别墅小楼里总共住了约一年半。这期间，冈村遵国民党军事当局嘱托，先后撰写了《的兵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从敌对立场看中队》、《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等分析报告和文章。其中，他称撰写《从敌对立场看中队》一文时，几易其稿，历时颇长，因为“我自少佐时代经常来中国，相当通晓中国内情，又屡与中队交战，对其缺点也有充分了解，既受嘱托，又愿为改善中队略申己见，故直言不讳，加以批判。但拙著内容多涉及机密，故仅誊写三份，两份交出，一份留底，不久亦烧毁。据何应钦后来透露，看过该文件的只有何与蒋主席及另外一人”。可见冈村的这些文字，在蒋介石那里有何等重要的分量。

    同时，国民党军事当局每策划一次新的作战计划，其作战厅总会有人来造访金银街4号，拐弯抹角地打探一下这里主人的意见，甚至后来冈村被内定“无罪释放”临回国之前，负责坚守大上海的汤恩伯还去追问他对长江防御的看法。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过于迷信所谓专家的意见了。其实战争的胜负，往往不取决于某个人的军事才能，更决定于大势之走向、人心之聚散，连冈村自己不也是因此而签署了投降书吗？。

    对这个侵华日军的总头目长期逍遥法外且久无音讯，各界舆论纷纷向政府提出质问。起初，国民党政府一直以“此人目前仍任联络部长官，遣返侨、俘工作尚未结束，何时对其拘留审理，当局正在研究中”，“目前在华仍有部分日本军民和征用的技术人员尚未遣返完毕，冈村现仍以联络员身分协助处理未了事宜”等语予以搪塞。但到了1948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人来到南京政府国防部，声称要把冈村带走，因为整个日本战犯的审理工作即将结束，冈村必须在4月份远东军事法庭解散前到庭受审。

    蒋介石、何应钦获悉，左右为难。他们心里明白，冈村去远东军事法庭，必定被判死刑，但若不把他交出，又怕因包庇战犯而受国人抗议。于是，紧急作出两条决定：1．根据国际情况，冈村以暂不回国为安全；2．对外称冈村因肺病（也确患了此病）被监视居住，待病好送回国。然后出具了冈村的病历证明，把来人打发回东京。

    转眼到了6月，虽然这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仍未按原预定时间解散，但国民党当局以“冈村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行为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实有关，因此不须送往东京处理”为由，仍决定在国内审判冈村宁次。7月7日上午，冈村接到国防部军事法庭的传票，要他在12日到上海市商会礼堂受审。冈村一时惊恐沮丧。第二天上午，何应钦派副官向他传达两条口信：一、蒋主席、白崇禧部长、陈诚总参谋长和他本人对冈村将军在战后的工作甚为满意，表示感谢；二、上海审判是为应付舆论，毋庸挂虑。冈村听罢，一颗悬着的心稍稍安定下来。

    他对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审，记忆犹新：“7月12日，我按传票指定日期，由松冈和翻译刘季坪陪同，于9时20分到军事法庭候审。10时半，由施检察官对我作战经历以及与之有关的部下之不法行为等有无责任问题提出质问，我据此做了回答。大体上似乎没有我个人的犯罪事项，法庭调查达一小时之久。其后，石庭长、施检察官和刘翻译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事后据刘翻译谈，石庭长等认为，既已成为被告，其健康状况良好，应即移往战犯监狱监禁。而刘翻译坚决主张现寓所乃国防部所指定，除非该部指示，断不能擅自离去，双方争执不下。最后由国防部和石庭长协商，准予申请保释。”

    直到8月9日，石美瑜庭长向国防部提出“冈村宁次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就医”的申请，终获得批准，他才被送进上海高镜庙战犯监狱。这就是说抗战胜利结束已整整3年了，此敌酋才真正成为中国政府的一名囚犯。

    8月14日，军事法庭再次开庭，“9时，石庭长开始预审，约30分结束”。当冈村走出法庭时，等候在外面的百余名中外记者立刻蜂拥而上，将其团团围住，争相提问，令冈村一时失措，无言以对。法庭警察一面为他开道，一面将他送进休息室。

    自日停日侨遣返结束后，这一二年冈村究竟在干什么？传闻不少。所以他一露面，记者们便紧追不舍，不从他口中问得三言两语，难以善罢甘休。而他又不好把在南京金银街4号做的事情和盘托出，所以只得支支吾吾。当他进休息室后，仍有二三十名记者跟进去向他提问。直到10时30分左右，冈村才在宪兵、警察的护送下登上警车，而有几名记者竟爬上去，一路向他提问，直到监狱门口方才作罢。

    他被送回监狱后，典狱长孙介君即带着随从前来监室“慰问”，称：“先生前在塘沽协定时和在停战投降时，均未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措施，中国有识之士均甚嘉许。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10年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并点拨他“在受审时，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

    冈村心领神会，点头称是，并表示理解中方的苦衷。

    8月17日，上海各报在显要位置刊登消息：定于本月23日在市参议会礼堂对冈村进行公审，有关当局届时将邀请驻沪各国外交官及各界人士参加，市民也可前来旁听。同时还公布了审判人员和律师名单：庭长石美瑜，检察官王家媚，法官陆起、林建鹏、张体坤、叶在增；被告的辩护律师是杨鹏、江一平、钱龙生，其中杨、江系国防部专为冈村一案聘请的上海滩头牌律师，云云。

    8月23日上午9时30分，公审开始。礼堂内座无虚席，外面广场上也挤满了人，临时架设的广播喇叭将公审情况传到广场上的每个人耳中。开庭后，检察官王家媚首先宣读起诉书。这里要交代的是，负责审理冈村案件的司法人员，当时大多年轻气盛，还是一心想通过审理为民族伸张正义的，他们对上层军政大员与冈村之间关系的内幕详情也知道得不多。王检察官在调查取证时，国防部、外交部及所有政府部门，都没有提供什么被告的具体犯罪材料，他只好抓住冈村宁次指挥部队进攻桂、柳和南宁时，其部下有7个师团长和1个旅团长被判刑，把8个人的罪行加在被告一人身上，以连带罪起诉。

    起诉书读完，对被告人和证人进行庭审。冈村宁次西装笔挺，脸上架着金丝眼镜，一副学者派头。按法庭通例，被告人应一直站立在围栏内，但他受到了特殊待遇，“审讯中与我无直接关系时允许坐在旁边椅子上，候审室专为我备有大扶手椅，如此周到照顾，感激莫名”。他回答法官问题时，神情悠然；几个证人都是他任第6方面军司令官时手下的各师团长。冈村宁次对检察官的起诉和法官审问的犯罪事实避重就轻，满不在乎。他的态度激起了旁听者的愤慨。

    中午休息3小时，午餐菜肴十分丰盛，使冈村和几个日本证人大为满意。

    下午3时，公审继续进行。首先由江一平律师进行质问，继而由王家媚检察官宣读有罪论证。随后，江、钱、杨3位律师与检察官进行辩论。法庭气氛从而趋向紧张激烈。

    值得一提的是，江一平是上海有名的大律师，他在受聘为冈村辩护之前，其父曾极力反对，不想让儿子遭世人唾骂。冈村闻知后，也一度担忧这位巧舌如责的高手出不了庭，“然而在此情况下，江一平律师不顾其父反对，毅然出庭，并列举我在华北任方面军司令官时期为供给农民棉布，打击奸商等事例，为我辩护，使我永铭肺腑”。1961年6月，冈村去台北访问时，曾特意前往江一平家中表示感谢。而杨鹏、钱龙生当时还在大陆，他自然是感谢不成了。

    审判正在进行中，庭长石美瑜接到南京来的电话，说冈村宁次案子暂缓判决。下午6时30分，石美瑜在法庭宣布：“今天只审不判，到此休庭。”全场愕然，连被告本人也感到意外。转天24日，孙介君典狱长又来向冈村透露情况：“对先生的公审判决的时机，政府内部有两种意见。外交部方面主张等待国际上对其他方面的战犯判决后，斟酌情况再作判决为宜；而国防部方面则主张从速轻判。因此，只得请示蒋总统才能决定。”

    说也奇怪，冈村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何应钦、陈诚、汤恩伯等军方领导人，一致的意见是赶紧让冈村获得“自由”，反倒是外交等部的文官们顾虑各方面的影响，认为不能那么便宜了冈村宁次，至少先搁置下来再说。有“福州才子”之誉的石美瑜，也认为不判冈村与舆论上说不过去，自己还会为后人唾骂，他想辞去庭长一职，但未获批准。

    对冈村一案的审判，就这样又拖延了下去。但国民党军界大员的幕后磋商则紧锣密鼓，这里有冈村记载为证：“10月11日，孙典狱长来我监室说：‘最近去南京面谒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及二厅副厅长曹士澄少将，他们认为，现在情况与前不同，社会上众目注视。’并说，此时对先生的宣判以等待东京军事法庭结束后再作处理为有利。”

    “11月28日，据悉：数日前何应钦部长、秦德纯副部长、曹士7登二厅副厅长、司法行政部长、国防部徐军法局长以及石庭长等举行会议，讨论对我的判决问题。会上，何、曹主张无罪释放，但司法行政部长则主张参照舆论并与东京军事法庭量刑一致，以判处无期徒刑为适宜。因此，议而未决，只好请示蒋总统。”

    “11月30日，汤恩伯军参谋龙佐良少将来访透露：日前，汤将军面谒蒋总统，力陈冈村、松井太久郎在停战时有功，应令松井立即归国，对冈村应判无罪，蒋大致同意”。

    看来汤恩伯这次直接向蒋介石陈情，对冈村案审理的结局起了关键性作用。蒋虽不主张重判，但对无罪释放他还是多有顾虑，经心腹爱将汤恩伯的一通劝说，终于下定了决心。后来，汤在自己的一篇札记里洋洋得意地回忆说：“民国37年（即1948年）对冈村宁次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我从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

    冈村对汤恩伯的这段“恩德”，一直念念不忘，“我和汤作为军司令官曾有4次对战的机缘，战后相见，宛如故交，十分亲密”。1954年，汤到日本医治胃溃疡时，病死于东京庆应医院，日本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仪，冈村还不顾年已70岁的老迈之躯，自告奋勇当了治丧委员会副委员长。

    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在搁置6个月后，对冈村案进行最后一次公审。因事前石美瑜已接到由蒋介石署名的电令：“据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石不敢违抗，所以开庭前就写好了判决书，审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

    这天上午10点多钟才开庭，检察官和律师进行过简单的问答后，石美瑜宣布休庭，下午4时开庭宣读判决书。

    下午4时重新开庭后不久，石美瑜即照本宣科地朗读了一遍

    判决书——

    主文

    冈村宁次无罪

    理由

    构成战争犯罪的条件是：在作战期间，犯有恣意屠杀、强奸、抢劫，或阴谋策划违反国际公法，以及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此为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第三条所明确规定者。

    本案被告于民国33年11月26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到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涉（酒井隆、谷寿夫业经本庭判处死刑，先后执行在案）。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先后登陆，轴心国即行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阅时8月，所有散驻我国各地之日军团斗志消沉，鲜有进展。近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这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分系敌军总司令官，遂以战罪相绳。至在被告任期内虽驻扎江西莲花、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等县日军尚有零星暴行发生，然此由行为人及各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在案。此项散处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负共犯之责。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根据以上结论，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1条第1项、刑事诉讼法第293条第1项，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38年1月26日

    审判长等人署名盖章

    石美瑜念完判决书，又问被告有何意见作最后陈述？冈村当然没有任何意见，而且他这次到庭前对自己能否获无罪释放也并非十拿九稳，“因为耳闻军方以外各方面有的主张判无期徒刑，石审判长曾拟判徒刑7年，我自己思想上已有服刑的准备。不料结果判为无罪，不禁喜出望外”。

    一阵欣喜过后，这个老牌侵华分子最后缓缓陈述道：“我对贵法庭判决无任何意见，但内心对于日本官兵的罪行给多数中国国民造成物质、精神上的灾难表示歉意。”

    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大概过于兴奋，而致良知未泯，说出了连至今某些日本人都不肯说的话。这天，他在日记里追忆中方对他处理的全过程时写道：“对我的战犯问题，中国政府起初特设联络班，安置我担任遣送工作，借以推迟入狱时间。东京国际法庭将我列入战犯名单，传我到庭受审及作证，中国政府借口有病予以拒绝。以后因等待东京审判的进展，并考虑国际关系及舆论动向最后才使我人狱，随后又因病情恶化准予秘密保释，恢复狱外生活，以迄今日，终于判决无罪。除对中国政府、蒋总统、国防部各位将军的一贯好意永志不忘外，并愿病愈之后，献身于日华友好，以酬宿愿。”

    日记里没有提及他住在南京金银街4号别墅时，忙乎的神秘事务。而且不言而喻，他的“日华友好”对象，自然不是指领导下的人民。

    对释放冈村一事怎么看？论者的观点历来大相径庭。曾有一位台湾学者写道：“蒋公令冈村无罪释放，使自己当时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但从书写中日关系史的角度看，则是高瞻之举。历史上，你日本欠中国的帐我可以写，例证俯拾即是。而日本战败后，我连你的总司令官都放了，并且将你200多万军民顺利遣返回国，不辱、不扰，你的日华关系史怎么写？找不出一条中国人欠日本人帐的例子。”另一方面，该学者也认为判冈村“无罪”，在政治上和情理上还是失当的，周全的办法是先判之以徒刑，然后可以总统令来特赦。不过他又具体解释分析道：“民国38年初（即1949年），因军事失利蒋公已决定引退，将不好再以总统令名义发布特赦，匆忙中故而造成举措失当。”

    该学者的揣度、分析到底符不符合蒋介石的本意？不得而知。闲话不提。

    再说宣布冈村无罪释放的审判结束后，法庭大哗。

    石美瑜无法回答听审席上众人的责问，当即宣布退庭，与律师等人躲进庭长室。愤怒的记者们不顾法警阻拦，拥进庭长室，纷纷向法庭提出抗议。冈村一时颇为紧张，“此时聪明的法庭副官向我耳语：宜乘此混乱时机从后门走脱为妙。我乃与随行的松冈从后门走出，徒步返回寓所”。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因冈村被宣判无罪释放一事陡起风波。1月28日，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向南京方面提出强烈抗议，谴责对冈村宁次的判决，要求重新逮捕他，并以此作为与南京方面进行和平谈判的一项先决条件：

    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为日本侵华派遣军一切战争罪犯中的主要战争罪犯，今被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中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声明：这是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在8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生命财产，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宣判无罪。全国人民、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必须立即起来反对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此种出卖民族利益，勾结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犯罪行为。我们现在向南京反动政府的先生们提出严重警告：你们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此事与你们现在要求和我们进行谈判一事，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你们释放风村宁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我们决不许可你们这样做。我们有权命令你们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并依照我们将要通知你们的时间地点，由你们负责押送人民解放军。其他日本战争罪犯暂由你们管押，听候处理，一概不得擅自释放或纵令逃逸，违者严惩不贷。

    中央的声明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了国内舆论的广泛赞同。由于此时蒋介石已宣布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为争取和谈，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却将命令扣压不发。

    就在新华社广播这项声明的同一天，汤恩伯当晚即派副官来到冈村在上海临时借住的寓所内，通知他于次日晨6时30分之前到战犯监狱集合，与狱中其他在押的日本人同乘美国轮船回国。

    美轮“维克斯”号本来预定30日开船，但汤恩伯安排冈村等人提前一天住到船上，因为“彼时在上海市到处都贴出了‘不许把日本战犯运走！’的标语”，再说汤也不敢把李宗仁的命令扣压的时间过长。为防意外，只好让他们提前住到美国人的船上。

    30日上午10时，“维克斯”号美轮驶离了上海黄浦港。自1941年7月冈村到北平出任华北日军首领以来，他整整7年半没有回过日本了。今非昔比，那时日军气焰正盛，他以大将的“荣耀”出征国外，如今则是在一片声讨中灰溜溜地回国。对日本战败投降3年多来的情况，他没有实际的感受；这年间村已65岁了，自然也担忧自己晚年的生活。正是：逃脱惩罚有余悸，盛时出征老朽归。欲知冈村回国后情况怎样，请看下章分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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