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国际风云人物丛书-史迪威》 作者前言 1944年10月19日，正当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约瑟夫·沃伦·史迪威上将雄心勃勃地准备接受对所有中队的指挥权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却屈从蒋介石的强硬要求，突然解除了他在中国战区的职务--这就是引人瞩目的“史迪威事件”。 日月穿梭，斗转星移，半个世纪过去了。 1994年10月19日，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来到山城重庆的史迪威将军旧居纪念馆，向刚落成的史迪威将军塑像献上了一只花圈，并发表讲话，高度赞扬了史迪威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中国建立的合作关系--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官方对50年前所发生的事件的追悔呢？ 史迪威将军和中国、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二战时的中美关系都有着很深的联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仔细地了解一卞这位传奇人物的生平和业绩。 史迪威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帕拉特卡，长在纽约州扬克斯市，定居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市的卡梅尔。他不像有的人那样，以自己是欧洲移民的后裔为骄傲，而更愿意把自己称为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同时，他一生中曾5次来华，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活和战斗了13个春秋，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和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时常反复地强调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 他17岁考入美国西点军校，到63岁因病逝世，从少尉晋升到四星上将，度过了46年的军旅生涯。他曾在美军基层部队里服役，也曾在西点、本宁堡等军事学府中执教；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烟中出生入死，也曾在军事情报战线上纵横驰骋。然而，他的军事实践中最富有光彩的一页，是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场上书写的。 1937年7月，当卢沟桥头燃起抗日烽烟之时，史迪威正在北平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他立即组织了情报小组，密切注意战争的动向。他向美国政府建议，应“以提供贷款和军事装备的形式对中国进行援助”；并对正面战场的失利分析说，“蒋介石对其统帅机构里的混乱负有直接责任”。 1939年9月，史迪威任驻华武官届满回到美国，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立即投入了扩军备战的浪潮中。他从旅长、师长升至军长，在美军的多次大规模演习中显露才华，成为最受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赏识的指挥官之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盟军中国战区于翌年1一月正式成立，史迪威于3月受命来华，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上任伊始，他便奔赴缅甸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以保卫中国当时仅存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不料惨遭失败。 此后，他领导开辟了“驼峰航线”，尽力扩大对华援助；建立了印度兰姆加尔和云南昆明两个训练中心，用以整训和装备中队；积极建议蒋介石改革军事制度，提高中队的战斗力；要求蒋介石取消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集中力量用于对日抗战；组织和派出美军观察组赴延安，并准备直接向领导的军队提供美国援助。 1943年12月，史迪威率领中国驻印军向缅北发动反攻，给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日军第18师团以歼灭性打击，于翌年8月胜利攻占密支那。同时，他积极推动中国远征军向滇西反攻，以便与驻印军在缅北会师，打通中印公路。恰于此时，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号作战”，国民党军队遭受严重失败。 1944年7月，罗斯福多次建议蒋介石，由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前线总司令，统一指挥国共两党的军队，以挫败日军的进攻。蒋介石开始时采取拖延战术，9月则以强硬态度要求美国方面撤换史迪威。罗斯福为拉住蒋介石以维护战后美国在亚洲的利益，终于作出妥协，于10月19日决定将史迪威从中国召回。 史迪威将军为人正直，性格刚烈，生活道路曲折坎坷，特别是他在中国的13年有许多传奇故事。读过本书，您可以全面地了解史迪威将军多姿多彩的一生，也可以看到一位正直的战将如何被湮没在令人难以捉摸的政治漩涡之中。 张文苑 张星星 1994年12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一章 扬城少年 “阳光地带”海风吹，沃伦出世天作美； 南迁北栖旅欧洲，品学兼优“淘气鬼”。 在邻近美国东海岸的帕拉特卡附近，有座种植园。从纽约州扬克斯城迁来的本杰明·史迪威博士在这里兴办木材业，他和妻子玛丽·福勒，还有他们刚刚两岁的女儿住在一所绿荫掩映的房子里。 1883年3月19日，房子里传出“呱，呱”的婴儿啼哭声，声音很洪亮。新生婴儿是个男孩，本杰明夫妇非常高兴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这孩子就是本书所要记述的主人公——约瑟夫·沃伦·史迪威。 63年以后，已成为美国四星上将的约瑟夫·沃伦·史迪威走完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在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市的莱特门陆军医院辞世。由于他对中国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称他是美国的一位伟大将军，中国人民的一位伟大朋友。周恩来也说：“中国人民将永远把史迪威的名字铭记心中。” 他的故事，还是让我们从头讲起吧。 第一个迎接小史迪威出世的，是他父亲本杰明的朋友——医学博士约瑟夫·沃伦。在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市，沃伦医生以高明的医术、高尚的医德赢得人们的信赖和尊敬。早在本杰明住扬克斯期间，他们两个人就是要好的朋友，这次本杰明的儿子出世又得到沃伦医生的精心照料，他们的友情更加深厚了一层。他用沃伦医生的名字给自己的儿子命名，一来希望他们的友谊能在下一代延续；二来希望儿子能像沃伦医生那样学业有成，给史迪威家族增添荣誉。 沃伦医生是个言行一致、有责任心的人。后来，他到陆军服务。有一次，部队处境险恶，他拒绝在后方担任军医署长，却甘愿冒生命危险挑起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重担。战斗中，他身先士卒，英勇冲杀，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以身殉职。此后，约瑟夫·沃伦的名字，在本杰明心目中有了永恒的位置。沃伦医生的美德和同他的友谊，成了他对儿子进行品行启蒙教育的珍贵一课。 约瑟夫·沃伦·史迪威，是1638年从英国迁到美国的尼古拉斯·史迪威的第八代子孙。自1638年到1883年的近两个半世纪里，尼古拉斯·史迪威的后裔已繁衍到1600多人。在斯塔腾岛、长岛、曼哈顿等地，都有他们的足迹和置下的产业。据史书记载和家庭史料证实，史迪威姓氏可以上溯到1456年。就是说，史迪威家族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 在尼古拉斯的后裔中，有不少人当过兵，其中的佼佼者是理查德·史迪威和加勒特·史迪威。他们都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有过光荣的战绩，一个曾任上校，一个成为将军。 约瑟夫·沃伦·史迪威的母亲的祖先姓福勒，也是17世纪30年代迁到美国的。福勒这个姓氏的后裔，世世代代都没有脱离定居美国的殖民者主流，一直生活在英国人、法国新教徒和荷兰人的群体当中。 由此看来，约瑟夫·沃伦·史迪威是个土生土长的地地道道的美国佬。1904年，当他从西点军校毕业时，他毅然在毕业生登记表上填写了：“祖先是美国人”。当时盛行的习俗是，填写自己的祖先，只写是来自哪里的移民，不愿说祖先是美国人。史迪威则相反，他以作为美国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走在了破除；日习俗的前列，显示出他不肯人云亦云而敢于据实说话的刚直性格。学校领导理所当然地把他这种有勇气的表现，载入了西点军校的《年鉴》，使他一直引为骄傲。 约瑟夫·沃伦·史迪威的祖父，叫约翰·史迪威，早年是绸缎商。他熟谙生意经，品性良好，善于交往，积累起一定财富后改为从事房地产投资，而且连连获得成功，有了相当可观的资产。最后在纽约市近郊正发展制造业的扬克斯城定居下来。 扬克斯位于流经纽约湾汇入大西洋的哈得孙河东岸。约翰·史迪威在可以俯视哈得孙河的高处，建造了非常漂亮的住所。他成了扬克斯银行的董事以及监理会和当地教派的核心人物。 约翰·史迪威的儿子本杰明·史迪威，在扬克斯城长大，上了名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21岁毕业，获得法学学位。但他没有在法律界谋职，而是带着妻子、女儿迁到了美国南端的佛罗里达，想在那里开创自己的事业。佛罗里达被称作“阳光地带”，那里的气候条件和生活习俗同北半部大不一样。所以，当他们的儿子约瑟夫·沃伦·史迪威出生以后又举家返回扬克斯。本杰明在这里继续攻读医药学且获得了博士学位，然而他并没有在医药界工作，而是仍然保留着美国传统的好动和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习性，又于1892年迁到了伯克郡的一个农场，当了4年的乡村绅士。有个短时期，沃伦也转学到了那里。这时，他们算上新添的二儿子约翰、二女儿玛丽，已是6口之家。眼看沃伦到了该读高中的年龄，本杰明这才带着全家于1896年回到扬克斯城并定居下来。 本杰明·史迪威博士这次返回扬克斯确实成了一位仪表堂堂的绅士，待人接物显得聪明、机敏、有教养，使人感到格外可亲。他已掌握了多种本领，又擅长言辞，而且凡事都能拿得起，放得下，因而深得人们信赖。他在公用事业系统的西切斯特照明器材公司得到一个职位，由于他的才智出众，不久便荣任了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 他是一个具有清教徒传统道德心的人，认为“一个人不干工作就是罪过”。他荣任副总经理后，一门心思为公司办事，加上他从父亲约翰·史迪威那里学得的生意经，以致天天可见新的成绩。于是转眼之间，他成了一个受人称赞的扬克斯的杰出公民。人们先是推举他担任了公立中学董事会会长，接着又要他在西切斯特几家银行和公司里担任了董事之职。他的一家人都为他而高兴，他也越发显得踌躇满志，以充沛的精力经营着各项事业。尽管他的才智后来没有在更大范围施展过，但在扬克斯上层社会，他确实成了受人爱戴和有很大影响力的知名人士。 对于回到扬克斯最感到高兴的莫过于约瑟夫·沃伦·史迪威。家里人都叫他沃伦；在公立学校里，同学们直呼他史迪威。1888年他5岁时进入这所学校，4年后和父亲一起迁居外地。这次回来，他已是13岁的翩翩少年。同学们和他别后重逢，彼此都喜出望外。特别使他开心的是，几个爱好体育的同学很快又聚拢到他的周围，他们或打网球，或到哈得孙河里划船比赛，玩得非常痛快。 小同学们没有忘记，1889年史迪威二年级时，大家常常围住他，听他讲坐船过大西洋，到欧洲旅行的有趣故事。 那一年是美国建国100周年。他父亲带着他和他的母亲、姐姐，过大西洋，在法国登陆，先到巴黎，接着到英国，返回来又在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家旅行。一路上，他们看了许多名胜古迹和新奇的城市，听他父亲讲了许多有趣的神话，脑子里装满了五彩缤纷的印象。当时，他父亲写了一系列迷人的游记，寄回美国在《扬克斯政治家报》上连载。由干他的文笔出色，扬克斯人都喜欢看，而且过了十来年人们仍记忆犹新。 沃伦从欧洲回来，每见课文里出现自己到过的地方，课本就像活了起来，他便情不自禁地给同学们说点见闻，显示显示自己的阅历。尽管同学们并不都是孤陋寡闻的，但还是乐意围在他身边听他说东道西。 这次他从农场和乡间回来，最叫人羡慕的是他的体格比别的同学健壮。每次上体育课，他总是最出风头的角色。 沃伦很快适应了中学高年级的一切，得到他父亲的夸奖。史迪威博士对自己的孩子都视若掌上明珠，既和他们是朋友，又称得上是教子有方的严父。他能绘画，会弹钢琴，家里的欢歌笑语声，常常飞出窗外。但每日三餐前，他都领头作祷告，严格得很。在饭前、饭后，他常用“布道”的口吻，以孩子们的行为和见闻为话题，谈些为人处事的道理和规范。其中常有引逗孩子们恍然开窍的笑话、幽默。孩子们对他十分敬仰，认为他是世界上最棒的父亲，他的一切言行当然都是正确的。 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史迪威博士不断加深和丰富这种“布道”的内容。他常以高度的道德标准，议论乡间、市里等外部世界发生的，还有自己经办的大大小小的事例，让孩子们锻炼着分辨善恶、是非。 就是这样的家庭氛围，为少年史迪威开拓了纯洁无暇的心田，使他渐渐萌生出追求高尚、完美而又疾恶如仇的正直性格。 在沃伦的少年时代，美国的工业生产正迅猛发展，跃居到世界首位；悬挂着星条旗的海军舰队在太平洋上驰骋。报纸上天天有人谈论美国向世界传播“文明”的伟大计划。史迪威博士虽然常看报纸，但对时局和政治问题很少开口说什么’。1895年底，·美国公众在纽约举行了一个“保卫和平”大会，一位博士领头谴责美国政府“用战争恐吓来达到政治目的是无耻而丢脸的”。纽约有几家报纸报道了这个大会的情况。12岁的沃伦已初谙世事，他好奇地问爸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史迪威博士没有回答什么，他摇了摇头对儿子说：“这是不对的。”他们家历来持共和党观点，总是把国家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沃伦的脑海里从小就留下了“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深刻印象。 在沃伦将要中学毕业的前一年，也即1898年，美国公众对西班牙统治者在古巴极其残暴地镇压和屠杀当地起义者，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史迪威博士非常同情古巴人民和起义者。他从传统的人道主义道德准则出发，尖锐抨击西班牙统治者的野蛮、残暴。后来，美国海军在古巴胜利登陆，而陆军却在作战中失利。同时，由于补给不足、药品奇缺，仅黄热病就夺去了上千名美国年轻士兵的生命。这件事引起了国内公众的极大愤慨，强烈要求罢免军中无能之辈，改革军队管理。陆军的失利，使史迪威博士受到很大刺激，但他除了深深的叹息，不愿说什么，也实在顾不上去说什么。因为他所在的几家银行和公司的业务，都在迅猛发展，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还要沃伦帮他办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哪怕是传递一句话。沃伦很乐意帮父亲做事，每当他把委托的事圆满办成之后，那种乐趣是难以形容的，他好像一下子又长大了许多。对父亲所教导的办事要公正、守信等道理，他铭记在心，并且奉行了终生。那两年，史迪威博士是绝没有想到要让儿子去从军的。 沃伦·史迪威在扬克斯中学高年级期间，施展语言天赋的机会不多，他出色的表现是在体育方面。他最拿手的是短跑，由于老师指导得当，没有人比得上他。但当时的热门项目是橄榄球，史迪威很快便成了学校橄榄球队的骨干。 橄榄球运动源于英国，经过美国大学生们的改造和革新，成了一项风靡美国的运动项目。在一些名牌大学橄榄球队的影响下，不少中学也建立了自己的代表队。扬克斯中学的代表队叫“高地橄榄球队”。在11名队员中，史迪威是身负重要任务的“四分卫”，而在比赛场上，人们称他是全队的“灵魂和将军”。同学们都羡慕他，一佩戴上头盔、护具，他简直像个古罗马的斗士，威武异常。比赛时，无论是脚踢、手传、夺抢橄榄球，他都特别机灵、麻利，骁勇无比。特别是他的抱球奔跑，在整个球场里无人能抵挡，无人追得上。经过几次比赛后证明，只要有他上阵，高地队就稳操胜券。他和高地队的神威，使扬克斯中学在全纽约市都名声大振。 1899年，16岁的史迪威率高地队作为扬克斯市的代表队，和纽约市、西切斯特市所有预科学校的橄榄球队比赛，连战连胜，大出风头，使一些名牌大学的橄榄球队也对他们称赞不已。高地队返校时，校长托马斯·贝克博士亲自迎接他们载誉而归，还破例给史迪威和全体队员发了奖金。 在田径运动中，史迪威也是出类拔萃的。他擅长四分之一英里赛跑，并且名扬校外。后来，西切斯特市的“校队竞赛联盟”特邀他出面组织田径比赛。与此同时，《扬克斯政治家报》特约他作体育记者，报道这次的比赛盛况。在他的一些小崇拜者的多方面帮助和支持下，他犹如身负重任的指挥官，细心按程序和规则进行工作，把这次比赛组织得既热烈紧张又井然有序，使同学们高兴，老师们满意。他在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还对改进田径运动教学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意见。 在这次活动中，史迪威对自己的号召力和组织才能，既出乎预料，又十分得意。心底的喜悦，使他的自信心升高了一大步。 史迪威中学毕业时，校长托马斯·贝克博士在结业报告中，对他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称赞他“是个模范学生”，“各科学习成绩优良”；还夸他“没有坏习惯”，热心“做有益于学校的事业”。总的评语是“精力充沛，有办事能力”，“完全可以信赖”。 然而，世上一帆风顺的事少，事与愿违者常有。中学毕业曾得到校长高度评价的史迪威，竟在不到一年之后，闹出了一桩与校长对他的评价完全相反的事情。 本杰明·史迪威博士曾和校长一样，认为沃伦聪明、能干、精力过人，而且做事认真、效率高。他计划让他上耶鲁大学，进入著名的耶鲁大学橄榄球队也是有把握的。但沃伦刚刚16岁，到大学独立生活，年岁小了点。沃伦的母亲也不放心。他们决定让沃伦在母校再学习一年。没想到，沃伦对这样的安排十分反感。复读课程的枯燥无聊，青春期的逆反躁动心理，使他对外部环境采取了消极的反抗，闹出了一桩损害学校声誉的丑闻，使校长托马斯·贝克博士非常恼火。本杰明·史迪威博士更觉得脸上无光，以致改变了让儿子进耶鲁大学的美好设想。 事情是这样的：沃伦自小好动，精力旺盛，而且灵敏得很，眨眼就能爬上屋顶。这两年，由于他在体育方面如愿以偿地显露了身手，同学们对他表示钦佩和崇拜的多了，他的兴致正高，而让他再读一年毕业班却大扫其兴，于是一发性子，忘了其他，竟拉上三个毕业班的好朋友，在学校的阁楼上搭了个玩纸牌的秘密场所。他们玩得开心，就自称是高山上的“四巨头”，把玩纸牌的阁楼叫作“四巨头俱乐部”。有一次，他们还把校长的桌子吊了上去用来玩纸牌。四个“淘气鬼”这样玩了好多次没有被人察觉，心里非常得意，胆子也越来越大，以至无所顾忌地放肆起来。1900年毕业班同学开舞会时，他们模仿当地青年的撒野风，搞了场“冰淇淋大战”的恶作剧。四个人冲向舞会的茶点部，同守卫者混打成一团，连校长贝克博士也挨了他们的拳头。他们七手八脚打开通道，抢了冰淇淋桶和糕点盘子便逃之夭夭！ 第二天，学校教务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决定对三名闹事的学生分别给以停学、开除、不准毕业的处分。史迪威得以幸免，是因为他早已毕业，学校不予追究，但这场乱子已成丑闻，在全扬克斯城沸沸扬扬地传播开了，对本杰明父子形成了很重的精神压力。 开始，本杰明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有这等劣迹，他亲自查实后则认为：必须让沃伦到军队里严加管束。于是毅然决定送儿子报考西点军校。但是，进西点军校谈何容易！必须有国会议员的推荐，或是陆军里有过硬的“门子”。自己没有这种关系，只得另想办法。幸好，马路对过的街坊，和当任总统威廉·麦金利是朋友。法律规定，总统可以向西点军校推荐10名考生；议员可以在自己的选区推荐1名考生。史迪威博士请街坊帮这个忙，街坊给了他满意的答复。 沃伦听说三个伙伴都受到学校的严厉处分，心情沉重，十分内疚。他也像变了一个人，一切言行格外谨慎起来。他父亲告诉他要去报考西点军校，他没有细问便埋头进行应考准备。有人告诉他，在床上躺一个星期，可以增长四分之一英寸。为了争取完全达到军校生的身高标准，他硬是耐住性子，老老实实地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 本杰明·史迪威博士为了防止儿子再出事，对他总是好言相待。一会儿说“乔，西点在哈得孙河上游，离扬克斯不远”；一会儿说“乔，西点对你很适合，你可以在那里尽情地打网球、划船……。 由于本杰明·史迪威博士是扬克斯的名人，祖辈中有人在独立战争时担任过将军，沃伦在体育上又小有名气，威廉·麦金利总统接受了朋友的请求，决定推荐约瑟夫·沃伦·史迪威参加西点军校的考试。军校接受了总统的推荐，答应让史迪威作为后备生参加入校考试，并寄来了报考军校申请表。 全家人的心踏实了。本杰明·史迪威博士先用铅笔代儿子把申请表填好，检查无误了，才让儿子描写清楚。其他各项应考准备他也不厌其烦地一一检查，直到儿子做得完全合乎标准后他才放心。 正如中国谚语说的，皇天不负有心人。约瑟夫·沃伦·史迪威的考试顺利通过了。他成了1900年级年龄最小的西点军校的新学员。7月上旬开学那天，他父亲陪他到西点去。他们刚一离开家，小玛丽看到哥哥留下的东西里，有一份西点军校的印刷品，上面有学校告诫学员父母的话： 您的儿子选择进入美国陆军军官学校，就是选择作出牺牲，尽管他不知道这种牺牲意味着什么…… 小玛丽叫了起来，跑着拿去给妈妈看，仿佛哥哥的离去真像是慷慨赴疆场似的。尽管她的反应显得有些幼稚，但选择了军人的职业，确实就是选择了忠诚、奉献和牺牲。或许史迪威当时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这正是：博士家里好少年，欲成大事亦艰难；选择牺牲进军校，梅花岂畏天地寒。欲知后事如何，一且看下章分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西点学子 哈得孙河水流急，西点军校世上奇； 子遂父愿着戎装，一生苦斗在军旅。 著名的西点军校距扬克斯市不过六七十里路，史迪威随父亲很快就赶到了。 扬克斯位于哈得孙河东岸，西点则在哈得孙河西岸。这里曾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抗击英军的重要据点和炮兵阵地。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当时是“大陆军”总司令），曾在这里指挥作战。据说，当时华盛顿让部队横跨哈得孙河拉了一条大铁链子，英军来的运输队一被阻拦，他便指挥炮兵开炮，猛烈轰击英军船队，终于把英军的这条重要补给线切断了。华盛顿十分喜爱这个地方，他去世后，第三届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遵照他的遗愿，力主国会通过法案，于1802年在西点建立了这所美国陆军军官学校。 西点军校四面环山，一派田园风光，十分迷人。向校门口走去，远远便见门前有座巍峨的石碑，上面刻了“责任、荣誉、国家”一行大字。这是西点军校的校训，是1898年刚刚矗立起来的。史迫威一入校，在胸前便佩挂起军校的校徽，上边也刻了一行这样的字，并有由秃鹰、钢盔、短剑三样东西构成的图案。字和图案相映成辉，道出了西点军校的精髓，为西点学子们树立了终生奋斗的目标。 西点军校的校园非常大，占地16000多公顷。其西部、南部是建筑群，有1855年建成的塞耶大楼（以号称“西点之父”的塞耶的名字命名），1891年建成的华盛顿大楼，还有藏书非常丰富的图书馆。史迪威人校时，正赶上为了迎接1902年西点建校100周年，要扩建新的天主教堂、医院大楼、战术大楼、管理大楼和军官食堂等。有的工程已经开始施工了，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 学员团的检阅场和体育场，在空旷的东部和北部。体育场有两个，都是史迪威特别喜欢的。一个是主要用作橄榄球比赛的综合体育场，一个是以田径为主的综合体育场。另外，还有一个体育馆大楼，是1892年建成的。体育馆门口有两行大字：“今天，在友好竞赛的场地上播下种子，明天，在战场上收获胜利的果实。”体育馆大楼内有标准的体操馆、游泳馆，还有橡皮球房、举重馆及其他一些设施。 史迪威从小喜欢体育，他希望自己的体格永远像运动员一样健壮。西点有这样又大又好的体育设施，一下子就把他的心给拴住了，他不想再到别的地方去了。看见场地无人，他跃跃欲试，想立刻跑进体育场，舒展舒展全身的筋骨。他对体育的兴趣和造诣后来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使他练就了一副强健的体魄。 此外，在校园东南的丛林、湖泊环绕之处，还有一大片空旷之地，是天然形成的绝好的军事训练营地——巴克纳军事训练营地。这里显得神秘而肃穆，平时，是谁都不能随便进入的。 西点军校的学员入学教育，首先是作为一名美人的入伍教育。史迪威和130名同学一起参加了军人宣誓，朗读作为一名战士的誓词：“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和生活方式，准备献出生命。” 举行宣誓，是进行精神训练的重要方式，在西点军校，每个学员要参加多次各种宣誓。参加“兽营”训练，执行重要任务，要以书面形式写下自己的誓言。每年6月14日美国国旗日，要对国旗宣誓：“忠实于美利坚合众国国旗，中实于它所代表的合众国——苍天之下不可分割的国家，在这里人人享有自由和正义。”史迪威第一次宣誓时，心里升起一种神圣感，每句话好像都注入了他沸腾的热血中。他从心底里把美国看作自由和正义的象征，看作是世界的理想楷模，并在心里涌动着实现这种理想的使命感。 史迪威和所有新学员一样，一佩挂校徽的同时就得到一本《学员队章程》。其中对于内务、作息时间乃至走划定的直线、拐直角、开饭时眼睛不准投视餐桌以外的地方、回答高年级生的提问要立正等细节，都有明确规定。为了推动《章程》的实施，学校设有学员荣誉委员会，并有一套沿袭下来的特别的荣誉准则和制度，学员到校第一天就列入了西点的荣誉体系。荣誉的起点是：“每个学员不撒谎，不欺骗，不盗窃，也决不容忍其他人这样做。”在这个起点上，还有更高层次的要求，用以培养学员的诚实、正直和勇敢的品德，确信毕业后能够彼此尊重、，互相信任、可以依赖。 与荣誉制度并行的，还有考察学员过失的“记过簿”。为了考察学员们上课的表现及成绩状况，教务长每周把学员的表现和学习成绩填写在一张表格上，发给每个人。总之，学员的一切都在学校的管束之内。过惯了舒适、散漫生活的史迪威，第一次经受这种把自由天性挤兑得一点不剩，而且动辄得咎的磨砺。 同受严格管理一样难熬的，是每天早餐之后开始的几乎是没有喘息机会的操练和上课。史迪威曾在日记里写道：“立正、立正、立正；操练、操练、操练；啊！上帝……起床就像下地狱，然后就开始早操、喝水、操练、班教练、吃午饭、擦枪、班教练、集合、晚饭前连教练、吃晚饭……熄灯号、把一切都忘记的沉睡。4时30分起床后，一直进行着立正训练，一次立正训练就要一个半小时。”野外训练期间，住在帐篷里，高年级生总是变着法子欺侮被称作“老鼠”的一年级生。一年级生要做一年“老鼠”，忍受种种折磨和侮辱。史迪威参加了一次晚会，在日记里记下了零星的细节：“吸烟，用香烟头戳人的下颚，还有十分莽撞的行动。哦，欢乐就是为耗子举行葬礼和看臭虫。把枪架好以后，这类游戏可以持续几个小时。这简直是一群疯子在瞎胡闹。”史迪威当时梦寐以求的是快些熬过这一天又一天地狱般的生活。 西点军校一代接一代地传下了一些对低年级生的折磨人的教学方法，到史迪威这一届也不例外。诸如教官要一年级学生蹲在一支立起的刺刀上；要他们长时间伸直臂膀举枪；捆住大拇指把他们吊起来；头朝下倒立在盛满水的澡盆里：大热天让他们裹上毛毯、雨衣捂汗；大冷天却让他们着身子跑步，同时还把满桶的凉水往他们身上浇……。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令人难以忍受的花样，例如，让他们吞食塔巴斯哥辣酱油，或是喝一大盘子蜜糖，吃两百个梅干，甚至强迫他们互相厮打，钻到桌子底下吃饭等等。就在史迪威当“老鼠”那一年，这种折磨人的教学方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有两个学员因受不了这种折磨和体罚而退学，两个人离开学校不久就丧命了。 史迪威和许多同学一样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这时，他非常想家，十分痛苦，神情呆滞。此后他在整个一生中常常担心陷入这种精神状态，预感到这种状态临近时，他就到图书馆借些惊险小说或文学名著阅读，寻找精神寄托。 两个退学的西点学员丧命之后，在美国引起了一场震动。1901年2月，国会下令对学校体罚新生的事件进行调查。收到国会的通知，前往作证的人中就有比史迪威高一年级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他是1899年入学的，尽管他本人并不愿意出面作证，但他还是去了。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证人们都竭力向国会说明：这样的训练并非完全胡来，而是为了训练学生忍受痛苦和控制恐慌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养成服从权威的习惯。军队这一组织的核心是纪律，而纪律的实质是服从，但这种东西不是有独立意志和理性的人能自然而然就能具备的，必须经过训练，养成服从的习惯，因为有朝一日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和战斗的胜负可能就取决于它。 国会调查后，西点军校的教学方法有所改进，但体罚陋习依然存在。过了十几年以后入学的艾森豪威尔，一天就接到过校方的五份处罚通知书。艾森豪威尔是个学习成绩优良但又自由散漫的学生。他喜欢运动，尤其酷爱橄榄球，在操场上跑起来像旋风一样。但是，他也经常犯错误，例如，他经常在排队吃饭时迟到，上午11点例行检查时，又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另外，他还在跳舞时捣乱。这五份通知书，罚他连续30天在操场上像田间走来走去觅食的小鸡一样“走步子”。由此，他又有了个“操场上的小鸡”的雅号。 史迪威在一年级时，没有受体罚的记录，却有几次因犯过错被扣掉学分。诸如，由于他在操练中“嬉笑”两次被扣学分，使他失掉了毕业后直接升为上尉连长的可能。另外被扣学分的事有：“吃晚饭时在饭厅里扔食物”；“当棒球队离开浴室时大声喊叫，造成混乱”；“私自安排两名学员进行拳击”；“晚点名时在宿舍里学猫叫”等等。不过他在课堂上和体育场上表现良好，各科成绩都居上游，当了一年“老鼠”之后便顺利进入了二年级。 也有一些学生不能顺利进入二年级。史迪威后来在西点军校执教期间，1908年级学员巴顿就是这样。巴顿自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转入西点军校后，由于在一年级的考试失败，他决定在西点重读一年级，于是1909年又从头学起。对一名男子汉来说，在军校要当二次难以度过的一年级生——也就是要连续当二年的“老鼠”，的确是很不平常的。这突出地表现了巴顿在一再受挫面前毫不退缩的坚强品格。西点军校所以成为美人向往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座锤炼军人的坚强品格的熔炉。 西点军校的学员队章程有条规定：一年级生除操练和公务外，不得和高年级生有交往。史迪威一升入二年级，这条约束自然消失，新学年一开始，他便和一些高年级生有了来往。由于他在体育方面成绩优异，许多高年级生很愿意和他来往，并且高兴地叫他“乔”。尽管他说话尖刻，好挖苦人，人们也难免在“乔”的前边附加上“尖刻”、“刻薄”之类的形容词，但毫不损伤对他的尊重和亲呢。 高年级同学中学习成绩最拔尖的，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他是驻菲律宾的美军总司令和军事总督阿瑟·麦克阿瑟将军的儿子。另一个拔尖的是尤利塞斯·格兰特，他是1843年毕业于西点军校的美国第18届总统格兰特将军的孙子。尤利塞斯·格兰特尽管学习成绩很好，但他认为在西点军校，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履行军事职责方面，麦克阿瑟都是十分突出和最优秀的。人们传说麦克阿瑟在班上比任何同学都用功，常在熄灯号吹过之后，还点着蜡烛攻读规定的功课。为了防止被察觉，他用军毯围住床不使其漏光，然后俯伏在床上，双肘支撑下巴用心攻读。所以，每到让他背诵，就像是精彩的演讲表演。第一学年结束时，在全班134人中，麦克阿瑟名列第一；第二学年结束时，在全班104人中，他还是名列第一。而在此期间，被淘汰的学员则多达30人。 面对严峻的现实，史迪威心中很清楚，要避免被淘汰的厄运，在新学年中必须像麦克阿瑟那样勤奋、刻苦地学好各门功课，认真履行军人职责。 新学年开课不久，传来一个令全校震惊而又使史迪威颇感悲愤的消息：威廉·麦金利总统于9月6日在布法罗参观泛美博览会时被刺，9月14日逝世。1900年史迪威进西点军校前，他的父亲还曾托人找麦金利帮助，并如愿以偿。当时，麦金利正为连任总统进行竞选。共和党的竞选口号是：“麦金利即繁荣”。因为他在1896年任总统后，进行了打败西班牙的战争，使古巴变成美国保护下的半主权国家，使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划入了美国版图，还派军舰和步兵参加八国联军攻打中国的天津、北京。一位为他进行竞选活动的参议员说，麦金利为美国称霸太平洋、打开东方贸易道路，设立了战略据点，“足可以保证美国人民进入像中国那样大的市场”。所以，“麦金利即繁荣”这个口号在当时很得选民赏识，为麦金利连任总统拉到了大量选票。1901年3月4日，麦金利顺利登上连任宝座，到被刺时任期不过半年。 麦金利逝世的同一天，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他扬言：“我们的舰队要从这个大洋开到那个大洋，又从那个大洋回到这个大洋。总之，来去自如，完全有权在（大西洋、太平洋）两个大洋上自由活动。”他接任总统后，对麦金利政府的扩张政策不但赞同而且为之辩护。对此，美国评论界评论说：“老罗斯福接替麦金利一事，乃是上帝对大亨的恩典。” 面对社会上出现的种种舆论，西点军校校友会有条细则规定：“莫谈政治。”《军人生涯》杂志也一再鼓吹说，军人几乎想不到他们的选举权，也很少使用自己的选举权。军队非常清楚自己处于仆人的地位。军队和总统有着人们称之为“总统的右臂”的特殊关系。为了能够随时响应政府的召唤，并有效地履行职责，西点军校很重视灌输不加思索地执行命令的超党派思想，认为军人有义务屏弃普通人的政治狂热，在任何时候都遵从行政当局的命令。 史迪威洛守着这些信条和原则，任何时候都未敢越雷池一步。 1902年7月，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到西点参加建校100周年庆祝活动，称赞在整整一个世纪中、军校的毕业生在美国最伟大的公民光荣册上，写下了许许多多的名字，全国没有别的学校能比得上。史迪威听了总统的演讲和同学们一样感到自豪，此后，他把全部心血和才智都用在了学好各门功课上。 二年级以后的课程，·是为了从头造就一个军官而设置的，因而中心是放在讲授军人们所应具备的军事技术知识上。同时也有一些文化课，包括历史、英语、文学和写作，还要学习法文、西班牙文、数学、化学、法律和自然科学概述等。史迪威在文化课学习中语言天赋最突出，在第二学年考试中，他法文成绩名列第一。 军事科目中除了一定的操练，还要背诵许多条例、条令。但主要课程是军械与射击术、测量学、防御工事学、战术学，三年级以后还开设了“带兵艺术”课，介绍在美军历史上有过突出贡献的谢尔曼将军的带兵艺术。 从入学开始，史迪威便积极以体育方面的特长建立自己的形象。他不断增大自己的运动量，养成了早饭前跑几英里的习惯，后来，他还担任了班上的越野长跑队队长。三年级时，他是一英里赛跑的优胜者，在四年级的田径比赛中，他在几个项目中都被评为优秀，还参加了两次划船比赛，也获得了好成绩。他享有把篮球引进学校的荣誉，组织了西点军校第一支篮球队，他既是这支球队的教练又是运动员。橄榄球的体育项目在西点军校占有重要位置，橄榄球队受到全校师生的尊敬和欢迎。四年级时，史迪威成了校橄榄球队的选手，受到全班同学的羡慕。由于他有良好的体育素质，毕业以后不久还成了一名神枪手——美国陆军射击队的队员，被一家报纸称为美国20世纪最优秀的神枪手。 西点军校对毕业生的要求还包括要成为一名绘制军用地图的能手。为此，要用两年的课时学习绘画课，其中包括地形学、测量制图法、阴影和影像绘制法、直线配景法、色彩理论和着色法、战场侦察轮廓绘制法、徒手风景画等等。项目之多，要求之高，操作之艰难、复杂，几乎和培养一个集画家、雕刻家、建筑学家和工程师于一身的达·芬奇（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巨匠）不相上下。 史迪威学习绘制军用地图的成绩是名列前茅的。因此毕业后不几年，他就被美国政府选中，担负了到危地马拉考察地形的秘密使命。他以度假、学西班牙语为名，有时徒步，有时骑骡子，在危地马拉周游了整整六个星期，把这个国家的港口、码头、防御工事、河流、湖泊、运河、浅滩、渡口、桥梁、铁路、公路、运货马车、拉车的马匹、电话、电报线路、城市、小镇、村庄、兵营、人口密度与分布情况、粮食、燃料、饲料、疾病、气候变化和政治动向等近30个方面的调查项目，搞得清清楚楚，在陆军部提供的略图上，一一标示出来，给美国政府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一部翔实、准确的危地马拉军事、政治、经济地形图。 四年级的最后一门课程，是由军事工程系教授“战略战术基础”和阵地工事构筑。这是作为军官最重要的科目。教授的主要内容，是从过去著名将领指挥的战例中总结出的战略战术原则。往年大多是以拿破仑指挥的进攻战役为范例，强调把握进攻的速度、部队的机动和攻击的突然性。但基本上都是以欧洲地理条件为背景依据的，不适合美国陆军面对的情况。所以，到史迪威这一届学员听课时，大部分战例改为从南北战争、美西战争中挑选，有的从成功战役中总结出经验，有的则从失利战役中引出教训。 成功的战例主要选自南北战争。1843年自西点军校毕业的联邦军总司令格兰特将军就创造过这样的战例。史迪威和全班同学一样，对这位生于俄亥俄州制革工人家庭的将军能取得打败南军的辉煌成绩，十分感兴趣。格兰特也是17岁时考入西点的，他的马术出众，有相当高的数学才能。在与南军作战中，他的部队由弱变强，由败转胜；他本人则由团长升任联邦军总司令，直至战后当选第18届美国总统，年仅46岁。他的传奇经历和飞黄腾达，对于风华正茂的西点学子们具有极大的鼓动作用。有关他在训练部队和作战指挥上表现出的敢作敢为、灵活机动、刚毅果断的传奇故事，使史迪威听得格外入神，留下了极深刻的记忆。日后证明，格兰特的为将为帅之道，确实在史迪威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课程讲授中还对格兰特在南北战争中的五位战友——谢尔曼、谢立丹、托马斯、奥德和麦克弗森等进行了介绍。他们带兵能以身作则，作战能身先士卒，而且准确、娴熟地掌握和运用了多种军事技术。这些形象生动的事例，激发了同学们的热情，增强了他们做一名陆军军官的自信心和荣誉感。 此后，军事工程系继续开设了一些原来完全生疏的课程。史迪威对于其中关于如何制定作战计划，如何协调行动，实施统一计划等课程的学习取得了良好成绩，为他后来在制定精确的作战计划方面长于别的高级将领打下了良好基础。 1904年6月15日，刚满21岁的史迪威获得了美国陆军少尉军衔。四年寒窗的考试结果随之也公布出来，在124名同学中他名列第32位。成绩虽不是拔尖的，却也在中上游范围之内。 按照惯例，学校要邀请学员的父亲到校参加毕业典礼，坐在主席台上，亲手将毕业文凭交给自己的儿子。1904届的毕业文凭，是由最近接替伊莱休·鲁特任陆军部长的塔夫脱签发的。 本杰明·史迪威博士带着家人像过盛大节日一样到了西点，全家为史迪威顺利毕业感到十分高兴。原来史迪威的身体是比较瘦长的，这时已长得匀称、雄健，够得上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了！他身高5英尺9英寸，体重145磅，五官端正，一头整洁的短发，一张坦然、诚挚、充满生机的脸，那双敏锐的深褐色的眼睛格外引人注意。后来有位秀丽、活泼的姑娘，无意间一瞥，就被他的魅力征服了。这位姑娘说，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英俊的小伙子，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迷人的深褐色的眼睛”。这是后话。 史迪威毕业前夕，麦金利总统在美西战争后任命的陆军部长鲁特，正致力于改组陆军。他的坚定原则是“维持一支军队的目的是为了战争”。为此，1901年创办了陆军作战学院，还规定陆军军官要轮流担任参谋和带兵工作。在陆军行政管理方面，他借鉴了在美国工业生产程序日益复杂后出现的“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理论，建立陆军科学的管理原则、制度和方法，改变过去军需局、军饷局、军粮局、军械局、运输局、军令局等十个局各自为政、互不支援的混乱局面，在各局之间建立“协调与协商”的工作制度。他还成立了陆军总参谋部，统一计划和指挥、协调陆军各机构的行动。 伊莱休·鲁特在陆军进行的改革卓有成效。史迪威等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对任职前途更加自信。但改革成果使他们尝到的味道，并非都是甘甜的。首先关于毕业生工作的分配，原先考试在前10名的学员，可以优先选择自己喜欢的兵种，而不是只能到美国公众并不赏识的步兵团队里。但1903年届毕业考试第一名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一样到了第12步兵团，而且远在菲律宾——美国陆军唯一尚在作战的地方。同时，按新的规定，毕业后的军官首次带兵任期为两年，若中间有隔断，事后必须补足两年。史迪威没有别的选择余地，只有步麦克阿瑟的后尘，到步兵第12团去，到菲律宾去。 美西战争以前，美国陆军编制为28000名士兵，2000名军官。美军在菲律宾站住脚之后，鲁特说服议会授权，建立了6～10万人的陆军。这些部队共编为31个步兵团、15个骑兵团。每个步兵团辖3个营，每营800人，分为4个连。此外还有不同数额的炮兵、工兵等部队。这些部队分别在国内和海外45个地点驻防。在东方，除第12步兵团驻菲律宾外，第15步兵团驻扎在中国的天津租界里。 史迪威到过欧洲，而没有到过亚洲，菲律宾和中国对他都是陌生的、遥远的。由于渴望探知东方的神秘，一识东方的真面目，倒使他对自己的任职和使命凭添了几分兴致。 在1904年，美国陆军的薪饷大体是：列兵每月13美元，上士最低45美元，外加合格射手奖2美元，优秀步枪射手奖5美元。少尉已属军官阶层，年薪1400美元。薪水虽不十分可观，但收入有保证，生活可望过得舒适。 经过必要的准备，史迪威告别父母，乘船出发了。同班毕业的16位同学与他同行。他们坐的“谢里登”号运兵船，是陆军1898年购买的昔日横渡大西洋的三艘运牛船之一。 汽笛长鸣，船起锚了。史迪威向岸上的亲人、同学致以庄重的军礼。船离海岸驶向汪洋……正是：英俊青年从军行，背井离乡去远征；“莫谈政治”是戒条，荣辱沉浮谁人定？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菲岛服役 美西之战山姆胜，称霸世界露峥嵘； 服役驻扎菲律宾，华夏一瞥难了情。 话说史迪威乘坐的运兵船“谢尔登”号，从美国东海岸出发，走了几天还是在大西洋上航行。许多人抱怨航程漫漫，何年何月才能驶进太平洋？ 和“谢尔登”号运兵船同行的，还有几条运输船。这支船队航行了20来天后到达太平洋中部。船队在夏威夷群岛最大的岛火奴鲁鲁（即檀香山）靠岸，年轻的军官们像被放出笼子的燕雀，一个个飞身上岸。 史迪威走在街上，只见开商店的，卖鲜花链子等土产工艺品的，都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人。他猛地想到：东方，东方到了！ 其实，这里距美国西海岸中部濒临太平洋的大城市旧金山仅有2000海里；而距太平洋彼岸的东方大城市上海有4300多海里；离日本的东京近一点，也有3600多海里。 这里原本属于一个古老的王国，1898年美西战争中，歼灭了西班牙舰队的美国人顺手牵羊，把这片海洋和岛屿变成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交通要冲和军事基地。波利尼西亚人一步步被排挤到各个小岛上，在资本家经营的甘蔗和香蕉园里做工。到1959年，夏威夷群岛正式成了美国的一个州——夏威夷州。 火奴鲁鲁四季如夏，一派绔丽的热带风光，万紫千红的鲜花常开不败。史迪威一上岛就沐浴在浓郁的花香之中。他东奔西跑，尽情领略着这个大岛屿的奇异风光。 史迪威信步来到东边，但见五六里之外的瓦胡岛南端，有处天然海港，其状如贝壳，名叫珍珠港。环瓦胡岛有高地屏障，周边碧水粼粼，港中停有军舰，水兵们在岸上、舰上忙碌着，舢舨沿岸往来如梭。珍珠港已是初具规模的重要军港，对保证美国大陆的安全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出于好奇，史迪威和街上的日本人、中国人用英语交谈起来。他最感兴趣的是向一位阅历丰富的中国商人请教中国话怎么说，字怎么写。 他让商人给他写中文的“火奴鲁鲁”几个字。商人随手捡起地上长短不一的花枝，搭出一个“火”字，一个“奴”字。商人还把“火”字作了分解，拿掉上边的两节花枝，剩下一个“人”字，商人解释说人字之所以下边是岔开的，是因为两条下肢能站立起来的动物才是人，人站着高出别的动物一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才成了万物之灵。商人又把两节花枝放在“人”字上边，也不管英语词汇够不够用，依然口若悬河，讲“火”字的构成。史迪威感到这位中国商人真不简单，好像他不是经商的，而是位知识渊博的教师。 当史迪威返回“谢尔登”号时，中国语言、文字的奇特和奥妙对他有了更大的吸引力。同中国商人的交谈使他对中国文化增添了更浓郁的兴致和神秘感。 经过太平洋上漫长的航行，“谢尔登”号终于在马尼拉靠岸了。1898年5月1日，杜威率领的驻扎于香港水域的美国亚洲舰队，就是在马尼拉海湾一举歼灭了西班牙舰队，接着便一面封锁马尼拉，一面等待援军从美国开来。过了三个月，包括第12步兵团在内的10700名美军官兵才陆续在马尼拉登陆。 杜威在香港的时候，就开始和菲律宾的起义领袖阿奎那多谈判，许诺让菲律宾人民在西班牙被驱逐之后，获得完全独立，宣布菲律宾为独立国家。 与此同时，菲律宾人民利用西班牙舰队被歼灭的大好形势，在全国掀起了武装斗争，从根本上动摇了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美国的策略是利用菲律宾起义军打败西班牙军队，便于美军在菲律宾顺利登陆。为此，杜威还命令美国的通讯舰，把阿奎那多由香港送回了马尼拉。 6月12日，阿奎那多宣布菲律宾独立，成立革命政府，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全部被推翻。9月15日，菲律宾革命议会开幕，制定宪法。1899年1月，正式通过菲律宾共和国宪法，宣布菲律宾共和国的成立，阿奎那多宣誓就任共和国总统。 但是，美军源源开进马尼拉之后，便逼迫菲律宾军队完全撤出马尼拉。12月10日，美西签订巴黎和约，美国正式把菲律宾据为己有。1899年2月，美菲战争爆发。菲律宾人民奋起捍卫民族独立，英勇抗击美国的侵略。美国一面进行军事镇压，一面在革命阵营内部制造分裂。阿奎那多投降美国后，杀害了坚决主张与美军血战到底的鲁纳将军，砍倒了保卫民族独立的一面大旗。但就在阿奎那多被俘，宣誓效忠美国之后多年，菲律宾人民仍然长期坚持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游击战。 史迪威到达第12步兵团后，被分配到1营4连。这时，菲律宾群岛上还有不少人用古老的大砍刀继续进行游击战。他们常常向被美军占领的地区发动猛烈的攻击。史迪威在日记中记述了他抵达菲律宾的头三个月里，仅在宿务省就有803个摩洛族人被打死。 有一次，队伍在开往海岸的行军途中，遭到了“大砍刀”的袭击，史迪威受惊不小。1905年2月，他所在的第4连开往萨马岛（三描岛）的甘多拉河上游，与普拉杰族人作战。这里和邻近的莱特岛都曾是菲律宾人民的起义区，遭受过美军的大肆烧杀，但许多人坚强不屈，没有放下武器，仍然在丛林中打击美军。 第4连的进剿任务非常艰难。史迪威和其他美军士兵一道整天翻山越岭向圣何塞进发，到处是沼泽地、蔓草、泥浆、山丘、断层、瀑布，天黑时在树林中宿营。士兵们站着就睡着了。整夜下雨，士兵们满身是泥。 率领第4连的是福尔斯上尉。他指挥200多人在岛上丛林中奔波了两个多星期后，一无所获，士兵们都疲惫不堪，士气低沉。后来，第4连在帕奈沿海小小的吉马拉斯岛上住了下来。生活再不像行军那样艰苦了，完全是休整，操练，熟悉教令，步枪、手枪射击训练，偶尔搞搞战术演习。再就是打网球，赛船，有时晚上还可以跳舞消遣。 史迪威对岛上居民的生活很感兴趣。他观察过儿童用羊齿菜当风筝玩；他还仔细察看过当地人偷粮食的办法：把石板楼板凿穿个孔，再把粮食袋子钻个洞，让粮食顺着凿穿的楼板孔儿漏进下边等着接粮食的口袋里…… 官兵们都认为史迪威点子多，他很快便成了营地俱乐部的主要成员。有一天，他想把驻地气氛活跃一下，决定和“骑兵笨蛋们”——他一向这样称呼骑兵—一组织一场比赛。史迪威的目的是想借此证明一下步兵的优越性。比赛开始前，他让步兵们排列在战壕里，并发给他们几条白床单。号令一发出，骑兵们迅猛冲向战壕，这时步兵们从战壕里一下子站起来挥舞白床单，把那些跑近战壕的战马惊吓得乱作一团。优胜当然非步兵莫属了。 4连连长福尔斯上尉在对史迪威的鉴定报告中，称赞他各方面都表现突出，说他“特别聪明、刻苦，办事成效卓著”。 1905年8月，史迪威接受了美国陆军部交给的两个任务：一个是翻译一本日俄战争中日军围攻旅顺口的法文小册子；一个是翻译一部西班牙文的《智利军事地理》。 翻译那部西班牙文著作的工作史迪威很快便完成了，但翻译那本法文小册子，他却费了好大工夫。使他十分惊讶的是，日本和俄国的陆军共投入了50万兵力，为争夺旅顺口，双方不仅使用了近千门大炮，还使用了机关枪、速射炮等新式武器。不论胜者、败者，都是为了争夺中国的土地，并把战火造成的种种灾难加在中国老百姓身上。他是第一次在书本上见到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惨景。 本来，在1905年元旦之后，他便听说日本人攻陷了俄队守了近一年的旅顺口。西点军校的一位前辈学友、在菲律宾征战多年的资深上尉——潘兴，调往东京任美国驻日使馆武官兼军事观察员。与潘兴同时到日本任军事观察员的，还有刚自菲律宾回国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他父亲阿瑟·麦克阿瑟中将。5月，俄国海军波罗的海舰队主力在对马海峡被日军全歼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让前陆军部长鲁特出任国务卿，为其后调解日俄冲突做了准备。 罗斯福如此关注日俄战争，有人说他是“亲日派”，总统。但他在此期间的深谋远虑，却事出有因。 美国前国务卿约翰·米尔顿·海曾为美国争得在华利益，提出过“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他说过：“谁了解了中国，谁就能执今后五百年世界政治之牛耳。”日俄战争爆发后，罗斯福也断言，美国今后的历史主要取决于美国在与中国相邻的太平洋上的地位，而不是与欧洲相邻的大西洋上的地位。 史迪威所翻译的法文小册子，详细记述了俄军由顽强坚守旅顺口，到俄军中将率残部向日军投降的全部经过。美国陆军部所以要紧急译出这本小册子，是想把了解俄军作战，同潘兴、麦克阿瑟父子等对日军作战的直接观察，汇总起来，以求能从各个方面作出分析。史迪威通过这次翻译，提高了综合分析军事情报的能力，了解了大规模作战中的诸多因素，尤其是对于日军进攻作战的特点有了较深刻的印象。 由于史迪威翻译的两本书有重要价值，1906年2月他接到通知，要他回西点军校现代语系任教官。他成了1904年西点毕业生中第一个由菲律宾回国的人。 但是按陆军部的规定，史迪威还必须在第12步兵团服役一年。于是他在完成西点军校教官的任期后，1911年1月带着刚结婚的妻子威妮弗雷德·a·史密斯，又乘“谢尔登”号回到了菲律宾。 这次，他是在距马尼拉市很近的麦金利堡兵营驻防。不久，他被升为中尉。他每天的职责是带兵操练，到兵营学校听课，组织士兵们进行独木舟划船比赛，有时还教士兵们就地取材，在河上架设竹桥。到9月，他已攒了三个月的假期，威妮此时已怀孕四五个月，两个人商定，利用假期多看看东方，行程是先同威妮到日本，然后她回国等待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史迪威再到中国去。 史迪威在日本每天写日记，但主要是记实，没有判断和看法。他对日本还不熟悉，无止境的好奇心和充沛的精力，使他陪妻子在日本游览了一个半月。 11月中旬，他的妻子威妮回了美国，他则转身西行，11月23日在中国上海登陆。这时，推翻满清皇帝统治的武昌起义，刚刚取得胜利。孙中山尚在国外。向武昌反击的清军又夺回了汉口，而拥护辛亥革命的江浙联军在准备攻占南京。史迪威的假期有限，只得由上海赴香港，途中在厦门逗留一天。一到香港，传来义军占领广州的消息，他转身赶到广州，并沿西江逆流而上，航行200多英里，到了广西的梧州。返回广州后，他于12月9日起程返回马尼拉。这次旅行使史迪威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正是：来去匆匆十七天，上海滩到广州湾；一览中华真面目，绾住情结系来年。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归国执教 菲岛归来执教鞭，一门学问一重天； 夫妻恩爱儿女壮，讲坛体坛开新篇。 话说1912年1月，史迪威从菲律宾回到美国。1906年他第一次从菲律宾归来时无所牵挂，这次不同了，叫他牵肠挂肚的，不仅有妻子威妮，还有即将出世的孩子。船一靠岸，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威妮。 他和威妮相识，完全出于偶然。1904年，史迪威在西点军校舞会上的舞伴一直是他刚刚13岁的妹妹玛丽。史迪威第一次从菲律宾回来后，玛丽邀请他去参加她们中学的6月舞会，并要他带着他的朋友霍尼何特少尉作威妮的舞伴。 威妮当时是个17岁的漂亮姑娘，有一双活泼的眼睛和一头卷曲的秀发。她是玛丽的同班同学，家在锡拉丘兹市。 为了参加舞会，霍尼柯特少尉特意穿了一身很讲究的、带有红臂章的蓝色野战炮兵军服。但是，威妮却看中了身穿笔挺的白色夏装的史迪威。这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对史迪威一见钟情，她觉得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小伙子，也从未见过这么迷人的深褐色的眼睛。他们在一起感到很愉快，两颗心好像贴在了一起，再也分不开了。临别时，他问她是否可以给她写信，他相信自己用火一样的心，一定能够赢得她纯真的爱情。 一年之后，也即1909年，史迪威26岁了，他邀请威妮参加西点军校的军官舞会。但是，威妮的母亲不信任军人，不允许她到西点军校去。史迪威没有介意。当威妮中学毕业开舞会时，他急急火火赶到了扬克斯，参加了这个盛大舞会。 威妮的母亲被打动了。在母亲的陪同下，威妮终于去了西点军校，并会见了史迪威一家人。她看得出，本杰明·史迪威博士这一家人，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史迪威非常高兴。在一封信中他竟称威妮为“甜桃”，这个称呼使威妮很不高兴。其实，这是史迪威的习惯用语，他总是把自己所喜欢的极好的东西称为：“桃子”、“桃子似的”，正像他把自己所厌恶的小人、坏的东西称为“花生米”一样。威妮的不快，经他一解释，转眼便烟消雾散了。 1910年春天，威妮参加了西点军校的舞会之后，他们订了婚，并在当年10月结了婚。威妮和史迪威都是诚实而有责任心的人。他们都尊重自己的长辈，热爱有着良好家风的家庭。史迪威到国外执行任务，先征得父母的同意才把威妮的照片带在身边。父母认为这“有助于使他的行为端正”。威妮怀孕从菲律宾回来后一直住在母亲家，直到1912年3月孩子出世，都得到母亲的照料。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小乔。史迪威从菲律宾回来6个星期后，母子二人才由锡拉丘兹到了史迪威在加利福尼亚避暑的村子。 这一年的夏天，史迪威携妻儿来到蒙特雷南面一点的西海岸小村子——卡梅尔。当时这个村落还是个未开发的、原始的地方。他们到海滨野餐，在太平洋海水拍打着的岩石上迎风漫步。他们迷上了这个地方，决定日后要居住在这里，退休后也要在这里定居。 史迪威再度从菲律宾回到美国后，又到第12步兵团干了一年。这时他仍是一名中尉。团队驻守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市。 中国人习惯把30岁称为“而立之年”，也就是事业有成的年龄。而史迪威在30岁以后的几年里（1913年至1917年）却过得极为平淡。这对一个年富力强、学业有成的年轻军官来说是令人烦恼的。 而欧洲的情况却在这几年中发生了重大变化。1911年至于1912年，意大利和土耳其为争夺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展开了激战。这场战争刚结束，巴尔干半岛上又爆发了新的战争。1912年3月，塞尔维亚同保加利亚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随后希腊和门的内哥罗（黑山）也宣布加入该条约，巴尔干四国同盟最后形成。10月，门的内哥罗首先向土耳其宣战，接着保、塞和希腊也都对土耳其宣战，共同向土军进攻，这就是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这场战争刚结束，1913年6月，保加利亚在奥匈帝国怂恿下，先发制人，向塞、希两队发动进攻，开始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罗马尼亚和门的内哥罗参加到塞、希一边作战。保军受到几个方面的打击，节节败退。这时，土耳其看到有机可乘，也加入了反保战争。塞、希军队占领了马其顿，土耳其又夺回了亚得里雅堡。保加利亚不仅失去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从土耳其手中得到的大部分土地，而且丧失了一部分原有的土地。巴尔干国家发生了新的组合。塞。希加强了同协约国的联系，保加利亚则转向了德奥集团方面。巴尔干各国之间也彼此视若仇敌，磨刀霍霍。巴尔干半岛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药库。 美国与欧洲大陆被大西洋隔开，所以这个时期的美界像一潭死水。美国公众不赏识自己的陆军，又加之美西战争和1900年的帝国热之后，国会对陆军的拨款又吝啬起来，铁路上的运兵车在运行先后次序方面比货车还要低一等，必须停在侧线上等待客车和货车走过之后再行驶。公众歧视军人，危及到军队的存在，国会不得不在1911年认为有必要通过法案，规定对歧视军人的公共娱乐场所罚款500美元。 依然好动的史迪威，曾为争取出任驻圣多明各的武官作了努力，但没有成功。因为西点军校坚持要他回校在英语和历史系任教官。他只好于1913年8月回校重执教鞭。虽然这种工作比在步兵团单调的工作好一些，但教学工作对他来说是驾轻就熟的老行当，因而他没有把全部精力用在教学上。他的上司曾说，乔是“一名很能干的军官”，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对教历史的工作并不热心，他热心的是担任篮球和橄榄球的教练工作。” 1914年6月，他的妻于威妮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南希。夫妻俩十分高兴，但威妮的负担更重了，史迪威是不肯把精力用在家庭琐事上的。威妮说，乔在学校任教官不满一年，就拼命要离开西点。 1914年夏天，史迪威的机会来了。那时，他已由历史系调回现代语言系教授西班牙语，经过努力争取后，他被派往马德里进修西班牙语。 一到西班牙，他便闻到了欧洲的火药味。军备竞赛一浪高过一浪，德、奥两国的军事预算已达140亿马克，德国的常备军已增到87万人，法国的常备军亦有80万人，俄国杜马也通过扩军法案，常备军将扩充到230万人。在海军方面，军备竞赛也十分激烈。英国新型的装甲舰“无畏舰”一下水，德国立即决定每年建造四艘“无畏舰”及相当数量的巡洋舰和鱼雷舰。面对德国的威胁，英国决定，德国每造一艘大军舰，英国就造两艘。德国总参谋长毫不掩饰地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对于我们，战争越快越好。” 欧洲大战真有一触即发之势。 6月29日，史迪威到马德里郊区乡村旅行，见人们神色不安，议论纷纷。原来，昨天（6月28日）奥匈帝国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举行陆军演习，奥国皇太子弗朗茨·斐迪南，携同他的妻子同往检阅。斐迪南是极端的军国主义分子，一贯主张吞并塞尔维亚，这次他竟来到塞尔维亚人居住的萨拉热窝检阅陆军，这是蓄意挑衅，因此，引起塞尔维亚人的愤慨。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塞尔维亚青年学生普林西波，在演习结束后，开枪击毙了斐迪南和他的妻子。 史迪威和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在其后几周里没有再想到萨拉热窝暗杀事件，更没有想到打死斐迪南的这一枪，竟是点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直到7月30日，史迪威听到了7月28日午夜奥匈军队开始用大炮轰击贝尔格莱德的消息，才感到这些战争新闻的严重性，预感到欧洲即将步入战争深渊。 事实果真如此，在德国怂恿下，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俄国为维护本身利益，宣布全国总动员支持塞尔维亚，接着德国向俄国宣战；法国决定同俄国站在一起，共同对德国作战；德军进入比利时，英国以维护比利时中立为由，对德国宣战；日本帝国主义以为这是在中国和太平洋称霸的大好时机，于是要德队立即撤出中国和日本领海，把从中国租借的胶州湾交给日本，德国拒绝这一要求，日本对德国宣战。于是，战火从欧洲日益向亚洲、非洲、美洲扩展……酿成了一场亘古未有的世界规模的战争。 史迪威结束了在西班牙的学业后回到美国，继续在西点军校任教。他工作不安心，曾努力争取作为军事观察员到法队中去。陆军部答复说，他们已经派了5名军官到欧洲观察战事，“不打算再派人去了”。1916年6月，欧洲大战打了两年，33岁的史迪威还是个中尉教官，他常常满面愁云，只有见到妻子威妮和儿子小乔、女儿南希，心上的乌云才被驱散，脸上闪出欢乐的光芒。正是：欧洲大陆起战端，你争我夺大灾难；西点学子紧锁眉，何时列队跨征鞍？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欧战情报官 协约、同盟两阵营，互相残杀四年多； 美国陆军二百万，远征欧洲气势雄。 且说1914年8月欧洲大战一开始，美国总统威尔逊既不搞什么总动员，也不对哪个国家宣战，却发表了一个“中立宣言”。他说“美国人必须在道义上和感情上首先想到美国和美国的利益”，“美国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必须在事实上保持中立”。所以，史迪威那一代年轻军官，不论怎么想在大战中找个用武之地，都不得越“雷池一步”。美国保持中立，是其对欧洲一贯采取的“孤立主义”传统政策的继续，也是其“隔岸观火”、“坐收渔利”的老手法。就在这“中立”的旗号下，美国和交战双方，不管是德、奥、土、保同盟国，还是法、英、俄、意、日协约国，都进行了繁忙的贸易活动，大量出售军用品和军用物资，得到了巨额利润。仅1916年度，美国48家最大公司盈利就近10亿美元。不言而喻，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反过来又大大刺激了国内美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所以，自1914年到1916年，美国工业总产值由242亿美元猛增到624亿美元。 这次大战，本来就是帝国主义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重新瓜分世界的肮脏战争。大战刚一开始，俄国就抛出一个分割欧洲和德国殖民地的方案；英法也着手讨论瓜分土耳其亚洲领土的计划；日俄战争后不可一世的日本，更觉得有了趁火打劫的良机，首相大隈重信公开宣称日本决意要成为世界的“支配国”。1914年8月5日，大限重信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一要其撤退在日本和中国海上的军舰；二要其把在中国胶州湾的租界地无条件地交给日本。德国人没有理睬。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9月2日，日军74野18师团7000多人，在中国胶东半岛的龙口登陆，接着攻占了莱州、平度、潍县等地，而且直抵胶州。沿途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并继续挺进济南。到10月6日，胶济铁路全线、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沿线的矿山和邮电、交通设施，全由日本人管理。 10月10日，日军在山东增兵一个混成旅，开始进攻青岛，英国也派兵在峻山登陆，并纠集驻中国北部的英印军队几千人和日军一起向青岛发起总攻，迫使德国投降。与此同时，日本海军以寻找德国在东方的主力舰队为借口，向南太平洋出击，占领了马绍尔、加罗林、马里亚纳等德属请群岛，在美国至菲律宾之间的海上通道上横设了障碍和炮台。 日本人这次趁火打劫，仅用了两个月时间，以死亡200人的代价，便取得了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成果。不仅如此，第二年1月，日本又向袁世凯北洋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自此，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受到了严重威胁，若让日本人横行下去，远东的一切“门户”都会被日本把持在手里；而任凭德国在欧洲取胜，德国又会横行大西洋，使美洲大陆暴露在它的威胁之下，美国在美洲大陆的“门罗主义”只会被打个粉身碎骨。 这时美国公众的心理和舆论有了明显变化，备战空气变得浓厚起来。1916年5月，德国和英国在日德兰海域进行了日德兰海战。此次海战，英国被击沉3艘大舰，11艘小舰，有2名海军将领战死。德国也有1艘大舰和10艘小舰被击沉。这表明德日海军仍然有强大的力量拦阻美国和协约国的海上通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威尔逊力主国会通过了如下法案：陆军常规部队扩大一倍，达到8．8万人，建造了两座军营，成立“非常造船公司”，加速经济军事化的步伐。在战备工作进行当中，培训足够数量的军官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有10年教龄和教授多种学科能力的史迪威，被选中到纽约的普提茨堡任教官。这里是首批建立的后备役军官训练营地。担此重任后，史迪威于当年9月晋升为上尉军衔。 在此期间，由政府支持成立了大众新闻委员会，呼吁作家、艺术家、教授等参加社会宣传，进行战争动员；并派出上万名宣传员到剧院、电影院、大中学校、工厂发表“四分钟演说”。宣传员们揭露德国击沉美国快速邮船、派间谍渗透美国窃取情报等一连串事实，激发青年为美国和美国利益而战。史迪威第一次被猛烈的同仇敌汽的热流所激动，把三个月一期的训练工作干得非常出色。同时，根据美军赴欧观察员的情报，针对战争中出现将飞机、坦克使用于大规模阵地战的新问题，不断改变、充实了教学和训练内容。史迪威还充分发挥了他熟悉法语的特长，为陆军部和训练营地翻译了大量法军作战资料，对改革教学和训练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7年1月，德国宣布对进入战区水域的船只发射鱼雷将不再预发警告，实行所谓无限制潜艇作战。眨眼之间，协约国的船只，美国和其他中立国的船只连连被德国潜水艇击沉，德国几乎封锁了协约国的海上供应通道。英国几十万军队即将断炊，存粮只够吃几周了。英国海务大臣向美国人呼救，他们说：“如果照这样损失下去，我们将无法继续作战。”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金融寡头和政府的部长们极力主张美国立刻参战。恰在这时，华盛顿截获了德国外交部长给德国驻墨西哥公使的密电，要他策动墨西哥政府和德国建立反美军事同盟。德国答应不仅给墨西哥巨额财政援助，还在反美胜利之日，把美国的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划归墨西哥。威尔逊见到此密电大为光火。而火上浇油的是，美国商船“孟菲斯城号”、“伊利诺号”、“弗吉尼亚号”等在此间均被德国潜艇击沉，几百名美国公民葬身海底。威尔逊总统急忙在国会发表演说，断言协约国没有美国的军火和援助是不能战胜德国的。德国胜利将对美国极为不利。他阐明“这场战争是德国人强加到我们身上来的”。他要求国会承认战争状态的存在。随后，于4月初，参议院以82票对6票，众议院以375票对50票通过对德国宣战的决议。 英法两国随即派出名震欧洲的霞飞元帅和高级文武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到达华盛顿，讨论美国参战和全面援助问题。美国也选出历经日俄战争和曾统兵在菲律宾、墨西哥作战的优秀将领潘兴，作为美国欧洲远征军总司令，先期前往法国。 当时美国有1亿以上的人口，可动员480万18岁至45岁的男性公民服兵役。按20名士兵中需1名军官计，所需要的军官数额吓坏了陆军部。训练军官，成了最紧急而繁重的任务。原有的军官，特别是西点军校毕业的军官的身价，立即陡增十倍、百倍。史迪威的战时军衔，立即由上尉晋升为少校。有三道命令接踵而至，一道命令要他到一个很大的训练营地任教官；一道命令是派他到80师一个旅任副官；第三道命令是要他到西班牙去，在美国大使馆任武官，这可以实现他多年来申请在西班牙语国家工作的夙愿。陆军部的联系人给他写信说，西班牙到处是间谍和德国特务，需要一个能干的人去，经营一个侦察系统。他要求史迪威尽快用电报作出答复。 史迪威的选择是，不当教官，不当武官，而到战斗旅去任副官，而且很快在副官岗位上干了起来。 战斗旅远征的准备工作还在进行当中，1917年12月，他又接到一道命令：立即到法国，向美国远征军司令部总司令潘兴将军报到。他兴奋异常，挤上一艘运兵船横渡大西洋。在法国的圣纳泽尔军港登陆。 船一靠岸，他见一些法国人聚在船坞和街道旁边看这些大兵上岸。人群中妇女们大多身穿长服，几乎没有壮年男子，人们的脸阴沉着；那气氛像是在举行葬礼。在去美军总司令部驻地——肖蒙的路上，也屡见穿长服的妇女，使人产生一种悲怆感。史迪威目睹这一切思绪连翩，当初先辈们为了摆脱压迫，争取个人自由，离开欧洲开拓了美国这片以平等、自由、公正为原则的国土。300年后，他们的子孙后代竟全副武装回到了故土，担负起挽救自由、平等、公正的职责，但通往理想的路上满是血污、凄凉…… 潘兴的总司令部设在巴黎南面肖蒙地带的一座大葡萄园里。潘兴将军要史迪威加强参谋部的情报工作。在这个高级司令部工作的参谋，都是利文沃思指挥参谋学校或陆军作战学院的毕业生。34岁的史迪威虽然没有在这两个学校深造过，但潘兴了解他，在驻守菲律宾时，他是个聪明、称职的指挥官，翻译过法文的“日俄战争”小册子；他编译的南美洲一些国家地形、地理的资料，使陆军受益匪浅。远征军正急需这样难得的人才。 潘兴将军比史迪威年长20多岁，他1886年毕业于西点军校，称得上是史迪威的前辈学长。美西战争前，潘兴将军曾在西点教授战术课，也算得上是同行当中的先行者、引路人。他秉性刚毅，以精干带兵作战获得威望，人们以精明强干、睿智练达的“黑桃杰克”称誉他。许多跟随他征战墨西哥的军官、老兵，得知他出任欧洲远征军总司令，纷纷聚拢到他的麾下，谋求差使，也大长了远征军的声威。 史迪威在潘兴手下，自1918年3月到同年11月停战，亲历了三次战略行动。一是粉碎德国五次大进攻的防御战；二是收复德国占领的三个突出地带的反击战；三是以钳形攻势占领两个交通枢纽的进攻战。停战后，史迪威还被派到德国科布伦茨地区，执行了个月的占领任务。在总计十个月期间，史迪威领略了潘兴统帅百万大军克敌制胜的胆魄和才干，学到了不少带兵打仗的方法，这对他后来在二战中率兵作战起了重要的影响，以致许多人称史迪威是“潘兴式的将军”！ 史迪威的岗位和职务是远征军第4军首席情报员。到英军58师熟悉前线情况，是他的第一项任务。58师师部在法国北部兴登堡战线的前沿重镇努瓦水。英军参谋人员见到他后相信了美国参战不是说空话。他们认真地帮助他观察德军阵地的构成和设施，以及公路伪装，使他了解德军的攻击步骤和特点，飞机、坦克和重炮的使用情况等；还同他一起研究地图和空中侦察拍摄的资料以及侦察手段和方法，并陪同他观察前沿的战壕、防空洞、弹药库、夜间巡逻等等。尽管他厌恶甚至不能忍受英国一些人的傲慢和趾高气扬，但为了完成需要了解、观察的每个项目，他延长了一天的工作时间，完全忘记了对一些人的反感。他“饱学”而归后，对第4军等单位以及后来的情报工作，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史迪威在第4军工作期间，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潘兴将军关于美军指挥权的归属问题的处理，显示了他维护美军独立地位和尊严的坚定态度以及统览全局的能力和牺牲精神。 潘兴将军率总司令部到达法国时，交战双方都已精疲力竭。不久，意大利军队在卡波雷托战役中丧失兵力46．5万人，德奥军队向西推进100多公里。意军无主，难民叫苦连天，士兵愤怒已极，高呼“打倒战争”、“打倒军官”，洪水一般向西溃逃。形势如此严峻，英法两国赶忙一边派出11个师去救援，一边由英、法、比。意等国成立“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包括各国政府首脑及主要军事顾问，负责调整协约国的兵力和战略行动，但它没有实际权力，不能起统一指挥作用。 英法联军紧催美国参战，是因为他们的兵力不足，士气又低落，所以一见到潘兴，就让美军尽快补充到英法联军去。为此，号称“老虎”的法国政府首脑克雷孟梭带着法军总司令部成员，以“最高军事委员会”名义亲临美军第1步兵师，劝说美军指挥官，让他们用法国的方法和惯例训练美国士兵，弥补美军经验不足的弱点。他们要求美军立刻上阵，让法国士兵看到美国人前来助战，以振作法军日益沮丧的士气。这当然遭到了潘兴的坚决反对。 潘兴到英法联军战场巡视过后，大为震惊。这场战争如此惨烈，美军无论在技术上、精神上都准备不够。所以，他不顾一切地想让美队尽可能慢一点开赴前线，以便教会士兵们躲炮弹、防毒气，让士兵们有一定的应付困难和恐怖的训练。对维护美军的独立地位和指挥权，他的态度更加坚定、强烈。一到法国他就向法军司令官直言不讳地说过：美国远征军不受任何外人统辖，我们可以同英法联军并肩作战，但绝不受英法将领指挥。巡视之后，他甚至不客气地告诫联军司令官：不能为了减轻法、英两国的压力，就把美国士兵当炮灰用！后来，他决定让第1步兵师开赴西线参战时，仍明确表示，这同法国方面的要求毫不相干，因为美国公众舆论、美国国会都迫不及待地要听到美队同可恨的德国兵交锋的消息。潘兴手下的将领对他维护美军的尊严和美国利益的行动，都感到快慰和振奋。 潘兴之所以坚决拒绝英法联军的要求，是因为他对如何打破当时的堑壕战僵局，改变联军的颓势，已胸有成竹。他认为决不能再打那种把士兵推进“碾肉机”的阵地消耗战，必须恢复运动战，采取纵深突破的野战夺取胜利。在指挥上，一如西点军校战术教材所主张的，作战计划的中心是指明作战目标，下达命令必须简明扼要，而不须把所有行动细节逐一列入计划，限制部队的手脚，那样只能被动挨打。潘兴还要求部队的临战训练，主要是灌输相信美国力量的进攻思想，使军官和部队在战争中以最大限度的主动精神，抓住时机进攻，打败敌人。 按照“最高军事委员会”的部署，美军的当面是被德军占领的圣米耶尔突出地带，潘兴把这里称作德军的“太阳穴”。因为它的东面和德国本上相毗连，从这里发起进攻，突入任何一侧，都会打开通往德国的道路，只要突进德国本土，英法联军的危局必会得以挽救。他的独立作战计划，选的就是这个目标。然而，德国对此早已有防备，自1914年夺得这个突出地带后，便筑起了十分坚固的防御工事，联军对它无能为力，所以把美军放在了这里。 潘兴设想，攻取圣米耶尔突出地带，必须创建一个有4个军的集团军，每个军有4个师，外加1个后备师，1个新兵训练站，1个军满员要6000名军官，17万士兵。但是，由于国内种种困难，直到1918年德国开始大进攻之际，到达法国的美军只有7个师，33万人。攻取圣米耶尔的各项准备工作不仅十分繁重，而且战局变幻，不可预测。 史迪威从英军58师回到总司令部之后，在参谋学校遇到了1911到1913年塔夫脱总统任期的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他已年届50岁，也来远征，担任军法官。两人相见备感亲切。30年代史汀生出任国务卿，40年代再度任陆军部部长，对史迪威的前途都有过重要影响。 由于总司令部急需，史迪威被调去协助组织参谋部的情报部。他来到肖蒙才知道战局已骤然紧张起来，极端严峻的形势已危及到潘兴将军和美军的每一个人。 原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退出战争，俄国士兵、农民摆脱了大战的灾难。到1918年二三月间，德国统帅部已把对付俄国战场的40个师集中到了西线战场，其兵力总计已达197个师，而英法联军只有167个师。德国决定利用兵力上的优势，趁大批美队未运到欧洲之前，与英法军进行决战。联军已获得确切情报，德军第一步是集中兵力打英国远征军第5军团，占领法国西海岸，使英军与本土相隔离，迫使英军投降，然后全力围困和消灭法军。为实现这一计划，德军统帅部已向前移驻斯巴。 决战迫在眉睫。 联军“最高军事委员会”发布通告，授命福煦“协调西线协约队的行动”，接着他便担任了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统一指挥英、法、意、比军队与德军决战。在此危急关头，他要求美军接受统一指挥迎击德军。潘兴对他们仍旧毫不含糊地回答：远征军是美队，只听从美国人指挥。他斩钉截铁一般拒绝改变美军独立作战的直接指挥权。 然而当德军以65个师在英法联军防线结合部发起猛攻时，联军仅有36个师迎战，英军两道防线接连被德军突破，德军距巴黎仅有60公里，远射程炮弹已落到了巴黎市郊。潘兴以军事家的睿智和胆魄，作出了惊人之举：放弃他对美军独立作战的直接指挥权，让已到达的33万美军归福煦总司令指挥，投入英法联军全线作战。 潘兴将军作出这个重大决定时，史迪威已到凡尔登防线的法国17军实习。最先在法国登陆的马歇尔则目睹了这惊人的一幕。他和步兵1师的赛纳特将军了解当时的处境。赛纳特将军说，当时，英国第5军团已溃不成军，法军预备队换上去也伤亡惨重。德军打开了一道60公里的突破口，英法两军之间的重要交通线已被拦腰切断，士兵丧失斗志，英军司令黑格失去信心，总司令福煦心急如焚。潘兴在周围一片沮丧绝望的气氛中，接连24小时仔细研究了多种方案后，毅然放弃自己对美军的直接指挥权，让美军按协约总司令的统一部署参战。马歇尔说，因为作出这个决定，潘兴才“一跃而成为伟人”！因为在存亡攸关的大战中当一名配角，依照法国人的命令行事，只有宽宏大度的伟人才做得到。潘兴的惊人之举，赢得了军官和士兵更深的信赖和更高的崇敬。 史迪威得知潘兴的决定的同时，还听说他做了动人的讲话和颇具诱惑力的许诺。说是凡少校以上的军官只要才干出众，就能得到飞快的提拔。史迪威虽然为自己的军衔过低而感到难堪和烦恼，但他这时不能不把全部心思用在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情报工作上，无暇再想提拔晋升之类的事了。 德军的第三次进攻战役转向了法军战线。德军一改正面平推的打法，发动了一系列的多点进攻。美军有8个师和法军一起作战，挡住了进抵到马恩河的德军。 接着，法国情报部门破译了德军的密码电报，法美军队得以事先在德军第四次进攻的地点做好了充分准备，使德军想把亚眠、马恩河两个突出地段联结起来威胁巴黎的企图彻底失败。 7月15日，德军向兰斯两侧发动第五次进攻。仗打了两天损失16万人，虽然前进了6公里，但后备兵力消耗殆尽，无力再继续战争。 美、英、法、比等协约队由福煦总司令统一指挥，使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到达法国的美军已有89万人，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来。7月18日，以法军4个集团军为主，加上美军8个师和英、意军各2个师发起反击，首先夺取了马恩河突出地带。8月8日，以英军为主，用大批坦克为先导，对亚眠突出地带发动了突然袭击，在联军围攻下，六七个德军师全军覆没。最后夺取圣米耶尔突出地带，便是以美军为主的艰巨任务了。看到这次统一指挥，统一步调的作战威力，使史迪威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缅印抗日战场上，奋力追求出现这样的态势，但没有成功。这是因为国情不同，环境也不同了。 1918年8月，德军失败已成定局，福煦在结束战争的计划中，要求在9月7日开始的第一个进攻行动，便是以美军为主夺取圣米耶尔突出地带。 潘兴为了发动这次进攻，苦心筹集力量，到8月10日，包括史迪威所在的第4军在内的第1集团军终于建成了。这个集团军包括法国17军在内，总计50万人，是欧洲战场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作战部助理参谋长马歇尔中校为这次作战拟就了主要计划，史迪威则为制定这个作战计划提供了翔实而精确的情报资料。 为了做好圣米耶尔战役的情报工作，史迪威在英军战线熟悉了怎样组织以师为作战单位的情报活动。之后，又到法国第17军实习了一个半月，掌握了一个军乃至一条庞大防线的情报系统的运转情况。 在法国17军实习期间，他和该军情报处长阿尔芒·贝洛姆少校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但大部分时间他是到时时遭受炮击的各个要塞和指挥所去巡视，在壕沟、瓦砾中爬行，在潮湿和臭气熏人的掩体里观察敌情。紧靠火线的地方为了盖住死尸而撒下了大量石灰，地下坑道里到处是烂泥浆。但对职务的高度责任心，使他从不受恶劣环境的影响。 贝洛姆少校很欣赏史迪威，认为他有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人气概。在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的时候，史迪威却极为镇静。有一次敌前侦察，史迪威走到距德军只有60码的地方，从上午9点钟一直步行到第二天凌晨2点钟才回到营地。白天他被敌人的炮火压制在只能蹲两个人的掩体里，大约有近200发重炮炮弹落在偏左的地方；夜晚他在德军打来的非常稠密的枪弹炮弹中穿行，有时掉在泥坑里。当别人问起他这一天的经历时，他回答说：“非常有趣的一天。” 史迪威是第一个同法国17军共同作战的美国人。他的流利的法语成了他和法国人建立融洽关系的桥梁，法国人帮助他熟悉了参谋工作各部门的情况，火线的步兵作业，每一个梯队情报工作的组织、设备及活动。最有价值的是，他们安排史迪威乘观测飞机作了一次飞行观测，这在当时是最新的侦察手段之一。史迪威成了美国远征军第一个邀游蓝天的人。 40多天的共同生活，史迪威发现17军里老兵多，他们不仅能打仗，而且能说出打仗的道理。他们对伙伴富有同情心，有位康托上校，66岁，秃顶，肥胖，胸前有一排排的勋章，却仍戴一顶士兵帽子。他邀请史迪威吃晚饭，餐桌上有煎蛋卷、鱼、米饭、蔬菜色拉、白葡萄酒、香摈酒、甜酒和奶酪。勤务兵按照惯例，先敬个礼，然后恭敬地说： “夫人请用餐。” 史迪威很奇怪，那个座位没有人呀！为什么叫“夫人”呢？ 上校问史迪威：“你结婚了吗？”“结了。”史迪威回答。“你妻子在哪里？”“在美国。” 老上校说：“不对，她在你心里，她就在这里。因此我要他说，‘夫人请用餐。’” 史迪威离开17军时，参谋人员为他举行了盛大的送别宴会，由作战处、情报处等三个处的处长按正式外事规格主持了宴会。虽然地处战场，但桌子上都放了花，一大块精美的、上面雕饰了法国公鸡和美国鹰徽的奶油杏仁糖，放在史迪威的餐桌中心。一晚上香摈酒不断，每个人都坚持要史迪威给他们签名留念。一位军官写了一首充满激情的诗献给史迪威，史迪威用学到的许多法国俚语和美国人特有的幽默致答词。法美两人在惨烈的战火中结下了友谊。 一直注视着圣米耶尔突出地带形势发展的潘兴将军，调动了史迪威的位置，对他指明，为在这个地带发动攻势，情报工作是制定作战计划的中心环节。要求他在8个星期内。建起各师的情报处和训练参谋人员的学校，采取一系列实际步骤组织情报活动，汇集各种资料。数据。 为了进行这些工作，史迪威不停地来往于各师师部之间，奔波于肖蒙、朗格勒和设在纳夫夏托的第4军军部的路上。由他指挥运转的情报系统，自各个方面搜集了有关敌军战线和圣米耶尔地形的考察资料，绘制和提供了各种比例与坐标数据的地图。他们还根据诸多迹象对敌军兵力及活动规律和趋向进行了估计，并分发了有关敌军各类炮火每天、每周发射情况及变化的综合分析材料。最后还为第1集团军攻取圣米耶尔突出地带准备了总计15吨重量的地图。 如此繁多的情报项目，在美军作战史上是第一次，有些在美法联军中也找不到先例。美国国内以巨大的财力、物力为这一工作提供了技术保障。军火工业虽然来不及提供许多飞机、坦克，但根据情报提供的德军防御设施的精确资料。创制了便于摧毁敌人混凝土地堡、地下掩体、山腰坑道等防御工事的直列装药的爆破筒，由12毫米口径猎枪改制的大口径步枪，以及特制的剪断铁丝网障碍物的钢钳、钢斧等。这些武器和工具，轻便、威力大、步兵好携带，适于突入敌防御纵深作战。士兵们做现场演练时，得到观看的潘兴将军和军官们的热烈称赞。 圣米耶尔攻势打响前夕，史迪威晋升为中校。 潘兴将军和总司令部对情报综合分析后确认：圣米耶尔突出地带，是底线35英里、边线各25英里的一个等腰三角形。它有多道防线，窄轨铁路纵横其间，使各前沿、主阵地、野战炮、机枪阵地、弹药库、囤兵区、飞机场等联成一体。交叉火力成网严密，阵地筑垒异常坚固。最后确定的打法是：出奇不意，突然袭击，第一步，是借夜幕把14个师连同军需品秘密集中于侧翼。…… 然而，美军的保密措施很不严密，巴黎街头都在传播、议论美军的调动。第4军驻地纳夫夏托的理发师，对美军的调动也知道的一清二楚。史迪威十分焦急。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多是乘汽车到各个观察所看地形，有几次则乘气球踞高远望，为部队顺利开进和集结及时提供了情报。 开始攻击那天，秋风秋雨骤起，道路泥泞，步兵负荷加重。史迪威更是通宵达旦地工作。这是第4军第一次打大仗，马歇尔原先所在的美军首批到达法国的第1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任参谋长的第42师，是这个军最英勇善战的部队。第4军的右侧是第1军，那里的情报处长迈尔斯上校和他联系频繁，使史迪威更加忙碌。 炮火准备从凌晨1时开始。呼啸着飞驰的炮弹，如漫天冰雹落在圣米耶尔地带，一直打了4个小时，火光照亮了暗夜。清晨5点钟，步兵在烟尘和秋雨中跃出战壕，多路多点扑向德军阵地。史迪威不断接到电话和电报，得知全线向前推进很顺利。 步兵第1师和第42师打得很漂亮，但第89师打得很不好。史迪威很快到达89师指挥所，发现这里的情况乱糟糟的，对下无联系，对上无报告，一切都茫无头绪。 他又转到了第1师。和89师情况截然不同，这里的参谋人员个个都很能干，一切有条不紊，伤员躺在指挥所外面可以避风雨的地方，护士照顾得也很好。步兵随着法军坦克，不顾榴霰弹连连在头顶低空爆炸，前仆后继地冲破了德军头道防线。士兵们高兴地呼喊：“打得好！”第1军和第4军都出色地完成了全线第1天的攻击任务，真是了不起的胜利！实际上，在攻击中第4军遇到了比第1军更顽强抵抗的敌人，但他们英勇善战，在中午时分就到达了所有的目的地。 史迪威从一群俘虏中挑选了几名军官回到战俘营审问。审讯还没结束，便接到去图尔的命令，让他调查德军打在那里的重炮弹弹坑的直径。他发了火，严厉训斥了地形科的无知，无能！幸好，法军的飞机已夺取了制空权，美军第二天的攻击将仍旧会很顺利的。 史迪威紧随攻击部队穿过烧毁的坦克、卡车、翻倒的炮架，还有惊恐的难民群，进入了德军纵深阵地。原来，在第1集团军发起进攻之前，德军由于兵源严重缺乏，已决定从这里撤退，并立即拆卸了重型武器装备运回德国。德军头一两天的抵抗，只是为了掩护撤退。因此，被德队占领最早，防御最坚固的圣米耶尔突出地带，很快便被美军收复了。 美军的作战计划虽然用不着去执行了，但史迪威仍然勘察了。德军在这个地带的最后一道防线的详细情况，验证了原先情报中的重要数据，并且连轴转了两个昼夜，写出了战斗总结报告。 在胜利的气氛中，第1军情报处处长迈尔斯上校接连几天每隔一小时就给史迪威打一次电话，向他了解最新消息。有一天史迪威被惹烦了，便信口说了一句： “对，德国氯气专家，大名鼎鼎的奥托·施米尔克泽被我们捉住了” “快，把他的名字的字母拼给我听听，氯气这个字的字母怎么拼啊！快！”电话中传来迈尔斯十分激动的声音。 史迪威没有料到，他为了搪塞迈尔斯，用德文“软干酪”这个词编造的一个德国人的名字，却被他信以为真，还不厌其烦地追问起细节来。史迪威顺水推舟，也来了个假戏真做。他煞有介事地加进一些合理想象的细节，回答迈尔斯的追问。 迈尔斯听完郑重其事地宣布，我这就派防化部队军官会见这个俘虏。当这位防化部队军官抵达司令部时，接待人员告诉他，施米尔克泽博士已被押送到集团军情报部去审问了。接着不断有人来找史迪威，他都以此法推托，使来者总也找不到这个“博士俘虏”。没想到，消息却越传越广，以致路透社记者在巴黎、伦敦和纽约的报纸上都发表了这样的报道：“据圣米耶尔前线消息，德国一位著名毒气专家被美队俘虏。他是在准备使用毒气投射器时被抓住的。” 史迪威的骗局露馅以后，各军部、师部的参谋人员个个捧腹大笑，迈尔斯上校成了人们谈论的笑料。乔治·马歇尔因公来到第4军时说到了这件事，并表示不欣赏这种恶作剧。 1918年10月，史迪威的临时军衔晋升到上校，同时荣获为非战斗人员新设立的勋章——“优异服务勋章”。第4军参谋长韦尔斯将军十分喜欢和钦佩史迪威，说他有“非凡的才干”，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最能干的情报官之一”，“曾编入这个军的每一个师都异口同声地赞扬史迪威的情报处”。 这时，真正传来了“特大新闻”。福煦元帅指挥的法、美、英、比联军，经过9月底的两次钳形攻势，占领了德军的两大交通枢纽，德军全线崩溃。比利时军队开始收复国土。德国人要求停战了。 第4军乘胜进入德国科布伦茨地区执行占领任务，军部设在摩泽尔河畔的科赫姆市，不断有德国的显赫人物来访。已任驻德美军作战部长的乔治·马歇尔，护送德国皇太子韦尔士亲王来到第4军，指名要史迪威负责陪同皇太子。尽管史迪威对此十分厌恶，但见这位皇太子不摆架子，举止文静，礼节周到，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反倒随随便便和他谈天说地，东拉西扯起来。 皇太子向史迪威如实说了求和的经过。原来，德国政府为试探停战途径，曾派人到华盛顿找威尔逊总统。威尔逊正犹豫不定时，德国鱼雷击沉了美国的客轮“伦斯特号”。威尔逊勃然大怒，断然拒绝了德国的求和。到11月卫日晚上，德国国防部长一行的汽车打着白旗，越过前沿阵地，直到第二天早晨抵达法国北部贡比涅森林的雷通车站。联军总司令福煦乘坐的专列就停在这里。德国人一到，福煦即摆出胜利者的姿态，以嘲讽的口吻问道： “你们来干什么？先生们……” “我们想听听您的停战建议。”德国人回答说。 福煦的火不打一处来，给了德国人当头一棒，他说：“噢！我们没有提过任何停战建议，我们很愿意继续打下去。” 德国人无可奈何地表示：“无法继续打下去了，”请求福煦提出停战条件。 就这样，在1918年11月11日清晨5时，双方签订了贡比涅停战协定，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韦尔士皇太子讲这段经过时，深感这是德国民族的莫大耻辱。也正是基于一种报复心理，22年后，占领了巴黎的希特勒硬是把福煦坐的专列车从博物馆拉到贡比涅森林，使法国人在原地，原车厢里签订了投降书，这是后话。韦尔士皇太子的这次美军之行，使美军在科布伦茨地区执行占领任务方便了许多。 1919年5月，第4军建制被撤销。史迪威在远征军的任务就此结束，并准备回国。美国于1918年底到达欧洲的200万远征军中，有50280人被打死，205690人负伤。打得最英勇，伤亡也最大的是步兵第2师和海军陆战队。法国政府为了表彰美国海军陆战队，命名那座被打成秃山的森林为“海军陆战队森林”，并在名义上将此山划归美国政府所有，成为纪念美军在欧洲大陆作战的　　　　一处胜地。在负伤人数当中，史迪威也被算了进去，因为贝鲁伯特弹药库的爆炸使他的左眼受了重伤。 潘兴将军和助手马歇尔还要到欧洲各盟国进行正式访问，远征大军则解甲归田回美国。在横渡大西洋的运兵船上，士兵们唱着：“巴黎游遍，看尽繁华，哪有心思再种庄稼。……”其实，所谓“巴黎游遍”，是指有支美队跟着骑在马上的潘兴将军等，在巴黎爱丽舍田园大街上参加了检阅，穿过了法国政府为给美军庆功打开的凯旋门——这是普法战争后穿过这座高大的穹顶拱门的第一支外队。这自然是美军的荣耀，但仅此而已。驻守在巴黎之外的美国大兵们，有几个到过巴黎，见过什么繁华？正是：远征欧洲一年半，不见繁华见灾难；尸骨遍野血成河，伤痕累累回家园。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家居京华 流血负伤未补偿，战时军衔全撤光； 再辟新路学汉语，华夏古都观沧桑。 话说1919年7月，史迪威回到美国同家人团聚。亲人们都为他的眼睛受伤着急，妻子威妮更是担心丈夫的眼伤治不好会断送他作为军官的前程。 经过医生再一次检查，确诊他的左眼瞳孔已变形，幸亏右眼尚好，视力虽受到一定影响，但关系不大，一家人才放下心来。但是，史迪威生来秉性刚烈，从不顾及自己的身体状况和伤势，凡属职责范围内的事，仍旧那样不辞劳苦，一丝不苟，致使左眼渐渐起了白内障，右眼视力也受到了影响。 威妮记得，史迪威在眼睛受伤之前曾来信说：“希望那位昏愦的蠢才总统，不久将对那些赞扬、敬意和其他废话感到厌烦，从而真正开始和谈，使美队可以回国。”若真是这样，他哪里还会受伤增添如此不幸？史迪威夫妇这种愿望乃至抱怨，自然不只为他们所独有，也为千万远征军人及其家人所共有。即使没有亲人参加远征军的，看到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在战场上阵亡、受伤致残，原先那种对德国同仇敌汽的热劲也日渐冷了下来。 9月间，潘兴将军率第42师乘“巨兽”号返回美国后，美国人为他们接风洗尘，举行了盛大的庆功阅兵。潘兴将军骑在马上，威风凛凛，25000名远征军士兵紧随其后，浩浩荡荡穿过彩带飞舞的百老汇大街。纽约市民拥在马路两旁，迎接凯旋的英雄们。满怀感激之情的国会议员们也异常慷慨起来，立即投票决定，晋升潘兴为正式四星上将。 史迪威等早在7月归来的远征军将士们，无幸得到这种荣耀。但享受了这种荣耀的将士也和他们一样，越来越感到原先的。热”在变“冷”，担心起自己的前程和安置问题来。 就在此时，许多军官收到了陆军部发来的撤销他们临时军衔的通知。史迪威被撤销临时上校军衔，仍旧是个上尉。从1904年21岁当少尉，15年过去了，36岁的史迪威还在尉官的台阶上。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国会已经就军队的前景展开辩论，议员们高喊着要减轻纳税者负担的口号。陆军参谋长佩顿·马奇提出，陆军常备军削减为50万人。裁减军队，这意味着军官晋升的机会也将减少，军官在一个军阶上往往又得干上一二十年。 史迪威自欧洲战场回来以后，本来就十分刚烈的性情，变得更容易发火。对于自己在陆军的前程，他不想再耐心等待命运的安排，而是急匆匆地前往华盛顿，拜访了在陆军部人事局任职的老同学昌西·芬顿，直截了当地提出：“把我派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怎么样？” 芬顿说：“我们刚刚谈论过派人去日本和中国的事，这倒是个机会。”史迪威询问了军事情报处的计划。芬顿告诉他，到这两个国家去的任务，是学习他们的语言，你已精通几种语言，战场情报工作又干得好，是合适的人选。 史迪威要求去日本，芬顿说：“去日本的人员都已经任命了，去中国怎么样？” “好吧，那就去中国。”史迪威答应了。1919年8月6日来了通知，他被任命为代表陆军部的驻华首席语言教官。 这个新的任命如此顺利地通过是由当时的形势所决定的。美国陆军参谋部正在整顿各驻外使馆武官的情报工作。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战后形势，陆军部要求尽快建起一支经过精心选拔、训练有素的武官队伍。他们必须通晓驻在国的语言和军事、政治情况以及风俗习惯，对驻在国在和平与战争时期可能做出什么反应，要有深入的了解，作出可靠的判断。 完成这样的任务，要求武官必须有全面的军事才能，并精通外语、工作效率高、本人自愿，而且只能从步兵、骑兵、炮兵等战斗兵种中选拔，年龄要限于35岁以下。史迪威已36岁，本已超龄，但因为他语言天赋高，在主要方面不仅完全符合条件，而且屡经考验，又有实际经验，因此，可以不受年龄限制。 史迪威是个务实的人，36岁的他要负担5口之家的生活，选择职务不能不考虑薪俸的多少。武官是令人垂涎的职位，尤其是驻华使馆的武官处，在远东科里是编制较大的，武官常常要组织一些外语专业毕业生为情报处搜集情报，所以除薪俸外还另有一笔收入。威妮也理解丈夫的选择，很快便带着孩子随史迪威赶赴加利福尼亚。 史迪威带着威妮和孩子们，由东海岸到了西海岸，住在邻近旧金山的伯克利城。他要在这里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汉语，期限为一年。 一投入学习，史迪威的心胸便开朗起来，头脑也显得格外灵敏了。尽管一翻开汉语课本便像走进了茂密的大森林，看不到路在何方，但困难的撞击却使他的语言天赋迸发出灿烂的火花，他很快摸到了汉语独特的发音和汉字构成的规则。他的学习天天有新的收获，精神上也得到很大的快慰。 加利福尼亚的反日情绪很高涨，它是美国西部各州鼓吹组织“排斥日本联盟”的策源地。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每周发表一篇“反日”演说，抨击日本称霸世界的野心。他指出：“如果日本强盛起来，会直接威胁到美国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利益，美日关系中实际含有的战争因素必然要爆发。” 史迪威明白约翰逊的演说代表了西部地区参议员们强烈反对威尔逊总统的情绪。当巴黎和会上传来威尔逊同意日本取得德国原来在中国山东的特权时，美国一些报刊接连发表文章谴责日本。野蛮地掠夺中国”，认为山东条款“十分不公正、不道德”；指责威尔逊屈从日本的恫吓是“丢脸、堕落……”，“不是有身份的人应该干的事”等等。美国舆论界的这种情绪对史迪威日后观察中国问题的思路也产生了影响。 史迪威对汉语的学习，由于受环境条件的限制，因此把重点放在了书面语方面。他体会到，学习汉语的困难，与其说是要认识几千个单字，不如说是这些单字的搭配与含义是千变万化、其妙无穷的。经教授指导，他对浩繁的汉语单字作了统算和分类。他认为，经过高等教育的人可能掌握6000个单字，学者要掌握8000到9000个单字，而日常有3000个单字就够用了。若能认得1000个基本单字就可以掌握到3000个单字。这些单字在字典上按照214个意符分列。汉语中约有880个声符，加上意符（其中有些意符和声符相重复）就构成了1000个基本单字。他在这个由繁到简的概括、归纳过程中，把自己学习的主攻方向放在了练习、复习这1000个基本单字上。经过半年多的攻读，他已能看懂中文报纸上的短文章，尽管有时仍要借助字典查对一些字、词，但他毕竟有了一把可以打开中国文化百宝箱的钥匙。他的语言天赋，又一次得到良好的发挥。 强烈的进取精神和急躁脾气在史迪威身上是融为一体的。第一阶段学习刚结束，他和同去学习的霍斯福尔就向军事情报处提出建议：立即到中国去学习，那里有锻炼听力、练习口语的环境、条件，可以更快地掌握汉语。教授们赞成他们的建议，但军事情报处坚持要他们按计划完成学业。 1920年7月，学习结束，史迪威晋升为少校。在卡梅尔度假期间，他购买了这里的一块可以俯瞰太平洋的地皮，准备将来在此安家。这时，威妮已怀有几个月的身孕，但还是坚持随史迪威一起到中国去。 8月5日，他们一家同霍斯福尔一家一起登上了开往太平洋彼岸—一中国的美国陆军运输船。 运输船航行了40多个日日夜夜，绕过山东半岛，于9月18日在中国北方重要港口秦皇岛靠岸。史迪威知道，万里长城就是从附近的老龙头起步直达万里之外的嘉峪关的；秦皇岛驻有美军，向南是北方海岸大城市天津，美国陆军第15步兵团在那里驻扎。这里的港口。铁路，都在他们和英印军队的警戒线之内。 史迪威一行由秦皇岛乘火车驶往北京，沿途所见是中国秋天的美丽景色，却没有遇到中国官员。因为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柱，第二年，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加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11国，迫使清政府订下“辛丑条约”，规定外队驻扎北京；由北京至山海关的铁路沿线，分12个重要地区驻扎外队。中国在这里的主权都叫帝国主义列强夺走了。 到了北京，史迪威一行先在东交民巷落脚。他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和他1911年冬天到上海的第一印象有很大差别。他认为上海很像美国的费城，对北京，他搜遍自己的记忆，不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亚洲的都市，找不到一个与之近似的。 为了给自家选择住址，他由南城到东城，由西城到北城，走大街，串胡同，一面看，一面用半通不通的汉语同居民攀谈，越转越有兴趣。他见到外城、内城、紫禁城连成一体的恢宏的城市布局；金光闪闪的琉璃瓦屋脊，长长的红色高墙；、天坛等巍峨建筑和宽阔的广场；满是苍松、古柏、鲜花、文物古迹与山水相间的园林；标志着不同信仰的寺庙、古塔和有着独特含义的牌楼；还有纵横有序的大大小小的胡同，成对的石狮子把门的宅院，来自浩瀚大漠的骆驼队，等等。他感到北京才是真正的中国城市，世界无与伦比的东方古都，是中国几干年灿烂文化的结晶和代表。 史迪威选定的住宅，是东总布胡同3号，一座三进平房四合院。他们雇了两个厨师，一个管家，一个杂役，一个女洗衣工，一个壮工。威妮在1921年2月生下他们的第4个孩子后，又雇了一个保姆，每月共开支35美元。总的来看，北京的生活费用是很便宜的。 10月下旬，美国陆军部发来征求工作、职务意见表，史迪威不加思索地在上边填写了自己理想的职务是“驻华武官”，把“不愿意”写在了西点军校教官等其他职务的下边。 史迫威从家里到东交民巷的美国公使馆常常是步行，为的是保持自己的运动员体魄，同时也为了便于观察和接触普通的中国人，增加一点使用汉语的机会。有时他还信步街头，在一些人群围聚的圈外驻足，听听，看看，问问。有一天，他被一阵节奏明快的鼓声所吸引，到了一个不大的旷场。原来是一个姑娘在说唱，周围的人听得津津有味。史迪威能听懂个五六成。唱词是：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留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上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接下去，是那姑娘声泪俱下的说白，听众们寂静无声。史迪威后来才知道，那姑娘唱的是反对《辛丑条约》的鼓词儿。写鼓词的陈天华是革命党，已在日本蹈海自尽。那姑娘唱的是他的名作《猛回头》。虽然唱词里对美国没有更多的指责，但史迪威第一次亲耳听到了中国普通老百姓对西方列强决不屈服的声音。 东总布胡同西口早先有座石头牌坊，史迪威到公使馆去常常路过牌坊旧址。老住户告诉他，义和团起事那年，德国公使克林德就是在这里被清廷。神机营”的人击毙的。起因是他用手杖痛打过路的义和团民，还绑架了一个义和团民，第二天他坐轿到了东单牌楼北边，又向清兵开枪，清兵还手打死了他。接着慈禧太后发布宣战诏书，要和洋人“一决雌雄”，谁知她的诡计是要借洋人镇压义和团，结果，中国被打败了。德国强迫中国建“克林德坊”，羞辱中国人。1918年德国战败，中国人把牌坊搬到了中央公园，改名为“真理战胜坊”。史迪威由这座牌坊中，看到了一点中国屈辱历史的变迁。 史迪威到北京后的前半年，在美国办的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学习汉语。第一学期每天上课5小时，课程要求是掌握单字的发音与字意的练习。后半年则是阅读、翻译、与教师对话。学年结束时，学生要掌握700个以上的单字，并能用这些单字对话。同时，还要听一些有关中国历史、宗教、经济和时事的讲座，并参加讨论。为此，一有机会他便翻阅他前任留下的资料和使馆的图书。 在北京住久了的外国人，大都取个中文名字。史迪威也一样。他按本名的字音取了个“史迪威”的中文名字。这个中文名字的含意富有生机，也很深奥，这是他花了很大功夫选取的。中国有“以史为鉴，可知兴衰”的古训，“史”字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很重的。“迪”字，作道理。开导讲，有“启迪后人”的成语，还有依照、实行的意思。“威”字好理解，威力、威风，也有尊严的意思，还有“君子不重则不威”的格言。在中国人看来，他能取出这样的名字，表明他已掌握到不少汉语的奥妙。这个含意深邃的名字，叫起来上口，又容易记住。 史迪威在北京游览名胜，几乎处处可见20年前英、法、德、俄、美、日、意、奥等八国联军掳掠、破坏的罪证，使他十分惊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以死了公使为筹码，派他的陆军元帅瓦德西捞到了联军总司令的位置。瓦德西1900年10月到北京，集结起了8国的10万军队，向东占领山海关、秦皇岛。向西打到紫荆关、涞源。往南打到正定，法军又打到冀中献县，德法联军还占了娘子关，一支部队还长驱直入到了直隶南端的大名、磁州。往北德军拿下了张家口。由于德军统领约克在张家口被义和团击毙，瓦德西才取消了到南口抢劫明陵的计划。 瓦德西让德国兵在天坛架好了大炮待命。一天德国兵闯进广安门里的报国寺抢劫。报国寺建自公元10世纪的辽代，比北京城建的还早，寺里的珍贵器具被德军抢劫一空，只剩下大殿里又粗又长的梁檀无法带走，德国兵还要拆下来拍卖，结果拆的时候6个人被压死。瓦德西气急败坏，下令天坛的大炮向城内乱轰，有颗炮弹竟打到了城楼上，幸好炮弹没有爆炸，一直嵌在城楼的大梁当中（1949年北平解放以后才拆除下来）。就在这一天，英国兵在天坛拍卖车辆、骡马，意大利兵在东四牌楼拍卖骆驼。联军官兵从宫廷、王府里抢劫的库银、珍宝、《永乐大典》等贵重文物不计其数。在东单各国兵营里、公使馆里以及法国兵占据的西什库教堂里，抢劫来的东西堆积如山。不仅城里被抢劫一空，德国兵还到通县抢劫财物，足足拉了400辆大车，昌平也连续四五次遭联军洗劫。无论城乡，妇女遭奸淫，平民被屠杀的情景比比皆是。惨不忍睹。 用罄竹难书来形容八国联军在北京的滔天罪行，恐怕也是不足的。就在瓦德西撤走时，他还放火烧了他住的“仪鸾殿”。 对于中国的“义和拳”，史迪威原先和西点军校的人一样，以为是中国“排外”的封建迷信组织，美国陆军参加打“义和拳”是为了保护美国侨民。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使他原先的看法开始改变。追根溯源，义和团所以起自山东，首先是德国侵占青岛、胶州湾引起的。甲午战争后，青岛、胶州湾沦为德国的殖民地·进而整个山东被德国控制。在这前后，山东、河北、山西、河南4省，有了大大小小的天主教堂4000多座，尤其是德国传教人员，趁机肆意抢掠，鱼肉乡民。乡民当然不会任人宰割，于是，以习拳练武为名，设坛结社，兴起了义和团，而且迅猛发展起来。在山东、河北和京津地带，成了抗击外国入侵的主力军。清朝军队不但不支持他们，反倒同外队勾结一起剿杀他们。袁世凯就是第一个到山东镇压义和团的刽子手。所以到八国联军打到天津之后，义和团多是在腹背受敌的绝境中，凭一腔爱国热血，义无反顾地英勇奋战的。 史迪威到香山看红叶，到碧云寺游览，都看到了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毁坏建筑和文物的罪证。到了西山八大处，在长安寺、三山寺、大悲寺、龙泉寺、香界寺、宝珠洞等处，由于义和团头领们曾在这里设坛指挥团民作战，所以被联军毁坏的痕迹数不胜数。尤其对最大最好的灵光寺，联军的大炮轰击得只剩了一点点残垣断壁。据说联军打来时，武艺高强的团民们，且战且退，战至第八处证果寺，仍依仗险峻的山势，用长矛、大刀打得联军蒙头转向，死伤惨重。有个团民被联军挖掉了双眼，他仍宁死不屈，猛地夺过刀，砍伤了几个“洋鬼子”。 经过一段游览，史迪威对北京名胜的优美和巧夺天工的建筑艺术，有了更深的印象和更高的评价，对义和团的看法，同当时在北京的美国人西曼少校的记述接近了。辛亥革命后，西曼少校整理出版了他在1900年的目击笔记，叙述了义和团的英勇斗争和悲壮结局。他称赞这是中国人“爱国主义的一次最光辉的表现”。在他看来，卖国的满清政府被推翻，是中国人民起义精神的继续。西曼少校回美国后，担任了中国协会主席。史迪威在公使馆认真阅读了他的著作。 美国公使馆所在地——东交民巷，1901年之前叫东江米巷，是一个万民干户、坊巷毗连的中国式“小区”。在这个区域，明朝设了“四译馆”，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建了“迎宾馆”，鸦片战争后，陆续有了英、俄、德、法等国的使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掠夺中心，鸦片战争之前是在广州的“十三行”（外商居住地），后来才移到东江米巷。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后，在这里新建和扩建了使馆，这里便称为东交民巷了。 美国公使馆新址，占用的是四译馆、内联异鞋铺和一些民房地基。在八国联军中，美舰参加了攻打大沽炮台，从菲律宾凋来的2000名步兵参加了攻打北京。美国兵在北京的抢劫破坏罪行同样严重。美国比别的几国所以显要，和它多次协调、仲裁各国间的利益冲突有关。所以，美国除了在北京设兵营、建使馆之外，还取得驻军北京正阳门的特权。在清政府对八国联军的总计9．82亿两银子的“庚子赔款”中，美国分得3290多万两银子（1908年美国退还中国10785286.12美元，用以帮助中国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史迪威记得，当时美国许多公众对美队参加攻打并获得利益也感到内疚。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在对知识界、教育界的讲演会上，就明确地说出了公众的心声： 为什么不让中国摆脱那些外国人？他们尽在它的上地上捣乱。士。果他们都能回到老家去，中国这个国家将是中国人多么美好的地方啊！……在这一点上，我任何时候都是和义和团站在一起的。义和团是爱国者，……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 马克·吐温的话，使中国人看到了美国公众的良心，史迪威也是从这个角度加深了对中国普通人的同情。一些目睹了中国辛亥革命的美国人曾经认为：在训练、装备和领导良好的时候，中国农民是一流的士兵，因为他们能吃苦，有骨气。史迪威了解了义和团的事迹后，也加深了这种认识。若干年后，他还对自己的孩子们说过：“中国士兵很好，口要给他吃的，加上好的领导，他们能打败世界上的仟何军队。” 史迪威对经济问题本来是没有兴趣的，但他担任职务要求他必须了解经济大事。何况在中国，经济和政治军事是那样紧密地纠缠在一起，非常复杂，也非常特殊，他不得不接触中国的经 济问题而且渐渐理出了些头绪。这为他后来在重庆担任美国援华物资监督和统制官的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在签订“辛丑条约”前后，帝国主义按照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东交民巷设立了一些银行，诸如美国花旗银行，英国汇丰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日本正金银行，还有德国的德华银行、十月革命后已经关闭的华俄道胜银行等。这些银行和北洋军阀相勾结，控制着中国的政治、军事。1913年袁世凯就是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得到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向孙中山领导的军队大举进攻的。 史迪威1920年到北京之后的9月28日，美国和英、法、日的“新四团银行团”成立了。最早提议此事的是美国，因为日本在1918年单独借给段棋瑞1．45亿日元（即西原借款），用于武力统一中国，美国是被排除在外的。之后，美国向英、法、日提议，银行团排除俄、德两国，加进美国，成立“新四国银行团”。美国的用意是借此打破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为此，美国先后向段棋瑞把持的北京政府和南方国民政府分别发出通告，要他们停战议和。这时英、法也帮腔指责段政府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在美、英、法的共同压力下，日本被迫宣布停止对段政府的单独借款，同意“南北议和”的主张，并参加新四国银行团。 1919年2月，南北双方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讨论停战范围和借款问题时，争得不可开交。英、美、日争夺激烈，皖系段棋瑞（国务总理）和直系冯国漳（代总统）也相持不下，于是谈判破裂。1920年7月爆发直皖战争，段棋瑞被赶出北京，美国的提议才得以实现。 由于发起国美国这时早已由债务国一跃成为最大的债权国，新四国银行团的领导权自然就掌握在了美国手里。美国公使以胜利者的姿态，正式通知北京政府外交部，并把包括银行团性质、规划的“备忘录”一并给了北京政府。 “备忘录”的要点包括：有关中国经济活动的一切大权由银行团掌握；中国从此不得向别国借贷；中国的一切财政收支需向银行团报告并任其查问；中国政府任免官员要经银行团同意。显然四国银行团成了控制中国的太上皇。 尽管史迪威的具体工作和银行团无关，但他却明显察觉出中国的一切大事都被银行团所左右。他在了解中事动向中摸到一条经验：只有从银行团那里才能理清各派军阀头目的根由底细。他到北京之前，控制北京政府的已是直系军阀的后起之秀吴佩孚。吴佩孚能独揽大权，全是美国支持的结果。 吴佩孚被美国选中，不只是他打出的旗号是“和平统一”中国，更重要的是这个旗号是和日本扶持的段棋瑞的“武力统一”中国尖锐对立的。 吴佩孚的反日立场由来已久，为中国人所熟知。他生于1873年，山东篷莱人。6岁进私塾，9岁作文章，12岁念完四书五经，22岁考中秀才。他对于抗倭名将、前辈同乡戚继光极为敬仰，熟悉戚继光的名言：“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但是，甲午战争时，他目睹日本人一炮击中篷莱阁上那块匾，“海不扬波”四个大字被打碎的偏偏是个“不”字，“海不扬波”变成了“海扬波”。吴佩孚十分恼怒，还曾作诗明志： 黄种应享黄海权，华人该种华夏田。 热血男儿拼一死，不许强盗成霸业。 就在这一年，他辗转到天津，投笔从戎，人袁世凯的武卫军。辛亥革命后在直系军阀冯国漳的麾下由曹银的部将一跃成为“大帅”。由于吴佩孚字子玉，军界人士又尊称他为“玉师”。 史迪威特意去看过吴佩孚的队伍开赴前线的情景：长长的灰色纵队，弹药、被服、给养，由一辆辆骡马大车运送。很多士兵刚刚十四五岁，营养欠佳，但用品齐全。十字镐、铁锹、马灯、油纸雨伞、小闹钟、热水瓶等等，应有尽有。奇怪的是，队伍后边有一队民工抬着一个个棺材，据说这是为了让士兵看到，他们一旦阵亡不会曝尸荒野，借以安定军心。 吴佩孚言谈文雅，自诩是中国人民的公仆。住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把他看作是中国正需要的铁腕人物。有一次美国记者去访问他，他已在自己官邸的墙上悬挂了美国华盛顿总统的大照片。他对记者说，他的愿望是为中国作出像华盛顿当年统一13块殖民地那样的贡献。他曾邀请孙中山到北京建立统一的国民政府。孙中山从以往的经验教训中已经看穿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把戏是想推翻广州的国民政府，所以他拒绝了吴佩孚的邀请，还一针见血地指出： 段氏是被两种势力打破的：一种是吴佩孚为首的排日势力，一种是张作霖的亲日势力。吴佩孚是全国舆论和外国力量帮助的，许多人都以为段氏一打倒，这样形势总好一声，然而现在我看清楚了，这是由不好到更不好去，正是跳出了热锅，跳进了火炉。 本来，孙中山倡导的“民族、民权、民生”这个三民主义，源于美国的独立运动和法国的民主革命，以及他们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他领导的革命也主张把封建的！日中国改造成像美国、法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他为此提出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之后，再提请美国帮助中国革命，不仅遭到拒绝，还受到帝国主义和军阀相互勾结的种种破坏与打击。这一次他对直系、奉系军阀的揭露，是根据中国革命的惨痛教训提出来的，并且又言中了。 1922年4月，比直皖战争规模更大的直奉战争爆发了，直系得胜，奉系战败。第二年，吴佩孚向英国贷款150万英镑，改“和平统一”为“武力统一”中国，积极南进，血腥镇压了京汉铁路二月七日的工人罢工，杀害工人领袖和人。美国向吴佩孚贷款328万美元购买军火，与此同时，美国公使跑到保定，安排把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推上总统宝座，并亲手导演曹银贿选总统的大丑剧，还抢先为他当选致贺，使美国在中国人面前丢尽了脸。日本人抓住这个机会，帮助张作霖大举向直系发动进攻，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系大胜，吴佩孚南逃。日本人为控制中国华北跨进了一大步，美国从此失去了对中国北方的控制，后来虽然奋力和日本争夺，都未能挽回颓势。正是：家居京华一春秋，军阀混战何时休？不见大地有曙光，风雨如磐压神州。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晋陕筑路 入晋赴陕把路修，多才多艺显身手； 结交西北诸名将，体察民情识九流。 史迪威在北京完成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学业后，很想到外地去开展工作，检验一下自己的语言功力，也进一步熟悉中国普通人的口头语言。经过他积极有效的活动，同银行团有来往的国际赈济委员会愿意把他从陆军武官处借出来，派往山西担任修建汾阳——离石公路的总工程师。这项任命涉及方面很多，尤其是要得到山西省省长阎锡山的认可才行，所以确实费了些周折。 按设计，汾阳一离石公路全长82英里，路宽22英尺，坡度不超过6度，路面全用石子铺，共有劳工6000人。史迪威手下的工程技术班子，有12名外国人，一名美孚公司的工木工程师，一名瑞典采矿工程师，两名挪威传教士，还有一名从天津租界来的英印军队退役军官。 1921年4月，史迪威撇开北京温馨的家和舒适的生活，乘火车到石家庄，换乘窄轨火车到达山西省会太原。山西是阎锡山的天下，外省的宽轨火车不能进他的地盘。用窄轨而不用宽轨，除了别的用意，也为了省钱。他常对手下人说，算盘底下有大洋，张作霖十元当一元花，段棋瑞能一元当两元花，我要一元当十元花。山西是煤铁之乡，什么不能造？所以，他不向外国买军火，他认为那样一费钱，二要通过北京政府，受制于人。1920年，他设立了制造军火的“军人工艺实习厂”，由混成旅长商震兼厂长。厂里聘有8名外国工程师，英、法、丹麦人各1名，另外5名全是德国人。他重用外国人制造军火，不单单装备山西军队，还想向外省推销，借以扩张势力。他修建汾离公路，也怀有这种用心。那个年代，有地盘才能养军队，有军队就能夺地盘。趁直皖战争空隙，晋军已插足于察哈尔、绥远两省。汾离路终点，过黄河不远就是陕北重镇——绥德城。十几年后，经过万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到陕北时，晋军在那一带已驻扎了两个团。 对于史迪威来山西任筑路总工程师，阎锡山和商震都感到脸l有光。因为商震知道史迪威是欧洲大战中得过美国勋章的英雄，对他怀有敬慕之情，在阎锡山面前也极力予以赞扬。所以史迪威一到太原，给他接风洗尘的欢迎宴会不仅菜肴丰盛，而且气氛特别热烈。商震比史迪威小几岁，眼界开阔，思维敏捷，他用在保定军校时学就的英语同史迪威交谈，史迪威也用汉语夹英语了解山西的情况，两个人一见如故。想不到若干年后，他们又成了共事的同仁。 汾离公路起自贯穿大半个山西的汾河西岸，在吕梁山的一条河谷中穿行，经向阳、吴城，过离石，到黄河东岸的军渡。但不知什么原因，离石至军渡的一段，不在筑路计划之内，而往东接同蒲铁路的平遥一段，也在计划之外。 史迪威还是老习惯，不过问职责外的事情，只是精心组织、指挥计划的实施。他每天骑马或步行，沿公路线察看地形，实地检验并修订公路设计和施工计划。他不辞劳苦，一丝不苟，该查实的，不管道路多么崎岖，也必定查实；该修订的也决不允许敷衍马虎。十几位各司其职的工程师，都仰慕他的学识、经历和威望，同他合作得不错，整个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是年刚刚38岁的史迪威，率领6000人的筑路队伍独立完成的第一个筑路工程，用尽了他在西点军校学的军事工程课的全部知识；也为他按中国条件和情况建设公路摸到了不少经验，充实了新的知识。 全靠两只手挥镐舞锹的筑路工，大多是当地的贫苦农民。史迪威对踏实干活的底层人是富有同情心的，所以很快便在他们当中有了“说得上话”的朋友。他学他们说话，他们也高兴同他说话。语言的勾通真奇妙，使他从生动的俚语、方言中，更了解了普通人之间非常多的共同点，也仿佛真的打开了理解这个东方古老文明民族的大门。于是他一有空便去和他们东拉西扯，谈天说地，论古道今。想不到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来往和熏陶，不仅使他脑子里贮存了大量从社会最底层视察中国的感性知识，而且若干年后，他一说汉语，总带有明显的山西口音。 6000人的施工队伍，是按30个人一小队编制的，每小队有一名监工，一名工头。史迪威厌恶那种对劳工颐指气使的监工、工头和油嘴滑舌、穿着绸缎长袍的承包商，但天天又要和他们打交道，许多事情仍要靠他们办。他们各种各样的面孔和行为，同军队相比确实复杂多了。但他善于适应环境，依情势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对付，使他对中国社会恶习的洞察，比以往深刻了许多。 进入6月，天气越来越热，史迪威仍然背着他的野战背包奔波在筑路工地上。他的背包里有罐头、食品，但他还是常常和中国人吃一样的饭，只是晚上不睡乡民的土炕，而睡自己用门板搭起的床铺。到达离石施工时，当地最高行政长官和驻军团长，为他举行了有50多道菜肴的欢迎宴会，他骑着一匹瘦马，在军号声中检阅了驻军团长的队伍。离石原名永川，是座历史悠久的小城，有三川河、北川河流经此地，史迪威在北川河畔传教士家的避暑胜地附近，发现一处可以把北京的全家人接来消夏的好地方，他仅用40美元就把一间空旷的房子搞成了“别墅”。 6月，天气越来越热，史迪威返回北京，和威妮带着九岁的小乔，七岁的南希，还有老三塔特和出生刚满100天的婴儿，以及保姆、仆人等一行，乘火车到了晋中。剩下的一段路，由史迪威开了辆破旧的福特汽车赶往离石。路上每逢停车时，四周农民都跑来看，看外国小孩的眼球是不是蓝的？看外国“婆姨”是不是和中国人一样给孩子喂奶？当汽车陷进辙窝、泥坑时，会有不少人立即来帮助推车，见车子又跑起来了，人们便哈哈大笑。他们是温和而有礼貌的，威妮对于农民的笑脸留有深深的印象。他们一家到达住地当天，跟在后边拉着仆人和行李的马车也平安到达了。阎锡山的“保境安民”口号，使山西不受战乱灾害，这在史迪威看来是名副其实的。 他们的新居是新粉刷过的一个通风、宽敞的大房间，房梁、屋顶、檀条虽然粗糙，但都是崭新的。他们是这里的首批“居民”，院子里有各种野花，院子外边，北川河沿岸有垂柳，还可闻鸟鸣，看蝴蝶飞舞；北侧山沟有泉水瀑缓流过；南侧山坡上有羊群低头啃草。威妮和孩子们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天天都玩得很开心。 7月下旬，工程到了收尾阶段，史迪威把剩余的工作托给一位助手，自己则开始就地环游。他先是骑马向南进吕梁山区，经中阳到石楼，这一带几个县当年有义和团起义，打着“兴中灭洋”的旗子，攻下隰州城，惩办助“洋鬼子”肆虐的官员。返回来他顺三川河而西，经柳林到军渡渡口观赏黄河最窄区段的壶口瀑布，最后是沿黄河东岸北进，在颇为繁华的碛口镇小憩。镇上的行政官员，希望史迪威把公路延长到镇上。 史迪威不是作家，但有作家的头脑和观察力，以及比作家还勤快的动笔习惯。回到自家的“别墅”之后，他情不自禁地就自己在工地和此行的见闻与感受，以《中国生活散记》为题，写了一篇又一篇的纪实小品。对中国社会的众生相描绘得栩栩如生，有许多对话十分精彩，使人感到谈话人就在眼前，像契可夫笔下的农民一样有声有色、神态逼真。美国的《亚洲》杂志发表了其中一篇有关筑路的文章，他还获得了100美元的酬金。 8月1日筑路工程圆满完成。史迪威全家回到北京。使馆的同事们对他在军阀混战中完成了一项建设事业给予高度评价；在驻京记者群里，他的冒险业绩，被传扬得带了不少传奇色彩。 11月，一批外国记者和国际赈济委员会成员，跟着史迪威到了山西汾阳城，参加汾离公路通车仪式。一项不大的，但却不寻常的交通建筑工程传遍了黄河两岸，大江南北。想不到，过了11年，也即1932年，史迪威见英文版的《字林西报》报道，汾离公路由干无人保养，“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他十分惋惜。 1921年冬天，是他一家在北京度过的第二个冬天。仆人们把防寒的事情做得使他们全家人都很满意。家里的温馨气氛，使他常常想起童年时代扬克斯的家。和在东交民巷参加同事们的聚会相比，他更愿意同家人在一起。孩子们长大了，他已接进中年，作父亲的责任心和乐趣也明显增加了。儿子和女儿都喜欢和他在一起。他编写图文并茂的动物寓言诗，引发孩子们动脑筋，还教他们念、写汉字。念、写当中，他顺口讲些中国的笑话、故事，使孩子们感到学习的乐趣。他很重视让孩子们锻炼身体，除了在院于里做游戏，有时还带他们到城墙上漫步、到十三陵远足。 过感恩节的时候，他特意让厨师到全聚德买来烤鸭，使节日增添中国色彩。北京过春节的热火情景也吸引了孩子们。他在家里挂起了大红灯笼，贴上“福”字，带孩子们到隆福寿、护国寺逛庙会，像北京人一样迎接春天的到来。 1922年春天，与山西省相邻的陕西省最高首脑冯玉祥将军同国际赈济委员会谈判成功，要修一条由潼关到省会西安的公路。他们一致要求，仍然由史迪威少校任筑路总工程师。 史迪威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看来，老本杰明博士的信条“男子不工作就是罪过”，在他身上的烙印是很深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越来越闲不住了。尽管他知道在中国野外工作生活很苦，他还是毅然告别温馨的家，乘火车出发了。 火车到河南省灵宝县不能再往前走了，冯玉祥将军派来的一支骡马大车队在迎候他。从这里到西安，有整整8天的路程。史迪威为了免受坐铁车的颠簸之苦，一路上多是步行。到达临潼时，一队哨兵拦住了他们。原来，冯玉祥将军特意安排他们在华清池洗个温泉澡。这是史迪威离开北京以后一次最快乐的享受。 第二天，他轻轻松松走进了汉唐古都西安。城墙又高又厚，城内竟有荒芜的大片空地。粉刷过的墙上，用蓝色颜料写着各种劝世箴言，“耕地、织布、读书”，“不要吸烟，不要饮酒”，“公平交易”，“孝敬父母”等等。使他感到振奋的是，在街上行进的队伍，唱着基督教的圣歌，队列整齐，官兵精神饱满，枪擦得很干净。给他的印象是：这里比山西有朝气。 冯玉祥的司令部设在老皇城。冯玉祥生于1882年，比史迪威大1岁，今年41岁。他身高体胖，住在一座小砖瓦房里，说话慢吞吞的。史迪威感到他是位实实在在、没有架子、易于结识的人。交谈中，他对公路能不能筑成并不那么热心，热心的是军火问题。他要史迪威先参观他的武器库、兵营和工场。 在兵营里每所房子的墙上，都画着陕西、中国和世界地图。每个士兵房子里都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上面用鲜红的颜色划出了近50年内丧失的国土。 操场上，士兵们正练习单杠大轮转动作，其熟练程度让人吃惊！冯玉祥自豪地问史迪威：“你告诉我，世界上还有什么团体的人，能一个个地到单杠上去作大轮转动作？”更令人吃惊的是，有的士兵在读圣经。许多士兵能读书、写字。在工场里，官兵在学鞋匠、木匠、铁匠、裁缝等手艺，带队军官和他们一起干活。史迪威发现，有的中尉、少尉是由二等兵、军士直接提升的，冯将军告诉他，晋升上尉后，要上半年的教练课。史迪威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官受到的理论训练太少。 由于冯玉祥信奉基督教，是有名的基督将军，外国报界特别推崇他，描写他爱穿棉大衣，外出骑自行车，跟随他的卫队也骑自行车，他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但是，冯玉祥邀史迪威吃饭并不是普通士兵的伙食，而是有肉丸子汤、新鲜蔬菜、鸡肉、烧羊肉、炒鸡蛋和馒头。也许这是接待贵宾的饮食规格。 冯玉祥调集出40名军士，做筑路工程的监工和工头。史迪威同承包人、中外工程师及助手查询并商量施工事项后，便带着他们到城北工地，一面筑路，一面培训，成果是令人满意的。他看到这些人守纪律，团结好，特别能干，对筑路工程充满信心。 然而800多名劳工的工具不齐全，只有镐头、木锹、土筐，连一个夯石都没有，工程很难上轨道。工人水平太低，有的事讲过十几遍还是干不好，工头们也感到很失望。史迪威不辞劳苦，精心筹划、指挥，使混乱局面慢慢变得井井有条了，工程在不断进展。 史迪威怎么也想不到，恰在这时爆发了直奉战争，奉系张作霖的部队已于4月14日开进山海关。冯玉祥属直系，受吴佩孚统辖，他接到部队调动电令后，3个小时内便把2个师3个旅和卫队团集结完毕，向河南开进。 渭河河津一片混乱，七八条渡船上挤满了骡马、大车和民工。史迪威来不及下船，船夫们一面推动船尾离岸，一面呼叫着拦阻人们继续上船，但挡不住，以致挤得船上的人掉进河里。史迪威也被挤下了河里，一个不相识的船工把他背上了岸。他站定一看，工头们不见了，后来的大车被军队征用，劳工们散掉了，筑路工程不得不作罢。史迪威十分恼火！ 冯玉祥的参谋长来邀请他一起到河南去，史迪威决定返回北京。来人一再劝解、挽留，他不为所动，收拾好行装就上路。刚走出两英里，一位通信参谋骑自行车赶来，上气不接下气地交给他一条毛毯，说是冯玉祥的临别赠礼。随后又领他到了潼关东面一座旧寺庙里，冯玉祥将军要在这里为史迪威举行送别宴会。 广场上集合起了一个团，冯将军请史迪威检阅。他陪史迪威登上几张方桌、条案搭起的检阅台，把史迪威介绍给官兵，称他是欧洲大战的营长，擒住了德国造毒气弹的凶手，得了美国总统的勋章，他会说四国话，是我们的好朋友。史迪威知道，他的介绍一半是尊重自己，一半是给他的官兵壮声威。 送别宴会比欢迎宴会的饭菜更简单，而且气氛冷峻。冯玉祥感叹公路修不成了、不能修了！他历数张作霖勾结日本的十大罪状，以表明他出师的大义。他向史迪威许诺，打败奉系再修公路。史迪威直言不讳地表示：你们打内战，老百姓悲叹，中国地盘被争来夺去，哪里也修不成公路；你离开陕西，陕西会回到老路上去。周围的人都看到了他为中国的命运感到忧虑。 史迪威一行用了18天时间，在风陵渡渡口过了黄河，穿过中条山和火焰山之间的平地，沿汾河河谷北上，一直步行到太原市，才登上去北京的火车。京汉线上，火车多次给张作霖的运兵列车让路。不久，奉军又失败北归。 6月，史迪威风尘仆仆回到北京，威妮和孩子们如释重负，公使馆的同事们为他能在战乱中安全到家表示钦佩。他在此后为自己和一位中国将领有了患难之交感到欣慰。后来，他每次到中国任职，直到抗战期间在武汉、在重庆，冯玉祥都设法和他见面，不管局势如何，在心底深处，他们的共同点越来越多。 自1920年9月史迪威踏上中国土地，到1922年6月，他的足迹遍及中国的古都北京、西安和河北、山西、河南、陕西的许多地方。他看到了中国的灾难和混乱，他感触很多，思考过很多，有的说了出来，有的写了出来，也许还有更多的没有说出来，没有写出来，而在心底翻腾着、贮藏着。再有一年他就满40岁，进入中国人所称的“不惑之年”。在人生旅途中，这个年龄段，是以遇事能明辨不疑为特征的。许多人就是在“不惑之年”留下了很多影响未来的辉煌记录。 然而史迪威仍是在紧张的奔波中度日的。他对中国的观察和认识，也是在这种奔波中不断深化和鲜明起来的。 1922年9月，是史迪威到中国来的第三个秋天，他接受了去西伯利亚的任务。此行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奉天，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沈阳市。日本关东军总部和南满铁路总部都设在这里。实际上，中国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经济命脉也掌握在他们手中。让史迪威十分恼怒的是，在沈阳这座中国城市里竟没有中国邮政同外界联系，而只有日本邮政。 他继续北上去哈尔滨。火车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行驶，他看到这是比德、法两国的总面积还要大的地区。然而，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从西向东横跨这里；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则从南到北控制着它。多重的灾难呀！主人的权力却被外来者剥夺在手里…… 史迪威到达海参崴后，看到日本军队好像正在由东往西撒，但没有船接他们。在城西可看到黑龙江湾的一座小山上，日本兵在使劲地挖掘什么。全城到处有日本人乘坐着美国汽车跑来跑去。 史迪威自日本返回途中经过朝鲜，到处看到日本人那种凌驾于一切外国人之上的高等民族的优越感。他们故意在护照上找史迪威的麻烦，长时间地加以询问。然而，史迪威仍然有在日本游览的兴趣，享受小岛松林的幽静和芳香，俯瞰海峡风光。 史迪威在北京的第三个冬天常常到东城、西城的旧书和文物商店里去。位于南城琉璃厂的荣宝斋、萃文阁等学者、画家的光顾之地，也使他乐而忘返。这是他的中文水平在不断提高的标志，他开始进入蕴藏无比丰富的汉学宝库，在悠久的历史渊源中寻找了解中国当代行程的根底和可能预见的轨迹。 1923年春暖花开的季节，他趁着40岁生日，带着孩子们游览了中山公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等可以看到春草破土、树叶吐绿的地方。他还不顾路有积雪登上了长城八达岭，在居庸关前和慈禧太后逃离北京的望京石上驻足。他要保持自己虽然已到中年，却还像青年一样步履骄健的体魄。 4月，史迪威想试试自己的汉语能力，不带翻译，不搭旅伴，独自一人到了长江以南沿海的浙江省、内陆的江西省和湖南省。有时他一人步行在堤堰小路和陡峭的山坡上，有时则独自乘小舟在水乡间荡漾，江南春天的田野景色，实在使他心旷神贻。 同时给他留下难忘印象的，还有江南农民的勤奋、聪慧。他花了几天时间，徒步在靠近山区的乡村旅行，每天走十到二十英里。道路是仅能走独轮手推车的小路，高高低低、坑坑洼洼。那种装得满满的独轮车，只有中国人才有足够的耐心、力量和技巧驾驭，史迪威钦佩他们，喜欢接近他们，认为他们非常善良、厚道，对外国人是友好的，尤其对美国人，没有恶感和戒心，认为美国人是中国的朋友。史迪威同他们攀谈，认为他们不关心自己国家的政治，只是要求不要打扰他们，使他们能过太平日子。。刚刚从南方回到北京，史迪威又接受了作为武官代理人的最后一项公务——北上外蒙古。6月下旬，他乘火车赶到张家口，当时那里是铁路的终点。接着又坐了三天汽车，抵达外蒙的首府库伦。外蒙古已处在苏维埃俄国的影响之下，苏俄红军于1921年进入这一地区，支持成立了临时人民政府，当地的蒙古人要求从中国独立的趋向已十分强烈。史迪威在给使馆的报告中写道，库伦到处可见俄国人插手的迹象，一支有500多名步兵和骑兵的苏俄红军控制着这里的局势，他们有少量机枪，但缺乏弹药，没有攻击力量。他认为，蒙古人已经决心摆脱北京政府的统治，这个地区可能会永远地同中国分开。 1923年7月，史迪威担任语言军官的4年任期已满，陆军部要他回美国￥体宁堡步校进修战术课程。家居北京的三年，使史迫威和他的家人对这座文明古都和热情好客的北京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小女儿史文森生在北京，已长到两岁多，正（口衣）呀学语地模仿着好听的北京话。虽说是返回祖国，他们却有一种离别家乡的感觉。7月9日，他们登上了离华赴美的轮船，史迫威望着这块广袤的大陆百感丛生。黄河两岸，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汗水；他也对这个与美国西海岸隔洋相望的国家有了细致入微的了解，这为他日后创造辉煌业绩铺下了重要的基石。正是：光阴似箭留不住，回首再看艰辛路；人间珍贵心相印，情系京华若故土。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驻军津门 二进军校添才干，思念东方望眼穿； 远涉大洋再来华，驻军天津十五团。 1923年7月，史迪威进了美国南部佐治亚州的美国陆军本宁堡步兵学校。到这个学校进修步兵课程，是史迪威自己提出的要求。这个步校每期接纳250名陆军军官，分别在普通班和高级班学习。校长布赖恩特·韦尔斯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欧洲远征军第4军参谋长，是史迪威的老上司。他非常赏识史迪威的军事才干、刚直性格和高度的责任心。史迪威在步校高级班学习一年毕业后，便担任了辅助校长工作的助理执行官。1925年，史迪威又以优秀毕业生资格，转到堪萨斯州利文沃思堡的指挥和参谋学院继续深造。按陆军部的规定，只有在这个学校毕业的军官，才有可能升任高级指挥官。 利文沃思军校教授的主要课程，是指挥官接受作战任务后的职责。包括：对任务的说明，对敌情的分析，战术选择，制定方案，实施计划及其讲解、制图，进行野外演习等等。此外，还有战时动员、部队调动、行军、救援、供应、侦察、防卫措施、阻滞作战、撤退、改变方向、追击等等。课程繁琐，要求严格，学员们只有拼命苦干才能应付。由于学员精神压力过重，学员队曾发生过几次自杀事件。 史迪威进西点军校时是年岁最小的学员，现在他成了学校中年龄最大的学员。许是实际工作磨练了他，他认为不值得去拼命拿好成绩，达到毕业水准就够了。所以，他晚上照常是10点钟睡觉，绝不像许多人那样学习到深夜或凌晨。班上最用功的是西点军校1915年级学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毕业时他名列第一。史迪威毕业时，校长在他的成绩簿上的批语是：“有常识和幽默感。” 法国参谋学院在西方军界名声最显赫。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史迫威就向往去那里学习，在利文沃思军校学习期间，他又为此提出了申请。然而申请获准之后，他得知有重返中国的机会，便毅然改变初衷而积极活动到中国去。尽管这次不是去北京公使馆任武官，而是去驻天津的第15步兵团任营氏，他也十分高兴。妻于威妮和孩子们更是喜出望外，好像中国是他们的故乡。 史迪威急于要见到去中国的调令，三番五次发信询问在陆军部工作的同学惠普尔。惠普尔回信说：“你简直是一个杰出的中国人，是担任这个战斗部队军官的最合格的人选。”但史迪威仍不放心，又发电报去催。惠普尔回信宽慰他：“放心！别人得不到这个职位，那些背后有参议员支持的家伙，谁都没有你的条件合适。你要随时准备出发。”果然，在学期结束前调令下达了。史迪威一家到卡梅尔度过暑假之后，于1926年8月20日再次乘坐陆军运输船前往中国。威妮和孩子们都有一种即将回家的心情。 到中国了！和1920年到中国一样，是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史迪威一家要在有英、美、法、日、俄、德、意、比、奥等九国租界的天津市住下来。 天津的外国租界不但最多，而且面积也最大，共占地23350.5亩，是清政府所辖天津城区面积的8倍。从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起，这里就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华北的立足点，控制了天津最好的地段以及铁路与海河的交通要道。天津被分割得支离破碎，是典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城市。 美国陆军第15步兵团的兵营，设在九国租界的中心，是些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前边有一个练兵场，面积约三四千亩，相当于美国大城市的一个街区，通常称为“美国大院”。大院里除了营房外，还有军人医院、军人俱乐部、娱乐厅等。娱乐厅里每周上映三四部美国影片，展示美国的新潮流、新时尚。 史迪威从未到过天津，以为天津也是北京那样富有中国古老文明色彩的城市。事实却相反，这叫他非常失望。原来那些和北京一样的街道、民房，早已在26年前被八国联军的炮火夷为平地了。代之而起的是些英国旧时代那种沉闷的西方式建筑物，根本找不到北京那种四合院式的平房宅院。他无可奈何，只好住进英国租界赛马路24号院里一座备有笨重家具的三层楼房，全家人为此都不高兴。 史迪威到职时，英国租界最大，占地6149亩，日本租界也很大，占地2150亩，美国于1860年攫取过130亩租界，后来并入了英国租界，而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却把德国1900年攫取的4200亩租界的大部分据为己有。这本应是归还中国的土地，如今却成了美国的租界和兵营。 天津的租界也和上海一样，行政权不在中国手里，由英国派出的印度锡克人当警察，管理租界的主要街道。史迪威到这里时，以德皇凯撒·威廉命名的大街，已改为用美国总统命名的伍德罗·威尔逊大街。英国祖界叫维多利亚路，法国租界是法兰西大街，意大利租界叫意大利街。九国租界严然是世界列强瓜分中国的缩影。 驻九国租界中心的第15步兵团，是1900年为同“义和拳”作战由菲律宾调来的，1900年辛亥革命后增兵至两个营。第15团的另一个营仍留在菲律宾。在天津的两个营约有50名军官，800名士兵，比英法两国的驻兵少一点，和日本驻屯军人数相仿。 第15团的代号是“胜任”，意思是有能力执行美国在华职责。在唐山，有该团的一个警备分队‘负责保卫奉（天）（北）京铁路线上的修理所；在山海关有一个夏季训练营地；还有一支由团里当过骑兵的军人组成的骑兵巡逻队。全团都雇用中国“苦力”干活。每个连的仆役头都穿蓝色布长衫，头戴黑瓜皮帽。在美国兵进行野外练习时，苦力为军官搭帐篷，进餐时在旁边侍候，于各种体力活，甚至为官兵擦枪。美军的日常生活很糜烂，士兵延期服役的人多，寻花问柳的多。驻华美军司令卡斯特纳将军常对此大发脾气。他向陆军部报告说：这里的女人、酒和毒品便宜得很，只要花几美分就可以弄到。为了压低兵营的性病发病率和死于非命，他要第15团在酒店、妓院晚间关门时，雇用中国的黄包车，免费把士兵拉回兵营。 第15步兵团的军官们穿军装而不带武器时，大多手持团里特制的马鞭或轻便的短手杖，史迪威对此非常反感。无论在香港见到英官手持此物，还是在欧洲战场上见到法、英指挥官手持此物，他都立即无名火起，厌恶、咒骂这种凌驾常人之上的举止。 史迪威高兴的是，这个团的军官和上士值勤时都佩带指挥刀，他以为这才像个军官的样子。还有，为了鼓励团结和“团队精神”，人们常常进行礼节性拜访；每逢5月末的“阵亡将士纪念日”，要为在华阵亡将士扫墓，表示美国不会忘怀亡命海外的人。 第15步兵团的职责，最初是保护北京公使馆人员，系公使馆的一个下属单位，但指挥关系仍属陆军部。1922年，由于美国支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北京的统治地位较稳定，步兵团曾划归国务院管辖，接受的命令是避免和中队发生冲突，不介入中国争端，不妨碍中国内政。 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和史迪威相识的冯玉祥将军联合皖、奉两系，打败吴佩孚，率国民军由河南北上，夺下京、津、保地区，发动了北京政变，推倒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清帝博仪出紫禁城，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但就在此时，张作霖背弃与冯玉祥签订的拥孙北上主政、奉军不进关的协议，勾结段祺瑞逼冯引退。于是，中国北方又处于新的激烈动荡中。 这期间，第15步兵团的老团长已奉召回国，同史迪威相识的马歇尔，带着妻子莉莉和岳母到达天津。由于新团长尚未到任，团里的军务便由马歇尔中校主持，名称是团执行长。这是马歇尔生平第一次统领一个团，而且上任伊始就面临着危机和动乱。 为了防范意外，便于军事行动，马歇尔在兵营里组织学习基础汉语口语。这对于军官是强制性的，士兵则自愿参加。马歇尔和官兵们一起学习，而且达到了熟练程度。学习结束，进行了考试，合格者，佩带的蓝底袖章当中写上一个红色的“中”字。这个“中”字，一来是中国的字头，二来表示合格者可起‘”中坚”作用。 马歇尔陷入的严重“危机”，是不足800人的步兵团面临10来万败兵的冲击。当时，有消息说，吴佩孚的队伍被赶出了北京，很快会到达天津，可能要抢占铁路、仓库、车场和机车。第15步兵团奉命进入戒备状态，任务是固守铁路，一旦遭到败兵骚扰时进行自卫，但尽可能不开枪。到11月末，10来万败军果真涌来了，徒步的，骑马的，骑骡子、毛驴的，混乱不堪。他们大都饥肠辘辘，衣衫褴楼，而且疲惫、惊恐、绝望、暴躁。他们虽无粮草，但枪支弹药齐全，大有抢劫商民之势。一些商民代表找到兵营，请美军出兵保护，马歇尔接受了请求。他派人从团的给养库和城中的粮店收集起一批粮食，赶制熟食，然后派出部队在天津郊外各要路口、车站、码头设岗，每处1名下士、5名士兵镇守，外加一些中国人从旁协助，向败兵们供应大饼、馒头、米粥、熬白菜、茶水等，但队伍必须把武器留下，作为交换条件。 马歇尔告诉下士们：“要讲清楚，他们交枪，我们给饭，不交枪，就别想吃饭。” 这样一来，尽管在数量上中国兵和美国兵相差十分悬殊，但公平交易，合乎情理，加上美国兵的威仪和高傲自信的神气，确实把败兵们唬住了，没有人再敢带枪进城或进村了。 1924年11月，皖系军阀段棋瑞再次在北京执政，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紧接着上海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卅”工人运动。香港25万工人，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开始了为时两年多的大罢工。夏天，张作霖又要武力统一全国，奉军沿津浦线直扑上海。日本由东北而华北不断扩张势力，第15步兵团的行动范围在进一步缩小。有一天，奉军12000人正开往市郊的美军禁区，马歇尔中校要李奇微上尉（后为美国四星上将，曾指挥美军在朝鲜作战）带上必要的兵力出城，用“虚张声势”的办法，向奉军提出警告，但他嘱咐，绝对不许开枪！李奇微鉴于有诸多限制，担心去人多了会引出麻烦，所以只选了两个精明强干的士兵骑马出城，尾随奉军，摆出监视其行踪的架式，如此整整一天，终于使奉军改变了行进方向，李奇微胜利而归。 由于步兵团处于这样一种危险境地，前驻华美军司令威廉·d·康纳将军回国前，曾向陆军部建议：将第15步兵团调出中国。康纳是西点军校的高材生，工兵部队的谋士之一。他提出这个建议，是对中国局势进行了一番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精神”正在增长，外国驻军不撤走，只会引发这种精神持续增长；在军阀混战中，第15团好不容易才避免了卷进冲突，再继续呆下去，是有害于美国利益的。撤离天津才是明智的。陆军部同意他的看法，并及时同国务院和北京公使馆讨论了这个问题，但一直未能做出决定。因此，第15步兵团在天津又驻扎了长达12年之久，直到1938年平津完全被日军占领之后，才不得不撤离天津。 执行团长马歇尔很高兴史迪威到这个团来工作。他们在欧洲远征军共过事，彼此相知。马歇尔比史迪威年长两三岁，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给名将潘兴当了6年助手，在陆军中很有些名气。他待人谦恭、严谨，不论和谁谈话结束，都说一句：“非常感谢。”人们把他看作是潘兴的门徒。团里的士兵们说他是“整个陆军中军人气派最足的人”。在许多人的印象里，他是位高高在上的人物。 史迪威到团里没几天便去马歇尔家拜访。过了一周又接受了马歇尔夫妇的专门宴请。有些军官说，和马歇尔是不容易成为朋友的，史迪威恰恰相反，他与马歇尔相处时，毫无拘束之感。有一次，马歇尔夫妇举行宴会，被邀请的一对夫妇未准时到达。等了片刻，他宣布进餐厅吃饭。刚端上汤，门铃响了。马歇尔制止了准备去开门的仆役，亲自向门口走去。在座的客人们听到他说：“对不起，宴会快结束了。”随手关上了门。然而在训练中他却不是这样。有个上尉狠狠训斥了一位班长之后，马歇尔让上尉和他一起走到那班人听不见的地方说：“你责备那个班长是对的，但是，你一发脾气，就有损你的地位了。你也应该记住，那个人同你一样，都是美国公民。”在兵营里，关于马歇尔体谅下属、爱护士兵的佳话，还有不少。对于说话尖刻、脾气暴躁的史迪威来说，这些佳话成了他如何对待下属的优良范例。 马歇尔夫妇没有孩子，他渐渐喜欢上了史迪威的孩子，而且对他们非常友好，孩子们也喜欢和他一起玩耍。对于中国和中国局势的看法，他和史迪威有很多相同的或接近的观点，能说到一块儿。可惜，这一次他们仅仅在一起工作了七八个月。1927年5月，马歇尔被调回国，任本宁堡步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 1926年7月，中国国民党、中国合作组织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进行北伐，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驻天津的美军。马歇尔归国前夕，对史迪威提到，他给潘兴将军的信中说过，北伐军很可能“迅速发展，不久便拿下华北”，北京公使馆“处境很不妙”。他还提醒第15步兵团要有防范措施，不论对哪派胜利或失败的中队，都要有防范措施。自然，这也是史迪威面临的大事和任务。 10年之后，1938年，史迪威在武汉常常听到人们唱着一支曲调徐缓，令人怀念、向往的歌曲。他感觉到人们非常喜欢这支歌，歌词是这样的： 今天大家都来想一想， 大革命时代中国情形是怎样？ 五卅运动掀起了大浪潮， 北伐军的雄师到长江， 帝国主义吓得缩紧头， 军阀官僚一扫光。 不平等条约取消， 收回租界汉口和九江， 四万万同胞快得到解放， 中华民族好风光。 国民党，， 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 两党合作中国就富强。 歌曲很实在地描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大革命的情景。史迪威虽然当时不在南方，但也同样感受到了大革命的威力和影响。当时的京津，在张作霖控制下也受到革命潮流的震荡。1926年初，英国的《字林西报》公布了英国要用10万大军在两年内征服中国的计划。得到了英国巨款的吴佩孚坐镇河南，与张作霖、张宗昌结盟，妄图以武力推翻在广州的国民政府。2月27日，北京各界4万多人，在前举行国民大会，领导人霍秋白发表重要演说，大会发出宣言，号召全国民众援助广州国民政府，打倒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佩孚、张作霖。随后，京津都出现了不少宣讲队，开展打倒列强、除军阀的舆论活动。 北京公使馆和天津租界的外国人，每遇到这种形势，就视为中国起了“排外风潮”，他们对20多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一直心有余悸，耿耿于怀。加上北伐军占领武汉、九江，顺江向东进军时，1927年3月，发生了“南京事件”，即北伐军（美国人常称为“南军”）进入南京城之际，城内地痞勾结奉军（美国人常称作“北军”）败兵打家劫舍，殃及外侨，美国领事馆人员和侨民生命财产受到损失。事后北军竟嫁祸是南军所为。于是，早就集结在上海准备镇压中国革命的英国邓肯将军率领的第二舰队；从马尼拉赶来的由威廉司令率领的美国亚细亚舰队；日本的第一外遣舰队和2000名士兵；以及英、美、法各有1500人的海军陆战队，纷纷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开往下关江面。一时间，这里集结的帝国主义军舰，多达125艘。他们为掩护张宗昌部队向江北撤退，竟向南京城里开炮，中国兵民死伤2000多人，造成“南京惨案”，激起全国人民大众的极大仇恨！但蒋介石却被吓坏了，赶忙委派白崇禧拜会上海各国领事，为求得帝国主义的欢心，一改他宣誓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时说的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绝无妥协调和之余地，而申盼他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状况，并决心扫除他与列强各国间的障碍。紧接着于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了“宁可枉杀一千，决不漏掉一人”的对工农和人的大屠杀；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6月，北京的张作霖逮捕并绞死了领袖李大钊和一批人。中国从南到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但是，在天津的美国大院里，军官们在公务之余，依然参加茶会、晚餐舞会，到赛马场打马球。士兵们依然去“寻花问柳”。史迪威的工余活动仍像上次在北京那样，绝不打马球，只是偶尔和威妮参加晚餐舞会。比较起来，他最有兴趣的是阅读包括中文书报在内的读物，和几个孩子在一起讲故事，读、写汉字，学说汉语。他已是40岁出头的人了，越来越乐意享受天伦之乐。另外，他还专注于整理参加打手球赛的体会。手球是20年代刚刚兴起的体育项目，对其技法、战术和赛事规则，他都进行了精细的研究。 第15步兵团的《哨兵报），在美国陆军中小有名气，不仅在本团和驻华美军中发行，还在全陆军各个团里发行。报上的“国内栏目”中，常有对中国局势的议论。史迪威喜欢看这个栏目内的文章，他注意到，对国民党的北伐，开始时得到不少美国人的赞扬，有位参议员撰文反对出兵镇压中国革命，他说：“富有争取独立与国家完整精神的叫乙民众，最终是不能被征服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控制他们或使他们永远顺从。”“南京事件”后，包括美国官方在内，有各种各样对中国的指责，甚至国民党也说是所为。但第15步兵团的人接触过军阀部队的败兵，不大相信那些说法。到蒋介石转而屠杀人后，美国政府对他的态度改变了。树立芝总统表示，为了不使蒋介石为难，不再追究“南京暴行”的责任。他对新闻界说：在革命时期，不可能总能保护好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将要建立起来的（蒋介石的）政府，会弥补美国蒙受的损失。史迪威不了解为什么会有如此变化，只是对于一切出尔反尔、不负责任的话，他都反感、厌恶。 不管南方局势有什么变化，张作霖仍控制着京津。美国公使馆的处境，仍然很不妙，人们的孤立、恐惧情绪有增无减。南军是什么样，谁都没见过，所以必须有新的防范措施。 措施之一，是驻北京的美军司令部与第15步兵团指挥部合并。接替威廉·康纳将军职务的卡斯特纳少将到了天津，加强对团的领导。这位少将已年过六旬，没有进过西点军校，穿着很不讲究，神经质，脾气暴，但他喜欢体育运动，常以自己的健壮体格而自豪。也许就是这个缘故，一向爱好体育的史迪威同他一见如故，后来工作中也善于理解他的意图，成了团里从不和他吵架的军官之一。 卡斯特纳来华之前，长期在荒凉的阿拉斯加驻防。他到第15步兵团来，决意要使这个团的胖子们体重减轻到能干活的程度，使那些养尊处优的家伙们，能够学到一点真正的军人之道。他向陆军部报告的训练目标是：步兵团要能够应付最糟糕的情况，经过三天急行军，能由天津赶到北京解救公使馆，保护美国人，使他们不至于陷入“义和拳”时代被围困的厄运。为此，他身先士卒，每天围着天津赛马场步行，监督团队天天跑步，进行急行军训练史迪威以自己的长跑、短跑知识在这次训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受卡斯特纳器重和赏识。 史迪威和所有居住京津的外国人一样，是现实主义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赋予他们许多特权，但并不赋予他们绝对安全。对于南军，他们不能区别和军阀队伍有什么不同。为此，有人问1911年到过南方的史迪威，史迪威脑子里保留的，是上海青年报名当革命军的样子，他们纯洁、朴实；而在梧州见到的“革命军”却和土匪一样野蛮、残忍。他在中国的经历，教会了他对于大言不惭、自吹自擂的人，要冷眼以对，甚至使他养成了从不幸和坏的角度推测生活的习惯。这期间，他常常想到的是威妮和孩子们的安全，万一有风暴，怎样进入美国大院？仆人们是不是靠得住？他一一作了推测，并写在了日记里。 北军接连败下阵来，向江北撤退。参加过八国联军的美国海军巴特勒将军，从上海到了天津，和第15步兵团以及英、法等国驻军的司令官们，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了如何确保京津各国侨民的安全。一致的意见是，建议各国都把京津驻军扩充一倍。日本已将一个旅从大连调到青岛。卡斯特纳将军也向美国陆军部提出计划；为确保京奉铁路畅通，总兵力要达到25000人；5月份的运输舰，应把马尼拉准备援华的部队运来，返回时把妇女儿童从华北送回美国。巴特勒将军认为，北方局势比上海的形势更严重，他要给天津调来一个海军陆战旅，有4000多人。 到达天津的海军陆战旅，装备有20架飞机，还有一些轻型坦克。这是别国的派遣队无法相比的，因而在天津大出风头，惹得第15步兵团的官兵很恼火。陆战队官兵熟练、出色地从舰艇上卸下了野战炮、迫击炮、榴弹炮。机关枪、筑垒沙袋、卡车、坦克、飞机，以及成堆成堆的弹药、补给品，显示了美军雄厚的实力。但巴特勒警告官兵们说，绝不容许同中国人发生冲突。如果哪个陆战队员哪怕是向一个中国车夫动武，也要受到军法制裁。 巴特勒和卡斯特纳两位将军，马不停蹄地展开了工作，准备随时去北京解救公使馆和美国侨民。为此，要加固公路桥，以能承受住坦克通过的压力；要在白河河口修建战时飞机场；还有其它的战备工程，一个接一个，都要同中国有关方面沟通关系。他们要史迪威做联络官和全权代表，取得当地中国人的支持与合作。巴特勒将军天天乘飞机往返于北京和天津、大沽之间，督促、协调工程进度，很快便做到了能够紧急出动。装载着机枪、弹药和10天给养的卡车，都加满了油，随时可以启动；一个营的兵力可以在接到警报14分钟内，乘车开往北京；飞机5分钟之内可以起飞。同北京各公使馆商定的计划是：一旦爆发“排外”运动，立即派兵占领天坛，以此作为侨民集结点，然后用卡车、飞机将他们撤到海滨、港口…… 南军接近徐州了！这个紧急消息立刻使公使馆、美国大院的惶恐、忧虑骤然加剧起来。 美国人估计，若南军真的到了徐州，北军是守不住济南的。那么，天津转眼就会成为作战区域。南军的进攻会不会顺利？败退的北军会给京津造成什么影响？京津的北军会怎样？美军该制定怎样的应急计划？这些问题，史迪威都想过，虽然他不是驻军指挥官或决策圈里的人，但曾是欧洲战场情报官的他，有不断观察、分析战局变化的习惯，他还是把想过的问题，以及种种计算，都写在了笔记本上。他得出的结论是：若等北军败退下来，再集中，妇女、儿童向海滨撤退是不适宜的。 亲眼见过京津“义和团”厉害的巴特勒将军，从不掩饰自己心中的余悸，甚至在下属面前也一样。他直率地提出，如果南军到来，谁能保证不出现“南京暴行”？若大沽、秦皇岛港口都遭到中国人攻击，谁阻挡得住？ 美国公使和巴特勒、卡斯特纳将军，焦急之中一致认为首先要获得关于南军和北军的可靠材料。他们认为，来自新闻记者、领事馆人员和传教士们的消息、情报，都不可靠，不能据此判断局势变化。虽然进行情况调查有种种困难，但还是必须派一名美官亲自出马才行。本来这应是武官处的任务，约翰·马格鲁德少校责无旁贷，但公使和将军都选定要第15步兵团的史迪威少校担此重任，因为他精通汉语，了解中国，以前有过多次惊险旅行。大家公认他为人正直，有极强的责任心，叫人信得过。 史迪威也愿意担此重任。尽管他要丢下4个孩子和即将临产的妻子，他还是毅然于5月26日登上了开往徐州的火车。和他同行的有仆人老赵，这是他左思右想后选定的随行者。事后证明，他选对了，老赵确实是个勇敢、诚实而又能随机应变的人。在事关生死的紧要关头，史迪威还真的感到老赵有燕赵豪杰之风，注重信义，临危不惧。一路上多亏有老赵照护，他才得以顺利行进，化险为夷。 上了火车才知道，南军没有过长江，徐州在山东军阀张宗昌手里。人称张宗昌是“狗肉将军’”，传说他身高两米一还多，体格赛大象，脑子如蠢猪，性子如虎狼，就是看他一眼都有三分危险。 张宗昌现在是奉系直鲁联军总司令。他原籍山东掖县，年轻时当过搬运工，在海参崴华商总会当过门警头目。投靠张作霖后，当过旅长、军长。人们还送他个绰号叫“三不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个姨太太。别人给他数过，他有42个姨太太，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还有21个白俄、一个邋邋遢遢的美国人。每次出发作战，都要有两节专用火车厢拉着她们一块去。最奇怪的是，他的专列单挂一节平板车拉着一具雕刻华丽的油漆麻栗木大棺材。他夸口说，如果他不能征服敌人，就躺在这具棺材里回来。可是这一次，张作霖令他沿津浦线南下，到上海接替孙传芳驻防。他镇压了上海工人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却被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消灭掉3000多人，他狼狈不堪地退过长江，到了徐州一济南一线。 撤退中，张宗昌并没有躺在棺材里，有人见他坐在棺材上面，醉醺酥醺，还吸着烟。山东在这位军阀的“督办”下，1927年发生了饥荒，不是因为水灾、旱灾，而是由于他的苛政猛如虎，无止境的横征暴敛。在他的奢华衙门里，大批形形色色的军官成了他豢养的食客，吃饭用的是比利时雕花玻璃餐具，每餐每桌必备白兰地、香摈酒和40道菜，据统计，每顿饭要吃掉5000美元。此时的山东，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徐州受困 “狗肉将军”张宗昌，“撤退大帅”臭名扬； 沃伦孤胆闯徐州，血雨腥风路茫茫。 话说史迪威和老赵，到徐州的时候天色已晚，闪闪烁烁的灯光里，只见有荷枪实弹的军人来来往往，间有骑兵奔驰而过，还有些醉醺醺的白俄在大街上歪歪斜斜地走着。找了几家旅馆，都不收留他们，老赵只好领着史迪威到了基督教青年会汤会长的家里借住。第二天上午，他们到街上一看，徐州几乎变成一片废墟了！ 徐州是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四省的交会地，四省遭饥荒、战乱逃难出来的老老少少露宿街头，靠当地的一点点施舍维持生命。街上的倒卧者、死尸无人过问，路人不小心就会被这些死尸绊倒。难民们除了身上的破衣服和要饭的瓦罐，一无所有，他们能乞讨到的也仅仅是一块豆饼。这些常年辛勤劳作的农民，大车和牲畜被军队征用，青年男子被抓去当兵，粮食被蝗虫般的大兵吃光，连房屋的木料都被拆去当柴烧了；妻子遭污辱，家庭流散……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悲惨情景，史迪威看在眼里，他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心，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厚和强烈。他在笔记和日记中从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感情，也在发泄这种按捺不住的感情中煅造了刚烈的性格。 史迪威说，他要去见张宗昌，但多方试探都告失败，便趁这个时间到市区游逛起来。最使他讨厌的是大街上奔驰而过的俄国佬骑兵队。他们脚穿没膝的马靴，携带着各种兵器，背后的刀鞘中插着大刀，都是些没有国籍的亡命徒，他们最凶狠，最残忍。除了这支“百人骑兵队”以外，为张宗昌卖命的还有一个由白俄将军率领的3000多人的步兵旅。这个旅还有4列装甲车。 在徐州火车站的停车场里，史迪威发现有200节车厢、20辆机车和3列由俄国人担任机组成员的装甲列车。他对部队番号有兵力进行推测时发现，士兵有枪的不过30％，别的人是赤手空拳的；20％左右的士兵身高不过一米四五，年岁也很小。史迪威想；这群乌合之众一打仗除了逃跑还能干什么呢？有人对史迪威说，北洋兵最怕“红枪会”。红枪会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乡下人，拿起大刀长矛袭击小股散兵的群众团体。为保卫乡里平安，打起仗来毫不留情，只要被他们的长矛刺中，四五个小时以后就会死去。 在徐州的几天，食物的补充全靠老赵多方奔走买到一些罐头。张宗昌的部队在为大调动作准备。史迪威几次去两个火车站和停车场观察动向，记录了运兵列车的数目及兵力装备情况，他还多方推测张宗昌的企图。他从士兵中得知，部队已5个月没有发晌，有的甚至1年没有发饷，他们的给养也只是馒头、米饭、白开水。史迪威心想，这样的队伍哪里挡得住南军的进攻？ 史迪威获悉，冯玉祥的国民军已占领郑州。这个消息使史迪威振奋，却加重了张宗昌部队的恐慌和混乱。1922年史迪威在陕西和冯玉祥共事的那段时间是愉快的。他对冯玉祥怀有很好的印象，他认为冯是真正的军人。现在，他的队伍有20万人，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力量的北翼。本来冯属直系，后来，他变换了盟友，为发动北京政变而和奉系、皖系联合。但奉系的各种违约行为和背叛，迫使他辞职，赴莫斯科考察。现在他回来重新统率国民军，自西北转战到河南，攻占了郑州，使张宗昌的侧翼受到威胁，如不撤退难免受到南面和西面的两路夹击。 不出史迪威所料，张宗昌的队伍开始撤离徐州。这时，史迪威离开天津已经五六天了，北去的火车每半小时开走6列，他和老赵很想尽快随车离开徐州。张宗昌的火车都停在车场里，但是不允许他上去。他们试图硬挤上一辆运兵车，同样被赶了下来。 史迪威再没有办法离开徐州了。他想向西去找冯玉祥。老赵说有上百里路，难以穿过红枪会区域。往东去呢？红枪会的人更多，而且还有俄国人。唯一的办法是留下来坐等南军到来。基督教青年会的汤会长认为南军好，他有朋友在南军，留下来比走要安全。 6月2日上午，汤先生告诉史迪威，国民党军队到了徐州，他们不打人，不抢劫，行为规矩。汤先生怕惹出麻烦来，仍不准史迪威上街抛头露面。史迪威也担心国民党军队不问青红皂白，把他逮起来。这样他又在青年会躲藏了整整4天。这是非常难熬的4天。为了克制自己的烦躁情绪，他每天以画画、跳木马消磨时间。又过了两天，他终于在老赵的帮助下到了大街上。出乎意料的是，那些南军士兵是些很快活的人，大部分是十六七岁的小个子，他们身体瘦，脸黝黑，很健壮；他们喜欢美国人，认为美国会帮助他们。更叫人高兴的是，街上的店铺有的已经重新开门营业，妇女也敢在街上来往了。古城徐州像是又复活了。 史迪威返回天津后呈上的报告，给了南方军队很好的评价，再一次证明他的军事观察是客观、公正的。这也是公使和将军坚持要选他南行的原因之一，因为只有客观、公正地评价事物，情报才真实可靠。南军和北军的鲜明区别，首先在军纪方面，南军军纪严明，老百姓欢迎，妇女敢于出门，就是凭证。再就是军官素质，南军的连级军官是18至22岁的学生，北军的连营两级军官，大多数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苦力，在任何情况下，南军都能打败北军的“乌合之众”。但南军没有把运输车辆运过扬子江，只靠马车和牲畜运送补给品，所以只能打到徐州。张宗昌把铁路机车、车皮都开到了北面，南军只有恢复铁路运输，才能向北挺进。 史迪威断定，张宗昌的军队除了那批俄国人之外，根本没有战斗力。南军进攻只要不停顿，毅然北进，张宗昌的军队很快就会上崩瓦解。 公使认为，史迪威的报告，是关于当前中国局势的第一份可靠的情报。他又当面听了史迪威的叙述，问了许多细节，并热情表示对史迪威的刚毅品格十分钦佩。卡斯特纳将军也在部属面前郑重地表彰了史迪威的办事才干和效率。这位经过长期艰难磨炼的将军，最懂得史迪威英勇行为的真正难能可贵之处，他动情地说：“同战友们一道作战，表现英勇是常见的，但任何一个人要想像史迫威少校那样，在孤独无援的情况下，深入两支敌对部队中，同数万名无知的，并且怀有敌对的排外情绪的中人进行接触，还需要大得多的勇气！” 中国的局势不出所料发生了变化。南军北氏到徐州，再没有北进。这决不是因为张宗昌把火车都搞到了北面，而是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运动很像辛亥革命推翻清朝那样，被新旧军阀的派系斗争和掌权后的断送了。 原来蒋介石的军队占领徐州之后，便扬言20天之内包围武汉。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得知，便把河南省交给冯玉祥，要反蒋的唐生智、张发奎部从郑州、开封地区调回武汉，巩固长江方面的防务。这样，原定要打到北京推倒奉系政府的第二期北伐计划，半途而废。 雄踞中原战略要地的冯玉祥，成了蒋、汪拉拢的对象。冯先是参加了汪精卫“讨蒋、分共”的郑州会议。接着又参加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主席胡汉民的“徐州会议”。会后蒋、冯联名发表“意见一致”的通电。冯发专电致江集团，促宁、汉合作早日实现。冯已决定和蒋介石站在一起，在所属部队里，将刘伯坚等员和苏俄顾问“礼送”出去，并多处作讲演，令所辖的“豫陕、甘三省政府通饬各具，严防”。很显然，冯已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离开了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统一战线。北伐大厦倒了一根大柱子。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人，镇压工农群众，并扬言发兵南京讨蒋。这时，日本拉拢蒋介石与张作霖结盟反冯，遭蒋拒绝，蒋把此事如实告诉冯，取得了冯的亲近和支持。冯为援蒋而驻兵武胜关，钳制唐生智东进讨蒋，又为蒋克服了一大危机。 8月1日，在中国领导下，国民革命军一部分主力，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冯玉祥致电蒋介石，呼吁宁汉双方合作。但汉方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宁方则坚持反汪、反唐生智的立场。这时，宁方桂系李宗仁愿与汉方妥协，并调其部队控制了南京周围。当蒋令桂系白崇禧部署部队与汉方作战时，白拒绝执行命令。蒋感到指挥不灵，便以退为进，下野离开南京，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登船去了日本。 史迪威看到京沪报纸关于蒋介石“昨天已到长崎”的报道，和许多人的看法一样，认为蒋不会善罢干休，将等待人们把他当作不可缺少的人物再请回来。 就在蒋介石下野后，张作霖遂命令张宗昌、孙传芳沿陇海路攻击冯玉祥，沿津浦路向南京反攻。 南京方面，桂系指挥不动全局，局势相当混乱。冯玉祥的部队自顾不暇，无力支持南京。南京以放弃让汪精卫下野并可来宁为条件，向武汉呼吁合作，共同出兵对孙传芳作战。9月，宁方部队挫败孙传芳的进攻，汪却没捞到大权，便返回武汉去了广州。10月，南京决定举兵讨伐唐生智。11月，讨唐战争胜利，桂系部队占据武汉，结束了宁汉对立局面。 1927年冬天，史迪威应《哨兵报》邀请，撰写有关中国局势的文章，因此，他对中国局势的变幻有了更深一层的观察和了解。他和编辑都认为，中国正在痛苦中挣扎，处于这个国家中的报纸，应该认识周围的环境。他们赞同公使馆对国民党所持的怀疑看法，不赞成美国国内一些“感彩很浓”的人物的见解。这些人对中国一无所知，以美国利益论说中国革命，只能导致误解。报社希望史迪威每周写一篇头版的文章，介绍中国的风云人物。 史迪威写的第一个人物是张作霖。对这位1875年出生的奉天海城人，他认为他的发迹主要是在1904—1905年，在打了19个月的日俄战争中，他包揽并垄断了日、俄双方共50多万军队的粮食、军需买卖，聚敛了大量的钱财，使他登上军阀宝座有了雄厚的基础。史迪威经过一步步考察之后。为《哨兵报》撰写了可供几个月连载的《张作霖小传》。 这时，张作霖已把北方各省督军的军队统一为安，拥兵60万。其方针和部署是：京汉、津浦采取防御；正太、京绥采取攻势；张宗昌为津浦路总指挥，孙传芳为鲁西、大名方面总指挥，张学良为京汉、正太方面总指挥，张作相为京绥路总指挥。至于关外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还拥有充足的后备兵力。坐着北京执政官第一把交椅的张作霖，又有如此重兵，也像当年的袁世凯那样，做起了当皇帝的美梦。主持政务时坐的是帝王宝座一般的椅子；外出时也仿效帝王规格，金沙铺路，街上行人要回避，店铺要关闭门窗。清朝贵族和遗老们，见此情景眉开眼笑，升腾起恢复旧日天堂的希望。日本人在北京和华北的活动更加猖狂、放肆。然而，史迪威的考察结论认为：张作霖是注定登不上王位的。他的前途并不光明。 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第一要事是操办和宋美龄的婚礼。这位41岁的新郎官，不惜重金，搞了两次婚礼，先在宋家按基督教仪式举办，接着在大华饭店舞厅里举行盛大的世俗婚礼，宾客达1300多人。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布里斯托尔上将和外国领事到场致贺。法国报纸讽喻说，蒋宋联姻，不仅是枪杆子和钞票的结合，而且他通过来氏家族可以进一步和美国拉关系。 在此期间，呼吁蒋介石复职最积极的，要数冯玉祥了。蒋和宋美龄蜜月期间，阎锡山与冯又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蒋复职。这样到1928年2月，在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通过决议，恢复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并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把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才重提“北伐”。 北洋军阀中“治军有方”的孙传芳，这时已率主力五六万人攻占了徐州。冯军和蒋军立即从南面和西面两面夹击，又把徐州夺了回来。蒋介石感激冯玉祥的鼎力相助，赶到郑州和冯结拜把兄弟。 蒋介石如此急着和冯玉祥拜把子，是为拉拢住势力最强的冯氏军队，进行军事整编。这样，蒋、冯、阎、桂四大新军阀的部队，到4月便实现了军事编制的统一。第一集团军4个军团17个军和1个骑兵师，由蒋介石兼总司令，沿津浦线北进，循泰安、济南、沧州直驱天津；第二集团军5个方面军16个军，由冯玉祥任总司令，在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区作战，自新乡以北北上，右与第一集团军，左与第三集团军联系，会攻京津；第三集团军6个军和1个炮兵团，由阎锡山任总司令，沿京绥线及京汉线以西地区前进，同各集团军会师京津。桂系部队为第四集团军，有8个军和2个独立师，由李宗仁任总司令，循京汉路，经郑州、新乡向正定、望都一带集中，为第三集团军的后援部队。为了给粤系一个地位，任李济深为总参谋长，到南京就职。蒋的总司令部设在徐州，主持全面军事工作。冯玉祥坐镇开封督师 4月10日，“北伐”军开始总攻击。此时，张宗昌的精锐部队早已被冯军歼灭，这次开战仅一天即全线溃退，张宗昌乘装甲列车一溜烟地撤退，由济南而德州，最后退到了滦州。孙传芳不知道张宗昌已逃跑，按原计划猛攻蒋军并连克蒋军的丰县、沛县，向徐州逼近。蒋介石急电冯玉祥援救。冯派出孙良诚、石友三率预备队反击，收回丰县，击毙孙部袁家骥军长，又在鱼台取得大捷，使孙传芳部溃不成军，再无力应战。至6月初，孙在北京发通电下野，残部向冯军投诚。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发表出关通电，并于当夜撤离北京。列车到达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河本大作预设的炸药包炸毁，张作霖当即身亡。关内奉军由张学良、杨宇霆率领撤回东北。 驻天津的美军第15步兵团，看到开往东北的张作霖的专列，有20节车厢满载财物，后面跟着京奉线拥有的绝大部分车辆。一连三天，机车、客车、豪华卧车和货车拉着奉军从天津站隆隆驶过。天津租界的各国驻军立即填补了天津站的权力真空。天津市和北京市一样，由北洋元老和商会组织了维持会管理市面的行政秩序。根据以往经验，第工5步兵团的防卫训练一直抓得很紧，卡斯特纳将军的要求非常严格。 日本一个师团突然侵占济南，美军兵营立刻紧张起来。巴特勒和卡斯待纳将军奉命组织海军陆战队和第15步兵团在营区进行联合警戒演习。史迫威跑前跑后，协调各方关系，使演习很顺利，对于防范日军在京津妄动起了重要作用。 这次危机过后，巴特勒的海军陆战队南行归队了。但又发生了更紧急的事件。原来张作霖撤离北京时留下的后卫旅，由北京商会和英、美等5国公使馆作保，待南军到后准予安全撤走。但这支部队撤到通县以东时，却被冯玉祥的第三方面军总指挥兼第6军军长韩复榘解除了武装。5国公使为此去见韩复榘，韩非常恼火，说这事用不着外国人管！并命令卫兵把公使们赶了出去。外国公使门还没有在中国人面前碰过这样的钉子，以至恼羞成怒，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冯玉祥知道了，则向南京致电，指责公使团袒护敌人。美国公使担心冯军有更激烈的行动，立即要第15步兵团紧急戒备，做到随时可到北京援救。幸好事态没有发展，很快平静了下来。 史迪威晋升中校时已过了45岁。但团里的《哨兵报》发表了专文表示祝贺，赞扬史迪威是“驻华美军中最著名的军官之一”，是第15步兵团的中国问题专家，起了教师作用。这时，他不仅担任了语言学校校长，每月还要在娱乐厅介绍一次中国形势，听众称赞他是“才华横溢、眼光敏锐”的演说人，他对中国局势和派别纷争了如指掌。 4月间，他曾发表一篇介绍蒋介石的文章，认为蒋是中国一个派别的首领，而不是一个政党的首脑。但即使这样，他仍是一个能把中国局势整治好的人物，他若能获胜，“那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自己的智谋”，同时他比他的对手“果断，精力充沛”。 对于起自徐州的“北伐”，史迪威认为，蒋已丧失了在广州誓师北伐时公众对他的热情欢迎。他同资本家的联合，使他不得不镇压和工农运动。他到处搜查、逮捕、处决人，制造白色恐怖，使原来相信国民党许下的改善生活的诺言的人们，感到惶惑、失望；苛捐杂税仍很繁重，军队仍遍布各地，总之，和北伐前没有什么两样。北方人，包括上层社会对蒋介石不熟悉，以为和北洋军阀没什么不同。所以这个“北伐”是一次游行，而不是一次出征。 就军事上看，冯玉祥的部队战绩显著。蒋军部队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光彩纪录，先是被奉军追着跑，后是奉军弃城而逃了，蒋军才前进。史迪威认为，中国人作战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的实力，指挥官擅长战略撤退。中国最“伟大的”战略撤退大师是张宗昌。和各集团相比，他的兵力最大，有23个军，但几乎是不战即退，退得最快。史迪威在文章中怀念并称道格兰特和潘兴将军的战略指挥，他们都坚持在部队训练中灌输进攻精神。中队指挥上找不到这种精神，有的完全和这种精神背道而驰。 史迪威认为“北伐”中“最危急的局势”，是蒋介石5月初进入济南又退出济南的事件。11日的《哨兵报》上发表了他对此事件的评论文章。事情的经过是：蒋介石5月1日夜间率两个军进占济南。第二天，日军第6师团侵人济南，立即向蒋介石的第40军发起攻击，蒋军一个营被歼灭，一个营受惨重损失。但是，第40军的另两个师奋勇抵抗，直至压倒了日军气焰。而蒋介石却屈从于日本的恫吓，下令停战，派出亲日派黄郛同日方和谈，并按日军要求，严令部队全部向南撤退，不许还击。5日晚间，蒋介石恭恭敬敬让出了济南城，为三年后的“九·一八”东北军让出沈阳城开了先例。侵入济南的日军这时更加猖狂地屠杀中民，他们闯进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捆绑毒打南京政府的外交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其随员。蔡大义凛然，提出抗议，被日军割掉耳、鼻；蔡宁死不屈，继续怒斥日寇，日军又将其舌头、眼睛挖去。蔡公时等17名外交人员万分悲愤，以身殉职。8日，日军又炮轰济南城，上千家民宅被毁为废墟。短短数日，中民死伤7800多人。这就是激起全国愤怒的“济南惨案”。 蒋介石逃出济南，到了党家庄清真寺里举行会议。冯玉祥立即从河南前线赶来，黄郭等也参加了会议。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放弃“北伐”，与张作霖划江而治，分“南北朝”。这个主张遭到了冯玉祥等多数人的激烈反对。后来议定：济南问题通过外交办理，蒋暂返南京，军事由冯指挥。 史迪威的文章推测说，这一事件暴露了蒋介石到东京和日本军界拉关系，得到的不过是极为苦涩的果子。对张作霖后来的悲惨结局，也表露出担心和不祥的预感。史迪威还指明，这一事件之后，必将发生“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事件”。然而，他对于中国民众此时掀起的反日怒潮，没有给予多少同情。史迪威写道：中国人“可以无动于衷地注视中国人对中国人采取极不公平和残酷的行动”，但是，一同外国发生纠纷，“街头巷尾就到处可以看到爱国的雄辩家们在慷慨激昂、大声疾呼地进行反对外国压迫和争取本国人权利的宣传”。他认为，日本是个组织严密的国家，它的具有现代装备的军队是很强的对手，日本人如果被激怒，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占从天津到上海的所有要地，控制铁路和扬子江。万分不幸的是，史迪威言中了，10年后这竟成了血腥的事实。自然这不是因为中国人激怒了日本人，而是由于蒋介石对日本的野蛮侵略长期退让招致的恶果！ 5月上旬，由济南撤退的蒋氏第一集团军，在冯部协同下，绕道鲁西过了黄河，推进到德州、沧州，再没有北进。被奉军抛3在滦东一带的张宗昌残部，由冯系的鹿钟麟、阎系的商震和桂系一部联合进剿，将其全部缴械、肃清，唯张宗昌只身逃到大连1932年，张宗昌窜回山东，被当时的省主席韩复榘派人所杀这是后话。 7月，蒋介石在北平举行善后会议之际，张学良派代表来表示愿意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这样，统一东北也不必用兵了。宋子文提出了《请政府克期裁兵从事建设案》；蒋介石发出“裁兵”通电，指出“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冯玉祥也在《时局通电》中提出“裁兵建国”的6条主张，强调实行孙中山的“化兵为工”，政权与财权统一，反对“忍辱负重、逆来顺受”的外交。于是，蒋、冯、阎和李宗仁、李济深等国民党政要人物开了个军事善后会议，但议决的不是裁兵，却是地盘分配。冯玉祥占鲁、豫、陕、甘；阎锡山占晋、冀、察、绥和平、津两市；李宗仁占湘、桂、鄂及汉口市；蒋介石占广东及华中、华东地区。桂系因为所得地盘太小而极为不满；冯系则因为没有得到河北而愤愤不平。一连4天争吵不休，会议不欢而散。至于“裁兵”大事，一直拖到12月19日，才在南京举行全国编遣会议。各报大肆宣传这个会议要讨论军额编制，议定全费，规定裁留标准，厦定军官任免方法，筹办安置编遣事项，限于6个月内完成，等等。 然而，史迪威作为美军《哨兵报》的撰槁人和“观察家”，却已开始看到了编遣是个“真正的问题”。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宣布了的协议，不过是一纸空文，实际上各派系的军队是在招兵而不是在遣散。他还说，现在人们总是期望国民党政府取得最出色的成果，以为中国统一了，政府是称职的和负责任的，已经进入了建设时期。然而，冷酷的现实恰恰相反。一些省份的军阀仍然在进行战争，国民党各派系的冲突并未解决。史迪威依美国惯例和常规认为，在军队隶属文官政权以前，遣散是做不到的。这样，本来应该用于工业化建设的80％的税收，却要用来供应部队了！建设是谈不上的。 尽管史迪威的文章远没有揭露出国民党新军阀们拼死争夺。互相倾轧之复杂和严重，但与许多当时说蒋介石好话的国外舆论迥然不同，他直言不讳地说到了国民党的痛处，并且再一次言中了。 南京的这次编遣会议开了一个多月，蒋介石提出不含东北，全国共编50个师，旨在消除异己。冯玉祥提出的编遣准则是“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遗；革命有功者编，革命无功者遣”，意在保存自己的强大实力。实力本来就小的阎锡山，提了个抑制冯，增强蒋，而自己实力不减的方案。争来争去，会前的誓言都被抛到脑后。会议刚闭幕，李宗仁就查出蒋介石在部署抢占桂系的地盘——湖南。于是，1929年3月爆发了蒋栓战争。桂系在南方的实力转眼被蒋介石消除殆尽。就在史迪威准备离津归国的时候，驻平津的桂系部队被蒋介石起用的唐生智，带来巨款收买了，编进了别的部队。司令白崇禧弃众逃亡，由天津登船南下香港。蒋桂战争以桂系瓦解告终。 8月，蒋介石召开编遣实施会议，即第二次编遣会议，强行削减各地方实力派兵力。宣称不愿接受编遣者是“反革命”、“不革命”、“假革命”，杀气腾腾，引起各实力派人人自危。阎、冯再次结合，10月10日冯部宋哲元领衔27名将领通电反蒋，列举了蒋的六大罪状，宣布“蒋氏不去，中国必亡”，“仅率40万武装同志，即日出发，为国杀贼”。于是，爆发了蒋冯战争。第二次蒋桂战争，蒋唐（生智）战争，又相继而起。翌年，1930年，先是阎锡山深知蒋介石打败其他派系之后，必将收拾自己，于是，以攻为守公开要求蒋“礼让为国”。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的汪精卫、邹鲁等代表人物，看到阎打出了反蒋旗子，纷纷为其打气。原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的57名将领也联名通电反蒋，拥阎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阎、冯、李于4日通电就职。阎设总司令部于石家庄，编桂军为第一方面军，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晋军为第三方面军，分别由李宗仁、鹿钟麟和阎锡山任总司令，徐永昌任前敌总司令，还有石友三、张学良（内定）、刘文辉、何键、樊钟秀分别任总司令的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方面军。于4月沿陇海、京汉、津浦铁路向蒋军摆开了进攻阵势。南京的蒋介石也立即调集部队，编作由叛冯归蒋的韩复榘和刘峙、何成浚、陈调元分别任总指挥的四个军团，于5月发起讨伐阎、冯的总攻击。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原大战就此开始了，双方共投入上百万兵力。打到9月，阎锡山在北平宣誓就职“国民政府主席”，发出“公平内政、均善外交”的施政宣言。但是，9月18日，雄踞沈阳的张学良通电拥蒋，率东北军分三路入关，使反蒋局势急转直下，救了蒋介石。中原大战遂以阎、冯下野收场。然而，就在此时，日本人为侵占中国东北迈出了一大步。 当初史迪威就军队编遣看出的“真正的问题”，竟发展得如此严重，不仅万千兵民遭涂炭，东北大好河山也将沦丧。这正是：新旧军阀打烂仗，文明古国遭祸殃；沃伦冷眼看华夏，内忧外患路茫茫。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蹉跎岁月 归国执教本宁堡，恰逢经济大萧条； 风云变幻望京华，抗日战歌声声高。 话说1929年4月，史迪威一家要启程归国了。仆人们为了整理行装，搬搬运运忙活了十来天。史迪威和共过患难的老赵即将分手，彼此都有些依依不舍。史迪威要全家和仆人们照了合影，留作永久的纪念。 1923年他们离开北京时，在北京出生的女孩史文森刚两岁；这次他们从天津回国，在天津出生的男孩本杰明也快两岁了。走路已经很稳的小本杰明，十分逗人喜爱，史迪威和威妮更是把他视为心肝宝贝，处处留心照护他。他们这两个在中国出生的孩子，和他们的哥哥、姐姐一样，在美妙的童年记忆中，对中国都有良好印象。 在史迪威带回国的物品中，最珍贵的，是他不久前在东方手球赛中获得的冠军杯。这个精致的景泰蓝奖杯，还有一层意义，这是他的手球队朋友们送给他的46岁生日的礼物。 回顾30年前史迪威16岁时，在扬克斯中学的“高地橄榄球队”，是有名的猛将，破例获得了校长贝克博士的奖励。20来岁时，他又是西点军校第一个篮球队的队员兼教练，陆军体育领导部门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表彰了他作出的贡献。如今，他已人到中年，但在近几年西方刚刚兴起的手球运动中，他仍走在前面，而且是在连年战乱的中国和伙伴们打起了手球，并组织了首次比赛确实不同寻常。人们沿着他在体育发展大路上的足迹可以看到，他总是奋力走在历史前列的。 1929年7月，史迪威的长子小乔已经17岁，和他当年一样，也走进了西点军校。子承父业，史迪威十分高兴。他送小乔到达西点之后，便起身前往本宁堡步兵学校。几年以前，他曾是这所学校年岁最大的学生；此次前来，他将担任这个学校的战术系主任。 这是马歇尔副校长执意给他保留的位置。还在天津第15步兵团时，有一次训练，马歇尔要一位军官带70个人，去包抄当面敌军的侧翼，这位军官竟不知所措；发不出命令，还抱怨没有充分的地形资料。马歇尔为他感到羞愧。当得知这位军官是本宁堡步校名列第一的毕业生后，他产生了要参与改革这所步校教学的强烈，史迪威完全赞成他的想法。因为他领教过这所学校的教学方法：教员照本宣科，要求学员死记硬背，结果学员根本不会依照实际情况和实战要求进行指挥。他们认为，这个学校的教学方法必须改革，把按作战教范、纸上谈兵的教学方法改成适合实战的教学方法，采用注重实战演习的教科书，培养军人的主动精神和判断力。史迪威在西点军校战术系教过高年级班，曾把战术和球类运动项目结合起来，提高学员的进攻机智和应变能力，摸到了搞好战术教学的一些经验。马歇尔很赏识他的创造性，认定他是理想的战术系主任。1927年11月，马歇尔到本宁堡步校后，即对校务部工作进行改革，使训练和技术工作有了起色。 本宁堡步校以内战时期南军亨利·l·本宁将军命名。开始只从事步枪教练，后来逐步发展成为陆军的基础战术学校，被人誉为“美国步兵之家”。1922年国会通过法案，把本宁堡定为军事“要塞”。史迪威到校时，学校正开始大兴土木，修建士兵营房、运动场。游泳池和戏院。学校和要塞禁区拥有比西点军校面积大三四倍的97000英亩土地，其中有名贵的黄松种植园，几座森林，若干溪流，一些起伏的小山。要塞的主要部分坐落在查特胡奇河东岸的悬崖上。有一条长达20英里的窄轨铁路，将军事演习区和驻地联接起来。步兵第29团担任步校的演习任务。经马歇尔整顿后，还拥有了坦克”、大炮、施放烟幕的飞机，以及接近实战的训练场。史迪威非常高兴，他感到在这里的用武之地是非常大的。 在史迪威领导的战术系里，教员中有比他小十岁的奥马尔·布莱德雷，专教高年级军官的“营进攻”。布莱德雷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了欧洲战场的名将。进修学员中有驻天津第15步兵团的上尉马修·李奇微。马歇尔和史迪威进行教学改革的中心，是教军官们继承潘兴将军的办法，战斗中发布简洁明了的命令，只按情况说明要达到的目标，不必详细交待每一个步骤和细节。因为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敌人不会等待你，连营两级军官必须当机立断拿出办法。战术教学，是使学员们保持这种能力，学会带兵打仗，真正成为战斗部队的军官。史迪威把战斗力溉括为“运动、射击、通讯联络（按中国当代军人的习惯说法，也就是：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认为三者缺一不可。但要在战斗中取胜，不能靠空想出来的战术，“只有简洁明了的办法（点子），才有获胜的希望”。所以，他要求战术系教员“把讲义放置一边”，不要照本宣科，要教会学员能三言两语概括复杂的军事问题，说明情况，并下达简洁明了的命令。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连布莱德雷按此要求上第一课时也感到精神紧张。史迪威启示他把要讲的内容提要，事先用大号字母写成几张卡片，放在脚下的地板上，必要时偷看一眼救急。 战术课的重点是野外演习，这也是史迪威全力以赴的工作重点，每次战术演习他都亲自督导。他常对教员们说，营级指挥官看问题的角度与师级、军级司令部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高级司令部地图上的一条线，到了战斗军官那里便是一个地段，而且有具体的地形特点决定他应如何行动。一支部队在地面上同在地图上不一样，在地面行动，有时会迷失方向。史迪威强调，必须在估量地形的基础上决定如何行动。他针对本宁堡地区的松树林和密林的特点具体分析说，松树林使人无法观察炮火支援情况，因而这种地带不能使用野战炮。步兵则可以依靠迫击炮在密林中展开与敌短兵相接的快速行动。他非常重视营连军官对地形的观察和测量。布莱德雷组织演习营进攻之前，花了几个周末的时间，到实地一步一步地勘察地形，谙熟于心。 原先的演习，是照书本上规定好的情况与处置方案进行的，史迪威主持野战演习，则要求学员们独立思考，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有时，他在设置情况时故意出“怪点子”，使学员们意想不到而必须立即提出对策。经过几次这样的考验，学员从中受到了很大教益。后来，马修·李奇微谈自己的体会说：“这种重视实践的方法，对作战指挥官来说，比任何学间高深的理论更重要。”布莱德雷也深解这种教学的奥妙，他到兵器系任主任后，按重视实践的方法，首创了开学时全系上阵给学员逐一做操作表演，大大丰富了教学内容，受到马歇尔的称赞。 史迪威和马歇尔的想法一致，极为推崇格兰特将军的作战指挥，提倡“运动战”。为此，对指挥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挥官必须行动敏捷，随机应变，反应迅速。营和营以下分队，不能向上级司令部提出要求等待具体命令再行动。若出现意想不到的有利条件，应抓住时机，立即行动；若遇意外的挫折，应调整部署，摆脱困境。不要为作战文书拖累，可以随后再补。 现代兵器的发展和运动机械化的发展，要求战术的巨大发展。史迪威在教学中，对于部队的机动性、突击和袭入相结合的作战思想，作了极为深刻的研究。但他在《步兵日报》发表文章，仍然主张“不要假设任何情况，而是要把事情弄明白”，”战术的发展只能基于实际，不能立足于空洞的推论。就是本着这种信念，他常以公断人的姿态，直言不讳地对一些事情提出批评。 马歇尔有了史迪威这个助手，使全校的教学、训练显得生机勃勃。有时组织颇具声势的行军，还伴随和加进假想战斗、骑马冲锋、“大炮”轰击等实战行动。假日还组织“百人队”穿越佐治亚州的草地、松林。总之，他们把增强学员的机敏、灵活和主动精神的训练，搞得有声有色。 一年过后，马歇尔高兴地称赞史迪威是“教练天才”。当陆军部发来干部鉴定报告表，问史迪威最高可以担任哪一级指挥职务的时候，马歇尔毫不犹豫地写道：“能胜任平时和战时的任何工作。”可以说，他是给史迪威打了个满分。然而马歇尔感到言犹未尽，又针对史迪威不善于也不愿意谈论自己的特点，补充写道：“史迪威有远见，才智过人。他谦逊，不自以为了不起，因而很少人知道他是才华出众和有教养的人。” 在教学中，史迪威的急躁性子，正像他在西点军校教语言时一样，遇到听讲不用心，或是行为放肆、愚蠢的人，他的火爆脾气就会发作。有一次他督导野外演习，有个军官听讲时走神，在演习的紧要关头，做出了与教官要求完全相反的行动，史迪威立即大发雷霆，非常严厉地批评了这位学员，叫人无地自容。回到营房，一位学员画了一张史迪威的漫画，画着他紧绷着的苦脸，从一个醋瓶子里钻出来，瓶子的商标处画着三个x字母，说明酸度又浓又烈。漫画用图钉钉在布告板上，引来许多人观看，并称赞画得好。史迪威看了也觉得好笑，他征得同意，把这幅画保留下来，后来还拍了照片送给朋友们。就这样，“醋性子乔”这个绰号就传开了，成了他的特有标志。 史迪威的好友威尔斯将军，在欧洲战场上多次见过他的“苦脸”，接到他的照片后，给他写信说：“你每次露出这种表情，都是因为某件事或某个人造成一种实属荒诞的情况，那是在作出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显然很不切实际，但是又不得不忍受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你脸上会呈现出你心中的一些苦恼……这不是醋性子，乔，这只是看上去像是醋性子的某种别的东西。”史迪威明白，尽管这样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但主要还是对自己给予兄长般的仁慈的宽慰。至于他对自己性格中的暴躁一面，一直是勇于承认和正视的，但他的这一面被他的幽默和善良品格中和了。他常以在中国的经历作证明，有一次，他在一座城镇中独自散步，情绪很坏，想必脸色也不好，但迎面来的中国商人同他搭起话，而且先鞠一躬说：“你好，教士！” “你怎么称呼我‘教士’？”史迪威问道。 商人说：“因为你的样子像一名教士。” “为什么说我像教士呢？” “因为你面目慈祥，平和，绵善……” “高兴的我笑了起来。”史迪威一提起这事，还总要加一句感慨：“别以为中国人缺少幽默感。” 史迪威在家人面前也坦然承认，自己有时“不近情理，没有耐心，很固执，闷闷不乐，粗俗……”。虽然他愿意对一切人彬彬有礼，谈吐文雅，但对那种自命不凡之辈，他往往情不自禁地用粗野的语言予以嘲弄贬斥。在他的日记里，从不掩饰自己的情绪。 稍加留意，人们就会察党史迪威容易产生厌恶的情绪，起因往往是遇到了他认为摆架子的人或装院作势的人，甚至一见到装出英国人口音的美国人，他都感到作呕。和他久在一起的同事说，“他很像一个厌世者，他的厌世心理是藏而不露的。”他的乐趣是自己寻找到的或自己促成的。如，为了随便活动活动筋骨，他就去打网球；为了保持体格匀称，他坚持越野跑步和打手球，虽然这种运动体力消耗极大，但他坚持不懈，每周可以看见他身穿短衣裤，在本宁堡的松林中轻松自如地跑两三次。他已48岁，年近半百了，仍参加了5英里长跑比赛，尽管他落在了别人后面，但他仍以能在长跑队列之中感到自豪。 在本宁堡的熟人和同级之间，本来没有令他感到不自在或惹他烦恼的人，但他还是对一些人和事抱执拗的态度，使校长坎贝尔·金将军也对他不满起来，曾三次要求解除史迪威的职务。原因是他掌握的标准极端严格。对学员的学习，除非他认为确实完全够格了，他才在成绩簿上记个“优”字。结果在他负责管理的军官中很少有人能进入军事学院，以致引起一些军官的怨恨，直到向校长那里去“告状”。而在比较平淡的兵器系里，“优”却打得很宽，学员们很高兴，因为这为他们的晋升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这也有益于显示全校的成绩，校长自然内心也感到欣喜。他每次要解除史迪威的职务，都是马歇尔出面劝阻。在校长面前，他既肯定史迪威“原则性很强，工作极其刻苦”，又承认他脾气不好，惹恼了人。而最终则是校长听取了马歇尔的意见，认为战术系离不开史迪威，史迪威在战术和技术方面已“超出时代水平”，是站在美国陆军顶峰上的。 这样，史迪威和马歇尔一起，在战术教学方面为美国陆军培养了一批优秀指挥官，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不少著名将领是在这里学习和进修过的。马歇尔在这里的任期满后，又延长一年，工作到1932年学年终结时离开，史迪威则工作到1933年。 早在1930年，大萧条即开始席卷全美国。军官职业虽然生活稳定，实际收入没有下降，但已规定军人每年一月为“无薪假期”。马歇尔知道已婚的二等兵，每月21美元供养全家确实艰难。于是，他宁肯冒违反规章制度的风险，定了一个制度：每个已婚士兵可以廉价从连队食堂买一顿热餐带回家给妻子儿女吃。这既节省了家庭开支，又省了妻于做一餐饭的麻烦。此举不仅步校的士兵高兴，也得到军官称赞。与此同时，马歇尔还主张各家喂养家畜，并亲自督促鸡舍、猪栏的修建。 在大萧条之中的美国陆军，仍然号称是世界六强（英、法、德、意、日、美）之一，而兵力还不及希腊、比利时两队人数之和。军营日渐破败，与贫民窟差不多，武器装备既缺乏又陈旧过时。美国一家杂志把当时美军在本国人和外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描绘成“一个咧着大嘴，七歪八斜地扛着一支老式步枪的傻大兵”，军队声名狼藉。1932年夏天，有2.5万名退伍军人从全国各地涌向了华盛顿，要求政府发给他们补充年金。胡佛政府竟让军队去镇压这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他们的妻子惨遭殴打，孩子们也受到摧泪弹的袭击。马歇尔、史迪威等本宁堡步校的军官们，为自己没有去干这种肮脏的勾当引为幸事。 1932年底到1933年初，大萧条的寒风使整个美国瑟瑟发抖。工厂、商号倒闭者数以千万计，每个街角都有身强力壮的男子等待施舍，因为他们纵有力气、专长，却无处可用。领取救济食品的人们，排起数英里的长队……这时美国陆军军官由1.2万人减为1万人。马歇尔被派往南卡罗来纳州组建“民间工作队”，缓和美国青年的失业问题和营养不良状况。在本宁堡步校，人们的心情也一样的沉重。 就在这时，史迪威的父亲本杰明·史迪威博士干1933年去世了！这位持有清教徒传统信念“男子不工作就是罪过”的老人，辛勤奔波一生，给史迪威留下的仅是一些债券和股票，大部分财产留给了史迪威的母亲。史迪威靠自己的薪金维持生活，他有五个孩子，在中国生活尚属优越，在国内则感到处境窘迫。但是相比之下，由于有牢靠的工作和一笔固定的收入，又显得比许多人日于好过多了。 由于史迪威自幼受父亲的影响和严谨的家教，养成了简朴的习惯。在中国期间，他们不打桥牌，不打猎，不参加外国殖民地的俱乐部活动。他们在家里待客时，摆在桌上的也是最低档的法国葡萄酒。 史迪威把他的家庭视为他的城堡，感到只有在家里才安全，用不着提防他人了。在他的家里充满了欢笑和友谊、相互体贴和轻松自在的气氛。他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同最小的本杰明呆在一起，画出稀奇古怪的动物，甚至把剪纸中的一条鲨鱼变成飞机。本杰明刚会说话时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是老的，我们是新的”，史迪威听了非常高兴。史迪威在家里外号“老爸爸”，这是孩子们给他取的。孩子们的身高、体重增长情况，在史迪威的笔记本里都有记载，就是在受困于徐州时，他的日记里还写了“今天是文思的生日”。驻天津期间，马歇尔正是从他为史文思写的书法字帖中看到了他有做教师的天才。史迪威只有在家中才真正感到舒适，但是，若在家里停留时间长了，他仍然会烦躁起来，急欲到外面去，甚至越远越好。但不论到多远的地方，威妮和孩子们在他心中的位置都是十分重要的。 史迪威总是在写东西。除了日记、小评论、随笔，还随手用破纸片记下自己零乱的念头、玩笑、趣闻以及脑海中出现的一闪而过的各种问题，表明他的兴趣十分广泛，内心世界也是非常丰富的。 在本宁堡，史迪威曾以《东方人的心理》为题作过一次讲演，澄清了一些对“义和拳”的误解和以为“中国人不可思议”的偏见。他阐明的观点是：由于中国和西方的联系被切断了许多个世纪，他们在不同的条件下发展了自己的文明，不能指望一个中国人表现得同西方人一样。他说：“尊严对他们（中国人）是最宝贵的，谁剥夺了他们的尊严，他们就与谁结成了仇敌……同中国人打交道时，不要使他们丢面子，除非你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丢脸，而你不怕树敌。”此外，在本宁堡还可以常常听到史迪威谈论中国，人们知道，他非常关注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他常说：“若有正确的领导，有勤劳和富于创造才能的四亿中国人将会居于支配的地位。我们最好是支持他们。”他所以这样说，是他预感到了有朝一日，军官们可能与这个国家打交道。 1933年5月，年过50的史迪威，在本宁堡步校的任期结束了，伴随而来的一件事，加剧了他内心的痛苦。本来再过两个月，他的长子小乔就要在西点军校毕业了。按惯例学员的父亲要参加孩子的毕业仪式。但是罗斯福总统为应付紧急情况而组建的平民卫护队缺少军官，两次调动工作岗位之间的例行假期取消了，每个军官必须直接到新的岗位报到，并不准以任何理由离开职位。史迪威几次申请延期报到，直至向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提出申请，都遭到了拒绝。于是，他带着文思和两个最小的孩子经过一星期的行程，到达加利福尼亚赴任时，他的前任却仍然在职，史迪威呆在那里无事可做。 威妮和二女儿多特代表全家到西点军校参加了小乔的毕业仪式。之后，威妮给他发了一封电报。他回信说：“这件事使我再也忍耐不住对这部机器的厌恶了。” 在本宁堡工作的最后一年，史迪威心绪烦乱，50岁了仍是个中校，使他无意再进陆军军事学院进修高级参谋课程。当布莱德雷为进修提出申请时，他说；“你为什么去学那种不想干的事？”史迪威要求派他去做外交工作，但陆军部却派他到西海岸圣迭戈训练第9军驻防区的后备队。这项任务虽然令他失望，但靠近卡梅尔，他们在那里买下了地皮，这就可以安排建造房子的事了。 史迪威在圣迭戈期间，主要是向后备队传授实战演习原则。参加训练的人热情不高，好在两个星期结业，又有他这位有名的专家任教，人们都是满意而归。1934年，他51岁了，还不能晋升上校军阶，他的军事生涯已无前程。他抱怨道：“任何一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都绝不会有我的份了！”他已到了退休的边缘。暗淡的前景使他更加“厌恶这部机器”！他忧心冲仲地同家人谈论准备退休的问题。 卡梅尔的房子已经建好，耗资27000美元。其中有他父亲留给他的股份中的钱，有威妮母亲留给女儿的钱。史迪威想，退休后只靠储蓄金和退休金肯定不行，还要找个可以发挥他的教师才干的工作，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然而，美国经济萧条时期，找工作之难，使他不寒而栗。他不敢冒然退休。他的这种忧虑和苦恼，和远在伊利诺斯的马歇尔一样。他们经常有书信来往，心绪相同，都为晋升制度的停滞状态积了满腔激愤，都对“平庸之辈被置于高位，而才华杰出的人却由于级别不够被湮没的现象厌烦透顶”！ 万万没有想到，史迪威有了出头之日！陆军部的朋友来信问他，是否希望被派往北平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这真使他喜出望外，求之不得的事情竟落到了他的面前。他很快弄到了这个职位。1935年1月，史迪威接到了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对他的任命。过去，武官是由军事情报处任命的，但现在却要作为外交使团的成员进行工作，所以由国务卿任命。史迪威的同事们都为他得到这个职位高兴，尤其是听到陆军部给这个职位增添了开支补贴，不少人为他有此幸运发来贺信，有的还在贺信中说：“此刻东方的国际局势非常有意思，非常刺激人，谁也说不上我们可能会多么快地置身其中。” 1935年6月，52岁的史迪威晋升为上校。他和威妮带着孩子们乘船前往中国的北平。一家人高高兴兴。他们的长子小乔，此时正在天津的第15步兵团服役，所以，威妮这次不仅有回家之感，还有一家人在中国团聚的喜悦。 此时的平津，已和1929年时大不一样。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又占了热河省。中队在长城内外抵抗日军，打了许多仗。史迫威的朋友冯玉祥将军率领抗日同盟军也有光辉战绩，但都失败了，日军已进入河北省。1933年，国民党北平分会总参议员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同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于是，绥远省以东，察哈尔北部和冀东，成了日军自由出入区，华北已完全处于日军的监视和控制之下。北平与天津之间，建了个30～40公里的非军事区。规定不经日军许可，中队不得入内。史迪威到北平时的危急形势就是这样。 运输船在太平洋航行之中，史迪威神情振奋，心灵上的阴云被海风一扫而光，他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他以《中国未来的局势》为题，写下了自己对形势的估计。他意识到，日本的目标是控制北起西伯利亚东部，包括中国东北、朝鲜、菲律宾，南到荷属东印度群岛，成为“远东的大国”。日本发展空军力量，在于使其本土免遭俄国的攻击，其做法是“把它的前线推进到戈壁沙漠，使俄国从另一侧作战”。所以它要逐渐侵吞内蒙和华北。平津地区的“非军事化”将扩大到华北各省，直至日本完全控制扬子江以北广大地区，而把上海留给所谓的“国民党人”。 “有可能制止这种侵吞吗？”史迪威写道：“办不到。中国人是办不到的。因为丝毫看不到蒋介石愿与日本公开决裂的任何迹象。相反，蒋介石知道自己会吃败仗，而失败就意味着后方会爆发叛乱。所以，他情愿坐视不动，控制住他能够控制的一切，指望外国的影响，帮助他保住外国企业十分集中的上海。” 这是史迪威以自己20年代的经历为依据形成的真知灼见。同时他认为，中国下一步丢失华北，列强只会“大喊大叫一番”。英国不会有行动，它想以满足日本在满洲和华北的，求得日本不与英国争夺长江流域的支配地位；“美国只会撰写照会而已”；然而大家“将再次（像接受日本占领东北一样）接受既成事实”。史迪威的结论是：日本不会遭到中国、也不会遭到世界的认真反对。 人们后来不约而同地把这个时代称为“姑息时代”。史迪威的不寻常，在于这个时代一开始，他就能了解它的进程。他由过去看到了未来。他写道；“说来似乎奇怪，（日本）每一次成功的侵蚀会越来越被视为不可避免的事而加以接受，列强越来越不愿意停止侵略。”这正是：沃伦思绪万万干，心逐浪高望蓝天；姑息时代早日了，驰骋疆场平战端。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一章 烽烟万里 出使中国任武官，卢沟桥畔起狼烟； 兵民血肉筑长城，沃伦万里闯险关。 1935年7月7日，史迪威上校到达北平。不管中国局势如何，他一到这里就感到安稳、幽静，似乎身处世界上最优美、大度的地方。15年前他到这里的第一印象立刻又浮现在脑海里。 现在，他是武官，美国驻华使馆的重要成员，身份和15年前大不一样了。他的住所是一座有百年历史的宅院，里边有许多小套院和红漆柱子，原来是为广州总督建造的。里边客厅宽敞，史迪威请人画了一幅中国山水画，挂在客厅的墙上，还购买了一些蒙古鞍毯、慈禧太后穿过的一件华丽的罩袍，以及一些珍宝、古董，陈设在客厅里。他喜欢收藏象牙扇柄的扇子，威妮也喜欢。 在社交方面，史迪威不以身份的升高而有变化。他避而不去北京俱乐部，那里的常客也不认为他是“自己人”。可是，他与作过慈禧太后宫女的一位满族皇亲——一位杰出的、有教养的女人相处融洽。史迪威的家人也常招待她。还有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经营玉器的商人“翡翠乔”等各色人物，是他家的常客。 7月6日，史迪威到达北平的前一天，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复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全部承诺日方的无理要求：撤消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东北军第51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第3团，撤免抗日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平津两市市长，禁止一切反日团体活动等等。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它使中国丧失了河北省的大部分主权，日军在华北的势力更加扩大，活动更加肆无忌惮。 日本军人在大街上横行霸道，用枪托子驱赶路边的中国人，向其傀儡行政长官发号施令，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气势汹汹的声明，大吹大擂其领导亚洲各国的“神圣使命”。显然，中国被日本征服的情况比史迫感所估量的要严重得多。与此同时，中国平民乃至官员的反蒋情绪也在增长。对日本和蒋介石同样反感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就公开拒绝奉者蒋命令撤离河北省的中央军通过山东地界。爱国的第29军军长宋哲元被留在平津维持有名无实的中国主权，每天遭到日本人的侮辱，愤懑不已。甚至胡适教授也对美国人说，国民党“已经死了，但是尚未埋葬，而一切没有埋葬的东西，都会给活着的人们制造麻烦”。 史迪威在使馆的顶头上司，是纳尔逊·t·詹森大使，一位48岁的、健壮的中产阶级人士。他1907年到中国学习语言，开始外交生涯，在汉口、重庆等城市出任过领事，1925年晋升为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1927年曾拒绝驻华公使敦促美国插手反对国民党人的要求，1929年再次到中国出任公使。他是第一位会讲汉语的驻华大使，对中国有广博的了解。他的座右铭是道教的一句格言“无为而无不为”，无论走到哪里，他总是自己书写好这几个字，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也许由于都是务实的人，史迪威和他有一见如故之感。美界颇有造诣的语言学家戴维·包瑞德上尉，是史迪威的助理武官。他们三位对中国文化、中国人都有独到的见解。每每在一起谈论起来都很愉快。 南京国民党政府极力想使各国公使馆迁人南京，以显示外国承认这个政权是稳定的。但北平的外国公使大多不想去那座泥泞的城市。政府能否长期维持下去，仍是可疑的。但各国都在南京设立了由领事或代办主持的办事处进行工作。史迪威到北平时，英美两国为了不让日本在南京的外交级别高出一头，也都把公使馆升级为大使馆。9月，詹森率全体馆员到了南京，止或以大便身份举行了递交国书仪式。史迪威身着白色军服，佩戴着各种奖章，看上去文质彬彬，是个极其英俊的武官。第二年北平使馆所在地成了美国总领事馆，但史迪威被留了下来。因为美国认为，从军事角度考虑，继续注视华北的情况是非常必要的。 1935年10月，美国大西洋舰队旗舰“奥古斯塔号”到泰国进行正式访问。史迪威的职务包括兼驻泰国武官，于是搭乘旗舰入曼谷湾登陆，到了这个东南亚唯一的独立国家。泰国原名暹罗，从16世纪起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到19世纪末，由于成了英、法殖民地之间的“缓冲国”而保持了独立地位。1939年5月改国名为泰国。它的西邻是缅甸，1858年被英国侵占，被划成了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它的东邻是柬埔寨，也是亚洲的一个古老国家，1363年被法国侵占。所以泰国的战略地位很重要，但此前的几位武官都不曾来过这里。这次泰国王室隆重接待了“奥古斯塔号”旗舰上下来的一行人，并第一次见到了美国武官。史迪威除参加宴会、社交聚会和王室人物会见外，还参观了步兵、骑兵和防空部队，编写了一份关于泰国陆军训练、编制和防御能力的详细报告。这是他作为武官要观察、研究驻在国的军事能力和意图的必尽职责。 史迪威自泰国返回北平时，已进入初冬的11月。日本在平津非军事区以北集结了重兵，对宋哲元将军施加压力，要他宣布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和山东等5省脱离南京政府，以完成日军割取华北之计划。宋哲元这次奉南京政府旨意，在日本压力下依从了。但是，他并没有屈服，他指望南京能作出抵抗的决定，但蒋介石却按兵不动。 此时，美国使馆看到，蒋介石不敢冒险同日本对抗，而宋子文却对报界说：“是抗战的时候了，即使战败，也胜过不战而放弃一切。”史迪威问詹森大使怎么看？得到的答复是：蒋宋二人意见相左，美国的政策要看哪一种意见取胜而定。 日军肆无忌惮，在平津一带举行军事演习进行恫吓。11月25日，国民党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宣布冀东22县脱离中国政府，日本要宋哲元12月10日前宣布“华北自治”。中国人的怒火骤然爆发出来了！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大规模抗日游行。史迪威观察到了这个如“五四运动”一般的“一二九运动”。当时路旁的行人，都为游行的学生们鼓掌，一同高呼抗日口号，好多人不顾军警的阻拦加入了游行的队伍，甚至连黄包车夫也振臂高呼起被禁止的抗日救国口号。这次游行立即扩大到全国各大城市，势不可当。向南京政府请愿的学生们，乘上京沪线火车，沿途劝说人们迫使政府立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随后几个月里，北方民众中出现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救亡联盟”等抗日救国团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口号，在各阶层民众中广为传播，并受到热烈拥护。 史迪威在这期间，不断看到《大公报》等中、英文报纸上有关红军长征的报道。1935年底，他着手整理了一本“关于中国情况”的小册子，也给别的武官看过。1936年2月，英国大使馆在一项照会中，还专就史迪威提供的小册子“很有意思”，表示感谢。史迪威当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但他熟悉并同情中国农民的苦难，所以他把的出现，看作是农民遭受压迫的结果。小册子中有这样的话： 由于受饥荒、旱灾和沉重的租税、利息的压力，中间人 和地主的压榨，他们自然要奋起改变所有制，这就使他们成 了人——至少这是对他们的称呼。他们的领袖采纳了 的方法和口号，但是，真正追求的，是在合理的条件 下拥有土地。 史迪威的资料，大部分来自报纸，也有他的朋友提供的。当时他在西点军校的校友、驻天津第15步兵团团长林奇上校曾对他说，1932年他从菲律宾来中国休假，在江西看到了军队，他们不抓壮了，却给士兵发饷，而且不允许他们欺压老百姓，这种做法与南京政府控制下的地区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还有一位副领事，说他在云南看到长征的军队士气高昂，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目标一致。虽然他们装备简陋，吃不饱饭，疲惫不堪，但他们是由经历过艰难困苦磨练过的人领导的，他们作为一个组织，表现出了自太平军以来不曾有过的献身精神和无私品德。 1936年2月20日，、彭德怀指挥红军长征到陕北，和陕北红军会师的13000人，以“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在山西汾离公路南侧的石楼、隰县城郊和中阳县关上村的战斗中，歼灭阎锡山的两个团又两个营，并在孝义县兑九峪地区打退阎锡山的反击。随后红军在晋西北、晋南、晋东南的20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进行抗日宣传，历时两个多月，歼敌约7个团，扩大红军8000人，胜利回师陕北。 3月末，史迪威到太原和汾阳调查了这次军事行动。他给陆军情报部的报告说，红军是在“寻找维持生存的新地盘”。他还写道：“他们的情报工作搞得很好。组织健全，战术高明。他们不要大城市，甘愿在农村过艰苦的生活。他们的武器装备很差，然而却把政府军吓得要死。” 史迪威还发现了丢下的传单、布告、宣言，强调他们代表全体中华民族的利益；用“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了“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政策方面有了“不废除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欢迎华侨资本家到根据地去发展工业”，“成立国防政府”等条文。史迪威认为，他们知道民族战争比阶级战争的号召力大，而且能使他们和北方人接近。 詹森大使预料，中国民族抵抗运动的发展，“将是迫使日本使用武力的因素，这也就会使世界各国再次陷入尴尬境地”。但是，蒋介石知道，同日本人促和必将危及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授人以柄，使人和他的其他许多对手能鼓动国人反对他。南方的李宗仁、白崇禧集团已经在利用采取抗日行动的要求作为借口，再次企图赶他下台。所以，蒋介石在私下里也谈论武装抵抗日本，用意是指望美国提早而不是过晚地给他援助。这时，詹森听到了蒋介石给他捎的口信，说他的政策是继续对日本进行武装抵抗。詹森说，必须马上查实这种意图的虚实、真伪，免得使美国处于尴尬境地。怎么查实呢？史迪威认为，看看他们是否在进行对日作战准备就会清楚。这差事自然又落到史迪威身上了。 史迪威的第一站，是到广西会见李宗仁。他先到了广州，视察了军官学校，发觉毫无抗日准备的迹象。后乘江轮到梧州，再乘坐长途汽车前往南宁会晤了李宗仁。了解到确有蔡廷锴、程潜等一批将领要求蒋介石武装抵抗日本的进攻。 第二次出差，是了解扬子江北军队的部署情况，由此可以估计出中国政府是否在准备进行认真的军事抵抗。史迪威到了徐州、开封和洛阳，又返回徐州，乘大运河的货船北上。在观察了部队位置，辨明部队番号以后，他在报告中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计划地作抗击日军进一步蚕食的防御部署。没有增加兵力，没有训练和调动。”他断定：中国政府“根本没有作任何准备”。这份报告正本发给了军事情报部，詹森大使把抄件送给了国务卿。然而，史迪威由此对蒋介石的所谓军事才干更加藐视。他在日记里写道： 他——蒋介石，可能就没打算采取什么行动，若不然就 是他对准备用第一流的部队打仗的含义全然不知……如果他 真的打算沿着陇海路作战，那他要么是个大笨蛋，因为到现 在尚未做好准备；要么是个傻瓜，因为他自以为打响以后可 以立即投入战斗并能阻止住敌军。若蒋真想坚守陇海线，应 加国铁路，在南边铺设支线。在铁路以南地区修建公路网。但 是现在未采取任何行动。 为了对中事力量作出估计，史迪威还在7月、9月两次去南京调查研究。他视察了步校和炮校，结识了后来成为他的祸根的何应钦。他估计中央政府的军队（不含非正规军）总共130万人，地方军队36万人。现有36名德国教官在黄埔军校任教，并通过他们的关系办妥了购买德国武器的交易。然而，史迪威认为，由于政治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仍然无法把中队统一整编为国民军。蒋介石不是摧毁旧事物的活动家，他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只是保持一切的保守者。 史迪威在南方，在中原，在南京都找不出蒋介石要对日本进行武装抵抗的迹象，最后又到了长春，见了“满洲国”的外交部长，日本人大桥先生。大桥对史迪威说，他们在阻止俄国实现把亚洲赤化的目标，这是日本面临的一场“极大的危机”，必须在今后三五年作出决断。这时是1936年9月。 由以上各方面看来，蒋介石给詹森的口信，证明完全是谎话。10月，蒋介石调兵遣将，准备对人发动第六次围剿时，要求美国劝说日本对他不要采取什么行动。同时，一个中国上校带着上司的建议找到史迪威，说“如果美国采取行动，是能够制止日本的”，否则，日本终将控制中国的资源，这将有损于美国。对此史迪威在报告中说，“看来这再次表明，中国总想让别人来干他们不敢干的事”，或者说“他们不打算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抵抗日本”。史迪威再次断定，“无为”代表了一些中国人的特性，他们天生讨厌影响正常生活的事件。这话听来尖酸刻薄，但确实道出了当时蒋介石及其政府的真相。 1936年12月蒋介石到西安去发动第六次“围剿”，指挥这次m围剿的总司令张学良和东北军不想打。因为他们是被日本人强占了家乡的流浪者，他们要夺回自己的家乡，蒋介石却逼迫他们去打。于是，12月12日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果断扣押了蒋介石的“西安事变”。 在蒋介石命运未卜时，外国武官们奉命赶到洛阳。史迪威是在圣诞节那天到洛阳的，正好蒋介石乘飞机也到了洛阳。使全世界都大吃一惊的是，扣押他的张学良将军也一起到了洛阳。蒋介石的声望提高了，而张学良却被软禁起来。 西安事变后出现的民族团结与合作的迹象，使西方人印象良好。的部队编成了隶属南京中央政府的第八路军，并在南京、上海、西安等城市设立了办事处。延安的报刊也可以在各地发行了。 詹森大使的报告，使华盛顿认为，中国“为实现政权民主化的真正努力终于开始”。但是，史迪威对“西安事变”后出现和解的表面现象没有这样乐观。1937年初，他对中国形势的估量是：“目前中国关于民主的议论，是毫无意义的空谈。（南京政府）将推行拖延政策，硬说正在准备战斗，其实并不想打……”史迪威又写道：“中国十分软弱无力，对付日本的本钱，仅有地广人多和仇视。中国既没有领袖、士气、团结、弹药，又没有统一筹划的军训。一旦发生战争，日本可以封锁中国的港口。” 史迪威在此期间，对中事，包括红军的作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使他看到了中国人的天资和潜力，加强了对中国改变现状的信心。1937年6月，他和法国武官上校动身去绥远、内蒙古等地考察，然后步行到平汉线上返回北京。 1937年7月7日，史迪威的武官处得到一个通知：日军今晚在卢沟桥举行军事演习。第二天清早，武官处获悉，中日军队开枪打炮，发生了冲突。武官助理包瑞德少校和戈特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况。他们看到一排日军守着一具日军尸体。中国守军说日军开炮轰击了宛平城，要中国守军交出枪杀日军的中官。宛平守军指挥官拒绝日军提出的条件。双方正举行谈判。史迪威已获悉，大批关东军正穿过长城。他和包瑞德一致认为，日军要采取行动强占华北了。后来事实证明，这就是中日战争的开端。 第三天，史迪威乘车去宛平，突然遇到中日双方的猛烈交火，转头回到了北平。他立即组织了情报小组，密切注意战局变化和日军动向（他的儿子小乔也是情报员之一）。他为了便于让全世界及时了解日军侵略关内的真相，把武官处发往美事情报部的报告，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供记者翻阅。 南京的沉默使史迪威感到没有指望。但蒋介石的庐山讲话，宣布在华北不能再放弃阵地，并说同日方达成任何解决协议，都不得损害中国的主权。这个讲话表明中国已忍无可忍，必须进行武装抵抗了。北平人听过广播后激动不已，敲锣打鼓上大街游行，表示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 不幸的是，这股热情随后又平静下来。史迪威感到愤怒的是，日军已犯下种种罪行，美国政府却迟迟不表态。日军已控制了北平，只在城外还有宋哲元的部队进行英勇抵抗。威妮到秦皇岛去送大女儿、二女儿回美国，要到8月才回来。史迪威孤独一人，情绪抑郁，认为华北算是完了！ 7月29日，日军飞机轰炸天津，重点却是南开大学。这和日军过去打朝鲜时一样，始终是有计划地破坏民族觉悟的源泉——学校。日军还在通往天坛的路上伏击了一支中国部队，史迪威和包瑞德一起到现场观察，看到30卡车的中国士兵全被打死，无一人幸免。与此同时，驻通县的伪保安队听说中队打了胜仗，信以为真，于是杀了大批日本官员和傀儡官员，但是随后便被日军的增援部队消灭了。整个通县城变成了一片废墟。 平津地区的中队全撤走了，日军成了这里的“主人”。史迪威对中国政府缺乏统、的防御政策和计划感到失望。中央政府、蒋委员长这时方调集兵力进行作战了。两广部队愿效力中央，白崇禧到南京担任了参谋总部次长，大批川军正开往前线，的部队编为第八路军，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已在陕西誓师，正向华北敌后挺进。 9月24日，日军占领保定。3万日军兽性大发，在保定恣意烧杀奸淫抢掠长达一周之久。日本兵像鬣狗般的凶残，越是得手越发贪婪嗜血。9月25日，八路军的第115师在平型关歼灭日军1000多人、打了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一个胜仗，人民受到振奋，蒋委员长也给予褒奖。这也引起了史迪威的注意，认为掌握了确实值得研究的战术。几个月后，史迪威同到过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并随军转战几个月的史沫特莱，花了整整半天时间，探讨、分析平型关战役和八路军的高超战术。 8月中旬开始的上海保卫战，整整打了3个月，打破了日军要3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使全世界关注中国。中国被看成是在为民主国家而战，大批记者拥到中国来采访这场战争。蒋介石的目的本来就是想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他调重兵保卫南京，设想南京有外国使馆，会把外国牵扯到战争中来。然而，在中国实际出现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大撤退。 在北平，史迪威不得不同日本占领军打交道。为此，他从东京借调了一名语言教官——马克斯韦尔·泰勒上尉（后来曾任美军参谋长）。在日军占领张家口后，他们两个人在日军大佐陪同下前往张家口参观。史迪威提出了一些令对方难堪的问题，被铃木将军轰出了办公室。他怒不可遏！后来，日军飞机在美国使馆上空150英尺的低空盘旋，进行恫吓，他被气得暴跳如雷。只是出于职责需要，在泰勒劝说下，他才违心地面带笑容同对方交往。史迪威难以忍受这种屈辱，一再要求华盛顿对日施加压力。然而这不但毫无结果，还接到了陆军部转来的指示：“切勿采取任何会使我们卷入战争的行动。”并按这个指示精神，撤销监视日军调动情况的观察站。不久，日军又安排美方人员到城外参观，日方特意通知史迪威说，邀请的人员名单中没有他。史迪威在给美国的大女儿、二女儿的信中说：“我自7月8日以来发泄的怨恨，加在一起，足以浮起一艘战列舰。” 进入9月前后，每天都有成批的外国人员家属离开中国回国。美国国务院唯恐美国侨民发生意外，鼓励侨民回国。9月7日，总统颁布命令，要全体美国侨民离开中国。同时，国务院和海军部也命令所属人员的家属全部回国。但是，陆军部却没有给史迪威下达任何这类指示，他的家属—一他的两个女儿后来又从美国来到中国同他们在一起——一直呆在中国，直到他1939年离任回国。 1937年12月，史迪威离开北平，乘船从海上绕过山东半岛，然后由陇海线到郑州，再向南到达汉口。从南京迁来的国民党政府和各外交使团都在这里。在此后的8个月当中，这里是中国的首都。蒋介石把他的总部设在武昌，外交使团挤在汉口江畔租界区的几幢洋楼里。美国海军长江巡逻队的旗舰“吕宋号”停泊在江边。市区一片混乱。 史迪威到达汉口一周后，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本人想就此胁迫中国结束战争。他们实行的残酷杀戮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中国，认为与其毁灭不如同日本言和的人大有人在，其中有的是政府官员，后来投降日本的汪精卫就是他们的代表。但不容许投降，反对与日本达成和解的占大多数。史迪威写道：“蒋介石无法罢手。他向全国发出过号召，全国人民作出了响应，现在不得不继续打下去。”17日，蒋委员长公开重申全力以赴继续抗战。他说：“日本的军事力量终有枯竭之日，到那时，中国就能取得胜利。”这时，日本在大陆上的兵力已超过100万人。詹森大使说：“中国现政府既不能同日本媾和，也不能同日本决战。” 12日，发生了日本飞机袭击美国停在长江的“帕奈号”炮舰事件。舰长等48人负伤，2人死亡。史迪威坐立不安，焦急万分。因为他的助理武官罗伯茨上尉正在舰上。但直到下午他才得知罗伯茨平安无恙，而且当舰队长负伤后，他代理指挥，领着水兵们上岸，表现不错。日本随后就“帕奈号”事件表示了歉意。史迪威见政府不再追究日本人，怨恨、抑郁的心情更加重了。 由于中政部不准史迪威到前线去，只准他在汉口，他得不到关于战局的任何可靠的情报，派到战场上去的助手也搞不到任何东西，他的“醋性子”发作得特别厉害。他正式请求外交部允许他到前线去看看，仍未获准，只有怒气冲冲地呆在汉口。他有个黑封皮的小本子叫“伤感簿”，专门记载令他不快之事。而这一段的不快一个连一个，“伤感簿”差不多要记满了。 令史迪威开心的是，他竟和15年前的老相识冯玉祥将军在武汉重逢了！冯是来找他的“把兄弟”老蒋，要求改组政府，让人入阁。他们谈得很痛快，史迪威写道：“这个老家伙看上去身体挺好，满怀希望，说他还能继续打半年仗。”当时，史沫特莱在援华委员会工作，到了武汉。史迪威常去找她谈论人的情况。有一天，她正往一辆卡车上装东西，史迪威问她装的是什么？她说：“药品。”史迪威说：“我告诉你一件事，国际红十字会的仓库里堆满了新运来的药品，其中还有新的黄胺药品。”他让史沫特莱到仓库里去要一些来，给她喜欢的军队去用。 史迪威就在这时通过史沫特莱结识了在汉口的代表周恩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周恩来向他讲了、主张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全民抗战的方针，八路军“独立自主”的作战原则与意义，这些对史迪威是完全生疏的。叶剑英知道他是自北平来的，告诉他八路军的贺龙将军在晋西北，刘伯承将军在晋东南，还有聂荣臻部、肖克部、吕正操部，在晋察冀三省广大地区、平津保城市周围收复了国民党军队丢掉的国土，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北平西山门头沟一带都在八路军手里。听到这些，史迪威感到亲切、振奋。他曾听说，叶剑英年轻时曾是孙中山的警卫上校，是东洋式“刺杀”冠军。作为军人，史迪威对周、叶都怀有敬意。他们一道进餐后，史迪威深感领导人“谈吐坦率，举止彬彬有礼，态度友好，同国民党身着毛领大衣、脚穿踢马刺靴的新式拿破仑们形成鲜明对照……那帮家伙一个个装腔作势，盛气凌人”。他后来总是说，周恩来仪表英俊，很有涵养，文质彬彬，深得外国人喜爱。提到叶剑英，他总是说，同大多数红军战士一样是好样的，稳重，才干超群。同这些为中国革命的理想奋斗而没有被权力腐蚀的热诚而精力充沛的人交谈后，史迪威感到他们同国民党将军那类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隙”。 当史迪威获准可以到外地去时，他先到了江西和湖南，发现前线已经沉寂下来，但没有一处在进行和谈。后来，他又到了河南的第32军军长商震那里，并随他到了徐州，终于看到了中国的前线部队，但他马上又产生了悲观情绪，因为他们毫无进攻的打算。他抱怨“蒋介石根本不是个军人”。后来在汉口他第一次见到了从华北八路军中归来的卡尔逊。卡尔逊撰写的关于八路军的报告，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卡尔逊十分钦佩朱德总司令和八路军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史迪威一样，厌恶国民党官员的萎靡不振。两个人都认为，南京的失陷，中国的惨败，“主要原因是国民党行政”，“他们对祖国的前途毫无责任感”。 1938年开春，史迪威听了周恩来赞扬第13军在南口的战绩后，要去安徽前线参观汤恩伯将军指挥的这个军。但是陆军部电令他立即到兰州去了解俄国向中国提供援助物资的情况并写出报告。这要取消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争得的去安徽前线的机会，他发怒了，他提出种种借口直到几乎违抗命令的地步。陆军部电告他，这是总统要求做的。总统要知道从各种渠道，包括从香港、印度支那、缅甸以及从俄国经由陆路运往中国的武器的种类和数量。史迪威知道这个背景后才不再争辩，只得在去往兰州的途中度过他的55岁生日。 他先乘火车到西安，前往七贤庄拜访了八路军办事处，找了西安城里的传教士，查清八路军从未得到过俄国的一枪一弹，对于俄国援助蒋介石军火也一无所知。然后他乘长途汽车经过四五天的颠簸赶到兰州。这里有很多白俄，他搜寻各种线索，买通俄国宾馆的雇员以获悉俄军到达的人数。他询问哨兵、警察、公共汽车司机、旅馆老板、侍者、甘肃省政府主席及其秘书以及藏族翻译、汽车销售商、中官、飞行学员、蒙古族人。虽然史迪威的活动受到限制，谈话被人偷听，但他还是观察了飞机场，弄清了俄军提供的飞机有300架，其中30架停在基地里供训练飞行员使用。他还搜集了运送弹药和燃料的车辆的数目，然后根据行车距离和往返时间估计出一个月的运输量。总的说，运输量同经海路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史迪威断定，这条线路主要是防备广州陷落后作为一条应急补给线的。 4月15日，史迪威回到汉口。由于中队在台儿庄第一次打了大胜仗，全国人民高兴得发狂，把过去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台儿庄是日军向徐州推进必经的一个小镇。在桂系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这场战斗共打了17天，日军伤亡16000人，损失40辆坦克、70辆装甲车、100辆汽车和许多大炮。这是日军现代化以来遭受的第一场大惨败。在大战中汤恩伯那个军是增援部队，打得很好，史迪威如果不去兰州，正好同他们在一起。但他和一些支持中国的外国人一样，认为中国没有乘胜追击，已经丧失了良好战机。他对参谋次长白崇禧说：“中国人永远听不进发动进攻的主张！” 史迪威到台儿庄现场参观时，同李宗仁谈了话。坦率地抨击了不乘胜追击，向日军发动进攻，就想以拖垮日军而取胜的想法，认为中国抗战的前途令人悲观。李宗仁对这位美军上校的看法印象很深，他要史迪威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大笔贷款，以使中国购买作战物资。李宗仁恳切地说，帮助中国可使美国自身取得可靠的保障。到8月30日，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洛辛·巴克拜访史迪威，了解中国的军事形势，史迪威陈述了李宗仁将军的观点，巴克随后在给财政部长摩根索的报告中写道： ……史迪威上校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我国政府应奉行 更加积极的政策。我国以提供贷款和军事装备的形式帮助中 国，对我们本国也是一种很好的防御措施，这比我们仅仅生 产本国需要的国防设备要好得多。即使把生产本国防务装备 费用中极小的一部分提供给中国，起的作用也会大得多。 财政部长摩根索同意史迪威的观点，认为“我们太平洋地区保住民主政府的可能性只有一点点了”。他力促罗斯福总统向中国提供贷款。1938年12月，美国政府通过进出口银行安排了2500万美元贷款。所以，就在这个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夫妇接见了史迪威，赞许他办了一件大事！ 台儿庄大战胜利后，中国的对日作战使美国产生了深刻印象。记者、传教士和其他观察家，都集中宣传中国值得赞扬的方面，只字不提中国的缺点和弊病。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成了被理想化的形象。《时代》杂志把“蒋委员长夫妇”的照片刊登在一期封面上，称为被选就的“1937年夫妇”。该杂志的发行人亨利·卢斯，生于中国，父母都是传教士，他崇拜蒋介石夫妇不是偶然的。而封面上这对夫妇清高地凝视着前方，表情严肃而从容，博得了读者的赞扬。 台儿庄大战后，日军重新发起进攻，5月底，徐州失守。同时日军另一路部队从华北南下，企图在开封以北强渡黄河。整个中原地区，包括武汉本身面临危险。蒋介石这时不是组织军队进行抵抗，而是孤注一掷，不计后果地求助于黄河。他命令商震将军在日军先头部队过河后，立即炸毁郑州大堤。后来商震对史迪威说，蒋三番五次打电话催问，督令执行。商震一直拖到他的部队撤到安全地带后才炸堤。炸药爆炸了！目击者都惊骇万分。当时在场的杰克·贝尔登报道说：“混浊的河水涌过黄河故道，卷起巨大的旋涡，翻腾着冲击堤坝上炸开的缺口。突然，随着一阵天崩地裂的巨响，河水冲开缺口，汹涌地冲向地势低洼的地区，咆哮着向东奔人大海。11座城镇、4000座村庄被淹没，3个省的庄稼和农田被毁坏，200万人流离失所，四散逃荒。日军暂时被挡住了，而在这片幅员辽阔的灾区里，又积起干百万平民百姓对蒋氏政府新的仇恨！” 1938年8月，日军决定向汉口推进。史迪威是从北平回到汉口的。人要求政府动员15万工人、学生和市民青年组成一支部队，由一批“革命觉悟最高的青年担任先锋”。但蒋介石根本不相信在日军进攻下能守住武汉三镇，更不希望看到一支由人控制的工人骨干队伍，此事只好作罢。史迪威悟出了蒋介石的战略：宁愿拖垮敌人，不同日军交锋。中国的防御战节节失利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史迪威同英、法武官，还有位曾在西班牙采访过一年的摄影记者卡帕一道前往前线。但英国武官中途告辞了，法国武官染上了痢疾，返回汉口不久就死了。史迪威和卡帕连夜朝前走，离前线越近，受到的欢迎越热烈。他们爬上一座高山，沿长江朝德安方向眺望，发现士兵从湖的后边拖出各种各样的大炮，说是拖到可以使用的地方去。史迪威后来到了那支炮兵部队，参观了一个75毫米口径的火炮群，官兵们告诉他，不敢拿出来用，因为拿出来就可能失掉它们。史迪威感叹道：“要等到战争结束后，就什么用也没有了！”他们参加过上海战役、徐州战役，但没开过一炮。 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空军身上，但空军一直不中用。驾驶员和领航员，是从知识层挑选来的，他们缺乏尚武精神，伯在同日军作战中牺牲。1937年，蒋介石聘请美国著名战斗机驾驶员陈纳德上尉来为他筹建空军。陈纳德因耳聋和有意见分歧而从美国空军退役。陈纳德很得蒋介石的赏识，1938年晋升为中国空军上校，开始实施一项建设机场的庞大计划。但他培训驾驶员的工作不怎么成功，于是回美国招募雇佣兵，组织一支志愿军，以保卫中国领空。 蒋夫人宋美龄是在汉口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人之一。9月间史迪威拜访过她，发现她“非常有魅力，聪明，待人诚挚”。虽然她承认自己说了许多宣传性的话，但是，她工作干得很出色。那次会见后，史迪威给她送去了一束鲜花。 10月，史迪威又前往华南前线。步行15里，到王亮峙上校的指挥所里，观看了德安争夺战。那场战斗打了5天。起初王上校控制着一个高地，后来被迫撤进城里，战斗继续逐屋进行。王上校到夜间带领一批人，穿过狭窄的街道，袭击日军。战斗一直打到后半夜和第二天。他的部队原来1500人，但撤离战场时，只剩下不到400人了。史迪威通过观察这一类战斗，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在给陆军情报部的报告中说，中国的防御战术，肯定会造成不必要的失败。中队缺少飞机、坦克和大炮，遇到日军的这些武器时，只敷衍了事地抵抗一下，就轻易放弃了阵地。中国最大的失策是没有利用自己最大的财富——人力。中国士兵的素质极好，但他们遭到愚蠢的领导人的贻误和背弃。史迪威推论说：“假如让中国士兵吃饱，供给他们精良的武器和装备，好好关心他们……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在10月21日至25日这5天时间里，日军不仅占了汉口，而且占领了中国最后一个出海口广州。史迪威不在汉口，没有目睹日军入城。他离开汉口到了长沙商震的司令部里。长沙是新防线的中枢。但战局变化不定，他和前线部队、外国同僚、记者和大溃败中流离失所的人一道转移。 来自广州、南京、徐州等城市的人群、货物和各种设备，天天往大后方转移。人们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长途跋涉。纤夫们弓着腰，背着沉重的纤绳，顶着湍急的江水，拖着船穿过一座又一座峡谷。大学的教职员工、学生，兵工厂的工人，农村的苦力，形成长长短短、各有重负的大迁徙的队伍。中国劳工、普通民众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使史迪威惊叹不已。 史迪威和中国部队的几个师保持着联系，和指挥官们研究战局发展，在混乱中弄清真实情况。他们一起向南走，经过衡阳到了广西的桂林。他发现这样走要等到1939年2月才能到重庆，这是不行的。于是，设法在一辆小汽车上弄了个座位，沿着唯一的一条汽车公路，经过贵州，抵达重庆。因为他将在1939年5月结束任期，在重庆停留的时间不过十来天。 重庆是座有500年历史的名城，如今是中国的首都。应史迪威的要求，蒋介石定于12月28日会见他。这次会见仅有15分钟，但蒋氏夫妇是愉快的。史迪威也说：“非常融洽，两人看上去都非常健康。他们相当坦率，给了我一张签名的照片，并向我表示赞许。”史迪威回到北平以后，把照片挂在了卧室的显眼处。 1938年的最后一天，史迪威乘飞机离开重庆到达昆明。昆明已是中国的空军基地，是滇缅公路的起点。他下榻于湖宾饭店，晚上同陈纳德共进晚餐，彻夜长谈。 1939年1月，史迪威心绪安定之后，在给陆军情报部的报告中认为，美日之间爆发战争势不可免，在这个前提下，中美是盟友的关系。他概述了对中国领导人蒋介石的看法。他写道：“在蒋介石的指挥系统中，通常存在的混乱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本人直接造成的。”其原因，史迪威认为，在于蒋介石总是怀疑有人反对他，不信赖自己的部下，不想让部下掌握应有的权力，而总是把尽可能多的指挥权握在自己手里。他“首先考虑的是他本人，控制最精锐的部队和物资，以使自己的地位不致受到威胁”，“从来不肯把好大炮分配给各师使用，因为他不希望自己手里的任何东西被别人拿走，他只让各个师有机枪和迫击炮……他总是盘算着如何把军备省下来，留待将来他的地位一旦受到威胁时使用”。当然，这些情况主要是史迪威观察和体验到的，有的则是蒋的部下的抱怨。他所以坦率直言给陆军部，是他的职责使然。他对中队的评价是肯定的，他认为，中队如果能得到美国的充分帮助，是能够卓有成效地抗击日军的。 史迪威在日本占领的北平生活，十分烦恼，他很少离开自己的宅院。但是，他的懂日语的助手，坚持要他拜会一次日本的同村将军，认为这是不可少的外交礼节。他勉强去了，回来便列了一张日军素质优劣对照表，长处列了6点，列出的缺点却有26条，其中不少条是在中国的外国人都会有同感的。然而，使史迪威精神上真正受折磨的是美国政府在日本侵略面前的消极被动态度。例如，美国仍在向日本出售废铁，他所希望的那种行动协调一致的军事抵抗始终没有出现。 1939年5月，又一个美好的春天，史迪威离开他最钟爱的中国古都北平。依依惜别之情，在他心底深处掀起层层涟漪。他们一家人从天津乘船前往塘沽，同行的还有使馆馆员的妻子埃德蒙·克拉布夫人。当他们要在甲板上打开午餐篮子准备聚餐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具溺死的男尸从船旁漂过，那具男尸的双手还紧紧地抱着一个淹死的孩子，孩子身上系着一块船民用作救生工具的木板……。大家默然无语，收拾起午餐食品，回船舱里去了。正是：渤海湾里远航船，血雨腥风不扬帆；京华四年转眼过，再见京华难上难。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厉兵秣马 德魔日寇逞凶狂，绥靖政策终泡汤； 亡羊补牢犹未晚，晋阶加官备战忙。 话说 1939年9月，史迪威乘坐一艘陆军运输舰，经过长达4个月的海上漂泊，终于回到了美国。从战火纷飞的中国大陆踏上离别四年的美国土地，史迪威似乎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时的美国正沉醉在罗斯福“新政”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之中，人们对欧亚两大洲日迫一日的战争威胁表现出近于茫然无知的冷漠。史迪威虽然回到远离战争尘嚣的祖国，并且刚刚得到一个令人喜悦的消息，但他的心里一点也不感到轻松。 那个好消息是他在回国的航程中听到的。8月3日，当他乘坐的运输舰驶近檀香山时，美国的广播电台里公布了他被晋升为准将的消息。原来，乔治·马歇尔就在史迪威离华前的几天，越过了32位军衔比他高的军官，出任陆军代理总参谋长。马歇尔没有忘记这位曾与之在欧洲战场、天津步兵第15团、本宁堡步兵学校三次共事，并且十分赏识的老朋友、老部下。他上任后最先提名晋升准将的两个人里，其中就有史迪威。史迪威的朋友们纷纷写信向他表示祝贺，特别是一些和他有着大体相同经历的“不走运的中国帮”，更为他而感到高兴。他本人也完全有理由为此而感到欣慰，因为在军官生涯中从上校升为准将是一道不大容易迈过的台阶；而迈过了这道台阶，就意味着年已56岁的史迪威还可以在美国陆军中大显身手。 但是，晋升军衔的喜悦，并没有能冲淡史迪威心中的忧虑和怨恨。就在他踏上美国土地的时候，德国于9月1日出动57个师、2500多辆坦克和2300多架飞机，对波兰发动了闪电般的突然袭击。德国的战争行动震撼了整个世界。不到一年以前，英国人和法国人曾经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拱手送给了希特勒，希特勒也信誓旦旦地表示，德国绝不再提出任何领土要求。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但是，不到一年，德国的坦克集群就轰轰地开进了与英、法订有同盟条约的波兰。事实已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绥靖和妥协，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刚刚从中国回来的史迪威也清楚地知道，东方的日本也是迟早要对西方国家惹麻烦的。在中国，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人那种大和民族不可一世的骄横和武士道精神的战争狂热。1939年2月，日军占领了中国的海南岛，直接窥伺南洋一带的英、法、美属地。6月，日军武力封锁了天津英租界。随后又在上海、厦门的公共租界里寻衅滋事，向英、美施加压力。这种日甚一日的战争威胁，不能不使史迪威感到深切的忧虑。 然而更使他感到愤愤不平的，是英美等西方国家在法西斯强盗咄咄逼人的侵略气焰面前，竟表现得那么麻木，那么软弱，那么无所作为。面对日本武力封锁天津英租界，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竟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东京签订了《英日初步协定》，宣布“完全承认”日军通过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既成态势。年初，罗斯福总统向国会建议修改《中立法》，废除武器禁运条款，以便向被侵略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但是，孤立主义者在国会辩论中明显占了上风，众参两院于6、7月间先后作出决议，拒绝修改《中立法》。不少的美国人还沉溺于“孤立主义”的幻想之中，他们以为东西两面浩瀚的大西洋和太平洋，构成了美国大陆的两道天然屏障。只要美国不主动卷入战争，谁也对它奈何不得。由于孤立主义思潮的盛行，使美方关于扩充编制、更新装备的要求很难得到国会的批准。作为一名有强烈爱国心和责任感的美人，史迪威对这种在战云密布的情况下，仍然不重视充实美国国防力量的偏狭之见，心中充满了怨恨。 史迪威怀着十分复杂、矛盾的心情，接到了对他的新的任命——出任驻扎在得克萨斯州萨姆豪斯顿堡的步兵第2师第3旅旅长。 就任之前，他有一个月的休假时间。利用这段时间，他先去了西点军校，向那里的学员做了关于中日战争的专题演讲，介绍了日军的编制、装备和作战特点，也介绍了中国抗战两年来的一般情况。史迪威用通过直接观察得到的经验，使这些未来的军事指挥官得以生动地了解现代战争的进展。 离开西点军校，史迪威又去了华盛顿，向统帅部详细汇报了中国战况。在那里，他看望了身居高位、春风得意的马歇尔。马歇尔已在9月1日正式就任美军总参谋长，并从少将直接领受了临时上将军衔。史迪威毫无拘束地向马歇尔陈述了对远东局势的看法，表示了对美日之间不久就会爆发战争的极度忧虑。他认为，华盛顿的高层人物对远东局势的危险性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理解，并且抱怨那些人也许根本就没看过他在武官任上就远东问题所写的报告。 马歇尔十分了解这位性格直爽的老朋友，对他在慷慨陈词中不时夹带的尖刻语言并不在意。他认为远东形势确实十分紧迫，美队必须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他对史迪威说：“乔，你的任务就是到萨姆豪斯顿堡去，帮助我们完成这项任务。” 9月24日，史迪威来到得克萨斯正式走马上任。作为一名将军，他已可以享受配备一名副官的待遇。他想到了曾在中国跟随他四年的弗兰克·多恩上尉。多恩1923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当时38岁，正当年富力强之时。他多才多艺，思想敏捷，是个活泼潇酒的单身汉，还带有一点和史迪威极为相似的高傲。多恩愉快地接受了史迪威的要求，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他成了史迪威的重要帮手。 史迪威所在的第2师，满员率只有50％。但这在当时的美军中已经很不错了，这个师是美国仅有的三个编成步兵师之一。当时美国陆军总兵力只有17.4万人，在世界各国武装部队的排名中，位于葡萄牙之后，保加利亚之前，名列第19位。除了第1、第2、第3师是有一半兵力的编成步兵师外，另6个步兵师只是空架子，二个骑兵师每师只有1200人，其他部队以营为单位分驻在全国130个营地。当年美国陆军参谋部战争计划处曾呈交了一份研究报告，题为《我国国防系统中最严重的薄弱环节》。报告尖锐地指出，当时德国已拥有90个师，意大利能集中45个师，日本仅在中国战场就使用了50个师团，而美军却连一个满员的战斗师都没有，这种状态已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难怪史迪威和其他将军们对美国国防力量的不足与毫无战争准备忧心仲仲、牢骚满腹。 欧洲战争爆发以后，陆军的情况开始有了一点改善。国会批准了一项补充拨款法案，给陆军增加了一些军费，同时还同意把每年度征兵16.5万人的限额，增加到21万人。尽管军方对此并不感到满足，但在当时“孤立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仍然争论不休的情况下，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美军参谋部根据这一情况，决定将原来每师4个团，约2.2万人的四四制编制，改为每师3个团，约1.1万人的三三制编制，并从原有的3个编成师扩大为5个编成师。同时，在此基础上健全与完善军战术司令部和集团军野战司令部，以增强美军的机动和快速反应能力。这次美军编制改革的试点，就选在了史迪威任职的步兵第2师。 史迪威担任的第3旅旅长职务，井不直接管理部队。他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师长沃尔特·克鲁格将军，负责作战指挥工作。第2师完成三三制编制改革后，即投入了紧张的冬训，并在次年1月组织了在新编制下的第一次野外作战演习。 根据克鲁格师长的安排，史迪威在这次演习中负责指挥向美军发起进攻的假想敌。多年军事情报工作所积累的经验，使他扮演起这个角色来显得得心应手。他指挥的“侵略行为”，战术多变，打破了军事常规和传统模式，使整个演习极为生动逼真。马歇尔参谋长亲自视察了这次演习，他对史迪威的战役设想、进攻的突然性和变幻莫测的战术行动感到十分满意。这位当年本宁堡步兵学校的战术系主任，总能在作战行动上出其不意，别出心裁。 不久以后的5月间，美军举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第2师所在的第3集团军7万多人承担了这次演习任务。这次演习是对实行三三制编制改革后美军机动作战能力的首次全面检验，也是模仿德军初期作战的闪电战方式组织的一次对抗演习。美军的所有高级军官都到场观摩了这次演习。 演习部队分为“红军”和“蓝军”。史迪威扮演了与在第2师演习中相同的角色，担任发动侵略的“红军”司令。其麾下约有3万兵马，准备从得克萨斯州向东，入侵“蓝军”所在的路易斯安那州。“蓝军”有4万多，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史迪威率领“红军”，利用夜晚发动突然进攻，至凌晨3时突破了“蓝军”国界萨宾河。随后“红军”一面占领若干要点，打退“蓝军”的反击；一面以大范围、长距离的突袭行动，向“蓝军”后方发起了闪电攻势。到夜幕散去，天空放明，“红军”前锋部队已突入“蓝军”腹地达110多公里，形成了对“蓝军”的分割包围，并直指“蓝军”的首都亚历山德里亚。在以后的战斗进程中，“红军”灵活地变换战术，频频对“蓝军”发动突然攻击，牢牢地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史迪威从对中日战争的两年直接观察中，产生了必须做好应战准备的紧迫感，他密切注视着现代战争的发展态势。根据欧洲战争的最初进展，史迪威认为，现代战争已经形成了一种“革命性的进攻形式”，这就是空中攻击、坦克集群、机械化步兵和空降兵协调一体的，全方位大纵深的攻击。他努力使自己的作战指挥体现出这样一种“革命性的进攻形式”。而当时参加或视察演习的绝大多数的美军军官，他们的战役、战术思想仍然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水平上。史迪威那些“最令人惊异的”、“富有戏剧性的”进攻样式，确实使他们耳目一新，称赞不已。 演习结束后，讲评教官公正地裁定“红军”获胜。担任“红军”司令的史迪威，因此次演习的出色指挥而在美军中名声大震，从而脐身于美国陆军名将的前列。此后不久，任第3旅旅长不到一年的史迪威，在1940年7月1日被提升为第7师师长，并兼任该师所在地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市奥德兵营司令。 此时欧、亚两大洲的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美国在东西两大洋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 在欧洲战场上，德国于4月9日出动7个步兵师和1个摩托化旅，首先入侵北欧的丹麦和挪威。5月10日，德军136个师，2600辆坦克，3800架飞机，对西欧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发动突然袭击。随后，又出人意料地穿越比利时与法国边界的阿登山区，攻入法国境内。5月26日，英、法军队在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急形势下，从敦刻尔克向英国本土撤退。6月10日，意大利对英、法宣战，并随即出兵越过阿尔卑斯山侵入法国。17日，法国贝当政府屈辱地向德国提出停战求降的要求。此时，尽管英国仍明确表示要坚决战斗到底，但已明显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英伦三岛岌岌可危。 在亚洲战场上，日本由于受到德、意巨大胜利的强烈刺激，其战争气焰愈益嚣张。4月15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发表声明，宣称日本与东南亚诸国和南洋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显表示了向南方扩张的意图。7月，第二次近卫内阁粉墨登场，正式确定了“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南进方针。新任外相松冈洋信又将其解释为“大东亚共荣圈”，即把中国、泰国、印度支那、缅甸、马来亚、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西伯利亚等地都划入了日本的势力范围。同时，日本还利用法、英在欧洲的失败，分别向两国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关闭了向中国运送物资的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中国的抗战形势更加艰难。9月，日本与德、意签订了矛头明显针对美国的《三国同盟条约》，并派兵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当然对欧洲和大西洋的危局更为关注，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严重形势，也不能不引起他们的焦虑和不安。为了抑制日本的南进势头，罗斯福政府一方面加强了对华援助，在1940年一年里，共分三批向中国提供1.45亿美元的贷款，以使中国的抗战能拖住日本的南进步伐；另一方面，则采取了一些对日本的经济制裁措施。继当年1月终止《美日通商航海条约》之后，罗斯福总统于7月2日颁发命令，对武器弹药、战略原料和军事器材三类物资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26日，又追加高品位油料和废钢铁为出口限制物资。9月，又决定全面禁止对日本出口废钢铁。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加紧充实国防力量。5月，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决定将美国陆军的编制数额增至37.5万人，并增拨军费17亿美元。7月，国会又批准追加国防费用50亿美元。9月16日，国会通过了美国在和平时期的第一个义务兵役法，规定凡20至35岁的男子均应登记服兵役，并将每年的征兵数额扩大为90万人。 史迪威在这种情况下出任步兵第7师师长，自然肩负着十分重要的责任。第7师是个新编的三三制师，兵员缺额较多，装备严重不足，要把这支部队带成能适应现代作战需要的野战师，几乎一切都得从头做起。 史迪威一上任，就为接受大量补充的新兵忙得不可开交。新兵役法在国会通过后，全国有1600万适龄青年登记应征。史迪威的部队也因此得以补充，编制数额的满员率达到85％。大批新兵补充到部队，营房、餐厅、行政楼和服务设施，都极度紧张起来，许多士兵不得不暂时住在帐篷里。为了应付这些事务，史迪威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 补充工作安排就绪后，部队的训练成为头等重要的问题。第7师不仅新兵数量大，而且许多连、排的下级军官也是刚刚从后备役军人和国民警卫队中抽调来的。为了全面提高部队的各项素质，史迪威亲自拟定了军官和士兵的训练计划。 他在第7师建立了一所军官学校，首先从军官的训练抓起，经验丰富的托马斯·阿姆斯上校担任校长。学校开设了技术动作示范、战术和战场指挥等课程，每天上午和下午各上一节课，其他时间进行实际操练。史迪威每个星期要用三四天时间到学校检查训练情况，并亲自指导年轻军官演练进攻科目。他对军官的管理十分严格，要求他们必须忠于职守，一丝不苟。同时，他也非常强调军官的主动精神，希望他们在作战指挥上能充分地自由发挥。第7师的绝大多数军官，对史迪威充满了敬佩和崇拜，当然也有一些人对他的过分严厉略有微词。 士兵的训练困难重重。第7师的武器、弹药、火炮、汽车、坦克等装备十分缺乏，许多新兵只好扛着木枪去操练。史迪威把和年轻的士兵在一起，当作最大的乐趣，他经常随便地坐在士兵中间，脸上不时地掠过和蔼的微笑，和大家一块儿讨论战场动作和战术问题，士兵们亲切地把他称作“乔大叔”。没过多久，史迪威就走遍了第7师各部队和奥德堡营地的大小山岗。由于他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又给他赢得了“飞毛腿乔”的美名。在史迪威的带领下，士兵们很快就适应了艰苦的军营生活，掌握了基本的技术和战术，并保持了高昂的士气。 1940年9月，史迪威从准将晋升为少将。消息传来，全师官兵都为之感到喜悦。副官多恩悄悄组织了一个庆贺仪式，想给史迪威一个意外的惊喜。这天，当史迪威乘车一进入军营大门，排列在道路一侧的大炮便鸣响了13声，随之军乐队奏起了欢快的乐曲，骑兵仪仗队威风凛凛地敬礼致意，师部的军官们整齐列队向他祝贺。史迪威走出汽车，脸上没有一点笑意。他板着脸，带着几分怒容大声吼道：“这是哪个家伙搞的？”为了不让大家扫兴，史迪威勉强地接受了礼仪，并简短地讲了几句话，随后便命令官兵们各自回营。 史迪威是高傲的，但那实际上是他愤世嫉俗、不染浊尘的一种无奈。他十分厌恶有些人一升官晋衔就摆架子、讲排场的做派。在那天的简短讲话中，他用一个幽默的比喻道出了晋升少将时的矛盾心情。他说：“猴子爬杆，爬得越高屁股暴露的越清楚。”当时的美军刚刚走出长期不受重视的窘迫状态，许多军官由于职务、军衔一直晋升很慢，都瞪大眼睛注视着新扩编部队的每一个高级指挥位置。史迪威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从旅长升到师长，又从准将升到少将，他当然要慎重留心，不能让屁股暴露的太清楚，提防不怀好意的人端上一脚。 就在史迪威率领第7师紧张操练的时候，在欧、亚两大洲独立奋战的英国和中国，处境愈益艰难。当时法国败降，苏联与德国订有互不侵犯条约，苏日之间也正就缔结中立条约进行谈判。英国和中国独自撑持，几近精疲力竭，都急迫地向美国伸出了求援之手。 美国从其自身利益考虑，同时也由于国内“孤立主义”的掣肘，深恐直接卷入两洋战争，不愿过早地与英国和中国公开结成同盟。但是，罗斯福也深知，如果英国和中国一旦失败，那么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将全部控制欧洲、亚洲、非洲、澳洲和大西洋、太平洋。轴心国的所有力量会一起压向美洲大陆，那时美国也将无法自保。有效的办法就是让英国和中国坚持下去。钳制和削弱轴心国的力量。 1940年11月，罗斯福在大选中获胜再次蝉联美国总统之后，很快就将主要注意力转向对外政策方面。12月29日，罗斯福以独出心裁的“炉边谈话”方式，发表了他最成功、最精彩的一次演说。他靠坐在壁炉边的一张沙发椅上，燃烧的炉火映红了他的脸庞，使他的情绪更加激昂。他对着话筒说道： “我开诚布公地向美国人民声明：如果我们竭尽全力支援那些保卫自己、抵御轴心国进攻的国家，而不是默认他们的失败，驯服地屈从于轴心国的胜利，并坐待我们自己成为今后另一次战争的攻击目标，那么，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 “显然，我们必须十分迅速地把充足的武器送给他们，这样，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就不会遭受别人一直在被迫忍受的战争苦难。…… “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伟大的兵工厂。对我们说来，这一工作的紧迫性不亚于战争本身。我们必须拿出在作战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决心、紧迫感、爱国主义和牺牲精神，以献身于我们的工作。” 罗斯福的演说，赢得了美国公众的广泛支持。然而，英国和中国怎样才能获得美国的军事装备呢？一年以前，罗斯福虽然成功地说服国会修改了《中立法》，但迫于孤立主义者的压力，仍保留了“现购”和“自运”原则。坚持这两条原则，英国和中国就无法大量取得美国援助。 1941年1月，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租借法案，要求授权总统将美国的国防物资，以租借等形式提供给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国会参众两院经过两个月的激烈辩论，终于在3月11日通过了这项法案。不久，国会决定拨款70乙美元，供总统实施租借法案之用。美国的租借物资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往英国和中国，当年中国即接到了总值约2600万美元的租借物资。6月，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苏联也成为美国租借物资的受援国。 与此同时，美国还采取谨慎的步骤，秘密加强了和反法西斯国家的军事合作。1941年1月29日至3月29日，美国与英国在华盛顿举行联合参谋会议，经过两个月的磋商，拟定了代号为“abc—l”的联合作战计划。4月，美国派代表出席了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和荷属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在新加坡召开的远东防务会议，形成了名为“adb”的对日作战协定。6月，罗斯福总统推荐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8月，退役空军上校陈纳德率领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来华助战。以后，美国还相继向中国派出了以克拉吉将军为首的空军代表团和以约翰·马格鲁德将军为首的军事代表团。由此，初步形成了美、英、中、荷等国的军事合作，根据这四国名称的英文字头，又称之为“abcd战线”。 随着美国的立场和态度渐趋明朗，国内的战争准备也逐步得以加强。1941年5月底以后，美国陆军连续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以增强部队的集群作战能力，全军4个集团军50万人相继参加了演习作业。 最先开始进行演习的，是驻在西海岸的第4集团军。史迪威指挥的第7师，在第3军的建制下投入了这次演习。第3军担当假想敌“红军”，其任务是从洛杉矾地区北犯，夺取旧金山。在旧金山地区组织防御的“蓝军”，是第9军的两个师。 史迪威派出第7师精锐的机械化营，沿圣安东尼奥山谷向“蓝军”防线的结合部发动了猛烈攻击。这次突袭选在了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部队的行动极为隐蔽、突然。先头部队突破了“蓝军”防线后，迅速前进直指“蓝军”司令部，力图打开夺取旧金山的通道。“蓝军”在数量上占有两倍的优势，立即调动兵力向“红军”的两翼发起攻击。 “红军”在进攻受挫的情况下，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加紧构筑工事，准备击退“蓝军”的反冲击。史迪威亲临前线，逐个视察了每一个阵地的炮位。这位年已58岁的“飞毛腿乔”走起路来比身边的年轻参谋还要快，以致一位参谋抱怨说：“我的上帝啊！这位长官简直像个牧羊人到处跑来跑去。”尽管“红军”逐渐处于不利的形势，但第7师的官兵一直保持了高昂的士气。有的部队在和“敌人”短兵相接的情况下，扔掉手中装有演习用空弹壳的步枪，与对手展开肉搏。 这次“加州之战”持续了一个多月，至6月30日演习结束。虽然“蓝军”最后获胜，但第7师的表现也很出色。史迪威在演习讲评时，称赞了官兵们表现出的沉着自信和勇猛顽强，同时也要求大家认真思考存在的问题。演习过后，他又把部队拉到野外，用了4天时间重新推演演习过程，逐一分析和讲解了战斗的各个细节，使全师的战术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不久，美军进行了一次重大的人事调整，仅涉及的将级军官就有20多人。这次调整的目的，在于用比较年轻的军官替换年事已高的将军们，以给美军的高级指挥层注入新的活力。当时美军经过大约一年的动员、训练和编组，已拥有18个师90多万人，并计划在年底扩大到36个师170万人。美国陆军的迅速壮大，对高级指挥军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史迪威在这次人事调整中再度得以晋升，从第7师师长出任第3军军长。即将离职的前任军长沃尔待·威尔逊少将，史迪威接替他的职务非常满意，他称赞史迪威是美国陆军47名少将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 8月，史迪威指挥第3军在华盛顿州的刘易斯堡，与第9军举行了又一次对抗演习。这次演习的主要目的，是检验高级指挥机关在大兵团作战情况下的指挥和应变能力。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总参谋长马歇尔都出席观看了这次演习。史迪威充分发挥了他周密组织、勇猛进攻、沉着应付、灵活善变的杰出才能，给两位对他已十分熟悉和赏识的陆军最高首长，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 史迪威绝不是那种善于阿谀逢迎之辈，他和马歇尔、史汀生的关系，完全是下级对上级的忠诚和服从，与上级对下级的信任和赏识。马歇尔当年任本宁堡步校校长时，曾对史迪威评价说，他不善言谈，性格刚直，只知埋头苦干，使得这位“陆军中最聪明、最有教养的军官难以为人所了解”。史迪威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从军衔到职务得以连续的晋升，固然离不开马歇尔、史汀生的提名，战前扩军的机遇也给他创造了条件，但从根本上说，这完全是他杰出才华和勤奋工作所应得到的荣誉。这正是：两年时光如荏苒，“红军”司令美名传；从旅到军三级跳，出类拔萃靠实干。 史迪威军长的第3军军部，仍设在蒙特雷市的奥德堡。该军的各部队分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沿海一带，担任着美国西海岸南段的防卫任务。他巡视了各部队的训练和战备情况，思考和准备着一旦战争爆发时的各种应急方案。史迪威常站在太平洋岸边，眺望着无边无际的海面，大洋另一端熊熊燃烧的战火仿佛就在他的眼前晃动。他心里揣度着，不知何时那个干岛之国掀起的浊浪，会把美国卷入战争的漩涡。 战争形势在急剧恶化，美日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正迅速走向对抗。1941年7月18日，日本第三次近卫内阁成立，决心“不辞对英美一战”。随后，日本不顾美国的严厉警告，派兵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占领了该地区8个空军基地和金兰湾、西贡两大军港，构成了对英美在南洋地区属地的严重威胁。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战争气焰，美国不得不作出强烈反应。7月26日，罗斯福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同时，在菲律宾成立美国陆军远东司令部，由麦克阿瑟担任司令官。8月1日，美国宣布对日本实行全面禁运。8月9日至12日，罗斯福总统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纽芬兰的阿金夏湾举行秘密会晤，并随后联合发表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两巨头公开宣布，不承认法西斯国家用侵略造成的领土变更，并决心解除侵略国家的武装。 但是，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对日本仍心存幻想。当时日本虽然已与德、意结成同盟，但在具体利益上也不无分歧。罗斯福和赫尔企图通过软硬兼施离间日本与德、意的关系，阻止日本的南进计划。从1941年4月开始，赫尔便与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进行秘密谈判。不过，由于双方的要求相距甚远，一直没能达成妥协。11月近卫首相因在对美开战问题上表示犹豫，被迫宣布辞职。战争狂人东条英机接受天皇敕命，出面组阁。东条一上台，就气势汹汹地向美国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强硬要求。 赫尔为拖延时间，尽量延缓战争的爆发，曾试图向日本作出妥协，但由于英国和中国的强烈反对，终未敢答应日本的要求。美国和日本已如两团积满了电荷的乌云，随时都可能碰撞出震天动地的霹雳闪电。12月6日，罗斯福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亲自致电日本裕仁天皇，呼吁天皇驱散太平洋上空的云团，维护“美日两国间传统的友谊”。电波腾空而去，但是，它能挡住那已隆隆开动的战争机器吗？有诗曰：野村谈判设圈套，东条备兵磨战刀；养痈遗患必成害，与虎谋皮终被咬。欲知后事如何，巳看下章分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 临危受命 奇兵偷袭珍珠港，战火骤起太平洋； 东方雄州军情急，天降大任于斯将。 话说1941年12月7日清晨，这天正是个星期日。初升的太阳，推走了沉沉的夜幕，把一片金色的光芒洒向大平洋环抱之中的夏威夷群岛。美国太平洋舰队的86艘各类舰船，停泊在瓦湖岛的珍珠港里，船上的水兵们揉着惺忪的睡眼，刚刚从梦中醒来。昨天那个周末之夜，水兵们纷纷涌向火奴鲁鲁的酒吧、舞厅，到美酒和女郎中寻找欢乐，很晚才回到舰上。舰队司令金梅尔海军少将约好了夏威夷陆军司令肖特中将，今天一起去打高尔夫球。他起了个大早，正在准备行装。 远在4000多公里以外的美国东海岸，此时已是中午时分。史迪威将军和夫人，正在他们卡梅尔的家里招待第3军参谋部的一批年轻军官。军官们穿着各式各样的便服，虽没有了军人的威严，但却透着年轻人的潇洒和活力，在他们的顶头上司面前也可以轻松随便一些。史迪威的家离海边不远，从楼上房间的窗户望出去，太平洋蔚蓝色的海面，层层卷起的白色浪花，金黄色的沙滩尽收眼底，仿佛是一幅淡雅的油画。大家谈兴正浓，忽然电话铃响了，史迪威夫人拿起电话，听到一位朋友激动而紧张的声音：“威妮，快点打开收音机。日本人正在袭击珍珠港。”夏威夷时间上午8点，华盛顿时间下午1点30分，金梅尔将军给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发来了十万火急的电报：“珍珠港遭袭击，这不是演习。”战争爆发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国。 原来，正当美日谈判尚在华盛顿讨价还价之时，日本大本营即于11月5日分别向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和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下达命令，要求立即作好向美英等国开战的准备。11月下旬，担任偷袭珍珠港任务的日本特遣舰队，在千岛群岛的择捉岛完成编队；南方军属厂向南洋地区进攻的11个师团40万大军，也在华南、台湾和印度支那集结完毕。26日，日本特遣舰队悄悄驶向夏威夷群岛；12月4日，南方军运载登陆作战部队的大型运输船队，从海南岛的三亚港启航。 12月7日清晨7点40分，日军特遣舰队向珍珠港内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动了突然袭击。从6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380多架飞机，将炸弹像雨点般地投向港湾里的舰船和陆地上的机场。30多艘日军潜艇悄悄潜入港内，用鱼雷向美舰发起攻击。不到两个小时，珍珠港内一片火海，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与此同时，日军还对香港、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关岛、威克岛等地的美英军队发动了进攻。当天下午，东京时间已是12月8日11时40分，日本天皇发表了对美、英等国的《宣战诏书》，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 史迪威面对着窗户，双手习惯地抱在胸前，若有所思地眺望着海面上卷起的阵阵波涛。虽然他早已料定美日之战必不可免，但日本竟然如此大胆地扑向5000多公里以外的珍珠港，而且在如此遥远的航程中，美国竟然毫无察觉，实在太出人意料了。他眉头紧锁，下意识地摇摇头。 太平洋舰队的惨重损失，使美国的西海岸失去了海上屏障，保卫这一地区安全的责任完全落在了陆军的肩上。史迪威指挥的第3军，负责从克雷森特城到墨西哥边境，整个加利福尼亚州西部沿海的防务。在指挥系统上，属于第4集团军司令德威特中将领导的西部防御司令部之下的南部战区。这里离珍珠港最近，史迪威感到一种崇高的责任和巨大的压力。他立即派副官多恩少校去奥德堡要塞，通知部队取消训练进入警戒状态。随后，又打电话给军参谋长托马斯·赫恩上校，要他把休假和外出人员召回营地，并派出侦察部队，严密监视海面上的动静。 在以后的两周时间里，史迪威处在极度紧张和繁忙之中。尽管他十分肯定地相信，日军到不了加利福尼亚，但是整个美国西海岸门户洞开，使他不能不保持警觉，认真做好各种应急准备。当时的加州，集中了全国80％的航空工业，其他军火工业也占了很大份额，这是美国保存和挖掘战争潜力的重要基础。此外，还有广播电台、发电厂、造船厂、水库、堤坝、桥梁、隧道、油井、医院等等，这些重点目标都必须严加防守。史迪威抽调34个团的部队，一个个地安排好有关目标的警戒，并组建起完备的警报系统。 如此一来，南部战区本来就不多的兵力，更加不敷分配。几天以后，第4集团军调来了一些增援部队，他开始调整和加强海岸防御。史迪威从来就看不惯海军的那股傲慢劲，这时海军也神气不起来了。圣迭戈的海军基地，只有几艘执行护卫任务的驱逐舰，万般无奈之中，只好请墨西哥派来5艘驱逐舰，帮助完成加利福尼亚海湾的巡逻任务。 陆军的武器基本上是充足的，但弹药十分缺乏。如果万一发生战斗，轻武器弹药只够用几个小时，而炮弹则更少的可怜。史迪威打电话向陆军部报告，要求尽快给以补充。接电话的军官支支吾吾，没作肯定的答复，只是说：“我们将尽力而为。”史迪威对这种敷衍塞责的答复气愤至极，他对着电话吼道：“你们尽力而为，老天爷！那他妈的我该怎么办？难道让我用棒球赶走旧本人吗？”几天后，弹药运来了，情况稍稍有所改善。 更让人恼火的是由于过度紧张而造成的慌乱。大战爆发以前，许多人对日益迫近的战争危险掉以轻心，不以为然；而战争一爆发，他们又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直闹得人心惶惶，一片混乱。耸人听闻的谣言不时地到处传播，一会儿是日本舰队逼近美国海岸了，一会儿是某处海域发现潜艇的潜望镜了，一会儿是日本飞机进入美国领空了……史迪威本来已经十分繁忙的工作，让这些捕风捉影的“警报”闹得更加难以应付。 12月9日，史迪威接到报告，说在旧金山至洛杉矾之间的海面上，发现一支由34艘舰船组成的“日本舰队”。事后查明，所谓“日本舰队”原来是蒙特雷市出海返回的14艘拖网渔船。 12月11日，史迪威接到第4集团军司令部的紧急电话，称“日本主力舰队距旧金山164英里。所有部队进入全面警戒”。史迪威急忙赶往埃利奥特营地的海军部队，找到沃格尔将军。海军派出一艘巡逻艇在海面上搜寻了一大圈，结果什么也没发现。 12月13日，西部防御司令部发来敌情通报，说洛杉矾将遭到空袭，正在考虑发布“空袭警报”。史迪威认为盲目发布“空袭警报”造成的恐慌和损失，不会小于一次真正的空袭。“司令部的高级人员，最重要的是保持镇静。”因此，他决定不理睬所谓的“空袭警报”。 正当史迪威为部署西线防御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在12月22日接到华盛顿打来的电话。陆军部情报处的布拉顿上校在电话里说，陆军总部要史迪威立刻动身赶到华盛顿，为准备出动的美国远征军部队制定作战计划。不一会儿，刚刚晋升少将并准备出任第82师师长的布莱德雷又打来电话，向史迪威透露说，可能会让他出任这支远征军部队的司令官。 史迪威心里为之一震，这样他终于有机会来显示他那灵活多变的进攻战术了。他始终相信，只有进攻才能显示出军人的英勇机智和高超的指挥艺术。这一段时间紧张忙乱的防御部署，实在让人厌烦透了。他匆匆地移交了手里的工作，然后驱车赶回卡梅尔的家里，向威妮和孩子们告别。圣诞节还有两天就要到了，但肩上的重任使他无法继续和家人团聚，幸好威妮已把圣诞节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他们提前过了这个节日。23日上午，他带着副官多恩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 史迪威坐在螺旋桨式的运输机上，静静地思考着战争爆发半个月来时局的发展和变化。 日军偷袭珍珠港，使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8艘战列舰被击沉或丧失战斗力，另外还损失了30多艘其他舰船，394架作战飞机被击毁击伤347架。在菲律宾的克拉克基地，美军的200多架飞机，有一半以上被摧毁在地面上。12月10日，英国东方舰队仅有的两艘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无敌号”，被日军飞机炸沉在马来亚外海。日本海军以15艘战列舰、10艘航空母舰、50艘巡洋舰、110艘驱逐舰、80多艘潜艇和1300多架作战飞机等强大实力，完全掌握了太平洋上的制海权和制空权。 地面战斗的情况也十分严峻。日本陆军的11个师团和近700架飞机，投入了对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岛屿的进攻作战。12月8日，日军进驻泰国。12月13日，日军攻占九龙，随即攻入香港。在菲律宾和马来亚等地登陆的日军，进展也十分迅速。美、英军队在日军的凌厉攻势面前，节节败退。12月10日和22日，美军在太平洋上的重要基地关岛和威克岛，先后被日军攻占，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的驻菲律宾美军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 德国和意大利也与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遥相呼应，积极配合。12月11日，德、意根据日本的要求，对美国宣战。同一天，三国签订了联合作战协定，宣称将共同使用一切手段，互相支持与合作，把对美、英等国的战争“进行到获得胜利为止”。 美国一直在尽力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但这种局面最终还是不可抗拒地出现了。特别是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更使美国面临着几乎灭顶的巨大压力。 想到这些，史迪威心情十分沉重。要摆脱目前的困境，确实要走过一段艰难的历程，但他仍然充满了乐观和自信。他提笔给威妮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们的前面会有一段黑暗的日子，但我确信我们会走出黑暗。这个国家刚刚缓慢地踏上征程，但他富有毅力和勇气，我们必将取得胜利。” 24日下午，史迪威乘坐的飞机抵达华盛顿。华盛顿的街上戒备森严，气氛紧张。美英两国首脑和两国的三军参谋长正在这里举行联合作战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两天前，也就是史迪威接到陆军部通知的那一天召开的。罗斯福和丘吉尔为这次会议起了一个非常浪漫而富有诗意的名字——“阿卡迪亚”，也就是“世外桃源”的意思。美、英两国的政治和军事首脑在这个“世外桃源”里，谋划着彻底摧毁法西斯轴心集团的作战方略。史迪威将要承担的使命，与这次会议有着直接关系。 史迪威向陆军部报到后，来到陆军参谋部的作战计划处。在那里，他遇到了曾和他一起在利文沃思指挥和参谋学院学习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现在是作战计划处的副处长，不久前刚刚晋升为准将。他告诉史迪威，阿卡迪亚会议已根据去年美、英两国商定的原则，确定了“欧洲第一”的战略，也就是先集中力量战胜德国，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日军暂取守势。美国根据这一战略正在拟定一项“黑色作战计划”，准备派遣远征军横渡大西洋，在法属西非登陆，作战目标初步定在达喀尔。陆军总部已决定由史迪威来指挥这次进攻战役。 马歇尔挑选史迪威来担负这一任务，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次行动是美军在战争中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战役，必须由一名最出色的军官来指挥，以确保首战必胜。马歇尔让他的助手马克·克拉克准将对全军的将级军官作了一次全面考察。史迪威在所受教育、部队训练、作战思想、指挥艺术、军事经验和应变能力等各方面，都名列前茅。特别是他坚定、自信、刚毅、果敢的典型的美人性格，更使得这一重要使命非他莫属。 第二天，史迪威开始阅读各种文件，研究非洲战场情况，准备“黑色作战计划”的各项具体方案。但是，由于美、英两国在战役决心和作战目标等问题上的分歧，以及战场形势的急剧动荡，阿卡迪亚会议期间双方不断发生争论，使得各项作战计划一直变化不定。根据丘吉尔的意见，美军的作战目标由达喀尔改到了离欧洲更近的卡萨布兰卡，“黑色作战计划”也被代号为“体育家”的新计划所取代。史迪威和一些参谋人员，随着首脑们战役决心的更改，起草了一份又一份的作战方案，包括“灰色计划”、“紫色计划”、“鸟计划”、“酒计划”，但一切都没有最后决定。 史迪威心绪烦乱，最初的冲动和热情，已经变成了担心和忧虑。从世界战争的全局来看，同盟国在太平洋战场明显处于劣势，而大西洋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尚未被德国完全控制。美军首先从西北非登陆，与东北非的英军汇合，尔后以非洲为基地向欧洲反攻，应当说在战略设想和战役决心上都是正确的。但是，英国人急不可耐地要求美国立即采取行动，主要是想把美国尽早拖入欧洲战场，把他们身上的重负压到美国人肩上。罗斯福为了紧紧拉住英国人，不顾军方的种种反对意见，同意接受丘吉尔提出的以卡萨布兰卡为目标的“体育家”计划，并且准备在1942年春天就匆匆动手。 史迪威在他的日记里发泄着对罗斯福的不满。他把这位美国总统戏称为“我们的孩子”，认为他像个孩子似的“感情冲动”，“心血来潮”，“异想天开”，被英国人玩弄的把戏所欺骗，“对英国人言听计从”，“把我们逼进了一项鲁莽而糟糕的计划之中”。史迪威认为，在战场形势变幻不定，兵力装备严重不足，海空军掩护毫无把握，后勤保障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贸然派遣美军长途远征，其结局难以预料。美国已无力承受再一次失败的沉重打击，“万一失败，谁又愿意做这样一次行动的替罪羊呢”？ 这时，史迪威已能经常见到马歇尔和史汀生了，他向两位陆军首脑谈了他的一些想法。他认为，美国应当研究和制定一项全面的基本战略，同时认真做好战争准备，待拥有绝对制胜的把握，并赢得有利的作战时机时，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作战。马歇尔和史汀生也有同感，但是，“罗斯福是个难以对付的家伙”。“最上层的决定实际上是由‘海军帮’作出的”，他们两人也无法立即说服罗斯福改变主意。关于“体育家”作战计划的会议，仍在一次又一次的召开着。 此外，史迪威还焦虑地关注着太平洋战场，日本人的疯狂攻势像一团乌云，时时笼罩着他的心头。1941年12月25日，香港的英国守军向日军投降。翌年的1月2日，马尼拉失陷，驻菲美军退往巴丹半岛，处境十分危险。1月11日，日军占领吉隆坡，马来亚的英军向新加坡方向退却。史迪威担心，如果形势这样发展下去，不等美国在大西洋发动攻势，亚洲和太平洋就已经成了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他没有理由反对“欧洲第一”的战略，但是，目前对美国构成最直接威胁的实际上是亚洲的日本。陆军中不少人认为，“我们应当首先扫清太平洋，然后再转向东面”。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据当时的民意测验，有62％的美国公众赞成把全部或大部分战争力量用于打击日本，只有25％的人支持首先集中力量战胜德国。 史迪威还想到了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同盟国“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对中国来说无疑是十分不利的。这意味着中国在独立抗击日本侵略达4年半之后，仍然不得不承担起牵制和消耗日本的主要任务。中国会怎样看待这个间题呢？他们能继续坚持下去吗？1942年的元旦那天，马歇尔找史迪威谈话，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情况。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珍珠港事件的当天，蒋介石就召见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主张成立以美国为领导的军事同盟，共同对轴心国作战。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文告，正式对日、德、意三国宣战。12月11日，蒋介石又致电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提议在重庆召开对日作战问题的联合军事会议。他还特别召见一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将军，要求美国出面制定一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联合军事行动计划，以及军事互助协定方案。 12月23日，阿卡迪亚会议召开的第二天，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举行。会议由蒋介石主持，中队参谋总长何应钦、美国陆军航空司令勃里特、英国驻印军总司令韦威尔作为本国代表出席会议。不幸的是，会议一开始，三国的“同盟关系”就出现了裂缝。中国为协调各国的作战行动，主张研究和制定一项全面的对日作战计划。美国从其战略利益出发，基本上支持中国的意见。但是英国却对中美两国心存介蒂，不愿让两国染指其在亚洲的殖民地。因此，韦威尔蛮横地拒绝讨论一项全面的计划，只同意研究加强缅甸防御问题。 中国对英国素来就心存不满。自中国抗战以来，英国人为了缓和与日本的矛盾，做了不少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1938年，英籍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将中国的关税收入转存日本银行；1939年，英、日达成初步协定，承认日本对中国的占领；1940年，英国先是将中国政府在天津的存银5369万元交给了日本人，后来又封闭了滇缅公路运输3个月；这次会前不久，驻缅甸的英军又在仰光劫夺了美国援华的150辆卡车和一批武器弹药。现在英国人还是只顾自己保卫缅甸，丝毫不顾及同盟国的利益。 蒋介石按捺不住心中的不悦，面露温色地说：“讨论来，讨论去，都只谈保卫缅甸，没听见一句支援中国战场的话。不知英、美两国以后是否还支持中国抗战？”何应钦也随声附和着委员长，怒气冲冲地说：“中国愿将在缅甸的所有租借物资全部退还美国，撤回中国驻缅甸人员，停止中、英、缅的一切合作。” 美国代表见状，急忙出面调解。勃里特一面大谈一旦缅甸落入敌手，美国的租借物资也将无法运抵中国；一面又提出建议，将“支持中国战线”的内容写入会议文件。蒋介石也深知确保滇缅路运输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清楚难以说服英国，只好作出让步。会议终于达成了一项以保卫缅甸为主要内容的“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两天以后，何应钦和韦威尔又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 重庆会议的风波传到华盛顿，引起了美国的不安。美国虽然把与英国的同盟关系放在第一位，但对拉住中国也十分重视。如果中国战场能有力地吸引和牵制住日军，那就会大大减轻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压力。中英关系的不睦，特别是英国对华的轻视态度，实际上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史汀生对英国人传统的傲慢和骄横深为反感。他批评韦威尔“过于武断，不讲方法，还以旧日的英国方式对待中国”。马歇尔直接给韦威尔拍去一封电报，充满忧虑地指出，日本正在利用香港、马尼拉等英、美殖民地的陷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对西方特权的宣传攻势，企图以此来瓦解中国的抵抗。因此，应当让中国增强对英美的信任，理解英美的诚意，“使他们确信我们在远东有着共同的目标”。罗斯福甚至曾要求丘吉尔把韦威尔从那里调走，以平息蒋介石的不满。 在极力弥合中英关系的同时，美国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提高蒋介石的抗战热情。12月29日，马歇尔向阿卡迪亚会议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成立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的盟军中国战区，并在中国成立盟军的联合作战参谋部。丘吉尔最初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美国对中国在目前战争中所能作出的贡献估计过高，但罗斯福最终还是说服了他。第二天，罗斯福把这一安排电告蒋介石。蒋介石非常高兴地表示同意，并要罗斯福派出一名美军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1942年1月1日，26个同盟国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宣言》。根据美国的意见和安排，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列于美、英、苏之后，在宣言上领衔签名。丘吉尔虽然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反对此事，但心里是耿耿于怀的。他在后来给韦威尔的一封信中，愤愤不平地写道：“我应该让你明白美国的观点在很多美国人的脑子里，中国和大英帝国一样重要。……如果我要把在美国学到的东西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中国’。” 阿卡迪亚会议关于“体育家”计划的讨论仍在继续，史迪威的注意力还不得不主要集中于大西洋和北非战场。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对这项计划的可行性产生了怀疑。1月13日，史迪威综合各种意见，起草了一份简明扼要的文件，列举了不宜立即实行“体育家”计划的65条理由。英国人坚持要美国实行这一计划的立场也在发生动摇，因为英军从埃及向利比亚发动的进攻遭到挫折，隆美尔已准备指挥德、意联军发起反攻。1月14日，也就是阿卡迪亚会议的最后一天，美英两国的军政首脑终于决定暂时取消“体育家”计划。 史迪威为“体育家”计划整整忙碌了20天，还没有来得及松弛一下，一项新的重要任务如同不可抗拒的命运之神又落到了他的肩上。阿卡迪亚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陆军部长史汀生约他到家里个别谈话。史汀生告诉他，陆军正在物色一名最合适的人选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并且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命运之神正在向你招手。” 两个星期以前，史迪威就从马歇尔那里得知了这一消息，但当时确定的人选是第1集团军总司令德鲁姆中将。德鲁姆是陆军中的元老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担任过美国远征军的总参谋长。他狂妄自大、桀骛不驯，对参谋长马歇尔曾屡有不恭。派他去中国，既可以满足蒋介石提出的条件，又可以使马歇尔摆脱掉这个难以驾驭的家伙。史迪威认为：“从各方面来说德鲁姆都是个合适的人选。”他的副官多恩更是风趣地说：“蒋介石是个自命不凡的人，那就让我们给他派一个最自命不凡的家伙吧！”但是，当德鲁姆听说不会向中国派遣美队时，他拒绝承担这一任务。 史汀生让史迪威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和他对中国的看法。史迪威认为，目前问题的关键是蒋介石能否把中国战区的实际指挥权交给一名美官。他十分了解蒋介石对中队的严密控制，担心难以做到这一点；而没有指挥权，手下又无美队的空头参谋长将一事无成。史汀生告诉他，蒋介石已同意交出部分军队由美国人指挥，当时在华盛顿的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也答应了这一要求。他问史迪威对担负这项任务有什么想法，史迪威虽心存顾虑，但仍然表示：“我听从调遣。” 年已75岁的陆军部长对史迪威产生了强烈的好感。他在日记中写道：“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良好印象。他对中国了如指掌，在半个小时里所谈的关于中队英勇作战的第一手材料，比我以前了解的所有情况都要丰富。他对中队的英勇精神评价很高。”史汀生欣慰地感到：“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人才，他可以帮助我们对付那些将来的难题。”他决定向马歇尔提议，把史迪威派往中国。 马歇尔并非没有考虑过史迪威，但他认为像史迪威这样的优秀军官，应该去指挥美军最重要的进攻战役。现在“体育家”计划取消了，德鲁姆又拒绝受命，马歇尔只好把目光转向了史迪威。16日，他找史迪威谈话，征求了他对出使中国的意见。马歇尔把一些有关的文件交给史迪威，对他说：“你的主要工作是协调同盟国的关系，消除分歧，监管滇缅路运输，同时使中国的各派力量联合起来，争取掌握指挥权，给他们下达总体的作战任务。美国会在经济上和装备上给予大力支持。”他问史迪威，能否在这些方面做出显著成绩来？史迪威担心的仍是指挥权问题，认为只要有指挥权，这些事情都是不难办好的，他希望能就此问题得到蒋介石的明确答复。马歇尔表示，会向宋子文提出这个问题，并告诉史迪威，如果他出任这一职务，将会被晋升为中将军衔。 随后，美国就史迪威的使命正式与中方交涉。1月19日，史汀生约见宋子文，向他通报了美方准备派史迪威赴华的决定，并详细提出了史迪威所应享有的职权。主要是：第一，监督和管理美国援华军用物资的分配与使用；第二，在蒋介石的统辖下，指挥所有在华美军及经指定的中队；第三，作为美事代表，参加在中国举行的一切国际军事会议，并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第四，管理和改善中国境内的滇缅路运输。为使中国能接受这些要求，史汀生表示将增加华南和缅甸地区的美国空军，并向所有交由美方指挥的中队提供全部武器装备。 蒋介石把手中的军队看作命根子，决不肯轻易让人，但是，美国人手里也握有两张他梦寐以求的王牌，这就是空军力量和美械装备。1月22日，蒋介石复电宋子文，一面对史迪威来华“甚表欢迎”；一面要求宋子文再向美方申明“联军参谋长须受统帅之命令而行，此点应先决定，则其他问题皆可根本解决也”。次日，宋子文将蒋介石的复电内容函告史汀生，算是对美方作出了正式答复。 当天，马歇尔和史汀生分别召见史迪威，将这一最后决定告诉了他，并与他作了进一步的深谈。史迪威虽然觉得自己像个“烤熟的山羊”终于被送上了祭坛，但还是立即着手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他认真研究了有关中国问题的各项文件，详细了解了包括越南、泰国在内的中国战区情况，以及缅甸的情况，并且与向中国提供租借物资的各部门取得联系。 史迪威深深感到了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作为他赴华使命的最紧迫问题，是关于缅甸的防御。当时从仰光到昆明的滇缅路运输，是向中国提供援助物资的唯一国际通道。保持这一运输通道畅通，才能支援和推动中国积极对日作战，从而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但是，缅甸战局正处于危险之中。1月20日，已占领泰国的日本第15军以第33、第55师团越过泰缅边境，攻入缅甸南部。驻缅英军兵力薄弱，斗志涣散，无力抵挡日军攻势。中英两国虽签订有“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但在协防缅甸问题上却是困难重重。 早在一个月前的中英美三国重庆会议上，蒋介石就提出要派遣中队入缅布防。但是，傲慢的韦威尔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他当着蒋介石的面，用轻蔑的口气说：“要中国人来保卫缅甸，实在是大英帝国的耻辱。”蒋介石只好命令已经开始动员的中队。暂勿入缅”。日军进攻缅甸后，英国入慌了手脚，急忙向中国求援，但却坚持要把中国入缅部队交给英国人指挥。蒋介石虽然保卫缅甸心切，但决不愿受制于英国人。他之所以接受史迪威指挥中国入缅部队，在很大程度上是想借用美国人对付英国人。史迪威的面前不仅有严重的敌情和战争，而且面临着同盟国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和勾心斗角。 1月29日，史汀生和宋子文以换文的形式，就史迪威的任务和职权达成了正式协议。同一天，美国公开宣布了史迪威的赴华使命。像是为史迪威壮行和撑腰，美国国会于2月初通过了一项前所未有的5亿美元对华巨额贷款。陆军部还准备通过海运，向中国派去400名教官和技术人员，帮助训练中队，教会他们使用美国的武器装备，并向他们传播美国的战术和技术。 史迪威进入了最后的准备。他以原第3军军官为主，组织了随行的参谋班子。第3军参谋长赫恩准将和步兵主任赛伯特准将，成为他的主要助手。原在步兵第15团工作过的军官怀曼上校和博特纳上校，也调到了他的身边。军事情报处的中国科科长罗伯茨上校，担任了参谋班子的情报处长。出生于四川，曾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过的戴维斯，被借调来担任政治军官。多恩上校继续做他的副官，另外，还调来了一位年轻的夏威夷华人迪克·扬上尉。这个由35人组成的参谋班子，成为史迪威率领赴华的全部美队。 出发之前，罗斯福总统于2月9日中午亲自召见了史迪威，他总喜欢表现得比别人更了解、更重视、更关心中国，丘吉尔对这一点有很深的感触，其实这主要是美国的战略需要。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如果中国人屈服了，你想想那会发生什么？那会有多少个日军师团腾出手来，他们会攻占澳大利亚，唾手可得地夺取印度，直接冲向中东……。那将是日本和德国的大规模钳形攻势，他们将在近东的某个地方会师，彻底切断俄国的对外联系，把埃及孤立起来，封锁地中海的全部航道。那时候美国还能干些什么呢？” 史迪威是第一次与总统会面，但他并不为此感到荣幸，因为他对罗斯福没有什么好感。史迪威倾向于共和党人，对这位民主党的总统怀有政治上的抵触情绪。同时，罗斯福是海军出身，史迪威认为他总是“把海军视为掌上明珠，而把陆军当作后娘养的”。此外，罗斯福夸夸其谈，从不容别人插嘴的习惯，也使沉默寡言，绝不多说一句废话的史迪威感到无法接受。 他们这次20分钟的会面像往常一样，由罗斯福滔滔不绝的谈话垄断了几乎全部时间。史迪威觉得他讲话的样子像是对选民发表政见演说，是“漫无边际的奢谈”和“一大堆空话”。罗斯福并不想听听史迪威的看法和建议，也不想了解这位史汀生和马歇尔十分赏识的陆军将领。本来他们两个人对中国是抱有共同的目标和愿望的，如果他们加深一点儿互相了解，或许能够在对华问题上达成更加一致的基础，但是，这个机会失去了，这给史迪威的赴华使命留下了严重后患。 史迪威好不容易找个空子，向罗斯福问了一句：“总统是否有信要带给蒋介石？”事先他通过史汀生向罗斯福提出了这一要求，希望罗斯福能给蒋介石写一封私人信件。显然，罗斯福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摇摇头，稍稍停顿了一下，想找出几句振奋人心的话来结束他们的会面。他说：“告诉蒋介石，我们永远支持中国的事业，我们一定会坚持到底，直至中国收复全部失地。” 两天以后，即1942年2月11日，史迪威乘坐的飞机离开华盛顿，开始了飞向中国的航程。两年多以前，他乘船横渡太平洋，从中国回到美国，那时太平洋还保持着宁静，现在即使是飞机也不敢从太平洋上空飞过了。欧洲和北非的上空也不安全，他只有绕道南美飞越南大西洋，穿过非洲再转向东方。史迪威的心清很不平静，自从受命以来一直困扰着他的许多疑团，依然萦绕在他的心头。“模糊不定的任务性质，无法预料的条件和形势，这一切都造成了沉重的思想压力。中国人会积极行动吗？他们会不会袖手旁观？英国佬愿不愿同我们合作？”正是：名将未成“体育家”，终作“祭品”来中华；力挽强弓欲射日，旁顾左右箭难发。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四章 兵败缅甸 日军凶诈大奔袭，中英交恶错战机； 强将难驭远征军，英雄无奈扼腕惜。 话说史迪威乘飞机离开美国之后，先是南跨加勒比海，飞往巴西的纳塔尔，从那里向东飞越大西洋，到达非洲的利比里亚；尔后再绕道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北上，于2月21日晚飞抵埃及首都开罗。 第二天，飞机在开罗加油、保养，史迪威则利用这个机会，去美国驻埃及的军事代表团了解非洲的战场形势。此时，英军在埃及的战况正急转直下，处于不利的态势。在上一年11月，英军从埃及向利比亚境内的德、意军队发动攻势，但很快就被挫败。1个月前，隆美尔率领德意联军开始反攻，英军节节溃退，损失惨重。 听到这个情况，史迪威不由得眉头一皱，心里一阵悸动。几天前，他刚刚接到消息，新加坡的英国守军8万余人于2月15日缴枪投降，日军占领了整个马来半岛。入侵缅甸的日军，也于2月9日突破萨尔温江，正在向锡唐河一线推进。一旦日军占领缅甸，下一个目标就是印度。如果日军攻下印度，德军占领埃及，那不就要出现轴心国东西对攻、打通欧亚的钳形攻势了吗？史迪威既感到焦虑，又感到困惑，“我的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世界正在崩溃吗？” 他更清楚地看到了赴华使命的艰巨性和紧迫性。在同盟国的战略全局当中，推动中英合作，确保缅甸无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只有守住缅甸，才能保证美国的租借物资大量运往中国，使中国战场更有效地牵制住日军，减轻太平洋上的压力；只有守住缅甸，才能阻止日军西攻印度，避免同盟国被德日军队拦腰斩断。但是，在日军攻势极为凶猛，同盟国节节失利的情况下，要守住缅甸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飞机从开罗起飞以后继续东行，经巴格达、沙迦、卡拉奇等城市，于2月25日中午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 新德里位于印度原都城德里的西南，是英国人在1920年开始修建的一座新兴城市。这座城市建筑宏伟，街道宽阔，绿树成荫，市容整洁，显露出借人的现代气息，但是，在其背后却隐含着浓郁的殖民主义色彩。当时，印度人的反英情绪正在高涨，尼赫鲁领导的国民大会党发起了对英国的“不合作运动”，甚至有不少人主张亲日反英。 就在史迪威到达新德里之前，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对印度进行了十几天的访问。他此行的目的，一方面是想劝说英国人改变对印度的政策。允许印度在战后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地；另一方面，则是游说尼赫鲁、甘地等人，劝他们暂时放弃争取完全独立的激进主张，与英国人合作抵抗日本侵略者。但是，这两方面都不肯作出妥协，蒋介石无功而返。尤其是英国人的顽固态度，更增添了他对这个老牌殖民帝国的强烈不满。 史迪威到达新德里的当天下午，出席了英印军总司令部召开的会议。总司令部大楼气势庆宏，足可以装得下整个美国陆军部；会议室里坐满了佩戴着中将、少将、准将军衔的英官，足可以指挥一支庞大的军队；但在前线，英军却只有三个旅的兵力。这样一个事实，也在淋漓尽致地展示和嘲弄着大英帝国外强中干、江河日下的颓势。 史迪威问起了缅甸的战局，除一位军需主任介绍了一下后勤供应情况外，其他人对缅甸战况几乎一无所知。当时，英印军总司令韦威尔上将已出任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正在爪哇指挥作战。英国人既没有缅甸防御的全面计划，也没有与中队协同作战的方案，甚至连日军在缅甸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意图都不清楚。据英国人说，由于新加坡失陷，荷属东印度大势已去，盟军在爪哇的联合指挥部已经解散，韦威尔马上就要撤回印度。第二天，史迪威离开新德里，飞往加尔各答，准备在那里等候韦威尔。 2月28日，韦威尔来到加尔各答。这位英军在远东的最高统帅神情沮丧，疲惫不堪，本来十分魁梧的身材显得略微有些佝偻。半个月前，他从新加坡撤退时，慌乱之中从码头上跌了下去，摔伤了腰。他向史迪威讲述了日军在东南亚地区的强大攻势，从香港的陷落、马来亚的溃退、新加坡失守，一直到爪哇的惨败。缅甸的形势也十分危急。2月23日，日军击溃了锡唐河防线，正在向仰光的侧后退进，仰光已陷入一片混乱。韦威尔目光低垂，仿佛有些羞愧地说：“这是历史上最惨重的军事灾难。日军的凶猛进攻、狡猾的战术和空中优势，使英军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感和自卑感，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缅甸能否避免重蹈东南亚失败的覆辙，他似乎是毫无把握。 驻守缅甸的英军，有英缅军第互师，英印军第17师，英澳军第63旅和装甲第7旅等部，共约4万余人。除英缅军以外，其他部队都是新近从中东地区调来的。2月20日，丘吉尔亲自出面，希望再调两个澳大利亚师来保卫缅甸，但被澳方拒绝，现在只有求助于中国了。韦威尔准备马上赶往缅北重镇腊戍，会见蒋介石，请他把已经应允的两个军，立即派往缅甸布防。 和韦威尔同机到达加尔各答的，还有美国空军少将刘易斯·布里尔顿。他在韦威尔麾下参加了爪哇作战，这次来印度是准备出任美国第10航空队司令。这支航空队将接受史迪威的指挥，为盟军的缅甸作战提供空中支援。布里尔顿本来踌躇满志地想成为这个地区美军的最高指挥官，对史迪威的到来深感不快。他趾高气扬，拿着一根马鞭晃来晃去，显出一种自命不凡的狂妄。史迪威私下里对副官多恩说：“空军军官为什么要拿一根马鞭？难道是为了赶鸟吗？” 3月3日，史迪威等韦威尔与蒋介石会谈结束后，乘飞机离开加尔各答，前往腊戍。腊戍是滇缅路上的重要枢纽。向南，它通过缅甸中央铁路，直达仰光出海口；向北，它经过婉蜒的滇缅公路，通往中国云南昆明。这里是中队入缅作战的必经之路。 蒋介石是在3月1日来到腊戍的，这是他在一个月之内的第二次入缅，仅从这一点就足以表明他对缅甸防御的重视。蒋介石此次来腊戍，一是为了向正在入缅的第5军和第6军布置任务，二是为了与英美接洽和商讨作战指挥与协同问题。 中国方面早在1941年春就在昆明成立了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由军令部次长林蔚中将任团长，负责筹划与英军协防缅甸的事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驻滇参谋团派出由侯腾少将率领的中国驻缅甸军事代表团，与英方具体联络中队入缅作战问题，同时即开始动员和调动部队，准备入缅参战。但是，韦威尔等人却以中队入缅会引起华侨和当地居民骚乱为由，要中国方面“暂勿入缅”。直到缅甸战局出现危机，英军已调不来其他援兵之时，才匆忙要求中队入缅助战。 英国人的猜忌和迟疑，不仅延误了中队入缅布防，以致失去了先机行动之利，而且造成了中国方面对英国人的严重不信任。特别是英国方面要求将入缅作战的中队交给英军指挥，蒋介石对此不能不慎而又慎、考虑再三，他没有立即接受英国人的要求。 但是，为了保住中国西南的最后一条国际交通线，蒋介石终于在2月25日决定派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入缅作战。第5军负责东吁至曼德勒一线的防御，第6军在泰缅边境北段布防，第66军在云南保山一带集结待命。3月2日，蒋介石与韦威尔商定，以仰光至曼德勒的铁路为界，中英两队分别负责东西两线的作战。3月3日，蒋介石在腊戍召集第5军军长杜聿明，第6军军长甘丽初和驻滇参谋团团长林蔚等人训话，大体规定了中队在缅甸作战的任务，并要杜聿明统一指挥先期入缅的第5军和第6军。 史迪威来到腊戍时，蒋介石的训话还没有结束。过了一会儿，他从楼上下来，与史迪威亲热地见了面。蒋介石穿了一身整洁的军服，和史迪威原来见过的样子没有什么变化。尖尖的头顶，光光的下巴，恰像史迪威给他起的绰号“花生米”。他对史迪威的欢迎，应当说是热情的，真诚的。他希望这位深受马歇尔、史汀生赏识，由罗斯福亲自推荐的美国参谋长，能给中国战区带来更多的军事援助；同时还盘算着借用这位美国将军与英国人争夺缅甸战场的指挥权。他厌恶英国人，但要是直接与英国人较劲，还是有些胆怯。 与蒋介石进行礼节性会面之后，史迪威经昆明飞往重庆。蒋介石也随即赶回重庆。3月6日，史迪威正式拜会蒋介石。他向蒋介石申明了美国方面赋予他的来华使命和职权，并谈了他对缅甸作战的初步想法。他最关心的指挥权问题，得到了蒋介石比较明确的回答。蒋介石允诺，将由史迪威来指挥中国的入缅部队。史迪威感到：“这使我松了一口气。现在我不用每天早晨在惶恐不安中醒来，发愁到底能做些什么来证实自己的存在了。那种日子实在令人难以承受。” 同时，史迪威发现，蒋介石所关心的主要还是美国人将向中国提供哪些支持和援助。史迪威知道，这些与他所希望得到的指挥权有重要关系。他向蒋介石保证说，美国的租借物资将会不断地运到中国。即使缅甸的通道受阻，美国设在印度的转运站，也会向中国空运物资。以印度为基地的美军第10航空队，也将在他的指挥下，接受蒋介石的统辖。 蒋介石对与史迪威的第一次谈话，显然十分满意。两天以后，他正式任命史迪威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并负责指挥中国的人缅部队。但是，就在同一天，仰光失守，日本人切断了滇缅路的出海口。而且英国人在放弃仰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通知中国的联络官。蒋介石又一次被英国人激怒了，这大大损害了他对入缅作战的情绪。 3月9日晚上，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他们的黄山别墅举行宴会，招待已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黄山位于重庆以南十几公里处，蒋介石的住所建在向阳的山坡上，绿树掩映之中，显得十分幽雅。从这里可以眺望参差错落的重庆山城和在城中交汇的长江和嘉陵江。宴会之后，蒋介石夫妇把史迪威留下来，又同他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 蒋介石上次谈话中表露出的作战热情明显减弱了，虽然他仍谈到了向日军发动攻势，争取夺回仰光，但强调的重点却集中在“谨慎”二字上。他认为，英国人很可能会逃跑，如果把大批中队贸然投入第一线，可能会招致重大损失。史迪威建议，趁日军立足未稳，迅速集中兵力发起反攻。蒋介石却不以为然，他主张采取“纵深防御”战术，先建立起稳固的基地；如果日军没有新的增援，西线英军能守住阵脚，那时再发动攻势。 促使蒋介石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当然有他保存实力、消极防御的传统战术，但同时也是出于对英国人的怀疑和不满。他怒气冲冲地对史迪威说：“那些狗娘养的英国人，他们撤出了仰光，却没有通知我们的联络官。我决不会服从他们的命令。我要给罗斯福总统发电报，让他转告丘吉尔，必须由你来担任缅甸盟军的指挥官，否则我就要把入缅部队全部撤回来。” 史迪威心情十分矛盾。他不真欢英国人，但也不相信蒋介石的决心和力量。缅甸毕竟是英国人的地盘，在作战区域上属于韦威尔将军领导的西南太平洋战区。缅甸作战所需要的武器、弹药运输、给养等后勤供应，都要靠英国人保障。英军装甲旅的150辆坦克，也是抵抗日军进攻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需要中国人作战，同时也需要英国人作战，他不想成为蒋介石对付英国人的筹码。史迪威十分策略地对蒋介石说：“我们在缅甸的利益比英国人要多，英国人需要的只是在印度前面筑起一道屏障，而我们则需要仰光这个港口来保证物资供应。如果我们积极作战，或许英国人也会坚持战斗，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中获利。” 但是，蒋介石丝毫也不为之所动。史迪威这才更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那么仇视英国佬，而我真是一个大傻瓜。”他觉得自己成了同盟国复杂矛盾中的“夹心面包”，“这是我有生以来所承担的最棘手的工作”。 蒋介石果真在当天就给罗斯福发去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说：“仰光昨午已被敌占领，今后缅甸作战不得不重订计划，尤其中英两军必须统一指挥，方能收效。英军在缅兵力只有残余两师，而我派赴缅甸各军，其数超过英军4倍以上。中国在缅军队，已命史迪威担任指挥；在缅英军，宜应由史迪威统一指挥。希即转商丘吉尔首相，酌予照办。”但是，丘吉尔坚持不肯接受，罗斯福也不愿就此问题与英国人争辩，蒋介石的这一计划终未实现。 史迪威根据蒋介石的授权，准备立即赶赴缅甸，指挥第5军和第6军作战，并与英军商谈作战协同问题。行前，蒋介石又两次约见史迪威，更具体地阐述他的作战思想。他要史迪威正确地估计中队的战斗力，防御时需以三个中国师对付一个日军师团，进攻时更需以五个中国师对一个日军师团。他反复叮嘱说，第5军和第6军是中国的精锐部队，这次入缅作战只能胜不能败。 尽管史迪威并不赞同蒋介石的作战思想，但他意识到，能让一个外国人来指挥中队，这对蒋介石来说已经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把蒋介石指示的要点，十分认真地一一归纳、复述了一遍，以表明他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在他离开重庆的那天，蒋介石告诉他：“今天早上，我已命令在缅的第5军和第6军归你指挥，并命令杜聿明、甘丽初两位军长和驻滇参谋团林蔚团长绝对服从你的命令。”3月11日下午，史迪威从重庆飞往腊戍。 史迪威重回腊戍之时，中英两队正在调整部署。中国第5军的先头部队第200师，已于3月8日南进至东吁一线组织防御，准备迎击日军，掩护军主力展开。英军弃守仰光之后，沿伊洛瓦底江北撤，转移到东吁以西的卑谬地区占领阵地。两队在仰光以北250多公里处，形成了一条平行的防线。 但是，两队的指挥和协同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蒋介石为抵制英国人要求统一指挥中队的企图，于3月12日宣布成立中国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部，以卫立煌上将任司令长官，杜聿明中将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当时未到任，其职务由杜聿明代理。远征军长官部负责直接统辖入缅的中队。英国人也在采取对应的措施，他们在3月8日任命因指挥“敦刻尔克大撤退”而闻名的哈罗德·亚历山大上将为英缅军总司令，以取代在他们看来对中国人过于软弱，并且缺乏威望的哈丁·赫顿中将。 3月12日，史迪威率领随行人员从腊戍驱车赶往眉苗。眉苗位于缅北交通要冲曼德勒以东，是一处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避暑胜地，被称作缅甸的“夏都”。城里的街道和房屋都是按照英国式样建造的，仿佛是一座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当时，英国在缅甸的总督府和英军司令部都设在这里。史迪威也在这儿选了一座美国人的浸礼会教堂，建立了他的指挥部。 史迪威的指挥部人数很少，力量单薄。除了担任警卫、通信、交通和勤务工作的40多名中国官兵之外，只有14名美官和s名美国士兵。他的参谋人员虽然经过精心挑选，但工作能力仍是参差不齐。这些人都没有到过缅甸，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地形、交通等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再加上通讯联络不畅，敌情情报不灵，要实施有效的指挥确实十分困难。当时一个英国人曾认为，史迪威的参谋班子难以担负指挥10万中国远征军的重任，这个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史迪威尽其所能，建立起了自己的指挥和联络系统。他让托马斯·赫恩准将担任他的参谋长，负责拟定作战计划，起草各种战斗命令；然后交由林蔚领导的驻滇参谋团下达给远征军各部队；同时向各部队派出美军联络官，监督作战命令的执行情况。 到达眉苗的当天，史迪威礼节性地拜访了这里的英国人。英国总督府和英军司令部，设在一座小山上的大楼里。这是一座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名叫“旗杆旅馆”，庞大臃肿的英政机关占满了这所旅馆的每个房间。 缅甸总督金纳德·多尔曼·史密斯爵士，刚刚从仰光撤到这里。当他听完史迪威的自我介绍后，感到惊诧不已。中国人竟搬来一位美国将军担任远征军的总指挥，这实在太出人意料了。他镇定地保持住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对史迪威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以缅甸最高统治者的口气保证，他将尽力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但他心里十分清楚，当地的大多数缅甸人，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充满了仇恨。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德钦党”人，甚至比印度的国大党走得更远。他们已经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准备借助日本的力量，从英国人手里夺回他们的国家。 英缅军司令部和史迪威在新德里看到的英印军司令部一样，一大群庸庸碌碌的高级军官在那里煞有介事地忙个不停。英缅军在前线的两个师和一个旅，经过初期作战，只剩下不到2万人；而后方的司令部，却仍然保持着一个庞大的机构。这里有1名上将，1名中将，5名少将，18名准将和250多名参谋军官，他们还像在指挥着一支大兵团作战似的，照着军事教科书上规定的内容和程式，按部就班地起草着各种标准的军事文书。 英军的情报工作十分糟糕，他们没有抓到一个日军俘虏，也没有进行有计划的侦察。史迪威正为搞不清前线敌情而焦虑不安，突然有一名身穿美服的少校军官向他报告。这位少校军官名叫弗兰克·梅里尔，原在驻菲律宾美军中担任日语情报官，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调来缅甸，负责了解当地战况和英军的联络工作。他详细汇报了缅甸战役开始以来的情况，给史迪威提供了很大帮助。史迪威深深喜欢上了这位精明强干的年轻军官，相信他会在未来的战争中大有作为。 第二天，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赶到眉苗，正式走马上任。这位出身于爱尔兰伯爵之家的原皇家近卫军军官，除了常见的英国式傲慢之外，还带着似乎高人一等的贵族优越感。史迪威与他的第一次会面，就很不愉快。当他听说史迪威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将独立指挥中国远征军时，马上瞪起了眼睛，显露出不悦的神情。他说：“我接受的任务是全权指挥在缅甸的中英军队，这样的安排使我从一开始就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史迪威也不示弱地回瞪了他一眼，说道：“难道我们是白吃饭的吗？我也同样可以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 史迪威认为，要促使英国人坚守缅甸，就必须让中国远征军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他马上与林蔚、杜幸明等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加紧调动部队入缅，特别是要把第5军的新编第22师和第96师立即调往彬文那地区，准备协同已经前去的第200师，在东吁一线展开作战。过了一天，史迪威把中队的调动、部署和作战意图告诉了英国人，亚历山大的态度果然发生了变化。他作出一些友好的姿态，答应向中国的入缅部队提供粮食、油料、车辆、武器等物品，同意在卑谬一线与史迪威指挥的远征军“并肩作战”。他对史迪威开玩笑说：“哈，你这个狡猾的家伙，居然把中队从我这儿偷走了。你是不是可以发给我一些中队的标志，把我也编入他们的队伍。” 3月16日，史迪威乘车从眉苗前往腊戍，准备催促远征军的后续部队尽速入缅。他在腊戍见到了参谋团的正、副团长林蔚和肖毅肃。林蔚告诉他，几天前刚刚接到蒋介石的来电，要求远征军未入缅的部队“暂缓开拔”。因此，第5军的另两个师目前还在云南境内的芒市集结待命。 史迪威第一次亲身领教了蒋介石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卑劣手段。他前面命令林蔚、杜聿明、甘丽初等人“绝对服从史迪威之命令”，后面却又直接电令远征军“暂缓开拔”。目前，日军占领仰光之后，正在调整部署，马上就会发动新的进攻。中英两国的不合已经耽误了许多时间，如果再延误下去，那就会进一步丧失有利的作战时机。史迪威决定马上赶回重庆，向蒋介石晓以利害，争取尽快调兵入缅。 3月17日，史迪威从腊戍飞往重庆。第二天中午，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长商震将军陪他一起面见蒋介石。商震曾是晋军将领，并非蒋介石的嫡系，只是由于他粗通英语，才担任了现在的要职。 史迪威汇报了缅甸战况和与英方商定的作战计划，即中英两队在东吁至卑谬一线组织防御，首先阻止日军进攻，尔后伺机反击夺回仰光。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要求蒋介石同意尚未入缅的远征军立即开动，并要求将第5军主力调往彬文那及其以南地区，支援第200师作战。 蒋介石仍对英国人满腹狐疑，他担心如果远征军推进过远，一旦西线英军溃退，就会陷于危险境地。况且仰光被日军占领后，滇缅路实际上已经断绝，缅甸南部对中国已失去意义。因此，他主张将远征军主力部署在曼德勒地区，守住缅北的中印交通线。史迪威反复陈述了在东吁一线展开作战的理由和意义，直说得口干舌燥，精疲力竭。蒋介石同意予以考虑，但未置可否。 从蒋介石那里出来，商震对史迪威说：“他这个人太自私。不仅在对外上，对内也是如此。”商震是史迪威早相识的老朋友，现在由于工作关系使他们的友情更加密切。他赞成史迪威的作战计划，想为老朋友帮个忙。他说：“我去找军政部和军令部商量一下，争取让何应钦、白崇禧和徐永昌、刘斐支持你的计划。然后让这两部的部长和次长去向蒋介石报告，要求他予以批准。” 第二天，也即3月19日，史迪威在重庆度过了他59岁的生日，按照中国的传统算法，他已进入了“花甲之年”。马歇尔给他发来了生日贺电，电报说：“有你在中国，对总统、对史汀生和对我来说，都是巨大的宽慰。”这些赞扬之词当然也是对史迪威的支持和鼓励，但他却无法派出史迪威最需要的美国地面部队。 史迪威惊奇地发现，商震的工作产生了效果。军政、军令两部的首脑都同意他的作战计划，并且为此去拜见蒋介石，敦请他予以批准。蒋介石随后又一次约见史迪威，似乎很大度地对他说：“既然已经把前方指挥权交给你，自然可以按你的计划去安排。第5军新22师可以南调，但是第96师必须放在曼德勒。”他站起来，在地图上围着曼德勒画了一个圈，接着说：“这里是缅甸防御的关键。别管南方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必须在这里保持有力的防御力量，组织坚固的防线，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它。” 蒋介石并没有满足史迪威的全部要求，但史迪威对取得这样的结果仍然感到十分高兴。他觉得：“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一致赞同我的观点，这可以被看作是一场重大胜利。”“考虑到蒋介石的承受力，他已经作出了相当宽宏大量的让步。”他略略思考了一下，表示可以在蒋介石规定的战役框架内行动，但要求保证他的独立指挥权，特别是“一旦战斗打响，我必须有采取行动的自由”。蒋介石同意了。 第二天，蒋介石向远征军发出手令，要求“对史参谋长之命令应绝对遵守”，并指示“凡在国外部队，以不轻进、不轻退二言为要诀。在前方全盘形势有利于出击、反攻或捕捉战机时，应决心出之以积极行动。”但是，他的顾虑并没有完全打消，那天晚上他又找了史迪威，再次叮嘱说：“一定要注意英国人的行动。你可以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守住单谬，我们就一定守住东吁，中队绝不会先于英军撤退。但是，如果他们放弃卑谬，我就把所有部队撤回来。” 3月20日下午，史迪威在重庆举行了来华之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自从他一到重庆，就成了新闻记者们注意和追踪的对象，但他一直谨慎地避开他们，因为他对一切还心里没数。经过两个星期紧张和忙碌的工作，他觉得开始有了点头绪：中国入缅部队的指挥权已经交给他，同英国人也已作了接洽和交涉，关于缅甸的作战计划已经得到批准……。他向记者们说：“我对中队充满了信心。我要用事实向人们证明，中队不亚于任何同盟国的军队，而且一定能超过他们。我相信会有一天，中美两队将共同进入东京，那将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一天。” 3月21日，史迪威乘飞机离开重庆，经昆明赶往腊戍。 史迪威重回腊戍之时，中国远征军的前哨第200师，已在东吁以南地区与日军发生战斗。日本第15军占领仰光后曾稍作休整，随即便兵分两路开始北犯。西路第33师团，沿伊洛瓦底江右岸向英军进攻；东路第55师团沿锡唐河谷地和仰光至曼德勒的中央铁路向中国远征军逼近。后者是日军的主要攻击方向，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率指挥部在第55师团之后跟进。3月19日，第55师团先头部队进入远征军第200师在普尤设立的前沿警戒阵地，中队以突然的出击给日军以重大杀伤，由此打响了远征军入缅作战的第一仗。20日，日军调集兵力向第200师的防御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听完腊戍参谋团关于前线战况的汇报，史迪威立即签发了他的第一号作战命令。命令第5军第200师坚守东吁防线，掩护军主力展开；第5军新22师立即由曼德勒开赴彬文那以南地区，准备支援第200师作战；第5军第96师由腊戍开往曼德勒，作为总预备队；第6军第93师、第49师和暂编第55师一部，在萨尔温江东岸之景栋、孟板、莫契一线占领阵地，监视泰国境内的敌人，并掩护第5军东侧安全；第6军暂将55师主力交由第5军指挥，配合东吁防线的作战。待全军完成部署，相机向日军发起反攻。命令发出后，史迪威连夜赶到眉苗的指挥部。 22日一早，他从眉苗出发，前往第5军设在漂贝的指挥部。第5军是远征军最精锐的一支部队，在目前的部署上又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军长杜聿明还身兼远征军代理司令长官，这个军的作战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远征军的战役全局。 史迪威上次来缅甸时，曾经对杜聿明产生了很好的印象。他知道杜聿明曾率领第5军血战昆仑关，给日军王牌第5师团以沉重打击。他认为杜聿明精通战术，有旺盛的进攻精神，随时准备作战，是个优秀的指挥官。但他只看到了杜聿明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另一面。 杜聿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参加了黄埔系的核心组织“复兴社”，是最受蒋介石信任和赏识的军事将领之一。1932年国民党组建第一个装甲兵团，他出任了团长；1938年，在该团基础上编成第一个机械化师——第200师，他晋升师长；同年底，第200师扩编为第5军，他又在不久荣任军长。第5军是国民党的王牌，蒋介石的嫡系，也是杜聿明起家的老本。初入缅时，蒋介石让他统一指挥第5、第6两军，随后又担任远征军代司令长官，他十分得意地把自己看作远征军的统帅。对于史迪威的到来，他的戒虑与不满比蒋介石有过之而无不及。 3月4日，蒋介石在腊戍第一次告诉杜聿明，要他听从史迪威的指挥。杜聿明马上机敏地问道：“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校长的决策，那该怎么办呢？”蒋介石回答说：“你直接打电报向我请示后再说。”事后，蒋介石似乎觉察到了杜聿明对史迪威的不满，又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他必须“绝对服从”史迪威的指挥。3月11日和21日，蒋介石又两次致电远征军，规定了史迪威的指挥权，但杜聿明仿佛摸透了蒋介石的心思，始终并没有把史迪威放在眼里。 3月14日，杜聿明以中国远征军“统帅”的名义拜会了眉苗的英国总督。多尔曼·史密斯两天前刚刚接待了史迪威，他对又出现一位“统帅”感到大惑不解。杜聿明露出一丝狡猾的微笑回答说：“噢，阁下，那位美国将军只是自己把自己看成统帅，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要让美国人参加到战争中来的唯一办法，就是给他们一些名义上的指挥权。只有我们掌握住实权，他们才不致干出太多的傻事来。” 这一切史迪威当时并不知晓，他在第5军军部仍然踌躇满志地向杜聿明说明了他的部署和作战意图。杜聿明同意把新22师调往彬文那以南地区，支援第200师作战。可是几天过去了，新22师仍未到达指定位置。史迪威开始怀疑杜聿明在“玩弄诡计”，阳奉阴违地抵制他的命令。 第200师在东吁地区的阻击战打得十分艰苦。日军在空中和地面炮火的支援下，向东吁正面防线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并且派出部队向两翼迂回。其左翼一路攻占了东吁西北约8公里的克永冈机场，切断了200师的后方联络。全师官兵在戴安澜师长的镇定指挥下，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继续坚持战斗。 史迪威在漂贝、曼德勒、眉苗之间来回奔波，一面监督前线作战，一面不断催促后续部队的开进。3月27日，新22师终于全部到达距东吁前线约30公里的耶达谢。史迪威一再要求新22师立即发起攻击，但是杜幸明和师长廖耀湘仍然迟疑不决。情况紧急，时不我待，史迪威只好连夜赶往眉苗，要求参谋团长林蔚向杜聿明下达进攻命令。林蔚在史迪威的压力下，终于接受了这一要求。 随后，史迪威又马不停蹄地返回漂贝，督促杜聿明和廖耀湘执行进攻命令。与此同时，他又打电话给眉苗，请求西线英军与远征军相配合，从早谬地区发动一次支援性进攻，英国人答应了他的请求。 3月28日，新22师开始向东吁方向攻击前进，但是，由于杜聿明和廖耀湘缺乏进攻决心，同时也由于日军的顽强抵抗，进展十分迟缓。东吁城内的200师情况十分危险，从新加坡北调的日军第56师团先头部队也在当天投入战斗，大大增强了日军的攻击力量。 3月29日，史迪威亲自赶到耶达谢前线新22师师部督战。廖耀湘支支吾吾仍在拖延，他认为新22师进攻力量不足，要等第96师赶到以后再全力攻击。杜幸明竟准备让第200师突围后撤，放弃东吁防线。史迪威瞪着拒不从命的杜聿明和廖耀湘，怒火中烧。在东吁至卑谬一线阻止日军进攻，是中英两军共同商定的作战计划。蒋介石也曾在3月20日发出手令，要求远征军“必须死守”东吁，特别是在英军未撤出卑谬以前，“我军绝不能先撤东吁阵地”。现在英军应史迪威之请，正以30辆坦克为先导向瑞同、德贡方向发动反攻，而杜聿明却要放弃阵地后撤。 史迪威多日以来心中积聚的愤懑，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怒视着杜聿明，声色俱厉地吼道：“你必须执行我的命令，如果胆敢抗命，我要用军法制裁你！”他很清楚第200师在东吁的困境，但他认为救援第200师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新22师全面出击，打退日军的进攻。 杜聿明的反应十分冷漠，这冷漠之中透着轻蔑和鄙视。他说：“对不起，将军。我不能让第5军同如此强大的敌人冒险硬拼，必须保全第200师，才利于以后的作战。我要对我的部队负责。”史迪威问道：“你不对我的命令负责吗？”“不，我只对委员长负责。”杜聿明的回答非常干脆。其实，他在前一天就已经报告蒋介石，准备让第200师撤退，并且得到了批准。史迪威对这一切竟毫无所知。杜幸明转身走了，带着随行人员撤往彬文那，把史迪威甩在了耶达谢，他知道这位参谋长的“军法制裁”不过是一句唬人的空话。 当天深夜，戴安澜率第200师从东吁突围，向耶达谢以东地区撤退。3月30日，日军占领东吁。 史迪威在日记里，记下了他当时的痛苦心情：“精疲力竭。我在精神上几乎崩溃了。……，我发誓，我真的受够了。”第二天，他在无可奈何之中离开前线。途中又见到了杜聿明和廖耀湘。“廖和杜仍在支吾其辞。他们根本就不打算进攻。前线平静无事，日本人没有反应。十足的懦夫。”他在东吁一线集结部队向日军反攻的计划已经破灭，远征军根本不听他的命令和指挥，在杜聿明、廖耀湘的背后，还有一支牢牢地控制着他们的铁腕。“机会就在手边，却眼睁睁让它溜走了。既然无所作为，那就坚决辞职。”史迪威暗暗下定了决心。 3月31日，他在眉苗会见了亚历山大和从印度赶来的韦威尔。尽管他并不能对远征军的撤退负责，但仍然感到脸上无光。他知道，英国人已在公开地嘲弄“史迪威发动的伟大的中国攻势”，他无言以答，只能对形势作了一些解释。其实，英国人的反击也未能奏效，他们的部队也正从卑谬撤退。当天，史迪威离开眉苗，飞往重庆。 在重庆一下飞机，他见到了商震。商震向他透露说，第200师从东吁撤退是蒋介石亲自批准的。那天是4月1日，恰好是“愚人节”，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被蒋介石愚弄了的“傻瓜”，心里的怒火全都集中到了蒋介石的头上。“我们失去了一个在东吁打退日本人的绝好机会，根本原因就在于蒋介石的插手。” 当天中午，他会见了蒋介石，毫不客气地向他“摊了牌”。“我名义上是总指挥，但军长和师长们都不服从我的命令，而我又没有足够的权力强迫他们服从。我不能撤他们的职，更不能枪毙他们，仅仅同他们讲道理是毫无用处的。其最终结果，我成了个毫无权利的傀儡，受苦受累地工作，还要为别人的失利承担责任。鉴于这种状况，我必须提出辞职。” 蒋介石摆出一副十分惊讶和关心的样子，问道：“他们为什么不服从？娘希匹，我要调查，哪个师长不服从命令，我就枪毙他。杜聿明是我的学生，我会教训他的。我一定告诉他们，必须服从你的命令。这个不是什么问题，我会解决好的。” 史迪威也并非真想辞职，他主要是想通过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以便真正掌握远征军的指挥权。他向蒋介石表示，如果要继续让他指挥远征军，那就必须授予他指挥这支军队的全权，并要求蒋介石增派云南境内的第66军开赴缅甸。同时，他甩出了一只具有一定威慑力的“杀手铜”：“如果指挥官不服从我的命令，我就不能让美国空军支援这支部队。” 第二天，蒋介石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告诉史迪威，已决定让罗卓英上将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并担任史迪威的执行官。史迪威的命令可以由罗卓英下达给各部队，并监督执行。罗卓英毕业于保定军校第8期炮科，与陈诚是同班同学，原任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9集团军总司令，其资历和职务均远在杜聿明之上。史迪威同意了蒋介石的安排，他认为“罗是个强硬的家伙，能够对付杜聿明”。 4月5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与史迪威一道从重庆飞往缅甸。为了稳住这位美国将军，他要作出一种姿态，亲自向远征军进一步明确史迪威的指挥权。同时，也是为了视察前线战况，以便具体商定和部署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蒋介石在眉苗召见了史迪威、罗卓英和杜聿明等人，亲自宣布了5条命令：第一，史迪威是我的参谋长，由他担任指挥远征军在缅作战的职责；第二，罗卓英接受史迪威的指挥，远征军各部都要听罗长官的指挥；第三，一切问题由史迪威将军全权作最后决定；第四，史迪威有提升、撤职和惩罚所有军官的全权；第五，对英方一切问题的交涉由史迪威将军接洽。 召见之后，蒋介石和宋美龄拉着史迪威让战地记者照了一张又一张合影。他们手挽着手，脸上堆满笑容，以显示中美之间的团结与合作。 杜聿明站在一边，产生了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从最初统一指挥第5军和第6军，到“代司令长官”，现在他上面不仅有了史迪威，又加上一个罗卓英，心中的愤愤不平油然而起。他私下里找了蒋介石，满腹怨气地说：“校长，远征军大多是您的精锐，我不能不负责任。如果照史迪威的命令，第200师早就断送了。他既不了解中队的情况，也可以说不懂战术。您……。”蒋介石一挥手打断了他的话：“这些我知道的。以后有罗长官在，他会了解的。你要服从史迪威和罗长官的命令。你应该明白，我们吃的是美国饭。” 随后，蒋介石与史迪威等人共同商定了组织“彬文那会战”的计划。其部署是：以第96师在彬文那一线构筑预设阵地；以新22师在斯瓦至彬文那之间逐次抵抗，将日军吸引到第96师主阵地之前；尔后，以新22师、第200师和第66军新38师从彬文那两侧出击，将日军包围在彬文那南部予以歼灭。 4月8日，蒋介石和宋美龄离开缅甸回国。史迪威又一次振作起精神，开始行使他的“指挥全权”。要实现“彬文那会战”计划，关键的一环是要保证远征军主力的翼侧安全。他在眉苗约见了亚历山大，要求西线英军必须固守亚兰谬一带的协防地区。4月9日，他在曼德勒和彬文那检查了新38师、第96师和200师的部署情况。第二天，他又赶到东线，视察了第6军的防务。这个军的三个师至今还没有与日军接手，他们的装备和战斗力比第5军还要差些。史迪威要求军长甘而初，必须守好东部防线，伺机攻击前进。 正面新22师的逐次抵抗打得十分艰苦。廖耀湘指挥着他的3个团交替掩护，边打边退，一面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一面将日军引向彬文那地区的预设阵地。精心设计和组织的“彬文那会战”计划，正在一步步地实现。 恰在此时，史迪威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西线英军放弃了亚兰谬，并一路后撤，在逃至仁安羌一带时，被日军第33师团一支1000多人的穿插部队切断退路，英缅军第1师7000多人陷入日军包围。同时，东线也出现了严重情况，日军第56师团从东吁转向右侧迂回，在莫契击溃了第6军55师，正急速向乐可、东技方向穿插。 彬文那地区的远征军主力，东西两翼都遭到了日军威胁，情况十分危险。4月16日，史迪威在给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想，我们很快就会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失败。……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如果我们被日本人赶进深山老林，那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努力。”18日，史迪威不得不放弃彬文那会战，命令第5军各部向漂贝、塔泽、敏铁拉一带撤退。 英国人像迷了路的孩子，一次又一次地要史迪威派部队救援在仁安羌一带被围困的英军。4月19日，孙立人率远征军新38师经过激战攻克仁安羌，打退了日军。这次战斗共救出英军7000多人及被俘英军、传教士和新闻记者500多人，并夺回了被日本人劫获的英军辎重100多车。英国人一时感激涕零，但没过几天就全都忘在了脑后。 史迪威把他的指挥部从漂贝撤到距曼德勒约30公里的皎克西，准备在曼德勒及其以南地区寻机与日军决战。但是，东路第6军的战况却进一步恶化，致使整个战局急转直下。向东侧迂回的日军第56师团于4月20日攻占乐可，尔后向和榜方向急进。日军的这一穿插行动，在第5军和第6军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这不仅威胁两军的翼侧，而且使远征军的后方要地腊戍门户洞开。 面对这一严重形势，史迪威急调第200师向葛鲁、黑河方向出击，并命令第6军第93师和第49师向南曲依、莱卡一线回防，以封闭第5、第6两军的结合部，阻断日军穿插。4月23日，他亲自赶到已推进至东枝外围的第200师前线督战指挥。他根据罗卓英的建议，悬赏5万缅甸卢比，以尽速拿下东枝。25日，第200师夺回东依。但是，向西回防的第6军部队刚刚与日军接触便溃不成军，仓皇向景栋方向撤退。24日，军长甘丽初报告，他手中已无兵可以指挥。尽管第200师从东枝截断了日军第56师团的后路，但该部日军竟完全不顾后方情况，径直以每日机械化行军110公里以上的速度长途奔袭，闪电般地扑向腊戍。 4月25日，史迪威、罗卓英、杜聿明与亚历山大等英军指挥官在皎克西召开会议。会议认为盟军的前线部队已陷入危险境地，遂决定放弃曼德勒，撤往伊洛瓦底江以北。随后，史迪威和罗卓英对远征军部队的行动作了部署：第66新28师由曼德勒驰援腊戍，会同新29师阻击日军穿插部队；第6军东渡萨尔温江，向景栋方向集结；孤悬东枝的第200师，就近向第6军靠拢；远征军主力包括第5军新22师、第96师和第66军新38师，经曼德勒北渡伊洛瓦底江，退往英多、八莫、密支那方向，据守缅北三角地区，以确保印度——密支那——昆明的空中走廊。 4月27日，史迪威从皎克西撒到曼德勒以北约80公里的瑞波，在那里设立了他的指挥部。第二天，他又轻车简从返回曼德勒前线，指挥远征军部队后撤。现在，重新打通滇缅路已不可能，唯一的希望就是保住印度至昆明的空中走廊。如果丢失缅北，美国对华的空运物资就只有绕道飞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了，那将是一条十分危险和艰难的航线。 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罗斯福总统也很重视这个问题，他在4月28日致电蒋介石，明确表示：“一定能够找到把军火和飞机送到蒋介石委员长军队手中的途径。……一个不可征服的中国，不仅会在东亚，而且会在全世界，为实现和平与繁荣发挥作用。” 但是，目前的形势却在一步步地恶化。4月29日，仓促在腊戍布防的新28师和新29师一部被击溃，日军占领了滇缅路上最后一座门户；同时，西线英军渡过伊洛瓦底江之后，已决定放弃缅甸，正沿着耶乌至加里瓦大道向印度境内撤退。中国远征军主力的两翼再度暴露在日军的威胁之下。 4月30日，远征军部队全部撤过伊洛瓦底江，沿曼德勒至密支那的窄轨铁路向北退却。当天晚上，随着一声巨响，横跨在伊洛瓦底江上的阿瓦大铁桥被拦腰炸成两截，断口处的两端沉重地跌入涛涛的江水之中。这虽然一时阻断了日军的追击，但同时也把远征军关在了崇山送障、森林茂密的缅北三角地带。这时，日军的一支机械化部队正沿着另一条道路从腊戍向八莫和密支那奔袭，那里是缅北远征军退回国内的最后通道。正是：反攻未成东吁垮，功亏一篑彬文那；缅北一隅陷绝地，茫茫林海何处涯。欲知史迪威和远征军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闯出绝地 全权指挥空名誉，险境难有万全计； 跋山涉水闯生路，兵败垂成志不移。 话说中英联军放弃曼德勒，撤过伊洛瓦底江之后，英国人已无心作战，他们甩下请来的中队，径自向印度境内西逃；杜聿明则率领第5军第96师、新22师和66军新38师，沿着铁路和公路匆忙向北退却。史迪威清楚地意识到：“分裂和崩溃的危险已经迫近。” 5月1日，杜聿明已经跑到了孜公，罗卓英那天早晨也悄悄离开他，乘火车追赶杜聿明去了，史迪威仍留在孜公以南40多公里的瑞波。他的身边除了几十名美人以外，只有16名中国卫兵。许多美官对英国人的背信弃义和中队的作战不力气愤已极，他们不知道继续留在缅甸还能做些什么。 在第5军担任战术顾问和联络官的赛伯特准将对史迪威说：“乔，英国人跑了，罗卓英和杜聿明也走了，我们要飞机回国吧！”赛伯特的这一建议，并不能理解为怯懦。当战局处于无法挽回的危险情况下，首先应考虑保存高级指挥官，这在世界各国的战争史上已成为一种惯例。当新加坡即将陷落时，韦威尔从那里撤到了爪哇；当爪哇再次出现危机时，他又飞到了印度；当菲律宾败局已定时，麦克阿瑟从那里飞到了澳大利亚。战争需要军队，但更需要统帅。一个士兵或下级军官从火线脱逃，那是可耻的；一个统帅或高级指挥官从危机情况下摆脱出来，却是允许的。战争就是如此。 史迪威现在并不想这样做，他觉得有责任挽救中国远征军的失败。他对赛伯特说：“尽管我对中队的指挥权是徒有虚名，但我还必须对他们负责。如果我现在就走，他们可能会遭受更加惨重的损失，说不定会出现又一次投降。那样，我就再也不能回来指挥中队了。” 那天上午，有27架日军轰炸机飞到瑞波上空，人们四处隐蔽，以躲过空袭。日本飞机投下了几颗炸弹飞走了。当躲避空袭的人们回来时惊异地发现，史迪威仍坐在屋里的桌旁，独自一人饶有兴味地玩着纸牌。他的镇定与沉着，影响和感染了有些慌乱的美官们。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史迪威仍在那里端坐着。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渡过伊洛瓦底江，正在追击前进。瑞波已经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参谋人员不由得为史迪威捏着一把汗，日本人惯于穿插奔袭，他们那短短的罗圈腿，跑起路来却像飞一样快。 近中午时分，一架美国飞机在瑞波上空盘旋了几圈后，降落在临时充作机场的一片空地上。机舱门打开，走下了两名美国空军上校。他们是美军空运司令部司令官凯莱布·海恩斯和执行官罗伯特·斯科特。这个司令部设在印度的阿萨姆邦，负责从印度经缅甸到中国昆明的空中运输，10天前才刚刚开始工作。在昆明他们接到美国空军司令哈普·阿诺德将军的命令，要他们立即飞往瑞波，把史迪威和他的参谋人员接出来。 两位空军上校对史迪威说：“先生，阿诺德将军派我们来搭救你出去。”“搭救”这个词刺痛了史迪威，他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瞪了他们一下，严厉的目光表示了他的不满和拒绝。海恩斯焦虑地告诉他，他们在空中盘旋时发现，日军距瑞波只有20多公里了，情况非常危险。史迪威不想对两位空军人员作更多的解释，他决定让司令部的大多数军官乘飞机前往印度，并要他们转告已在印度的罗伯茨上校，与英方商量安排一个训练中队的基地，并做好接应的准备。 道格拉斯c－47型美军运输机向西飞去，史迪威带领留下来的十几名美官和其他随行人员离开瑞波，开始北撤。 从曼德勒到密支那只有一条单线的窄轨铁路，车厢很小，运输能力十分有限。罗卓英率领他的长官部人员昨天晚上乘火车出发，走出不到30公里就与另一列火车相撞，造成了铁路运输的中断。中队沿着尘土飞扬的公路，或乘车，或步行，仓皇向北撤退。大批逃难的英国人、印度人和缅甸人，夹杂在溃退的军队中间，显得一片混乱。 史迪威在北撤的路上经过耶乌，他去了设在那里的英军司令部。司令部已人去屋空，只有几名下级军官在那里手忙脚乱地清理物品、焚烧文件。史迪威找到一名军衔最高的上尉，向他询问英军的去向。“我想，我们的人都已经走了。”那个上尉失神的眼里显露出内心的惊慌失措。史迪威用电台叫通了亚历山大，向他通报说，中队正在向密支那撤退，但根据目前形势的发展，很可能将不得不退到印度。亚历山大回电说，同意为接应中队撤往印度进行准备。史迪威为远征军安排了一条在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最后退路。 但是，他知道要说服中国人接受这一安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几天以前，他曾和英国佬商量过这件事。亚历山大和史密斯总督虽然表示可以接受中队入印，却坚持要按照所谓“国际惯例”，以“难民”的身份接待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做的实在太绝、大损。中国人最讲“面子”，恐怕很难接受英国人的苛刻条件。 史迪威离开耶乌继续北行，当天晚上赶到了孜公。 第二天一早，杜聿明来见他，一会儿罗卓英也赶到了这里。他们一起研究了目前的形势和远征军的下一步行动。 要远征军的主力撤到密支那，是蒋介石亲自来电做出的部署。他的意图是让远征军固守缅北三角地带，确保印度至昆明的空中走廊和由英帕尔经密支那到云南腾冲的中印公路。如果万一缅北不守，便由密支那撤回国内，那里有一条公路通往云南的腾冲。 但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在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线以东，占领腊戍的日军第56师团主力正沿着一条平行的路线，向八莫和密支那疾进。那里已经没有任何阻击部队，日本人如入无人之境。如果日军赶在远征军之前占领密支那，那么缅北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死胡同。北面是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西面是人迹罕至的野人山，东面则是高黎贡山，那里是一块插翅难飞的绝地。 史迪威并没有想立即改变占领密支那的决心，但他宁愿作最坏的打算。他谈了在万不得已时将远征军撤往印度的想法和与英方交涉的情况。罗卓英表示赞同，他要求向密支那派一架飞机，及时查明那里的情况。但杜聿明却严辞拒绝，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必须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把部队带回国内。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路，如果万一不行，我宁肯弃车上山打游击，绝不去印度当他妈的什么难民。”说完，他戴上军帽拂袖而去。 杜聿明并非不知道缅北形势的险恶。一年以前中国政府应英国之邀派出了一个由14人组成的军事考察团，对缅甸、印度、马来亚进行了三个月的考察。承蒙“老校长”的厚爱，杜聿明成为这个考察团的重要成员。除了参谋团的林蔚、侯腾以外，远征军里就他一人参加了这次考察。但是，他追随蒋介石多年，深深地了解委员长的用人之道：他可以容忍败军之将，但绝不能容忍部下对他有丝毫的不忠。杜聿明要不顾一切地表现出他对委员长的绝对忠诚。 杜幸明走了，把他的罗长官晾在了那里。罗卓英对史迪威尴尬地挤出一点生硬的笑意，以掩饰他的无可奈何。史迪威看得出来：“他内心对自己感到羞愧。” 下午，史迪威再次出发。他来到路边，看着正在后撤的部队，一辆辆军车挤满了士兵，爬不上汽车的人在公路两侧散乱地走着。一支英国部队从孜公向西拐，朝着加里瓦前进。在烈日之下，史迪威的脸上布满了汗水，公路上扬起的尘土和汗水搅在一起，使那些表明他年龄的褶皱更加清晰可见。 一位名叫海萍的中国随军记者看到了这一场面，他被深深地感动了，以致久久不能忘怀。回国之后，他在当年8月10日的《云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战场随笔，文中写道：“5月2日，正当我们同英国友军在路边道别的时候，史迪威将军刚好带了他的小队随员从这里经过。我们原本听说，他早已飞回重庆，又说他到了印度，孰料他却在尾随我们大军一道进退。以他那样高年，还是那样风尘仆仆地在战场上转进，真让人不胜敬佩……” 第二天，史迪威赶到了温佐。在那里，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八莫。史迪威与随从找到罗卓英乘坐的火车，向他通报了这一情况，约好晚上8点会面，再商定下一步的行动。当天晚上，当他们按约定时间回到火车站时，那里已是一片漆黑，连个人影也看不见了。 史迪威意识到：“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我们不可能再发挥多大作用了。杜聿明在随心所欲地行动，罗卓英根本控制不了他。……为什么要让美国人陷于困境呢？”他让报务员打开电台，给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将军发出了一封转交马歇尔的电报。电波越过高山和密林向远方飞去：“中队已控制不了局势。我相信局势不久就会彻底崩溃。罗卓英与其军事幕僚已离开我们，去自寻办法。我决定作最后的努力，如果可能的话，就乘火车去密支那；如果不行，就向西去达木，转入印度。” 5月4日，史迪威率领一行人继续出发。负责安排交通的运输官鲍尔·琼斯上校报告说，缅甸人破坏了道钉，造成了一列火车出轨，铁路已被阻断。“真见鬼，第五纵队猖撅。”这又是由于讨厌的英国人而造成的。他们只好驱车沿公路前进。公路两边的大树遮天蔽日，汽车在密林中曲折穿行。不一会儿，向导带错了路，他们不得不又折回去。那天晚上，他们只在一座林间小屋里休息了两个多小时，然后继续上路，终于在第二天上午赶到了英多。 英多是通往印度的最后一个转弯处，这里有一条公路经班毛、霍马林通向印度的英帕尔。史迪威必须在这里作出最后的决定，要么转向印度，要么就钻进缅北的死胡同，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余地了。 从英多到密支那还有200多公里，而从八莫到密支那只有大约135公里，况且日本人早在两天前就已到达八莫。现在的唯一希望就是铁路，如果能乘上火车，或许能赶在日本人的前面。史迪威带上副官多恩和运输官琼斯赶到火车站，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几列火车，但是，无论向北还是向南的铁路都被堵塞了。 一种彻底的绝望向史迪威袭来，他不能再犹豫了，为了他手下美官的安全，为了中国远征军的生存，他必须立即作出最后的决断，到印度去，那是唯一的出路。 实际上，史迪威早在4月16日就派人给蒋介石送去了一份准备在印度装备和训练中队的计划。他建议一旦缅北的陆空交通线被日军切断，应向印度空运10万中国部队，以便取得美国装备，编成2个军6个师及炮兵、坦克、工兵、通讯等配属部队。蒋介石在4月29日回电，原则上同意了他的计划。现在，他决心把中国远征军带到印度去，应当说这是一个最有力的理由。他认为：“只要能使这10万名中国人到印度去，我们肯定将干出一番事业来。” 罗卓英又一次神奇地出现在英多。史迪威把他的决定告诉了罗卓英，罗卓英同意向远征军各部队下达命令，要他们放弃向密支那前进的计划，分头经温佐或英多，向霍马林转进，退往印度。他表情沮丧地对史迪威说：“这下我们将不得不成为难民了。”史迪威觉得他能够说服英国人作出更好的安排，他将先行一步赶往印度，为接应远征军入印做好准备。罗卓英将留在后面，收容散兵和伤兵，并督促各部队转向印度。 离开英多以后，史迪威的军队向西疾驰而去。现在他决心已定，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他的小分队带出险境，并赶到印度做好接应中国远征军的各项准备。走不多远，他们赶上了一支逃难的队伍，熙熙攘攘的杂色人流充塞了整条道路。白皮肤的英国人、棕皮肤的印度人、黄皮肤的缅甸人和中国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一家家三五成群，喝斥声、叫骂声、哭喊声，乱成一片。在汽车喇叭的催促下，人群不情愿地向路边散去，军队在人流的夹缝中缓慢地曲折穿行。 美国人的汽车大多数是从各处临时征用的，形形色色，新新旧旧，有卡车，有吉普车，还有两辆轿车。酷热的天气，长时间的行驶，一辆辆汽车喘着粗气。一会儿，一辆车陷进了泥潭；一会儿，又一辆趴在了路边……。他们不能停留，人员向尚能行驶的车上集中，继续前进。第一天的行军，他们就损失了4辆卡车和1辆轿车。 太阳落山了，夜幕降临，路边的高山密林黑黝黝的一片。他们还不能休息，还要继续赶路，终于超过了第一支逃难的人流。直到深夜11点，他们在班毛以西14公里的地方找到了一片宿营地。 史迪威清点了一下他的队伍，现在还有18名美官，6名美国士兵，16名中国警卫战士，这是他仅有的作战人员，他们必须随时做好与日军穿插部队遭遇的战斗准备。此外，还有志愿参加战地服务的西格雷夫医生和他的19名缅甸护士，以及一直为美军人员服务的新闻记者、厨师、勤杂工和一些英国难民，一共99人。 下一步的行动路线，成了一个重要问题。沿着现在的道路前进，可以直接到达霍马林，从那里渡过亲敦江，再走大约40公里就到了印度境内。但是，潮水一般的难民，挤满了这条山间公路，而且日军的穿插部队随时可能在公路上出现。最便捷的道路，也许会变成最危险的陷阱。两名英国准将带了12名士兵，曾竭力劝说史迪威和他们一起走这条较直的路线，史迪威拒绝了。到印度以后他听说，那支小分队遭到了日军伏击，只有几个人侥幸逃生。 经过和一些人商量，史迫威决定，再继续向前走一段，从曼西离开公路向北转。如果车辆不能通行，就徒步走小路，插向亲敦江上游的一条支流——乌尤江，而后乘木筏沿乌龙江漂流而下，在霍马林渡过亲敦江，向印度的英帕尔前进。这样走，才能避开日军可能出现的地方，同时也不至于和潮水般的难民搅在一起。 5月6日，凌晨3点刚过，沉沉的夜幕还笼罩着缅北的崇山峻岭，史迪威便命令才睡下不到4个小时的人们立即起床准备行装。3点30分，这支队伍又踏上了西去的征程。他们必须争取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除了日军的威胁之外，亚热带的雨季就要来临，一旦进入雨季，每一条山谷都会倾泻出滚滚的洪水，行军将更加艰难。 清晨，太阳刚刚从山边探出头来，他们赶到了曼西，这里有一条向北的岔道，通往乌尤江的上游。琼斯上校找来了一位向导，他们从那里离开了去霍马林的公路，朝着北方前进。 车队只行驶了不到5公里，使遇到一条河流。河夹在山谷之中，两岸十分陡峭，河上只有一座竹桥，车辆无法通行。他们只好丢下汽车，徒步走完以后的路程。 史迪威命令所有人员下车吃早饭，并做好徒步行军的准备。随后，他找来报务员，发出了他的最后两封电报。 一封发给了驻印度的美军第10航空队司令布里尔顿少将，电报中说：“我们将沿着运盐小道前往霍马林，再从那里去英帕尔。我们的粮食越来越少，附近也找不到粮食。请马上派人携带食物和药品，前往霍马林等候。”他没有忘记已处于危险状态的大批难民，电报接着说：“请立即报告印度政府，成千上万的难民和中队，正沿着胡康谷地的各条小路逃往印度，情况极度混乱，随时有可能发生一场大灾难。必须马上在沿途准备粮食，并派出警察和医务人员，否则将会有大批的人饿死。” 正如史迪威所预料的那样，沿着通向霍马林道路逃往印度的难民大约有3万多人，最后到达印度的，据统计只有2.1万人。近1/3的逃亡者在那条恐怖的路上，被饥饿和瘟疫夺去了生命。 另一份电报发给了重庆的马格鲁德将军，并经过他转发美国陆军部。这份电报没有提到他们的艰难处境，因为他知道重庆和华盛顿现在都爱莫能助。电报只是简单地说：“我们现在英多以西50公里处，开始步行，带有武器、食品和地图。请勿担心。中队也将沿这条路线撤往印度，现部队已化整为零，由各部统率，已不需用命令指挥。这是短期内我的最后一份电报，再见。” 因为马上要转入徒步行军，电台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电报发出后，报务员砸毁了发报机，并烧毁了密码本和通讯记录。 这里，史迪威确实遗漏了一件事情。或许是由于处境艰危，情况紧急，造成了他的疏忽；或许是由于某种无法克服的困难，例如电池没电，电台故障；或许是由于气愤之极，怒不可遏，故意不那么做；或许是由于他生性傲慢，并不把“花生米”放在眼里……总之，他没有直接报告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这给他和蒋介石的关系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裂痕。 当天，蒋介石从马格鲁德将军那里得知了史迪威撤退入印的决定，顿时火冒三丈。他拿起笔来，在马格鲁德呈交的文件上批道：“史迪威脱离我军，擅赴印度，只来此电作为通报，不知军纪何在？” 同一天，杜聿明倒向蒋介石发去了一封电报。他不仅像告状似的报告了史迪威、罗卓英命令远征军西撤入印的情况，并称：“我军战败入印，将为英人所不齿，拟仍向密支那转移，与日军作一力战，胜则收复北缅，败则由腾冲回国。” 蒋介石对他的“好学生”非常满意，更增添了几分信任和赏识。他立即电令杜聿明：“速向密支那、片马转移，勿再犹豫停顿。”随后，杜聿明以他对“校长”的绝对忠诚，继续率军向英多以北开进，把远征军带进了缅北的死胡同。 史迪威为做好行军准备忙得不可开交，数量不多的食品必须统一管理，由多恩去负责这件事；除了食品和武器、弹药之外，其他不必要的东西全部丢掉；必须规定严格的行军纪律，不能让一个人掉队；应当到前面的村子里去找一些挑夫来帮助运送行李……西格雷夫医生来找他，请求不要丢下医院里那些缅甸姑娘。“怎么回事？”史迪威莫名其妙，眉心拧成一个问号。西格雷夫告诉他，刚刚听到几个军官议论说：“给那些缅甸护士们发点儿钱，打发她们走吧，免得拖累大家。”西格雷夫博士是美国浸礼会派到缅甸的医学传教士。他在缅中边境的掸邦高原开办了一所医院，并培训了一批缅甸护士，为山区那些贫困的老百姓治病。他善良、热情、富于献身精神，当听到日本人入侵的消息后，他主动找到史迪威，要求在美国将军领导下为中国远征军提供医疗服务。史迪威非常尊重和喜欢他。 等一切准备工作完毕，史迪威命令集合队伍，他站在一辆废弃的卡车上，向他的杂色队伍发表了行军前的讲话：“大家听好，我要你们振作起精神来，跟着我一直往前走。只要我们咬紧牙关，努把力，就一定能克服眼下的困难，平安到达目的地。”他想起了西格雷夫告诉他的话，接着说：“有人想要抛弃妇女，说这种话的人真不知羞耻。现在不管是什么人，你们都是我的士兵，谁也不许说长道短，不许违抗命令，不许掉队。如果有谁不愿遵守纪律，现在就可以领一个星期的食物自己滚蛋！如果要跟我走，就必须服从我的命令。”接下来，他交待了行军路线和行程安排，最后说道：“今天，你们中间一定有不少人怨恨我的粗暴无礼，坦白地说，我的确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好老头。不过，我一定把每一个人都带出缅甸，等胜利地到达印度时，你们或许会理解我的苦心。” 队伍刚要出发，不远处赶来了一小队英人。带队的是戴维森·豪斯顿上校，他手下有14名英国突击队员。史迪威问道：“你们从哪里来？有干粮吗？”英国人疲惫地摇摇头。史迪威露出不悦的神情，但还是同意让他们留下来一同上路。这是一群在缅甸驻防多年，熟悉丛林作战的军人，一旦发现敌情，他们可能会有用处。现在，这支队伍扩大到了114人。 部队沿着崎岖的小路踏上了北去的征程。除了几名在前方侦察的尖兵以外，史迪威走在队伍最前面。他按照正规陆军的行军要求，准确地把步速控制在每分钟105步。在天津第15步兵团时，卡斯特纳将军带领他们进行的行军训练，使他练就了这套本领。虽然过去了十多年，他已是年近60岁的老人，但仍能非常熟练地做到这一点。 那天下午，他们发现了一支贩运私货的马帮，史迪威立即派几名士兵追上去，把他们雇了下来，让他们为这支队伍驮运行李。卸下了行李，部队可以轻装前进了。傍晚，他们来到了一个山村部落。 缅西北深山里的土著居民，主要有亲族、克钦族和珊族。由于交通不便，几乎每个部落都有着不同的方言和生活习俗。他们长期与世隔绝，保持着善良、淳朴的性格，对来自远方的客人，总是给予热情豪爽的欢迎。他们不像缅甸中央平原及其以南地区的缅族人那样，对英国人和中国人充满了敌意。一位部落的头人送给了他们一些番木瓜，虽然这种食品并不可口，但对极为缺粮的美国人来说，总是一种可以充饥的东西。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这儿的人，真不错。” 第二天一早，他们又开始了艰难的行军。道路越来越难走，一条条流速很快的山涧小溪横在他们前进的路上。队伍出现了混乱，“霍尔库姆掉队了，梅里尔掉队了，又热又累。李掉队了，斯利尼精疲力竭·诺瓦考斯基也是一样，天哪，我们是一群可怜的人。”史迪威和大家一样背着10磅的行囊，他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第三天的行军，史迪威不得不稍稍放慢了步伐，并把每小时的休息时间，以5分钟延长到10分钟。但是，掉队的人仍然不断出现。蚊虫和蚂蝗的叮咬，原始森林中物发出的瘴气，饥饿、疟疾和痢疾的袭扰，使许多人变得极为虚弱。史迪威也在咬紧牙关坚持着。梅里尔在过一条小河时昏倒了，只好让挑夫用担架抬着走。 军医官威廉斯上校找到史迪威，他担心连续的行军会把更多的人身体拖垮，请求再多休息几次。史迪威表情严肃地答道：“队伍不能再停了。日本轰炸机还在头顶上盘旋，我们还没有脱离险境。多延误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他看着已50开外的威廉斯说：“真见鬼，我们俩的年纪比他们任何人都大，我们能坚持，为什么他们不能？这些人的身体状况真是糟透了。” 中午休息时，“营地暑热袭人。到处都是虫子。”粮食越来越少了。史迪威命令负责分配食品的多恩上校，把每个人的定量减少一半。开饭时，他坚持站在队伍的末尾，最后领到一份少得可怜的食物。他要为大家树立一个完美无缺的榜样，以鼓励大家紧密团结，互相帮助，共同闯过难关。 原计划两天完成的行程，他们走了将近4天。5月9日下午，他们终于到达了乌尤江边的迈凯。琼斯上校带领一队很能吃苦的中国士兵提前赶到这里，已经为他们扎好了5只大木筏子，明天他们就可以乘木筏子沿乌尤江漂流而下了。 第二天上午，史迪威看到了一支中国小部队。派人去询问得知他们是孙立人率领的第66军新38师一部。 杜聿明接到蒋介石要他率部继续向密支那前进的电报后，随即召集各师师长和参谋长在英多召开会议，宣布了委员长的电令。他计划以第96师余韶部为先头，以新22师廖耀湘部居中，以新38师孙立人部断后，急速向缅北前进。据杜聿明后来的回忆录说：“当时各将领均无异议。”其实未必如此，孙立人就另有打算。 孙立人在国民党将领中有着比较奇特的经历，他既不是黄埔精英，也不是占地为王的地方势力，而是一个前后读了9年大学的洋务派军人。1919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23年毕业后，又以官费到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进修一年，获理学士学位。接着又考入史迪威的母校——西点军校，学习了4年军事。1928年离开西点，他曾游历了欧亚两洲，在英、法、德、日诸国考察军事。回国后又从下士做起，逐渐升至少将师长。 他率领的新38师也不属于第5军建制。这支部队原为税警总团，归宋子文、孔祥熙先后执掌的财政部统辖。入缅之前，刚刚改成野战部队，列入第66军编制。宋子文和孔祥熙以职务之便，为这支部队购买了先进的美式装备，部队的主要军官也多为留美学生。孙立人以他渊博的军事知识训练和指挥部队，使该部一转入野战就显示了很强的战斗力。仁安羌一仗，打出了新38师的威风，英国人伸出大拇指，史迪威也对他非常赏识。 5月9日，第96师主力抵达孟拱，距密支那还有不到30公里。这时，杜聿明从广播里得知，日军已于5月8日占领密支那。当时，密支那的日军只有一个联队，且长途奔袭立足未稳。如果远征军全力猛攻，或许还能闯出一条生路。但是，杜聿明已没有了进攻的信心和勇气，却命令各部队“弃车上山，进入山地与敌进行游击战，伺机进入国境”。 可那是什么山哪！茂密的原始森林，纵横的河流山谷，野象。猛兽出没，蚊子大的像蜻蜒，水中、树上、草丛里，到处是吸血的蚂蝗，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没有食物……。杜聿明以后终于体验到了在这样的大山里“游击”的滋味。 杜聿明没有了进攻的勇气，孙立人却鼓起了抗命的勇气。他决心按照史迪威、罗卓英的命令，率部向印度转进。半个月以后，新38师到达印度，成为中国远征军中唯—一支全师完整突围的部队。 英国人奖给他一枚“帝国司令勋章”，美国人授予他一枚“国会勋章”，蒋介石给了他什么？损兵折将的杜聿明回国后，官升第5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年长杜聿明4岁的孙立人，仍然当他的师长。委员长记下了他的“不忠”，这或许还给他最后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一个伏笔。这里暂且不表。 5月10日，史迪威在日记里简单记下了一句：“孙立人把队伍拉了出来。” 上午10点30分，史迪威一行乘坐的木筏离岸出发，沿乌龙江顺流而下。西格雷夫手下的那些缅甸姑娘们，用亚热带特有的宽大树叶，在木筏上搭起了顶篷，以遮挡酷热的骄阳。这些姑娘大概是对美国将军的收留和保护表示感激，“她们干活总是很主动”。坐在凉篷下的木筏上，或闭目养神，或欣赏一下两岸的自然风光，4天行军的疲劳多少得到一些缓解。为了争取时间，“整夜都在驾着筏子向前赶路”。 第二天，下了一场阵雨。史迪威敏锐地感到，“这是不祥之兆”，雨季就要到了。旱季的酷暑固然难耐，但进入雨季将给他们的行程带来更大的麻烦。傍晚又刮起一阵大风，江面上掀起了一层层的浪头，木筏已无法继续前进，他们只好靠岸停了下来。 入夜，风停了。他们重新登上木筏，“奋力赶了一夜的路。暗礁很多，筏子开始散架。整个晚上我累了个半死”。次日清晨，他们来到了亲敦江边。从这里，他们要溯流而上，木筏已经没用了。史迪威命令所有人员上岸，步行前往霍马林。他们满怀希望地认为，布里尔顿或是英国人会在霍马林做好接应他们的准备。这天下午，当他们到达霍马林的时候，不禁呆了。这个靠近缅印边界的重镇，已经成了一座空城。邮电局的大门紧闭着，所有的民宅都已人去屋空，英缅当局的官员一个也找不到。史迪威气愤地说：“我敢打赌，他们肯定是逃跑了。”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必须找到渡口，尽快渡过亲敦江。 5月13日上午，他们在霍马林以北大约8公里的地方找到了几条渡船和独木舟，终于渡过了640米宽的亲敦江。随后又踏上了西进的行程。 现在他们已经脱离了日军的威胁，但是新的威胁又在向他们压来。霍马林的失望，深深地挫伤了一些人的情绪。食品已经所剩不多，几近断绝。雨季果然来了，狂风卷着暴雨倾盆而下，抽打在他们的头上、身上。一些人像发怒的野牛，毫无顾忌地发泄着不满和责难。烦躁、悲观、心理崩溃笼罩着这支队伍。 幸好第二天下午，当他们爬上一座1000多米的高山时，遇到了从英帕尔赶来接应的英国人。一位名叫夏普的英国地方官员，带着400个印度民工和一支马队，运来了大批的食品和药品，甚至还有香烟、威士忌。英国人来的还算及时，史迪威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以后6天的行程，虽然大雨连绵不断，每天都要徒步翻越3000多米高的大山，但毕竟没有了敌情的压力，没有了饥饿的威胁。每到一处，印度的山地居民都给他们以热情的欢迎。队伍里开始有了轻松愉快的气氛，开始有了欢悦爽朗的说笑声。 一天下午，队伍在马田休息。这是群山夹峙中的一条峡谷，碧蓝的天，雪白的云，山上怪石磷峋，清澈的溪水在山下流过。中国士兵，缅甸姑娘，美国人，英国人在溪水中洗浴、修面、嬉闹。史迪威情不自禁地感慨道：“多美的景色，要是我们有一架摄影机就好了。” 5月20日，史迪威和他率领的队伍，经过16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了印度的英帕尔。事后人们才知道，在当时所有撤出缅甸的部队中，只有这支114人的队伍，无论是军人还是贫民，没有发生一个减员。人们曾怨恨他的严厉和粗暴，然而，正是这位严厉而粗暴的老将军，带领他们平安地闯出了绝地。史迪威为此感到兴奋和自豪，他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能把我的那帮人带出丛林，我简直高兴极了。” 到达英帕尔的第二天，史迪威便病倒了。他躺在床上，“感觉就好像是进了地狱”。在那段艰难的行程中，他比别人耗费了更多的精力。一位踉随他走出缅甸的记者，对他作了这样的描绘：“将军无疑是一位天才的‘暴君’，他不仅靠权威，而且更靠意志驱动队伍行军……他看上去恰似愤怒的上帝，骂起人来犹如堕落的天使。他体重至少减轻了20磅，本来就十分瘦削的身体只剩下皮包骨头。他双手不停地颤抖，蜡黄的皮肤好像害了黄疸病，眼睛深深地陷入眼窝里。” 病中的史迪威焦急地询问中队的情况，但是没有一点儿消息，英国人一无所知。史迪威叫来副官多恩：“快，通知布里尔顿，派飞机侦察，一定要找到中队。” 中国远征军主力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之中陷入了绝境。 杜幸明率第5军直属队和新22师，在号称“死亡之谷”的胡康谷地中艰苦地挣扎。直到5月31日，蒋介石才不得不电令该部退往印度利多。但是，由于雨季已到，山洪暴发，部队进退不得。美军派出飞机，不断空投粮食，才使这支队伍免遭全军覆没。至8月上旬，杜聿明和廖耀湘率部到达印度利多，2万多人的部队仅剩3000病弱。 第96师先入胡康谷地，后经孙布拉蚌退往缅北葡萄脱离险境，靠空投粮食勉强维持。7月初，蒋介石电令该师回国。师长余韶率部经一个月的艰苦行军，翻越高黎贡山，于8月初抵达滇西剑川。 第200师原定就近向景栋第6军靠拢，但杜聿明却另电该部北进归建，致使该师陷入崇山密林之中。5月18日，第200师在转移途中与日军遭遇，师长戴安澜胸腹各中一弹，后不治身亡。副师长高吉人、步兵指挥郑庭笈率部突出重围，于6月下旬返回滇西云龙。 第6军在整个入缅作战期间，几乎未发挥任何作用。暂编55师全师被击溃，师长陈勉吾回国后被军法处置。第49、93师由景栋撤回国内。 第66军除新38师孙立人部入印外，新28、29师弃守腊戍之后，经腾冲转回怒江一线，后退往滇西碧江。 中国远征军10万大军浩浩荡荡开入缅甸，作战不足两个月，逃亡几近三个月，死亡总数达6.1万人。其中作战伤亡仅为1万余人，有近5万人死在深山密林的撤退途中，生还者仅约4万人。有诗为证：“十万大军下缅甸，四万残兵侥幸还。一万忠烈死疆场，五万冤魂葬深山。” 5月22日，史迪威乘卡车离开英帕尔，赶到迪马普尔。第二天，从那里坐火车抵达美军第10航空队和空运指挥部所在地——廷苏吉亚。布里尔顿和斯科特等人赶来迎接了他。史迪威再次要求布里尔顿派飞机寻找中队，并准备向他们空投食品和药品。十几天以后，美国飞机发现了远征军的踪迹，开始源源不断地空投救援物资。日本人满心以为远征军在滂论大雨中退入“死亡之谷”，注定要“束手待毙”。后来他们才发现：“美国空军及时解救了这些穷途末路的中国人。他们向胡康谷地和孟拱谷地空投了大量粮食和物品，才使奄奄一息的中国人免遭覆灭。……据估计，至少有132吨粮食和物品被空投在中队的行军路线上。” 韦威尔和亚历山大赶来看望史迪威。他从内心里对这两个人感到厌烦，他们应当对缅甸的失败承担最大的责任。如果不是他们横加阻挠，中队或许能早一点入缅布防；如果不是他们硬要控制指挥权，蒋介石也许不至于那么谨慎小心，缩手缩脚；如果不是他们把交通运输搞得一团糟，中队的行动或许不至于那么迟缓；如果不是他们仓皇向印度西撒，或许还能在曼德勒一线挡住日军…… 史迪威早就察觉到，英国人根本就没有保卫缅甸的决心和热情。4月15日，他就曾致电马歇尔，指出：“英国在印度的驻军足以拯救缅甸，韦威尔竟不向缅甸增派一兵一卒；亚历山大也一定得到了伦敦的命令，要他只是象征性地抵抗一下就撤出缅甸。”事实正像史迪威所推断的那样，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坦白地写道：“在亚洲一片黑暗的那段日子里，罗斯福却要我为中国人看守缅甸，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建议比美国人的这种胡思乱想更令人沮丧。……对英国人来说，放弃100个缅甸也不会比丢掉一个印度更重要。” 由于缺乏共同的目标，史迪威和韦威尔、亚历山大没有更多的话好谈。韦威尔考虑的只是保卫印度，他筹划的却是如何夺回缅甸。韦威尔在史迪威灼人的目光逼迫下，只好含糊地表示将为他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 5月25日，史迪威从廷苏吉亚飞到新德里。他一走进下榻的帝国饭店，就被蜂拥而至的新闻记者团团围住。面对着耀眼的闪光灯，史迪威表情严肃地回答了记者们就缅甸战役情况提出的问题。近一个小时之后，他用一段简短而有力的谈话结束了他的记者招待会。他说：“我声明，我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我们不得不撤出了缅甸，这是一个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必须找出失败的原因，重整旗鼓，胜利地夺回缅甸。” 第二天，美国各大报纸几乎都登了美联社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5月25日，印度新德里：在缅甸遭到沉重打击之后，在穿越缅甸荒无人烟的丛林，疲惫地跋涉了140英里之后，约瑟夫·w·史迪威中将依然充满着战斗精神。他在今天宣布说，缅甸能够而且必须从日本人手里重新夺回来。” 那天晚上，他坐在饭店的写字台前，起草了一份给陆军总部的电报。在英帕尔他就接到了马歇尔的一封来电，他代表总统、陆军部长和陆军部全体成员转达了对史迪威的赞誉和鼓励。史迪威并不是一个爱虚荣的人，他并不需要这些美好言词的安慰，他要的是物资、飞机和美军的武装部队。如果他能有一个军的美国部队，缅甸战役决不会是这样的结局；如果第10航空队能有多一点的飞机，而不是只有8架没有机枪射手的轰炸机，日本空军就不可能在缅甸上空如此猖撅；如果不是参谋部让布里尔顿转向印度洋，接受韦威尔的指挥，他或许能在中国人面前能更理直气壮一些。 他在给陆军部的电报中说：“我相信，中国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性的重要地位，我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不向中国战区派遣美国部队，无疑是个重大错误。” 现在，需要对英国说的话，他告诉了韦威尔和亚历山大；需。要对美国说的话，他告诉了史汀生和马歇尔；下面就是要对中国说的话了，他必须赶回重庆，把这些话告诉蒋介石。5月28日，他乘坐一架b－25轰炸机离开新德里，开始了重返中国的航程。这正是：奇耻大辱铭心刻，重整旗鼓斩日魔；只缘盟国各有图，此去山城费磋跎。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六章 纠纷迭起 热心衷肠献良策，知音难觅坎坷多； 剜肉补疮雪加霜，一波未平复三折。 话说1942年5月28日，史迪威乘坐美军的b－25轰炸机离开新德里，经过5个多小时的飞行，抵达印度东部的阿萨姆邦。这是他第一次乘坐这种时速可达400公里的新式飞机，感觉“虽然不怎么舒服，但速度快得很，远远超过了运输机”。第二天，飞机继续向昆明飞行。 现在，日军占领了缅甸全境，犹如在印度和中国之间打进了一个巨大的楔子。从印度东部的美军空运司令部飞往中国昆明，只有向北绕行，飞越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当时这被叫做“驼峰航线”。 这是一条极其艰难和危险的航线。喜马拉雅山东段的海拔高度在4500米左右，飞机必须在5000米以上的高空飞行，这相当于通常飞行高度的两倍。在这样的高空飞行，气候极为寒冷，空气十分稀薄，而且常常遇到强烈的涡旋气流。这种危险的气流，会使飞机失去控制，甚至能把飞机的机翼折断。 史迪威蜷缩在厚厚的皮飞行服里，身上盖了一条毯子和一件大衣，但仍觉得冰冷刺骨，而且伴随着胸闷、气促，他只好戴上了氧气面罩。第一次飞越驼峰使他感到，在这样的航线上向中国空运物资，实在是大艰难了。 自3月上旬仰光陷落，滇缅路已被截断。最初，腊戍、畹町、保山等地尚有一些积存物资，可以运往昆明和重庆。不久，日军占领缅北，并推进到中国境内的怒江西岸，腊戍、畹町等地未及抢运的物资，或付之一炬，或被日军夺走。 为了维持对华援助，设在印度阿萨姆邦的美军空运司令部于5月开始飞越“驼峰航线”，但是当月的对华运输量仅为80吨，与原滇缅路每月运输5000吨相比大为减少。此前，罗斯福曾向蒋介石许诺，为中国战区提供100架dc－3型运输机，可现在只有5架。由于运输困难，美国的对华租借物资在途中大批积压起来。在印度的阿萨姆邦，堆积了4.5万吨，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港，还有14.9万吨无法装船。 根据当时的实际状况，美国事实上很难立即向中国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而且从中队在缅甸战役中的实际表现来看，如果不对这支军队进行重大改革，即使提供再多的美式装备，也很”难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因此，史迪威决心说服蒋介石，首先对中队进行整编，而后根据可能的条件向这些部队提供美式装备，这样才能使美国的物资援助发挥实际效用，实现同盟国共同的战略目标。 飞机在昆明机场降落，史迪威原打算马上飞往重庆，但由于天气恶劣，飞机无法起飞。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天气仍无好转，史迪威心急如焚。 重庆，曾家岩德安里的委员长官邸，蒋介石背着手在屋里来回踱步。接踵而至的坏消息像一颗颗重磅炸弹，把他不久前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和兴奋炸得粉碎。一脸沮丧的神情比那阴沉的天气还要灰暗。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曾经着实激动了一阵子。他认为，日本对美、英发动战争，无异于“饮鸩止渴”；而美、英参加对日作战，费不了多大力气，用不了多长时间，便可轻易取胜，他也就可以坐享其成了。他认为，中国与美、英、苏等国结盟，已成为世界“四强之一”，各国均不能不重视中国在亚洲的重要作用，国际地位的提高，自然会大大巩固他在国内的“领袖”地位。他认为，美英“不能不集中全力先解决远东之倭寇”，而要战胜日本，则不能不倚重于中国。这样，美国的援助物资也就会源源不断地落入他的手中。 然而，开战近6个月来的事实，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日军的凶猛攻势接连不断，步步获胜，美英等国损兵折将，节节败退。香港的1．5万英军挂起了白旗，新加坡的8万英军放下了武器，爪哇的英美荷联军和菲律宾的美菲联军也先后缴枪投降。美英等国居然让中国作为“四强”之一在《联合国家宣言》上领衔签字，却又不让中国参加联合参谋长会议和军火分配委员会，同盟国的重大作战行动和租借物资的分配，中国无法直接参与意见。美英等国执行“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租借物资的绝大部分都给了英国和苏联，分配给中国的份额仅为1.5％，而由于缅甸作战失败，运输更加困难，这1.5％也几近断绝。 蒋介石愤愤不平，满腹怨气。他原以为可以借用美英的力量对付日本，自己坐收渔人之利；没承想，美英却把中国推到前面，要让他担负牵制日本的主要责任。在多年的国内政治斗争中，他从未做过赔本的生意；在目前同盟国的复杂关系中，他也绝不愿给别人当枪使。 他坐到桌前，提笔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拐弯抹角地向美国总统施加压力。他说，由于同盟国的失败和对华援助的减少，中队的士气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低落过，他本人也第一次对形势感到了悲观。除非美国提供大量的对华援助，否则，中国人对同盟国的信心将彻底动摇，中国的对日抗战也将会“全面崩溃”。他甚至警告说，中国的亲日派分子正准备推翻他的统治，以便单独与日本媾和。 对于史迪威，蒋介石心中的不满正与日剧增。他之所以请美国人来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并不是想让他们来指挥中队，而是要获取美国的援助。他让史迪威去指挥远征军，无非是想让他去和英国人周旋，同时也取悦于美国。没想到，史迪威竟把他的假戏真做，一门心思地去和日本人打仗，对于争取美国援助远没有他所希望的那么热心。 蒋介石和史迪威，一个在重庆，一个在昆明，两地相隔约700公里，但两个人各自的想法和打算，似乎比这地理上的距离更加遥远。这预示着两个人的重新会面，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严重分歧。 6月3日下午，乌云散去，天空放晴，史迪威在昆明滞留了5天之后，终于飞抵重庆。第二天他支撑着虚弱的病体，立即会见了蒋介石。 史迪威脸色蜡黄，白眼球也变得十分昏暗。那天上午，一位名叫门德尔松的医生为他做了检查，确诊他患了黄疽症，病因大概是来华之前注射了变质的黄热病血清。那些变质的血清大量吞噬了他体内的红细胞，导致持续发热和全身不适。尽管如此，史迪威仍振作起精神，向蒋介石汇报了缅甸作战的“全部情况”。 他认为，蒋介石长期高高在上，很少去视察部队，他手下那些唯唯诺诺、昏庸无能的将领们只给他说好听的，因而使他陷入了“无知和昏庸的自鸣得意之中”。只有让他了解前线作战的真实情况，认清中队存在的问题，才能促使他采取断然有力的改进措施。他在写给史汀生的一份报告中说，一旦蒋介石了解了中队在缅甸战役中的真实情况，或许会“吓得他决心对中队实行真正的整顿”。 蒋介石和宋美龄微笑地注视着史迪威，似乎很急切地想知道他对缅甸战役的看法和对将来的打算。 “英国人只关心保卫对他们具有战略意义的印度，从一开始就没有决心坚守缅甸。”史迪威从对英国人的抨击引出了话题。“他们不屑于同中队合作，以致延误了许多重要的战机。”随即，他把话锋一转，开始对中队特别是对一些高级指挥官提出了严厉批评。 他说：“中队的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都是很好的。他们作战勇敢，不怕艰苦，服从命令，遵守纪律。营、团级军官虽然表现各异，但大多数是很不错的。师和军的指挥官是个大问题，他们当中只有很少人是称职的。”在被认为“称职”的高级军官中，他赞扬了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和新38师师长孙立人，接着他便指名道姓地斥责了杜聿明、甘丽初、暂编55师师长陈勉吾和96师师长余韶等人。 蒋介石虽然对史迪威把“缅战失败之原因……完全归罪于我高级将领”心存不悦，但仍然强作笑颜，热情地问这问那。 史迪威十分坦率同时也尽量委婉地把批评的锋芒对准了蒋介石。他知道蒋介石是容不得别人对他进行批评的。但他认为，“以前没有任何人敢对他说真话，因此，只能由我把真相告诉他”。他说：“在缅甸战役期间，来自各种不同渠道的信件和指示，下达给各个指挥官，结果使他们无所适从。大元帅本人也给各个指挥官写了很多意见和建议。这些指挥很敬重大元帅的经验和能力，他们竟然都把那些意见和建议都当成命令，机械地遵照执行，以致造成了指挥的混乱。” 蒋介石听完宋美龄的翻译，仍然在笑着，但那笑里已经显露出尴尬和做作。 史迪威看了一下蒋介石的表情，继续提出了经过深思熟虑的三点建议。第一，必须对军队进行整编。中队过于庞大，以致现有的装备难以满足需要。因此，应该合并一些步兵师，使各部队达到满员，然后把现有的全部装备发给那些能够作战的部队。第二，必须撤换一批无能的高级军官。如果不清除这些人，无论再提供多少物资援助，军队还得照样打败仗。被撤换的军官，可以送到训练班去培训，对他们进行野战训练，同时提拔一批有能力的军官。第三，必须建立有效的指挥系统。在以后的作战中，应当挑选可以信赖的人担任前线总司令，给他以总的指示，然后让他全权掌握部队和指挥作战，其他任何人，不论是谁，都不要横加干涉。 史迪威认为，武器装备不足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只要采取了上述措施，即可以用现有装备组织起一支精干有力的作战部队，“顶住日军的进攻，直到同盟国聚集起强大的进攻力量，赢得战争的胜利。” 说完，史迪威把一份用英文打印好的谈话纪要递给了宋美龄。宋美龄草草地浏览了一遍，用惊奇的语气说道：“哎呀！这不就是德国顾问向他建议的那些东西吗？” 宋美龄提到的德国顾问，就是德国前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赛克特上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之后，曾经领导了德国国防军的重建工作。30年代，他作为退役军官两次应邀来华，担任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当时，他也认为中队过于臃肿庞大，曾建议蒋介石在大量裁减冗兵的基础上，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史迪威并不认识赛克特，但是这两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将军，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却形成了对中队共同的看法。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中事制度的弊端十分明显地摆在世人面前，只要不是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对此视而不见或拒绝承认，任何一个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会得出这一结论。 蒋介石夫妇收下他的谈话纪要，热情地邀请他去黄山别墅度周末，但对他的建议却未置可否。史迪威清楚地意识到，要蒋介石立即接受他的计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劝告对他们来说是太激进了，实行起来是很痛苦的。”但他仍然希望这些积极的建议“能发挥些作用”。 回到住地，史迪威被折磨人的黄疽症沉重地击倒在病床上，他未能赴蒋介石之邀，出席黄山别墅的周末聚会。门德尔松医生一再劝他离开此地，去休养一段时间，但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促使他拒绝了这一建议。他必须推动蒋介石尽快采取行动，为了美国，为了中国，也为了同盟国的共同利益。 史迪威浑身疲乏无力，一连十几天躺在病床上，但他的大脑一刻也没有休息，反复思考着中队的整编计划和夺回缅甸的作战方案。现在，中队有380多万人，编成了300多个师，分散在全国的12个战区。5年的连续战争严重破坏了中国本来就十分落后的经济，使得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装备不足，供应困难，战斗力极为低下。尽管当时在华日军只有37个师团，70多万人，但国民党军队仍然连遭败绩。因此，适当减少军队编制，把有限的武器、弹药、装备、给养和美援物资集中起来使用，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要实行这一计划确实是十分艰难的。史迪威亲眼目睹过1929年“编遣会议”之后，中国各派军阀势力围绕着裁撤军队问题爆发的大规模战乱。现在虽然十几年过去了，但那种“兵为将有”的军阀制度依然盘根错节。每个将领都把自己的部队当成升官发财的资本，蒋介石也把军队视为维持其统治的主要工具。因此，要让他们裁减军队，就如同拿刀子捅他们的心窝。不过，史迪威觉得，以美国的租借物资为交换条件，或许能迫使他们采纳整编军队的计划。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蒋介石毫无反应和表示。 6月15日，病中的史迪威第二次会见了蒋介石。这次，他从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谈起，重新提出了在印度装备和训练中队的计划。当时蒋介石虽然已经同意让杜聿明率第5军军部和新22师撤往印度，但仍准备让他们在利多稍作休整，便经酉藏撤回云南。史迪威根据两个月前即已呈交蒋介石的“在印度组织训练中队计划书”，建议把已经和即将到达印度的中国部队留在该地，并利用美军飞机向中国空运物资的回程，继续向印度运送部队，以便在那里组建2个军6个师共10万部队，就近取得美式装备。蒋介石对把中队置于他的控制地区以外甚不放心，但是在印度堆积的数万吨美国租借物资，确实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他不得不同意了史迪威的这一建议。同时，他又十分急迫地催促史迪威，加快向中国空运物资的速度。 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态度感到厌烦，他丝毫也不重视中队的整编问题，却不顾“驼峰空运”的实际困难，只把眼睛盯着美国的物资援助。“他们还是老一套的心理，似乎有了飞机、坦克、大炮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史迪威有些激动地对蒋介石说：“中队的软弱固然有缺少武器装备方面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并不在此。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彻底地重新整顿陆军部队。” 在所有场合从不离蒋介石左右的宋美龄，看出了史迪威的不满。她走过去，坐到史迪威身边，似乎很真诚地说：“你的计划是很好的，但是很多中队还存有地方派系色彩，平时裁军尚且会酿成风潮，在目前战争条件下，采取这种断然措施，大元帅不能不考虑政治上的某些影响。”史迪威回答说：“这些问题，以我在华多年的观察，当然心里有数。但是，现在有美国站在大元帅一边，支持他，我们不应因为一些小小的顾虑，而轻易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蒋介石和宋美龄窘迫地笑一笑，表示出无可奈何的神情。 尽管史迪威对可能遇到的阻力早有预料，但蒋介石顽固拒绝的态度仍使他大为失望。不对庞大臃肿的中国部队进行整编，他的全部对日作战计划都将无从下手。他深深地感到：“中国政府掌握在一个无知、专横、顽固的人手中，他用恩威并施的手段维持其统治基础。这个政府与某些家族和财团紧紧地连在一起，一旦脱离这种联系，它就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面对危急的情况，它除了硬撑下去之外，拿不出其他办法来。” 在以后的几天里，史迪威的身体逐渐好转，但心情却愈加困惑和苦闷。他不由得想到：“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是袖手旁观，还是辞职而去？” 蒋介石对史迪威深感恼火。这个深谙中国内情又锋芒毕露的美国佬，实在让他难以招架。当初提请美国人出任中国战区参谋年时，他就叮嘱正在华盛顿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此人“不必熟悉东方旧情”。他担心，一个洞察中国内幕的外国人，很可能会对他的统治方式提出某些异议。果然不出所料，史迪威关于整编军队的建议如同一支锋利的投枪，直指他的痛处。这一建议固然万难接受，但如果坚辞拒绝，又唯恐影响美国的对华援助，他确实感到十分棘手。这时，他想到了另一位美国在华军官和他的空中作战计划。 这个人就是美国志愿航空队指挥官克莱尔·陈纳德。陈纳德曾在美国空军中积累了近20年的飞行经验，驾驶技术十分精湛。以他为核心组成的一个“三剑客”特技飞行队，曾赢得了“空中飞人”的美誉。当时美国空军中流行的观点是“轰炸机制胜论”，而他却狂热地迷恋于战斗机的空中搏斗。1934年，他曾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驱逐机在防御中的运用》，突出强调战斗机在空战中的决定作用。为了宣传他的战术思想，身为空军上尉的陈纳德，上下活动，甚至公开抨击一些更重视轰炸机的高级军官。但是，这不仅未能说服人们接受他的观点，相反，却使空军的高层领导对他狂妄的表现欲和不守本分的权势欲深感厌烦。 1936年，46岁的陈纳德抱着怀才不遇的遗憾，以临时少校军衔从美国空军提前退休。第二年，他应中国航空委员会的高薪聘请，来华担任该委员会的顾问。曾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送给他一句忠告：“在中国，只有委员长夫妇说了算，其他人都是听命于他们的。只要抓住委员长和夫人，你就可以做你愿意做的任何事情。”陈纳德牢牢记住了这句忠告，他积极地向蒋介石和宋美龄献计献策，并博得了他们的赏识。尤其是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对他更是格外青睐。中国“第一夫人”的娇美容貌、绰约风姿和高雅气质，也使极富浪漫色彩的陈纳德为之倾倒。他把宋美龄的第一次召见称作“终生难忘的会面”，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在我的心目中，她将永远是一位公主。” 1940年11月，陈纳德奉蒋介石之命，带着一份购买500架飞机的订单和招聘美国退役飞行员来华参战的计划返回华盛顿。不久，美国决定向中国提供租借物资，并从原定提供给英国的作战飞机中拨出100架给中国。陈纳德根据中国提出的条件，以每月750美元的高薪和每击落一架日机奖励500美元的优厚待遇招聘了一批飞行员和地勤人员。1941年8月，美国志愿航空队在缅甸境内成立，同年12月开始参加对日空战，并很快就取得了辉煌战绩，这给陈纳德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中国战区成立之后，志愿航空队纳入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建制，编为第10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陈纳德也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积极争取下，被美军授予准将军衔。从4年前郁郁不得志的临时少校，到今天肩上那一颗闪亮的银星，他深深体验到了追随委员长夫妇给他带来的巨大利益。 这时，他又踌躇满志地向蒋介石提出了一项宏伟的空中作战计划。他认为，如果美国能提供500架作战飞机和100架运输机，并授予他对中国战区的空军指挥全权，他就能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打败日本空军，赢得战争的胜利。他根本不考虑什么实际的可能性，而只想以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大胆方案引起委员长和美国方面对他的重视。 陈纳德的计划确实对蒋介石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这好像是给他指出了一条既不用实行任何改革，也不用消耗多少实力，轻而易举就可以取得战争胜利的捷径。于是，蒋介石暗自在心里打好了一个如意算盘，他准备以诱使美国提供一支强有力的空军力量为条件，与史迪威达成某种妥协。 6月24日，蒋介石再次约见史迪威。尽管一开始的谈话仍然有些不愉快，但气氛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蒋介石表示，可以接受在印度装备和训练中队的计划，甚至还答应再向印度空运5万中国部队。关于这支部队的指挥权问题，他接受了史迪威提出的撤换杜聿明的要求，同意由史迪威担任驻印部队的总指挥并负责训练工作，另由罗卓英主管行政和军纪。同时，他提出了由美国提供500架作战飞机和保证每月空运5000吨物资的要求，并对史迪威叮嘱说：“关于飞机数目和空运吨位的事情，实在是维持中国战场现状的基本条件，希望参谋长给予特别的注意。” 史迪威并非不重视对华援助问题，他曾经一再打电报、写信向史汀生和马歇尔提出援华的具体项目和数量，以至马歇尔都感到有些不耐烦。有一次，他甚至来电批评史迪威过于急躁。宋子文也曾打电报给他，劝他不要火急火燎地催促美国陆军部，因为美国对华运输实在是大艰难了。租借物资从美国东海岸装船后，首先要穿过大西洋和印度洋，经过近2万公里的海运，然后从卡拉奇上岸，经过2500公里的铁路，运抵加尔各答；再经过孟加拉至阿萨姆的窄轨铁路，运到空运司令部的各机场，最后才能飞越“驼峰航线”到达昆明。尤其是最后一段的“驼峰空运”，更是十分危险。在1942年至1945年的3年间，空运司令部共损失468架运输机，平均每个月摔下来13架。牺牲和失踪的美国飞行员与机务人员共达1579人。因此，如果不改善运输条件，蒋介石提出的援助数额是很难实现的。 尽管如此，蒋介石就中国驻印部队作出的有限许诺仍然激起了史迪威的一点希望。有了第一步，他就可以促使蒋介石走出第二步、第三步，或许能够逐渐达到整编所有中队的目的。但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刚刚出现好转的形势骤然恶化，并由此导致了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一场严重冲突。 事件缘起于中东战局的突然危机。6月21日，隆美尔率领的德意联军攻占利比亚东部的托布鲁克，英国守军3万余人缴枪投降，埃及和整个中东面临着落入德意之手的巨大危险。为了挽救中东的危局，美军参谋部于6月25日命令驻印度的第10航空队，将该部的重型轰炸机和空运司令部的运输机全部调往埃及，空袭德军的后方运输线。同时还命令把一批正在运往中国途中的a－29型轰炸机，留在苏丹的喀土穆，以支援英军作战。 美军参谋部在通知史迪威的同时，已直接把命令发给了第10航空队。尽管史迪威对此十分恼火，但也无力改变这一决定。他完全可以想象到，蒋介石得知这消息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他在日记中发出了叹息：“现在我能对大元帅说什么呢？我们所有的诺言都没有兑现，却还要喋喋不休地对他说：坚持干吧，老兄。” 第二天上午，史迪威急忙赶到蒋介石处，把上述情况告诉了他。蒋介石闻听此事，立即大发雷霆。他怒气冲冲地对史迪威说：“既然罗斯福总统把第10航空队交给中国战区使用，就该归我指挥。为什么如此重大的调动，竟然不经我同意？”史迪威解释说：“抽调中国战区的力量，我也极不赞成。但是，中东局势确实十分危险，这不仅关系到同盟国的战略全局，而且也关系到中美之间的海空航线。”蒋介石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埃及的局势严重，难道中国的局势就不严重吗？浙赣地区的形势也十分危险，为什么中国战场就不受重视？” 蒋介石的抱怨是直接对着美国的。4且18日，美国海军航空兵的16架b－25型轰炸机，从太平洋上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轰炸了日本的东京、大版、横滨、名古屋等城市。随后，飞机降落在浙江衢州一带的中国机场。日军为防止美国飞机再次空袭日本本土，遂于5月中旬调集8个师团约14万人，发动了浙赣战役。至6月下旬，日军先后攻占金华、衡州、上饶、鹰潭等浙赣线要地，摧毁了衢州、玉山、丽水等地的空军机场，给中队造成重大损失。美国轰炸东京的行动，事先以保密为由并未征得蒋介石同意，事后对中国遭受的报复性进攻，也没采取积极的救援措施，现在又要剜中国战区的肉，去补中东战场英国的疮，蒋介石自然感到愤愤不平。 他把心中的不满，全都发泄到了史迪威的头上，疾言厉色地说：“罗斯福总统答应的援华物资数量，现在执行的还不到1/10。我绝不怀疑总统的诚意，但事实如此，是不是你工作不力的缘故？你作为我的参谋长，美国援华物资能否如期保量运来，应该是你的责任。” 蒋介石的无端指责，彻底打消了史迪威原来抱有的一点同情。在他看来，美国纵使有一万个错，也轮不到蒋介石来指手划脚；他本人既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同时又是美国的驻华代表，他绝不能容忍蒋介石的这种蛮横态度。“我狠狠地反驳了他们。”史迪威严肃地指出了他就援华物资向美国提出的要求，盟火分配部确定的物资分配计划和月前运输上的困难。 “我不要听。”蒋介石又一次打断了史迪威的话。他听惯了阿谀奉迎和唯唯诺诺，对史迪威的反驳感到怒不可遏。“倘若英美认为中国战场仍有保持的必要，就绝不该一再无视中国的利益。我要你马上派人回去报告，我想知道英美是否还把中国战区当作同盟国一个战区，否则我自有办法。”说完，竟站起身来拂袖而去。宋美龄在后面，像鹦鹉学舌似的又重复一遍，“请记住，委员长要同盟国就中国战区有无存在和支持的必要，作出‘是’或”‘不是”的明确回答。” 过了两天，蒋介石夫妇又一次约见史迪威。正式要他向美国政府转交带有时间期限的三项“最低要求”。第一，美国必须在8月至9月之间向印度派出3个步兵师，以重新打通中国至缅甸的交通线；弟二，8月底以前，中国必须得到500架作战飞机，并保待这个水平；第三，从8月开始，空运司令部必须保证每月向中国运送5000吨物资。宋美龄还特别声明，这些条件是维持中国战区的“最低要求”，如果同盟国不能满足这些要求，他们就取消“中国战区”，作出“其他安排”。 史迪威对这种卑劣而愚蠢的要挟手段十分反感，但是他仍然如实地向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报告了蒋介石夫妇对第10航空队调动问题作出的反应，以及他们提出的所谓“最低要求”，并准备派他的高级助手格鲁伯准将回国，直接向华盛顿汇报中国战区的目前状况。不过，当宋美龄要他在报告上附署个人的赞同意见时，他断然拒绝了。作为一名美官，他不能去支持一份对本国政府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文件。宋美龄又转而对他施展起中国“第一夫人”的魅力，她私下里对史迪威说：“我们会帮助你成为一名四星上将。”这套许诺和收买的伎俩对陈纳德或许有用，但史迪威却根本不屑一顾。他在日记中写道：“见他们的鬼去吧！” 面对蒋介石夫妇的种种压力和诱惑，史迪威丝毫也不为之所动。他认为，要让美国在8月底以前满足蒋介石提出的三项要求，“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他们却如此愚蠢地以为我们会答应。……他们正在犯一个严重的错误”。同时，蒋介石根本没把他看作美国总统的代表，而把他当成一个必须对他们“唯命是从的傀儡”和可以随意摆弄的“小丑”，似乎他的任务就是为他们的每一个要求去向美国政府游说。因此，他必须严肃地向他们重申美国政府赋予他的来华使命。 7月2日，史迪威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备忘录，明确指出：“第一，本人作为美国代表出席在中国举行的所有军事会议。在这种场合之内，我必须代表和维护美国的政策，本人的其他地位一概无效。第二，本人负责指挥中国、缅甸和印度的美队，因此其职权超出了中国战区之外。第三，本人代表美国总统负责监督和管理租借物资，并决定移交这些物资的时间和地点。此项物资移交之前，美国总统随时可以根据法律予以收回，移交之后，由大元帅负责支配，本人有权确保这些物资只能用于有效的对日作战。第四，本人是大元帅之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负责有关计划、组织、训练和作战方面的事宜，没有采购物资的任务。第五，本人是一名宣誓要维护美国利益的美官，这是我的基本立场。第六，在上述职责范围内，我的唯一目标就是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有效地进行对日作战。 史迪威的这份备忘录，大大触怒了蒋介石。他马上致电宋子文，要他转告美国政府，由于史迪威既在中国战区任职又代表美国利益的双重身分，使他无法下达命令，亦无法协调关系，因此，宋子文向美方交涉，将史迪威“自动召回”。同时，他拒绝再见史迪威，对史迪威递交的任何文件，提出的任何问题都置之不理，把他冷冷地晾在了一边。 蒋介石的无赖手段和故意冷落，使史迪威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在写给夫人的一封信中谈到：“这是我一生中所从事的最枯燥无味的工作。我试图劝导和说服的人，是一个顽固、无知、满脑子偏见和自负的暴君。他只能从我这里得到真实情况，但又认为这些都难以置信。”疾病又一次向他袭来，腹部压痛，连续的呕吐。经过化验，发现体内有寄生虫。他在36小时之内，接连服用了8种药物，终于好起来了。这时家里又传来不幸的消息，年近80岁的老母因病去世。史迪威作为长子，既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也未能参加老人的葬礼。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动摇史迪威的工作热情，父亲从小向他灌输的道德观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不工作就是罪过。”他继续向蒋介石呈交各种备忘录、形势分析、整编方案、训练计划，用一份又一份文件来“轰炸蒋介石”。 7月7日，为纪念中国抗战5周年，史迪威应邀发表了1分钟的广播讲话，他满腔热情地称赞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士兵的战斗精神。他说：“在中国人民坚持了5年抗战后的今天，我非常荣幸地在这里向那些肩负着重任，经受了战火考验的中国士兵表达我的敬意。我认为，中国士兵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吃苦耐劳、诚实正直、坚忍不拔的伟大品格。他们备受艰辛，而从无怨言；他们听从调遣，而毫不犹豫。在他们质朴而坦诚的头脑里，从未想到过自己正在创造着一项英雄伟业。中国士兵所求甚微，却随时准备奉献自己的一切。”史迪威的这些赞美之词并不是言不由衷的客套，他始终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士兵抱有美好的感情。正是出于这一点，他才更加痛恨中国统治者和军队高级指挥官的自私、专横、贪婪和昏庸。 7月19日，史迪威通过军委办公厅主任商震，向蒋介石转交了他精心拟定的关于夺回缅甸的作战计划。其主要设想是；以英军3个师、华军2个师、美军1个师为第1路，从印度阿萨姆邦向曼德勒出击；以华军20个师为第2路，从中国云南进攻腊戍；两路会合之后，挥师南下，攻取仰光；以英国海空军为第3路，进攻孟加拉湾的安达曼群岛，并在仰光登陆。为实现这一计划，他还要求蒋介石立即向云南集中30个师的中国部队，以便进行整编、更换装备和组织训练。 美国政府得知史迪威与蒋介石发生冲突的情况之后，采取了支持史迪威的立场。罗斯福总统授权马歇尔起草了给蒋介石的回电，电报由当时在美的宋子文负责转交。回电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召回史迪威，即使换人，任何继任者都将具有和史迪威相同的权力。根据美中双方换文达成的协议，史迪威既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又是美国总统的代表，因此，“要史迪威将军全部按照你的命令来行使职权是不切实际的”。 宋子文被罗斯福回电中的强硬态度惊呆了，他不敢把这封电报如实地转交蒋介石，竟擅自对电文的内容、措辞和语言作了修改，而马歇尔却把原件的副本直接发给了史迪威。这样，史迪威从总统回电的原件中，看到的是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支持；而蒋介石却从宋子文删改的回电里，误以为罗斯福对他作出了让步，两个人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了。 在华盛顿的总统办公室里，罗斯福面对着史迪威和蒋介石分别发来的充满火药味的电报，心里感到忧虑和不安。史迪威作为美国代表的地位和职权必须坚持，因为这关系到美国的根本利益。他从许多不同的渠道得到报告，指责蒋介石把大量的租借物资中饱私囊或囤积起来，用以对付人和国内的其他政治对手。只有严密地监督美国租借物资的分配和使用，才能保证这些对华援助全部用于对日作战。但是，他也不同意史迪威提出的以租借物资为手段，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办法，担心这会彻底地激怒蒋介石，使他真的脱离同盟国阵营，与日本单独媾和，这当然也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利益。为了协调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关系，罗斯福决定派他的经济顾问劳克林·柯里博士到中国去。 7月20日晚，柯里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到达重庆。他分别向史迪威和蒋介石了解了情况，并同双方进行了多次谈话。 问题的症结十分明显，造成双方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蒋介石，他拒绝承认史迪威作为美国代表的地位和职权。蒋介石声称，他根本不知道宋子文和史汀生就史迪威赴华使命达成的换文；柯里还发现了宋子文在罗斯福回电上做的手脚。他就此向蒋介石作了详细的说明，指出：“史迪威来华的双重身份和任务，以及管理美国租借物资的权力，是由史汀生和宋子文共同商定的，并且有正式换文可据。宋子文不将换文的内容向委员长报明，又不将罗斯福总统支持史迪威立场的电函如实转交，使得委员长不了解美方对史迪威职权的基本态度，这些并不是史迪威的责任。”蒋介石听后，不得不表示他“不反对”史迪威的双重地位和任务。 关于撤换史迪威的问题，柯里对蒋介石说：“史迪威将军在美军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是马歇尔参谋长最信任的将领之一。如果委员长认为史迪威没有在华的必要，马歇尔可以把他调往别处，担任其他的指挥任务。不过，这必然会影响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和美国的对华援助。同时，任何继任者都将享有和史迪威相同的职权。”蒋介石表示，是否调回史迪威，全由罗斯福总统定夺，他本人没有任何意见。 接着，柯里要求蒋介石对史迪威夺回缅甸的作战计划表明态度。他认为，只有收复缅甸，重新打开滇缅路，美国的租借物资才能大量地运往中国；同时，只有中国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才能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并且有更充足的理由要求美国扩大对华援助。柯里保证，如果中国能参加收复缅甸的作战，他将说服罗斯福总统满足关于提供500架飞机和每月空运5000吨物资的要求。8月1日，中委会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正式通知史迪威，“中国政府完全同意收复缅甸的计划”，并答应在滇西和滇南部署20个师的中队。 最后，柯里建议蒋介石重新召见史迪威，言归于好，并同意让史迪威和他一道去印度，以便安排中国驻印度部队的训练事宜，同时，与英军商讨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蒋介石欣然表示同意。8月3日，史迪威和蒋介石在僵持了整整一个月之后，终于又坐到了一起。 柯里调解的成功，暂时缓和了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但却也使这位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产生了一种错觉。在他看来，蒋介石并不是那么顽固和不可理喻，只要耐心地说服和劝导，他还是可以做出妥协的。这种错觉使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史、蒋冲突的看法。他更多地把这场冲突的责任归咎于史迪威刚烈的性格、暴躁的脾气、孤傲的态度和尖刻的语言。柯里是常在罗斯福左右，并且深得信任的人物，他的这种看法不能不对美国总统产生重要影响，这无疑给史迪威埋下了一个潜在的危险。 8月4日，蒋介石夫妇在黄山别墅举行宴会，为柯里和史迪威离华赴印饯行。孔祥熙、宋蔼龄夫妇和宋庆龄出席作陪。 宋氏三姐妹非常难得地聚在一起，史迪威在日记里生动地记下了他对这三位著名女性的印象。“孙夫人是三姐妹中最令人愉快的，可能也是最深沉的。她非常敏锐，亲切和蔼，文雅嫡静，沉着自信，细心周到，穿着十分得体。”“蒋夫人聪明伶俐，行动果敢，总想把事情赶快做完，希望自己是个男人。思想不深刻，但理解问题很快。非常直率、开放，但是……易于冲动，急躁鲁莽。”“孔夫人灵活圆滑，但缺乏个性。对目前发生的情况不置可否，这正是最糟糕的地方。只想让别人为所有的事情操心。” 史迪威并不是一个粗心的武夫，他对交往对象的观察十分细致而深刻，并且总能比较准确地作出自己的评价和判断。他对宋氏三姐妹的描述是很贴切的。同样，蒋介石暂时作出的缓和姿态，也无法改变他在史迪威心目中的形象：“他可以超越逻辑和理性，凭着自己的‘直觉’随心所欲；他无视通常的规则和程序，却大谈什么中国人的心理特点；他被表面现象和过时的经验所迷惑，突然地变来变去；他顽固至极，拒绝和别人讨论问题。……他不肯前进一步，也不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提高中国的地位，这样，他自己的地位也无法得到加强。” 两天之后，史迪威和柯里一同离开重庆飞往印度。柯里为他“成功”的调解洋洋得意，而史迪威却无法相信蒋介石的那些口头允诺。他担心说不定哪一天蒋介石又会突然变卦，但他完全没有料到，接踵而来的危险并不是来自蒋介石，而是来自他的本国同胞。这正是：按约履权酿纠葛，柯里巧言暂弥合；此去印度练精兵，岂料后院又起火。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七章 印度练兵 兰姆加尔旧军营，革故鼎新练精兵； 志在反攻驱暴日，岂料多难波谲生。 话说史迪威离开重庆来到印度，送走劳克林·柯里，便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新德里有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由赛伯特准将负责这里的日常事务。在中缅印战区任职期间，史迪威经常来往于新德里至重庆之间，有时还要视察卡拉奇的后勤港口、阿萨姆邦的第10航空队和陈纳德在昆明的空军司令部。这个战区虽然没有多少美军部队，但从东到西竟分布在长达4500多公里的战线上。 8月15日，史迪威处理完新德里司令部积压的各种文件之后，立即赶往为中队建立的兰姆加尔训练中心。 兰姆加尔位于加尔各答以西约300多公里处，是印度比哈尔邦兰契市郊的一个小镇。那里有一座旧兵营，原来曾用于关押从非洲战场捕获的意大利战俘。整个营地面积有20多平方公里，营房可供大约2万人居住，还建有各种训练场、两个轻武器射击场和1个炮兵射击场。 经过同英方的反复交涉，韦威尔终于答应把这里用作装备和训练中队的基地。双方还达成协议，由英国人负责这个营地的食品供应，并提供印度卢比作为受训官兵的军饷；美国人负责提供武器装备和组织训练。 当时，从缅甸撤退的中国远征军新38师和新22师，已经先后集中入营，番号也改成了“中国驻印军”。经蒋介石同意，史迪威担任这支部队的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赴印之前，史迪威听说这支部队共有1.2万人，但实地点验却只有9000多人。孙立人的新38师有7000人，廖耀湘的新22师只有2000多人。这9000多中国官兵成为兰姆加尔训练中心的第一批受训部队。 到达兰姆加尔之后，史迪威视察了营区部队和训练场地，第二天便召集美军负责各门课程的主任教官召开会议，健全了训练机构，制定了训练计划。这些对具有丰富的军事教育经验、被称作“训练天才”的史迪威来说，完全是轻车熟路。他任命博特纳上校担任驻印军参谋长，麦凯布上校担任训练中心主任，并抽调一批优秀军官担任步兵、炮兵、装甲兵、战术、后勤等课程的教官，其他美军人员派到驻印军营以上单位担任联络工作，中官负责部队的行政管理。 8月23日，训练中心举行了隆重的开训典礼。会场上悬挂着中美两国国旗，史迪威用汉语向中国官兵发表了一篇经过精心准备的讲话。他讲到了中国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兵败吴国之后，“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最终报仇雪恨的典故；还讲到了宋朝大将岳飞“精忠报国”，奋勇抗击金兵入侵的故事。他号召中国官兵学习历史上的这些英雄，效忠自己的国家，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建功立业。他向中国部队保证，一定要为他们提供与日军同样精良的武器和装备。史迪威的讲话通俗、生动，给驻印军官兵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兰姆加尔的训练课程，主要针对三方面人进行。第一类是士兵，主要进行武器操作技术训练，要学会使用步枪、机枪、迫击炮、火箭筒、反坦克炮和用于特种作战的其他装备。此外还要进行丛林作战训练，如爬山、爬杆、武装泅渡、野外生存等等。第二类是普通军官。除进行技术训练外，还要学习战术课程，掌握野战战术和协同战术。第三类是上校以上的指挥官和高级参谋人员。他们要仿照美国利文沃思指挥和参谋学院的战时训练方式，学习战略、战役、指挥、后勤和参谋作业等课程。这一部分人，主要是为将来在云南再训练和装备30个中国步兵师培养骨干。 训练方法是按照讲解、示范、实习、考核四个步骤进行的。由于缺少翻译人员，示范和实习实际成了主要的训练方式。中国士兵虽然文化不高，但非常善于模仿，许多复杂的武器、装备操作技术，他们很快就掌握了。过去，中队弹药奇缺，很少有实弹训练的机会。兰姆加尔训练中心提供了足够的弹药，中国士兵不仅能进行轻武器实弹射击，甚至迫击炮、反坦克炮、榴弹炮也能进行充分的实弹训练，这使他们的射击技术有了很大提高。 中国官兵们还惊奇地发现，史迪威作为一名年近60岁的中将军官，也经常出现在训练场上。他身材瘦削，精神矍铄，常穿开领短上衣和短裤，头戴一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宽檐战斗帽，在操练的士兵中间走来走去。时而，他还伏在卧倒的中国士兵身边，帮他们校正瞄准点，或给他们做示范。他对中国官兵取得的训练成绩感到非常高兴。在给夫人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中队学习的很快，我想这将证实我的观点；只要得到适当的训练，他们就能像其他的部队一样棒。英国佬正抱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我们。” 过了不久，兰姆加尔的中国部队从军装、皮靴、钢盔、背囊，到步枪、冲锋枪、机枪、火炮和车辆，全都换上了美式装备。训练中心的医院，为受训官兵提供了较好的医疗服务，接种了预防霍乱、伤寒、天花等传染病的疫苗，伤病情况明显减少。英国人提供的伙食虽算不上太好，但米饭、面包和牛肉罐头却能保证每天饱食三餐。一段时间下来，长期营养不良的中国士兵平均体重增加了近20斤。整个部队士气高昂，战斗力明显提高，面貌焕然一新。 但是，史迪威的目标，是要在1943年1月发起反攻缅甸战役之前，在印度建立起两个齐装满员的陆军师和其他特种保障部队，目前的9000人是无法达到这一要求的。蒋介石虽然已经答应向印度空运5万部队，但却并未付诸行动。史迪威把中国驻印军训练、装备、演习情况的大量照片和一段纪录片送给蒋介石，果然使他十分满意，他立即批准了向印度空运补充兵员。到1942年底，中国驻印军已达到了3·2万人。新38师和新22师，每师1.25万人，各辖有3个步兵团，3个炮兵营，1个工兵营，l个辎重营，1个通讯营及其他配属分队。此外，还组建了3个炮兵团，每团36门105毫米榴弹炮；2个迫击炮团，每团48门150毫米重迫击炮；1个汽车团，有400辆载重汽车。中国驻印军已成为一支火力凶猛，机动性较强的战役突击部队。 当然，在中国驻印军的训练和整编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史迪威非常了解国民党军队中虚报冒领、克扣军饷“吃空额”等现象。为杜绝这些情况发生，他建立了“补给到连，供应到人”的后勤保障体制，特别是坚持以集体点名的方式，直接把津贴费发放到士兵手中。这一做法，受到广大基层官兵的拥护和欢迎，而一些高级军官却对此耿耿于怀。罗卓英到印度就任副总指挥之后，要求由他来“总领”驻印军官兵45万卢比的军饷，遭到史迪威的严词拒绝。这成为史迪威和罗卓英之间爆发一系列冲突的重要原因。不久，在史迪威的坚决要求下，蒋介石不得不调走了罗卓英。 史迪威为中国驻印军的训练和装备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他踌躇满志地准备在翌年初便发起夺回缅甸的反攻战役，以重新打通滇缅路，扩大对华援助，增强中国战场的对日作战力量。但是，他完全没有料到，就在他苦心说服蒋介石接受他的建议的时候，罗斯福的经济顾问劳克林·柯里却在华盛顿从背后捅了他一刀。 柯里在访华期间虽然支持了史迪威的基本立场，但两个人对中国政府和中美关系的看法却存在着明显分歧。 史迪威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认为：“蒋介石政权可能把美国当成傻瓜来捉弄；这个政权敷衍塞责，言而无信；它虽然期望同盟国胜利，但却不尽自己的本分去努力争取胜利，而企图到战争结束时囤积一大批军火，以维持他们的统治。”因此，他主张以美国的租借物资为交换条件，迫使国民党政府进行军事改革和积极对日作战，“否则蒋介石就会把大量的美国援助囤积起来，最终用来对付和国内的其他敌手。”他提出，美国政府必须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以免上当。 柯里却抱有不同的看法。他在回国后于8月24日写给罗斯福的报告中认为：“我们有着难得的机会对中国乃至亚洲的发展施加影响。据我看来，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充分支持委员长，完全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对这种支持附加任何条件或规定任何限制。……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我们完全能够信赖他按照我们的愿望推行一项有力的战争政策，并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和民主的强大国家。”他认为中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史迪威和蒋介石的个人纷争，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改变美国人在中国的活动方式和个人表现得到解决。因此，他竭力要求罗斯福撤回史迪威，代之以一位懂得“外交”、能够安抚蒋介石的人，同时，他还要求召回和史迪威抱有同样看法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过了不久，柯里就暴露出了他的真实目的。他向罗斯福吹嘘，只有他本人才是美国驻华大使的最合适人选。 美国陆军部支持史迪威的观点。史汀生交给罗斯福一份书面建议，要求在向中国提供租借物资时附加交换条件，以促使中国整编军队和参加反攻缅甸的战役。但是，罗斯福却明显地接受了柯里的观点，他否定了陆军部的建议，并在给柯里的复信中说：“我不免感到，整个形势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个人的性格，而不是什么战略计划。”他同意“在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后”，考虑撤换史迪威。根据罗斯福的授意，柯里去试探了马歇尔和史汀生对撤换史迪威的态度，结果是碰了一鼻子灰。 那天，柯里敲开了马歇尔办公室的门，神气十足地说：“总统请你考虑撤换史迪威。”马歇尔膘了柯里一眼问道：“是总统让你来告诉我的吗？总统确实想撤换史迪威吗？”“是的。”柯里点点头。马歇尔又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你在中国呆了多久？”柯里一脸尴尬，他知道，马歇尔并不是想问他在中国逗留了多长时间，实际是在说：“你能比史迪威更了解中国吗？”他硬着头皮答道：“三个星期，先生。”马歇尔阴沉着脸，不再说一句话。柯里悻悻然，只好起身离去。 10月初，罗斯福又一次提起这件事，他亲自写信给马歇尔说：“史迪威在中国的情况究竟怎样？很显然，他和委员长的关系非常紧张，引起了很大麻烦。因此，我认为史迪威到其他战区去或许更能发挥他的作用。”马歇尔和史汀生一同复函罗斯福，他们认为，史迪威与中国打交道已经近20年，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找不到比史迪威更合适的人选了。而且目前正在准备反攻缅甸，美国的驻华代表必须是一个能够指挥部队作战的统帅，“而不是一个只会与重庆发展和谐关系的谈判者，或是一个物资供应者。”由于马歇尔和史汀生的坚决反对，罗斯福总统只好暂时打消了撤换史迪威的念头。 一场风波过去了，但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马歇尔和史汀生只是指出了保留史迪威的现实军事需要，而没有触及美国人对中国政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上的分歧，必然会导致两种不同的对华政策。于是，紧接着又发生了一起对史迪威十分不利的事情。 10月2日，美国共和党领袖温德尔·威尔基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来华访问。虽然他与罗斯福总统在国内政策上互相攻汗，但对外交政策的看法却十分接近。这次，为了显示美国在政治上的团结一致，他受竞选对手罗斯福之托，进行了49天的环球访问。在中国的6天逗留是他此行的重要一站。 蒋介石夫妇对威尔基的访华极为重视，他们认为，这是向美国施加影响以争取更多美国援助的重要机会，特别是威尔基或许有可能成为下届美国总统。为了使威尔基对中国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他们确实费尽了心机。重庆市的军警拆除了破烂不堪的贫民窟，把成群的乞丐赶出城市，沿街的一些小杂货店禁止开门营业，学生和儿童组织成欢迎队伍，街道上佳满了彩旗和标语。在威尔基的访问日程里，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和阅兵式，丰盛的宴会、酒会、午餐会，参观经过精心布置的工厂、学校、军事演习，蒋介石夫妇还多次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促膝交谈”。史迪威看透了蒋介石对威尔基玩弄的狡猾手段，他认为：“中国人的目的是要让他酒足饭饱，筋疲力尽，使他的所有视听器官麻木迟钝，以便趁机给他的头脑里塞进各种正面的说教。” 蒋介石的伎俩居然得逞了，“威尔基完全陷于阿谀奉承之中”。他返回美国之后，连续在报纸上发表了10篇访华观感，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大加赞赏。他在一次演说中谈到：“全中国举国上下团结奋战，领导他们的是一批训练有素，骁勇善战的将领，中队是一个由懂得为谁而战和怎样作战的将士们组成的有力的战斗集体。”不久，他又出版了一本名为《天下一家》的书，记述了他的环球旅行。其中关于中国部分进一步宣传了上述观点。这本书发行的头4天，书商们就订购了30万册，不足两个月，销售量就达到了100万册，成为空前的畅销书。按照威尔基宣传的观点，史迪威关于推动中国政府实行军事改革并积极对日作战的建议简直是毫无意义的。 威尔基也像陈纳德一样，被宋美龄的花言巧语和动人魅力所征服。他热情地邀请来美龄对美国进行一次友好访问，并兴致十足地对她说：“夫人若能访美，对我的美国同胞认识和理解亚洲问题将会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以夫人的智慧、才华和魅力，循循善诱的天赋，高尚的品格，豁达的胸怀和同情心，雍容的仪态和火一般的坚定信念，一定会成为最理想的外交使节。我真诚地相信，人们将会以超乎寻常的注意力倾听您的声音。”在重庆最后一次会见时，威尔基甚至一再要求宋美龄第二天就和他一起同机飞往美国。他对宋美龄保证，一定尽力说服罗斯福拨给中国所要求的全部飞机。 同对蒋介石夫妇的热情相比，威尔基对史迪威和高斯大使却十分冷淡，他根本听不进史迪威和高斯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史迪威曾三次拜访了威尔基，但是，“他一个问题也没有问，完全被蒋介石夫妇欺骗了”。威尔基甚至竭力劝说史迪威，对委员长说几句恭维的好话。史迪威对此嗤之以鼻，他在日记中写道：“让他这套废话见鬼去吧！” 根据蒋介石夫妇的要求，威尔基在重庆期间两次会见了陈纳德。从来就喜欢越级对上层当权者施加影响的陈纳德，紧紧地抓住这个机会，天花乱坠地吹嘘一通他的空中作战计划。威尔基对这位“空中英雄”的大胆设想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他要陈纳德把他的想法写下来，他可以把这封信直接转交罗斯福总统。陈纳德激动得浑身热血沸腾，他几乎用尽了所有夸张和狂妄的语言，写下了一封可以称得上是旷世奇文的信件。 陈纳德在信中声称，只要能给他105架新式战斗机，30架中型轰炸机，在最后阶段再给他12架重型轰炸机，并一直保持这个水平，他就能在“半年或者至多一年的时间内，有把握地摧毁日本空军并打败日本”。我们用不着过细地去追究这一计划的事实根据，只要看看战争的实际进程，就可以了解陈纳德的极度荒唐。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在对日作战方面仅空中力量就投入了9个陆军航空队和90艘航空母舰上的作战飞机，共计14847架；战争持续了3年零8个月，而且最后还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而陈纳德却大言不惭地要用147架飞机在一年之内就打败日本，牛皮实在吹得太大了。正如马歇尔后来所说的那样，陈纳德的空战计划“只不过是一派胡言；战略倒不错，就是毫无意义”。 其实，陈纳德的主要目标也并不在这个空战计划上，他的真实企图在于信中的几个附加条件。首先，他提出要赋予他指挥中国战区美国空军的全部权力；接着，他就向史迪威的地位提出挑战，要求“拥有作为美国驻华军事指挥官的全部权力”；同时，他还要求取得“直接与蒋委员长和中队打交道”的自由，并认为“我得到了蒋委员长和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信任”，“蒋委员长也希望我这样做”。他许诺，只要能取得这些权力，“我不仅能打垮日本，而且能使中国人成为美国持久的朋友。我深信，我能培植这种友谊，使中国世世代代成为美国巨大的，友好的贸易市场”。 罗斯福对陈纳德的来信很感兴趣，信中的高度浪漫主义非常适合他的胃口。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不少关于“飞虎队”辉煌战绩的报道，因此，很愿意采纳陈纳德要求并不太高的建议，或许这小小的代价真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况且他本来就已抱有撤换史迪威的念头。罗斯福把陈纳德的来信转给了陆军部。 同时，陆军部还收到了海军部长诺克斯转来的驻华海军武官杰姆斯·麦克休的一份报告。麦克休是蒋介石和陈纳德的密友，他在重庆期间，几乎每个星期都三四次出席蒋介石的家宴。他在报告中认为，史迪威坚持夺回缅甸，完全是在遭受耻辱性失败之后个人复仇野心的表现。收复缅甸的计划，妨碍了陈纳德的空军力量充分发挥作用。他提出：“只要撤换史迪威和比斯尔（美国驻华空军司令、第10航空队司令），解散他们庞大的参谋机构，特别是把权力移交给陈纳德，就能鼓舞蒋委员长，使这个战区的局势得到根本的改变。” 史汀生和马歇尔对陈纳德、麦克休的来信火冒三丈，他们要求海军部不准正在回国途中的麦克休再去中国任职，并由陆军部写报告给罗斯福，批驳了单一空中作战的荒谬性，强调了夺回缅甸的重要意义，同时再次表示了对史迪威的坚决支持。尽管罗斯福对陈纳德仍有所偏爱，但他不能不考虑两位陆军首脑一致的坚定态度。柯里又去见了马歇尔，表示他要收回关于撤换史迪威的建议。 经过一段波谲云诡的纷扰，史迪威的处境开始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 10月12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有保留地答复了他在6月29日提出的三项要求。罗斯福同意向中国战区提供265架作战飞机’，并答应派出100架运输机，以保证从1943年1月起每月经驼峰航线向中国运送5000吨物资，但拒绝了为反攻缅甸派遣美国陆军部队。他告诉蒋介石，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正在研究史迪威反攻缅甸的计划，由于驼峰空运十分有限，只有重新打通滇缅路才能扩大对华援助的数量。他没有采纳史迪威和陆军部的建议，对这些援助提出附加条件，但也在电报中委婉地指出，如果蒋介石能够在云南部署和整编军队，“这对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极为重要的。” 同时，马歇尔和史汀生分别会见了正准备回国述职的中国外长宋子文，指出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要打通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的地面交通线，这就要求中美英三国采取一致的军事行动。因此，“美国驻华代表必须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军事将领，而不应当是一个油嘴滑舌的外交官”。他要宋子文转告一句美国的俗语：“现在需要的是胡椒，而不是蜜糖。”宋子文保证，他将把建立委员长和史迪威之间的和谐关系当作他的“唯一目的”。回国之后，宋子文成为史迪威和蒋介石互相沟通的主要渠道。 马歇尔还以个人名义致电史迪威，向他透露了蒋介石通过柯里、威尔基、陈纳德、麦克休等人向罗斯福总统施加影响的情况。他一方面对史迪威保证，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他；另一方面也劝告史迪威“培养更大的忍耐力和宽容能力。这种忍耐力和宽容能力必须超过对一般人的要求，尤其要大大超过你现在的状况”。史迪威并不是不想这么做，只要蒋介石能改变他那种消极的顽固立场，他很愿意给以积极的合作。随着蒋介石态度的变化，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关系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10月14日，蒋介石在收到罗斯福对他三项要求的答复之后，正式交给史迪威一份中国方面关于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并约史迪威到他的官邸一同就餐。蒋介石不仅同意派印度和云南两个方面的中队参加反攻缅甸的作战，而且同意由史迪威全权指挥中国驻印军，并提出云南方面的中队可以由10至15个师增加为15至20个师。但是，他又表示，英国和美国必须向孟加拉湾派出足够的海军和空军力量，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并在仰光实施登陆作战，他坚持以此作为反攻缅甸的先决条件。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要说服韦威尔，让英国人承担起他们的义务。第二天，史迪威便兴冲冲地飞往印度。为了使中国和英国这两个不和睦的盟国协同一致，史迪威采取了两边“扯袖子”的办法。他在日记中作了这样的描述：“我跑到重庆拉拉委员长的袖子，告诉他最好南下向萨尔温江进攻，因为英国人正打算从南面攻入缅甸。……如果英国人单独占领了缅甸，中国人可就无地自容了。接着我又飞到印度，拉拉阿尔奇（韦威尔）的袖子说，委员长正准备南下萨尔温江，你们最好也迅速采取行动。如果中队勇敢地挥师南下，而你们却按兵不动，你们英国人没有尽到白人的义务，往后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英国人对中队参加反攻缅甸的作战忧心仲忡。他们担心这会威胁英国在战后对缅甸的殖民统治，并刺激印度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甚至还怀疑中国对缅甸有领土野心。因此，韦威尔列举种种困难，表示了消极抵制，并制造借口反对中国继续向驻印军空运补充兵员。史迪威给马歇尔发去了求援的急电，他认为英国人的态度将会“毁掉我们的一切工作，激怒中国人，危害未一来的所有合作”。马歇尔通过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对英国施加影响，韦威尔终于改变态度，有条件地原则同意了反攻缅甸的计划。 史迪威立即返回重庆，于11月3日同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人召开了讨论缅甸作战的会议。蒋介石又一次作出了一系列使史迪威感到“惊讶”的积极态度。他同意在1943年2月15日以前向云南部署15个师和尽可能多的炮兵部队，并同意由史迪威来挑选这15个师和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他还提出再向印度增派1个师，参加兰姆加尔的训练，作为驻印军的预备队。同时，他也再次强调，如果英军不能在孟加拉湾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以阻止仰光方面的日军北进增援，他就将不派一兵一卒参加此次作战。尽管如此，史迪威仍对会议的结果感到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向前迈出的最大一步。” 中国方面关于反攻缅甸的准备工作确实在积极地进行，史迪威的情绪也渐渐高涨起来。他在11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已得到英国佬和中国人的许诺。并且开始了行动。如果我们能在韦威尔的屁股底下点上一把不灭的火，并能掌握这边的指挥和训练，这件事就会办得漂漂亮亮的，真是太棒了。由于所有的人都说这事不可能，我自然要努力把它办好。”11月22日，他致电马歇尔，认为中国方面已经采取了实际行动，因此，美国应当履行自己关于增加对华援助的承诺。 但是，当时美、英军队正在忙于北非作战，很难大量增加对华援助。马歇尔给史迪威发来电报，只答应提供现有的租借物资，并对这个问题作了解释。史迪威感到愤愤不平，他无法用这样一点点物资去抚慰中队作出的反攻努力，这或许还会招来他们的嘲笑。他甚至有些同情蒋介石的艰难处境，“我和‘花生米’坐在同一只木筏上，我们两人只有一块三明治，而救援的船只却离我们远去”。在发给陆军部的回电里，他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不满，他认为如果美国就是这样“支援”中队的话，那就再不要提什么“支援”两个字了。他要求尽快向中国战区提供2个战斗机中队l1个轰炸机中队和50架运输机，并把每月向中国空运的租借物资从3500吨逐步提高到1万吨。马歇尔为满足史迪威的要求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他同意增加中国的空军力量和物资援助，并保证把史迪威的要求放在仅次于北非战场的优先地位。他在发给史迪威的复电中说：“我已看到你那封骂娘的电报了。我非常同情你的反应。” 但是，就在反攻缅甸的准备刚刚取得一点进展的时候，英国人的突然变卦又一次让史迪威陷入了尴尬的境地。11月下旬，英国人就已经考虑缩小反攻缅甸的作战规模，他们提出由英军夺取缅甸西部的若开山、钦邦山和加列瓦一线，并袭扰日军的后方。很显然，英国的目的只是想为保卫印度构筑前进阵地，并不想收复整个缅甸，他们也不希望中队进入缅甸。12月7日，韦威尔正式提出取消反攻缅甸的计划。 12月13日，史迪威再次飞往印度，力图劝说韦威尔改变主意。在多次的谈判当中，韦威尔一再强调目前的各种困难，故意设置障碍，并表示不相信中队的作战能力，他坚持要到1943年11月以后再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华盛顿也向伦敦施加压力，以使英国政府督促驻印英军给予积极配合。但是，丘吉尔的主要注意力也放在欧洲和北非战场上，不肯作出让步。 史迪威扫兴地从印度回到重庆，他仍然希望中队能单独对缅甸北部发动一次小规模攻势，以打通从印度利多经缅北密支那到中国云南的地面交通线。同时，沿此线修筑一条已在筹划当中的中印公路。若能实现这一计划，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战区的状况。他向宋子文递交了一份又一份备忘录，并对蒋介石、何应钦等人进行游说。除了向他们说明夺取缅北对中国的重要利益外，他还强调地暗示，如果军队不采取积极行动，华盛顿可能会对中国战区“是否还值得美国继续投入人力和物力表示怀疑”。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取得效果。 12月28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他表示，由于英国未能按照原定条件在孟加拉湾部署足够的海空军力量，还要把收复缅甸的陆军部队从7个师减少到3个师。因此，中国方面不得不取消反攻缅甸的计划。他希望罗斯福能敦促英方加紧调集海空军力量，以共同担负起收复缅甸的责任。 接到蒋介石的来电后，罗斯福焦急万分，随即于1943年1月2日通过史迪威发去了复电。他强调指出，打通缅甸的地面交通线比夺取整个缅甸更为重要，并允诺将尽快把这一问题提交同盟国最高机构予以讨论。他劝告蒋介石，在他直接与丘吉尔首相磋商以前，不要匆忙地作出放弃作战的最后决定。 蒋介石并不需要罗斯福和丘吉尔作什么磋商，既然美国仍能通过驼峰航线向中国提供援助，他就绝不愿比英美付出更多的代价去打通所谓的地面交通线。史迪威认为，只有采取强硬的态度，以停止援助、收回租借物资、撤退美军人员相威胁，才能迫使蒋介石遵守诺言。他起草了一份“最后通牒”，并且发给了马歇尔。“如果乔治同意，就由华盛顿发给中国。”他断言，“如果美国不够强硬的话，我们就只能使自己落入‘花生米’的控制之中。”但是，马歇尔不能违背罗斯福总统规定的政策，没有采纳史迪威的建议。 1月8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罗斯福，正式拒绝在预定时间发动缅甸作战。他认为：“收复缅甸的行动必须是地面部队和海空力量的联合作战。除非海军能够阻止或牵制缅甸南部的日军，否则敌人就将迅速集结起来压向缅北的我军。……因此，我军在缅北的作战行动，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失败的危险。如果中队再次在缅甸遭受失败，那将会造成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他提出，缅甸作战，必须推迟到秋天的下一个旱季才能进行。紧接着，他又强调了陈纳德的空中作战理论，而且几乎是按照陈纳德的原话说，“在中国进行的空中打击具有极大潜力”，“空中攻势将为最后的总攻做好直接准备”。 史迪威当天是从宋子文那里得知的这一消息，蒋介石并没有把这一决定告诉他。尽管他是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和美国驻华代表，但蒋介石仿佛把他当成一个无足轻重、可以随意摆布的小卒子，总是独断专行地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史迪威的心情十分沮丧，精心准备了近半年的作战行动，突然便被搁置起来了。他在日记中把1月8日这一天记成了“黑色的星期五”，并写道“英国佬得逞了，这正是他们想要的。现在他们想推卸责任，中国人也要撒手不管，让倒霉的美国人去勇往直前、艰难奋战吧！” 几天以后，史迪威得到了美国政府授予他的一枚“优秀服役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在上一年4月冒着炮火亲临东校前线指挥作战的英勇行为。但是，这也难以排解他心中的郁闷。他深深地感到：“迎着枪弹勇猛冲锋而牺牲，或许是一种解脱。我宁愿和士兵们一起战斗而长眠在大地上，也不愿卷入现在这种勾心斗角和讨价还价之中。”作为一名勇敢、刚毅的军人，他是那样渴望战斗，但是，中缅印战区复杂的同盟关系，像乱糟糟的一团绳索紧紧束缚住了他的手脚。他很想挥起一把利刃，斩断这团乱麻，但是，美国在亚洲和全球的战略需要，又不允许他这样。这正是：勇将壮志在疆场，小人营苟诡计藏；唯愿阵前洒热血，偏遇冷枪暗箭伤。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八章 云南整训 云南重组远征军，誓将顽石点成金； 卡城会议定大计，再遇苛责备含辛。 由于“黑色星期五”使反攻缅甸的计划搁浅，史迪威对蒋介石更为不满。但是，他接受了马歇尔要他“忍耐和宽容”的劝告，强压住心头的愤怒，继续全身心地投入了整编、训练和装备中队的工作。 他向宋子文递交了一份计划，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继续加强兰姆加尔的训练工作，包括再向中国驻印军增派1个师，组建装甲兵和无线电通讯学校等；第二，建立利多基地，以作为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的出发地和后勤供应站，并为修筑中印公路做好准备；第三，向云南集结30个师的中队，并进行整编、训练和换装，以建立另一支重要的突击力量；第四，整编中国空军，并准备在桂林地区再装备第一批30个陆军师。史迪威关注的重点是云南部队的整训工作。 在部署原定的反攻战役过程中，中国方面已向滇西地区调集了部分部队，并已原则同意整训30个师的计划。这支部队的主力仍被定名为中国远征军。但是，这30个师究竟包括哪些部队，何时集结完毕，何时开训和具体的训练计划，都还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明确答复。 接受30个师的美械装备，对蒋介石无疑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但其中也确有不少棘手问题。首先，从蒋介石内心来说，这30个师的美械装备最好是全部都交给他的嫡系中央军，但这必然会招致地方实力派的不满。因此，他必须既掌握住多数装备，同时又要摆平各方面的关系。其次，云南是地方实力派龙云的地盘，他历来对中央军入滇抱有戒心。这回，如此大批的部队集结于云南，龙云也不是很容易对付的。同时，远征军最高指挥官的人选也是个极为关键的问题。30个美械装备师对中国未来的军事和政治都会发生重要影响，大权旁落是不行的，即使嫡系之中也有亲疏远近之别。蒋介石最初仍想让杜聿明或罗卓英掌握远征军，被史迪威坚决拒绝。最后，他伺意了史迪威建议的人选，调陈诚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 陈诚是蒋介石最信任的高级将领之一，他和何应钦可以说是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左右手，但两个人之间又存有很深的介蒂。何应钦在地位上和资历上都略高于陈诚，但陈诚却雄心勃勃，不断扩充实力，大有压过何应钦的势头。许多人只把参谋总长和军政部长何应钦看成是当家理事的“何婆婆”，而把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当作军事上的“第二号人物”。陈诚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但又不像有些人那样唯唯诺诺，而是颇有心计和才干的一个人物。 史迪威和陈诚并无深交，只是1938年在武汉时看到了他指挥的武汉保卫战。当时史迪威即认为，陈诚是国民党军队中“最强有力和最令人感兴趣”的将军。史迪威了解到，何应钦对军队的整编十分消极，他曾在日记里把何应钦比喻为橄榄球赛中的“阻挡后卫”，似乎他的任务就是抱人、拉人、拖住人的后腿；而陈诚却是比较赞成实行军事改革的。因此，史迪威很希望由陈诚来执掌远征军，这一方面可以使整训较为顺利；另一方面又可以与何应钦相抗衡。 何应钦听到这一消息后如芒刺在背，若是陈诚掌握了这30个师，无疑将对他构成巨大威胁。他找到蒋介石，推荐由他的亲信刘峙取代陈诚。刘峙在抗战初期是著名的“长腿将军”，遭到全国舆论的唾骂，从那以后一直未受重用，此时正担任重庆卫戍司令。蒋介石并非不信任刘峙，而是深知此人的无能，他对何应钦的推荐十分恼火，斥责说：“怎么能拿如此严重的形势开玩笑？在这样的危机里你怎么还要玩弄手腕？”为了打消各种势力对远征军指挥权的觊觎，蒋介石还是决定选择陈诚。 由于这些复杂的背景和过程，史迪威对陈诚的任命感到非常高兴，把这当成了抑制何应钦的重大胜利。 1943年1月17日，陈诚从湖北前线回到重庆。第二天，史迪威便和宋子文一起，同陈诚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远征军的整编和训练计划。会议延续了4天，三人就一些主要问题达成共识。经过4天的会议，史迪威对陈诚有了初步了解，他认为：“这个人看起来是通情达理的，肯定将掌握指挥权。他对美国的援助表示称赞，同意采取行动，而且不做官样文章。如果陈诚确实接受我的观点，如果那些坐办公室的讨厌家伙只管他们自己的事而别来插手的话，我们就能干成一些事情。” 根据会议纪要，史迪威与宋子文、陈诚“在所有的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完全一致的看法”。远征军将由中国将领指挥，美国人负责训练和装备。训练中心设在昆明，拟开办步兵、炮兵和通讯3个班次，每期训练时间定为6周，步兵班每班次450人，炮兵班300人，通讯班150人。他们还提出了4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准备交蒋介石尽早定夺：第一，陈诚对远征军是否有绝对指挥权？第二，蒋介石能否立即下达部队集结和开训的命令？第三，部队何时能够完成集结？第四，远征军的后勤补给问题如何解决？ 1月28日，史迪威将会议纪要和训练计划送交蒋介石，并附上了一份备忘录。指出：“‘这是我们装备和训练一支军队的好机会，还将使中国更加强大和稳定。武器就会运来，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如果第一批30个师的训练计划能够完成，并将这支部队用于进攻，我就有充足的理由为第二批30个师请求装备。……我认为，这件事情对中国未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蒋介石很快就大致同意了史迪威、宋子文和陈诚三人商定的计划。 史迪威对事情的进展比较满意，他也很乐意为中国战区争取更多的军事援助。1月31日，他致电盟火分配部，提出了1943年中国战区所需物资的清单，包括2万挺轻机枪，1．35万挺重机枪，3650门追击炮，360门75毫米榴弹炮，360门105毫米榴弹炮，96门150毫米榴弹炮，300门40毫米高炮，120门90毫米高炮，2万辆卡车和每月3500万发弹药等等。 为了做好训练准备，史迪威将美军教官立即派往云南，并在昆明建立了驻华美军司令部的分支机构。跟随史迪威多年的多恩上校担任代理参谋长，主持那里的工作，阿姆斯上校负责训练计划，包瑞德上校负责美军人员的行政事务。 2月17日，蒋介石正式任命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3月12日，史迪威和陈诚一同赶到昆明，按照他们商定的计划开始具体的准备工作。23日，中国方面确定了参加整训的部队番号，计有第2军、第5军、第6军、第8军、第52军、第53军、第54军、第60军、第71军、第74军、第93军，共11个军五个师。史迪威对此感到十分欣慰，他认为：“自从到中国以来，我第一次觉得我们正在进行真正的合作。” 但是，情况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确定参加整训的31个师，共有22.7万多人，按照每师1.3万人的编制，尚缺额18.5万多人。中国方面答应从4月份开始征募新兵，到5月底补充完毕，可实际上并没有做到。 4月1日，昆明训练中心正式开训。同时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也在楚雄成立。中国方面把昆明训练中心称为：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蒋介石亲自兼任团长，龙云和陈诚兼任副团长，教育长和各训练班主任也都由中官担任。55名美军教官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教学。训练方法和兰姆加尔大体相同。 除最初拟议的步兵、炮兵、通讯班外，训练中心还开办了工兵、后勤、军医、参谋、情报等训练班。步兵和参谋训练班设在昆明近郊的里林铺，炮兵训练班设在干海子，其他训练班都设在北校场营房，训练的主要对象是团以下的营、连、排军官，他们毕业以后再去训练各个部队。团以上的军官要空运到兰姆加尔的战术学校进行训练。 在史迪威加紧对中队进行整训的同时，同盟国关于反攻缅甸问题的磋商也取得了一些进展。1943年1月14日至24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摩洛哥的港口城市卡萨布兰卡举行首脑会议，两国的军事领导人也随同出席。会议期间美国方面提出了代号为“安纳吉姆”的反攻缅甸计划，这一计划是根据史迪威拟定的方案起草的。 当时北非战场的形势已大为改观。1942年11月4日，英军统帅蒙哥马利率第8集团军取得了阿拉曼战役的胜利，一举歼灭德意联军5万余人。11月8日，艾森豪威尔指挥的北非远征军在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登陆，开始执行“火炬”计划，并迅速攻入突尼斯境内。美英两队已对北非的德意联军形成了两面夹击之势。 然而，太平洋战场的形势却不容乐观。美国虽然已在珊瑚海、中途岛、瓜达尔卡纳尔群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损失十分惨重。因此，美国积极主张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起反攻缅甸战役，以打通与中国的地面交通线，加强中队的对日作战力量，并把中国大陆作为对日反攻的主要基地。 英国人从其自身利益考虑，深恐美国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亚洲，因此对反攻缅甸采取了消极抵制。他们提出，如果抽调登陆舰艇去攻占仰光，必然会削弱英国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大陆的作战力量。马歇尔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上将对英国人施加了压力，同时也作出一些许诺。马歇尔表示，如果不能进行“安纳吉姆”战役，太平洋地区随时都可能出现严重的不利形势。这将会迫使美国不得不撤销在欧洲战场承担的责任。金上将提出，进攻仰光和安达曼群岛的登陆舰艇可以从南太平洋的美国海军中抽调。 由于美国人的坚持和努力，卡萨布兰卡会议就“安纳吉姆”战役达成了初步协议，并得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批准。按照协议，反攻缅甸的计划和准备工作将以1943年11月15日为目标时限；反攻的最后决定，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7月以前作出。为了使中队参加这一战役，会议还决定派美国空军司令阿诺德上将、后勤补给司令索默维尔中将和英国元帅约翰·迪尔勋爵来华，向蒋介石通报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内容，并进行具体磋商。 2月4日，阿诺德和迪尔等人来到重庆，在史迪威的陪同下，前往黄山别墅与蒋介石举行会谈。阿诺德带来了罗斯福总统送给蒋介石的“礼物”——美国将在4月1日以前向中国战区提供137架运输机，用以增加驼峰空运；同时向中国派遣一支b－24型轰炸机大队。蒋介石并没对此感到满足，他向阿诺德抱怨说：“我曾经要过许多东西，但得到的却只是无法提供更多援助的‘解释’和‘借口’。”“经过反复交涉”，蒋介石终于在2月6日同意派中队参加“安纳吉姆”战役。但是，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三项要求”：第一，让陈纳德脱离第10航空队，成为中国战区一支独立的空军部队；第二，每月经驼峰空运的物资要达到1万吨；第三，在1943年11月以前，向中国提供500架作战飞机。他说，如果不能提供这些条件，就无法保证反攻战役的成功，并对阿诺德说：“告诉你们的总统，除非我的三个条件都得到满足，否则我不能打这个仗，他也别指望我派中国部队参加这次战役。” 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态度十分不满，他针锋相对地反问道；“如果美国方面只能提供有限的援助，那么中队是否还愿意参加秋季的反攻？”蒋介石顿时拉长了脸，他气急败坏地说：“我难道没说过愿意参加吗？”事后，他又让宋子文传话，指责史迪威当众让他难堪。史迪威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见他的鬼去吧！”阿诺德和史迪威有同样的感觉，他私下对史迪威说：“这些要求听起来有敲诈勒索的味道，我决不会把蒋介石的话转告给总统的。” 在得到蒋介石有条件的首肯之后，史迪威和阿诺德、迪尔等人一同飞往印度。2月9日，中美英三方代表在加尔各答召开军事会议，以落实卡萨布兰卡会议关宁“安纳吉姆”战役的决定，中方代表是何应钦和宋子文，英方代表是迪尔和韦威尔，史迪威和阿诺德、索默维尔、比斯尔作为美方代表出席会议。 三方代表一致同意于1943年11月发起“安纳吉姆”战役。 中国驻印军将出动2个师，从印度利多穿过胡康河谷，向密支那。八莫方向进攻；中国远征军出动11个师，从云南向景栋、腊戍、八莫方向进攻；两军会合之后，向曼德勒发动攻击。英印军出动9个师，以3个师从印度英帕尔攻占加里瓦，渡过亲敦江后与中队会攻曼德勒，并挥师南下；以1个师从缅甸酉海岸登陆，进攻阿拉干地区；以5个师在缅甸南部登陆，向仰光发动进攻。 会议预定盟军将在1944年1月攻占仰光，5月占领整个缅甸。 三方代表还共同研究了中国方面提出的把对华空运物资提高到每月1万吨的要求，因为这不仅涉及到驼峰航线，而且涉及到印度阿萨姆邦的空运基地和从卡拉奇到阿萨姆的漫长铁路线。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战场得到的美国租借物资，同英国和苏联相比确实少得可怜。到1942年12月，英国得到的租借物资达34.5亿美元，占美国租借物资总额的76％；苏联得到9亿美元，占20％；中国只得到1.2亿美元，占2.6％。这一方面是由于英美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和北非战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华运输的困难。 要使每月的空运量达到1万吨，必须要有600架运输机，空运线两端必须各有12座机场，每个机场要容纳50架飞机，还要有必要的仓储设施和公路、铁路，同时每向中国空运1吨物资，就要消耗同样数量的燃料。史迪威和阿诺德都曾向蒋介石解释这方面的困难，但蒋介石总是不屑一顾。他对阿诺德说：“事情是必须做的，办法总会有的。” 中国代表在会上表示，云南方面的机场和其它设施可以保证予以解决。韦威尔也表示，尽管英队要用同一条运输线来保障前方部队的作战准备和后勤供应，但只要美国空运司令部能运送多少物资，他就保证把物资运到阿萨姆。 阿诺德等人的重庆之行和加尔各答会议的结果，使史迪威感到非常高兴。他觉得能说服中英两国接受“安纳吉姆”计划，就“如同翻越了驼峰”；同时，“阿诺德和迪尔开了眼”，他们见识了一下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蒋介石和何应铁之流，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物。阿诺德很理解史迪威的艰难使命，他对史迪威说：“亲爱的乔，你那份工作真不是人干的。……不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的帮助，请尽管吩咐。” 但是，史迪威也并不感到轻松，蒋介石实际上是用新的“三项要求”投出了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他随时可能以此为借口收回自己的承诺。因此，要迫使蒋介石履行自己的承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答复蒋介石的各种要求时，必须以强硬的态度提出美国的附加条件。尽管罗斯福拒绝采取这种办法，但史迪威仍想让华盛顿认清国民党政权的现实，不能让蒋介石牵着美国的鼻子走。他给马歇尔发去了一封电报，再次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蒋介石变化无常，很难对付，无论我们给他什么，他总会不断地提高要价。除非我们用更加严厉的口气对他讲话，否则，他的这种态度还会继续下去。我们为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应当从他那儿讨回一个保证。” 马歇尔希望总统能再次考虑史迪威的建议，他把这封信附在自己的报告里转给了罗斯福。但是，马歇尔的努力没有奏效，相反却招致了罗斯福总统一次严厉的斥责。 罗斯福虽然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批准了“安纳吉姆”战役，但他对陈纳德空中作战计划的兴趣，显然大大超过了反攻缅甸。会议期间，他曾对英美的参谋长们说，反攻缅甸固然重要，但这不会对中国人产生直接影响，而对日军的空中打击则可以提高他们的抗战信心。同时，美军在太平洋上的逐岛作战，花费的时间太长，付出的代价太大，必须寻求其他攻击日本的方法。他认为，增强陈纳德的空军力量，可以从中国起飞攻击日本的海上运输线，而且还能攻击日本本土，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会后，空军司令阿诺德将军赴华，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考察陈纳德的空战计划，并设法支援陈纳德。 阿诺德并不喜欢陈纳德，他非常了解这个前美国空军上尉的人品。还在中国战区刚刚成立的时候，陈纳德就通过蒋介石夫妇向美国方面游说，要求由他来担任中国战区空军的指挥官。阿诺德对此勃然大怒，坚持让比斯尔担任了第10航空队司令。因此，当蒋介石提出要让陈纳德独立组成一支空军部队时，阿诺德明确地表示反对。他在写给马歇尔的报告中认为，尽管陈纳德作为一个战斗指挥官还不错，但在行政管理方面很差，因此他的部队不应脱离第10航空队的管辖而独立。陈纳德的空军部队确实取得了一些战果，但这支部队疏于管理，纪律松懈，作风放荡，为所欲为，也是出了名的。1942年，陈纳德手下的人，动用飞机从桂林和印度向昆明偷运少女充当军妓。当事情败露后，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曾就此事采访陈纳德，他竟堂而皇之地说：“我那个妓院太让我操心，大兵们总得要有女人，我得给他们弄一些干净的。”最后是在史迪威的严厉干预下，陈纳德才关闭了那所妓院。1943年又发生了从印度偷运和走私黄金的事件。事后查明，该案件与陈纳德有直接关系。这两件事都曾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 罗斯福对这些“军纪”方面的问题不感兴趣，他的耳朵里塞满了从其他渠道听来的一些情况。 1942年11月，宋美龄到美国访问并治疗她顽固的皮肤病。翌年初，罗斯福夫人邀请她住进了白宫。宋美龄利用这一机会，不遗余力地向罗斯福及其身边的要员们散布“对史迪威的厌恶和对陈纳德的敬佩”。 1943年2月7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直接向他提出了让陈纳德独立组织一支空军部队等“三项要求”，并称赞陈纳德是一位优秀的战斗指挥官，是他可以放心地与之合作的人。 3月，罗斯福的一个远房侄子艾尔索普通过霍普金斯一连给”他写了4封信。艾尔索普曾在陈纳德的志愿航空队担任新闻发布官，不久前他通过霍普金斯的关系当上了美国租借物资管理委员会驻重庆的代表。他在给罗斯福的一连串信件中，猛烈地抨击史迪威，说他轻视蒋介石和坚持军事改革的做法，只会招来中国人的敌意。他认为，国民党面临着国内人的“颠覆”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华盛顿应当允许蒋介石保存自己的实力，并帮助他们设法“解散中国”。他提出：美国应当给陈纳德以全力支持，并召回史迪威。 罗斯福虽然重视中国战场在战时的作用，但更为重视在战后的中美关系，他要把中国作为战后美国对亚洲政策的重要支柱。为了这样的目的，他必须紧紧地拉住中国，拉住蒋介石。史迪威的一套办法，虽能推动中国在对日作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确有触怒蒋介石、损害中美合作的危险；而陈纳德的空战计划，既能打击日本，又能满足蒋介石的需要，似乎成了最轻松的“两全之策”。 3月8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同意让陈纳德的驻华空军脱离第10航空队，组成独立的第14航空队，并保证尽快向陈纳德提供500架作战飞机，至于空运物资也答应提高到每月1万吨。 同一天，罗斯福还写信给马歇尔，对他转交的史迪威的来信提出了严厉指责，并阐述了对中国的一系列政策。他在信中说道： 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史迪威在与蒋委员长打交道时采取 了完全错误的方式。 委员长认为，必须保持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既是行 政首脑，又是最高统帅，我们不能用严厉的口气同这样的人 说话，或是像对待摩洛哥苏丹那样去逼迫他作出许诺。 在对缅甸战役寄予希望的同时，我仍然相信，我们在 1943年的重点应当放在陈纳德的空中作战上，发挥他的战略 作用。我希望看到这个问题得以加强。 更重要的是，必须在中国确立一项空中政策、保证陈纳 德在经过史迪威批准的情况下，对空军作战和战术有绝对的 自主权。 我们相信史迪威和委员长的关系会得到改善，同时我 希望不要妨碍陈纳德以适当的方式与中国人讨论空中作 战问题。 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有重要意义，希望你告诉史迪威和陈 纳德，他们作为我们在那里的代表，应当更清楚地意识到这 一点。他们应当成为我们在中国的最好的外交使节，这与他 们承担的军事任务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我希望通过你让陈纳德有机会去做他认为能做到 的事情。 罗斯福的信表现了他对国民党政权的错误分析和对陈纳德空战计划的过高估价，这与史迪威通过实际观察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罗斯福的这些观点，给史迪威造成了巨大压力。不过，马歇尔没有改变支持史迪威的立场，他一方面不得不执行总统的某些具体指示，把信中的部分内容转告了史迪威；随即又马上复信罗斯福，再次阐述了他对中国问题的不同看法，并为史迪威作了积极的辩解。 关于对中国领导人的看法，马歇尔避开了罗斯福大加赞赏的蒋介石，他把抨击的矛头指向了何应钦等人。他认为，何应钦之流采取的政策是“等待和观望”，其目的是要让同盟国去作战，自己坐收渔利。如果不进行军事改革，就无法改变中国的这种状况。 马歇尔明确指出了陈纳德空战计划面临的两个严重问题：第一是供应问题，单靠驼峰空运无法满足实行大规模空战的需要，只有收复缅甸、打通地面交通线，才能使这个问题得以根本解决。第二是如何保护空军的地面机场。如果不提高中国地面部队的战斗力，日军就可以轻松地摧毁这些机场。他举出了浙江的例子，那些准备用来停放轰炸日本本土的飞机的机场，已经被日军摧毁，至今尚未收复。 在对史迪威的评价问题上，马歇尔指出：“毫无疑问，史迪威将军在许多问题上同委员长进行了非常直率的交谈，这是为了取得他的支持，以创造条件使我们的援助在对日作战中发挥效用。为此，有时会引起委员长的不快，这是令人遗憾的。尽管如此，我认为没有一个美官能像史迪威那样，既了解中国人和他们的语言，又具有一个军人和指挥官的能力。他是强硬了些，但是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缅甸战役取得成功，克服英国人对我们所有计划的消极抵制，并为整编中队取得一些进展。” 在给罗斯福的复信中，马歇尔又转去了史迪威的另一封来信。他丝毫没有向总统的压力屈服，继续直言不讳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写道：“重庆在美国进行的持续不断的宣传，给我的工作造成了日益增多的困难。在美国的舆论中，已经形成了完全虚假的印象。……一再的让步已经使得委员长确信，只要他坚持，我们又会妥协。”“如果我们能够训练和装备云南的部队，我们还能挽救形势，但是，我还要呼吁给我以支持，做好在必要时摊牌的准备。” 马歇尔和史迪威的信言之凿凿，但这都无法改变罗斯福的态度。他已经陷入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虚假表象的蒙蔽之中，沉醉于对战后中美合作的美妙幻想。 3月10日，第14航空队正式成立，陈纳德根据罗斯福的命令被提升为少将，并出任该航空队司令。尽管史迪威把每月空运到中国的4000吨物资，拨出1500吨归第14航空队使用，但陈纳德仍不以此为满足，频频制造麻烦。史迪威无法再作出让步，租借物资的绝大部分必须用于装备云南的远征军部队，他不能用剜肉补疮的办法，为了支援陈纳德而妨碍整训工作的顺利进行。 蒋介石从罗斯福的允诺中看到了陈纳德的分量，他希望能利用美国总统对陈纳德的器重和对空战的偏爱，来为他争取更多的利益。4月10日，第14航空队成立一个月后，蒋介石又一次致电罗斯福，要求派陈纳德去华盛顿，越过史迪威直接向总统汇报他的空战计划。 罗斯福对这个要求很感兴趣。上一年12月，他的远房侄子艾尔索普离开华盛顿去重庆时，他就表示了想见见陈纳德的愿望。但是，马歇尔警告说，让一个盟国插手美国的指挥体系，将会造成一个危险的先例。他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写道：“召回陈纳德，而把史迪威甩在一边，将会导致中国战区指挥权的明显分裂，甚至会造成史迪威将被解职，陈纳德将掌握地面和空中指挥权的不良影响。这可能正是委员长建议的目的，而我始终认为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建议，应当让史迪威、陈纳德和第10航空队司令比斯尔一同回国，参加拟于5月举行的联合军事会议。 罗斯福勉强地同意了马歇尔的建议，但从名单上划去了比斯尔。4月23日，史迪威和陈纳德一同离开重庆，他怀着复杂的心情踏上了出使中国一年多之后第一次回国的旅程。这正是：滇西整训初建功，加尔各答结新盟；总统偏爱空战计，幸赖马帅苦支撑。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九章 卧薪尝胆 华府赴会“三叉戟”，众将难有回天力； 老兵辅佐蒙巴顿，聚首开罗前功弃。 话说史迪威奉召离开重庆，于1943年4月28日回到华盛顿。陆军部考虑得很周到，他们已经把史迪威的夫人威妮从西海岸卡梅尔的家中接到首都，以迎接远方归来的战将。 史迪威一贯属守清教徒式的传统道德观，对家庭保持着一种神圣的感情。他从不放纵自己，甚至拒绝接受向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派遣女军人。正因为如此，他对陈纳德开办妓院感到非常愤慨，把这看成是极为堕落和无耻的行为。 在中国期间，他和夫人保持着频繁的书信联系，时常在信中倾吐对威妮和孩子们的思念和爱恋。1942年底，他的大儿子约瑟夫·史迪威中校和女婿伊斯特布鲁克上校也调到中国战区任职，这多少排解了一些他远离家人的孤独。 到达华盛顿的第二天，史迪威拜访了马歇尔。马歇尔向他通报了此次回国的任务和目前面临的问题。他告诉史迪威，5月中旬将在华盛顿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以研究同盟国的作战计划，其中包括中缅印战区的任务，会议的代号为“三叉戟”。目前中国方面已通过宋子文提出了蒋介石的要求，即要求首先集中力量对日军进行空中打击，并要求将5月至7月运到中国的租借物资全部提供给陈纳德，而根本不提整编军队和包括反攻缅甸在内的地面作战问题。陆军部认为，这一计划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果不尽快改善中国地面部队的装备和战斗力，日军将会很轻松地摧毁中国机场，并可能进攻昆明、桂林和重庆，以及阿萨姆的空运基地。这样，不仅空战计划会落空，而且中国战区也将面临更加危险的形势。但是，蒋介石却向罗斯福保证：“现有的中队能够阻止日军对地面机场发动的进攻。”马歇尔要求史迪威在第二天会见罗斯福总统时，详细说明中国战区的情况和他的观点。 4月30日，史迪威会见了罗斯福，向他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中国战区的首要问题应当是整训和装备陆军部队，并通过反攻缅甸打通地面交通线。这样才能向中国运送充足的物资，挫败日军的地面进攻，从而保证空战的实施。但是，罗斯福已经决心要支持蒋介石和陈纳德的“空战第一”理论，他根本听不进史迪威的任何意见和解释，反而认为史迪威妨碍和拖延了陈纳德的空战计划。 当天晚上，史迪威应邀到史汀生家赴晚宴。史汀生明确表示支持史迪威的观点，并很同情他的艰难处境。他马上打电话对罗斯福说：“我很钦佩史迪威，愿意就总统对史迪威的明显怀疑向总统作出解释。”后来，他又写信给罗斯福，表示了对史迪威的信任和支持。他在信中写道：“我非常了解史迪威，才把这场战争中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他……我相信，他是我所了解的唯一能够顺利完成这项任务的人。”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围绕着中国战区“空战第一”还是“陆军优先”的问题，也分成了两种意见。不过，只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兼罗斯福的私人参谋长李海海军上将支持陈纳德，而陆军的马歇尔、空军的阿诺德和海军的欧内斯特·金都支持史迪威。尽管如此，罗斯福还是拒绝了多数人的意见，坚持把陈纳德的空战计划放在第一位。 5月2日，罗斯福对马歇尔明确表示，他决不允许以任何理由再延误陈纳德的空战计划。他认为：“蒋介石的处境非常危急，他的政府有彻底垮台的可能。”因此，“必须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而“空战计划”对提高中国的士气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虽然同意向云南的中队提供“必要的物资”，并表示由他来就这个问题与蒋介石交涉，但同时又提出要修改“安纳吉姆”计划，缩小反攻缅甸的规模，把战役限制在缅甸北部，放弃进攻南部和夺取仰光的目标。而且，即使是这个缩小了规模的反攻战役，也必须放在陈纳德的空战之后。 史迪威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他认为，由于宋美龄在美国住了半年，并且两次住进白宫，“已经弄得罗斯福分不清是非了”。因此，罗斯福“对蒋介石的品质、企图、权威和能力作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史迪威怀着郁闷的心情在日记中写道：“亨利·史汀生和乔治·马歇尔是通情达理的。陆军部也不错。甚至空军对陈纳德也有些厌烦。但是，当世界上最伟大的战略家不赞成你的时候，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 5月12日，有美英两国首脑和三军参谋长参加的“三叉戟”会议在华盛顿开幕。史迪威在卡梅尔的家里度过短短5天假期之后，也赶回来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关于欧洲战场问题，但亚洲战场也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向会议提出了一份建议，主张把中国作为打击日本的主要基地，要求加强对华援助和对日空战，并对缅甸北部发动一次有限度的地面攻势。英国人对中国战场毫无兴趣，他们宁愿支持罗斯福的空战计划，也不愿参加一场规模已大大缩小的缅甸战役。不过，在马歇尔、欧内斯特·金和史迪威的积极争辩下，他们还是不得不作出了让步。 5月20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中缅印战区的作战方案，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扩大对华空运，同时加强对日军的空中作战；反攻缅甸的作战被限制在曼德勒以北地区，目标是打通中印公路。会议同意从7月起把对华空运提高到7000吨，9月以后达到每月1万吨。但是，罗斯福又特别命令，自7月1日起每月的7000吨物资中，必须向陈纳德提供4700吨，还要给中国空军300吨，另外的2000吨，“用于所有其他目的，包括地面部队”。这2000吨物资除了向中队提供1500吨之外，史迪威每月只有500吨可以装备云南的远征军部队。“他们实际上使我根本无法整训远征军，可是又命令我用这支部队发动一场进攻。”史迪威对此不能不感到愤愤不平。 会议期间，丘吉尔怀着极大的兴趣在英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约见了史迪威。英国首相似乎很诚恳地询问了他对驻印英军的看法。史迪威坦率地指出，韦威尔陷入了失败主义情绪，印度战区处于一种懒散的状态，缺乏活力。令史迪威感到惊奇的是，丘吉尔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事实上，丘吉尔已经在考虑撤换驻印英军统帅，不久韦威尔就改任印度总督，而由奥金莱克将军出任英印军总司令。史迪威还谈到了他对“三叉戟”会议关于缅甸问题决定的不同意见，给丘吉尔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丘吉尔后来曾多次表示，他“十分尊敬和欣赏史迪威将军”。 “三叉戟”会议结束之后，史迪威离开华盛顿，取道伦敦和开罗返回重庆。此次美国之行，他不仅一无所获，还遭受了一系列挫折，反攻缅甸战役被限制在北部一隅，陈纳德的空战计划被放在第一位，租借物资的绝大部分被划给了空军，他的所有建议和要求几乎全部被拒绝和驳回。但是，他心中的希望和热情并没有熄灭。他相信，陈纳德的空战计划绝不会像他吹嘘的那样灵验，事实终将证明那些把陈纳德当成救世主的人是多么愚蠢！他相信，总有一天他能完成对中队的整训，这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军队必将所向无敌，他们不仅能夺回缅甸，而且能向华南、华东、华北和印度支那反攻，给日军以致命的打击。 6月16日，史迪威回到重庆，第二天便会见了蒋介石，向他汇报了“三叉戟”，会议的情况和关于中缅印战区的决定。他希望能尽快得到蒋介石的答复。但是，结果仍和过去一样，事情被搁置起来，迟迟没有回音。现在有美国答应的每月1万吨物资，有陈纳德指挥的美国飞机去打击日本人，蒋介石干吗还要冒着风险去进行地面作战呢？尽管罗斯福总统把蒋介石捧得很高，给史迪威施加了很大压力，但事实却使他无法改变对蒋介石的看法。“回来后看到，蒋介石依然如故——一条贪婪、顽固、丑恶的小响尾蛇”。 中国战场形势的变化，使史迪威整训云南部队的工作遇到了新的困难，同时也更坚定了他推动蒋介石实行军事改革的决心。5月，驻武汉、沙市一带的日本第11军向湖北宜昌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势，中队遭受了严重损失。日军沿长江迅速西进，大有威逼四川之势。蒋介石急忙把刚刚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不久的陈诚调回第6战区，并从云南部队调走了两个军和7万多新招募的补充人员。6月，日军已劫走宜昌地区的2万余吨船舶，达到了作战目的，遂主动撤回武汉、沙市地区。事实又一次证明，中队难以抵挡日军的地面进攻，如果不尽快地整训部队，更新装备，中国战场随时都可能出现严重的危机。 罗斯福对陈纳德的偏爱和对蒋介石的退让，严重削弱了史迪威的影响力，使他难以就中队的改革和整训问题同蒋介石交涉。他深深地感到：“接连地退让已经使蒋介石确信，只要他坚持，并且大喊大叫，我们又会让步。情况就是这样。” 蒋介石确实看透了这一点，他试图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达到削弱并迫使美国召回史迪威的目的。抬高陈纳德，冷落史迪威，成了他实现这一企图的重要手段，7月5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议派空军参谋长斯特拉特迈耶中将出任中缅印战区美国空军司令，以协调第10、第14航空队和空运司令部的工作。蒋介石回电，要求由陈纳德担任中国战区空军参谋长，和史迪威平起平坐，并完全独立。最初，罗斯福准备欣然接受蒋介石的要求，但又一次遭到马歇尔的强烈反对。马歇尔指出，陈纳德“也许是个战术天才”，但他对后勤事务一窍不通，而且“多年来一直领取中国政府发给的薪金·与委员长的关系过于密切，很难代表美国的利益”。罗斯福只是部分采纳了马歇尔的意见，他在任命斯特拉特迈耶为中缅印战区美国空军司令的同时，同意由陈纳德出任中国空军参谋长。陈纳德虽然没能取得与史迪威平起平坐的地位，但却得到了直接与蒋介石打交道而不必通过史迪威的权利。 陆军部早就担心，总统对陈纳德的过分偏爱会损害史迪威驻华美国代表的地位。他们认为：“必须尽一切努力使中国人相信，美国政府完全信任史迪威，并全力支持他，他是我们在有关中国重要问题上的主要决策人。”3月16日，经马歇尔批准，决定授予史迪威一枚总司令级的荣誉军团勋章。但是，罗斯福却想让蒋介石成为接受这种勋章的第一个外国人，他认为首先向史迪威授勋会降低蒋介石对得到这枚勋章的感激程度。因此，向史迪威授勋的事被延误下来了。 7月7日，在中国抗战6周年的纪念日，中国方面安排了史迪威代表美国向蒋介石授勋的仪式。会场上，史迪威和蒋介石都同样板着面孔，毫无表情。荣誉军团勋章是由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设立的，后曾废除，1942年重新恢复。总司令级荣誉军团勋章，专门授予国家元首和高级指挥官，是美国可以授给外国人的最高勋章。史迪威反对向蒋介石授勋，他认为蒋介石根本没资格得到这枚勋章；而蒋介石也对从史迪威手上接受这枚勋章感到郁郁不快。史迪威冷冰冰地用汉语宣读了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辉煌成就”的赞扬，然后站过去把勋章别在蒋介石的胸前，“当我提起他的上衣把勋章别上去的时候，他猛地跳了一下，好像是怕我杀了他似的”。 史迪威的反感不仅仅是个人感情问题，他认为这会使美国陷入“不得不支持这么一个腐朽政权”的危险境地。“我们的政策错了。我们东方政策的概念错了”。他并不反对向中国提供援助，而且十分重视中国战场在对日作战中的作用，他对中国人民和中队抱有很高的希望；但是，他反对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主张在对华援助上提出附加条件，以保证美国的援助物资真正用于积极的对日作战。 7月上旬，中国开展了一场宣传攻势，揭露了国民党正在调动胡宗南的部队准备进攻延安。因为蒋介石提出的要取消陕甘宁边区、交出军队的要求被拒绝了。这正是史迪威所担心的，同时他也怀疑蒋介石企图以此来拒绝参加缅甸作战。史迪威马上向马歇尔请示，如果中国发生内战美国将采取何种政策，他认为，美军人员不应当卷入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他还严厉地警告，陈纳德，绝不能参加袭击延安。 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或许真是由于美国的勋章鼓舞了蒋介石的勇气。7月12日，蒋介石约见史迪威，交给他一份书面文件，正式作出了按照“三叉戟”会议确定的方案参加反攻缅甸的承诺。这一方案代号为“索茜”，计划以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和英印军，从利多、云南和英帕尔三个方向会攻缅北，同时盟军出动海空军控制孟加拉湾的制海和制空权。 经过近一个月的拖延、等待，终于得到了蒋介石的正式承诺，史迪威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他在日记中写道：“神明的上帝，我差点就要山穷水尽了。”两天以后，他便离开重庆赶赴印度，以检查阿萨姆的空运情况、中印公路的工程进度和驻印军的作战准备。 阿萨姆的空运情况有了很大改善，英国动员了大批印度民工帮助美军工程部队新建了4座机场，另外7座机场也将很快完工。比较落后的c－43型运输机，大部分换成了新式的c－46型运输机。7月份的对华空运量，从一个月前的3000吨增加到5500吨。9月份又上升到8000吨。11月雨季过后，新建的机场全部投入使用，空运量奇迹般地达到1．3万吨。 中印公路已在年初开工，准备从印度利多经缅北修到中国云南。美军调来36000多人的工程部队和一批筑路机械，印度动员了约10万民工参加这项工程。这条公路不仅关系到将来的对华运输，而且反攻缅北的部队也要用它来保障后勤供应。但是，自5月进入雨季以后，筑路十分艰难，再加上许多工程机械被调去修建机场，因此，进度十分缓慢。史迪威撤换了领导不力的阿鲁史密斯上校，任命军事工程专家皮克上校负责筑路工作，以求加快工程进度。 中国驻印军自罗卓英调回国内以后，未再任命副总指挥。1943年春，郑洞国赴印出任新编第1军军长，负责统辖新22师和新38师，但他的责任主要是管理军纪方面的事务，在训练和指挥方面并无实权。史迪威对郑洞国不感兴趣，在他的笔下这位军长只是个“蠢东西”。 9月1日，史迪威从印度回到重庆，他为反攻日期的日益迫近感到兴奋，同时也为作战准备感到担忧。第二天，何应钦交给他一份准备在桂林整训第二批30个师的名单，这又激起了史迪威的希望和热情。9月份他一连向蒋介石递交了4份报告，详细阐述了他对中国战区整训和作战的具体设想。在9月16日的一份报告中，他甚至建议国民党和的军队，向华北日军的侧翼发动一次联合进攻，并要求向包括军队在内的西北部队“给予充分的供应”。 然而，正在史迪威满怀热情地为中国战场出谋献策的时候，一场新的阴谋和风波正在向他袭来。 8月14日至24日，罗斯福和丘吉尔率领各自的三军参谋长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再次召开联合军事会议。英国人像在“三叉戟”会议时一样，仍然起劲地反对发起缅甸战役。只是由于美国方面的坚持，英国人才勉强同意维持“三叉戟”会议决定的方案，但对出动海军力量控制孟加拉湾和缅甸沿海仍坚持保留态度。 会上，丘吉尔为了维护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并分散美国人对中国战区的注意力，要求成立一个以英国人为统帅的东南亚战区。美国方面表示赞同，因为这似乎有助于拉住英国人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上承担一些责任。会议决定，以英国海军中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为东南亚战区最高统帅，史迪威任副统帅。这样的安排使史迪威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形势，他要同时对三套指挥系统负责。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他要对蒋介石负责；作为东南亚战区副统帅，他要对蒙巴顿负责；作为美国驻华代表，他还要对本国政府负责。史迪威认为，这简直像是“谁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的中国式的九连环”。 正是利用这一点，宋子文在华盛顿大肆活动，以“改组中国战区”的名义，试图要美国方面取消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9月15日，宋子文在得到蒋介石的允许之后，向罗斯福呈递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谈道：“目前史迪威既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又独立掌握着中缅印战区美国空军的指挥权，他还负责印度和中国的后勤补给、中印空运司令部和兰姆加尔的中国驻印军，并参与云南中国远征军的部分指挥事务。此外，他还握有美国陆军部授予的、没有中国方面参与的对华租借物资控制权。在如此千差万别的范围里掌握那么多错综交叉的权力，将会造成对未来战争可能十分危险的摩擦。”他要求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史迪威的地位。 罗斯福不反对接受宋子文的要求，但为了避免与陆军方面引起麻烦，他把此事推给了马歇尔，并写了一个条子：“亲爱的乔治，你和宋子文博士谈谈这件事好吗？”马歇尔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史迪威是他最信任最器重的将领之一，又是经他推荐才出使中国的，这些人不遗余力地要摘掉史迪威，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给他出难题。他明白地告诉宋子文，美国不会改变现在的指挥结构。但是，罗斯福的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却私下里向宋子文表示，如果委员长本人正式提出要求，总统会考虑召回史迪威的。有了从白宫后门放出来的这股风，宋子文仍然没有放弃撤换史迪威的企图。 10月初，宋子文从华盛顿回国，途中在新德里稍事停留。在那里，他会见了刚刚就任东南亚地区统帅的蒙巴顿和罗斯福派往中国的信使、美国陆军后勤司令索默维尔将军，他们的任务是去重庆向蒋介石通报魁北克会议的决定事项。宋子文试图在这两位将军去重庆以前，就给他们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让他们支持他撤换史迪威的要求。他对蒙巴顿蛊惑说，史迪威和中队的关系非常紧张，任命史迪威作东南亚战区的副统帅可能会造成“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接着他又告诉索默维尔，罗斯福总统已经同意召回史迪威。他的这些伎俩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反应。蒙巴顿不会在上任之初就让人挤走他的副手，一个最精通中国事务的人；索默维尔不相信宋子文说的话，因为他离开华盛顿之前，罗斯福丝毫没做这方面的表示。 宋子文如此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要搞掉史迪威，与其说是为了蒋介石，倒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他认为，如果挤走史迪威，他就有可能掌握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的控制权和分配权，这不仅可以给他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还可以增强他在政治上的地位。他可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在他心中永远燃烧着对权力和金钱无法熄灭的欲火。 10月7日，史迪威从重庆赶到新德里会见了蒙巴顿和索默维尔。蒙巴顿是英国女王的表兄弟，出身于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从他狐狐落地就已经获得皇家海军上校的终生军衔。在出任东南亚战区统帅之前，43岁的蒙巴顿被提升为海军中将。史迪威对居于一个比他年轻17岁的统帅之下，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快。他和蒙巴顿的第一次会面十分融洽，日记里留下了他对蒙巴顿的第一印象，“路易斯是个好人”，“精力充沛，厌恶消极和保守”，“非常真诚友好”。蒙巴顿没有提起来子文对他说的话，只是表示希望中美英三国在这个战区的合作能像“一个幸福的家庭”。 10月15日，史迪威和索默维尔一同飞抵重庆。第二天，当索默维尔去会见蒋介石的时候，一场酝酿了许久的疾风暴雨突然向史迪威袭来。蒋介石在宋子文的鼓动下，明确地向索默维尔表示，史迪威必须被解除职务。“一条响尾蛇没有发出响声就咬人了”。 出人意料的是，蒋介石的“摊牌”，竟引出了戏剧性的变化。 宋美龄和宋蔼龄找到蒋介石，反对撤换史迪威。她们认为：“如果你使这位美国英雄失去在中国的指挥权，那么你在美国就会非常不得人心，那就可能得不到他们的飞机大炮或其他任何东西。”原来，从9月中旬开始，宋美龄和宋蔼龄突然改变了对史迪威的态度，多次主动找史迪威密谈，表示支持他的军事改革方案。她们围绕的一个话题是搞掉何应钦，让宋美龄担任军政部长。同时也谈到了许多其他问题，甚至包括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夫妻关系。史迪威曾在9月13日的日记中记载：“我们订了攻守同盟，不管原因何在，她们是认真的，也许我们能取得一些进展。” 至于宋氏姐妹为什么会突然对史迪威采取这样的态度，直到今天仍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许多人尝试着从某些方面找出背后的真实的动机和原因，但都无法得出一个让人信服的结论。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认为，“蒋夫人和孔夫人以女性的方式介入了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愈发深重的苦难”。“她们站在史迪威一边的介入，也许是由于对涉足重大政治问题的渴望；也许是由于仍不为人所知的家庭不和；也许是出于对同盟国合作事业的最真诚奉献。不论他们动机如何，他们对史迪威的突然支持取得了成功”。 10月16日当天，蒙巴顿从印度赶到重庆。索默维尔立即向他通报了情况，史迪威和他们一起进行了长谈。蒙巴顿虽然对史迪威的刚烈性格和暴躁脾气也有些忧虑，但他刚到一个新的战区任职，正需要有熟悉情况的副手协助，因此，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感到十分惊讶和气愤。他同意先由索默维尔去劝说蒋介石改变主意，并要他传话给蒋介石，如果一个指挥了中队近两年的军官在作战的前夜被调走，这将使他无法使用这些军队。 第二天晚上，宋美龄和宋蔼龄给史迪威打来电话，告诉他“有个转败为胜的机会”，她们劝史迪威去见蒋介石，当面向他做些解释。史迪威已准备平静地接受事实，他对她们说：“我不想呆在一个不欢迎我的地方。”宋美龄很诚恳地劝史迪威“大度一些”，“坚持一下”。宋蔼龄也接过电话，说：“如果能闯过这件事，你的地位会比以前更为稳固。……你会成为一颗不断升起的星。”史迪威记下了他当时的心理活动和反应：“我犹豫了好大一会儿时间，但她们竭力坚持，我最终点了头。” 宋氏姐妹马上陪史迪威一起去见了蒋介石。刚烈倔强的史迪威压住心中的愤懑，按照宋氏姐妹导演好的话对蒋介石说，我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如果我有什么错误，那只是由于误会而并非有意，我将尽全力给予合作。“‘花生米’改变了立场，演起了戏，竭力显得态度和蔼。他说了两点：第一，我应明白总司令和参谋长的职责；第二，我应避免任何优越感。……蒋介石说，在此条件下我们可以和谐地继续工作。” 一场风雨来得猛，去得也快。已久经波折的史迪威对此亦处之泰然，“在整个乱子的过程中，我觉得十分轻松，没有遗憾，也没有自责。一种令人愉快的感觉。”而蒋介石却在气势汹汹地摊牌之后，不到48小时，便无奈地草草收场，尽管史迪威给他铺了台阶，但仍不能不使他显得十分尴尬。不久，导演了这幕闹剧的宋子文神秘地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半年多的时间。 10月18日至20日，史迪威、蒙巴顿、索默维尔和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在黄山召开会议，讨论反攻缅甸的作战问题。会议出现了新的气氛，“快乐的家庭式会议”。中美英三方共同商定，反攻将在1944年1月15日开始，整个战役由蒙巴顿统一指挥，中国驻印军在作战前期亦由英方指挥。蒙巴顿对会议的结果感到非常惊喜和兴奋，史迪威却仍然保持了谨慎的态度。他认为：“我面对的全都是拖延、虚伪、懒散、迟钝和麻木不仁。此外，还有阴谋、攻汗、欺诈和阻碍。只有当真正的战斗开始以后，我才能愉快起来。” 一场风波过后，出现了新的局面。尽管史迪威对蒋介石的反复无常和形势变化的波谲云诡保持着警惕，但仍不能不为取得的一个个进展感到高兴。 11月6日，史迪威应召拜会蒋介石。那天蒋介石的态度十分热情，会谈一开始便满足了史迪威期望已久的一项紧迫要求，答应向云南整训部队调派5万人的补充兵员。史迪威觉得：“这条响·尾蛇真是和善极了。”蒋介石一再询问了史迪威的想法和要求，当史迪威表示再没有其他问题之后，蒋介石端出了他的真实目的：“那么好吧！现在我正式请你为中国方面准备一份在开罗会议上的报告。” 原来，罗斯福和丘吉尔已商定于11月下旬在开罗召开一次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蒋介石将应邀出席。这是他第一次出席正式的国际会议，自然十分重视。他想通过这次会议提高他的国际地位，并争取到更多的物资援助。而借史迪威之口说出他想说的话，或许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史迪威愉快地接受了这项要求，很快就起草出了一份包括作战设想和具体要求两部分的文件。关于作战设想，他提出了要分三批装备和训练90个陆军师。第一批30个师将于1944年1月投入反攻缅甸的作战；第二批30个师计划于1944年8月向广东方面发起进攻；第三批30个师将在1945年1月开赴前线。关于对军事援助的具体要求主要有，同盟国应在1944年雨季之前以陆海空军力量全力以赴地打通中印地面交通线；美国提供90个师的装备器材；每月向中国空运1万吨物资；帮助中国建立起一支独立的空军，待占领广州、香港地区后，美国应向华南派出10个陆军师和3个装甲师，组成由美国人指挥的中美联合部队，尔后会攻华中和华北。 11月13日，史迪威把这份计划交给蒋介石，“‘花生米’接受了，或用他的话说，在打通太平洋的联系之后，将任命一名美国司令统领在华的中美军队。”毫无疑问，这个指挥职务是史迪威为他自己设计的，所以他在整个文件中对这一条最为重视；而当蒋介石接受这一条时，他自然感到十分兴奋。不过，也正是这一设想，成了日后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激化的重要起源。 11月22日，史迪威与蒋介石夫妇等人一道出席了开罗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中美英三国的联合对日作战问题，而反攻缅甸。则成为三方代表激烈争论的焦点。会上，蒙巴顿以缅甸战役总指挥的身份，提出了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部起草的作战计划。该计划除规定了从利多、英帕尔和云南三个方面进行地面作战外，还提出了集中海空军力量和两栖部队占领安达曼群岛，控制孟加拉湾的“海盗”行动。但是，丘吉尔和英国皇家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反对立即向亚洲调派大批海军舰船，要求推迟或取消“海盗”行动。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满，他认为：“反攻缅甸之胜利关键全在海陆军能否同时配合以为断，仅仅陆军集中，如海军未集中，仍无胜利把握。”23日，史迪威正准备将事先经蒋介石同意的计划提交会议，突然接到蒋介石的通知：“不要提出计划。”25日，蒋介石对罗斯福的特别助理霍普金斯表示，他不能接受推迟或取消“海盗”行动的蒙巴顿方案。 “天那！他又缩回去了。”26日上午，史迪威和蒙巴顿、阿诺德、索默维尔、斯特拉特迈耶、惠勒、陈纳德等一大群美英将领赶到蒋介石的住处，像集群轰炸似的对蒋介石进行了劝说。下午，罗斯福也会见了蒋介石，向他保证将说服丘吉尔同意发动海上作战。经过这一连串的劝说和许诺，蒋介石终于在会议结束时，表示接受蒙巴顿方案，同意参加1944年春对缅甸北部的反攻。 11月27日，罗斯福和丘吉尔飞往德黑兰，与斯大林举行关于欧洲战场问题的首脑会谈。蒋介石夫妇起程回国。史迪威被留在开罗，等候德黑兰会议的结果。 在11月28日至12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期间，形成了两项对亚洲战场有重要影响的决定。第一，由于斯大林的强烈要求，英国同意于1944年春发起“霸王”战役，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这一承诺，使丘吉尔更加坚定了取消孟加拉湾“海盗”行动的决心。第二，应罗斯福的要求，斯大林明确重申，苏联将在战胜德国之后，立即参加对日战争。这在英美决策者看来，中国战场在对日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已远不如过去那么重要了。 德黑兰会议之后，罗斯福和英美两国参谋长，于12月2日重返开罗，再次就“海盗”行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英国人变得极为强硬和顽固，坚持取消“海盗”行动。罗斯福事后对史迪威说：“我像头骡子似的坚持了4天，但是，毫无用处。开会也没用。英国人就是不愿投入行动，我无法使他们同意我的看法。”12月5日，罗斯福无可奈何地对英国人作出让步，同意取消“海盗”行动。 这一次，罗斯福多少体谅到了史迪威的难处。他不得不承认，由于取消了曾经对蒋介石作出的承诺，让史迪威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留在开罗苦苦地等待了10天，但却两手空空，一无所获，这肯定会影响他在蒋介石面前的地位。12月6日，罗斯福亲自致电蒋介石。向他解释了目前的情况，并询问蒋介石是否能在没有海军配合的条件下继续进行缅北作战；或是将这一战役推迟到1944年秋季以后。同一天，罗斯福还和霍普金斯一起约见了史迪威。 “哎，我说乔，你对这个坏消息有什么想法？”罗斯福以十分诚恳的态度开始了他们的谈话。他坦率地承认：“我们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史迪威不想停留在这个问题上，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他急切地想知道“这对我们的对华政策会有什么影响”。罗斯福又像往常一样，海阔天空地谈起了“提高中国的地位”和“美中友谊”等问题。不过他也明显地产生了疑问，这就是在同盟国的支持和帮助大大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蒋介石政权还能否在对日战争中坚持下去。史迪威认为，如果日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蒋介石可能就难以支撑。罗斯福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好吧，那我们就该寻找另外一些人物或集团，以便继续把战争坚持下去。”史迪威告诉他：“这些人也许正在找我们。”罗斯福完全同意这一看法，他接着说：“他们会来找我们的，他们确实喜欢我们。”尽管罗斯福到此为止，马上又把话题转到了不着边际的一些事情，但关于“寻找另外的力量”的提法，仍给史迪威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事实上，史迪威对“另外的力量”了如指掌，其中也包括已发展到近50万人的八路军。 12月12日，史迪威回到重庆。他发现，蒋介石故伎重演，又一次以“中国战区危机”为由，提出了新的三项要求：第一，美国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第二，为第14航空队和中国空军增拨至少是现有数量两倍的作战飞机；第三，驼峰的空运量增加到每月2万吨。这一次即使是罗斯福想退让，也无法满足蒋介石如此巨额的要求了。 12月15日和16日，史迪威和蒋介石、何应钦等人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缅甸战役问题。结果是史迪威已经预料到的，“今天我们获胜的机会甚至比1942年还要小”，“条件不成熟”，“我们要等待时机”等等。总之，“这小畜牲根本不想打”，愤怒的史迪威又一次在日记中写下了骂人的话。 宋氏姐妹也出面帮助史迪威做工作。宋美龄曾沮丧地告诉史迪威：“我苦苦哀求了他，什么办法都用了，就差杀了他。” 反攻北缅，打通中印公路，对中国战场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英国人不愿更多地出力，但中队显然有责任为自己打开一条获取援助的地面通道。12月19日，蒋介石终于做出了有限的让步，同意由史迪威指挥中国驻印军在利多方向投入战斗。但他同时表示，如果英国海军不采取行动，他决不让云甫的远征军参加缅甸作战。蒋介石还同意授予史迪威指挥和使用中国驻印军的“全权”，不受干预，可以解除任何一名军官的权力。但是，“不要为了英国人的利益牺牲这支部队”。根据来美龄的要求，蒋介石把对史迪威的授权写成了正式文书，并盖上了委员长的红色印章。 蒋介石的让步和授权，使史迪威燃起了胜利的希望，一个军人的热血在周身沸腾。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可以杀向密支那，包围孟拱，甚至在远征军坚守的情况下打进云南。这也许只是一个愿望，但它毕竟是可能的。”第二天，史迪威便急不可待地离开重庆，飞往印度。正是：动辄得咎难放手，时乖命赛多悲愁；卧薪尝胆谋大计，峰回路转披甲胄。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章 鏖战缅北 胡康河谷弹如雨，孟拱河谷鏖战急； 飞兵天降密支那，日军王牌命归西。 史迪威怀揣蒋介石授以“全权”的手令，满心欢喜地离开重庆，于12月21日赶到印度的利多。他不顾旅途的劳累，立即找来中国驻印军将领召开会议，研究反攻缅北的作战计划。 关于中国驻印军的进攻目标和作战计划，史迪威早已成竹在胸。他准备率领部队从利多出发，跨过印缅边境，首先占领新平洋等塔奈河以西地区，建立进攻出发阵地和后勤供应基地；而后翻越野人山，以强大的火力和包抄迂回战术，突破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夺占缅北要地密支那；最后向八英方向发展进攻，与云南的中国远征军会师，打通中印公路。 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国驻印军虽然经过兰姆加尔的整训，全部换上了美式装备，火力和机动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中队毕竟从未对日军打过大规模的进攻战役，缺乏这方面的作战经验。目前可以投入作战的部队，只有新38师和新22师，兵力不到3．5万人。刚从国内空运来的新30师，眼下尚在兰姆加尔整训和换装，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开赴前线。右翼英帕尔的英军，虽然集结了第14军和第15军共6个师，但何时能够发起进攻，还不清楚。云南的中国远征军的11个师，蒋介石已明确表态，只要英国海军不在缅甸南部登陆，他就不让这些部队入缅。驻印军的缅北反攻，可以说是孤军奋战，兵力上对日军并无优势。 从利多到密支那的作战路线，要经过野人山中的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地形极为复杂。这里崇山峻岭、飞崖叠峰、森林蔽日、河流纵横。部队难以机动，难以展开，难以充分发挥火力优势，后勤补给更是十分艰难。 当面之敌日军第18师团，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该师团有3．2万人，是日军的一支王牌部队。1937年，它参加过进攻上海和南京的作战，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1938年，它又南下在广东大鹏湾登陆，攻占广州。1939年在广西钦州登陆，投入进攻南宁的作战。1940年，它被调往南洋地区专门进行丛林作战的特别训练。于1941年占越南、进泰国、横扫马来亚。翌年2月，它在新加坡创造了以3万多人迫使8．5万英军缴枪投降的奇迹，随后又投入缅甸作战。长期的热带丛林作战经验，使其获得了“丛林作战之王”的美称。原任师团长牟四口廉也已升任缅甸方面军第15军司令官，现任师团长田中新一中将，曾任日军大本营作战部部长，是个诡计多端、老谋深算的指挥官。 尽管如此，史迪威仍然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必须打赢这一仗，因为这不仅可以打通中印公路，增加对华援助；而且可以有力地证明他的观点：只要加强整训，更新装备，实施正确指挥，中队完全可以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他认为，如果能让蒋介石看到中国驻印军的战斗力，或许能促使他在整编军队、进行军事改革方面，采取积极一些的态度。 史迪威请已先期入缅的新38师师长孙立人介绍了前线情况。两个月前，新38师为掩护中印公路的修建，已派出第112团进入缅甸境内。当时，日军第18师团主力尚在密支那及其以东地区，印缅边境仅有日军少数守备部队。10月24日，第112团开始攻击前进，29日占领新平洋。11月上旬，该团进至于邦地区时，遭到日军的顽强抵抗，前进受阻。 日军第18师团发现中队入缅后，立即调整部署，以第114联队留守密支那，以第55联队和第56联队向前线增援，师团指挥部亦向前开进。12月中旬，第56联队主力到达于邦地区，向中队发动反扑，被我军击退。目前，战场呈胶着状态。 史迪威认为，必须乘日军主力立足未稳，迅速发起进攻，占领于邦，掩护后续部队入缅。第二天，他便赶到新平洋，建立了指挥部。23日，召集新38师各师、团长开会，部署对于邦的进攻战斗。此时，新38师第113团和第114团已到达前线。史迪威决定，以第113团担任正面进攻，第112团和114团分别从左右两翼，向日军侧后攻击。 24日清晨，史迪威离开新平洋徒步赶往前沿阵地。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步行，在战斗开始前20分钟到达了担任正面进攻的第113团第3营指挥所。军官们惊呆了，一位60岁开外的中将、战区副统帅，竟跑到第一线的营级指挥所来视察战斗，这他们在中队里从未见过。 在整个反攻缅北的进程中，凡到战斗激烈之时，史迪威总会出现在第一线的团或营指挥所里，他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督促官兵们进攻，鼓舞部队的士气。一位曾在新38师任营长的王及人先生回忆说：“总指挥史迪威……常亲临前线督战，方法很特别。如果一个敌人阵地久攻不下，他就独自开着小吉普车到前线团部蹲着不走，他表面上从容不迫，说是到前方来看你们打仗。团长当然心中明白，只好让副团长陪着他不让他乱跑，自己到前线去指挥作战。如果等了一两天还不见攻下来，他又到前线蹲着不走，弄得人们为他提心吊胆，师长也不得不到前线来陪着他。等到敌阵地攻下来了，他讲几句奖励的话才高高兴兴离去。” 上午9点，于邦战斗打响，炮兵部队进行了1个小时的炮火急袭，370多发炮弹在敌人阵地上开花。10点零5分，随着一阵嘹亮的冲锋号，部队向敌人发起了攻击。史迪威看着驻印军官兵一个个地夺占敌人的据点，心中感到十分喜悦和快慰。“中国人打得很好，这些人勇猛无畏，下级军官是好样的。”那天晚上，史迪威回到司令部，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观感。 10月29日，新38师经过6天的激战，全部夺占了于邦的日军阵地。日军第56联队丢下300多具尸体，仓皇向后退却。 于邦战斗初战告捷，充分显示了中队经过兰姆加尔整训之后，战斗力特别是攻击能力的明显提高，大大鼓舞了驻印军官兵打败日军的信心和勇气，同时也给日军以巨大的震撼。据日军战史记载：“过去，日军一个大队（相当于一个营）对付中国一个师绰绰有余。尤其是在九州编成、转战中国、素有把握的第18师团，与中战斗最有自信。岂料胡康河谷的中，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技术，都完全改变了面貌，……使我军损失惨重……按此情报后，全军不禁为之愕然。” 战斗结束后，史迪威于12月31日飞往新德里的东南亚战区司令部。本来，史迪威把缅北作战当成了躲开蒙巴顿和蒋介石的“避难所”，他对这两个人推三挡四、讨价还价的那一套，实在厌烦透了，唯一的愿望就是作战。可是，重庆和新德里还是不断地用各种电报来纠缠他，尤其是蒙巴顿，在他刚刚开始作战的时候，就一再提出所谓的“指挥权”问题。史迪威只好利用作战间隙飞往新德里，与蒙巴顿了断此事。 史迪威的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在东南亚战区序列中称为“北方作战司令部”，与英帕尔的英军第4集团军处于同等地位。蒙巴顿要求史迪威和第4集团军司令斯利姆中将，统一服从战区地面部队司令乔治·吉法德爵士的指挥。吉法德在驻印英军中一贯以消极、保守、无能而著称，许多人认为，他的唯一本事就是“可以确保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不发生任何战斗”。史迪威极为厌恶此人，把他称为缅甸的“何应钦”。因此，他断然拒绝接受青法德的指挥。 但是，蒙巴顿一再坚持，不肯退让。他“说个没完，说他指挥不了啦，他不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啦”，等等。为了打破僵局，史迪威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提出：“在我的部队到达加迈之前，我打算接受斯利姆将军的指挥。”事前，中英双方已达成协议，驻印军在进入加迈以前，归英国方面指挥；到达加迈以后，即归还中国指挥。斯利姆将军在第一次入缅作战时，就曾与史迪威并肩作战，是一位战斗精神很强的军人。尽管他的职务比作为战区副统帅的史迪威低一些，但史迪威表示：“我可以在一个下士的手下打仗，只要他让我上战场就行。” 虽然蒙巴顿不得不同意了这样的安排，但心中耿耿于怀，他写信给马歇尔，对史迪威提出指责。马歇尔复信说：“假如你能作一些深入了解，你就会发现，他只是想毫不拖延地干几件事情。……对于任何一个旨在向敌人发起进攻的建议和作战行动，他都会为之贡献出最大的精力和勇气，发挥出无穷的智慧和想象力。……他的缺点是对于一些人的保守观念和行动缓慢缺乏可心——在当前紧急的形势下，这实在是个非常可爱的缺点。” 史迪威新德里之行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把美军的加拉哈德部队从英国人手里又要了回来。这支部队在美军中的正式番号是第5307暂编团，1943年8月魁北克会议决定派往中缅印战区。全团3个营，共3000多人，系由南太平洋战区和加勒比地区的美军中抽调人员组成，多数是有作战经验的老兵。最初，这支部队由英军将领奥德·温格特指挥。温格特准将早先在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创造了一种远距离渗透战术，成为名噪一时的远程突击战术专家。加拉哈德部队到达印度后，根据温格特准将的指导，接受了这种新战术的训练，向敌后进行渗透和突击作战的能力大为提高。能得到这支部队参加战斗，史迪威更增强了击败日军王牌师团的信心。 史迪威在新德里只停留了一天，便匆匆赶回缅北前线。1月2日上午，飞机直接降落在新平洋刚刚建成的机场上。史迪威立即召集驻印军将领，部署下一阶段的战斗。 此时，日军第55、56联队已退守达罗至太白加一线。这里是胡康河谷中一块少有的平缓地带，塔奈河曲折婉蜒横贯其间，日军在河对岸凭借突起的山地和热带丛林构筑阵地，以阻止中队的进攻。其主力部署在太白加一带，企图乘驻印军发动攻击、兵力分散之机，从右翼实施反击。 驻印军新38师正从于邦地区向太白加攻击前进，廖耀湘新22师的先头部队第65团已进至新平洋。史迪威决定，以新38师第113团向太白加日军第56联队之左翼攻击；第114团为主要突击方向，进攻太白加敌之右翼，并切断日军第55联队与第56联队之间的联系；以第112团为穿插部队，翻越太白加以北山地，插向日军左侧后，阻断日军退路；另以新22师第65团攻击达罗之敌。 至1月中旬，新38师已夺占日军各外围阵地，开始攻击太白加之前沿。日军急忙抽调达罗第55联队主力向大白加方向增援，遂造成左翼空虚。新22师第65团，乘势迅速包围达罗之敌一个大队，经过激战将该敌大部歼灭，于1月31日占领达罗。新38师亦于1月28日，向太白加发起总攻。美军第10航空队出动了30余架飞机，轮番实施空中打击，日军第18师团主力不得不突围后撤。2月1日，新38师占领太白加。 达罗一太白加战斗的胜利，使中国驻印军在缅甸境内站稳了脚跟，开辟了向纵深地区进攻的道路；同时打乱了日军的部署，使敌人陷入被动地位。 战斗的胜利，使史迪威感到欣喜和快慰；可蒙巴顿的纠缠，仍然让他难以摆脱。1月五日，史迪威再次飞往新德里，去领教蒙巴顿一项新的“战役计划”。 “上午10点开会，只听他大声地哇啦哇啦。英国佬只要还能推脱，就不会去打仗。大谈他们所谓‘全球战略专家’提出的计划：漂亮的图表，虚假的数字，肮脏的意图。”蒙巴顿认为，蒋介石已拒绝派出云南的中国远征军部队，因此，夺取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他提出了一项“公理战役计划”，要求放弃缅甸作战，实行以夺取马来亚、苏门答腊和香港为目标的海上战略。 英国佬的“肮脏意图”十分清楚，虽然缅甸是英帝国的一部分，但打通中印公路，对他们没有直接利益可图；而东南亚尤其是香港，则是英国的主要殖民利益所在。史迪威坚决反对这一计划，但蒙巴顿毕竟是战区最高统帅，他决定派战区副参谋长魏德迈率代表团去华盛顿，将这一计划提交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讨论。 史迪威为避免陷入被动地位，立即派他的参谋长博特纳准将和政治顾问戴维斯，先期返回美国。博特纳和戴维斯在华盛顿拜见了罗斯福，向他汇报了上述情况。罗斯福马上致电丘吉尔，坚持夺取缅北的战役行动，反对进攻东南亚的“海上战略”。5天以后，当魏德迈率领由17人组成的代表团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提出“公理战役计划”时，当即遭到正式否定。蒙巴顿为此气愤至极，火冒三丈。 2月1日，史迪威从新德里回到新平洋，随即将指挥部迁至刚刚夺占的太白加，准备下一步的作战行动。驻印军占领太白加、达罗一线后，已深入缅甸境内约90公里，距利多基地达120公里。继续向纵深进攻，后勤补给已成为一个重要问题。2月5日，负责修建中印公路的皮克准将应召来到太白加，史迪威命令他于3天之内，在太白加修建一座可供运输机起降的临时机场，并在2月20日之前将中印公路从新平洋修到此地。皮克将军是一位出色的工程专家，而且非常能干，他果然准时完成了任务。 在整个反攻战役过程中，尽管地形极为复杂，交通十分不便，运输非常困难，但驻印军的弹药、粮袜、油料和器材等军需物资一直比较充足，负伤官兵也都能得到及时的救治，这对取得作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驻印军在战后的经验总结中写道：“我军任至何处，弹药不虞缺乏，即令深入敌后被敌包围，亦可利用空军投掷补充，亦不致发生断绝之危险。总之，物资多，运输便，后方之补给圆滑，前方之战力自可发挥。此足证明补给运输实为战胜之最要条件。” 日军第18师团自达罗、太白加一线撤退后，改变防御部署，将第55、56联队成梯次配置，分别占领孟关和瓦鲁班地区，两地前后相距约12公里，企图以坚固的纵深防御，阻止驻印军的进攻。 2月20日前后，中国驻印军各部队进至孟关外围阵地，新22师已全部投入战斗，美军上校罗思韦尔·布朗率领的驻印军坦克部队和美军的加拉哈德部队也已到达前线。根据史迪威的部署，以新38师为左路，新22师为右路，担任向孟关之敌的正面进攻，同时两师各抽出一部兵力攻击孟关反侧；以坦克部队穿越丛林，切断孟关与瓦鲁班之敌的联系；以加拉哈德部队沿北侧山地长途迂回，攻占瓦鲁班，完成对日军的包围。 2月24日，中美联合部队向日军发动全面进攻，新22师和新38师主力迅速向孟关逼近。3月1日，美军加拉哈德部队在崇山密林中艰苦跋涉近百公里，抵达瓦鲁班东北地区，随即向日军发起攻击，并占领其侧后南北河渡口。日军发觉其后方被截断后，除留少数部队在孟关正面抵抗外，集中全力向瓦鲁班发起反击。加拉哈德部队在已迂回至此的新38师第113团的支援下，与日军展开激战。3月4日，新22师攻克益关正面阵地，继续发展进攻，日军已被包围在瓦鲁班周围的狭小地段。3月9日，日军凭借工兵部队在丛林中临时开辟的两条秘密通道，侥幸逃出绝境。 孟关一瓦鲁班战斗，歼灭日军1500多人，给第18师团以重创，并肃清了胡康河谷之敌，为反攻缅北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战斗结束的当天，新22师师长廖耀湘兴高采烈地来见史迪威，他骄傲地说：“新22师在昆仑关打败了日军最厉害的第5师团，这回又打败了日军第二厉害的第18师团。”本来，史迪威对原属于杜聿明部下的廖耀湘并无好感，在他和孙立人之间，史迪威还是更器重和欣赏孙立人。但是此时，他也为新22师表现出来的崭新面貌和战斗精神感到由衷的高兴。多年以后，廖耀湘尽管对史迪威也略有微词，但仍然满怀深情地说：“他的确是一位真正的军人，卓越的统帅，我非常敬佩他那刚毅勇敢的性格和注重实际、讲求实效而且忘我的作风与献身精神。他作为我的长官，永远受到我的尊敬和仰慕。” 3月6日，当中美联合部队已占领孟关并正在围攻瓦鲁班的时候，蒙巴顿从印度飞到太白加，来视察作战部队。这时，史迪威率中国驻印军已作战70多天，深入缅甸境内达120多公里；可英帕尔方向的英军仍是一片沉寂。同盟国的新闻界对缅北反攻作了许多报道，毫无疑问，史迪威成了关注的焦点；而蒙巴顿麾下的整个东南亚战区，却没有多少战事能引起新闻记者们的注意。蒙巴顿是一个不甘被冷落的人，这回他严然以战区最高统帅的身分，来体现一下他对缅北反攻的“领导关系”。 史迪威和蒙巴顿在性格特点、行为方式、处世方法等方面都形成了鲜明对比。蒙巴顿穿一身剪裁考究的棕黄色热带军服，戴着金光灿灿的大肩章，挂了三根绶带，胸前的勋章五颜六色，闪闪夺目；史迪威则身穿宽大的野战服，戴一顶钢盔，没有佩带军衔和各种勋章、奖章，肩上挎了一支卡宾枪。蒙巴顿此次入缅，调来了16架战斗机护航；史迪威往返于中缅印之间，从来是单人单机。看到蒙巴顿如此兴师动众，史迪威认为，这一下消耗的燃料，“够我们打一个星期的仗”。 尽管两个人战略观点不同，行为方式有明显差异，但他们的个人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史迪威根据马歇尔的劝告，就先期派人去华盛顿一事，向蒙巴顿表示歉意。蒙巴顿也在致英军驻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代表迪尔将军的电报中称赞史迪威：“他确实是一个杰出的老战士。” 史迪威送走蒙巴顿，随即干3月12日飞往利多，去看望第20总医院里的中国伤兵。经过前一段的作战，部队已付出较大伤亡。为了使伤员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史迪威组织了战场救护队、野战医院和后方总医院的三级救护体系，使伤员死亡率降到了3．5％。史迪威非常关心士兵，他和士兵们一样用一个钢盔洗漱，同在一个饭桶里吃一样的饭菜。行军途中，当他看到中国士兵卷起树叶当烟抽时，马上拿出自己的香烟分给他们。这时，他发现利多总医院里没有电风扇，立即致电新德里司令部的索尔坦将军，让他把司令部所在的帝国饭店的电风扇搜罗一空，全部送到利多。 战场救护工作对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和高昂的士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驻印军在战后的总结报告中写道：“美方在利多附近开设大规模医院数所，并准备大量卫生人员和材料随军推进。……前方轻伤即就地医治，短期治愈仍上前线。重伤者以飞机运送后方医院医治，并用输血救治方法，故虽重伤而死者极少。此不独不减少战斗力，且与官兵精神上以莫大之鼓励。曾听士兵常言：‘打伤了有飞机坐，还不勇敢去打吗？’足见卫生设备齐全，战场上救护周到，实与士气有绝大关系。” 3月13日，史迪威从利多回到前线，立即组织部队进一步发展进攻。这时，日军已撤至30公里以外的坚布山区，企图据险顽抗。 坚布山位于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之间，是两道河谷的分水岭。前起坚布山隘口，后至沙杜祖，全长约20公里。两侧全是崇山峻岭，参天密林，只有一条狭窄的公路从深谷中穿过。日军将第56联队部署在坚布山隘口，将第55联队部署在沙杜祖，利用有利地形组织防御。 史迪威根据日军已受重创，仓促布防的情况，采取了更大胆的包抄迂回战术。他命令，以新22师担任坚布山隘口的正面进攻；以新38师一部向坚布山口右侧后迂回，将敌前后斩断；以加拉哈德部队和新38师另一部，从左侧向沙杜祖后方包抄，将当面之敌包围歼灭。 3月14日，各部队开始攻击。第二天，史迪威亲自赶到担任主攻的新22师第66团督战。19日，新22师攻克坚布山隘口。这一天恰好是史迪威的61岁生日，几位工作人员为他做了一个生日蛋糕，上面还做出了“乔大叔生日快乐”，的字样。马歇尔给他发来了生日贺电：“你的工作对这场战争和中国的未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史迪威对在战场上度过这样一个有意义的生日，感到非常兴奋。 战斗在顺利进行。3月23日，新38师和加拉哈德部队到达指定位置，与敌人展开激战。日军第18师团毕竟是一支作战经验极为丰富的精锐部队，尽管经前期作战兵力已折损近半，且被中美联合部队切成数段，但仍然顽强抵抗。3月26日，日军集中全力向沙杜祖方向突围。中美穿插部队长途奔袭，立足未稳，没能切断敌退路，致使日军残部突出重围，朝加迈方向逃窜。3月29日，中美部队占领沙杜祖，肃清了坚布山中的残敌。坚布山战斗虽未达到全歼日军的目的，但仍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并且打开了进入孟拱河谷的大门。 就在史迪威率领中美联合部队胜利进军的时候，英军的英帕尔战场出现了十分危险的形势。3月8日，日军主动打破了战场的沉寂，向英军发动进攻。15日，日军3个师团突破亲敦江，进入印度境内。至3月下旬，英帕尔、科希马等要地的英军，陷入日军包围。如果英军一旦溃败，日军就会切断阿萨姆至孟加拉的铁路；史迪威率领的部队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蒙巴顿一面调集部队向英帕尔和科希马增援，一面要求伦敦和华盛顿向重庆政府施加压力，迫使蒋介石出动云南的远征军，以牵制日军行动。同时，他也致电史迪威，要他去重庆，争取说眼蒋介石。 3月28日，史迪威赶到重庆，立即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已在前一天直接致电罗斯福，明确拒绝派云南的远征军部队向日军出击，当然也不会接受史迪威的劝告。但是，他还是同意在4月份前后向利多空运两个师，即第50师和第14师，以加强缅北的攻势。史迪威立即与有关方面联系，确定了具体的空运计划。 3月30日，史迪威从重庆直接飞到孟关，这里已经建立起了机场。此时，史迪威面临着十分艰难的选择：当面之敌已遭受重创，正仓皇后撤，恰是乘胜追击、包围歼敌的大好时机；但是，英帕尔的日军已严重威胁缅北战场的侧后，万一英军不守，日本人就会切断中美联合部队的退路和后方供应线，继续前进无疑将冒很大的风险。史迪威必须首先弄清楚英国人是否有坚守英帕尔的决心和力量，他立即致电蒙巴顿，要求在阿萨姆召开军事会议，以研究目前的形势和盟军的行动方针。 4月3日，史迪威在阿萨姆的美国空军基地会见了蒙巴顿和斯利姆等人。他首先提出，可以从北方作战司令部抽调在第一次入缅作战时曾救援过英军的新38师孙立人部，协助英军防守英帕尔。其实，史迪威并不希望英国人接受这一增援，他只是想以此来试探英军守卫英帕尔的决心。蒙巴顿认为，让中队来协助防守英帕尔，恐怕和把英帕尔丢给日本人一样不幸。斯利姆明确表示，英军绝不会从英帕尔后退。同时，英方提出，可以把温格待将军已深入缅北敌后的远程突击部队交给史迪威指挥，以扩大在缅北的攻势。 温格特的远程突击队共9000多人，已于3月5日空降至密支那和英多之间的莫罕地区，并击溃了企图北进增援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4旅团。这支部队对保证北方作战司令部缅北反攻的侧翼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英国人的态度使史迪威“大出意外”，这多少缓解了他的后顾之忧。4月4日，史迪威回到前线，立即命令中美部队向溃逃的日军攻击前进。 但是，日军第18师团主力退守孟拱河谷以后，得到了从后方医院返回的2000多名补充兵员，并得到了第56师团一部和第53师团主力的增援，抵抗力量大为增强。而中美联合部队经过连续作战，长途奔袭，部队十分疲劳，因此进展迟缓。 4月21日，史迪威充分发挥他的战术想象力，作出了一项最为大胆的作战部署。他命令新22师向加迈方向攻击前进；新38师沿加迈左侧向孟拱迂回；另以美军加拉哈德部队和刚刚开赴前线的新30师第88团、第50师第150团，绕道北侧的崇山峻岭，插向敌后的战略要点密支那；将日军在密支那、孟拱、加迈一线分割包围，予以歼灭。 这一部署将彻底打烂日军的防御体系，把日军防线撕成几个碎片，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当然，这一部署也冒着很大的风险，尤其是插向密支那的一路，长驱敌后，情况复杂，结果难以预料。但是，不“出奇”便难以“制胜”，最大的风险也意味着最大的成功。正是这种冒着极大风险、让人意料不到的大胆部署，才充分体现了史迪威在战术指挥上的杰出想象力和创造性。 4月24日，史迪威命令新22师和新38师“全力攻击前进”。28日，中美联合突击部队秘密向密支那进发。 新22师和新38师遭到日军的顽强抵抗，前进受阻。5月5日，史迪威与廖耀湘长谈，向他介绍了战术指挥经验，鼓励他勇敢战斗。5月8日，史迪威在孙立人的陪同下，视察了第113团、114团指挥所。“山地，2000英尺高。差点要了我的命。一切都走了佯。喘不上气来，腿也不听使唤。当时就发誓戒烟。当我摇摇晃晃地到达时，觉得自己真像个老人了。” 是的，史迪威已经61岁，确实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连续的奔波、战斗、紧张、失眠，使他精疲力竭，骨瘦如柴，脸上的皱褶更多、更深了。他把自己戏称为“老火鸡脸”，有些士兵以为他有70岁了。一次，一位美军黑人士兵仔细地打量了一番没戴军衔的史迪威，然后哀怜地摇摇头，对他说：“那些征兵局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怎么能让这么一个老头干这种事呢？”但是，史迪威的战斗精神，工作热情，顽强毅力，却比年轻人还要高。 战斗在紧张地进行，形势越来越紧迫。可是，英国人却派一名林业官员来到史迪威的司令部，要求美国为修建中印公路在缅甸砍伐的树木，向英国支付赔偿金。 5月14日，史迪威终于收到了中美联合突击队发出的信号，他们距密支那还有48小时的路程。两天后，这支部队隐蔽地接近了密支那外围。 5月17日清晨，美军出动大批飞机对密支那进行了长时间的密集轰炸。上午10点，中美联合突击队向密支那以西约1公里的飞机场发动猛攻。日军对突如其来的中美部队茫然失措，仓皇抵抗。盟军经4小时战斗，完全肃清了机场上的敌人。下午，满载着武器、弹药、给养和增援部队的运输机及拖曳的滑翔机，在密支那机场降落。 第二天上午，史迪威带领12名战地记者飞抵密支那。他视察了中美联合突击部队，鼓励他们继续战斗，夺取密支那城区。记者们手持照相机，对着史迪威和奇袭密支那的英雄们，不停地按动快门。随即，“盟军奇袭占领密支那”的新闻迅速传向各同盟国。 蒙巴顿以东南亚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又给史迪威发来了祝贺电报，写道；“在你的英勇指挥下，美、中两队勇猛作战，一举夺取密支那机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翻越古岭的行动，在军事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实，蒙巴顿的心里并不是滋味。10天以前，他还曾致电丘吉尔，断言史迪威无法占领密支那，因此要求实行所谓“海上战略”。丘吉尔得知中美军队突然占领密支那机场后，马上责问蒙巴顿：“美国人是怎样漂亮地在密支那从天而降的，对此你该作何解释？” 密支那的初步胜利，切断了孟拱、加迈之敌的后勤补给线，大大鼓舞了新22师和新38师对日军的正面进攻。5月底，新38师将瓦兰之敌团团包围，主力迅速向孟拱方向急进。6月1日，新22师攻克马兰高地，立刻向加迈发展进攻；16日，占领加迈，歼敌大部，第18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率3000余残兵，在第53师团主力的接应下仓皇向南逃窜。6月25日，新38师攻克孟拱，歼敌1600余人。 但是，夺取密支那城区的战斗却进行得十分艰苦。中美联合突击队占领密支那机场后，日军急忙调派部队向密支那增援，使该地的日军从3000多人迅速增加到5000多人。史迪威连续向密支那空运了第14师的第41团、第42团，新30师的第89团、第90团，第50师的第149团，各部队不断向日军发动猛攻。但日军凭借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致使中美联合部队屡屡受挫。 7月以后，孟拱、加迈之敌已被歼灭，密支那成为一座孤城。但是，日军指挥官水上源藏少将按照“死守密支那”的命令，依然负隅顽抗，作困兽之十。史迪威第4次飞赴密支那前线，他不得不撤换了指挥官博特纳准将，“把博特纳一顿臭骂，他叫喊着抗议”。一个月前，他已经撤换了爱将梅里尔。新任指挥官是韦瑟尔斯。部队重新进行了城市攻坚战术训练，并调整了部署，以第50师、新30师和加拉哈德部队从三面围攻密支那。 7月13日，中美联合部队向密支那发起了总攻，很快肃清了外围阵地，攻入市区，随即开始与日军逐个房屋、逐条街道地进行艰苦争夺。经过20天的激战，终于在8月3日肃清了密支那的残敌，占领了整个市区。8月1日，日军指挥官水上源藏少将见大势已去，用手枪自尽。仅有少数残敌偷渡伊洛瓦底江，向八莫逃窜。密支那战斗，歼灭日军3000多人，克复了缅北的核心要地，史迪威缅北反攻的作战目的基本达到。 通过这一阶段的缅北反攻，虽然还未最后打通中印公路，但对华空运已大大改善。自5月起，阿萨姆的空运司令部已不必绕道驼峰航线，开始经缅北径直飞往昆明，空运量明显提高。5月份运抵昆明的援华物资达13686吨，6月份提高到18235吨，7月份更急速上升为25454吨。 缅北反攻作战，给日军王牌第18师团等部以歼灭性打击，消灭日军2万多人，一雪两年前兵败缅甸的耻辱。廖耀湘在胜利后，立即致电蒋介石，兴奋地谈到：“此次敌重武器及军用车辆遗失之巨，人员死伤疾病转于沟壑者之众，狼狈溃散惨状，有甚于两年前野人山之转进。追昔睹今，因此痛雪前耻，官兵大奋。”作为此次战役的总指挥史迪威，更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正是：迂回包抄猛穿插，旌旗高悬密支那；勇将率军挫强敌，足智多谋战术家。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一章 滇西反攻 紧锣密鼓施压力，华军滇西大出击； 风云突变豫湘桂，再承重任挽危局。 话说史迪威虽然集中全力投入了中国驻印军的缅北作战，但同时也一直关注着云南中国远征军的行动。在他原来设想的作战计划中，驻印军和远征军是应该一同发起进攻的，这样就能对缅北的日军形成钳形攻势，更快地打通中印之间的地面联系。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在驻印军和远征军的整训与装备工作上花费了巨大精力。但是，开罗会议以后，英国人收回了向孟加拉湾派出海军力量的承诺，蒋介石便以此为由断然拒绝出动中国远征军入缅，史迪威只好率领驻印军开始了孤军奋战。不过，他并没有放弃推动蒋介石尽快派出远征军的努力。 早在开罗会议以前，远征军就发生了令人棘手的问题。原任司令长官陈诚团日军进攻宜昌，赶赴湖北前线指挥作战，随后便不肯再回远征军任职。他所称的身体有病固然也是一个原因，但真正的原因是由于何应钦在补充兵员和给养等问题上对他处处掣肘。司令长官一职空缺达5个多月，直到1943年11月，蒋介石才同意由卫立煌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 11月11日，史迪威在重庆会见了卫立煌。他虽然对卫立煌不甚了解，但在华多年也有所耳闻。卫立煌是一位强干的军事将领，人称“卫百胜”。他曾为蒋介石的“剿共”建立殊勋。蒋介石为了奖赏他，特把安徽省和河南省交界的一块地方划出来定名为立煌县，这在国民党将领中是绝无仅有的荣誉。抗日战争时期，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却与辖区内的八路军相交甚密，由此引起了蒋介石的猜忌。1942年1月，卫立煌被革去二级上将军衔，免掉河南省主席之职，实际被解除了兵权。此次重新起用，才恢复了上将军衔。 史迪威在任驻华武官时，曾认为卫立煌富于进取精神，有鲜明的个性，是所有战区司令长官中最有能力的一位。因此，他愉快地接受了由卫立煌执掌远征军。在那天会见时，“我对卫讲了我对他的期望，他保证马上干起来”。卫立煌没说空话，他上任之后，很快就把设在楚雄的远征军指挥部，迁到了距怒江前线约70公里的保山。 12月19日，史迪威正准备离开重庆赴缅北指挥作战，但仍为远征军能否投入对日作战感到焦虑不安。这一天，他给马歇尔发去一封电报，建议由总统出面，以美国的信用贷款、租借物资和空中支援为条件，“力劝”蒋介石派遣远征军出击缅北。马歇尔立即把这一建议转告罗斯福。 这时，罗斯福已初步改变了对蒋介石和陈纳德鼓吹的“空中战略”的看法，而更接近史迪威的观点。因为陈纳德的航空队并没有像他吹嘘的那样“击败日本”，蒋介石又总是在对日作战上推三挡四。他多少意识到，蒋介石推崇陈纳德，明显包含着保存国民党军队实力的意图。因此，他基本接受了史迪威的建议。 12月20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希望他能尽一切力量履行中国应当承担的责任，派出远征军参加缅北作战。他还寓意深长地指出：要挽救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困境，“美国所能作出的最大努力就是帮助中国尽快打通地面交通线”。显然，罗斯福已经把地面作战放在了优先地位。 3天以后，蒋介石复电罗斯福，仍然坚持以英国出动海军为“先决条件”。他毫不退让地说：“缅战为中国生死存亡问题，如无南缅大军登陆协助，则驻滇部队入缅作战，只是自取灭亡。此种计划，余实不能同意。” 接到蒋介石的回电，罗斯福直接体验到了这位中国最高统治者的顽固态度。他开始觉得，史迪威、马歇尔和史汀生所主张的对蒋采取强硬态度和对美国援助提出附加条件的要求，或许是有道理的。他决定试一试这种方法。 在12月29日的电报里，罗斯福尽量绕着弯子对蒋介石说：“计划运往中国的大批武器装备和军事教官，是为支持远征军参加缅甸战役准备的。如果该部队近期不能投入作战，这些物资对敌人的充分打击作用必将延缓，因此，目前应避免浪费有限的运输力，去安排这些物资的运送。” 电报发出后，过去了半个月，蒋介石根本置之不理。 史迪威通过在重庆司令部的参谋长赫恩将军，得知了罗斯福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他注意到了总统态度的变化，立即要赫恩转告中国方面，如果远征军还不投入缅甸作战的话，罗斯福总统可能会改变对中国的关注，他会认为中国人自己根本就不关心打破封锁问题。但是，蒋介石仍然无动于衷。 1944年1月14日，罗斯福给蒋介石发去了一封态度更加明确、措辞更为强硬的电报。他指出：“我们应当集中所有的力量，采用一切手段，全力推进军事作战，以支持中印公路计划。”“如果不能使用云南部队，显然我们将暂时中止通过有限的交通线给这些部队运送紧急物资，并将削减在印度不断积压起来的物资，除非这些物资被用来打击敌人。” 但是，蒋介石也毫不示弱，两天以后，他用近似最后通牒的语言，给罗斯福发出一封回电。他在回电中把推迟缅甸作战的原因归咎于英美把两栖作战的装备器材全部集中到欧洲战场，说这刺伤了所有中国人的心。他提出，除非美国向中国提供10亿美元贷款，否则中国方面将从1944年3月1日起，不再向驻华美军部队提供食品和住宿。 蒋介石的来电深深地触怒了罗斯福，陆军部根据总统的意见起草了一份更为强硬的回电，并得到罗斯福的同意。但是，国务卿赫尔反对这样做，他认为这会导致中美两国的公开冲突，造成两国关系的破裂。罗斯福只好退缩回来，暂时避开了这个问题。美国人的退让，使蒋介石在坚持他的要价上更加有恃无恐。 3月8日，驻缅甸日军向英帕尔发动进攻，阿萨姆邦的形势发发可危。同时，日军主力集中到缅甸西部战线，也给中国远征军从云南发起反击提供了有利条件。为此，史迪威致电蒙巴顿，建议由两国首脑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他立即出动远征军入缅作战。同时，史迪威也致电马歇尔和陆军部，提出了上述建议。 3月1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详述了缅甸战场目前的形势。他认为，云南远征军的当面之敌只有日军第56师团，而且难以得到增援，这正是中队出击的好机会；同时，也可以支援史迪威向密支那的作战和英帕尔的战场。他希望蒋介石“充分考虑和认清当前形势，命令云南部队抓住大好时机，共同推进对日作战” 3月28日，史迪威从缅北战场赶到重庆，试图说服蒋介石。可是，蒋介石已经在前一天给罗斯福发去了回电，断然拒绝出动远征军。蒋在电报中说：“7年的抗战，消耗了中国大量的物资和军事力量，如果坚持要它做超出能力的事，将会招致灾难性后果，其结果不仅会严重影响云南和四川，而且会影响这个战区的整个形势。倘若此事发生，日军将侵入云南和四川，新疆的叛乱和在山西的活动将会取得新的进展，他们将推行把中国布尔什维克化的计划，这将使我们的政府无法在这场世界战争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同盟国也将失去在东亚抵抗日本的作战基地。”“我认为，只要我们的防线没有得到充分的加强，我们的主要兵力就不能从云南发起进攻。” 罗斯福在白宫的地图室里接到了蒋介石的回电，他抬头凝视着几天来一直关注的缅甸战场形势。地图上的彩色符号清楚地显示，史迪威率领中国驻印军2个师，像一把利箭插入缅北的胡康河谷，日第18师团退入孟拱河谷作拼死抵抗；日军主力3个师团黑鸦鸦一片冲向印度的英帕尔，威胁到阿萨姆的空运司令部和利多基地；中缅边境只有日军第56师团，且有1个联队已向缅北第18师团增援，云南的中国远征军11个师竟坐视不动。他不解地摇摇头，陷入了沉思。 史迪威的电报一封封地飞向华盛顿，“乌克鲁尔陷落”，“英帕尔被围”， “科希马危机”…… 不能再让蒋介石拖延下去了。4月3日，罗斯福亲自口授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几乎字字句句都包含着温怒和警告： “日军对英帕尔的进攻，直接目标就是切断向中国运送物资的交通线。如果日本人的这一企图得逞，他们下一步就能集中力量对付利多的驻印军，而后就会轻松地转向你的远征军。……当缅甸西部和阿拉干海岸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萨尔温江（怒江）前线却依然保持平静，其结果是，日军第56师团已经转移兵力，去对付史迪威向孟拱河谷的进攻和远程突击部队在缅北的威胁。我确实无法理解，你的用美国武器装备的远征军，会不能对付实力业已削弱的日军第56师团。我认为，时候到了，不要再拖延了，立即出动你的第71军部队，夺取腾冲一龙陵地区。……在过去一年里，我们一直在装备和训练远征军部队，就是为了抓住这样的机会。如果这支部队不用于共同的事业，我们为空运装备和提供教练人员所付出的最热情而广泛的努力，就不能证明是有意义的。……我切望你能行动起来。” 当罗斯福的电报传到重庆时，蒋介石奇怪地“病了”。一切事情由宋美龄出面，与史迪威的参谋长赫恩将军周旋。 为了使总统的要求迅速得以实现，马歇尔于4月7日致电史迪威：如果远征军还不采取行动，就停止提供租借物资。史迪威立即把马歇尔的意见转告在重庆的赫恩将军，并对他说：“我完全赞同乔治的意见。如果我们再三催促，蒋介石还是一味推托不付诸行动，我看一吨物资也不要给他们。我的意思是，停止向所有的中队供应物资。” 4月10日，赫恩根据史迪威和马歇尔的指示，正式通知中政部，由于中国远征军不能投入对日作战，决定停止向该部队供应物资，当月的734吨物资移交美国第14航空队使用；同时，取消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合约，将该公司的租借飞机转给阿萨姆的美军空运司令部。 这一举动着实刺痛了蒋介石，但他继续“生病”，而让何应钦等人出面来挽回可能失去的巨大利益。4月12日，军政部次长林蔚会见赫恩将军，保证在48小时之内就出动远征军问题采取“积极措施”，要求暂缓发布停止供应租借物资的命令。何应钦也随后表示，将就此事与蒋介石进行“磋商”。 4月14日，何应钦当着美国人的面正式签署了要求远征军发动进攻的命令，并加盖了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的大印。随后，赫恩宣布，恢复向远征军提供租借物资。 美国的租借物资挽回了，何应钦还要挽回点儿面子。同一天，他致电马歇尔，通报了关于出动远征军的决定，并指出：“关于出动远征军越过萨尔温江的决定，是中国方面主动作出的，它是基于我们必须对共同的战争作出自己贡献的考虑，而不是由于外部压力的结果。” 命令下达之后，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和参谋长肖毅肃立即开始了具体的作战准备。根据卫立煌将军的要求，史迪威命令驻昆明司令部的参谋长多恩将军在前方设立了野战司令部，随同远征军长官部一起行动，负责在部队训练、交换情报、后勤补给、地空联络等方面为远征军提供帮助。美军人员在远征军的团以上单位设立了巡回教练班，具体执行上述任务。美方还派出战地救护组、野战医院和兽医分队，随同远征军出征，并在重要桥梁和机场配置了美军高射炮连。美军工程部队参加了昆明至保山公路的修建工作。美军第10、第14航空队对作战区域用航空拍照的方法，绘制了精确的地图，并负责在作战中提供空中支援。 5月11日，远征军一支先头部队渡过怒江，拉开了滇西反攻的序幕。第二天，远征军主力分两路向龙陵和腾冲的日军第56师团发动了全面进攻。 史迪威虽然没有参加远征军的指挥，但他为这支部队的整训和换装，为推动这支部队早日投入对日作战，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当看到这支中国部队终于以前所未有的威猛攻势冲向日军阵地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在催促蒋介石出动远征军的艰难过程中，蒋介石反复推托的一个主要借口，就是强调所谓“的威胁”。关于中国国内国共两党的关系，也确实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而史迪威也一直以敏锐的目光注视着这方面的每一个细微动向。 早在1935年至1939年任驻华武官期间，史迪威就注意了解和收集了关于及其军队的活动情况。1936年，斯诺从北平赴陕北采访之前，曾与史迪威作过交谈，他发现对和红军，史迪威比他知道的还要多，还要详细。1938年初，史迪威在武汉“曾经用了整整半天时间，与史沫特莱一同讨论和研究了八路军的平型关战役。同时，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他还会见了周恩来和叶剑英。虽然当时史迪威主要是从军事情报人员的角度来对待这些事情，但和八路军仍然给他留下了比较深刻和良好的印象。 1942年出使中国以来，史迪威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身份和地位与以前已完全不同，因此在涉及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上，保持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尽管当时周恩来就在重庆，近在飓尺，但他从未与之接触过，而且也严格禁止他手下的美官与人有任何来往。不过，他心底里对人和八路军的好感却是抹不去的。 在第一次入缅作战时，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将领缺乏进攻意识感到恼怒，曾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要是能请那些部队到这里来作战就好了。”回重庆以后，他曾半开玩笑地对蒋介石说，如果委员长同意，他愿意率领的队伍去进行夺回缅甸的战役。蒋介石回答说：“那我愿服从史迪威将军的命令。”1943年9月，他给蒋介石写了一份报告，建议由包括第18集团军在内的中队向华北的日军发动一次进攻，并建议对“西北部队应给予充分的供应。” 1944年1月20日，史迪威已在缅北指挥中国驻印军作战，他的政治顾问戴维斯从重庆飞到新平洋赶来见他。戴维斯交给他一份准备提交罗斯福总统的报告，内容是建议由驻华美军司令部向延安和的其他根据地派遣观察组。 戴维斯是史迪威唯一同意可以与人接触的官员，因为他还有另一重要身份——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曾多次与周恩来会谈，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周恩来曾向戴维斯表示，他愿意率领的军队在史迪威将军的指挥下作战，并建议派遣美军人员到的根据地去，以了解八路军的对日作战情况。1943年6月，戴维斯曾就此问题给国务院写过报告，但未得到答复。他认为，这一问题只有请罗斯福总统出面，才能得以解决。 史迪威看了戴维斯的报告，同意把它发给华盛顿。三天以后，一束电波载着戴维斯的报告飞往白宫。报告中说： 我们需要在尚受到欢迎的时候，立即向根据地派遣一个军事和政治的观察团，以收集敌人的情报，援助和准备从这些地区发起的某些有限的作战行动，取得对军队力量的准确估计，报告当俄国进攻日本时，其在华北和满洲的作战情况，并判断华北和满洲变成中国独立的一部分的可能性——甚至可能成为俄国的卫星国。蒋介石对人的封锁和由此造成的隔绝，正迫使他们趋向于依赖俄国。一个美国观察团，将会打破这种隔绝，削弱他们依赖俄国的倾向，同时也可以遏止蒋介石企图通过内战消灭的。大元帅自然会反对向中国派遣美国观察员，通过一般的外交和军事途径是无法获得他的许可的。应当由总统直接向他提出这项要求，并且运用我们足够的讨价还价的力量，压倒任何初期的拒绝。 罗斯福对戴维斯的报告很感兴趣，因为报告中阐述的理由，正是他所关切的问题。他认为，如果国共两党在战后爆发内战，很可能会导致美苏之间的冲突；而且，如果万一获胜，中国也会倒向苏联。因此，与建立某种联系，可以加强美国的影响力，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 2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他巧妙地避开了“”、“八路军”等字眼，而是要求蒋介石同意向“华北”派遣美国观察团。蒋介石似乎是摸到了罗斯福的真实意图，他在2月22日回电，表示同意为观察团“提供方便”，但他强调指出，观察团只能去那些中国政府控制下的地区。 罗斯福没有理会蒋介石提出的这些限制，他在3月2日通知蒋介石，美国方面将在近期派出观察团，但仍然没有涉及观察团要去的具体地区。 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根据总统的指示，开始准备观察团的人选。史迪威挑选了一批既懂中文又熟悉中国情况的人来担负这一任务。他任命曾在第15步兵团工作的包瑞德上校为团长，并派驻华使馆三等秘书谢伟思做他的政治助手，这两个人都是地道的“中国通”。观察团的其他成员，也都是在华工作多年的军官。他们为观察团起了一个寓意深长的代号“迪克西”。这个词出自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一首流行歌曲，歌词中的“迪克西”指的是当时反对美国联邦政府的南方各州。但是，当观察团准备出发时，却遭到了蒋介石的阻挠，他坚决反对美军人员到区域去。4月，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劝说他取消对观察团的限制，但仍然被蒋介石拒绝。 为了说服蒋介石对采取合作态度，并同意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团，罗斯福决定派副总统华莱士赴华访问。行前，罗斯福对华莱士说，希望蒋介石能像“招待一位朋友”那样对待人，“朋友之间不应把事情做绝”。他要华莱士转告蒋介石：“如果蒋委员长不能解决好问题，他这位总统就无法使俄国人和我们站在同一立场上。” 6月20日，华莱士来到重庆，随即于21日至24日，连续同蒋介石举行了长时间会谈。华莱士向蒋介石转达了罗斯福的意见，并要求允许美军观察团去延安。蒋介石先是表示拒绝，但后来又改变态度，同意了美国方面的要求。但他提出，美国方面不能和人采取任何联合行动。 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之后，驻华美军司令部于7、8月间分两批向延安派出了由18人组成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和他的政治助手谢伟思不久便发回了一批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和区域在政治上的蓬勃生机。 华莱士虽然说服蒋介石同意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但他本人却也接受了蒋介石、宋子文、陈纳德等人在攻击和诬蔑史迪威方面对他施加的影响。他在发给罗斯福的电报中，建议撤换史迪威。他认为，如果能有一位合适的、能够取得蒋介石信任的人来取代史迪威，“可能会引导委员长改革自己的政府”。 不过，这时的罗斯福已经不再考虑撤换史迪威的问题了，相反，他却在马歇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下，对史迪威的任务和职权有了新的设想。 1944年，中国战场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动荡和变化。4月，日军发动了一次新的大规模攻势——“一号作战”，其目的是要占领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省区，打通平汉、粤汉铁路，以便经由中国大陆与印度支那和东南亚一带的日军连成一气。同时还可摧毁中国内地的主要空军基地。 从4月中旬开始，日军出动15万人首先对河南发动了进攻。在日军的攻势面前，国民党的43个师约40万守军一触即溃。仅1个多月，日军便占领了郑州、许昌、洛阳等城市，打通了平汉路南段。5月下旬，日军又从武汉出发向湖南发动进攻，至6月中旬即占领长沙，并包围了衡阳，当地的美军空军基地受到严重威胁。 日军“一号作战”的凶猛攻势和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使同盟国感到十分震惊。这一危机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仅使以中国大陆为基地攻击日本本土的计划将成泡影，而且即使同盟国占领了，日本，中国大陆的日军仍将是一支强大的抵抗力量。事实已清楚地表明，单凭陈纳德的空中战略，不仅无法击败日本，甚至无法阻止日军的进攻。而经过史迪威整训；的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却在缅北、滇西的反攻中显示了重大的作用。两相比较，美国最高统帅部不难对挽救中国战场危机的办法作出新的决断。 6月30日，美国陆军部作战司的托马斯·汉迪将军给马歇尔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把史迪威提升为上将，并由他指挥中队作战。他认为，史迪威比其他将领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形势，但他克服了这些困难，“在缅甸组建了一支有战斗力的中国部队”，并指挥了“在历史上留下辉煌一页”的密支那战役。 马歇尔认真考虑了这项建议，并马上在第二天就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正在缅北指挥作战的史迪威，以征询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不过，他没提晋升上将的事，担心这会影响史迪威作出清醒的抉择。 7月3日，史迪威在接到马歇尔的电报两天之后，给他发去了一份回电。他非常清楚要蒋介石接受这一安排的艰巨性，并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总统能给他（蒋介石）发一份非常强硬的电报，强调我们在中国的投入和利益，指出由于中国忽视陆军而引起的严重困境，坚持在紧急的情况下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大元帅或许会被迫授予我指挥权。我相信，中队会接受我的。……假如没有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我就不接受这项任务。即使得到绝对指挥权，但由于中国遭受的破坏太大，我看只有一个办法才能补救，这就是从山西发动反攻，经过洛阳攻击郑州和汉口。……人也应在山西参战，但是除非大元帅与他们达成协议，否则他们是不会参战的。两年前，他们曾主动提出与我共同作战，现在他们仍可能听我的。……这些问题必须用最强硬的方式向大元帅提出，否则他将会继续拖延，并大喊大叫地要求援助，而他自己不会比过去多做任何事情。总而言之，拯救中国仍有一点微弱的机会，但必须采取迅速而坚决的行动，大元帅必须把全权授予一位指挥官。……把握无疑很小，但在此时此刻，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解决办法。 接到史迪威的回电，马歇尔立即按照他的想法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并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于7月4日呈交罗斯福总统。备忘录建议总统把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并致电蒋介石，要求他授予史迪威指挥所有中队的权力。备忘录还坦率地指出：自1943年5月“三叉戟”会议以来，由于忽视提高中国陆军的战斗力；把主要的租借物资都交给陈纳德，导致了“指挥上的严重失误”。尽管这一批评明显地包含了罗斯福，但罗斯福还是马上同意了这些建议，因为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 7月6日，罗斯福给蒋介石发出了一份态度十分强硬的电报： 我认为，目前的危急形势要求我们授权于一个人，来协调同盟国在华的所有军事力量，包括的军队。 我想我完全了解你对史迪威将军的心情，不过我认为，他现在已经清楚地显示了富有远见的判断力和在组织、训练，特别是指挥你的中队作战方面的才能。我不知道还有谁有能力、有力量、有决心来消除目前的灾难，这一灾难威胁着中国，也威胁着我们战胜日本的整个计划。我准备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并建议你立即考虑把他从缅甸召回中国，置于你的直接领导之下，让他指挥所有的中国和美队。你应授予他协调和指挥作战的全部责任与权力，以阻止敌人的进攻势头。我觉得，中国的局势是如此的危急，以至如果不采取大胆而适当的实际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受严重挫折。……我向你保证，就我来说，丝毫没有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向你发号施令的意思；不过，整个亚洲的未来，以及美国在那个地区已投入的巨大努力，都处在危险之中。因此，我有理由对这个问题表示严重关注。请记住，意大利、法国和太平洋地区的事实都已清楚地表明，单凭空中力量是无法阻止顽强的敌人的。 蒋介石拿着罗斯福的来电，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电报中不仅要求他把中队的指挥权交给一个自己屡次要求撤换的美国人，而且还完全否定了他极力推崇的“空中战略”，特别是还要求史迪威来指挥的军队。这几项要求，像一根根钢针扎在他的心窝上。他曾设想了“拒绝”、“接受”和“缓和”三种应付办法，并权衡了三者的利弊。罗斯福的强硬态度恐怕容不得他“拒绝”，从切身利益来说又万不能“接受”，最后他决心以“缓和”处之。 7月8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你的建议”，但接着又提出，为了便于史迪威行使对中队的指挥权，需要有一个“准备阶段”；并要求罗斯福派遣一名“全权代表”，以调解他和史迪威的关系。 罗斯福没有看透蒋介石的“缓和”企图，而对他的答复感到非常满意。在7月9日的回电中，尽管他也催促蒋介石“为史迪威承担指挥权铺平道路”，但这实际上等于承认蒋介石关于需要一个“准备阶段”的托词，同时，他同意向重庆派遣一名美国政治代表。罗斯福的答复虽然仍保持着强硬态度，但已给蒋介石留下了可乘之机。 7月2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罗斯福，提出了赋予史迪威指挥权的三项先决条件：第一、的军队在未接受中央政府领导之前不能交给史迪威指挥；第二、必须首先议定史迪威的职权范围及其和蒋介石的关系；第三、租借物资“必须全归中国政府或其最高统帅接受”。显然，在美国方面派出全权代表，并就三项条件达成协议之前，蒋介石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继续“准备””下去。 8月10日，美国方面通知蒋介石，将由赫尔利将军担任总统的全权代表，并将在近期内赴华。8月23日，罗斯福对蒋介石的三项要求作出了回复。关于军队问题，罗斯福认为：“让史迪威将军指挥的部队应该不受任何限制。大敌当前，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在这种情况下，拒绝那些愿意打日本的人援助显然是没道理的。”关于史迪威的权限，罗斯福表示，他应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指挥中队，两者应该是“国家元首和他的前线指挥官之间的关系”。关于租借物资，罗斯福指出，准备作出一项新的安排，“让史迪威卸掉这个负担”。他知道，蒋介石一直想掌握租借物资的控制权，这是引发他和史迪威之间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美方当时的设想是成立一个中美双方的联合委员会，来负责租借物资的分配。 两天以后，赫尔利从华盛顿起程，经苏联和印度飞往重庆。 在美国政府和蒋介石频繁交涉的过程中，史迪威正在锡兰康提的东南亚战区司令部。当时蒙巴顿去英国开会，他临时来这里主持工作。马歇尔把罗斯福与蒋介石交涉的情况都电告给了他，并告诫他要尽力避免触怒蒋介石，还要他以更多的精力发展与罗斯福总统的个人关系。史迪威很乐意听从马歇尔的劝告，但在这方面他却一直难以做好。 8月2日，美国正式公布了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的任命。当时美国陆军中享有这一军衔的口右马歇尔、阿诺德、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史迪威能进入这一行列，自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陆军部长史汀生给他发来电报，把对他的任命称作是“我所签署的命令中，最令我满意的一个”。 8月30日，史迪威离开康提飞往印度新德里，准备在那里迎接总统特使赫尔利，而后与他一同飞往重庆。 史迪威非常清楚此次重庆之行的艰巨性，但他仍抱有强烈的使命感，抱有坚定的信心和希望。他觉得，只要能说服蒋介石授予他指挥权，他就有信心重整中队的防线，打退日军的进攻，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他完全相信4．5亿中国人民和400多万中队的力量，只要给他们提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实施正确的组织和指挥，就一定能战胜日本人。正是：“一号作战”攻势凶，为挽危局再衔命；重任在肩升上将，壮怀激烈赴山城。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二章 壮志难酬 踌躇满志驭三军，热血豪情赤诚心； 祸起萧墙临大辱，含悲离别中缅印。 话说1944年9月4日，史迪威在印度新德里见到了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虽然史迪威已身为上将，但仍然十分尊重赫尔利，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位很有实力和影响的人物。 赫尔利生于1883年，与史迪威同岁，早年从事律师职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作为军事使节在欧洲服役，显示了巧言善辩、纵横捭阖的政治和外交才能。在1929年至1933年的胡佛总统任期内，他作为共和党的活跃分子担任了陆军部长职务。反法西斯同盟建立以后，他再次担任协调同盟国关系的军事使节，被授予少将军衔。 史迪威与赫尔利有过一些愉快的交往。1943年11月，赫尔利为安排开罗会议事宜曾到过重庆，并在史迪威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赫尔利当时告诉史迪威，在美国人们把他称作“中国的救星”。赫尔利还对别人说：“我和史迪威的立场完全一致。”史迪威也对赫尔利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称他是“真正的美国人”，并把他的重庆之行喻为“吹来一阵清风”。 正因为如此，当马歇尔和史汀生准备推荐赫尔利来华并征求史迪威的意见时，他未加思索就表示同意，还充满幽默感地说；“要做出美味的法国大菜既少不了油也少不了醋。”这醋当然就是“醋性子乔”，这油就是曾作过石油巨商、办事圆滑的赫尔利。 史迪威和赫尔利在新德里的会见非常融洽。赫尔利用夸张的口气告诉史迪威，他将“敲着桌子”向蒋介石提出美国的要求：第一，中国内部必须团结；第二，中国必须授予史迪威统一指挥在华军队的全权。只有当蒋介石同意合作，才会进一步谈论美国将在经济上给中国哪些帮助。 9月6日，史迪威和赫尔利一同飞抵重庆。 9月7日上午，蒋介石分别会见了史迪威和赫尔利。同史迪威的会见安排在9点半，赫尔利安排在11点。“为什么先见我呢？是握手言和？”史迪威揣摩着蒋介石可能的意图。 蒋介石的态度显得很温和，说话的口气好像明天史迪威就要履行对中队的指挥权了。史迪威在日记里记下他同蒋介石谈话的内容：“迄今为止，我的工作100％是军事性的，但如果担任中队的指挥官，那就只有60％是军事性的，40％则是政治性的。如果我要使用人，他们必须承认国家军事委员会的权威。他（蒋介石）会经常向我提出建议。他希望我们之间不要客气。他对我绝对信任。” 显然，蒋介石关注的中心问题是问题，他担心与美国人建立联系会削弱他的独裁统治，而不管这是否有利于抗日。史迪威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他在一篇笔记中写道：“蒋介石面对着一种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击败了他。他对影响的传播感到迷惑，他看不到中国大众把人当作唯一可见的希望来欢迎。他们要求摆脱沉重的赋税，军队的为所欲为，戴笠的盖世太保，贪婪、、任人唯亲，无价值的货币，可怕的生命浪费，无视人权。”史迪威认为，是伟大的爱国者，是一支斗志昂扬的抗日力量，向这支部队提供援助，符合中国和同盟国战胜日本的共同利益。即使从暂时的利益来看，部队向华北出击，也是挫败日军“一号作战”的一项重要措施。 赫尔利在同蒋介石会见时，向他转达了罗斯福总统的口信：希望他能像英美两国授权艾森豪威尔统一指挥欧洲战场的盟军那样，让史迪威全权指挥中队，并给他以充分的信任。蒋介石用十分冷漠的态度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不知道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是怎么做的。史迪威和艾森豪威尔的地位确实有着很大区别，艾森豪威尔的麾下有140万美队，史迪威手下只有9万多美军人员，而且除了加拉哈德部队以外没有别的地面作战部队。因此，用这种类比的办法，是无法说服蒋介石的。 在以后的几天里，史迪威、赫尔利同宋子文、何应钦等人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初步交涉，双方分歧的焦点集中在租借物资的控制权上。9月8日的会谈一开始，宋子文就直截了当地提出：“委员长必须掌握租借物资。”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方面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赫尔利明确地告诉宋子文：“不同意。”而且让宋子文用大写字母把这个词写在文件上。史迪威意识到，蒋介石虽然多次表示“原则同意”授予他指挥权，却迟迟不肯采取任何行动，其目的不过是想用一张空头支票换取对美国租借物资的控制权。他认为：“如果大元帅控制了分配权，我还有什么用呢。人将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大元帅的亲信才能得到物资，我的部队将只能去舔别人的屁股。” 在初步交涉的基础上，赫尔利经与史迪威磋商，拟定了需要商讨议定的10个问题：第一，中美合作的最高目标是促进中国所有军事力量的统一，以打败日本，赢得中国的解放；第二，为支持中国的目标，与中国合作以使同苏联和英国的关系更加密切和协调；第三，把中国所有军队统一于大元帅的领导之下；第四，集中中国的所有资源用于战争目的；第五，支持大元帅在民主基础上为中国政治统一所做的努力；第六，提出目前和战后中国的经济计划；第七，确定史迪威将军作为前线指挥官的权限；第八，确定史迪威将军作为大元帅参谋长的权限；第九，准备拟制指挥系统表；第十，讨论今后对中国租借物资的管理。 9月12日，史迪威和赫尔利再次会见蒋介石和宋子文，正式递交了这10个问题。宋子文提出，“民主”这个词含义不清，有附加条件之嫌，要求删去第五条中“在民主基础上”一段。蒋介石表示，同意前六条；第七至第九条关于史迪威权限的问题，应由一项“国际协定”来予以规定；第十条关于租借物资，必须交给他掌管。史迪威和赫尔利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应按照华盛顿的意见，在重庆成立一个有中国代表参加的美国委员会负责租借物资的分配。 这次会见之后，史迪威一面让赫尔利起草关于“前线总司令”的任命和权限的文件，以便继续和蒋介石谈判；一面开始着手出任前线总司令的具体准备工作。 他草拟了一份大体的工作计划，内容包括：与第一战区司令陈诚、第九战区司令薛岳、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召开会议，调整对日军“一号作战”的防御部署；组织部队在宜昌、洛阳、山西向日军后方发动进攻；去延安与人协商，使其部队置于他的指挥之下，并由成都机场向他们空运物资；挑选部队集结和训练地点，以使美械装备的中国部队达到60个师，等等。 他还起草了一份一旦就任前线总司令后，发给各战区和各集团军长官的通电。在那里面，倾吐了他对中队的肺腑之言和殷切希望。他写道：“我希望你们把我看成是中国的真正朋友。我的唯一想法就是打败日本人，使中国强大起来，赢得自由，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建立一支强大的精良的军队。”“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要让一“外国人来干？’我要你们别那样来看我。我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走遍了全国各地，我尊重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品格，我目睹了中国士兵作战，我一直和他们、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虽然史迪威对蒋介石能否授予他真正的指挥权表示疑虑，但他仍然满怀信心和希望地准备着率领中队同日军进行生死搏斗。因为他“对中国士兵和中国人民抱有信心”，认为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崇尚民主的……，他们诚实，节俭，勤劳，乐观，独立，坚韧，友善，谦恭。”问题在于“受到了不当的管理”。他希望能以他的力量来改变这一状况，挖掘出中国人民和中队的伟大力量。史迪威充满了豪情和壮志，但也不免带有理想化的色彩。 当史迪威在重庆忙于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艰难交涉的时候，派往前线的美军联络官不断给他发来关于广西和云南的战况。桂林危机，龙陵危机，一个个坏消息揪动着他的心。如果前线一败涂地，他就是就任总司令也难有回天之力。9月14日上午，史迪威飞往桂林视察那里的防务情况。 这时，日军在占领湖南各要地之后，继续按照“一号作战”计划向广西进犯。就在史迪威到达桂林的当天，全州失守，广西的门户洞开。广西境内有许多第14航空队的机场和美国租借物资的仓库，是日军打通印度支那的最后屏障，一旦失陷将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史迪威找来了负责广西方面作战的张发奎，向他了解了目前的情况。张发奎告诉他，日军占领全州后，距桂林仅有100多公里了。根据委员长的命令，桂林外围的几支主力部队。“为避免不利态势”已经撤走，而让仅有的3个师在桂林城关门死守。后来，史迪威又从白崇禧那里了解到，蒋介石的意图是：“在桂林坚持两个月，等美国人在太平洋上打出个结果来。”为了挫败日军对广西的进攻，史迪威回到重庆后起草了一份防御作战方案，主张在坚持某些阵地防御的同时，组织有力部队实施机动作战。这样即使不能击溃日军，至少也不会在自己设的“捕鼠器”里困守待毙。 由于张发奎无法抽调兵力保卫美军机场，史迪威经与陈纳德商量之后，决定除留下一个机场给桂林守军空运武器弹药外，其他机场全部炸毁，美军人员和装备撤往昆明。 当天下午，史迪威离开桂林飞往昆明，派驻中国远征军的联络官米德尔顿向他汇报了滇西前线的情况。此时，驻缅甸日军的英帕尔作战已遭到失败，随后经调整兵力。向中国远征军发起了反击，龙陵和腾冲一带的战况十分紧张。不过，尽管远征军伤亡很大，作战十分艰苦，但仍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第二天上午，史迪威从昆明飞回重庆。 9月15日，当史迪威回到重庆时，赫尔利已经拟好准备提交给蒋介石的两份文件，一份是对史迪威出任前线总司令的任命书；一份是关于史迪威职权的指示。按照这两份文件，史迪威将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指挥所有在华的陆军和空军；享有按照中国的法律奖励、惩罚、任命和罢免军官的权力；享有改编、合并、调动和部署军队的权力；享有发布战斗命令，指挥部队作战的权力，等等。史迪威对这些内容感到满意，他认为没有这些规定是无法真正行使指挥权的，赫尔利也正是根据他的要求起草了这些文件。 近中午时，史迪威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话，要他和赫尔利一同到委员长官邸去。史迪威赶到后，蒋介石非常严厉地对他说，密支那的中国驻印军必须在一周内向八莫发动进攻，以减轻龙陵方面中国远征军的压力，否则，他就要把远征军撤回来用以保卫昆明。几天前，蒋介石已经提出要驻印军进攻八莫，但史迪威认为，驻印军占领密支那以后，部队伤亡很大，极度疲劳，必须休整一段时间才能继续作战，因此，他拒绝了这一要求。这时，远征军已在前一天攻占腾冲，全线只有龙陵一个点的日军尚在顽抗，情况远不至那么危急。史迪威与蒋介石进行了辩驳，他提出如果云南真是那么危急，可以把包围陕北的胡宗南部队调来增援。蒋介石再次怒气冲冲地表示，他要撤回滇西的远征军。 回到驻地后，史迪威马上给马歇尔发去了一封电报，报告了桂林前线的情况和蒋介石的无理要求。他写道： 今天从桂林回来，那里的形势已无希望。只有仅存的一些可靠的中国部队部署在城里保卫桂林，那里将会像长沙和衡阳一样变成‘捕鼠夹’。这些部署都是来自于大元帅本人的命令。……长江以南的灾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重庆缺乏正确指挥和远距离遥控，麻烦继续在向顶峰发展。今天，大元帅召见我，要求从龙陵撤到萨尔温江（怒江）以东。这使我感到惊讶，并进行了激烈的抗辩……。他听不进这些道理，只是重复他那套自己发明的愚蠢概念。我确信，他把华南的灾难当作小事一桩，以为日本人不会再在那个地方给他惹麻烦。按他的设想，他可以躲在萨尔温江的后面，平安地等到美国把战争打完。我们关于指挥权的会议还在拖延，明天我打算尽量坦率一些地同宋子文谈谈，希望让大元帅看到一点继续拖延和无动于衷的后果。 第二天下午，史迪威和赫尔利同宋子文举行了会谈。宋子文仍然坚持要由蒋介石掌握租借物资的控制权，并说这是一个大国的尊严，由美国人控制租借物资侵犯了这种尊严。这个问题确实十分复杂，当时美国向英国、苏联提供的租借物资，都是由受援国管理，唯独给中国的租借物资要由美国人负责分配。不过，英、苏两国都不存在国内冲突，中国则不同。史迪威和许多美国人都认为，如果把租借物资控制权交给蒋介石，就无法保证这些物资都用于对日作战。蒋介石会把大部分物资囤积起来，以便在战后用于对付和国内的其他政治对手。赫尔利驳回了宋子文的要求，他说：“请记住，宋先生，那是我们的财产，我们生产的，我们拥有它们，我们愿意把它给谁就给谁。这里也牵扯到1.3亿美国人的尊严问题，正是他们为此付了税。”宋子文一脸尴尬，史迪威则认为“帕特说得好哇”！ 会谈未取得结果，史迪威把宋子文留下来，“开诚布公地”与他进行了个别交谈。自从1943年9、10月间，宋子文鼓动蒋介石要求撤换史迪威失败以后，他隐退了半年多时间。直到1944年6月华莱士来华，宋美龄、宋蔼龄姐妹出访南美，宋子文才公开露面，充当蒋介石与美国人打交道的中介。在隐退的那段时间里，宋子文曾托人给史迪威带活，希望史迪威能给他以理解，说有些事情他是受蒋介石之命而做的。因此，史迪威仍把他当作“朋友”。 史迪威按照他与赫尔利商定的两份文件内容，坦率地向宋子文谈了他对前线总司令职权的想法，并建议由陈诚任军政部长，白崇接任参谋总长，这样便于他履行职权。但宋子文表示，他对史迪威和蒋介石关于前线总司令职权概念理解上的巨大差别“感到震惊”。他介绍了蒋介石关于前线总司令职权的规定：只能指挥前线兵团，不包括守备兵团，也就是不到中队的1/3；必须按照最高统帅即蒋介石的命令指挥部队作战，也就是没有命令权；的部队在“内政”未解决之前，不列入指挥范围；人事行政由中队行政系统按中国法规办理，也就是没有任免、奖惩权。史迪威气愤地说：“这是一个十足的傀儡职务。”他向宋子文表示：“蒋介石的想法办不到，如果我没有权力，我就不能承担责任。” 他还用强硬的态度告诉宋子文，如果蒋介石不同意授予全权，他就将建议美国政府“彻底撤出中国和印度，到别处去建立基地”。同时，他又推心置腹地说，他参加美军44年来，一直盼望能率领美国部队效命于疆场，并且完全有这样的机会。如果他不是把自己当作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朋友，早就能如愿以偿了。“我希望大元帅意识到，我不是来找工作的。” 马歇尔接到史迪威9月15日的报告以后，也在考虑作出强烈的反应。当时，美英两国正在举行第二次魁北克会议，英国人已答应于1945年初在缅甸南部发动登陆作战，蒋介石突然要撤回滇西远征军的消息使会议感到震惊。9月16日，有罗斯福和丘吉尔参加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会议决定：“由总统发给大元帅一份照会，指出撤退行动将产生的后果，并向大元帅指明必须为此而承担全部责任。”当天，罗斯福便签发了由陆军部起草的给蒋介石的电报。9月18日，该电报由华盛顿发往重庆。 同一天，中国时间已是9月19日。上午11点，重庆的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机要室译出了总统的电报，并把它交给了史迪威。史迪威草草地看了一遍，顿时兴奋起来。总统的电报中写道： 如果你不为你在缅北的几个师提供补充兵员，如果你不向萨尔温江派遣增援部队，而是撤回这些部队，我们将会去打通与中国地面联系的全部机会，并将立即危及飞越驼峰的空中航线。对此，你必须准备自己接受其后果，并承担个人责任。 近几个月来，我再三敦促你采取果断的行动，以抵御一直在向中国和你迫近的灾难。由于你至今尚未委派史迪威将军指挥所有在华军队，致使我们面临着华东要地的失陷，面临着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虽然我们在世界各地正迫使敌人败退，但这在相当时期内无法救助中国的形势。我们的军队正跨越太平洋迅速推进，但如果你不采取迅速和有力的行动，这一推进对中国来说也太晚了。只有你依靠自己的力量，立即采取果断的行动，才能保住你们多年苦斗的成果和我们为支持你而作出的努力。 我确信，现在你要阻止日军达到其在华目的的唯一办法，就是立即增援萨尔温江的部队，并加强他们的攻势；同时，立即授予史迪威将军指挥你所有军队的全权。我要求你采取的行动，将会使同盟国在保持和增加对华援助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史迪威把罗斯福的电报，看成是罗斯福采取强硬路线的重要转变，他认为：“罗斯福终于把话说明白了，差不多句句都带有火药味，很浓的火药味。”他立即驱车赶往黄山别墅，想把这封电报亲自交给蒋介石。 那天下午，蒋介石正和赫尔利、宋子文、何应钦、白崇禧等人召开会议。史迪威先把赫尔利叫到外面，让他看了总统的来电。然后走进房间，把已译成中文的电报交给了蒋介石。“我把这包辣椒面递给了他，然后如释重负地坐了下来。这一枪打中了这个坏东西的要害，然后穿透了他。这是彻底的一击，但他没有脸色发青，失去说话的能力，他眼睛眨都没眨。他只是对我说：‘我知道了。’然后坐在那里，轻轻地摇着一只脚。” 当天晚上，史迪威充满胜利的喜悦，他在日记中写道：“在今天的日历上，我用红笔做了标记。……漫长的两年过去了，但至少罗斯福睁开了眼睛，抬手沉重地给了一击。” 蒋介石在黄山别墅，却是满心的沮丧和愤怒，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今日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形势的突然变化，使冲突的双方都一时陷入了迷茫。蒋介石绝不愿屈服于美国方面的压力，他在国内的地位由于军事上的失败、经济上的崩溃和民主运动的高涨已经十分虚弱了，退让一步就意味着他的彻底垮台。但是，他又不能彻底地得罪美国，要找出一个既不触怒罗斯福又拒绝史迪威的两全之策并不容易。9月20日，他批准了史迪威拟定的桂林防御计划，冷静地在寻找反扑的机会和途径。 史迪威在胜利的喜悦中产生了错觉，罗斯福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坚决支持，似乎总统已完全接受了他的主张，乘胜前进，蒋介石就不得不退缩。他认为：“显然蒋介石在倾听我们的建议，他改变了桂林的计划，派白崇禧前去指挥，枪决了第93军军长，准备从西北调6个师南下。显然他准备移交指挥权，并将使用部队。” 9月23日，他找到了一套自认为可以“打破僵局”的办法，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派他去延安同谈判，说服他们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和他本人的指挥。他设想了5个条件：1．承认大元帅的最高权力，通过史迪威本人接受命令；2．在黄河以北使用的部队，不与中央政府的军队接触；3．提供5个师的装备和军火，并给予大炮支援；4．使这些的师始终保持充分的实力；5．国共双方在打败日本之前停止讨论政治问题。 史迪威提出这一问题可能基于两点想法。首先，他确实对人有好感，而人也向他表示过愿接受他的指挥。他曾在一篇笔记中写道：“根据我的观察来评判国民党和，国民党，玩忽职守，混乱，经济崩溃，苛捐杂税，言行不一。……的纲领则是……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加管理，实践诺言。”9月13日，他在重庆会见了两名的使者，他们转达了朱德和对史迪威的问候，“他们表示愿意在我的指挥下进行战斗”。同时，美军观察组也从延安转来过同样的信息。其次，如果能把的军队置于他的指挥之下，并通过他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这或许能解决蒋介石的一个重大疑虑。 9月24日，当赫尔利拿着史迪威的建议去见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以十分坚决的态度，要求美国方面召回史迪威。他对赫尔利说，我绝不能变更三民主义之民主政治，坐看赤化中国。史迪威完全缺乏政治头脑，我已经对他失去了最后一点希望和信心。因此，我不能让他担负中国战区的指挥权。据赫尔利说，他曾尽力规劝蒋介石收回成命；而据国民党方面的记录，赫尔利也攻击了史迪威性格粗暴，声称他曾起草电报，要求美国政府把租借物资管理权交给蒋介石，但史迪威拒绝签发等等。蒋介石交给赫尔利一封给罗斯福的电报，要求另派一名“富于友谊合作精神”的美国将军来接替史迪威，并保证“竭诚欢迎”和“全力支持”继任者。第二天，赫尔利将电报转给了罗斯福。 史迪威听到这一消息，感到十分气愤。他随即向马歇尔报告了发生的全部情况，希望能得到有力的支持。他认为，蒋介石一贯是朝三暮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只要美国方面坚持立场，局面还是可以挽回的。 华盛顿在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上发生了严重分歧。马歇尔和陆军部主张支持史迪威，他们起草了一份措词激烈的电报，以反驳蒋介石的各项指责。但是，罗斯福总统不同意签发这份电报。他曾接到赫尔利的报告，认为蒋介石并不是拒绝接受美国人执掌中队的指挥权，而完全是由于个人性格上的不和，拒绝接受史迪威。这种虚假的表象，掩盖了这场冲突的根本原因和实质。蒋介石也确实信誓旦旦地保证，“竭诚欢迎”除史迪威以外的任何美国将军。特别重要的是，刚刚结束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已经决定改变把中国大陆作为击败日军主要战场的方针，美国已经没有必要再去坚持对中队的指挥权。 当华盛顿还在就此事争执的时候，罗斯福的高级助手霍普金斯私下里把总统愿意召回史迪威的个人想法，透露给了当时正在华盛顿的孔祥熙。孔祥熙立即于10月1日，将这一消息电告蒋介石。根据蒋介石的授意，宋子文马上用这个白宫后门出来的“总统信息”，加强了对赫尔利的影响。形势在朝着对史迪威非常不利的方向发展。 10月1日，史迪威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倾诉了心中的苦闷，他写道：“罗斯福显然抛弃了我。如果这个老傻瓜在这上面让了步，‘花生米’从现在起就会失去控制，显然他已经这样做了。彻底的失败。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贯彻了给我的命令。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除了看着美国受到欺骗。” 10月5日，罗斯福给蒋介石发来了回电。这封电报是他和马歇尔互相妥协的产物，虽然在文字上采用了一些马歇尔的强硬措词，但在实质上表现了罗斯福对蒋介石的让步。电报对蒋介石取消授予史迪威指挥权的协议表示“惊讶和遗憾”，非常体面地宣布由于中国战场形势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不再承担任命一名美官指挥中队的责任；同时，电报同意免去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和管理租借物资的责任。电报只提出了一项要求，让史迪威继续指挥在云南和缅甸的中队。 史迪威敏锐地指出：“这是个软弱的有条件投降。” 正如史迪威所估计的，蒋介石已从霍普金斯那里摸到了罗斯福的妥协意图，这封回电只是更坚定了他赶走史迪威的决心。10月9日，他再次致电罗斯福，坚决要求立即召回史迪威。为了使他的要求显得更“合理”，他还附上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备忘录，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手法，罗列了史迪威的一大堆“罪状”。最为可笑的是，他竟把豫湘桂的大溃败归咎于史迪威的缅北作战。 赫尔利也终于露出了尾巴。早在来华之前，他就找到国务院，积极活动让他担任驻华大使。史迪威把罗斯福的电报直接交给蒋介石，赫尔利认为这削弱了他作为总统私人代表的地位。赫尔利来华不久就与中美合作所的梅乐斯打得火热，并通过梅乐斯的电台给总统发报，而史迪威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方面与戴笠的特务组织建立关系。10月11日，赫尔利给罗斯福发去了一封中伤史迪威的电报。他告诉罗斯福：“你和蒋介石之间不存在任何问题。除了关于对史迪威的任命外，蒋介石同意你的任何要求和任何建议。”并且危言耸听地说：“我的意见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会失去蒋介石，并且还会一同失去中国。……如果我们让中国崩溃，如果我们不能让中队继续参战，那么，即使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发誓说我们支持史迪威是对的，这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结论。……我谨建议你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 史迪威听到这个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赫尔利……用一把钝刀子割断了我的喉咙。” 尽管史迪威的处境已十分艰难，前景已非常迷茫，但他仍然以高昂的热情、坚韧的精神，密切关注着抗日战场。 10月6日，史迪威飞往密支那，看望了那里的部队，检查了进攻八莫的作战准备情况，工作了通宵。 10月14日，史迪威飞往柳州，与白崇禧、张发奎一同研究了广西的防御部署。 10月19日，“斧子砍下来了。”乔治·马歇尔来电告诉他，罗斯福已致电蒋介石，同意把他从中国召回。罗斯福的电报随后到达重庆，把上述决定通知了蒋介石，但总算维护了一点史迪威的名誉——肯定了他指挥缅北反攻、夺取密支那的重要功绩。 在随后的1天半时间里，史迪威怀着愤怒而沉重的心情，匆忙地向各方面的友人告别。 他致函延安的朱德将军，表示“对不能与您和您的不断壮大的杰出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同时，他命令美军观察组的约翰·谢伟思返回华盛顿，报告延安的情况，以说服政府与及其军队建立联系。 他看望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她哭了，很苦恼。”不到1个月前，宋庆龄曾会见史迪威，希望他能代表中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她认为，史迪威“比中国人更能为中国办事”，“是替中国人民说话的”。 他给陈纳德留下了一封很有礼貌的信，对他取得的显著战绩和中国人对他的爱慕而感到骄傲。他从未把陈纳德看作是竞争对头，而只是认为他有点异想天开和桀骛不驯，是个不懂规矩的下属。 他向高斯大使辞行，得知他已决定辞职。由于赫尔利牢牢地拉住了蒋介石，高斯大使几乎无事可做。高斯离开重庆后，赫尔利如愿以偿地就任驻华大使。 蒋介石派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名下级军官，给史迪威送来一枚最高等级的青天白日大缓章。史迪威派一名同等级别的美官谢绝了。蒋介石还是彬彬有礼地约见了史迪威，“‘花生米’说他对这一切感到十分遗憾；我为中国做了许多事，训练部队——领导部队，等等。只是由于我们性格上的不和，他才要求把我解职。”史迪威最后对蒋介石说：“无论你对我怎样看待，请记住，我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蒋介石甚至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 10月21日午后，史迪威乘坐的飞机离开重庆。 在飞赴印度的途中，他在昆明、保山、密支那、兰姆加尔稍事停留，看望了那些一起战斗过的部队和军官们，看了看留下了他的足迹的山岭、密林、道路、河流。但他不能向他们正式告别，华盛顿命令他必须对他的部队和军官严守秘密。 10月27日，史迪威离开了中缅印战区最西端的卡拉奇。“黎明时离开机场。8点，最后看了一眼中缅印战区。”他满怀感慨地写道：“一个人的经历，在广阔的世界里和战争的洪流中，变得那么无足轻重。”尽管他已是名声显赫的四星上将，可美国总统更需要中国。在罗斯福的眼里，蒋介石就是中国。同蒋介石的中国相比，他宁肯牺牲一位“无足轻重”的将军。正是：披肝沥胆为扶倾，虚怀若谷论国共；以怨报德响尾蛇，釜底抽薪缘总统。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三章 悲愤辞世 有口难言心里话，欲写历史遭封杀。 思念京城路难行，隔洋相望恨无涯。 话说1944年11月初，正是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激烈角逐的时候。民主党候选人、现任总统罗斯福和共和党候选人杜威为了击败对手，一面大肆渲染自己的宏伟蓝图，一面寻找对方的弱点展开攻击。民主党由于罗斯福推行多年的新政和在战争中的杰出表现明显占有上风，而共和党也不示弱，杜威用耸人听闻的方式宣称：人已经控制了新政。 恰在此时，被罗斯福下令召回的史迪威，已经从印度起飞，就要回到国内。史迪威由于在缅北特别是在密支那的杰出战绩，被美国人看成是了不起的英雄。这样一位英雄不明不白地被解职，无疑是很难对公众作出交待的。因此，这一消息在美国国内仍然密而不宣。为了避免麻烦，政府决定对史迪威采取“保护”措施。 11月2日下午，史迪威乘坐的飞机在华盛顿降落。到机场迎接他的，只有他的夫人威妮和马歇尔的副官弗兰克·麦卡锡上校。没有军政要员，没有欢迎仪式，连马歇尔和史汀生都没有去，仿佛他是一个从前线溜回来的逃兵。 麦卡锡驱车把史迪威夫妇送到梅耶堡军营的军官俱乐部，那里给他们准备好了房间。这时才出现了两位将军，参谋部作战处处长汉迪将军和陆军部公共关系处处长苏尔斯将军。苏尔斯和汉迪神情紧张地对史迪威说，形势是极富爆炸性的，对任何人什么都不要说，也不要去看任何人。显然，他们是奉命而来的。 吃晚饭时，麦卡锡突然问道：“将军，您什么时间离开华盛顿？”“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史迪威反间了一句。“就是那个……您打算住多久？”麦卡锡有些尴尬，一时语塞了。“这就是说华盛顿不希望我呆在这儿，是吗？”麦卡锡点了点头。史迪威接着说：“好吧！我和马歇尔将军谈过话就离开。”麦卡锡推托说马歇尔要外出，几天内不会回来。史迪威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我在见到他以前是不会走的。” 晚上，马歇尔来了。他们谈了1个多小时，马歇尔也告诫他：“要一言不发，这可是有爆炸性的。”原来，大选的日子定在11月7日，罗斯福担心因此事而影响他的选票。 第二天，史迪威夫妇便离开华盛顿，准备经达拉斯返回他们在卡梅尔的家。威妮夫人提前打电报，在达拉斯市内的旅馆定了房间。但在飞抵达拉斯的洛夫机场时，前来迎接的希金斯上校告诉他们，华盛顿发来了命令，飞机上的任何人都不能离开洛夫机场。史迪威和随行人员只好在机场的招待所里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飞到了卡梅尔附近的德尔蒙特机场，然后回到家里。 但是，事实是封锁不住的。史迪威在重庆就找去了著名记者西奥多·怀特（白修德）和布鲁克斯·阿特金森（爱金生），向他介绍了被召回的内幕经过。阿特金森决定立即赶回国内，向公众宣布这些情况。 10月31日，《纽约时报》在第一版的显著位置发表了阿特金森的报道。这篇报道尖锐地指出：“史迪威的决裂，起因于蒋介石拒绝全力进行战争。”这一事件意味着美国默认“一个垂死的政权的胜利。这个政权更关心的是维持其政治特权，而不是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美国现在至少是在消极地支持着一个日益不得人心并在中国失去信任的政权，一个拥有三种秘密警察机构和关押政治犯集中营的政权，一个压制言论自由、反对民主势力的政权。” 阿特金森的文章像在平静的水潭里扔进了一块石头，立即激起了一层层涟漪。《时代》、《新闻周刊》、《生活》、《星期六晚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民族》、《新共和》等报刊纷纷发表报道或评论，斥责国民党政权，为史迪威鸣不平，批评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紧接着传来的高斯大使辞职的消息，更使舆论界一片哗然，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史迪威的召回和高斯的辞职联系在一起。 面对着强烈的舆论反应，罗斯福不得不就此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一再声称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冲突完全是性格不合造成的，不涉及政治、战略和政策问题，与赫尔利、与高斯的辞职都没关系，也不牵扯“所谓的”问题。重庆方面由宋子文出面，也广新闻界散布同样的观点，声称这只是“人事问题”、“个人问题”。 《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专门驳斥了所谓“性格问题”，指出：“说他们（史迪威、高斯）不圆滑，但难以想象，比他们圆滑的代表，能战胜已使中国的战斗力陷入瘫痪的混乱和腐朽吗？” 史迪威呆在家里，一直保持着沉默。门外总有拿着笔记本或麦克风的记者要求见他，但他都婉言谢绝了。他打电报给陆军部，询问何时能取消禁令。回答是：“你讲得越少，处境会越好。”一段时间以后，经陆军部同意，史迪威在卡梅尔的家里接受了一批记者的采访，但他一句也没谈中国的事。他爱美国，他不想让美国，包括它的政府、它的总统，在这个问题上过于难堪。他确实想安静地休息一段了，同妻子儿女欢聚一堂，自由自在地带着心爱的小狗在海滩上散步。 风波渐渐平息，史迪威回到华盛顿。1945年1月23日，他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司令，职责是负责国内部队的训练工作。 两天以后，从中国传来消息，他曾经付出巨大艰辛的中印公路于1月25日正式通车。从印度利多开出的第一批105辆卡车，满载着武器、弹药、油料，拖曳着重炮、山炮、高射炮，轰轰地开进中国云南。兆日，云南的门户畹町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2月4日，车队开抵昆明，10多万群众涌向路旁，挥舞着标语和小旗夹道欢迎。 蒋介石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已经打破了对中国的封锁。为了纪念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卓越贡献，和在他领导下的盟军以及中国部队，对缅甸战役和这条公路的修筑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我把这条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中缅印战区的美军已一分为二，魏德迈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索尔坦将军任缅印战区美军司令。索尔坦根据蒋介石的决定，正式发布命令，宣布了对“史迪威公路”的命名。他在给史迪威的来信中说，打通这条道路的是“您不可征服的意志”。据统计，从1945年2月至8月，共有386支车队沿着史迪威公路向中国运送了8万多吨物资。 广播电台的陆军节目邀请史迪威为此发表讲话。他对着话筒，仿佛就面对着曾在丛林里作战和筑路的士兵与劳工们，他称赞了他们的伟大贡献，向他们致敬。但他没提自己，好像他根本就没去过那里似的。2月10日，美国政府为表彰史迪威的功绩，授予他一枚荣誉军团勋章和一枚优秀眼役勋章。 在这段时间里，史迪威用很大精力整理在中缅印战区的各种文件。他组织了几名曾在这个战区工作过的军官，编写了作为正式史料的《中缅印战区史）。这部史料共3个部分48章，包括了缅甸战役、兰姆加尔、中印公路、空军、租借物资等各方面的报告和文电，并加上了说明和概述。书中在阐述他的职权问题上认为，由于蒋介石的干涉和插手，致使他的指挥权有名无实，他既不能制定战略，也不能发号施令和指挥作战。书中指责了英国人，也批评了美国的政策。他认为，由于美国在支持蒋介石的同时，没有要求他承担作战义务，因此造成了“浪费公共资金和摇摆不定的政策”。 按照参谋部的指示，为了方便保存和使用，书的内容压缩、削减为不到700页。但后来又提出，必须把严厉批评英国人和蒋介石的内容删掉。史迪威拒绝了，他不能违背事实，应当让人们了解这个战区中复杂的同盟关系。结果，这本书始终未能出版。现在，美国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和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图书馆，各保存了一份原书的副本。但一些涉及实质性内容的章节，已被抽空或删节。史迪威试图留下的一部真实历史，。已经残缺不全，面目全非。 战争仍在激烈地进行。1945年1月，太平洋西南战区的美军部队，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下进攻吕宋岛，随即向马尼拉进军。2月，海军上将尼米兹率领的太平洋中部战区部队在琉黄岛登陆。史迪威密切注视着战场形势的变化，仍盼望着有一天能指挥美队对日作战。根据第二次魁北克会议的决定，盟军已把太平洋作为对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同时准备在中国沿海登陆，以消灭大陆上的日军。美联社2月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曾在评述这一计划之后，分析了能指挥中国沿海登陆作战的军官人选，其排名顺序依次是史迪威、麦克阿瑟和尼米兹。 4月，美军对太平洋上的指挥系统作了调整，麦克阿瑟任太平洋美国陆军总司令，尼米兹统率太平洋地区的所有海军舰队。同月，罗斯福逝世，副总统杜鲁门继任。5月，马歇尔安排史迪威到麦克阿瑟的太平洋前线视察，顺便也看看那里有没有合适的指挥位置。 史迪威和麦克阿瑟是仅差一届的西点军校同学，彼此非常熟悉。麦克阿瑟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向他介绍了前线情况，并为他安排了视察活动。美军在太平洋上正迅速推进，菲律宾的战斗已基本结束，琉黄岛也已占领，冲绳岛和塞班岛上的战斗正激烈地进行。6月18日，史迪威准备回国，麦克阿瑟又与他亲切交谈。他问史迪威是否愿意担任他的参谋长，史迪威摇了摇头，对他说：“我认为我适合当一名前线司令官。”麦克阿瑟又问他，作为一名四星上将是否可以担任集团军司令。史迪威答道：“只要让我带兵打仗，哪怕指挥一个师也行。”可是，当时确实没有位置可以安排。第二天，史迪威只好离开前线回国。当他抵达夏威夷的火奴鲁鲁时，突然接到麦克阿瑟的电报：“立即返回关岛，指挥第10集团军。”原来，该集团军司令巴克纳将军在冲绳指挥作战时，不幸被弹片击中身亡，史迪威侥幸得到一个指挥位置。 6月23日，史迪威正式就任第10集团军司令。但在同一天，美军已基本占领了冲绳岛。以后的战争进程更是急转直下，史迪威终于还是没能指挥美军部队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战役。 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 8月8日，苏联远东方面军向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 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战争就这样结束了。”史迪威带着喜悦和无奈的复杂心情在日记里写下了这句话。 9月2日，史迪威出席了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日军投降签字仪式。7日，他又亲自主持了琉球群岛日军的受降仪式。 剩下的事情就是对日本及其殖民地的占领了。按照原定的计划，史迪威的第10集团军将进驻朝鲜。但是，蒋介石却极为敏感地又一次向他伸出干涉之手。他致电杜鲁门，要求美国就“史迪威将军将率领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的传闻作出说明。杜鲁门回电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麦克阿瑟认为，朝鲜也得算“中国沿海”。为了避免引起麻烦，决定取消第10集团军的占领行动，准备于10月15日撤回国内。 史迪威隔海望着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他太想回那里去看看了，尤其是想念北京。9月26日，他给马歇尔发去一封电报，希望准许他在第10集团军回国以前，就近到北京去看看老朋友。马歇尔询问了蒋介石。几天后，蒋介石断然表示拒绝，声称史迪威的访问会被所利用。 听到这一消息，史迪威非常气愤：“他们不希望我现在去亚洲大陆。……也许蒋介石以为我会掀起一场革命。……我也真想那样干一番。” 北京，这座城市寄托了史迪威太多的感情，给他留下了太多的回忆。他多想再回那里看一看啊！再在昆明湖里泛舟，再摸摸卢沟桥上的石狮子，再逛逛琉璃厂的书店，再尝尝全聚德的烤鸭……。可他再也没能看上一眼北京！ 1945年10月18日，史迪威回到美国，他带回去的第10集团军被解散，给他安排的新职务是军需装备委员会主席。他对这个工作一点儿也没兴趣。战争结束了，部队没有了，他也62岁了，还能做些什么呢？ 在他长期关注的中国，出现了一些和平的希望，但也潜藏着内战的危机。赫尔利和魏德迈已经与蒋介石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其亲密的程度连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美国人的军舰在帮助蒋介石把大批的军队运往华东、华北和东北，局部的冲突不断。 11月，史迪威的老上司马歇尔刚刚辞去陆军参谋长职务宣布退休，杜鲁门总统找到他，让他赴华“调处”国共关系。马歇尔没有直接找史迪威，而是派一位助手去征求史迪威的意见。当史迪威听到杜鲁门对马歇尔赴华使命的指示后，他明确地断言，马歇尔的使命不可能成功，一旦蒋介石知道美国的基本政策绝不会抛弃他时，他就绝不会对人作任何让步，而只会变得更加强硬。他认为：“我们应该脱身离开那里——立刻。”但是，马歇尔还是去了。 1946年1月，史迪威被任命为第6集团军司令，兼管西部防御司令部的工作。他离开华盛顿，回到西海岸，到旧金山的普勒西迪奥就职。那里离他在卡梅尔的家，只有几小时的路程。他想，再有一年就到64岁的退休年龄了，那时就可以摆脱一切，过些轻松的日子了。 马歇尔的中国之行，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最初的停战协定，没有多久就成了一张废纸。局势首先激烈起来的是东北。国民党的军队乘坐美舰，大批地开到那里，先期进入东北的军队进行了坚决的抵抗。4月6日，史迪威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没有收信人的名字，也不知是否曾经发出。信中写道：“满洲难道不是一个奇观吗？这真使我渴望丢下手中的铲子，到那里去和朱德一起扛枪打仗。” 夏天，他的身体渐渐出现不适，头晕目眩，体力不支。 1946年9月28日，一贯坚强地与各种困难斗争的史迪威，终于被病魔击倒，住进了旧金山的莱德曼陆军医院。 10月3日，医院里最好的外科医生给他作了手术检查，发现胃部的癌变已到晚期，并且已扩散到了肝部。显然，他的病已经很久了。人们回想起，在1944年反攻缅北时，他就时常胃疼。回到重庆后，他也没有去检查。 史迫威已到了弥留之际，他提出希望得到一枚战斗步兵纪念章。这是一种极普通的奖章，凡在第一线战斗过的士兵都可以获得。史迪威作为战斗一生的四星上将，已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包括一枚荣誉军团勋章，一枚优秀服役十字勋章，两枚优秀服役勋章，但他渴望得到作为一名火线战士的荣誉。10月11日，陆军部满足了这位老战士的最后希望。 第二天，1946年10月12日，史迪威将军在昏迷中与世长辞，走完了他63年的人生路程。 根据他生前的遗愿，没有为他举行葬礼，没有保留骨灰，尸体火化后撒进了太平洋。 人们用各种方式来悼念这位刚强、坚韧的将军： 美国的许多报纸、杂志发表社论或评论，颂扬了他的品德和功绩。《亚特兰大宪法报》指出，史迪威将军是美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在人民中间享有崇高威望的军人之一。 曾和他一起在中国工作过的卡尔森上校说：“在历史的画页上，没有出现过比他对中国人民更为忠诚的朋友。”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忠诚的朋友。 正在美国访问的冯玉祥将军专程赶到卡梅尔，对威妮夫人说：“我是来和你们一起悼念我的朋友史迪威的。” 朱德在发来的唁电中说：“史迪威将军的死，不仅使美国丧失了一个伟大的将军，而且使中国人民丧失了一个伟大的朋友。中国人民将永远记得他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和他为建立美国公正对华政策的奋斗，并相信他的愿望终将实现。” 周恩来的唁电指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他是最优秀的战士。……中国人民将永远把史迪威将军的名字铭记心中。” 南京，国民党方面也召开了追悼会，气氛十分冷淡。蒋介石写了一副挽联，上面说：“危难仗匡扶，荡扫倭氛，帷幄谋漠资率划；交期存久远，忽传噩耗，海天风雨吊英灵。” 50年以后，史迪威将军仍然活在中国人民心中。重庆市于1991年10月将史迪威旧居辟为纪念馆，成立了史迪威中心，先后召开了两次史迪威研讨会。 史迪威将军的子女也没有忘记中国，史迪威学院基金会与四川有关方面合作，先后建立了史迪威国际文理学院、史迪威国际护理专业、史迪威外国语学校、史迪威图书馆等等，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正是：心高气傲刚烈将，壮志豪情在疆场。一生坎坷多磨砺，独钟华夏人敬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史迪威生平年表 1883年3月19日 约瑟夫·沃伦·史迪威出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帕拉特卡，后随家人定居纽约州扬克斯市。 1900年7月 考入西点军校，成为当年最年轻的学员之一。 1904年6月 从西点军校毕业，授予少尉军衔；随后赴菲律宾在步兵第12团服役。 1906年2月 调回西点军校，在现代语言系任教官，先后教授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历史、战术等课程。 1910年10月 与威妮弗雷德·a·史密斯结为伉俪，相爱终生。 1911年1月 再次赴菲律宾步兵第12团服役，3月晋升为中尉。 1911年11月 第一次来华，游历上海、厦门、广州、梧州、香港等地。 1913年9月 重返西点军校任教。 1916年夏 在纽约州普拉茨堡后备役军官训练营地任教官，9月晋升上尉。 1917年8月 在弗吉尼亚州李营第80师任旅长副官，晋升临时少校。 1918年1月 赴法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美国远征军总司令部和第4军担任情报工作，先后晋升为临时中校、上校,并荣获优秀服役勋章。翌年7月回到美国后，临时军衔全部取消，重新成为上尉。 1919年8月 被任命为首任驻华语言军官，赴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汉语。 1920年8月 第二次来华，正式就任驻华语言军官，在北京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继续学习汉语。 1921年至1922年 被国际赈灾委员会借用，先后担任修筑山西汾阳至军渡、陕西潼关至西安公路的总工程师，接触了各种社会情况，结交了各界人物，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 1922年至1923年6月 作为美国驻华武官处工作人员,视察和游历了中国东北、外蒙古、浙江、江西、湖南和苏联西伯利亚、朝鲜、日本。 1923年7月 回美国赴本宁堡步兵学校学习;翌年毕业任校长韦尔斯将军的助理执行官。 1925年9月 入利文沃思指挥和参谋学院深造。 1926年9月 第三次来华，出任美军驻天津步兵第15团营长。 1927年5月 受美国驻华公使馆派遣，到徐州、南京、上海等地考察军情，尔后所写的报告受到嘉奖。 1928年1月 代理步兵第15团参谋长；5月晋升中校。 1929年6月 回到美国任本宁堡步兵学校战术系主任，在此获得“醋性子乔”（亦称“尖刻的乔”）这一使他引为骄傲的绰号。 1935年7月 第四次来华，在北平任美国驻华武官，已晋升上校。 1936年 先后考察广州、桂林、梧州、南宁、汉口、徐州、开封、洛阳等地。 1937年7月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组织一个情报组，及时向美国报告战争进展情况；年底迁至汉口，翌年曾在兰州、台儿庄、长沙、重庆等地考察战况。 1939年8月 回到美国出任步兵第2师第3旅旅长。 1940年7月 出任第7师师长兼蒙特雷市奥德兵营司令；9月晋升少将。 1941年6月 出任第3军军长。 1941年12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奉调赴华盛顿，负责制定在北非登陆的“体育家” 作战计划，并准备出任美国远征军司令。 1942年3月 第五次来华，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已于2月晋升中将；随后赴缅甸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5月，缅甸战役失败，率110多人徒步走出缅北丛林。 1942年6月 向蒋介石递交关于中事制度改革的建议：（1）对部队进行精简整编；（2）撤换无能的高级军官；（3）授予前线指挥官全权。1942年7月 向蒋介石递交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蒋介石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劳克林·柯里来华之机，第一次要求撤换史迪威，未果。 1942年8月出 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在印度兰姆加尔整训和装备中队。 1943年1月 因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亲临东枝前线指挥作战,荣获优秀服役十字勋章。 1943年3月 在云南组建昆明训练中心，4月1日正式开训，执行整训和装备30个中国陆军师的计划。 1943年5月 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三叉戟”会议。 1943年8月 魁北克会议决定成立盟军东南亚战区，史迪威任该战区副最高统帅。 1943年9月 向蒋介石建议使用第18集团军等部队向华北日军侧翼进攻，并建议给西北部队以充分的供应。 1943年10月 蒋介石第二次提出撤换史迪威，未果。 1943年11月 出席中美英开罗会议。 1943年12月 指挥中国驻印军开始反攻缅北；翌年8月占领密支那，取得战役基本胜利，给日军精锐第18师团以歼灭性打击。 1944年1月 同意政治顾问戴维斯关于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的报告;7、8月间，美军观察组分两批抵达延安。 1944年7月 罗斯福建议蒋介石授予史迪威指挥中国战区所有军队的全权；蒋介石复电表示“原则同意”。 1944年8月 晋升四星上将。 1944年9月 蒋介石第三次要求美国总统召回史迪威。 1944年10月 罗斯福同意召回史迪威；史迪威于21日离开重庆回国；31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是“消极地支持了一个在中国日益不得人心和不为人民所信任的政权”。1945年1月 出任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司令；由印度利多、经缅北密支那、至中国云南的中印公路通车，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1945年2月 荣获荣誉军团勋章和橡叶勋章。 1945年6月 出任第10集团军司令，参加冲绳战役。 1945年9月 出席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并主持琉球 岛的受降仪式；回国前通过马歇尔要求去北平看望老朋友，被蒋介石拒绝。 1945年10月 出任军需装备委员会主席。 1946年1月 被任命为第6集团军司令，并负责西部防御司令部的工作。 1946年10月12日 因患胃癌并转移到肝部，在旧金山莱特曼陆军医院逝世，终年63岁。去世前一天，根据他的请求授予他一枚步兵战斗纪念章。这是一种极普通的奖章，但只有在第一线战斗的步兵才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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