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国际风云人物丛书-铁托》 作者前言 “时势造英雄”这句名言，在铁托身上得到了最为贴切、最为典型的体现。 铁托诞生在克罗地亚一个山村的农民家庭之中，幼无奇才，15　岁离家到城市去，想的是找一个好一点的职业，穿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只看到这里。 肯定会令人大失所望。但进入社会之后，铁托却成长为一位举世闻名的伟人！ 铁托所进入的社会，在欧洲远不是先进的。但是，这个社会地处巴尔干半岛，政治地理位置异常重要。欧洲列强的争斗，无一不在这里得到反映。 当时，南斯拉夫人各国又大多处于异族统治之下。因此，南斯拉夫人不但面临着争取民主的斗争任务，而且还要完成争得解放的历史使命。在此背景下，各种政治势力，外国的，国内的，都在巴尔干大舞台上进行表演，各种思潮竞斗消长，此起彼伏。 再从更大的历史背景看，当时的几十年当中，欧洲已然是世界舞台的中心。在这里，资本主义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社会主义由空想成为现实，两次世界大战，欧洲又成为主要战场。而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源发于南斯拉夫人的故土，如此等等。 铁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长、成熟的。实际上是这样的历史时势造就了铁托。 铁托离家进入社会之后，先是在工厂当学徒。这时初步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后被征入奥匈帝国的军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俄国人的俘虏，目睹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回国后，参加南斯拉夫，从一名普通党员，进而进入基层领导圈，进而进入全国领导层，进而成为南共总书记。被认定为总书记是1939 年的事，他47　岁。那时，铁托政治上开始进入成熟期。 铁托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表现，是他领导全民族进行的抗战，是胜利后与斯大林所进行的抗争，以及随后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所展开的斗争。尤其前年项，皆是波澜壮闰、有声有色、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举世闻名。正是这些斗争，标志铁托已经成为一位伟大坚强的政治家。他的如铜似铁的个性，这时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 历史发展的脉络就是如此：一个幼年平淡无奇的农家子弟，离开家时尚无大志，进入社会之后，被卷入历史演变的洪流。起初他仍平淡无奇。但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渐渐教会了他掌握斗争艺术的本领，慢慢地使他成为出类拔萃之辈，最终，使他把握住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当时，在国际运动中，斯大林的权威无以伦比。铁托一直忠实地执行莫斯科的指令，真心实意地接受斯大林的领导。铁托本人也十分敬重斯大林。但是，一旦铁托发现斯大林的某些做法是在损害南斯拉夫革命的利益，认定真理在握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向斯大林的权威宣了战。他这样干并非鲁莽。相反，这正好与历史赋予他的性格相一致，与他的为人相一致。 这一切都证明：时势造英雄。当然，英雄被造就出来，甚至在造就之中时，英雄本人对造就他的历史本身并不是消极的。他在以他的功绩给历史以回报，反过来助历史发展以一臂之力。 铁托也不例外。 时势造英雄，英雄创时势，这是本书所要努力体现的基本思想。 那么，历史为什么选择某甲作为造就英雄的对象，而不选择某乙呢？ 这当然为各种条件所决定，其中，个人的素质如何，是某人能否认历史选中的重要因素。具体到铁托，这方面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一个平平常常的农村孩子，进入社会之后，仍长期不见有惊天动地的举动，那么，后来何以成为如钢似铁的伟人、成为带有传奇色彩的政治家呢？铁托身上到底有何奥秘使他得以如此呢？ 在准备写这木书的过程中，我曾带着这个题目，极有兴趣地注意考察了有关材料。我在书中将努力对此做出回答。 州长治 1994　年3 月于北京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一章 艰苦的童年 英雄出世无瑞祥，春秋十载度寻常。 酸甜苦辣童年事，且教后日分短长。 且说公元1892　年5 月的一天，位于克罗地亚一侧，与斯洛文尼亚接壤的库姆罗维茨村里，农夫弗兰约·布罗兹的第7 个孩子降于世间。婴儿是个男孩儿。他就是未来的伟大政治家、新南斯拉夫的缔造者、联邦总统约瑟夫·布罗兹·铁托。 这约瑟夫降生时音不贯日，龙不盘梁，天无样云，地无紫气。一切都平平常常。流经库姆罗维茨的苏特拉河，以它平常的姿态流淌着；矗立于四周山峦的古堡，默默地俯视着脚下的一切；山峦上密密的树木，在微风中抖动；当地人用以泥土烧成的青色的砖瓦砌就的、上面长满青苔的青蓝色的农舍，不成规则地在一起挤着…… 不假，苏特拉河在低声唱歌，古堡在肃然地站定，山峦上的树木在切切私语，青蓝色的幢幢小屋在相互使着眼色。但它们一直是如此的，多少年多少代都是如此的，谁敢说它们在婴儿降生的一刹那，这一切是做给他看的呢？ 至少大人们没有得到任何征兆，从而断定这个孩子日后必然大福大贵。 孩子的生辰八字大家都没有记下来，以致后来个个对此全都说不准了。现存的铁托故居门前的牌子上写着：“1892　年5 月25　日铁托同志出生在这里。”英国传记作家菲利斯·奥蒂经过考证，在他所著《铁托传》中说，铁托生于1892　年5 月7 日。铁托的生前好友弗拉吉米尔·德迪耶尔在经铁托本人过目的《铁托传》中，则回避了具体日子，借传主的话说：“1892　年5 月，我出生在克罗地亚地方的一个名叫库姆罗维茨的村子里。”南斯拉夫权威人士整理的《铁托自述》中则说：“我于1892　年出生于……”干脆连月份也不说了。 你瞧瞧，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 孩子生时井无瑞兆，那么，生下来以后奇不奇呢？奇是不能说的。因为整个幼年并无令人拍案叫绝的奇事留下来。 家里穷，首先要顾嘴。 布罗兹一家祖上就穷。约瑟夫的曾祖一辈，还是“扎德鲁加”制度下布罗兹家族的成员。再往上推，布罗兹家则是贵族埃尔多迪家的农奴。这“扎德鲁加”有点像中国的封建大家庭，又带有原始部落的遗风。它当时是克罗地亚社会的细胞。一个“扎德鲁加”之内，聚集着同宗的人。大家共同住的是一所大房子，或者是房屋相连、组成一组的建筑群体。每个“扎德鲁加”都有一个头头，是女的，称“族长”，是男的，称“老太爷”。这“族长”或“老太爷”，对一切事务都有决定权，尽管他们做决定前要与族中的头面人物进行磋商。“族长”或“老太爷”率领的人丁多寡不等，这要看家族兴旺的程度，少的两三对夫妇加上他们的子女，多的能到百十人。成员吃“大锅饭”，好年景自给自足。 不用说，这是一种静止、保守的社会制度，它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到约瑟夫爷爷辈，这种制度已金面瓦解。1853　年，也就是约瑟夫出生差不多40　年前，克罗地亚当局颁布法律，允许“扎德鲁加”分家。在此背景下，约瑟夫的爷爷马丁·　布罗兹从“扎德鲁加”分了出来，自立门户。他还幸运，很快找到一个名叫安娜·布拉日契科的农家姑娘，结了婚。但婚后马丁家累很重。他自占的那点土地的出产无法养活老婆和他那7 个孩子，于是，除干农活外，马了不得不操起赶大车跑买卖的生计。他运送并贩卖各种货物，来往于家乡及萨格勒布、锡萨克等城市之间。1878　年冬，也就是约瑟夫出生14年之前，马丁爷爷拉了重重的一车盐，路上，大车的一个轮子脱落，可怜的马丁被压在车下，受伤不治而亡。爷爷死后，约瑟夫的父亲弗兰约·布罗兹作为独予继承了父业。 继承这笔遗产未必是件好事。为了保全父亲的家业，弗兰约必须赎买6 个姊妹应分的产业。不用说，弗兰约拉了债。好在弗兰约这时还是单身。 弗兰约并没有干父亲赶车的活计。他除于农活外，要靠打柴给家里卖点钱。但克罗地亚的树林属于领主私有，打柴人不能无偿地进行砍伐，哪怕是枯枝败叶也不成。人道是天无绝人之路：斯洛文尼亚那边却是另外的章程。 那里允许打柴人自由进入树林，尽管那里的树林也归私人所有。这样，这边的打柴人便进入那里的树林，把打得的木柴运回来，卖给需要的农家。弗兰约就是这样经常进入斯洛文尼亚。 他去的，是距库姆罗维茨10　英里的波斯雷达村边一家的树林。树林的主人是马丁·亚维歇克。 马丁·亚维歇克有14　个孩子，大女儿叫马丽亚·亚维尔舍克。她高高的个儿，身材苗条，一头金发，还有一双碧蓝的大眼睛。有一次，马丽亚在路上碰上了弗兰约，从此两人相爱。在弗兰约24　岁时，他们结婚。当时马丽亚16　岁。 马丽亚陪嫁不少，但嫁妆是改变不了家境的。弗兰约家仍然很穷。婚后儿女不断增多，他们张口要饭吃。这成为弗兰约夫妇必须考虑的头等大事。 第一个孩子是马丁，他活了下来。约瑟夫·布罗兹是第7 个孩子，但他上边除马丁和德拉古丁外都没有活下来，因此，他是活着的孩子中的老三。 他出生时，母亲马丽亚才27　岁。 弗兰约好脾气，但性格软弱。贫穷把这个体格健壮、一头拳曲的黑发并长有鹰钩鼻于的外表坚强的汉子从精神上压垮了。一遇到难办的事，尤其遇到债主逼债，他就不胜其烦，往往借酒消愁，把家事丢下不管。马丽亚是坚强的。她也能干，年轻轻的，担起了操持家务的重担。 家里买不起小麦，马丽亚只好让丈夫去买玉米面，用玉米面面包代替小麦面粉面包。即使这样，马丽亚仍无法按每个人的食量把面包送到大家的嘴里，而只好“配给供应”。因此，储藏室总是上锁的。她有经验，只要有亲戚来访，孩子们就趁机向她要面包吃。当着客人的面，她无法像平常那么只给孩子一下点儿。做这些事，约瑟夫是不例外的。有时，为了嘴·约瑟夫还带头干一些让妈妈特别生气的事。有一次过节，父母去朋友家，孩子们饿了，弟弟妹妹哭着要东西吃，约瑟夫就把妈妈挂在屋顶的一个熏猪头放在锅里煮着吃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吃了个够。母亲回来发现了，约瑟夫他们不敢作声。马丽亚摇着头，忍着，只说了一声“是留着过新年的呀”，事就过去了。 约瑟夫还算幸运，他的性格深受外祖父的喜爱。连他的外表也像外祖父。 外祖父家比布罗兹家富裕，于是约瑟夫被接到了波斯雷达。 马丁·亚维歇克是个快乐的老头儿。个子不高，但很健壮。他的和善劲儿是全村闻名的。他还特别喜欢孩子，爱与孩子们在一起，教他们必不可少的生产和生活知识，并跟孩子们开玩笑，闹着玩儿。约瑟夫得到了外祖父的厚爱。但是，外祖父并不宠着他。约瑟夫也并不娇滴滴的以柔性取悦于外公。 他机灵、勤快，也很勇敢。约瑟夫小小的年纪，汲水、放牛、照料牲口、跟外公到山林里去烧木炭，什么都干。自然，干活是难不倒小约瑟夫的，他在家里打小就养成了干活的习惯。 不干活的时候，约瑟夫就到村外去玩儿。村子周围的树林是约瑟夫经常出没的地方。他在山林里感到十分舒心。他可以挑选树枝削成哨子，并剥下有韧性的树皮编成赶马的鞭子。 约瑟夫很喜欢马。他长到刚刚超过马肚子高的时候，就学会了骑上没鞍的马背。拉马套车已成了他的专长。他有经验：对马越好，马越听使唤。 俗话说，姥姥家不能住一辈子。慢说一辈子，约瑟夫刚过7 岁就不得不回家了。可以说，他的快乐的童年从此结束。 他回到家里之后，无论体力上还是精神上都变了一个样子。 在外祖父家他也干活，但那完全力所能及，回到家里就不成了。他差不多要整日到野外去放牲口。放牲口须看得十分紧，稍不留神，牲口就会跑到别人的田里去，他还要接长不短地独自一个人推磨，单调地围着石磨转，一转就是一天。干完了活儿，往往是一身大汗。这是在外祖父家从来没有过的。 最使约瑟夫感到难办的倒不是干活，而是承担家庭的担子。这些担子当中，约瑟夫最难以承接的，又是从父亲手中接过借条，到村子里某些家庭中去借债。小约瑟夫不但要不能争辩地去看某些人的难看的脸色，还要无言地倾听某些人的无端咒骂。 精神上的压力还来自别的方面。一年的冬天，家里又缺米又没柴。父亲无奈，决定把家中名叫波拉克的牧羊狗卖出去。 价钱并不高，只换两捆柴。可波拉克是孩子们喜欢的伙伴。小约瑟夫跟波拉克的关系尤不寻常。当约瑟夫只会爬不会走的时候，波拉克就总是偎在他的身边。他学会了抓住波拉克长长的毛，瞒珊地站起身来。每当这时，波拉克就在屋子里小心地慢慢走动，带动约瑟夫学迈步。怎么，波拉克要归别的人家了？小约瑟夫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但父亲执意不自。父亲也许没有错。他得想法让家里的灶中生起火苗，把炉子里的面包烤熟。大家哭了。约瑟夫哭得尤其伤心。他第一次懂得了，为了活下去，必须舍弃心爱的东西的道理。 父亲把波拉克送走了，去拿它换回那两捆柴。但去不多时，在父亲还没回来之前，波拉克在门口出现了。大家又惊又喜，原来，父亲把波拉克交给那家人之后，波拉克自己跑了回来。孩子们喜出望外，赶紧把波拉克藏在村外的一个树洞里。大家偷偷去喂它，这样过了两个星期，不见那家人有什么动静，孩子们才把波拉克放了出来。好在那家人一直也没有追究。就这样，波拉克又在布罗兹家活了许多年。 富怕生灾穷怕病。在约瑟夫8 岁时，他得了白喉。 高烧折磨着小约瑟夫。几天的工夫，使他变得枯瘦面黄，两眼大而无神。 他成天难受地把身子蜷缩在一起，蹲在灶旁。 有一天，村子里组织宗教游行，穿着法衣的神甫，穿着白色衣服的妇女和女孩，吵吵嚷嚷从布罗兹家门口经过。约瑟夫透过窗户向外张望，看到了街上的一切。这时，有一个客人正在外屋与母亲谈话。母亲没有去参加游行。 她要留在生病的儿子身边。约瑟夫能听出她们谈的是什么，抬起头来，还能看到她们。 “米察！”客人这样叫着母亲的名字，并朝约瑟夫这边努努嘴，“我瞅着你这个约扎留不住了……”听到这里，约瑟夫大吃一惊，于是深深地低下了头。就在这时，约瑟夫听到母亲岔开了客人的话题。不一会儿，客人走了。母亲走过来，先是把手放在约瑟夫的额头上，随后又把约瑟夫抱紧。她没说什么，但显然她内心在说：“谁都不能把我的孩子带走，病也不成……”这一幕，给约瑟夫的刺激是极深的。白喉可不是玩的。它比腥红热也不善。这两种病，已经带走了婴儿和未成年孩子的大部分……他是妈妈的第7 个孩子，可7 个之中已经走了4 个，难道他是第5 个吗？ 不！约瑟夫的病好了。他没有被带走，他留下了。他又可以与其他孩子一起投入生活、尤其是到学校去了！ 学校就在他家的对过儿。尽管传统的思想仍占上风，村民认为上学没有用，花了钱，费了劲，不如在家种大地，但学校仍然办得十分兴旺。库姆罗维茨全村才200 户，但学生就有350 名。当初，父亲并不同意让约瑟夫进学校，由于儿子的一再请求和坚持，父亲也就同意了。 学校生活是约瑟夫童年的一个新阶段。 学校只有一名教师，但却开了好几门课程。在学校里，约瑟夫学到了崭新的知识，结交了新的朋友，打下了他走向社会、走进世界的重要的生活和知识基础。 约瑟夫的学业并不轻松。家里要他干活儿，他不得不耽误课。一年级时，他还大病一场。又因他长期在外祖父家生活，那里讲的是斯洛文尼亚语，而他对自己家乡的语言——克罗地亚语反倒说不好。语言是小学学习的重要基础，再加上课程中就有克罗地亚语这门课，这使约瑟夫学习感到了吃力。他还留了一次级。 不过，他跟老师的关系很好。第一个老师名叫尤拉伊·马尔克维奇，他是布罗兹家的房客，注在布罗兹家的阁楼上。这一层使约瑟夫与老师的关系变得格外亲密。老师有肺病，经常咳血，咳出的血吐在手帕上，而老师只有一条手帕。这样，约瑟夫常常把老师的手帕拿到河里去洗，洗干净后，赶紧把它搭在学校的火炉上，好让它尽快干燥，供老师使用。老师也很喜欢约瑟夫。但老师的病情越来越重。后来，老师的母亲到了学校，把重病的儿子接走了。临走那一天，学生们自动地站在学校的篱笆前，默默地与老师告别，老师走远了，手里挥动着的他那唯一的手帕看不见了。学生们再也忍不住，个个都大哭起来。不久，不幸的消息终于传来：尤拉伊·马尔克维奇被肺病夺走了生命。 随后又来了一位女老沛。她呆的时间不长，因为要结婚，不得不随丈失去生活。第三个老师叫斯捷潘·文普尔歇克。文普尔歇克很善良，对学生极关心，尤其关心学生们的未来。 有一天，老师当着村里一个杂货铺老板的面问约瑟夫： “约扎，长大了你想当什么？”“当跑堂的。”约瑟夫不假思索地回答。 老师和老板都感到惊奇，问：“你干么要当那个？”“跑堂的穿着一身漂亮的黑衣服。我就想穿得漂亮。”可以看得出，这种解释没有使老师满意。 老师和老板开始向约瑟夫讲，这种职业并不值得羡慕。 “好吧，那我就当裁缝……”“为什么要当裁缝？”“自己是裁缝，我就可以给自己缝一身漂亮的衣服……”老师更不高兴了：还是离不开漂亮衣服！ “约扎，”老师平静下来，“我知道，你的父亲在兄弟行里最聪明，他想让他的孩子们过得好些。他问我，你大了最好干哪一行。我已经告诉他，你颇有实干才能，最好是当一名机师。”约瑟夫没有说什么，带着一种既是疑问又是憧憬的心情离开了老师和老板。 机师？机师就这么重要、这么体面？修理匠他是知道一些的，那些人比跑堂的、比裁缝也不见得就出息到哪里去！也许他们说的机师就是那些造大轮船的、造火车的入？轮船与火车，约瑟夫还都没有见到过，只是听说…… 晚饭他没有吃好，但家里人谁也没有觉察到。 晚上，月亮升起来了。村子周围山峦上的树林的叶子在微风中翻动，在月亮的照耀下闪着光。 苏特拉河静静地流淌着，月亮的倒影在河里形成一片破碎的光区。 一伙人又聚在河边一裸巨大的松树下。约瑟夫凑了过去。 几个老人正在讲马蒂亚·古贝奇的故事。 约瑟夫的几个小朋友已经坐在那里。他们把约瑟夫拉近。 “那天的早晨，切萨尔格勒的农奴们的帽子上插上了鸡毛。”这个故事约瑟夫已经听熟了。他和小伙伴们经常到山上的切萨尔格勒的残垣去，在那里做“攻打黑皇后”的游戏。这游戏演的就是古贝奇他们的故事。故事听熟了，但并没有听腻。约瑟夫被同伴们招近后，一听讲的是这个故事，就紧贴着同伴坐了下来。 “大家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别的地方也是一样的。在伊利亚·格雷戈里奇的家乡，贵族塔希就逼得农奴们无法活下去。塔希的老婆死了，这使大家遭了殃。他常常骑马到田里去瞧那些正在干活的妇女。他看着哪一个顺眼，就命令仆人们把她拖到城堡里去。被弄去的女人给剥得一丝不挂，由塔希再挑选一遍。他看准了哪一个，这个女人就被洗个澡，然后塔希就奸污她。有一天，农奴们让检查官察看被塔希毒打和奸污的姑娘，一次就达14　名！农奴们是不能反抗的。有一天，一个农奴的女儿被关进城堡，这位农奴提出了抗议，结果，他被抓了起来。塔希的儿子用刀在他的脸上横砍竖划，并且惨无人道地挖去了这位农奴的双眼。 “这就是：官逼民反，大家一不做，二不休：反抗！一时间，克罗地亚遍地都出现了头插鸡毛的暴动的人群。 “在咱们的家乡，暴动闹得最热烈。农奴们冲进了城堡，找到了总管家。 这个总管家干的坏事最多，农奴们最恨他，可以想象，一到了农奴的手里，他就不会再有活路了。大家首先杀死了他。 “农奴们真正恨透了的，还是城堡里的女主人芭芭拉·埃尔多迪男爵夫人。这是个女妖精。对农奴们什么毒手都敢下的……”约瑟夫心里明白，这个男爵夫人，就是他和小伙伴们所做的游戏中的“黑皇后”。每逢妈妈要孩子们睡觉孩子不睡，妈妈总是用“黑皇后”来吓唬孩子，好让孩子平静下来。别的妈妈也是如此的。 “不解气的是，这个女妖逃跑了。他听见风声不对就飞快地逃离了城堡，农奴们冲进城堡后怎么找也没能把她找到。 “起义的农奴们缴获了城堡里的武器，光炮就有好几门。 “还烧了城堡的房子，解了气。 “暴动是由马蒂亚·古贝奇发起的。暴动可不光发生在咱们的扎果烈。 斯洛文尼亚那边好多地区都闹翻了天。 “暴动的农奴领兵的是上面提到的伊利亚·格雷戈里奇。就是他，从咱们这里率领大军渡过苏特拉河，打到了斯洛文尼亚。 “当官的慌了神儿，也恨透了古贝奇和格雷戈里奇。当时克罗地亚的总督是尤拉热·德拉斯利维奇。他统率着一支骑兵，前来收拾暴动的农奴大军。 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起义军不是他们的对手。格雷戈里奇退到扎果烈。 后又站不住，退守到咱们这里来。结果，又打了败仗。古贝奇率领起义军的主力，在多尼亚·斯图比察与尤拉热·德拉斯利维奇进行决战，结果，起义军又被打败了，古贝奇被官兵抓住。在另一个战场上，格雷戈里奇也受伤被俘。 “总督抓着古贝奇之后，就向皇上报喜请功。他给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奏折中说：‘如蒙神圣的皇帝陛下俯允，我将把一顶烧红的铁冠加于古贝奇之头，以警余众。”皇帝也恨透了胆敢造反的，自然对总督的奏折不表异议。 这样，古贝奇果真遭到了酷刑。他先被游街示众，然后刽子手们用烧红的铁钳烙他，井在他面前杀死他的得力副手安德里亚·帕萨奈茨，从精神上折磨他；尔后，他们果然把烧红了的铁冠扣在他的头上；最后，他被劈成了四块。”每每听到这里，约瑟夫的心总是猛烈地收缩，犹如被一只大手狠狠地抓了一把。 “格雷戈里奇也被开刀问斩。起义的农奴遭了殃。在各个村子里，成百成千的尸体被挂在树上，光咱们的扎果烈，这样被处死的农奴就有6000　名。”正在这时，从一个山坡上闪出一个高大的身影。走近一看，约瑟夫认出他是文普尔歇克老师。 大家给他挪了个位子，但他没有坐下。这样他更显得高了。 “你们听到来自扎果烈那边的什么消息没有？”老师问大家。 “有什么消息？”大家反问。 “那里的农民在车站拿走了匈牙利人的旗子。警察开了枪……”“啊？”大家惊呆了，“死人没有呢？”“一个农民被打死，十几个农民受了伤。”“真的？”大家越发惊呆了。 “真的。”大家议论起来。 “事情有什么发展？”其中一个转向老师。 “听说不少的地方又闹了起来。”刚刚讲完古贝奇的故事，老师这个“又”字，使大家沉重的心情越发沉重了。 “按理，哼，也该闹一闹了！”刚才那个问事情有什么发展的人愤愤他说。 匈牙利人垄断铁路的事，村子里早就听说。在扎果烈地区内，铁路上挣钱的全是匈牙利人。人们到车站去买票得讲匈牙利语，否则连票也买不到。 最近，政府又增加了税赋。 大家带着又惊又气的情绪离去了。约瑟夫很快跑回了家。 接着，人民反抗的消息不断传来，克罗地亚又动荡起来。但过了没多久，再传来的消息就多带不幸了，总是哪里的人被警察和匈牙利士兵打死了，哪里又抓了多少人。后来，惩罚竟到达库姆罗维茨：要家家养活匈牙利士兵若干天。这也是一种穷办法，但一举两得：免得征粮增税引起更大的不满，士兵们吃在每个农户，又直接增加了威慑力量。 布罗兹家也不例外。他们分到4 名士兵，这4 条大汉在他们家足足吃了一个月方才离去。 接着，库姆罗维茨又平静下来，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 过了没多久，一个星期日，约瑟夫又陪着妈妈去教堂了。库姆罗维茨人信奉天主教。马丽亚是虔诚的信徒。她每星期日都带着约瑟夫及妹妹们去教堂。圣罗科礼拜堂是库姆罗维茨最高的建筑物。 约瑟夫被牧师看中，每次做弥撤，弗热科斯拉夫·欧姆斯塔列奇牧师总是要约瑟夫担任他的跟班。这一次，牧师有事要急着离开。做完弥撤之后，他让约瑟夫尽快脱掉他身上的祭袍。牧师长得肥胖异常。越着急，祭袍越脱不下。牧师急了，回手朝约瑟夫就是一巴掌。约瑟夫呆住了。坐在下面为儿子脱不下牧师祭袍正在着急的妈妈也呆住了。 “我再也不进教堂了，妈妈！”出得教堂之后，约瑟夫平静地对妈妈说。 “那怎么可以呢，约扎……”“不，妈妈，再也不进了。”路上，约瑟夫想起了过“勒诺”节的情形。圣诞节过后，新年来了，这时就过起“勒诺”节。神父们到每一个村子去，手里拿着十字架，身后跟着一名教堂司锋。司铎手里拖着一个布口袋。神父在每个门上用粉笔写着“耶稣纪元……年”，表示对住户新年的祝贺。被祝贺者的“报答”是给神父拿出准备好的几磅玉米、一捆金黄色的麻，或者交出相当于两天工资的银币。 每逢农户这样“奉献”时，村里的孩子就默默地发出痛借之声。大家自己还吃不饱哩，怎么就…… “对！再也不到教堂去了！”约瑟夫暗地再下决心。 约瑟夫毕业了。他先是到舅舅家干了一段，后来又回到了家里。 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名叫朱列加的人。他从军队那边来，是个上士。 他喜欢上了约瑟夫，起劲儿地动员约瑟夫跟他一起走，进城去。他说约瑟夫应该到城里当一名侍者。他对约瑟夫说，侍者穿得好，整日价跟上等的优雅之士呆在一起，有意思得很。 穿得好这一点又打动了约瑟夫的心。他永远不能忘记来村里的那位男爵。他不晓得男爵的名字，只知道他是一名工程师。男爵身材高大，还有一辆汽车，这不算不体面、不威风了吧？但男爵每驾着汽车出现在村里时，孩子们总是围上去吵吵闹闹。大家并不尊重他，原因就是他的裤子有一块补钉。 孩子们暗地里笑他：“裤子上打补钉，跟我们穿的没啥两样，还算得上什么男爵哩！”父亲对朱列加的主意不大热心。他已经把大儿子放走了。再放就远走高飞：去美国。克罗地亚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去了美国。他想让约瑟夫也到美国去。但是，一个穷农夫上哪里弄那么多的钱呢？ 无奈，父亲只好答应了约瑟夫的请求。 朱列加高兴地带着约瑟夫离开了库姆罗维茨，把小约瑟夫投入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这时，约瑟夫15岁。 欲知约瑟夫离家后的情形如何，请看下文分解。 正是： 万事纭纭过稚胸，母爱师教外乡风。 离家尚无鸿鹄志，为着新装别父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进入社会 学曾为业业为尊，幸遇启蒙动乾坤。 青春赢得三分志，欲见欧陆渡遥津。 且问约瑟夫·布罗兹所进入的，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呢？ 当时，在巴尔干半岛存在着南斯拉夫人，但不存在统一的南斯拉夫国。 可以这样认识20　世纪初的南斯拉夫人：当时他们大约有1100　万之众。 他们分别处在5 个国家的统治之下，隶属于11　个不同的省政府，所遵守的是13　种不同的立法制度。 约瑟夫·布罗兹的故乡克罗地亚，以及他的外祖父家所在地斯洛文尼亚，当时都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 西部靠海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处境最惨，它们还处于殖民保护领地的地位——是欧洲大陆唯一的一块殖民保护领地。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08　年。这一年，臭匈帝国强行将它们吞井，从此波黑才结束了殖民领地的历史。当然，对波黑的南斯拉夫人来说，这无非是跳出了火坑又陷进了牢笼。 马其顿人当时居住在奥斯曼帝国的萨洛尼卡、斯科普里和比利三省，连自治的地位都还尚未获得。 当时，只有塞尔维亚和黑山是南斯拉夫人自己治理的独立国。 政治上不独立，经济上就难以发展。可以说，南斯拉夫各国是欧洲最末走上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地区。 西欧各国在17　世纪和18　世纪已经实现了民族统一。德国和意大利也已于19 世纪后期完成了民族统一的任务，而南斯拉夫形成一国之内的统一民族，却是1918 年以后的事。 欧洲资产阶级在阻挠甫斯拉夫民族的统一进程。 我们且具体地看一看约瑟夫的故乡克罗地亚的情况。 奥匈帝国的皇帝是弗兰茨·约瑟夫。这位皇帝在1848　年欧洲舞台最热闹的年代登基，到20　世纪开元，他正好庆贺70　大寿。他人老思想也老。他的政策无法适应日益变化着的新形势。他也活该倒霉处在了一个倒霉的时代。 他无论如何都无力扭转帝国的颓势。先是在与法国拿破仑第三的较量里吃了大亏，随后，1866　年，他的“无敌之旅”又被俾斯麦的普鲁士现代化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从那时起，帝国就一蹶不振。 无奈，弗兰茨·约瑟夫只好听从大臣们的意见，采取软硬两手，来加强对各非奥地利行省的控制。 对匈牙利，弗兰茨做了重大让步。他不但允许了匈牙利的自治，而且答应匈牙利实际控制克罗地亚，推行所谓的“二元帝国”体制。这种体制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使克罗地亚的南斯拉夫人成了“三等公民”，从而激起了克罗地亚南斯拉夫人更加激烈的反抗。 表面上看，克罗地亚比起其他南斯拉夫人居住区还算是好的。匈牙利人允许克罗地亚设立自己的议会“沙布尔”，并在议会中设立自己的主席“巴昂”。克罗地亚的地方行政事务也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权。但是，议会的选举完全是有钱人的事，当时，约有200 万的居民当中，有选举权的仅有3 万。 农民有80％被剥夺了选举权。 选举也是闹戏一场。选举日变成了选民的“节日”——选举日的上午，每个选民可以得到一盘土豆烧牛肉外加一公升酒，或者选举前发给一只新靴子，投票后再发另一只。候选人当然是指定的。 “里昂”的职务最为重要，当然要由布达佩斯委任。 这样产生的“里昂”，自然不为南斯拉夫人代言，而是不折不扣地代表匈牙利马扎儿人的利益。这种马扎儿人不仅住在匈牙利，而且遍布克罗地亚。 拥有大庄园的，大半都是这些人。 南斯拉夫人的怨恨，直接对准了马扎儿人。 在城市，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反抗力量日益壮大，在农村，广大农民处于愚昧状态。他们大多数人不识字，看不上城里的报纸，也听不太明白城里下乡宣传的知识分子所讲的道理。但是生活能叫他们明白：马扎儿人与他们不是一路人，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烦恼，全怪这些家伙；农村的艰难困苦，统统要由他们负责。要想过好日子，只有改天换日，把这些恶棍统统赶出克罗地亚。 约瑟夫·布罗兹所进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 锡萨克出现在朱列加与约瑟夫的视野里。 “你瞧见那古堡了没有？”朱列加指着前方，脸上闪现着自豪的神采，好像在说：“怎么样，小伙子，我不是骗你吧？”约瑟夫看到了。他又记起了朱列加不止一次向他说的话：“它处于三条河交叉口上”。“罗马时代它有13　万人口，是全省当之无愧的首府”。“它曾是抗击土耳其人的重要据点，现在军事上也颇为重要。皇家第十七近卫军团就驻扎在这里”。“经济上也极有重要地位。从的里雅斯特港进入的货物，都要通过铁路运到这里，然后再装上船，运到贝尔格莱德去。那边的货物就按相反的方向运到海外”。 在太阳快要落山的天空，以淡淡的落日为中心，鹅羽般洁白的云伸展开来，画成一个巨大的扇形。这瑰丽的云景，约瑟夫在家乡仿佛并未见到过。 在远处，黛色的山峦上的丛林之中，响起了鹧鸪的啼鸣，一声一声，深深地传进山峦远处，而层层起伏的山峦，使这声音变得悠扬婉转，寓意深妙。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在蠕动。它冒出的自烟一线展开，在黛青色的山幕岭幛之上枭枭消失。从消失着的白烟里，几个珍珠般的斑点飘过来——渐渐被看清了，是几只白鹭受惊飞向这里，然后直入碧空。 “听到火车叫唤了吗？”朱列加又问正在沉思的约瑟夫。 他听到了。那声惊天动地的叫唤声，几乎把约瑟夫吓了一跳。 约瑟夫激动起来。 一切都很新奇。 按照事先的安排，约瑟夫在他舅舅的一个朋友开的饭馆当上了跑堂的。 他无法在铁路系统里立足，尽管他十分羡慕开动庞然大物的火车司机。 开始，约瑟夫过得很是愉快。饭馆的院子里有个花园，旁边还有一个柱球场。晚上，电石灯把柱球场照得亮如白昼，吸引着第十七近卫军团的官兵和其他的人前来就餐、打球。吃饭时，这里还有乐队进行演奏。那优美的音乐声，约瑟夫在家乡从来没有听到过。 约瑟夫很忙，很累。他不但要侍奉客人，还要洗碗碟，刷桌椅，收拾打柱球用的桩子。他差不多总是第一个到来，最末一个离去。尤使他受不了的是他没有时间和机会进行学习。渐渐地他对自己的第一个职业感到了失望。 不久，约瑟夫认识了尼古拉·卡拉斯的几名学徒。尼古拉·卡拉斯是锡萨克有名的锁匠。他的工厂有一两名师父，三四名学徒。这在锡萨克已是一个“大”的工厂了。 尼古拉·卡拉斯的工厂吸引着约瑟夫。他通过认识的那几个学徒找到尼古拉·卡拉斯。 尼古拉愿意收约瑟夫为徒。约瑟夫按尼古拉的要求，请父亲来为他办了人厂手续。他们谈妥由家里供约瑟夫衣着，由师父供约瑟夫食宿。 这样，约瑟夫便开始了为期3 年的学徒生涯。 工厂设在地窖里，厂房共两间，里面放着一张长长的桌子，桌子上有个巨大的铁砧。冬天，学徒们就挤在作坊里的那张长桌上过夜，夏天，他们睡到院子里去。学徒们工作近12　小时：早上6 点钟上工，下午6 点钟收工，中午吃一顿午饭，饭后立即干活。 饭还是好的。早晨是牛奶和咖啡，还有可值三分钱的面包。 使约瑟夫最感到满意的，是他又有了学习的机会。 城里有一所徒工学校，开设地理、历史、语文以及其他一些课程。每周教师讲授两次，每次是晚上5 点至7 点。约瑟夫参加了学校的学习。 教师有好几名。校长名叫弗都·凯费尔贾。他和蔼可亲，深得学生们爱戴。有一名教师叫弗里克斯·德斯波特，十分严厉，学生们都不敢与他接近。 起初，约瑟夫也不喜欢他，并且断定他是一个不会笑的人。一件偶然的事改变了约瑟夫的看法。有一次，约瑟夫在坟地里看到了他的这位教师，见他趴在一座坟上，跟孩子一样失声痛哭。教师没有看到约瑟夫。原来，德斯波特结过婚，他的妻子在生孩子时死去了。教师从此就失去了欢乐。知道这件事后，约瑟夫便尊敬起这位教师来。 也有令人讨厌的教师。对这类教师，学徒们就喜欢找机会整整他。有一次约瑟夫为此捅了一个娄子：在愚人节那天，他要整整某位令人生厌的教师。 他在那位教师常坐的黑椅子上洒上了墨水，然后躲在一边，静观自己恶作剧的效果。但是，校长走了进来。校长穿了一条雪白的裤子，不由分说一屁股就坐在了那把椅子上。约瑟夫惊呆了。他承认自己干了错事。校长弗都·凯费尔贾保持了他的本色——他一点也没有发怒，也没有对约瑟夫进行处罚。 约瑟夫平静地在工厂里度过了将近3 年。等他将要学徒期满时，生活却变得不平静起来。 学徒们对读书有极大的兴趣，但有限的时间无法满足大家强烈的读书。于是，他们想出了利用上工时间进行阅读的办法：由一人朗读，大家听。 朗读时，派一人在门口“放哨”。见卡拉斯出现，就做个信号，叫里面停下来，继续干活。朗读的差事一般由约瑟夫充当。有一次约瑟夫在给大家朗读福尔摩斯侦探的精彩片断。“岗哨”已然派出，但执勤者被故事所吸引，失了职守，没有发现卡拉斯走进了作坊。卡拉斯进来之后，径直走到了约瑟夫的背后。约瑟夫回头看见了卡拉斯，不觉大吃一惊。他急忙放下书本去干活。 慌乱之中，新的车刀轻脆地响了一声，断在了机台上。卡拉斯勃然大怒，伸手对准约瑟夫的脸就是一掌。 这一掌使约瑟夫难堪非常。他认为自己无法呆下去了，于是决定逃走。 约瑟夫逃走了，他在一家砖厂找到了工作。 学徒出逃是有罪的。卡拉斯不得不向当局报告。宪兵把约瑟夫抓进了监狱。 这是约瑟夫第一次进入监狱。 卡拉斯是个好心肠的人。他往狱中给约瑟夫送饭，并且东奔西走，想法让约瑟夫出了狱。尽管约瑟夫坐了牢，他乃承认约瑟夫这个徒弟，并且让他满期出了师。 在出师前，约瑟夫被允许独自完成一项作业——为锡萨克地方法院制造了楼梯上用的铁栏杆。 在工厂学徒的后期，约瑟夫生平第一次接触政治活动。 工厂有一名工匠，名叫施米特。他从萨格勒布来到卡拉斯的工厂。他总是围着一条惹人注目的红色围巾。他年龄不大，但知识丰富，他的性格也好，很讨学徒们的喜欢。他向学徒们讲世界上各式各样新奇的事，他可以引人人胜他讲人类发现替星的故事，讲新近发现了什么样的替星；他向大家讲飞机制造和试飞的生动情节，尤其是对飞行家法曼的事迹，讲得绘声绘色。 而对学徒们来说，最令人激动的，是他讲工人自己斗争的故事。 1909　年5 月1 日的前夕，施米特找到约瑟夫，对约瑟夫说： “约瑟夫，‘五一’要到了，那可是我们自己的节日。”“那我们干点什么呢？”“我们可以用树枝和鲜花把工厂装饰一番。”约瑟夫等学徒在施米特的指导下，把工厂装饰了起来。 这对卡拉斯并没有什么损害，他没有表示任何异议。 施米特成为约瑟夫第一位政治启蒙者。 可惜的是，不多久，施米特不得不离开约瑟夫他们而远去了。 接替施米特的，是格斯派列奇。 对约瑟夫来说，幸运的是这格斯派列奇的到来，仍然起到了政治上引路的作用。 格斯派列奇比施米特更宫活力。他身体强健，性格好斗，并以此要求学徒们。他很快教会了大家希腊式的摔交。 最为重要的，是他实地进行着政治性活动。他同一些进步的工人一起酝酿组织工会的事，而工会当时是被禁止的。为此，他经常与志同道合的人，在“猎人之号角”啤酒店里集会。 学徒是不被允许进入啤酒店的，但约瑟夫是个例外。 卡拉斯喜欢约瑟夫。他经常派约瑟夫到啤酒店去取他喝的啤酒。这样，约瑟夫就有机会看到格斯派列奇等人的集会，并听到他们讨论的内容。 在啤酒店里集会，得买酒店的酒，不然，老板就赶他们出来。但买了酒就要喝，而一喝，大家就现出了醉意，因而无法进行深入的讨论。在此情况下，格斯派列奇便想出了修建工人之宫的主意。 造一所房子在锡萨克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于是，一座“漂亮”的“工人之宫”拔地而起。 从此，工人们有了自己活动场所，学徒们也可以自由出入，不受限制了。 格斯派列奇还特别注意教育学徒们做一些实际工作。 约瑟夫在学徒中对格斯派列奇布置的任务做起来最为认真。替社会党出版的报纸《自由之言》募捐、推销“工人火柴”，约瑟夫总是成绩卓著。 格斯派列奇还注意向学徒们进行宣传，让大家读进步作家爱德华·贝拉米所著《向后看》，以及《自由之言》等。当时，俄国出现了对革命党的迫害，日本天皇将12　名社会党人判处死刑，美国的革命党人则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这些消息，格斯派列奇都及时地向约瑟夫等人做了宣传。 格斯派列奇尤其注意向大家进行现实的斗争形势的宣传，鼓动大家起来为维护工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约瑟夫，我问你，你们库姆罗维茨成年人有多少？”“几百个。”“那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有选举权？”“3 人。”“几百对3 。在整个克罗地亚，是200 对3，也就是说200　万人当中只有3 万人有选举权。”约瑟夫在沉思。 “你再看看那些有选举权的都是些什么人？”“有钱人。”约瑟夫又沉思起来。 “我要改变这一切！”最后，约瑟夫说。 格斯派列奇满意地看着约瑟夫，没有再说什么。 “我对世界上的事知道得大少了——我要到外边去看看。”这时，约瑟夫18　岁，世界已对他开放。 离开锡萨克后，约瑟夫到了萨格勒布。萨格勒布是克罗地亚最大的城市，也是约瑟夫生来所见到的最大的一个城市。 与锡萨克相比，这里的工厂现代化得多。这一点，对约瑟夫很有吸引力。 约瑟夫找工作也没费大的周折。因为他与曾在锡萨克一起干活的朋友取得了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约瑟夫进入一家工厂。 他在萨格勒布没有呆多久，只有两个月，但是这两个月却是约瑟夫终生引为骄傲的：他第一次直接参加了政治活动——“五一”节游行，并参加了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很多年后他还记着当时发给他的党员证和证章的样子。 在工厂里，约瑟夫还掌握了比锡萨克更精、更深的劳动技术。这一点使约瑟夫终身受用。 约瑟夫的工资是每天两克朗又30　赫拉。他日常生活有了保证，并有了积蓄：攒足了钱，花30　克朗在服装店挑了一身新衣。 他要穿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回家去一趟，让乡亲们瞧一瞧。一切都已准备停当。他把新买来的衣服放到住处，去向工友们告别。 但等他返回时，不觉沮丧万分：他的新衣不翼而飞。 手头还有一些克朗在。回家的计划不改变——他只得花4 克朗在旧衣店购得一身衣服。无论如何他约瑟夫不会穿着上工的那身脏破的衣服去见家乡父老的。 12　月，约瑟夫回到了家乡库姆罗维茨。 虽然没有穿上那套新衣服，但他约瑟夫的衣着依然十分显眼，尤其心里感到踏实的是，他约瑟夫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自食其力的人了，不用说，带回来送给父母和亲友的礼物，也会引起约瑟夫的自豪感。 约瑟夫陶醉了。他在家乡呆下去，丢开了离别家乡重返城市找工作的打算。 晚上，他与邻居们围坐在火炉旁，直到深夜。上了年纪的人讲着马蒂亚·古贝奇的故事，老婆婆们则对一个在拿破仑败退时留在村里的伤兵的故事说个不停。年轻人讲述他们春天外出旅行的经历，约瑟夫则向大家介绍自己在外谋生的种种轶事趣闻。 日于一天天过去，口袋里的克朗一个个减少。 不能这样闲呆了，约瑟夫谋得了一些临时的差事，挣了点钱。但父母对此不以为然。 约瑟夫这才决定再次离家。 他先到了卢布尔雅那。但那里没有地方收留他。 他又到了的里雅斯特，步行了足足60　英里。 的里雅斯特的港口码头和巨大的远洋船只令约瑟夫兴奋不已。 但这里也没有约瑟夫的容身之地。他幸亏是名工会会员，得以领取失业救济费，不致填不满肚子。但三尺男儿岂能长期靠救济度日？ 怎么办？ 只有回老家。 这样，约瑟夫又一次出现在库姆罗维茨。 大家十分惊讶：这么快又回来了？ 约瑟夫理解乡亲的反应，因此，他下定决心，再次离家到社会去闯荡。 他又到了萨格勒布。 这次他遇到了机会。他碰到了一个名叫克纳乌斯的师傅。克纳乌斯开了一个机械修理厂。约瑟夫被接纳进厂。 克纳乌斯与约瑟夫很谈得来，约瑟夫也得到了较为满意的报酬，他又有了积蓄。 约瑟夫没有忘记工会组织的好处。他交足了欠下的会费。 这一年，约瑟夫参加了“五一”游行，并且加入了要求增加工资的工人的行列，尽管他跟老板的关系不错。 工人的罢工取得了胜利：工资得到了增加。 约瑟夫并不想在此久呆。他要到各地去闯闯。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了克纳乌斯。 克纳乌斯十分赞成约瑟夫的想法，对他说： “你看，我年轻时也周游了世界。我学会了德国话，也学到了这门手艺。”约瑟夫离开了萨格勒布。他的目标是维也纳。 但中途约瑟夫改变了主意，决定在卢布尔雅那下车碰碰运气。 约瑟夫在卢布尔雅那附近的小镇卡姆尼克的一个五金工厂里找到了工作。这个工厂约有工人150 名。 此间，约瑟夫参加了带有政治色彩的体育组织。体育一直是他喜爱的活动。但没多久，约瑟夫所在的工厂破产了，大批工人面临失业的威胁。 工厂经理把大家召集起来，对大家说，他了解到，波希米亚的伊内曾科维的一家做保险柜的工厂在招收工人，如果大家愿意去，他可负责介绍，并且答应每人发给路费100 克朗。 这可不是个小数：100 克朗！ 50　名工人当场答应愿意前往。约瑟夫也是其中的一个。 他们上路后取道维也纳前往波希尼亚。 到达波希尼亚车站后，大家发现车站上聚集着大批的工人。他们正在罢工。大家明白了，他们受了骗，100 克朗几乎使他们变成了罢工的破坏分子。 50　人立即加入了罢工工人的行列。罢工取得了胜利，工人们增加了工资。从斯洛文尼亚来的50　名工人不但得以受雇于保险柜五金厂，而且也增加了工资。 但是，约瑟夫并不打算在此久呆。他下定决心，这次在欧洲大陆各地走走。他先到了比尔森，接着到慕尼黑，后又到曼海姆和鲁尔，最后他到达维也纳。 在维也纳，他得以与哥哥马丁重逢，并在哥哥帮助下找到了工作。 新的工作收入不多，他无法支付进入咖啡店的费用。想听维也纳音乐时，他也只好靠在露天饭店的栏杆上欣赏。但收入可支付人体育协会接受训练的花销。他练习了击剑，这使他在日后的军旅生活得益匪浅，他也学会了跳交际舞。 1913　年，约瑟夫年满21　岁。按规定，他要到帝队服兵役。为此，他离开维也纳，回到萨格勒布。 服兵役对约瑟夫来说是不得不接受的差事。他早有耳闻，帝队是一支老式的、古板的队伍。军队为操练而操练，而不是为打仗而训练。另外，军队里的等级制度也是令人窒息的。 入伍的第一天，班长就给了约瑟夫一个下马威。 班长见到约瑟夫留的那一头漂亮的头发后说： “社会党人先生，到这里来，我替你好好地理理发。”说着，他笨拙地按动推子。不一会儿，约瑟夫的头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十”字。 班长故意停下来欣赏了一会儿，便命人把约瑟夫的头发推了个精光。 接着，班长告诉约瑟夫，必须记牢王室成员的名字。 很快，约瑟夫发现，他们的班长简直是一个恶棍，这位班长对谁都可施加他的淫威，而任何人只得默默忍受。因这里是军队，所有的士兵对班长必须绝对服从。 全班30　人睡在一个房子里。班长喜欢抽烟。每当他拿出烟时，30　人必须争先恐后来为他点烟。他喜欢这种场面，谁的动作慢了，谁就要挨罚。而罚罪的方式花样翻新，奇特无比。约瑟夫看到，有一个士兵因动作慢是这样受罚的：被命从外边捉一只青蛙来，班长拿粉笔在地板上画一个圆圈，让那位士兵把青蛙放在圆圈之内，那士兵必须死死地盯住那只青蛙，不许青蛙跳出圈外。 来自约瑟夫家乡库姆罗维茨村的一个朋友，没有念过书，因此，在规定的时限之内未能记牢王室人员的一长串名字而受到处罚。天才的班长又想出了新的方式：命令这位士兵爬上屋里用瓦片砌成的炉子，老老实实蹲在那里，用手指着自己的前额，嘴里要不停地骂自己：“我是个笨蛋！我是个笨蛋！”就这样，这位士兵足足被折磨了一个钟头。爬下来后，约瑟夫陪他到院子的一个角落里——他要在那里大哭一场，却又不敢放声。 在军队里，对约瑟夫来说唯一的乐趣是参加部队的体育活动。他的剑术颇有长进，他获得全团击剑冠军。尔后参加布达佩斯举行的全军击剑比赛，又获得亚军。很快他被提拔为军士。这与他在体育上表现出来的才能不无关系。 就这样，约瑟夫在军队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时，重大的事变正在悄悄走来。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 纵立万里凌云志，身到难处恋故园。 成龙必无久倦困，终可腾去越峻岩。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战争的洗礼 王朝兵士反王朝，有愧利剑戮同胞。 不计胜负成敌虏，另有天地待君瞧。 且说1914　年6 月28　日傍晚，战士们听到了全连紧急集合的号声。 大家在营房前的操练场上集合完毕，等候上司的训令。 团长出现了。他忧郁的神情丝毫不加掩饰。 原来，他向全连宣布的是一条在他看来极为不幸的消息：奥匈帝国的王位继承人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遇刺身亡。 对于斐迪南大公，战士们是知道的。因为每个战士一入伍，受的教育之一，就是熟记一长串王室成员那长长的名字，弗朗西斯·斐迫南就在这长串名单之中。 队伍解散后，战士们便开始用胳臂相互轻轻撞击。这是战士们的一种表达方式，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相互明白这一动作所表达的思想和感情。 第十五莫多兰团是由克罗地亚人组成的部队。克罗地亚各地反对奥匈统治的浪潮，早已波及到这里。 大家明白，行刺事件是南斯拉夫人干的。奥匈方面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大家倒希望事情会引发点什么，或者会引发战争。那倒是个好机会，打起仗来，说不定自己的国家会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战士们胳臂的相互轻撞，或许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 战争果然来临了。行刺事件发生之后的一个月，约瑟夫所在的连队又一次紧急集合。这一次听取的是向塞尔维亚宣战的命令。 原来，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南斯拉夫的青年，革命情绪一日高过一日。这些青年已经觉醒。他们不但憎恶哈布斯堡王朝，而且憎恶这个王朝所代表的整个社会制度。 这些革命青年已经组织起反抗王朝的秘密团体。“青年波斯尼亚”在这些团体之中最为活跃。 这些团体认为他们的斗争目标是共同的，因此，彼此互相支持，互相鼓励。 斯洛文尼亚的“复兴社”，就在自己的刊物《复兴》上登出了一首寄自波斯尼亚的诗歌。诗中说： 同志们，不要害怕；什么都不用害怕；兄弟们，跟你们在一起的，是来自波斯尼亚山区、奈雷特瓦河河谷的我们，是手持雷神百发百中的神箭的我们。 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勇敢地前进！ 为了南斯拉夫，投身于伟大的斗争！ 只可惜的是，青年们还没有把握正确的指导思想。在当时的条件下，这自然也不足为怪。 当时主张实行易卜生的不断反叛观念，认为这种观念是生活的主要规律的思想家迪米特里那·米特里诺维奇和弗拉迪米尔·切里纳，成为青年们的精神领袖。而俄国民粹派的思潮、蒲鲁东主义，在他们当中也颇时兴。 他们崇尚不妥协的精神，同时崇尚暴力，而他们认为暴力之中，暗杀手段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 这些青年人很是勇敢，有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只可惜，他们的劲儿用得不是地方。 对于他们进行的暗杀行为，我们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单子： 1910　年5 月，奥皇弗朗西斯访问波斯尼亚时，人们组织并实施了对奥皇的行刺活动；1910　年6 月15　日，黑塞哥维那的大学生博格丹·热拉伊奇，对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总督马里扬·瓦雷沙宁将军开了5 枪，然后把枪口朝向自己，自尽身亡；1912　年6 月8 日，波斯尼亚大学生卢卡·万基奇行刺克罗地亚巴昂斯拜夫科·楚瓦伊，当场巴昂逃脱，另一名高级官员被击毙，一名警察被打死，一名警察受伤；1912　年10　月31　日，萨格勒布大学生伊万·普拉宁什查克行刺克罗地亚巴昂，终于把那位在1912　年6 月被刺时捡了一条性令的楚瓦伊击毙；1913　年5 月15　日，萨格勒布的大学生亚科夫·舍费尔在萨尔瓦多大公和什凯尔莱茨已昂看戏离开萨格勒布人民剧院时，掏出手枪，对准目标。但是，他还未来得及扳动枪机时被警察发现、擒服；1913　年8 月18　日，斯捷潘·多伊契奇行刺克罗地亚新巴昂伊沃·什凯尔莱茨。当场，伊沃未被击中要害部位，而只被子弹伤了手部。斯捷潘·多伊契奇曾移居美国。原巴昂楚瓦伊曾是他刺杀的对象，而等他有机会回国时，楚瓦伊已被刺杀，于是，他改变了行刺的目标。 青年们在不同的场合行刺王朝一般达官贵人的事，更是不可胜记了。 如果说上述暗杀活动并没有酿成严重政治社会后果的话，那么，1914　年6 月28　日，青年加夫里洛·普林齐普打死弗朗西斯·斐迪甫大公的事件就大不一样了。 这倒不仅是由于被刺者本人的分量过重。不错，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在臭匈一方是位重要人物，他甚至被公认为哈布斯堡帝国王位的继承人。 但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问题的实质在于奥匈帝国的决策者们要利用这一事件，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在此之前，奥军一直在摩拳擦掌。它早已无法再按捺下去。它在寻找机会，挑起战争。对塞尔维亚，它甚至考虑不作任何警告，或说不必寻找任何借口就要实施入侵。但有个借口就更好。 不用说，刺杀事件再好不过地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借口。 初起，维也纳为了“寻找充分的证据”曾派了特使到萨拉热窝去进行“调查”。谁知派出的特使并没有照政府的意图行事。这位特使名叫弗里得里希·冯·维兹内。他所尊重的只是事实。他了解到，刺客加夫里洛·普林齐普在行事前确是由贝尔格莱德进入波斯尼亚的，但这不能说明实质问题。特使没有发现刺杀事件得到了塞尔维亚当局的支持的任何证据。7 月13　日，他起草电报给维也纳。电报说：“不存在任何证据表明塞尔维亚政府对于组织谋杀或者谋杀的准备，或者提供武器等方面负有责任。也没有任何证据使人对这样的事情产生怀疑。”不用说，电报使维也纳大为恼火，他们干脆不再理睬调查的事，而是直接下结论说：“行刺的想法产生于贝尔格莱德。”还说塞尔维亚的文武官员、“国防”组织的成员“向刺客提供了武器”，而塞尔维亚边界部门负责人则“把刺客们送进了波斯尼亚”。 事实上，当时塞尔维亚当局是竭力想避免与任何外国进行一场新的战争的，更何况是强大的臭匈帝国？两次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已经杀得精疲力穷。它的兵员已深感不足，武器也已耗尽。即使装备不足额的军队，武器也极为不足。当时枪就少10　多万枝。由于大家忙于战争，经济也比邻国显得落后了。 还有一个原因，说明塞尔维亚政府不会与行刺事件有关：国内正准备大选。各政党都在忙于竟选活动。没有任何政党想借助于对外扩张来拉选票。 如果事件果真是塞尔维亚方面组织策划的，它也不会选择这样的时机。 事情正好相反，塞尔维亚政府由于害怕出事，曾进行了若干防范措施，就在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访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时，当地的一批学生逃到塞尔维亚。这些学生说，哈布斯堡帝国内部将爆发广泛的恐怖主义浪潮，弗朗西斯·斐迪南将被打死。听到这些传言之后，塞尔维亚当局十分警觉，想方设法避免斐迪甫在波黑出现意外事件。首相尼古拉·帕希奇责令内务大臣密切注意塞尔维亚一波斯尼亚边界动向。 内务大臣获悉有若干人携带炸弹和手枪从塞尔维亚进入了波斯尼亚的情报后，立即报告了首相。帕希奇专门召开会议对此进行了研究，并要内务大臣责令民政当局到边界调查此事。内务大臣还下达了类似封锁边界的命令，禁止人员和武器越境。 塞尔维亚当局采取这些措施为时已晚，或者说他们根本缺乏有效手段阻止恐怖事件的发生。帕希奇首相曾责令国防部采取行动，使那些已经越境的青年不要生事，但国防部哪有这样大的神通？ 话说“青年波斯尼亚”的加夫里洛·普林齐普与特里夫科·格拉贝日及查布里诺维奇曾接受组织的任务，到贝尔格莱德购买武器，为实施行刺作准备，他们接受了这项任务，但却没有完成任务的基本手段——钱。三个人想了许多办法，终于通过熟人从波斯尼亚游击队驻贝尔格莱德的人员手中搞到了武器，并携带这些武器越过了塞波边境。 加夫里洛·普林齐普还承担了现场谋杀的重任。 普林齐普绝没有想到干这件事会捅出偌大的娄子，但他自己曾预感到事不寻常。他对自己的性命自然已经置之度外了。行事前，普林齐普与战友们做了周密的准备，个个都发誓一定要万无一失，事情办得非常精心。 普林齐普没有忘记先驱们为开创波斯尼亚及整个南斯拉夫自由、解放事业所做的贡献，遂于行事的前一天，在被称为民族代言人的约万·斯凯尔利奇的墓前安放了一个花圈。 第二天，即1914　年6 月28　日，普林齐普在战友的支持和掩护下，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事后普林齐普宣布，对弗朗西斯·斐迪南，“是当作暴君”而打死的，他和战友们的这一行动，是为了南斯拉夫人的共同利益，为了抗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所处的殖民地地位。他不承认自己的行动与塞尔维亚当局有关。 奥匈及德国方面却不按事实说话，事发后，奥匈帝队总参谋长康德拉宣称：“这不只是一个狂热之徒犯下的罪行，这次行刺是塞尔维亚向奥匈宣战……如果我们放过这个机会，帝国将面临南斯拉夫的、捷克的、俄国的、罗马尼亚的和意大利的野心的大爆发……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奥匈必须打这一仗。”这是天赐良机，差不多整个奥匈帝国的统治阶级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吉兹尔在给维也纳的报告中也说：“行刺事件使我们在道义上处于有利地位。”良机不可失，帝国加紧进攻塞尔维亚的准备。但做法上“内紧外松”。 一向持“主战”观点的总参谋长康德拉离开维也纳，宣布去凉快的地方“避暑”。 7 月23　日，维也纳向贝尔格莱德发出了照会。 照会是维也纳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吉兹尔交给塞尔维亚一方的。 当时，帕希奇首相不在首都，他正在地方上搞竞选，因为选举要在8 月6 日进行。部队参谋长拉多米尔·普特尼克将军也不在，他正在奥地利一个矿泉疗养地治他的老病。 尼古拉·帕希奇的副手拉所尔·帕楚博士接受了照会。 吉兹尔公使递交照会之后宣布，如果塞尔维亚政府对照会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的话，他将率领公使馆的全体人员离开贝尔格莱德。而如果他们非要离开不成的话，7 月25　日下午6 时就是最后的时刻。 帕楚博士听了吉兹尔这番话，已经预感到大事不好，而当他了解了照会的内容的时候，他更大吃了一惊。塞尔维亚方面没有谁能料到，奥匈方面会采取如此激烈的措施来对付塞尔维亚。这照会共有10　条要求，那便是： 1.查禁煽动对（奥匈）帝国的仇视和蔑视以及，总的倾向是反对帝国领土完整的任何出版物；2.　立即解散“国防”组织，并对塞尔维亚境内进行反奥匈帝国宣传的其他固体采取同样的态度。采取措施，使这些被解散的团体不致在别的名义下，来用其他形式，继续活动；3.　立即从塞尔维亚的教育体系中开除可能进行反奥匈宣传的教员，屏弃可能用于这一目的的教学手段；4.令犯有进行反（奥匈）帝国宣传错误的全体文武官员退役退职，皇家帝国政府随后将把这些文武官员的姓名和行为通报给（塞尔维亚）王国政府；5.接受皇家帝国政府的合作，共同扑灭旨在反对帝国领土完整的颠覆运动；6.对塞尔维亚领土上的6 月28　日阴谋的参与者进行法院调查，皇家帝国政府委派的机构将参与这一调查；7.立即逮捕沃伊斯拉夫·但科西奇少校和塞尔维亚官员米兰·齐加诺维奇，在萨拉热窝进行的调查说明，这两人已声名狼藉；8.塞尔维亚当局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帮助越境进行非法活动的武器和弹药交易；解雇沙巴茨和洛兹尼察两地对萨拉热窝的刺客提供帮助和为他们的越境提供方便的边界机构的官员，并予以严惩；9.对塞尔维亚高级官员在塞尔维亚国内外发表的一些毫无道理的讲话向皇家帝国政府作出说明，因为他们在发生了6 月28 日事件之后，竟然在一些谈话中对奥匈君主国表示敌意；10. 立即向皇家帝国政府通报以上各，久中答应采取的措施的执行情况。 这是最后通牒！ 帕楚博士决定赶快召集内阁会议。 首相尼古拉·帕希奇与参谋长拉多米尔·普特尼克缺席。 “只有拼死，别无他途！”教育大臣留巴·约万诺维奇首先开腔。其他政府成员没有不同的意见。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帕楚博士以政府的名义，通报全体驻外机构，说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塞尔维亚将投身于战斗。 接下来是向友好国家通报情况，寻求支持。 说来也巧，这时，各友好大国的使节没有一个呆在贝尔格莱德，尤其俄国、法国和英国，使馆只有低级别的外交官在主持馆务，但帕楚博士还是把塞尔维亚政府的基本立场告诉了这些国家的外交代表。 其中，俄国人的态度如何尤为要紧。 第二天，也就是7 月24　日，帕希奇被召回贝尔格菜德。他也主张不接受奥匈的最后通牒。他当天清晨去了俄国公使馆，随后会晤了英国代办。他还召见了黑山和希腊公使。 摄政王亚历山大向俄国沙皇及意大利国王发出了个人呼吁。 当天，俄国政府开会研究局势，决定在面对奥匈的四个军区实施动员。 塞尔维亚政府发出疏散令。同时，帕希奇在和阁员们一起绞尽脑汁，起草对臭匈照会的复照。 复照拟就并且通过了。但拉丁文打字机中途出了毛病。这是政府唯一一台拉丁文打字机。无奈，复照的未几页只好改为手抄。最后，法文复照全部弄出来了。时间是17　时45　分。也就是说，离最后通碟规定的时间还差15分钟。 由谁去送这份复照呢？ 首相帕希奇自己承担了这一任务。只见他先把复照装进一个信封，然后把它夹在腋下，迈起稳重的步子，不慌不忙，下了楼梯，犹如他已经意识到他此行的意义不同寻常。 吉兹尔翻看着复照。复照说，塞尔维亚政府接受最后通牒的几乎全部要求，但第6 点除外，因为那样做“违反宪法以及刑事诉讼法”。 吉兹尔看罢立即表示，他对答复表示不满，他将立即离开贝尔格莱德。 当天夜里，塞尔维亚政府从贝尔格莱德撤至尼什。 7 月28　日，即刺杀事件过后1 个月，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 宣战是通过电报的形式宣布的。 当天中午，尼古拉·帕希奇正在尼什一家咖啡店里吃午饭。他独自占着一张桌子。一名宪兵给他送来一份电报。帕希奇还没有吃完饭，看完电报，他站起身来，向在场的人宣布： “奥地利向我们宣战了。它就要灭亡了。上帝将赐我们以胜利！”8 月，德、俄、英、法等国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实际上，奥匈帝国远没有完成战斗动员，对于入侵塞尔维亚的作战计划，也是草率拟就的。它没有必要的应变计划。一旦原计划与现实有了出入，他们对军事行动便无法控制，处于被动应付的境地。 1914　年当年，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发动了三次攻势，都未能成功。 塞尔维亚一方，组成了以王太子亚历山大·卡拉乔尔杰维奇和参谋长拉多米尔·普特尼克等人为首的最高指挥部。指挥部认为，臭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主要打击方向是在北方。即敌军将沿莫拉瓦河河谷、多瑞河以及萨瓦河流域挺进。于是按照这一设想对军队进行了部署。塞尔维亚方面的判断无疑是合乎军事常规的。 但奥匈方面入侵塞尔维亚的前线司令波乔雷克将军却另有打算。波乔雷克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总督，他对自己所统治的地盘的政治状况原已忧心忡忡。而6 月28　日的行刺事件以及随后对“青年波斯尼亚”整个组织系统的破获，更使他产生疑虑：如果塞尔维亚军队越过德里纳河，就会在波黑引起起义。堵住德里纳河一线成为他优先考虑的问题。于是他将自己的主力置于塞尔维亚的西部，从德里纳河实施了攻击。 这里是山区，作战地形却有利于塞尔维亚人。 臭军先是在采尔山地区吃了败仗，波乔雷克损失了25000 人。从开仗到8 月12 日，12　天的工夫，他的最后一名士兵被赶出了塞尔维亚国境。 随后，波乔雷克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这次波乔雷克将军集中了兵力，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术，十分奏效。这使塞尔维亚的军队出现了危机，撤出了贝尔格莱德。 由于国家的分割，在巴尔干半岛上所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南斯拉夫人自己残杀自己的战争。 波乔雷克进攻塞尔维亚的主力，是巴尔干军团。军团中的主力又是第十五军、第十六军、第十三军和第八军。这些部队中，南斯拉夫人——人数最多的是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占到1/4 。 在波乔雷克发动的第二次进攻贝尔格菜德战役中，被称为“魔鬼师”的克罗地亚第四十二师参加了战斗。而在攻克贝尔格莱德时，波乔雷克特意对部队进行了专门调遣，以便让由克罗地亚人及塞尔维亚人组成的步兵第二十六团最先进入贝尔格莱德。波乔雷亚的良苦用心立即受到主人的赞赏，奥皇为此专门发了一个感谢克罗地亚人的文告。 实际上，有时这种兄弟相互杀戮的行为也用不着人去鼓励和煽动。在有名的猫石峰战斗中，一边是乌日策第四基干团，另一边是利卡的主力团。两边都是塞尔维亚人。乌日策第四基干团在团长社尚·普里奇的率领下，向利卡主力团发动了十几次冲锋。普里奇让战士们喊话：“投降吧！别死得那么愚蠢！”而利卡主力团则回答说：“你哪里听说过塞尔维亚人投降的事？”在进攻贝尔格莱德的战役中，奥匈帝国陆军第二军奉调进驻贝尔格莱德以北的阵地，作为后各部队。约瑟夫所在的第二十五莫布兰团也在其中。 不过，约瑟夫倒没有加入与塞尔维亚的南斯拉夫人的相互肉搏之中。他所在的第二军，因东部战线吃紧，被调往喀尔巴阡山，去抵挡俄国人的攻势。 那时是深秋，现在已是春天了。但天还是那么冷，还下着雨雪，战士们的大衣全是蓐麻的，无法抵挡寒风和雨水，靴子也全是破的。大家都无情地诅咒天气的恶劣，并使劲儿地跺着双脚。 约瑟夫将身子蜷曲在战壕里，尽可能使自己少一点接触外面的风寒。 他诅咒的不只是恶劣的天气，他诅咒战争本身。他看到，对战争抱反对态度的不止他一个人。他不能忘记，在来前线前他坐禁闭的事。那时他就诅咒了战争。有一次，他当着别人的面曾说他盼着帝国在战争中失败，盼着帝国早日瓦解。 另有一天，约瑟夫接到命令，要他前往诺维萨德取家住在那里的儿个军官的东西。他晚上在马尤尔村过夜，住在一家水果蔬菜店里。老板娘是位塞尔维亚妇女。与约瑟夫一起在此过夜的，还有过路的另外几个士兵，其中有一名年老的军士长。 老板娘请客人们喝茶。大家边喝茶边闲聊。老板娘说，在佩特罗瓦拉丁城堡里，塞尔维亚人正备受折磨，有的塞尔维亚人甚至被枪毙了。 约瑟夫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反对一切的民族迫害，因此，他谴责对塞尔维亚人的这种迫害。约瑟夫还说，他咒骂战争。自己的团要开往波兰的加利西亚，而到了那里，他要向俄国人投降。 在场的军士长听了约瑟夫的话之后咆哮起来，他立即解除了约瑟夫的武装，并将约瑟夫捆了起来。 这样，由于老军士长的告发，约瑟夫被送进了佩特罗瓦拉丁城堡的监狱。 监狱里关着一名德国兵。那人已被关了两个星期。他说他被关后，再也没有人来理睬他。 约瑟夫听了之后受到启发。他不能被关起来没人理。于是，他开始用拳头捶门，闹着要去见指挥官。他的这一手很奏效。第四天，他被带出监狱。 幸运的是，他被无罪释放。原因是指挥官相信了约瑟夫朋友的证词。 原来，城堡司令向马尤尔村那位水果店的老板娘进行了调查。老板娘与司令是老相识。老板娘晓得约瑟夫那几句话的份量。她还认定约瑟夫是替她们塞尔维亚说话的。所以她作证说约瑟夫在她那里什么话也没有说。 于是，司令对约瑟夫说：“对不起，现在没事了，”约瑟夫被宣布无罪释放。 约瑟夫十分恼恨那个告密的老军士长。 他从大家对连长汤马塞维奇的态度中也看到了反战情绪。汤马塞维奇每天都向大家灌输为了皇上勇敢杀敌的话，他甚至对不听从的人采用极为严厉的手段进行惩治，但是，大家还是鼓不起劲儿。 他从连长的身上看到，对战士，对下属，光严厉、不关心是不成的。 约瑟夫已升任排长。他指挥着一个侦察排。对侦察，他是极有兴趣的。 他带领全排深入敌后，摸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军情，抓了不少俘虏。有一天夜里，他们袭击了80　名俄国兵。俄国人没有设哨就睡起了大觉。 80　人都成了俘虏。 他干得很成功。秘诀是什么呢？他要精心地关照下属，尤其注意大家的口粮是否被克扣，注意他们脚下的靴子，注意给他们创造睡眠的条件。他还注意跟大家一起谈论共同的家乡，谈论大家的家人……大家信任他、拥护他。 瞧瞧那位放肆的、讨厌的汤马塞维奇！ 这汤马塞维奇当时是一名上尉，若干年之后，也就是1942　年冬铁托在攻打比哈奇时，指挥该城防御的卫戍司令，就是当时的这位连长。那时他的军衔已经是将军了。攻下比哈奇后，汤马塞维奇逃走了。他一直充当伪军，替德国人杀戮自己的同胞。 1945　年战争结束后他被捕并被判死刑。这些都是后话。 雨停了。约瑟夫站起身来。 又有两具尸体被抬了过去。眼下没有战斗。他们是被冻死的，这样死去的战友，比作战时的死亡数还要多。 当天是复活节。头头们都躲在总部的暖和的房子里过节。 从对面山上发射的第一发炮弹落在离约瑟夫不远的地方，接着是第二发、第三发……俄国人又进攻了。 这时是凌晨4 时。俄国方面布鲁西洛夫将军向奥匈军队的左翼发动猛攻。俄国人占据着有利地形，他们居高临下，先是实施炮火攻击，随后骑兵冲下山来。 奥匈帝队跳出战壕，举枪迎战。大家厮杀在一起。 约瑟夫刚刚冲出战壕，迎面冲过来一名吉尔吉斯骑手。说时迟，那时快，两米长的长矛闪电般向约瑟夫袭来。长矛的铁尖刺入了约瑟夫的左肋。 约瑟夫先是感到一阵晕眩，随后就完全失去了知觉。 欲知约瑟夫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 军旅无欢国无宁，天阴雨湿日难晴。 心中虑得千番事，忽受一掷入虏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革命的洗礼 营内无计择枝栖，营外可容客来居。 天翻地覆十月事，铁砂洗面血涤躯。 且说约瑟夫·布罗兹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 周围的人没有一个是他认识的。他努力整理自己的思维，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感到左半身疼痛难忍。他记起来了，他记起了那个吉尔吉斯骑兵闪电般向他击来的情景…… 他还感到周身发冷。他觉得自己似乎在发抖。 大概是发现他醒来了，几个护士凑了上来。 这时，约瑟夫又觉得一阵眩晕。护士的白衣，在他面前闪过。他所看到的，似乎是他家乡库罗姆维茨天空的云。 他又昏了过去。 他开始说胡话。周围的人听出，他像在与人吵架。断断续续，似是而非： 他在责怪圣像上的圣徒，说他们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企图偷走他的财物。 就这样，约瑟夫·布罗兹昏昏迷迷，一连数日。 他的创伤很深。他还得了肺炎。 有一天，一个护士走到约瑟夫的床前，将一根红带子拴在了他的床头，这是一种记号，它说明，这床上的病人很快就要死了，在咽气之前应该从病房里将他搬出去。 但是，在这样的关头，约瑟夫·布罗兹又熬了过来。 他的高烧逐渐地退了下来，伤口也在愈合。 没过几天，他可以下床走动了。 现在他已闹明白，他做了俘虏后就作为重伤员被送到这里。 这里是靠近喀山的一个小镇，名叫斯维亚西斯克。伏尔加河就流经这里。 医院是由一座修道院改造而成的，简陋不堪。但是医生、护士们对伤员挺好。 呵！当了俄国人的俘虏，他曾为说当俄国人的俘虏而坐过牢呢！ 约瑟夫眼下说不清事情会如何发展，说不清自己今后的生活将是什么样。 他第一要做而且能够做的，是学习。最简便的是学习语言。俄语与约瑟夫讲的克罗地亚语十分相近。他学起来并不感到有什么困难。 与战俘伤员的住室相对的房子里，住着几位俄国中学生。她们很愿意帮助约瑟夫他们。她们不断地送书给他们看，其中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 约瑟夫的伤口愈合很快，不多天，医生们断定他可以出院了。 出院后，他被送到另一个小镇阿旦托夫去干活儿。约瑟夫被俘前是一名上士，按规定他是可以不干活的。但约瑟夫觉得在这异国他乡，没有活计打发日子，是无法忍受的。所以，他要求给他活干。 这样，他又被分到离阿旦托夫不远的卡拉西也夫村。这里住有鞑靶人、摩尔达维亚人，也有俄罗斯人。约瑟夫的工作是管理一台磨面机。这台磨面机属于三家有钱的摩尔达维亚人共同所有。磨面机给村里和周围村子的居民进行小麦加工。 磨坊的活不多，约瑟夫有十分充足的时间进行学习，他可以从村子的教员那里借书读。 时间长了，大家就混熟了，有一次，三个磨坊主人之一的农夫请约瑟夫洗土耳其浴。浴室里满是蒸汽，约瑟夫学着主人的样子，用树枝抽打全身。 “约瑟夫，我女儿长得不丑吧？你娶她做老婆成不成？”约瑟夫没想到主人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怎么样？你是个熟练机器匠。我的女儿可以替你再生一个小机器匠。”约瑟夫听罢笑了一笑，回答说：“我不打算结婚。”在卡拉西也夫村，约瑟夫结交了几个朋友，他们明确向约瑟夫表明，他们反对沙皇。 但约瑟夫无法再在此呆下去与这几位朋友深交了——他被遣送到乌拉尔地区的战俘营。 约瑟夫·布罗兹先是乘坐火车到达彼尔姆城，然后转到孔库尔。约瑟夫被指定为战俘营的领队。 战俘营的主要任务就是修铁路：或者修筑一条新路，或者修复旧路。 大家衣衫褴褛，疲惫不堪。每天都有人死去，重现了一年前战场上的情景。 俘虏营得到了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济。美国的、瑞典的红十字会向他们寄发食品和衣服。 战俘营还可以直接接触红十字会的代表。 人们发现俄同人的工头在偷窃红十字会发来的包裹。这引起了战俘们的强烈不满。他们的工资极低，所得报酬无法购买所需的足够的食品和御寒的衣物。战俘们把红十字会的赠予，看成生存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有了它，就会少死些人。因此，工头偷窃的，绝不仅仅是财物；他的行为实质上是葬送那些体弱多病的战俘的生命。 约瑟夫出头了：他直接写信给瑞典红十字会的代表，告发工头的可耻行为。 这件事很快在战俘中传开了。 瑞典红十字会对此进行了干预。工头受到了处罚。孔库尔地区红十字会负责人、一位年老的伯爵夫人也因此丢了脸。 但约瑟夫却遭到了可怕的报复。 作为俘虏营的领队，约瑟夫负责记录战俘的出勤。有一天，三位罗马尼亚人在出工前发现靴子实在没法穿了，就留下修理自己的靴子。约瑟夫同情他们，就给他们记上了出勤。那位工头受到了处罚但并没有被撤职。他正在暗自找茬儿。他抓着了机会。工头闯进房子，质问约瑟夫，为什么三名罗马尼亚人没有上工，作为领队的约瑟夫却给他们记了出勤。 约瑟夫向他解释，他们修好靴子会立刻去上工，因此才给他们记上出勤。 “实际上他们在四处游荡！”工头咆哮起来，“你等着瞧好了！”没多久，闯进三个大胡子的哥萨克人。他们把约瑟夫送进了监狱。一跨入那所黑房子，哥萨克人就对约瑟夫下了毒手。他们一、二、三数着数，重重地冲约瑟夫背上整整抽打了30　皮鞭。 约瑟夫疼得无法翻身。天气又冷，他又急又气。 晚上，牢门被打开了。 约瑟夫警觉起来。 “难道30　皮鞭还不解气，而非要我一条小命不可吗？”约瑟夫正在暗中思忖，便听到门口有人轻轻地喊他：“奥地利人，奥地利人，跟我来。”原来是一名老狱卒。 一看就知老人不是个坏人。约瑟夫放了心。 他跟定老狱卒，在黑暗中踉跄前进。 老狱卒告诉他，哥萨克人已经走了。他要年轻人到他家去暖和一下。 老人的家就在监狱的地窖里。他的三个女儿在家里等待着。她们已经烧好了热茶。约瑟夫到达后，姑娘们把茶端给约瑟夫，在约瑟夫喝茶的时候，老人弹起了三弦琴。 约瑟夫十分感动。呵，地狱之中也有天堂！ 老人不得不把约瑟夫重新送到监狱里去。他给了约瑟夫一条毡子。 约瑟夫又在监狱里呆了好几天。 有一天傍晚，约瑟夫听到院子里许多人在吵闹。他立即跑到门边。他听到远处有口号声。一声声听得清楚，分明是：“打倒沙皇！”老狱卒跑过来对约瑟夫说： “沙皇被推翻了。孔库尔的工人赶过来，要放掉政治犯……”“呵！”约瑟夫听了激动起来。 约瑟夫被释放了。他又重新回到了俘虏营。俘虏营里群情激昂。俘虏中的克罗地亚人也感到有了希望。他们相互问：我们的弗兰茨·约瑟夫什么时候也被推翻呢？ 大家都活跃起来。 铁路工厂的工程师卡茨，一个波兰人，也活跃起来。 有一天，约瑟夫·布罗兹和其他几个战俘被带到工程师家。那里已经聚集了一群工人。这是一群布尔什维克。大家在屋子里朗读了列宁的文章：《四月提纲》。 然而，情况骤变。临时政府对工人阶级下了毒手。临时政府也不想结束战争。 约瑟夫又一次被抓进了监狱。但不久，靠了工程师卡茨的营救，他又获释。随后，约瑟夫被派遣到离彼尔姆不远的一个小车站，工作仍然是维修铁道。 又过了不久，卡茨工程师给约瑟夫捎信儿过来，说同他联系过的几名工人已经被捕。约瑟夫觉得很不踏实，决定逃走。 他想到彼得堡去。 工程师的儿子在彼得堡。老工程师把儿子的地址告诉了约瑟夫，并给约瑟夫准备了几件便衣。 约瑟夫穿上便衣上路了。他徒步走了两站，然后爬上了一辆开往彼得堡的货车。 几天之后，约瑟夫到达彼得堡。他很快找到了老工程师卡茨的儿子。 工程师小卡茨在彼得堡有名的普梯罗夫斯克工厂工作。他和他父亲一样，热情接待了约瑟夫。 几天之后，彼得堡爆发了反对临时政府的7 月大示威。约瑟夫加入了游行的队伍。临时政府血腥镇压了这次示威，随后，又进行了大逮捕。 卡茨工程师被捕了。约瑟夫无处安身，为躲避警察和宪兵，他在彼得堡的桥下藏了好几天。 无奈，约瑟夫决定再次逃走。这一次他想逃到芬兰去。 在边境上，他受到盘查。他不知道怎样回答为好。他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身分——奥地利战俘。 约瑟夫被遣送回彼得堡，关进了监狱。 他被送进彼得堡巴甫洛夫斯克城堡。牢房是砖砌的。涅瓦河的河水一直涨到窗下。牢房里肮脏潮湿。耗子肆虐，连人都不怕。 三个星期之后，约瑟夫被提审。他这次冒险说出了自己的身分。警察听后说：“笨蛋！早说是战俘早就放了你……还以为你是可恶的布尔什维克呢。”这样，他被告知，要被放逐到孔库尔去。 决不再回到那里去！ 约瑟夫被押解上火车。 他一直在寻找逃跑的机会。火车开得很慢，慢得烦死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 车到叶卡特林堡后，约瑟夫决定逃跑。他跟看守说他要离开车厢去取水煮茶。他被允许后迅速走出车站。刚出站他碰见了出站赶回车厢的另一名看守。一上来，这位看守还热情地向约瑟夫打招呼：“喂，伙计！”但他立即发现情况不对头，于是大喊起来。他还朝约瑟夫举起了枪。 约瑟夫飞快地跑进人群，并返回月台，极其敏捷地跳上了一辆已经启动的列车。 上车后，约瑟夫找了一个位子坐了下来。他表面上镇静自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佯。 他穿着便服，不时地用他那流利的俄语与周围的人搭话。没有人想到他是一位奥地利战俘，是一名在逃犯。 但叶卡特林堡站已经把一名战俘逃走的消息通报了沿途各站，让各站宪兵注意察访。车到图门车站后，一名宪兵走进车厢。不知怎地，宪兵径直朝约瑟夫走来，走近之后，他问约瑟夫： “你们这里有一个奥地利逃犯吗？”“没有。”约瑟夫用俄语回答。 宪兵离开了，查票员接着查票。 当查到约瑟夫时，他决定摊开双手不说什么。 这一招还挺灵。查票员向约瑟夫笑了笑，就去盘问下一个人了。 车子继续东行。 约瑟夫身无分文。但是，他从周围旅客那里得到了足量的食品。 车子越过乌拉尔，进入西伯利亚。 一天傍晚，车开到阿塔曼斯基·胡托站时，列车被一群武装的工人所包围。 大家很快便闹清楚了发生的事情： 十月革命爆发了，这群工人是从附近鄂木斯克过来捉拿逃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他们盘问每一个人，向大家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道理。 问到约瑟夫时，他如实讲了自己的情况。 工人们对约瑟夫说，一切都很好。他们让约瑟夫赶回俘虏营去。他们说俘虏营已经宣称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他们已经组成了红色国际纵队。 约瑟夫听了十分兴奋。他听从了工人们的意见，很快赶回了俘虏营。 约瑟夫申请参加了红色纵队。这里面有捷克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全是战俘。红色纵队多次要求上前线去，与外国武装干涉者进行斗争。但红色纵队并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 对约瑟夫来说，在红色纵队中的最大收获是学习了列宁的理论。他们读了多篇列宁的有关俄国革命的小册子。当时，约瑟夫与军团的其他人一样，提出了加入俄国国籍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申请。 突然，形势再度激变。捷克兵团发生兵变，他们支持白军，向红色纵队发起进攻，并很快将红色纵队打垮。随后，高尔察克海军上将挥军进驻鄂木斯克，宣布成立政府。鄂木斯克立刻被白色恐怖所笼罩。 约瑟夫再次决定逃走。他这次不想再远行，决定在附近的乡村里隐藏起来。 他逃到离鄂木斯克几十英里的吉尔吉斯人居住的村子。 这里的吉尔吉斯人信奉伊斯兰教，是半游牧的民族。秋冬两季，他们住在地窖里，夏天才住进帐篷。这是一个半开化的民族。不过，他们已经有了一座机械化磨房。磨房再一次帮了约瑟夫的忙。他比原来的人管得好。 村子里吉尔吉斯人的族长叫伊萨牙。他颇有权势，是村子里的主宰。不但磨房属于他，他还有2500　匹马奔驰在草原上。 对约瑟夫来说，不仅他掌握的机械知识对他有用，有关养马驯马的知识，他也排上了用场。 约瑟夫到村里没多久，就赶上了吉尔吉斯人的传统节日。 这时，要举行赛马活动。来参加活动的，可不只村里的人，附近四面八方的吉尔吉斯人都过来看热闹。 这一天，一匹深红色的高头大马被牵出帐篷。可以看得出，这匹马喂养得很好，但显然它还未背过鞍。说来也凑巧，马牵出后，约瑟夫正好在跟前。 伊萨牙也在。族长见约瑟夫以称赞的目光盯着那匹马，便提出要约瑟夫骑上试试。他也许想成心出约瑟夫的洋相。 约瑟夫答应试一试。这使大家大为吃惊。这匹马见约瑟夫接近它，便愤怒地前蹦后跳。约瑟夫骑到了它的背上。这马见约瑟夫骑上了它，便一阵风似的奔入树林。树枝像鞭子似的抽打着约瑟夫的脸，在他那瘦削的脸上出现道道血痕。马儿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奔跑，渐渐安静下来。最后，在千百人的赞叹声中，约瑟夫策马徐徐回到伊萨牙面前，活像个从战场凯旋的英雄。 约瑟夫讨得了伊萨牙的喜欢。他可以在此安顿下来了。 实际上，约瑟夫并没有真正的将自己隐藏起来。一方面，白匪的所谓讨伐队不时地出现在村子里，前来搜捕被打散的红军战士。约瑟夫必须时时提防。另一方面，两军斗争的形势，不可能使他超然世外。 白匪进行了野蛮的屠杀。 有一次，约瑟夫经过伊尔季什河，亲眼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白匪在此杀害了多名工人，死者的脚从厚厚的积雪中露出来，脚尖朝向青天。 有一天，几个农民从集市上回来，听到伊尔季什河那边有枪声，就悄悄赶过去。他们发现白匪正在枪杀一批工人。等白匪走后农民们赶到现场，发现有一个人还在动。农民们赶快把那人抬出来，用大衣把他包起，抬回了村庄。 大家谁也不敢把这个人留在家里。他们找到了约瑟夫。 约瑟夫立即答应收留他。农民们给约瑟夫送来了马奶。那人醒过来后，约瑟夫一直照料着他。 磨坊离村庄两公里，设在一片白桦树林之中。白匪有什么动静，农民们就来给约瑟夫通风报信。 在约瑟夫的磨坊里，还曾隐藏了若干名不愿被抓去当白匪的农民。 约瑟夫也不老是躲在村子里。他还去鄂木斯克，与党的组织进行联系。 鄂木斯克有南斯拉夫小组，领导人是迪米恃里耶·格奥尔吉耶维奇。 他当时是接受俄共（布）南斯拉夫小组的委派到这里来的，任务是在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南斯拉夫人当中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在他们中间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其间，约瑟夫被吸收为党员。 靠了党的组织，约瑟夫了解西伯利亚政治军事形势，接受任务，在农民中间开展工作。他还可以从党的组织那里了解到自己的国家的一些情况。 另外，鄂木斯克还有他早已认识的一个姑娘。 约瑟夫还被白匪抓到过一次，要不是红军的胜利，他很可能会遭到杀害。 1919　年秋，白匪正在节节败退。有一天，约瑟夫正在打谷场上干活，突然出现了白匪的“讨伐队”。 约瑟夫逃跑不迭，遂被逮捕。 “你们看，这家伙可不像个农民。”白匪们叫喊着，“是个工人？是个布尔什维克？”约瑟夫被带到了高尔察克部队一个师的司令部里。 有一个栗色头发的人假装在给“前线”打电话： “那就是说，我军在前进？拔掉了亚历山德罗夫斯卡？好极了！那就是说，明天我们将转入总攻？”他一边“打电话”，一边观察约瑟夫的神情。约瑟夫明白他想干什么，便坐在那里毫无表示。 那人看不出什么门道儿，也只好作罢。 晚上，室内又来了三个人。“里面有人吗？”他们在外边问。“有人。”约瑟夫答。“你是干什么的？”“战俘。”“点上灯，点上灯。”“我没有火柴。”进来的人点上了灯。约瑟夫看清楚了他们：个个身着赤卫队队服。 约瑟夫不作声。他有经验，白匪常用这种手段试探，他们一旦看出被试探者与“赤卫队”表示亲近，就统统拉出去枪毙。“你害怕吗？我们是红军。”“那好哇！”约瑟夫淡淡他说。“我们是红色的布尔什维克。你不见这制服？”“我看到了。”“请看我们的钱币——你不相信？”“干吗要我相信？”“着魔了，什么都不相信！”说罢，三个人气冲冲地转身走掉了。原来他们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看守约瑟夫的白匪，早就逃走了。约瑟夫呆不住了。他要回鄂木斯克去。伊萨牙舍不得约瑟夫，但他最终知道无法留住他时，便送给约瑟夫一只雪橇，让他离开。在路上还出现了一个插曲：约瑟夫遇上了一帮匪徒。其中一个匪徒举枪朝向约瑟夫。约瑟夫向他们喊话，说自己是一个战俘。那举枪的匪徒听罢，便没有扳动枪机。他们将约瑟夫抢劫一空。几天过后，约瑟夫在鄂木斯克市场上看见一个小贩。他衣衫褴褛，但脸色极好。约瑟夫认出这个人——就是那个举枪要向他射击的强盗。约瑟夫叫来一名武装人员，将这个强盗抓住。原来他是乔装进城的，要打探一批货物的情报。 再说约瑟夫到达鄂木斯克之后，便找到了佩拉佳亚·贝卢斯诺娃。他是在捷克兵团叛乱之前与她相识的。她是鄂木斯克一个工人的女儿。自己也是一名工人。 约瑟夫在鄂木斯克没呆多久。他要回自己的祖国去。他决定取道彼得堡回国。 临行前他与佩拉佳亚·贝卢斯诺娃结了婚。当时她16　岁。 约瑟夫与他的新婚夫人一起乘火车去彼得堡。在彼得堡他们住了几个星期。 彼得堡已经建立了工农兵政权。到处都洋溢着革命的激情。一切对约瑟夫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他回国的决心没有变。他与一批被释放的战俘结伴离开了彼得堡。 出彼得堡后的第一个大站是纳尔瓦。这里还没有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 战俘又被关了起来。当局对布尔什维克充满了仇恨。每晚都有人来盘查大家，一旦被怀疑是布尔什维克，命就没有了。 没过多久，形势发生了变化。战俘们被放了出来，并且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让大家离开这里。 约瑟夫与妻子于是登上“莉莉·费佛曼”号豪华客轮离开了纳尔瓦。轮船在波罗的海遏上了大雾。 到什切青之后，战俘们按国籍被分开了。约瑟夫从什切青乘火车前往自己的祖国。一踏入国门，铁托即遭逮捕。欲知情况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 革命洗礼血俱砂，春到方悟处处花。 谁见夕阳归鸦处，三尺男儿不思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归故乡 游子游子归故乡，反认故里作异邦。 举国遍觅容身处，尚教千家循旧章？ 且说这约瑟夫回到故乡，对故乡既感陌生，又感熟悉。自已土生土长的家园，怎地能说陌生？ 原来约瑟夫的故里所在国度克罗地亚已经改朝换代，国家的名称都变了样，这能教归来的游子不感陌生吗？ 说熟悉，那是山河依旧，家园仍存，而且，尽管改了朝、换了代，而来自上面的，却依然是对民众的压迫和剥削，这一点是丝毫没有变化的。 原来，奥匈君主国哈布斯堡帝国的崩溃已使任何英雄好汉均无能为力。 这个欧洲最古老的王朝的气数已尽。在战争中，在1918　年，臣民们的反抗和起义此起彼伏。捷克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波斯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纷纷起来，要求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当时，匈牙利与帝国的西部地区分裂也己变得无法避免，协约国列强的政治家们，个个均被这种近似革命的社会动荡弄得目瞪口呆。起初，他们想方设法来遏制事态的发展，妄想保住中欧这个保守主义的堡垒。但后来他们开始发现，自己的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在此情况下，他们改变了策略。 他们想，既然哈布斯堡帝国的分崩离析已不可避免，那死抱着这具政治僵尸又有何益？这样，与其死抱着这具政治僵尸，倒不如从帝国的内部寻找代理人，依靠他们来拯救并且确保欧洲心脏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样或许更为实际，更为有效。 巴尔干地区的形势如何，对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巩固是极端重要的。列强们一方面不想在这里出现一个不听话的强大的国家，另一方面也不想诸多的国家纷争抗衡，闹得大家都不心静。他们希望出现一个能够加以驾驭和控制的统一然而又联系松散的国家。 老百姓也有这样的一个愿望：把所有的南斯拉夫人统一到一个国家政体之内，大家和睦相处，共建家园。 巴尔干诸国的政治家们也有同样的打算。 在战争初期，1914　年塞尔维亚首相尼古拉·帕希奇在向驻外机构的通告里就曾指出：“应该把塞尔维亚变成一个西南部斯拉夫人的强国，全体塞尔维亚人、全体克罗地亚人和全体斯洛文尼亚人都进入这个国家。”在野的政治家们的主张最为明确，而且是他们，与各地南斯拉夫族的青年一起，把主张付诸了行动。 最早提出建立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的政治组织是南斯拉夫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建立，最初是由达尔马提亚的一些政界人士提出的，他们主张在南斯拉夫侨民中筹建该组织。后来，他们与的里雅斯特的一批斯洛文尼亚人，以及离开了家园的一批波斯尼亚人正式建立了南斯拉夫委员会。该委员会与塞尔维亚当局取得了联系。 1917　年，该委员会的代表与塞尔维亚政府的代表商定在科孚开会，研究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建立未来统一国家的共同原则。这次会议讨论最多的，是关于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未来的关系问题。会议对统一国家的体制展开了讨论，但在此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未来的统一国家采取单一民族的中央政府制，一种意见则认为应该采取联邦制。 1918　年10　月，由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代表组成了“国民委员会”。“国民委员会”在克罗地亚议会宣布自己为臭匈境内南斯拉夫人新的最高国家行政机构。它同时宣布中断与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一切联系，该委员会并且明确宣布它建立的这个新国家称为“斯洛文尼亚一克罗地亚一塞尔维亚国”。 这个主权机构又于当年11　月24　日正式宣布，“斯洛文尼亚一克罗地亚一塞尔维亚国”与塞尔维亚王国及黑山联合为更大的行政主体，成立统一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国家。于是，12　月1 日，贝尔格莱德宣布：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一斯洛文尼亚王国正式成立。 这个新国家人口约1190　万。 欧洲大多数列强承认了这个新国家，尽管某些邻国对这个王国的某些地域并没有放弃其要求。1919　年和1920　年，王国与有关方面通过和约的签订确定了最后边界。王国的面积是24.8　万平方公里。它的版图内包括：塞尔维亚王国和黑山；奥地利王室领地什塔那尔和卡林西亚的一部分，还有普雷科穆尔耶；王室领地达尔马提亚（不含扎达尔和拉斯托沃）；匈牙利半自治地区的克罗地亚一斯拉沃尼亚（梅久穆尔那）；原为匈牙利组成部分的伏伊伏丁那以及受奥匈联合财政部管辖的领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就这样，在哈布斯堡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在内的南斯拉夫人的第一个统一的国家。 毫无疑问，这个国家是以塞尔维亚王国为核心组建起来的。 也就是说，民族的统一，是以塞尔维亚人为中心完成的，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成了统一的南斯拉夫的权力中心，这一点对未来南斯拉夫的政治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家走向了统一，但人民并没有得到直接的实惠。相反，他们认为自己不但被排除于权力之外，而且新的压迫还远甚于旧的统治。 因为塞尔维亚统治阶级极端的贪婪、极端的、极端的残忍。对这样的一个政权，人民无法忍耐。 在城市，工人举行罢工；在农村，农民举行暴动。可以说，这些抗议斗争席卷了社会的各个阶层。 这时，南斯拉夫的影响日益增长。它构成了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巨大威胁。统治阶级时刻准备铲除。 农民的革命势力也很强。他们除受的主张的影响外，还接受以斯捷潘·拉迪奇为首的农民党的主张。 约瑟夫就是在国家处于这样的形势下回到国内的。 他回国后的第一件事，是尝一尝蹲国家监狱的滋味。 原来，约瑟夫在乘火车回国的途中，遇到了两个克罗地亚人。这两个人不知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他们冒充是从俄国归来的布尔什维克。他们跟约瑟夫说了许多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事，并不断地大骂资产阶级。但是，当列车进入南斯拉夫境内之后，这两个家伙完全改变了腔调。他们一起向约瑟夫发起攻击，并恶毒地咒骂约瑟夫。最后，他们向当局告发，说约瑟夫是一名布尔什维克。 就这样，约瑟夫与他怀孕的妻子一起，被抓进了监狱。 几天后，约瑟夫获释，当时尚未被宣布为非法，何况外国的呢？ 约瑟夫携妻子终于到达了自己的故乡扎果烈。 约瑟夫离开这里已经6 年多的光景了。这6 年之中，他的故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家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库姆罗维茨的家中，只剩下了他的一个弟弟。他的父亲已经迁到附近的另一个村子去住。而约瑟夫的母亲，已于两年前离开了人间。 呵！亲爱的妈妈！ 对约瑟夫·布罗兹来说，“衣锦还乡”的念头早已不复存在。 他想的是快快离开家，到社会中去。 他去了萨格勒布，在一家机械厂里安下了身。 对于这次“出世”，铁托自己口忆时做了这样的概述： “我在国内的早期的生活以及我在欧洲的旅行和工作已使我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了。然而，我仍然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当了多年的兵，做过战俘，目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的革命，在游牧民族吉尔吉斯人那里避难，这些经历使我变得老练了，使我能更好地理解目前所看到的一切。”1920　年冬，南斯拉夫进行制宪会议全国大选。参加了竞选活动。 此间，约瑟夫与党的组织接上了关系，并且作为党的候选人参加了萨格勒布议会的竞选。这期间，的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党领导下或在党的影响下的工会会员已达25　万人。党员人数达6 万人，成为共产国际中的第三或第四大党。在工人接连不断的斗争下，8 小时工作制被接受，工厂主也不能像以往那样为所欲为地对待工人了。党的影响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一个时期，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不容忽视。贝尔格莱德卫戍部队的一支军队的全体成员宣布服从党的领导。统治阶级对军队的调遣发生了困难。在1919　年6 月匈牙利公社革命时期，亚历山大国王无法派军队去参加镇压公社的行列。这使南斯拉夫成为唯一没有派遣军队的邻国。农村的斗争也如火如茶。像约瑟夫的故乡扎果烈，农民在城里的工人和士兵的支援下，攻打了瓦罗日丁监狱，释放了前一段由于焚烧大地主庄园并分了他们的土地而被关押的300 名农民。有人记载说，当时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城堡大火冲天，然后，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便分到了地主的土地。 这种形势对的竞选活动十分有利。选举的结果，在萨格勒布获得了59　席，成为议会中第三大党。在其他城市，如贝尔格菜德，的胜利也是引人瞩目的。 在此形势下，一方面，资产阶级对的影响的扩大绝不会等闲视之，另一方面，的领导在关键时刻对斗争处置失当，致使对革命事业极为有利的形势出现了逆转。 当年“五一”节前夕，全国铁路工人和海员工人组织了大罢工。资产阶级政府用武力对付了罢工工人。在卢布尔雅那，政府命令警察向示威的工人开枪，当场有10　名工人被打死，20　多人受伤。这时，党的总书记西玛。马尔科维奇教授实行单纯的退却战略，提出“让我们不要激动”的口号，致使罢工以失败而告终。 罢工失败后，中央委员会采取“继续退却”的战略，下达指示，要工人“留在家里”，不要出门庆祝自己的节日。 统治阶级得寸进尺，加紧了对工人阶级的威逼。在萨格勒布，人德利奇当选为市长。就在市议会开会听取市长的讲话时，警察冲进会场，不由分说，便把市长带走了。如此“带走”议员的事件也出现在贝尔格菜德。 这是对革命运动进行镇压的信号。 接着，亚历山大国王下达“诏书”，宣布和工会组织为非法。党和工会的财产被没收，大批员和工会活动分子遭到逮捕。工人通过斗争争得的权力，渐渐丧失，最要紧的是工资的下降。这使工人群众陷于更加贫困的境地。 有组织的反抗受到了限制，个人的反抗活动则有了发展。 约瑟夫所在的工厂，工资原本就很低，每小时3 个克朗，而一问小屋的租金是每月600 克朗，也就是说，一个月的工资付了房租就所剩无几了。问题是，就是这点可怜的工资约瑟夫也拿不到了：他被工厂开除。 工会遭到破坏，约瑟夫自认为在此呆下去已无意义。有一天，他看到一则用人广告。约瑟夫下决心去那里试试。 这地方是一个村庄，名叫维立科·特洛茨伏，离萨格勒布60　英里。这里有一家面粉厂，厂里需要一名机械工人。 约瑟夫到了这个村子，被工厂雇用。这是1921　年年初的事。 维立科·特洛茨伏村紧靠着铁路，村子里有300 余幢房舍，建筑式样和质量都说得过去。村子周围土地肥沃，盛产小麦，所以约瑟夫服务的磨面厂办得甚为兴隆。 面粉厂的主人是一位犹太人，他有一副好的心肠。面粉厂有一台用烧炭作动力的发动机。每天可磨面10　吨。工厂有5 名工人。 这时，农村也充满反抗情绪。农民们很想了解城里的事。 他们知道约瑟夫到过俄国，他们也很想了解俄国的事。约瑟夫看管那台机器，易如反掌。他经常接触这些农民，向农民了解农村的情况，并且解答农民提出来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约瑟夫来维立科·特洛茨伏村的当年，发生了两起惊天动地的事。 夏天，伏伊伏丁那的年轻员。瓦工巴乔·斯特伊奇率领一批青年组织了对国王亚历山大的暗杀活动。他们事先携带炸弹登上了一幢没有完工的建筑物。下面是一条大路。他们已经调查清楚，国王乘马车从国会回宫要经过这里。等国王的车子到达下面的马路时，他们就把炸弹放下去。他们认为这次暗杀是万无一失的，罪恶多端的亚历山大必将死于他们之手。他们等待着。国王的车子果然过来了，靠近了，就在正下方了。他们适时地把炸弹放了下去…… 然而，巴乔·斯特伊奇并没有做到万无一失。炸弹放得甚为适时。但是，炸弹碰上了电话线，因此，它在下降时“耽误”了一小会儿。它在国王马车车后爆炸了。国王安然无恙。几个卫兵被炸伤。巴乔·斯特伊奇在现场被捕。 他被判处终身徒刑。有意思的是，当时，立宪会议议长伊万·里巴尔博士同国王坐在一辆马车上。炸弹“耽误”的事自然也救了里巴尔博士一命。 1941　年德国进攻南斯拉夫后，里巴尔博士参加了游击队，他在战后成为南斯拉夫议会主席团主席。他的两个儿子也在游击队。二儿子还成了南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兄弟俩都在战争中牺牲了。抗战开始，巴乔·斯特伊奇还在监狱中，因为他是终身眼刑。监狱落人德国和克罗地亚法西斯手中之后，监狱中的犯人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危险。巴乔·斯特伊奇与难友一起挖了一条地道，逃出了监狱，并参加了游击队。 1943　年铁托在比哈奇召开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第二次会议，南共游击队的各方面领导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巴乔·斯特伊奇与伊万·里巴尔都是会议的参加者。他们见了面。伊万·里巴尔在战后所著《我的政治论文》一书中这样记述了这次会见：“这是我同斯特伊奇生平第一次会晤。 我们热情地拥抱和接吻。我感谢他，因为当我同亚历山大坐同一辆马车时，那颗炸弹没炸中我。”这一切都是后话。 第二件事是阿里雅·阿里雅奇茨暗杀内务部长的事。 行刺国王未遂事件之后一个月，一批萨格勒布的年轻人杀死了内务部长、臭名昭著的“诏书”起草者密洛凡、德拉什科维奇。参加暗杀活动的人员之一、工人阿里雅·阿里雅奇茨被判死刑。法庭问他是否有罪，他回答说，他感到有罪，不过他解释说： “我感到有罪，是因为使一个妻子失去了丈夫，使孩于们失去了父亲。 我感到有罪，是因为我杀了另外一个人。但是，作为一名员，杀了一个迫害人的部长，我并不感到有罪。我尽到了我的职责。”事件发生后，公众发起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拯救阿里雅·阿里雅奇茨的运动。但是，阿里雅·阿里雅奇茨依旧被处死刑。他死后，人们仍然忘不了他。 埋葬他的墓地，成了人民向当局发泄愤恨的场所。 这些消息传到维立科·特洛茨伏村时，约瑟夫感慨万千。他渴望投入战斗，但感到势单力薄。 一天，一个高大、文静的年轻人来到磨房。约瑟夫一眼就看出来者是个不平凡的人。来访者名叫斯特沃·萨比奇。他曾在奥匈帝队中当军官，1915　年在喀尔巴阡山地区成为俄国人的俘虏。俄国革命爆发后，斯特沃参加了红军。他在红军里提升很快，后来担任了穆拉维耶夫指挥的军团的参谋长。 穆拉维耶夫是前沙皇的一名将军，他先转向红军，后又背叛红军，投降白军。 在穆拉维耶夫背叛过程中，斯特沃参与了揭露穆拉维耶夫背叛行为的行动并逮捕了这个背叛者。斯特沃决心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他回国后，南斯拉夫当局不承认斯特沃在俄国的军衔，而以他在奥匈帝队中的尉官军衔令他“退休”。 萨比奇的出现，使约瑟夫如鱼得水。约瑟夫很快同萨比奇一起，召集一批在“诏书”宣布之前积极活动的工人和农民，秘密地开始了革命斗争。 首先，他们与党的组织建立了联系。 1923　年全国组织大选。报纸上登出了一条消息，说一批工人想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竟选，而他们到法院去进行候选人登记时，警察局逮捕了他们。 约瑟夫和萨比奇看到这条消息后，立即去刊登消息的报纸编辑部，打听这些工人的详情。约瑟夫他们一等被捕者获释，就立刻找到了他们。当初，那些人不暴露自己的身分，只是给了约瑟夫一袋传单，要他们去散发。后来获得了信任，那些人才把实情告诉给了约瑟夫他们。这样，约瑟夫与党建立了联系，负责当地农民工作。不久，约瑟夫被选为党的区委委员。这样，他接触的人员多了起来。 区委里有一名委员叫约西普·瓦伦塔，是个木匠。他在整个别洛伐尔区很有威望。他的工作单位是一农具厂。他已经成功地组织了4 次罢工。但瓦伦塔患有肺病。他于1924　年不幸病故。党的区委认为瓦伦塔是一名出色的无产阶级战士，决定隆重地为他举行葬礼。先前，他曾参加社会民主党，因此，社会民主党认为瓦伦塔也是他们的党员，也要参加他的葬礼。 在瓦伦塔的棺材上，放着由镰刀斧头图案组成的花圈。送葬的队伍很长。 在下葬时，党的区委代表发表演说。代表是约瑟夫。 “瓦伦塔同志，我们宣誓，为了实现你为之奋斗的理想，我们将毕生战斗，战斗到底。”约瑟夫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演说。 随后，一面红旗在瓦伦塔的墓上升起。 参加葬礼的神父向警察局报告了此事。他的出发点是人组织的葬礼，打乱了他的宗教仪式。 警察进行了调查。他们找到了一个参加葬礼的锁匠。锁匠叫塞科维茨，是约瑟夫的好友。警察问他是谁在葬礼上发表了演说，锁匠拒绝回答问题。 但警察知道讲演者是一名磨坊工人。于是，他们就到面粉厂找到了约瑟夫。 约瑟夫承认自己在葬礼上发表了演说。于是他遭到了逮捕。 警察把约瑟夫和塞科维茨锁在同一条链子上，带他们到别洛伐尔去。 塞科维茨身体很弱，他被拖带着，不时地摔跟斗。他每次跌倒，铁链子就把约瑟夫拉一下。这样，弄得约瑟夫的手上鲜血淋淋。 约瑟夫他们在狱中呆了8 天。 幸好，调查官是一名希腊正教徒，他与告发约瑟夫的那名神父是敌对的。 他在调查中，教给约瑟夫如何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审讯中，约瑟夫按照调查官说的回答问题，果然被宣布无罪释放。 出狱后，正赶上共和农民党因它的领导人出访莫斯科而被查禁。共和农民党转入地下。整个克罗地亚形势变得极为紧张。克罗地亚党的组织决定加强农村工作，令各级党组织收集武器、准备武装起义。约瑟夫他们接到了指示，他和萨比奇组织人力开始了收集武器的工作。他们把收集到的武器隐藏在山里的一个秘密地点。这些武器一直保存完好，到1941　年反法西斯入侵的战争时，当地游击队很容易地拿到了这些武器。 约瑟夫常常被委派到萨格勒布与省委进行联系。有一次，约瑟夫在省委遇到了省委书记柳博·拉多瓦诺维奇。他向拉多瓦诺维奇全面汇报了别洛伐尔地区的情况。他谈到了农民的情绪，共和农民党的活动情况，区党委与共和农民党地方组织联系的情况，以及收集武器的情况等。约瑟夫就适应当前形势、开展党的工作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令约瑟夫感到惊异的是，省委书记当场拒绝了他的所有建议。 约瑟夫得出结论：有这样的领导，南斯拉夫永远也不会取得自己的政权。 回来之后，约瑟夫把见省委书记的情况以及自己的见解，全部告诉了萨比奇。 1925　年开始，克罗地亚的政治形势趋于紧张。共和农民党的领袖们遭到逮捕。党的领导人拉迪奇躲藏了一阵子，遂向当局自首，然后被投入监狱。 而拉迪奇很快便做出了出卖农民斗争事业的决定。他发表声明，表示承认王国和国王亚历山大1921　年的宪法。这样，共和农民党的所有领导人都获释出狱。共和农民党还参加了尼克拉·帕希奇的政府。 农民们深感沮丧。农村革命形势遂进入低潮。当时还无力扭转这种形势。 磨房的情况也出现了变化。磨房的主人、年迈的山姆尔·波拉克对约瑟夫从事的政治活动一直不加干涉。他公开对约瑟夫说：“你是一个很好的机器工人。我不管你在外面干什么。”但山姆尔·波拉克生病亡故了。磨房的产业由女婿臭斯卡·罗森堡继承。此人不但性格傲慢，而且贪图享受，他的开支不断增长，又无力多挣。于是，他就在工人身上打主意：减少工人的工资。这样，他就与工人们发生了冲突，而约瑟夫首当其冲。他把约瑟夫看作眼中钉。他对约瑟夫讲：要么你搞政治，要么你好生做工——二者你要选其一。他还串通警察，找约瑟夫的麻烦。他们差不多每个星期六都到约瑟夫的住处进行检查。 省委关心约瑟夫的处境，一些同志劝约瑟夫离开这里。最后，约瑟夫听从了省委会同志的劝告，离开了维立科·特洛茨伏村。 离开的那一天，约瑟夫的所有朋友和熟人都来向他告别。大家站在村头，远远地望着约瑟夫离去。 约瑟夫的心情也极不平静。他在这里生活战斗了4 年零6 个月。他开展了工作，结交了朋友。他的两个孩子埋葬在了这里。 他的目的地是亚得里亚海北岸的克拉列维察。 约瑟夫到克拉列维察后，很快找到了工作，并组织了工人罢工。欲知后事，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 故园依旧时势新，友人来助备觉亲。 为挽颓局急找党，敢教国人听新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革命的初途 莫道男儿意念痴，为争自由苦绝食。 生平学得补天志，岂容笼鸟鱼在池？ 且说这克拉列维察是一个天然良港，有好几家造船厂。这些船厂都有200 余年的历史，生产过一些有名的舰只。 约瑟夫在造船厂制造和修理蒸汽机和马达零件的车间找到了工作。 上工之后，约瑟夫便着手进行组织工会分会的工作。几个星期后，他被选为车间工会的领导人。此后，他恢复了由于警察恐怖而解散了的党的组织，并成立了工人体育协会。约瑟夫从特洛茨伏带来不少的书，他的家成了工人图书馆。通过这些图书，他影响并团结了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 约瑟夫认为，最可影响和团结工人的奠过于组织工人为自己的实际利益而共同奋斗。在造船厂，厂方拖欠工人的工资已达半年之久。约瑟夫向党支部提出组织罢工、迫使厂方还清工人的工资的问题。党支部接受了约瑟夫的建议。他们向工人作了宣传解释工作，决定罢工两小时。 汽笛响了。工人们停下了手头的工作，在厂院里集合。 约瑟夫向工人们发表了演说。他说： “他们拖欠我们的工资，为的是把钱留在自己的手里，当作资金。这简直是在掠夺我们。另一方面，店铺赊给我们的食物的价格比我们用现钱来购买要贵得多。因此，我们实际上是在向店主支付赊购的利息，而厂方却把我们的钱用作资金而免除支付我们的一份利息。”厂方答应立即付给工人的工资，要工人们立刻复工。厂方和工人们都这样做了，但是过去欠下的工资仍然没有发给工人。厂方解释说，他是愿意与工人结清的，但修理海军署的鱼雷艇的费用，海军方面还没有拨过来。 约瑟夫立即以工会分会的名义写信给设在贝尔格莱德的五金工人工会总理事会，请他们设法了解情况。总理事会通过劳工督察署了解到，海军方面早已把帐结清。接到回信之后，约瑟夫便向工人群众揭露厂方的欺骗行为，井由分会组织工人再次罢工。罢工又坚持了9 天，厂方被迫屈服。工人们碍到了工资的拖欠数。 但是，几天之后，工厂公布了一份“不再需要的工人”的名单。约瑟夫的名字自然在其中。 约瑟夫被解雇之后，先去了萨格勒布，后又到了贝尔格莱德。他在离贝尔格莱德40　英里的斯梅德雷沃斯卡·帕兰卡的火车车厢厂找到了工作。这是个大厂，有900 名工人。 约瑟夫人厂不久，就被选为车间工会主席。他对周围的工人熟悉很快，对情况的掌握也很及时。 后来，人们在萨格勒布工会办的报纸上发现了约瑟夫写的一篇文章，当时的日期是1927　年3 月17　日。铁托回忆说，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在报纸上写东西。文章的许多段落和内容他自己还记得清楚。 文章中有这样的段落： 尽管贝尔格莱德的《组织起来的工人》一再劝告工人同志们不应去帕兰卡，因为他们只会使这间苦役所的情况更糟，但近来还是有大量的工人蜂拥来到帕兰卡，到火车车厢厂找工作。 工人们不听这些劝告，结果受了厂方刊登的广告的欺骗。这个厂的经理部设在贝尔格莱德，一年到头登广告，一次召50　名或更多的工人。为了更有吸引力，它要的还是50名熟练工人。这些熟练工人到那里以后干些什么呢？他们把废铁弄平，修理车厢。工资每小时3 到5 个半第纳尔，而厂方答应过的工资是8 个半到10　个半第纳尔。在多数情况下，贝尔格莱德的经理部先召见工人，然后把他们运往帕兰卡。他们到了工厂，厂长对他们说，还不能开始上工，要等几天。接着，这些工人每天都到工厂里来，等待上工，直到最后，他们才知道受了骗，只好卖掉他们的最后一件衬衣回到贝尔格莱德。这里的工人都应该懂得，厂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工厂大门口聚集大量的失业工人，来威胁别的工人。 这里的工作时间长到每天16　小时。卫生条件的确是惊人的恶劣。今年的冬天，一半的工人都患了肺炎。因为有一股可怕的冷空气袭来，使车间里冷得耍命。厂方只许用油腻的旧车厢板来生火取暖，旧厢板燃烧产生的浓烟，使所有的人都感到喘不过气来。 工人们每天都无缘无故地被处以罚款，只因为经理要求这样做。省里的劳工监督员根本不理会工人们的抗议。 一个月前举行车间工会负责人的选举，厂方竭力阻止这次选举，厂方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使得300 名工人中只有94　人投票。 同志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别无他法。没有人会来关心我们的。所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仅仅是一纸空文而已。同志们，我们大家一定要全都加入战斗的工会组织，然后开展一场有力的斗争，来反对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 文章发表10　天之后，约瑟夫被工厂解雇。 约瑟夫被解雇后回到了萨格勒布。他先在一家机械厂找到了工作，但很快就离开了这家工厂。 当年，党的组织决定让约瑟夫担任萨格勒布五金工人工会书记的职务。 随后，他又被指定为全克罗地亚五金工人工会的书记。从此之后，约瑟夫成为专业的工人运动行政人员。这对约瑟夫日后的发展具有决定的意义。 约瑟夫接受这一职务不久，警察又来找他的麻烦。 一天，警察闯进工会办公室。当时，办公室里只有约瑟夫一个人。 警察告诉约瑟夫，他们要逮捕他。 “请告诉我，究竟为了什么？”“布罗兹，你干的麻烦事已经大多了。我们随时都可以从一打的指控之中挑出任何一个罪名来逮捕你。”就这样，约瑟夫锁上办公室的门，跟着警察走了。 约瑟夫先被送到了离克拉列维茨不远的巴卡尔镇，在那里与已被抓起来的克拉列维茨造船厂的6 名工人会台，后又被送往奥古林县等候审讯。 原来，在克拉列维茨，警察抓获一名青年工人。他经常到约瑟夫那里去借书。后来，警察又抓了5 名工人。警察向上面报告时，谎报说发现了企图推翻政府的阴谋。警察当局不敢怠慢，把案件一直报到了贝尔格莱德的内务部。内务部下令对案件进行调查。 这是1927　年6 月的事。当时天气炎热。约瑟夫又一次尝到了铁链子的滋味。这一次他是与其他6 个工人被串锁在一条铁链子上。在铁链子的未端被锁的，是一名跛脚的工人。也许是警察成心这样干的。这位跛脚工人赶不上快步前行的警察的步子，老是摔倒，而他每次摔倒，总是把其他6 个人都牵倒在地。他们就是这样，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再摔倒，直到上了火车。下了车，他们被送进了奥古林法院监狱。 法院监狱设在弗兰科潘塔中。这是15　世纪的古建筑，坐落在城中心广场的一角。它共有两层。约瑟夫被关在二楼。 日子一天天过去，不见有任何动静。 狱中的伙食很差，令人难以下咽。约瑟夫提出了书面抗议，但狱卒不向上转递。 借这个机会，约瑟夫向同狱的工人进行革命宣传。他向大家介绍国家的政治形势，讲解工人阶级为什么要进行争取解放的斗争的道理。 工人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取约瑟夫的讲话。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工人，他们都被约瑟夫的讲话所吸引，经常凑过来，让约瑟夫给他们讲点什么。 有一次，是个星期日，县里在广场上举行政治集会。县长、县法官和县里有名望的人都集中在广场上。 县长讲了话。他讲话结束时，高呼：“亚历山大国王陛下万岁！”牢房里的犯人都在注意广场里的动静。当县长呼完口号之后，狱中一个受了约瑟夫宣传影响的青年跳上窗子，提高了嗓门，喊道： “让国王见鬼去吧！”广场上的集会正在进行。这位青年人的呼喊使县长目瞪口呆。 不一会儿，县长亲自带领宪兵冲进监狱，来寻找、捉拿喊口号的人。 约瑟夫听见有人过来，就劝告大家一起躺下，假装睡觉。 县长他们闹不清口号是从哪个窗口发出的。他们问大家，又没有一个人向他们说出实情。县长白气了一顿，在狱中喊叫了一阵子，只好作罢。 天气很热。牢中的条件令人难以忍受，而法庭没有审理此案的任何消息。 约瑟夫决定绝食，以此迫使有关当局做出反应。 约瑟夫开始绝食时，狱方没有什么动静。而当他绝食到第三天，并且开始昏迷时，狱卒怕了起来。同狱的人也在劝解约瑟夫结束绝食，保护身体。 当约瑟夫绝食进入第五天时，县法官出现了。 约瑟夫一直躺着，身体已经相当虚弱。 法官开始劝说约瑟夫，要他停止绝食。他的态度之和善，令狱中人吃惊。 “不，”约瑟夫拒绝说，“要么带我上法庭，要么把我释放，二者必居其一。我，作为一个人，不能让自己生活在这种不人道的情况之下。”“可是，生命对于员来说，是可贵的。”法官说。 这句话又使在场的人吃了一惊。 “不，要么带我上法庭，要么把我释放。”法官告诉约瑟大，对此案的调查很快就可结束，而一俟结束了调查，审讯即可开始。法官甚至向约瑟夫作了保证。 这样，约瑟夫表示同意结束绝食。 法官似乎表现出了高兴的神情。他凑近约瑟夫，说： “我把家里的上等的汤送些给你，它对绝食后精疲力尽的身子，是再好不过的。”法官真的差人给约瑟夫送来了汤。 调查也很快结束。 约瑟夫被宣布获释。 法官找到约瑟夫，邀他一起到他家的图书室看看。 “约瑟夫·布罗兹，我这里也有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呢！我知道，作为一个人，你一定是对此甚感兴趣的。”他这样解释他的邀请行动。 法官名叫斯捷潘·巴卡里奇。他当时有一个15　岁的孩子，名叫弗拉基米尔·巴卡里奇。约瑟夫去法官家时并没有见到这个孩子。可若干年后，这孩干将在铁托领导之下与铁托一起工作，并成为南共的一名重要领导人。 约瑟夫返回了萨格勒布。 到达萨格勒布之后，约瑟夫又一次被捕。欲知他被捕后情况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 初生牛犊不怕虎，半壁天陷无须补。 因有为民壮志在，自奔前程不计苦。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法庭抗礼 陈具直言见真金，矫阳自明夜自昏。 只手摇得公堂动，留取佳话说到今。 且说1945　年4 月底，南斯拉夫人民军解放了萨格勒布。人们在皇家大理院的档案里发现了保存完好的1928　年11　月对约瑟夫·布罗兹等人审讯的原始记录。该记录是法院书记员兹伏科·杜那的手笔，字小得几乎难以辨认。 记录记载，法庭由5 名法官组成。他们是：斯维托扎尔·托米奇、伊沃·帕茨克博士、扬科·内齐奇、尤利扬·米契安、朱罗·科西耶。斯维托扎尔·托米奇任首席法官。发现记录时，5 名法官中有3 人健在。他们证明了记录的真实性。 有意思的是，记录还附有剪报，而剪报报道的有关内容对官方并无益处。 有一节剪报是1928　年11　月7 日的《新闻报》。当时的《新闻报》是一家右派报纸，但它报道的某些内容却十分客观。 昨天萨格勒布法庭的小厅内挤满了人……青年工人和学生对这次审讯格外关心。他们挤进法庭，搞得大厅水泄不通！他们是些留着长长的拳发的小伙子，和梳着短发的年轻姑娘。他们或许是祈求福音的善男信女，或是被告的相识。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案件是从不理会的，而专门关注这种带有煽动性的、战斗的国际救世主的案件。 另一段剪报说： 这些奇怪的旁观者聚精会神地听着，耐心地站着，咀嚼着每一个字眼，被告开的每一玩笑，都能使他们尽情地大笑，而在休息时则相互低语，或明显地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色。 次日的《新闻报》的一段剪报上写着： 关于人案件的审讯，昨天在萨格勒布法院大厅里继续举行。在听取被告弗拉尼奥·诺沃塞利奇的供词之后，约瑟夫·布罗兹被带上法庭。毫无疑问，他是这次审讯中最使人感兴趣的一个。他的面孔使人联想到钢铁。他目光炯炯，透过眼镜冷冷地观察着白周，机警而又沉着。他在法庭上的态度恐怕不仅仅是为了表示高做而已，因为他早已受到控告，并因他的政治观点而数度被判刑。人数众多的旁听者无疑都被他维护自己的观，点时的顽强态度所感染。大家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他的反问，鸦雀无声。 对约瑟夫·布罗兹的审讯在11　月7 日进行。公诉人起诉后，首席法官托米奇问约瑟夫·布罗兹是否知罪。布罗兹答道： “尽管我承认公诉人对我的指控，但我并不承认自己有罪，因为我认为这个法庭无权对我进行审理，只有党的法庭才有这种权利。”这时，法庭出现一阵骚动。首席法官不得不敲动他的小槌子，要大家安静下来。 布罗兹继续发言： “我承认，我是非法的南斯拉夫的党员。我承认散布过思想和宣传，并一再指出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是多么的不公正。 所有这一切，我都是在各种会议和同人谈话中做的。我说不清楚所有这些会议都是在哪里举行的。 1921　年，被解散，从合法变为非法，自那时起，我就一直这么做。”首席法官立即提问： “你是否知道《国家保卫法》？是否知道《国家保卫法》禁止从事任何宣传？”“我没有看过《国家保卫法》，不过，我知道这是一部临时法。”约瑟夫停了一下，盯着首厥法官道：“当然，我明白，我的行为是触犯这一法律的。”说到这里，约瑟夫又停下来，环视了一下听众，然后一字一句他说道： “我认为，自然规律强于一个阶级为了压迫另一个阶级而制定的法律。 为了自己的理想，我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又是在进行宣传！ “关于炸弹和找到的那些书籍，你知道些什么？”首席法官又问。 “10　个月前经过库尔蒂奇介绍，我认识了安德里亚·博日奇科维奇。我曾欠库尔蒂奇2000　第纳尔，他曾要我把这些钱支付给博日奇科维奇，由博日奇科维奇把钱寄到达尔马提亚，寄给他。当时他正被流放在那里。1928　年6 月，我向博日奇科维奇租了一间房子，一半供我自己住，另一半供受警察迫害、来到萨格勒布的我的同伴们住。我曾把各种人送到那里过夜。不过，这些人的名字我不想告诉你们。”这时，庭内又是一阵骚动。但人们很快就静了下来。大家想听听被告再说些什么。 “我知道在那里找到了书籍。这些书籍是我的同志们带到那里去的。这些同志的名字我同样不想告诉你们。”庭内又是一阵骚动。接着，大厅里又很快静了下来。 “我不相信在房子里还发现了炸弹，我没有带去过什么炸弹。我不知道，这些炸弹或许是有人故意放进去的。”这时，法庭大哗。首席法官又费了半天劲，使大家静下来。 “一句话，我的同志们通过可靠的途径，可靠的人，送去了书籍，然后由我负责将这些书籍转运出去。”首席法官没有深问下去。他又转换了话题： “你笔记本上的一些记录是什么意思？例如r1.25b？”“这是运送书籍的代号。”约瑟夫一边回答首席法官的问题，一边环视着四周。 “其实，你们发现的书籍只是我和我的同志们为进行宣传而散发的书籍中的一部分。而所有那些书籍的包装同警察发现的那些书籍一模一样。”这时公诉人说话了： “26l ，80l 是什么意思？”布罗兹笑了笑说： “这是《列宁主义基础》的代号。这种书已经送往各地。”公诉人又问： “ri、ri、b 是什么意思？”“我不能说。”公诉人无奈，又转移话题： “关于南斯拉夫共青团中央执行局，你了解些什么情况？”布罗兹先是摇了摇头，然后说： “一无所知。”公诉人又问： “从你身上搜到的收据，都是些什么收据？”“我担任过五金工人工会的书记，你们知道。这些收据跟工会有关：要么是我收会费的收据，要么是工会给被关进监狱的人的妻室的救济金的收据。”首席法官又发话了。 “你谈谈被捕的经过。”“我被捕的那天夜里，有人告诉我，有一个什么人带话儿，让我去维诺格勒大街46　号。我去了那里，就在那里被捕。现在我认为那个人是警察的密探。”约瑟夫说完稍停，然后提高了语音，“说警察在我身上搜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那是假的，是警察强加给我的。”公诉人见提起了这事，便又转变话题： “你的笔记里写有‘党的领导对事件和sdl 的态度’、‘改组各支部和各区’等字样，是些什么意思？”“这是我在南共代表会议上讲话的笔记。”回答完首席法官所问的经历之后，约瑟夫道：“我是人，因此我宣传思想。我宣传这样一种道理：如果资产阶级继续掠夺人民，那么就要用武力来夺取政权。只有武力才能粉碎武力。”法庭又骚动起来。一些青年开始交头接耳，有的意味深长地彼此使着眼色。首席法官一阵慌乱。“那你说，南共和莫斯科是否有书信往来？”“有。”约瑟夫肯定他说，“我们同莫斯科有这种联系。道理很简单——我们是他们的组织。”“我再问你，”首席法官又说，“你是否了解今年6 月22　日以后散发的传单？这些传单号召人民举行暴动！”“我知道这些传单。至于谁起草了这些传单，我不想说出来。不过，我本人没有起草。”“你为什么带着手枪？”“为了自卫。”记录还附有当地《晨报》的一则报道： 首席法官：“在你的房子里发现了炸弹，这仅仅是件偶然的事情吗？”布罗兹：“6 月22　日事件之后，必须我到替罪羊。据我的看法，这些炸弹是警察放进去的。对于警察的那一套，我是有足够的经验的。他们打死了三名工人，然后就把责任推到工人们的身上，炸弹和武器就是这样被放进去的。”首席法官：“你说你受到了虐待？”布罗兹：“对。在警察局，他们野蛮地和不人道地对待了我。”“可是别人都说他们受到了良好的待遇。”“是的，他们希望得到释放，他们害怕以后警察会成胁他们。在我被捕时，警察们绑起了我的双手，把我送到伊利卡大街的警察局。在一间设有6 个警卫的房间里，我受到侦探安茹洛维奇的盘问。他们把我的手绑得那么紧，双手都成了紫蓝色。我被带去同埃娃·科普里夫尼亚克当面对质。她说，她不认识我。这时那个侦探长便用我在此不能重复的粗话骂了我。 “接着，他叫我靠近他的桌子。我没有提防他有坏心，就走了过去。谁知他打了我一个耳光，把我都打晕了。他接着再次叫我走到他的桌旁。但是，我拒绝了。我防备他再次打我。于是，他拿起一把椅子在我胸口之下又打了两下。伤口很久未好。 “我曾要求医治伤口。他们拒绝了。为此我进行了7 天的绝食。在晚上，我曾多次听到受警察盘问的人发出的惨叫声。可是这些人都不敢吭声。”国家检察官打断了他的话，说： “你编造出这些故事来，使你成为一个英雄，好从莫斯科得到赏金。”当日的审讯结束。 杜那的记录载： 国家检察官在11　月9 日开始发言，他在最后起诉书中，控诉了约瑟夫·布罗兹和弗拉尼奥·诺沃塞利奇。 约瑟夫·布罗兹，作为非法的南斯拉夫的一名党员，1921—1928　年间，在萨格勒布及其他地方曾以下列方式进行宣传：组织该党党员，召开区域性的和地方性的会议讨论下列诸问题——“党领导对sdv 事件的态度”，“改组各支部和各区”，“加强在英国、德国等地的”、“关于党的政策的新方针及加强党”，等等。于是，他就以本起诉书第三节所阐明的目的进行宣传，也就是说，约瑟夫·布罗兹属于旨在进行宣传、并企图以非法的暴力夺取政权的团体，并为该团体进行组织活动。 国家检察官结束发言后，首席法官让被告辩护律师伊沃·波利提奥博士发言。辩护律师反对检察官在听取证词后在起诉书中加了新的罪名，据此要求释放被告，或者在作出不利于被告的判决时，尽量从轻判处。辩护律师在发言时，曾近到首席法官的两次干涉。 法官提醒他注意法庭秩序。 审讯结束后，约瑟夫·布罗兹和他的辩护律师向首席法官托米奇提出质问，因为后者拒绝布罗兹进行答辩。 记录还记载： 在辩护律师结束了他的长达一小时的发言后，首席法官问被告，他们是否还要进行补充答辩。除布罗兹外，别人都作了否定的表示。布罗兹开始发言，叙述他的经历，并说明他如何成为一名员。首席法官认为，对被告布罗兹的经历已经作了足够的询问，因此没有必要再让他作补充发言了。 约瑟夫·布罗兹和他的辩护律师对此表示抗议。由于他们两者同时以激烈的词句发言，布罗兹的话听不清楚了。不过，仍能听到他说，他必须被允许为他的思想进行答辩。 接着，首席法官报销了布罗兹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权，制止了任何进一步的讨论，并宣布审讯结束，同时宣布定于1928　年11　月14　日（星期三）上午10　点宣判。辩护律师请求法庭取消宣判。国家检察官要求发言，但由于首席法官宣布审讯结束，未被允许。 当首席法官下令警察把被告带下庭时，约瑟夫·布罗兹开始抗议，他转向挤满大厅的公民们喊道：“南斯拉夫万岁！”“这里充满了警察精神！”以及一些别的话，但由于秩序混乱而没有听清楚。 10　月14　日宣布判决。约瑟夫·布罗兹被判处5 年苦役，弗拉尼奥·诺沃塞利奇被判处3 年苦役，安得里亚·博日契科维奇被判处2 年苦役，其余无罪释放。《新闻报》对审讯的结束也有一段报道： 被称为投掷炸弹案的这次人审判案昨天结束了，在结束时，布罗兹的声音再次在法庭上占据优势。在判决宣布后，他站起来，面对着那些已经站起身来准备退场的人数众多的旁听者大声喊了三次：“万岁！”“共产国际万岁！”在法庭上当然会有不少他的同志。可是，他的同志们并没有跟着他喊，尽管他们在内心里是跟着他喊的。 就这样，这位不屈的员喊了口号之后，便消失在监狱的高墙后面，犹如一位遇难的船只的船长发出口号，与他的船只一起消失一样。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不泾不渭非好汉，无是无非不英豪。 侃侃言罢天下事，从容磊落入大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狱中的磨难 自古铁窗困英雄，坚矣愈坚能更能。 另加知己同忧患，再起如龙云中行。 且说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自从通过圣维多夫节宪法以来，便一步步进行了“合法”的独裁。这部宪法于1921　年6 月由议会以223 票赞成、196 票反对或弃权而被通过。宪法规定了国家的中央集权体制，不承认南斯拉夫各族的客观存在。早在1918　年12　月成立统一的南斯拉夫国的前夕，亚历山大国王在对国民委员会的致词中就强调了南斯拉夫只有一个民族的观点。当时，跟亚历山大国王的这一论点对立的观点是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提出来的。该党强调，南斯拉夫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三个民族：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斯洛文尼亚族；三个民族各自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尔后三个国家组成联邦。 南斯拉夫于1919　年4 月在贝尔格莱德建立，当时称南斯拉夫社会工党，1920　年改名为南斯拉夫。当时，党的领导层对民族问题不很敏感，他们在认识上倾向于：这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团结所有工人阶级，反对所有资产阶级，而这两个阶级不论是塞尔维亚的，克罗地亚的，还是斯洛文尼亚或别的什么民族的。正因为如此，当时对民族问题实际上没有自己的纲领。 这样，当时在南斯拉夫政治舞台，在此问题上与国王对着干的，是共和农民党，而不是。尽管当时享有合法地位。 共和农民党的领袖是斯捷潘。拉迪奇，此人在农民中间，尤其在克罗地亚农民中间影响很大。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与政府相左，政府遂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他蹲监狱的时间比在社会上搞政治活动的时间要长得多，他利用难得的自由时间出访了维也纳、伦敦和莫斯科。在莫斯科时，他出席了农民国际会议，并使自己的党加入了农民国际。他的这一行动再次惹恼了亚历山大。回国后，他立即遭到逮捕，并被投入监狱。 斯捷潘·拉迪奇屈服了。他对斗争的前途感到茫然。他在狱中发出指示要共和农民党公开宣布，该党承认1921　年圣维多夫节宪法，并且宣布该党退出农民国际，还表示愿意参加政府。 这是1925　年的事。 但事隔不久，共和农民党即宣布退出政府，停止与政府的合作。因为该党发现，原执政者根本无意与任何政党分享权力。 退出政府后，农民党遂与斯韦托扎尔·普里比切维奇合作组建农民民主联盟。该组织作为反对派，一直坚持到德国入侵的前夕。 但不管怎么样，共和农民党的行动对亚历山大国王的独裁统治是极为有利的。国王可惜此机会来收拾“不称心”的政府。对于这一点，斯韦托扎尔·普里比切维奇看得十分清楚。他指出，从1918　年到1929　年10　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在南斯拉夫王国共存在过23　届政府。这23　届政府中没有任何一届是由于在大选中败北或被议会投不信任票而公开下台的。 23　届政府中倒是有21　届政府，它们的倒台明显地是出于宫廷的决定，是国王在幕后策划好了的。 开始，共和农民党人阁，国王取得了一石双鸟之效。第一，该党的“归顺”，证明了国王的英明与强大；第二，该党的入阁增加了各党的矛盾，给国王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机会。 1928　年6 月20　日，塞尔维亚王国政府发生了前所未闻的“内证”。激进党国民议员普尼沙·拉迪奇在国民议会上掏出枪来，对准斯捷潘·拉迪奇等人开了火。拉迪奇受了重伤，两名农民党议员被打死。几周后，斯捷潘·拉迪奇也因枪伤不治而亡。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当时，由于王家卫队指挥官佩塔尔·日夫科维奇将军的指使和包庇，行刺者普尼沙·拉迪奇没有说出行刺的真正动机，他被从轻处罚——20　年徒刑。1944　年10　月，在解放贝尔格莱德的战斗中，塞尔维亚第二十一师的战士门在阿瓦拉山麓的一个村子里抓住了普尼沙·拉迪奇，并匆匆将他枪决了。将士们缺乏历史感，他们没有审讯他，尤其没有问一问亚历山大国上在事件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 议会的枪击事件为亚历山大国王的行动提供了借口。从此之后，他便不断地制造舆论，为自己的重大政治行动做准备。 1929　年1 月6 日，国王的第一个行动出台——发动政变。 当日，他发布了一则公告。公告称，他希望“排除人民和国王之间的中间人”，即政党。公告说：“根据难以忘却的先王的传统，作为一个政治目标，议会制仍然是我的理想，但它却被盲目的政治所滥用，以致使它成为国内进行任何卓有成效的工作的障碍。因此，我决定，1921　年的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一斯洛文尼亚王国宪法不再有效。”国王同时宣布，即日起，解散政党，解散议会，解散内阁，并重新组成一个只对他本人负责的新政府。 原首相安东·科罗舍茨只好来王宫向国王呈递辞职报告。他顺便向亚历山大国王提问道： “陛下，我从什么时候起失去了您的信任？”辞职首相很可能也想到了斯韦托扎尔·普里比维奇所想的问题。 接替首相职务的，是我们上面曾提到过的王家卫队指挥官佩塔尔·日夫科维奇将军。目不着说，他将是下一个牺牲品。 这一切意味着，南斯拉夫进入了全面独裁时期。 各种政治力量都对独裁做出了反应，抗议的怒潮席卷全国，连被人忘怀的角落里，也泛起了不满的波澜。 1 月6 日政变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的波斯尼亚神父西莫·贝戈维奇都呆不住了。他不顾生命危险，更不顾年迈及老眼昏花，率领一批农民，从帕莱地区出发，到达萨拉热窝，在里昂官邸前表示抗议。里昂晓得这位老者的来历，于是，接见了这位抗议者，声称将仔细听取老人抗议的缘由。接见时，西莫·贝戈维奇提出要问里昂要4000　第纳尔。里昂觉得老人提出要钱的问题甚为奇怪。于是答应道，只要贝戈维奇把这4000　第纳尔的用项说明白，他可以照付。神父以他固有的烈性子，恶狠狠地道： “我要钱是想买张火车票到维也纳去一趟。我要到那里去看一看弗朗西斯·约瑟夫的墓。我将对死者说：‘弗朗西斯，我要是晓得在你死后波斯尼亚会发生如此咄咄怪事，那我就决不会推翻你的政权。’”其他政治势力的反抗要激烈得多。当然，反抗激烈的政治势力遭到的迫害也更为厉害。 南斯拉夫已非法活动了多年，当这次独裁统治来临时，人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反对，这样，南共党员遭到前所未有的迫害。南共中央书记久罗·贾科维奇于1929　年4 月被捕。他受尽酷刑后被杀害。南斯拉夫共青团中央书记米约·奥雷什基和南斯拉夫共青团中央常委斯拉夫科·奥雷什基于1929　年夏被害。除此以外，被害的还有共青团新任书记佩拉·维奇一阿加、共青团另外的领导人约西普·科卢姆博、约西普·德贝利亚克、约两普·阿达米奇，等等。 党的基层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党的中下级工作人员处境变得越来越险恶。 塞尔维亚地方委员会是对1 月6 日独裁作出反应的第一个党组织。地委和南斯拉夫共青团联署散发了抗议传单。 省共青团书记亚历山大·兰科维奇负责在一架印刷机上秘密印刷这些传单。他当时19　岁，是来自农村的一个穷孩子。在散放传单时，一名共青团员遭到警察逮捕。被捕者供出了共青团省委书记的名字，兰科维奇躲了几天后还是被捕。他被关押在格拉文贾查警察监狱。这个监狱以虐待犯人有方而闻名全国。兰科维奇所受到的种种待遇证明这所监狱名不虚传。他先是遭到毒打，而不大不小的一只木槌子，整日价敲砸他的脚跟。天气冷得要命，多瑞河结了厚厚的冰，可兰科维奇被命令直接躺在水泥地上。兰科维奇没有什么东西可铺，为了保护脊椎，他只好在脊椎骨下垫上一块面包，而他头上枕的，则是一个空的罐头盒。 他受到多次审讯，但警察未能从他的嘴里得到任何东西。 审讯中，他脱去衣服让法官看身上的伤痕，抗议警方的虐待。庭长唤来了医生。医生作证说，那是皮肤结核症！ 宣判书宣布后，被判刑的人员一起高呼“万岁！”法庭和警察对此也毫无办法。 兰科维奇被判处6 年苦役。 在卢布尔雅那的爱德华·卡德尔则在1930　年被捕。 当时，卡德尔任南斯拉夫共青团卢布尔雅那地委书记，20　岁。 1930　年，科茨穆尔受莫斯科委派来贝尔格莱德任南斯拉夫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到达贝尔格莱德后被警察逮捕，遂供出爱德华·卡德尔。他还告诉警方，卡德尔与南共中央委员克尔卡·迪米特里那维奇有联系。科茨穆尔把与卡德尔进行联系的暗号也向警察头子斯维托扎尔·伏伊科维奇告了密。2 月17　日，伏伊科维奇乔装来到卢布尔雅那一个戏院附近的一条街上，来与卡德尔“接头”。卡德尔出现后，伏伊科维奇道出了暗号，问卡德尔在何处可以找到克尔卡·迪米特里那维奇。他说他有一封信要交给迪米特里那维奇。卡德尔没有怀疑面前的这位魔鬼，于是，就说当天晚上7 时半可以在蒂沃利公园见到迪米特里那维奇。 这时，伏伊科维奇露出了真面目。他拔出了手枪。埋伏在周围的警察都围了上来。 被捕后，卡德尔立即遭到殴打。 警察们把卡德尔带到了警察局。 5 点钟了。7 点半便是迪米特里那维奇在公园与卡德尔会见的时辰。如果不想办法，迪米特里那维奇必遭暗算。怎么办？ 卡德尔一边忍着鞭答的疼痛，一边思索对策。 伏伊科维奇一心要捕获更多的猎物。他也在思索着捕捉迪特里那维奇的妙策。 “能不能用一桩真实情况来换取你们停止动手？”卡德尔向警察们提出。 “你说！”伏伊科维奇认为卡德尔坚持不住了。 “我说的‘7 点半在蒂沃利’其实是一个暗语。当时，你们不能正确对接，我已断定你们是特务无疑。”“那对接的暗语是什么？”伏伊科维奇立即问。 “应该是‘那里太冷’。你们当然不知道。”“那你快说与迪米特里那维奇接头的真实时间和地点。”“你们要首先表示履行诺言。”这时警察又开始鞭答卡德尔。 卡德尔假装受不住了，大声喊： “别打了。时间是8 点钟，地点是斯马丁斯卡大街。”8 点差10　分，卡德尔被带到了斯马丁斯卡大街。特务们早已在大街附近布置停当。 8 点钟到了，但迪米特里那维奇却没有出现。8 点半了，街上仍不见迪米特里那维奇的踪影。 这时，伏伊科维奇终于发现自己上了当。 原来，卡德尔真的定下7 点半钟在蒂沃利公园与迪米特里那维奇有一次接头。迪米特里那维奇也真的准时到了那里。他在那里等了一个小时，不见卡德尔的踪影。他以为卡德尔失约，便气乎乎地回到了住处。但第二天清早，当他得知卡德尔被捕的消息后，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不敢怠慢，于是收拾了一下，便离开卢布尔雅那到苏联去了。 如果伏伊科维奇多一个心眼，在带卡德尔去斯马丁斯卡大街的同时，在两条线上使力气，派另一支人马于7 点半去蒂沃利公园“守株待兔”的话，那么，迪米待里那维奇是一准逃不脱了。 伏伊科维奇得知自己受了骗，更是恼羞成怒。他整日对卡德尔进行拷打，并通宵达旦地对卡德尔进行拷问。 在被押往贝尔格莱德的路上，他也没能安静地呆一个时辰。 卡德尔被押在贝尔格莱德的警察局大楼内。第三天，警察仍然未能从卡德尔的口里得到什么，于是，他们抓住卡德尔，把窗子打开，将卡德尔的头推出窗外，然后抓住他的双脚，使他头朝下倒挂着。这里是大楼的第6 层。 这时，伏伊科维奇不断地吼叫：“但白吧，狗娘养的，要不就把你推到下面的人行道上去！”10　天过去了。卡德尔和被科茨穆尔出卖的其他一些同志被送进另一座楼里。这时拷打才告停止。 9 月，贝尔格莱德国家保卫法庭进行了对爱德华·卡德尔等人的审讯。 爱德华·卡德尔被判处两年苦役。 对人莫萨·皮雅杰的迫害表现在他眼刑期间，因为皮雅杰被捕在1925　年，他在狱中已呆了好几个年头了。 1925　年农民党领袖斯捷潘·拉迪奇被捕后，在全国出现了新的恐怖。当时，南共中央为了回答亚伪山大国上新的恐怖政策，向人民进行宣传，决定出版秘密报纸《人》。这一任务落在知识分子出身的犹太人、画家莫萨·皮雅杰的肩上。早在1921　年，的组织被禁止活动之前，皮雅杰曾在党的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文章写得十分出色。因此，皮雅杰早就小有名气。 皮雅杰接受任务后，便在贝尔格莱德市郊的公寓里建立了秘密印刷厂，组织出版《人》。当《人》出版到第三期时，皮雅杰出人告密而被捕。 当局对皮雅杰的审讯甚为重视。宫廷特别指定几名得到国王信任的法官组成法庭，以便按自己的愿望来对皮雅杰进行判决。 开庭后，法官们确实没有辜负国王的期望。科斯蒂奇法官要求将皮雅杰判处死刑，法官马林科维奇建议判刑20　年，法官伏凯洛维奇则建议判刑15年。最后的判决是取了中间数——20　年徒刑。 当时，皮雅杰的一个兄弟要上诉。他请上诉法院进行解释，为什么皮雅杰一案量刑重到这般程度。法院的一位友人背地里告诉他，说这一切都是官廷事先定好的，判刑重为的是恐吓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的领导人。 约瑟夫于1929　年1 月开始服刑。 一上来，他被关在萨格勒布的一座监狱里。 从受到的待遇看，在这所监狱约瑟夫比起上述人员来要幸运得多了。 他还得到了一次逃脱的机会。 监狱的一个卫兵原是一名工人，失业后做了狱卒。这位狱卒同情，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为狱中的员干了不少有益的事。 有一天，他递给约瑟夫一个面包。约瑟夫趁无人时打开面包，发现里面包着一把小小的钢锯条。 约瑟夫明白了。他又通过这位狱卒与外面接上了头儿。 监狱里犯人每天早晨5 点到6 点起床。这时，各个年门都被打开。犯人们开始清理牢房里的垃圾，罐头盒等脏物被掷出房外，乱糟糟，叮叮当当响个不停。 约瑟夫便利用这个机会来锯窗子上的铁条。 铁条共有6 根。第五根铁条锯断了，剩下了最后一根。窗子很小，只有把6 根铁条都锯断，约瑟夫才能爬出去。 外面有一辆自行车。这是早就安排好了的。 当他的大功快要告成时，突然出现了变故。 有人在开他的房门。约瑟夫赶快从窗口跳下来，坐到了床上。 门开了。进来几个卫兵。 “出来，出来，你要换一个房间。”原来要在院子里架设绞刑架。狱方嫌约瑟夫呆在这间房里碍他们的事。 他的越狱计划彻底失败。 警方的大意是惊人的。他们竟没有及时发现窗上的铁条是被锯过的。 此后不久，约瑟夫被送进列波格拉瓦监狱。 列波格拉瓦监狱坐落在列波格拉瓦镇。小镇在伊凡奇卡山麓，离约瑟夫的家乡不远。此镇在古代闻名于全克罗地亚，因为它是当时克罗地亚科学文化中心之一。在17　世纪，这里便出现了克罗地亚的第一所大学。这所大学由帕夫林教派所建。早在1300　年，该教派便在此地建起了帕夫林修道院。到18　世纪末，帕夫林教派惹恼了弗朗西斯·约瑟夫第二，该教派遂被皇帝所禁，帕夫林也被解散，修道院则被废置，空闲了若干年。后来，当局把它改建为监牢。这所监狱的条件极差，狱方的残酷无情，也闻名遐迩。 1 月份的一个阴暗的下午，约瑟夫被押送到了这里。 他首先被带去见监狱长。监狱长要向新的犯人宣布狱中的规矩，提出犯人应该遵守的事项。 在介绍的过程中，约瑟夫想到在何处曾与这位监狱长见过面。最后约瑟夫记起来了，在战争时此人曾与约瑟夫同在一个团里当兵，并且也与他一起成了俄国人的俘虏。约瑟夫最后还想起了他的名字。 看来，这位监狱长也认出了约瑟夫。但他假装不认识约瑟夫，不与约瑟夫说一句多余的话。约瑟夫当然也不会与这位监狱长搭腔了。 离开监狱长的办公室之后，约瑟夫又被带进“浴室”。进这“浴室”可绝不是一种享受，而实际上是对犯人的一种虐待。 进屋之后，首先要被剃去头发，然后要把全身的衣服扒光。许多人一个接着一个被赶进一个大的盆里。水污浊得令人作呕，里面还混有头发。水是冷的，不用说，每个“洗浴者”都会冻得发抖。 这样洗浴之后，便换上这座监狱里的囚服。囚服是许多人穿过的，不但肮脏，而且破烂不堪。接下来，是接受体格检查。 这一切做完之后，约瑟大被带进了牢房。牢房之内只有一张折叠床。床上有一条薄薄的褥子、两条毯子，均又脏又破。 房子的角上，还有一个便桶，另有一个盛水的罐子。 地板是水泥的。房子里没火。约瑟夫打心眼里感到冷。 晚饭送来了。全然是稀汤。尽管约瑟夫感到很饿，但这汤无论如何也难以喝下。 约瑟夫裹紧了毯子，蜷着身子，想睡上一觉。 刚睡着，突然，外面有人喊： “警卫，注意了！”约瑟夫被这喊声惊醒。 他睡不着了，两只眼睛望着天花板。当然，他什么也看不见，因为屋内没有一丝光亮。 大约过了15　分钟，外边又响起了那令人讨厌的喊声： “警卫，注意了！”后来，差不多每隔一刻钟，这声音便响一次。 约瑟夫明白了：这是警卫在虚张声势，借此来吓唬那些妄图逃跑的犯人。 约瑟夫很快习惯了这声音：他睡去了，不受它的干扰；他不再醒来了，让那声音见鬼去吧。 早晨，约瑟夫醒来了。他觉得休息得不错。 大约6 点左右，一排排的牢房门统统被打开。 “倒罐子，倒便桶！”卫兵在廊子里无精打采地吆喝着。听得出，他们这是例行公事。 早饭来了；一小片面包。 吃完早饭，约瑟夫一直要呆到吃午饭。吃完午饭，又要一直呆到吃晚饭。 吃完晚饭，就等待睡觉了。 独自一个人。不许看书，不许写作。不许这，不许那。 过了不多久，生活中多了一项内容：早起送夹一篮子鹅毛，晚饭以前，要把鹅毛整理好。天天如此。 就这样，约瑟夫度过了在列波格拉瓦监狱的头三个月。 机械师的身分和技能帮助了约瑟夫。 监狱里有一个发电厂。这个电厂发的电不但供监狱用，还可供村子里居民用。 约瑟夫彼选为该电厂的机师。 这工作给了约瑟夫很大的活动自由。他还被获准看书。 这样又过了几个月，约瑟夫身边出现了对他的成长具有重大意义的变故。 莫萨·皮雅杰从贝尔格莱德的米特罗维察监狱来到了这里。 前面我们已经交待，皮雅杰由于出版《人》而被判刑20　年。当局不想让这位危险人物在某一个监狱里呆得太久。这样，他从贝尔格莱德那边被押解到了这里。 约瑟夫久仰皮雅杰的大名。他知道皮雅杰是个西班牙犹大人，知识渊博，对党忠诚，他早就希望见到这个人而未能如愿，这不，统治阶级倒把皮雅杰给他送到身边了。 皮雅杰对约瑟夫的种种表现，尤其是对约瑟夫1928　年在敌人公堂上的表现早有耳闻，也希望见一见这个工人出身的同志。 俩人一见如故。 经约瑟大向狱中请求，莫萨·皮雅杰成为约瑟夫的帮手。这样皮雅杰也获得了较多的活动自由。 约瑟夫与皮雅杰一起要干的，是在监狱里建立党的组织，并与外界的党的组织取得联系。 约瑟夫是机师。他总是一手拿着试验灯，一手拿着螺丝刀在监狱的每个角落里走动。 监狱是刑事犯和政治犯混杂关着的，政治犯不多，但约瑟夫不愁党支部建立不起来。 事实上，没有多久，经约瑟夫与皮雅杰的努力，列波格拉瓦监狱党支部很快就组织了起来。 党支部的主要任务是两条：一是领导狱中的斗争，二是组织大家学习，培养干部。 学习的条件不好。没有教材，没有教师，但大家学习的劲头十足。 党的组织很快与社会上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这个任务也是由约瑟夫完成的。 一是约瑟夫可以外出购物，二是约瑟夫要到监狱外面的居民当中去修理电器。当然，他外出时是由卫兵跟着的。 监狱的对门有一家咖啡店。咖啡店的楼上是住房。咖啡店老板是个克罗地亚妇女。她为人厚道，心肠好。她以帮犯人干事为荣。当她了解了约瑟夫的工作之后，便每隔两三个月让她房间的电灯“坏”一次。她通知电厂派约瑟夫前来修理。当卫兵跟着约瑟夫到达时，老板便请卫兵在楼下喝一杯，由约瑟夫到楼上去“修电灯”。约瑟夫便借此机会与等在楼上的人谈问题。他可以向党的同情者进行宣传，可以向由萨格勒布来的党的负责人报告监狱情况，听取指示，也可以借此机会得到监狱中所斋要的书籍及其他物品。 皮雅杰不但是位理论家，是文章高手，而且是一位画家。 他作为电工的帮手，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外出，从事他的绘画事业。 他给约瑟夫画了一张像。这张像从这个监狱传到了另一个监狱。后来成为铁托战友的吉拉斯就是通过这幅画像认识了铁托的。 有一次皮雅杰在一名看守睡觉时画了看守的像。这是一个别具一幅的模特：鼻子圆得像个葱头，双唇厚厚的叫人联想到猪嘴。他还戴着一顶古里古怪的油腻的帽于。皮雅杰兴致勃勃，没有半个时辰，一幅生动的肖像画随即面世。然而，当他放下调色板准备把画收起时，看守醒来了。看守见画了他的像，便咆哮起来，接着，不由分说就抢过画去撕毁了。皮雅杰曾向他解释，说这是艺术，并说这是他认为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更何况他还是个犯人呢。 皮雅杰真的动了艺术家之情。他曾为此整天闷闷不乐，约瑟夫无论怎么劝说，均无效果。 皮雅杰曾在慕尼黑美术学院学习美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马其顿一家中学里当美术教员，并曾任代理校长。大战结束后，他放弃了教师的职业，入了党，在党内作新闻工作。1920　年，在萨拉热窝举行南斯拉夫第一届记者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成立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一斯洛文尼亚王国全国记者协会，皮雅杰被选为记者协会第一书记。1925　年被捕后，他在狱中研究井着手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当局一直把皮雅杰当作危险人物对待，不断地给他调换监狱。而在押解的路上。他受尽了折磨。 他告诉约瑟夫，在从米待罗维察到列波格拉瓦监狱的路上，他曾面临被打死的危险。出发前，他和其他犯人在米特罗维察监狱的院子里听宪兵们的训话。宪兵们向他们宣布，如果有人敢于在路上逃跑，那么，他将像兔于一样被开枪打死。大家都知道，米特罗维察的监狱长一直怂恿宪兵这样干。皮雅杰说，一路之上，宪兵不住地威胁大家，辱骂大家，皮雅杰和另外三名伙伴得出的结论是，宪兵们真的想干掉他们，打死后则说他们企图逃跑。皮雅杰说，他们到达列波格拉瓦已是深夜，路上没有行人。在离监狱约800 米的时候，跟在他们身后的宪兵发话让大家老老实实行进。如果有半点可疑的动作，他们就立即开枪。四个犯人每人都在想，这段路程，或许就是他们人生的最后行程了。他们每走一步，都等待着身后响起枪声或者捅过宪兵的刺刀。 1931　年夏天，当局将70　名犯人从米特罗维察监狱转移到列波格拉瓦监狱。他们之中有35　名政治犯，即被关押的人。他们曾抗议监狱不人道的伙食条件：吃叫人立即生病的发臭的蔬菜和发霉的面包。宪兵与当局从闹事的人中挑出最危险的分子，把他们押解到了列波格拉瓦监狱。 这批犯人是被关进一节装运牲口的闷罐车厢内的，个个戴着重镣。 这些犯人一路之上歌声不断。每到一个大点的车站，他们就提高嗓音。 列车在萨格勒布停站时间较长。从锁得紧紧的车厢里，传出了《国际歌》的壮烈歌声。铁路上的工人们，路上的其他行人停下脚步，放下手中的活儿，倾听这判了刑、脚踏重镣的无产阶级无畏战士的歌。当时，仅仅因为唱这么一首歌，就够得上杀头罪了。 宪兵们气得发了疯，他们扬言要开枪。他们真的拔出了刺刀，来威胁这些犯人。但是，常言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看到这些普洛米修斯踏着铁镣、以威严的目光来回答他们时，他们也只好退却了。 这些政治犯的到来，给列波格拉瓦监狱狱中的斗争增添了新生力量。他们一到，约瑟夫即将他们组织了起来。 在这些人未来之前，列波格拉瓦狱中只有9 名政治犯：原在的2 名，与约瑟夫一起来的3 名，1930　年与皮雅杰一起来的4 名。现在又多了35　名。 开始时，政治犯被关在单独的牢房里。蹲监狱可不同于住饭店，住单问是一种良好的待遇。这狱中的单间，实际上是虐待犯人的一种方式。你想想看，在恶劣的物质条件之下，一个人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整日价面对四壁，与外界完全隔绝，没有人关怀你、同情你，没有人与你交谈，一天可以，一个月可以，甚至。一年也可以，可有的一呆就是儿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是终生，这样的日子让人如何打发？ 就拿前面提到的刺杀国王未遂的斯特伊奇来说吧，他从1921　年服刑起就被关入单独牢房。他的脚上还戴着沉重的铁镣。他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苦熬着，顽强地抵御精神上难以忍受的摧残。但当他坚持到第十四个年头时，有点抗不住了。他逢人便说，自己发明了一项专利，可以用雪来生炉子，使人们呆在房间里会感到暖和。他还说，他另有利用冰雪的其他方面的发明。 斯特伊奇为什么脑子里头总是出现这样的念头，或许是不难解释的。天冷给他的煎熬太重了。但事实是监狱的单间牢房把犯人折磨成了神经错乱者。 35　名政治犯的到来，使约瑟夫明白了，必须与狱方进行斗争，尽可能地把政治犯集中在一起，免受单人牢房之苦。 35　名政治犯到来之后，建立了狱中党的组织——地方委员会。委员会有3 人组成，约瑟夫是成员之一。 委员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与狱方交涉，让政治犯几个人住在一起。 这项工作经过斗争，最后经过绝食斗争，取得了进展。 这一消息传到其他监狱后，那里的犯人也进行了同样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米特罗维察监狱的政治犯也被允许住到一起了。斯特伊奇与大家共同生活之后，智力与体力逐渐恢复，这使他十年后成功地组织越狱、越狱后领导一支游击队英勇抗击德国入侵者才成为可能。 委员会的第二项工作是领导犯人进行狱中的斗争。 起初，斗争表现在个别问题上。 有一次，政治犯中有一位年轻人向监狱外写了一封信。信是要经过严格检查的。检查信的是监狱的教员，名叫科斯蒂奇。这位教员实际上就是一个密探。监狱的人谁都明白这一点。这位教员在检查那位年轻犯人信时，发现信中有不少不合教员心意的话，于是便审问并虐待这位年轻犯人。委员会了解情况后，就责成皮雅杰与狱方交涉，皮雅杰是个火暴脾气，看不得如此的不公正，他立即找到那位教员。这位教员自恃身分特殊，不把皮雅杰放在眼里。谈话中，这教员还咒骂员为匪徒。 皮雅杰如何吃得这一套？两人发生严重冲突，事情闹到监狱长那里。监狱长心里知道教员没理，但他嘴上只责备那位年轻犯人，而对教员的无理缄口不谈。皮雅杰不服，要求对教员进行惩罚。监狱长无奈，只好答应皮雅杰的要求。当然，皮雅杰也遭到了报复：被关进了单人房间。 与狱方最激烈的一次斗争发生在1931　年的4 月。当时，监狱来了一位新的看守长。这位先生决心对监狱的某些制度进行改革，以整顿狱中的“秩序”。 他说，他听了狱中教员科斯蒂奇介绍后认为，列波格拉瓦监狱中的政治犯享有的“自由”大多了，监狱中存在着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这意味着，狱方要对政治犯进行更为残酷的迫害。地方委员会研究认为，绝不能让这位看守长大人的计划得逞。 有一天，看守长把一名政治犯推进了地下室。这地下室又冷又潮，绝对不是人呆的地方。而这位政治犯当时还在生病，发着高烧。 委员会认为，这正是进行斗争的好机会，于是，决定组织犯人开展绝食斗争，要求狱方停止对犯人的这种非人道的做法。 委员会的成功之处在于同时发动了刑事犯参加了绝食。因为他们也有几个人被送入了地下室。 整个监狱的1200　多名犯人一起停止进食。 狱方吓坏了。他们急忙找犯人的代表前来谈判。 皮雅杰是两个代表中的一个。双方很快达成协议：狱方将关进地下室的人统统放出，禁止那位新的看守长殴打犯人；犯人的绝食则宣告结束。 耐人寻味的是，犯人们，包括刑事犯们，不相信狱方的话，因此不停止绝食。他们说，只有约瑟夫发话他们的绝食才会停止。 无奈，约瑟夫只好出面了。 委员会的第三项任务是组织犯人进行学习。委员会的想法是把监狱变成一所大学校。 学习的条件很差，一是没有课本和教材；二是没有教员。有限的学习材料，包括书籍，是靠与监外的党组织以及同情者的联系带进监内的。没有教员，则是采取能者为师，轮流授课的方式来克服的。约瑟夫本人经常当教员。 有一次轮到他讲关于宇宙起源的学说，为了备好课，颇费了他一番工夫。 约瑟夫自己则极充分地利用了这次学习的机会。他学了语言。先学了世界语，接着又学了英语。而更多的时间，是与皮雅杰一起切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时，皮雅杰正在翻译《资本论》。 委员会的第四项任务是与外界进行联系。这种联系不但出于组织上的需要，而且是出于思想建设方面的需要。政治犯身陷囹圄，心系国家。他们经常发间：外边，政治局势如何？外边，党是否还在活动？当知道外边党不但存在，党在活动，而且党一直关注狱中的同志时，大家就会觉得长期服刑、备受折磨还值得，今后的日子再长，也可以熬得过…… 与外界联系的任务，大都落在约瑟夫的肩上。 上面提到，在1931　年4 月的绝食斗争中，约瑟夫起到特殊的作用。这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当局遂做出决定，要使危险的约瑟夫离开列波格拉瓦监狱。 1931　年6 月，约瑟夫被解往马里博尔监狱。 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诸位战友，尤其是莫萨·皮雅杰。 马里博尔监狱的名声比列波格拉瓦要坏得多。 约瑟夫来到马里博尔监狱时，狱中有4 名政治犯。他们还被关在单人房间里。为了实现几个人合住的要求，4 个人曾进行了长达10　天的绝食，但狱方没有让步。 约瑟夫同样被关在单人房间里。但他总有办法与原来的4 个同志进行联系。约瑟夫与大家商定，大家团结一致，持续不断地提出抗议，迫使狱方接受条件。 这一招果然奏效，没过一个月，狱方答应了5 人合住的要求。 他们合住后，立即组织了起来。 这里政治犯人不多，与外界的联系也很困难。组织起来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自我教育和学习。 这里生活条件很糟：伙食差得难以下咽，房子里没有取暖设备，没有灯，臭虫多得吓人，而且没有法子捕捉、消灭。 在此与约瑟夫一起服役的乔拉科维奇回忆说，那时的约瑟夫，形容消瘦，面无血色，一身囚衣，看上去活像个苦行憎。乔拉科维奇说，约瑟夫很少笑出声来，但不笑则已，一笑纵情。 乔拉科维奇说，那时他们也有欢乐的时刻：围坐在一个想方设法才弄到的旧铁火炉四周，大家合抽一支香烟，自称是“资产阶级”；有时，布罗兹大谈布尔什维克革命——这是犯人得意的话题。有些夜晚他们组织晚会，先唱国际歌，接着唱其他革命歌曲，最后则哼起小调，开始还算柔和，最后是扯开嗓子蛮唱，直到警察前来干涉为止。 政治学习是他们的主要活动。他们被派裱糊纸袋。一来占去很多时间，后来，大家想出主意，进行流水作业，这样不但节省了时间，而且可以剩余更多的纸张来裱糊、伪装政治书籍的封面，掩警察之耳目。 1933　年11　月的一天，约瑟夫得到了服刑期满的通知。 约瑟夫服刑期间，南斯拉夫政治进入了最黑暗时期。这时，不满的已不只是人。 1932　年12　月7 日，农民民主联盟包括马切克在内的9 名领导成员在萨格勒布开会，对时局进行了分析，并起草了《五点声明》，谴责1929　年1 月6 日的独裁统治。这《五点声明》写得痛快淋漓，实属南斯拉夫政治史上难得之文献。现抄录共飨： 一、信守民主政治原则，我们认为民族主权是任何国家组织的支柱，人民本身是一切政治主权和一切公共权力唯一的、色无仅有的源泉。 二、鉴于农民作为一个集体概念乃是一切民族文化、经济生活、社会结构（建筑） 和道义价值的体现者，它还包括人民的大多数，因此，农民必须成为我们整个生活的组织的基础。 三、我们指出，从一开始起就强加给克罗地亚和萨瓦河、德里纳河和多瑙河此岸的我国各地的塞尔维亚霸权，由于它直接借助于暴力和不道德的方法，由于它掌握着国家的全部权力，因此，它起着极为有害的作用：破坏道义价值、一切进步的机构和成果、人民的物质财富以及他们的精神和平。在自1929　年1 月6 日起建立的主义政权统治下，这种情况达到了顶峰。这个政权加强这一霸权，带来了种种致命的后果，甚至还取消了公民的自由和政治权利。 四、在这样一种严峻的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不可避免的结论：迫切需要回到1918年，把它作为出发点，进行坚决的和组织严密的斗争，反对这一霸权，将它排除出我国，从各地消除它滋生的一切权力和影响，赶走它的代表人物。 五、唯有在这一前提下，才能着手建立新的国家共同体制度。现在我们不详细论述这一共同体赖以建立的基础，但它原则上应该建立在下面这一思想的基础之上：这一共同体的一个或几个成员对其他成员不占优势，它将是建立在它的成员自由意愿基础上的利益联合体，每个成员。即联合起来从事把协商确定的、符合共同体普遍利益事务的全体成员，都将能够确保单独的利益和共同的利益，从而保障塞尔维亚人民、克罗地亚人民和斯洛文尼亚人民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进步和繁荣，使用其他语言的少数民族的特殊利益将得到充分的保障。 这声明一经公布，便惹怒了当权者。马切克随即被捕。初审时判了他20年的徒刑，好不吓人。后来，贝尔格菜德国家保卫法庭重新审讯，他最终被判处3 年监禁。他被关进了米特罗维察监狱。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铁窗风寒温情少，牢底未穿苦事多。 自保自慰勤功业，未来疆场与尔搏。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出狱 冬去春来青逐黄，大地崛起好儿郎。 烈烈轰轰千般事，不计头功日方长。 且说约瑟夫离开马里博尔监狱之后，实际并没有被立即释放。他又被送往奥古林。当局通知他，他还需在此服刑3 个月。 3 个月后，他被释放。但警察告诉他，他必须回到老家库姆罗维茨去，而且永远不许离开那里，每天还须向乡主席报到。 约瑟夫于1934　年3 月底回到了家乡。回乡之前，他做了一身新装。 他径直回到了家里，约瑟夫得知，他的兄弟德拉古丁一卡罗不久前刚刚死去。 当天，他向乡主席报了到。 乡主席叫约瑟夫·朱拉克。约瑟夫与他打小就认识。 约瑟夫一进乡主席的办公室，门就给关上了。乡主席首先对约瑟夫。布罗兹在法庭和狱中的杰出的表现表示祝贺。这使布罗兹大吃一惊。随后，乡主席告诉布罗兹，他用不着天天前来报到。 约瑟夫在库罗姆维茨呆了几天之后，就去了斯洛文尼亚他外祖父家。他曾在那里度过了愉快的童年。 4 月底，约瑟夫离开家乡。 约瑟夫从家乡消失后警方立即发出逮捕令。 但约瑟夫已经无影无踪了。 从此之后，警方再也无法抓住约瑟夫·布罗兹。 约瑟夫去了萨格勒布。 他化了装。现在的约瑟夫·布罗兹把胡子刮了个精光，头发改变了颜色。 一副金边眼镜，一身讲究的衣服，叫人看上去已不是原来的约瑟夫了。 实际上，他的名字也改了。起初，他用“罗迪”这个名字，但因存在同名者，遂又改为铁托。 铁托这个名字在约瑟夫的故乡多被采用。铁托·勃莱卓伐茨基就是100 年前果扎烈出来的著名作家。克罗地亚的伟大作家山道尔·热拉斯基的父亲也叫铁托。 到达萨格勒布之后，铁托很快便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而且重要的是，他在法庭及狱中的表现得到承认：他被选为省委委员。这对铁托日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铁托出狱后，当局对的镇压有增无减。但令人可喜的是，员们不顾政府的高压，积极开展了活动，党的地方委员会相继建立。 当时，影响党开展工作的最大障碍是党的中央不在国内。这样，一方面，中央远离国内斗争实际，不了解国内的真实情况。而更为糟糕的是，中央下达的指示，都是首先经过第三国际的批准。在这种情况卜，即使原本正确的指示，三转两转，下达时也事过境迁，不再适合国内斗争的需要，何况许多指示本来就是脱离实际的。国内的党组织和党员对此甚为不满。 另一方面，中央领导人自己不敢回国，又想改变现状，只好派遣联络员返回国内与地方委员会进行联系。但这些人多半逃不脱警察的魔爪。而这些人大多又生了一副软骨头，他们被捕之后，经不注警察的折磨，便不仅出卖党员个人，而且出卖组织。国内党的组织因此遭受到极大的破坏。长此以往，党员们便失去了对中央的信任，许多党员甚至提出，要中断与中央的联系。 萨格勒布省委是南斯拉夫最强大的党组织。这个委员会对问题的处理是谨慎的，他们早就决定与中央建立正常的渠道，向中央真实地反映党员对中央的意见与要求。 铁托进入省委之后，省委认为他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合适人选，于是，决定派他到维也纳走一趟。 当时，去维也纳有两条路好走，但他选择了一条较为保险的路线。 特尔日奇镇的另一侧便是奥地利。这里由卡拉伐克山为界。这一带是登山运动的好场所，如果持有斯洛文尼亚爬山协会的会员证，可以越过卡拉伐克山进入奥地利境内8 公里。铁托搞到一张会员证。他一身运动员打扮，到了特尔日奇。在那里，他雇到一名向导。 黄昏时分，向导领着铁托开始爬山。倒霉的是，这位向导是个酒鬼。他随身带了3 瓶酒，边走边喝，行进的速度很慢。半夜时分本应到达边界，但走到拂晓，仍看不到边界的影子。这时，向导却停下来，说： “你花300 第纳尔只能到这里了。剩下的路，你自己走好了！”但这里是危险地段，因为前面甚为开阔，极易被哨兵发现。铁托要求向导带他到一个易于越境的地段。 “那就再拿300 第纳尔！”铁托只好答应。 向导又领铁托走上另外一条路。 向导仍然不住地喝酒。 不多久，向导又要向铁托勒索。铁托生气地甩掉向导自己向前走。 天亮时，铁托终于进入奥地利。起初，他没有遇到险情。他在一个村子里吃了早饭。但饭后当他要离开的时候，村子里突然响起了枪声。 铁托走出农户时，发现有几个持枪的人，他们的袖子上戴有“卍”字红袖章。铁托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 戴袖章的人开始盘问铁托。他出示了登山协会会员证。 铁托被命令返回。无奈，铁托转回山去。 但他进山后，找了另一条路，重新进入奥地利。 后来铁托才知道，这一天，奥地利总理道尔夫斯在维也纳遭到暗杀。法西斯分子妄图夺权，于是，在全国若干地方都发生了战斗。 这一次，铁托乘火车顺利地到达维也纳。 铁托很快与中央接上了头。第二天，他见到了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 当时，中央书记是米兰·高尔基奇。他不到30　岁，高大的身材，体格强健。 见铁托到来，高尔基奇和其他中委很快将他围起来，犹如蜜蜂见到了蜂蜜。显然，他们迫切想知道南斯拉夫国内局势及党组织的状况。 铁托详尽地向他们说明了一切。普通党员对党中央设在国外的意见，对中央委员会派回的人不断遭到逮捕、使国内组织受到破坏的意见，铁托也直截了当他讲了出来。 汇报之后，铁托接受了返回南斯拉夫组织召开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党代表大会并筹备南斯拉夫党代表会议的任务。 在维也纳，他给萨格勒布省委会写了到中央来的工作汇报，并将他被选为中央委员的消息告诉了省委。 铁托返回萨格勒布后，即着手组织克罗地亚及斯洛文尼亚党代会。 克罗地亚的党代会按照中央要求的时限召开，过后，铁托向中央报告了会议情况，说代表们对代表大会印象特别深刻。但会议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以致资料准备不齐，代表们“毫无准备”而不能很好地发表意见。他说克罗地亚省委会将在实际工作中弥补这些缺陷。 铁托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斯洛文尼亚党代会的组织工作上。 会前铁托首先改组了省委会。 代表会议于1934　年9 月15　日至17　日在斯洛文尼亚主教罗兹曼建在卢布尔雅那以北8 英里梅德伏德的避暑别墅里举行。 参加会议的共30　名代表。代表们在别墅里吃住。主教的兄弟把丰盛的饭菜摆在饭厅里。桌子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杯子晶莹透亮，上等的瓷碟上印有主教的纹章。他是因为与哥哥不和被哥哥从城里赶到这里来的。 代表会议的宗旨是使斯洛文尼亚党的组织进一步活跃起来。因此，会议决定，党必须在各方面开展活动，以便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团结，以群众斗争的方式，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和民族权力。 会上，爱德华·卡德尔、博里斯·基德里奇发了言。铁托则作了一篇理论报告，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进行，否则不可能获得胜利的思想。他的这一理论受到与会者的普遍重视，也成为南斯拉夫党进行斗争的重要理论基础。 大会选出了斯洛文尼亚党委员会。卡德尔与基德里奇是警察近来追捕的目标。他们再呆下去可能出现危险。为此，共产国际已经下了调令，让他们到莫斯科去一段。由于这方面的原因，他们均未进入党委的领导班子。 会上，铁托第一次与卡德尔及基德里奇见面。这两个人若干年之后成为以铁托为核心的南共政治局成员。 卡德尔身材矮小、皮肤黝黑、文静、深沉、好学。考察了卡德尔的历史表现，铁托认为他“没有受到宗派主义的腐蚀”，是个“忠实的革命者”。 这正是铁托所要物色的人。 斯洛文尼亚党代表会议的成功举行，是铁托受中央委托完成的第一项重要实绩。会议结束不久，他又被召回维也纳。 在国内期间，铁托在各条战线上进行了艰苦的组织、宣传和协调工作。 他深入基层，找有关人员谈话，进行调查研究，并宣传党的方针，有时则直接下达指示。 这些情况见诸他当时的各种报告。 他最关心的当然是党的组织以及运动的状况。 他在一则报告中说，他到萨格勒布后，会见了地方委员会书记、省委委员和青年团书记。努力协调省委与中央的关系，这是他与省委、地委谈话的主要内容。有一次，他发现省委给中央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便要求省委不要就这样发出去，而要改得平和些。他的建议取得省委的认同。 铁托特别向中央报告了会见一名工会代表的情况。铁托曾听其他的人说，这位代表在工会会议上就工会工作作了一个报告，十分出色。一天晚上，铁托与这位代表一直谈到凌晨三点钟。这位工会代表告诉铁托，工人罢工取得胜利之后，工人中的大多数便对工会抱消极态度，许多工人甚至干脆脱离了工会组织。这位工会代表说，这一情况通常出现在有大批失业工人的城市中，因为失业大军威胁着企业里的工人。这部分工人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就不想再惹恼工厂主，而且不惜以脱离工会组织为代价。铁托报告说，这一情况使他感到意外。他认为，这反映了工会工作的弱点。 铁托还报告说，这位工会代表向他汇报了五金工会萨格勒布分会选举新领导遇到的问题。这个分会召开大会，选出了分会新领导，而且是一致选出的。但贝尔格莱德工会中央却宣布这次选举无效，并且严厉批评了这次选举。 工会中央取消了选出的分会领导，并另外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还将新当选的一名委员开除出了工会。这引起了工人群众的极大愤慨。工会代表告诉铁托，许多人主张与贝尔洛莱德工会中央实行妥协，只要中央答应别开除那位委员，就可以接受委派的委员会。这位工会代表自己则认为，不应该与工会中央实行这种妥协。因为实行这种妥协就会增强工人群众对工会的失望情绪，致使更多的工人脱离工会组织。这位工会代表问铁托到底应该如何处理此事。铁托在报告中说，当时他的态度十分鲜明，他指示这位工会代表，不要跟工会中央实行这种妥协。他指出，工会中央在这件事上粗暴地违反了工会的规则，践踏了工会会员的权利，置会员的意见与愿望于不顾，而想安插自己的人。他指示，要立即散发传单，在传单上最强烈地抨击工会中央，要他们尊重会员权利。铁托特别强调，绝对不要限制工人反对工会官僚的斗争情绪，相反，要强化这种情绪。 铁托还异常重视农民间题，注意在农民中间开展工作。 在铁托的家乡扎果烈，铁托注意到，曾一度在农民当中颇有影响的克罗地亚农民党，作为一个组织已经不复存在。的农民工作也很薄弱。农民们反抗的情绪不减当年，但他们缺少领头人。在这种情况下，教会组织钻了空子。他们在农民当中大肆宣传，把自己扮成了民族英雄。农民，尤其是农村青年大批加入了教会组织的“十字军”。铁托找了许多这样的青年谈话。 他发现，他们参加“十字军”绝不是出于信念，而是认为这个组织毕竟是反对独裁统治的。农民青年中许多人问铁托：“什么时候开始行动？”“俄国人是不是不久就向政府开战来拯救我们？”除扎果烈外，铁托还去了别洛瓦尔。这里农民党影响较大。铁托与当地农民党的头面人物接触，与他们探讨了合作的可能性。讨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农民党表示愿意重新开展地下的农民革命运动，并且愿意就此与进行合作。他们还强烈表示，要取得反对大塞尔维亚“帝国主义”的斗争胜利，农民党必须与共同行动。他们请铁托向中央转达这一愿望。 他们还提出，对于马切克，要十分讲究策略。马切克被释放后参加了政府，站到了反动派一边，但马切克在农民中间还有一定的威望。他们表示，在联合行动方面，要真正有所行动而不是停留在空洞的许诺上。铁托向他们保证，他一定能够使的领导接受这一观点。 铁托对党的文艺工作也倾注了极大的注意力。早在狱中，他就了解到党的文艺队伍在创作方法问题上发生了严重争执。狱中的党组织也极为重视此事，要求协调他们的关系，团结对敌。在狱中，铁托已经开始与文学家们进行联系，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出狱后，铁托继续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 1934　年8 月，铁托就此问题向党中央写了报告。 除此之外，他向中央送去的报告还有：关于员狱中服刑期间应尽义务的报告，关于员反对军国主义化以及开展工会工作的报告，关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党代会的情况报告，关于党代会后具体成果的报告。 他甚至总结了自己与别人非法越境，从斯洛文尼亚到奥地利的门路和方法。 这乍看起来是个具体问题，但在当时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正是这一问题处理不当，使党和党员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有关斯洛文尼亚党代表会议的成果的报告里，铁托曾指出： 代表大会产生了良好的结果。那塞尼策的工人已经在我们同志们的带头下举行了两次罢工，并都取得了胜利。在诺沃曼斯托的一家雇佣70—80　名工人的纱厂里，也由我们的同志领头组织了罢工。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和支付超时工资的拖欠。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这次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我们在那里的威信很高；人们都在说，这次罢工是组织的，罢工罢得好。值得注意的是小资产阶级也同情罢工的工人。在罗斯，工人们已经取消了集体合同，并在准备斗争。 铁托还受党中央的委托，写了关于军事方面的报告。当时他被告知，让他来写这个报告，是因为所有的中央委员都认为在这方面他的经验是最丰富的。 此外，铁托还接受了起草关于组织工人自卫队的报告。 铁托与高尔基奇一起，还按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起草了关于召开全南斯拉夫党代表会议的文件。 当铁托在卢布尔雅那刚刚写完关于越境问题的报告时，交通员给他带来一个重大消息：亚历山大国王于10　月9 日在法国马赛遭到暗杀。 铁托冷静地分析了事件对国内时局可能产生的影响。 中央委员会意识到铁托留在国内的危险，于是，命令他即刻返回维也纳。 铁托把工作安排停当后，返回了维也纳。 此次他是用假护照登程的。护照上写着一个捷克工程师的名字。铁托的打扮与工程师的身分相符。他举止文雅，衣冠楚楚，花起钱来也颇为大方。 但铁托心里并不踏实。由于时间仓促，证件的准备是否能经得住考验，他心中无底。 到达边界后，南斯拉夫的警察开始检查护照。 车厢里人员很杂。铁托的旁边有一名奥地利妇女。她随身带着一个半岁的孩子。警察来后，这位奥地利妇女站起来找自己的护照。她抱着孩子不方便，见铁托已拿出护照，便把手中的孩子给了铁托。铁托把孩子放在腿上，一只手扶着孩子，另一只手拿着护照给警察看。恰在此时，小孩足足地撒了一泡尿。铁托吃了一惊，抱起孩子——尿还在撒。细流落在他整洁的裤子上。 这引起周围一阵哄笑。警察也笑起来。在此情况下，警察没有对护照进行检查，盖上章，交给铁托就走开了。 铁托平安地抵达维也纳。 到达维也纳之后，铁托得到了去莫斯科的通知，不过调令迟迟未到。 这期间，铁托继续参与南斯拉夫党代会的筹备工作。 全南斯拉夫代表会议于1934　年12　月24—25　日在卢布尔雅那召开。地点是铁托曾躲避警察的一个公寓。共有11　名代表。代表未经选举，而是由中央指定的。当时的条件尚不允许推选代表。政治形势极端恶劣，代表们随时都有被警察逮捕的危险。 会议着重讨论了开展青年工作的重要意义，并研究了开展工作的措施。 此外，还听取了关于党的内外政策的报告。会议详尽地讨论了资产阶级各国发动反苏战争可能性的问题，并对党的行动策略提出了见解。 会议选出了以高尔基奇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铁托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并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高尔基奇与铁托没有赶上大会的开幕。他们是第二天赶到会场的。 会议以宣读一连串的口号而结束，因为怕惊动警察，口号不能高呼。 从这些口号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南共的斗争矛头，也大致可以看出南共当时的政治水平。 这些口号是： 争取面包和工作，土地和自由！ 反对大塞尔维亚帝国主义，争取被压迫人民的自由！ 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 争取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和军事犯！ 争取无条件与苏联建立关系，争取与苏联结成联盟！ 反对君主政体，争取在南斯拉夫各个部分建立工农苏维埃国家！ 打倒好战的法西斯专政，打倒君主政体！ 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的、斯洛文尼亚的、塞尔维亚的、门的内哥罗的、波斯尼亚的、伏伊伏丁那的工农国家万岁！ 散会之后，会议代表分散着离开会场，踏着街道上的积雪，各自返回各自的出发地。会议结束之后，铁托返回维也纳并于1935　年2 月赴莫斯科。 莫斯科等待约瑟夫的是什么呢？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雄笔展卷自可书，锥在囊中必突出。 放胆干罢苦岁月，奉命急切赴俄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赴苏 东行受命苦且艰，全其心智慎为先。 剑在匣中为韬晦，不求门外马车喧。 且说列车进入苏联边境时，铁托心潮如涌。在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南斯拉夫的革命者，忍受着无穷无尽的审讯的折磨和拷打；在监狱之中，在禁闭室内，苦熬着，一天天打发走寂寞得令人窒息的日子。他们所以能够坚强不屈，是因为有一个希望支持自己。他们相信，所有这些痛苦和磨难，都不会是无代价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虽然远在天边，但在那里，斗争的理想已经成为现实。对南斯拉夫人来说，那里是工人的祖国，那里劳动光荣，充满了友爱和真诚。铁托回忆起，1934 年从狱中被释放后，当他在每个寂静的夜晚倾听莫斯科电台广播，听到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和国际歌的激动人心的雄壮旋律时，他是如何感受到了那个国家的力量！ 列车继续前驰。前方是一个木制的巨大的拱门。朝欧洲一侧写着：向欧洲工人致敬！列车通过拱门之后，看到朝苏联的一侧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车到达边境第一个车站——涅格列洛伊站。 一名穿制服的青年走上前来，向铁托敬礼，然后检查了他的护照。 列车进站后，铁托下了车，要在月台上走一走。 车站周围的建筑十分壮观。建筑物上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还有红场、乌拉尔工厂、集体农庄的大幅照片。这一切使铁托感到振奋不已。 到达莫斯科之后，他被安排在高尔基大街卢克斯旅馆。随后，他便向南斯拉夫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弗拉吉米尔·乔皮奇报到。 卢克斯旅馆是幢楼房，5 层，有许多单人房间。铁托分到了一间。这个旅馆实际由共产国际专用，管理颇严。房间设备简陋，没有洗澡间。洗澡的热水不是每天供应。每逢洗澡间开放，大家便挤在喷头下冲洗。房间有一个煤火炉，可以做饭。楼下一层还有集体食堂。在这里住的多是单身，所以，大家都图省事，到食堂去用餐。 进入旅馆一律要“通行证”，不出示此证件的人是绝对不允许进入的。 安顿下来之后，铁托便到共产国际机关报到，听候分配工作。 他被分配到巴尔干书记处，主管南斯拉夫事务。所有从南斯拉夫来的报告都要经过铁托之手，在他这里汇总。当书记处要讨论南斯拉夫问题时，要由铁托准备报告。 这个书记处由德国著名员威廉·皮克领导。 本来，共产国际决定把铁托安排在工会红色国际。后来，征得了南斯拉夫中央的意见，共产国际改变了决定，遂将铁托安排在了巴尔干书记处。这一变更对铁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如果他被分配管了工会工作，或许他一生就只能做一名工会干部了。 对铁托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南共总书记的一封“介绍信”。 这封信是高尔基奇写给乔皮奇的。信中说南斯拉夫中央同意铁托做书记处的工作。 我们也同意由铁托接过这项工作，我们请你做最后的决定。如果有事找铁托商量，希望让大家注意对他抱友好态度。请告诉瓦里亚①，他是一个工人，曾在监狱里度过6 年。 开始时他也许不如有经验的知识分子那么熟练。但他了解我们党，他是我们工人积极分子中最优秀部分的代表人物。过一段时间（6 —8 个月）之后，我们将调他回来在中央委员会担任领导工作。因此，任何人都不能把他当作无足轻重的官员；相反，应把他看作不久就要成为党的优秀的（我们希望如此）实际领导人之一的党员。 铁托很快发现，这里不比国内。在国内，党差不多处于无政府状态，他可以放开胆子，大干一场。这里就不一样了。在莫斯科，像他铁托一样的人物，充其量只能作为权力金字塔的底座——如果算不上塔基的话——他的上边全是“婆婆”，故而，他必须慎言慎行。 当然，应作的工作要全力以赴，不但不能有半点懈怠，而且不能有分毫的差池。 监狱里长期的孤独生活使铁托习惯了索居独处。他很少上大街。他自己决心最好地利用这段难得的时间。他渴望读书。书，可以说这里应有尽有。 当然，铁托读书是有选择的。他认为自己应该补上经济、哲学和军事方面的不足。 必要的政治活动铁托是积极参加的，像南斯拉夫人举行的集会。 铁托要认识别人，也要别人认识他。他曾几次作为“家乡来的同志”，在会上作有关南斯拉夫当前形势的报告。 铁托还利用一切机会结识各国党的领导人。这些人有：保加利亚著名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事实证明，他对铁托的政治前途起着关键的作用；德国人威廉·皮克，他是铁托工作中的顶头上司；德国人沃尔特·乌布利希；捷克斯洛伐克人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法国人莫里斯·多列士；意大利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美国人埃尔·白劳德。铁托与白劳德是在公共浴室洗澡时第一次见面的。 铁托与其他人一样，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用了另一个名字，他那时叫瓦尔特。 瓦尔特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正赶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紧张的筹备工作。 大会的召开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一件大事。 大会的宗旨是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 大会于1935　年7 月25　日至8 月20　日在莫斯科召开。来自全世界的65个代表团400 名代表参加了大会。 大会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开幕。主席台上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当唱罢国际歌，威廉·皮克致开幕词后，会场里顿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斯大林出现了。在代表们的欢呼声中，斯大林被领到自己的位子上，十分镇静地坐了下来。他的这种冷漠态度与代表们迸发出来的火一般的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季米特洛夫与陶里亚蒂在会上做了报告。当报告人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时，会场总是爆发出“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和乌拉的欢呼声”。 ①　瓦里亚：指菲力普·腓力波维奇，当时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的南斯拉夫委员。 不过，斯大林没等会议结束就离开了会场。主席团没有向与会者说明他离开的原因。 这是铁托第一次见到斯大林。 不用说，斯大林的形象给铁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议的内容同样给铁托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会议确定了共产国际，也就是各国策略的重大转变。 以往，各国人总是被告诫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跟其他左翼政治派别实现联合，以免混淆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的界限，给工人群众带来消极影响。现在，则要积极地团结和联合它们，以便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来反对法西斯和各国反动政府。夺取政权这一根本任务没有改变，但它成为下一步的，或者是未来的长远目标。敌人的阵线也做了重新划分。原来是反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均为敌人，现在要承认某些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还有美国对反对法西斯主义具有积极意义，其理论根据是这类国家具有“非侵略性”。 大会最后选举季米特洛夫为共产国际总书记。这一结果对铁托的政治前途具有重大意义。 南斯拉夫组成了庞大的代表团出席大会。铁托是代表之一，而且担任着至关重要的职务——秘书长。这一身分使他得以出席大会的各种会议以及各委员会的会议。这样，他不但可以熟悉人头儿，而且可以学习、了解会议的组织工作。他的工作干得十分出色。最后提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候选人时，他是三名中的一个，而且在选举时，铁托的名字获得通过。但由于共产国际的领导认为这一职务理所当然的应由3 名候选人之一的南斯拉夫总书记高尔基奇来担任，因而出面干预，遂将铁托的名字划掉，而换上了高尔基奇。不过，高尔基奇没有当上正式执委。他只被认定为执委会的候补委员。 大会结束后，南斯拉夫政治局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会议再次选举铁托为政治局委员。 铁托的妻子贝卢斯娃在铁托1929　年坐牢时，由党的组织把她送到莫斯科。铁托来莫斯科后了解到，贝卢斯娃已经改嫁。她的新丈夫是苏共党的干部。带回来的儿子贝卢斯娃没有抚养。苏联另一位好心的妇女收养了他。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一看铁托离开国内之后南斯拉夫的政治形势和南斯拉夫的状况。 亚历山大被暗杀之后，保罗亲王摄政。 1935　年5 月，南斯拉夫举行普选。领导机关在如何对待普选的问题上再次发生严重分裂。普选时，仍然处于非法状态。当初，总书记高尔基奇发出指示，要通过党控制的合法组织劳动人民党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但指示发出不久，高尔基奇又收回成命，要求员与以农民党为核心的反对党候选人一起活动，并且投他们的票。表面上看，这符合共产国际的新方针，但却严重脱离南斯拉夫实际。一方面，农民党领袖马切克拒不接受与的这种合作，而另一方面，农民党也未能在选举中获胜。在选举中获胜的，是亲纳粹的右派头子米兰·斯托亚季诺维奇。他出任首相后，因暗地里参加反对派，遂变本加厉地对进行了镇压。而党的组织又正好给新的镇压提供了口实。 锡萨克的党组织组织了一次工人集会。结果，集会失控，出现了亲苏示威，示威者提出了建立苏维埃克罗地亚的要求。政府加紧了对党的活动的侦察。此后不久，党中央组织书记奥吉耶·米特洛维奇被捕。他并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但要命的是，他被捕时身上带着党的积极分子名单。这名单没有来得及进行处理，便落人警察之手。于是，警方很容易地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3000　多名积极分子中的960 余名捉拿归案。通过审讯，政府掌握了有关党的组织和党的活动的大量情报。这样，处于非法状态的似乎一下子被摧垮了。 这一情况应该由谁来负责？党员的不满情绪集中在总书记高尔基奇的身上。高尔基奇受到了各级党组织的尖锐批评，党的组织重新出现了对党中央的不信任情绪。这种无政府状态一直持续着。 1936　年4 月，趁高尔基奇不在的情况下，乔皮奇召集在布拉格与维也纳的中央委员们开了一次会议。乔皮奇的这一活动，不但没有请示高尔基奇，也没有请示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发现乔皮奇的这一活动后，遂对甫斯拉夫党的中央机构采取了断然措施：解散中央委员会，选举新中央。说是选举，实际是任命。总书记仍由高尔基奇担任，铁托则被选为组织书记。这组织书记就是党的第二把手。 时势给了铁托一次关键性机会。 反对高尔基奇的乔皮奇等人被清除出了中央委员会。铁托还构不成高尔基奇的反对派，但在两个原则性问题上，两个人之间产生了分歧。第一，铁托力主把党的领导中枢由国外迁到国内；第二，不要再从共产国际领取党的津贴。对这两点建议，高尔基奇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最后，他们在第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妥协：将中央分成两部分，作为党的政治书记，高尔基奇仍留在国外，作为党的组织书记，铁托回国工作。 铁托于1936　年离开莫斯科。 高尔基奇给铁托准备了一个护照，并给铁托安排了回国的路线。 铁托十分警觉。他了解到，凡是按高尔基奇指示的路线回国的，全部在南斯拉夫边境上遭到了逮捕。铁托提防着高尔基奇的暗算。于是，他自己准备了另一个护照，并且选择了另一条路线。 铁托在维也纳和巴黎呆了些日子，于1936　年年底回到了南斯拉夫。 铁托的急切的任务，是重新建立起党的组织系统。事实证明，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甚至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警方的方针是打进的组织，甚至打进最高层，从而不断地弄到他们所需要的情报，以便对聚而歼之。事实证明他们这一手很是成功。因此，刚刚把党的组织建立起来，马上就会来一次逮捕，党的领导和活跃分子被一网打尽。这一状况一再发生，除了最大胆或最莽撞的人之外，谁还敢继续在党内干下去？铁托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认识到问题的危险性，但任务是非完成不可的，关键是要有办法对付警察搞的阴谋。 回国后的几个月，铁托全力以赴地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铁托的合法身分是一名工程师。可以说这一角色他扮得是十全十美的。 这位“工程师”富有“成就”，因此生活相当“富裕”。这种情况才能使他接连不断地外出，在各地跑来跑去，会见并结识各种各样的人。 1937　年的头几个月，他奔走于斯普利特、萨格勒布、斯洛文尼亚、门的内哥罗各地，恢复旧有的关系，物色新的人才。 人们还记得，铁托出狱后曾经干预了作家之间的分歧，当时，作家中的中心人物是罗斯拉·克尔莱扎。原本他们就认识，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同在一个兵营，只不过克尔莱扎没有成为俄国人的俘虏。后来他们又相遇。在政治集会上，他们对政治问题谈得十分投机。这次铁托不忘旧友，而且，作家与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党员作家又对革命有独到的见解。他们9 年没有见面了。于是，铁托决定去见这位老友。 铁托事先没有通知，便敲响了作家的家门。 克尔莱扎出现在门口，当初，他以为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陌生人。铁托见老友没认出他，笑了起来。当主人听到那清晰、热情而亲切爽朗的笑声时，便知道是谁到了。 作家后来回忆说： “乍一看，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变化；但他是大大地变了，完全、彻底地变了。他安祥。自信而质朴，正像那种已经消除了思想中的一切怀疑、意识到了自己使命的人。”他们谈了整整一夜。当时，克尔莱扎刚从意大利回来，他向铁托讲述了他所见到的法西斯主义的情况。 作家又谈到了他老早就发现的铁托的“固执”脾气。铁托听罢，哈哈大笑后对作家说，他回到克罗地亚后，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怀乡之情所驱使，回到了他的家乡库姆罗维茨村，尽管他的家已经不在那里，尽管有被人认出来的危险。铁托说，在黑暗之中，他站在旧居的几棵果树下，听着大吠和小溪潺潺的流淌声，闻着房舍中发出来的熟悉的气味，包括邻居的粪堆和马厩的气味。铁托说，他觉得一切都没有变——甚至溪中的死猫和一扇破门的嘎吱声都没有变。 从克尔莱扎那里，铁托不仅了解到了革命文艺队伍的思想情绪和要求，而且了解了大量的社会现实情况。他们的友谊更加深厚。建国后，克尔莱扎一直是敢于向铁托直言的几个作家中的一个。 铁托与密洛凡·吉拉斯的联系，代表了他与新一代革命者建立关系的一般情况。 他早就听到了密洛凡·吉拉斯这个名字，并对他在大学生中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满意。他给吉拉斯发了一封信，让他速来萨格勒布，共商治党大计。 当时，吉拉斯刚刚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他原先在贝尔格莱德大学任教，并在学生中开展党的工作。 吉拉斯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早在1937　年，从萨格勒布来的消息说，中央委员会的一名委员要求从贝尔格莱德派去一个同志。那年冬天的大暴露几乎使整个贝尔格莱德的党组织荡然无存。只有一所大学幸免，没有一个人被捕。这是因为一位同志在警察面前表现得很英勇，他拒绝泄露他和这个大学的联系。我们之中只有少数人保存了下来。我是其中之一，因为在大逮捕时我正在监狱里。 我乘火车到萨格勒布，一直防备是否有警察跟踪。我来到了预先安排好的地方——我们的一个同志音乐家帕夫勒·马尔科伐茨的房间里。我发现中央委员正在那里等我。他中等身材，消瘦但非常结实。他的面孔坚强而镇静，同时还有些亲切。他的眼睛是蓝色的、温和的。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地下工作习惯上是不请教姓名的。他问到我关于贝尔格莱德的情况。我向他报告了警察所做的一切。他安祥地听着，然后开始劝告我。 说实话，他给我的劝告对我们在南斯拉夫的人来说是新鲜的。我们感到我们是生活在沉闷的、不可理解的环境中，你不屈不挠地工作，团结了一些人，建立了一个组织，突然间一次暴露放一网打尽。我们的同志遭到警察的酷刑，然后被关进监狱。少数幸存者又重新组织起来，又遇到同样的困难。尽管我们有这种经验，但是我们却不愿改变这种情况。 这位中央委员解释了新的纲领，却从不提到他已悄悄地捣成碎粉的旧形式。他告诉我如何按照新的标准选择党的干部，那些工厂、车间、学校里受到信任的人。为了我们个人的安全，我们不应该再培养一小批已经是知名的人士。这个委员交给我们的任务并不困难，稍加努力就可以完成。离开以前，他告诉我中央委员会将搬到国内以便直接和人民接触。他并且告诉我说，青年领导必须建立，他要求我从大学里选这一个我认为最好的、不妥协的、头脑清楚的小伙子。 我们分手时约定，我在一个短时期以后要同这个青年一道回到萨格勒布。在火车上我绞尽脑汁来回忆我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人。我认为我一定在什么地方曾经见过他。但是在什么地方呢？当火车经过斯雷姆斯卡密特罗维查时（那里有一个监狱），他闪过了我的脑海。莫萨·皮雅杰画过这个人的肖像，当他们一同在监狱里的时候。我模糊地回忆起皮雅杰曾经告诉我他是一个工人，名叫布罗兹。 我来到贝尔格莱德，找到了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一马尔科，他在监狱里关了6 年。 我同我的同志们讨论派哪个青年到布罗兹那里去，我们决定派伊凡一洛拉·里巴尔，一个读法律的学生。他是一个异常聪明的青年，在大学里的员中颇享盛名。 几天以后我回到萨格勒布，又遇见了布罗兹。在我们开始会谈以前，我对他说： “同志，我认识你。当你在监狱时，莫萨·皮雅杰给我看过他在列波格拉瓦给你画的肖像。他告诉我你的名字是布罗兹。我现在认出你来了。”铁托挥动着他的手笑了起来。 铁托活动的中心是萨格勒布。这里的警察力量比贝尔格莱德弱得多，而这里的情况他十分熟悉。 但萨格勒布的党组织被彻底捣垮了，铁托必须重新建立党的指挥中心。 不过，铁托并没有急着把新班子组建起来。他决定等一等，等把警察可以利用来找到省委新领导的线索全部中断之后再说。在此情况下，铁托利用每一个部门的合法的工作形式进行工作，委任这些部门的领导，使他们直接与他本人进行联系，而暂不建立组织系统，如工会是合法的，铁托便指定某几个人组成工会委员会，在工人中开展党的工作。这一形式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然后才组建了党的省委会。 1937　年8 月1 日夜半时分，克罗地亚地区的19　名代表在铁托的主持下，在萨莫博尔郊外的一个树林里召开代表会议，选出了由12　名委员组成的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所以称“中央委员会”，是在执行1934　年共产国际的决定。 那时共产国际决定克罗地亚要成立独立的党组织。而这个委员会的领导工作，铁托交给了弗拉吉米尔·巴卡里奇。他的父亲作为法官，曾经审讯过铁托。 其他地区的党组织的情况与克罗地亚不同，铁托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做法，逐步建立健全了党的组织系统。 1937　年4 月，斯洛文尼亚已经成立了单独的党组织。新委员会成立之后，铁托便把领导这个委员会的重担交给了刚从莫斯科归来的爱德华·卡德尔。 在贝尔格莱德，铁托把重任交给了密洛凡。古拉斯和兰科维奇。 由吉拉斯和兰科维奇向铁托推荐的洛拉。里巴尔则掌管着人数最多、最活跃的共青团组织。而洛拉·里巴尔的助手，是伏克曼诺维奇（泰波）。 铁托挑选这些人，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任用他们要比任用那些在警察局挂了号的老党员使人放心；其二，他们没有宗派思想，少有地域观念。 实际上这些人形成了未来以铁托为首的党的核心领导层的基础。 这期间，共产国际交给南斯拉夫的重要任务，是组织南斯拉夫志愿人员赴西班牙，直接支援西班牙工人阶级反对佛朗哥的武装斗争。 做这项工作，一是要招募人员，二是要募集资金，供志愿人员旅途之需，三是要组织派遣。招募工作并不困难。南斯拉夫人中，愿把西班牙当做反法西斯战场的大有人在。募集资金也不算困难。困难的是把这些志愿人员安全地送到西班牙。因为这些人员必须秘密遣送，而去那里的又是成千上万的大军。 1937　年春，巴黎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学术展览会。这给志愿人员去西班牙提供了机会，许多知识分子都拿到了去巴黎的护照。持有护照，到了巴黎，到西班牙就没困难了。 还有一条途径是供无法取得护照的人通过的，这就是先秘密经过奥地利，然后去瑞士，从瑞士到法国，从法国再到西班牙。这条路线充满了危险。 他们一旦被外国警察发现，便被引渡回国。那么，等待他们的便是监狱与鞭答。 为完成这一任务，铁托尽了最大努力。他曾多次前往巴黎，亲自组织这项工作。 这也充满了危险。有一次，铁托还险些被警察抓住。 有一天，英王出访巴黎。为了加强警戒，警察在全市搜查所有嫌疑分子以及没有护照的外国人。这样，铁托不得不离开巴黎，以避锋芒。 在他离开巴黎时，得到了一个新的护照。他有点大意，没有对护照进行认真检查就上了路，尤其他没有记牢护照上的名字。他非常疲倦，在车厢里睡了过去。火车离开斯特拉斯堡之后，希特勒的边防人员进入车厢，检查护照。铁托被叫醒后，便把护照递了过去。警察用德文问铁托的名字。 铁托昏昏沉沉，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护照上的名字。 “你的名字？”德国人开始愤怒了，又一次问。 铁托还是想不起来。但他记得那是一个捷克人的名字。 铁托急中生智，假装听不懂德语，于是用捷克语问身边的一个人： “警察需要什么？”“他问你的名字。”拖延起了作用。护照上的捷克名字终于出现在他的脑际： “哦，我叫……”他说出了那个名字。 警察信以为真，以为铁托真的不懂德语，便怒气冲冲地嘟嚷了几句，在护照上加了章，把护照递给了铁托。 这期间，从南斯拉夫去西班牙的志愿人员的数目急剧增加。高尔基奇认为，只从陆路派遣难以适应。于是，他决定从马赛搞一条船到南斯拉夫水域，用船把更多的人偷运过去。一次可以去上千人，这是一个颇有气魄的决策。 高尔基奇把这项任务交由中央委员阿道夫·穆克来完成。 穆克来自达尔马提亚，服务员出身。他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船从马赛开出后，不几天便到达南斯拉夫水域。最后，船只停泊在布德瓦附近离摄政王在米切尔的夏宫不远的海域。 在南斯拉夫的陆上，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就绪。 1000　余名志愿人员已在岸边集中隐蔽，他们大多是来自门的内哥罗和达尔马提亚的青年学生、工人和农民。 黄昏时分，这条船发出了信号——这是预定好了的。信号发出后，船只按预定计划要驶向岸边，志愿人员则登上小船划过去。但是，天公不作美，也是应验了“天有不测风云”那句话，这天夜里偏偏起了大风。有道是海上无风三尺浪，这大风一起，海涛像小山一般在海上滚动，这船如何能靠得了岸？ 这样，指挥者只得推迟行动。 行动推迟，对海上的船只倒无甚妨碍，但苦了在岸上等待的那1000　多名偷渡者。他们缺吃少喝，挤在一起，急得不亦乐乎——最后，终于有令下达： 第二天实现登船计划。 但当第二天夜幕降临、人们准备登船时，海湾里出现了警察的巡逻艇，而且巡逻艇拉开了警戒线。组织者们发现自己被警察包围了。 穆克是水手打扮。警察登船时，他正在船头。在这之前，共产国际的一名工作人员曾劝穆克弃船跳水逃走。穆克没有那样干，共产国际那位工作人员跳水逃跑成功，穆克被捕。他供出了整个计划。岸上那1000　余人中一部分人逃脱，但大部分人落人警察法网，被夫入牢中。 事实说明，这件事高尔基奇又干坏了。 铁托则继续从陆路向西班牙派志愿人员。经铁托组织，大约有1500　名南斯拉夫人到达西班牙，其中有许多是知识分子。南斯拉夫人在西班牙遭受到惨重的牺牲。差不多有半数为共和国战死在疆场，300 余人受了伤。另外，战争失败后，返回的人中又有350 余人在越过法国边界时被送入集中营。但仍有300 余人逃回了南斯拉夫。这些人成了南斯拉夫的革命种子。他们之中，不少人成了南斯拉夫的文武官员，其中有24　人成为南斯拉夫人民军的将军，他们大多数成为铁托忠诚的革命伙伴。 1937　年7 月底的某一天，铁托接到了中央委员斯雷膝·茹约维奇等人的一封信，写信人让铁托“从速”离开南斯拉夫前往中央所在地——巴黎。 铁托反复捉摸了那封信。等待他的是机会还是险情？最后，他决定按信中说的，赶紧到巴黎去一趟。 欲知铁托吉凶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奉命急切俄都行，兢兢难解兄弟情。 返国受命多少事，席不暇暖又登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一章 总书记 第一交椅高可挽，坐定尚需人加冕。 英雄大义无反顾，只有豪气不惧险。 且说铁托到达巴黎之后得知，党的总书记高尔基奇已经被召到莫斯科，而且在那里“失踪”。 人们对总书记究竟犯了什么罪，因而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置的说法纷坛，但不管怎么说，南共党又受到了挫折，对于这一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南共总书记出现了空缺。谁将担任此职，坐上党的第一把交椅？ 南共是以派别纷争闻名的。在共产国际，流传着对南共的这样一种评价： 两个南斯拉夫人——三个派别。 总书记的空缺，使南共的派别活动又变得猖獗起来。 本来，铁托作为组织书记、党的第二把手，衣总书记的职位出现空缺时，依次填补上这个空位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铁托还必须经过艰苦的争斗。对于党内的这种形势，铁托心里明明白白。 到达巴黎之后，铁托立即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 在中央委员中，以及在中央委员会周围，都有铁托的反对派。 这时，弗拉吉米尔·乔皮奇已在巴黎。他曾因反对高尔基奇而被撤销了中央委员的职务。现在高尔基奇下了台，是不是总书记的交椅该轮到他乔皮奇坐一坐了？他的支持者中，有扬科·约瓦诺维奇。他们在共产国际中都是有后台的。 在中央委员会中，反对铁托的，有拉布德·库索瓦茨和伊沃·马里奇二人。铁托发现，这两个人是采取两面派手段的。他们表面上工作均听从铁托的安排，但在背地里却干着反对铁托的勾当。一方面，他们在从西班牙归来的志愿人员中寻求支持，另外则与狱中的彼得科·米莱蒂奇暗中联系，在党内监狱系统中拉拢井寻求支持者。彼得科·米莱蒂奇很年轻，但在南斯拉夫不乏追随者，而且共产国际里支持他们的也大有人在，铁托早就听说他是一个危险的人物。 为了对付这些人，铁托也在寻找支持。而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起作用最大的一个是博里斯·基德里奇，一个是马斯拉里奇。马斯拉里奇曾作为志愿人员去过西班牙。他十分了解马里奇等在西班牙志愿人员中的活动情况。基德里奇当时是驻巴黎的新闻记者。他不但消息灵通，而且斗争水平高。若干年后，他成为南共领导核心成员之一，主持经济工作，是铁托的得力助手。 铁托在掌握了马里奇和库索瓦茨的活动证据之后，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清除出了中央委员会。 铁托了解到，米莱蒂奇在狱中对他的老友莫萨·皮雅杰发起了进攻。米莱蒂奇捡起了惯用的武器：指控皮雅杰是托洛茨基分子，并要将皮雅杰开除出党。 铁托立即做出了反应：他取得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委任皮雅杰为中央委员，要他负责狱中党的工作。这一招儿对米莱蒂奇打击非轻。不久，铁托接到了狱中党组织的报告： 这场斗争接连不断地进行了两个半月。只是在莫萨同志得到中委的委任之后，才得以将米莱蒂奇和他的那一小撮拥护者在党组织里孤立起来……莫萨肩负起了主要担子。他好几个月没有脱衣服。白天要进行讨论和辩论，晚上他又要用暗语给中委写报告。 接到这个报告后，铁托对狱中党组织的形势便稍放宽心了。 铁托明白，南斯拉夫革命的前途不在巴黎，而在国内。但当时他还不可能把中央委员会迁人国内。在此情况下，等中央委员会这边的情况稍一平稳，他便离开巴黎，回到了南斯拉夫。 他必须建立自己的牢固的根基，要回来整顿党的组织，开展工作，树立自己的权威。 他感到庆幸的是，在国内开展工作，他已经物色到了一批人，他可以较从容地建立以自己为首的领导核心了。 1938　年3 月12　日，萨格勒布警察当局收到一份密报，说南斯拉夫领导人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将回到萨格勒布。警方得到的报告说，铁托用的是一份假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工程师约瑟夫·托马尼克。警方得到这一情报之后欣喜若狂。他们说这一次可要网一个大鱼了。 在克罗地亚与意大利交界的边境上，在斯普利特港和杜布罗夫尼克港，在认为一切铁托可能出现的地段，南斯拉夫警方都加强了警戒。 可是，铁托早于3 月底以前抵达贝尔格莱德。 他用的并不是工程师约瑟夫·托马尼克的护照。他是以一名富有的旅游者的身分入境的。警察没有对他产生任何怀疑。不过，他到达贝尔格莱德住进一家旅馆后，曾受到一名便衣警察的盯梢。原因可能是那个警察认为铁托那头红色的头发不太地道。 铁托发觉自己被盯梢后，比较轻易地甩掉了那个蠢货。 铁托决定改变住处。 他找到了吉拉斯和里巴尔。他们劝说铁托住到弗拉吉米尔·德迪那尔家去。当时，德迪那尔还不是党员。 铁托同意，便在德迪那尔的阁楼上住了两夜。 这是德迪耶尔第一次与铁托见面。 德迪耶尔的家处在市中心。但铁托认为这里十分安全。 倒是德迪那尔的母亲对这位客人的身分提出了疑问。她对儿子说，这位客人的牙膏是法国货，而肥皂是捷克厂的产品，她断定，这是一位危险的客人。 听了母亲的话，德迪耶尔裂开大嘴笑了起来。两天后，铁托乘飞机离开贝尔格莱德，去了萨格勒布。而这时，警方为了抓住铁托，还在与意大利和奥地利交界的边境线上严阵以待。 机票是里巴尔从一个在航空公司工作的亲戚那里弄到的。 上飞机时，铁托“穿着一套雅致的服装，看上去像个商人，而不像个‘非法分子’”。 铁托心里还明白：虽然南斯拉夫革命的前途不在巴黎，也不在莫斯科，而在南斯拉夫国内，但是，这个革命无论如何也不能绕过莫斯科。在党处于关键时期，必须处理好与莫斯科的关系。他所设想的一切，必须得到莫斯科那边的首肯。 他必须把这边的情况原原本本向共产国际报告，同时，他必须取得共产国际的信任。正因为如此，他接连不断地向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写了多次情况报告。另外，他认为有必要亲自到莫斯科走一趟，去当面向共产国际的领导陈述缘由，争取支持。 6 月，他果然收到了季米特洛夫要他去莫斯科的命令。接到去莫斯科的命令后，铁托即刻动身赴巴黎，在那里等待去莫斯科的入境签证。 7 月，他从巴黎给季米特洛夫发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现在已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我来到这里，是因为你叫我来见你。虽然我来这里之后已经立即报上一切必要的情况，以便能得到我这次旅行所需要的一切，但我仍然在等待入境签证。我们家中的情况迫切要求尽快使我的入境签证能够发出。 为了我们家庭，目前我有必要留在这边斗争现场，因为有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措施亟待落实，这些措施不仅与国内的一般政治局势有关，也与我们家庭目前的局势有关。两个半月来，我一直在斗争现场工作，工作范围涉及一切较为重要的活动领域。但我不得不按你的要求突然离开，因而不能完全实现最重要的目标。 铁托在信中报告了他所做的一系列重要工作，其中包括建立一个“临时领导班子”。他接着写道： 到目前为止，我们不仅在严重的动荡中成功地保护了党，而且还获得了良好的成果。 我们取得成功……是因为我们在斗争现场有忠于党和共产国际的健康成分。但让目前局势继续下去是危险的。 在信中，铁托向季米特洛夫报告了马里奇和库索瓦茨的阴谋活动，并且报告说，他已经撤去了他们的党内职务。铁托说，但事情并没有完结。马里奇一直在夸口，说他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铁托在信中说，他怀疑共产国际中确实有人在支持马里奇他们，因为据说共产国际的某些官员曾背着他与马里奇等开过会。对此，铁托十分生气，他有些难以按捺地问季米待洛夫： 既然当时我还在这里，他为什么不请我参加他们的讨论呢？如果局面确实无可挽救，至少不应造成混乱。信的最后，铁托说：季米特洛夫同志，你愿意亲自设法解决我们的问题吗？如果并不需要我到你那里去与你见面，你愿意允许我国国，以便我能尽可能多地发挥一些作用吗？如果对我不信任，那就必须任命另一个人，并给予他道义上的支持。 但决不能任命流亡国外的集团中的任何人，我感到我对国内的党员负有巨大的责任，我再不能像现在这样在这里无所事事地呆下去了。就这一点来说，我坚持认为，我们必须依靠国内干部，并须将国内的领导责任置于党的控制之下。致以同志的敬礼。 瓦尔特1938　年8 月，铁托终于等着了入境签证，登上了赴莫斯科的旅程。 他于8 月24　日到达莫斯科。 这时，斯大林的镇反正在加紧进行。共产国际也受到了洗劫。卢克斯旅馆的房客中许多人被捕。 铁托来莫斯科还接受了一项任务：帮助外文出版社完成《联共（布）党史》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文的翻译工作。他的两个对头一乔皮奇和约瓦诺维奇已经先期到达。铁托协助他们完成这项任务。 他仍然是慎言慎行，但这次情况与上次已经不同。这次任务十分明确，就是来为党，也为自己的地位、为自己的生命战斗。他绝不打算认输。 铁托回忆说：“我没有夺取党的领导权的野心，我从来没有过。但是，我的确希望党是强大的、坚定的、革命的。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要成为领袖，但我的确希望要有一个能够工作的人成为领袖。对我来说，重要的是集体应当是强大的，领导应当是强大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集体。”他自己是问心无愧的。他自己觉得无愧于对党的忠诚。他对自己的未来，对未来的工作怀着一种炽热的天职感。他已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奉献了出来，如果有最坏的情况出现，他甚至决心把它牺牲掉。 但绝对不做无谓的牺牲。他必须为革命保护自己。 有一次，铁托在一辆满载共产国际干部的汽车上发现一个身材削瘦、脸庞细长的人。那人的一只手握住吊把，手掌上滴着鲜血。此人的这种行为，引起铁托的反感。他想：用受伤、流血的手抓着吊把，有血不擦，这也算得上英雄好汉！ 随后，有人告诉铁托，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巴尔于分部主任、保加利亚人达米扬诺夫（后来成为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把彼得科·米莱蒂奇弄到了莫斯科。听到了这一消息之后，铁托立刻想起了汽车上那个手掌流血的人。 铁托心里极不平静。他立即去见干部处的处长。处长是位苏联人。他与铁托关系不错。他证实，米莱蒂奇确实到了莫斯科，而且他正写一份对铁托极为不利的材料。 铁托心里更不平静了。他径直去找那位保加利亚人。那位保加利亚人也不掩饰这一点。他告诉铁托，米莱蒂奇交了一个报告。监委要对报告加以讨论。他通知铁托，他本人可以出席。铁托听罢愤愤他说：“我当然要出席！”但第二天，干部处长告诉铁托，米莱蒂奇的问题已经解决。他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早就掌握了米莱蒂奇通敌的情况。内务人民委员会故意放他一段，看看他还要干些什么。干部处长还告诉铁托，米莱蒂奇的一个报告里给铁托加了一个要命的罪名：托派。不过，处长告诉铁托，请他不必为此担心，组织上是不相信米莱蒂奇的鬼话的。 当天，米莱蒂奇即被捕。 铁托听到这个消息后如释重负。他又去找那位保加利亚人。 达米扬诺夫对米菜蒂奇被捕的事还一无所知。 铁托回忆说，当时，他告诉达米扬诺夫“米莱蒂奇被带走了”的消息后，达米扬诺夫立即跳了起来，脸色煞白，半天说不出话来。 铁托等待着季米特洛夫的接见。但他来了两个月的光景，却仍未能见到季米特洛夫。 10　月17　日，他再次写信给季米特洛夫，要求季米特洛夫接见，并要求“就我们的问题”作出决定。他在信中强调，“这次会见你不仅对我个人，而且对于我们党的发展都将具有历史性意义”。 三天后，季米特洛夫接见了铁托。 季米特洛夫问铁托： “告诉我，瓦尔特，你们在南斯拉夫有党的组织吗？”对季米特洛夫的问题，铁托做了肯定的答复，并且当面系统地向季米特洛夫汇报了他前一段在南斯拉夫为恢复党的组织所作的努力，以及由此而取得的明显成效。 季米特洛夫告诉铁托，他一直相信铁托所陈述的这些事实。而正是这些事实，才避免了南斯拉夫被解散的命运。 最后，铁托又一次向季米特洛夫陈述党的领导设在国内的重要性。 季米特洛夫同意铁托的见解，但是他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并解决了问题。 “领导？瓦尔特，什么领导？只剩下你一个人了。你应该回国。你是幸运的，对党来说也是幸运的，至少你留下了……”季米特洛夫通知铁托，他已经被委任为南斯拉夫的临时总书记，因为这一职务尚须执委会会议最后批准。 铁托听了表示说： “我们将洗清污秽！”“那就干起来吧！”季米特洛夫说。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重担千钧重不辞，轻车在路路难知。 但为黎民除饥困，何虑男儿不可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整党建党 上下左右不暖席，东西南北皆红旗。 现无自家伤心事，万众一心对顽敌。 且说铁托回国后，立即投入整顿和健全党组织的艰苦斗争。 首先，要把各级党的组织健全起来，形成自上而下的指挥得力的组织系统。 这项工作的第一步，是把党的指挥中心真正地、彻底地移到国内来。这一点当时不难办到了。那些不愿意在国内与进行实地斗争的人民在一起的人，全部被清除，而以铁托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在逐步形成。 第二，要清算党内的宗派主义，加强党的团结。这一点做起来也并不困难，因为党的决策中枢是团结一致的，宗派主义在上级机关失去了组织基础。 第三，要克服地方主义情绪，树立全南斯拉夫一盘棋的思想。可以说，这一任务对铁托来说完成起来是最费力的。但是，要建成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这一任务又非完成不可。 这三步工作铁托是通过三个方面进行的。一是从组织上尽量给予保证。 他所挑选的各省领导班子的核心，是反对独立倾向、保证全南斯拉夫统一的。 在党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尤其要如此。二是进行教育，通过学习来铲除人们头脑中的独立倾向，铁托自己就可以现身说法。在各省当中，克罗地亚和马其顿的民族主义思潮最甚。铁托自己是克罗地亚人，他就坚决反对克罗地亚独立之类的政治主张。三是通过斗争实践来矫正人们的观念，使大家明白，在南斯拉夫各族之中，所谓地域独立既不符合地区的利益，也不符合全南斯拉夫的利益。 当然，铁托清醒地认识到，反对民族主义的斗争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它是党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斗争任务。这一斗争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革，时而缓和，时而激烈。 第四，党必须不依赖外援而在经济上保持独立。以往，党总是从莫斯科得到资助。每年，党本身接受大约400 金卢布的补贴，而共青团还另外得到200 金卢布。一旦有特殊任务，还会得到额外津贴。 事实证明，这些津贴成为滋长党内宗派斗争和的温床。因为此款来得不难，党的领导者们一方面不加爱惜，在国外过着腐化的生活，另一方面又为了占有更多的份额而相互争斗。铁托决心改变这一状况，明确向共产国际申明，不再接受津贴，而改由党自身在国内筹集所需经费。这样，铁托成为不再依赖外国津贴的第一任党的总书记。 第五，要对党员进行教育。一方面，铁托恢复了停刊多年的《无产者报》的出版，他亲自撰写文章，结合时局特点，有针对性地向党员及党外积极分子进行形势教育。另一方面下大力气组织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秘密地发送各地供党员阅读，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卓有成效的。首先，铁托所要求的党的领导核心已经建立起来。这些人大都比铁托年轻10　岁到20　岁。他们中的大多数与铁托的关系与其说是上下级领导被领导的关系，倒不如说是朋友之间的私人关系。 他们对铁托都有一种神秘的依恋之情。这种感情是在非法斗争的环境中逐步培育起来的。英雄崇拜的概念在南斯拉夫人中流传已久。铁托富于魅力，有组织才能，在斗争中赢得了胜利，领导着一个坚强的、其成败将对南斯拉夫的未来具有决定意义的党。而他们自己对党、对党的事业也同样负有一份责任。这一切，使铁托成为那伙年轻人心目中的英雄。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他们的爱戴，他们发自内心地要对铁托表现出忠诚。这种强烈的友情，也只有在同患难共生死之中才能激发出来。另外，南斯拉夫民族传统决定，朋友之间的感情，尤其是不同年龄层次的友人之情，往往会转化为家族概念中的父权主义。铁托的拥护者中的年轻人，不时地把铁托视为父亲般的人物，也就不足为奇了。总而言之，当时铁托所建立起的领导核心，已经成为与以往党的领导机关截然不同的战斗集体，已经成为极易集中、迅速形成统一意志，而这种意志一旦形成便立即变为现实行动的指挥中枢。也只有这时，人们才可以说，铁托把党的指挥机关迁入国内的宿愿最终实现了。 这些人当中的爱德华·卡德尔、密洛凡·吉拉斯、亚历山大·兰科维奇等，在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了。现在，我们来看看洛拉·里巴尔的情况。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铁托所挑选的南共新一代领导人的思想状况和工作作风。 洛拉·里巴尔是应铁托的要求，由密洛凡·吉拉斯和亚历山大·兰科维奇推荐给铁托的。 洛拉·里巴尔身材矮小，皮肤黝黑。他的父亲是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伊凡·里巴尔。1921　年维多夫节宪法通过时，他是国民议会议长。在1921　年人巴乔·斯特伊奇从一个建筑物上向下扔炸弹、要炸死坐在车子里的亚历山大国王时，里巴尔正与国王坐在同一个车子里。当时，由于炸弹下落时碰上了电话线，炸弹落地时在国王车子后面爆炸，车子里的人个个安然无恙。 伊凡·里巴尔的两个儿子都参加了。他疼爱自己的儿子，政治观点也逐渐左倾，后来多方面给的活动提供了方便。 洛拉·里巴尔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学习，学生时代他就参加了党的组织并且立志干番事业。他很好地利用了自己出身带来的便利条件。他可以坐上高级轿车，让穿着制服的司机拉他到学生游行示威的地段去。有一次他被捕了，他的父亲只是在首相茨维特科维奇面前发了几句牢骚，小里巴尔就被释放了。 洛拉·里巴尔被介绍给铁托之后，劲头儿就更足了。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包括自己的单身公寓在内，统统交给了铁托，由铁托支配，用于化装、躲藏、旅行和一个非法分子生活所需的其他各项安排。他的房子是不容易引起警察怀疑的，因此，它成了党开展活动的最可靠的地点。 里巴尔掌管着党最活跃的部分——青年联盟的工作。共青团不但是党的先锋，在各项活动中冲锋陷阵，而且是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人民阵线方针的最合适的组织形式。因为在南斯拉夫，资产阶级政党普遍右倾，连农民党这样的政党，也不想与进行合作，因此，在成熟的政治势力中进行建立人民阵线的工作，是十分困难的。但共青团就不同了。它可以团结一大批青年，尽管有的并不信仰，但他们对政府不满，他们渴望南斯拉夫获得新生。在国际形势严峻、南斯拉夫面前出现被侵占危险的时候，他们都盼望南斯拉夫人团结起来，抵御外族的侵略。按照铁托的指示，共青团提出的口号是“为面包、和平和自由及较为安全与快乐的生活丽战”、“为反对法西斯而战”。这非常适合广大青年的胃口。里巴尔为完成党的任务而开展活动，其活动量是惊人的。共青团所收到的成效也十分显著。如果有人对于党在贯彻共产国际的人民阵线方针方面的工作向共产国际告铁托的状，说他工作不力的话，那么，铁托就可以举出党的助手在这方面的工作成就来对付他们。共青团的30000 余名活跃的成员周围更有成千上万的拥护者！ 党已经发展，已经巩固。党还要发展，还要巩固。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来总结经验、检阅队伍、巩固组织、明确任务，使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已成必要。 铁托决定召开南斯拉夫第五次党代会。 不用说，他的这一决策不但成为党的领导班子的意志，而且成为大家的一致行动。 不过，在开会之前，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1939　年的夏季某一天，铁托收到了负责安排旅苏的共产国际巴黎办事处的一封信。信中说季米特洛夫有令，要铁托在7 月底之前去苏一趟。信中说，季米特洛夫本人的指示写在一张纸片上。小纸片藏在一本书里，将由交通员把书带给在贝尔格莱德的洛拉·里巴尔，然后再由洛拉·里巴尔交给德迪耶尔，后者再交给铁托本人。铁托按事先约定，要到德迪耶尔家去取那本书。 铁托赶到时，德迪那尔的妻子正在书房里会客。铁托乔装成工程师巴比奇。 他只好陪着德迪耶尔的妻子及她的朋友聊天。从文学到音乐，足足聊了一个小时，德迪耶尔妻子的客人才离开。客人一走，铁托便与德迪耶尔打开那本书，取出季米特洛夫的便条。 6 月底，铁托乘船离开南斯拉夫，8 月才到达苏联。 铁托到达时，正值宣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原来，铁托被召到莫斯科，主要是来接受苏方的宣传口径，正确对待苏德条约的签订。 苏方的做法非常巧妙。苏共联络部的高级干部、驻共产国际代表马努伊尔斯基把包括铁托在内的各国党的代表召集在一起，给大家布置了一份“作业”：根据当前形势，各人为本党写一份宣言，规定党的活动方针。 铁托认为问题是十分明确的：希特勒想通过条约使苏联保持中立，以利于德国在欧洲的征战；而苏联则希望通过条约的签订保持较长时期的和平，这并不改变法西斯是主要危险的论断。 铁托按此思想很快写了一份宣言，并按规定的时间去了会场。而耐人寻味的是，只有铁托写就了“宣言”。其他党的代表都交了白卷。 铁托宣读了自己的“宣言”。 马努伊尔斯基很高兴，连声叫好。 马努伊尔斯基最后对大家说，各党的“宣言”中不必提到苏联，只写法西斯对本国造成的危险。他明确说，苏联与德国签约，是政策和策略的问题。 每个国家必须注意法西斯进攻的危险，一旦遭受到这种进攻，就要坚决地进行抵抗，直到胜利。 铁托在莫斯科还最终完成了《联共（布）党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译本的付排工作。这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 1940　年1 月，铁托终于被允许回国。 但是在路上他遇到了麻烦。 他乘船从敖德萨出发，到伊斯但布尔后再乘火车进入南斯拉夫。 他的护照的身分是一名入了英国籍的加拿大人，名叫斯皮里敦·梅卡斯。 当他下船时，受到了一群新闻记者的“采访”。 “俄国工人的工资有多少？”“俄国人的生活条件如何？”“俄国人的生活水平怎么？”铁托告诉他们，他本人是打苏联过来，不过，他是一名技术专家，对于记者们问的这类问题从来未加注意。他说他在那里倒是收入不少，而且得到的是美元。 记者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就怏怏地离开了。 铁托下船后，在豪华的帕克旅馆要了一个房间。 他要求萨格勒布派交通员来，给他提供新的护照。因为他原来的护照无法走陆路，他要通过保加利亚进入南斯拉夫。第一个到来的交通员叫弗拉迪米尔·韦莱比特。他出身塞尔维亚望族，父亲是一名将军，他带来的护照铁托极不满意，甚至可以说是粗制滥造的。铁托可不想用这样的护照冒险。党的事业可以说才有了头绪，许多事情等着他去做，他可不打算在这样的时刻进入南斯拉夫后被警方抓住。他甚至想到，党比过去纯洁了，但党的污秽并没有清除干净。对于党内残存的敌对分子，他不能不防。 铁托再次给萨格勒布捎信，要那里再弄一份伪造得好一点的护照来。若干天后，一位学建筑的姑娘给铁托送来一份护照，但铁托看了也难以满意。 再等下去钱已经用光，时间也拖不起，无奈，他只好又捡起斯皮里敦·梅卡斯的那份护照，并在那位学建筑的姑娘的协助下，伪造了南斯拉夫的过境签证。这样，铁托只得买一张乘意大利客轮“萨伏亚怕爵”号去美国的船票，只有这样，他才有理由乘东方号快车穿过南斯拉夫。 两天后，铁托到达萨格勒布。他下车后迅速消失在人流之中。这已是1940年3 月底。他在旅途上花去了三个月的时光。 几天以后，铁托在萨格勒布的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萨伏亚伯爵，号轮船在直布罗陀为英国当局所扣留，因为船上有一名叫做斯皮里敦·梅卡斯的可疑人物。美国乘客对于这一行动提出了抗议，因为轮船可能因此而晚点。”钦托看罢，暗暗地笑了起来。 这时，希特勒的军队接二连三蹂躏了许多欧洲国家，而且对南斯拉夫的包围圈越来越紧，南斯拉夫卷入战争只是时间问题了。 在此情况下，原来决定要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一定要刻不容缓地进行筹备。 首先，钦托向各地党的组织发出指示，让基层组织召开会议选举代表或指定代表参加地区会议，地区会议再选出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全国共需选出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101 名。 选举代表当然是十分重要的。铁托亲自出席了许多地区会议：一次在贝尔格莱德的一所私人住宅里；一次在萨拉热窝；一次在达尔马提亚的斯普利特郊外的一个小村里；一次在门的内哥罗的扎勃利亚克山中；一次在萨格勒布的一间咖啡店里；一次在多瑞河以北伏伊伏丁那一所坐落在葡萄国中的别墅里…… 代表大会的会议地点是铁托亲自选定的。它处于萨格勒布郊外。这是一幢很大的房子。工作人员把其中的两间打开，作为大会会场。它的一端设有主席台，主席台的墙上悬挂着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承担大会各项准备工作的是一个专门成立起来的工作小组。铁托亲自领导了这个小组，小组工作人员，还包括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书记拉德·康查尔，还有一名专门的司机。 工作小组临时赶制了轻便椅子，供会议使用。这些椅子制成后被伪装起来运进会场。 迎接各路代表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代表们必须三三两两分批到达萨格勒布。大会工作人员要到火车站、汽车站和其他的指定地点去迎接他们，然后把他们秘密带进会议地点。101 名代表的迎接工作还算顺利，但也出现了一些小的差错。门的内哥罗的代表在与迎接他们的工作人员接头时出现了差池，双方差一点动了家伙儿；波斯尼亚的代表到达火车站后，发现没有人来迎接他们。他们担心等在火车站出现危险，便跑到郊外的树林中冻了一宿。 代表们被通知自带面包，因为这幢房子里没有烤面包的设备。 10　月18　日，代表们全部到齐。大家一起挤在那幢房子里，等待大会的开幕。 到达后，每位代表都填写了大会制定的表格。从登记表统计，101 名代表①中有工人33　名，农民14　名，知识分子29　名，雇员5 名，代表的平均年龄为33　岁。其中80　名代表曾遭警察逮捕过，42　名在狱中服过刑。 代表们被告知，会议期间不得外出；会议记录在会议结束离开房子之前必须撕毁，并把碎片交给门口的工作人员。 会场周围，巧妙地安排了岗哨。这些安排收到了预想的效果，如此大型的活动，警察竟毫无觉察。 大会于10　月19　日上午8 时30　分开幕。 在狱中度过14　个年头后又在比累恰的政治犯集中营关了几个月、新近获释的莫萨·皮雅杰致欢迎词，宣布大会开幕。 主席台上就座的，除莫萨·皮雅杰外，还有铁托、卡德尔、里巴尔和共产国际的代表梅托迪那·沙托罗夫。 铁托作了主旨报告，他总结了“四大”之后党的工作，分析了党面临的形势，提出党的战斗任务。他还以相当大的篇幅淡了党的干部问题。 铁托讲话后，有25　名代表发了言。 每一个代表都看到了大会的鲜明特点：团结一致的联邦制的观念得到了实际上的承认。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已经有了自己的委员会，其他区域： 塞尔维亚、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达尔马提亚、门的内哥罗、马其顿和伏伊伏丁那建立了地区委员会。 101 名代表中就有这些地区的代表。 会议对南斯拉夫面临的战争形势作了分析，并且相应提出了对策。 大会最后选举产生了由29　人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和由7 人组成的新的政治局。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是： 约瑟夫·布罗兹·铁托、爱德华·卡德尔、密洛凡·吉拉斯、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伊万·米卢蒂诺维奇、拉得·康查尔，弗兰茨·莱斯科舍克。 会议发表了宣言。宣言说： 战火燃烧到巴尔干半岛，战争的危险直接威胁着南斯拉夫……邻近的极权主义强国正在加强对巴尔干半岛小国的压力，特别是对南斯拉夫，要求完全屈从于他们的需要和目的。为了加强对我国的经济剥削，他们要求把所谓的极权制度介绍到南斯拉夫来，像在罗马尼亚和其他国家一样。 最后，19　日下午4 时，铁托宣布大会胜利闭幕。他在闭幕同中说： 同志们，我们正面临着决定命运的时日，前进！这是最后的斗争。我们的下一次大会必须在一个既没有外国侵略者又没有资本家的国度里召开。 这时战争的阴云已遍布欧洲，南斯拉夫的上空更是阴云密布。南斯拉夫处于危机之中。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兵硕刀枪匠利器，为行革命建党团。 十年一剑虽未缓，势急时迫莫等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 备战 醒时目前显剑影，睡后梦里见刀光。 唤起黎民忧外患，有志男儿保家乡。 且说早在德国的威胁尚不明朗的1935　年，南斯拉夫的首相是米兰·斯托亚季诺维奇。这首相斯托亚季诺维奇是一位人所共知的亲德人物。他趁自己掌权之际，一方面竭力散布德国对南斯拉夫无害论，另一方面千方百计讨好德国，妄图依靠德国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对于这位首相的这一如意算盘，连驻贝尔格莱德的外交官都看得十分清楚。奥地利的冯·维默尔曾目睹了斯托亚季诺维奇为巴结德国人而表演出的种种丑态，在《一个奥地利外交官的经历和磨难》的文章中记录了他看到的一切。他说，斯托亚季诺维奇为讨好纳粹分子和德国使团是不遗余力的。有一次，首相为满足德国人的虚荣心，专门组织了一场游猎会。为此，备办了新的雪橇，五光十色的陈设，吹吹打打的乐队。宴会更是讲究；全部银制的餐具，清一色的亚麻餐巾，上面印着腓特烈大公爵的纹章。游猎归来时，号角声把客人们召进一个巨大的帐篷，帐篷里摆着一张长桌，桌上满是美酒佳肴。斯托亚季诺维奇兴高采烈。他喝足了白兰地，便找德国冯·里伦公使夫人跳起科洛舞。公使夫人也雅兴大发，俩人跳呀、跳呀，越跳越起劲儿，竟然兴奋地上了桌子。不消说，桌子是经不起如此的重量的，于是，哗啦一声响，桌子坍塌。刹时间，帐篷里，酒、茶、火腿、香肠、乳酪以及糖渍水果布满了地面。就这样，斯托亚季诺维奇与冯·里伦公使夫人仍没有彼此放手。他们在布满酒水佳肴的地面上滚作一团。连在场的仆人都看不下去了。冯·维默尔最后写道，一位跟他很熟的老仆人“蹑手蹑脚”向他走来，吻了他的手。 德国人自然会报答这位首相的好意的。1938　年，希特勒邀请斯托亚季诺维奇出访柏林。 希特勒自有自己的款待方式，他给南斯拉夫首相安排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检阅。希特勒答应德国执行使南斯拉夫“强大而独立”的政策。 这年3 月，德国的坦克开进维也纳。 南斯拉夫进一步受到了威胁。 但斯托亚季诺维奇却说： “德奥合并以后，德国的官方代表们向我们保证，德国绝不侵犯南斯拉夫边境。”这时，南斯拉夫中央研究形势后，发表了宣言。宣言说： 希特勒法西斯的摩托化的侵略部队已经蹂躏了弱小的奥地利，用它们的刺刀撕毁了所有保证这个国家独立的国际协定……这样，希特勒正在复活旧德意志帝国和威廉的“指向东方”战略。这条路通过南斯拉夫直接奔向爱琴海。他正在取得墨索里尼的帮助。墨索里尼要求把达尔马提亚给予意大利……希特勒占领奥地利以后，已用他的钳形攻势抓住了我们兄弟之邦捷克斯洛伐克。法西斯的飞机在它的和平居民的头上吼叫，不过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德国法西斯逐步地、坚决地追求实现它的穷凶极恶的计划，即把中欧和东南欧变成它的奴隶和炮灰，以便最后和民主力量，首先是民主堡垒苏联算帐……希特勒主义既不是朋友也不是好邻居，而是被公认的南斯拉夫人民的自由与独立的敌人……今天希特勒的军队践踏了奥地利人民的自由，今天它准备打击捷克斯洛伐克，明天它的部队就会通过卡拉万肯向南斯拉夫压过来……希特勒的代理人斯托亚季诺维奇已经出卖了人民的利益。斯托亚季诺维奇的反人民的政权是南斯拉夫人民和国家独立的威胁。他正在关键性的时刻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中散布不和，阻挠兄弟般的协定的签订。 他以他背叛祖国的外交政策把南斯拉夫与它的盟国分开，并把它出卖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样就为法西斯侵略者打开了大门。 由于保罗亲王和斯托亚季诺维奇政府执行亲纳粹的政策，德国和意大利的政界、军界人物便不断向贝尔格菜德涌来，而这一政策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反对。 1938　年，意大利历代人物画展由墨索里尼的文化部长迪诺·阿尔菲里主持，在贝尔格莱德开幕。在拉菲尔和蒂齐亚诺的作品旁，竖立着巨大的墨索里尼半身塑像。一名大学生越看越气，一怒之下，将墨索里尼的半身像推倒在地。 应斯托亚季诺维奇邀请，德国轰炸机中队在贝尔格莱德上空进行飞行表演。不少人向天空吐唾沫，表示了对纳粹武装力量的唾弃。 1938　年10　月，捷克斯洛伐克受到威胁。成千上万的青年聚集在捷克斯洛伐克驻贝尔格莱德公使馆前，表示一旦捷克遭到侵略，他们即自愿前去保卫这个兄弟邻邦。其他城市也发生了示威游行。南共中央再次发表宣言，提醒国人注意战争危险： 斯托亚季诺维奇政府由于对南斯拉夫丑国采取出卖政策，已对南斯拉夫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它帮助了德国帝国主义罪犯们打开了一条通向东南的道路，并为南斯拉夫人民预备了一个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命运。斯托亚季诺维奇的政策不但没有消除南斯拉夫彼瓜分的危险，反而加深了这种危险，并使它愈来愈逼近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成为德国和意大利之间讨价还价的小筹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经煽动起在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的反动分子来反对南斯拉夫，使它更容易成为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牺牲品。 南斯拉夫危在旦夕，南斯拉夫当前的基本任务是动员和组织南斯拉夫的人民，争取保卫自己的祖国免子被侵犯，保卫自己的独立，反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侵略者和他们的同谋者。 完成这一任务的先决条件是推翻反人民的斯托亚季诺维奇政府，组织一个能够保卫祖国、反对法西斯侵略者、进行坚决抵抗的政府。在这个任务的指导下，民族保卫政府必须依靠工人阶级，联合南斯拉夫所有的健康的民族民主力量，要坚决改进城乡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条件，必须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立即建立和恢复南斯拉夫各民族的民主自由和兄弟关系，必须广泛地加强与巴尔干国家的友好关系，支持南斯拉夫同所有准备同德国与意大利法西斯进行斗争的国家的友好联系，首先是和苏联的联系。 事实上，德国人的保护并没有使斯托亚季诺维奇得到好处。相反，此公反而正好因此招来了灾祸。 1938　年12　月南斯拉夫举行大选。尽管斯托亚季诺维奇恫吓、贿赂双管齐下，但终因自己的亲德政策不得人心而在大选中败北。德拉吉萨·茨维特科维奇上台当了首相。新政府宣布斯托亚季诺维奇有“图谋自立为亲德的南斯拉夫‘元首’”之嫌疑，于是他被投进了监狱。 农民党领袖马切克成为茨维特科维奇政府的副首相。马切克一方面暗中与意大利人进行联系，一方面又与英、法等西方盟国进行接触，总的趋势是妄图在双方之间保持中立。但首相茨维特科维奇比马切克走得远。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的发展，马切克的中立的钢丝绳越来越难以走过，而茨维特科维奇亲法西斯的立场日益暴露。 1939　年4 月，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茨维特科维奇政府对意大利的侵略行径采取鼓励态度，是这届政府亲法西斯政策的一次大暴露。4 月15　日，侵略阿尔巴尼亚的军事头目恰诺伯爵在意大利议会发表演说，他说： “贝尔格莱德的态度特别重要。它被友好条约所鼓舞，甚至更多地为两年来存在于两国间的同情和信任所鼓舞。贝尔格莱德认识到意大利出现在阿尔巴尼亚决不意味着对南斯拉夫的敌意，相反地而是意大利与南斯拉夫加强团结和成功地合作的一种手段。”在恰诺伯爵讲这番话时，南斯拉夫的一位部长就在现场，而且当他听到这话时，队自己的位子上站了起来，并向演讲人以及意大利议员们行了法西斯的伸臂礼。计对法西斯的侵略威胁，针对茨维特科维奇政府的错误政策，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宣言说： 意大利法西斯进攻小小的阿尔巴尼亚是侵略成性的罗马一柏林轴心的罪恶的征服政策的囱然发展，自从盟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兄弟斯拉夫民族，沦为条顿帝国主义的奴隶的毁灭性时刻以来，仅仅过了20　天。现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的悲惨命运，威胁着南斯拉夫人民，并将成为南斯拉夫人民的不幸现实。 我们国家的处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危急。在我们的边境上，从特里格拉夫山到萨洛尼卡，从德拉瓦河到巴纳特，从乌尔契尼到贾科维察都有我们国家的敌人，他们是我们民族独立的死故，他们正在准备进攻我们的领土。 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接受了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的经验教训，虽然装备很差，但正在抵抗强大得不可比拟的顽敌。阿尔巴尼亚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同时也是保卫我国根本利益的斗争。墨索里尼并不是为了阿尔巴尼亚而去占领阿尔巴尼亚，他需要进入阿尔巴尼亚，从各个方面来封锁南斯拉夫，这样，罗马一柏林轴心的帝国主义者才能够更容易地征服并占领它。墨索里尼不会在我们边境上止步的。他今天进入阿尔巴尼亚，以便明天来奴役达尔马提亚、门的内哥罗和克罗地亚。 1940　年10　月，意大利进攻希腊。德国援助意大利，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强行要求南斯拉夫允许德国的战争物资过境。这实际上是在破坏南斯拉夫的中立政策。随后，德国进一步向南斯拉夫施压，干脆要南斯孜夫参加三国公约。 英国也同时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要求它不要参加轴心国。但英国人的压力远远比不上德国的压力大，手段也远比德国差。德国人不但晓得英国的意图，而且了解英国人的具体做法。因为英国的行动是通过美国驻贝尔格菜德的特别密使威廉·唐诺文进行的，而唐诺文的密码已为德国人所破译。 局势对南斯拉夫也越来越显急迫。 1941　年2 月，德国占领罗马尼亚，3 月又占领保加利亚：对南斯拉夫的包围圈正在合拢。而德国人的外交攻势也在加强：2 月14　日，希特勒召见茨维特科维奇本人，当面要求他参加轴心国。3 月4 日，又召保罗亲王见他，强命保罗回国向内阁施加压力。 3 月6 日，保罗亲王向内阁施压。结果，8 名内阁大臣投票同意签署加入轴心国的条约。 但这一决定并没有立即付诸行动。这使希特勒大为不快。 3 月23　日，德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通知南斯拉夫政府说，希特勒要求条约在48　小时之内签署。 3 月25　日午后，首相茨维特科维奇和外交大臣青察尔一马尔科维奇在条约上签了字。 3 月26　日，英国广播欧洲联播网向南斯拉夫播送了利奥波德·艾默礼的一篇演说： 如果（南斯拉夫）人民清楚表明他们认为参加轴心国条约便是出卖荣誉和独立，那么，政府肯定有责任在该条约批准之前同人民商量。不，要这样做还为时不晚。南斯拉夫的整个前途正处于一发千钧的危急关头。 其实，南斯拉夫人，尤其是塞尔维亚人是无需从外部进行鼓动的。早在3 月23 日，那时条约尚未签字，南斯拉夫空军司令杜尚·西莫维奇将军即向保罗亲王发出警告：如果条约签字，他无法保证他的部下不发生哗变起而筐翻摄政王的统治。 这一警告已经发出不止一次了。保罗亲王不相信西莫维奇的话。 条约签字了。 26　至27　日，一部分陆军和空军军官果然发动了政变。 政变的策动者是空军准将博拉·米尔科维奇。为准备政变，米尔科维奇曾与一些军官接触，但遭到拒绝。当找到西莫维奇时，这位司令表示，他不参与政变，但一旦政府被推翻，他可出任政府首脑。 政变是成功的。 可以说，政变是不流血的，只有一个人丧生。此人是一名军官。他扼守无线电台，拒绝向政变分子交出。政变分子没有多大的耐性等待他的转变，遂结果了他的性命。保罗亲王被废黜，并被勒令离开南斯拉夫。 西莫维奇出任政府首相。新政府以彼得国王的名义接任。一个与国王声音相似的人以国王的名义通过电台向全国发表了演说。国王本人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演说，不胜恼怒，但随后他只得正式认可了这个讲话。 尽管政变是针对德国人的，但最好不要惹恼希特勒。被任命为新政府外交大臣的莫姆契洛·宁契奇当时刚刚做完手术。他被从病床上拖起来，“面色惨白，两耳全聋”。但不管身体如何，他必须全力贯彻新政府的新政策。 政府决定，要立刻与盟国方面恢复信任。这样，薪的外交首脑安排了一系列外交活动。4 月1 日，英国帝国陆军参谋总长约翰·迪尔爵士微服来到了贝尔格莱德。随后，在希腊安排了与威尔逊将军、安东尼·艾登的会谈。 与苏联代表则就缔结军事政治条约问题进行了会谈。 对德国人的反应心中无数，政府决定，以不谴责前政府签字加入三国联盟公约为条件，希望以此求得平息德国人的怒气。 事实上，希特勒的盛怒无论如何是不会平息的。进攻南斯拉夫的时刻在日益逼近。 在战争危险日益逼近的形势下，对于南斯拉夫来说，最重要的是备战，除唤起民众警惕井迎接战争危险外，还需：一、巩固自己的组织，建立起一套完全有别于适应旧形势而要适应新的战争形势的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这一点，铁托想到了，也开始干了起来。党的第五次代表会议在这方面表现了特殊意义，这在前一章已经写到。二、要提出并形成一套抗击侵略、推进革命事业的战略策略思想。这方面的工作铁托正在进行。我们会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这样一套战略策略思想将被提出，并且会在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发展、成熟。三、要有一整套的行动准则和方案。这也与战略策略思想一样，将在斗争中形成和发展。 眼下要做的是，铁托在“五大”报告中提出的政策必须迅速得到贯彻，以赢得时间。 第一，要迅速建立一个最高军事指挥部，而且要以这个指挥部为中枢，建立一个遍及全国的指挥系统。 第二，要使上述系统正常运转，必须建立连接整个系统的联络网。而在遍布全国的军警的鼻子底下，还必须使这一联络网行动有效。为此，除党的各级组织之外，还需有大量的交通员。 第三，必须应付日益增多的日常工作：需要非法印刷所，印制传单、党的文件等；需要仿造大量通行证、护照，等等。 第四，必须加强党的情报工作，不但要打进政府各个机关、军事单位，扩大情报来源，而且要对情报进行研究、分析、整理。 瓦乌赫尼克上校和往常一样，获得了有关向南斯拉夫发动进攻命令的可靠而又准确的情报。 4 月1 日，他得知进攻定于4 月6 日。当日，瓦乌赫尼克遂把这一情报通过三条不同的渠道发向贝尔格莱德。但使他感到不放心的，是他无法知晓他的情报是否到达。 4 月2 日夜里两点钟，瓦乌赫尼克的电话铃响了三次。这是一个信号。 这一信号是告诉他，他所需要的情报已置于他的车库旁一堵墙的某一裂缝之中，瓦乌赫尼克走过两个熟睡的盖世太保身边，出了房间。他拿到了裂缝中那个便条。 便条上写着： 会议现已结束。对南斯拉夫的进攻，已确定于4 月6 日。东面从保加利亚，北面从匈牙利发起围攻。愿上帝的保佑和我最诚挚的祝福在这场可怕的灾难中与你们同在。 瓦乌赫尼克再次将情报传向贝尔格莱德。 他的情报均已送达。 但是，贝尔格莱德没有什么人对他的情报加以注意。原因是大家不相信瓦乌赫尼克的情报的来源是权威的。事实上，瓦乌赫尼克的情报的来源是再权威不过的。因为不是别人，而是德国最高统帅部外事及反间谍处的头子卡那里斯海军上将，通过自己的助手汉斯·奥斯特少将在与瓦乌赫尼克进行联系。而瓦乌赫尼克上校得到的那个便条，正是上将本人叫助手送来的。 南斯拉夫政府不相信瓦乌赫尼克上校情报的权威性。首相西莫维奇正为女儿操办婚礼，婚礼的日子业已选定：4 月6 日。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片纸如雪声如铁，矢志似铁涕凝雪。 为唤众民不歇马，不唤众民马不歇。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四章 全面抗战 寇至域内噩耗飞，弹落京城令人悲。 举国披靡失魂际，正闻御敌号角吹。 且说原先德国奉行的政策是使南斯拉夫保持中立。一方面德国担心英法利用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的“中立”，可免遭英法染指其间。另一方面，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巴尔干半岛一直是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德国想尊重自己的盟国的利益。 到1940　年，德国与苏联在巴尔干问题上的谈判破裂。德国在制定进攻苏联的计划，巴尔干对德国的战略的重要意义显现出来。 于是，德国便改变了对南斯拉夫的策略：把南斯拉夫拉到自己一边。 但德国开始并不想通过武力实现自己的战略。它想通过和平手段达到目的。 德国人发现，南斯拉夫的当权者正好是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的工具。 南斯拉夫摄政王保罗亲王是奉行张伯伦路线的。他认为，欧洲各国的主要敌人是苏联，大家都应该鼓励希特勒东进，为德国的东进路线铺路接轨。 希特勒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点。 1940　年3 月10　日，保罗亲王访问柏林。希特勒接见他时，特意向他透露，德国将进攻苏联。保罗亲王带着这一重要信息回国，向内阁做工作，说南斯拉夫有利的时机已到，应该站在轴心国一边，帮助德国打败主要敌人——苏联。 马切克支持这一政策。这一政策还得到参谋部一部分军官的支持。 但这一政策遭到在野党的普遍反对。军队中一些将领和青年军官也怀有强烈的反对情绪。 面对对这一政策的反抗浪潮，茨维特科维奇一马切克政府采取了高压政策，甚至对抗议运动进行了武力镇压。这越发激起了普遍的不满与反抗。 政府不顾民愤，于1941　年3 月25　日签署了加入轴心国条约的文件。轴心国则以把萨洛尼亚划归南斯拉夫作为报答，而这个港口此前它们曾向保加利亚许诺划归给保加利亚。 签订条约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各界的愤怒，抗议的浪潮席卷全国。 军队采取了行动：发动政变，推翻了茨维特科维奇一马切克政府。 当南斯拉夫政变的消息传到柏林时，希特勒曾对消息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而当他终于确信无疑时，便很快决定采取断然措施。 希特勒立即召集军政会议，贯彻他的指示。希特勒指出，南斯拉夫政府的更迭，不仅会危及德国进攻希腊的准备工作，而且还危及德国对苏联的入侵。希特勒分析说，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从来就不是德国的朋友。他宣布，现在就要消灭这个国家。 墨索里尼对希特勒的决定表示坚决支持。他断言，南斯拉夫近来的事态是1914 年萨拉热窝事件的再现，是由同一类不可救药的货色挑起来的。他宣称，对有机会”同南斯拉夫这个威尔逊保护下召开的凡尔赛和会的人工产物算帐”，备感荣幸。 于是，一个进攻南斯拉夫的计划很快出笼，并迅速付诸实施。南斯拉夫成为德国在欧洲的第九个牺牲品。 4 月5 日，德军出其不意地占领了南斯拉夫境内被称为“铁门”的多瑙河的咽喉杰尔达普。6 日，德军出动450 架飞机对贝尔格莱德进行了长时间的狂轰滥炸，意大利飞机则轰炸了达尔马提亚的若干城镇。集结于保加利亚的德军第十二集团军，按原订计划迅速插入南希边界，切断了南希的联系。7 日，轴心队占领斯科普里。 10　日，萨格勒布失守。 12　日，贝尔格莱德沦陷。 4 月15　日，南斯拉夫政府与佩塔尔国王逃往希腊。临走前，西莫维奇首相任命达尼洛·卡拉法托维奇为最高指挥部参谋长，并授权参谋长与德国人谈判，实现“体面的停战”。参谋长又指定了谈判“全权代表”，但德军要的是南斯拉夫的无条件投降。参谋长指派的三位代表拒绝德方的条件，返回出发的地点最高指挥部所在地萨拉热窝，这是16　日。而等他们返回时，萨拉热窝已被敌人攻占，最高指挥部一时不知去向。 实际上，14　日，南斯拉夫最高指挥部已经决定交出军队、阵地和交通要道。这个命令也已下达。命令还规定在敌军挺进中，南军不许抵抗。这样，南军337864 名士兵和6298　名军官成了德军的俘虏。 这之后，南斯拉夫大部分地区被划归邻国，其余地区则处于军事占领之下。戈雷尼斯和什塔那尔被德国吞并，剩余的斯洛文尼亚地区则划归了意大利。匈牙利得到了普雷科穆尔耶、梅久穆尔那、巴奇卡和巴拉尼亚。保加利亚则得到了它老早就垂涎三尺的马其顿奥赫里德以北的地段以及科索沃的一部分和塞尔维亚的东部地区。 黑山被意大利接管；塞尔维亚剩余地区受德事长官直接管辖；克罗地亚被宣布成立独立国，边界亦有更改。 4 月6 日，星期日。贝尔格莱德市民有早起的习惯，星期天也不例外。 而这一天风和日丽，天气又格外的好。一大早，市场上已经挤满了人。 人们的心情也不平静。政变发生后，新政权立即与苏联修好。头一天，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为此，成千上万的人曾经涌上街头，表示对这个条约的拥护。一觉过后，人们的兴奋劲儿虽减去了几分，但心情仍然难以平静。外交问题依然是大家谈论的中心。 7 点左右，第一批飞机的吼声从罗马尼亚方向传来。许多人仰起头来，平静地等待飞机在头顶上出现——大家都以为这是南斯拉夫自家的飞机。但是，报答市民期待目光的，却是无情的炸弹。 希特勒下令要毁坏这个城市。因此，住宅、医院、教堂、学校、图书馆，凡是有价值的所在，全是袭击的目标。 不用说，第一批攻击即使这个城市完全葬人火海之中。 早晨仍然呆在家里的市民，许许多多被埋在断瓦颓垣之中。已经上街的市民，有的被就地炸死，有的寻找到掩体，许多人又被炸死在掩体之中。 斯图德尼察街整个成了火海。 一名身穿灰色绣花外套的农民躺在柜台后面一堆莴苣里已经死亡。从这具尸体旁边的浓烟里，钻出一个肥胖的牧师。他穿着黑色的袍子，一边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尖叫声，一边拖着两只沉重的箱子，不知逃向哪里为好。一位年长的母亲也从浓烟中跑出来。她披头散发，脸色煞白。她手里抱着什么，一边跑，一边吻着。 “啊！米拉，我的孩子……”这位母亲这样喊着。飞机的呼啸声、炸弹的爆炸声、人们的哭叫声，似乎都没有这“米拉，我的孩子”的喊叫声更响了。而周围的一切均已荡然无存。此时此刻，这世界上只有她的女儿米拉是现实的。 她的女儿米拉刚才还在她的身边。她紧紧地抓住了女儿的一只胳膊，两人曾一起逃出了被炸毁了的住宅。 可现在……母亲紧紧抓住的，仅仅是女儿米拉的一只手臂。 在大街的另一处，却传出了歌声，这是歌声。唱歌的是一个老者和一个小女孩儿。他们彼此拥抱着，偎依在被炸毁了的一家酒店的门槛上，唱着，唱着。他们在轰炸开始后不知所措，看到亲人们倒在火海里，看着一座座可爱的建筑物倒塌，便痛苦地喝起酒来，酒喝多了，就又唱起来。 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炸弹击中了圣母堂，随后，又一颗炸弹击中了附近的一个掩蔽所。原来，一对新婚夫妇在圣母堂举行婚礼。轰炸开始后，新娘和新郎以及出席婚礼的200 名客人，一起逃往掩蔽所。他们到达之后，正好一颗炸弹在掩蔽所顶上爆炸。 200 人中，没有一个人活着从这个掩蔽所逃出来。 贝尔格莱德国立图书馆遭到了劫难。这里藏有大量的图书，其中不仅有图书和期刊的孤本，而且有中世纪留下来的珍贵手稿。 轰炸开始后，炸弹准确地击中图书馆的房顶，所有的珍品全部被焚毁在烟火之中。 第一批轰炸持续了1 个半小时。轰炸声停止后，人们纷纷逃出掩体，跳过尸体和伤者的身躯，冲往市郊。 大火迅速蔓延开来，吞噬着残垣断壁以及未被炸弹毁掉的建筑物。 上午11　时，第二次轰炸开始。 城市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吉卜赛人冲入城市，在各个店铺之间窜来窜去。由于公园被炸，野兽出现在城市的许多角落。一只北极熊跳进萨瓦河，不时地发出悲鸣，犹如在哀叹贝尔格莱德致命的创伤。 德国人的炸弹摧毁了贝尔格莱德的电台，因此，处于贝尔洛莱德之外的南斯拉夫人尚不晓得自己的首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铁托的一位邻居从德国的广播里知道贝尔格莱德受到了侵犯。他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了铁托。 铁托立即召集在萨格勒布的同事研究局势。 在希特勒军队进入萨格勒布的当天，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向全体南斯拉夫人民发出了号召： 你们正在为争取独立而斗争并为它而死去，但必须相信这一斗争一定会以胜利而结束……不要沮丧，团结起来，不要在你们所遭受的沉重的打击面前低下头来。 月底，经过艰难的准备，在萨格勒布召开了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 会议在铁托主持下进行。会议的主旨是反对侵略，举行起义。 会议一致认为，反侵略的起义一定要具有广泛的性质，这一方面要求起义的范围和规模一定是全国性的，另一方面要求起义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要建立反对侵略的统一战线。 对于后一方面的问题铁托在会上做了一个说明。铁托指出，南斯拉夫人民激烈地反对国王和前政府，因为他们出卖了祖国。他们实际上成为与法西斯坑洼一气的“第五纵队”。因此，反对侵略者的起义应当与反对“第五纵队”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在反对侵略者的斗争中，塞尔维亚人民必须发动坚决的斗争，反对塞尔维亚人民的卖国贼”。 会议决定在全国继续努力，建立武装的突击队。 会议还决定，党的领导中心要从萨格勒布迁到贝尔格莱德。 从南斯拉夫各地不断传来令人鼓舞的消息。许多地区的突击队已经组织起来井开始了活动。 6 月22　日，德国进攻苏联。 当天，铁托召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认为起义的时刻已经最终到来。 铁托亲自起草了一篇发向全国的宣言。 宣言的调子积极而又坚定： 6 月22　日清晨，疯狂的德国法西斯匪徒，进攻了伟大的友好和平的工农国家苏联…… 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到来了。反对工人阶级的最大敌人的决定性战斗已经开始，这是法西斯分子通过他们向苏联一一世界无产者的希望——的背信弃义的进攻而引起的战斗。英雄的苏维埃各族人民正在流着宝贵的鲜血，这不仅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国上，而且也是为了整个劳动人类最后的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因而这是我们的斗争，我们必须全力以赴，甚至贡献出我们的生命。 南斯拉夫各地的无产者，到你们的岗位上去一一到斗争的第一线去：团结在你们的先锋队南斯拉夫的周围！各就各位！毫无畏惧、毫不犹豫地去完成你们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准备进行最后的生死存亡的斗争！苏俄英雄人民正在流着宝贵的鲜血，不要袖手旁观！你们的口号必须是：不让一个劳动的男人和女人到法西斯德国去干活，去增加法西斯匪徒的力量！不让一门炮，一枝步枪，一粒子弹，一穗谷物通过你们的帮助而落到法西斯分子的手中！动员你们的一切力量，防止我国沦为法西斯畜牲的供应基地，这些畜牲疯狂地进攻苏联——我们亲爱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希望，全世界劳动群众怀着渴望的心情瞩目的灯塔。 南斯拉夫的员们！一刻也不要动摇，赶快准备投入严酷的斗争。为了这个决定性的斗争，迅速安排好你们的组织及工作。尽一切可能保护我们的干部，因为这次斗争比以往更需要干部。 组织劳动群众，并让他们利用你们千辛万苦取得的经验。站在劳动群众和受民族压迫的群众的前列，领导他们参加反对我们各族人民的法西斯压迫者的斗争。要勇敢、遵守纪律，要沉着，因为你们必须给别人做出榜样。履行你们作为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职责。为了人类的自由和幸福，向最后的决战前进！ 6 月27　日，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开会，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成立反对侵略者的武装斗争总司令部，铁托任总司令；在全国各地建立民族解放游击分遣队。 城市的反占领活动当初最为活跃。 在贝尔格莱德，德国的宣传搞得热火朝天。表示德国坦克横冲直闯的巨幅地图贴在巨大的布告牌上。所有的无轨电车、所有的墙上，都贴上了德国的招贴画。挂在电杆上的扩音器高声地广播着来自苏联前线的公报。报纸出了特刊。 贝尔格莱德党团决定对嚣张的反动宣传采取破坏行动。他们选中了报纸。他们3 人一组，同时走近全市100 余个报摊。3 个当中，一个抓起报纸，一个浇上汽油，第三个人划着火柴，将浸透汽油的报纸点燃，然后迅速离去，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一活动的效果极佳。全市100 多家报摊的报纸被焚，而参加活动的只有一个小组落入德国人之手。 破坏活动以惊人的浪潮向前推进。德国人使用的电线被割断了；德国兵在黑暗的街道上遭到袭击；他们的武器被夺走；德国人停放着的汽车被烧毁；武器库被炸…… 德国人在贝尔格莱德发布了宵禁。游击队则对执行德国人命令的伪警察进行打击。最先丧命的是那些为虎作怅、作恶多端的家伙。 游击队的广大活动天地还是在农村，这一点给了铁托极大的启示。欲知这方面的情况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最高统帅营无兵，刀枪剑戟府中空。 已从眼底起边事，自有雄师卧胸中。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进入解放区 人马出入依绿林，山山水水路有痕。 寻寻觅觅择基地，日日夜夜熬煞人。 且说铁托的总部原来设在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是有他的打算的，但德国入侵之后，萨格勒布的地位便有了变化。 当初，萨格勒布的情况铁托十分熟悉。这里的警力相对较弱，而工人阶级的力量较强。因此，萨格勒布曾是理想的指挥中心。 但德国入侵后，在克罗地亚出现了傀儡政权。这个政权的首领当初是巴维利奇。此人是一个狂热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他坚持在克罗地亚成立独立国。他的这一主张亦受到他周围许多同事的积极支持。这样，既然许多克罗地亚人主张克罗地亚独立，而且傀儡政府实际上推行这一政策，那么，萨格勒布就不可能成为整个南斯拉夫对占领者进行斗争的理想中心了。当时，这样的中心只能是贝尔格莱德。 另外，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的存在会对铁托的指挥中枢构成新的威胁。这“乌斯塔沙”是一个带有法西斯性质的反动民族主义运动，宣扬极端的沙文主义，仇视塞尔维亚人，以消灭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人为己任。 政治上，狂热地鼓吹克罗地亚独立。它的代表人物安特·帕韦利奇由于宣扬德意法西斯主义而早已臭名远扬。铁托断定，这“乌斯塔沙”在德国占领期间，必然与入侵者合流，对付抵抗运动，而必然首当其冲。 5 月7 日，铁托离开萨格勒布，前往贝尔格莱德。 这时，当局经常采用更换通行证的办法来对付和其他反对派。为了作到万无一失，有关部门安排了一名女员与铁托同行。她的任务是通过检查站时走在铁托前面。如果她使用原通行证德国人放行，就意味着通行证没有更换。如果德国人向她要更换了的通行证，走在后面的铁托就用不着自投罗网了。 好在一路平安。 到达贝尔格莱德之后，铁托住在德迪涅郊区，先在鲁蒙斯卡街a16 号，后又搬到斯通街。他的第二个住处是经过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的：在浴室盥洗池后面的一个壁橱里，有一个秘密入口，它通向房顶下的一个藏身处，里面放着两只左轮枪和几颗手榴弹。 铁托的工作十分繁忙。而最令他花力气的，是考虑今后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进行有效的抗战。原先，铁托打算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城市组织小型的游击队从事军事行动。他也做了这方面的尝试。 5 月底，铁托得到这样的情报：原来驻扎在塞尔维亚的德军第六十摩托师、第四山地师、第二十九步兵师、第一八三师的一个团在司令官冯·韦克兹将军的率领下被调往东方。代替这些师团的，是由年龄较大的士兵组成的另外三个师。这些新来的部队只能驻守，而不能执行战斗任务。而另外一个消息，即一位德官曾与一名白俄密谈，说“俄国就要解放了”。铁托立即把这一情报报告给了季米特洛夫。铁托坚信，德国即将入侵苏联，对此，他的党应该有所准备。 以往，由于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遭到入侵的南斯拉夫国度的，无论在宣传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有不顺之感。苏联遭到入侵固然不是什么好事情，但这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旦苏联参战，南共的处境就会大不一样了。 1941　年6 月22　日，德国果然入侵了苏联。这时，郁积在南斯拉夫人心头，使人灰心丧气的矛盾心理以及难以忍受的等待，终于到了尽头。 被压抑的能量迅速释放了出来。如今，铁托所发布的任何一项命令，都将与南斯拉夫的民族感情相一致，而且，也用不着躲躲闪闪、咬文嚼字，担心与苏联的愿望相矛盾了。 铁托拿着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电报，看了又看。 德国背信弃义地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发动进攻，不仅是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伪打击，也是对全世界人民自由和独立的打击。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就是保卫被德国占领的各个国家的人民。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现在具有开展广泛的解放斗争、抗击德国入侵者的机会。采取一切行动来帮助和便利苏联人民的正义斗争极为必要……这一努力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胜利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记住，当前的问题是如何从法西斯统治下求得解放，而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电报是苏联遭到入侵几小时后发出的。 当天下午，铁托召开南斯拉夫政治局会议。 政治局成员们传阅了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对南斯拉夫的形势进行了分析。 6 月27　日，铁托召集中央委员会开会，决定成立人民解放游击队司令部。 同时，派遣12　名中央委员到全国各地去建立和指导游击队。 7 月1 日，又接到季米特洛夫的急电： 人必须对侵略者发动一场公开的斗争。这一时刻已经到来。一刻也不要延误，要在敌后建立游击队，展开游击战……希望接到上述指示后复电告知执行情况。 铁托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7 月12　日，铁托印发了特别宣言： 南斯拉夫人民：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门的内哥罗、马其顿和其他各族人民，要像一个人一样地团结起来，进行战斗，抗击屠杀我们人民的侵略者及其仆从，这一时刻已经到来。不要在敌人的恐怖面前动摇。要猛烈地攻击法西斯匪徒们占领的要塞，来回答敌人的残暴。 这期间，在南斯拉夫各地，已经出现了多起武装抗击入侵者的活动。这些活动，有的是有领导进行的，有的是自发的。 7 月7 日，在塞尔维亚的贝拉·茨尔克瓦村，有一名叫齐吉察·约瓦诺维奇的员。他曾在西班牙内战中打过仗。在村子里，他鼓动一大批农民参加游击队抗战活动。宪兵要逮捕他。他用事先准备好了的手枪将两名宪兵击毙，然后脱逃。 人们认为这是游击队活动的发端。 铁托的司令部设在贝尔格莱德一位富有的社会名流符拉迪斯拉夫·里布尼卡尔的家中。此人是自由派报纸《政治报》的老板，而实际上是的一位秘密党员。 铁托在这里掌握游击队的所有军事行动的情况，安排分配缴获到的、购买来的或是临时军工厂生产的武器和弹药，并且要掌握德军、警察以及盖世太保的调动和活动情报。 游击队的活动多在农村。铁托原想在城市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的设想看来是不适宜的。处在城市，指挥农村的战斗已显出诸多不便，而兰科维奇事件的出现，使他下定决心，把司令部迁到战斗第一线的广大农村去。 7 月底的一天，兰科维奇在组织爆破贝尔格莱德电台的过程中被敌人逮捕。 原来，与兰科维奇就此项工作进行联系的一名技术人员出卖了他。埋伏好了的秘密警察在他与这个技术工人接头时将他抓住。 但秘密警察不知道兰科维奇是何许人也，因为那名技术工人也不知道兰科维奇的底细。他只知道兰科维奇参与了爆破电台的事。 警察把兰科维奇带到秘密警察的监狱。他们在兰科维奇身上搜出了一张写有斯塔尼西奇名字的纸条。兰科维奇拒绝说出斯塔尼西奇是什么人。这惹恼了警察。他们开始对兰科维奇施刑，用棍子猛击他的头部。有一棍狠狠地打到了兰科维奇的太阳穴上，兰科维奇晕了过去。当晚，兰科维奇被送往位于市中心维丁斯卡街专给政治犯治病的医院。 铁托对兰科维奇的被捕感到十分吃惊。他立即指示贝尔格莱德的党组织营救兰科维奇。 兰科维奇人院的第二天，贝尔格莱德的党组织就接到了发自医院的报告。 兰科维奇有了下落，一项周密的营救计划随即拟定。 在医院作大夫的一名员把医院的走廊和兰科维奇所在的病房画了一张图。 40　名游击队员带着手榴弹和左轮枪执行这一营救任务。 7 月29　日上午，身着便服的游击队员们3 人一组，占据通往医院的路口。 另外10　名游击队员化了装，走进医院。他们将其中的一个人带上了手铐。在医院警卫看来，这是又有一个犯人被押送到了医院。这一招还挺灵。他们毫无阻挡地进入了医院。但他们进入医院楼房时遇到了麻烦：走廊上的警卫不许他们进入，要查看他们的证件。不由分说，游击队员们向他动了家伙，立即将他击毙，快速冲向兰科维奇的病房。 兰科维奇并不晓得人们来营救他，因为他的病房里一直呆着4 名警卫，还有一名男护士。游击队事先无法通知他。 兰科维奇已经听到了刚才走廊里的枪声。他警觉起来。 5 名游击队员迅速冲进了病房。4 名不知所措的伪警卫已经按口令举起了手。 兰科维奇跳下床。两名游击队战士夹着兰科维奇冲出病房，其余的在后面警戒。 走出大楼后，他们按计划走至墙边。 兰科维奇与大家一起跳过墙去跌在了街上。 这时，有两名警察发现了他们，并向他们开火。一个游击队员臂部受了伤，另一个则被打伤了肚子，但游击队员密集的火力使那两个警察倒在血泊之中。 按计划，越过墙后，应该有一辆车等在这里接应。但车子没有到达。 兰科维奇头上的绷带被解下，但医院的病号服却无法脱掉。 游击队员们陪着兰科维奇迅速前进，走了1000　来米，他们到达一所大房子。在此，兰科维奇换上了游击队员们给他带来的衣服。他身材高大。这一点游击队员们是知道的。因此，给他带来了大号的衣服，但人们对他的高大仍估计不足，兰科维奇穿上他们带来的衣服后，下身勉强还可以，上身就显得小得可怜。 这时，医院那边传来了枪声和喧闹声。 他们又往前走。走到一家同情游击队的人家，兰科维奇得以洗了脸，换上合身的外套，并搞到一顶帽子。这样，他们就可以较安全地上街了。 一辆马车等候在接头地点。兰科维奇在两名游击队员的陪同下，乘车穿过贝尔格菜德大街，到达郊外一个秘密交通站。 参加这次行动的游击队员没有一个死亡。营救活动十分成功。 这事发生后，敌军在全城加强了警戒，兰科维奇无法在贝尔格莱德呆下去了。他去了解放区。 铁托也认为没有必要在城市呆下去了。他必须前往解放区，去领导游击队的主要力量。 9 月16　日，铁托离开贝尔格莱德，前往解放区。应该说，旅途一路顺风。 铁托使用的证件的身分仍然是事业上一帆风顺的工程师巴比奇。在出发前，铁托在一次午餐席上认识了东正教神父米卢蒂诺维奇。铁托了解到，神父一向同情，支持游击队，于是便向神父提出了自己的旅行计划，请他发放旅行证。神父不清楚铁托的真实身分，满口答应了铁托的要求，而且出人意料的，神父还愿意陪这位已比奇工程师走一趟。铁托当然欣然同意。 铁托的另一名同伴是员亚沙·雷特尔。他是南斯拉夫的少数民族日尔曼族人，有合法的证件。他的职责是给铁托做警卫。行前，还有几个妇女参加进来，大家兴高采烈，这对掩护铁托又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他们平安无事地通过了进站的检查，登上了南去的列车。 铁托的兴致很高，他不断地用德语跟雷特尔开玩笑，车厢里欢声笑语，使同伴们甚为开心。 列车行进了几百英里，到达克拉列沃后停了下来。旅客们被告知，“匪徒”炸毁了拉瓦河上的桥梁，因此，只好请大家下车步行到恰恰克站去。 铁托尝到了自己的部下游击战业绩的“苦头”，只好下车改为步行。 到达恰恰克后，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后来加入的那几个妇女中，有一位姑娘发现了一个她曾认识的密探。她向铁托报告后，大家想办法成功地摆脱了那个密探，然后，大家到达旅行的目的地——波热加。 他们雇了一辆马车，去瓦列沃附近的游击队司令部。 马车夫告诉他的乘客，此地路上有危险，因为森林里尽是匪徒。 “我想你们不会是去参加游击队吧？”车夫露出一副狡黠的神情。 “噢，穿这样的衣服像是去参加游击队吗？”铁托笑着，指了指自己的衣服。别忘了，他是巴比奇工程师，衣冠楚楚。 车夫听罢连忙认错，但还是补充了一句：“可这个年头你就根本看不出一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走了几个钟头，他们到达游击队的第一岗哨。哨兵们不认识铁托，对他们进行盘查，而且要看他们的证件。哨兵们对铁托等人的身分表示怀疑，要将他们逮捕。铁托要求哨兵们把他和他的陪同人员带到游击队指挥部去。 这时，兰科维奇出现了。他已先期到达。 哨兵们向铁托表示歉意，铁托则表扬了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 这样，巴比奇工程师这一角色的扮演从此结束。 到达解放区，铁托如鱼得水。他的主要战略思想是要在这广阔的天地里生成、丰富、发展。 我们看到，在到达解放区之前，铁托的战略轮廓已经形成。这个轮廓可以分解为以下几点： 一、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作为进行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柱。 这一决定是在贝尔格菜德作出的。当时，在南斯拉夫领土上驻有外国入侵者的十几个师，另有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地方武装5 个师。可铁托这边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军队。没有军队的铁托，却成立了总参谋部。这并无荒唐可言。建立总参谋部，正是为了建立一支军队。事实证明，此后不到半年，铁托的总参谋部已经统领80000 之众。而到抗战结束时，铁托的人民武装力量已达80　万之多！ 没有这样一支军队，铁托的事业是不可想象的。 二、开辟解放区，一则作为游击队的战略基地，二则作为人民政权的基础。这一战略思想也是在尚无解放区的情况下形成的，而且作为党的行动方向，于1941　年7 月以政治局的决定的形式被确认了下来。尔后，铁托把它置于建立军队同等重要的地位，不遗余力地落实这一决定。 三、建立抗击入侵者的统一战线。铁托的出发点是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抗战中，主要依靠党所遵循并大加宣扬的，而且要借助于爱国主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借助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民族主义。 为了贯彻这些战略思想，铁托把集中到了身边的得力干将又派往各地。 行动最迅速的是黑山地区。黑山地区是意大利占领区。这里的起义，从7 月13 日开始，很快形成燎原之势。几个月的功夫，黑山全境被解放，解放区的面积达10000 多平方公里。意大利军队遭到重大损失，仅梅西纳师伤亡人员即达5000　人。 这期间，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亚、马其顿、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各地都掀起了武装抗击入侵者的浪潮。 在起义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如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起义很快得到响应，而且在全境迅速发展，但在起义队伍中很快出现了头脑冲动、忘乎所以的无政府主义现象，最后发展到烧杀抢掠的地步，凡对起义不予支持者，都受到了打击。甚至派到此地指导起义的密洛凡·吉拉斯也对形势无法控制了。 起义发展最稳健的是斯洛文尼亚。 在这里，德国占领者妄图推行德意志化。占领者不承认此地斯拉夫人的民族特性，而对于敢于对此表示反抗的斯洛文尼亚人实行镇压政策。 1941　年底，德国占领者把斯洛文尼亚全境内608 名斯洛文尼亚族的罗马天主教神父中的478 名抛进了集中营。 这一条件促成了人民阵线的迅速建立。对占领者不满、对占领者屠杀政策不满的各界人士，都集中在以领导的游击队为核心的“解放阵线”周围。 这样，在斯洛文尼亚全境，很快出现了400 多个“解放阵线”地方委员会，这些委员会领导斯洛文尼亚人采取各种方式，与占领者展开了斗争。有些斗争形式别出心裁，而且颇有实效。如“解放阵线”在卢布尔雅那组织了全民性的大规模抗议行动，使人们在规定时间离开街头和公共场所。这样，卢布尔雅那在1941　年被占领后曾两度出现全市性“万籁俱寂”的景象：一次在1941　年10　月29　日，即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共同摆脱奥匈桎梏23　周年纪念日，另一次是1941　年12　月1 日，即南斯拉夫国庆日。 塞尔维亚一直是游击队活动的主要基地。在西塞尔维亚，10　支游击队很快组成，半年不到，发展成有8000　名武装战士的大军。解放区也日益扩大。 1941　年秋，从贝尔格莱德市郊一直到乌日策，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往西一直可以通向西海岸，只要避开德国人占领的大城市，人们从西海岸到贝尔格菜德市郊，完全不必离开解放区。游击队打击的目标，首先是地方伪政权和宪兵队，同时也不放过易于打击德意入侵者的机会。这期间，德国驻军伤亡达6000　余人，约有400 名官兵成为游击队的俘虏。 事实证明，德国的战术极不适宜对付游击队。他们在向游击队据点发起进攻时，总是排好阵式，像在阅兵场上一样，整齐地向前推进。一个士兵倒下去，后面的一个士兵立刻上前补缺，这一切也非常镇静，从容不迫。这当然吃了大亏。在游击队日益猛烈的打击下，德军撤离了恰恰克和乌日策。 德军撤离乌日策后，游击队的总部即从克鲁帕尼迁到了乌日策。这样，乌日策成了南斯拉夫第一块被解放的土地的象征，它周围的解放区，被人称之为“乌日策共和国”。解放区内有一百多英里长的铁路，而且普遍建立了邮政系统。学校也办了起来。出版了报纸，《战斗报》每周出版三次。 在解放区，人民委员会代替了各级旧政府。 德国占领军对抵抗运动的迅速发展毫无精神准备。到1941　年9 月，在塞尔维亚农村，德军对2/3 的地区失去了控制。事情发展到这一程度，才引起了占领者与纳粹大本营的重视。 这时，各种调查报告开始涌到占领军的指挥机构。 在塞尔维亚任军政府首脑的前党卫军旅长特纳博士有一份报告。报告中提到： 游击队在森林里的那种阵地干脆无法正面进攻。目前虽然加紧宣传，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作战不利，但这种宣传对这里的游击队不起什么作用。我们获得的印象是：甚至传说苏联投降也不能使这帮匪徒屈服，他们善于像魔鬼似的恢复元气。此外，他们的组织是出色的，一个秘密组织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们足以作为楷模。 有一名德国上尉对问题看得更深刻。他在一份报告里指出，对游击队，“不只是一个如何对付的问题，而实际上是如何对付一场全西的民族运动”。 总而言之，德国占领军也好，希特勒纳粹大本营也好，对于南斯拉夫境内迅速兴起的抵抗运动，是再也无法等闲视之了。 调兵遣将，加紧对解放区的进攻和围剿，也成为希特勒为巩固对南斯拉夫占领的当务之急。为此，希特勒制定了行动计划，并决定改变进攻的战术。 “巩固后方”的另一个措施，是选择更加忠心的傀儡，免得让伪政权的权势人物在风吹草动之时干出不利于长久占领的举动，甚至倒戈转向伦敦，反对德国。 在此背景下，塞尔维亚陆军将领米兰·奈迪奇替代原政府首脑米兰·阿契莫维奇，组成“民族拯救政府”。奈迪奇认为，实现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联合，共同对付的威胁是十分必要的。为此，他上任伊始，便来了一个大规模的心理宣传战。这样做，当然也是对主子效忠的一种表示。 他首先动员了10000 人，身着旧南斯拉夫军队的制服，到各地去“展示”，好让老百姓知道，“旧政权回来了”。接着，他配合德国占领当局，动员并胁迫社会名流在德国人发起的“”倡议书上签名。 教会的主教们首先在“倡议书”上签了名。随后，8 月17　日，有几百名头面人物也签了名。 文化界中也有硬骨头。当场拒绝在“倡议书”上签名的，就有雕刻家斯雷膝·斯托亚诺维奇、作家伊沃·安德里奇、贝尔格菜德大学教授米洛什·文里奇等。 这里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插曲：当时，米洛什·文里奇已经进入征集签名的大厅。原先他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而他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后，便悄悄离开了大厅。不巧，他的行动让一位作曲家兼指挥看到了。音乐家拦住了文里奇的去路，道： “米洛什，你别跑。”这位老教授停了下来。他当着大家的面说： “对于你来说，这没什么，你是演奏风笛的，可我是给学生讲授伦理学的。”这项运动喧闹一时，并没有收到什么实效，德国人明白，真正解决问题，还得在战场上。 9 月份，德国加强对游击队进攻的计划开始实施。新从法国调来的德军第三四二师，在沙巴茨渡过萨瓦河，进犯解放区。游击队与德军激战月余，德军挺进到瓦列沃。游击队遂将瓦列沃包围，时间达两个月之久。后游击队出于战略考虑，没有与德军正面交锋。德军得以突围撤退。这样，德军对游击队的“第一次进攻”随即结束。 但德军消灭游击队主力的目标未变。随即调集大量军力，对游击队发起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进攻。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民为适时甘露禾，军似求生得水鱼。 自有大将施韬略，谋谋划划出新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六章 内战 物有优劣分皂白，忠逆终凭时日裁。 人道同室皆兄弟，一何只见刀兵来？ 且说当初抗击入侵者的武装力量，除游击队之外，还有“切特尼克”。 这“切特尼克”，源于塞尔维亚语。人们对它的解释并不一致。有的说，这个词源于塞尔维亚反抗土耳其入侵时代。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塞尔维亚英雄科斯塔·贝恰纳茨指挥下的抗击奥匈的非正规军统称“切特尼克”。 这科斯塔·贝恰纳茨身材魁梧、仪表堂堂。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率领一支“切特尼克”，活跃在与保加利亚交界的塞尔维亚一侧，有效地打击了敌人。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支“切特尼克”又成为对付克罗地亚人、及其他敌人的准军事力量。又有的说，“切特尼克”有“绿林军”的意思。因为这些军事人员多在森林中活动。 我们且不管过去情况如何，现在看看与游击队并存的“切特尼克”产生和活动状况，便不难知道这“切特尼克”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组织了。 我们知道，1941　年德国入侵南斯拉夫，只用了10　天的工夫，就迫使南斯拉夫军队投降。德国俘虏了30　余万名南斯拉夫官兵。 但当时不是所有的官兵都缴了械。有一部分塞尔维亚士兵，在一些军官的率领下，退入了森林。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对入侵者不满，也是对掌权者不满，不愿执行投降的命令；另一方面，他们无疑是受到传统的影响。当土耳其入侵时，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奥匈军队攻入时，均有军队进入森林，成为抗击入侵者的准军事力量。第三，他们这样做，还因塞尔维亚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到处都有敌人难以进入的山林。 在“切特尼克”中，最有影响的军官是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上校。 米哈伊洛维奇生于1893　年，比铁托小一岁。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是塞尔维亚军队的中尉。协约国的帮助曾使塞尔维亚在战场上转败为胜，这一点，对米哈伊洛维奇日后的思想发展造成不小的影响，使他在领导“切特尼克”运动起始就注意到国际援助的重要性。后来，米哈伊洛维奇又在索菲亚和布拉格担任南斯拉夫武官。尽管当时米哈伊洛维奇没有得到提升，但武官的阅历，对米哈伊洛维奇的成长、成熟，其影响肯定是不容忽视的。 1941　年，他已晋升为上校。在他竖起“切特尼克”大旗时，追随他的，大约有30　名军官。他的司令部很快成为某些塞尔维亚爱国人士的聚义所。 他的助手中，颇有几名勇士和智谋之徒。 米哈伊洛维奇身材瘦小。人们最初看到他，会觉得他性情温和，无足轻重，他的背稍微有点驼。一头浓浓的黑灰色的头发覆盖着他那典型的塞尔维亚农民的圆脑袋。他的两颊下陷，眼膻深蓝、近视。灰色的胡须增强了他的脸部的温和感。他总喜欢穿一件英国式野战眼，深蓝色的衬衣，纽扣一直扣到颈部。他不系领带，两条裤腿塞进厚厚的农民式的袜子里。 米哈伊洛维奇的思想意识和性格是复杂的。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才能和目光有限。由于受到自己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家庭出身的影响，他不但有强烈的虚荣心，而且有塞尔维亚旧式军官所特有的魅力。他十分狡猾，但又往往败在比他更为狡猾的对手的手下。他自己总是说不过问政治，但他的所作所为又无不与政治有关。他的部下对于他的狂热的塞尔维亚爱国主义从不怀疑。大家都知道，对于战后塞尔维亚的前途问题，他抱定一种信念：无论在塞尔维亚成立谁家的政府，但塞尔维亚的权势必须恢复。他认定，对于塞尔维亚的权势的恢复是一种严重威胁。大概正是由于这些见解，使他无法充分利用外国入侵后南斯拉夫人民所迸发出来的革命热情，而对于这种革命热情背后所表现的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他就更是无法理解了。 1941　年6 月，米哈伊洛维奇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切特尼克”建立起了联系。此后，他还派遣若干“密使”分赴全国各地，在农村设立“招兵站”，米哈伊洛维奇和他的谋士们计划，要把全国所有男性农民统统动员起来，使其中20—30　岁的塞尔维亚男子，按村落编为15—20　人的连队，组成“切特尼克”的基干队伍；30—40　岁的男子则专门从事破坏活动，更大一点的男性农民则留在村内，负责治安，维持秩序。 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但却不能不说明，米哈伊洛维奇并非没有雄心勃勃的计划。 “切特尼克”也不能说没有号召力和吸引力。至1941　年9 月末，“切特尼克”的队伍已达5000　人。 “切特尼克”队伍的组成是很复杂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和各方政策的明朗化，这支队伍发生了重大分化，最突出的变化是一部分人投靠了侵略者，一部分人则参加了铁托领导的游击队。 从一开始，米哈伊洛维奇就打定主意：如果要在抗击敌人与保存实力之间进行权衡的话，他重视的是保存实力。而他日后的行动说明，为了保存实力，他甚至不但可以与入侵者避战，而且还可以与入侵者勾结。 领导的游击队，无疑是坚决抗战的。对于游击队，他可以联合，也可以对抗，甚至还可以与入侵者联合起来对付。游击队。这一切都以对“切特尼克”是否有利为转移。 纵观“切特尼克”的兴衰史，可以看出米哈伊洛维奇先后或同时与五种政治军事力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联系：一是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联系；二是与以英国为代表的盟国的联系；三是与塞尔维亚卖国贼的联系；四是与入侵者的联系；五是与游击队的联系。 米哈伊洛维奇与流亡政府及盟国的联系并无特殊困难。建立这种联系是双方共同的愿望。 1941　年6 月，米哈伊洛维奇的信使把“切特尼克”运动的消息带往伊斯坦布尔。这里既有流亡的王国政府的南斯拉夫人，又有英国特别执行局的人。 信使很快与这些人接上了头。接头后，米哈伊洛维奇的收获是获得了无线电发报机的零部件。无线电发报机装好之后，米哈伊洛维奇不肯怠慢，立刻将电台投入使用。8 月份，马耳他英军第一次接受到了这个电台发出的信号。8 月20　日，该电台收到了回复：米哈伊洛维奇与英国设在开罗的特执局开始了直接的无线电联系。 这样，米哈伊洛维奇发出的关于塞尔维亚起义的报告，成为盟军收到的有关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大陆游击活动的第一条消息。这些报告中自然只字不提领导的游击队的活动。 当然，在当时，当德军席卷西欧和东欧、深入苏联境内、隆美尔在中东大捷、德国空军对伦敦狂轰滥炸之时，这样的消息会使盟国感到极大的欣慰。 因为当西方人士正被接二连三的败局的灾难弄得心力交瘁、意志沮丧之时，英雄的塞尔维亚的抵抗运动的事迹传来，无疑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鼓动起他们的热情。在此情况下，西方人士喜气洋洋地欢迎并大肆宣扬了这一消息。 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当然更是不遗余力地扩大、利用这一信息了。 这是一个开端，而且十分良好。米哈伊洛维奇从这种联系中得到的好处，是连他本人也是喜出望外的。 第三种联系是与塞尔维亚卖国政府的联系。塞尔维亚被德国占领后，占领者扶植了奈迪奇傀儡政府。这个政府是地地道道的南好政府，对外唯德国之命是从，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政府头子奈迪奇荒淫无耻，国人皆曰可杀。 而“切特尼克”为了寻求保护，从卖国政府那里搞到武器，对付和消灭，不借与之进行了肮脏的勾结。 1941　年9 月初，“切特尼克”的代表与卖国政府进行了多次谈判。米哈伊洛维奇不是与奈迪奇有冤，他本人也会去贝尔格莱德的。他当时对部下说，在他服役时他是奈迪奇的下属，而当时奈迪奇“两次惩罚我，两次关了我30天禁闭。我不尊重他，我不愿去”。会谈的结果是奈迪奇答应“政府军”停止进攻“切特尼克”，“切特尼克”方面则协助“政府军”打击游击队。奈迪奇还派了一名联络官常驻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以便双方协调行动。 不妙的是，这位联络官与米哈伊洛维奇的代表在返回司令部的途中被游击队抓获。游击队得到了米哈伊洛维奇与奈迪奇勾结的第一批材料。奈迪奇的联络官当时被游击队枪决。 米哈伊洛维奇的第四种联系，是与入侵者的联系。这方面的问题，为了叙述的方便，放在后面去讲。 第五种联系，是与游击队的联系。 当初，这种联系游击队方面也是需要的。 一方面，铁托受到莫斯科的压力，莫斯科不但要各党贯彻“人民阵线”的方针，而且直接敦促铁托与“切特尼克”进行联合；另一方面，开始时，“切特尼克”尽管抗战是消极的，但毕竟是抗战的。从战场情势出发，有友军的联合行动，总可争得战场的更大主动，以便保证战役的胜利，减少损失，尤其是减少人员的伤亡。这样，游击队方面存在着与“切特尼克”联合抗战的必要性。正因为如此，铁托在从贝尔格莱德进入游击队解放区的第二天，便决定亲自与米哈伊洛维奇进行会晤。 这是1941　年9 月9 日。 原来，铁托曾请米哈伊洛维奇到他的司令部来。米哈伊洛维奇不同意。 叫铁托到他的司令部，铁托也不干，于是，双方商定会晤在“中间地带”举行。 会晤地点是斯特鲁加尼克村。说是“中间地带”，实际上还是米哈伊洛维奇的控制区。 铁托骑马前来，陪同他的是两名副官，另外还有15　名游击队警卫战士。 米哈伊洛维奇派出骑兵迎接铁托一行。 谈判是在一个大屋子里进行的。米哈伊洛维奇坐在首席。他的助手瓦西里坐在米哈伊洛维奇的右侧，铁托坐在左侧。游击队的战士和“切特尼克”人员交错地四周侍立，全副武装，个个虎目鹰视，观察着现场的动静。 瓦西里首先问铁托是不是俄国人。 铁托听罢淡淡地笑了笑，便把自己曾在俄国当俘虏的事简要他讲了一遍。显然，铁托的答复并没有使对方感到满意。 随后，双方进入实质性会谈。 会谈开始不久大家便发现，双方立场存在着重大差异。 铁托提出游击队要与“切特尼克”采取联合行动。铁托甚至建议把自己的部队交由米哈伊洛维奇统一指挥。 米哈伊洛维奇则强调德国实力的强大，他说开展抗战的时机未到。米哈伊洛维奇还指出，他们离盟军遥远，获得外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事实上，米哈伊洛维奇不仅与盟军建立了直接联系，而且已经得到了盟军援助他们的许诺。 双方未能谈拢。晚上8 时，他们分手。 且说1941　年8 月25　日，英国首相丘吉尔致函当时负责对敌秘密行动的经济战大臣休·多尔顿。函中说： 据西莫维奇将军报告称，南斯拉夫现有广泛的游击活动。他们需要同盟者，需要从国外得到支援和指导。请尽速与这些组织取得联系，并给予必要的援助。 开罗的执行局奉命派出了一个3 人代表团，试图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取得联系。该代表团的团长是赫德森上尉，他的两名助手是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军官。代表团是乘潜艇到达南斯拉夫海岸的。海岸由游击队控制。代表团由游击队年轻的军官利科·米朱诺维奇（后任南斯拉夫驻美大使） 陪同，穿过广大的解放区，到达乌日策游击队司令部，见了铁托。铁托向代表团讲述了南斯拉夫抗战的形势、游击队的政策。赫德森告诉铁托，他奉命建立联系的对象是米哈伊洛维奇。铁托答应放他们去米哈伊洛维奇那里。 无论如何，代表团到铁托见他们为止，还没有见到“切特尼克”的踪影。 他们穿过生气勃勃的解放区，加以听了铁托的介绍，自然对南斯拉夫的抗战形势有了初步的客观了解。正因为如此，当赫德森到达米哈伊洛维奇司令部，并与开罗建立了无线电联络后，便提出建议：一、在“切特尼克”解决他们与游击队的分歧之前，不要给予米哈伊洛维奇援助；二、派另一个代表团去乌日策，与游击队建立联系。 当时，赫德森的两个建议均未被采纳。盟国给米哈伊洛维奇提供了大量援助，使米哈伊洛维奇用以对付游击队。一年零6 个月之后，盟国向游击队派出了代表团，但那时事过境迁，已不再是赫德森建议所要表示的那种意义了。 此后，赫德森与英国的联系受到了米哈伊洛维奇的控制。他发出的每则电讯事先均受到检查。凡是有关游击队的活动的内容，全都被删除。伦敦已无法从赫德森这里了解游击队活动的真实情况。而米哈伊洛维奇在9 月下旬又派出自己的密使米洛斯·塞库利奇博士前往伦敦。塞库利奇于10　月10　日到达伦敦，他当然完全按照米哈伊洛维奇的意愿向伦敦报告了“切特尼克”的活动情况。伦敦对游击队的了解又加了一层厚厚的云雾。这样，盟国对南斯拉夫抗战运动的认识便远远落后于德国和意大利了。 米哈伊洛维奇却得到了极大的好处。 10　月间，也就是塞库利奇到达伦敦之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为使米哈伊洛维奇搞到援助进行了紧张的活动。彼得二世国王为此于13　日会见丘吉尔。 一周之后，王国首相西莫维奇将军继而向丘吉尔提出一项备忘录，要求英国向米哈伊洛维奇提供可供10000 名伤员使用的药品，为10　万名敌后抗战人员提供武器。他的这一要求得到了丘吉尔的书面许诺。10　月20　日，西莫维奇将军又为此会见了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于26　日会见了帝国参谋总长约翰·迪尔爵士。 29　日，迪尔在给西莫维奇的一封绝密信中说，数日之内将给米哈伊洛维奇送去30　门大炮、20　枝自动步枪，90　枝自动左轮手枪，100o　副绷带和价值10000 英镑的黄金，而其他物资则随后运到。 这时，南斯拉夫的抗战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 游击队方面已经做出了扩大军事规模、更加积极地开展对敌斗争的重大决定。9 月26　日，在铁托领导下，游击队最高司令部在斯托利察村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最高指挥部成员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伊万·米卢蒂诺维奇、伊沃·洛拉·里巴尔，以及各民族的军事和党的领导机构的代表：塞尔维亚的斯雷坦·茹约维奇、菲利普·克利亚伊奇和罗多抑布·乔拉科维奇；克罗地亚的拉德·康查尔和弗拉迪米尔·维奇：斯洛文尼亚的弗兰茨·莱斯科舍克和米哈·马林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泰波和斯洛博丹·普林齐普·塞利奥。此外，还有塞尔维亚西部一些游击队的司令：科查·维奇、兹德拉夫科·约万诺维奇、德拉戈伊洛·杜迪奇和奈博伊沙·那尔科维奇。各地的代表多是骑马或步行到这里来的。只有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指挥员较为幸运——他们乘了火车。有意思的是，他们到达时都化了装，尤其是都带上了假的大胡子。不用说，他们都伪造了通行证。 会议开了好几天，对南斯拉夫的政治军事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一、决定在南斯拉夫每一个省建立一个总司令部，使若干个分遣队的活动互相配合；原总司令部改为南斯拉夫民族解放游击分遣队最高司令部。 二、在南斯拉夫建立新的解放区，扩大现有的解放区。 三、在解放区建立新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以取代旧的政权机构。 四、对游击队的战术作了规定：尽量扩大分遣队的建制，但避免与在数量上及装备上处于优势的敌人进行正面接触；每战集中优势兵力，借助于灵活的行动、相互配合打击敌人；要采取打了就走的战术，使敌人找不到回击的目标；要尽力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五、建立反侵略统一战线，尽可能争取与“切特尼克”合作。 入侵者一方也有重大军事举措，9 月16　日，希特勒命令伯梅将军指挥第三师，在空军支援下，对塞尔维亚地区的抵抗力量开始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同时，希特勒的参谋总长冯·凯特尔元帅发布指示，要对抵抗力量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命令道： 为制止混乱子发端，一旦发现迹象便必须毫不迟延地采取最严厉之措施……必须牢记，在本指示所指之国家中，一个人的生命并没有很高价值，因此，唯有残酷手段始能收成慑之效……一条德国士兵的性命，按通例应以50—100 名人的死刑作为报复。行刑方式亦必须起到威吓之作用。 这一指示下达后，在塞尔维亚的克拉古那瓦茨果真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10　月18　日，游击队在此地的一次伏击中，打死德国士兵10　人，打伤20人。为了落实凯特尔的指示，20　日，德军把全城大部分16—60　岁的男子驱入市内的集中营，然后，100 人为一组被押出执行枪决。屠杀持续了一整天，直到德国的行刑队队员感到恶心，使杀戮无法再进行为止。总共屠杀居民约5000　人。 法西斯的这一暴行给米哈伊洛维奇的不抵抗政策提供了“根据”。此事的发生，正好是在他与铁托进行第二次会晤的前几天。 10　月27　日至28　日，铁托与米哈伊洛维奇进行了第二次会晤。 会晤前，铁托仍然建议他们的会谈地点选在双方司令部的中间地段。对此，米哈伊洛维奇加以拒绝。在此情况下，铁托决定深入虎穴，到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走一趟。 陪同铁托的，有最高司令部成员斯雷坦·茹约维奇和来自门的内哥罗的米塔尔·巴基奇，另外还有8 名游击队战士，他们带有手提机枪。 这一次他们乘两辆摩托车到达。这些车辆是新近从意大利人手中缴获的。 对于这次会见，茹约维奇事后做了回忆： 这次会议在一家宽敞的农民家里举行。中间放了一张大桌子，一边坐着铁托和我们中其余的人，另一边是德拉扎和他的人——他的政治顾问德拉吉沙·瓦西里和他的第二号指挥帕夫洛维奇中校。我们的8 个警卫员拿着手提机关枪站在我们的后面，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警卫员在他的后面沿着墙站了一排。我们的人很年轻，胡子刮得干净，而德拉扎的人都蓄着长胡子。 在这次会上，我们建议与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达成一个含有12　点内容的协议：联合对德国人和卖国贼作战；建立一个联合指挥部；建立联合的供应系统；根据“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斗争”的口号，联合分配战利品；建立联合的地方指挥部；建立联合委员会解决争论问题；建立临时的政权以代替以前曾为敌人服务的旧的市政机构，新政权包括所有愿意抵抗侵略者的政治派系的代表；采取志愿参军制度，废弃强迫征兵制，等等。 谈判的进展极其缓慢。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的卫兵也参加了进来，提出他们的看法。他们都是游击队战士，在分遣队里是习惯于参加政治活动的。他们说话的声音很轻，但是使别人都能听见，并且别人不能不理睬他们。“切特尼克”的兵士看到这种情况，也开始这样做，直到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突然取下他的眼镜，神经质地摸着他的胡子，并向他们怒喝： “你们给我闭嘴。没有人在征求你们的意见。”这使得“切特尼克”们安静了下来。但是，还能听到一个高大的“切特尼克”发出的低声埋怨。他的任务是背着一只木箱，里面放着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珍贵的东西。 他必须一直背着这只箱子，以备万一发生危险在逃走时可以把它带到安全的地点，以免被别人染指。 谈判暂时停了一下。左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面前放着一张军用地图和几枝彩笔，他开始在地图上为铁托标明“切特尼克”的防地，告诉铁托各个据点里“切特尼克”的人数。当他讲到靠近瓦列沃的一个据点时，他问他的副司令帕夫维奇那里有多少人。但是帕夫维奇说不出。在房间里的人没有一个能在这个问题上提供情况。突然，有人想起有一个尉官最近曾到那里去过。他当时就在村里。他们把他叫来了。一个穿着军官制服的年轻人走了进来，行了个漂亮的军礼。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向他说明了情况，问他： “中尉，我们在那里有多少人？”“大人，两名。”中尉回答过。 德拉扎瞪了他一眼，带着怒气说：“不要开玩笑。”“的确只有两个人，大人。”“马上给我滚出去！”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吼道。 这件事后，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请铁托喝一杯“舒马迪亚茶”。铁托接受了。“茶”放送进来。铁托喝了一大口，开始剧烈地咳起来。这不是什么普通的茶，而是一杯用梅子制成的、热的甜白兰地酒。当铁托把制服上的“茶”擦净时，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发出了大笑。 晚饭时，英国的赫德森上尉进来了。饭后会谈继续进行，但是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铁托提出的下列三项建议特别难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所接受：联合对德作战；建立临时行政机构和动员的方式问题。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要我们的乌日策工厂向他提供军火，他才答应同德国人作战。铁托答应给他500 枝步枪和25000 发子弹。 然后游击队在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过夜。 铁托在会上很少发言。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总是很注意地听他说。他对铁托用一种带有克罗地亚音调的塞尔维亚语讲话感到惊讶。这使得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怀疑铁托是俄国人。他相当长时期一直抱着这个怀疑。 在司令部过夜时，铁托一夜没有睡觉。他把左轮手枪放在枕头下面，一直呆到天明。 第二天，他们又进行了讨论，但没有达成协议。当天，铁托一行返回乌日策。 途中，又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件。 当铁托他们到达波热加桥头时，一队“切特尼克”挡住了去路。 “站住！”他们大喊道。 铁托他们走过来，问“切特尼克”们是什么原因不许过桥。 “不能过。你们必须从原路返回。没有米哈伊洛维奇上校的命令，不许过桥。”铁托等无奈，只好返回，暂时呆在“切特尼克”的一个营地里。 铁托甚为恼火，想下车进行交涉。这时，茹约维奇下了车，说要直接跟米哈伊洛维奇进行联系。 这时，来了一名少校。他表示歉意说： “先生，对不起，我同上校谈了很长时间。现在没事了，你们可以走了。”原来，“切特尼克”在桥上安放了地雷，他们拆除这些地雷需要时间。 铁托与米哈伊洛维奇第二次会晤后，游击队与“切特尼克”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11　月1 —2 日，“切特尼克”部队向乌日策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游击队同时发动进攻。米哈伊洛维奇声称，这些军事行动是下级自发干的。这当然是骗人的。 对于“切特尼克”的进犯，游击队早有准备。铁托迅速调动全部武装力量打击进犯之敌。 事实证明，米哈伊洛维奇严重低估了游击队的力量。他的“切特尼克”被打得落花流水。 11　月3 日，米哈伊洛维奇的参谋长帕夫洛维奇给铁托打电话，提出如果游击队让出波热加，双方即可停战。铁托拒绝了帕夫洛维奇的要求。双方的战斗继续进行，“切特尼克”的败局渐渐显出端倪。 在此情况下，于11　月4 日，米哈伊洛维奇急电伦敦，说“形势紧迫，急需援助”。第二天，他又向伦敦发电： 不能认为塞尔维亚那个化名铁托的首领是抵抗运动的领导者。人对德国作战不过是一种骗局……游击队从人民手中夺取武器，我不能走那条路。他们搞到了乌日策那个军火厂，从那里我们什么也得不到，而他们还想要英国武器，如果他们真的得到英国的武器，我们就永远完蛋了。 11　月9 日，他得到了空投给他的第一批物资。 但英国的武器阻挡不住游击队的攻势。 11　月12　日，游击队已推进到离米哈伊洛维奇司令部仅有一公里的地段，而且从四面八方将米哈伊洛维奇团团围住。 米哈伊洛维奇下令前来增援的部队尚在天外。 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陷于一片慌乱之中，电台已停止发电，文件在销毁，重要物资和档案在包装。司令部准备突围撤出。某些领导人处于精神崩溃之中。瓦西里像个孩子似地哭起来。他不住地对人们说：“你们可曾想到，德拉扎和我都要被判死刑的。”在这紧要关头，米哈伊洛维奇进行了他的第四种联系——找德国人求救。 11　月11—12　日，米哈伊洛维奇亲自出马，在瓦列沃附近迪弗齐一家旅馆里与德国人进行了谈判。牵线的是在德军司令部服务的一名南斯拉夫人。 米哈伊洛维奇带领3 名随从，骑马走了92　个小时，到达会谈地点。德国方面参加的是三名军官，其一是德军驻塞尔维亚最高司令部代表科格哈德上校，其二是德国驻塞尔维亚军政司令部代表乔治·基泽尔博士，其三是一名盖世太保官员。 米哈伊洛维奇开门见山，但谈的是“大战略”：双方共同对付人，而一俟被清除，德军立即撤出，而由“切特尼克”接管塞尔维亚。当然，他绝对不会忘记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他提出，眼下他急需武器。作为交换，他可以把手中的360 名游击队俘虏交给德国人。 德国人的许诺含糊其词。米哈伊洛维奇看出了这一点，因此，感到极度失望。在离开会议室之前，米哈伊洛维奇对他的牵线人说。 “告诉你的同僚们，我还不全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的一个英国人。”德国人当时如何看米哈伊洛维奇呢？ 与米哈伊洛维奇会谈后，德国人向上级写了一份报告，报告里说： 他不再有一大批追随者紧跟着他。但即使如此，也不应予以过低估计，因为还有许多有头脑的塞尔维亚人同情他。在目前情况下，他对我方尚无任何严重威胁，尤其是虽然他起初与合作，现在却已成为仇敌，丑正与之作战。但从长远观点看，他可能是危险的。 与德军代表的会谈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这使米哈伊洛维奇十分沮丧。 在回司令部的路上他盘算的是今后撤向何方，如何重敲锣鼓。 但等待米哈伊洛维奇的，并不都是坏消息。回到司令部后即获悉，他已被王国政府任命为“祖国国内南斯拉夫武装力量总司令”。 这项任命是11　月15　日由英国广播公司宣布的。 米哈伊洛维奇沮丧之余，又添了几分喜气。尽管这个头衔叫人听起来感到别扭，但他米哈伊洛维奇毕竟成为合法政府的“总司令”。他铁托要消灭我，也得掂量掂量。 说也凑巧，已经逼近的游击队的攻势显然在减弱，从军事观点来说，游击队可以攻占的据点却仍在“切特尼克”的手里。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铁托听到了广播，真的不敢下手了？ 是的。铁托真的放慢了进攻速度，而且不仅如此。对“切特尼克”的进攻实际上停了下来。 铁托这样干也的确是由于听了广播。 但这不是英国的广播，而是莫斯科的广播。 铁托在乌日策的总部里。包围米哈伊洛维奇司令部的游击队急切向前推进，包围圈越来越小。 铁托在司令部里踱来踱去。他像是在等待前线各路指挥官的消息。而实际上是前线正在等候他的命令，发起总攻，一举消灭“切特尼克”。这是一项重大的行动。不但是军事行动，而且是政治行动，作决定前必须三思。 铁托不说话，仍然在大房子里踱步： 和铁托在一起的是弗拉吉米尔·德迪那尔。他知道铁托·正在酝酿作重大决定。这时不便打扰。 德迪那尔无事可干，便走到收音机旁打开收音机。他想听听莫斯科有何新闻发布，于是把收音机调至收听塞尔维亚语的波段。 突然，德迪那尔跳了起来，一边把音量扭大，一边对铁托说： “听，莫斯科在广播塞尔维亚地区对德作战情况。听！听！他们说，德拉扎在领导着所有抵抗德国人的部队。”铁托停止了踱步，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表现的惊讶劲儿，人们还从来没有看到过。 随后，铁托表示不相信地摇了摇头，又在房子里踱起步来。 不一会儿，前线指挥部又来了电话。 “部队停止前进。派代表同德拉扎进行谈判。”铁托命令道。 这时洛拉·里巴尔走进司令部。铁托把刚才发生的事向他说了一遍，然后说： “我们尽管包围了德拉扎，但我们却不能消灭他。我们必须十分小心，不要在对外关系上给苏联制造困难。”这时，德队按照希恃勒的命令而向游击队施行的进攻业已逼近。这形成了另一种包围。铁托已无法在乌日策呆下去。 11　月27　日，铁托曾给他派出的与米哈伊洛维奇谈判的代表打电话。米哈伊洛维奇的副手朱里奇少校来接电话时，铁托又敦请他转告米哈伊洛维奇采取共同行动。 29　日，铁托在德军进入乌日策20　分钟前撤离乌日策。前一天，铁托又给米哈伊洛维奇打电话，要求米哈伊洛维奇协助，阻止德军。米哈伊洛维奇明确对铁托说，对德军公开作战是办不到的。他说，“切特尼克”与游击队应该分别撤退到各自认为合适的地区去。 这是铁托与米哈伊洛维奇的最后一次接触。也是“切特尼克”与游击队最终分裂的开始。 此后，德、意越加强进攻，“切特尼克”抗战的性质就越弱，而它的反动性也就越强。许多“切特尼克”领导人从德、意和卖国的塞尔维亚奈迪奇政府那里获得武器和经费。在意大利军队对游击队发动的所有重大军事行动中，“切特尼克”总是站在意军一边，而它们也曾多次与德军“并肩作战”，对付游击队。 盟国继续给予“切特尼克”各种支援，就是他们掌握了米哈伊洛维奇大量通敌的证据之后，情况仍在持续。直到游击队强大到足以左右抗战局势的1943　年底，西方才停止了对米哈伊洛维奇的援助。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纵有木桃表美意，却无琼瑶报君怀。 分道扬镳既无悔，终恨背后插刀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七章 乌日策 翻江逐浪浪生风，鲲游瀚海鹏在空。 创业垂统空前事，不论南北与西东。 且说德军决定对游击队发起第二次进攻。为了保证这次进攻的胜利，德军从其他战区调来了大批精兵强将：在法国的第三四二师团，在希腊的第一二五团，以及东线的一一三师团。除此之外，还有七一四、六一七两师的大部分、第二六八炮兵团和第一二五团。这些部队在进攻中一直有坦克和飞机的支援。塞尔维亚奈迪奇的伪军也参加了进攻。 解放区在125 英里长的战线上受到了攻击。 敌人的进攻战术较第一次进攻有了改变。他们沿着主要的通道，用火炮和飞机轰炸扫清道路，小心翼翼，稳扎稳打，而以强大的步兵从两翼围剿游击队的阵地，以期消灭游击队主力。 德军的进攻迅速取得进展。乌日策以北的瓦列沃被敌军攻陷。德军对乌日策的包围圈越来越小。 关于乌日策失陷及德军第二次进攻的情况，弗拉吉米尔·德迪那尔有生动的记录。弗拉吉米尔·德迪那尔回忆说： 德国人的进攻在逐步取得进展。先是我们在乌日策以北的瓦列沃的阵地失陷了。德国步兵向我军阵地展开大规模的包围。德国的空军尤其是一个威胁。我们无法对付这些飞机。我们没有高射炮，甚至有效的小型武器也没有。德国的飞机俯冲到我军阵地上空100 码处，而我们最多只能用步枪对它们射击。 愈来愈多的伤员涌到乌日策。德国人有条不紊地在前进。很明显，乌日策守不住了。 在一个阴天的日子，约下午3 点，一声巨响，全镇为之震动。当时，我在总部的一间大厅里。这间大厅一半作为会议室，另一半放着10　张床成为临时医院。我躺在一张床上，因为几个星期之前，我被“切特尼克”打伤了，不能行动。在爆炸之后，突然，墙向我倒来。 四周围的一切都倒下了。碎砖把我压住了。铁托就在隔壁房内，我替他担心。 设在离最高司令部不远的隧道里的兵工厂爆炸。后来查明，敌人在隧道里放了炸弹，老百姓在隧道里躲避空袭。炸弹引起了附近的一个炸药库爆炸，把整个军火工厂都炸光了。200 人被炸死，包括躲避空袭的90　名妇女和儿童。 燃烧着的炸药把周围的街道和房子都烧着了。许多人被活活烧死。铁托受了伤，但他很快就爬了起来。我躺在一张床上。这张床被倒向我的墙压碎了。亚历山大。兰科维奇这时想起我睡在病房里。两名志愿人员冲进燃烧着的大楼，走到压着我的一堆乱砖头旁来挖我出来。他们的声音是多么遥远呵！许久，我被救出来了。我受了严重的震伤。可是我很高兴，同志们并没有把我忘掉。 四天后，敌人的坦克迅速地向这个镇推进，撤退的命令下达了。我被转移到离乌日策20　英里的兹拉蒂博尔山上，同其他的300 多伤员在一起。德国飞机整天不断地轰炸着乌日策和从乌日策通向兹拉蒂博尔山的公路。他们的军队已经突破这个城市的最后上道外国防线。最高司令部成员已进入阵地，并在路上埋设地雷，以阻止德国人的前进。但是，坦克已经冲过来了。 在德国人的坦克冲进乌日策20　分钟之前，铁托才离开。他是战斗人员中最后离开的一个。当德国人的坦克攻入乌日策时，他在面向这个镇的最前线。敌人的坦克毫不停留，继续向兹拉蒂博尔山挺进。桥梁上的地雷没有埋好，坦克不久就开过了桥。坦克的后面跟着的是满载步乓的汽车。铁托和少数几个人被德国步兵切断了退路。他们从车上跳下来，组成战斗队形。坦克继续沿着上山的道路前进。铁托离德国兵只有150 码远，在他们的直接射程之内。他马上向山上撤退，德国步兵紧紧地在后面追着。 密洛凡·吉拉斯打算把公路进一步炸坏，但是，德国。人的飞机阻碍了他，接着德国坦克就来到了。 天渐渐黑下来了。我独自在兹拉蒂博尔山上的一幢房子里坐着。大房子里只点着一枝蜡烛。从乌日策方向还传来枪声，不时夹着炸弹爆炸声。但是，最高司令部的成员一个都没有到达。只有长长的伤员行列被带进山来。 这时，卡德尔到了。他也在那条路上受到了飞机的袭击。同他在一起的儿个同志被打死了。他问我，铁托怎么样了。我只有伸开两只手。卡德尔出去视察伤兵撤退的情况，因为德国人的坦克随时都会开到这个高原来。时间过得很快，卡德尔回来了。突然，吉拉斯也出现了。还是人没有铁托的消息，我走出去协助伤员。当我回来时，吉拉斯和卡德尔跳起来问我：“铁托出了什么事？”我又伸开两只手。第二枝蜡烛又快燃尽。已经是半夜了。门突然打开，铁扎走了进来。吉拉斯跑上去拥抱他。卡德尔高兴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铁托极度疲乏。他放下了手提机关枪，坐了下来。在面对着乌日策的阵地上同德国步兵打了一夜之后，铁托在山上步行了20 多英里，而且敌人还不断地向他开火。铁托判断一下形势之后，说：“所有的伤员必须尽快转移，进入防御阵地。德国人会进攻这里的。”他又在椅子上坐下来，并要水喝。现在的时间过得舒服一点了。亚历山大·兰科维奇进来了。一个小时之后，最高司令部从兹拉蒂博尔山转移。长长的伤兵队伍更早一点离开，只有重伤员还等着卡车来运他们。天已亮了。可以听见敌人坦克的隆隆声。①对于这次遭遇，铁托本人也有回忆文字留下，他说： 临近11　月底，形势越来越糟。11　月25　日，德军开始向乌日策、波热加和恰恰克广大地区的解放区发动攻势，即开始实施德军司令部所谓的“乌日策方案”。这实际上是，德军在卖国贼军队配合下，两个月来在塞尔维亚西部和舒马迪亚地区发动的大规模攻势的继续和结束阶段。德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支援下，以极强大的兵力从好几个方面向乌日策进攻，以便摧毁解放区和消灭游击队。 尽管我们的部队从四面八方对德国的摩托化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却不断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一个比一个叫人难受的消息。我们获悉：留博维亚失陷，德军呈半圆形，从留傅维亚、瓦列沃、上米拉诺瓦茨和克拉列沃地区向“乌日策共和国’贩地，向乌日策、波热加和恰恰克进攻。 这一天，德军发动攻势的第三天，前线向我报告：德国人已经从克拉列沃突破，向恰恰克挺进。接着我们又得到消息说，从瓦列沃进攻的德军已经占领了瓦列沃一乌日策这条道路上的重要山口——布科维并向科谢里奇进攻，对德国人来说，从那里到乌日策就不远了。我们的部队（大约有来自舒马迪亚第二支队、瓦列沃支队和乌日策支队六个连）无法守住阵地，无法阻止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支援下，发起进攻的力量要强大得多的德军。 在对于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方向上，防线被突破了，而我们没有充分的把握，我们的部队是否有组织地撤退了，并在新的阵地上建立了防线。我们担心，德国人可能会继续使用屡试不爽的楔形队形进攻，继续迅速推进，直逼乌日策。 我们的处境变得艰难了，因为“切特尼克”放弃了阵地，而且大部分加入了德军和①　引自三联书店出版的《铁托传》，叶周等译。 卖国贼的军队。他们就是这样公开叛变的。当天晚上，18　点，我们怀着极其愤怒的心情收听了伦敦电台的广播，广播员以娓娓动听的声音说，在南斯拉夫“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英雄部队”如何“同敌人进行不断斗争”，英国人民如何“钦佩这一斗争”。 我对局势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乌日策十之坚持不了多久了，不久，也许三四天内就会失陷。因此，必须赶紧继续把武器、弹药、粮食、装备、现金、印刷设备、宣传材料全部撤走。撤退工作大部分是通过通向兹拉蒂博尔方向的公路进行的，为的是，有必要的话，可以继续后撤，撤到桑贾克。因为据我们估计，在桑贾克已有黑山的强大游击队。根据我们以前的命令，黑山和利卡游击队总司令部应当把黑山游击队调往塞尔维亚。 撤退伤资的工作，我们早就开始了。可是，情况表明，出现了严重困难，可能使这项工作无法顺利进行。我早在10　月底就下命令：在乌日策四周的兹拉蒂博尔山上作好准备，安置伤员，国为山上有不少旅游设施。然而，11　月21　日才开始从乌日策首批撤走重伤员。在此期间，乌日策的兵工厂发生了一次大爆炸，许多工人被炸死炸伤。必须尽快把负伤的工人撤走。由于从前线每天都逆来几十名伤员，情况就更加困难了。因此，出现了一个严重问题。如何把如此大量的伤员全部转移到兹拉蒂博尔山上。我们只有3 辆卡车，一辆大轿车和一辆救护车，加上几辆普通的马车和四马车。这大体上就是我们可以用来运送重伤员和重病号的全部运输工具。我们很快就损失了那辆大轿车，因此困难就更大了。因为在从兹拉蒂博尔回来的途中，大轿车滑下了山坡。 多亏医务人员（戈伊科·尼科利什、德扬·维奇、久罗和尤尔卡·梅什特罗雏奇等大夫）和驾驶员的杰出努力，撤退工作虽然遇到了各种困难，毕竟还是顺利地进行着。 由于天气严寒，伤员们大多没有御寒衣服，就只裹着被单或毯子，用卡车和马车运走，然后安置在帕利萨德和克拉列沃沃达的一些住户、别墅和咖啡馆里。我们当时认为，要是我们把伤员转移到兹拉蒂博尔山上，那他们就保险了。我们当时以为德国人是不会来这里的。遗憾的是，事态很快表明，我们估计错了。 从乌日策撤退的工作是由米塔尔·巴基奇领导、在人民解放政权的全力支持下进行的。大量的粮食、装备和其他物资分藏在山村里和山里的羊圈里，免得落入德国人之手，一旦我们失去了这一地区，老百姓也可享用。我们手头有大量缴获的现金（5500　万第纳尔，其中有1000　万银市），于是我们决定，把现金全部撤走。这么多钱装了一卡车，总共103 箱，每箱重60　公斤，统统转移到帕利萨德去了。 人们怀着痛苦的心情等待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看来形势没有希望变好，就这样度过了一夜。虽然我们事先采取了措施，在乌日策阵地上组织抵抗，但是，我们并不抱幻想，并不认为乌日策这个我们在塞尔维亚土地上坚守的最后一个城市，我们还能长期坚守下去。 我们的预感应验了。11　月28　日清晨我们就得到了新的情况，使人毫不怀疑，乌日策就要失陷了。德国人从四面八方不断地进攻，接连不断地突破沿路分散的游击队不那么特别有组织的抵抗。这一天恰恰克也失陷了。 科谢里奇方面的战事发展不利的消息使我尤为不安。我曾以为，我们那个方向的部队能够阻击敌人的进攻，因为他们在布科维山脊上的防御阵地非常有利。然而，经过激烈的战斗，从清晨一直打到14　点，德国人突破了我们的防线，占领了布科维，开进了科谢里奇，从而打通了通向波热加和乌日策的道路。 当我们获悉，从留博维亚开出的德军纵队，通过罗加契察，向巴伊纳巴什塔和乌日策进发时，我更感到不安了。在这个方向，我们没有强大的兵力，因此，存在德国人能够迅速地，也许天黑时就攻入乌日策的危险。必须赶快进行阻击。由于没有别的部队，我们派了由乌日策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一个工人营，去迎战德军纵队。工人营同波萨瓦支队的几个连在一起，占领了卡连尼亚查山上的阵地，我们还给这支队伍配备了一门火炮。 与此同时，我们继续加速撤退工作。这样，最后一批伤员在一天一夜的时间里撤离了乌日策，我们还撤走了我们的印刷厂，以及已印好而尚未装订的《联共（布）党史》。 设在国民银行金库里的最高指挥部，这一天工作照常进行，没有停顿，几乎随时都有传递消息的通讯员、当地部队和指挥部的首长以及政权机关的代表到我们这里来，要求指示，要求增援。我们还通过电话同尚未落入德国人之手的地方取得了联系。有一次，从科谢里奇有人打电话来，说“没事了，部队可以返回营地了”，因为，据说“危险已经过去”。这个人很可能是个德国人或“切特尼克”，他企图使我们上当，以便德队长驱直入乌日策，弄得我们措手不及。他做得太明显不过了。 黄昏时，佩拉·斯坦鲍利奇和科查·维奇抵达最高指挥部。他们曾同“切特尼克”谈判。与他们同来的，还有英国上尉赫德森。如他所说，他来是为了取走自己的电台，然后返回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也正如料到的那样，这次会谈，像以前的几次会谈一样，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成果。这次，“切特尼克”仍拒绝握住我们伸给他们的合作之手。其实，再也没有什么可指望他们的了。因为他们的首领已决定最终地无可挽回地走上背叛的道路。 11　月28　日晚上是在乌日策解放区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我一夜未合眼，守候在电话机旁。 11　月29　日，天亮了。清晨天空灰蒙蒙的，预示着这一天将是十分严峻的一天。飞机几乎不停地在城市上空盘旋，扔炸弹，用机枪扫射。我们的高射机枪向飞机开火，但是一架飞机也未击落。于是我，还有几个同志用自动步枪打飞机。我们站在最高指挥部后面的小土岗上的混凝上掩体旁，把自动步枪贴近墙壁，向低空飞过我们头顶的飞机开火。 传来消息说，德国摩托化纵队已开向乌日策。在乌日策市前面的阵地上，在茨尔诺科萨和卡迪尼亚查的山顶上，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这是设在乌日策市前面的最后一道防线了。能否守住？能守多久？我们心怀疑虑。我们毫不怀疑，我们的战士决心勇敢战斗，全力以赴牵制敌人，不让敌人迅速攻入乌日策。可是，这是否足以阻止。飞机和火炮的全力支援下发动猛攻的摩托化纵队呢？ 乌日策守不住，对此我没有抱幻想。但是，我仍然相信，德国人不会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攻进来。因为我认为我的命令将得到执行：在公路、沟渠和桥梁布雷并将这些设施破坏掉，从而阻止德国摩托化部队前进。我在此之前就命令一位军官，一位几天前到我们乌日策来的一位中校，在通往乌日策市内的所有入口处，特别是从科谢里奇通向乌日策的那段公路上布雷，这是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通向乌日策市的北部。 人们期待着从阵地上传来新的消息，怀着这样的心情度过了上午几个钟头。大约11点，我得到消息说，科谢里奇上面的茨尔诺科萨山上的防线被攻破了，德军已攻入户日尼策河谷，从那里继续进攻，部分部队开往波热加，主力部队开往乌日策。我得承认，我们未料到这方面的敌人如此迅速地攻破了我们的防线。遗憾的是，情况表明，茨尔诺科萨的守卫者，200 —250 名战士未能守住自己的阵地。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作了分析，认为是搬离乌日策的最后时刻了。在我之前，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里巴尔以及最高指挥部的其他一些同志都走了。奉命守卫乌日策以南阵地的部队也开走了。 几乎是在最后关头，当德军已经接近乌日策的时候，我才离开这个城市，登上一辆汽车，开往兹拉蒂博尔。跟我一起来坐这辆车的有赫德森、乌日策支队政委米科林·库希奇、报务员韦利科·德拉吉切维奇和我的警卫员博什科、乔利奇。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前停了车，下车后遇到一些游击队战士。我突然转向赫德森，并对他说： “你听着，你说说，现在是谁在同德国人斗争？是我们还是‘切特尼克’？”我没有得到答复。他看上去很平静、漠不关心的样子，显得四周发生的一切与他毫无关系。 我们沿着一个山脊走，看到我们脚下的公路上，德国步兵下了卡车，立即排成射击队形，从公路两侧往山上爬。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而更糟糕的是，飞得很低的飞机无情地扫射这片地区，常常迫使我们躲起来。 我心想，飞机已经发现我们，不断地用机枪扫射我们所在的这条乡间小道。 突然，德拉吉切维奇发现德军士兵扛着机枪正向我们走来。他们很近，距离我们100 米左右。德拉吉切维奇惊恐地提醒我们，同时开始穿过矮树丛逃跑。我们三个也跟着跑起来。赫德森跑得很快，我也跑得不慢，尽管我穿了很重的皮上衣，挂着望远镜，还佩着一技大毛瑟枪和别着一枚反坦克手榴弹。为了跑起来轻松些、快些，德拉吉切维奇甚至把斗篷和手枪都扔了。 我们的出现或许德国人感到意外，他们没有立即开火。我们跑了一段之后，才听到身后响起了枪声。我拼命地跑，子弹在四周开花。我心里想：完了，这下完了！我们走运的是，晚秋时间白日短，夜幕和晚间的雾气大大减弱了能见度。突然，我一边跑着，发现身后响起了一发闪光弹。最初，我想德国人是为了照亮这片地区以便能更准确地向我们开火，但马上我又闪电般闪过一个念头：这是一颗火箭弹，它告诉步兵在什么地方停下来。 我是对的。德国人在离马奇卡特村不远的地方停步不前了。 我们稍作喘息后，放慢了步子，沿着乡间小道，向查那蒂纳走去。一路上把我所遇到的战士集合在一起。很快我们就收集了大约30　名战士。我们坐在一个小树林里稍事休息。 我对战士们说：“你们听着，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指挥过这样小的部队。现在，你们归我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你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得做任何事情！”就这样，那天晚上，我成了游击队的一个排长。很可能，没有一支军队的最高统帅有过这样的遭遇。而在我们的游击战中，却发生了这样一些不寻常的事件。 在黑暗中，我们没有向导，走了好几个小时。临近午夜时，我们看到有灯光。我们走近才发现从一座房子里传出歌声。我断定，这是“切特尼克”。他们正为游击队的失败而表达自己高兴的心情。我的战士们中有人建议袭击他们。 我说：“不、我们不袭击他们，我们得往前走。因为我们还有重要的任务。”经过艰苦的行军，我们到达查那蒂纳。在那里，我们搞到了一辆卡车，很快不知从哪里又开来了第二辆。我们乘上卡车，开到帕利萨德。在贝尔格莱德律师帕夫洛维奇的别墅里，我找到了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和其他一些同志。他们都心神不定，因为都担心我已牺牲。 我几乎快站不住了。我一坐下来，就疲倦得不得了。因为对大批伤员的命运深为担心，使我在沉睡之前告诉大家： “同志们，你们听着！赶紧撤退伤员，今晚不会，但是明天一早，德国人就会来到这里。”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我从缴获的德国档案中获悉，那天晚上，在德军第三四二师司令部里，举行了各团团长和独立部队指挥官会议，下达了第二天“在乌日策以南追击敌人”的任务。 艰难辛苦、令人沮丧的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对于我们大。家，对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来说，这一天有可能成为致命的一天。我自己可以说，差一点被打死在扎布奇那材和留巴涅之间的那条泥泞的乡间小道上。最高指挥部和南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也都幸免于难：卡德尔在马奇卡特村遭到猛烈的轰炸，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性命，他的随从人员中有几个人牺牲了。兰科维奇和吉拉斯在贝拉泽姆利亚村附近，也遭到轰炸，在坦克炮火下死里逃生。洛拉·里巴尔也是在严峻的形势下，在最后关头才保住了性命。他还没能到达，但据说他同德拉甘·帕夫洛维奇·希利亚一起在德国人鼻子底下逃跑了。 整整一天都在匆匆忙忙地撤退来自各个支队的人员、伤员、难民、武器和物资。在这件事情上与其说是有组织地在工作，不如说是自发地在进行。尽管条件困难、不利，在作出超人的努力的情况下，这一切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撤退伤员这一工作中，跟军队一起撤离的乌日策及其四周地区的妇女表现突出，印刷厂和《联共（布）党支》一书的铅字也用牛车运走。在最困难的时刻，在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来运送伤员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忘记这本书，这是我们党组织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尽管我们累得快站不住了，但我们没有时间喘息，因为要办的事情太多，要解决的问题数不清。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的工作缺乏组织，有很大的自发性：部队沿途到处都有，在后撤。把他们集合起来了，往往又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伤员都是匆匆忙忙撤走的，几乎是在德军坦克开到前不久才撤离；难民情绪低落，惊恐不安，使得情况更加混乱。 我们在晚间召开的最高指挥部会议上研究了十分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所有这一切问题和其他重要问题。我们总共4 个人开会：卡德尔、吉拉斯、茹约维奇（他受了伤）和我。兰科维奇和里巴尔还在乌瓦茨河的彼岸，跟从各条战线上撤下来的部队在一起。 在会上，我们决定，尽早整顿秩序，对部队实行改编，予以加强并派到阵地上去，对伤员和难民加以照顾，组织好供应等事项。 在最高指挥部的这次会议上，我们通过了一项决定，立即派几位军事领导人和党的领导人到塞尔维亚西部去，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部队接上头，并改编和加强那里的部队。 我们把这项任务委托给以下同志：南共省委委员、塞尔维亚人民解放总委员会委员尼古拉·格鲁洛维奇和弗拉多·泽切维奇神父。跟他们一起回去的还有乌，日策地区的一部分领导人（武科拉·达比奇、维托米尔·奇沃罗维奇等人）。跟这批人一起走的还有赫德森上尉，他表示希望回到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那里，据说是为了向他施加影响，促使他同游击队和解。我满足了他的愿望，并允许他把电台带走，我之所以这样做，不是由于我对同德拉扎达成协议与实现和解的可能性存在幻想，因为我完全清楚，“切特尼克”已经最终地和不可挽回地替占领者效劳去了，而是由于我不想使同英国人的关系变得很紧张。在科卢巴尔营的100 名左右的战士组成的一个连的护送下，这批人第二天就动身去西塞尔维亚了。 未知撤出乌日策后情况如何。欲知后事，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铁车隆隆震城边，别离自有离情牵。 统帅断后非常事，情势急切路多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八章 重振 敌强我弱客观势，有进有退另安家。 不屈不挠重教训，转年又是遍地花；且说铁托撤出乌日策之后，经由兹拉蒂博尔、乌瓦茨、利姆、德雷诺瓦、新瓦罗什、卡西多尔、鲁多、梅杰杰、梅西奇，最后在罗加蒂察安顿下来。 乌日策的撤退，铁托有了经验，也接受了教训。 建立人民的军队无疑是正确的。“乌日策共和国”的存在说明，建立游击战的根据地也是正确的。“乌日策共和国”的存在，为建立人民的政权组织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这从政治上讲无疑也是正确的。 但，现有的游击队的组织形式暴露了军事上的弱点。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地域性游击队，无论在作战指挥方面，还是在调动方面，归根结底，在决定军队性质方面，暴露了很大的局限性。 各个分遣队直属最高指挥部，这种在战场上没有垂直指挥的组织系统，对于战场配合是十分不利的。分遣队的地域性，影响了全国一盘棋的原则的贯彻，表面上看有利于地域，实际上在保不住全局胜利的情势下，地域的利益最终也是靠不住的。 铁托做了考察，从乌日策撤出后，“跟上了”最高指挥部的部队，在成分上是些什么人呢？是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的工人。 这使铁托萌发了建立一支可以在全国各地作战、以解放全南斯拉夫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战斗部队”的念头。 当然，还需建立新的根据地。 铁托分析了政治军事形势，决定首先要建立西塞尔维亚解放区。为此，要尽快地拿下这一地区的一座适合作“首府”的城市。第二，要建立“无产阶级战斗部队”。 铁托与政治局同事们商量，把解放区的首府定在福查。而福查尚在敌人手中。 铁托考虑再三，决定把攻占福查的任务，交给正在波德罗曼尼亚指挥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游击支队的科斯塔·纳吉。 这科斯塔·纳吉曾由铁托组织、派遣到西班牙，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抗战爆发后，他担起了指挥地方游击队的重担。科斯塔被召到罗加蒂察最高指挥部。 科斯塔是第一次见到铁托。铁托的作风很容易吸引像科斯塔这样的有革命责任感、肯于思考、干劲冲天的人。 铁托并不急于向科斯塔布置任务。他需要让科斯塔轻松下来，暖和暖和身子，填饱肚子。要知道，科斯塔毕竟是在冰天雪地里，鞍马劳顿，走了大半天才赶到这里的。 铁托甚至没有要科斯塔汇报军事形势问题。 铁托请科斯塔吃了午饭。 饭后，铁托把兰科维奇叫了来 铁托说有几个问题要与大家一起讨论。毫无疑问，铁托显、然要把他近日思考的问题谈出来，让大家听听。 铁托谈了革命中遇到的危机，谈了农民的革命性和动摇性。他问科斯塔对于部分农民能够跟“切特尼克”走的问题有何解释？实际上他并没想要科斯塔来回答问题。他自己对问题做了回答。他说，备受苦难的农民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以为“切特尼克”的投降活动或许正是一条出路。铁托主张，在此情况下，要开展工作，要揭露“切特尼克”叛卖活动的虚伪性，同时，要争取一时跟他们跑的农民群众。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首先要把在愿望上反对占领者、但又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村庄的农民群众与“切特尼克”军阀区分开来。 接着，铁托向兰科维奇及科斯塔讲了在这次撤退时发生的一件事。 铁托说，行军中，在到达亚霍里纳山时，他发现有一支很长很长的队伍朝他们走来。铁托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开始看不出他们是什么人。后来走近了些，能看出他们留有胡子，领头的人身材修长，戴着军帽。他们慢慢走近了。铁托说，他问自己应该怎么办，是否准备战斗。领头的人向铁托走来，严肃地敬了个军礼，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叫奥布伦，愿意接受铁托的指挥。 铁托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德国人和乌斯塔沙在向亚霍里纳进攻，而我们那个所谓的诺瓦科奇司令却逃跑了，逃到福查去了，现在也不晓得他在哪里。 我不愿意再为这胆小鬼卖命。你们是游击队，是打德国人的，我接受你的指挥，听从你的命令。 讲完，铁托说，游击队之所以吸引人，全在于它的宗旨。只要我们坚持革命的宗旨，多做工作，即使“切特尼克”，也是可以分化的。 农民问题是这样，民族问题更是这样。铁托指出：“切特尼克”正在推行大塞尔维亚主义，他们在惨无人道地屠杀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在屠杀穆斯林；而在克罗地亚也点起了民族仇恨的烈火。在那里，人们则大批屠杀塞尔维亚人。铁托进一步说：“‘人民解放斗争，这几个字如果除了包含全南斯拉夫的意义之外，不包含对每个民族的民族意义的话，也就是说，这几个字除了南斯拉夫的解放之外，不同时还意味着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阿尔巴尼亚人、穆斯林等等的解放，如果人民解放斗争不包含这样的内容，并非确实给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带来自由、平等和友爱，那么，这只不过是一句空话，甚至不过是一个骗局而已。”铁托说，近来的事实说明，我们的军事组织已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 除保持并发展、扩大地方支队外，必须建立一支离开本地区、能到全国任何需要它去的地方去的无产阶级性质的部队。 晚上，他们一起吃了饭。 晚饭时，铁托向在座的人员讲起了不久前他就建立无产阶级旅与游击队战士的一段谈话。 有一天，铁托到科萨蒂察去看望在那里休整的游击队员。 战士们围了上来。 “同志们，你们现在懂得了我们斗争的实质，你们大都是工人出身，你们懂得我们的斗争必须具有革命的性质。我们的斗争不只是一场解放斗争。 工人阶级必须在这场斗争中挑起最重的担子，作出最大的贡献。因此，我想，我们应该建立无产阶级旅。无产阶级旅将有铁的纪律，而这种纪律必须建立在你们的觉悟的基础上，那就是你们不仅是为反对法西斯而战，而且是为争取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战。”铁托问大家，“这样的无产阶级旅你们愿不愿意参加呢？”还没等大家回答，连长帕维契奇说话了： “统帅同志，我是伊巴尔矿工连连长帕维契奇，请您允许我提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建立无产阶级旅，这有什么意义？”铁托对他的问题作了回答： “我们现在团结的不只是无产者，不只是工人，而是南斯拉夫所有的爱国志士。在无产阶级旅中，也就是将要建立的无产阶级第一旅中，或者在以后还要建立的无产阶级第二旅和接着建立的其他旅中，将不只有工人，也还有农民和其他爱国人士。但是，工人将是这些旅的核心。由于他们能够最深刻地理解斗争的实质，在这场斗争中，他们理应起主要作用。他们在斗争中必须表现出是最坚韧不拔的，他们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斗争，而且也是为了农民，为了全体人民而斗争。无产阶级旅这一称号，将使每一个战士有义务作出最大的努力，有义务作出榜样，让人们看到应该如何战斗。这将是正规部队，而不是游击分遣队。它是派往哪里就去哪里的部队，而不是地方游击队。 因此，它将在各地作战，将在没有举行过起义的地方作战，同时将播下友爱和团结的种子，因为这些部队中有塞尔维亚人，也有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其他民族。”说到这里，帕维契奇激动地站了起来，说：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参加！”其他战士也表示了同样的愿望。 铁托向科斯塔说：“这给了我一个启示：成立无产阶级旅的道理并不难讲。”说罢大家笑了起来。 在座的人都赞成建立这样的部队。 这时，谈话转入了军事问题。铁托问科斯塔有何战斗设想。 他们的面前摆着以福查、卡利诺维克为中心的作战地图。 科斯塔指着地图说： “我们可以廓清这一地区。”铁托听罢笑了笑说： “我们需要福查市……”“福查一定是我们的！”科斯塔保证说。 铁托答应调两个营，归科斯塔指挥。 出人意料的是，福查没有费什么劲儿就到了游击队之手。 原来，德国人在游击队到达之前即放弃了福查，而“切特尼克”捷足先登，先于游击队进入福查市。可等游击队向福查进发后，占领福查的“切特尼克”指挥官闻讯率部抱头鼠窜了。 科斯塔进城时，目睹了极为惨痛的景象。大街上血迹斑斑，德里纳河与切霍蒂纳河上漂着尸体。“切特尼克”杀掉了2000　余名穆斯林。克罗地亚人也遭到了杀戮。如果不是游击队及时赶到，会有更多的居民，尤其是穆斯林，惨遭杀害。 穆斯林把游击队当成了救星。老人揭去了面纱，跑过来，吻科斯塔的手。 还有几个妇女吻了科斯塔坐骑的马蹄。科斯塔赶紧下马，又有两名伊斯兰教徒跪在了他的面前。科斯塔不知所措，急忙将他们扶起。 随后，铁托与最高指挥部进入福查。 科斯塔提出，要在福查久呆，必须解放卡利诺维奇，因为那里由意大利的800 名军人据守，是对福查的严重威胁，铁托接受了科斯塔的建议，井派科斯塔率部前往，解决那800 名意大利人。 这时，福查建立了人民解放委员会，有条不紊地进行了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军队的建设与根据地的建设是被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的。 此时，铁托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第一旅。 最高指挥部给游击队规定了极其严格的纪律。这些纪律不但适合于无产阶级第一旅，而且适合于各级分遣队。在对于老百姓和两性关系的态度方面，纪律规定尤其严格。对于抢劫和愉盗，即使情节很轻，也要处于包括死刑在内的重刑。军队中，男女并肩战斗，彼此关系密切，但绝不允许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现象的发生和存在。所有这一切，都使游击队形成了一套光荣的传统，而这种传统，不但使军队具有了顽强的战斗力，而且对赢得人民的爱戴和信赖，对形成鱼水般的军民关系，起了决定性作用。 游击队的重要特征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组织，它实际上是党反抗侵略、做群众工作、开辟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的有效工具。 解放区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而解放区与游击队相互为依托。 解放区普遍建立了人民解放委员会。解放委员会实质上就是人民政权。 1942　年，解放区的这种人民解放委员会已有成千上万。 以前的所谓“乌日策共和国”，就是由诸多的、各级人民解放委员会构成的解放区人民政权。 在福查，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工作比在乌日策时又有了发展。在这里，凡是支持抗战的人都可参与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工作。当然，由于是战争环境，条件极其艰苦，人民解放委员会的重要职务大都由员来担任。妇女得到了解放，她们与男青年一起在委员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老年人和其他人也有自己的事干。人民解放委员会最难处理的工作是吃住问题。因为绝大多数解放区都有为数不少的难民。卫生工作也占去了委员会大量的时间。因为吃住也好，卫生工作也好，往往与军事问题，有时甚至与政治问题连在一起。 在解放区，人们会到处发现墙壁上刷有这样的大字标语：“勤洗衣、勤理发、勤灭虱，你就不会得伤寒病。”伤寒病是解放区军民的大敌，大家知道它的厉害。 人民解放委员会还负责包括收税在内的一切行政管理工作，工资和物价是固定的。 生产工作是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在委员会的领导下，交通设施得到了恢复，被焚毁的村庄得到了重建，地方工业和农业也得到了恢复。一切资金均由委员会自筹。 军民关系的处理，在“民”的一方由委员会负责。他们要保证游击队必要的给养。 粮食调剂余缺是委员会最棘手的工作之一。高一级的委员会负责从某一地区把余粮拨到缺粮的地区去。这一工作有时要有多个委员会进行协调：从农民那里买到粮食，要长途跋涉运往缺粮区，有时甚至要穿越敌占区。 有时资金不足，在购买农民粮食时不得不打“白条”。委员会保证战后付款。后来证明，所有“白条”，战后国家全部付清了。 人民解放委员会还不放松教育工作。这里既有狭义的教育，即组织老百姓，尤其是青年读书认字：也有广义的教育，即政治教育，以争取人民对当前运动和长远目标的支持。 铁托说得明白： 有这一大片领土，而且我们的军事力量又集中在这里，这就为我们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现在，必须从政治上把这片根据地组织起来，以巩固我们的军事胜利，扩大和加深我们在人民中的影响，并肃清敌人及其走狗的流毒。 科斯塔又被召到福查。 这时，最高指挥部已经在福查呆了两个多月。 铁托告诉科斯塔，眼下，最高指挥部要利用在福查的这段时间，来进一步发展起义的军事力量，建立人民政权。铁托说：“我们还在起草基本准则，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原则，规定这些委员会的性质和职责。这不仅适用于解放区，而且适用于全国。”铁托向科斯塔与在座的人谈了6 个多月来斗争的实践。他说，6 个月的实践表明，我们的武装起义从来没有降低到“游击运动”和”抵抗运动”这样的水平，因为我们这里展开的是组织的、具有深远目标的起义和无妥协可言的解放战争。 说到这里，铁托像要考一考在座的人，于是，微笑着提问道： “在这方面，是什么因素使它具有特殊意义？”与往常大多数情况一样，铁托自己回答了提出的问题： “第一，始终不渝地奉行不断进行武装斗争和建立强大的武装力量的方针；“第二，在南斯拉夫各地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第三，建立解放区，这是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动员人民，组织人民政权和群众性政治组织的重要前提；“第四，在战争和革命的每一个阶段，成功地找到最适宜的军事组织形式；“第五，采取游击队的独具风格的战术，使我们能够经常保持主动，最大限度的自由，并且随着我们部队的壮大而不断发展这种战术。”大家心里明白，这些问题是近来铁托一直在思索的。 最后，铁托告诉科斯塔·纳吉，最高指挥部调科斯塔到波斯尼亚西部的克拉伊纳地区去，指挥并发展那里的军事力量，建立并扩大解放区。 科斯塔本人就是克拉伊纳人。 这里离他要去的地方直线距离400 公里。 “我们需要那里，”铁托送别科斯塔时说，“咱们后会有期。”到1942　年3 月底，即德军发起把福查为中心的解放区作为主要进攻目标的第三次攻势时，最高指挥部已经直接指挥着5 个无产阶级旅。而全国的游击先遣队合在一起，人数已达10　万之众。 德军的这第三次进攻，来势十分凶猛。欲知铁托如何对付，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骡马牛羊农家物，红橙黄绿战地花。 莫道敌扰无去处，南北东西处处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九章 再转移 移军军家寻常事，强敌来矣弱避锋。 失却坛罐造新击，东方阴罢西方晴。 且说1942　年3 月底，德军、意军在乌斯塔沙及“切特尼克”的配合下，向以福查为中心的解放区发动了进攻。这次进攻，被称为第三次进攻。 这是“切特尼克”第一次公开与德意军队合作对游击队作战。 福查是保不住的。敌人的进攻完全打乱了人民解放委员会的计划，原定在5 月1 日开始举行的解放区奥林匹克运动会，因敌人的进攻而提前结束。 无产阶级第一旅，各游击分遣队，各群众组织都参加了这次运动会。足球比赛是压轴戏。最高司令部的代表队与各营联队进行了决赛。亚历山大·兰科维奇、茹约维奇以及阿尔索·约凡诺维奇都是最高司令部代表队的主力，弗拉吉米尔·德迪那尔则是中锋。决赛时，铁托看了上半场，下半场开始，司令部来了紧急电报，铁托被叫走了。比赛结果，最高司令部代表队获得冠军。 这时，意大利军队离城只有7 英里。 随后，最高司令部撤出了福查，然后向西方转移。 游击队的生活和作战环境越来越艰难。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年初以来，铁托向莫斯科发出一封封求援电报，盼望能通过飞机送来军人、药品和御寒服装。但得到的答复却是“技术困难很大”。莫斯科要铁托“设法从敌人那里取得武器”。 游击队行进的地区全是山区。没有粮食，没有油脂，没有蔬菜，没有水果，也没有盐。大家吃得最多的是清水煮羊肉。 最高司令部到达苏杰斯卡河的河谷地区才暂时安顿下来。 这里的自然风光十分美丽：四周全是高山，山上白雪皑皑。水从山顶流下来，流过1000　米的高度，注入盆地。 但是，人们在村子里看到的却是一幅悲惨景象。这里是穆斯林居住区。 村里的居民已被“切特尼克”杀光，房子已被烧尽。全村留下的是断垣破壁，丛生的杂草。游击队找不到一个活着的人，没有谁跟战士们说上一句话。这给战士们留下了恐怖的感觉。 最高司令部到达一个小山后，决定休息片刻。 从附近的一处清泉方向停来铁托的声音。大家凑了过去。原来这里有一间小磨房，5 英尺高。这是游击队走了几十公里所碰到的唯一间保存完好的房子。 铁托走了进去。他看了看，石磨未遭破坏。 铁托打算修一修它，让它转起来。大家看着铁托动手。半小时不到，轮子启动了。在一片荒凉中，小磨房发出了“哒哒……”的声响，大家不由地跳了起来。 当天晚上，最高司令部开会作出决定，率领游击队5 个旅向西作一次长征，目的地是远离此地200 英里的波斯尼亚西部解放区。 行军的路线是沿德军和意军占领区的交界线。 游击队走出了可怕的“无人区”。 这一天，游击队行军途中到达一个小村庄。这里仍然是穆斯林居住区。 夜幕下垂，部队决定在此宿营。 战士们了解到，该村村长有一所宽大的房子。有人建议最高司令部住进去。 铁托与战士们一起到了村长的家。 他们到达后，村长站在大门口，摆出一副要打架的架式，说： “不准进来！”“我们想借宿。”“除了国王，男人一律不准进屋。”铁托听罢，上前搭腔道： “嗨，我们这里现在没有国王了——他逃到了国外。我们这里倒有司令员。”这些话之后，村长的气消了不少。这样，铁托便和村长扯了起来。他问村长打仗对他有没有影响，在料理家务方面操不操心。说着说着，两人近乎起来，最后，村长说： “哦，你可以进屋去。看得出，你是真正的头头。欢迎你到我家来。你的部下也会有地方的……”很快，大家均被安排停当。 次日，在分手的时候，村长送给铁托一匹纯种马驹。村长说： “司令，你骑上这匹马，总会走得更快些。”游击队在靠近萨拉热窝的铁路沿线，缴获了许许多多的火车。车上的货物也落入游击队之手。行至布拉迪纳时，缴获了一列货车，并俘虏了不少乌斯塔沙和意大利士兵。车皮里装有面粉、蜂蜜和樱桃。不用说，游击队得到这些给养感到喜出望外。 但部队不能在此停留，走后，车头和车皮会重新落入敌人之手。这当然不成。需要把车头和车皮毁掉。 要毁掉，最简便的办法是用炸药爆破，但没有炸药。 “谁会开火车？”铁托问。 没有人答腔。谁会开那玩艺儿呢？ “那大家离开轨道。”说罢，铁托走上前去，先是把车头与车皮分开。然后敏捷地攀上车头。 大家看到，冒着蒸汽的车头向前驶了一段后停了下来。随后，车头快速倒回。车头与车皮碰懂在一起，发出巨大的声响。车皮被撞坏，出了轨。 在车头与车皮碰撞前的那一刹那，铁托跳了下来。 几天后，游击队解放了扎热奇，缴获了大量武器和足够的弹药。 这时，第一旅第一营发生了自建制以来最大的悲剧。 无产阶级第一旅第一营的两名战士进入一家农舍时，从这家女主人手中夺取食物填饱了自己的肚皮。女主人到营部来控诉了他们。全营战士列队集合。两名战士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被当场宣布判处死刑。两个人都要求在刑前向全营的战友讲几句话。 他们的要求被获准，其中一个战士说： “同志们，我认为对我的惩罚是公正的。我犯了大罪，你们知道，我们的旅走遍了南斯拉夫，从敌人手中解放了一个又一个的城市。它带来了自由，而我却破坏了它的名誉。我弄污了红星和镰刀斧头旗……同志们，对着我开枪吧，手不要发抖，因为这个处分是一定要执行的……”他们静静地面对枪口站着。枪声响了。开枪的战士们眼中充满了泪水。 但是，没有办法，正如被处死的那位战士所说的，“处分是一定要执行的”，因为游击队有铁的纪律。 游击队的进攻完全出于敌军的意料之外。当德意的将军们在讨论究竟由谁出兵、在哪里实施攻击的时候，一个又一个城市落人游击队之手。 游击队不但扩大了解放区，而且壮大了队伍，沿路上，成百成千的新战士参加了无产阶级旅。 满有意思的是，游击队在这次转移中还建立了自己的空军：行进中，游击队在敌人一个机场上缴获3 架德国轻型轰炸机。游击队中不乏人才，很快找到了自己的驾驶员。几天后，游击队的飞机第一次飞上了蓝天。 敌人绝没有料到飞机改换了主人。而等炸弹落在他们的阵地上、他们挨了炸之后，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 游击队方面没有足够的汽油，也没有多少炸弹。大家知道在当时形势下，游击队无法长期保存这些飞机。事实也是如此，没几天，德国的飞机就找到了它们，并一举将它们炸毁在机场上。 但是，游击队拥有飞机这件事，毕竟鼓舞了士气。 游击队每到达一地，就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波斯尼亚西部的塞尔维亚人居住区，所有的教堂都被乌斯塔沙破坏了。游击队每个旅里都有随军牧师。 这是为不同信仰的人设立的。游击队到达波斯尼亚西部塞尔维亚人居住区后，随军牧师们便忙得不可开交。他们跟居民中的教徒们一起打扫了教堂，找到钟，把它挂在教堂的钟楼上。星期天到来，钟声响了。教民们穿戴整齐进入教堂。牧师们先做弥撒，尔后给小孩儿举行洗礼。 最高司令部成员弗拉多·泽契维奇神父忙得不亦乐乎。他戴着游击队的帽子，五星帽徽之上又加上了一个金色的十字。他穿着游击队的制眼，带着左轮手枪，外面罩着法衣，这样进行法事活动。在格拉莫奇，他一夭就给100 多个孩子举行了洗礼。在他为孩子们忙碌的时候，孩子们都激动得哭了起来。 5 个无产阶级旅突围的转移行动，调动了敌军的兵力，大大减轻了对解放区的军事压力。各解放区按着统一的部署进行了政权建设工作。各级人民解放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选举，妇女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这对南斯拉夫来说，尤其对广大山区来说，是破天荒的大事。妇女获得了选举权，也获得了被选举权。不少妇女被选入了人民解放委员会，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 游击队最高司令部接近目的地——波斯尼亚西部解放区时，整个作战形势便缓和了下来。 一天，无产阶级第一旅的驻地，由贝尔格荣德和萨格勒布的游击队演员组成的小剧团，决定为军民演出一场。 一个消息向小剧团传来：铁托要来观看演出。 演员们听了这个消息十分兴奋。他们决定尽量把演出弄得隆重些。 有人出主意，在台上挂起幕布。大家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七手八脚，用床单、毯子、帐篷布和油布联缀起来的“多彩幕布”出现在舞台上。大家还在舞台上新添了布景，台下，最接近舞台的地方，为铁托等贵宾放了“沙发”——若干只木箱。 准备全部就绪。 20　点左右，铁托等来到现场。 演出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第一个节目是集体诗朗诵：《我们是人民战士》。 主持人报告节目后，应该是“幕徐徐拉开”，朗诵开始。 演员们个个以立正姿势站在舞台上，等待“幕徐徐拉开”。 一位战士担负着拉幕的任务。他在台上跳了一下，随后要干他的工作。 但是，幕没动，拉幕的绳子断了，用手拉，幕布一动也不动。这位战士忙了一身汗。 开始，人们都默默地等着，整个“剧场”都无声地看着这一切。后来出现了笑声，场面变得轻松起来。 幕拉不动，只好把幕拽下来了。于是，一位身材轻巧的演员爬到几个人的肩上摘下了幕布。 这样，第一个节目实际上成了杂技表演。演员们天生具有幽默感。他们不想把事情弄得紧紧张张。于是，摘幕布时，不时有些滑稽的场面出现，惹得大家笑声朗朗。 演员们自己呢，一边忙活，一边相互安慰：“没关系，这是一点小毛病，下边的节目我们是会演好的……”幕布被摘下来了，演出开始。 但真是“祸不单行”。诗朗诵后，是一个滑稽剧，在演出过程中，先是一盏灯熄灭了，不多时，第二盏灯，也是最后一盏灯也熄灭了。事实证明，灯已无法修好。 幸好，当时皓月当空，月光洒在舞台上，反给演出增了色。 晚会结束后，铁托上台祝贺他们演出成功。他说他“看得很起劲儿”。 演员们又兴奋起来，不过，他们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差错”。 “铁托同志，请你原谅，我们在技术方面没有过关。”铁托听罢，又爽朗地笑了起来。游击队最高司令部在波斯尼亚西部安顿了下来。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福查镇外军情急，福查镇内布实虚。 敌军东来我西去，莫等穷追更向西。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章 比哈奇 已遣大将在西厢，到来终觉到故乡。 辟域放眼举国事，圣者岂只踞一方？ 且说随着游击队主力作战部队的转移，最高司令部也逐步向前推进：库伦——瓦库弗——普罗佐尔——青察尔。 铁托一直没有忘记科斯塔·纳吉。几个月之前，铁托已经把他派到了克伊拉纳地区。 铁托打算拿下亚伊策，做为最高司令部在此开辟大片解放区的奠基礼。 他不想动用无产阶级旅，而要地方部队，让科斯塔来完成解放亚伊策的任务。 科斯塔·纳吉在克拉伊纳已经开辟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在他的辖区内，已经有3 个旅，两万多人马，政权建设也搞得热火朝天。 不过，因距离遥远，他与最高司令部已经失去了直接的联系。 进入秋天，科斯塔从收到设在莫斯科的“自由南斯拉夫”电台的广播得知，最高司令部正向克拉伊纳这边转移。 1942　年7 月底的一天，最高司令部的通讯员到达科斯塔的司令部。 他得到命令，立即到青察尔去见最高统帅。 科斯塔与助手一起骑马走了120 公里，到达青察尔。 在一个帐篷里科斯塔见到了铁托。这里就是铁托的住处。 谈话中，没等科斯塔汇报，铁托便先向科斯塔介绍了最高司令部方面的情况。铁托说： “今年春天，我们在东波斯尼亚，在桑贾克，在黑山和黑塞哥维那，顶住了意大利人、德国人、乌斯塔沙和‘切特尼克’的一次集中的大的攻势。 我们在罗加蒂察、亚霍里纳、查伊尼查、伊格曼以及福查地区鏖战了7 个月的时间。正当意大利人和‘切特尼克’对我们黑山和黑塞哥维那的几个营发动一次大的攻势时，我们从福查抽出两个旅，派往黑山和黑塞哥维那方向。 在黑山和黑塞哥维那经过一番苦战之后，我们又抽出3 个旅——两个黑山旅、一个桑贾克旅，派往福查和卡利诺维克方向。在那里，我们让部队稍事休息，随后又以急行军的方式，越过卡利诺维克，开赴萨拉热窝和科尼茨一线。我们以4 个旅的兵力，横扫一切抵抗的敌军，一夜之间，突然占据萨拉热窝到科尼茨铁路，炸毁了全部设施和桥梁，还破坏了40　台火车头，缴获了大批战利品。我们很快就攻占了科尼茨、克雷舍沃、普罗佐尔、上瓦库夫、杜夫诺……现在，我们应该从政治上把根据地组织起来，巩固我们军事上的胜利……”铁托听取了科斯塔的情况报告，向他一般性地提到了亚伊策的事，但没有明确布置任务。他还要看一看。 科斯塔已经理解了铁托的意思。 “我们可以随时解放亚伊策。”他当即表示，但又补充说，“不过，我们眼下却不能长期占领它！”铁托说：“我们需要亚伊策，几个月的时间也好。”8 月，最高司令部迁至格拉莫奇。8 月21　日，在最高司令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正式确定，要解放亚伊策，时间不迟于9 月10　日。任务交由科斯塔来完成。 由于形势的变化，科斯塔坚持推迟进攻的时间。最后，科斯塔确定于9 月24　日晚对亚伊策发动总攻。铁托派弗拉吉米尔·德迪耶尔到前线指挥部来，现场记录战斗情况。到达现场的，还有诗人斯肯德尔·库菜诺维奇。 下边是保留下来的德迪那尔的记录： 佐兰和我离开潮得吓人的这片森林，出乎意料地前往亚伊策。我们在4 点半光景乘摩托出发。7 点钟之前，我们在第四旅的尤里察（里巴尔）和米伦蒂那（维奇）那里进了晚餐，半小时后我们已经在前往亚伊策的途中。月亮像一只闪闪发光的圆盘挂在普利瓦河谷上空。在那泽尔这个当年的避暑胜地，几乎没有一幢房子是完整的。这是绍拉亚烧掉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德扬·维奇大夫，他同几名护士在此等候。我们跟他一起步行登山，走到作战司令部时已经是9 点钟了。我们不认识路。维奇按马蹄印来认路。 在村边我们赶上了科斯塔·纳吉。我们又爬了半小时，终于爬上了米莱塔山（米莱高地，海拔641 米）的山脊。这是亚伊策周围最高的地段。我们离城按航空直线计算大约4 公里。乌斯塔沙的第一个据点离我们500 米，就在下面的卡纳尔。 11　点已过。我们在山脊后面安顿下来，敌人的炮兵拿我们也没办法，因为我们在低矮的丛树中。科斯塔向我们解释进攻计划。 根据最新的材料，敌人有1200　人，不是我们原以为的1600　人；其中有鸟斯塔沙的6 个中队。这些材料是我们的地下组织从亚伊策寄给我们的。前不久，我们的同志在城里书写了口号：“铁托万岁！”“科斯塔万岁！”…… 如果我们的兵力到黎明还不能占领城市，给他们的命令是不许后撤，而是坚持已占领的阵地。 进攻应该在晚间11　点左右开始。我们还有半小时时间。我躺在科斯塔身边。我们交谈着。这是游击队这一季节在克拉伊纳和西南波斯尼亚将占领的第十九个城市……科斯塔叙述说，从技术装备来看，我们要比敌人差一些，但是，我们凭借比敌人勇敢得多的精神，靠出其不意和迅速集中的作战方式来歼灭敌人。我们常常不放一枪闯进城，多处突破，从而使敌人措手不及，分割他们的兵力，使他们各个部分失去联系。在发起进攻时，也即敌人已经发现我们时，我们就动用重武器，照直往城里放两三发炮弹，制造混乱。我们对设防牢固的地方的进攻，全是在夜间进行的，因为夜间比较容易接近工事，也由于敌人在重武器方面占很大的优势。 科斯塔说：“世界上没有哪支军队能像游击队这样在夜间发起这样的进攻。我们的每一个战士完全明白他是为什么而战，因为指挥员在夜间不可能监督每一个战士的一举一动。这是我们取胜的原因。”探照灯的长长光柬使我们中断了谈话。这是城里的乌斯塔沙在搜寻游击队。探照灯突然直指瓦库夫，因为在维耶纳茨那里已经可以听到第四旅同乌斯塔沙的战斗声。 11. 或终于到了。仍然万籁俱寂。不过在丘西亚（丘西奈）听到了一声枪响，接着是第二声。不久在山峰四周响起了一片枪声。掷弹筒也打响了。在山下，在耶泽尔附近，在卡纳尔，开始了战斗……乌斯塔沙的信号弹划过了天空——先是红色的，后来就变白了。城市周围沸腾喧嚣起来。现在轮到我们的榴弹炮发言了。我们这一门光荣的老炮开了两炮。去冬，当意大利人发动进攻时，我们曹不得不把它埋在奥什特雷利附近。我们的同志们乘夜间悄悄地跑出去，把炮挖出来，擦上油，然后又把它埋好…… 科斯塔说，这不是第一次进攻亚伊策。 去年，绍拉亚率领500 名战士打过该城。当时城里有德军3000　人，还有乌斯塔沙和义勇军3000　人。他占领了丘西亚和发电厂，后来不得不撤退。科斯塔谈起绍拉亚。曾有一个意大利奸细去见他，提出给他100 万拉，让他转到意大利人一边。绍拉亚拨出手枪，当场把他打死了…… 我问科斯塔，是在西班牙作战困难呢，还是在这里作战困难？请听，他怎么说： “我们在这里是在困难得多的条件下作战的，在西班牙时，我们军队的装备要好些，有较多的技术兵器。再说，那是一支正规军队，有弹药库，有组织良好的后方，而这一切我们现在都没有。我们有的只是敌人的辎重马队所运送的东西。不过，我们的军队的士气比西班牙的要高。很少有像我们的军队那样顽强的军队。西班牙人在困难的局势下挺得住。我们的游击队堪与国际纵队的战士媲美。”天开始破晓……我们决定走近一点，看看情况如何……上面，在山脊上，在亚伊策头几户人家那里，我们遇到了克拉伊纳第一旅司令部人员，还见到一门反坦克炮。我们今晚俘获的一批义勇军站在那里…… 米林科·库希奇现在是克拉伊纳第一旅旅长，他在报告战况……由于库希奇又往前靠了，作战司令部就留在他所在的地方。无产阶级第二旅的通讯员来了。 佐兰带着首批报告（说除三处据点外，全城已被占领了）往回走，前往姆利尼什特……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但是城市上空的雾气还没有消散。敌人的一架侦察机飞来了，侦察了一番又飞了回去。不清楚情况如何。炮声渐渐稀少。科斯塔说： “双方都打累了。重要的是谁将采取攻势！我们的战士奉命坚守夺取的阵地，白天继续进行战斗……”很快就到午间了。城市还在抵抗。飞机来了，在我们对面扔下4 颗炸弹，从亚伊策城内升起白色信号弹。我们在谈论联络问题。在进攻普里耶多尔村时，科斯塔用电话同各个营联系…… 科斯塔从望远镜里发现乌斯塔沙越过弗尔巴斯河，经由公园逃跑。山下面的城里不断发出沸腾声……我们通知我们的榴弹炮，向密集的敌人开炮。但是炮位距离我们整整一个小时的路程。又是联络问题！科斯塔解释说，黑山营将迎击这些鸟斯塔沙。他给乌斯塔沙留一个出路做得是正确的……因为这些恶棍如果都被包围的话会作困兽斗。只要黑山人是呆在按计划命令呆的地方，胜利有100 ％的把握…… 库希奇报告说：“城市已被占领。”在黑暗中，我们沿着湖边的一条宽阔的公路走着。占领亚伊策确实是一个奇迹。只有游击队才能突破这个峡谷。当我们来到城边时，我们更感到惊异了：我们的战士们是以一种付么样的方式打进域的呵！①9 月28　日，铁托在科斯塔等人的陪同下，进入亚伊策。 晚上，科斯塔为庆祝亚伊策的解放，为铁托的到来，举行了一次招待会。 客厅里放着一排长桌，上面铺着洁白的餐布，餐具都是银制的，而客厅的墙壁上挂的铁托的大幅照片最为醒目。 铁托进入客厅看到这一切后，笑着对科斯塔说： “科斯塔，你有资产阶级的习惯！”科斯塔听罢，说这全是“下面的同志”槁的。 饭后，铁托检阅了游击队克拉伊纳第一旅。1200　名英武的战士排得整整齐齐，接受了铁托的检阅。 第二天，铁托当着其他人的面说： “科斯塔还会给我们别的礼物。不久，我们就会需要更大的城市。”科斯塔一直不得安枕。他在反复考虑铁托的话：科斯塔还会给我们别的礼物。不久，我们就会需要更大的城市。 ①　引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战争年代的铁托》，达洲译。 铁托需要的这个更大的城市是哪里呢？ 科斯塔和同事们几经商量，认定这个城市是比哈奇。而解放比哈奇不但需要，而且可能。 比哈奇居民倾向于游击队，城里的主要防御力量是一伙义勇军，外加乌斯塔沙大约500 人的一个大队；比哈奇城除了几个地堡和有一点战壕外，可以说没有什么工事；比哈奇地区盛产粮食，解放后会得到充足的战利品（武器、弹药、服装、鞋袜）；所有克拉伊纳和利卡的部队普遍希望攻打该城；攻下后可以久守，只要防范朝着克鲁帕河这一方向就足够了：敌人从这个方向来的话，会立即被消灭；拿下比哈奇给解放区的扩大带来巨大的可能性，可以凭借高原的地理优势，靠库帕河及其右岸支流会合处的联合兵力，打到盛产粮食的地域去。 不久，从城里的地下党送来的情报看，司令部对比哈奇布防的形势估计是准确的。情报说，城里大约有500 名军人，17　挺机枪，3 门火炮。在大范围内，连同市郊周围，守敌大约是2000　名。 科斯塔的想法得到了铁托的赞同。铁托提出，要在十月革命节前攻下比哈奇。 科斯塔定于11　月2 日发起总攻。他投入的兵力是：8928　名战士，6789枝步枪，328 挺机枪，51　挺重机枪，15　门迫击炮，一台波德格尔梅奇造火焰喷射器，足够的手榴弹。 莫萨·皮雅杰和马斯莱沙等来到了前线指挥部，同来的还有诗人布兰科·乔皮奇和斯肯德尔·库莱诺维奇。 下边是马斯莱沙的现场记录： 我只身一人在瓢泼似的大雨中骑着马动身了。我要赶紧走，没有时间找个地方躲一躲雨，也难于找到躲雨的地方。我总是穿过被焚烧的村庄。两边都是残墙颓垣。哪里都找不到屋顶。骇人听闻的破坏，即使在我们看来也是如此。在被焚烧的利帕材，我遇到了米卢廷和博若维奇。我们一起继续前进。很快我们就看得到比哈奇了。比哈奇在一片河谷里，看上去很近。我觉得我们在乌斯塔沙机枪的射程之内了。 我们抵达拉希奇，克拉伊纳第一旅住在这里。司令部里的人都去侦察了。一切都在为明天的战斗作准备。清晨我们继续往前走，几乎走到了比哈奇边上。我们到了作战司令部所在地的山岗上。这里有两个旅：克罗地亚（巴尼亚）第八旅和克拉伊纳第二旅。所有的侦察工作全都完成了。只等天一黑，就前往出发阵地。看来，准备工作是认真进行的。 科斯塔向我解释，甚至班长也进行了侦察。这样每一个长官都确切地知道任务，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自己的部队必须往哪里打，该打到什么地方。不能出现混乱和误会。科斯塔断言，胜利是有把握的，或许比哈奇不会一夜之间就拿下来，但肯定拿得下来。我的印象是司令的这种把握性已感染了全军。我注意到科斯塔十分信任自己的各个旅，而他们对他也十分信任。问题只在于巴尼亚旅会打得如何。 在这个旅出发到达阵地之前，老大（久罗）和奥斯曼去过那里。他们回到司令部时确信这个旅会完成任务。但是，我们同时获悉，这个旅250 名战士光着脚，没有鞋子，哪怕是皮条鞋子都是没有的。 夜幕快要降临。部队将要出发到达阵地时，我们经历了一件新鲜事。试了试火焰喷射器。在进攻比哈奇时将第一次使用这一新式武器。这一武器看上去显得原始，像葡萄园里用的喷药器。要背在背上，由右手调节火焰的喷射。突然在我们面前喷射了一通。明天我们就会看到，它在乌纳河右岸射向乌斯塔沙的某个巢穴。大家都为我们有火焰喷射器感到高兴，大家都确信我们是有力量的，尽管我们都知道，一台火焰喷射器在争夺比哈奇的战斗中事实上不可能起什么决定性作用。 大约7 点钟的时候，我们随同司令部一起前往观察哨所。夜，一片漆黑。观察哨所就在比哈奇上方。我们望着有灯光的我市，我觉得自己都不知道这一晚上会有什么样的经历。确实，我连想都没有去想。在比哈奇城里的人没有料到这场进攻。看起来是奇怪的…… 包围圈几乎已完全会拢，而乌斯塔沙的军事指挥部却对这一切毫无所知。当人民反对你的时候，打仗确实是困难的。而比哈奇四周的百姓几乎毫无例外地反对乌斯塔沙…… 我望着亮着灯光的比哈奇。我已经很长时间，有一年半时间，没有见过有灯光的城市了。身旁有人说：“亮不久了！”然而，电灯光给我们大家留下了印象。在我们身后几米远的地方，背着比哈奇，隐蔽地挂着一盏马灯——为我们的榴弹炮指引方向。我们从观察哨所回到河谷地。我们边上是火炮，是两门榴弹炮。 科斯塔说：“我们接连放它20　发。就足够了。我们必须节约。”他努力向我介绍行将进行的这场会战的各个细节。 9 点20　分，听到第一阵步枪声，随后是机关枪声。很可能乌斯塔沙的岗哨发现了我们的人。开欠的方向是在克拉伊纳第一旅战斗的地方。渐渐地火力越来越强。9 点30　分，我们的榴弹炮开火了。一发，又一发。现在，比哈奇城内的乌斯塔沙该知道发生什么事了……①乔皮奇也是“现场记录员”。他写道： 天已经一片漆黑。司令部在一个洞口四周长着灌木丛的溶洞里安顿了下来，等待发起进攻。在我们上边，隐蔽着榴弹炮。榴弹炮将在9 点半准时开炮，发出进攻信号。 我们脚下，在黑暗中，亮着灯光的比哈奇闪着白光，静静地散射着光芒。它不知道在它的周围，克拉伊纳和克罗地亚8 个旅已经形成了包围圈。 对比哈奇的进攻由科斯塔。纳吉领导……他消疚，长着浅色的头发，尖细的嗓音。 他同克拉伊纳的那些肤色黝黑、头发蓬乱、喜欢大喊大叫、叫人有点害怕的指挥员们显然不同。他用明了平静的声音一讲话，就使那些吵吵嚷嚷、黑不溜秋的小伙子们平静了下来。 他们似乎只怕雷公圣伊利亚和他的亲戚波斯尼亚克拉伊纳州委书记久罗·普察尔——老大同志。 9.点半临近了。进攻快开始了。溶洞里可以感觉到紧张气氛……每时每刻都有人在招呼瘦高个博古诺维奇，时而是这个战士，时而是那个战士。他的军大衣口袋里露出一只装一公斤酒的瓶子的瓶颈： “罗察，你的酒瓶在哪里？”结果这好像有了诗意似的：罗察——酒瓶！不过，在冰冷的战时的夜晚，重点越来越从罗察挪到酒瓶上，开始用各种各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 “罗察，你那神圣的人民解放牌酒瓶在哪里？”在溶洞的边上，韦塞林·马斯莱沙坐在那里，吸着从不离身的烟斗，戴着那顶从不换的便帽，一声不响地望着下面的城市。我的老朋友诗人斯肯德尔·库莱诺维奇是一个难以改变的浪漫主义者，他满腔热情地预言： “人民起义的手现在就要震撼比哈奇！”我清醒地提醒说：“要是到下面能给我们搞一套好一点的衣服，该是不坏。冬天快①　引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战争年代的铁托》，达洲译。 到了。”他抱着十分惊奇的态度嘲笑我：“你这个长着两个心眼，不可救药的农民自发势力！ 兔子还在比哈奇，你倒在这树林里先砍起烤兔棍了。”上面，在炮手那里，一盏小马灯来回摆动。听到金属的碰击声，有人在驾“上帝的厨娘”。接着，在我们头上，随着弹光一闪，传来了榴弹炮的震耳欲聋的响声。 进攻！ 我们脚下的比哈奇天真、平静地闪着光，又闪了几秒钟，接着一下子全熄灭了，一片漆黑。从远处勉强可以听到我们的炮弹的爆炸声。 第二颗、第三颗、第四颗炮弹，沿着同一个弹道飞去，接着城里也响起了有点怕人的机枪的快速射击声：嗒——嗒——嗒——嗒！ 机枪发出的火热的子弹，划玻夜空，相互交叉，变得越来越多。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带来死亡。机枪就像“胜家牌”缝纫机一样发出哒哒的声音，不时在黑暗中闪亮的子弹划出一道明亮的弧线，并且很快就熄灭了，好像一个短命的刍星在已被惊醒的比哈奇上空坠落。 在乌纳河右岸，从普雷科乌涅，从离我们最近的阵地上传来不大清楚的喧嚣声：时而声音大作，时而又平息下来，过后又猛然响起，像水流撞击着看不见的障碍物发出的音响。 “注意听：那是克拉伊纳第二旅，他们在同科扎尔人和格尔梅奇人竞赛。那是科·希普卡和久林·普雷多那维奇！”——罗察兴奋地向我解释，举着酒瓶向他们俩致意，接着他带点批评的味道好心肠他说：“嘿，他们呀，之上帝下的雨也会喝掉，但却不会掉一滴眼泪！”喧嚣声，叫喊声越来越响。克拉伊纳人不能不叫喊。 “两座荒山的人——格尔梅奇人和科扎拉人在进攻！”——斯肯德尔大声嚷着。要是你不认识他，我觉得你也会猜出正是他是《斯托扬卡》和《克奈若波列的母亲》的作者。 他头发蓬乱，身材高大，躺在一块大石头上，而心思早就在下面，在他自己的那些叫喊着的斯尔詹和姆尔詹中间了。 而我的眼前清楚地闪现出我童年时代带点田园诗味的普雷科乌涅，那时我每天清晨，几乎是跑着从普罗斯韦特学生宿舍走过桥，走过老塔楼，到中学上学。 现在，克拉伊纳人沿着同一条路线在前进……①在乌纳河右岸的广阔战场上，巴尼亚人的三个营的战士“全都光着脚，且衣衫褴搂”；克拉伊纳第二旅的三个营，像潮水般涌向乌斯塔沙的阵地。 前进得最快的是兰科营。这个营由比哈奇出来的大学生罗维特·绍尔茨当向导，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11　月3 日清晨，司令部下达了“不停顿地继续进攻”的命令。 太阳出来了。天气放晴。这对进攻并不是有利的。敌人可能出动飞机进行增援。 事实上，防守司令于清晨6 时写好了向萨格勒布求援电报，要求紧急派飞机来。 但电报被打入敌军的地下工作人员扣发：11　时才译出。 午间，飞机到达，但见势不妙，不多一会儿，便调头飞口。 又打了一天。3 日傍晚，进攻的游击队打累了。守敌也累了。整个战场①　引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战争年代的铁托》，达洲译。 渐渐安静下来。 这时，铁托的通讯员到达司令部。 “老大同志向，是否很快就结束战斗？他一直没有睡……”科斯塔也累坏了。他躺着、紧闭双眼，听着铁托通讯员的问话。听罢，他忽地站起来： “全体投入战斗！”战场上顿时又沸腾起来。 11　月4 日下午，科斯塔向铁托报告： “比哈奇已告解放！”比哈奇的市民们极为兴奋。人们唱着歌，跳着舞，并热情地拥抱游击队的战士。 战士们苦战了40　几个小时没有合眼。他们共击毙敌人550 人，其中有20　名军官，俘虏85o 人。 有一件事一直使科斯塔感到遗憾：他事后得知，守城的司令汤马塞维奇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铁托服兵役时曾是铁托的连长，而作为连长的汤马塞维奇是以虐待上兵为乐的。他也曾虐待过铁托。可惜的是，在城市被攻占时，汤马塞维奇逃跑了。“唉！让这个狗娘养的逃掉了！”科斯塔叹气道。 11　月9 日，铁托发布命令： 从波斯尼亚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力量中，组建波斯尼亚人民解放第一突击军。归入该军建制的，为人民解放第四和第五突击师以及东波斯尼亚人民解放第六突击旅。科斯塔·纳吉为该军军长。 11　月26　日到27　日，在比哈奇，由铁托主持召开了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会议。 这次会议，铁托酝酿已久并实地进行了精心的组织。 11　月12　日，铁托曾给季米特洛夫发去一份电报： 迄今为止我们已在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组成8 个师，每个师都有3 个整编旅……眼下我们正着手成立类似政府的机构，叫作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包括南斯拉夫各族代表和某些过去党派的代表。 随后，铁托收到一份复电，复电指出： 要使委员会在人事和纲领方面都具有一种各党各派联合的反法西斯的性质。不要把委员会看作一种政府，而要看成是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机构。现阶段不要提出废除君主政体问题。不要提出任何共和性质的口号。政体的问题……可待德意联盟被粉碎、国家从侵略者年中解放后再解决。 接到复电后，铁托心里甚为不快，但莫斯科的指示一点不加考虑是办不到的。他把名称作了改动。委员会的职能问题则暂时采取隐而不露的原则。 大会在比哈奇一所女修道院的大厅里举行。会场上饰以旗帜，并有一幅“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的大幅标语。与会者有来自南斯拉夫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游击队及其支持者的代表，也有南斯拉夫战前某些党派的成员。会议没有宣布成立政府，但选出了人民解放执行委员会。它实际上具有政府的职能。老政治家伊凡·里巴尔当选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主席。会议激起了游击队和解放区人员的巨大热情。闭幕后，铁托发电向季米特洛夫报告说： 我们同意你的意见……并将遵循它。但是，我们必须预先通知你：现在全体人员都斥贵南斯拉夫政府是卖国政府。我们虽不把这个执行委员会看成一种政府机构，但它仍然必须料理国家事务和军事工作，各个人民委员会将会支持它。……在南斯拉夫，除了这些委员会和指导战争的军事当局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当局了。……它们在全南斯拉夫享有巨大的权威。 比哈奇的此次会议在向全世界说明，铁托既拥有了军队，又拥有了国家。 这标志着铁托政治上的成熟。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天下小镇多如蓬，尊者留迹始扬名。 比哈奇内人马动，自有盛会垂准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一章 变退为进 进退聚分军家术，只须大将巧安排。 变退为进寇未料，敌至空见点将台。 且说1943　年1 月，敌军对游击队发起了新的进攻。参加这次进攻的，有德军第七党卫军师团、第七一四师团以及意军第五兵团等。进攻的目标是多为山林地形的波斯尼亚西部解放区。 敌军从四面八方向解放区合围，妄图消灭游击队主力。 这时，游击队的军事力量又有了新的发展，无产阶级旅发展成为师。 1 月27　日，铁托的最高司令部已经撤至德瓦尔。一到德瓦尔，铁托便召开了指挥员会议。会议决定，面对敌人来势凶猛的进攻，最高司令部要避敌锋芒，回师东波斯尼亚，实现在南斯拉夫中心地域开辟、发展的战略。 铁托特别向科斯塔·纳吉布置任务：率部固守阵地，牵制敌军，保证回师的作战部队攻势的进行，同时，争取时间，保证老百姓和伤员的撤出。尔后率部与敌周旋。 最高司令部直接指挥无产阶级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三师东进。各师得到明确指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避免阵地战。 具体作战方案是：突破敌人包围，趁敌在运动之中，即刻解放完全被敌人占领的赫格戈维纳和门的内哥罗，把敌人的进攻转变为游击队的进攻。 形势是严峻的。1 月31　日，铁托又一次向莫斯科发电，要求得到物资援助。但得到的答复更加令人失望。莫斯科回答说，“因无法克服的困难”，援助不能进行。看来，铁托只好靠自己了。 与以往一样，部队的突围与转移并不是困难的，困难的是伤员的撤退与转移。 这一次，对伤员的撤退进行了细致的组织。所有的伤员都编人“营”内，按伤势的轻重编成了“步行营”、“骑马营”和“担架营”，所有的伤员也都领到了武器。 这一次撤退又多了个“难民”问题：解放区的老百姓谁也不愿留下来等候敌人的屠杀。 山路上已是白雪皑皑。祖父、祖母带着自己的孙儿、孙女，赶着牛，疲惫不堪地行进着。这支“队伍”多时达到了10　万人以上。 所有的路口差不多都被难民堵塞了。军队的行动受到了阻碍。 粮食是最大的问题。御寒的问题也很突出。 在冰天雪地里，大多数人即睡在路边。每天清早，总有一些老人和孩子不能随队行动，甚至抛尸路旁。 难民们还得对付德国人的飞机。长长的行列成为轻磅炸弹和机枪扫射的目标。 伤员的队伍也有4000　人之众。他们在山地60　英里长的地段上移动着。 弗拉吉米尔·德迪那尔被指定协助伤员的撤退工作，他目睹了伤员和难民转移过程中所遇到的不幸。在回忆录中，他写道： 那些日子里的恐怖使我永远难忘。我的记忆里充满了这些事件。例如，我记得，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3 个小孩，站在路旁的一棵松树下。她无力前进了。黑夜已经来临，山上一片荒凉。如果她留下来，她同她的孩子都会被冻死。她背着两个孩子，领着第三个孩子，再也走不动了。她已经决定抛弃一个孩子来拯救另外两个孩子。她恳求其他的难民帮助她，但是没有人注意她。所有的人都饿得发慌，精疲力竭了。许多人变得麻木不仁了。 母亲在同她最小的男孩道别时，请求援助。他是个黑头发、大眼睛的孩子。 “我的彼得，你妈妈不能不丢下你了。”两个中年的农民疲乏不堪地走过来了。他们仅对这个场面木然地望了一眼。我求他们帮助带一个孩子，他们冷淡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这确实是一场冷酷的战争。难民落在敌人手里是凶多吉少的。达尔马提亚的分遣队，在一个洞穴中发现，有一个不到一岁的婴儿在尸体上爬着。不晓得她是如何活下来的。游击队把孩子带走了。有一名护士收养了她。她没有姓名。当晚，广播里说苏联红军从德国人手中解放了弗兹雅马，于是有人便为孩子取名为弗兹雅马。 这一消息传开后，难民更不想留下了。 这使难民的队伍变得越来越长。 随之而来的是路途上的艰难因苦。 这期间，游击队按预定方向突围成功，沿路解放了利夫诺、依莫茨基，并指向奈雷特瓦盆地。 在夺取普罗卓时，迫使意大利一个团投降，并击溃了意大利门奇师。 战斗中，游击队缴获了15　辆坦克、多门大炮、大量粮食和药品。 铁托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是：等待伤员到齐，便把奈雷特瓦河上所有桥梁破坏掉，给敌人造成一种假象，使他们断定游击队不准备渡河。然后，游击队派主力部队到北部去阻止德国入前进，而最高司令部率领若干师突破奈雷瓦特河，向赫格戈维纳方向转移。 阻击德国人的命令很快付诸行动。游击队动用了从意大利军队缴获的15辆坦克和所有的大炮。德军对游击队的突然反击感到意外，对游击队强烈的攻势则更觉吃惊。他们无可奈何，被迫后撤了十几英里。这为游击队与最高司令部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在反击中，游击队抓获了大批俘虏。俘虏中包括一名德军上校。这名上校问游击队方面： “你们从哪几弄来那么多大炮？”“我们是从你们的盟军意大利人手里得到的。”上校听罢摆了摆手，叹道：“喔，可爱的意大利人！”在德军被迫后撤之际，达尔马提亚第二旅，按照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对奈雷特瓦河施行突破。河对岸的附近山区，驻有米哈伊洛维奇的15000 名“切特尼克”。他们已与敌人狼狈为好，按意大利人的命令，阻拦游击队的突围。 不过，他们并没有料到游击队会在这里突破，而料定游击队会向北方突进。 对游击队的出现，他们甚感意外。 一小队达尔马提亚的游击队突击手，嘴里衔着没有引线的炸弹，爬过一座遭到破坏但仍竖立在河上的铁路桥梁。过桥后，他们向守卫在桥头堡垒里的“切特尼克”投了两颗炸弹，接着，他们冲进堡垒，将里面的“切特尼克”全部消灭，遂建立了自己的桥头堡。这一过程，前后只用了3 分钟。 工兵已经在桥的这一侧待命。一俟桥头堡建立起来，他们便立即在铁路桥的铁架子上铺上了木板。天亮时，游击队的先头部队到达了对岸的山顶，居高临下，打击溃败的“切特尼克”。 随后，一队队伤兵过了河。长长的伤兵队伍过河共用了7 天的时间。 德队被铁托的神机妙算调往北部，无法赶过来对游击队进行阻拦。 于是，只好借助于飞机。德国和意大利的飞机不间断地轮番对桥梁和渡河的伤员进行轰炸。但它们没能炸毁这座桥梁，也未能阻止游击队伤员的渡河。 德军东南战线司令官亚历山大·冯·李尔对当时的战役形势曾有如下记载： 游击队员企图渡过奈雷特瓦河，并准备把他们的全部人马撤至门的内哥罗北部。他们突破了意大利人和“切特尼克”的防线。没有抓到俘虏，也没缴获战利品。从我们这方面的伤亡来看，他们一定遭到巨大损失，可是没有发现游击队的伤员，甚至连尸体都没有找到。 突破奈雷特瓦河之后，游击队的各个师，按照最高司令部的命令，迅速向赫格戈维纳和门的内哥罗推进。 在撤退中，伤员受到很大损失，沿路村庄大部分被烧光，游击队的伤员无处安身。医疗设备奇缺。粮食不够吃，不巧的是，斑疹伤寒病又流行起来。 撤退中，游击队的两个旅在波斯尼亚西部的格尔梅奇山中与德军相遇，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交锋。这时正是严冬，山里的积雪达6 英尺厚。在周旋之中，游击队和德军都迷了路。白雪皑皑的深山老林，使人难辨东西南北。有一次游击队第五旅连续行军72　小时，而且没有东西可吃。由于疲乏、饥饿过度，缺乏睡眠，大批战士得了幻觉症。有时，一个战士突然指着前方的一棵树喊起来：“那里有烟囱，让我们到那间温暖的房子里去休息一会儿吧！”于是，整个一队人会一起朝那棵树奔了去。有时，一个游击队员会在一丛白雪覆盖的矮树前停下来，高兴地喊：“这里是野战厨房，让我们来吃点热乎饭吧！”说完，他真的拿出调羹，等着吃饭。德国人也得了幻觉症。 最后，游击队终于走出了山林，到达了平原。 对付敌人的第四次进攻，大大提高了游击队的声望。它不仅鼓舞了游击队的战士和南斯拉夫人民，而且“惊动了”盟国。 英国人明白，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并不像他们原来认为的那样有力量，而对游击队却不能再“等闲视之”。 英国政府决定向游击队的解放区派一名观察员。 一天夜里，一架“解放式”飞机在利卡解放区上空盘旋一阵之后，用降落伞投下4 名穿着英军制服的军官。 他们降落在一片森林之中。天亮后，他们到达附近一个村庄，在此，碰到游击队的一名哨兵。哨兵把他们带到了克罗地亚游击队指挥部。这样，这4 名英国人乘坐游击队的摩托车，走了40　英里。到达指挥部之后，他们做了自我介绍。 为首的一名英军军官说，他叫威廉·琼斯，少校，加拿大人。他说，他被指派为英军驻游击队的观察员。 很快，琼斯到达的消息传到了最高司令部。最高司令部即从琼斯那里获悉，英国将派一个特别军事代表团到解放区来。 这时，有12　个德国、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师团将最高指挥部所在的杜米托尔山区团团围住。 此次敌军作战的特点，不再是停留在交通线上，而是远离交通线，进入解放区纵深。参加作战的官兵，也跟游击队一样，爬山越岭。他们的给养由飞机空投。且他们在推进中修建了许多的工事，步步为营。 这增强了游击队的危险，使游击队的突围变得更加艰难。 尽管军情已十分紧急，为等待英事代表团的到来，铁托仍然决定，将突围的时间推迟24　小时。 以威廉·迪金上尉为团长的英事代表团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空投到杜米托尔山的最高司令部附近。 这个代表团到达后，铁托立刻下达了突围的命令。 德国空军对最高司令部进行了差不多一整天的轰炸。 从德国飞机的密集程度、投弹的准确来看，最高司令部认定德国人已经侦察到了最高司令部的所在地。 这一估计是对的。 战争结束后，人们从被俘的德军东南战线司令李尔将军那里获悉，当时，德国无线电跟踪站根据电台发报的情况，准确地断定了最高司令部的位置。 因为他们发现，此处的电台每天定时发电，发报机功率很大，而且发报时间很长。他们断定，这是铁托在与莫斯科进行联络。 德国人断定最高司令部驻地的情报还不止于此。 6 月9 日，在最高司令部当马夫的意大利俘虏投奔了德国人方面。当时这样做是容易的，因为德国人的阵地距最高司令部最近的地方只有100 米。 俘虏带去了有关最高司令部的最准确的情报。 这样，德军向柏林报告： “位于苏捷斯卡一皮瓦河的强大敌军被围困在一个极其狭窄地带。据可靠消息料定，铁托就在他们中间。这是战斗的最后阶段，彻底消灭铁托军队的时刻到来了。”德军向前线官兵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凡是能打仗的人，一个不许让他们活着冲出包围。对妇女要进行检查，以确定被检查者是否男扮女装。 铁托及其随行人等均德军装柬，故需验明证身。 战斗异常艰苦。最高司令部和英事代表团一起突围。当他们翻越一座树木繁茂的山岗时被敌机发现。敌机俯冲后向他们投掷炸弹。英军代表团成员斯图尔特上尉与铁托的警卫员武约维奇当即被炸死，迪金团长的脚受了伤，铁托的左臂崩进了弹片。实际上，非同寻常的运气又一次救了铁托的命： 当他纵身卧倒时，他的爱犬卢克斯紧贴着主人的头部躺了下来。卢克斯挡住了飞向铁托头颅的弹片，卢克斯当即死亡。 这次战斗，给铁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若干年后，他当时经历的一切仍历历在目。他曾回忆说： 我冲到一株枯萎的松树后面，卧倒在地。那颗炸弹就落到了附近。我的狗卢克斯横躺在了我的头部。它被炸得粉身碎骨。在稍远一点的地方，躺着英国上尉斯图尔特，他两腿伸得笔直。再往前一点，躺着武约维奇。全然是人仰马翻的景象。我的目光落在一棵被炸断的树上。树上有一只小乌，它在爆炸中失去了一条腿……这个小东西用一只脚站着，发出“哗哗”的悲鸣。可以说，这是灾难中烙在我心头的第一桩事……马尔科走近我，用手把我拦腰搀扶起来…… 对当时的战斗情景，弗拉吉米尔·德迪那尔的《战地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飞机最凶恶。轰炸从拂晓就开始了，直到天黑都没有停过。轰炸机超低空飞行，用机枪向每一块岩石扫射，又有一批重磅炸弹落在普罗佐尔。哪一天的轰炸也不像今天这样厉害。 杜格村里住有400 多名伤员，也挨炸了。村庄遭到很大的破坏，但是只有一位同志受伤。德国人特别注意普罗佐尔到亚布兰尼察这条公路。他们整天都在轰击格拉查尼察的拉马河上的黑色大桥，但是并没有使它不能通行。他们轰击回旋曲折的公路，大块大块的山岩掉到公路上，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的司机还是在运载伤员……我们的通讯员未乔说得好： “在我头上多掉一颗炸弹，在俄国就少掉一颗。胜利将很快到来。要是我们向希特勒投降了，不论是把我们派到东线，不论是把我们50　万人弄到德国工厂里去，他们都会残酷无情地掠夺我们……我们就会成为永无出头之日的奴隶……而我们的铁托也就无法创造这样的奇迹了……”弗拉吉米尔·德迪那尔又记道： 我刚合眼，炸弹就炸开了。在我们的对面，50　米远处的侦察机在向活的目标——第四旅的一个营扔炸弹。弹片炸断了我头上的树枝，但是黑山人的队伍没有中断，只是加快了步伐。没有一个人受伤。后来飞来了9 架“斯图卡”，袭击米林克拉德和赫尔查夫卡河谷。10　点钟出现了轰炸机，在森林里遭到轰炸是令人不愉快的。炸弹落在树干上爆炸，四面八方飞来榴霰弹。我们躺在一个潮湿的峡谷里，小溪把我们的脚都弄湿了——我们只是看表，看这可怕的一天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落下的炸弹把我们的药房炸毁了。12　点以后，通讯员跑来，送来了马尔科同志给扬科大叔的一封信： “老大受伤了，英国人牺牲了。德国人在进攻。派警卫营来。”警卫营前往来林克拉德，又遇到了一批轰炸机。突然我听到有谁在远处喊我： “弗拉多同志，德迪那尔……”奥尔加的外科手术队里的护士鲁什卡披头散发，满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地跑着： “弗拉多同志，奥尔加叫你把她抬走。她受了重伤。”扬科大叔对我说，我可以走，鲁什卡这才清醒过来： “炸弹落在外科手术队中间。奥尔加的肩膀被炸断了。我们的女大夫真是好样的。 她对我们说：‘你走吧，把我留下，不要因为我而让德国人把你们抓住……，她感到难过的是全部医疗器材都完了……”我们迅速沿着米林克拉德往上爬。伤员成群结队地下来了。鲁什卡对我说，今天早晨第四旅的100 多名同志在山顶上被打死打伤。飞机在一个空旷处发现了他们。 轰炸机又来了。伤员三五成群地沿着米林克拉德往下走，“斯图卡”一直降到树顶上投炸弹。在它们之后又飞来了小型侦察机，向活的目标投炸弹。突然，发动机的轰鸣声使我双耳欲聋，鲁什卡和我倒在地上。我们周围落下七八颗炸弹。火药的臭味使我们喘不过气来。天一片漆黑。烟雾消散了一些，我看到，在我们身旁躺着波斯尼亚第六旅的一位同志，一个长着大大的黑眼睛的年轻人。他的两条腿都被炸断了。血流如注，把爆炸震落下来的山毛棒的嫩叶冲着走。我们爱莫能助。他快死了。他向我挥了挥手，悄声说： “斯大林万岁！”这个年轻人叫科佐马拉，萨拉热窝人。是个工人，1941　年参加游击队。这一天，他去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以百万计的人呼喊着斯大林的名字死去。不论这是否是一种误会，事实是，对于数以百万计的这些人来说，斯大林是抵抗希特勒的象征…… 奥尔加整整被折磨了11　天。右肩有个大伤口，她同游击队员们在一起，从苏捷斯卡一直赶到罗曼尼亚山，有时步行，有时骑马，没饭吃，风吹雨淋。6 月20　日她去世了，而前一天，我头部受了伤。我们埋葬她的那个晚上，我发着高烧…… 我站在罗曼尼亚山的边缘上，站在从斯托伊诺一梅达科维奇到奠克罗的公路边的岩石上。夜幕已经降临，风呼呼地吹着，吹得高大的杜松弯下了腰。我们用手、用刀给奥尔加挖个墓，因为我们没铁锹。我们纵队的一个护士排跟着我。别的人都拉前走了，到村里要两个小时，那里很可能已经有了德国人。 奥尔加躺着，裹着白毯子。她的黑色的头发几乎把整个脸庞都盖上了。风把杜松吹得越来越弯，出生在舍科维奇的矿工拉扎——1941　年参军的塞尔维亚战士用双手挖着上： “弗拉多，下面是石头了……”最后几捧土是由奥尔加做过手术的一位同志刨出来的： “她救了我的命。我们都热爱她……”我们把她放进浅浅的墓穴中，上面放了些树枝、草皮和石头，堆成一个坟。这里离罗曼尼亚山上的小道8 米远，就在东南方向的一块峭壁的边上。萨沙·博若维奇、斯但诺伊卡·久奇以及另外三位同志和我摘下了帽子。 “光荣归子奥尔加同志！”——拉扎呼喊着，我们大家都跟着。 我走进了漆黑的森林，赶上了无产阶级第二旅的一个营。在黑暗中，我们一声不响，穿过浓密的、潮湿的森林。奥尔加是为人民而死的。她是作为我们党的一员而死的。我手里攥着她的表，我准备把它交给米利察①。眼泪涌了上来，一滴，两滴——如潮水般涌来。 ②敌军也受到巨大损失。冯·李尔将军报告说： 战斗空前激烈。所有指挥员都认为，这是他们的部队在这次战争中所遇到的最艰苦的战役。游击队向三六九师的第二营发动的一次猛烈进攻，使得战线在那拉斯察和米维纳地方遭到突破。敌人的全部军队都设法通过这个缺口往北撤退，在山中隐蔽起来。德队过于疲倦，无能为力，而当时没有后备兵员。 最高指挥部与第一、第二师突围时，第三师担负着断后的任务。敌人的打击主要落在了这个师的身上。 密洛凡·吉拉斯指挥着这个师。师长是著名的硬汉萨瓦·科瓦策维奇。 渡过苏捷斯卡河之后，第三师的战士各个疲惫不堪。这时四周十分平静。 但当战士们渡过河，向最近的山头靠近时，躲在碉堡里的德国人向游击队战士们开了火。后退是不可能的。吉拉斯和科瓦策维奇下令发起进攻。他们领头冲向碉堡。30　多个碉堡被游击队战士摧毁，但有半数游击队战士倒在了碉堡前。 当第三师的战士到达山顶时，一颗子弹打进了萨瓦·科瓦策维奇的前额。 ①　奥尔加的女儿。一一本书作者注②　引自三联书店出版的《苏南冲突经历》，达洲译。 高大、强健的汉子倒下了。全师发生了混乱。 游击队的部分伤员过了河，他们盼望打开突围的缺口。 吉拉斯正带领30　余名战士在后面照料伤员。从山上溃退下来的战士停住了脚。 吉拉斯率领战士们企图突围，但是，所有的通道全被敌军占领了。他们只有隐蔽在一个小树林里。天渐渐黑下来，吉拉斯他们开始出发。有好几次他们陷入敌人的埋伏。这队人马打了一夜。天亮后，他们又发现前方的岩石上有敌人的碉堡，只好绕道而行。吉拉斯走在队伍的前头。在一个山角处，吉拉斯面前突然出现了两个德国兵。德国人也感到意外。双方都来不及举枪了。一个德国人拔出刀子。吉拉斯也拔出了刀子。别看吉拉斯是个写文章的秀才，他的动作倒比德国人快了半拍。德国人倒下了。另一个德国人差不多在同时被赶上来的游击队员用枪托击中头部而毙命。而这一切发生在离德国的一个碉堡不到50　米的地方。 直到第二天晚上，吉拉斯才率领战士冲出重围。一个星期后，他才赶上最高司令部，到达铁托身边。 7 月18　日，科斯塔·纳吉收到铁托的一份电报。铁托告诉科斯塔，让他于7 月的最后一天在波斯纳河左岸迎接最高司令部。他还规定了碰头的具体地点。 科斯塔明白，铁托等最高司令部成员回来后要驻扎在他的作战区域了。 科斯塔骑了一天的马赶到了碰头地点。 在弗拉希奇山麓，科斯塔遇到了无产阶级第一旅的先遣部队。有些战士认识科斯塔。科斯塔发现，战士们脸色发青，也变老了。他们衣衫褴褛，光着脚。呵！艰苦的半年哪！ 战士们告诉科斯塔，最高司令部在他们的后面的峡谷之内。 科斯塔下了马，沿河走了一段路后，老远便看到了铁托。 铁托正坐在一棵砍倒的毛榉树的树干上。他低着头在想什么。他的女秘书兹登卡拿着纸笔，站在铁托的身边，在记着什么。 稍远处，在河岸边站着几名英官。年迈的作家纳佐尔也在那里，他正靠在一只背包上打瞌睡。 弗拉吉米尔·德迪那尔最先看见了科斯塔。他叫了科斯塔的名字。 铁托抬起头来。 科斯塔看到，铁托瘦了许多，脸变小了，满是皱纹。科斯塔看到铁托的脸后，感觉到，这仿佛是一张反映各种艰难困苦的图，在这张图上看到了一切：在奈雷特瓦河上努力寻找出路，在皮瓦山、杜尔米托山、苏捷斯卡河率部突围…… 铁托看到科斯塔后，顿时高兴起来。他让科斯塔坐下，说： “真遗憾，没有什么东西招待你！”“在这里我是东道主，请允许我招待你。”科斯塔是有准备的。跟他和几名警卫战士一起来的，有整整齐齐的一队姑娘。她们拿着篮子，装着新鲜的草毒和其他食品。她们早在后面侍候着。 纳佐尔急不可待：“让我们来瞧瞧你们的礼物！”姑娘们亮出了食品：烤鸡、奶酪、鲜奶…… 英官也凑了过来。铁托向科斯塔介绍了客人。 吃饭的时候，科斯塔向铁托汇报了情况：克拉伊纳也好，中波斯尼亚也好，形势很为有利。克罗地亚也是如此。解放区比铁托离开时又有扩大。 “你们干得很好，几个无产阶级旅现在必须休整一下。克拉伊纳人总是尊重无产阶级旅的。请你们现在也这样办。跟我们一起来的部队伤员亟须治疗，战士亟须休息。”“我们为所有的战士准备了足够的面粉和各种食品……”铁托站起身来，高兴地对里巴尔和纳佐尔说： “听到了没有；克拉伊纳应有尽有！”铁托高兴起来。 “所以我们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这里！”纳佐尔说。 大家笑起来。 最高司令部决定驻扎在佩特罗沃波列。这里是高山地带，海拔1200　公尺，重要的是这里有宽阔的牧场，适合飞机降落和用降落伞空投物资。这是英事代表团要求饱。 在一片林间草地上，搭起几顶帐蓬，最高司令部在此安顿下来。 科斯塔的警卫是个机灵鬼儿。他知道铁托非常器重纳佐尔，便用了一整天的时间，给纳佐尔盖了一间木屋。它在两棵松树之间，墙是木板钉起来的，瓦是树皮的，床是树条编的，上面铺着干草和两条毯子。用木板钉了个桌子。 椅子以木桩代替，地面压实了。一切都干干净净。对于几个月“流离失所”的老人来说，这再舒适不过了。 科斯塔先让铁托看了屋子。铁托说：他会喜欢的！ 科斯塔把纳佐尔拉过来： “克罗地亚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主席纳佐尔同志，这是克拉伊纳战士给你准备的礼物。”纳佐尔是难得不安的。这回他不安起来，他红着脸问： “真是给我盖的？”“请吧，主人，请进吧……”纳佐尔激动起来。他两次亲了科斯塔。 走进小屋后，他再次握起科斯塔的手： “这是真正的房子，是我到现在为止所住过的最漂亮、最心爱的房子！”铁托满意地笑着说： “你们俩彼此彼此；纳佐尔给科斯塔写颂歌，科斯塔给纳佐尔盖房子……”纳佐尔是一年前来到游击队的。他的到来，不但是游击队统战工作的一个巨大胜利，也为游击队的生活带来了欢快。大家不但喜欢他的作品，而且喜欢他的为人。 有一天，铁托向身边战士们透露了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 “纳佐尔和伊万·戈兰·科瓦契奇就要到这里来了。”大家盼望着两位诗人的到来。 不多久，他们果然到了。 铁托请来最高司令部的几名成员，向他们支持说： “我们要好生照顾纳佐尔同志，他年纪大了，不习惯我们这里的生活。 你们要给他指派警卫，还要给他找一匹马……”铁托这一特别关照，使纳佐尔受到了各种优待。他不但得到了警卫员，自己的马匹，而且还得到了一头“属于他的奶牛”。有了这头牛，他可以每日喝到鲜奶。 老诗人一方面因受到优待，生活上有了舒适感，但另一方面又因受到优待而不好意思。尤其使他感到不好受的是，他所得的各种优待，大都出于一个“老”字。他不服老。特别不愿叫人觉得他老而无用。 有一天，最高司令部举行群众大会。会上安排有纳佐尔讲话。他拿定了主意，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有所作为。 台子是用木板搭起来的。轮到老诗人讲话了，他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台前，用诗一般的语言赞美了游击队，讲着讲着，突然他说： “人家说我老了。我要告诉你们，我是上了点年纪，但我还不老，我还健康！我从这个台上跳下去会毫不费劲儿！”说时迟，那时快，纳佐尔一下子就从半米多高的台子上跳了下去。 还好，他落地时没有出事，而且尚属平稳。 大家大笑起来，报以热烈的掌声。 诗人的感受也因战斗生活有了改变。一件事教育了他。 有一次，最高司令部暂驻乌纳河边一贵族城堡。这是十六世纪留下来的罗马式古建筑。铁托和纳佐尔都喜欢古建筑。 有一夭，铁托和纳佐尔在庭院里散步。纳佐尔兴奋他说： “这罗马式的宫廷真使我入了迷。多宏伟、多精雅！”“尤其是那个小瞭望塔！”纳佐尔听罢朝瞭望塔望了一眼，说： “我看不出它有什么更吸引人的地方。”“唔，我们在那里面找到了2000　公斤的小麦，呵，2000　公斤！”纳佐尔明白了。在恶劣的战争环境里，2000　公斤小麦确实吸引人。 敌人的第五次进攻，就这样结束了。游击队的主力受到了损失，但经过转移，游击队解放了许多地区，扩大了解放区。游击队和铁托的威望进一步提高。新的战士源源不断地涌入各个部队之中。 这时，铁托成为率领和指挥15　万人马的名副其实的统帅。 在紧张地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的过程中，铁托收到了莫斯科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通知。通知是以征求意见的形式发给各有关党的。铁托回复了莫斯科，说“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在考虑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解散国际的建议后，表示对这项建议及其理由完全同意”，并“感谢共产国际的帮助，南斯拉夫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群众性政党”，表示今后“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旗帜下”，“不顾一切牺牲，继续履行它对人民的义务，进行反对法西斯、争取南斯拉夫各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斗争”。 冬天要到来的时候，铁托从自己的情报系统得到消息，说轴心国一成员“出了毛病”。经判断，是意大利人准备投降。铁托没有从盟国方面得到这个情报。 铁托为此做了准备。无产阶级第一师被派往达尔马提亚，无产阶级第一旅被派到斯普利特，无产阶级第二师被派往黑山。在意大利宣布投降后，这些部队迫使意军15　个师向游击队缴了械，还有不少意军俘虏参加了游击队。 达尔马提亚全境解放。 这时，游击队已发展到30　万人，南斯拉夫一半的国土获得了解放。人们对反击侵略的胜利，已经充满希望。 11　月6 日，最高司令部所在地亚伊策，突然全城枪声大作，欲知出了何事，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大步前行大步退，数炊弄得敌眼花。 帐间过旅敌尚睡，转转悠悠又回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二章 胜利的曙光 英雄大略自有方，二次聚义筹建邦。 无须拜天酬大志，困苦殆尽现曙光。 且说1943　年，对整个反法西斯阵线来说，对苏联来说，或者对南斯拉夫来说，都是胜利的年份。 1943　年11　月6 日，苏联红军解放了乌克兰首都基辅。 当时，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设在亚伊策。 当天晚上，密洛凡·吉拉斯收听到了莫斯科电台的信号。著名播音员列维但正在播发斯大林关于基辅解放的命令。基辅的解放是令人欣喜若狂的大好消息。吉拉斯动了感情。他跑上了亚伊策的一个塔顶，按照门的内哥罗人宣布好消息的传统方式，朝天放了三枪。 战士们也听到了基辅解放的消息。继吉拉斯之后，大家也开始鸣枪。先是手枪，接着是步枪和机关枪，最后枪声响彻了全城。 人们跑到街上跳起舞来。枪声一直在响。 消息从城里传到附近的阵地上，连驻扎在四周山上的游击队员也鸣起枪来。 枪声和喧闹声持续了一小时。 当初，铁托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他从房子里走出来时，枪声正紧。 停止鸣枪的命令通过电话传了下去。这样，枪声才逐渐停下来。 朝天空放枪消耗的子弹，足足可以打它一仗。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第二次会议即在如此欢快的气氛中召开。 会议在前体协大厅里举行。 会场经过了精心的布置：台上设有主席团席位，台前有一个讲坛。正面的墙上，装饰着旗帜：南斯拉夫的红星旗插在中央，两边是苏联、美国和英国的国旗。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和对会议的评价，菲利斯·奥蒂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记述，我们不妨抄来共赏： 1943　年11　月29　日至30　日，铁托在亚伊策召开了类似战时议会的反法西斯会议第二次会议。从政治策略上来说，这次会议是绝妙的一着，甚至超过比哈奇会议，为的是在战后南斯拉夫政府讨价还价之前先确定和加强铁托的地位。回顾起来，这可以看作是这场政治革命中一个决定性阶段的开端。这一着占了先。铁托当时并不知道，1943　年8 月魁北克召开的盟国会议（旨在为次年攻占诺曼底的‘太上皇行动’制定协同作战计划）已经达成协议，将以有限的空投和海运以及少量的突击兵力援助“巴尔干游击队”，但他知道英国对他的活动已经改变了态度。他期望盟国有可能在巴尔干半岛登陆，愿意与它们联合行动，但不愿让它们取而代之。他深知王国政府和米哈伊洛维奇的政策一直是按兵不动，坐待战争后期参加盟军作战，从而得以重新上台。他不打算在国际领域的斗智中输掉，以致丧失他的运动已在南斯拉夫赢得的地位。 铁托获悉盟国领导人准备举行会议，当即电请季米特洛夫通知苏联政府，游击队运动既不承认流亡的南斯拉夫政府，也不承认国王。“我们不允许他们到南斯拉夫来，因为那就意味着内战”。他声称现时代人民的唯一合法政权是民族解放委员会。这是亚伊策会议预定要作出的基本决定。关于正在拟定的各项决议的详细内容，他事先既未通知季米特洛夫，也并未请求俄国人许可，虽然他还是谨慎地现有关组织问题征求了意见。他想让西方盟国，也让俄国人面对着一桩“既成事实”。这并不难，因为苏联和西方当时都全神贯注于与亚伊策几乎同时召开的德黑兰会议的准备工作。 反法西斯会议第二次会议是铁托一生事业中最得意的时刻之一。会上洋溢着成就斐然和胜利在望之急，既未受到盟国干预也未出现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意见。由于亚伊策当时是正式属于克罗地亚这个卫星国的一个地区，会议使人有一种对德国人成功地进行挑战的感觉。铁托带着一批人员在该域以两个月的时间为这次会议作准备。他的司令部设在一个木房子里，附近就筑有地下室，以备德国人发觉会议的准备工作而增加空袭时用作防空掩蔽部。他此时51　岁，两年来不断奔波，备受艰苦，加以长期食物不足，使他异常消瘦。 由于日晒雨淋，饱经风霜，时而又在防空洞或临时掩蔽所内长时间办公，他面色蜡黄，脸皮紧绷在颧骨上。但他精力仍然极其充沛，工作起来几乎比任何下属人员更能持久，小睡片刻便又精神焕发——这种本领他一直保持到老年时期。在他的追随者眼里，他已经成为一位传奇式的人物，而构成这种传说是为了激励人们去战斗，以此作为团结和统一的象征；哪里有游击队组织，哪里就会在行军歌曲或叙述英雄事迹的民谣里听到对他的颂扬。 这也是基于事实和真正的成就；他是无可争议的领袖，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的人物。 除马其顿外，全国各地的游击队员及其支持者都委派或推选了代表团前来与会。有些代表团（例如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代表团，其中有赫尔塔·哈斯，即铁托次子的母亲）步行了好几百里，历时数周，到亚伊策时会议已经开始。各代表团在这里相遇，战争一开始便分离的人重聚一堂，其中有些自从在西班牙并肩战斗至今还没有见过面。代表中有许多员，有些则不是，但所有代表都与游击队的抵抗运动有些联系。男女游击队员穿着形形色色的临时制服，其中也夹杂着一些平民打扮的人。这次会议注意到使持有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天主教、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代表参加。 在亚伊策镇剧院的舞台上，铁托向挤得水泄不通的狂热听众发表了讲话；这不仅是讲给他们听的，讲给被占领的南斯拉夫地区的全体人民听的，而且也是为了引起聚集在德黑兰的盟国领导人以及流亡的王国政府的注意。其主要因的是重申游击战争旨在解放南斯拉夫的全部领土，并宣告一个全国性的临时政府的成立。这个政府要组成它的拥有全权的主席团和执行委员会，它宣布自己为南斯拉夫的合法政府，以代替国王和王国政府，它们原先代表南斯拉夫人民的合法权利已告无效。这些决定均纳入一项决议，全体一致通过。 反法西斯会议行使政府权力，其成员迅即选出。铁托当选为主席兼国防部长，并被授予元帅衔。他于是具备了他认为与其他国家首脑和军事领袖进行对等谈判所必需的地位。但他仍然得使这些决定为盟国领导人所接受。①对这次会议，除上述记载外，尚需交待一些必不可少的情节。 这次会议还通过一项决定：向美国政府发出冻结南斯拉夫黄金储备的请求。这些黄金是法西斯进攻前夕，为了免被希特勒掠夺，由王国政府运往美国的，而现在流亡政府正想把它充当私人财富而动用。 人民委员会（上文称“执行委员会”）不但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权机构，而且成为人民阵线的最好形式。除铁托被选为主席和国防委员（上文称“国防部长”）外，员卡德尔还被选为副主席。而几个重要的“民主人士”在委员会中占了重要位子：从起义一开始就参加了游击队的民主党党员伊万·里巴尔博士被选为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的主席。斯洛文尼亚天主教教①　引自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铁托传》，黑龙江大学英语系翻译组译。 权主义党的领导人、1932　年曾任斯洛文尼亚省省长、抗战后参加了游击队的杜奇·塞尔内奇被选为人民委员会财务委员，而他的父亲、曾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切特尼克”司令官、后投入游击队的弗拉多·泽契维奇神父当选为内务委员，著名雕刻家安东·奥古斯丁契奇则当选为副主席。 关于铁托被授予元帅衔一事，过程是这样的：会议进行中，斯洛文尼亚的代表约瑟夫·维德马尔走上主席台说：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对最高司令铁托同志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军事和政治工作所付出的艰辛劳动，表示深深的谢意！”会场里响起了阵阵热烈的欢呼声。 代表们全都站了起来。 “我们的军队万岁！”“铁托！铁托！铁托！”约瑟夫·维德马尔继续说： “同志们，大会代表们，南斯拉夫人民第一个自由议会的代表们！ “我代表斯洛文尼亚代表团，冒昧地提出下列建议：我们这支军队，从小到大，从游击队，经过艰苦的斗争，发展成为一支纪律严明、有现代化组织和现代化武装的统一领导的军队。为了反映我们军队目前状况，为了自觉地记载我军的现有数量和质量状况，同时，也为了能最高度地表彰我们这支军队在我国解放斗争中的伟大和光荣的业绩，我建议，大会主席团通过决定，将元帅称号授予甫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南斯拉夫解放运动的最高司令铁托同志。”台上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接着，代表们又站了起来。 “铁托元帅万岁！”这一建议得以一致通过。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从1943　年5 月开始实行了军衔。铁托的军装上没有任何军衔标志。许多人，尤其是外国人，一般称他为将军。 在此次会议的前夕，在由南共中央部分中央委员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莫萨·皮雅杰曾经建议给予铁托以元帅军衔。铁托拒绝了这一建议。当时，皮雅杰感到甚力遗憾。 现在，皮雅杰又要发言了。 “同志们，我早就主张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设元帅称号，并将这一称号授予军队的缔造者、组织者和它的最高司令，以表达军队和人民对他的赞誉。我感到高兴的是，今天，作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最高代表机构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以掌声和无法形容的兴奋之情一致通过了这一建议。”接着，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主席伊万·里巴尔博士首先走上前去向铁托表示祝贺；随后，他的亲密战友和代表也都走了过来。 当皮雅杰走过来时，他亲吻了铁托，并拥抱了铁托，还情不自禁地以责怪的口吻说： “你还是当了元帅。”上文已经提到，铁托事先没有就亚伊策会议问题请示莫斯科，也没有就会议的主要内容事后向莫斯科进行汇报。莫斯科是从发表的大会决议了解到这一事实的。 莫斯科大为恼火。 设在莫斯科的“自由南斯拉夫”电台被勒令不许广播大会决议，尤其不许广播禁止国王回国的消息。南斯拉夫驻莫斯科代表、负责“自由南斯拉夫”电台的维利科·弗拉霍维奇受到了训斥。 负责联络工作的苏方人员马努伊尔斯基对弗拉霍维奇说： “主人非常生气。他说，这是插在苏联和德黑兰决议背上的尖刀。”大家知道得很清楚，马努伊尔斯基所说的“主人”，是指斯大林本人。 斯大林的反应使南斯拉夫人大吃一惊。 人民委员会的建立也使西方大吃一惊。 不过，斯大林也好，西方也好，都很快平静了下来。 对西方来说，他们承认了现实。从南斯拉夫的力量对比看，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铁托领导的运动相匹敌。另外，按照西方惯常的思维，他们认为，铁托的这一大动作，必是在莫斯科的指导下，至少是默许下进行的。西方在当时的形势下无意因这点小事而进行交涉，弄得苏联不快。因此，西方的评论不但不是强烈敌意的，反倒是带点友善的。 苏联原怕铁托的干法得罪西方，影响苏联与西方的关系，而现在见西方如此反应，也就来了个顺水推舟。 12　月14　日，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终有以下声明： 苏联政府认为，已经得到英国和美国谅解的在南斯拉夫所发生的事件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将有助于南斯拉夫人民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中取得进一步的胜利。这些事件证明了南斯拉夫的新的领导人在团结南斯拉夫人民的一切力量的事业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第二次会议为缔造新国家奠定了基础，整个局势使不久即可结束的抗敌斗争出现了希望。为了这些，铁托本人感到异常兴奋。但是，就在这令人高兴的时刻，铁托心中还有巨大的悲伤。 11　月27　日，洛拉·里巴尔受命出访，乘飞机从格拉莫奇简易机场出发，前往开罗。他出访的身分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驻盟国司令部代表，出访的目的，是要求盟国方面保证向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定期提供粮食、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不幸的是，在飞机起飞前，飞机被敌机发现。敌机径直飞来，向洛拉所乘的飞机连续投弹。硝烟散后，人们发现洛拉躺在被炸毁的飞机旁。他已经牺牲。 噩耗立刻传到亚伊策。 铁托第一个得知了洛拉·里巴尔牺牲的消息。他陷入无限的悲哀之中。 洛拉的父亲伊万·里巴尔博士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主席。 他当时正在亚伊策，参与即将召开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第二次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 铁托无法向老人隐瞒什么。他立即把伊万·里巴尔请来。 伊万·里巴尔进屋后，铁托请他喝咖啡，请他抽烟，而自己心情沉重地踱起步来。 最后，铁托不得不开口了。 “亲爱的里巴尔同志，我虽然极度悲哀，但我不得不告诉你，洛拉今天牺牲了，敌人的炸弹击中了他……”伊万·里巴尔听罢，难过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满脸悲伤地抽搐。 “那请你把尤里察叫来，”半天，老人向铁托请求道，“我希望我的第二个儿子能呆在我的身边。”这又是另一桩无法隐瞒的事了。 铁托见老人提出这样的请求，先是把手搭在伊万的肩上，然后轻声说： “伊万·里巴尔，尤里察他也牺牲了。”说罢，他走向办公桌，拿起一封信，把它交给老人。 “这是洛拉的信，在他去开罗动身之前把信绪了我，要我转给你。”老里巴尔打开了信。 信中，洛拉向父亲报告了弟弟牺牲的不幸消息。 ……爸爸，不要流泪，要坚强！我们的尤里察不是一个人倒下去的——他将千秋万代属于我国最优秀的儿女中的一个。他为祖国献出了生命，为的是使我们的祖国变成一个纯洁、光荣和不朽的国家。他的血不是白流的，他的牺牲鞭策着我们去完成他未党的事业！ 这里已经谈不上个人的幸福了——这是为事业履行个人的义务，履行我们对死去的人、对活着的人的义务的问题。完成任务，活下去，再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是我们的……爸爸，我很难过，我为我此时此刻无法同你在一起而感到难过，和你在一起，或许会使你好受一些。但是，你不是一个人——你今天不光是我爸爸，你还是千千万万个像我们亲爱的尤里察那样青年人的爸爸…… 抽搐一直留在老人的脸上。 铁托也悲伤至极。本来，他想把洛拉的信压一段，不让老人因过早地知道尤里察牺牲的消息而悲哀。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正是由于这种考虑，现在才不得不让老人在同一时刻知道两个儿子牺牲的消息。 洛拉的遗体运到了亚伊策，等会议结束再举行葬礼。 伊万·里巴尔以铿锵的声音主持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第二次会议。 11　月30　日傍晚，最高司令部为洛拉举行葬礼。包括铁托在内的洛拉生前的战友都站到了他的墓边。 莫萨·皮雅杰致了悼词。 之后，伊万·里已尔走上前来。 “孩子！我，你的父亲，也想在你的灵前讲几句话。你小的时候，我抚养你长大，也教育过你。在中学里，我让你和你的弟弟尤里察自由成长…… 我的孩了，我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孩子，我要向你发誓：从今以后，不管为祖国付出多少代价，我都在所不借！我的孩子：你和尤里察的去世，你们的死，对我这个做父亲的来说是一大打击，可是你们是为祖国而牺牲的。我明白这一点。洛拉，尤里察，我的孩子，你们会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会朝着你们走过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老人的声音越来越显得挫常有力，它划破寒冷的雪夜的长空，传向远方。 战士们的嘴唇都在颤抖，眼里噙着晶莹的热泪。 铁托的双眼也闪耀着泪花。 英事代表团到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之后，英国的作战物资开始空投到游击队方面。丘吉尔对此亲自给予了关注。他曾敦促盟军地中海战区最高司令威尔逊爵士“真正扩大给铁托提供补给的渠道”。1943　年6 月以前，英国共提供了65　吨军需品，大多是用来破坏横贯南斯拉夫南北交通线的爆破器材。当英国了解到提供的这些军用物资被用得迅速而有效时，丘吉尔随即指示这类物资要以每月400 吨的速度送来。 8 月，英事代表团升格：菲茨罗伊·麦克莱恩准将成为团长，而且直接对丘吉尔负责。 这一行动促使了南斯拉夫向英国、苏联派遣军事代表团的行动以及苏联军事代表团的到来。 洛拉·里巴尔牺牲后，使英军事代表团改由韦莱比特任团长，使苏军事代表团由吉拉斯任团长。 苏联军事代表团是1944　年2 月到达的。那时，最高司令部已迁至德瓦尔。 2 月26　日，铁托以南斯拉夫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南斯拉夫元帅的名义，在德瓦尔为代表团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招待会。 铁托的司令部迁到德瓦尔不久，便发生了一起德军大规模的偷袭事件，而最高司令部对此毫无戒备，德瓦尔几乎是一座“空城”。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四边欢歌歌为祝，八方集志志成城。 曙色已染亚伊策，群英三呼授元戎。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三章 德瓦尔 城如金铸池如汤，敌效天兵兴祸殃。 统帅兵布千里外，恰有一线通彼方。 且说铁托判定，亚伊策并不是最高司令部理想的驻地。铁托决定将司令部迁往德瓦尔。 德瓦尔在亚伊策与比哈奇之间。游击队认为，它不但地理位置好，而且较为安全。先前，游击队最高司令部曾在此驻扎。它坐落在山谷之中；北面，亚塞诺瓦茨山脉峻峭陡立；南面，群山巍巍，林木繁茂。这里选为最高司令部驻地是合适的。 在从亚伊策到德瓦尔之间满是山地。 在一个山坡上，最高司令部的队伍在行进。雪很深，深得没了脚脖儿。 步行的战士在雪中艰难地走着。 铁托等骑着马。不少的马驮着档案文件，无线电台也在马背上。 山中一片寂静。人们听到了脚踏积雪的“吱吱”声。连马的喘息声也可以听得到。 走着走着，工程处处长弗拉吉米尔·斯米尔诺夫上校要从马上下来。他是苏联籍工程师，年轻时就来到了南斯拉夫，1941　年参加了游击队。 他的下马几乎酿出灾难性后果。 冲锋枪斜在他的背上。当他下马时，疆绳缠上了扳机，随着他下马转身的动作，冲锋枪中的子弹射向了四周。 枪弹从铁托耳边呼啸而过。 可怜的斯米尔诺夫没有办法使射击停下来：马受了惊，来回摆着它的头，斯米尔诺夫一时不知所措，一直等到枪里的子弹射完为止。 好在没有伤人。当确实知道大家都活着的时候，个个都感到事件的滑稽。 铁托也做了一个滑稽的动作。 这样，“斯米尔诺夫袭击”成为战争中的一大趣闻，传遍各地。 最高司令部于1944　年初到达德瓦尔。 随最高司令部到来的，有英事代表团。以科尔涅夫将浑，巴尔斯科夫将军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是晚些时候直接到达德瓦尔的。英事代表团驻在离德瓦尔不远的一家农舍里。苏联军事代表团也住在乡下，离城更远些。 来到德瓦尔的，还有几名外国记者、萨格勒布芭蕾舞团的几名演员以及来此与铁托一起商讨国事的新成立的人民解放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游击队的主力驻在城市周围，皆与最高司令部有一定距离。 铁托的住所在城外离城不远的地方，四周警备森严且坚不可摧。出入通道唯有一条沿乌纳茨河的小径。这里岩陡壁立。有一处天然裂口，裂口之内装存木梯，拾阶而上，便是一处豁然开朗的“庭院”。“庭院”四周，皆为天然岩洞。能工巧匠趁势在岩洞中开辟了若干房间。铁托住的那个房间，还有一个不小的“阳台”。站在“阳台”之上，可以俯视山谷内外，美景尽收眼底。 铁托的住室，除讲究的“阳台”外，还有巨大的支撑木柱梁，四壁镶有隔板，挂着用降落伞绸料制成的漂亮窗帘，办公桌的上方壁上，挂着英国人绘制的巨大的南斯拉夫军用地图。 铁托的工作量越来越大。除国内政治、军事诸事之外，还要处理越来越多的与盟国关系方面的事务。 5 月25　日是铁托52　岁寿辰。城里正准备庆贺活动，一派繁忙气氛。 5 月23　日，钦托应邀参加了游击队反法西斯青年运动召开的一次集会，并向青年们讲了话。 铁托于当天托去萨格勒布的交通员把一张奇往家乡、向父老乡亲问候的明信片送往邮局，尽管他的家乡库姆罗维茨依然是敌占区。 几天来，德瓦尔上空每天都有德国侦察机频频出没。 5 月23　日，一架单机在山谷中上下盘旋多时，显然是在进行空中拍照。 英事代表团向铁托发出警告：德国人正在准备对德瓦尔进行袭击。 早在1943　年11　月，来自萨格勒布的特工人员就曾报告：德国人正在准备空降部队，目标是歼灭游击队设在亚伊策的最高司令部。但事情过去了半年多，却不见敌人这方面的动静。 这麻痹了最高司令部和铁托本人。 5 月25　日清晨6 时35　分，铁托起床后便从窗子里看到了德国人的轰炸机和战斗机群。它们吼叫着，低空飞向镇内的目标，顿时城中多处中弹起火。 7 时左右，又有40　架“容克—52”巨型飞机，空投下了大批伞兵。 10　分钟后，又由滑翔机群带来携带机枪手的德军。 原来，德军正在执行以“跳马”为代号的军事计划。 该计划筹划已久，梗概是： 第十五山战军司令部，以强大的摩托部队，偕同党卫军第七山地师和党卫军空降猎兵营以及一些特种部队，在彼得罗瓦一德瓦尔地区集中向前推进，击溃红军的抵抗，占领红军司令部的中心。在这次战役中，空降猎兵营将在破晓空降，粉碎敌军司令部的抵抗，活捉铁托。 执行该计划的空降猎兵营的主力，是500 名伞兵。这些人都犯了军法。 他们获准参加这次行动，是“带罪立功”。 他们每个人都得了一张铁托的照片。 为了使行动保密，并做到出其不意，这些“带罪立功者”事先均不晓得行动的时间和地点。 德军空降后迅速集中，向目标推进。 9 时左右，德军占领了大半个城镇，因为城里没有游击队的作战部队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南斯拉夫青年联盟区委员会的6 名成员被德军包围在一个院子里。德国人开始向他们劝降。他们决心战斗到底。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他们捡起德国人投来的手榴弹向敌人投了过去。最后他们全部壮烈牺牲。 乌纳茨河右岸的德军推进缓慢，因为他们遇到了最高司令部和处于此地的军官训练学校师生的顽强抵抗。 最高司令部已经向可能赶来的游击队下达了增援令。 英事代表团向巴里岛的盟军发出急电，请他们派空军前来援助。 距城市最近的部队是第六利卡无产阶级师，有12　公里的距离。他们接到命令后，跑步前来，于9 时左右赶到。 中午时分，德国人又空投了增援部队。 战斗激烈进行。夜幕降临，游击队的增援部队全部赶到。 次日凌晨3 时，战局已明朗化。 25　日正午，铁托与司令部人员均已安全脱身。 那时，德军伞兵的一个班前进到最高司令部的洞口。德国人向洞内射击，把出口封锁了。 铁托在办公室的地面上打了一个洞。洞的下面即是山谷。他们放下了一条绳子。绳子一直垂到河床。他们抓住绳子，攀缘而下，到达河床，然后快速涉河，到达彼岸，进入一片果园，出果园后，寻到通往波多齐的小路，从而逃脱。 做这些动作铁托已感到费劲。卡德尔和铁托的女秘书兹登卡更是困难了。但在紧急状态下，人的能量是不可估计的。 铁托的爱犬虎子也与他们一起脱了险。它是被用绳子吊到河床的。 游击队方面的领导人全部脱险。来访的外国人也大多逃出，只有一名美国摄影记者和一名英国记者被德国人俘获。 铁托他们与英美及苏联的军事代表团人员一起，几个晚上都在不停地转移，因为敌人的摩托化部队从四面赶来搜寻他们。 盟国的空军从26　日对游击队进行了空中支援，它们不但打击德军，而且给游击队空投了给养。一周之内，盟国空军出动1000　架次以上。 对于这次进攻，德军发表了一则公报。公报称： 在克罗地亚，在大将伦杜利克指挥下的武装部队和党卫军部队，在强大战斗机和轰炸机的配合下，经过几天激烈的战斗，攻击并粉碎了铁托匪帮的司令部。据可靠估计，敌人伤亡6240　人。此外缴获了大批不同类型的武器和物资。 这次战斗后，在内部，德国纳粹对铁托和他进行的事业的评价，与外部的宣传就大不相同了。 希姆莱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曾对他的下级说了这样一些话： “我在这里举出顽强不屈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铁托元帅的例子。我必须确实说，他是一个老人，这个约瑟夫·布罗兹先生，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不幸的是他是我们的对手。他确实应该获得元帅的称号。我们捉到他，就把他干掉。你们可以确信这一点。他是我们的敌人，可是我希望我们德国有一打的铁托。他们是领导人物，有如此大的决心和顽强意志，虽然永远被围，但从不屈服。这个人一无所有。他同苏联、英国和美国都有来往，有胆力以最奇妙的方法动员愚弄和侮辱英国人和美国人。他是个莫斯科的人。他从莫斯科得到武器。他时常被包围，但每次都能设法逃脱。他从未投降过。我们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清楚，他是怎样在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地区钻到我们肚皮底下来的，那只是因为他坚持不懈地战斗。……他们成师成军地被我们打得稀烂，但这个人每次都把他们又组织了起来。要知道，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仅仅是由于他是一个不妥协的、坚持不懈的军人，一个坚强不屈的指挥员。”德瓦尔战役之后，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要铁托和他的司令部更好地指挥对德国的最后的战斗。 大家选择了维斯岛。 1944　年6 月3 日，铁托从姆利尼什特附近的一个临时机场乘飞机飞往意大利的巴里岛。 铁托在巴里城外的一座别墅里停留了两天。这期间，他与英国空军参谋长约翰·斯莱塞爵士就南斯拉夫游击队得到英国空军的支援一事进行了会谈。 6 月6 日，铁托在夜间登上英国皇家海军的“布莱克默”号猎人级驱逐舰，渡海前往维斯。 舰长在军官室内为铁托举行了宴会。铁托兴致很高。在宴会结束时，他用英语朗诵了《猫头鹰和猫咪》。这使主人们都感到异常高兴，个个无不啧啧赞美。 维斯是处于亚得里亚海距南斯拉夫陆地约50　公里的一个小岛。这里怪石嶙峋，奇峰突兀，四周靠海处是低缓的平原。 维斯岛上集中了“共和国”的首脑机关：南斯拉夫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还有南斯拉夫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南斯拉夫反法西斯妇女阵线以及南通社，等等。 铁托等最高司令部成员住在被当地居民称作“女人头”的地方。这“女人头”是一个小山包，山包自然裂开，在裂缝的两边，是一些深浅不同的岩洞。工兵将岩洞挖深，有的成为铁托等人的住屋和会议室，有的当作防空掩蔽所。山洞外，绿荫如盖，环境幽美。 山洞的四周都堆满了沙袋，再往外，是机关枪阵地。可以说，这“女人头”确实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 岛上还有足够的驻军，除南斯拉夫军队外，经铁托要求，英国还有一个旅的防空军长年驻扎着。实际上，德军从来没有过来打扰过铁托。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山连群岭岭连山，德瓦尔城固且坚。 祸从天降在无慎，有惊无险又一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四章 国际联系 孤军奋战古所忌，东遣使者西派团。 为教宏业添双翼，管他纵合与横连？ 且说铁托的游击队，经过了十几个月的孤军奋战之后，终于与西方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与苏联的联系也有加强之势。在1943　年，铁托主动采取了两方面的行动：一是向英国派一个代表团。赴英的军事代表团在洛拉·里巴尔牺牲后，由弗拉迪米尔·韦莱比特率团。 弗拉迪米尔·韦莱比特率团前往开罗。英国方面由派驻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军事代表团团长麦克菜恩准将与之对口会谈。 此时，丘吉尔去德黑兰途中路过开罗。麦克莱恩便有了向丘吉尔本人就与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会谈的情况进行汇报的机会。 此次，丘吉尔对与游击队关系的发展问题采取了积极态度。 德黑兰会议上，三巨头一致同意“尽可能以最大限度的规模对南斯拉夫游击队提供物资和装备，并且派遣突击部队给予支持”。 据此，韦莱比特留下来与英方就提供援助事磋商细节，麦克莱恩则带着丘吉尔给铁托的一封信，赶到南斯拉夫。 丘吉尔在信中说： 通过我的朋友迪金少校获悉了你们的一切英勇战绩。我最减挚的愿望是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通过海路供应、空中支援以及派遣突击部队给予你们一切援助，协助你们的岛屿战。麦克莱恩准将也是我的朋友和下院的同事。我的儿子伦道失·丘吉尔少校也是一名议员，不久将会同他一起在你们的司令部供职。 我们当前最崇高的目标，就是把纳粹的污秽从欧洲土地上清刷干净。你可以放心，我们英国人无意支配南斯拉夫未来的政府。同时，我们希望大家尽量齐心协力打败共同敌人，然后再按照人民的意愿决定政府形式。 我已决定英国政府今后不再给予米哈伊洛维奇任何军事援助，而只给你援助；如果南斯拉夫王国政府从内阁中报销米哈伊洛维奇的职务，我们将感到高兴。但是，国王彼得二世童年从摄政王保罗亲王的阴险控制下逃脱，作为南斯拉夫的代表而且作为一个处于危难之中的王子投奔我们，大不列颠如果把他抛弃不管，那将是不义的或者说是不体面的行为。我们也不能要求他同他的祖国断绝现存的一切联系。因此，我希望你们谅解。在尽一切可能给予你们军事援助的同时，我们无论如何都将保持同他的正式关系。我希望你们双方就此停止论战，因为这种争执只能帮德国的忙。 你可以相信，我将和我的朋友斯大林元帅、罗斯福总统在工作中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我热切地希望苏联政府即将派驻你们司令部的军事代表团，将与麦克莱恩准将率领的英美军事代表团在工作中同样协调一致。请通过麦克莱恩准将和我通信。让我得知有什么事情我能帮忙，我一定竭尽全力。 麦克莱恩自从到达南斯拉夫后，很快与铁托建立了私人友谊，对麦克莱恩来说，这种友谊的基础，是对于铁托的敬重。他曾谈到： 他在反德战争中表现了自己的领导才能、勇气、现实主义、刚毅果断，以及专心致志、智谋、随机应变……什么地方有重要事项需要解决，无论是政治问题还是军事问题，他便着手处理……沉着而坚定，不论形势如何险恶……每逢游击队行军，他总和他们一起行动，骑马或徒步，长途跋涉……他的信条是，只要可能，事必躬亲。一旦把那些需要他亲自处理的迫切问题安排妥当，他就合同司令部人员一起坐下来，高高兴兴吃一顿饭，下一盘棋或者干脆席地而卧进入梦乡。他有一种天赋：只要愿意，便能把一切烦恼置之度外，彻底休息。这时他就会谈笑风生，好像世界上全然没有使他费心劳神的事情一样。①1944　年3 月，铁托决定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到莫斯科去。代表团由吉拉斯任团长，成员中，一位是财政专家，另外还有原子物理学家巴甫列·萨维奇，他此行的目的是到莫斯科从事他的科学工作，此外还有雕塑家安东·奥古斯丁契奇。让这位雕塑家参加代表团，是考虑到这样能使他暂时脱离战时的艰苦环境，以便能继续从事他的艺术工作。大家穿的都是军装。吉拉斯的级别是将军。代表团花了几天的时间来集合成员，准备行装。大家的军装都是旧的，而且各色各样。由于缺乏布料，新的军装只能由被俘的意大利军官的军装改制而成。代表团还必须有护照，以便通过外国的领土。代表团的护照是新南斯拉夫国家的第一批护照，上面有铁托的亲笔签字。 有人提出是否给斯大林送一些礼品。可是，送什么礼品？从哪儿来？最高司令部的所在地德瓦尔，周围几乎全部是被抢劫一空的村庄和劫后的荒凉的小城镇。最后，大家想出了办法：把一技1941　年游击队工厂制造的步枪带给斯大林。找一枝这样的步枪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接着，从各个农村送来了其他的礼品——荷包、毛巾、农民的衣服和鞋子。代表团从中选择了最好的——一些用生皮做的凉鞋和其他同样简陋的东西。大家认为这些东西具有这样的性质，才应当把它们拿去作为人民的诚意的表示。 代表团的一个任务是安排好苏联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援助。同时，铁托指示，代表团要通过苏联政府或其他途径为南斯拉夫的解放区获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同时，还要向苏联政府要求20　万美元的贷款，来抵补南斯拉夫在西方国家的使团的开支。铁托强调说，应当向苏联政府申明，当国家获得解放的时候，将如数偿还贷款以及武器和药品的援助。使团还负责携带最高司令部和中央委员会的档案文件，将它们保存在莫斯科。 最重要的是，代表团必须探明苏联政府有没有可能承认民族解放委员会为合法的临时政府，并在这个问题上对西方盟国施加影响。代表团将通过苏联使团与最高司令部保持联系，它还可以利用共产国际原来的途径，与最高司令部保持联系。 除了代表团的这些任务之外，在代表团动身时，铁托还嘱托吉拉斯从季米特洛夫或者斯大林（如果能见到他的话）那里了解一下，对南共的工作是否有什么不满。 吉拉斯曾回忆说，他那时兴奋地期待着立即同苏联领导人见面，激动得浑身颤抖。他相信苏联是历史上第一个赋予空想家的迷梦、战士的决心和烈士的苦难以真正意义的国家。他的这个信念比钢铁还要坚强，因为他也曾在牢狱里受过折磨和拷打，并曾洒过鲜血，甚至不吝惜自己的鲜血。 可是，吉拉斯也有感伤，他不愿意离开战斗着的同志们和进行殊死斗争的祖国，它已经变成一片战场和烟火弥漫的废墟了。 临行前，吉拉斯拥抱了前来送行的战友。他们也像吉拉斯一样激动。 ①　麦克莱恩：《争夺中的防寨》。 代表团到达设在彼得罗瓦茨的临时机场。 他们夜间起飞。吉拉斯再度感伤起来：祖国在黑暗中是多么悲哀和颓丧啊！山岭上白雪皑皑，被黑色的岩缝所撕裂；山谷已被幽暗吞没，一直到海边和海上都没有一线光明。在他们的下面就是可怕的战争，比以往任何战争更加可怕。整个民族正在同侵略者进行搏斗，同时，自己的弟兄却在更残酷的战斗中彼此厮杀。什么时候明灯能重新照亮祖国的乡村和城镇呢？在所有这一切的仇恨和死亡以后，它能享受到欢乐和安宁吗？ 代表团的第一站是意大利的巴里，那里有一个相当大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基地——医院、仓库、粮食和装备。从那里飞机又朝着突尼斯方向飞行。由于德军在克里特岛和希腊有基地，代表团的飞机必须绕道飞行。途中，在马耳他岛停歇，由英军司令招待。晚上抵达多布鲁克的时候，吉拉斯正赶上看到从红色岩砾的沙漠里升起的一片浓密的火光冲向天空的情景。 第二天抵达开罗，英国人把代表团安置在一个旅馆里，把一辆汽车交给他们使用，安排得颇为周到。商人和服务员看到代表团帽子上有五角星，便把他们当成了苏联人。当代表团提到他们是南斯拉夫人或者说到铁托的名字的时候，使代表团感到欣慰的是，这些人是知道南斯拉夫人正在与法西斯进行殊死战斗这一情况的。在一个商店里，女售货员用粗俗的南斯拉夫话向代表团打招呼，后来代表团闹清楚了，这些粗话，是她从流亡的南斯拉夫军官那里学到的。 当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李曼正在开罗。吉拉斯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立即要求苏联公使带他去见这位署长。这位美国人毫不拖延地接待了他，但这位署长告诉吉拉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原则上只同合法政府打交道。 吉拉斯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对西方资本主义抱有原始的和教条主义的看法，认为它们是被压迫民族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这种认识在他第一次同西方资本主义的代表见面时就得到了证实。他注意到，署长是躺着接见他的，署长当时解释说，他的腿受了扭伤。在吉拉斯看来，署长的俄文译员——一个相貌粗鲁、毛发很多的巨人，就是美国牧童故事片里的坏人的形象。但是，吉拉斯承认，他倒没有理由对于访问这位彬彬有礼的署长——或许除躺着这一点除外——感到不满意；吉拉斯提出了要求，署长答应予以考虑。 吉拉斯利用在开罗逗留三天的机会，观看了这里的名胜古迹。 从开罗，代表团飞往巴格达附近哈巴尼亚的英国基地。英国司令部不让代表团开车到巴格达去，理由是那里不太安全。 在吉拉斯看来，英国人这是想掩盖他们的殖民恐怖统治，而这种恐怖统治的激烈程度不会亚于德国人对南斯拉夫的占领。英国人请代表团参观了他们的士兵运动会。代表团应邀出席。他们被安排坐在司令的旁边。吉找斯他们自己发现，代表团成员的军服被带子扎得东凹西凸，风纪扣和所有的扣子都扣得紧紧的，显得滑稽可笑。 英军的一位少校陪着代表团。他是一个愉快的好心肠的老兵。他不断地抱歉说，他的俄文不好——他是在俄国革命期间英国干涉阿尔罕格尔斯克的时候学会俄文的。 这位少校从容不迫而不无自负地谈到他们同那些被德国特务煽动起来的当地人进行的战斗；在那场战斗中，飞机库被子弹打穿多处。这又使吉拉斯有不少感想。他回忆说，他当时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可能（更不用说是合理了）“为帝国主义”牺牲自己？但是他的内心里是赞赏英国人的英雄气概和大胆无畏的。他认为，英国人在遥远的酷热的亚洲沙漠里冒险前进，并且取得了胜利，尽管他们的人数很少而且毫无获得任何援助的希望。吉拉斯回忆说，虽然他当时不能从这一点得出广泛的结论，但是它确实帮助他终于认识到，在我们的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种理想，而是有着数不尽的并列的人类制度。 但从总的方面，代表团怀疑英国人，对他们敬而远之，而且对英国情报机构带有一种恐惧感。 当然，要不是代表团的那些口袋里装满了最高司令部的档案文件以及共产国际和南共的来往电报，代表团的恐惧感也不会这么强。吉拉斯认为值得怀疑的是，无论哪里的英事当局对于这些口袋都不感兴趣，好像这些装满机密的口袋与装着鞋子和罐头的口袋并没什么两样，使他们不感兴趣。在整个旅途中，吉拉斯一直把这些口袋放在身边。为了避免晚上一个人睡觉，他安排与马尔科睡在一起。马尔科是战前入党的门的内哥罗人，单纯，然而非常勇敢，对党忠诚。 吉拉斯不会忘记，有一天晚上，在哈巴尼亚，一个人轻轻地打开了他们的房门。尽管门没有吱呀作声，吉拉斯却惊醒了。在月光里他看到一个本地模样的人。吉拉斯大叫了一声并伸手在枕下拔出手枪。马尔科跳下床来（他是穿着衣服睡觉的），但是这位不速之客不见了。此人的出现使他看到了英国间谍的长臂，因此他的高度警惕性进一步提高了。第二天，英国人派飞机送代表团到德黑兰去的时候，吉拉斯如出虎穴，感到十分高兴。 代表团在德黑兰的活动地段是从苏军司令部到苏联大使馆的一段。吉拉斯感到，苏联军官大方热诚的接待，既表现了俄国人的传统的殷勤，又在同等程度上表现了世界上两个不同部分的战士们为同一理想而奋斗的团结。在苏联大使馆，代表团参观了举行德黑兰会议时使用过的圆桌，以及罗斯福住过的房间。 最后，一架苏联飞机载着代表团飞往苏联。吉拉斯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 我们的梦想和希望实现了。我们愈深入地飞进它的灰蓝色的广阔的天空，我就愈益被一种新鲜的、以前几乎没有出现过的情绪所支配。我好像正在回到一个谁也不知道的我自己的原始祖国。 我一向反对任何泛斯拉夫感情，而且也把当时莫斯科的泛斯拉夫思想看作不过是动员保守势力来反对德国侵略的一种策略而已。但是，我这时的情绪却似乎大为不同和更加深刻，甚至超过了我的的信念的限度。我隐约地回想起三个世纪以来，南斯拉夫的幻想家和战士、政治家和君主，特别是苦难的门的内哥罗的不幸的公国君主兼主教们，怎样到俄国去朝圣，从那里寻求谅解和拯救。我是不是也在走他们的道路？这难道不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被某种不知名的雪崩带到多风暴的巴尔干——的祖国吗？俄国从来没有理解过南斯拉夫人和他们的愿望；我相信这是因为那时俄国是沙皇制度和封建的国家。但是，更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我相信莫斯科同其他民族不和的一切社会原因和其他原因都已经消除了。当时，我把这看成是四海一家的理想的实现。而且也看成是我个人同史前南斯拉夫社会的本质的联系。这岂不非但是我的祖先的祖国，而且也是那些为最终实现人类大同和征服自然的理想而奋斗牺牲的战士的祖国吗？ 我逐渐融化在伏尔加的波浪和无边无际的灰色大草原里，我发现了原来的我，充满了迄今无人知道的一种内心的激动。我想吻这块俄罗斯的土地，在我脚下的苏联的土地，要不是因为这近乎宗教性，尤其是近乎戏剧性的话，我本来是会这样干的。 到达莫斯科后，代表团被安置在“红军招待站”。苏方还给代表团配了一部车，并有一个联络官——柯佐夫斯基上尉。伙食和其他方面都安排得非常好。但是代表团却不能和苏联的领导人物进行接触，尽管奇拉斯曾请求外交人员委员维·米·莫洛托夫接见，如果可能的话，还请求苏联总理、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约·维·斯大林接见。在这方面，南斯拉夫大使馆一点也不能帮助代表团。西米奇大使和他的一小伙工作人员已经宣布拥护铁托元帅。 代表团倒见到了季米特洛夫，但季米特洛夫已无法解决代表团提出的问题了。在苦苦等待的时间里，代表团却与苏联的情报人员建立了“联系”。对此，吉拉斯回忆说： 我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下同苏联特务机关会了面。通过柯佐夫斯基上尉，我在“红军招待站”受到一位穿着朴素的瘦小的人的访问。他并不隐瞒他是从国家保安机关来的。 我们约定在第二天见面，见面的方式鬼鬼祟祟，而由于我曾多年从事地下工作，我恰恰认为这一切都过分复杂，简直是迂腐不堪。一辆汽车在附近的一条街上等我，在东兜西绕走过一段路以后，我们又换了一辆车，开到这个大城市的某条街后，我们下车步行到第三条街。在那里，从一所大楼的窗户里有人仍下一把小钥匙来，使我们终子能够走进四层搂上的一个宽敞而华丽的房间。 这个房间的主人——如果她是主人的话——是那种长着明亮眼睛的北方的金发美人，丰满的体态更增加了她的美丽和魁力。而我发现她比带我进来的那个男人更重要。她提问题，他把答话记录下来。他们对的各委员会的人物比对其他党派的人更感兴趣。我感到像受警察洁问般地不自在，可是我知道，提供所需要的情报是我作为一个员的责任，如果是苏联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位委员召见我，我是不会犹豫的，但是，这些人的职务是对苏联的敌人或内部奸细进行斗争，他们要和领导人的材料做什么呢？尽管如此，我还是回答了他们的问题，避免作出任何确切的或否定的判断，特别是避免提到内部的摩擦。我这样做的时候，既出于在道义上讨厌背后谈论自己的同志，又出于对那些人从心坎里有反感，我认为他们没有权利侵入我的内心世界、我的看法和我的党。我的窘态无疑地被我的主人看出来了，那次会见的公事部分持续了不到一个半小时，然后就转变为一面喝咖啡和吃点心，一面进行不太勉强的同志式的谈话。 代表团终于等来了最好的消息：斯大林本人要见吉拉斯。吉拉斯对那次会见记述如下： 大约是下午15　点钟的光景，当我刚在泛斯拉夫委员会结束了我的讲演和开始解答问题的时候，有人低声叫我立郎结束，因为有一件重要而急迫的事情。不仅是我们南斯拉夫人，而且连苏联官员都曾认为这次讲演是异乎寻常的重要的。莫洛托夫的助手罗佐夫斯基把我介绍给一些经过挑选的听众。显然，南斯拉夫问题在盟国之间正日趋尖锐。 我表示了抱歉，或者说他们代我表示了抱歉，然后就在事情进行中途被带到了街上。 他们在那里把我和特尔基奇将军塞进一辆奇特的但不很华丽的汽车。只是当汽车开动以后，国家保安机关的一位不认识的上校才告诉我们，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接见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军事使团已经搬到了莫斯科郊区的塞列布兰尼·保尔（银色的森林）的一所别墅里。我想起了送给斯大林的礼品，我担心如果我们到那么远去取的话，恐怕就要迟了。可是万无一失的国家保安机关也已留意到了这一点：礼物就放在汽车里上校的身旁。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当，甚至我们的制服也办妥了。我们穿着苏联的一家工厂缝制的新装已经有十来天了。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只要安静地听上校的话，尽量少向上校提问题就行了。 我早已习惯子少提问题了。但是我仍不能抑制我那兴奋的心情。它发自我的内心深处。我自知我的脸色一定显得苍白，也自知我处于又高兴又几乎是惊慌失措的激动的状态之中。 对于一个来自战争和革命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更兴奋的事呢？被斯大林接见——这是对我们游击战士和我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和苦难的最大可能的赏识。在地牢里和在战争的大屠杀中，以及在同样激烈的精神危机和同的内外敌人的冲突中，斯大林决不只是一位作战的领袖。他是一种思想的化身，这种思想在人的心里被美化为纯洁的理想，从而成为绝对正确的、十全十美的东西。斯大林就是今天的战争胜利和明天的人类大同。我知道，碰巧我本人是被他接见的第一个南斯拉夫人。我感到一种骄做的喜悦的是，我将能够向我的同志们讲这次会见，并且也可以向南斯拉夫的战士们谈谈这件事。 突然，一切对苏联产生的不愉快的事情似乎都不见了，所有我们自己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分歧都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严重性，就好像它们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在我即将碰到的动人的庄严谐美之前，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消失了。在进行中的斗争的伟大意义面前，我个人的命运有什么要紧？和显然不可避免地要实现的我们的理想比较起来，我们的分歧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那个时候，我相信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党内的其他反对派都确实是间谍和破坏分子，因此认为对付他们和其他所谓阶级敌人的严厉措施都是正当的。如果我曾经注意到，在30　年代中叶清洗时期到过苏联的人倾向于把某些事情不说出口的话，我相信那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和过甚其辞的事情。季米特洛夫在一次同铁托谈话时曾经有过这样的提法：为了割掉坏肉也切着了好肉。因此，我把斯大林的一切残酷行为看作恰恰像他的宣传所描绘的那样——不可避免的革命措施，这些措施只是增加了他的身价和他的历史性作用。…… 还没有等我平静下来，我们的汽车一下子就开到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口。在这儿，由另一位军官来照料我们；接着汽车往前开过安静而清洁的院子，那里除了一些细长的没有发芽的小树以外，就没有别的有生命的东西了。这位军官指，点我们注意看沙皇的大炮和沙皇的钟——这是俄国荒唐的象征，那炮从未发射过，那钟也从未敲过。左边是伊凡大帝的纪念钟楼，然后是一排古代的大炮。不久我们就来到了一座类似19　世纪中叶的衙门和医院的矮长建筑物门前。这里，又有一位军官来迎接我们，他带我们进去。在楼梯下我们脱掉了大衣，在一面镜子前梳梳头发，然后被引导乘电梯到三楼，走进一条相当长的铺着红色地毯的走廊。 在每一个转弯的地方，都有一名军官用脚跟相碰的响声向我们敬札。他们全都年轻、漂亮、笔挺，头戴国家保安机关的蓝色帽子。这次和后来的每一次，我都发现清洁得使人惊奇，十全十美，好像不可能有人住在这里或在里面工作似的。地毯上没有一块污迹，发亮的门把手上找不到一个斑点。 最后，他们领我们走进一个较小的办公室，朱可夫将军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一位矮胖麻脸的年老官员诸我们坐下，他自己则从一张桌子后面馒馒地站起来，走进隔壁房间去。 一切都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这位官员不久就回来通知我们可以进去。我以为我们大概要穿过两三个办公室才能看到斯大林。可是我一开门，跨过门槛，就看见他从相连的一个小房间里走出来，通过那小房间的敞开的门可以看见一个大地球仪。莫洛托夫也在这里。他身体结实，面色苍白，穿着一套藏青色的西服，站在一张长会议桌后面。 斯大林在屋子中央迎接我们。我第一个走近他，并介绍了自己。然后特尔基奇也照样做了，用军人的口气列举了他的全部职衔，并且咔嚓一声脚跟相碰。我们的主人对此回答——几乎是滑稽的——说：“斯大林。”我们也和莫洛托夫握了手，并在桌子旁边坐下。这样，莫洛托夫就坐在斯大林右侧，斯大林坐在桌子顶头，而特尔基奇、朱可夫将军和我则坐在左侧。 这个房间不大，相当长，不够富丽堂皇，也没有什么陈设。墙角的一张不大大的桌子上方挂看列宁的像；在会议桌上面的均上，用相同的木框挂着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失的画像，它们很像是人们在乡下看到的五彩石印版画。 而我们的主人则是最朴素的。斯大林穿着元帅服和软靴，除了在左胸佩带一个金星——苏联英雄勋章以外，就没有任何勋章了。他的举止毫无装腔作势的地方。这不是相片上或新闻片皇的那威风凛凛的斯大林——步态死板而从容不迫。他一刻也不闪着，不是玩弄他的烟斗（烟斗上有英国邓希尔公司的白点标记），就是用一支蓝钢笔在写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的纸头上画圈子；当讨论的每一部分将近结束的时候就用斜线将它划掉。他在座位上很不安详，不断地把头摇来晃去。 我还对别的一些方面感到惊奇：他的身材很矮小；体态不匀称。他的躯体又短又窄，四肢过长。他的左臂和左肩看来有，点不灵活。他有一个很大的肚子，头发稀少，但是还没有完全秃顶。他的脸色白皙，两颊带红。后来我知道，这种颜色是那些长期坐在办公室里的人的特征，在苏联高级干部中被称为“克里姆林宫气色”。他的牙齿是黑的，长得不整齐，并且向里凹。他的胡子既不密也不硬。可是他的头却长得不坏；它是一种平民的、农民的、家长式的头——长着一对黄眼睛，既粗暴又奸诈。 他的口音也使我感到惊奇。人们可以听得出，他不是一个俄罗斯人。虽然如此，他的俄文词汇是丰富的，他的措辞很生动、多变化，充满了俄国的谚语和格言。后来我才知道，斯大林很熟悉俄罗斯文学——虽然只是俄罗斯的，而他在俄国范围以外的唯一真正的知识，是政治史的知识。 有一点并不使我惊奇，那就是斯大林有幽默感——一种自以为是的粗鲁的幽默，但并非完全没有巧妙和深遵之处。他的反应迅速而敏锐——而且带结论性，这并不是说他不听完别人说的话，但显然他是不爱听长篇大论的。他与莫洛托夫的关系也很特殊。就像后来我证实的那样，他显然把后者看做是一位很亲密的伙伴。莫洛托夫是被斯大林用亲密的代名词“你”来称呼的唯一的政治局委员，这本身就有很大意义。因为必须记住，俄国人的客气的方式是用“您”的，即使在极亲密的朋友之间，这样称呼也是正常的。 谈话是由斯大林开始的，他问我们对苏联的印象如何。我回答道：“我们高兴极了！”他接着说：“可是我们并不高兴，虽然我们正在尽力把俄国的事情搞得更好。”我牢记着斯大林用的是“俄国”这个字而不用苏联，这就表明他不仅在鼓舞俄罗斯民族主义，而且他本人也受到它的鼓舞，并且把他自己和它等同起来。 但在当时我来不及去想这些事情，因为斯大林接下去谈到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关系。他转过脸对莫洛托夫说：“难道我们不能设法骗取英国人承认铁托？铁托正在单独打德国人。”莫洛托夫微笑着——一种含有讥讽和自满的微笑，说道：“不，那是不可能的；他们完全了解南斯拉夫的发展情况。”我喜欢这种干脆、直截了当的作风，到那时为止，我在苏联官方人士中，特别是在苏联的宣传中，还没有碰到过这种作风。我感到我是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和一位用随便、公开的方式来处理实际问题的人在一起。无须解释，斯大林只是在自己人中间，即在对他效忠的嫡系人中间才会这样。 虽然斯大林没有答应承认解放委员会为南斯拉夫临时政府，但是很显然，他是有意承认它的。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和他的立场既然如此，我也就没有直接提出问题来；也就是说，如果苏联政府认为条件成熟，并且发展情况没有波折，苏联政府显然是愿意立刻这样做的，但须先由英国和苏联达成临时协议，再由解放委员会和南斯拉夫保皇政府达成协议。 因此，这个问题还是悬而未决。必须等待时机拟订一个解决方案。但是，斯大林在给予南斯拉夫军队以援助的问题上采取了更积极的态度，以此来弥补承认的问题。 当我提到20　万美元的贷款时，他把这叫做小事，说用这笔钱干不了什么，但又说这一款项可以立即拨给我们。当我说解放以后我们将偿还这笔贷款以及所有的武器和其他装备时，他真的生气了：“你侮辱我。你们是在流血，而你却要我开这些武器的价钱！我不是商人，我们都不是商人。你们和我们一样在为共同事业而战斗。我们有义务同你们分享我们的一切。”但是援助怎样运来呢？ 当时决定请求西方盟国在意大利建立一个苏联空军基地，从那里援助南斯拉夫游击队。斯大林说：“让我们试试看，我们将看到西方采取什么态度和他们准备给铁托多大的帮助。”我应当提一句，这样一个基地——包括10　架运输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不久就建立起来了。 斯大林还解释道：“但是，用飞机恐怕不能给你们多大帮助。一支军队不能靠飞机来供应。你们已经是一支军队了。需要用船只来解决。而我们却没有船。我们的黑海舰队被消灭了。”朱可夫将军插进来说：“我们在远东有船。我们可以把它们调到黑海港口，装上武器和其他必需品。”斯大林粗暴地和断然地打断了他的话。从一个拘谨的、差不多像顽皮的小鬼似的人身上，突然出现了另一个斯大林。“你究竟在想什么？你精神正常吗？一个战争正在远东进行。有些人肯定是不会错过机会来去沉这些船的。真的，必须购买些船只。但是向谁去买？目前大家都缺乏船只。土耳其？土耳其人没有多少船，而且他们也决不会卖给我们。 埃及？对了，我们可以从埃及买一些。埃及会卖的——埃及肯出卖任何东西，所以他们一定会卖船只给我们的。”是的，这就是真正的斯大林，他说话不是吞吞吐吐的。可是我在我们党内已经习惯于这样的事，所以在最后作出决定时我自己特别喜欢这种作风。 朱可夫将军不声不响地敏捷地把斯大林的决定记下。但是购买船只和用苏联船只来供应南斯拉夫人这件事却从未实现。主要的原因无疑是东部战场上作战行动的发展——红军不久就进抵南斯拉夫边境，因而能够从陆上援助南斯拉夫。我认为当时斯大林要援助我们的意图是坚决的。 这就是那次会谈的要点。 顺便讲一下，斯大林表示有兴趣听听我对个别南斯拉夫政治家的意见。他问我对塞尔维亚农民党领袖、首任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米兰·加夫里洛维奇的看法。我对他说： “一个精明的人。”斯大林好像自言自语地表示意见道：“不错，有些政治家认为精明强干是政治中的主要的东西——可是，加夫里洛维奇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笨人。”我又说：“他不是一个眼界宽阔的政治家，然而我认为不能把他说成笨人。”斯大林问起南斯拉夫国王彼得二世是在哪里找到妻子的。当我告诉他，彼得二世娶了一位希腊公主时，他调皮地转身说：“维亚契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要是你或我娶一个外国公主，怎么样？说不定会有些好处的。”莫洛托夫笑了，可是笑得拘谨，不发出大声来。 最后，我向斯大林呈献我们的礼品。这些礼品现在看起来特别土气、寒碜。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显出轻视的样子。当他看到农民的凉鞋时，他喊起来：“拉普蒂！”——即俄文凉鞋的意思。至于步枪，他拉开栓并扳动枪机，掂了掂份量，然后说道：“我们的要轻些。”这次会见持续了约一小时。 当我们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刻。伴随我们的军官显然发觉了我们的热烈心情。他高兴地望着我们，并设法用每句话来讨好我们。在一年的这个时候，北极光射到莫斯科来，一切东西都呈现出紫色并且微微发亮，这是一个不现实的世界，比我们一向在其中生活的世界更加美丽。 不管怎样，这就是我的灵魂深处的感受。①但是，吉拉斯认为，与斯大林的另一次会见更有意义和更有趣味。时间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夕。这一次的通知也很神秘。苏方只是通知吉拉斯，让他到克里姆林宫去。当晚9 点钟左右，他们就把吉拉斯塞进汽车开到那里。 代表团里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还是上次斯大林接见的那座楼，但换了房间。在那里莫洛托夫正在准备动身。他一面穿大衣，一面告诉吉拉斯说，将和斯大林共进晚餐。 莫洛托夫不是一位很健谈的人。他们上了一辆车。在汽车里莫洛托夫问吉拉斯除了俄文以外还会讲什么外国语。吉拉斯告诉他，还会文。然后谈到了南斯拉夫的组织问题。吉拉斯强调说，大战爆发时南斯拉夫党是非法的，并且人数较少——约1 万名党员，但都是由出类拔革的人组织起来的，“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布尔什维克党一样”。 莫洛托夫反驳道：“你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们党处于非常弱小的状态，组织散漫，分散，党员人数很少。”他接着说，“我记得，在战争初期，我为了党的工作，是怎样从彼得格勒不合法地到莫斯科来的。我没有地方过夜，只好冒险住到列宁的妹妹那里！”汽车以相当快的速度向前疾驶——时速约60　英里，没有碰到什么交通阻碍。显然交通警多少认得出这辆汽车，因而让它通行无阻。车子驶出了莫斯科以后，开上一条柏油路。不久，车子来到了一个关卡的前面。坐在司机旁边的军官在挡风玻璃那里晃了晃一块小证章，于是警卫不要什么手续就放行了。右边的窗是放下来的。莫洛托夫怕吉拉斯因刮凤而感不适，就开始把车窗摇下来。这时吉拉斯注意到车窗的玻璃很厚。这是一辆防弹汽车。 在那次晚餐以前约10　天左右，德国人对德瓦尔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发动了袭击。苏联军事使团把这一情况详细地报告给了莫斯科。 路上，莫洛托夫想知道吉拉斯对于由此而产生的局势有什么意见。他是十分注意听的，但毫无激动之色——尤其因为要得到真实的情况。 车于行驶了约20　英里，拐弯抹角，最后停在一座不很大的别墅前面。它处于浓密的机树丛中。 他们从门口一走进一间小客厅，斯大林就出现了——这次穿的是一身普通军衣，扣子一直到下巴，这是人们在他的战前的照片里所熟知的。这样打①　引自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同斯大林的谈话》，司徒协译。 扮显得身材更矮小了，但也更简朴和随便了。他领吉拉斯等人进入一间小小的、令人惊奇的空无所有的书房——没有书，没有图片，只有光秃秃的木板墙。大家围着一张小书桌坐下来，于是斯大林立即开始询问关于南斯拉夫最高司令部德瓦尔被袭击的事件。 斯大林激动地询问南斯拉夫最高司令部的下落，他喊叫道：“他们会饿死的！”吉拉斯竭力向他说明，这种事情决不会发生。 “怎么不会？”斯大林接着说，“军人们被饥饿压倒有过多少次了！饥饿是每一支军队的可怕的敌人。”吉拉斯解释道：“那一带地方总是可以找到东西吃的。我们曾经处于坏得多的境况，但我们还是没有被饥饿压倒。”斯大林平静下来。 他于是把话题转到送去援助物资的可能性问题。苏联战线距离那里还太远，无法用战斗机护送运输机。这一点使斯大林火了，他申斥那些飞行员： “他们是懦夫——不敢在白天飞行！懦夫，唉，懦夫！”莫洛托夫为飞行员进行了辩护。 盟国早已同意在意大利建立一个苏联空军基地，以援助南斯拉夫的军队；斯大林强调了派运输机到那里去和加强基地活动的迫切性。 为所抱的乐观情绪所鼓舞，斯大林谈起了南斯拉夫和盟国的关系，主要是和英国的关系。就在当时，在吉拉斯看来，南斯拉夫和英国的关系是斯大林同他会见的主要原因。 斯大林又想起建无产阶级旅的事。“你们帽子上要红星做什么？形式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得到的东西，而你们——戴着红星！啊，红星是不必要的！”斯大林生气地喊道。 吉拉斯又向他解释：“停止戴红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已经是一个传统，在我们的战士当中具有一定的意义。”斯大林又把话题转到与西方盟国的关系上去，他说：“也许你以为正因为我们是英国人的盟友，我们就忘记了他们是些什么人，忘记丘吉尔是个什么人。他们最高兴的是欺骗他们的盟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经常欺骗俄国人和法国人。而丘吉尔呢？丘吉尔是这样一种人：如果你不当心他，他会从你的口袋里偷走一个戈比。真的，从你的日袋里偷走一个戈比！天哪，从你的口袋里偷走一个戈比！至于罗斯福呢？罗斯福不是这样。他只有大钱才伸手去掏。可是丘吉尔呢？丘吉尔——连一个戈比也要。”斯大林好几次着重谈到应当提防英国的情报机关和英国的口是心非，特别是小心铁托的生命。“他们就是干这件事的人：在一架飞机上杀死了西科尔斯基将军，然后干净利落地把那架飞机击落——没有证据，没有证人。”在这次会见中，斯大林不断重复这些警告。 随后，斯大林又谈到同南斯拉夫保皇政府的关系问题。斯大林劝吉拉斯： “不要拒绝同苏巴塞奇举行会谈——一定不要拒绝。不要马上攻击他。让我们看看他要什么。和他谈谈。不能立刻承认你们。必须找到一个过渡的办法。 你们应当和他谈谈，看看是否能设法和他取得妥协。”然后，斯大林请大家同进晚餐。在去餐厅的回廊里的一幅世界地图前面大家停下了，这幅地图的苏联部分涂着红色，这样一来，苏联部分看上去更为显眼，并且比不涂红色看起来更大。斯大林在苏联部分上挥舞着手，提到他刚刚讲过的那些反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话：“他们决不会接受这样一种概念，即有这么大一块地方是红颜色的，永远不会，永远不会！”吉拉斯提到：“苏联要是没有工业化，就不能保存它自己和进行这样一次战争。”斯大林接着说道：“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吵了架。”在餐厅里，已经有两三个苏联高级官员在等候。 在一间宽敞的餐厅里，长桌子的前半段摆满了银盘子，盛着各种各样的食物。每个人都自己拿吃的，围着空着的另一半桌子随意坐下。 食物和酒的种类极多——主要是肉和烈性酒。但是其他一切都简单大方。斯大林不按铃，服务人员不进餐厅。 这样的晚宴照例要持续6 个小时以上。大家一面慢慢地吃喝，一面漫无边际地交谈——从故事和奇闻到最严肃的政治问题，乃至哲学问题。 斯大林对阿尔巴尼亚感到兴趣。“那里究竟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是哪一种民族？”吉拉斯解释说：“从前斯拉夫人居住在那里的山谷里，因而有了斯拉夫的地名，后来在土耳其统治时期，阿尔巴尼亚人把斯拉夫人赶了出去。”斯大林顽皮地眨眨眼说：“我原来还希望阿尔巴尼亚人至少有一点斯拉夫的成份哩。”吉拉斯向斯大林叙述南斯拉夫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的残酷性时，指出南斯拉夫游击队不收留德国俘虏，因为他们把所有的被俘的南斯拉夫人员全都杀害了。 斯大林笑着插嘴说：“我们的一个士兵押运着一大批德国人，在途中他把他们全都杀了，只剩下一个。当他到达目的地时，人们问他：‘其余的都在哪里？’他说：‘我只是在执行总司令的命令，杀到最后一人——这就是最后一个。’”在谈话中，斯大林提到德国人说：“他们是一种古怪的民族，像绵羊一样。我小时候就记得，公羊往那里走，其余的羊都跟着走。我还记得，革命前我在德国的时候，一批出席代表大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迟到了，因为他们一定要等查票员来查验他们的票，或者诸如此类的原因。俄国人会做这样的事情吗？有人说得好：‘在德国不会有革命，因为否则就要踩着草地。’”斯大林要吉拉斯告诉他某些东西塞尔维亚文怎么说。自然，俄文和塞尔维亚文极为相近。“主啊，”斯大林叫道，“没有疑问了：是同一个民族。”吃饭时，大家还轮流讲笑话儿。吉拉斯讲的一个笑话引起了斯大林的喜欢。“一个土耳其人和一个门的内哥罗人在难得休战期间谈话。那个土耳其人不了解为什么门的内哥罗人经常打仗。门的内哥罗人回答道：‘为了抢劫。 我们很穷，因此希望得到些战利品。你们作战又是为了什么呢？’土耳其人回答道：‘为了荣誉。’门的内哥罗人回答道：‘每个人都是为了他所没有的东西而战。’”斯大林大笑，他评论道：“主啊，这很深刻：每个人都是为了他所没有的东西而战。”莫洛托夫也笑了。 斯大林把刚刚收到的两封电报让吉拉斯看。其中一封电报是丘吉尔拍来的。他告诉斯大林，在法国登陆将在次日开始。 在告别的时候，吉拉斯又一次询问斯大林对于南斯拉夫党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斯大林答道：“不，我没有，你们自己最了解该怎么办。”那天晚宴结束要告别的时候，斯大林交给吉拉斯一把送给铁托的宝剑——最高苏维埃赠送的礼品。为了搭配这个堂皇高贵的礼品，吉拉斯在返国途中经过开罗时，添加了他自己的一份礼物：一副象牙做的棋子。 对这次会晤，吉拉斯写道： “从斯大林别墅周围的枞树丛中，升起了一片雾和曙光。经历了又一个不眠的夜晚而疲倦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门口和我握手。汽车把我载入黎明，载入尚未苏醒的、浸在6 月的蓝色的烟雾和露水中的莫斯科。在我踏上俄国土地的时候有过的那种感觉重新出现了：从这块土地来看，世界毕竟不是那么大。有了斯大林，有了被认为最后将向人类揭示出社会和个人的真理的那种思想，世界也许不是不可征服的。 “这是一个美梦——在战争的现实中的美梦。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在现实和梦幻这二者之中断定哪一个更为真实，我今天也仍然不能……”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使英求得辎重盛，使俄谋取袋中盈。 西行涉海结盟友，东出越岭固友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五章 解放 旗舞帐前兵欲动，鼓响麾下大军发。 出师摧枯拉朽势，敌溃流水荡落花。 且说铁托收到丘吉尔一封电报。电报说国王彼得的代表伊凡·苏巴塞奇博士将到维斯岛来。 伊凡·苏巴塞奇于1944　年6 月来到维斯。他受到了隆重的接待。陪同他前来的，有英国驻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大使拉尔夫·吏蒂文森。 苏巴塞奇带来一个关于未来政府组成方式的建议。建议说，铁托领导的人民委员会应当与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合并。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铁托的山洞里举行。在这个洞里刚刚举行了人民委员会全体会议。英国大使史蒂文森陪同苏巴塞奇一直到山洞口。到达洞口后他回到了英事代表团团长菲兹罗伊·麦克莱恩准将的房子里。苏巴塞奇首先发言。他开头就讲，根据1931年宪法，国上彼得是南斯拉夫一切武装力量的实际领导。 游击队方面，爱德华·卡德尔首先发言，铁托、巴卡里奇和其他人相继讲话。他们拒绝了苏巴塞奇的建议。最后，人民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秘书长、年老的达耳马欣人约西普·斯莫达拉卡对苏巴塞奇的声明讥讽了一番。 斯莫达拉卡提醒苏巴塞奇注意：他已经忘掉了人民委员会，而在一个国家里，在两个政府之间作出安排是不可能的。这里更谈不到联合司令部的问题，“因为你们没有军队”，这种安排是牺牲游击队员。“因此，你们不会在人民中间听到任何赞成的声音”。 斯莫达拉卡用下面的话结束了他的发言： “你们既没有人民，也没有军队，更没有国土。”会议到此休会。苏巴塞奇和卡德尔退出会场转入秘密会谈。通过长时间的艰苦的商谈，他们终于谈成了，苏巴塞奇提出的所有的方案差不多都被拒绝，而人民委员会所有的要求几乎都得到了满足。 关于君主制问题，苏巴塞奇接受了这样的措辞：君主制问题在战后由南斯拉夫人民的自由意志来决定。这个方案不合英国大使的意。他后来在一次正式的拜会中要求把措辞修改一下，但人民委员会拒绝了他的请求。 最后签订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苏巴塞奇代表王国政府承认人民委员会为南斯拉夫的唯一当局，在铁托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是唯一的军队。协议谴责一切公开地或隐蔽地同德国人合作的人。协议同意在伦敦成立一个新的内阁，并将内阁扩大以容纳民主人士。 在伦敦成立的新内阁没有把德拉查·米哈伊洛维奇包括在内。人民解放运动的两个拥护者武科萨瓦列维奇和马鲁西奇被纳入内阁，但不以人民委员会的身分而以私人名义参加。 这些重要决定作出之后，维斯岛变得更加生气勃勃了。来自国外的访问者络绎不绝。 不久，岛上的小机场扩建了。它成为美国第五航空队的轰炸机在执行轰炸中欧和巴尔干的军事和工业中心的任务时的辅助机场，执行任务受伤返航或燃料用完的轰炸机在这里降落。 这时，盟军空军执行了一次最大规模急救游击队伤员的任务。在杜米托尔山，游击队的约900 名伤员被德军包围，鉴于他们有被德国人完全杀害的危险，铁托亲自要求盟军司令部救出这些伤员。 盟军司令部答应了铁托的要求。8 月的一个中午，25　架“达科他”式飞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在杜米托尔山的临时修建的机场上着陆，救出了所有的900 名伤员。德军在几公里以外，但整个行动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关于联合政府的组成问题仍然是人民委员会需要斗争的一个基本方面。 一天，盟军地中海司令威尔逊将军邀请铁托到意大利的卡塞塔去访问他。据悉，国王彼得正在意大利。存在着铁托面临既成事实的可能，即存在着在他访问威尔逊将军时被迫同国王彼得见面的可能。 铁托决定，他不在这个时候访问威尔逊将军。这使威尔逊的司令部大为不满。 访问推迟至8 月10　日。同威尔逊将军的会见是非常正式的。威尔逊将军的态度给人的印象，与其他在意大利的盟军司令，如亚历山大将军或美国埃克将军大不相同。南斯拉夫人觉得威尔逊将军的举止行动有些冒犯他们。在威尔逊将军为铁托举行的午宴上，出现了这样的场面：意大利侍者在上菜，身佩冲锋枪的铁托的两名卫兵用怀疑的目光注视着这些侍者，因为他们听见一个侍者讲塞尔维亚语。他们怕这可能是曾随同占领军到过南斯拉夫的法西斯分子，担心铁托遭到暗算。在午宴上，卫兵们拿着冲锋枪站在铁托的近旁。 这种情景是令人不愉快的。主人首先轻轻的一笑，铁托也跟着一笑，午宴上全体人员都笑了。这时，铁托要他的卫兵退了出来。 当天晚上，美国十五航空队司令埃克将军在他的司令部为铁托举行了招待会。 铁托也接到了第八军司令亚历山大将军的邀请，他请铁托到罗马北博尔塞纳湖附近前线他的司令部访问。铁托乘飞机同麦克莱恩将军和他的卫兵一起前往。铁托的爱犬“虎子”也去了。飞机沿途在意大利各个战场上空盘旋而行。 铁托坐在前边靠近驾驶台的地方，他问驾驶员是否可以驾驶一下飞机。 驾驶员向铁托介绍了一些基本动作。飞机在卡西诺上空绕大圈子时，他把操纵杆递给了铁托。 这时，驾驶员笑着对铁托说： “对不起，我得到后面去取些香烟。请你使飞机向右转。”两分钟后，驾驶员回来了。铁托愉快地笑起来。飞机飞向罗马。飞行中遇到了暴风雨。乌云漫漫，电闪雷鸣。铁托对麦克莱恩说：“我们飞到海上去好不好？到了那里我们摔下去也会软和些！”风越刮越大。给了铁托一个降落伞。他晕机了，当他们在博尔塞纳湖着陆时，他的感觉不是太好。但是，亚历山大将军周到的招待使铁托过得甚为愉快。 铁托在前线停留了一些时候，就回到罗马。他没有到过意大利的首都。 他去参观了圣彼得大教堂、罗马大圆形竞技场。胸前挂着两枝冲锋枪的游击队员陪伴着他。 从竞技场出来，一些意大利人认出他来，他们挥手高呼：“铁托，铁托！”铁托从罗马回到那不勒斯。8 月12　日他在那不勒斯会见了温斯顿·丘吉尔。这是铁托第一次与丘吉尔见面。铁托一向注意衣着。这一次，他穿了一件崭新的、紧紧绷在身上的灰色军服，裤于上缀有一道深红色条纹，军服上则饰以金黄色穗带以及元帅军衔的标志。 当时，丘吉尔则穿了一身白色的工人装。 会谈在曾经作过维多利亚王后的别墅里举行。第一次会谈只有铁托、丘吉尔和一个译员参加。以后南斯拉夫方面参加的有茹约维奇等。会谈开始是在亲切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 丘吉尔首先赞扬了南斯拉夫游击队。接着，丘吉尔说，他感到遗憾的是自己年岁已大，不能在南斯拉夫跳伞着陆了，不然的话，他将到南斯拉夫去作战。 “可是你已经派去了你的儿子！”铁托说。 这时，丘吉尔热泪盈眶。 转到国王彼得的问题时谈话就不那么轻松了。丘吉尔间铁托，他可否同国王见面。铁托引用了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关于不准国王彼得回国的决议。他强调说，彼得国王因为战时的所作所为已失众望，现在不应该做任何削弱对敌斗争的事情。 丘吉尔又问铁托，如果别处不行，他是否可以在军舰上会见国王彼得。 铁托回答说，他不反对到军舰上去会晤丘吉尔，如果国王彼得在场，他也可以同他见面。 丘吉尔看出，一切都是办不到的，于是，就摆一摆他的手。在以后的会谈中，丘吉尔问铁托，他认为南斯拉夫是否可以接受国王彼得作为一个飞行员。 铁托说：“让他来吧，在我们作战时参加战斗！”随后谈到了南斯拉夫同保加利亚的关系问题。丘吉尔问：“你们同保加利亚的关系怎样？”铁托回答说，不管眼前怎样，两国关系将朝着兄弟关系的方向发展。 在谈话过程中，丘吉尔突然问铁托是否要在南斯拉夫建立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社会。 铁托回答说，苏联的经验是有用的，但我们应该考虑我们自己的情况。 他说：“我们并不想把任何这样的制度强加于人民，这一点我是经常公开讲的。”丘吉尔继又谈到：塞尔维亚的情况是不同的，那里的农民不喜欢游击队而愿意要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因此，应该给塞尔维亚人民表示他们的自由意志的机会。斯大林在农民问题上碰到了最大的困难，等等。 丘吉尔又问铁托，战后在南斯拉夫是否允许个人自由。铁托说：“我们的基本原则始终都是民主和个人自由。”丘吉尔又问：“在南斯拉夫允许不允许罢工？”“只要战争还在进行，就不许可。”铁托说。 他们也谈到了伊斯的里亚半岛和的里雅斯特问题。 丘吉尔还问铁托，如果盟军在伊斯的里亚建立桥头堡，通过南斯拉夫北部朝着卢布尔雅那山口方向进攻中欧的话，游击队能否给予配合。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铁托答道：“能，我们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均有军队，他们一定会给予协助。”丘吉尔随后把铁托领到他的图书室，给他看盟军前线作战地图。 英国首相问铁托，他愿不愿意同他和王国政府菌相苏巴塞奇合拍一张照片。铁托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拍照时，丘吉尔让铁托坐在他的右边，把苏巴塞奇安排在左边。铁托对丘吉尔说： “首相，你是否弄错了？你的保守党看到这张照片会生气的。你把一个国王的首相安排在你的左边了。”丘吉尔哈哈大笑，就让苏巴塞奇坐在了右边。同一天，英国首相为铁托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在第二次同丘吉尔的会谈中，铁托接到最高司令部的报告说，南斯拉夫第二、第五和第十七师已经深入到塞尔维亚，在科帕奥尼克山上击溃了德国人、保加利亚人和“切特尼克”，与塞尔维亚师在托普利察会师了。以后仗打得很好。游击队一直向萨瓦河和多瑙河推进。铁托立即命令第五和第六无产阶级师的其他部队以及第十二军进入塞尔维亚。 与丘吉尔会谈后，铁托回到了维斯岛。 这时，苏联红军在罗马尼亚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不久，击败了罗马尼亚境内的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直捣多瑞河。他们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会师的日子正在迫近。9 月6 日终会师于多瑙河。 这里出现了一个插曲。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就红军和人民解放军会师的情况写了一篇题为《会师》的文章。从后来情况发展的观点看，这篇文章的若干语句是对苏联当局不利的。但这篇文章不但登载在苏联报刊上，而且莫斯科电台也广播了。这篇文章对南斯拉夫当然是有利的。所以，文章在人民解放军的各个部队中传诵着，在南斯拉夫全国传诵着。 在餐桌上不能考验一个朋友，而能在逆境中去考验。 会议桌上不能考验一个国家，必须在战场上考验，在可怕的战争中，在艰难的日子里经受考验。在那些日子，强者证明是弱的，有些弱者证明是强大的……。 让外交家们到和平会议上去修改地图吧。1941　年地图上的南斯拉夫是一个小国家。 在外交家试图找到著名的均势的天平上，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一样是一个轻微的法码。两年过去了，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奇迹。南斯拉夫已经挤进前列了。全世界都在谈论着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铁托元帅的声名已远播五洲。当战争结束时，南斯拉夫将同先锋部队而不同后勤部队一起去参加和平会议。它不仅解放了它自己的广大的国土，而且在战后的欧洲取得了光荣的地位。 在这个光荣的时刻到来的前夕，我们苏联人民和军队以极大喜悦想起了新南斯拉夫的英雄诗篇。我们患难与共——也将一起庆祝！ 9 月份，铁托决定到苏联去同苏联商谈红军和人民解放军协同作战的问题。当他把他的意图告诉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科尔涅夫将军的时候，苏联人显然感到高兴。科尔涅夫满意他说：“非常令人高兴的消息。谨请对你动身的日期严守秘密。”在英美军事人员鼻子底下进行“密谋”并非易事。然而，这次行动终于“密谋”成功。铁托在9 月21　日夜里11　时登上一架“达科他”式运输机。 飞机由苏联驾驶员驾驶。夜色黝黑，从维斯小机场上起飞遇到困难。铁托得先穿越南斯拉夫到托尔布欣元帅的司令部所在地克拉若瓦，然后飞往莫斯科。科尔涅夫将军、最高司令部的伊凡·米卢丁诺维奇和他的秘书米塔尔·巴基奇陪同前往。他离开时，他的爱犬“虎子”，感到不安起来。它经常伴随它的主人。铁托不得不把它带上飞机。为了怕它在上飞机时吼叫，就用一只袋子把它的头蒙了起来。 飞到罗马尼亚一路无事，虽然他们所飞经的几个城市仍然在德军手里。 进入保加利亚领空之后，因距前线仍然很近有受敌机攻击的危险，飞机由战斗机护航在白天飞行。阔别5 年后，铁托又来到了莫斯科。这次不是以一个躲避警察追捕的地下工作者的身分而来，也没有用伪造的护照，而是用他的全名，以南斯拉夫元帅、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而来的。在他后面的，是经过了5 年的艰苦斗争、团结在人民解放运动内的南斯拉夫绝大多数人民。 铁托离开后，英国人向丘吉尔报告“铁托失踪”。丘吉尔知道真相后十分恼怒。苏联方面出面向丘吉尔做了解释。莫洛托夫对丘吉尔说：“对于一个巴尔干农民，你还能指望别的什么呢？”铁托对1944　年莫斯科之行作了如下叙述：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会见斯大林，同他交谈。在此以前，我仅从远处看见过他，如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他看起来似乎比照片上要矮小些。另一方面，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虽然有些疲倦。我住在丘吉尔访问莫斯科时住过的那个别墅里。 我这次同斯大林举行了数次会谈。在克里姆林宫他的书房里两三次，两次在他的私人住所里。我同他在他家共进晚餐。 我们谈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两队共同作战的问题。那是在克里姆林宫他的书室里谈的。我请他派一个坦克师在解放贝尔格莱德时协助我们的部队。在南斯拉夫东部，我们的部队没有坦克或重炮，而德国人是武装齐全有最现代化的武器的。斯大林同意我的请求，他说： “瓦尔特，我给你的不是一个坦克师，而是整整一个坦克军！”我们也对下面问题取得了谅解：我们的联合部队解放南斯拉夫多大地方，他们的部队和我们的部队进到什么地方，最后是他们的部队要在我们国内呆多久。我们同意，他们给我们一个坦克军用以解放贝尔格莱德，他们的部队在贝尔格莱德解放后撤出南斯拉夫。这样他们进攻布达佩斯的左翼就得以加强。 经过这些会谈，我们签署了包括这些谅解在内的联合公报。塔斯社于1944　年9 月28　日公布了这一公报。公报说： “几天前，苏军司令部，为了便于进攻匈牙利的德国人和匈牙利部队的战斗发展，请求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以及南斯拉夫游击队同意苏军暂时进入同匈牙利接壤的南斯拉夫领土。苏军司令部此时宣布，一俟完成作战任务，苏联军队即撤出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人民委员会和最高司令部同意苏军司令部的请求。苏军司令部接受南斯拉夫方面所提的条件，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的行政机构应在红军部队驻扎地区进行工作。”然而，第一次会谈是非常冷淡的。我想，基本原因是因为我们战时给他的一个电报，特别是因为我在开头所说，“如果你们不能支援我们，至少不要妨碍我们。”季米特洛夫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当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后去看他时，他告诉我： “瓦尔特，瓦尔特，主人对你的那个电报大生其气……他气得直跺脚。”季米特洛夫说这话是想让我知道，实际上是他在斯大林面前替我辩解的。 我已说过，在第一次同斯大林会谈时出现了紧张场面，我们在讨论一切问题时多多少少是有矛盾的。我当时注意到，斯大林不能容忍他所不同意的意见。同他身边的人谈话时，他是粗暴的、易怒的。在所有苏联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他偶尔向莫洛托夫征询一下意见，但也从不听他讲完就继续发表他自己的见解。 我对这种谈话是不习惯的。这种谈话老是发生不愉快的场面。例如斯大林对我说： “瓦尔特，要当心，塞尔维亚资产阶级是强大的！”我平静地回答说： “斯大林同志，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塞尔维亚资产阶级是非常弱小的。”他不作声，皱一皱眉头。谈判桌上其他人，莫洛托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贝利亚打着哈欠。 斯大林开始问资产阶级的各个政客们，问他们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我回答说，某某是个无赖，一个卖国贼，他和德国人一起干。 斯大林问起另一个。我回答同前面一样。斯大林发火了。 “瓦尔特”，他说，“对于你来说，他们都是无赖！”我回答：“一点也不错，斯大林同志，任何背叛他的国家的人都是无赖。”斯大林又皱起眉头。这时马林科夫、日丹诺夫和其他人瞟了我一眼。 谈话在很不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着。斯大林开始使我相信需要使国王彼得复位。我一听他劝我这样做，一股热血冲到头顶。我使自己镇静下来，告诉他那是不行的，人民会造反，在南斯拉夫，国王是叛国的化身。他已逃亡。在人民进行斗争时丢下他的人民，人民痛恨卡拉盖奥吉耶维奇王朝的和施行的恐怖统治。 斯大林缄默不言，然后简短他说： “你不需要永远恢复他的王位。暂时把他接回去，然后在适当的时刻悄悄地用一把刀子插到他的背上去。”这时，莫洛托夫回到书房里来。他出去了一会儿，拿来一个西方通讯社的电报，说英国人已在南斯拉夫登陆了。 我忽地站了起来：“不可能！”斯大林生了气：“为什么不可能？那是事实！”我重复说，那不可能，这个通讯社大概是搞错了：我们已经要求亚历山大将军派三个炮兵中队在我们第四军向莫斯塔尔和萨拉热窝推进的时候协同作战，而这些炮兵的到来大概被误认为是英国入侵南斯拉夫了。 斯大林默不作声，然后他直截了当地问：“告诉我，瓦尔特，如果英国人真的在南斯拉夫强行登陆，你将怎么办？”“我们应该坚决抵抗。”斯大林缄默不言。很显然，这个回答他是不高兴的。那时刻，他是在暗自思忖他已经作出的在南斯拉夫划分势力范围的事情吧？ 那天晚上，斯大林一直在发怒。他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当时德国人已经挡住了马利诺夫斯基军队的推进。 “你在那里睡着了，睡着了！”斯大林在电话里喊叫。 马利诺夫斯基必定是说，他没有足够的坦克师。因为斯大林反驳说，“你说你没有坦克师。我的祖母也知道怎样用坦克打仗的。是你行动的时候啦，懂吗？”期大林放下听筒，请我到他的别墅去吃晚饭。仆人们穿着白罩衣端进来盖着的饭莱，我们各自取用。我们在那里相互敬酒一直到深夜。我不善饮酒，感到病了。我有个时候走到外边去，因为我感到非常不舒服。我高声骂自己喝了那么多的酒。我听到贝利亚在我身后说：“没有什么，这些事是要发生的……”①铁托返回南斯拉夫时，贝尔格莱德战役已经开始。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第一师、第五师、第六师、第十一师、第十六师、第十七师、第二十一师、第二十八师和第三十六师组成的第一军团，在日丹诺夫将军指挥的苏联红军第四摩托机械化军的支援下，向驻守的德军实行了①　引自三联书店出版的《铁托传》，时周等译。 猛烈的攻击。敌人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战役进行了6 天，最后，贝尔格莱德获得解放。 1944　年10　月27　日，即亚伊策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第二次会议召开一周年纪念日的前夕，在贝尔格莱德近郊离德国人杀害了3 万人的巴尼察集中营不远的地方，铁托检阅了参加解放贝尔格莱德战役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部队。1941 年组建的第一无产阶级旅走过检阅台。接着是贝尔格莱德营。第一无产阶级旅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有名的“种子队”。贝尔格莱德营也有光荣的经历和赫赫战功。这个营从塞尔维亚出发，几乎打遍了整个南斯拉夫。 1941　年组建时参加作战的人，到这次在贝尔格莱德接受检阅，全营里还仅存两名：有的已被提升，去了别的部队，而大部分已经战死。 检阅时，铁托甚为感动。他充满激情他说： “在战争最困难的时刻，在最可怕的敌人的进攻下，我常常暗自思忖： ‘我们在贝尔格莱德发动的起义，将在贝尔格莱德胜利地结束！’这个伟大的日子现在已经来临。在我们中间，1941　年开始战斗的人已寥寥无几。牺牲了的同志用生命奠定了自由的和人民希望的国家的基础。成千上万的人学习他们的榜样。一个人倒下去，十个人跟上来。光荣归于为解放南斯拉夫、为解放它的首都贝尔格莱德而牺牲的战士们！”在为贝尔格莱德战役做准备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已经打响了解放马其顿的战役。 11　月之前，马其顿全境已告解放。 1945　年2 月，地中海司令、陆军元帅亚历山大来到贝尔格莱德。他与铁托进行了多次会谈，双方制定了南斯拉夫军队与盟军协同作战的计划。 这时，德国在南斯拉夫有7 个军和17　个师，它们是：第十五山战军，第十五哥萨克军，第二十一军，第三十军，第六十九军，第九十一军和第九十七军；第一哥萨克师，第二哥萨克师，第十五师，第四十一师，第一○四师，第二十二师，第一八一师，第七党卫师，第三六九师，第三七三师，第三九二师，第二三七师，第一八八师，第四三八师，第一三八师，第十四鲁什尼克党卫师和斯特凡师。除陆军外，还有部分海军及警察部队。另外，伪军还有20　个师。 这时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到80　万人，组成了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四军和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九和第十师团。 1945　年3 月20　日，南斯拉夫人民军对德军开始发起总攻。 最先打响的是由佩塔·德拉普辛指挥的第四军。3 月20　日开始，该军突破德军利卡防线，解放了利卡和克罗地亚沿海地区，4 月16　日，遂把敌军赶至南斯拉夫与意大利旧边界一线。 4 月16　日至5 月7 日，第四军的机械化部队又进行了里那卡战役。4 月27　日，敌人战线被突破，5 月1 日，解放的里雅斯特，敌九十七军被包围。5 月7 日，敌军投降，然后该部前出到卡林西亚。 4 月12　日，科斯塔·纳吉指挥的第三军强渡德拉瓦河，遂以扇形推进，越过波德拉维纳，前出到萨格勒布以北，然后在德拉沃格勒地区越过奥南边界，与在卡林西亚的第四军一起，形成了对南斯拉夫境内的德军的战略包围。 4 月12　日，彼科·达普契维奇指挥的第一军，突破了敌人筑有“坚不可摧”工事的希雷姆防线，向萨格勒布推进。 4 月5 日，由科查·维奇指挥的第二军向萨格勒布推进。16　日，强渡博斯纳河，解放多博伊，到达乌纳河。随后，它与第二军一起进行萨格勒布战役。5 月8 日，解放萨格勒布。 5 月9 日，德国投降。但战争实际上打到15　日。 5 月15　日，南斯拉夫全境解放。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遣兵调将运筹术，白帜披靡赤帜支。 三载绵绵返都邑，将台之上阅雄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六章 建设 卷上案头百废兴，立业之艰胜鏖兵。 群雄兼容将相事，此刻正需文武工。 且说人们普遍关心的是：南斯拉夫胜利之后向何处去”南斯拉夫的党应该干些什么？ 对此，铁托说：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大家都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战争结束了，现在，这样一个时机已经到来：使我们不仅可以恢复已经被破坏了的东西，而且可以创造新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最危险的是半途而废。战争的胜利仅仅是个开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任务的艰难程度，几乎是想象不到的。 除了坚强的意志、高昂的士气和充沛的精力之外，我们一无所有。过去几个月内，我走遍了全国。利卡已经夷为平地，那里的村庄在战争中烧毁了十几次。你走上100 公里也看不见一所没有倒塌的房舍。但另一方面，从人民中间发出多么大的力量啊！各地都在要钉子，要木板。人们想尽一切办法修建房屋和学校。我走过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铁路。德国人几乎把这条全长450 公里的铁路都犁平了。他们把枕木像一根根火柴那样拆了下来。铁路全线一片残破景象：两旁满是弯曲的铁轨、断了的枕木和被洗劫一空的车站。可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全线通车了！成千上万的人自愿地日夜工作，直到第一列火车能够在我们国家两个主要城市之间行驶。这是我国人民的品质，这种品质将帮助我们克服任何艰难，为国家的未来的进步奠定稳固的基础。 战后，和战争中一样，南斯拉夫的决策顺利。这是一个极有利的条件。 对于战后南共中央上层领导的决策问题，菲利斯·奥蒂在他所著《铁托传》中曾有这样的记述： 关于当时如何制定政策以及领导人如何作出政治决定的细节，我们所知甚少。…… 大量事实证明，少数几个人共同作出决定，而铁托本人则保留了与他在战前和战时相同的权威和个人权力。铁托的大部分亲近同事经历战争而仍健在，但是伊凡·米鲁丁诺维奇于1945　年乘船在多瑙河上触雷身亡。 在称为政治局的最核心的决策集团中，同铁托关系最密切的是由四五个人组成的小组，其成员因议题不同而有差异，但核心人物包括斯洛文尼亚人爱德华·卡德尔、塞尔维亚人莫萨·皮雅杰和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以及门的内哥罗人密洛凡·吉拉斯。接近这个核心集团的还有克罗地亚人弗拉吉米尔·巴卡里奇、斯洛文尼亚人博里斯·基德里奇以及马其顿问题专家门的内哥罗人伏克曼诺维奇（泰波）。所有这些人都是战前的老员。 他们体现了国内各民族间的大致平衡。更细致的平衡则维持在人数多得多的党中央委员会年。中央委员会讨论政策，就大量问题提出建议，但是在此阶段总是把铁托的核心小组的重大决定作为最终决策来接受。我们知道，有关建立政府和编制计划的方法的讨论是热烈的，争论得很激烈。特别是关于制定计划和继续保留私有土地的问题有过很多分歧意见。 铁托总是鼓励讨论，但是决定一经作出，固执的反对意见便必须放弃。领导人已有实行这种共同工作方法的长期经验。大部分革命变革的基本原则他们在战争结束前很久就已经决定，其中很多项早在1943　年的亚伊策反法西斯会议前就已决定。领导人一旦就战略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就得在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就战术问题作出决定，为此一周要开几次会议。他们是一个结合得很紧密的班子。铁托作为首脑享有特殊的地位和权威。这在他最亲密的同事和范围更大的政府官员中都得到公认。政府官员都是受严格纪律约束的员。 铁托同这个班子的每个成员都有特殊关系。很难了解这些关系中哪一些称得上友谊。铁托比他所有亲近同事都年长20　来岁，唯莫萨·皮雅杰除外，铁托同他早已建立了友谊。但是别人都把铁托看作是与众不同的人。他们对铁托充满敬意的描绘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可以肯定，他自己也是这样认识的。这一点并不妨碍他同他们一起消遣、开玩笑、打猎、下棋和从事其他娱乐。年事虽高而外表年轻，这对他很有利。也许是由于身心健康，精力旺盛，他总是喜欢同年轻人在一起。他对他的两个最活跃的同事吉拉斯和基德里奇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两人都是精力过人，足智多谋，雄辩健谈，才华出众，都不是标准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员。吉拉斯出身于门的内哥罗一个贫寒但绝不是最贫苦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南斯拉夫王队的陆军中尉，但在密洛凡童年时代就已去世。他的家史，正如吉拉斯后来叙述的那样，是一部典型的门的内哥罗家史小说，每一代都发生宿仇、谋杀和暴行。而吉拉斯对这部小说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情节。“我父亲的祖父，我自己的祖父的祖父和外祖父，我父亲和我叔叔都被杀害，好像遭到了可怕的诅咒似的。……我觉得似乎我生下时双眼就沾染了鲜血。我看到第一样东西就是鲜血。”这可以说明吉拉斯性格中的某些东西，说明他为什么全心全意信奉，后来又强烈地反对它，说明他的多情善感和奔放不羁的理想主义。博里斯·基德里奇则大不一样。他是卢布尔雅那一个教授的儿子。 还在学生时代就成了员。他曾被监禁，后来出国到布拉格、维也纳和巴黎为党工作，但他宁愿回到自己的家乡斯洛文尼亚从事地下活动，而不愿意在30　年代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受训。 1945　年，战时掌握全权的最高参谋部变为在新的国家管理政府的领导班子，这种转变无需多少调整，因为人员大体未动，党组织未变，政治局保持了权力的延续性。政治局的每个委员如同战时那样管一个方面。莫萨·皮雅杰继续从事立宪，即国家的理论和法律基础的制定。这是他从1943　年起就已从事的工作。兰科维奇继续掌管极其重要的安全工作。他组织各种情报机构，反间谍机构和令人生畏的秘密警察，为了保卫铁托和新的革命国家，残酷无情而卓有成效。年复一年，他搜集国内一切重要人物的秘密情报，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最后被认为是危险的个人王国。吉拉斯成为在文学和宣传方面负特殊责任的副主席。卡德尔专门从事他战时就已开始的对外关系工作，处理日常外事，偶尔担任特殊出访使命。铁托本人则负责国际关系……协调整个班子的工作。但显然他无法过问在许多领域内同时进行的工作的实施细节。国内事务的琐事，只得委托别人。 这个班子，战后很快确定了南斯拉夫党的工作任务。 首先是推进社会改革，以便促进本国生产力的发展。南斯拉夫学习苏联的榜样，进行了国有化和土地改革。这两项工作进行得都很顺利。 在抓社会改革的同时，直接抓经济建设。按照苏联的模式，南斯拉夫很快制定了五年计划。五年计划的宗旨，在于开发本国工业的潜力。这个计划对南斯拉夫人有极强的吸引力，因为它将带来新建工厂生产的商品，较高的生活水平，给工人以就业机会从而形成一个工业无产阶级，造就一批未来的的精华。博里斯·基德里奇受命承担了落实计划的任务。为了使这个计划取得成功，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但未能坚持到它的成功：1953　年他患白血病去世。 在做法上，五年计划被分解为年度计划、月计划、周计划，甚至日计划。 中央为每个共和国、每个工厂、每个部门规定任务。工厂被告知生产什么产品，被告知销售价格和销往何处。据说仅年度计划一项全国用纸即重达3300磅左右，联邦和各共和国的270 名部长向数以百计的企业负责人下达命令，后者再向下属下达命令，而企业负责人自己每年得发回约600 —800 份报告。 可惜的是，计划虽然在理论上看来完美无缺，包罗万象，而在实践中得到的却是可怕的结局：计划人员忘掉了许多如针、梳子、别针一类的生活必需品，致使老百姓在国营商店买不到它们，黑市价格暴涨。对某些商品，诸如拖鞋等，需要则明显地估计过高，致使它们充斥商店，无人问津。而尤其使领导人作难的是，国家自己不能积累出计划中规定的重工业所需的主要资金。 但正像铁托所说的那样，人民是好样的，人人都拼命劳动。 另一方面的工作是加强政权建设。这是铁托和他的战友从不放过的头等大事。 铁托成功抵制和顶住了彼得国王回国的“建议”和压力。他答应成立由国王政府成员参加的联合政府，并且给了他们重要的职务。后来，他又接受了国王“摄政”的方案，由反对派组成了“摄政委员会”，随后，铁托制定并由议会通过了新宪法，宪法中规定南斯拉夫实行共和制，逼迫摄政委员辞职，“还政于民”。在新的政府中，铁托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府总理。 在巩固人民政权方面，最大的威胁是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存在。 内务部制订了彻底消灭“切特尼克”武装、活捉米哈伊洛维奇的计划。 1944　年开始，由于米哈伊洛维奇政治上的失败，“切特尼克”内部发生了极大的混乱。在人民军解放塞尔维亚时，米哈伊洛维奇从塞尔维亚撤到了波斯尼亚中部。在这里，他的残部距德军30　公里驻扎，实际上是希望继续得到德国人的掩护。 德国人保护着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左翼。当1945　年4 月南斯拉夫军队开始向德国人发动最后一次进攻、德军在希雷姆被击退时，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左侧失掉掩护，这时，他决定带着几千人逃到塞尔维亚去。 他从波斯尼亚北部出发向南，然后转而向东，以便躲开博斯纳河。他的这一行动本是可能完成的，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游击队都投入了对德国人的最后战斗之中。 但是，他的部队士气低落，没有粮食吃，而且，他把军队带得很糟。5 月12　日，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部队被对付他们的国民警卫队和地方民兵拦腰斩断。他率领着残部到了接近苏捷斯卡河的地方。这里是1943　年同德国和意大利人在第五次攻势中作过战的有名的地段。决战开始了。“切特尼克”防线被突破。5 月13 日的凌晨，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受到攻击。 他在这里丢掉了全部电台、自己的行李、帆布背包，甚至还有他的望远镜。 这次战斗以后，米哈伊洛维奇身边仅有100 人了。他企图带着他们向北逃走。 1945　年5 月19　日至20　日的夜里，他遭到游击队的伏击，损失40　人。 接下来，他又一次遭到伏击，最后只剩下17　人了。 他的身上还有250 个英国金镑。他被迫把这些钱分给了17　个人。然后他们开始从一个村庄流窜到另一个村庄，逃避追捕。他的卫士们带着钱，一个一个逃走了。逃跑的人被包围，被捉住。他们提供了关于米哈伊洛维奇极为有价值的情报，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带着几个人逃到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交界的偏僻的地方。到达维塞格勒附近的一个村子后，他决定躲藏一些时候。 他的卫兵只剩下4 个人了。他们在村外的小树林里替他挖了一个小洞。 那是个半开的、底下铺一些稻草的小洞，没有顶盖，雨会直接落到洞里。白天，米哈伊洛维奇躺在洞里受冻，因为不能生火。夜里，他躲到村子里去。 当追捕的人迫近时，米哈伊洛维奇夜晚也只能呆在洞里。 就在这时，外国报刊却说，德拉扎正率领着6 万人的大队人马。还有的说他正同彼得国王举行什么会议。 从1945　年5 月到1946　年3 月，追捕小组几次都会毫不费力地击毙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但是他们奉有严格的命令：要活捉他。 捉拿米哈伊洛维奇的包围圈愈来愈小。这时，他自己也受不住了。一天晚上，他从洞里出来，走进农民的房里。追捕小组正埋伏在那里。追捕人员的突然出现，使米哈伊洛维奇来不及进行反抗。他被铐了起来。大家发现，他脏得可怕，也快要饿死了。 米哈伊洛维奇被用汽车解往贝尔格莱德。第一个到监狱里看他的是兰科维奇，米哈伊洛维奇凝视一会说道： “我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你！”“很可能，”兰科维奇回答，“1941　年秋。当铁托同志派我再次设法和你谈判，并请你同占领者作斗争时，我到过你在腊夫纳戈拉的司令部。在祖国最不幸的日子里，你变成了祖国的最坏的卖国贼。”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一声没吭。米哈伊洛维奇要求允许洗个澡并要求得到干净的内衣，他尤其要求提供较好的食品。所有这些要求都被答应了。 米哈伊洛维奇被捉到那天，兰科维奇拍电报给前往波兰正在路上的铁托：“计划完成了。”铁托到华沙以后，在电话里告诉斯大林，米哈伊洛维奇已经被捉住了。 斯大林听到这个消息表示满意。但他立即责备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南斯拉夫的代表，说他们对捉拿米哈伊洛维奇的准备工作一无所知。 内务人民委员驻南斯拉夫领导人季莫费耶夫垂头丧气地去见兰科维奇，抱怨说，斯大林狠狠地申斥了他们一顿，说应该把捉拿米哈伊洛维奇的计划告诉他们。兰科维奇回答说，　“主要的问题是德拉扎已被捉住了。”1946　年7 月，在托普契德公园的警卫大厅里，开始了对米哈伊洛维奇的审讯。他为自己辩护，不承认检察官所起诉的所有罪行。 有关他的档案被带到法庭上来。其中有他亲手写的若干作战命令。这些命令表明了他如何同占领者合作，表明他的部队，首先同意大利人，以后又同德国人一起参加了对游击队的作战。他无法抵赖这一切。 审判公开进行。很多记者，包括外国记者到现场进行了采访。电台广播了审判的全部情况。前来作证的人数以百计，其中有被杀害的青年人的母亲，有被集体屠杀的受害者留下的孤儿。 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被判处死刑。 第四方面的工作；是为生存和发展谋求外部的援助。 南斯拉夫经过努力，成功地得到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 这一援助对帮助南斯拉夫渡过战后的难关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给予的救济金达4 亿美元。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当初，救济署提出，这些救济物资要救济署的工作人员直接发给南斯拉夫人。南斯拉夫政府认为这是一个涉及主权的敏感问题，于是，提出救济物资由南斯拉夫政府自己掌握，由各级人民委员会下发，否则，南斯拉夫可以不要这些救济援助。 救济署做了让步，答应了甫斯拉夫的要求。救济署署长菲奥雷略·拉瓜迪亚访问了南斯拉夫。铁托亲自陪他视察了利卡等地区。拉瓜迪亚给了铁托良好的印象。 铁托对别人说： “拉瓜迪亚不但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而且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为人坦率，一点也不高傲。最吸引我的是他的幽默感。当我们在利卡的科雷尼察参加会议时，一个年轻的农民骑着马在我们的汽车后边奔驰。汽车越开越快，年轻人策马飞奔，并向我们喊着口号。拉瓜迪亚说，在一个有这样一些人的国家里，做一个铁托是件容易的事。拉瓜迪亚看到了南斯拉夫的大部分地区，对这里的人民在战争时期所作出的牺牲，有了更为生动的印象。拉瓜迪亚和我怀着深厚的友谊之情别离了。在他离开之前，我们下了盘棋，他输了。”当初，南斯拉夫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十分紧张。由于的里雅斯特的冲突，由于战后南斯拉夫明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英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恶化。 南斯拉夫与美国的夫系也不妙。1946　年，美国不顾南斯拉夫的抗议，飞机侵入南斯拉夫领空几百架次。8 月初，南斯拉夫方面对入侵的美机进行反击，致使一架飞机被迫降，另一架飞机被击落，飞行员毙命。美国与南斯拉夫关系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下，铁托只好把求援的希望寄于莫斯科。 1946　年春，铁托由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博里斯·基德里奇、科查·维奇及其他人陪同到达莫斯科。这是铁托继1945　年去莫斯科签订友好条约之后又一次到苏联进行访问。 5 月27　日晚，铁托前往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陪同前往的还有兰科维奇、基德里奇、维奇等。铁托到达后，斯大林在会议室里接见了铁托一行。斯大林同客人们一一握手，同时打量每一个人。斯大林转向莫洛托夫，对他说：“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瞧，多么英俊、健壮的人们，一个强大的民族！”莫洛托夫点头同意。 然后，斯大林坐在桌首，其他人随之就座。斯大林又环视了一下南斯拉夫客人，便问起卡德尔和吉拉斯身体可好。 “他们很好，”铁托回答说，“我们不能带他们来，但政府的一半成员都在这里了。”然后，斯大林又问： “英国人和美国人不愿意把的里雅斯特归还你们吗？”没等南斯拉夫人回答，斯大林又转了话题。他问起南斯拉夫的收成，问田里是否全都种上了。最后，铁托谈起了南斯拉夫经济发展的前景。接着转而讨论南斯拉夫的联合股份公司的问题。 “我们的人告诉我们，”斯大林说，“你们搞经济工作的同志不同意组建联合股份公司？”他停了一下，好像在等待铁托的回答，接着又说：“你们不愿意，我们不反对。例如波兰人也不愿意建立这样的公司，怕美国方面也提出成立一些公司的问题。”铁托说：“不，这既不是我的意见，也不是其他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意见。 我们认为，这种公司是可以成立的。自然，这些公司将是帮助我国工业化的公司。”斯大林说：“是的，是的。我同意应该建立你们需要的公司，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你说对吗？”“当然，当然。这种联合股份公司应该是在对你们和我们都最有益处的部门建立起来。”莫洛托夫说。 然后谈军事问题，又转向对外政策问题，斯大林问起阿尔巴尼亚党中央委员会成员问关系和不同的派系的详细情况。 “你认得思维尔·霍查吗？”他问道，“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是一个人吗？他们内部有什么问题吗？你知道哪些情况？”铁托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恩维尔·霍查。他是个年轻人，不过他在战争中赢得了声望。总的讲，阿尔巴尼亚党的领导是年轻人组成的。就我们所知，他们之间不存在特别的问题。”斯大林说：“他们要求到这里来，可是他们不愿意让恩维尔一个人来；他们要科奇·佐治作为一种控制同他一道来。”斯大林沉默一会，然后问道： “关于这个问题，你们知道些什么？”铁托答：“我们不知道任何较深刻的不和。”午夜早已过去。斯大林问铁托： “你们今晚计划做什么？”铁托说：“我们没有计划。”斯大林听罢笑了起来：“哈，一个没有国家计划的政府。”这时，驻苏大使弗拉迪米尔·维奇插话：“我们把我们的计划纳入了同你的会见中了。”斯大林听后说：“那么得吃点东西。”他邀请全体与会人员去吃饭。 大家上了汽车，驶向餐厅。一张长桌已经摆好。日丹诺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已在那里。席间又是山南海北，说东道西。 斯大林说，多列士和杜克洛是好同志，但多列士有一个大缺点。一个不咬人的狗，在它要吓唬人的时候也要呲牙。多列士甚至牙都不会呲一下。他还说，皮克已经老了，成了一个“老爷爷”，他能拍拍人们的背，但对如何领导他们走向确定的目标却茫然无知。 他赞扬在苏联死去的西班牙党的书记何塞·迪亚斯，他说他的长处正是伊巴露丽所欠缺的。伊巴露丽不能重新振作起来，并且不能在困难的情况下去领导党。 夜深了，斯大林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留声机旁，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地放唱片。他自己挑选的唱片，大都是些敌罗斯民族音乐。 他轻轻地唱着，开始和着留声机的音乐跳起舞来。莫洛托夫和别的人向着他高声喝彩：“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同志，你的身体多么好啊！”这时，斯大林的情绪突然改变了。他说：“哦，不，不，我活不长了，生理的规律正在为所欲为。”莫洛托夫和其他人忙站起来说“不”。 斯大林举起他的一小杯胡椒酒，邀请铁托同他干杯。 随后斯大林邀请其他南斯拉夫人同他一起干杯，并同每个南斯拉夫人都说了一两句话。他同基德里奇谈到斯洛文尼亚的知识分子，说了“卑鄙的知识分子阶层”和“真正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双关语。 他突然朝着兰科维奇，劝他留心贝利亚，然后朝着贝利亚，问他： “你们两个，谁会将对方诱入圈套呢？”铁托在莫斯科停留期间同斯大林会晤了若干次。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千里兴邦万众志，万顷河山日蒸蒸。 智者之智集创业，创业之工在垂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七章 南苏十怨 兄弟友情姊妹邦，是非恩怨溢泱泱。 日积月累沉如盖，金兰无义事难商。 且说铁托1946　年访苏之后，这南苏关系暖暖寒寒，在微妙之中发展变化着。 苏联对南斯拉夫经援的问题，变成马拉松谈判，南斯拉夫人的感觉是苏联口惠而实不至。这期间斯大林接受了铁托的建议，成立了情报局。 在名单上，南斯拉夫被排到了首位，而且把情报局的总部设到了贝尔格莱德。尽管南斯拉夫已经意识到，苏联对情报局的设想与南斯拉夫的想法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但苏联的上述举动，不能不看做是对铁托的器重。当然，成立情报局，对南斯拉夫来说，实际上成为套在自己脖子上的一个枷锁。而这，却是当初人们难以预计的。在战后的和会上，苏联也是唯一支持南斯拉夫要求的大国，尽管苏联并不是凡事都支持南斯拉夫。 后来，经援谈判谈成了，物资贷款数额确定了，苏联专家陆续进入各个领域，贸易也在进行，联合股份公司的建立也有了进展。 但是，随着这些问题的解决，随着这些领域工作的推进，另一方面的问题也突出出来。南斯拉夫人发现，在经济上自己与苏联实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各个工作领域中，南斯拉夫人与苏联专家之间，出现了数不尽的矛盾和摩擦。南斯拉夫人感觉苏联人以“恩人”和“权威”自居，有的甚至当了“太上皇”。南斯拉夫人开始不满，而且在某些场合公开表示了自己的这种不满。 这期间，巴尔干和东欧的形势也出现了变化。巴尔干和东欧某些国家出现了独立倾向，铁托的威信明显提高，影响明显增强。 在东西方冷战开始的时期，斯大林绝不允许这种倾向抬头。他必须牢牢控制东欧和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巴尔干国家，以免在与西方的对抗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这样，斯大林收紧了紧箍。 1946　年到1948　年，斯大林不断地把南斯拉夫领导人召到莫斯科，软硬兼施，企图磨平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不驯服的棱角。压而不服，不服则再压，这样，南苏关系便越来越紧张。 1948　年1 月，吉拉斯作为南共代表被召至莫斯科就阿尔巴尼亚问题听从斯大林的“训令”。 2 月份，吉拉斯还没有回国，卡德尔又被召到莫斯科。他和吉拉斯及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等一起，就巴尔干及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听了斯大林更为严厉的训斥。 随后，罗马尼亚下令从一切宣传橱窗里摘除了铁托的肖像在地拉那举行的苏联红军建军节的庆祝宴会上，苏联代办在回答南斯拉夫使节的祝酒提议时说：“除非铁托赞成民主集团之间的团结，我才为他干杯。”2 月底，在南斯拉夫提出与苏联续签贸易协定时，莫斯科通知南斯拉夫，它的谈判代表没有必要到苏联来了。 南斯拉夫中央再也不能对这一切“等闲视之”了。 3 月1 日，南共中央举行全会。会议有四项议程：一、由卡德尔、吉拉斯和基德里奇报告同苏联领导人会谈的情况；二、五年计划执行中的问题；三、军队和军事工业问题；四、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问题。 铁托首先发言。他说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已经进入死胡同。苏联人正在对南斯拉夫施加经济压力。铁托说，“我们必须忍受”。 继铁托发言的卡德尔，叙述了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会谈的经过。谈到斯大林讲话的语调时，卡德尔说，“他说起话来简直把我们当作共青团员”。 吉拉斯和伏克曼诺维奇·泰波接着相继发言，他们当时也在莫斯科。他们谈到了在建军问题上同苏联存在分歧。 然后，基德里奇发言讲南斯拉夫同苏联的经济关系：“我国同苏联的关系开始冷淡下来是由于联合股份公司的问题。苏联政府拒绝现在签订1948年的贸易协定，它已经通知我方，不到1948　年12　月，这项协定是不会被考虑的。”会议愈来愈往这个方向发展：分析南斯拉夫同苏联的分歧。卡德尔进一步指出，南苏两国对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存在着分歧，即社会主义的发展是通过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合作呢，抑或如苏联人所想象的那样，继续照搬苏联的办法。他补充道： “我们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仍未改变，但我们有义务密切注视我国的利益。我们认为，我们的某些人一直给苏联搞情报工作，这是不恰当的。”第二项讨论议程是五年计划，基德里奇列举了苏联拒绝签订1948　年贸易协定对南斯拉夫造成的巨大损失。 铁托再次发言。他指出苏联政府废除协定的目的是对南斯拉夫施加经济压力，使南斯拉夫屈服。但是，他指出，南斯拉夫的独立更为重要。 然后，讨论了同保加利亚建立联邦的问题；铁托发言说： “大战期间，我们曾为实现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的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仍然必须继续努力。但是，现在是提出建立联邦问题的适当时机吗？条件成熟了吗？现在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去解决。……俄国人正在图谋不轨，他们以不同的眼光看待民族问题。我们不是棋盘上的卒子。在我们未见到整个局势已明朗化以前，不能建立联邦。而且这件事在经济上还不成熟。我们正在积极实现五年计划，保加利亚将是一个负担。它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此外，它还要向希腊赔偿4500　万美元。”吉拉斯同意铁托的意见。他说保加利亚是不团结的，但按照社会主义方针与之进行的合作必须继续坚持下去。吉拉斯最后说： “我相信俄国人将不会停止对我国施加经济压力。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是自由的呢，抑或是苏联的扩张。”兰科维奇在发言中也主张不应当立即与保加利亚人建立联邦： “保共中央委员会中派系分裂。……俄国人在保加利亚染指一切。内务部完全被控制在他们的手中。”会议讨论军事问题后休会。 会上，只有斯雷坦·茹约维奇一人默然无语。他作了详细的笔记。 大家决定，会议讨论的事项一律要绝对保密，一个字也不得向任何人泄漏，因为这件事，特别是苏联经济压力的问题，一经传出，后果会非常严重。 当时，南斯拉夫人根本没有真正认识到，重大的事件已悄然走来。3 月18　日，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使团团长巴尔斯科夫将军通知科查·维奇，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已下令从南斯拉夫撤离一切军事顾问和教练，因为他们“在南斯拉夫陷入了不友好的境地，受到了敌对的待遇”。 一天以后，即3 月19　日，苏联大使馆代办阿米亚尼诺夫要求铁托接见，并向铁托宣读了一份苏联命令从南斯拉夫撤离一切文职专家的电报。 这些决定雷厉风行地执行了，苏联专家纷纷报告他们已接到了撤离令。 从此之后，南斯拉夫穹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最后完全破裂。 常言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南斯拉夫与苏联关系的恶化，也是经过了冻冰三尺的寒冷过程。 单说抗战胜利之前，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即已深积十怨。你道哪十怨？ 这第一怨，是关于铁托建立无产阶级旅之事；这第二怨，是关于游击队与“切特尼克”的关系之事；这第三怨，是关于游击队请求苏联援助之事；这第四怨，是关于铁托就战俘问题与德军进行谈判之事；这第五怨，是关于苏联不赞成铁托建立政府机构之事；这第六怨，是关于苏联与英国在南斯拉夫划分势力范围之事；这第七怨，是关于马其顿归属之事；这第八怨，是关于苏联压铁托要国王回国之事；这第九怨，是关于在的里雅斯特南军与英军冲突时，苏联没有支持铁托之事；这第十怨，是关于铁托的卢布尔雅那讲话之事。先说第一怨，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旅。我们知道，建立无产阶级旅，是铁托总结了敌人第一次和第二次进攻经验教训后，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使战争和革命相结合，“通过战争进行革命”的产物，是铁托与他的战友们引为骄傲的创举，而苏联却从一开始就反对它。 共产国际1942　年3 月5 日的电报说： 研究了你们提供给我们的所有情报之后，我们感到，大英帝国和南斯拉夫政府的追随者们猜疑游击队运动带有的性质，目的在于使南斯拉夫苏维埃化，是有一些（道理）的。例如，你们有什么必要成立一个特别的无产阶级旅呢？ 电报教训铁托说： 当前根本的、紧迫的任务，是加强反纳粹运动的团结，粉碎侵略者，使人民获得解放。 电报粗暴地进行了这样的推理： 大英帝国的支持者竟能建立武装部队来反对游击队分遣队，这一事实如何解释呢？ 除了人和党的同情者之外，真的就没有别的南斯拉夫爱国人士，你们可以与之联合起来共同向侵略者进行斗争吗？ 最后，电报明白地告诉铁托： 我们诚恳地要求你们认真考虑你们总的策略和行动。 没有道理。不听。铁托不但保存了无产阶级旅，而且大大发展了它。 莫斯科当然不满，事情发展到1944　年，当南斯拉夫人民武装的无产阶级旅已经十分壮大时，斯大林仍然忘不了抓这根小辫子。他与去莫斯科访问的吉拉斯和铁托本人都说了这样的话： “你们帽子上要红星做什么？形式是不必要的……”吉拉斯与铁托都做了相同的回答： “停止戴红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已经是一个传统，在我们的战士当中具有一定的意义。”斯大林已无可奈何。 再说第二怨：关于游击队与“切特尼克”的关系。 “切特尼克”的问题。我们在本书第十六章中已经讲过。“切特尼克”的问题，持续的时间最长，在这一问题上，南苏之间积怨也最深。 在“切特尼克”第一次进攻游击队，遭到游击队反击并被游击队包围眼看就要全军覆没的紧急关头，莫斯科在进行称赞米哈伊洛维奇的广播，致使铁托不得不罢手，从而“纵虎归山”，留下了无穷无尽的后患。此事已见本书第十六章。莫斯科的广播与米哈伊洛维奇的解围是一种巧合，但偶然之中有必然。铁托及其助手们，都不把这一事件看成是偶然的。这是因为此后铁托他们认为，莫斯科对米哈伊洛维奇的宣传，一直是令游击队方面不满的。 这件事发生不几天，莫斯科的宣传中又出现了类似内容，因此，铁托告知设在萨格勒布的秘密发报机的发报员，指示他告诉莫斯科让苏联停止对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宣传的“胡言乱语”。铁托列举说： 在上来拉诺瓦茨，米哈伊洛维奇玩弄花招，施展阴谋诡计，把360 名游击队员俘虏，解除武装，将他们全身剥得只剩下衬衫，然后把他们交给了德国人。而在瓦列沃移交时，这些游击队俘虏大部分被处死；在米奥尼察，米哈伊洛维奇杀死17　名医护人员和20　名游击队战士；在科谢里奇，米哈伊洛维奇手下的人残酷折磨了游击队员15　人，教员2 人。这些人后来有幸被游击队救出；在乌日策，“切特尼克”特务分子炸毁了军需工厂，炸死100 余名工人和市民。 铁托列举上述材料后说： 请发出信息，要他们停止广播伦敦电台向国外散布的胡言乱语。 王国政府知道如何利用莫斯科的疑虑。 1942　年8 月12　日，南斯拉夫公使奉命向苏联政府发出照会，倒把分裂的责任推在铁托身上： 王国政府一如既往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全国统一抗敌至为必要，而战斗力量的分裂，只能有利于共同的敌人。 莫斯科收到王国政府的照会后，在米哈伊洛维奇是否通敌的问题上狐疑起来。1942　年9 月，共产国际给铁托发了这样一封电报： 火速送来你们掌握的有关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通敌活动的文件的粗略内容。请注意核对其可靠性。侵略者可能对掀起游击队与“切特尼克”分子之间的自相残杀的斗争特别感兴趣。有些文件出于侵略者的蓄意捏造，并非绝无可能。 铁托接到这样一份电报会有什么感想呢？ 1942　年9 月9 日，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里，铁托甚至以非常明确的语言表达了对莫斯科的不满： 莫斯科电台为什么在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节目中不提“切特尼克”的暴行呢？它为什么不宣传我们的斗争呢？很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他们理所当然地要求至少给予道义上的支持。许多人对莫斯科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广播节目是不满的。 后来，铁托向莫斯科报告了多起米哈伊洛维奇通敌的证据，莫斯科对此一直将信将疑。尤其是莫斯科与设在伦敦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而米哈伊洛维奇是流亡政府的国防部长和武装力量“总司令”，这使态度本来暧昧的苏联，更处在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使南斯拉夫游击队大为恼火。 再说第三怨：关于铁托要求苏联对游击队给予物资援助。 铁托当了总书记之后，曾主动要求断绝了来自莫斯科的对南共的资助，铁托成为南斯拉夫第一位不靠外国津贴的总书记。但抗战开始后，铁托却不想在战争问题上充好汉。 在战争进行到困难的时候，铁托多次向莫斯科呼吁，请苏联在物资方面，尤其是在医药、食品和武器方面，给予紧急援助。而莫斯科呢，总是口惠而实不至。 1942　年，在敌人向解放区发动猛烈进攻的艰苦年代里，铁托向莫斯科发出了一封封求援电报。 ……波斯尼亚游击队处境困难……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正准备在波斯尼亚对我们实行新的打击。他们试图分裂波斯尼亚游击队，并且已部分获得成功，若干游击队分遣队已变节投靠“切特尼克”。 你们给我们的援助物资一经到达，就会使上述事实趋于结束，因为你们的援助对于我们的解放斗争的前途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急需医药用品，特别是预防伤寒的血清。在进攻中，发生了160 起严重冻伤。 盼送来军火、自动武器、皮靴和士兵制服衣料。用飞机送来，可用降落伞送到门的内哥罗的杜米托尔山下扎布利亚克。这里又在下雪…… ……送来的任何东西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有重大意义。 地，或是在完全解放了地区内，十分安全……为了日后能使巨型飞机着陆，请火速运来相当数量的各种自动武器、机关枪、信号器材、火箭、轻机枪和弹药。 为了接受来自苏联的空运物资，铁托派莫萨·皮雅杰去了空投现场。 52　岁的皮雅杰满怀热情地投入了现场的准备工作。当时，空投现场的积雪达6 英尺厚。他在山下建了一个小屋。他住在山下的一个村子里，从2 月23　日开始，每天天黑去，拂晓归，在茫茫的荒凉的大雪覆盖的高原上等候苏联飞机的到来。 皮雅杰中间已经发火，铁托不住地安慰他： “当你说起徒劳无益的等待使你失去耐心时，我是相信的。不过，你最好还是再等下去。事情并不很简单。今天我又向‘爹大’发了电报，催促他们快些送来，并且希望不久能收到满意的答复。 “必须等待下去，不要烦恼。”3 月14　日，铁托再次安慰极不耐烦的皮雅杰： “你再耐心等待一个时期，因为我仍然相信他们会来的。”3 月19　日，铁托又向莫斯科发电催促： 我们由于缺乏军火已陷入危急之境。务请尽力设法送来军火和军事物资。盼告是否可能送到及日期。 3 月29　日，铁托终于盼来了莫斯科的复电。电文却令人失望： 正尽力设法以武器支援你。但技术困难很大。请勿期望我们能在短期内克服这些困难。此点务请记住。设法从敌人那里取得武器并且尽量节省现有的军事物资。 钦托再也用不着安慰皮雅杰了。他只好把在现场苦苦等了37　个昼夜的皮雅杰招了回来。此后，铁托仍然向莫斯科吁请援助，而莫斯科一直说，由于“技术原因”无法向游击队提供这种援助。在此情况下，铁托不断向莫斯科发电，表露自己的不满。1942　年5 月24　日，铁托又发出这样的电报： 自从5 月20　日到现在，我们一直……在门的内哥罗战区前线。这里的情况是危急的。……接连不断的战斗使我们的游击队精疲力竭；除此之外，弹药也没有了。为了避免遭到歼灭，我们将不得不把大部分部队撤出门的内哥罗。 全国人民都在咒骂伦敦南斯拉夫政府。它正在通过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帮助侵略者。各地人民和战士都在问，为什么苏联不给我们援助，哪怕只给些自动武器和弹药也是好的。我们的游击队员正在以史无前例的英勇精神进行战斗。……援助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以最高指挥部的名义，请你们把我们要求援助一事转告红军最高参谋部。敌人正千方百计要消灭我们；几十万人的生命正在危险之中。我们……正在不顾任何牺牲而继续战斗。 果真完完全全不能在伦敦采取任何措施，反对南斯拉夫政府现行的卖国政策吗？ 1943　年1 月31　日，铁托在电报中又写道： 我们不得不再次询问你们：是否真正完全不可能给予我们某种援助？成千上万的难民已经面临饿死的危险。经过了20　个月的英勇的、几乎是超人的战斗之后，果真不能找到一种方法来帮助我们吗？我们在得不到任何方面一点点物资援助的情况下，已经战斗了20　个月，我愿切实向你们保证，波斯尼亚、利卡、科尔敦和达尔马提亚的这些令人惊服的、英勇绝伦的人民，是完全应该得到最大援助的。现在这里斑疹伤寒开始大肆猖獗，可是我们没有药品；人们正因饥饿而死，可是他们没有抱怨。忍饥挨饿的老百姓把他们的最后一块面包都给了我们的战士，而他们自己眼看就要饿死了。他们把自己仅有的袜子、衬衫或靴子都拿了出来，而他们自己却在寒冬里赤着脚。请你们尽最大努力帮助我们吧。 莫斯科已经察觉到了铁托的不满。于是，对铁托进行了安慰。当然，所用的，仍然是言辞，并仍不忘教训一番： 你们绝不应有丝毫怀疑：如果有一点点可能对你们个人惊服的英勇绝伦的斗争给予任何物资援助的话，我们本来会早已这样做了。苏联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完全站在你们一边，对于人民解放军充满热情和深厚的兄弟般的同情。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和我本人（季米特洛夫）曾多次讨论过各种各样的援助你们的方法。不幸的是，由于无法克服的困难，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一种满意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一旦可能，我们将做到你们最为需要的一切。难道能够怀疑这一点吗？请正确理解当前的形势，并把这一切向你们的战友解释清楚。请不要灰心，集合起你们的全部力量，经受目前异常困难的考验。你们正在从事一种伟大的事业。这是我们苏维埃和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永远难以忘怀的。 再说第四怨：关于游击队与德军就战俘问题进行谈判。 1943　年初，游击队就交换战俘问题与德军及乌斯塔沙进行了谈判。通过双方接触，游击队以俘获的乌斯塔沙两名要人换回了被俘的30　名游击队员，其中包括铁托的妻子赫尔塔·哈斯。3 月15　日，铁托又派吉拉斯等三人化名与德军就局部停火问题进行了谈判。铁托的出发点是争取时间，保全伤员，因为游击队不被认为是正规战斗人员，伤员不受红十字公约的保护，实际上落入德军手中的伤员多被处死。 此事铁托对莫斯科没有隐而不报。但莫斯科接到铁托的报告后，对铁托的做法表示了不满。 铁托则是以不满回答不满。他向季米特洛夫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称： 如果你不了解我们目前如何用难，而且又不能帮助我们，至少别妨碍我们。 在当时的情况下，向莫斯科发出如此口气的电报，那是极不寻常的。 再说第五怨：关于苏联不同意南斯拉夫成立政府机构。 早在1942　年11　月，在筹备召开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时，铁托就计划成立全国性的政权机构。这一计划向莫斯科报告后，莫斯科进行了干预，明白地表示不赞成。在此情况下，铁托只好答复季米特洛夫，说“我们同意你的意见”，“并将遵循它”。但是，铁托同时申明，即使不把人民解放委员会看做是政府机构，但它实际上在“料理国家事务和军事工作”，在南斯拉夫境内，除了它“再没有别的当局了”。 而到1943　年召开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第二次会议时，铁托即采取“先斩后奏”之计，待政府机构建立起来之后，才告诉莫斯科。莫斯科可不高兴面对由铁托造成的“既成事实”。后来，由于西方对铁托的行动进行了不正确的分析，从百做出了温和的反应，莫斯科才算暂时饶了铁托。 再说第六怨：关于苏联和英国在南斯拉夫划分势力范围。 1944　年10　月，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哈里曼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举行会谈。9 日，在讨论战后东欧前途问题时，也谈到南斯拉夫的问题。对于南斯拉夫问题，丘吉尔在一张纸条上用铅笔写了几个字，然后在桌子上把纸条推给了坐在对面的斯大林。这纸条上写着，在未来的南斯拉夫，英国和苏联的“影响”各占50％。 斯大林对丘吉尔的“提议”没有做什么表示。 过后，丘吉尔据此在英国下院说，英国已就巴尔干问题，其中包括南斯拉夫问题，与苏联达成了谅解。 最早了解这一秘密协议的是西方的记者。 1944　年，弗拉吉米尔·德迪那尔在意大利治病时结交了一名美国记者。 他们很谈得来。 有一次，这位美国记者问德迪耶尔知不知道苏联和英国就在巴尔于、特别是在南斯拉夫划分势力范围达成秘密协定的事。 德迪耶尔不相信有这等事。他为了说服对方而找到了1941　年11　用斯大林的一篇讲话。斯大林说： 我们进行战争的目的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把自己的意志和制度强加给期待我们帮助的斯拉夫人民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民。 我们的目的是帮助这些国家的人民进行反对希特勒暴政的解放斗争，然后让他们充分自由地在本国的领土上任意安排。我们绝对不干涉别国人民的内政。 德迪耶尔的这一论证没有说服这位美国人。美国记者显然不打算让这一问题的争论影响到彼此的友谊，因此，只说了句“情况在变化”就打住了。 但他们谈话时，站在一边的，还有另外一名美国记者。他不想放过这个题目。 他告诉德迪耶尔，他对这事也有所耳闻，而且听说美国人也插手了。他特别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就因大国之间的秘密外交而蒙受重大损失。 这牵涉到列宁。德迪耶尔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护列宁主义。于是听罢他跳了起来，说正是列宁公布了由沙俄政府签订的密约，并宣布废除了它。 德迪耶尔面对的是一个熟悉近代史的美国人。这位美国记者向德迪耶尔说，马克思早就呼吁过全世界工人阶级，要他们警惕地注意本国政府的活动，特别要警惕资产阶级外交官在不让人民群众知晓的情况下，搞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秘密交易。他还向德迪耶尔引述了1917　年列宁的和平法令，但是，这位记者指出：在斯大林领导下，事情全都改变了。 德迪耶尔认为，自己不但要悍卫列宁，而且也要悍卫斯大林。 开始，德迪耶尔还能控制住自己。他让美国人举出哪怕一个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美国记者举出了1939　年8 月苏德条约。 听到这里，德迪耶尔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已经抛开了分歧点，而转到“立场”方面去了。他明确说，这两位美国记者显然中了资产阶级宣传的毒害。 在这种情况下，两位美国人才沉默起来。他们显然很难过。他们知道，自己面前这位脾气暴躁、歇斯底里发作的南斯拉夫军官，毕竟是在战场上三次负伤，失去了自己亲爱的妻子，一句话，是经历了革命风暴的人。 第二位美国记者倒出来圆了场： “我们不谈这个了。我很希望这些消息是不确凿的。我知道，这些消息对于你对苏联的那种理想主义的看法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德迪耶尔怀着一腔怒火回到了维斯岛。 这时，英国驻南斯拉夫王国大使史蒂文森、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顾问墨菲都在维斯。有一天，德迪那尔在海边游泳。墨菲向他游了过来。 德迪耶尔听那位美国记者说在南斯拉夫划分势力范围美国也插了手，便增强了对美国官员的厌恶，尽管他还不相信苏联真的参与了划分势力范围的事。德迪耶尔还认为，墨菲向他游来，把他的“势力范围”内的海水弄浑了，这是对他的一种挑战，于是，他迅速游向墨菲。 德迪耶尔的水性很好，曾是水球运动员。他在海里已经“惩罚”了若干个“挑战者”，包括一名南共政治局委员。 这时，铁托正在岸上。铁托了解德迪耶尔的脾气，他见德迪耶尔要惩罚墨菲，立刻喊道： “停住，那是客人！”这样，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特使才免受了被淹没在蓝色的亚得里亚海深处的惩罚。 就在这一天，德迪耶尔又从自克罗地亚前线来的人那里了解到丘吉尔的儿子所说的苏联与英国在南斯拉夫划分势力范围的事。 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丘吉尔是英国驻南斯拉夫游击队军事使团的成员之一。他由于某事发怒，于是，对甫斯拉夫人员说： “我父亲来信说，他同乔大叔①达成了在南斯拉夫划分范围的协议，瞧我们如何来收拾你们……”这话传到德迪耶尔的耳朵里，开始使他疑惑起来。 为此，他找到了铁托。铁托证实了此事，说从英事代表团团长麦克莱恩将军那里得到了有关的情报。 后来，德迪耶尔自己也从丘吉尔本人那里得到了证实。 这一阴影一直影响到铁托对南苏关系的处理，尽管由于各种因素苏英的这项秘密协定没能成为现实。 再说第七怨：关于彼得国王可否回国。 彼得国王是南斯拉夫旧政权的自然继承者；王国政府仇视铁托领导的游击队；王国政府是通敌的“切特尼克”的合法保护伞；而王国政府又有曾被任命的“国防部长”和“抗战总司令”的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几万“切特尼克”为后盾。有鉴于此，在铁托看来，如果允许彼得国王回国，领导的运动就会失去合法性，在南斯拉夫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所以，铁托绝不允许彼得国王回国。 要国王回国是英国政府的政策。苏联也一直压铁托就范。 铁托则在此问题上毫不让步。他明确讲，国王回国就意味着内战。在1944年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又向铁托施压。对此，铁托告诉斯大林：要让国王回国，人民会造反。他解释说，在南斯拉夫，国王是叛国的化身，他已逃亡。 斯大林仍不死心，说： “你不需要永远恢复他的王位。暂把他接回去，然后在适当的时刻悄悄地用一把刀子插到他的背上去。”以此，铁托仍然说“不”。 再说第八怨：关于马其顿问题。 苏联和南斯拉夫在马其顿问题上结怨，主要在于共产国际和莫斯科对于马其顿问题没有首尾一贯的政策，而政策上的混乱，给南斯拉夫的抗敌斗争和统一事业造成了严重困难。 德国入侵之后，南斯拉夫被瓜分，马其顿为保加利亚占领。因为只有南斯拉夫存在铁托领导的游击队抗敌运动，为了打击法西斯，共产国际指示，“由于实际情况和工作方便，马其顿仍归南斯拉夫”，马其顿则“仍①　战时英国人对斯大林的称呼。 应留在南共体制之中”。但共产国际同时又规定，“考虑到马其顿的位置”，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两党“都应采取赞成马其顿人民自决权的态度”。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给马其顿党组织负责人的独立倾向的发展提供了可能。而保加利亚则又从旁鼓动这一倾向。马其顿区委会拒绝同南共保持接触。 1941　年夏南共中央几次通知该委员会书记沙尔洛到贝尔格菜德开会，沙尔洛均拒绝与会，致使南并不得不派员去马其顿解决马其顿党组织的问题，并宣布将沙尔洛开除出党。 1942　年初，保加利亚向共产国际建议，要在马其顿成立“单独的马其顿”。共产国际将保加利亚党的建议不加评论地抄给了南共。铁托马上复电，说“我们不理解电报最后一部分关于马其顿作为一个单独的党重新组织中央委员会这一问题”。经过整顿，铁托把马其顿的党控制了起来，而且不停地与马其顿的独立倾向作斗争。直到1944　年，铁托仍然就此向莫斯科表明态度，说马其顿独立“是德国人的宣传，是对人民解放斗争的敌视”。 抗战胜利后，马其顿成为南斯拉夫联邦的六个共和国之一。 再说第九怨：关于在的里雅斯特南军与英军冲突时，苏联没有支持铁托。 靠近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萨拉（扎达尔）、阜姆（里耶卡）、伊斯的利亚等地存在着主权争议。在铁托访问意大利与丘吉尔会见时，铁托对上述地区提出过主权要求。当时，丘吉尔说，这些问题要等战后的和会来解决。 随后，亚历山大将军与铁托进行了多次会谈，就战场上的合作问题达成了协议，决定双方同时对南斯拉夫北部及威尼斯一朱利亚地区的德军阵地发起攻击。事情很明显，争议地区的军事存在对决定该地区未来的归属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当时，在盟军第八军强行通过意大利北部时，南斯拉夫第四军从扎达尔以北，沿亚得里亚海海岸地区向德军发起进攻。德军受到夹击，顽强抵抗，1945　年4 月底，两军均前出到对的里雅斯特发起进攻的距离之内。在此情况下，双方都急于抢先攻占的里雅斯特。4 月27　日，丘吉尔在给杜鲁门总统的电报中说：当务之急是抢在铁托的游击队之前占领该地。铁托的动作比盟军快些。第四军奉命迁回绕过德军第九十七军团的侧翼，兼程赶往的里雅斯特，并于4 月30　日攻入该城，且以强大的兵力站住了脚。与英军第八军协同作战的第二新西兰师，5 月2 日才到达的里雅斯特。这之后，该城双方共同占领。 在此情况下，盟国做出了反应。 5 月1 日，意大利政府照会盟国，要求对朱利亚地区享有行政管辖权。 亚历山大元帅则声称，铁托的做法“逾越”了双方协议条款的规定界限，指责南斯拉夫政府企图通过占领的里雅斯特，使国际大家庭面临“既成事实”。 5 月12　日，杜鲁门给斯大林一份照会，就“铁托在朱利亚地区的行动”表示不安。丘吉尔则表示同意杜鲁门的意见，认为“应当考虑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促使铁托撤退”。丘吉尔致亚历山大的信中还说：“你可以指靠有关的全部18　个师。”5 月15　日，英国和美国政府给南斯拉夫政府一份最后通碟式照会，要求南斯拉夫军队在48　小时以内撤退到摩根一线以东。5 月16　日，杜鲁门声称： “应当等待关于我们致贝尔格莱德的信件的消息，然后再决定如果我们的军队遭到攻击，我们将使用什么样的兵力。”5 月19　日，铁托向南通社发表谈话，说“南斯拉夫准备在作为盟国的南斯拉夫不受侮辱和不失体面的基础上，与盟国合作并达成谅解”。同时，南斯拉夫政府的声明强调，“南斯拉夫军队有权留在自己解放的国土上”。 5 月21　日，杜鲁门就此发表声明，说“我们应当拒绝铁托的回答，并立即加强我们的军队，以免南斯拉夫人对我们的意图产生怀疑”。 5 月22　日，卡德尔从贝尔格莱德写信给在萨格勒布的铁托，报告说与西方盟国关系出现紧张，西方盟国在准备撤退它们的大使馆和军事使团成员以及出现了名副其实的战争气氛。同日，南斯拉夫第四集团军与英军在戈里察发生了武装冲突。 5 月23　日，经铁托同意，卡德尔打电报给第四集团军司令部：“坚守阵地……同时避开一切挑衅。”6 月2 日，英美两国政府在致南斯拉夫政府的照会中再次要求南斯拉夫军队从的里雅斯特区和斯洛文尼亚部分沿海地区（摩根线）撤退。 6 月9 日，南斯拉夫、英国和美国就朱利亚地区的占领和临时行政管辖权以及南斯拉夫军队撤至摩根线以东一线签署了条约，6 月12　日，卡德尔在卢布尔雅那发表谈话说：“人数不多的斯洛文尼亚人民在欧洲第一个放弃成为自己土地上的主人。”在这种事情上，铁托失了分：不仅弄紧张了同西方的关系，而且丢了脸。 卡德尔说：对于英美的最后通碟，“苏联政府保持缄默，我们别无他途，只好接受，因为不然的话，我们的损失就会更大”。 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在牵涉到南斯拉夫国家利益且由此产生危机时，苏联采取了旁观的立场，而南斯拉夫本希望从苏联方面得到支持，哪怕仅仅是道义上的也好。 再说第十怨：关于铁托卢布尔雅那讲话。 这一问题与上述第九怨有直接的关系。对待的里雅斯特的占领问题，西方向南斯拉夫发出了最后通牒，而苏联则缄默不语。看看眼下，想想以往，尤其想到英国与苏联关于在南斯拉夫划分势力范围的可耻勾当，铁托不由得怒从胸起；于是，6 月27　日，在卢布尔雅那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南斯拉夫不做“小钱”的讲话。铁托说： 我们相信，由于我们为同盟事业进行的斗争、牺牲和努力，我们已经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我们是忠于同盟国的全部事业的；我们想要得到的不过是在和平的环境之中生活下去；我们受奴役的兄弟们应该获得自由……如果说在上次战争之后出现过不公正行为的话，今天的情势就不同了，因为在那次战争结束时，南斯拉夫尚不存在，它是在凡尔赛会议桌旁制造出来的，代表那个南斯拉夫的一些政客，对于放弃这个国家的成片领土，使我们成千上万的兄弟姐妹处于外国的奴役之下，并未感到内疚。今天有了一个新的南斯拉夫。……我们只要求他们尊重这一事实。这个南斯拉夫不是讨价还价时用的小钱儿。 铁托还说： 我国各族人民想在各个方面保持独立，为什么就说他们有罪呢？为什么要对这种独立加以限制或者提出异议呢？我们不想依附于任何人……对于这个南斯拉夫，休想从中谋利，休想做交易。 铁托讲话后，西方报纸做了广泛的报道。苏联则立即做出了反应。莫斯科向驻贝尔格莱德大使下达指示，要大使与南斯拉夫方面进行交涉。指示说： 我们认为铁托同志的讲话是对苏联的恶意攻击，而且卡德尔同志说铁托的批评是针对西方同盟国的，而不是针对苏联的，这一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的读者是这样理解（指是对苏联的恶意攻击）铁托同志讲话的，而且这次讲话不可能有另外的理解。请告诉铁托同志，如果他再允许对苏联进行这样的攻击的话，我们将被迫在报刊上以公开批判作为回答，并对他进行反驳。 苏联大使找不到铁托，因为他还未回到贝尔格菜德。卡德尔接见了这位大使。卡德尔在未取得铁托授意的情况下，表示苏联“对铁托讲话的意见是正确的”，并同意说，苏联确实“再也不能容忍类似的讲话了”。卡德尔还说，苏联的批评“有助于”南斯拉夫改进政治领导。铁托又吞下了一颗苦果。 以上十个方面，概括起来说，或者从它的实质方面来讲，是苏联要南斯拉夫服从自己的对外路线，至少不得妨碍这条路线的贯彻执行。另外，当然还有民族利己主义的考虑。对于前一方面，莫斯科给铁托的一份电报中做了明确的说明： 打败法西斯匪徒，从侵略者压迫下获得解放，是当前主要的、压倒一切的任务。请注意苏联同南斯拉夫国王和南斯拉夫政府之间有着条约关系。因此. 如果公开采取与其相敌对的立场，就会在联合作战方面和苏联同英美的关系方面造成新的困难。请不要只从你们自己的国家的立场来看你们进行的战斗，还要从英—美—苏三国联盟的国际立场来看待这一问题。 铁托的战略是“通过战争推进革命”，即在反法西斯的武装斗争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要确保在打败法西斯侵略者之后，在南斯拉夫建立人民政权。对于铁托的这一战略，莫斯科不但不加理会，反而在关键时刻阻碍这一战略的贯彻。倒是南斯拉夫人更能理解苏联人的立场。卡德尔就曾以谅解的语气说： 我们清楚，这些（西方）国家在巴尔干奉行政策，它们一直在设法采取某种方式把我们排挤出政治舞台。同样，我们也明白，斯大林不可能把南斯拉夫问题看成是一个单独的问题，而是联系整个事态，在反希特勒联盟内部关系范围来看待的。 这十怨是如此，那问题是南苏关系的恶化是不是就此打住？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即认合家兄为长，和谐尚且论是非。 兄借长威犯小弟，必惹小弟冒长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八章 南苏又十怨 风无温情雨无润，新疾难医循旧方。 细枝无效使大棒，怨中加怨雪上霜。 且说前章我们谈到，这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在战时已经结下十怨。战后呢？战后南苏关系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发紧张。到1948　年关系彻底决裂之前，又结下十怨。你道是哪十怨？ 这第一怨，是关于对南斯拉夫游击队的评价一事；这第二怨，是关于进入南斯拉夫的苏联红军一事；这第三怨，是关于苏联在南斯拉夫建立情报网一事；这第四怨，是关于苏联专家一事；这第五怨，是关于联合公司一事；这第六怨，是关于经援、贸易一事；这第七怨，是关于南苏文化交流一事；这第八怨，是关于南保关系一事；这第九怨，是关于南阿关系一事；这第十怨，是关于苏联干预南斯拉夫干部安排一事。 先说这第一怨：关于对南斯拉夫游击队的评价。 斯大林是不会尊重人的。南斯拉夫游击队是铁托的宠儿，它在抗击入侵者的斗争中，在建立人民政权的过程中，历史功绩是不容磨灭的。可斯大林却不把它放在眼里，而且当着铁托的面轻蔑地评论这支部队。 1945　年4 月，为签订南斯拉夫与苏联友好条约，铁托访问莫斯科。在斯大林为铁托一行举行的马拉松宴会上，斯大林在谈到南斯拉夫游击队时，说： “保加利亚军队比南斯拉夫的强。保加利亚军队本来有弱点，军内还有过敌对分子。他们枪毙了十个二十个，一切都解决了。保加利亚军队确实很好——受过训练，纪律性强。你们的南斯拉夫军队还是游击队，没有能力应付重要的阵地战。冬天，德国的一个团就把你们一个师打垮了。一个团对一个师！”随后，斯大林建议为南斯拉夫军队干杯，但是，他没有忘记奚落它： “为一个能在平原上打得很出色的军队于杯！”铁托忍着，面带笑容地默默地看着坐在同桌的自己的战友。 要知道，保加利亚当时是参加了轴心国的，也就是说，保加利亚军队无论对南斯拉夫来说，还是对苏联来说，都是敌军。 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军队的这种态度，早就有所表露。1944　年11　月，在卡德尔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在相同的场合并且当着南斯拉夫王国政府的代表、原首相苏巴塞奇的面，已有淋漓尽致的表现。 当时，谈到南斯拉夫游击队时，他说： “我知道这些游击队的数目。他们常常被夸大。”随后，斯大林夸奖了保加利亚军队。卡德尔提醒斯大林，保加利亚军队是一支对盟国作战的法西斯部队，它的整个旧的指挥人员几乎全都原封未动，它不可能马上转变。斯大林则说，它是一支正规部队，一支好的军队，有军官作干部。 再说第二怨：关于进入南斯拉夫的苏联红军。 1944　年铁托访问莫斯科时，就苏联红军进入南斯拉夫境内，与南斯拉夫人民军共同作战问题以及其后的撤退问题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苏联红军进入南斯拉夫参加了解放贝尔格菜德的战役。苏军进入的只是在包括贝尔格菜德在内的南斯拉夫东北部的一小部分领土。 在苏军驻扎地，不断传出苏联军人侮辱、强奸妇女，抢劫和杀人事件。 开始，南共以为这都是些个别现象，而且据此向人民解释。但是，后来这类事件有增无减。南共中央认为，这大大损害了红军和苏联的声誉，同时，也使南共的政治思想宣传产生了困难。因为不论是在战时，还是在战争之前，南共一直告诉自己的人民，苏联红军是一支模范的人民军队。现在如何向人民解释呢？ 据南斯拉夫有关当局所掌握的材料，当时，苏军在南斯拉夫已犯有111 起与杀人有关的案件，248 起杀人案和杀人未遂案，1024　件暴力抢劫案。有几起案件引起了极其强烈的民愤。 1944　年10　月，在解放贝尔格莱德战役中，利卡第六师的一名女通讯员在传递命令的途中，苏军一名上尉企图强奸她。她反抗中被这名上尉用刀砍伤，而在她处于昏迷状态时，她终被强奸。贝尔格菜德解放后，在郊区的楚卡里察，几个苏联士兵了一名糖厂女工的女儿。这位女工自1938　年就参加了。在楚卡里察的另一处，一位南斯拉夫人出于友谊，邀请一批红军士兵和军官去家里作客。晚饭后，苏联的一位少校喝醉了酒。他在主人跟前侮辱主人的妻子。主人起而捍卫妻子的贞洁，那名少校却将主人赶出房门。 主人在房外呼救时，7 个苏联人了他的妻子。 这些情况传到南共中央，南共领导觉得事情不能不解决了。 铁托决定他个人要找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科尔涅夫将军谈一谈。 为了使科尔涅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时还决定，除铁托外，政治局的主要领导，包括卡德尔、吉拉斯和兰科维奇一起参加与科尔涅夫的谈话。 最后又决定，除他们之外，还增加南斯拉夫的军方代表佩科·达普切维奇将军和科查·维奇将军。 科尔涅失被召来了。铁托用一种非常缓和、很有礼貌的形式向苏军代表团团长说明了情况。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科尔涅夫以一种极为粗暴和带侮辱性的态度把铁托顶了回来。 “我代表苏联政府抗议对红军的这种造谣中伤……”科尔涅夫咆哮着。 铁托他们无论如何解释和劝说，都无法使这位苏联将军平静下来。 在谈话中，吉拉斯说了这样的话： “我们的困难还在于，我们的敌人利用这点攻击我们，他们把红军与英队加以比较，认为英队没有这类违法乱纪行为。”这一下更惹恼了科尔涅夫。 “你们把红军与资本主义国家军队进行这样的对比，对这种侮辱性的做法，我表示最坚决的抗议。”科尔涅夫什么也不愿意再听了。 会见不欢而散。 对于这件事，斯大林的态度比科尔涅夫更坦率。 在1945　年4 月铁托带着吉拉斯等访问莫斯科时，在斯大林举行的宴会上，斯大林又提到了这件事。 当时，彼此以种种名义祝酒。斯大林招呼吉拉斯，要吉拉斯与他一起为红军干杯。吉拉斯没有明白过来，反说要为斯大林的健康干杯。 斯大林说：“不必，不必，还是为红军干杯！为什么？您难道不愿意为红军干杯？”吉拉斯这才明白过来。他当然干了杯。 接着，斯大林问吉拉斯，红军在南斯拉夫干了些什么事。 吉拉斯辩白说，他不想侮辱红军，而那些事毕竟出在个别人身上，它只是给政治思想工作带来了困难。 这时，斯大林打断了吉拉斯的话，说： “是的，您读过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书吧？您看到人的灵魂和心理状态是多么复杂吧？您想一想，一个从斯大林格勒打到贝尔格莱德，在荒无人烟的土地上打仗，看到多少战友和最好的朋友牺牲的人——这样的人对周围事态怎么会正常呢？在如此可怕的战争之后，他和妇女玩一玩有什么可怕呢？你们把红军理想化了，然而它不是理想化的军队。就是红军没有这些刑事犯的话（这些刑事犯是我们让他们参军的），红军也不会是理想化的军队。有一件很有趣的事。一个少校飞行员戏弄了一个女人。出来一位工程师，这位骑士要保护这个女人。少校拿起了手枪，喊道：‘你这个后方的老鼠！’就一枪把这位骑士——工程师打死了。少校被判了死刑。此事交到我这里，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战时，我作为最高统帅，有权过问这类事。我释放了少校，把他派到前线去作战。他现在是一位英雄。必须懂得战士的心情。是的，红军不是理想的军队。但重要的是，它能够打击德军，而且打得很好，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这件事并没有就此了结。苏联一直把它记在帐本上，到时，再与南斯拉夫结算。 可是，南斯拉夫人会问：在这件事上，究竟谁是错的呢？ 再说第三怨：关于苏联在南斯拉夫建立情报网。 自从苏联派军事代表团到达南斯拉夫那一天起，一些苏联军官便开始雇佣南斯拉夫人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苏联人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手段招募人员，有时利用南斯拉夫人对苏联的景仰之情，有些则运用金钱收买和许诺解决重要的职务，有时则是抓住某人的，威胁利诱。他们这样做，当然完全是背着南斯拉夫当局的。 如女游击队员杜桑卡·佩罗维奇，20　岁，在内务部机要处工作。苏联军事代表团的伊凡·斯切潘诺夫上校盯上了她。从1945　年秋开始，上校便与她进行接触，并提出要她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佩罗维奇说，她必须得到党的允许。上校则坚持说，她不该去问她的上级。上校给佩罗维奇做工作，说在这个问题上应该看得更远些，因为做这种工作包含着去完成一个更崇高的目标，要完成更“伟大的任务”。他向佩罗维奇讲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内一些著名的背叛事件。他暗示，敌人可能隐藏在最高领导层中，一个人不应该太相信一切。上校还告诉佩罗维奇，如果她答应了，像季米特洛夫这样的领导人会对她的决定表示祝贺的。佩罗维奇告诉上校，她愿意为苏联服务，而南共的负责同志是不会拒绝帮助苏联的。因此，她坚持请示领导。说到这里，上校告诉佩罗维奇，在南共组织中，“铁托同志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目前他的所作所为也都是应该的，但别人的情况就不同了”。 上校没有成功。 另一位苏联军官在发展情报人员方面唱出了另外一种腔调. 在南斯拉夫人民军第四军军部工作的苏联军事教官索尔达托夫将军向他雇佣的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的人员声色俱厉他说： “南斯拉夫是一个只能依靠苏联才可以生存的小国。解放南斯拉夫的是我们俄国人而不是任何别的人。我们有权要你们做我们所需要你们做和想叫你们做的一切。”苏联人做得最成功的，是对南共政治局委员、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得里那·赫布朗的控制。赫布朗于1942　年在萨格勒布被捕。敌人对他使用酷刑，他经受不住，背叛了党，答应为乌斯塔沙和德国秘密警察工作。他的档案被送到柏林秘密警察总部。赫布朗在交换俘虏时被放回游击队。当时党组织不了解他在狱中的真实表现，照样重用了他。攻克柏林后，苏联人在柏林的档案中发现了赫布朗的叛党材料。他们据此控制了赫布朗。自然，苏联人没有把赫布朗的有关材料向南并通报。 1945　年南共获悉赫布朗在狱中表现不好，并把这一情况告诉给了苏联人。 1946　年，卡德尔在同莫洛托夫会谈时，告诉苏方，南共正在审查赫布朗狱中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仍未把赫布朗的材料提供给南共。苏联人保护了赫布朗，因此南共无法掌握有关材料。 苏联人可以使赫布朗不加暴露，但他们的所做所为是无法隐瞒的。许多拒绝力苏联情报机构服务的人把事情告诉了其他人。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向南共组织提出这样的问题：苏联人要干什么？这是苏联在一个曾在战争中付出巨大牺牲的盟国、在一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干的事吗？ 再说第四怨：关于苏联专家。 南斯拉夫建国后，苏联向南斯拉夫派遣了不少专家。这些专家的来临，自然对南斯拉夫的建设起了不小的积极作用，但也有不少方面，是南斯拉夫人感到难以接受的。 第一，苏联专家普遍以“援助者”、“恩人”自居，他们态度高傲，目中无人，使他们的南斯拉夫同事感到难以接受。 第二，与这一方面有连带关系的是，这些苏联专家往往不顾南斯拉夫特点，把苏联的一套强加给南斯拉夫。而等南斯拉夫人提出不同意见时，他们就以权威，以“恩人”自居，强令南斯拉夫人接受。 第三，派驻联合公司的苏联专家，则更进一层，他们独揽大权，南斯拉夫的同行连查阅帐目的权利都没有。 第四，苏联情报机关借向南斯拉夫派遣专家之机，安插了不少情报人员。 这些人除借工作之便刺探南斯拉夫的情报之外，还在各个系统发展情报人员。 南斯拉夫中央认为苏联专家的问题，是与苏联领导交换意见、解决问题的领域之一。 1947　年，卡德尔访苏时，就负有这方面的使命。 卡德尔见斯大林时，以极为谨慎的态度把这一问题提了出来。卡德尔说： 南斯拉夫专家和苏联专家之间发生了摩擦和误会，双方应该采取措施，消除分歧。 斯大林听后说： “专家们到那里去，就是要别人听他们的，而不能干坐在你们那里。”这一问题没有解决。它成为1948　年苏联与南斯拉夫算总帐时南斯拉夫的“欠款”之一。 再说第五怨：关于苏南联合公司。 1945　年铁托访问苏联时，与苏方达成了建立联合公司的协议。双方根据协议很快建立了若干联合公司。但南斯拉夫方面接着发现，这些合营公司在经济上使南斯拉夫处于不利地位。另外，在公司内苏联专家统揽一切，独断专行，为此，双方工作人员发生了无穷无尽的摩擦。 经济上使南斯拉夫处于不利的例子如多瑙河运输公司。在决定不同国家的货运价目上，公司的苏方董事长是歧视南斯拉夫的。他规定苏联货物每吨公里的运价为0.19　第纳尔（38　美分），所有其他多瑙河国家的货物的运价为0.28　第纳尔（56　美分），南斯拉夫货物的运价为0.4 第纳尔（80　美分），因此南斯拉夫用自己投资的“多瑙河运输公司”的船只载运自己的货物，不得不多付52％的费用。 合营的航空公司的苏联专家对待南斯拉夫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事，则是苏联专家霸道行径的一个典型。 苏联的驾驶员确定他们运载哪些旅客，哪些不予运载，即使旅客预订了机票或购买了机票时，他们也这样干。 1947　年秋天，就发生了如此令人目瞪口呆的事件： 当时，南斯拉夫德高望重的老将军、南斯拉夫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伏克曼诺维奇·泰波结束在黑山的休假，经由斯大林格勒返回贝尔格菜德。机票全卖完了，但部分买了机票的旅客未能上飞机，而苏联驾驶员却让没买机票的人登上了飞机。 为此，旅客提出了异议。 泰波是位“爱管闲事”的人。他出面进行了干预。他问为什么能让没买票的人上了飞机，而买了票的，反被阻拦。 这时，飞机驾驶员出面了。他是苏联一位大尉。 “是我叫这么办的。”大尉说。 泰波想说服他，这样做是不对的。 可苏联的这位大尉不但不想听泰波的话，反而动起怒来，而且开始破口大骂： “你是个反动分子，你是酒鬼……”要知道，当时泰波还穿着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将军的制服呢！ 泰波真想朝这个苏联大尉的脸上来它一拳。但他克制住了。 他唤来国家保安处工作人员，吩咐他们，只要驾驶员的那些没有买票的朋友不下飞机，就不许飞机起飞。 国家保安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向泰波请示，要不要将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驾驶员抓起来。泰波思考再三，决定不要抓他。 飞机乘务组按泰波的要求，将没有机票的人请下了飞机，持票的旅客则登机返回贝尔格莱德。 一到贝尔格莱德，泰波就召见了苏联武官，向武官谈了事情的经过。武官表示要撤回那名飞行员。但实际上事后并没有办。 泰波把这件事告诉给了铁托。铁托听罢勃然大怒，指示一定要苏方把这个驾驶员撤回去。 当兰科维奇知道了这件事后，他对泰波说： “你没有揍那个小子或许是对的，但你不听保安处的建议，没把那小子抓起来，或许是错的，”南共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到了解决的时候，随即决定：保留航空公司和多瑙河航运公司，其余台营公司全部解散。卡德尔承担了赴莫斯科就此与苏方谈判的任务。卡德尔估计，这次谈判将是棘手的，而且可能是非常磨人的。 但是，事情出乎卡德尔的预料。卡德尔见到斯大林后，才一张口，斯大林便打断卡德尔的话，说： “铁托和你们的中央委员会在这件事情上是正确的。对我们来说，合营公司不仅不必要，而且经常只会成为绊脚石。南斯拉夫不是罗马尼亚。我们与罗马尼亚开办了一系列合营公司。罗马尼亚没有参加反希特勒联盟，而南斯拉夫曾是我们的盟国。因此，最好是解散这些公司。”卡德尔听罢马上明白，斯大林已经晓得了卡德尔来莫斯科的真实意图，这是苏联情报机构的功劳。 这事也并没有了结。 再说第六怨：关于经援和贸易。 在1946　年春，铁托访问莫斯科时，开始就苏联向南斯拉夫提供经济援助及签订贸易协定问题与苏方谈判。后来，两国各种级别的代表具体商谈细节，直到1947 年初，谈判仍在进行。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双方对若干原则问题谈不拢。南斯拉夫人感觉到，他们在经济上处处吃亏。 苏联在谈判中坚持下列三项原则：一、一切东西不能无代价提供；二、支付的方式和金额由苏方机构决定；三、以美元为核算单位。 这三项原则与南斯拉夫方面的认识相去甚远。 例如，1947　年吉拉斯与苏联外贸部长米高扬会谈时，南斯拉夫方面要求苏联方面把留在苏占区的火车车厢交给南斯拉夫。这些车厢是战时苏联作为战利品从南斯拉夫运走的。苏联的铁轨宽，那些车厢苏联无法使用，米高扬听罢问： “你们考虑过没有，按什么条件，以什么价格我们把这些车厢交给你们？”吉拉斯说：“很简单，你们作为礼物赠送给我们！”米高扬听后干脆说：“我管的不是札品，我管的是贸易。”在1947　年卡德尔会见斯大林时，卡德尔要求苏联帮助南斯拉夫建设一所炼铅厂、一所钢铁厂，并请苏联帮助南斯拉夫开采石油。斯大林说：“我们将以贷款的方式向你们提供这些东西，同时还拟派遣工人和专家去帮助你们。你们应该以货币或任何你们能够拿出来的东西进行偿还。”他最后笑着说，“无论如何，我们总得从你们那里得到一点报酬。”后来，苏方决定向南斯拉夫提供1.35　亿美元的物资贷款，向南斯拉夫供应重工业设备。但南斯拉夫很快就发现，苏方提供的这些设备制造的时间表长得令人吃惊；另一方面，苏方提出的南斯拉夫偿还的物资，都是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算起来南斯拉夫并不合算。 在贸易中，苏联方面坚持按世界市场价格进行结算，而南斯拉夫人则认为，苏联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如果坚持这一原则，南斯拉夫作为一个不发达国家，会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它的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将迫使它为苏联这一发达国家提供超额利润。但南斯拉夫人又不可能公开反对苏联的主张。因为南斯拉夫人认识到，苏联的主张是不容更改的，而南斯拉夫在当时又没有可能到别处去寻找贸易伙伴。 再说第七怨：关于文化交流。 苏联领导人不尊重南斯拉夫的文化，有时连表面文章都不做，这使自尊心很强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如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日丹诺夫就曾向南斯拉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同行吉拉斯提出了这样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南斯拉夫有没有歌剧？ 苏联对自己的文化的“宣传”方式，令南斯拉夫人难以接受。他们不断地要南斯拉夫人增加俄罗斯歌曲的广播时间，尽可能多地上映苏联的剧目。 这搞得南斯拉夫人大为不满。他们在私下说：我们一贯尊重果戈里、奥斯特罗夫斯基和高尔基，但一定不让苏联三等现代剧在南斯拉夫剧院里泛滥成灾。苏联的电影更是洪水般涌入南斯拉夫。非但如此，苏联电影还索取高价，以表现其价值。南斯拉夫从劳伦斯·奥利维尔那里花2000　美元租到了《哈姆雷特》，而租苏联一部不知名的片子《一个苏维埃谍报人员的功绩》则需付2 万美元。 南斯拉夫的报纸一时成为苏联新闻局重要的宣传工具，南斯拉夫的出版社也得不情愿地出版苏联的各种书籍。到1947　年，苏联的书籍在南斯拉夫出版约2000　种。 这里当然谈不上对等交流。苏联报纸也刊登一些南斯拉夫人，包括某些领导人的文章，但一是这种情况不多，二是这些文章又大多经过了删改，铁托的文章也不例外。南斯拉夫的书，苏联也翻译出版了。多少呢？两种。 再说第八怨：关于南保关系。 1944　年开始，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就建立联邦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斯大林本人是南保统一的积极支持者，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大林是南保统一的积极倡导者。 南保建立联邦的主要障碍是在下列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保加利亚究竟以什么形式进入联邦，也就是说是与南斯拉夫一对一的形式组成联邦呢，还是以第七个共和国的形式加入联邦。保加利亚人坚持以一对一的形式实现联合，而南斯拉夫人则坚持要保加利亚以第七个共和国的形式解决问题。保加利亚的理由是，它是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组成联邦，而不是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等等。南斯拉夫人则强调，“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实体是六个共和国，而六个共和国中，好几个共和国的国力并不比保加利亚差，有的共和国，像塞尔维亚共和国，不论哪些方面，都比保加利亚强。在此情况下，如果采取一对一的方案，就会使南斯拉夫原有的六个共和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官司打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明确表示赞同南斯拉夫人的立场。 这是1946　年的事。 但是，随后事情便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1946　年开始，东欧和巴尔干各国之间的关系开始热乎起来。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建立联邦的谈判，只是这些国家亲善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少国家的政府首脑进行了互访，而其中铁托对一些国家的访问尤其引人注目。 波兰领导人一连几次向铁托发出邀请。哥穆尔卡的说词最耐人寻味。他说：“波兰的政局很困难，轶托元帅有道义上的责任同波兰人民讲讲话，因为南斯拉夫在波兰享有深厚的同伴感情。”铁托实现了对波兰的访问，并且受到了人民群众盛大欢迎。 随后，铁托又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在匈牙利，出来欢迎铁托的有几十万人。 罗马尼亚也向铁托发出了邀请，尽管罗马尼亚领导人安娜·波克是极端亲莫斯科的。在罗马尼亚，欢迎的场面出乎人们的预料：50　万人在风雪之中夹道欢迎铁托。 随着铁托的出访，南斯拉夫影响与日俱增。在许多公开场合，东欧和巴尔干的领导人开始赞扬“南斯拉夫经验”，有的甚至说这些经验比苏联的经验更感亲切，因为南斯拉夫是刚从战争中诞生的国家，与他们处在相同的水平之上。 这种亲善关系在继续发展。当然，这是不合苏联口味的。 1948　年初，季米特洛夫访问罗马尼亚。这期间，有记者问他： “有谣言说，建立巴尔干国家联邦和东欧、东南欧国家——包括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一一的联邦成了当务之急。一旦这个联邦建立起来，这些地区的其他国家是否也能参加？”季米特洛夫对问题做了如下回答： “建立联邦或邦联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还不成熟。它还没有列入目前的议事日程。因此，这个问题还不是我们在会议上讨论的题目。当这个问题成熟了的时候（成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等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将和希腊——提醒你们一下，希腊也包括在内！———起解决它。正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将决定他们将采取什么形式，是联邦呢，还是邦联；正是他们将决定什么时候或如何去成立它。我可以说，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目前已做的一切，已大大有助于将来这一问题的解决。我也可以强调他说，当建立这个联邦或邦联的时刻到来之时，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将不会去问帝国主义者，不会理睬他们的反对，将会在他们本身的利益的原则下，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他们本身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必要的国际合作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这通讲话，惹出了塌天大祸。 1 月29　日，《真理报》发表了下列评论： 苏联很多读者纷纷向《真理报》编辑部提出问题，现将问题归纳如下：能否这样推论，《真理报》发表了季米特洛夫的声明，便是同意了他的观点，认为建立一个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希腊在内的巴尔干和多盾河国家的联邦是必要的，认为他们之间建立关税联盟是不可避免的？ 为此，《真理报》编辑部认为有必要发表下列的解释： 首先，鉴于其他国家报界已发表了季米特洛大同志的声明，《真理报》不得不将这篇声明全文发表。 其次，这并不意味着《真理报》编辑部同意季米特洛大同志关于在上述国家中建立联邦或关税联盟的观点。相反地，《真理报》编辑部认为，这些国家需要的不是靠不住的、硬性制造出来的联邦、邦联或关税联盟，九国著名的联合宣言说得对，他们所需要的是动员和组织国内的人民民主力量，巩固和捍卫他们的独立和主权。 有经验的人士马上看出，保加利亚人，当然还有南斯拉夫人要倒霉。 果不其然。 莫斯科下令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派高级代表团快快前来莫斯科，有事磋商。 季米特洛夫无法逃脱，他率领科斯托夫等人到达莫斯科。 铁托晓得此去凶多吉少，便派卡德尔率团前往，由于有其他使命先期到达的吉拉斯也奉命参加了代表团。 2 月10　日9 时，会议开始。斯大林坐在桌首。苏联方面参加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日丹诺夫、苏斯洛夫和佐林，他们坐在右方；季米特洛夫、科拉罗夫、科斯托夫、卡德尔、吉拉斯和巴卡里奇坐在左方。 会议由莫洛托夫主持。他宣称，苏联方面和南保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些分歧“无论从党的角度或者从政府的角度来说，都是不能容许的”。 斯大林怒容满面。莫洛托夫详细叙述了季米特洛夫关于联邦和关税联盟的声明。 谈到这点时，斯大林插话道：“我们看到季米特洛大同志在记者招待会上极端放纵自己；他讲话一点不加考虑。外国都认为他和铁托的一切言论是告知我们以后才说的。譬如，波兰人在这里，我以前曾征询波兰人对季米特洛夫声明的看法。他们说那是‘一件明智的事情’，我告诉他们那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于是他们改口说，既然苏联政府的看法如此，他们也认为那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他们揣想季米特洛夫是在通知苏联政府以后，并在它的指示下发表这篇声明的，因此他们赞成声明。”接着季米特洛夫发言。他说，保加利亚正在与巨大的困难作斗争，如果不与其他国家合作，它不可能指望有所发展。但是，他表示接受斯大林对他的声明的批评，说，“我在记者招待会上确实糊涂了”。 “你想哗众取宠。”斯大林插言道，“那完全是错误的，因为那样的联邦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过了一会儿，斯大林又生气他说：“列宁主义的实践经常向我们证明，必须认识错误并尽可能立即去弥补错误。”季米特洛夫：“是的，我们犯了一项错误，我们……吸取教训。”斯大林又说：“你是一位老政治家，你投身于政治已40　多年，而现在你想纠正错误。我们争执的问题不是错误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各自不同的概念。”随后又说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关税联盟。斯大林说“不允许”建立这样的联盟。保加利亚的科拉罗夫要求发言，他说： “我看不出季米特洛夫同志错在哪里，因为我们已将协定的草案递交了苏联政府，苏联政府对建立关税联盟一事并未提出非议，只就侵略者的定义问题提了一些意见。”听到科拉罗夫这一席话时，斯大林转身问莫洛托夫：“他们真的把协定草案递交我们了？”莫洛托夫：“呃，交了。”斯大林气愤他说：“那么，我们也是在自己作弄自己了。”季米特洛夫乘机说：“这就是我发表声明的理由，因为草案已递交莫斯科。”斯大林再次向季米恃洛夫进行了抨击。 “你简直像共青团的青年那样乱来一气。”他说，“不管你做什么，你讲起话来老像街道妇女一般地斗嘴。你是想耸人听闻，你严然还是共产国际的书记。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根本没有讲他们正在干些什么，我们不得不到街头上去打听这事，但那时，我们发现，我们已面临一桩既成事实。”轮到科斯托夫发言了。他开始阐述保加利亚的经济形势。“作一个不发达的小国是很困难的，我想提出几项经济问题。”讲到这里，斯大林就插进来说： “我们有具体的部门管理这些事务。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讨论苏联方面和保南方面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科斯托夫只好沉默下来。接着发言的是卡德尔。他一开头便解释南保条约草案事前是怎样递交苏联政府的。条约未签订以前甚至就那么做了。此后，苏联政府只回复了一句话：条约的期限应为20　年，不得是“永久的”，而初步计划中也是这样规定的。 斯大林怒目瞅着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正在那里对卡德尔的发言点头称是。 卡德尔继续说，除了苏联政府对南保条约期限所提出的意见外，他看不出南斯拉夫和苏联在外交政策上有什么分歧。 斯大林打断卡德尔的话说： “这里存在着分歧，而且是严重的分歧。你说，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怎样？”卡德尔就南阿关系作了一番回顾。斯大林又打断了卡德尔的发言。 “这里又有一个事实，你们派遣两师人去阿尔巴尼亚，没有同我们磋商。”卡德尔回答说，诚然，关于派遣两师人去阿尔巴尼亚一事，南苏两国政府没有进行磋商。他补充说，这件事的具体协定还没有签订，虽然南斯拉夫政府在原则上愿意接受阿尔巴尼亚的请求，它甚至还没有明确决定是否要派军队去帮助阿尔巴尼亚。卡德尔再次强调，他没有见到南斯拉夫政府在外交政策的任何重大事件上没有同苏联政府进行磋商。 斯大林愤怒地擂言道：“这是不真实的。在任何问题上，你们都没有同我们进行磋商。”此后，由于斯大林不断插话，卡德尔显然不能再讲下去了。随后，斯大林总结说，总而言之，关税联盟这事是绝对不现实的。 这时，卡德尔又坐不住了。他说是可能的。 斯大林要卡德尔举一个例子。卡德尔举出比荷卢。 斯大林听罢讽刺道：“比荷卢，没有这么个东西。”卡德尔接着说：“有比利时，有卢森堡……”斯大林：“别无其他了。”卡德尔：“还有荷兰。”斯大林：“没有。”卡德尔：“是有的，荷兰加入了。请看比荷卢这个名称，它意味着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斯大林非常愤怒：“我说没有就没有。”卡德尔又停顿下来，他碰到了这么一个人，竟然拒不承认比荷卢的存在。 问题又回到南保联邦问题上。斯大林说可以建立三个联邦：波捷联邦，罗匈联邦和保南联邦。他对季米特洛夫说：“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应当明天便建立联邦，因为保加利亚现在是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卡德尔回答说，南斯拉夫也主张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1944　年，南保还没有建立适当的新政权形式时，他们便想建立联邦。现在两国已建立了新政权，由于国际和国内的因素，不必忙着去建立联邦。他补充说，1947　年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在布莱德已讨论过此事，他们决定南保联邦必须逐步实现。 但是，斯大林不同意这个意见。他再次坚持说：“不，必须立即宣布成立联邦，愈快愈好。条件已成熟。首先。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必须联合起来，然后阿尔巴尼亚必须合并进去。”接着，卡德尔再次试着发言。他重申了南斯拉夫的观点，重新强调南斯拉夫和苏联在外交政策基本点上没有分歧。 斯大林又重申了他对卡德尔和季米特洛夫所说过的一切： “这不是真实的。我们之间有分歧。我们作为列宁的学生，常常与列宁本人也有分歧。而且我们在一些问题上争论过，这样我们能更好地澄清问题，得出一致的观点，进而着手行事。譬如，我们不同意南斯拉夫同志认为他们必须继续支援希腊游击队战士。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正确的是我们，不是南斯拉夫人。是的，我们也犯过错误，例如，在战后，我们曾邀请中国同志来莫斯科讨论中国的形势。那时我们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认为中国发展起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同志应同蒋介石寻求一项暂行的协议，他们应加入蒋介石的政府，井解散他们的军队。当时，中国同志在这里同意了苏联同志的观点，但是，他们回到中国后的行动则是另一回事。他们集中力量，组织了军队，而现在，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他们击败了蒋介石的军队。拿中国的例子来说，现在我们承认我们错了。事实证明，正确的是中国同志，而不是我们。你们在巴尔干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希腊游击战士的情况也不是这样，南斯拉夫同志应该停止支援他们。那里的斗争根本没有希望。”会谈于午夜结束。 一反早先会议的惯例，斯大林这次既不邀请保加利亚人，也不邀请南斯拉夫人到他的别墅里去进餐。 次日，季米特洛夫会见了卡德尔和吉拉斯。季米特洛夫说：“这一回不是批评我的声明，而是为了其他的事！”也许季米特洛夫是想暗示南斯拉夫人，斯大林正在酝酿更加严重的措施。 斯大林在2 月10　日的会议上，再三强调，南斯拉夫在外交政策上还没有养成同苏联政府磋商的习惯。斯大林断然宣称，不容许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告诉南斯拉夫代表，他们应以政府的名义同苏联政府签订一项相互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磋商的协定。 2 月11　日午夜，卡德尔匆匆忙忙地被召唤到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卡德尔一跨进这位外长的房间就发现，签订协定的一切均已准备就绪。莫洛托夫递给卡德尔两页纸。苏南两国政府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磋商的协定书已经写好了。卡德尔对这个场面的回忆如下： “我目视着在蓝色夹于里的这两张纸，耳听着莫洛托夫命令‘签字’的粗暴声音，真使我怒不可遏。虽然南斯拉夫政府不反对在外交政策上进行磋商，但为什么一定要以这种方式进行呢？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的行动完全符合协定的规定，为什么还要签订这么一个协定呢？这种屈辱使我感到厌恶与困窘一一它只使我想起大国对弱小国家的专断。我思索怎么办，到底签不签字。最后我决定签字。我这样做，是想不使已经紧张了的形势更加复杂化。 由于处于手足无措的状态，我竟把自己的名字签在莫洛托夫应签的地方。为此协定的原文必须重新再写，签订的整个程序推迟了一天。第二天晚上我签署了这个协定，马上便和我的同志们离开了莫斯科。”再说第九怨：关于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战后发展顺利，双方有一些过密的接触。 开始，苏联领导，包括斯大林在内，对阿尔巴尼亚情况知之甚少，另外，对那里的事也不大关心，偶有所需，往往通过南斯拉夫贯彻自己的意图。但随后，南斯拉夫人觉得苏联加强了自己在阿尔巴尼亚的存在影响，大有取代南斯拉夫人的势头。 1947　年12　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斯彼鲁·纳库自杀身亡。死因是这样的：纳库生前主管经济工作，他提出阿尔巴尼亚应当获得独立发展的自由。他的这一观点是针对南斯拉夫的。他的立场立即受到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批评，其中对他批评最严厉的，是党的实权人物科奇·佐治。 党的主席和政府主席恩维尔·霍查也加入了批判的行列。纳库最后被开除出党。他孤立无援，在宣布被开除之前自杀。 在此背景下，莫斯科来了通知，邀请密洛凡·吉拉斯或其他领导人去莫斯科就阿尔巴尼亚问题进行磋商。 吉拉斯去了莫斯科，刚一到达，他就被告知，斯大林要见他。斯大林见到他之后，寒喧一完，就直截了当地进入了正题。 斯大林说： “在你们的阿尔巴尼亚那里，中央委员在自杀！这太不好，”太不好了！”吉拉斯也直截了当。他说： “斯彼鲁·纳库反对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联系，他在阿尔巴尼亚的中央内部自己孤立了自己。”这时，斯大林打断了吉拉斯的话，说： “我们在阿尔巴尼亚没有特殊利益可言。我们同意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这话使吉拉斯大吃一惊。他说： “我们不是要吞并阿尔巴尼亚，我们是要进行联合。”这时，在场的莫洛托夫马上说： “这就是吞并的意思！”斯大林说：“是的，是的，就是吞并，但是，我们同意这样做。你们要去吞并阿尔巴尼亚，而且越快越好！”随后，斯大林问吉拉斯： “在你看来，霍查这个人怎么样？”吉拉斯避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斯大林又说： “他是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庸人，对吗？对，我们也是这样考虑的。在他们之中，大概最坚定的人是佐治吧？”吉拉斯对此做了肯定的回答。 随后，斯大林对吉拉斯说： “我们之间没有分歧，你亲自替苏联政府起草一份给铁托的电报，明天交到我这里来。”吉拉斯再一次感到吃惊。他请斯大林重复一遍，才证明自己并没有听错。 吉拉斯回忆说：“起初，我把这看成是对我的特别信任，是对南斯拉夫关于阿尔巴尼亚政策的赞许的最高表示。但第二天，在我起草这份电报时，我又想到：将来他们会不会利用这汾电报反对我国政府？所以，我谨慎和简短地写了几句：吉拉斯昨天抵莫斯科，在当晚会见中，双方认为，苏联政府和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这份电报并没有拍到南斯拉夫。 过了一个月，当卡德尔率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斯大林会见他们时，阿尔巴尼亚问题又被提了出来。 斯大林对卡德尔和吉拉斯说： “你们派遣两师人去阿尔巴尼亚，没有同我们商量。”卡德尔解释说：诚然，关于派遣两师人去阿尔巴尼亚一事，南苏两国政府没有进行磋商。但是，这件事的具体协定还没有签订。虽然南斯拉夫政府在原则上愿意接受阿尔巴尼亚的请求，然而它还没有明确决定是否要派军队去帮助阿尔巴尼亚人。南斯拉夫政府的这一措施决没有形成对和平的威胁，因为它唯一目的是保卫阿尔巴尼亚的独立，消除外来的危险。早先，阿尔巴尼亚政府曾要求南斯拉夫派遣一个空军联队赴阿尔巴尼亚，这样做了也没有引起任何国际争端。 这之后，整个巴尔干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阿尔巴尼亚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积极主张加强南阿联系的科奇·佐治作为“铁托分子”而被枪决，阿尔巴尼亚也成了反对铁托的急先锋。 最后说第十怨：关于苏联干预南斯拉夫党政人员安排。 安排外国党的领导，是莫斯科的一个传统做法，尽管有的是通过共产国际这样的组织进行的。铁托本人就是由共产国际安排为南斯拉夫总书记的。铁托任总书记后，尤其抗德战争爆发后，给南斯拉夫的党独立发展创造了机会，苏联也好，共产国际也好，已不大可能具体干预南斯拉夫党的干部工作。但这并不是莫斯科作风的改变。抗战胜利后，两党两国接触增多，苏联向南斯拉夫派了各方面的专家。在此情况下，莫斯科对南斯拉夫党政干部的安排的干预事件就越来越多。有时，这种干预是暗示式的，有时则以“建议”的形式公开进行。最使南斯拉夫当局感到为难的是，苏联告诉南斯拉夫，苏联方面掌握了某某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而他又不把材料拿出来，弄得南斯拉夫非常作难。 有关韦莱比特事件就带有典型性。 韦莱比特是南共的老党员，先是在萨格勒布做地下工作，1942　年转入解放区，参加游击队，一贯表现出色。1943　年，在洛拉·里巴尔牺牲后，他被指定为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团长与英美等西方盟国进行接触，很好地完成了使命。建国后，他被任命为南斯拉夫外交部第一部长助理。可苏联告诉南共中火，韦莱比特是英国间谍。南斯拉夫要苏方提供有关材料。南方一直得不到这方面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方面没有对韦莱比特采取组织措施。一方面，他们不愿听从莫斯科不提供根据的“断言”，另一方面，则为自己的干部着想，不能平白无故地毁掉一位同志。对此，苏联一直不满，多次催促南斯拉夫撤掉韦莱比特的职务。为这件事，直到1948 年两国关系公开决裂时，苏联还在向南斯拉夫人算帐。 以上可以看出，战后的十怨，既是战时十怨的发展，又与战时的十怨有了实质上的不同。如果说，战时苏南矛盾主要是苏联压南斯拉夫服从自己的对外路线与南斯拉夫推行“通过战争推进革命”战略的矛盾；那么，战后的矛盾，则主要是苏联推行“家长制”和“霸权主义”与南斯拉夫要求独立自主发展权力之间的斗争。 在斯大林看来，服从他斯大林是天经地义，而铁托不驯眼的做法简直是触犯了天条。 是的，在国际运动内部，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之中，斯大林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个。可问题是，铁托已不再是往来于莫斯科高尔基大街卢瓦斯旅馆住处和马合大街共产国际机关办公室之间的那个瓦尔恃，他，也不想再吃斯大林的“这个”。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时日不觉是严冬，寒意骤起八面风。 多瑙泛波送驿马，各执一辞斗函中。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九章 函战（一） 久怨不解怨生愤，长恨未消盟必拆。 先从刀笔起战事，洒洒洋洋函战开。 且说在第二十七章中我们讲到，到1948　年春，南斯拉夫与苏联关系出现全面紧张的状况。而这种紧张的关系，又不是一天半天内形成的，事情的梗 概已在前两章综述。 前章也已表述，1948　年3 月18　日，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尔斯科夫将军通知南斯拉夫军事当局，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已下令从南斯拉夫撤离一切军事顾问和教练，因为他们“在南斯拉夫陷入了不友好的境地”，“处于敌对行动包围之中”。第二天，南斯拉夫又接到了从南斯拉夫撤出文职专家的通知。从此，南苏关系急转直下。 对于苏联撤退专家一事，南斯拉大方面以铁托的名义于3 月20　日复电苏方。复电中对苏方撤退专家的理由进行了驳斥： 3 月18　日，巴尔斯科夫将军告诉我们，他收到了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的电报，电报通知我们，苏联政府已决定立即撤退所有军事顾问和教官，因为他们“处于敌对行动包围之中”，那就是说，他们在南斯拉夫没有受到友好待遇。 苏联政府如果愿意的话，当然可以召回它的军事专家，但是我们对苏联政府为作出这一决定所提出的理由感到震惊。我们根据这一指责调查了我国下级领导人与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的关系，深信撤走他们的理由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在南斯拉夫的整个居留期间，与他们的关系不仅是好的，而且是兄弟般的，非常友好的；在新南斯拉夫，对所有的苏联人一贯如此，因此，苏联政府未把作出这一决定的真实原因告诉我们，使我们感到惊奇，使我们不能理解，使我们十分痛心。 再者，1948　年3 月19　日，阿米亚尼诺夫代办拜会我，并把一封电报的内容告诉我。 电报说，苏联政府还下令撤退在南斯拉夫的全部文职专家。我们不能理解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它使我们感到惊愕。基德里奇部长的助理斯尔泽恩蒂奇确实曾向你们的商务代表列别捷夫说过，依照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项决议，他无权向任何人提供重要经济情报，如果苏联人想得到这种情报的话，应当到更高一级领导机关，既南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去索取。同时，斯尔泽恩蒂奇告诉列别捷夫，如果索取使他感兴趣的情报，可与基德里奇部长交涉。早就给你们的人说过，苏联政府的官方代表可以直接从我国领导人那里得到一切重要的和必需的情报。 我方之所以发布这项决定，是因为过去我们各部的公务人员不管需要与否，对任何人都提供情报。这就意味着他们向各种各样的人泄漏国家经济机密，而这些机密可能有时确实已落入我们的共同敌人之手。 如电报所述，我们不曾签署过任何特殊协定，规定我们的人不经中央或政府同意，不得向苏联经济工作人员提供与其本职工作无关的经济情报。每当苏联大使拉夫连捷夫同志向我本人索取必要的情报时，我都毫无保留地把情报提供给他；我们其他主要领导人也是这样做的。如果从国家观点出发，苏联政府不同意我们这种态度，我们将感到非常惊奇。 同时，关于此事我们不得不否认所谓对住在南斯拉夫的苏联专家和代表“招待不周和不够信任”之类的理由。至今，他们中没有任何人向我们抱怨过这类事情，尽管他们都有机会亲自向我诉说，因为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会见任何苏联人。我们所有主要领导人也都是这样。 从所有这些可以看出，上述理由不是苏联政府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我们希望公开告诉我们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指出自认为有碍我们两国良好关系的一切问题。我们觉得事态的发展对两国都是有害的，而迟早一切有损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东西都必须消除。 苏联政府正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获得情报，对此，我们认为应慎重对待，因为这种情报不一定都是客观的、准确的和出自善意提供的。 3 月底，铁托等来了苏方对于3 月20　日电的复函。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拉夫连捷夫在萨格勒布见了铁托。当时，铁托正在写字台旁。拉夫连捷夫一手拿着斯大林的复信，另一只手与铁托握手，铁托站着，他没有请客人坐下。 铁托立在写字台的背后，一只手撑在写字台上，另一只手快速地翻着复信。 看过头几行后，铁托感到自己好像中了雷击。拉夫连捷夫站在一旁冷眼瞅着，观察铁托的反应。铁托竭力控制着。 拉夫连捷夫向铁托逼近半步，问道，“什么时候答复我们？”铁托简要地说：“我们将考虑这封信。”会见总共只持续了三四分钟便告结束。 拉夫连捷夫走后，铁托从头至尾将信读了一遍。这封信是用俄文打印的，长达8 页，信笺上附有紫色“机密”的标记。 3 月20　日的答复已收到。 我们认为你的答复是不正确的，因而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 （1 ）加加林诺夫①的问题可以认为是了结了，因为你已收回了对他的指控，尽管我们仍然认为这些指控是诽谤性的。 所谓克鲁季科大同志②所讲的苏联政府今年已拒绝贸易谈判的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克鲁季科夫已断然否认这一点。 （2 ）关于撤退军事顾问，我们的情报来源于武装力量部的代表的声明和顾问们自己的报告。众所周知，我们的军事顾问是应南斯拉夫政府的迫切要求才派往南斯拉夫的，况且被派去的顾问比要求的数目少得多。因此很明显，苏联政府本来就不愿把自己的顾问硬派往南斯拉夫。 然而，后来，南斯拉夫军事领导人（包括科查·维奇——南斯拉夫参谋长——在内）认为可以宣布有必要把顾问人数减少60％，他们为此摆出了种种理由。有人认为，南斯拉夫花在苏联顾问身上的费用太大；有人认为，南斯拉夫军队根本不需要苏军的经验；有人说，苏联军队的章程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对南斯拉夫军队没有价值，并说，出钱雇用苏联顾问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什么好处。 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理解吉拉斯在一次南共中央会议上所发表的有关苏联军队的那篇众所周知的侮辱性的声明，说什么苏联军官从道德观点上看还不如英官①。 如所周知，吉拉斯的这一反苏声明并未遭到南共中央其他成员的反对。 于是，南斯拉夫军事领导人在苏联军事顾问这个问题上，不是争取同苏联政府达成友好协议，而是开始辱骂苏联军事顾问，败坏苏联军队的名誉。 很明显，这种情况必然在苏联顾问周围造成一种敌对气氛。要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①　加加林诺夫：曾对铁托有过不尊重表现的苏联官员。——本书作者注②　克鲁季科大：当时的苏联外贸部副部长。——本书作者注①　吉拉斯类似的话不是在南共中央会议上讲的，而是与铁托一起接见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时讲的。——本书作者注苏联政府还会同意把自己的顾问留在南斯拉夫，那是滑稽可笑的。既然南斯拉夫政府对这种企图败坏苏联军队名誉的行为没有采取措施进行抵制，它就应对这种局面承担责任。 （3 ）导致我们撤回苏联文职专家的情报，大部分来源子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拉夫连捷夫的报告，另外还有专家们自己的报告。你说斯尔泽恩蒂奇对商务代表列别捷夫说过，苏联专家要索取经济情报的话，应向上级当局即南共中央和南斯拉夫政府提出要求；这一说法一点也不符合事实。下面是拉夫连捷夫3 月9 日的报告： “基德里奇［南斯拉夫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在经委会的助理斯尔泽恩蒂奇把一项禁止国家机关向任何人提供经济情报的政府法令通知商务代表列别捷夫。因此，不论过去许过什么诺言，他都不能向列别捷夫提供所需要的细节。对此进行控制，是国家公安机关的职责之一。斯尔泽恩蒂奇还说，基德里奇本人打算与列别捷夫谈谈此事。”首先，从拉夫连捷夫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斯尔泽恩蒂奇根本未曾提到从南共中央或南斯拉夫政府得到经济情报的可能性。总之，在苏联专家以前直接获得必要的经济情报的各部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认为索取一切经济情报都必须向南共中央交涉，那是滑稽可笑的。 其次，从拉夫连捷夫的报告看，真实情况显然与你所写的正相反，也就是说，南斯拉夫公安机关控制和监视了苏联在南斯拉夫的代表。 人们完全可以提出，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不是在所有这些国家——曾遇到秘密监视苏联代表的类似行径。但同时应该强调的是，南斯拉夫公安机关的特务不仅跟踪苏联政府的代表，而且跟踪苏共在情报局的代表尤金同志。要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会同意把自己的文职专家留在南斯拉夫，那是滑稽可笑的。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造成这种状况的责任要由南斯拉夫政府承担。 （4 ）你在信中表示，想让我们告诉你引起苏联不满和苏南关系紧张的其他事实。这些事实确实是有的，虽然这些事实与撤退军事和非军事顾问没有关系。我们认为有必要告诉你这些事实。 （a ）我们知道，在南斯拉夫领导同志中流传有反苏谣言。譬如：“苏共蜕化变质”，“在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猖獗”，“苏联正企图从经济上支配南斯拉夫”，“情报局是苏共操纵其他党的工具”，等等。这些反苏言论通常被左的词句掩饰起来，例如“社会主义在苏联已不再是革命的了”，而唯独南斯拉夫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从诸如吉拉斯、伏克曼诺维奇、基德里奇、兰科维奇等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那儿听到这些关于苏共的言论，当然是可笑的。然而，事实是，这些谣言在南斯拉夫很多高级官员中已经流传了很长时间，现在仍在流传着；这当然正在造成一种危害苏共和南共关系的反苏气氛。 我们乐于承认，正如苏共有权批评任何别的一样，每个，包括南共，有权批评苏共。但是马克思主义要求批评应是光明正大的，而不能是鬼鬼祟祟，造谣中伤，从而剥夺那些被批评者对批评进行答辩的机会。可是南斯拉夫官员们的批评既不公开又不真诚；这种批评既鬼鬼祟祟，又不怀诚意而且带有虚伪性，因为他们一方面在背后损害苏共的名誉，而另一方面却在公开场合伪善地把它捧上天。这样，批评就变成了诽谤，变成了企图损害苏共名誉、给苏维埃制度抹黑的手段。 如果南斯拉夫党员群众得知这件事，他们会认为这种反苏批评是违背事实的，而且是怀有敌意的，我们相信他们会否认这种批评与自己有关。我们认为，这就是南斯拉夫官员们背着群众暗地里搞这些批评的原因。 另外，不妨提一下，托洛茨基决意向苏共宣战时，也是从指控苏共蜕化变质、受了大国狭隘民族主义所国有的局限性之害等问题开始的。当然所有这些他都用有关世界革命的左的口号加以掩饰。然而，众所周知，是托洛茨基自己蜕化变质了，当他被揭露之后，就滚到苏共和苏联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营垒中去了，我们觉得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倒很有教育意义。 （b ）我们对南共的现状感到不安。作为执政党的南共，仍未完全合法化，还处于半合法的地位，这使我们感到惊奇。党的机关的决议从不在报刊上发表，党的会议上的报告也从不发表。 在南共内部不能充分发扬民主。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不是选举的，而是指派的。 党内没有或几乎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的人事书记又是国家公安部长，真是独出心裁。 换句话说，党的干部放置于国家公安部长的监督之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党应当控制国家的全部国家机关，包括公安部在内；而在南斯拉夫则恰恰相反，公安部事实上控制着党。这大概是南斯拉夫党员群众的积极性达不到应有水平的原因。 可以理解，我们不能把这样一个组织看成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一个布尔什维克组织。 在南共党内体现不出阶级斗争的政策精神，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在迅猛增长，而党的领导并未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南共受到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和平吸收资本主义成分这种蜕化的机会主义理论的蒙蔽。这种理论是从伯恩斯坦、福尔马和布哈林那里捡来的。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党被看作国家的领导力量，它有自己特定的纲领，不能混同于非党群众，在南斯拉夫，恰恰相反，人民战线被看作主要领导力量，而且有人企图把党淹没在“战线”之中。在人民战线第二届代表大会上，铁托同志在讲话中说：“除了人民战线的纲领，南共还有别的吗？没有，南共没有别的纲领。人民战线的纲领就是党的纲领。”于是，似乎南斯拉夫这种关于党组织的个人吃惊的理论，却被认为是一种新理论。 其实，这一点也不新。在俄国40　年前，一部分孟什维克曾建议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化为非党工人群众组织，并建议用后者代替前者；另一部分孟什维克建议把马克思主义政党转化为非党工农群众组织，再用后者代表前者。如所周知，列宁把这些孟什维克比作存心不良的机会主义者和党的取消主义者。 （c ）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间谍韦莱比特仍然呆在南斯拉夫外交部担任第一部长助理，南斯拉夫的同志们知道韦莱比特是个英国间谍。他们也知道苏联政府的代表认为韦莱比特是个间谍。然而，韦莱比特仍居南斯拉夫外交部第一部长助理的职位，可能南斯拉夫政府就是有意把韦莱比特作为英国间谍使用的。如所周知，资产阶级政府认为，为了对帝国主义大国表示亲善而把它们的间谍用作自己的工作人员，这是容许的。为此目的，甚至会同意把自己置于这些大国的保护之下。我们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行为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即使胸怀天大的好意，苏联政府也不能把自己同南斯拉夫政府的通讯置于一个英国间谍的检查之下。只要韦莱比特仍呆在南斯拉夫外交部，苏联政府就认为自己被置于困难境地，并且被剥夺了通过南斯拉夫外交部与南斯拉夫政府进行公开通讯的可能性，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些就是正在引起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不满并正在危害苏南关系的事实。 像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样，这些事实与撤退军事和非军事专家的问题没有关系。可是，它们是使我们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 维·莫洛托夫约·斯大林奉苏共中央之命看到这封信的内容和口气，铁托如何不感到像中了雷击呢？ 铁托定了定神，立刻打电话通知卡德尔、吉拉斯、兰科维奇和基德里奇前来。 这时，铁托又把苏方的复函读了一遍。 读完之后，他站起身来，在室内踱步。他长时间地捉摸了苏方的信件内容。 卡德尔等陆续到了，他们读了苏方的复函。他们一致表示支持铁托，并且说苏方的指责是虚伪的，应复信驳斥。 铁托越来越激动。 他表示，如果他是南苏两国友好关系的障碍，他愿意退休，卡德尔、吉拉斯、兰科维奇和基德里奇一致拒绝了他的建议。 大家还分析，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来信中之所以指名攻击卡德尔、吉拉斯、兰科维奇和基德里奇等是别有用心的：他们一是想分裂南共中央委员会，先压服一部分人，然后再压服整个委员会。二是他们先向这几个人开刀井非偶然。因为他们所掌管的部门正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企图渗透的。 吉拉斯看穿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目的，但是他认为有必要向铁托说： 如果你认为被指名控诉的我们几个应当辞职的话，我准备马上这样做。 铁托跳了起来。“啊，不能！”他叫嚷道，“他们是想破坏我们中央委员会！如果你们都走，我怎么办？”几个人都坐了下来。他们一致决定，拒绝苏方的指控；将这件事原原本本地提交4 月12　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全体会议上讨论整个形势；函复苏联，并让党员了解苏共信件的内容。 铁托亲自起草了复函。复函写在印有“南斯拉夫部长会议主席、国防部长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元帅”字样的信纸上。字很大，信纸足足用了33张。 这时，南苏友好条约签订3 周年纪念日到来。在两国关系如此状况的背景下，铁托与斯大林就这个日子互致的电文，其内容不超过“起码礼仪”的限度。 4 月12　日清晨，南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纷纷抵达贝尔格莱德郊区德迪涅亚历山大国王皇宫图书馆，出席中央全会。 当铁托进入会场在座位上坐下时，时针正指10　点。 会场严肃得令人窒息。 这时，铁托意识到了会议对南斯拉夫的革命事业所具有的生命攸关的重大意义。 铁托宣布了会议议程，井致简短开幕辞。他讲了南苏冲突的来龙去脉，随后宣读了苏联的来信和他的复信槁。 铁托强调： “同志们，记住，这里的问题不是理论上的争论，不是南斯拉夫犯了错误，不是我们在思想上脱离正轨。我们决不容许我们被迫陷于这种争论；同志们，关键首先是一国和另一国的关系。我认为他们正在利用思想意识的问题为对我们、对我国施加压力而辩护，同志们，这便是问题的所在。”他最后说： “这封信是可怕的诽谤和消息误传的结果。我要求大家平心静气地讨论。每一位中央委员都应当在这里表示态度。如果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要求看这次会议的记录，我们将给他们。”随后，全体中央委员一一按会议桌的次序表示了态度。首先发言的是卡德尔，他宣布同意铁托提出的复函稿。 “我们党正是用自己的双手做到了一切。”卡德尔说道，“没有人否认党在做这一切时曾经得到苏联的援助。但是，南斯拉夫是大战中以自己的军队差不多解放了自己全部领土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和匈牙利是红军解放的。我们有权要求苏联政府信任这个取得如此重大成就的党。让我们看看战后三年我们所完成的事业：土地改革。国有化和五年计划。我们已经证明，我们党能够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将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而不是忠于它的字句。说南斯拉夫实行托洛茨基主义或复活资本主义简直是荒谬绝伦，我们走向社会主义比东欧任何国家都快。我认为铁托同志起草的复函是适宜的。如果我们承认虚假的东西，我们将不是诚实的人，而是草中的蛇。”接着卡德尔发言的有布拉若·约凡诺维奇、博里斯·基德里奇、密洛凡·吉拉斯、伏克曼诺维奇等，他们都赞同中央委员会的复函。 米哈·马林科发言时说：“俄国人的信给我留下了一个痛苦的印象。我的感觉宛似一个人当头挨了一大铁锤。无论如何，这个斗争必须坚持下去，我相信我们会支持得住。”斯普利特工人维科·克尔斯图洛维奇在发言中说： “几天以前，我在中央委员会看过了那封信，我从来没有经受过比这更痛苦的时刻。我不是一个高深的理论家，我凭无产阶级的本能发言。我看不出在他们那封信中含有同志的温暖。那根本不是一封指出错误的信，而是给我们当头一棒。我完全同意铁托同志宣读的复函稿。”轮到斯雷但·茹约维奇发言了。在他发言以前，17　名中央委员都一致宣布反对苏联的来信，同意铁托的复函稿。有人对复函建议作一些微小的补充，在茹约维奇发言以前，17　名中央委员都是坐着的。然而，轮到茹约维奇时，他站了起来。他把椅子朝后一推，高声说道。 “同志们，我请你们以革命的觉悟进行公断，我反对给苏联党写那封复函。不要忘记，这涉及许多重大的问题。我反对对苏联和苏联党采取这种态度。”古老的皇宫图书馆里呈现出一片死一样的寂静。只有铁托在茹约维奇发言时站起来，在图书馆里踱来踱去。“这是背叛人民，背叛国家，背叛党。”铁托把这句话重复了几遍：茹约维奇没有听见，还是一股劲地说下去： “问题在于：下一步怎么样？我们将走向何处去？南斯拉夫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将置身于何处？我已经深思熟虑过这一切。决不能犯致命的错误。我们在大战中已尽了我们的责任。目前的形势使我们在本国处于领导地位，从而同苏联发生了接触，苏联党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即使是微乎其微的也足以警告我们在决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以前，应重新检查一切。我们必须探索斯大林每一个字的全部意义。如果苏联党和斯大林不同意的话，我们怎么能使自己和人民相信我们是站在正确的道路上呢？我相信在这件事上犯错误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茹约维奇开始谈论南共自己在思想意识上脱离正轨的错误。这时，吉拉斯跳了起来，眼中闪着盛怒的泪花。 “茨尔尼，你说说看，你是否认为我是托洛茨基分子？”茹约维奇模棱两可地回答说：“不是，但是你知道……”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几乎全都暴跳起来，指着茹约维奇喊道：“明白说出来，不要旁敲侧击。”铁托的话也可以被大家听见了： “茨尔尼，告诉我们，我们是走向资本主义吗？我们党已消失在人民阵线里吗？我们的政府豢养特务吗？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教导，我们和俄国人是平等的。”茹约维奇踌躇不安起来。卡德尔和驻苏大使弗拉迪米尔·维奇又追问了一些问题。 最后弗拉迪米尔·维奇说：“茹约维奇在我们面前说的是不诚实的，不是人应说的话。联合股份公司的制度是不合理的，斯大林也承认这一点。”全体中央委员纷纷都表示了态度。莫萨·皮雅杰道：“同志们，最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斯大林的来信，水平真低。”他的话使大家乐了起来。这是本次会议出现的唯一笑声。 会议在两点钟左右体会，午饭后立即复会。此后的讨论更加生动激烈。 铁托再次发言： “看到和听到茹约维奇发言，我感到沉痛，他好像说，‘我们这群下等人怎么胆敢违抗苏联党？’我们为国家作了牺牲。当茹约维奇亲眼见到我们的青年建筑铁路、缔造未来、在落后中成长起来的时候，他竟然能够说出这类的话，真使我感到吃惊，我确信，没有一个献出生命的人竟会想到他们的国家在战后会是默默无闻的。 “我们在大战中所完成的每一件事情，都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作出了贡献：我们这里民族平等，我们的人民首次获得真正的自由。如果我们放弃这一切，放弃沿着我们已经选择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权利，意大利人民、法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民将会说些什么呢？那对他们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并入苏联，而是每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便是我们同苏联党的分歧。突然间，我们听到茨尔尼站起来说，‘你们捍卫自己是不对的。’接受苏联党来信中的观点是大错而特惜的。他们必须也认识到他们的信是一个大的错误。接受这封信是卑鄙的，是承认虚伪的东西。我们有权与苏联平等他说话。他们对我国发生的一切简直极度愚昧无知。你，茨尔尼，居然宣称你有权去爱苏联胜过爱你的国家。我们党像白天一样的洁白，你，茨尔尼，想破坏它的团结，想破坏11　年来团结一心的、与人民有血肉联系的领导。我们曾号召人民作出极大的牺牲。如果我们证明自己配不上他们的牺牲，他们一天也不会支持我们的。”说到这里，铁托踌躇了片刻，然后离开倚子站起来说，“同志们，我们的革命不会毁灭它的子弟，革命的子弟是真诚的。”当铁托讲这些话时，很多中央委员都眼泪汪汪。莫萨·皮雅杰又站了起来。 “茨尔尼应当回答铁托提出的问题。”茹约维奇沉默不语。亚历山大·兰科维奇要求发言。“我要求茹约维奇在这次全体会议上回答下列问题：他是否认为我们党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南斯拉夫是否非法？是否已消失在人民阵线里而失去了领导作用？”兰科维奇——地问下去，然后说道：“他的话表明，他对我国的力量，对我国人民，特别对我们党，充分不信任。他们说我国的国家保安机构控制了党。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们说苏联军事和文职顾问们陷入了不友好的境地。事实是，在南斯拉夫没有一个人监视俄国人。他们的机构在我国寻求这样一些人的支持：十月革命时逃亡出来的白卫军、反动派和以前的政客。”兰科维奇冲着茹约维奇说： “茨尔尼，记住，如果曾经有人为了党而设法帮助过你，拯救过你，那便是铁托同志，尽管你在国外有那样的作为，尽管你与戈尔基奇有那样的关系，铁托同志在1940　年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还是提议把你选入中央委员会。”在继续讨论的过程中，提出了下列的问题：茹约维奇是否将中央委员会讨论的情况向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拉夫连捷夫汇报了？卡德尔、吉拉斯和已卡里奇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回国以后，他是否向苏联大使递交了一份关于3 月1 日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报告？ 3 月1 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以后几天的一个中午，吉拉斯乘车经过苏联大使馆时，他见到茹约维奇的汽车停放在大使馆的门前，吉拉斯已将所见到的一切告诉了铁托。会上，铁托问茹约维奇：“你到拉夫连捷夫那里去干什么？”茹约维奇说，给苏联大使搞一辆车子，不得不同他谈谈。 吉拉斯说：“多么可悲的景象呀！我们联邦共和国的一位部长低声下气地去找苏联大使，为的是给他搞辆车子。”茹约维奇惶惑不已。 “关于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情况我一个字也没有向拉夫连捷夫吐露。但是，同志们，请问，南斯拉夫能捍卫自己吗？”其实，大家已经回答了他的这一问题。 铁托提议休会，次日清晨复会。最后他说：“我们全会必须对茹约维奇的事件采取坚定的立场。再同他合作是不可能的。我本人不相信他没有向拉夫连捷夫汇报。那是叛国。没有人有爱国亚于爱苏联的权利。”会议在次日继续举行。初步决定由三名中央委员组成一个委员会去调查斯雷坦·茹约维奇和安得里那·赫布朗案件。会议最后通过了致苏联党的复函的修改稿。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一封书函驿传急，万乘驰骋快不息。 文墨舞弄摆战场，从此兄弟不解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十章 函战（二） 怨结伯仲恨相交，案头之上起烟硝。 既是鹅管入武略，何须逢人颂文韬？ 且说南斯拉夫中央通过给苏联的信函后，复信便通过外交渠道传往莫斯科。复函是： 致约·维·斯大林和维·米·莫洛托夫同志——在答复你们1948　年3 月27　日的信时，必须首先强调，我们对信的语气和内容感到异常惊讶。我们觉得，信中之所以有这样的内容，即对个别问题有这样的指责和态度，是对这里的情况不够了解的缘故。对你们的结论，我们只能用这样的事实来解释：这些不准确的带倾向性的情报，苏联政府一定是从它的代表们那儿得到的；而这些代表，由于缺乏了解，一定是从各色各样的人（不是知名的反党分子，就是各种不满分子）那儿得到这种情报的。在南共中央全会上，已完全搞清楚并且已经证实，斯·茹约维奇和安·赫布朗是向苏联驻南斯拉夫代表提供关于所谓某些领导人声明和关于我们整个党的不准确的诽谤性的情报的主犯。他们期望借这种不准确的诽谤性的情报，来掩盖他们的反党活动及其早已被揭露的破坏领导之间和全党团结的倾向和企图。另外，来自这种人的情报不可能是客观的、富于好意的和准确的，而且通常是具有特定目的的。具体到这件事，这种情报的目的，就是给我们党的领导也就是给新南斯拉夫造成困难，使发展我们国家这个已经很艰难的任务更加艰难，使五年计划落空，以致使社会主义在我国不能实现，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苏联代表时至今日还未坚持同我们负责人核实这种情报，即坚持向南共中央或政府索取这类情报。我们认为，发出那种情报是反党活动，而且也是反对国家的，因为它损害我们两国的关系。 无论我们每个人多么热爱社会主义的故乡苏联，他决不能爱自己的国家亚于爱苏联，因为他自己的国家同样是正在发展社会主义——这里具体说就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的成千上万最进步的人们已经为国捐躯。我们深知，这种道理在苏联也是这样被理解的。 特别个人惊奇的是，在卡德尔、吉拉斯和巴卡里奇作为我们党和政府的代表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此事一点也没提及。从你们的信中可以看出，在我们的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你们政府就已经掌握这些情报和类似情报。在我们看来，同军事和非军事专家的关系问题以及别的问题，那时本来是可以向我们代表团提出的。 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这个代表团，或者甚至在此以前，通知我国政府，说明苏联政府不满意我国人民对待苏联专家的态度，应当用某种方法消除这种状况。但所发生的情况却是，苏联政府不给予任何官方通知就决定撤退军事专家，从而使我们面临既成事实，给我们造成了不必要的困难。 至于撤回一些苏联军事专家的问题，那是由于我们财政困难决定把专家人数减少到必要的最小限度。除此之外，我们看不出有别的什么原因。 1946　年联邦政府总理铁托曾正式通知苏联大使拉夫连捷夫同志说，由于多种原因，要我们付给苏联军事专家这么高的工资几乎是不可能的，请他将这一要求和我们希望苏联降低支付专家的条件一事一并转告苏联。拉夫连捷夫大使接到苏联的答复：工资不能减少，我们可以自便。铁托随即告诉拉夫连捷夫，既然如此，我们只好在不给我军建设造成巨大困难的情况下，尽快地减少专家人数。苏联专家的工资4 倍子我们军队司令员的工资，3 倍于我们联邦部长的工资。我们军队的一个司令员，一个中将或上校，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是9000—11000 第纳尔，而一个苏联军事专家，中校、上校和上将，则拿到30000 —40000 第纳尔。同时我们联邦部长们的月薪是12000 第纳尔。显而易见，我们感到这不仅是财政负担，而且政治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在我们的人员中曹引起误解。因此，我们作出减少苏联军事专家人数的决定正是由于上述的这些原因，而不是其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排除我们某些人说过不合时宜的话的可能性。假若如此，就有必要把有关情报提交我们，并提出充分的证据：毫无疑问，我们一定会设法使此类事情不再发生。这里我们必须提出，有些苏联专家并不总是表现得那么好，这就引起了不满，结果各种各样的议论就违背我们心愿地开始冒了出来。这些言论后来被歪曲了，而这些歪曲了的说法又传到了苏军司令部。然而我们认为这些事情是无足轻重的，决不会因此影响我们两国的关系。 对信中关于吉拉斯旧事的那一部分，我们尤其感到惊讶。信中说：“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理解吉拉斯在南共中央一次会议上所发表的有关苏联军队的那篇众所周知的侮辱性的声明，说什么苏联军官从道德观点上看还不如英官。”吉拉斯从来没有以这种方式发表过这样的声明。1945　年铁托对此作过口头和书面说明。斯大林同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对这个说明当时是满意的。我们不能理解，你们为什么把曾被证明是歪曲了的而且是不准确的指控，重新作为证据提了出来。我们再一次强调，吉拉斯和我们任何领导人对苏联军官都没有这种看法。只有那种不仅与苏联而且与南斯拉夫为敌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看法。 在贸易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应当解决，以便使贸易关系得以正常发展。我们不否认我方在商务方面有疏忽之处，但是我们不能相信这可能成为削弱我们在商业上合作的充足理由。我们不能认为克鲁季科夫和我们的外贸代表们之间发生的事件仅仅是误会。克鲁季科夫清楚地告诉我们的代表，因为苏联政府不能在1948　年签署进一步交换货物的议定书，我们已在贝尔格莱德等候去莫斯科的贸易代表团就不必去了，他还说，到1948　年底才有可能再商讨这个问题。克鲁季科夫把这番话告诉了我们外贸部副部长茨尔诺布尔尼亚同志和我们驻莫斯科的商务参赞。当我们的商务代表问起，这是否就是苏联政府的态度时，克鲁季科夫说，这就是苏联政府的态度。 我们认为，假若我方贸易机关有什么不合常规的行为——我们相信在交货和整个贸易关系方面可能有这种情况——那么可以找到某种双方同意的方式以消除一切有碍我们两国贸易关系正常发展的因素。 我们认为，我们双方应当共同调查和消除一切有碍我们两国经济合作正常进行的因素。 你们信上断言南斯拉夫国家保安局跟踪苏联专家和其他苏联人，这是不真实的。从来无人发布过这类决定，而且苏联公民被跟踪之说是不真实的。这是有人捏造的情报，说苏联政府的代表和情报局的尤金同志被跟踪，这更不准确了。 我们不能理解，这种把苏联政府引向错误的诽谤，适应了谁人的需要。倘若果有其事，我们还是希望把具体事实告诉我们。 你们3 月27　日的信上说，我们在搞反苏批评并且批评苏共，来信说南共领导人正在进行这种批评。信中还说，这种批评是背着党员进行的，是不怀诚意的，是鬼鬼祟祟的，是虚伪的，等等。你们点了吉拉斯、伏克曼诺维奇、基德里奇和兰科维奇的名字，而且，据说还点了一些人。这就是说，信上点了新南斯拉夫一些最著名的、最受爱戴的领导人，他们在我党多次处境困难时都经受住了考验。 我们很难理解，怎么能够提出这样严厉的指控而不说明其来源。更个人惊讶的是，竟然把我们领导人的言论与托洛茨基从前的言论相提并论。信上引述了所谓他们的言论的一些片段，譬如，“苏共蜕化变质”，“苏联正企图从经济上支配南斯拉夫”，“在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猖獗”，“情报局是苏联操纵其他党的工具”。信中还说“这些反苏言论通常被左的词句掩饰起来，诸如‘社会主义在苏联已不再是革命的了’，而唯独南斯拉夫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真正代表”。 以这些以及类似的从各种可疑的提供者那儿长期搜集来的情报为根据，片面地将其归咎于新南斯拉夫领导人，好像他们真的说过这些话，就这样呈报给苏联领导人，无疑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并且把它们说成是反苏言论。不过，我们觉得，以身分不明的人和可疑的情报作依据来做结论，对于在南斯拉夫宣传苏联方面作了极为宝贵的贡献、并在解放战争中赢得极高声誉的人们提出像信中所说的那些指控，是不正确的。那些在监狱中被关了6 年、8 年、10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人——他们做了宣传苏联的工作，是他们坐牢的原因之一——会像你们3 月27　日的信上所说的那样吗？这能够令人相信吗？否。而新南斯拉夫现在的高级领导人中大多数正是这些人，他们在1941　年3 月27　日率领群众沿街游行，反抗反人民的茨维特科维奇一马切克政权，这个政权签订了产国际的条约，并企图把南斯拉夫拴在法西斯轴心国的战车上。还是这些人，他们站在起义的南斯拉夫人前列，手握钢枪，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作为唯一忠实的同盟军站在苏联一边战斗，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也相信苏联会胜利，正是因为他们过去信仰、现在仍然信仰苏维埃制度，信仰社会主义。 这些人不会干“给苏维埃制度抹黑”的事情，因为那就意味着背叛他们的信仰，背叛他们的过去。我们认为，对于这些人，不应根据可疑情报，而应根据他们长期的革命活动来加以评价。 由于这些人在群众面前把苏共“捧上了天”（如信中所说的），就叫他们两面派，这简直是可怕的而且是侮辱人的。信上进一步说道：“如果南斯拉夫党员群众得知这件事，他们会认为这种反苏批评是背离事实的，而且是怀有敌意的，我们相信他们会否认这种批评与自己有关。”是的，如果事情真如信上所说，我们也相信会是这样。“我们认为，这就是南斯拉夫官员们背着群众暗地里搞这些批评的原因”。可是，对群众不可能有什么隐瞒，原因很简单，对苏联和苏共不曾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批评。 把领导和群众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南斯拉夫现在的领导人和群众是一个整体，因为他们经过战前对反人民政权的斗争，经过伟大的解放战争期间的斗争，并且经过今天为发展祖国、实现社会主义而作的巨大努力，团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不少苏联人中间存在着一种错误思想，认为南斯拉夫广大群众对苏联的同情是自然产生的，是在溯自沙皇时代的某些传统的基础上产生的。事情并不是这样。对苏联的热爱不是自然产生的。它是由新南斯拉夫现在的领导人，首先包括那些在信中被如此严厉指控的人，向党员群众和全体人民孜孜不倦反复灌输的结果。新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正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早在战前就不惜劳苦和牺牲，坚持不懈向群众揭示苏联的真实情况，在南斯拉夫群众中播下了热爱社会主义故乡的种子。 譬如莫洛托夫同志就说过，吉拉斯曾下令在党校和训练班中不学习《联共（布）党史》。这是完全不准确的。这样的命令是不存在的，任何人也没有下过这种命令。甚至在目前，在我们所有的党校里和很多训练班中都在学习《联共（布）党史》。在所有这些说法中，唯一真实的是，吉拉斯在党的会议上不止一次他说过，党的基层组织中的不成熟的党员错误地理解《联共（布）党史》中的一些个别问题，机械地把它们与南斯拉夫的发展相对比。例如，革命的两个阶段的问题、战时、新经济政策的问题，等等。他说，让这些党员先学习斯大林著的《列宁主义问题》要好些。 与此相关，有必要强调，《联共（布）党史》在战前和战争期间秘密地发行过4 次，战后用各民族语言印刷25　万册。斯大林和列宁的其他著作也是如此，例如《列宁主义问题》发行12.5　万册。 关于你们信上提到的南共党内生活问题，可以看出你们得到了完全错误的情报并产生了错误的印象。因此我们不能同意你们对我党的评价。 南共中央的大多数委员不是指派的，并非如你们信上所断言的那样。事情是这样的： 1940　年12　月，当南共还完全处于非法地位的时候，曾举行了党的第五次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南斯拉夫各地的110 位代表。根据共产国际的一项决议，这次会议拥有代表大会的一切权利。在这次会议上选出了由31　名委员和10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南共中央。其中有10　名委员和6 名候补委员在战争中牺牲了。在1940 年选出的7 名政治局委员中，有5 人现在还活着，并且还在工作。政治局邀请了在贝尔格莱德的南共中央委员参加它的会议。在南共中央里，总共只有7 名新委员是被指定的，而他们原来就是候补委员和党的最优秀的领导人。最后，在战争期间，两名中央委员被开除出南共中央，所以现在仍在工作的只有那次会议选出的19　名南共中央委员和7 名被指定的委员。因此，南共中央现在由26　名委员组成。情况就是这样。 至于说到不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南共中央政治局为南共代表大会进行准备为时已经一年了。我们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应当有所准备，以便使其不仅带有示范性质，而且成为一个产生党章和党纲的大会。这个纲领实质上以后将由人民战线在其代表大会上加以采纳。 信上断言我们党内没有民主，其根据是什么呢？或许是拉夫连捷夫的情报吧？他是从那儿得到这种情报的？我们认为，他作为一位大使，无权向任何人索取有关我们党的工作的情报。这不是他的职责。这种情报可由苏共中央向南共中央索取。 南共管人事的书记又是国家公安部长，这丝毫不妨碍党组织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党没有被置于国家保安局的控制之下；这种控制是通过南共中央实行的。国家公安部长不过是南共中央的一个成员。此外，我们还须说明，南共中央下属的干部管理局主任是泽科维奇，而不是兰科维奇。 说我们党内没有批评的自由，这是不真实的。我们党内存在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由，在党的例会和积极分子会议上，就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由。因此，这一谎言是有人臆想出来的，而且把它作为情报传送给苏共中央。 所谓南共没有实行阶级斗争的政策和城乡资本主义成分的增长等等，完全是不准确的。举世皆知，十月革命以来，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发生过像南斯拉夫这样坚定的、持续不断的社会变革；那么这种情报究竟从何而来呢？这些事实是无人能与我们争辩的。因此不能理解怎么有人会把我们的党与伯恩斯但、福尔马、布哈林以及腐朽的机会主义相提并论。我们只有进行自卫，反对这种错误和对我党的侮辱。 来信进一步提到铁托在南斯拉夫人民战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从中摘出了一小段并与40　年前孟什维克瓦解社会民主党的企图相比拟。 第一，那是在40　年前沙皇统治之下，而今天在南斯拉夫，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 这就是说，南共在政府内起领导作用。在人们注视着社会发展的过程时，不可避免地会将组织形式作某些变化，工作方法和领导群众的方式要进行改变，以便更容易达到特定目的。 第二，南斯拉夫人民战线，在本质上不仅相当于某些别的（他们可以吸收任何人入党），而且在组织上和活动上还要更好些。虽然它现在拥有大约100 万成员，但也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南斯拉夫人民战线成员的。 第三，因为南共是人民战线的核心，所以它在人民战线里的领导地位是完全有保证的。因此，并不存在信上所说的党化为人民战线的危险。南共通过人民战线逐步实现其纲领，人民战线把这个纲领看作是自己的纲领，自愿采纳。这就是铁托声明南共没有别的纲领的依据。 写了这样一些关于我们的事情，对此我们表示遗憾。但我们希望注意这样的事实： 在某些国家，某些在发生变化，不仅工作方式在变，而且党的名字也在变，在保加利亚和波兰就是这样，这是不会不经苏共同意的。当然，在这些国家里，这些党走这样的道路是必要的，然而，在这里以南共为首组成人民战线，南共在其内部坚实地组织起来，并把人民战线100 多万群众牢固地困结在自己周围，这种作法已经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可是，即使其他党具有与其国内新的特定条件相适应的工作方式和组织形式，却还不曾有人对他们说他们将转化为群众。 那么，为什么有人怀疑那些不容否认和早已为人们熟知的事实呢？我们深信，我党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就说明了：南共是强大的，坚如磐石的，它能够领导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无论有多大的困难，它都能领导南斯拉夫人民应付各种事态。 我们党并非像信上所说的那样处于半合法地位。它是完全合法的，南斯拉夫人人都知道它是领导力量。 事实是，不幸你们不了解南斯拉夫人民战线的性质，因而批评我们不发表党在各种会议上的报告。自联邦政府以下，有关社会和国家生活各种问题的所有重要决议，都是党的决议，或是在党的倡导下作出的决议，而我们的人民就是这样理解并接受这些决议的。 因此，我们觉得无需强调某某决议是在党的某某次会议上作出的。 我们党在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都赢得了崇高的声望，这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我们强调，我们党取得所有这些成就，是因为遵循了马、恩、列、斯的学说，受益于苏共的经验，并将其运用于特定的条件。因此，我们不理解你们信上所作的断言，说什么我们的领导在反苏共的同时，假惺惺地“伪善地把它捧上了天”。 我们不能相信苏共中央全会对我党迄今作出的贡献和取得的成就提出质疑，因为我们记得许多苏联领导人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对此曾多次予以承认。我们还认为，南斯拉夫的社会改造的很多具体方面有益子别国的革命发展，而且正在被他们采用。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把苏共的作用和苏联的社会制度置于次要的地位。相反，我们学习苏维埃制度并把它作为榜样，但是我们正在自己的国家里以多少有点不同的方式发展社会主义。在一定的时期，在我国特定的条件下，考虑到解放战争之后所造成的国际形势，我们正竭力运用最好的工作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我们这样做，并不是要证明我们的道路比苏联的好，我们在搞什么新花样，而是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迫使我们这样做。 至于韦莱比特以及他为什么仍在外交部，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卡德尔和吉拉斯告诉莫洛托夫，我们对韦莱比特没有完全搞清楚。当时我们没有任何证据，现在仍没有证据；情况仍在调查之中，我们不愿凭怀疑就把一个人撤职和毁掉。 使我们不过于急促地处理韦莱比特的原因，首先是，他从1939　年起就是个党员，在这之前，他为党作过重大贡献。 1940　年，铁托交给他一个机密任务，让他在萨格勒布市以他韦莱比特的名义租一所别墅，在这所别墅里要安放共产国际的电台，瓦尔德斯作为无线电操作人员和他的妻子一起住在里面。同时韦莱比特还是个秘密情报递送者。所有这些工作，在敌人占领下进行了一段时间，这当然意味着他在冒生命的危险。随后，在1942　年，根据党的指示，韦莱比特参加了游击队，并且表现很好。后来他接受一项国外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我们现在正对他的整个经历进行调查。如果苏联政府掌握有关他的什么具体情况，我们请求把事实转告我们。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将立即免去他在部里的职务。 因而，你们信上与此有关的指责实在令人吃惊，而且是对南共中央和整个政府的侮辱。你们把我们与那些容忍间谍以求宠子某些大国的资产阶级国家相比。这就是你们信上所写的，而且是我们认为对一个友好盟国政府所不可能写的：“可能南斯拉夫政府有意把韦莱比特就是作为英国间谍使用的。如所周知，资产阶级政府认为，为了对帝国主义大国表示亲善而把它们的间谍用作自己的工作人员，这是容许的。为此目的，甚至会同意把自己置于这些大国的保护之下。”信上就是这样写的。这封信是写给一个代表1600　万人口的国家的政府，一个在解放战争中就站在苏联一边付出了最大牺牲的政府，一个在将来必要时成为斗争中最忠实的同盟者的政府，人们看了这样一封信，不能不为之愤感和震惊。 假若你们要问我们对你方有没有不满意的事情，那么我们将坦率他说，我们不满意的理由是很多的。这些理由是什么呢？这封信不可能提及所有的理由，但我们要提几个。 首先，苏联情报机关的特务，在我们这个正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里吸收我们的公民加入他们的情报机关，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我们只认为这有损于我国利益。尽管我们的领导人和国家保安局已经对此提出抗议，并公开声明这是不能容忍的，但却仍然干出了这种事情。那些被吸收的人中包括军官、各级领导人和一些对新南斯拉夫持消极态度的人。 我们有证据表明，某些苏联情报机关的特务在吸收我们的党员加入他们的组织时，挑起对我们领导人的怀疑，试图毁坏他们的名誉，证明他们不称职、不可靠。譬如，斯特帕诺夫上校在1945　年吸收我们一个在国家保安局电码编译科工作的好同志时，毫不犹豫地往我们所有的领导人脸上抹黑，并挑起对他们的怀疑，说什么“铁托元帅暂且照常工作”。现在此类事情仍在发生。这也意味着，发展特务成员不是为了同某个资本主义国家作斗争，因此我们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发展工作正在破坏我们内部的团结，使人们失去对领导的信任，陷入混乱，使领导人受到损害，并日益变成搜集假情报的渠道。苏联情报机关特务的这种行为，对于正在向社会主义前进并且是苏联最忠实盟友的我国，不能说是忠诚的和友好的。 我们不能允许苏联情报机关在我国扩展情报网。我们有同各色各样外国资本主义分子和国内阶级敌人作斗争的自己国家的保安局和情报机关，如果苏联情报人员需要这方面的情报或协助，他们随时可以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我方而言，直至今日，一直是这样做的。 这些——诸如此类，还有许多——就是我们不满意的原因。然而，这能成为使我们的相互关系恶化的理由吗？不能。这些是能够消除和解释的问题。 苏联和南斯拉夫牢固地联系在一起，显然是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的。不过，对于这一点来说，相互间的绝对信任是必要的；否则，我们两国间的持久和牢固的关系就不可能存在。苏联人民，首先是苏联领导人，应当相信，新南斯拉夫在其现今领导机关领导之下，正在坚定地向社会主义迈进。 此外，他们必须相信，在现今领导机关领导下的今日的南斯拉夫，是苏联非常忠实的朋友和盟国，它已作好准备，在严峻考验中与苏联人民同甘共苦。 最后，因为新南斯拉夫面对着不仅正在危及它本身的和平发展、而且也危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甚至苏联和平发展的资本主义世界，所以我们感到，新南斯拉夫尽可能强大是符合苏联的利益的；因此，尽管我们知道苏联重建遭受破坏的国上有重大困难，可是在对苏联人民不造成物质损失的情况下，我们正当地期待苏联对我国的发展和五年计划的实现给予援助。 根据以上所述，南共中央全会不能认为你们信上对我们党的工作和领导人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们深信，你们的批评出自某种严重的误解，此种误解原不应发生，而且为了有利于我们两党的事业，此种误解必须迅速加以清除。 我们的唯一希望是，对我们南共中央对苏共怀有的同志和兄弟般的忠诚感情的一切怀疑应子消除，为了迄今指引我们并将继续指引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我们将永远感谢苏共——忠于曾经并将继续为我们树立榜样的苏联，并高度珍视它对我国人民的帮助。 我们相信，只有通过我们两党中央在现场即在此地进行相互交谈，这一分歧才能得到消除。 因此，我们建议苏共中央派来一位或几位中央委员，他（们）在此地将有一切机会彻底研究每一个现存问题。 敬希接受我们的建议，致以同志式敬礼! 奉南共中央之命 铁托和卡德尔 复信由南斯拉夫驻苏大使弗拉迪米尔·维奇送交苏方，莫洛托夫在办公室内见了这位使者。莫洛托夫十分激动。这对他来讲是少有的。 维奇按照中央的指示，在递交复函后向莫洛托夫重申了南共的立场。他讲了45　分钟。 莫洛托夫咬着嘴唇，向窗外张望着。 维奇讲完后，莫洛托夫问：“完啦？”维奇：“完了。有什么问题吗？”莫洛托夫：“我什么问题也没有。”维奇：“你没有问题，我感到意外。”莫洛托夫踌躇片刻后说：“我只能说，我希望你个人不要与贝尔格莱德其他人一般见识。”他们分手了，连手都没有握一握。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人道无风三尺浪，何况平地起狂飘？ 耳竖惊闻波声起，目瞪呆看多瑙滔。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十一章 函战（三） 情报局里悬利剑，多法河畔起厉声。 号令如疾怨洒地，咒语似云恨凝空。 且说苏共在致南共3 月27　日函的同时，已开始动员其他的力量，来围攻南共。办法是：苏方把3 月27　日函抄给了其他，要他们对此“表态”。苏共同时规定，这些党的“意见”要通过苏共转给南共，而不可将“意见”直接交给南共。 第一家按苏方的规定行事的，是匈牙利。经匈共总书记马加斯·拉科西签署的“意见”被苏共转给南共。不用说，这种“意见”与苏共唱的是同一个调门儿。 对于苏共把两党矛盾扩大到兄弟党的做法，南共提出了强烈抗议。 但苏共不打算改变这一做法。 随后，南共接到了捷克、罗马尼亚写有同样内容的“意见书”。这时，处境最尴尬的，莫过于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 当时，季米特洛夫为了履行一项外交使命需经贝尔格莱德去布拉格。吉拉斯代表南共中央到车站去看他。在别人不在的情况下，季术特洛夫抓住吉拉斯的手说：“坚定。”“南斯拉夫人十分坚定。”吉拉斯说，“你怎么办呢？”“主要是坚定。 其他一切会迎刃而解。”季米特洛夫说。这时，契尔文科夫出现了。季米特洛夫改变了话题。不久，保加利亚人的“意见书”也到了。它是由契尔文科夫签署的。“五一”过后不几天，苏共对南共4 月13　日的信的复信到达贝尔格莱德。这封信长达25　页，我们无法全录而只好摘其要者了。苏共5 月4 日的信中写道： 致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及南共中央委员会——你们的答复及由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签署的南共中央委员会决议的通告已经收到。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文件，尤其是由铁托和卡德尔签署的文件，比起南斯拉夫早先的文件并无改进，反而进一步使问题复杂化，并且使冲突更加尖锐。 这些文件使用的语气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种语气只能被认为是言过其实，野心勃勃。文件中丝毫看不到澄清事实的愿望，看不到任何想要弄清事实，老老实实承认错误，以及认识到改正这些错误的必要性的情况。南斯拉夫同志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批评，而是以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对待批评，也就是说，他们把批评看作是冒渎了南共中央的威望，挫伤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野心。 所以，南斯拉夫领导人为了摆脱他们自己造成的困境，正在采用一种“新”方法，即尽管明显地存在着错误却完全加以否认的方法。他们否认苏共中央1948　年3 月27　日信中列举的事实和文件。看来，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并不理解，这种毫无理由地否认事实和文件的幼稚做法，决不能使人信服，只能使人发笑罢了 （1 ）关于从南斯拉夫撤回苏联军事顾问的问题苏共中央在3 月27　日的信中阐明了苏联撤回军事顾问的理由，并且说到苏共中央的情报，是以这些顾问因南斯拉夫负责官员对苏军及其驻南斯拉夫代表态度不友好而提出的申诉为根据的。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否认这种申诉……苏共中央为什么要相信铁托和卡德尔没有事实根据的说法，而不相信苏联军事顾问的大量的申诉呢……？ 苏联在几乎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都驻有军事顾问。我们必须强调指出，我们至今尚未接到驻在这些国家的我们的顾问的申诉。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并没有由于我们的军事顾问工作，在这些国家里产生什么误会。在这一方面，仅仅在南斯拉夫才存在这种申诉和误会。南斯拉夫在这些军事顾问的周围，制造了一种特别不友好的气氛，问题只能这样解释，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谈到关于苏联军事顾问薪金的大量耗费，强调苏联将军们收入的第纳尔是南斯拉夫将军们的三至四倍，说这种情况会引起南斯拉夫军事人员的不满。 但是南斯拉夫的将军们除了领取工资以外，还享受住房、佣人、食物等等。再者，驻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将军们的薪金是与苏联国内的苏联将军的薪金相同的。苏联政府不能考虑减低在南斯拉夫任职的苏联将军们的工资，这是可以理解的。…… （2 ）关于苏联在南斯拉夫的文职专家问题苏共中央3 月27　日的信件中陈述了从南斯拉夫撤走文职专家的理由。苏共中央所以这样做，是由于苏共中央相信文职专家们的申诉，和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的报告。……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在他们的信中否认这些申诉和报告的真实性……但是苏共中央有什么理囱相信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的元根据的说法，而不相信包括尤金同志在内的苏联人的申诉呢？ 苏联政府在所有人民民主国家都派有许多文职专家，但并没有从他们那里接到任何申诉，他们和这些国家的政府也没有什么争执。为什么仅仅在南斯拉夫才出现了这些争执和冲突呢……？ 不难理解，苏联政府不能接受这种情况，不得不从南斯拉夫召回自己的文职专家。 （3 ）关于南斯拉夫外交部中的韦莱比特以及其他间谍的问题如铁托和卡德尔所说，卡德尔和吉拉斯同莫洛托失去晤时……说过他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韦莱比特的问题”这句话，这是不真实的。为什么不能既撤销韦莱比特在外交部的职务而又不毁掉他呢？ 铁托和卡德尔关于保留韦莱比特外交部第一部长助理职位的理由的说法也是很奇怪的；似乎韦莱比特没有被解除职务，是因为他正受到监视。正是因为他正在受到监视，把他撤职不是更好吗？为什么对一个坚决敌视苏联的英国间谍如此这般体贴入微呢？ 韦莱比特并不是外交部中唯一的间谍，苏联代表曾经多次告诉南斯拉夫领导人。南斯拉夫驻伦敦大使莱奥恩蒂奇是英国间谍。这个老牌的、可靠的英国间谍为什么会留在外交部里，难道不是很清楚了吗？ 苏联政府获悉，除了莱奥恩蒂奇以外，还有另外3 名名字尚待查证的南斯拉夫驻伦敦大使馆人员，属于英国情报局。苏联政府说这样的话，是完全可以负责的。 人们也很难理解，为什么从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的举止看来，他伊然是该地的主人，为什么他的人数日益增加的“情报特务”可以自由行动，为什么屠杀南斯拉夫人民的刽子手奈迪奇的朋友和亲戚这么容易在南斯拉夫国家和党的机关里获得职位…… （4 ）关于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和苏维埃国家问题铁托和卡德尔在他们1948　年4 月13　日的信中写道：“我们认为，他（苏联大使） 作为一位大使，无权向任何人索要有关我们党的工作的情报。这不是他的职责。”我们感到铁托和卡德尔的这种说法是根本不正确的，而且是反苏的。他们显然是把苏联大使（一个代表苏联政府的负责的人）与普通的资产阶级大使（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的普通官员，其使命是暗中破坏南斯拉夫国家基础）等同起来。很难理解，铁托和卡德尔怎么会堕落到如此地步。…… 我们认为南斯拉夫同志对待苏联大使的这种态度不可能看作事出偶然。这种态度的根源在于南斯拉夫政府的总的态度，也正是因此，南斯拉夫领导人不能理解苏联的对外政策和英美的对外政策的根本区别；所以他们就把苏职的对外政策和英美的对外政策等量齐观，并且觉得他们对待苏联和对待英、美帝国主义国家应该采取同样的政策。 在这一方面，铁托同志1945　年5 月在卢布尔雅那的讲话是很有代表性的。……众所周知，苏联为了南斯拉夫的利益，作出一系列的领土让步之后，才把南斯拉夫从英、美手中夺了过来…… 铁托同志的这种反苏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南共中央政治局里没有受到任何抵制）正是南共领导人在党的干部的狭小圈子里进行诽谤宣传的基础…… 看来南斯拉夫领导人打算将来继续坚持这种反苏态度。南斯拉夫领导人应该注意： 坚持这种态度就意味着放弃与苏联的所有友好关系，就是背叛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他们也应该注意：坚持这种态度就等于剥夺了他们自己要求从苏联得到物资和任何其他援助的权利，因为苏联只对自己的朋友提供援助。 （5 ）关于吉拉斯同志在情报机构以及贸易谈判方面的反苏官论问题在3 月27 日的信件中，我们提到了吉拉斯同志在南共中央一次会议上的反苏讲话。 他在讲话中说苏联军官就道德观，点来看，不如英国的军官。吉拉斯讲这番话涉及驻在南斯拉夫的少数苏联军官沉迷于不道德行为这一情况。我们之所以把吉拉斯这番言论看作是反苏的，是因为吉拉斯同志这个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谈到苏联军官的行为时没有想一想，解放了欧洲人民的苏联社会主义军队，与不是解放世界人民而是压迫世界人民的英国资产阶级军队之间的根本区别…… 吉拉斯的这件事是怎么收场的呢？结果是吉拉斯和南斯拉夫代表团一起来到莫斯科，在莫斯科他向斯大林道了歉，请求忘掉他在南共中央会议上所犯的这个令人不愉快的错误。……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指控苏联代表吸收南斯拉夫人为他们的情报机关服务。…… 我们宣布，铁托和卡德尔的讲话充满了对苏联驻南斯拉夫官员的恶意攻击，根本不符合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南斯拉夫才出现了这些对于苏联代表的离奇的指控。…… 铁托和卡德尔在他们4 月13　日的信中，又一次提到苏联与南斯拉夫贸易关系的问题，硬说克鲁季科夫同志拒绝同南斯拉夫的代表继续进行贸易谈判。我们已经向南斯拉夫的同志解释过，克鲁季科夫已经否认他曾说过这样的话。…… （6 ）关于南共中央政治局在南斯拉夫阶级斗争方面的错误政治路线问题我们在信中写道，南共党内没有体现出阶级斗争的政策精神，资本主义成分正在城市和农村增长，而党的领导人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防止资本主义成分。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断然否认所有这些观点，认为我们的这些具有原则性的说法，是对南共的污蔑，并且回避就这一本质问题作出回答。…… 南共领导人回避阶级斗争问题和制止农村中资本主义成分问题，并不是偶然的。…… 南共一些最杰出的领导人在关于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问题上，正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也决不是偶然的。…… 然而，农村中的政治形势没有理由使人自鸣得意或慈悲为怀。在南斯拉夫，凡是没有实行土地国有化的地方，都存在着土地私有制，也都存在着买卖土地的现象，而且还使用雇工，等等。…… （7 ）关于南共中央政治局在南共和人民阵线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的错误政策在上次的信中，我们写道：在南斯拉夫，南共没能被看作主要的领导力量，而人民战线倒是被看作主要的领导力量；南斯拉夫领导人削弱了党的作用，并且事实上正把党溶进非党的人民战线，这样做正是犯了40　年前俄国孟什维克所犯的基本错误。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否认这一点，说什么人民战线的所有决议也就是党的决议，但是他们竟认为没有必要说明，是在党的哪次会议上通过了这些决议。 南斯拉夫同志的最大的错误就在这里。他们害怕在全体人民面前公开拥护党并欢呼党的决议，这样人民就会知道领导力量是党，是党领导着人民战线，而不是人民战线领导着党。…… 这可能导致取消南共的倾向，对于南共本身是危险的，最终导致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的蜕化变质。…… （8 ）关于南共党内惊人状况的问题我们在上封信中写道，尽管南共执政已经三年半以上，但它还处于一种半合法的地位；党内没有民主；没有选举制度；没有批评或自我批评，南共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不是由选举产生的，而是指派的。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断然否认了这些指责。 他们写道，“南共中央的大多数委员不是指派的”……这种说法并非完全符合事实。……可以看出，南共大多数中央委员是指派的。不仅南共中央委员是如此，地方一级领导人也是这种情况，他们不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而是指定的。 我们觉得南共党内这种反常的状况，反映了党的生活和发展的严重危险。这种党内宗派官僚主义统治结束得越早，对南共和南斯拉夫人民民主共和国就越好。 （9 ）关于南共领导人的高做目大和他们对待目己错误的不正确态度的问题从铁托和卡德尔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完全否认南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中存在任何错误，也否认在南斯拉夫党的干部内部正在进行的关于苏联“蜕化”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之类的污蔑和宣传。他们认为，这完全是由于苏共所收到的有关南斯拉夫形势的不确切情报所引起的。他们认为苏共中央已经成了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同志所散布的诽谤性的不确切情报的“受骗者”，并且坚持认为，如果没有关于南斯拉夫情况的这种不真实的情报的话，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就不会有什么分歧。于是他们就得出结论说，这不是南共中央犯了错误和这些错误受到苏共中央批评的问题，而是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同志的不确切的情报以及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同志利用这些不确切的情报“愚弄”了苏共的问题。他们觉得如果处罚赫布朗和茹约维奇同志，就万事大吉了。这样他们就给自己找到了替罪羊。 尽管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的说法似乎属实，但我们却怀疑他们自己是否相信这种说法的真实性。…… 我们认为，铁托和卡德尔对待苏共中央及其对南斯拉夫同志所犯错误的批评所持的这种态度，不但是无聊的和虚伪的，而且是极端反党的。 如果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有兴趣探求真实情况、而且在面对真实情况时并不感觉痛苦的话，他们应当认真想一想下面这些问题： （a ）为什么苏共关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事务的情报是正确的，而且并未引起这些国家的的任何误解，唯独关于南斯拉夫的情报，按照南斯拉夫同志的说法，却是带“倾向性的”和“反党的”，并且引起了他们的反苏攻击和对苏共不友好的态度呢？ （b ）为什么苏联和别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友好关系得到了发展和加强，而苏南关系却恶化了呢？ （c ）为什么人民民主国家的支持苏共3 月27　日的信件，谴责南共的错误，而南共政治局由于不承认错误而陷于孤立呢？这一切是偶然的吗……？ 我们觉得，在南斯拉夫领导人企图摆脱他们自己造成苏南关系紧张的责任的背后，还表现了这些同志缺乏承认他们错误的愿望，以及他们还要继续对苏联采取不友好政策的意图。 列宁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严肃认真、是否真正履行它对自己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国，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政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教育和训练群众。”①不幸的是，我们必须指出，由于南共领导人不愿承认和改正错误，他们正粗暴地破坏列宁在这项指示中所提出的原则。 我们觉得，南共中央政治局不愿意老老实实地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原因，是南斯拉夫领导人极端的狂妄自大。他们被取得的成绩冲昏了头脑。他们变得骄傲自大起来，现在他们觉得大海的深度刚刚能够达到他们的膝盖。他们不但变得骄傲自大，而且甚至鼓吹骄傲自大，他们不懂得骄傲自大会毁灭他们。 列宁说：“过去一切存在过的革命政党所以灭亡，就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大，不善于看到自己的力量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①不幸的是，我们必须指出，由于南共领导人从来不知谦逊为何物，而且现在仍然陶醉于他们的成就（这些成就并不很大），他们已经忘掉了列宁的教导。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在信中讲到南共的功勋和成绩，他们说，苏共中央先前曾经承认过这些贡献和成绩，而现在恐怕是不会再提起这些成绩了。这当然是不真实的。没有人能够否认南共的贡献和成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贡献并不比南共的贡献小。 然而，这些党的领导人表现很谦虚，并不像南斯拉夫领导人那样震耳欲聋地大肆夸耀自己的成绩。…… 南斯拉夫领导人的骄做自大发展得如此严重，以至于他们甚至把这样一些功劳归子他们自己，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是有道理的。…… 此外，我们应该记住，任何领导人过去的贡献，都不能排除他后来犯严重错误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贡献而闭眼不看现在的错误。托洛茨基一生中也曾对革命做出过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苏共就可以闭眼不看他后来所犯的使他成为苏联的敌人的裸的机会主义错误。 铁托和卡德尔同志在信中建议苏共派代表到南斯拉夫研究苏南分歧。我们觉得这一步骤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不是核实个别事实的问题，而是原则上的分歧。 人们知道，苏南分歧问题已经转达给九国中央，它们有自己的情报局。把它们排除在这一问题之外是不正确的。因此我们建议这一问题应在情报局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加以讨论。 维·莫洛托夫约·斯大林奉苏共中央之命看来是无法与这样的“家长”和“霸主”讲理了。南共于5 月17　日向苏共发了这样一封信： 致约·维·斯大林和维·米·莫洛托夫二同志——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　卷第39　页。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　卷第275 页。 我们接到了你们1948　年5 月4 日的来信。叙述这封信给我们造成的沮丧情绪将是件多余的事。它已经使我们相信，我们所作的一切解释都是徒劳的，尽管我们的解释有许多事实作为根据，表明对我们的谴责都是错误情报的产物。 我们不回避就原则问题提出的批评，然而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感觉受到了如此不平等的待遇…… 我们希望这件事应当用这样的方法了结，即我们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对我们的谴责是不公正的，这就是说，我们正在坚定地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我们仍然忠于苏联，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未来会像过去一样表明，我们将实现我们向你们作出的全部诺言。 约·布·铁托 依·卡德尔 奉南共中央之命 5 月19　日，苏共通知南共，让南共参加情报局会议，讨论南共领导的“错误问题”。 这样的会议南共自然不去参加。第二天，南共便将不参加会议的决定通知了苏方。 情报局会议原定在5 月份召开。由于南共拒绝参加，苏共决定延期举行会议，以便等南共“改变主意”。苏共于是又在6 月19　日向南共发出邀请南共参加会议的通知。 南共的主意不打算改变。6 月20　日，南共将自己的决定通知了情报局。 这一次，情报局不想再等下去了。随后，情报局会议在南共缺席的情况下，在布加勒斯特召开，6 月28　日通过了开除南共的决议。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原本同室皆兄弟，现分两族冤家称。 分居度日自不扰，何须你死共我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十二章 又一次被围 喜迎全胜庆自由，又陷围堵一重重。 今敌层层皆旧反，亦需拼杀苦冲锋？ 且说当天弗拉吉米尔·德迪那尔正在体协开会，就谁担任即将组织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足球赛的左锋人选进行激烈争论时，有人叫他去接电话。 电话是吉拉斯打来的。吉拉斯告诉德迪那尔，从3 点钟起，布拉格电台正在广播情报局的决议。吉拉斯要德迪那尔立刻去南通社，把接收到的决议全文给他送去。吉拉斯还提醒德迪那尔，南通社有人在怠工。 德迪耶尔赶到南通社后发现，那里不单是在怠工，而且实际上是发生了“政变”。他已无法指望南通社。 这样，他做了必要的安排后，立即返回新闻局。他把正在参加一个会议的自己的女秘书找了来，又把吉拉斯的女秘书也找了来，要她们赶紧打印被一页一页送来的决议的翻译稿。他还要她们对此绝对保密。 吉拉斯也赶来了。他的秘书打完第一页后，平静他说： “嗨，这不过是美国人司空见惯的诡计……”吉拉斯听后挥了挥手说： “不幸的是，这一次是真的。”就这样，决议的打印稿，被一页页送到政治局委员们的桌上。最早看到决议全文的，当然是德吉耶尔和吉拉斯。决议是这样开始的： （1 ）情报局着重指出，近来南共领导在内外政策方面的一些主要问题上，实行了一条不正确的、背离马列主义的路线。在这一点上，情报局赞成联共（布）中央的行动，即主动揭发南共中央的错误政策，特别是铁托、卡德尔、吉拉斯和兰科维奇等同志的错误政策。 （2 ）情报局宣布：南共领导正在实行一条对苏联和联共（布）不友好的政策，南斯拉夫执行了一个诽谤苏联军事专家和损害苏联名誉的下流的政策。南斯拉夫为苏联文职专家建立了一种特别制度，从而使他们受到南斯拉夫国家公安机关的监视，并经常被跟踪。 联共（布）在情报局的代表尤金同志和苏联在南斯拉夫的许多官方代表，都曹受到南斯拉夫国家公安机关的跟踪和监视。 所有这些事实和一些类似的事实都说明，南共领导人所采取的立场和人的身分是不相称的，他们已经开始把苏联的对外政策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外政策混为一谈，而且用对待资产阶级国家的同样方法对待苏联。南共中央这种反苏立场造成的结果，就是使那些从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武库里借来的诸如联共（布）已经“变质”，苏联已经“变质”等等的诽谤性宣传广为流传。 情报局谴责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这种反苏态度，认为它是与马列主义不相容的，这种态度只适合于民族主义者。 （3 ）在对内政策方面，南斯拉夫领导人正在背离工人阶级的立场，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们否认在自己的国家里滋长着资本主义成分，从而也否认农村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这种否认是机会主义信条的直接产物。…… 随后，决议以马克思主义权威的口气教训了一顿南斯拉夫人，然后下了这样吓死人的结论： 在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问题上，南斯拉夫领导人正背离马列主义道路，走上民粹党、富农党的道路。…… 在第四部分里，有同样吓死人的结论： （4 ）情报局认为南共领导正在修正马列主义关于党的学说。…… 在南斯拉夫，被看作国家主要领导力量的是人民战线，而不是。…… 南共领导人正在重复俄国孟什维克分子关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党溶解于非党的群众组织之中的错误。所有这一切暴露出南共党内存在着取消主义的倾向。 情报局相信，南共中央的这个政策威胁着本身的生存，而且终究将导致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变质的危险。 第五部分则指责南共的组织生活的状况，说： （5 ）情报局认为，南共领导人在党内建立的官僚统治，对南共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一场灾难。南共党内没有民主、没有选举、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 情报局认为，由于南共中央委员茹约维奇和赫布朗敢于批评南共领导人的反苏态度，并要求南苏友好，因而南共领导人把他们开除出党并且加以逮捕，这种行动是不光彩的。 情报局认为，这种不光彩的、纯粹土耳其式的恐怖统治，在内是不能容忍的。 南共本身的存在和发展的利益要求结束这种统治。 第六部分写道： （6 ）情报局认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其他的中央委员会对南共中央委员会的错误所作的批评，给了南共中央委员会以兄弟般的帮助，并向其领导人提供了迅速改正所犯错误的一切必要条件。 然而，野心勃勃、骄傲自满和自高自大的南共领导人，不是诚恳地接受批评，并以布尔什维克式的态度改正他们的错误，而是以挑战和敌意来对抗批评。他们走上了不分青红皂白地否认他们的一切错误的反党道路，并违反了马列主义关于一个政党对待自己错误的态度的学说，从而加重了他们的反党错误。 由于不敢正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兄弟党中央委员会的批评，南共领导人走上了公然欺骗党和人民的道路，它不让全党知道对中央委员会错误政策的批评，. 不让党和人民知道对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同志采取蛮横措施的真正理由。…… 第七和第八部分是： （7 ）考虑到南共党内的局势，并为设法向南共领导人指出摆脱这种局势的途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兄弟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应该像在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其他的活动一样，以同样的、正常的伙伴关系为基础，在情报局会议上讨论南共党内的情况。 然而，南斯拉夫领导人却拒不接受兄弟党一再提出的关于在情报局会议上讨论南共党内情况的建议。 南斯拉夫领导人企图逃避兄弟党在情报局内提出的公正批评，捏造了所谓他们的“不平等地位”的无稽之谈。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真实的。众所周知，当情报局成立时，各个的工作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不可争辩的原则基础上的，即每一个党，正像它有权利批评其他党一样，有义务向情报局报告它的工作。…… 在九国第一次会议上，南共曾充分利用了这种权利。 南斯拉夫人拒绝向情报局报告自己的活动并听取其他的批评，这实际上就意味着破坏各国间的平等地位，并且事实上就等于南共要求在情报局里享有特权地位。 （8 ）鉴于以上情况，情报局表示完全赞同苏共中央1948　年3 月到5 月间给南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中对南共党内局势的评议，对南共中央委员会所犯错误的批评和对这些错误的政治分析。 情报局得出一致的结论，即根据南共领导人的与马列主义不相容的反党反苏观点，根据他们的整个态度和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这一事实，南共领导人已将自己置于情报局所属各个的对立面，走上了脱离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道路，走上了背叛工人阶级国际团结事业的道路，并采取了民族主义的立场。 情报局谴责南共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反党政策和态度。 情报局认为，鉴于上述情况，南共中央委员会已经将它自己和南斯拉夫置子统一战线之外，从而也就将自己置于情报局之外了。 最使人惊心动魄的，还是决议的结束语： 情报局认为：南共领导所犯错误的基础，在于这样一个无容置疑的事实，即先前以伪装形式存在的民族主义因素，在过去五六个月的时间内在南共领导中获得了统治地位，因此，南共领导同南共的国际主义传统决裂而走上民族主义道路。 由于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内部的民族力量及其能力，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没有其他国家的支持，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支持，没有苏联的支持，他们也能保持南斯拉夫的独立，并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认为新南斯拉夫可以不要这些革命力量的援助。 南斯拉夫领导人由于不了解国际形势，并被帝国主义的敲诈威胁所吓倒，因此，他们认为，用让步的方法可以讨好帝国主义国家。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和帝国主义国家搞交易，以获得南斯拉夫的独立，并且逐渐地使南斯拉夫人民适应这些国家，也就是适应资本主义。在这方面，他们是默默地从这样一个著名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论点出发的，即“就南斯拉夫的独立来说，资本主义国家比苏联的危险要小些”。 南斯拉夫领导人显然不了解，或者可能是假装不了解，这样一条民族主义路线只能使南斯拉夫蜕变成一个普通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丧失独立，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 情报局并不怀疑，南共党内忠于马列主义、忠于南共国际传统、忠于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健康分子大有人在。 健康分子的任务是，迫使他们现在的领导人承认他们的错误，并且公开地、诚恳地加以纠正；迫使他们与民族主义决裂，回到国际主义上来，千方百计地巩固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 如果南斯拉夫现在的领导人办不到这一点，这些健康分子的任务就是取而代之，形成党的国际主义的新领导。 情报局并不怀疑南共将会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吉拉斯怀着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去见铁托。 德迪耶尔忙了一个通宵后，回到了家里。 他的母亲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到儿子的住处来了解情况。 当老人晓得出了什么事后，像是自言自语他说：“我们是奇怪的人民。 我们从来不害怕面对最野蛮的暴君。我还记得1914　年6 月28　日，记得加夫里洛·普林齐普①，宛如今天。看看你们这一代干了什么：当希特勒势强力盛的时候，发生了3 月27　日事件②，当杜鲁门不可一世的时候，你们打下了他的飞机，而现在，你们又同斯大林干上了。”这时南斯拉夫与东欧各国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断绝。 5 月25　日，南斯拉夫庆祝铁托生日。只有季米特洛夫发来了贺电，电文如下：“对您的生日致以兄弟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季米特洛夫还遴选了一位保加利亚儿童，代表保加利亚青年和运动员向铁托献了一个接力棒。 同一天，按照南共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南斯拉夫报纸发表了关于召开党代表大会的决定，以便让全体党员就南苏争论发表自己的观点。代表大会的召开意味着铁托已决定就与苏联的关系问题在南斯拉夫举行公民投票。 6 月17　日是季米特洛夫的寿辰。铁托向季米特洛夫发电祝贺：“请接受我对您的寿辰的友好的祝贺和最热烈的祝愿。”这时正值情报局会议的前夕。 季米待洛夫8 天以后才电复铁托。这时情报局会议正在布加勒斯特举行。季米特洛夫没有参加会议。 6 月30　日，南斯拉夫机关报，发行量达50　万份的《战斗报》，全文发表了情报局决议。而情报局方面估计，铁托将不会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布这个文件的。 过了5 天，即7 月5 日，法共领导人杜克洛在《人道报》上这样写道： “南斯拉夫领导人未发表情报局决议一事，清楚地表明，他们对自己的论点没有信心，害怕把真实情况公诸人民。”在南斯拉夫，起初，人们感到惊愕，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甚至当天早晨有人在街头失望地哭了起来。但是，痛苦的浪潮过后，愤怒和自豪感的浪潮便接踵而来。 在南斯拉夫境外，相信铁托能够保住位子的，并不占多数。 6 月29　日，伦敦的《泰晤士报》是这样估计形势的： “很难设想，现在治理着南斯拉夫的那些人还能够继续掌权……”法新社报道了曼彻斯特《卫报》6 月29　日写的一段分析： “曼彻斯特《卫报》今天上午发表社论，认为南斯拉夫政府很可能已经转入别人的手中。该报评论情报局公报说，已公开号召南斯拉夫人民抛弃自己的领导人，改组政府。很可能这已经做到了。据悉，托尔布欣元帅（这位红军元帅在关键时刻几次出现在布拉格和贝尔格莱德）现在南斯拉夫，正在那里设法控制住局势。据认为，如果托尔布欣没有抵达贝尔格莱德的话，这样的公报是不会发表的。或许我们明天就会听到，公报中所提到的铁托以及南斯拉夫其他领导人已经被捕，他们已经因背叛人民的事业而受到审判。最后，不是所有的人都跳窗口。”类似的预言也从华盛顿传来。路透社6 月29　日报道说： “《纽约时报》驻华盛顿的一位记者说，华盛顿的消息灵通人士认为，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之间不会决裂，铁托元帅要么满足克里姆林宫的要求要么被撤换。”南斯拉夫前国王彼得二世和他在位时的驻华盛顿大使康斯坦丁·福蒂奇高兴起来。合众社6 月29　日报道，彼得二世的秘书布拉纳·维奇说：“陛下感到高兴。不过，他认为目前他还不能发表进一步的谈话，因为他还不了解这一事件的实情。”而福蒂奇本人则在芝加哥对合众社记者说：“铁托最后得到了他所要的东西。铁幕可能紧闭得更为严密，我们或许再也不知道铁托的命运了。”西方是如此，东方也是这样。 作为情报局负责人的尤金，在公报公布后便离开了贝尔格莱德。行前，他就公开对南斯拉夫人说： “你们连三个星期都坚持不了。你们不让步，西方帝国主义就会把你们吞掉……”匈牙利的拉科西在7 月2 日说： “小市民的民族主义1941　年使南斯拉夫陷入灾难，如果领导人继续沿着目前的道路走下去的话，将再一次使南斯拉夫陷入灾难……但是，他们不可能长期地抗拒下去……”罗马尼亚的安娜·波克也预言铁托将迅速垮台。她说铁托推行的是“骄傲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而“消灭这一体制，对于南共来说是一个生死问题”。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在一次积极分子会议上说： “铁托和卡德尔给斯大林写信说：‘我们热爱苏联，但是，我们更热爱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这不是国际主义的态度。这表明，在南斯拉夫，如同在德国一样，社会主义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了……南共领导人的功绩不能掩盖他们使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危险。相反，功绩不应使他们可以不纠正所犯的错误，但是，他们却竭力掩饰错误把自己同人民等同起来。我党得，他们堕落到路易十四的立场上去了。路易十四曾说过：‘朕即国家。’”科斯托夫接着说：“南斯拉夫目前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最终是为谁效劳？整个民主世界都在谴责铁托，而反动派得意洋洋。不幸的是，南斯拉夫还有人，特别是青年，相信铁托，但是，如果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要铁托还是要斯大林，是同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结盟还是同帝国主义结盟，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产阶级共和国？那么，这些人就会认清楚该走哪一条路了。”科斯托夫讲了话会议并没有结束。按会议议程，群众可以提问题，对问题，科斯托夫要负责解答。 大家提了不少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是：南共领导人这样的态度在南斯拉夫群众中是否有深刻的基础？ 对此，科斯托夫答道： “当然有，特别是在青年人中间。纠正他们的错误之所以困难，原因就在于此。目前的领导人有多少人能够保住，我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威望将有助于澄清南斯拉夫目前的状况。”有人问：如果南共目前的局面扭转不过来怎么办？ 科斯拉夫答：“那就很糟糕，不过，必须把局面扭转过来。”有人问：南斯拉夫是否公布了情报局决议。 科斯托夫答：“报上用4 版的版面发表了决议。不过，他们试图用空话来驳斥决议中的一切论点。”有人问：保加利亚为什么不发表南共中央对情报局论点的回答？ 科斯托夫答：“我们为什么要发表？为什么发表他们的做慢不逊的解释，发表他们对我们的谩骂？”事情在开始阶段，南斯拉夫政府还来不及向南斯拉夫驻外代表通报问题的原委以前，在世界各地也出现了忠于南斯拉夫的代表起而“谴责事实”的事件。 例如6 月29　日合众国际社就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南斯拉夫驻联合国代表星期一晚上说，他不相信情报局在布拉格发表声明指责南斯拉夫反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事。合众社报道说，当该社记者向这位代表宣读了布拉格的声明后，这位代表说：“必定是发生了某种混乱，实际上声明不可能是真的。”合众社还报道说，这位南斯拉夫代表认为这一事情是一种反南宣传。 南斯拉夫人是怎样对待事态的发展呢？ 7 月21　日，南斯拉夫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天，总共有2344 名代表聚集在贝尔格莱德近郊托普契德公园古老的御林军营的大厅里。这些代表是从全国46.8　万党员中选出的。代表中，有一半以上参加了1941　年开始的反侵略战争。 会议进行实况转播，全南斯拉夫人都坐在收音机旁，了解大会进展情况。 会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肖像，铁托的画像则置于中央。 铁托主持了大会并发表了长篇讲话。 大会进行了6 天。 最后一天是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 投票是无记名的，但公开宣布了每个人的得票数。 当天，有2323　名代表参加了投票。半夜得出了选举结果。 代表们聚集在大厅里，等候选举委员会主任宣布选举结果。他宣布，铁托得2318 票。这时，大厅里一片欢呼声。随即，会场上有人带头，唱起了颂扬铁托的歌： 铁托同志，我们衷心地保证我们将不离开您的道路！ 选举委员会主席试图继续宣读候选人得票数，但他无法让大家平静下来。他只好等待。代表们唱完《国际歌》，总算静下来了。选举委员会主席在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和吹呼声中宣读完了每个人的得票数。几个主要领导人的得票情况是：爱德华·卡德尔：2319　票赞成，4 票反对。密洛凡·吉拉斯： 2314　票赞成，9 票反对。亚历山大·兰科维奇：2316　票赞成，7 票反对。博里斯·基德里奇：2317　票赞成，6 票反对。莫萨·皮雅杰：2322　票赞成，1 票反对。斯维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2318　票赞成，5 票反对。宣读完选举结果，铁托发表了讲话。 他说： 同志们：我代表新选举产生出来的我们党的中央领导，最诚挚地感谢你们的信任。 因此，我们肩负了一项严肃的责任。然而，只有在你们的充分支持下，我们才能很好地履行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代表大会表现出来的团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这种团结是我们党以更坚强的步伐向着它本身的发展、向着我们新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迈进的保证。 同志们，我们在这次大会上总结了我们党的工作的伟大经验。让我们把这些经验传达到党的各个组织中去，供它们去运用，让它们从正面和反面的例子中吸取教训。祝我们党的队伍保持纯洁，祝我们党员的政治和理论水平更进一步的提高，因为这是我们未来一切胜利的保证。 同志们，我向你们发出警告，我们目前正处在困难的境遇和艰难的岁月里。我们党正面临着一种严重的考验，但是，只要我们保持高度的警惕，保持我们党的团结和坚定，只要我们不丧失勇气，我们必定会赢得胜利。 会议的结果无疑使苏联领导人大失所望。苏联人所指望的“健康力量”“销声匿迹”，而他们所咒骂的“铁托叛徒集团”却团结得“钢铁一般”。 西方舆论也在转变。他们认为在南斯拉夫“出现了奇迹”。会议闭幕一个月，“约万诺维奇事件”再次震动了东方和西方。 1948　年8 月18　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发表一则公报： 今年8 月12　日凌晨1 点，有3 个人在弗尔沙茨县境内试图越过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边界。隐蔽在边界这一地段的一位民警边防哨兵发现有4 个人加速步伐走向边界。当哨兵打算提醒岗哨指挥员注意这一情况时，想越境的3 人当中的一个，抽出手枪向哨兵打了一枪。哨兵出于自卫开了火，当场打死两人，另两人朝罗马尼亚边界逃去。但是一人在越境前被逮住。 验明身分时发现，被击毙的两人中，有一人是阿尔索·约万诺维奇上将，另一人为索契策国营农场的管理员斯韦托利克·阿拉布亚茨，据断定，后者完全不了解上述3 人打算越境逃跑。很可能已经越境逃跑的第三个人是弗拉多。达普切维奇上校，而被逮住的第四个人是布兰科·佩特里切维奇少将。 据事后断定，阿尔索·约万诺维奇上将、布兰科·佩特里切维奇少将和弗拉多·达普切维奇上校在打野猪的借口下，于8 月11　日22　点左右抵达索契策农场。据被逮住的布兰科·佩特里切维奇少将供认，他们计划越境逃往罗马尼亚，把农场管理员当作向导带往边界，向他作的解释是，首先要视察一下边界的安全情况。 1948　年9 月2 日，弗拉多·达普切维奇上校被抓获。9 月6 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又发表一则公报： 诚如公众所知，曾经宣布，在阿尔索·约万诺维奇将军和布兰科·佩特里切维奇将军逃往罗马尼亚未遂事件中，在一起的弗拉多·达普切维奇上校很可能已越境逃跑。 在此期间，公安机关一直在搜寻弗拉多·达普切维奇。由于边防部门的警惕，他未能从国内逃离。今年9 月2 日23　点左右，弗拉多·达鲁切维奇和他的向导德米特里·武克米罗维奇一起在南斯拉夫匈牙利边界被边防部门建住，他是在未能逃往罗马尼亚之后跑到那里的。 布兰科·佩特里切维奇和弗拉多·达普切维奇承认有罪，在供词中说明了这个孤立的集团做出叛国行径的全部情况。 那么，他们做出这叛国行径的全部情况是怎样的呢？且看弗拉吉米尔·德迪那尔的一段记述： 阿尔索·约万诺维奇……是南斯拉夫王队的上尉。 1941　年4 月南斯拉夫投降后参加了游击队。由于他是一个积极的军官，铁托任命他为司令部参谋长。把旧军官吸收到游击队里来是必要的…… 约万诺维奇任参谋长一直到1946　年，然后他进莫斯科的伏罗希洛夫高级军事学院…… 约万诺维奇……一贯从数量上来看待问题：谁的纸面上的数字大，谁就较强。例如，在战争的最初几年，他对红军能击败德国人疑虑重重。同样的观，大使他对情报局决议以后南斯拉夫能否在一个短时期内抵挡住力量远为强大的苏联产生了怀疑。他同其他苏联情报人员一样，期待着南斯拉夫在第五次党代会期间向苏联投降。他同贝尔格莱德的两个军官有联系：总参谋部政治部副主任布兰科·佩特里切维奇和炮兵学院的弗拉多·达普切维奇上校。第五次党代会使这3 个军官大失所望。他们期待有人会站出来替斯大林说话。当没有人这样做时，他们按撩不住了，着慌了。 正在这时，多瑙河会议在贝尔格莱德召开。所有多瑙河国家的代表和苏联、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出席了会议……罗马尼亚的政府代表是外交部长安娜·波克。安娜·波克不但参与了多瑙河问题，而且参与了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把约万诺维奇和其他两个军官送到罗马尼亚去的勾当。 最后，在8 月11　日112 日晚间，约万诺维奇、达普切维奇和佩特里切维奇乘汽车离开贝尔格莱德向罗马尼亚边境开去，表面上看是作一次打猎旅行。他们先……去看约万诺维奇的一个表兄弟，请他……帮助他们弄到坦克，以便乘坦克越过罗马尼亚边界。不巧，这位表兄弟不在家。这样，他们就决定自己设法越境。他们找到了索契策国营农场的斯韦托利克·阿拉布亚茨，耍他带他们去打野猪。他领他们到了一个离边界不远的围场。夜色降临时，他命令他颔他们到罗马尼亚去。在接近边境的地方，他们发现一个伏击偷马贼的民兵巡逻队。巡逻队同他们口令。这时，阿尔索·约万诺维奇抽出手枪冲巡逻人员开枪。 巡逻人员开枪还击，第一枪打死了阿拉布亚茨，第二枪打死了约万诺维奇…… 无疑，“约万诺维奇事件”再次说明了南斯拉夫党内“健康力量”地位的脆弱。 当然，这一切并不能说明铁托的日子是好过的。这一点，铁托的认识是清醒的。 未知铁托如何对付再次面临的“严重考验”，率领南斯拉夫人民冲出艰难的处境。欲知后事，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我自巍然不面北。 求得世上真理在，敢冒天下大不韪。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十三章 艰苦的1949年 师围八面闹纷纷，去日苦多过新春。 出头无路求经典，谁解赤子一片心？ 且说1949　年元旦，铁托的战友们带着各自的夫人，聚在铁托的住处，与铁托一起过新年。 1949　年将是严峻的一年。忧云愁雾笼罩着南斯拉夫大地，大家各感压抑。 国内经济状况危急万分。五年计划已经制定，许多工厂建了一半，等待着从波兰、捷克以及苏联运来机器，但苏联东欧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封锁。 已经建起来的工厂，将有相当一部分会毁于一旦。 与苏联以及东欧的贸易迅速衰减。本来该从那边进口3000　吨棉花，结果半吨未到，纱厂只好停工。 与西方国家进行的贸易谈判也因政治问题而毫无进展。 国内物资匾乏，粮食实行配给制，工业品凭票定量供应。 聚会开始，铁托周围气氛是严肃的。 新闻局长德迪那尔和夫人到达时，才出现了一时的欢快场面。 铁托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德迪那尔的妻子韦拉了。当韦拉走到铁托面前时，显然铁托没有立即认出她来。德迪耶尔打算跟铁托开个玩笑。 “你难道不认识她，这是我女儿米利察……”“米利察，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呢。有一次在泽蒙，在你妈奥尔加家里我还看管过你。你那时还不到一岁，呆在小车里……时间过得真快……”德迪耶尔听罢敞怀大笑——他的玩笑成功了。 铁托也明白了，也开始大笑起来。 这时，米塔尔·巴基里奇便开起了德迪耶尔和韦拉的玩笑来： “是的，是的，这是他的女儿。昨天，我在街上碰到几个熟人，见到韦拉和弗拉多就说：‘瞧，那边是弗拉多。德迪耶尔和他的女儿。’”大家很快又“书归正传”： 铁托问德迪耶尔，外界对南斯拉夫形势有何反映。 德迪耶尔说，西方大多数政治家，都认为南斯拉夫同苏联的冲突是虚假的，是双方在演戏。而为数不多的人相信冲突是真实的，可又断言我们支撑不了多久。德迪耶尔说，美国国务院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最有代表性。 当初，他相信苏南冲突的真实性，他曾预言，用不了三周，南斯拉夫就会被苏联搞垮。现在半年过去了，他又说不存在冲突，所谓冲突只不过是铁托和斯大林制造出来捉弄西方的。德迪耶尔说，这次他出席联合国大会，波伦就向他讲了这种观点。 铁托问：“那你是怎么回答这位天才的？”“我对他说：‘但愿上帝能听到你的这番话。这场冲突要是不是真实的，那就太好了。’”铁托说：“这真令人感到奇怪，美国外交官怎么会在意识形态方面如此狭隘、迟钝，会成为自己对内宣传的牺牲品……难道他们忘掉了华盛顿那句名言，‘同人人做生意，不同任何人结盟’？”这时，莫萨·皮雅杰插进来说：不怨天，不怨地，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朋友加给我们的。下一次新年祝辞，我建议引上海涅的一句话：我所热爱的朋友，却给我带来了最大的灾祸！ 这又使德迪耶尔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他说：“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党内是谁在抗战开始时曾因写文章说战争将在半年之内结束而受到了处分？”有人记起来了，说是黑山的韦萨·马斯莱沙。 “其实，”德迪耶尔说，“斯大林本人当时就是这么说的。他在1941年11　月7 日的讲话中说，战争只会打6 个星期，最多打半年，说德国是一座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我们在乌日策的《战斗报》上转载了这篇讲话。但是1945　年以后出版的斯大林战时言论，却不见这段话了。”德迪耶尔接着说，“受斯大林影响的，其实不只是韦萨·马斯莱沙。我在斯洛文尼亚曾听把我们党的重要领导人卡德尔同志、基德里奇同志介绍进党的弗拉多·科扎克讲过，当时出任斯洛文尼亚解放阵线执委会政委的基德里奇，每年都对解放阵线某些动摇的成员保证，战争将在春天结束，而到了春天又保证战争将在秋天结束，就这样，年复一年，保证了4 年，我们才迎来了胜利。”这时，在场的基德里奇笑着说：“请大家注意，即使这位令人尊敬的科扎克说的不是编造出来的笑话，那基德里奇与斯大林的也不属于同一个版本。”大家听罢又乐了一阵。 这时，又有人提起，是否有人知道，战时哪一家游击队报纸是被自己的政府查禁的唯一的报纸。 大家谁也说不上来。 “这又非弗拉多莫属了。”铁托笑着说。 还好，德迪耶尔记起来了。 “是《佃农之声》，该刊正是由弗拉多·科扎克编辑的。”基德里奇插进来说： “正是如此。”德迪耶尔接下来说： “有一天，基德里奇发现科扎克躺在猪圈里，就问他，在那个鬼地方干什么？科扎克回答说：‘我在为我报上的文章寻找合适的气氛，文章是谈农民问题的。’当盟国的军事使团来到斯洛文尼亚时，科扎克不断地问他们，什么时候开辟第二战场？鉴于第二战场的开辟一拖再拖，科扎克就在《佃农之声》上发表了一则简短消息，说英国集中了大量盟军，致使这些岛屿已开始下沉。这件事后来闹大了。当时，最高统帅部发出一道指令，指示对西方盟国不要采取宗派主义的态度。弗拉多。科扎克成了这一指令的牺牲品。弗拉多·泽契维奇神父当时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中负责内政，他后来夸耀说，由于科扎克的《佃农之声》对英国人和美国人开了这个玩笑，他下达了禁令。”谈话又转到南斯拉夫派到捷克斯洛伐克去的学徒工回国的问题上。 战后，南斯拉夫派了3000　名青少年到捷克斯洛伐克各工厂去学习、进修。情报局决议发表后，捷克斯洛代克当局开始对他们施加压力，要他们表态，反对铁托。有几名南斯拉夫籍教员投向情报局，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向青年们施压。青年们大多不想屈服，要求回国。当局不同意，青年们开始罢工。当局出动警察，逮捕了18o 人。这时，投向情报局的教员向青年们软硬兼施，说回国会立即被抓起来，而拒绝回国的，将用飞机把他们送到莫斯科去。学员们仍不屈服，并开始绝食。当局则把学员的宿舍全部包围起来，停电、停水。 但这一切仍未能使这些年轻人软下来。无奈，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只好放他们回国。在2852　名学员中，2762　名收拾行装回到了南斯拉夫。而留下的90　名学员中，1949　年新年前，又有12　名回到了祖国。他们给铁托写了致敬信。铁托当场读了那封信。他显然兴奋异常。读完信，他说。 “寄希望于诽谤和谎言、迫使我们承认真理不是真理的那些人，让他们知道，他们错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爱，在我们身上是一股力量。它不允许我们不讲气节，不讲原则。 “我们这一本性继承于我们的祖辈。我们认为，不仅每一个人，而且每一个正派人都应认为这是一种最积极的本性。我们必须这样来教育我们的党员和年轻一代。我们相信，真理和正义这一次也将胜利。因为，不然的话，世界的前途将十分黑暗。为了使自己的良知得到慰藉而谈什么‘只要目的正当，任何手段皆可无伤’的那些人理应知道，这句话在宗教裁判时期耶稣会会员方面是特别出名的。凭借肮脏的手段，采取不诚实的方式是建设不了伟大的事业的。伟大的事业只能采取相应的方式，凭借相应的手段来建设。我们将永远记住这一点，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对不起我们伟大的解放战争中，为争取正义事业的胜利所献出的鲜血。今天用这样一些不老实的手段来反对我们的那些人，有朝一日必会停止这样做的，因为不然的话，这会对全世界的进步运动产生致命的后果。这是指在各色各样的报纸上或者以形形色色的方式，散布反对我国的想人非非的谎言并把我们搞臭的那些人。”这时，德迪那尔又想起了几个月前，情报局决议公布的那天，他母亲感慨万分的那些话： “我们是奇怪的人民。我们从来不害怕面对最野蛮的暴君，我还记得1914　年6 月28　日，记得加夫里洛·普林齐普，宛如今天。看看你们这一代干了些什么：当希特勒势强力盛的时候，发生了3 月27　日事件，当杜鲁门不可一世的时候，你们打下了他的飞机，而现在，你们又同斯大林干上了……”铁托的新年讲话经由电台发表，它的宗旨仍然是克服园难，战胜敌人。 我们的处境是困难的。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又轻松过呢？我们已经习惯于困难了，困难不可能使我们动摇，更谈不上压垮我们了。我们过去相信会取得胜利，当整个欧洲笼罩在法西斯的阴影下，当相当一部分人丧失了信心，开始认为恶势力的胜利是长久的时候，我们进行了斗争。 我们今天也不动摇。 为了对付苏联的颠覆，以兰科维奇为首的南斯拉夫保安机关，几乎全部破获了苏联在南斯拉夫建立的秘密组织，并将它们的成员抓了起来。这涉及到不少苏联侨民，其中还有不少白俄。 对此，苏联向南斯拉夫多次提出抗议，而事情发展到秋天，苏联便向南斯拉夫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照会。 照会是清晨3 点钟由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送交南斯拉夫外交部的。 外长卡德尔看完照会后，立即打电话把吉拉斯、基德里奇和泰波召到自己的办公室。 当时，铁托正在布里俄尼。卡德尔立即把照会内容告诉了铁托。照会对南斯拉夫逮捕苏联侨民的做法进行了猛烈攻击。 照会中说： 只要看一看正在南斯拉夫发生的一切，就不会再产生怀疑，现在的南斯拉夫已经根本谈不上什么人民的政权，什么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了。 既然国家受制子外国资本，南共领导同全世界的处于交战状态，又怎么能谈论什么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制度呢？ 照会最后说： 看来，南斯拉夫政府打算继续非人道地对待苏联公民，继续进行违法的逮捕和殴打，继续侮辱苏联公民。 看来，南斯拉夫政府不打算让罪犯——法西斯做法的执行者承受罪责。 如果这符合事实的话，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声明，对于这样的事态，它将下会无动子衷，它将不得不采取为维护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公民的权益，为教训超越一切界限的法西斯暴徒所必需的其他更为有效的手段。 铁托对照会谈了看法，他指出，局势十分严重。他提到，几天前就有消息说苏军正在南斯拉夫的邻国集结。卡德尔和吉拉斯、基德里奇以及泰波对照会进行研究后，决定认真进行军事准备。同时决定从伏伊伏丁那向内地，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疏散档案、食品仓库以及工厂。 铁托批准了他们的安排，并指示在北方组织军事演习。对舆论也做了相应的布置，其中要各家报纸和电台注意按政府口径进行报道，以免给苏联的军事进攻提供口实。当时担任新闻局长的弗拉吉米尔·德迪那尔瞪大了眼睛，生怕自己管辖的部门出了问题。但是，魔鬼从来是不安息的。 9 月6 日，《文学报》登出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克雷洛夫或者伊索》。 德迪耶尔看罢文章，连叫不妙，文章是这样写的： 外交照会是件鬼玩艺儿。你写了份照会，望着优美的字迹，就会想：有谁像我这样聪明？谁会胜我一筹？尤其是，如果你以前当过律师的话。 麻烦的是通常会收到复照。请看，请看，这家伙是怎么回答的。想的似乎是：瞧我叫他上钩了！ 也有享有盛名的，或者起码是众所周知的照会。但也有更出名的复照。例如，奥匈帝国1914　年7 月致塞尔维亚的照会，狡猾的奥地利通过这份照会提出了种种要求，其中还有让奥地利法院在塞尔维亚调查萨拉热窝行刺事件和审讯塞尔维亚的公民。照会是出了名了。之所以出名，其一是奥匈帝国这个强国做馒地试图干预塞尔维亚这个小国的内政，其二是照会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如果说奥地利这份照会出了名的话，那么塞尔维亚政府的复照就更是享有盛名了。 塞尔维亚政府是一个小国政府，这个小国的首都在萨瓦河和多瑙河的此岸，而彼岸却在匈牙利手中，从那里扔块石头，就可打到塞尔维亚首都。塞尔维亚政府同意了奥匈帝国提出的一切要求，它要是一个强国是不去同意这些要求的（如果它是个强国的话，或许也不会向它提出如此无耻的要求！），而只拒绝了要求中的一项：让奥匈当局在塞尔维亚的领土上进行调查。就这样，小小的塞尔维亚拒不让奥匈帝国这个强国践踏它的主权。克雷洛夫的寓言说，小狗竟敢冲着大象吠叫。大象死去了，而塞尔维亚这只小狗却得到了一大块象肉。一个强国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诚然，小小的塞尔维亚也消失了，但是在它的地盘上产生了更大的南斯拉夫。故事的结尾已经不是克雷洛夫寓言里的结局…… ……如果现代的外交官，尤其是像在集市上叫卖似的夸口自己垄断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在自己的外交照会里乐于作马克思主义说教的那些人，没有别的事情可做，而遵照克雷洛夫寓言办事的话，那就更为愚蠢得多了…… 德迪耶尔一边在内心里称赞文章写得好，一边生气文章的作者不该不听招呼。当他再注意文章的署名时，不由得就是一身冷汗。文章的署名是：普西奇·祖巴托维奇。他立刻打电话向吉拉斯报告：“请你看看《文学报》上莫萨·皮雅杰写了些什么好了。他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柳巴·丘巴的《皮埃蒙特》当记者时的笔名：普西奇·祖巴托维奇。”当天，检察院宣布查禁这一期《文学报》。晚上，德迪耶尔特意邀请皮雅杰看了一场电影。他安慰皮雅杰：“大叔，没有什么。在我们同情报局的这场较量中，再没有更出色的文章了，我敢打赌，有朝一日这篇文章是会收进南斯拉夫政论文选第一卷的……”皮雅杰笑了笑说：“得了，他妈的斯大林，他要干什么，竟威胁到我们的头上来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曾是目标人生志，克里姆林不灭灯。 如何红墙挂帷幕，此意难解问天公。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十四章 突围的努力 百帜扬兮幕低垂，大军起兮突重围。 出师壮兮勉将士，士争先兮战百回。 且说从1948　年开始，铁托再次从若干个方向闻到了硝烟的味道。而1949年，这种味道已经变得呛人了。 1949　年5 月开始，在东欧各国进行了“铁托分子”的法庭诉讼：5 月11日，阿尔巴尼亚：科奇·佐治；9 月16　日，匈牙利：拉伊克·拉斯洛；12月7 日，保加利亚：特拉伊奇，科斯托夫；1952　年11　月20　日，捷克斯洛伐克：鲁道夫·斯兰斯基，弗拉迪米尔·克莱门蒂斯。这些“铁托分子”大多被无情地从上消灭了。 1949　年9 月开始，苏联及东欧各国相继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签订的友好互助条约9 月28　日，苏联；9 月30　日，波兰、匈牙利；10　月1 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10　月4 日，捷克斯洛伐克。 9 月，苏联向南斯拉夫发出了最后通牒式的照会，而且在北部大兵压境。 武装挑衅事件不断，谁晓得哪一种偶然事件不会酿成大祸？而在巴尔干，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是不乏实例的。而从1948　年7 月1 日到1949　年9 月1 日，这类挑衅事件竟达219 次之多！ 1949　年11　月情报局又公布了一项决议，决议中有这样的话： 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铁托集团已完全蜕化为法西斯主义并投入了世界帝国主义阵营。据此，和工人党情报局认为： （1 ）铁托、兰科维奇、卡德尔、吉拉斯、皮雅杰……伏克曼诺维奇、科查·维奇、基德里奇……韦莱比特……等人组成的间谍集团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敌人，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敌人。 （2 ）这个间谍集团不代表南斯拉夫人民的意志，而是代表英美帝国主义的意志，从而背叛了国家的利益，废弃了南斯拉夫的政治主权和经济独立。 这个决议还特别指出，“为反对铁托集团——一伙被雇佣的特务和刽子手——而斗争，是各国和工人党的国际义务。”这一切都说明，南斯拉夫义一次被围。 突围成为铁托革命生活的重要内容，而突围，也成了铁托的拿手好戏。 他有突破包围的决心和毅力，也练就了突破包围的本领。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经过与战友们的不断磋商，铁托选定了突围的方向。 1948　年，在铁托受到包围的时候，东西方的冷战已经开始。铁托分析形势得出结论：对南斯拉夫来说，主要危险来自苏联及其东欧盟国。西方是仇视的，但在东西方对抗加剧时，凭借南斯拉夫优越的地理位置，凭借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形成的微妙的关系，南斯拉夫可以争取到西方某种程度的支持，借以对付来自苏联的威胁。铁托的出发点是，利用纵横捭阖的外交手段，使南斯拉夫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南斯拉夫问题，不再是单纯的一国问题，而是一个牵动全局的问题。 这样做当然是有风险的，而且难度很大，因为既利用他人而又避免至少是减弱被他人利用，需要高超的斗争艺术，更何况自己要利用的对手异常老练、狡猾而强大呢。最敏感的问题是主权问题。维护主权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不能前门赶出豺狼，后门迎入虎豹。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也是敏感的。前一段与西方关系紧张之时，铁托已被扣上了帝国主义帮凶、间谍一类的帽子，而今后与西方发展关系，会有什么罪名加过来？ 西方也很快看出了南斯拉夫问题的症结。 英国人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保住铁托是至关重要的。美国也认识到，西方应该有所作为，“使铁托兔遭灭顶之灾”。 西方明白，对铁托的支持，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道义上的支持，做法是从维护国际关系准则的角度，向苏联发出必要的信息，让苏联允许南斯拉夫的“独立发展”，不得干涉南斯拉夫内政，尤其不得以武力相威胁。二是给予必要的物资援助。 在这方面，英国反应最快。 1949　年秋，它已经就贸易等问题与南斯拉夫开始了谈判。 这说明，对南斯拉夫来说，开始了斗争的新阶段。 外交是这场斗争的前沿阵地。外交斗争首先在联合国拉开帷幕。 尽管苏南冲突已经有了时日并且已公开于世界，但苏联在联合国的任何场合都避而不谈苏南冲突。苏联这样做的考虑是，南斯拉夫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在此享有“天然的”“社会主义的”权利，它与南斯拉夫发生的问题与联合国无关。 针对苏联的这种策略，南斯拉夫决定，要从国家关系基本准则的角度，对苏联的威胁进行公开揭露，从而取得一箭双雕之效：既粉碎苏联的外交图谋，又通过揭露明示干世人，争取世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1949　年联大开会期间，苏联代表维辛斯基先于南斯拉夫的代表发言。他在一般性辩论讲话中故技重演，不提苏南冲突问题。 9 月25　日，轮到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爱德华·卡德尔发言。 南斯拉夫人的发言槁，写得甚为巧妙。开头，卡德尔说： 我认为应该首先强调指出，言行不一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这种情况在这个大厦中也有所反映。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大部分有争议的国际问题，在提到这里时，提到我们的面前时，已经面目全非了。 一方面，最近数十年来，特别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沉痛教训以后，人类的民主意识有了很大的进步。譬如，今天已经很难公开地维护各国人民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殖民主义制度、帝国主义的扩张主义、列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弱小国家的权利等等，情况确实是这样。普通劳动者的舆论已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因素，而不管他们属于哪个阵营。 另一方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并不意味着那些遭到民主舆论谴责的行为已在实践中消失了。不，遭到谴责的477 行为仍在继续，但是，已用各种宣传的花招伪装了起来。 譬如，形式上已把对别国人民的奴役斥为犯罪行为，但是，今天仍在用各种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广泛地进行这种奴役。形式上承认主权国家是平等的，但是，某些口头上捍卫“平等和主权”的人在涉及他们同其他国家关系时，却很少考虑这种平等。譬如，所谓为了维护和平应该用战争进行威胁，这种非常危险的策略仍在十分广泛地运用。最后，正当大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时候，这种干涉却在实践中成为当前列强的国际政策的主要武器和新的战争危险的主要根源。但是，在舆论面前，所有这些事实都被千方百计地掩盖了起来，而在宣传中把它们说成完全另一个样子。 某些人显然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尽可能把联合国变成进行这类宣传的讲坛。现在的问题在于：或者是我们在这里为谋求宣传效果而进行空谈和平的竞赛，或者是我们确实为争取和平做点事情。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认为联合国是和平与国际合作的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我们首先就必须在这个大厦中为反对那种通过谋求宣传效果或进行民主空谈竞赛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倾向而斗争，换句话说，为反对言行不一的倾向和争取在这个大厦中讨论国际问题的实质而斗争。 讲完这些道理之后，卡德尔话锋转向了苏联： 当我谈到言行不一问题时，不能不提到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的做法。近来，世界舆论对此议论纷纷。 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的所作所为说明，苏联政府并不总是代表和平与民主的拥护者当前的愿望的。我们尊重苏联政府有利于和平与各国人民和平合作的积极的和进步的立场，我们曾经支持并将继续支持这种立场。但是，我们不能不同时指出，苏联政府在一系列问题上言行不一，尤其表现在苏联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上。不能在谈论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同时却采取像苏联政府今天对南斯拉夫这样的独立国家所采取的立场。不能在谈论囊好和平的同时，却进行像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所进行的这种威胁。 像在历史上发生的类似事件一样，这里也把争端的思想上和物质上的真正实质掩盖了起来，同时，用前所未闻的诽谤和谎言形成围攻来进行威胁，这种围攻是根难在历史上找到先例的。为了想使我国屈服于别人的霸权主义倾向，千方百计地对我国施加压力。所施加的经济压力已经发展到东欧国家对南斯拉夫几乎完全实行经济封锁的程度。其次，还企图通过连篇累犊的不寻常的照会和公开的威胁来影响我国神经脆弱的人。此外，还示威性地调动军队和制造许多边界事件。只要指出下列事实就足够了：仅在1948　年7 月1 日至今年9 月1 日这一时期内，就发生了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方面挑起的219 起武装冲突事件，还馒犯了我国领空69　次…… 卡德尔最后说： 南斯拉夫人民维护自己的独立并为争取各国人民之间的平等关系而斗争，实际上就是在为争取人类进步的条件、为争取各国人民不受妨碍地发展自己创造力的权利而斗争。 在这方面，他们不是从某种利己主义的狭隘民族主义出发的，他们并不缺乏同别国人民进行合作的愿望，他们也不荒谬地相信任何一个民族可以脱离其他民族而生活；他们这样做，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人类的进步不能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人民从别人的各种霸权下解放出来。同时，这也是通向真正平等的国际合作和牢固的和平的唯一途径。 我们远远不是不考虑各个大国今天在人类生活中，尤其是在保障和平的问题上所起的实际作用。但是，我们认为，小国在为巩固和平而做出的一切努力中进行平等的合作，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个条件将使和平不仅成为各大强国的和平，而且成为平等的各国人民的和平，大家的和平，而不仅仅是那些掌握着强大武力的人的和平。 南斯拉夫决定，在当年的联合国大会上竟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南斯拉夫考虑到，这不但可以扩大自己的影响，而且可以通过竞选活动，争取友谊和支持。 这一行动直接关系到苏联的利益，因此，苏联采取多种手段来阻止南斯拉夫的当选。其中的一个办法，是它推荐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竞选。 南斯拉夫人为争取中选花了大的力气，可捷克人由于各种原因自身并没有对此表现出多大的热情，因此，也没有为此开展多少活动。 10　月20　日是选举的日子。非常任理事国须2/3 的多数票当选。第一轮表决，厄瓜多尔得58　票，印度得56　票，南斯拉夫得37　票，捷克斯洛伐克得20　票。南斯拉夫还差：票不够2/3 多数。于是，进行第二轮投票。结果，南斯拉夫得39　票，捷克斯洛伐克得19　票。南斯拉夫当选！ 南斯拉夫人个个兴高采烈。在会场里，南斯拉夫驻联合国大使萨维察·科萨诺维奇来到弗拉吉米尔·德迪那尔的身边。他们太激动了。大使和德迪那尔拥抱在一起。大使身体瘦弱，而德迪那尔身材高大，壮得像头公牛。这时发生了悲剧：大使突然感到喘不过气来。德迪那尔和其他人赶快把他抬到了一个长沙发上。来了医生。大使被送往医院。检查结果表明，科萨诺维奇大使的肋骨断了两很。德迪那尔事后对大使说，他当时并不觉得使了过大的力气！ 苏联人对于这一结果自然是不满的，它做出了反应，但是，它的做法是不巧妙的。 选举结果公布后，苏联代表维辛斯基有一个发言，他说： 在联合国大会会议上宣布的安理会选举结果表明，选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维辛斯基指出： 南斯拉夫彼拉入安理会违背了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原则，也不是公认的传统自由选举的结果，而是南斯拉夫、美国与其他一些代表团之间进行幕后策划的结果，这些代表团显然是要利用南斯拉夫同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之间出现的政治形势去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苏联确定不移地声明：南斯拉夫不应该、不能够、株来也不会被看作是东欧国家的代表。 南斯拉夫在参加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竞选活动中，得到了英国和美国的支持。这是一个可喜的信号，说明南斯拉夫与西方的关系并不是不能打开的。 贸易和经援谈判取得了进展。 铁托在与西方就此进行谈判时，明确提出，西方的援助必须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否则，他可以不接受这些援助。 西方国家在谈判中表示了这方面的承诺。 莫斯科自然强烈反对铁托的行为。他们不断地散布出种种谣言，破坏南斯拉夫对西方的实质接触。他们当时一句流行的后是：“铁托只有向帝国主义乞讨才能过日子”，“收买南斯拉夫只需1 亿美元就够了”。 铁托的回答是：对南斯拉夫，是谁也收买不了的。 铁托在打开与西方的关系后，经济上确实得到了极大的好处。 从1949　年到1959　年，10　年当中，南斯拉夫获得价值约24　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贷款、购置重工业设备的信贷，发展农业需要的肥料、种子和牲畜，小麦、面粉，医药用品，还有军事装备、军用飞机、舰只和商用船只。 美国、英国等还派出了各类专家。 随着经济往来的增多，南斯拉夫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关系也发展起来，1953年，铁托实现了对英国的访问。英国热情隆重地欢迎了铁托。英国女工伊丽莎白二世在自金汉宫与铁托并进了午餐。在访英期间，记者向铁托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在铁托看来，是社会主义制度好呢，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好？对此，铁托以平和的语调回答道： “你们认为你们的制度好些，我们则认为我们的制度好些。但是，这必须留待未来作出判断，因为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哪种制度在实践中更好；我们至今还没有机会来加以证实。”尽量改善同某些邻国之间的关系，是铁托打破包围的重要举措。 1949　年开始，铁托决定停止了对希腊武装斗争的支持，从而改善了与希腊的关系。随后，又与土耳其政府商讨了改善两国关系的措施。在此基础上，与希腊、土耳其签订了巴尔干公约，从而获得了一方的安全。 北部边界是南斯拉夫最危险的地段。它必须时刻盯住匈牙利方向。在此情况下，它与北方近邻奥地利改善关系实属必要。为此，南斯拉夫忍痛将它在卡林西亚要求得到的领土全部让与奥地利。这样，两国关系随之改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 与意大利一直存在着领土争端。的里雅斯特的归属问题悬而未决。的里雅斯特临近的领土，曾分成a 、b 两区，a 区拟定归意大利，b 区拟定归南斯拉夫，但因南不接受而实际搁置。由此，两国关系微妙。 1952　年，盟管政府在未与南斯拉夫磋商的情况下，即开始将a 区的军事和民政事务移交给意大利人进行管理。这样下去，南斯拉夫便失去了就此地的主权问题进一步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铁托绝不示弱。他公开声明，南斯拉夫虽然弱小，但它为了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不惜一战。这样，意大利方面同意将此阿题谈判解决。 铁托先胜了一个回合。在随后进行的谈判中，铁托又作了让步，最后，领土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南斯拉夫放弃了对的里雅斯特及其腹地的要求，但得以将日区的界限向a 区推移了相当的距离，另外，还得到了它所要求的哥利西亚的部分土地。这样，南斯拉夫与意大利的关系又获得了迅速改善，不但使西部边界成了安全的边界，而且还与意大利成为重要贸易伙伴。 经过这番奋斗，铁托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南斯拉夫的问题，不再是南斯拉夫一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局中的问题。铁托可以放心他说，苏联是不能轻易对南斯拉夫动手了。 这样，铁托实际上已经打破了包围，又一次宣布突围成功。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 铁托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彻底、全部地打破对自己的包围。但事情却的确在向这个方面发展。 1953　年，斯大林逝世。铁托在注意地观察着苏联国内形势的变化。他发现，那里的变化喜人。最后，他终于等来了这一变化的一个成果。 1955　年，也就是斯大林逝世两年后，赫鲁晓夫率团抵达贝尔格莱德，对南斯拉夫进行访问。 赫鲁晓夫于5 月末到达贝尔格菜德机场。赫鲁晓夫不是代表团团长，团长是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但赫鲁晓夫叫人看来主宰一切。在机场上，他手舞足蹈，插科打浑，努力给人一种庆祝兄弟情谊的印象。铁托的表情与赫鲁晓夫形成鲜明对比。他表情严肃，面无笑容。 在双方的会谈中，赫鲁晓夫代表苏联向铁托道了歉。对此，南斯拉夫方面并没有加以原谅。原因是当时赫鲁晓夫把诽谤南共的责任归结于贝利亚，而回避提到斯大林本人。当场，心直口快的伏克曼诺维奇·泰波对赫鲁晓夫进行了批驳。泰波说： “赫鲁晓夫同志，我们不能理解，怎么能够通过硬说只是贝利亚诽谤了我们的国家，就会把我们两党的争吵巧辩过去？”这又使赫鲁晓夫气急败坏地表演了一阵。 双方会谈的结果，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个声明后来被人称为《贝尔格莱德宣言》。声明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双方一致同意“国内改革或社会制度差别的问题，采取不同方式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完全属于各国自己的事情”。 对于声明，铁托坚持由双方政府首脑签署而不由党的领导人签署。 赫鲁晓夫的来访，是铁托的巨大胜利，它又是国际运动史一个阶段的标志，因为这是苏联第一次承认各国有权按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道路，标志着苏联凌驾于其他之上的权力的终结。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南斯拉夫彻底打破包围这一狭隘意义。 当然，包围已全部被打破。随着苏南关系的改善，南斯拉夫与东欧各国的关系也全部打开。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帐前壮列千员将，麾下广聚百万兵。 号令一声人马动，捷报纷传骤如风。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十五章 总统 引领而望人心向，入海之势看百川。 大海航行靠舵手，勿忘蓬蒿作风帆。 且说1953　年，南斯拉夫进行普选，铁托当选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这时，南斯拉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孤立状态，但是包围并没有被完全打破，来自苏联方面的威胁还严重存在。铁托与他的战友们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行动上不敢有半点怠慢。 铁托仍然住在鲁蒙斯卡大街15　号一所中等大小的房子里，他的办公室也在那里。 夏天，铁托5 时半起床，冬天，他7 时起床。每天早晨，铁托作半小时的瑞典式体操。作操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铁托自己刮脸。脸刮得很仔细。 随后，他去散步。不管什么天气，下雪、下雨，他在花园里散步从不中断。 散步时他是独自一人，通常是顺着一条路走来走去，他8 时用早餐。铁托不大注意饮食。他的厨子是达尔马提亚人，战时的一个游击队员，自1943　年起他就给铁托作饭。铁托早餐喝咖啡，吃面包、牛油，有时吃蛋卷。他喜欢一般的中欧烹任，偶而吃一顿扎果烈饭，那是他妈妈拿手的：鸡汤（一种酸奶油做的浓汤）和用酸奶酪做的家常馅饼。铁托吃饭时不大喝酒。天热时，他偶而喝些汽酒或加水的酒（比乃达）。 他很快吃完早餐，8 点后立即到办公室去。去办公室的路上，他顺便看一看自己的鸟：多数是金丝雀，喂一喂它们，添足水。到办公室后，他先读晨报。他读得很仔细。对有关甫斯拉夫的文章和新闻他更是细心阅读。他对报纸上刊登的读者来信非常感兴趣，这些信件常常表露人民的情绪。 铁托对南斯拉夫通讯社的所有新闻稿都不放过。新闻稿登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苏联世界主要通讯社的新闻。铁托指示他的秘书，不要在消息上标出任何记号，而由他从头到尾看一遍。《泰晤士报》、《经济学家》、《新政治家与民族》、《论坛报》、《纽约时报》欧洲版、《纽约先驱论坛报》欧洲版、《外交》季刊、《新苏黎世报》和莫斯科的《真理报》都按时送到铁托案前。铁托读得很快。铁托一边看报一边抽烟。他每天抽20　支。 看完报，铁托接着阅读信件。来自国内外的信件是很多的。秘书要拆开所有的信件。每天上午，秘书和他的助手们把所有信件内容的摘要列成一个单子。这些摘要用打字机打在红色小卡片上，然后将纸片卡在原信上，铁托看信后用蓝铅笔将如何处理的意见写在信纸的一角。这是一项繁琐的工作，有时要花费整整一个小时。多数的信是对当局的某些措施的抱怨。这些抱怨信件都转给铁托的一位特别秘书，由他查明抱怨有理由与否，他要求政府机关或其他组织部门提供更多的材料，然后向铁托提出一个情况报告，看申请能否成立。大多数情况下，或者90％的情况下，铁托对申请作出了肯定的答复。有各式各样的请求。例如，在南斯拉夫有个习惯，生第9 个孩子的家庭要请铁托当孩子的教父。有牺牲了的游击队员的家庭，抱怨他们的抚恤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许多的信是抱怨他们从房子里被赶了出来。铁托在胆囊开刀之前收到许多信，特别是从农村寄来的，老妇们写信来，提供可治疗这种病的各种妙方。一批特别信件是工人们写的叙述他们发明创造的。偶而也有出奇的幻想。例如，一个农民，在战时于1944　年在德国人进攻之后曾领着最高司令部和铁托穿过德瓦尔河上的一个森林。他写信给铁托，说他发现了“永动机”。铁托立即回他一封长信，告诉他“永动机”是不可能的，他最好把精力用到发现有用的事物上去。 铁托也收到很多国外来信。大部分是题词收集者的来信。很多人也写信索取关于同苏联冲突的资料。铁托的传记片断在《生活》杂志上登出后，铁托收到很多美国的来信。一个南斯拉夫血统的美国人送给他一张住宅照片和一封信，信中写道：“铁托，如若你有困难，请到我这里来。我将把我住宅的一间房子给你住。”铁托看完报纸和信件后就研究国家的间题。他批阅驻在国外的南斯拉夫代表的电报，然后研究起草过程中的各项法案。他通常也在上午召见各部部长，同他们讨论他们正在做的一些重大事情。他还接见国内的代表团和个人，一年之内要会见几千人。这些访问者中包括他的老朋友和亲戚。他们通常一年一度地来铁托这里，住上一半天，得到一些礼物然后离去。 铁托习惯于去各地视察。他每年访问6 个共和国中的一个，参加工会大会或退伍军人大会，或起义周年纪念会。他还访问工厂、合作农场和造船厂等。他往往冷不防地来到了，停两三个钟头，同许多人谈话，铁托尤其不忘记战斗过的地区。乌日策、恰恰克和克拉列沃，1941　年曾在这里同德国人进行过浴血苦战。他去了这些地方。在乌日策城的前面，他受到500 多名前游击队员的迎接。城前山上生起了篝火，烤着羊羔。老游击队员把铁托领到那里，围火而坐，吃着，然后唱游击队的歌子。从邻近村子里来了成百的农民。 一个退伍的游击队员向铁托抱怨关于公务人员分类的新法案： “我在战争年代参军时只不过是一个18　岁的小伙子。在战时，我不可能上大学。战后，我得在人民委员会里工作，我们是那样忙，每天都办公达16小时，没有时间进大学，而现在我的工资比没有打过仗而平平安安在学校里读过书的人还要少。”另外一个退伍了的游击队员对他的意见表示赞同，请求重新讨论这个法令。一直谈到更深夜静。铁托解释道，负责制定这个法令的人们曾考虑到，每一工作都应当由受过教育的人去做，这会激励人们提高他们的智力，但没有考虑到曾经离开学校投向战斗的退伍游击队员的情况，这是一个错误。铁托回到贝尔格莱德后，研究了这项法令草案，并请求将它加以修改，使退伍的游击队员有可能重新到学校去学习。 铁托还会见许多外国客人，其中有外国来南斯拉夫的官员，也有新闻记者和艺术家。 铁托通常通过翻译同说英语的客人进行交谈。虽然他几乎能听懂谈话的每一个字，但在说的方面仍有困难。译员在为铁托翻译时必得非常小心。因为他们简化一个论点或用语轻重不同，铁托就要马上打断和给予纠正。除了他的本国语言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之外，铁托还能操几种别的斯拉夫语，如俄语、捷克语和斯洛文尼亚语。他的德语说得很好，能听懂和阅读法语和意大利语。铁托还能说吉尔吉斯语，这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俄国当战俘时学的。 上午的工作结束后，铁托吃午餐。根据南斯拉夫习俗，午餐是一天的正餐，铁托常常请他的朋友一道吃。他的秘书也经常在座。午餐以后，铁托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这段时间他通常用于阅读。铁托的办公桌上每天都放着南斯拉夫出版的最重要的书籍。他把所有的书都翻阅一下，拣他认为最有兴趣的拿到他的私人图书室去，在午饭后阅读。他喜爱的外国作家有巴尔扎克和司汤达、歌德、德莱塞、马克·吐温、杰克·伦敦、阿普顿·辛克莱、辛克菜·刘易斯、吉卜林和布莱姆。在铁托的私人图书室中还有许多描写自然和动物的书籍。有时候，铁托在午餐后也下下棋，但他的棋艺平平。 有时候铁托在午饭以后也骑骑马。这是他喜爱的运动之一。他常常是在贝尔格莱德四周的树木葱宠的小山之间驰骋。 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铁托独自呆在他的房间里。他不是读书就是休息。 铁托喜欢音乐，他最喜欢维也纳轻音乐。在古典作品中他喜欢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作品。 有人问他喜欢不喜欢爵士乐。他回答说： “那不是音乐，是鬼叫。”铁托家里有不少画的原作和复制品。 对于绘画，他是这样说的：“文艺复兴派我最喜欢。在现代、近代的画家中我喜欢德拉克鲁阿和早期的印象派画家。我在莫斯科时曾经研究过格拉西莫夫和其他一些人的作品。这些根本算不得是绘画艺术，尽管他们把它叫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艺术同他们赋予它的名称风马牛不相及。它给人们的印象是，画这些画的人简直没有灵魂，他们用画笔就好像用铁锹一样。”铁托也喜欢体育。铁托常在午饭后去看足球比赛。足球是南斯拉夫最流行的运动项目。每逢有盛大比赛，贝尔格莱德的40　万居民中就有6 万人前往观看。但是当总统后铁托不去看球了。他一直通过报纸了解比赛的结果。有人同他打趣说，他所以这样做，原因之一大概是他喜欢的“游击队”足球队状况不佳。但是铁托不愿意表示他是这个队的拥护者，因为南斯拉夫人都非常喜欢支持他们各自喜爱的球队，而铁托不愿意伤害拥护其他球队的人们的感情。 每逢星期六，铁托往往出城打猎。铁托的枪法很好。但是他很少真正打猎，倒是更喜欢在旷野走走。 铁托虽然是个勤奋的工作者，但他在白天总要挤一点时间休息。他的晚餐很简单，不外乎酸奶酪、法兰克福香肠之类。晚餐后铁托有时看看电影，他比较喜欢轻松快活的影片，但有时候也欣赏一下历史片和纪录片。 铁托如果不看电影，就在晚间请些客人来。他最常请的客人有卡德尔、吉拉斯和兰科维奇。铁托是个善于社交的人。由于他好客，座上常有客人。 例如他常常请40　个朋友来一道度除夕。午夜时端上热的炸油圈。这时他们还跳舞，铁托常常表演他年轻时在维也纳学的华尔兹。铁托不时也上剧院去，他对于话剧和歌剧都很喜欢。 但是铁托在晚间最喜欢的还是讨论问题。这样的晚上通常以一种叫做“纳什皮策”的特殊的台球比赛开始。这种台球的打法是把5 根小柱子放在球台的中间，只能用白色的球去碰它们。如果用红色的球碰倒了这些小柱子就要失分。一场比赛打到有人赢到100 分就算结束，不足50　分的人要受到捉弄。 打台球的时间不长。之后大家坐下来开始讨论，所谈的通常是些理论问题。常常是，某人提出一个论点，展开讨论。有时候时间拖得很长。如果当天晚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讨论在第二天晚上继续进行。 这种形式的聚会，通常是在午夜铁托去睡觉的时候结束。 铁托展望未来，也回顾过去。 南苏冲突在铁托的政治生涯中占有重要位置。这段历史是难以令他忘怀的。 当别人问他如何看待这段往事时，铁托是这样回答的： “我认为，当我们与俄国人发生公开冲突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过程是很典型的。首先而来的是震惊，紧接着便是难以置信的力量。这意味着，至少我国绝大部分的人民在1948　年6 月的日子里，一刻也没有迷失目标…… “实质上是如此。只是过程不这么简单。毫无疑问，整个冲突，特别是那篇决议，对我国的人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们南斯拉夫人，尽管有许多怀疑，内心里却憧憬苏联，信任斯大林。我亲眼见到，在大战中游击战士们倒下去的时候，嘴里还喊着斯大林的名字。我们成年累月自始至终地向我国人民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不会是徒劳的。对于1948　年以前我们公开而真挚地瞻望苏联一事，我们不需要隐瞒，现在也不需要感到羞愧。对以前的幻想，我们不感到羞愧；恰恰相反，我们应引以为自豪。那是些积极的东西，反映出我们对进步和社会主义有着根深蒂固的信仰。在1948　年6 月的日子里，斯大林用脚粗暴而残酷地践踏了这些东西，那深深地伤害了我们，但是，我们对社会主义没有丧失信心；我们开始对斯大林丧失了信心，因为他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 “毫无疑问，同俄国人决裂引起了失望和悲痛，那些日子所以很艰难，是因为有其他的忧虑：社会主义的前途，我国的前途和怎样利用自己的资源，以最适合于我国人民的方式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这些是我在1948　年6 月最大的忧虑。 “那时我很清楚，这次冲突不是一件瞬息即逝的事情，而是，它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挫折，一场明确的冲突，我对前景是明确的，但是，我感到很棘手，因为当时我还不能看出使我们摆脱已处于困境时的各种可能性。我不知道西方的反应如何，但是，我有准备去和每一个危险搏斗。 “无疑，那个时候是艰难的岁月，但也是伟大的岁月。1938　年，我们在莫斯科讨论是否要解散时，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当时所有在苏联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均已被逮捕；我是孤零零的，党被削弱了，又没有领导；我只身在那里。季米特洛夫问我能不能完成任务——他说他对我完全有信心，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当时正在逮捕那些愿为之赴汤蹈火的人们。 “因此，从一种角度来说，1938　年的日子比1948　年的日子对我更为艰难，当时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并不存在，但是，1948　年有了一个强大的、团结的党。 “1948　年之所以艰难，不仅因为我们断绝了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而且因为他们在卑鄙地进攻我们新的革命。这是道道地地的干涉，十月革命也经历过这种干涉，不过那对列宁要容易得多，列宁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支持他。 我们的革命在斯大林的压力下，当时正濒于窒息，因为这种压力在迫使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宣布反对我们。我意识到，我们最艰巨的任务之一便是粉碎斯大林散播的诽谤。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主要的任务是，确保我国人民继续不断地了解同苏联冲突的原因。头等重要的是，人民应该了解问题的真相，摆脱偏见，摆脱多年来的教导，懂得问题的实质。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苏联和斯大林的威信仍然在起巨大的作用。斯大林以为，利用这种威信，利用他的信件和情报局的决议，他便可以在第一次攻击中破坏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团结，便可以借助茹约维奇和赫布朗控制我们党和政府。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我认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战前我们建立起来的党内的民主生活。从攻击我们的第一天起，即1948　年3 月第一封信件到达的时候起，我们的人便逐条讨论了那些文件，发表了他们的不同意的见解，自由地提出了搞不清楚的问题，或某些不能理解的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在同斯大林进行斗争的头几个月中，在这方面最困难伪时期是从3 月27　日信件的到达时起，至4 月13　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时止，当时斯大林指望茹约维奇会赢得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这时，有些同志还看不清冲突的主要原因。他们十分混乱，跑来向我提问题。我向他们进行了解释，并说服了他们。我记得其中有一个人告诉我说，‘说老实话，我以前真意气消沉，现在我好多了。我们有你，真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一感到难受，总是来找你，而你便帮助了我们。但是，你会怎样感觉，你去找谁呢？’“对我说来，在这些灾难的日子里，我依靠的是，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南斯拉夫人民所取得的基本力量。他们是一个团结的人民，他们对本身的力量和所做的一切都具有高度的认识。此外，还有一个坚强的、具有丰富经验的党。因此，1948 年没有1938　年那么艰难。 “但是，只有一桩事需要加以深思熟虑：如何存在下去，如何为南斯拉夫提供一个机会，以便它按照自己的需要、以最切合它的利益的方式进行发展。我们是一个小国，我们的力量在于我们的士气和团结，在于我们展望前途的明确程度。 “在这些日子里，我意识到，我们会赢得胜利，只要我们首先能够使自己了解同苏联冲突的原因，只要这个过程能适时地、以适当的方式在南斯拉夫人民中间发展下去。要这样做，就必须充分注意对苏联的各种幻想，因为这些幻想在我国全体人民中还存在着，或者残存着，当时，对来自苏联的或以苏联的名义所制造的各种谎言和诽谤，·我们还不敢随意地发泄义愤，只能以严辞答辩。容许斯大林有时间对南斯拉夫干那些事情是必要的，那会激发人民自己说‘打倒斯大林’，不用我们在愤怒的时刻首先提出那种口号，以致脱离群众。实践是生活中最好的教员。斯大林在1948　年6 月所做的一切以及当时他所暗示的一切，他自己很快便以大量极其残暴的举动加以证实了。从那时起，至少对我们南斯拉夫说来，在与苏联的斗争中就没有出现重大的政治问题。我国每一个诚实的人对与苏联冲突的理解便了如指掌。人民抛弃了幻想，但是，没有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尽管我们的国家面临最严重的困难。这是一堂客观教育课，说明一个小国能够建设社会主义。 “斯大林的主要弱点是他对南斯拉夫的看法非常表面化。他没有意识到，同时他也不愿意意识到，这里已经建立起来新的事物。因此，他不能理解我国革命的主要性质，特别是不能理解我国革命的一些基本因素：南斯拉夫国家的独立这个有力而美好的事实，许多世纪以来曾经同各种不同的侵略者作斗争的我国人民的日益增强的自豪感，以及一种意识到自己正在创造新事物的思想，所有这一切，已经把全体南斯拉夫人民的觉悟提高到怎样一种程度。 “早在1944　年，斯大林拒不相信，我们南斯拉夫在可怕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那些成就。他受了两次大战之间工人运动遭受多次失败的影响，对苏联以外一切事物的深刻的疑心在他身上已经根深蒂固。而且正是他应对工人运动的这一结局负责，这一结局的产生，至少部分因为那些国家的领导人盲目服从他的命令。这是他对事物一成不变的看法，对局势的错误估计，更重要的是他的从一个中心出发的、僵硬的领导方法的结果。 “单单是共产国际就对各个国家的形势作出了多么错误的估计啊！试举两次大战间共产国际的决议为例，让我们看看它们离现实有多远，究竟有多少正确性，在现实生活中显得多么可笑。马努伊尔斯基不是在1939　年就已经说过，德国是革命最成熟的国家吗？然而，两年以后，就是那些同样的德国工人和农民穿着希特勒的制服开抵莫斯科城下。 “斯大林贬低了并且仍在贬低苏联境外的整个工人运动；他认为，我们南斯拉夫人没有他的帮助绝不会胜利；甚至在我们对希特勒作战时，我们的顽强战斗也使他感到不安。此外，他过分相信他自己的威信。他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使南斯拉夫人民离他而去。他对想象中的俄国人和南斯拉夫人之间的传统联系存在着严重的幻想。 “由于他对南斯拉夫局势的不切实际的估计和他对这个国家的认识的表面化，在战争胜利的陶醉中，他很糟糕地估计了南斯拉夫的局势，于是当他进攻时就不能击中目标。他一向不想去了解在南斯拉夫发生着什么新的情况；他没有看到，自1937 年以来，一种新的精神在我们的内占着统治地位；他拒不认识，我们的人民习惯于彻底讨论一切问题，我们的人不会单单由于权威的力量而去接受某种事物，而是由于他们确信，黑的是黑的，白的是白的。我们许多人战后到苏联去，看到了使他们不愉快的事物。 他们惯于自由地思考，也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思想而不含任何恶意。然而，斯大林认为这是对他的直接攻击、对苏联的直接攻击。这使他更加恼火。 “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形势的错误估计，也大部分是由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错误所造成的。这些人不敢把南斯拉夫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他，除了他们认为使他最高兴的情况。他们力图发现斯大林和他周围的那些人所意想的南斯拉夫是怎样的。于是，他们探索南斯拉夫的一切情况，希望找到甚至是针尖大一点东西，为斯大林的错误看法提供证据。 “我认为，斯大林不仅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他对战后许多形势的估计都犯了错误。我认为，这些就是斯大林企图制眼南斯拉夫的错误战略的原因。形势的估计总是错误的，所提出的有利他们的应付形势的办法总是迟延的。当1949　年他终于决定对南斯拉夫以兵戎相见的时候，他已经不能控制局势了。南斯拉夫问题不再仅仅是南斯拉夫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了。”铁托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在国内，或是在国外，南斯拉夫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当然，做这些事，困难是很大的。但困难可以靠勇气、智慧和实干来克服。对此，铁托是深信不疑的。铁托想到，在国内，原来“学习苏联”搞起来的一套，许多东西要加以改变，创造出适合南斯拉夫发展的一套新东西。与苏联闹翻，实际上倒给南斯拉夫的自主、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国外，要首先打破苏联设下的重重包围圈。而打破包围，就要发展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关系，从而提高南斯拉夫在国际上的地位……铁托似乎看到，在他未来的政治生涯中，排列着一长串一眼望不到头的计划。 作为总统，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努力实现这些计划。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一国之主主国事，世势不虞事事艰。 倒是英雄显本色，千钧之重重在肩。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十六章 自治和不结盟 内境初开有自治，外乡首倡不结盟。 家事国事天下事，南北东西万里行。 且说南斯拉夫与苏联决裂之后，国内经济生活出现了巨大的困难。在农村，按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农业合作社与集体农庄，看来并没有给南斯拉夫的经济生活带来多大积极效果。相反，农村矛盾越来越多，农民与政府的矛盾也变得尖锐起来。面对现实，铁托采取了大胆的做法：解散农业合作社。 农民们回到了自己的土地上。 工厂中的情况也不妙。但工厂怎么办呢？工厂是工人赖以生存的场所；工厂，尤其是国营工厂，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农业合作社可以解散，把土地分回给农民。但工厂却不能解体，把厂房和工具分给工人。 铁托和他的战友们对此动了一番脑子，最后想出了“工人自治”的概念，并把它付诸实践。 “自治”的思想，最初是由吉拉斯和基德里奇提出来的。它一被提出，先是受到卡德尔的肯定。随后，便得到铁托的首肯。 在与苏联进行函战时，南斯拉夫的理论家们就开始认识到扩大党内的民主、扩大生产单位自主权的重要意义。他们都在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当时人们就发现，不但是党的理论工作者，就是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人，他们的案头上都有这些著作。如何既保住党的领导权，又能给下层和地方以更大的民主和权力？他们想从经典著作中找到答案。 大家都在动这方面的脑筋，提出的设想和见解五花八门。 “工人自治”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实际操作是，通过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选举代表，组成“工人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职权，是直接对工厂进行管理，负责工厂里从生产计划到利润分配一切重大问题的决策。从全国来讲，“自治制”有一个由局部到整体。由浅至深的发展过程。 1950　年，“自治”还限于工矿和交通运输部门。同年6 月，颁布《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最高经济联合基本法》，规定把工矿和交通运输企业的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由直接生产者进行管理。形式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这种管理机构来进行管理。 1952　年，颁布《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法》，改变国家的计划体制，从此，国家不再对企业下达统一的计划，而是提出计划比例和国家指标，供企业参考。企业的发展计划自主制定，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后，自行决定利润的分配。取消固定工资，企业人员多劳多得。 1953　年，颁布《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基础与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的基础的根本法》，把自治原则扩大到了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社会活动领域和政治生活之中，使企业自治发展成为社会自治。 1964　年，南斯拉夫取消了国家投资基金，改由银行贷款，这样，便取消了扩大再生产的国家控制权，而把这一权力给予了企业。 70　年代，又把“联合劳动”的原则纳入自治制，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这一制度。 铁托对这一制度极为看重。他指出： “工厂属于工人，土地属于农民，这不是一句抽象的宣传口号，而是具有更深刻的意义，体现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社会所有制、工人的权利与义务方面的整个纲领，因此，只要我们真心诚意要建设社会主义，它是能够而且必须在实践中实现的。”在一个时期，自治制度曾被看做南斯拉夫式社会主义的一大象征，为世人所瞩目。 不结盟则是南斯拉夫式社会主义的另一大象征，为世人所瞩目。 在全球两个军事集团对峙日益加剧、集团政治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如何发挥像南斯拉夫这样既不想钻进东方集团、又不想加入西方集团的中小国家的作用，是铁托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最终找到了出路。这就是不结盟概念的提出和实践。 1956　年，铁托把在非洲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领导人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对亚洲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请到他在布里俄尼岛的住处，三人一起探讨了在国际关系中推行“积极的”和平共处原则的可能性的问题。这是“不结盟”思想的萌芽。这之后，由他倡导，与纳赛尔、尼赫鲁及亚非国家其他一些领导人，如印尼的苏加诺，加纳的恩克鲁马等一起，以积极的和平共处为纲领，把一些不参加集团的国家组织在了一起。这是不结盟实践的重大一步。1961　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首次不结盟首脑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3　个国家。1964　年，第二次不结盟首脑会议在开罗召开，参加会议的增加到47　个。到1986　年，不结盟运动成员已发展到101 个。 为了推动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从1956　年开始，铁托不断在国外奔波。到1968 年止，十几年当中，他先后访问了30　余个国家。当初，他乘坐自己的“海鸥”号游船出访。后来，访问的国家越来越远，他不得不改坐飞机，尽管他坐飞机总是感到不适。他每到一处，都受到被访国家的隆重接待。 随着不结盟运动的发展，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和铁托的国际声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影响也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1970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同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到南斯拉夫进行了正式访问。 1971　年，苏联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也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作为一个中小国家，能够把这些人物召到自己的首都，不能不归功于不结盟的创举。 这一切都是铁托的成功。无疑，他为自己、为党、为国家的成功而高兴。 但铁托也有苦痛。 在这些日子里，铁托生了几场病，动了手术。他必须与折磨人的疾病进行斗争。”另外，他的战友，也一个个离他而去：他们有的病逝与他永别，有的由于种种原因与他分手。这对铁托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打击。他必须与这些事变带来的痛苦进行斗争。 他最喜欢的战友和学生洛拉·里巴尔早在战争年代就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他所器重的主抓经济工作的基德里奇，在刚刚进入50　年代、党和铁托最需要他的时候，与世长辞了。人们都说基德里奇是累死的。当时，铁托用他的蓝色专列把基德里奇的遗体送回了基德里奇的故乡。铁托亲自在专列上护送他的灵枢。 铁托最亲爱的战友莫萨·皮雅杰于1957　年病逝。铁托在他的灵前说： “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你出访前我们分手的时候竟是我同你作最后一次谈话。 25　年来我们已习惯于以另一种方式见面，共同分享为建立比较公正的新社会、为社会主义在我国取胜而每日进行的艰苦斗争给我们带来的困难和欢乐。这次诀别使我格外悲痛，因为噩耗来得这样突然，出乎意料。”铁托给莫萨·皮雅杰的评价是“坚持到底，始终不渝”。 离开铁托最晚的是爱德华·卡德尔。他于1975　年病逝。当时铁托正出访叙利亚。他在大马士革就卡德尔的去世发表了一番动感情的谈话。他说他与卡德尔一起工作了40　年。卡德尔“一直是我国革命运动的一名士兵，一位不知道退让和喘息的毫不动摇的战士”。 最早与铁托分手的是密洛凡·吉拉斯。 50　年代初，吉拉斯开始撰写文章，对党内存在的不健康现象，如官员的特权、缺乏民主等进行了公开的揭露和批判。而后来发展的势头说明，他的批判矛头对准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吉拉斯曾狂热地信仰社会主义。我们在本书第二十四章中曾经谈到他作为军事代表团团长第一次去苏联时的精神状态。他当时狂热地崇拜苏联、崇拜斯大林。但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对苏联、对社会主义，由怀疑发展到否定。他的文章很带有煽动性。铁托等曾多次对吉拉斯进行规劝。但吉拉斯决心与铁托等分道扬镶。 在这种情况下，铁托遂与吉拉斯分手。 1954　年1 月，南斯拉夫者联盟第三次中央特别会议决定，撤销吉拉斯党内外一切职务。3 月，他被开除出党，后被判刑。他写了《新阶级》、《同斯大林的谈话》、《不完美的社会》等著作。与吉拉斯一起被清除的，还有他的一些志同道合者。与他来往过密的也受到了株连。弗拉吉米尔·德迪耶尔便因此去职。 1966　年，铁托又不得不与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分手。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一直主管安全工作。后期，他的权力日益明显地扩大。到了60　年代，他在党内的地位超过了卡德尔。人们认为他将成为铁托的接班人。 但1966　年6 月28　日，铁托在布里俄尼岛举行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中央委员们被从贝尔格莱德用飞机分批送到岛上，军队也进行了调动。 召开会议是要审查对兰科维奇的严重指控。 他被指控反对党的改革政策，在全国依靠国家安全体系树立个人的权势。他还被指控在党的高层领导甚至铁托的电话上安装了窃听器。 卡德尔在会前向铁托证实，他发现，他的电话早已被窃听。铁托听了便说：“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卡德尔回答说：“我以为是你干的。”这话弄得铁托哭笑不得。 兰科维奇被开除出党，但他避免了坐牢之苦。因为铁托不同意把自己的这位老同事投入监牢。 除这些事变外，铁托在国内也遇到了另外一些麻烦。最主要的是民族主义倾向的抬头。但是，铁托凭借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凭借自己多年来树立起来的个人权威，仍然可以牢牢地控制着局势。 1980　年，铁托身染重病，经过两次手术、4 个月的医治，终于无效。5 月4 日，他在卢布尔雅那病逝，享年88　岁。 1980　年5 月8 日，他的遗体安葬于贝尔格莱德住所的花园之内。来自100 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了他的葬礼。代表团中有35　位国家元首，3 位君主，8 位副总统，24　位政府总理。 巨星殒落，一代伟人与世长辞。 正是：内栽青杨外播柳，杨柳为林风和习。 荡舟寻朋不辞远，悠悠千里闻莺啼。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十七章 铁托的私生活 七情六欲人生就，四友三朋世上存。 英雄纵为红颜误，圣者不因姬断魂。 且说铁托逝世时已年高88　岁。在他去世时，他的妻子还很年轻。她并不是他的第一个妻子。有关铁托私生活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这方面，他的战友、后政治上与他决裂的吉拉斯，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材料。现将吉拉斯的记述记录如下： 铁托有过四个妻子。他同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妻子结了婚，同第二个和第三个妻子是同居关系。这四位妇女在他的生活中起了重要而又不同的作用，但是，没有哪一个对他的生活施加过任何重大影响，更不用说对他的决策施加过任何影响了。 他于1917　年或1918　年在西伯利亚遇到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人们一直认为，佩拉佳亚·贝卢斯诺娃当时是16　岁，比布罗兹小12　岁。据说，贝卢斯诺娃长得异常漂亮。铁托所有的妻子都是漂亮的女人，而且跟他相比，她们一个比一个年轻，这并不是件偶然的事。 1920　年9 月，约瑟夫·布罗兹从苏联回国，陪同他回国的是他的年轻而美丽的俄国妻子。 她也是一个员，虽然对于他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南斯拉夫从未宣传过。布罗兹和贝卢斯诺娃生了3 个孩子，其中只有一个儿子活了下来，名叫扎尔科。至于他们夫妻间的关系，便一无所知。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对铁托来说，不管谁提到这桩婚事都使他感到很痛苦。仿佛他想从他的生活和记忆中把有关这桩婚事的一切痕迹都抹掉。 不管是什么原因，在铁托于1928　年被捕之后，布罗兹和贝卢斯诺娃终于分居了。贝卢斯诺娃带着他们的儿子回苏联去了——对于一个丈夫已被捕的妻子来说，这样做并非不寻常。当她的丈夫仍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她在俄国改嫁了，并且把他们的儿子送进了一家保育院。由于他们的儿子性格不受管束，还由于苏联的教育方法，这个儿子很不喜欢上学，变得像一个流浪儿。 1933　年1 月，布罗兹从监狱里获释后，去了莫斯科。由于党务缠身，他无法花很多时间来照料这个没人照管的孩子。 铁托从不说起贝卢斯诺娃。卡德尔有好几次提醒我不要谈这方面的事。 大战期间，当铁托得知他的儿子在保卫莫斯科时失去一条胳膊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既感到悲痛，又感到自豪。我碰巧遇到一位从莫斯科移居国外的苏联人，他了解铁托第一个妻子的情况。他对我说，铁托后来几次访问苏联时都没有见她。 铁托第二个妻子是赫尔塔·哈斯，她是斯洛文尼亚马里博尔的一个大学生。他们是在1937　年春天铁托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时相遇的。赫尔塔是一个性情温柔、体态匀称的黑发女郎，她流露出一种内在的热情。她深深地爱慕着铁托。她是一个真心诚意、有献身精神的党员。大战结束后，她同另一个人结了婚，生了两个女儿，现在她住在贝尔格莱德。尽管当她谈到铁托时隐约地流露出不满，但她从不让你忘记他是她儿子的父亲，而且从不说他一句坏话。她总是抑制自己的感情。我曾听说，在她60　寿辰之际或在其他某个周年纪念日，她拒绝接受铁托授予的勋章，这是一种不寻常的高做姿态。 铁托于1941　年春天同赫尔塔分手，当时她生了他们的儿子亚历山大（米沙）之后正在养身体，并照看孩子。与此同时，一位年轻的女大学生从贝尔格莱德被派往萨格勒布参加秘密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她的名字叫达沃尔扬卡·帕乌诺维奇，可是在大战期间，我们都叫她兹登卡。无线电训练班是在萨格勒布的一所公寓里举办的，铁托经常去那里。他和兹登卡就是这样互相认识的。南斯拉夫被占领之后，铁托和政治局回到贝尔格莱德，那时兹登卡和铁托已经是形影不离了。事实上，他们在整个战争时期都呆在一起。兹登卡当铁托的秘书，虽然她的组织能力不是特别强，她也不是特别勤奋。她不太勇敢，特别容易紧张和惊慌失措。 兹登卡长得特别漂亮。她那炽热的表情使她变得越发美丽。她的身材修长，而且非常匀称，皮肤略显茶青色，有一双闪闪发光的黑色大眼睛。她具有某些罗马尼亚妇女的那种异国情调的美，鉴于她的故乡有罗马尼亚族少数民族，她的家庭里也许具有南斯拉夫族之前的古老民族的混合血统。 1941　年春天，当铁托在贝尔格莱德同兹登卡一起露面的时候，他面临着一个清教徒式的党，特别是贝尔格菜德的党组织。你只有在终止了以前的伴侣关系之后，才能更换伴侣。此外，人们指望忠诚，决不会随随便便同另一个人发生关系。这种清教主义是对早几代人的自由恋爱的一种强烈的反对。 提倡和实施清教徒的准则和行为的确有利于加强党的友爱和团结的纽带，但是，这种做法最终却导致了悲剧和荒谬的情况：一些同志自杀；另一些同志受到党的处分；还有另一些同志则偷偷去同资产阶级小姐进行交往——不过，进行这种交往的想法，在我们女同志的头脑中大概从未有过。 铁托认识到这一切。他并不反对这种做法，虽然他不鼓吹清教主义，他这一点与兰科维奇和我本人形成了对比。对于他同兹登卡的关系没有什么议论。直到第二年，实际上直到1942　年，我才了解到他们的关系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总有点不对头。赫尔塔是他公认的妻子，而且她不久前还替他生了个儿子。没有人否认铁托有权同另一个女人发生关系，但是他不该在他同赫尔塔的关系了结之前就这样做。可是又没有人公开提起这件事。铁托也不谈，直到情况迫使他说出来为止。 赫尔塔显然意识到，她是党的总书记的妻子，应当自重，她对铁托的忠诚表明了这一点。而兹登卡呢，她同铁托的关系，使她突然陷入一场保全尊荣体面的斗争。她无时不在担心她会被撇在一边。她是在战时——在游击战中，在森林和山洞里，在农民的房舍里，在断了炊粮、面临着死亡威胁的时候无情地进行着这场斗争的。但是，这种地狱般的生活非但没有扑灭、反而燃起了她的强烈的和勃勃的雄心。兹登卡常常在最出乎意料的时候和最不应该的场合，寻机和人吵架，出风头，她谁都不放过，包括铁托在内：有人不慎摔了东西；有人走过时无意挤了她一下；没有先问问她，铁托睡没睡；肉煮得欠火或煮老了；烟朝她那个方向吹，等等。没有人喜欢她。甚至没有人有机会去喜欢她，因为她把每个人都得罪了。我们觉得，铁托渐渐地对她不能容忍，但是他认为，他不能和她脱离关系，不然的话，他在党内的地位会受到损害，清教徒们会骂他喜新厌旧。我们甚至希望他回去找赫尔塔，虽然那样做并不符合我们的请教主义，因为不久之后他才和兹登卡结合。 但我们错了。在克服重重困难以后，在德国人合作下，赫尔塔作为一个交换的战俘，从乌斯塔沙集中营里释放出来了。她受到严刑拷打，受过凌辱，经常提心吊胆，担心死神的降临。1943　年春天，我把她从萨拉热窝带到我们的森林指挥部。在路上，关于兹登卡，我对她只字不提，她似乎也一无所知。 她因为重新获得自由而欣喜若狂，兴高采烈。但是，她的高兴和希望，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天全都化为泡影。在一次单独谈话中，铁托告诉她，兹登卡现在是他的伴侣。他爱着兹登卡，他是根据党的规定办事的。赫尔塔趴在我的肩上抽泣着说：“这是怎么回事，吉多同志？”但是她以自身的尊严和忍耐，同意了分居，她以同样的尊严和忍耐，熬过了战争中那段最困难的时期——德军的第五次攻势。 1943　年夏天，她离开波斯尼亚去斯洛文尼亚也是和我一起去的。 战争结束时，兹登卡得了肺炎。她得了这个郁积的病症，至少部分地怪她爱发脾气，性情暴戾怪僻。她被送到苏联治疗，当她回到白宫铁托身边之后，就很少露面了。她露出苦笑，好像在乞求宽恕。兹登卡在1946　年去世了。 遵照她的遗嘱，她被埋在白宫花园里，以便就在铁托的身边。 铁托显然神情沮丧不振。当我问兰科维奇，“老大”（洛拉·里巴尔和我在1937 年给铁托起的绰号）出了什么事的时候，兰科维奇对我说，他是因为兹登卡去世了。没有一位领导同志出席她的葬礼，不是因为她不被人喜爱，而是因为铁托对她的去世保密。从此以后，没有人再听说过兹登卡了，似乎她未曾做过铁托的最亲密的伴侣和战时的秘书。铁托的传记作者不提她的名字，她在战时的照片统统消失了。在她的家乡波扎雷瓦茨，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但是出这个主意的八成是当地的干部，而肯定不是铁托。 铁托很快从这个严重打击中恢复过来。新欢新爱显然只能在铁托最接近的人中去寻找。他的行动不自由。无论是正式场合还是个人消遣的时候，都受到他的警卫和他身边工作人员的严密监视，他们不仅保卫着他的生命安全，协助他从事重要的工作，而且还把他当作党的英雄主义和道德品行的化身。新欢是约婉卡·布迫萨夫列维奇。她是专门料理他的家务的。即使铁托所过的生活简单得多，俭朴得多，也必须有人去料理种种数不胜数、意料不到的琐碎事务，采办各种各样的细小的生活必需品。约婉卡的任务就是料理这些事务。 约婉卡成天围着铁托转，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由于她的地位和职责，她也成了铁托的一名警卫和随从。到1946　年，铁托和约婉卡之间大概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亲密关系。约婉卡在认识他之前，未有过恋人。她23　岁，1923年生，铁托55 岁。 约婉卡很快就受到了注意，不仅是由于她的容貌仪态，而且也由于无论铁托走到哪里，或者在哪里停留，她总是在一边伺候。这一回，我对她的观察比对兹登卡的观察还要留心。我断定铁托同约婉卡之间肯定有意思了。但我假装没有把握。科查·维奇为了说服我，有一次对我讲：“咳，为什么不会呢？这是很自然的嘛。”约婉卡是一个动人的美人，是一个身体健壮的塞尔维亚美女，她有一头乌黑的头发，白皙的皮肤。她虽然不会卖弄风情，却不乏女性的妩媚。她的妩媚是内含的。她像一个修女，或者像一个为了丈夫子女而发誓要献出一生的农妇。因为她总是不离职守，她经常是穿一身军官制服，那时，她身材苗条，配上束紧腰带的制眼，就更显得苗条了。在她那稍微歪戴着的游击队员帽子下面，露出我从未见过的最柔滑最浓密的头发。她有一对乌亮的大眼睛，显出耐性、关怀和一片忠诚，又有细嫩的面颊衬托着。 约婉卡是从利卡第六师挑选到铁托身边来充当工作人员的。她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塞尔维亚农民家庭。她念完了小学，对于那个时代的孩子，尤其是在利卡的穷乡僻壤长大的女孩子来说，这证明她比一般孩子聪明。有一段时间，她在她的一个亲戚开的小客栈里当过帮手，这使她更加具有充当铁托身边工作人员的资格。然而，她的主要资格，还在于她作为一个军人的无懈可击的操行以及她对党的绝对忠诚。 就这种事而论，只有那些经过彻底审查的人才能在铁托和其他任何高级官员身边服务，这是一条坚定不移的原则。令人兴奋的传说认为，保安机关挑选约婉卡担任铁托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是偶然的。他们挑选并送来了一位政治上无懈可击、尤其是相貌漂亮的姑娘，把她放在他的身边，听其自然发展，甚至我也不时地开兰科维奇的玩笑，说这一切都是他的保安机构精心安排的。当然，我是在铁托和约婉卡结婚之后才开这样的玩笑的，这样就不至于被误解为是要拆台。兰科维奇扫了我一眼，否认有这么回事。 两人的关系是不愉快的，令人难堪的，对约婉卡来说尤其如此。她的生活天地，只限于铁托身边的一小圈人，和履行自己的日常职责。多少个夜晚，当我们拜访铁托的时候，经常发现她坐在过道里，和铁托的警卫一起守卫着他，一守就是几个小时，直到铁托就寝时为止，在这种情况下，钦托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必然对她产生妒忌和不信任。她同铁托的亲近，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释——有野心，拍马屁，女性的奸诈，，利用铁托的独身，贪婪。 没有一种说法对她是公正的。保卫人员出于恶意和不信任，时而强迫她先吃第一口她一片真诚为铁托做的饭菜。 这种状况持续了6 年——充满怀疑、恶意和妒忌的漫长的6 个年头。但是，出于对铁托的热爱和格尽职守，这位年轻的女人耐心地坚持下来了。对她来说，铁托是党内和战时的神明，为他作出牺牲是应该的。后来，她渐渐觉得铁托也是血肉之躯，并且深深地爱上了他。在整个那段时期，她默默无闻地忍耐着——从不多说一句话，从不大惊小怪。她下定决心，如果需要，不惜毁灭自己，不惜在她向往的神明身边，日渐凋谢，不为人知晓，也得不到赏识。她之所以属于铁托，仅仅是因为他选择了她。 为什么铁托要保持这种有损他的身分的关系呢？是因为约婉卡这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家女儿，不足以打动人心吗？是因为结婚三次都不美满，他再也不期求从婚姻中获得幸福吗？是他想子然一身，不求任何女性吗？显然，约婉卡是遵从他的旨意的。约婉卡命运的悲剧——铁托最后同她决裂，在他85　岁高龄莫名其妙地同她分居了——难道根源就在于这种的痛苦的开端吗？ 事态奇怪的变化，导致了他们的结合。1951　年3 月底或4 月初，铁托患了急性胆囊炎。医生和最高级官员纷纷赶到乌日采大街他的别墅里探望。铁托以前就患过胆囊炎——这次必须有人监督他的饮食，尤其不能让他吃他所喜爱的熏肉。这一次，医生发现胰腺感染了。这是可能致命的。外科医生拉弗里奇从卢布尔雅那乘飞机赶来，在铁托别墅的餐室里摆起了手术台。为了检查他的肝脏，每小时要验一次血。 兰科维奇和我偷偷溜进铁托的卧室。卡德尔也在那里。铁托躺在床上，痛得浑身直扭，时而喊叫，时而气喘。我们问了他一个在这种时候不得已而问的空洞无用的问题。他痛苦万状地顶了我们几句：“不要问我任何事情！ 太可怕了！让我一人安静一会儿！”约婉卡在楼梯上碰见了我。在忙乱中，谁也没有想到她。她含着眼泪问我：“吉多同志，会出什么事？”这是约婉卡第一次同一位政治局委员讲话。至少在我担任最高层领导职务期间，她是尊重和虚心对待这个领导集团的同志们的，我们已同医生们谈过，所以能够安慰她。当天晚些时候，同拉弗里奇大夫（他的信心使我们完全感到放心）商量了以后，我对约婉卡说，铁托的病已经控制住了。如果他的病情恶化，就要立即动手术。当他身体好转之后，终归是要动手术的！他经不起这种病再次发作了。这就是所发生的情况。1951　年4 月19　日，铁托在布莱德的一家医院里动了手术。那家医院是德国人为他们的伤员盖的，战后铁托把它接管了过来。 在患病期间，约婉卡对铁托的关怀和护理，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不同寻常、无微不至的，而且加强了两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对铁托身边的那些人来说本来已经可以明显看出，现在变成公开的、自然的了。在动手术的头天夜晚，政治局委员们和医生们吃罢晚饭，在客厅里呆着聊天。铁托虽然有点担心动手术，但是似乎非常喜欢当时热烈而又不带政治色彩的气氛。约婉卡也在那里，第一次超出了充当护理这样一个虚假而又不自然的角色。他仍然显得克制、羞涩。谈话转到伟人和他们的私生活方面来了，拉弗里奇大夫或许意识到铁托和约婉卡之间的关系，故意说道：“伟人的私生活不会对评价他们的历史作用产生任何影响。”我不同意拉弗里奇大夫的话，但是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表示反对，他的话鼓励和宽慰了铁托和约婉卡。 第二天，铁托成功地动了手术。手术后，他由约婉卡和一位修女护理，没有她们，本人也是员的拉弗里奇大夫，就无法对这位领导动手术。 第二年，1952　年新年伊始，铁托同约婉卡结了婚。结婚时，我对铁托说： “你和她结婚，做得对。”他回答说：“是呀！你知道，她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同年6 月我和什特菲察结了婚，铁托问：“那位同志是哪个地方的人？”我笑着说：“扎果烈的。我想从你的家乡挑一位新娘。”铁托也笑着说：“你真行。”在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对南斯拉夫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约婉卡第一次公开露面。她激动而又有些怯场，就像俄国小说中描写的首次参加舞会的少女一样。法国大使的夫人，一位极其媚人而又十分坦率的女士，在招待会上冲着我说：“都在这里度蜜月啦。”这些细节之所以重要，仅仅是因为它体现了1948　年以后高层领导人私生活的变化，以及同西方国家代表之间关系的变化。 那时候，约婉卡和什特菲察日渐亲密，经常互相作伴。要不是她俩之间的友谊，我本是不会了解约婉卡的。对公众来说，约婉卡是一个未知数，因为他们只能从报纸上、电视上、游行检阅和官方的典礼仪式上了解她。她在这些场合，总是穿着皮大衣，浑身珠光室气。她的举止是合乎礼仪的，脸上总是露着笑容，穿的衣服也总是很华丽的。 约婉卡很快就显得派头十足了——太爱笑，太爱打扮，太自命不凡，太过分，太过分了。 然而，她既不蠢，也不坏。她聪明，思想有条理。同铁托结婚后，她上了一所特殊中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但是并不是因为老师害怕她的地位而给予她优异成绩的。她学习很用功。只有在公开场合，她才显得拘谨、不自在。她留心自己的外貌和别人对她的看法。她的农家出身，既不是有利条件，也不是不利条件。阶级出身已不再是一个问题。 在我还是领导人的时候，约婉卡并没有卷入政治纠纷，更没有参与决策。 她的工作范围只是料理家务，照顾她的丈夫约瑟夫。她主要考虑的是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舒舒服服。 铁托的两个儿子不喜欢她，虽然她没有得罪他们。 约婉卡想要孩子，但是铁托不同意。大概他觉得养孩子费力不讨好，或者是他干脆不想承担更多的义务。约婉卡只得作出牺牲。 由于是被迫过着她本来无法获得，也没有为此作好思想准备的显赫一时的生活，约婉卡很快就拜倒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权势和声望之下。她和艺术家、记者、电影界人士交朋友。据说她曾建议以铁托甚至以她自己作为拍摄电影的专门题材。 不过，我并不相信她背着铁托参与了政治活动。当他们分居的消息宣布后，我曾试图说服外国记者，如果相信她进行了政治活动，那是荒谬的。可是，他们还是执意相信蜂起的谣传： 约婉卡同塞尔维亚将军们密谋，她是亲苏分子，她操纵最高级官员的任免。据说她对她的贫瘠的家乡利卡被忽视而表示不快。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克罗地亚人（天主教徒）和塞尔维亚人（东正教徒）之间互相仇视，使克罗地亚境内的利卡这个塞尔维亚人居住的地区吃了苦头。人们说：“约婉卡身上的塞尔维亚血液觉醒了。” 正是：英雄私事事易播，三离三合苦乐多。 妇不干政朝有静，子不荫爵政无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十八章 铁托其人 纵道人生循有轨，晨启直行难到黑。 尘世盖棺从不定，任凭后人论是非。 且说铁托生前及死后，世人对他与他的事业进行了各式各样的评论。英国作家菲利斯·奥蒂曾对铁托的为人进行过多年研究，并多次采访铁托。他曾有《铁托传》问世。我们不妨以他的一段论述作为本书的结束语： 当铁托从成年进入老年时，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的性格是怎样经受了一场最大的考验——长时期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呢？1945　年，他53　岁时，成为南斯拉夫总理；56　岁时，他被斯大林开除；当赫鲁晓夫求和时，他62岁；他几乎来不及打量一下南斯拉夫的国内情形，并觉察到他一心为普通人民争取的物质条件有些正在达到，就已年近70。76　岁时，他不得不面对苏联对南斯拉夫独立的新威胁；年逾80，他仍是南斯拉夫国家的主宰，是全部南斯拉夫人公认为领袖的独一无二人物。与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南斯拉夫者都已消逝，唯他依然健在，而且还是那些曾经目睹布尔什维克革命而仍在世的最后几个人物之一；他是那些在本世纪的早期成长起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掌权并成为伟大的民族领袖的最后一人。无论从民族的或国际的角度来看，他也是俄国以外的欧洲所培养出来的头一位和独一无二的伟大人物。 晚年时，无论是在危机时期还是处于相对平静的岁月，他的基本性格仍然和他早年一样未变。在有些方面，他变得温雅、老练；与青年时代相比，他的政治态度确实增添了宽大容忍，减少了天真和浪漫气息。他的经历使他懂得，人的天性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不会改变，理想尽可以渴望追求，但理想的国家，正如他自己所讲的，“任何地方也不存在，苏联尤其不存在”，在一个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在任何地方都不大可能达到。本着他那无时不在、随年龄俱增并曾使他只取得部分成就也不沮丧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他的理想主义作出了让步。在战后最初的年代里，由于南斯拉夫在战争中的贡献未获应有的评价，铁托曾怒气冲冲，但到了70年代，他得到他所能希望的一切赞赏和承认。他接受了那些看来确实期望着的与他的职务相称的种种荣誉，但并没有表现出这一切荣誉都只应归于自己。他显然欣赏身为南斯拉夫总统，但与此同时，也为自己规定了严格的要求，以辛勤工作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履行自己的职责。 他的品德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从未陶醉于权力；他虽然欣赏权力，但未被它腐蚀。他的举止既不浮夸傲慢，又不妄自尊大。他是无情的，但只有当事关生死存亡之时才这样做。同时，他从不肆意暴虐，从不沉迷于清洗。他这样做的理由埋藏在他的性格和生活经历中的深处。难以确切说明，但他从童年到成年的成长过程却表现出许多前后一贯的特色，这有助于说明他的性格。他虽然树敌，但却是一个被人喜欢的人（虽说不是每个人，但至少是许多人），诸如他的家庭成员，各种极其不同的共事者，一些妇女以及各种年龄的男人。他喜欢名望，但从不牺牲品德，哗众取宠。他具有一种夺取成功的巨大干劲，这使他不论遇到任何机缘总会登峰造极。他一向乐观，这给了他一种应付危难的高度发达的本能，借此他多次化险为夷，而倘若是别人，可能早已一命呜呼。不论童年或成年，他总是谨慎对待不熟悉的环境，以至胸有成竹，他便以高度的自信行事；一些南斯拉夫人往往出于刚愎自用终于危及生命，铁托却在一切情况下极少过分自信。他既具有这些品德，便用不着拜占庭式的浮华排场。他接受了与他那近于帝王的高位和伟大相称的一切——但从不做得过分。他拥有许多房舍、大马力的汽车、游艇和飞机，但这些东西充其量只不过是大多数国家元首所享有的，也许它们比其他国家首脑所能被允许的更豪华些。倘若有一个南斯拉夫人对这些提出批评，就必有另一个人认为这些东西对于他们的总统并不过分。 成为国家元首之后，铁托的工作习惯和过去大致相同。他喜欢和同事们（但不是那些阿谀奉承之辈）一道工作。虽然他一向威严自处，却喜欢与善于独立思考、敢讲真话的人一起讨论一切问题。他与人共事脾气通常是好的，但对笨蛋却不太能够忍受，而一旦由于愚蠢或缺乏效率出现问题时，他就会勃然大怒。不过，他会旋即平息。他自己效率既高又严于律己。即使在老年，他的工作日程仍然安排得满满的，干起来以后，会把4 至5 个助手及其下设的工作班子忙得不亦乐乎。铁托每日早晨6 点钟起床，他的习惯是自己烧咖啡。他在工作人员上班之前读当天的报纸。他在午夜或以后方才就寝。这长达18　个小时的工作日被分成三四段紧张工作的时间，中间有散步或休息。他具有充分休息的能力，一放下工作即能转入娱乐，或者睡一小会儿；要睡便能睡着，如有必要，一刻便能醒来，醒后精神振作。 铁托在战后设法重建了正常的私生活，这是他从二十年代早期和第一个妻子贝卢斯诺娃一起生活以后再也没有享受过的。他和曾经是游击队员的约婉卡·布迪萨夫列维奇建立了满意而长久的关系。约婉卡是一个来自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姑娘，比他年轻约30　岁，1952　年4 月成为铁托的夫人。铁托年岁虽大，人却显得年轻，生命力出奇地旺盛，所以他与约婉卡这种年龄上的差别（这在南部斯拉夫人中并不像在西欧那样不寻常）关系不大。作为南斯拉夫总统的漂亮的夫人和铁托本人的出色的助手，约婉卡的品德非常合适。她出身低微，由于战争错过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她和铁托早年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像铁托一样，她也秉性聪敏。她充分利用了她后来所得到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她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文学学位。教授们发现，根本不必考虑她的特殊地位而对她加以任何照顾。不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她的学业都是高质量的。在50　年代和60　年代，她伴随丈夫多次出国，学会了多种外语，并对他们所要访问的国家的历史和风俗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她处处表现出是一个受人欢迎并对访问饶有兴趣的客人。她养成一种受她丈夫喜欢的质朴的优雅风度，她那开朗的笑容和善良的性格，被全世界认为是南斯拉夫形象的宝贵财富。妻子只是妻子，除了作为夫人而外，基本上只以个人身分出现而不起任何直接作用，这是典型的铁托作风。 不管这是否属于对待妇女的家长式态度残余的反映，但这总是一种明智的做法。把他的私生活置于政治之外——他一直是这样做的，这使他在因胜利而变得高高在上的年代中，以及在他的同时代人大多数相继逝去的日子里，得以享受友谊和温暖亲密的家庭生活。他在工作和休息时从不缺少同伴，但他超脱于政治纷争之上的特殊地位，使他从同事那里不可能获得密切亲近的友谊，因为这将引起纠葛和猜疑。约婉卡未为他生儿育女，但她帮助铁托抚育了已于战后改嫁的赫尔塔·哈斯留下的儿子，以及铁托长子扎尔科的子女。 扎尔科和妻子离婚后，铁托便把孙儿孙女都领到家里来抚养。铁托把他的家庭严格地放在不突出的位置，用他的权威使他们不为公众所注目，而让他们到社会上去自闯出路。他一直关怀地照料着他的亲属，但既不让他们特别有钱，也不让他们特别有势，这儿根本不存在什么布罗兹王朝。而且，无论情况如何，继承权势和财产的做法都是与铁托所坚守的信念格格不入的。 铁托身为国家元首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以上，他会见过20　世纪后半期的世界许多杰出人物，几乎毫无例外，他们都谈论过他的吸引人的风采，坦率的态度和他的聪明才智。他长于凭借他那多重性格的各种特色，或者动用他的广泛兴趣的某些方面，与种种个性极其不同的人们进行结交，就像他在战时赢得了诸如丘吉尔、亚历山大、麦克莱恩、林赛。罗杰斯以及许多其他人的敬慕和欣赏一样，他也在战后的各种不同的人物中激起同样的感情，这些人中包括纳赛尔、尼赫鲁、海尔·塞拉西、埃莉诺·罗斯福、艾夫里尔·哈里曼、安奈林·比万以及一些英国皇室成员。在不同的恰当场合，他既能严肃又能诙谐——甚至是说些粗话。当激怒时，他也会态度粗暴，恶语伤人。他宫于人的感情，喜怒哀乐常常激发于外，又乐于与人交际，年事虽然已高，这种能力看来并未衰退；他对户外生活和活动的喜爱也一如既往。 他在亚得里亚海顶端的布里俄尼岛上接待了许多官方的和私人宾客，在他的若干官邸中，这个地方最为他所喜爱。这座方圆大约70　英亩的美丽的亚热带海岛成为一所特殊的庄园。除了他自己的私寓外，还有为官员和来访者准备的别墅和宾馆。他自己的别墅相当简朴；屋内饰有游击战争时的照片、他生活中其他时期的纪念品，以及从南斯拉夫和世界各地收到的礼物。由于他对国事和者联盟的工作持有这样一种永久不懈的兴趣，由于他一贯认为自己有责任接见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人，他自己就剩不下多少时间了。 为了得到一个连布里俄尼也不能提供的私寓，他在布里俄尼对面的小岛万加岛上修建了另外一幢房子。这里有他休闲用的各种设备。他是个热情的业余摄影爱好者，这里设有一个供他自己冲洗旅途中的照片的暗室。他有一个车间，可以在这里亲手进行金属加工，保持他在很早以前学来的手艺。他也种一个小园子，在丝柏与棕桐中间随坡陡下，直达蔚蓝色的海面。他的物质生活已超过了童年时代的梦想。他拥有想得到的、适合于各种场合；由最好的裁缝制作的一切漂亮服装。他一直爱好服装，把它作为成功的外在标志，而又笑自己竟能宽恕这样一种弱点。他依然戴着在1940　年用他翻译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挣得的钱买的那只钻石戒指。这是成功的标志呢，对恶运的护符呢，还是另一种生活遗留下来的纪念品呢？ 而1928　年在萨格勒布法庭上对社会高声挑战的那个英勇而热情的年轻员怎样了呢？经历了40　年的人生活和一场成功的革命之后，他身上到底还有多少当年的东西保留了下来？回顾这一特定经历时，铁托不能不得出结论说：虽然当时他的举动可能看来有些傻气——连许多员也持这一看法，虽然这样是有失谨慎，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的性格不相一致，但却触发了一系列的事情，推动他承担起他的事业，终而使他达于高位。经历这次徒刑之后，铁托就全心全意地献身于；虽然他一生中对的含义的理解有过变化，他仍然自己认为终身是个实心实意的者。“从一开始我就是个守纪律的员，”铁托在70　多岁时说过，“但我总是设法避免意见分歧。遵守党的纪律这一点，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真正改变。即使在今天，我仍然是个守纪律的员。”讲这番话时，他按照纪律接受俄国对于的解释（残酷、愚蠢和缺乏效率，恰如过去经常表现的那样）的时代早已结束。 1941　年以后，铁托的纪律和服从是对自己的原则和行为准则的纪律和服从。到这时，铁托已亲手并以他人的大量帮助，注重实效地发展了他自己的制度，全世界称之为铁托主义。铁托自己并不喜欢这个名词。他在南斯拉夫所努力发展的政治制度，一直是由南斯拉夫特定的条件决定的。铁托知道这不是，所以他宁愿称之为社会主义，因而表明这是向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他承认则是属于未来的理想（这和他青年时代的信念显然不同，他已经成熟了）。他也许还感到永远只能是个理想而已。他没有这样说，但当埃莉诺·罗斯福让他明确地谈谈自己的政治哲学时，他的说法和这点极其近似，他回答说：“我认为可以把自己称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于铁托主义的南斯拉夫国家的指导思想，民主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都是合适的写照。南斯拉夫已经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国有化和私有财产、强大的中央权力和地方分权、工人管理和国家控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合为一体，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而当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时，铁托主义便表现出一种灵活性或及时掉转方向，或调整各种成分的比例，而不为预先想出的教条般的概念所束缚。当教条本身证明无效时，他也可以重新加以考虑。 铁托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者？对此，1928　年在法庭上不允许他作出解释，事实是，他青年时代目睹了大多数人民的悲惨境遇，他作为的一员，为的是努力改变这种状况。而为了进行这一努力，他欣然接受了作为一个革命者必然带来的那些艰苦和危险。他在晚年时所得到的物质上的报答是他绝对不可能预见到的，而对他的政治抱负也从未起过任何作用。一旦得到这些酬答，他便安然享受，但在铁托的大半生中，这种理想却是前进的动力和目的；这一理想的部分实现，便证明他在政治上不虚此生。今日的南斯拉夫社会在繁荣、平等和受到外人尊重等方面来说，都远远地超过了铁托年轻时代的南斯拉夫，这是任何人也不会怀疑的。 这一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的必然进程，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钦托的干预，不可能确切判别，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个人在指导南斯拉夫和的这些发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人们甚至怀疑，倘若没有铁托，南斯拉夫的革命能否成功。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一旦没有了铁托，目前的南斯拉夫国家是否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使之永久稳定，确保它的独立和根本的社会主义性质（铁托坚持不渝为之奋斗的原则）不致失掉，这一直是铁托晚年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一个他知道他将永远见不到答案的问题。 铁托借以掌握政权，使革命取得成功和新国家赖以统治的工具是。虽然它更换了名称、作用和组织，铁托相信，它的继续掌握无可争议的权力，是他花费了如此巨大精力去建立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铁托决非是那种相信它应当一成不变的人；他知道，要生存下去就要变革。他支持自由化政策从而取消了党的机械控制。但他从未接受多党制政府的想法，相信这些想法将使政治生活陷于地区性和宗派性的纷争，造成分崩离析的局面，这就不仅会毁掉社会主义制度，也将毁掉现在的这个国家。这很可能导致西方式的民主或俄国的干涉，把苏联式的强加于南斯拉夫。他认为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一场灾难。这些考虑，特别是对俄国的担心，说明铁托为什么在南斯拉夫得到如此普遍的拥护。他一直是稳定、战斗的领导班子和清醒的政治头脑的保证，是一个赢得和保持了人民的信任的人，是一个可以向他反映政治生活中的困难问题，并深知他定能尽力找到一个公正的和公平的解决办法的人。 铁托是否也曾考虑过他的革命的代价，这一点他却没有表现出来。他是足够现实的，他懂得，每一场革命都要求以死亡、监禁和不公正作为牺牲。 他感到他已竭尽全力限制了革命中的过火之处，若不是由于他的制止，他的一些同志必定还会更走极端。虽然，当面临着生存问题时，他准备无情地消灭敌人，铁托本人基本上仍然是个很通人情的人，是个正常的而在许多方面极为寻常的人。 与此同时，他又远非寻常，因为他既具有伟人所必要的品德，又有无法说明的极好的幸运。他自己否认他能从斯大林的清洗中逃生是出自偶然，说这是由于他自己了解俄国正在出现的事情，懂得应采取的躲避办法。他的多次逃脱表面看来虽属幸免，而其实很可能应归功于他的才能；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确实也是格外幸运。同时，他具有一种高超而可贵的能力，善于洞察时代的特点，并抓住瞬息即逝的时机。他具有先见之明，而且一直相信必须预先对形势作出充分的估计，进行相应的准备以便掌握主动权。为了达到长远的目标，他善于把慎重而周密的准备工作与抓住时机赢得更大赌注的才能结合起来。失败往往使他激怒发奋，而不是自叱自怜。但他却从未为胜利所陶醉。面对危机，他总是英勇果断。这些品质在战时就已引人注目，及至战后，为了能够以此反抗俄国人，他不得不痛苦地，开始时是勉强地抛掉他对俄国领导人顺从的习惯。但一经丢弃了这种习惯，他便把他的才干用于为南斯拉夫造福。他既革命而又保守。1963　年，当出现了要求变革的巨大压力时，他说：“总的说来，我从来没有反对过现代化，但我反对有害于我们正确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现代化，无论在文学方面还是在总的方面都是这样。”最为重要的是，即使在老年时期，他还表现出他有学习的能力和随着时代而变化既不仓皇又不是从根本上改变的意志。 这位历经沧桑，数倍于常人的非凡人物，在有生之年便已成为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是不足为奇的。作为一个活着的神话般的人物也许有其不利之处，使铁托的形象高大威严，高高在上，但却形孤影单；但这一处境也自有其报偿，他的成就必定使他深感满足。当被问及倘若能再获得一次生命，他是否将会另有打算时，他答道：“我想，我将走同样的道路。也许我会把一些事情做得更好些。我只能说，我遗憾未能取得更多的成就。”当被问及他乐意人们纪念他的哪些方面时，他答道：“那就不是我的事了。历史将会决定哪些是我生活中的积极方面，而人民将由此怀念我。历史也将指出哪些是不好的。就我而言，我一生尽力为人民和国家造福，只要我还能够，我将一直这样做下去。”他知道，在他自己的国家、在和他自己的时代的历史上，他将占有一个位置，这已是有保证的了。①弗拉吉米尔·德迪那尔的《铁托传》完稿之后，作者去见铁托。德迪那尔提出，铁托本人应该通过某种方式，表示自己与此书的写作无关，另可强调，只有将来才能对书中讲述的事件作出最终的判断。 铁托同意德迪那尔的主张，并通过给德迪那尔写信的方式表达了这一思想。这封信称： 亲爱的弗拉多同志： ①　引自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铁托传》，黑龙江大学英语系翻译组译。 我很愉快地看到了你收集整理在这本书中我在战前、战时和近来就我的生活和政治工作同你进行的谈话。 这种欣慰之感之所以产生，是由于通过这一方式，通过你的这木书，我又重新回想起了我的一生。据书上讲，我的一生不是轻松的一生，但我却是高高兴兴地度过的。总的来说，即便现在，我也是不会选择别的生活之路的。 应该指出，不仅这些谈话被忠实地记载下来了，而且事实也是确切地叙述的。 但是，我认为，你也是会同意这一点的，就是不能把你的书对某些事件的阑述看成是最后不可更改的，简单的理由是，只有将来才能作出最终的判断。 致以同志般的问候！ 约·布·铁托 正是：白玉无暇夸张语，英明伟大形容词。 只留胜迹传百世，莫领风骚无尽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铁托年表 1892　年5 月7 日约瑟夫·布罗兹生于克罗地亚扎果烈的库姆罗维茨。 父亲叫弗兰约·布罗兹，母亲叫马丽亚·亚维尔舍克，约瑟夫·布罗兹是他们的第7 个孩子。 1900　年10　月开始上小学。 1907　年秋前往锡萨克，先当饭馆招待，后学锁匠手艺，开始参加工人运动。 1910　年秋学徒期满，后去萨格勒布，在一家私人工厂就业。参加工人运动。加入社会民主党。后返回库姆罗维茨。 1911　年2 月到的里雅斯特，后返回萨格勒布，受雇于一家私人机械厂。5 月1 日，参加五一节游行，后参加罢工。 1912　年5 月与一批斯洛文尼亚工人前往波希尼亚。8 月到比尔森和慕尼黑。10　月，前往曼海姆，后去鲁尔、维也纳。 1913　年秋离开维也纳，回国服兵役。 1914　年8 月由于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而被关押数天。 1915　年1 月随所在部队开赴加利西亚前线。4 月负伤，被俄军俘获。 1916　年在俄国当俘虏。 1917　年6 月逃至彼得格勒。7 月，参加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反对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示威，9 月，被押回乌拉尔。在鄂木斯克参加党的工作。 1918　年6 月为逃避高尔察克的叛乱隐藏在一个吉尔吉斯村庄。12　月返回鄂木斯克。 1919　年9 月与佩拉佳亚·贝卢斯诺娃结婚，并一起回南斯拉夫。11月，在萨格勒布一家机械厂当工人。 1921　年离萨格靳布，在特洛茨伏当技工，从事革命活动。 1922　年与党组织接上关系。 1924　年初进入别洛伐尔州委。 1925　年被捕，获释后受到了警方监视。9 月前往克拉列维察，就业于造船厂，成为工会负责人。 1926　年8 月组织造船厂工人罢工，取得了胜利。10　月被厂方解雇，前往贝尔格菜德。 1927　年1 月前往斯梅德雷沃斯·帕兰卡，就业于火车车辆厂。随后，因发表揭露工厂剥削工人的文章而被解雇。3 月回萨格勒布，被指定为全克罗地亚五金工会书记。6 月，被捕，押奥古林法院监狱。在狱中绝食。获释。 1928　年8 月被捕。11　月，接受审讯，被判处5 年徒刑。 1929　年1 月在萨格勒布服刑，后被关进列波格拉瓦监狱。 1931　年6 月开始在马里博尔监狱服刑。 1933　年11　月服刑期满。 1934　年3 月回到库姆罗维茨。4 月，到萨格勒布，改名铁托。后赴维也纳向党中央汇报。12　月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并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1935　年2 月前往苏联，以“瓦尔特”的名字，在共产国际工作。7 月至8 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6　年10　月离莫斯科到维也纳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1　月，任党的组织书记。 1937　年3 月回南斯拉夫从事党的组织工作。4 月，开始为西班牙招募志愿人员。8 月，返回维也纳，党的总书记戈尔基奇被召到莫斯科。铁托主持党中央的工作。 1938　年8 月去莫斯科。被指定为南斯拉夫临时总书记。冬，返回南斯拉夫。 1939　年8 月去莫斯科。 1940　年1 月返回南斯拉夫。10　月，主持召开南斯拉夫第五次代表会议，被选为总书记。 1941　年3 月在贝尔格莱德出席工作会议。4 月6 日，轴心国进攻南斯拉夫。铁托当天在萨格勒布。4 月10　日，与南共中央委员和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们开会。会议决定南共中央由萨格勒布迁往贝尔格莱德。5 月，铁托主持召开各民族各省党的领导人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游击分遣队司令部，负责准备武装斗争。6 月22　日，获悉德国进攻苏联后，即与在贝尔格莱德的南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兰科维奇、米卢蒂诺维奇、吉拉斯、里巴尔、茹约维奇、伏克曼诺维奇等开会。会后，铁托写了告南斯拉夫人民书。6 月27日，南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建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支队总司令部，铁托任总司令，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米卢蒂诺维奇、康查尔、莱斯科舍克、茹约维奇、里巴尔和伏克曼诺维奇为司令部成员。9 月16　日，离开贝尔格莱德，前往塞尔维亚西部解放区。9 月26—27　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分遣队总司令部和南共各民族各地区领导机构代表在斯托利察村开会。10　月初敌军发动第一次攻势。11　月，敌军发动第二次进攻。游击队撤离乌日策解放区。12　月，南共中央决定组建无产阶级第一旅。 1942　年3 月敌军发动第三次攻势。11　月，在比哈奇召开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1943　年1 月敌军发动第四次攻势。5 月，铁托接待以斯图尔特上尉为首的盟国第一个军事使团。11　月，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亚伊策召开。根据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铁托被任命为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并被授予元帅军衔。 1944　年2 月苏联军事代表团到达解放区。5 月，德军在德瓦尔实施空降。6 月，铁托转移到维斯岛。8 月，在意大利会见盟国驻意陆军司令亚历山大将军，并与驻地中海盟军司令威尔逊将军会谈，在那不勒斯，与英国政府首相丘吉尔会谈。9 月至10　月，访问莫斯科，就红军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在南斯拉夫土地上联合作战，以及向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提供作战物资事与斯大林签订协定。 1945　年3 月7 日在贝尔格莱德建立南斯拉夫民主联邦临时人民政府，铁托任主席和国防部长。4 月，访问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11　月，全国举行立宪议会选举。 1946　年1 月立宪议会颁布第一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 2 月，当选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和南斯拉夫军队最高统帅。3 月访问波兰并签署两国友好互助条约。同月，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签署南捷友好互助和和平合作条约。5 月，访问苏联。 1947　年11　月率南斯拉夫国家代表团对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签署两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12　月，率领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对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签署南匈和南罗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1948　年3 月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身分就苏联撤退专家事致函苏联外长莫洛托夫。4 月，主持南并中央全会，讨论苏联政府和联共（布）党对南斯拉夫的指责问题。会议通过了对联共（布）中央3 月27日来信的复信。6 月，南共中央发表声明，强调不能派代表出席情报局布加勒斯特会议，并就情报局对于南共内部状况的决议发表声明。 在报刊上全文发表情报局的决议和南共中央的声明。7 月，南斯拉夫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一中全会上，铁托再一次当选为总书记。 1949　年1 月主持南共二中全会，讨论南共的农村政策。4 月，主持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第三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南斯拉夫人民阵线主席。 1950　年6 月国民议会联邦院和民族院联席会议通过《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与最高级经济联合基本法》。 1951　年11　月签署南美两国政府关于提供军事援助的协定。 1952　年11　月南共召开六大，南斯拉夫改名为南斯拉夫者联盟，铁托被选为南共联盟总书记。 1953　年1 月14　日当选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2 月28　日，在安卡拉签署南、希、土三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相互合作协定。3 月，对英国进行友好国事访问，会见丘吉尔首相。 1954　年1 月主持南共联盟非常三中全会，吉拉斯的观点和政治表现遭到尖锐批评，吉拉斯被开除出南共联盟中央。4 月，访问上耳其。6 月，访问希腊。12　月至1955　年2 月，对印度和缅甸进行正式访问。 1955　年2 月在埃及第一次会见纳赛尔总统。5 月，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南苏签署贝尔格莱德宣言。12　月至1956　年1 月，对埃塞俄比亚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956　年6 月访问苏联和罗马尼亚。7 月，与尼赫鲁和纳赛尔在万加岛会谈。 1957　年9 月以南共联盟总书记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身分签署南共联盟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以及南波两国政府联合声明。 1958　年4 月再次当选为共和国总统。4 月，出席南共联盟七大并作报告，在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南共联盟总书记。12　月至1959　年3 月，先后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锡兰、埃塞俄比亚、苏丹、阿联、叙利亚和希腊。 1959　年12　月接见阿尔及利亚、英国、希腊、意大利、南斯拉夫、黎巴嫩、马耳他、阿联和突尼斯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和组织的代表。 1960　年9 月至10　月出席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并与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卡斯特罗、纳赛尔、尼赫鲁、恩克鲁玛、苏加诺等人会谈。 1961　年2 月至4 月访问加纳、多哥、利比里亚、几内亚、马里、摩洛哥、突尼斯和阿联。9 月，在贝尔格莱德主持首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 1962　年2 月访问阿联和苏丹。9 月，在万加岛与来访的勃列日涅夫进行政治会谈。12　月，访问苏联，与赫鲁晓夫会谈。 1963　年6 月再次当选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8 月，在布里俄尼与赫鲁晓夫会谈。9 月至10　月，访问巴西、智利、玻利维亚、墨西哥和美国，并于10　月在联合国大会会议上发表讲话。 1964　年1 月同来访的陶里亚蒂会谈。3 月，在布里俄尼与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会谈。6 月，正式访问芬兰。9 月，正式访问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10　月，访问阿联并在开罗出席第二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 12　月，主持南共联盟第八次代表大会，并作报告。再次当选为南共联盟总书记。 1965　年6 月对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6 月至7 月，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9 月，对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 1966　年7 月在布里俄尼主持南共联盟四中全会，解决亚历山大·兰科维奇问题。 1967　年1 月至2 月访问苏联、匈牙利和奥地利。5 月，第五次当选为共和国总统。6 月，在莫斯科出席保、匈、德、波、苏、捷、罗、南八国、工人党和政府领导人会议。7 月，在布加勒斯特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党和政府首脑会议。8 月，访问伊拉克。 1968　年1 月至2 月访问阿富汗、巴基斯但、柬埔寨、印度、埃塞俄比亚和阿联。访问日本、蒙古、伊朗和苏联。6 月，就南斯拉夫学生示威发表电视讲话。8 月，主持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和执委会联席会议，会议谴责苏联等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干涉。 1969　年3 月出席南共联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南共联盟主席。 1970　年1 月至2 月访问但桑尼亚、赞比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苏丹、阿联和利比亚。9 月，出席在卢萨卡举行的第三次不结盟国家会议。9 月至10　月，与访问南斯拉夫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10　月，访问比利时、卢森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荷兰和法国。 1971　年5 月在卡乔尔杰沃接见伊巴露丽和卡里略。10　月，访问伊朗、印度和阿联。10　月至11　月，访问美国、加拿大和英国。 1972　年5 月第二次获得南斯拉夫人民英雄勋章。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授予铁托以列宁勋章。6 月，对苏联和波兰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973　年4 月与访问南斯拉夫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勃兰特会谈。9 月，在阿尔及尔出席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 1974　年2 月联邦议会颁布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新宪法。5 月，在联邦议会两院联席会议上，铁托当选为终身总统。6 月，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7 月，对罗马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0　月至11　月，对丹麦王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 1975　年3 月对波兰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6 月，与访问南斯拉夫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会谈。7 月至8 月，率领南斯拉夫代表团出席欧安会。8 月，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福特会谈。 1976　年3 月对墨西哥、巴拿马、委内瑞拉和葡萄牙进行国事访问。 同月，对瑞典进行正式访问。6 月，率领南共联盟代表团，出席在柏林举行的欧洲和工人党会议。8 月，率领南斯拉夫代表团，出席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11　月，联邦议会两院联席会议通过《联合劳动法》。 1977　年5 月荣获第三枚人民英雄勋章。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十月革命勋章。8 月至9 月，对苏联、朝鲜和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10　月，对法国、葡萄牙和阿尔及利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12　月，对罗马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978　年1 月在伊加洛接待应邀访问南斯拉夫的阿尔及利亚民主共和国总统、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了。3 月，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同月，对英国进行工作性友好访问。6 月，在布里俄尼与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菜克会谈。同月，出席南共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盟章确认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选举铁托为无限期共盟主席。8 月，接待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11　月，与访问南斯拉夫的罗共总书记、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会谈。 1979　年2 月对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进行正式访问。5 月，对苏联进行友好访问。5 月至6 月，访问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马耳他。8 月至9 月，率领南斯拉夫代表团出席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10　月，在贝尔格莱德接待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对罗马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980　年5 月4 日病逝于卢布尔雅那。5 月8 日，下葬于贝尔格莱德住所花园内，有100 个国家派代表出席葬礼，其中有35　位国家元首、3 位君主、8 位共和国副总统、24　位政府总理、46　位外交部长和十几位政府成员，还有来自全世界的127 个、社会党、工人党和其他进步政党的代表团以及解放运动的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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