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百年经典散文·情感世界卷》 藤野先生 鲁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现代思想家、文学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野草》等。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季，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戴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戴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和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地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震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得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入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范爱农 鲁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现代思想家、文学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野草》等。 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一天早晨，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 “安徽巡抚恩铭被jo shiki rin刺杀，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白了。这是徐锡麟，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做安徽候补道，办着巡警事务，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 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家族将被连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筹集川资，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了，撕乌贼鱼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 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会众即刻分成两派：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我是主张发电的，但当我说出之后，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 “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他说。 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但我便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愤，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于是又争起来。结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谁承认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个拟稿的和一两个干事，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 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到底忘却了，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乡做教员，大概是春末时候罢，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 “哦哦，你是范爱农！” “哦哦，你是鲁迅！” 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回到故乡之后，又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现在是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所以也趁了航船进城来。 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便问他：—— “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 “你那时之前，早知道我是谁么？” “怎么不知道。我们到横滨，来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么？你看不起我们，摇摇头，你自己还记得么？” 我略略一想，记得的，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时是子英来约我的，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仔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这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而我都茫无所知，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却不在这车上，因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 我想我那时摇头大约有两回，他们看见的不知道是那一回。让坐时喧闹，检查时幽静，一定是在税关上的那一回了，试问爱农，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做什么？是谁的？” “还不是我们师母的？”他瞪着他多白的眼。 “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又何必带这东西呢？” “谁知道呢？你问她去。” 到冬初，我们的景况更拮据了，然而还喝酒，讲笑话。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撑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 “情形还是不行，王金发他们。”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问我，慷慨地说，“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还有一个是子英先生，一个是德清先生。为社会，我们知道你决不推却的。” 我答应他了。两天后便看见出报的传单，发起人诚然是三个。五天后便见报，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 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呢。 别人倒还不打紧，第一个着急的是我的母亲，叮嘱我不要再出去。但我还是照常走，并且说明，王金发是不来打死我们的，他虽然绿林大学出身，而杀人却不很轻易。况且我拿的是校款，这一点他还能明白的，不过说说罢了。 果然没有来杀。写信去要经费，又取了二百元。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时传令道：再来要，没有了！ 不过爱农得到了一种新消息，却使我很为难。原来所谓“诈取”者，并非指学校经费而言，是指另有送给报馆的一笔款。报纸上骂了几天之后，王金发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于是乎我们的少年们便开起会议来，第一个问题是：收不收？决议曰：收。第二个问题是：收了之后骂不骂？决议曰：骂。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 我即刻到报馆去问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说了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一个名为会计的便不高兴了，质问我道：—— “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 “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我就不再说下去了，这一点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说出连累我们的话来，他就会面斥我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肯为社会牺牲，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 然而事情很凑巧，季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爱农也很赞成，但颇凄凉，说：—— “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 我懂得他无声的话，决计往南京。先到都督府去辞职，自然照准，派来了一个拖鼻涕的接收员，我交出账目和余款一角又两铜元，不是校长了。后任是孔教会会长傅力臣。 报馆案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被一群兵们捣毁了，子英在乡下，没有事；德清适值在城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他大怒了。自然，这是很有些痛的，怪他不得。他大怒之后，脱下衣服，照了一张照片，以显示一寸来宽的刀伤，并且做一篇文章叙述情形，向各处分送，宣传军政府的横暴。我想，这种照片现在是大约未必还有人收藏着了，尺寸太小，刀伤缩小到几乎等于无，如果不加说明，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疯气的风流人物的照片，倘遇见孙传芳大帅，还怕要被禁止的。 我从南京移到北京的时候，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我想为他在北京寻一点小事做，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没有机会。他后来便到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寄食，也时时给我信，景况愈困穷，言辞也愈凄苦。终于又非走出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处飘浮。不久，忽然从同乡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他已经掉在水里，淹死了。 我疑心他是自杀。因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 夜间独坐在会馆里，十分悲凉，又疑心这消息并不确，但无端又觉得这是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后来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是将要忘记完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 后来我回故乡去，才知道一些较为详细的事。爱农先是什么事也没得做，因为大家讨厌他。他很困难，但还喝酒，是朋友请他的。他已经很少和人们来往，常见的只剩下几个后来认识的较为年青的人了，然而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听他的牢骚，以为不如讲笑话有趣。 “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他时常这样说。 一天，几个新的朋友约他坐船去看戏，回来已过夜半，又是大风雨，他醉着，却偏要到船舷上去小解。大家劝阻他，也不听，自己说是不会掉下去的。但他掉下去了，虽然能浮水，却从此不起来。 第二天打捞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 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还是自杀。 他死后一无所有，遗下一个幼女和他的夫人。有几个人想集一点钱作他女孩将来的学费的基金，因为一经提议，即有族人来争这笔款的保管权，——其实还没有这笔款，大家觉得无聊，便无形消散了。 现在不知他惟一的女儿景况如何？倘在上学，中学已该毕业了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弘一法师之出家 夏丏尊 夏丏尊（1886～1946），浙江上虞人，现代作家。著有《平屋随笔》、《人间爱晚晴》等。 今年旧历九月二十日，是弘一法师满六十岁诞辰。佛学书局因为我是他的老友，嘱写些文字以为纪念，我就把他出家的经过加以追叙。他是三十九岁那年夏间披剃的，到现在已整整作了二十一年的僧侣生涯。我这里所述的，也都是二十一年前的旧事。 说起来也许会教大家不相信，弘一法师的出家可以说和我有关，没有我，也许不至于出家。关于这层，弘一法师自己也承认。有一次，记得是他出家二三年后的事，他要到新城掩关去了，杭州知友们在银洞巷虎跑寺下院替他饯行，有白衣，有僧人。斋后，他在座间指了我向大家道： “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此恩永不能忘！” 我听了不禁面红耳赤，惭悚无以自容。因为一，我当时自己尚无信仰，以为出家是不幸的事情，至少是受苦的事情。弘一法师出家以后即修种种苦行，我见了常不忍。二，他因我之助缘而出家修行去了，我却竖不起肩膀，仍浮沉在醉生梦死的凡俗之中。所以深深地感到对于他的责任，很是难过。 我和弘一法师（俗姓李，名字屡易，为世熟知者名曰息，字曰叔同）相识，是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名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这个学校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不轻易更换教职员。我前后担任了十三年，他担任了七年。在这七年中，我们晨夕一堂，相处得很好。他比我长六岁，当时我们已是三十左右的人，少年名士气息铲除将尽，想在教育上做些实际功夫。我担任舍监职务，兼教修身课，时时感觉对于学生感化力不足。他教的是图画音乐二科，这两种科目，在他未来以前是学生所忽视的，自他任教以后就忽然被重视起来，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引过去了。课余但闻琴声歌声，假日常见学生出外写生，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二科实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师生以及工役没有人不起敬的。他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寄宿舍里有学生失少了财物了，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所指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说： “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 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提出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愧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我们那时颇有些道学气，俨然以教育者自任，一方面又痛感到自己力量的不够。可是所想努力的，还是儒家式的修养，至于宗教方面简直毫不关心的。 有一次，我从一本日本的杂志上见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如耶稣，都曾断过食。断食能使人除旧换新，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还列举实行的方法及应注意的事项，又介绍了一本专讲断食的参考书。我对于这篇文章很有兴味，便和他谈及，他就好奇地向我要了杂志去看。以后我们也常谈到这事，彼此都有“有机会时最好把断食来试试”的话，可是并没有作过具体的决定，至少在我自己是说过就算了的。约莫经过了一年，他竟独自去实行断食了。这是他出家前一年阳历年假的事。他有家眷在上海，平日每月回上海两次，年假暑假当然都回上海的。阳历年假只十天，放假以后我也就回家去了，总以为他仍照例回到上海了。假满返校，不见到他，过了两个星期他才回来，据说假期中没有回上海，在虎跑寺断食。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笑说：“你是能说不能行的。并且这事预先教别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惊小怪起来，容易发生波折。”他的断食共三星期：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据说经过很顺利，不但并无苦痛，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像。他平日是每日早晨写字的，在断食期间仍以写字为常课，三星期所写的字有魏碑，有篆文，有隶书，笔力比平日并不减弱。他说断食时心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恐出毛病，终于不敢作文。他断食以后食量大增，且能吃整块的肉（平日虽不茹素，不多食肥腻肉类）。自己觉得脱胎换骨过了，用老子“能婴儿乎”之意改名李婴，依然教课，依然替人写字，并没有什么和前不同的情形。据我知道，这时他还只看些宋元人的理学书和道家的书类，佛学尚未谈到。 转瞬阴历年假到了，大家又离校。哪知他不回上海，又到虎跑寺去了。因为他在那里住过三星期，喜其地方清静，所以又到那里去过年。他的皈依三宝，可以说由这时候开始的。据说，他自虎跑寺断食回来，曾去访过马一浮先生，说虎跑寺如何清静，僧人招待如何殷勤。阴历新年，马先生有一个朋友彭先生求马先生介绍一个幽静的寓处，马先生忆起弘一法师前几天曾提起虎跑寺，就把这位彭先生陪送到虎跑寺去住。恰好弘一法师正在那里，经马先生之介绍就认识了这位彭先生。同住了不多几天，到正月初八日，彭先生忽然发心出家了，由虎跑寺当家为他剃度。弘一法师目击当时的一切，大大感动，可是还不就想出家，仅皈依三宝，拜老和尚了悟法师为皈依师。演音的名，弘一的号，就是那时取定的。假期满后仍回到学校里来。 从此以后，他茹素了，有念珠了，看佛经了，室中供佛像了。宋元理学书偶然仍看，道家书似已疏远。他对我说明一切经过及未来志愿，说出家有种种难处，以后打算暂以居士资格修行，在虎跑寺寄住，暑假后不再担任教师职务。我当时非常难堪，平素所敬爱的这样的好友将弃我遁入空门去了，不胜寂寞之感。在这七年之中，他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为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为别处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聘书了，因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月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他的爱我，可谓已超出寻常友谊之外，眼看这样的好友因信仰的变化要离我而去，而且信仰上的事不比寻常名利关系，可以迁就。料想这次恐已无法留得他住，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暑假渐近，我的苦闷也愈加甚。他虽常用佛法好言安慰我，我总熬不住苦闷。有一次，我对他说过这样的一番狂言： “这样作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作了和尚，倒爽快！” 我这话原是愤激之谈，因为心里难过得熬不住了，不觉脱口而出。说出以后，自己也就后悔。他却是仍是笑颜对我，毫不介意。 暑假到了，他把一切书籍字画衣服等等分赠朋友学生及校工们——我所得到的是他历年所写的字，他所有折扇及金表等——自己带到虎跑寺去的只是些布衣及几件日常用品。我送他出校门，他不许再送了，约期后会，黯然而别。暑假后，我就想去看他，忽然我父亲病了，到半个月以后才到虎跑寺去。相见时我吃了一惊，他已剃去短须，头皮光光，着起海青，赫然是个和尚了！他笑说： “昨天受剃度的。日子很好，恰巧是大势至菩萨生日。” “不是说暂时作居士，在这里住住修行，不出家的吗？”我问。 “这也是你的意思，你说索性作了和尚……” 我无话可说，心中真是感慨万分。他问过我父亲的病况，留我小坐，说要写一幅字叫我带回去，作他出家的纪念。他回进房去写字，半小时后才出来，写的是楞严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且加跋语，详记当时因缘，末有“愿他年同生安养共圆种智”的话。临别时我和他作约，尽力护法，吃素一年。他含笑点头，念一句“阿弥陀佛”。 自从他出家以后，我已不敢再谤毁佛法，可是对于佛法见闻不多，对于他的出家，最初总由俗人的见地，感到一种责任：以为如果我不苦留他在杭州，如果我不提出断食的话头，也许不会有虎跑寺马先生彭先生等因缘，他不会出家。如果最后我不因惜别而发狂言，他即使要出家，也许不会那么快速。我一向为这责任之感所苦，尤其在见到他作苦修行或听到他有疾病的时候。近几年以来，我因他的督励，也常亲近佛典，略识因缘之不可思议，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于过去无量数劫种了善根的。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愿使然，而且都是稀有的福德，正应代她欢喜，代众生欢喜，觉得以前的对他不安，对他负责任，不但是自寻烦恼，而且是一种僭妄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李叔同 夏丏尊 夏丏尊（1886～1946），浙江上虞人，现代作家。著有《平屋随笔》、《人间爱晚晴》等。 五四前后中年人的寂寞，苦闷，在我们年轻的人是不大了解的。五四狂潮中，记得有一天晚上，沈仲九先生亲切地告诉我们：“弘一法师（李叔同先生法名）若是到了现在，也不会出家了。”可是李叔同先生的出家，我们只当作一种谈助，他心底的谜，我们是猜不透的。 在我们教师中，李叔同先生最不会使我们忘记。他从来没有怒容，总是轻轻地像母亲一般吩咐我们。我曾经早晨三点钟起床练习弹琴，因为一节进行曲不会弹熟；他就这样旋转着我们的意向。同学中也有愿意跟他到天边的，也有立志以艺术作终身事业的，他给每个人以深刻的影响。伺候他的茶房，先意承志，如奉慈亲。想明道先生“录满窗前草不除”的融和境界，大抵若此。 “我们的李先生”，（同学间的称呼）能绘画，能弹琴作曲，字也写得很好，旧体诗词造诣极深，在东京时曾在春柳社演过茶花女；这样艺术全才，人总以为是个风流蕴藉的人。谁知他性情孤僻，律己极严，在外和朋友交际的事，从来没有，狷介得和白鹤一样。他来杭州第一师范担任艺术教师，已是中年了，长斋礼佛，焚香诵经，已经过居士的生活。民国六年，他忽然到西湖某寺去静修，绝食十四天，神色依然温润。其明年四月，他乃削发入山，与俗世远隔了。我们偶而在玉泉寺遇到他，合十以外，亦无他语。有时走过西冷印社，看见崖上的印藏，指以相告，曰：“这是我们李先生的。”那时彼此虽觉得失了敬爱的导师的寂寞，可也没有别的人生感触。后来五四大潮流来了，大家欢呼于狂涛之上，李先生的影子渐渐地淡了，远了。 近来忽然，从镜子里照见我自己的灵魂，五四的狂热日淡，厌世之念日深，不禁重复唤起李先生的影子来了。友人缘缘堂主和弘一法师过从最密，他差不多走完了李先生那一段路程，将以削发入山为其终结了。我乃重新来省察李先生当时的心境。李先生之于人，不以辨解，微笑之中，每蕴至理；我乃求之于其灵魂所寄托的歌曲。在我们熟练的歌曲中，落花、月、晚钟三歌正代表他心灵的三个境界。落花代表第一境界： “纷，纷，纷，纷，纷，纷，…… 惟落花委地无言兮，化作泥尘； 寂，寂，寂，寂，寂，寂，…… 何春光找逝不归今，永绝消息。 忆春风之日暝，芳菲菲以争妍； 既乖荣以发秀，倏条节易而时迁，春残。 览落红之辞枝兮，伤花事其阑珊； 已矣！春秋其代序以递嬗兮，念迟暮， 荣枯不须臾，盛衰有常数！ 人生之浮华若朝露兮，泉壤与哀； 朱华易消歇，青春不再来！” 这是他中年后对于生命无常的感触，那时期他是非常苦闷的，艺术虽是心灵寄托的深谷，而他还觉得没有着落似的。不久，他静悟到另一境界，那便是月所代表的境界： “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 瞰下界扰扰，尘欲迷中道！ 惟愿灵光普万方，荡涤垢滓扬芬芳。 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 他既作此超现实的想望，把心灵寄托于彼岸，顺理成章，必然地走到晚钟的境界： “大地沈沈落日眠，平墟漠漠晚烟残； 幽乌不呜暮色起，万籁俱寂丛林寒。 浩荡飘起天杪，摇曳钟声出尘表； 绵绵灵响彻心弦，蚴蚴幽思凝冥杳。 众生病苦谁持扶？尘网颠倒泥涂淤。 惟神悯恤敷大德，拯吾罪恶成正觉； 誓心稽首永皈依，暝暝入定陈虔祈。 倏忽光明烛太虚，云端仿佛天门破； 庄严七宝迷氤氲，瑶华翠羽垂缤纷。 浩灵光兮朝圣真，拜手承神恩！ 仰天衢兮瞻慈云，忽现忽若隐！ 钟声沈暮天，神恩永存在， 神之恩，大无外！” 弘一法师出家后，刻苦修行，治梵典勤且笃，和太虚法师那些吹法螺的上人又不相同。他在和尚队中，该是十分孤独寂寞的罢！ 相传弘一法师近来衰病日侵，他对于生命的究竟当有更深切的了悟，惟这涅境方是真解脱，我们祝福他！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我的母亲 胡适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学者、作家。著有诗集《尝试集》、学术论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诌诌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糜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糜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糜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惟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一句，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地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去钾。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子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地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大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的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诗人、学者、教授。著有《傅孟真先生集》等。 有几位北大同学鼓励我在日本特刊中写一篇蔡先生的小传。我以为能给蔡先生写传，无论为长久或为一时，都是我辈最荣幸的事。不过，我不知我有无此一能力。且目下毫无资料，无从著笔，而特刊又急待付印，所以我今天只能写此一短文。至于编辑传记的资料，是我的志愿，而不是今天便能贡献给读者的。 凡认识蔡先生的，总知道蔡先生宽以容众，受教久的，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气，不特不严责人，并且不滥奖人，不像有一种人的脾气，称扬则上天，贬责则入地。但少人知道，蔡先生有时也很严词责人。我以受师训备僚属有二十五年之长久，颇见到蔡先生生气责人的事。他人的事我不敢说，说和我有关的。 （一）蔡先生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个同学，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于是同学某某在西斋（寄宿舍之一）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有我的一件，因为我也极讨厌此人，而我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深的语意，却是挖苦他。为同学们赏识，在其上浓圈密点，批评狼藉。这是一时学校中的大笑话。过了几天，蔡先生在一大会中演说，最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 诸位在墙壁上攻击□□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做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渐。 这一篇话，在我心中生了一个大摆动。我小时，有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诚意”、“不欺暗室”，虽然《大学》念得滚熟，却与和尚念经一样，毫无知觉；受了此番教训，方才大彻大悟，从此做事，决不匿名，决不推自己责任。大家听蔡先生这一段话之后印象如何我不得知，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 （二）蔡先生第二次游德国时，大约是在民国十三年吧，那时候我也是在柏林。蔡先生到后，我们几个同学自告奋勇照料先生，凡在我的一份中，无事不办了一个稀糟。我自己自然觉得非常惭愧，但蔡先生从无一毫责备。有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来比锡来看蔡先生。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要钱，我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得了，所以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以此意陈告先生。先生沉吟一下说：“《论语》上有几句话，‘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 于是我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三）北伐胜利之后，我们的兴致很高。有一天在先生家中吃饭，有几个同学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的更多，不记得如何说起，说到后来我便肆口乱说了。我说：“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黎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尔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先生听到这里，不耐烦了，说：“这除非你作大将。” 此外如此类者尚多，或牵连他人，或言之太长，姑不提。即此三事，已足证先生责人之态度是如何诚恳而严肃的，如何词近而旨远的。 蔡先生之接物，有人以为滥，这全不是事实，是他在一种高深的理想上，与众不同。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说进，先假定其意诚，其动机善，除非事实证明其相反。如此办法，自然要上当，但这正是孟子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了。 若以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严，便是大错了，蔡先生在大事上是丝毫不苟的。有人若做了他以为大不可之事，他虽不说，心中却完全当数。至于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之处，只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虽然他是不重视宗教的。关于这一类的事，我只举一个远例。 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起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此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至于复古之论，欧化之谈，皆皮毛渣滓，不足论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契诃夫的墓园 徐志摩 徐志摩（1896～1931），浙江海宁人，诗人。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猛虎集》，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短篇小说集《轮盘》等。 吊古——尤其是上坟——是中国文人的一个癖好。这癖好想是遗传的；因为就我自己说，不仅每到一处地方爱去郊外冷落处寻墓园消遣，那坟墓的意象竟仿佛在我每一个思想的后背遮拦着——单这馒形的一块黄土在我就有无穷的意趣——更无须蔓草、凉风、白杨、青鳞等等的附带。坟的意象与死的概念当然不能差离多远，但在我坟与死的关系却并不密切；死仿佛有附着或有实质的一个现象，坟墓只是一个美丽的虚无。在这静定的意境里，光阴仿佛止息了波动，你自己的思感收敛了震悸，那时你的性灵便可感到最纯净的安慰，你再不要什么。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不爱想死是因为死的对象就是最恼人不过的生，死只是中止生，不是解决生，更不是消灭生，只是增剧生的复杂，并不清理它的纠纷。坟的意象却不暗示你什么对举或比称的实体，它没有远亲，也没有近邻，它只是它，包涵一切，覆盖一切，调融一切的一个美的虚无。 我这次到欧洲来倒像是专做清明来的；我不仅上知名的或与我有关系的坟（在莫斯科上契诃夫、克鲁泡德金的坟，在柏林上我自己儿子的坟，在枫丹薄罗上曼殊斐儿的坟，在巴黎上茶花女、哈哀内的坟；上菩特莱“恶之花”的坟；上凡尔泰、卢骚、嚣俄的坟；在罗马上雪莱、基茨的坟；在翡冷翠上勃朗宁太太的坟，上密仡郎其罗，梅迪启家的坟；日内到ravenna去还得上丹德的坟，到assisi上法兰西士的坟，到mautua上浮吉尔（virgil）的坟），我每过不知名的墓园也往往进去留连，那时情绪不定是伤悲，不定是感触，有风听风，在块块的墓碑间且自徘徊，待斜阳淡了再计较回家。 你们下回到莫斯科去，不要贪看列宁，反而忘却一个真值得去的好所在——那是在雀山山脚下的一座有名的墓园，原先是贵族埋葬的地方，但契诃夫的三代与克鲁泡德金也在里面，我在莫斯科三天，过得异常的烦闷，但那一个向晚，在那噤寂的寺园里，不见了莫斯科的红尘，脱离了犹太人的怖梦，从容的怀古，默默的寻思，在他人许有更大的幸福，在我已经知足。那庵名像是monestiere vinozositoh（可译作圣贞庵），但不敢说是对的，好在容易问得。 我最不能忘情的坟山是日本神户山上专葬僧尼那地方，一因它是依山筑道，林荫花草是天然的，二因两侧引泉，有不绝的水声，三因地位高亢，望见海湾与对岸山岛，我最不喜欢的巴黎montmartre的那个墓园，虽则有茶花女的芳邻我还是不愿意，因为它四周是市街，驾空又是一架走电车的大桥，什么清宁的意致都叫那些机轮轧成了断片，我是立定主意不去的；罗马雪莱，基茨的坟场亦算是不错，但这留着以后再讲；莫斯科的圣贞庵，是应得赞美的，但到那边去的机会似乎不多！ 那圣贞庵本身是白石的，葫芦顶是金的，旁边有一个极美的钟塔，红色的，方的，异常的鲜艳，远望这三色——白、金、红——的配置，极有风趣；墓碑与坟亭密密的在这塔影下散布着，我去的那天正当傍晚，地下的雪一半化了水，不穿胶皮套鞋是不能走的；电车直到庵前，后背望去森森的林山便是拿破仑退兵时曾经回望的雀山，庵门内的空气先就不同，常青的树荫间，雪铺的地里，悄悄的屏息着各式的墓碑：青石的平台，镂像的长碣；嵌金的塔，中空的亭亭，有高踞的，有低伏的，有雕饰繁复的，有平易的；但他们表示的意思却只是极简单的一个，古诗说的：“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 我们向前走不久便发现了一个颇堪惊心的事实：有不少极庄严的碑碣倒在地上的，有好几处坚致的石栏与铁栏打毁了的；你们记得在这里埋着的贵族居多，近几年来风水转了，贵族最吃苦，幸而不毁，也不免亡命，阶级的怨毒在这墓园里都留下了痕迹——楚平王死得快还是逃不了尸体受刑——虽则有标记与无标记，有祭扫与无祭扫，究竟关不关这底下陈死人的痛痒，还是不可知的一件事。但对于虚荣心重的活人，这类示威的手段却是一个警告。 我们摸索了半天，不曾寻着契诃夫；我的朋友上那边问去了，我在一个转角站等着，那时候忽的眼前一亮（那天本是阴沉），夕阳也不知从哪边过来，正照着金项与红塔，打成一片不可信的辉煌；你们没见过大金顶的不易想像它回光的力量，平常玻璃窗上的反光已够你耀眼的，何况偌大一个纯金的圆穹，我不由得不感谢那建筑家的高见，我看了西游记、封神传渴慕的金光神霞，到这里见着了！更有那秀挺的绯红的高塔也在这俄顷间变成了粲花摇曳的长虹，仿佛脱离了地面，将次凌空飞去。 契诃夫的墓上（他父亲与他并肩）只是一块瓷青色的石碑，刻着他的名字与生死的年分，有铁栏围着，栏内半化的雪里有几瓣小青叶，旁边树上吊下去的，在那里微微的转动。 我独自倚着铁栏，沉思契诃夫今天要是在着他不知怎样；他是最爱“幽默”，自己也是最有谐趣的一位先生。他的太太告诉我们他临死的时候还要她讲笑话给他听，有幽默的人是不易做感情的奴隶的。但今天俄国的情形，今天世界的情形，他要是看了还能笑否，还能拿着他的灵活的笔继续写他灵活的小说否？……我正想着，一阵异样的声浪从园的那一角传过来打断了我的盘算，那声音在中国是听惯了的，但到欧洲是不提防的；我转过去看时有一位黑衣的太太站在一个坟前，她旁边一个服装古怪的牧师（像我们的游方和尚）高声念着经咒，在晚色团聚时，在森森的墓门间，听着那异样的音调（语尾曼长向上曳作顿），你知道那怪调是念给墓中人听的，这一想毛发间就起了作用，仿佛底下的一大群全爬了上来在你的周围站着倾听似的，同时钟声响动。那边庵门开了，门前亮着一星的油灯，里面出来成行列的尼僧，向另一屋子走去，一体的黑衣黑兜，悄悄的在雪地里走去…… 克鲁泡德金的坟在后园，只一块扁平的白石，指示这伟大灵魂遗蜕的歇处，看着颇觉凄惘。关门铃已摇过，我们又得回红尘去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怀李叔同先生 丰子恺 丰子恺（1898～1975），浙江崇德人，作家、画家、翻译家。有画集《子恺漫画》，散文《缘缘堂随笔》，译作《源氏物语》、《猎人笔记》等。 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岁的时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见到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总要迟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门进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爱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是上下两块可以推动的）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两块都写好，上块盖着下块，用下块时把上块推开）。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不看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进教室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最不易忘却的，是有一次上弹琴课的时候。我们是师范生，每人都要学弹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风琴及两架钢琴。风琴每室两架，给学生练习用；钢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里，一架放在弹琴教室里。上弹琴课时，十数人为一组，环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及李先生十数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教完以后，下课铃响了。李先生立起来一鞠躬，表示散课。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叫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 李先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我们音乐，因此我们上音乐课时，觉得比上其他一切课更严肃。同时对于音乐教师李叔同先生，比对其他教师更敬仰。那时的学校，首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校里，这三门功课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原故。 李叔同先生为甚么能有这种权威呢？不仅为了他学问好，不仅为了他音乐好，主要的还是为了他态度认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 他出身于富裕之家，他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银行家。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他父亲生他时，年已七十二岁。他堕地后就遭父丧，又逢家庭之变，青年时就陪了他的生母南迁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奉母时，他是一个翩翩公子。当时上海文坛有著名的沪学会，李先生应沪学会征文，名字屡列第一。从此他就为沪上名人所器重，而交游日广，终以“才子”驰名于当时的上海。所以后来他母亲死了，他赴日本留学的时候，作一首《金缕曲》，词曰：“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读这首词，可想见他当时豪气满胸，爱国热情炽盛。他出家时把过去的照片统统送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彻底地做一个翩翩公子。 后来他到日本，看见明治维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弃了翩翩公子的态度，改做一个留学生。他入东京美术学校，同时又入音乐学校。这些学校都是模仿西洋的，所教的都是西洋画和西洋音乐。李先生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学得很好；到了日本，就买了许多西洋文学书。他出家时曾送我一部残缺的原本《莎士比亚全集》，他对我说：“这书我从前细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由此可想见他在日本时，对于西洋艺术全面进攻，绘画、音乐、文学、戏剧都研究。后来他在日本创办春柳剧社，纠集留学同志，共演当时西洋著名的悲剧《茶花女》（小仲马著）。他自己把腰束小，扮作茶花女，粉墨登场。这照片，他出家时也送给我，一向归我保藏；直到抗战时为兵火所毁。现在我还记得这照片：卷发，白的上衣，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后头，头向右歪侧，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另外还有许多演剧的照片，不可胜记。这春柳剧社后来迁回中国，李先生就脱出，由另一班人去办，便是中国最初的“话剧”社。由此可以想见，李先生在日本时，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像一个西洋人。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学一样，像一样。要做留学生，就彻底地做一个留学生。 他回国后，在上海太平洋报社当编辑。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音乐。后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同时兼任两个学校的课，每月中半个月住南京，半个月住杭州。两校都请助教，他不在时由助教代课。我就是杭州师范的学生。这时候，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却很称身，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你可想见，他是扮过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穿了布衣，仍是一个美男子。“淡汝浓抹总相宜”，这诗句原是描写西子的，但拿来形容我们的李先生的仪表，也很适用。今人侈谈“生活艺术化”，大都好奇立异，非艺术的。李先生的服装，才真可称为生活的艺术化。他一时代的服装，表出着一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各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判然不同，各时代的服装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我二年级时，图画归李先生教。他教我们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同学一向描惯临画，起初无从着手。四十余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描得像样的。后来他范画给我们看。画毕把范画挂在黑板上。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摹。只有我和少数同学，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我对于写生，从这时候开始发生兴味。我到此时，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别人看了实物而写生出来的。我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写生入手，何必临摹他人，依样画葫芦呢？于是我的画进步起来。此后李先生与我接近的机会更多。因为我常去请他教画，又教日本文。以后的李先生的生活，我所知道的较为详细。他本来常读理性的书，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头常常放着道藏。那时我还是一个毛头青年，谈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绘事外，并不对我谈道。但我发现他的生活日渐收敛起来，仿佛一个人就要动身赴远方时的模样。他常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我。他的朋友日本画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己等到西湖来写生时，他带了我去请他们吃一次饭，以后就把这些日本人交给我，叫我引导他们（我当时已能讲普通应酬的日本话）。他自己就关起房门来研究道学。有一天，他决定入大慈山去断食，我有课事，不能陪去，由校工闻玉陪去。数日之后，我去望他。见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对我讲话，同平时差不多。他断食共十七日，由闻玉扶起来，摄一个影，影片上端由闻玉题字：“李息翁先生断食后之像，侍子闻玉题。”这照片后来制成明信片分送朋友。像的下面用铅字排印着：“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欣欣道人记。”李先生这时候已由“教师”一变而为“道人”了。学道就断食十七日，也是他凡事“认真”的表示。 但他学道的时候很短。断食以后，不久他就学佛。他自己对我说，他的学佛是受马一浮先生指示的。出家前数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这程先生原来是当军人的，现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为僧。李先生同他谈得很久。此后不久，我陪大野隆德到玉泉去投宿，看见一个和尚坐着，正是这位程先生。我想称他“程先生”，觉得不合。想称他法师，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后来知道是弘伞）。一时周章得很。我回去对李先生讲了，李先生告诉我，他不久也要出家为僧，就做弘伞的师弟。我愕然不知所对。过了几天，他果然辞职，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产”，再去看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我从此改口，称他为“法师”。法师的僧腊二十四年。这二十四年中，我颠沛流离，他一贯到底，而且修行功夫愈进愈深。当初修净土宗，后来又修律宗，律宗是讲究戒律的。一举一动，都有规律，严肃认真之极。这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断绝，直到弘一法师方才复兴，所以佛门中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的生活非常认真。举一例说：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余多的送与法师。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读者听到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做人极度认真的表示。 如上所述，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像个青衣，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大面又像大个面……都是“认真”的原故。 现在私一法师在福建泉州圆寂了。噩耗传到贵州遵义的时候，我正在束装，将迁居重庆。我发愿到重庆后替法师画像一百帧，分送各地信善，刻石供养。现在画像已经如愿了。我和李先生在世间的师弟尘缘已经结束，然而他的遗训——认真——永远铭刻在我心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悼夏丏尊先生 丰子恺 丰子恺（1898～1975），浙江崇德人，作家、画家、翻译家。有画集《子恺漫画》，散文《缘缘堂随笔》，译作《源氏物语》、《猎人笔记》等。 我从重庆郊外迁居城中，候船返沪。刚才迁到，接得夏尊老师逝世的消息。记得三年前，我从遵义迁重庆，临行时接得弘一法师往生的电报。我所敬爱的两位教师的最后消息，都在我行旅倥偬的时候传到。这偶然的事，在我觉得很是蹊跷。因为这两位老师同样的可敬可爱，昔年曾经给我同样宝贵的教诲；如今噩耗传来，也好比给我同样的最后训示。这使我感到分外的哀悼与警惕。 我早已确信夏先生是要死的，同确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样。但料不到如此其速。八年违教，快要再见，而终于不得再见！真是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犹忆二十六年秋，“卢沟桥事变”之际，我从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车，到梧州路去看夏先生。先生满面忧愁，说一句话，叹一口气。我因为要乘当天的夜车返杭，匆匆告别。我说：“夏先生再见。”夏先生好像骂我一般愤然地答道：“不晓得能不能再见！”同时又用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门口目送我。我回头对他发笑。因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总是笑他多忧。岂知这一次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果然这一别“不能再见了”！ 后来我扶老携幼，仓皇出奔，辗转长沙、桂林、宜山、遵义、重庆各地。夏先生始终住在上海。初年还常通信。自从夏先生被敌人捉去监禁了一回之后，我就不敢写信给他，免得使他受累。胜利一到，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他。见他回信的笔迹依旧遒劲挺秀，我很高兴。字是精神的象征，足证夏先生精神依旧。当时以为马上可以再见了，岂知交通与生活日益困难，使我不能早归；终于在胜利后八个半月的今日，在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说是“抱恨终天”的事！ 夏先生之死，使“文坛少了一位老将”，“青年失了一位导师”，这些话一定有许多人说，用不着我再讲。我现在只就我们的师弟情缘上表示哀悼之情。 夏先生与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具有同样的才调，同样的胸怀。不过表面上一位做和尚，一位是居士而已。 犹忆三十余年前，我当学生的时候，李先生教我们图画、音乐，夏先生教我们国文。我觉得这三种学科同样的严肃而有兴趣。就为了他们二人同样的深解文艺的真谛，故能引人入胜。夏先生常说：“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这话也可说是“夫子自道”。夏先生初任舍监，后来教国文。但他也是博学多能，只除不弄音乐以外，其他诗文、绘画（鉴赏）、金石、书法、理学、佛典，以至外国文、科学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游，因此能得学生的心悦诚服。 他当舍监的时候，学生们私下给他起个诨名，叫夏木瓜。但这并非恶意，却是好心。因为他对学生如对子女，率直开导，不用敷衍、欺蒙、压迫等手段。学生们最初觉得忠言逆耳，看见他的头大而圆，就给他起这个诨名。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爱我们，这绰号就变成了爱称而沿用下去。凡学生有所请愿，大家都说：“同夏木瓜讲，这才成功。”他听到请愿，也许喑呜叱咤地骂你一顿；但如果你的请愿合乎情理，他就当作自己的请愿，而替你设法了。 他教国文的时候，正是“五四”将近。我们做惯了“太王留别父老书”、“黄花主人致无肠公子书”之类的文题之后，他突然叫我们做一篇“自述”。而且说：“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有一位同学，写他父亲客死他乡，他“星夜匍伏奔丧”。夏先生苦笑着问他：“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发笑，那位同学脸孔绯红。又有一位同学发牢骚，赞隐遁，说要：“乐琴书以消忧，无孤松而盘桓”。夏先生厉声问他：“你为什么来考师范学校？”弄得那人无言可对。 这样的教法，最初被顽固守旧的青年所反对。他们以为文章不用古典，不发牢骚，就不高雅。竟有人说：“他自己不会做古文（其实做得很好），所以不许学生做。”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学生，对夏先生这种从来未有的、大胆的革命主张，觉得惊奇与折服，好似长梦猛醒，恍悟今是昨非。这正是五四运动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师，以身作则，不多讲话，使学生衷心感动，自然诚服。譬如上课，他一定先到教室，黑板上应写的，都先写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时候推开来）。然后端坐在讲台上等学生到齐。譬如学生还琴时弹错了，他举目对你一看，但说：“下次再还。”有时他没有说，学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请求下次再还了。他话很少，说时总是和颜悦色的。但学生非常怕他，敬爱他。夏先生则不然，毫无矜持，有话直说。学生便嘻皮笑脸，同他亲近。偶然走过校庭，看见年纪小的学生弄狗，他也要管“为啥同狗为难！”放假日子，学生出门，夏先生看见了便喊：“早些回来，勿可吃酒啊！”学生笑着连说：“不吃，不吃！”赶快走路。走得远了，夏先生还要大喊：“铜钿少用些！”学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实在感激他，敬爱他。 夏先生与李先生对学生的态度，完全不同。而学生对他们的敬爱，则完全相同。这两位导师，如同父母一样。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妈妈的教育”。夏先生后来翻译的《爱的教育》，风行国内，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国文教材。这不是偶然的事。 我师范毕业后，就赴日本。从日本回来就同夏先生共事，当教师，当编辑。我遭母丧后辞职闲居，直至逃难。但其间与书店关系仍多，常到上海与夏先生相晤。故自我离开夏先生的绛帐，直到抗战前数日的诀别，二十年间，常与夏先生接近，不断地受他的教诲。其时李先生已经做了和尚，芒鞋破钵，云游四方，和夏先生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但在我觉得仍是以前的两位导师，不过所导的范围由学校扩大为人世罢了。 李先生不是“走投无路，遁入空门”的，是为了人生根本问题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和尚，他是痛感于众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虽然没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李先生的胸怀的；他是赞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只因种种尘缘的牵阻，使夏先生没有勇气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忧愁苦闷，由此发生。 凡熟识夏先生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夏先生是个多忧善愁的人。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他不但忧自家，又忧友，忧校，忧店，忧国，忧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皱着眉头替他担忧；有人失业了，夏先生又皱着眉头替他着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产了，小孩子跌跤了……夏先生都要皱着眉头替他们忧愁。学校的问题，公司的问题，别人都当作例行公事处理的，夏先生却当作自家的问题，真心地担忧；国家的事，世界的事，别人当作历史小说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问题，真心地忧愁，皱眉，叹气。故我和他共事的时候，对夏先生凡事都要讲得乐观些，有时竟瞒过他，免得使他增忧，他和李先生一样的痛感众生的疾苦。但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样行大丈夫事；他只能忧伤终老。在“人世”这个大学校里，这二位导师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与“妈妈的教育”。 朋友的太太生产，小孩子跌跤等事，都要夏先生担忧。那么，八年来水深火热的上海生活，不知为夏先生增添了几十万斛的忧愁！忧能伤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给忧愁材料的社会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以往我每逢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总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因为我的写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导鼓励之下学起来的。今天写完了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两行热泪，一齐沉重地落在这原稿纸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 朱自清 朱自清（1898～1948），浙江绍兴人，散文家、学者。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长诗《毁灭》，学术论著《经典常谈》、《诗言志辨》等。 一 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关于后一方面，作者知道的比较多，现在且说个大概，来追悼这一位多年敬佩的老朋友。 大家都知道闻先生是一位诗人。他的《红烛》，尤其他的《死水》，读过的人很多。这些集子的特色之一，是那些爱国诗。在抗战以前有也许是惟一的爱国新诗人。这里可以看出他对文学的态度。新文学运动以来，许多作者都认识了文学的政治性和社会性而有所表现，可是闻先生认识得特别亲切，表现得特别强调。他在过去的诗人中最敬爱杜甫，就因为杜诗政治性和社会性最浓厚。后来他更进一步，注意原始人的歌舞：这是集团的艺术，也是与生活打成一片的艺术。他要的是热情，是力量，是火一样的生命。 但是他并不忽略语言的技巧，大家都记得他是提倡诗的新格律的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诗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散文如《唐诗杂论》，可惜只有五篇，那经济的字句，那完密而短小的篇幅，简直是诗。我听他近来的演说，有两三回也是这么精悍，字字句句好似称量而出，却又那么自然流畅。他因此也特别能够体会古代语言的曲折处。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得靠学力，但是更得靠才气，也就是想象。但就读古书而论，固然得先通文字声韵之学；可是还不够，要没有活泼的想象力，就只能做出点滴的饾饤的工作，决不能融会贯通的。这里需要细心，更需要大胆。闻先生能够体会到古代语言的表现方式，他的校勘古书，有些地方胆大得吓人，但却是细心吟味所得；平心静气读下去，不由人不信。校书本有死校活校之分；他自然是活校，而因为知识和技术的一般进步，他的成就骎骎乎驾活校的高邮王氏父子而上之。 他研究中国古代，可是他要使局部化了石的古代复活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因为这古代与现代究竟属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而历史是联贯的。我们要客观的认识古代；可是，是“我们”在客观的认识古代，现代的我们要能够在心目中想像古代的生活，要能够在心目中分享古代的生活，才能认识那活的古代，也许才是那真的古代——这也才是客观的认识古代。闻先生研究伏羲的故事或神话，是将这神话跟人们的生活打成一片；神话不是空想，不是娱乐，而是人民的生命欲和生活力的表现。这是死活存亡的消息，是人与自然斗争的纪录，非同小可。他研究《楚辞》的神话，也是一样的态度。他看屈原，也将他放在整个时代整个社会里看。他承认屈原是伟大的天才；但天才是活人，不是偶像，只有这么看，屈原的真面目也许才能再现在我们心中。他研究《周易》里的故事，也是先有一整个社会的影像在心里。研究《诗经》也如此，他看出那些情诗里不少歌咏性生活的句子；他常说笑话，说他研究《诗经》，越来越“行而下”了——其实这正表现着生命的力量。 他是有幽默感的人；他的认识古代，有时也靠着这种幽默感。看《匡斋尺牍》里《狼跋》一篇，便知道他能够体会到别人从不曾体会到的古人的幽默感。而所谓“匡斋”本于匡衡说诗解人颐那句话，正是幽默的意思。他的《死水》里《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也是一首难得的幽默的诗。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八十岁，现在还不满四十八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二 闻先生的惨死尤其是中国文学方面一个不容易补偿的损失。 闻先生的专门研究是《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唐诗，许多人都知道。他的研究工作至少有了二十年，发表的文字虽然不算太多，但积存的稿子却很多。这些并非零散的稿子，大都是成篇的，而且他亲手抄写得很工整。只是他总觉得还不够完密，要再加些工夫才愿意编篇成书。这可见他对于学术忠实而谨慎的态度。 他最初在唐诗上多用力量。那时已见出他是个考据家，并已见出他的考据的本领。他注重诗人的年代和诗的年代。关于唐诗的许多错误的解释与错误的批评，都由于错误的年代。他曾将唐代一部分诗人生卒年代可考者制成一幅图表，谁看了都会一目了然。他是学过图案画的，这帮助他在考据上发现了一种新技术；这技术是值得发展的。但如一般所知，他又是个诗人，并且是个在领导地位的新诗人，他亲自经过创作的甘苦，所以更能欣赏诗人与诗。他的《唐诗杂论》虽然只有五篇。但都是精彩逼人之作。这些不但将欣赏和考据融化得恰到好处，并且创造了一种诗样精粹的风格，读起来句句耐人寻味。 后来他在《诗经》、《楚辞》上多用力量。我们知道要了解古代文学，必须从语言下手，就是从文字声韵下手。但必须能够活用文字声韵的种种条例，才能有所创获。闻先生最佩服王念孙父子，常将《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当作消闲的书读着。他在古书通读上有许多惊人而确切的发明。对于甲骨文和金文，也往往有独到之见。他研究《诗经》，注重那时代的风俗和信仰等等；这几年更利用弗洛伊德以及人类学的理论得到一些深入的解释。他对《楚辞》的兴趣似乎更大，而尤集中于其中的神话。他的研究神话，实在给我们学术界开辟了一条新的大路。关于伏羲的故事，他曾将许多神话综合起来，头头是道，创见最多，关系极大。曾听他谈过大概，可惜写出来的还只是一小部分。他研究《周易》，是爱其中的片段的故事，注重的是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表现。近三四年他又专力研究《庄子》，探求原始道教的面目，并发见庄子一派政治上不合作的态度。以上种种都跟传统的研究不同：眼光扩大了，深入了，技术也更进步了，更周密了。所以贡献特别多，特别大。近年他又注意整个的中国文学史，打算根据经济史观去研究一番，可惜还没有动手就殉了道。 这真是我们一个不容易补偿的损失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儿女 朱自清 朱自清（1898～1948），浙江绍兴人，散文家、学者。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长诗《毁灭》，学术论著《经典常谈》、《诗言志辨》等。 我现在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想起圣陶喜欢用的“蜗牛背了壳”的比喻，便觉得不自在。新近一位亲戚嘲笑我说，“要剥层皮呢！”更有些悚然了。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在胡适之先生的《藏晖室札记》里，见过一条，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文中并引培根的话，“有妻子者，其命定矣。”当时确吃了一惊，仿佛梦醒一般；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又有甚么可说？现在是一个媳妇，跟着来了五个孩子；两个肩头上，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真不知怎样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说了；从孩子们那一面说，他们该怎样长大，也正是可以忧虑的事。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近来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想着孩子们受过的体罚和叱责，始终不能辨解——像抚摩着旧创痕那样，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读了有岛武郎《与幼小者》的译文，对了那种伟大的，沉挚的态度，我竟流下泪来了。去年父亲来信，问起阿九，那时阿九还在白马湖呢；信上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我为这句话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待我们来着！人性许真是二元的，我是这样地矛盾；我的心像钟摆似的来去。 你读过鲁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么？我的便是那一类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饭和晚饭，就如两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们你来他去地在厨房与饭间里查看，一面催我或妻发“开饭”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夹着笑和嚷，一阵阵袭来，直到命令发出为止。他们一递一个地跑着喊着，将命令传给厨房里佣人；便立刻抢着回来搬凳子。于是这个说，“我坐这儿！”那个说，“大哥不让我！”大哥却说，“小妹打我！”我给他们调解，说好话。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我有时候也不耐烦，这便用着叱责了；叱责还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们身上了。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说红筷子好，他说黑筷子好；这个要干饭，那个要稀饭，要茶要汤，要鱼要肉，要豆腐，要萝卜；你说他菜多，他说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着他们，但这显然是太迂缓了。我是个暴躁的人，怎么等得及？不用说，用老法子将他们立刻征服了；虽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泪捧起碗了。吃完了，纷纷爬下凳子，桌上是饭粒呀，汤汁呀，骨头呀，渣滓呀，加上纵横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块花花绿绿的地图模型。吃饭而外，他们的大事便是游戏。游戏时，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坚持不下，于是急执起来；或者大的欺负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负了大的，被欺负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诉苦；我大抵仍旧要用老法子来判断的，但不理的时候也有。最为难的，是争夺玩具的时候：这一个的与那一个的是同样的东西，却偏要那一个的；而那一个便偏不答应。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论如何，终于是非哭了不可的。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天天全有，但大致总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管保一点钟里要分几回心，或站起来一两次的。若是雨天或礼拜日，孩子们在家的多，那么，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也有过的。我常和妻说，“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有时是不但“成日”，连夜里也有兵马在进行着，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 我结婚那一年，才十九岁。二十一岁，有了阿九；二十三岁，又有了阿菜。那时我正像一匹野马，那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鞯，辔头，和缰绳？摆脱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觉地时时在摆脱着。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真苦了这两个孩子；真是难以宽宥的种种暴行呢！阿九才两岁半的样子，我们住在杭州的学校里。不知怎地，这孩子特别爱哭，又特别怕生人。一不见了母亲，或来了客，就哇哇地哭起来了。学校里住着许多人，我不能让他扰着他们，而客人也总是常有的；我懊恼极了，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我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时的光景，也觉黯然。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周岁，还不大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妻说，那时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磨折，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得还是自杀的好。这虽是气愤的话，但这样的心情，确也有过的。后来孩子是多起来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锋棱渐渐地钝起来了；加以增长的年岁增长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够忍耐了——觉得从前真是一个“不成材的父亲”，如我给另一个朋友信里所说。但我的孩子们在幼小时，确比别人的特别不安静，我至今还觉如此。我想这大约还是由于我们抚育不得法；从前只一味地责备孩子，让他们代我们负起责任，却未免是可耻的残酷了！ 正面意义的“幸福”，其实也未尝没有。正如谁所说，小的总是可爱，孩子们的小模样，小心眼儿，确有些教人舍不得的。阿毛现在五个月了，你用手指去拨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脸，她便会张开没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开的花。她不愿在屋里待着；待久了，便大声儿嚷。妻常说，“姑娘又要出去溜达了。”她说她像鸟儿般，每天总得到外面溜一些时候。润儿上个月刚过了三岁，笨得很，话还没有学好呢。他只能说三四个字的短语或句子，文法错误，发音模糊，又得费气力说出；我们老是要笑他的。他说“好”字，总变成“小”字；问他“好不好”？他便说“小”，或“不小”。我们常常逗着他说这个字玩儿；他似乎有些觉得，近来偶然也能说出正确的“好”字了——特别在我们故意说成“小”字的时候。他有一只搪磁碗。是一毛来钱买的；买来时，老妈子教给他，“这是一毛钱。”他便记住“一毛”两个字，管那只碗叫“一毛”，有时竟省称为“毛”。这在新来的老妈子，是必需翻译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见着生客时，便咧着嘴痴笑；我们常用了土话，叫他做“呆瓜”。他是个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来，蹒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时学我，将两手叠在背后，一摇一摆的；那是他自己和我们都要乐的。他的大姊便是阿菜，已是七岁多了，在小学校里念着书。在饭桌上，一定得罗罗唆唆地报告些同学或他们父母的事情；气喘喘地说着，不管你爱听不爱听。说完了总问我：“爸爸认识么？”“爸爸知道么？”妻常禁止她吃饭时说话，所以她总是问我。她的问题真多：看电影便问电影里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么不说话？看照相也是一样。不知谁告诉她，兵是要打人的。她回来便问，兵是人么？为什么打人？近来大约听了先生的话，回来又问张作霖的兵是帮谁的？蒋介石的兵是不是帮我们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每天短不了，常常闹得我不知怎样答才行。她和润儿在一处玩儿，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着哭着。但合式的时候也有：譬如这个往床底下躲，那个便钻进去追着；这个钻出来，那个也跟着——从这个床到那个床，只听见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说，像小狗似的。现在在京的，便只有这三个孩子；阿九和转儿是去年北来时，让母亲暂时带回扬州去了。 阿九是欢喜书的孩子。他爱看《水浒》，《西游记》，《三侠五义》，《小朋友》等；没有事便捧着书坐着或躺着看。只不欢喜《红楼梦》，说是没有味儿，是的，《红楼梦》的味儿，一个十岁的孩子，那里能领略呢？去年我们事实上只能带两个孩子来；因为他大些，而转儿是一直跟着祖母的，便在上海将他俩丢下。我清清楚楚记得那分别的一个早上。我领着阿九从二洋泾桥的旅馆出来，送他到母亲和转儿住着的亲戚家去。妻嘱咐说，“买点吃的给他们吧。”我们走过四马路，到一家茶食铺里。阿九说要熏鱼，我给买了；又买了饼干，是给转儿的。便乘电车到海宁路。下车时，看着他的害怕与累赘，很觉恻然。到亲戚家，因为就要回旅馆收拾上船，只说了一两句话便出来；转儿望望我，没说什么，阿九是和祖母说什么去了。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硬着头皮走了。后来妻告诉我，阿九背地里向她说：“我知道爸爸欢喜小妹，不带我上北京去。”其实这是冤枉的。他又曾和我们说，“暑假时一定来接我啊！”我们当时答应着；但现在已是第二个暑假了，他们还在迢迢的扬州待着。他们是恨着我们呢？还是惦着我们呢？妻是一年来老放不下这两个，常常独自暗中流泪；但我有什么法子呢！想到“只为家贫成聚散”一句无名的诗，不禁有些凄然。转儿与我较生疏些。但去年离开白马湖时，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扬州话，（那时她还没有到过扬州呢）和那特别尖的小嗓子向着我：“我要到北京去。”她晓得什么北京，只跟着大孩子们说罢了；但当时听着，现在想着的我，却真是抱歉呢。这兄妹俩离开我，原是常事，离开母亲，虽也有过一回，这回可是太长了；小小的心儿，知道是怎样忍耐那寂寞来着！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爱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写信责备我，说儿女的吵闹，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厌到如我所说；他说他真不解。子恺为他家华瞻写的文章，真是“蔼然仁者之言”。圣陶也常常为孩子操心：小学毕业了，到什么中学好呢？——这样的话，他和我说过两三回了。我对他们只有惭愧！可是近来我也渐渐觉着自己的责任。我想，第一该将孩子们团聚起来，其次便该给他们些力量。我亲眼见过一个爱儿女的人，因为不曾好好地教育他们，便将他们荒废了。他并不是溺爱，只是没有耐心去料理他们，他们便不能成材了。我想我若照现在这样下去，孩子们也便危险了。我得计划着，让他们渐渐知道怎样去做人才行。但是要不要他们像我自己哟？这一层，我在白马湖教初中学生时，也曾从师生的立场上问过尊，他毫不踌躇地说，“自然罗。”近来与平伯谈起教子，他却答得妙，“总不希望比自己坏罗。”是的，只要不“比自己坏”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职业，人生观等，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顶可贵，只要指导，帮助他们去发展自己，便是极贤明的办法。 予同说，“我们得让子女在大学毕了业，才算尽了责任。”sk说，“不然，要看我们的经济，他们的材质与志愿；若是中学毕了业，不能或不愿升学，便去做别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并非不行的。”自然，人的好坏与成败，也不尽靠学校教育；说是非大学毕业不可，也许只是我们的偏见。在这件事上，我现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别是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知道将来怎样？好在孩子们还小，将来的事且等将来吧。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养他们基本的力量——胸襟与眼光；孩子们还是孩子们，自然说不上高的远的，慢慢从近处小处下手便了。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样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辉也罢，倒楣也罢，平凡也罢，让他们各尽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从此好好地做一回父亲，便自称心满意。——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声，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我所见的叶圣陶 朱自清 朱自清（1898～1948），浙江绍兴人，散文家、学者。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长诗《毁灭》，学术论著《经典常谈》、《诗言志辨》等。 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民国十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到了那边。他就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所以他这样告我。我好奇地问道：“怎样一个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访问圣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年纪并不老，只那朴实的服色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们平日所想像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 记得见面的那一天是一个阴天。我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圣陶似乎也如此。我们只谈了几句关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见，便告辞了。延陵告诉我每星期六圣陶总回角直去；他很爱他的家。他在校时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与他不熟，只独自坐在屋里。不久，中国公学忽然起了风潮。我向延陵说起一个强硬的办法；——实在是一个笨而无聊的办法！——我说只怕叶圣陶未必赞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赞成了！后来细想他许是有意优容我们吧；这真是老大哥的态度呢。我们的办法天然是失败了，风潮延宕下去；于是大家都住到上海来。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见面；同时又认识了西谛予同诸兄。这样经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实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 我看出圣陶始终是个寡言的人。大家聚谈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听着。他却并不是喜欢孤独，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听着。至于与人独对的时候，自然多少要说些话；但辩论是不来的。他觉得辩论要开始了，往往微笑着说：“这个弄不大清楚了，”这样就过去了。他又是个极和易的人，轻易看不见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着《晨报》副张，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从家里稍来给我看；让我随便放在一个书架上，给散失了。当他和我同时发见这件事时，他只略露惋惜的颜色，随即说：“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惭愧着，因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他对于世间妥协的精神是极厌恨的。在这一月中，我看见他发过一次怒；——始终我只看见他发过这一次怒——那便是对于风潮的妥协论者的蔑视。 风潮结束了，我到杭州教书。那边学校当局要我约圣陶去。圣陶来信说：“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这是冬天。”他来了，教我上车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车站这一类地方，是会觉得寂寞的。他的家实在太好了，他的衣着，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个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离不开家里人。必须离开这里人时，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着；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时，本来是独往一屋的，却愿意将那间屋做我们两人的卧室，而将我那间做书室。这样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乐意。我们不时到西湖边去；有时下湖，有时只喝喝酒。在校时各据一桌，我只预备功课，他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初到时，学校当局来看过他。第二天，我问他，“要不要去看看他们？”他皱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罢。”后来始终没有去。他是最反对形式主义的。 那时他小说的材料，是旧日的储积；童话的材料有时却是片刻的感兴。如《稻草人》中《大喉咙》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们都醒在床上，听见工厂的气笛，他便说：“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经想好了，来的真快呵。”那篇的艺术很巧，谁想他只是片刻的构思呢！他写文字时，往往拈笔伸纸，便手不停挥地写下去；开始及中间，停笔踌躇时绝少。他的稿子极清楚，每页至多只有三五个涂改的字。他说他从来是这样的。每篇写毕，我自然先睹为快；他往往称述结尾的适宜，他说对于结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说月报》；照例用平信寄。我总劝他挂号；但他说：“我老是这样的。”他在杭州不过两个月，写的真不少，教人羡慕不已。《火灾》里从《饭》起到《风潮》这七篇还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时我亲眼看他写的。 在杭州呆了两个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的回去了；他实在离不开家，临去时让我告诉学校当局，无论如何不回来了。但他却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报副刊》，看见他那时途中思家的小诗，重念了两遍，觉得怪有意思。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家也搬到上海。从此在上海呆下去，直到现在——中间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将离》抒写那回的别恨，是缠绵悱恻的文字。这些日子，我在浙江乱跑，有时到上海小住，他常请了假和我各处玩儿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总爱出门，因此他老说没有能畅谈；他写信给我，老说这回来要畅谈几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来，路过上海，许多熟朋友和我饯行，圣陶也在。那晚我们痛快地喝酒，发议论；他是照例地默着。酒喝完了，又去乱走，他也跟着。到了一处，朋友们和他开了个小玩笑；他脸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着。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一种意义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谅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所以仍然——也许格外——是可亲的。那晚快夜半了，走过爱多亚路，他向我诵周美成的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没有说什么；那时的心情，大约也不能说什么的。我们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这一回特别对不起圣陶；他是不能少睡觉的人。他家虽住在上海，而起居还依着乡居的日子；早七点起，晚九点睡。有一回我九点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灯，关好门了。这种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对的。那晚上伯祥说：“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来真是不知要怎样感谢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没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却全是我的懒。我只能从圣陶的小说里看出他心境的迁变；这个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说。圣陶这几年里似乎到十字街头走过一趟，但现在怎么样呢？我却不甚了然。他从前晚饭时总喝点酒，“以半醺为度；”近来不大能喝酒了，却学了吹笛——前些日子说已会一出《八阳》，现在该又会了别的了吧。他本来喜欢看看电影，现在又喜欢听听昆曲了。但这些都不是“厌世”，如或人所说的；圣陶是不会厌世的，我知道。又，他虽会喝酒，加上吹笛，却不会抽什么“上等的纸烟”，也不曾住过什么“小小别墅”，如或人所想的，这个我也知道。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致家人 老舍 老舍（1899～1966），北京人，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猫城记》、《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话剧《龙须沟》、《茶馆》等。 接到信，甚慰！济与乙都去上学，好极！唯儿女聪明不齐，不可勉强，致有损身心。我想，他们能粗识几个字，会点加减算法，知道一点历史，便已够了。只要身体强壮，将来能学一份手艺，即可谋生，不必非入大学不可。假若看到我的女儿会跳舞演剧，有作明星的希望，我的男孩能体壮如牛，吃得苦，受得累，我必非常欢喜！我愿自己的儿女能以血汗挣饭吃，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你说是不是？教他们多游戏，不要紧逼他们读书写字：书呆子无机会腾达，则成为废物，有机会作官，则必贪污误国，甚为可怕。 至于小雨，更宜多多玩耍，不可教她识字；她才刚刚四岁呀！每见摩登夫妇，教三四岁小孩识字号，客来则表演一番，是以儿童为玩物，则忘了儿童身心发育甚慢，不可助长也。…… 春来了，我的阴暗的卧室已有阳光，桌上还有一支桃花插在烧酒瓶中。 祝你健康，代我吻吻儿女们。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林琴南先生 苏雪林 苏雪林（1899～1999），安徽太平人，女作家、学者。著有散文集《青鸟集》、《绿天》，学术论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唐诗概论》、《中国文学史》等。 当林琴南先生在世时，我从不曾当面领过他的教，不曾写过一封问候他起居的信，他的道貌虽曾瞻仰过一次，也只好像古人所说的“半面之识”。所以假如有人要我替他撰什么传记之类，不问而知是缺少这项资格的。 不过，在文字上我和琴南先生的关系却很深。读他的作品我知道了他的家世，行事；明了了他的性情，思想，癖好，甚至他整个的人格。读他的作品，我因之而了解文义，而能提笔写文章，他是我十五年前最佩服的一个文士，又是我最初的国父导师。 这话说来长了，只为出世早了几年，没有现在一般女孩子自由求学的福气和机会。在私塾混了二年，认识了一二千字，家长们便不许我再上进了。只好把西游封神一类的东西，当课本自己研读。民国初年大哥从上海带回几本那时正在风行的林译小说，像什么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橡湖仙影，红礁画桨禄等等，使我于中国旧小说之外，又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后来父亲又买了一部商务印馆出版的完全的林译计有一百五六十种之多，于是我更像贫儿暴富。废寝忘食日夜披阅。渐渐地我明白了之乎也者的用法，渐渐地能够用文言写一段写景或记事小文。并且摩拟林译笔调居然很像。由读他的译文又发生读他创作的热望。当时出版的什么畏庐文集，继集，三集，还有笔记小说如技击余闻，畏庐琐记，京华碧血录，甚至他的山水画集之类，无一不勤加搜求。可惜十余年来东西奔佚得一本都不存了，不然我可以成立一个“林琴南文库”呢。 民国八年升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林先生的寓所就在学校附近的绒线胡同，一天，我正打从他门口过，看见一位鬓发苍然的老者送客出来，面貌宛似畏庐文集所载“畏庐六十小影”。我知道这就是我私淑多年的国文老师了。当他转身入内时，很想跟进去与他谈谈，兼致我一片渴慕和感谢之意。但彼此究竟年轻胆小，又恐以无人介绍的缘故不能得他的款待，所以只好怏怏地走开了。后来虽常从林寓门口往来，却再无碰见他的机会。在五四前，我完全是一个林琴南的崇拜和模仿者，到北京后才知道他所译小说十九出于西洋第二流作家之手。而且他又不懂原文，工作靠朋友帮忙，所以译错的地方很不少。不过我终觉得琴南先生对于中国文学里的“阴柔”之美，似乎曾下过一番研究功夫，古文的造诣也有独到处。其译笔或哀感顽艳，沁人心脾；或质朴古健，逼似史汉，与原文虽略有出入，却很能传出原文的精神。这好像中国的山水画说是取法自然，其实能够超越自然。我们批评时也不可拘拘以迹象求，而以其神韵的流动和气韵的清高为贵。现在许多逐字逐句的翻译，似西非西似中非中，读之满口槎桠者似乎还比它不上。要是肯离开翻译这一点来批评，那更能显出它的价值了。他翻译西洋文学作品时，有时文法上很不注意，致被人摭拾为攻击之资；他又好拿自己的主观，乱作评注，都有失翻译家严正的态度。不过这些原属小节，我们也不必过于求全责备。五四前的十几年，他译品的势力极其伟大，当时人下笔为文几乎都要受他几分影响。青年作家之极力揣摩他的口吻，更不必说。近代史料有关系的文献如革命先烈林觉民遗妻书，岑春萱遗蜀父老书笔调都逼肖林译。苏曼殊小说取林译笔调而变化之，遂能卓然自立一派。礼拜六一派滥恶文字也渊源于它，其流毒至今未已。有人引为林氏之过，我则以为不必。“学我者病，来者方多，”谁叫丑女人强效捧心的西子呢？ 在他创作里，我知道他姓林名纾，字琴南，号畏庐，福建籍。天性挚厚，事太夫人极孝，笃于家人骨肉的情谊。读他先母行述女雪墓志一类文字常使我幼稚心灵受到极大感动。他忠君，清朝亡后，居然做了遗老。前后谒德宗崇陵十余次。至陵前，必伏地哭失声，引得守陵的侍卫们眙愕相顾。他在学校授课时总勉励学生做一个爱国志士，说到恳切之际，每每声泪俱下。他以卫道者自居，五四运动起时，他干了许多吉诃德先生的可笑举动，因之失去了青年的信仰。他多才多艺，文字以外画画也著名，他死时寿约七十余岁。 琴南先生在前清不过中过一名举人，并没有做过什么大官，受过皇家什么深恩厚泽，居然这样忠于清室。我起初也很引为奇怪，阅世渐深，人情物理参详亦渐透，对于他这类行为的动机才有几分了解。第一，一个人生在世上不能没有一个信仰。这信仰就是他思想的重心，就是他一生立身行事标准。旧时代读书人以忠孝为一生大节。帝制推翻后，一般读书人信仰起了动摇，换言之便是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地，他们的精神哪能不感到空虚和苦闷？如果有了新的信仰可以代替，他们也未曾不可以在新时代再做一次人。民国初建立时，一时气象很是发皇，似乎中国可以从此雄飞世界。琴南先生当时也曾对她表示过热烈的爱和希望。我恍惚记得他在某篇文字的序里曾说过“天福我民国”的话。但是这新时代后来怎样？袁世凯想帝制自为了，内战一年一年不断了。什么寡廉鲜耻，狗苟蝇营，覆雨翻云，朝秦暮楚的丑态，都淋漓尽致地表演出来了。他们不知道这是新旧递嬗之际不可避免的现象，只觉得新时代太丑恶，他们不能接受，不如还是钻进旧信仰的破庐里安度余生为妙。在新旧时代有最会投机取巧的人，也有最顽固守旧的人，个中消息难道不可以猜测一二？第二，我们读史常见当风俗最混乱，道德最衰敝的时候，反往往有独立特行之士出于其间。譬如举世皆欲帝秦而有宁蹈东海的鲁仲连，旷达成风的东晋，而有槁饿牖下不仕刘宋的陶渊明，满朝愿为异族臣妾的南宋，而有孤军奋斗的文天祥，只知内阋其墙不知外御其侮的明末，而有力战淮阳的史可法，都可为例。我觉得他们这种行事如其用疾风知劲草，岁寒见松柏的话来解释，不如说这是一种反动，一种有机而为的心理表现。他们眼见同辈卑污龌龊的情形，心里必痛愤之极，由痛愤而转一念：你们以为好人是这样难做吗？我就做一个给你们看？你们以为人格果然可由利禄兑换吗？正义果然可由强权压倒吗？真理果然可由黑暗永运蒙蔽吗？决不！决不！为了要证明这句话，他们不惜艰苦卓绝去争斗，不惜流血，不惜一身死亡，九族覆灭！历史上还有许多讲德行讲到不近人情地步的故事好像凿坏洗耳式的逃名，纳肝割股式的愚忠愚孝，饮水投钱临去留犊式的清廉，犯齐弹妻纵姿劾师式的公正，如其不是出于沽名的卑劣动机，就是矫枉过正的结果。 还有一个原因比上述两点更重要的，就是林琴南先生想维持中国旧文化的苦心了。中国文化之高，固不能称为世界第一，经过了四五千年长久时间，也自有他的精深宏大，沈博绝丽之处，可以叫人惊喜赞叹，眩惑迷恋。所谓三纲五常的礼教，所谓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信条，所谓先王圣人的微言大义，所谓诸子百家思想的精髓，所谓曲章文物的备，所谓文学艺术的典丽高华，无论如何抹不煞他们的价值。况且法国吕滂说过，我们一切行事都要由死鬼来做主。因为死鬼的数目，超过活人万万倍，支配我们意识的力量也超过活人万万倍。文化不过一个空洞的名词，它的体系却由过去无数圣贤明哲，英雄名士的心思劳力一点一滴抟造成功。这些可爱的灵魂，都在古书里生活着。翻开书卷，他们的声音笑貌，思想感情，也都栩栩如生，历历宛在。我们同他们周旋已久，就发生亲切的友谊，性情举止一切都与他们同化。对于他们遗留的创造物，即有缺点也不大看得出来。并且还要当作家传至宝，誓死卫护。我们不大读古书的人，不大受死鬼的影响，所以对于旧文化还没有什么眷恋不舍之意；至于像琴南先生这类终日在故纸堆里讨生活人，自然不能和我们相提并论了。他把尊君思想当做旧文化的象徵。不顾举世的讥嘲讪笑抱着这五千年僵尸同入墟墓。那情绪的凄凉悲壮，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同情的。辜鸿铭说他之忠于清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的文明——见林语堂先生的“辜鸿铭”——王国维先生之跳昆明湖也是一样。如其说他殉清，不如说他殉中国旧文化。 总之，林琴南先生可谓过去人物了。我个人对他尊敬钦慕之心并不因此而改。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读书人，一个有品有行的文士，一个木强固执的老头子，但又是一个有血性，有骨气，有操守的老头子！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怀念赵元任先生 王了一 王了一（1900～1986），原名王力，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现代语言学家。著有《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中国语法纲要》等。 去年（1981）5月17日，赵元任先生从美国回到北京。这是他在解放后第二次回北京。第一次在1973年春天，周恩来总理会见了他。这次回来，邓小平副主席会见了他，中国社会科学院宴请了他，北京大学聘他为名誉教授。他的女儿赵如兰教授说，元任先生最满意的一件事是去年夏天他同女儿、女婿回国来了。的确是这样，他的高兴的心情我看得出来，所以我两次劝他回国定居。他说他在美国还有事情要处理，他回去再来。去年12月，清华大学打电话告诉我，元任先生已决定回国定居，我高兴极了。不料今年3月他就离开了我们。 在去年6月10日北京大学授予赵元任先生名誉教授称号的盛会上，我致了颂词。我勉励我的学生向元任先生学习，学习他的博学多能，学习他的由博返约，学习他先当哲学家、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音乐家，最后成为世界闻名的语言学家。 我在1926年考进清华大学研究院，当时我们有四位名教授：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我们同班的三十二位同学只有我一个人跟元任先生学习语言学，所以我和元任先生的关系特别密切。我常常到元任先生家里看他。有时候正碰上他吃午饭，赵师母笑着对我说：“我们边吃边谈吧，不怕你嘴馋。”有一次我看见元任先生正在弹钢琴，弹的是他自己谱写的歌曲。耳濡目染，我更喜爱元任先生的学问了。 我跟随元任先生虽只有短短的一年，但是我在学术方法上受元任先生的影响很深。后来我在《中国现代语法》自序上说，元任先生在我的研究生论文上所批的“说有易，说无难”六个字，至今成为我的座右铭。事情是这样的：我在研究生论文《中国古文法》里讲到“反照句”、“纲目句”的时候，加上一个（附言）说：“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罕见。”元任先生批云：“删附言！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这是对我的当头棒喝。但是我还没有接受教训。就在这一年，我写了另一篇论文《两粤音说》。承蒙元任先生介绍发表在《清华学报》上。这篇文章说两粤没有撮口呼。1928年元任先生去广州调查方言，他写信告诉当时在巴黎的我说，广州话里就有撮口呼，并举“雪”字为例。这件事使我深感惭愧。我检查我犯错误的原因，第一，我的论文题目本身就是错误的。调查方言只能一个一个地点去调查，决不能两粤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其次，我不应该由我的家乡博白话没有撮口呼来推断两粤没有撮口呼，这在逻辑推理上是错误的。由于我在《两粤音说》上所犯的错误，我更懂得元任先生“说有易，说无难”的道理。 我1927年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后，想去法国留学，元任先生鼓励我，说法国有著名的语言学家，我可以去法国学习语言学。从此以后，我和元任先生很少见面了。但是，元任先生始终没有忘记我。1928年夏天，他把他的新著《现代吴语的研究》寄去巴黎给我，在扉页上用法文写着“avec compliments de y.r.chao”（“赵元任向你问好”）。1939年6月14日，他从檀香山寄给我一本法文书《时间与动词》，在扉页上用中文写着“给了一兄看”。1975年，他从美国加州寄给我一本用英文写的《早年自传》，在扉页上写着“送给了一兄存”。我至今珍藏着这三本书。元任先生每十年写一封“绿色的信”，印寄不常见面的亲戚朋友，我收到他的第二封和第五封。 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说，元任先生之所以能有那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基础打得好。1918年他在哈佛大学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那时他才二十六岁。1919年他回到他的母校康乃尔大学当物理学讲师。1921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元任先生当翻译。在他的《自传》里可以看出，他是以此为荣的。1922年，他翻译了《阿丽思漫游奇境记》。1925年，他从欧洲归国后，在清华大学教数学，次年才当上研究院教授。在20年代，元任先生谱写了许多歌曲，如《叫我如何不想他》等，撰写了一些有关乐理的论文，如《中国派和声的几个小试验》等。哲学、文学、音乐、物理、数学，都是和语言学有密切关系的科学，这些基础打好了，搞起语言学来自然根深叶茂，取得卓越的成果。他写的《现代吴语的研究》、《南京音系》、《广西瑶歌记音》、《钟祥方言记》、《湖北方言调查》（主编）、《广州话入门》、《北京话入门》、《中国话的文法》、《语言问题》等，都是不朽的著作。我们向元任先生学习，不但要学习他的著作，还要学习他的治学经验和学术方法。 元任先生是中国的学者，可惜他在中国居住的时间太少了。据他的《自传》所载，他1910～1919在美国住了十年，1920～1921在中国，1921～1924在美国，1924～1925在欧洲，1925～1932在中国，1932～1933在美国，1933～1938在中国，1938～1982在美国居住四十四年（1973，1981回国两次）。假使他长期住在中国，当能对中国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据我所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们的政府一直争取元任先生返国。最后将近实现了，而元任先生却与世长辞。这不但使我们当弟子的深感哀痛，我国语言学界也同声叹惜。最后，我把我的挽诗一首写在下面，来表示我的悼念之情： 离朱子野逊聪明，旷世奇才绝代英。 提要钩玄探古韵，鼓琴吹笛谱新声。 剧怜山水千重隔，不厌轩万里行。 今后更无青鸟使，望洋遥奠倍伤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恐怖 石评梅 石评梅（1902～1928），原名石汝璧，笔名波微，山西平定人，现代作家。著有《偶然草》、《涛语》等。 父亲的生命是秋深了。如一片黄叶系在树梢。十年，五年，三年以后，明天或许就在今晚都说不定。因之，无论大家怎样欢欣团聚的时候，一种可怕的暗影，或悄悄飞到我们眼前。就是父亲在喜欢时，也会忽然的感叹起来！尤其是我，脆弱的神经，有时想的很久远很恐怖。父亲在我家里是和平之神。假如他有一天离开人间，那我和母亲就沉沦在更深的苦痛中了。维持我今日家庭的绳索是父亲，绳索断了，那自然是一个莫测高深的陨坠了。 逆料多少年大家庭中压伏的积怨，总会爆发的。这爆发后毁灭一切的火星落下时，怕懦弱的母亲是不能逃免！我爱护她，自然受同样的创缚，处同样的命运是无庸疑议了。那时人们一切的矫饰虚伪，都会褪落的；心底的刺也许就变成弦上的箭了。 多少隐恨说不出在心头。每年归来，深夜人静后，母亲在我枕畔偷偷流泪！我无力挽回她过去铸错的命运，只有精神上同受这无期的刑罚。有时我虽离开母亲，凄冷风雨之夜，灯残梦醒之时，耳中犹仿佛听见枕畔有母亲眼泪的声音。不过我还很欣慰父亲的健在，一切都能给她作防御的盾牌。 谈到父亲，七十多年的岁月，也是和我一样颠沛流离，忧患丛生，痛苦过于幸福。每次和我们谈到他少年事，总是残泪沾襟，不忍重提。这是我的罪戾啊！不能用自己软弱的双手，替父亲抚摸去这苦痛的瘢痕。 我自然是萍踪浪迹，不易归来；但有时交通阻碍也从中作梗。这次回来后，父亲很想乘我在面前，预嘱他死后的诸事，不过每次都是泪眼模糊，断续不能尽其辞。有一次提到他墓穴的建修，愿意让我陪他去看看工程，我低头咽着泪答应了。 那天夜里，母亲派人将父亲的轿子预备好，我和曾任监工的族叔蔚文同着去，打算骑了姑母家的驴子。 翌晨十点钟出发：母亲和芬嫂都嘱咐我好好招呼着父亲，怕他见了自己的坟穴难过；我也不知该怎样安慰防备着，只觉心中感到万分惨痛。一路很艰险，经过都是些崎岖山径；同样是青青山色，潺潺流水，但每人心中都抑压着一种凄怆，虽然是旭日如烘，万象鲜明，而我只觉前途是笼罩一层神秘恐怖黑幕，这黑幕便是旅途的终点，父亲是一步一步走近这伟大无涯的黑幕了。 在一个高堑如削的山峰前停住，父亲的轿子落在平地。我慌忙下了驴子向前扶着，觉他身体有点颤抖，步履也很软弱，我让他坐在崖石上休息一会。这真是一个风景幽美的地方，后面是连亘不断的峰峦，前面是青翠一片麦田；山峰下隐约林中有炊烟，有鸡唱犬吠的声音。父亲指着说： “那一带村庄是红叶沟，我的祖父隐居在高塔的庙里，那庙叫华严寺。有一股温泉，流汇到这庙后的崖下。土人传说这泉水可以治眼病呢！我小时候随着祖父，在这里读书；已经有三十多年不来了，人事过的真快呵！不觉得我也这样老了。”父亲仰头叹息着。 蔚叔领导着进了那摩云参天的松林，苍绿阴森的荫影下，现出无数冢墓，矗立着倒斜着风雨剥蚀的短碣碑。地上丛生了许多草花。红的黄的紫的夹杂着十分好看。蔚叔回转进一带白杨，我和父亲慢步徐行，阵阵风吹，声声蝉鸣，都现得惨淡空寂，静默如死。 蔚叔站住了，面前堆满了磨新的青石和沙屑，那旁边就是一个深的洞穴，这就是将来掩埋父亲尸体的坟墓。我小心看着父亲，他神色现得异样惨淡，银须白发中，包掩着无限的伤痛。 一阵风吹起父亲的袍角，银须也缓缓飘拂到左襟；白杨树上叶子磨擦的声音，如幽咽泣诉，令人酸梗，这时他颤巍巍扶着我来到墓穴前站定。 父亲很仔细周详的在墓穴四周看了一遍，觉得很如意。蔚叔又和他筹画墓头的式样，他还能掩饰住悲痛说： “外面的式样坚固些就成啦；不要太讲究了，靡费金钱。只要里面干燥光滑一点，棺木不受伤就可以了。” 回头又向我说： “这些事情原不必要我自己做，不过你和璜哥，整年都在外面；我老了，无可讳言是快到坟墓去了。在家也无事，不愁穿，不愁吃，有时就愁到我最后的安置。棺木已扎好了，里子也裱漆完了。衣服呢，我不愿意穿前清的遗服或现在的袍褂。我想走的时候穿一身道袍。璜哥已由汉口给我寄来了一套，鞋帽都有，哪天请母亲找出来你看看。我一生廉洁寒苦，不愿浪费，只求我心身安适就成了。都预备好后，省临时麻烦，不然你们如果因事忙因道阻不能回来时，不是要焦急吗？我愿能悄悄地走了，不要给你们灵魂上感到悲伤。生如寄，死如归，本不必认真呵！” 我低头不语，怕他难过，偷偷把泪咽下去。等蔚叔扶父亲上了轿后，我才取出手绢擦泪。 临去时我向松林群冢望了一眼，再来时怕已是一个梦醒后。 跪在洞穴前祷告上帝：愿以我青春火焰，燃烧父亲残弱的光辉！千万不要接引我的慈爱父亲来到这里呵！ 这是我第二次感到坟墓的残忍可怕，死是这样伟大的无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母亲 石评梅 石评梅（1902～1928），原名石汝璧，笔名波微，山西平定人，现代作家。著有《偶然草》、《涛语》等。 母亲！这是我离开你，第五次度中秋，在这异乡——在这愁人的异乡。 我不忍告诉你，我凄酸独立在枯池旁的心境，我更不忍问你团圆宴上偷咽清泪的情况。 我深深知道：系念着漂泊天涯的我，只有母亲；然而同时感到凄楚黯然，对月挥泪，梦魂犹唤母亲的，也只有你的女儿！ 节前许久未接到你的信，我知道你并未忘记中秋；你不写的缘故，我知道了，只为了规避你心幕底的悲哀。月儿的清光，揭露了的，是我们枕上的泪痕；它不能揭露的，确是我们一丝一缕的离恨！ 我本不应将这凄楚的秋心寄给母亲，重伤母亲的心；但是与其这颗心悬在秋风吹黄的柳梢，沉在败荷残茎的湖心，最好还是寄给母亲。假使我不愿留这墨痕，在归梦的枕上，我将轻轻地读给母亲。假使我怕别人听到，我将折柳枝，蘸湖水，写给月儿；请月儿在母亲的眼里映出这一片秋心。 挹清嫂很早告诉我，她说： “妈妈这些时为了你不在家怕谈中秋，然而你的顽皮小侄女林，偏是天天牵着妈妈的衣角，盼到中秋。我正在愁着，当家宴团圆时，我如何安慰妈妈？更怎能安慰千里外凝眸故乡的妹妹？我望着月儿一度一度圆，然而我们的家宴从未曾一次团圆。”自从读了这封信，我心里就隐隐地种下恐怖，我怕到月圆，和母亲一样了。但是她已慢慢地来临，纵然我不愿撕月份牌，然而月儿已一天一天圆了！ 十四的下午，我拿着一个月的薪水，由会计室出来，走到我办公处时，我的泪已滴在那一卷钞票上。母亲！不是为了我整天的工作，工资微少，不是为了债主多，我的钱对付不了，不是为了发的迟，不能买点异乡月饼，献给母亲尝尝，博你一声微笑。只因：为了这一卷钞票我才流落在北京，不能在故乡！在母亲的膝下，大嚼母亲赐给的果品。然而，我不是为了钱离开母亲，我更不是为了钱抛弃故乡。 你不是曾这样说吗，母亲！ “你是我的女儿，同时你也是上帝的女儿，为了上帝你应该去爱别人，去帮助别人。去罢！潜心探求你所不知道的，勤恳工作你所能尽力的。去罢！离开我，然而你却在上帝的怀里。” 因之，我离开你漂泊到这里。我整天的工作，当夜晚休息时，揭开帐门，看见你慈爱的像片时，我跪在地下，低低告诉你： “妈妈！我一天又完了。然而我只有忏悔和惭愧！我没有捡得什么，同时我也未曾给人什么？” 有时我胜利的微笑，有时我痛恨的大哭，但是我仍这样工作，这样每天告诉你。 这卷钞票我如今非常爱惜，她曾滴满了我思亲泪！但是我想到母亲的叮咛时，我很不安，我无颜望着这重大的报酬。 因此，我更想着母亲——我更对不起遥远的山城里，常默祝我尽职的母亲！ 十五那天早晨很早就醒了，然而我总不愿起来；母亲！你能猜到我为了什么吗？ 林家弟妹，都在院里唱月儿圆，在他们欢呼高吭的歌声里，激荡起我潜伏已久的心波，揭现了心幕底沉默的悲哀。我悄悄地咽着泪，揭开帐门走下床来；打开我的头发，我一丝一丝理着，像整理烦乱一团的心丝。母亲！我故意慢慢地迟延，两点钟过去了，我成功了的是很松乱的髻。 小弟弟走进来，给我看他的新衣掌，女仆走进来望着我拜节，我都付之一笑。这笑里映出我小时候的情形，映出我们家里今天的情形；母亲！你们春风沉醉的团圆宴上，怎堪想想寄人篱下的游子！ 我想写信，不能执笔；我想看书；不辨字迹；我想织手工，我想抄心经；但是都不能。我后来想拿下墙上的洞箫，把我这不宁的心绪吹出；不过既非深宵，又非月夜，哪是吹箫的时节！后来我想最好是翻书箱，一件一件拿出，一本一本放回，这样挨过了半天，到了吃午餐时候。 不晓得怎样，在这里住了一年的旅客，今天特别局促起来，举箸时，我的心颤跳得更厉害；不知是否母亲，你正在念着我？一杯红滟滟的葡萄酒，放在我面前，我不能饮下去，我想家里的团圆宴上少了我，这里的团圆宴上却多了我。虽然人生旅途，到处是家，不过为了你，我才绻恋着故乡；母亲是我永久倚凭的柱梁，也是我破碎灵魂最终归宿的坟墓。 母亲！你原谅我罢！当我情感流露时，允许我说几句我心里要说的话，你不要迷信不吉祥而阻止，或者责怪我。 我吃饭时候，眼角边看见炉香烧成a字，我忽然想到你跪在观音面前烧香的样子，你惟一祷告的一定是我在外边“身体健康，一切平安”！母亲！我已看见你龙钟的身体，慈笑的面孔；这时候我连饭带泪一块儿咽下去。干咳了一声，他们都用怜悯的目光望我，我不由地低下头，觉得脸有点烧了。母亲！这是我很少见的羞涩。 林家妹妹，和林一样大；她叫我“大姊姊”；今天吃饭时，我屡次偷看她；不晓得为什么因为她，我又想起围绕你膝下，安慰欢愉你的侄女。惭愧！你枉有偌大的女儿；母亲，你枉有偌大的女儿！ 吃完饭，晶清打电话约我去万牲园。这是我第一次去看她们创造成功的学校；地址虽不大，然而结构却很别致，虽不能及石驸马大街富丽的红楼，但似乎仍不失小家碧玉的居处。 因此，我深深地感到了他们缔造艰难的苦衷了！ 清很凄清，因她本有几分愁，如今又带了几分孝，在一颗垂柳下，转出来低低唤了一声“波微”时，我不禁笑了，笑她是这般娇小！ 我们聚集了八个人，八个人都是和我一样离开了母亲，和我一样在万里漂泊；和我一样压着凄哀，强作欢笑地度这中秋节。 母亲！她们家里的母亲，也和你想我一样想着她们；她们也正如我一般绻怀着母亲。 我们漂零的游子能凑合着在天涯一角，勉为欢笑，然而你们做母亲的，连凑合团聚，互谈谈你们心里的机会都没有。因之，我想着母亲们的悲哀一定比女孩们的深沉！ 我们缘着倾斜乱石，摇摇欲坠的城墙走，枯干一片，不见一株垂柳绿荫。砖缝里偶尔有几朵小紫花，也没有西山上的那样令人注目；我想着这世界已是被人摒弃了的。 一路走着，她们在前边，我和清留在后边。我们谈了许多去年今日，去年此时的情景；并不曾令我怎样悲悼，我只低低念着： “惊节序， 叹沉浮， 秾华如梦水东流； 人间何事堪惆怅， 莫向横塘问旧游。” 走到西直门，我们才雇好车。这条路前几月我曾走过，如今令我最惆怅的，便是找不到那一片翠绿的稻田，和那吹人醺醉的惠风；只感到一阵阵冷清。 进了门，清低低叹了口气，我问“为什么事你叹息？”她没有答应我。多少不相识的游人从我身旁过去，我想着天涯漂泊者的滋味；沉默地站在桥头。这时清握着我手说： “想什么？我已由万里外归来。” 母亲！你当为了她伤心，可怜她无父无母的孤儿，单身独影漂泊在这北京城；如今歧路徘徊，她应该向哪处去呢！纵然她已从万里归来，我固然好友相逢，感到快愉。但是她呢？她只有对着黄昏晚霞，低低唤她死了的母亲；只有望着皎月繁星洒几点悲悼父亲的酸泪！ 猴子为了食欲，做出种种媚人的把戏，栏外的人也用了极少的诱惑，逗着它的动作；而且在每人的脸上，都轻泛着一层胜利的微笑，似乎表示他们是聪明的人类。 我和清都感到茫然，到底怎样是生存竞争的工具呢？当我们笑着小猴子的时候，我觉着似乎猴子也正在窃笑着我们。 她们很多人都回头望着我们微笑，我不知道为了什么！琼妹忍不住了。她说： “你看梅花小鹿！” 我笑了，她们也笑了；清很注意的看着栏里。琼妹过去推她说： “最好你进去陪着她，直到月圆时候。” 母亲！梅花小鹿的故事，是今夏我坐在葡萄架下告诉过你的；当你想到时，一定要拿起案上那只泥做的梅花小鹿，看着她是否依然无恙；母亲！这是我永远留着它伴着你的。 经过了眠鸥桥，一池清水里，漂浮着几个白鹅；我望着碧清的池水，感到四周围的寂静。我的心轻轻地跳了，在这样死静的小湖畔，我的心不知为什么反而这样激荡着？我寻着人们遗失了的，在我偶然来临的路上；然而却丢失了我自己竞守着的，在这偶然走过的道上。 在这小桥上，我凝望着两岸无穷的垂柳。垂柳！你应该认识我，在万千来往的游人里，只有我是曾经用心的眼注视着你，这一片秋心，曾在你的绿荫深处停留过。 天气渐渐黯淡了，阳光慢慢叫云幕罩了。我们踏着落叶，信步走向不知道的一片野地里去。过了福香桥，我们在一个湖边的山石上坐着，清告诉我她在这里的一段故事。 四个月前清琼逸来到这里。过了福香桥有一个小亭，似乎是从未叫人发现过的桃源。那时正是花开得十分鲜艳的时候，逸和琼折下柳条和鲜花，给她编了一顶花冠，逸轻轻地加在她的头上。晚霞笑了，这消息已由风儿送遍园林，许多花草树木都垂头朝贺她！ 她们恋恋着不肯走，然而这顶花冠又不能带出园去，只好仍请逸把它悬在柳丝上。 归来的那晚上就接到翠湖的凶耗！清走了的第二个礼拜，琼和逸又来到这里，那顶花冠依然悬在柳丝上，不过残花败柳，已憔悴得不忍再睹。这时她们猛觉得一种凄凉紧压着，不禁对着这枯萎的花冠痛哭！不愿她再受风雨的摧残，拿下来把她埋在那个小亭畔；虽然这样，但是她却造成一段绮艳的故事。 我要虔诚地谢谢上帝，清能由万里外载着那深重的愁苦归来，更能来到这里重凭吊四月前的遗迹。在这中秋，我们能团集着；此时此景，纵然凄惨也可自豪自慰！ 母亲！我不愿追想如烟如梦的过去，我更不愿希望那荒渺未卜的将来，我只尽兴尽情地快乐，让幻想的繁花都在我笑容上消灭。 母亲！我不敢欺骗你，如今我的生活确乎大大改变了，我不诅咒人生，我不悲欢人生，我愿让属于我的一切事境都像闪电，都像流星。我时时刻刻这样盼着！当箭放在弦上时，我已想到我的前途了。 我们由动物园走到植物园，经过许多残茎枯荷的池塘，荒芜落叶的小径；这似我心湖一样的澄静死寂，这似我心湖边岸一样的枯憔荒凉。我在豳风堂前望着那一池枯塘，向韵姊说： “你看那是我的心湖！” 她不能回答我，然而她却说： “我应该向你说什么？” 我深深地了解她的心，她的心是这般凄冷。不过在这样旧境重逢时，她能不为了过去的春光惆怅吗？母亲！她是那年你曾鉴赏过她的大笔的；然而，她如椽的大笔，未必能写尽她心中的惆怅，因为她的愁恨是那样深沉难测呵！ 天气阴沉地令人感着不快，每个人都低了头幻想着自己心境中的梦乡，偶然有几句极勉强的应酬话，然而不久也在沉寂的空气中消失了。 清似乎想起什么一样，站起身来领着我就走，她说：“我领你到个地方去看看。” 这条道上，没有逢到一个人。缘道的铁线上都晒着些枯干的荷叶，我低着头走了几十步，猛抬头看见巍峨高耸的四座塔形的墓。荒丛中走不过去，未能进去细看；我回头望望四周的环境，我觉着不如陶然亭的寥阔而且凄静，萧森而且清爽。陶然亭的月亮，陶然亭的晚霞，陶然亭的池塘芦花，都是特别为坟墓布置的美景，在这个地方埋葬几个烈士或英雄，确是很适宜的地方。 母亲！在陶然亭芦苇塘畔，我曾照了一张独立苍茫的小像；当你看见它时，或许因为我爱的地方，你也爱它；我常常这样希望着。 我们见了颓废倾圮，荒榛没胫的四烈士墓，真觉为了我们的先烈难过。万牲园并不是荒野废墟，实不当忍使我们的英雄遗骨，受这般冷森和凄凉！就是不为了纪念先贤，也应该注意怎样点缀风景！我知道了，这或许便是中国内政的缩影罢！ 隔岸有鲜红的山楂果，夹着鲜红枫树，望去像一片彩霞。我和清拂着柳丝慢慢走到印月桥畔；这里有一块石头，石头下是一池碧清的流水；这块石头上，还刊着几行小诗，是清四月间来此假寐过的。她是这样处处留痕迹，我呢，我愿我的痕迹，永远留在我心上，默默地留在我心上。 我走到枫树面前，树上，树下，红叶铺集着。远望去像一条红毯。我想捡一片留个纪念，但是我没有那样勇气，未曾接触它前，我已感到凄楚了。母亲！我想到西湖紫云洞口的枫叶，我想到西山碧云寺里的枫叶；我伤心，那一片片绯红的叶子，都给我一样的悲哀。 月儿今夜被厚云遮着，出来时或许要到夜半，冷森凄寒这里不能久留了；园内的游人都已归去，徘徊在暮云暗淡的道上的只有我们。 远远望见西直门的城楼时，我想当城围里明灯辉煌，欢笑歌唱的时候，城外荒野尚有我们无家的燕子，在暮云底飞去飞来。母亲！你听到时，也为我们漂泊的游儿伤心吗？不过，怎堪再想，再想想可怜穷苦的同胞，除了悬梁投河，用死去办理解决一切生活逼迫的问题外，他们求如我们这般小姐们的呻吟而不可得。 这样佳节，给富贵人作了点缀消遣时，贫寒人确作了勒索生命的咒符。 七点钟回到学校，琼和清去买红玫瑰，芝和韵在那里料理果饼；我和侠坐在床沿上谈话。她是我们最佩服的女英雄，她曾游遍江南山水，她曾经过多少困苦；尤其令人心折的是她那娇嫩的玉腕，能飞剑取马上的头颅！我望着她那英姿潇洒的丰神，听她由上古谈到现今，由欧洲谈到亚洲。 八时半，我们已团团坐在这天涯地角，东西南北凑合成的宴会上。月儿被云遮着，一层一层刚褪去，又飞来一块一块的絮云遮上；我想执杯对月儿痛饮，但不能践愿，我只陪她们浅浅地饮了个酒底。 我只愿今年今夜的明月照临我，我不希望明年今夜的明月照临我！假使今年此日月都不肯窥我，又哪能知明年此日我能望月！在这模糊阴暗的夜里，凄凉肃静的夜里，我已看见了此后的影事。母亲！逃躲的，自然努力去逃躲，逃躲不了的，也只好静待来临。我想到这里，我忽然兴奋起来，我要快乐，我要及时行乐；就是这几个人的团宴，明年此夜知道还有谁在？是否烟消灰熄？是否风流云散？ 母亲！这并不是不祥的谶语，我觉着过去的凄楚，早已这样告诉我。 虽然陈列满了珍馔，然而都是含着眼泪吃饭；在轻笼虹彩的两腮上，隐隐现出两道泪痕。月儿朦胧着，在这凄楚的筵上，不知是月儿愁，还是我们愁？ 杯盘狼藉的宴上，已哭了不少的人；琼妹未终席便跑到床上哭了！母亲！这般小女孩，除了母亲的抚慰外，谁能解劝她们？琼和秀都伏在床上痛哭！这谜揭穿后谁都是很默然地站在床前，清的两行清泪，已悄悄地滴落襟头！她怕我难过，跑到院里去了。我跟她出来时，忽然想到亡友，他在凄凉的坟墓里，可知道人间今宵是月圆。 夜阑人静时，一轮皎月姗姗地出来；我想着应该回到我的寓所去了。到门口已是深夜，悄悄的一轮明月照着我归来。 月儿照了窗纱，照了我的头发，照了我的雪帐；这里一切连我的灵魂，整个都浸在皎清如水的月光里。我心里像怒涛涌来似的凄酸，扑到床缘，双膝跪在地下，我悄悄地哭了，在你的慈容前。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旅人的心 鲁彦 鲁彦（1902～1944），浙江镇海人，现代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愤怒的乡村》，散文集《随踪琐记》等。 或是因为年幼善忘，或是因为不常见面，我最初几年中对父亲的感情怎样，一点也记不起来了。至于父亲那时对我的爱，却从母亲的话里就可知道。母亲近来显然正深深地记念父亲，又加上年纪老了，所以一见到她的小孙儿吃牛奶，就对我说了又说： “正是这牌子，有一只老鹰！……你从前不够吃，也吃的这牛奶。你父亲真舍得，不晓得给你吃了多少，有一次竟带了一打来，用木箱子装着。那是比现在贵得多了。他的收入又比你现在的少……” 不用说，父亲是从我出世后就深爱着我的。 但是我自己所能记忆的我对于父亲的感情，却是从六七岁起。 父亲向来是出远门的。他每年只回家一次，每次约在家里住一个月。时期多在年底年初。每次回来总带了许多东西；肥皂，蜡烛，洋火，布匹，花生，豆油，粉干……都够一年的吃用。此外还有专门给我的帽子，衣料，玩具，纸笔，书籍…… 我平日最欢喜和姊姊吵架，什么事情都不能安静，常常挨了母亲的打，也还不肯屈服。但是父亲一进门，我就完全改变了，安静得仿佛天上的神到了我们家里，我的心里充满了畏惧，但又不像对神似地慑于他的权威，却是在畏惧中间藏着无限的喜悦，而这喜悦中间却又藏着说不出的亲切的。我现在不再叫喊，甚至不大说话了；我不再跳跑，甚至连走路的脚步也十分轻了；什么事情我该做的，用不着母亲说，就自己去做好；什么事情我该对姊姊退让的，也全退让了。我简直换了一个人，连自己也觉得：聪明，诚实，和气，勤力。 父亲从来不对我说半句埋怨话，他有着宏亮而温和的音调。他的态度是庄重的。但脸上没有威严却是和气。他每餐都喝一定分量的酒，他的皮肤的血色本来很好，喝了一点酒，脸上就显出一种可亲的红光。他爱讲故事给我听，尤其是喝酒的时候，常常因此把一顿饭延长了一二个钟点。他所讲的多是他亲身的阅历，没有一个故事里不含着诚实，忠厚，勇敢，耐劳。他学过拳术，偶然也打拳给我看，但他接着就讲打拳的故事给我听：学会了这一套不可露锋芒，只能在万不得已时用来保护自己。父亲虽然不是医生，但因为祖父是业医的，遗有许多医书，他一生就专门研究医学。他抄写了许多方子，配了许多药，赠送人家，常常叫我帮他的忙。因此我们的墙上贴满了方子，衣柜里和抽屉里满是大大小小的药瓶。 一年一度，父亲一回来，我仿佛新生了一样，得到了学好的机会：有事可做，也有学问可求。 然而这时间是短促的。将近一个月，他慢慢开始整理他的行装，一样一样地和母亲商议着别后一年内的计划了。 到了远行的那夜一时前，他先起了床，一面打扎着被包箱夹，一面要母亲去预备早饭。二时后，吃过早饭，就有划船老大在墙外叫喊起来，是父亲离家的时候了。 父亲和平日一样，满脸笑容。他确信他这一年的事业将比往年更好。母亲和姊姊虽然眼眶里贮着惜别的眼泪，但为了这是一个吉日，终于勉强地把眼泪忍住了。只有我大声啼哭着，牵着父亲的衣襟，跟到了大门外的埠头上。 父亲把我交给母亲，在灯笼的光中仔细地走下阶级，上了船，船就静静地离开了岸。 “进去吧，很快就回来的，好孩子。”父亲从船里伸出头来，说。 船上的灯笼熄了，白茫茫的水面上只显出一个移动着的黑影。几分钟后，它迅速地消失在几步外的桥的后面。一阵关闭船篷声，接着便是渐远渐低的咕呀咕呀的桨声。 “进去吧，还在夜里呀。”过了一会，母亲说着，带了我和姊姊转了身。“很快就回来了，不听见吗？留在家里，谁去赚钱呢？” 其实我并没想到把父亲留在家里，我每次是只想跟父亲一道出门的。 父亲离家老是在夜里又冷又黑。想起来这旅途很觉可怕。那样的夜里，岸上是没有行人也没有声音的，倘使有什么发现，那就十分之九是可怕的鬼怪或恶兽。尤其是在河里，常常起着风，到处都潜着吃人的水鬼。一路所经过的两岸大部分极其荒凉，这里一个坟墓，那里一个棺材，连白天也少有行人。 但父亲却平静地走了，露着微笑。他不畏惧，也不感伤，他常说男子汉要胆大量宽，而男子汉的眼泪和珍珠一样宝贵。 一年一年过去着，我渐渐大了，想和父亲一道出门的念头也跟着深起来，甚至对于夜间的旅行起了好奇和羡慕。到了十四五岁，乡间的生活完全过厌了，倘不是父亲时常寄小说书给我，我说不定会背着母亲私自出门远行的。 十七岁那年的春天，我终于达到了我的志愿。父亲是往江北去，他送我到上海。那时姊姊已出了嫁生了孩子，母亲身边只留着一个五岁的妹妹。她这次终于遏抑不住情感，离别前几天就不时流下眼泪，到得那天夜里她伤心地哭了。 但我没有被她的眼泪所感动。我很久以前听到我可以出远门，就在焦急地等待着那日子。那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快乐。我满脸笑容，跟着父亲在暗淡的灯笼光中走出了大门。我没注意母亲站在岸上对我的叮嘱，一进船舱，就像脱离了火坑一样。 “竟有这样硬心肠，我哭着，他笑着！” 这是母亲后来常提起的话。我当时欢喜什么，我不知道。我只觉得心里十分的轻松，对着未来有着模糊的憧憬，仿佛一切都将是快乐的，光明的。 “牛上轭了！” 别人常在我出门前就这样地说，像是讥笑我，像是怜悯我。但我不以为意。我觉得那所谓轭是人所应该负担的。我勇敢地挺了一挺胸部，仿佛乐意地用两肩承受了那负担，而且觉得从此才成为一个“人”了。 夜是美的。黑暗与沉寂的美。从篷隙里望出去，看见一幅黑布蒙在天空上，这里那里镶着亮晶晶的珍珠。两岸上缓慢地往后移动的高大的坟墓仿佛是保护我们的炮垒，平躺着的草扎的和砖盖的棺木就成了我们的埋伏的卫兵。树枝上的鸟巢里不时发出嘁嘁的拍翅声和细碎的鸟语，像在庆祝着我们的远行。河面一片白茫茫的光微微波动着，船像在柔软轻漾的绸子上滑了过去。船头下低低地响着淙淙的波声，接着是咕呀咕呀的前桨声，和有节奏的嘁咄嘁咄的后桨拨水声。清洌的水的气息，重浊的泥土的气息和复杂的草木的气息在河面上混合成了一种特殊的亲切的香气。 我们的船弯弯曲曲地前进着，过了一桥又一桥。父亲不时告诉着我这是什么桥，现在到了什么地方。我静默地坐着，听见前桨暂时停下来，一股寒气和黑影袭进舱里，知道又过了一个桥。 一小时以后，天色渐渐转白了，岸上的景物开始露出明显的轮廓来，船舱里映进了一点亮光，稍稍推开篷，可以望见天边的黑云慢慢地变成了灰白色，浮在薄亮的空中。前面的山峰隐约地走了出来，然后像一层一层地脱下衣衫似地，按次地露出了山腰和山麓。 “东方发白了，”父亲喃喃地念着。 白光像凝定了一会，接着就迅速地揭开了夜幕，到处都明亮起来。现在连岸上的细小的枝叶也清晰了。星光暗淡着，稀疏着，消失着。白云增多了，东边天上的渐渐变成了紫色，红色。天空变成了蓝色。山是青的，这里那里迷漫着乳白色的烟云。 我们的船驶进了山峡里，两边全是繁密的松柏，竹林和一些不知名的常青树。河水渐渐清浅，两边露出石子滩来。前后左右都驶着从各处来的船只。不久船靠了岸，我们完成了第一段的旅程。 当我踏上埠头的时候，我发现太阳已在我的背后。这约莫二小时的行进，仿佛我已经赶过了太阳，心里暗暗地充满了快乐。 完全是个美丽的早晨。东边山头上的天空全红了。紫红的云像是被小孩用毛笔乱涂出的一样，无意地成了巨大的天使的翅膀。山顶上一团浓云的中间露出了一个血红的可爱的紧合着的嘴唇，像在等待着谁去接吻。西边的最高峰上已经涂上了明耀的光辉。平原上这里那里升腾着白色的炊烟，像雾一样。埠头上忙碌着男女旅客，成群地往山坡上走了去。挑夫，轿夫，喊着，追赶着，跟随着，显得格外的紧张。 就在这热闹中，我跟在父亲的后面走上了山坡，第一次远离故乡，跋涉山水，去探问另一个憧憬着的世界，勇往地肩起了“人”所应负的担子。我的血在飞腾着，我的心是平静的，平静中满含着欢乐。我坚定地相信我将有一个光明的伟大的未来。 但是暴风雨卷着我的旅程，我愈走愈远离了家乡。没有好的消息给母亲，也没有如母亲所期待的三年后回到家乡。一直过了七八年，我才负着沉重的心，第一次重踏到生长我的土地。那时虽走着出门时的原来路线，但山的两边的两条长的水路已经改驶了汽船，过岭时换了洋车。叮叮叮叮的铃子和呜呜的汽笛声激动着旅人的心。 到得最近，路线完全改变了。山岭已给铲平，离开我们村庄不远的地方，开了一条极长的汽车路。它把我们旅行的时间从夜里二时出发改做了午后二时。然而旅人的心愈加乱了，没有一刻不是强烈地被震动着。父亲出门时是多么的安静，舒缓，快乐，有希望。他有十年二十年的计划，有安定的终身的职业。而我呢？紊乱，匆忙，忧郁，失望，今天管不着明天，没有一种安定的生活。 实际上，父亲一生是劳碌的，他独自负荷着家庭的重任，远离家乡一直到他七十岁为止。到得将近去世的几年中，他虽然得到了休息，但还依然刻苦地帮着母亲治理杂务。然而，他一生是快乐的。尽管天灾烧去了他亲手支起的小屋，尽管我这个做儿子的时时在毁损着他的产业，因而他也难免起了一点忧郁，但他的心一直到临死的时候为止仍是十分平静的。他相信着自己，也相信着他的儿子。 我呢？我连自己也不能相信。我的心没有一刻能够平静。 当父亲死后二年，深秋的一个夜里二时，我出发到同一方向的山边去，船同样地在柔软轻漾的绸子似的水面滑着，黑色的天空同样地镶着珍珠似的明星，但我的心里却充满了烦恼，忧郁，凄凉，悲哀，和第一次跟着父亲出远门时的我仿佛是两个人了。 原来我这一次是去掘开父亲给自己造成的坟墓，把他永久地安葬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母亲的时钟 鲁彦 鲁彦（1902～1944），浙江镇海人，现代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愤怒的乡村》，散文集《随踪琐记》等。 二十几年前，父亲从外面带了一架时钟给母亲；一尺多高，上圆下方，黑紫色的木框，厚玻璃面，白底黑字的计时盘，盘的中央和边缘镶着金漆的圆圈，底下垂着金漆的钟摆，钉着金漆的铃子，铃子后面的木框上贴着彩色的图画——是一架堂皇而且美丽的时钟。那时这样的时钟在乡里很不容易见到；不但我和姊姊非常觉得希奇，就连母亲也特别喜欢它。 她最先把那时钟摆在床头的小橱上，只允许我们远望，不许我们走近去玩弄。我们爱看那钟摆的晃摇和长针的移动，常常望着望着忘记了读书和绣花。于是母亲搬了一个座位，用她的身子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说： “这是听的，不是看的呀！等一会又要敲了，你们知道呆看了多少时候吗？” 我们喜欢听时钟的敲声，常常问母亲： “还不敲吗，妈？你叫它早点敲吧！” 但是母亲望了一望我们的书本和花绷，冷淡地回答说： “到了时候，它自己会敲的。” 钟摆不但自己会动，还会得得地响下去，我们常常低低地念着它的次数；但母亲一看见我们嘴唇的嗡动，就生起气来。 “你们发疯了！它一天到晚响着，你们一天到晚不做事情吗？我把它停了，或是把它送给人家去，免得害你们吧！……” 但她虽然这样说，却并没把它停下，也没把它送给人家。她自己也常常去看那钟点，天天把它揩得干干净净。 “走路轻一点！不准跳！”她几次对我们说，“震动得厉害，它会停止的。” 真的，母亲自从有了这架时钟以后，她自己的举动更加轻声了。她到小橱上去拿别的东西的时候，几乎忍住了呼吸。 这架时钟开足后可以走上一个星期。不知母亲是怎样记得的。每次总在第七天的早晨不待它停止，就去开足了发条。和时钟一道，父亲带回家来的，还有一个小小的日晷。一遇到天气好太阳大，母亲就在将到正午的时候，把它放在后院子的水缸盖上。她不会看别的时候，只知道等待那红线的影子直了，就把时钟纠正为十二点。随后她收了那日晷，把它放在时钟的玻璃门内。我们也喜欢那日晷，因为它里面有一颗指南针，跳动得怪好看。但母亲连这个也不许我们玩弄。 “不是玩的！”她说，“太阳立刻就下山了，还不赶快做你们的事吗？……” 这在我们简直是件苦恼的事情。自从有了时钟以后，母亲对我们的监督愈加严了。她什么事情都要按着时候，甚至是早起，晚睡和三餐的时间。 冬天的日子特别短，天亮得迟黑得早。母亲虽然把我们睡眠的时间略略改动了些，但她自己总是照着平时的时间。大冷天，天还未亮，她就起来了。她把早饭煮好，房子收拾干净，拿着火炉来给我们烘衣服，催我们起床的时候，天才发亮，而我们也正睡得舒服，怕从被窝里钻出来。 “立刻要开饭了，不起来没有饭吃！” 她说完话就去预备碗筷。等我们穿好衣服，脸未洗完，她已经把饭菜摆在桌上。倘若我们不起来，她是决不等待我们的，从此要一直饿到中午，而且她半天也不理睬我们。 每次每次当她对我们说几点钟的时候，我们几乎都起了恐惧，因为她把我们的一切都用时间来限制，不准我们拖延。我们本来喜欢那架时钟的，以后却渐渐对它憎恶起来了。 “停了也好，坏了也好！”我们常常私自说。 但是它从来不停，也从来不坏。而且过了两三年，我们家里又加了一架时钟了。 那是我们阴配的嫂嫂的嫁妆。它比母亲的一架更时新，更美观，声音也更好听。它不用铃子，用的钢条圈，敲起来声音洪亮而且余音不绝。 我们喜欢这一架，因为它还有两个特点：比母亲的一架走得慢，常常走不到一星期就停了下来。 但母亲却喜欢旧的一架。她把新的放在门边的琴桌上，把揩抹和开发条的事情派给了姊姊。她屡次看时刻都走到自己的床边望那架旧的。 “你喜欢这一架”，母亲对姊姊说，“将来就给你做嫁妆吧。当然，这一架样子新，也值钱些。” 我想姊姊当时听了这话应该是高兴的。但我心里却很不快活。我不希望母亲永久有一架那样准确而耐用的时钟。 那时钟，到得后来几乎代替了母亲的命令了。母亲不说话，它也就下起命令来。我们正睡得熟，它叮叮地叫着逼迫我们起床了；我们正玩得高兴，它叮叮地叫着，逼迫我们睡觉了；我们肚子不饿，它却叫我们吃饭；肚子饿了，它又不叫我们吃饭…… 我们喜欢的是要快就快，要慢就慢，要走就走，要停就停的时钟。 姊姊虽然有幸，将得到一架那样的时钟，但在出嫁前两三个月，母亲忽然要把它修理了。 “好看只管好看，乱时辰是不行的，”她对姊姊说，“你去做媳妇，比不得在家里做女儿，可以糊里糊涂，自由自在呀。” 不知怎样，她竟打听出来了一个会修时钟的人，把他从远处请到家里，将那架新的拆开来，加了油，旋紧了某一个螺丝钉，弄了大半天。母亲请他吃了一顿饭，还用船送他回去。 于是姊姊的那架时钟果然非常准确了，几乎和母亲的一模一样。这在她是祸是福，我不知道。只记得她以后不再埋怨时钟，而且每次回到家里来，常常替代母亲把那架旧的用日晷来对准；同时她也已变得和母亲一样，一切都按照着一定的时间了。 我呢，自从第一次离开故乡后，也就认识了时钟的价值，知道了它对于人生的重大的意义，早已把憎恶它的心思一变而为喜爱的了。因为大的时钟不合用，我曾经买过许多挂表，既便于携带，式样又美观，价钱又便宜。 我记得第一次回家随身带着的是一只新出的夜明表，喜欢得连半夜醒来也要把它从枕头下拿来观看一番的。 “你看吧，妈，我这只表比你那架旧钟有用得多了，”我说着把它放在母亲的衣下。“黑角里也看得见，半夜里也看得见呢！” 但是母亲却并不喜欢。她冷淡地回答说： “好玩罢了，并且是哑的。要看谁走得准、走得久呀。” 我本来是不喜欢那架旧钟的，现在给她这么一说，我愈加发现它的缺点了：式样既古旧、携带又不便利，而且摆置得不平稳或者稍受震动就会停止；到了夜里，睡得正甜蜜的时候，有时它叮叮敲着把人惊醒了过来，反之，醒着想知道是什么时候，却须静候到一个钟头才能听到它的报告。然而母亲却看不起我的新置的完美的挂表，重视着那架不合用的旧钟。这真使我对它发生更不快的感觉。 幸而母亲对我的态度却改变了。她现在像把我当做了客人似的，每天早晨并不催我起床，也并不自己先吃饭，总是等待着我，一直到饭菜冷了再热过一遍。她自己是仍按着时间早起，按着时间煮饭的，但她不再命令我依从她了。 “总要早起早睡，”她偶然也在无意中提醒我，而态度却是和婉的。 然而我始终不能依从她的愿望。我的习惯一年比一年坏了：起来得愈迟，睡得也愈迟，一切事情都漫无定时。我先后买过许多表，的确都是不准确的，也不耐久的；到得后来，索性连这一类表也没用处了。 但母亲却依然保留着她那架旧钟：屋子被火烧掉了，她抢出了那架旧钟，几次移居到上海，她都带着那架旧钟。 “给你买一架新的吧，不必带到上海去。”我说。母亲摇一摇头： “你们用新的吧：我还是要这架用惯了的。” 到了上海，她首先拿出那架旧钟来，摆在自己的房里，仍是自己管理它。 它和海关的钟差不多准确，也不需要修理添油。只是外面的样子渐渐老了：白底黑字的计时盘这里那里起了斑疤，金漆也一块块地剥落了。 至于母亲，自从父亲去世后也就得了病，愈加老得快，消瘦下来，没有精力做事情。 “吃现成饭了，”她说，“一切由你们吧。” 她把家里的事情全交给了我和妻，常常躺在床上睡觉。 但是她早起的习惯没有改。天才一亮，她就起床了。她很容易饿，我们吃饭的时间就不得不和她分了开来。常常我们才吃过早饭，她就要吃中饭。她起初也等待我们，劝我们，日子久了，她知道没办法，便径自先吃了。 “一天到晚，只看见开饭，”她不高兴的时候，说。“我还是住在乡下好，这里看不惯！” 真的，她现在不常埋怨我们，可是一切都使她看不惯，她说要住到乡下去，立刻就要走的，怎样也留她不住。 “乡下冷清清的没有亲人，”我说。 “住惯了的。” “把你顶喜欢的子孙带去吧。” 但是她不要。她只带着她那架旧钟回去。第二次再来上海时，仍带着那架旧钟。第三次，第四次……都是一样。 去年秋季，母亲最后一次离开了她所深爱的故乡。她自知身体衰弱到了极度，临行前对人家说： “我怕不能再回来了。上海过老，也好的，全家在眼前……” 这一次她的行李很简单：一箱子的寿衣、一架时钟。到得上海，她又把那时钟放在她自己的房里。 果然从那时起，她起床的时候愈加少了，几乎一天到晚都躺在床上，而且不常醒来。只有天亮和三餐的时间，她还是按时的醒了过来。天气渐渐冷下来，母亲的病也渐渐沉重起来，不能再按时去开那架时钟，于是管理它的责任便到了我们的手里。但我们没有这习惯，常常忘记去开它，等到母亲说了几次钟停了，我们才去开足它的发条，而又因为没有别的时钟，常常无法纠正它，使它准确。 “要在一定时候开它，”母亲告诉我们说，“停久了，就会坏的，你们且搬它到自己的房里去吧，时时看见它就不会忘记了。” 我们依从母亲的话，便把她的时钟搬到了楼上房间里。几个月来，它也很少停止，因为一听到它的敲声的缓慢无力，我们便预先去开足了发条。 但是在母亲去世前的一个月里，我们忽然发现母亲的时钟异样了：明明是才开足二三天，敲声也急促有力，却在我们不注意中停止了。我们起初怀疑没放得平稳，随后以为是孩子们奔跳所震动，可是都不能证实。 不久，姊姊从故乡来了。她听到时钟的变化，便失了色，绝望地摇一摇头，说： “妈的病不会好了，这是个不吉利的预兆……” “迷信！”我立刻截断了她的话。 过了几天，我忽然发现时钟又停止了。是在夜里三点钟。早晨我到楼下去看母亲，听见她说话的声音特别低了，问她话老是无力回答。到了下半天，我们都在她床边侍候着，她昏昏沉沉地睡着，很少醒来。我们喊了许久，问她要不要喝水，她微微摇一摇头，非常低声的说： “不要喊我……” 我们知道她醒来后是感到身体的痛苦的，也就依从着她的话，让她安睡着。这样一直到深夜，我们看见她低声哼着，想转身却转不过来，便喂了她一点点汤水，问她怎样。 “比上半夜难过……”她低声回答我们。 我觉得奇怪，怀疑她昏迷了。我想，现在不就是上半夜吗，她怎么当做了下半夜呢？我连忙走到楼上，却又不禁惊讶起来： 原来母亲的时钟已经过了一点钟了。 我不明白，母亲是怎样听见楼上的钟声的。楼下的房子既高，楼板又有二层。自从她的时钟搬到楼上后，她曾好几次问过我们钟点。前后左右的房子空的很多，贴邻的一家，平常又没听见有钟声。附近又没有报时的鸡啼。这一夜母亲的房子里又相当不静寂，姊姊在念经、女工在吹折锡箔，间而夹杂着我们的低语声、走动声。母亲怎样知道现在到了下半夜呢？ 是母亲没有忘记时钟吗？是时钟永久跟随着母亲呢？我想问母亲，但是母亲不再说话了。一点多钟以后她闭上了眼睛，正是头一天时钟自动地静默下来的那个时候。 失却了一位这样的主人，那架古旧的时钟怕是早已感觉到存在的悲苦了吧？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悼志摩 林徽因 林徽因（1903～1955），福建闽侯人，现代女作家和建筑学家。著有诗歌、散文、小说多种。 11月19日我们的好朋友，许多人都爱戴的新诗人，徐志摩突兀的，不可信的，惨酷的，在飞机上遇险而死去。这消息在20日的早上像一根针刺猛触到许多朋友的心上，顿使那一早的天墨一般地昏墨，哀恸的咽哽锁住每一个人的嗓子。 志摩……死……谁曾将这两个句子联在一起想过！他是那样活泼的一个人，那样刚刚站在壮年的顶峰上的一个人。朋友们常常惊讶他的活动，他那像小孩般的精神和认真，谁又会想到他死？ 突然的，他闯出我们这共同的世界，沉入永远的静寂，不给我们一点预告，一点准备，或是一个最后希望的余地。这种几乎近于忍心的决绝，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现在那不能否认的事实，仍然无情地挡住我们前面。任凭我们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惨死，多迫切的希冀能够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体贴我们这悲念而有些须更改；而他也再不会为不忍我们这伤悼而有些须活动的可能！这难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 我们不迷信的，没有宗教地望着这死的帏幕，更是丝毫没有把握。张开口我们不会呼吁，闭上眼不会入梦，徘徊在理智和情感的边沿，我们不能预期后会，对这死，我们只是永远发怔，吞咽枯涩的泪，待时间来剥削这哀恸的尖锐，痂结我们每次悲悼的创伤。那一天下午初得到消息的许多朋友不是全跑到胡适之先生家里么？但是除却拭泪相对，默然围坐外，谁也没有主意，谁也不知有什么话说，对这死！ 谁也没有主意，谁也没有话说！事实不容我们安插任何的希望，情感不容我们不伤悼这突兀的不幸，理智又不容我们有超自然的幻想！默然相对，默然围坐……而志摩则仍是死去没有回头，没有音讯，永远地不会回头，永远地不会再有音讯。 我们中间没有绝对信命运之说的，但是对着这不测的人生，谁不感到惊异，对着那许多事实的痕迹又如何不感到人力的脆弱，智慧的有限。世事尽有定数？世事尽是偶然？对这永远的疑问我们什么时候能有完全的把握？ 在我们前边展开的只是一堆坚质的事实： “是的，他十九晨有电报来给我……” “十九早晨，是的！说下午三点准到南苑，派车接……” “电报是九时从南京飞机场发出的……” “刚是他开始飞行以后所发……” “派车接去了，等到四点半……说飞机没有到……” “没有到……航空公司说济南有雾……很大……”只是一个钟头的差别；下午三时到南苑，济南有雾！谁相信就是这一个钟头中便可以有这么不同事实的发生，志摩，我的朋友！ 他离平的前一晚我仍见到，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次晨南旅的，飞机改期过三次，他曾说如果再改下去，他便不走了的。我和他同由一个茶会出来，在总布胡同口分手。在这茶会里我们请的是为太平洋会议来的一个柏雷博士，因为他是志摩生平最爱慕的女作家曼殊斐儿的姊丈，志摩十分的殷勤；希望可以再从柏雷口中得些关于曼殊斐儿早年的影子，只因限于时间，我们茶后匆匆地便散了。晚上我有约会出去了，回来时很晚，听差说他又来过，适遇我们夫妇刚走，他自己坐了一会，喝了一壶茶，在桌上写了些字便走了。我到桌上一看：—— “定期早六时飞行，此去存亡不卜……。”我怔住了，心中一阵不痛快，却忙给他一个电话。 “你放心，”他说，“很稳当的，我还要留着生命看更伟大的事迹呢，哪能便死？……” 话虽是这样说，他却是已经死了整两周了！ 凡是志摩的朋友，我相信全懂得，死去他这样一个朋友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这事实一天比一天更结实，更固定，更不容否认。志摩是死了，这个简单惨酷的实际早又添上时间的色彩，一周，两周，一直的增长下去……” 我不该在这里语无伦次的尽管呻吟我们做朋友的悲哀情绪。归根说，读者抱着我们文字看，也就是像志摩的请柏雷一样，要从我们口里再听到关于志摩的一些事。这个我明白，只怕我不能使你们满意，因为关于他的事，动听的，使青年人知道这里有个不可多得的人格存在的，实在太多，决不是几千字可以表达得完。谁也得承认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世间便不轻易有几个的，无论在中国或是外国。 我认得他，今年整十年，那时候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尚未去康桥。我初次遇到他，也就是他初次认识到影响他迁学的逖更生先生。不用说他和我父亲最谈得来，虽然他们年岁上差别不算少，一见面之后便互相引为知己。他到康桥之后由逖更生介绍进了皇家学院，当时和他同学的有我姊丈温君源宁。一直到最近两月中源宁还常在说他当时的许多笑话，虽然说是笑话，那也是他对志摩最早的一个惊异的印象。志摩认真的诗情，绝不含有丝毫矫伪，他那种痴，那种孩子似的天真实能令人惊讶。源宁说，有一天他在校舍里读书，外边下了倾盆大雨——惟是英伦那样的岛国才有的狂雨——忽然地听到有人猛敲他的房门，外边跳进一个被雨水淋得全湿的客人。不用说他便是志摩，一进门一把扯着源宁向外跑，说快来我们到桥上去等着。这一来把源宁怔住了，他问志摩等什么在这大雨里。志摩睁大了眼睛，孩子似的高兴地说：“看雨后的虹去。”源宁不止说他不去，并且劝志摩趁早将湿透的衣服换下，再穿上雨衣出去，英国的湿气岂是儿戏，志摩不等他说完，一溜烟地自己跑了！ 以后我好奇地曾问过志摩这故事的真确，他笑着点头承认这全段故事的真实。我问：那么下文呢，你立在桥上等了多久，并且看到虹了没有？他说记不清但是他居然看到了虹。我诧异地打断他对那虹的描写，问他：怎么他便知道，准会有虹的。他得意地笑答我说：“完全诗意的信仰！” “完全诗意的信仰”，我可要在这里哭了！也就是为这“诗意的信仰”他硬要借航空的方便达到他“想飞”的宿愿！“飞机是很稳当的，”他说：“如果要出事那是我的运命！”他真对运命这样完全诗意的信仰！ 志摩我的朋友，死本来也不过是一个新的旅程，我们没有到过的，不免过分地怀疑，死不定就比这生苦，“我们不能轻易断定那一边没有阳光与人情的温慰”，但是我前边说过最难堪的是这永远的静寂。我们生在这没有宗教的时代，对这死实在太没有把握了。这以后许多思念你的日子，怕要全是昏暗的苦楚，不会有一点点光明，除非我也有你那美丽的诗意的信仰！ 我个人的悲绪不竟又来扰乱我对他生前许多清晰的回忆，朋友们原谅。 诗人的志摩用不着我来多说，他那许多诗文便是估价他的天平。我们新诗的历史才是这样的短，恐怕他的判断人尚在我们儿孙辈的中间。我要谈的是诗人之外的志摩。人家说志摩的为人只是不经意的浪漫，志摩的诗全是抒情诗，这断语从不认识他的人听来可以说很公平，从他朋友们看来实在是对不起他。志摩是个很古怪的人，浪漫固然，但他人格里最精华的却是他对人的同情和蔼，和优容；没有一个人他对他不和蔼，没有一种人，他不能优容，没有一种的情感，他绝对地不能表同情。我不说了解，因为不是许多人爱说志摩最不解人情么？我说他的特点也就在这上头。 我们寻常人就爱说了解；能了解的我们便同情，不了解的我们便很落漠乃至于酷刻。表同情于我们能了解的，我们以为很适当；不表同情于我们不能了解的，我们也认为很公平。志摩则不然，了解与不了解，他并没有过分地夸张，他只知道温存，和平，体贴，只要他知道有情感的存在，无论出自何人，在何等情况之下，他理智上认为适当与否，他全能表几分同情，他真能体会原谅他人与他自己不相同处。从不会刻薄地单支出严格的迫仄的道德的天平指谪凡是与他不同的人。他这样的温和，这样的优容，真能使许多人惭愧，我可以忠实地说，至少他要比我们多数的人伟大许多；他觉得人类各种的情感动作全有它不同的，价值放大了的人类的眼光，同情是不该只限于我们划定的范围内。他是对的，朋友们，归根说，我们能够懂得几个人，了解几桩事，几种情感？哪一桩事，哪一个人没有多面的看法！为此说来志摩朋友之多，不是个可怪的事；凡是认得他的人不论深浅对他全有特殊的感情，也是极自然的结果。而反过来看他自己在他一生的过程中却是很少得着同情的。不止如是，他还曾为他的一点理想的愚诚几次几乎不见容于社会。但是他却未曾为这个而鄙吝他给他人的同情心，他的性情，不曾为受了刺激而转变刻薄暴戾过，谁能不承认他几有超人的宽量。 志摩的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会的大不韪争他的恋爱自由；他坐曲折的火车到乡间去拜哈代，他抛弃博士一类的引诱卷了书包到英国，只为要拜罗素做老师，他为了一种特异的境遇，一时特异的感动，从此在生命途中冒险，从此抛弃所有的旧业，只是尝试写几行新诗——这几年新诗尝试的运命并不太令人踊跃，冷嘲热骂只是家常便饭——他常能走几里路去采几茎花，费许多周折去看一个朋友说两句话；这些，还有许多，都不是我们寻常能够轻易了解的神秘。我说神秘，其实竟许是傻，是痴！事实上他只是比我们认真，虔诚到傻气，到痴！他愉快起来他的快乐的翅膀可以碰得到天，他忧伤起来，他的悲戚是深得没有底。寻常评价的衡量在他手里失了效用，利害轻重他自有他的看法，纯是艺术的情感的脱离寻常的原则，所以往常人常听到朋友们说到他总爱带着嗟叹的口吻说：“那是志摩，你又有什么法子！”他真的是个怪人么？朋友们，不，一点都不是，他只是比我们近情，近理，比我们热诚，比我们天真，比我们对万物都更有信仰，对神，对人，对灵，对自然，对艺术！ 朋友们我们失掉的不止是一个朋友，一个诗人，我们丢掉的是个极难得可爱的人格。 至于他的作品全是抒情的么？他的兴趣只限于情感么？更是不对。志摩的兴趣是极广泛的。就有几件，说起来，不认得他的人便要奇怪。他早年很爱数学，他始终极喜欢天文，他对天上星宿的名字和部位就认得很多，最喜暑夜观星，好几次他坐火车都是带着关于宇宙的科学的书。他曾经疯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且在1922年便写过一篇关于相对论的东西登在《民铎》杂志上。他常向思成说笑：“任公先生的相对论的知识还是从我徐君志摩大作上得来的呢，因为他说他看过许多关于爱因斯坦的哲学都未曾看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今夏我住香山养病，他常来闲谈，有一天谈到他幼年上学的经过和美国克来克大学两年学经济学的情况，我们不竟对笑了半天，后来他在他的《猛虎集》的“序”里也说了那么一段。可是奇怪的！他不像许多天才，幼年里上学，不是不及格，便是被斥退，他是常得优等的，听说有一次康乃尔暑校里一个极严的经济教授还写了信去克来克大学教授那里恭维他的学生，关于一门很难的功课。我不是为志摩在这里夸张，因为事实上只有为了这桩事，今夏志摩自己便笑得不亦乐乎！ 此外他的兴趣对于戏剧绘画都极深浓，戏剧不用说，与诗文是那么接近，他领略绘画的天才也颇可观，后期印象派的几个画家，他都有极精密的爱恶，对于文艺复兴时代那几位，他也很熟悉，他最爱鲍提且利和达文骞。自然地他也常承认文人喜画常是间接地受了别人论文的影响，他的，就受了法兰（roger fry）和斐德（walter pater）的不少。对于建筑审美他常常对思成和我道歉说：“太对不起，我的建筑常识全是ruskins那一套。”他知道我们是是讨厌ruskins的。但是为看一个古建的残址，一块石刻，他比任何人都热心，都更能静心领略。 他喜欢色彩，虽然他自己不会作画，暑假里他曾从杭州给我几封信，他自己叫它们做“描写的水彩画”，他用英文极细致地写出西（边）桑田的颜色，每一分嫩绿，每一色鹅黄，他都仔细地观察到。又有一次他望着我园里一带断墙半晌不语，过后他告诉我说，他止在默默体会，想要描写那墙上向晚的艳阳和刚刚入秋的藤萝。 对于音乐，中西的他都爱好，不止爱好，他那种热心便唤醒过北平一次——也许惟一的一次——对音乐的注意。谁也忘不了那一年，客拉司拉到北平在“真光”拉一个多钟头的提琴。对旧剧他也得算“在行”，他最后在北平那几天我们曾接连地同去听好几出戏，回家时我们讨论的热闹，比任何剧评都诚恳都起劲。 谁相信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忠实于“生”的一个人，会这样早地永远地离开我们另投一个世界，永远地静寂下去，不再透些须声息！ 我不敢再往下写，志摩若是有灵听到比他年轻许多的一个小朋友拿着老声老气的语调谈到他的为人不觉得不快么？这里我又来个极难堪的回忆，那一年他在这同一个的报纸上写了那篇伤我父亲惨故的文章，这梦幻似的人生转了几个弯，曾几何时，却轮到我在这风紧夜深里握吊他的惨变，这是什么人生？什么风涛？什么道路？志摩，你这最后的解脱未始不是幸福，不是聪明，我该当羡慕你才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爱尔克的灯光 巴金 巴金（1904～2005），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散文集《海行杂记》、《随想录》，译作《往事与随想》、《处女地》等。 傍晚，我靠着逐渐黯淡的最后的阳光的指引，走过十八年前的故居。这街的一切，这建筑的一切开始在我眼前隐藏起来，像在躲避一个久别的旧友。但是它们的改变了的面貌于我还是十分亲切。我认识它们，就像认识我自己。还是那样宽的街，宽的房屋。巍峨的门墙代替了太平缸和石狮子，那对常常做我们坐骑的背脊光滑的雄狮也不知逃进了哪座荒山。然而大门开着，照壁上“长宜子孙”四个字却是原样地嵌在那里，似乎连颜色也不曾被风雨剥蚀。我望着那同样的照壁，我被一种奇异的感情抓住了，我仿佛要在这里看出过去的十九个年头，不，我仿佛要在这里寻找十八年以前的辽远的旧梦。 守门的武装兵士用疑惑的眼光看我。他不了解我的心情！他不会认识十八年前的少年人。他却用眼光驱逐一个人的许多亲密的回忆。 黑暗来了。我的眼睛失掉了一切。于是大门内亮起灯光。灯光并不曾照亮什么，反而在我心上添加了黑暗。我只得失望地走了。我向着来时的路回去。已经走了四五步，我忽然不自主地掉回头，再看那建筑。依旧是阴暗中一丝微光。我好像看见一个盛满希望的水碗一下子就落在地上打碎了一般，我苦痛地在心里叫起来，在这被夜幕覆盖着的近代城市的静寂的街中，我仿佛看见了哈立希岛上的灯光。那应该是姊姊爱尔克点的灯笼，她用这灯来给她的航海的兄弟照路，每夜每夜灯光亮在她的窗前，她一直到死都在等待那个出远门的兄弟回来。最后她带着失望进入坟墓。 街道仍是静静的。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轻轻地唱起了这个欧洲的古传说。在这里不会有人歌咏这样的故事。应该是书本在我心上留下的影响。但是这时候我想起了自己的事情。 十八年前在一个春天的早晨，我离开这同样城市，同样街道的时候，我也曾有一个姊姊，也曾答应过有一天回来看她，同她谈一些外面的事情。我相信着自己的约言。那时我的姊姊还是一个出阁才只一个多月的新嫁娘，都说她有一个性情温良的丈夫，因此也会有着长久的幸福的岁月。 然而人的安排终于被“偶然”毁坏了。这应该是一个“意外”。但是这“意外”却毫无怜悯地在年青的心上下着打击。我离家不过一年半光景，就接到了姊姊的死讯。我的哥哥用了颤抖的哭诉的笔叙说了一个善良的女性的悲惨的结局，还说到她死后所得着的冷落的待遇。从此那个作过她的丈夫的所谓温良的人改变了，他往一条丧失人性的路走去，他想往上爬，结果却不停地向下面落，终于到了用鸦片来延续生命的地步。对于姊姊，她生前我没有好好地爱过她，死后也不曾做过一件纪念她的事。她寂寞地活着，寂寞地死去。死带走了她的一切，这就是在我们那地方的旧式女子的命运。 我在外面一直跑了十八年。我从没有向人谈过我姊姊。只有偶尔在梦里我看见了爱尔克的灯光。一年前在上海我常常睁着眼睛做梦。我望着远远的在窗前发亮的灯，我面前横着一片大海，灯光在呼唤我，我恨不得腋下生出翅膀，即刻飞到那边去。沉重的梦压着我的心灵，我好像在同许多无形的魔手挣扎。我望着那灯光，路是那么远，我又没有翅膀，我只有一个渴望：飞！飞！那些熬煎着心的日子！那些可怕的梦魇！ 但是我终于回来了。我越过那堆积着像山一样的十八年的长岁月，回到了生我养我而且让我刻印了无数儿时回忆的地方。我走了很多的路。 十九年，似乎一切全变了，又似乎都没有改变。死了许多人，毁了许多家。许多可爱的生命葬入黄土。接着又有许多新的人继续来演那不必要的悲剧。浪费，浪费，还是那许多不必要的浪费——生命，精力，感情，财富，甚至欢笑和眼泪。我去的时候是这样，回来时看见的还是一样情形。关在这个小圈子里我禁不住几次问我自己：难道这十八年全是白费？难道在这许多年中间所改变的就只是装束和名词！我苦痛地搓自己的手，不敢给一个回答。 在这个我永不能忘记的城市里，我过了五十个傍晚。我花费了自己不少眼泪和欢笑，也消耗了别人不少眼泪和欢笑。我匆匆地来，也将匆匆地去。用留恋的眼光看我出生的房屋，这应该是最后的一次了。我的心似乎想在那里寻觅什么，但是我所要的东西不会在那里找到。我不会像我的一个姑母或嫂嫂，设法进到那所已经易了几个主人的公馆，对着园中花树垂泪，慨叹着一个家族的盛衰。摘吃自己栽种树上的苦果，这是一个人的本分。我没有跟着那些人走一条路，我当然在这里找不着自己的脚迹。几次走过这地方，我所看见的还只是那四个字“长宜子孙”。 “长宜子孙”，这四个字的年龄比我的还不知要大了多少。这也该是我祖父留下的东西罢。最近在家里我还读到他的遗嘱。他用空空两手造就了一份家业。到临死还周到地为儿孙安排了舒适的生活。他叮属后人保留着他修建的房屋和他辛苦地搜集起来的书画。但是儿孙们回答他的还是同样的字：分和卖。我很奇怪，为什么这样聪明的老人还不明白一个浅显道理：财富并不“长宜子孙”，倘使不给他们一个生活技能，不向他们指示一条道路？“家”这个小圈子只能摧毁年青心灵的发育成长；倘使不同时让他们睁起眼睛去看广大世界，财富只能毁灭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要是它只消耗在个人的享乐上面。 “长宜子孙”，我恨不能削去这四个字！许多可爱的年青生命被摧残了，许多有为的年青心灵被囚禁了。许多人在这个小圈子里面憔悴地捱着日子。这就是“家”！“甜蜜的家”！这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爱尔克的灯光不会把我引到这里来的。 于是在一个春天的早晨，依旧是十八年前的那些人把我送到门口，这里面少了几个，也多了几个。还是和那次一样，看不见我姊姊的影子，那次是我没有等待她，这次是我找不着她的坟墓。一个叔父一个堂兄弟到车站送我，十八年前他们也送过我一段路程的。 我高兴地来，苦痛地去。汽车离站时我心里的确充满了留恋。但是清晨的微风，路上的尘土，马达的叫吼，车轮的滚动，和广大田野里一片盛开的菜子花，这一切覆盖了我的离愁。我不顾同行者的劝告，把头伸到车窗外面，去呼吸广大天幕下的新鲜空气。我很高兴，自己又一次离开了狭小的家，走向广大的世界中去！ 忽然在前面田野里一片绿的蚕豆和黄的菜花中间，我仿佛又看见了一线光，一个亮，这还是我常常看见的灯光。这不会是爱尔克的灯里照出来的，我那可怜的姊姊已经死去了。这一定是我的心灵的灯，它永远给我指示着我应该走的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再忆萧珊 巴金 巴金（1904～2005），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散文集《海行杂记》、《随想录》，译作《往事与随想》、《处女地》等。 晚夜梦见萧珊，她拉住我的手，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我安慰她：“我不要紧。”她哭起来。我心里难过，就醒了。 病房里有淡淡的灯光。每夜临睡前，陪伴我的儿子或者女婿总是把一盏开着的台灯放在我的床脚。夜并不静，附近通宵施工，似乎在搅拌混凝土。此外我还听见知了的叫声。在数九的冬天哪里来的蝉叫？原来是我的耳鸣。 这一夜是我儿子值班，他静静地睡在靠墙放的帆布床上。过了好一阵子他翻了一个身。 我醒着，我在追寻萧珊的哭声。耳朵倒叫得更响了。……我终于轻轻地唤出了萧珊的名字：“蕴珍。”我闭上眼睛。房间马上变换了。 在我们家中，楼下寝室里，她睡在我旁边另一张床上，小声嘱咐我：“你有什么委屈，不要瞒住我，千万不能吞在肚里啊！……” 在中山医院的病房里，我站在床前，她含泪地望着我说：“我不愿离开你。没有我，谁来照顾你啊？！”…… 在中山医院的太平间，担架上一个带人形的白布包，我弯下身子接连拍着，无声地哭唤：“蕴珍，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我用铺盖蒙住脸。我真想大叫两声。我快要给憋死了。“我到哪里去找她？！”我连声追问自己。我又回到了华东医院的病房。耳边仍是早已习惯的耳鸣。 她离开我十二年了。十二年，多么长的日日夜夜！每次我回到家门口，眼前就出现一张笑脸，一个亲切的声音向我迎来，可是走进院子，却只见一些高高矮矮的、没有花的绿树。上了台阶，我环顾四周，她最后一次离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她穿得整整齐齐，有些急躁，有点伤感，又似乎充满希望，走到门口还回头张望。……仿佛车子才开走不久，大门刚刚关上。不，她不是从这两扇绿色大铁门出去的，以前门铃也没有这样悦耳的声音。十二年前更不会有开门进来的挎书包的小姑娘。……为什么偏偏她的面影不能在这里再现？为什么不让她看见活泼可爱的小端端？ 我仿佛还站在台阶上等待着车子的驶近，等待着一个人回来。这样长的等待！十二年了！甚至在梦里我也听不见她那清脆的笑声。我记得的只是孩子们捧着她的骨灰盒回家的情景。这骨灰盒起初给放在楼下我的寝室内，床前五斗橱上。后来“文革”收场，给封闭了十年的楼上她的睡房启封，我又同骨灰盒一起搬上二楼，她仍然伴着我度过无数的长夜。我摆脱不了那些做不完的梦。总是那一双泪汪汪的眼睛！总是那一副前额皱成“川”字的愁颜！总是那无限关心的叮咛劝告！好像我有满腹的委屈瞒住她，好像我摔倒在泥淖中不能自拔，好像我又给打翻在地让人踏上一脚。……每夜每夜，我都听见床前骨灰盒里她的小声呼唤，她的低声哭泣。 怎么我今天还做这样的梦？！怎么我现在还甩不掉那种种精神的枷锁？！……悲伤没有用。我必须结束那一切梦景。我应当振作起来，哪怕是最后的一次。骨灰盒还放在我的家中，亲爱的面容还印在我的心上，她不会离开我，也从未离开我。做了十年的“牛鬼”，我并不感到孤单。我还有勇气迈步走向我的最终目标——死亡。我的遗物将献给国家。我的骨灰将同她的骨灰搅拌在一起，洒在园中给花树作肥料。 闹钟响了。听见铃声，我疲倦地睁大眼睛。应当起床了。床头小柜上的闹钟是从我家里带来的。我按照冬季的作息时间——六点半起身。儿子帮我穿好衣物，扶我下床。他不知道前一夜我做了什么梦，醒了多少次。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怀念曹禺 巴金 巴金（1904～2005），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散文集《海行杂记》、《随想录》，译作《往事与随想》、《处女地》等。 一 家宝逝世后，我给李玉茹、万方发了个电报：“请不要悲痛，家宝并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话很平常，不能表达我的痛苦，我想多说一点，可颤抖的手捏不住小小的笔，许许多多的话和着眼泪咽进了肚里。 躺在病床上，我经常想起家宝。60几年的往事历历在目。 北平三座门大街14号南屋，故事是从这里开始。靳以把家宝的一部稿子交给我看，那时家宝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南屋客厅旁那间蓝红糊壁的阴暗小屋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就像从前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一样，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为它落了泪。我曾这样描述过我当时的心情：“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地感到过我。”然而，这却是我从靳以手里接过《雷雨》手稿时所未曾料到的。我由衷佩服家宝，他有大的老才，我马上把我的看法告诉靳以，让他分享我的喜悦。《文学季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载了《雷雨》，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第二年，我旅居日本，在东京看了由中国留学生演出的《雷雨》，那时候，《雷雨》已经轰动。我连着看了三天戏，我为家宝高兴。 1936年靳以在上海创刊《文学季刊》，家宝在上面连载四幕剧《日出》，同样引起轰动。1937年靳以创办《文丛》，家宝发表了《原野》。我和家宝一起在上海看了《原野》的演出，这时，抗战爆发了。家宝在南京教书，我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但是我仍然有机会把他的一本本新作编入《文学丛刊》介绍给读者。 1940年，我从上海到昆明，知道家宝的学校已经迁至江安，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在江安待了六天，住在家宝家的小楼里。那地方真清静，晚上七点后街上就一片黑暗。我常常和家宝一起聊天，我们隔了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谈了许多事情，交出了彼此的心。那时他处在创作旺盛时期，接连写出了《蜕变》、《北京人》，我们谈起正在上海上演的《家》（由吴天改编，上海剧艺社演出），他表示他也想改编。我鼓励他试一试。他有他的“家”，他有他个人的情感，他完全可以写一部他的《家》。1942年，在泊在重庆附近的一条江轮上，家宝开始写他的《家》。整整一个夏天，他写出了他所有的爱和痛苦。那些充满激情的优美的台词，是从他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那里面有他的爱，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泪，有他的灵魂的呼号。他为自己的真实感情奋斗。我在桂林读完他的手稿，不能不赞叹他的才华，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我当时就想写封信给他，希望他把心灵的宝贝都掏出来，可这封信一拖就是很多年，直到1978年，我才把我心里想说的话告诉他。但这时他已经满身创伤，我也伤痕遍体了。 二 1966年夏天，我们参加了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那时“文革”已经爆发。一连两个多月，我和家宝在一起工作，我们去唐山，去武汉，去杭州，最后大会在上海闭幕。送走了外宾，我们的心情并没有轻松，家宝马上要回北京参加运动，我也得回机关学习，我们都不清楚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分手时，两人心里都有很多话，可是却没有机会说出来。这之后不久，我们便都进了“牛棚”。等到我们再见面，已是12年后了。我失去了萧珊，他失去了方瑞，两个多么善良的人！ 在难熬的痛苦的长夜，我也想念过家宝，不知他怎么挨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听说他靠安眠药度日，我很为他担心。我们终于还是挺过来了。相见时没有大悲大喜，几句简简单单的话说尽了千言万语。我们都想向前看，甚至来不及抚平身上的伤痛，就急着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我有不少东西准备写，他也有许多创作计划。当时他已完成了《王昭君》，我希望他把《桥》写完。《桥》是他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的，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就搁下了。他也打算续写《桥》，以后几次来上海收集材料。那段时候，我们谈得很多。他时常报怨，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劝他少些顾虑，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我至今怀念那些日子：我们两人一起游豫园，走累了便在湖心亭喝茶，到老板店吃“糟钵头”；我们在北京逛东风市场，买几根棒冰，边走边吃，随心所欲地闲聊。那时我们头上还没有这么多头衔，身也少有干扰，脚步似乎还算轻松，我们总认为我们还能做许多事情，那感觉就好像又回到了30年代北平三座门大街。 但是，我们毕竟老了。被损坏的肌体不可能再回复到原貌。眼看着精力一点一点从我们身上消失，病魔又缠住了我们，笔在我们手里一天天重起来，那些美好的计划越来越遥远，最终成了不可触摸的梦。我住进了医院，不久，家宝也离不开医院了。起初我们还有机会住在同一家医院，每天一起在走廊上散步，在病房里倾谈往事。我说话有气无力，他耳朵更加聋了，我用力大声说，他还是听不明白，结果常常是各说各的。但就是这样，我们仍然了解彼此的心。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病情也加重了。我去不了北京，他无法来上海，见面成了奢望，我们只能靠通信互相问好。1993年，一些热心的朋友想创造条件让我们在杭州会面，我期待着这次聚会，结果因医生不同意，家宝没能成行。这年的中秋之夜，我在杭州和他通了电话，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中气十足。我说：“我们共有一个月亮。”他说：“我们共吃一个月饼。”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三 我和家宝都在与疾病斗争。我相信我们还有时间。家宝小我六岁，他会活得比我长久。我太自信了。我心里的一些话，本来都可以讲出来，他不能到杭州，我可以争取去北京，可以和他见一面，和他话别。 消息来得太突然。一屋子严肃的面容，让我透不过气。我无法思索，无法开口，大家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可我脑子里却是一片片空白。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前些天北京来的友人还告诉我，家宝健康有好转，他写了发言稿，准备出席六次文代会的开幕式。仅仅只过了几天！李玉茹在电话里说，家宝走得很安详，是在睡梦中平静地离去了。那么他是真的走了。 十多年前家宝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了这样的话：“我要死在你的面前，让痛苦留给你……”我想，他把痛苦留给了他的朋友，留给了所有爱他的人，带走了他心灵中的宝贝，他真能走得那样安详吗？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纪念傅雷 施蛰存 施蛰存（1905～2003），浙江杭州人，作家、学者。著有散文集《灯下集》、《待旦录》，短篇小说集《上元灯》、《梅雨之夕》，学术论著《水经注碑录》等。 1966年9月3日，这是傅雷和夫人朱梅馥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今年今天，正是20周年纪念。这20年过得好快，我还没有时间写一篇文章纪念他们。俗话说：“秀才人情纸半张。”我连这半张纸也没有献在老朋友灵前，人情之薄，可想而知。不过，真要纪念傅雷夫妇，半张纸毕竟不够，而洋洋大文却也写不出，于是拖延到今天。 现在，我书架上有15卷的《傅雷译文集》和两个版本的《傅雷家书集》，都是傅敏寄赠的，还有几本旧版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是傅雷送给我的，有他的亲笔题字。我的照相册中有一张我的照片，是1979年4月16日在傅雷追悼会上，在赵超构送的花圈底下，沈仲章给我照的，衣襟上还有一朵黄花。这几年来，我就是默对这些东西，悼念傅雷。 1939年，我在昆明。在江小鹣的新居中，遇到膝固和傅雷。这是我和傅雷定交的开始。可是我和他见面聊天的机会，只有两次，不知怎么一回事，他和膝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傅雷的“怒”。后来知道他的别号就叫“怒庵”，也就不以为奇。从此，和他谈话时，不能不提高警惕。 1943年，我从福建回沪省亲，在上海住了五个月，曾和周煦良一同到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巴黎新村去看过傅雷，知道他息影“孤岛”，专心于翻译罗曼·罗兰。这一次认识了朱梅馥。也看见客堂里有一架钢琴，他的儿子傅聪坐在高凳上练琴。 我和傅雷的友谊，只能说开始于解放以后。那时他已迁居江苏路安定坊，住的是宋春舫家的屋子。我住在邻近，转一个弯就到他家。50年代初，他在译巴尔扎克，我在译伐佐夫、显克微支和尼克索。这样，我们就成为翻译外国文学的同道，因此，在这几年中，我常去他家里聊天，有时也借用他的各种辞典查几个字。 可是，我不敢同他谈翻译技术，因为我们两人的翻译方法不很相同。一则因为他译的是法文著作，从原文译，我译的都是英文转译本，使用的译法根本不同。二则我主张翻译只要达意，我从英文本译，只能做到达英译本的意。英译本对原文本负责，我对英译本负责。傅雷则主张非但要达意，还要求传神。他屡次举过一个例。他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一场有一句“静得连一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但纪德的法文译本，这一句却是“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都没有”。他说：“这不是译错，这是达意，这也就是传神。”我说，依照你的观念，中文译本就应该译作“鸦雀无声”。他说“对”。我说：“不行，因为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话中不用猫或鸦雀来形容静。” 傅雷有一本《国语大辞典》，书中有许多北京的成语。傅雷译到法文成语或俗话的时候，常常向这本辞典中去找合适的中国成语俗话。有时我去看他，他也会举出一句法文成语，问我有没有相当的中国成语。他这个办法，我也不以为然。我主张照原文原意译，宁可加个注，说明这个成语的意义相当于中国的某一句成语。当然，他也不以为然。 1958年，我们都成为第五类分子，不便来往，彼此就不相闻问。不过，有一段时候，朱梅馥和我老伴都被居委会动员出去办托儿所，她们俩倒是每天在一起，我因此便间接知道一些傅雷的情况。 1961年，大家都蒙恩摘除了“帽子”，可以有较多的行动自由，于是我又常去看他。他还在译书，而我已不干这一行了，那几年，我在热中于碑版文物，到他那里去，就谈字画古董。他给我看许多黄宾虹的画，极其赞赏，而我却又有不同意见。我以为黄宾虹晚年的画越来越像个“墨猪”了。这句话又使他“怒”起来，他批评我不懂中国画里的水墨笔法。 1966年8月下旬，我已经在里弄里被“示众”过了。想到傅雷，不知他这一次如何“怒”法，就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只见他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门窗紧闭，真是“鸦雀无声”。我就踱了回家。大约在9月10日左右，才知道他们两夫妇已撒手西归，这是怒庵的最后一“怒”。 我知道傅雷的性情刚直，如一团，他因不堪凌辱，一怒而死，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和他虽然几乎处处不同，但我还是尊敬他。在那一年，朋友中像傅雷那样的毅然决然不自惜其生命的，还有好几个，我也都一律尊敬。不过，朱梅馥的能同归于尽，这却是我想像不到的，伉俪之情，深到如此，恐怕是傅雷的感应。 傅雷逝世，其实我还没有了解傅雷。直到他的家书集出版，我才能更深一步的了解傅雷。他的家教如此之严，望子成龙的心情如此之热烈。他要把他的儿子塑造成符合于他的理想的人物。这种家庭教育是相当危险的，没有几个人能成功，然而傅雷成功了。 傅雷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的刚直。在青年时候，他的刚直还近于狂妄。所以孔子说：“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傅雷从昆明回来以后，在艺术的涵养，知识学问的累积之后，他才成为具有浩然之气的儒家之刚者，这种刚直的品德，在任何社会中，都是难得见到的，连孔子也说过：“吾未见刚者。” 傅雷之死，完成了他的崇高品德，今天我也不必说“愿你安息吧”，只愿他的刚劲，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清风明月 高山流水——我心中的俞平伯先生 吴组缃 吴组缃（1908～1994），安徽泾县人，作家，学者。著有长篇小说《山洪》，有《吴组缃小说散文集》印行。 俞平伯先生过去了。他享有九十高龄。照中国的旧说法，应该说这是“顺事”，但是俞先生在我心目中占有特殊的位置，我还是不胜悲戚。 我在少年时候就读他的新诗《冬夜》、《西还》等书，当时许多篇可以背得出来；“养在缸中，栽在盆中，你的辛苦，我的欢欣。”像这样的诗句常常给我很大的感动和启发，因此我至今还能记得这些诗句的大意。朱自清、俞平伯是五四运动的两位新作家，新诗人，他们的作品对广大青年有深刻的影响。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30年代初，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俞先生是中文系的讲师。我要在这里说明，在我们那个时期，讲师和教授在我们脑子里是一样的崇高，没有什么高下。那时俞先生住在南院，他同余冠英兄住处同院，我常到南院去。俞先生往往热情地要我到他屋里坐谈。谈的时候完全把我当成朋友，虽然我比他年小很多。我们上下古今无所不谈，而且他一点也没有把我当成学生看待。他主动地写条幅字给我。那时他同周作人特别亲密，并代我向周作人要了四张屏条。他们的字都写得认真工整，可惜以后多次搬迁都丢掉了。他有个人特殊的爱好，就是喜欢唱昆曲。他请了一位年老的笛师，常常在星期假日全家人都到圆明园废墟去呆一整天。我很喜欢他们唱的曲子。以后清华请了溥侗（红豆馆主）先生，开了教唱昆曲的课。我受俞先生的影响，也选了这门课。可溥先生对学生要求过严，我慢慢地就退下来了。俞先生知道了，也没有责备我。我选过俞先生两门课，一门是“词选”，他讲的内容绝不是考证和诠释词句，而是用他自己的感受引导我们来欣赏这些名作。比如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我们问什么是“伤心碧”，他讲了足足有半堂课，引导我们体会作者的感情加上他自己的联想，使我们能在一个广阔的领域来体会作品丰富的情思。他的这些见解都收在他的《读词偶得》这本书里。他对我的重要影响，就是叫我拿起一种古代文学作品来总是先从鉴赏方面来探索，而对当时流行的考证或注释不怎么感兴趣。朱自清先生也说，“你不适宜做考证工作”。这不能不说当时是受俞先生的影响。有一次余冠英兄告诉我，他做了一首词，其中有一句“两瓣黄叶走墙荫”，自以为这句词很好。但俞先生说，好是好，可不入格。可见词是有“格”的。而我还没有学到这水平。 俞先生还给我们开了一门课“小说史”，就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他的教法很特别，是把所有的有关资料，如鲁迅的“小说史略”，胡适的关于中国明清小说的考证，以及其他的零碎资料指定叫我们自己看，进行思考和研究。甚至同顾颉刚、胡适之一封有关的通信也印发给我们参考。他自己要上课的话，就叫注册课贴一张布告说俞先生那天上课。不贴布告，他就不上课。他上课的时候就说，“我两个星期没来上课了，你们对小说研究有什么收获？我这两个星期对小说得有两点想法：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说完了，他就点头下课，往往不过十五分钟或二十分钟。当时我们对俞先生这种教法是最欢迎的了。因为他安排我们和他一块儿来动脑筋，读作品，收集资料，研究作品，而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被动的受教的地位。 俞先生在北京文化界里，人人都知道他和周作人最亲密，而且很尊重周作人。可是在日本占领北京的时候，周作人被拉下水去。在这点上俞先生绝不受影响，他巍然自主，一心帮助北京做地下工作的，和爱国人士，从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全力相助，使他们达到目的。这不能不叫人肃然起敬，设身处地，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解放以后，他衷心拥护，对新中国的建立欢喜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1954年忽然来了个《红楼梦》研究批判，正是以他为主展开的，以后发展成为一个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是大家都没想到的。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他像平常一样，不显出紧张和反感。他说，“我正好趁此机会好好地学习。”第一次批判他，是在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主持人是郑振铎先生，他点我第一个发言。我把这次当成一个学术讨论会。因此，我对俞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提了几点意见，对李希凡、蓝翎两位的文章也提了几点意见，表示参加讨论的意思。当时有几位，都是我的熟人，狠狠地批判了我一顿，说我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激烈战斗的时候，站在中间向两边打枪。休息的时候，我问郑先生，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郑先生笑着说，“你年轻的都不知道，我哪里知道。”可是周扬同志坐在旁边，没有作声。他站起来同我握手，说我的发言很好。可见当时有些领导同志也不认为是政治问题。后来这个批判运动大大发展了，俞先生就说我不应该那样发言，也是思想落后。 回顾俞先生的一生，我在一首悼念他的诗中说他平生略如“清风明月，高山流水”。这是他留在我心中的风仪。我认为我对他这个比拟大致不差。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私塾师 陆蠡 陆蠡（1908～1942），浙江天台人，作家。著有散文集《海星》、《囚绿记》、《竹刀》等。 今年的春天，我在一个中学里教书。学校的所在地是离我的故乡七八十里的山间，然而已是邻县了。这地方的形势好像畚箕的底，三面环山，前一面则是通海口的大路，这里是天然的避难所和游击战的根据地。学校便是为了避免轰炸，从近海的一个城市迁来的。 我来这里是太突兀。事前自己并未想到，来校后别人也不知道。虽则这地方离我家乡不远，因为山乡偏僻，从来不曾到过。往常，这一带是盗匪出没的所在，所以如没有什么要事，轻易不会跑到这山窝里来。这次我来这学校，一半是感于办学校的师友的盛意，另一半则是因为出外的路断了，于是我便暂时住下来。 这里的居民说着和我们很近似的乡音，房屋建筑形式以及风俗习惯都和家乡相仿。少小离乡的我，住在这边有一种异常的亲切之感。倘使我不是在外间羁绊着许多未了的职务，我真甘愿长住下去。我贪羡这和平的一个角落，目前简直是归隐了，没有访问，没有通信，我过着平淡而寂寞的日子。 有一天，一位同学走进我的房间，说是一位先生要见我。 这使我很惊讶。在这里，除了学校的同事外，我没有别的朋友。因为他们还不曾知道我，在这山僻地方有谁来找我呢？我疑惑着。我搜寻我的记忆，摸不着头脑，而这位先生已跨进来了。 他是一位年近六十的老人，一瞥眼我就觉得很熟识，可是一时想不起来。我连忙让坐，倒茶，递烟，点火，我借种种动作来延长我思索的时间，我不便请教他的尊姓，因为这对于素悉的人是一种不敬。我仔细分析这太熟识的面貌上的每一条皱纹，我注意他的举止和说话的声音，我苦苦地记忆。忽然我叫起来。 “兰畦先生！” 见我惊讶的样子，他缓慢地说： “还记得我吧？” “记得记得。” 我们暂时不说话。这突如的会面使我一时找不出话端，我平素是那么木讷。我呆了好久。 兰畦先生是我幼年的私塾师。正如他的典型的别号所表示，他代表一批“古雅”的人物。他也有着“古雅”的面孔：古铜色的脸，端正的鼻子，整齐的八字胡。他穿了一件宽大的蓝布长衫，外面罩上黑布马褂。头上戴一顶旧皮帽，着一双老布棉鞋。他手里拿了一根长烟管，衣襟上佩着眼镜匣子——眼镜平常是不用的——他的装束，是十足古风的。这种的装束，令人一望而知他是一个山里人，这往往成为轻薄的城里人嘲笑的题材，他们给他一个特别的名称“清朝人”，这便是“遗民”的意思。 他在我家里坐馆，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我想起私塾的情形，恍如隔了一整个世纪。那时我是一个很小的孩子，父亲把他的希望和他的儿子关在一起，在一座空楼内，叫这位兰畦先生督教。我过的是多么寂寞的日子啊！白天不准下楼，写字读书，读书写字。兰畦先生对我很严厉：破晓起床，不洗脸读书；早饭后背诵，点句，读书，写字；午饭后也是写字，读书；天黑了给我做对仗，填字。夜间温课，熬过两炷香。我读着佶屈聱牙的句子，解说着自己不懂而别人也不懂的字义。兰畦先生有时还无理地责打我，呵斥我，我小小的心中起了反感和憎恨。我恨他的人，恨他的长烟管，恨他的戒尺，但我最恨的是他的朱笔，它点污了我的书，在书眉上记下日子，有时在书面上记下责罚。于是我便把写上难堪字样的书面揉烂。 自他辞馆后，我立意不再理睬他，不再认他做先生，不想见他的面。真的，当我从外埠的中学念书回来，对于他的严刻还未能加以原谅。 现在，他坐在我的面前，还是那副老样子。二十多年前的老样子。他微笑地望着，望着他从前责打过的孩子。这孩子长大了，而且也做了别人的教师。他在默认我的面貌。 “啊，二十多年了！”终于我说了出来。 “二十多年，你成了大人，我成了老人。” “身体好么？” “穷骨头从来不生病。我的父亲还在呢，九十左右了，仍然健步如飞。几时你可以看到他。”他引证他一家人都是有极结实的身体。 “真难得。我祖父在日，也有极健康的老年。”我随把他去世的事情告诉他。 “他是被人敬爱的老人。你的父母都好么？” “好。” “姐妹们呢？” “都好。” 他逐个地问着我家庭中的每一人。这不是应酬敷衍，也不是一种噜苏，是出于一种由衷的关切。他不复是严峻的塾师，倒是极温蔼的老人了。随后我问他怎样会到这里来，怎会知道我，他微笑了。他一一告诉我，他原要到离此十几里的一个山村去，是顺路经过此地的。他说他是无意中从同学口里听到我在这里教书，他想看看隔了二十多年的我是怎个样子，看看我是否认得他。他说他看到我很高兴，又说他立刻就要动身，一面站起来告辞。 “住一两天不行么？”我挽留他。 “下次再有机会，现在我得走。”他伸手去取他的随身提箧。 我望着这提箧，颇有几斤重量，而且去那边的山岭相当陡峻，我说，“送先生去吧。” “不必，不必。你有功课，我自己去。”他推辞着。他眉宇间却露出一种喜悦，是一种受了别人尊敬感觉到的喜悦。 我坚执要送他。我说好久不追随先生了，送一程觉得很愉快。我说我预备请一点钟假，因为上午我只有一课，随时可补授的。 窗外，站着许多同学，交头接耳地议论些什么，好像是猜测这位老先生和我的关系。 我站起来，大声地向他们介绍，说这位是我的先生，我幼年的教师。他现在要到某村去，我要送他。我预备请一点钟假。 同学中间起了窃窃的语声。看他们的表情，好像说：“你有了这样的一位教师，不见得怎么光荣。” 于是我又向他们介绍：“这是我的先生。” 我们走了。出校门时，有几位同学故意问我到那里去，送的是我的什么人，我特地大声回答，我送他到某村去，他是我的先生。 路上，我们有着琐碎的谈话。他问起我： “你认得×××么？他做了旅长了。” “不大认得。” “××呢，他是法政大学毕业的，听说做了县长。” “和我陌生。我没读过法政。” “××，你应该认得的。” “我的记性太坏。” “××，你的同宗。” “影像模糊，也许会过面。” “还有××？” “只知其名，未识其面。” “那末你只记得我？” “是的。记得先生。” 他微嘘一口气。好像得到一种慰藉。他，他知道，他是被人遗忘的一个。很少有人记得他，尊敬他的。他是一个可怜的塾师。 “如果我在家乡住久些，还想请先生教古文呢。从前念的都还给先生了。”我接着带笑说。 “太客气了。现在应该我向你请教了。” 这句并没有过分。真的，他有许多地方是该向我请教了。当他向我诉说他的家境的寒苦，他仍不得不找点口之方，私塾现在是取消了，他不得不去找一个小学教员的位置；他不得不丢开四书五经，拿起国语常识；他不得不丢下红朱笔，拿起粉笔；他不得不离开板凳，站在讲台上；他是太老了，落伍了，他被人家轻视，嘲笑，但他仍不得不忍受这一切；他自己知道不配做儿童教师，他所知道的新知识不见得比儿童来得多，但是他不得不哄他们，骗他们，把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告诉他们；言下他似不胜感喟。 “现在的课本我真弄不来。有一次说到‘咖啡’两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只就上下文的意义猜说‘这是一种饮料’，这对么？” “对的。咖啡是一种热带植物的果实，可以焙制饮料，味香，有提神的功用。外国人日常喝的，我们在外边也常喝的。还有一种可可，和这差不多，也是一种饮料。” “还有许多陌生字眼，我不知道怎解释也不知怎么读。例如气字底下做个羊字，或是字，金旁做个乌字或白字，这不知是些什么东西？” “这是一些化学名词，没读过化学的人，一时也说不清楚，至于读音，顺着半边去读就好了。” 他感慨了。他说到他这般年纪，是应该休息了。他不愿意坑害人家子弟，把错误的东西教给孩子们。他说他宁愿做一个像从前一样的塾师，教点《幼学琼林》或是《书经》、《诗经》之类。 “先生是应该教古文而不该教小学的。”我说。 “是的，小学比私塾苦多了。这边的小学，每星期二三十点钟，一年的薪金只有几十块钱，自己吃饭。倒不如坐馆舒服得多！” 我知道这情形。在这山乡间，小学仍不过是私塾的另一个形式。通常一个小学只有一个教师，但也分成好几年级，功课也有许多门：国语，常识，算术，音乐，体操等。大凡进过中学念过洋书的年轻人，都有着远大的梦想，不肯干这苦职业，于是这被人鄙视的位置，只有失去了希望的老塾师们肯就。我的先生自从若干年前私塾制废除后，便在这种“新私塾”里教书了。 “现在你到××干什么呢？”我还不知道他去那边的目的。 “便是来接洽这里的小学位置哟！”好像十分无奈似的。忽然他指着我头上戴的帽子问： “像这样的帽子要多少钱一顶？” “大约五六块钱。”我回答。 “倘使一两块钱能买到便好了。我希望能够有一顶。” “你头上的皮帽也很合适。”我说。 “天热起来了，还戴得住么？” 说话间我们走了山岭的一半。回头望望，田畴村舍，都在我们的脚下。他于是指着蟠腾起伏的峰岭和点缀在绿色的田野间的像雀巢般的村舍，告诉我那些村庄和山岭的名字。不久，我们踅过了山头。前面，在一簇绿色的树林中显露出几座白垩墙壁。“到了。”他对我说，他有点微喘。我停住脚步，将手中提箧交给他，说我不进去，免得打扰人家。他坚要我进去吃了午饭走，我固执地要回校。他于是吐出他最后的愿望，要我在假期中千万到他家去玩玩，住一宿，谈一回天，于他是愉快的。他将因我的拜访而觉得骄傲。他把去他家的路径指点给我，并描出他屋前舍后的景物，使我便于找寻，但我的脑里却想着他所说的帽子，我想如何能在冬季前寄给他。它应是如何颜色，如何大小，我把这些问得之后，回身下山走了。 我下山走。我心里有一种矛盾的想头：我想到这位老塾师，又想到他所教的一批孩子。“他没有资格教孩子，但他有生存的权利。”我苦恼了。我又想中国教育的基础，最高学府建筑在不健全的小学上，犹如沙上筑塔——我又联想到许多个人和社会的问题，忽然听到脑后有人喊。 “喂，向左边岔路走哪。” 原来我信步走错了一条路。这路。像个英文的y字母，来时觉得无岔路，去时却是两条。我回头，望见我的先生，仍站在山头上，向我挥手。 “我认识路的，再见，先生。”我重向他挥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悼念俞平伯先生 张中行 张中行（1909～2006），河北香河人，国学家、文学家、哲学家。著有《文言常识》、《佛教与中国文学》、《禅外说禅》等。 看报，知道俞平伯先生于10月15日过午病逝。到此，我上大学时候的老师就一个也不剩了，真是逝者如斯夫！我心里当然有些不平静。先涌上心头的是悲伤。记得去年年初，应某刊纪念“五四”之约，曾著文写俞先生，不久之后，以“俞平伯先生”为题，发表于《读书》1989年5月号。那篇文章末尾说：“现在他老了，九十高龄，有憾也罢，无憾也罢，既然笔耕大片土地已经不适宜，那就颐养于春在之堂，做做诗，填填词，唱唱‘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吧。”俞先生自70年代晚期患轻度中风，身体不好，我知道，但推想，他不久前还往香港，仍讲《红楼梦》，总当还可以维持几年吧？想不到这样快就走了。 继悲伤而来的是遗憾。依常情，尊师重道，我应该多去问候，可是七八十年代相加，才去了两次。先一次在建国门外的学部宿舍，他走路不灵便，可是未扶仗；后一次在钓鱼台东侧的南沙沟，竟是扶案始能举步了。其后我不是不想去，可是想到会给他添麻烦，就沉吟之后作罢。就这样，断了音问，以致应该有的最后一面也竟化为空无。这是遗憾之一。还有其二，是那篇拙作中谈到他的散文，曾说了这样的话：“他尊苦雨斋为师，可是散文的风格与苦雨斋不同。苦雨斋平实冲淡，他曲折跳动，像是有意求奇求文。这一半是来于有才，一半是来于使才。”我这样写，心里是有高下之分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人各有见，推想俞先生是会谅解的。可是一时胡思乱想，以为他看到，也许要说“小子何知”，也就没给他看。不给他看，成为背后嘁嘁喳喳，这是有违尊师之道的。 时间不能倒流，人死盖棺，应该再说些定论和纪念的话。俞先生生于清光绪己亥腊八，其时已是公历1900年1月15日，在世九十年零九个月，以“人生七十古来稀”衡之，可算作高寿。成就也配得上年岁，散文，诗，词，都成家；多年教学，在古典文学方面，博不稀奇，稀奇的是见得深，因为他既有才，又能作，知道其中底蕴。这方面，有他的多种著作（旧版新版）为证，我那篇拙作也谈了不少，不宜于再费辞。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像是还可以说说另一个方面，一般人或者会看作小节的，是个人的生活之道。道，难言也，更重大的是难评也，因为，虽然如《庄子》所说，可以“在屡溺”，可是可以推演为理论，那就会牵涉到意识，以至于立脚点云云。这里只好大事化小，说说我的关于俞先生的一点点的看法。先要说说他的家世资本。他曾祖父俞曲园（樾）是清朝晚年的大学者，父亲俞阶青（陛云）是光绪戊戌科的探花，也善于诗词。因为有这样的门第，所以能够娶仕宦之家仁和许家的小姐许莹环（宝驯）为妻。也就因为这资本向下延续，他就可以住人间天上的清华园，过教、写、唱的生活。这样说，是他的家世资本使他有大成就吗？又不尽然，因为有这样的资本，也可以去斗鸡走狗。俞先生的可取之处就在于他善于用其才。还是只谈减去学业的生活之道，我的看法，他的道，用古语说是“率性之谓道”。我自1931年与俞先生相识，听他的课，读他的著作，后来还有些交往，深知俞先生是诗人气质。因为是诗人气质，所以喜欢做诗，尤其喜欢做词。不是像有些文人附庸风雅，无病呻吟地做，而是写走入诗境的心。还记得词里有这样一句，“闻道同衾仍隔梦”，南宋吴文英及其后的追随者，总在辞藻上翻筋斗，是写不出来的。他讲诗词也是这样，不像现在许多人，站在外面赏析，而是走进去，谈个人感受。诗人通常还有个习惯，是把实生活“认作”戏，所以俞先生喜欢唱昆曲，恰好许夫人更精于此道，于是有时他们就来一两折《牡丹亭》，大概就如杜丽娘与柳梦梅，真入了梦境吧？这已经不是生活里有诗，而是生活变成诗了。也就是由于有这样的希求和感受，俞先生于40年代写了长诗《遥夜闺思引》，70年代写了长诗《重圆花烛歌》。俞先生是大学教授、研究员，竟至学温、韦之流，像是有些怪。其实并不怪，因为他是诗人气质，写这些正是率性。 我的体会，研究《红楼梦》也是这样。他不是泛泛地研究小说，像孙楷第先生那样，有书必看，有闻必录。俞先生全力治《红楼梦》，不问《金瓶梅》，因为前者近于诗，后者近于柴米油盐。也是由于诗的浸润，也许是干扰？他在这梦中多看人生，因而看到空，而没有看到社会，以及进步与退步，等等。诗人，如苏东坡，不合时宜。俞先生也是这样，因为不合时宜而受到批判。但诗人都是生性痴迷的，因而左批右批之后，他还认为，“曹雪芹未必比我进步多少”。俞先生也许胜利了，1982年，比他年长四岁的许夫人先走了，他成为半空，现在他也走了，成为全空。这就可以说是以身证实了自己的信念吧？ 我得消息晚，未能恭送八宝山，悲伤自不能免。但仔细想想，又感到安慰。人生不过是这么回事，秦皇、汉武也不免一死，所求不过是在生者记忆中的不朽。俞先生著作等身，而且很像样，不朽做到了。还有一样，是一般人很少做到的，是在诗境中过了一生，世间还有什么获得比这更贵重呢？所以我想引康德的最后一句话：“够了。”那么，就从许夫人于地下，安息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坚信笃行的佛学家熊十力 张中行 张中行（1909～2006），河北香河人，国学家、文学家、哲学家。著有《文言常识》、《佛教与中国文学》、《禅外说禅》等。 熊十力先生是我的老师，现在要谈他，真真感到一言难尽。这一言难尽包括两种意思：一是事情多，难于说尽；二是心情杂乱，难于说清楚。还是50年代，他由北京移住上海。其后政协开会，他两度到北京来，先一次住在崇文门新侨饭店，后一次住在西单民族饭店。这后一次，正是大家都苦于填不满肚皮的时候，他留我在饭店饱餐一顿，所以至今记忆犹新。别后，我写过问候的信，也听到过一点点他的消息。大动乱来了，我在文斗武斗中浮沉三年，然后到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去接受改造。喘息之暇，也曾想到年过八旬的老人——自然只能想想。放还之后，70年代中期曾到南京及苏杭等地漫游，想到上海看看而终于没有敢去，主要是怕登门拜谒而告知的是早已作古。再稍后，忘记听谁说，确是作古了，时间大概是60年代末期。想到民族饭店的最后一面，想到十几年，我挣扎喘息而竟没有写三言两语去问候，真是既悔恨又惭愧。 我最初见到熊先生是30年代初期，他在北京大学讲佛学，课程的名字是“新唯识论”吧。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我去旁听几次，觉得莫测高深，后来就不去了。交往多是40年代后期，他由昆明回来，住在北京大学红楼后面，我正编一种佛学期刊，请他写文章，他写了连载的《读智论抄》。解放以后，他仍在北京大学，可是不再任课，原因之小者是年老，大者，我想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还是唯心论。其时他住在后海东端银锭桥南一个小院落里，是政府照顾，房子虽不很多，却整齐洁净。只他一个人住，陪伴他的是个四川的中年人，无业而有志于佛学，因为尊敬老师，就兼做家务劳动。我的住所在后海北岸，离银锭桥很近，所以晚饭后就常常到熊先生那里去，因而关于熊先生，所知就渐渐多起来。 早年的事当然不便多问，但听说革过命，后来不知由于什么，竟反班定远之道而行，投戎从笔，到南京欧阳竞无大师那里学佛学。治学，也像他的为人一样，坚于信而笃于行，于是写了《新唯识论》。“唯识”前加个“新”字，自己取义是精益求精。可是由信士看来却是修正主义，用佛门的话说是“外道”。于是有人作《破新唯识论》而攻之。熊先生不是示弱人物，于是作《破破新唯识论》而答之。混战的情况可以不管，且说熊先生的佛学著作，我见到的还有《佛家名相通释》，我原来有，大动乱中也失落了。他这一阶段的学识，信士看是不纯。后来，50年代前后就变本加厉，张口真如，闭口大易，成为儒释合一，写了《原儒》、《明心篇》、《体用论》等书。我没有听到信士的评论，也许视为不可救药，与之“不共住”了吧？严厉的评论是来自另一方面，即批林批孔时期，见诸文件，说他是吹捧孔老二的人。 尊重熊先生不妄语的训诫，对于老师的学识，我不得不说几句心里话。熊先生的治学态度、成就，我都很钦佩。至于结论，恕我不能不怀疑。这问题很复杂，不能细说，也不必细说。我是比熊先生的外道更加外道的人，总是相信西“儒”罗素的想法，现时代搞哲学，应该以科学为基础，用科学方法。我有时想，20世纪以来，“相对论”通行了，有些人在用大镜子观察河外星空，有些人在用小镜子寻找基本粒子，还有些人在用什么方法钻研生命，如果我们还是纠缠体用的关系，心性的底里，这还有什么意义吗？——应该就此打住，不然，恐怕真要对老师不敬了。 还是撇开这玄虚干燥的玩意儿，专说熊先生的为人。记得熊先生在《十力语要》里说过，哲学，东方重在躬行。这看法，专就“知”说，很精。熊先生的可贵是，凡有所知所信必能“行”。这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以下谈一些琐细的，一般人会视为怪异的事，或者可以算作轶事吧。 他是治学之外一切都不顾的人，所以住所求安静，常常是一个院子只他一个人住。30年代初期，他住在沙滩银闸路西一个小院子里，门总是关着，门上贴一张大白纸，上写：近来常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此门。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50年代初期他住在银锭桥，熊师母在上海，想到北京来住一个时期，顺便逛逛，他不答应。我知道此事，婉转地说，师母来也好，这里可以有人照应，他毫不思索地说：“别说了，我说不成就是不成。”师母终于没有来。后来他移住上海，是政协给找的房，仍然是孤身住在外边。 不注意日常外表，在我认识的前辈里，熊先生是第一位。衣服像是定做的，样子在僧与俗之间。袜子是白布的，高筒，十足的僧式。屋里木板床一，上面的被褥等都是破旧的。没有书柜，书放在破旧的书架上。只有两个箱子，一个是柳条编的，几乎朽烂了。另一个铁皮的，旧且不说，底和盖竟毫无联系。且说这个铁箱，他回上海之前送我了，70年代我到外地流离，带着它，返途嫌笨重，扔了。 享用是这样不在意，可是说起学问，就走向另一极端，过于认真。他自信心很强，简直近于顽固，在学术上决不对任何人让步。写《破破新唯识论》的事，上面已经说过。还可以举一件有意思的。40年代晚期，废名（冯文炳）也住在红楼后面，这位先生本来是搞新文学的，后来迷上哲学，尤其是佛学。熊先生是黄冈人，冯是黄梅人，都是湖北佬，如果合唱，就可以称为“二黄”。他们都治佛学，又都相信自己最正确；可是所信不同，于是而有二道桥（熊先生30年代的一个寓所，在地安门内稍东）互不相下，以至于动手的故事。这动手的武剧，我没有看见；可是有一次听到他们的争论。熊先生说自己的意见最对，凡是不同的都是错误的。冯先生答：“我的意见正确，是代表佛，你不同意就是反对佛。”真可谓“妙不可酱油”。我忍着笑走了。 对于弟子辈，熊先生就更不客气了，要求严，很少称许，稍有不合意就训斥。据哲学系的某君告诉我，对于特别器重的弟子，他必是常常训斥，甚至动手打几下。我只受到正颜厉色的训导，可证在老师的眼里是宰予一流人物。谈起训斥，还可以说个小插曲。一次，是热天的过午，他到我家来了，妻恭敬地伺候，他忽然看见窗外遮着苇帘，严厉地对妻说：“看你还聪明，原来糊涂。”这突如其来的训斥使妻一愣，听下去，原来是阳光对人有益云云。 在一般人的眼里，熊先生是怪人。除去自己的哲学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在意。信与行完全一致，没有一点曲折，没有一点修饰；以诚待人，爱人以德。这些都做得突出，甚至过分，所以确是有点怪。但仔细想想，这怪，与其说是不随和，无宁说是不可及。就拿一件小事说吧，夏天，他总是穿一条中式白布裤，上身光着，无论来什么客人，年轻的女弟子，学界名人，政界要人，他都是这样，毫无局促之态。这我们就未必成。他不改常态，显然是由于信道笃，或说是真正能“躬行”。多少年来，我总是怀着“虽不能之而心向往之”的心情同他交往。他终于要离开北京，我远离严师，会怎么样呢？我请他写几句话，留作座右铭，他写：“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甲午十月二十四日于北京什刹海寓写此。漆园老人。”并把墙上挂的一幅他自书的条幅给我，表示惜别。这条幅，十年动乱中与不少字轴画轴一同散失。幸而这座右铭还在，它使我能够常常对照，确知自己在读古今大著和寻玩义理方面都做得很差，惭愧而不敢自满。如果这也可以算作收获，总是熊先生最后的厚赐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赋得永久的悔 季羡林 季羡林（1911～），山东清平人，学者、翻译家、散文家。著有学术论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等，译作《沙恭达罗》、《罗摩衍那》，散文集《天竺心影》等。 题目是韩小蕙小姐出的，所以名之曰“赋得”。但文章是我心甘情愿作的，所以不是八股。 我为什么心甘情愿作这样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题目出得好，不但实获我心，而且先获我心：我早就想写这样一篇东西了。 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从乡下到城里；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于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我的经历可谓多矣。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她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她手下的小喽罗们曾两次窜到我的故乡，处心积虑把我“打”成地主，他们那种狗仗人势穷凶极恶的教师爷架子，并没有能吓倒我的乡亲。我小时候的一位伙伴指着他们的鼻子，大声说：“如果让整个官庄来诉苦的话，季羡林家是第一家！” 这一句话并没有夸大，它说的是实情。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三个兄弟，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最小的一叔送了人。我父亲和九叔饿得没有办法，只好到别人家的枣林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最后兄弟俩被逼背乡离井，盲流到济南去谋生。此时他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于是我父亲就回到了故乡，说是农民，但又无田可耕。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从济南有时寄点钱回家，父亲赖以生活。不知怎么一来，竟然寻（读音xín）上了媳妇，她就是我的母亲。母亲的娘家姓赵，门当户对，她家穷得同我们家差不多，否则也决不会结亲。她家里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钱，有闲上学。所以我母亲一个字也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她家是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庄五里路。这个五里路就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 北京大学那一位“老佛爷”要“打”成“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就有这样一位母亲。 后来我听说，我们家确实也“阔”过一阵。大概是清末民初，九叔在东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五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奖。兄弟俩商量，要“富贵而回归故乡”，回家扬一下眉，吐一下气。于是把钱运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乡里的事由父亲一手张罗。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时兴会淋漓，真正扬眉吐气了。可惜好景不长，我父亲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样，豁达大度，招待四方朋友。一转瞬间，盖成的瓦房又拆了卖砖，卖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变了主人。全家又回归到原来的情况。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降生到人间来的。 母亲当然亲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可惜，当我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有几岁，告诉我，我也不懂。所以，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昙花一现，我到现在也不完全明白。这个谜恐怕要成为永恒的谜了。 不管怎样，我们家又恢复到从前那种穷困的情况。后来听人说，我们家那时只有半亩多地。这半亩多地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一家三口人就靠这半亩多地生活。城里的九叔当然还会给点接济，然而像中湖北水灾奖那样的事儿，一辈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九叔没有多少钱接济他的哥哥了。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谈“红”色变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办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他奶奶。他们这一支是有钱有地的。虽然举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亲孙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来。她是整个官庄能够吃“白的”的仅有的几个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给我留出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白面馍馍来。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立即跳下炕来向村里跑，我们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声：“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缩回肥大的袖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馍馍，递给我，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此外，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呛——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点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以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后，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我于是就大快朵颐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了点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上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歉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至于肉类，吃的回忆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卖煮牛肉的作坊。给农民劳苦耕耘了一辈子的老黄牛，到了老年，耕不动了，几个农民便以极其低的价钱买来，用极其野蛮的办法杀死，把肉煮烂，然后卖掉。老牛肉难煮，实在没有办法，农民就在肉锅里小便一通，这样肉就好烂了。农民心肠好，有了这种情况，就昭告四邻：“今天的肉你们别买！”老娘家穷，虽然极其疼爱我这个外孙，也只能用土罐子，花几个制钱，装一罐子牛肉汤，聊胜于无。记得有一次，罐子里多了一块牛肚子，这就成了我的专利。我舍不得一气吃掉，就用生了锈的小铁刀，一块一块地割着吃，慢慢地吃。这一块牛肚真可以同月饼媲美了。 “白的”、月饼和牛肚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劈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长得就能更好，粮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不会被二大娘“卷”（我们那里的土话，意思是“骂”）出来。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为什么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黄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我在她身边只呆到六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呆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时候，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像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钱钟书写《围城》 杨绛 杨绛（1911～），江苏无锡人，女作家、文学翻译家。著有《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我们仨》等作品。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他“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钟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看小说何需注释呢？可是很多读者每对一本小说发生兴趣，就对作者也发生兴趣，并把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当作真人实事。有的干脆把小说的主角视为作者本人。高明的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不过他们说，作者创造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他个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这话当然很对。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像，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像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要从创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酿成了酒；从酒里辨认酿酒的原料，也不容易。我有机缘知道作者的经历，也知道酿成的酒是什么原料，很愿意让读者看看真人实事和虚构的人物情节有多少联系，而且是怎样的联系。因为许多所谓写实的小说，其实是改头换面地叙写自己的经历，提升或满足自己的感情。这种自传体的小说或小说体的自传，实在是浪漫的纪实，不是写实的虚构。而《围城》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尽管读来好像真有其事，实有其人。 《围城》里写方鸿渐本乡出名的行业是打铁、磨豆腐，名产是泥娃娃。有人读到这里，不禁得意地大哼一声说：“这不是无锡吗？钱钟书不是无锡人吗？他不也留过洋吗？不也在上海住过吗？不也在内地教过书吗？”有一位专爱考据的先生，竟推断出钱钟书的学位也靠不住，方鸿渐就是钱钟书的结论更可以成立了。 钱钟书是无锡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一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litt.）学位，然后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他本想读学位，后来打消了原意。一九三八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钟书九、十月间回国，在香港上岸，转昆明到清华任教。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他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一家逃难住上海。一九三九年秋，钟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老病，要钟书也去湖南照料。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这样，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一九四○年暑假，他和一位同事结伴回上海探亲，道路不通，半途折回。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广西到海防搭海轮到上海，准备小住几月再回内地。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来相访，约他再回联大。值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他写过一首七律《古意》，内有一联说：“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另一首《古意》又说：“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诈雨晴”，都是寄托当时羁居沦陷区的怅惘情绪。《围城》是沦陷在上海的时期写的。 钟书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华初识，一九三三年订婚，一九三五年结婚，同船到英国（我是自费留学），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国，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国。我母亲一年前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我急要省视老父，钟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的上海建立“分校”。二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钟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大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他就像原《序》所说：“两年里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他三十五岁生日诗里有一联：“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正是写这种兼顾不来的心境。那时候我们住在钱家上海避难的大家庭里，包括钟书父亲一家和叔父一家。两家同住分炊。钟书的父亲一直在外地，钟书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儿女等已先后离开上海，只剩他母亲没走，还有一个弟弟单身留在上海；所谓大家庭也只像个小家庭了。 以上我略叙钟书的经历、家庭背景和他撰写《围城》时的处境，为作者写个简介。下面就要为《围城》做些注解。 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 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两人都读过《围城》，但是谁也没自认为方鸿渐，因为他们从未有方鸿渐的经历。钟书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的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不经意的读者会对他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关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为一。许多读者以为他就是作者本人。法国十九世纪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娄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那么，钱钟书照样可说：“方鸿渐，就是我。”不过还有许多男女角色都可说是钱钟书，不光是方鸿渐一个。方鸿渐和钱钟书不过都是无锡人罢了，他们的经历远不相同。 我们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Ⅱ）回国，甲板上的情景和《围城》里写的很像，包括法国警官和犹太女人，以及中国留学生打麻将等等。鲍小姐却纯是虚构。我们出国时同船有一个富有曲线的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国人对她大有兴趣，把她看作东方美人。我们在牛津认识一个由未婚夫资助留学的女学生，听说很风流。牛津有个研究英国语文的埃及女学生，皮肤黑黑的，我们两人都觉得她很美。鲍小姐是综合了东方美人、风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抟捏出来的。钟书曾听到中国留学生在邮船上偷情的故事，小说里的方鸿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 苏小姐也是个复合体。她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她的心眼和感情属于另一人；这人可一点不美。走单帮贩私货的又另是一人。苏小姐做的那首诗是钟书央我翻译的，他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苏小姐的丈夫是另一个同学，小说里乱点了鸳鸯谱。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赵辛楣是由我们喜欢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变大的，钟书为他加上了二十多岁年纪。这孩子至今没有长成赵辛楣，当然也不可能有赵辛楣的经历。如果作者说：“方鸿渐，就是我”，他准也会说：“赵辛楣，就是我。” 有两个不甚重要的人物有真人的影子，作者信手拈来，未加融化，因此那两位相识都“对号入座”了。一位满不在乎，另一位听说很生气。钟书夸张了董斜川的一个方面，未及其他。但董斜川的谈吐和诗句，并没有一言半语抄袭了现成，全都是捏造的。褚慎明和他的影子并不对号。那个影子的真身比褚慎明更夸张些呢。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车从巴黎郊外进城，他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开列了少女选择丈夫的种种条件，如相貌、年龄、学问、品性、家世等等共十七八项，逼我一一批分数，并排列先后。我知道他的用意，也知道他的对象，所以小心翼翼地应付过去。他接着气呼呼地对我说：“她们说他（指钟书）‘年少翩翩’，你倒说说，他‘翩翩’不‘翩翩’。”我应该厚道些，老实告诉他，我初识钟书的时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可是我瞧他认为我该和他站在同一立场，就忍不住淘气说：“我当然最觉得他‘翩翩’。”他听了怫然，半天不言语。后来我称赞他西装笔挺，他惊喜说：“真的吗？我总觉得自己的衣服不挺，每星期洗熨一次也不如别人的挺。”我肯定他衣服确实笔挺，他才高兴。其实，褚慎明也是个复合体，小说里的那杯牛奶是另一人喝的。那人也是我们以巴黎时的同伴，他尚未结婚，曾对我们讲：他爱“天仙的美”，不爱“妖精的美”。他的一个朋友却欣赏“妖精的美”，对一个牵狗的妓女大有兴趣，想“叫一个局”，把那妓女请来同喝点什么谈谈话。有一晚，我们一群人同坐咖啡馆，看见那个牵狗的妓女进另一家咖啡馆去了。“天仙美”的爱慕者对“妖精美”的爱慕者自告奋勇说：“我给你去把她找来。”他去了好久不见回来，钟书说：“别给蜘蛛精网在盘丝洞里了，我去救他吧。”钟书跑进那家咖啡馆，只见“天仙美”的爱慕者独坐一桌，正在喝一杯很烫的牛奶，四围都是妓女，在窃窃笑他。钟书“救”了他回来。从此，大家常取笑那杯牛奶，说如果叫妓女，至少也该喝杯啤酒，不该喝牛奶。准是那杯牛奶作祟，使钟书把褚慎明拉到饭馆去喝奶；那大堆的药品准也是即景生情，由那杯牛奶生发出来的。 方翁也是个复合体。读者因为他是方鸿渐的父亲，就确定他是钟书的父亲，其实方翁和他父亲只有几分相像。我和钟书订婚前后，钟书的父亲擅自拆看了我给钟书的信，大为赞赏，直接给我写了一封信，郑重把钟书托付给我。这来很像方翁的作风。我们沦陷在上海时，他来信说我“安贫乐道”，这也很像方翁的语气。可是，如说方翁有二三分像他父亲，那么，更有四五分是像他叔父，还有几分是捏造，因为亲友间常见到这类的封建家长。钟书的父亲和叔父都读过《围城》。他父亲莞尔而笑；他叔父的表情我们没看见。我们夫妇常私下捉摸，他们俩是否觉得方翁和自己有相似之处。 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方鸿渐失恋后，说赵辛楣如果娶了苏小姐也不过尔尔，又说结婚后会发现娶的总不是意中人。这些话都很对。可是他究意没有娶到意中人，他那些话也就可释为聊以自慰的话。 至于点金银行的行长，“我你他”小姐的父母等等，都是上海常见的无锡商人，我不再一一注释。 我爱读方鸿渐一行五人由上海三闾大学旅途上的一段。我没和钟书同到湖南去，可是他同行五人我全认识，没一人和小说里的五人相似，连一丝影儿都没有。王美玉的卧房我倒见过：床上大红绸面的被子，叠在床里边；桌上大圆镜子，一个女人脱了鞋坐在床边上，旁边煎着大半脸盆的鸦片。那是我在上海寻找住房时看见的，向钟书形容过。我在清华做学生的时期，春假结伴旅游，夜宿荒村，睡在铺干草的泥地上，入夜梦魇，身下一个小娃娃直对我嚷：“压住了我的红棉袄”，一面用手推我，却推不动。那番梦魇，我曾和钟书说过。蛆叫“肉芽”，我也曾当作新鲜事告诉钟书。钟书到湖南去，一路上都有诗寄我。他和旅伴游雪窦山，有纪游诗五古四首，我很喜欢第二第三首，我不妨抄下，作为真人实事和小说的对照。 天风吹海水，屹立作山势；浪头飞碎白，积雪疑几世。我常观乎山，起伏有水致；蜿蜒若没骨，皱具波涛意。乃知水与山，思各出其位，譬如豪杰人，异量美能备。固哉鲁中叟，祗解别仁智。 山容太古静，而中藏瀑布，不舍昼夜流，得雨势更怒。辛酸亦有泪，贮胸敢倾吐；略似此山然，外勿改其度。相契默无言，远役喜一晤。微恨多游踪，藏焉未为固。衷曲莫浪陈，悠悠彼行路。 小说里只提到游雪窦山，一字未及游山的情景。游山的自是游山的人，方鸿渐、李梅亭等正忙着和王美玉打交道呢。足见可捏造的事丰富得很，实事尽可抛开，而且实事也挤不进这个捏造的世界。 李梅亭途遇寡妇也有些影子。钟书有一位朋友是忠厚长者，旅途上碰到一个自称落难的寡妇；那位朋友资助了她，后来知道是上当。我有个同学绰号“风流寡妇”，我曾向钟书形容她临睡洗去脂粉，脸上眉眼口鼻都没有了。大约这两件不相干的事凑出来一个苏州寡妇，再碰上李梅亭，就生出“是好人”等等妙语奇文。 汪处厚的夫人使我记起我们在上海一个邮局里看见的女职员。她头发枯黄，脸色苍白，眼睛斜撇向上，穿一件浅紫色麻纱旗袍。我曾和钟书讲究，如果她皮肤白腻而头发细软乌黑，浅紫的麻纱旗袍换成线条柔软的深紫色绸旗袍，可以变成一个美人。汪太太正是这样一位美人，我见了似曾相识。 范小姐、刘小姐之流想必是大家熟悉的，不必再介绍。孙柔嘉虽然跟着方鸿渐同到湖南又同回上海，我却从未见过。相识的女人中间（包括我自己），没一个和她相貌相似。但和她稍多接触，就发现她原来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她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方鸿渐“兴趣很广，毫无心得”；她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她的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内外。她所享的自由也有限，能从城外挤入城里，又从城里挤出城外。她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她和方鸿渐是芸芸知识分子间很典型的夫妇。孙柔嘉聪明可喜的一点是能画出汪太太的“扼要”：十点红指甲，一张红嘴唇。一个年轻女子对自己又羡又妒又瞧不起的女人，会有这种尖刻。但这点聪明还是钟书赋与她的。钟书惯会抓住这类“扼要”，例如他能抓住每个人声音里的“扼要”，由声音辨别说话的人，尽管是从未识面的人。 也许我正像堂吉诃德那样，挥剑捣毁了木偶戏台，把《围城》里的人物斫得七零八落，落地都是硬纸做成的断肢残骸。可是，我逐段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使我放下稿子大笑的，并不是发现了真人实事，却是看到真人实事的一鳞半爪，经过拼凑点化，创出了从未相识的人，捏造了从未想到的事。我大笑，是惊喜之余，不自禁地表示“我能拆穿你的西洋镜”。钟书陪我大笑，是了解我的笑，承认我笑得不错，也带着几分得意。 可能我和堂吉诃德一样，做了非常扫兴的事。不过，我相信，这来可以说明《围城》和真人实事的关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吴宓先生与钱钟书 杨绛 杨绛（1911～），江苏无锡人，女作家、文学翻译家。著有《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我们仨》等作品。 钱钟书在《论交友》一文中曾说过：他在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的老师都是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吴宓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我常想，假如他有缘选修陈寅烙先生的课，他的哲人、导师而兼做朋友的老师准会增添一人。 我考入清华研究生院在清华当研究生的时候，钱钟书已离开清华。我们经常通信。钟书偶有问题要向吴宓先生请教，因我选修吴先生的课，就央我转一封信或递个条子。我有时在课后传言，有时到他居住的西客厅去。记得有一次我到西客厅，看见吴先生的书房门开着。他正低头来回来回踱步。我在门外等了一会，他也不觉得。我轻轻地敲敲门。他猛抬头，怔一怔，两食指抵住两太阳穴对我说：“对不起，我这时候脑袋里全是古人的名字。”这就是说，他叫不出我的名字了。他当然认识我。我递上条子略谈钟书近况，忙就走了。 钟书崇敬的老师，我当然倍加崇敬。但是我对吴宓先生崇敬的同时，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我听到同学说他“傻得可爱”，我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当时吴先生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同班同学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本事。有的他乐意说，有的不愿说。可是他像个不设防的城市，一攻就倒，问什么，说什么，连他意中人的小名儿都说出来。吴宓先生有个滑稽的表情，他自觉失言，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那样，惶恐地伸伸舌头。他意中人的小名并不雅训，她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别人知道的。吴先生说了出来，立即惶恐地伸伸舌头。我代吴先生不安，也代同班同学感到惭愧。作弄一个痴情的老实人是不应该的，尤其他是一位可敬的老师。吴宓先生成了人口谈笑的话柄——他早已是众口谈笑的话柄。他老是受利用，被剥削，上当受骗。吴先生又不是湖涂人，当然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理想的并不一致。可是他只感慨而已，他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为人。 钱钟书和我同在英国牛津的时候，温源宁先生来信要钟书为他《不够知己》一书中专论吴宓的一篇文章写个英文书评。钟书立即遵命写了一篇。文章寄出后，他又嫌写得不够好。他相信自己的英文颇有进境，可以写出更漂亮的好文章。他把原稿细细删改修润，还加入自己的新意，增长了篇幅。他对吴宓先生的容易受愚弄不能理解，对吴先生的恋爱不以为然，对他钟情的人尤其不满。他自出心裁，给了她一个雅号：super-annuated quette，在我国语言里好像没有等同的名称，我们通常译为“卖弄风情的女人”，多少带些轻贱的意思。英语里的这个字，并不一定是贬辞。如果她是妙龄女郎，她可以是个可爱的女子。但是加了一个形容词super-annuated（过期的，年龄过高的，或陈旧的），这位coquette只能是可笑的了。如译成中文，名称就很不客气，难免人身攻击之嫌。而这两个英文字只是轻巧的讥诮。钟书对此得意非凡，觉得很俏皮。他料想前不久寄给温源宁先生的稿子不会立即刊登。文章是议论吴宓先生的，温先生准会先让吴先生过目。他把这篇修改过的文章直接寄给吴先生，由吴先生转交温先生，这样可以缩短邮程，追回他的第一稿。他生怕吴先生改掉他最得意的super-annuated coquette之称，蛮横无礼地不让删改一字。他忙忙地寄出后就急切等待温先生的欣赏和夸奖。 温先生的回信来了，是由吴先生转来的。温先生对钟书修改过的文章毫无兴趣，只淡淡说：上次的稿子已经刊登，不便再登了。他把那第二稿寄吴宓先生，请他退回钱钟书，还附上短信，说钟书那篇文章当由作者自己负责。显然他并不赞许，更别说欣赏。 钟书很失望，很失望。他写那第二稿，一心要博得温先生的赞赏。不料这番弄笔只招来一场没趣。那时候，温源宁先生是他崇敬的老师中最亲近的一位。温先生宴请过我们新夫妇。我们出国，他来送行，还登上渡船，直送上海轮。钟书是一直感激的。可是温先生只命他如此这般写一篇书评，并没请他发挥高见，还丑诋吴先生爱重的人——讥诮比恶骂更伤人啊，这对吴先生出言不逊。那不是温先生的本意。钟书兴头上竟全没想到自己对吴先生的狂妄。 钟书的失望和没趣是淋在他头上的一瓢清凉水。他随后有好多好多天很不自在。我知道他是为了那篇退回的文章。我也知道他的不自在不是失望或没趣，而是内疚。他什么也没说，我也没问，只陪着他心中不安。我至今还能感到那份不安的情味。因为我不安也是内疚。我看到退稿，心上想了想：温先生和吴先生虽然“不够知己”，究意还是朋友：钟书何物小子，一个虚岁二十七的毛孩子，配和自己崇敬的老师辈论知己吗？我如果稍有头脑，应该提醒他，劝阻他。尽管我比他幼稚，如果二人加在一起，也能充得半个诸葛亮。但是我那时身体不适，心力无多，对他那两篇稿子不感兴趣，只粗粗地看看，跳进眼里的只是那两字的雅号，觉得很妙。我看着他忙忙地改稿寄信，没说什么话。我实在是对他没有关心，而他却没有意识到我的不关心。这使我深深内疚。我们同在内疚，不过缘由不同。 我的了解一点不错。多年后，我知道他到昆明后就为那篇文章向吴宓先生赔罪了。吴先生说：“我早已忘了。”这句话确是真话，吴宓先生不说假话。他就是这样一位真诚而宽恕的长者。 1993年春，钟书住医院动了一个大手术。回家刚不久，我得到吴宓先生的女儿吴学昭女士来信，问我们是否愿意看看她父亲日记中说到我们两人的话。她征得同意，寄来了她摘录的片段。钟书看到后，立即回信向学昭女士自我检讨，谴责自己“少不解事，又好谐戏，同学复怂恿之，逞才行小慧……”等等。这段话似乎不专指一篇文章，也泛指他早年其他类似的文章。信上又说：“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这显然是为了使吴宓先生伤心的那篇文章。尽管他早已向吴先生当面请罪，并得到宽恕，他始终没有忘怀。他信上还要求把他这封自我检讨的信附入《吴宓日记》公开发表，“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按说，多年前《天下》刊登的那篇文章是遵温源宁先生之命而写的，第二稿并未公开发表，读到全文的没几个人。小事一桩，吴先生早已忘了，钟书也不必那么沉重地谴责自己。可是，我过去陪着他默默地内疚，知道他心上多么不好过。他如今能公开自责，是快意的事。他的自责出于至诚，也唯有真诚的人能如此。钟书在这方面和吴宓先生是相同的。吴宓先生是真诚的人，钟书也是真诚的人。 钟书对我说：吴宓先生这部日记，值得他好好儿写一篇序。他读过许多日记，有的是rousseau式的忏悔录，有的像曾文正公家书那样旨在训诫。吴先生这部日记却别具风格。可惜他实在没有精力写大文章，而他所看到的日记仅仅是一小部分。他大病之后，只能偷懒了。他就把自己的请罪信作为《代序》。 《代序》中说，他对吴宓先生“尊而不亲”。那是指他在清华当学生的时期。其实，吴宓先生是他交往最长久、交情最亲近的一位老师。其他几位，先后都疏远了。60年代初，吴先生到了北京，还到我家做客，他在我们家吃过晚饭，三人在灯下娓娓话家常，谈体己，乐也融融。此情此景，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却流传着一则谣言，说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时公开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自命“钱学专家”的某某等把这话一传再传。谎言传得愈广，愈显得真实。众口一词，还能是假吗？据传，以上这一段话，是根据周榆瑞的某一篇文章。又据传，周榆瑞是根据“外文系同事李赋宁兄”的话。周榆瑞去世已十多年了，可是李赋宁先生还健在啊。他曾是钱钟书的学生。我就问他了。他得知这话很气愤。他说：“想不到有人居然会这样损害我的几位恩师。”他也很委屈，因为受了冤枉。他郑重声明：“我从未听见钱钟书先生说：叶公超太懒，陈福田太俗，吴宓太笨。或类似的话。我也不相信钱先生会说这样的话。”他本想登报声明，可是对谁声明、找谁申辩呢？他就亲笔写下他的“郑重声明”，交我保存。我就在这里为他声明一下。高明的读者，看到这类“传记”，可以举一反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启功 启功（1912～2005），笔名元伯、元白，北京人，满族，学者、教授、书法家、文物鉴定家。著有《启功丛稿》等。 陈垣先生是近百年的一位学者，这是人所共知的。他在史学上的贡献，更是国内国外久有定评的。我既没有能力一一叙述，事实上他的著作具在，也不待这里多加介绍。现在当先生降诞百年，又是先生逝世第十年之际，我以亲受业者心丧之余，回忆一些当年受到的教导，谨追述一些侧面，对于今天教育工作者来说，仍会有所启发的。 我是一个中学生，同时从一位苏州的老学者戴姜福先生读书，学习“经史辞章”范围的东西，作古典诗文的基本训练。因为生活困难，等不得逐步升学，1933年由我祖父辈的老世交傅增湘先生拿着我的作业去介绍给陈垣先生，当然意在给我找一点谋生的机会。傅老先生回来告诉我说：“援庵说你写作俱佳。他的印象不错，可以去见他。无论能否得到工作安排，你总要勤向陈先生请教。学到做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职业还重要，一生受用不尽的。”我谨记着这个嘱咐，去见陈先生。初见他眉棱眼角肃穆威严，未免有些害怕。但他开口说：“我的叔父陈简墀和你祖父是同年翰林，我们还是世交呢！”其实陈先生早就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对于封建的科举关系焉能那样讲求？但从我听了这句话，我和先生之间，像先拆了一堵生疏的墙壁。此后随着漫长的岁月，每次见面，都给我换去旧思想，灌注新营养。在今天如果说予小子对文化教育事业有一滴贡献，那就是这位老园丁辛勤灌溉时的汗珠。 一、怎样教书 我见了陈老师之后不久，老师推荐我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一班“国文”。在交派我工作时，详细问我教过学生没有？多大年龄的，教什么，怎么教？我把教过家馆的情形述说了，老师在点点头之后，说了几条“注意事项”。过了两年，有人认为我不够中学教员的资格，把我解聘。老师后便派我在大学教一年级的“国文”。老师一贯的教学理论，多少年从来未间断地对我提醒。今天回想，记忆犹新，现在综合写在这里。老师说： 1.教一班中学生与在私塾屋里教几个小孩不同，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 2.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 3.以鼓励夸奖为主。不好的学生，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都要尽力找他们一小点好处，加以夸奖。 4.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件发生，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万一发了脾气之后无效，又怎么下场？你还年轻，但在讲台上即是师表，要取得学生的佩服。 5.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设想学生会问什么。陈老师还多次说过，自己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有时并不够一堂时间讲的。 6.批改作文，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做一篇。改多了他们也不看。要改重要的关键处。 7.要有教课日记。自己和学生有某些优缺点，都记下来，包括作文中的问题，记下以备比较。 8.发作文时，要举例讲解。缺点尽力在堂下个别谈；缺点改好了，有所进步的，尽力在堂上表扬。 9.要疏通课堂空气，你总在台上坐着，学生总在台下听着，成了套子。学生打呵欠，或者在抄别人的作业，或看小说，你讲的多么用力也是白费。不但作文课要在学生坐位行间走走。讲课时，写了板书之后，也可下台看看。既回头看看自己板书的效果如何，也看看学生会记不会记。有不会写的或写错了的字，在他们坐位上给他们指点，对于被指点的人，会有较深的印象，旁边的人也会感觉兴趣，不怕来问了。 这些“上课须知”，老师不止一次地向我反复说明，唯恐听不明，记不住。 老师又在楼道里挂了许多玻璃框子，里边随时装入一些各班学生的优秀作业。要求有顶批，有总批，有加圈的地方，有加点的地方，都是为了标志出优点所在。这固然是为了学生观摩的大检阅、大比赛，后来我才明白也是教师教学效果、批改水平的大检阅。 我知道老师并没搞过什么教学法、教育心理学，但他这些原则和方法，实在符合许多教育理论，这是从多年的实践经验中辛勤总结得出来的。 二、对后学的诱导 陈老师对后学因材施教，在课堂上对学生用种种方法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在堂下对后学无论是否自己教过的人，也都抱有一团热情去加以诱导。当然也有正面出题目、指范围、定期限、提要求的时候，但这是一般师长、前辈所常有的、共有的，不待详谈。这里要谈的是陈老师一些自身表率和“谈言微中”的诱导情况。 陈老师对各班“国文”课一向不但是亲自过问，每年总还自己教一班课。各班的课本是统一的，选哪些作品，哪篇是为何而选，哪篇中讲什么要点，通过这篇要使学生受到哪方面的教育，都经过仔细考虑，并向任课的人加以说明。学年末全校的一年级“国文”课总是“会考”，由陈老师自己出题，统一评定分数。现在我才明白，这不但是学生的会考，也是教师们的会考。 我们这些教“国文”的教员，当然绝大多数是陈老师的学生或后辈，他经常要我们去见他。如果时间隔久了不去，他遇到就问：你忙什么呢？怎么好久没见？”见面后并不考查读什么书，写什么文等等，总是在闲谈中抓住一两个小问题进行指点，指点的往往是因小见大。我们每见老师总有新鲜的收获，或发现自己的不足。 我很不用功，看书少，笔懒，发现不了问题，老师在谈话中遇到某些问题，也并不尽关史学方面的，总是细致地指出，这个问题可以从什么角度去研究探索，有什么题目可做，但不硬出题目，而是引导人发生兴趣。有时评论一篇作品或评论某一种书，说它有什么好处，但还有什么不足处。常说：“我们今天来做，会比它要好”，说到这里就止住。好处在哪里，不足处在哪里，怎样做就比它好？如果我们不问，并不往下说。我就错过了许多次往下请教的机会。因为绝大多数是我没读过的书，或者没有兴趣的问题。假如听了之后随时请教，或回去赶紧补读，下次接着上次的问题尾巴再请教，岂不收获更多？当然我也不是没有继续请教过，最可悔恨的是请教过的比放过去的少的多！ 陈老师的客厅、书房以及住室内，总挂些名人字画，最多的是清代学者的字，有时也挂些古代学者字迹的拓片。客厅案头或沙发前的桌上，总有些字画卷册或书籍，这常是宾主谈话的资料，也是对后学的教材。他曾用30元买了一开章学诚的手札，在30年代买清代学者手札墨迹，这是很高价钱了。但章学诚的字，写得非常拙劣，老师把它挂在那里，既备一家学者的笔迹，又常当作劣书的例子来警告我们。我们去了，老师常指着某件字画问：“这个人你知道吗？”如果知道，并且还说得出一些有关的问题，老师必大为高兴，连带地引出关于这位学者和他的学问、著述种种评价和介绍。如果不知道，则又指引一点头绪后就不往下再说，例如说：“他是一个史学家”就完了。我们因自愧没趣，或者想知道个究竟，只好去查有关这个人的资料。明白了一些，下次再向老师表现一番，老师必很高兴。但又常在我的棱缝中再点一下，如果还知道，必大笑点头，我也像考了个满分，感觉自傲。如果词穷了，也必再告诉一点头绪，容回去再查。 老师最喜欢收学者的草稿，细细寻绎他们的修改过程。客厅桌上常摆着这类东西。当见我们看得发生兴趣时，便提出问题说：“你说他为什么改那个字？” 老师常把自己研究的问题向我们说，什么问题，怎么研究起的。在我们的疑问中，如果有老师还没想到的，必高兴地肯定我们的提问，然后再进一步地发挥给我们听。老师常说，一篇论文或专著，做完了不要忙着发表。好比刚蒸出的馒头，须要把热气放完了，才能去吃。蒸的透不透，熟不熟，才能知道。还常说，作品要给三类人看：一是水平高于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因为这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所以老师的著作稿，我们也常以第三类读者的关系而得到先睹。我们提出的意见或问题，当然并非全无启发性的，但也有些是很可笑的。一次稿中引了两句诗，一位先生看了，误以为是长短二句散文，说稿上的断句有误。老师因而告诉我们要注意学诗，不可闹笑柄。但又郑重嘱咐我们，不要向那位先生说，并说将由自己劝他学诗。我们同从老师受业的人很多，但许多并非同校、同班，以下只好借用“同门”这个旧词。那么那位先生也可称为“同门”的。 老师常常驳斥我们说“不是”、“不对”，听着不免扫兴。但这种驳斥都是有代价的，当驳斥之后，必然使我们知道什么是“是”的，什么是“对”的。后来我们又常恐怕听不到这样的驳斥。 三、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片丹诚 历史证明，中国几千年来各地方的各民族，从矛盾到交融，最后团结成为一体，构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和它的灿烂文化。陈老师曾从一部分历史时期来论证这个问题，即是他精心而且得意的著作之一《元西域人华化考》。 在抗战时期，老师身处沦陷区中，和革命抗敌的后方完全隔绝，手无寸铁的老学者，发愤以教导学生为职志。环境日渐恶劣，生活日渐艰难，老师和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先生著书、教书越发勤奋。学校经费不足，《辅仁学志》将要停刊，几位老先生相约在《学志》上发表文章不收稿费。这时期他们发表的文章比收稿费时还要多。老师曾语重心长地说：“从来敌人消灭一个民族，必从消灭它的民族历史文化着手。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不被消灭，也是抗敌根本措施之一。” 辅仁大学是天主教的西洋教会所办的，无可讳言具有传教的目的。陈老师的家庭是有基督教信仰的，他在20年代做教育部次长时，因为在孔庙行礼迹近拜偶像，对“祀孔”典礼，曾“辞不预也”。但他对教会，则不言而喻是愿“自立”的。20年代有些基督教会也曾经提出过“自立自养”，并曾进行过募捐。当时天主教会则未曾提过这个口号，这又岂是一位老学者所能独力实现的呢？于是老师不放过任何机会，大力向神甫们宣传中华民族的文化，曾为他们讲佛教在中国所以能传布的原因。看当时的记录，并未谈佛教的思想，而是列举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对佛教存在有什么好处，可供天主教借鉴。吴历，号渔山，是清初时一位深通文学的大画家，他是第一个国产神甫，老师对他一再撰文表彰。又在旧恭王府花园建立“司铎书院”，专对年轻的中国神甫进行历史文化基本知识的教育。这个花园中有几棵西府海棠，从前每年花时旧主人必宴客赋诗，老师这时也在这里宴客赋诗，以“司铎书院海棠”为题，自己也做了许多首。还让那些年轻神甫参加观光，意在造成中国司铎团体的名胜。 这种种往事，有人不尽理解，以为陈老师“为人谋”了。若干年后，想起老师常常口诵《论语》中两句：“施于有政，是亦为政”，才懂得他的“若心孤诣”！还记得老师有一次和一位华籍大主教拍案争辩，成为全校震动的一个事件。辩的是什么，一直没有人知道。现在明白，辩的什么，也就不问可知了！” 一次我拿一卷友人收藏找我题跋的纳兰成德手札卷，去给老师看。说起成德的汉文化修养之高。我说：“您做《元西域人华化考》举了若干人，如果我做‘清东域人华化考’，成容若应该列在前茅。”老师指着我写的题跋说：“后边是启元白”，相对大笑。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民族的生命和灵魂，更是各个兄弟民族团结融合的重要纽带，也是陈老师学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个中心。 四、竭泽而渔地搜集材料 老师研究某一个问题，特别是作历史考证，最重视占有材料。所谓占有材料，并不是指专门挖掘什么新奇的材料，更不是主张找人所未见的什么珍秘材料，而是说要了解这一问题各个方面有关的材料。尽量搜集，加以考察。在人所共见的平凡书中，发现问题，提出见解。自己常说，在准备材料阶段，要“竭泽而渔”，意思即是要不漏掉一条材料。至于用几条，怎么用，那是第二步的事。 问题来了，材料到哪里找？这是我最苦恼的事。而老师常常指出范围，上哪方面去查。我曾向老师问起：“您能知道哪里有哪方面的材料，好比能知道某处陆地下面有伏流，刨开三尺，居然跳出鱼来。这是怎么回事？”后来逐渐知道老师有深广的知识面，不管多么大部头的书，他总要逐一过目。好比对于地理、地质、水道、运动等等调查档案都曾过目的人，哪里有伏流，哪里有鱼，总会掌握线索的。 他曾藏有三部佛教的《大藏经》和一部道教的《道藏经》，曾说笑话：“唐三藏不稀奇，我有四藏。”这些“大块文章”老师都曾阅览过吗？我脑中时常泛出这种疑问。一次老师在古物陈列所发现了一部嘉兴地方刻的《大藏经》，立刻知道里边有哪些种是别处没有的，并且有什么用处。即带着人去抄出许多本，摘录若干条。怎么比较而知哪些种是别处没有的呢？当然熟悉目录是首要的，但仅仅查目录，怎能知道哪些有什么用处呢？我这才“考证”出老师藏的“四藏”并不是陈列品，而是都曾一一过目，心中有数的。 老师自己曾说年轻时看清代的《十朝圣训》、《朱批谕旨》、《上谕内阁》等书，把各书按条剪开，分类归并。称它的《柱下备忘录》整理出的问题，即是已发表的《宁远堂丛录》。可惜只发表了几条，仅是全份分类材料的几百分之一。又曾说年轻时为应科举考试，把许多八股文的书全部拆开，逐篇看去，分出优劣等级，重新分册装订，以备精读或略读。后来还能背诵许多八股文的名篇给我们听。这种干法，有谁肯干！又有几人能做得到？ 解放前，老师对于马列主义的书还未曾接触过。解放初，才找到大量的小册子，即不舍昼夜地看。眼睛不好，册上的字又很小，用放大镜照着一册册看。那时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了，结果累得大病一场，医生制止看书，这才暂停下来。 老师还极注意工具书，20年代时《丛书子目索引》一类的书还没出版，老师带了一班学生，编了一套各种丛书的索引，这些册清稿，一直在自己书案旁边书架上，后来虽有出版的，自己还是习惯查这份稿本。 另外还有其他书籍，本身并非工具书，但由于善于利用，而收到工具书的效果。例如一次有人拿来一副王引之写的对联，是集唐人诗句。一句知道作者，一句不知道。老师走到藏书的房间，不久出来，说了作者是谁。大家都很惊奇地问怎么知道的，原来有一种小本子的书，叫《诗句题解汇编》，是把唐宋著名诗人的名作每句按韵分编，查者按某句末字所属的韵部去查即知。科举考试除了考八股文外，还考“试贴诗”。这种诗绝大多数是以一句古代诗为题，应考者要知道这句的作者和全诗的内容，然后才好著笔，这种小册子即是当时的“夹带”，也就是今天所谓“小抄”的。现在试贴诗没有人再做了，而这种“小抄”到了陈老师手中，却成了查古人诗句的索引。这不过是一个例，其余不难类推。 胸中先有鱼类分布的地图，同时烂绳破布又都可拿来作网，何患不能竭泽而渔呢！ 五、一指的批评和一字的考证 老师在谈话时，时常风趣地用手向人一指。这无言的一指，有时是肯定的，有时是否定的。使被指者自己领会，得出结论。一位“同门”满脸连鬓胡须，又常懒得刮，老师曾明白告诉他，不刮属于不礼貌。并且上课也要整齐严肃，“不修边幅”去上课，给学生的印象不好，但这位“同门”还常常忘了刮。当忘刮胡子见到老师时，老师总是看看他的脸，用手一指，他便不安。有一次我们一同去见老师，快到门前了，忽然发觉没有刮胡子，便跑到附近一位“同门”的家中借刀具来刮。附近的这位“同门”的父亲，也是我们的一位师长，看见后说：“你真成了子贡”，大家以为是说他算大师的门徒。这位老先生又说：“入马厩而修容！”这个故事是这样：子贡去见一个大人物，因为容貌不整洁，被守门人拦住，不给通禀。子贡临时钻进门外的马棚“修容”，不知是洗脸还是刮胡子，守门人就让他进去了。大家听了后一句无不大笑。这次他才免于一指。 一次做司铎书院海棠诗，我用了“西府”一词，另一位“同门”说：“恭王府当时称西府啊？”老师笑着用手一指，然后说：“西府海棠啊！”这位“同门”说：“我想远了。”又谈到当时的美术系主任溥先生，他在清代的封爵是“贝子”。我说：“他是孛堇”，老师点点头。这位“同门”又说：“什么孛堇？”老师不禁一愣，“哎”了一声，用手一指，没再说什么。我赶紧接着说：“就是贝子，《金史》作孛堇。”这位“同门”研究史学，偶然忘了金源官职。老师这无言的一指，不啻开了一次“必读书目”。 老师读书，从来不放过一个字，作历史考证，有时一个很大的问题，都从一个字上突破、解决。以下举三个例： 北京图书馆影印一册于敏中的信札，都是从热河行宫寄给在北京的陆锡熊的。陆锡熊那时正在编辑《四库全书》，于的信札是指示编书问题的。全册各信札绝大部分只写日子，既少有月份、更没有年份。里边一札偶然记了大雨，老师即从它所在地区和下雨的情况勾稽得知是某年某月，因而解决了这批信札大部分写寄的时间，而为《四库全书》编辑经过和进程得到许多旁证资料。这是从一个“雨”字解决的。 又在考顺治是否真曾出家的问题时，在蒋良骐编的《东华录》中看到顺治卒后若干日内，称灵柩为“梓宫”，从某日以后称灵柩为“宝宫”，再印证其他资料，证明“梓宫”是指木制的棺材，“宝宫”是指“宝瓶”，即是骨灰坛。于是证明顺治是用火葬的。清代《实录》屡经删削修改，蒋良骐在乾隆时所摘录的底本，还是没太删削的本子，还存留“宝宫”的字样。《实录》是官修的书，可见早期并没讳言火葬。这是从一个“宝”字解决的。 又当撰写纪念吴渔山的文章时，搜集了许多吴氏的书迹影印本。老师对于画法的鉴定，未曾作专门研究，时常叫我去看。我虽曾学画，但那时鉴定能力还很幼稚，老师依然是垂询参考的。一次看到一册，画的水平不坏，题“仿李营邱”，老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这册是假的！”我赶紧问什么原因，老师详谈：孔子的名字，历代都不避讳，到了清代雍正四年，才下令避讳“丘”字，凡写“丘”字时，都加“邑”旁作“邱”，在这年以前，并没有把“孔丘”、“营丘”写成“孔邱”、“营邱”的。吴渔山卒于雍正以前，怎能预先避讳？我真奇怪，老师对历史事件连年份都记得这样清，提出这样快！在这问题上，当然和作《史讳举例》曾下的功夫有关，更重要的是亲手剪裁分类编订过那部《柱下备忘录》。所以清代史事，不难如数家珍，唾手而得。伪画的马脚，立刻揭露。这是从一个“邱”字解决的。 这类情况还多，凭此三例，也可以概见其余。 六、严格的文风和精密的逻辑 陈老师对于文风的要求，一向是极端严格的。字句的精简，逻辑的周密，从来一丝不苟。旧文风，散文多半是学“桐城派”，兼学些半骈半散的“公牍文”。遇到陈老师，却常被问得一无是处。怎样问？例如用些漂亮的语调，古奥的词藻时，老师总问“这些怎么讲？”那些语调和词藻当然不易明确翻成现在语言，答不出时，老师便说：“那你为什么用它？”一次我用了“旧年”二字，是从唐人诗“江春入旧年”，套用来的。老师问：“旧年指什么？是旧历年，是去年，还是以往哪年？”我不能具体说，就被改了。老师说：“桐城派做文章如果肯定一个人，必要否定一个人来作陪衬。语气总要摇曳多姿，其实里边有许多没用的话。”30年代流行一种论文题目，像“某某作家及其作品”，老师见到我辈如果写出这类题目，必要把那个“其”字删去，宁可使念着不太顺嘴，也绝不容许多费一个字。陈老师的母亲去世，老师发讣闻，一般成例，孤哀子名下都写“泣血稽颡”，老师认为“血”字并不诚实，就把它去掉。在旧社会的“服制”上，什么“服”的亲属，名下写什么字样。“泣稽颡”是比儿子较疏的亲属名下所用的，但老师宁可不合世俗旧服制的习惯用语，也不肯向人撒谎，说自己泣了血。 唐代刘知几做的《史通》，里边有一篇《点烦》，是举出前代文中嗦的例子，把他所认为应删去的字用“点”标在旁边。流传的《史通》刻本，字旁的点都被刻板者省略，后世读者便无法看出刘知几要删去那些字。刘氏的原则是删去没用的字，而语义毫无损伤、改变。并且只往下删，绝不增加任何一字。这种精神，是陈老师最为赞成的。屡次把这《点烦》篇中的例文印出来，让学生自己学着去删。结果常把有用的字删去，而留下的却是废字废话。老师的秘书都怕起草文件，常常为了一两字的推敲，能经历许多时间。 老师常说，人能在没有什么理由，没有什么具体事迹，也就是没有什么内容的条件下，做出一篇骈体文，但不能做出一篇散文。老师六十岁寿辰时，老师的几位老朋友领头送一堂寿屏，内容是要全面叙述老师在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但用什么文体呢？如果用散文，万一遇到措词不恰当，不周延，不确切，挂在那里徒然使陈老师看着蹩扭，岂不反为不美？于是公推高步瀛先生用骈体文作寿序，请余嘉锡先生用隶书来写。陈老师得到这份贵重寿礼，极其满意。自己把它影印成一小册，送给朋友，认为这才不是空洞堆砌的骈文。还告诉我们，只有高先生那样富的学问和那样高的手笔，才能写出那样骈文，不是初学的人所能“摇笔即来”的，才知老师并不是单纯反对骈体文，而是反对那种空洞无物的。 老师对于行文，最不喜“见下文”。说，先后次序，不可颠倒。前边没有说明，令读者等待看后边，那么前边说的话根据何在？又很不喜在自己文中加注释。说，正文原来就是说明问题的，为什么不在正文中即把问题说清楚？既有正文，再补以注释，就说明正文没说全或没说清。除了特定的规格、特定的条件必须用小注的形式外，应该锻炼，在正文中就把应说的都说清。所以老师的著作中除《元典章校补》是随着《元典章》的体例有小注；《元秘史译音用字考》在木板刻成后又发现应加的内容，不得已改板面，出现一段双行小字外，一般文中连加括弧的插话都不肯用，更不用说那些“注一”、“注二”的小注。但看那些一字一板的考据文章中，并没有使人觉得缺少什么该交代的材料出处，因为已都消化在正文中了。另外，也不喜用删节号。认为引文不会抄全篇，当然都是删节的。不衔接的引文，应该分开引用。引诗如果仅三句有用，那不成联的单句必须另引，绝不使它成为瘸腿诗。 用比喻来说老师的考证文风，既像古代“老吏断狱”的爰书，又像现代科学发明的报告。 七、诗情和书趣 陈老师的考证文章，精密严格，世所习见。许多人有时发生错觉，以为这位史学家不解诗赋。这里先举一联来看：“百年史学推瓯北，万首诗篇爱剑南”，这是老师带有“自况”性质的“宣言”，即以本联的对偶工巧，平仄和谐，已足看出是一位老行家。其实不难理解，曾经应过科举考试的人，这些基本训练，不可能不深厚的。曾详细教导我关于骈文中“仄顶仄，平顶平”等等韵律的规格，我作的那本《诗文声律论稿》中的论点，谁知道许多是这位庄严谨饬的史学考据家所传授的呢？ 抗战前他曾说过，自己六十岁后，将卸去行政职务，用一段较长时间，补游未到过的名山大川，丰富一下诗料，多积累一些作品，使诗集和文集分量相称。不料战争突起，都成了虚愿。 现在存留的诗稿有多少，我不知道，一时也无从寻找。最近只遇到《司铎书院海棠》诗的手稿残本绝句七首，摘录二首，以见一斑： 十年树木成诗谶，劝学深心仰万松。 今日海棠花独早，料因桃李与争秾。 自注：万松野人著《劝学罪言》，为今日司铎书院之先声。“十年树木”楹贴，今存书院。 功按：万松野人为英华先生的别号。先生字敛之，姓赫舍里氏，满族人，创辅仁社，即辅仁大学前身。陈垣先生每谈到他时，总称“英老师”。 西堂曾作竹枝吟，玫瑰花开玛窦林。 幸有海棠能嗣响，会当击木震仁音。 自注：尤西堂《外国竹枝词》：阜成门外玫瑰发，杯酒还浇利泰西。”击木震仁惠之音”，见《景教碑》。 功按：利玛窦，明人以“泰西”作地望称之，又或称之为“利子”。《景教碑》即唐代《景教流行中国碑》，今在西安碑林。 又在1967年时，空气正紧张之际，我偷着去看老师，老师口诵他最近给一位老朋友题什么图的诗共两首。我没有时间抄录，匆匆辞出，只记得老师手捋胡须念：“老夫也是农家子，书屋于今号励耘。”抑扬的声调，至今如在。 清末学术界有一种风气，即经学讲《公羊》，书法学北碑。陈老师平生不讲经学，但偶然谈到经学问题时，还不免流露公羊学的观点；对于书法，则非常反对学北碑。理由是刀刃所刻的效果与毛笔所写的效果不同，勉强用毛锥去模拟刀刃的效果，必致矫揉造作，毫不自然。我有些首《论书绝句》，其中二首云：“题记龙门字势雄，就中尤属《始平公》。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少谈汉魏怕徒劳，简牍摩挲未几遭。岂独甘卑爱唐宋，半生师笔不师刀。”曾谬蒙朋友称赏，其实这只是陈老师艺术思想的韵语化罢了。 还有两件事可以看到老师对于书法的态度：有一位退位的大总统，好临《淳化阁贴》，笔法学包世臣。有人拿着他的字来问写得如何，老师答说写得好。问好在何处，回答是“连枣木纹都写出来了”。宋代刻《淳化阁贴》是用枣木板子，后世屡经翻刻，越发失真。可见老师不是对北碑有什么偏恶，对学翻板的《阁帖》，也同样不赞成的。另一事是解放前故宫博物院影印古代书画，常由一位院长题签，写得字体歪斜，看着不太美观。陈老师是博物院的理事，一次院中的工作人员拿来印本征求意见，老师说：“你们的书签贴的好。”问好在何处，回答是：“一揭便掉。”原来老师所存的故宫影印本上所贴的书签，都被完全揭掉了。 八、无价的奖金和宝贵的墨迹 辅仁大学有一位教授，在抗战胜利后出任北平市的某一局长，从辅大的教师中找他的帮手，想让我去管一个科室。我去向陈老师请教，老师问：“你母亲愿意不愿意？”我说：“我母亲自己不懂得，教我请示老师。”又问：“你自己觉得怎样？”我说：“我‘少无宦情’。”老师哈哈大笑说：既然你无宦情，我可以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我明白了，立刻告辞回来，用花笺纸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那位教授对我的重视，又婉言辞谢了他的委派。拿着这封信去请老师过目。老师看了没有别的话，只说：“值三十元。”这“三十元”到了我的耳朵里，就不是银元，而是金元了。 1963年，我有一篇发表过的旧论文，由于读者反映较好，修改补充后，将由出版单位作专书出版，去请陈老师题签。老师非常高兴，问我：“你曾有专书出版过吗？”我说：“这是第一本。”又问了这册的一些方面后，忽然问我：“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我说：“五十一岁。”老师即历数戴东原只五十四，全谢山五十岁，然后说：“你好好努力啊！”我突然听到这几句上言不搭下语而又比拟不恰的话，立刻懵住了，稍微一想，几乎掉下泪来。老人这时竟像一个小孩，看到自己浇过水的一棵小草，结了籽粒，便喊人来看，说要结桃李了。现在又过了十七年，我学无寸进，辜负了老师夸张性的鼓励！ 陈老师对于作文史教育工作的后学，要求常常既广且严。他常说作文史工作必须懂诗文，懂金石，否则怎能广泛运用各方面的史料。又说作一个学者必须能懂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作一个教育工作者，常识更须广博。还常说，字写不好，学问再大，也不免减色。一个教师板书写得难看，学生先看不起。 老师写信都用花笺纸，一笔似米芾又似董其昌的小行书，永远那么匀称，绝不潦草。看来每下笔时，都提防着人家收藏装裱。藏书上的眉批和学生作业上的批语字迹是一样的。黑板上的字，也是那样。板书每行四五字，绝不写到黑板下框处，怕后边坐的学生看不见。写哪些字，好像都曾计划过的，但我却不敢问“您的板书还打草稿吗？”后来无意中谈到“备课”问题，老师说：“备课不但要准备教什么，还要思考怎样教。哪些话写黑板，哪些话不用写。易懂的写了是浪费，不易懂的不写则学生不明白。”啊！原来黑板写什么，怎样写，老师确是都经过考虑的。 老师在名人字画上写题跋，看去潇洒自然，毫不矜持费力，原来也一一精打细算，行款位置，都要恰当合适。给人写扇面，好写自己做的小条笔记，我就求写过两次，都写的小考证。写到最后，不多不少，加上年月款识，印章，真是天衣无缝。后来得知是先数好扇骨的行格，再算好文词的字数，哪行长，哪行短。看去一气呵成，谁知曾费如此匠心呢？ 我在1964、1965年间，起草了一本小册子，带着稿子去请老师题签。这时老师已经病了，禁不得劳累。见我这一叠稿子，非看不可。但我知道他老人家如看完那几万字，身体必然支持不住，只好托词说还须修改，改后再拿来，先只留下书名。我心里知道老师以后恐连这样书签也不易多写了，但又难于先给自己订出题目，请老师预写。于是想出“启功丛稿”四字，准备将来作为“大题”，分别用在各篇名下。就说还有一本杂文，也求题签。老师这时已不太能多谈话，我就到旁的房间去坐。不多时间，秘书同志举着一叠墨笔写的小书签来了，我真喜出望外，怎能这样快呢？原来老师凡见到学生有一点点“成绩”，都是异常兴奋的。最痛心的是这个小册，从那年起，整整修改了十年，才得出版，而他老人家已不及见了。 现在我把回忆老师教导的千百分之一写出来，如果能对今后的教育工作者有所帮助，也算我报了师恩的千百分之一！我现在也将近七十岁了，记忆力锐减，但“学问门径”、“受用无穷”、“不对”、“不是”、“教师”、“官吏”、“三十元”、“五十岁”种种声音，却永远鲜明地在我的耳边。 老师逝世时，是1971年，那时还祸害横行，纵有千言万语，谁又敢见诸文字？当时私撰了一副挽联，曾向朋友述说，都劝我不要写出。现在补写在这里，以当“回向”吧！ 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 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答陶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祭马思聪文 徐迟 徐迟（1914～1996），浙江吴兴人，著名诗人、报告文学作家。主要散文集有《徐迟散文集》、《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散文集》等。 历史上，放逐、出奔这类事不少。屈原、但丁是有名的例子。在“文革”中，我中华民族的著名作曲家马思聪先生，受尽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被迫于1967年出走国外，以抗议暴徒罪恶，维护了人的尊严，他根本没有错，却还是蒙受了十九年（1967～1985年）的不白之冤。 1984年11月，当我在美国费城和他会晤之时，他给我最初印象最令我惊奇。虽然他还和过去一样的故人情重，且神态泰然，并相当乐观，还在勤奋作曲，我感到他和以前却有所不同。我没有去深入思考他在哪一点上跟以前不同。我只是从他的声音笑貌中感到他似乎不时流露着一点点不易觉察的细微凄怆，却未能体会他心灵深处，埋藏着巨大的痛苦。 后来在他女儿马瑞雪回忆她父亲最后日子的文章里说到一个晚上，马思聪听着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乐》。他忽然失声痛哭。他求他夫人王慕理让他哭一个够。后来，他含泪说：“这个世界很美。”他为什么哭？他哭他内心的哀伤。他哭他离开了祖国大地这么久了没能回去。但这个世界很美，很美。 有一次中央音乐学院一位前副院长和我谈到他们在“文革”中的往事。这位前副院长在黯然伤神中，突然颜容扭曲，喘息地说道：“有人用有钉子的鞋子猛打马院长……怎么打得下去！……”他说不下去了！ 那年年底我回到国内，不久便听说我国已公开为思聪平反。不白之冤终于昭雪了。从此我就等他回国。1985年8月16日，他从美国寄我一封长信，其中讲到他“读了叶浅予文章，谢谢他的真情。那时代的人好像比较真情，‘文革’把人弄坏了。” 看来我真不如浅予。在《为马思聪饶舌》一文中叶浅予写道：“受过欺凌而被迫出亡的人，最懂得祖国的可爱，爱国之心也是最切。只有那些口口声声教训别人如何如何爱国，而自己却横着心侮辱普天下善良灵魂的人才是真正的罪人。马思聪不欠祖国什么，那些窃国篡权的人却欠他太多了。”叶浅予说得又慷慨，又体贴。我们许多人却都没有说什么，以帮助他解除那凝冻在他内心的深沉痛苦啊！ 那封长信是他从欧洲旅游回来写给我的，他写到了南斯拉夫的钟乳石岩洞，威尼斯舟子的金色歌喉，罗马的铁伏黎喷泉的音乐和华格纳常去喝咖啡的一家希腊咖啡店。他还写到翡冷翠的大教堂，比萨的斜塔。还有，如入仙境的瑞士雪山，以及大雪纷飞之下雪山餐厅里的丰盛午餐。还有他的那一别已半个世纪的巴黎。他写到巴黎他的母校国家音乐院的陈旧的铁门。最后他到了伦敦，这次旅游快要结束了，他忽又悲从中来，说：“盛衰转换，月圆月缺，周而复始，自是天地之轨道。”什么引起他的感慨万端？他为何要自苦了呢？想来是因为他能作欧游，还不能回国。他只在信尾说了，“待我从西双版纳出来，立刻跑新疆。”这却不是说他想去一次云南和新疆。不，他说的是他正在修改那五易其稿的、以云南民歌为主要旋律的《a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六十号），等到他修改完工，从这曲中，从云南旋律中跑出来，便要立刻跑到新疆民歌为主要旋律的一部写新疆生活的大歌剧《热碧亚》（作品第六十一号）的创作中去。他人在北美心在祖国。他只是没法给我说他暂还不能回国来，虽然他正驰神于云南的热带雨林和新疆的天山南北牧场上。 因为他不知道回来的话会怎么对待他。他也许是心中在想，他既然出走了，他还能回去吗？他童年时是一个固执的小孩，到了晚年他还是一个固执的老人。在“文革”中他有勇气出走，现在他无勇气回来。出走是不得已的事，在国外十九年是不得已的事，暂时不回来也是不得已的事，如今永远不会回来，更是不得已的事。这中间，恐怕只有叶浅予等少数人，只有少数亲友，给过他巨大痛苦的心灵一点儿慰藉。 他保持了他独特的性格。除了他音乐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外，他还有最纯洁的最天真的最美的音乐的个性。他还有一点疑虑。还没有回来，等待着一个能够回来的时机，等待着他疑虑的被消除。不幸他没有能等到那一天，他的灵魂已经飞升到了万里云天之外。但是他的灵魂，正像在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的结尾，是“得到了拯救”的。 1988年5月20日，马思聪逝世一周年。他在无可奈何中生，在无可奈何中死，生离死别，徒呼负负。呜呼哀哉，作文奠祭，其辞曰：逝者如斯，从兹离分。恨别经年，梦睹英灵。你是珍珠，晶莹蒙尘。你是国宝，横遭蹂躏。黄钟坠地，瓦釜雷鸣。美人离宫，骚客出境。梦思沸腾，莫此为甚。魂逐飞蓬，爱国有心。孀闺泪尽，永安幽冥。欢怨非贞，中和可经。幽幽琴声，一往情深。民族之音，冬夏常青。百世芳芬，千秋永恒。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话黄胄 梁斌 梁斌（1914～1996），原名梁维周，河北人，当代作家。著有《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等。 绘画者，天才之事业也。我们河北蠡县梁家庄不过是个只有百多户人家的荒僻小村；而黄胄在我们老梁弟兄行中，又是比较幼小的，却从童稚时就显示出这种艺术才能。他写大仿，常是中途辍笔，竟然画开了画儿。祖父是戏班会头，而戏班就在外院，所以黄胄那时也常画“戏子人”。他现在画的人物婀娜多姿，恐怕与此不无关系吧。 黄胄八岁随母亲离开了出生他的冀中平原，浪迹在古关中地区。“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是古人所谓云树之思，友朋间的怀念。黄胄远在渭水之滨；我转战于冀中，却没有到过江东，但这种云树之思却常牵动我的感情。近年来，我们身居京、津两地，相距咫尺，这种感情仍然有增无已。 黄胄一去就是二十余载。五十年代初，一位老朋友，名记者方明对我说，北京有一个画家黄胄，听说话也是你们“大百尺（村名）”那里的口音。对于“黄胄”其名，我当然不陌生。他的新疆风情画我看了不少，那种运用中国水墨画的精湛笔法，流动、酣畅的线条，大胆、瑰丽的设色，新奇的构图，所描绘的草原牧民生活和歌舞人物，绝非等闲之画家所可望项背者，我当然印象难忘。究竟故乡谁能成为此大画家？想来想去，便想到可能是那个小兄弟“老傻”，因为只有他孜孜于习画，而他大哥也善挥洒丹青。彼时，拙作长篇小说《红旗谱》已一再刊行，出版社拟再印豪华本送瑞典做书展之用。编辑询问我，请谁绘制插图为宜，我就说北京有个画家黄胄，艺事精妙，听说是我们老乡，可能熟悉书中所写的风土人情。当时，黄胄未答应作插画，但他给北京和平画店打电话，说想见我一面。我便请画店转告也有此愿。我们终于见了面。黄胄一露面，我就看出来了，不禁脱口而出：“是‘老傻’！”吾弟虽长别二十余年，说话仍不失乡音，叙述往事，倍为亲切。我到他家见了黄胄母亲——我的老婶子，一家子人同去吃了一顿饭，十分高兴。 我憨厚而又聪明的小兄弟，能成就如此大的事业，全在于他的勤奋。为了画好《红旗谱》插图，他重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同亲人、老乡促膝相谈，重温了童年生活之梦。所以，黄胄为小说所绘插图，生活气息浓厚，形象地再现了那风起云涌的年代，那又富庶又贫穷的土地。他笔下的人物是家乡的人物，笔下事物是家乡的事物，完全是小说生活的补充，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小说中的人物春兰那幅画，在俏丽的外形下洋溢着冀中儿女的纯朴感情和青春气息，与其说它是从属于小说的插图，毋宁说是卓越的肖像描写，这真使拙作增添光彩。有意思的是，我的《红旗谱》在“文革”中受批判，黄胄也被株连，单是春兰这张成功之作，就批了一百二十场！ 黄胄为了完成自己的事业，曾经千辛万苦深入生活。他的驴子何以描绘得那样栩栩如生，憨态可掬？据他说，他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下乡时，居室隔壁就是“打掌铺”（削蹄钉的）掌，小驴或则奋蹄摇尾，或者喷鼻长啸，或则倒地翻滚，他都一笔一笔而记之。在长期的生活与观察中，才创作出百态千姿的驴。前人绘驴，每以“骑驴过小桥，独语梅花瘦”，或“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的清隽冷瘦意境为尚，黄胄画驴却着力描绘这种动物与民间生活的联系，渲染驴子的稚憨神态。这一农家蠢物竟也登上大雅之堂，是我国传统绘画创作领域的一大扩展。 清水穿石，非一日之功。深入生活即师造化，创新即不落俗套，学习传统技巧即继承古法，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在北京，在我们几十年互相来往中，只见他一时猛攻画鸡，一时猛攻画马，一时猛画鸡雏，一时又见他猛攻骆驼。有一次，我见他房里挂着一张铅笔画，上题：“用铅笔也可画‘八大’”。他临宋、元、明、清作品，临任伯年，画竹，画草，画棕树，画荷花，一个个攻关，又一个个转化为自己的笔墨。现在他画墨驼已经达到升华的境地。 自从我与黄胄兄弟重逢，相知数十年，感到吾弟的确永为燕赵之人。他收入颇丰，但不喜金钱，“文革”中群众冻结他的存款，发现仅有人民币三十二元。他在友朋间慷慨仗义，不拘小节，不失燕赵男儿之风。 在大千世界中，黄胄捕捉人世间之美，创作颇丰，作品已为海内外人士所熟知。他遵中国领导之嘱，1978年为日本国裕仁天皇绘制了《百驴图》，1984年为美国大总统里根绘制了《松鹰图》，受到日、美人士的赞赏。现在一些人士已把黄胄画驴，与徐悲鸿先生画马，齐白石老人画虾，比之为我国近代画坛“三绝”。 艺无止境。我作如上说，绝非对自家弟兄故作渲染，而是表示我勉力向他学习的寸心，并互勉作更高的攀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负笈东林寺 杜宣 杜宣（1914～2004），原名桂苍凌，江西庐山人。著有散文集《西非日记》、《五月鹃》以及电影文学剧本等。 东林寺是晋朝慧远法师开创的。我国佛教莲宗的祖庙，位于庐山香炉峰下。靠近著名诗人陶渊明的家，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南山指的就是庐山的香炉峰。李白的诗：“日照香炉生紫烟”也指的是香炉峰。我见到，有些注文，释为“太阳照在香炉峰上，生出的紫烟”，这是想当然的说法。其实香炉峰旁另一峰即名门日照峰，日照峰和香炉峰是并列的。李白诗是说日照香炉二峰上生出紫烟，日照并非太阳照的意思，而是确有此峰也。 诗人陶渊明退隐之后，和慧远经常来往，诗酒留连，有时二人，谈到更深夜半，踏月而行。人们常常爱谈这样一件事。出东林寺山门，步行约百步左右，有一条清澈的小溪，上跨一石桥，名曰虎溪桥。当年来访慧远谈经论道的人很多，于是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送客不过虎溪桥。”有一个月夜，慧远和陶渊明谈到更深，陶渊明还意犹未尽，慧远和他二人步着月色，谈得兴浓，不知不觉走过了虎溪桥，当他们还在继续前行时，忽然陶渊明想起慧远送客不过虎溪桥的规定，于是拦着慧远说：到此止步吧，早已超过了虎溪桥了。两人不禁相抚大笑，这时一只正在溪边饮水的老虎也笑了起来。于是两个人和一只虎大笑不止。后人为了纪念这件人间罕事，就在虎溪桥边建筑了三笑堂。 1928年冬，我正14岁，《九江日报》上，登了一则广告，大意说：著名国学大师、考据学家古直、公愚又号层冰，在庐山东林寺设帐课徒。父亲看到这一消息后，决定让我去东林寺从古层冰先生。过了春节后，母亲为我整理行装，当时到东林寺交通困难，一条路是乘火车到沙河站下车，步行到东林寺；另一条由妙智铺过石门涧到东林寺。因祖母过去生活在九江桂家垅，对这一带十分熟悉。于是根据祖母意见叫了一乘黄包车，坐到妙智铺，这是一条上庐山的沙石公路，愈走愈高，拉车的十分吃力，到妙智铺下车后，第一感觉这是高寒地区，比市区温度低，到处积雪，没有行人，一派荒寒气象。敲开一家大门，找到一个农家，有几个人正在烤火。我要求他们能有人帮我挑行李上东林寺，议好脚力后，就跟着他走，这是一条到处积雪高低不平的山路。 走进东林寺我的第一印象，这是一座宁静古雅脱俗的禅寺。进门并没有四大金刚，大殿比较一般寺庙低，没有大红油漆的柱子，幔帐已经陈旧，殿中悬了一盏长明灯，灯光微弱昏黄，穿过大殿，右边则是排房瓦房，第一间为一小客厅，现为古先生设帐之处，里面则是一长方形的房间，有扇北窗，正好对着著名的聪明泉。这就是我们的集体宿舍。一共六名同学，其中闵孝吉兄弟二人，没和我们同住，住在这里的是张嗣埙、张嗣墀、昆仲、蔡照麟和我。同学中闵孝吉年长，我最幼。后来闵孝吉兄弟二人，去了台湾，据云均为著名学者，其余四人除我一人外，均已辞世。 寺中当时五名僧人，一名斋公。住持为妙理法师，他身体瘦弱，言语不多，据云解放后他还健在。有一名知客僧粗眉大眼，此人好讲大话，有时晚饭后，他老在我们宿舍前散步，他喜欢找我们聊天，吹嘘他原来在武当山出家，练就一身武艺，能飞檐走壁；当时我们都看过一些武侠小说，对这类武林高手好勇任侠的行为，十分尊敬。我们以为他是当今侠客，在这荒山野寺中，聊寄一栖之枝。于是一度很兴奋，认为认识了当世英雄，将来一定会有惊天动地的行为。一位同学提出想拜他为师，他要先交他一百块大洋作为拜师费。这样一来，使我们大失所望。我们想侠客能随便要钱吗？如果一个坏人给钱，他也收为徒弟吗？七嘴八舌地大家议论，我们发现他很多前言不对后语的矛盾，以后就不再听他吹牛了。 这寺内僧人，在妙理法师主持下，基本上是守戒律的，每天晨钟暮鼓，倒是有的，青灯黄卷，却未看见。但他们严守清规，不食荤腥。为了照顾我们，饭由斋公和他们一道做，这里没有店铺，我们每人都带有腊鱼腊肉、香肠火腿一类食品，青菜可以在他们菜园中采摘，不收费用。于是我们几人，就要分配洗菜，洗碗，炒菜等任务。我分配洗菜，当时我很高兴，第一天一早提着篮子走到虎溪边蹲下来，一看溪水上面已结了一层厚冰，还可以看到下面潺潺的流水，我顺手拾起一块鹅卵石，砸在冰上，但冰已结得十分厚实，我只得回去找了一柄铁锄头，使劲地敲下去，这才看到冰上的裂痕。当时我感到，好像是一面镜子给我砸破了，很有点惋惜，因为要水洗菜，非把这面厚镜子砸烂不可。好容易开了一个大窟窿，但当我把菜放进水中用手洗时，两只手冻得像割裂开了一样的疼痛。将菜勉强洗完后，我的双手已经麻木了，只得挽着菜蓝子回来。 我们的房间大而无当，没有天花板，寒风总从瓦缝飘进来，一到晚上，点一盏油灯，有时点一支蜡烛，山风呼啸时，我们房间就烛影摇曳，这时只得纷纷上床，把被子塞得严严实实的，我们窗外山上都是大毛竹林，常常一场大雪，将毛竹压弯到我们瓦上，半夜，大风将毛竹上的积雪摇了下来，冰棱从瓦缝中洒到我们床上，接着瓦上的积雪，一大块、一大块地崩下，有时还听到不知名野兽的长啸，在这深山寂静的寒夜里，使人引起一种漠然的恐惧。 一天上午古先生和一位年轻女子，来到我们的小客厅。先生穿一套黑色西服，布鞋，又戴了顶瓜皮帽，手里拿了枝手杖，样子使人感到古怪。那位年轻女士，古先生说是他的秘书，她穿了蓝布棉旗袍，一条大围巾将头包起。先生进来后，就一屁股坐在上首的椅子上，女秘书站在他身边。我们学生一律站着，一见先生落座，我们就主动地向他鞠了躬。先生拿出一张纸，上面写了我们姓名，他一个个点名字：被点了名的除了应声，还要站出来，先生问了一些他的情况后，就点其次的。我大概是年纪最幼，所以最末点了我的名。先生问我这些天在读什么书？我说：“先生没说，我不知道要读什么书。”先生一听有些不高兴，就问：“你带了什么书来？”我说：“我不知道先生要教什么书，所以我没带书来。”先生更不高兴地说：“一个读书人难道可以一本书也不带吗？”我说：“我只带了一部《辞源》。”先生一听我的话，不禁勃然大怒地说：“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我一听他这话，感到不能理解，并不是故意顶撞他，我说：“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先生更加怒了，大声地说：“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这时不仅我不懂，所有同学都十分惊讶先生说的话，大家交头接耳。先生大概也感到有些过分。于是比较缓和地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说了一大串书目。又接着说：“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他说完后就站了起来，走到门口，回过头来说：“你们读什么书，和怎样读书，过两天，我会送来的。”说完先生就和秘书走了。 他一走，我们就像开锅的开水一样沸腾了起来。因为他刚才讲的话，我们都是闻所未闻的，真可以说茅塞顿开，大家对古先生顿时都尊敬了起来。 过了两天女秘书送来了先生写的读书方法四条：①目治之书，②心治之书，③口治之书，④手治之书。秘书对这四条作了些解释。她说：“目治之书，只要看看就可以了；心治之书，就是说心里要记住的；口治之书，就是朗朗地高声读出；手治之书，就是要抄下来的。”秘书解释后，又说，“我已经把你们要用的书，清理了出来，你们跟我去搬回来。”还说：“先生关照读书人要爱书，不准睡下或躺下看书，要正襟危坐地读书，不许油污墨染，不许折角……” 我们跟着女秘书走出庙门，向左拐到一个小村后面一幢土房中。几间土房，都是高齐屋顶的书架，堆满了线装书，先生在里面看书，我们不敢进去。女秘书将先生要我们读的一些书交给我们，并一再叮嘱，不许弄坏。 这以后，我们就根据先生的教导，开始来做学问了。起初因年稚学浅，有些困难，后来渐渐地沉下去，感到很有兴趣了。 但是，好景不长，大约半年后，天热了的时候，一天先生来说，他接到中山大学多次信电，要他去任中文系主任，他不得不离开我们了，他要我们根据他的方法去做学问，将来一定会有成就的。 先生走后，我们也纷纷向妙理法师告别，离开了东林寺。当时写了一首五律，是这段生活的纪实： 负笈东林寺虚心从古师 破冰洗苦菜秉烛读唐诗 地远无香客林深有野麋 僧家闲散惯高卧日迟迟 二年后我离开故乡，来到上海，从此浪迹江湖，为救亡抗日奔走呼喊。古先生教的读书方法和书目，已经置之脑后。沉浸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及“不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誓不为人”的决心中。但清夜月明，梦萦魂绕，徘徊在回忆中时，东林寺的这段生活，常常会浮现出来。1976年，也就是十年浩劫的最后一年，我才被“解放”出来，为了逃避再度迫害，开春我就申请到九江大桥工地深入生活。没想到回九江后，受到市委和各界朋友的热情接待，市委并派叶祥发同志专门陪同我，我带着漏网之鱼的心情，来到大桥工程处报到，当时大桥党委书记刘万春同志，把我安排在外宾招待所，看到我有些不安时，对我说：您放心在这儿住吧，想做什么尽管做，想吃什么尽管吃，不要怕上海什么人外调，我会对付他们，我们这里有两万多工人，还是我们说了算，没有你们老同志，我们工人怎么会翻身。这样和叶祥发同志就在大桥工地住了下来。晚上，常常安排一些先进工人来谈话，白天我们就在长江边漫步，对着滚滚东去的、后浪推着前浪、顷刻不留的江水，踏着千里长堤，看着无边柳色，不禁浮想翩飞：庐山还是那么巍然峙立，大江还是那么日夜奔腾。我17岁时，就是从这大江上的船，漂流到上海，经过了四十多年的沧海栖迟，又乘着江船回到这里，当然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出去时，是无限的理想，今天回来却满身创伤，而故乡山川还是同当年一样美好。 浓烈的乡情，美丽的故乡景色，对一个饱经风霜归来的游子，是多么地慰藉啊。 据说我的旧宅，已被日本帝国主义飞机炸毁，现在连瓦砾也找不到，已成为一家颇具规模的炉子工厂。既然回来了，总应该去看看。因为原来新坝这条街已折掉了，我失去了依据，又因过去那些破破烂烂的老房子，一概换成了新的建筑。好像到了完全陌生的地方，昔日的痕迹什么也没有了。正在此时忽然看到了原来家门口的一株老柳树，我像看见亲人一样跑过去说：“想不到你还在啊！”我的泪水也不禁淌了下来。桑田沧海，本是历史发展中的自然现象，但是我的创痛，却是日本侵略者所造成的。 一个春晴的早晨，我对叶祥发同志说：“小叶，我想去看看东林寺。”他一听马上说：“这很容易，我去要一部车。” 于是我们两人和宣传组的另两同志就乘车在一条不平的沙石公路巅簸了一个多小时。一到山门，红墙仍旧，但挂上了一块化肥厂的招牌。走进去一看，面目全非，大殿中挖成一个化肥池子，用过去历代的石碑来铺垫池底，四周也是用石碑砌成的，还看到一块康有为的断碑。这正是“文化大革命”时代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当时一阵脑胀目热，什么也没说，什么地方也没去看，就拉着叶祥发等同志上车。在车上我只说了一句：“东林寺已经没有了。” 1984年初春，我和《文学报》几个同志来到九江，在王一民同志陪同下，又访东林寺，这时化肥厂没有了，有位僧人出来张罗说：“应各方施主要求，要重修东林寺。”我听了这话感到高兴地说：“希望恢复原样，不要弄成香火庙。”见我高兴，和尚拿出纸笔，要我留下点什么。当场我写了首五律： 负笈东林寺，悠悠五七年。 无心求慧远，有意学陶潜。 三笑堂边月，虎溪桥畔泉。 今朝寻往事，历历在灯前。 当时诗兴很好，写完五律后，又写了首七律： 今朝又到东林寺，屈指光阴五七年。 寺废寺兴浮百感，我来我往惹情牵。 松怀残雪添刚气，寺对南山看紫烟。 盛世山林新气象，诗情如涌上华笺。 这次我对东林寺的修建，抱着很大的希望，东林寺是一所有国际影响的莲社净土宗的祖寺，是应该保存下来的。 1989年夏天，我和露茜到庐山休假，听说东林寺已建成了，十分高兴，于是专程前往，进门一看，不禁目瞪口呆，一座清静高雅、带着东晋遗风的古寺，给这些俗不可耐、斤斤为利的和尚，搞成了一座香火庙。东林寺已随着历史的尘埃，烟飞灰灭了。我记忆中的东林寺已不复存在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周公遗爱 程派千秋 吴祖光 吴祖光（1917～2003），浙江武进人，剧作家。著有话剧《风雪夜归人》、《林冲夜奔》，电影剧本《国魂》，散文集《后台朋友》、《艺术的花朵》等。 如事说来有万千，周公遗爱在人间； 伤时一曲《荒山泪》，立雪程门代代传。 提笔写这篇小文的时候，忍不住心底的隐隐酸痛。日月如流，时光老去，当年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目前，而当年的人，祖国的、甚至是世界的精英，却已经离开我们，不再回来。 一九五四年秋，一天，我和凤霞应邀到周总理家里作客。被邀请的还有老舍先生和夫人胡青、曹禺同志和夫人邓译生。总理和邓大姐高兴地接待我们，请我们吃螃蟹。 看到总理和邓大姐总是非常教人喜欢的。总理问我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我回答说从去年接受了拍摄《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影片的任务，目前正在做一系列的筹备工作，预定要到一九五五年才能着手拍摄。总理详细询问了拍摄方案和五个剧目的情况，然后说了一句：“咳！可惜！”我问总理“可惜”什么，总理说：“可惜程砚秋不能拍电影了。”我又问总理为什么程先生不能拍电影，总理说程砚秋的体型这样胖大，连舞台都不能上了，怎么拍电影？我对总理说，胖大和瘦小都是比较而言，程固然胖大，但是假如比程更胖大的人和程站在一起，程就会显得瘦小；假如把布景放大，道具放大，对比之下程也会显得瘦小些；尤其是电影，最能“弄虚作假”，可以解决在舞台上克服不了的困难。总理听我说了这些，高兴得笑了起来，对我说：“在延安的时候，我们对京剧的爱好也有两派：梅派和程派。”我问总理是哪一派，总理很认真地回答说“我是程派。” 我从一九四七年秋天在香港从事电影导演的职业，到一九五五年已经有八年了。经过八年工作的实践，我早已自我感觉不能胜任电影导演这个繁重的工作。因此早在接受导演梅片之前，我便向电影局领导恳切说明了自己的苦衷，要求今后只作专业的编剧，不再担任导演的工作了。由于我多次请求，得到了允许。一九五五年冬天，看到了梅片的最后完成片，经过文化部审查通过，我深为从此摆脱了电影导演的工作而庆幸。我怀着十分轻松的心情回家，睡了一宿好觉。但是第二天一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兼代北影厂长钱筱璋同志打来的。他说有要紧事，要我马上到厂里去一下。我赶到厂里，筱璋让我坐下，笑着对我说：“找你来是要你接受一个新的任务，再拍一部电影……”还没有听完这句话我就急了。我说：“领导上早就同意我不再做导演了，我决不会再接受导演任务了。”筱璋说：“这部戏的任务你必须接受。这任务是总理交下来的，让你导演也是总理指定的。”我愣住了，问筱璋是什么任务，筱璋说：“导演一部程砚秋的戏。”这一下真把我吓住了。我说：“程先生的体型这么胖这么大！这部戏你让我怎么拍？”筱璋说：“昨天总理交任务的时候我也向总理提出程的体型问题；但是总理对我说，让我们选择比程更高大的配角演员，作大尺寸的布景道具，电影是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这让我没话说了。这原是一年多以前我对总理说过的话，如今我能有什么理由不接这个任务呢？接着筱璋告诉我，总理对此还作了更加具体的指示：这部电影不要照梅片那样拍几个剧目，而是只拍一个节目，但是要进行一些加工；希望通过这一个节目，把程在唱、念、做各方面的长处都表现出来。敬爱的总理是这样细致周到、认真负责地热爱和扶持戏剧艺术，使我内心只有感动。我以极为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新的任务。 按照总理的指示，我去拜访了程砚秋先生。使我又一次感到意外的是总理已经在这之前对程先生作了工作，关于程自己也早已苦恼着的体型问题，总理也作了一些说服，已经用不着我再说什么了。因此我们立即谈到剧目选择的问题，考虑到总理要求通过一个剧目来概括程的多方面的成就，程首先提出的是他自己认为最理想的《锁麟囊》。 《锁麟囊》的主题宣传善有善报。一个阔小姐由于一时发了善心，帮助了一个贫穷的姑娘，穷姑娘因而致富。后来由于遭了天灾，阔小姐飘泊无依变成了穷人，却遇到过去受过她的恩惠、由穷变富的姑娘的搭救而全家团圆。故事本身原也合情合理，离合悲欢各有其趣，但是这样的情节，显然是宣扬“阶级调和论”，将会是不易被允许的，甚至连修改的可能也不存在。我们一起研究的结果，程先生也认为这不合乎当前的道德标准，只得忍痛割爱。最后决定了拍摄程的另一代表作，以祈祷和平反对战争为主题的剧目《荒山泪》。 由于《荒山泪》剧本比较简单和粗糙，这样也就正符合总理的指示，给了我们加工、充实、修改的余地。北京电影制片厂召开了艺术委员会，研究了剧本的内容与结构，拟定了修改方案。 程先生同意我们的方案，商定由我执笔改写。使我至今印象极深的是，在我动笔之前他再三嘱咐我，要我在写唱词时不要受到任何格律的限制，希望我多写长短参差的句子。他说：“你怎么写，我怎么唱；你写什么，我唱什么；你的唱词越别致，我的唱腔也就越别致。”后来的实践证明了程先生的保证，证明了程不但是一个歌唱家，而且是一个极为高明的作曲家。由于时间急迫，我改写剧本只用了不到半个月时间，改动的地方相当多，改好一场送一场给他，他立即进行唱腔的谱写。剧本改完的第二天，他的创腔工作也全部完毕，而且已经和乐队一起合乐唱出来了。正如他所说，我写的唱词他未做一字的修改，的确做到“我写什么，他唱什么”。据我了解，已故的另一位号称“通天教主”的京剧大师王瑶卿先生，也有同样的本领。前辈演员在音乐作曲方面的高度才能将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的典范。 从剧本改写到排练完成，总共只不过用了二十天时间。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日在北影演员剧团礼堂彩排演出了一场，程先生表演艺术的光辉在这里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可惜的是那天的观众除去北影厂的工作人员及家属之外，没有什么其他文艺界人士。我只记得由于极为偶然的情况，我邀请了三位同志来看戏，即阎宝航、孙维世和金山同志；三人之中宝航和维世均成古人，尤令人感慨系之。虽然在这以前程早已表示他决定“退休”，结束了他的“舞台生涯”，但是看过这场演出的人都被他的独具一格、富有高度艺术魅力、荡气回肠的程腔，以及他的特别富有表现能力、千姿百态的水袖功夫，脸上的悲楚感人的表情，变化多端的优美身段所征服了。不少人不约而同地希望他不要终止他的舞台生活，认为他的舞台上的生命力还正处在充沛饱满的阶段，他的表演艺术也正是处于炉火纯青之时。但是事实上这一次却正是程砚秋一生中的最后一场的告别演出。两年之后，即一九五八年，程砚秋先生便一病不起，离开了人间。 在《荒山泪》影片开始筹备时，曾发生过一次十分出我意外的事情：已故的音乐家盛家伦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并且同住在一个院落里。一天他来到我家，告诉我程砚秋先生刚去过他那里，目的是了解吴祖光的情况，吴的为人如何？会不会真心诚意、毫无恶意地从事这一拍摄工作？由于他对盛家伦的信任，因此当盛向他保证吴的诚信时，程才满意地告辞去了。在这以后，程也向我提出过一次类似性质的问题，即是我们摄制组担任录音工作的同志出身于“梨园世家”，但是与程不属于一个派系，程怀疑他会不认真地工作而致影响录音的质量。我告诉程先生，录音的质量自有其客观标准，录音师保证录音质量是他的当然职责；不认真工作、甚至故意搞坏的事情是决不可能发生的。虽然我对此再三保证，而我感觉程还是将信将疑的。 程的疑虑很快便消失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影片的拍摄，由于戏曲的特殊性，全部录音工作必须先期进行。工作日程安排了一个星期时间录下全剧的唱和文武场音乐。记得第一天开始工作，录音师的认真态度便打动了程先生。为了保证录音质量，需要尽可能的安静，尽管录音室有着较严密的隔音设备，我们还是决定在晚上进行工作，上班时间定在八时以后，但是录音师和他的助手们都是很早就到现场开始作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了。程先生在八点以前也到了录音室，他看见大家早已在忙碌地工作，已经受到了感动；看见录音师为了音响的强弱而反复试验，不断地移动每一种乐器演奏人员的座位，我更从程的表情上发现了他内心的感动。第一段唱试录之后，马上放出来让大家听了一遍，首先是录音师，然后大家纷纷提出这一段唱中的毛病和需待改进之处，对声音的质量，唱和伴奏等等方面都作了极为细致的研究，这时我又看到程先生为录音师的认真负责的态度而更加大大地感动了。当时决定第二天开始正式录音，第二天当大家工作到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突然看见程剧团的两位同志挑着两副担子，一共四个大圆笼的食品盒来到录音室；放下挑子，打开圆笼，原来是四笼精制的还冒着热气的宵夜点心。程先生殷勤地劝大家吃夜餐，使大家都窘住了。我告诉程先生说厂里食堂每晚都为大家准备夜餐，不能接受这样的款待，但是看见程先生显然是因此而不高兴了，大家终于领受了程先生的盛情。程先生采取了这样的一种方式表示了他对摄制组工作人员的信任，他的这种心情，摄制组中我是惟一能够理解的。整个录音工作大致是顺利的，其中只有一段“献衣抵税”的从“摇板”转“快板”的一段唱腔一连录了十六次都不满意，而中断了这一晚的工作，改到下一个晚上重录时才一次录成。这样程先生对我们每一环节的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才有了更为深刻的印象。在最后一天录音时，程先生在工作休息的间歇时和我谈心。他略带歉意地对我说，他当初错疑了录音师是由于自己的狭隘，但是形成这样的怀疑是有历史原因的：过去的社会太黑暗，生活道路上布着重重陷阱，层层障碍，要处处提防有人在暗中使坏。程先生的坦率，直爽，光明磊落，心口如一的胸襟气度也教育了我。 程先生的性格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在和程一起工作的日子里，我们经常一起挤公共汽车，一起吃饭。唱了一辈子旦角的程砚秋却有着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这也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嗜好方面。譬如他抽烟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烟，有一次我吸了一口，呛得我半晌说不出话来；喝的也是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饮必豪饮。我劝他，抽这样的烟，喝这样的酒会坏嗓子，应当戒掉。他淡然一笑，说：“嗓子不好的，不抽烟不喝酒也好不了；嗓子好的，抽烟喝酒也坏不了。”终于在录音开始后，程的嗓音发毛，不够圆润，不够干净。我正式向他提出，在录音工作的这一个星期里不要抽烟饮酒，他接受了我的要求。 程砚秋在大约四十年左右的舞台生涯中，以他独特的卓越的程腔闻名于世。他的成就有他天赋的因素，但他的勤奋是更大的决定因素。作为歌唱家而言，程并不具有那种最响亮的歌喉，他的声音偏于低暗，但他却凭借自己的条件，创出独具风格的程腔。他的唱腔宛转柔韧，以凄楚幽怨见胜；唱到感情最深沉的时候，歌声细似游丝而不绝如缕，那是他最见功力的地方。唱到这里的时候，满堂听众真是屏息以待，连口大气都不敢出。只觉得这一线歌声似乎发自幽谷，却又百转千回升入云霄，然后一落千丈直下深潭涧底；就这样弹拨着听众和观众的心弦，听得人如梦如痴，如饮醇醪，不觉自醉。几十年来，程腔风靡大江南北；直到如今还有那么多的“程迷”对程腔的喜爱几乎达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这是京剧艺术家程砚秋独具的光荣。 程先生的身段优美是众所周知的。《荒山泪》中末场入山的全身旋转的大圆场的动作完全是一场大芭蕾舞，令人叹为观止。程的舞蹈还得力于他的武术基础，曾经有一个北京著名的武术家对我说过，程先生还是一位有很高地位和造诣的武术家，他在武术界所占的地位，不亚于他在京剧界的地位。程也曾经向我兴致勃勃地讲述他习武的经历，讲过向已故的赫赫有名的武术大师醉鬼张三切磋武艺的情景。还讲过在日伪时期的北平车站上受到日伪军的侮辱，奋起还击，以一当十地打退来犯者的情况，并且从这以后谢绝舞台，在西山耕田种地，表现了一个爱国的艺术家的坚贞气节。 身体非常健康的程砚秋先生在拍完《荒山泪》之后的一九五七年经周总理的介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实现了他一生中最崇高的志愿。但是出人意料地是却在不久之后的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不幸病逝，那时我不在北京，闻此噩耗十分悲痛。不幸中之大幸是在他生前好歹还留下这一部《荒山泪》，能使我们至今还能看到人在舞台上的音容丰采。 一九五七年春天，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全国电影工作者的会议。在会议结束时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一个联欢晚会。大家正在欢聚畅叙时，传来一个喜讯，周总理来到了我们的会场。大家站起来欢迎总理，看见总理笑容满面地从大门走了进来。使我没想到的是总理穿过济济一堂的与会者朝着我们这一张桌子走过来了，一直走到这张桌前停住脚，在我对面坐下来。总理坐定之后，高兴地对我说：“昨天晚上我看了一部好电影。”我说：“您看了什么好电影？”总理说：“我看了《荒山泪》，改编得不错，比以前饱满得多，程观秋的表演得到了全面发挥。由于你们也发挥了电影镜头的作用，使观众看到了在剧场里看不到的角度。这部片子应当好好宣传一下，你应当写一些文章……好好介绍给观众。” 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完成了总理交给的任务，并且受到总理的表扬，这是对我很大的鼓励。即使原来不是总理叫我写文章，我也是要写文章的，何况是总理当面叫我写文章呢？但是由于反右斗争开始了，我没有可能写这篇文章了。事隔二十二年之后我才写出这篇文章，思来想去真是不尽心酸。 这又使我想起，那年夏天在团中央礼堂一次大会批判我的时候，我坐在第一排，看见程先生坐在主席台上，皱着眉看着我。我低下头去记录批判我的发言，待我再抬起头时，程先生已不在台上了。直到大会开完，也没见程先生回到台上，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程砚秋先生时留给我的最后印象——这样一个我和程先生在一起时从未见过的皱着眉头很不愉快的表情；而我留给程先生的也只能是一个情绪低沉的痛苦表情罢？这对我说来将是永远也无可弥补的缺憾。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怀念田家英 李锐 李锐（1917～），湖南平江人，党史专家。著有《庐山会议实录》、《早年读书生活》、《的早年与晚年》等。 跟家英是在延安时就认识的。延安当年是一个“莫道都穿粗布服，称呼同志一家人”的地方；人们相互间很容易熟识，没有什么戒备（整风审干填“小广播”表，那是后来的事情）。1941年后，我在《解放日报》工作，他在中央政治研究室，有文章寄来，必经我手，于是也就成了“文字之交”。延安的生活，值得人们回忆的事情是很多的。如“粗布服”这个题目，就很值得写一篇文章。那时每年只发一套单衣，衬衣裤是不发的。夏天人们都爱下河洗衣、洗澡或找水深之处游泳。有一次，家英在河里洗澡，碰见一群女同志来洗衣，他在水中起不来了，因为他只有一条裤衩，刚洗过晒在河滩上。 文字之交后来一直保持着。解放初期在湖南工作时，我写过一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的革命与反革命》，家英在《长江日报》上见到，压缩了工人运动等部分，改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推荐给《学习》发表了。原来我还以为是《学习》哪一位编辑多事。1952年调北京后，我转到工业系统工作。第一次见面时，我把过去搜集到的一大批有关近代、现代史的书籍，全部送给他了；表示从此“洗手”，同文字生涯告别。可是仍然留下一个“麻烦”：离开湖南前夕，我匆匆写了本书，《中国青年》要连载。于是将这个“麻烦”交给了家英，由他全权处理，他的工作岗位也便于处理此事。1956年此书出版时，对他删改的一些部分，我有不同意见，又恢复了原状，但他并不坚持己见。 由于“隔行隔山”，同在北京，却不易见面。大概是1955年或1956年，有一天晚饭后，我们同另外一位共同熟识的朋友碰到一起了，天南海北，古今上下，乱扯了一阵；意犹未尽，肚子又有一点饿，于是一同到西四牌楼的消夜摊，吃小菜，喝老酒。家英是四川人，龙门阵摆到深夜两点。七十年代初，在京郊山下那个隔离审查的地方，有一天忽然想起这件事，感慨系之，哼了四句： 咫只天涯见面难，只缘都在作京官。 百年一遇龙门阵，西四牌楼消夜摊。 几天之后，犹感伤不已，估计总有一天会再经过西四牌楼的，于是又哼了一首 何处可寻消夜摊？四牌楼夜景非前。 曾经有句怜遥梦，相对无人哭逝川。 由于一种千载难逢的偶然机会，从1958年1月开始，直到1959年9月，我们得以时常在工作也是开会时见面了。大家知道，这个期间是当代中国发生第一个大折腾的年代。我们比一般同志更直接生活在历史的漩涡之中。作为个人来说，我大呛了几口水，被淹得半死不活。家英还好，得以幸免。这个期间的交往，就不限于摆摆龙门阵，或者跑跑琉璃厂了；而是经常讨论时政，忧心国家，臧否人物，乃至推敲文件了。这是真正的交心，当然也是危险的交心。前些日子，去看董边同志，才知道，我们当年交心的内容，有许多家英并没有跟自己的妻子说过。我在工业部门，他则常下农村。在了解情况方面，我们正好互相补充，使头脑比较冷静，有共同语言，能够不留情面地针砭时弊。我们都经过延安的整风学习，有作调查研究的习惯（在延安时都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不喜欢说也讨厌听那些空话、大话，很看不惯某些吹牛奉迎的人。我们年纪轻些，在某些人眼中，也许属于“嘴上没毛”之类，但我们抱有“赤子之心”。 家英从小失去父母，在哥哥姐姐家中长大，当过中药铺的小学徒，这使他熟悉民间疾苦。他在抗战前，接受成都地下党同志的引导，积极参加救亡活动。1937年到延安。1947年他参加过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深知农村情况。解放后，他住在中南海，很看不起周围那些追名逐利之徒。他早就厌恶的一些行为（当然，那时议论的还多属于生活方面）。据董边同志告诉我，他同陈伯达作过长期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我们当年臧否人物，就包括此人。他告诉过我：这位“陈夫子”制了一颗“闲章”，曰“野鹤闲云”，特别喜爱，以此自诩。其实，这正从反面露出此人当年的极大牢骚：无权无势。此人在中南海的房子住得很不错了，但还想方设法翻修，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硬不买账，于是怀恨在心。家英最看不起的是，此人经常向他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之类。这种察颜观色、探听气候、以“投其所好”的作风，我们非常反感，也觉得是一种危险之事。果然，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这位“经济学家”赶时髦，抢浪头，发表不要商品生产、取消货币的谬论，遭到严厉的批评指责。摔了这个筋斗，陈伯达痛苦之至，我们毫不同情。 1959年4月上海会议之前，家英在四川农村蹲点，是穿着“便服”赶到上海的，几乎引起进出住处的不便。那次会议，东道主极尽招待之能事。此时此地，他向我描述了在农村挨饿的情景，以及基层干部的浮夸。那时他领导的一个工作组正在四川有名的全国劳模罗世发的家乡作调查，罗世发谈了他如何被逼讲假话、虚报产量的情况。6月底，庐山会议之前，许多严重的“左”的错误，如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特别是共产风，已经发现，在逐步纠正之中。开会前夕，指出十九个要讨论的问题，准备纠“左”。会议的初期，是“神仙会”，找我们少数几个人谈了三次，谈得很融洽，有时满堂欢笑。家英将工作组写的有关罗世发的材料交了上去。我们尽自己所知，作了汇报，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最重要的一条是：应当让陈云同志重新主管财经工作。 在延安时，我们是革命的晚辈，通过整风学习，我们更加认识到的伟大，深刻理解没有思想就不可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对的敬仰、尊重，自信不比许多老同志差。《选集》四卷中所反映的思想形成的过程，我们也不比陈伯达之流了解得差。尤其家英是（选集）四卷987条注释的主编，更是如此。由于各自有机会接触过主席的一些手迹，以及早年不为人所知的史事，或者直接多年在身边工作，我们对主席的不同凡响、棋高一着，比一般同志可能感触更深一些。可是，我们也确实没有将主席当作一尊神，而是把他看作一个人。因而对主席的某些缺点和作法，私下常有些议论。家英当时有一个集中的想法，即主席应当摆脱日常事务，总结一些重大经验，专心于理论的著作，这样对后代更有意义。在庐山时，他跟我谈过一副对联，下联是“成书还待十年闲”，即指这个意思。他很惋惜主席志不在此。他早就同我谈过，编《选集》时，主席常有厌于回顾旧作的情绪，而兴趣全在新的事物。 1959年庐山的大风波，原因很复杂，这同当时有兴风作浪、惟恐天下不乱之人，也有关系。7月23日，正式宣布批判彭德怀同志之后，我和家英等四个人，沿山漫步。半天也没有一个人讲一句话，走到半山腰的一个石亭中，远望长江天际流去，近听山中松涛阵阵，大家仍无言相对。亭中有一块大石，上刻王阳明一首七绝，亭柱却无联刻。有人提议：写一首对联吧。我拣起地下烧焦的松枝，欲书未能时，家英抢着写下了这一首名联： 四面江山来眼底 万家忧乐到心头 写完了，四个人依旧默默无声，沿着来时的道路，各自归去。 家英当年跟我谈过，如果允许他离开中南海时，想提三条意见，最后一条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应当说，这是一个党员对党的领袖最高的关怀。在山上开“神仙会”阶段，由于我的不谨慎，这三条意见同一位有老交情的同志谈了，开大会时被捅了出来。此事当时虽被“掩盖”过去，仍然影响到家英后来的处境，使我长期耿耿于怀。在山上时，我曾有过一种很悲观的情绪，向家英流露过。开完会，回到北京之后，他特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其中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是道义之交。”不幸被人听见，几天之后，我家中的电话就被拆除了。 1960年到1961年，我在北大荒劳动。前期在一个村子里，同老乡三同；后期调到虎林西岗农场场部，场部的生活条件稍好一些。由于身体关系，1961年底调回北京。其后两年，我独自一人在京闲居。两年间，同家英见过三次面，都是电话约到市内某一新华书店碰面，然后带着大口罩，漫步街头，找到有单间的饭馆，继续过去那种长谈。第一次碰面，我才知道在北大荒调到场部，是他和别的几个关心我的同志作的安排。七十年代初作的杂诗中，曾记述此事：打起精神学打场，忽传意外转西岗，长安故旧多关切，不忍其人葬大荒。这次在饭馆谈了一个下午，谈到北大荒当时少见炊烟的暮色和农民的生活景况时，我很动了感情。家英也谈起庐山会议之后，他所受到的种种冷遇。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愿望：国家和人民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今后无论如何不要再搞大运动了。分手前，一起哼成了下面这首诗： 闹市遮颜时，胡同犹可行。 人间多雨露，海内有知音。 冷眼观尘世，热肠向众生。 炎凉今亦甚，把酒贱浮名。 1963年12月，我被派到大别山中一个水电站去当文化教员。离京之前，与家英话别，到后海岸边散步，该夜又到一个小酒店喝酒。当然，谈的主要还是当前大事。他正参加起草农村工作的后十条，说不久后，我会听到传达的。他谈此事，也是让我对形势放心之意。临分手时，走过景山很远了。对我的遭遇，这夜他特别感慨系之，又讲起吴季子来。夜半回到住处时，不能成寐，直到吟得下面一律，才勉强睡去。 客身不意复南迁，随遇而安别亦难。 后海林阴同月步，鼓楼酒座候灯阑。 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为难壁上观。 夜半宫西墙在望，不知再见又何年。 真没料到，这夜竟是我同家英的永诀！“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年，虽然相约，如有事就直接通信，但接受山上的教训，莫再连累他，一直没有给他写过信，上面这首诗他也不知道。 1967年4月，我曾回到北京一次，才知道家英已不在人间了。前些日子见到董边同志时，她比较详细谈了1966年5月23日，家英被迫害致死的情况。21日中央文革来人通知，两条罪名：同当时被批斗的办公厅负责同志关系不正常；一贯右倾。撤职交代，搬出中南海。并收走了全部文件。随即又听到办公厅大会上宣布了另一条罪状：篡改著作。这是指整理有关《海瑞罢官》的谈话时，他不赞成将彭德怀写进去。他这时面对着两个大敌，陈伯达与；还有一个小人叫戚本禹。他很愤慨，对妻子说道：“我的问题是陈伯达和的陷害。真想不到兢兢业业十八年，落得如此下场！”“那些坏人、恶人，终会得到恶报。”记得鲁迅谈到自杀时，说过这样的话：自杀是对环境的一种抗议。家英之死，是对当时环境的抗议。 七十年代初，住在京郊那个隔离审查的地方，怀念家英时，还作过这样一首七律： 老柳安详围海边，园中深院院中园。 多时不见忽相忆，无事而来乱扯谈。 世界纵横三万里，古今上下五千年。 戏言犹记料身后，又是黄昏絮满天！ 家英专搜集清人字，我则兼搜字画；曾戏约后入土者，有继承权。董边同志告诉我，家英的藏书只收回很少一部分；有些难得的字条已散失，我送给他的一幅郑板桥字还幸存。收回的书籍中找到一本有我签名的日本版《东洋读史地图》，就带回留着纪念了。 这篇琐碎的“怀念”该结束了。但是对家英的怀念是永远不会结束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不能忘记的老师 韦君宜 韦君宜（1917～2002），生于北京，作家。著有散文集《似水流年》、《故国情》，小说集《女人集》等。 人不能忘记真正影响过自己的人。 我写过好几位教过我的老师，包括大学的，中学的，小学的。田骢是影响我最大的老师，他是南开的，但是南开却不记得他。那些有功于校的老教师名单里没有他。 他是在我进高中一年级时，到南开教书的，教国文。人很矮，又年轻。第一次进教室，我们这群女孩子起立敬礼之后，有人就轻轻地说“田先生，您是……”他毫不踌躇地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了：“田骢，燕京大学文学士”几个字作为自我介绍，接着就讲课了。 他出的第一个作文题是《一九三一年的中国大水灾》。我刚刚学发议论，刚做好交上去，“九一八”就爆发了。他又出了第二个题，没有具体题目，要我们想想，“写最近的大事”。于是我写了一篇《日祸记闻》（我找了报纸，费了很大劲），田先生只点点头说：“写听来的事，也就这样了。”他要求的当然比这高。 我们有南开中学自编的国文课本，同时允许教师另外编选。田先生就开始给我们讲上海左翼的作品：丁玲主编的《北斗》，周起应（周扬）编的《文学月报》，然后开始介绍鲁迅，介绍鲁迅所推荐的苏联作品《毁灭》，还有《士敏土》、《新俄学生日记》等等。他讲到这些书，不是完全当文学作品来讲的。讲到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时，他说“现在的女孩子做人应当像章秋柳、孙舞阳那样开放些。当然，不必像那样浪漫了。” 我是个十分老实的学生，看了左翼的书，一下子还不能吃进去。有的同学就开始写开放的文章了，记得比我高一班的姚念媛，按着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路子，写了一篇《丽嘉日记》。我们班的杨纫琪写了篇《论三个摩登女性》，都受到田先生赞赏，后来发表在南开女中月刊上。我的国文课（包括作文）一向在班上算优秀的，可是到了这时，我明白自己是落后，不如人了。 田先生越讲越深，他给我们讲了什么是现实主义，什么是浪漫主义。我才十六岁，实在听不大懂，可是我仔细听，记下来，不懂也记下来。半懂不懂的读后感都记在笔记本上了，交给田先生。他看了，没有往我的本子上批什么，只是在发本子的时候告诉我：“写note不要这样写法。”还告诉我，读了高尔基，再读托尔斯泰，读契诃夫吧。田先生对于我，是当作一个好孩子的吧。他在我的一篇作文上批过“妙极，何不写点小说”。可是他没有跟我说过一句学业之外的话。 在教书中间，他和男中的另外两位进步教师万曼、戴南冠共同创办了一个小文学刊物，叫《四月》，同学们差不多都买来看了。我看了几遍。终于明白田先生写的文章和我相差一大截。我是孩子，孩子写得再好也是孩子，我必须学会像田先生那样用成人的头脑来思考。 到高中二年级，田先生教二年甲组，我被分到乙，不能常听田先生的课了，但是甲组许多情况还是知道的。田先生常叫她们把教室里的课桌搬开，废除先生讲学生听的方式，把椅子搬成一组一组的，大家分组讨论，教室里显得格外生动有趣。后来她们班的毛同学当选了女中校刊的主编，把校刊办得活跃起来了。开始时是谈文学，谈得很像那么一回事，估计是田先生指导的。到后来她们越谈越厉害，先对学校的一些措施写文章批评，后对天津市内的（当然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治形势嬉笑怒骂，直至写文章响应市内工厂的罢工，鼓动工人们“起来啊，起来”。闹得学校当局再也忍不住了（再这么下去，学校也没法存在了），把毛她们三个活跃分子开除了。同时，他们认为是田骢他们三个教师在背后煽动的，把三个教师解了聘。 我看不出来田先生在这里边起了什么作用，只是对他的离职惋惜不已。我刚刚对田先生教给的左翼文学尝到一点味儿，还只知看看，还没想到自己动手干。但是已经不用田先生把着手告诉怎么找书了，已经会自己去找书看，会自己去订阅杂志了。我刚抬脚，还不会起步。 已被开除的先进分子毛跟我谈起田先生，她说：“作为教书的教师，他是个好教师。可是，要作为朋友，他并不怎么样。”那时候我还不懂田先生怎么又成了她的“朋友”。后来过了很久，我才明白她那时已经是一个地下组织的成员了，田先生么，该是她的“朋友”，即同志，实际上女中的活动就是她们地下组织的活动，并不是一个教师煽动的，学校当局也没有弄清。我太幼稚，没有资格要求田先生做我的“朋友”，但是我由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女孩成为知道一点文学和社会生活的青年，的确得感谢田先生，他是我的好老师。 我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想着田先生。后来只在一个讲教学的刊物上见过田先生的名字，在河南一个文学刊物上见过万曼先生的名字，再就没有消息了。我总在猜测，他们几位大概进入了文学界了。想起他们，我老是以为他们不会湮没无闻的。常想着将来能再见。 后来，一直过了二十多年，国家经过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也已经成了中年人，被调进了作家协会。对于文学知道还不算多，该接受的教训倒学会了不少。从前对于文学那股热劲也消磨得差不多了。有一天，在作家协会的《文艺学习》编辑部里，忽然说有一个姓田的先生来了，在公共会客室正等着我。我进门一怔，简直认不清了，但是马上又认得了，竟是田先生。他很客气地说知道我在这里，他来是想请我到他们学校去作一次报告，就是讲一次文学课。 原来这几十年他还在教书，仔细一问，在石油勘探学校里教文学。没有想到，怎么会在石油学校去教文学？要知道我现在已经属于文艺界了，而文艺界那个气氛人们都知道。我怎么敢到外边去乱吹，讲文学？ “田先生，我……我……”我简直说不上来。只好吞吞吐吐回答：“我怎么能到您那里去讲文学？您还是我老师。” 田先生却痛快地说：“怎么不能啊！青出于蓝嘛。” 我没法，只能说：“我没有学好，给老师丢丑……而且……而且您看，我肚子这么大了。”那时我正怀着孕。他没法勉强。这次会见，就这么简单地结束。我一面谈着话，一面心里就猜，田先生大概这些年还保持着他年轻时对于文艺界的美好幻想。而且看见《文艺学习》刊物上我的名字。就以为我已经踏进了那个美好幻想里，所以来找我，叫我千言万语也说不清。但是我敬仰的田先生，领着我们敲左翼文学大门的先生，怎么能湮没呢？他的功劳怎么没人提起呢？ 后来我曾经想请田先生参加作协举办的文学活动，但是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题目。后来呢，又过了一阵，文艺界内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了。田先生忽然给我来了一封信，说他一向佩服诗人艾青，想必我会认识艾青，请我给介绍介绍。那些天，正好是艾青同志倒霉挨骂的时候，我刚刚参加过批判艾青的内部会议。还在艾青同志屋里听他诉过苦，这怎么答复啊？属于“外行”的田先生，哪里会明白这些内情，我这个做学生的，又怎好贸然把这些话告诉田先生。紧接着是批判《武训传》，批俞平伯、批胡风，直到批右派，我自己也被送下乡，刊物也关门了。田先生幸喜与诸事无关，就不必多谈了。 我竟然无法答报师恩，竟然无法告诉他：“田先生，你落后了，做学生的要来告诉你文学是怎么回事了。”这是胡扯，他不是落后，我想他还是和从前一样，把左翼文学园地看作一块纯洁光明的花园，这对于他来说，其实是幸福的。他仍然是忠于自己事业的老教师，并没有人掐着他的脖子叫他怎样讲文学。当然，紧接着文艺界这些不幸，这样关心文学事业的田先生，不会一直听不见看不见。不幸的是我，不能再和他细谈。 我默默不能赞一辞，竟眼看着我本以为应当光华四射的老师终于湮没。我胡思乱想，整夜睡不着，有时想，真不如那时候田先生不教我，不让我知道什么左翼文学，早没有这位先生多好。有时候又想起十六岁的时候，这位影响我最深的先生，我怎能忘掉。 到现在我来提笔怀念田先生，是没有什么可顾虑的时候了，可是算一算他该已八十几岁，谁知道还在不在人世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访母校·忆儿时 林海音 林海音（1918～2001），原籍台湾省苗栗县，生于日本大阪，在北京长大。著有《城南旧事》等。 我的小学母校是在大陆的北平，地址在和平门外厂甸，简称厂甸师大附小。北平的师范大学，有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在同一社区，是文化古都北平有名的校区。我第一次返第二故乡北平，访母校附小是1990年五月的事。一群夏家的子侄陪我一道去，因为他们也都是附小毕业的，就连他们的子女，现在也都在附小读书，是一家三代的母校了。 校园还是老样子，大校门进去，是环抱两条斜坡的路，因为校园比大街高出许多。上了坡，眼前显现的是广大校园前部，一年级的教室仍在左手边！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下雨天我上课迟到，爸爸给我送衣服来的情景，那已经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前方对面望去，有一排房子，当年是专为男生上课的劳作教室。旁边还有两个窗口的房子，是排队买早点烧饼麻花（即油条）的地方。 我记得我的门牙掉了，吃起东西来抿着嘴，吃烧饼麻花也一样，又难看又不舒服。北平的小孩子掉了门牙，大人见了常会开玩笑说：“吃切糕不给钱，卖切糕的把你门牙摘啦？”切糕是一种用黄糯米粉和红枣、芸豆、白糖蒸出来的糕，像我们台湾的萝卜糕一样大，人人都爱吃。 从校园向右往里走，经过二年级教室、花圃，穿过大礼堂、音乐教室，豁然一亮，就到了大操场和右手一排依旧是临街墙的老楼房教室，操场也还和从前一样，有滑梯、秋千、转塔等。想到我那时从前面的一、二年级升到后面的三、四年级，升高长大，心中好不得意。转塔、秋千、滑梯是我的“最爱”！ 进到楼房廊下，看见一间教室的外墙上，钉着一个牌子，上面横写着三行字： 邓颖超同志 1920年至1921年 曾在此教室任教 看起来很亲切，可见他们对邓颖超女士的敬重。她是周恩来的夫人，一对模范夫妇，他们生活简朴，一向喜爱收养抚育孤儿，非常有爱心，所以受人敬重。前些时（七月十一日）邓女士以八十八高龄于久病后故去，我们也一样地悼念她。 校园没有变动，这栋楼房也是我在三、四年级上了两年课的地方。上下课的时候，钟声一响，群生奔向楼梯，木板被跺得咚咚响，我现在还好像听到吵人的声音。 校园的最后面，也就是楼房的右边，原有一排矮屋，是缝纫教室和图书室，但是现在却没有，太陈旧矮小被拆除了吧！但是我在这儿却有着难忘的生活。女生到了三年级就要到这间教室学针线。这屋里有两张长桌和一排靠墙的玻璃橱，橱里摆着我们的成绩——钩边的毛绢、蒲包式婴儿鞋、十字刺绣等等。教室的另一头是图书室，书架上是《小朋友》、《儿童世界》杂志，居然还有很多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纾、魏易用浅近的文言所翻译的世界名著，像《基度山恩仇记》、《二孤女》、《块肉余生记》、《劫后英雄传》……等等，我都囫囵吞枣地读过，可见得，当我白话文还没学好的时候，已经先读文言的世界名著了，奇怪不奇怪！ 在后面绕了一圈，又回到前院去，到我二年级的教室前拍了一照，因为它仍是当年我上课的教室，没有变动。我忽想起我上二年级的糗事，算术开始学乘法，我怎么也不会进位，居然被级任王老师用藤教鞭打了几下手心，到今天还觉得羞愧脸热。 今天走到这儿，拍了照，我忽然对晚辈讲起这些糗事并且笑说：“是不是我也可以在教室外挂一个牌子，上面写：林海音同学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曾在此教室挨揍。”子侄们听了大笑！ 五、六年级的教室，就在二年级教室的东面。我们升入六年级的第一天，下午下课前，新级任李尚之老师，指定几个男同学，要他们下了课留在教室，先不要回家。大家疑心重重，不知道是什么事要他们留下来，打扫教室？挂贴画表？功课不好需要补习？ 有一些好事的同学便也留下来不回家，躲到离教室远远的角落看动静。 第二天，你们猜是怎么回事？ 好事听动静的同学告诉我们了。原来昨天教室门关起来以后，只听见李老师叫那几个男同学一字排列，严辞厉色地说，他知道他们几个人在五年级时是班上闹得不像话、又不用功的学生——五年级的钱老师是个老秀才，是好人，但是管不住学生，我就是从钱老师班上升上来的，所以我知道——现在到了李老师班上。李老师说到这儿便拿起了藤教鞭，“咻！咻！”两下子，接着说：“到了我这班上，可没这么便宜！”便接着在每人身上抽了几下，几个出名的坏学生，便闪呀躲呀的，可也躲不及，只好乖乖的各挨了一顿揍。 “你们怎么知道？不是教室关紧了吗？”我们女同学问。 “趴在门窗缝看见、听见了呀！”淘气的男同学扮着鬼脸说。 “也欠揍！”我也不客气地撇嘴对男生说。 小学的最后一年，在李尚之老师的教导下，我们成了优秀和模范班。矮矮胖胖、皮肤黝黑的李老师，是河北省人（附小的老师几乎都是河北省人），他虽严厉，但教课讲解仔细，也爱护我们，我们实实在在地受益不少。这一年中也有不少学生（男生最多）挨了揍，但是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当，和现在有的老师拿打人出气是截然不同的。 我在附小记忆中的老师像教舞蹈体育的韩荔媛老师，教缝纫的郑老师，二年级级任王老师，五年级级任钱老师（他的名字是钱贯一反过来念就是“一贯钱”啦！）都是一生难忘的。 我们附小主任是韩道之先生。他是韩荔媛老师的父亲。记得上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他召集全校女生到大礼堂去听他训话，他发表谈话说，我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不可毁伤的伦理观念，劝大家不要随时髦剪掉辫子。因为那时正是新文化运动，西洋的各种风气东来，一股热潮，不但文化、衣着、生活上的种种习俗都改变了，剪辫子留短发也是女学生（甚至我母亲那样的旧式家庭妇女）的新潮流，韩主任的一番大道理，谁听得下去，过不久还不是十个女生有九个剪掉黄毛小辫儿，都成了短发齐耳了。我当然也是。 前面我说过，我们的缝纫教室也是学校图书室，我喜欢看书架上的杂志《小朋友》和《儿童世界》。《小朋友》是中华书局出的，《儿童世界》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小朋友》的创办人有一位是黎锦辉先生，他对中国的音乐教育太有贡献，我们是中国新文化开始后第一代接受西洋式的新教育，音乐、体育、美术，都是新的，我们小学生，几乎人人都学的是黎先生编剧作曲的歌剧，像《麻雀与小孩》（太有名啦！）、《小小画家》、《葡萄仙子》、《可怜的秋香》、《月明之夜》，哪一个不是小朋友们所喜欢、所唱过的哪！他办的《小朋友》杂志是周刊，每到星期六，我就等着爸爸从邮局（他在北平的邮局工作）提早把《小朋友》带回来。上面我爱看《鳄鱼家庭》，还有王人路（他是电影明星王人美的哥哥）的翻译作品。记得有一期登了一篇小说，说是一个王子慈善心肠，他走在路上很小心，低头看见地上有蚂蚁就踮着脚尖走，不愿踩到蚂蚁，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虽然是任意走路的人，但是真的低头看见蚂蚁，也会不由得躲开走呢！这都是受了《小朋友》上小说的影响吧！ 等我长大了，进了中学，当然满心阅读新文艺作品和翻译的西洋作品，《小朋友》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我的读书生活中消失了。 今年的暮春五月，我们一群儿童文学工作者到上海、北京、天津去和大陆上的同好者开会，热闹极了，亲热极了。我在会场上认识了许多人，重要的是在上海的会中，桂文亚给我介绍了今年八十六岁的陈伯吹老先生，他一生至今都是从事儿童文学工作，写作、编辑或教书。他虽是快九十岁的人了，但健康的气色、红润的肤色，亲切的谈吐，都使人有沐浴春风的感觉。大家都很敬重他，我也一样，给他拍了照片。 这时台北的陈木城过来了，他说：“来，林先生和七十岁的《小朋友》合拍一张。”原来他拿来的是一本《小朋友》创刊七十周年纪念号，全书彩色，虽然是二十四面薄薄的一本，但七十岁可是个长寿呀！算起来这位“小朋友”还比我小，我们都这么健康，我虽然这么大岁数，也没有失掉孩子气，我愿意像陈伯吹先生一样，一生都要分出时间来为孩子们不断地写！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曾祺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邂逅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散文集《蒲桥集》、《晚饭花集》等。 这是我父亲的一句名言。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萧管笛，无一不通。他认为乐器中最难的其实是胡琴，看起来简单，只有两根弦，但是变化很多，两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现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层。他的胡琴音色刚亮。胡琴码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认为买来的不中使。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他养的一盆素心兰在我母亲病故那年死了，从此他就不再养花。我母亲死后，他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作衣料，单夹皮锦，四时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羊羔、灰鼠、狐肷。 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们那里叫“百脚”），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结实而轻，这样风筝可笔直地飞上去，没有“肚儿”。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未见过第二人。清明节前，小麦还没有“起身”，是不怕践踏的，而且越踏会越长得旺。孩子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身心都极其畅快。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再一块一块逗拢，接缝处用胶水粘牢，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桥、亭、球是中空的，里面养了金铃子。从外面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自在爬行，振翅鸣叫。他会做各种灯。用浅绿透明的“鱼鳞纸”扎了一只纺织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红染了色，上深下浅，通草做花瓣，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真是美极了。用小西瓜（这是拉秧的小瓜，因其小，不中吃，叫做“打瓜”或“笃瓜”）上开小口挖净瓜瓤，在瓜皮上雕镂出极细的花纹，做成西瓜灯。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穿街过巷，邻居的孩子都跟过来看，非常羡慕。 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了了，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画画，我小时也喜欢画画，但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旁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抹。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太会欣赏，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或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瀑布。我小时字写得不错，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在我写过一阵“圭峰碑”和“多宝塔”以后，他建议我写写“张猛龙”。这建议是很好的，到现在我写的字还有“张猛龙”的影响。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学有几个能唱戏的。学校开同乐会，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有一个姓费的同学借到一顶纱帽，一件蓝官衣，扮起来唱“朱砂井”，但是没有配角，没有衙役，没有犯人，只是一个赵廉，摇着马鞭在台上走了两圈，唱了一段“郡坞县在马上心神不定”便完事下场。父亲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他那时还从幼儿园刚毕业，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赶紧学会汉语拼音，好给他写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黑帮”，送进“牛棚”。偶尔回家，孩子们对我还是很亲热。我的老伴告诫他们“你们要和爸爸‘划清界限’”，儿子反问母亲：“那你怎么还给他打酒？”只有一件事，两代之间，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县“插队落户”。按规定，春节可以回京探亲，我们等着他回来。不料他同时带回了一个同学。他这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正受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军将领。这个同学在北京已经没有家，按照大队的规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伙同学的秘密帮助下，我的儿子就偷偷地把他带回来了。他连“临时户口”也不能上，是个“黑人”，我们留他在家住，等于“窝藏”了他。公安局随时可以来查户口，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也可能举报。当时人人自危，自顾不暇，儿子惹了这么一个麻烦，使我们非常为难。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们的卧室，对他的冒失行为表示很不满，我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这种怕担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我们对儿子和同学之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对他的感情不够尊重。他的同学在我们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离去。 对儿子的几次恋爱，我采取的态度是“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决定。最后，他悄悄和一个小学时期女同学好上了，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已近七岁。 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金岳霖先生 汪曾祺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邂逅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散文集《蒲桥集》、《晚饭花集》等。 60年代时，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人们常能看到有一位奇特的老人，他坐在一辆平板三轮车上，饶有兴味地看着街两边热闹繁华的商店，还有那来来往往的人流。 这位老人，就是北京大学的老教授，著名的哲学家金岳霖先生。 金岳霖先生是我40年代在西南联大上学时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当时金先生也随清华大学来西南联大任教。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关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诉我的。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当新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的镜片一只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绳武的夫人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即斗篷。又叫“一裹圆”）。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睛虽然到美国治疗过，但眼神仍不大好，以致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的。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虽然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但大一的学生对这课都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但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于是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这时，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就都又紧张又兴奋。那时联大女生以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为时髦，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 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心。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后来，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时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蕴珍，即萧珊，曾问过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除了必修课逻辑外，金先生还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问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王浩现在在美国，前些年写了一篇关于金先生的较长的文章，我没有见到。 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他有个要好的朋友王景鹤，和我同在昆明黄土坡一个中学教书，王浩常来玩。来了，常打篮球。大都是吃了午饭就打。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说话带山东口音。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我实在想像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前年他回国讲学，托一个同学要我给他画一张画。我给他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画的。我在画上题了几句话，有一句是“以慰王浩异国乡情”。王浩的学问，原来是师承金先生的。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许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同学住在金鸡巷，有陈蕴珍、王树藏、刘北汜、施载宣（萧荻）。他们住的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先生有时拉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一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金先生是个单身汉（联大教授里有不少光棍，杨振声先生曾写过一篇游戏文章《释鳏》，在教授间传阅），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常常带着大梨、大石榴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斗鸡。斗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这些小朋友，然后他再去买。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教哲学的教授外，时常来往的，据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沈从文，张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现在的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无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一直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他深居简出。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始时的那一幕。我想像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金先生治学精深，但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学丛书里的《逻辑》，我所知道的，还有一本《论道》。其余还有什么，我不清楚，须问王浩。 我对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美国家书（1987年） 汪曾祺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邂逅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散文集《蒲桥集》、《晚饭花集》等。 松卿： 上次的信超重了，贴了两份邮票。美国邮资国内22分，国外44分，一律是航空，无平信。 我们9月份的安排，除了开幕的party，看两次节目，每天有人教英语（我不参加），有5个题目的座谈（每个题目座谈约3次）。聂华苓希望我们参加两个题目：“我的创作生涯”和“美国印象”。“创作生涯”我不想照稿子讲，只想讲一个问题：“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昨天这里中国学生会的会长（他在这里读博士）来看我，我和他把大体内容说了说，他认为很好。“美国印象”座谈时间较靠后，等看看再准备。 我们在这里生活很方便，program派了一个中国留学生（他本已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任教）赵成才照顾我们，兼当翻译。他是program的雇用人员。 每星期四由“计划”派车送我们去购买食物。开车的是台湾人，普通话讲得很好。他对我和古华的印象很好。对赵成才说，想不到这样大的作家，一点架子都没有！这里有一个eagle食品商店，什么都有。蔬菜极新鲜。只是葱蒜皆缺辣味。肉类收拾得很干净，不贵。猪肉不香，鸡蛋炒着吃也不香。鸡据说怎么做也不好吃。我不信。我想做一次香酥鸡请留学生们尝尝。南朝鲜人的铺子里的确什么佐料都有，“生抽王”、镇江醋、花椒、大料都有。甚至还有四川百瓣酱和酱豆腐（都是台湾出的）。豆腐比国内的好，白、细、嫩而不易碎。豆腐也是外国的好，真是怪事！ 今天有几个留学生请我们吃饭，包饺子。他们都不会做菜，要请我掌勺。他们想吃鱼香肉丝，那好办。不过美国猪肉太瘦，一点肥的都没有。猪肉馅据说有带15%肥的。我嘱咐他们包饺子一定要有一点肥的。 我大概免不了要到聂华苓家做一次饭，她已经约请了我。 昨天我已经做了两顿饭，一顿面条（美国的挂面很好），一顿米饭——炒荷兰豆、豆腐汤，以后是我做菜，古华洗碗。 我们11月开头的两个星期将到纽约、华盛顿去旅行。最好是住在朋友家。纽约我准备住金介甫家，今早已写信预先通知他（美国人一般都在一个月前把生活计划好，不像中国人过一天算一天）。明天准备写信给李又安、陈宁萍、张充和。王浩的地址我没有带来，你打电话给朱德熙，让他尽快给我寄一个来。杨振宁、李政道我不准备麻烦他们了，不过，寄来他们的地址也好。到美国旅行，一般都是住在人家家里。旅馆太贵。 聂华苓问古华：汪老准备在这里写什么？古华告诉她我听了邵燕祥的话，不准备写大东西。聂说：其实是有时间写的。那我就多写几篇聊斋新义吧。 聂华苓的一个女儿年底要和李欧梵结婚。李欧梵我在上海金山会议上和他认识。我让他到mayfloram作家名单寄给一些大学，由他们挑选去演讲的人。美国演讲的报酬是相当高的。 我的地址在mayfloram来，其实主要是交际交际，增加一点了解，真要深入地探讨什么问题，是不可能的。 昨天去听了一次新英格兰乐队的轻音乐，水平很低。聂、安、古、蒋勋休息时即退场。聂问我如何，我说像上海大减价的音乐，她大笑，说：“你真是煞风景。”又说：“很对，很对，很像！” 昨晚芬兰的risto回请我和古华，说是dinner，实际只有咖啡、芬兰饼（大概是荞麦做的），一瓶芬兰vodka。主要的菜倒是他请我做的茶叶蛋。闹半天，他是对我们作一次采访。他对中国很感兴趣，也颇了解，问了很多问题，文学、政治、哲学、心理学、书法……他的夫人是诗人，又是芬兰晨报的记者。我问今天的谈话，他们是否要整理发表。他们说：要。我想我们的谈话都没有问题，要发表就发表吧。 今天是安格尔的生日（79岁），晚上请大家去喝酒，谢绝礼物，但希望大家念念诗、唱歌、表演舞蹈。我给他写了一首诗：“安寓堪安寓（他家的门上钉了一块铜牌，刻字两行，上面一行是engle，下面是中文的“安寓”），秋来万树红。此间何人生？天地一诗翁。此翁真健者，鹤发面如童。才思犹俊逸，步态不龙钟。心闲如静水，无事亦匆匆：弯腰拾山果，投食食浣熊。大笑时拍案，小饮自从容。何物同君寿？南山顶上松。”安的女儿蓝蓝昨天到这里看了，说把她爸爸的神态都写出来了。 我带来的画少了，不够分配。宣纸也不够用。 我决定把《聊斋新义》先在华侨日报发表一下。台湾来的黄凡希望我给台湾的联合文学，说是稿费很高，每一个字一角五分美金。但如在台湾发表，国内就不好再发表。在美国发表，国内发，无此问题。华侨日报是左派报纸，也应该支持他们一下。人不能净为钱着想。15日华侨日报的王渝和刘心武均到loram的成员都去了，还有不少别的客人。很好的香槟。好几位诗人读了给安和聂的诗。我也念了那首诗，用中文念，赵成才翻译。诗是写在一张宣纸横幅上的，安格尔自己举着，不时探出头来做鬼脸。一个作家打非洲鼓唱颂歌。南美西班牙语系（不同国家）的诗人弹吉他且歌且舞，很美。古华“打”了一支湖南山歌。非让我唱京剧，唱了两句大花脸。墨西哥诗人zavala对赵说是今天的most。 我的讲话稿《我是一个中国人》和《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华侨日报决定发表。王渝明天来，将把稿费带来（先付）。台湾诗人蒋勋把他用古代传说写的小说给我看，想请我写一篇序。这个序可不好写，但不能推却。（13日晨） 松卿： 我又回来了。mayfloman on the river，我告诉李克，这不是打鱼，而是罱泥。李克在第二天我的演讲会上做介绍时特别提到这件事，以示“该人”很渊博。 华盛顿是非看不可的，但是正如那位娇小玲珑的余教授所说：不看想看看，看看也不过如此。去看了“大草坪”，一边是国会大厦，一边是林肯纪念碑。林肯纪念碑极高，可以登上去（内有电梯），但是候登的人太多，无此雅兴。倒是航天博物馆看了眼界。阿波罗号原来是那么小的一个玩意（是原件），登月机看来很简单，只有一辆吉普那么大，轮子是钢的，带齿。看了现代艺术博物馆。毕加索已经成了古典了，展品大都看不懂。有一张大画，是整瓶的油画颜色挤上去的，无构图，无具象，光怪陆离。门口有一大雕塑，只是三个大钢片，但能不停地摆动。美国艺术已经和物理学、力学混为一体。看了白宫，不大。美国人不叫它什么“宫”，只是叫“白房子”，是白的。据说里面有很多房间，每星期一——五上午10点～12点可以进去参观。我们到时已是下午，未看。 波士顿据说是很美的，我看不出来。主要是有一条查尔士河，把许多房子都隔在了两岸，有点仙境。刘年玲带我们去看了一个加勒夫人的博物馆。加勒是个暴发户，打不进波士顿的“四大世家”的交际界，于是独资从意大利买了一所古堡，原样装置在波士顿。这是一所完全意大利式的建筑，可以吃饭，刘年玲说这里的沙拉很有名。我们都叫了沙拉，原来是很怪的调料拌的生菜。在国内，沙拉都有土豆，可是这种叫做“凯撒沙拉”的一粒土豆都没有，只有生菜！我对刘年玲说：我很怀疑吃下一盘凯撒沙拉会不会变成马。去市博物馆看了看，很棒！宋徽宗摹张萱捣练图在那里。我万万没有想到颜色那么新，好像是昨天画的。中国的矿物颜色太棒了。我很想建议中国的文物局出一本“海外名迹图”。 在波士顿遇到法国的一位annie女士。此人即从法国经由朱德熙的一位亲戚介绍，翻译我小说的人。她（和她的丈夫）本已购好到另一地方（我记不住外国地名）的飞机票，听说我来波士顿，特别延迟了行期。annie会说中文，甚能达意。她很欣赏《受戒》、《晚饭花》，很想翻译。我说《受戒》很难翻，她说“可以翻”。她想把《受戒》、《晚饭花》及另一组小说（好像是《小说三篇》）作为一本。我说太薄了。她说“可以”。法国小说都不太厚。annie很可爱。一个外国人能欣赏我的作品，说“很美”，我很感谢她。她为我推迟了行期，可惜我们只谈了半个钟点还不到。annie很漂亮。我说我们不在法国，不在中国相见，而在美国相见，真是“有缘”。 我在东部一共作了5次演讲。在耶鲁、哈佛、宾大讲的是《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或中国作家的语言意识，或我对文学语言的一点看法》，在三一学院和maryland讲的是《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在三一学院讲的不成功，因为是照稿子讲的，很呆板。听的又全不懂中文。当翻译的系主任说英文稿翻得很好，是很好的英文，问是谁翻译的，我说是我老伴，他说：“你应该带她来。”同样的内容，在maryland讲得就很成功。这次应余教授的要求，还讲了一点样板戏的创作情况。 我在lowacity没有什么事了。20号要讲一次美国印象。24号要到依阿华州的西北大学演讲一次，我想还是讲语言问题——我对语言有自己的见解，语言的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流动性，别人都没有讲过。我在哈佛讲，有一个讲比较文学的女教授，说听了我的演讲可以想很多东西。（11月15～16日） 文艺报副主编陈丹晨来了。昨天晚上华苓请丹晨，我带了20个茶叶蛋去，在她家做了一个水煮牛肉。 我的讲话《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中报要发表，明后天我要写出来（讲的时候连提纲都没有）。今天没有时间。《聊斋》已发表。王渝在电话里告诉我稿费请古华带来。 美国的天气很怪。到波士顿，夜里下了大雪。美国下雪，说下就下，不像国内要“酿雪”——憋几天。说停下就停了。下雪，很冷。刘年玲的丈夫说爱荷华要比波士顿低10℃，结果我到了爱荷华十分暖和，比我走时还暖，穿一件背心、夹克就行了。我到华苓家吃饭穿的是那件豆沙色的西服。不过昨天下了雪，夜里又冷了。 丹晨和老赵一会来吃饭，我得准备一下。 曾祺17日上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清风亭下哭信芳（节选） 黄宗江 黄宗江（1921～），北京人，剧作家。著有《舞台集》、《单枪匹马集》、《卖艺人家》等作品。 刚过了梅兰芳的90生日，又过周信芳的，这一双并肩一世，同祖国一起前进的千里马啊！ 人生90大寿，是大喜事，即使不幸逝世，也称喜丧，但周信芳这一位对中国文化有巨大贡献的大师，却早了十年，在一场文化大劫中被迫害致死，怎能不令人大悲大愤大恸！但今日我人民我党我同行仍能为他祝寿，呼唤之于泉下，又是何等值得大庆的事！ 我生也晚，虽从襁褓观剧至今，年逾花甲，但所见不免偏狭。我是在北京生长的京剧观众，在京朝派长者的熏陶下，言必称谭（谭鑫培）余（余叔岩），甚至对言（言菊朋）马（马连良），都不免有所贬谪。我是在抗日战争前上中学时，才得见周信芳的一些演出于天津舞台，当时的感受是海派也自有其道理，自以为尚无门户之见。直到抗战初期，自己在“孤岛”上海做话剧演员，才跑戏馆多看了他几出，成了麒迷（周信芳艺名麒麟童），又自以为懂了，其实还是没有开窍。直到解放后，有机会观赏了他的一系列代表作，才感到此中学问深厚，够自己一生琢磨研究的。也许可以说是在“文革”后的再解放中，在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中才更进一步理解周信芳的艺术。 我认为，周信芳是一位现实主义大师，他调动了一切手段为现实主义服务。这一切又是什么呢？是中国笔墨的写意？是戏曲的程式化？或引用引进的名词“印象主义”，“表现主义”……乃至超现实主义？似难一语以蔽之。我最近常如此揣摩：“浪漫主义”在西方也有各式各样。“浪漫”一辞则来自拉丁语系，它的语源是否就是“夸张”，即基于现实的夸张乃至变形，但仍基于现实？我想，能不能做这样简洁的表述：周信芳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位典型的现实主义大师，他调动了一切浪漫主义的手段为现实主义服务。” 我和信芳老师的个人交往来得很迟，话说1942年，时“孤岛”已沦陷，我和妹妹宗英仍在上海随佐临诸师演剧，那是阴云密布、强作歌声的的时代，某日乘有轨电车去外滩，我发现对面坐了一位长者，一脸戚容，目光却极深沉，看来极其面熟，又想不起像谁。下车后，我目送他的背影步入一旧书肆，我恍然感以他长得特像我已亡故的父亲，再一想，他不就是洗去台上铅华的鼎鼎大名的麒麟童吗？这印象我至今难忘。我早已自命是信芳老师的私熟弟子，如果我真的成为他的艺徒，是我衷心庆幸的事。我这里用了“义子”二字，也是为了引出后面有关《清风亭》义子不义的文章。 解放后，文艺大军各路会师，我也记不得何时何地拜见了周师。总之，在北京，在上海，在朝鲜战场，在各种戏剧战士战斗的场合聚会过。我执弟子礼；信芳老师则和兰芳老师一样对各家弟子都很亲切关照，但未有机缘深淡过什么问题。1953年某日，我奉总政命送徐玉兰、王文娟领衔的越剧团归返华东建制，华东戏剧界领导人于伶、刘厚生，包括信芳师设宴欢迎于华东戏曲研究院。宴后，在他们的小台上观看魏莲芳、刘斌昆二位的《活捉三郎》。我就坐在周老师身后，演至一外，我脱口低声说了句：“今儿这儿少了点什么……”周院长回首顾盼，目光炯炯地说：“这是见过的！”随后又说：“这是功夫戏，搁生了！”坐在我旁边的是著名戏曲评论家黄裳，也看了我一眼，低声赞道：“嘿嘿！周院长说你是见过的！”我不禁沾沾自喜，那种票友自命内行而又得到权威认可的自鸣得意，一直得意至今。我的确是见过一些的，尤其是这一出我在这里要提到的《清风亭》。周老的一些老戏如《四进士》、《坐楼杀惜》等等是盖过了前人的，大有比较学的学问可做。我这里所以选《清风亭》一叙，既是见过的较多，又符合我现在想一哭信芳的心情。我没赶上老谭，却见过其子谭小培，其婿王又宸演出此剧。老观众们都知道这二位的做工戏是不怎么样的，我当年却在一本老戏考上看过有这样的注释，说二位的《天雷报》（即《清风亭》）可传谭之衣钵。我当时的印象也的确不错，均深得一苦字。雷喜福和马连良两位富连成大师兄的这出戏我也多次听过，是各有千秋，胜于先贤的，但是最接近生活而又高度提炼，最感动人，大有惊天地动鬼神之势的，确属周公信芳。就这么好吗？就这么好！我是见过的。 现在的青年观众大多是没见过什么《清风亭》的。试想：一对磨豆腐、打草鞋为生的老夫妇在小巷“拾子”，得一弃婴，抚育至13岁。一日父子口角，子奔出户外，父“赶子”至清风亭却遇亲母将子认去。若干年后，二老尤衰迈，又兼“思子”、“望子”，几沦为乞丐。此子则中状元，路过清风亭打坐，二老闻讯前来“认子”，义子不义不认。二老苦苦哀求，此子居然赏下二百铜钱将他们赶出亭去。二老愤极碰死清风亭。状元打马而去。这是多么富于哲理，而又富于——这里可以这样说，富于阶级的爱与恨的内容啊！ 周信芳将此一内容，从拾子、赶子、思子、望子，到认子，表现得淋漓尽致。最令人难忘的是在清风亭义子被亲娘认去一节：憨厚的老人提出让孩子立在中间，由他和亲母两厢来唤，跟谁算谁。老人仗着十三载哺育恩情，很有自信地喊了几声，无应；做官家的亲娘一唤，孩子跟着就去了。老人一语难发，只听得一声巨响，仰面倒地，用的是戏曲舞台上所称“硬僵尸”。母亲领着孩子回来了，唤醒扶起老人，老人手抚幼儿头顶，缓缓地说了这样一大段—— “我儿既然不肯回去，为父也不来勉强我儿，此番跟随你的母亲去见你那做官的父亲，要将我二老十三载养育之情对他言讲。儿啊，你必须好好读书，长大成人，若得一官半职，你来看看我二老。倘若我二老无福下世去了，你买几百纸钱，在我二老坟前烧化烧化，叫我二老几句，拜我二老几拜。难道说我二老就受不起儿这几拜？难道说我二老必要争儿这几拜？不是的，我儿这几拜不值紧要，叫那些无儿无女的人，也好抱人家的儿子啊！” 可惜用文字实难绘其声色于万一。我最后一次看“麒老牌”这戏是在60年代初期上海大舞台，在观众席里一边坐着赵丹，一边坐着张桂凤可说是影剧界和越剧界两位泰斗老生，只见这两位观众哭得泪人儿一般。我观剧很少当场落泪，但觉得在心里已然放声恸哭了。 “文革”后，一向在英伦学戏剧的周老的女儿采芹返国讲学。她是深有家学渊源的，但幼年就在国外，北京话不灵光，上海话也弗来事了，皮黄当然更唱不上来。一天在她友谊宾馆房间里，我对她讲说《清风亭》这一段，越讲越起劲，索性就用麒派声腔，在她面前来了一次名副其实的“班门弄斧”。最近我总算找到了这段录音，准备采芹妹再从伦敦归来时送给她。 1981年夏我赴美国奥尼尔中心，途径纽约小住，才和惟一继承父业的周老的儿子少麟相识。他是和童芷苓等同志一起参加在纽约举行的周信芳大师纪念演出的。他实在演唱得极像周老，虽然还不够成熟完满。那一次在纽约百老汇的盛会，使得海外千千万万周老的观众以及洋人知音再一次如聆如睹周老音容，感到他老人家虽死犹生。某夜在唐人街票房所在，我坐在少麟身旁，他偶然地向我提起，“文化大革命里你们家跟我们家也差不离吧？”我默默点头，其实我也并不知其家其详，只简单知道信芳病亡，少麟入狱，还是当时京剧团领队的刘厚生同志后来对我约略谈起。厚生曾经做过上海京剧院周信芳院长的副手，也是信芳同志的入党介绍人，对周是深知的。厚生告诉我：信芳的妻子少麟的母亲是被活活打残致死的，少麟的带着红领巾的小女儿目睹这一切以致精神失常。她父母不久前带她到美国探探亲，散散心，她小小年纪，却跳了楼，未死致残，越发悔恨交集，昏迷时常喊着：“别打我好不啦！别打啦！”就在此次演出前不久，这少女终于含恨逝于异土。我最近才看到周家的至交树芬同志以小说体，从“文革”中孤零相伴周老的儿媳黄敏桢的角度叙述，写下了一部不奇而奇的奇书《夜深沉》，它显然的纪实的，写下了那段令人发指的暴行，写下了周信芳同志对党、对领袖、对人民、对观众、对妻子、对家人，对所有艺徒义子的一片忠贞。 那次返国后，我有一次听到厚生同志向剧协领导汇报，谈到周家希望有个周信芳纪念剧团，还有就是希望为周家妈妈开个追掉会。据说有人反对说：她又不是国家干部！……厚生是一个比较冷静、日常不太喜怒形于色的老好人，所以未能继续当演员，而成了戏剧评论家及组织家，但此时此刻我感到在他极为克制的简单话语中包含着多少激愤。 最近我又一次翻阅《周信芳文集》，再一次读了他1929年发表在《梨园公报》上的文章，题为《最苦的中国伶人》，他说道：“现在工人和农民，世界都知道他们的辛苦。我很希望……告诉社会，告诉世界：最苦的是中国伶人，是一个劳而无功、受人压迫的人。”我又重读了他解放后1952年写的文章，题为《我欣慰活在这个时代》。他回顾了自己是在“可咒诅的时代里诞生的”，于是他说—— “50多年来，我第一次以最大的兴奋和骄傲，做一个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工作者。” “50多年来，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真正替人民做事的政府，我第一次看到我们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举足轻重，我第一次看到我们受苦受难的民族从此挺起腰胸，扬眉吐气！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同胞可以自由地呼吸、歌唱；我们艺人受到自己政府亲切的照顾，年轻的一代得到真正的培养和爱护！” “今天，我以万分欣慰的心情庆幸活在这个光荣的时代！” 他这历经几十年，几个时代的片言只语，都是出自肺腑，何等觉悟，但是他万万没料到，谁也没料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会产生惨绝人寰、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丧失了的一系列悲剧！凡我斯世同寰，能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吗？ 《清风亭》旧名《天雷报》，幼时观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现在演出中均已删去的“殛子”结尾。二老碰死亭前，状元打马而去。紧锣密鼓中，雷鸣电闪，那不义义子遭受雷殛，只见他大红官衣卸去只余黑褶子一袭，御冠甩发，闭目合睛，跪在台口，两臂分张有如十字架，两手攥着，口中还衔着他“赏”给义父母的那几吊铜钱，这是极其震动人的最终的画面，使我自幼至今难忘。我翻阅周老旧文，他对于删去这尾声也是不无迟疑的。 戏出神鬼，自应区别对待。不是至今仍有人认为《李慧娘》等鬼戏还有副作用、不宜彻底平反吗？我也相信，如封建迷信一日不彻底根除，无论神鬼总会有这样那样副作用的，但首先要看它的正作用如何，我又生奇想，有些人，也可以说是有些鬼，或还够不上“文革”中的“三种人”，而有着第四种人的灵魂与手脚，至今不悔，甚至生事，如他们真能相信“天打五雷轰”的报应而触及灵魂，缩起手脚，那也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也是一种幻想。我非常同意陈毅老总的又一种老辞新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决非宣扬因果论，而是有其辩证法的。如果有一天，普天下义子均能不忘恩负义，真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多少也意味着的境界来临了。 这篇文章发愿已久，草草急就，确出肺腑，就这样结束这篇祭文、悼文，也是祝寿之文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青山有幸 艾煊 艾煊（1922～2001），安徽舒城人，作家。著有报告文学集《朝鲜五十天》，散文集《碧螺春汛》、《艾煊散文集》，长篇小说《乡关何处》、《山雨欲来》等。 到南京来鉴赏十朝古都的中外旅客，第一个选择的目标，常常会不约而同地走向中山陵。 死后葬于紫金山，这是孙中山先生生前的宿愿。百年后的孙先生，果然睡进了紫金山半坡上的陵墓里。紫金山没有辜负孙中山，中山陵使紫金山更加雄伟秀丽。 中山陵建在紫金山的南坡，海拔158米的中茅峰上。墓室和整个陵墓民族形式的建筑群，依山势采取纵向布局。392级台阶和10层平台，组成了立体的宽阔绵长的墓道。显得气势磅礴，又十分俊秀。开阔博大，又深有蕴藉。陵墓高高耸立于小山头上，显得雄伟，又并无倨傲之感。中山陵的建筑艺术风格庄严，朴实，简洁，明快。 游人站在祭堂前的平台上，远眺百里外迤逦而来的秦淮河，远眺渐去渐淡的宁镇诸山，远眺无边的江南原野。山去水来，云浪飘逸，披襟长啸，尘心如洗，胸襟顿觉舒张，眼界无限开阔。 中山陵帝边是朱元璋的陵墓，绻缩在一个山坞里，显得委琐。中国无数帝王陵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威严，阴森，沉重。中山陵朴实而又灵动，庄重而又活泼。 古代的帝王陵，是阴阳家风水先生踏勘的墓地，着眼点是好的风水，可使皇族世系绵延万万年。中山陵是宋庆龄和孙科选择的陵址，明显的感到这一选择是有美学眼光的。 陵墓的建筑样式，公开向社会上广泛征求设计图案。应征者，有中外数十名建筑师。这许多设计图案，经过专家评审，提出具体的评判意见。再由专家评审委员会，葬事筹备委员会，以及孙中山家属，共同议定得奖名单。一二三等奖各一名，名誉奖七名。评后，在上海办了一个图案设计展览会，获奖的图案，以及所有应征的图案，全部都摆出来公开展览。让群众欣赏，也让群众公开议论。多方听取意见后，由葬事筹备会，专家评审会，以及家属共同研究，经过反复比较讨论，最后决定采用第一奖吕彦直设计的图案。并且聘请吕彦直为建筑施工的工程师。 吕彦直是位青年建筑师，他曾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建筑系学习过。他受聘后，便到处奔走，采购原材料，日夜组织施工。在紫金山的山上山下指挥修建施工的过程中，积劳成疾。陵墓还未及竣工，吕彦直便病逝在工地上。年仅三十二岁。 建筑师死了，他的艺术杰构永生不死，长留人间。 这一组木铎形的陵墓建筑群，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民族形式，又吸收了西方建筑之长。 与陵墓配套的工程，还有一条从下关江边起始，进挹江门，经鼓楼，新街口，出中山门，至陵前的宽阔大道。这条二十多公里的迎榇大道，也是南京的第一条现代马路。路两边遍植悬铃木，构成了四条到六条悬铃木林带。这也是南京行道树绿化之始。 世界各地的华侨和国际友人，送来很多苗木，用于陵园区域的绿化。其中一部分珍贵苗木，在紫金山脚下，建立了一座中山纪念植物园。 自1926年至1929年，建陵工程历时三年完成。经费全部由华侨捐献，共计白银四百六十万两。用去三百九十九两。余款，在中山陵的山脚下，造了一座根据地形构建的，非常别致的露天音乐台。又造了一座水榭。 1925年孙先生在北京逝世后，立即由协和医院进行尸体防腐处理。再用木棺暂殓，棺盖是玻璃做的，陈放在中央公园社稷坛，让各界自由瞻仰，公祭。十二天中，个人和团体来祭的人很多，送来的花圈达七千多个，挽联五万九千多副。公祭后，运往西山碧云寺暂厝。 陵墓施工，历经三年。中山陵建造完工后，遗体才由北京运到南京正式安葬。 孙中山先生的安葬仪式，被称为奉安大典。奉安，是皇帝和皇后死后下葬的专用名词。现在人们把这一威严，隆盛的礼仪名称，移赠给主张平等，民主的孙逸仙博士，先生若有知，对此一葬礼名称，会首肯否？史实如烙印，我们今天重来叙述二十年代末这一历史事件时，只好依从此一史实，留下奉安这一名词了。 1929年5月下旬，在碧云寺内，把孙中山遗体，由木棺中移出，正式殓入紫铜棺内，启程南下。 那时从西山入城，没有可以通行卡车的道路。沉重的紫铜棺，只好用人力抬运。共雇请杠夫两百三十多人。每班六十四人轮换抬。抬到前门站上火车。事后通知铁路沿线公祭，直到浦口。乘军舰过江后，铜棺运到湖南路国民党中央党部，设灵堂，让南京各界公祭三天。然后起灵，卡车运送。经鼓楼，新街口，出新辟的中山门，直到陵墓前。再由杠夫抬上392级石阶，才到达安葬的最后目的地。 铜棺放进五米深的墓穴后，再用水泥封固。上面放一只空石棺，棺上放一座孙中山的石雕像。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那座汉白玉卧像。 从去世直到安葬事毕，对孙中山先生的大型公祭活动，举行了无数次重复的悼念仪式，念了无数篇祭文。我们是个多礼的民族，这些重复繁琐的祭奠礼仪，千文一腔的祭文，似乎是习见的，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具有现代民主思想的中山先生，不知对如此重复繁琐的多礼，是否认同？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他推翻几千年君主的丰功伟绩，自会有历史学家去论说。常存在人们心中，令人敬仰的，也许还是他崇高的人格力量。 无论是他的同志，朋友或政敌，都不能不对他钦敬，景仰。这样的政治活动家，在近代史上是罕见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元白先生的豁达 来新夏 来新夏（1923～），浙江箫山人，历史学家。著有《中国近代史述丛》、《古典目录学浅说》等。 元白先生是半个世纪以前我们几个经常到启功先生家去的学生对他的尊称。我19岁入大学后就受教于正当而立之年的元白先生，读大学语文，并向元白先生学书画。只是我的艺术资质太差，一直落后于其他同伴；但是，元白先生依然不厌其烦地加以教诲，给我的习作圈点修改。我曾经学画过两个扇面，那只能算是临摹习作，送给元白先生审阅，他看到后，却认为还看得过去，就当场动笔亲加点染，果然大不相同，顿见画意，不仅使我欣喜非凡，同伴们也都羡慕不已，当然这是先生对学生的一种鼓励。等到四十年代初，元白先生在天津开个人画展，几位弟子正如大树底下乘凉般地参展，我的那两个经过先生点染的扇面也鱼目混珠地摆在会场，居然售出，我也得到一笔足够一个月伙食费的收入。这种经过包装的“伪劣假冒”行径一直使我感到不成材的惭愧，而元白先生却一再安慰我说，事情总有一个过程的。直到现在我还时时怀念这种温馨，又时时懊悔当年为什么这样草率地展售出去，辜负了先生的垂爱，失去了珍贵的纪念品。更为不该的是我终于因不刻苦努力，自己觉得在这方面难以成材，遂藉口缺乏艺术细胞，而“学书不成去学剑”还以不再耽误先生对我的劣质品加工的时间作为饰词。画虽然不学了，但师生的情谊不衰。我仍然每周至少去启府一次，大多是周日，和同一年龄段的新知旧友，围坐在画案周围，静听元白先生谈古说今，增长了许多课堂上难以学到的掌故旧闻。有时还要“蹭饭”，有一次，我一进门，元白先生就很高兴地告诉我：今天吃煮饽饽，我没有什么反响，心想棒子面饽饽也值得这么高兴吗？孰知吃饭时端上来的却是几大盘三鲜饺子，原来满洲俗称饺子为饽饽。我不禁自嗤幼稚，并把这种可笑讲给元白先生听，他听后哈哈大笑，而我则明白了婚俗中的子孙饽饽原指吃饺子而言。 元白先生少孤，家境也不算富裕，是由老母和亲姑含辛茹苦地抚养成人的。启老太太是位慈祥敞亮的老人，有时也和年轻人讲点笑谈；亲姑则是一位身材高大健壮，具有豪气的爽快人，为了协助嫂氏抚孤，一生未嫁，元白先生很敬重她，按照满洲习俗叫她爹爹，我们则顽皮地称她“虎二爷”。虎二爷对我们有点差错就直爽地数落几句，但总让人感到很亲切而不以为意。元白先生对两位老人都极尽孝道，言谈间总感谢老人培植自己的恩情，有时还向两位老人说点讨喜欢的话语，做点有趣的举动，很有点老莱子娱亲的意思。元白先生勤奋苦学，终于有成，给老人以最大的回报和安慰。 元白先生和夫人数十年夫妻间感情甚笃，真称得上是相濡以沫。启师母是位非常贤淑的女性，终日默默不语地侍奉老人，操劳家务，对元白先生的照顾尤为周到，说她无微不至，极为恰当。她对学生也都优礼有加，从没有师母架子，有时还给我们倒杯水。我们都心中不安而逊谢不遑，但启师母仅仅微微表示一丝笑意。启师母在我们师生间交谈时从不插言，即使元白先生有时对师母开个小玩笑，想把她拉进谈话圈里来，师母也只是报之以微笑，不像有几位老师家，师母往往喜欢喧宾夺主地絮谈不已，常常使老师处于一种无奈的尴尬境地。 元白先生是个天生幽默豁达的人，几十年来，我从未看到过元白先生疾言厉色地发过脾气，即使很不如意的事也是常以一种幽默来解脱。平日谈笑间也都坦荡豁达，如果不是生性澹泊，识透世情是决难做到的。《启功韵语》是元白先生著作中我最喜欢读的一种。它虽说是元白先生的一本诗词集，但我总看它像一位性情中人流露真情的一幅自我画像。它以一种率真的笔墨，豁达的心态，坦诚地把自己裸露在世人的面前。它之所以感人是因为所说的都是由衷之言，写的都是平易之词，所以很多人爱看喜读，我手头由元白先生题赠的那本是我藏书中出借率最高的一种。人们读后或许会有各种不同的收益，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人们似乎从嬉笑的文字中读懂了元白先生幽默豁达的性格，感到老人很有趣；但是，人们或许没有看到这种嬉笑是无泪的笑，苦涩的笑。因为在这些文字的背后倾吐着一位饱经沧桑老人的郁愤。我读过几遍《启功韵语》，都笑不出来，对有些篇章词句甚至会无声地流泪。《自撰墓志铭》充分体现出元白先生的豁达，他用七十二个字明快洒脱地概括了一生，铭文中说：“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这是一篇辛酸的人生总结，也是元白先生的骄傲。这应是碑铭文字中别具一格的名篇。1957年的不公正遭遇仅用“派曾右”三字来概括他人生旅程中多么不平常的一段经历。貌似轻松，实则包含着多少同命运者的辛酸。我从六十年代被“挂”起来以后，有些旧友无可责怪地与我疏远了，惟有元白先生相交不变。我每次去京，元白先生总是了无顾忌地热情接待，他虽然已经“摘帽”，但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可是却一再劝我“要想得开，要善于等待”。他用这些语词来宽慰我的抑郁，并且请我到高级饭馆去改善生活，这在三年困难时期，“一饭之恩”是永志难忘的。十八年后，我终于被落实政策，重新安排工作，元白先生是最早知道“喜讯”的，他写来的信也是我收到的第一封安慰信。他在信中一本其幽默豁达的性格，调侃我十八年寒窑盼来了薛平贵，他还引了自己说过的“王宝钏也有今日”的词语，引我为同调，我真是和着笑的眼泪读了他的来信，深深地感谢我青年时代恩师的殷切关注。元白先生对政治挫折平淡达观，但对启师母却是伉俪情深远胜于政治挫折。这就是元白先生的真情所在。元白先生在《自撰墓志铭》中曾两处涉及启师母的逝去，但他仍以为这远远不足以表达他悼亡之情。所以，他另写有《痛心篇二十首》专篇。《痛心篇》前前后后写了一年，缠绵悱恻，哀痛悼念，读之令人心碎。这是一位贤淑女性应得的回报，也是诗人的一种人生情怀。《韵语》中有一首题名为《友人索书并索画，催迫火急。赋此答之》的诗，结尾一联说：“如果有轮回，执笔他生再。”真是快人快语，不行就是不行，有事下辈子再说，真可为之浮一大白！我对元白先生的诗作说了如此之多，也许不是元白先生的本意，但是，诗是允许以意逆志的。 元白先生对金钱看得很淡薄，他的字画成名较早，本可以获取很多钱，但他并不富有，晚年还寄居亲戚家，出亦无车。近几十年，元白先生极少作画而字名日盛，聚财也并不难，但他多从情谊出发。如果人们注意到，中华书局有许多书签都是元白先生所题；在不少学者家里，也常可以看到元白先生的墨宝；拙著有多种都是由元白先生有求必应地写付好几条横竖不同的题签备选，甚至还在来信中一再说明“如有不适于印刷处，示下重写，勿客气也”；又在另一次我求书的复函中谆谆嘱咐说：“近题书签多半字大，印时不加缩小，每觉难看，兹写力求较小，如书册略大，可放大付印也”；但是，传说有某权要以钱索书则被元白先生所拒。近年来，有人为元白先生组织过几次书展，有所收入，元白先生用来资助教育，但并没有为自己设立“启功奖学金”，而是为励耘老人陈垣老师设“励耘奖学金”。也许有人认为援老曾有恩于元白先生。可是当今受恩反噬者又有几多，自我标谤者也大有人在。元白先生的风格与情操于此可见。近年来，元白先生声望日隆，艺术成就也斐声于海内外，求字请教者不断，这对于年老多病的老人来说自然很不适宜，学校领导视元白先生为国宝，特加保护，元白先生不太习惯，曾自喻为“熊猫”，有一次，他因病谢绝来访，特书“大熊猫病了”一笺张贴门上，表现出一种诙谐豁达，使来访者见此，在笑声中欢快地离去。元白先生很重旧情，我在拙作《林则徐年谱新编》的后记中曾把我被落实政策后，元白先生对我的深情厚意写进去了，元白先生在一份刊物上看到后，特意写信来重温往事，信中说：“读到《东方文化》杂志中有大笔‘捧柴’之文（按：后记曾在《东方文化》上发表，题名作《众人捧柴》），其中涉及不佞题签事，因及旧谊，并及薛平贵之典故。回忆前尘，几乎堕泪，以不佞亦曾自言‘王宝钏也有今日’之语，虽然身世各自不同，而其为患难则一，抵掌印心，倍有感触，半世旧交，弥堪珍重！”披肝沥胆，实发乎至情。 元白先生对生和死也很豁达，1996年初夏，我因公出国访问，为便于到北京机场赶早班飞机，在前一天就投宿于北京师大的新松公寓。傍晚，我专程去小红楼看望元白先生。非常幸运，他中午方从医院回家，长久不见，互问情况。他还非常客气地，首先对因住医院没能及时为我新作《林则徐年谱新编》题签表示歉意，并说在我访日回来前一定完成，我感谢元白先生的盛情。等我很快访日归来回家时，不意在我书桌上赫然陈放着一件特快专递，原来是元白先生为《林则徐年谱新编》所写的横竖标签数则。元白先生以高龄病躯为我题写书名，用情之深，使我非常感动。在那次谈话中，元白先生还问我的年龄，我答以今年七十三，不意元白先生忽然开怀大笑，我不解其故，赶紧补充说，这是“坎儿”。元白先生更大笑不止。稍停，他老人家才说：“你七十三，我八十四，一个孔子，一个孟子，两个到‘坎儿’的人，今天挤坐在一张沙发里，这一碰撞，可能两个人都过坎啦，岂不可喜，你说不该大笑么？”元白先生一生豁达，幽默可笑，虽历经坎坷而不移其志。我半个世纪前受教门下，哪想到半个世纪后又受到一次识透人生的教诲，谈笑间解答了“坎儿”的困惑。虽是谈笑，却隐隐约约地启示人们不要拘束在各种各样的“坎儿”里，要拿得起，放得下。愿人生的勇者都能像元白先生那样豁达，敢于和形形色色的“坎儿”碰撞，能喜笑颜开地闯过包括“大限”在内的各种“坎儿”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父亲树林和鸟 牛汉 牛汉（1923～），山西定襄人，作家。著有诗集《彩色的生活》、《爱与歌》，散文集《童年的牧歌》等。 父亲一生最喜欢树林和歌唱的鸟。 童年时，一个春天的黎明，父亲带着我从滹沱河岸上的一片树林边走过。 父亲突然站定，朝幽深的雾的树林，上上下下地望了又望，用鼻子闻了又闻。 “林子里有不少鸟。”父亲喃喃着。 并没有看见一只鸟飞，并没有听到一声鸟叫。 我茫茫然地望着宁神静气的像树一般兀立的父亲。 父亲指着一棵树的一根树枝对我说： “看那里，没有风，叶子为什么在动？” 我仔细找，没有找到动着的那几片叶子。 “还有鸟味。”父亲轻声说，他生怕惊动了鸟。 我只闻到浓浓的苦味的草木气，没有闻到什么鸟的气味。 “鸟也有气味？” “有。树林里过夜的鸟总是一群，羽毛焐得热腾腾的。 “黎明时，所有的鸟抖动着浑身的羽翎，要抖净露水和湿气。 “每一个张开的喙舒畅地呼吸着，深深地呼吸着。 “鸟要准备唱歌了。” 父亲和我坐在树林边，鸟真的唱了起来。 “这是树林和鸟最快活的时刻。”父亲说。 我知道父亲此时也最快活。 过了几天，父亲对我说：“鸟最快活的时刻，向天空飞离树枝的那一瞬间，最容易被猎人打中。” “为什么？”我惊愕地问。 父亲说：“黎明时的鸟，翅膀潮湿，飞起来沉重。” 我真高兴，父亲不是猎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上学第一天和墨刺的梅花点 牛汉 牛汉（1923～），山西定襄人，作家。著有诗集《彩色的生活》、《爱与歌》，散文集《童年的牧歌》等。 说的是上小学，也就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踏进学校那天的情形。回首往事，一片苍茫，许多情景已从浑浊的脑海无声无息地漫漶了、消失了，再也不能确切地忆述当时的一切。值得庆幸的是，50年代中期和以后的十多年里，我的头脑还没有如现在这么木木然寂寂然，全部人生的图像和音响，都记录得清清楚楚，有声有色，否则非得承受更大的磨难不可。六十多年前上小学那天经过的情景，始终深深地刻印在我心灵的深底处，丝毫没有淡出，就像苍茫的脑海上空翩翩而飞的白鸥。 记得1929年春节前几天，流寓北京城的父亲，写回一封家书，说他不久将返回家乡，还说为我买了一个很结实的书包。在信中他提醒母亲，说我已到上学的年龄，不能总在家里顽皮作害，该念点书了。父亲还没有回来，书包自然没有见到。上学那天，我双手空空，穿戴齐齐整整，跟在母亲的后面，一路上遇到的人，都高兴而诚恳地对母亲说：“这娃娃是该上学了。”口气里听出一些别的含义，也有人夸奖我一句：“今儿可干干净净像个人了。” 真的，我从来没有这么整洁过。祖母说握笔写字不能用玩泥的脏手，逼着我把“粪叉般的手”和“车轴般的黑脖子”（引号里的话是祖母的原词儿）用麻雀粪（当肥皂用）搓了又搓，洗了又洗，把祖母专为我烧的一锅热水全部用光了。 母亲拎着一包从城里点心铺文盛斋买的糟子糕（蛋糕），油都明晃晃地渗出了包装纸，十分地馋人。这点细节，到现在还记得。我乖乖地走着，真想吼唱一段新学的西口爬山调。上学堂之后，就多半吼唱不成了。记得我可着嗓门吼了一曲《水刮西包头》，调子很悲惨，一直唱到校门口。学校在“子方庙”里，“子方”只是记音，一直不清楚庙里供的什么神。供神的龛，前两三年被纸封了起来。 母亲与老师冯百成是熟人，冯老师与我父亲同过学。冯老师在东屋住着，一进他的门，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给冯老师叩个头。”我规规矩矩行了跪拜礼。冯老师说我一定聪明，长得很像我父亲，他把我领到教室，就是庙里坐北朝南的大殿，为我找了一个座位。 老师刚走出教室，一个个子比我高一头的学生，我认得他，他是自称武举的王村长的儿子王仁义，朝我走过来，说：“你既然已是这个学堂的学生，就得刺个梅花点。”“什么时候刺？”“当下就刺”。已经有人拿来砚台，正在研墨，我不在乎这个，问：“刺在哪里？”左手臂上。”王仁义伸出自己的左臂，上面真的有一个五点形成的梅花。村里大人们有不少刺过的，似乎人长大成人就得刺上这个标志。王仁义墨刺手艺很在行，先在我左手臂上涂上黑墨，立即用针扎起来。一个点至少扎十几次，五个点就得扎八、九十次之多，只觉得有点刺痛感，仁义问我：“疼不疼？”我笑笑说：“不疼。”这点疼比起黑肚母蝎子螫人的那种钻心疼真算不了什么！我这两年就被蝎子螫过三次，疼得一夜睡不着觉。 我的左手臂墨刺的部位肿疼了十几天，显然发了炎。没有治，咬着牙关硬充好汉捱了过去，我的左手臂于是有了自己的梅花点。 过了好多年，逃难到大后方上中学，同学们常常好奇地问我。手臂上刺的梅花点有什么意思？我从来说不明白。说它好看说不出口。与我同过学的成百成千的学生真还没见过一个手臂上有墨刺，渐渐地觉得光洁的手臂上刺上几个黑墨点，实在不光彩，几乎变成愚昧与野蛮的标志。我常常见那些江湖卖艺人或兵痞们手臂胸前刺着些花纹，更感到羞耻，因此，即使天热，也不愿穿短袖衬衫出丑。这种心态苦恼了我许多年，人到中年之后，才渐渐把它看轻了，知道这种历史的痕迹不必伤什么脑筋，而且与一个人的品德绝无内在联系。道理归道理，但一看到它还是有些不顺眼。 前十几年，有个朋友劝我把它去掉算了，医院把这看作很小的手术。我犹豫了好久，觉得无太大的必要。我看见有人去掉脸上的痣或瘊子，还是留下点浅浅的疤痕。我的左臂即使作了手术，也不可能了无踪影。我一看见它，心里还会想到它过去的阴影。因此，直到现在，我的梅花点还依然牢牢地长在手臂上。我说它“长”，一点不假，记得王仁义为我刺上它时，五个点圈起来不过指甲大小，但是，它随着我的躯体不断地在长大，现在几乎已长大了两三倍，但色泽似渐渐变淡，近于浅蓝，它与我同时衰老了。 这几年，我偶然看看左手臂上的梅花点，却生出了另一种怀旧的情感。想起我的愚昧而迷人的童年，想起童年时那种苍凉而原始的人生境界，它几乎成为童年和故乡的实实在在的一部分。六岁时刺的墨点居然还明显地活在我的生命之中，它决不只属于手臂，把这种情绪仅仅说成是伤逝或衰老是不全面的，因为它给我带来的不再是不光彩或羞耻。连愚昧也说不上，它真正成为我生命最初的一个与胎记相似的标志。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决不可遗忘的往事，它与我手臂上这五个梅花点有关。1945年8月，我从汉中到天水去看望我已有八年未见面的母亲，两年前她从山西老家带着两个弟弟从老家到了天水，与我父亲团聚。1937年之后，父亲一直在天水教中学。 当我走进父母住的天水北城根那个院落（我过去来过），知道我家住在南楼上，我站在院当中，大声地喊：“妈！妈！”同院的人知道我是谁，也跟我一块喊。我看见我母亲慌慌张张（她一生总是慌慌张张的）下楼，几乎从楼梯上摔下来，望着面前陌生的儿子，她不认识我，她望着我直发愣，“是成汉？”“是。”我扑到母亲的怀里，但没有哭。母亲从来不流泪，她也没有哭，她真的认不出我来了。她摸摸我的两只耳朵，我知道小时候我的一个耳朵有点压歪，她说：“看不出来了。”她突然抓住我的左臂，把衣袖捋上去，“我看看有没有那个五梅花！”当她看到我手臂上的那五个黑点时，咯咯地狂笑起来，笑得流出了热泪，“是，是，是成汉！”什么都变了，个子从一米五长到一米九，面孔不似小时候那么发灰，而且还戴了近视眼镜，真的变得陌生了。只是手臂上的五个黑点没有变。母亲久久地摸着我左手上臂的梅花点，说：“啊！真好看！” 我把墨刺的梅花点珍惜地留在我的生命里，好看或不好看，愚昧或不愚昧，对于我早已不成什么问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绵绵土 牛汉 牛汉（1923～），山西定襄人，作家。著有诗集《彩色的生活》、《爱与歌》，散文集《童年的牧歌》等。 那是个不见落日和霞光的灰色的黄昏。天地灰得纯净，再没有别的颜色。 踏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我恍惚回到了失落了多年的一个梦境。几十年来，我从来不会忘记，我是诞生在沙土上的。人们准不信，可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第一首诗也是献给没有见过的沙漠的。 年轻时，有几年我在深深的陇山山沟里做着遥远而甜蜜的沙漠梦，由于我的家族的历史与故乡人们走西口的说不完的故事，我的心灵从小就像有着血缘关系似的向往沙漠，我觉得沙漠是世界上最悲壮最不可驯服的野地方。它空旷得没有边沿，而我喜欢这种陌生的境界。 此刻，我真的踏上了沙漠，无边无沿的沙漠，仿佛天也是沙的。全身心激荡着近乎重逢的狂喜。没有模仿谁，我情不自禁地五体投地，伏在热的沙漠上。我汗湿的前额和手心，沾了一层细细的闪光的沙。 半个世纪以前，地处滹沱河上游苦寒的故乡，孩子都诞生在铺着厚厚的绵绵土的炕上。我们那里把极细柔的沙土叫做绵绵土。“绵绵”是我一生中觉得最温柔的一个词，辞典里查不到，即使查到也不是我说的意思。孩子必须诞生在绵绵土上的习俗是怎样形成的，祖祖辈辈的先人从没有想过，它是圣洁的领域，谁也不敢亵渎。它是一个无法解释的活的神话。我的祖先们一定在想：人，不生在土里沙里，还能生在哪里？就像谷子是从土地里长出来一样的不可怀疑。 因此，我从母体落到人间的那一瞬间，首先接触到的是沙土，沙土在热炕上烙得暖呼呼的。我的润湿的小小的身躯因沾满金黄的沙土而闪着晶亮的光芒，就像成熟的谷穗似的。接生我的仙园老姑姑那双大而灵巧的手用绵绵土把我抚摸得干干净净，还凑到鼻子边闻了又闻，“只有土能洗掉血气。”她常常说这句话。 我们那里的老人们都说，人间是冷的，出世的婴儿当然要哭闹，但一经触到了与母体里相似的温暖的绵绵土，生命就像又回到母体里安生地睡去。我相信，老人们这些诗一样美好的话，并没有什么神秘。 我长到五六岁光景，成天在土里沙里厮混。有一天，祖母把我喊到身边，小声说：“限你两天扫一罐子绵绵土回来！”“做甚用？”我真的不明白。 “这事不该你问。”祖母的眼神和声音异常庄严，就像除夕夜里迎神时那种虔诚的神情，“可不能扫粗的脏的。”她叮咛我一定要扫聚在窗棂上的绵绵土，“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净土，别处的不要。” 我当然晓得，连麻雀都知道用窗棂上的绵绵土扑棱棱地清理它们的羽毛。 两三天之后我母亲生下了我的四弟。我看到他的身躯，红润润的，是绵绵土擦洗成那么红的。他的奶名就叫“红汉”。 绵绵土是天上降下来的净土。它是从远远的地方飘呀飞呀地落到我的故乡的。现在我终于找到了绵绵土的发祥地。 我久久伏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又厚又软的沙上，百感交集，悠悠然梦到了我的家乡，梦到了母体一样温暖的我诞生在上面的绵绵土。 故乡现在也许没有绵绵土了，孩子们当然不会再降生在绵绵土上。我祝福他们。我写的是半个世纪前的事，它是一个远古的梦。但是我这个有土性的人忘不了对故乡绵绵土的恋情。原谅我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怅望那座墓园（节选） 袁鹰 袁鹰（1924～），江苏淮安人，作家。著有散文集《风帆》、《悲欢》、《秋水》，诗集《江湖集》、《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等。 “束发读君诗，今束展君墓，清风江上酒然来，我欲因之寄微慕。呜呼，有才如君不免死，我固知君死非死，长星落地三千年，此是昆明劫灰耳……” 秋风瑟瑟。我站在一座墓园前，低声反复吟诵200年前清代诗人黄景仁过李白墓所作诗句，涌动着相似的情愫。面前却不是当涂太白墓，而是同样在安徽长江边的另一座墓园。 夕阳无语。几行萧疏的树木，轻轻摆动尚未完全枯黄的叶子。周围没有房屋，也没有人影，墓园是寂寞的。 并不是无主孤坟，也不是乱草丛中的荒冢。墓前也有一块墓碑，碑前也有一方几米见方的小空地，供人凭吊，供人祭扫——只是不知道有多少人来送过花圈。 简朴的碑石上，只有五个大字： 陈独秀之墓 碑石前面，简单的两行字，记载出生和逝世年月：1879年10月9日和1942年5月27日。 墓园安详地躺在墓主家乡安庆市郊。他奔走坎坷一生，遗骨总算由长江上游的江津小城沿着浩浩江水东归，回到自己的出生地。 青山依旧，江流依旧，沧桑几度，人事全非。 他曾经令一代青年学子尊为思想启蒙的导师，奉为向旧营垒冲锋陷阵的旗帜；他曾经博得万人景仰，拥有煊赫的声名；他曾参与并且领导一场改变历史、改变民族命运的搏斗，创立一个新兴的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政党，担任它的最高领导人，在急剧变幻的斗争风云中起伏沉浮；他也曾受到创伤，在一片谴责声中离开政治舞台的中心，又被敌人投入监狱，最后幽居边远小城，穷愁潦倒，病骨支离，终于郁郁以终。 一个大起大落的奇特经历。 一部充满悲剧意味的人生书册。 而今，那些开天辟地的宏图，纵横捭阖的雄文，语惊四座的辩才，那些叱咤风云、出生入死的经历，一切都随江上吹来的西风逝去了。 滚滚长江东逝水可以作证，也应该作证：他那雄奇的一生都是在这条民族的母亲河畔度过的。 江水曾看见年青的陈独秀从安庆登船沿江东下，怀着拯世济民的壮志，去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在暗夜沉沉的神州大地上发出雄鸡的鸣声，呼唤新世纪的曙光。他最早地为被几千年封建意识、封建礼教的枷锁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民族呼吸“德先生”（domoo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的到来。他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去北京大学主持文科教学，同李大钊等一批先行者推动伟大的“五四”运动，开辟了中国现代史的新纪元。“五四”运动的影响和威力，它留给后代人的思考、憬语、追求、探索，一直贯穿整整20世纪，而且一定还将延续到下一个世纪。 我想抄录两段两位领袖对那位第一位总书记满怀敬意的评价。 一位是瞿秋白。他在1927年2月离开上海去武汉前，为自己的文集写了一篇自序。其中谈： “中国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已经很久，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的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只有陈独秀同志在革命的实践方面，密切地与群众社会运动相联结。秋白等追随其后，得在日常斗争中间，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所谓国情。 ……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1923年回国之后到1926年10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不可一日或废。”（《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5年出版） 瞿秋白作此文时，陈独秀正在上海同周恩来等策划和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还在主要领导岗位上。在他被中国开除和并且背上许多罪名之后十几年，另一位领袖又说了一段话。 “他（指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他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准备了干部。那个时期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这才成立了党。”（1945年4月21日：《七大工作方针》，《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 在此几年以前，在延安窑洞里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谈起自己年青时代同陈独秀的接触，就一再明白地说过： “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论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西行漫记》） 我自己是个幼稚的后辈。“五四”时期还没有出生，知道陈独秀的名字时他已是毁誉集于一身了。读到《新青年》上许多论著特别是他为《新青年》“罪案”的答辩书，更是在多年以后。豪气如虹、慷慨激昂，不能不使人热血沸腾、拍案心析：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出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头断流血，都不推辞。”（1919年1月15日，原载《新青年》） 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誓言，震响了80年。直到今天，依然使人神情振奋。正是为了服膺和拥护“这两位先生”，他矢志不懈地唤起民众，缔造中国，为之终生奋斗。年轻的中国在20年代风云变幻的中国政局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登上历史舞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自然是荣辱与共，休戚相关。有杰出的贡献，也有不可推卸的失误。何况那时才只有6岁，在漫长的道路上刚刚起步，如果说上帝允许青年人犯错误，能苛求于一个乳臭未干的幼儿吗？ 然而，他的后半生，一直背负着沉重的镣铐，承担着有些确实应该由他承担、有些则不应该由他承担至少不应该全部由他承担的罪责，他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不久，就被开除出党。1932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囚居南京狱中，直到1937年“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10天后出狱，最后蛰居长江上游的小城江津五年。 铁窗中一灯如豆，但他安之若素，潜心著述。他拒绝一些好心的朋友劝他写自传的建议，却埋头研究文字学，撰写了《实阉字说》、《干支是字毋说》等一系列论文同时作《小学识字课本》。想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纠正前人研究“小学”中的谬误和不足，建立科学的中国文字学的体系。可惜的是直到他在贫病交加中病逝，这部极有价值的文字学专著也未及竣稿。狱中五年，他还写了大量感时讽世、抒怀述志的诗，成为他一生诗作的又一辉煌的巅峰时期。完成于1934年由56首绝句构成的大型组诗《金粉泪》，对南京城里蒋家王朝种种媚日卖国、残害黎民、尔虞我诈、贪赃枉法的倒行逆施，作了多方面辛辣而鲜明的勾画。最后一首云：“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照眼明。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表明了身在缧绁失去自由的诗人，依然怀着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和对人民大众命运的关怀。他生命的最后10年间，拒绝国民党政府的威胁利诱，宁愿丧失自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决不出卖自己的灵魂，既未曾当叛徒，更未曾沦为汉奸。他仍然是一位忠贞的爱国者和革命家。 晚年在江津曾有赠友人诗云： 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 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情未移。 可以想见，那几年春朝秋夕，一位须发渐斑的老者独步江边，看江水滔滔东去不舍昼夜，也会想起几千里外吴头楚尾间的家乡，想起少年时代读诗书、写文章的清狂往事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然而，若是回首生平，引起他心潮起伏的，未必只是安庆故土吧？他更多的思绪会随江水去到武汉，去到南京，去到上海、去到万里波涛的大海吗？无人知晓。“且喜疏狂性未移”，铮铮铁骨，坦坦襟怀，恐怕是至死也不会改变的。正像他那个时期赠画师刘海粟的一副对联： 行无愧怍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若虹 水流千转归大海。我在那次萧瑟秋风中怅望墓园，已是13年前的事。在经历了几十年土掩尘封之后，这些年来，事情毕竟悄悄地出现一些变化，我们终于陆续可以读了一些与过去不同的说法，出现一些与陈陈相因迥异的评价。 比如说，90年代初出版的《选集》第二版的对“托派”的注释中，就废弃了过去所援引斯大林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逝帮”的说法，改为：“中国托派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胜利，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当时就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口号为中心的合法运动。”（第168页）对抗日战争，也改变过去认为托派“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人民的工具”的罪名，而说：“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执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系的错误论断的造成的。”（第516页）这样一改变，就表明是同中国主张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有歧异，或许可以说，只是在反对国民党政府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大方向下，革命阵营内部的一个小派别、一群持不同政见者，戴不上反革命帽子的。 回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全世界各国的都按照共产国际的规定，将自己作为“国际”的一个支部推行本国革命运动、而且事无巨细都要听命万里以外的某些人发号施令的时候，在中国的领导层，似乎只有两位始终对此持怀疑以至反对态度，认为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不能也不应该完全听命于并不了解中国实情的“国际”和他们派遣来的代表，并由此导致“国际”对他们的不信任和愤怒。这两位领袖，先是陈独秀，后是。不过，两人的命运却有天渊之别了。 大江流日夜。它从雪域高原走来，穿过千山万涧，奔腾呼啸，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中国80年的悠长岁月中，剧烈艰巨的斗争风云中，出现过无数浴血牺牲、前仆后继的先进人物，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革命先烈和英勇搏斗、献出青春和生命的战士，出现过意志衰退、动摇蜕变的懦夫，也出现过出卖灵魂、投敌求荣也终于没有好下场的叛徒。此外，还有不少一些谜一般的人物，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若明若暗。在人们的心头留下许多疑团。 然而，历史是不会永远不明不白，迷雾总有廓清的时候。 不久前，读到萧克老将军为《陈独秀诗集》写的序，那是一篇足以振聋发聩的文章。老将军摘引了他本人1981年在成立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几段发言：“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不久前看纪录片《先驱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和创党的最主要人物。在创党的镜头中，一出现就是李大钊。然而，‘南陈北李’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李大钊作为创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接着，老将军列举了研究陈独秀不能回避的一系列重要方面：“对陈独秀的研究，我认为不能仅限于他在党内及其以前的时期，而且应包括托陈取消派时期。中国的托陈取消派和外国的托派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纲领如何？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态度如何？对的态度如何？对帝国主义尤其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如何？在国民党监牢里的态度如何？出狱到去世时的政治态度如何？都在研究之列。” 越来越多的学者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冷静地评价这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实事求是地剖析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去伪存真，去芜存菁，严正而坚决地洗刷掉那些强加给他的污垢。比如唐宝林先生提出：“1915年至1927年这个历史时期，陈独秀不仅是启蒙运动的领袖，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创始人，中央第一届至第五届的最高领导人。”对这一段历史的推动作用，同时代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与之相比。若以一个人代表一个时代，那么，1915年《新青年》创办前是孙中山时代，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是时代，1915年至1927年是陈独秀时代。”（《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7期）严秀先生则认为：“陈独秀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稀有伟人，也是3000年来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伟人之一。……他是全国各民族历史上高举反对封建主义的纲纪伦常、人生哲学之旗的第一个最彻底的革命思想家，是最早而又最坚决的要求彻底改变我们民族不幸的、落后的命运，改造我们民族灵魂的伟大的战斗的思想家。”（《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5月8日）他们这些具有真知灼见的高见，我很佩服。但是我学识浅陋，领会不深，讲不出更多道理。 我期待读到真正符合实际、符合陈独秀本来面目的传记，一直空空地等待着。前些年听说王观泉先生写了一本《被捆绑的普罗米修斯》，虽没有看到书，但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撰写和出版陈独秀的传记了，这不啻空谷足音，使人欣喜。书名匠心独运，形象地表明一个伟大的也是苦难的盗火者的命运。最后又从报上看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任建树先生近作《陈独秀大传》出版的消息。报上介绍：其中使用大量新的史科。如第六章的“反对国际联络委员会、反对警告鲍罗廷”，使用了最新、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这是以前未曾使用过的档案资料，还使用了102封陈独秀亲笔信的资料，当然可读性、可信性就强了。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历史无情也有情。它终究会冲涤尽一切不应该存在的污泥杂草，还每一个人物以本来面目。是非黑白，忠奸正邪，是什么样就该是什么样。盖棺也未必能定论。被认为已经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若是钉错了，也必定会重新取下来。 前不久，从中国近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出版的《陈独秀研究动态》上获悉：安庆市已决定更新修葺陈独秀墓地。这真是一条好消息，遥望皖江，不禁雀跃。我盼望它早日修好，可以让后人多一个凭吊缅怀的场所，也让诞生已120年、逝世也已57年的陈独秀有个灵魂安憩的地方。若是还有些杞人忧天的顾虑，就是希望它不要修成金碧辉煌的殿，也不要搞成红红绿绿的风景点。对他来说，真正的丰碑不在安庆长江畔，而是在千秋青史中，在亿万人心头，多少云雾烟雨都掩盖不住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关于父亲 叶至诚 叶至诚（1926～1993），江苏苏州人，当代作家。作品有散文集《花萼》、《三叶》、《未必佳集》（与其兄姐叶至善、叶至美合著）。 旅伴 乐山被炸以后，我们家住到了乐山城外，张公桥雪地头。瓦屋三间，竹篱半围，靠山面水。所谓山，至多只有今日一般住宅的四五层楼高，水也不过是条小溪，名字挺秀美，竹公溪，只在涨水的日子稍有点儿汹涌之势。 房屋虽然简陋，客人倒还常有。父亲的客人多半是当时他在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同事，其中朱东润、朱光潜、陈通伯几位先生，更来得勤些；常常晚饭过后不久，或单个，或结伴，拿了一枝手杖，信步从城里走来。有时在我们家坐上一阵，有时邀父亲同去散步，父亲便穿上长衫，提了手杖，一同出门。 一天，父亲和朱东润先生出去。通常的走法，总是，出篱笆门左转，沿竹公溪边的小路到岔路口，下一个小土坡，从沙石条架成的张公桥跨过溪水，对岸不远的竹林间有个十来户人家的小镇，有茶馆可以歇脚。这一天，他们改变了路线，到岔路口不下土坡，傍着左手边的山脚，顺山路继续向前，乐山的山岩呈褚红色，山岩上矮树杂草野藤，一片青翠，父亲有过“翠丹崖为近邻”的诗句。山路曲曲弯弯，略有起伏；经过一个河谷，也有石板小桥架在溪上，只因远离人家，桥下潺潺的溪水，仿佛分外清澈。望着这并非常见的景物，朱先生感叹地说：“柳宗元在永州见到的，无非就是这般的景色吧！他观察细致又写得真切，成了千古流传的好文章！”父亲很赞赏朱先生这番话，将其写在他当天的日记里。 在父亲的日记里，又有一处记载着他和朋友关于游览的谈话，那是1945年秋，在重庆，这一天，开明书店的同人们一起去南岸郊游。路上，父亲对傅彬然先生说：“不少名胜，没有去以前只听说如何如何，到那里一看，也不过如此。”傅先生说：“游览的乐趣，其实只在有几个很好的旅伴，一路上谈谈说说，非常之畅快。”停了一会，又说，“其实，人生也是这样。” 父亲一生，旅行的次数不少，大多总有可以倾心交谈的旅伴。1961年7月下旬到9月下旬，父亲出游内蒙，和老舍先生不仅同行，而且同室；一路同出同进，一同闲谈，一同赋诗。过了大兴安岭，又一同发觉当地不闻蝉声，父亲有“高柳临流蝉绝响”的诗句，老舍先生有“蝉声不到兴安岭”的诗句。后来重读那五十多天的旅游日记，父亲禁不住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跟他（老舍先生）在一块儿起居，听他那幽默风趣的谈吐，咀嚼他那独到的引人深思的见解，真可以说是一种无比的享受。” 就人生的意义说，母亲和父亲同行了四十一年。母亲去世的当晚，父亲吟成一阕《杨州慢》： 山翠联肩，湖光并影，游踪初印杭州。怅江声岸火，记惜别通州。惯来去淞波卅六，逢窗双倚，甫里苏州。蓦胡尘扶老西征，廛寄渝州。丹崖碧共登临，差喜嘉州。又买回乡，歇风宿雨，东出夔州。乐赞旧邦新命，图南复北道青州，坐南山冬旭，终缘仍在杭州。 无限伤怀地略叙了他和母亲联肩并影的双双游踪。 除了前面提到的诸位父执，父亲更有自小同窗，前后相交了七十多年的顾颉刚先生和王伯祥先生；声气相投，共同创立了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先生和沈雁冰先生；合作撰写《文心》，由朋友结为亲家的夏尊先生；死别将三十年，一朝想起，依旧猛烈悲切的朱自清先生；“诵君文，莫计篇，交不浅，五十年”的巴金先生；中年相识，一见如故，钦慕不己的吕叔湘先生……如此众多“常惜深谈易歇”的知交相伴，走完了一生漫长的旅程。 寂寞 父亲不耐寂寞。对寂寞，极敏感。 早年，从人们相互间的隔膜，父亲感受了寂寞和枯燥，写了题为《膈膜》的小说，而且以这个题目作为第一本小说集的书名。父亲以为文艺的目的之一，就在去掉这寂寞和枯燥，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促使人们互相了解，互相慰悦，互相亲爱，团众心而为大众。 晚年，父亲受尽了寂寞和枯燥的折磨。 最先使父亲察觉自己和外界的交流有了障碍的，是听觉的失灵。起初，还只在会场里听不清别人的发言；渐渐，家里人在一起，边吃饭边谈笑，父亲会忽然插进一句：“你们在笑什么？”问明了嘻笑的原由，才也点头笑说：“倒真是很好笑的。”有时候，父亲沉默了好一阵子，摇头说：“你们说些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清。”旁人无意间把他忘在一边了。 他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助听器上，用了好几年，先后买过三种产品，一种更比一种先进。后来却不知怎么的，用助听器听家里人说话，好像个个害了感冒，全都带鼻音，而且全是高音。有时四五个人同时说话，只听见男高音女高音还有刺耳的童音一齐向他袭击，非常之难受；父亲不得不把助听器关上，所有的声音固然全渺茫了，只是，看起来他仍旧跟大家在一起，实际却是一个人独坐在那里。后来，父亲完全舍弃了助听器。有谁跟他说话，要凑近他的右耳（左耳更聋得厉害），最好用他熟悉的言语，不高不低的声气，慢慢儿说。我习惯跟父亲说家乡话，然而我的家乡话早不是纯粹的苏州话了，夹杂了无锡、江阴、常州……各种口音。父亲原来就经常抱怨我说的话实在古怪，后来那些年要向他说明白一个意思，往往弄得他十分吃力，更加烦躁。因而，尽管哥哥每每来信向我描述父亲的寂寞，我去北京探望父亲比先前勤了，在父亲身边耽的日子比先前长了，与父亲的交谈却一次比一次少了。去年夏天，我孩子全家进京，看望祖父曾祖父。兆言有时进我父亲房里，坐在他的旁边。我父亲问：“可有什么事？”兆言说：“没事，来陪您坐坐。”我父亲听了默然，过了一会，说：“蛮好，来陪我坐坐。” 父亲的视觉衰退更早。七十年代末，戴上老花眼镜，再用三倍的放大镜，在日光灯或者强烈的阳光下面，才能勉强看看三号字的文篇。八一年底，青光眼发作，左眼剧烈胀痛，住了八宿医院；此后就和书稿绝缘了。我看父亲成天枯坐，时而劝他出去走走。后来有一回，父亲说：“你叫我出去走走。你说，我能到哪里去走走？”一想，果然。逛公园吧，即使把车子开到门口，公园里那么长的湖堤回廊花径，父亲还走得动吗；看朋友吧，俞平伯先生动员了女儿和外孙陪同（俞先生得过脑血栓症，非有两个人搀扶，才能够行走），前几天刚来过八条。吕叔湘先生又太忙。其余好些从“文化大革命”熬过来的老朋友，这几年又纷纷谢世，叫父亲去看望谁呢？从此，我不敢再跟父亲提“出去走走”的话。 除去日益衰老造成越来越深的寂寞以外，我以为父亲心里更有一层寂寞。 还在父亲耳朵不太聋的时候，有一晚哥哥和我陪着父亲喝酒，谈话中讲到了党内的不正之风，父亲显得极为忧虑和愤慨。我只怕父亲过于动感情，夜里会失眠，劝他说：“爹爹，不要动气。辛弃疾写了的‘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父亲没听明白，问：“什么？”哥哥替我补了一句：“一笑人间万事。”父亲板起面孔对我说：“我笑不出来！”前年父亲生病，住在北京医院里。5月，我去北京，到医院探望父亲以前，哥哥关照我说：“父亲这阵子心情很不好，有些话你不要跟他说。”一问，才知道当时社会上盛传的若干件理当归在“严打”之列的党内现象，父亲一一都听说了。我很怕父亲心情不好，担心万一自己说话不当，惹他发一顿脾气，惴惴地走进他那间病房。刚坐定，父亲就说：“你不用跟我讲什么，我听了生气。”（以往每次去北京看父亲，我总拉杂跟他讲些近日的见闻）过了好一会儿，他又说：“有些坐在台上的人，看他本人还不行，还要问令郎如何？令爱如何？尊夫人如何？”我哪能不明白父亲的意思？然而，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与十二条政治生活准则又颇多距离的员，能将什么宽慰我的父亲呢？无言以对。 沉睡 今年1月23日晚上，哥哥的幼子永和来长途电话，告诉我说，星期天夜里父亲突然接连咳嗽，气喘不止；当夜住进北京医院，经过各种检查，会诊的结论是肺炎引起了新的心肌梗塞（1967年父亲患过一次心肌梗塞）。院方发出了病危通知。我买了25日的夜班机票飞往北京；第二天上午就去北京医院。 父亲晚年极其消瘦，躺在老大一张病床上，白褥子白被盖，身躯仿佛剩不多少了。他看见我并不感到意外（院方没有告诉他病情的严重），微微抬起正在挂水的右手，伸出大拇指对我屈了屈，表示知道我到了。我见他这等疲倦，不再多说什么，坐在病床对面的沙发上，默默注视着床前心率监测器屏幕上，延续不断的绿色波纹。 有一个多星期，父亲的心率一天比一天更接近正常；从七八年第一次因胆结石动手术以后，父亲相继闯过了好几个生死的关口，于是全家坚定了这一次将也能闯了过去的信念。不想随即起了变化，虽然心率尚属平稳，然而跳动的速度却上升到每分钟一百二三十次；检查的结果表明，刚进院时的肺炎和心肌梗塞都得到了控制，然而从外表看来，体力却一天更比一天衰弱，以至要想翻身、喝水，或是大小便，都不呼唤了，只是稍稍做一做手势。一天里他很少睁开眼睛，人家只当他在睡觉，其实并没有睡着，或者没有睡沉，一会儿气喘了，一会儿又咳嗽了。气喘连连，实在吃力。咳嗽也极其劳累，往往要咳十几二十来下，才能把已经堵在喉咙口的一口痰咳出来，可是刚咳出一口，另一口痰却又到了喉咙口，叫人看着恨不能替他喘，帮他咳。每经过这样一番折腾，父亲总自言自语祈求似的轻声说：“睡觉。”给他用了药和吃了早中晚餐以后，也常常轻声祈求说：“睡觉。”听日夜陪伴在他身边的兀真（哥哥的长媳，任父亲的生活秘书）和天天都去陪夜的永和讲，父亲分别和他们两个说过：“我要死在这张床上了。”然而，却始终不曾跟哥哥和其他人说过这一类话。 2月15日早晨，永和从医院回家，报告说：“昨天后半夜，是爷爷这次住院以来睡得最安稳的了。”后来我去医院，主任大夫来查病房，都只为看他均匀地打着鼾，睡得那么沉，没有惊动他。上午十一点多种，主任大夫又一次到病房来，见父亲还在睡，说：“得把叶老喊醒了。”护士喊了几声，兀真又凑在他右耳上大声地喊“爷爷！”我正想，父亲好容易盼得一个好觉，就让他睡吧！却见主任大夫神色紧张地把神经科大夫请来了。这时候，除了用电筒照眼睛还有反应以外，用小榔头敲打手脚关节，掐眉心，父亲都没有知觉了。经会诊断定：父亲进入了昏迷状态。 这昏迷状态持续到16日清晨，七点五十分左右，父亲的心率突然忽快忽慢，哥哥和我接到电话赶去医院，只见大夫正在给父亲施行人工呼吸，心率监测器屏幕上还有一个摇曳的绿色光点，不一会儿，那绿色光点也熄灭了。 在悲痛的同时我又想：对于父亲来说，这未始不是一种解脱。作为子女，我未能为他减轻晚年的寂寞，未能与他分担生病的痛苦，只有和哥哥姐姐共同编成他已经出了四卷的文集，寄托对父亲的思念。更盼望有朝一日，我们的财政经济状况，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真正得到了基本的好转。我也好在家祭的时候告知父亲，这将会给他莫大的安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梨园影坛两大师——忆父亲梅兰芳和卓别麟的交往 梅绍武 梅绍武（1928～2005），生于北京，翻译家、评论家、戏剧家、作家。主要译作有：《阿尔巴尼亚短篇小说集》、《马克思和世界文学》、《微暗的人》等。 曾使亿万电影观众悲喜交集的著名喜剧演员查利·卓别麟1977年12月25日破晓之前溘然长逝于瑞士，享年88岁。噩耗传来，我们全家都感到十分沉痛，因为父亲梅兰芳生前和他相交甚笃，时常向我们谈起他那卓越的表演艺术，他就像我们家里的一个老相识似的。母亲嘱我拟一唁电，但因不知详细地址，未能发出，颇感遗憾。于是，我便情不自禁地写下拙文，追忆这两位同为贫寒出身、奋发学艺而闻名世界的艺术家的友谊，以表达自己对这两位长辈的怀念，借此也可代表卓氏的一个中国朋友的演员家庭向他表示深切的悼念，向他的夫人和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一 1930年5月里的一天，父亲抵达洛杉矶的当晚，应剧场经理的邀请出席一次酒会，那里聚集着许多文艺界人士。父亲一到场便受到热烈的欢迎，刚刚坐下，迎面走过来一位神采奕奕的壮年人。父亲觉得似曾相识，正在思索之中，经理站起来介绍道，“这位是卓别麟先生。” 卓别麟一边和我父亲紧紧握手，一边说道，“我早就听到过你的名字，今日可算幸会。啊，你原来这么年轻就享有这样大名，真可算世界上第一个可羡慕的人啦！” 当时，父亲36岁，卓别麟也不过41岁；但两人通过艰苦的艺术实践，都已经在表演上达到了不平凡的水平。 那年年初，父亲率领梅剧团抵达美国，先后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和檀香山六个城市访问演出，历时半年之久，共演出72天戏。前三站都获得很大的成功，轰动了美国艺坛。第四站来到洛杉矶这个电影名城，更受到美国电影和艺术界的热烈欢迎；在以约翰·波特市长为首的60多名洛杉矶知名人士所组成的欢迎和赞助委员会名单上，就有著名影星卓别麟、范朋克和玛丽·璧克福以及名导演西席迪米尔等人的大名。 50年代末，父亲回忆当时的会见时说，他在国内看过卓别麟独创的流浪汉喜剧影片，印象里他是个矮个子，身穿一件破旧的短礼服和肥腿裤子，反穿着八字脚大皮鞋，头戴一顶小号圆顶呢帽，手拿一根竹手杖，再加一撮小胡子，完全是一副使人忍俊不禁的幽默而滑稽的样儿，可是见到的卓氏本人却原来是一位风度翩翩、态度严肃而和蔼的英国绅士。父亲向卓别麟表达了自己对他的艺术的喜爱，称赞他在无声电影里完全依靠手势和面部表情，细腻地体现内心的活动来表达剧情，而且让观众都能看得懂，确实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哑剧艺术。卓氏对于父亲很能了解和欣赏他的表演，感到高兴，因为那时他正受到有声电影的冲击，无疑电影中出现对白会在一定程度上使表演艺术水平下降，尤其是给他的哑剧动作造成困难。卓氏告诉我父亲，他早年也是舞台演员，后来才投身电影界的，并征询京剧艺术中丑角的表演技术。父亲答道，中国京戏里丑角也是很重要的，艺术也是很高的，可惜这次带来的节目当中，这类角色不多，希望他今后有机会访问中国，必能看到京剧界许多丑角的精彩表演。又说自己的老前辈当中就有一位是名丑萧长华先生。两人好像久已相识的知己，就艺术表演问题攀谈良久，十分融洽，最后还合影留念。 当时美国电影正在经历一条从无声转为有声的崭新道路，出现了有说白，有表演，有时再插入一段歌唱或舞蹈的电影，这种趋势颇受观众的欢迎，但如何组织得更加巧妙却仍在探索之中。也就在这一时刻，父亲访美带去了中国古典京剧，许多电影导演和演员从洛杉矶赶到纽约和旧金山去观看，发现京戏中的唱做念打安排得既巧妙又高超，于是竞相转告有声电影的趋势颇有许多地方与京戏相似，因此父亲来到洛杉矶，受到电影界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便不足为奇了。有的演员起先对这种议论不大相信，看过之后方信传之不谬。 好莱坞电影界为我父亲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父亲记得那天其他电影界人士均穿礼服，早已到会，卓别麟先生是最后一个匆匆赶来的，穿着便服，没系领带，但十分潇洒。他一到场，就引起大家的注意，相互悄悄传告，“卓别麟来了！”不少演员还站起来，对他表示尊敬，充分表明他当时在电影界的威望已经相当高了。卓氏对我父亲说他正在拍摄《城市之光》，刚从摄影棚抽身赶来，没来得及回家换装，连连道歉。那次会上，不少演员感谢我父亲把具有优秀传统的中国古典戏剧介绍给美国人民，使他们得到极大的艺术享受，而且对美国电影界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们觉得从中得到了不少启发，认为中国京剧表演艺术是他们“宝贵的参考品”。 父亲后来访问了好莱坞，范朋克和玛丽·璧克福坚持邀请他住在他们夫妇的别墅里。许多电影公司也争相邀请他把他的几出戏就地拍成电影，父亲因有约在先，还需去檀香山演出，感谢他们的盛情，婉言谢绝了。不过，他在纽约演出时曾允许派拉蒙公司驻纽约代表在他演完戏之后就在剧场里随便拍了一段新闻片，因条件没有摄影棚那样优越，照得并不太理想，但是今天看来也是相当珍贵的资料了。父亲当时参观了卓别麟、范朋克和玛丽·璧克福合办的联艺公司和其他诸如二十世纪、米高梅、华纳兄弟、派拉蒙、雷电华、哥伦比亚等14家电影公司。在参观时，父亲再次见到卓氏，他竭诚招待，并介绍了拍摄电影的情况，两人又照了一张像片，一个穿着中式服装，一个穿着笔挺的西服，面带微笑，手握着手。两位艺人当时正当壮年，各自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独树一帜，彼此仰慕，彼此勉励，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今天事隔49年，重看这幅照片倍感两位艺术家之间的友谊亲切而诚挚。 父亲访美归来后，在30年代中期看到珍妮·麦克唐纳、纳尔逊·埃迪等影星演的那类载歌载舞的电影，觉得其中时而道白、时而引吭高歌一曲，穿插别致，颇有些地方似京剧的组织安排。当然，父亲访美后，中国京剧的组织法是否真正给予当时美国某些电影一些影响，这要由美国电影史学家根据当时报刊的评论资料，自己来研究下判断了，我在这里不敢遑论。不过，看过随同我父亲一齐访美的齐如山先生1933年所写的《梅兰芳游美记》和父亲那部《我的电影生活》以后，不免使人觉得这种影响又确乎是有那么一点的。 二 1936年3月，卓别麟和宝莲高黛拍完《摩登时代》后结婚，蜜月旅行访问亚洲，路经横滨、上海、香港、新加坡、爪哇和巴厘等地。船抵上海停泊两天，卓别麟和我父亲在上海文艺界招待他的宴会上再次会晤。他感慨地说六年前两人初次会面时头发都是黑的，而今他的头发已经斑白了，这真是太不公平了。父亲说：“您比我辛苦，每一部影片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两人又合影留念。 卓别麟提出要再看看京戏的愿望，可惜当晚父亲没有演出，就建议他去观赏马连良先生在新光大戏院的演出。最近我在北京市文联大会上遇见马连良夫人，征询了此事。马伯母回忆道，那天上演的剧目是《法门寺》，卓别麟夫妇到场时受到观众热烈鼓掌欢迎，他也频频招手致意。卓氏一边细听马先生的大段唱腔，一边在膝头试打节拍，并说，“中西音乐歌唱，虽然各有风格，但我始终相信，把各种情绪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却是一样的。”演出后，卓氏夫妇登上舞台和扮演知县的马连良合影多幅照片。卓别麟还对剧中的丑角贾桂的表演很感兴趣，自己也想扮个贾桂，再和马先生合照一张，但因他次日清晨就要乘原轮离沪，时间不容许他化装打扮，未能如愿。马伯母说，“这真遗憾。如果照了，那该多好啊！不过其他几张照片，我们都还珍藏着，其中还有一张两人面对面拱手作揖的呐。”也就在那天晚上，父亲还陪卓氏先去观看了同台上演的一场连环本戏。卓氏对京戏的爱好，可说是真够浓厚的。 据卓别麟之子回忆说，他父亲那次亚洲旅行回到美国后，挚友范朋克在家中设宴欢迎他归来，他整夜都用中国话同范家的华裔仆人交谈，惊动四座，大家都对卓氏的语言天才赞佩不已，一时传为美谈。 三 转瞬四年又过去了。 卓别麟在1940年完成了那部反对德意法西斯主义的著名电影《大独裁者》，父亲那时已经移居香港。当地的利舞台经理想获得该片的首演权，知道我父亲和卓别麟相识，便再三请他致电代为征询。父亲因曾在该剧院演过戏，友情难却，便答应一试，并在电文末尾提到自己不久前曾在该剧院演出过。卓别麟很快就复电同意，据亲友后来的分析，一来因为两人的友谊关系，二来因为电文中那末一句话多半起了很大的作用，卓氏相信我父亲能在该处演戏必定是个很好的剧场，所以欣然同意。当时，美国电影在香港通常都在皇后和娱乐两家影院首演，唯独《大独裁者》竟在中国人办的一家主要上演粤剧和京剧的剧场首演，确实是个罕见的例子。 我还记得1941年秋，利舞台为了感谢父亲的协助，特地在星期日上午安排了一场专门招待他，父亲带我和葆琛兄去了，当时我们兄弟俩都在九龙青山岭南大学附中念书。父亲看后极为赞赏，后来还一连看了七次，嘴里常常谈论它。我想这主要是因为父亲当时对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痛恨，他本人见到日本军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屠杀祖国人民，义愤填膺，毅然退出舞台，不与敌伪合作；《大独裁者》对于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的法西斯分子无情的讽刺和狠狠的鞭挞，正合父亲的心意，老朋友的杰作替他消愁解恨。他常常对卓别麟那种大无畏的精神表示羡佩，逢友便问，“看过《大独裁者》没有？快去看看。”甚至对于我当时只是个13岁的小孩也问，“你喜欢其中哪一场？” 我说，“耍气球那场戏挺好玩。” 父亲问，“你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吗？” 我答不上来。父亲便解释道，“那是讽刺希特勒的疯狂野心啊。他妄想统治全球，肆意玩弄那个地球仪，用脚蹬，用头顶，得意忘形，不可一世，最后地球仪啪的一声破了，他的美梦也会跟那个气球一样破灭的。”父亲接着还给我解释了理发室里那场戏的涵义，两个独裁者各自为了要比对方高出一头，扭动座椅的转轮使其升高，最后几乎达到天花板那里，座椅哗啦一下子垮下来，把两人摔个大马趴，意思也是讽刺那两个狂妄的家伙早晚会垮台的。父亲还解释了其他几场表演，可惜我现在都不大记得了。总之，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当时对于这部电影的政治涵义是相当敏感、深刻领会的。 对于卓别麟在这部电影里的纯熟演技，父亲也是很折服的。他举出卓氏舞弄地球仪时纵身一跃，跳上桌子，身轻如燕，矫健灵活，另一场用双手抓住窗帘，几下子就干净利落地爬到半空中，这都跟他的扎实的幼功很有关联，一般人是不容易做到的。另一场戏中，卓氏扮演理发师，按照所配的古典音乐节拍，一招一式地给人理发刮胡子，乐毕，理发全过程也完毕，父亲说这真是一场绝妙的艺术表演，看得出是卓氏动了不少脑筋，反复推敲，精心设计出来的。 关于卓氏早期扮演的小流浪汉的形象，父亲也有过好评，常常提起他在《摩登时代》里扮演的那个小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厂里分工专拧螺丝扣，被折磨得从早到晚双手总在做那拧动的单一动作，出了工厂大门见到妇女身上的钮扣也误当螺丝扣，跑上前去不由自主地拧它一下，引人发笑。父亲理解卓氏在这里是深切同情工人苦难的遭遇的，认为他的表演意境较高，不同于那种单纯追求噱头而无多大意义的滑稽表演；他冷隽幽默，内心活动深藏不露，流露“一种富有诗意的、含蓄的像淡云遮月、柳藏鹦鹉那样的意境”，令人回味无穷，而且令人笑中有泪。在《大独裁者》中扮演酷似墨索里尼那个角色的贾克·奥凯就曾对卓别麟的儿子说过，“你父亲有一种本领，能使你喉中哽着泪珠，让你在笑中把它咳了出来。” 二次世战后，卓别麟由于战时曾呼吁开辟第二战场，冷战时期对美国政府驱逐作曲家汉斯·埃斯勒一事提出抗议等等原因，受到参议员麦卡锡所操纵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传讯，一些报刊也对他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卓氏乃于1952年在气愤之下离开了他居留40年的美国，返回故乡英国，后又定居在瑞士洛桑附近的韦威村。美国检察长当时曾宣布不再允许他入境，等于把他变相驱逐出境了。父亲当时听说此事，对于美国当局如此对待卓氏这样一位大艺术家，甚感惊讶，愤愤不平，时常打听他的处境，对他十分怀念，后来听说他还在继续编演电影而感到宽慰，但父亲没有能看到他后期的几部电影。 1954年，父亲听说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宴请卓别麟，并请他观看《梁山伯和祝英台》电影，甚感高兴，以为卓氏很可能重访中国。卓别麟当时看完《梁祝》，潸然泪下，夸赞它是部好片子，希望中国多拍这类电影，并对该片的优缺点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他还对中国记者说，“你们有数千年的文化，希望你们能充分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你们的成就会吸引整个世界。”又说，“我到过中国，但那是的中国，干罪恶勾当的人可以逍遥法外。现在的中国已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一切都在进步。你们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道路上前进。”卓氏这一席对中国充满诚挚友好的谈话，我父亲当时是听到了的，心中对卓氏十分感激，我想广大的中国人民也会永远不忘的。 50年代末，父亲对一位从海外归来的朋友说，“我尤其盼望卓别麟先生再到中国来，看看我们的建设，顺便也看一下我新编的《穆桂英挂帅》比当年如何？”遗憾的是父亲在1961年病逝之前，两位朋友一直没有机会再欢聚一堂，重叙友情。 父亲和卓别麟都是三代艺人世家出身，少年的境遇也颇相似：年幼丧父，家境贫困。我父亲靠伯父抚养成人，卓别麟进过孤儿院和贫民习艺所；父亲6岁学戏，卓别麟5岁时因母亲嗓子突然嘶哑而登台代母奏艺。两人刻苦发奋学艺，勇于创新，精益求精，从而震惊艺坛，但他俩从来都不以为自己是什么天才。父亲说过“我是个笨拙的学艺者，没有充分的天才，全凭苦学。”关于父亲青少年时代的勤学苦练，我在《忆父亲的艺术生活》一文中已有过记载，这里不再赘述。单说卓别麟先生，他常常为了拍好几个镜头而不停地工作数日，累得精疲力尽，有时没有卸装就回家往床上一躺，两个年幼的孩子不认得这位穿大皮鞋、戴小胡子的流浪汉是谁，卓别麟摘下一半小胡子，作个怪脸说，“是你们的爸爸呀！”“这就是作为一名演员的难处。表演中百分之九十九的成分是汗水，百分之一才是天才。”还对他们说，“人们称我为天才。我压根儿就没想做那样一位。我不过是按照我所见到的，我所感受的，把事物反映出来罢了。” 两位艺人成名之后，并未忘记苦难的过去。父亲一生从不骄傲自满，待人一向谦虚和蔼，在旧社会每逢赈灾义演时都是义不容辞地参加，同行或甚至一些陌不相识的人遇到困难，他都尽力解囊相助，这是京剧界许多内行人都知道的事实。卓别麟一生扮演过许多角色，大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最低层的“小人物”，诸如补鞋匠、理发师、清道夫、士兵、小贩、杂技团的小丑、乞丐、失业者、孤儿等等，寄深切的同情予他们。他的化装室简陋不堪，范朋克曾建议他扩建得精致华丽些，他答道，“我如果有那样一间化装室，便刻划不出小流浪汉的形象来了。我需要的是一个跟他的身份相称的地方。” 他俩在幼时都没有读过几年书，十分珍惜光阴的宝贵，抓紧时间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和知识水平。父亲除专心钻研京剧本行业务之外，还学习南方昆曲和其他地方剧种的长处，学习绘画，学习英语。卓别麟有空就读文艺和哲学著作，他喜爱阅读狄更斯、莫泊桑和马克·吐温的小说，从中吸取这些大作家对“小人物”的刻划的养料，以丰富自己的表演。他一生不爱出席无聊的宴会，宁愿呆在家里伏案读书写作，或是踱来踱去，反复思考他下一部电影的创作计划，卧室里的地毯让他走得都在中间磨出一道深深的足痕，他珍惜那条刻着他呕心沥血记录的旧地毯，一直坚持不让他的妻子给他换掉。小卓别麟说，“时间！爹爹总是把它看成好像是宝贵的珍珠。” 两位艺术家高贵的品质，勤奋的学习精神，是值得我们后辈向他们认真学习的。 如今，艺坛上的两颗巨星均已殒落，使人不胜惆怅，无限怀念。但是他们奋斗一生为世界人民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表演艺术遗产，他们所塑造的许多艺术形象令人难忘，这种不朽的功绩会永远记载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中，两位大师会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同样，两人的友谊，我想，也会为人们所乐意传诵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我的塾师 陆文夫 陆文夫（1928～2005），江苏人，作家。著有小说集《小巷深处》、《小巷人物志》、《美食家》等。 我六岁的时候开始读书了，那是1934年的春天。 当时，我家的附近没有小学，只是在离家二三里的地方，在十多棵双人合抱的大银杏树下，在小土庙的旁边有一所私塾。办学的东家是一位较为富有的农民，他提供场所，请一位先生，事先和先生谈好束※、饭食，然后再与学生的家长谈妥学费与供饭的天数。富有者多出，不富有者少出，实在贫困而又公认某个孩子有出息者也可免费。办学的人决不从中渔利，也不拿什么好处费，据说赚这种钱是缺德的。但是办学的有一点好处，可以赚一只粪坑，多聚些肥料好种田，那时没有化肥。 我们的教室是三间草房，一间作先生的卧室，其余的两间作课堂。朝北篱笆墙截掉一半，配以纸糊的竹窗，可以开启，倒也亮堂。课桌和凳子各家自带，八仙桌、四仙桌、梳桌、案板，什么都有。 父亲送我入学，进门的第一件事便是拜孔子。“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木牌供在南墙根的一张八仙桌上，桌旁有一张太师椅，那是先生坐的。拜时点燃清香一柱，拜烛一对，献上供品三味：公鸡、鲤鱼、猪头。猪头的嘴里衔着猪尾巴，有头有尾，象征着整猪，只是没有整羊和全牛，那太贵，供不起。 我拜完孔子之后便拜老师，拜完之后抬头看，这位老师大约四十来岁（那时觉得是个老头），戴一副洋瓶底似的近视眼镜，有两颗门牙飘在外面。黑棉袍、洗得泛白的蓝布长衫，穿一条扎管棉裤，脚上套一双“毛窝子”，一种用芦花编成的鞋，比棉鞋暖和。这位老师叫秦奉泰，我所以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那是因为我曾把秦奉泰读作秦秦秦，被同学们嘲笑了好长一阵，被人嘲弄过的事情总是印象特深。 秦老师受过我三拜之后，便让我站在一边，听我父亲交待。那时候，家长送孩子入学，照例要作些口头保证，大意是说孩子入学之后，一切都听先生支配，任打任骂，家长决无意见，决不抗议。那时的教学理论是“玉不琢不成器”，所谓琢者即敲打也。 秦老师也打人，一杆朱笔、一把戒尺是他的教具，朱笔点句圈四声，戒尺又作惊堂木，又打学生的手心，学生交头接耳，走来走去，老师便把戒尺一拍，叭地一响，便出现了琅琅的读书声。 秦老师教学确实是因材施教，即使是同时入学的学生，课本一样，进度却是不同的。我开始的时候读《百家姓》、《三字经》。每天早晨教一段，然后便坐到课桌上去摇头晃脑地大声朗读，读熟了便到老师那里去背，背对了再教新的。规定是每天背一次，如果能背两次、三次，老师也不反对，而是加以鼓励。但也不能充好汉，因为三天之后要“总书”，所谓温故而知新，要把所教的书从头背到尾，背不出来那戒尺可不客气。我那时的记忆力很好，背得快，不挨打，几个月之后便开始读《千家诗》、《论语》。秦老师很欢喜，一时兴起还替我取了个学名叫陆文夫，因为我原来的名字叫陆纪贵，太俗气。 我背书没有挨打，写字可就出了问题。私塾里的规矩是每天饭后写大、小字，我的毛笔字怎么也写不好，秦老师开始是教导我：“字是人的脸，写得难看是见不得人的。”没用。没用便打手心，这一打更坏，视写字为畏途，拿起毛笔来手就抖。直至如今，写几个字还像蟹爬的。 秦老师是个杂家，我觉得他什么都会。他写得一手好字，替人家写春联、写喜幛、写庚贴、写契约、合八字，看风水，念咒画符，选黄道吉日，还会开药方。他的桌子上有一堆书，那些书都不是课本，因为《论语》、《孟子》之类他早已倒背如流，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属于医卜星相之类，还有一只罗盘压在书堆的上面。秦老师很忙，每天都有人来找他写字、看病，或是夹起个罗盘去看风水。经常有人请他去吃饭，附近的人家有红白喜事，都把老师请去坐首席。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办学的农民怕出事，把私塾停了。秦老师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授馆，那里离我家有十多里，穷乡僻壤，交通不便，可以躲避日寇。秦老师事先与办学的东家谈妥，他要带两个得意的门生作为附学（即寄宿生），附学的饭食也是由各家供给的，作为束※的一个部分。一个附学姓刘，比我大五六岁，书读得很好，字也写得很漂亮，秦老师来不及写的春联偶尔也由他代笔。此人抗战期间参加革命，后来听说也是做新闻工作的。还有一个附学就是我了，那时我才九岁，便负芨求学，离家而去，从此便开始了外出求学的生涯，养成了独自处理生活的能力。 新学馆的所在地确实很穷，偌大的一个村庄，有上百户人家，可学生只有十多个。教室是两间土房，两张床就搁在教室里，我和姓刘的合睡一张竹床，秦老师睡一张木床，课桌和办公桌就放在床前。房屋四面来风，冬天冻得簌簌抖，手背上和脚后跟上生满了冻疮，冻疮破了流血流脓，只能把鞋子拖在脚上。最苦的要算是饭食了，附学是跟随先生吃饭，饭食是由各家轮流供给，称作“供饭”。抗战以前供饭是比较考究的，谁家上街买鱼买肉，人们见了便会问：“怎么啦，今朝供先生？”那吃饭的方式确实也像上供，通常是用一只长方形二层的饭篮送到学校里来，中午有鱼有肉，早晚或面或粥，或是糯米团子，面饼等。我走读的时候同学们常偷看先生的饭篮，看了嘴馋。等到我跟先生吃供饭的时候可就糟了，也许是那个地方穷，也许是国难当头吧，我们师生三人经常吃不饱，即使吃不饱也不能吃得碗空空，那是要被人笑话的。有一次轮到一户穷人家供饭，他自家也断了顿，到亲朋家去借，借到下午才回来，我们师生三人饿得昏昏。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饥饿的滋味，饿极了会浑身发麻、头昏、出冷汗。当然，每月也有几天逢上富有的人家供饭，师生三人可以过上几天好日子，对于这样的日期，我当年记得比《孟子》的辞句都清楚。 日子虽然过得很苦，可我和秦老师的关系却更加密切，毛笔字还未练好，秦老师大概见我在书法上无才能，也就不施教了，便教我吟诗作对，看闲书。吟诗我很有兴趣，特别是那些描绘自然景色的田园诗，我读起来就像身历其境似的。作对我也有兴趣，“平对仄，仄对平，反正对分明，来鸿对去雁……”有一套口诀先背熟，然后再读秦老师手抄的妙对范本。我至今还记得一些绝妙的对联，什么“屋北鹿独宿，溪西鸡齐啼。”“和尚撑船篙打江心罗汉，佳人汲水绳牵井底观音。”当然，最有兴趣的要算是看闲书了，所谓闲书便是小说。 前面说到秦老师的桌上有许多不属于课本之类的书，这些书除掉医卜星相之外便是小说。以前我不敢去翻，这时朝夕相处，也就比较随便，傍晚散学以后百无聊赖，便去翻阅。秦老师也不加拦阻，首先让我看《尽忠岳传》，这一看便不可收拾，什么《施方案》、《彭公案》、《七侠五义》、《三国演义》都拿来看了，看得废寝忘食，津津有味，其中有许多字都不识，半看半猜，大体上懂个意思，这就造成后来经常读白字，写错字。 秦老师的书也不多，他很穷，无钱买书。但是，那时有一种小贩，名叫“笔先生”，他背着一个大竹箱，提着一个包裹，专门在乡间各个私塾里走动，卖纸、墨、笔、砚和各种教课书，大多是些石印本的《论语》、《孟子》、《百家姓》、《千家诗》。除掉这些课本之外，箱子底下还有小说，用现在的话说都是些通俗小说。这些小说不卖给学生，只卖给老师，乡间的塾师很寂寞，不看点闲书很难受。只是塾师们都很穷，买的少，看的多，于是“笔先生”便开展了一种租书的业务。每隔十天半月来一次，向学生推销纸、墨、笔、砚，给塾师们调换新书，酌收一点租费。如果老师叫学生多买点东西，那就连租费都不收，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新书。那时，我经常盼望“笔先生”的到来，就像盼望轮到富人家供饭似的。 秦老师不仅让我看小说，还要和我讨论所看过的小说，当然不是讨论小说的做法，而是讨论书中谁的本领大，那条计策好，岳飞应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应当被十二道金牌召回临安，待他日直捣黄龙，再死也不迟。看小说还要有点儿见解，这也是秦老师教会了我。当然，秦老师这样做不会是想把我培养成一个作家，将来也写小说，可这些都在幼小的心灵中生下了根，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年之后因为家庭的搬迁，我便离开了秦老师，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可他却没有忘记我。听我父亲说，他曾两次到我家打听过我，一次是在解放的初期，一次是在困难年，即60年代的初期。抗战胜利以后私塾取消，秦老师失业了，在家靠儿子们种田过日子，日子过得很艰难，据说是形容枯槁，衣衫褴褛，老来还惦记着他的两个得意门生，一个是我，一个是那位姓刘的。大概他想起还教过一些学生的时候便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吧。前些年我回乡时也曾经打听过他，却没有人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或曾经有过叫秦奉泰的。“乡曲儒生，老死翰墨，名不出闾巷者何可胜道。”我记起了秦老师曾经教过我的古文观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父亲的悔恨 唐达成 唐达成（1928～1999），湖南长沙人，作家、文学评论家。著有《艺术探微录》、《世象杂识》等。 六十年代初，我获准从下放劳动的农场，回家探亲。 回家后，第一个突出印象，就是父亲更见苍老迟滞了。那时正是灾荒年月，物资供应空前窘迫。母亲叹息说：“粮食这么紧张，营养也差，人怎能不老得快呢？” 父亲见我回来探望，是非常欣慰兴奋的。一大清早，我还未起床，他已迈着蹒跚吃力的步子，溜跶到江边去了。母亲说：“老人觉少，他早起常去散步，不用管他。” 我和母亲闲谈。母亲神情黯然悲怆地说：“你爸心里有解不开的疙瘩，常常坐着愣神，一坐就是半天，这样怎能不老呢！”我吃了一惊，问是怎么回事，母亲说：“还不是因为想念你大哥么，这是他多少年来心头的一块病。”母亲说着说着潸然泪下。 我大哥解放前是读外语系的大学生，已将近毕业，却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勒令退学。廿多岁的年轻人遭到这意外的打击，心情苦闷异常。那时解放战争战火正炽，蒋管区一片混乱，求职非常困难，所谓“毕业即失业”，大哥觉得自己一条七尺汉子，却依靠父亲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心里很不是滋味。父亲是很爱大哥的。大哥也确实聪颖过人，做事干练，特别令父亲难忘的是，四十年代初，父亲曾和他的顶头上司发生过一次大冲突，父亲有湖南人的辣椒性格，大怒之下，拂袖挂冠而去。没想到这位上司竟不肯罢休，暗中使坏，竟以莫须有的诬隐，将父亲投入狱中。母亲惊骇万分，终日以泪洗面，不知如何是好。大哥那时是刚刚十六岁的高中生，毅然挑起营救父亲的重担，找熟人，托亲戚，东奔西跑。他写得一手好颜字，至今我仍依稀记得他当年在灯下，用毛笔写各种申诉状、求援信的情景。信中文词恳切，力陈冤情，很有说服力。父亲本来没有任何罪愆，在大哥和亲戚的百般努力下，终于以所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释放了。我们在额手称庆、欢欣鼓舞之际，舅爷爷曾意味深长地对父亲说：“牛儿（大哥的乳名）这孩子有出息，小小年纪，进退应对，大方得体，不亢不卑，是个人才，你要好好培养。”父亲听了，心里很为欣然，也很得意。但是，大哥突然陷入退学失业的苦闷中，父亲虽常劝慰，然而世事如此，也无可奈何。数月后，大哥的老同学从台湾寄来一信，说他在某民营报社工作，待遇菲薄，勉强口而已。大哥如为应付目前困境，愿意前往，他将尽力介绍。大哥正在痛苦愤懑中煎熬，获此信大喜过望，立即复信首肯，并打点行装。父亲对台湾毫不了解，只觉得飘洋过海，举目无亲，到一小岛工作，颇有些犹豫。但看到大哥终日郁郁寡欢，心中也很难过，踌躇再三，也就同意大哥前往。父亲是个不过问政治的人，对于时局状况，模模糊糊，不甚了然，心想这和到广州和重庆去工作也差不多，合则留，不合则回，未尝不可。但哪里想到，风雷激荡，世事巨变，蒋家王朝兵败如山倒，大小官吏仓皇奔突，全部退缩到那个小岛上去了。这样一来，风声鹤唳，两岸隔绝，天涯海角，音讯杳然。从此再也听不到大哥的点滴信息。 父亲把椎心的痛楚积郁在心中，煎熬了十几年，大家也无从知道大哥的命运和生活，结果这成了家庭中一根最敏感的弦，谁都有这份怀念，却又谁也不敢提这个话题，怕引起父母亲更深切的伤痛。更何况那时“运动”不断，所谓“海外关系”成了一大禁忌，彼此更是噤口不言。这就是母亲所说的“解不开的疙瘩”，父亲一块多年的心病。 我劝慰着母亲，其实这类劝慰的话说过多次，自己也觉得很空洞，完全没有丝毫实际意义。这时父亲却满头大汗，踉踉跄跄，兴致勃勃地踏进门来，手里拎着一条二斤来重的大黑鱼，他高兴地说：“今天运气好，从江边打鱼的那里买到这条鱼，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了。”一条鱼，就会给全家带来一点欢快的气氛，这在今天或许会觉得很可笑，时下青年甚至会觉得：“至于吗”但在那时供应万般窘迫的状况下，食而有鱼会带来一丝欢快，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尤其我那个自幼在爷爷奶奶身边抚养的犬子，更是雀跃欢跳，围着奶奶烧鱼的锅台转，更增添了气氛。总之，那天仿佛暂时扫去了郁闷之气，父亲满布皱纹、日见苍老的面容，绽开了难得的笑意。父亲那份怜子爱子的心情，使我有难以言说的感动。我知道，父亲起个大早，迈着蹒跚吃力的步子到远远的江边去，无非是想为远方归来的儿子改善一点点伙食。 在父亲面前，母亲是绝不敢提起大哥的事的，在我即将返回农场前一天，母亲见父亲一人坐在阁楼藤椅上打盹，就又和我说起：“你爸老了，更想念你大哥，他总念叨，今生今世怕再见不到你大哥了。半夜他睡不着，我总听见他自己拍打着床沿，自言自语：‘咳，错了，错了，全错了，不该放他去那个小岛的！千不该呀万不该，不该让他走的！’多少次了，他就这样自言自语，然后悔恨不已地长吁短叹，一直等到天亮。白天，他有时也会呆坐着，呆呆地盯着床前那张放大了的全家福照片。唉，我知道他想念你大哥，他心里难过得很，总觉得是他的错！”母亲说着说着又抹起了眼泪。老人痛楚的心，我何尝不理解，真是“夜夜惊坐起，寒风入北窗，愁心解不得，无夕不思量。”但父亲有什么过错？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我只有默然。 后来，“文革”爆发了，天下大乱，我在劫难逃，被打入另册，关进牛棚劳动、检查、批判。除了两派打派仗打得最热闹的时候，我偷空回家探望了一次，以后就再没有机会了。1969年父亲突然脑溢血，中风偏瘫，三个月后去世了。当然他至死都未能见到魂牵梦萦、日夜思念的大哥，当时单位斗批改闹得正凶，我想回家奔丧没有得到批准。 从母亲口中，我知道了一些父亲临终前的情况。据说父亲中风后，即口不能言，右身瘫痪，十分痛苦。南方酷暑，溽热难耐。虽有弟弟帮助照顾，但最苦的是母亲，她怕父亲生褥疮，所以不断帮助父亲翻身，为他擦洗身子，扶持他大小便，还要定时熬药、服药，一个多月下来，母亲累得一下子瘦掉了十几斤。父亲口虽不能言，却把这些都看在眼睛，系在心上。终于有一天，父亲坚决拒绝进食、服药，任何人的劝说都归无效，显然父亲知道自己年逾八十，已不可能再恢复，他更不忍心拖垮也已高龄的母亲，决心告别这个他为之贡献了一切的世界。临终前一天，已极度虚弱的父亲忽然睁开眼睛，举起了左手，母亲忙过来照顾，只见他挣扎着，左手指着墙，发不出声音，只是用眼睛向墙上搜索。母亲说，那时不知怎么搞的，她突然一下子明白了，忙从墙上拿下全家福的大照片送到他眼前，他左手垂了下来，两眼直直地凝视着照片，眼角缓缓滚下两滴眼泪。次日凌晨，父亲怀着未能见大哥一面的深深思念与悔恨之情，与世长辞。经受了二十年悔恨痛苦的煎熬，如今却是生死两茫茫，无处话凄凉了。 进入八十年代，世事终于改观，我们终于与阔别近四十年的大哥联系上了。八十年代后期，备历坎坷的大哥从美国回来探亲，却已是年过花甲，垂暮老矣。秋雨迷中，我陪着大哥去扫墓，他步履沉重，默默无语。思悠悠，恨悠悠，他的哀婉悲戚心情，当然不难理解。他怎么能想到当年一别后，从此不相闻，如今幽明互隔，黄泉万重，再难亲炙父亲的音容笑貌了。我们站立在父亲墓前，荒草没径，墓木萧萧，大哥猛然扑跪在父亲坟前，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号啕：“爸爸，我来看您老人家来了。”我泪如雨下。我知道大哥不能见父亲一面，同样郁结着绵绵无尽、永难挽回的悔痛。如今他来祭奠父亲，但愿父亲泉下有知，能释然化解多年痛楚的郁结，否则，天老地荒，这绵绵无尽的痛悔之情，如何承呢？呜呼，悲夫！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松堂断忆 宗璞 宗璞（1928～），女，原名冯钟璞，原籍河南省唐河县，生于北京。著有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散文集《宗璞散文集》等作品。 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 去年这时，也是玉簪花开得满院雪白，我还计划在向阳的草地上铺出一小块砖地，以便把轮椅推上去，让父亲在浓重的树荫中得一小片阳光。因为父亲身体渐弱，忙于延医取药，竟没有来得及建设。9月底，父亲进了医院，我在整天奔忙之余，还不时望一望那片草地，总不能想像老人再不能回来，回来享受我为他安排的一切。 哲学界人士和亲友们都认为父亲的一生总算圆满，学术成就和他从事的教育事业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见到了时代的变化，生活上有女儿侍奉，诸事不用操心，能在哲学的清纯世界中自得其乐。而且，他的重要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八十岁才开始写，许多人担心他写不完，他居然写完了。他是拼着性命支撑着，他一定要写完这部书。 在父亲的最后几年里，经常住医院，年下半年起更为频繁。一次是11月11日午夜，父亲突然发作心绞痛，外子蔡仲德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好不容易将他抬上救护车。他躺在担架上，我坐在旁边，数着脉搏。夜很静，车子一路尖叫着驶向医院。好在他的医疗待遇很好，每次住院都很顺利。一切安排妥当后，他的精神好了许多，我俯身为他掖好被角，正要离开时，他疲倦地用力说：“小女，你太累了！”“小女”这乳名几十年不曾有人叫了。“我不累”，我说，勉强忍住了眼泪。说不累是假的，然而比起担心和不安，劳累又算得了什么呢。 过了几天，父亲又一次不负我们的劳累和担心，平安回家了。我们笑说：“又是一次惊险镜头。”12月初，他在家中度过九十四寿辰。也是他最后的寿辰。这一天，民盟中央的几位负责人丁石孙等先生前来看望，老人很高兴，谈起一些文艺杂感，还说，若能汇集成书，可题名为“余生札记”。 这余生太短促了。中国文化书院为他筹办了庆祝九五寿辰的“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他没有来得及参加，但他知道了大家的关心。 九○年初，父亲因眼前有幻象，又住医院。他常常喜欢自己背诵诗词，每住医院，总要反复吟哦《古诗十九首》。有记不清的字，便要我们查对。“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他在诗词的意境中似乎觉得十分安宁。一次医生来检查后，他忽然对我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生吾顺事，没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我只能说：“那不行，哪有生病不治的呢！”父亲微笑不语。我走出病房，便落下泪来。坐在车上，更是泪如泉涌。一种没有人能分担的孤单沉重地压迫着我。我知道，分别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希望他快点写完《新编》，可又怕他写完。在住医院的间隙中，他终于完成了这部书。亲友们都提醒他还有本《余生札记》呢。其实老人那时不只有文艺杂感，又还有新的思想，他的生命是和思想和哲学连在一起的。只是来不及了。他没有力气再支撑了。 人们常问父亲有什么遗言，他在最后几天有时念及远在异国的儿子钟辽和惟一的孙儿冯岱。他用力气说出的最后的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要大放光彩！”他是这样爱中国、这样爱哲学。当时有李泽厚和陈来在侧，我觉得这句话应该用大字写出来。 然后，终于到了11月26日那凄冷的夜晚，父亲那永远在思索的头脑进入了永恒的休息。 作为父亲的女儿，而且是数十年都在他身边的女儿，在他晚年又身兼几大职务，秘书、管家兼门房，医生、护士带跑堂，照说对他应该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无哲学头脑，只能从生活中窥其精神于万一。根据父亲的说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总是在思索，在考虑问题。因为过于专注，难免有些呆气。他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鸡”。其实这些呆气早已有之。抗战初期，几位清华教授从长沙往昆明，途径镇南关，父亲手臂触城墙而骨折。金岳霖先生一次对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这是形容父亲爱思索。他那时正是因为在思索，根本就没有听见司机的话。 他的生命就是不断地思索，不论遇到什么挫折，遭受多少批判，他仍顽强地思考，不放弃思考。不能创造体系，就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也是一种思考。而且在思考中总会冒出些新的想法来。他自我改造的愿望是真诚的，没有经历过二十世纪中叶的变迁和六七十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自我改造的愿望的。首先，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促使了多少有智慧的人迈上走向炼狱的历程。其次，知识分子前冠以资产阶级，位置固定了，任务便是改造，又怎知自是之为是，自非之为非？第三，各种知识分子的处境也不尽相同，有居庙堂而一切看得较为明白，有处林下而只能凭报纸和传达，也只能信报纸和传达。其感受是不相同的。 幸亏有了新时期，人们知道还是自己的头脑最可信。父亲明确采取了不依傍他人，“修辞立其诚”的态度。我以为，这个诚字并不能与“伪”相对。需要提出“诚”，需要提倡说真话，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悲哀。 我想历史会对每一个人作出公允的不带任何偏见的评价。历史不会忘记有些微贡献的每一个人，而评价每一个人时，也不要忘记历史。 父亲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头脑都让哲学占据了，没有空隙再来考虑诸般琐事。而且他总是为别人着想，尽量减少麻烦。一个人到九十五岁，没有一点怪癖，实在是奇迹。父亲曾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我的祖母吴清芝太夫人，一位是我的母亲任载坤先生，还有一个便是我。1982年，我随父亲访美，在机场上父亲作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确实得有人料理俗务，才能有纯粹的精神世界。近几年，每逢我的生日，父亲总要为我撰寿联。九○年夏，他写最后一联，联云：“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父亲对女儿总是看得过高。“双城”指的是我的长篇小说，第一卷《南渡记》出版后，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便停顿了。我必须以《新编》为先，这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当然，我持家的能力很差，料理饮食尤其不能和母亲相比，有的朋友都惊讶我家饭食的粗糙。而父亲从没有挑剔，从没有不悦，总是兴致勃勃地进餐，无论做了什么，好吃不好吃，似乎都滋味无穷。这一方面因为他得天独厚，一直胃口好，常自嘲“还有当饭桶的资格”；另一方面，我完全能够体会，他是以为能做出饭来已经很不容易，再挑剔好坏，岂不让管饭的人为难。 父亲自奉俭，但不乏生活情趣。他并不永远是道貌岸然，也有豪情奔放，潇洒闲逸的时候，不过机会较少罢了。1926年父亲三十一岁时，曾和杨振声、邓以蛰两先生，还有一位翻译李白诗的日本学者一起豪饮，四个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六十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于傍晚随父母到颐和园包坐大船，一元钱一小时，正好览尽落日的绮辉。一位当时的大学生若干年后告诉我说，那时他常常看见我们的船在彩霞中飘动，觉得真如神仙中人。我觉得父亲是有些仙气的，这仙气在于他一切看得很开。在他的心目中，人是与天地等同的。“人与天地参”，我不止一次听他讲解这句话。《三字经》说得浅显，“三才者，天地人”。既与天地同，还屑于去钻营什么！那些年，一些稍有办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调回北京，而他，却只能让他最钟爱的幼子钟越长期留在医疗落后的黄土高原。1982年，钟越终于为祖国的航空事业流尽了汗和血，献出了他的青春和生命。 父亲的呆气里有儒家的伟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到“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地步；父亲的仙气里又有道家的豁达洒脱。秉此二气，他穿越了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的二十世纪。他的一生便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篇章。 据河南家乡的亲友说，1945年初祖母去世，父亲与叔父一同回老家奔丧，县长来拜望，告辞时父亲不送，而对一些身为老百姓的旧亲友，则一直送到大门，乡里传为美谈。从这里我想起和读者的关系。父亲很重视读者的来信，许多年常常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动常常是写信。和山西一位农民读者本恒茂老人就保持了长期的通信，每索书必应之。后来我曾代他回复一些读者来信，尤其是对年轻人，我认为最该关心，也许几句话便能帮助发掘了不起的才能。但后来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做了，只好听之任之。把人家的千言信万言书束之高阁，起初还感觉不安，时间一久，则连不安也没有了。 时间会抚慰一切，但是去年初冬深夜的景象总是历历如在目前。我想它是会伴随我进入坟墓的了。当晚，我们为父亲穿换衣服时，他的身体还那样柔软，就像平时那样配合。他好像随时会睁开眼睛说一声“中国哲学将来会大放光彩。”我等了片刻，似乎听到一声叹息。 不得不离开病房了。我们围跪在床前，忍不住痛哭失声！仲辽扶着我，可我觉得这样沉重的孤单！在这茫茫世界中，再无人需我侍奉，再无人叫我的乳名了。这么多年，每天清晨最先听到的，是从父亲卧房传来的咳嗽，每晚睡前必到他床前说几句话。我怎样能从多年的习惯中走得出来。 然而日子居然过去快一年了。只好对自己说，至少有一件事稍可安慰。父亲去时不知道我已抱病。他没有特别的牵挂，去得安心。 文章将尽，玉簪花也谢尽了。邻院中还有通红的串红和美人蕉，记得我曾说串红像是鞭炮，似乎马上会劈劈啪啪响起来。而生活里又有多少事值得它响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文章与前额并高 余光中 余光中（1928～），福建永春人，生于台湾。著有散文集《逍遥游》、《听听那冷雨》，诗集《五陵少年》、《白玉苦瓜》等。 自从十三年前迁居香港以来，和梁实秋先生就很少见面了。屈指可数的几次，都是在颁奖的场合，最近的一次，却是从梁先生温厚的掌中接受时报文学的推荐奖。这一幕颇有象征的意义，因为我这一生的努力，无论是在文坛或学府，要是当初没有这只手的提掖，只怕难有今天。 所谓“当初”，已经是三十六年以前了。那时我刚从厦门大学转学来台，在台大读外文系三年级，同班同学蔡绍班把我的一叠诗稿拿去给梁先生评阅。不久他竟转来梁先生的一封信，对我的习作鼓励有加，却指出师承囿于浪漫主义，不妨拓宽视野，多读一点现代诗，例如哈代、浩斯曼、叶慈等人的作品。梁先生的挚友徐志摩虽然是浪漫诗人，他自己的文学思想却深受哈佛老师白璧德之教，主张古典的清明理性。他在信中所说的“现代”自然还未及现代主义，却也指点了我用功的方向，否则我在雪莱的西风里还会飘泊得更久。 直到今日我还记得，梁先生的这封信是用钢笔写在八行纸上，字大而圆，遇到英文人名，则横而书之，满满地写足两张。文艺青年捧在手里，惊喜自不待言。过了几天，在绍班的安排之下，我随他去德惠街一号梁先生的寓所登门拜访。德惠街在城北，与中山北路三段横交，至则巷静人稀，梁寓雅洁清幽，正是当时常见的日式独栋平房。梁师母引我们在小客厅坐定后，心仪已久的梁实秋很快就出现了。 那时梁先生正是知命之年，前半生的大风大雨，在大陆上已见过了，避秦也好，乘桴浮海也好，早已进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他就坐在那里，悠闲而从容地和我们谈笑。我一面应对，一面仔细地打量主人。眼前这位文章巨公，用英文来说，体型“在胖的那一边”，予人厚重之感。由于发岸线（hairline）有早退之像，他的前额显得十分宽坦，整个面相不愧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加以长牙隆准，看来很是雍容。这一切，加上他白晰无斑的肤色，给我的印象颇为特殊。后来我在反省之余，才断定那是祥瑞之相，令人想起一头白象。 当时我才二十三岁，十足一个躁进的文艺青年，并不很懂观相，却颇热中猎狮（lion-hunting）。这位文苑之狮，学府之师，被我纠缠不过，答应为我的第一本诗集写序。序言写好，原来是一首三段的格律诗，属于新月风格。不知天高地厚的躁进青年，竟然把诗拿回去，对梁先生抱怨说：“您的诗，似乎没有特别针对我的集子而写。” 假设当日的写序人是今日的我，大概狮子一声怒吼，便把狂妄的青年逐出师门去了。但是梁先生眉头一抬，只淡淡地一笑，徐徐说道：“那就别用得了……书出之名，再给你写评吧。” 量大而重诺的梁先生，在《舟子的悲歌》出版后不久，果然为我写了一篇书评，文长一千多字，刊于1952年4月16日的《自由中国》。那本诗集分为两辑，上辑的主题不一，下辑则尽为情诗；书评认为上辑优于下辑，跟评者反浪漫的主张也许有关。梁先生尤其欣赏《老牛》与《暴风雨》等几首，他甚至这么说：“最出色的要算是《暴风雨》一首，用文字把暴风雨的那种排山倒海的气势都描写出来了，真可说是笔挟风雷。”在书评结论里有这样的句子： 作者是一位年青人，他的艺术并不年青，短短的《后记》透露出一点点写作的经过。他有旧诗的根柢，然后得到英诗的启发。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条发展路线。我们写新诗，用的是中国文字，旧诗的技巧是一份必不可少的文学遗产，同时新诗是一个突然生出的东西，无依无靠，没有轨迹可循，外国诗正是一个最好的借镜。 在那么古早的岁月，我的青涩诗艺，根柢之浅，启发之微，可想而知。梁先生溢美之词固然是出于鼓励，但他所提示的上承传统旁汲西洋，却是我日后遵循的综合路线。 朝拜缪思的长征，起步不久，就能得到前辈如此的奖掖，使我的信心大为坚定。同时，在梁府的座上，不期而遇，也结识了不少像陈之藩、何欣这样同辈的朋友，声应气求，更鼓动了创作的豪情壮志。诗人夏菁也就这么邂逅于梁府，而成了莫逆。不久我们就惯于一同去访梁公，有时也约王敬羲同行，不知为何，记忆里好像夏天的晚上去得最频。梁先生怕热，想是体胖的关系；有时他索性只穿短袖的汗衫接见我们，一面笑谈，一面还要不时挥扇。我总觉得，梁先生虽然出身外文，气质却在儒道之间，进可为儒，退可为道。可以想见，好不容易把我们这些恭谨的晚辈打发走了之后，东窗也好，东床也罢，他是如何地坦腹自放。我说坦腹，因为他那时有点发福，腰围可观，纵然不到福尔斯塔夫的规模，也总有约翰逊或纪晓岚的分量，足证果然腹笥深广。据说，因此梁先生买腰带总嫌尺码不足，有一次，他索性走进中华路一家皮箱店，买下一只大号皮箱，抽出皮带，留下箱子，扬长而去。这倒有点世说新语的味道了，是否谣言，却未向梁先生当面求证。 梁先生好客兼好吃，去梁府串门子，总有点心招待，想必是师母的手艺吧。他不但好吃，而且懂吃，两者孰因孰果，不得而知。只知他下笔论起珍馐名菜来，头头是道。就连既不好吃也不懂吃的我，也不禁食指欲动，馋肠若蠕。在糖尿病发之前，梁先生的口福委实也饫足了。有时乘兴，他也会请我们浅酌一杯。我若推说不解饮酒，他就会作态佯怒，说什么“不烟不酒，所为何来？”引得我和夏菁发笑。有一次，他斟了白兰地飨客，夏菁勉强相陪。我那时真是不行，梁先生说“有了”，便向橱顶取来一瓶法国红葡萄酒，强调那是1842年产，朋友所赠。我总算喝了半蛊，飘飘然回到家里，写下《饮1842年葡萄酒》一首。梁先生读而乐之，拿去刊在《自由中国》上，一时引人瞩目。其实这首诗学济慈而不类，空余浪漫的遐想；换了我中年来写，自然会联想到鸦片战争。 梁先生在台北搬过好几次家。我印象最深的两处梁宅，一在云和街，一在安乐街。我初入师大（那时还是省立师范学院）教大一英文，一年将满，又偕夏菁去云和街看梁先生。谈笑及半，他忽然问我：“送你去美国读一趟书，你去吗？”那年我已三十，一半书呆，一半诗迷，几乎尚未阅世，更不论乘飞机出国。对此一问，我真是惊多喜少。回家和我妻讨论，她是惊少而喜多，马上说：“当然去！”这一来，里应外合势成。加上社会压力日增，父亲在晚餐桌上总是有意无意地报导：“某伯伯家的老三也出国了！”我知道偏安之日已经不久。果然三个月后，我便文化充军，去了秋色满地的爱奥华城。 从美国回来，我便专任师大讲师。不久，梁先生从英语系主任变成了我们的文学院长，但是我和夏菁去看他，仍然称他梁先生。这时他又迁至安东街，住进自己盖的新屋。稍后夏菁的新居在安东街落成，他便做了令我羡慕的梁府近邻，也从此，我去安东街，便成了福有双至，一举两得。安东街的梁宅，屋舍俨整，客厅尤其宽敞舒适，屋前有一片颇大的院子，花木修护得可称多姿，常见两老在花畦树径之间流连。比起德惠街与云和街的旧屋，这新居自然优越了许多，更不提广州的平山堂和北碚的雅舍了。可以感受得到，这新居的主人在“家外之家”，怀乡之余，该是何等的快慰。 六十五岁那年，梁先生在师大提前退休，欢送的场面十分盛大。翌年，他的终身大事——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之中译完成，朝野大设酒会庆祝盛举，并有一女中的学生列队颂歌；想莎翁生前也没有这般殊荣。师大英语系的晚辈同事也设席祝贺，并赠他一座银盾，上面刻着我拟的两句赞词：“文豪述诗豪，梁翁传莎翁。”沙翁退休之年是四十七岁，逝世之年也才五十二岁，其实还不能算翁。同时沙翁生前只出版了十八个剧本，梁翁却能把三十七本莎剧全部中译成书。对比之下，梁翁是有福多了。听了我这意见，梁翁不禁莞尔。 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后来夏菁担任联合国农业专家，远去了牙买加。梁先生一度旅寄西雅图。我自己先则旅美二年，继而去了香港，十一年后才回台湾。高雄与台北之间虽然只是四小时的车程，毕竟不比厦门街到安东街那么方便了。青年时代夜访梁府的一幕一幕，皆已成为温馨的回忆，只能在深心重温，不能在眼前重演。其实不仅梁先生，就连晚他一辈的许多台北故人，也都已相见日稀。四小时的车尘就可以回到台北，却无法回到我的台北时代。台北，已变成我的回声谷。那许多巷弄，每转一个弯，都会看见自己的背影。不能，我不能住在背影巷与回声谷里。每次回去台北，都有一番近乡情怯，怕卷入回声谷里那千重魔幻的漩涡。 …… 梁实秋的文学思想强调古典的纪律，反对浪漫的放纵。他认为革命文学也好，普罗文学也好，都只是把文学当作工具，眼中并无文学；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因为那样势必把艺术抽离人生。简而言之，他认为文学既非宣传，亦非游戏。他始终标举安诺德所说的，作家应该“沉静地观察人生，并观察其全貌。”因此他认为文学描写的充分对象是人生，而不仅是阶级性。 黎明版《梁实秋自选集》的小传，说作者“生平无所好，惟好交友、好读书、好议论。”季季在访问梁先生的记录《古典头脑，浪漫心肠》之中，把他的文学活动分成翻译、散文、编字典、编教科书四种。这当然是梁先生的台湾时代给人的印象。其实梁先生在大陆时代的笔耕，以量而言，最多产的是批评和翻译，至于《雅舍小品》，已经是四十岁以后所作，而在台湾出版的了。《梁实秋自选集》分为文学理论与散文二辑，前辑占198页，后辑占162页，分量约为5比4，也可见梁先生对自己批评文章的强调。他在答季季问就说：“我好议论，但是自从抗战军兴，无意再作任何讥评。”足证批评是梁先生早岁的经营，难怪台湾的读者印象已淡。 一提起梁实秋的贡献，无人不知莎翁全集的浩大译绩，这方面的声名几乎掩盖了他别的译书。其实翻译家梁实秋的成就，除了莎翁全集，尚有《织工马南传》、《咆哮山庄》、《百兽图》、《西塞罗文录》等十三种。就算他一本莎剧也未译过，翻译家之名他仍当之无愧。 读者最多的当然是他的散文。《雅舍小品》初版于1949年，到1975年为止，二十六年间已经销了32版；到现在想必近50版了。我认为梁氏散文所以动人，大致是因为具备下列这几种特色： 首先是机智闪烁，谐趣迭生，时或滑稽突梯，却能适可而止，不堕俗趣。他的笔锋有如猫爪戏人而不伤人，即使讥讽，针对的也是众生的共相，而非私人，所以自有一种温柔的美感距离。其次是篇幅浓缩，不务铺张，而转折灵动，情思之起伏往往点到为止。此种笔法有点像画上的留白，让读者自己去补足空间。梁先生深信“简短乃机智之灵魂”，并且主张“文章要深，要远，就是不要长。”再次是文中常有引证，而中外逢源，古今无阻。这引经据典并不容易，不但要避免出处太过俗滥，显得腹笥寒酸，而且引文要来得自然，安得妥贴，与本文相得益彰，正是学者散文的所长。 最后的特色在文字。梁先生最恨西化的生硬和冗赘，他出身外文，却写得一手道地的中文。一般作家下笔，往往在白话、文言、西化之间徘徊歧路而莫知取舍，或因简而就陋，一白到底，一西不回；或弄巧而成拙，至于不文不白，不中不西。梁氏笔法一开始就逐走了西化，留下了文言。他认为文言并未死去，反之，要写好白话文，一定得读通文言文。他的散文里使用文言的成分颇高，但不是任其并列，而是加以调和。他自称文白夹杂，其实应该是文白融会。梁先生的散文在中岁的《雅舍小品》里已经形成了简洁而圆融的风格，这风格在台湾时代仍大致不变。证之近作，他的水准始终在那里，像他的前额一样高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笑声泪痕 姜德明 姜德明（1929～），生于天津，祖籍山东高唐县。著有散文集《南亚风情》、《清泉集》、《雨声集》、《寻找樱花》、《绿窗集》、《情思一片》等。 侯宝林先生走了。 报上说他是带着笑跟观众告别的；一生都是为了笑。我想是的。但是，我在电视里看到他讲这些话时，已然老泪纵横矣！ 少年时代，我在天津就是他相声的热情观众。当然，那时还有一位小蘑菇（常宝堃），他的相声我也喜欢。 侯宝林那时落脚在南市的燕乐茶园。前场有多万昌的梅花调、王佩臣的乐亭大鼓，后场则是小彩舞（骆玉笙）的京韵大鼓。这些已近于人间绝唱了。为了求生，侯宝林还得到处去赶场。他跑商业电台，边说相声，边报广告。我在鸟市的河北电影院看电影，中间休息时，忽然侯宝林、郭启儒上来加演一场相声。更不伦不类的是，当年我随家里人在南市大舞台戏院看京剧《天河配》，不仅真牛上台，还有喜鹊搭桥时，从台上竟放出真的飞鸟来。当一片蓝色灯光照射着织女在天池洗澡、牛郎偷去仙女的衣衫时，忽然灯光大亮，侯宝林、郭启儒又来了一段相声，那时我虽年幼无知，却也知道这是戏院老板的噱头，有点瞧不起。可是那时我怎么能理解演员们的心情，难道他们就不觉得这是对相声艺术和相声艺人的一种污辱吗？ 还有比这更难堪的人格轻蔑。在燕乐，只要侯宝林一出场，看客中的地头蛇们便怪声叫邪好，给侯宝林起了个外号——幺鸡！这是竹战中的一张麻将牌，大概取其图案形象类似瘦鸟。叫声越响，侯宝林得愈加强颜欢笑，小心迎侍。 记得当时还有个传说，一次侯宝林在河北影院说相声，不知怎么得罪了警察。那段绕口令里有狗、巡警、咬了手之类的词句，伪警们硬说侯宝林把“狗咬了我的手”，说成“巡警咬了我的手”，不容分说就动手打人。此事我没有亲见，好像当时的小报上登过的。时隔过久，我的记忆已有点模糊了。 道不尽的旧艺人的辛酸地位啊。我那时似乎已经从他的笑声里，看出了他脸上的泪痕。 在天津，侯宝林一度参加或组织了一个职业的话剧团。在河东的天宝大戏院演出过。他想脱离曲艺界，不再说相声了。我不知道撰写侯宝林传记的人们，是否知道这件事。这是不容忽视的一段短暂的经历，挖掘下去，可以知道他内心深处的矛盾和痛苦。 六十年代初，作为一名文艺编辑，我奉命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访问过侯宝林先生。我没有讲到当年我是他的一名少年观众。谈的什么话也忘光了。只记得谈及相声的民俗内容时，他说还保存了一套北方办丧事出殡全过程的照片。我觉得他是那种喜好研究点什么的有心人。这套照片，不知道他以后是否保存了下来。 大概是前年吧，侯先生在森隆餐厅请几位朋友吃饭，顺便想听听相声观众的意见。他要集中精力总结自己的表演艺术了。方成同志代邀了我。这一次，我仍然没有机会说明我当年是他的一名少年观众。谈到尽兴处；他为我们示范性地表演了旧时京城的几种叫卖声，都是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欣赏他的表演了。 近几十年，我总以为侯先生只有鲜花和笑声伴随着他。然而，我错了。 临终以前，他又讲过这样动情的话： “在病房，我也看看电视，可是那些反映外国黑社会的片子，真让人担心，无恶不作的人和事，会不会也在咱们中国出现呢？我是个艺人，一生只知道干合适的事，干合理的事，凡事都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可是我觉得我们这种人慢慢地淘汰了。真的，我一辈子是一个顺民，对社会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一不要打仗，二不要搞运动，安居乐业。安居乐业的意思也不敢要求小康，只要求温饱。我想，世上好人是少数，坏人也是少数，不好不坏的人是大多数，是靠他们支撑这个地球。……学马列，还是应该用生活的例子来解释，而不能光用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书来解释，结果翻译的人胡涂，我们也胡涂，大家都是胡里胡涂。我们怎么不能用马列原理来解释伪劣产品呢？ “人活在世上，眼不能老是往上看，心得往下想。我的朋友只是和我社会地位相当的或比我更低的，地位比我高的都不是我的真正的朋友。”（见1993.2.12《羊城晚报》《侯宝林最后的日子》） 不要以为侯宝林只会说幽默的话，只是个为你我寻开心的人。不要只记住侯宝林在台上引起的一片哄堂吧！我很吃惊于他在临终以前，不称自己是大师、教授，而还原于他的本色：“我是个艺人！”是谦虚呢，还是厌倦了某些虚名？艺人侯宝林，多么朴素而又崇高的一个称呼。他又跟那些平凡而可爱的观众滚在一起了！ 我当然永远怀着感激的心情记着侯宝林带给我们的笑声。但总排遣不去的是，我分明从那笑声中，又见到了他脸上的泪痕。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我吻女儿的前额 阎纲 阎纲（1932～），陕西礼泉人，作家。著有《小说论集》、《文坛徜徉录》、《神·鬼·人》、《余在古园》等。 女儿阎荷，取“延河”的谐音，爸妈都是陕西人。菡萏初成，韵致淡雅，越长越像一枝月下的清荷。大家和她告别时，她的胸前置放着一枝枝荷花，总共三十八朵。 女儿1998年前查出肿瘤，从此一病不起。两次大手术，接二连三地检查、化疗、输血、打吊针，祸从天降，急切的宽慰显得苍白无力，气氛悲凉。可是，枕边一簇簇鲜花不时地对她绽出笑容，她睁开双眼，反而用沉静的神态和温煦的目光宽慰我们。我不忍心看着女儿被痛苦百般折磨的样子，便俯下身去，梳理她的头发，轻吻她的前额。 鬼使神差般地，我穿过甬道，来到协和医院的老楼。二十一年前，也是协和医院，我在西门口等候女儿做扁桃腺手术出来。女儿说：“疼极了！医生问我幼儿时为什么不做，现在当然很痛。”其状甚惨，但硬是忍着不哭，怕我难过。羊角小辫，黑带儿布鞋。十九年前，同是现在的六七月间，我住协和医院手术。 穿过甬道拐进地下室，再往右，是我当年的病房，死呀活呀的，一分一秒的，就是在这里度过的，这里还留着女儿的身影。此前，我在隆福医院手术输血抢救，女儿十三岁，小小的年纪，向我神秘地传递妈妈在广场的见闻，带来诗抄偷偷念给我听。她用两张硬板椅子对起来睡在上面陪住，夜里只要我稍重的一声呼吸或者轻微地一个翻动，她立刻机警地、几乎同步地坐起俯在我的身边，那眼神与我方才在楼上病房面对她的眼神酷似无异。替班的那些天，她不敢熟睡。她监视我不准吸烟。有时，女儿的劝慰比止痛针还要灵验。 回到病房，我又劝慰女儿说：“现在我们看的是最好的西医郎景和，最好的中医黄传贵，当年我住院手术不也挺过来了？那时好吓人的！”女儿嘴角一笑，说：“你那算什么？‘轻松过关’而已。”她千叮咛、万嘱咐，一定提醒那些对妇科检查疏忽大意的亲友们，务必警惕卵巢肿瘤不知不觉癌变的危险，卵巢是个是非之地，特别隐蔽，若不及时诊治，就跟她一样受大罪了。 最后的日子里，五大痛苦日夜折磨着我的女儿：肿瘤吞噬器官造成的巨痛；无药可止的奇痒；水米不进的肠梗阻；腿、脚高度浮肿；上气不接下气的哮喘。谁受得了啊？而且，不间断地用药、做检查，每天照例的检血、挂吊针，不能减轻多大的痛苦。身上插着的管子，都是捆绑女儿的锁链，叫她无时无刻不在炼狱里经受煎熬。“舅妈……舅妈！”当小外甥跑着跳着到病房看望她时，她问了孩子这样一句话：“小镤，你看舅妈惨不惨呀？”孩子大声应道：“惨——”声音拉得很长，病房的气氛顿觉凄凉。同病房有个六岁的病友叫明月，一天，阎荷坐起梳头，神情坦然，只听到一声高叫：“阎荷阿姨，你真好看，你用的什么化妆品呀？”她无力地笑着：“阿姨抹的是酱豆腐！”惹出病房一阵笑声。张锲和周明几位作家看望，称赞：“咪咪真坚强！”女儿报以浅笑，说：“病也坚强！”又让人一阵心酸。 胃管中流出黑色的血，医生注射保护胃粘膜和止血的针，接着输血。女儿说：“现在最讨厌的是肠梗阻。爸，为什么不上网征询国际医学界？”我无言以对。女儿相信我，我会举出种种有名有姓的克癌成果和故事安抚她，让她以过人的毅力，一拼羸弱不堪的肢体，等待奇迹的出现。我的心情十分矛盾：一个比女儿还要清醒、还要绝望的父亲，是不是太残忍？可是，我又能怎么做呢？只能把眼泪往肚里咽，只能以最大的耐心和超负荷的劳碌让她感受亲情的强大支持。夜深了，女儿周身疼痛，但执意叫我停止按摩，回家休息。我离开时，吻了吻她的手，她又拉回我的手不舍地吻着。我一步三回头地出了病房，下楼复上楼，见女儿已经关灯，枕边收音机的指示灯如芥的红光在黑暗中挣扎。一个比白天还要难过的长夜开始折磨她了。我多想返回她的身边啊！但不能，在这些推让上，她很执拗。 女儿在病房从不流露悲观情绪，她善良、聪颖，稳重而有风趣，只要还有力气说话，总要给大家送上一份真情的慰藉和乐观的欢愉，大人孩子，护士大夫都喜欢她，说：“阎荷的病床就是一个快乐角，什么心里话都愿意说给她听。” 七月十八日凌晨4时，女儿喘急，不停地气儿，大家的心随着监护仪上不断闪动的数字紧张跳动。各种数字均出现异常，血氧降至17。外孙女给妈妈擦拭眼角溢出的泪水。10时20分，女儿忽然张口用微弱无力的语调问了声：“怎么还不给我抽胸水？”这是她留给亲人们最后的一句话。她用气抵御窒息，坚持着、挣扎着，痛苦万分。我发现女儿的低压突然降到32，女婿即刻趴到她的胸前不停地呼叫：“咪咪，咪咪，你睁眼，睁眼看我……咪！”女儿眼睛睁开了，但是失去了光泽……哭声大作。大夫说：“大家记住时间：10点36分。这对阎荷也是一种解脱，你们多多保重！现在让我们擦洗、更衣、包裹……”可怜的女儿，疼痛的双腿依然翘着。护士们说：“阎荷什么时候都爱干净。阎荷，给你患处贴上胶布，好干干净净地上路。”又劝慰大家说：“少受些罪好。阎荷是好人！”女儿的好友甄颖，随手接过一把剪子，对着女儿耳语：“阎荷，取你一撮头发留给妈妈，就这么一小撮。”整个病房惊愕不已。女儿离去后，有泪皆成血，无声不断肠，但是我如梦如痴，紧紧抓住那只惨白的手，眼睁睁看着她的眸子失去光泽，哭不出声来。我吻着女儿的前额。《文艺报》的李兴叶、贺绍俊、小韩、小娟闻讯赶来，痛惜之余，征询后事。我说：“阎荷生前郑重表示：‘不要搞任何仪式，不要发表任何文字。’非常感谢报社和作协，你们给予她诚挚的关爱，在她首次手术时竟然等候了十个小时！” 妈妈的眼睛哭坏了。伴随着哭声，我们将女儿推进太平间，一个带有编号的抽屉打开了，已经来到另外一个世界。我抚摸着她僵硬疼痛的双腿，再吻她的前额，顶着花白的头发对着黑发人说：“孩子，过不了多久，你我在天国相会。” 八宝山的告别室里，悬挂着女儿的遗言：“大家对我这么好，我无力回报。我奉献给大家的只有一句话：珍惜生命。”那天来的亲友很多，文艺报社和作家协会的领导几乎都到了，女儿心里受用不起，她生来就不愿意惊扰别人。 女儿的上衣口袋里，贴身装着一张纸片，滴血成墨、研血成字，是她和女婿的笔谈记录，因为她说话已经很困难了。血书般的纸片，女婿至今不敢触目。 等你好了，我们好好生活。哪儿有个好啊？美好的时光只能回忆了。只要心中有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疾病。我心中始终有你们，却没能控制住疾病。如果还有来世，只盼来世我俩有缘再做夫妻，我将好好报答你。从今天开始，咱俩谁也不能说过分的话，好吗？这些都是心里话，因为我觉得特别对不住你们，你们招谁惹谁了，正常的生活都不能维持。你有病，我们帮不了忙，不能替你受苦。谁也别替我受苦，还是我一人承受吧。我只希望这痛苦早些结束，否则劳民伤财。真的，我别无它求，早些结束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别这么想，只要有一点希望咱们俩就要坚持，为了我。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坚持下去又会怎样呢？你看你们每天跑来跑去，挺累的，为了你们，我看还是不再坚持为好。肠梗阻太讨厌了！生病没有舒服的，特别痛苦，你遇事不慌，想得开，我看是有希望的。你看不行，你是大夫吗？（玩笑）你知道多少人惦着你呀？大家对我这么好，我无力回报。我奉献给大家的只有一句话：珍惜生命。我真的爱大家，爱你，爱丝丝，爱咱们这个家，都爱疯了，怎么办？真羡慕你们正常人的生活，自由地行走，尽情地吃喝。没办法，命不好。酷刑！胃液满了吧，快去看看！ 后来，又在她的电脑里发现一则有标题短文，约作于第十一次化疗之后。惧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却变得坦然。“思丝”即思恋青丝，她的女儿也叫丝丝。 思丝 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一个十二岁孩子的妈妈，满头青丝的妇女同志会以秃头示人。更没有想到，毅然剃发之后竟不在意地在房间内跑来跑去，倒是轻松，仿佛“烦恼丝”没了，烦恼也随之无影无踪，爽！ 活了三十多岁，还没见过自己的头型呢，这次，嘿，让我逮个正着。没头发好。 摸着没有头发的脑袋，想一想也不错。往常这时候我该费一番脑筋琢磨这头是在楼下收拾收拾呢，还是受累到马路对面的理发店修理修理。是多花几块洗洗呢，还是省点钱自己弄弄？掉到衣服上的头发渣真麻烦，要弄一阵儿呢。没头发好。 没了头发才明白为什么有人愿意剃光头。盛夏酷暑，燥热难耐，哪怕悄悄过来一股小风，没有头发的脑袋立马就感到丝丝凉意，那是满头青丝的人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没头发好。 没有头发省了洗发水，没有头发节约护发素，没有头发不用劳驾梳子，没有头发不会掉头皮屑。没头发好。 没头发的时候，只能挖空心思发挥其优势，有什么办法呢？再怎么说，这头也得秃着啊。 我翘首盼着那一天，健康重现，青丝再生。到那时，我注定会跑到自己满意的理发店去，看我怎么摆弄这一撮撮来之不易的冤家。洗发水、护发素？拣最好、最贵的买喽。还有酷暑呀？它酷它的，我美我的，谁爱光头谁光去，反正我不！ 衰惫与坚强，凄怆与坦荡，生与死，抚慰与返抚慰……生命的巨大反差，留给亲友们心灵上难以平复的创痛。 吻别女儿，痛定思痛，觉得死亡也没有什么可怕。死后，我将会再见先我一步在那儿的女儿和我心爱的一切人，所以，我活着就要爱人，爱良心未泯的人，爱这诡谲的宇宙，爱生命本身，爱每一本展开的书，与世界上第一流的思想家做精神上的交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老师窗内的灯光 韩少华 韩少华（1933～），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杭州。著有《寒冬，我记忆的摇篮》、《孩子的浅见》、《继母》、《韩少华散文选》等。 我曾在深山间和陋巷里夜行。夜色中，有时候连星光也不见。无论是山怀深处，还是小巷子的尽头，只要能瞥见一豆灯光，哪怕它是昏黄的，微弱的，也都会立时给我以光明、温暖、振奋。 如果说，人生也如远行，那么，在我蒙昧的和困惑的时日里，让我最难忘的就是我的一位师长的窗内的灯光。 记得那是抗战胜利，美国“救济物资”满天飞的时候。有人得了件美制花衬衫，就套在身上，招摇过市。这种物资也被弄到了我当时就读的北京市虎坊桥小学里来。我曾在我的国语老师崔书府先生宿舍里，看见旧茶几底板上，放着一听加利弗尼亚产的牛奶粉。当时我望望形容削瘦的崔老师，不觉想到，他还真的需要一点滋补呢……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作文，里面抄袭了冰心先生《寄小读者》里面的几个句子。作文本发下来，得了个漂亮的好成绩。我虽很得意，却又有点儿不安。偷眼看看那几处抄袭的地方，竟无一处不加了一串串长长的红圈！得意从我心里跑光了，剩下的只有不安。直到回家吃罢晚饭，我一直觉得坐卧难稳。我穿过后园，从角门溜到街上，衣袋里自然揣着那有点像脏物的作文簿。一路小跑，来到校门前——一推，“咿呀”了一声，还好，门没有上闩。我侧身进了校门，悄悄踏过满院由古槐树冠上洒落的浓重的阴影，曲曲折折地终于来到了一座小小的院落里。那就是住校老师们的宿舍了。 透过浓黑的树影，我看到了那样一点亮光——昏黄，微弱，从一扇小小的窗格内浸了出来，我知道，崔老师就在那窗内的一盏油灯前做着他的事情——当时，停电是常事，油灯自然不能少。我迎着那点灯光，半自疑又半自勉地，登上那门前的青石台阶，终于举手敲了敲那扇雨淋日晒以至裂了缝的房门。 笃、笃、笃…… “进来。”老师的声音低而弱。 等我肃立在老师那张旧三屉桌旁，又忙不迭深深鞠了一躬之后，我觉得出老师是在边打量我，边放下手里的笔，随之缓缓地问道： “这么晚了，不在家里复习功课，跑到学校里做什么来了？” 我低着头，没敢吭声，只从衣袋里掏出那本作文簿，双手送到了老师的案头。 两束温和而又严肃的目光落到了我的脸上。我的头低得更深了。只好嗫嗫嚅嚅地说： “这、这篇作文、里头有我抄袭人家的话，您还给画了红圈，我骗、骗……” 老师没等我说完，一笑，轻轻撑着木椅的扶手，慢慢起来，到靠后墙那架线装的和铅印的书丛中，随手一抽，取出一本封面微微泛黄的小书。等老师把书拿到灯下，我不禁侧目看了一眼——那竟是一本冰心的《寄小读者》！ 还能说什么呢？老师都知道了，可为什么…… “怎么，你是不是想：抄名家的句子，是之谓‘剽窃’，为什么还给打红圈？” 我仿佛觉出老师憔悴的面容上流露出几分微妙的笑意，心里略松快了些，只得点了点头。 老师真的轻轻笑出了声，好像并不急于了却那桩作文簿上的公案，却抽出一支“哈德门”牌香烟，默默地燃了，吸着；直到第一口淡淡的烟消溶在淡淡的灯影里的时候，他才忽而意识到了什么，看看我，又看看他那铺垫单薄的独卧板铺，粲然一笑，教训里不无怜爱地说： “总站着干什么，那边坐！” 我只得从命。两眼却不敢望到脚下那块方砖之外的地方去。 又一缕烟痕，大约已在灯影里消散了。老师才用他那低而弱的语声说： “我问你，你自幼开口学话是跟谁学的？” “跟……跟我的奶妈妈。”我怯生生地答道。 “奶妈妈？哦，妈母也是母亲。”老师手中的香烟只举着，烟袅袅上升，“孩子从母亲那里学说话，能算剽窃吗？” “可、可我这是写作文呀！” “可你也是孩子呀！”老师望着我，缓缓归了座，见我已略抬起头，就眯细了一双不免含着倦意的眼睛，看看我，又看看案头那本作文簿，接着说：“口头上学说话，要模仿；笔头上学作文，就不要模仿了么？一边吃奶，一边学话，只要你日后不忘记母亲的恩情，也就算是好孩子了……”这时候，不知我从哪里来了一股子勇气，竟抬眼直望着自己的老师，更斗胆抢过话来，问道： “那，那作文呢？” “学童习文，得人一字之教，必当终身奉为‘一字师’。你仿了谁的文章，自己心里老老实实地认人家做老师，不就很好了么？模仿无罪。学生效仿老师，谈何‘剽窃’！” 我的心，着着实实地定了下来；却又着着实实地激动起来。也许是一股孩子气的执拗吧，我竟反诘起自己的老师： “那您也别给我打红圈呀！” 老师却默默微笑，掐灭手中的香烟，向椅背微靠了靠，眼光由严肃转为温和，只望着那本作文簿，缓声轻语着： “从你这通篇文章看，你那几处抄引，也还上下可以贯串下来，不生硬；就足见你并不是图省力硬搬的了。要知道，模仿既然无过错可言，那么聪明些的模仿，难道不该略加奖励么——我给你加的也只不过是单圈罢了……你看这里！” 老师说着，顺手翻开我的作文簿，指着结尾一段。那确实是我绞得脑筋生疼之后才落笔的，果然得到了老师给重重加上的双圈——当时，老师也有些激动了，苍白的脸颊，微漾起红晕，竟然轻声朗读起我那几行稚拙的文字来……读罢，老师微侧过脸来，嘴角含着一丝狡黠的笑意说： “这几句么，我看，就是你从自己心里掏出来的了。这样的文章，哪怕它还嫩气得很，也值得给它加上双圈！” 我双手接过作文簿，正要告辞，忽见一个人，不打招呼，推门而入。他好像是那位新调来的“训育员”：平时总是金丝眼镜，毛哔叽中山服，面色更是红润光鲜；现在，他披着件外衣，拖着双旧鞋，手里拿个糖瓷盖杯，对崔老师笑笑说：“开水，你这里……” “有。”崔老师起身，从茶几上拿起暖水瓶给他斟了大半杯；又指了指茶几底板上的“加利弗尼亚”，笑眯眯地看了来人一眼，“这个，还要么？” “呃……那就麻烦你了。” 等老师把那位不速之客打发得含笑而去后，我望着老师憔悴的面容，禁不住脱口问道： “您为什么不留着自己喝？您看您……” 老师默默地，没有就座。高高的身影印在身后那灰白的墙壁上，轮廓分明，凝然不动。只听他用低而弱的语声，缓缓地说道：“还是母亲的奶最养人……” 我好像没有听懂，又好像不是完全不懂。仰望着灯影里的老师，仰望着他那苍白的脸色，憔悴的面容，又瞥了瞥那听被弃置在底板上的奶粉盒，我好像懂了许多，又好像还有许多、许多没有懂…… 半年以后，我告别了母校，升入了当时的北平二中。当我拿着入中学第一本作文簿，匆匆跑回母校的时候，我心中是揣着几分沾沾自喜的得意劲儿的，因为，那簿子里画着许多单的乃至双的红圈。可我刚登上那小屋前的青石台阶的时候，门上一把微锈的铁锁，让我一下子愣在那小小的窗前。听一位住校老师说，崔老师因患肺结核，住进了医院。 临离去之前，我从残破的窗纸漏孔中向老师的小屋里望了望——迎着我的视线，昂然站在案头上，是那盏油灯：灯罩上蒙着灰尘；灯盏里的油，已几乎熬干了…… 时光过去了近四十年。在这人生的长途中，我确曾经历过荒山的凶险和陋巷和幽曲；而无论是黄昏，还是深夜，只要我发现了远处的一豆灯光，就会猛地想起我的老师窗内的那盏灯，那熬了自己的生命，也更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振奋，给人以光明和希望的，永不会在我心头熄灭的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母亲的鼾歌 从维熙 从维熙（1933～），河北玉田人，作家。著有《大墙下的红玉兰》、《北国草》、《走向混沌》、《欧行书简》等作品。 母亲的鼾歌，对我这个年过五十的儿子来说，仍然是一支催眠曲。 在我的记忆里，她的鼾声是一支生活的晴雨表。那个年月，我从晋阳劳改队回来，和母亲、儿子躺在那张吱呀吱呀作响的旧床板上，她没有打过鼾。她睡得很轻，面对着我侧身躺着，仿佛一夜连身也不翻一下；惟恐把床弄出声响，惊醒我这个远方游子的睡梦。夜间，我偶然醒来，常常看见母亲在睁着眼睛望着我，她可能是凝视我眼角上又加深了的鱼尾纹吧！ “妈妈，您怎么还没睡？” “我都睡了一觉了。”她总是千篇一律地回答。 我把身子翻转过去，把脊背甩给了她。当我再次醒来，像向日葵寻找阳光那样，在月光下扭头打量母亲多皱纹的脸庞时，她还在睁着酸涩的眼睛。 “妈妈，您……” “我刚刚睡醒。”她不承认她没有睡觉。 我心里清楚，在我背向她的时候，母亲那双枯干无神的眼睛，或许在凝视儿子黑发中间钻出来的白发，一根、两根…… 我真无法计数，一个历经苦难的普通中国女性，她体躯内究竟蕴藏着多少力量。年轻时，爸爸被国民党追捕，肺病复发而悲愤地离去。她带着年仅四岁的我，开始了女人最不幸的生活。我没有看见过她的眼泪，却听到过她在我耳畔唱的摇篮曲： 狼来了， 虎来了， 马猴背着鼓来了！ 风摇晃着冀东平原上的小屋，树梢像童话中的怪老人，发出尖厉而又显得十分悠远的声响。我在这古老的童谣中闭合了眼帘，到童年的梦境中去遨游： 骑竹马。 摘野花。 放鞭炮。 过家家。 …… 她呢！我的妈妈！也许只有我在梦中憩睡的时刻，她才守着火炭早已熄灭的冷火盆独自神伤吧？！ 我不曾忘记，在那滴水成冰的严冬，母亲怕我钻冷被窝，总是把我的被褥先搬到炕头上；她怕被窝儿热度不够，久久地坐在我铺好的棉被上，直到焐热了被窝为止。我年幼，不理解母亲那颗痴心，死活不睡热炕头；她只好把被窝又搬回到炕的那一边去，催我趁热躺下。炎阳似火的夏季，母亲怕我和小伙伴们到河里去玩水时淹死，不断吓唬过我：河里可有水鬼，专拉住小孩的腿不放。除此之外，她还发明了检查我是否下河去游泳了的土办法。她用指甲在我着的脊梁上滑一下，如果在我黧黑的皮肉上划出明显的白道道，就要抓起扫炕用的扫帚疙瘩——但是那扫帚疙瘩从没落到过我的身上。 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下河洗澡，摔跤“打仗”……干的都是一件件让母亲忧心的事情：和小伙伴们在墙头上追逐，掉下来摔死了过去；和小伙伴们玩“攻城”游戏，石头砸伤了我的左眉骨，再往下移上一寸，我就变成了独眼少年。为了给“野马”拴上笼头，更为了让我上学求知，当我十几岁时，一辆带布篷的马车，连夜把我送到了唐山——我生平第一次坐上了火车，从唐山来到了北平。母亲像影子一样跟随我来了，为了交付学费，她卖掉了婚嫁时的首饰，在内务部街，二中斜对过的一家富户当洗衣做饭的保姆。当我穿着戴有二中领章的干净制服，坐在课堂上学习的时候，同学们不知道我的母亲，此时此刻正汗流浃背地为太太小姐们洗脏衣裳呢！母亲也想像不到，她靠汗水供养的儿子，并不是个好学生——他辜负了母亲的含辛茹苦，因为在代数课上常常偷看小说，考试分得过“鸡蛋”。在学校布告栏上，寥寥几个因一门理科考试不及格而留级的学生中，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不是为苦命的妈妈解忧，而是增加她额头上的皱纹。回首少年时光，这是儿子对母亲最严酷的打击！ 她没有为此垂泪，也没有过多地谴责我，只是感叹父亲去世太早，她把明明是儿子的过失，又背在自己的肩上：“怨我没有文化，大字识不了几升；你爸爸当年考北洋工学院考了个第一，如果他还活在人间的话，你……”啊！妈妈，当我今天回忆起这些话时，我的眼圈立刻潮湿了——我给你苦涩的心田里，又增加了多少辛酸呵！ 可是母亲一如既往，洗衣、做饭、刷碟、扫地……两只幼小就缠足了的脚，支撑着苦难的重压，在命运的回肠小路上，默默地走着她无尽的长途。星期六的晚上，我照例离开二中宿舍，和她在一起度过周末，母子俩挤在厨房间的一个小床上安息。记得那时，她从不打鼾，我还在幽暗的灯光下看小说，她就睡着了。母亲呼吸匀称，面孔恬淡安祥，似乎她不知道人生的酸甜苦辣，也没意识到她心灵上的沉重负荷…… 母亲！这就是母亲的一幅肖像。她心里有的只是自我牺牲，而没有任何索取。北京解放那年，那家阔佬带着家眷去了台湾。母亲和我从北京来到通县（当时我叔叔在通县教书），怎奈婶婶不能容纳我母亲立足，在一个飘着零星小雪的冬晨，她独自返回冀东故里去了。 十六岁的我，送母亲到十字街头。在这离别的一瞬间，我第一次感到母亲的可贵，第一次意识到她的重量。我惜别地拉着她的衣袖说： “妈妈！您……” “甭为我耽心。”她用手抚去飘落在我头上的雪花，“你要好好用功，像你爸爸那样。” “嗯。”我低垂下头来。 “快回去吧！你们该上第一堂课了！” “不，我再送您一程！”我仰起头来。 她用手掌抹去我眼窝上的泪痕，又系上我的棉袄领扣，叮咛我说：“逢年过节，回村里去看看妈就行了。妈生平相信一句话，没有淌不过去的河。你放心吧！” 我固执地要送她到公共汽车站。 她执意地要我马上回到学校课堂。 我服从了。但我三步一回头，两步一张望，直到母亲的身影，湮没在茫茫的雾幕之中，我才突然像失掉了什么最珍贵的东西一样，返身向公共汽车站疯了似的追去。 车，开了。轮子下扬起一道雪尘。 从这天起，我好像一下子变得成熟了。像幼雏脱掉了待食的嫩黄嘴圈，像小鸟长出丰满的羽毛——我提前迈进了青年人的门坎。当时，我经常做着一个十分类似的梦，不是我背着母亲过河，就是梦见我背着她爬山过岭；更奇怪的是，我有时还梦见我变成了姥姥家那匹白骡子，驮着母亲在乡间的古道上往前走。一句话——我内心萌生了对母亲的强烈内疚。 新中国的春阳给予了我温暖。我逐渐理解到母亲所承受的痛苦，不是她一个人的痛苦，而是旧社会年轻丧夫的妇女命运的一个缩影。儿时，我听我姨姨们告诉我，我母亲在姐妹中排行第三，是姐妹中最漂亮的；脾气么！外柔内刚。我这时似乎充分认识了母亲的韧性；她为了抚养我，舍弃了她所有的一切。我发奋地读书，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当我在1950年秋天，背着行囊离开古老的通州城，到北京师范学校去报到后马上给她寄了一封信。第一个寒假，我就迫不及待地回故乡去探望母亲。 踏过儿时嬉闹的村南小河的渡石，穿过儿时摇头晃脑背诵过“人、手、口、刀、牛、羊”的大庙改成的学堂，在石墙围起的一个院落东厢房里，我看见了阔别了两年多的母亲，和儿时差点把我变成“独眼少年”的小伙伴们。 在母亲那间屋子，人声喧沸： “哎呀！丫头（我的乳名）回来了！” “变成‘洋’学生啦！” “在北京见到过吗？” “多在老家住几天吧！你妈想你想坏了！” 母亲只是微微笑着，仿佛我回访故土给她带来了什么荣誉似的。我仔细凝视着我的母亲，她比前两年显得更健壮了些。故乡的风，故乡的水，抚去她眼角上的细碎皱纹，洗净了她寄人篱下为炊时脸上的烟灰。尽管她也曾是地主家庭中的一员，乡亲们深知她丧夫后在家庭中的地位，更感叹她的命运坎坷，因而给她定了个中农成分。乡亲们又看她孑然一身，生活充满了艰辛，要她加入了变工的互助组。母亲做一手好针线活，在互助组内她为组员拆拆补补，乡亲为她种那四亩山坡地。 更深，油灯亮着豆粒大的火苗，我和母亲躺在滚烫的热炕上，说着母子连心的话儿： “妈妈，我让您受苦了。”这句早该说的话，说得太晚了。 “没有又留级吧？”显然，我留了一级的事情，给她心灵上留下伤疤。 “不但没有留级，我还在报纸上开始发表文章了呢！”我从草黄色的破旧背包里，拿出来刊登我处女作的《新民报》和《光明日报》，递给了她。 至今我都记得母亲当时的激动神色。她把油灯挑得亮了一些，从炕上半翘起身子，神往地凝视着那密密麻麻的铅字。 “妈妈！您把报纸拿倒了。” 她笑了。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欣慰的微笑。这笑容不是保姆应酬主人的微笑，也不是为了使儿子高兴强作出来的微笑，而是从她心底漾起的笑波，浮上了母亲的嘴角眉梢。 她是带着微笑睡去的。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却充满了酸楚之感——我第一次把童贞的泪水，献给了我苦命的妈妈。特别是在静夜里，我听见她轻轻的鼾声，我无声地哭了。可是当我第二天早晨，问妈妈为什么打鼾时，她回答我说：“我打鼾不是由于劳累，而是因为心安了！” 从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我被调到《北京日报》当了记者、编辑。第一件事，就是把母亲从故乡接进北京。果真像她说得那样，由于心神安定，她几乎夜夜都发出微微的鼾声。久而久之，我也养成了一种心理上的条件反射，似乎只有听到母亲的鼾声，我才能睡得更踏实，连梦境仿佛也随着她的鼾歌而变得更为绚丽。 只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后我再难以听到她的鼾声了。我和我爱人踏上了风雪凄迷的漫漫驿路，家里只剩下她和我那个刚刚落生的儿子。她的苦难重新开始，像孑然一身抚养我那时一样，抚养她的孙子。“文革”期间，我偶然得以从劳改队回来探亲，母亲再也不打鼾了，她像哺乳幼雏的一只老鸟，警觉地环顾着四周；即使是夜里，她也好像彻夜地睁着眼睛。 挂上牌子去串巷扫街。 拐着两只缠足小脚去挖防空洞。 她苍老了。白发披头，衣衫褴褛。但她用心血抚养的第二代——却是衣衫整洁品学兼优的挺拔少年。 “妈妈。”在夜深人静时，我安慰她说，“我怕您……怕您……支撑不住，突然……” “没有淌不过去的河。”她还是这样回答。 “您把我拉址大了，又拉址孙子……” “只要你在井下（当时我在山西一个劳改矿山挖煤）能平平安安，家里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母亲确实坚强得出奇。有时我要替她去扫街，她总是从我手里抢过扫帚，亲自去干扫街的活儿。她的腰弓得很低很低，侧面看去就像一个大大的？号。那样子像是在叩问大地，这个岁月哪一天才能结束？！这污迹斑斑曲折的路，哪儿才是它的尽头？！ 1979年的元月6日，我终于回到了北京。如同鬼使神差一般，她从那一天起又开始打鼾了。我住在上铺上，静听着母亲在下铺打的鼾歌，内心翻江倒海，继而为之泪落。后来，我们从十平方米的小屋搬到了团结湖，我常常和母亲同室而眠，静听她像摇篮曲一样的鼾歌。 说起来，也真令人费解，我怕听别人的鼾声，却非常爱听母亲的鼾歌。八二年我去石家庄开会，同室的刘绍棠鼾声大作，半夜我逃到流沙河的房子里去逃避鼾声；哪知流沙河打鼾的本事也很高明，我只好逃到另一间屋去睡觉。我一夜三迁，彻夜未能成眠。 只有母亲的鼾声，对我是安眠剂。尽管她的鼾声，和别人没有任何差别，但我听起来却别有韵味；她的鼾声既是儿歌，也是一首迎接黎明的晨曲。她似乎在用饱经沧桑人的鼾歌，赞美着这个来之不易的太平盛世……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华老师，你在哪儿？ 王蒙 王蒙（1934～），河北南皮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王蒙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散文集《桔黄色的梦》、《访苏心潮》等。 在我快要满七周岁的时候，升入当时的北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二年级，那是1941年，日伪统治时期。 我至今还记得“北师附小”的校歌： 北师附小是乐园， 汉清百岁传， …… 向前，向前， 携手同登最高巅。 第二句“汉清”两个字恐怕有误，如果这个学校是从汉朝办起的，那就不是“百岁传”，而是一千几百年了，大概目前世界上还没有那么古老的学校。 在小学一年级，我们的级任老师姓葛，葛老师对学生是采取放羊政策的，不大管，一遇到天气冷，学校又没有经费买煤升火炉，以至有的小同学冻得尿了裤子（我也有一次这样的并不觉得不光荣的经历），葛老师便干脆宣布提前散学。 二年级换了一位老师叫华霞菱，女，刚从北平师范学校（简称北师）毕业，二十岁左右，个子比较高，脸挺大，还长了些麻子，校长介绍说，她是“北师”的高才生，将担任我们班的级任老师。 她口齿清楚，态度严肃，教学认真，与葛老师那股松垮垮的劲头完全相反。首先是语音，她用当时的“国语注音符号”一个字一个字地校正我们的发音，一丝不苟。我至今说话的发音，还是遵循华老师所教授的，因此，有些字读的与当代普通话有别。例如“伯伯”，我读“bebe”，而不肯读“bobo”，“侦察”的“侦”，我读为“蒸”，“教室”的“室”，我读上声而不肯读去声等等。为“伯”、“磨”之类的字的读法我还请教过王力教授，他对我的读音表示惊异。其实我出生就在北京，如果和真正的老北京在一起，我也会说一些油腔滑调的北京的土话的，但只要一认真发言，就一切按照华老师四十多年前的教导了，这童年的教育可真重要。 华老师对学生非常严格，经常对一些“坏学生”训诫体罚（站壁角、不准回家吃饭），我们都认为这个老师很厉害，怕她。但她教课，考作业实在是认真极了，所以，包括被处罚得哭了个死去活来的同学，也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比葛老师强百倍的老师，谁说小孩子不会判断呢？ 小学二年级，平生第一次作造句，第一题是“因为”。我造了一个大长句，其中有些字不会写，是用注音符号拼的。那句子是： “下学以后，看到妹妹正在浇花呢，我很高兴，因为她从小就不懒惰。” 华老师在全班念了我这个句子，从此，我受到了华老师的“欣赏”。 但是，有一次我出了个“难题”，实在有负华老师的希望。华老师规定，“写字”课必须携带毛笔、墨盒和红模字纸，但经常有同学忘带致使“写字”课无法进行，华老师火了，宣布说再有人不带上述文具来上写字课，便到教室外面站壁角去。 偏偏刚宣布完我就犯了规，等想起这一节是写“字”课时，课前预备铃已经打了，回家再取已经不可能。 我心乱跳，面如土色。华老师来到讲台上，先问，“都带了笔墨纸了吗？” 我和一个瘦小贫苦的女生低着头站了起来。 华老师皱着眉看着我们，她问：“你们说怎么办？” 我流出了眼泪。最可怕的是我姐姐也在这个学校，如果我在教室外面站了壁角，这种奇耻大辱就会被她报告给父母……天啊，我完了。 全班都沉默着，大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那个瘦小的女同学说话了：“我出去站着去吧，王蒙就甭去了，他是好学生，从来没犯过规。” 听了这个话我真是绝处逢生，我喊道：“同意！” 华老师看了我一眼，摇摇头，叹了口气，厉声说了句：“坐下！” 事后她把我找到她的宿舍，问道：“当×××（那个女生的名字）说她出去罚站而你不用去的时候，你说什么来着？” 我脸一下子就红了，我无地自容。 这是我平生受到的第一次最深刻的品德教育，我现在写到这儿的时候，心仍然怦怦然，不受教育，一个人会成为什么样呢？ 又有一次考“修身”课，其中一道答题需有一个“育”字，我头一天晚上还练习过好几次这个“育”字，临考时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觉得实在冤枉，便悄悄打开书桌，悄悄翻开了书，找到了这个育字，还自以为无人知晓呢。 发试卷时，华老师说：“这次考试，本来有一个同学考得很好，但因为一些原因，他的成绩不能算数。” 我一下子又两眼漆黑了。 又是一次促膝谈心，个别谈话，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华老师扣了我10分，但还是照顾了我的面子，没有在班上公布我考试作弊的不良行为。 华老师有一次带我去先农坛参加全市小学生运动会，会前，还带我去一个糕点铺吃了一碗油茶，一块点心，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下馆子”，这种在糕点铺吃油茶的经验，我借用了写到《青春万岁》里苏君和杨蔷云身上了。 运动会开完，天黑了，挤有轨电车时，我与华老师失散了，真挤呀，挤得我脚不沾地。结果我上错了车，我家本来在“西四牌楼”附近，却坐了去“东四牌楼”的车，到了东四，仍然下不来车，一直坐到了北新桥终点站……后来我还是找回了家，从此，我反而与华老师更亲了。 我们上学时候的小学，每逢升级，级任老师就要换的，因此，1942年以后，华老师就不再教我们了，此后也有许多好老师，但没有一个像华老师那样细致地教育过我。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从北平号召一部分教师去台湾任教以推广“国语”，华老师自愿报名去了，据说从此她一直在台北。 目前我得知北京师大附小的特级教师关敏卿是当年北师附小的“唱游”教师，教过我的，我去看望了关老师。我与关老师谈了很多华老师的事。关老师在北师时便与华老师同学。后来，关老师还找出了华老师的照片寄给我。 华老师，你能得知我这篇文章的一点信息吗？你现在可好？您还记得我的第一次造句（这是我的“写作”的开始呀）吗？您还记得我的两次犯错误么？还有我们一起喝油茶的那个铺子，那是在前门、珠市口一带吧？对不对？我真想念您，真想见一见您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父子情 舒乙 舒乙（1935～），北京人，满族，作家、文学评论家。著有《老舍》、《散记老舍》、《文坛聚宝盆》、《我的风筝》等作品。 “慈母”这个词讲得通，对“慈父”这种词我老觉着别扭，依我看，上一代中国男人不大能和这个词挂上钩，他们大都严厉有余而慈爱不足。我的父亲，既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慈父，也不是那种严厉得令孩子见而生畏的人，他是个新旧时代交替之际的人，所以他比较复杂，当然，也是个复杂的父亲。 我不知道，一个人的记忆力最早是几岁产生的，科学上好像还没有定论。就我自己而言，我的第一个记忆是一岁多有的。那是在青岛，门外来了个老道，什么也不要，只问有小孩没有，于是，父亲把我抱了出去，看见了我，老道说到十四号那天往小胖子左手腕上系一圈红线就可以消灾避难。我被老道的样子吓得哇哇大哭，由此便产生了我的第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忆。父亲当时写了一篇散文，说：“一看胖手腕的红线，我觉得比写一本伟大的作品还骄傲，于是上街买了两尊兔子王，感到老道，红线，兔子王，都有绝大的意义！”使我遗憾终身的是，在我的第一个记忆里，在父亲称之为有绝大意义的事情里，竟没有父亲的形象，我记住的只是可怕的老道和那扇大铁门。 我童年时代的记忆里真正第一次出现父亲，是在我两岁的时候，在济南齐鲁大学常柏路的房子里。1982年我到济南开会时去看过那房子，使我惊奇的是，那楼梯，那客厅竟和我记忆中的完全一模一样，足见两岁时的记忆已经很可靠了；不过，说起来有点泄气，这次记忆中的父亲正在撒尿。母亲带我到便所去撒尿，尿不出，父亲走了进来，做示范，母亲说：“小乙，尿泡泡，爸也尿泡泡，你看，你们俩一样！”于是，我第一次看见了父亲，而且，明白了，我和他一样。 在父亲1935～1937年写的幽默小文中，多次提到他有一女一儿，“均狡猾可喜”，他常常要当马当牛，在地上爬来爬去，还要学牛叫，小胖子常常下令让他“开步走”，可是永远不喊“立正”，走起来没完。无数个刚想起来的好句子好词就在这些“命令”中飞到了九霄云外，所以至今也没成为伟大的莎士比亚。我很抱歉的是，这些情节我竟一丁点儿也记不起来，我只记得他和我一块儿撒尿，虽然，我很为此而感到骄傲。 在我两岁零三个月的时候，父亲离开济南南下武汉加入到抗战洪流中。再见到父亲时，我已经八岁。见头一面时，我觉得父亲很苍老，他刚割完阑尾。腰直不起来，站在那里两只手一齐压在手杖上。我怯生生地喊他一声“爸”，他抬起一只手臂，摸摸我的头，叫我“小乙”。他已经不是那个在地上爬来爬去的牛了，我也不是可以任意喊他开步走的胖小子了。对他，对我，爷儿俩彼此都是陌生的。我发现，在家里他很严肃，并不和孩子们随便说笑，也没有什么特别亲昵的动作。他当时严重贫血，整天抱怨头昏，但还是天天不离书桌，写《四世同堂》。他很少到重庆去，最高兴的时候是朋友们来北碚看望他，只有这个时候他的话才多，变得非常健谈，而且往往是一张嘴就是一串笑话，逗得大家前仰后合。渐渐地，我把听他说话当成了一种最有吸引力的事，总是静静地在一边旁听，还免不了跟着傻笑。父亲从不赶我走，还常常指着我不无亲切地叫我“傻小子”。我发觉，他一定在很仔细地观察我，因为我老听见他跟客人们说这个傻小子怎么样怎么样，闹得我常常自己纳闷，怎么我就不知道自己身上有这些特点，值得他如此仔细过去和别人讨论。他自己从来不告诉孩子应该怎样做和不应该怎样做。只有在他和朋友们的谈话中，你才间接地知道原来他很喜欢你做了这件事或者那件事。他对孩子们的功课和成绩毫无兴趣。一次也没问过，也没辅导过，完全不放在心上，采取了一种绝对超然的放任自流态度。他表示赞同的，在我当时看来，几乎都是和玩有关的事情，比如他十分欣赏我对画画有兴趣，对刻图章有兴趣，对收集邮票有兴趣，对唱歌有兴趣，对参加学生会的社会活动有兴趣。他知道我上五年级时被选为小学生会主席时禁不住大笑起来，以为是件很可乐的事情，而且还是那句评语：这个傻小子！我刚到四川时，水土不服，身体很糟，偶尔和小朋友们一起踢一次皮球，他就显得很兴奋，自己站在草场边上看，还抿着嘴笑，表示他很高兴。他常常研究我的北京话，总是等事情过后把我的说法引述给他的朋友们听，向别人解释道：“听听，这个词北京话得这么说，多好听！”他很爱带我去访朋友，坐茶馆，上澡堂子，走在路上，总是他拄着手杖在前面，我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从不拉我的手，也不和我说话。我个子矮，跟在他后面看见的总是他的腿和脚，还有那双磨歪了后跟的旧皮鞋。就这样，跟着他的脚印，我走了两年多，直到他去了美国。现在，一闭眼，我还能看见那双歪歪的鞋跟。我愿跟着它走到天涯海角，不必担心，不必说话，不必思索，却能知道整个世界。 再见到父亲时，我已经是十五岁的少年了，是个初三学生。他给我由美国带回来的礼物是一盒矿石标本，里面有二十多块可爱的小石头，闪着各种异样的光彩，每一块都有学名，还有简单的说明。听他的朋友说，在国外他很想念自己的三个孩子，可是他从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写过信；虽然他倒是常给朋友们的孩子，譬如冰心先生的孩子们写过不少有趣的信。 我奇怪地发现，此时此刻的父亲已经把我当成了一个独立的大人，采取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大人对大人的平等态度。他见到我，不再叫“小乙”，而是称呼“舒乙”，而且伸出手来和我握手，好像彼此是朋友一样。他的手很软，很秀气，手掌很红，握着他伸过来的手，我的心充满了惊奇，顿时感到自己长大了，不再是他的小小的“傻小子”了。高中毕业后，我通过了留学苏联的考试，父亲很高兴。五年里，他三次到苏联去开会，都要专程到列宁格勒去看我。他仍然没有给我写过信，但是常常得意地对朋友们说：儿子是学理工的，学的是由木头里炼酒精！他还把这个写到文章里，说自己的晚年有“可喜的寂寞”，儿子闺女和伙伴们谈话，争论得不亦乐乎，他竟一句话也插不上，因为一点也听不懂！ 虽然父亲诚心诚意地把我当成大人和朋友对待，还常常和我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我反而常常强烈地感觉到，在他的内心里我还是他的小孩子。有一次，我要去东北出差，临行前向他告别，他很关切地问车票带了吗？我说带好了，他说：“拿给我瞧瞧！”直到我由口袋中掏出车票，知道准有车票，放得也是地方，他才放心了。接着又问：“你带了几根皮带？”我说：“一根。”他说：“不成，要两根！”干嘛要两根？他说：“万一那根断了呢，非抓瞎不可！来，把我这根也拿上。”父亲问的这两个问题，让我笑了一路，男人之间的爱，父爱，深厚的父爱表达得竟是如此奇特！ 对我的恋爱婚事，父亲同样采取了超然的态度，表示完全尊重孩子的选择。婚礼的当天，他请了两桌客，招待亲家和老友，饭后大家请他表演节目，他说当了公公不再当众唱戏，改说故事，于是讲了他的内蒙之行观感。他还送给我们一幅亲笔写的大条幅，红纸上八个大字：“勤俭持家，健康是福，”下署“老舍”，这是续矿石标本之后他送给我的第二份礼物，以后，一直挂在我的床前。可惜，后来红卫兵把它撕成两半，扔在地下乱踩，等他们走后，我由地上将它们拣起藏好，保存至今，虽然残破不堪，却是我的最珍贵的宝贝。 直到前几年，我由他的文章中才发现，父亲对孩子教育竟有许多独特的见解，生前他并没有对我们直接说过，可是他做了，全做了，做得很漂亮，我终于懂得了他的爱的价值。 父亲死后，我一个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过了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 我很悲伤，我也很幸运。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杨绛先生印象记 叶廷芳 叶廷芳（1936～），浙江衢县人。著有《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卡夫卡——现代文学之父》、《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等。 第一次见杨绛，是她的背影：上穿一件短袖衫，撑着一把小阳伞，刚刚走进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科院前身）大院，往文学所的方向走去。只见她个儿中等，身材匀称，皮肤白皙，步履轻盈、端庄，是个名副其实的“窈窕淑女”。那是1964年夏天，我刚进外国文学所，当时该所正与文学所“分家”，杨绛归属外文所，所以后来就有许多机会见到她的音容笑貌。她那时约摸五十开外，没有一般知识女性常有的矜持，见人总是和颜悦色，说话慢条斯理，举止温文尔雅。这时杨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又是个“文弱书生”。 但很快，“文革”一来就改变了我这个印象。那场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迫使一个个所谓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面对一张张大字报的满篇不实之词，人们只能咽下痛苦的泪水，敢怒而不敢言。但在学部大院内却发生一起例外：一张“揭发”“反动学术权威”钱钟书的大字报竟被另一位“资产阶级权威”提出质疑；她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那张大字报的一角，对大字报中的不实之词进行澄清。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上述的“弱女子”杨绛。不用问，她的“胆大包天”不可能不受到惩罚。她马上被揪到本单位大会议室，与其他“牛鬼蛇神”一起示众。他们一个个被勒令屈辱地低着头，出乎人们意外，偏偏杨绛拒绝服从，她满面怒容地昂着头！人们斥问她为什么如此顽固？她怒不可遏地跺着脚吼道：“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那形象真像一头愤怒的猛狮。杨绛的这一大无畏之举，使在座的“革命群众”中的许多年长和年轻的同事心中引起共鸣或灵魂震撼。从此我对她刮目相看，觉得在她的柔弱的外表之内，蕴含着刚直不阿的精神情操和对丈夫的真挚、深厚的爱。这是我与杨绛共事三十余年来，她给我留下的第一个最深刻的印象。 学部当时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是“中宣部阎王殿分殿”，就是说它是个人人需要“脱胎换骨”的单位。在“走‘五七’道路”的飓风席卷而来时，它干脆利落地“一锅端”被端到了河南信阳下“五七”干校，连老弱病残者，甚至像俞平伯这样的耄耋之年的大学者也不能例外，干校学员原则上是自食其力的，所以盖房子、种庄稼、养猪、种菜，样样都干。当然有分工，我与杨绛等个人被编在“菜园班”。菜园是需要日夜看守的，所以连部（一个所为一连）为我们在菜地里盖了个简陋的“窝棚”，夜间由邹荻帆（即《干校六记》中的“小趋”）、张振辉和我三人合住，白天则由杨绛单独看守。杨绛是个勤奋的学者，岂肯让时间白白流失？于是她就利用这个机会看书和写东西，写她每天的见闻和内心感受。其中相当部分是书信，它们的主要接受者是她最亲密的伴侣钱钟书先生。钱老当时是文学所“连队”的通讯员，每天往返于该连队与公社邮电所之间：送信和取信。他每天所经过的这条路与我们的窝棚的最近距离不过百十来步，所以他每天都要顺便来窝棚看看妻子，彼此谈谈心。这时候杨先生便把一天来写的信或稿子交给钱先生，以进行更深层的情感交流，真是“相濡以沫”。这一动人的情景持续了整整一年，直到1971年7月我们奉命迁到另一个“校”址为止。从“文革”初期为捍卫钱先生的人格尊严而挺身而出，到干校七百多个日日夜夜的低声倾诉，充分表现了杨绛的崇高气节和对爱的执著。她与钱先生一生共度的可谓真正的银婚、金婚、钻石婚，堪称当今美好婚姻的楷模。 当时全国正在开展清查“5.16”运动，学部被、之流宣布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大本营”，学部的人就是奉命带着这个任务下干校的，逼供信、批斗会…弄得鸡飞狗叫，不少年轻人不堪迫害，含冤自尽。因此而死的人（包括被打死的人），学部有22人之多。其中一个就埋在我们一块菜地的旁边。一天劳动休息时，大家正在地头聊天，忽然，只见杨先生若有所思地看着那个土堆，然后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坟头光秃秃的，什么覆盖的东西也没有，死者该多冷啊……”大家不禁愕然，对杨先生的这句话惊诧莫名，因为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天。后来，直到学部“一锅端”回北京才知道，杨先生在北师大教书的女婿，她的惟一的一个爱女的丈夫当时也在清查“5.16”运动中被迫害致死了！那一句话无疑是她触景伤情的流露。但在干校整整两年过程中，她始终与大家有说有笑，一点也看不出是个精神上正遭受巨大打击、隐忍着巨大悲痛的人，（无怪乎她跟钱先生有那么多写不完的信，这无疑是一种减轻内心隐痛的途径啊）。由于她的平易近人，我们都喜欢称呼她“杨老太”（其实那时她才不过五十）。有一次我们跟她开玩笑：要她请大家吃西瓜。杨先生则笑嘻嘻地、却颇为俏皮地说：“说心里话，我倒是很愿意请大家吃的呀，只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说我拉拢群众，……”听她这话，心里不禁涌起一阵酸楚，觉得像她这样年龄的人，毕竟比我们要多一重精神负担。但她想与群众相融合的表示，确是她的心里话。记得有一次她在全所大会上说：“……这次下来的主要收获是使我有机会跟群众打成一片。” 杨先生曾是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的高材生，主修英国文学，也搞创作。“那时我们可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吃完饭就回宿舍看书。”难怪，她的学问有那么扎实的功底：不仅精通英文，掌握法文，而且汉语也很过硬。所以阅读她的译文，流利酣畅，很少翻译的斧凿。在劳动休息的神聊中，我们才得知她这方面的个中奥秘：“我翻译的时候，很少逐字逐句地翻，一般都要将几个甚至整段原文句子拆散，然后根据原文的精神，按照汉语的习惯重新加以组织。”这样的译法当然要费时费力多了。所以杨先生说：“我翻译很慢，平均每天也不过五百字左右。”她的这种严谨治学态度不禁让我们这些后生肃然起敬。 提起杨先生的翻译，她还有一个美谈：她的《堂吉诃德》翻译工程。尽管在这之前，即1959年，她的翻译成果已相当可观，但她远未满足，还决心博取一项新的、更大的阶段性成就。为此她选中了西班牙伟大作家塞凡提斯的这部代表作。这部杨先生极为喜爱的世界名著当时一直还没有直接从西班牙原文翻译的译本。为了攻下这一堡垒，年过半百的杨绛决心重新锻造武器：再学一门新的语言——西班牙语。经过近二十年心血的付出，一部七十万字的汉译本《堂吉诃德》终于于1978年以崭新的面貌问世了，填补了我国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的一个空白，立即受到西班牙国的高度评价，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亲自向译者颁奖。这是我国文学翻译界少有的殊荣，译者当之无愧。 《干校六记》出版后。立即引起读书界的热烈反响。这本小书使我产生的惊讶不亚于作者当年在上面提及的那次批斗会上的表现。它在好几个方面与相关情景形成巨大的反差。学部干校作为清查“5.16”的“大本营”，充满“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作为这场运动直接受害者的亲属，她内心承受着多么大的隐痛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出现在《六记》里的学部干校却是个和平宁静的田园，作者没有任何对荒谬的激动，没有半句对邪恶的抗议，这与当年批斗会上的杨绛判若两人。这是一种美学追求——不让政治掺和艺术，还是一种艺术手法——以异常的“静”反衬出巨大的“动”？抑或是一种真的超脱和宽容？不管如何，她的亲密伴侣钱先生对此“不无异议”，他在为《六记》写的序言里不得不把那场人为的“阶级斗争”指了出来，并加以严正的谴责，从而把、“四人帮”制造的这一特大政治冤案第一次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然而，杨先生给我最强烈的印象还是近几年，即钱先生最后住院以来。钱先生的最后住院意味着这一对贤达而恩爱的伉俪终于要分手了！这对于年迈的杨先生来说无疑是极为凄楚的事情。不过这毕竟是自然法则所使然，杨先生自然是有所精神准备的。万万没有想到，这其间又遭受一个意外的更大的打击：她和钱先生惟一的后代、刚满花甲的钱瑗教授患了不治之症！这不啻是雪上加霜！杨先生一生中对丈夫无事不吐露，惟独这件事不能不向他隐瞒。但钱瑗是钱先生的掌上明珠，他怎么能几天、几周之久看不到自己的爱女？在被催问得实在无奈时，杨先生只得说：女儿住院了，……但绝不能泄露“血癌”二字。向来思想敏锐、此时仍然神志清楚的钱先生不久察觉到事情不妙了，他“命令”妻子：把女儿接回家，让她来看我——不，让我看看她！每逢这样的窘境，杨先生总是让泪水往肚子里流，脸上却丝毫不能流露阴沉的面容，相反，还要赔着笑容，继续对丈夫重复那句瞒他的话：“等她再好一点，她就会来看你的。……”后来钱先生越来越明白：妻子有事在瞒着他，因此再见到她时，他把眼睛闭上，一句话不说：他生气了。这位感情丰富的女子，此时其内心风暴之猛烈，别人是难以想像的。尤其在钱瑗去世时，我们真担心，一个人如何能经受得了这样的打击！惟恐她身体会顶不住，甚至精神会搞垮。然而，直到钱先生去世和去世以后，她依然健康地、顽强地与命运搏击着，仿佛他丈夫的、女儿的以及自己的智慧和情操统统凝聚成一种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任何命运的袭击都不能把她击倒！这发生在一个“文弱书生”的女子身上，真是一个奇迹。 杨绛，不愧是伟大的女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父子篇 张贤亮 张贤亮（1936～），生于南京，当代作家。著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等。 家长会 儿子带回通知来，学校要开家长会。儿子再三叮嘱：每个家长都要去的！那神情一扫平时的幼稚，十分严肃而郑重。在他那个世界，这个会无疑相当于联合国大会，是一项大事。我说，好，我一定去。那么你去不去呢？他说，老师光叫你们，我要在家做作业。看来，这还是一次“背靠背”的会呢。 会在他们的教室里开。夏天，小小的课堂里挤满大人。每个人都蜷缩在自己孩子的座位里，不但身体缩小了，心灵仿佛也一下子缩小了许多。老师在讲台上睥睨着我们。我们翻开早已放在课桌上的卷子。这是孩子们期中考试的。翻的时候都忐忑不安，好像是关乎自己提级升干的考卷似的。看到我孩子的成绩还不坏，语文八十几分，算术九十几分，不免沾沾自喜起来。抬头看看别人，有的和我一样，面有得色；有的皱着眉头，满脸懊丧。坐在我邻桌的是位时髦女士，翻卷子时就香风四溢。她还带着自己的女儿。大约女儿考得很好，母女俩喋喋不休，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我又有点不平了：这分明是次“背靠背”的会，怎么不遵守规定呢？我儿子和我都老实巴交的，叫怎么样就怎么样……一时，竟好像体会到时下流行的遵守法纪的吃亏感了。 正想着，老师看人到得差不多了，叫开会。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立，但看见别人纹丝不动，并没有起来致敬的意思，也就作罢。两位都是女老师，一位教语文，一位教算术。教语文的是班主任，由她主持会议。她先把我们到会的人表扬了一番，说你们都是关心孩子的好家长，孩子的教育，应该有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配合才行，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平时我也会说，并且肯定说得头头是道，但今天在台下听老师如此说，像是更加深了自己的认识，不住颔首称是。又好像这道理是我先发现的，今天得到老师的赞同而心满意足似的。 表扬完了，老师话锋一转，开始批评起家长来：不帮助和检查孩子做作业的，溺爱孩子的，不督促孩子学习的，放纵孩子不遵守校规的等等。虽是不点名的批评，可一下子搞得人人局促不安。当然，也有无动于衷的。我想，无动于衷的人不是好学生的家长，便是本身就是坏家长吧。而我，几乎以为每一项批评都针对着自己。这倒不是说我是个好家长，却是多年形成的毛病。我至今还有在台上讲话仍以为是做坦白交待；在台下听批评、特别是不指名的批评总以为有我一份的感觉。有人说我做报告和演讲十分坦率，爱讲真话，其实那并非生性诚实，不过是一种强迫性的习惯而已。现在检查自己：要说溺爱孩子，我还不是过分溺爱的，弄不好也打两下，“扑作教刑”；放纵却也没有，这孩子生来性格内向，管束紧了并不适宜；督促嘛，想起来还是喊几句的。总之，因为自己小时候就缺乏管教，到老来也没有坏得不可收拾。某些错误，倒常常是人家强加给我的。真正属于我的思想错误，又非品质恶劣所致，相反，品质恶劣的人却与思想错误无缘，恶得巧，大奸似忠，说不定还能获得“思想好”的评语呢。所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孩子我一向主张采取老庄的态度，顺其自然。但这分寸也难掌握，因我并不知何谓自然，又常常要用自己的模式来要求他。因而，我管孩子就是在管与不管之间，说得不好听，其实是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了。唉！给我当儿子大概也是很难的。 老师一边批评家长，一边诉说现在为师之难。两位老师要求家长注意孩子的卫生，说，夏天，五十多个孩子挤在这么一间小屋里，光气味就熏得人头疼。“不信，你们在这教室里呆一个小时试试看！”班主任带着牢骚训我们。果然，这时我才发觉屋里弥漫着一股臊味。在《灵与肉》中，我把这种气味写成“干燥的阳光味”，那不过是美文字的修饰罢了，实际上是尿臊夹着汗臭。如此空气浑浊，一个小时尚且受不了，何况要闻好几小时，并且天天如此呢！我刚刚说那位女士香风四溢，看来是冤枉她了。她也不过是淡妆素抹。只是在这样的房间中，不臭，反成了异味了。我儿子既不爱洗头又不爱洗澡，多好的衣服穿在他身上三天便成了搌布，还没有当文人却已有了文人不修边幅的作风。对别的批评我还不能肯定，这项批评无疑有我一份，看着自己穿得干干净净，不觉暗自惭愧。 观察老师，两人大约都不超过四十岁，但已显得很憔悴，脸上都表现出平日的辛苦。少年早熟，中年早衰，我们的“超前消费”如果仅指商品而言还不可怕，令人担忧的是人生命的“超前消费”。于是，对老师们，我不由得产生一种内疚了。让孩子别散发出臭气，使老师们呼吸的空气洁净一点，这我还是能做到的吧。 然而又想，现在做小学生也不易。孩子每天抱回的家庭作业总是一大堆。到家就伏在小桌上，案牍劳神，一个部级首长批阅文件也没有这样辛苦。每在后面看着他耸起瘦削的肩胛骨，就像鲁迅在“药”里描写的那样成一倒8字，也于心不忍。回想自己儿时，只知顽皮，寒暑假作业从没完成过，也常感生逢其时，幸亏岁数大了点了。 到底还是“背靠背”的会。散会后，班主任告诉我，儿子不爱说话，叫他站起来回答问题或背书，吱吱唔唔地总不开口，十分腼腆。却也没有说身上臭的话。 我想，关于腼腆问题，等他大了自然会改变的。像我一样，到一定岁数脸皮就厚了。但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 总之，还是随他去吧。 理发洗澡 在家长会上挨了老师的训，又同情老师，想使老师呼吸的空气洁净一点，所以我就很注意儿子的卫生。 孩子自小不爱洗澡理发。上幼儿园的时候，为了省事，只好给他留一个所谓的“妹妹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个女孩子。向别人解释，却说这是日本男孩流行的发式。这既是自我辩解，又有点“为亲者讳”的意思。也常带嘲讽地想，等他到了要交女朋友的时候，自己就会爱干净爱漂亮起来。到那时，恐怕成天头疼的倒是供不应求于香波香皂名牌时装之类了。因而也随他头发乱长。 我自己小时也不爱理发。那时小孩的发式一律是“和尚头”，虽不用刀刮，但坚硬的金属推子直接贴在嫩皮细肉上拱，滋味也难受。理发，总有一种受制于人，令人摆布的感觉。我从没见过一个爱理发胜过玩耍的孩子，大概是人生来便不愿受制于人。到大了，逐渐知道外表的重要性，所谓人活得要像个人，其中就包括有必须经常理发洗澡这一程序，似乎理了发洗了澡人便像个人了。在劳改队，队长对犯人实行人道主义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于定期督促犯人理发洗澡；我国的附加工资中还有“洗理费”这一项，更体现出我们国家对人民的家长式的关怀，要使我们国家的这些儿女们个个容光焕发。果然，后来条件稍一具备，不经常理发洗澡，真感觉到不像个人了。孩子在懂得顽皮但不懂得做人的时候，当然没领会到洗澡理发的必要，更不领会自由有一定限度，做人首先须受制于人的道理，于是，带他去理发店总须威胁利诱一番。上了理发椅，就像上了美国式的电刑，其表情堪怜堪叹。但为了使他像个人，也只得横下一条心来。 先是跟我谈条件：光剪发不洗头。但光剪不洗等于不理，头仍是臭哄哄的。所谓“干燥的阳光味”加汗味、头油味、尘土味等等，熏得人退避三舍。所以我们父子俩常常在理发店就争论起来。我儿子还有个优点：他是金钱物质不能引诱的。我也从来没有用“物质刺激”的手段鼓励过他。一次，他拿了一张“大团结”去跟同学换三张贴画，可见他还不懂得钱的价值。所以，谈判也并非在经济范围内进行。他是个自尊心挺强的孩子，已经开始好面子了，针对这种特点，我总是从怎样别讨人嫌这方面来开导他。我并不长于谆谆善诱，本应从卫生学的观点来阐释洗头的必要性的，却常常过分强调了讨人嫌的可怕性。我想，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对孩子将来做人没有好处的。但人总是急功近利，没有办法，从小就灌输了他“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思想。 有时是我胜，就洗头；有时是他胜，就带着满头满脸发槎回家。他胜也好，说明他居然不怕讨人嫌，还有直面他人冷脸的勇气。看他满头满脸的发槎竟敢招摇过市，也不禁羡慕他活得洒脱，而我们大人倒是活得累且拘谨了。我们大人怕个人影响不好、别人的印象不佳，怕流言，怕蜚语，怕的事情太多。孩子之为孩子，就是什么都不怕，不是有“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成语吗？什么都怕的人当然仰慕什么都不怕的人，因而孩子有时也会成为我仰慕的对象。但是孩子总归会大的，而我却是不会再小了。他将来也会变得和我一样，什么都怕。他的变。有我的一份所谓教育在内。而我的教育又是要改变他身上令我羡慕的东西，所以我时常迷惑于父教的价值，就像他拿着一张十块钱的钞票似的。 父亲年纪太大，孩子年纪太小，便会使父亲生出许多迷惑来。年轻父亲就不管那么多，只管孩子有吃有穿就行了。他自己对许多世事还搞不清，带孩子时顾虑便少，孩子多半是他愉悦的玩具。年纪大的父亲背着沉重的经验包袱，对小小的儿子进行教育时常要掂量自己的每一句话，总要付出很大的心理能量开支。 但带他洗澡却有不同。替他擦背，翻过来掉过去摆弄他瘦小的，会想起老托尔斯泰描写安娜抱着他儿子时“感受到一种生理上的愉快”之用语精确。家里虽有卫生间，可是烧热水麻烦，冬天我们都是到公共澡堂去洗。牵着儿子的手，儿子拎着盥洗用具，一边走一边聊，或是争辩洗头不洗头的问题，还没进澡堂就好像已经热水淋身遍体温暖了。有时我们到政府设的内部澡堂，有时去商业性的澡堂。后者设有雅座，父子俩独占一间。这时，孩子与我都有浑然无间的感觉，代沟也不存在了——不是他变大了而是我变小了。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重新体验到儿童的快乐。 平时怕他身上脏，这时反觉得他越脏越好。在他身上搓下的泥垢越多，就感到收获越大。洗出一澡盆污水，简直有一种丰收的愉快。 然而，遗憾的是他逐渐逐渐地要大起来，几年以后他就不会再和我共洗一个澡盆了，更不用我替他搓澡了。真是人生的乐趣愈来愈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听朱光潜先生闲谈 吴泰昌 吴泰昌（1937～），安徽人。著有《吴泰昌散文选》、《艺术轶话》、《文苑随笔》、《文学情思》、《有星和无星的夜》等。 朱光潜先生八十四岁时曾说过：“我一直是写通俗文章和读者道家常谈心来的。”读过这位名教授数百万言译著的人，无不感到他的文章，即便是阐述艰深费解的美学问题和哲学问题，也都是以极其晓畅通俗的笔调在和读者谈心。接触过他的人，也同样感到，在生活中，他也十分喜爱和朋友、学生谈心。他的这种亲切随和的谈心，汩汩地流出了他露珠似的深邃的思想和为人为文的品格。可惜，他的这种闲谈，其中许多并未形诸文字，真是一种稍纵即逝的闲谈。 50年代末，我在燕园生活了四五年，还没有机会与朱先生说过一句话，别说交谈、谈心了。50年代中期，北大一度学术空气活跃。记得当时全校开设过两门热闹一时的擂台课，一门是《红楼梦》，吴组缃先生和何其芳先生分别讲授；另一门是《美学》，由朱光潜先生和蔡仪先生分别讲授。那年我上大二，年轻好学，这些名教授的课，对我极有吸引力，堂堂不拉。课间休息忙从这个课室转战到那个课室，连上厕所也来不及。朱先生的美学课常安排在大礼堂，从教室楼跑去，最快也要十分钟。常常是当我气喘喘地坐定，朱先生已开始讲了。他是一位消瘦的弱老头，操着一口安徽桐城口音，他说话缓慢，常瞪着一双大眼，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美学大师。朱先生最初留给我的就是这使人容易接近的略带某种神秘感的印象。当时美学界正在热烈论争美是什么？是主观？客观？……朱先生是论争的重要一方。他的观点有人不同意，甚至遭到批评。讲授同一课题的老师在讲课时，就时不时点名批评他。朱先生讲课态度从容，好像激烈的课堂内外的争论与他很远。他谈笑风生，只管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中国引经据典地在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讲得条理清晰，知识性强。每次听课的除本校的，还有外校和研究单位人员，不下五六百人。下课以后，人群渐渐流散，只见他提着一个草包，里面总有那个小热水瓶和水杯，精神抖擞地沿着未名湖边水泥小径走去。几次我在路上等他，想向他请教听课时积存的一些疑问，可当时缺乏这种胆量。60年代初，他仍在西方语言文学系任教，特为美学教研室和文艺理论教研室的教师和研究生讲授西方美学史。我们及时拿到了讲义，后来才成为高校教材正式出版了。也许因为听课的人只有一二十位，房间也变小了，或许也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年龄增大了，在朱先生的眼中我们算得上是大学生了，他讲课时常停下来，用眼神向我们发问。逼得我在每次听课前必须认真复习，听课时全神贯注，以防他的突然提问。后来渐渐熟了，他主动约我们去他家辅导，要我们将问题先写好，头两天送去。一般是下午三时约我们去他的寓所。那时他还住在燕东园。怕迟到，我们总是提前去，有时走到未名湖发现才两点，只好放慢脚步观赏一番湖光塔影，消磨时间，一会儿，只一会儿，又急匆匆地赶去。星散在花园里的一座座小洋楼似乎是一个个寂静筒，静谧得连一点声音也没有。我们悄声地上了二楼，只见朱先生已在伏案工作。桌面上摊开了大大小小长短不一的西文书，桌旁小书架上堆放了积木似的外文辞典。他听见我们的脚步声近了才放下笔，抬起头来看我们。他辅导的语调仍然是随和的，但我并没有太感到它的亲切，只顾低头，迅速地一字一字一句一句记。我们提多少问题，他答多少，有的答得详细，有的巧妙地绕开。他事先没有写成文字，连一页简单的提纲也没有。他说得有条不紊，记下来就是一段段干净的文字。每次走回校园，晚饭都快收摊了，一碗白菜汤，两个馒头，内心也感到充实。晚上就着微弱昏暗的灯光再细读他的谈话记录。他谈的问题，往往两三句，只点题，思索的柴扉就顿开了。 我曾以为永远听不到他的讲课了，听不到他的谈话了。十年内乱期间不断听到有关他受难的消息。其实，这二三十年他就是在长久的逆境中熬过来的，遭难对他来说是正常的待遇，他的许多译著，比如翻译黑格尔《美学》三卷四册，这一卓越贡献，国内其他学者难以替代的贡献，就是在他多次埃整、心绪不佳的情况下意志顽强地完成的。如果说，中国几亿人，在这场十年浩劫中，几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不可弥补的损失，对于我来说，一个难说很大但实在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就是我研究生期间记录杨晦老师、朱光潜老师辅导谈话的一册厚厚的笔记本被北大专案组作为“罪证”拿走丢失了。好在我的大脑活动正常，我常常在心里亲切地回想起朱先生当年所说的一切。 1980年，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使我和朱先生有了较多的接触。这种接触比听他的课、听他的辅导、师生之间的交谈更为亲切、透彻。作为一位老师，他的说话语气再随和，在课堂上，在辅导时，总还带有某种严肃性。二十年前我们在他的书房里听他二三小时的谈话，他连一杯茶水也不会想起喝，当然也不会想起问他的学生是否口渴。现在，当我在客厅沙发上刚坐下，他就会微笑地问我：“喝点酒消消疲劳吧！中国白酒，外国白兰地、威士忌都有，一起喝点！”我们的谈话就常常这样开始，就这样进行，就这样结束。他喝了一辈子的酒。酒与他形影不离。他常开玩笑地说：“酒是我一生最长久的伴侣，一天也离不开它。”我常觉得他写字时那颤抖的手是为酒的神魔所驱使。酒菜很简单，常是一碟水煮的五香花生米。他说：“你什么时候见我不提喝酒，也就快回老家了。”在他逝世前，有一段时间医生制止他抽烟、喝酒。我问他想不想酒，他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摇头。去年冬天我见他又含上烟斗了，我问他想不想喝酒，他睁大眼睛说：“春天吧，不是和叶圣老早约好了吗？” 我记得我1980年再一次见到他，并不是在他的客厅里，朱师母说朱先生刚去校园散步了。我按照他惯走的路线在临湖轩那条竹丛摇曳的小路上追上了他。朱先生几十年来，养成了散步的习惯，清晨和下午，一天两次，风雨无阻，先是散步，后来增加打太极拳。我叫他：“朱先生！”他从遥远的想像中回转头来，定了定神，突然高兴地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夕阳将周围涂上了一片金黄。我告诉他昨天就想来。他说：“安徽出版社要出我一本书，家乡出版社不好推却，但我现在手头上正在翻译《新科学》，一时又写不出什么，只好炒冷饭，答应编一本有关文学和美学欣赏的短文章选本。这类文章我写过不少，有些收过集子，有些还散见在报刊上。也许这本书，青年人会爱读的。前几天出版社来人谈妥这事，我想请你帮忙，替我编选一下。”我说：“您别分神，这事我能干，就怕做不好。”他说：“相信你能做好，有些具体想法再和你细谈。走，回家去。”在路上，他仔细地问我的生活起居，当听说我晚上常失眠，吃安眠药，他批评说，文人的生活一定要有规律，早睡早起，千万别养成开夜车的习惯。下半夜写作很伤神！他说写作主要是能做到每天坚持，哪怕一天写一千字，几百字，一年下来几十万字，就很可观了，一辈子至少留下几百万字，也就对得起历史了。他说起北大好几位教授中年不注意身体，五十一过就写不了东西，开不了课，这很可惜。他说，写作最怕养成一种惰性。有些人开笔展露了才华，后来懒了，笔头疏了，眼高手低，越来越写不出。脑子这东西越用越活，笔头也是越写越灵，这是他几十年的一点体会。他说，五十年前他写谈美十二封信，很顺手，一气呵成，自己也满意。最近写《谈美书简》，问题思考得可能要成熟些，但文章的气势远不如以前了。这二三十年他很少写这种轻松活泼的文章。他开玩笑地说，写轻松活泼的文章，作者自己的心情也要轻松愉快呵！在希腊、在罗马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和学术空气自由，所以才涌现出了那么多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文笔锋利，又自如活泼。他在这番谈话使我想起，1978年《文艺报》复刊的，我曾写信给朱先生，请他对复刊后的《文艺报》提点希望，他在二三百字的复信中，主要谈了评论、理论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以理服人，平等讨论，不要轻率作结论。他说：“学术繁荣必须要有这种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局面。” 我谛听朱先生的多次谈话，强烈地感到他的真知灼见是在极其坦率的形式下流露出来的。他把他写的一份《自传》的原稿给我看。这是一本作家小传的编者请他写的。我一边看，他顺手点起了烟斗。他备了好几个烟斗，楼上书房、楼下客厅里随处放着，他想抽就能顺手摸到。朱先生平日生活自理能力极差，而多备烟斗这个细节，却反映了他洒脱马虎之中也有精细之处。他想抽烟，就能摸到烟斗，比他随身带烟斗，或上下楼去取烟斗要节省时间。 我看完《自传》没有说话，他先说了：“这篇如你觉得可以就收进《艺术杂谈》里，好让读者了解我。”这是一篇真实的自传，我觉得原稿中有些自我批判的谦辞过了，便建议有几处要加以删改。他想了一会，勉强同意，“不过”，他说，“我这人一生值得批判的地方太多，学术上的观点也常引起争议和批评，有些批评确实给了我帮助。一个人的缺点是客观存在，自己不说，生前别人客气，死后还是要被人说的。自传就要如实地写。”时下人们写回忆录，写悼念文章，写自传成风，我阅读到的不少是溢美的，像朱先生这样恳切地暴露自己弱点的实在鲜见。我钦佩他正直的为人，难怪冰心听到他逝世消息时脱口说他是位真正的学者。最近作家出版社约我编《十年（1976～1986）散文选》，我特意选了朱先生的这篇《自传》。读着他这篇优美的散文，我看到了，也愿意更多的朋友看到他瘦小身躯里鼓荡着的宽阔的胸怀。 在我的记忆里，朱先生的闲谈从来是温和的，缓慢的，有停顿的。但有一次，说到争鸣的态度时，他先平静地说到批评需要有平等的态度，不是人为地语气上的所谓平等，重要的是正确理解对方的意思，在需要争论的地方开展正常的讨论。说着说着，他突然有点激动地谈起自己的一篇文章被争鸣的例子。他有篇文章发表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论述的一些理解。他说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为了引起更多人的研究，他期待有认真的不同意他的观点的文章发表。他说后来读到一篇批评文章很使他失望。这篇文章并没有说清多少他的意见为什么不对，应该如何理解，主要的论据是说关于这个问题某个某个权威早就这样那样说过了。朱先生说，这样方式的论争，别人就很难再说话了。过去许多本来可以自由讨论的学术问题、理论问题用这种方式批评，结果变成了政治问题。朱先生希望中青年理论家要敏锐地发现问题，敢于形成并发表自己的见解。 有次他提出要我替他找一本浙江出版的《郁达夫诗词抄》。他说他从广告上见到出版了这本书。恰巧不久我去杭州和郁达夫家乡富阳，回来送给他一本，他很高兴，说达夫的旧体诗词写得好，过去读过一些，想多读点。过了不久，有次我去，他主动告诉我这本书他已全读了，证实了他长久以来的一种印象：中国现代作家中，旧体诗词写得最好的是郁达夫。他说他有空想写一篇文章。我说给《文艺报》吧。他笑着说：肯定又要引火烧身。不是已有定论，某某、某某某的旧体诗词是典范吗？他说郁达夫可能没有别人伟大，但他的旧体诗词确实比有的伟大作家的旧体诗词写得好，这有什么奇怪？他强调对人对作品的评价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千万不要因人的地位而定。顺此他又谈到民初杰出的教育家李叔同，他认为李在我国近代普及美育教育方面贡献很大，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评价。他说李后来成了弘一法师，当了和尚，但并不妨碍他曾经是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美术家、书法家。他说现在有些文学史评价某某人时总爱用“第一次”的字眼，有些真称得上是第一次，有些则是因为编者无知而被误认为是第一次的。他说很需要有人多做些历史真实面貌的调查研究。我在《文汇月刊》发表了一篇《引进西方艺术的第一人——李叔同》，朱先生看后建议我为北大出版社美学丛书写一本小册子，专门介绍李叔同在美学上的贡献。我答应试试。为此还请教过叶圣老。他亦鼓励我完成这本书。朱先生这几年多次问起这件事。他说：“历史不该忘记任何一位不应被遗忘的人。” 朱先生虽然长期执教于高等学府，但他主张读书、研究不要脱离活泼生动的实际。他很欣赏朱熹的一首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多次熟练地吟诵起这首诗。1981年我请朱先生为我写几句勉励的话，他录写的就是这首诗。他在递给我时又说这首诗的末句写得好，意味无穷。有次他谈起读书的问题，他强调要活读书。他说现在出书太多，连同过去出的，浩如烟海，一个人一生不干别的，光读书这一辈子也读不完。这里有个如何读和见效益的问题。他认为认真读书不等于死读书。他说，要从自己的兴趣和研究范围出发，一般的书就一般浏览，重点的书或特别有价值的书就仔细读，解剖几本，基础就打牢了。二十多年前他曾建议我们至少将《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读三遍。他举例说，黑格尔的《美学》是搞文艺理论、评论的人必须钻研的一部名著。但三卷四册的读法也可以有区别。重头书里面还要抓重点，他说《美学》第三卷谈文学的部分就比其他部分更要下功夫读。他说搞文艺理论研究的人，必须对文学中某一样式有深入的了解和欣赏。他个人认为诗是最能体现文学特性的一种样式。他喜欢诗。他最早写的有关文学和美学欣赏的文字，多举诗词为例。解放后他为《中国青年》杂志写过一组赏析介绍中国古典诗词的文章。40年代他在北大讲授“诗论”，先印讲义后出书，影响很大，前年三联书店又增订出版。他在后记中说：“我在过去的写作中，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还是这本《诗论》。我在这里试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为什么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也作了探索分析。”他说我们研究文学可以以诗为突破口，为重点，也可以以小说、戏剧为重点。总之，必须对文字某一样式有较全面、历史的把握。否则，写文艺理论和写文艺评论文章容易流于空泛。 这几年，每次看望朱先生，他都要谈起翻译维柯《新科学》的事。这是他晚年从事的一项浩繁的工程。他似乎认定，这部书非译不可，非由他来译不可。他毫无怨言地付出了晚年本来就不旺盛的精力。他是扑在《新科学》在封面上辞世的。他对作为启蒙运动时期一位重要的美学代表的维柯，评价甚高。早在《西方美学史》中就辟有专章介绍。他在八十三岁高龄时，动手翻译这部近四十万字的巨著。起先每天译一二千字，以后因病情不断，每天只能译几百字。前后共三年。去年第一卷付梓后，他考虑这部书涉及的知识既广又深，怕一般读者阅读有困难，决定编写一份注释，待书再版时附在书末。家里人和朋友都劝他，这件事先放一放，或者委托给年轻得力的助手去做，他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休息，精力好了，抓紧写些更需要他写的文章。他考虑过这个意见，最后还是坚持由他来亲自编写。他说，换人接手，困难更多，不如累我一个人。有次在病中，他说希望尽快从《新科学》中解脱出来。他想去家乡有条件疗养休息的中等城市埋名隐姓安静地住一段。但是，对事业的挚爱已系住了他的魂魄。在他最需要静静地休息的时刻，他又在不安静地工作。他逝世前三天，趁人不备，艰难地顺楼梯向二楼书房爬去。家人发现后急忙赶去搀扶，他嗫嚅地说：“要赶在见上帝前把《新科学》注译编写完。”他在和生命抢时间。他在1981年9月10日写给笔者的信中说：“现在仍续译维柯的《自传》，大约两三万字，不久即可付抄。接着就想将《新科学》的第一个草稿仔细校改一遍，设法解决原来搁下的一些疑难处，年老事多，工作效率极低，如明年能定稿，那就算是好事了。”花了整整三年，终于定稿了，是件叫人高兴的大好事。我见过该书的原稿，满眼晃动的是密密麻麻、歪歪斜斜的字迹。 朱先生做事的认真，在一些本来可以不惊动他的杂事上也表现出来。这几年，他在悉心翻译《新科学》的同时，又为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审稿。我在替他编选《艺文杂谈》时遇到的一些问题，他都一一及时或口头或书面答复。入集的文章，不管是旧作还是新作，他都重新看过，大到标题的另拟，小到印刷误排的改正，他都一丝不苟地去做。他1948年写过《游仙诗》一文，刊在他主编的《文学杂志》三卷四期上。他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些见解，叫我有时间可以一读，同时又说写得较匆忙，材料引用有不确之处，他趁这次入集的机会，修改了一番。标题改为《楚辞和游仙诗》，删去了开头的一大段。他怕引诗有误，嘱我用新版本再核对一次。我在北大图书馆旧期刊里发现了一些连他本人也一时想不起来的文章，他每篇都看，有几篇他觉得意思浅，不同意再收集子，他说：有些文章发表了，不一定有价值再扩大流传，纸张紧，还是多印些好文章。 朱先生很讨厌盲目吹捧，包括别人对他的盲目吹捧。他希望读到有分析哪怕有尖锐批评的文章。香港《新晚报》曾发表曾澍基先生《新美学掠影》一文，我看到了将剪报寄给朱先生看，不久他回信说该文“自有见地，不是一味捧场，我觉得写得好。”他常谈到美学界出现的新人，说他们的文章有思想，有锋芒，有文彩，他现在是写不出来的。他感叹岁月无情，人老了，思维也渐渐迟钝了，文笔也渐渐滞板了，他说不承认这个事实是不行的。 朱先生的记忆力近一二年明显有衰退。有几件小事弄得他自己啼笑皆非。有次他送书给画家黄苗子和郁风。分别给每人签名送一本。郁风开玩笑叫我捎信去：一本签两人名字就行了。朱先生说原来晓得他们是一对，后来有点记不准，怕弄错了，不如每人送一本。过了一阵，他又出了一本书，还是给黄苗子、郁风每人一本，我又提醒他，他笑着说：我忘了郁风是和黄苗子还是和黄永玉……拿不准，所以干脆一人一本。小事上他闹出的笑话还不止这一桩。但奇怪的是，谈起学问来，他的记忆力却不坏。许多事，只要稍稍提醒，就会想起，回答清楚。那是1983年秋天，他在楼前散步，躲地震时临时搭起的那间小木屋还没有拆除，他看看花草，又看看这间小木屋，突然问我：最近忙不忙？我一时摸不清他的意思，没有回答。他说你有时间，我们合作搞一个长篇对话。你提一百个问题，我有空就回答，对着录音机谈，你整理出来我抽空再改定。我说安排一下可以，但不知问题如何提？他说：可从他过去的文章里发掘出一批题目，再考虑一些有关美学、文艺欣赏、诗歌、文体等方面的问题。每个问题所谈可长可短，平均两千字一篇。他笑着说：歌德有对话录，我们不叫这个，就叫闲谈吧！他当场谈起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写了有关园林艺术的专著，很有价值。他说，从园林艺术研究美学是一个角度。他说，外国有一部美学辞典，关于“美”的条目就列举了中国圆明园建筑艺术的例子。他说空些时翻译出来给我看。那天，我还问起朱先生为什么写文艺评论、随笔喜欢用对话体和书信体？他说这不就提了两个问题？你再提九十八个题目便成了。他又说：“你还问过我，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和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对后来的文艺发展究竟谁的影响大？这又是一个题目。我在一篇文章中说《红楼梦》是散文名篇，有人认为“散文名篇”应改为“著名小说”，我不同意，为什么？这里涉及到中国古代散文的概念问题。他笑着说：题目不少，你好好清理一下，联系实际，想些新鲜活泼有趣的题目。我们约好冬天开始，叫我一周去一次。后来由于他翻译维柯《新科学》没有间歇，我又忙于本职编辑工作，出一趟城也不容易，就这样，一拖再拖终于告吹。朱师母说，朱老生前有两个未了的心愿，一是未见到《新科学》出书，一是未能践约春天去看望老友叶圣陶、沈从文。我想，这个闲谈记录未能实现，也该算朱先生又一桩未了的心愿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母亲的厨房 张洁 张洁（1937～），辽宁人，女作家。著有《在那绿草地上》、《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祖母绿》、《沉重的翅膀》等。 最后，日子还是得一日三餐地过下去，便只好走进母亲的厨房，虽然母亲1987年就从厨房退役，但她在世和刚刚走开的日子里，我总觉得厨房还是母亲的，每一家的厨房，只要有母亲还在，就一定是母亲的。 我站在厨房里，为从老厨房带过来的一刀、一铲、一瓢、一碗，一筷、一勺伤情。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不是母亲用过的。 也为母亲没能见到这新厨房，和新厨房里的每一样新东西而嘴里发苦，心里发灰。 为新厨房置办这四个火眼带烤箱的四个火眼炉子的时候，母亲还健在，我曾夸下海口：“妈，等咱们搬进新家，我给您烤蛋糕，烤鸡吃。” 看看厨房的地面，也是怕母亲上了年纪腿脚不便，铺了防滑的釉砖。可是，母亲根本就没能走进这个新家。 事到如今，这一切努力还有什么意义？ 分到这套房子以后，我没带母亲来看过。总想装修好了，搬完家，布置好了再让她进来，给她一个惊喜。后来她住进了医院，又想她出院的时候，把她从医院直接接到新家。 可是我让那家装修公司给坑了。 我对当前社会的认识实在太浮浅了，想不到他们骗人会骗到这种地步。 因为一辈子都怕欠着人家落个坑蒙拐骗的恶象，虽然他们开价很高，我还是将所有的抽屉搜刮一净，毫无保留地如数交付。 半个多月以后，母亲就住进了医院。我哪里还顾得上守着这伙只想赚钱不讲良心的商人？他们趁我无暇顾及之时，干脆接了别人的活，把我的活撂在那里不干不算，还把我的房子当成了他们的加工厂和仓库。在我的房子里给别的用户加工订货，整整四个月，叮叮咣咣，吵得四邻不安，把一套好端端的房子弄得像是遭了地震。 四个月，在深圳就是一栋楼也盖起来了，不明底细的人可能还以为我在房子里又套盖了一座宫殿。 这样，我原来的房子就无法腾出，等着搬进的同志几次三番地催促。我那时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只好先把一部分东西寄存在朋友家，剩下的东西统统塞进新家最小的一间屋子，那间屋子满得像填充很好的防震包装箱。 可是直到母亲出院的时候，这房子还不能进人。我只好先把她接到先生的家里。 所以母亲是在先生家里过世的。 谁让我老是相信装修公司的鬼话，以为不久就能搬进新家，手上只留了几件日常换洗的衣服，谁又料到手术非常成功的母亲会突然去世，以至她上路的时候，连一套像样的衣服也没能穿上，更不要说是她最喜欢的那套。 本来就毫无办事能力的我，一时间不但要仓促上阵，操办母亲的后事；更主要的是我无法离开母亲一步，我和母亲今生今世的缘分，也只剩下这最后的几个小时了。 而且我也不可能在这几个小时里，从那个填充很好的防震包装箱里找出母亲的衣服。 要命的是新房子的钥匙在装修公司的手里，我上哪儿去找他们？在早上六七点钟的时候，通常他们要在九点多钟才开始工作。 火葬场的人十点钟就要来了。 如果是自己的家，母亲在家里多停一两天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母亲一生都自尊自爱，绝不愿，也不曾给人（包括给我）添乱，惹人生烦，不但自己这样，也这样教育我和孩子。 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也不那么容易，要不是一位很会办事的同志的努力，还不知道火葬场什么时候来接母亲。 从不愿意忍痛的我，清清明明地忍了痛，那一会儿，活到五十四岁也长不大的我，一下子就长大了。 当然，张家的女人从来不大在意这些外面的事情，这些事远不如别的事让我觉得有负于把我养育成人的母亲，比如，我这一辈子让她伤了多少心？ 厨房里的每一件家什都毫不留情地对我说：现在，终于到了你单独来对付日子的时候了。 我觉得无从下手。 翻出母亲的菜谱，每一页都像被油炝过的葱花，四边焦黄，我从那上面，仍然能嗅到母亲调出的油、盐、酱、醋，人生百味。 也想起母亲穿着用我那件劳动布旧大衣改制的“又长又大”取其坚牢久远的围裙，戴着老花镜，伏身在厨房的碗柜上看菜谱的情景。 这副花镜，真还有一段故事。 记得母亲的“关系”还没从她退休的郑州第八铁路小学转到北京来的时候，她必须经常到新街口邮局领取每月的退休工资；或给原单位寄信，请求帮助办理落户北京所需要的其实毫无必要又是绝对遗失不起的表格和证明；或是邮寄同样毫无必要的，又是绝对遗失不起的表格和证明，那些手续，办起来就像通俗小说那样的节外生枝，于是这样的信件就只好日以继月地往来下去。 那次，母亲又到新街口邮局寄这些玩艺儿，回家以后，她发现花镜丢了！便马上返回新街口邮局，而且不惜牺牲地花五分钱坐了公共汽车。 平时她去新街口，都是以步代车，就是购物回来，也是背着、抱着，走一走、歇一歇，舍不得花五分钱坐一回公共汽车。 可以想见母亲找得多么仔细，大概就差没有把新街口邮局刮下一层皮了，她茫然地对着突然变得非常之大的新街口邮局，弄不懂为什么找不到她的眼镜了。 用母亲的话说，我们那时可谓穷得叮当乱响，更何况配眼镜时，我坚持要最好的镜片，别的我不懂，我只知道，眼睛对人是非常重要的器官，1966年那个时候，那副13块多钱的镜片，可以说是花镜片里最好的片子了，谁知25年以后，母亲还是面临失明，人体各系统的功能全部衰竭，卒中而去，或是以她80岁的高龄上手术台的抉择。 回家以后，她失魂落魄地对我说到丢了眼镜的事，丢了这样贵的眼镜，母亲可不觉得就像犯了万死大罪。 很长一段时间，就在又花了十几块钱配了一副花镜以后，母亲还不死心地到新街口邮局探问，有没有人拣到一副花镜？ 没有！ 花镜不像近视镜，特别是母亲的花镜，那时的度数还不很深，又仅仅是花而已，大多数老人都可通用，尽管那时已经大力开展了学雷锋的运动，只怪母亲的运气不佳，始终没有碰上一个活雷锋。 她仅仅是找那副眼镜么？ 每每想起生活给母亲的这些折磨，我就仇恨这个生活。 后配的这副眼镜，一直用到她的眼睛用什么眼镜都不行了的时候，再到眼镜店去配眼镜，根本就测不出度数了，我央求验光的人，好歹给算个度数。勉强配了一副，是纯粹的摆设了。 这个摆设，已经带给她最爱的人，作为最后的纪念了，而她前前后后，为之苦恼了许久的这副后配的眼镜，连同它破败的盒子，我将保存到我也不在了的时候，那不但是母亲的念物，也是我们那个时期的生活的念物。 母亲的菜谱上，有些菜目用铅笔或钢笔画了勾，就像给学生判作业打的对勾。 那些铅笔画的勾子，下笔处滑出一个起伏，又潇洒地扬起它们的长尾，直挥东北，带着当了一辈子教员的母亲的自如。 那些钢笔画的勾子，像是吓得不轻，哆哆嗦嗦地走出把握不稳的笔尖，小心地、拘谨地、生怕打搅了谁地缩在菜目的后面而不是前面，个个都是母亲这一辈子的注脚，就是用水刷、用火燎、用刀刮也抹灭不了了。 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用铅笔画的勾子和用钢笔画的勾子会有这样的不同。 那些画着勾子的菜目，都是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菜，如糖醋肉片、软溜肉片、粉皮凉拌白肉、炒猪肝、西红柿黄焖牛肉。鱼虾类的菜谱里，档次最高的也不过是豆瓣鲜鱼，剩下的不是煎蒸带鱼，就是香肥带鱼。至于虾、蟹、鳖等等是想都不想的。不是不敢想，而是我们早就坚决、果断地切断了脑子里的这部分线路。 主食方面有半焦果子、薄脆、油条、糖饼、脆麻花、油饼、糖包、芙蓉麻花、芝麻麻花、江豆干、炸荷包蛋、油酥火烧、锅饼、炒饼、荷叶饼、大饼加油、家常饼加油、盘丝饼、清油饼、家常饼、葱花饼、枣糕、糕坨、白糕、粽子、豆包、咸蒸饼、枣蒸饼、花卷、银丝卷、佛手、绿豆米粥（请读者原谅，允许我还了这份愿，把母亲画过勾的都写上吧）。 不过我们家从切几片白菜帮子用盐腌腌就是一道菜，到照着菜谱做菜，已经是鸟枪换炮了。 其实，像西红柿黄焖牛肉、葱花饼、家常饼、炒饼、花卷、绿豆米粥、炸荷豆蛋，母亲早已炉火纯青，其他各项，没有一样付诸实践。 我一次次、一页页地翻看着母亲的菜谱，看着那些画着勾、本打算给我们做，而又不知道为什么终于没有做过的菜目，这样想过来，那样想过去，恐怕还会不停地想下去。 我终究没能照着母亲的菜谱做出一份菜来。 一般是对付着过日子，面包、方便面、速冻饺子、馄饨之类的半成品也很方便，再就是期待着到什么地方蹭一顿，换换口味，吃回来又可以对付几天。 有时也到菜市场上去，东看看、西瞅瞅地无从下手，便提溜着一点什么意思也没有的东西回家了，回到家来，面对着那点什么意思也没有的东西，只好天天青菜、豆腐、黄瓜地“老三篇”。 今年春天，在菜市场上看到豌豆，也许是改良之后的品种，颗粒很满也很大，想起去年春季，母亲还给我们剥豌豆呢，我常常买豌豆，一是我们爱吃，也是为了给母亲找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干。 母亲是很寂寞的。 她的一生都很寂寞。 女儿在6月29日的信中还写到： “……我有时梦见姥姥，都是非常安详的，过得很平安的日子，觉得十分安慰，虽然醒了以后会难过，必定比做恶梦要让人感到安慰得多。我也常常后悔，没能同姥姥多在一起，我在家时，也总是跑来跑去，谁想到会有这一天呢？她这一辈子真正地是寂寞极了！而且是一种无私的寂寞，从来没有报怨过我们没能和她在一起的时间。 我的眼前总是出现她坐在窗前伸着头向外张望的情景，盼你回来，盼你回来，要不就是看大院里的人来人往，让我多伤心。可是当时这情景看在眼里，却从来没往心里去，倒是现在记得越发清楚。不说了，又要让你伤心了……” 也曾有计划让母亲织织毛线，家里有不少用不着的毛线，可也只是说说，到了也没能把毛线拿给她。 便尽量回忆母亲在厨房里的劳作。 渐渐地，有一耳朵没一耳朵听到的有关厨房里的话，一一再现出来。 冬天又来了，大白菜上市了，想起母亲还能劳作的年头，到了买储存菜的时节，就买青口菜，她的经验是青口菜开锅就烂，还略带甜味。 做米饭也是照着母亲的办法，手平铺在米上，水要漫过手面，或指尖触着米，水深至第一个指节，水量就算合适，但是好米和机米又有所不同，机米吃水更多。 渐渐地，除了能上台面的菜，一般的炒菜也能凑合着做了，我得到了先生的表扬：“你的菜越做越好了。”只是，母亲却吃不上我做的菜了，我也再吃不到母亲做的“张老太太烙饼”了。 我敢说，母亲的烙饼，饭馆都赶不上，她在世的时候我们老说，应该开一家“张老太太饼店”，以发扬光大母亲的技艺，每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就是好事临门也还是愁眉苦脸的母亲，脸上便难得地放了光，就连她脸上的褶子，似乎也放平了许多，对她来说，任何好事如果不是和我们的快乐，乃至一时的高兴联系在一起的话，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还有母亲做的炸酱面。 人会说，不就是烙饼、炸酱面吗？倒不因为那是自己母亲的手艺，不知母亲用的什么决窍，她烙的饼、炸的酱就是别具一格。也不是没有吃过烹调高手的烙饼和炸酱面，可就是做不出母亲的那个味儿。 心里明知，往日吃母亲的烙饼、炸酱面的欢乐，是跟着母亲永远地去了，可是每每吃到烙饼和炸酱面，就忍不住地想起母亲和母亲的烙饼、炸酱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专业外婆 戴厚英 戴厚英（1938～1996），女，安徽颍上人。著有长篇小说《人啊，人！》、《诗人之死》，中短篇小说《锁链是柔软的》等。 这次来美探亲，只有一个目的，帮女儿带孩子，做“专业外婆”。许多朋友不相信，说你能安心带孩子？管保你不到两星期就厌烦了。可是如今三个星期已过，我不但没有一点厌烦之意，却反而心越来越定，气越来越和，整日沉浸在幼儿的世界里，乐不思蜀了。 孩子的世界很狭小，只有几间屋，几个人，和一堆无灵无性的玩具。但正是在这个狭小的天地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开阔和轻松。每天和孩子一起生活在这个狭小而又开阔的天地里，把那些无灵无性的玩具当做伴侣，再也不用去想那些想不清的事，再也不用去见那些不愿见的人。 孩子刚满一岁，美丽、健康、富有灵秀之气。每天每时，她都在用那双黑亮如漆的眼睛研究着眼前的世界，我和她的父母自然就是她的教师和向导。不会说话的孩子，不会像大人那样看见什么都问一个为什么，但是她会用手和眼去表示自己的疑问和兴趣。实在不明白这个一岁的孩子哪来的那种细心眼儿，她从来不去贸然触摸她所不认识的东西，她会拉着推着大人的手，让他们去拿，在确信可拿之后，才抓在自己手里。自然，拿到手里就破坏，可撕的就撕，撕不动的便摔。所以，无论你多么卖力，也难以保持房间的整洁。我一天中要接受多少这样的指令？难以统计，只知道我对每一道指令都是认真执行的。女儿常常说我，不能孩子要什么就把什么拿给她，要让她知道有的东西是不能拿不可玩的。这个我当然也明白，但是我总不愿看见孩子失望的眼色，更不愿听见她的哭声。哪怕是在她撕破了我的书之后，而且我总相信，孩子慢慢会懂得那些道理的，何必现在就给她立下那么多的禁忌？而且，现在又怎么可能让她接受那些禁忌？别说不懂事的孩子了，就是看起来什么都懂了的大人，不是也还有一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劲儿？ 和孩子一起游戏，更是十分有趣。作家原本爱想像，可是这两年我的想像力已受到很大的破坏。提笔作文，嬉笑怒骂俱备，唯独缺乏想像。所以，有时我简直怀疑，我还算不算一个作家呢？ 现在好了，我整天沉溺在孩子般的想像里。把那些没有性灵的玩具作为想像对象，要比去想像真实的人生社会有趣很多。没有约束，更无禁忌。没有仇恨冲突。更无奸诈诡计。一切都是明朗的、欢乐的、友爱的。而且人与动物融为一体，真个是有爱无类的无差别境界。 在这个境界里，我一会儿做老鼠，一会儿做老猫，鼠猫一体，还用得着去区分猫的好坏鼠的善恶？既无好坏善恶，自然也用不着任何主义。乐得我又是唱又是跳，几乎烂在肚子里的那些古老的儿歌也随之复活。古老的儿歌充满魅力，使我忘记曾经流失的岁月曾经走过的路，一切都好像刚刚开始，我真的感到自己又年轻了。 在我原来拥有的那个世界里，我天天盼望生活能有一点变化，让我找到新的价值新的意义。可是生活却好像已经凝固。孩子的世界却是日新月异。不是每天，而是每时每刻，都能发现孩子有新的变化，新的长进。不是每天，而是每时每刻，都可以对她有新的期待和指望，她是很少让人失望的。新的价值和意义也因此不再难以寻找：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了。 有希望的生活充实易过，不会厌倦发腻。20多天来，我不曾烦躁过，叹息过，忧愁过。这在我这些年的生活中实在是非常少有的。 多少年来，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达到那样的境界——心平气和。可是无论我怎样努力修养，都不曾达到过那样的境界。不料现在却不期而遇了。所以，每天晚上，当我忙完一天生活，安安宁宁在床上躺下的时候，一种感激之情便会在心间油然涌起，是谁为我派来了天使，驱赶走我的疲惫，让我拥有早已远远躲避了我的生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侧影——参观台北胡适故居 陈漱渝 陈漱渝（1941～），生于重庆，祖籍湖南长沙。著有《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五四文坛鳞爪》、《甘瓜苦蒂集》、《倦眼朦胧集》等。 十几年前，在中国大陆，胡适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物。略有文化的人，都知道他曾被称为“实用主义的鼓吹者”，“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洋奴买办文人”的班头。不过，作为他同时代人的还是对他作了一些历史分析。1936年，在陕北跟美国记者斯诺进行历史性的会见时，承认“五四”时期“非常钦佩”他和陈独秀的文章，并承认他和陈独秀取代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了自己心中的“楷模”。当时，曾写信给他，希望借重他的声望振兴湖南的教育界；他也赞扬的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1945年8月，“感念旧好”，曾托傅斯年转达对他的问候。1945年秋，发动百万知识分子对他在政治、哲学、文学、历史、教育等领域的思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此时他正在纽约八十一街104号的破烂房子里作寓公，经常抱个黄纸口袋上市场买菜买米，惶惶，如丧家之犬。不过，1957年2月16日，在颐年堂讲话时，又指出“不能全抹煞”他，因为“他对中国的启蒙起了作用”，又说现在不必恢复他的名誉，“到二十一世纪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同年3月10日，跟朱穆之、舒新城、金仲华、王芸生等新闻出版界人士谈话，指出美国人妄图利用他这种“更加亲美的人”来孤立蒋介石、取代蒋介石，而如果他们这样的人上台，“那更不好”。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跟龚育之、吴江等哲学工作者谈话，认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他的看法“比较对一点”，从而对“新红学派”的历史贡献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 1989年9月21日，“莎拉台风”席卷台湾岛不久，我冒雨来到台北南港参观胡适的胡居。由于胡适本人的情况以及对他的评价问题都十分复杂，我参观时的心情也因之十分复杂。 胡适是1958年4月8日只身从美国飞抵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的。直到临死前四个月，他那位以打麻将为惟一特长的小脚太太才携带一张笨重而破烂的旧床到台湾来陪伴他。现在，胡适在南港的这所故居已改建成纪念馆。胡适生前生活起居的地方一律保持了原状；又在故居右侧添建了一座82.5平米的陈列室，展出胡适的中西文著作三十余种，以及他的部分手稿、信札、照片、衣物。纪念馆基金有五万余美金，系由美国美亚保险公司负责人史带先生捐赠。馆长王志维先生，是胡适生前的秘书，善调酒。王馆长为胡适所作的最后一次服务，是在胡适入殓时将他平日喜爱戴的那副玳瑁架眼镜重新给他戴上。 因为我来自大陆，王馆长亲自接待了我。他不仅陪同我参观了故居及陈列室，还赠送了该馆印制的一些纪念品，如明信片、《胡适之先生传》、《胡适纪念馆出版目录》以及胡适1952年选编的诗集《尝试后集》等。 在胡适故居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书籍：不仅书房中的六层大书柜中密密麻麻摆满了各类书籍，而且客厅、卧室里也放着书架。据说，胡适生前，他的厕所里、汽车上也常放着书报。胡适的太太曾对人说：“适之的房子，给活人住的地方少，给死人住的地方多。这些书，都是死人遗留下来的东西嘛！”书虽多，但胡适总是安放得整齐妥贴，收拾得净无纤尘。他早上起来，照例一面用早餐，一面看报纸。饭后如无公务，就一卷在手，神游其间。除了看书，他可说是没有其他嗜好。他说，治学要有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功力——这就是他读书不辍的原因。他惟一的运动，是晚间在住所门前的花园里作一千步的悠闲散步。他觉得在万籁无声的夜里，踏着淡淡的月，迎着微微的风，嗅着嘉木奇花散发的清香，一天的倦怠就可以驱散。 胡适刚回台北定居时有一个宏愿：想过两、三年安静生活，将他的《中国思想史》和《白话文学史》写完，但直至临终，这一计划并未完成。他那四五大包、一尺多厚的遗稿，大多是有关《红楼梦》、《水经注》及佛教史科的考证、序跋文字。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胡适的写作态度十分认真。他说：“人家都以为我胡适写文章总是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其实我写起文章来是极慢极慢的。”另一原因，看来是跟心境欠佳有关。 影响胡适心境的当然主要是政治原因。早在1949年11月，他担任名义发行人的半月刊《自由中国》在台北出刊。该刊的实际负责人雷震是胡适的好友，也是原国民党政府“总统府”的政策顾问。胡适支持该刊的初衷，可以说完全是为了：把大陆的政治描绘成“铁幕恐怖”下的一切自由被剥夺殆尽的“极权政治”，而把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作为“民主与自由”的象征。但从1951年6月开始，这一刊物却因干预台湾的政治和经济而遭到忠而获咎的厄运，反倒受到台湾军事机关的干预。开始是刊物受到查禁。1954年底，雷震被蒋介石开除国民党藉。从1959年11月以来，胡适和《自由中国》多次发表言论，规劝蒋介石不再连任总统，主张组织在野党发挥对国民党的制衡作用。结果，雷震于1960年9月4日以“涉嫌叛乱”罪被捕，并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自由中国》随之停刊，这一事件对胡适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当《征信新闻》的记者采访胡适对“雷案”的感想时，胡适悲愤地说了六个字：“大失望，大失望。”雷震背后是胡适，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胡适也因之深感内疚。他借古语说：“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滑稽的是，蒋介石却说：“雷震背后有匪谍”。据知情者说，此后胡适变得愁眉苦脸，像老了二十岁。 家庭生活对胡适的心情也不能说全无影响。蒋介石给胡适的挽联中，有“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之语。在一般人看来，他“戴博士帽，结旧式婚”就是恪守旧道德的表现。不过，他跟他的太太不仅文化水平悬殊，生活习惯也有很大差异。胡适讲过一个笑话，说要将古代女子的“三从四德”改为当代男子的“三从四得”。“三从”即：“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四得”即：“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不知这笑话中是否多少也会有一些胡适本人的生验？胡太太当然不会真的“打骂”胡适，但她那夜以继日的牌局对这位一代学人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尽无休的干扰。胡适临终前两天曾嘱咐王志维先生替他物色一所房子。他说：“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宿舍，傅孟真（斯年）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之一，就是不准在宿舍打牌。我也不应该不遵守傅先生留下的规矩。”这番话的弦外之音，令人感慨不已。我关切地问王先生：“听说胡太太留下一篇自传，记述了胡适1917年自美返国跟她完婚的情况。这篇文稿现在在哪里？我很想看看。”不料王先生说：“烧掉了，被胡先生的长子胡祖望烧掉了。大概因为稿子里错别字太多了吧。”听到这个答复，我感到十分遗憾——作为家属的立场，跟作为史料研究者的立场，竟至如此之悬殊！ 在寂寥的生活和郁闷的心境中，胡适当然会格外思乡。他的司机是他的同乡。每当乘车外出，他总爱跟司机聊天：看到台湾的山景，他就会谈起家乡的景致；看到台湾的节日，他就谈起家乡的风俗习惯。他在住院期间也谈他的故乡，话匣子一打开，谁也插不上嘴。他说：“我的故乡安徽绩溪是小地方，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都劳作……”他的遗嘱中有一条，就是将留存在大陆的一百零二箱书全部捐赠北大。 胡适是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的一次酒会上因心脏病猝发而死的。临终前一刻，他曾愤激地谈到，1961年11月6日，他发表了一次为时二十五分钟的讲演：《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结果引发了一次对他的“围剿”——甚至有一位“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对他提出质问。他虽然口头上表示“从来不生气”，但却从刚刚讲话的地方向后倒下，后脑先碰着桌沿，再重重地摔在水磨石地面上……他去世后，除了书籍文稿，留下的全部财产只有一百三十五美元。这使我想起了他生前的一段题词：“金钱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撑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学识，便是很富有的人了。” 离开胡适故居的时候，我在陈列室的签名簿上颇为踌躇地写下了一句话：“首擎文学改良义旗，为中国新文学开山，功不可没。”据统计，仅从1963年8月至1982年6月，来馆签名留念的中外人士就多达二十八万八千余人。我深知，我写的那句话是十分肤浅的，仅能反映这位历史人物身上或一部分的侧影——这篇短文映出的也只是他的若干侧影，而远非他的全人全貌。但我想，全局总是由若干局部组成的；只要我勾勒的侧影严格忠于历史真实，对于认清胡适的全人全貌总会多少有些裨益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无言的诉说——参观台北林语堂故居 陈漱渝 陈漱渝（1941～），生于重庆，祖籍湖南长沙。著有《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五四文坛鳞爪》、《甘瓜苦蒂集》、《倦眼朦胧集》等。 著名散文家、林语堂先生的老友徐说过：“林语堂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他在文学史上也许是最不容易写的一章。”林语堂本人撰写的《八十自叙》一书，开宗明义第一章就叫《一捆矛盾》，矛盾之多，多达一捆，可见其复杂。本文无意于全面评价林语堂一生的是非功过，更不可能在几千字的篇幅里理清他那多达一捆的矛盾。我只想忠实记叙1989年9月3日下午参观台北林语堂故居的情况，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报道给没有机会亲临此地的朋友们。 林语堂是1936年8月移居美国，1966年6月自美返台湾定居的。他说：“许多人劝我入美国国籍，我说，这儿不是落根的地方；因此，我宁愿月月付房租，不肯去买一幢房子。”他踏上台湾的土地，最感到惬意的一点，就是能够听到闽南话，如置身于景色秀丽的漳州老家。金圣叹批阅《西厢》，说人生有三十三件乐事时写道：“久客还乡之人，舍舟登陆，行渐近，渐闻乡土音，算为人生快事之一。”林语堂对此感到强烈共鸣。 林语堂初到台北时，在阳明山永福里租了一幢白色的花园住宅，月租一万元。此屋位居山腰，难免潮湿。台湾当局为礼遇林语堂，特让他在白屋斜对面自行设计一幢新宅以为安居之所，即今阳明山仰德大道二段141号。林语堂设计时撷取了东方情调与西方韵味——乍看是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建筑，细看之下却发现，二楼顶着那一弯长廊的竟是四根西班牙式的螺旋形白色廊柱。这个庭园方圆达千余平米、楼房共计三百三十多平米的雅致建筑于1972年落成。林语堂用得意之笔描写道：“空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林语堂去世后，他的家属主动迁离此处，由台北市政府改建为“林语堂先生纪念图书馆”，于1985年5月28日正式对外开放。改建时打通了一部分不需使用的房间，以陈列林语堂遗留的文物图书，其他地方基本上保存了原貌。这里的一桌一几，一草一木，都在表明原主人的生活智慧和人生哲学，无言地诉说着他的笔耕生涯。 走进林语堂的卧室，只见桌上摆着他生前使用的烟斗、眼镜、旧式电话，墙上悬挂着梦痕依稀般的旧照片：父亲林志成先生——一位自力更生的劳动者，后来当了基督教的牧师；亲情似海的家庭——他跟父亲和四兄一弟两个姐姐的合影；福建漳州府平和县板仔墟的故居——这里秀丽的山光水色，促使他形成了一种“山地人生观”。林语堂说，故乡、父亲和家庭，给他的印象极深，对他童年影响最大。1967年12月11日，林语堂接见《台湾日报》记者许由时动情地说：“大约有半个世纪了，我一直没有回到故乡，但家乡一草一木，低首缅想，历历如在目前。有时在梦中神游故里，依然看见门前那清澈的溪流，映出自己儿时的形影。我的故乡是天下最好的地方，那里高山峻岭，毓秀钟灵，使人胸境宽阔。我总感觉到：走遍天下，没有一条柏油马路比我家乡的崎岖山道过瘾，也没有一栋高楼比家乡的高山巍峨。纽约摩天楼再高，但与我家对门的丛山一比，何异小巫见大巫，这是‘尺寸’不同呀！” 谈起烟斗，林语堂有一整套理论。他认为抽烟斗的人大多是快乐的，和蔼的，恳切的，坦白的，善于谈吐的。一斗在口，像抽烟，又不像抽烟；像有所思，又像无所思，神态最为飘逸潇酒。因此，他把烟斗视为生活的伴侣，沉思的工具，只要醒着，嘴里一定叼着烟斗。直至去世前二十个月，他才遵医嘱跟烟斗恋恋不舍地分手。据说有一次，他竟怂勇一位晚辈的太太劝丈夫抽烟斗，理由是：“如果丈夫跟你争吵，你就把烟斗塞进他的嘴里。”不料这位太太摹仿“幽默大师”的语调反诘道：“如果他用烟斗圆圆的一端敲我的头呢？”“幽默大师”顿时语塞，只好用打哈哈来自我解嘲。 林语堂的书斋，叫“有不为斋”。书斋中铺着红色的地毯，摆着黑色的沙发。两边都是落地书架，陈列着他的近六十种著作和四千多种藏书。书斋角落里安置着一张写字台，桌面上放着笔、稿纸、放大镜、书籍和茶壶、茶杯。 林语堂一生，的确有所为，有所不为。 他“不为”的事是做官。他觉得，有的文人可以做官，有的文人不可以做。他吃不消官场的生活：一怕无休止地开会、应酬、批阅公文，二不能忍受政治圈里小政客的那副尊容。有一次，蒋介石要给他一个考试院副院长的职位，两人谈了好久。出来时，林语堂笑眯眯的。友人说：“恭喜你了，你在哪部门高就。”他笑眯眯地回答：“我辞掉了。我还是个自由人。”他还说：“追求权势使人沦为禽兽。权势欲是人类最卑下的欲求，因为这种伤人最深。” 他“有所为”的事是写作。他经常说：“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写作。”“写作的时候，也是我最快活的时候。”他经常清晨五点开始工作，有时连续写作十多个小时。他感到，忙忙碌碌的时候，生活反而较好。他不相信什么灵感，写作时讲求“静”、“专”与“兴趣”。他的书桌整洁有序，一尘不染，却经常摆上一碟花生米，几块糖，几片牛肉干。当然他也善于休息，主要方式是散步，游泳，游山逛水。他说：“能闲人之所忙，然后能忙人之所闲。” 在居留异国的三十年中，林语堂一直用英文写作，共出版了英文论著近三十种，其中《生活的艺术》一书在美国至少已出了四十五版，还有英、德、法、意、丹麦、瑞典、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的版本，畅销三四十年而不衰，在欧美被称为老少咸宜的“枕上书”。他的小说《红牡丹》被意大利、联邦德国、芬兰这几国的“每月一书读者俱乐部”选为它们的读物。由于林语堂向国外读者介绍了中国悠久的文化，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同年又被列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在台湾定居后，林语堂开始了他的“中文著作年代”，先后出版了《无所不谈》一集、二集、合集和《平心论高鹗》，重编了《新开明语堂英语读本》，还接受了香港中文大学聘请，编纂了一部《当代汉英词典》。这是一部用英文来解释中文字义的权威性的工具书，不仅采用了林语堂自己改进的罗马注音改良检字法，并且搜罗了很多反映现代观念的现代词汇。这部书于1968年开始编撰，1972年出版，正文1450页，说明300多页，为当今世界研习中文的外国人不可或缺。林语堂也因此当之无愧地与严复、林纾、辜鸿铭一起，被并称为福建四大翻译家。 林语堂一生嗜书如命。书斋的藏书他可以说每本都翻过，读过——不好的就撂下，凡好书必重读。他认为自己见解愈深，学问愈进，就愈能读出书中的味道来。书斋的藏书都有林语堂烟斗喷发出来的尼古丁味道，他本人知道哪一本哪一面的味道最浓。林语堂说，尝过情人滋味，便知道“苦学”二字是骗人的话。古人读书有所谓刺股法，追月法，丫头监读法，其实都很笨。而有人读书必装腔作势，或嫌板凳太硬，或嫌光线太弱，这都是读书未入门，未觉兴味所致。其实一个人要读书，则澡堂、马路、车上、厕所、图书馆、理发店皆可读，而且必能如此，方可读成书。读书成名的人，是只有乐，没有苦的。对于台湾当前升学至上的读书风气，林语堂极不以为然，非常同情那些终日被教科书压得如牛负重的学生。 在林语堂故居的陈列室中，还特地展出了一台“上下形检字法”的中文打字机。这台打字机高九英寸，宽十四英寸，深十八英寸，备七千字。七千字以上的罕用字可拼印左右旁而成，拼印字总数多达九万。如将“上下形检字法”运用到电脑上去，一分钟可输入五十个字，为现阶段中文电脑输入最快的一种，而且使用方便，人人都能掌握。林语堂从1931年开始构思设计这台打字机，先后花费了几十年心血；因为机器的每一个零件都是特别设计，用人工打铸而成，所以耗资巨大，幸得友人借款，林语堂才免于倾家荡产。语言学家赵元任认为，林语堂的“上下形检字法”可运用于电讯收发报机、翻译机、传真机、电传打字电报机，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林语堂说他是“献身文学，心近科学”的人，从这顶发明中可以得到印证。 故居后院的林氏墓园，绿树蓊郁，芳草萋萋。这里原是他生前散步的地方，如今成为了他的安息之所。林语堂晚年常奔走于香港台北两地，在港滞留的时间长于在台的时间，林语堂无子嗣，只有三女。长女如斯在故宫博物院工作，著有《唐诗选译》、《故宫选介》，1976年去世，二女太乙在香港任《读者文摘》中文版编辑；三女相如任香港大学生物化学教授，与其母廖翠凤合著有《中国食谱》、《中国烹饪的秘密》。林语堂有一个外孙女、一个外孙，他一律以“孙儿”相称；他晚年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含饴弄孙，这也就是他常住香港的原因。林语堂说：“我和孙儿没有玩什么游戏，也不玩什么玩具。我喜欢和他们一块倒在床上，又说又笑，有时一高兴就来个两脚朝天。”1976年3月22日，旅居香港的林语堂因头晕、呕吐，住进圣玛丽医院，26日突然转为肺炎，连续发生九次心脏停搏，于当晚10时10分病逝。3月29日，林语堂的灵柩由夫人、女儿、女婿护送抵达台北。当天下午，林语堂生前友好五百余人在台北新生南路怀恩堂为他举行了追思礼拜。周联华牧师说，林语堂曾用季节形容他写作的三个阶段——“春天是那么好，可惜太年轻了；夏天是那么好，只是太骄傲了；只有秋天的确好，它是多彩多姿的。”周牧师认为林语堂的晚年是他人生的秋天，这一时期完成的很多睿智之作也是多姿多彩的。 4月1日上午，在阴霾的山色和萧瑟的雨声中举行了林语堂安葬式。一黄土，一束素菊，覆上了枣红的棺木。一代文化名人林语堂，就长眠在他故国故居的土壤之中。他是以一种不忧不惧的恬淡心情离开人世的。他说“让我和草木为友，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但是，也不可免地留下了一些遗憾，比如，他既未看到他的中文著作的“全集本”，也未看到他的英文著作全被译为中文；书肆中触目可见的，反倒是他著作的伪印本、盗印本、赝本；此外，他跟他那“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的夫人也从此人天永隔，“若欲启唇笑，除非相见时。” 我离开林语堂故居时，已近傍晚。这时暮色正冉冉上升，烟岚腾空飘起。我的思绪也不绝如缕。我想，名人的故居是超越时代的，它不会随历史老去。在我到来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在这里与已故的主人进行心灵的对话；我离开之后，这块土地上还会印上绵绵不断的新的足迹。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美丽的错误——写给年轻母亲的信 席慕蓉 席慕蓉（1943～），女，内蒙古人。著有散文集《成长的痕迹》，诗集《画诗》、《七里香》等。 张秀亚女士在她的一首诗里，写出了一个极美的境界，这首诗是这样的： 小白花， 像一个托着牛奶杯子的天真 孩童到处倾洒着。 风吹来，小杯子一歪， 又洒出去一些。 刚看到这首诗时，觉得心里好像非常干净了，然后，才忽然省悟到：我怎么从来没有用这样的一颗心来对待过我的孩子呢？ 不是吗？当幼小的孩子拿着杯子歪歪倒倒地走过来的时候，我不是都只会紧张地瞪着他，生怕他会把杯里的东西洒泼出来吗？而若他真的洒了，我不是每次都会很大声地斥责他吗？就算有时候能够控制情绪，不严厉地对待他，可是，每次不也是赶快地拿着抹布东擦西抹地，很强烈地暗示了他：“你在做一件错事吗？”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呢？ 和我的沙发、我的地毡比较起来，我孩子的价值当然应该高出许许多多。可是，每次孩子把牛奶洒在沙发上或者地上的时候，我不是都很快地把孩子赶在一边，然后，很心疼地去收拾残局吗？在那一刻，孩子眼中气急败坏的妈妈，不是好像爱沙发、地毡多过爱孩子吗？ 不过，我并不是说，从今以后，在孩子打翻东西的时候我都会鼓掌叫好，并且很快乐地叫他再来一次，好让我能再欣赏一次。 我只是提醒自己，这是上天赋予幼儿的一个特殊的权利。当然，我仍然会急急忙忙地去收拾，我也许仍然会告诉他说：他犯了错了。可是，在我心里，我要感谢上苍，感谢它能让我享受做慈母的幸福。而在我眼里，我要温柔地安慰我的孩子，他是犯了错了，可是，他犯的是一项“美丽的错误”。 人生有好多不同的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色，我们既然可以欣赏老年的慈和，中年的成熟，青年的美丽，儿童的天真，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欣赏幼儿的失误呢？ 他不会好好地拿杯子，他不会好好地拿汤匙，他若跑得快就常会跌倒，他若说得急就常会说错。可是，在那样幼小的年纪里，他所有的失误不都是为了惹你怜爱？不都是为了告诉你，他一刻也不能离开你吗？他有软软的双脚、软软的双手以及一颗软软的心，需要我们给他永远不嫌多的爱和安慰，需要我们所有的陪伴。 而当有一天，当他走路不再常跌跤了，当他把杯子拿得很稳了，当他口齿非常清晰了的时候，他就不再“那样地”需要我们了。 当然，他仍是你的儿女，可是他已经开始往自己的路上走去了。他需要的扶持越少，就表示他将离你越远。若他有了悲伤，已不是母亲的一个拥抱或者一次亲吻可以安慰得了的；若他有了恐惧，母亲的怀中也不再是最安全的地方，有些事情，已非慈母的力所能及了。当然，他仍然会不断地做错事，可是，那些错误就将是一些真正的错误，不再如幼儿时所犯的那样温柔和美丽了。 前一阵子，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和所有年轻的母亲一样，觉得我在数着日子，我们常说：“再熬两年，等孩子上幼儿园就好了。” 或者：“等孩子都上了学，我就苦出头了。” 今夜，我才发现，我们都在浪掷着上苍给我们的最好的一段时光。在这段时光里，我们原来可以好好地享受孩子给我们的每一刹那和我们给孩子的每一刹那，这原来该是整个世界的一个开始，最最单纯与无私的施与爱，这样的爱，在以后的日子将变得比较稀少了。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来做一个快乐的慈母吧。在这封信的最后，让我再引用张秀亚女士的一段文字来与您分享： 有时，偶尔我为一些日常的琐事而抑郁时，墙外传来巷中孩童的不分明的语声，夹杂着纯真的欢笑，每使我莞尔，而想到了那句诗： 上帝，孩子的眼中有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觅渡，觅渡，渡何处？ 梁衡 梁衡（1946～），山西霍州人，作家。著有散文集《夏感与秋思》、《只求新去处》、《问路》、《梁衡散文选》，章回体知识性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等。 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的纪念馆我已经去过三次。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我就想写篇文章。但是六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去年我第三次访秋白故居时正值他牺牲60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筹备关于他的讨论会。他就义时才36岁，可人们已经纪念了他60年，而且还会永远纪念下去。是因为他当过党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是因为他的才气？是，又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1990年。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条河，叫觅渡河。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觅渡，觅渡，渡在何处？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许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八七会议”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师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但是他随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而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安然到达陕北，活到了建国。他其实不是被国民党杀的，是为“左”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而他先是仔细地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 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老师也挤进来听。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这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秋白刻一对印，秋白开的润格是50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50，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可想他当时的治印水平。秋白被排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之后，转而为文，短短几年他的著译竟有500万字。鲁迅与他之间的敬重和友谊，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的完美。秋白夫妇到上海住鲁迅家中，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而将床铺让给他们。秋白被捕后鲁迅立即组织营救，他就义后鲁迅又亲自为他编文集，装帧和用料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近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至顶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然。他的俄文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数一数二了，他曾发宏愿，要将俄国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来，他牺牲后鲁迅感叹说，本来《死魂灵》由秋白来译是最合适的。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时代的有一个人叫梁实秋，在抗日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还是一直弄他的纯文学，后来确实也成就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现在，当我们很大度地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如果他不这样做，留把菜刀作后用，留得青山来养柴，在文坛上他也会成为一个、甚至十个梁实秋。但是他没有。 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的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至于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高干，还可以举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躯演出了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英雄戏。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以理行事，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墙，惟求一死。鲁迅受到恐吓，出门都不带钥匙，以示不归之志。赞扬朱自清宁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粉。秋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已达到自由阶段的知识分子。蒋介石威胁利诱实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枪决。刑前，秋白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中国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 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我们看他短短的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功彪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恸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渺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这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就像敌人要给他治病时，他说：不必了。他将生命看得很淡。现在，为了做人，他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认为自己是从绅士家庭，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受着煎熬，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的抉择中受着煎熬。他说以后旧文人将再不会有了，他要将这个典型，这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他说过：“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在这《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这又是他的伟大，他的无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别人也帮他这样做，所谓为尊者讳。而他却不肯。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我在这间旧祠堂里，一年年地来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像着当年门前的小河，河上来往觅渡的小舟。秋白就是从这里出发，到上海办学，去会鲁迅；到广州参与国共合作，去会孙中山；到苏俄去当记者，去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到汉口去主持“八七会议”，发起武装斗争；到江西苏区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他出门登舟时一定想到“野渡无人舟自横”，想到“轻解罗裙，独上兰舟”。那是一种多么悠闲的生活，多么美的诗句，是一个多么宁静的港湾。他的《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他对文学的热爱。他多么想靠上那个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探究生命的归宿。他一生都在觅渡，可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正是这悲剧的遗憾，人们才这样以其生命的一倍、两倍、十倍的岁月去纪念他。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拨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梁实秋、徐志摩现在不是尚享后人之飨吗？如果他革命之后，又拨转船头，退而治学呢，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文坛泰斗。与他同时代的陈望道，本来是和陈独秀一起筹建的，后来退而研究修辞，著《修辞学发凡》，成了中国修辞第一人，人们也记住了他。可是秋白没有这样做。就像一个美女偏不肯去演戏，像一个高个儿男子偏不肯去打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无获，甚至被人误会。一个人无才也就摆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摆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诗才。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返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再不说什么，也许他早已没入历史的年轮。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把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秋白不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无愧的暮年——写在翁独健师逝后 张承志 张承志（1948～），北京人，作家。著有小说《老桥》、《北方的河》、《黑骏马》、《金牧场》，散文集《绿风土》等。 前两年，元史界和北方民族史界的同行们曾筹划为南京大学教授、我国元史研究会会长韩儒林先生纪念八十寿辰，出版一本元史蒙古史论文集。但工作正在进行之中，韩先生却溘然辞世，旨在庆贺的论文集变成了追悼论文集。 今年，我们又筹备为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八十周年、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编辑一本论文集；可是历史又重演了——翁先生竟也在酷暑之际，不留一言，突然弃我们而去，使我们又只能出版一本追悼论文集了！ 至少我感到，大树倒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时代，一个失去长者的时代已经在悄悄地开始。在长者逝去以后，我不愿让自己的文字因规循俗而乖巧、而奉承；也不愿在恩师故世之际嗫嗫嚅嚅作孝子态，我宁愿继续在先生的灵前照旧童言无忌，以求获得我受业于他的最后一课。 翁先生是一位学者，但他作为学者的一生也许是悲剧。我认识的翁先生是一位老人；他作为一位老人却拥有着无愧的暮年。 翁先生个人的著述很少。除了他在哈佛留学期间用英文发表的《元史〈爱薛传〉研究》（一本研究元代中国与欧洲关系的著作）之外，论文很少。其中最重要的《元典章译语集释》（燕京学报三十，1946），仅作了几个词条，显然是一件未完之作。翁先生的论文几乎都发表于40年代末期，那以后，先是繁重的教育工作，再是繁重的学术组织工作——吞没了他的精力和健康，也吞没了他作为一位学者应有的著作。 在他生命的最后七八年间，我总感到：他似乎下定决定不再著述。 从1978年我考上他的研究生以来，我和同学们不知多少次表示愿做助手，愿为先生留下一本传世之作竭尽全力。但他总是微微地摇摇头，默默地吸着他著名的烟斗。他那神态使我内心感到一种震惊，我觉得他似乎看透了一切：包括我们的热心，包括学术著作本身。 我觉得他的那种神态平衡着我的年轻好胜的冲动。但我毕竟是我；1983年我在日本东洋文库进行中北亚历史研究时，我曾向一些极著名的日本教授谈到翁先生是我的导师。但他们的问话使我终生难忘。他们说：“哦，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您的老师，他有什么著作？” 我觉得自尊心受了重重的伤害。著作，著作就是一切！我简直是在咬牙切齿地这样想着、写着。 但翁先生仍默默地噙着他的大烟斗。在他那残破而昏暗的室内，时间在无言中流逝。黯淡的光线映着他的脸，我觉得那脸上现出了一种坚毅。 惜墨真的胜于惜金。 先生不著作。 然而，在他殚精竭虑的领导下，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已经饮誉海内外。伊儿汗——波斯史料《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的汉译本已在我国出版。内蒙古学者对元代另一巨著《元典章》元刊本的点校已经开始。基本史料整理，骨干队伍建设，都已初现规模。翁先生一贯坚持的思想已经在我国蒙元史研究界日益清晰地成为现实。但上述这些本不该由我来写；我知道在这些学业大计的背后，有多少学者在感怀着他们与翁先生之间的故事。那些故事使人们在漫长而枯寂的劳累中，体会到了一种纯净和崇高。 翁先生家门大开，不拒三教九流之客。 我曾经陪着翁先生和外国学者谈话。他握着烟斗，用英语和他们慢声闲谈，但只要听到书名和论文的题目，他马上打断谈话，当场要求把那名字写在纸上，然后仔细问清内容。这时他的小外孙女领着一个同学进来了，她们大概刚上初中，做不出一道英文作业题。翁先生抽出他数不清的辞典中的一本，他给那两个小孩讲解时的神情和主持学术会议完全一样。小姑娘走了，我看见翁先生脸上有一丝快意，也看见外宾脸上浮着惊讶的神色。 翁先生晚年慎于署名著述的态度近于神秘。 无论是我们同学，或是学术界一些同志，往往在自己的论文末尾注明“在翁独健先生指导下”之类的话。这并非恭维，因为翁先生确实细致地关心着他知道的每篇文章，但翁先生一视同仁，一律提笔划掉那句话——他划掉那句话时的那神态简直使人无法理解。 但是，在告别遗体时，当我看到数不尽的学者、青年、前地下党员、工人都在恸哭，为一位哈佛大学博士、燕京大学代理校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副主席失声恸哭时，我突然想： ——作品真的就是一切么？ 也许，有的青年在他人生途中需要一位导师。常常是，有幸遭逢的一席话甚至一句话就能推动人生的一次飞跃，“导师”的意义就在于此。 我在翁先生面前肆无忌惮。我激烈地咒天怨地。我发泄地攻击批评。我发现了一条新史料欣喜若狂絮絮不休。我写作时需要去找翁先生说个痛快才能继续。翁先生总是端着他的大烟斗，心平气和地听着，即使插上几句也全是商量口吻。我特别兴奋的一次是在《文史》上发表了关于天山硇砂的文章之后，那次我对先生说，不管怎样我总算搞出了一篇肯定是正确的文章，因为我利用的不只是史料而且利用了地质资料馆的“物证”，翁先生听着，不加评价，表情也很淡然，但是后来，我胡扯中说了一句： “日本有个古代雅利安博物馆——” 翁先生问：“什么？” 我愚蠢地又说：“古代‘窝、利、安、特’博物馆。古代雅利安——” 翁先生怀疑地望望我。他指指书架说：“那本字典。” 翁先生用他那本我也有的《日语外来语辞典》查了我那个“窝利安特雅利安”—— orient，东方。 我挨了整整一个小时训斥。翁先生在那一小时里的严厉、厌恶、忿忿不满的神情至今像是还在剥着我的皮肉。后来，有时我听见文学界一些朋友嘴里挂着“感觉”、“特棒”、“文化学”等等词儿时，我喜欢抬上一杠： “哪儿棒啦？什么文化？我怎么不懂呀！” 这种抬杠源于那一小时，我已经感到这种抬杠（当然更多是默不做声的）使我收益非浅。 在学问上，我是翁先生的不肖之徒。记得1979年初，我终于没有瞒住，而让翁先生读了我的第一篇小说以后，我使劲解释说，写着玩儿的，休息时写的，我不会耽误功课，而翁先生沉吟了一下，说道： “你会成为个作家。” 他的口气中没有一丝不同意。我觉得他这个人没有一丝干涉学生、干涉别人的选择的习惯。他只是平静地发表了一下他对我观察的见解而已。 1985年年底，我鼓足勇气请求翁先生为我的小说集《北方的河》题写书名。我没有表白我鼓足勇气的原因；没有说一句我对这本集子的自负、珍惜和我盼望能和先生之间留下一点纪念的心情。 翁先生已经捉不牢手里的笔。在他那间永远昏暗的阴冷的屋里，我看见这白发苍苍、生命已届迟暮的老人颤抖着，用硬重的笔触为我写下了“北方的河”这四个年轻的字。 他看不到这本书了。 翁先生在暮年下定决心不著述，这于我是一个深奥的谜。我因为不能悟透这个谜，所以总觉得作品重于一切。但有时我又觉得这里的矛盾并不存在，我们师生其实是在完成着同一个过程，更古怪的是，我虽然年龄尚小却禁不住地总在思想暮年，也许是先生的暮年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是的，生命易老，人终有暮，更重要的应该是暮年的无愧。学术会被后代刷新，著作会被历史淹没，不是所有学者教授都能受到那样的敬重，也不是所有白纸黑字都能受到那样的敬重的。这是一种现世思想呢？还是一种来世思想？——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能有一个像翁先生那样的暮年，是件很难的事，也是件辉煌的事。 在听到翁独健先生逝世噩耗的那一夜，我觉得我该做点功课纪念自己的导师。我打算写一篇严谨扎实的蒙古史论文；但写成的却又是一篇小说。我写了我国蒙古族牧人活动的最西极边境——伊犁的一个名叫波马的地方的日落景象，然后填上了一个题目：《辉煌的波马》。 我相信，先生是会原谅我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记忆 张胜友 张胜友（1948～），福建永定人，作家。著有《世界大串连》（与人合作）、《沙漠风暴》、《十年潮》等作品，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获奖者。 在我的记忆中，故乡老宅门前的那条清水潺潺的小渠，沿着青石铺砌的长长的渠道，伸入田畴，渐远渐去……是永远难以忘怀的。 每逢周六下午，我和弟弟便携手沿着这伸入田畴的青石小路走去。我们的手都像芦苇秆子那般细瘦，我们的腿也像芦苇秆子那般细瘦，连我们的身子也都像芦苇秆子那般细瘦。我们携着细瘦的手，迈着细瘦的腿，晃游着细瘦的身子，蹒跚地渐次渐远地走向村口，去迎候将归尚未归的父亲。 父亲在离家四十华里外的一所乡镇中学执教。每当周六下午，太阳将沉而未沉之际，每当永远穿着蓝布中山装的父亲的身影出现在村口小路上的一刹那，望眼欲穿的我们兄弟俩多高兴呀！我们晃游着芦苇秆子般细瘦的身子磕磕绊绊地迎上前去，一把攥住父亲瘦骨棱棱的手，父亲则忙着解下挂在肩押上的土灰色旧帆布挎包，我们捧着挎包——里面有父亲用旧报纸严严实实包裹着的一小袋米，欢天喜地地回家去。 这一夜，是我们家盛大的节日：四只小眼睛紧紧盯住父亲用抖抖的双手展开一层又一层的旧报纸，小心翼翼地将米一点一点的倒入一锅清水中，直到倒得纤尘不剩；锅里的水翻滚着，不断冒出气泡，稍后又倒入一筐我和弟弟从后山坡采摘来的野菜，用勺搅拌成嫩绿色的稀糊糊——我敢打赌，那种嫩绿绝是世界上最美丽最漂亮最诱人的颜色了。接下来，是父亲喜滋滋地瞅着我们兄弟俩“匝吧匝吧”的狼吞虎咽，直至用舌尖舔净碗边儿碗底儿的一丝丝汁水——那是父亲每日三餐一小撮一小撮硬从嘴里扒拉出来，每晚批改作业时一口杯一口杯地吞服白开水，才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呀！ 其时，田畴不事禾稼，母亲远在三十里外的大山沟沟里筑水库。记得是一个月黑风高夜，有人“咚咚”叩门，我和弟弟急忙披衣起身，趿着木屐去开门，啊，是母亲回来了，怀里还揣着一小米饭——那是母亲苦战大半夜挑土上坝换取来的，她一口也舍不得吃，便急如星火地赶回家来，为我们熬成一锅野菜粥，自己又立即饥肠辘辘地赶回工地去了。然而，母亲的“私逃”还是被“阶级斗争觉悟”极高的民兵连长发觉了，结果被五花大绑押至水库大坝上罚跪示众，以敬效尤。从此，母亲便很少再回家来。 终于有一天，父亲、母亲都前脚踩后脚地回到了家中。积年累月米糠而野菜、野菜而树叶、树叶而草根，弟弟不堪饥馑，终于饿得连芦苇秆似的细瘦的小手也抬不起，终于饿得连眼皮也睁不开，终于饿得小嘴嘤嘤地叫着：“吃、吃、吃……”终于活活饿死了……教书的父亲和筑水库的母亲默默地取下厨房门扇板，用锯、用斧、用铁钉草草制作成一具小棺木，又默默地将弟弟放进小棺木里。 尔后，一家人沿着那依傍着潺潺渠水伸入田畴的青石小路，抬着装有弟弟尸身的小棺木走向村口……尔后，每逢周六下午，太阳衔入西山之际，只剩我一个人伫立在村口小路上迎候将归而未归的父亲…… 岁月流逝，世事苍茫，物是人非。然而，我童年生活的这一段记忆，却永远像刀刻一般镌在我的心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我们的父亲刘少奇 刘平平　刘源　刘婷婷 刘平平（1949～），又名王晴，哥伦比亚大学营养教育博士；刘源（1951～），现任军事科学院政委；刘婷婷（1952～），哈佛大学商学院硕士；祖籍湖南宁乡 。 1967年8月5日，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刀痕。 、康生、陈伯达、戚本禹一伙在中南海内策划了一场批斗刘邓陶的大会，分别在各家院内举行，与的百万人大会遥相呼应。“中央文革特派员”曹轶欧等，亲临现场指挥，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说要在全国放映。 那天，我们这三个一直在父母身边的孩子，被特派员命令参加大会，每个人身后还故意安排几个战士看守。我们几个孩子站在围斗的人群后面，满腔悲愤，眼看着爸爸、妈妈被几个彪形大汉架进会场。大汉们狂暴地按头扭手，强迫他们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坐“喷气式”，拳打脚踢，揪着爸爸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头拍照。 突然，哇的一声号哭打断了会场上的口号和谩骂，“谁敢在这时候哭呢？”人们的目光都转向了大门口，原来是6岁的小小，被如此残暴的景象吓得号啕大哭，拼命往大门后面爬去。顿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木呆了，全场鸦雀无声。源源转身就向外跑。几个战士抓住他，厉声喝道：“你要干什么？”源源使劲挣脱开身：“你们没听见小小在哭吗？”源源一把抱起小小，亲吻着她，吮吸着她的泪水…… 会场的指挥者还觉得“火药味不浓”，命令他们的走卒们“要杀气腾腾”。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斗争会上，爸爸不断遭到野蛮的谩骂和扭打。爸爸的每次答辩，都被口号声打断，随之被人用小红书劈头打来，无法讲下去。我们看见爸爸在尽力反抗，不肯低下那倔强的头。他坚持党的原则，严守党的机密，并为许多好干部承担责任。会场上，突然喊起打倒十几个老干部的口号声，爸爸却纹丝不动。那些人揪着他质问：为什么不喊口号？爸爸回答：“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 接着，那些人把爸爸、妈妈押到会场一角，离开我们只有几步远，硬把他俩按下去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爸爸被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掉，光穿着袜子。就在这时，妈妈突然挣脱，一把紧紧抓住爸爸的手，爸爸不顾拳打脚踢，也紧紧拉着妈妈的手不放，他俩挣扎着挺着身子，手拉手互相对视。这是爸爸跟妈妈最后握手告别！从他们颤抖的双手，从他们深情的目光中，我们看到这两个坚强的员在互相鼓励，我们看到了无限深厚的情谊。在短短的一瞬间，他们传递了自己内心的信念。在近20年的革命斗争中，他们忙于工作，无暇叙说。但他们彼此理解，心心相印，一往情深。有什么语言能表达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又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分开？他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我们多少次看见他们一起去看大字报，但从来没有听到他们彼此间有一句怨言。而今，在这耻辱的“刑场”上，他们要诀别了，永远诀别了。有哪个儿女眼见父母在这样狂暴的蹂躏下握手告别，能不肝肠寸断呢？！几个坏人狠狠地掰开了他们的手，妈妈又奋力挣脱，扑过去抓住爸爸的衣角，死死不放……然而，暴力终于把他们分开了。那些人把一幅画着绞索、红卫兵的笔尖和拳头的漫画套在爸爸的头上。在这一片谩骂和围攻之中，谁能想到漫画的绞索套中竟是我们八亿人民合法选出的国家主席！ 斗争会结束后，爸爸被押回办公室，他疲惫已极，余怒未息，立即按铃把机要秘书叫来。爸爸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正词严地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爸爸要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维护国家的尊严，维护人民的神圣权利，为捍卫神圣的宪法作最后的斗争。尽管秘书当夜就写了汇报，但爸爸的抗议没有得到任何回答。8月7日，爸爸给写信，他严正抗议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书面向提出辞呈，并向写明：“我已失去自由。” 经过这场非人的摧残，爸爸的腰伸不直了，打伤的右腿一瘸一拐地拖着，只能双手扶着走廊的窗台一步一步蹭着移动。为了不使我们难过，一见到我们老远在望着他，他就放开双手，强伸起腰，那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爸爸每淌一滴汗，我们心上就淌一滴血啊！ 妈妈仍被关在后院，头破了，还被强迫劳动搬砖。一位站岗的哨兵看到妈妈背一大筐砖很吃力，就大声“训斥”说：“你不会一次少背几块嘛！”语气是凶狠的，却包含着极大的同情。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个哨兵立即被调走，复员回乡了。 尽管看到爸爸、妈妈惨遭折磨，心如刀绞，我们还是要站在走廊上隔窗远望着。能看见爸爸、妈妈，毕竟是心灵上的一种慰藉啊。可是，万恶的、一伙连这一点也不容许，他们竟采取了更恶毒、凶狠的手段。 那是1967年9月13日上午10点，突然，通知我们立即收拾行李，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批判。我们要求能在假日回家，回答说：“不行，你们给、王光美通过风，报过信，必须好好检查罪行！”我们要求最后看一眼爸爸、妈妈，也被无理拒绝了。怎么办？我们就暗中商量无论如何也要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这样就能再见到爸爸一面了。我们一会儿说要找衣服，一会儿要找书，慢慢悠悠，来回磨蹭，尽量拖延时间。他们可能发觉了我们的用意，就把东西扔进卡车，硬是不准我们见最后一面。就这样，我们被赶出了中南海，赶出了我们的家。这里，我们曾度过幸福的童年；这里，也给我们留下了悲惨的记忆。我们并不留恋这里，我们只是不忍就这样撇下爸爸、妈妈。不能哭、不能喊，我们默默祝愿：“保重呀，爸爸！保重呀，妈妈！我们走了，我们不得不离开你们……”谁知，这竟是我们和亲爱的爸爸的永别！ 瑟瑟秋风，抽打着我们稚嫩的脸颊；滚滚车轮，碾压着我们年轻的心…… 对于这一天，我们并不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我们站在空荡荡的车斗里，看着三个小行李卷。爸爸的嘱咐，又在我们耳边回响：“年轻人要勇敢地走自己的路，许许多多的革命前辈就是从无数的坎坷中锻炼出来的。”“要记住：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的叮咛一字一句地镌刻在我们心头。我们铭记着爸爸的嘱咐，离开家，走到人民之中。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同天下午小小和阿姨也被赶出中南海；晚上，妈妈被正式逮捕入狱。这，就是我们生离死别的一天。 过了几天，爸爸托警卫员转告我们：“让孩子们与我和妈妈划清界限。”这句话使我们难受极了，也使我们想起年初爸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我欢迎你们严厉地批判，也允许你们跟我划清界限，但是一定要说真话。你们要相信爸爸、妈妈没有欺骗你们。”那时我们也很激动。我们深信自己的爸爸、妈妈是好人，没有“造反”离家。现在虽然被迫活活拆散，天各一方，但我们的心是紧紧连在一起的。爸爸懂得我们的心。是啊，爸爸是想用“划清界限”来保护我们，鼓励我们在人民中间顽强地活下去。 我们走了，爸爸，我们离开您了！在我们面前是飓风骤雨，危浪险涛，颠沛流离。十几年来，我们走过批斗和辱骂的夹道，我们在监狱中埋葬过自己最可宝贵的青春时光。闪亮的镣铐卡在我们的骨头上，无法叫我们屈服，却留下永久的疤痕；日夜的围攻使我们愤然剪开手指，让鲜血去流淌，点点滴滴，汇成不屈的血书。 活下去，为了将来把这一切告诉人民，我们肩负着爸爸、妈妈的希望和重托，也带着有朝一日能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渴望，一定要活下去，勇敢地闯出一条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妈妈在山岗上 陈建功 陈建功（1949～），广西北海人，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皇城根》（与人合作），短篇小说《流水弯弯》、《前科》等，散文随笔集《从实招来》等。 四年前，妈妈过世三周年那天，我到八宝山骨灰堂取回了妈妈的骨灰——按照当时的规定，三年期满，骨灰堂不再负保管的责任。 远在广州的父亲来信说，还是入土为安吧！ 可是，哪里去买这一方土？ 四年前那时候还不像现在，现在倒新辟了好几处安葬骨灰的墓地。那时，只有一个别无选择的，形同乱葬岗子的普通百姓的墓地。我去那里看过，普通百姓身后的居处和他们生前的住处一样拥挤。我辈本是蓬蒿人，把妈妈安葬在这里，并不委屈。然而，想到性喜清静的妈妈将挤在这喧嚣的、横七竖八的坟场上，又于心何忍？ 对官居“司局级”方可升堂入室的“革命公墓”，我是不敢奢望的。假若妈妈是个处长，说不定我也会像无数处长的儿子一样，要求追封个“局级”，以便死者荣登龙门，荫及子孙。而我的妈妈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非分之想或许有过——为妈妈买骨灰盒的时候，不知深浅的我，要买一个最好的。我当即被告知：那必须出示“高干证明”。从那以后，我不敢再僭越。现在，妈妈躺在80元一个的骨灰盒里。躺在八十元一个的骨灰盒里的妈妈，得找一个合乎名分的墓地。 最后，我把妈妈的骨灰，埋在我挖过煤的那座大山的山岗上。 那几天，我转悠遍了大半个北京城，终于买到了一个刚好容下骨灰盒的长方形玻璃缸。我又找到一家玻璃店，为这自制的“水晶棺”配上了一个盖。一位朋友开来了一辆“拉达”，把我送到距北京一百多里以外的那座山脚下。 那些曾经一块儿挖过煤的朋友，现在有的已经是矿长了，有的还是工人。不管是当了官的，还是没当官的，谁也没有忘记我的热情好客的妈妈对他们的情分。我们一起动手，把骨灰盒埋下，堆起了一座坟头，又一人搭了一膀子，把那巨大的汉白玉石碑由山脚下一步一步抬上山来。 石碑俯瞰着那条由北京蜿蜒西来的铁路。 我十八岁那年，列车就是顺着这条铁路，把我送到这里当了一名采掘工人的。当年的我，身单力薄，体重不及百斤。我扛着一个裹在蓝塑料布里的巨大的行李卷儿，沿着高达360级的台阶，一步一步爬上山来。此后的十年间，我在这里抡锤打眼，开山凿洞，和窑哥们儿相濡以沫，相嘘以暖，也尝到了政治迫害的风霜。十年以后，二十八岁，当春风重新吹拂中国大地的时候，我揣着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又是顺着这条铁路，迤逦东去，寻回我少年时代便萦绕于心的文学之梦。 我没想到，妈妈的坟居然就正对着这条令人百感交集的铁路线。尽管是巧合，却不能不使人怦然心动。如果说，这是因为我想到了人生际遇的沉浮兴衰，想到了妈妈可以在这山岗上为她的儿子感到自豪和欣慰，那么，我也未免过于肤浅了。妈妈毕竟是妈妈，她当然自豪过，得意过，为儿子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为儿子出版的第一本书，为儿子获得的第一篇评论……然而，妈妈绝不是千千万万望子成龙的妈妈中的一个。我接触过不少望子成龙的妈妈们，她们所能给予自己子女的，只是一种出人头地的焦虑。除了这焦虑，子女们一无所得。我的妈妈绝不想让儿女们为自己挣回点什么，哪怕是一个面子。她从来也没跟我念叨过“争光”、“争气”之类的话。她甚至告诉过我她并不望子成龙，她只希望自己的子女自立自强，自爱自重，度过充实的一生。我当工人的时候，妈妈对我说：“你是不是还应该坚持每周一书？同是工人，我相信，有人活得很贫乏，有人活得很充实。别怨天，别怨地，也别怨生活对你是不是公正。你只能自问是不是虚掷了青春？”我当作家以后，妈妈对我说：“得意的时候，你别太拿这得意当回事，省得你倒霉的时候想不开。其实，只要自己心里有主意，倒霉了，也可以活得很好，知道吗？”……坦率地说，和许许多多儿子们一样，妈妈的话并不句句中听，自然也就不能声声入耳，特别是当儿子有点“出息”了以后。可是，当你在人生旅途上又走了一段以后，你忽然发现，妈妈这平实的劝诫中蕴藏的是一种宠辱不惊的人生信念，自我完善的人格追求，焉知这不正是妈妈为儿子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 我当然不会忘记妈妈是怎样领我去叩文学之门的。我十岁的时候，她开始督促我写日记。我十二岁的时候，她让我读《西游记》。同样是十二岁那年，她教我“反叛”老师：“老师让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吗？为什么不能写得和老师不一样？”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一次“反叛”：用一首诗去完成了一篇作文。结果我得了二分。“如果我是你们老师，我就表扬你。你不是偷懒。按老师的思路一点儿不差地写，那才是偷懒呢？”——其实妈妈也是个老师。多少年后我才明白，敢让学生“反叛”老师的老师，才是最好的老师。妈妈的苦心在我考高中时得到了回报，那试卷的作文题是《我为什么要考高中》。我开始耍小聪明，玩邪的，对于今天的中学生来说，大概也真的不过是小聪明而已。可对于当时循规蹈矩的初中生来讲，确乎有点胆大包天了。富于戏剧性的是，妈妈恰恰是那次中考的阅卷老师之一。阅卷归来，眉飞色舞地夸奖有那么一位考生如何聪明，用书信体写成了这篇作文，成为了全考区公认的一份富于独创性的试卷，为此被加了分。讲完了“别人”，开始数落自己的儿子如何如何不开窍。我等她唠叨够了，才不无得意地告诉妈妈：那位因封卷遮盖而使她不知姓名的答卷者，便是我。 为这个得意的杨塑散文式的结尾，我的下巴颏足足扬了一个夏天。 不过，对于我来说，最为铭心刻骨的，还是文学以外的事情。 我的学生时代，家境并不宽裕。父亲虽然在大学教书，却也不过是个讲师。父母除了抚养姐姐、妹妹和我以外，还要赡养奶奶、外祖。我记得小时候，父亲给年龄尚小的妹妹买来苹果增加营养，我和姐姐只能等在一旁，吃削下来的苹果皮。我的裤子穿短了，总是由妈妈给接上一节。当接上两三节的时候，妈妈就笑着对我说：“看，你这模样简直像个少数民族了！”比起那些地处边远，温饱难继的人们，这当然也算不得什么，可是我读书的学校，是一个集中的地方。那些政治地位优越、衣食无愁的同学们，每逢假日，坐着“华沙”、“胜利”翩然来去。新学年返校，这个谈北戴河度假，那个谈中南海作客，我辈寒士子嗣，自尊心岂有不被伤害之理？我永远忘不了班上一个高傲的女同学，穿着一件蓝灯芯绒面的羔羊皮大衣，雍容华贵，使我不敢直视。每当看见那件皮大衣的时候，我就要想起自己的妈妈穿的那件旧皮袄。那是妈妈从南方调来北京和爸爸团圆时，为了抵御北方的寒风，在旧货店买的。那是一件由无数块一寸见方的碎皮子拼成的皮袄，每年冬天，我都看见妈妈小心翼翼地在那些碎皮子间穿针走线。我常常伤心地想，我妈妈穿的衣服，都不如这些女同学们啊！这感受，被写进了我的日记，它是不可能不被妈妈看见的，因为她每周都要对我的日记作一次评点。 “你怎么这么自卑？你想一想，自己什么都不如人家吗？”妈妈问。 我想了想，我说当然不是，我的书读得比他们多，作文也写得比他们好。 妈妈说，她也想过，除了让姐弟俩吃苹果皮，穿补丁衣服使她有点难过以外，她也不是一个事事都不如人的妈妈。比如，她可以告诉我们该读些什么书，怎样写好作文。 我哭了。妈妈也哭了。 我告诉妈妈，我错了，我不跟他们比这些。 “那你觉得怎么想才是对？” “比读书，比学习。”我说。 妈妈笑了，说：“这当然不坏。不过，慢慢你就明白了，读书、学习也不是怄气的事，干吗老想着‘比’？你得学会把读书、学习、思考、创造，都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我这话你大概理解不了，以后再说吧！” 我当时的确是似懂非懂，只有当我十八岁以后，一个人借着矿区宿舍一盏自制的床头灯，偷偷读《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又偷偷开始写一点什么的时候，才渐渐领会了妈妈这段话的深意。那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而我，不仅从事着最艰苦的职业，而且政治上也屡经坎坷。连我自己都颇觉奇妙，十年光阴何以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尽管迷茫，却不空虚，尽管苦闷，却不消沉。我把一颗心完全沉浸在写作和读书里。书，大部分是妈妈利用分管图书馆之便，偷偷借给我的。坦率地说，也有一部分是我溜进矿上列为“四旧”的书库，偷出来的。“读书人，偷书还叫偷吗？”孔乙己的这句话，常常被我引以自嘲。 当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会觉得活得那样忙碌而充实。你不再怨天忧人，也不再度日如年。你渐渐地理解了，你的妈妈不可能留给你万贯家财，她甚至也不大关心你是否能吃上文学这碗饭——我猜想其中不乏余悸和苦衷。你的妈妈最关心的，是她的儿女是否能选择到一种有意义的活法儿。这活法儿使他们即便身处卑微，也不会失去自立于同类的尊严感，不会失去享受充实的人生的自信。 妈妈病故的时候，年仅五十五岁。 我已经忘记是哪一位作者在哪一篇文章里讲过自己过生日的惯例了：那一天他绝不张灯结彩，也绝不大快朵颐。他把生日那天作为“母难日”，他说因为自己的出生给母亲带来了太大的痛苦。 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最适宜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孝心。不过，这“母难日”三个字，总使我难免动容。因为我不仅是在出生那天给母亲带来痛苦的儿子，而且是给母亲带来了终生灾难的儿子。因我的出生，使妈妈患了风湿性心脏病，而母亲如此过早地亡故，恰恰是由于心脏病的发作。 我没有更多的话好说。 好好活着。充实，自信，宠辱不惊。像妈妈期望的那样。 妈妈还在山岗上。山岗是普通的。妈妈也是普通的。 每年清明，我都去看望山岗上的妈妈。 妈妈去世后，我们三个子女各自拿了一件遗物作纪念，我拿的，是那件用无数块碎皮子拼成的皮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母亲，我不识字的文学导师 梁晓声 梁晓声（1949～），祖籍山东荣城，生于哈尔滨市，作家。著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间烟火》、《雪城》等短中篇小说集及长篇小说多部。 1949年9月22日，我出生在哈尔滨市安平街一个人家众多的大院里。我的家是一间半低矮的苏联房屋。邻院是苏联侨民的教堂，经常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我从小听惯了教堂的钟声。 父亲目不识丁。祖父也目不识丁。原籍山东省荣城县温泉寨村。上溯18代乃至28代38代，尽是文盲，尽是穷苦农民。 父亲十几岁时，被生活所逼迫，随村人“闯关东”来到了哈尔滨。 他是我们家族史上的第一个工人。建筑工人。他转折了我们这一梁姓家族的成分。我在小说《父亲》中，用两万余纪实性的文字，为他这一个中国的农民出身的“工人阶级”立了一篇小传。从转折的意义讲，他是我们家族史上的一座碑。 父亲对我走上文学道路从未施加过任何有益的影响。不仅因为他是文盲，也因为从1956年起，我七岁的时候，他便离开哈尔滨市建设大西北去了。从此每隔两三年他才回家与我们团聚一次。我下乡以后，与父亲团聚一次更不易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反对我们几个孩子“看闲书”的。父亲常因母亲给我们钱买“闲书”而对母亲大发其火。家里穷，父亲一个人挣钱养家口，也真难为他。每一分钱都是他用汗水换来的。父亲的工资仅够勉强维持一个家庭最低水平的生活。 母亲也是文盲。但母亲与父亲不一样，父亲是个崇尚力气的文盲，母亲是个崇尚文化的文盲。对我们几个孩子寄托的希望也便截然对立，父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靠力气吃饭，母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成为靠文化自立于社会的人。希望矛盾，对我们的教育宗旨、教育方式便难统一。父亲的教育方式是严厉的训斥和惩罚，母亲对我们的教育则注重在人格、品德、礼貌和学习方面。值得庆幸的是，父亲常年在大西北，我们从小接受的是母亲的教育。母亲的教育至今仍对我为人处世深有影响。 母亲从外祖父那里知道许多书中的人物和故事，而且听过一些旧戏，乐于将书中或戏中的人物和故事讲给我们。母亲年轻时记忆强，什么戏剧什么故事，只要听过一遍，就能详细记住。母亲善于讲故事，讲时带有很浓的个人感彩。我从五六岁起，就从母亲口中听到过《包公传》、《济公传》、《杨家将》、《岳家将》、《侠女十三妹》的故事。母亲是个很善良的女人。善良的女人大多喜欢悲剧。母亲尤其愿意、尤其善于讲悲剧的故事：《秦香莲》、《风波亭》、《赵氏孤儿》、《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母亲边讲边落泪，我们边听边落泪。 我于今在创作中追求悲剧情节，悲剧色彩，不能自已地在字里行间流溢浓重的主观感彩，可能正是由于小时候听母亲带着她浓重的主观感彩讲了许多悲剧故事的结果。我认为，文学对于一个作家儿童时代的心灵所形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一个作家在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的创作风格起着“先天”的、潜意识的制约。 我们长大了，母亲衰老了。母亲再也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给我们讲故事了。母亲操持着全家人的生活，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心思重复那些典型的中国式的悲剧色彩很浓的传统故事了。母亲一生就是一个悲剧。她至今没过上一天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们也不再满足于听母亲讲故事了。我们都能读书了，我们渴望读书。只要是为了买书，母亲给我们钱时从未犹豫过。母亲没有钱，就向邻居借。母亲这个没有文化的女人，凭着做母亲的本能认为，读书对于她的孩子们总归是有益的事。 家中没有书架，也没有摆书架的地方。母亲为我们腾出了一只旧木箱。我们买的书，包上书皮儿，看过后存放箱子里。 最先获得买书特权的，是我的哥哥。 哥哥也酷爱文学。我对文学的兴趣，一方面是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不自觉地培养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受哥哥的熏染。 我读小学时，哥哥读初中。我读初中时，哥哥读高中。 60年代的教学，比今天更体现对学生的文学素养的普遍重视。哥哥高中读的已不是《语文》课本，而是《文学》课本。 哥哥的《文学》课本，便成了我常常阅读的“文学”书籍。哥哥无形中取代了母亲家庭“故事员”的角色。每天晚上，他做完功课，便捧起《文学》课本，为我们朗读。我们理解不了的，他就耐心启发我们。 我想买《红旗谱》，只有向母亲要钱。为了要钱我去母亲做活的那个条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厂找母亲。 那个街道小工厂里的情形像中世纪的奴隶作坊。200多平方米的四壁颓败的大屋子，低矮、阴暗、天棚倾斜，仿佛随时会塌下来。五六十个家庭妇女，一人坐在一台破旧的缝纫机旁，一双接一双不停歇地加工棉胶鞋鞋帮。到处堆着毡团，空间毡绒弥漫。所有女人都戴口罩。夏日里从早到晚，一天戴八个乃至十个小时的口罩，可想而知是种什么罪。几扇窗子一半陷在地里，无法打开，空气不流通，闷得使人头晕。耳畔脚踏缝纫机的声音响成一片，女工们彼此说话，不得不摘下口罩，扯开嗓子。话一说完，就赶快将口罩戴上。她们一个个紧张得不直腰，不抬头，热得汗流浃背。有几个身体肥胖的女人，竟只穿着件男人的背心，大概是他们的丈夫的。我站在门口，用目光四处寻找母亲，却认不出在这些女人中，哪一个是我的母亲。 负责给女工们递送毡团的老头问我找谁，我说出了母亲的名字。 “在那儿！”老头用手一指。 我这才发现，最里边的角落，有一个瘦小的身躯，背对着我，像800度的近视眼写字一样，头低垂向缝纫机，正做活。 我走过去，轻轻叫了一声： “妈……” 母亲没听见。 我又叫了一声。 母亲仍未听见。 “妈！”我喊起来。 母亲终于抬起了头。 母亲瘦削的憔悴的脸，被口罩遮住二分之一。口罩已湿了，一层毡绒附着上面，使它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的。母亲的头发上衣服上也落满了毡绒，母亲整个人都变成毛茸茸的褐色的。这个角落更缺少光线，更暗。一只可能是100瓦的灯泡，悬吊在缝纫机上方，向窒闷的空间继续散发热。一股蒸蒸的热气顿时包围了我。缝纫机板上水淋淋的，是母亲滴落的汗。母亲的眼病常年不愈，红红的眼睑夹着黑白混浊的眼睛，目光迟呆地望着我，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找妈有事？” “妈，给我两元钱……”我本不想再开口要钱。亲眼看到母亲是这样挣钱的，我心里难受极了。可不想说的话说了。我追悔莫极。 “买什么？” “买书……” 母亲不再多问，手伸入衣兜，掏出一卷毛票，默默点数，点够了两元钱递给我。 我犹豫地伸手接过。 离母亲最近的一个女人，停止做活，看着我问：“买什么书啊？这么贵！” 我说：“买一本长篇。” “什么长篇短篇的！你瞧你妈一个月挣三十几元钱容易吗？你开口两元，你妈这两天的活白做了！”那女人将脸转向母亲，又说：“大姐你别给他钱，你是当妈的，又不是奴隶！供他穿，供他吃，供他上学，还供他花钱买闲书看呀？你也太顺他意了！他还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咋的？” 母亲淡然苦笑，说：“我哪敢指望他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呢！我可不就是为了几个孩子才做活的么！这孩子和他哥一样，不想穿好吃好，就爱看书。反正多看书对孩子总是有些教育的，算我这两天活白做了呗！”说着，俯下身，继续蹬缝纫机。 那女人独自叹道：“唉，这老婆子，哪一天非为了儿女们累死在缝纫机旁！……” 我心里内疚极了，一转身跑出去。 我没有用母亲给我的那两元钱买《红旗谱》。 几天后母亲生了一场病，什么都不愿吃，只想吃山楂罐头，却没舍得花钱给自己买。 我就用那两元钱，几乎跑遍了道里区的大小食品商店，终于买到了一听山楂罐头，剩下的钱，一分也没花。 母亲下班后，发现了放在桌上的山楂罐头，沉下脸问：“谁买的！” 我说：“妈，我买的。用你给我那两元钱为你买的。”说着将剩下的钱从兜里掏出来也放在了桌上。 “谁叫你这么做的？”母亲生气了。 我呐呐地说；“谁也没叫我这么做，是我自己……妈，我今后再也不向你要钱买书了！……” “你向妈要钱买书，妈不给过你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还说这种话？一听罐头，妈吃不吃又能怎么样呢？还不如你买本书，将来也能保存给你弟弟们看……” “我……妈，你别去做活了吧！……”我扑在母亲怀里，哭了。 今天，当我竟然也成了写书人的今天，每每想起儿时的这些往事以及这份特殊的母爱，不免一阵阵心酸。我在心底一次次呼喊：我爱您，母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挥手——怀念我的父亲 赵丽宏 赵丽宏（1951～），上海市崇明县人，当代作家。著有《珊瑚》、《生命草》、《心画》等。 深夜，似睡似醒，耳畔得得有声，仿佛是一支手杖点地，由远而近……父亲，是你来了么？骤然醒来，万簌俱寂，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打开台灯，父亲在温暖的灯光中向我微笑。那是一张照片，是去年陪他去杭州时我为他拍的，他站在西湖边上，花影和湖光衬托着他平和的微笑。照片上的父亲，怎么也看不出是一个八十多岁的人。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为他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一个月前，父亲突然去世。那天母亲来电话，说父亲气急，情况不好，让我快去。这时，正有一个不速之客坐在我的书房里，是从西安来约稿的一个编辑。我赶紧请他走，还是耽误了五六分钟。送走那不速之客后，我便拼命骑车去父亲家，平时需要骑半个小时的路程，只用了十几分钟，也不知这十几里路是怎么骑的，然而我还是晚到了一步。父亲在我回家前的十分钟停止了呼吸。一口痰，堵住了他的气管，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两声：“我透不过气来……”便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救护车在我之前赶到，医生对垂危的父亲进行了抢救，终于无功而返。我赶到父亲身边时，他平静地躺着，没有痛苦的表情，脸上似乎略带微笑，就像睡着了一样。他再也不会笑着向我伸出手来，再也不会向我倾诉他的病痛，再也不会关切地询问我的生活和创作，再也不会拄着拐杖跑到书店和邮局，去买我的书和发表有我文章的报纸和刊物，再也不会在电话中笑声朗朗地和孙子聊天……父亲！ 因为父亲走得突然，子女们都没有能送他。父亲停止呼吸后，我是第一个赶回到他身边的。我把父亲的遗体抱回到他的床上，为他擦洗了身体，刮了胡子，换上了干净的衣裤。这样的事情，父亲生前我很少为他做，他生病时，都是母亲一个人照顾他。小时候，父亲常常带我到浴室里洗澡，他在热气蒸腾的浴池里为我洗脸擦背的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得，想不到，我有机会为父亲做这些事情时，他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父亲，你能感觉我的拥抱和抚摸么？ 父亲是一个善良温和的人，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脸上总是含着宽厚的微笑。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一句，更没有打过一下，对其他孩子也是这样。也从来没有见到他和什么人吵过架。父亲生于1912年，是清王朝覆灭的第二年。祖父为他取名鸿才，希望他能够改变家庭的窘境，光耀祖宗。他的一生中，有过成功，更多的是失败。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是家乡的传奇人物：一个贫穷的佃户的儿子，靠着自己的奋斗，竟然开起了好几家兴旺的商店，买了几十间房子，成了使很多人羡慕的成功者。家乡的老人，至今说起父亲依旧肃然起敬。年轻时他也曾冒过一点风险，抗日战争初期，在日本人的刺刀和枪口的封锁下，他摇着小船从外地把老百姓需要的货物运回家乡，既为父老乡亲做了好事，也因此发了一点小财。抗战结束后，为了使他的店铺里的职员们能逃避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父亲放弃了家乡的店铺，力不从心地到上海开了一家小小的纺织厂。他本想学那些叱咤风云的民族资本家，也来个“实业救国”，想不到这就是他在事业上衰败的开始。在汪洋般的大上海，父亲的小厂是微乎其微的小虾米，再加上他没有多少搞实业和管理工厂的经验，这小虾米顺理成章地就成了大鱼和螃蟹们的美餐。他的工厂从一开始就亏损，到解放的时候，这工厂其实已经倒闭，但父亲要面子，不愿意承认失败的现实，靠借债勉强维持着企业。到公私合营的时候，他那点资产正好够得上当一个资本家。为了维持企业，他带头削减自己的工资，减到比一般的工人还低。他还把自己到上海后造的一幢楼房捐献给了公私合营后的工厂，致使我们全家失去了存身之处，不得不借宿在亲戚家里，过了好久才租到几间石库门里弄中的房间。于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是一个名不符实的资本家，而这一顶帽子，也使我们全家消受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我的童年时代，家里一直是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记得我小时候身上穿的总是用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改做的旧衣服，上学后，每次开学前付学费时，都要申请分期付款。对于贫穷，父亲淡然而又坦然，他说：“穷不要紧，要紧的是做一个正派人，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们从未因贫穷而感到耻辱和窘困，这和父亲的态度有关。“文革”中，父亲工厂里的“造反队”也到我们家里来抄家，可厂里的老工人知道我们的家底，除了看得见的家具摆设，家里不可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来抄家的人说：“有什么金银财宝，自己交出来就可以了。”记得父亲和母亲耳语了几句，母亲便打开五斗橱抽屉，从一个小盒子里拿出一根失去光泽的细细的金项链，交到了“造反队员”的手中。后来我才知道，这根项链，还是母亲当年的嫁妆。这是我们家里惟一的“金银财宝”……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天夜晚，“造反队”闯到我们家带走了父亲。和我们告别时，父亲非常平静，毫无恐惧之色，他安慰我们说：“我没有做过亏心事，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你们不要为我担心。”当时，我感到父亲很坚强，不是一个懦夫。在“文革”中，父亲作为“黑七类”，自然度日如年。但就在气氛最紧张的日子里，仍有厂里的老工人偷偷地跑来看父亲，还悄悄地塞钱接济我们家。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我由此了解了父亲的为人，也懂得了人与人之间未必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关系。父亲一直说：“我最骄傲的事业，就是我的子女，个个都是好样的。”我想，我们兄弟姐妹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一些作为，和父亲的为人，和父亲对我们的影响有着很大关系。 记忆中，父亲的一双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挥动…… 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远足，都是父亲去送我的。他站在路上，远远地向我挥动着手，伫立在路边的人影由大而小，一直到我看不见…… 第一次送别是我小学毕业，我考上了一所郊区的住宿中学，那是六十年代初。那天去学校报到时，送我去的是父亲。那时父亲还年轻，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沉重。中学很远，坐了两路电车，又换上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生的风景，可我根本没有心思欣赏。我才十四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离开过父母，想到即将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寄宿生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紧张。一路上，父亲很少说话，只是面带微笑默默地看着我。当公共汽车在郊区的公路上疾驰时，父亲望着窗外绿色的田野，表情变得很开朗。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他看了我一眼，大概发现了我的惶惑和不安，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胛，又说：“你闻闻这风中的味道，和城市里的味道不一样，乡下有草和树叶的气味，城里没有。这味道会使人健康的。我小时候，就是在乡下长大的。离开父母去学生意的时候，只有十二岁，比你还小两岁。”父亲说话时，抚摸着我的肩胛的手始终没有移开，“离开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比现在晚一些，树上开始落黄叶了。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我离家才没有几天，突然就发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里的庄稼全冻死了。我没有棉袄，只有两件单衣裤，冷得瑟瑟发抖，差点没冻死。”父亲用很轻松的语气，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所有的艰辛和严峻，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并不是一个深沉的人，但谈起遥远往事的时候，尽管他微笑着，我却感到了他的深沉。那天到学校后，父亲陪我报到，又陪我找到自己的寝室，帮我铺好了床铺。接下来，就是我送父亲了，我要把他送到校门口。在校门口，父亲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头，然后笑着说：“以后，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开始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会习惯的。”说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门。我站在校门里，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校门外是一条大路，父亲慢慢地向前走着，并不回头。我想，父亲一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果然，走出十几米远时，父亲回过头来，见我还站着不动，父亲就转过身，使劲向我挥手，叫我回去。我只觉得自己的视线模糊起来……在我少年的心中，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对父亲是如此依恋。 父亲第二次送我，是“文化革命”中了。那次，是出远门，我要去农村“插队落户”。当时，父亲是“有问题”的人，不能随便走动，他只能送我到离家不远的车站。那天，是我自己提着行李，父亲默默地走在我身边。快分手时，他才呐呐地说：“你自己当心了。有空常写信回家。”我上了车，父亲站在车站上看着我。他的脸上没有露出别离的伤感，而是带着他常有的那种温和的微笑，只是有一点勉强。我知道，父亲心里并不好受，他是怕我难过，所以尽量不流露出伤感的情绪。车开动了，父亲一边随着车的方向往前走，一边向我挥着手。这时我看见，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 父亲第三次送我，是我考上大学去报到那一天。这已经是1978年春天。父亲早已退休，快七十岁了。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我坚决不要他送。父亲拗不过我，便让步说：“那好，我送你到弄堂口。”这次父亲送我的路程比前两次短得多，但还没有走出弄堂，我发现他的脚步慢下来。回头一看，我有些吃惊，帮我提着一个小包的父亲竟已是泪流满面。以前送我，他都没有这样动感情，和前几次相比，这次离家我的前景应该是最光明的一次，父亲为什么这样伤感？我有些奇怪，便连忙问：“我是去上大学，是好事情啊，你干嘛这样难过呢？”父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想为什么总是我送你离开家呢？我想我还能送你几次呢？”说着，泪水又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这时，我突然发现，父亲花白的头发比前几年稀疏得多，他的额头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过的皱纹。父亲是有点老了。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儿女的长大，总是以父母青春的流逝乃至衰老为代价的，这过程，总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悄悄地进行，没有人能够阻挡这样的过程。 父亲中年时代身体很不好，严重的肺结核几乎夺去了他的生命。曾有算命先生为他算命，说他五十七是“骑马过竹桥”，凶多吉少，如果能过这一关，就能长寿。五十七岁时，父亲果真大病一场，但他总算摇摇晃晃地走过了命运的竹桥。过六十岁后，父亲的身体便越来越好，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几二十岁，曾经有人误认为我们父子是兄弟。八十岁之前，他看上去就像六十多岁的人，说话，走路，都没有老态。几年前，父亲常常一个人突然地就走到我家来，只要楼梯上响起他缓慢而沉稳的脚步声，我就知道是他来了，门还没开，门外就已经漾起他含笑的喊声……四年前，父亲摔断了胫股骨，在医院动了手术，换了一个金属的人工关节。此后，他便一直被病痛折磨着，一下子老了许多，再也没有恢复以前那种生机勃勃的精神状态。他的手上多了一根拐杖，走路比以前慢得多，出门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不过，只要遇到精神好的时候，他还会柱着拐杖来我家。 在我的所有读者中，对我的文章和书最在乎的人，是父亲。从很多年前我刚发表作品开始，只要知道哪家报纸杂志刊登有我的文字，他总是不嫌其烦地跑到书店或者邮局里去寻找，这一家店里没有，他再跑下一家，直到买到为止。为做这件事情，他不知走了多少路。我很惭愧，觉得我的那些文字无论如何不值得父亲去走这么多路。然而再和他说也没用。他总是用欣赏的目光读我的文字，尽管不当我的面称赞，也很少提意见，但从他阅读时的表情，我知道他很为自己的儿子骄傲。对我的成就，他总是比我自己还兴奋。这种兴奋，有时我觉得过分，就笑着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的儿子很一般，你不要太得意。”他也不反驳我，只是开心地一笑，像个顽皮的孩子。在他晚年体弱时，这种兴奋竟然一如十数年前。前几年，有一次我出版了新书，准备在南京路的新华书店为读者签名。父亲知道了，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去看看，因为这家大书店离我的老家不远。我再三关照他，书店里人多，很挤，千万不要凑这个热闹。那天早晨，书店里果然人山人海，卖书的柜台几乎被热情的读者挤塌。我欣慰地想，好在父亲没有来，要不，他撑着拐杖在人群中可就麻烦了。于是我心无旁鹜，很专注地埋头为读者签名。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我无意中抬头时，突然发现了父亲，他拄着拐杖，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个人默默地在远处注视着我。唉，父亲，他还是来了，他已经在一边站了很久。我无法想像他是怎样拄着拐杖穿过拥挤的人群上楼来的。见我抬头，他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向我挥了挥手。我心里一热，笔下的字也写错了…… 去年春天，我们全家陪着我的父母去杭州，在西湖边上住了几天。每天傍晚，我们一起湖畔散步，父亲的拐杖在白堤和苏堤上留下了轻轻的回声。走得累了，我们便在湖畔的长椅上休息，父亲看着孙子不知疲倦地在他身边蹦跳，微笑着自言自语：“唉，年轻一点多好……” 死亡是人生的必然归宿，雨果说它是“最伟大的平等，最伟大的自由”，这是对死者而言，对失去了亲人的生者们来说，这永远是难以接受的事实。父亲逝世前的两个月，病魔一直折磨着他，但这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只是一种叫“带状疱疹”的奇怪的病，父亲天天被剧烈的疼痛折磨得寝食不安。因为看父亲走着去医院检查身体实在太累，我为父亲送去一辆轮椅，那晚在他身边坐了很久，他有些感冒，舌苔红肿，说话很吃力，很少开口，只是微笑着听我们说话。临走时，父亲用一种幽远怅惘的目光看着我，几乎是乞求似的对我说：“你要走？再坐一会儿吧。”离开他时，我心里很难过，我想以后一定要多来看望父亲，多和他说说话。我决没有想到再也不会有什么“以后”了，这天晚上竟是我们父子间的永别。两天后，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父亲去世前一天的晚上，我曾和他通过电话，在电话里，我说明天去看他，他说：“你忙，不必来。”其实，他希望我每天都在他身边，和他说话，这是我知道的，但我却没有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每天陪着他！记得他在电话里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自己多保重。”父亲，你自己病痛在身，却还想着要我保重。你最后对我说的话，将无穷无尽回响在我的耳边，回响在我的心里，使我的生命永远沉浸在你的慈爱和关怀之中。父亲！ 现在，每当我一人静下心来，面前总会出现父亲的形象。他像往常一样，对着我微笑。他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向我挥手，就像许多年前他送我时，在路上回过头来向我挥手一样，就像前几年在书店里站在人群外面向我挥手一样……有时候我想，短促的人生，其实就像匆忙的挥手一样，挥手之间，一切都已经过去，已经成为过眼烟云。然而父亲对我挥手的形象，我却无法忘记。我觉得这是一种父爱的象征，父亲将他的爱，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遗憾和痛苦，都流露渲泄在这轻轻一挥手之间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藏在相册里的命运 陆星儿 陆星儿（1951～），女，上海人，作家。著有《美的结构》、《啊！青鸟》、《灰楼里的童话》等。 有位好朋友突然提出要求，想看看我小时候的照片。我说，小时候很傻的，胖乎乎，两根小辫儿永远麻花似地拧着，没什么好看的。他却固执地要看。我只好去母亲住的老房子里翻找。我小时候照片不多，夹在母亲珍藏了几十年的一本旧的发黄的相册里。那是一种最老式的相册，很普通的硬壳子封面，暗棕色的，里面的照片都是陈旧的、黑白的，一寸二寸的参差不齐，还用背后沾胶的透明像角固定着，便不可轻易挪动了，截然不同现在的，一律彩色，一律放大到六寸，一本本一叠叠的神气又灿烂。所以，母亲的旧相册，似乎早被遗忘了，一直塞在衣柜最冷的一角。而我母亲的老房子也长久不住人了，当我在黯黯的房间里，从更黯黯的衣柜中抽出那本相册时，仿佛隐隐地闻到一股潮潮的霉气。但是，亮起灯，一页页小心掀看时，我只觉得柔和温暖的光亮照耀出一个又一个令人震惊又令人感慨的画面，尽管是黑白的，却亦神气却亦灿烂。当然，不是为我自己小的时候，是为我母亲曾经那样年轻过，那样漂亮过，那样楚楚动人过。可我依然能闻出那股霉气，它淡淡地笼罩着那年轻、那漂亮、那楚楚动人…… 我的心不由地沉重，不由地感伤。 窗帘严严地遮着。我黯然地坐在一只方凳上，腿上翻开着相册。方凳是坚实的硬木，听母亲说，是从家乡海门镇上运来的，我想像，一定是条木船，还有“咯吱咯吱”的浆声。记忆中，海门的家是个大院，院子的门前是条宽阔的路，和大路并排着弯弯曲曲的是一条又清亮又安静的大河。五岁前，我常住在那个大院，常在大河边奔跑，缠我的精瘦的奶奶和斯文的爷爷。没人告诉我父亲母亲在那里，我也不想念他们。有一天，奶奶突然扶着院门恸哭，呼天抢地的，瘦小的身子缩瑟得更加瘦小了。就是那一天，我两根拖在背后的辫儿梢上扎了两朵白花。不久，母亲接我和姐姐来上海，先是坐“二等车”，再是坐轮船。而上海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间十来个平方米的小屋。那时候我们真小，兄妹四个和母亲只住这一间小屋，也从来不觉得挤。小屋里的生活没有父亲。小屋里的生活母亲最操劳，起早贪黑地忙。我只知道，母亲在国棉十四厂做医生，大家叫她“周医生”。我还知道，在我父亲病故之前，母亲是不工作的。父亲突然走了，不管不顾的。那时候母亲才三十岁，弟弟刚生下六个月。三十岁的母亲已经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可三十岁的女人，正是最好的时候，母亲例外又不例外。相册里有一张母亲三十岁时的照片：清瘦、秀丽、擦肩的短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左鬓角别一朵白花。她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但镇静，虽然清瘦得过于使脸部分明的线条又略略透出蕴含的一缕凄怜与苦楚。拍那张照片，是为寻工作派用场的。两年之后，母亲的另一张照片，神采便迥然不同了：在护校的校园里，母亲和同班的两个女同学合影，她穿一件有三颗小布扣子的蟹青色衬衫，束一条藏青色的喇叭裙，仍然是短发，仍然梳理得整齐，不同的是，鬓角的白花摘了，她在笑着，很抖擞，很风采。护校毕业后到工作，那条藏青色喇叭裙一定不穿了，它的颜色还像新的青得很深沉，很大方。我记得，我去北大荒前收拾行装，悄悄地把母亲的这条喇叭裙裹进了被子里。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穿裙子，我的花裙子，都是母亲自己扯了花布给我做，放在小屋门口的那台缝纫机常在半夜里还“咔哒咔哒”地响。四个孩子的衣服要做，要补，母亲只能少睡觉地替我们忙碌。半夜醒来，朦胧的灯光里看母亲挺挺的背影，听流畅的“咔哒”声，一种拥有依靠的温暖一层层地裹住我的心，我渐渐地又睡得更沉更熟。我们的小屋确实清贫，板壁糊的是白纸。但小屋又确实温暖和睦，兄妹四个从来不争不吵的。哥哥最大，读中学时他就参加市少年宫文学小组。印象中的哥哥，手里永远卷着本书，就是洗脚的几分钟，也不肯放开。1957年，他刚读高一，就偷偷在户口簿上改了年龄报名去安徽上山下乡。送哥哥走时的一张全家照，母亲显得更瘦。我们没有父亲，便以长兄为父，母亲的心理对于长子显然有着一种依赖。哥哥却执拗地要离开小屋，他很血气方刚的，为说服母亲，天天在她枕下压进一封信。做完中班回来的母亲读着那一封封动情的信，眼泪湿透了枕巾，但她最终没阻拦哥哥的选择。接着，姐姐没考上大学去了新疆；再接着我很激进地第一批报名去北大荒；再接着，弟弟毕业分配，又是“一片红”，不予照顾地统统到农村接受再教育。送弟弟最后一个离开小屋，母亲晕倒在月台上…… 那大概是1970年。 小屋渐渐冷清，并且终于完全空荡荡的没有笑声少了生气。从前塞满床底的木箱、皮箱、藤箱，被我们四个一一瓜分，连母亲一只大樟木箱里所有能给我们使用的“存货”也丝毫不保留地分光。寂寞的一年又一年，母亲全部的寄托就是儿女们的一封封来信，盼望着两年一次，四年一次我们的回家探亲，你来我走。母亲不断地接不断地送，接到时满脸堆笑，送走时眼眶潮潮的难舍难分。空白的一年又一年，小屋里除了等待期望没有变化，仍孤独地住着母亲一人。我们却在外面经历了很多，闯荡了很多，尽情尽兴地常常会淡忘了那小屋。平淡的一年又一年，母亲不知不觉老多了，不知不觉添了这病那病的，也不知不觉就到了退休的年龄。为办一张退休证，母亲很郑重其事地去梅兰照相馆拍了张一寸的小照，穿件中式棉袄，领子熨熨贴贴地围着颈脖。那张小照很不起眼地夹在那本相册里，但恰恰和三十年前母亲为寻工作而拍的照片并在一起。是故意的。三十年的变化便跃然夺目：母亲的头发花白了，牙齿脱落了半口，皱纹从眼角伸展到耳根，一道道地由细渐渐变粗。“我老多了吧？”母亲有时会问我。确实老多了。我不敢说出口，心在疼。母亲尽管老了，还是念念地牵记着我们，哥哥第一个有儿子，母亲顾及他们的困难，把孙子接到上海。我毕业前夕也面临产期，她又从上海赶到北京照料我做月子，我住的房子是临时借的，是一间既简陋又狭小的板房，炉子只能放在门外，北京又常常刮风，很难煮熟一顿饭。母亲没有怨言，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把我们母子俩照顾得舒舒坦坦。外孙是个漂亮的小子，母亲每次搂着他照相，眼睛总像开了花似地欢欣。她说，她最喜欢给婴儿洗澡。她和光着身子在澡盆里嬉水的外孙有一张合影，是黑白的，那天我儿子满月，小脸盘人模人样地可爱。这好像是我们最后一次用黑白卷拍照，母亲把它夹在那本旧相册的最后一页。 一段历史仿佛在最后一页结束。 但生活不会停滞的。给母亲过六十五岁生日的时候，弟弟也有了个小女儿，小得像猫，就叫她“咪咪”。这小家伙是弟弟的性命、夙愿。母亲自然也为弟弟高兴，又心甘情愿地搬去弟弟家为他们带孙女了。我们兄妹四个都成年了，却仍然那么需要母亲，尤其现在，我自己带儿子来上海工作，最好有母亲帮我一把，而我弟弟的妻子自费去了澳大利亚，那也是千辛万苦才办成的，他们才两岁的咪咪又动了手术一步也离不开母亲的照应。三四十年，我们谁都理所当然地接受着母亲用毕生的精力分摊给我们的关怀、爱护、抚养、帮助，可是，我们兄妹四个有谁真正体贴过母亲的内心呢？！…… 小屋静悄悄的。屋里的陈设依旧：写字台，有两扇玻璃门的橱，还有四只硬木的、从乡下运来的凳子……这些陈旧的家具和这本陈旧的相册，突然使我很深很深地体会到一份浓浓的、化不开的伤感，还有一股强烈的、还不清的惭愧与内疚。我又从头翻看相册，久久凝视着年轻时的母亲，秀丽时的母亲，漂亮时的母亲。年轻、秀丽、漂亮，这对任何一个女人都是最难得的财富，都是最好的时光，都应该尽情地利用，去享受生命赋予的美好与美妙。但母亲没有过这种享受。难道是她自己不会享受吗？回想起来，有几次和母亲闹情绪，怨她过分地管束我，干涉我，母亲哭了，很伤心很伤心，赌气地拎着包要走，那间小屋扑满灰尘，没有煤气，也没有电视机，母亲一个人怎么过？！我气软了，把母亲哄住。母亲气消得很快，又去忙活了。这样的争执虽然不多，可争执之后，我心里会自责地不能平静。我想，我们常在为自己感情生活的幸与不幸哭哭笑笑，要死要活，为什么这几十年却从未想到过母亲也需要这样的“哭笑”和这样的“死活”？！她也是个女人，而且，还曾是一个那么标致、那么风韵十足的女人。她的一生不应该只为着我们。我们太不懂事了，像总也不肯割断脐带地拖着她，拖了她整整一辈子！ 合上相册，我双手托着它，只觉得重重地有一股压力从手心传递到全身。当然，内疚、惭愧、不安已来不及了，也无济于事。倒是母亲珍藏的这本陈旧的相册所内涵的故事很值得隽永地回味，记取。对以往的事，谁也挽回不了，谁也无可奈何了，而往事，却常常又是一些人能够活下去的支柱。于是，我又想宽慰自己，好在我们都没有辜负母亲几十年的等待与期望。 我爱母亲珍藏的相册。 我爱我的母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合欢树 史铁生 史铁生（1951～），河北涿县人，作家。著有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散文集《自言自语》、《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等。 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做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地白花的裙子。 二十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她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她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她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 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在树林里吹过。 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儿去。小院儿在一个大院儿的尽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儿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儿，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儿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儿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 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长，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仍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 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儿。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小院儿里只有那棵树。 院儿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跟前。大伙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过道窄到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这么说，我再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 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呆一会儿。悲伤也成享受。 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回家去问妈妈 毕淑敏 毕淑敏（1952～），女，山东文登人，作家。著有《昆仑殇》、《阿里》、《补天石》等。 那一年游敦煌回来，兴奋地同妈妈谈起戈壁的黄沙和祁连的雪峰。说到在丝绸之路上僻远的安西，哈密瓜汁甜得把嘴唇粘在一起…… 安西！多么遥远的地方！我在那里体验到莫名其妙的感动。除了我，咱们家谁也没有到过那里！我得意地大叫。 一直安静听我说话的妈妈，淡淡地插了一句：在你不到半岁的时候，我就怀抱着你，走过安西。 我大吃一惊，从未听妈妈谈过这段往事。 妈妈说你生在新疆，长在北京。难道你是飞来的不成？以前我一说起带你赶路的事情，你就嫌烦。说知道啦，别再嗦。 我说，我以为你是坐火车来的，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 妈妈依旧淡淡地说，那时候哪有火车？从星星峡经柳园到兰州，我每天抱着你，天不亮就爬上装货卡车的大厢板，在戈壁滩上颠呀颠，半夜才到有人烟的地方。你脏得像个泥巴娃娃，几盆水也洗不出本色…… 我静静地倾听妈妈的描述，才知道我在幼年时曾带给母亲那样的艰难，才知道发生在安西的感动源远流长。 我突然意识到，在我和最亲近的母亲之间，潜伏着无数盲点。 我们总觉得已经成人，母亲只是一间古老的旧房。她给我们的童年以遮避，但不会再提供新的风景。我们急切地投身外面的世界，寻找自我的价值。全神贯注地倾听上司的评论，字斟句酌地印证众人的口碑，反复咀嚼朋友随口吐露的一滴印象，甚至会为恋人一颦一笑的涵意彻夜思索……我们极其在意世人对我们的看法，因为世界上最困难的事莫过于认识自己。 我们恰恰忘了，当我们环视整个世界的时候，有一双微微眯起的眼睛，始终在背后凝视着我们。 那是妈妈的眼睛啊！ 我们幼年的顽皮，我们成长的艰辛，我们与生俱来的弱点，我们异于常人的秉赋……我们从小到大最详尽的档案，我们失败与成功每一次的记录，都贮存在母亲宁静的眼中。 她是世界上第一个认识我们的人。我们何时长第一颗牙？我们何时说第一句话？我们何时跌倒了不再哭泣？我们何时骄傲地昂起了头颅？往事像长久不曾加洗的旧底片，虽然暗淡却清晰地存放在母亲的脑海中，期待着我们将它放大。 所有的妈妈都那么乐意向我们提起我们小时的事情，她们的眼睛在那一瞬露水般的年轻。我们是她们制造的精品，她们像手艺精湛的老艺人，不厌其烦地描绘打磨我们的每一个过程。 我们厌烦了。我们觉得幼年的自己是一件半成品，更愿以光润明亮、色彩鲜艳、包装精美的成年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 于是我们不客气地对妈妈说：老提那些过去的事，烦不烦呀？别说了，好不好？！ 从此，母亲就真的噤了声，不再提起往事。有时候，她会像抛上岸的鱼，突然张开嘴，急速地扇动着气流……她想起了什么，但她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干燥地合上了嘴唇。我们熟悉了她的这种姿势，以为是一种默契。 为什么怕听母亲讲过去的事情？是不愿承认我们曾经弱小？是不愿承载亲人过多的恩泽？我们在人海茫茫世事纷繁中无暇多想，总以为母亲会永远陪伴在身边，总以为将来会有某一天让她将一切讲完。 在一个猝不及防的刹那，冰冷的铁门在我们身后嗄然落下。温暖的目光折断了翅膀，掩埋在黑暗的那一边。 我们在悲痛中愕然回首，才发现自己远远没有长大。 我们像一本没有结尾的书，每一个符号都是母亲用血书写。我们还未曾读懂，著者已撒手离去。从此我们面对书中的无数悬念和秘密，无以破译。 我们像一部手工制造的仪器，处处缠绕着历史的线路。母亲走了，那惟一的图纸丢了。从此我们不得不在暗夜中孤独地拆卸自己，焦灼地摸索着组合我们性格的规律。 当那个我们快乐时，她比我们更欢喜；我们忧郁时，她比我们更苦闷的人，头也不回地远去的时候，我们大梦初醒。 损失了的文物永不能复原，破坏了的古迹再不会重生。我们曾经满世界地寻找真诚，当我们明白最晶莹的真诚就在我们身后时，猛回头，它已永远熄灭。 我们流落世间，成为飘零的红叶。 趁老树虬蚺的枝丫还郁郁葱葱时，让我们赶快跑回家，去问妈妈。 问她对你充满艰辛的诞育，问她独自经受的苦难。问清你幼小时的模样，问清她对你所有的期冀……你安安静静地偎依在她的身旁，听她像一个有经验的老农，介绍风霜雨雪中每一穗玉米的收成。 一定要赶快啊！生命给我们的允诺并不慷慨，两代人命运的云梯衔接处，时间只是窄窄的台阶。从我们明白人生的韵律，距父母还能明晰地谈论以往，并肩而行的日子屈指可数。 给母亲一个机会，让她重温创造的喜悦；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深刻洞察尘封的记忆；给众人一个机会，让他全面搜集关于一个人一个时代的故事。 在春风和煦或是大雪纷飞的日子，赶快跑回家，去问妈妈。让我们一齐走向从前，寻找属于我们的童话。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话说父亲 王安忆 王安忆（1954～），上海人，生于南京，作家。著有《雨，沙沙沙》，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 从小就知道，父亲是一个话剧导演。然而，导演究竟是什么，什么才是导演，却很不明白。记忆中，最早看父亲导演的一个戏，名字叫做《海滨激战》。只记得是一个很热的夏天，剧场中冷气大开放，冻得人打哆嗦，妈妈便在我与姐姐裸着的胳膊和腿上盖上一些手帕御寒，然后的记忆，便是两声枪响，它响起的是那么突兀，毫无思想准备，于是，又是一阵大大的哆嗦。这便是这个戏给我留至今日的全部印象。以后当然还看过不少戏，有些是父亲执导，另有一些不是父亲执导，却依然不懂得导演是什么，什么才是导演。我被舞台迷住了，灯光、布景、女演员，以及在那小小一方虚拟的世界里所演出的大大的真实的故事。后来，我依然喜欢话剧，也依然不明白什么是导演。有时候，为了证明自己是导演的女儿，看完一个戏台，在人们说“演得好”的时候，我则说：“导得好。”仅此而已。因此，对于父亲的事业，我可说是很少了解。 我想在这里写的，就只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出生在很远的地方，那地方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与我们失了联系，再加上他那一副很不知人事世故的样子，便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真正是一派天然，再没有比父亲更不会做人的人了，这大约也是因为他出生成长的地方，与我们这一片以做人为根本的土地相距甚远。他甚至连一些最常用的寒暄絮语都没有掌握，比如，他与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战友见面时，那叔叔说：“你一点没老。”他则回答道：“你的头发怎么都没了？”弄得十分扫兴。见面的套话没有掌握，告别的套话也没有。有他不喜欢的、不识趣的客人来访，他竟会在人刚转身跨出门坎时，就朝人背后扔去一只玻璃杯。他极保护自己个人的生活，他是愿意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毫不顾及别人会说什么。别人对他留有什么印象，是他从不关心的。他是只须自己就能证明得了自己，只须自己这一个证明的。可说是十分的自信。比起世上太多的终年终月为别人的观瞻营造一个自己的生活，是要轻松，却也多了一种别样的艰难。 在我们长大以后，姐姐已开始向往做一个红卫兵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了一个真象，便是：父亲曾经是一名右派。当时觉得真是经历了极大的打击，觉得我们真是太倒霉了、太不幸了。而以后我才明白，像他那样的人，做一名右派是太应该不过的事情了。因此，如我，既然要出生于世，有一个右派的父亲，便是别无选择了。他同样地，以只须他自己证明的赤诚，去爱国，去爱党。以他最无方式最无策略的形式去爱国和爱党，在一些最不合宜的时候说一些最不合宜的话，又因他极易冲动的情绪，将那些话表达得十分极端。这于一个以中庸为美德的民族实是十分十分的不适宜了。他是一无辩证的思想，他的哲学里，很少“但是”“然而”这样可将语意表达得七回八折的转折用语，他是一根肚肠通到了底，既不给人转弯，也不给自己留下转弯的余地。在一个障碍极多的世界上，他便很难顺利了。幸而他是十分的逍遥，才没有觉着太多的委屈，甚至还不如我们孩子所觉着的那么多。我们常常为他切切的、大老远的赶回来革命而抱屈，而他却很释然。妈妈曾在一个乡下人那里为他算过命，说他是“自己自在，自己逍遥，否则便要去上吊了。”大家都觉得很准。曾听我家老保姆描绘过她第一次见到爸爸的印象。那时她刚到我们家，有一天，说是晚上先生要回来，忙着换洗床单，铺鸭绒被。然后有人敲门，便去开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个胡子拉碴、又黑又瘦、叫化子般的男人，得知他就是“先生”以后，她就开始为那张床担心，这么干净的床怎么能睡这样脏的一个人。根据时间推算，那正是父亲倒霉的一年，而我已记不得那时父亲的模样了。想来是十二分的狼狈。 后来，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又有了联系，姑母与叔叔每年一次地来国内看望我们全家，见面时很激动，分手时，则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父亲和他们在一起总有一种寂寞的感觉，这一种寂寞甚至要胜过那一种委屈。有一次，当他们走之后，他对妈妈说过这样一段话，意思是，在他们面前，他对自己的价值感到怀疑。他这一生，只有两桩事业，一是革命，一是艺术，而在他们笃守的钱的面前，这两桩事业都失了位置，这也是他至今不愿回出生地看看的最大原因。他是宁在此地委屈，也不愿去彼地寂寞的。而由此看来，他的那一种自信的人生态度，那一种我行我素的生活原则，便又只能在这一片与他不适宜的土地上才可确立了。他只有在这一片不适宜的土地上，方可建立他的人生，因这方土地，是他种植他革命与艺术这两桩事业的土地，无论与他是多不协调，却也分离不开了。因而，他所有的遭遇便是他的宿命了，也是我们的宿命了。 要命的是，他所笃守的革命和艺术，却又常常发生冲突。他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信徒，以这体系确立了他的导演艺术，以这艺术导了许多戏。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体系便无可避免地遭了袭击。他是又要革命，又要艺术，一方也舍弃不了。而那一个年代，即使像我父亲那样自信的人都要困惑，都要怀疑一切。他面对那样“伟大”的时代，革命的力量“无比强大”，他终于同意批判斯坦尼了。他批判得极认真，将斯坦尼的著作重读了一遍（我便是在那时候接触了斯坦尼，看了他的著作，在父亲批判的同时，我则开始信守），然后，他写了文章，他写得很得意。并且在以后的为斯坦尼平反的日子里他还继续得意。在做斯坦尼的信徒已成光荣的时候，却不再说“没有斯坦尼便没有我王啸平”的话，他已悄悄地与他信守的体系产生了裂变，在一个奇怪的时代里，得了一个奇怪的契机，而有了奇怪的进步。可惜我没有读过他的文章，只猜想，他所进行的批判或许是一种真诚的批判，从艺术的科学态度出发的批判。他只可能作这样的批判了。他决不会违了良心去批判。他自己的良心便是一切行事的座标了，所以他极少做违心的事。因他极少做违心的事，才可过得自在逍遥，而不至于去上吊了。 而奇怪的是，像他这样不会做人的人，却有着惊人的人缘。1978年那一个奇热的上海的暑天，他的胆囊炎大发作，除却手术别无他路。妈妈自己是冠心病高血压，弟弟还小，姐姐在外地，只有我和未婚夫两人可照料病人。于是，人艺的男演员们便自发排了班次，两小时一班地轮流看护，准时准刻，从不曾有过误点的事情。这是极罕见的一支看护队伍，即便是在显赫的高干病房，大约也难有这种挚诚至深的对待，令我们久久难以忘怀。我能看出人们真诚地爱他。因他对人的爱也是真心流露。他不会勉强自己去爱什么，可是如他要爱，却也无法勉强他不爱。我们虽不知道他对演员们是如何，可从演员们对他，却可看出他的对待。俗话常说人心换人心。也因他对人不加矫饰，人对他也同样的不加矫饰。不以虚礼往来。我们经常听到演员们以他的素材演编的长篇喜剧，比如，喝了药水之后，发现瓶上所书：服前摇晃，于是便拼命地晃肚子；还比如，将给妈妈的信投到“人民检举箱”等等，诸如此类，刻划了一个糊里糊涂的父亲。因他对人率真，人对他也率真；因他对人不拘格局，人对他则也不拘格局。他活得轻松，人们与他也处得轻松。即便在他不很得意的时候，他的身边也没缺少过朋友。听母亲说，在他被划为右派的时候，就有一位阮若珊阿姨为他辩护，而因此几乎划为了右倾。“文革”中，他与沙叶新合作的《边疆新苗》临到危难之际，就有人相继而来，通风报信。似乎是，正因为他没有努力地去做人，反倒少了虚晃的手势，使他更明白于人，更明白于世。与人与世之间，因少了虚晃手势所筑的障碍，倒反更容易加入与介入。因此，他似是在人外，却颇得人缘；似是在世外，则又很积极。只是多了一种超然以应付人事与世事的变故。所以，他倒也活得比谁都自在。 当然，他如此自在地做人，尚须条件。至少，在他朝人身后扔去一只玻璃杯子后，要有人为他打扫现场。他一如不食人间烟火，皆也因为，尚有人为他操心此类俗事，家庭便是他坚强的后盾了。在这一个纷繁的世界里，他的纯净的哲学要建立并实践，必得有人为他开辟一个清静的场所。他在我们这一个家庭的安全的庇护下，可以极尽逍遥自在。因此，父亲又是很幸运的。曾有个朋友写过关于他的文章，提及一则传说，说他往鸡汤里放洗衣粉，他误以为是盐了。而这位朋友却不知道，我父亲是连洗衣粉也不会朝鸡汤里放的。就在不久之前，他还不懂得如何煮一碗方便面。后来，因保姆回乡，他终于学会了下面，下得既快又好。还学会了洗短裤和袜子，先用强力洗衣粉泡一夜，再用肥皂狠搓，大约搓去半块肥皂，再淘清了晾干，确是雪白如漂。他是连一桩人间的游戏都不会，打牌只会打一种，早已失传的“抽乌龟”，不用机智，但凭运气，轮番地抽牌，抽到完就行了的一种。下棋还会下“飞行棋”，也只须掷掷骰子，凭了号码走棋便可。他不会玩一切斗智的游戏，腹中是没有一点点春秋三国，只迷住一本与世无争的书。他最大的娱乐，也是最大的功课，便是读书，中文的，或者外文的，戏剧的，或文学的，个个种种。书也为他开辟了另一个清静的世界，在那里，他最是自由而幸福，他的智慧可运用得点滴不漏。 因了以上的这一切，他在离休以后的日子里，便不像许多老人那样，觉得失了依傍而恍恍然，怅怅然，他依然如故，生活得充实而有兴味。他走的是一条由出世而入世，由不做人而做人的道路，所以，他总能自在而逍遥。 这便是我眼睛里的父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朱东润先生 陈思和 陈思和（1954～），广东番禺人，生于上海，作家、文学评论家。著有《巴金论稿》（合著）、《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等。 我进大学那一年，朱东润先生已经八十二岁，还担任着中文系的系主任。时间过得可真快，记得第一次走到学校大门前，眼睛望着“复旦大学”四个毛体字，心里不由地“格登”跳了一下。像是为了壮胆，我很记住自己迈入学校大门的那一刻心境，从这以后，我的生命旅程就一直走在复旦校园里，平静如水地上课、下课……一晃竟十八年过去，朱东润先生今年是百岁诞辰了。 朱先生活着的时候，是中文系的灵魂；他死了，一股子凛然的正气依然弥散在中文系的教师中间。现在五六十岁左右的一代，凡怀念中文系的旧岁月时，总会情不自禁地说：朱先生那个时候……就好像朱先生代表了一个时代，他的名字与中文系的某段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我进大学的时候，系里七八十岁的老教授还有十多位，但是大多都不上课，像国宝似的，一般秘不示人。朱先生则不同，因为那时他还担任了系主任的工作，比较容易见到他。校庆七十周年的时候，他还作学术报告，讲梅尧臣的诗，讲着讲着，不知怎么批评起郭沫若，旁边有人悄悄告诉我，在50年代初期，朱先生曾怀疑屈原实无其人，《离骚》是后人伪托的，结果被人狠狠批了一顿，所以至今不忘。 在我的记忆里，朱先生不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他总是一本正经，我们作学生时，对他有点敬而远之。那时中文系学生喜欢搞创作，常常缺了课躲在寝室里写小说，朱先生知道后，跑到学生宿舍来与我们聊天。他板着脸说话，大家缩着头听，他讲了很多，大致的意思有二点：一是中文系学生不要急着搞创作，更不要忙着给报刊杂志写文章，这些都不算成绩的，作学生就应该老老实实读书，打好基础；二是中文系学生也要学好外语，否则不管什么学问都做不好，做不大。说完后，一个人，拿着一个手电，踽踽地走了。他不要同学们送他，更不要别人搀扶他，现在想起来，他说的两点意见真是金玉良言，可惜那时的学生，一个个大才子似的心比天高，能听得进去的人实在很少。我常常想，如果那天朱先生是来讲他写人物传记的创作体会，气氛一定会热烈得多。 朱先生是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听说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有些研究古代文学的老学究们瞧不起他，以为留洋学生不懂中国文化，他那时讲中国文学批评史，赌气用文言编了一本讲义，后来出版了，还是用文言文。但他写的人物传记却很有现代精神，特别是《张居正大传》，直到前两年，国内还有出版社在翻印这部书。朱先生对这部传记也很自负，听60年代的学生说，朱先生那时作学术报告，讲人物传记，自认为世界上有三部传记是值得读的：第一部是英国的《约翰逊传》；第二部是法国的《贝多芬传》；第三部就是中国的“拙作”《张居正大传》。我虽没有亲耳听朱先生这样说过，但我相信他是会这么说的，说实话，我很佩服这样的学者。作学问本来就应该有这种与世界平等对话的自信，不像现在，中国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问题，偏要从外国人或者跑到外国去的中国人那儿找理论依据。 朱先生是个儒家，研究学问和平时为人一样，讲究入世的居多。他写的人物传记，有张居正、梅尧臣、杜甫、陆游、陈子龙……一个个出将入相，忠肝义胆，都是铮铮铁骨之辈。后来我读他的遗著《李方舟传》，里面写到自己的生世，倒也是很平常的一个书生。我猜想他年轻时一定有许多抱负，可惜知识分子的“庙堂”已经崩溃，他只能在自己的学术岗位上，做着经国济世的梦。在60年代曾有出版社请他写苏东坡的传记，他倒也认真地研究了一番，结果还是回绝了出版社，理由是他不喜欢苏东坡这种游戏人生的世界观。其实苏东坡一生坎坷，又满肚皮的不合时宜，若是不学点老庄的人生观，早就生癌死掉了。然而朱先生不喜欢苏东坡。还有一件事，也颇说明他的个性。有一次在中文系的研究生入学会上，朱先生讲治学之道，讲到了陈寅恪，朱先生说，寅恪先生学问虽然好，但晚年花了那么多精力去研究一个妓女，大可不必！这话惹翻了中文系的另一位博士生导师，陈寅恪先生的弟子蒋天枢教授，竟当场拂袖而去，朱先生也气得脸色发白。这件事后来传出去，成为赞叹陈门弟子护师尊师的佳话，但朱先生的道德文章，也由此可见一斑。 我原先也没有想到，一生都为民族脊梁立传的朱先生，最后一部传记竟是写他夫人的。我没有见过朱夫人，听说是个贤惠的家庭妇女，“文化大革命”中因朱先生的牵连而被批斗，被强迫扫地，她忍受不了侮辱自杀了。朱先生前半生流离颠沛，与夫人离多聚少，后半生在复旦定居，才过了几年的安定日子，不料又生出如此惨剧。那时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漫漫长夜里，他一边抗争着白天被批斗、被强迫劳动带来的身心疲惫，一边偷偷地写下了他夫人平凡而动人的一生。可惜这部《李方舟传》在朱先生生前没有出版。大约十多年前，一次校园里走路时遇见朱先生的高足陈尚君兄，他随口告诉我，朱先生有一部传记，是写他夫人的，至今还锁在抽屉里。当时言者无心，听者也无心，事情就过去了。直到去年我为上海远东出版社策划“火凤凰文库”时，突然记起了这件事，忙去找着朱先生的孙女朱邦薇小姐问，果然有这部书稿。现在，在朱小姐的支持下，《李方舟传》终于问世。因为这部书稿是在没有自由的岁月里写的，老人没有写到“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传记的最后一章，写他七十岁生日那天，老夫妇同游南翔镇，无意中听到一首骚体悲歌如天音传来，夫人听了惨然泪下，预兆了山雨欲来，恰似全本《水浒》里“梁山泊英雄惊噩梦”的味道。 在读这部书稿时候，不知怎的，我想起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的词来，已经淡忘了的朱先生形象慢慢地出现在眼前。但原先以为朱先生的凛然不可亲近的感觉，现在消失得干干净净，倒分明觉得是一个面带愁容、满腹隐忧的老人，被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入世精神驱使着，吃吃力力地跟着时代跑，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似乎也有着苏东坡式的阴魂。这是他不愿见到，更不愿承认的。 关于朱先生，还有许多故事，我不想说下去。我想起古人的一句话，正适合朱先生的一生：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旅伴 秦文君 秦文君（1954～），生于上海。著有《男生贾里》、《女生贾梅》、《小鬼鲁智胜》等。 1976年是我生平最灰的一年，在黑龙江百事不顺，度日如年，天天找伤感的音乐听。无奈中，我向家里发了封求援信。母亲心领神会，一个加急电报打过来，让我请到一个月事假。 南归的列车上，坐在我边上的也是一个上海女知青，呼玛插队的，衣着破旧，逢人就像做广告似的说，她们那儿起早贪黑做一天苦力只挣五角钱。她跟我谈了三句话，就开始盘问我的收入。我那时是个从不向外人诉苦的人，而且恨别人同我谈钱，只觉得这个旅伴俗得不可药救，所以便常常独坐看景，彬彬有礼地拒绝与她聊天。然而她也不在乎，见我网兜里有只苹果烂了一角，就讨去吃掉了。 列车到了哈尔滨，才知唐山大地震，南去的列车全线停运，于是，我只能再绕道到大连。在大连轮船售票处排队时，我又见到了她，她依然穿得像个贫下中农，远远的，我们彼此点点头，也许都懒得同话不投机的人厮守在一起。 列车停运后，大连开往上海的客运成了热门行当，排了半天队，才买到三天后的四等舱船票。我知道家里会为我担心，就拟好了电文去排队打电报，轮到我付费了，却发觉钱包被窃。 我真的成了无产者。捏着电报纸发呆，这时，看见那个女知青也来打电报，她问我怎么了，我说遭小偷劫了，然后扔了电报纸就走。我不愿多说，那年我反正是倒运的，碰到这事，好像一点不突然，相反，遇上好事倒会忐忑不安。我盘算着怎么度过这几天，候船室向来是知青的免费宿地，只是没东西吃，网兜里剩三只苹果，还有一包干木耳，再加上水，也许是饿不死的，能撑回上海，一切都好办。 可是，我第一天就超了计划，把三只苹果全当了主粮，后面的几天怎么过？我感到处在穷途末路中。正在发愁，她来了，把我的轮船票讨了去，一会儿，跟人把四等舱票换成了五等的，将五等舱票和差额的钱交给我。 我拿着钱直奔食品店，买了店里最大的一种面包。从此，我出远门总是要带充足的食品，而且从不怕累赘。 我去谢她，很想跟她说些什么，可她笑着把话岔开，只说放心好了，一切都会好的。只是以后该学学她的样，把十元的钱缝在内衣里。 我和她就这么匆匆分手，都没想到要互留地址，或许都想到彼此只是个普通的旅伴，没有续写故事的必要。 船到上海，没料到家人来接船，问他们怎会有这信息，他们说收到电报，是按电报的要求办的。 我想起了扔掉的电报纸，想起我的旅伴说“一切都会好的”时眼里特殊的光采，便开始在码头找她，可是茫茫人海，哪里有她的踪迹。 旅伴的真情点点滴滴地给了我多年的美好回忆。人的希望就在于人心中有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寂寞女儿心 张欣 张欣（1954～），江苏人，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浮华背后》、《沉星档案》、《爱又如何》等。 女儿上学以后，正式从母亲那里搬进我们这边的小家。感情上的疏离，使她对我和她爸爸从没有亲昵的举动，有时她爸爸抱她，她的表情别扭极了。 学习成绩一直不理想，100分至少跟我没有照过面，经常会让我们在不及格的卷子上签名，要不就是留堂，午餐守着饭和菜等着迟迟不归的她。我这样一个爱面子的人，常常被老师叫到学校去听证，全是说她不好，待我青着一张脸回到家，当然要对她大发脾气。 她渐渐变得落落寡欢，从不主动与我们交流，能在自己的房间里呆很久，自言自语，自己跟自己玩，上学、放学都是闷闷的。 成绩还是不好，留堂照旧，老师的埋怨也照旧，我们不知道她心里想什么，老师说她表扬、批评都那个样子，晚上我和她爸爸自嘲道，“荣辱不惊啊”。 一天临近放学前，突然降下暴雨，狂风怒吼，粗粗的雨柱被吹得横扫万物，闪电雷鸣更是不在话下。等了好一会儿不见雨停，我便拿了一把伞又撑着一把伞到学校去。 走至立交桥时，我停下来看车，再过两条马路便是女儿的学校，陡然间，我发现女儿正在雨中狂奔，她好像一点也不怕雨，在雨中展开长腿长臂，像小骏马一样扬蹄飞跑，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快意，背上是硕大无比的书包，她仍然轻盈地腾空飞越。 我在马路的这边大声喊她的名字，但哗哗的雨声淹没了我的声音，她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只知道在雨中酣畅地奔跑，那一瞬间，我呆住了，她这种举动，分明是压抑已久之后的借题发挥，她心里一直不愉快，因为永远受到责难与批评，可是她说不出，她还没有能力描述心中的感受，所以只好无奈地接受寂寞童年，今天因为大雨改变了整个世界，汽车、行人、街道都失去了往日的秩序，她于是趁着乱也舒缓一下沉闷的心情。 我停止了叫喊在雨中一直等到她发现我，跑过来，雨水已经打湿了我整条裙子，她更是落汤鸡一般。我说，这么大的雨，怎么不躲一躲再出来呢？她说，躲了，看它不会停，又怕你们等着急…… 我拉着她的手回家去。 教育子女的道理，谁讲起来都是一套一套的，能做到一半已属不易。我自封潇洒之人，也颇同意无为而治，真正见到60分，照样勃然大怒。 社会发展到今天，竞争意识深入人心。孩子学习不好也是很实际的问题，但是想到她以那样压抑的心情度过人生初旅，也是一件令人悲情的事。毕竟，我们除了希望她好之外，还附加了许多诸如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期待、我们的面子，我们其实也很看重这些，而一颗小小的童心又怎能装得下这一切呢？ 现在我们的情况有所好转，只是我必须经常地说服自己，也很累，也很想在雨中奔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民主斗士闻一多 叶兆言 叶兆言（1957～），生于南京，作家。著有《死水》、《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等。 郭沫若对闻一多先生有个很新奇的比喻，说他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不是作为一条鱼，而是作为一枚鱼雷，目的是为了批判古代，是为了钻进古代的肚子，将古代炸个稀巴烂。这番话是在闻一多死后才说的，他地下有知，大约会很喜欢。闻一多生前曾对臧克家说过：“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毒的芸香。虽然两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 闻一多的著名，因为写新诗，因为被特务暗杀，这两件事都具有轰动效应，而容易被人忽视的，却是他的做学问，是他对古典文献所做的考订工作。能否静下心来做学问，从来就是一种缘分，不是什么人都能获得这份荣幸。闻一多算不上科班出身，留学前，他学的是外语，去美国留学，学的是美术，业余的兴趣则是写新诗，所有这些准备，和后来的一头扎在古文献堆里做死学问，似乎挨不上边。类似的例子有很多，鲁迅是学海军出身，后来去了日本，转为学医，日后则以写作为生。郭沫若也是学医的，似乎比鲁迅的程度还强一些，朱自清和顾颉刚在北大读书时学哲学，徐志摩当时只是一名旁听生。徐后来去美国克拉克大学学历史，又去哥伦比亚大学学经济，最后读了政治，据说他去英国是为了向罗素学习，但是等他赶到剑桥，罗素由于行为出轨已被除名。 一个人最终是否有所作为，开始时学什么并不重要，闻一多的有趣，在于他做学问的极端。考察他的生平，写新诗和投身民主运动，时间都不长。大多数的时间里，他都是个地道的书虫，是在“故纸堆里讨生活”。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文学院落脚蒙自，闻一多在歌胪士洋行楼上埋头做学问，除了上课，吃饭，几乎不下楼，同事因此给他取名为“何妨一下楼主人”。按照我的想法，闻一多所以会走做死学问这条路，多少和他赌气有关。闻一多从美国回来，先担任中央大学的外文系主任，后来又任武汉大学的文学院长，任职时间都不长，其中重要原因，和这两所学校的保守学风分不开。一个写新诗的人在大学里没有什么出路，在老派的教授眼里，仅仅会几句外文和弄劳什子新文学，都是没有学问的表现。 闻一多显然想让那些老派的教授们明白，新派出身的人研究古典文献，不仅可能，而且会做得更出色。他身上的矛盾十分突出，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的旧书中，压根就没有一点值得保留的东西，声称自己深入古典，是为了和革命的人里应外合，把传统杀个人仰马翻。在一些文章中，他甚至把儒家道家和土匪放在一起议论，“我比任何人还恨那些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他身上保持着真正的五四精神，始终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和什么样的东西断裂，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是那样让他如痴如醉，其痴迷程度和任何有考据癖的学者相比毫不逊色，为了深入研究，他走的是最正统的学术道路，从训诂和史料考订下手，为一个词一个字大坐冷板凳。 认真研究闻一多学术思想的人并不是很多，首先是个难度问题，没有点学问基础，根本就不明白他究竟说了些什么，考据文章对于外行来说犹如天书。今天的人心情大都浮躁，不可能像他那样陷进去，有人就算陷进去了，也是一种书呆子似的陷入，稀里糊涂一头钻进去，变得很愚蠢，再也拔不出来。今天从事古典文献研究的人并不在少数，以研究条件而论，要比闻一多不知强多少倍，可惜更多人的只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当教授而刻苦，学问成为吃饭的本钱，成为谋生的手段，就像作家的专业是写作一样，为写作而写作，为发表文章便不考虑一切后果，所以研究和写作，不是因为内心的迫切需要，而是因为从事这些专业。换句话说，研究和写作对自己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不过瞎猫碰上死耗子，人生旅途中的一种巧合。 闻一多对神话的研究，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对唐诗尤其是杜甫的研究，都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境界。这也许和留学接受西方教育有关，他似乎一直努力寻找蕴藏在传统中的现代根源。他计划写一本具有独到见解的《中国文学史稿》，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留下许多未完稿的笔记。文学发展中的民间影响和外来影响，是闻一多关注的焦点，他不但研究文化人类学，而且还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来研究中国的原始社会，在方法上，既有最地道的朴学传统，又不缺乏世界最新的人文研究成果。朱自清先生对闻一多的评价很高，认为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年龄仿佛的专家学者，很难有人能与之相匹敌，可惜英年早逝，被暗杀时才四十八岁，正是最应该出成绩的年龄。 说闻一多是一名斗士，应该没有问题。他似乎对“死”有着特殊的兴趣，做的是死学问，下的是死功夫，面对的是永恒的死亡：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闻一多一定非常喜欢涅这个词，在此境界，贪，嗔，痴，与以经验为根据的我，都亦已灭尽，不复存在，于是达到了寂静，安稳和常在的状态。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一头扎进古典文献，在绝望中获得永生，在枯燥里获得快乐。他在给臧克家的信中，曾说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他浑身疼痛，却没有能力炸开那禁锢他的地壳。他写诗，做学问，后来投身民主运动，都是为了获得爆发的能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闻一多始终是一名斗士，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对闻一多的研究，无论是他的学术思想，还是他的民主精神，其实都远远不够。自从有五四运动，这以后一到纪念日，就有人站出来说话，真说到点子上的并不多。我想，最容易体现五四实质的应该是闻一多这代人，他生于1899年，与海明威同年，十二三岁的时候，清朝没有了，有几千年历史的封建社会至此宣告结束，皇权在闻一多的脑海中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到二十岁，他积极参加五四学生运动，担任学生会书记职务，又去美国留学，充分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 在闻一多的世界观中，最不容忍的就是独裁。天赋人权，不可侵犯，是可忍，孰不可忍。李公朴被暗杀以后，很多人告诉闻一多，他已经被列入黑名单，形迹可疑的特务就在他家门前闲逛，而且送来恐吓信。闻一多如果理智一些，就不会去出席李公朴的追悼大会，但是他并不承认这就是中国的铁定现实，不愿意在独裁面前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过去的十多年里，他一直埋头书斋，是中国最传统的读书人，与世隔离，现在，沉寂的火山突然爆发，他拍案而起，成为最激烈的民主斗士。在李公朴的追悼大会上，闻一多定有一种寂寞之感，他没有料到偌大的昆明，只有他一个教授来出席这样的纪念活动。据目击者说，那天本来不准备安排闻一多说话，可是他很激动，跳上台去，言辞激烈地说了一遍，演讲辞后来被收进了中学课本。 闻一多在会上的演讲成为民主的绝唱，他离开会场不久，就被暗杀在大街上，凶手对他连开几枪，其中一枪击中头部，白色的脑浆流得到处都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一位著名的教授，光天化日之下被打死在大街上。重温这一段历史，我总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同为五四一代人，同样是接受了德先生赛先生的教诲，有人为民主献身，有人却明目张胆唆使别人去杀人。多年来我一直在傻想，为什么当时那么多教授，只有闻一多去参加李公朴的追悼会，后来终于想明白，当时学生已经放假，西南联大刚刚解散，很多教授离开了昆明。特务不过是钻空子，这至少说明当时还有些顾忌，真正内心深处感到恐惧的应该是独裁者，因为暗杀本身还是一种恐惧。 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这是当时中国的现实。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当权者害怕文化人，这仍然是当时中国的现实。闻一多的死，自然不是毫无意义，它是民主和独裁的一次历史性决战，为后来的获得天下提供了良机。从表面上看，闻一多的身体被消灭了，在独裁面前，个人的反抗很渺小，微不足道，但是却不能说它和国民党的最终垮台没有关系。闻一多的被暗杀，客观上造成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当局的彻底决裂，国民党政府因此大失人心，李公朴的追悼会，只有闻一多一个教授去参加，可是为了悼念闻一多，全国各地的纪念活动此起彼伏，谁也拦不住。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父亲给我留下的 安东 安东（1957～），祖籍湖北老河口市，生于北京。著有小说《大海不属于我们》，译作有英文版《张洁短篇小说集》（与人合译）等。 父亲去世已经整整两年了，临走时连一句话也没有给我留下。 那天我从很远的地方飞回北京，赶到他的病床前。他的嘴和鼻孔里被插着各种管子，已经不能说话了。见我走近，便从床上用力向上探身，已经昏黄的眼睛一时间变得很亮很亮，直勾勾地看着我。我赶快用右手护住他僵直的脖子，左手握住他放在床边的那只柔软无力却仍然温暖的手，还（huan）给他一个最灿烂的微笑。我扶他慢慢躺下，鼻孔里插着的那些管子，令他的头不能转动，脸上也不能有任何表情，只有那双很明亮的眼睛，转过来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很久很久不能移开。他的目光是那样地平静而无奈，那样地柔弱和纯真，像个婴儿。四周很静，只有心脏监视仪和呼吸器发出的微弱的声响。我们就这样对视。记不清有多久，周围的一切，包括焦急心碎的母亲，都在这无语、无泪、无怨、无悔的寂静中渐渐地退远了。留下我们父子两人的目光，像晨雾慢慢升起，又渐渐飘散，超越了往日数不清的夹在书页中发黄的故事，变得纯净和清新，最终蒸腾净化为一种水晶般的永恒。这就是我们父子之间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交流。 渐渐地，父亲累了。他慢慢地闭上眼睛，沉沉地睡去，从此就再也没有醒来。 父亲的一生都处在社会剧烈变革的风口浪尖上。他九死一生，亲历了中国现代史上的多次重大转折、倒退、灾难、进步与繁荣，他众多的师长、挚友和同志都是站在时代前列的风流人物。在他晚年的宁静日子里，我仍然能感受到他那种如同黄河波涛般的诗人的激情和挥洒江天的豪气。他匆匆离去之后，我忽然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软弱。我这个比他高出一头，有着一副粗壮肩膀，自认为什么都能扛起，长大后从来都不会哭的儿子，一时间觉得几乎要扛不住了。没人的时候，竟然会有眼泪在无声无息中一串串地滑落。在他去世两年后的今天，我偶尔在睡梦中醒来，发现脸贴在被泪水浸湿的枕头上。每当此时，往往是远在异乡的我都会在黑暗中仰头对冥冥之中的父亲说，说我真的非常爱他，他也许还不知道，连我自已都不知道，我有多么地爱他！ 坐在父亲生前常坐的那张皮沙发上，我喜欢抚摸他常放双手的地方。那里的皮质很柔软，我甚至还能感受到他的体温。想到他无数次从这里站起，放下手里正在写作的那些可能又要传世的文章，来帮我这个永远粗心大意的孩子在出门之前满屋地翻找车钥匙的情景。他总是一边无可奈何地抱怨我这个儿子是如何地不可救药，一边又心甘情愿地左翻右寻，最后往往是他，我眼光犀利的父亲，在那些意想不到的角落里把我遗忘的东西找到。看到他那种无奈而慈爱的笑容，听到他那些亲切的责备的话语，我都有一种很淘气的满足感。对我这个一生浪迹天涯，命中注定要远离家乡的游子，父亲早已习惯了。如果我突然说要去米兰一个星期，或者晚上敲门说刚从悉尼回来，他只有惊喜，却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他更是被迫接受了我的与他完全相反的马虎性格。 也许是命运给我留下的终生遗憾吧，最后一次离家出远门的时候，我竟然什么也没有忘记带。我提着行李箱从过厅匆匆走过，看到父亲像往常一样坐在他的“宝座”上正写着什么。我远远地向他打了个招呼，他抬起头，并没有起身，只对我会心地一笑，挥起左手一招，还像往常一样用他嘲笑的口吻高声问我：“没有忘记什么东西吗？”我眯着眼睛回他一笑，摇摇头，向他招手，然后就走了，连头也没有回。在父亲去世之后，我甚至不止十次地责问自已：那天怎么会什么也没有忘呢？机票、护照、眼镜、手机，哪怕是一支钢笔……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忘，包括父亲对我那远远的会心地一笑（那是他给我的最后一笑），我也没有忘，而且永远也不会忘。 我珍视父亲给我留下的一切。 他给我留下很多。他给我留下慈爱、勇气、坦诚、乐观、正直、严谨、勤奋、热情、自信、坚强、幽默，还有过人的才华……所有这些都是我最宝贵的珍藏。作为他最小的儿子，我绝对没有资格来评价父亲的一生。我写这篇短文只是想告诉他，他身后给我留下的都是我无比珍惜的财富，它们汇入我的血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父亲给我留下的那只电子手表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白色的表面，全钢的表壳，闪着银白的光泽，至今还在滴哒地走着。对我来说，那细小精密的钟摆，那组跳动有序的时针、分针和秒针，就是父亲生命和精神的脉动延续。它们在跳动中不时地提醒我，人生的一分一秒都是不可停止、不可更改、不能逆转的。它让我懂得，一切对生命的恐惧、焦虑，悔恨和猜疑都没有任何意义。人生无论长短，都能够是一样的光彩和美丽。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天微光中的晨雾，每一天午后灿烂的骄阳，每一天星空下拂过草叶的轻风，都是我的财富。一定要全心珍惜它们，就像我的父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面包祭 铁凝 铁凝（1957～），河北赵县人，女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玫瑰门》、《大浴女》，中短篇小说集《哦，香雪》、《午后悬崖》，散文集《女人的白夜》等。 你的脑子有时像一团飘浮不定的云，有时又像一块冥顽不化的岩石。你却要去追赶你的飘浮，锛凿你的冥顽。你的成功大多在半信半疑中，这实在应该感谢你冥顽不化、颠扑不灭的飘浮，还有相应的机遇和必要的狡黠。 于是，你突然会讲一口流利的外语了，你突然会游泳了，你突然会应酬了，你突然会烤面包了。 我父亲从干校回来，总说他是靠了一个偶然的机遇：庐山又开了一个什么会，陈伯达也倒了，影响到当时中国的一个方面，干校乱了，探亲的、托病的、照顾儿女的……他们大多一去不返，慢慢干校便把他们忘了。父亲的脱离干校是托病，那时他真有病，在干校得了一种叫作阵发性心房纤颤的病，犯起来心脏叮咚乱跳，心电图上显示着心律的绝对不规律。父亲的回家使我和妹妹也从外地亲戚家回到了他身边，那时我十三岁，妹妹六岁。母亲像是作为我家的抵押仍被留在干校。 那时我父亲是个安分的人，又是个不安分的人。在大风大浪中他竭力使自己安分些，这使得军宣队、工宣队找他谈话时总是说“像你这样有修养的人”，“像你这种有身份的人”当如何如何，话里有褒也有贬。但因了他的安分，他到底没有受到大的磕碰。关于他的大字报倒是有过，他说那是因为有人看上了他那个位置。其实那位置才是一家省级剧院的舞美设计兼代理队长。于是便有人在大字报上说他不姓铁，姓“修”，根据是他有一辆苏联自行车，一台苏联收音机，一只苏联闹钟，一块苏联手表。为了证明这存在的真实性，大字报连这四种东西的牌子都作了公布，它依次是：“吉勒”、“东方”、“和平”、“基洛夫”。 “也怪了。”事后父亲对我说，“不知为什么那么巧，还真都是苏联的。” 这大字报震动不大，对他便又有了更具力量的轰炸。又有大字报说：干校有个不到四十岁的国民党员，挖出来准能把人吓一跳，因为“此人平时装得极有身份”。大字报没有指名道姓，父亲也没在意。下边却有人提醒他了：“老铁，你得注意点，那大字报有所指。”父亲这才感到一阵紧张。但他并不害怕，因为他虽有四件“苏修”却和国民党不沾边。当又有人在会上借那大字报旁敲侧击时，他火了，说：“我见过日本鬼子见过伪军，就是没见过国民党。”他确是没见过国民党，他生在农村，日本投降后老家便是解放区了。鬼子伪军他见过，可那时他是儿童团长。 大字报风波过去了，父亲便又安分起来。后来他请病假长期不归也无人问津，或许也和他给人的安分印象有关。 父亲把我们接回家，带着心房纤颤的毛病，却变得不安分起来：他刷房，装台灯，做柜子，刨案板，翻旧书旧画报，还研制面包。 面包那时对于人是多么的高不可攀。这高不可攀是指人在精神上对它的不可企及，因此这研制就带出了几分鬼祟色彩，如同你正在同资产阶级一步步靠近。许多年后我像个记者一样问父亲：“当时您的研制契机是什么？” “这很难说。一种向往吧。”他说 “那么，您有没有理论或实践根据？比如说您烙饼，您一定见过别人烙饼。” “没有。” “那么您是纯属空想？” “纯属空想。” “您为什么单选择了面包？” “它能使你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 父亲比着蜂窝煤炉盘的大小做了一个有门、门内有抽屉的铁盒子，然后把这盒子扣在炉上烧一阵，挖块蒸馒头的自然发酵面团放进抽屉里烤，我们都以为这便是面包了。父亲、我和妹妹三人都蹲在炉前等着面包的出炉，脸被烤得通红。父亲不时用身子挡住我们的视线拉开抽屉看看，想给我们个出其不意。我和妹妹看不见这正被烘烤着的面团，只能重视父亲的表情。但他的表情是暧昧的，只煞有介事地不住看表——他的“基洛夫”。半天，这面包不得不出炉了，我和妹妹一阵兴奋。然而父亲却显不出兴奋，显然他早已窥见了那个被烤得又糊又硬的黑面团。掰开闻闻，一股醋酸味儿扑鼻而来。他讪讪地笑着，告诉我们那是因为炉子的温度不够，面团在里边烤得太久的缘故。妹妹似懂非懂地拿起火筷子敲着那铁盒子说：“这炉子。”父亲不让他敲，说，他还得改进。过后他在那盒子里糊了很厚一层黄泥说：“没看见吗？街上烤白薯的炉里都有泥，为了增加温度。”再烤时，泥被烤下来，掉在铁抽屉里。 后来他扔掉那盒子便画起图来。他画了一个新烤炉，立面、剖面都有，标上严格的尺寸，标上铁板所需的厚度。他会画图，布景设计师都要把自己的设计构想画成气氛图和制作图。他画成后便骑上他的“吉勒”沿街去找小炉匠，后来一个小炉匠接了这份活儿，为他打制了一个新炉子。新烤炉被扣在火炉上，父亲又撕块面团放进去。我和妹妹再观察他的表情时，他似有把握地说：“嗯，差不多。” 面包出炉了，颜色真有点像，这是够我们欢腾一阵了。父亲嘘着气把这个尚在烫手的热团掰开，显然他又遇到了麻烦——他掰得很困难。但他还是各分一块给我们，自己也留一块放在嘴里嚼嚼说：“怎么？烤馒头味儿。”我和妹妹都嘎嘎嚼着那层又厚又脆的硬皮，只觉得很香，但不像面包。我们也不说话。 后来父亲消沉了好一阵，整天翻他的旧书旧画报，炉子被搁置门后，上面扔着白菜土豆。 一次，他翻出一本《苏联妇女》对我说：“看，面包。”我看到一面挂着花窗帘的窗户，窗前是一张阔大的餐桌。桌上有酒杯，有鲜花，有摆得好看的菜肴，还有一盘排列整齐的面包。和父亲烤出的面包相比，我感到它们格外的蓬松、柔软。 也许是由于画报上面包的诱发，第二天父亲从商店里买回几只又干又黑的圆面包。那时我们这个城市有家被称作“一食品”的食品厂，生产这种被称作面包的面包。不过它到底有别于馒头的味道。我们分吃着，议论、分析着面包为什么称其为面包，我们都发言。 那次的议论使父亲突然想起一位老家的表叔，四十年代，这表叔在一个乡间教堂里，曾给一位瑞典牧师作过厨师。后来这牧师回了瑞典，表叔便作起了农民。父亲专程找到了他，但据表叔说，这位北欧传道者对面包很不注重，平时只吃些土豆蘸盐。表叔回忆了他对面包的制作，听来也属于烤馒头之类。这远不是父亲的追求。从表叔那里他只带回半本西餐食谱，另外半本被表叔的老伴铰了鞋样。面包部分还在，但制作方法却写得漫无边际。比如书中指出：发面时需要“干酵母粉一杯”。且不说这杯到底意味着多大的容积，单说那干酵母粉，当时对于一个中国家庭来说大概就如同原子对撞，如同摇滚音乐，如同皮尔·卡丹吧？再说那书翻译之原始，还把“三明治”翻作“萨贵赤”。 一天，父亲终于又从外面带回了新的兴奋。他进门就高喊着说：“知道了，知道了，面包发酵得用酒花，和蒸馒头根本不是一回事。真是的。”我听着酒花这个奇怪的名字问他那是一种什么东西，他说他也没见过。想了想他又说：“大概像中药吧。”我问他是从哪里听说的。他说，他在汽车站等汽车，听见两个中年妇女在聊天，一个问一个说，多年不见了，现时在哪儿上班；另一个回答在“一食品”面包车间。后来父亲便和这个“一食品”的女工聊起来。 那天，酒花使父亲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他便远征那个“一食品”找到了那东西。当然，平白无故从一个厂家挖掘原料是要费一翻周折的。为此他狡黠地隐瞒了自己这诡秘而寒酸的事业，只说找这酒花是为了配药，这便是其中的一味。有人在旁边云山雾海地帮些倒忙，说这是从新疆“进口”的，以示它购进之不易。但父亲总算圆满了起初就把这东西作为药材的想像。 “很贵呢。”他举着一个中药包大小的纸包给我看，“就这一点，六块钱。” 那天他还妄图参观“一食品”的面包车间，但被谢绝了，那时包括面包在内的糕点制作似都具有一定保密性。幸好那女工早已告诉了他这东西的使用方法，自此他中断一年多的面包事业又继续起来。 他用酒花煮水烫面，发酵，接面，再发酵，再接面，再发酵……完成一个程序要两天两夜的时间。为了按要求严格掌握时间，他把他的“和平”闹钟上好弦，“和平”即使在深夜打铃，他也要起床接面。为了那严格的温度，他把个面盆一会儿用被子盖严，一会儿又移在炉火旁边，拿支温度表放在盆内不时查看。 一天晚上他终于从那个新烤炉里拽出一只灼手的铁盘，铁盘里排列着六只小圆面包。他垫着屉布将灼手的铁盘举到我们面前说：“看，快看，谁知道这叫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如此！”我看着他那连烤带激动的脸色，想起大人经常形容孩子的一句话：烧包。 父亲是烧包了，假如一个家庭中孩子和大人是具平等的地位的话，我是未尝不可这样形容爸爸一下的。 我已知道那铁盘里发生了什么事，放下正在写着的作业就奔了过去。妹妹为等这难以出炉的面包，眼皮早打起了架，现在也立刻精神起来。父亲发给我们每人一只说：“尝呀，快尝呀，怎么不尝。”他执意要把这个鉴定的权利让给我们。那次他基本是成功的，第一，它彻底脱离了馒头的属性；第二，颜色和光泽均属正常。不足之处还是它的松软度。 不用说，最为心中有数的还是父亲。 之后他到底又找到了那女工，女工干脆把这位面包的狂热者介绍给那厂里的一位刘姓技师。他从刘技师那里了解到一些关键所在，比如发酵后入炉前的醒面，以及醒面时除了一丝不苟的温度，还有更严格的温度。 后来，当父亲确信他的面包足已超过了“一食品”（这城市根本没有“二食品”）所生产的面包时，他用张干净白纸将一个面包包好，亲自送到那面包师家去鉴定。 父亲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个晚上刘技师一家五六口人正蹲在屋里吃晚饭，他们面前是一个大铁锅，锅里是又稠又粘的玉米面粥，旁边还有一碗老咸菜，仅此而已。一个面包师的晚餐给他终生留下了印象。 面包师品尝了父亲的面包，并笑着告诉他说：“对劲儿。自古钻研这个的可不多。我学徒那功夫，也不是学做面包，是学做蛋糕。十斤鸡蛋要打满一小瓮，用竹炊帚打，得半天时间。什么事也得有个时间，时间不到着急也没有用。”他又掰了一小口放在嘴里品尝着，还把其余部分分给他的孩子，又夸了父亲“对劲儿。” 父亲成功了，却更不安分起来，仿佛面包一次次的发酵过程，使他的脑子也发起酵来，他决心把他的面包提到一个更高阶段。 那时候尼迈里、鲁巴伊、西哈努克经常来华访问，每次访问不久便有一部大型记录影片公演，从机场的迎接到会见、参观，到迎宾宴会。父亲对这种电影每次必看，并号召我们也看。看时他只注意那盛大的迎宾国宴，最使他兴奋的当然莫过于主宾席上每人眼前那两只小面包了。他生怕我们忽略了这个细节，便提醒我们说：“看，快看！”后来他干脆就把国宴上那种面包叫做“尼迈里”了。那是并在一起的两只橄榄型小面包，颜色呈浅黄，却发着高贵的乌光。父亲说，他能猜出这面包的原料配制和工艺过程，他下一个目标，便是这“尼迈里。” 为烘制“尼迈里”，他又改进了发酵工艺及烤炉的异热性能。他在炉顶加了一个拱型铁板，说，过去他的炉子属于直热式，现在属热回流式。 他烤出了“尼迈里”，说：“你面对一只面包，只要看到它的外观，就应该猜到它的味道，纤维组织和一整套生产工艺。”自此我也养成了一个习惯，便是对面包的分析。多年之后当我真的坐在从前尼迈里坐过的那个地方，坐在纽约曼哈顿的饭店里，坐在北欧和香港那些吃得更精细的餐馆里，不论面前是哪类面包，我总是和父亲的“尼迈里”做着比较，那几乎成为我终生分析面包的一个标准起点。也许这标准的真正起点，是源于父亲当年为我们创造的意外的氛围。我想，无论如何父亲那时已是一位合格的面包师了。 这些年父亲买了好几本关于面包烘制法的书籍，北京新侨饭店的发酵工艺、上海益民厂的发酵工艺、北京饭店的、瑞典的、苏格兰的……还买了电烤箱。我们所在的城市也早已引进了法式、港式、澳大利亚式面包生产线，面包的生产已不再是当年连车间都不许他进的那个秘密时代了。然而父亲不再烘制了，他正在安分着他的绘画事业。只在作画之余，有时任意翻翻这书们说：“可见那时我的研究是符合这工艺的。”后来我偶然地知道，发酵作为大学里的一个专业，学程竟和作曲、高能物理那样的专业同样长短。 一只生着锈的老烤炉摆在他的画架旁边，作为画箱的依托。也许父亲忘记了他的存在，但它却像是从前的一个活见证，为我们固守着那不可再现的面包岁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