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百年经典散文·精神家园卷》


 中国人的心理

    马相伯

    马相伯（1840～1939），原名志德，又名钦善、建常、绍良，字良，江苏丹徒人，教育家，爱国人士。著有杂文集《一日一谈》等。

    中国人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肯努力，说白些，就是好吃懒做。从这一种心理发展下去，便是亡国亡种的心理。大家都是各顾其私，只要自己过得衣食饱暖，什么国家社会，什么公共福利，皆一概不管。就是对于国家现状抱着忧虑，表示不满的，也只是在那里嗟叹或希望“天生圣人”来替他们打江山。这里我要说件故事——

    据说，有两个叫化子在那儿“各言尔志”，一个说，假使我发了财，我买它五百石米，我睡在米堆里；饿的时候左边吃一口，右边吃一口，多么快活！另一个说，假使我发财，我一定买它一大堆棉絮，我睡在棉絮上头，左边冷了，向右边堆里钻钻，右边冷了，向左边堆里滚滚，岂不温暖一世！——这是一件。

    又有人说：有一大群虾蟆在池塘里商量，说蚂蚁有王，蜜蜂也有王，为什么我们不要一个王，于是大家就朝着天乱叫，叫得上天不安，从天空里降下一个大木板下来！落在水面上，把这一群虾蟆吓得屁滚尿流，个个都伏在水底，不敢出头。其中有一个胆大的跑出水面，跳在木板上，以为很得意，大叫起来，其余的虾蟆也都相继跳到板上，乱叫起来，上天听得不耐烦，道，这些东西真讨厌，它们要个“王”，好！就降了一条赤练蛇下来。这条赤练蛇下来以后，便把那一群虾蟆吞得干净。凡事之不能自救，不肯牺牲，而只希望外力来拯救者，皆虾蟆之流，叫化子之续也！

    1935年11月23日

    选自《一日一谈》，1936年2月20日初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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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天演论》自序

    严复

    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今闽侯）人，初名传初，曾改名宗光，字又陵。发表有《论世变之亟》等论文，译著有《严译名著丛刊》等。

    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而叹其说之无以易也。岂徒言语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理，动之口舌、著之简策则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呜呼，岂偶然哉！

    自后人读古人之书而未尝为古人之学，则于古人所得以为理者，已有切肤精抚之异矣；又况历时久远，简牍沿讹。声音代变，则通暇难明；风俗殊尚，则事亦参差。夫如是，则虽有故训疏义之勤，而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读古书难。虽然，彼所以托焉而传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是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相谋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

    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而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至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而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矣。

    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己之言也，吾将试举其灼然不诬者以质天下。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谓旷古之虑也，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耶！虽然，由斯之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也。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昏也哉！

    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此可与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风气渐通，士知俨陋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怡然辖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尔“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为移译。有以多符空言、无裨实政相稽者，则固不佞所不恤也。

    1896年10月15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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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异同论

    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获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曾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有英译《论语》，著作《尊王篇》等出版。

    有名的英国诗人吉卜林曾说：“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二者永远不会有融合的时候。”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说有它的合理处。东西方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多差异。但是我深信，东西方的差别必定会消失并走向融合的，而且这个时刻即将来临。虽然，双方在细小的方面存有许多不同，但在更大的方面，更大的目标上，双方必定要走向一起的。

    因此，所有有教养的人，都应为此而努力，为此而作出贡献，而且这也是有教养人们的义务。

    不久以前，一个德国友人定居在广东，他非常关心东洋文明，他死的时候，我给他做了墓志铭：“你最大的祝愿，是实现东西方优良方面的结合，从而消除东西畛域。”

    因为常常批评西洋文明，所以有人说我是个攘夷论者，其实，我既不是攘夷论者，也不是那种排外思想家。我是希望东西方的长处结合在一起，从而消除东西界限，并以此作为今后最大奋斗目标的人。因此，今晚我给大家讲讲东西文化之间有哪些差异。

    东西文明有差异是理所当然的。从根本上说，东洋文明就像已经建成了的屋子那样，基础巩固，是成熟了的文明；而西洋文明则还是一个正在建筑当中尚未成形的屋子。它是一种基础还不牢固的文明。

    一般说来，欧洲文明根源于罗马文明，而罗马文明又像诸位所知道的那样根源于古希腊文明，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人民就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巴罗克文明，也就是欧洲中世纪文明。那时的欧洲虽然处在野蛮时代，但是随着基督教的兴起，蛮人逐渐进步，从而开始创造文明，而后，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代到来。

    恰巧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六朝的文艺复兴时代。众所周知，此时正是五胡乱华，而罗马人的古典文明也是被五个蛮族集团消灭的。从此欧洲人就以基督教和《圣经》为蓝本（基础），创造了新的巴罗克文明。

    然而，随着欧洲人知识的进步，过去的宗教文化就不能适应了，如同中国在唐代兴起文艺复兴一样，在欧洲，有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进而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为此，欧洲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战争，终于成功地实现了改革，以后到了法国大革命，它是以改变政治结构为主要目的的。但社会自身却并未有所变化。因此，经历了上次的欧洲大战之后，欧洲人所面临的问题是改造社会，因此社会主义、过激主义四处兴起，过激主义的目的是彻底破坏旧的东西而制造新的东西。这种“破坏性”的主义，也是欧洲社会中必然产生的结果，所以，欧洲文明，实如同一个正在改造、构筑、建设当中的屋子。

    而我们东洋的文明，则不仅已构成了屋子，而且已经住上了人。东西文明的差别就由此而生。欧洲人没有真正的文明，因为真正的文明的标志是有正确的人生哲学，但欧洲人没有。在中国，把真正的人生哲学称为“道”，道的内容，就是教人怎样才能正当地生活，人怎样才能过上人的生活。有“文以载道”这样一句话，“文”即“文学”，在中国，文学可以说是教给人们正确的人生法则的东西，西洋人长时间内为了寻找这真正的人生道路，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至今未果。而中国人依据《四五书经》，就可以明“道”。很遗憾，欧洲没有这样的东西。欧洲有的是基督教。基督教叫人们怎样去做一个好人。而孔子学说则教人怎样成为一个良好的国民，努力做一个好人当然是好事，但这并不是一件什么难事。比如登山拜神即可成为一个好人，而想作好一个良民，则须知“五伦”之道，这却是一件相当难的事。

    为寻找正确的人生之道，欧洲学者提出了多种主张，如斯宾塞、卢梭等等。他们的主张从某个方面看是正确的，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是不完善的，不是那种真理性的东西。诸君如果以为它们完全正确而予以吸取，那是非常危险的。

    下面，我想分五条，讲一讲东西方的差异之处。第一，个人生活；第二，教育问题；第三，社会问题；第四，政治问题；第五，文明。以上五个问题，无论哪个范围都很广，非一晚所能尽述，故今晚我只拣重要的说一说。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个人生活。

    作为个人，我们必须首先考虑的是人的生活目的。换言之，即人应该做些什么？什么是人？对此，英国思想家弗劳德说：“我们欧洲人，从来没有思考过人是什么？”也就是说，做为一个人，是当一个财主好呢？还是去做一个灵巧的人好呢？关于这个问题，欧洲人没有成型的看法，由此可见，说欧洲人没有正当的人生目标，不是我一个人，欧洲第一流的思想家也持与我同样的意见。

    相反，我们东洋人则早已全然领会了人生的目的，那就是“入则孝，出则悌”。即在家为孝子，在国为良民。这就是孔子展示给我们的人生观，也就是对于长者即真正的权威人士必须予以尊敬，并听从他的指挥。“孝悌仁之本”，是中国人的人生观，也是东洋人的人生观。

    关于人生观方面，再一个差别就是，欧洲人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运动。而我们东洋人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生活。西洋人为运动而生活，东洋人则为生活而运动，他们是为赚钱而活着，我们则是为享受人生而创造财富，我们不把金钱本身作为人生的目标，而是为了幸福而活动。孔子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那意思就是好人为了生活而创造钱财，而恶人则是舍身去赚钱。西洋人，尤其是美国人，为了赚钱连命都不要，这就是东西方人的差异之处。也就是说，西洋人贪得无厌不知足，而东洋人则是知足者常乐。为了东西方能真正地走到一起，他们西洋人必须改变自己的做法，而采取我们的办法。

    下面谈一下教育。

    欧洲的教育目的，在于怎样做一个成功的人，怎样做一个能适应社会的人。常常有西洋友人对我说：我们是生活在20世纪，而你们则由于还在接受19世纪的教育，所以就无法成功。实际上，我们东洋的教育，不仅能使我们的子弟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而且还能促使现代世界向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孔子说：教育的目的在于称做“大学”的根本之上。那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也就是发明人们当中所固有的辨别道德的能力，这就是教育的目的。必须成为一个为社会所推崇的人，成为一个聪慧的人，也就是说，教育的目的，在于为了明德，在于为了创造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而培养人才。《大学》中的“作新民”之“民”不是指人民，而是指社会，创造新的更好的社会是高等教育的目的，这才是孔子的本意。诸位，共同努力为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新的社会而奋斗，努力做一个更好的法学家、良好的工程师，共同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社会。

    下面再谈谈东西洋教育方法的差异。

    在中国，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有一个清楚的划线：在初等教育阶段，主要是教孩子们使用他们的记忆力，而不注意让他们使用判断能力，首先让他们通晓祖先留下来的东西。而在西洋，从孩提时代起，就对他们灌输艰深的哲学知识。在中国则是在高等教育阶段方才对学生讲授深奥学问的。我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办法，把像哲学那样深奥玄虚的东西讲给孩子们听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对女孩子，还是不教为好。

    还在爱丁堡做学生的时候，我们曾组织了一个七、八人互相钻研、共同进步的学习小组，互相学着做论文。有一回，其中一个人说，这样好的论文是否可以发表？另外一个人反对说，这样的东西不能出版。大家于是就根据这个人的主张，约定四十岁以前不出东西，因为我们必须对我们的问世之作有确切的把握，而这在四十岁之前是办不到的。

    孔子说：“四十而不惑。”我是坚决地遵守着这个约定的。我的第一部书出版时正值四十一岁。虽然现在日本连中学生都可以出杂志，但我觉得还是禁止为好。

    第三，谈一谈东西社会的差异。

    东洋的社会，立足于道德基础之上，而西洋则不同，他们的社会是建筑在金钱之上的。换言之，在东洋，人与人之间关系是道德关系，而在西洋则是金钱关系。在东洋，我们注重的是名分。

    试想一下，在封建时代，当领主对家臣说：“你必须服从我”，而家臣反问“为什么”的时候的情形。那时，领主会很简单地回答道：“根据名分，我是你的主人。”如果家臣又问：“是什么样的名分？”领主又会回答道：“是大义名分。”

    然而在现在的日本，暴发户对工人说：“你必须服从我！”如果工人反问：“为什么？”那时暴发户将回答：“是依据名分。”可如果工人再追问：“根据什么名分？”暴发户将回答：“是金钱名分。”（指金钱关系、财产等级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不是大义名分。可是在美国，名分完全以金钱为基础，在东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在是神圣的道德关系，夫妻、父子、君臣都是天伦关系，而在美国，人与人之间只是利害关系，人们之间的关系建筑在金钱的基础之上。

    而东洋社会则建立在“亲亲尊尊”这样的两个基础之上，也就是affection

    and hero-worship（社会之爱和英雄崇拜）。我们热爱父母双亲，所以我们服从他们，而我们所以服从比我们杰出的人，是因为他在人格、智德等方面值得我们尊敬。学者同车夫相比，所以比车夫更值得尊敬，是因为学者从事的是脑力劳动，比较艰苦，而车夫从事的是体力劳动，不像脑力劳动者所从事的那样高难。所以，他所受到的尊敬，自然要低得多。假如有这么一个社会，让车夫坐车，而让学者拉车，尊敬车夫而鄙视学者，那么，这社会还成其为社会吗？

    现在的中国就有这样的趋势，我们或许当车夫更合算。

    如果金钱成为社会的基础，那么，社会就有堕落到这种状态的危险。

    《中庸》上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如同上面所讲的那样，我们服从父母是因为我们热爱父母；我们服从贤者，是因为我们尊敬贤者，这就是东洋社会的基础。诸位来听我的这个讲演，是因为诸位有尊贤之心，尽管我实在没有这样的资格。

    下面谈谈政治。

    关于政治，我以为可以分为三阶段。政治的构成是以保护人民的安宁为目的的，在它的初期，文化尚不发达，人民愚昧无知，同小孩相似。那时候为了保证社会的秩序和安宁，换言之，就是针对少数人做坏事，该采取怎样的措施？为此统治者说：“你们不得做坏事，如果做坏事，就要受到神的惩罚。”在中国，这种政治方式被叫做“神道设教”。这便是初期的政治。

    帝政时期的欧洲是通过基督教来统治人民的。但是，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人民日渐觉醒，不再信神了，相应的也就不怕神灵的惩罚了。因此，欧洲的统治阶级，尤其是普鲁士国王，便实行警察统治，依靠警察来保障社会的安宁和秩序。也就是说，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所行的是强权政治。最近的欧洲大战，就是这种强权政治的结果。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英国伟大的思想家卡莱尔就说：“欧洲社会是混乱加上警察”（即警察统治的无政府社会）。他的意思就是说，欧洲政治如果放弃强权，第二天就会乱作一团。

    因此，怎样摆脱强权政治，就是战后欧洲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然而，在我们东洋，我们既没有那样的对神的恐惧，也没有对警察的恐惧。那么我们怕什么呢？因为怕什么才维持了我们社会的秩序呢？那就是良心！那就是廉耻和道德观念！正因为忌讳这个，我们才不干非礼之事。在中国，归还借的钱，并非因为怕律师，也不是怕法院的追究，不还所借之钱，对自己来说是一种耻辱。是因此而还钱而非为别的。我服从中国的天子并非出于害怕，而是出于尊敬，也就是说，我们遵守的是三纲五常，一旦有了这个，就不用警察了。当然，在中国也并非满街圣人，人人君子，坏人还是有的，所以警察也还是要的。我只是说，一般的纠纷，依据礼义廉耻就可以解决，所以警察用不着那么多。在这一点上，是值得欧洲人好好学习的，而我们则没有向他们学习的必要。

    最后，也就是第五，讲讲东西文明的差异。

    关于这个，我们得首先考虑一下文明的意思。所谓文明，就是美和聪慧。然而欧洲文明是把制作更好的机器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东洋则把教育出更好的人作为自己的目的，这就是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差别。常有人说，欧洲文明是物质文明，其实欧洲文明是比物质文明还要次的机械文明。虽然，罗马时代的文明是物质文明，但现在的欧洲文明则是纯粹的机械文明，而没有精神的东西。

    举个例子说明一下，比如写东西，西洋人使用打字机，这样，我们所有的表现美的手法，就难以发挥出来。

    再一个就是在西洋，连招呼自己家的佣人都用电铃。而在东洋，则这样做（打一个手势）马上就可以叫来佣人，而这样做要好得多。在日本，现在也开始采用西洋的机械文明了，要想从明天开始就矫正它是困难的，但是应该考虑到他们的文明是错误的，我们有必要在一边采用他们的文明的同时，一边要加以修改。如果说，现在无法排除已经从他们那儿学来的机械文明，那么，就不要再增加了。

    最后，为了在东京向诸位道别，我还想再说一两句。我在日本所作的讲演中，对日本颇加赞扬，这是我的真正公正的评价，但是一些外国论者歪曲说是对日本人的讨好。实际上我根本没讲讨好日本人的话，如果说讨好，也没有必要讨好日本人，要讨好毋宁讨好中国人，应该拍袁世凯、曹锟的马屁，那样的话，至今我不是大总统也是总理大臣了。因此说我讨好日本人纯粹是诬蔑。我赞扬了日本，因为赞扬也就相应地希望诸位把日本建设得更好。我常说日本人实在是了不起的国民，对于这样赞誉，诸君应该了解到诸位的责任更加重大。

    在孔子的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叫“责备贤者”。它的意思就是高尚的人，领导社会的人，站在社会前列的人，应负有更大的责任。诸位是社会的指导者，因此诸位不要忘记你们身上负有比一般人更重大的责任。

    一般的人，即使做了坏事也无什么大害，而有教养的人，引人注目的人，也就是像诸位这样的人，如果做了坏事，那就将给社会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我留了这样的辫子，不是出于个人的喜好，而是出于对满洲朝廷的忠节而保留的。切望诸君不要有负于我对日本的称赞，做一个高尚的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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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车上书

    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一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政变后，易号更生，广东南海人。著有《戊戌奏稿》、《大同书》、《康南海先生诗文集》等。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年1月29日）具奏具呈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外畔危迫，分割荐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呈请代奏事：窃自马江败后，汉人据越，职于此时，隐忧时事，妄有条陈，发日本之阴谋，指朝鲜之蓄患。以为若不及时变法，数年之后，不能立国。已而东师大辱。遂有割台补款之事。于是，外邦蔑视，海内离心。职忧愤迫切，谬陈大计，请及时变法，图保疆圉。妄谓及今为之，犹可补牢，如再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外患内讧，旦夕瓦解，后欲悔改，不可收拾，虽有善者，无如之何。危言狂论，冒犯刑诛。荷蒙皇上天地之量，俯采刍荛，下疆臣施行，以图卧薪尝胆之治。职诚感激圣明，续有陈论，格未得达，旋即告归。

    去国二年，侧望新政，而泄沓如故，土室抚膺，闭门泣血。顷果有德人据胶之事，邀索条款。和议甫定，而英俄乘机邀索，应接无暇，山东复有命案，德使翻然，教堂遍地，处处可以开衅，诸国接踵，其何以堪之。职闻胶变，从海上来，闻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海内震惶，乱民蠢动。顷元旦日食，天象告变，警戒非常，瓜分豆剖，大露机牙，栋折榱坏，同受倾压。用敢万里浮海，再诣阙廷，思竭愚诚，冀裨万一。蒙大臣延询以善后变法大计，用敢冒昧陈露，以备皇上采择焉。职窃考大地百年来，守旧诸国，削灭殆尽。有亡于一举之割裂者，各国之于非洲是也。有亡于屡举之割裂者，俄德奥之于波兰是也。有尽夺其政权、利权，而一旦亡之者，法之于安南是也有遍据其海陆形胜，而渐次亡之者，英之于印度是也。此皆泰西取国之胜算，守旧被灭之覆辙，近事彰彰者也。当此主忧臣辱之日，职亦何忍为伤心刺目之谈。然自东师辱后，泰西以野蛮鄙我以黑奴侮我，故所派公使，皆调从非洲，无一调自欧洲者。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

    十年前吾幸无事者，诸国方分非洲耳，今分地已讫，无地可图，故聚谋以分中国为事。剖割之图，传遍大地，擘画详明，绝无隐讳。此尚虚声，请言实迹：俄、德、法何事而订密约？英、日何事而订深交？土、希之役，何以惜兵力不用？战舰之数，何以竞厚兵而相持？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警乃其借端，德国固其嚆矢耳。

    二万万华腴之地，四万万秀淑之民，诸国眈眈，朵颐已久，慢藏诲盗，陈之交衢。唾手可得，俯拾即是，如蚁慕膻，闻风并至，失鹿共逐，抚掌欢呼。其始壮夫，动其食指，其后老稚，亦分杯羹，诸国咸来，并思一脔。昔者安南之役，十年乃有东事，割台之后，两载遂有胶州，中间东三省，龙州之铁路，滇粤之矿，土司野山之边疆，尚不计矣。自尔之后，赴机愈急，蓄势益紧，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浸假如埃及之管其户部，如土耳其之柄其国政。枢垣、总署，彼皆可派其国人，公卿督抚，彼且将制其死命。鞭笞亲贵，奴隶重臣，囚奴士夫，蹂践民庶。又其甚则且如土耳其之幽废，如高丽之祸及宫闱；又甚则如安南之尽取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虚号；又如波兰之宰割均分，而举其国土；马达加斯加以挑水起衅而国灭，安南以争道致命而社墟。蚁穴溃堤，衅不在大。

    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而不可得矣。后此数年，中智以下，逆料可知，必无解免。然其他事职犹可先事言之。若变辱非常，则不惟辍简而不忍著诸篇，抑且泣血而不能出诸口。处小朝廷而求活，则胡锉所羞；待焚京邑而忧惶，则董遇所鄙。此则职中夜屑涕，仰天痛哭而不能已于言者也。夫以二万万方里之地，四万万之民，皇上抚而用之，何求不得，谁为束缚其手足耶？然伏观皇上，忧愤之心，昭于日月，密勿重臣，及六曹九列之贤士大夫，忧国之诚，癯颜墨色，亦且暴著于人。顾日言自强，而弱日甚，日思防乱，而乱日深者，何哉？则以国是未定故也。夫国是者，犹操舟之有柁，罗盘之有针，趋向即定，而后驶行求前，其有赴程或迟，不能速登彼岸，则或因风雾见阻，或责舟人情勤；若针之子午未定，柁之东西游移，即使舟人加力，风帆大顺，而遥遥莫适，怅怅何之。甚且之楚而北行，马疾而愈远矣。

    夫今日当大地忽通，万国竞长之时，迥非汉唐宋明一统之旧各国治法、文学、技艺、制造、财富、武备之盛，迥非匈奴、突厥愚犷之风。以地言，则英俄倍我；以新政言，则自英人培根变法，至今五百年，政艺日新，而我今始用之，其巧拙与彼有一与五百之比；以财富言，英人匀算，人有二万七干镑，而吾民鸠形菜色，不及十金，今镑价值银十一圆，是英人人有三十万元，是吾贫富较彼，有一与三万之比。英、美赋税皆七十万万，而吾仅七千万，以兵言，则泰西强国皆数百万，铁舰百数，而吾无一劲兵，无一铁舰，则不在比数之列。此固中国四千年来之变局，亦祖宗二百年来所未遇也。

    以吾闭关之俗，忽当竞长之时，絺（纱字少改谷）宜于夏日，雨雪既至，不能不易重裘；车马宜于陆行，大河前横，不能不易舟楫。外之所感既异，内之备御因之。故大易贵乎时义，管子贵乎观邻，水涨堤高，专视比较。若执旧方以医变症，药既不对，病必加危。故当今日而思图存，舍变法外，更无他巧。此固万国谋自强者，所殊途而一辙；亦中外谈经济者，所异口而同词，臣民想望，有不可不变之心：外国逼迫，有不能不变之势。然则今日之国是，莫有出于尽革旧习，变法维新者矣。自同治、光绪以来，总署、使馆、同文馆、招商局、制造局、税务司、船政厂、电线、铁路之设，皆采用新政，非祖宗之旧法矣。皇上与诸臣，审时度势，图谋自强，亦固知法之不能不变矣。徒以根本未变，大制未新，少袭皮毛，未易骨髓。譬犹厦屋朽坏，岌岌将倾，而粉饰补漏，糊裱丹青，思以支柱，狂风暴雨之来，求不覆压，岂可得哉？故外侮一来，绝无可恃。猥以万里大国，委命他人，一使狂言，举国震慑，听其到割，此真自古绝无之事。安有抚万里之大国，而无计若此者乎惕然而至于此者，则以国是未决，变法未尽，午针摇荡，操柁游移。加以风雾晦冥，波涛大作，其船虽大，必覆无疑。夫病症既变，宜用新方；岁步既更，宜革旧历。易贵观会通，以行典礼。《论语》称：孝无改父道，不过三年；则四年后，可改无疑。

    且今之制度，并非祖宗之法，皆秦汉自私之术，元明展转之弊耳，岂复有三代道德之美哉？抗言守祖宗之成法者，不过为胥吏之窠臼、好人之凭借耳，岂有祖宗分毫之意哉？《大学》称：日新又新，其命维新。伊尹称：用新去陈，病乃不存。故新则和，旧则乖；新则活，旧则板；新则疏通，旧则阻滞；新则宽大，旧则刻薄。自古开国之法无不新，故新为生机；亡国之法无不旧，故旧为死机。更新则乳虎食牛，守旧则为丛驱爵。世祖章祖皇帝入关，即大变太祖、太宗八贝勒、八旗之法，以维新垂治矣。近俄与日本、暹罗，变政维新，遂以辟地自强矣。印度、土耳其、埃及，守旧不改，遂以削地灭亡矣。夫守祖宗之成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与稍易其法，而能保其地，孰为得失？狃中国之体制，而不能保中国之民，与稍变其制，而能保其民，孰为轻重？新旧变守之效如此，皇上果何择焉？然皇上虽赫然发愤，思变图存，职窃虑数千年之旧说，易为所牵；数百年之积习，易为所滞。夫非常之原，黎民所惧；吐下之方，庸医畏投。非有雷霆霹雳之气，不能成造立天地之功；非天下之至强者，不能扫除也。后有猛虎，则懦夫可以跳涧溪；室遭大火，则吝夫不复惜什器。惟知之极明者，行之极勇，然非天下之至明，不能洞见也。伏愿皇上召问群臣，审量时势，反复辩难，决定国是，确知旧习之宜尽弃，补漏之无成功，别立堂基，涤除旧弊。以地方二万万方里之大，人民四万万之众，物产二十六万种之繁，加以先圣义理，人人之深，祖宗德泽，在人之厚，此地球各国之所无，而诸国之所羡绝者也。以皇上之明，居莫强之势，若发愤更始，变法一新。《孟子》谓；王犹反手，虽为政地球何有焉，惟中国为然。今虽稍迟，补牢未晚，虽未遽转弱而为强，而仓卒可图存于亡；虽未能因败以成功，而俄顷可转乱为治，是在皇上志力之浅深，变法之迟速，以为收效之大小而已。然徒言变法，条理万端，随举类无功，此当世之士，略能言之，职亦尝上陈之。惟以推行之本末，先后之次序，章程节目之繁，刚柔宽猛之用，从何下手，乃无疑惑，从何取法，乃无弊端。如作书画，必当有佳谱，仿摹尤贵见墨迹，临写庶不走作，乃易揣摩。职窃为皇上上下古今、纵横中外思之，尧舜三代之道在爱民，皇上必已孰讲之。

    职愿皇上常讽《孟子》，而深知其意。句践燕昭之行在雪耻，皇上当已习闻之，职愿皇上熟诵《国语》、《国策》而誓于心。若至近之墨亦可摹，绝佳之画谱可临者，职于地球中新兴者得二国焉：曰俄、曰日。职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治谱而已。昔彼得为欧洲所摈，易装游法，学于船匠，变政而遂霸大地，日本为俄、美所败，步武泰西，乃至易服改制而雄视东方。此二国者，其始遭削弱与我同，其后底盛强与我异。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职译纂累年，成《日本变政考》一书，专明日本改政之次第。又有《彼得变政记》，顷言缮写，若承垂采，当以进呈。若西人所著之《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于俄、日二主之事，颇有发明，皇上若俯采远人，法此二国，诚令译署并进此书，几余披阅。皇上劳精垂意讲之于上，枢译诸大臣各授一册，讲之于下，权衡在握，施行自异，起衰振靡，警聩发聋，其举动非常，更有迥出意计外者。风声所播，海内慑耸，职可保外人改视易听，必不敢为无厌之求。盖遇昧者，其胆豪；见明者，则气怯，且虑我地大人众，一旦自强，则报复更烈。非皇上洞悉敌情，无以折冲樽俎，然非皇上采法俄、日，亦不能为天下雄也。考日本维新之始，凡有三事：

    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

    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

    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日主以时见之，称旨则隶入制度局，此诚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莫之能易也。

    伏愿皇上采而用之，因日食之警，震动修德，除旧布新；择吉日大誓百司、庶僚于太庙；或御乾清门，下招申警，宣布天下，以维新更始。上下一心，尽革旧弊，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俾趋向既定，四海向风。然后用南书房，会典馆之例，特置制度局于内廷，妙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派王大臣为总裁，体制平等，俾易商榷，每日值内，同共讨论，皇上亲临，折衷一是，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某政宜改，某事宜增，草定章程，考核至当，然后施行。其午门设待诏所，派御史为监收，许天下人上书，皆为传达发下制度局议之，以通过天下之情，尽天下之才，或与召见，称旨者擢用，或攉入制度局参议。其将来经济特科录用之才，仿用唐制，开集贤延英之馆以待之，拔其尤者，选入制度局，其他条陈关涉新政者，皆发制度局议行。盖六部为行政之官，掌守例而不任出议，然举行新政，无例可援。军机出纳喉舌，亦非论道经邦，跪对顷刻，岂能讨论。总署困于外交，且多兼差，薄书期会，刻无暇晷。变法事体大，安有无论思专官而可行乎？周公思兼三王，仰思待旦；《中庸》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后笃行。今有办事之官，而无议论之官，譬有手足，而无心思，又以鼻口而兼耳目，不学问思辨，而徒为笃行。夜行无烛，瞎马临池，宜其丛脞也。若开局讨论，专设一官，然后百度维新，可得精详。其新政推行，内外皆立专局，以任其事；

    一、法律局。考万国法律、公法，以为交涉平等之计；或酌一新律，施行于通商口岸，以入万国公法之会。

    二、税计局。掌参用万国之税则，定全地之税，户口之籍，关税之法，米禄之制，统计之法，兴业之事，公债之例，讼纸之制。

    三、学校局。掌于京师、各直省即书院、佛寺为学堂，分格致、教术、政治、医律、农矿、制造、掌故、各国语言文字诸科，别以大小公私，并立师范、女学而广励之。其有新书、新艺、新器者，奖励焉。

    四、农商局。掌凡种植之法，土地之宜，恳（垦）殖之事，赛珍之会，比较之厂。考土产、计物价、定币权、立商律、劝商学。

    五、工务局。掌凡制造之厂，机器之业，土木之事。

    六、矿政局。掌凡天下一切矿产。开矿学，定矿则。凡开矿者隶焉。

    七、铁路局。掌天下开铁路事。

    八、邮政局。掌修天下道路，及递信、电报之事。

    九、造币局。掌铸金银铜三品，立银行，造纸币，时其轻重。

    十、游历局。掌派人游学外国，一法一艺，宜得其详。其有愿游学者报焉。

    十一、社会局。泰西政艺精新，不在于官，而在于会，以官人寡而会人多，官事多而会事暇也。故皆有学校会、农桑会、商学会、防病会、天文会、地舆会、大道会、大工会、医学会、各国文字会、津法会、剖解会、植物会、动物会、要术会、书画会、雕刻会、博览会、亲睦会、布施会。宜劝令人民立会讲求，将会例、人名，报局考察。

    十二、武备局。掌编民兵、购铁舰、讲洋操、学驾驶、讲海十二局立而新制举，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其直省藩、臬、道、府，皆为冗员。州县守令，选举既轻，习气极坏，仅收税、断狱，与民无关。故上有恩义而不宣；民有疾苦而莫告。千里之地，仅督抚一人能达于上，而层级十重隔于下，且督抚官尊，久累资格，故多衰吒，畏闻兴作。若督抚非入，下虽有才，无能为治，骤言尽革，其事既难。

    日本国主之下，小民之上，仅一县令，虽亲王亦充之，故权尊而亲民亲政乃达。汉制：百郡以一守领令数十；宋制；以京官知州县，皆可为法。昔曾国藩变兵为勇，以收平贼之效。今莫若变官为差，直省道员，凡六七十，每道设一新政局督办，照主考、学政及洋差体制，不拘官阶，随带京衔，准其专折奏事，听其辟举参赞随员，授以权任。凡学校、农工、商业、山林、渔产、道路、巡捕、卫生、济贫、崇教、正俗之政，皆督焉。每县设一民政局，由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公议新政，以厘金与之，其有道府缺出，皆令管理。三月而责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治效；学校几所，修路几里，制造几厂，皆有计表上达制度局、十二局、军机处。其治效著者，加秩进禄。凡诸新政人员，就制度局、集贤院、待诏所，及内外所保人才，选授略同。南书房差不拘官级，听辟幕僚，专在得才，与共新政。内外本末，指臂灵通，血管注于心房，脑筋遍于全体，简易广大，相与更新。然后破资格，厚俸禄，以用人才；停捐纳，省冗员，以清士路；振亲王、重臣游历，以广学识。尚虑改变之始，需款甚繁，日人以纸币行之。真银仅二千万，而用值二亿五万万，盖得管子轻重之法焉。吾若大变法度，上下相亲，变可行之，否则大借洋款数万万，派熟习美国之人，与借商款，酌以铁路、矿产与之，当可必得。准限三年，各省铁路皆成，学堂皆立，学会皆开。工有新器，商有新学，地有余利，民有余饶，至于十年，治功大著，足以雪仇耻而威四裔不难矣。若惑于席人之论，不为全局之谋，徘徊迟疑，苟且度日，旧弊未去，变法不全，则责言日闻，幅员日割，手足既缚，腹心亦到，虽欲偏安，无能为计矣。时乎，时乎，岂容再误。宗社存亡之机，在于今日；皇上图存与否，在于此时。职之疏逖，岂敢妄陈大计，变乱典章，诚以上为君国，下为身家，心所谓危，急何能择，用敢冒越，竭尽其愚。伏惟皇上少采其言，乾健独断，发愤维新，或可图存，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职冒犯圣听，不胜战栗屏营之至。伏惟代奏皇上圣鉴。谨呈。

    选自《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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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花冈烈士事略》序

    孙中山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后化名为中山樵，广东香山县人，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遗著编有《孙中山选集》、《孙中山全集》等。

    满清末造，革命党人，历艰难险，以坚毅不挠之精神，与民贼相搏，踬踣者屡。死事之惨，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围攻两广督署之役为最。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顾自民国肇造，变乱纷乘，黄花冈上一土，犹湮没于荒烟蔓草间。延至七年，始有墓碣之建修，十年，始有事略之编纂。而七十二烈士者，又或有纪载，而语焉不详，或仅存姓名，而无事迹，甚者且姓名不可考。如史载田横事，虽以史迁之善传游侠，亦不能为五百人立传，滋可痛已。

    邹君海滨，以所辑《黄花冈烈士事略》，丐序于予。时予方以讨贼督师桂林，环顾国内，贼氛方炽，杌之象，视清季有加，而予三十年前所主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诸先烈所不惜牺牲生命以争之者，其不获实行也如故。则予此行所负之责任，尤倍重于三十年前。倘国人皆以诸先烈之牺牲精神为国奋斗，助予完成此重大之责任，实现吾人理想之真正中华民国，则此一部开国血史，可传世而不朽，否则不能继述先烈遗志，且光大之，而徒感叹于其遗事，斯诚后死者之羞也。余为斯序，既痛逝者，并以为国人之读兹编者勖。

    中华民国十年十二月日，孙文

    选自《孙中山全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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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报发刊词

    孙中山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后化名为中山樵，广东香山县人，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遗著编有《孙中山选集》、《孙中山全集》等。

    近时杂志之作者亦夥矣。词以为美，嚣听而无所终，摘埴索涂不获，则反覆其词而自惑。求其斟时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谓对症发药者，已不可见，而况夫孤怀宏识、远瞩将来者乎？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之阶级，不无后先进止之别。由之不贰，此所以为舆论之母也。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

    今者中国以千年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驰张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视不远，游五都之市，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未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等伦，而沉梦不起，万事堕坏；幸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间，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半事倍功，良非夸。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觇之。

    1905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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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演说

    孙中山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后化名为中山樵，广东香山县人，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遗著编有《孙中山选集》、《孙中山全集》等。

    来宾、教员、学生诸君：

    今天是本学校开学的日期。我们为什么有了这个学校呢？为什么一定要开这个学校呢？诸君要知道，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像这样看来，中国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至于世界上的革命，在我们以后发生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六年之前，有一个邻国，和中国毗连有一万多里，跨欧亚两洲来立国，比中国还要大，在欧战之前是世界上头一个强国，当欧战期内便发生革命，他们的革命后过我们六年。这个邻国是谁呢？就是俄国。俄国革命虽然是在中国革命的六年之后，但是说到结果，他们的是彻底成功。我们拿两国的历史来比较：就对内一方面说，中国从前革命，是对外来的满洲人。满清皇帝的威权，到我们革命的时候已经是很薄弱，政治也是很，当那个时候，满清的国势是世界上最衰微的国家。比较俄国对他们皇帝革命时候的情形是怎么样呢？俄皇是本国人，又是俄国的教主，在国内的威权是第一，当没有革命的时候，俄罗斯的国势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像这样比较，可以说，中国是对权势很薄弱的皇帝来革命，俄国是对权势很强盛的皇帝来革命。所以就对内这一方面讲，中国革命是很容易的，俄国革命是很艰难的。就对外一方面说，俄国革命之后，所遇到的障碍是很大的；中国革命之后，毫没有人干涉。在革命之前，外国人虽然有瓜分中国的言论，我们也怕到革命的时候受列强的干涉；但是发生了革命之后，列强毫没有理会。俄国发生了革命之后，遇到外国人的障碍，不只是议论，并且实受兵力的干涉。各队侵进俄国境内的，有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和意大利以及（其）他各小国的军队，外国人集合全世界的力量来干涉俄国。像这样看来，我们革命，只在内对付一个很衰弱的政府；俄国革命，在内要对付一个威权很大的政府，在外还要对付全世界的列强。所以更就对外那一方面讲，中国革命也是很容易的，俄国革命也是很艰难的。为什么俄国遭了那样大的艰难，遇了那样多的敌人，还能够在六年之内，把所有的障碍都一概打消，革命是彻底的成功；我们革命的时期比较俄国要长一半，所遇的障碍又不及俄国的大，弄到至今革命还是不能成功呢？由中国和俄国革命的结果不同，推求当中原因，便是我们的一个大教训。因为知道了这个教训，所以有今天这个开学的日期。这个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俄国发生革命的时候，虽然是一般革命党员做先锋，去同俄皇奋斗，但是革命一经成功，便马上组织革命军；后来因为有了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继续去奋斗，所以就是遇到了许多大障碍，还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大告成功。中国当革命之时，在广东奋斗的党员最著名的有七十二烈士，在各省舍身奋斗的党员也是不少。因为有了那些先烈的奋斗，所以武昌一经起义，便有各省响应，推倒满清，成立民国，我们的革命便有一部分的成功。但是后来没有革命军继续革命党的志愿，所以虽然有一部分的成功，到了今天，一般官僚军阀不敢明目张胆更改中华民国的正朔；至于说到民国的基础，一点都没有。这个原因，简单的说，就是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什么东西叫做革命军呢？诸君到这个学校来求学，要怎么样立志才可以做革命军呢？要有什么资格才叫做革命军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可以做革命军，便要拿先烈做模范；要拿先烈做模范，就是要学革命党，要学革命党的奋斗。有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军队，才叫做革命军。中国革命虽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我敢讲一句话，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现在在广东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本来不少，我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他们这些军队，既是来同我们革命党共事，为什么我还不叫他做革命军呢？我之所以不敢以革命军的名号加之于这些军队之上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内部的分子过于复杂，没有经过革命的训练，没有革命的基础。什么是叫做革命的基础呢？就是要有革命先烈那一样的行为，有了那一样的行为，才叫做革命的基础。至于现在广东的这些兵士，对先烈的那些行为，还是莫名其妙。而且中国此刻是民穷财尽，一般都是谋生无路，那些人在没有得志之先，因为生计困难，受了家室之累，都是说要来革命；到了后来稍为得志，便将所服从的什么革命主义都置之九霄云外，一概不理了。所以在二年之前，竟有号称“革命同志”的陈炯明军，炮攻观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从前叫做革命军，同在一个革命政府之下的军队，因为利害不同，竟会倒戈相向，做敌人所做不到的行为。因此知道不明白革命主义的军队，究竟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观念，如果和他们本身的利害相反，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们的革命，总是失败。我今天到此地来和诸君讲话，是要把以往的成败当作一场大梦，一概不要回顾他；要从今天起，重新来创造革命的基础，另外成立一种理想上的革命军。诸君不远千里或者数千里的道路来此校求学，既是已经明白了我们的宗旨要造成一种革命军，一定是富有这种志愿，来做革命的事业。要做革命事业，是从什么地方做起呢？就是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所以诸君要在政治上革命，便先要从自己的心中革起。自己能够在心理上革命，将来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可以成功。如果自己不能在心理上革命，就是此刻在这样设备完全的军官学校之内研究军事学，将来还是不能成革命军，做革命军的事业。所以诸君要革命，便先要立革命的志气。此时有了革命的志气，将来便可以当革命军的将领。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如果不然，就是诸君将来成立军队，打许多胜仗，得许多土地，各人都能够扩充到几万人，还是不能够叫做革命军的。

    中国现在不好的军人，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在革命党内的军人，这派军人口头赞成革命，行动都是反对革命，所谓口是心非；一派是在革命党外的军人，这派军人完全反对革命，只知道升官发财，时时刻刻都想推翻共和，恢复。诸君要将来维持共和，消灭这种军人，现在便要立志，要存心将来成功之后，不做自私自利的师长旅长和一般横暴无道的军阀。诸君有了这种志气，才可以入革命的第二层门径。什么是革命的第二层门径呢？就是要学革命先烈的行为。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

    从前的奋斗是什么情形呢？大多数都是凭着赤手空拳，有了手枪炸弹的，便以为是很好的武器，每次起义，总用很少的这种武器去和清兵奋斗。当时全国清兵有多少呢？从前有旗下绿营、水师和巡防营，后来又有新兵，总共不下一百多万。譬如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广州城的，便有李准所带的水师，张鸣岐所带的陆师，和燕塘的许多新兵，及满洲的驻防军，总计不下五六万人。当时革命党的人数不过是几百人。经过那次革命之后，死了的有七十二人，没有死的当然是很多。当时做冲锋队的人才有武器，有武器的不过三百人，所打的敌人，不止三万人。革命党只用三百人便敢打三万多敌人，这就是革命党的见识。革命党的见识，都是敢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的。此刻在这地听话的，多是军事教员同军官学生，试问诸位教员，研究军事学，在战术中有没有这个道理呢？有没有一个人打一百个人的成例呢？依我看起来，无论古今中外，都没有这种战术。普通的战术用一个人去打一个人，便以为了不得。古时的兵法都说是倍则攻之，十则围之。近时的兵法用一个人打一个人，非守即退。像这样的兵法，古今才叫做正当的战术。至于广州十三年前的革命，不但是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并且坐守广州的敌人都有长枪大炮，进攻广州的革命党只有手枪炸弹。战到结果，革命党死了七十二人，后人以为是失败。但是革命党攻进制台衙门，赶走两广总督，我们以战论战，当日广州城内之战可以说是成功。至于后来失败的原因，完全是由于预约的援军不至。就是推到那次冲锋队的三百人，武器还是为精良。如果人人都有精良的武器，那次革命或者可以成功，并不是绝对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事后将敌我的情形过细比较，那次革命之不成功，并不是三万敌人能够打败三百个革命党，实在是由于革命党内部的计划不周全；如果在起义之先，计划很周全，那次革命也不是绝对没有成功的希望。

    辛亥年革命，在广州起义之后，又有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结果是成功。推到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当（时）在武昌、汉口的革命党总共还不足三百人，真正革命党不过是几十人。所有的枪都没有子弹，临时到处搜索，只得到两盒子弹，一共不过五十颗。革命党分到了五十颗子弹，便在城内的工程营中发难。城外的炮兵营立时响应，便拉两门炮进城，遥攻总督衙门，占领武昌。至于当时驻在武昌的清兵，有第八镇的新兵，有长江的海军，又有巡防营的旧陆师，总共不下两万多人。革命党只用几十个人去打两万多人，可以说是用一个人打五百个人。广州起义，用一个人打一百个人，结果是失败；武昌起义，用一个人打五百个人，结果是成功。都是以极少数的人打极多数的人，在广州是失败，在武昌便成功，所以革命的奋斗不能一概而论。这种奋斗，是古今中外各国兵法中所没有的，只有革命历史中才有这种创例。我们继续来革命，按步就班，便不能说用少数不能胜多数。

    诸位教员有从外国学来的，有从保定学来的。从前各国在陆军学校所教授的学问，都是寻常的军事学。此刻学成的先生，再教授学生，一定也是从所学的普通军事学。所以诸位学生在这个学校内所学的学问，大概都是极寻常和极有规矩的普通军事学。诸君专拿这种学问，可不可做革命军人呢？做革命军的学问，不是专从学问中求出来的，是从立志中发扬出来的。诸君在求学的时代，当然要听先生的指教，服从长官的命令，先生教了多少，便要明白多少。如果有绝顶聪明的人，或者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就是没有绝顶聪明，只要把先生所教的学问彻底了解，将来也有大用处。用诸君现在的情形和从前的革命党比较：从前的革命党都没有受过很多的军事教育，诸君现在这个学校之内，至少还有六个月的训练；从前的革命党只有手枪，诸君现在都有很好的长枪；从前革命党发难，集合在一处地方的最多不过是两三百人，现在这个学校已经有了五百人。以诸君这样好的根本，如果是真有革命志气，只用这五百人和五百枝枪，便可以做一件很大的革命事业。

    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之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如果没有革命志气，不研究革命道理，像满清末年所练的新军，陆军都有很精良的长枪大炮，海军有很坚固的战舰和雷艇，总不能发扬革命事业；到了武昌起义之后，便都归革命党所用。总而言之，革命是非常的事业，非常的事业不可以常理论。从前留学日本和欧美各国的陆海军学生，我们总是设法运动，要他们加入革命党，但是有许多学生总是不肯加入，始终反对革命。他们那些反对革命的有知识军人，是什么心理呢？过细考查，就是他们都有一种成见，自以为是军事专家。在我们革命党，主张用一个人打一百人，用一百人打一万人；在他们受过军事教育的人看起来，以为这是古今中外战术中没有的道理，如何可以成功呢？这个道理，我们不必深辩，只要看后来中国革命推翻满清，是谁造成呢？成功的时候，固然是有许多军事家的赞助，但是穷脉溯源，说起原动力，还是由于极少数的革命党所发起的。推到当时一般有知识的军人，以为用极少数打败极多数是战术中决不能成功的定案，因为不赞成这个道理，便不赞成革命，因为那些军人都不赞成革命。所以从前的革命党，真有军事知识的人还是很少。辛亥年革命之所以大告成功，是由于全国已经发生了革命之后，段祺瑞便结合一般军人联名通电，赞成共和，才能够达到推翻满清的目的；革命党因为降格相从，容纳他们的意见，收罗这一般军人，以后才收军事上的顺利。所以辛亥年革命之成功，实在没有真正军事学识的军人。大家总要记得：革命是非常事业，不是寻常事业，非常事业决不可以寻常的道理一概而论。现在求学的时代，能够学得多少便是多少，只要另外加以革命精神，便可以利用；如果没有革命精神，就是一生学到老，死记得满腹的学问，总是没有用处。

    我们现在才到这地开办这个军官学校，北方的官僚军阀老早便办得有保定军官学校和北京陆军大学。用我们这个学校和他们的学校比较，他们学校之成立的时间很久，人数很多，器械又完全；我们这个学校所处的种种地位，都是比他们的差得远。如果专就物质一方面来比较，又照常理论，我们怎么能够改造中国呢？不过，北方的将领和兵士集合在一处，成立军队，不是为升官发财，就是为吃饭穿衣，毫没有救国救民的思想和革命的志气。在从前满清的时候，是这一种将士；现在遗留到曹锟、吴佩孚的，也是这一种将士。我们没有军事学识的革命党，从前既是能够消灭满清，将来富有军事学识的革命军，更是能够消灭曹锟、吴佩孚。不过以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要能够消灭曹锟、吴佩孚，根本上还要有革命的精神。若是没有革命的精神，他们的人多械足，我们不但是不能够消灭他们，恐怕反要被他们消灭。俄国在六年之前，一经发动革命，便同时组织革命军，以后着着进行，所以能够消灭旧党和外来的敌人，大告成功。我们现在开办这个学校，就是仿效俄国。中国革命有了十三年，到今天还要办这种学校，组织革命军，可见大凡建设一个新国家，革命军是万不可少的。

    诸君到这个学校来求学，又听过了我今天这一番的讲话，自然立志要做革命军。立志做革命军，先要有什么根本呢？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所以做革命军的根本，还是在高深学问。要造就高深学问，是用什么方法呢？造就高深学问的方法，不但是每日在讲堂之内，要学先生所教的学问，还要举一隅而三隅反，自己去推广。在讲堂之外，更须注重自修的工夫，把关于军事学和革命道理的各种书籍及一切杂志报章，都要参考研究。研究有了心得之后，一旦融会贯通，自然可以发扬革命的精神，继续先烈的志愿，舍身流血，造成中华民国的基础，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革命大告成功，像俄国一样，我们中国才可以同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中国的民族才可以永远的生存于人类。假若革命不能成功，中国便要亡，四万万人便要灭种。国亡种灭，都是诸君自身的利害，这是不能不挽救的。要挽救这种危亡，只有革命军。所以我们一定要开这个学校，要造成革命军。

    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人，诸君都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都担负得救国救民的责任。既是有了救国救民的责任，便要从今天起，先在学问上加倍去奋斗。将来毕业之后，组织革命军，对于共和的障碍，更是要同他们拚命，要能够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这种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的人本领，是靠什么为主呢？当革命军的资格，是要用什么人做标准呢？简单的说，就是要用先烈做标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像这个样子，才能够变成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革命党的资格，就是要不怕死。要用什么方法才可以不怕死呢？这个方法，说来说去，还是要学先烈。我今天在这地同诸君讲话，便是一个后死的革命党。从前每次革命的时候，我常常参加，总没有一次贪生畏死，但是每次流血都没有流到我的身上，所以今天还能够同诸君讲话，把不怕死的道理口传到诸君。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在不怕死。要能够有这种大勇气，在心理中就是视死如归，以人生随时都可以死，要死了之后便能够成仁取义。明白了这种道理，便能够说死是我们所欢迎的；遇到了敌人的枪炮子弹，能够速死更是我们所欢迎的。有了这种大勇气和大决心，我们便能够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因为敌人的观念，要生才以为是享幸福；我们的观念，要死才以为是享幸福，一死便得其所。生死的观念，在敌我两方面的精神过于悬殊，自然不能对敌，自然是我们有胜无败。

    这样以死为幸福、要求速死的道理，并不是凭空的理想，完全是事实。像从前日本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叫做陈天华，他发扬了革命的精神，还没有到革命的时机，求死不得，便在日本投海而死，以死报中国。英国又有一位留学生，叫做杨笃生，也是因为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没有革命的时机，不能做革命的事业，看到中国太，要以速死为享幸福，便在英国投海而死，以死报中国。像陈天华、杨笃生，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就是革命党，就是热心血性的真革命党。他们都是由于求死所而不得，所以迫到投海，实在是可惜。但是由陈天华、杨笃生两个人投海的道理，便可以证明一般人只要感受了革命的精神，明白了革命的道理，便可以视死如归，以为革命而死是很高尚、很难得和很快乐的事；如果在战场上，遇到了自己主义上的敌人，受敌人枪炮的子弹而死，当然更以为是死得其所了。

    从前的真革命党，因为都有这种乐死的性质，所以敢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所以敢于屡次发难来革命，所以革命能够成功。这种先例，是古今中外兵书中所没有的的，只有革命史中才有这种成例。这种成例，是非常的例子。我们要学这种非常的成例，便要有非常的志气，有了非常的志气，便能够看破生死关头，以死为幸福。如果人人都能够以死为幸福，便能够一百人打一万人，用一万人打一百万人。假若我们现在有一万人的革命军，马上便可以定中国，因为此刻反对革命的全队，总共不过一百万人。因为此刻我们没有一万人的革命军，所以那般贪暴无道的军阀，便敢于横行全国、无恶不作，事事要害国，天天要推翻共和。我因为要维持共和，消灭这般贪暴无道的军阀，所以要诸君不怕死，步革命先烈的后尘，更要用这五百人做基础，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军。有了这种理想上的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便可以大告成功，中国便可以挽救，四万万人便不至灭亡。所以革命事业，就是救国救民。我一生革命，便是担负这种责任。诸君都到这个学校内来求学，我要求诸君，便从今天起，共同担负这种责任。

    1924年6月16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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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水与猛兽

    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著名教育和民主主义革命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著有《蔡元培选集》。

    二千二百年前，中国有个哲学家孟轲，他说国家的历史常是“一乱一治”的。他说第一次大乱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乱是三千年前的猛兽，后来说到他那时候的大乱，是杨朱、墨翟的学说。他又把自己的拒杨、墨，比作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驱猛兽。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说杨、墨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后来一个学者，要是攻击别种学说，总是袭用“甚于洪水猛兽”这句话。譬如唐、宋儒家，攻击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击陆王派，也用他；现在旧派攻击新派，也用他。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想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要是如鲧的用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孟氏称“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这正是旧派对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孟氏引公明仪的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伏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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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之精神生活

    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著名教育和民主主义革命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著有《蔡元培选集》。

    精神生活，是与物质生活对待的名词，孔子尚中庸，并没有绝对的排斥物质生活，如墨子以自苦为极如佛教的一切惟心造；例如论语所记“失饪不食，不时不食”，“狐貉之厚以居”，谓“卫公子荆善居室”，“从大夫之后，不可以徒行”，对衣食住行，大抵持一种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的态度。但使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在不可兼得的时候，孔子一定偏重精神方面；例如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他的精神生活，是决不为物质所摇动的。今请把他的精神生活分三方面来观察：

    第一，在智的方面。孔子是一个爱智的人，尝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足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又说：“多闻阙疑，”“多见阙殆”，又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可见他的爱智，是毫不含糊，决非强不知为知的。他教子弟通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又为分设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彼劝人学诗，在心理上指出“兴”、“观”、“群”、“怨”，在伦理上指出“事父”、“事君”，在生物上指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例如《国语》说孔子识肃慎氏之石，防风氏骨节，是考古学；《家语》说孔子知萍实，知商羊，是生物学；但都不甚可信。）可以见知力范围的广大至于知力的最高点，是道，就是最后的目的，所以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何等的高尚！

    第二，在仁的方面。从亲爱起点，“泛爱众，而亲仁，”便是仁的出发点。他的进行的方法用恕字，消极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的普遍的要求，是“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的最高点，是“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人〈身〉以成仁。”这是何等伟大！

    第三，在勇的方面。消极的以见义不为为无勇；积极的以童汪能执干戈卫社稷可无殇。但孔子对于勇，却不同仁、智的无限推进，而是加以节制。例如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欤？”“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暴虎凭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焉，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这又是何等谨慎！

    孔子的精神生活，除上列三方面观察外，尚有两特点：一是毫无宗教的迷信；二是利用美术的陶养。孔子也言天，也言命，照孟子的解释，莫之为而为是天，莫之致而至是命，等于数学上的未知数，毫无宗教的气味。凡宗教不是多神，便是一神；孔子不语神，敬鬼神而远之，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完全置鬼神于存而不论之列。凡宗教总有一种死后的世界；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毫不能用天堂地狱等说来附会也。凡宗教总有一种祈祷的效验，孔子说：“丘之祷久矣”，“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毫不觉得祈祷的必要。所以孔子的精神上，毫无宗教的分子。

    孔子的时代，建筑、雕刻、图画等美术虽然有一点萌芽，还算是实用与装饰的工具，而不信为独立的美术；那时候认为纯粹美术的是音乐。孔子以乐为六艺之一，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对于音乐的美感，是后人所不及的。

    孔子所处的环境与二千年后的今日，很有差别；我们不能说孔子的语言，到今日还是句句有价值，也不敢说孔子的行为，到今日还是样样可以做模范。但是抽象的提出他精神生活的概略，以智、仁、勇为范围，无宗教的迷信而有音乐的陶养，这是完全可以为师法的。

    选自《江苏教育》月刊第5卷第9期，1936年9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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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军》序

    章炳麟

    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学者。著有《新方言》、《文始》等书。

    蜀邹容为《革命军》方二万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辞多恣肆，无所回避，然得无恶其不文耶？余曰：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其攻击者且千百辈，故仇敌之空言，足以堕吾实事。

    夫中国吞噬于逆胡，已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等持正议以振聋俗，自尔遂寂泊无所闻。吾观洪氏之举义师，起而与为敌者，曾、李则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徒欲为人策使，顾勿问其韪非枉直，斯固无足论者。乃如罗、彭、邵、刘之伦，皆笃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闽而金溪、馀姚，衡阳之《黄书》，日在几阁，孝弟之行，华戎之辨，仇国之痛，作乱犯上之戒，宜一切习闻之。卒其行事，乃相缪戾如彼！材者张其角牙以覆宗国，其次即以身家殉满洲，乐文采者，则相与鼓吹之。无他，悖德逆伦，并为一谈，牢不可破。故虽有衡阳之书，而视之若无见也。然则洪氏之败，不尽由计画失所，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

    今者风俗臭味少变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恳恳必以逐满为职志者，虑不数人。数人者，文墨议论，又往往务为温藉，不欲以跳踉搏跃言之，虽余亦不免是也。

    嗟乎！世皆嚣昧而不知话言，主文讽切，勿为动容，不震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异时义师再举，其必堕于众口之不俚，既可知矣。今容为是书，壹以叫恣言，发其惭恚，虽嚣昧若罗、彭诸子，诵之犹当流汗祗悔，以是为义师先声，庶几民无异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负贩之徒，利其径直易知而能恢发智识，则其所化远矣。藉非不文，何以致是也！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馀杭章炳麟序。

    1903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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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报》纪元节大会上的演说

    章炳麟

    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学者。著有《新方言》、《文始》等书。

    今日是《民报》纪元节大会。目下言论渐已成熟，以后是实行的时代。但今日实行上，有一种魔障，不可不破。因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强盗有力量，秀才没有力量。强盗仰攀不上官府，秀才仰攀得上官府。所以强盗起事，没有依赖督抚的心，秀才就有依赖督抚的心。前此数年，遍地是“借权”的话。直到如今，讲革命的，也想借到督抚的权，好谋大事，这真糊涂得很。

    颇有人说：“学界中人不如会党，会党中人不如强盗”。依兄弟看来，知识高下，且不必说。但强盗从没有靠官造反的心，会党略有数分，学界中人，更加数倍。论他志气的下劣与自信力的薄弱，较之会党、强盗，不免有些惭愧。（大拍掌）只是思量办事的人，没有不舍难取易的。他看自己革命，不如借用督抚略为容易。不知不觉，这下劣的思想，就随地涌现出来。殊不知志气果好，便万分险阻艰难的事也办得去。若依赖督抚，到比自己革命更难百倍。（大拍掌）

    这是甚么原由？

    第一，督抚引用学生，不过充当文案，预备顾问。就有练陆军、办警察的，总不能自成一部。原像从前的督标中军一样，也不能得他的亲信。若善于谄媚的呢，还可以侥幸得几分。假如才气略长些，议论略多些，风骨略高些，就永远不能得志。若要得志，除是想几件压制革命党的政策，或杀戮几个革命党人，方得有小小权柄到手，这还靠得住么？（大拍掌）

    第二，今日的督抚富贵尊荣，与皇帝相差无几，难道放着平坦大路不走，反去革命，自寻荆棘？从来藩镇不是逼到没路的时候，断不轻易造反。远大且不必说，就看近来吴三桂，本要想步武石敬瑭的后尘，做一个干儿皇帝。但不到撤藩的时候，吴三桂尚不敢举兵作难。因吴三桂自己有这心肠，将士却不肯应，故只得迟迟不发。后来有撤藩的事，此时平西王也去，将也去，兵也去。滇藩一部的人，没一个不失了饭碗，才能够激成大举。请看今（日）的督抚，权力比得吴三桂吗？就像袁世凯，是最有兵权的，满洲政府也不敢轻易动他。就动了他一人，北洋将校仍是依然无恙。一人愿革命，人人都不愿革命，这是万不得成的。（大拍掌）

    第三，那老耄昏聩的督抚，往往有几个儿孙出洋留学，与学生通同一气。学生见他可用，就推心置腹，奉承个不了。这一班纨子弟，也趁他祖、父老耄昏聩，卖差卖缺、无所不为，一面又与学生同谋举义。试想此辈胸中，究竟所思何事，起得事来，他的权力岂肯轻轻送你？奉这蝇营狗苟的顽童，作为革命首领，还成个世界吗？（大拍掌）

    因此三事，所以督抚革命万无可望。

    再说向上一层，假如督抚革命果然成事，虽则种族问题可以解决，那政治改良的事仍是不成。且看从古革命的历史，凡从草茅崛起的，所用都是朴实勤廉的人士，就把前代弊政一扫而尽。若是强藩内侵，权臣受禅，政治总与前朝一样，全无改革。因为帝王虽换，官吏依然不换，前代贪污的风俗流传下来，再也不能打扫。（拍掌大喝采）像现在官场情景，是微虫霉菌到处流毒，不是平民革命，怎么辟得这些瘴气？（拍掌大喝采）若把此事望之督抚，真是其愚不可及了！（拍掌人喝采）

    目下满洲政府正有中央集权的意思，要把财政兵政，都归几个满员掌握，外省督抚不过留个空名。有几个识见不到的人，都说此事若行，革命愈难措手。若依兄弟看来，正是相反。以前满洲将士曾打准噶尔、回部、青海等处，每战必胜。到得川、楚“教匪”起来，满洲兵就不能抵敌，全是杨芳、杨遇春等为虎作伥，方得制“教匪”的死命。太平王起来时候，赛尚阿、乌兰泰辈，没一个不一败涂地。修竟靠着几个湖南督抚，就地捐厘，兼办团练，才能够打破洪氏。照这样看，督抚无权，革命军正是大利，有甚么不好呢？（大拍掌）

    从今以后，我汉人兄弟，请把依赖督抚的一念，早早打消。但想当兵，不要想当奸细；但想做将士，不要想做参谋。这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华民国不怕不立。何必怀着那下劣心思，为会党、强盗所笑呢？（拍掌大喝采）

    选自1906年12月《民报》第10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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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子，广东新会人，晚清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著有《饮冰室合集》。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梁启超曰：伤哉老大也。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宫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侯门似海珠履杂之盛事。拿破仑之流于厄蔑，阿剌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继而抚髀，终而揽镜。呜呼，面皴齿尽，白头盈把，颓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于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于此人也，而以云之手段，回天之事利者，欧洲第一之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

    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诺，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以上、外任监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已不知亚细、欧罗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犹嫌其顽钝之未臻其极，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畀于其手。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之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者，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颜白尽头。使走无常当医生，携催命符以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

    梁启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栊，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作者附识。

    选自《饮冰室全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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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不变法之害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子，广东新会人，晚清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著有《饮冰室合集》。

    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觊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善居室者，去其废坏，廓清而更张之，鸠工庀材，以新厥构。图始虽艰，及其成也，轮焉奂焉，高枕无忧也。惟国亦然。由前之说罔不亡，由后之说罔不强。

    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非洲广袤三倍欧土，内地除沙漠一带外，皆植物饶衍，畜牧繁盛，土人不能开化，拱手以让强敌矣。波兰为欧西名国，政事不修，内讧日起，俄、普、奥相约择其肉而食矣。中亚洲回部，素号骁悍，善战斗，而守旧不变，俄人鲸吞蚕食，殆将尽之矣。越南、缅甸、高丽服属中土，渐染习气，因仍弊政，靡不变，汉官威仪，今无存矣。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钤辖，前皇残暴，民气凋丧，岌岌不可终日；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后王受其方略，国势日盛，辟地数万里也。今夫德列国分治，无所统纪，为法所役，有若奴隶；普人发愤兴学练兵，遂蹶强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又如西班牙、荷兰，三百年前属地遍天下，而内治稍弛，遂即陵弱，国度夷为四等。暹罗处缅、越之间，同一绵薄，而稍自振厉，则岿然尚存。记曰：“不知来，视诸往。”又曰：“前车覆，后车戒。”大地万国，上下百年间，强盛弱亡之故不爽累黍，盖其几之可畏如此也。

    中国立国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迈突厥，而因沿积弊，不能振变，亦伯仲于二国之间。以故地利不辟，人满为患。河北诸省，岁虽中收，犹道相望。京师一冬，死者千计。一有水旱，道路不通，运赈无术，任共填委，十室九空。滨海小民，无所得食，逃至南洋、美洲诸地，鬻身为奴，犹被驱迫，丧斧以归。驯者转于沟壑，黠者流为盗贼，教匪会匪，蔓延九州，伺隙而动。工艺不兴，商务不讲，土货日见减色，而他人投我所好，制造百物，畅销内地，漏卮日甚，脂膏将枯。学校不立，学子于帖括外一物不知；其上者考据词章，破碎相尚，语以瀛海，瞠目不信。又得官甚难，治生无术，习于无耻，懵不知怪。兵学不讲，绿营防勇，老弱癖烟，凶悍骚扰，无所可用。一旦军兴，临事募集，半属流丐；器械窳苦，饷糈微薄；偏裨以上，流品猥杂，一字不识，无论读图，营例不谙，无论兵法。以此与他人学问之将、纪律之师相遇，百战百败，无待交绥。官制不善，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委权胥吏，百弊猬起。一官数人，一人数官，牵制推诿，一事不举。保奖蒙混，鬻爵充塞，朝为市侩，夕登显秩。宦途壅滞，候补窘悴，非钻营奔竞，不能疗饥。俸廉微薄，供亿繁浩，非贪污恶鄙，无以自给。限年绳格，虽有奇才，不能特达，必俟其筋力既衰，暮气将深，始任以事，故肉食盈廷，而乏才为患。法弊如此，虽敌国外患，晏然无闻，君子犹或忧之，况于以一羊处群虎之间，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者乎？

    孟子曰：“国必自我，然后人伐之。”又曰：“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又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中国户口之众，冠于大地；幅员式廓，亦俄、英之亚也；矿产充溢，积数千年未经开采；土地沃衍，百植并宜；国处温带，其民材智；君权统一，欲有兴作，不患阻挠。此皆欧洲各国之所无也。去以旧法之不可恃也如彼，新政之易为功也又如此，何舍何从？不待智者可以决矣。

    难者曰：今日之法，匪今伊昔，五帝三王之所递嬗，三祖八宗之所诒谋，累代率由，历有年所，必谓易道乃可为治，非所敢闻。释之曰：不能创法，非圣人也。不能随时，非圣人也。上观百世，下观百世，经世，惟本朝为善变。入关之初，即下剃发之令，顶戴翎枝，端罩马褂，古无有也，则变服色矣。用达海创国书，借蒙古字以附满洲音，则变文字矣。用汤若望、罗雅谷作宪书，用欧罗巴法以改大统历，则变历法矣。圣祖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赋，并入地赋，自商鞅以来计人之法、汉武以来课丁之法无有也，则变赋法矣。举一切城工河防以及内廷营造、行在治跸，皆雇民给直，三王于农隙使民，用民三日，且无有也，则变役法矣。平民死刑别为二等，曰情实，曰缓决，犹有情实而不予勾者，仕者罪虽至死，而子孙考试入仕如故，如前代所沿夷三族之刑，发乐籍之刑，言官受廷杖，下镇抚司狱之刑，更无有也，则变刑法矣。至于国本之说，历代所重，自理密亲王之废，世宗创为密缄之法，高宗至于九降纶音，编为储贰金鉴，为世法戒，而懵儒始知大计矣。巡幸之典，谏臣所争，而圣祖、高宗皆数幸江南，木兰秋狩，岁岁举行，昧者或疑之，至仁宗贬谪松筠，宣示讲武习劳之意，而庸臣始识苦心矣。汉、魏、宋、明，由旁支入继大统者，辄议大礼，龂龂争讼，高宗援据礼经，定本生父母之称，取葬以士、祭以大夫之义。圣人制礼，万世不易，观于醇贤亲王之礼，而天下翕然称颂矣。凡此皆本朝变前代之法，善之又善者也。至于二百余年，重熙累洽，因时变制，未易缕数，数其荦荦大者。崇德以前，以八贝勒分治所部，太宗与诸兄弟朝会则共坐，饷用则均出，俘虏则均分；世祖入关，始严天泽之分，裁抑诸王骄蹇之习，遂壹寰宇，诒谋至今矣。累朝用兵，拓地数万里，膺阃外之寄，多用满，蒙；逮文宗而兼用汉人，辅臣文庆力赞成之，而曾、左诸公遂称名将矣。八旗劲旅，天下无敌，既削平前三藩后三藩，乾隆中屡次西征，犹复简调前往，朝驰羽檄，夕报捷书。逮宣宗时，而知索伦兵不可用。三十年来，歼荡流寇，半赖召募之勇以成功，而同治遂号中兴矣。内而治寇，始用坚壁清野之法，一变而为长江水师，再变而为防河圈禁矣。外而交邻，始用闭关绝市之法，一变而通商者十数国，再变而命使者十数国矣。此又以本朝变本朝之法者也。吾闻圣者虑时而动，使圣祖、世宗生于今日，吾知其变法之锐，必不在大彼得俄皇名、威廉第一德皇名、睦仁日皇名之下也。记曰：“法先王者法其意”。今泥祖宗之法，而戾祖宗之意，是乌得为善法祖矣乎？

    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秦后至今，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故治法亦可不改。国初因沿明制，稍加损益，税敛极薄，征役几绝，取士以科举，虽不讲经世，而足以太平。选将由行伍，虽未尝学问，然足以威苻。任官论资格，虽不得异材，而足以止奔竞。天潢外戚，不与政事，故无权奸僭恣之虞，督抚监司互相牵制，故无藩镇跋扈之患。使能闭关书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而无如其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也。泰西诸国并立，大小以数十计，狡焉思启，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则灭亡随之矣。故广设学校，奖励学会，惧人才不足，而国无与立也。振兴工艺，保护商业，惧利源为人所夺，而国以穷蹙也。将必知学，兵必识字，日夜训练，如临大敌，船械新制，争相驾尚，惧兵力稍弱，一败而不可振也。自余庶政，罔不如是。日相比较，日相磨厉，故其人之才智，常乐于相师，而其国之盛强，常足以相敌。盖舍是不能图存也。而所谓独立之国者，目未见大敌，侈然自尊，谓莫己若，又欺其民之驯弱而凌之，虑其民之才智而束缚之，积弱陵夷，日甚一日以此遇彼，犹以敝痈当千钧之弩，故印度、突厥之覆辙，不绝于天壤也。

    难者曰：法固因时而易，亦因地而行。今子所谓新法者，西人习而安之，故能有功，苟迁其地则弗良矣。释之曰：泰西治国之道，富强之原，非振古如兹也，盖自百年以来焉耳。举官新制，起于嘉庆十七年。民兵之制，起于嘉庆十七年。工艺会所，起于道光四年。农学会起于道光二十八年。国家拨款以兴学校，起于道光十三年。报纸免税之议，起于道光十六年。邮政售票，起于道光十七年。轻减刑律，起于嘉庆二十五年。汽机之制，起于乾隆三十四年。行海轮船，起于嘉庆十二年。铁路起于道光十年。电线起于道光十七年。自余一切保国之经，利民之策，相因而至，大率皆在中朝嘉、道之间。盖自法皇拿破仑倡祸以后，欧洲忽生动力，因以更新。至其前此之旧俗，则视今日之中国无以远过。惟其幡然而变，不百年间，乃然而兴矣。然则吾所谓新法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实为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与改而施之东方，其情形不殊，盖无疑矣。况蒸蒸然起于东土者，尚明有因变致强之日本乎？

    难者曰：子言辩矣。然伊川被发，君子所叹，用彝变夏，究何取焉？释之曰：孔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彝。”《春秋》之例，彝狄进至中国则中国之。古之圣人未尝以学于人为惭德也。然此不足以服吾子，请言中国。有土地焉，测之，绘之，化之，分之，审其土宜，教民树艺，神农、后稷，非西人也。度地居民，岁杪制用，夫家众寡，六畜牛羊，纤悉书之，《周礼》、《王制》，非西书也。八岁入小学，十五就大学，升造爵官，皆俟学成，痒序学校，非西名也。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国疑则询，国迁则询，议郎博士，非西官也。流宥五刑，疑狱众共，轻刑之法，陪审之员，非西律也。三老啬夫，由民自推，辟署功曹，不用他郡，乡亭之官，非西秩也。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商约之文，非西史也。交邻有道，不辱君命，绝域之使，非西政也。邦有六职，工与居一，国有九经，工在所劝，保护工艺，非西例也。当宁而立，当而立，礼无不答，旅揖士人，《礼经》所陈，非西制也。天子巡守，以观民风，皇王大典，非西仪也。地有四游，地动不止，日之所生为星，毖纬雅言，非西文也。腐水离木，均发均县，临鉴立景，蜕水谓气，电缘气生，墨翟、亢仓、关尹之徒，非西儒也。故夫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征之域外则如彼，考之前古则如此，而议者犹曰彝也彝也而弃之，必举吾所固有之物，不自有之，而甘心以让诸人，又何取耶？

    难者曰：子论诚当。然中国当败衄之后，穷蹙之日，虑无余力克任此举。强敌交逼，眈眈思启，亦未必能吾待也。释之曰：日本败于三国，受迫通商，反以成维新之功。法败于普，为城下之盟，偿五千兆福兰格，割奥斯、鹿林两省，此其痛创过于中国今日也。然不及十年，法之盛强，转逾畴昔。然则败衄非国之大患，患不能自强耳。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又曰：“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泰西各国，磨牙吮血。伺于吾旁者固属有人，其顾惜商务，不欲发难者，亦未始无之，徒以我晦盲太甚，历阶孔繁，用启戎心，亟思染指。及今早图，示万国以更新之端，作十年保太平之约，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天下之为说者，动曰“一劳永逸”。此误人家国之言也。今夫人一日三食，苟有持说者曰“一食永饱”，虽愚者犹知其不能也。以饱之后历数时而必饥，饥而必更求食也。今夫立法以治天下，则亦若是矣。法行十年，或数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敝而必更求变，天之道也。故一食而求永饱者必死，一劳而求永逸者必亡。今之为不变之说者。实则非真有见于新法之为民害也。夸毗成风，惮于兴作，但求免过，不求有功。又经世之学，素所未讲，内无宗主，相从吠声。听其言论，则日日痛哭，读其词章，则字字孤愤，叩其所以图存之道，则眙然无所为对，曰：“天心而已，国运而已，无可为而已。”委心袖手，以待覆亡。噫！吾不解其用心何在也！

    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是故变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执者权而代变者也，埃及、高丽等国皆是。其三如印度，见并于一国而代变者，越南、缅甸等国皆是。其四如波兰，见分于诸国而代变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间，其何择焉？《诗》曰：“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传》曰：“嫠妇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此固四万万人之所同也。彼犹太之种，迫逐于欧东，非洲之奴，充斥于大地，鸣呼！夫非犹是人类也欤！

    1896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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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世钟（节选）

    陈天华

    陈天华（1875～1905），原名显宿，字星台，亦字过庭，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近代民主革命家。著有《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万丈风潮人，腥膻满地血如糜；一腔无限同舟痛，献与同胞侧耳听。嗳呀！嗳呀！来了！来了！甚么来了？洋人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贵的、贱的、富的、贫的、做官的、读书的、做买卖的、做手艺的各项人等，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唉！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

    苦呀！苦呀！苦呀！我们同胞辛苦所积的银钱产业，一齐要被洋人夺去；我们同胞恩爱的妻儿老小，活活要被洋人拆散；男男女女们，父子兄弟们，夫妻儿女们，都要受那洋人的斩杀奸淫。我们同胞的生路，将从此停止；我们同胞的后代，将永远断绝。枪林炮雨，是我们同胞的送终场；黑牢暗狱，是我们同胞的安身所。大好江山，变做了犬羊的世界；神明贵种，沦落为最下的奴才。唉！好不伤心呀！

    恨呀！恨呀！恨呀！恨的是满洲政府不早变法。你看洋人这么样强，这么样富，难道生来就是这么样吗？他们都是从近二百年来做出来的。莫讲欧美各国，于今单说那日本国，三十年前，没一事不和中国一样。自从明治初年变法以来，那国势就蒸蒸日上起来了；到了于今，不但没有瓜分之祸，并且还要来瓜分我中国哩！论他的土地人口，不及中国十份之一，谈因为能够变法，尚能如此强雄。倘若中国也和日本一样变起法来，莫说是小小日本不足道，就是那英、俄、美、德各大国恐怕也要推中国做盟主了。可恨满洲政府抱定一个“汉人强，满人亡”的宗旨，死死不肯变法，到了戊戌年，才有新机，又把新政推翻，把那些维新的志士杀的杀，逐的逐，只要保全他满人的势力，全不管汉人的死活。及到庚子年闹出了弥天的大祸，才晓得一味守旧万万不可，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其实何曾行过，不过借此掩饰掩饰国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喜欢罢了；不但没有放了一线光明的，那黑暗反倒加了几倍。到了今日，中国的病，遂成了不治之症。我汉人本有做世界主人的势力，活活被满洲残害，弄到这步田地，亡国灭种，就在眼前，你道可恨不可恨呢？恨的是曾国藩，只晓得替满人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当初曾国藩做翰林的时候，曾上过摺子，说把诗赋小楷取士不合道理，到了后来出将入相的时候，倒一句都不敢说了。若说他不知道这些事体，缘何却把他的儿子曾纪泽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却不敢把朝廷的弊政更改些儿呢。无非怕招满政府的忌讳，所以闭口不说，保全自己的禄位，却把那天下后世长治久安的政策，丢了不提，你道可恨不可恨呢？恨的是前次公使随员、出洋学生，不把外洋学说输进祖国。内地的人为从前的学说所误，八股以外没有事业，《五经》以外没有文章，这一种可鄙可厌的情态，极顽极固的说话，也不用怪。我怪那公使随员、出洋学生，亲那外洋，见那外洋富强的原由，卢骚的《民约论》，美国的《独立史》，也曾看过，也曾读过，回国后，应当大声疾呼，喊醒祖国同胞的迷梦。那知这些人空染了一股洋派，发了一些洋财，外洋的文明一点全没带进来。纵有几个人著了几部书，都是些不关痛痒的话，那外洋立国的根本，富强的原因，没有说及一句。这是甚么缘故哩？恐怕言语不慎，招了不测之祸，所以情愿瞒着良心，做一个混沌汉。同时日本国的出洋人员回了国后，就把国政大变的变起来，西洋大儒的学说大倡的倡起来，朝廷若不依他们，他们就倡起革命来，所以能把日本国弄到这个地步。若是中国出洋的人，回国后也和日本一样，逼朝廷变法，不变法就大家革起命来，那时各国的势力范围尚没有如今的广大，中国早已组织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政府了，何至有今日万事都措手不及哩？唉！这些出洋的人，只怕自己招罪，遂不怕同胞永堕苦海，你道可恨不可恨呢？恨的是顽固党遇事阻挠，以私害公，我不晓得顽固党是何居心？明明足以利国利民的政事，他偏偏要出来阻挠。我以为他不讲洋务一定是很恨洋人的，那里晓得他见了洋人，犹如鼠见了猫一般，骨都软了，洋人说一句，他就依一句。平日口口声声说制造不要设，轮船铁路不要修，洋人所造的洋货，他倒喜欢用；洋人所修的轮船火车，他倒偏要坐。到了于今，他宁可把理财权、练兵权、教育权拱手让把洋人，开办学堂、派遣留学生，他倒断断不可。这个道理，那一个能猜得透哩！呵呵！我知道了。他以为变了旧政，他们的衣食饭碗就不稳了，高官厚爵也做不成了；所以无论什么与国家有益的事，只要与他不便，总要出来做反对，保他目前的利权。灭国灭种的话全然不知，就有几个知道，也如大风过耳，置之不理。现在已到了灭亡时候，他还要想出多少法儿，束缚学生的言论思想行为自由，好像恐怕中国有翻身一日，你道可恨不可恨呢？这四种人到今日恨也枉然了。但是使我们四万万人做牛做马，永世不得翻身，以后还有灭种的日子，都是被这四种人害了。唉！我们死也不能和他甘休的！

    真呀！真呀！真呀！中国要瓜分了！瓜分的话，不从今日才有的。康熙年间，俄罗斯已侵入黑龙江的边界；道光十八年，英吉利领兵三千六百人侵犯沿海七省，破了许多城池，到了道光二十二年才讲和，准他在沿海五口通商，割去香港岛（属广东省），又前后赔他银子二千一百万两。从此那传教的禁条也解了，鸦片烟也任他卖了。照万国公法，外国人在此国，必依此国的法律。那时中国和英国所订的条约，英国人在中国犯了罪，中国官员不能惩办他；就是中国人在租界，也不归中国管束，名为租界，其实是英国的地方了。又各国于外国进口的货物，抽税极重，极少值百抽二十，极多值百抽二百，抽多抽少，只由本国做主，外国不能阻他。独有英国在中国通商，值百抽五，订明在条约上面，如要加改，不由英国允许了不可。并且条约重还有利益各国均沾的话，所以源源而来的共有十六国，都照英国的办法。从此中国交涉的事，日难一日，一切利权都人洋人夺去。亡国灭种的祸根，早已埋伏在这个条约里了，可怜中国人好像死人一般，分毫不知。到了咸丰六年，英、法两国破了广东省城，把两广总督叶名琛活活捉去，后来死在印度。咸丰十年，英、美、俄、法四国联兵，把北京打破，咸丰帝逃往热河，叫恭亲王和四国讲和，赔银八百万两，五口之外，又加上了长江三口。以后到了光绪十年，法国占了越南国，后一年英国又占了缅甸国，那中国的势力，越发弱下去了。光绪二十年，日本国想占高丽国，中国发兵往救，连打败仗，牛庄、威海卫接连失守；遂命李鸿章做全权大臣，在日本马关和日本宰相伊藤博文订立和约，赔日本银二万万两，另割辽东（即盛京省）七城，台湾一省。后来俄国出来说日本不应得辽东，叫中国再加银三千万两赎还七城，日本勉强听从。俄国因此向中国索讨谢敬，满洲遂把盛京的旅顺、大连湾奉送俄国。各国执了利益各国均沾那句话，所以英国就乘势占了威海卫，德国在先占了胶州湾，法国照样占了广州湾。（旅顺在盛京省，威海、胶州俱属山东省；以上三处，俱是北洋第一重门户。广州湾属广东省。）那时已大倡瓜分之说；把一个瓜分图送到总理衙门（就是于今的外务部），当时也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但不信的人多得很。到了庚子年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兵打破北京，这时大家以为各国必要实行瓜分中国了。不料各国按兵不动，仍许中国讲和，但要中国出赔款四百五十兆（每兆一百万）两，把沿海沿江的炮台拆毁，京师驻扎洋兵，各国得了以上各项利益，遂把兵退了。于是人人都说瓜分是一句假话，乃是维新党捏造出来的，大家不要信他的胡说。不知各国不是不瓜分中国，因为国数多了，一时难得均分，并且中国地方宽得很，各国势力也有不及的地方，不如留住这满洲政府代他管领，他再管领满洲政府，岂不比瓜分便宜得多么？瓜分慢一年，各国的势子越稳一年，等到要实行瓜分的时候，只要把满洲政府去了，全不要费丝毫之力。中国有些人，瓜分的利害全然不知，一丝儿不怕；有些人知道瓜分的利益，天天怕各国瓜分中国。我只怕各国不实行瓜分，倘若实行瓜分了，中国或者倒能有望。这暗行瓜分的利害，真真了不得。果然俄国到今年四月东三省第二期撤兵的时候，也不肯照约撤兵，（庚子年俄国用兵把东三省尽行占了，各国定约叫俄国把东三省退回中国，分做三期撤兵。吉林、黑龙江、盛京叫做东三省，又叫做满洲，是清朝的老家。）提出新要求七款，老老实实，把东三省就算做自己的了。那时中国的学生志士，奔走叫号，以为瓜分的时候又到了。后来英、美、日本三国的公使，不准中国答应俄国七款的要求，俄国藉口中国不答应他的要求，就不肯退兵，彼此拖了许多日子。那中国的人见俄国按兵不动，又歌舞太平起来，越发说瓜分的话是假的了。那知俄国暗地里增兵，并且还放一个极东大总督驻扎在东三省，他的权柄，几乎同俄皇一样大小。俄皇又亲到德国，与德皇联盟，法国也和俄国联盟，彼此相约瓜分中国。英、美两国看见德、法都从了俄国，也就不和日本联盟，都想学俄国的样儿。日本势孤无助，不得不与俄国协商，满洲归俄国，高丽归日本，各行各事，两不相管。俄国到此没有别国掣他的肘了，就大摇大摆起来。到了八月二十八第一期撤兵的期，又违约不退。兵丁从俄国调来的，前后共有十余万，在九月中旬，派兵一千名把盛京省城奉天府占了，把盛京将军增祺囚了，各项衙门及电报局尽派俄兵驻守，东三省大小官员限一月内出境，每人只给洋银一百元，逐家挨户都要挂俄国的旗，各处的团练都要把军器缴出，大车装运的俄国兵每日有数千。于是俄国第一个倡瓜分中国，各国都画了押，只有美国没画押。近来美国也画了押，只有各国的皇帝大统领尚没盖印，极迟不过数月的事了。这个消息，日本报章也不肯载，是从日本外务省的官吏，政党的大员，学堂的教习，私自探听得的，极真极确，并不是诳话。留学生也有不信的，私向日本某舆地学家问他瓜分的事真不真。他答道：“你但问俄国占东三省的事真不真，不要问瓜分的事真不真。俄国占东三省的事倘若不虚，这瓜分的事也一定是实的了。你看德国占了胶州海口，俄国、英国、法国也就照德国的样儿，各占了一个海口。于今俄国占了东三省，请问中国有几块与东三省一样宽的地方？将来分的时候，恐怕还不够分哩！于今还来问真问假，真真不时时务了！”列位，他所说的不是正当不移的道理吗？近来各报章载道，俄国把全国的海军四份之三调到东方，英国照会两江总督魏光焘说，伊国也要照俄国派一个极东大总督驻扎江宁，长江七省重要的地方，都要修筑炮台，驻扎重兵，限四日内回信。又称英国已派兵到西藏，由西藏取四川，做首尾并举之计。德国在胶州的工厂，昼夜加工，预备开战。日本把兵尽调到台湾，法国把在越南的兵尽调到广西边界。于今好比火线相连，只要一处放火，就四处响应，遍中国二十二行省，都如天崩地坼一般，没有一块干净土了。好险呀！好怕呀！火烧到眉毛边了，还不知痛，真真是无知觉的蠢东西，连禽兽还不如哩！

    痛呀！痛呀！痛呀！你看中国地方这么样大，人口这么样多，可算是世界有一无二的国度了，那里晓得自古至今，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断没有中国人杀外国人的，这是甚么缘故呢？因为中国人不晓得有本国的分别，外国人来了，只有稍为比我强些，遂拱手投降，倒帮着外国人杀本国人，全不要外国人费力。当初金鞑子、元鞑子在中国横行直走，没有一个敢挡住他。若问他国实在的人数，总计不及中国一县的人，百个捉他一个，也就捉完他了。即如清朝在满洲的时候，那八旗兵总共止有六万，若没有那吴三桂、孔有德、洪承畴一班狗奴才，带领数百万汉军，替他平定中国，那六万人中国把他当饭吃，恐怕连一餐都少哩！到后来太平天国有天下三份之二，将要成功，又有湘军三十万人，替满洲死死把太平天国打灭，双手仍把江山送还满洲，真个好蠢的东西呀！可恨外洋各国，也学那满洲以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奸计，屡次犯中国，都有中国人当他的兵，替他死战。庚子年八国联兵，我以为这次洋兵没有百万，也应该有几十万，谁知统共只有二万，其余的都是中国人。打起仗来，把中国人排在前头，各国洋兵奸淫掳掠，中国人替他引导。和局定了，各国在中国占领的地方，所练的兵丁，大半是中国人，只有将领是洋人。东三省的马贼很多，俄国尽数招抚，已有一万二三千人。这些马贼，杀人比俄兵还要凶悍些。俄国又在东三省、北京一带，招那中国读书人做他的顾问官，不要通洋文，只要汉文做得好，已有许多无耻的人去了，巴望做洪承畴一流的人物。将来英国在长江，德国在山东，日本在福建，法国在两广，一定要照俄国的样儿来办。各省的会党兵勇尽是各国的兵丁，各省的假志士、假国民尽是各国的顾问官；其余的狗奴才，如庚子北直的人，一齐插顺民旗，更不消说了。各国不要调一兵，折一矢，中国人可以自己杀尽。天呀！地呀！同胞呀！世间万国，都没有这样的贱种！有了这样的贱种，这种怎么会不灭呢！不知我中国人的心肝五脏是什么做成的，为何这样残忍？唉！真好痛心呀！

    耻！耻！耻！你看堂堂中国，岂不是自古到于今，四夷小国所称为天朝大国吗？为什么到于今，由头等国降为第四等国呀？外洋人不骂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中国人到了外洋，连牛马也比不上。美国多年禁止华工上岸，今年有一个谭随员，无故被美国差役打死，无处伸冤。又梁钦差的兄弟，也被美国的巡捕凌辱一番，不敢作声。中国学生到美国，客店不肯收留。有一个姓孙的留学生，和美国一个学生相好，一日美国学生对孙某说道：“我和你虽然相好，但是到了外面，你不可招呼我。”孙某惊问道：“这话怎讲？”美国学生道：“你们汉人是满洲的奴隶，满洲又是我们的奴隶，倘是我国的人知道我和做两层奴隶的人结交，我国的人一定不以人齿我了。”孙某听了这话，遂活活气死了。美国是外洋极讲公理的国，尚且如此，其余的国更可想了。欧美各国，与我不同洲的国，也不怪他。那日本不是我的同洲的国吗？甲午年以前，他待中国人和待西洋人一样。甲午年以后，就隔得远了，中国人在日本的，受他的欺侮，一言难尽哩！单讲今年日本秋季大操，各国派来看操的，就是极小的官员，也有坐位，日本将官十分恭敬。中国派来看操的，就是极大的官员，也没有坐位，日本将官全不理会。有某总兵受气不过，还转客栈，放声大哭。唉！列位！你看日本还把中国当个国吗？外国人待中国人，虽是如此无礼，中国的官府仍旧丝毫不恨他，撞着外国人，倒反恭恭敬敬，犹如属员见了上司一般，唯唯听命，这不是奇事么？租界虽是租了，仍是中国的地方，那知一入租界，犹如入了地狱一般，没有一点儿自由。站街的印度巡捕，好比阎罗殿前的夜叉，洋行的通事西仔，好比判官手下的小鬼，叫人通身不冷，也要毛发直竖。上海有一个外国公园，门首贴一张字道：“狗和华人不准入内。”中国人比狗还要次一等哩！中国如今尚有一个国号，他们待中国已是这样；等到他瓜分中国之后，还可想得吗？各国的人也是一个人，中国的人也是一个人，为何中国人要受各国人这样欺侮呢？若说各国的人聪明些，中国的人愚蠢些，现在中国的留学生在各国留学的，他们本国人要学十余年学得成的，中国学生三四年就够了，各国的学者莫不拜服中国留学生的能干。若说各国的人多些，中国的人少些，各国的人极多的不过中国三份之一，少的没有中国十份之一。若说各国的地方大些，中国的地方小些，除了俄罗斯以外，大的不过如中国的二三省，小的不过如中国一省。若说各国富些，中国穷些，各国地面地内的物件，差不多就要用尽了，中国的五金各矿，不计其数，大半没开，并且地方很肥，出产很多。这样讲来，就应该中国居上，各国居下，只有各国怕中国的，断没有中国怕各国的。那知把中国比各国，倒相差百余级，做了他们的奴隶还不算，还要做他们的牛马；做了他们的牛马还不算，还要灭种，连牛马都做不着。世间可耻可羞的事，那有比这个还重些的吗？我们于这等事还不知耻，也就无可耻的事了。唉！伤心呀！

    杀呀！杀呀！杀呀！于今的人，都说中国此时贫弱极了，枪炮也少得很，怎么能和外国开战呢？这话我也晓得，但是各国不来瓜分我们中国，断不能无故自己挑衅，学那义和团的举动。于今各国不由我分说，硬要瓜分我了，横也是瓜分，竖也是瓜分，与其不知不觉被他瓜分了，不如杀他几个，就是瓜分了也值得些儿。俗语说的，“赶狗逼到墙，总要回转头来咬他几口。”难道四万万人，连狗都不如吗？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所最亲爱的同胞，我所最亲爱的同胞，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杀！杀！杀！

    奋呀！奋呀！奋呀！于今的中国人怕洋人怕到了极步，其实洋人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怎么要怕他？有人说洋人在中国的势力大得很，无处不有洋兵，我一起事，他便制住我了。不知我是主，他是客，他虽然来得多，总难得及我。在他以为深入我的腹地，我说他深入死地亦可以的。只要我全国皆兵，他就四面受敌，即有枪炮，也是寡不敌众。古昔夏朝有一个少康皇帝，他的天下都失了，只剩得五百人，终把天下恢复转来。又战国的时候，燕国把齐国破了，齐国的七十余城都已降了燕国，只有田单守住即墨一城，到后来终把燕国打退，七十余城又被齐国夺回。何况于今十八省完完全全，怎么就说不能敌洋人呢？就是只剩得几府几县，也是能够独立的。阿非利加洲有一个杜兰斯哇国，他的国度只有中国一府的大，他的人口只有中国一县的多，和世界第一个大国英吉利连战三年，英国调了大兵三十万，死了一半，终不能把杜国做个怎么样。这是眼前的事，人人晓得的，难道我连杜国都不能做得吗？杜国的人，敢把这么样小的国和这么样大的国打仗，这是何故呢？因为杜国的人，人人都存个百折不回的气概，人人都愿战死疆场，不愿做别人的奴隶，所以能打三年的死仗。中国的人没有坚忍的志气，一处败了，各处就如鸟兽散了。须知各国在中国已经数十年了，中国从前一点预备都没有，枪炮又不完全，这起头几阵，一定是要败的。但败得多，阅历也多，对付各国的手段也就精了。汉高祖和楚霸王连战七十二阵，阵阵皆败，最后一胜就得天下。湘军打长毛，当初也是连打败仗，后来才转败为胜。大家都要晓得这个道理，都把精神提起，勇气鼓足，任他前头打了千百个败仗，总要再接再厉。那美国独立，也是苦战了八年才能够独立的。我如今就是要苦战八十年，也应该要支持下去。怎么要胆小！怎么要害怕！这个道理，我实在想他不透。俗语说的，“一人舍得死，万夫不敢挡。”一十八省，四万万人，都舍得死，各国纵有精兵百万，也不足畏了。各国的兵很贵重的，倘若死了几十万，他就要怕中国，不敢来了。就是他再要来，汉人多得很，死去几百万几千万也是无妨的。若是把国救住了，不上几十年，这人口又圆满了。只要我人心不死，这中国万无可亡的理。诸君！诸君！听者！听者！舍死向前去，莫愁敌不住，千斤担子肩上担，打救同胞出水火，这方算大英雄，大豪杰，怎么同胞不想做呢？

    快呀！快呀！快呀！我这人人笑骂个个欺凌将要亡的中国，一朝把国势弄得蒸蒸日上起来，使他一班势利鬼，不敢轻视，倒要恭维起来。见了中国的国旗，莫不肃然起敬，中国讲一句话，各国就奉为金科玉律。无论什么国，都要赞叹我中国，畏服我中国，岂非可快到极处吗？我这全无知识全无气力要死不死的人，一朝把体操操得好好儿的，身子活活泼泼，路也跑得，马也骑得，枪也打得，同着无数万相亲相爱的同胞，到了两军阵前，一宇儿排开，炮声隆隆，角声呜呜，旌旗飘扬，鼓声雷动，一声喊起，如山崩潮涌一般，冲入敌阵，把敌人乱杀乱砍，割了头颅，回转营来，沽酒痛饮，岂非可快到极处吗？就是不幸受伤身死，众传，全国哀痛，还要铸几个铜像，立几个石碑，万古流芳，永垂不朽，岂非可快到极处吗？世间万事，惟有从军最好，我劝有血性的男儿，不可错过这个时代。照以上所说的，列位一定疑我是疯了，又一定疑我是义和团一流人物了。不是！不是！我生平是最恨义和团的。洋人也见过好多，洋国也走过几国，平日极要人学习洋务，洋人的学问，我常常称道的。但是我见那洋人心肠狠毒，中国若是被洋人瓜分了，我汉人一定不得了，所以敢说这些激烈的话，提醒大家，救我中国。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又有十个须知。

    国人四万万，妇女居了一半，亡国的惨祸，女子和男子一样，一齐都要受的。那救国的责任，也应和男子一样，一定要担任的。中国素来重男卑女，妇女都缠了双足，死处闺中，一点学问没有，那里晓得救国？但是现在是扩张女权的时候，女学堂也开了，不缠足会也立了，凡我的女同胞，急急应该把脚放了，入了女学堂，讲些学问，把救国的担子也担在身上，替数千年的妇女吐气。你看法兰西革命，不有那位罗兰夫人吗？俄罗斯虚无党的女杰，不是那位苏菲尼亚吗？就是中国从前，也有那木兰从军，秦良玉杀贼，都是女人所干的事业，为何今日女子就不能这样呢？我看妇女们的势力，比男子还要大些，男子一举一动，大半都受女子的牵制，女子若是想救国，只要日夜耸动男子去做，男子没有不从命的。况且演坛演说，军中看病，更要女子方好。妇女救国的责任，这样儿大，我女同胞们，怎么都抛弃了责任不问呢？我的讲话到这里也讲完了，我愿我同胞呀！

    …………

    醒来！醒来！快快醒来！快快醒来！不要睡的像死人一般。同胞！同胞！我知道我所最亲最爱的同胞，不过从前深处黑暗，没有闻过这等道理。一经闻过，这爱国的心，一定要发达了，这救国的事，一定就要勇任了。前死后继，百折不回，我汉种一定能够建立个极完全的国家，横绝五大洲，我敢为同胞祝曰：汉种万岁！中国万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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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我同胞

    秋瑾

    秋瑾（1875～1907），字璿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汉侠女儿，浙江绍兴人，近代民主革命烈士。著有《秋瑾集》。

    我于今有一大段感情，说与列位听听。我昨天到横滨去看朋友，在路上听见好热闹的军乐，又看见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手执小国旗，像发狂的一样，喊万岁，几千声，几万声，合成一声，嘈嘈杂杂，烟雾冲天。我不知做甚么事，有这等热闹。后来一打听，那晓得送出征的军人，就同俄国争我们的东三省地方，到那里打仗去的。俄国，我们叫他做俄罗斯，日本叫他做露西亚，这就叫征露的军人，所以日本人都以为荣耀，成群结队的来送他。最奇怪的就是我中国的商人，不知羞耻，也随着他们放爆竹，喊万岁。我见了又是羡慕，又是气愤，又是羞恼，又是惭愧，心中实在难过，不知要怎样才好，只觉得中国样样的事，色色的人，都不如他们。却好我也是坐这次火车走的，一路同走，只见那送军人的人越聚越多，万岁、万岁、帝国万岁、陆海军万岁，闹个不清爽。到了停车场，拥挤得了不得。那军人因为送他的人太多，却高站在长凳上，辞谢众人。送的人团团绕住，一层层的围了一个大圈子。一片人声、炮竹声夹杂，也辩别不清。只见许多人执小国旗，手舞足蹈，几多的高兴。直等到火车开了，众人才散。每到一个停车场，都有男女老幼、奏军乐的、举国旗的迎送。最可羡是那班小孩子，大的大，小的小，都站在路旁，举手的举手，喊万岁的喊万岁，你说看了可爱不可爱？真正令人羡慕死了。不晓得我中国何日才有这一日呢？

    唉！列位，你看日本的人，这样齐心，把军人看得如此贵重，怎么叫他不舍死忘生去打仗呢？所以都怀了一个不怕死的心，以为我们如果不能得胜，回国就无脸去见众人。人人都存了这个念头，所以回回打仗都是拚命攻打，不避炮火。前头的死了，后头又上去。今日俄国这么大的国，被小小三岛的日本，打败到这个样子，大约就是这个缘故呢。并且当军人的家眷，都有恤费。这家人家如有丈夫、儿子、兄弟出征，就算这家人家很荣耀的；若是做贸易的人家，门前就挂出了出征军人的牌子。各处旅馆、酒馆、照相馆及卖买各铺店，都大书特书的，写道：“陆海军御用品”，“军人优待半额”。明明是一百钱的东西，军人去买，只要半价。可怜我们中国的兵，每月得了扣下来的几钱口粮，又要顾家，又要顾己，够得甚么呢？见了营官统领，就是老鼠见了猫的一样。当差稍不如意，就骂就打。有点声名的人，见了兵勇，把他当做是什么贱奴一样，坐都不愿意同他坐在一处。富贵的人家，自己尊得了不得，锦衣玉食，把自己看得同天神一样，把兵卒轻视得同甚么贱人都不如。及等得有战事起来，又要他去打仗，不管餐风宿露，忍饿受寒的辛苦，只叫他舍死忘生的去打仗，你说能够做得到做不到呢？纵然打了胜仗，那些锦衣玉食的营官、统领来得功，兵的身子上并没有好处；而且那官并没有到过战场，不费丝毫力气，反占了功劳，得了保举，你说怎么叫人家心服呢！怪不得这些兵勇要贪生怕死，见了敌人，就一溜烟跑了。中国如今一说起这些兵丁，都说是没有受过教育，所以如此。一提起我们中国人没有受过教育的害处，千言万语，我也叙不完，三天两日，我也说不尽。众同胞们不要性急，待我下回再仔细说给你们听听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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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像破坏论

    陈独秀

    陈独秀（1880～1942），原名乾生，字仲甫，别号陈由己，笔名三爱，安徽怀宁人，现代革命家、学者。有《独秀文存》行世。

    “一声不作，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音同久）坐不动，十（音同实）是无用”：这几句形容偶像的话，何等有趣！

    偶像何以应该破坏，这几句话可算说得淋漓尽致了。但是世界上受人尊重，其实是个无用的废物，又何只偶像一端？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

    世界上真实有用的东西，自然应该尊重，应该崇拜；倘若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人人尊重他，崇拜他，才算得有用，这班骗人的偶像倘不破坏，岂不教人永远上当么？

    泥塑木雕的偶像，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有人尊重他，崇拜他，对他烧香磕头，说他灵验：于是乡愚无知的人，迷信这人造的偶像真有赏善罚恶之权，有时便不敢作恶，似乎这偶像却很有用。但是偶像这种用处，不过是迷信的人自己骗自己，非是偶像自身真有什么能力。这种偶像倘不破坏，人间永远只有自己骗自己的迷信，没有真实合理的信仰，岂不可怜！

    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

    古代蒙昧初开的民族，迷信君主是天的儿子，是神的替身，尊重他，崇拜他，以为他的本领与众不同，他才能居然统一国土。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事到如今，这等不但骗人而且害人的偶像，已被我们看穿，还不应该破坏么？

    国家是个什么？照政治学家的解释，越解释越叫人糊涂。我老实说一句，国家也是一种偶像。一个国家，乃是一种或数种人民集合起来，占据一块土地，假定的名称；若除去人民，单剩一块土地，便不见国家在那里，便不知国家是什么。可见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亦无什么真实能力。现在的人所以要保存这种偶像的缘故，不过是借此对内拥护贵族财主的权利，对外侵害弱国小国的权利罢了。（若说到国家自卫主义，乃不成问题。自卫主义，因侵害主义发生。若无侵害，自卫何为？侵略是因，自卫是果。）世界上有了什么国家，才有什么国际竞争；现在欧洲的战争，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那里作怪。我想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但是世界上多数的人，若不明白他是一种偶像，而且明白这种偶像的害处，那大同和平的光明，恐怕不会照到我们眼里来！

    世界上男子所受的一切勋位荣典，和我们中国女子的节孝牌坊，也算是一种偶像；因为功业无论大小，都有一个相当的纪念在人人心目中；节孝必出于自身主观的自动的行为，方有价值；若出于客观的被动的虚荣心，便和崇拜偶像一样了。虚荣心伪道德的坏处，较之不道德尤甚；这种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却是真功业真道德的大障碍！

    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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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告青年

    陈独秀

    陈独秀（1880～1942），原名乾生，字仲甫，别号陈由己，笔名三爱，安徽怀宁人，现代革命家、学者。有《独秀文存》行世。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ro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呜呼！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于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常不新鲜活泼，假而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胆，作顽狠之抗斗者有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

    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抉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德国大哲尼采（nietzsche）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morality

    of noble），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morality

    of slave）。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h.

    bergson）之“创造进化论”（l’evolution

    creatrice）所以风靡一世也。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矧在吾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绌，而可与当世争衡？

    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晰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世界进化，骎骎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当此恶流奔进之时，得一二自好之士，洁身引退，岂非希世懿德；然欲以化民成俗，请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馀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此退隐主义之根本缺点也。

    若夫吾国之俗，习为委靡。苟取利禄者，不在论列之数，自好之士，希声隐沦，食粟衣帛，无益于世，世以雅人名士目之，实与游情无择也。人心秽浊，不以此辈而有所补救，而国民抗往之风，植产之习，于焉以斩。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呜呼！欧罗巴铁骑，入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吾愿青年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r.

    tagore）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并吾国而存立于大地者，大小凡四十馀国，强半与吾有通商往来之谊。加之海陆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谓绝国，今视之若在户庭。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以吾国近事证之：日本勃兴，以促吾革命维新之局；欧洲战起，日本乃有对我之要求。此非其彰彰者耶？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

    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近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朝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语云：“闭户造车，出门未必合辙。”今之造车者，不但闭户，且欲以《周礼·考工》之制，行之欧美康庄，其患将不止不合辙已也！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自约翰弥尔（j.s.mill）“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孔特（comte）之“实验哲学”唱道于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r.

    eucken），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现时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英文曰life，德文曰leben，法文曰la

    vie）问题，为立言之的。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旗帜。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

    夫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本吾国初民之俗；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周礼崇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祀天神而拯水旱，诵《孝经》以退黄巾，人非童昏，知其妄也。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六）科学的而非想像的

    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像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像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像时代之产物。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像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像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

    1915年9月15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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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陈独秀

    陈独秀（1880～1942），原名乾生，字仲甫，别号陈由己，笔名三爱，安徽怀宁人，现代革命家、学者。有《独秀文存》行世。

    五方风土不同，而思想遂因以各异。世界民族多矣：以人种言，略分黄白；以地理言，略分东西两洋。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请言其大者：

    （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

    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老氏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以任兵为不祥之器；故中土自西汉以来，黩武穷兵，国之大戒。佛徒去杀，益堕健斗之风。世或称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印度民族安息于涅，安息为东洋诸民族一贯之精神。斯说也，吾无以易之。

    若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英吉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之霸权，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若比利时，若塞尔维亚以小抗大，以鲜血争自由，吾料其人之国终不沦亡。其力抗艰难之气骨，东洋民族或目为狂易；但能肖其万一，爱平和尚安息雍容文雅之劣等东洋民族，何至处于今日之被征服地位？

    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

    （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

    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英、美如此，法、德亦何独不然？尼采如此，康德亦何独不然？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自唯心论言之：人间者，性灵之主体也；自由者，性灵之活动力也。自心理学言之：人间者，意思之主体；自由者，意思之实现力也。自法律言之：人间者，权利之主体；自由者，权利之实行力也。所谓性灵，所谓意思，所谓权利，皆非个人以外之物。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

    东洋民族，自游牧社会，进而为宗法社会，至今无以异焉；自酋长政治，进而为封建政治，至今亦无以异焉。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诗》曰：“君之宗之。”《礼》曰：“有馀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宗法社会尊家长，重阶级，故教孝；宗法社会之政治，郊庙典礼，国之大经，国家组织，一如家族，尊元首，重阶级，故教忠。忠孝者，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半开化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也。自古忠孝美谈，未尝无可泣可歌之事，然律以今日文明社会之组织，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之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

    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西洋民族之重视法治，不独国政为然，社会家庭，无不如是。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

    或谓西俗夫妇非以爱情结合艳称于世者乎？是非深知西洋民族社会之真相者也。西俗爱情为一事，夫妇又为一事。恋爱为一切男女之共性；及至夫妇关系，乃法律关系，权利关系，非纯然爱情关系也。约婚之初，各要求其财产而不以为贪；既婚之后，各保有其财产而不以为吝。即上流社会之夫妇，一旦反目，直讼之法庭而无所愧怍。社会亦绝不以此非之。盖其国为法治国，其家庭亦不得不为法治家庭；既为法治家庭，则亲子昆季夫妇，同为受治于法之一人，权利义务之间，自不得以感情之故，而有所损益。亲不责子以权利，遂亦不重视育子之义务。避妊之法，风行欧洲。夫妇生活之外无有馀资者，咸以生子为莫大之厄运。不徒中下社会如斯也，英国贵妇人乃以爱犬不爱小儿见称于世，良以重视个人自身之利益，而绝无血统家族之观念；故夫妇问题与产子问题，不啻风马牛相去万里也。若夫东洋民族，夫妇问题，恒由产子问题而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旧律无子，得以出妻。重家族，轻个人，而家庭经济遂蹈危机矣。蓄妾养子之风，初亦缘此而起。亲之养子，子之养亲，为毕生之义务。不孝不慈，皆以为刻薄非人情也。

    西俗成家之子，恒离亲而别居，绝经济之关系。所谓吾之家庭（my

    family）者，必其独立生活也；否则必曰吾父之家庭；（my

    father’s

    family）用语严别，误必遗讥。东俗则不然：亲养其子，复育其孙；以五递进，又各纳妇，一门之内，人口近百矣。况夫累代同居，传为佳话。虚文炫世，其害滋多！男妇群居，内多诟谇；依赖成性，生产日微；貌为家庭和乐，实则黑幕潜张，而生机日促耳。昆季之间，率为共产，倘不相养，必为世讥。事畜之外，兼及昆季。至简之家，恒有八口，一人之力，曷以肩兹？因此被养之昆季习为游惰，遗害于家庭及社会者亦复不少。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仰食豪门，名流不免。以此富者每轻去其乡里，视戚友若盗贼。社会经济，因以大乱。

    凡此种种恶风，皆以伪饰虚文任用感情之故。浅见者自表面论之，每称以虚文感情为重者，为风俗淳厚之征；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受之者习为贪惰，自促其生以弱其群耳。以此为俗，何厚之有？以法治实利为重者，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其结果，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以此为俗，吾则以为淳厚之征也。即非淳厚也何伤？

    1915年12月15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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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话文的妙用之一

    刘大白

    刘大白（1880～1932），原名金庆，浙江绍兴人，现代诗人。著有诗集《旧梦》、《邮吻》等。

    假如有一位高级小学的教师，在上国文课的时候，提出几句鬼话文来，要学生讲解：

    问：“顾字怎么解”？

    答：“回头看”。

    问：“兹字呢”？

    答：“这个”。

    问：“寡字”？

    答：“孤独无亲”。

    问：“什么是昧”？

    答：“不晓人事”。

    问：“怎么叫眇”？

    答：“瞎子叫做眇”。

    问：“予就是什么”？

    答：“予就是我”。

    问：“小子是什么”？

    答：“小孩儿”。

    我想，这位教师，听了学生的答案，一定很满意：如果记起分数来，一定给他一百分。

    假如教师又提出一句来：

    问：“昆字有什么意义”？

    答：“昆字有明字的意义”。

    问：“命字怎么讲”？

    答：“命是命令，就是告诉，也就是说”。

    问：“怎样叫做元”？

    答：“元可以解作大”。

    问：“龟是什么”？

    答：“龟吗？就是乌龟”。

    我想，教师听了，一定点著头说，“对啊”！随即在分数册上又记上一个一百分。于是教师提出整句来了：

    问：“‘顾兹寡昧’，如何”？

    答：“回头看这个孤独无亲，不晓人事的人”。

    问：“眇予小子”呢？

    答：“瞎子的我这小孩儿”。

    问：“你怎样解释‘昆命元龟’”？

    “明明说像大乌龟”。

    这是无可疑的，那教师一定又在分数册上给他记上一个一百分了。

    但是这几句鬼话，据说是皇帝的诏书和诰命里面的句子。有人给皇帝当代笔，在诏书和诰命里面用了这几个句子；皇帝不能懂得，叫翻译的人来翻译成当时的人话。皇帝听了，大怒起来，以为代笔的人挖苦得他这样凶，就拔出剑来，把那位代笔的嘴巴割开，并且把他剁成肉酱。咳！小学生在教室里，把这几句鬼话翻译成人话，解释得很对，可以得到教师的赞许，得到一百分的分数；但是在皇帝的龙廷上，把它翻译成人话，翻译得一丝不走，就可以使皇帝龙心大怒，一怒而砍杀了代笔先生，而且剁成肉酱。你想，这是多么矛盾的事情！

    所以我想，如果贵族阶级存在一天，鬼话文当然也存在一天。因为他们是要利用鬼话文来摆他们的臭架子的。他们既然要仗著鬼话文摆臭架子，咱们不妨借了他们的摆臭架子的工具来挖苦他们。例如那位皇帝的代笔先生，在诏书或诰命里面做了那样的句子，明明挖苦他是孤独无亲，不晓人事，瞎子的小孩儿，明明挖苦他说像大乌龟；但是给翻译先生串通了，叫他不要学小学生的样，马马糊糊地给他翻译成几句比较好听的人话；那么，不但没有剁成肉酱的危险，而且把那位皇帝骂了一个“一概弗得知”，可不是很有趣味的事！所以一面拿鬼话文给贵族们摆臭架子，一面就拿鬼话文挖苦他们，倒也是合算的事。这个办法，和旧戏里邹应龙打严嵩的法子，差不多有同样的痛快。

    在贵族阶级没有消灭的时候，我承认这的确是鬼话文的妙用之一。

    选自《白屋文话》，1929年8月版，上海世界书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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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节烈观

    鲁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现代思想家、文学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野草》等。

    “世道浇漓，人心日下，国将不国”这一类话，本是中国历来的叹声。不过时代不同，则所谓“日下”的事情，也有迁变：从前指的是甲事，现在叹的或是乙事。除了“进呈御览”的东西不敢妄说外，其余的文章议论里，一向就带这口吻。因为如此叹息，不但针砭世人，还可以从“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对慨叹，连杀人放火骗钱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恶余暇，摇着头说道，“他们人心日下了。”

    世风人心这件事，不但鼓吹坏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观，只是赏玩，只是叹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来，居然也有几个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第一个是康有为，指手画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陈独秀便斥他不兴；其次是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

    这几篇驳论，都是《新青年》里最可寒心的文章。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里，早已闪出曙光。假如《新青年》里，有一篇和别人辩地球方圆的文字，读者见了，怕一定要发怔。然而现今所辩，正和说地体不方相差无几。将时代和事实，对照起来，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来虚君共和是不提了，灵学似乎还在那里捣鬼，此时却又有一群人，不能满足；仍然摇头说道，“人心日下”了。于是又想出一种挽救的方法；他们叫作“表彰节烈”！

    这类妙法，自从君政复古时代以来，上上下下，已经提倡多年；此刻不过是竖起旗帜的时候。文章议论里，也照例时常出现，都嚷道“表彰节烈”！要不说这件事，也不能将自己提拔，出于“人心日下”之中。

    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万一幸而遇着宽厚的道德家，有时也可以略迹原情，许他一个烈字。可是文人学士，已经不甚愿意替他作传；就令勉强动笔，临了也不免加上几个“惜夫惜夫”了。

    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康有为借重皇帝的虚名，灵学家全靠着鬼话。这表彰节烈，却是全权都在人民，大有渐进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几个疑问，须得提出。还要据我的意见，给他解答。我又认定这节烈救世说，是多数国民的意思；主张的人，只是喉舌。虽然是他发声，却和四支五官神经内脏，都有关系。所以我这疑问和解答，便是提出于这群多数国民之前。

    首先的疑问是：不节烈（中国称不守节作“失节”，不烈却并无成语，所以只能合称他“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照现在的情形，“国将不国”，自不消说：丧尽良心的事故，层出不穷；刀兵盗贼水旱饥荒，又接连而起。但此等现象，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行为思想，全钞旧账；所以种种黑暗，竟和古代的乱世仿佛，况且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子，并无不节烈的女子夹杂在内。也未必是有权力的男子，因为受了他们蛊惑，这才丧了良心，放手作恶。至于水旱饥荒，便是专拜龙神，迎大王，滥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祸祟，没有新知识的结果；更与女子无关。只有刀兵盗贼，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但也是兵盗在先，不节烈在后，并非因为他们不节烈了，才将刀兵盗贼招来。

    其次的疑问是：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照着旧派说起来，女子是“阴类”，是主内的，是男子的附属品。然则治世救国，正须责成阳类，全仗外子，偏劳主体。决不能将一个绝大题目，都阁在阴类肩上。倘依新说，则男女平等，义务略同。纵令该担责任，也只得分担。其余的一半男子，都该各尽义务。不特须除去强暴，还应发挥他自己的美德。不能专靠惩劝女子，便算尽了天职。

    其次的疑问是：表彰之后，有何效果？据节烈为本，将所有活着的女子，分类起来，大约不外三种：一种是已经守节，应该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种是不节烈的人；一种是尚未出嫁，或丈夫还在，又未遇见强暴，节烈与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种已经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说了。第二种已经不好，中国从来不许忏悔，女子做事一错，补过无及，只好任其羞杀，也不值得说了。最要紧的，只在第三种，现在一经感化，他们便都打定主意道：“倘若将来丈夫死了，决不再嫁；遇着强暴，赶紧自裁！”试问如此立意，与中国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有何关系？这个缘故，已在上文说明。更有附带的疑问是：节烈的人，既经表彰，自是品格最高。但圣贤虽人人可学，此事却有所不能。假如第三种的人，虽然立志极高，万一丈夫长寿，天下太平，他便只好饮恨吞声，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以上是单依旧日的常识，略加研究，便已发见了许多矛盾。若略带二十世纪气息，便又有两层：

    一问节烈是否道德？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贞操论》里，已经说过理由。不过贞是丈夫还在，节是男子已死的区别，道理却可类推。只有烈的一件事，尤为奇怪，还须略加研究。

    照上文的节烈分类法看来，烈的第一种，其实也只是守节，不过生死不同。因为道德家分类，根据全在死活，所以归入烈类。性质全异的，便是第二种。这类人不过一个弱者（现在的情形，女子还是弱者），突然遇着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邻右舍也不帮忙，于是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终于没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邻舍，夹着文人学士以及道德家，便渐渐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无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惩办，只是七口八嘴，议论他死了没有？受污没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于是造出了许多光荣的烈女，和许多被人口诛笔伐的不烈女。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何况说是道德。

    二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替以前的道德家说话，一定是理应表彰。因为凡是男子，便有点与众不同，社会上只配有他的意思。一面又靠着阴阳内外的古典，在女子面前逞能。然而一到现在，人类的眼里，不免见到光明，晓得阴阳内外之说，荒谬绝伦；就令如此，也证不出阳比阴尊贵，外比内崇高的道理。况且社会国家，又非单是男子造成。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说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应守的契约。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若是买卖欺骗贡献的婚姻，则要求生时的贞操，尚且毫无理由。何况多妻主义的男女，来表彰女子的节烈。

    以上，疑问和解答都完了。理由如此支离，何以直到现今，居然还能存在？要对付这问题，须先看节烈这事，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缘故。

    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但大抵因为寡妇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无人敢娶，并非要他不事二夫。这样风俗，现在的蛮人社会里还有。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么裁制，便可知道脱离了这宗习俗，为日已久。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出于真心，还是故意，现在却无从推测。其时也正是“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全国士民，多不像样。或者“业儒”的人，想借女人守节的话，来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侧击，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难分明，后来因此多了几个节妇，虽未可知，然而吏民将卒，却仍然无所感动。于是“开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国终于归了“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的什么“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了。此后皇帝换过了几家，守节思想倒反发达。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道，“这是什么事！你竟不为尊者讳，这还了得！”假使这唐人还活着，一定要斥革功名，“以正人心而端风俗”了。

    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守节盛了；烈女也从此着重。因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该嫁人，自己活着，自然更不许被夺。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或者妻女极多的阔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乱离时候，照顾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变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来，称赞几句。好在男子再聚，又是天经地义，别讨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双烈合传”，“七姬墓志”，甚而至于钱谦益的集中，也布满了“赵节妇”“钱烈女”的传记和歌颂。

    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无异言呢？原来“妇者服也”，理应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体质一样，成了畸形。所以对于这畸形道德，实在无甚意见。就令有了异议，也没有发表的机会。做几首“闺中望月”“园里看花”的诗，尚且怕男子骂他怀春，何况竟敢破坏这“天地间的正气”？只有说部书上，记载过几个女人，因为境遇上不愿守节，据做书的人说：可是他再嫁以后，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狱；或者世人个个唾骂，做了乞丐，也竟求乞无门，终于惨苦不堪而死了！

    如此情形，女子便非“服也”不可。然而男子一面，何以也不主张真理，只是一味敷衍呢？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况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的影响；不述而作，最为犯忌。即使有人见到，也不肯用性命来换真理。即如失节一事，岂不知道必须男女两性，才能实现。他却专责女性；至于破人节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过去。男子究竟较女性难惹，惩罚也比表彰为难。其间虽有过几个男人，实觉于心不安，说些室女不应守志殉死的平和话，可是社会不听；再说下去，便要不容，与失节的女人一样看待。他便也只好变了“柔也”，不再开口了。所以节烈这事，到现在不生变革。

    （此时，我应声明：现在鼓吹节烈派的里面，我颇有知道的人。敢说确有好人在内，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对，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为他是好人，便竟能从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又愿他回转身来。）

    其次还有疑问：

    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别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负责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诱惑；文人著作，反将他传为美谈。所以女子身旁，几乎布满了危险。除却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带点诱惑的鬼气。所以我说很难。

    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说了。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的惨苦，也姑且弗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计已能独立，社会也知道互助，一人还可勉强生存。不幸中国情形，却正相反。所以有钱尚可，贫人便只能饿死。直到饿死以后，间或得了旌表，还要写入志书。所以各府各县志书传记类的末尾，也总有几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两人，赵钱孙李，可是从来无人翻读。就是一生崇拜节烈的道德大家，若问他贵县志书里烈女门的前十名是谁？也怕不能说出。其实他是生前死后，竟与社会漠不相关的。所以我说很苦。

    照这样说，不节烈便不苦么？答道，也很苦。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不过他死后间有一回表彰，写入志书。不节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随便什么人的唾骂，无主名的虐待。所以我说也很苦。

    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自他两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说是本人愿意，实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着少年女人，诚心祝赞他将来节烈，一定发怒；或者还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旧牢不可破，便是被这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着。可是无论何人，都怕这节烈。怕他竟钉到自己和亲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说不愿。

    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的价值。

    临了还有一层疑问：

    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人，岂非白苦一番么？可以答他说：还有哀悼的价值。他们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1918年7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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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下漫笔

    鲁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现代思想家、文学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野草》等。

    一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鹤见祜辅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们两人一同吃晚饭——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山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也许反而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了。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虽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1925年4月29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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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军（节选）

    邹容

    邹容（1885～1905），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字蔚丹（威丹），留学日本时改名为邹容。重庆巴县（今渝中区）人。近代作家、革命家。

    绪论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命反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是故一人一思想也，十人十思想也，百千万人，百千万思想也，亿兆京垓人，亿兆京垓思想也。人人虽各有思想也，即人人无不同此思想也。居处也，饮食也，衣服也，器具也，若善也，若不善也，若美也，若不美也，皆莫不深潜默运，盘旋于胸中，角触于脑中；而辨别其孰善也，孰不善也，孰美也，孰不美也，善而存之，不善而去之，美而存之，不美而去之，而此去存之一微识，即革命之旨所出也。夫此犹指事物而言之也。试放眼纵观，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一视一课之微物，皆莫不数经革命之掏揽过昨日，田今日，以象现现象于此也。夫加是也，革命固如是平常者也。虽然，亦有非常者在焉。闻之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立革命，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之革命，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之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甚至风潮所播及，亦相与附流会汇，以同归于大洋。大怪物战！革命也。大宝物哉！革命也。吾今日闻之，犹口流涎而心件件。吾是以于我祖国中，搜索五千余年之历史，指点二千余万万里之地图，间人省已，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呜呼！何不一遇也？吾亦尝执此不一遇之故而熟思之，重思之，否因之而有感矣，否因之而有慨于历代民贼独夫之流毒也。

    自秦始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答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揽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羡可歆之极，则天下之思篡取而夺之者愈众。此自秦以来，所以狐鸣篝中，王在掌上，卯金伏诛，魏氏当涂，黠盗好雄。觊觎神器者、史不绝书。于是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以游牧腥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呜呼！革命！杀人放火者，出于是也！呜呼革命！自由平等者，亦出于是也！

    吾悲夫吾同胞之经此无量野蛮革命，而不一伸头于天下也。吾悲夫吾同胞之成事齐事楚，任人掬抛之无性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主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若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请大哲之宝旌，以招展于我神州上。不宁惟是，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寻同胞革命独立之表本。嗟呼！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此吾所以倡言革命，以相与同胞共勉共勖，而实行此革命主义也。苟不欲之，则请待数十年百年后，必有倡平权释黑奴之耶女起，以再倡平权释数重奴隶之支那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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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溥仪君书

    周作人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现代作家。著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苦茶随笔》等。

    溥仪先生：

    听我的朋友胡适之君说，知道你是一位爱好文学的青年，并且在两年前“就说要取消帝号，不受优待费”，思想也是颇开通的。我有几句话早想奉告，但是其时你还是坐在宫城下上谕，我又不知道写信给皇帝们是怎样写的，所以也就搁下；现在你已出宫了，我才能利用这半天的工夫写这一封信给你。

    我先要跟着我的朋友钱玄同君给你道贺，贺你这回的出宫。这在你固然是偿了宿愿，很是愉快，在我们也一面满足了革命的心愿，一面又消除了对于你个人的歉仄。你坐在宫城里，我们不但怕要留为复辟的种子，也觉得革命事业因此还未完成；就你个人而言，把一个青年老是监禁在城堡里，又觉得心里很是不安。张国焘君住在卫戍司令部的优待室里，陈独秀君住在警察厅的优待室里，章太炎先生被优待在钱粮胡同，每月有五百元的优待费，但是大家千辛万苦的营救，要放他们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所要者是身体与思想之自由，并非“优待”，——被优待即是失了自由了。你被圈禁在宫城里，连在马路上骑自行车的自由都没有，我们虽然不是直接负责，听了总很抱歉，现在你能够脱离这种羁绊生活，回到自由的天地里去，我们实在替你喜欢，而且自己也觉得心安了。

    我很赞成钱君的意见，希望你补习一点功课，考入高中，毕业大学后再往外国留学。但我还有特别的意见，想对你说的，便是关于学问的种类问题，据我的愚见，你最好是往欧洲去研究希腊文学。替别人定研究的学科是很危险的事，因为与本人的性质与志趣未必一定相合，但是我也别有一种理由，说出来可以当作参考。中国人近来大讲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然而专门研究某一种文化的人终于没有，所以都说的不得要领。所谓西方文化究竟以那一国为标准，东方文化究竟是中国还是印度为主呢？现代的情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似乎在推究一点上去，找寻他的来源。我想中国的，印度的，以及欧洲之根源的希腊的文化，都应该有专人研究，综合他们的结果，再行比较，才有议论的可能，一切转手的引证全是不可凭信。研究东方文化或者另有适当的人，至于希腊文化我想最好不如拜托足下了。文明本来是人生的必要的奢华，不是“自手至口”的人们所能造作的，我们必定要有碗够盛酒肉，才想到在碗上刻画几笔花，倘若终日在垃圾堆上拣煤粒，哪有工夫去做这些事，希腊的又似乎是最贵族的文明，在现在中国更不容易理解。中国穷人只顾拣煤核，阔人只顾搬钞票往外国银行里存放，知识阶级（当然不是全体）则奉了群众的牌位，预备作“应制”的诗文；实质上可吃的便是宝物，名目上是平民的便是圣旨，此外都不值一看。这也正是难怪的，大家还饿鬼似的在吞咽糟糠，哪里有工夫想到制造“嘉湖细点”，更不必说吃了不饱的茶食了。设法叫大家有饭吃，诚然是亟应进行的事，一面关于茶食的研究也很要紧，因为我们的希望是大家不但有饭而且还有能赏鉴茶食的一日。想到这里，我便记起你来了，我想你至少该有了解那些精美的文明的可能，——因为曾做过皇帝。我决不是在说笑话。俗语云，“做了皇帝想成仙”，制造文明实在就是求仙的气分，不过所成者是地位，所享者是尘世清福而已，这即是希腊的“神的人”的理想了。你正式的做了三年皇帝，又非正式做了十三年，到现在又愿意取消帝号，足见已饱厌南面的生活，尽有想成仙的资格，我劝告你去探检那地中海的仙岛，一定能够有很好的结果。我想你最好往英国或德国去留学，随后当然须往雅典一走，到了学成回国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介绍你到北京大学来担任（或者还是创设）希腊文学的讲座。

    末了，我想申明一声，我当初是相信民族革命的人，换一句话即是主张排满的，但辛亥革命——尤其是今年取消帝号以后，对于满族的感情就很好了，而且有时还觉得满人比汉人更有好处，因为他较有大国民的态度，没有汉人中北方的家奴气与南方的西崽气。这是我个人的主观的话，我希望你不会打破我这个幻想罢。

    1924年11月30日，周作人

    再者，风便祈将台甫示及，以便称呼。又及。

    追记

    这封信才写好，阅报知溥仪君已出奔日本使馆了。我不知道他出奔的理由，但总觉得十分残念。他随着英国人日本人这样的跑，结果于他没有什么好处，——只有明白的汉人（有辫子的不算）是满人和他的友人，可惜他不知道。希望他还有从那些人的手里得到自由的日子，这封信仍旧发表。在别一方面，他们是外国人，他们对中国的幸灾乐祸是无怪的，我们何必空口同他们讲理呢？我们已经打破了大同的迷信，应该觉悟只有自己可靠，……所可惜者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耳。

    12月1日添书

    《语丝》第4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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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感录（二八）

    钱玄同

    钱玄同（1887～1939），名夏，字德潜，号疑古，原籍浙江吴兴，长于苏州，著名文学理论家。著有《文字学音篇》、《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等论文。

    既然叫做共和政体，既然叫做中华民国，那么，有几句简单的话要奉告我国民。

    民国的主体是国民，决不是官，决不是总统。总统是国民的公仆，不能叫做“元首”。

    国民既是主体，则国民的利益，须要自己在社会上费了脑筋、费了体力去换来。公仆固然不该殃民残民，却也不该仁民爱民。公仆就是有时僭妄起来，不自揣量，施其仁爱；但是做国民的决不该受他的仁爱。——什么叫做仁民爱民呢？像猫主人养了一只猫，天天买鱼腥给他吃：这就是仁民爱民的模型。

    即在二十世纪建立民国，便该把法国、美国做榜样；一切“圣功、王道”，“修、齐、治、平”的鬼话，断断用不着再说。

    中华民国既然推翻了自五帝以迄满清四千年的帝制，便该把四千年的“国粹”也同时推翻；因为这都是与帝制有关系的东西。

    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彼此相待，止有博爱，断断没有什么“忠孝书义”之可言。

    选自《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15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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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

    钱玄同

    钱玄同（1887～1939），名夏，字德潜，号疑古，原籍浙江吴兴，长于苏州，著名文学理论家。著有《文字学音篇》、《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等论文。

    人，总应该堂堂地做一个人，保持他的人格，享有他的人权，这才是幸福，一个人要是沦为强盗，瘪三，青皮，痞棍，土豪，地主，王爷，皇帝等等，他们的生活方面虽大有贫富苦乐的不同，但其丧却人的地位则完全一致，我认为这都是些不幸的人们。这比人们因为自己不幸而丧却人的地位……于是便不能完全享有人权，于是常常要做出许多没有人格的事来，于是好好的人们便要遭他的损害，于是他便被好好的人们所敌视了。

    张三要损害李四，李四敌视张三，向他决斗，这是极正当的防卫，丝毫无可非议，所以一切革命反抗（不幸的人们称为“犯上作乱”）的行动，都是绝对不错的。但是再进一步想，敌人原来也是朋友メ丫（哇）！只因他一念之差以至做了不够人格的事，别人固然遭了他的损害，他自己也是很不幸兀丫（啊）！奋斗的时候，固然应该毁灭他的武器；但武器毁灭以后，还应该救济他：恢复他固有的人格和人权。据说一千九百多年以前有一个木厂子里的少掌柜的叫人们要爱敌人，他的理由怎样，且不去管它，我用断章取义的办法，很赞同这句话；但我以为在敌人有武器的时候是不应该爱他的，到了敌人的武器毁灭以后便应该爱他，爱他的第一步便是恢复他固有的人格和人权。

    北京城里有一位十九岁的青年，他姓爱新觉罗，名溥仪，这人便是上列各种丧却人的地位的不幸人之一。原来他的祖宗在三百年以前不幸沦入帝籍，做了皇帝，不克厕于编户齐民之列。他家父传子，子传孙，传了好几代，经了三百多年，干了许多对不住人的事体。到了十三年前，有些明白的人们起来向他家奋斗，居然把他家的武器毁灭了。但是还给这位青年留下那个极不名誉的名目叫做“皇帝”的，而且还任他住在一个不是住家的房子里，还任一般不要脸的东西常常弯了腿装矮子去逗他笑，低下脑袋瓜儿扮成叩头虫的模样去逗他玩，以至于把这位年龄已经到了应该在初级中学毕业的时候的青年，弄到他终日如醉如痴，成了一个傻哥儿；他在七年前还被那班不要脸的东西簇拥到外面来胡闹了一回，险些又要恢复那毁灭了的旧武器，再来做对不住人的事体。他弄到这样的地步，真是他的大不幸。你想，咱们可以自由住居，自由行动，为什么他不可以？咱们家的子弟可以入学校，得到相当的知识和技能，为什么他不可以？咱们可以得到选举和被选举的资格，为什么他不可以？在北京说北京，咱们的原籍无论是否北京，只要在北京住居几年以上，便可以得到北京市民的参政权，他家自从一六四四年到北京以来，到现在整整地二百八十年了，为什么他还得不到北京市民的参政权？他这样的不幸，不消说得，便是“皇帝”这名目害了他。“皇帝”这名目之不名誉，固与“青皮、瘪三”等等相同；而他的称号，“皇帝”之上还有“大清宣统”四字，这又好比青皮瘪三有那些“四眼狗，独眼龙，烂脚阿二，缺嘴老四”等等绰号一般。青皮瘪三改邪归正之后，总得好好地取一个平常人的名字：若仍旧称为“四眼狗”等等，怎能怪人家厌恶他，歧视他？（况且保存这种绰号，实在也真有些危险，因为他可以借此再做青皮瘪三。）由是可知十三年以前毁灭他的武器而留下“皇帝”这个名目给他，真是不彻底的办法，不但他有时要借此胡闹，弄得咱们受累，并且使他因此而不克恢复他固有的人格和人权。咱们也实在对不住他。

    这几年来，我常常对人家说，我很希望这位十九岁的青年肯力图向上，不甘永沦帝籍，自动的废除帝号，刻这样一个名片：

    （前面）

    爱新觉罗·溥仪

    京兆

    （后面）

    mr.p.y

    aishingiolo

    peking

    以表示超出帝籍，上厕于民国国民之列。但我这希望终于希望而已。

    现在爱新觉罗·溥仪君自己虽然还未觉悟，未能自动的起拔自己，而有冯玉祥君，黄郛君，鹿钟麟君，张壁君等居然依了李石曾先生等明白人的建议，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派了人去劝告爱新觉罗·溥仪君：“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之权利”；“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爱新觉罗·溥仪君一一照办，立刻搬出那“不是住家的房子”而回到他的本生的老太爷的府上去住了。

    好了好了！爱新觉罗·溥仪君从此超出帝籍，恢复他固有的人格和人权了！爱新觉罗·溥仪君！我很诚恳地向您道喜：“恭喜恭喜！恭喜您超升啦！”

    我对于爱新觉罗·溥仪君还要说几句祝望的话：“您虽然是一位十九岁的青年，可是您以前处在一个很不幸的环境里，成日价和那班不要脸的假矮子假叩头虫鬼混，读那些于您不但无用而且有害的书如《尚书》之类，您的知识和技能大概要比一般的中学生差些吧。这不必讳言，也无须追悔。‘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听人说，您在那不幸的环境里，居然爱看《新青年》，《晨报副镌》，康白情的《草儿》和俞平伯的《冬夜》之类，我觉得您还是一位有希望的青年。我祝望您：从今以后，可以好好的补习些初中程度的科学常识，选读几部白话文学的作品；过了一两年之后，大可去考高级中学或大学预科；将来更可上外国去留学，把您自己造就成一个知识丰富学问深造的人，您的幸福可就不可限量啦。您的先德玄烨先生在二百年以前的皇帝队里，总算是留心学问的人了，但是就现代的平民看来，他的学问也及不过尔耳；您如今已经超升为现代的平民了，您肯用功上进，将来必定‘跨灶’，这是无疑的。还有一层，听说您已经结婚了，而且因为您以前在那不幸的环境里，听说您已经有了姨太太了。咱们姑且成事不说，您既已结婚，便应该了解两性的关系，我现在要介绍两部好书给您：一部是ㄎㄚㄆㄅㄊㄜ的《爱的成年》，一部是ㄙㄊㄜㄆㄙ的《结婚的爱》。至于二十四史里的《皇后传》，《外戚传》之类，于您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大有害处，我劝您别去看它才好！”

    1924年11月6日

    《语丝》第1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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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河北乐亭人，学者、思想家。著有《李守常全集》、《李大钊选集》等。

    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

    近来——自古已然——有许多人听见几个未曾听过、未能了解的名辞，便大惊小怪起来，说是危险思想。问他们这些思想有什么危险，为什么危险，他们认为危险思想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他们都不能说出。像这种的人，我们和他共同生活，真是危险万分。

    前些年科学的应用刚刚传入中国，一般愚暗的人都说是异端邪教。看待那些应用科学的发明的人，如同洪水猛兽一样。不晓得他们也是和我们同在一个世界上一样生存而且比我们进化的人类同胞，却说他们是“鬼子”，是“夷狄”。由此看来，到底是知识思想危险呢？还是愚暗无知危险呢？

    听说日本有位议长，说俄国的布尔扎维克是实行托尔斯泰的学说，彼邦有识的人已经惊为奇谈。现在又出了一位明白公使，说我国人鼓吹爱国是无政府主义。他自己果然是这样愚暗无知，这更是可怜可笑的话。有人说他这话不过是利用我们政府的愚暗无知和恐怖的心理，故意来开玩笑。哎呀！那更是我们莫大的耻辱！

    原来恐怖和愚暗有密切的关系。青天白日，有眼的人在深池旁边走路，是一点也没有危险的。深池和走路的行为都不含着危险的性质。若是“盲人瞎马，夜半深池那就危险万分，那就是最可恐怖的事情。可见危险和恐怖，都是愚昧造出来的，都是黑暗造出来的。

    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与真实。只要得了光明与真实，什么东西、什么境界都不危险。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愚暗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也就是人生发展的障碍。

    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的，绝无一点害处。

    说某种主义、学说是异端邪说的人，第一要知道他自己所排斥的主义、学说是什么东西，然后把这种主义、学说的真相，尽量传播，使人人都能认识他是异端邪说，大家自然不去信他，不至受他的害。若是自己未曾认清，只是强行禁止，就犯了泯没真实的罪恶。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合，我们硬要禁止他，不许公然传布，那是绝对无效。因为他的原素仍然在情理之中，情理不灭，这种学说也终不灭。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

    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世间本来没有“天经地义”与“异端邪说”这样东西。就说是有，也要听人去自由知识，自由信仰。就是错知识了、错信仰了所谓邪说异端，只要他的知识与信仰，是本于他思想的自由、知念的真实，一则得了自信，二则免了欺人，都是有益于人生的，都比那无知的排斥、自欺的顺从远好得多。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他们，越超他们。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这些东西，在思想中全没有一点价值，没有一点权威。

    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我奉劝禁遏言论、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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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旧的！

    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河北乐亭人，学者、思想家。著有《李守常全集》、《李大钊选集》等。

    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正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两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益。

    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举国的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当然觉得不安，当然觉得不快，既是觉得不安不快，当然要打破此矛盾生活的阶级，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寄顿吾人的身心，慰安吾人的灵性。

    矛盾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处，分立对抗的生活。这种生活，最是苦痛，最无趣味，最容易起冲突。这一段国民的生活史，最是可怖。

    欲研究一国家或一都会中某一时期人民的生活，任取其生活现象中的一粒微尘而分析之，也能知道其生活全部的特质。一个都会里一个人所穿的衣服，就是此都会里最美的市场中所陈设的；一个人的指爪上的一粒炭灰，就是由此都会里最大机械场的烟突中所飞落的。既同在一个生活之中，刹刹尘尘都含有全体的质性，都着有全体的颜色。

    我前岁在北京过年，刚过新年，又过旧年。看见贺年的人，有的鞠躬，有的拜跪，有的脱帽，有的作揖，有的在门首悬挂国旗，有的张贴春联，因而起了种种联想。

    想起黄昏时候走在街头，听见的是更夫的梆子丁丁的响，看见的是站岗巡警的枪刺耀耀的亮。更夫是旧的，巡警是新的。要用更夫，何用巡警？既用巡警，何用更夫？

    又想起我国现已成了民国，仍然还有什么清室。吾侪小民，一面要负担议会及公府的经费，一面又要负担优待清室的经费。民国是新的，清室是旧的。既有民国，那有清室？若有清室，何来民国？

    又想起制定宪法。一面规定信仰自由，一面规定“以孔道为修身大本”。信仰自由是新的，孔道修身是旧的。既重自由，何又迫人来尊孔？既要迫人尊孔，何谓信仰自由？

    又想起谈论政治的。一面主张自我实现，一面鼓吹贤人政治。自我实现是新的，贤人政治是旧的。既要自我实现，怎行贤人政治？若行贤人政治，怎能自我实现？

    又想起法制习俗。一面立禁止重婚的刑律，一面许纳妾的习俗。禁止重婚的刑律是新的，纳妾的习俗是旧的。既施刑律，必禁习俗；若存习俗，必废刑律。

    以上所说不过一时的杂感，其余此类者尚多。最近又在本志上看见独秀先生与南海圣人争论，半农先生向投书某君棒喝。以新的为本位论，南海圣人及投书某君最少应该生在百年以前。以旧的为本位论，独秀、半农最少应生在百年以后。此等“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思想，竟不能不凑在一处，立在同一水平线上来讲话，岂不是绝大憾事！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的太多，空间的接触逼的太紧。同时同地不容并有的人物、事实、思想、议论，走来走去，竟不能不走在一路来碰头，呈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这就是新的气力太薄，不能努力创造新生活，以征服旧的过处了。

    我常走在前门一带通衢，觉得那样狭隘的一条道路，其间竟能容纳数多时代的器物：也有骆驼轿，也有上贴“借光二哥”的一轮车，也有骡车、马车、人力车、自转车、汽车等，把20世纪的东西同15世纪以前的汇在一处。轮蹄轧轧，汽笛呜呜，车声马声，人力车夫互相唾骂声，纷纭错综，复杂万状，稍不加意，即遭冲轧，一般走路的人，精神很觉不安。推一轮车的讨厌人力车、马车、汽车，拉人力车的讨厌马车、汽车，赶马车的又讨厌汽车。反说回来，也是一样。新的嫌旧的妨阻，旧的嫌新的危险。照这样层级论，生活的内容不止是一种单纯的矛盾，简直是重重叠叠的矛盾。人生的径路，若是为重重叠叠的矛盾现象所塞，怎能急起直追，逐宇宙的文化前进呢？仔细想来，全是我们创造的能力缺乏的原故。若能在北京创造一条四通八达的电车轨路，我想那时乘坐驼轿、骡车、人力车等等的人，必都舍却这些笨拙迂腐的器具，来坐迅速捷便的电车，马路上自然绰有余裕，不像那样拥挤了。即于寥寥的汽车、马车、自转车等依旧通行，因为与电车纵的距离不甚相远，横的距离又不像从前那样逼近，也就都有容头过身的道路了，也就没有互相嫌恶的感情了，也就没有那样容易冲突的机会了。

    因此我很盼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包容覆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不但使他们不妨害文明的进步，且使他们也享享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就像在北京建造电车轨道，输运从前那些乘驼轿、骡车、人力车的人一般。打破矛盾生活，脱去二重负担，这全是我们新青年的责任，看我们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如何。

    进！进！进！新青年！

    1918年5月15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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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亲善”

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河北乐亭人，学者、思想家。著有《李守常全集》、《李大钊选集》等。

    日本人的吗啡针，和中国人的肉皮亲善。日本人的商品，和中国人的金钱亲善。日本人的铁棍手枪，和中国人的头颅血肉亲善。日本的侵略主义，和中国的土地亲善。日本的军舰，和中国的福建亲善。这就叫“中日亲善”。

    1919年12月7日

    《新生活》第16期（署名孤松）</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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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人命

    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著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记》、《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和《行知诗歌》等。

    我在太平洋会议的许多废话中听到了一句警语。劳耳说：“中国没有废掉的东西，如果有，只是人的生命！”

    人的生命！你在中国是耗废得太多了。垃圾堆里的破布烂棉花有老太婆们去追求，路边饿得半死的孩子没有人过问。花十来个铜板坐上人力车要人家拚命跑，跑得吐血倒地，望也怕望，便换了一部车儿走了。太太生孩子，得雇一个奶妈。自己的孩子白而胖，奶妈的孩子瘦且死。童养媳偷了一块糖吃要被婆婆逼得上吊。做徒弟好比是做奴隶，连夜壶也要给师傅倒，倒得不干净，一烟袋打得脑袋开花。煤矿里是五个人当中要残废一个。日本人来了，一杀是几百。大水一冲是几万。一年之中死的人要装满二十多个南京城。（说得正确些，是每年死的人数等于首都人口之二十多倍。）当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每个字出世是有三个人进棺材。

    “中国没有废掉的东西，如果有，只是人的生命！”

    您却不可作片面的观察。一个孩子出天花，他的妈妈抱他在怀里七天七夜，毕竟因为卓绝的坚忍与慈爱她是救了他的小命。在这无废物而有废命的社会里，这伟大的母爱是同时存在着。如果有一线的希望，她是愿意为她的小孩的生命而奋斗，甚而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甘心情愿的。

    这伟大的慈爱与冷酷的无情如何可以并立共存？这矛盾的社会有什么解释？他是我养的，我便爱他如同爱我，或者爱他甚于爱我自己。若不是我养的，虽死他几千万，与我何干？这个态度解释了这奇怪的矛盾。

    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

    选自《斋夫自由谈》，1932年4月初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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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政治主张

    胡适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学者、作家。著有诗集《尝试集》、学术论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

    我们为供给大家一个讨论的底子起见，先提出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主张，要求大家的批评，讨论，或赞助。

    （一）政治改革的目标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我们对于今后政治的改革，有三个基本的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飘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四）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我们应该回想，民国初元的新气象岂不是因为国中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的效果吗？当时的旧官僚很多跑到青岛、天津、上海去拿出钱来做生意，不想出来做官了。听说那时的曹汝霖，每天在家关起门来研究宪法！后来好人渐渐的厌倦政治了，跑的跑了，退隐的退隐了。于是曹汝霖丢下他的宪法书本，开门出来了；于是青岛、天津、上海的旧官僚也就一个一个的跑回来做参政咨议总长次长了。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看着安福部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够了！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五）我们对于现在的政治问题的意见我们既已表示我们的几项普通的主张了，现在我们提出我们的具体主张，供大家的讨论。

    第一，我们深信南北问题若不解决，一切裁兵，国会，宪法，财政等等问题，都无从下手。但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我们主张，由南北两方早日开始正式议和。一切暗地的勾结，都不是我们国民应该承认的。我们要求一种公开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暗中的勾结与排挤是可耻的，对于同胞讲和并不是可耻的。

    第二，我们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问题。但像前三年的分赃和会是我们不能承认的。我们应该顶备一种决战的舆论做这个和会的监督。我们对于议和的条件，也有几个要求：

    （1）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因为这是解决国会问题的最简易的方法。

    （2）和会应责成国会克期完成宪法。

    （3）和会应协商一个裁兵的办法，议定后双方限期实行。

    （4）和会一切会议都应该公开。

    第三，我们对于裁兵问题，提出下列的主张：

    （1）规定分期裁去的兵队，克期实行。

    （2）裁废虚额，缺额不准补。

    （3）绝对的不准招募新兵。

    （4）筹划裁撤之兵的安置办法。

    第四，我们主张裁兵之外，还应该有一个“裁官”的办法。我们深信现在官吏实在太多了，国民负担不起。我们主张：

    （1）严定中央与各省的官制，严定各机关的员数。如中央各部，大部若干人（如交通部），中部若干人（如农商部），小部若干人（如教育部）。

    （2）废止一切咨议顾问等等“干薪”的官吏。各机关各省的外国顾问，除极少数必需的专家之外，一律裁撤。

    （3）参酌外国的“文官考试法”，规定“考试任官”与“非考试任官”的范围与升级办法。凡属于“考试任官”的，非经考试，不得委任。

    第五，我们主张现在的选举制度有急行改良的必要。我们主张：

    （1）废止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

    （2）严定选举舞弊的法律，应参考西洋各国的选举舞弊法（corrupt

    practice laws），详定细目，明定科罚，切实执行。

    （3）大大的减少国会与省议会的议员额数。

    第六，我们对于财政的问题，先提出两个简单的主张：

    （1）彻底的会计公开。

    （2）根据国家的收入，统筹国家的支出。

    以上是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几个主张。我们很诚恳的提出，很诚恳的请求全国的人的考虑，批评，或赞助与宣传。

    11年5月13日

    提议人职业

    蔡元培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王宠惠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罗文干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汤尔和　医学博士

    陶行知　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

    王伯秋　国立东南大学政法经济科主任

    梁漱溟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李大钊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陶孟和　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朱经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张慰慈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高一涵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徐宝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王征美　国新银行团秘书

    丁文江　前地质调查所所长

    胡　适　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

    选自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报》第2期，又载1922年5月15日《晨报》，

    又载1922年5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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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胡适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学者、作家。著有诗集《尝试集》、学术论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

    二十年前，美国“展望周报”（the

    outlook）总编辑阿博特（lyman

    abbott）发表了一部自传，其第一篇里记他的父亲的谈话，说：“自古以来，凡哲学上和神学上的争论，十分之九都只是名词上的争论。”阿博特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了一句评论，他说：“我父亲的话是不错的。但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他老人家的算术还有点小错。其实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还只是名词上的争论。”

    这几个月里，我读了各地杂志报章上讨论“中国本位文化”“全盘西化”的争论，我常常想起阿博特父子的议论。因此我又联想到五六年前我最初讨论这个文化问题时，因为用字不小心，引起的一点批评。那一年（1929）“中国基督教年鉴”（christian

    year book）请我做一篇文字，我的题目是“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我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说抵抗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那部年鉴出版后，潘光旦先生在“中国评论周报”里写了一篇英文书评，差不多全文是讨论我那篇短文的。他指出我在那短文里用了两个意义不全同的字，一个是odernization，可译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潘先生说，他可以完全赞成后面那个字，而不能接受前面那个字。这就是说，他可以赞成“全力现代化”，而不能赞成“全盘西化”。

    陈序经、吴景超诸位先生大概不曾注意到我们在五六年前的英文讨论。“全盘西化”一个口号所以受了不少的批评，引起了不少的辩论，恐怕还是因为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一点语病。这点语病是因为严格说来，“全盘”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义，而百分之九十九还算不得“全盘”。其实陈序经先生的原意，并不是这样，至少我可以说我自己的原意并不是这样。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我一时忘了潘光旦先生在几年前指出我用字的疏忽，所以我不曾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

    所以我现在很诚恳的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作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

    我的提议的理由是这样的：

    第一，避免了“全盘”字样，可以免除一切琐碎的争论。例如我此刻穿着长袍，踏着中国缎鞋子，用的是钢笔，写的是中国字，谈的是“西化”。究竟我有“全盘西化”的百分之几？本来可以不生问题。这里面本来没有“折衷调和”的存心，只不过是为了应用上的便利而已。我自信我的长袍和缎鞋和中国字，并没有违反我主张“充分世界化”的原则。我看了近日各位朋友的讨论，颇有太琐碎的争论，如“见女人脱帽子”，是否“见男人也应该脱帽子”；如我们“能吃番菜”，是不是我们的饮食也应全盘西化。这些事我看都不应该成问题。人与人交际，应该“充分”学点礼貌；饮食起居，应该“充分注意”卫生与滋养！这就够了。

    第二，避免了“全盘”的字样，可以容易得着同情的赞助。例如陈序经先生说：

    吴景超先生既能承认了西方文化十二分之十以上，那么吴先生之所异于全盘西化论者，恐怕是毫厘之间罢。

    我却以为，与其希望别人牺牲那“毫厘之间”来迁就我们的“全盘”，不如我们自己抛弃那文字上的“全盘”来包罗一切在精神上或原则上赞成“充分西化”或“根本西化”的人们。依我看来，“充分世界化”的原则之下，吴景超、潘光旦、张佛泉、梁实秋、沈昌晔……诸先生当然都是我们的同志，而不是论敌了。就是那发表“总答复”的十教授，他们既然提出了“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的三个标准，而这三件事又恰恰都是必须充分采用世界文化的最新工具和方法的，那么，我们在这三点上边可以欢迎“总答复”以后的十教授做我们的同志了。

    第三，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你尽管说基督教比我们的道佛教高明的多多，但事实上基督教有一两百个宗派，他们自己就互相诋毁，我们要的是哪一派？若说：“我们不妨采取其宗教的精神”，那也就不会是“全盘”了。这些问题，说“全盘西化”则都成争论的问题，说“充分世界化”则都可以不成问题了。

    鄙见如此，不知各位文化讨论者以为何如？

    选自天津《大公报》，1935年6月21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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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粹与国学

    许地山

    许地山（1893～1941），福建龙溪人，作家、学者。著有散文集《空山灵雨》、小说集《缀网劳蛛》、学术论著《中国道教史》等。

    “国粹”这个名词原是不见于经传的。它是在戊戌政变后，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呼声嚷到声嘶力竭的时候所呼出来的一个怪口号。又因为国粹学报的刊行，这名词便广泛地流行起来。编辞源的先生们在“国粹”条下写着：“一国物质上，精神上，所有之特质。此由国民之特性及土地之情形，历史等，所养成者。”这解释未免太笼统，太不明了。国民的特性，地理的情形，历史的过程，乃至所谓物质上与精神上的特质，也许是产生国粹的条件，未必就是国粹。陆衣言先生在中华国语大辞典里解释说，“本国特有的优越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就是国粹。这个比较好一点，不过还是不大明白。在重新解释国粹是什么之前，我们应当先问条件。

    （一）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事物不必是国粹。特有的事物无论是生理上的，或心理上的，或地理上的，只能显示那民族的特点，可是这特点，说不定连自己也不欢喜它。假如世间还有一个尾巴的民族，从生理上的特质，使他们的尾巴显出手或脚的功用，因而造成那民族的精神与文化。以后他们有了进化学的知识，知道自己身上的尾巴是连类人猿都没有了的，在知识与运动上也没有用尾巴的必要，他们必会厌恶自己的尾巴，因而试要改变从尾巴产出来的文化。用缺乏碘质的盐，使人现出粗颈的形态，是地理上及病理上的原因。由此颈腺肿的毛病，说话的声音，衣服的样式，甚至思想，都会受影响的。可是我们不能说这特别的事物是一种“粹”，认真说来，却是一种“病”。假如有个民族，个个身上都长了无毒无害的瘿瘤，忽然有个装饰瘿瘤的风气，渐次成为习俗，育为特殊文化，我们也不能用“国粹”的美名来加在这“爱瘿民族”的行为上。

    （二）一个民族在久远时代所留下的遗风流俗不必是国粹。民族的遗物如石镞，雷斧；其风俗，如种种特殊的礼仪与好尚，都可以用物质的生活，社会制度，或知识程度来解释它们，并不是绝对神圣，也不必都是优越的。三代尚且不同礼，何况在三代以后的百代万世？那么，从久远时代所留下的遗风流俗，中间也曾经过千变万化，当我们说某种风俗是从远古时代祖先已是如此做到如今的时候，我们只是在感情上觉得是如此，并非理智上真能证明其为必然。我们对于古代事物的爱护并不一定是为“保存国粹”，乃是为知识，为知道自己的过去，和激发我们对于民族的爱情。我们所知与所爱的不必是“粹”，有时甚且是“渣”。古坟里的土俑，在葬时也许是一件不祥不美之物，可是千百年后会有人拿来当做宝贝，把它放在紫檀匣里，在人面前被夸耀起来。这是赛宝行为，不是保存国粹。在旧社会制度底下，一个大人物的丧事必要举行很长时间的仪礼，孝子如果是有官守的，必定要告“丁忧”，在家守三年之丧。现在的社会制度日日在变迁着，生活的压迫越来越重，试问有几个孝子能够真正度他们的“丁忧”日子呢？婚礼的变迁也是很急剧的。这个用不着多说，如到十字街头睁眼看看便知道了。

    （三）一个民族所认为美丽的事物不必是国粹。许多人以为民族文化的优越处在多量地创造各种美丽的事物，如雕刻，绘画，诗歌，书法，装饰等。但是美或者有共同的标准，却不能说有绝对的标准的。美的标准寄在那民族对于某事物的形式，具体的、或悬象的好尚。因好尚而发生感情，因感情的奋激更促成那民族公认他们所以为美的事物应该怎样。现代的中国人大概都不承认缠足是美，但在几十年前，“三寸金莲”是高贵美人的必要条件，所谓“小脚为娘，大脚为婢”，现在还萦回在年辈长些的人们的记忆里。在国人多数承认缠足为美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说这事是国粹，因为这所谓“美”，并不是全民族和全人类所能了解或承认的。中国人如没听过欧洲的音乐家歌咏，对于和声固然不了解，甚至对于高音部的女声也会认为像哭丧的声音，毫不觉得有什么趣味。同样地，欧洲人若不了解中国戏台上的歌曲，也会感觉到是看见穿怪样衣服的疯人在那里作不自然的呼嚷。我们尽可以说所谓“国粹”不一定是人人能了解的，但在美的共同标准上最少也得教人可以承认，才够得上说是有资格成为一种“粹”。

    从以上三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所谓“国粹”必得在特别，久远，与美丽之上加上其它的要素。我想来想去，只能假定说：一个民族在物质上，精神上与思想上对于人类，最少是本民族，有过重要的贡献，而这种贡献是继续有功用，继续在发展的，才可以被称为国粹。我们假定的标准是很高的。若是不高，又怎能叫做“粹”呢？一般人所谓国粹，充其量只能说是“俗道”的一个形式（俗道是术语folk-ways的翻译，我从前译做“民彝”）。譬如在北平，如要做一个地道的北平人，同时又要合乎北平人所理想的北平人的标准的时候。他必要想到保存北平的“地方粹”，所谓标准北平人少不了的六样——天棚，鱼缸，石榴树，鸟笼，叭狗，大丫头，——他必要具备。从一般人心目中的国粹看来，恐怕所“粹”的也像这“北平六粹”，但我只承认它为俗道而已。我们的国粹是很有限的，除了古人的书画与雕刻，丝织品，纸，筷子，豆腐，乃至精神上所寄托的神主等，恐怕不能再数出什么来。但是在这些中间已有几种是功用渐次丧失的了。像神主与丝织品是在趋向到没落的时期，我们是没法保存的。

    这样“国粹沦亡”或“国粹有限”的感觉，不但是我个人有，

    我信得过凡放开眼界，能视察和比较别人的文化的人们都理会得出来。好些年前，我与张君励先生好几次谈起这个国粹问题。有一次，我说过中国国粹是寄在高度发展的祖先崇拜上，从祖先崇拜可以找出国粹的种种。有一次，张先生很感叹地说：“看来中国人只会写字作画而已。”张先生是政论家，他是太息政治人才的缺乏，士大夫都以清谈雅集相尚，好像大人物必得是大艺术家，以为这就是发扬国光，保存国粹。国粹学报所揭露的是自经典的训注或诗文字画的评论，乃至墓志铭一类的东西，好像所萃的只是这些。“粹”与“学”好像未曾弄清楚，以致现在还有许多人以为“国粹”便是“国学”。近几年来，“保存国粹”的呼声好像又集中在书画诗古文辞一类的努力上；于是国学家，国画家，乃至“科学书法家”，都像负着“神圣使命”，想到外国献宝去。古时候是外国到中国来进宝，现在的情形正是相反，想起来，岂不可痛！更可惜的，是这班保存国粹与发扬国光的文学家及艺术家们不想在既有的成就上继续努力，只会做做假骨董，很低能地描三两幅宋元画稿，写四五条苏黄字帖，做一二章毫无内容的诗古文辞，反自诩为一国的优越成就都荟萃在自己身上。但一研究他们的作品，只会令人觉得比起古人有所不及，甚至有所诬蔑，而未曾超越过前人所走的路。“文化人”的最大罪过，制造假骨董来欺己欺人是其中之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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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叶圣陶

    叶圣陶（1894～1988），江苏苏州人，作家、教育家。著有小说集《隔膜》，长篇小说《倪焕之》，童话集《稻草人》，散文集《剑鞘》、《未厌居习作》等。

    从车上跨下，急雨如恶魔的乱箭，立刻湿了我的长衫。满腔的愤怒，头颅似乎戴着紧紧的铁箍。我走，我奋疾地走。路人少极了，店铺里仿佛也很少见人影。那里去了！那里去了！怕听昨天那样的排枪声，怕吃昨天那样的急射弹，所以如小鼠如蜗牛般，蜷伏在家里，躲藏在柜台底下么？这有什么用！你蜷伏，你躲藏，枪声会来找你的耳朵，子弹会来找你的，你看有什么用？

    猛兽似的张着巨眼的汽车冲驰而过，水泥溅污我的衣服，也溅及我的项颈，我满腔的愤怒。

    一口气赶到“老闸捕房”的门前，我想参拜我们的伙伴的血迹，我想用舌头舐尽所有的血迹，咽入肚里。但是，没有了，一点儿没有了！已给仇人的水机冲得光光，已给腐心的人们践得光光，更给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洗得光光！

    不要紧，我想。血总是曾经淌在这地方的，总有渗入这块土的吧，那就行了。这块土是血的土，血是我们的伙伴的血，还不够是一课严重的功课么？血灌溉着，血温润着，行见血的花开在这里，血的果结在这里。

    我注视这块土，全神地注视着，其余什么都不见了，仿佛已把整个儿躯体融化在里头。

    抬起眼睛，那边站着两个巡捕：手枪在他们的腰间；泛红的脸肉，深深的纹刻在嘴围，黄的睫毛下闪着绿光，似乎在那里狞笑。

    手枪，是你么？似乎在那里狞笑的，是你么？

    是的，是的，什么都是，你便怎样！我仿佛看见无量数的手枪点头，听见无量数的狞笑的开口。

    我吻着嘴唇咽下去，把看见的听见的一齐咽下去，如同咽一块糙石，一块热铁。我满腔的愤怒。

    雨越来越急，风吹着把我的身体卷住，全身湿透了，伞全然不中用。我回身走才来的路，路上有人了。三四个，六七个，显然可见是青布大褂的队伍，虽然中间也有穿洋服的，也有穿各色衫子的断发的女子。他们有的张着伞，大部分却直任狂雨乱淋。

    我开始惊异于他们的脸。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严肃的脸，有如昆仑的耸峙，这么郁怒的脸，有如雷电之将作；青年的柔秀的颜色退隐了，换上了壮士的北地人的苍劲。他们的眼睛冒得出焚烧掉一切的火，吻紧的嘴唇里藏着咬得死生物的牙齿，鼻头不怕闻血腥与死人的尸臭，耳朵不怕听大炮与猛兽的咆哮，而皮肤简直是百练的铁甲。

    佩弦的诗道，“笑将不复在我们唇上！”用以歌咏这许多的脸，正是适合。他们不复笑，永远不复笑！他们有的是严肃与郁怒，永远是严肃与郁怒！

    似乎店铺里人脸多起来了，从家里才跑来呢，从柜台底下才探出来呢，我没有工夫想。这些人脸而且露出在店门首了，他们惊讶地望着路上那些严肃的郁怒的脸。

    青布大褂的队伍便纷纷投入各家店铺，我也跟着一队跨进一家，记得是布匹庄。我听见他们开口了，差不多掬示整个的心，涌起满腔的血，这样真挚地热烈地讲说着。他们讲及民族的命运，他们讲及群众的力量，他们讲及反抗的必要；他们不惮郑重叮咛的是“咱们一伙儿！”我感动，我心酸，酸得痛快。

    店伙的脸比较地严肃了；没有话说，暗暗点头。

    我跨出布匹庄，“中国人不会齐心呀！如果齐心，吓，怕什么！”这句带有尖刺的话传来，我回头去看。

    是一个三十左右的男子，粗布的短衫露着胸，苍黯的肤色标记他是露天出卖劳力的，眼睛里放射出英雄的光。

    不错呀，我想。露胸的朋友，你喊出这样简要精炼的话来，你伟大！你刚强！你是具有解放的优先权者！我虔敬地向他点头。

    但是，恍惚有蓝袍玄褂小髭须的影子在我眼前晃过，玩世地微笑，又仿佛鼻子里发出轻轻的一声“嗤”。接着又晃过一个袖手的，漂亮的嘴脸，漂亮的衣著，在那里低吟，依稀是“可怜无补费精神！”袖手的幻灭了，抖抖地，显现一个瘠瘦的中年人，如鼠的觳觫的眼睛，如兔的颤动的嘴，含在喉际，欲吐又不敢吐的是一声“怕……”

    我倒楣，我如受奇辱，看见这样等等的魔影！我愤怒地张大眼睛，什么魔影都没有了，只见满街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

    微笑的魔影，漂亮的魔影，惶恐的魔影，我咒诅你们：你们灭绝！你们销亡！你们是拦路的荆棘！你们是伙伴的牵累！你们灭绝，你们销亡，永远不存一丝儿痕迹，永远不存一丝儿痕迹于这块土！

    有淌在路上的血，有严肃的郁怒的脸，有露胸朋友那样的意思，“咱们一伙儿，”有救，一定有救——岂但有救而已！

    我满腔的愤怒。再有露胸朋友那样的话在路上吧？我向前走去。

    依然是满街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

    1925年5月31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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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

    叶圣陶

    叶圣陶（1894～1988），江苏苏州人，作家、教育家。著有小说集《隔膜》，长篇小说《倪焕之》，童话集《稻草人》，散文集《剑鞘》、《未厌居习作》等。

    有些研究历史的人说我国的传统政治是“中国式的民主”，他们的论据是：我国的传统，政府中的官吏完全来自民间，既经过公开的考试，又把额数分配到全国各地，并且按一定年月，使新分子陆续参加进来，由此可见我国政府早已全部由民众组成了。

    “民主”这个词儿来自西方，不是我国所固有，咱们也不必考据这个词儿的语源，大家心目中自然有个大致共通的概念。总之，咱们决不把通过考试的办法选出一批人来做官叫做民主，就像咱们决不把一家老板店，因为他选用了张三李四等人做伙计，就认它是公司组织。在传统政治上，做官只是当伙计。伙计之上有个老板在，就是皇帝。汉唐盛世也罢，叔季衰世也罢，皇帝总是“家天下”的。他行仁政，无非像聪明的畜牧家一样，给牛羊吃得好些，好多挤些奶汁。他行暴政，也只是像败家子的行径，只顾一时的纵欲快意，不惜把自己的家业尽量糟蹋，结果至于家破人亡，皇帝而能“公天下”，站在民众的立场，为民众的全体利益着想，那是不能想像的事。如今咱们心目中的民主却是真正的“公天下”，全体民众个个是老板，成个公司组织，决不要一个人当老板，由一批伙计来帮他开店。那些研究历史的人也知道，要是把我国的传统政治认为咱们心目中的民主，那未免歪曲得过了份，自己也不好意思，因此只得勉勉强强加上“中国式的”四个字，以便含混过去。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说得委婉些，可以借用《庄子》里所说的，“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说得直捷些，就是他们想做官，为了想做官，宁可违犯几个月以前发布的《审查图书杂志条例》中“不得歪曲历史事实”的条款。

    放过那些研究历史的人不谈，且来谈谈做官。自古以来，做官好像是知识分子的专业，固然很有些官儿并不是知识分子出身，但是知识分子的共同目标就是做官却是事实。换句话说，就是要找个老板，当他的伙计，帮他的忙。“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你看他找老板的心情何等迫切。像孔子那样的人物，虽然时代不同，不会有现代人心目中的民主观念，可是由于他的仁心，不能不说他心在斯民。然而他如果真个找到了个信用他的老板，就不能不处于伙计的地位，为老板的利益打算，至少不得损害老板的利益。而那老板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是先天矛盾的，那老板是以侵害民众的利益为利益的。所以“致君尧舜上”只成为自来抱着好心肠的知识分子的梦想。尧舜当时是否顾到民众的全体利益，史无明文。咱们只知道一般历史家的看法，尧舜而后再没有比得上尧舜的皇帝。梦想不得实现，于是来了“不遇”的叹息，来了“用舍行藏”的人生哲学。这是说，没有老板用我，我找不到个合式的老板，我就不预备当伙计就是了。那当然与老板毫无关系，他只是我行我素，照样以侵害民众的利益为利益。

    做官也着实不容易。做官做到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总算到了顶儿尖儿了。而且，在前面所说那些研究历史的人看来，宰相制度是“中国式的民主”的最好表现。他们说在明朝以前，宰相是政府的领袖，皇帝的诏命非经宰相副署，不生效力，于此可见皇帝并不能。然而，单看汉朝一代，丞相因为得罪而罢黜的，被杀的，自杀的，就有不少。皇帝这个老板是很难侍候的，规谏他过了分，逢迎他不到家，都有吃官司的可能。俗语说“伴君如伴虎”，实在不算过分。所以二疏勇于早退，传为千古美谈。某人终身不仕，值得写在传记里，好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这不是说他们看透了皇帝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矛盾，故而不屑当皇帝的伙计，去侵害民众的利益，只是说他们比一般知识分子乖觉些，能够早早脱离危险，或者根本就不去接近危险罢了。一些高蹈的诗歌文章大抵是从这样来的。元朝人写些曲子，极大一部分表示看轻利禄的思想，骨子里只是说明了在异族入侵的时代，皇帝的伙计更不容易当，或者你想当也当不上。

    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做皇帝的。历代打天下的与篡位的，都不是知识分子。这因为知识分子没有实力，他注定是个伙计的身份。既然注定当伙计，即使他胞与为怀，立志要为民众的全体利益打算，碰到老板这一关，就只好完全打消。张横渠的“四句教”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说是志大言大了。前三句不去管它，单看第四句，他说要为万世开太平。什么叫太平？依咱们想来，该是指民众都得享受好的生活而言。民众不是空空洞洞的一个概念，是张三李四等无数具体的人。好的生活不是空口说白话，是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享受都要确确实实够得上标准。试想，张三李四等无数具体的人的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享受都要确确实实够得上标准，这样的太平是皇帝和他的伙计们所能容许的吗？这样的太平真个“开”了出来的时候，还有皇帝和他的伙计们存在的余地吗？所以“四句教”只能在理学家的口头谈说，心头念诵，而太平始终开不出来，历代的民众始终在苦难中过活。

    能够帮助皇帝的是好伙计。皇帝要开道帮他开道，要聚敛帮他聚敛，要提倡文术就吟诗作赋，研经治史，要以孝治天下就力说孝怎样怎样有道理，这些人所得的品评虽然未必全好，可是在当时总可以致身显贵，不愁没有好的享受。然而与民众的全体利益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从民众的全体利益出发，他们只是帮了皇帝的忙。你看，司马光编了一部史书，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资治”，不是说这是皇帝的参考书吗？司马光当然是个好伙计。还有王安石，他的新政没有能够推行。而今人却认他为大政治家。现在不问他是不是大政治家，单问他计划他的新政，到底为宋室打算，还是为民众的全体利益打算？想来也只能说他是宋神宗的一个好伙计，而不是代表什么民众的利益的吧。你要做官，不论做得好做得坏，只能站在皇帝的一边。站在皇帝的一边，自然不能同时站在民众的一边。武断一点说，我国历史上就不曾有过站在民众一边的官。

    用考试的办法选出一批人来做官，当皇帝的伙计，就说这是民主，那是小孩儿也骗不动的。不料偏有人要想骗这么一骗，真可谓其愚不可及也。

    时代过去了，皇帝没有了，国家的名号也换过，改称民国了，可是看看教育界的精神，还是在那里养成一批伙计，看看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还是一副伙计的嘴脸。这倒不是民主能不能实现，民众能不能做成老板的问题。到机缘成熟的时候，就会来这么一个激变，那时候，该实现的实现了，要做成的做成了，只有知识分子守着传统的伙计精神，以不变应万变，却是绝对没有安身立命的余地的。

    选自《叶圣陶散文》甲集，1983年版，四川人民出版社</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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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一件历史公案

    茅盾

    茅盾（1896～1981），浙江桐乡人，作家、文学批评家。著有长篇小说《蚀》、《子夜》，短篇小说集《创造》，话剧《清明前后》，学术论著《夜读偶记》等。

    近来读报章刊物，常见谈论历史的文章，因此也引起了我的兴趣，凑个热闹，就抓一件千古奇冤的公案来谈谈罢。

    这件公案，就是易庸先生的《东窗之下》所取材的宋朝岳飞的冤狱。（见大众生活新十号）易庸先生取这历史题材来写“故事新编”的《东窗之下》，他有他的注目点，读者自能看出来，此非本文所要论列。我对于他的看法，也同意；不过在同意以后，还想加一点补充。而这一意思，又是读了本刊上期陈此生先生那篇文章引起来的。

    提到南宋的高宗，通常都把他看成一个贪图苟安，虽不怎么“昏”，然而颇为庸碌糊涂的一个人。提到秦桧，通常又都把他归进“弄权宰相”的一类，以为他是擅作威福，声色货利是好，相同于杨国忠那样的家伙。但是据我看来，这未免小觑了秦桧和高宗！这两位，一个是颇为精明，一个是相当谨慎恭顺；如果说高宗受了蒙蔽，为秦桧所包围，而秦桧是专横弄权，他们要是地下有知，高宗也许要窃笑，秦桧大概会呼冤的罢？杀岳飞，实在是他们两个串通了干的把戏！

    为什么要去掉岳飞？因为岳飞是高宗君臣对金人和议的最大的障碍。为什么罢免之后，非杀不可呢？因为岳飞带领重兵，迭建功勋，倘使无罪便该释放，既然放不得，就只有杀了他。为什么高宗君臣一意主和呢？因为高宗是精明的，他从保守“祖宗基业”这一点上考虑，从当时他所托足的半壁江山的现实问题上加以研究，认为对金议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样一来，他虽然把“祖宗的基业”丢了一半，但剩下的一半则尚可保有；秦桧是谨慎恭顺的，他执行了高宗的意旨，而且还为了顾全朝廷和诸将的关系，他宁愿自负恶名，这难道还能说他不“忠”于朝廷？

    要说明上面的论断，我们须把宋朝南渡前后的内外情势，先作一个鸟瞰。

    宋朝和其他朝代不同，它是“先天不足”的；建国之初，它就带着“外损”和“内虚”的重大症候。雄踞北方的契丹族（辽），早已奄有燕云十六州（河北山西北部），这大块土地虽然不是宋太祖手里失掉的，但这位开创基业的“真命天子”并不能收回，而且也没有收回的计划；他反而定都于黄河以南的汴京，以求避免契丹的威胁。燕云十六州既在别人手里，一条黄河是不能阻拦南下的铁骑的。这是宋朝从“胞胎”里带来的“外患”。另一方面，五代十国的五十多年的纷乱，使得自从唐朝末年就发生了的土地问题更形严重；贵族，官僚，豪商，地主，拥有天下最多最好的耕地。“庄园”遍天下，事实上等于农奴的所谓“客户”，占全国农民的半数以上。宋统一以后，未定“田制”，对于这一个内部的严重问题，竟至设法以求暂时解决的识见与魄力也没有，而仅仅注意农业生产力之开发，希望藉此稍苏“民困”。不知大部分土地既已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则农业生产力开发之结果，蒙其利者不是大多数的农奴而是少数的地主，甚至也不是小农自耕农，徒然更加助长了土地的兼并，造成更多的农奴。唐朝是在“开国”以后二百年，“均田制”名存实亡的时候，土地问题这才严重起来，这才发生了“流窜”数万里，“荼毒”遍天下的“黄巢之乱”。但宋朝却在统一以后四十多年就爆发了四川农民的大变，王小波李顺居然以“均产”号召。这是历朝所未有的。这是宋朝从“胞胎”里带来的“内忧”。

    然而宋朝“创业”的君臣，对于上述的“外损”和“内虚”的重症，都没有办法，且也不求办法。那位“半部论语”的宰相，固然是狗屁，就是那位太祖皇帝也是历代开创基业的君主中最没有眼光，气魄最小的一位。夹马营中出身的这位“真命天子”，欺人孤儿寡妇得了天下，而既得之后，如何“治”之，他还只有那么一点小权术，小聪明！唐朝藩镇的跋扈，他是知道的，自己如何能得“黄袍加身”，他当然更明白；于是他所念念不忘，讲究防杜之方者，就只限于这一范围。不使武臣中出现最大的巨头（即不使兵权操于一人之手），这是一个方法；用文臣（宰相）制武臣，使文武常相对立，这是二；中枢组织以文臣为主，武臣必解兵柄，然后可入中枢，这是三。赵家太祖所以为子孙万世打算者，尽在于此；赵宋历朝君主也谨守此祖宗成规，不敢违背。至于对外，似乎也有个方针，曰岁输金帛。对内如何？曰，扶植地主，镇压农奴。

    赵宋一代，没有发生权臣逼主的事，这便是太祖的权术奏了功效；然而外患问题和内乱问题却一天天严重。辽亡金兴，北方强邻的铁骑，已非金帛所可羁绊；千万余户的农奴以及困于重税而逐渐走入农奴命运的四百余万户的小农自耕农，也到了非铤而走险便只有死亡的地步。仁宗时贝州王则之乱，即是第一声号炮。徽宗之时，外事正急，却又接连发生了淮南宋江之乱以及浙江方腊之乱。汴京既陷，仓卒南渡，然而尚不敢建都于金陵，而选中了临安（杭州）；在这时候，湖南又有钟相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事。这就是南渡前后的内外形势。

    汴京沦陷以前的和战之争，则南渡以后，实在已成过去了。那时摆在眼前的问题，是这一些：半壁江山的封建地主，希望以对外屈服，换取自身利益的保障，希望每年化了八千万贯所养的兵，专用以对内，（镇压农民）；金人暂时无渡江之意，希望有一个休息时间来巩固他的占领地域；小商人，手工业者，以及农民，他们憎恨异族的侵略者，然而同时也要求解除生活上的痛苦，（当时小商人，手工业者负担捐税甚重，至于农民的负担，除正规负担而外，还有“加耗”，丁口税，“和买”，以及其他许多杂税），肃清政治上的积弊与贪污，（除贪官污吏外，宋代的封建地主串结胥吏，巧于规避，赋税所不及者，十居其七）；流亡的贵族地主希望“光复故业”，则主战，但对于内政又趋向保守，他们这一派的代表，主要的可说就是岳飞。

    这是当时的现实情势。宋朝南渡以后的“国策”，势不能不从这些现实情势出发。

    “赵官儿”怎么办呢？他有许多要考虑：江南的封建地主的要求，他不能不考虑，如果钟相一流的农民怒潮把封建地主冲掉，那岂不是大宋皇帝的宝座发生了动摇？流亡的封建贵族的要求，他亦不能不考虑，因为这些失却了巨大“庄园”和农奴的贵族们虽然在经济上已无足重轻，但在一部分的文臣武将中间还有势力。敌人金国方面的态度呢，也值得注意，因为这给他一个可以苟安半壁的暗示。只有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农奴的要求，不值得高宗皇帝一顾，因为他们的要求和他宝座的利益两不相容。但是还有一个暗影使得高宗坐卧不宁，这就是主战派的代表岳飞的威望和实力一天天增大，颇有成为武臣中巨头的可能，（岳飞当时为三个宣抚使之一，地位实力与韩世忠张俊相埒）。而这是祖宗深切垂教必须防杜的一件事。

    秦桧自金逃回，当时即有人疑其在金首唱和议，故金人纵之使归；秦桧是否承受了金人意旨，归作和议活动，暂不置论。但秦桧对于时局的看法，当与高宗所焦虑者正相合拍，加以他又知金人暂无南下之意，更可使高宗放心。所以奏对以后，高宗即信任之，称其“忠朴过人”。

    问题非常明白：如果为“民族利益”着想，或者，把皇朝利益和民众利益统一起来着想，则对外必须主战，对内必须改善人民生活，裁制豪强，并使每年八千万贯的军费由拥有无数“庄园”与农奴的封建地主负担其大部分；但这样伟大的气魄，英明的果断，非所望于高宗！于是退一步，专从保守“祖宗基业”，巩固宝座着想罢，那么，一、既不愿裁制豪族，损及封建地主，二，就不能解决甚至缓和农民的骚动，因而三、兵力如用以对外，即无以防内，况且四、即使能够收复汴京，在“祖宗基业”上所加益者不过一个残破的旧都，而势将产生一个兵权太重的武臣（岳飞），则对于宝座的威胁实在太大了。

    把这些利害轻重仔细考虑以后，当然和议是“上策”。而岳飞也不能不杀。所以我说宋高宗并不是庸碌糊涂的人，倒是颇为精明！

    但是主战派的流亡贵族的反响也得预防，所以又假装糊涂，由秦桧出面去干，以便反响来时有一退步。所以我又说，这一件公案实在是高宗和秦桧串通了干的。说高宗全不知情，而只是秦桧矫诏，或说高宗受了包围，这都是皮相之论。

    南渡以后的“国策”就这么决定：对外纳款求和，对内加紧剥削，以剥削所得，每年化八千万贯养兵，专门镇压民众。

    历史上，在特定的时机，封建皇朝的利益，可能与民众利益相一致；宋朝南渡之际就是这样一个时机。可惜南渡的君臣虽尚精明却远不够英明，而气魄之小，又如田舍翁，因此只配北面称侄，以小朝廷自娱！

    封建皇朝的君主，也有能将皇朝利益和民众利益合成一致，有大作为，而为本民族争光的，唐太宗差为近之；这样的封建君主也就是民族英雄。所以唐太宗毕竟可敬，而宋高宗则可鄙；所可叹者，世间还是宋高宗居多！

    8月13日

    选自《笔谈》第3期，1941年10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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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贫慰语

    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茑萝集》，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散文集《闲书》、《屐痕处处》、《达夫日记》等。

    洪范五福，二曰富；同时五极，四曰贫。当然，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而贫与贱，是人之所恶的。可是贵者必富，似乎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的定则；因为“子夏贫甚，人曰，子何不任？子夏曰，诸侯之骄我者，我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我不复见。”终而至于悬鹑衣于壁。这定则，在西洋却并不通用。倍根论富，也同中国的古圣昔贤一样，以大地为致富之源，但其来也缓慢，而费力也多。其次则在他说商贾之致富，专卖、垄断之致富，为役吏或因职业之斥富，虽则都可以很快的发财，然而却不高尚。

    西哲的视富，也和中国圣人的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调子一样。倍根的大斥高利贷的地方倒颇有些近世社会主义者所说的剩余价值与不当利得的倾向。

    尤其是说得有趣的，是在讲到财神plutus的势利的一点。他说财神于受到jupiter大神的命令的时候，总缓缓跛行，姗姗而去；但一得到死神中之掌财魔王pluto的命令的时候，却飞奔狂跳，唯恐不及了。所以致富之道的最快的手段，是在弄他人至死，而自己因之得财的一条路，譬如得遗产之类，就是。其次则如做恶事，坏良心，行奸邪，施压迫，亦是致富的捷径。总而言之你若想富，你得先弄人贫。散文的祖宗，法国蒙泰纽，在他的一篇“论一人之得就是他人之失”的短文里也说，一位雅典的卖葬式器具者，每以劣货而售重价，因而dcmades痛斥其为不仁，因他的利益，就系悬在他人的死的上面的。蒙泰纽却又进一步说，不独卖葬具者为然，凡天下之得利者，都该痛斥。商人利用青年的无节制，农夫只想抬高谷价，建筑师希望人家屋倒，讼师唯恐天下没有事，就是善誉者以及牧师，也是因为我们作恶或死人时才有实用。医生决不喜欢人的健康，兵士没有一个是爱和平的。

    如此说来，很简单的一句话，是富者都是恶人，善人没有一个不穷的人。因为弄成了我们的穷，然后可以致他的富。不过因节俭而致富，因无中生有的生产而致富，如其富得正当而不害及他人者，又当别论。

    那么贫穷的人是不是都可以宝贵的呢？倍根先生也在说，对于那些似乎在看不起富的人，也不可一味的轻信，因为他们的看不起富，是实在对于富是绝望了；万一使他们也能得到，那时候他们可又不同了。所以是清而且贫者为上，懒而且贫者次之，孜孜欲富而终得其贫者为最下。像黔娄子的夫妻，庶几可以当得起清贫的两字了，且看高士传，“黔娄子守道不屈，卒时覆以布被，覆头则足露，覆足则头露。或曰，斜其被则敛矣！其妻曰，斜而有余，不如正而不足！”

    现在一般人的不守清贫，终至卑污堕落的原因，大抵在于女人；若有一位能识得斜而有余不如正而不足的女人在旁，那世界上的争夺，恐怕可以减少一半。

    其次则还有一位与势利的财神相对立的公正的死神在那里；无常一到，则王侯将相，乞丐偷儿，都平等了。俗语说：“一双空手见阎君！”这实在是穷人的一大安慰；而西洋人的轮回之说比此还要更进一步。耶酥教的轻薄富人，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们说，富者欲入天国，难于骆驼之穿针孔；所以倍根也说，财富是德性的行李，譬如行军，辎重财富，是进军之大累也。

    选自《闲书》，1936年初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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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娼妇与文士

    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茑萝集》，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散文集《闲书》、《屐痕处处》、《达夫日记》等。

    我们因为在日本住的日子长一点，所以平时交游的日本文士，也比较得多。以常识及平时的谈吐，修养，抱负来看，总以为文士是日本的优秀份子，文人的气节，判断力，正义感，当比一般人强些。但是疾风劲草，一到了中日交战的关头，这些文士的丑态就暴露了。我们原有点被他们欺骗了的后悔，但因此也可以看出日本民族的决不能与世界各伟大民族相并立的痼疾，因此也可以断定日本的抄袭文化，决不能有在世界文化史上一点色彩的运命。矮子登场，弄了一辈子的轻薄小技，终也不过是些沐猴冠者而已。

    所以会引起我这一段感慨来的原因，是因为最近读到了《日本评论》三月号上的一篇佐藤春夫的电影故事的创作。

    文人的幻想，原不是可以用道义的立场来批评的。文人对于作品中模特儿的引用，原也不是可以由被引用者来提出抗议的。但是，至少至少，对于事实的歪曲、诬蔑，总也应该在一个不超过常识的范围以内才对。使用挑拨离间的策略，也应该不远离开艺术家的立场才对。

    让我先来介绍佐藤的那一篇劣作《亚细亚之子》的内容。

    有一位姓汪的革命文学家，在十七八年的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后，流亡在日本，与他的日本妻子，共过了十余年的放逐的生活，他本来学的是医学，他的妻子，本来是大学里学助产的看护学的。儿女也已长大了，大约两个已经进入了第一高等学校。有一天晚秋的薄暮，他的一个姓郑的中国朋友，忽而到他的寓居去访问他了。这姓郑的使命，就是受了中国最高领袖的密谕，去煽动他回国来作抗日的宣传的。

    终于芦沟桥事件勃发了，汪一个人便悄然留下了给妻与子的遗书，逃回了中国。在各地作了许多热烈的抗日的宣传。

    最后他发见了自己是被人利用了，作了人家的傀儡，并且也感到了自己是供作了被报复的牺牲。更使他失望的，是他在北伐时代的一位情人，却被他的老友姓郑的骗去作了妾，藏置在杭州的金屋之中。

    于是他就翻然变更，要求日本人容许他去作救济华北人民的工作，在北通州造成了一个日本式的医院，在倭寇保护下重迎他的日本妻子到了通州。

    这是他那一篇劣作的大意。在这中间他处处高夸着日本皇军的胜利，日本女人爱国爱家的人格的高尚。同时也拙劣地使尽了挑拨我们违反领袖，嗾使我们依附日本去作汉奸的技巧。至于中国人的人格呢，对男人则说是出卖朋友的劣种，如姓郑者之所为，对女人则说是比日本的娼妇还不如，如那一位姓汪的爱人之所为。

    介绍了这一篇劣作的内容之后，读者大约总也已经可以明白我这篇短文的主旨了吧！就是：日本的文士，却真的比中国娼妇还不如！

    佐藤在日本，本来是以出卖中国野人头吃饭的。平常只在说中国人是如何如何的好，中国艺术是如何如何的进步等最大的颂词。而对于我们私人的交谊哩，也总算是并不十分大坏。但是毛色一变，现在的这一种阿附军阀的态度，和他平时的所说所行，又是怎么样的一种对比！

    平时变化莫测的日本女人，如林房雄之类的行动，却是大家都晓得的。在这一个时候，即使一变而做了军阀的卵袋，原也应该，倒还可以原谅。至于佐藤呢，平时却是假冒清高，以中国之友自命的。他的这一次的假面揭开，究竟能比得上娼妇的行为不能？我所说的，是最下流的娼妇，更不必说李香君、小凤仙之流的侠伎了。

    当然，日本的文士，也不可以一概说的。我们有我们的理知与判断，我们亦有我们的矜持，我们决不愿意像佐藤似的不分皂白地加以一例的阿谀的漫骂。日本老大家中，如秋田雨雀，如志贺直哉，岛崎藤村等，还是良心不昧的人。中坚作家如鹿地亘及其他的诸非战作家，更加是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文士了。我们对那些军阀的走狗文士，只能以一笑一哭来相向，如对于摇尾或狂言之老犬一样。对于那些真正有世界眼光，有文人气节的作家，应该以全腔的热血来致敬。不分国界，不问人种也。

    1938年5月9日作

    选自《抗战文艺》第1卷第4期，1938年5月14日汉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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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存与折中

    夏丐尊

    夏丐尊（1886～1946），浙江上虞人，现代作家。著有《平屋随笔》、《人间爱晚晴》等。

    从小读过《中庸》的中国人，有一种传统的思想和习惯，凡遇正反对的东西，都把他并存起来，或折中起来，意味的有无是不管的。这种怪异的情形，无论何时何地，都可随在发现。

    已经有警察了，敲更的更夫依旧在城市存在，地保也仍在各乡镇存在。已经装了电灯了，厅堂中同时还挂着锡制的“满堂红”。剧场已用布景，排着布景的桌椅了，演剧的还坐布景的椅子以外的椅子。已经用白话文了，有的学校同时还教着古文。已经改了阳历了，阴历还在那里被人沿用。已经国体共和了，皇帝还依然坐在北京，……这就是所谓并存。

    如果能“并行而不悖”原也不妨。但上面这样的并存，其实都是悖的。中国人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来掩饰其悖，使人看了好像是不悖的。这方法是什么？就是“巧立名目”。

    有了警察以后，地保就改名“乡警”了；行了阳历以后，阴历就名叫“夏正”了；改编新军以后，旧式的防营叫做“警备队”了；明明是一妻一妾，也可以用什么叫做“两头大”的名目来并存；这种事例举不胜举，实在滑稽万分。现在的督军制度，不就是以前的驻防吗？总统不就是以前的皇帝吗？都不是在那里借了巧立的名目，来与“民国”并存的吗？以彼例此，我们实在不能不怀疑了！

    至于折中的现象，也到处都是。医生用一味冷药，必须再用一味熟药来防止太冷；发辫剪去了，有许多人还把辫子底根盘留着，以为全体剪去也不好；除少数的都会的妇女外，乡间做母亲的有许多还用“太小不好，太大也不好”的态度，替女儿缠成不大不小的中脚。“某人的话是对的，不过太新了”，“不新不旧”也和“不丰不俭”“不亢不卑”……一样，是一般人们的理想！“于自由之中，仍寓限制之意”，“法无可恕，情有可原”，……这是中国式的公文格调！“不可太信，不可太不信”，这是中国人的信仰态度！

    这折中的办法是中国人的长技，凡是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人的手里就都要受一番折中的处分。折中了外来的佛教思想和中国固有的思想，出了许多的“禅儒”；几次被他族征服了，却几次都能用折中的办法，把他族和自己的种族弄成一样。这都是历史上中国人的奇迹！

    “中西”两个字触目皆是：有“中西药房”，有“中西旅馆”，有“中西大菜”，有“中西医士”，还有中西合壁的家屋，不中不西的曼陀派的仕土画！

    讨价一千，还价五百，不成的时候，就再用七百五十的中数来折中。不但买卖上如此，到处都可用为公式。什么“妥协”，什么“调停”，都是这折中的别名。中国真不愧为“中”国哩！

    在这并存和折中主义跋扈的中国，是难有彻底的改革，长足的进步的希望的。变法几十年了，成效在哪里？革命以前与革命以后，除一部分的男子剪去发辫，把一面黄龙旗换了五色旗以外，有什么大分别？迁就复迁就，调停复调停，新的不成，旧的不成，即使再经过多少年月，恐怕也不能显著地改易这老大国家的面目吧！

    我们不能不诅咒古来“不为已甚”的教训了！我们要劝国民吃一服“极端”的毒药，来振起这祖先传下来的宿疾！我们要拜托国内军阀：“你们如果是要作孽的，务须快作，务须作得再厉害一点！你们如果是卑怯的，务须再卑怯一点！”我们要恳求国内的政客：“你们的‘政治’应该极端才好！要制宪吗？索性制宪！要联省自治吗？索性联省自治！要复辟吗？复辟也可以！要卖国吗？爽爽快快地卖国就是了！”我们希望我阀中，有拿破仑那样的人；我们希望我国‘政治家’中，有梅特涅那样的人。辛亥式的革命，袁世凯式的帝制，张勋式的复辟，南北式的战争，忽而国民大会，忽而人民制宪，忽而联省自治等类不死不活不痛不痒的方子，愈使中华民国的毛病陷入慢性。我们对于最近的奉直战争，原希望有一面倒灭的，不料结果仍是一个并存的局面，仍是一个折中的覆辙！

    社会一般人的心里都认执拗不化的人为痴呆，以模棱两可、不为已甚的人为聪明。中国人实在比一切别国的人来得聪明！同是圣人，中国的孔子比印度弃国出家的释迦聪明得多，比犹太的为门徒所卖身受磔刑的耶稣也聪明得多哩！至于现在，国民比聪明的孔子更聪明了！

    我希望中国有痴呆的人出现！没有释迦、耶稣等类的太痴呆也可以，至少像托尔斯泰、易卜生等类的小痴呆是要几个的！现在把痴呆的易卜生的呆话，来介绍给聪明的同胞们吧：

    “不完全，则宁无！”

    1922年5月

    原题《误用的并存和折中》

    选自《东方杂志》第19期第10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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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实用主义

    夏丐尊

    夏丐尊（1886～1946），浙江上虞人，现代作家。著有《平屋随笔》、《人间爱晚晴》等。

    前天，本校数学教师刘心如先生和我说：“有一个学生问我，数学学了有什么用？”我听了他的话，不觉想起了从书上看见过的一件故事来。几何学的老祖宗欧几利德曾聚集了许多青年教授几何，其中有一青年对于几何学也发生学了有什么用的疑问来，去问欧几利德。欧几利德叫人拿两个铜币给他。这青年莫名其妙起来。欧几利德和他说：“你不是问‘用’吗？铜币是可‘用’的，你拿去用吧！”

    刘先生在本校所用的数学教科书是美国布利士的混合数学。美国是以重实用出名的国度，哲学上的实用主义，美国很有几个大家，美国的教育全重实用。这重实用的布利士的数学教科书，学了还怕没有用，中国人的实用狂，程度现在美国以上了！

    中国民族的重实利由来已久，一切学问、宗教、文学、思想、艺术等等，都以实用实利为根据。

    一、学问中国古来少有独立的学问：历史是明君臣大义的；礼是正人心的；乐是易风移俗的；考据金石之学是用以解经的……哪一件不是政治或圣人之经的奴隶？这就是各种学问的用处！

    二、宗教中国古来宗教的对象是天，“畏天”“敬天”等语时见于古典中。可是中国人对于天的敬畏，全是以吉凶祸福为标准的，以为天能授福，能降凶，畏天敬天就是想转凶为吉，避祸得福。这种功利的宗教心，和他民族的绝对归依的宗教心全异其趣。佛教原是无功利的色彩的，一传入中国也蒙上了一层实利的色彩。民众间的求神或为祈福，或为免灾。所谓“急来抱佛脚”，都是想“抛砖引玉”，取得较多的报酬。

    三、思想中国无唯理哲学。《易经》总算是论高远的哲理的，但也并不是为理说理，是以为明了理可以致用的。什么吉，什么凶，什么祸福等类的词，充满于全书中。可见《易经》虽说抽象的哲理，其目的所在仍是具体的实用，怪不得到现在流为占卜的工具了。到了孔子，这实用主义越发明白表示了。“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是何等现世的，实利的！孟子以后，这实利主义更加露骨。孟子教梁惠王齐宣王行仁义，都是以“利”或富国强兵为钓饵的。

    和孔孟相较，老子的思想似乎去实用较远，其实内面仍充满着实利的分子。老子表面上虽主张无为，而其目的却在提倡了“无为”去做到“无不为”；在某种意义上，实利的可谓远过于孔孟，观法家思想的出于老子，就可知道老子的精神所在了。

    四、文学“文以载道”的中国当然少有纯粹的文学。我们试看上古的文学内容怎样，不是大多数是讽政治之隆污，颂君后之功德的吗？一部《诗经》中纯粹的抒情诗有几？偶然有几首人情自然流露如男女恋爱的诗，也被注家加上别的解释了。《诗经》以后的诗虽实利的分子较少，但往往被人视为小道，视为雕虫小技，除一二所谓“好学者”外是少有兴味的。戏曲小说也是这样，教做劝善惩恶或移风易俗的奴隶。无论如何龌龊的戏剧和小说，只要用着什么“报”字为名，就都可当官演唱，毫无顾忌。做小说戏曲的人也要用“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为标语。因为文人作文是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无益于世道人心的文字在中国是不能存在的。

    五、艺术中国虽是古国，可是艺术很不发达，因为艺术和实用是不相调和的。中国历史上的旧建筑物只有城垒等等，至于普通家屋，到现在还不及世界任何的文明国。佛教传入以后，带了许多的佛教艺术来，造像、塔、寺殿等，到中国后虽无远大进步，仍不失为中国艺术上的重要部分。中国对艺术皆用实利的眼光去看，替艺术品穿上一件实利的衣裳。秦汉以来金石上的吉祥语就是这心情的表现。再看中国画上的题句吧！画牡丹花的，要题什么“玉堂富贵”；画竹子的，要“华封三祝”。水墨龙画是可以避火的，钟馗像是可以避邪的，所以大家都喜欢挂在厅堂里。

    中国的实利主义的潮流发源可谓很远，流域也很广泛，滔滔然几乎无孔不入。养子是为防老，娶妻是为生子，读书是为做官，行慈善是为了名声……除用“做什么是为什么”来做公式外，实在说也说不尽！中国对于事情非有利不做，而所谓利，又是眼前的、现世的、个人的利。凡事要用利来引诱才得发生兴趣，所谓“利之所在，人必趋之”。凡事要讲“用”，凡事要问“有什么用？”怪不得现在大家流行所谓“利用”的手段了。

    中国人经商向来是名闻全球的。其实，中国人是天生的好商人，即不经商的官僚、兵卒、学者、教师，也都含有商人性质的。

    这样传统的实利实用思想，如果不除去若干，中国是没有什么进步可说的！我们生活在地球上，要绝对地不管实用原是不可能的事，但不应只作实用实利的奴隶。世界的文明有许多或是由需要而成的，例如因为要避风雨就发明了房屋，因为要充饥就发明了饮食等。但我们究不应说房屋只要能避风雨就够，饮食只要能充饥就够的。中国人的实用实利主义，实足扑杀一切文明的进化。

    又，文明之中，有大部分是发明者先天所为，到了后来却有大用大利的。瓦特用心研究蒸汽力时，何尝想造火车头？居里研究镭，何尝想造夜光表？化学学者在试验室里把试验管用心观察，发明了种种事情，何尝是为了开工场作富翁？发明电气的何尝料到可以驶电车？

    人类有创造的冲动，种种文明都可以说是创造冲动的产物。中国人的创造冲动都被浅薄的实利实用主义压灭了！你看，孜孜于实用实利的中国人，有像瓦特、居里那样的文明的创造者发明者吗？旧有的文明有进步吗？火药是中国发明的，在中国不是只做鞭炮吗？罗盘是中国发明的，不是到现在只用来看风水吗？

    惟其以实用实利为标准，结果愈无利可得，无用可言。因为对于一切的要求太低，当然不会发生较高的来。例如中国人娶妻的目的在生子，那么就只要有生殖机关的女子就不妨作妻了！社会上实际情形确是如此。你看这要求何等和平客气，真是所谓“所欲不奢”了！

    中国人因为几千年抱实利实用主义的缘故，一切都不进化。无纯粹的历史，无纯粹的宗教，无纯粹的艺术，无纯粹的文学，并且竟至于弄到可用的物品都没有了！国民日常所用的物品，有许多都要仰给外人，金钱也流到外人的手里去！

    几千年来抱着实利实用主义的中国人啊！你们的“用”在哪里？你们的“利”在哪里？

    1923年1月8日

    选自《国民日报》副刊《觉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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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铁假山

    夏丐尊

    夏丐尊（1886～1946），浙江上虞人，现代作家。著有《平屋随笔》、《人间爱晚晴》等。

    案头有一座钢铁的假山，得之不费一钱，可是在我室内的器物里面，要算是最有重要意味的东西。

    它的成为假山，原由于我的利用，本身只是一块粗糙的钢铁片，非但不是什么“吉金乐石”，说出来一定会叫人发指，是一二八之役日人所掷的炸弹的裂块。

    这已是三年前的事了。日军才退出，我到江湾立达学园去视察被害的实况，在满目凄怆的环境中徘徊了几小时，归途拾得这片钢铁回来。这种钢铁片，据说就是炸弹的裂块，有大有小，那时在立达学园附近触目皆是。我所拾的只是小小的一块，阔约六寸，高约三寸，厚约二寸，重约一斤。一面还大体保存着圆筒式的弧形，从弧线的圆度推测，原来的直径应有一尺光景，不知是多少磅重的炸弹了。另一面是破裂面，削凹凸，有些部分像峭壁，有些部分像危岩，锋棱锐利得同刀口一样。

    江湾一带曾因战事炸毁过许多房子，炸杀过许多人。仅就立达学园一处说，校舍被毁的过半数。那次我去时，瓦砾场上还见到未被收殓的死尸。这小小的一块炸弹裂片，当然参与过残暴的工作，和刽子手所用的刀一样，有着血腥气的。论到证据的性质，这确是“铁证”了。

    我把这铁证放在案头上作种种的联想，因为锋棱又锐利摆不平稳，每一转动，桌上就起磨损的痕迹。最初就想配了架子当作假山来摆。继而觉得把惨痛的历史的证物变装为骨董性的东西，是不应该的。古代传下来的骨董品中，有许多原是历史的遗迹，可是一经穿上了骨董的衣服就减少了历史的刺激性，只当作骨董品被人玩耍了。

    这块粗糙的钢铁不久就被我从案头收起，藏在别处，忆起时才取出来看。新近搬家整理物件时被家人弃置在杂屑篓里，找寻了许久才发现。为永久保藏起见，颇费过些思量。摆在案头吧，不平稳，而且要擦伤桌面。藏在衣箱里吧，防铁锈沾惹坏衣服，并且拿取也不便。想来想去，还是去配了架子当作假山来摆在案头好。于是就托人到城隍庙一带红木铺去配架子。

    现在，这块钢铁片已安放在小小的红木架上，当作假山摆在我的案头了。时间经过三年之久，全体盖满了黄褐色的铁锈，凹入处锈得更浓。碎裂的整块的，像沈石田的峭壁，细杂的一部分像黄子久的皴法，峰冈起伏的轮廓有些像倪云林。客人初见到这座假山，都称赞它有画意，问我从什么地方获得。家里的人对它也重视起来，不会再投入杂屑篓里去了。

    这块钢铁片现在总算已得到了一个处置和保存的方法了，可是同时却不幸地着上了一件骨董的衣掌。为减少骨董性显出历史性起见，我想写些文字上去，使它在人的眼中不仅是富有画意的假山。

    写些什么文字呢？诗歌或铭吗？我不愿在这严重的史迹上弄轻薄的文字游戏，宁愿老老实实地写几句记实的话。用什么来写呢？墨色在铁上是显不出的，照理该用血来写，必不得已，就用血色的朱漆吧。今天已是二十四年的一月十日了，再过十八日，就是今年的“一二八”。我打算在“一二八”那天来写。

    1934年12月

    选自《中学生》第50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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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隶篇

    宋云彬

    宋云彬（1897～1979），笔名宋佩韦、无我，浙江海宁人，作家、学者。著有《破戒草》、《骨鲠集》等。

    一

    鲁迅说：“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

    是的。从前人不是说过吗？“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这便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人对于“暂时做稳了奴隶时代”的人的一种向往。大多数的中国人，以前做一姓一家的奴隶，近百年来，又因为“中国是各国的殖民地，要做十多个主人的奴隶”，奴隶做得太久了，便不自觉地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一旦“主子”垮台，欲求做奴隶而不得，对于过去的奴隶生活便不胜其追念，甚至于连做一匹狗都甘心的，只要天下太平。

    而况“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同是奴隶，还有舆、台、隶、仆等等的分别，如果在奴隶阶层里能够爬得高一点，可以仗“主子”的威势来欺压比他更低一层的奴隶的，自然更值得骄傲了。还有一种平时受“主子”豢养的奴隶，是全靠有“奴隶”的身份才能生活的，我们浙江萧（山）绍（兴）一带有所谓“堕民”者，一向是比“平民”更低一级的，自“五族共和”以来，曾由政府明令解放，然而堕民们大不高兴，原因是怕失去了“低级奴隶”的地位，岁时令节，便不好意思再向主人讨赏赐。

    总之，“奴隶”这个名词，虽然字面上看来不大冠冕，然而只要生活过得下去，尤其是在奴隶阶层里爬得高一点，永远不会感觉到耻辱，不平，而意图挣脱的。

    二

    然而，终于有人在不平，在叫喊了。三十年前，许多革命志士大声疾呼，要挣脱满洲人所加于我们的镣铐，而康有为却主张保皇立宪，于是章炳麟斥之曰，“饰为聋，甘与同壤，受其豢养，供其驱使，宁使汉族无自立之日，而必为满洲谋其帝王万世祈天永命之计，何长素之无人心一至于是也”。

    康有为为什么不赞成革命，甘心做清皇朝的奴隶呢？理由很简单，如果立宪成功，康氏自己的地位，是所谓“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样的高等奴隶，又何乐而不为呢？只可惜大多数的奴隶们已经起来反抗，清皇朝终被推翻，康有为也只好默默地带着他的宝贵的奴隶标识——辫子，而长眠地下了。

    只是我们身上的镣铐不止一副，挣脱了满洲人所给我们戴的那一副，却还有帝国主义者给我们戴的。所以孙中山先生临终时告诉他的同志们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而鲁迅先生也告诉青年们说，“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青年的责任”。

    所谓“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很明白就是没有“奴”“主”之分的时代，而我们也的确正在努力创造——“抗战建国”便是。

    三

    只是中国人奴隶做得太久了，所以要挣脱奴隶镣铐还有办法，而要拔去奴隶思想却很困难。据说现在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奴隶思想似乎也确有两种，一是封建的，一是殖民地的。譬如康有为一定要尊“载小丑”为“圣上”，那便是封建的奴隶思想。还有一种殖民地的奴隶思想，就是只看见主子的伟大，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只想倚靠他人，占一点儿小便宜，他们根本不要革命，只要能够维持现状，做稳奴隶就成了。

    要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需要根本拔去奴隶思想。否则无论是留学生也好，名教授也好，甚至被尊称过“革命的外交家”者也好，尽管你表面上如何高等，如何华贵，一旦褫其华，露出本相，也不过是奴隶罢了，也不过是奴隶罢了。

    二十九年十月

    选自《骨鲠集》初版本，1942年9月，桂林文献出版社</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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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政府大屠杀记

    朱自清

    朱自清（1898～1948），浙江绍兴人，散文家、学者。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长诗《毁灭》，学术论著《经典常谈》、《诗言志辨》等。

    三月十八是一个怎样可怕的日子！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个日子！

    这一日，执政府的卫队，大举屠杀北京市民——十分之九是学生！死者四十余人，伤者约二百人！这在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杀！

    这一次的屠杀，我也在场，幸而直到出场时不曾遭着一颗弹子；请我的远方的朋友们安心！第二天看报，觉得除一两家报纸外，各报记载多有与事实不符之处。究竟是访闻失实，还是安着别的心眼儿，我可不得而知，也不愿细论。我只说我当场眼见和后来耳闻的情形，请大家看看这阴惨惨的二十世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国！——十九日《京报》所载几位当场逃出的人的报告，颇是翔实，可以参看。

    我先说游行队。我自出发后，曾将游行队从头至尾看了一回。全数约二千人；工人有两队，至多五十人；广东外交代表团一队，约十余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一队，约二三十人；留日归国学生团一队，约二十人，其余便多是北京的学生了，内有女学生三队。拿木棍的并不多，而且都是学生，不过十余人；工人拿木棍的，我不曾见。木棍约三尺长，一端削尖了，上贴书有口号的纸，做成旗帜的样子。至于“有铁钉的木棍”我却不曾见！

    我后来和清华学校的队伍同行，在大队的最后。我们到执政府前空场上时，大队已散开在满场了。这时府门前站着约莫两百个卫队，分两边排着；领章一律是红地，上面“府卫”两个黄铜字，确是执政府的卫队。他们都背着枪，悠然的站着：毫无紧张的颜色。而且枪上不曾上刺刀，更不显出什么威武。这时有一个人爬在石狮子头上照相。那边府里正面楼上，栏杆上伏满了人，而且拥挤着，大约是看热闹的。在这一点上，执政府颇像寻常的人家，而不像堂堂的“执政府”了。照相的下了石狮子，南边有了报告的声音；“他们说是一个人没有，我们怎么样？”这大约已是五代表被拒以后了；我们因走进来晚，故未知前事——但在这时以前，群众的嚷声是决没有的。到这时才有一两处的嚷声了：“回去是不行的！”“吉兆胡同！”“……”忽然队势散动了，许多人纷纷往外退走；有人连声大呼：“大家不要走，没有什么事！”一面还扬起了手，我们清华队的指挥也扬起手叫道：“清华的同学不要走，没有事！”这其间，人众稍稍聚拢，但立刻即又散开；清华的指挥第二次叫声刚完，我看见众人纷纷逃避时，一个卫队已装完子弹了！我赶忙向前跑了几步，向一堆人旁边睡下；但没等我睡下，我的上面和后面各来了一个人，紧紧地挨着我。我不能动了，只好蜷曲着。

    这时已听到劈劈拍拍的枪声了；我生平是第一次听枪声，起初还以为是空枪呢（这时已忘记了看见装子弹的事）。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这时并不害怕，只静静的注意自己的运命，其余什么都忘记。全场除劈拍的枪声外，也是一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什么“哭声震天”，只是记者先生们的“想当然耳”罢了。我上面流血的那一位，虽滴滴地流着血，直到第一次枪声稍歇，我们爬起来逃走的时候，但也不则一声。这正是死的袭来，沉默便是死的消息。事后想起，实在有些悚然。在我上面的不知是谁？我因为不能动转，不能看见他；而且也想不到看他——我真是个自私的人！后来逃跑的时候，才又知道掉在地下的我的帽子和我的头上，也滴了许多血，全是他的！他足流了两分钟以上的血，都流在我身上，我想他总吃了大亏，愿神保佑他平安！第一次枪声约经过五分钟，共放了好几排枪；司令的是用警笛；警笛一鸣，便是一排枪，警笛一声接着一声，枪声就跟着密了，那警笛声甚凄厉，但有几乎一定的节拍，足见司令者的从容！后来听别的目睹者说，司令者那时还用指挥刀指示方向，总是向人多的地方射击！又有目睹者说，那时执政府楼上还有人手舞足蹈的大乐呢！

    我现在缓叙第一次枪声稍歇后的故事，且追述些开枪时的情形。我们进场距开枪时，至多四分钟；这其间有照相有报告，有一两处的嚷声，我都已说过了。我记得，我确实记得，最后的嚷声距开枪只有一分余钟；这时候，群众散而稍聚，稍聚而复纷散，枪声便开始了。这也是我说过的。但“稍聚”的时候，阵势已散，而且大家存了观望的心，颇多趑趄不前的，所谓“进攻”的事是决没有的！至于第一次纷散之故，我想是大家看见卫队从背上取下枪来装子弹而惊骇了；因为第二次纷散时，我已看见一个卫队（其余自然也是如此，他们是依命令动作的）装完子弹了。在第一次纷散之前，群众与卫队有何冲突，我没有看见，不得而知。但后来据—个受伤的说，他看见有一部分人——有些是拿木棍的——想要冲进府去。这事我想来也是有的；不过这决不是卫队开枪的缘由，至多只是他们的借口。他们的荷枪挟弹与不上刺刀（故示镇静）与放群众自由入辕门内（便于射击），都是表示他们“聚而歼旃”的决心，冲进去不冲进去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证以后来东门口的拦门射击，更是显明！原来先逃出的人，出东门时，以为总可得着生路；那知迎头还有一枝兵，——据某一种报上说，是从吉兆胡同来的手枪队，不用说，自然也是杀人不眨眼的府卫队了！——开枪痛击。那时前后都有枪弹，人多门狭，前面的枪又极近，死亡枕藉！这是事后一个学生告诉我的；他说他前后两个人都死了，他躲闪了一下，总算幸免。这种间不容发的生死之际也够人深长思了。

    照这种种情形，就是不在场的诸君，大约也不至于相信群众先以手枪轰击卫队了吧。而且轰击必有声音，我站的地方，离开卫队不过二十余步，在第二次纷散之前，却绝未听到枪声。其实这只要看政府巧电的含糊其辞，也就够证明了。至于所谓当场夺获的手枪，虽然像煞有介事地举出号数，使人相信，但我总奇怪：夺获的这些支手枪，竟没有一支曾经当场发过一响，以证明他们自己的存在。——难道拿手枪的人都是些傻子么？还有，现在很有人从容的问：“开枪之前，有警告么？”我现在只能说，我看见的一个卫队，他的枪口是正对着我们的，不过那是刚装完子弹的时候。而在我上面的那位可怜的朋友，他流血是在开枪之后约一两分钟时。我不知卫队的第一排枪是不是朝天放的，但即使是朝天放的，也不算是警告；因为未开枪时，群众已经纷散，放一排朝天枪（假定如此）后，第一次听枪声的群众，当然是不会回来的了（这不是一个人胆力的事，我们也无须假充硬汉），何用接二连三地放平枪呢！即使怕一排枪不够驱散众人，尽放朝天枪好了，何用放平枪呢！所以即使卫队曾放了一排朝天枪，也决不足做他们丝毫的辩解；况且还有后来的拦门痛击呢，这难道还要问：“有无超过必要程度？”

    第一次枪声稍歇后，我茫然地随着众人奔逃出去。我刚发脚的时候，便看见旁边有两个同伴已经躺下了！我来不及看清他们的面貌，只见前面一个，右乳部有一大块殷红的伤痕，我想他是不能活了！那红色我永远不忘记！同时还听见一声低缓的呻吟，想是另一位的，那呻吟我也永远不忘记！我不忍从他们身上跨过去，只得绕了道弯着腰向前跑，觉得通身懈弛得很；后面来了一个人，立刻将我撞了一交。我爬了两步，，站起来仍是弯着腰跑。这时当路有一副金丝圆眼镜，好好地直放着；又有两架自行车，颇挡我们的路，大家都很艰难地从上面踏过去。我不自主地跟着众人向北躲入马号里。我们偃卧在东墙角的马粪堆上。马粪堆很高，有人想爬墙过去；墙外就是通路。我看着一个人站着，一个人正向他肩上爬上去。我自己觉得决没有越墙的气力，便也不去看他们。而且里面枪声早又密了，我还得注意运命的转变。这时听见墙边有人问：“是学生不是？”下文不知如何，我猜是墙外的兵问的。那两个爬墙的人，我看见，似乎不是学生，我想他们或者得了兵的允许而下去了。若我猜的不大错，从这一句简单的问语里，我们可以看出卫队乃至政府对于学生海样深的仇恨！而且可以看出，这一次的屠杀确是有意这样“整顿学风”的；我后来知道，这时有几个清华学生和我同在马粪堆上。有一个告诉我，他旁边有一位女学生曾喊他救命，但是他没有法子，这真是可遗憾的事，她以后不知如何了！我们偃卧马粪堆上，不过两分钟，忽然看见对面马厩里有一个兵拿着枪，正装好子弹，似乎就要向我们放。我们立刻起来，仍弯着腰逃走；这时场里还有疏散的枪声，我们也顾不得了。走出马路，就到了东门口。

    这时枪声未歇，东门口拥塞得几乎水泄不通。我隐约看见底下蜷缩地蹲着许多人，我们便推推搡搡，拥挤着，挣扎着，从他们身上踏上去。那时理性真失了作用，竟恬然不以为怪似的。我被挤得往后仰了几回，终于只好竭全身之力，向前而进。在我前面的一个人，脑后大约被枪弹擦伤，汩汩地流着血；他也同样地一歪一倒地挣扎着。但他一会儿便不见了，我想他是平安的下去了。我还在人堆上走。这个门是平安与危险的界线，是生死之门，故大家都不敢放松一步。这时希望充满在我心里。后面稀疏的弹子，倒觉不十分在意。前一次的奔逃，但求不即死而已，这回却求生了；在人堆上的众人，都积极地显出生之努力。但仍是一味的静；大家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那有闲心情和闲工夫来说话呢？我努力的结果，终于从人堆上滚了下来，我的运命这才算定了局。那时门口只剩两个卫队，在那儿闲谈，侥幸得很，手枪队已不见了！后来知道门口人堆里实在有些是死尸，就是被手枪队当门打死的！现在想着死尸上越过的事，真是不寒而栗呵！

    我真不中用，出了门口，一面走，一面只是喘息！后面有两个女学生，有一个我真佩服她；她还能微笑着对她的同伴说：“他们也是中国人哪！”这令我惭愧了！我想人处这种境地，若能从怕的心情转为兴奋的心情，才真是能救人的人。若只一味的怕，“斯亦不足畏也已！”我呢，这回是由怕而归于木木然，实是很可耻的！但我希望我的经验能使我的胆力逐渐增大！这回在场中有两件事很值得纪念：一是清华同学韦杰三君（他现在已离开我们了！）受伤倒地的时候，别的两位同学冒死将他抬了出来；一是一位女学生曾经帮助两个男学生脱险。这都是我后来知道的。这都是侠义的行为，值得我们永远敬佩的！

    我和那两个女学生出门沿着墙往南而行。那时还有枪声，我极想躲入胡同里，以免危险：她们大约也如此的，走不上几步，便到了一个胡同口；我们便想拐弯进去。这时墙角上立着一个穿短衣的看闲的人，他向我们轻轻地说：“别进这个胡同！”我们莫名其妙地依从了他，走到第二个胡同进去，这才真脱险了！后来知道卫队有抢劫的事（不仅报载，有人亲见），又有用枪柄，木棍，大刀，打人，砍人的事，我想他们一定就在我们没走进的那条胡同里做那些事！感谢那位看闲的人！卫队既在场内和门外放枪，还觉杀的不痛快，更拦着路邀击；其泄忿之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区区一条生命，在他们眼里，正和一根草，一堆马粪一般，是满不在乎的！所以有些人虽幸免于枪弹，仍是被木棍，枪柄打伤，大刀砍伤；而魏士毅女士竟死于木棍之下，这真是永久的战栗啊！据燕大的人说，魏女士是于逃出门时被一个卫兵从后面用有棱的粗木棍儿兜头一下，打得脑浆迸裂而死！我不知她出的是那一个门，我想大约是西门吧。因为那天我在西直门的电车上，遇见一个高工的学生，他告诉我，他从西门出来，共经过三道门（就是海军部的西辕门和陆军部的东西辕门），每道门皆有卫队用枪柄，木棍和大刀向逃出的人猛烈地打击。他的左臂被打好几次，已不能动弹了。我的一位同事的儿子，后脑被打平了，现在已全然失了记忆；我猜也是木棍打的。受这种打击而致重伤或死的，报纸上自然有记载；致轻伤的就无可稽考，但必不少。所以我想这次受伤的还不止二百人！卫队不但打人，行劫，最可怕的是剥死人的衣服，无论男女，往往剥到只剩一条裤为止；这只要看看前几天《世界日报》的照相就知道了。就是不谈什么“人道”，难道连国家的体统，“临时执政”的面子都不顾了么；段祺瑞你自己想想吧！听说事后执政府乘人不知，已将死尸掩埋了些，以图遮掩耳目。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从执政府里听来的；若是的确，那一定将那打得最血肉模糊的先掩埋了，免得激动人心。但一手岂能尽掩天下耳目呢？我不知道现在，那天去执政府的人还有失踪的没有？若有，这个消息真是很可怕的！

    这回的屠杀，死伤之多，过于五卅事件，而且是“同胞的枪弹”，我们将何以间执别人之口！而且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之不足，继之以抢劫，剥尸，这种种兽行，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恤，但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这正是世界的耻辱呀！我们也想想吧！此事发生后，警察总监李鸣钟匆匆来到执政府，说：“死了这么多人，叫我怎么办？”他这是局外的说话，只觉得无善法以调停两间而已。我们现在局中，不能如他的从容，我们也得问一问：

    “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办？”

    1926年3月23日

    选自《朱自清文集》，1953年，开明书店出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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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说话的多少

    朱自清

    朱自清（1898～1948），浙江绍兴人，散文家、学者。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长诗《毁灭》，学术论著《经典常谈》、《诗言志辨》等。

    圣经贤传都教我们少说话，怕的是惹祸，你记得金人铭开头就是“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岂不森森然有点可怕的样子。再说，多言即使不惹祸，也不过颠倒是非，决非好事。所以孔子称“仁者其言也”，又说“恶夫佞者”。苏秦张仪之流以及后世小说里所谓“掉三寸不烂之舌”的辩士，在正统派看来，也许比佞者更下一等。所以“沉默寡言”“寡言笑”，简直就成了我们的美德。

    圣贤的话自然有道理，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假如你身居高位，一个字一句话都可影响大局，那自然以少说话，多点头为是。可是反过来，你如去见身居高位的人，那可就没有准儿。前几年南京有一位著名会说话的和一位著名不说话的都做了不小的官。许多人踌躇起来，还是说话好呢？还是不说话好呢？这是要看情形的：有些人喜欢说话的人，有些人不。有些事必得会说话的人去干，譬如宣传员；有些事必得少说话的人去干，譬如机要秘书。

    至于我们这些平人，在访问，见客，聚会的时候，若只是死心眼儿，一个劲儿少说话，虽合于圣贤之道，却未见得就顺非圣贤人的眼。要是熟人，处得久了，彼此心照，倒也可以原谅的；要是生人或半生半熟的人，那就有种种看法。他也许觉得你神秘，仿佛天上眨眼的星星；也许觉得你老实，所谓“仁者其言也”；也许觉得你懒，不愿意卖力气；也许觉得你利害，专等着别人的话（我们家乡称这种人为“等口”）；也许觉得你冷淡，不容易亲近；也许觉得你骄傲，看不起他，甚至讨厌他。这自然也看你和他的关系，以及你的相貌神气而定，不全在少说话；不过少说话是个大原因。这么着，他对你当然敬而远之，或不敬而远之。若是你真如他所想，那倒是“求仁得仁”；若是不然，就未免有点冤哉枉也。民国十六年的时候，北平有人到汉口去回来，一个同事问他汉口怎么样。他说，“很好哇，没有什么。”话是完了，那位同事只好点点头走开。他满想知道一点汉口的实在情形，但是什么也没有得着；失望之余，很觉得人家是瞧不起他哪。但是女人少说话，却当别论；因为一般女人总比男人害臊，一害臊自然说不出什么了。再说，传统的压迫也太利害；你想男人好说话，还不算好男人，女人好说话还了得！（王熙凤算是会说话的，可是在《红楼梦》里，她并不算是个好女人）可是——现在若有会说话的女人，特别是压倒男人的会说话的女人，恭维的人就一定多；因为西方动的文明已经取东方静的文明而代之，“沉默寡言”虽有时还用得着，但是究竟不如“议论风生”的难能可贵了。

    说起“议论风生”，在传统里原来也是褒辞。不过只是美才，而不是美德；若是以德论，这个怕也不足重轻罢。现在人也还是看作美才，只不过看得重些罢了。

    “议论风生”并不只是口才好；得有材料，有见识，有机智才成——口才不过机智，那是不够的。这个并不容易办到；我们平人所能做的只是在普通情形之下，多说几句话，不要太冷落场面就是。——许多人喝下酒时生气时爱说话，但那是往往多谬误的。说话也有两路，一是游击式，一是包围式。有一回去看新从欧洲归国的两位先生，他们都说了许多话。甲先生从客人的话里选择题目，每个题目说不上几句话就牵引到别的上去。当时觉得也还有趣，过后却什么也想不出。乙先生也从客人的话里选题目，可是他却粘在一个题目上，只叙说在欧洲的情形。他并不用什么机智，可是说得很切实，让客人觉着有所得而去。他的殷勤，客人在口头在心上，都表示着谢意。

    普通说话大概都用游击式；包围式组织最难，多人不能够，也不愿意去尝试。再说游击式可发可收，爱听就多说些，不爱听就少说些；我们这些人许犯贫嘴到底还不至于的。要说像“哑妻”那样，不过是法朗士的牢骚，事实上大致不会有。倒是有像老太太的，一句话颠三倒四地说，也不管人家耳朵里长茧不长。这一层最难，你得记住那些话在那些人面前说过，才不至于说重了。有时候最难为情的是，你刚开头儿，人家就客客气气地问，“啊，后来是不是怎样怎样的？”包围式可麻烦得多。最麻烦的是人多的时候，说得半半拉拉的，大家或者交头接耳说他们自己的私话，或者打盹儿，或者东看看西看看，轻轻敲着指头想别的，或者勉强打起精神对付着你。这时候你一个人霸占着全场，说下去太无聊，不说呢，又收不住，真是骑虎之势。大概这种说话，人越多，时候越不宜长；各人的趣味不同，决不能老听你的——换题目另说倒成。说得也不宜太慢，太慢了怎么也显得长。曾经听过两位著名会说话的人说故事，大约因为唤起注意的缘故罢，加了好些个助词，慢慢地叙过去，足有十多分钟，算是完了；大家虽不至疲倦，却已暗中着急。声音也不宜太平，太平了就单调；但又丝毫不能做作。这种说话只宜叙说或申说，不能掺一些教导气或劝导气。长于演说的人往往免不了这两种气味。有个朋友说某先生口才太好，教人有戒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包围式说话要靠天才，我们平人只能学学游击式，至多规模较大而已。——我们在普通情形之下，只不要像林之孝家两口子“一锥子扎不出话来”，也就行了。

    选自1934年8月8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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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就像棵大树

    丰子恺

    丰子恺（1898～1975），浙江崇德人，作家、画家、翻译家。有画集《子恺漫画》，散文《缘缘堂随笔》，译作《源氏物语》、《猎人笔记》等。

    得《见闻》第二期，读憾庐先生所作《摧残不了的生命》，又看了文末所附照相版插图，心中有感，率尔捉笔，随记如下：

    为的是我与憾庐先生有同样的所见，和同样的感想。春间在汉口，偶赴武昌乡间闲步，看见野中有一大树，被人斩伐过半，只剩一干。而春来干上怒抽枝条，绿叶成荫。新生的枝条长得异常的高，有几枝超过其他的大树的顶，仿佛为被斩去的“同根枝”争气复仇似的。我一看就注目，认为这是中华民国的象征。我徘徊不忍去，抚树干而盘桓。附近走来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似是姐弟。他们站在大树前，口说指点，似乎也在欣赏这中华民国的象征。我走近去同他们谈话。

    我说：“小朋友，这棵树好看么？”

    小朋友们最初有些戒严，退了一步。这也许是我的胡须的关系，小孩子看见胡须大都有些怕的。但后来他们看见我的态度仁善，恐惧之心就打消了，那姐姐回答我说：“很好看！”我们就谈话起来。

    我说：“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女孩说：“就在那边，湖边上。这棵树是我们村子里某人家的。”

    男孩说：“我们门前有一株杨树，树枝剪光了，也会生出新的来，生的很多很多，比这棵树还要多。”

    女孩说：“我们那个桥边有一株松树，被人烧去了半株，只剩半株，也不会死。上面很多的枝条和叶子，把桥完全遮住。夏天我们常在桥上乘凉。”

    我说：“你们的村庄真好，有这许多大树！这些树真好，它们不怕灾难，受了伤害，自己能生出来补救。好比一个人被斩去了一只臂膊，能再生出一只来。”

    女孩子抢着说：“人斩了臂，也会生出来的？”

    我说：“人不行，但国就可以。譬如现在，前线上许多兵士被日本鬼子打死了。我们后方能新生出更多的兵士来，上前线去继续抵抗。前线上死一百人，后方新生出一千人，反比本来多了。日本鬼子打中国，只见中国兵越打越多。他们终于打不过我们。现在我们虽然失了许多地方，但增了许多兵士，所以失去的地方将来一定可以收回。中国就好比这一棵树，虽被斩伐了许多枝条，但是新生出来的比原有的更多，将来成为比原来更大的大树。中国将来也能成为比原来更强的强国。”

    女孩子说：“前回日本飞机在那江边丢炸弹，炸死了许多人。某甲的爸爸也被炸死。某甲同他的兄弟就去当兵，他们说要杀完了日本鬼子才回家来。”

    男孩子也说：“某乙的妈妈也被炸死。某乙有一枝枪，很长的，他会打鸟。现在说不打鸟了，要拿这枪去打日本鬼子。”

    我说：“你们这儿有这许多人去打日本鬼子，很好。别的地方的人也是这样。大家痛恨日本鬼子，大家愿意去当兵。所以中国的兵越打越多。正同这棵树的枝叶越斩越多一样。我们中国就像棵树。你们看看，像不像？”

    两个孩子看看大树，都笑起来。男孩子忽然离开他的姐姐，跑到大树边，张开两臂抱住树干，仰起头来喊了些什么话，随即跟着他的姐姐去了。

    我目送两孩去远了，告别大树，回到汉口的寓中，心有所感，就提起笔来把当日所见的情景用画记录。画好之后，先拿给一个少年看。少年看了，叫道：“唉！这棵树真奇怪，斩去了半株，怎么还会生出这许多枝叶来？”他再看一会，又说道：“对了！因为树大的缘故。树大了，根柢深，斩去一点不要紧。他能无限地生长出来，不久又是一棵大树了。”我接着说：“对啦！我们中国就同这棵树一样。”少年听了这话频频点头，表示感动。随即问我要这幅画。我说没有题字，答允他今晚题了字，明天送他。

    晚上，我在这画上题了一首五言诗：“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又另描了同样的一幅，当晚送给这位少年。过了几天我去看这少年，他已将画纳在镜框中，挂在书室里，并且告诉我说：“他每逢在报上看到我军失利的消息，失地中日军虐杀同胞的消息，愤懑得透不过气来。这时候他就去看这幅画，可以得到一种慰藉和勉励。所以他很爱护这画。并且感谢我。我听了这番话，感动甚深。我赞佩这少年的天真的爱国热忱。他正是大树的一根新枝条。

    因有这段故事。我读了《见闻》所载《摧残不了的生命》，看了文末的附图，颇思立刻飞到广州去，拉住了憾庐先生，对他说：“我也有和你同样的所见和所感呢！”但没有实行，只是写了这些感想寄给他。他把他所见的大树当作几方面的象征：（一）中华民族的生命，是永远摧残不了的。无论现在如何危难，他定要继续生存。（二）现在我们的民族的确已经在“自力更生”中了，而此后要更繁荣更有力地生活下去。（三）宇宙风社不受威胁，虽经广州的狂炸，依旧继续出刊。（四）《见闻》于狂炸中筹办创刊，正如新萌的芽儿。第一二两点，我所见与他全同。第三四两点，自然使我赞佩。但我所赞佩的不止于此。抗战中一切不屈不挠的精神的表现，例如粤汉路屡炸屡修，迅速通车，各种机关屡炸屡迁，照常办公，无数同胞家破人亡（出亡也），绝不消沉，越加努力抗日，都是我所赞佩的，都是大树所象征的。这大树真可说是今日的中国的全体的象征。

    1938年

    选自《缘缘堂随笔集》，1983年5月版，浙江文艺出版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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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古的空气

    闻一多

    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人，诗人、学者。著有诗集《红烛》、《死水》，学术论著《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

    近来在思想和文学艺术诸方面，复古的空气颇为活跃，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一般民众讲，文化是有惰性的，而农业社会尤其如此。几千年积下来的习惯和观念，几乎成了第二天性，骤然改动，是不舒服的，其实就这群浑浑噩噩的大众说，他们始终是在“古”中没有动过，他们未曾维新，还谈得到什么复古！我们所谓复古空气，自然是专指知识和领导阶级说的。不过农民既几乎占我们人口百分之八十，少数的知识和领导阶级，不会不受他们的影响，所以谈到少数人的复古空气，首先不能不指出那作为他们的背景的大众。至于少数人之间所以发生这种空气，其原因与动机，可以分作四个类型来讲。

    （一）一般的说来，复古倾向是一种心理上的自卫机能。自从与外人接触，在物质生活方面，发现事事不如人，这种发现所给予民族精神生活的担负，实在太重了。少数先天脆弱的心灵确乎给它压瘪了，压死了。多数人在这时，自卫机能便发生了作用。本来文学艺术以及哲学就有逃避现实的趋势，而中国的文学艺术与哲学尤其如此。

    中国人现实方面的痛苦，这时正好利用它们来补偿。一想到至少在这些方面我们不弱于人，于是便有了安慰。说坏了，这是“鱼处于陆，相濡以湿，相嘘以沫”的自慰的办法。说好了，人就全靠这点不肯绝望的刚强性，才能够活下去，活着奋斗下去。这是紧急关头的一帖定心剂。虽不彻底，却也有些暂时的效用。代表这种心理的人，虽不太强，也不太弱，唯其自知是弱，所以要设法“自卫”，但也没有弱到连“自卫”意志都没有，所以还算相当的强，平情而论，这一类型的复古倾向，是未可厚非的。

    （二）另一类型是带有报复意味的自尊心理，凡是与外人直接接触较多，自然也就是饱尝屈辱经验的人，一方面因近代知识较丰富，而能虚心承认自己落后；另一方面，因为往往是社会各部门的领袖，所以有他们应有的骄傲和自尊心，然责任又教他们不能不忍重负辱，那种矛盾心理的压迫是够他们受的。压迫愈大，反抗也愈大。一旦机会来了，久经屈辱的自尊心是知道图报复的；于是紧跟着以抗战换来的民族荣誉和国家地位，便是甚嚣尘上的复古空气。前一类型的心理说我们也有不弱于人的地方，这一类型的简直说我们比他们高。这些人本来是强者，自大是强者的本色，民族荣誉和国家地位也实在来得太突然，教人不能不迷惑。依强者们看来，一种自然的解释，是本来我们就不是不如人，荣誉和地位我们是应得的。诚然——但是那种趾高气扬的神情总嫌有些不够大方罢！

    （三）第三个类型的复古，与其说是自尊，无宁说是自卑，不少的外国朋友捧起中国来，直使我们茫然。要晓得西洋的人本性是浪漫好奇的，甚至是怪僻的，不料真有人盲从别人来捧自己，因而也大干起复古的勾当来，实在是这种复古以媚外的心理也并不少见。

    （四）如果第三种人是完全没有自己，第四种人便是完全为自己打算的。有的是以复古来掩饰自己不懂近代知识，多半的老先生们属于这一类，虽则其中少年老成的分子也不在少数。有的正相反，又以复古来掩饰自己不大懂线装书的内容，暴发户的“二毛子”属于这一类，虽则只读洋装书的堂堂学者们也有时未能免俗。至于有人专门搬弄些“假古董”在国际市场上吸收外汇，因而为对外推销的广告作用，不得不响应国内的复古运动，那就不好批评了。

    复古的心理是分析不完的，大致说来，最显著的不外上述四类型。其中有比较可取的，有居心完全不可问的。纯粹属于某一类的大概很少，通常是几种糅合错综起来的一个复杂体。说复古空气是最近新兴的现象，也不合事实。趋势早已在酝酿，不过最近似乎更表面化了一点。为什么最近才表面化？当然与抗战有关。历史在转向，转向时的心理是不会有平静。转得愈急，波动愈大，所以在这抗战期间，一面近代化的呼声最高，一面复古的空气也最浓厚。

    就一般的人说，心理的波动，不足怪，但少数的知识和领导分子，却应该早已认清历史，拿定主义，游移虽不致改变历史，但是会延缓历史的进展，须知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却不容浪费。

    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所以能存在到今天，自然有其生存的道理在，这道理并不像你所想的，在能保存古的，而是正相反，在能吸收新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文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一成不变的文化（如果是那样的，它就早完了）。最初东西夷夏两民族，分明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文化。

    如果你站在东方，以夷（殷人及东夷）为本位，那便是夷吸收了夏；如果站在西方，以夏（夏周）为本位，那便是夏吸收了夷。但是这两个文化早已融合到一种程度，使得我们分辨不出谁是主，谁是客来。在血缘上，楚与北方夷夏两族的关系，究竟如何，现在还不知道。无论如何，在文化上，直至战国，他们还是被视为外国人的。逐渐的这一支文化也被吸收了，到了汉朝，南北又成了一家，分不出主客来。究竟谁是我们的“古”？严格的讲，殷的后裔孔子若要复古，文武周公就得除外，屈原若要复古，就得否认《三百篇》。从西周到战国，无疑是我们文化史中最光荣的一段，但从没有听说那时的人站在民族的立场上讲复古的。即依你的说法，先秦北方的夷夏和南方的楚，在民族上还是一家，文化也不过是大同小异，不能和今天的情形相比。那么，打汉末开始的一整部佛教史又怎样呢？宋明人要讲复古，会有他们那“儒表佛里”的理学吗？会有他们那《西厢》、《水浒》吗？还有一部清代的朴学史，也不能不承认是耶稣教士带来的西洋科学精神的赐予。以上都是极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文化史上每放一次光，都是受了外来的刺激，而不是因为死抓着自己固有的东西。

    不但中国如此，世界上多少文化都曾经因接触而交流，而放出异采。凡是限于天然环境，不能与旁人接触，而自己太傻太笨，不能，因此就不愿学习旁人的民族，没有不归于灭亡的。天然环境的限制，只要有决心，有勇气，还可以用人力来打开（例如我们的法显，玄状，义净诸人的故事），怕的是自己一味固执，不肯虚怀受善。其实哪里是不肯，恐怕还是不能、不会罢！如果是这种情形，那就惨了。我深信我们今天的情形，不属于这一类，然而我仍然有点不放心。佛教思想与老庄本就有些相近，让我们接受佛教思想，比较容易。今天来的西洋思想确乎离我们太远，是不是有人因望而生畏，索性就提倡复古以资抵抗呢？幸而今天喜欢嚷嚷孔学和哼哼歪诗的人，究竟不算太多，而青年人尤其少。

    我们强调的声明，民族主义我们是要的，而且深信是我们复兴的根本。但民族主义不该是文化的闭关主义。我甚至相信正因我们要民族主义，才不应该复古。老实说，民族主义是西洋的产物，我们的所谓“古”里，并没有这东西。谈谈孔学，做做歪诗，结果只有把今天这点民族主义的萌芽整个毁掉完事。其实一个民族的“古”是在他们的血液里，像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要取消它的“古”的成分，并不太容易。难的倒是怎样学习新的。因为在上文我们已经提过，文化是有惰性的，而愈老的文化，惰性也愈大。克服惰性是一件难事啊！

    有人说，你太傻了，你忘了“儒表佛里”的理学家的道统是从文武周公算起的，而不从释迦牟尼算起，接受西洋科学精神的朴学，仍旧称为汉学，而不称西学。内容无妨接受人家，外表还得是自己的。这是面子问题，而面子也不能不顾。今天的复古，也可以作如是观。我但愿自己太傻，然而我又担心拥护复古的人们和我一样的傻。傻到真正言行一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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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儒·道·土匪

    闻一多

    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人，诗人、学者。著有诗集《红烛》、《死水》，学术论著《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

    医生临症，常常有个观望期间，不到病势相当沉重，病象充分发作时，正式与有效的诊断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病人方面，往往愈是痼疾，愈要讳疾忌医，因此恐怕非等到病势沉重，病象发作，使他讳无可讳，忌无可忌时，他也不肯接受诊断。

    事到如今，我想即使是最冥顽的讳疾忌医派，如钱穆教授之流，也不能不承认中国是生着病，而且病势的严重，病象的昭著，也许赛过了任何历史记录。惟其如此，为医生们下诊断，今天才是最成熟的时机。

    向来是“旁观者清”，无怪乎这回最卓越的断案来自一位英国人。这是韦尔斯先生观察所得：

    “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人类的命运》）

    为了他的诊断的正确性，我们不但钦佩这位将近八十高龄的医生，而且感激他，感激他给我们查出了病源，也给我们至少保证了半个得救的希望，因为有了正确的诊断，才谈得到适当的治疗。

    但我们对韦尔斯先生的拥护，不是完全没有保留的，我认为假如将“儒家，道家，土匪”，改为“儒家，道家，墨家”，或“偷儿，骗子，土匪”，这不但没有损害韦氏的原意，而且也许加强了它，因为这样说话，可以使那些比韦氏更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人，感着更顺理成章点，因此也更乐于接受点。

    先讲偷儿和土匪，这两种人作风的不同，只在前者是巧取，后者是豪夺罢了。“巧取豪夺”这成语，不正好用韩非的名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来说明吗？而所谓侠者不又是堕落了的墨家吗？至于以“骗子”代表道家，起初我颇怀疑那徽号的适当性，但终于还是用了它。“无为而无不为”也就等于说：无所不取，无所不夺，而看去又像是一无所取，一无所夺，这不是骗子是什么？偷儿，骗子，土匪是代表三种不同行为的人物，儒家，道家，墨家是代表三种不同的行为理论的人物；尽管行为产生了理论，理论又产生了行为，如同鸡生蛋，蛋生鸡一样，但你既不能说鸡就是蛋，你也就不能将理论与行为混为一谈。所以韦尔斯先生叫儒家，道家和土匪站作一排，究竟是犯了混淆范畴的逻辑错误。这一点表过以后，韦尔斯先生的观察，在基本意义上，仍不失为真知灼见。

    就历史发展的次序说，是儒，墨，道。要明白儒墨道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病，我们得从三派思想如何产生讲起。

    由于封建社会是人类物质文明成熟到某种阶段的结果，而它自身又确乎能维持相当安定的秩序，我们的文化便靠那种安定而得到迅速的进步，而思想也便开始产生了。但封建社会的组织本是家庭的扩大，而封建社会的秩序是那家庭中父权式的以上临下的强制性的秩序，它的基本原则至多也只是强权第一，公理第二。当然秩序是生活必要的条件，即便是强权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好。尤其对于把握强权，制定秩序的上层阶级，那种秩序更是绝对的可宝。儒家思想便是以上层阶级的立场所给予那种秩序的理论的根据。然而父权下的强制性的秩序，毕竟有几分不自然，不自然的便不免虚伪。虚伪的秩序终久必会露出破绽来，墨家有见于此，想以慈母精神代替严父精神来维持秩序，无奈秩序已经动摇后，严父若不能维持，慈母更不能维持。儿子大了，父亲管不了，母亲更管不了，所以墨家之归于失败，是势所必然的。

    墨家失败了，一气愤，自由行动起来，产生所谓游侠了，于是秩序便愈加解体了。秩序解体以后，有的分子根本怀疑家庭存在的必要，甚至咒诅家庭组织的本身，于是独自逃掉了，这种分子便是道家。

    一个家庭的黄金时代，是在夫妇结婚不久以后，有了数目不太多的子女，而子女又都在未成年的期间。这时父亲如果能够保持着相当丰裕的收入，家中当然充满一片天伦之乐，即令不然，儿女人数不多，只要分配得平均，也还可以过得相当快乐，万一分配不太平均，反正儿女还小，也不至闹出大乱子来。但事实是一个庞大的家庭，儿女太多，又都成年了，利害互相冲突，加之分配本来就不平均，父亲年老力衰，甚至已经死了，家务由不得持平的大哥主持，其结果不会好，是可想而知了。儒家劝大哥一面用父亲在天之灵的大帽子实行高压政策，一面叫大家以黄金时代的回忆来策励各人的良心，说是那样，当年的秩序和秩序中的天伦之乐，自然会恢复。他不晓得当年的秩序，本就是一个暂时的假秩序，当时的相安无事，是沾了当时那特殊情形的光，于今情形变了，自然会露出马脚来。墨家的母性的慈爱精神不足以解决问题，原因也只在儿子大了，实际的利害冲突，不能专凭感情来解决，这一层前面已经提到。在这一点上，墨家犯的错误，和儒家一样，不过墨家确乎感觉到了那秩序中分配不平均的基本症结，这一点就是他后来走向自己行动的路的心理基础。墨家本意是要实现一个以平均为原则的秩序，结果走向自由行动的路，是破坏秩序。只看见破坏旧秩序，而没有看见建设新秩序的具体办法，这是人们所痛恶的，因为，正如前面所说的，秩序是生活的必然条件。尤其是中国人的心理，即令不公平的秩序，也比完全没有秩序强。

    这里我们看出了墨家之所以失败，正是儒家之所以成功。至于道家因根本否认秩序而逃掉，这对于儒家，倒因为减少了一个掣肘的而更觉方便，所以道家的遁世实际是帮助了儒家的成功。因为道家消极的帮了儒家的忙，所以儒家之反对道家，只是口头的，表面的，不像他对于墨家那样的真心的深恶痛绝。因为儒家的得势，和他对于墨道两家态度的不同，所以在上层阶级的士大夫中，道家还能存在，而墨家却绝对不能存在。墨家不能存在于士大夫中，便一变为游侠，再变为土匪，愈沉愈下了。

    捣乱分子墨家被打下去了，上面只剩了儒与道，他们本来不是绝对不相容的，现在更可以合作了。合作的方案很简单。这是恕我曲解一句古书，《易经》说“肥遁，无不利”，我们不妨读肥为本字，而把“肥遁”解为肥了之后再遁，那便是说一个儒家做了几任“官”，捞得肥肥的，然后撒开腿就跑，跑到一所别墅或山庄里，变成一个什么居士，便是道家了。——这当然是对己最有利的办法了。甚至还用不着什么实际的“遁”，只要心理上念头一转，就身在宦海中也还是遁，所谓“身在魏阙，心在江湖”，和“大隐隐于市”者，是儒道合作中更高一层的境界。在这种合作中，权利来了，他以儒的名分来承受，义务来了，他又以道的资格说，本来我是什么也不管的。儒道交融的妙用，真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在这种情形之下，称他们为偷儿和骗子，能算冤曲吗？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些古语中所谓王侯如果也包括了“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道家，便更能代表中国的文化精神。事实上成语中没有骂到道家，正表示道家手段的高妙。讲起穷凶极恶的程度来，土匪不如偷儿，偷儿不如骗子，那便是说墨不如儒，儒不如道，韦尔斯先生列举三者时，不称墨而称土匪，也许因为外国人到中国来，喜欢在穷乡僻壤跑，吃土匪的亏的机会特别多，所以对他们特别深恶痛绝。在中国人看来，三者之中其实土匪最老实，所以也是最好防备。从历史上看来，土匪的前身墨家，动机也最光明，如今不但在国内，偷儿骗子在儒道的旗帜下，天天剿匪，连国外的人士也随声附和的口诛笔伐，这实在欠公允，但我知道这不是韦尔斯先生的本意，因为我知道在他们本国，韦尔斯先生的同情一向是属于那一种人的。

    话说回来，土匪究竟是中国文化的病，正如偷儿骗子也是中国文化的病。我们甚至应当感谢韦尔斯先生在下诊断时，没有忘记土匪以外的那两种病源——儒家和道家。韦尔斯先生用《春秋》的书法，将儒道和土匪并称，这是他的许多伟大贡献中的又一个贡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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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儒家——中国士大夫研究之一

    闻一多

    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人，诗人、学者。著有诗集《红烛》、《死水》，学术论著《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

    “无论在任何国家”，伊里奇在他的《国家论》里说，“数千年间全人类社会的发展，把这发展的一般的合法则性，规则性，继起性，这样的指示给我们了：即是，最初是无阶级社会——贵族不存在的太古的，家长制的，原始的社会；其次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奴隶占有者的社会。……奴隶占有者和奴隶是最初的阶级分裂。前一集团不仅占有生产手段——土地，工具（虽然工具在那时是幼稚的），而且还占有了人类。这一集团称为奴隶占有者，而提供劳动于他人的那些劳苦的人们便称为奴隶。”中国社会自文明初发出曙光，即约当商盘庚时起，便进入了奴隶制度的阶段，这个制度渐次发展，在西周达到它的全盛期，到春秋中叶便成强弩之末了，所以我们可以概括的说，从盘庚到孔子，是我们历史上的奴隶社会期。但就在孔子面前，历史已经在剧烈的变革着，转向到另一个时代，孔子一派人大声急呼，企图阻止这一变革，然而无效。历史仍旧进行着，直至秦汉统一，变革的过程完毕了，这才需要暂时休息一下。趁着这个当儿，孔子的后学们，以董仲舒为代表，便将孔子的理想，略加修正，居然给实现了。在长时期变革过程的疲惫后，这是一帖理想的安眠药，因为这安眠药的魔力，中国社会便一觉睡了两千年，直到孙中山先生才醒转一次。孔子的理想既是恢复奴隶社会的秩序，而董仲舒是将这理想略加修正后，正式实现了，那么，中国社会，从董仲舒到中山先生这段悠长的期间，便无妨称为一个变相的奴隶社会。

    董仲舒的安眠药何以有这大的魔力呢？要回答这问题，还得从头说起。相传殷周的兴亡是仁暴之差的结果，这所谓仁与暴分明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奴隶管理政策。大概殷人对于奴隶榨取过度，以至奴隶们“离心离德”而造成“前途倒戈”的后果，反之，周人的榨取比较温和，所以能一方面赢得自己奴隶的“同心同德”，一方面又能给太公以施行“阴谋”的机会，教对方的奴隶叛变他们自己的主人。仁与暴是漂亮的名词，实际只是管理奴隶的方法有的高明点，有的笨点罢了。周人还有个高明的地方，那便是让胜国的贵族管理胜国的奴隶。《左传》定四年说：“周公相王室，分鲁公以……殷民六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使之职事于鲁，……分之土田陪敦（附庸，即仆庸），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分康叔以……殷民七族。……”这些殷民六族与七族便是胜国投降的贵族，那些“备物典策，官司彝器”的“祝宗卜史”便是后来所谓“儒”——寄食于贵族的智识分子。让贵族和智识分子分掌政教，共同管理自己的奴隶（附庸），这对奴隶们和奴隶占有者（周人）双方都有利的，因为以居间的方式他们可以缓和主奴间的矛盾，他们实在做了当时社会机构中的一种缓冲阶层。后来胜国贵族们渐趋没落，而儒士们因有特殊智识和技能，日渐发展成一种宗教文化的行帮企业，兼理着下级行政干部的事务，于是缓冲阶层便为儒士们所独占了（当然也有一部分没落的胜国贵族，改业为儒，加入行帮的）。

    明白了这种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明白儒家的中心思想。因为儒家是一个居于矛盾的两极之间的缓冲阶层的后备军，所以他们最忌矛盾的统一，矛盾统一了，没有主奴之分，便没有缓冲阶层存在的余地。他们也不能偏袒某一方面，偏袒了一方，使一方太强，有压倒对方的能力，缓冲者也无事可做。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便是要使上下在势均力敌的局面中和平相处，而切忌“同”于某一方面，以致动摇均势。因为动摇了均势，便动摇自己的地位啊！儒家之所以不能不讲中庸之道，正因他是站在中间的一种人。中庸之道，对上说，爱惜奴隶，便是爱惜自己的生产工具，也便是爱惜自己，所以是有利的；对下说，反正奴隶是做定了，苦也就吃定了，只要能少吃点苦就是幸福，所以也是有利的。然而中庸之道，最有利的，恐怕还是那站在中间，两边玩弄，两边镇压，两边劝谕，做人又做鬼的人吧！孔子之所以宪章文武，尤其梦想周公，无非是初期统治阶级的奴隶管理政策，符合了缓冲阶层的利益，所谓道统者，还是有其社会经济意义的。

    可是切莫误会，中庸决不是公平。公平是从是非观点出发的，而中庸只是在利害上打算盘。主奴之间还讲什么是非呢？如果是要追究是非，势必牵涉到奴隶制度的本身，如果这制度本身发生了问题，哪里还有什么缓冲阶层呢？显然的，是非问题是和儒家的社会地位根本相抵触的。他只能一面主张“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一面用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维持现有的秩序（既成事实），然后再苦口婆心的劝两面息事宁人，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我疑心“中庸”之庸字，也就是“附庸”之庸字，换言之，“中庸”便是中层或中间之佣。自身既也是一种佣役（奴隶），天下哪有奴隶支配主人的道理，所以缓冲阶层的真正任务，也不过是恳求主子刀下留情，劝令奴才忍重负辱，“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天秤上的码子老是向重的一头移动着，其结果，“中庸”恰恰是“不中庸”，可不是吗？“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果然你辞了爵禄，蹈了白刃，那于主人更方便（因为把劝架的人解决了，奴才失去了掩蔽，主人可以更自由的下毒手），何况爵禄并不容易辞，白刃更不容易蹈呢？实际上缓冲阶层还是做了帮凶，“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冉求的作风实在是缓冲阶层的惟一出路。孔子喝令“小子鸣鼓而攻之！”是冤枉了冉求，因为孔子自己也是“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的，冉求又怎能饿着肚子不吃饭呢！

    但是，有了一个建筑在奴隶生产关系上的社会，季氏便必然要富于周公，冉求也必然要为之聚敛，这是历史发展的一定的法则。这法则的意义是什么呢？恰恰是奴隶社会的发展促成了奴隶社会的崩溃。缓冲阶层既依存于奴隶社会，那么冉求之辈替主人聚敛，也就等于替缓冲阶层自掘坟墓。所以毕竟是孔子有远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冉求是自己给自己毁坏青山啊！然而即令是孔子的远见也没有挽回历史。这是命运的作剧吧？做了缓冲阶层，其势不能帮助上头聚敛，不聚敛，阶层的地位便无法保持，但是聚敛得来使整个奴隶社会的机构都要垮台，还谈得到什么缓冲阶层呢？所以孔子的呼吁如果有效，青山不过是晚坏一天，自己便多烧一天的柴，如果无效，青山便坏得更早点，自己烧柴的日子也就有限了，孔子的见地远是远点，但比起冉求，也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结果，历史大概是沿着冉求的路线走的，连比较远见的路线都不会蒙它采纳，于是春秋便以高速度的发展转入了战国，儒家的理想，非等到董仲舒是不能死灰复燃的。

    话又说回来了，儒家思想虽然必须等到另一时代，客观条件成熟，才能复活，但它本身也得有其可能复活的主观条件，才能真正复活，否则便有千百个董仲舒，恐怕也是枉然。儒家思想，正如上文所说，是奴隶社会的产物，而它本身又是拥护奴隶社会的。我们都知道，奴隶社会是历史必须通过的阶段，它本身是社会进步的果，也是促使社会进步的因。既然必须通过，当然最好是能过得平稳点，舒服点。文武周公所安排的，孔子所发表的奴隶社会，因为有了那样缓和的榨取政策，和为执行这政策而设的缓冲阶层，它确乎是一比较舒服的社会，因为舒服，所以自从董仲舒把它恢复了，二千年的历史在它的怀抱中睡着了。

    诚然，董仲舒的儒家不是孔子的儒家，而董仲舒以后的儒家也不是董仲舒的儒家，但其为儒家则一，换言之，他们的中心思想是一贯的。二千年来士大夫没有不读儒家经典的，在思想上，他们多多少少都是儒家，因此，我们了解了儒家，便了解了中国士大夫的意识观念。如上文所说，儒家思想是奴隶社会的产物，然则中国士大夫的意识观念是什么，也就值得深长思之了！

    选自昆明《民主周刊》第1卷第5期民国

    三十四年一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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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李陵与苏武——与周作人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曹聚仁

    曹聚仁（1900～1972），笔名陈思、丁舟等，浙江省浦江县人，作家。著有《文思》、《国学概论》、《老子集注》等及小说《酒店》，散文集《鱼龙集》等。

    启明先生：

    听说先生在北平被刺，受了重伤；我想，热情的青年一定还有人在叹息，说：“惜乎其不死也！”我个人则觉得吃了一枪也够了，先生只不过被人利用，露过一次脸；罚当其罪，不必结果先生的老命的！但我们深深希望先生能由此而反省觉悟，不要像阮大铖一样，日暮穷途，倒行逆施，索性跳下染缸去！

    一年半来，我往来南北，师友间的音讯，每多隔绝；偶逢北方来的朋友，必问讯先生的安全；他们都说先生以苏武自况，闭门锢居，不至被敌人所利用。去年夏间，忽传先生已由苏武一转而为李陵，不觉疑讶万分。先生真所谓博古通今，学术界头等脚色，什么话都不待别人来说；不过在这栏大关节上这样糊涂不自重，与先生平生做人大不相同，亲近者闻之，无不痛切心骨，似乎还宜有所陈说。

    清初大儒顾亭林于东汉文人，特斥蔡伯喈，说节义衰而文章盛，即自蔡伯喈始，乃感慨而为之论曰：“嗟呼，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之哉！”所以亭林自处甚严，清廷要想招致他，他坚决地表示：“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古昔一姓与亡，励节之士，尚且齑盐自守，现在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不仅自己必不可出，必且相互晓谕，使人人知道必不可出，才对得起社会和国家。去年春间，改造社的老板对松井献媚，说先生为文化界的领导者，只怕年老谢事不肯出来；而先生居然会出去了，岂不使山本实彦笑死！

    我在开封时，曾和徐炳旭先生见面，谈起先生的事，也大为惋惜。他说：先生为人太好，左右那些人又太坏，经不起左右的拉拖，就软掉了。我记得孔子有一回评论他自己的高足弟子，说他自己死后，“商也日益，赐也日损。”子贡何以会一天一天坏下去呢？孔子推原于他的与不若己者往来。徐先生说先生的左右拖紧了先生，我以为一语道破了本由。先生的四围，如钱稻孙、徐祖正之流，都是李陵的化身，而钱稻孙的恐日病狂，又为黄帝子孙中第一等宝货，先生与这些宝货往来，自然卑污下去了。我曾说，古代的李陵，他的事俘，只是出于苟全性命的念头，虽不一定殉国，也不想替敌国做鹰犬；所以他的朋友安安静静住在贝加尔湖上嚼雪，不一定拖下粪缸来同吃粪。现在的李陵，他事仇之初，就打定主意，出卖灵魂，因此苏武的灵魂也非一起出卖不可。荀子曰：“白沙在泥，与之俱黑！”今代的苏武，格外要自己有主张有把握才行。

    再谈谈苏武吧！就匈奴方面来看，苏武大不如李陵的有用，所以匈奴不容李陵不屈膝，苏武却可听其孤独地持节到冰天雪地中去。在苏武自己呢，必以为：“我是持节的使臣，我个人降不降之事小，一国使臣必不可降之事大，我要坚持到底，对得起国家的节。”这就是亭林所谓人人可出而亭林独不可出的用意。先生该还记得在女师大被法政学生围困在休息室中的旧事吧，那时先生临小敌何其勇，今日临大敌又何其怯呢！苏武呀！你持节归来吧！

    1月5日，曹聚仁自赣东寄

    选自1939年1月20日《文汇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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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哭和珍

    石评梅

    石评梅（1902～1928），原名石汝璧，笔名波微，山西平定人，现代作家。著有《偶然草》、《涛语》等。

    和珍！冷的我抖颤，冷的我两腿都抖颤！一只手擦着眼泪，一只手扶着被人踏伤的晶清，站在你灵前。抬起头，香烟缭绕中，你依然微笑的望着我们。

    我永不能忘记你红面庞上深深地一双酒靥，也永不能忘记你模糊的血迹，心肺的洞穿！和珍，到底那一个是你，是那微笑的遗影，是那遗影后黑漆的棺材！

    惨淡庄严的礼堂，供满了鲜花，挂满了素联，这里面也充满了冷森，充满了凄伤，充满了同情，充满了激昂！多少不相识的朋友们都掬着眼泪，来到这里吊你，哭你！看那渗透了鲜血的血衣。

    多少红绿的花圈，多少赞扬你哀伤你的挽联，这不是你遗给我们的，最令我们触目惊心的便是你的血尸，你的血衣！你的血虽然冷了，温暖了的是我们的热血，你的尸虽然僵了，铸坚了的是我们的铁志。

    最懦弱最可怜的是这些只能流泪，而不敢流血的人们。此后一定有许多人踏向革命的途程，预备好了一切去轰击敌人！指示我们吧，和珍，我也愿将这残余的生命，追随你的英魂！

    四围都是哀声，似乎有万斤重闸压着不能呼吸，烛光照着你的遗容，使渺小的我不敢抬起头来。和珍！谁都称你作烈士，谁都赞扬你死的光荣，然而我只痛恨，只伤心，这黑暗崎岖的旅途谁来导领？多少伟大的工程凭谁来完成？况且家中尚有未终养的老母，未成年的弱弟，等你培植，等你孝养。

    不幸，这些愿望都毁灭在砰然一声的卫士手中！

    当偕行社同学公祭你时，她们的哀号，更令我心碎！你怎忍便这样轻易撒手的离开了她们，在这虎威抖擞，豺狼得意的时候。自杨荫榆带军警入校，至章士钊雇老妈拖出，一直是同患难，同甘苦，同受惊恐，同遭摧残，同到宗帽胡同，同回石驸马大街。三月十八那天也是同去请愿，同在枪林弹雨中扎挣，同在血泊尸堆上逃命；然而她们都负伤生还，只有你，只有你是惨被屠杀！

    她们跟着活泼微笑的你出校，她们迎着血迹模糊的你归来，她们怎能不痛哭战线上倒毙的勇士，她们怎能不痛哭战斗正殷中失去了首领！

    一年来你们的毅力，你们的精神，你们的意志，一直是和恶势力奋斗抵抗，你们不仅和豺狼虎豹战，狗鼠虫豸战，还有绅士式的文妖作敌，贵族式的小姐忌恨。如今呢，可怜她们一方面要按着心灵的巨创，去吊死慰伤，一方面又恐慌着校长通缉，学校危险，似乎这艰难缔造的大厦，要快被敌人的铁骑蹂躏！

    和珍！呢一瞑目，一撒手，万事具休。但是她们当这血迹未干，又准备流血的时候，能不为了你的惨死，瞻望前途的荆棘黑暗而自悲自伤吗？你们都是一条战线上的勇士，追悼你的，悲伤你的，谁能不回顾自己。

    你看她们都哭倒在你灵前，她们是和你偕行去，偕行归来的朋友们，如今呢，她们是虎口余生的逃囚，而你便作了虎齿下的牺牲，此后你离开了她们永不能偕行。

    和珍！我不愿意你想起我，我只是万千朋友中的一个认识的朋友，然而我永远敬佩你作事的毅力，和任劳任怨的精神，尤其是你那微笑中给与我的热力和温情。前一星期我去看晶清，楼梯上逢见你，你握住我手微笑的静默了几分钟，半天你问了一句，“晶清在自治会你看见吗？”便下楼去了。这印象至今都很真的映在我脑海。第二次见你便是你的血尸！这次你不能微笑了，只怒目切齿的瞪视着我。

    自从你血尸返校，我天天抽空去看你，看见你封棺，漆材，和今天万人同哀的追悼会。今天在你灵前，站了一天，但是和珍，我不敢想到明天！

    现在夜已深了，你的灵前大概也绿灯惨惨，阴气沉沉的静寂无人，这是你的尸骸在女师大最后一夜的停留了，你安静的睡吧！不要再听了她们的哭声而伤心！明天她们送灵到善果寺时，我不去执绋了，我怕那悲凉的军乐，我怕那荒郊外的古刹，我更怕街市上，灰尘中，那些蠕动的东西。他们比什么都蠢，他们比什么都可怜，他们比什么都残忍，他们整个都充满了奴气。当你的棺材，你的血衣，经过他们面前，触入他们的眼帘时，他们一面瞧着热闹，一面悄悄地低声咒骂你“活该”！他们说：“本来女学生起什么哄，请什么愿，亡国有什么相干？”

    虽然我们不要求人们的同情，不过这些寒心冷骨的话，我终于不敢听，不敢闻。自你死后，自这大屠杀闭幕后，我早已失丢了，吓跑了，自己终于不知道究竟去了那里？

    和珍！你明天出了校门走到石驸马大街时，你记的不要回头。假如回头，一定不忍离开你自己纤手铁肩，惨淡缔造的女师大；假如回头，一定不忍舍弃同患难，同甘苦的偕行诸友；假如回头，你更何忍看见你亲爱的方其道，他是万分懊丧，万分惆怅，低头洒泪在你的棺后随着！你一直向前去吧，披着你的散发，滴着你的鲜血，忍痛离开这充满残杀，充满恐怖，充满豺狼的人间吧！

    沉默是最深的悲哀，以后你便赠给我永久的沉默。

    我将等着，能偷生时我总等着，有一天黄土埋了你的黑棺，众人都离开你，忘记你，似乎一个火花爆裂，连最后的青烟都消灭了的时候，风晨雨夕，日落乌啼时，我独自来到你孤冢前慰问你黄泉下的寂寞。

    和珍！梦！噩梦！想不到最短时期中，匆匆草草了结了你的一生！然而我们不幸的生存者，连这都不能得到，依然供豺狼虫豸的残杀，还不知死在何日？又有谁来痛哭凭吊残齿下的我们？

    冷风一阵阵侵来，我倒卧在床上战栗！

    3月25赴和珍追悼会归来之夜中写</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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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枕上随笔（节选）

    章衣萍

    章衣萍（1902～1946），安徽绩溪人。著有《情书一束》、《古庙集》、《秋风集》等作品。

    壁虎有毒，俗称五毒之一。但，我们的鲁迅先生，却说壁虎无毒。有一天，他对我说：“壁虎确无毒，有毒是人们冤枉它的。”后来，我把这话告诉孙伏园。伏园说：“鲁迅岂但替壁虎辩护而已，他住在绍兴会馆的时候，并且养过壁虎的。据说，将壁虎养在一个小盒里，天天拿东西去喂。”

    十年前，胡适之先生的《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寄了一册送给章太炎先生。封面上面写着“太炎先生教之”等字，因为用新式句读符号，所以“太炎”两字的边旁打了一根黑线。——人名符号——章先生拿书一看，大生其气，说：“胡适之是什么东西！敢在我的名字旁边打黑线线。”后来，看到下面写着“胡适敬赠”，胡适两字的旁面也打了一根黑线。于是说：“罢了！这也算是抵消了！”

    某年，某月，某日，在凡尔赛和会（？）中，各国代表轮流陈说本国政府的意见，于是，中国的代表顾维钧也站起来说，中国政府主张怎样。法国代表克里孟梭（clemenceau）在旁边听了，冷然地说：“中国在那里？”

    一个美国的科学家到德国去访相对论的发明者安斯坦（a·einstein）。这位科学家与安斯坦从前并没有会面过的。他进了安斯坦的研究室。时安斯坦正服了衬衫匍匐地下，似乎正有所举动。这位美国的科学家以为安斯坦一定是在论的学理。那知道，安斯坦匍匐了一会，忽然向这位科学家说：“先生，你能帮助我找吗？我的一张钞票丢了！”

    “女子是铺盖，男子是牛。”樊先生这样说。停一会，又叹口气说：“我现在要做牛还没得做呢！”

    “女子是鱼，男子是钓鱼的。鱼一钓上手，就可以放在刀板上任意的宰割了。”穆先生这样说。

    “女人有两种：一种是老虎，一种是蛇。”s这样说。

    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打过叭儿狗，但他也和猪斗过的。有一次，鲁迅说：“在厦门，那里有一种树，叫做相思树，是到处生着的。有一天，我看见一只猪，在啖相思树的叶子。我觉得：相思树的叶子是不该给猪啖的，于是便和猪决斗，恰好这时候，一个同事的教员来了。他笑着问：‘哈哈，你怎么同猪决斗起来了？’我答：‘老兄，这话不便告诉你。’……”

    想起柯君，柯君的父亲是一个守财奴，把整箱的银子埋在锅灶下面，柯君却是一个marx的信徒。（他已经不在人间了罢？）几年前，他对我谈主义，我说：“你不用谈主义了，你还是回家把锅灶下掘一掘吧。”

    鲁迅先生在上海街上走着，一个挑着担沿门剃头的人，望望鲁迅，说：“你剃头不剃头？”

    我们乡间有个疯子，他的嘴里老唱着：“天上无我无日夜，地上无我无收成！”

    一位女士，相信曾国藩的饭后千步的格言，于是，每餐后走一千步，一步也不少。这样走了三个月，把胃走得坠下来了，只得送到医院去。

    几年前，钱玄同先生（不是疑古玄同先生，那时疑古玄同先生还不曾出世！）曾对朋友们说：“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胡适之先生说：“好，等你到了四十岁，我将送你一言诗，叫做手枪！”前年是钱玄同先生四十大典，北京“语丝”同人曾拟出特刊，后以时局关系，“语丝”南迁，致未果行。胡先生曾和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录之于下：

    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

    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

    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

    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

    可惜我不在场，不曾来监斩你。

    今年忽然来信，要做“成仁纪念”，

    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

    回家先挖一坑，好好睡在里面，

    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

    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

    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

    年年九月十二，到处念经拜忏，

    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狱捣乱。

    bernard

    bosanquet说：“我们的世界，存在于我们心的媒介中，很像一所房子，用意象和感觉的材料造成的。”（the

    ，

    for e）的倾向，但是不能算是一个圣者，然而可怜，我们却连这些倾向的人也没有。

    某年，蒋夫子访胡圣人于钟鼓寺。时北京政客官僚正想伸足教育界，而教育界正在索薪，于是蒋夫子曰：“北京的教育界是一个处女。有的人想强奸她；有的人想和奸她。”圣人笑曰：“不然，北京的教育界是妓女。有钱就好说话，无钱免开尊口。”（《新论语》之又一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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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中随笔（节选）

    章衣萍

    章衣萍（1902～1946），安徽绩溪人。著有《情书一束》、《古庙集》、《秋风集》等作品。

    胡适之先生说：辛克莱的著作在文艺上的价值，不如得诺贝尔奖金的路易士。他说，中国人因为要找时髦的普罗文豪，所以找着辛克莱。其实辛克莱的《屠场》，《煤油》，《波斯顿》等在一方面说来，正同中国的《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书，有同样的意味，是暴露社会的罪恶的。

    张元长教人作文，云：“作文如打鼓，边鼓须极多，中心却也少不得几下。”《赖古堂尺牍》（卷四）

    胡适先生曾忠告一个书店老板，说：“青年人需要面包，你们不要把石头当做面包出卖。”

    一个商务印书馆的馆员，曾说王云五的事业是“四，百，万。”（按：“四”是《四角检字法》，“百”是《百科小丛书》，“万”是《万有文库》。）

    在精神上说，纯洁的恋爱，可使人返老还童。

    胡适先生的四十自述，颇为学界所传诵。刘大杰告我，胡因地位关系，文中将不写恋爱的故事，我觉这很为可惜，是文学史上一大损失。

    林语堂先生的父亲，为一有名牧师。林先生自言，幼时受耶教影响甚大。稍长，渐对于耶教教义加以怀疑和反抗。最初不相信是耶稣为大家赎罪等说。以为人本无罪，又何必要耶稣去赎。但对于上帝一观念，终未能打破。林先生想：“假如没有上帝，人类又何必去行善呢？”后遇刘大钧先生，刘先生说：“因为是人类，所以要行善。人类是为了人类行善，并不是为了上帝行善。”林先生闻言大悟，上帝观念，因之打破。

    康有为晚年自号为“天游化人”，又号“游存老人”，有一个大图章，上刊云：“维新百日，出亡十四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此老气概，毕竟不凡。

    我讨厌的不是马路上的流氓。而是，那些冒充君子的朋友。

    胡适先生教我们怎样读书，他说：“读书的最好方法是克期。”按：克期即预定一本书何时读完，便当准时读完。

    一个普罗文豪因为要参加南京路的示威，于是坐了黄包车在南京路上绕了几个圈子。

    “笨女人心目中的丈夫，是个孙悟空，到处都会给女人爱上的。”

    “我不嫌你腿细，不怕你脚小，只怕你扭！”一个丈夫这样对他的妻说。

    “女人缠脚，可以分别男女。现在满街的大脚奔走，成何体统！”一个老太婆这样说。

    “报纸上的话全是假的，只有所登电影广告是真的，说什么电影，就演什么电影。”mabel女士说。

    选自《枕上·窗下·风中随笔》，1994年4月版，东方出版社</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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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

    巴金

    巴金（1904～2005），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译家。有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散文集《海行杂记》、《随想录》，译作《往事与随想》、《处女地》等。

    我常常做梦。无月无星的黑夜里我的梦最多。有一次我梦见了龙。

    我走入深山大泽，仅有一根手杖做我的护身武器，我用它来披荆棘，打豺狼，它还帮助我登高山，踏泥沼。我脚穿草鞋，可以走过水面而不沉溺。

    在一片大的泥沼中我看见一个怪物，头上有角，唇上有髭，两眼圆睁，红亮亮像两个灯笼。身子完全陷在泥中，只有这个比人头大过两倍的头颅浮出污泥之上。

    我走近泥沼用惊奇的眼光看这怪物。它忽然口吐人言，阻止我前进。

    “你是什么人？要去什么地方？为什么来到这里？”

    “我是一个无名者。我寻求一件东西。我只知道披开荆棘找寻我的道路，”我昂然回答，对着怪物我不需要礼貌。

    “你不能前进，前面有火焰山，喷火数十里，伤人无算。”

    “我不怕火。为了得到我所追求的东西，我甘愿在火中走过。”

    “你不能前进，前面有大海，没有船只载你渡过白茫茫一片海水。”

    “我不怕水，我有草鞋可以走过水面。为了得到我所追求的东西，甚至溺死，我也情愿。”

    “你不能前进，前面有猛兽食人。”

    “我有手杖可以打击猛兽。为了得到我所追求的东西，我高兴与猛兽搏斗。”

    怪物的一只灯笼眼射出火光，从鼻孔中突然伸出两根长的触须，口大张开，露出一嘴钢似的亮牙。它大叫一声，使得附近树木马上落下大堆绿叶，泥水也立刻沸腾起泡。

    “你顽固的人，你追求什么东西？”它这样问道。

    “我追求生命。”

    “生命？你不是已经得到了生命吗？”

    “我要的是丰富的，充实的生命。”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它摇摇头。

    “我活着不能够做一点事情，我成天谈着理想，却束着双手看见别人受苦。我不能给饥饿的人一点饮食，给受冻的人一件衣服；我不能揩干哭泣的人脸上的眼泪。我吃着，谈着，睡着，在无聊的空闲中浪费我的光阴——像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说是有生命？在我若得不到丰富的、充实的生命，则活着与死亡又有什么区别？”

    怪物想了想，仍还摇头说：“我怕你会永远得不到你所追求的东西。或许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罢？”我在它的难看的脸上见到一丝同情了。

    “不会没有，我在书本上见过。”

    “你这傻子，你居然这样相信书本？”

    “我相信，因为书本上写得明白，讲得有道理。”

    怪物叹息地摇摆着头：“你这顽强的人，我劝你还是回头走罢。你不知道前面路上还有些什么东西在等着你。”

    “你应该仔细想一下。”

    “你为什么这样不厌烦地阻止我？我同你并不熟识。我甚至不知道你的名字。”

    “已经有很久没有人提起我的名字了，我自己也差不多忘记了它。现在我告诉你：我是龙，我就是龙。”

    “你是龙，怎么会躺在泥沼中？据我所知，龙是水中之王，应该居住在大海里。你为什么又不能乘雷上天？”我疑惑地问道。这时天空响起一声巨雷，因此我才有后一句话。我看看它的身子，黄黑色的污泥盖住了它的胸腹，它的尾巴。泥水沸腾似地在发泡，从水面不断地冒起来难闻的臭气。

    龙沉默着，它似乎努力在移动身子，但是它身子被污泥粘着，盖着，压着，不能够动弹。它张开嘴哀叫一声，两颗大的泪珠从眼里掉下来。

    它哭了！我惶恐地望着它的头，我想，这和我在图画上看见的龙头完全不像。它一定对我说了假话。

    “我也是为了追求生命才到这里来的，”它开始叙说它的故事。它的话是我完全料想不到的。对我这是多大的惊奇。

    “我和你一样，也不愿意在无聊的空闲中浪费我的光阴。我不愿意在别的水族的痛苦上面安放我的幸福的宝座，我才抛弃龙宫，离开大海，去追求你所说的那个丰富的、充实的生命。我不愿活着只为自己，我立志要去做一些帮助同类的事情。我飞上天空，我又不愿终日与那些飘浮变化的云彩为伍，也不愿高居在别的水族之上。我便落下地来。我要访遍深山大泽，去追寻我在梦里见到的东西。结果我却落在这个泥沼里面，不能自拔。”它闭了嘴，从大眼睛里流出几滴泪珠，颜色是红的，和血一样。

    “你看污泥粘住了我的身子，我要动一下，也不能够。我过不了这种日子，我宁愿死！”它回头去看它的身子，但是眼前仍只是那一片污泥它苦痛地哀叫一声，血一样的泪又流了下来。它说：“可是我不能死，而且我也不应该死，我躺在这里已经过了多少万年了。”

    我的心因同情而痛苦，因恐惧而猛跳。多少万年！这样长的岁月！它怎么能够熬过这么些日子？我打了一个冷噤。但是我还勉强做出镇静的样子再问了一句：“你是怎样陷到污泥里来的？”

    “你不用问我这个。你自己不久就会遇到的，”它忽然用怜悯的眼光望我，好像它已经预料着不幸的遭遇就会降临到我的身上一般。

    我没有回答，它又说，“我想打破上帝定下的秩序，我想改变上帝的安排，我去追求上帝不给我们的东西，我要创造一个新的条例。所以我受到上帝的惩罚。为了追求生命，我飞过火焰山，我斗过猛兽，我抛弃了水中之王的尊荣，历尽了千辛万难。但是我终于不能逃掉上帝的掌握，而被打落在污泥里，受着日晒、雨淋、风吹、雷打。我的头、我的脸都变了模样，我成了一个怪物。只是我的心还是以前的那一颗，没有丝毫的改变。”

    “那么你为什么阻止我前进，不让我去追寻生命？”

    “顽固的人，我不愿你也得着恶运。你是人，你不能活到万年的。你会死，你会很快地死去，你甚至会毫无所获而失掉你现在有的一切。”

    “我不怕死。得不到丰富生命我宁愿死去。我不能够像你那样，居然在污泥中熬了多少万年。我奇怪像你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年青人，你不明白。我要活，我要长久活下去。我还盼望着总有那么一天，我可以从污泥中拔出我的身子，我要乘雷飞上天空。然后我要继续去追寻那丰富的、充实的生命。我的心在跳动，我的意志就不会消灭。我的追求也将继续下去，直到我的志愿完成。”

    它说着，泪水早已干了，脸上也再不见痛苦的表情，如今有的却是勇敢和兴奋。它还带着信心一般地问我一句：“你现在还要往前面走吗？”

    “我要走，就是火山、大海、猛兽在前面等着我，我也要去！”我坚决地甚至带了点热情地回答。

    龙忽然哈哈地笑起来。它的笑声还未停止，一个晴空霹雳突然降下，把四周变成一片漆黑。我伸出手也看不见五指。就在这样的黑暗中，我听见一个巨声自下冲上天空，泥水跟着响声四溅，我觉得我站立的土地在摇动了。我的头发昏。

    天渐渐地亮开来。我眼前异常明亮。泥沼没有了，我前面是一片草原，新绿中点缀着红白的花朵。我仰头望天。蔚蓝天幕上隐约现出淡墨色的龙影，一身鲜甲还是乌亮乌亮的。

    7月28日

    选自《龙·虎·狗》初版本，1941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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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

    巴金

    巴金（1904～2005），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译家。有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散文集《海行杂记》、《随想录》，译作《往事与随想》、《处女地》等。

    我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感觉到窒闷，便起来到廊上去呼吸寒夜的空气。

    夜是漆黑的一片，在我的脚下仿佛横着沉睡的大海，但是渐渐地像浪花似地浮起来灰白色的马路。然后夜的黑色逐渐减淡。哪里是山，哪里是房屋，哪里是菜园，我终于分辨出来了。

    在右边，傍山建筑的几处平房里射出来几点灯光，它们给我扫淡了黑暗的颜色。

    我望着这些灯，灯山带着昏黄色，似乎还在寒气的袭击中微微颤抖。有一两次我以为灯会灭了。但是一转眼昏黄色的光又在前面亮起来。这些深夜还燃着的灯，它们（似乎只有它们）默默地在散布一点点的光和热，不仅给我，而且还给那些寒夜里不能睡眠的人，和那些这时候还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路人。是的，那边不是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吗？谁从城里走回乡下来了？过了一会儿，一个黑暗在我眼前晃一下。影子走得极快，好像在跑，又像在溜，我了解这个人急忙赶回家去的心情。那么，我想，在这个人的眼里、心上，前面那些灯光会显得是更明亮、更温暖吧。

    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是那一点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扑灭的灯光也可以鼓舞我多走一段长长的路。大片的飞雪飘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皮鞋不时陷在泥泞的土路中，风几次要把我摔倒在污泥里。我似乎走进了一个迷阵，永远找不到出口，看不见路的尽头。但是我始终挺起身子向前迈步，因为我看见了一点豆大的灯光。灯光，不管是哪个人家的灯光，都可以给行人——甚至像我这样的一个异乡人——指路。

    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的生活中有过了好些大的变化。现在我站在廊上望山脚的灯光，那灯光跟好些年前的灯光不是同样的么？我看不出一点分别！为什么？我现在不是安安静静地站在自己楼房前面的廊上么？我并没有在雨中摸夜路。但是看见灯光，我却忽然感到安慰，得到鼓舞。难道是我的心在黑夜里徘徊；它被噩梦引入了迷阵，到这时才找到归路？

    我对自己的这个疑问不能够给一个确定的回答。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渐渐地安定了，呼吸也畅快了许多。我应该感谢这些我不知道姓名的人家的灯光。

    他们点灯不是为我，在他们的梦寐中也不会出现我的影子。但是我的心仍然得到了益处。我爱这样的灯光。几盏灯甚或一盏灯的微光固然不能照彻黑暗，可是它也会给寒夜里一些不眠的人带来一点勇气，一点温暖。

    孤寂的海上的灯塔挽救了许多船只的沉没，任何航行的船只都可以得到那灯光的指引。哈里希岛上的姐姐为着弟弟点在窗前的长夜孤灯，虽然不曾唤回那个航海远去的弟弟，可是不少捕鱼归来的邻人都得到了它的帮助。

    再回溯到远古的年代去。古希腊女教土希洛点燃的火炬照亮了每夜泅过海峡来的利安得尔的眼睛。有一个夜晚暴风雨把火炬弄灭了，让那个勇敢的情人溺死在海里。但是熊熊的火光至今还隐约地亮在我们的眼前，似乎那火炬并没有跟着殉情的古美人永沉海底。

    这些光都不是为我燃着的，可是连我也分到了它们的一点恩泽——一点光，一点热。光驱散了我心灵里的黑暗，热促成它的发育。一个朋友说：“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我自然也是如此。我的心常常在黑暗的海上飘浮，要不是得着灯光的指引，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

    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故事：他怀着满心难治的伤痛和必死之心，投到江南的一条河里。到了水中，他听见一声叫喊（“救人啊！”），看见一点灯光，模糊中他还听见一阵喧闹，以后便失去知觉。醒过来时他发觉自己躺在一个陌生人的家中，桌上一盏油灯，眼前几张诚恳、亲切的脸。“这人间毕竟还有温暖，”他感激地想着，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绝望”没有了，“悲观”消失了，他成了一个热爱生命的积极的人。这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我最近还见到这位朋友。那一点灯光居然鼓舞一个出门求死的人多活了这许多年，而且使他到到现在还活得健壮。我没有跟他重谈起灯光的话。但是我想，那一点微光一定还在他的心灵中摇晃。

    在这人间，灯光是不会灭的——我想着，想着，不觉对着山那边微笑了。

    1942年2月在桂林

    选自《春秋》，1944年第2年第1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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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前

    巴金

    巴金（1904～2005），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译家。有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散文集《海行杂记》、《随想录》，译作《往事与随想》、《处女地》等。

    近来天热，不能工作，我常常坐在藤椅上苦思，脑子不肯休息，我却奈何不得。

    “文革”发动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了。这是我后半生中一件大事，忘记不了，不能不让它在脑子里转来转去，因此这些天我满脑子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前些时候我回忆了第二次住院初期的那一段生活，仿佛重温旧梦，又像有人在我面前敲警钟。旧梦也罢，警钟也罢，总有一点隔岸观火的感觉。不像刑场陪绑，浑身战栗，人人自危，只求活命，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一片黑暗，好像我在地狱里服刑。我奇怪当时我喝了什么样的汤，会举起双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认罪，让人夺去我做人的权利。

    我不是在讲梦话，一九六六年我的确做过这样的事情。汤在我身上起过十年的作用。在一九八三年它还想再一次把我引入梦境，但是用惯了的魔法已经失去的力量，我说：“我要睁大两只眼睛，看你怎样卷土重来。”结果过去的还不是终于过去！我才懂得维护自己权利的人不会被神仙、皇帝和救世主吞掉，因为世界上并没有神仙、皇帝和救世主。事情就是这样：十岁以前我相信鬼，我害怕鬼，听见人讲鬼故事就想到人死后要经过十座阎王殿，受拷问，受苦刑，我吓得不得了。不但自己害怕，别人还拿各种传说和各样图画来吓唬我。那些时候我整天战战兢兢，抬不起头，的确感到“没劲”。后来不知道怎样，我渐渐地看出来那些拿鬼故事吓唬我的人自己并不信鬼，我的信仰也逐渐消失，终于完全消失。到十五岁的时候便可以说我完全不信鬼了，而且说也奇怪，从此连鬼影也看不见了。

    今天回想起二十年前的旧事，我不能不产生一个疑问：“要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喝汤又怎么样？”我找到的回答是：倘使大家都未喝过汤，我们可以免掉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倘使只有少数几个人清醒，我可能像叶以群、老舍、傅雷那样走向悲剧的死亡。在“文革”受难者中我只提到三位亡友的名字，因为他们是在这次所谓“革命”中最先为他们所爱的社会交出生命的人，但是他们每一个都留下不少的作品，让子孙后代懂得怎样爱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斗，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再回顾我自己的言行。我出席了那次作家协会分会召开的批判大会。这年六月初我因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等地待了两个月，七月底才由杭州回到上海，八月初在上海送走外宾，然后回机关参加“运动”。

    我在作协分会一向只是挂名，从不上班办公，这次运动称为“大革命”，来势很猛，看形势我也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因为全国作家大半靠边，亚非客人在西湖活动三天，却不见一位当地作家出来接待，几位北京来的熟人在上海机场告别时都暗示不知什么时候再见，连曹禺也是这样。我看见他们上了飞机，忽然感到十分孤独，我知道自己无路可走了，内心非常空虚。

    解放后虽然学习不断，运动不停，然而参加“文革”这样的“运动”我一点经验也没有。回到机关我才知道给编在创作组里学习。机关的“运动”由上面指定的几人小组领导。创作组组长是一位工人作家，有一点名气，以前看见我还客客气气地打招呼，现在见面几次，非常冷淡，使我感觉到他要同我“划清界限”了，心里更加害怕，可以说是已经自己解除了武装。我们开会的大厅里挂满了大字报，每一张都是杀气腾腾，绝大多数是针对叶以群、孔罗荪两人的，好像全是判决书。也有几张批判我的大字报，讲到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措辞很厉害，我不敢看下去。我走进大厅，就仿佛进了阎王殿一样。

    参加学习后我每天都去机关开会，起初只是得到通知才去，后来要按时上班，再后便是全天学习，最后就是隔离审查，由人变“牛”。这是我回机关报到时万万想不到的。我七日到组学习，十日下午便在机关参加批判以群的大会，发言人没头没脑地大骂一通，说以群“自绝于人民”，听口气好像以群已经不在人世，可是上月底我还瞥见他坐在这个大厅里埋着头记笔记。总之不管他是死是活，主持大会的几个头头也不向群众作任何解释，反正大家都顺从地举手表示拥护，而且做得慷慨激昂。我坐在大厅里什么也不敢想，只是跟着人们举手，跟着人们连声高呼“打倒叶以群！”我注意的是不要让人们看出我的紧张，不要让人们想起以群是我的朋友。大会连小会开了将近三个半小时，会后出来，一个熟人小声对我说：“不要把以群的消息讲出去。”我打了一个冷噤。她是专业作家，又是党员，最近一直待在上海，一定知道真实情况。

    晚上我睡前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一点半同萧珊雇三轮车去作协。两点在大厅开全体大会批判叶以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四点后休息。分小组开会，对叶以群最后的叛党行为，一致表示极大愤慨。五点半散会。”我动着笔，不加思考，也毫不迟疑，更没有设身处地想一想亡友一家人的处境。我感到疲乏，只求平安过关。一个月后一天上午我刚刚上班给造反派押着从机关回家，看他们“执行革命行动”。他们搜查了几个小时，带走了几口袋的东西，其中就有这几年的日记。日记在机关里放了将近十一年，不知道什么人在上面画了些红杠杠，但它们终于回到我手边来了。都是我亲笔写的字。

    为了找寻关于以群死亡的记录，我一页一页地翻看，越看越觉得不是滋味，也越是瞧不起自己。那些年我口口声声“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为什么呢？我不用自己脑筋思考，只是跟着人举手放手，为了保存自己，哪管牺牲朋友？起先打倒别人，后来打倒自己。所以就在这个大厅里不到两个月后，我也跟着人高呼“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巴金”了。想想可笑，其实可耻！甚至在我甘心彻底否定自己的时候，我也有两三次自问过：我们的文化传统到哪里去了？我们究竟有没有友情？我们究竟要不要真实？为什么人们不先弄清是非，然后出来表态？不用说我不会得到答复。今天我也常问：为什么那些年冤假错案会那样多？同样也没有人给我回答。但是我的脑子比较清醒了。

    “文革”期间冤死的我的朋友中以群是第一个，据说他是在八月二日上午跳楼自杀的。可是一直到今天我还弄不清楚他被迫跳楼的详情。我主持了为他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宣读了悼词，我只知道他是让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逼死的，但是真实的具体情况，就是说应当由什么人负责，我仍然不很明白，也许我永远不会明白了，因为大家都习惯于“别人说了算”，也从不要求知道真实。我知道以群的死是在他逝世后的一周，知道老舍的“玉碎”却是在他自杀后的一段长时期，知道傅雷的绝笔则是在他辞世后的若干年了，通过十几年后的“傅雷家书墨迹展”我才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灵，找到了真正的我们的文化传统。“士可杀，不可辱！”今天读傅雷的遗书我还感到一股显示出人的尊严的正气。我常用正直、善良的形容词称赞我的一些朋友，它们差不多成了我的口头禅，但是用在每一位亡友的身上，它们放射出一种独特的光芒。在“文革”中冤死的知识分子何止千万，他们树立了一个批判活命哲学的榜样。我记得在反右时期我还写过文章批驳“不可辱论”，我赞成打掉知识分子的架子和面子。我写这种文章其实也是为了活命。当时我就在想：人要是不顾全面子，那么在生死关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天保佑！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亡友们又接连不断地给我敲响了警钟。

    以群死了，对罗荪的批判照常进行，机关的革命派动员我写揭发罗荪的材料，创作组的头头也要我写揭发孔和别人的大字报。我不会编造，只能写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革命派不满意。压力越来越大，攻击我的大字报渐渐地多了起来。作家中王西彦是最先给“抛”出来的。他自己后来说：“我一觉醒来，才知道已经给市长点了名成了反革命。”吴强和魏金枝先后被赶出创作组，师陀接着也靠了边。我还在挣扎，有一天上午我去机关，创作组只到了柯灵、白危和我三个，有人告诉我们，别人都有事，要我们到资料室找个地方自学。以后我们三个人，就脱离了创作组在资料室二楼自学。说是自学也无非写点交代、检查。

    形势越来越紧，我也看得出来对我的包围圈越来越缩小，但是我还在安慰自己：组织上对待我跟对待师陀他们还是有区别的。他们学习的地方在食堂，每天还做点轻微的劳动。但是过了几天柯灵就给电影厂揪走了。只有白危和我还在资料室学习。到九月初有人（一位工人作家）来通知我说我态度不老实，革命群众要对我采取行动，于是开始了第一次的抄家。这次抄家从上午抄到下午，连吃中饭的时间在内，大约有六七个小时（来抄家的革命派也在我们家吃饭，饭菜由里委会送来）。后来听人说：“这次抄家还是保护性的抄家，上面叫多带些封条来。”原来还有所谓“毁灭性的抄家”，就是将你家里一切坛坛罐罐全部砸光，或者叫你扫地出门。我们机关害怕外面有人“趁火打劫”或者搞毁灭性抄家，便先动手将我的书橱全部贴上封条，把重要的东西完全带走。临走时革命派还贴了一张揭发我的罪行的大字报在我家门廊的入口处，一位头头威胁地对我说：“你再不老实交代，我们就把大字报贴到大门口，看你以后怎样过日子！”他的意思，我很明白，在我的大门口贴上这样一张大字报，过路人都可以进来为所欲为了。我想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的。我对自己不再存什么希望了。

    然而我还是一天一天地拖下去。我好像已经落水，还想抓住一块希望的木板游到岸边。其实不需要多久我就同孔罗荪、王西彦、吴强、师陀、魏金枝，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批斗了，不但跟他们没有区别，而且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有一个时期白天在机关，我一天几次给外地串连的学生叫出去当众自报罪行；晚上在家还要应付一批接一批的住在附近的中学生，请求他们不要撕掉书橱上贴的封条，拿走书或别的东西。有一个时期我给揪到工厂、农村、学校去游斗，又有一个时期我被带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我和无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在牛棚里待了若干年，最后让“四人帮”的六个爪牙用他们的名义给我戴上无形的“反革命”帽子。这就是文件上所谓“打翻在地，踏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吧。要不是突然出现了奇迹，一夜之间以“旗手”为首的帮伙们全给抓起来，关进牢房，我就真会永远见不了天日了。

    我不是写小说，也不是写回忆录，并不想在这里多写详情细节。那十年中间每个人都有写不完的惨痛的经历，说惨痛太寻常了，那真是有中国特色的酷刑：上刀山，下油锅以及种种非人类所能忍受的“触皮肉”和“触灵魂”的侮辱和折磨，因为受不了它们多少人死去。想起另外两位在“文革”中逝世的好友陈同生和金仲华，我今天还感到痛心。我六六年开过亚非作家会议回到上海还和他们几次交谈，他们给过我安慰和鼓励。在同一个城市，他们的家离我的住处很近，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死亡的日期。金仲华孤寂地吊死在书房里，住在楼下的八旬老母只听见凳子倒下的响声。陈同生据说伏在煤气灶上死去，因此断定他自尽身亡。可是他在隔离审查期间怎么能去开煤气灶？而且，他死前不久还写信告诉熟人说明自己决不自杀。过了十八年，连这件事情也查不清楚。连这个问题也得不到解决，说是为死者平反昭雪，难道不就是让亡灵含恨九泉？！

    万幸我总算熬过来了，我也曾想到死亡，我也曾感到日子难过，但是在人世间我留恋很多，许多人和事吸引了我的感情。我决定要尽可能地活下去，不能说是争取彻底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过去我的说法有些夸张，我从小就不喜欢形式主义，我举手高呼“万万岁！”也不过是在保护自己。我们口口声声说是为“新社会”，可是这“新社会”越来越不被我们理解，越来越显得可怕，朋友们一个接一个比我先掉进黑暗的深渊。比我小十三岁的萧珊患癌症得不到治疗含着泪跟我分离。

    整整过了二十年。我也害怕重提叫人心痛肠断的往事。但是二十年来一直没有弄清楚的那些疑问，我总得为它们找到一两个解答。否则要是我在泉下遇见萧珊，我用什么话去安慰她？！

    所以我一直在想，不断地想，我仿佛又给扔在油锅里用烈火熬煎。尽管痛苦难熬，但是在我身上不再有汤的作用了，虽然记忆力衰退，可我的脑子并不糊涂，我还记得二十年前回到机关参加“运动”，当时我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们国家有一部一九五四年的宪法，我的公民的权利应当受到宪法的保障，这宪法是全体代表投票通过的，其中也有我的一票。投票通过宪法之前全国人民多次讨论它，多次修改它；宪法公布之后又普遍地宣传它。说是“根本”，可是到了它应当发生作用的时候，我们却又找不到它了，仿佛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不中用，连几张大字报也比不上。二十年前我就是这样走进“牛棚”的，宪法已经失踪，人权早被践踏，我高举“红宝书”，朗诵“最高指示”，由人变兽，任人宰割。尽管那些年我受尽侮辱，受够折磨，但我还是不能不责备自己为什么不用脑子思考？！作为知识分子，我的知识表现在什么地方？“四人帮”称我为“反动学术权威”，我唯唯诺诺，早把“学术”抛在脑后了！

    过去的事也只好让它过去，有人不想旧事重提，有人不能不旧事重提，我属于后者。因为记住过去的教训，我才不怕再次上当。只有承认每个公民的权利，才能理直气壮地保卫自己。没有人愿意在我们国家里再发生一次“文化大革命”，那么让大家都牢牢记住那十年中间出现的大小事情。最好的办法我看只有一个：创办“文革”博物馆。

    1986年9月10～12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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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虎

    朱湘

    朱湘（1904～1933），安徽太湖人，诗人。著有诗集《夏天》、《草莽集》、《石门集》、《永言集》，散文集《中书集》等。

    “画虎不成反类狗，刻鹄不成终类鹜。”自从这两句话一说出口，中国人便一天没有出息似一天了。

    谁想得到这两句话是南征交趾的马援说的。听他说这话的侄儿，如若明白道路，一定会反问：“伯伯，你老人家当初征交趾的时候，可曾这样想过：征交趾如若不成功，那就要送命，不如作一篇《南征赋》罢。因为《南征赋》作不成，终究留得有一条性命。”

    这两句话为后人奉作至宝。单就文学方面来讲，一班胆小如鼠的老前辈便是这样警劝后生；学老杜罢，学老杜罢，千万不要学李太白。因为老杜学不成，你至少还有个架子；学不成李的时候，你简直一无所有了。这学的风气一盛，李杜便从此不再出现于中国诗坛之上了。所有的只是一些杜的架子、或一些李的架子。试问这些行尸走肉的架子、这些骷髅，它们有什么用？光天化日之下，与其让这些怪物来显形，倒不如一无所有反而好些。因为人真知道了无，才能创造有；拥着伪有的时候，决无创造真有之望。

    狗，鹜。鹜真强似狗吗？试问它们两个当中，是谁怕谁？是狗怕鹜呢？还是鹜怕狗？是谁最聪明，能够永远警醒，无论小偷的脚步多么轻，它都能立刻扬起愤怒之呼声将鄙贱惊退？

    画不成的老虎，真像狗；刻不成的鸿鹄，真像鹜吗？不然，不然。成功了便是虎同鹄，不成功时便都是怪物。

    成功又分两种：一种是画匠的成功，一种是画家的成功。画匠只能模拟虎与鹄的形色，求到一个像罢了。画家他深探入创形的秘密，发见这形后面有一个什么神，发号施令，在陆地则赋形为劲悍的肢体、钜丽的皮革，在天空则赋形为剽疾的翮翼、润泽的羽毛：他然后以形与色为血肉毛骨，纳入那神，搏成他自己的虎鹄。

    拿物质文明来比仿：研究人类科学的人如若只能亦步亦趋，最多也不过贩进一些西洋的政治学、经济学，既不合时宜，又常多短缺。实用物质科学的人如若只知萧规曹随，最多也不过摹成一些欧式的工厂商店，重演出惨剧，肥寡不肥众。日本便是这样：她古代摹拟到一点中国的文化，有了她的文字、美术；近代摹拟到一点西方的文化，有了她的社会实业：她只是国家中的画匠。我们这有几千年物质文化的国家不该如此。我们应该贯进物质文化的内心，搜出各根柢原理，观察它们是怎样配合的，怎样变化的，再追求这些原理之中有哪些应当铲除，此外还有些什么原理应当加入，然后淘汰扩张，重新交配，重新演化。以造成东方的物质文化。

    东方的画师呀！麒麟死了，狮子睡了，你还不应该拿起那枝当时伏羲画八卦的笔来，在朝阳的丹凤声中，点了晴，让困在壁间的龙腾越上苍天吗？</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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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寓言

    朱湘

    朱湘（1904～1933），安徽太湖人，诗人。著有诗集《夏天》、《草莽集》、《石门集》、《永言集》，散文集《中书集》等。

    从前的时候，人不怕老虎，老虎也不咬人。

    有一天，王大在山里打了许多野鸡野兔，太多了，他一个人驮不动，只好分些绑在猎犬的背上，惹得那狗涎垂一尺，尽拿舌头去舐鼻子。猎户一面走着，一面心里盘算那只兔子留着送女相好，那只野鸡拿去镇上卖了钱推牌九。

    他正这样思忖的时候，忽见前头来了一只老虎，垂头丧气的与一个大输而回的赌徒差不多。

    王大说：“您好呀？寅先生为何这般愁闷，愁闷得像一匹丧家之犬。看你那尾巴，向来是直如钢鞭的，如今却夹起在大腿之间了；还有那脚步向来是快如风的，如今也像缠了脚的老太太，进三步退两步了。”

    老虎说：“王老，你有所不知，说起来话真长着呢！”说到这里，他叹气连天的。“我家有八旬老母，双眼皆瞎，又有才满月的豚儿，还睡在摇篮里，偏偏在这时把拙荆亡去了。今天一清早，我就出去寻找食物，走了一个整天——”说到这里，他忽然看见王大背上与猎犬背上满载着的野品，便道：“呀，原来都在这里，怪不得我空跑了一天呢！”

    它接着哀恳道：“王老，先下手为强，这句俗语我也知道。不过，我实在是家有老母小儿，他们已经整天不曾有一物下咽了。我如今正年富力强，饿上十天半个月还不打紧，他们一老一幼，却怎么捱得过呢！万一他们有个长短——”

    它说到这里，忍不住的伤心大哭起来，一颗颗的眼泪，从大而圆的眼眶里面滴下，好像许多李子杏子似的。他的哭声惊动了头顶上树枝间的割麦插禾，一齐飞入天空，问道：“这是为何？这是为何？”

    王大只是摇头。

    老虎又哀求道：“不看金面看佛面，我前生也姓王，只看我额上的王字便是记认。你对于同宗，难道也忍心坐视不救吗？”

    王大只是摇头。

    老虎陡然暴怒起来，他大吼一声，跳上去把王大的头一口咬下来，说道：“看你再摇，这铁石心肠的畜生！”

    猎狗摇着尾巴，笑嘻嘻的说：“大王，你过劳贵体了，让小畜替你把这些野鸡野兔连着王大的身体一齐驮去宝洞罢！”

    自此之后，老虎知道人是一种贱的东西，只怕强权，不讲道理，于是逢着便咬，报他昔日的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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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匹夫有责论（外一篇）

    施蛰存

    施蛰存（1905～2003），浙江杭州人，作家、学者。著有散文集《灯下集》、《待旦录》，短篇小说集《上元灯》、《梅雨之夕》，学术论著《水经注碑录》等。

    去年，《随笔》第四期发表了我的一段随笔：《匹夫无责论》。这篇随笔，使我获得不少读者的好评。大家都欣赏我讲得爽快，尖锐，“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不敢言”。（一位读者来信）但是，也有几位读者，虽然很欣赏我的论点，而且自己也同意我的论点，不过，心中还有疙瘩。一位老朋友来信说：“诚如老兄所言，难道我们这十亿匹夫，对国家兴亡真是毫无关系吗？”

    这一句责问是很严肃的。根据我小范围的“民意测验”，有不少人具有同样的疑问。因此，我不能不再写一篇《匹夫有责论》来作辩解和补充。

    问题的焦点在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这“天下”二字，在古文的习惯用法中，意义常常是不固定的。可以指全世界，可以指全国，可以指一个朝代，也可以指许多朝代。古人没有我们今天那样的国家意识，他们往往把一个朝代、一个政权，称为“天下”。顾炎武忧心忡忡地大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是为明朝政权的危机而发急的。朱元璋赢得了蒙古人的政权，顾炎武就说是“天下”兴了。朱由检在煤山上自尽，李自成入京，他就说“天下”亡了。

    因此，我在《匹夫无责论》中所举的兴亡例子，都是一个朝代的兴亡。这一类的兴亡，我们匹夫当然无责。我相信我的话没有错，读者们也都同意。

    “天下”这个语词，我们现在不用了，即使做古文，也不敢用了。目前，这个语词的意义是“国际”、“世界”、“寰球”等等。将来有了“星际关系”，这个语词就该报废了。

    在我们中国这一块东亚大陆上，有过许多朝代，有互相更换的，有同时并存的。汉、唐、宋、元、明、清，都是中国；战国七雄、三国、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尽管各自拥有“国”的名称，但在匹夫们和历史学家的观念里，都属于一个中国。

    我们有许多民族。虽然从华夏到汉，曾经庞然独大，但一切蛮、夷、戎、狄，尽管各自有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甚至建立国号，但他们都属于一个中华民族。“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民族有消长，朝代有兴亡，而中国始终存在。

    中国匹夫们对国家负责。在多少风狂雨骤，山崩地裂的天灾之后，始终保持这个国家，没有自亡，也没有被亡。

    中国的伟大，归根结底应归功于中国的“匹夫”，而圣君贤臣，官僚政客不与焉！

    1990年1月5日

    外一篇：

    匹夫无责论

    顾炎武是一个明朝的亡国遗民。明朝之亡国，没有人要顾炎武负责。可是他却心血来潮，说了一句替昏君、暴君脱罪的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四百年来，有不少“匹夫”，把这句话奉为座右铭，俨然把“天下兴亡”的责任放在自己肩膀上，人人自以为“天下兴亡”的负责人。

    我，也是一名“匹夫”，却实在想不通。

    看看历史，天下兴，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功劳，也说不上责任。天下亡，是桀纣、陈后、隋炀、宋徽的责任，自负盈亏，都和“匹夫”无关。

    匹夫既不能兴国，也不会亡国。天下兴亡，对匹夫来说，只是换一个奴隶主罢了。

    然而竟有许多匹夫，吵吵嚷嚷，要干预天下兴亡，自以为天下兴亡，少不了他们。结果是天下既不兴，也不亡，而匹夫们却死的死，逃的逃了。因而我曾赋诗一首，曰：

    天坍自有长人顶，玉碎宁劳瓦块伤。

    冬去春来成岁序，匹夫何与国兴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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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猎人的自叙

    胡也频

    胡也频（1903～1931），原名胡崇轩，福建福州人，现代著名作家。著有《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等。

    现在，算来我是一个五十岁的人了，虽然有了半百的年纪，但我却不像那些衰弱的，带病的，普通的老头子，我是在我的高兴之下，我的两条臂膀还可以使那些野兽吃亏的，至少一只狼如果看见了我的眼睛，一定就拖着尾巴，立刻远远地逃避了。真的，我很知道，纵然在这时，铁在我的手中还像面包在别人的手中一样，我是这样的健壮呵。

    不过，无论我的身体比四匹野牛还坚实，究竟，我是一个人，并且我已经五十岁的人了。

    如果我不能变成那看不见的长生不老的神仙，我到底也要经过人类中的不可免的死亡。那才是一种不痛快的事！

    什么，再过多少年，终于有那末一天，我——侵服过许多野兽的人，也要像一只鹰似的，从空中一直跌下来，躺在荒原上，动也不动，甚至于让那些乌鸦那些土鼠，简直看不上眼的小禽兽去啄，去吃，去咬，去……从我的身体上污辱了一切么？

    不。我不管那些。现在我还活着，我享受现在的一切就得了。是的，现在，我还是作我所能做的事吧，至少，在我还不曾僵挺挺的躺在泥土上的时候，我还是使那些野兽抱点戒心吧。并许多野兽有所顾虑，这在我，虽然有三十多年的习惯了，但想来究竟是一种可乐的事：在人类中有许多还害怕蚂蚁和免子呢。

    其实对于那些野兽的侵服，到现在，我已渐渐地厌倦了，那些残忍的无知的野兽，在我的眼里是怎样地变成了一群可怜的东西；那些只会在羊面前撒威风的畜牲呵。

    为什么呢，从十八岁就干着侵服野兽的勾当，现在忽然又厌倦了？未必我到了年老的时期，失去生活弹力的缘故么？不！决不的。单是我手上的暴露着的那些青筋，就可以证明我的生命力还和十八岁时候一样：我一天还照样吃三升米，那些野兽的肉也一样的在我的肚子中消化得妥妥贴贴。

    那末，究竟是，对于侵服野兽的厌倦为了什么呢？自然有一个原因。

    我想了好久了。那是，原因并不在我；是在乎那些野兽的。

    从前，就是十八岁的那一天起，我开始对于那些野兽——尤其是狡猾的狐狸和专门斯负鸡鸭的黄鼠狼感到可恶了。我立意要扫荡这些东西。我就开始这勾当了。

    于是乎无论在白天在夜里，我完全和那些野兽为难。起初，我以为要和野兽作对是很费手脚的，所以我买了一杆枪，一把刀，以及一些别的属于猎人的武器。谁知我把那些野兽看得太高了，那只会在弱小者面前威武的家伙，有一次，听我说，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呢，当我为一些成熟的山芋而追着一只黑色的野猪时候，我居然只用一只手就把那笨东西一直从山峰上掷到那结满着藤萝和开着紫花的深坑里去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把那一杆枪送给别的猎户了，他们是需要向着一只松鼠开枪的，就是那些著名的喜峰山的猎户呀。

    从那天起，我的一切武器都不要了。我是徒手的。可是在那些黄灰色的狼面前，我又觉得我的手膀太强壮了。对于狼，是只要用一只小女人的手去捕攫的，因为我的手太大，太有力，而且才刚刚捏上狼的颈项，那家伙就断了气了。

    在我不断地和野兽为难的生涯中，只有一次，实在很费了我的手脚，也就是我对于侵服野兽最感到兴味的一次。就是，我碰上一只老虎了。碰上这家伙是出乎意料的。虽然我猎了许许多多的狼之后，也曾想着单独猎一次老虎。可是三十年来都不见这东西的出现。这一次碰上了，不消说，我不能轻轻的把它放过。我便向它作了种种挑战的举动，实在说，我心里也有点防备呢。

    老虎是非常美观而又威武的。它躺在一块崖石边，懒懒躺着，用宽的舌头洗它的胡子，现着沉重和倨傲的态度，好像这宇宙中只有它是最尊严的。它的呼吸像一只风箱。

    真是颇危险的事呵。那老虎，究竟并不像狼，因此这一次侵服的结束，虽然那大虫从山崖上流了脑汁，我的肩膀也受了伤，伤痕到现在还留在我的肩膀上呢。

    那时真是我一生中顶愉快的时候。我从生命中感到快乐也只有那时候。的确，在梦里，好几次我都看见那死而不屈的流了脑汁的老虎，我钦佩它不像一只狼。

    然而不幸也跟着来了。这真出乎我的意外。想想看，那是件怎样的不幸呵？我对于其他野兽的侵服，说也奇怪，便完全感不到趣味了。

    那些只会在羊面前撒威风的野兽呵，一看见到我，就柔顺得几乎像克尔格支女人看见俄国男人的样子，这使我失去了侵服的兴味，我觉得那些家伙的可怜了。

    可是我天天看见的又是它们！

    因此，我不但感到这一种生活的厌倦，有时，简直觉得我自己的可鄙了，我侵服那些可怜的野兽也等于那些野兽在羊面前放肆一样。于是，一种伟大的寂寞和苦闷便横到我的心中来，我近乎有病了。

    我好久都不走出我的房门一步。

    但，究竟我不能度过这平凡的日子，所以我便生了希望。我希望再碰上一只老虎，一只狮子，或者一只比老虎和狮子更凶的猛兽。只要我能够碰上这么一个兽物，纵然我死在它的牙爪之下，也比我天天看见狼呀狐狸呀的生活为好，至少这样的死是痛快的，不平凡的死呀。

    总之，我不愿再把我的手放在狼的顶项上了，因为我的手还不曾十分用力，而狼就断了气，这是一种侵服弱者的行为，我不能干这样属于人类的污点的事。我所需要的是一个强者，凶暴者，或者吃人的恶魔搏斗的！

    我天天都跑到深山里。

    我的周围依样是怕强欺弱的狼，狐狸。

    我忧郁了。

    老虎呢？狮子呢？

    我等着。

    然而我现在已隔五十岁了，一个到了半百年纪的人，恐怕在世界上的权利也没有多少了吧，那么，我能够再等到几时呢。看着我有力的臂膀，尤其是看着那些放肆于羊面前的野兽，我悲哀了。

    唉，一个五十岁的可怜的猎人！

    选自《四星期》，1929年10月版，上海华通书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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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知识贩卖所的伙计

    梁遇春

    梁遇春（1906～1932），福建闽侯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才华的散文作家。著有散文选集《春醪集》、《泪与笑》等。

    “每门学问的天生仇敌是那门的教授。”

    ——威廉·詹姆士

    知识贩卖所的伙计大约可分三种：第一种是著书立说，多半不大甘心于老在这个没有多大出息的店里混饭，想到衙门中显显身手的大学教授；第二种是安分守己，一声不则，随缘消岁月的中学教员；第三种是整天在店里当苦工，每月十几块工钱有时还要给教育厅长先挪去，用做招待星期讲演的学者（那就是比他们高两级的著书立说的教授，）的小学教员。他们的苦乐虽也各各不同，他们却带有个共同的色彩。好像钱庄里的伙计总是现出一副势利面孔，旅馆里的茶房没有一个不是带有不道德的神气，理发匠老是爱修饰，做了下流社会里的花花公子，以及个个汽车夫都使我们感到他们家里必定有个姘头。同样地，教书匠具有一种独有的色彩，那正同杀手脸上的横肉一样，做了他们终身的烙印。

    糖饼店里的伙计必定不喜欢食糖饼，布店的伙计穿的常是那价廉物不美的料子，“卖扇婆婆手遮日”是世界里最普通的事情，所以知识贩卖所的伙计是最不喜欢知识，失掉了求知的人们。这也难怪他们，整天弄着那些东西，靠着那些东西来自己吃饭，养活妻子，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每天总得把这些东西照例说了几十分钟或者几点钟，今年教书复明年，春恨秋愁无暇管，他们怎么不会讨厌知识呢？就说是个绝代佳人，这样子天天在一块，一连十几年老是同你卿卿我我，也会使你觉得腻了。所以对于知识，他们失丢了孩童都具有的那种好奇心。他们向来是不大买书的，充其量不过把图书馆的大本书籍搬十几本回家，搁在书架上，让灰尘蠹鱼同蜘蛛来尝味，他们自己也忘却曾经借了图书馆的书，有时甚至于把这些书籍的名字开在黑板上，说这是他们班上学生必须参考的书，害得老实的学生们到图书馆找书找不到，还急得要死；不过等到他们自己高据在讲台之上的时节，也早忘却了当年情事，同样慷慨地腾出家里的书架替学校书库省些地方了。他们天天把这些知识排在摊上，在他们眼里这些知识好像是当混饨初开，乾坤始定之时，就已存在人间了，他们简直没有想到这些知识是古时富有好奇心的学者不借万千艰苦，虎穴探子般从“自然”里夺来的。他们既看不到古昔学者的热狂，对于知识本身又因为太熟悉了生出厌倦的心情，所以他们老觉得知识是冷冰冰的，绝不会自己还想去探求这些冻手的东西了。学生的好奇心也是他们所不能了解的，所以在求真理这出的捉迷藏戏里他们不能做学生们的真正领袖，带着他们狂欢地瞎跑，有时还免不了浇些冷水，截住了青年们的兴头，愿上帝赦着他们罢，阿门。然而他们一度也做过学生，也怀过热烈的梦想，许身于文艺或者科学之神，曾几何时，热血沸腾的心儿停着不动，换来了这个二目无光的冷淡脸孔，隐在白垩后面，并且不能原谅年青人的狂热，可见新自经验是天下里最没用的事，不然人们也不会一代一代老兜同一的愚蠢圈子了。他们最喜欢那些把笔记写得整整齐齐，伏贴贴地听讲的学生，最恨的是信口胡问的后生小子，他们立刻露出不豫的颜色，仿佛这有违乎敬师之道。法郎士在《伊壁鸠鲁斯园》里有一段讥笑学者的文字，可以说是这班伙计们的最好写真。他说：“跟学者们稍稍接触一下就够使我们看到他们是人类里最没有好奇心的。前几年偶然在欧洲某大城里，我去参观那里的博物院在一个保管的学者领导之下，他把里面所搜集的化石很骄做地，很愉快他讲述给我听。他给我许多很有价值的知识，一直讲到鲜新世的岩层。但是我们走到那个发现了人类最初遗痕的地层的陈列柜旁边，他的头忽然转向别的地方去了；对于我的问题他答道这是在他所管的陈列柜之外。我知道鲁莽了。谁也不该向一个学者问到不在他所管的陈列柜之内的宇宙秘密。他对于它们没有感到兴趣。”叫他们去鼓舞起学生求知的兴趣，真是等于找个失恋过的人去向年青人说出恋爱的福音，那的确是再滑稽也没有的事。不过我们忽略过去，没有下一个仔细的观察，否则我们用不着看陆克，贾波林的片子，只须走到学校里去，想一想他们干的实在是怎么一回事，再看一看他们那种慎重其事的样子，我们必定要笑得肚子痛起来了。

    他们不只不肯自备斧斤去求知识，你们若使把什么新知识呈献他们面前，他们是连睬也不睬的，这还算好呢，也许还要恶骂你们一阵，说是不懂得天高地厚，信口胡谈。原来他们对于任何一门知识都组织有一个四平八稳的系统，整天在那里按章分段，提纲挚领地多大大小小的系统来。你看他们的教科书，那是他们的圣经，是前有总论，后有结论的。他们费尽苦心把前人所发现的知识编成这样一个天罗地网，炼就了这个法宝，预备他们终身之用，子孙百世之业。若使你点破了这法宝，使他们变成为无棒可弄的猴子，那不是窘极的事吗？从前人们嘲笑烦琐学派的学者说道：当他们看到自然界里有一种现象同亚里士多德书中所说的相反，他们宁可相信自己的眼看错了，却不肯说亚里士多德所讲的话是不对的。知识贩卖所的伙计对于他们的系统所取的盲从同固执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听说美国某大学有一位经济思想史的教授，他所教的经济思潮是截至一○年为止的，此后所发表的经济学说他是毫不置问的，仿佛一○年后宇宙已经毁灭了，这是因为他是在那年升做教授了，他也是在那年把他的思想铸成了一篇只字不能移的讲义了。记得从前在北平时候，有一位同乡在一个专门学校电气科读书，他常对我说他先生所定的教科书都是在外国已经绝版了的，这是因为当这几位教授十几年前在美国过青灯黄卷生涯时是用这几本书，他们不敢忘本，所以仍然捧着这本书走上十几年后中国的大学讲台。前年我听到我这位同乡毕业后也在一个专门学校教书，我暗想这本教科书恐怕要三代同堂了。这一半是惯性使然。在这贩卖所里跑走几年之后，多半已经暮气沉沉，更哪里找得到一股精力，翻个斛斗，将所知道的知识拿来受过新陈代谢的洗礼呢！一半是由于自卫本能，他们觉得他们这一套的知识是他们的惟一壁垒，若使有一方树起降幡，欢迎新知识进来，他们只怕将来喧宾夺主，他们所懂的东西要全军覆没了，那么甚至于影响到他们在店里的地位。人们一碰到有切身利害的事情时，多半是只瞧利害，不顾是非的，这已变成为一种不自觉的习惯。学术界的权威者对于新学说总是不厌极端诋毁，他们有时还是不自知有什么卑下的动机，只觉得对于新的东西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也是因为这是不自觉的。惟其是不自觉的，所以是更可怕的。总之，他们已经同知识的活气告别了，只抱个死沉沉的空架子，他们对于新发现是麻木不仁了，只知道倚老卖老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白垩使他们的血管变硬了，这又哪里是他们自己的罪过呢？

    笛卡儿哲学的出发点是“我怀疑所以我存在”，知识贩卖所的伙计们的哲学的出发点是“我肯定，所以我存在”。他们是以肯定为生的，从走上讲台一直到铃声响时，他们所说的全是十二分肯定的话，学生以为他们该是无所不知的，他们亦以全知全能自豪。“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所谓好为人师就是喜欢摆出我是什么都懂得的神气，对着别人说出十三分肯定的话。这种虚荣的根性是谁也有的，这班伙计们却天天都有机会来发挥这个低能的习气，难怪他们都染上了夸大狂，不可一世地以正统正宗自命，觉得普天之下只有一条道理，那又是在他掌握之中的。这个色彩差不多是自三家村教读先生以至于教思想史的教授所共有的。怀疑的精神早已风流云散，月去星移了，剩下来的是一片惨淡无光，阴气森森的真理。schil1er说过：“只有错误才是活的，知识却是死的。”那么难怪知识贩卖所里的伙计是这么死沉沉的。他们以贩卖知识这块招牌到处招摇，却先将知识的源泉——怀疑的精神——一笔勾销，这是看见母鸡生了金鸡子，就把母鸡杀死的办法。他们不止自乞这么武断一切，并且把学生心中一些存疑的神圣火焰也弄熄了，这简直是屠杀婴儿。人们天天嚷道天才没有出世，其实是有许多天才遭了这班伙计们的毒箭。我不相信学了文学概论，小说作法等课的人们还能够写出好小说来。英国一位诗人说道，我们一生的光阴常消磨在两件事情上面，第一是在学校里学到许多无谓的东西，第二是走出校门后把这些东西一一设法弃掉。最可惜的就是许多人刚把这些垃圾弃尽，还我海阔天空时候，却寿终正寝了。

    因此，我所最敬重的是那班常常告假，不大到店里来的伙计们。他们的害处大概比较会少点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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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眸子

    陈白尘

    陈白尘（1908～1994）原名陈征鸿，又名陈斐，江苏淮阴人。著名戏剧家和电影剧作家。著有《幸福狂想曲》、《天官赐福》、《乌鸦与麻雀》等。

    眼珠子，即瞳仁，我们古人称为眸子，是件奇异的器官。洋人说它是心灵的窗户。我们的孟夫子即孟轲老先生，也说过眸子正不正，可以看出人的善恶。这是不是唯心主义，我不懂，但我颇为相信。因为在我一生中特别是在“牛棚”时代，确实见过不少善善恶恶的眸子，至今不能忘怀。因为在那荒谬时代里，在我辈，舌头这器官失去一半作用：其于味也照旧；其于说话，则除了检讨，颇少用场。于是眸子的作用加强了。朋友相见，不敢说话，“眉目传情”，互相注视一下，便是安慰。但也只能限于眉目，如果加上点头或微笑而又被人看见，那可大逆不道，必须追究了。“文革”期间，文联和各协会的“革命组织”曾一度在王府大街那大楼里“合署”办公，我辈也在大楼中各据一棚。但食堂是共同的，“牛鬼蛇神”有时也得碰面。不忘旧情的朋友，相遇时偶然相互微笑，不过是“你也来了”之意，绝无共商阴谋之可能，但凤子同志便因对我微笑一下而被追查不已，便是一例。但眸子的另一作用，则在于可以表政治之态；比如有人对我睁圆怒目，大喝一声黑头衔，便可证明与我界限分明，此乃明哲保身之计，也未可厚非。只是有一类“大义灭亲”之辈，对于其亲人之朋友也一律视为仇寇，就未免有罪及九族之嫌了。我的一位30多年老友，自然也是“黑帮”，为“大义”故，遭其亲人老伴之“灭”——宣告离婚了。在那年代里这也并非鲜见之事。但这位老伴居然对我这亲人的朋友也“另眼看待”起来：既不相互注目，也不怒目而视，却用另一种手法——应称“眼法”，即使擦肩而过，并且身旁无人，此人竟可昂其首，直其目，真像位在“目标——正前方”口令下的战士那样，向前冲锋而去。仿佛我是个幽灵，可以视而不见的，我知道这是一种蔑视法，它比怒目而视更其狠毒，比痛骂更伤人心的。因此，我是宁愿受怒目斥责，而不愿受蔑视之苦。几年以后，沧海桑田，此人以他事遭批，我可幸灾乐祸，暗自称快！而此人是痛改前非了呢，还是争取同情呢？其一双眼珠子有时也可以从我辈身上扫过了。但我铁了心，也来个视而不见。有一次，我从连部回湖里，经过大坝，而此人进城返校，也在大坝上迎面而来，这真个是“冤家路窄”了。而二人之间的大坝两侧又无下坡小路，只有正面迎上前去。但我是抱定“以眼还眼”之策，也如“目标——正前方”口令下的战士般昂首直目，绝不左顾右盼。但和此人交叉而过的那一刹那间，我还是忍不住侧目而视了一下，只见此人两颊绯红，居然还知耻哩！当其时，我真如酷暑而吃冰淇淋——不对，我们干校那儿是无此物的，只有香瓜解暑；那就说是如酷暑天连吃三只大香瓜吧，可解渴——解恨啦！自然，事后我也觉得这未免过分，有违忠恕之道，深滋后悔。

    我说对于怒目相向的人并不计较，其实也不尽然，要看真假和动机的。其真正为了保卫革命以及故装怒目的人，我都可不计较，但有位仁兄的怒目，却至今不能忘怀。

    话说此公在“文革”初期，是风云人物，曾荣任造反派头头。作协声势最浩大的一次批斗会，是斗争张天翼同志。我之被揪回北京，即以参加此会为名的。批张实即批我，因为张是挂名的《人民文学》主编，而负实际责任者在1962年5月以前是我。这次大会的会场在东方红剧院，偌大一个剧场，演戏时灯光辉煌，这天却故意做作，只燃一盏工作灯，一进场便觉昏暗，犹如黑夜。台口一排斗大的黄纸黑字，标明批判对象是谁，当时惯例，“黑帮”姓名上要以朱笔打××的，这三种颜色的组合，配以昏暗的场地，实有人间地狱之感。而此公独踞舞台上公案正中，张眉怒目，高呼把被斗人某某带上堂来，其威风之大，确实超过封建时代的县太爷。我们几曾见过县太爷审案时会有上千人肃然恭听的？此时我忽然想到中宣部的别号——“阎王殿”，便觉此公颇有项羽和刘邦造反前说的两句名言：“大丈夫当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也”的气概，他果然取代了中宣部的大权，而且名副其实地把会场布置成一个阴森可怖的阎王殿了。想到这里，我在心中不觉莞尔而笑了。但恰在此时，一声怒吼，吆喝我去陪斗了。我当然躬身上台，恭候审讯。但我积习难改，即使在这极其严肃的斗争大会上，还是偷眼看看此公当时的尊容。因为近在一年以前，我是幸接芳邻，曾与此公同院，而且幸蒙不弃，还笑容可掬地以其长篇小说求教于我过，而他今日的面目何以又如此狰狞呢？这一看，依我这搞过八年剧团的人的经验来说，他不过是在演戏，而且是位并不高明的演员。作家协会如果真有什么“黑帮”，其代表人物第一名决轮不到张天翼。今天用他开刀，正是保护了真正的“罪魁祸首”！因此，他这怒目总有做作相。果然，此公不久便以“资反路线”之罪下台了。但我对这位失败的英雄并无丝毫的同情，就因为他的怒目之中是隐藏有并非革命的东西，而且也不如刘、项辈之坦白！

    下台以后，此公并不甘心，总想东山再起。因为他仍然是个“革命群众”。但他如何挣扎而起，我身居“牛棚”，自然不知其详。可有一点是明白的，即他颇善于在我辈“棚”中人身上找题目，而我正是他最易挑中的人选。在干校的后期，即1972年了，我在湖里放鸭子，因所住的工棚较大，连队到大田里出工的人，有些喜欢到我们这儿休息。他们一来，要茶要水，当然由我们尽地主之谊了。比如此公一来，便找我的面盆洗脸，用我的口盅饮水。但有一次，他在喝水时，不住在嗅口盅，使我毛发悚然，以为他发现了我的什么隐秘。后来听说，他回到连部便对连领导提意见了，说陈某人在湖里劳动，居然还吃炼乳滋补身体，对“黑帮”的管理太不像话了！其实这时购买罐头食品早已弛禁了，我并未犯法。又一次，诗人李季下大田了，那时他不仅被解放，而且还荣任连长之职。他在我那工棚休息时抽烟，随手丢了几支烟给在座的人，最后一支竟然丢给了我。我想这可能出于旧情——我和他曾同时当过《人民文学》副主编，也算是老伙伴了；或者是丢烟时并未注意，最后轮到我时，不忍令我有向隅之叹，便也赏了一支。不管如何，我总是感激的。不料这一支烟又被此公所见，回连后竟对李季同志大肆攻击，其罪名是“敌我不分”！于是我明白了：我不过是粒子弹，他所射击的是连领导——或者说是连领导的位置而已。我也就一笑置之了。

    可是又后来，鸭群被宰，我又回连部打杂工。原来在连里为我保留的床位已被别人所占，只好另行安排。又是一次“冤家路窄”，连里竟派我和此公同室而居。我对他自然战战兢兢，避免触怒于他了。但我有个不争气之处；白天劳动过累，晚上倒床便睡，是不用再服安眠药或其代用品——烧酒的了。谁知此公第一天夜里几次叫醒我，我还不知其所以然，以为是我梦魇了；便道谢一声，倒头又睡。但第二天夜里，大约凌晨一二点钟了，他大吼一声，惊得我跃身而起，恭问何事。只见他睁圆双目，怒喝道：“你还让不让我活下去？”这可令我瞠目不知所对。我这“黑帮”焉能有权不让他活下去？真是咄咄怪事！只好低声下气再次请教所以然。他余怒未消，指着我的脸喝问：“你打鼾还不知道？”这可很难回答。我见他怒目圆睁，大有猛虎扑羊之势，要说不知道呢，按照“革命群众”与“黑帮”对话的惯例来说，定然被斥为“狡辩”，会引起他更大的怒火，说不定来顿“武斗”，屋里没有第三人，我可不是他的对手；而且即使自卫一下，你胆敢还手，便是殴打“革命群众”，可定为现行反革命罪名的。但要说知道呢，那等于自认“不让他活下去”了，这也“罪该万死”的。我稍一思索，便理解此公是患失眠症的，将心比心，他睡不着觉，而又听我鼾声不已，真是卧榻之旁岂容“黑帮”“鼾”睡呢？于是我这弱者便只好讲“恕道”了：

    “请你先睡，等你睡着了我再躺下，如何？”

    不料这“恕道”果然生效，此公无言以对，只好躺上床去。而我便在床上正襟危坐，准备坐以待旦。可是身不由己，等到天明，才知我和衣而卧，又睡着了。至于是否又打过鼾，实在无从回答。我猜想，怕是难免的。此公已不在床上，可以证明。

    第二天我便向领导“自首”，要求到真正的牛棚里与牛同眠，它一定不会抗议；而即使抗议我也不懂，更重要的是它起码不会以猛虎扑羊之势用凶恶的眼光瞪我。但我猜想，我这请求未必有效；而此公必然已经先告我一状了。所以连里领导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声：“好吧，研究研究。”而到晚间回房，此公已席卷其铺盖乔迁去矣！当晚，自然无人再向我大吼了，但时至今日，他那双怒目的形象在我脑际生了根似的，拂之不去，因为它是真正的怒而不是演戏了。

    干校撤销以后，据闻此公并未留在北京，可见并不很得意。但说他又重写那部长篇小说了，我倒真想拜读一番。因为我想在那作品中认识一下他的灵魂。因为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总是可以从中窥见作家的灵魂的，它比眸子所表现的更为真实，我希望他的作品能消灭我脑际生了根的那双怒目。

    但留在我脑中的另一双怒目，则更难忘却。因为那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子的。故事发生在“文革”前期，并不在干校。但请让我的笔跑趟野马吧。

    1966年秋，我们的“牛棚”还设在北京。那是在一个大院子的最后一进的北屋里，而公家烧的锅炉却在前进的小院中，我们“黑帮”要打开水，得自己从后进穿过一个夹道到前院去取。我是个爱喝水的人，所以打开水的任务，每每自告奋勇。但其中还有个秘密：这个夹道原曾是我住北京时当着厨房用过的，也就是说，这座“牛棚”的全部房屋，正是我在北京时全家所住的宿舍。自从我“发配”金陵，这厨房又成为夹道了。穿过夹道，便是张光年同志的家，就是说我们两家原是隔窗相望的。每当我穿过夹道时，光年的老母亲，那慈祥的老人，每每以泪眼向我倾诉牢骚，说她的儿女都不应该划为“黑帮”云云。这种话是不能向我这同属“黑帮”的人诉说的，但我不忍拒绝她，总用一两句话安慰这老人。我是1932年便失去母亲的人，如今又是独自被揪回京，见到这样老人的慈眉善目，仿佛也是一种安慰。打开水的任务不肯让人者以此。但不久，又增加了一个因素，即在我去锅炉灌水时，每每有一位约莫三岁的小姑娘过来看我，而且仰起她圆圆的脸蛋，用乌黑而透亮的眸子看着我，用甜蜜的声音叫我一声：“爷爷！”在这年月里，谁都恶语相向，独这天真的孩子还把我当作常人来称呼，你能不感激涕零么？但我却不敢答应她，只偷偷地用手摩抚一下她那漆黑的头发，并报之以点头微笑。这是“牛棚”生活中多大的安慰啊！因此，我每天总得去打两次开水，接受这一老一小含爱的目光！

    不久，“牛棚”迁往文联大楼，虽然仍以原处为几位“黑帮”人物的寄宿处，但那夹道堵塞了，慈祥的老人和天真的小女孩都无从再见。又过了两年，我的宿舍再度变迁，竟住到那大院子里锅炉房旁过道中的一间黑屋子里来了。这是“文革”初期禁闭“大黑帮”张天翼之处，我来继承这处所，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且想到两年前的小姑娘，未尝不暗自欣喜！果然，搬来的第二天，一清早，有个五岁的小姑娘在我的房门前伸头探望。正是她：两年未见，长高了一些，脸蛋还是那么圆，眸子还是那么乌黑而透亮，我急忙蹑足走近她，还想摩抚她那漆黑的头发。但我的手触电似的缩回了。因为从她同一乌亮的眸子里透出的不再是无邪的光辉，而是愤然的怒火。她又向后退了一步，我借着侧面的晨光看出她的脸显然也拉长了一些。我正不知所以，她猛叫一声：“大黑帮！”转身就走；但马上回头又恶狠狠地补充一句：“大坏蛋！”然后一直奔回左隔壁房间里去了。

    批斗会上的任何恶言恶语，我都可以置若罔闻；但小姑娘这一声骂，恰似万箭穿心！我不能不痛苦，脸红，心跳，以至流了泪。

    这种折磨还没有完。小姑娘每见我从机关回来，或者在清晨去机关以前，每每到我门前张望一下，大叫一声“大黑帮”或“大坏蛋”，然后逃去。或者竟不逃去，远远地瞪着我，用她那乌亮的眸子。星期假日，她一天竟然要来几次。这可爱的小姑娘，她也许把我当作动物园里大灰狼，或者狐狸那样地观赏，并且按照寓言故事里的情节对我咒骂的吧？而这种“寓言”的作者又是谁呢？当然是她的父亲了。因为我发现了左邻住的正是一位“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一定是他给小姑娘打了“防疫针”的了。

    但不久，大概是星期六，右边一位邻居家的男孩子，从幼儿园回家了。他大概只有三四岁，胖乎乎的，很可爱。他也曾向我这黑笼子里张望过，但无“敌情观念”，所以并不叫我“黑帮”或“坏蛋”，只是在我门前过道里游戏。一会儿跳舞，一会儿唱歌，自然是幼儿园里学来的那一套。他的父母都是“革命群众”，似乎太忙，或者是对他们爱子这一套表演已经看惯、看腻了，并不希罕。所以这胖男娃似乎引我为知音，是为我“专场演出”的了。但我万分抱歉，当他表演完一个节目之后，每以期待的眼睛向我一瞥；而我既不敢叫好，也不敢鼓掌，只能报之以无声的微笑。当时我站在黑屋子里，这微笑是否被他所见，所接受，是个问号。因为他一直不断地表演下去，直到精疲力竭而后已。他走了，我又很痛苦，难道我就不敢冒险鼓掌一下，以报答他的美意么？

    我在这左邻右舍两个孩子中间度过几个月，真是又甜又苦的几个月。以后，又被命令集中居住在文联大楼里了，胖男孩期待的眼神和小女孩怒火似的目光都不曾再见了。到了干校，依我估计，这男孩和女孩都应该随同父母下放的；那他们是住在幼儿园里所以见不到？他们如果真在干校，万一再遇见我，小女孩是否还叫我“黑帮”和“坏蛋”呢？她的父亲如今是连部的领导人之一了，他那深沉而严肃的目光似有几分杀气的，则其令爱的目光也许还未改变；至于胖男娃，是否还愿意为我作专场的歌舞表演，大概也不可能了。但我还是想见见他俩以证实一下，而终于未能。

    如今又过了十多年，那小女孩该已经是19岁大姑娘，胖男娃也该是进大学的年龄了，但不知在他们幼稚心灵上所刻下的仇恨或同情，是否还起作用？而我是依然渴望见到他们的！——想看看他们的眸子。

    “文革”初期有句“名言”，叫“触及灵魂”，或者说是“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这在某一意义上说，的确是句真理。不过它与预期者的愿望相反：一方面，是本属善良的灵魂倒真个觉醒了，对这场“革命”看出它的真面目；一方面，是本来邪恶的灵魂却用“革命”伪装起来，以遂其私，这就叫做“造反起家”；再一方面，是正在塑造中的青年的灵魂，被搞得天翻地覆而又地覆天翻，到头来，有的觉悟，有的消沉，有的成了有用之材，有的堕落以至犯罪；最后便是幼小者的灵魂，本来是白玉无瑕，但在那“革命”空气中遭受污染，如今是否完全消毒了呢？也未必，因为他们还是生活在如此复杂的今日的社会之中啊！好，十亿人们的灵魂都触动了，作为灵魂之窗口的眼睛，自然会表现出千变万化的神态。而我辈“黑帮”，在史无前例的年月中，所遇的冷眼、怒目、蔑视、侧目、直目、邪目……等等，形态也就特别丰富。自然，这些都是过眼云烟，不必再提的了。因为在另方面，我也接受过许多爱抚的、同情的、怜悯的，甚至为我愤慨的目光与眼神，这就足以抵消那一切丑恶的形态了！但我还喋喋不休地写上这么一大篇专忆眸子的文章，其意并不在于揭某些人阴私，而是想到他们也都是有儿有女的人，不知他们又何以教育后代？我之所以念念不忘于那位小姑娘和胖男娃者，也不仅仅为了他俩。当年的儿童们，已是今日的青年，他们将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我多么希望从那小姑娘和胖娃娃一辈的青年们明澈如水的眸子中透视到新中国的未来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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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明

    陆蠡

    陆蠡（1908～1942），浙江天台人。作家。著有散文集《海星》、《竹刀》、《囚绿记》等。

    没有人伴我，我乃不得不踽踽踯躅在这寂寞的山中。

    没有月的夜，没有星；没有光，也没有影。

    没有人家的灯火，没有犬吠的声音。这里是这样地幽僻，我也暗暗吃惊了。怎样地我游山玩水竟会忘了日暮，我来时是坦荡的平途，怎样会来到这崎岖的山路？

    耳边好像听见有人在轻语：“哈哈！你迷了路了。你迷失在黑暗中了。”

    “不，我没有迷路，只是不知不觉间路走得远了。去路是在我的前面，归路是在我的后面，我是在去路和归路的中间，我没有迷路。”

    耳边是调侃的揶揄。

    我着恼了。我厉声叱逐这不可见的精灵，他们高笑着去远了。

    萤火在我的面前飞舞，但我折了松枝把它们驱散。小虫，谁信你们会作引路的明灯？

    我于是倾听淙淙的涧泉的声音。水应该从高处来，流向低处去。这便是说应该从山上来，流向山下去。于是我便知道了我是出山还是入山。

    但是这山间好像没有流泉。即使有，也流得不响。因为我耳朵听不到泉涧的声音。

    于是我又去抚摸树枝的表皮。粗而干燥的应是向阳，细软而潮润的应是背阴，这样我便可以辨出这边是南，那边是北。又是一边是西，另一边是东方。

    但是我已经走入了蓊密的森林里。这里终年不见阳光，我便更也无法区辨树木的向阳与否。

    我真也迷惑了。我难道要在山间过夜，而备受这刁顽的精灵的揶揄。也许有野兽来跑近我，将它冰冷的鼻放在我的身上，而我感到恶心与腥腻？

    我终于起来，分开野草，拿我手里的铁杖敲打一块坚硬的石。一个火星进发出来。我于是大喜，继续用杖敲打这坚石，让星火落在柔细的干枯的树叶上。于是发出一缕的烟，于是延烧到小撮的树叶，发出暗红的光。我又从松枝上折得松明，把它燃点起来，于是便有照着整个森林的红光。

    我凯旋似地执着松明大踏步归来。我自己取得了引路的灯火。这光照着山谷，照着森林，照着自己。

    脑后，我隐隐听见山中精灵的低低的啜泣声。

    选自《回味人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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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像的话

    艾青

    艾青（1910～1996），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县人。著有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向太阳》、《》、《愿春天早点来》及《艾青选集》等。

    在一所著名的古庙里，站立着一尊高大的塑像，人在他的旁边，伸直了手还摸不到他的膝盖。很多年以来，他都使看见的人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感到自己的渺小、卑微，因而渴望着能得到他的拯救。

    这尊塑像站了几百年了，他觉得这是一种苦役，对于热望从他得到援助的芸芸众生，明知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由于羞愧而厌烦，最后终于向那些膜拜者说话了：

    “众生啊，你们做的是多么可笑的事！你们以自己为模型创造了我，把我加以扩大，想从我身上发生一种威力，借以镇压你们不安定的精神。而我却害怕你们。”

    “我敢相信：你们之所以要创造我，完全是因为你们缺乏自信——请看吧，我比之你们能多些什么呢？而我却没有你们自己所具备的。”

    “你们假如更大胆些，把我捣碎了，从我的胸廓里是流不出一滴血来的。”

    “当然，我也知道，你们之创造我也是一种大胆的行为，因为你们尝试着要我成为一个同谋者，让我和你们一起，能欺骗更软弱的那些人。”

    “我已受够惩罚了，我站在这儿已几百年，你们的祖先把我塑造起来，以后你们一代一代为我的周身贴上金叶，使我能通体发亮，但我却嫌恶我的地位，正如我嫌恶虚伪一样。”

    “请把我捣碎吧，要么能将我缩小到和你们一样大小，并且在我的身上赋予生命所必需的血液，假如真能做到，我是多么感激你们——但是这是做不到的呀。”

    “因此，我认为：真正能拯救你们的还是你们自己。而我的存在，只能说明你们的不幸。”说完了最后的话，那尊塑像忽然像一座大山一样崩塌了。”

    原载于1956年8月13日《人民日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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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实

    周木斋

    周木斋（1910～1941），名朴，号树榆，江苏武进人。作品有《消长集》，《边鼓集》和《横眉集》（此二为多人合集）等。

    独裁者秦始皇，被荆轲行刺的时候，阶下的卫士因格于法威，致不敢越阶而拔刀相助，而使秦始皇险些儿丧生。——即使丧生，卫士也是不负责的，因为要守独裁的法；否则越阶尽职，自己反要因违法而丧生，至多只落得一个事后恤其族罢了。

    这是独裁者的矛盾，独裁者的悲哀。不准卫士越阶，卫士的职责便尽了，却也丧失了卫士的职责了。但为什么又要卫士呢？独裁者是更不能不要卫士的。但为什么又不要卫士发挥其应有的本义，应尽的职责呢？独裁者是更不能要卫士的，往往更会变起肘腋。

    赵高将鹿献于秦二世——始皇的儿子，继承者，说是马。二世说：“丞相误耶？指鹿为马。”问左右，或沉默，或说是马，或说是鹿。赵高便暗中绳一般说鹿的以法。

    二世是名义上的独裁者，这看“始皇”和“二世”的名称，也可知是继承独裁的，但实际上已是傀儡了。（自然，这与认贼作父的傀儡有本质的不同。）因名实的差异，所以辨认马鹿要问左右，沉默的是知道这名实的差异的。说是马或说是鹿的，貌似代表两种势力的分野，而其实说是鹿的，也正是指实情而言。到赵高暗中绳一般说鹿的以法，谁是真正的独裁者便判明了。

    但独裁者之造成独裁的那种不择手段，也显筋露骨，穷凶极恶了，而这又酿成了独裁者的“教育”。

    慕沙里尼在贝鲁纳城演说，对于捷克总统贝奈斯，加以攻击，当时一般法西斯党员闻提及贝奈斯之名，多口出怪声，以表厌恶之意，故慕沙里尼说：“汝等厌恶之声，当闻于全世界，（汝等皆属于伟大之古罗马民族，……）”真正“伟大”得很，得意得很。又说：“当日内瓦及五十二国开会，由现任捷总统（群众闻捷总统名，报以嘘声）主席，讨论对意制裁事项时，余对意民众之勇敢，绝未发生怀疑。当时并有一种荒谬之口号：‘面包或大炮’。吾人对此，将作何种答复？（群众一致呼“大炮”。）吾人认为无论大炮之制造何等坚固，苟无坚固之人力利用之，则亦归无效。”虽然在挽回，但已大杀“伟大”的风景了，“亦归无效”。

    据说聆听演说的，不下三万人。那么，至少这一批不下三万的人，是“出类拔萃”的了。但可惜慕沙里尼的训练，还不够高明的；或者，这一批群众，是太老实了。所谓当时有一种“荒谬”的口号：“面包或大炮”，是慕沙里尼说“要以大炮代替面包”，而为世所耻笑，并加以讽刺的。现在慕沙里尼提出于那一批群众的面前，询问答复，是想以口头的“公民投票”的公式，征求“民意”，作为掩尽天下人耳目的翻案，正如报复贝奈斯总统在国联中曾创导制裁意国以制止侵略阿比西尼亚一样，以报复世人的耻笑和讽刺的。不料那一批群众不明了此意，却墨守成规地牢记着“要以大炮代替面包”的这一句话，于是旧事重提，听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辞，嚣嚣曰“大炮”，“大炮”。这大炮虽然是空气炮，却已轰击了慕沙里尼的“雄心”了呀，想要翻案，反而坐实。

    秦始皇的老实的卫士，犹可说也，因为秦始皇没有想从卫士制造“民意”的意思，固然作茧自缚，却不想脱蛹而出，更不曾因想脱蛹而出而仍自缚于茧。

    赵高也不曾既指鹿为马而又提“马”为“鹿”。

    世道日下，倒是在这里的。不择手段，反复无常，使大批的群众疯狂了，又要使之疯狂的清醒，苛政猛于虎，则民无措手足，而独裁者于自作自受的得意忘形之余，也自作自受地暴露尴尬的嘴脸。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而慕沙里尼的方式是：民“信之”矣，足兵，“信之”以至于死，又从而言“足食”，足兵。但言“足食”是欺世的，也是欺民的，而前言不对后语，更显明的是失信。有三重的欺骗，剩下的路，是死。

    选自《消长新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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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人回家

    萧乾

    萧乾（1910～1999），北京人，作家、记者、翻译家。有长篇小说《梦之谷》，通讯特写集《人生采访》，散文集《萧乾散文特写选》，译作《好兵帅克》等。

    “上”人先生是鼎鼎有名的语言艺术家。他说话不但熟练，词儿现成，而且一向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据说他的语言有两个特点，其一是概括性——可就是听起来不怎么具体，有时候还难免有些空洞嗦；其二是民主性——他讲话素来不大问对象和场合。对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自认有一套独到的办法，他主张首先要掌握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语言。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语言究竟与生活里的语言有什么区别，以及他讲的是不是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语言，这个问题他倒还没考虑过。总之，他满口离不开“原则上”、“基本上”，这些本来很有内容的字眼儿，到他嘴里就成了口头禅，无论碰到什么，他都“上”它一下。于是，好事之徒就赠了他一绰号，称他作“上”人先生。

    这时天交傍晚，“上”人先生还不见回家，他的妻子一边照顾小女儿，一边烧着晚饭。忽听门外一阵脚步声，说时迟，那时快，“上”人推门走了进来。作妻子的看了好不欢喜，赶忙迎上前去。

    故事叙到这里，下面转入对话。

    妻：今儿个你怎么这样晚才回来？

    上：主观上我是希望早些回来的，但是由于客观上难以逆料、无法控制的原因，以致我实际上回来的时间跟正常的时间发生了距离。

    妻（撇了撇嘴）：你干脆说吧，是会散晚啦，还是没挤上汽车？

    上：从质量上说，咱们这十路公共汽车的服务水平不能算低，可惜在数量上，它还远远跟不上今天现实的需要。

    妻（不耐烦）：大丫头还没回来，小妞子直嚷饿得慌。二丫头，拉小妞子过来吃饭吧！

    （小妞子刚满三周岁，怀里抱着个新买的布娃娃，一扭一扭地走了过来。）

    妞：爸爸，你瞧我这娃娃好看不？

    上：从外形上说，它有一定的可取的地方。不过，嗯，（他扯了扯娃娃的胳膊）不过它的动作还嫌机械了一些。

    妞（撒娇地）：爸爸，咱们这个星期天去不去公园呀？

    上：原则上，爸爸是同意带你去的，因为公园是个公共文娱活动的地方。不过——不过近来气候变化很大，缺乏稳定性，等自然条件好转了，爸爸一定满足你这个愿望。

    妻（摆好了饭菜和筷子）：吃吧，别转文啦！

    妞（推开饭碗）：爸爸，我要吃糖。

    上：你热爱糖果，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副食品要是不超过定量，对第二代也可以起良好的作用。不过，今天早晨妈妈不是分配两块水果糖给你了吗？

    妻：我来当翻译吧。小妞子，你爸爸是说，叫你先乖乖儿地吃饭，糖吃多了长虫牙！（温柔地对“上”）今儿个合作社到了一批朝鲜的裙带菜，我称了半斤，用它烧汤试一试，你尝尝合不合口味？

    上（舀了一条羹，喝下去）：嗯，不能不说是还有一定的滋味。

    妻（茫然地）：什么？倒是合不合口味呀？

    上（被逼得实在有些发窘）：从味觉上说——如果我的味觉还有一定的准确性的话——下次如果再烧这个汤的话，那么我倾向于再多放一点儿液体。

    妻（猜着）：噢，你是说太咸啦，对不对？下回我烧淡一点儿就是嘞。

    （正吃着饭，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推门走进来，这就是“大丫头”。她叫明，今年初三。）

    明：爸爸，（随说随由书包里拿出一幅印的水彩画，得意地说）这是同学送我的，听说是个青年女画家画的。你看这张画好不好？

    上（接过画来，歪着头望了望）：这是一幅有着优美画面的画。在我看来（沉吟了一下），它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这一点，自然跟画家在艺术上的修养是分不开的。然而在表现方式上，还不能说它完全没有缺点。

    明：爸爸，它哪一点吸引了你？

    上：从原则上说，既然是一幅画，它又是国家的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那么，它就不能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明（不服气）：那不成，你得说是什么啊！（然后，眼珠子一转）这么办吧：你先说说它有什么缺点。

    上：它有没有缺点，这一点自然是可以商榷的。不过，既然是青年画家画的，那么，从原则上说，青年总有他生气勃勃的一面，也必然有他不成熟的一面。这就叫作事物的规律性。

    明：爸爸，要是你问我为什么喜欢它呀，我才不会那么吞吞吐吐呢，我就干脆告诉你：我喜欢芦苇旁边浮着的那群鸭子。瞧，老鸭子打头，后边跟着（数）一、二、三、四……七只小鸭子。我好像看见它们背上羽毛的闪光，听到它们的小翅膀拍水的声音。

    上：孩子，评论一件完整的艺术品，你怎么能抓住一个具体的部分？而且“喜欢”这个字眼儿太带有个人趣味的色彩了。

    明：（不等“上”说完就气愤愤地插嘴）我喜欢，我喜欢。喜欢就是喜欢。说什么，我总归还告诉了你我喜欢它什么，你呢？你“上”了半天，（鼓着嘴巴，像是上了当似的）可是你什么也没告诉我！

    妻：大丫头，别跟你爸爸废嘴啦。他几时曾经告诉过谁什么！

    选自1957年3月28日《人民日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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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放记别

    杨绛

    杨绛（1911～），江苏无锡人，女作家、文学翻译家。著有《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我们仨》等作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我们夫妇同属学部；默存在文学所，我在外文所。一九六九年，学部的知识分子正在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全体人员先是“集中”住在办公室里，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间，每天清晨练操，上下午和晚饭后共三个单元分班学习。过了些时候，年老体弱的可以回家住，学习时间渐渐减为上下午两个单元。我们俩都搬回家去住，不过料想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不会长久，不日就该下放干校了。干校的地点在纷纷传说中逐渐明确，下放的日期却只能猜测，只能等待。

    我们俩每天各在自己单位的食堂排队买饭吃。排队足足要费半小时；回家自己做饭又太费事，也来不及。工、军宣队后来管束稍懈，我们经常中午约会同上饭店。饭店里并没有好饭吃，也得等待；但两人一起等，可以说说话。那年十一月三日，我先在学部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等待，看见默存杂在人群里出来。他过来站在我旁边，低声说：“待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我看看他的脸色，猜不出什么事。

    我们挤上了车，他才告诉我：“这个月十一号，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队。”

    尽管天天在等待行期，听到这个消息，却好像头顶上着了一个焦雷。再过几天是默存虚岁六十生辰，我们商量好：到那天两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再等着过七十岁的生日，只怕轮不到我们了。可是只差几天，等不及这个生日，他就得下干校。

    “为什么你要先遣呢？”

    “因为有你。别人得带着家眷，或者安顿了家再走；我可以把家撂给你。”

    干校的地点在河南罗山，他们全所是十一月十七号走。

    我们到了预定的小吃店，叫了一个最现成的沙锅鸡块——不过是鸡皮鸡骨。我舀些清汤泡了半碗饭，饭还是咽不下。

    只有一个星期置备行装，可是默存要到末了两天才得放假。我倒借此赖了几天学，在家收拾东西。这次下放是所谓“连锅端”——就是拔宅下放，好像是奉命一去不复返的意思。没用的东西、不穿的衣服、自己宝贵的图书、笔记等等，全得带走，行李一大堆。当时我们的女儿阿圆、女婿得一，各在工厂劳动，不能叫回来帮忙。他们休息日回家，就帮着收拾行李，并且学别人的样，把箱子用粗绳子密密缠捆，防旅途摔破或压塌。可惜能用粗绳子缠捆保护的，只不过是木箱铁箱等粗重行李；这些木箱、铁精，确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

    经受折磨，就叫锻炼；除了准备锻炼，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呢。准备的衣服如果太旧，怕不经穿；如果太结实，怕洗来费劲。我久不缝纫，胡乱把耐脏的绸子用缝衣机做了个毛毯的套子，准备经年不洗。我补了一条裤子，坐处像个布满经线纬线的地球仪，而且厚如角壳。默存倒很欣赏，说好极了，穿上好比随身带着个座儿，随处都可以坐下。他说，不用筹备得太周全，只需等我也下去，就可以照看他。至于家人团聚，等几时阿圆和得一乡间落户，待他们迎养吧。

    转眼到了十一号先遣队动身的日子。我和阿圆、得一送行。默存随身行李不多，我们找个旮旯儿歇着等待上车。候车室里，闹嚷嚷、乱哄哄人来人往；先遣队的领队人忙乱得只恨分身无术，而随身行李太多的，只恨少生了几双手。得一忙放下自己拿的东西，去帮助随身行李多得无法摆布的人。默存和我看他热。已为旁人效力，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得一和善忠厚，阿圆有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

    得一据着、拎着别人的行李，我和阿圆帮默存拿着他的几件小包小袋，排队挤进月台。挤上火车，找到个车厢安顿了默存。我们三人就下车，痴痴站着等火车开动。

    我记得从前看见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摆渡的小火轮，送行者就把许多彩色的纸带抛向小轮船；小船慢慢向大船开去，那一条条彩色的纸带先后迸断，岸上就拍手欢呼。也有人在欢呼声中落泪；迸断的彩带好似迸断的离情。这番送人上干校，车上的先遣队和车下送行的亲人，彼此间的离情假如看得见，就决不是彩色的，也不能一迸就断。

    默存走到车门口，叫我们回去吧，别等了。彼此遥遥相望，也无话可说。我想，让他看我们回去还有三人，何以放心释念，免得火车驰走时，他看到我们眼里，都在不放心他一人离去。我们遵照他的意思，不等车开，先自走了。几次回头望望，车还不动，车下还是挤满了人。我们默默回家；阿圆和得一接着也各回工厂。他们同在一校而不同系，不在同一工厂劳动。

    过了一两天，文学所有人通知我，下干校的可以带自己的床，不过得用绳子缠捆好，立即送到学部去。粗硬的绳子要缠捆得服贴，关键在绳子两头；不能打结子，得把绳头紧紧压在绳下。这至少得两人一齐动手才行。我只有一天的期限，一人请假在家，把自己的小木床拆掉。左放、右放，怎么也无法捆在一起，只好分别捆；而且我至少还欠一只手，只好用牙齿帮忙。我用细绳缚住粗绳头，用牙咬住，然后把一只床分三部分捆好，各件重复写上默存的名字。小小一只床分拆了几部，就好比兵荒马乱中的一家人，只怕一出家门就彼此失散，再聚不到一处去。据默存来信，那三部分重新团聚一处，确也害他好生寻找。

    文学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用部队的辞儿，不称“所”而称“连”。两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一路回去，发现许多人缺乏欢送的热情，也纷纷回去上班。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

    我们等待着下干校改造，没有心情理会什么离愁别恨，也没有闲暇去品尝那“别是一般”的“滋味”。学部既已有一部分下了干校，没下去的也得加紧干活儿。成天坐着学习，连“再教育”我们的“工人师傅”们也腻味了。有一位二十二三岁的小“师傅”嘀咕说：“我天天在炉前炼钢，并不觉得劳累；现在成天坐着，屁股也痛，脑袋也痛，浑身不得劲儿。”显然炼人比炼钢费事；“坐冷板凳”也是一项苦功夫。

    炼人靠体力劳动。我们挖完了防空洞——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建筑，就把图书搬来搬去。捆，扎，搬运，从这楼搬到那楼，从这处搬往那处；搬完自己单位的图书，又搬别单位的图书。有一次，我们到一个积尘三年的图书馆去搬出书籍、书柜、书架等，要腾出屋子来。有人一进去给尘土呛得连打了二十来个嚏喷。我们尽管戴着口罩，出来都满面尘土，咳吐的尽是黑痰。我记得那时候天气已经由寒转暖而转热。沉重的铁书架、沉重的大书橱、沉重的卡片柜——卡片屉内满满都是卡片，全都由年轻人狠命用肩膀打，贴身的衣衫磨破，露出肉来。这又使我惊叹，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

    弱者总沾便宜；我只干些微不足道的细事，得空就打点包裹寄给干校的默存。默存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这些信如果保留下来，如今重读该多么有趣！但更有价值的书信都毁掉了，又何惜那几封。

    他们一下去，先打扫了一个士积尘封的劳改营。当晚睡在草铺上还觉得懊热。忽然一场大雪，满地泥泞，天气骤寒。十七日大队人马到来，八十个单身汉聚居一间屋里，分睡在几个炕上。有个跟着爸爸下放的淘气小男孩儿，临睡常绕炕撒尿一匝，为炕上的人“施肥”。休息日大家到镇上去买吃的：有烧鸡，还有煮熟的乌龟。我问默存味道如何；他却没有尝过，只悄悄做了几首打油诗寄我。

    罗山无地可耕，干校无事可干。过了一个多月，干校人员连同家眷又带着大堆箱笼物件，搬到息县东岳。地图上能找到息县，却找不到东岳。那儿地僻人穷，冬天没有燃料生火炉子，好多女同志脸上生了冻疮。洗衣服得蹲在水塘边上“投”。默存的新衬衣请当地的大娘代洗，洗完就不见了。我只愁他跌落水塘；能请人代洗，便赔掉几件衣服也值得。

    在北京等待上干校的人，当然关心干校生活，常叫我讲些给他们听。大家最爱听的是何其芳同志吃鱼的故事。当地竭泽而渔，食堂改善伙食，力红烧鱼。其芳同志忙拿了自己的大漱口杯去买了一份；可是吃来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捞起最大的一块想尝个究竟，一看原来是还未泡烂的药肥皂，落在漱口杯里没有拿掉。大家听完大笑，带着无限同情。他们也告诉我一个笑话，说铁锺书和丁xx两位一级研究员，半天烧不开一锅炉水！我代他们辩护：锅炉设在露天，大风大雪中，烧开一锅炉水不是容易。可是笑话毕竟还是笑话。

    他们过年就开始自己造房。女同志也拉大车，脱坯，造砖，盖房，充当壮劳力。默存和俞平伯先生等几位“老弱病残”都在免役之列，只干些打杂的轻活儿。他们下去八个月之后，我们的“连”才下放。那时候，他们已住进自己盖的新屋。

    我们“连”是一九七○年七月十二日动身下干校的。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

    得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五一六”的时候，几个有“五一六”之嫌的“过左派”供出得一是他们的“组织者”，“五一六”的名单就在他手里。那时候得一已回校，阿圆还在工厂劳动；两人不能同日回家。得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阿圆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

    阿圆送我上了火车，我也促她先归，别等车开。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火车慢慢开动，我离开了北京。

    干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儿，奇怪的是我还一见就认识。

    我们干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黄大夫。一次默存去看病，她看他在签名簿上写上钱锺书的名字，怒道：“胡说！你什么钱锺书！钱锺书我认识！”默存一口咬定自己是钱锺书。黄大夫说：“我认识钱锺书的爱人。”默存经得起考验，报出了他爱人的名字。黄大夫还待信不信，不过默存是否冒牌也没有关系，就不再争辩。事后我向黄大夫提起这事，她不禁大笑说：“怎么的，全不像了。”

    我记不起默存当时的面貌，也记不起他穿的什么衣服，只看见他右下颔一个红包，虽然只有榛子大小，形状却峥嵘险恶：高处是亮红色，低处是暗黄色，显然已经灌脓。我吃惊说：“啊呀，这是个疽吧？得用热敷。”可是谁给他做热敷呢？我后来看见他们的红十字急救药箱，纱布上、药棉上尽是泥手印。默存说他已经生过一个同样的外疹，领导上让他休息几天，并叫他改行不再烧锅炉。他目前白天看管工具，晚上巡夜。他的顶头上司因我去探亲，还特地给了他半天假。可是我的排长却非常严厉，只让我跟着别人去探望一下，吩咐我立即回队。默存送我回队，俄们没说得几句话就分手了。得一去世的事，阿圆和我暂时还瞒着他，这时也未及告诉。过了一两天他来信说：那个包儿是疽，穿了五个孔。幸亏打了几针也渐渐痊愈。

    我们虽然相去不过一小时的路程，却各有所属，得听指挥、服从纪律，不能随便走动，经常只是书信来往，到休息日才许探亲。休息日不是星期日；十天一次休息，称为大礼拜。如有事，大礼拜可以取消。可是比了独在北京的阿圆，我们就算是同在一处了。

    选自《干校六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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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谈皇帝

    季羡林

    季羡林（1911～），山东清平人，学者、翻译家、散文家。著有学术论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译作《沙恭达罗》，散文集《天竺心影》等。

    在历史上，中国有很多朝代，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些皇帝。对于这些“天子”们写史者和读史者都不能避开不写不读。其中有一些被称为“圣君”、“英主”，他们的文治武功彪炳史册。有一些则被称为“昏君”、“暴君”，他们的暴虐糜烂的行为则遗臭万年。这都是我们所熟悉的。

    但是，对“皇帝”这玩意儿的本质，却没有人敢说出来的。我颇认为这是一件憾事。我虽不敏，窃愿为之补苴罅漏。

    首先必须标明我的“理论基础”。若干年前我读过一本辛亥革命前后出版的书，叫做《厚黑学》。我颇同意他的意见。我只觉得“厚”“黑”二字还不够，我加上了一个“大”字，总结起来就是“脸皮厚，心黑，胆子大”也。

    现在就拿我这个“理论”来分析历代的皇帝们。我觉得，皇帝可分三类：开国之君、守业之君、亡国之君。

    开国之君可以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马上皇帝为代表：一个是刘邦，一个是朱元璋。两人都是地痞、流氓出身。起义时，身边有一批同样是地痞、流氓的哥儿们。最初当然都是平起平坐。在战争过程中，逐渐有一个人凸现出来，成了头子，哥儿们当然就服从他的调遣、指挥。一旦起义胜利，这个头子就登上了宝座，被尊为皇帝。最初，在金銮殿上，流氓习气还不能全改掉。必须有叔孙通一类的“帮忙”或“帮闲”者（鲁迅语）出来订朝代。原来的哥儿们现在经过“整风”，必须规规矩矩，三跪九叩，山呼万岁，不许乱说乱动。这个流氓头子屁股坐稳了以后，一定要用种种莫须有的借口，杀戮其他流氓，给子孙除掉障碍。再大兴文字狱，杀害一批知识分子，以达到同样的目的；然后才能安心“龙御宾天”，成为什么“祖”。

    他们之所以能成功靠的是什么呢？厚、黑、大也。

    他们的子孙继承王位，往往也必须经过一场异常残酷激烈的宫廷斗争，才能坐稳宝座。这些人同他们的流氓先人不一样，往往是生长于高墙宫院之内，养于宫女宦竖之手，对外面的社会和老百姓的情况，有的根本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因此才能产生陈叔宝“何不食肉糜？”的笑话。有些守成的皇帝简直接近白痴。统治人民，统治国家，则委诸一批“帮忙”或“帮闲”的大臣。到了后来，经过了或短或长的时间，这样的朝廷必然崩溃，此不易之理。中国历史上之改朝换代，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这些守成之主中，也有厚、黑、大的问题。争夺王位，往往就离不开这三个标准。

    至于末代皇帝，承前辈祖先多少年来留下之积弊，不管他本人如何，整个朝廷统治机构已病入膏肓，即使想厚，想黑，想大，事实上已无回旋的余地，只有青衣小帽请降或吊死煤山了。

    一部中国史应当作如是观。

    1998年9月5日

    选自1998年10月6日《新民晚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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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治“健忘症”

    邓拓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捷、邓云特，生于福建闽侯。著有《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和《诗十四首》、《邓拓词选》等。

    世上有病的人很多，所患的病症更是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其中有一种病症，名叫“健忘症”。谁要是得了这种病症，就很麻烦，不容易治好。

    得了这种病的人，往往有许多症状，比如，见过的东西很快都忘了，说过的话很快也忘了，做过的事更记不得了。因此，这种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甚至于使人怀疑他是否装疯卖傻，不堪信任。

    明代陆灼的《艾子后语》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可以当做健忘症的一个典型病例。他写道：

    齐有病忘者，行则忘止，卧则忘起。其妻患之，谓曰：闻艾子滑稽多智，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师之？其人曰：善。于是乘马挟弓矢而行。未一舍，内逼，下马而便焉。矢植于土，马系于树。便讫，左顾而睹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几乎中我？右顾而睹其马，喜曰：虽受虚惊，亦得一马。引辔将旋，忽自践其所遗粪，顿足曰：脚踏犬粪，污吾履矣，惜哉！鞭马反向归路而行。须臾抵家，徘徊门外曰：此何人居？岂艾夫子所寓耶？其妻适见之，知其又忘也，骂之。其人怅然曰：娘子素非相识，何故出语伤人？

    看来这位健忘病者的症状，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但是，我们还不能估计这种病症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大概总不外乎发疯或者变傻这两个结果。

    据中国古代医书记载，患这种病的原因确有两类，因此，就表现出两个极端化的症状。如据《灵枢经》所载，这种病的一个起因，是由于所谓气脉颠倒失常，其结果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地变成喜怒无常，说话特别吃力，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疯狂。还有另一种病因，则是由于脑髓受伤，一阵阵发麻，心血上冲，有时不免昏厥，如果不早治，必致成为傻子。如果发现有这两极化任何一种的现象，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勉强说话做事，就会出大乱子。

    那么，对这种病症，难道就没有一点积极治疗的方法吗？当然不是。比如，古代有的巫医，主张在发病的时候，马上用一盆狗血，从病人的头上淋下去，然后再用冷水冲洗，可使神志稍清，一次不愈，则连治三次。不过这是巫医的做法，没有科学根据，不足置信。现代西医的办法，有的是在发病的时候，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然后再把他救醒。不过这种办法一般的也不敢采用。

    我近来翻阅《黄帝素问》，发现其中对健忘症有比较多的解释。如说：“春脉太过，则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颠疾”。又说：“经脉血气上逆，令人善忘。”“肌肉阳气竭绝，令人善忘”，我觉得这几条说的比较概括。又按明代流行的《圣惠方》所载，治健忘症有两个特效的药方，抄录如下：

    一、巴戟天丸，专治健忘之症：巴戟天半两，石菖蒲、地骨皮、制远志、白茯神各一两，人参三钱，共为末，粘米粉同白茯苓末一两作糊，以菖蒲汤调为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

    二、丹参饮子，治健忘，令人聪明善记：石菖蒲一钱，丹参、当归、白术、天冬、麦冬各一钱半，贝母、陈皮、知母、甘草各七分，黄连、姜汁炒五分，五味子九粒，水半盏，姜一片，煎八分，不拘时温服。

    这两个药方，对于健忘病者是否完全适用，需要请高明的医师指导，病家不要自己做决定，尤其是健忘病者本人切不要乱加干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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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空话”

    邓拓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捷、邓云特，生于福建闽侯。著有《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和《诗十四首》、《邓拓词选》等。

    有的人擅长于说话，可以在任何场合，嘴里说个不停，真好比悬河之口，滔滔不绝。但是，听完他的说话以后，稍一回想，都不记得他说的是什么了。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如果你随时留心，到处都可以发现。说这种话的人，有的自鸣得意，并且向别人介绍他的经验说：“我遵守古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遗训，非用尽人类最伟大的语言不可。”

    你听，这是多么大的口气啊！可是，许多人一听他说话，就讥笑他在做“八股”。我却以为把这种话叫做“八股”并不确切，还是叫它做“伟大的空话”更恰当一些。当然，它同八股是有密切关系的，也许只有从八股文中才能找到它的渊源。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吧，有一篇八股文写道：

    夫天地者，宇宙之乾坤，大哉久矣，数千万年而非一日也。

    你看，这作为一篇八股文的“破题”，读起来不是也很顺口吗？其中不但有“天地”、“”、“宇宙”、“乾坤”等等大字眼，而且音调铿锵，煞是好听。如果用标准的八股调子去念，可以使人摇头摆尾，忘其所以。

    但是，可惜得很，这里所用的许多大字眼，都是重复的同义语，因此，说了半天还是不知所云，越解释越糊涂，或者等于没有解释。这就是伟大的空话的特点。

    不能否认，这种伟大的空话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一定的意义上有其存在的必要。可是，如果把它普遍化起来，到处搬弄，甚至于以此为专长，那就相当可怕了。假若再把这种说空话的本领教给我们的后代，培养出这么一批专家，那就更糟糕了。因此，遇有这样的事情，就必须加以劝阻。

    凑巧得很，我的邻居有个孩子近来常常模仿大诗人的口气，编写了许多“伟大的空话”，形式以新诗为最多，并且他常常写完一首就自己朗诵，十分得意。不久以前，他写了一首《野草颂》，通篇都是空话。他写的是：

    老天是我们的父亲，

    大地是我们的母亲，

    太阳是我们的保姆，

    东风是我们的恩人，

    西风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是一丛野草，

    有人喜欢我们，

    有人讨厌我们，

    但是不管怎样，

    我们还要生长。

    你说这叫做什么诗？我真为他担忧，成天写这类东西，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不看题目，谁能知道他写的是野草颂呢？但是这个孩子写的诗居然有人予以夸奖，我不了解那是什么用意。

    这首诗里尽管也有天地、父母、太阳、保姆、东风、西风、恩人、敌人等等引人注目的字眼，然而这些都被他滥用了，变成了陈词滥调。问他本人，他认为这样写才显得内容新鲜。实际上，他这么搞一点也不新鲜。

    任何语言，包括诗的语言在内，都应该力求用最经济的方式，表达最丰富的内容。到了有话非说不可的时候，说出的话才能动人。否则内容空虚，即便用了最伟大的字眼和词汇，也将无济于事，甚至越说得多，反而越糟糕。因此，我想奉劝爱说伟大的空话的朋友，还是多读，多想，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费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神吧！

    选自《前线》，1961年第12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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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鸡蛋的家当

    邓拓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捷、邓云特，生于福建闽侯。著有《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和《诗十四首》、《邓拓词选》等。

    说起家当，人们总以为这是相当数量的财富。家当的“当”字，本来应该写成“帑”字，帑是货币贮藏的意思，读音为“荡”字。北方读成“当”字的同音，所以口语变成了“家当”。

    我们平常说某人有了家当，就是承认他有许多家财，却不会相信一个鸡蛋能算得了什么家当！然而，庄子早就讲过有“见卵求富”的人，因此，我们对于一个鸡蛋的家当，也不应该小看它。

    的确，任何巨大的财富，在最初积累的时候，往往是由一个很小的数量开始的。这正如集腋可以成裘，涓滴可以成江河的道理一样。但是，这并不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只要有了一个鸡蛋，就等于有了一份家当。事情决不可能这样简单和容易。

    明代万历年间，有一位小说家，名叫江盈科，他编写了一部《雪涛小说》，其中有一个故事说：“一市人，贫甚，朝不谋夕。偶一日，拾得一鸡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当矣。妻问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须十年，家当乃就。因与妻计曰：我持此卵，借邻人伏鸡乳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鸡。两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复生，三年可得二十五牛。所生者，又复生，三年可得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举债，三年间，半千金可得也。”

    这个故事的后半还有许多情节，没有多大意义，可以不必讲它。不过有一点还应该提到，就是这个财迷后来说，他还打算娶一个小老婆。这下子引起了他的老婆的“怫然大怒，以手击鸡卵，碎之”。于是这一个鸡蛋的家当就全部毁掉了。

    你看这个故事不是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吗？这个财迷也知道，家当的积累是需要不少时间的。因此，他同老婆计算要有十年才能挣到这份家当。这似乎也合乎情理。但是，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对于十年以后的事情，他统统用空想代替了现实，充分显示了财迷的本色，以致激起老婆生气，一拳头就把他的家当打得精光。更重要的是，他的财富积累计划根本不是从生产出发，而是以巧取豪夺的手段去追求他自己发财的目的。

    如果要问，他的鸡蛋是从何而来的呢？回答是拾来的。这个事实本来就不光彩。而他打算把这个拾来的鸡蛋，寄在邻居母鸡生下的许多鸡蛋里一起去孵，其目的更显然是要混水摸鱼，等到小鸡孵出以后，他就将不管三七二十一，抱一个小母鸡回来。可见这个发财的第一步计划，又是连偷带骗的一种勾当。

    接着他继续设想，鸡又生鸡，用鸡卖钱，钱买母牛，母牛繁殖，卖牛得钱，用钱放债，这么一连串的发财计划，当然也不能算是生产的计划。其中每一个重要的关键，几乎都要依靠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才能够实现的。这就证明，江盈科描写的这个“市人”，虽然“贫甚”，却不是劳苦的人民，大概是属于中世纪城市里破产的商人之流，他满脑子都是欺诈剥削的想法，没有老老实实努力生产劳动的念头。这样的人即便挣到了一份家当，也不可能经营什么生产事业，而只会想找个小老婆等等，终于引起夫妻打架，不欢而散，那是必然的结果。

    历来只有真正老实的劳动者，才懂得劳动产生财富的道理，才能够摒除一切想入非非的发财思想，而踏踏实实地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社会也为自己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

    选自《燕山夜话》，1961年版，北京出版社</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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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梦三千年

    金克木

    金克木（1912～2000），安徽寿县人，学者、作家。著有《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书城独白》等作品。

    《论语》里记载大圣人孔子说过：“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能在孔圣人身强力壮时梦中常见的自然是了不起的大人物。

    周公是什么人？

    周公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是有血有肉的宰相符号。确切点说，他是三千年来中国宰相的代号，大大小小有名无名的相爷都多多少少有他的影子。

    宰相是什么人？是陪伴皇帝老虎替他办事的人（“伴君如伴虎”），从秦始皇的李斯到慈禧太后的李鸿章都是。

    周公是《尚书·周书》的主角，在《毛诗·豳风》中的作诗人和主题。他还被认为在《周易》的卦爻上加解说，因而是用八卦卜筮的必不可少的祷告对象之一，与文王、孔子并列。在历史传说中他是周朝制度的奠基人，是《周礼》或《周官》的制定者。他带兵打过仗，建设过洛阳城，受过贬逐，又是诗人、文人。他是个属于历史兼理想的政治人物的艺术形象。

    “周公一世”是几个朴素形象的合成。后来的或优或劣或局部或全体的复制品越来越扩大化，复杂化，细致化。时代环境不同了，要处理的问题不同了，要对付的人不同了，但是当宰相的，不论有无宰相的名义，都带有一些周公形象。学得不好不得善终，如李斯。学得好的如萧何，就会保全自己，只是当差，办后勤。除推荐韩信外，自己不出主意。杀韩信时他不说话，好像还帮了忙。

    诸葛亮是“周公二世”。他本来也是朴素的形象，越来越传奇化，成为另一种圣人。中国人无论识字不识字谁不知道诸葛亮？三个“臭皮匠”也敢和他比一比。可是三分天下一到手，诸葛亮就远远超过皮匠了。他“官拜武乡侯执掌帅印”。皮匠仍然是皮匠。然而刘备活着的时候，请葛亮不过是萧何。掌帅印的刘备死了，他仍然只当宰相。六出祁山不打仗，和司马懿心心相印。两人都拥兵在外，自己不做皇帝。曹操曾经自比周公，作诗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几位相爷都是周公的后代。

    外国人不懂诸葛亮，又不懂曹操，就不懂中国人。若从根本上说，不懂周公就不懂中国人。扩大化了的难分解，不易懂，不如原始的比较容易像语言一样“分节”了解。晚期的宰相如李鸿章，就难懂。周公得美名。李大人受恶名。他是长江航运招商局的大股东，是大资本家，在第一批由官僚转化的资产阶级之列，这一点谁记得？中日甲午战争不是他主张打的。打败了，主战的皇帝和大臣没责任，却要他去日本求和。他在马关挨了一枪，又招来俄国干涉，才使日本军阀肯在稍稍降低条件的条约上签字。义和团也不是他召进京城杀“洋鬼子”和“二毛子”的。八国联军来了，慈禧太后跑了，面临“瓜分”亡国，又派他来丧权辱国一次，再戴一顶汉奸帽子。主犯隐藏，从犯遭殃。自古没有犯错误的皇帝，帝王永远正确，亡国怪手下不尽忠。但这也不是没有代价的。李鸿章打仗起家，联络外国人又周游列国见过世面，办海军，办陆军，办招商局，让外国人开矿修铁路，接替曾国藩，终于挖空了满族朝廷，由他的“北洋”将领袁世凯等人接班。他本想“以夷制夷”，结果是“以夷制夏”，无数资本家都是买办化身。他做“周公末世”，恐怕周公在天之灵未必愿意。然而末世周公只怕也只能是这样。功罪难以评说，还是看看“周公一世”吧。

    周公姬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武王灭殷时大功臣是姜太公，即姜尚，姜子牙，胜利后封到山东半岛靠海的齐国。周公本封在周，这时封到山东半岛南部的鲁国。这姬姜二姓两大族分据东海的山东，和周朝的根据地陕西遥遥相对，扼住黄河上下游。姜子牙去齐国了。周公派大儿子伯禽去鲁国，自己留在朝廷掌大权。亡国的殷纣王的儿子武庚，大概是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封在原统治地河南，夹在周、齐间，周公的弟弟管叔、蔡叔封在武庚周围，奉命监护也就是监视亡殷的“顽民”。陕西、河南、山东，整个黄河流域是周公家族的统治地区。这就是所谓“封建”。这个战略部署好极了。后来的皇帝中有本领的得天下后往往照这个格局布置。例如周公以后两千几百年的明太祖朱元璋就自己定都南京，封最能干的儿子朱棣做燕王，定都北平，也就是北京。版图扩大了，东西两都变成南北二京了，但格局照旧。清初削平异姓“三藩”之后也是以满族人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统领“八旗”驻军，执掌地方最高权力。至于管、蔡后来竟然用武庚号召为殷复辟反对周公而遭镇压，那是后话。正如燕王后来打败侄儿成为永乐皇帝一样，不是原先布置的。这些属于另一档次，与战略布局不是一回事。

    周公的另一大功业是在河南靠陕西这边建立了一个新城洛阳。这又是伟大的战略部署。不仅给周平王东迁建立东周准备了退路，向更发达的中原地区进了一步，而且眼光直射到西汉、东汉。以后东西对立转为南北相峙，黄河上下游的丰饶转为长江上下游的富足，是版图扩大，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人口繁殖的结果，布局模式仍出不了周公的画策。他仿佛真有未卜先知的本领，无怪乎算八卦的不忘祷告周公。

    周公的主要官职是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时当了没名义的摄政王。这又是后来三千年中一个重要政治形象。最后王朝满清开国是摄政王多尔衮，亡国时也有个摄政王保小皇帝宣统的驾。从秦朝吕不韦起，有名义没名义的摄政王不少。不过这些摄政王在皇帝长大“亲政”后大都没有好下场。周公也是遭到自动或被动的放逐。传说他这时还作了《鸱※》诗。诗收在《诗经》中，作得很好，但若真是周公作给成王看的，那胆子未免太大了。摄政王还少不了一个皇太后。秦朝吕不韦，清朝多尔衮，都有皇太后合作。周公如何？看《诗经》以《关雎》开篇，传说与周文王结婚有关。重“后妃之德”，周公也未必没有皇嫂做内应。夏、殷不算，西周亡国的幽王的故事就是烽火戏诸侯引王妃褒姒一笑。从此亡国的罪名有可能就加在后妃头上以保全皇帝威名。周公据说还曾祷告神要自己代替武王死，又保密，又在贬逐时泄漏给成王知道，因而能回来重掌政权。这些故事说来话长，虽然本身简单，却是后代再三变形式重复的历史模式。

    周公的故事足够一部长篇小说或电视连续剧。到底是小说还是历史？说不清楚。学者们喜欢研究这类问题，普通人不耐烦去问真假，没法定。眼见未必是真，何况眼不能见的？当代流行所谓“纪实小说”。“小说”一词在外国话里本是“虚构”之意。我们又有“事实与虚构”的小说，两者夹杂分不清。这一直可以上溯到上古的历史文献如《书经》、《史记》、《左传》等。这是我们的悠久传统，割不断，灭不掉，砸不烂的。打倒再踏上多少只脚也只能把自己垫高些，真假照旧难分。当事人自己口述回忆、日记、书信就那么可靠？靠不住得很。这问题不好办，不问为妙。也许正因此，“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红楼梦》才会一出现抄本便风行，直到今天还不衰，还要查清事实和虚构。孔子衰了就不再梦见周公了。若是《红楼梦》和许多被当成历史的小说以及被当成小说的历史也衰了，那是不是圣人衰老“不复梦见周公”的时代快到了呢？何必寻根问底？正是：“周公原是梦，一梦三千年”。

    1993年12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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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美国人

    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1912～1996），辽宁省昌图县人，满族，现代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科尔沁草原》、《曹雪芹》，散文集《端木蕻良近作》、《花·石·宝》等。

    在我上小学时，就从教科书上知道，华盛顿在园中砍倒樱桃树，父亲问是谁砍的？华盛顿说是他砍的。要中国孩子学习他的诚实。后来我到天津考入汇文中学时，又知道美国有位名叫林肯的人，他好读书，但又买不起书。为了借书看，他走上好几里路，到该还书时，他绝不拖延，风雨无阻，完璧归赵。尤其是，林肯实行解放黑奴政策，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时，我二哥曹汉奇总是随身携带一本英文《林肯传》来读，我问他为什么这么着迷？他说：“这个人，more

    than  american。”这句话是引用美国一位评论家对林肯的评语，并不是二哥自己的话。引自什么人，我早已忘了，但这句话我却记得很牢，从没忘记。我想，林肯是美国人，，既然又比美国人多了点儿什么，反过来看，不就是有的“美国人比林肯少了点儿什么”了吗？不久，我读了林琴南译的《黑奴吁天录》，对林肯也更加喜欢了。那时，美国电影盛行，天津、北京都抢着放映首轮，凡是有关林肯的电影。我都要去看。记得在《林肯传》这部片子中，有一个镜头，是写林肯去竞选大总统的途中，看到一头小猪夹在篱笆栅栏中，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出。林肯看见了，连忙跑上前去，将小猪小心地抱出来，使它摆脱了困境。别位竞选总统去，如果遇到同样这种场面，是不是也会同样这么作，电影上没有交待，我也没法回答，在林肯生活中是否有这么一段小插曲，我也没法揣测。但是，不知为什么，这么一个平凡的动作，一般人都可以作到的，而编导安排在电影《林肯传》里，却使人觉得太不一般了。我觉得编导心目中，不是也在重复那句老话，认为林肯是“more

    than american”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曾住在遵义复旦大学。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学走在街上。忽然有一列大卡车队急驰而来。当时，有一辆中吉普正停在窄狭的街道上，这个卡车队不得不停下来等前面的车开走。头一辆卡车司机，是一位粗壮的黑人。他向我竖着大拇指说：“顶好！顶好！”他们大概是开向史迪威公路去的，我也竖着大拇指说：“顶好！顶好！”前面的中吉普开动了，黑人司机一边热情地招手，一边开向前去了。

    我还想起在桂林时，在朋友家聊天，遇到两个美国人也在座，随口谈到了林肯，我无意中说他比美国人多了点儿什么，那位美国人听了，惊奇地说：“你也知道这句话？”

    后来看到爱伦堡的文章，他说西方有两种文化，一种是上升的，一种是下降的。他在欧美各国待得久，对西方文化吃得透，说得可谓一语中的。

    我觉得美国也有两种人，同样是美国人，他们的思想作风就截然不同。我这话倒不是爱伦堡论点的引申，而是想起当年我接触到的实例。比如，同样都是美国总统，一位是林肯，一位是杜鲁门，两人就大不相同。杜鲁门传是否有，我没看到过，不得而知。但是，他有一张照片，时至今日，使我不能忘记。杜鲁门这张照片，记得是在美国画报《liff》上刊出的。反正不是在《花花公子》上，这点我记得很清楚。画报上印的照片是：杜鲁门总统一个人在一架大钢琴上按动琴键，钢琴上面横陈着一位好莱坞最新捧出来的女明星。她叫什么名字，我当时也没细看，反正是一位新星。这位新星，穿的是乳罩和三角裤，下面标出的一行字是：

    “each

    inch a darling”（每一寸都是可爱的）。

    同样是美国总统，林肯去救出一头被篱笆栅栏卡住的小猪，杜鲁门去为一位刚刚捧出的女明星大作广告，并为她的色相伴奏……

    这种事，人们随时随地都可遇到。我前不久看到路透社发的一则报道中，就给两种不同的美国人，划了一条不可混淆的界线。界线两边的人，按说都是金发蓝眼，但是各自的嘴脸却全然不同。一种是有真正的人的脸孔，而另一种却是形象似人的脸孔的人。这种形象似人的脸孔的人，惯会污染环境，毒化空气，在20世纪末的今天，还想使一位美国妇女感到难堪：

    1958年被选为“美国小姐”的萨·米·珀杜，今年已经51岁了。她发下心愿，用了十七年工夫来筹划她平生第一壮举——要在中国长城上面，跑完全程。她除得到某些美国公司捐赠的食品、饮料和设备之外，此行全部费用都由自己负担。她平均每日跑50公里，在途中得了肺炎，回北京治疗三天，又重新上路。原来答应赞助她的主要人物，中途撤销了对她的支持。这时，美国《花花公子》杂志闻讯，乘虚而入，要给她三万五千元美金，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这位1958年当选为“美国小姐”的珀杜，在长城上面为该杂志拍照。

    美国《花花公子》，是一个老牌杂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这个杂志的明显标志，是每期都在中心页面上，印制一个几乎全裸的肉感女人画片，脸孔都是一个，姿式各异。现在是否还是如此，不得而知。也正是这个杂志，用它形象似人的脸孔，以三万五千元美金为代价，企图要一位立志在世界十大建筑之一的中国万里长城上跑完全程的美国小姐，为他们作以色相招徕读者的广告，却遭到了真正是人的脸孔的珀杜严词拒绝。她说：“这样作，不仅会使我前功尽弃，而且有辱中国人民。”

    她沿途都得到农民的大力支持，她在长城顶上，共跑了二百公里，遇到年久失修的地方，便沿着城墙跑，这位美国小姐，终于用八个星期的时间，跑完二千公里后，回到了美国。

    珀杜实现了她的长跑计划！珀杜的壮举完成了！珀杜的脚印印在我们万里长城上面，风不会吹落它们，雨不会洗掉它们，时间会使得它更加突出，更加分明，使来到长城脚下或爬上长城顶上的人，都会清楚地看到美国有珀杜这样一种人，她的对立面，就是拿着三万五千元美金作钓饵的另外一种人，也正是这种人，鱼未钓成，却使我们的万里长城成了两种文化明显的分界线。

    1991年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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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明之前

    唐弢

    唐弢（1913～1992），浙江镇海人。著有《推背图》、《晦庵书话》、《鲁迅论集》等。近年出版有《唐弢文集》。

    在昏夜里我看见一个牢笼，铁的围墙，石的栏栅。虽然它并没有关住什么，但也毕竟关住了一件东西：空虚。

    空虚磨尽了一切。

    黎明之前，在熟睡着的群众中间，突然出现了希望。愤火烧热了它，像一只雄鸡似的，在石墩上磨了下尖喙，竖起颔毛，开始和空虚搏斗起来，血花四溅，白色的羽毛纷纷地落下来，落下来。

    它战胜了空虚。

    希望定了定神，真的，它战胜了空虚，然而，它发现自己是在牢笼里，铁的围墙，石的栏栅。

    胜利，伴着希望，在牢笼里。

    在昏夜里我看见一个牢笼，铁的围墙，石的栏栅。虽然它并没有关住什么，但也毕竟关住了一件东西：黑暗。

    黑暗吞没了一切。

    黎明之前，在熟睡着的群众中间，突然出现了光明。愤火烧红了它。像一条斗鱼似的，在急流里挺了下身子，摇动尾巴，开始和黑暗搏斗起来，血花四溅，银色的细鳞纷纷地落下来，落下来。

    它战胜了黑暗。

    光明定了定神，真的，它战胜了黑暗，然而，它发现自己是在牢笼里，铁的围墙，石的栏栅。

    胜利，伴着光明，在牢笼里。

    然而，胜利终于是胜利。这世界上将不再有黑暗，空虚。

    希望的羽毛，光明的细鳞；它们被摒在牢笼的外面——辽阔的祖国的疆域上。在沃土里播种，在风雨里发芽，在血水里长大，开出了美丽的花朵：自由。

    胜利终于是胜利。

    虽然现在还免不了是刀光，血影，但在刀光和血影里，人们望见了黎明。

    1939年3月5日

    选自《鲁迅风》，1939年3月15日第9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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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狱中生态

    杜宣

    杜宣（1914～2004），原名桂苍凌，江西庐山人。著有散文集《西非日记》、《五月鹃》以及电影文学剧本等。

    四只蚊虫

    我被押进一幢新建的秘密监狱，两个凶神恶煞的家伙，将我推进一间极小的单人牢房后，砰地一声就将门锁上了。从此我就失去了自由，成了囚犯。由于关门，小牢房中空气受到震荡，原来有四只大蚊虫叮在天花板上，打算偷偷地度过一个宁静的冬天，被这突然袭击的气浪骇得惊慌失措，在四壁上撞来撞去。

    这时我环顾了一下我的新居，真是四壁萧然。除了地上一张草垫外，一无所有。我就坐在草垫上，回想刚才这批家伙对我的突然袭击，用绑票的手段，将我投进这所秘密监狱的经过。但这四只蚊，就不停地在眼前飞来飞去，干扰了我的思路。

    可能这间阴冷的小牢房，长期没有住过人，也可能由于我身体散发出的热量的原故，使这四只蚊虫，不断在我身边盘旋，甚至还有想对我进行突然袭击的样子。一切生命都有保护自己抵抗外来侵掠的本能。当时我想，现在我处在这监狱中，必须要加倍地珍惜我的健康和生命，我要准备进行韧性的战斗。这四只蚊虫，居然想趁人之危，实属可恶。必须消灭他们。于是我起身来追逐这四只蚊虫。由于天冷，它们飞翔的能力很弱。很快地我就得到了全歼的战果。当我又坐回在草席上的时候，我却没有得到胜利者的愉快，相反地我却感到怅然若失。

    现在这间与世隔绝的小囚室中，除了我之外，就没有第二个生命了。我感到深沉的孤寂，我后悔刚才的孟浪，如果四只蚊虫还在的话，这室内多少还有些生机啊！

    一只红蜘蛛

    天气渐渐暖和了，单身囚徒的生活，也逐渐习惯了。自从蚊虫被我消灭后，我一直想在这室内再寻出其他的生命。经过长期多方努力，有一天，我居然发现了奇迹。在水泥墙地脚的裂缝中，看到一只像红宝石一样晶莹的小蜘蛛，它只有绿豆那么大小。当时喜悦的心情，是很难形容的，我高兴得几乎要大叫起来。因为敌人是要我孤独，将我投入在这间密封得像罐头一样的小囚室中，使我与世隔绝。现在，除我之外，又有生命，我已经不孤独了。在我的生活中，霎时间添上了无限生机。

    这以后我就以观察小蜘蛛来排遣我的岁月。开春天气虽然开始回暖，但还是乍暖还寒的时节。小蜘蛛极少出来活动，有时偶然出来侦察一下外界环境，也限于在裂缝旁边，只要有一点使它感到异样时，它就立即缩回到裂缝中。裂缝是它的家，它回到裂缝中，缩着不动，表现出一种安全感。有时，我被提审，一回到囚室中，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小蜘蛛，一看到它安然无恙，我就感到莫大慰藉。

    后来，天气渐渐暖和了，小蜘蛛的活动也就频繁了。不像过去随时可以在裂缝中找到它了。但我还是能找到它的，因为它的活动，基本上是有规律的。天热了，小蜘蛛完全不像过去那样温顺，它的矫健、敏捷和勇猛，使我为之失色。有一次，我忽然看到它，极其迅速地朝着一个方向前进，我顺着方向看过去，一只大蚊虫正停在它的正前方。还没有等我看清楚时，它以料想不到的敏捷跳在蚊虫旁边，立刻我看不到小蜘蛛了，只看到一根红线在蚊虫身边飞转。一会儿，红线不见了。却看到小蜘蛛咬着蚊虫，蚊虫的脚上，缠满了蛛丝。这真是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场袭击啊！

    两只小鸟

    我的小囚室，面向西北方。下午可以挂上点偏西的太阳。有扇较高的小窗户。从那里我可以看到一块很小的天空。这是十分难得的，我不仅可以从那儿看阴晴雨雪，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角苍空，使我和外界联系起来了。我可以看到监狱四堵墙外的一块自由天地了。我的思想就可以通过这一小块蓝天，自由地飞翔了。如果没有它，我想我在狱中的生活，就会更加郁闷了。

    更重要的，还不止这个。窗外远处还有一根电线，电线柱子看不见。只能看到凌空的一段线，而且只有晴天才看得清楚，阴天就看不见了。

    大约每天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就有一对小鸟停在那电线上。除了暴风雨或暴风雪外，每天这个时候，它们就来了。而且一来，必定是一对。从前听说，鸟有鸟道。这话的确是有道理的。据此，我认为这可能是它们归途的一个休息站，因为它们只在下午两三点钟才来这儿。我这座监狱四周都是水稻田，它在这一带是很突出的。这对鸟儿，可能就是用它来作为认路的标志。

    这是一对幸福的小鸟。它们凌空展翅，比翼双飞。它们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总是不停地相互用嘴为对方梳羽毛。有时还歪着脖子，彼此看着。也有时，像打情卖俏似地，啄一口对方后，立即扑着双翅逃走，对方就跟着去追逐它，然后彼此在电线附近，上下翻飞……。

    我十分喜爱这对小鸟。每天一到下午我就等待它们。看到它们来了，我心里就高兴，好像看见自己的亲人战友一样。

    我十分喜爱这对小鸟。一看到它们，我就忘记了当时我的处境。我完全沉醉在它们幸福和谐的生活中了。我感谢它们，因为它们带给了我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

    人要求过着美好和谐的生活，这是正常的。这个愿望应该得到保障。我们认为人压迫人、剥削人，这是罪恶。我们就反对它，打倒它。目的也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美好和谐的生活。

    “四人帮”被打倒后，有的读者要求我写点受“四人帮”迫害的作品。“四人帮”是人世间最丑恶的东西。我希望读者从文学作品中，多得到点美的享受，所以我不愿写它。

    但“四人帮”的罪恶绝不能遗忘，遗忘就意味着背叛。因此我就写了这篇短文。

    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即时制止“四人帮”，我们的确有愧；但我们这一代人，毕竟亲手粉碎了“四人帮”，我更引为自豪。

    1980年3月27日

    选自《榕树文学丛刊》，1981年第3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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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禽兽、畜牲，你好冤枉！”

    吴祖光

    吴祖光（1917～2003），浙江武进人，剧作家。著有话剧《风雪夜归人》、《林冲夜奔》，电影剧本《国魂》，散文集《后台朋友》、《艺术的花朵》等。

    人们历来把最恶劣、最可恨、最残忍、最野蛮、最阴险、最暴虐的人譬作野兽、畜牲。

    信手拈来，便有这样的一些譬喻：狼心狗肺、狼子野心、如狼似虎、毒蛇猛兽、蛇蝎心肠、狗彘不若（或曰：猪狗不如）、鼠辈、狗崽子、兔崽子、猴崽子……还有：人面兽心、衣冠禽兽、兽性发作……

    这其间，除“猴崽子”有点近乎戏谑乃至于成为一种“昵称”外，其他则都是对那些可恶、可恨又可怕的人的常见的称谓。

    野兽以及畜牲不具备人类的知识，它们都是弱肉强食这一普遍现象的具体体现者；经常会捕杀比自己弱小的动物，甚至吞噬同类；但是它们这样做完全是有理的，就是为了充饥，只有这样才可以维持生命。即使如此，比较高级的动物就不这么做，譬如说：“虎毒不食子”，有些动物对自己生下来的幼仔哺育照看得十分温柔细致。这两天北京的报纸、电视报导，揭发一起青年父亲残酷虐待、摧残亲生的八岁女儿的事例闻之令人发指！世界上居然真有这样“不如禽兽”的父亲。

    经过漫长时期的演变和进化，人类毕竟还是异于禽兽的。从茹毛饮血的原始人演化为现代的文明人，这几十万年的进化历程确乎是可歌可泣、值得珍惜。人为万物之灵，凭着人的智慧，本应当把全人类引进比现今远远更为幸福和平的领域；但是二十世纪的文明世界依然充满了血泪和不幸，那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压迫，还有战争。

    原始人曾经有过相当长远和野兽相类似的生活，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去杀害别人。到演进为形成族类和集体之后，在争生存中产生矛盾冲突时，从个体的冲突演变为集体的或族类的冲突，从个体的拼杀转为集体的战争，想来这就是战争的起源。在人类的历史中，战争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杀人盈野，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人人知道战争是不祥之物，战争制造出无穷无尽的人间悲剧，而至今不能消灭战争。

    人类的历史实际就是一部战争的历史，而战争却经常都是少数几个人引起的。封建时代，由于追逐个人的权力，因而引发战争，造成无辜者家破人亡，平添无数的寡妇孤儿。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中记载“楚汉相争”中霸王项羽的一段话最能说明战争实质：“……楚汉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

    语见《项羽本纪》，充分说明战争的起因只是由于个人的争权而已。两人之中，叱咤风云的楚霸王项羽却多少具有点仁人之心，在连年苦战中，他居然想到人民，想到“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而出身市井的刘邦恰恰相反，他的“斗智不斗力”，乃是教大量别人的死亡来换取自己最后夺得权力。但这毕竟还能说明：古代的战争，为首的将军有时还得自己冒着生命的危险，用真刀真枪，豁出性命来换取胜利。现在的战争就不同了，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驱使千千万万的士兵开赴战场，以血肉之躯去抵挡枪炮，以至毒气、细菌、化学武器……成千上万的无辜者纷纷赴死，但战争的发动者却深藏密室安然无恙，甚至连枪炮之声也听不到。

    过去不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希特勒作恶万端，最后不是躲藏在密封的坚固地下室里抱着情妇走向末日的吗？这些徇私的、卑怯的、下流无耻的家伙是连丝毫的霸王式的男儿气质也没有的。

    更加令人伤心的是当今世界上还有大批的学者、高级科学家终年累月每日竭心尽力地钻研、发明新的杀人武器。核武器的问世，可以使几个地球也不够它去毁灭的，使用时不免必须有所克制；因此对于可以使用的常规武器就更须要精益求精，加强它的杀伤能力。除此之外，细菌武器、化学武器，以及其他的新式武器就要更多地发明和制造出来。

    原始时期，人类的智慧比野兽强不了多少，用杀伤式的恶斗作解决矛盾的手段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几千年过去了，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仍旧以战争杀人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就实在太可耻、太野蛮，也太可悲了。尤其是居然还有这样的职业：一批优秀的高级科学家竟不去发明创造降福于人类的事物而去研究制作毁伤人类乃至毁灭世间万物的武器，这不是太不可思议了吗？

    写到这里，接待了一位远方来客，来自巴西的洪先生送给我一样从未见过的礼物：一个长不足一尺的鱼标本。这条鱼可不是一般的鱼，它的名字叫做“食人鱼”，身体不大，短、宽，突出的部分是张开着的嘴，上颚缩入，下颚突出，露出各为十四颗的尖锐的牙齿。来客告诉我，食人鱼成群结队，只要碰见落到水里的生物立即蜂拥而上，顷刻间把来者吞吃干净。不久以前，一辆载满乘客的公共汽车不慎跌落水里，人们赶去抢救，不到十几分钟，全部乘客，连同司机，被食人鱼吃得精光，只剩下数十副骸骨。

    人生于世，毕竟还是有一些灾难的，但是尽管食人鱼十分凶恶，不还是被人轻易地捕捉起来制成标本供人观赏了吗？无论如何，多么凶恶的野兽凶禽都很轻易地被人征服了。如今禽兽生存的天地已经越来越缩小，即使凶狠如食人鱼，它们亦只能在有限的水里逞凶，只要人不掉到鱼群里，鱼是决不会上来食人的。由于人本身就是肉食类，一天不知要吃掉多少“禽兽、畜牲”；现在已经迫使人发布号令，号召人们不要盲目伤害珍禽异兽，连兽中之王的猛虎、狮子、大象等等都快被人杀光吃光，不得不要求大家保护它们了。

    正是由于人类的嗜杀成性，才使世上的珍禽异兽发生了濒临灭种的恐慌。但人类本身却是似乎杀不完的，继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之类的杀人魔王之后，大大小小的杀戮从来没有间断过，侵犯邻国的，镇压本国的，奴役弱小民族的……这一类无故杀人占地者甚至愈演愈烈，譬如那个伊拉克总统和邻国火并八年杀人无数之后，竟然一夕之间霸占了一个国家。并立即将别人的黄金财宝搜劫一空，而且不惜与世界联军一战。真是集强盗、流氓、恶棍、土匪于一身，使任何一个前代的魔王都将瞠乎其后。最精彩的表演是他在新年期间跑到前线去慰劳军队，并亲自下到厨房，亲手给士兵做了一顿午饭表示他爱兵如己的亲情……但这种拙劣的表演，能博得这些可怜的士兵甘心为他卖命吗？因为谁也知道，这个伪善的疯人如果真的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整个地球毁掉也不是不可能的。

    唐代诗人常建在一次边塞战争结束、实现和平之后，满怀喜悦地写了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是：

    天涯静处无征战。

    兵气销为日月光。

    没有战争的世界是何等令人向往，何等幸福的世界啊！假如这个世界消灭了战争，于是也销毁了战争的工具：武器。把世界上每个国家天文数字的国防经费用在人民的和平、福利、文化、生活的事业上，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幸福社会！眼前的一个现状很能说明问题：当前世界最为富裕的两个经济大国是西欧的德国和亚洲的日本，它们的财力已经超过了一向称霸世界的金元王国的美国。而这两个国家却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罪魁祸首的战败国。当年战后一败涂地，不得不俯首投降，但是不到四十年的休养生息而成为最大的经济强国，主要的原因不就是这两个战败国被解除了武装，被剥夺了一般主权国家建设自己国防的权力，才得以全力进行本国的经济建设的吗？这不是也说明了那些一味在国防上大量投入财力梦想称霸世界，建立威慑力量因而民穷财尽的国家的悲惨后果。

    不管打的是什么旗号，穷兵黩武的结果必然是自取灭亡。我们可以看看今天的好战疯人这个伊拉克总统的下场。

    世界上最恶毒、最凶狠的还是人。生物的种类纵使有千千万万，还不是都被人征服了！上面提到的还只不过是关于争生存、进而夺取权力的争斗，其实从利己的目的出发，人的本领和招术之大之多岂是其他生物可得望其项背。粗粗说来，譬如下列这些手法：颠倒黑白、文过饰非、妒贤嫉能、背信弃义、媚上欺下、仗势欺人、贪赃枉法、假公济私、盗名欺世、吹牛拍马、诛锄异己、借刀杀人、伪君子、假道学、诬陷、暗杀、扫荡、镇压、阴谋、阳谋……所有这一切权术和技法全是所谓文明人者所优为之，而人类以外的走兽飞禽、鱼鳖虫豸却都是一片天真，半点这样的本领也没有。

    然而话说回来，人类世界上，善良的人毕竟还是绝大多数，那些歪门邪道、不怀好意、成天算计人、作弄人，总想着压迫人、统治人、站在千万人头上的人总是极少数。在绝大多数人还在听人摆布，没有想出个方法来摆脱压迫和逃出困境的时候，这些恶人总是最少数最少数。这是人还能活下去，世界最后总还会走向幸福和光明的原因所在。善良的人最后终将主宰世界，这是无庸置疑的，这是人类的希望。

    人类之外生物界的野兽、飞禽、鱼鳖、虫豸……总称之谓“畜牲”吧，它们应当有自己的语言，也应当有自己的文字。可惜我们人类的智慧至今还不懂它们的语言和文字。假如和它们可以沟通这方面的认识的话，我相信，它们公认的最恶劣、最可恨、最野蛮、最阴险、最暴虐、最不齿于它们同类的一个名词是：“人”。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是前辈古人的感慨之言；其实决非“几希”，而应是“大矣哉”。世上的坏事都是人干的，什么样的坏事人都干得出来；却把做坏事的人詈之为“禽兽”、为“畜牲”，偏偏畜牲又都是被人吃掉的。不能想像，没有畜牲，没有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底游的那些禽、鱼、牲畜、营养美味，人活得了吗？禽兽啊！畜牲啊！你岂不冤枉哉！

    1991年2月15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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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说宗教忏悔礼

    何满子

    何满子（1919～），浙江富阳人，杂文家、学者。著有《论&amp;lt;儒林外史&amp;gt;》、《画笺十年》等。

    凡宗教都有忏悔礼，要信徒们向神的使者即僧侣之类的神职人员诉陈自己的罪孽，以求得神的宽恕。那玩艺颇像我们早些年盛行的交心运动，向管思想的人坦白自己的。区别在于，宗教的忏悔有一定的仪注，有点照章办事的意思，而且出于信徒的自愿，你不去也不要紧；而交心则要人人过关，还有可以想见的这顾虑那顾虑，所以连阅历甚深的聂绀弩，也有“思想交心坦白难”（七律《归途》）之叹。

    天主教徒向神父、主教忏悔最为人熟知，即使不是教徒，没有亲自做过弥撒，在西方小说和电影里也经常可以看到，男信徒或女信徒跪倒在小室之前，向窗里上帝派在尘世的代理人倾吐衷曲；那一面则代表上帝给予宽恕，安抚几句或伸手让泪流满面的罪人亲吻。这样双方都完成了义务，一边是羔羊的良心义务，一边是上帝牧人的职业义务。

    佛教徒的忏悔恐怕很少有人见到过，只好以书为证，抄一段《三藏法数》里的文字来让不大接触佛书的人鉴赏一下了。此书是明朝永乐年间杭州天竺讲寺的和尚一如等“奉敕集注”的，经过皇帝授意，想来具有权威性，原文出自《圆觉略疏钞》：

    忏悔五法：忏，梵语具云“忏摩”，华言“悔过”。今云忏悔者，华梵兼称也。谓比丘有罪，须请大比丘为证，具此五法而行忏悔也。（中方一法略）二、右膝着地……以显翘勤恳切之诚也。三、合掌，谓行忏悔时，须合掌当胸，以表诚心之不乱也。四、礼足，谓行忏悔时，当顶礼大比丘足，以见卑下至敬之不乱也。五、说罪名，谓行忏悔时，当说自身所犯罪名……对众发露，不得覆藏也。

    佛徒的这种忏悔法，其精神似乎与天主教徒的忏悔相同，不同的只在天主教徒的忏悔是向神父或主教秘密陈诉，按规定神职人员亦有保护忏悔者的义务；当然实际上神职人员假权济私，挟胁信徒和出卖秘密的也有，西方小说中多有描述，但照仪注的规定总管是秘密的。和尚的忏悔则有“当众发露”这样一条，倒颇与我们当年的批判会当众坦白检讨相似。即所谓接受群众监督，当众脱裤子割尾巴是也。

    道教的忏悔，也是在该教的早创期就有的，《三国志·魏书·张鲁传》：“鲁据汉中，以鬼道教民。其来学者，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张鲁的教团是五斗米道，也就是后来的天师道。他的忏悔仪注，据上引《后汉书》的裴松之注引《典略》，说“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一式三份，分别投到山上、埋入地下、沉之水中，即向天、地、水三官坦白罪过。倒没有像那些年似地要将坦白检讨书塞入档案袋，一辈子跟着人跑。可是，即使不进牛皮纸袋，检讨书中忏悔的内容却难保不泄漏。否则，王羲之的儿子，也是大书法家的王献之坦白的忏悔内容就不会公之于世了。《世说新语·德行》载：

    王子敬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

    王羲之一家门都是天师教信徒，王献之得了重病，道士便要他坦白平生的罪过向天庭忏悔，王献之于是交代了他和郗氏离婚一事失德的心病。他的原妻郗道茂是郗昙之女，献之之父羲之是郗昙的姊夫，两家是亲上加亲，中表缔婚，郗家也是天师教徒。王献之之所以要离了郗氏，是因为攀高枝儿，和简文帝的三女儿、新寡的新安公主司马道福结婚。他娶公主以后官至中书令，但良心是不安的。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从《淳化阁帖》中拈出王献之的一帖，谓是写给离婚后的前妻郗氏的，并以《世说新语》上引条为证。帖文曰：

    虽奉对积年，可以为尽日之欢，常苦不尽触额之畅。方欲与姊极当年之匹，以之偕老，岂谓乖别至此！诸怀怅塞实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姊耶？俯仰悲咽，实无已已，惟当绝气耳。

    可见他郁塞于心，至死饮恨。在宗教忏悔礼中一舒愧疚，自可略得感情上的平衡。

    宗教忏悔礼就是利用教徒要求抚摩良心不安的心理要求而得以推行的，而教团组织和僧侣们便得以藉神的使者的名义掌握信徒的隐秘，作为羁索、钳辖乃至任意摆布的手段。愈是原始、野蛮、邪恶的迷信教团则愈加要利用人类心灵上的弱点控制愚众。不要说原始社会的祭司以神的名义行施其无上的权威，近世的邪教也以此掌握和凌虐入彀的妄信者。中国有一贯道之类，西方有圣殿军之类，都惯于点燃信徒的疯狂情绪，盲信教主，将身家性命自愿地奉献给他，，妻女供其淫乐非但不惜，还视为无上荣耀的神赐。这类邪教主也大都是杀人魔王与淫棍，视众生如刍狗，供其驱使、残害，直至在疯狂世界里集体毁灭。

    人怎么会如此鬼迷心窍，胡涂而又疯狂地听其使唤呢？教主首先必须剥夺信徒的思考，麻痹他们的灵魂，正如叔本华所说的，人人的脑袋要由他跑马。而要做到人人服帖，听从摆布，就得用尽方法使人们自认为有罪，直不起腰，于是必须人们作认罪的忏悔，乃至必须使人自诬，把自己的脸皮剥光，将鸡毛蒜皮上纲为极恶大罪，在神灵的教主和代天宣化的祭司之前自惭形秽，叩头求死。倘天幸蒙赦，赏给自新的出路，自然不惜肝脑涂地，鞠躬尽瘁了。

    这就是宗教忏悔礼的妙用。悠悠古今，有史为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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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谈李莲英——一代杰出的奴才

    秦牧

    秦牧（1919～1992），广东澄海人，散文家。著有散文集《潮汐和船》，童话集《蜜蜂和地球》，长篇小说《愤怒的海》，文艺论文集《艺海拾贝》等。

    每年双十节的各报纪念特刊的文章里面，除了谈论经济建设的一类大文外，还有一些因感念“鼎革”而想起逊清遗事的小文章，慈禧太后，赛金花，袁世凯照例是好材料，今年也然。但我很奇怪，为什么不谈谈权监李莲英呢？作为阻挠，破坏维新运动的要角，除了那个老太婆之外，不是什么刚毅，徐桐，而是袁世凯，李莲英这些人物。掌兵权的，当贴身奴才的，一向是主子最好的爪牙，在一部史上，左右政治的力量一向握在他们手里。辛亥革命之后，这两个宝贝，袁世凯当了总统，李莲英在北京做了大商人，这种人的飞黄腾达，正象征辛亥革命的软弱。

    杨村彬的《清宫外史》，从第一部到第三部，李莲英正像一个鬼魂似的一直控制着全剧，在慈禧面前说话最多的是他。监督光绪的是他，和王公大臣来来往往的是他，推珍妃下井的是他，德菱“公主”的两部关于清宫内幕的大著，李莲英的音容笑貌也一直浸透全书。这是个一代杰出的奴才，他不像历史上其他的权阉，玩弄权柄到头来总是把性命送掉，他“全首领以终”，而照中国纵横之士的看法，“全首领以终”，较之“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伟大得多了。

    除了正史稗史的记载，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时常可以听到一些清宫秘闻的。这些秘闻，不一定笔之于书，但因为白头宫女，驼背太监（直到溥仪第三次在皇座跌下来时这些白头太监还有的跟在他身边。）王公贝勒的子孙，大臣督抚的后代还有不少生活在我们周围，这些故事就由他们保留下来了！有一些秘闻是关于李莲英的，据说李的花言巧语，殷勤周到，太监宫女还有人学得到，但是他服侍的本领和技术，就无人可及了。《清宫外史》一剧中，只提到李梳头的本领，据“老北京”们说，他的按摩和说诗也极其高强。他每天早晚入内宫二次，早晨四时或者六时，李便走入慈禧寝宫，跪在榻前特置的红绒毡上，不敢启开帷幕，恐怕惊了“驾”，李以右手入内，由被角伸入，轻轻拭拂，先由慈禧上半身按摩，然后及两手臂，最后腿部，每部分三五十次不等，除了不方便的地方外，其他各处都要拭拂。如果慈禧睁开眼睛醒了说：“你来了”，李必定回答说：“已经很大的时间了，祖宗今天舒服吗？”如果慈禧将要临朝，李必定禀报说：“天气不早了，诸王公大臣现已到齐，请祖宗起来吧！”如慈禧睡熟，李必定一声声轻轻的呼叫祖宗，直到醒而后已。每天夜里，宫女侍慈禧就寝完了，慈禧也必宣李入内，李仍跪在“御榻”前的红毯上，启被用手按摩，按摩至慈禧入睡为止。慈禧睡熟，李必定小声说：“祖宗，我走了。”三叩头而后退。倘若慈禧说：“你下去吧！”李必不动，一定要侍候睡熟然后退出，其他内监召入按摩，不是手重了疼痛，就是手轻了作痒，常被呵斥，甚至有受杖责的，唯有李莲英的按摩，恰到好处，可以想见此阉是曾耗去极大的精力学习这种技术的。

    李莲英又有一套本领，就是说书。他常常给慈禧说《三国》，《小五义》，《永庆升平》，《西游记》，《石头记》，《聊斋》等，据传都说得丝丝入扣，用种种音容笑貌博得慈禧一笑，常常因说书而厚获赏金。李的说书，退后也作准备，使第二天说来字义不致差错。总之，他做这份奴才实在赔掉不少心机就是了。

    从这些小事看来，李的荣任总管，左右慈禧，权倾一世，使一些夤缘奔竞的督抚大臣，见到他像是见到老子，原因是很容易索解的。在那种时代，他只要博得高高在上者一人的欢心，就安如磐石，任何力量都不能撼他分毫。为博得这份欢心，他下的苦功是惊人的，梳头，按摩，说书这些侍奉的技术都到了全宫无敌的地步——自然这也可以解释为慈禧的偏爱，但偏爱不是从天而降的，偏爱有偏爱的条件，作为一个杰出的奴才看，李实在很早地就完成这些条件的准备工作了。

    任何奴才都是谄上骄下，作威作福的，李莲英对慈禧恭顺到连她睡觉了都要叫声祖宗三叩头然后退，媚若无骨，对小太监小内侍的威风可就够瞧了！事实上好些内侍以至光绪的爱妃都死在他的手里。德菱的书中描写他的笑声，说他常常向人作着阴谋，诡诈，得意忘形，令人战栗的声音，作这种笑声的人和一般人如何相处是可以想像得知的。谄上骄下是奴才总管最基本的性格，越谄上骄下得厉害的就在时代越成为一个人物，那种“谄”被视为手腕，那种“骄”被视为气派，这种手腕与气派，在时代一直被视为是“才干”。凡与这才干背道而驰的，非乡愚，即书呆，阿q孔乙己之流而已。今日这种观念并未死亡，只因时代事实上并未完全渡过的缘故。

    李莲英谄上骄下，纵横捭阖的手段，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唯其如此，所以成为一代杰出的奴才。我们现在每逢想起“圣朝人物”，似乎很少提及李莲英，事实上这个人是和慈禧，溥仪，徐桐，李鸿章，赛金花，袁世凯这些人同样富有作为一面“镜子”的意义的。李鸿章型的人如存在，证明“国势”并未十分进步，徐桐型的人如存在，证明所谓欢迎德先生赛先生也者全是鬼话，袁世凯型的人如存在，证明“国步”还实在艰难，未可心存侥幸，李莲英型的人如存在，又证明弄权的制度必未死亡。

    “龙生龙，风生风，老鼠的儿子打窟窿”，什么戏班唱什么戏，什么配角跟什么角儿，是分毫不差的。

    选自《野草》新2号，1946年11月20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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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氓经

    秦牧

    秦牧（1919～1992），广东澄海人，散文家。著有散文集《潮汐和船》，童话集《蜜蜂和地球》，长篇小说《愤怒的海》，文艺论文集《艺海拾贝》等。

    默涵兄在《垂死的“流氓文化”》一文中提到御用文人的无能，慨然于中国这个专权的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如果写《流氓经》、《杀人术》……也许可以写得精彩，对文化一类的事实在是不内行的。但这个专横的统治集团扮演伪君子已经垂廿年，到今天，在全中国老百姓一片呻吟叹息声中，这群官僚党棍仍旧拉长面孔装正经，喝血的嘴口口圣贤，声声国家，怎么肯写《流氓经》呢？但是知“公仆”者莫如我们这些小百姓，知压迫者莫如受压迫者，所以我愿意为此辈一画脸谱。

    中国人的口头禅中，有一句叫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或者为“三十六着，走为上着”。这话首次出现于唐人著述的史书中，以后越流行越广，终至成为一句无人不知的口头禅。除了“走”，其他三十五计是什么呢？线装书中极难稽考，但普通人有这么一说：其他的“三十五计”就是什么“金蝉脱壳”，“借刀杀人”，“欲擒故纵”，“李代桃僵”，“张冠李戴”，“笑里藏刀”，“掩耳盗铃”，“含血喷人”，“狡兔三窟”，“朝三暮四”，“釜底抽薪”，“下井投石”，“斩草除根”，“顺手牵羊”等等，反正这一类的所谓“成语”流传极多，举一反三，不难想见其一般内容。这一说本十分牵强附会，因为从来没有一部经史子集这么解释过，而且那些四个字四个字的成语，出处各自不同。例如“李代桃僵”，出自《汉乐府》，“掩耳盗铃”，是李渊读《吕览》的感慨，“朝三暮四”，见《庄子》，“金蝉脱壳”出自关汉卿曲，“斩草除根”，见于魏收《移文》，三十六计包含这些内容，大概出自明清人的臆度拼凑，但却臆度拼凑得十分好。这些内容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流氓的精神，“三十六计”无妨称之为流氓的经典，流氓的哲学。姑不论唐人著作中所说的“三十六计”内容是否如此这般，但当作一种流氓精神看待，可谓得其神髓。我们无妨把世俗所说的“三十六计”，认为就是某种人生活信条的总汇，这是一种破坏一切，利用一切，自私第一，小我至上的生活哲学。

    不管自觉与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世方针。资本主义国家一般人的生活态度表现于马尔腾，卡尼基等处世专家的著作中，他们教人如何温文尔雅地跑进经理室去鞠躬求职，如何逢迎一般人心理去做推销员。这种处世专家的著作不但风行海外，早几年也曾风行海内，港沪渝蓉等地曾连销七八版，这说明一部分人在现实的铁壁里碰得头痛以后，开始在寻求新的处世方式了！但一般的中国人，包括大部分的农民，那处世方法，生活态度却显然还是古老的。儒家的重名分，别尊卑，中庸主义，道统观念；道家的逍遥无为，不滞于物；释家的悲天悯人，绝欲自制；一点墨子的爱，一点申韩的法治威力，彼此交互激荡，错综复杂地形成一般人的生活观。这种生活观具体地体现于《菜根谭》，《治家格言》，《增广贤文》等书中，尤其是那本《增广贤文》，简直就是中国的处世专家的著作，无数中国人的处世态度，全给它包括了！“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啦，“知足常足，终身不辱”啦，“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啦，“今朝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啦，“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啦，……我们可以从而体味到那种种生活观念来源的复杂，各种文化力量，或多或少的融合，加上对惨苦现实的适应经验，使无数中国人产生类似《增广贤文》的人生态度，这本书是一个坐牢的读书人摭拾田夫野老的口谚编纂而成的，十足洋溢着中国的人情味。

    但如果说一般人的处世态度大抵如此，那可错过了最精彩的一种，暴虐的皇帝，荼毒生灵的权臣，清客、策士、流氓、地痞的生活观，不是别的，就是这“三十六计”。他们对什么儒、道、法、墨、耶稣、天主、回教、释迦牟尼……表面上也许服膺一种数种，也许胡诌几句，而实际上，他们最信仰这“三十六计”，只要能够达到他们卑劣自私的目的，什么下流手段都使得出，不肯直白“我是流氓”，于是假托各教道统，假托天上的虹彩，地下的碑文，假托谶纬，假托一切漂亮名词，一定要达到那卑劣自私的目的而后已。

    举例来说，为了要制死异己，不惜引狼入室乞灵异族，卖国卖民，如吴三桂之邀多尔衮，曾国藩老爷之请戈登，国民党政府之靠美国，此之谓“借刀杀人”；官变匪，匪变官，或者，一个中国贪官忽然变成了美国籍，一场定案之狱忽然又要重审，此之谓“金蝉脱壳”；对异己加些诬蔑的头衔，如清廷王公贝勒之呼太平军为“贼”，呼中山先生等为“寇”，视造谣为家常便饭，此之谓“含血喷人”；好话说尽，坏事做尽，一方面满口仁义，一方面爪牙如毛，偶语弃市，此之谓“笑里藏刀”；诛除异己唯恐不力，杀一个不够，夷三族，三族不够，夷九族，九族不够，像燕王之戮方孝孺，来个夷十族，现在虽然没有夷族这个把戏，但是对龙钟老太婆，乳臭未干的小娃儿，和自己的标准稍有不合，也要杀要害，此之谓“斩草除根”；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坏事，一做就民怨如沸，舆论哗然，但为了自己的利益，置天下公意于不顾，一面掩饰，一面胡为，此之谓“掩耳盗铃”；今天说得好好，明天完全推翻，一个诺言之后又是一个诺言，但实际却一次欺骗之后又是一次欺骗，说话完全不算数，不算数而脸皮完全不红，此之谓“朝三暮四”；领导暴行，纵容奸宄，弄得怨声载道，到头来拍几只苍蝇，掩护了老虎，不了了之，此之谓“李代桃僵”；表面上说要民主，实际上拼命搞特务，表面上给人民一点自由，紧跟着来一套限制办法，明是一套，暗又是一套，此之谓“釜底抽薪”；银钱过手，一定要揩油，不管这钱是关系国家命脉的赤字钱，还是老百姓的膏血钱，“过一次水湿一次脚”，一定非揩油不可，像明代权阉似的，监矿则矿盗蜂起，监军则大兵饿死，监市则市廛乱，监珠则国库空，此之谓“顺手牵羊”；刮饱钱后，在从前是置田地，实库藏，在现在是都市买地皮，海外建洋楼，美洲买橡树，伦敦市场买股票，准备下台之后吃喝终生，此之谓“狡兔三窟”；等到做尽做绝，昏懵的农民都变成了思想家，揭竿而起，温和的学者都忍无可忍，疯狂呼号，于是统治动摇了！威严欠佳了！假面具慢慢拆穿了！这种时代也就是“三十六计”中的三十五计被流氓统治者日以继夜地运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时代。总有一天，这套流氓经完全失灵了！他们开始溜之大吉以“走”为“上计”了！所以善用三十六计的流氓政客，流氓将军，流氓绅士，当最后审判日子降临时，少见有慷慨舍生，含笑上断头台的人物，极少极少，少得难以形容，不过其抱头鼠窜的速率，倒可以参加奥林匹克大会的田径赛而有余。

    人类过去的历史是一部相砍史，所以善用“三十六计”的所谓奸雄人物——实际上是各式各样的流氓人物，史不绝书，像臭虫挤满在床缝似的，他们挤满在历史里，一点诡诈博得一点荣华，就踌躇满志，以为老子无所往而不利矣！三十五计用尽用绝，到头来只剩下逃遁的一计，逃遁未必能如愿，伦敦塔上的血，刚果广场的血，冬宫的血，石头城的血，紫禁城里的血，就有一些是这群善用“三十六计”的“英雄”们流的，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就像杜牧所慨叹的，要使“后人复哀后人”了。

    今天中国的买办独裁政府中的角色，尤其是那些喝血大王，顽固分子们，纵横捭阖玩弄的就是这套“三十六计”，他们早已把这套“流氓经”当做法宝了！以为祭起这套法宝就能够在政治上呼风唤雨，起死回生；唉唉，玩水者死于水，耍流氓本领者死于流氓本领，观众已经慢慢散去，戏快要收场了！我最后想说的只是马叙伦先生早已说过的一句话：“不要把坟墓掘得太深了。”

    选自1947年2月11日、12日《华商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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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遇而安

    汪曾祺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邂逅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散文集《蒲桥集》、《晚饭花集》等。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我不是1957年打成右派的，是1958年“补课”补上的，因为本系统指标不够。划右派还要有“指标”，这也有点奇怪。这指标不知是一个什么人规定的。

    1957年我曾经因为一些言论而受到批判，那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判的。在小范围内开了几次会，发言都比较温和，有的甚至可以说很亲切。事后我还是照样编刊物，主持编辑部的日常工作，还随单位的领导和几个同志到河南林县调查过一次民歌。那次出差，给我买了一张软席卧铺车票，我才知道我已经享受“高干”待遇了。第一次坐软卧，心里很不安。我们在洛阳吃了黄河鲤鱼，随即到林县的红旗渠看了两三天。凿通了太行山，把漳河水引到河南来，水在山腰的石渠中活活地流着，很叫人感动。收集了不少民歌。有的民歌很有农民式的浪漫主义的想像，如想到将来渠里可以有“水猪”、“水羊”，想到将来少男少女都会长得很漂亮。上了一次中岳嵩山。这里运载石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用人力拉的排子车，特别处是在车上装了一面帆，布帆受风，拉起来轻快得多。帆本是船上用的，这里却施之陆行的板车上，给我十分新鲜的印象。我们去的时候正是桐花盛开的季节，漫山遍野摇曳着淡紫色的繁花，如同梦境。从林县出来，有一条小河。河的一面是峭壁，一面是平野，岸边密植杨柳，河水清澈，沁人心脾。我好像曾经见过这条河，以后还会看到这样的河。这次旅行很愉快，我和同志们也相处得很融洽，没有一点隔阂，一点别扭。这次批判没有使我觉得受了伤害，没有留下阴影。

    1958年夏天，一天（我这人很糊涂，不记日记，许多事都记不准时间），我照常去上班，一上楼梯，过道里贴满了围攻我的大字报。要拔掉编辑部的“白旗”，措辞很激烈，已经出现“右派”字样。我顿时傻了。运动，都是这样：突然袭击。其实背后已经策划了一些日子，开了几次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只是本人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这可以说是暗算。但愿这种暗算以后少来，这实在是很伤人的。如果当时量一量血压，一定会猛然增高。我是有实际数据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一天早上看到一批侮辱性的大字报，到医务所量了量血压，低压110，高压170。平常我的血压是相当平稳正常的，90～130。我觉得卫生部应该发一个文件：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袭击式的政治运动。

    开了不知多少次批判会。所有的同志都发了言。不发言是不行的。我规规矩矩地听着，记录下这些发言。这些发言我已经完全都忘了，便是当时也没有记住，因为我觉得这好像不是说的我，是说的另外一个别的人，或者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设的，虚空的对象。有两个发言我还留下印象。我为一组义和团故事写过一篇读后感，题目是《仇恨·轻蔑·自豪》。这位同志说：“你对谁仇恨？轻蔑谁？自豪什么？”我发表过一组极短的诗，其中有一首《早春》，原文如下：

    （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梢，完全不像是叶子……）

    远树绿色的呼吸

    批判的同志说：连呼吸都是绿的了，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污蔑到了什么程度？！听到这样的批判，我只有停笔不记，愣在那里。我想辩解两句，行么？当时我想：鲁迅曾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现在本来应该到了可行的时候，但还是不行。中国大概永远没有费厄的时候。所谓“大辩论”，其实是“大辨认”，他辩你认。稍微辩解，便是“态度问题”。态度好，问题可以减轻；态度不好，加重。问题是问题，态度是态度，问题大小是客观存在，怎么能因为态度如何而膨大或收缩呢？许多错案都是因为本人为了态度好而屈认，而造成的。假如再有运动（阿弥陀佛，但愿真的不再有了），对实事求是、据理力争的同志应予表扬。

    开了多次会，批判的同志实在没有多少可说的了。那两位批判《仇恨·轻蔑·自豪》和“绿色的呼吸”的同志当然也知道这样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批判“绿色的呼吸”的同志本人是诗人，他当然知道诗是不能这样引伸解释的。他们也是没话找话说，不得已。我因此觉得开批判会对被批判者是过关，对批判者也是过关。他们也并不好受。因此，我当时就对他们没有怨恨，甚至还有点同情。我们以前是朋友，以后的关系也不错。我记下这两个例子，只是说明批判是一出荒诞戏剧，如莎士比亚说，所有的上场的人都只是角色。

    我在一篇写右派的小说里写过：“写了无数次检查，听了无数次批判，……她不再觉得痛苦，只是非常的疲倦。她想：定一个什么罪名，给一个什么处分都行，只求快一点，快一点过去，不要再开会，不要再写检查。”这是我的亲身体会。其实，问题只是那一些，只要写一次检查，开一次会，甚至一次会不开，就可以定案。但是不，非得开够了“数”不可。原来运动是一种疲劳战术，非得把人搞得极度疲劳，身心交瘁，丧失一切意志，瘫软在地上不可。我写了多次检查，一次比一次更没有内容，更不深刻，但是我知道，就要收场了，因为大家都累了。

    结论下来了：定为一般右派，下放农村劳动。

    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我在那篇写右派的小说里写道：“……她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我那天回到家里，见到爱人说，“定成右派了”，脸上就是带着这种奇怪的微笑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

    我想起金圣叹。金圣叹在临刑前给人写信，说：“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亦奇。”有人说这不可靠。金圣叹给儿子的信中说：“字谕大儿知悉，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滋味”，有人说这更不可靠。我以前也不大相信，临刑之前，怎能开这种玩笑？现在，我相信这是真实的。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鲁迅说金圣叹“化屠夫的凶残为一笑”，鲁迅没有被杀过头，也没有当过右派，他没有这种体验。

    另一方面，我又是真心实意地认为我是犯了错误，是有罪的，是需要改造的。我下放劳动的地点是张家口沙岭子。离家前我爱人单位正在搞军事化，受军事训练，她不能请假回来送我。我留了一个条子：“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就背起行李，上了火车。

    右派的遭遇各不相同，有幸有不幸。我这个右派算是很幸运的，没有受多少罪，我下放的单位是一个地区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里有不少技师、技术员，所领导对知识分子是了解的，只是在干部和农业工人的组长一级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和我同时下放到这里的还有另外几个人），并没有在全体职工面前宣布我们的问题。不少农业工人（也就是农民）不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只说是叫我们下来锻炼锻炼的。因此，我们并未受到歧视。

    初干农活，当然很累。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真够一呛。我这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意义。但还是咬着牙挺过来了。我当时想：只要我下一步不倒下来，不死掉，我就得拼命地干。大部分的农活我都干过，力气也增长了，能够扛170斤重的一麻袋粮食稳稳地走上和地面成45度角那样陡的高坡。后来相对固定在果园上班。果园的活比较轻松，也比“大田”有意思。最常干的活是给果树喷波尔多液。硫酸铜加石灰，兑上适量的水，便是波尔多液，颜色浅蓝如晴空，很好看，喷波尔多液是为了防治果树病害，是常年要喷的。喷波尔多液是个细致活。不能喷得太少，太少了不起作用；不能太多，太多了果树叶子挂不住，流了。叶面、叶背都得喷到。许多工人没这个耐心，于是喷波尔多液的工作大部分落在我的头上，我成了喷波尔多液的能手。喷波尔多液次数多了，我的几件白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

    我们和农业工人干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窝挨着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农业工人在枕头上和我说了一些心里话，没有顾忌。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了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这对我确立以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是很有好处的。

    我们在下面也有文娱活动。这里兴唱山西梆子（中路梆子），工人里不少都会唱两句。我去给他们化妆。原来唱旦角的都是用粉妆，——鹅蛋粉、胭脂、黑锅烟子描眉。我改成用戏剧油彩，这比粉妆要漂亮得多。我勾的脸谱比张家口专业剧团的“黑”（山西梆子谓花脸为“黑”）还要干净讲究。遇春节，沙岭子堡（镇）闹社火，几个年轻的女工要去跑旱船，我用油底浅妆把她们一个个打扮得如花似玉，轰动一堡，几个女工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和几个职工还合演过戏，我记得演过的有小歌剧《三月三》、崔巍的独幕话剧《十六条枪》。一年除夕，在“堡”里演话剧，海报上特别标出一行字：

    台上有布景

    这里的老乡还没有见过布景。这布景是我们指导着一个木工做的。演完戏，我还要赶火车回北京。我连妆都没卸干净，就上了车。

    1959年底给我们几个人作鉴定，参加的有工人组长和部分干部。工人组长一致认为：老汪干活不藏奸，和群众关系好，“人性”不错，可以摘掉右派帽子。所领导考虑，才下来一年，太快了，再等一年吧。这样，我就在1960年在交了一个思想总结后，经所领导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时无接受单位，在本所协助工作。

    我的“工作”主要是画画。我参加过地区农展会的美术工作（我用多种土农药在展览牌上粘贴出一幅很大的松鹤图，色调古雅，这里的美术中专的一位教员曾特别带着学生来观摩）；我在所里布置过“超声波展览馆”（“超声波”怎样用图像表现？声波是看不见的，没有办法，我就画了农林牧副渔多种产品，上面一律用圆规蘸白粉画了一圈又一圈同心圆）。我的“巨著”，是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这是所里给我的任务。

    这个所有一个下属单位“马铃薯研究站”，设在沽源。为什么设在沽源？沽源在坝上，是高寒地区（有一年下大雪，沽源西门外的积雪跟城墙一般高）。马铃薯本是高寒地带的作物。马铃薯在南方种几年，就会退化，需要到坝上调种。沽源是供应全国薯种的基地，研究站设在这里，理所当然。这里集中了全国各地、各个品种的马铃薯，不下百来种，我在张家口买了纸、颜色、笔，带了在沙岭子新华书店买得的《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和两册《容斋随笔》（沙岭子新华书店进了这几种书也很奇怪，如果不是我买，大概永远也卖不出去），就坐长途汽车，奔向沽源，其时在8月下旬。

    我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没有领导，不用开会，就我一个人，自己管自己。这时正是马铃薯开花，我每天着露水，到试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画。我曾经给北京的朋友写过一首长诗，叙述我的生活。全诗已忘，只记得两句：

    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

    下午画马铃薯的叶子。天渐渐凉了，马铃薯陆续成熟，就开始画薯块。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沽源是绝塞孤城。这本来是一个军台。清代制度，大臣犯罪，往往由帝皇批示“发往军台效力”，这处分比充军要轻一些（名曰“效力”，实际上大臣自己并不去，只是闲住在张家口，花钱雇一个人去军台充数）。我于是在《容斋随笔》的扉页上，用朱笔画了一方图章，文曰：

    效力军台

    白天画画，晚上就看我带去的几本书。

    1962年初，我调回北京，在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直至离休。

    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等于不是右派了。“文革”期间，有人来外调，我写了一个旁证材料。人事科的同志在材料上加了批注：

    该人是摘帽右派所提供情况，仅供参考。

    我对“摘帽右派”很反感，对“该人”也很反感。“该人”跟“该犯”差不了多少。我不知道我们的人事干部从什么地方学来的这种带封建意味的称谓。

    “文化大革命”，我是本单位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因为有“前科”。

    “文革”期间给我贴的大字报，标题是“老右派，新表演”。

    我搞了一些时期“样板戏”，似乎很赏识我，但是忽然有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这主要当然是因为我曾是右派。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一直到1979年给全国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平反，我才算跟右派的影子告别。我到原单位去交材料，并向经办我的专案的同志道谢：“为了我的问题的平反，你们做了很多工作，麻烦你们了，谢谢！”那几位同志说：“别说这些了吧！20年了！”

    有人问我：“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他们大概觉得我的精神状态不错，有些奇怪，想了解我是凭仗什么力量支持过来的。我回答：

    “随遇而安。”

    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的心态，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会产生消极作用的。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证实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1991年1月31日

    选自《汪曾祺文集·散文卷》，1993年版，江苏文艺出版社</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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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向歌德学习什么？

    绿原

    绿原（1922～），原名刘仁甫，生于湖北黄陂，诗人。著有《童话》、《又是一个起点》、《人之诗》、《我们走向海》等。

    纵观人类文化史，从事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作家都算在内，单就文字生涯本身而论，其造诣与成就粲然不可磨灭者，几如仲夏晴夜的繁星。然而，能超出文字层面，以其毕生凝聚并闪耀出来的人格力量、心智密度、思想深意影响世道人心，进而开拓人类世界观者，则又显得屈指可数了。试以今年全世界将为其生辰25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的歌德（1749～1832）为坐标，在他前面近二千年，可以指出亚里士多德、但丁、莎士比亚、牛顿、伏尔泰、卢梭、康德和东方的老子、庄子、孔子几位；作为他的同代人，不少与他同步伐、同目标却不一定同姿态、同途径的思想精英中间，还有和他并立于魏玛塑像基座的席勒，以《精神现象学》陪同《浮士德》在通向真理的道路上跋涉的黑格尔，被他认为诗才几与莎士比亚比肩的拜伦，以及他亲自翻译过其杰作《拉摩之侄》的狄德罗；至于他身后一百多年，由于人类世界观日益扩大，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生存能力与忧患意识同步并进，则应提及更多的名字，如叔本华、达尔文、马克思、托尔斯泰、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毕生同各种精神奴役作斗争的鲁迅。有人却说，从荷马到歌德只有一小时距离，从歌德到二十世纪相距长达二十四小时，其间充满只有追求个人原则的观察者才能感到的变化和危险。以上推举、排列和比较因此可能引起一些异议，那不要紧，因为按照不同的观点，删去一些名字，添进另一些名字，并不因此抹煞本文将要阐述的主旨，即在这些不仅以写作质量见长的大作家中间，尽管其成就与影响各不相同，难以比较，但就其对人的榜样作用的广度和深度、教育内容的现代性和平民性而言，除了鲁讯——中国青年不得不向歌德走去。

    中国知识界的先进分子早在本世纪初叶，就曾以开阔的胸怀呼吁，从广博深厚的人类文化积存汲取各种于己有益的成分，以建立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所需要的新人。但由于各种难免的和本来可免的历史阻力，包括连年的争战和动乱，这个宏愿直到本世纪末还难以实现。目前，全国人民在艰难的改革中前进：一方面是柳暗花明的希望在招手，另方面是所谓社会失序、道德失范、心理失衡的转型阵痛在加剧，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任务比任何时期更为迫切。一些有识之士检讨了几十年来知识分子心身两方面所遭受的种种挫折与创伤，从而发现他们本身固有的弱点和病根，深感有强调宣传鲁迅当年的“立人”说和“拿来主义”之必要。他们一致认为，除了争取民族国家的独立、富强和民主，更应重视“人的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个体生命本身更应“有辨别，不自私”，对世界先进文化（包括自己传统文化的民主成分）加以“挑选”和“占有”，以求有利于建立和巩固自身的新价值和新人格。已故诗人、教育家冯至先生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说过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人们一旦从长年的忧患中醒来，还要设法恢复元气，向往辽远的光明，到那时，恐怕歌德对于全人类（不止是对于他自己的民族）还不失为最好的人的榜样里的一个。”这里说的是“最好的”，不是可有可无的“榜样”。同时是说他是其中的“一个”，不是说他是惟一的。正是这样看，半个世纪以后的我们（不止是我国的德语学者们）才热情呼吁要向歌德学习，并且提出“我们向歌德学习什么”这个问题。

    歌德单纯作为一位作家，他的著述的广泛性及其丰硕成果远远超出常人的想像，仅就文学领域而言，其中没有什么部门他没有涉及，而他所创作的诗歌、小说、戏剧以至评论，更无一不取得世界文学史中的上乘地位。各国读者都会记得他的《浮士德》、《伊菲日尼》、《托夸托·塔索》、《厄格蒙特》、《铁腕革茨·柏利欣根》这些以光辉性格传世的戏剧；都会记得他的《威廉，麦斯特》、《少年维特的烦恼》、《诗与真》这些颂扬主体性、鞭挞软弱性格而有别于浪漫派、自然派和现代派的修养小说；更不会忘记他的自由出入一切格律、形式之间、几乎任何翻译家为之搁笔的鬼斧神工的抒情诗杰作。此外，他熟谙德语文学，通晓希腊、拉丁、英国和法国的主要文学成果，研究过波斯语诗集，晚年还试图了解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歌德的文学知识，创作经验以及大量警句、箴言所包含的人生智慧，决不是一两篇纪念性文章说得完、写得透的。然而，在文学之外，他还对绘画、音乐、建筑等艺术部门有过精辟的论述；在文艺之外，他还在自然科学方面，包括岩石、云朵、色彩、植物、动物以及人体解剖等学科，都下过深湛的功夫。还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个人的研究和著述，他还对魏玛公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包括剧团领导、艺术教育等工作）以及其他政治、经济活动（以至征兵、开矿等远离文化的行政管理），都付出了大量的心力和体力。与这些奇迹般的业绩相对照，歌德不幸出生于十八世纪一个正在腐朽和解体的德国封建小邦，那是一个足以窒息任何才能和志向的、令人进退维谷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不能不反映一个令人惊叹的奋斗过程。在这个奋斗过程中，不能不隐藏着一个伟人所以成为伟人的秘密。认识了这个秘密，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断定：与其说歌德没有战胜“德国的鄙俗气”，更应当说，“德国的鄙俗气”终于没有战胜歌德。

    饱经二十世纪沧桑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争取，也不必妄想达到与当年歌德相当的成就，但是决不因为难以望其项背而自惭形秽。无论如何，人类永远是在由蒙昧、错误、过失、挫折所组成的进化过程中前进。歌德所处的时代、环境及其必然的历史局限性与我们今天所具有的迥异，他作为大写的人，身上有些什么宝贵的精神财富仍然值得我们抽象继续，需要我们自己独立思考。笔者不揣涉猎孤陋，觉得下列几点曾经在歌德身上产生过辉煌效果的高尚品质，是我们按照自我教育的实践要求，应当认真学习，细致培养，并且永远身体力行的。

    1.不断奋进的人生态度。歌德有一条著名的箴言：“在一切德行之上的是：永远努力向上，与自己搏斗，永远不满足地追求更伟大的纯洁、智慧、善和爱。”他的一生就是对这条箴言的实践过程，他的巨著《浮士德》的主旨也就在这里。其中永不停歇地无穷无尽地追求充实而圆满的人生的精神，宁愿从错误、危险和觉悟中摸索前进也不安于无所作为的精神，正是歌德为历代后人所发扬的现代精神。这也正是我们学习歌德的主线，同时也是我们沿着这条主线开发自身价值的第一步。

    2.无限的求知欲和对“最好”的追求。歌德在《浮士德》第一部让主角的助手瓦格纳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诚然知道很多，但我还想知道一切。”从这个配角的庸俗性格和迂腐倾向来看，这句话不过是对他的好高骛远的讽刺。但如移到主角浮士德身上，或者移到作者歌德身上，却可以闪现出豪迈的异彩，有他的业绩所体现的知识总和为证。与无限的求知欲相连的，是对“最好”的追求。“对于艺术家来说，如果没有最好的，就等于什么也没有。”——歌德这样说过，他也这样做到了。对于一般人来说，我们不可能知道“一切”，更不可能在一切方面达到“最好”的标准；但是，在充满艰难险阻因而不进则退的人生道路上，为了达到“立人”的目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尽其在我的精神却又是我们不可缺少的。

    3.感情与理智的平衡。歌德的生活和创作一贯基于感性和直观，对抽象思辨抱着疏隔的态度。但是，他的敏感和多情从来没有发展成为沉迷与狂放，相反他处处讲求节制。首先，他在宁静而淡雅的古典艺术品面前，深感节制在创作过程中的必要，因为艺术的价值不在于宣泄，而在于凝练。引申开来，他更教导世人，人生的最高境界不在于像火山一样爆发，而在于像大海一样包容和持重。用通俗的话说，人逢顺境要节制，逢逆境则要忍耐，亦即保持感情与理智的平衡，这是可与各国智者的教诲相印证的。

    4.从绝望中学习断念。人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反之不如意事常，不断令人烦恼、沮丧以至绝望。歌德也不例外，他深深体验到绝望带来的种种痛苦；但他通过内心和身外的奋斗，往往能够从工作中得到解脱，并在事业中加深对自己和整个人生的理解。歌德常常惋惜，他的青年朋友中有不少才智之士对人生浅尝辄止，不幸堕入犬儒式的虚无主义，终于在否定精神的支配下无所作为，以致沉沦下去，针对一些在逆境中只会埋怨和咒骂的人，1812年他在魏玛所写的谚语集中，奉送过这样一句没有实际体会就根本无从理解的格言：“谁不能（承担）绝望，谁就一定活不下去。”同时，他又针对绝望提出了一个更高级的修养手段：断念（dieentsagung）。自从歌德在1821年出版的《威廉·麦斯特漫游岁月》，或称《断念者们》一书中，把“断念”同“爱”和“敬畏”一起，作为他所设想的“教育区”中儿童教育的主要内容以来，这个修养手段在更多德语作家笔下有了更多独特的形象的阐发。所谓“断念”决不是无可奈何的听天由命，而是自愿地、主动地、虽然不无痛苦地承受客观现实加于自身的种种艰辛和矛盾，并且自愿地作为人类整体的一分子，安于自己的痛苦地位，达到忘我境界，隐约感到美好与光明缓缓从自己内心流出。实际上，人们通过断念，可以磨炼自己的性格，使自己能够经受客观上的艰难险阻和主观上的烦恼、沮丧和绝望，继续保持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精神，这不能不说是比节制和忍耐更为高级的、更值得刻苦钻研的一种修养手段。

    5.责任感，事业心，为人类造福。以上几点大都限于个人修养，但不能因此误解歌德是一个自我完善者，或者一个道德家。从青年时代起，歌德一直听凭热情支配，不但表现在他的个人生活和写作上，还可见于他对神话、传说、历史中的反抗精神的仰慕上。随着自我教育日益深化，他越来越认识到在人生中，比热情更重要、更宝贵的是责任感。他明确地说：“那么，什么是你的责任呢？当务之急。”托玛斯曼1930年曾经用这个简明的答案作为他的一本政治论说集的题目，足见歌德对于责任感的强调在德国知识界所产生的影响。歌德的责任感表现在多方面，或者是对人，或者是对自己。例如：为朋友魏玛公爵承担各种违反个人志趣的繁重的政务；与移居魏玛的知己席勒共同制定遭到年轻一代反对的复兴古典艺术的“魏玛艺术之友”纲领；同居十八年之后，公开与克里斯蒂涅·乌尔丕尤斯举行婚礼；经过六十年赶着在去世前夕把毕生巨著《浮士德》全部完成，等等。这些及其他事件的实际过程证明，歌德实现他的责任感，决不是敷衍塞责，因应人事，更不是自私地追求所谓“良心”的平安。他的责任感的严肃性在于和事业心相连，在于通过事业心而形成为人类造福的使命感。他的一生从没有为任何个人目的、成就、荣誉所滞留，而是为着一个即使超越个人能量和生存年限的伟大使命而永不停歇。人生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奋斗过程，这也正是《浮土德》这部巨著惟一的启示。浮士德在失望于美的理想的追求之后，产生了填海造田、为人民建立新的理想之邦的雄心壮志，即使双目失明，仍然在自己的想像中，仿佛听见自由人民建设新生活的声音，而不禁呼唤眼前的瞬间“停留下来”。尽管他为人类造福的理想自己没有实现，致使这部巨著只能以“悲剧”的形式传世，浮士德永远不满足于渺小的物质享受，永远不屈服于魔鬼的引诱，终于怀着那个高尚的使命和信念倒了下来：这条英雄主义的人生道路成为历代先进人类永远的楷模。

    6.爱惜时间，力求化瞬间为永恒。对于怀有事业心、使命感并对人生短促有自觉性的人，时间是永远不够用的。因此，最愚蠢的行为莫过于对时间的抛荒和浪费。歌德真可称为著作等身的大家，他却从不以倚马可待的天才自居，那么他是如何爱惜时间，也就不言而喻了。值得一提的是为儿子题写时间警句的逸事：奥古斯特·瓦尔特读到作家让·波尔的一则打油诗：“人生只有两分半钟，一分钟微笑，一分钟叹息，半分钟去爱，然后在这半分钟死去。”他爱不释手，便把它抄在纪念册上；歌德看了，便在它后面添写了这样几句：“一小时有六十分钟，一天有一千多分，孩子，你要知道，一个人能够做多少事情。”

    7.对混乱、暴力、革命的态度。歌德一生厌恨各种形式的混乱和暴力。法国大革命期间，巴士底尔被攻陷之后，德国著名知识分子席勒、赫尔德、克洛卜斯托克等人发出热情的欢呼，歌德却采取怀疑、保留以至冷淡的态度，明确宣称他不是法国革命的朋友。同代人和后人曾经以反对革命为口实而谴责他，看来不免知其一未睹其二了。须知歌德同时也不是统治的朋友，更不承认自己是现行制度的朋友，因为时代在前进，人间事物每过五十年都会改弦易辙，不会永久不变。歌德所以不同情用暴力来消除政治弊端，根本上取决于这样一个信念：人类社会的所有变革和自然界一样，应当通过进化来完成。在二十世纪进步知识分子中间，歌德这种以进化代替革命的历史观是难以得到认同的，因为革命作为社会制度的基本变革形式在人类发展史中毕竟不可避免，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具体的革命过程是否需要暴力，从策略上说，在革命阵营内部也经常发生分歧，至于以“革命”之名行动乱之实的社会行为，明智人士从公益视角出发，就更不会以为然了。

    8.爱国主义。歌德生前还被责备为不关心政治，以至不爱国。这是指他在普奥联合反拿破仑的战争进程中所持的超然态度。歌德还曾告诫青年诗人，一旦打算发挥政治影响，“他就不成其为诗人了”，这也被一些人作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而加以反对。这些是非自有公论，此处毋庸细述。重要的是歌德同时向爱克曼所讲的一段政治遗言：“……诗人作为一个人和公民是会爱自己的祖国的……到底怎样才叫自己的祖国呢？如果一个诗人终生不渝地致力于同有害的偏见作斗争，清除狭隘的观念，启迪人民的心智，净化他们的趣味，其情操与思想趋于高尚。试问他还能怎样更爱国呢？”的确，谁还能比这样身体力行而且产生如此丰硕成果的歌德更爱他的祖国呢？

    9.晚年客观地看待自己。歌德尽管一生取得奇迹般的成就，却从没有把自己看成什么“超人”，始终客观地认为自己得益于时代和环境，这些观点均见于晚年与爱克曼的谈话中。例如，1824年2月25日，他说：“我出生的时代对我是个大便利。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我活得很长，看到这类大事一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对于七年战争、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法国革命、整个拿破仑时代、拿破仑的覆灭以及后来的一些事件，我都是一个活着的见证人。”1832年2月17日，他说得更坦率、更明确：“在我的漫长的一生中，我确实做了很多工作，获得了我可以自豪的成就，但是说句老实话，我有什么真正要归功于我自己的呢？我只不过有一种能力和志愿，去看去听，去区分和选择，用自己的心智灌注生命于所见所闻，然后以适当的技巧把它再现出来，如此而已。我不应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我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成万的事情和人物。”我们由此感奋地认识到，歌德决不认为自己是不可企及的，他不过一直不遗余力地试图达到普通世人可能攀登的最高台阶，从而极大地增强我们对于自己的人生道路的信心和勇气。

    10.歌德所从事的工作超出个人的能量和生存年限，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接力者。三十五岁的席勒1794年在耶纳一次自然科学讨论会上与歌德交谈过原始植物问题之后，给四十五岁的歌德写过一封为此后十年的友谊奠定基础的长信。其中谈到这样三点：一、歌德毕生寻求自然界中的必然性，试图用整个自然大厦的材料按照遗传学方式建造万物中最复杂的机体即人；二、这个从自然界仿造人的构想，诚然富于英雄气概，但从歌德的出身来说，却又是一条任何意志软弱者都会回避的最艰难的道路；三、这是因为为此而必需的希腊精神被扔在北方世界中，歌德如不甘成为一个北方艺术家，便得借助思想的力量来弥补现实拒绝提供的想像力，这无异于从内部按照一条理性途径分娩出一个希腊来。歌德以赞同而又感激的心情给席勒写了回信，其中写道：“我所从事的工作远远超出个人的能量和生存年限，我想把某些部分寄放在你名下，好让它们不单得以保存，还能充满生机。如果我们更亲近一些，你会发现我身上有某种朦胧和犹豫，尽管我清醒地意识到，却也无从控制，因此你将亲自看到，你的关怀对我是大有助益啊。”席勒所说的歌德所从事的工作并不纯粹属于自然科学，仍不过是试图按照自然界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规律，通过文化途径促进人性的改善。在歌德看来，文化就是第二种自然，文化史就是人类从自然状态的动物成为世界改造者和历史创造者的进化过程。这两位大诗人建交以后，歌德节制了席勒对于哲学玄思的爱好，席勒则帮助歌德把他对自然科学的热情转移到文学创作上来。于是，和谐、自我完善、致力于真善美、以古代为楷模被肯定为高尚的安适自在的新文化的基础。然而，真正按照自然进化规律仿造人，这个远大理想又谈何容易？歌德生前显然不可能也没有祈求实现，充其量像席勒所说，不过开辟了一条道路，虽然远比在别的道路上走到终点更有价值。在歌德没有走完的道路上，当代世界各地的接力者们，包括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健儿们，将以更迫切的心情、更清醒的头脑、更坚决的步伐继续坚持走下去。他们的实际目标虽已从“按自然规律仿造人”改换成“首在立人”的“新宗”，但对新人类具有确信，则是和歌德完全一致的。

    以上正是肩负“立人”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值得向歌德学习的几个重点。这些重点内容作为歌德精神的一部分，虽然知易而行难，却并不疏隔于我们固有的精神血脉，例如鲁迅的道德文章。事实上，学习歌德精神和继承鲁迅的战斗传统本来是一致的，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发明的，这也是我们容易走向歌德的原因之一。歌德逝世一个半世纪以来，由于世界变化太大，对他的评价和议论纷然杂呈，莫衷一是。除所谓“德国鄙俗气”征服了歌德这个常见观点外，有的认为在这位满面春风、彬彬有礼的君子后面，躲着一个忧伤的悲观主义者，有的把乐观、坚定的奋斗者的形象换成一个苦恼的怀疑主义者，以至在他的青年同胞中间一再发出“告别歌德”、“抛弃歌德”的呼声。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歌德和二十世纪末的鲁迅竟然遭到相似的命运，不能不令人在感慨之余加以深思。尽管施彭格勒断言西方已经没落，汤因比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东方文化上，近年来更出现了“文化冲撞”的怪论，而歌德为世界公民所发扬的人文主义理想，在世界各国的接力者们心中永远不会磨灭，并在目前令人惶惑的喧哗与骚动中，日益放射出镇定人心、鼓舞人心的光辉。中国知识分子要实现“立人”的宏愿，从其身内外、境内外将会遇到的阻力来看，其艰难程度较之当年歌德征服“德国鄙俗气”有过之无不及，但同时我们也比歌德有更多后来居上的便利要件，包括更广阔的活动空间、更深刻的经验教训，以及更可检验自己的能量的机遇和风险。只要我们保持不可或缺的自觉性和坚韧性，永远努力向上，不断超越自我，防止满足和停顿，抵制因循苟且和低落消沉，同时注意保持平衡和稳妥，防止形而上学的片面和偏激或偏废——这样必将在人的价值的认识、开发和运用上有所长进，并对自己的人民、民族和整个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

    1999年1月15日，北京八里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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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与马戛尔尼

    艾煊

    艾煊（1922～2001），安徽舒城人，作家。著有报告文学集《朝鲜五十天》，散文集《碧螺春汛》、《艾煊散文集》，长篇小说《乡关何处》、《山雨欲来》等。

    英国在产业革命完成后，工业快速发展，经济急骤飞升。它急需扩大贸易，多方开拓市场。

    当时的英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王国。它的舰队，每船都装备了几十门到一百多门大炮。当时的中国，表面上是最强大的陆上帝国，但它的武器装备却十分落后。

    明清之际，陆续有许多西方的传教士来中国。他们写了许多游记，把中国描绘成人间天堂，描绘成为世界上最强盛最富有的大帝国。西方人对中国，普遍抱有美好的羡慕向往之情，甚至有某种崇拜心理。使用中国瓷器，成了贵族们的时髦，英国女王也喜欢穿中国式的服装。

    在贸易上，两大帝国间的收支是很不平衡的。中国每年向英国出口大量的茶叶、丝绸、瓷器、工艺品。但英国没有任何产品能够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无求于英国。

    为了开拓市场，为了两大帝国间正常的交往，英国决定趁乾隆皇帝弘历八十岁寿辰之机，以祝寿为名，派一个庞大的亲善代表团，前往中国，商谈互设外交代表机构，互派常驻使节，以及商务贸易问题。

    代表团团长为马戛尔尼勋爵。代表团成员七百余人，包括官员、贵族、军官、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工程师、商人、画家、医生、翻译等等。带来的许多辉煌礼品，实际上也就是英国现代工业成就的展览样品。这些礼品，全都是当时中国根本不会生产，也从来没有见过的稀奇的工业科技产品。纺织机械、望远镜、天文观测仪器、地球仪、人可以乘坐上天飞行的热汽球、卡宾枪、速射猎枪、迫击炮、榴弹炮、加农炮，等等。英国使团带来展览性的礼品极多，上岸后，从陆路运往北京时，动用了三千多民夫，还有几十辆四轮马车。

    马戛尔尼的使团，从大西洋绕道好望角，经印度洋，太平洋，海上航行了十个多月才到达澳门。再沿海岸北上到天津转北京。

    马戛尔尼是受英国国王派遣来中国的。他把自己的身份，按中文意思译成“钦差”一词。把自己带来的工业产品，开列成一份长长的礼品单。乾隆皇帝弘历看了大发脾气。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中央帝国，只有一个天朝皇帝。中国是万国之主，围绕在中国周围的，都是些蛮夷小邦。这些未开化的番邦国王，和中国皇帝是主仆关系。英王派来的使臣，是代表英王向乾隆皇帝称臣纳贡的。不许马戛尔尼妄自尊大僭用钦差头衔，只能称为贡使，礼品非礼品，只能称为贡物。

    当时弘历住在热河行宫避暑山庄。马戛尔尼去行宫拜会皇帝的礼仪，成了两国间交往的头等大事。中国是礼仪之邦，蛮夷贡使见皇帝时，必须和天朝官员一样，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马夏尔尼觉得受了侮辱，坚决不肯行这种跪拜礼。几经磋商，互不让步。后来，天朝的大臣们想出了一条妙计。准备在乾隆御座的后壁上，挂一张英王的肖像，诱使马戛尔尼跪拜。这一来，马使会以为是拜他自己的国王，在中国人的眼中，是马使在跪拜乾隆皇上。后来一打听，此妙计并不妙。英国大臣们的双膝，从来只跪拜上帝。对国王一向是行单腿跪拜并吻手礼。

    朝臣们无法解开这个见而礼仪的死结。乾隆皇上宽宏大度，居高临下地说，蛮夷不开化，不懂礼仪，恩准其免三跪九叩。

    对于英国人提出的设使馆，做生意两项要求，被皇上一一驳回。蛮夷和天朝是称臣纳贡的关系。蛮夷小王只有接受天朝大皇帝圣旨的义务，并无平等商谈的权利，何用设立使馆？

    至于做生意，更无必要。天朝地大物博，物产丰富，除了钟表等小饰物，天朝根本不需要蛮夷的任何物品。

    农业社会的中国，关起门来衣食不愁，温饱不求人。一切基本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可自己造出来，不必仰仗他人。只要自力更生，必可丰衣足食。

    在马戛尔尼之前的两百年间，欧洲各国，曾以交往和贸易这两项和英国人同样的理由，先后派出了十五个庞大的使团来华，都被盲目自大的历任满清大皇帝，拒之于天朝御座之外。

    马戛尔尼总算有幸，恩准赐见。使团的天文学家们，架起了天文望远镜，请皇上看看球外有球，天外有天的奇异天象。乾隆看了一眼，轻蔑地说，这只不过是儿童玩具。对这几位世界上一流的天文学家，皇上降恩，每人赏赐四两银子。

    官员们要了水晶吊灯，却把天文望远镜在地上摔碎了。

    热汽球的表演取消了。天上是仙佛世界，凡人怎么可以随便瞎闯天庭？

    最近看到电影《鸦片战争》，最后一个镜头是林则徐充军临动身时，托人送一个地球仪给皇帝。这情节的寓意自然是好的。实际上在这之前一两百年，早就有地球仪呈献到了御座前。英国人在全球航行中，早就探察清了地球的实际面貌，制成了地球仪。将我们全人类脚下的共同土地，还原为一个球形世界。但大清国的君臣们，还沉醉在蒙昧时期天圆地方的谬误梦境里。不知世界是什么模样，也不知自己的国家有多大多小。在这个地球仪上，中国竟然不位于世界的中心，而且把中国画得只有那么小的一片地方。这是蛮夷对天朝的污蔑。世界上早已强国林立，但愚昧的弘历乾隆皇上，还在狂妄地自称为万国之主。

    马使要派人表演大炮发射。诏曰，不需要，天朝有的是炮手，自己会放。当时世界上这些最先进，威力最大的炮，皇帝和官员们并不重视，并未试放。直到五十几年以后，英法联军正是用这类大炮，轰开了北京城。他们在火烧圆明园时，发现这批五十多年前的礼品大炮和炮弹，还原封不动地装在箱子里。英国人只好辛辛苦苦地，把这些大炮，再搬运回到他们的蛮夷岛国去。

    一位陪同马戛尔尼的中国官员，要吸烟，一时没有找到火刀火石。马戛尔尼随手从口袋里掏出火柴擦亮了，中国官员大惊失色，火，怎么可以装在口袋里。马使告诉他，这装在口袋里的火，原是你们中国人发明的。

    中国人有许多灵巧的发明，火药，印刷术等等。西方人把它拿去，使胚胎变成了大树。但在中国，胚胎却枯萎了。中国人发明了罗盘，但在海船头上，还要画两只眼睛。没有这双眼睛，船怎么看得见航行？

    马戛尔尼是来商谈做生意的，是用商品交换的方式来赚钱的。互通有无，他带来的样品，不是中国自己会制造的商品，而是中国所无，是当时世界上最新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但傲慢无知的皇帝和大臣们，对先进却不屑一顾。

    马戛尔尼一无所获，被迫回国。临行时，弘历给英使带去一封给英王的回信。但不叫回信，也不叫复文，叫做敕谕。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批阅表文，词意婉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

    这段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国书开场白，写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弘历自以为是文明人，对方是野蛮人。实际上是弘历皇上用野蛮人的眼光，看待现代文明。

    我们不妨看看，乾隆皇帝弘历在任的前后，世界上别的一些落后国家的君主们，在做些什么？彼得大帝看到了俄国的落后，亲自化名化装去荷兰，学习造船技术。日本的明治天皇，认真改革政治体制，教育体制，派出大批青年和官员，去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只有中国的皇帝和官员，愚昧迷信，盲目封闭，自满自足，狂傲自大。

    马戛尔尼的出使任务没有完成。但他对中国进行了一次实际的考察。他清醒地指出，所谓乾隆盛世，实是一个腐朽的天朝，衰弱的国家。天朝不接受平等的和平的交往安排，那么，马戛尔尼认为，只要派出几艘三桅炮艇，就可把中国的海岸封锁。但他并不赞成用大炮把这个市场大门轰开。

    马戛尔尼使命失败之后，又过了二十三年，大英帝国想再次试试运气，于1816年又派遣了一个以阿美士德勋爵为团长的庞大代表团来华。此时，乾隆皇帝弘历业已归天，他的儿子嘉庆皇帝，成了天朝执掌玉玺的万国之主。

    阿美士德的流年不利。一踏上神圣天朝的土地，迎面而来的第一件头等尊贵的大事，就是叩头问题，是单腿下跪，还是双膝落地，是一次吻手，还是三跪九叩首。

    阿美士德和天朝的大臣们，都自视尊贵，傲慢地各执己见，相互坚持不让。嘉庆皇上龙颜大怒，他比他的老子乾隆皇上更干脆，立刻下诏，将此不懂礼制仪规的蛮夷野使，立即驱逐出境。阿美士德还未进入宾馆，马上又上船启锚返航。

    天朝的大门紧闭。无门可入，于是奸猾的英国商人，就在天朝围墙上，偷偷挖开几个口子，用走私的方式，钻了进来。

    天朝皇帝拒绝平等的贸易往来。因为中国自给自足，什么都不缺。既然不需要任何先进的科技产品，那么，英国人就送来了另一种美味醉人的礼品，鸦片，用鸦片交换茶叶，丝绸，瓷器。

    鸦片是毒品，英国政府明令禁止在国内销售。英国的私商和官方，却共同努力，把此贻患无穷的巨毒之物，大量输往中国。

    鸦片之害，引起了天朝皇帝和大臣们惊惶失措。驱赶英国商人，焚烧鸦片。

    矛盾激化到了武力对抗的边缘。

    马戛尔尼使团中，有一个十二岁的小贵族，名叫托马斯·斯当东，随出使的父亲实习。他对中国有仰慕向往的心情。在来华的十多个月的航程中，这位小贵族，是七百多人中惟一认真学习汉文的人。在拜见乾隆皇帝时，小贵族托马斯，成了马使的译员之一。在这次和平的出使失败后，托马斯对天朝的态度也完全改变了。鸦片战争前夕，国会进行和战辩论时，他成了极力主张用大炮和天朝皇帝对话的参议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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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

    林斤澜

    林斤澜（1923～），浙江温州人，作家。著有小说集《山里红》、《石火》，小说散文集《飞筐》等。

    一

    这件事情记忆犹新，可是细算起来，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

    当时，屋里幽暗，盘腿坐在垫着稻草的地铺上，斜眼望望钉死的窗户。那年的雪怎么那么大，窗外见天见雪像破碗破罐破摔下来。

    忽然，眼前出现一个图像：我，是我自己，站在一个花圃旁边，花圃是圆的，干着，硬着，不用说花，连草也没有。这个图像的四周模模糊糊，好像摄影的洗印技术中有一种叫做“虚光”……整个图像是灰暗的，但可以看出来一个铁栅栏门，栅栏上边铁条扭曲，看不清图案，只是生硬，清冷……花圃旁边还有两三个人，黑糊糊认不得是谁。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年月？我怎样来到这里？旁边是什么人？

    竟想不起来。心跳。

    图像竟不能忘记，想不起来可又觉着有过这么个场面。心惊。

    铁栅栏关着。一旦打开，必有一个天地，那里有过我的生活，怎么都是些“虚光”呢？心慌。

    我丢过钥匙，门钥匙、车钥匙、抽屉钥匙。肯定是把钥匙丢了，准有生活锁在那里边。心乱。

    心跳、心惊、心慌、心乱……我累了，睡着了，忽然又心跳、心惊、心慌、心乱起来，啊，铁栅栏门打开了，不等我抬脚走进去，过去的生活涌了出来，把我包围在生活的过去里。那是二十多年前——又一个二十多年，加起来是五十来年了。

    原来生活没有忘记，没有褪色，没有残缺，难道一点也没有变形变声变态？我只肯定没有干枯。过去和过去一样虎虎地活着。不过很久没有想起来了，其中有的图像，好比站在花圃旁边的那个，大约每次想起来时，都没有出现。深深沉沉在记忆深处，忽然冒冒失失冒出来了，倒把自己都唬住了。我伸手到腰里，探手到内裤腰上。在过去的生活里，传递句把背人的话，常常用极小的字条，缠在内裤的松紧带里。现在不知不觉也摸起松紧带了，不料发生了多少年前的感觉，没错，有字条！想想时间相隔那么久远，论空间，应当是两个天地。啊，后脊梁出来冷汗了，一粒一粒可数。

    这一惊，我回到现在的生活里了。其实我早已惊醒，梦中那铁栅栏门一打开，一惊一喜就醒来了。但我又有一副精神在过去的生活里，继续生活在梦中的过去。

    我相信精神中，有另外一个世界，也是活生生的。我不觉得只是我觉不出来。现在已经有精神学家心理学家的许多探索，有证据了吗？我盘腿坐在稻草地铺上，仿佛面壁，悟那开口闭口要的证据，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刚才不过是偶然撞着了两个世界的接合点，要什么证据？哪里去讨证据来？

    眼角看见了钉死的窗户外边，大雪连片，难道要把我现在的世界，封闭在“虚光”里？

    二

    我在北方住了十年的时候，得到一个当时十分难得的机会，到云南去转一圈——那时候走动走动都要和体验生活联系起来，见识山水当然联系爱国主义教育，因此口头上，没有旅游这样的词儿。

    这之前，我没有去过云南。石林、滇池、瑞丽江、佧佤山都是大开眼界的去处，兄弟民族的风采，更是不可替代。在在见所未见，时时相见恨晚。

    有天，顺脚走进一个山谷。忽然，四面都是竹林，除了头顶一圈天，都是竹枝竹叶。

    忽然——后来我在小说里，写过这个“忽然”，“一个思想蒙头盖脸，从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钻了出来。”“这个地方我来过，”另有一个我正在新奇之中旅游，不假思考，武断回答：“不可能，不可能。”那一个刚钻出来的我，也不退缩。“来过来过，很久很久了，给忘了忘了。”

    无数血丝，牵动肺腑，勒住心头，如抽如缩如碎如裂，我手脚棉软，真叫自己把自己吓瘫了。

    我的小说有一些描写，是片段实录。

    “那里明亮的阳光，照得竹林仿佛刷了层金。那阳光，不是匆匆忙忙赶过城市的阳光。那阳光，一动不动站定了，站在那里做起梦来了。”

    “我怎么心疼起来？好像裂了缝。是林子裂了缝？还是我裂了缝？反正裂缝里，盘旋着早已忘记了的生活……”

    “那山谷的尖底，那最深最远的一小块地方，却是阳光明亮，清澈如水。仿佛往一口深井里探看，井底下清清的水里，出现了自己的影子。好像另一个自己，在另一个世界……”

    我没有去过云南，当然没有去过那个山谷。那么是梦见过吗？无梦。是前世的缘分吗？渺茫无稽。

    这样的竹山，这样满登登竹枝竹叶的山谷，北方决不能有，可也不光云南，我老家江南也有的是。偶然闯进云南的竹山。跳出了久远的江南山谷。久居北方，这江南山谷连同少年生活，从现实里隐退了。是不是封闭起来凝固起来好像木乃伊呢？不，鲜活，风韵更浓，情绪更厚，这才说另有一个世界。

    说是潜意识，不更清楚吗？也许。不过潜意识三个字带来的清楚，不抵失落的神秘。

    若说原由，说是久居北方十年。其实十年不算久，四五十年下来，也不见得会有更多的吓人的“忽然”。看来要看是什么样的十年。

    从肃反开头，随着三反五反，这反那反。

    放国务会议录音，各级书记部长亲自动员，有的单位摆桌子，铺台布，备清茶，还有的端茶点，点百支灯泡，或请或激或令鸣放。忽然，翻过手来，就把鸣放做成罪行，把这叫做阳谋，坦然说“引蛇出洞”。

    十年的结尾是全国上下说假话、空话、大话，把这叫做放卫星。昨天还在说吃饭不要钱，粮食多了怎么办？做酒。也是忽然，也是翻过来，全国饿肚子。

    难怪云南的竹山和江南的山谷，才隔十年，如同隔世。

    三

    记不清就在那垫稻草的地铺上，或在破了“四旧”光光的冷冷的仿佛叫大水“推”过的楼房里，总是要亮未亮的清晨，叫一个图像惊醒。

    大约是从睡觉的地方看过去，对面有一间大屋子，大玻璃窗，大灯贼亮，横放直放的写字桌子，站着坐着的人……

    这是个什么地方？日夜工作。这是些什么人？深夜不睡。

    想到天大亮，想不起来。想到日中，想到黑夜又来到，还是想不起来，或者不是实生活，是梦？在梦里走进这么个大房间，可是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梦，这么个大房间，这么通明通夜的灯，都不普通，怎么会出现在梦里？

    这个大房间和我有什么瓜葛？越是想不起来，越疑心这里隐退着一段生活，怎么隐退得这么深沉？这是封闭？这是埋藏？这越发神秘叫人想像。

    我没有学过心理学，对变态心理、记忆障碍、精神错乱只知道一些名词。比方说正常的遗忘、进行性遗忘、顺时和逆时的遗忘，还有似曾相识症和旧事如新症等等。

    把云南的竹山错以为江南的山谷，可以归到似曾相识症里去。

    看来遗忘会选择，记忆会挑事情。早年的记得清楚，现在的记不得；或者相反，现在的还明白，早年的全忘了。也会在同一时间里，有的事情分明，有的没有印象。在同一个事件里，有的牢记数字，有的不忘形象，有的留下某个细节某一句话。

    或者文章作者也有遗忘：世界上有心理学、精神病学。再，读者都是老实人。

    这几年，偶然还会出现大房间图像，不过也不一样了。白忽忽好像曝光过度的相片，也许和灯有关系，那灯贼亮贼亮刹眼睛总叫人疑心……忽然，又来忽然了，由灯光的贼亮想起摆桌子，铺台布，备清茶，点百支灯泡的阳谋房间，啊！图像里的大房间是阳谋房间的里间！可是我从来没有走进里间，怎么会有里间的图像？难道是想像？幻象？这又发现大房间里的人走动，说话，都没有声响。留神静听，静如冷冻。难道是大玻璃窗的绝对隔音？或是形象与声音，可以分割开来遗忘，或说遗忘也不准确，是一部分在这个世界里出现，一部分鲜活在另一个世界。

    这神秘！冷不防的后脊梁冷汗如豆，如一丝一丝的拱着出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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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东的血痕

    牧惠

    牧惠（1928～2004），原名林文山，广东新会人，著名杂文家。著有杂文《湖滨拾翠》、《碰壁与碰碰壁》等。

    赵匡胤建立了宋皇朝后，曾在太庙立下了一个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的誓约。因此，即使在王安石时代，改革、反改革两派斗争得非常尖锐的时候，对被认为有罪一方的处置，了不得是罢官、流放。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得以从宽发落，不至于重复范滂的悲剧，也与这个誓约有一定的关系。

    例外的是，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八月，“斩太学生陈东、抚州进士欧阳澈于都市”。罪名就是言事即提意见：“先是帝闻东名，召赴行在。东至，上疏言宰执黄潜善、汪伯彦不可任，李纲不可去，且请上还汴，治兵亲征，迎请二帝。其言切直，章凡三上，潜善等思有以中之。念澈亦上书训用事者，其间言宫室燕乐事，潜善密启诛澈，并以及东。”于是，这二位丢了脑袋。

    陈东是当时很有名气的太学生，宋朝比较注意教育，教育事业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发达。首都设有国子监即京师大学，包括国子学、太学两个学院。国子学是专收的贵族学院，太学则平民百姓的子弟亦可以入学。王安石当政时，为了培养新政人才，给太学生定出优异的待遇，学生达二千四百人。徽宗崇宁间，名额又有增长。除了国立大学外，还有相当于私立大学的书院，其规模有的竟超过国立大学。那么多过去、现在、未来的太学生聚集在京师，“知识分子成堆”，自然会形成一股卷入政治斗争的特殊力量。朝廷有什么大事件，都有太学生上书朝廷或大臣提出意见。有的是个人上书，多数是集体上书，于是无形中成为某种意义的学生运动。陈东是其中的一名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有名的太学生还有张寅亮、徐揆等人。

    陈东是在金兵进逼宋京时露头的，他主要的攻击对象是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邦彦、朱这“六贼”。他于宣和七年带头上书，说：“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内，李邦彦结怨于西北，朱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二国，败祖宗之盟，失中国之信，创开边隙，使天下危如丝发。此六贼异名同罪，伏愿陛下擒此六贼，肆诸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所谓六贼，其实应当加上赵佶为“七贼”，陈东当然不敢直指皇帝。赵佶心里明白；但敌军压境，而且陈东反映的又都是人民心中所想、口中所讲的事实，赵佶只好先是装作没有听见，不得已时才把“六贼”抛出来当替罪羊。第二年，赵佶混不下去了，把皇位让给儿子赵桓即钦宗，陈东又一再率领太学生上书对局势提出看法。靖康元年二月，主战派李纲因所部作战失利而被主和派罢官，陈东率领几百名学生在宣德门请愿，要求重用李纲这种社稷之臣，斥退李邦彦等社稷之贼，马上形成了一个极其动人的场面：

    书奏，军民不期而集者数万人。会邦彦退朝，众数其罪，谩骂，且欲殴之，邦彦疾驱以免。帝令中人传旨，可其奏。有欲散者，众哄然曰：“安之非伪耶？须见李右丞、种宣抚复用乃退。”吴敏传宣云：“李纲用兵失利，不得已罢之，俟金人稍退，令复职。”众犹莫肯去，方挝坏登闻鼓喧呼动地。开封尹王时雍至，谓诸生曰：“胁天子可乎？胡不退！”诸生应之曰：“以忠义胁天子，不愈于以奸佞胁之乎？”复欲前殴之，时雍逃去。殿帅王宗恐生变，奏帝勉从之，帝乃遣耿南仲号于众曰：“已得旨宣李纲矣。”内侍朱拱之宣纲后期，众脔而磔之，并杀内侍数十人。纲惶恐入对，泣拜请死，帝即复纲右丞，充京城四壁守御使。纲固辞，帝不许，俾出外宣谕。众又愿见种师道，诏促师道入城弹压。师道乘车而至，众褰帘视之曰：“果我公也！”始相率声喏而散。（《续资治通鉴》）

    钦宗想用当官来收买陈东，陈东不买账，“辞不拜而归”。陈东不屈服，朝廷虽然不得不做些表面文章如处理“六贼”等，但反对李纲的势力一直占统治地位。康王赵构代替当了俘虏的钦宗建立了南方政权后，黄潜善、汪伯彦代替了李邦彦之流继续主和，继续排挤李纲、宗泽，耳朵软加上害怕徽钦二帝回来后位子不稳的宋高宗当然站在他们一边，不断削弱李纲等主战派的实权，有闹事纪录在案的陈东又出面来反对黄潜善、汪伯彦，拥护李纲，当然实际上等于反对赵构。黄潜善对赵构说：如果不杀陈东，他迟早会作乱。于是新账老账一齐算，被判死刑。“东始未识纲，特以国故，至为之死，行路之人有为哭者。”死得重如泰山。

    太学生是不是被陈东的血吓怕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陈东被杀后的宁宗庆元元年（1195）四月，太学生杨宏中等六人上书，请求留用右相赵汝愚等人。时人称这批因此被押送到五百里外编管的知识分子为“六君子”。

    理宗宝祜四年（1257）六月，太学生陈宜中等六人上书，抨击专横跋扈的侍御史丁大全，因而被开除学籍，送崖州等地编管，也被称为“六君子”。

    贾似道当政，接受了过去的教训，对知识分子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悬赏格征文收买太学生，让他们歌功颂德，一方面毫不客气地镇压敢于批评他的人。即使如此，仍有敢于揭露他的太学生。有一首诗，就是一位太学生讽刺贾似道搞官倒贩私盐的：

    昨夜江头涌碧波，满船都是相公鹾。

    虽然要作调羹用，未必调羹用许多。

    对于一场场学生运动，有褒有贬。贬之者谓学生不明事理，受人利用，徒劳无益。当然不能说其中毫无道理，学生有可能变成派系斗争的工具；但是，诚如黄宗羲所说，宋学生伏阙槌鼓，请用李纲的意见如能接受，局面有可能改观。陈登原《国史旧闻》中也说得好，“衰世之政，大吏所自作自造，而能望大吏之自言之乎？而能望阿逢大吏之小吏代言之乎？邈兹学生，乃忙唇舌，大小之吏，自多不快。此非学生议政之可矜，而实当时政局大有可议之为可悲也。”

    野蛮血腥的镇压无法钳住太学生们的口，但是，前仆后继的太学生也无法打倒更谈不上消灭奸佞。宋朝终于给学生们打不倒的昏君奸臣玩完了，最终演出了在新会崖门那惨烈的一幕。从这个意义上看，陈东们未免有点傻，只不过傻得可爱可敬，成为后来一代代学生们的榜样。

    1994年5月31日

    47年前的今天，参加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被殴于广州长堤

    选自《随笔》，1994年6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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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的梦——纪念甲午战争百年

    叶楠

    叶楠（1930～2003），当代作家。著有《巴山夜雨》、《花之殇》、《苍老的蓝》等。

    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灰蒙蒙的海面上，大风凄厉，云团沉落，波浪奔腾，泡沫飞溅。我侧着身子，走进一温暖的小饭铺。那时候，海滩旁，有很多这样的小饭铺、夫妻店，只卖水饺、清煮大虾、盐浸乌贼、海带丝，还有白酒。我一进去，所有呷酒的顾客——码头工人、渔夫，都用含尊敬的目光看着我，微笑着跟我打招呼。这个北方港口城市，已经有几十年时光，没有过中国海军军人，岂止是海军军人，连任何中人的身影都没有出现过。这个城市，一直由异人驻扎。我当时是海军学校一年级生，我们的学校，是这个城市里，惟一的中事机构。所以我常享受这种特殊的宠爱。

    “我想问问你，‘定远’还在吗？‘镇远’呢……”当我刚刚坐下，有一位披着粘有鱼鳞的帆布外套的老渔人，挨着我坐下，昏浊的眸子眼巴巴地看着我认真地问。后来知道，这是个幼小越海来闯关东的胶东人。我愣了，他问的是半个世纪以前，北洋水师的排水量7335吨、主炮口径305mm的最大的两艘装甲舰。按照他的年岁，甲午之役，他正处童稚之年，“定远”和”镇远”两舰，他未必见过，定是从父辈那里知道的。“定远”和“镇远”即便在，也已经是非常落后的军舰了，但它是机动舰船时代，我国最大的军舰，甲午海战我方主力，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是不知道北洋水师的覆没的结局呢，还是对中国海军怀着执拗的美好愿望呢？多半是后者，我想。这个一生饱尝丧国屈辱的老人，心里有一个蓝色的梦。这个梦的梦境里有战旗猎猎、舻相接的强大的中国舰队。

    我坐在那里，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他。我不愿意让他绝望，没正面回答他的问题，我说：“我只是一个海校一年级生……不过……我想，今后，我们会有比‘定远’、‘镇远’吨位还大、威力还强的军舰！”在座的所有人的脸上都出现了欣喜、兴奋的颜色，举起了小酒盅……我当时绝对是充满信心说的那番话。我亦如那个老渔人，也有同样的蓝色的梦。其实，我只不过是前几天，才见到真正的海洋。

    那是我入校第一周的一天早晨，我们的校长张学思将军，亲自带着全校学员（那是个很小的队伍），冒着凛冽的寒风，迈着行军的步伐，走到海岸滩头看海去。他没讲一句话，始终凝视着灰蒙蒙的海面，我从他深邃的带有憧憬的眸子里，看到他也有同样的蓝色的梦。后来，一位将军告诉过我，张学思将军亲自跟他讲的一段童年往事：有一年，占领旅顺口的日本海军驻军指挥官，别有用心地邀请张大帅临旅顺港，检阅舰队。那位大帅，并不愚钝。去？不屑，也不愿；不去？违礼。就派小公子学思代之。于是，稚齿幼童，接受了日本海军将校、水兵致敬和祝颂的欢呼。在自己的国土上，接受外国占领军以礼仪的形式，炫耀军威，不啻在将军稚嫩的心上刻上永远不能平复的伤痕。我想，这大概是三十年代初的事。那时候，他心底，已有了蓝色的梦，我想。选他出任共和国第一间海军学校的校长，最合适不过了。他受命之时，心情一定是异于常人，特别的不平静吧！我不但做过他的学生，也多次见过他，他是我见到的最有军人风度的海军将领。记得，我通过国家考试的那天早晨，全艇正在备航。他突然出现在中国最初拥有的一批潜艇中一艘潜艇狭窄的电机舱内，站在我面前，明澈的眼睛看着我微笑说：“你要开始独立在岗位上工作了。好！”我的心颤栗了，我没想到他会来，特别是在这一天。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航行的驱逐舰上，他已经是海军参谋长了。那是一次远航。他的眼睛还是那样明澈。风度依然那样宏邈。我总是抽空悄悄去看他一眼，他似乎昼夜都伫立在舰桥上，从没移动过位置，就像军舰本身一样，冲击风浪。我很想问他，幼年在旅顺口那次检阅日本海军的事，终了还是不愿打搅他，没有问。后来，我再也没见到他，他去了，在那非常的、严酷的岁月。当他那明澈的眼睛，最后阖上的时候，他一定是在想他心底还没有圆的蓝色的梦。我所以提到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我在海军的第一个上级，他创建了共和国第一个海军学校；还由于他的个人魅力，他对海洋事业的忠诚。他是饱经忧患、深切感受国家迫切需要有强大海上力量、并为壮大它而奋斗终生的海军将领。想到海，就想到他，在我记忆中，他的姿容和海永远叠印在一起了。

    日前，我接待了一位年过七十的希腊作家nikoya.∑taθakh（尼库斯·斯塔萨基斯）先生。他是个希腊海军宿将，曾参加过二战，任过舰队司令，军衔海军上将。我俩有如下对话：

    “现在还想到海上航行吗？”我问。

    “这个问题，应该由你回答。”他说。

    “非常想……”

    “一直到死。”

    “是的。”

    是的，水手，到了垂暮之年，对海洋的情感弥笃。也许是经过海风无数次浸洗的眼睛，才能真正发现海洋的美；也许是长期与海亲昵又搏斗，才真正理解海洋，才结下不解之缘。就像人，在少年，对所爱的人，多是一种即兴的激情，虽强烈，并不特别珍视。只有到了老年，于往日的情爱，才感到，才无休止地回味它。

    虽然，我一生在海上航过的航程。远远超过陆地的旅程。前些年，我回到海上，在北回归线附近航行，不但仍然感到类似出征的兴奋，还感到，在我面前展开的海洋，更加美丽了。我不仅仅指风和日丽的日子，热带海洋的浓烈灼目的色和光；那五彩的云朵，甚至于，那罕见的带着一段彩虹的悠悠飘荡的云朵；莫名的作折线运动的耀眼的星辰。即便是在昏暗的暴虐的热带风暴中，海洋也美得惊人。风、云、浪强劲的运动，构成黑色的灰色块、线、点…”交织变幻的图景，声色暴戾，狂放不羁。这是一种无比强烈的生命活力的美，狞厉的美。在受巨风狂浪豪雨冲刷、电击雷轰的甲板上，我感到了：与豪迈的自然融合的温馨；欲与海风腾飞的狂喜。我忽觉得，海洋之与人类的关系，不仅是一种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海洋能引发人产生不停息超越、再超越的激情。

    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很早到海上航行的民族，磁罗盘的发明者，也许是最早航渡到美洲的民族。然而，历史上，我们长期没有常设的强大海上武装力量。这大概是因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十九世纪前），东南海域没有威胁我国安危的近邻。中国有的是挥戈鞍马的帝王，却没有一个登上旗舰桥楼率领舰队破浪前进的皇帝。他们没有体味过，也不知道，乘风破浪，号令千帆竞发，远比辕门军帐、刁斗金鼓、旌旆逶迤、车搏马战，气势宏伟得多。是的，我们有过十五世纪初郑和舰队开辟的辉煌的航海时代，舰队的航迹，曾直伸延到非洲海岸和红海。当1433年，郑和舰队九桅艨艟，在南方沿岸降下船帆以后，大洋中再也没出现过中国巨舰的影子。到了十九世纪末，列强早已在瓜分世界的时候，中国才有了机动舰船时代的第一支有相当规模的舰队——北洋水师。固然，清廷国运衰颓，毕竟有了一支舰队。这支舰队编成于1888年，六年后，战败于甲午一役。这场战役，官兵用命，英勇卓绝，史有定论。其败绩，固然主要是由于朝廷的，然就大东沟具体海战看，兵器、舰速逊于敌军，不能不是一个战败的因素。如果，舰队装备精良，是役取胜，并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对有一种说法，不以为然。那就是：1888年（北洋水师诞生那一年），慈禧挪用海军军费，要建颐和园，还留下了一个帝王园林；如用于海军，大宗银两，等于抛撒大海汪洋之中。那么，如果颐和园，四年后，彻底毁于八国联军之手呢？如果根本不建北洋水师，不是会留下更多银两吗？抗日战争之始，中国就是没有可抗御日军入侵的海上力量，结果是，国门洞开，敌军长驱直入。于是，二战史上，也就没有中国海军像样的战役可记载的。这才是极大的耻辱！

    甲午之役，是败于清廷统治者和懦弱，人民和抗敌官兵的行为，体现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浩然气概。颐和园当然是华贵的帝王园林，但我认为，哪怕北洋水师战舰的一块锈迹斑斑的装甲，闪耀着的是中华民族魂的光辉。我常想，应该千方百计寻到北洋水师舰船的铁锚，摆在黄海高高的海岸上，让国民凭吊。

    几年前，在菲律宾的碧瑶，几位华侨忧心忡忡嘱咐我：“我们中国人可不能忘记历史，也不可轻信！”我们太容易遗忘了。可是别人没有遗忘，为没能实现“解放”我们而常耿耿于怀呢！一个民族忘记过去，不是优秀的民族；一个民族不能自责自己的罪恶，同样不是优秀的民族。

    很久没有人提到迄今为止仍然是中国最大的战舰“定远”、“镇远”了。可喜的是，谈到航空母舰的人却多了起来，很多人有了蓝色的梦！

    选自《随笔》，1994年5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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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前的最后一夜

    白桦

    白桦（1930～），原名陈佑华，生于河南信阳。著有诗集《金沙江的怀念》、《热岜人的歌》、《悲歌与欢歌》、《白桦的诗》等。

    1948年最后的一个寒夜，部队在安徽和河南交界一个小村的废墟上宿营。我们分队在一个墙角燃起一堆树枝，每一个人都尽可能把冰冷的身子靠近火光，脸和手都烤得有些灼痛，脊背却一直像铁板那样冰冷。一个山西籍的战友说了一句歇后语：“撂荒地烤火——一面热！”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有些聪明人立即把背转向火光，烤一阵，再把脸转回来。分队长突然向大家提出：“猜一猜，明年的除夕我们在哪里？”我们经常在每一天出发的时候，在每一个战役开始的时候，猜这样的谜语，而从来没有猜测过一年以后的情景。第一个人鼓足勇气说：“在长江边！”第二个人比他还要胆大些，大叫了一声：“在南京城下。”大部分人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表示怀疑。用舞台剧的专用名词来说，就是：哑场片刻。雪花在缭绕的火光上飘舞，大战刚刚结束的士兵，耳朵还不习惯这冷冰冰的寂静，没有一声枪响，没有一声号角，没有一声呐喊……看不到升起照亮阵地、而后像星一样坠落的照明弹，看不到挟带着泥块、弹片、浓烟、火团和尸体飞向天空的炸弹，只有宁静的星光……谁也没想到，小李说话了：“不！”

    这个16岁的“解放战士”（那时“即俘即补”的士兵称之为“解放战士”），二十天前他还是国民党军十八军十一师的一个二等兵，至今都还穿着国民党军服。他在我们分队里还只是一个“随队行动”人员。我们中间几乎没人听他说过话，有人怀疑他是哑巴，有人怀疑他口吃……因为忙于总攻，忙于打扫战场，忙于掩埋战友的尸体，没有深究。而从他的嘴里竟然会突然冒出个“不”来。他说：

    “弟兄们（他还不习惯说同志们）！明年除夕咱们绝不会在南京城外喝西北风，咱们早就进了他娘的总统府啦！”在当时，这句话真是石破天惊！相信他可是很需要点勇气。全分队这才都把惊异的目光认真地投射在这个“解放战士”身上，他那被硝烟熏黑了的帽檐耷拉着，眼睛像吊在屋檐下的一对星星。

    “为什么？”——至少有五个人同时发问。

    “为啥？那就听我慢慢说。”他把一双脏手放在火焰上搓了搓，从口袋里摸出两只子弹夹子，像叫花子打竹板那样“叮叮零，叮叮零”地敲起来。操着他的山东乡音，一口气说了好几段顺口溜，使得全分队大吃一惊。他不仅不是哑巴，甚至也没有一点口吃的毛病，说得抑扬顿挫，节奏分明。那些顺口溜，包括他的声调、神采，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仍然记忆犹新：

    “一根油条，花一篮子钞票。半袋杂粮，换一个大姑娘。”

    “当官的不贪，准是他娘的政治犯！先戴手铐，再进牢监。秘密处决，概不从宽。”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酒席照开舞照跳。一曲、一曲又一曲，《风流寡妇》《步步高》。不吃白不吃，不跳白不跳。顿顿都是最后晚餐，夜夜都是欢乐今宵。吃他娘的昏天黑地，喝他娘的地动山摇！亡党亡国理所当然，节约公款没有必要。”

    “空军飞机真操蛋，一架、两架上前线；都到哪儿去了？另有航线！飞美国，飞台湾，飞日本，飞安南。运金子，运银元，姨太太，俏丫环，少爷小姐一大串。到外洋，买房子，舒舒服服再过半辈子。哪个高官手里没有几箱美国票子？哪个士兵没有一身虱子？为了保卫总统府里的那张椅子，割断了多少中国人的脖子，烧毁了多少房子，饿死了多少孩子，丢尽了面子，还要打肿脸充胖子！总统站在半天云里，要俺们坚守阵地。他说：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俺们说：放你娘的臭狗屁！”

    “要爱中国，先爱中正；中正是谁？最大党棍！莫谈国事，隔墙有耳！老百姓的嘴，只许吃糖喝凉水。你敢自由言论，我就随意定罪！有冤情，请上告。衙门的门槛高，上上下下都要敲。敲原告，敲被告；进门就得让你学鬼叫。敲骨吸髓还不算，骨头渣子当柴烧。”

    “假话流成河，假话堆成山；假话哄得小鬼推磨团团转，石头磨成精白面；精白面，往下咽，吃进去容易拉出来难。假话蒙着一层纸，经不起轻轻的一指弹。老百姓心最软，会想、会看，能爱、能恨，最恨的是瞒和骗。独裁政权，王小二过年，过得了今年，过不了来年……”

    没想到，小李在除夕夜给了我们一个意外的喜悦，算得上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文艺节目。紧接着，大家对他的创作、表演才能好一阵表扬，小李连忙举着双手辩解说：

    “弟兄们！说俺会编，可是不敢当。这些顺口溜的编家在民间、在行伍里，我完全是听来的，只不过俺能记住……”

    “你的记性真好！”

    “这……俺承认。同志们（这回算是改过来了）！”

    后来的历史发展，正如小李所预见：1949年，“吊民伐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渡过了长江，占领了南京，攻克了总统府，而且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江南。1949年的除夕之夜，我所属的野战部队正在广西右江两岸待命，准备向云南进军。五十年后的今天，我竟然还能记得1948年最后一夜的一些细节，说明我的记性也不错。

    有记性真好！

    1998年11月4日，上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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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怕的曾国藩

    流沙河

    流沙河（1931～），生于四川成都，原籍四川金堂县。著有诗集《告别火星》、《农村晨曲》、《流沙河诗选》等。

    回忆高小初中，国文教师选讲《曾文正公家书》，催人渴睡，记不起讲些啥。校长每周训话，又抬出曾国藩大圣人做榜样，烦死人了。40年代来成都读高中，《曾文正公家书》有廉价本，青年路书摊上摆着呢。本想翻翻，听同学说蒋委员长爱读此书，便决心不看了。50年代做了编辑，又听同志们说此书“反动透顶”，想看看到底是如何反动，图书馆里又没有了。跃入60年代，阶级斗争炮火连天，读了罗尔纲研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一篇文章，才晓得曾国藩加冠了，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觉得这顶帽子有趣。现今混到六十快退休了，突然瞥见湖南大学出版社精印的《曾国藩家书》，非常吃惊。买一本来瞧瞧。

    瞧瞧之后，更加吃惊。好厉害哟，曾国藩之为人！

    这家伙，上承三省吾身的祖训，下开自我批评的先河，时刻不忘修身养德，狠抓自己活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堪作样板。不像我和我所见的一些人，自我批评挂在嘴上开会说说罢了，他有具体措施，落实在行动上。道光二十二年，他三十一岁，从十月初一那天起，灵魂深处爆发反革命，给自己订了个“日课册”，名之曰《过隙影》（我联想起“文革”时革命者“过电影”），天天在上面写。写些啥？“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天天写《过隙影》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念念欲改过自新”。《过隙影》必须字字写正楷，以示狠抓狠斗狠修养。不但写，而且做。十月初九日，也就是《过隙影》刚写到第九天，便猛省从前与小珊结仇怨，错在自己当初“一朝之忿，不近人情”，是夜即到小珊住处“登门谢罪”。长谈之后，过了四天又请吃饭。效果吗？“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想那《过隙影》中一定写有不少丑念丑事，此亦足见他的自我批评敢于刺刀见红。太可怕了，这老反革命，不，壮反革命！

    这家伙，可以说是无限热爱本阶级的最高领袖道光皇上。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十日，欣逢皇太后七十寿辰，他以新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身份，同满朝文武跪在一起，抬头有幸目睹龙颜（其实看见的是给太后跪拜时高耸的龙臀），立刻想到咱们皇上春秋已高，种起子来仍然强壮，六十一岁那年种出了八阿哥，今年六十四岁又种出九阿哥，可见“圣躬老而弥康”。又目睹“七阿哥仅八岁，亦骑马雍容，真龙种气象”。这些都是特大喜讯，宜函告家人，以分享幸福。如此忠爱老龙，如此慕爱小龙，难道还不可怕不可恶？

    这家伙，进士出身，先任礼部侍郎管文教，后任刑部侍郎管司法，从不掌兵。咸丰三年，太平革命军解放南京城，关他屁事。部长级京堂官他不当了，这时候倒跑回湖南去办团练，募湘军，还说“系为大局起见”。从此做定了革命死对头，可恶，可恶！可怕，可怕！

    这家伙，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吃一堑，长一智，败不馁，胜不骄，愈打愈顽强，一路攻下去。咸丰四年十一月，攻下黄梅县，逼近九江府，函告家人：“我现在军中声名极好，所过之处，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钱米猪羊来犒军者络绎不绝。”如果此人热得发昏，太平天国就有希望。可惜他不发烧，仍然“寸心兢兢，且愧且慎”，“唯力尽人事，不敢存丝毫侥幸之心”。两月前奉旨署湖北巡抚，赏戴花翎，而“现在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葆此以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第二年打败仗，回头整顿水师，以鄱阳湖为根据地，“日日操练，夜夜防守”；“不敢片刻疏懈”。不时巡弋长江，隔断武汉南京两处的太平军，使之首尾不得相应。第三年，亦即咸丰六年，战局扭转，到处反攻。两个弟弟也上战场带兵打仗，凶猛异常。湘军名震东南，前景辉煌，他却函训二子：“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尔等）为大官，但愿（尔等）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这时候南京城内那一群革命王侯在忙啥呢？在忙着建王府，筑侯宅，做礼拜，坐江山。广西大脚婆昔年生育的革命种子，恐怕早已养成小衙内了。天王洪秀全不时发神经，宣布昨夜梦见天父上帝怎么说，天兄耶稣又怎么说。东王杨秀清封了禾乃师，嫌九千岁少了不够用，要洪秀全给万岁。北王韦昌辉袭杀杨秀清，洪秀全又杀韦。翼王石达开全家被屠杀，不得不出走。对比两个阵营，站在革命那边，痛感到这家伙实在可怕可恶！

    这家伙，身许社稷，魂绕家园，信函一封接一封地寄回湖南湘乡曾宅，给家人撞警钟。自身既为皇上侍讲学士，能通天了，深恐老父在家乡卖人情，诫以“莫管闲事”，嘱其谢绝一切请托。听说“父亲大人近来常到省城县城”替人说情，又赶快提醒他：“此是干预公事！”朝廷将要委派新学官去长沙，又预先说明白：“父亲万不可去拜他！”以上都是道光年间事了。咸丰四年四月，屡次挨打后，“幸湘潭大胜”，又函告家人：“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两天以后，又嘱家中四位老弟勿来长沙军营找他，“但在家中教训后辈，半耕半读，未明而起，同习劳苦，不习骄佚”。同年九月，收复武汉有功，奉旨署湖北巡抚，赏戴花翎，又恐家人头脑发烧，赶快提醒四位老弟：“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侄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万望诸弟刻刻留心，勿使后辈近于此二字，至要至要。”咸丰八年，在江西建昌行营时，又函促家中子侄读书，种菜，养鱼，喂猪。规定“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菜”。咸丰十年，奉旨署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功名到顶峰了，还在发愁：“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像他这样不近人情，悭头啬脑，吾蜀人所谓的老牛筋，可怕已极！

    这家伙，不但严束家人，频撞警钟，而且狠抓九弟的活思想，及时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旁边有同志说，“反革命的思想工作！”我想也是）。九弟曾国荃咸丰六年率湘军三千入江西援吉安，由此登上战争舞台，同三年前的胞兄一样，做定了革命死对头，而且最后埋葬了太平天国。咸丰八年二月，国荃弟前线来信，诋上级长官为“傀儡膻腥之辈”，不乐意听彼辈的指挥。国藩兄复函批评，说此语“已露出不耐烦之端倪”，担忧“将来恐不免于龃龉”，提醒他勿忘了去年所赠箴言。两月后又去函，说顷接别人来信“言弟名远震京师”。下一句就敲戒尺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弟须慎之又慎！”同治元年二月，知悉国荃弟与同事关系紧张，又批评他只看见对方脸色凌厉，看不见自己的脸色同样凌厉。又举出他的来信“常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并指出他的随员和仆从在外面“颇有气焰”，而他本人作何面目不言自喻。三月后又去函，责备他不太廉，指往年刮钱买田地一事，警告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持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不到一个月又去函，专谈听取批评，哪怕批评的不是事实，态度也得“抑然”，不得“悍然”，并提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八个字。这八个字后来被奉为革命队伍的金科玉律，我辈耳鼓膜都听起趼皮了，天哪，原来还是这家伙的语录！想起怪不自在！

    这家伙，“抑然”了一辈子，毫无进取意识，常诵的格言是“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常求的境界是“花未全开月未圆”。同治二年四月，知悉九弟升官，署了浙江巡抚，花似乎全开了，他怕，随即奏请将自身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两顶帽子分出一顶给别人戴，“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同治三年七月，打下南京城，灭了太平军。两顶帽子之上又封侯爵，他倒“弥增歉悚”起来。两年后，他五十五岁，上疏请求解除本兼各职，注销爵位，仅以退休人员身份“留营维系军心”。同时函训长子曾纪泽（此人后来成了能干的外交大臣）：“读书乃寒士本色，切不可有官家风味！”次年函达太太欧阳氏：“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得失荣辱看淡了，打起仗来心不纷，特别可怕可恶！

    这家伙，体孔孟思想，用禹墨精神，操儒学以办实事，玩《庄子》以寄闲情，由封建文化培养见识，从传统道德汲取力量。也许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吧？三十七岁跳升内阁学士，该享受绿呢车了，仍坐蓝呢车，补礼部侍郎缺，仍坐蓝不换，其慎可知。军务虽忙，“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每日仍看书数十页”，其勤可知。两江总督卸任，工资尚结余二万两银，其俭可知。遗嘱不许出版文集，其谦可知。

    1991年7月14日，成都</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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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殓·祭祀·谥号

    陈丹晨

    陈丹晨（1931～），浙江人，作家、评论家。著有《艺术的妙诗》、《网外史谈》、《巴金评传》等。

    为秦始皇守陵的兵马俑——秦俑二号坑于今年三月一日正式动铲发掘。据查内有陶俑陶马1300余件、战车80多辆，以及众多的青铜兵器。这些兵马俑之高真据说将是历来墓葬俑殉之最，发掘秦陵是一个重大的工程，已经发掘的秦俑一号坑、三号坑中出土的兵马俑，震惊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这次发掘秦俑二号坑将需5～7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内藏的文物比前掘出的也将更加丰富重要珍贵。而这还仅仅是为秦始皇守陵的部分。考古学家还已试掘了秦陵附近17座殉葬墓中的8座，发现殉者多为贵族大臣，棺椁考究，陪葬丰富。那么，令人难以想像的是，当秦陵全部发掘时又能看到怎样一个千奇百怪的地下博物世界呢！

    秦陵的修建和秦始皇的葬埋，当时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秦始皇的儿子胡亥下令将后宫没有生育孩子的宫女统统殉葬，然后还将参与工程知悉机密的工匠也全部活埋于陵墓内。所以，秦陵的情况，后来的史书文献几无记载，只有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段粗略的记叙：秦始皇即位以后，就在骊山给自己修造坟墓。他征发了七十多万劳改犯去服修墓的劳役。墓高100多米，掘地极深，灌注铜液。墓中有宫殿和百宦位次。藏满了奇珍异宝。坟中布满了机关，如有人盗墓，就会有箭矢自动劲射。水银流注成百川大海，机械运转出现天象地貌。用人鱼膏做烛，照明墓内，经久不息。

    仅仅这样一小段记录，人们也可想像这陵墓该有多么壮观。我们也还由此可以推想，秦始皇之流的心理该是恨不得把整个人间财富权势统统带到地下阴间，才能填满他的贪婪无厌的欲海。

    咸阳西安一带古墓葬极多，已发掘的和未发掘的帝王宗室陵墓有武则天墓和章怀太子墓等等。全国各地发掘的战国、汉代、六朝、隋、唐墓葬也很多。中国地下文物相当数量出诸墓葬。即以嘉峪关附近的魏晋墓为例，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那茫茫无边的大戈壁地下竟集中埋有一千四百多座墓葬。从已发掘的十余座中就已发现了大量彩绘、砖画和砖雕等等，被称为“宝贵的地下画廊”。最近，在四川丰都县汇南乡一处即发现了汉至六朝的古墓一千余座，凡此，真是多得不可胜数。

    丰富的墓葬起因于厚殓。厚殓在中国流传了数千年，也可算是一种中国特色。商殷时代迷信鬼神。国王死了，用活人殉葬。多的时候竟有千百人，到了周代，慢慢改为用草、木、陶制的人俑和器皿来殉葬，所谓“始作俑者”。但是，史实证明，到了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时，不只还用活人殉葬，而且其中还有许多王公宗室；也还由于科技、工业发展，器皿也愈来愈丰富多样珍贵。这种厚殓的流韵遗风直到明清时代久盛不衰。

    北京以东一百多公里的昌瑞山峰下的马兰峪，一派龙蹯虎踞的非凡气势，建有规模巨大的清代五个皇帝和许多后妃的陵园。北京以西一百多公里，在群峦叠嶂的永宁山峪也建有另一个陵墓建筑群，葬有清代四个皇帝和许多后妃。这就是所谓清东陵和清西陵。你若看到那些壮丽精致、规模宏大的宫殿、墓穴、地宫、神道、石像、牌坊，一定会很费解：为什么一个死者要让生者付出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只是为了埋葬自己的一副皮囊枯骨。更可怪的是，当年秦始皇称帝之初，就给自己建造葬身之地。后来那些皇帝竟也继续这个遗风，像清代乾隆年纪大了，退位做太上皇，传位给儿子嘉庆的同时，却还要给他选定一所陵址。也就是说，他把帝位和坟墓一起传给他的接班人。可见，他们对于死的重视。因此，像道光即位后就忙着造陵，七年后修建完工，因地宫浸水，又全部拆毁，改在西陵重建。建成的隆恩殿的材料主要是用金丝楠木，雕成大量游龙、蟠龙，造成“万龙聚会，龙口喷香”的气势。至今，人们走近大殿，那缕缕浓郁的楠木清香依然扑鼻。慈禧因为寿长，早就建成的陵园也就一修再修，建了又建，至死方休。

    当年那些贪婪的帝王贵族的厚殓给后来的贪婪的盗贼创造了条件。“盗墓贼”大概可以算得上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行当”。近几年盗墓之风更加疯狂，遍及各地。有记者说，关中地区盗墓已成社会公害。仅陕西省近两年至少已有300余座古墓被盗，大量珍贵文物被破坏、走私、外流。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全家、全村合伙盗掘古墓，倒卖文物，坐地分赃。

    人们历来把儒家思想看作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儒家学说虽被独尊而行于世，但这种厚殓以及祭祀、谥号等等一套文化形态却与孔老夫子并不相干。一则，如厚殓、祭祀早在孔子之前至少已经相传千年。二则孔子是不信、也不谈鬼神的。他是反对厚殓的，对祭祀也没有兴趣。他的得意门生颜渊死了，孔子很悲伤。别的一些弟子要将颜渊厚葬，孔子却以为“不可”。但是，弟子们不听他的。弄得他毫无办法。孔子总认为生的道理都还不容易弄明白，哪还弄得清死的问题。他自己病重时，弟子子路祷告上天保佑。孔子怀疑说：“有那么回事吗？”子路说：“有啊，祷告文里不是说向天地神祈求吗？”孔子反讽说，“要那么说，我早就祈祷过了。”正因为他不信鬼神，所以他从根本上是否定祭祀的，所谓“非其鬼而祭之，诌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都是很有名的论述。

    奇怪的、令人不解的是，后来一些尊孔的人们常常打着孔夫子的旗号搞厚殓、搞祭祀，而且要耍演祭孔的大典。那些反孔的人们也远不如孔子那么开明，常常喜欢修大陵墓。总之，在这点上，这些后代子孙不管以什么先进面目出现，其实是很不如孔子的。

    鲁迅当年曾经对人们搞祭孔闹剧颇多尖锐讽刺。那时，民国初期几乎年年闹祭孔。一些军阀头子杀人如麻，都照样妆扮成一副道德君子模样，大吹大擂祭孔。袁世凯还下令制作仿古的衣冠，让人们穿了这种古里古怪的行头到国子监（孔庙）举行祭孔大典。当时的教育总长率领教育部的“干部”们还行跪拜大礼。山东军阀张宗昌更是个混世魔王，但却也提倡尊孔祭孔，自己也跑到孔庙叩头跪拜。最使人惊讶的是，近几年北京、山东也继续“上演”过热闹非凡的戴着古代衣冠的祭孔大典。参加者官员、学者皆有，盛况决不亚于民初。想到鲁迅当年说有些人“把孔夫子当砖头用”，因而“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这实在也是很值得人们玩味的。

    还有一种对死者的谥号，也很离奇古怪。唐代张守节写过一篇《谥法解》，考证溢法最早起源，是周公所制定。谥是指生平事迹，当是指贡献。并且列具所规定使用于谥号的字表。其中褒贬都有，帝王的谥号是由大臣们会同司仪官员、由新皇帝审批。官员们的谥号则由皇帝赐给，但是到了后来渐渐演变成为只讲好话，成了又一次集中的评功摆好，愈演愈烈，愈来愈肉麻。皇帝生前威风还不够，就像想把世上的好东西都带进坟墓一样，也想把所有好听的“马屁”都贴在自己身上同归于尽。譬如唐高祖死后，唐太宗追谥其父为“太武”！唐高宗时又改谥为“神尧皇帝”；唐玄宗时又加码改谥为“神尧大圣皇帝”；过了几年，又增谥为“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但这都还不算什么。到了明清时，就更加变本加厉，把各种各样长长的一连串的至高无上歌功颂德但却谁也记不得的谥号追封死者。

    譬如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清世祖（顺治）被追谥为“体天隆运英睿钦文大德弘功智仁纯孝章皇帝”。到了清高宗（乾隆），被加码追谥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至于这些人生前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好像谁也不打算认真去对照，谁也不认真把这看作真实的评价。一切不过是虚伪的表演而已。

    当然也不止是谥号，也不止是帝王家搞这一套。就是一般王公官僚贵族也一样在狂热追求死后那些辉煌空洞的颂辞和身份，唐代韩愈给人家写墓志铭、碑文收取高稿酬，长安城中一些高官家里死了人争相求他撰稿。刘禹锡形容说，“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阶，辇金如山。”可见当时官场风气。《红楼梦》里写到秦可卿之死，贾珍为了面子，丧事办得风光些，就贿赂内监给儿子捐了一个官职，使死了的媳妇身份一下子提高了。铭旌、牌位上就大书“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诰封一等宁国公冢孙妇防护内庭紫禁道御前侍值龙禁慰享强寿贾门秦氏恭人”。看了这一大堆曲里拐弯的东西，人们可能会觉得好笑。然而，在当事人眼里却是看得非常重的。

    近八十年，这些习俗风气好像有了很大变化，厚葬、祭祀成了陈规陋习而被废弃了，人们辞世后用火葬，那是再简单不过了。北京的火葬场对骨灰盒存放也有一定期限。过期若不领取，就处理了事。不过，在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里，人死了也仍还维持生前所得的级别享受待遇，就像什么级别领多少工资住什么房子坐什么车子一样，骨灰盒存在第几室第几架第几层都是大有讲究的。我有一位朋友讲到他的老丈人的灵盒是给存放在第一室的某架某层的，脸上泛出一种光彩，得意满足之情油然而生。人性中的那种古怪的虚荣和贪婪的在死亡问题上也一样表现得十足的。

    至于为大人物建规模宏大豪华的陵墓棺椁的厚殓现象在近代也还偶然发生，而且不止中国，还有别的过去的兄弟国家。这中间有什么必然的横向文化联系呢？这与古代文化又有什么纵向文化联系呢？这实在是一个很微妙复杂而难以一下子说清楚的历史题目，且留待专家们去深究。至于殉葬的习俗，在华人地区也未中断。我在香港一家很大寺庙里看见许多人家正办丧事做法场。他们做了许许多多纸糊木扎的精巧的殉葬品，其中有花园、别墅、豪华流线型汽车，以及各种家用电器等等模型，真正叫人看了哭笑不得。在这个东西方文明杂处的国际性城市里，中国传统文化竟然如此顽强地得到保留和弘扬，你能不感慨系之么？

    相比之下，谥法一说虽早已废弃，但实际却一直绵延下来。今人去世，讣告悼词中常常冠以一长串的头衔，加诸种种评价性的形容词，如“伟大的”、“杰出的”、“优秀的”，或是这个“家”那个“家”等等，不一而足。有时竟然也可列上一、二十个，决不比古人逊色。死者逝矣，生者却煞费苦心，聚会商讨，句斟字酌。有时，讣告因此迟迟不能发出。有时家属也参与评价，形成拉锯，议个不休，逝者只好躺在那里静候处理。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之深厚，影响之深远，了不起，顽强稳定，深入人心……

    不久前，文学前辈葛洛谢世，留下的遗言竟使我惊愕深思，久久不能平息。他说：去世后，“不发讣告，不印发生平事迹，不举行告别式和任何悼念活动。”“骨灰长久保留，可用简便方式抛撒在中华大地上，使我回归大自然。如果条件允许，也可找一个地方，把骨灰埋下，上面种一棵松柏或泡桐，让我的生命树化成枝叶繁茂的树木，继续挺立在大地上。”

    这遗言几乎像首诗，表现了诗人丰富的想像，高贵的诗情，豁达的胸怀，从从容容，清清爽爽。我没有想到，这位温文尔雅宽厚的老人对于旧文化竟有这样一种反叛的性格，平日蕴含不露，临去一顾，竟是那样强烈。这是多么难得！</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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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兴也勃

    潘旭澜

    潘旭澜（1932～2006），福建南安人，学者、作家。著有学术论著《中国作家艺术散论》，散文集《小小的篝火》、《咀嚼世味》等。

    洪秀全三次应考，未能进学，即考不上秀才，精神上打击很大，心力交瘁，大病一场。病中，落榜所产生的强烈心理反弹，实质性的精神病变，梁阿发编纂的传教书《劝世良言》诱发的想像，多种因素搅合在一起，产生了神游高天，上帝派他下凡做太平天子的幻觉。再加上头脑基本清醒时的顺势思考，萌生了利用迷信造反的想法。第四次应考又名落孙山，使得这个自视极高的老童生，从旧梦中寻求出路。他以《劝世良言》为底本，加上随心所欲的发明创造，要创立挂羊头卖狗肉的宗教。这个意图，首先得到好友（一说又是表弟）冯云山的充分赞同和热烈支持。这个冯云山，同样是屡试不第的老童生，同样对科举考试十分不满，而且认为洪秀全有王者气度，极力促成利用迷信造反。

    于是，他们一同“出游天下”。在比较开放、文明程度较高的广东，没有市场。只好转到广西山区农村。这个转移，使得他们的造反得到成功的可能。洪秀全既极其自私又十分任性，没有做“地下工作”的耐心，遇到风险更是一走了之，逃回老家。主要靠冯云山锲而不舍的努力，吸收了一批信徒，包括后来成为太平军第二号人物的杨秀清。他们鼓动、吸收和组织百姓，尤其是无业游民和贫苦农民参加拜上帝会，逐步形成一套颇有特色而又相当严密的办法，使造反能成气候，波及十几省，持续十来年。

    准备造反之时，只有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七个人明白底细。随后，有少数心腹亲信也晓得个大约略。对于一般百姓，他们宣传独尊上帝，不拜邪神。信上帝者无灾无难，不信上帝者“蛇虎咬人”。上帝有无限权能，敬拜上帝则“享福无穷”，“天堂路通”。信了上帝再拜别的神道，就是有罪。这样的宣传，比一下子就亮出造反的旗号，远远地易于为贫困、多灾多难、没有文化的百姓所接受。不少人出于自身朴素的人生愿望，出于对频繁灾祸的恐惧，也就轻易地加入拜上帝会，将命运的缰绳交到洪秀全等人手里。

    随着造反形势发展的需要，太平军的首领们加紧了对参加者的宣传。一方面是用上帝的名义，尽一切可能来神化洪秀全及其他首领。洪秀全自称为上帝亲生第二子、太平天日、太平真主、天下万国太平真主、天王、禾王，反正他想得出的称号都戴上了。于是，成了半神半人的教主兼国王，要创造天下一家的地上的天国。杨秀清则是上帝第四子，真天命左辅正军师、中军主将、东王，还可以代天父（即上帝）发布最高指示，惩恶劝善，生杀予夺。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分别是上帝第三、五、六、七子。萧朝贵又是上帝女婿，还有代天兄（耶稣）说话的特权。连同杨秀清，此五人一起为五军主将。《新旧约全书》即《圣经》说上帝只有独生子，这下子变成为多子女（包括女儿洪宣娇），并且几乎都派到广西来打天下，建设地上的天国了。其他许多政教合一的宣传，也都是为夺取政权而造神，或者说，通过造神来表明造反的合理和夺权的必然。另一方面，则将一切敌对和不合他们口味的人物、政治、文化，极力加以妖魔化。其他一切宗教、神佛都是害人的妖魔。清朝皇帝是阎罗妖，清朝一切官员都是清妖。所有古籍概称为妖书。凡是不合造反需要的话语统统叫做妖言。同时，又在迷信宣传之中，加入种族差别的因素。利用汉、满之间的矛盾和成见，对所有满族人大加辱骂。称满人为蛇魔、邪鬼、骚狐、羯狗，凡想得出的恶名都给加上了。甚至在檄文中说：“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白狐与赤狗媾精，遂产妖人。”这种荒诞的辱骂，竟出之于19世纪的公开文件中，太平军之无所不用其极，于此可见一斑。这些背离常识的宣传，对于有文化、头脑清醒的百姓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即使在排满、反清情绪上有所共鸣，也不会认同其乖谬的内容。不过，没有文化的游民、农民，就完全可能在原有的宗教、神道迷信的基础上，转而接受这种不中不外、亦中亦外的迷信宣传的基本内容。

    对于贫苦、没有文化的游民和农民，最有吸引力的，在于解决吃饭问题。民以食为天。吃饭从来就是中国的头号大问题。由于灾荒、人口压力、鸦片流入等原因导致社会广泛贫困化的情况下，吃饭问题更加突出。太平军提出的“有饭同吃”，对于有一顿没一顿、经常处于饥饿威胁的人们，显然有极大吸引力。李秀成供词说的“实因食而随也”，说出绝大多数人追随的根本原因。至于太平军文字化、纲领化的“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更是自古以来贫苦农民和游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世界，虽然这种理想世界从来也不曾实现过。太平军的首领们为了造反的需要，从“毁家纾难”开始，继而强迫百姓纳贡，发展到对百姓“逐户搜刮”，以维持军用。至于将清朝地方政府的库银、官仓及其他财物，全部没收，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它的“理论根据”是，天下一切财物，全是天父所有，应当统统收缴入“圣库”。而所得一切财物，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用来解决吃饭问题。

    与宣传诱骗和真的给饭吃相配合的，是严厉惩办。早在公开造反之前，对于参加拜上帝会活动而又心怀疑虑或不满的人，就假借“天父”、“天兄”名义，加以责打，甚至“一笔勾销”——杀掉。到了公开扯旗之后，便抛出早就准备好的天条十款。这天条要求每人都会背诵，不能违反的。天条之外，有禁律数十条。再有，各级大小头领对不合意的人和事，完全可以随心所欲，爱怎么处治就怎么处治。刑罚轻的是杖责，从打五大板至两千大板。数十条禁律中，违反的，大多数是“斩首不留”。连下级头目乃至老兵，都可以随意称人为“妖”，一刀斩了，不多唠叨。更严重的是五马分尸。最严重的是“点天灯”。这大约是太平军的一项发明创造。也就是将犯者，从头到脚全身缠上浸过麻油的绵纸或麻皮，用松脂白蜡堆在脚上，然后从下面点火燃烧，受刑人“呼号之声，惨不可闻。人之禀赋强弱不同，有燃至胫即死者，有燃至膝至小腹始死者”。想来比下油锅还怕人。这种刑法，主要是用来处治太平军中的背叛者。凡五马分尸或点天灯，都要在广场或开阔地集众观看，先宣布罪状，然后行刑。这样做，杀鸡儆猴的用意很明显。让一切参加太平军的人，无论你当初是自愿或被迫或随大流，无论你在太平军中再苦再难再不满，想到点天灯的惨酷，也就只能死心当过河卒子了。这种酷刑的威胁效果，一直很显著。

    事实上，对于参加太平军的人，一入营便没有退路。由于太平军流动性大，“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即使任你回家，也不辨东西南北，不知家在何处了。何况，退路已经在入营之时断了。按号命，凡参加太平军的人，一切财物都要变卖交公，卖不掉带不走的房屋则烧掉。你即使能问路回得家乡，回去了住哪里？再说，当你烧掉房子之时，实际上已经等于向官府和社会发布了造反公告，官府和不愿造反的百姓也容不了你。同烧房屋相联系的是，大多数人是全家一起加入太平军的。这样，一家人之间，就互为人质，形成了全家的连环保。个人即使萌生三心二意，怕连累家人，也自然而然取消了。

    除了造神欺骗和种种裹胁办法之外，自然也给大小兵将封官许愿。1851年在永安之时，就曾为此专门向全军下了一个诏书。这诏书中说：“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少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保卫朕躬。我等既幸得为天父子女，又幸得为天兄弟妹，在世则威风无比，在天则享福无疆。朕问尔等，威风有如此真威风否，享福有如此真享福否。”几个月后，又在另一诏书里说：“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卑最小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做忠臣劳马汗。”从封官、世袭、龙袍、绸缎、金砖、金屋到反复强调的威风无比，凡想像得出的物质和精神享受，全都说到了。它的特点，是用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的俚俗辞句，最大限度地吊起大小官兵胃口，也就是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去为他打天下。

    在攻占一些城镇，尤其是攻占武汉时，没有逃亡的百姓中的青壮年，尽被胁迫加入太平军。办法是，鸣锣聚众“讲道理”。由某一头领向众人作动员报告，大意是：天王和诸王是天父差遣下凡，拯救世人。你们大家早就该主动投身军营效力，却要等待鸣锣传集，可见都是妖魔。本来应当统统杀掉，看在你们前来听讲道理，暂且免了。从此以后，要敬拜上帝，练习天情，顶天报国。现在，新任命一批两司马，各领二十五人为新兄弟。如有谁胆敢不服从，立即斩首。谁敢违反禁令，也斩首不留。要么被收编要么马上杀头，死活由你们选择。听讲道理的人，尽管面面相觑，在人家全副武装的监视下，也只有顺从。以前造反首领也常裹胁百姓参加，而洪、杨这么一套，则将裹胁发展到极致。于是，太平军迅速扩大。占领武汉之后，全部男女老少，由数万人一下子扩大到十几万人。利用在湖南及武汉征集的大小船只，水陆连营数十里，号称“五十万众”进攻南京。在南京“建都”之后，以前的办法更加纯熟和制度化，整个南京成为一个大军营。

    洪、杨内讧和石达开被迫出走之后，洪秀全的所有“天国”、“天父”、“真天命”之类的迷信宣传，已经基本破产，太平军内及其占领地区产生严重的信仰危机。但是，大多数被诱骗、裹胁参加太平军的人，由于身家性命都押了进去，加上外地人无处可逃，无家可归，而且清朝军队、政府对太平军没有采取分化瓦解安抚政策，所以他们即使明知前途无望，“人各一心”，也没有逃散，死死地在“太平天国”这条残破的大船上苦苦挣扎。

    从上面所说这些，很容易看出，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他的一套教义、教规、戒律，不但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而且断绝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们的指归，在于由洪秀全个人占有天下，建立他个人的“地上天国”。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的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几千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化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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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想“天京”

    潘旭澜

    潘旭澜（1932～2006），福建南安人，学者、作家。著有学术论著《中国作家艺术散论》，散文集《小小的篝火》、《咀嚼世味》等。

    说遥也不很遥，只一百多年。那“天京”就是现在的南京，闻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

    洪秀全、杨秀清攻占南京之后，在这里“定都”。他们一向宣传的“天下一家，同享太平”，人人平等；土地平分，“无处不均匀，无人不温饱”，诸如此类一些有吸引力口号、纲领，此时事实证明，无非是为了造反的需要。他们真正实行的，是全然不同的一套制度、办法，很有些发明创造的。

    举几件事，看看他们是怎样革命的。

    大量清除“妖”人。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土、缙绅、商人、知识者，皆被视为“妖”，掳掠屠杀不在话下。“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之，或不胜刑掠，自承为妖杀，或竟捶楚以死。”弄得杨秀清患眼病，悬赏银子一万两求医，结果竟没有人应召。因为医生不是被杀就是外逃了，极少数留在南京的也不愿或不敢应征。对于“满洲鞑子”，更加骇人听闻。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光。许多汉人满人，不甘受辱而被杀，就全家或数口一同自尽。整个南京，在极其恐怖与血腥之中，建立了洪、杨等极少数人的“天国”。

    分男行女行。这是当时的说法，实际上是男女分开，夫妻分居。有个叫卢贤拔的，镇国侯，第九号人物。他巡视女营，看到妻子，带回府中，团聚两天。有家丁挟私怨告发，卢贤拔便被革爵治罪。这还是由于杨秀清力保而从宽处理。冬官又正承相陈宗扬，因夫妻同宿，又要拉知情者下水，双双被斩首。有的将领给儿子写家信，头条是效忠“天国”，第二条便是注意男女分开。可见此事之重要，也说明很容易犯错误。普遍、长期的男女隔离，造成了军官老兵争着与长得文秀的新兵结对子。同性关系远非个别现象。然而，诸王尤其是洪、杨却妻妾成群。这大约只能用反对平均主义的理论，才能解释了。在严禁之下，“天京”有多少分居在男营女营的怨女旷夫？他们过不上合乎基本人性的生活，而洪、杨则妻妾成群，极度纵欲，形成强烈对比。虽然，在1855年3月停止男女隔离制度，准许夫妻团聚，但这种悖反人性的强迫命令，毕竟实行了两年之久。在世界史上，不知有哪个政权，对百姓实行男女隔离？

    一切归于圣库。造反之初就提出：天下一切财富，“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当时南京水西门灯笼巷设天朝圣库，民间一切金银财宝得统统缴交。粮食则屯于圣粮馆，分丰备仓、复成仓、贡院三处。百姓分别编入诸匠营、百工营、女营、绣锦营、牌尾馆（或称老民残废馆）。统统编入军事化的组织中，一律实行不同等级的供给制。他们所生产的物资财富，除了自身的衣食消耗之外，剩余价值用来做什么呢？一是洪、杨等少数人尽情享受，建造和维持极其富丽的天王府，就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洪秀全造反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获得所能想像到的最大享受。这下子他就享受得连政事都无暇过问了。岂止“从此君王不早朝”，连杨秀清有事要见，都要事先请旨安排时间，待他从温柔富贵之中抽出点空呢。其他什么金银财宝，也多多益善，天王府是高级圣库。不然，萧孚泗就用不着大肆掠夺之后，为了消灭证据，以抵塞必然的追查，纵火烧掉天王府。杨秀清的享受排场虽然不如洪秀全，作为大权在握的九千岁，相去自然不远，仅仅从他出门仪仗队千余人，如迎神赛会，就可明白。可见，圣库制和军事化的劳动生产，主要目的之一是，极少数人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占有老百姓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和历史积累下来的社会财富。然而，却用了“天父”的名义。识破了的人也没有办法，它有律令和刀剑保证实行呢。

    废止商业。既然一切归圣库，实行供给制，不得有私人财产，那么废止商业便顺理成章。商业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我们今天还在积极发展市场经济。可是，一百多年前洪、杨，对欧洲诸国大力发展工商业的潮流即使稍知一二，也绝不会理会。这哪里是什么“向西方探求真理”？分明是倒退到奴隶社会了。百姓成了奴隶，他们极少数人是奴隶主。于是，外国使者到南京时，“既未看到商店，也无任何物品陈列求售，更不可能得到出租的船只、肩舆或马匹”。这在南京建城的漫长岁月里，谅必是空前的。后来坚持不下去，尤其是准许夫妻同居之后，老百姓总归要一点什么商品，才准许在城外设些商业摊点、场所。

    对待文化的态度。洪秀全考不上秀才，便产生了逆反心理。造反之初就砸孔子牌位，将中国文化一律称之为“妖”。占领南京后，毁夫子庙，烧寺院古迹，废除私塾书院，严禁古书流传。洪秀全曾下诏书说：“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比嬴政（秦始皇）还彻底。1854年由于杨秀清以“天父”名义制止，不得已才改为成立由他亲自抓的删书衙，将古书中的“妖言”删除，但他老人家在享受与动乱之中，过了十年，直到自杀，只删定出版几部古书。但新书出了不少，据专家考证共有四十多种。现在所知的，都是政治文件和政教合一的宣传品。但洪秀全对基督教只知一二枝叶，无非借上帝名义造反和控制臣下，根本不是基督教徒，更不是他自封的耶稣之弟。从他的教义看来，是穿着基督外衣的洪氏邪教。它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政治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政教合一的。要宣传他这种邪教，除了出版宣传品，就是用最基层的小头目两司马（管二十五人）来代替塾师。只要想想那些两司马大多数没有文化，就可以知道宣传的是什么货色，以及他们充当教师对文化摧残的程度。

    繁重的劳役。清军多次围困、进攻，全城始终笼罩着战争阴影，或充满战争气氛。许多青壮年，被驱遣到城外建营垒、砌砖石墙、挖沟濠，在城内大街小巷造望楼。同时，还有大量的劳动力投入扩建和重建天王府。前者是生存的需要，后者是因为洪秀全要享福。南京城中百姓，尤其是妇女老弱，原先不曾从事扛大石头之类体力劳动，干起来便分外艰苦。但是在军队监督下，吃不消也得干。谁敢口出怨言，让监督者听到，就会被一刀斩了。

    围城中的活剧。从1856年起，爆炸新闻一个接一个。是年9月，最高层内讧和大屠杀，11月石达开回京稳定局势。次年5月石达开被迫出走，10月洪秀全身边的小丑蒙得恩任正掌率（第二把手）。1859年洪秀全堂弟洪仁到京，三级跳地被封为干王，总理朝纲。随后不久，先是断绝李秀成及其部下入京之道，十余天后又封他为忠王。这年，还戏剧性地将杨秀清被杀的那一天定为“东王升天节”，给他平反恢复名誉了。此后几年里，陆续大批地封了二千七百多人为王爵，造成史无前例的奇观。在这奇观中，由洪秀全的两个哥哥出面，收受了难以计数的贿赂。作为这许多活剧的中心人物洪秀全，干了一些不是正常人所能理谕的把戏。

    至于对普通军民严禁烟酒，婚丧要按照洪氏邪教仪式，官轿出行军民回避不及当跪道旁，平时不得口角打架……凡有违反，“斩首不留”。诸如此类多如牛毛的严酷戒律，就难以一一细说了。

    仅从这些浮光掠影的简单介绍，就可以想像得出当时“天京”风貌。他成了一个严厉清除了异己的大军营，一个不伦不类的洪氏大教堂，一个在愚昧高压下文明濒于断气的小世界，一个绝大多数人成了一无所有的奴隶而极少数人享不尽荣华富贵的集中营，一个充满血腥和阴谋、亲贵嬖臣蝉联秉政、腐烂得比清朝还快的小朝廷。

    今天的青少年，也许以为这是荒诞故事。然而，这是昨日实有的悲剧与闹剧。如果今后有直面历史真相的小说家、影视作家，以艺术的大手笔，表现这个“天京”风貌，不但有很强的观赏性和审美品位，还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只有尊重良知才能被良知尊重。戏说历史终将被历史戏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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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与精神

    邵燕祥

    邵燕祥（1933～），浙江萧山人。著有诗集、杂文集多种，散文集先后有《乱花浅草》、《旧时燕子》、《梦边说梦》等出版。

    偶然浏览某些报刊文字，都说前几年思想文化界有一种“名词轰炸”，指的是新引进的一些名词术语吧，是不是形成了“轰炸效应”，我不知道，因为我向来对各种理论文章，也止于偶然浏览而已。要我来折衷，则新范畴需要新术语，但“轰炸”总是不好的。

    仔细想来，那几年倒确是让我们一下子接触到许多“主义”。这些主义在外面的世界，可能是百数十年间先后陆续产生的，但我们过去闭目塞听，不知道，一旦打开门，就同时潮涌而入，应接不暇，以致很有几次生出对“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同感。不过，继而又想，人家的各种主义，原是客观存在，不照搬不盲从是应该的，但还有一一弄清的必要，否则无端地又陷入了“不承认主义”、“闭关主义”、“排外主义”、“国粹主义”了。一九七九年，当时任委员长的元老叶剑英元帅，在一次纪念讲话里，就总结过一个教训：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多年，到头来发现，什么是修正主义还没弄清呢。

    这几年，陆续出版了一些大部头的辞书辞典，综合的或分科的，哲学的、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民俗的，等等等等，于各种主义一一罗列，或详或简，加以注释，或许就为补上这一课吧。

    近来于报刊浏览得少了。每天晚上看看电视，渐渐觉得“主义”还少，“精神”却多起来。说“主义”少，因为坚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反对的也集中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八十年代初期提出过反对一个封建主义残余，不久前却有人（其中就有著名学者曾经著文，我只从文摘小报获悉）说近年来的反对封建主义往往其实是反对社会主义，于是对封建主义也不大见有人反对了，虽然也未见公然提倡。至于“尊孔”种种原是属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似与封建糟粕没有关系。我想那是尊孔而不读经，做点表面文章罢了，真一读经，则信仰的也许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孔丘主义了。

    说“精神”多起来，远的不论，去年夏秋开始是一阵“亚运精神”，这一项随着亚运会结束，亚运村交付北辰总公司经营，而“亚洲雄风”风流云散，不大有人再提了；又听说要发扬“民航精神”以至“运七精神”；同时，纪念学习雷锋运动二十八周年，三月份重提“雷锋精神”，配合影片《焦裕禄》发行，“呼唤焦裕禄精神”。张海迪癌症开刀，又一次战胜死神，“海迪精神”更见光辉。报载现在成立了一个“延安精神研究会”，刚刚开过盛会不久，依我的理解，延安精神中自然包括了“南泥湾精神”，不知这个研究会下是否设有“南泥湾精神”以及其他精神的分会。还有人撰文阐述“西柏坡精神”，不知这些精神比起“井冈山精神”来何所后先。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真有一点精神就很不错，也很不容易，没想到现在有了这么多“精神”，如果没有点精神准备，怕会无所适从，因为这个“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过于庞大，子系统支派杂出，仰之弥高，叹为观止。

    记得孙中山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言去世后，每逢集会，讲话中流行一句曰“总理精神不死”。有个新军阀蹩会训示，最后高呼“总理不死”，满场愕然；听了亲信侍从悄声提示，连忙补充，“还有精神！”一时传为笑柄。可见精神两字成为口头禅，是早有的事，甚至可以从那个军阀所在的民国年间，溯源到宋明以上。这也是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一脉。说是包袱，则要清理；说是财富，也当点清。文天祥《正气歌》所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正气就是一种精神。而精神之为气也，或氤氲于庙堂之上，或沆瀣于寰宇之中，捉之无物，视之无形，仿佛凌虚蹈空，形诸言语，也最容易成为空话。相信这种精神万能，不过是以为空话万能。以为空洞的精神说教能化为精神凝聚力或者其他物质力量，也是一厢情愿；因为所谓“精神变物质”，不但要有一定的条件，且要看那是什么精神，那精神有没有物质基础，是否来自过去的社会实践并经得起当年实践的检验。光是喊这“精神”那“精神”，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终于好精神即正气不见发扬，坏精神即邪气占了上风，此中消息，倒是该反省一下的。

    还是的语言朴素，“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诚然是不刊之论。人若没有精神，就成了行尸走肉。我相信中国人民就总体说是有这“一点精神”的，它无须藉助于玄言妙理、术语名词，不是徒托空言、清淡“精神”者所有，而是基于常情常识，代代相传，时见熠耀。亲爱的小读者，你说这是一种什么精神？亲爱的大读者，你心中能没有这种精神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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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两荆轲

    邵燕祥

    邵燕祥（1933～），浙江萧山人。著有诗集、杂文集多种，散文集先后有《乱花浅草》、《旧时燕子》、《梦边说梦》等出版。

    荆轲是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的古人之一。“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遥想易水饯行，满座衣冠似雪，高渐离击筑，仿佛那悲歌变徵之音，一直伴送到秦庭，图穷，现出匕首的闪闪寒光，虽然一击不中，却逼得秦王绕柱而走。

    那时，对荆轲是仰望的，并不去管他是成是败。

    可是不久读了《今古奇观》里《羊角哀舍命全交》一回，一下子荆轲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就矮了一截。因为我所仰望的另一古人左伯桃，死后竟无端受到荆轲——自然也是已死的荆轲的欺侮。我也不管这是实有其事，还是小说家言了。

    近从书市购得谭正璧先生编《三言二拍资料》，于《古今小说（喻世明言）》卷七《羊角哀舍命全交》条，辑录了从《后汉书》注、《文选》注到《析津志》的有关记载，才知道这个与“羊左之交”的传说相纠葛的事件，见诸文字——最早是《烈士传》，至少总在两千年左右了。

    据说，羊角哀、左伯桃都是燕人（或秦人），听说楚王（平王或元王）待士，一起投奔。路经梁山，遇到大雨雪，饥寒交迫，走不动了。左伯桃把自己剩下的一点口粮并给了羊角哀，自己钻进空桑树而死。羊角哀到楚做了上大夫的官，报请楚王厚葬左伯桃，就在两人分手的地方。有一天羊角哀梦见左伯桃来说，“奈何与荆将军墓相邻，每与吾战，为之困迫。今年九月十五日，将大战以决胜负。”到了时候，羊角哀去到那里，叹道：“今在冢上，安知我友之胜负？”自刎而死，合葬在伯桃墓中。

    如果没有荆轲墓相邻的情节，就没有羊、左的刎颈之交。《析津志》和《六朝事迹编类》说得确凿，左伯桃墓就在建康溧水县南四十五里仪凤乡孔镇南大驿路西，今天江苏溧水县还在，只不知乡镇的建制变化多少。又说荆轲庙在溧水县南四十五里，那末真是近邻了。这里是羊左两人入楚经过的地方，没错；可是荆轲被杀于咸阳宫，怎么会跑到老远的东南建墓立庙呢？左伯桃为什么又不能见容于他呢？荆轲不讲究刺剑之术，怕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但他怒刺强秦，肝胆可佩。为什么死后却欺凌一个冻死路上的行人呢？也许事情发生在楚王以上卿礼厚葬伯桃之后，那荆轲是嫉妒，是不服气，以致坟圹旁边不容他“鬼”酣睡吗？荆轲又从何时何地何人处搬来了人马，称霸于一方呢？

    荆轲生前虽是歌哭于市，旁若无人者，“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非庸人也”：我们相信这个判断，庸人干不出他那悲壮的行径。他也不是欺软怕硬的人，秦王够硬的，他敢碰，而且硬拼。

    不过，查一查司马迁的《刺客列传》，他的脾气不小。过榆次，跟盖聂论剑，盖聂“急眼”了，荆轲也搭上车就离开榆次；在邯郸，跟鲁句践博奕，为争个先后一言不合，鲁句践说的话不中听，荆轲也没好气地跑开，再不见面。像后来韩信那样受胯下之辱，荆轲绝不干，荆轲肯替燕太子丹效死，是因为太子丹避席顿首，尊之奉之恣之顺之。后来荆轲等候远来的搭档，迟迟未成行，太子催他，“荆轲怒”，以为太子信不过他，没把人等齐就仓促出发了。这些地方很见出荆轲这个人的个性，本来无所谓短长。

    看来问题出在后人由于崇拜，为他立庙，尊称将军，四时祭享。匹夫之勇的荆轲，也有了泥胎土塑的侍从部属。地位变了，自我感觉也变了。本来与秦王不共戴天，是他个性的正面表现；如今与左伯桃一争高低，就是个性向负面的发展：由我行我素而唯我独尊了。照《古今小说》的描述，他是每夜仗剑到左伯桃墓前骂阵：“汝是冻死饿杀之人，安敢建坟居吾上肩，夺吾风水！若不迁移他处，吾发墓取尸，掷之野外！”这样蛮不讲理，就是霸道了。

    我喜欢早期那负气远去、刺秦丧身的荆轲，不喜欢后来这个惊扰乡民、侵凌善良的荆轲。多年来不能把前者的壮士形象同后者的“将军”形象统一起来。现在把卷沉吟，忽然悟到一直把人的性行看得太简单、太平面、太不受时间和世事的影响，因而对其变化的反差就不能接受了。然而有什么奇怪呢？汪精卫刺摄政王时不也是“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少年许国的志士仁人吗，后来变成什么样了呢？只不过他的变化全在活着的时候完成了。关于荆轲死后为非作歹的传说，大约不算挟嫌诽谤，多少透露了一点讽谕之意吧。

    1992年5月3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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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诬告有益论——谨以此文献给亲爱的诬告者

    王蒙

    王蒙（1934～），河北南皮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王蒙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散文集《桔黄色的梦》、《访苏心潮》等。

    诬告无罪，诬告无害。诬告有理，诬告有益。谓余不信，请看：

    一、利于提高警惕。诬告者，告莫须有之罪名也。莫须有者，或许有之谓也。今日或许乌有，明日与明日之明日，能保长期乌有乎？某甲或许乌有，某甲之哥儿们及哥儿们之哥儿们得保均乌有乎？你说乌有，你负得了责吗？

    二、利于掌握信息。信息时代之信息，犹宝玉兄弟之宝玉。为人长官而无信息，不知其可也。诬告或可能为歪曲之信息，而歪曲之信息者，正确信息之变形而已哉。是故如能掌握由此及彼，歪打正着，顺藤摸瓜、下网待鱼。有意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之功夫，诬告之信息量固不可漠然视之也。再者，明知为变形信息，亦可视需要而用之，或贮之待用，此为天机，不可轻泄。

    三、利于“路线”斗争。诬告甲可取悦于乙，诬告甲实却为乙效命也，诬告乙可能悦于丙，诬告乙实却为丙立功也。在人口爆炸，竞争机制发达之今日，出人头地，升级提职，金榜题名，谈何容易！欲取悦于乙，攻甲方是捷径；攻甲才是先锋！攻错了亦无妨，曰：站队站错了要什么紧，站过来就是了，只要反过来诬告乙，能不见爱于或甲或丙乎？

    四、利于张扬大纛。疾呼狼来了，虎至了，惟我独革，惟我独“马”，高亢入云之旋律，能无不战而胜，煞有介事，弄假成真，自成一家，难能可贵，自我拔高，平步青云之功乎？

    五、利于帮助同志。诬告某甲，即帮助甲也，其心拳拳如赤子。即使诬告全被推翻，不告一下，有谁来搞清甲的问题？有谁来关心甲？某甲能不感其恩而戴其德乎？

    六、利于开发智能。诬告诬告，容易吗？不熟悉魔幻现实主义，推理小说手段，荒诞变形自由联想结构，另加想像力结构力叙述力抒情力揣度力见微知著力无微知著力特别是闭目力黑心力，你倒诬告一下试试！

    七、利于运转机器。一封诬告信，登记呈阅，编号铅打，画圈批点，组织人力，调查出差，夜餐补助，水陆码头，宾馆旅店，伙食补贴，长途电话，密件亲启，复印存档，何其忙活也！真是，有诬告信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八、利于锻炼意志，无中生有，百折不息。九、利于扩大权威，数信在手，谁不战栗？十、利于凝聚同好，上下其手，左右其羽。十一、利于丰富生活，窃窃私语，特殊魅力。十二、利于神秘自己，若有来头，长线大鱼。十三、利于堵塞对手，互为对立，谁敢打击？十四、利于广开言路，群众监督，总是有理。十五、十六……妙也无极！

    告亏了怎么办？确实查出属诬告怎么办？有志诸君应记取，诬告得失不由天；只要诬告中有个百分之一、二、三的干货，再拉扯上一批人——扯得愈多愈好，多说“据老a反映，据老b谈，据老c提及”之类的话，突出你的诬告材料来源的多样性，再又赶上好风头，闹它个大方向对头，保管怎么查也查不清。最不利的情况下，也要得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结论，把被诬告的某甲归入“有争议”人物的可疑范畴。仍然是小本大利，无本有利！稍稍做得聪明一点，就会得出“所告事实虽有不符，但仍是很重要很有益，诬告者与被诬告者同属代表人物，都要团结，下次开代表会议，都要选成委员理事才好摆平”的结论来！

    呜呼，诬告之妙，妙不可言。顺风扯旗，谎言不惭。搔住痒处，投入心坎。以此为业，可以怡年。鬼鬼祟祟，忙忙团团，其中油水，肥田润颜。不甘寂寞，盍兴乎来！

    选自1988年9月24日《人民日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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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崇焕无韵歌

    石英

    石英（1934～），原名石恒基，山东黄县人，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吉鸿昌》，散文集《秋水波》、《回声集》、《感悟岁月》等。

    一

    袁崇焕：

    三百多年前的历史曾经呼唤的一个名字；抑或是这个名字在呼唤历史。

    呼唤那片被铁蹄践踏得破碎了的历史，呼唤那被硝烟模糊得面目全非的历史，呼唤那倍受屈辱而又不甘屈辱的历史，呼唤那被扭曲而仍在拚命挣扎的历史。

    他站了出来：

    从闽西北邵武县衙惊堂木声中站起来，从父老北望的忧患目光中站起来。

    当封疆大吏尽皆股栗拱手请降的时刻，当辽东名将迭遭败绩敌焰正炽的时刻，你站出来干什么？难道你不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官微职卑的六品县令？

    你毫不理睬一切睥睨，也似乎对世俗的嘁喳充耳不闻，携请缨印信，大步登上宁远城楼，一炮将不可一世的努尔哈赤打下马来，威慑皇太极竟至仓惶失措！

    兵还是那些兵，饷还是那些饷，身后仍是那个朽如槁木的明王朝，面对的仍是那伙杀红了眼的后金骠骑恶煞，为什么，为什么你一来，形势就顿时改观？为什么你不但不怵，还试图将拟就草稿的历史重新改写？

    古人云：文以气为主；作为一支军队，一个真正的人，又何尝不是以气为主？

    人！！！

    二

    对于古人，也不是一种声音。

    有的明公评论家站出来发表高论：袁崇焕尽管大智大勇，可惜用得不当，殊不知明皇朝暮霭沉沉，清王师杲日东升，袁崇焕不识时务，以卫护腐朽生产力代表而抗拒先进生产力的，岂不是逆潮流而动？

    什么？什么？

    哦，明白了，他是在为古人深表惋惜：如是明智之人，倒戈随清，岂不博个封侯之位？

    荒唐！如袁公地下有知，当挺身破穴，指斥这类明公引路人。

    明王朝固然透顶，清军难道就是仁义之师？疯狂掠夺，恣意践踏，难道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袁崇焕那颗心是一个发光体，他所率的那支孤军奋战的军队是一道新的长城，在这颗心和这道长城后面，是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的平民百姓，是荒旱经年奄奄一息的田禾。

    当不少同僚都俯首哀恳，露出奴性本相时，他以大炮发言：此路不通！

    不能要求他不打着忠于皇帝的旗号，假如不打，恐怕他最亲信的部下也会把他诛杀。历史的悲剧也正在于此。

    痛哉！

    三

    善者未必善报。

    袁崇焕以其丰功伟绩之身反遭碎尸之祸。

    固然是由于崇祯听信了清方散布的所谓通敌谋反的谣言，可是，真正的祸根究竟在哪里？

    虚弱与凶残是挛生姊妹，崇祯是这两种心理的杂交胚；猜疑与阴谗一见钟情，崇祯与多尔衮既是死敌又是恋人。

    统治者只是利用忠臣良将，而永远不会信任他们，他们真正信任的只能是佞臣阉党，扭曲的心理最需要畸形人的谄笑来滋润。

    袁崇焕与其说是死于最残酷的凶器，不如说是死于人与人之间可能有的由极端妒恨导致的虐害狂。

    他碎尸了，却恰恰又最后完成了自己的形象；他作为用来呼吸的一息终断了，但他胸中秉有的那股人间正气却冲天而起。这样，便使他能与文天祥这样的志士仁人在高天烈云间握手。

    凡能以浩然正气感召人心，启人前行者，当然也应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历史上这样的人也许很多，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又太少了！

    选自1989年2月13日《天津日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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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囊吟

    王充闾

    王充闾（1935～），辽宁盘山人，作家。著有散文集《柳荫絮语》、《清风白水》、《面对历史的苍茫》等。

    幼年就从史书上知道，在东北的苦寒之地有个五国城。可是，只因为它太偏远、闭塞了，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有机会踏上黑龙江省依兰县的这块土地。这里地形很特殊，牡丹江、松花江、倭肯河从西北东三面把它围拢起来，南面却没有什么遮拦，远远望去，像个敞着口的土囊布袋。说是城，也只是把一些土堆起几米高来围个大圈圈，再开出个门洞而已。辽代，松花江下游两岸的女真人的五个部族分别筑城据地，此间为会盟所在，故又称五国头城。开始有葛、卢、胡三姓居民以捕猎为生，直到明朝末年这里还是荒山漫野，遍地荆榛，人烟稀少。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声名远播。原因在于北宋的徽、钦二帝曾被长期囚禁于此。那天傍晚，江天薄雾轻笼，半钩新月初上，我站在颓残破败的城头，念及八百年前的旧事，心想，真是世事无常，偌大的一个称雄一百六七十年的威威赫赫的北宋王朝，竟被这个破破烂烂的大土囊“收拾乾坤一袋装”了。一时百感中来，遂吟成七绝一首：

    造化无情却有心，一囊吞尽宋王孙。

    荒边万里孤城月，曾照繁华汴水春。

    公元1126年金军进围汴京，徽宗赵佶退位，传位于太子赵桓，是为钦宗。嗣后金人灭宋，通过北宋文武大臣中的败类，将开封城内的金银、绢帛、书籍、图画、古器等物搜刮一空。一一二七年四月，金人掳走二帝和皇室、宗室男女及伎艺工匠、皇宫侍女、娼妓、演员等三千余人，并将北宋王朝所用礼器、法物、教坊乐器和八宝、九鼎、浑天仪、铜人、天下府州县图全部携载而去。说来也十分可笑，本来明明白白是两个皇帝做了俘虏，可是，朝臣奏章、史籍记载却偏要说成“二帝北狩”。其实，即便用“巡狩”字样来表述，也不是他们麾旄出狩，而是作为会说话的两脚动物乖乖地被金人狩猎了。当然，这些都是现在的话，在古时，人们已经见惯不怪，因为春秋三传上就煌煌大书着“为尊者讳耻”嘛。

    赵佶一生中最后九年的穷愁羁旅就这样开始了。第一站是燕山府，时在早春，有《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词作。他以杏花的凋零比喻国破家亡，自己被掳北去，横遭摧残的命运；婉转而绝望地倾诉出内心无限的哀愁。“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情绪低沉，音调哀伤，体现了“亡国之音哀以思”的特点。李后主词：“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至赵佶则曰：连梦也不做了，其情岂不更惨！

    尔后，他们又被迁徙到中京大名城（今内蒙古宁城）和通塞州。一一二八年秋，被押解到金国的都城上京会宁府。金人隆重地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令二帝及其皇后“均帕头、民服，外袭羊裘”，其余诸王、驸马、王妃、公主、宗室妇女等千余人，皆袒露上身，披羊裘，到金帝祖庙外行“牵羊礼”。然后，又把这两个当日的堂堂国主拉赴乾元殿，身着素服，以降虏身份跪拜胜国天子金太宗。这也是很难堪的。年末，他们被流配韩州（今辽宁昌图八面城）。此前已将当地居民全部迁出。二帝及宋宗室九百余人，分地十五顷，在金人武力的严密监视下，被迫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他们原以为可以终老于此，没有料到一年半之后，又被发配到更加辽远的穷边绝塞五国城。

    在五国城，流传着徽钦二帝“坐井观天”的遗闻，并经人考证坐实就在慈云寺西北百余米处。我前后察看一番，倒以为很可能是住在北方今天还偶尔可见的“地窨子”里。八百年前，在寒风似剑的松花江畔，囚在井里恐怕是无法过冬的。相反，那种半在地上半在地下的，“地窨子”，倒是冬暖夏凉。从流传下来的赵佶的一首诗：“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也可以验证这种推测，因为井只能有盖不能有门。他还有一首七绝，也是感怀抒愤的：“杳杳神州路八千，宗隔绝几经年。衰残病渴那能久，茹苦穷荒敢怨天！”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历史上，不包括白旗高举、肉袒出降的帝王在内，单是类似赵佶父子这样沦为俘虏的，也指不胜屈。不过，像前秦苻坚、南燕末主慕容超、大夏王朝的废主赫连昌、后主赫连定等，被俘后很快就都成了胜利者的刀下之鬼，所谓“一死无大难矣”；真正长期地惨遭活罪，“终朝以眼泪洗面”者，只有李后主和赵家父子了。历史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像宋太祖本来没有理由却要制造理由灭掉南唐一样，金太宗也是硬找借口攻占汴京，灭了北宋。而且，南唐后主李煜和北宋徽宗赵佶一样，都是“好一个翰林学士”，却没有做皇帝的才能，不免令人哀叹：“做个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巧还巧在，他们败降之后又分别遇到了宋太宗和金太宗两个同样狠毒的对手。当宋太宗用牵机药毒死李后主时，他绝不会想到，一百五十七年后，他的五世嫡孙赵佶竟瘐毙在金太宗设置的穷边绝塞的囚笼之中。

    说来历史也真会捉弄人。它先让那类才情毕具的风流种子不得其宜地登上帝王的宝座，使他们阅尽人间春色，也出尽奇乖大丑，然后手掌一翻，啪地一下，把他们从生活的顶峰打翻到苦难的深渊，饱受着心灵的磨折，充分体验人世间的大悲大苦大劫大难。

    但这样说，绝不意味着赵佶之流的败亡自身没有责任。从上引的诗句中可以看出，连他自己也承认，实在是怨不得天的。孔老夫子说过：“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赵佶的可悲下场，他的大起大落，由三十三天堕入十八层地狱，受尽了屈辱，吃透了苦头，完全是咎由自取。记得小时候读过一本《帝鉴图说》，据说是明清皇帝幼年时的史鉴启蒙课本。其中选载了五十多个帝王的善政与恶行。在三十六件恶行里，宋徽宗占了三件。我印象最深的，一是任用坏人，听由蔡京等六贼害民乱政；二是穷奢极欲，搜刮民脂民膏，弄花石纲，建豪华园林，花天酒地，荒淫无度。他和几个奸贪残暴、无恶不作的贼臣，沆瀣一气，从全国各地征集花石竹木，在宫苑中兴建一所奢华侈丽的延福宫。又用六年时间在平地修起一座万岁山（亦名艮岳），周十余里，最高一峰达九十步。山的上下，布满了亭台楼阁，还开掘了湖沼，架设了桥梁。他们确定了一条营造的标准：“欲度前规而侈后观。”就是说，不但要使其富丽堂皇达到空前，还要求它能够绝后。让这样一个骄奢淫逸的无道昏君，在荒寒苦旅中亲身体验一番饥寒、屈辱的非人境遇，也算得是天公地道了。

    其实，苦难本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锻造人性的熔炉。缺乏悲剧体验的人，其意识处于一种混沌、蒙昧状态，换句话说，他们与客观世界处于一种素朴的原始的统一状态，既不可能了解世界，也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一则佛教故事说，一天徽宗皇帝出游来到金山寺，见长江中舟船如织，因问住持黄柏大师：有多少只船？大师答说，只有两只，一是寻名的，一是逐利的。人生无他物，名利两只船。显然其中寓有讽喻的深意。但在当时的赵佶来说，他是无法理解的。据载，李煜在囚絷中，曾对当年错杀了某人感到追悔。且不知赵佶经过苦难的磨折之后，有没有过深刻的反思。流传下来的钦宗赵桓的《西江月》词：“历代恢文偃武，四方晏粲无虞。权奸招致北匈奴，边境年年侵侮。一旦金汤失守，万邦不救銮舆。我今父子在穹庐，壮士忠臣何处？”诗的水准不高，但是，如果真的出自赵桓之手，倒可以看出历经劫难后的觉醒。

    一一三五年四月，赵佶卒于五国城，年五十四岁。二十六年后，赵桓也在这里结束了他屈辱的一生。生前，他们都曾梦想能生还故国。《纲鉴易知录》载，在燕山时，徽宗曾私下嘱托曹勋，要他偷逃回去转告康王赵构：便可即位，救出父母。康王夫人邢氏也脱下金环，使内侍付曹勋曰：“幸为我白大王，愿如此环，得早相见也。”勋归后，因建议募死士入海，至金东境，奉上皇由海道归。执政难之，出勋于外，凡九年不得迁秩。从这段内情非常微妙的记载中，不难看出赵构与秦桧一干人的真实心态。明人陈鉴有诗云：“日短中原雁影分，空将环子寄曹勋。黄龙塞上悲笳月，只隔临安一片云。”与这样委婉的批评相对照，文徵明在《满江红》词中，则一针见血地对赵构等的卑劣用心进行了尖锐、直白的揭露：“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郑板桥也写道：“丞相纷纷诏敕多，绍兴天子只酣歌。金人欲送徽钦返，其奈中原不要何！”

    不过，诗中的“金人欲送”的说法也不尽然。不要说活人他们不想放回，就是死者的灵柩，金人也无意遣返。徽宗见生还无望，临终时曾遗命归葬内地，但金廷并未同意。六年后，宋金达成和议，才答应把赵佶夫妇的梓宫送回去。至于赵桓的陵寝，则由于南宋根本无人关心，究竟埋在哪里，已经无人知晓了。五国城的东门和南门外，有些荒丘，传说乃赵氏宗室的墓葬。另外，本世纪三十、七十年代，在城内掘得许多用铁柜盛装的北宋通宝。考古学家认为，或是宋宗室携带的，或为金人掳获品，就是说，并非商业流通物。在依兰一带，还流行有所谓“徽宗语”者，其语法类似切音叶韵。传说系当时徽宗与从者所用之隐语。

    关于徽钦二帝羁身北国的情况，宋史、金史上均只寥寥数语，《松漠纪闻》、《北狩行记》等几部个人著述，由于掌握资料有限，也都是语焉不详。诚如鲁迅先生所言，过去的历史向来都是胜利者的历史，失败者如果不遭到痛骂，也要湮没无闻。就我所见的史料钩沉，要推日人园田一龟的《徽宗被俘流配记》考证较为详尽。本来，赵佶的诗文书画都称上乘，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中评说，“徽宗天才甚高，诗文而外，尤工长短句”。在书法艺术上，赵佶以其深湛的学养、悟性和独特的审美意识，跳出唐人森严的法度，选择和创造了能表现其艺术个性的“瘦金书”体。赵佶的画，同样站在了北宋绘画艺术的山峰上。他从宫中所存的几万件绘画作品中精选出一千五百件，反复展玩赏鉴，又从中选出上百件，日日临习，直到每一件足以达到乱真的程度才肯罢休。从他当皇帝的第二年起，日日写生作画，长年不辍，终于成为一个绘画大家。举凡人物、山水、花鸟、虫鱼，以及其他杂画、风俗画，各色俱备，技艺卓绝。九年羁旅中，他也不曾辍笔。据说仅创作诗词就超过千首，但流传下来的极少，书画则已全部散失。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金朝统治者对流人的钳制；二是作者惧祸自动销毁。在他谢世前，曾遭到一子一婿以谋反罪诬告，后来事实虽然得到澄清，但釜底游鱼早已吓得魂飞魄散，片纸只字再也不敢留存了。就艺术方面看，李煜比赵佶的命运要好一些。

    告别了五国城，我又沿着松花江东下，一路寻访了九百年前的女真族生息繁兴、攻城略地的丛残史迹，最后来到金代开国时的都城——阿城的上京，考察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龙兴故地。这座曾经煊赫百余年的王朝都会，历尽兵燹劫火，风雨剥蚀，于今已片瓦无存，只剩下一片片残垣土阜在斜阳下诉说着兴亡。不过有一点是值得记述的：根据《大金国志》和《金史》等史料记载，当时上自朝廷的殿寝宫阙，车辇服饰，下至民风土俗，一切都是十分古朴简陋的，充溢着一种野性的勃勃生机和顽强的进取精神。但到后来，这些就逐渐地在他的子孙身上销蚀了。他们到了燕京，特别是迁都汴梁之后，海陵王完颜亮之辈简直比宋徽宗还要“宋徽宗”了。因步《土囊吟》诗原韵，续成七绝二首：

    艮岳琼宫已作尘，上京陵阙付何人？

    东风不醒兴亡梦，废邸年年草自春。

    哀悯秦人待后人，松江悲咽《土囊吟》。

    荒淫不鉴前王耻，转眼蒙元又灭金！

    诗中阐发了唐人杜牧《阿房宫赋》中“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和“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深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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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可怕的书——乱翻书之五

    陈四益

    陈四益（1939～），祖籍上海，生于四川成都，作家。著有《乱翻书》、《丁丑四记》、《瞎操心》、《世相写真图》等。

    市面上的书，有许多是可怕的。有的书名可怕，血淋淋、阴惨惨的；有的封面可怕，不是刀光剑影，便是枪林弹雨，即便画上几个美女，也像是随时准备拖人下水的野鸡，叫人如见不祥；有的错误之多可怕，有的内容荒谬可怕。但我说的这本书之可怕，并不在此。论书名，平淡无奇，起先有人称它为《张集馨自订年谱》或《椒云年谱》，椒云就是张集馨的字。待到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时，编者将它改名为《道咸宦海见闻录》，因为书中所记都是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的事情。论封面，素淡之极。白色浅黄条铺底，绿底翻白字的书名。但读过之后，却让人生毛骨悚然之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竟有这样卑鄙无耻、黑暗肮脏的时代！

    年谱一类书，我买过一些，大抵存以备查，很少有从头到尾细细去读的。但这部《椒云年谱》不同，读了几页竟不忍释手。它虽然也是编年述事，可并不限于排列传主一身行状或著述，倒是通过传主宦海浮沉的经历，将那一时代官场的各色人等，官风政事，作了具体翔实的纪录。以叙事及人物刻画生动而言，有人说它几乎等于小说；以记事之翔实、材料之丰赡论，我却以为它更像历史，一部真实的、可怕的历史。

    张集馨，字椒云，江苏仪征人。进士出身，在山西、福建、陕西、四川、甘肃、河南、直隶、江西等省做过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作为官僚阶层之一员，肯于也敢于这样真实而较少讳饰地记录下他的经历与见闻，也真难为他了。

    昏庸的官吏

    一个时代政治是否清明，只要看看官吏们是怎样的货色，便可以知其大概。如果贤者在位，能者在职，间或有些不肖之徒倒也不足为害。最可怕的是，官场上下，尽是昏庸颟顸之徒。官吏如此，国事可知。不幸的是张集馨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且让我们先来看看一位总督大人的嘴脸。总督，在清代是总揽一省或数省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这位大人姓颜名伯焘，广东连平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先是邓廷桢任闽浙总督，与林则徐相呼应，在厦门坚决查禁鸦片。当英舰北上寻衅，攻击厦门时，邓廷桢督水勇施以火攻，迫使英舰狼狈逃窜。不料这样的能臣同林则徐一道被朝廷加上“误国殃民，办理不善”的罪名交部严加议处，后又“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而接替邓廷桢任闽浙总督的，便是这位颜伯焘颜大人。

    那时，战争尚未结束，英军又在进攻厦门。颜伯焘命将各城巨炮运至厦门，排列海口，陈于护墙之外。那些大炮，炮身极重，非数十人不能拉挽。有人提醒颜伯焘，大炮是放一回就要装一次弹药的。如果没有炮车把大炮从护墙外拉回，士兵怎敢出墙装弹？颜伯焘答道；“一炮即可灭贼，何须再装弹药！”真是骄纵无知，不可一世。结果，待到英舰到来，士兵们刚看到帆影便将炮放完，余下的事，自然是等着英舰轮番炮击了。士兵溃散，总督逃命，一场战争就如此儿戏般地败在这愚昧刚愎的督军手中。待到战败，颜伯焘一反昔态，公然要下属再不许抵抗。他说，若一抗击，英军就会从浙江调兵船来，福建就要替浙江受祸了。浙江定海之战，五千守兵与英军血战六昼夜，总兵葛云飞等战死，两江总督裕谦战败后投水殉国。颜伯焘自保不战，实在是以邻为壑，助敌为虐。

    这位在打仗上一无所能的闽浙总督，搜刮钱财却非常在行。他被革职返回广东时，途经漳州。据张集馨记述，从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直到初十日，颜伯焘及其眷属才到达漳州。家属、仆从，兵役，抬夫，差不多有三千名，县中招待，酒席就摆了四百余桌。颜伯焘这一伙儿在漳州一住数天，搞得“县中供应实不能支”。

    一个革职回乡的总督，搬运家财的兵役抬夫总计竟达万人之众，连仆妇、使女都要有四名轿夫抬轿，八名兵役护卫，其搜刮钱财，擅作威福之状，也便可想而知了。

    这样的总督，又何止颜伯焘一个。二十年后（1860年），张集馨再次到闽，遇到的一位总督名叫庆瑞。这位满洲贵族出身的公子哥儿，根本不肯究心政事，一切由下面的幕僚办理，幕僚们上下其手，搞得政事弊端丛生。

    一切假手幕僚，总督做什么事呢？无非整日与僚属幕友宴会，猜拳赌酒，较力唱曲，俗语村言，无所不说。在醉眼模糊之际，又与僚属们到练兵场比射，射又射不中，射不中硬要射。这样胡闹一通不够，又与巡抚裕铎高声互唱，却叫兵丁们在下操演。张集馨形容那情状是“踉跄酩酊，或睡或欹，主将作咕呓之词，健儿斗身手之勇。昏黄落日，莫辨旗枪；左右燔柴，俾资跳踯。”一个总督被罢了官，几个继任总督又是这般嘴脸，读到这些，我真有闽人不幸，遇此瘟官之叹。”

    然而，又何止闽人！中国的官场，几乎都是此辈跳梁。张集馨记述的山西省雁平道道员（相当于今日地区行署专员一类官职）章荆帆，也是一样地昏庸可笑。这位道员公事一切拜托幕僚，案件从不提审。及至对簿公堂，连谁是原告、谁是被告都分辨不清。公文往来，也没有一个收发手续，茶房、门子替他打扫客厅时，常可于坐垫之下，找出几份文件。

    由这样一批昏庸颟顸的官僚治理地方，怎能不昏天黑地，民不聊生？

    的官风

    昏庸颟顸的官僚群，造成了黑暗的官场，造成了寡廉鲜耻的官风，而在这官场上，官风中，又不断培育、生长起昏庸颟顸的官僚群。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它们交相作用的结果，黑暗与愈趋愈烈。

    道光年间，上距所谓乾嘉盛世，不过三五十年，但这短短的时间里，社会的肌体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清朝做官的途径，无非满、汉、科甲、捐班四途。捐班，就是花钱买官。官之可以买，是因为中央财政应付不了庞大的开支，只能做起出卖官爵这种无本生意。但一到了花钱可以买官，要想让官吏廉洁，也便如缘木求鱼了。从张集馨的记述看，道光皇帝并非不知此弊。他在一次召见张集馨时便说：“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在另一次召见时又说：“不放心者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既然如此，何不废弃捐班呢？道光皇帝也说得明白：“我既说捐班不好，何以又准开捐？”“无奈经费无所出。”

    但是，道光所不知或者不肯承认的是，当是之时，岂但捐班，即满汉八旗的子弟，科甲出身的进士，又有几个清廉？上自内阁大臣，下至州县小吏，无不都在将本求利。所谓“官”，不过是捞取好处的一个岗位罢了。

    我们且来看看张集馨记述的几桩事实。

    1845年正月，张集馨奉旨补授陕西督粮道。陕西粮道，是个肥缺。“缺”而有肥瘦之别，无非表明这项官职可以捞取好处的多寡。肥缺大有油水，谁要补授此职，自然得对各方有所“孝敬”。这“孝敬”有个名称，叫作“别敬”。张集馨在得到这一官位之后，尚未走马上任，单单打点“别敬”便花去了一万七千两白银。张集馨在此处没有具体开列馈送别敬的清单，因此我们并不知道“别敬”究竟敬与谁人。好在两年之后，当张集馨升任四川按察使时，又送过一次“别敬”，这回他开列明明白白：“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清代的军机大臣，相当于内阁阁臣，军机处的僚属称军机章京，六部尚书、宪台总宪（最高检察官）也都是当时大官要员，但对“别敬”，几乎都是照单全收，可见贿赂公行已是公开的秘密。在清代，这种明目张胆的贿赂是不成文的规矩，虽被称为“陋规”，却始终未曾革除。起初，由于京官俸少，又不能从百姓处收刮，便在“别敬”或“炭敬”等名目下，从外官那里分一杯羹。后来，上行下效，“陋规”遍于官场，清代的官风也便如江河日下了。

    地方官员升迁，要有“别敬”。京官充当“钦使”到各省，地方又要筹款送钦差费。据张集馨说，向来钦使到省，省会首府便先请借办公银二万两，用以招待、馈赠。钦差们不便当面收受“盘费”，便等钦差回京后兑送到家里。每次接待钦差，所费总在三五万两。钱从哪里出？还不是由全省各府县摊派。

    地方官掏钱送“别敬”，赠“盘费”，当然不会自己掏腰包，无非一面拿着国库的钱作人情，一面加倍地从老百姓头上搜刮罢了。从张集馨的记述来看，从省到县，几乎没有一个官吏离任时没有亏空的。朔平粮补同知，提用库存兵饷七千两，几乎酿成兵变；宁远通判锡伦病故，亏短仓库四万有奇；朔平府各州县，仓库几乎都有亏欠，少者数千两，多者数万两；四川省犍为县知县撤任后，查出亏短正杂项款九万余金。

    至于向百姓勒索，更是无所不至。官将上任之时，利用百姓图小利的思想，先行减价勒税（打折扣收以后的税）。这办法有个名字，叫做“放炮”。放炮一次，少者可搜刮五七千金，多者可得万金。这些钱当然是被离任官员卷走。后来，一些亏空了公款的官员，便放出谣言，说是即将去任，也来个减价催税。其实根本就没有去任之说。这种花样叫做“太平炮”。旧官走，要“放炮”，新官来了，也要“放炮”，这种“炮”名曰“倒炮”。只看这将走的要放炮，不走的要放炮，新来的也要放炮，官场的丑恶，百姓的痛苦也就不言自明了。

    除去贿赂、搜刮，吃喝之风也不可小觑。前述漳州县迎送一位革职督军摆席四百余桌之事姑置勿论，即以张集馨任陕西粮道时的情形来看，也令人咋舌。

    粮道本是肥缺，京里的大官员要有别敬、炭敬，省里的上司同僚，也少不得要孝敬。总督那里，三节两寿，每节送银一千两；巡抚那里每季一千三百两；将军处，三节两寿每次八百两，外加水礼八盒，门包四十两；两都统外每节二百两，水礼四盒；八旗协领，每节每人送银二十两、上白米四石。这是有规矩、有数目的。迎来送往的费用便说不清了。每有过客（当然是够得上一定级别的），都由粮道承办。先把宾客送到公馆，然后张灯结彩，传戏备席。每次传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尾四五千文，上席断不能少。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否则谓道中悭吝。次日，过客起身，又往城西公送，并馈送盘缠。馈送的厚薄，则视官职的尊卑。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杂支，总在二百余两，程仪在外。官职较小的虽不大宴，也要酒肴应酬。这样的接待，大宴会无月无之，小应酬无日无之。如果十天半月幸无过客滋扰，又要约请藩司、臬司、盐道等同僚传戏小集，据说“不如是不足以联友谊也”。每年仅这粮道衙门花在吃喝送礼上的钱财，总在五万金上下。谁说公费吃喝是近几年新兴的？它本是老传统呢！张集馨说“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但有识者耻之，奈何不了当官者乐之。在这样的官风之下，有谁还想，又有谁还能为国家、为百姓办几桩实事呢？

    鸦片战争时被交部议处、发往伊梨的邓廷桢、林则徐，这时先后起用为陕西巡抚。张集馨说邓廷桢“忧患之余，生气已尽，又之日薄崦嵫，纵情娱乐。往来过客，攀挽流连”，“几乎无日不花天酒地也”。他是以杯中物在麻痹自己，还是壮志已消磨殆尽不得而知，不久就告辞了这别无可恋的人世。

    接替邓廷桢任陕西巡抚的是林则徐。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忧患余生，不忘生民，无论是在新疆还是在陕西，都思有所振作，为民办些实事。虽然官场他也只能徒呼奈何，但始终不曾放弃初衷。以人格之一贯，为官之清正，守志之坚贞论，少穆先生实为天下第一人。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如麟角凤毛，于溷溷浊世已无力回天了。

    污浊的勾结

    贪官污吏如果是少数，那还便于清除。贪官污吏若相互勾连并抱成团，要想整肃也就难了。而贪官污吏是必定会相互勾结的。惟其相互勾结，因此又相互包庇。因为不论这条长链上的哪一个环节被击破，都可能使这条长链折断，而清政府的统治，正是靠这条长链维系的。应该感谢张集馨的是，他的记述给我们留下了这种官场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而相互勾结、相互包庇的许多例证。

    前面提到过的朔平粮补同知祥山提用库饷七千两，几乎酿成兵变一案，事发之后，知府张集馨一面挪款垫补，平息兵忿，一面呈报藩台庆林。由于祥山提用库饷是受前任样璋的愚弄，而祥璋又与藩台庆林是亲戚，因此庆林就想为之弥缝。

    怎么弥缝？无非是把亏空的钱设法垫补上去。于是庆林先要疏通立案呈报的朔平知府张集馨。庆林说：“这案若要实办，必要杀人。如果你专为兵饷亏空，那么七千金由我补上。如果一定要杀人，我想你也不忍，而巡抚申启贤也不愿实办。”这样软硬兼施，说服了张集馨之后，庆林又指派与此案有关的责任人，如祥璋、雁平道员、朔平前任同知等各帮数千两。理由是，若事情败露，都有牵连。就这样，一桩贪污挪用军饷的罪行便被不动声色地遮掩过去。

    宁远通判锡伦病故，亏短仓库银两四万有奇。知府报告巡抚，巡抚不愿实办。为什么？因为这位锡伦与当时任侍郎、后来做到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的隆文是至戚。于是，这笔亏空也只好由府、道分赔了事。

    更有戏剧性的是介休县一位姓林的县令。这位县令被藩司参奏，部议斥革。但他于心不甘，于是对参奏他的藩司（布政使，相当于今之省长一级官吏）实行一报还一报，开列了种种劣迹。这些劣迹中便包括了向各县摊派“饮差费”，贿赂汤敦甫相国、隆云章尚书一款。此案若奏禀上去，不但陕西一班官儿会吃不了兜着走，就是在中央的一些要员也不免牵连进去。

    于是，藩台只好与林通挪，答应将介休的巨万亏空，概由接任承担。又搞了假证明，证明贿赂使臣之事，全无根据。这位县令自己，则不但化险为夷，而且私囊中饱，亏空都落到继任头上。

    介休县令由原五寨县令多瑞接任。五寨是个穷县，油水不多。介休相对肥美。因此，多瑞一口允诺林县令的亏空由他填补。但多瑞决非傻瓜。一旦接手介休，拼命搜刮，不到两年便因案降调。待到降调令下，多瑞一面连夜将地丁钱粮二万金由后墙偷运出衙；一面又状告各上司收受馈送，企图堵住各上司的嘴。果然，多瑞得逞了，林令的亏欠，他一点也没有弥补，自盗的地丁钱银一点没有交。林、多二任的亏空，只好由各州县令分二十二年流摊赔补。

    介休县这类案例倒并非罕见。由于贪贿已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每一案件都牵连甚广，若要认真查处，只怕查处者自己也不能免。所以只好能包庇则包庇，能掩盖则掩盖。张集馨用了“弥缝”一词，倒是颇能形容其状。

    山西忻州知州韩宝锷任上亏空地丁银八千余两，竟公然向巡抚申启贤禀告，恳请设法替他弥补，以免受到查究。他还推荐隰州知州董梁来接替他。果然，当巡抚、布政使当面问董时，董指天誓日，答应一定为韩补上亏空。可是等到巡抚离任、布政使调迁，董梁立即把亏空上报，要求立案流摊赔补，而且亏空的金额已不是韩宝锷的八千余两，而是一万五千余两，差不多又翻了一番。

    四川犍为县知县朱在东被撤职后，查出亏空九万余两。这里还没有参奏，朱在东却已扬言要上京告状。告什么呢？告历任将军、司、道、府的官吏俱有收受贿赂。朱还说，他那里掌握着各种馈送的簿书记录。这一来，总督琦善也无从下手。了结的办法也无二致，一方面威胁朱在东，堵住他的嘴；另一方面则各有关人员各自出资，凑足亏空。

    张集馨感喟道：“群小错居，反复构衅，黄雀螳螂，互相窥视，吏风污下，不可挽回。迁流更不知何极也。”如果再要补充，或许还要加上：利害与共，荣辱相关，粉饰弥缝，彼此遮掩。淖泥之污，覆盆之暗，纵有妙手，难以回天。三尺之冰，洵非一日之寒也。

    吏风如此污下，皇上是否知道呢？倒不是完全不知。张集馨第一次由翰林外放知府时，道光皇帝就曾要他考察官吏的良莠，说：“州县流品甚杂，汝当明察暗访，告知督抚……我岂肯以好好地方，听人糟蹋耶？”后来张集馨赴四川按察使之任时，皇上又对他说：“汝此去，诸事整顿，我亦说不了许多。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日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听任破坏，必至要动大工。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即曲突徙薪之论也。妆当思之。”

    道光的这一番话，不是没有道理，但为时已晚。一旦成为风气，便已不是曲突徙薪之时。“明察暗访”也罢，“诸事整顿”也罢，都不过是做做表面文章，再也难挽颓风了。

    黑暗的吏治

    官吏们都忙着如何捞钱刮地皮，哪里还能究心于政事。地方官吏的催征、审案，也都成了搜刮的手段。

    山西宁远通判，绰号“齐楼儿”，目不识丁，声名狼藉，顾名思义，其人可知。

    代郡每年征收驿草十数万斤。官府竟做无分量大秤，常有七八十斤上秤而秤不起花，必须交纳使费，始肯收受。这些都还是小焉者也。诬良为盗，滥施刑罚，官匪一家，草菅人命，更是闹得百姓覆盆之下，难见天日。

    张集馨任四川按察使时，四川已是盗贼遍野，而最可怕的又是官匪勾结，虐政害民。

    盗贼之多，因为官吏包庇。宝兴担任四川总督时，专务粉饰，属吏大都仰体上意，于治安之坏，率多讳匿。简州一带劫案三百余起，官府皆隐匿不报。到了瞒不住的时候，又滥捕无辜。仁寿县县令刘钧贻，县内连报劫案。由于上司催督捕盗，他就把十五名盗犯解省。等到真犯落网，才知这十五人尽是冤枉。省里将十五人释放回县后，刘钧贻竟恼羞成怒，依旧下令将十五人监押至死。犍为县，金堂县，南川县等地也都发生过诬良为盗的事例。

    在资州，判处永远监禁的犯人周鸣同因为在监日久，成了牢头。他在牢里聚犯赌博，高利盘剥，逼奸女犯，无恶不作。新犯入监，周鸣同便伙同囚犯将新犯吊在木柱上，用水桶挂在犯人背上，又令他口吹尿壶，用竹签拷打逼赃。若是钱不够数便拷打不已。后来，周鸣同竟连解往省里的过路寄监犯人，乃至押解犯人的差役也敢吊打逼赃。吏目姜淳因为周鸣同按月交纳规礼，对他从不过问，任其胡为。州牧发现，欲惩处周鸣同，周竟鼓动众犯鸣锣击鼓，放火烧监，以致州牧也只好将他释放。这些事听来都如海外奇谈，但却在那个时代真真实实地发生着。

    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四川省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的官员）刘喜海，凡有犯人解到，不问真伪，先打四百小板，然后再问供。如果问不出案情，定不下罪名，便在大堂之上杖毙。后来传闻大堂之上常闹鬼啸，刘喜海心惧，又把犯人押到城隍庙，在神前揲定生死。如果得阳，便免死；如果得阴，便立毙。张集馨写道：“官踞于上，犯詈于下，严刑惨酷，脑裂骨折者不知凡几。”然而，这样的官吏依旧好官我自为之。即或有如遂宁县令徐均通那样制造冤案败露的，也因为有至亲当大官，“格外优容”，或易地为官，或草草称病辞官了事。

    官既似虎，吏卒也如狼。四川各县都设有卡房，无辜百姓，常被拘押其中，每天给一碗稀粥，终年不见天日，“苦楚百倍于囹圄”。至于真正的盗贼，反倒受到包庇。“营兵、县役，乃窝匪之魁”，销赃窝匪，无恶不为。及闻捕拿，先传消息。甚至四川总督宝兴署中的官吏也都同盗匪勾结。

    这样官匪一家，相互勾结的结果，闹得抢掳勒赎之案无日无之，甚至白昼杀人于市也无人过问。就在省城附近，抢劫之案也动辄数百人。老百姓住在乡下的想进城，住在城里的想下乡，没有一块宁静的地方。

    一个社会，官吏如此昏庸，官风如此，吏治如此黑暗，即便卫道士们如何吹嘘粉饰，也都难以挽救其覆亡的命运了。

    少年时读历史，我最不爱读的便是近代史。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没完没了的割地赔款，极大地损伤着我的民族自尊心。那时，老师们大都着眼于外敌的入侵，而于内政的，叙述颇为简略。张集馨的这部年谱，却使我得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史实。这确实是一部可怕的书。但是读过之后，就会明白，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国必自败然后人摧之。《红楼梦》一书，抄检大观园是写得最好的章回之一，而抄检大观园这一回中，贾探春的一段话，又可谓至理名言；“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中国到1840年之后的一败涂地，正是内部腐烂的结果。

    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作于本世纪初。小说刊出后不到十年，清王朝便最终覆灭了。但是，若从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算起，则整整迁延了半个多世纪。这也正应了那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话了。

    我希望有兴趣的读者，能读一读这部可怕的书，不仅因为这是一部可怕的历史，而且因为这可怕的历史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搬演过——带着泪、带着血地搬演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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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雅而潇洒的遁逃

    田中禾

    田中禾（1941～），原名张其华，生于河南省唐河县，作家。著有《仙丹花》、《匪首》、《月亮走，我也走》等。

    想来想去，还是做中国人好。中国人总能轻松地活着。因为中国人拥有一把消解一切痛苦与沉重的万能钥匙——看破。无论怎样艰难而不可逾越的精神危机，一经看破，万事皆空，一切便都不必当真。世上的事，不就这么回事吗？许多论家认为中国人缺乏幽默感，那实在是小瞧了我们最可骄傲的传统文化。西方人的幽默是小幽默，不过言谈风趣、妙语机警，中国人的幽默可是大幽默，大风范。大到世界末日，小到失窃失恋、战乱饥荒、杀人放火、欺凌强霸……一个笑话，化为乌有，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日子如什么也不曾发生似地继续行云流水般轻松流去。中国人的超凡脱俗，中国人的高雅，正在于中国人特别看重自己的日子，看重实际而鄙夷幻想。对于一个深得中国文化堂奥，修炼到家的人来说，激情与幻想毫无疑问是五根不净尚未看破尚未超拔，是心智不健全的神经质的可笑的颠狂。对于一个看破世事的中国人来说，有什么能比轻松的日子更重要？有什么比破坏自己安逸的心境、平静的节律更要不得？以我们的超逸来看苏格拉底、哥白尼、伽利略，他们的迂执真是好玩儿极了。我由不得想到斯万的爱情。爱到那样认真、投入，爱完全变成痛苦，实在划不来。爱不是为了快活为了玩儿？不是为了轻松、自在？世上哪有真诚的爱、不渝的爱？他竟看不破。可怜可笑的斯万！

    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能如中国人这样热爱逗乐艺术，善于开心？以致于没有相声小品的晚会就算不得晚会，十一亿人会食不甘味。节目主持人只要善于插科打诨就能誉满神州，成为大名人。电视台煞费苦心弄来的西方幽默大师作品反而使我们莫名其妙，不明白外国人为什么那么爱笑。在我们看来，那些节目实在没什么可笑之处。大约由于他们把幽默也当做艺术，太过认真，遭到把什么都不当一回事的中国人的奚落也就活该。他们不知道我们早已超越了幽默。看破了幽默。我们的笑星只用学一下没牙齿的老奶奶的洋相就能身价百倍家喻户晓，因为那才是脱尽了文化背负的洒脱。我们潇洒，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神圣庄严，没有什么不可以让我们玩笑。

    中国人不怕困难，因为知难而退是大智大勇的表现；中国人不怕失败，因为我们从不失败。三十六计走为上。在我们的哲学里，遁逃是睿智、成熟、高超的智者境界，而勇往直前、执著追求是不识时务迂腐书生的狭隘盲目。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像我们这样拥有为退却者准备的如此丰富博大源远流长的哲学天堂。现代文明与科技的发达使崇尚创造、、个人奋斗的西方哲学陷入危机，在艰难激烈的生存竞争、发展竞争中疲于奔命的西方人，发现他们没有退路没有后方。回首东望，在速度与力的旋转中漂泊，东方哲学无疑是洪水中的诺亚方舟。他们不能不羡慕我们有老庄，可以骑驴出关，梦变蝴蝶，以清净无为把人性中为害最烈的创造消解为百柔之水。无怪乎大历史学家哲学家汤因比在研究了一生世界通史，对地球上各民族的宗教、哲学、文化做了比较之后，在垂暮之年，很真诚地说：“我的愿望是希望自己出生在中国的新疆。”大约这位洋人觉得自己太累，想仿效老子。可惜终于无关可出，只能抱憾终生。我们还有发源于南亚却被中国人升华了的禅，比老庄更厉害更彻底。老庄还有隐而显的用心，柔是为了克刚，无为可以无不为。而禅则干脆把生命激情皈依于虚静圆寂、坐忘、止念，一经入定，七情六欲，恩恩怨怨一了百了，人活着早已升天。西方人向来信奉人的祖师查格留斯是天神宙斯与人交配所生，被恶魔提坦吃掉，宙斯以雷电击毙提坦，灰烬中生出人。他们几年来苦于无法净化人的原罪，只能承认人是神与魔鬼的混合物，难以从这痛苦的认识中自拔。而我们的禅只用轻轻松松地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便一下子使东方哲学的智慧高超了一个层次，什么原罪呀现罪呀涤罪呀，真是庸人自扰，一入禅，万事万念皆休，什么麻烦都没了。

    即使以入世为责任的儒教，也为进取者随时准备着方便的退路，忠恕本来就教我们不要锐意逼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无异于出关的豁达明智。

    与丰富强大的逃遁哲学配套，中国人修身养性的手段足以令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叹为观止。基督徒的修道，佛教徒的持戒，伊斯兰的五功都带着严格的宗教仪式性质，而中国人的修炼却是一种非宗教仪式的民族精神。它已经成为我们不再自觉为哲学、文化的生活观念，上至帝王卿相士大夫，下至贫民盗寇三教九流；从治国平天下、文治武功，到持家处世交友、饮食起居、言谈举止，无不在修炼之列。性生活一经纳入房中，迷乱颠狂的遂升华为阴阳采补的方术，激情便成为超然的艺术操作，譬若高山流水。不惟坐、立、行走，更有呼吸学问俨然世界一绝。面对无所不能的气功，外国人愚昧到了极点。他们竟然不懂吐纳六法，不知道“吹以去热，呼以去风，唏以去烦，呵以下气，嘘以散滞，泗以解极”，当然更不懂怎样的呼吸通哪一经，治什么病，更难以理解千里发功、治病灭火这样的奇迹。

    大多数中国人未必要成仙得道，但修身养性，确是我们从世事纷纭七情六欲的纠纠缠缠中逃遁的好去处。有才华有雄心的人借此韬光养晦，藏锋避芒；得意者养精蓄锐修养风范，失意者诗酒自慰以求心理平衡。保全实际利益，保护身心健康，修身养性，清心寡欲，实是最明智的选择。

    有哪个国家能将一部上古的占卜手册变成世世代代疗治心理创伤的民族的天书？做学问的人三生五生研究周易哲理，永远有文章做：谋生者祖祖辈辈占卜卖卦，永远有饭吃。到了九十年代，升官考学，经商打工，出门居家，婚嫁病丧，求问文王八卦，成为时髦时尚。

    琴棋书画，花鸟虫鱼，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如今除了最为流行的气功，又有香功、元气功……比起西方人玩命似的跳岩、攀壁、冲浪、赛车……显然既经济实惠又文明高雅。中国人不需要健身房。我们的修炼是“以身为炉，以心为鼎，以精、气为药，以神为火”。这还是修炼中的下乘。上乘以天地为鼎炉，最上乘以太极为炉，太虚为鼎。这便是我们的气魄！

    西方人的悖论在于，他们一面不断提醒人们的原罪意识，一面又千方百计调动人的，张扬人的活力。他们的健身只能使他们精力更加过剩，更加活跃，激情更加强烈，幻想更有鼓动性，使每个个体更不安分。而我们的修身养性却是朝着更高层次的道德水准努力，我们修炼，是为了使人的冲动归于平静，人的幻想成为空白，人的生命活力降低到冬眠状态。西方人写字，重视于字的意义；中国人写字，把字的意义消解为消遣自娱的形式。书法，恐怕也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堪称另一世界之绝。文字不再是思想、语言的符号，而成为一种技法、技巧、游戏。文人士大夫在龙飞凤舞中宣泄掉自己的情绪，这情绪便不必在人生情愫中为害。字已失去它的本意。观赏性使书写的内容变成生活的装饰，字里表达的意思倒是不必当真。那只不过是为了写给人，装裱了挂在那儿看。或是为了平复自己的凡俗之念，借以跳出三界，清净五根，颐养天年。书法，在当前人欲横流的时代，对于中国人陶冶性灵、保持静态，葆有东方雅士风范实在是功大矣哉，书法与古典诗词联姻，尤其能使中国古老纯朴的传统文化不必成为遗老的玩物。

    造物造山，使其崔嵬；造海，使其浩荡；造花草，使其多彩多姿；造兽，使其剽悍。造人呢？使其幻想澎湃，激情恣肆，生命活力强旺。当我们高雅而潇洒地遁逃时，生命承受之轻松会不会使我们白来人世一遭？我想，修炼到家的人对这样的发问必然只有淡然的一笑。

    选自《随笔》，1994年3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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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礼仪之邦之瞒和骗

    田中禾

    田中禾（1941～），原名张其华，生于河南省唐河县，作家。著有《仙丹花》、《匪首》、《月亮走，我也走》等。

    我怀疑孟德斯鸠（1689～1755）对我们中国人有成见。说不定他在中国受过谁的骗，或遭遇过不愉快的事。哪个中国人得罪了这个十八世纪的学者？让他说中国人“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全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论法的精神》商务版316页。转引自《读书》1996年第1期《西方人谈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标准的妖魔化中国。还有康德，他到中国来过吗？如果他没来过，他怎么知道我们中国人卖鸡往鸡嗉子里填沙子，秤砣上做假？他有什么证据？如果他没有证据，如果他还活着，我们完全可以告他侵犯名誉权。连黑格尔也说中国人爱骗人，我们中国人可一直很尊敬他，学他的辩证法，学他的美学，我们哪点儿惹他了？

    其实，吹吹牛，说说假话，本是我们这个民族幽默、浪漫的品性。小时候，故乡县城街坊间流传着这样的笑话：一个唐河人、一个南阳人和一个社旗人同时到客店去投宿，店里只剩下一个铺位，三个人就说，咱们各说各自县城的风景，比比看谁的风景最好谁就住这张铺。唐河人先说，他说，唐县有个塔，离天一丈八。南阳人接着说，南阳有个王府山，离天还有一丈三。社旗人最后说，社旗有个春秋楼，半截插到天里头。结果社旗人住了店，唐河人、南阳人只好蹲在客店屋檐下挨冻。其实唐河的塔最高，社旗的春秋楼最低。这是唐河人的教训。不会吹牛就吃了亏。1958年大跃进时我的一位堂兄在大队里当队长，公社召开夏粮丰收放卫星动员大会，为了表示积极响应号召，他抢先登台发言，慷慨激昂，说要保证今年夏粮亩产超千斤（那时的小麦平均亩产一百斤左右，我老家的村子由于缺少肥料，一般年景一亩小麦打十斤）。谁知后边发言的人完全演绎了三人住店的故事，一个比一个吹得高，最后上台的人说他们“亩产超八千，拼死争一万”。我这个堂兄被当作右倾分子活靶子，在大会上挨批判，受辩论。那一年小麦的卫星被我们河南遂平县岈山人民公社放了，是亩产7782斤。水稻卫星被南方某公社放了，达到12万多斤。报纸上登着一个小男孩站在稻稞顶上的照片，稻子密得连人站在上面也漏不下去。这消息让他老人家激动得彻夜难眠。他老人家出身于农民家庭，对种庄稼并不外行，他应该知道一亩地究竟能打多少粮食，然而他不像西方人那样重视数字的真假，数字的真假并不重要。这个最得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浪漫主义诗人，宁肯相信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和编织梦想的激情与创造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热腾腾的人气比打不打粮食更重要。那是一种精神，那时经常有上边领导到下边去看丰收粮仓，大囤满小囤流，囤里是麦草，囤面上盖一层粮食，很多当官的心知肚明，却还是欢天喜地，大加褒奖，该升官升官，该受奖受奖。这是大家的需要，囤里有没有粮食并不重要。你亮了底，败坏了大家的精神，不惟坏掉许多人前程，还会使自己倒霉。鲁迅早就说过，彻底是好的，透底就不好了。西方人的观念比我们形而下。这跟他们重实证的传统有关。他们只相信科学证明，不相信美丽梦想，缺乏浪漫主义精神。如果他们研究一下中国古典神话，他们就会对我们的浪漫主义有更多的了解，就不至于把我们的豪言壮语当作撒谎骗人，1958年许多跃进民歌（后来被我们最有革命激情的郭沫若先生编入《红旗歌谣》），比如：“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碰天天要破，跺地地要塌，海洋能征服，大山能搬家。”不都是从《愚公移山》、《精卫填海》演绎来的吗？西方人肯认真研究一下中国最正宗的宗教——道教就会明白，中国人重气、重意，不重实际，一重实际，人就成了俗物。在炼丹术的学问里，用柴薪、鼎炉、矿石去炼可以服食的丹散，这是外丹，是最低级的修炼。真正的修炼是精、气、神。以身为玉炉，心为金鼎，精、气为药石，气运泥丸，下降丹田，意念所到，去矿留金，炼成了真丹，可以心存万仞、意吞八荒。这还是下乘。中乘以乾坤为鼎器；上乘以天地为鼎炉；最上乘以太极为炉，太虚为鼎，不但宇宙囊括其中，连宇宙没形成时的混沌也都炼入胸中。这等气魄、这样境界，西方人能想像吗？有了这样的气魄，何愁白日升天，羽化成仙？西人把我们的炼丹术弄成了冶炼术，精神的东西被物质化，他们虽然得到了金、银、铜、铁、铝、汞、铅，可以拿它去赚钱，却失去了精、气、神，堕为凡胎。他们修不成正果，却说我们骗人。这能怪我们吗？公元610年，中国第一次搞对外开放，请外国商人到洛阳来，（不知道他们叫不叫什么节？）用了一万八千人演节目，声闻数十里，一连半个月，城中商人、居民身着华衣，盛饰市容，西域商人免费吃喝，醉饱方休。他们看见树上缠着锦缎，就很不明白地问：“你们不是还有许多人没衣服穿吗？为什么把锦缎缠在树上，不给他们做衣服？”（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1965年版第三编第一册38页）他不知道我们中国的礼就是讲究排场，自己再苦再穷也不能不撑面子。我们算的是精神账，不是经济账。如果他们把这种热情好客也当作欺骗，那实在是天大的误解。几年前一个外国人到我们老家去考察黄牛养殖，县里通知把全县的黄牛都拴到公路沿线村头上，其实这并不是欺骗，把最好的拿给客人看，这是中国的礼仪。况且关系到世行贷款，重视一下是应该让他感动吧？

    报喜不报忧，多歌颂少暴露（最好只歌颂不暴露），并不是鲁迅这老夫子所说的瞒和骗。——鲁迅帮助外国人妖魔化中国，是因为他读多了外国书。他应当知道，隐恶扬善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我们中国人讲究为人助兴，说话吉利；讨厌口无遮拦，扫兴、败兴。外国人经医生诊断得了不治之症，他本人有知情权，医生必须告知他。医生、家人可以安慰他，但不应该对他隐瞒病情。中国人被诊断出绝症一般不告诉本人，只告诉家人，家人总要瞒到不能瞒下去，让他自己慢慢明白，也许直到死去，家人和他自己都不愿把真相说出口。讳疾忌医，不犯忌讳，这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原则。除了不扫人兴，还有礼仪上的规矩。记得上初中的时候，语文老师读错了字，我当时举起手说，报告老师，那个字念栅（zhà）栏，不念栅（shān）栏。老师板下脸冷淡地说，就你知道得多！事后有位对我比较好的老师找我谈话，私下教诲我，你怎么可以当堂举手纠正老师呢？你不懂中国的古训“下不犯上”？即使你说得对，也要为老师保全面子，“为圣者隐”。儒雅的人讲究息事宁人，执拗较真是没涵养的表现。长大后读了“指鹿为马”的典故，才明白不说破真相不仅是出于为圣者保全面子的礼貌，还有更深层的利害。赵高当然知道那是一头鹿，他故意把鹿说成马，谁天真到以为他不识鹿、马，站出来纠正，那你不是叛逆就是笨蛋，该杀无误。这不是阴谋，是阳谋。你愿意上钩，那有什么办法？如果我的老师故意把字念错，来测试我们对他敬畏的程度，我不就是那个该杀的蠢货了？礼就是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犯上不只会削弱在上者的权威，还能测验出一个人忠心不二的程度。没有忠心，势必有一天会作乱。所以在中国成语里“犯上作乱”是同一个词。

    认真习礼的人不但懂得不犯上，还要学会敬上，体上。武则天登少室封中岳，山谷里风撼林涛，武则天问，这是什么声音？她身边的臣子说，这是山呼万岁。这是我刚从旅游点上听来的故事。武则天身边的人就是个习礼得道的人。武则天并不是不知道山不会呼万岁，可她心里希望这声音跟她的到来有关。某位领导好写字，你赶快给他弄纸笔，替他装裱，宣传；某领导好摄影，你给他弄相机，胶卷，帮他冲洗放大，办展览；某领导爱写点诗词，你赶快给他来篇评论，拿到最显要的报纸去发表。这仅仅是拍马屁，虽然会得到小小的好处，可还做不了心腹。真正能干的臣僚应该是上面想什么，不说出口，甚至嘴上说不，你要会按他的心意把事情做周到，这才能成为心腹。外国人竞选总统、州长、议员，不遮不盖就是要竞争，公开拉票，不惜花钱，这种不顾廉耻的做法为我们礼仪之邦所不齿。按中国的礼仪，想做什么是不能说出口的。曹操、司马昭都想做皇帝，心腹们不断上书劝禅，劝进，最后他们的儿子替他们实现了愿望。石敬瑭、赵匡胤、袁世凯即使心里非常想做皇帝，嘴上也要一次次谦让，让臣下三番五次上表，甚至把黄袍加在身上，弄到不接受就有拂民意，这才肯登禅受赐，比外国人到处游说、丢人现眼有礼了多少倍？现如今非常想当官的人，一边不惜手段去跑，一边口头上还要不断表白自己把这一切看得很淡，甚至把人杀了，还说无意和他争。脱开世俗目光去评价，这是帝王文化之真传。帝王文化之博大精深，岂是孟德斯鸠者流参得透的？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这本书出版于1748年，也就是乾隆（清高宗弘历）十三年，我中华大清正当康乾盛世，四海升平，国泰民安；康熙是清朝最开放的王朝，对西方宗教文化比较宽宏，待西人也比较客气，由于他的客气，基督教、天主教才得以在中国广为传播。可这个不识好歹的孟德斯鸠非但不领情，还说我们“中国是一个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见前书129页）。他埋汰了中国，使自己赢得了世界声誉。按他的高见，国家政体分为三类：“共和政体基于道德；君主政体基于荣誉；统治则基于恐怖。”（见《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孟条）看来我们中国的帝王在他眼里连君主政体也算不上。令我们二十一世纪许多大腕文人赞叹而引为自豪的千古一帝，只不过是靠着恐怖、强权才得以坐稳江山，一个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我们立国的基础竟被他说成是恐怖。这话确实叫人难以下咽。

    好在这本书是二百五十四年前的事，二百五十四年前我们被孟德斯鸠妖魔化了一次，和他较真也划不来。二百多年过去了，几代人过去了，我们中华民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应该让这位借骂中国成名的人到中国来看看，让康德、黑格尔也都来看看。鲁迅这老头也该醒过来，到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在中国，礼仪之邦的文明程度比二百五十年前有多大的进步？（起码我们从八十年代起已经推广了“你好。谢谢。对不起。没关系。再见”这十二字文明用语。说实在话，当初乍听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最后说“谢谢主席先生”，我感到很诧异，干吗谢他？两人见面或是通电话不问“吃过了”简直没一点礼貌。）瞒和骗的形式与内容是否实现了现代化？“吾日三省吾身”，“知耻近乎勇”，在我们传统文化里有许多类似的名言，虽然我们几千年来已经习惯了说一套做一套（否则就是迂腐），可我们的说法毕竟要什么有什么，怎么说都成套。如果中国人敢于面对自己的丑恶，妖魔化对我们还有什么作用？

    选自《随笔》，2002年第5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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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不喜欢

    刘心武

    刘心武（1942～），四川省成都市人，当代作家。著有短篇小说《班主任》，长篇小说《钟鼓楼》，中篇小说《如意》，散文集《凡尔赛喷泉》等。

    我觉得我就要死在座位上了！

    一点也不夸张。事实就那样。虽然我两年多以前访问过瑞典，参观过皇家剧院，观看过现代芭蕾舞《培尔·金特》，并且在更早些时在法国巴黎领教过瑞典艾茨·玛克舞蹈团让《天鹅湖》里的天鹅一律秃头的演法，我不能算是个艺术眼界鼠寸、欣赏趣味褊狭的老朽，可是，1995年1月19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听瑞典roxette乐队的演唱会，刚刚开始第一首曲子，我便承受不住了——不是陶醉其中，而是惊恐万状，那摇滚的声响，用“雷霆万钧”来形容，于我都还有轻描淡写之嫌，因为其开唱的方式，是在一片黑暗与寂静中，突然台上灯亮，并且架子鼓、电子震荡器、电吉他与歌手的声音立即达于极致，仿佛火山陡地喷发、海啸狂卷千里……刹那间，我只感觉到那架子鼓的每一重击都锤在我的心脏上，并且我一身的血浆被迫倒泵进心室，在那外击内胀的情势下，我的一颗心真是马上就要进裂破碎了！

    怎么办呢？我用双手捂住耳朵，总算熬到一曲终了，在短暂的间歇里，我凑拢身旁儿子的耳边说：“我受不了……我要出去……你一个人听吧……至少，我得到休息室里呆着去！”儿子吃惊地望着我，说：“那怎么行！”

    确实难以实行。因为我们座位左右前后都已坐满了观众，并且，我朝出口处一瞥，因为是大爆棚，连过道上都站着许多观众，此时要挤退出去，噫吁欷难哉！

    更何况，我拿的是瑞典大使宫的赠票。头一天，瑞典大使馆为roxette的访华演出在大使官邸举办洒会，我应邀参加，使馆文化专员还特别把我介绍给主唱maire小姐和per先生，记者们还拍了若干照片，拍照时maire小姐还非常亲热地同我头挨头，并且还在他们特制的卡片上为我签名，roxette发烧友有知，一定羡煞！我和儿子去看他们演出时，刚下出租车，便有人冲上来问有无余票，当晚开演前首都体育馆前面人头攒动，走进大门，很费了一番力气；求票者甚多，而我们没见到一例转让的；门口有小贩发售荧光棒，生意极火；进到休息厅，几处卖roxette磁带与cd盘和演出海报与说明书的摊位被围得水泄不通，儿子奋勇抢购，却只买到磁带，一百五十元一张的cd盘早已售罄，那景象，就仿佛是不要钱一样。开演前，偌大的体育馆已黑压压坐满了人，而且，场心的上千个加座，也坐满了看客，那些座位上金发碧眼的较多，儿子在那些座位里认出了中国歌星潘劲东、黄格选，兴奋地指给我看；找座位时遇到了几位相识的年轻艺术家，打招呼时有一位跟我说：外地还有坐飞机来看的啦！当时我认定他是“危言耸听”，后来得知，起码上海是确有坐火车赶来的发烧友；因我是赠票，故开始没大注意票价，落座后才知道最贵卖到600元一张，然后是400元、200元，只有边远座位卖100元……在如此这般的“背景”下，我刚开演便要退场，当然令儿子莫名惊诧；发烧友们倘若有知，更不知会视我为何等痴傻怪物呢！

    演出继续在我有生以来头一回面临的訇响中进行，为防止我耳膜被震聋计，我都想拿围巾兜住头，在下巴狠系，以把我的耳朵挡住；在第二首曲子进行间，我心里还是充满了“求生”，我悲哀地意识到，我的心脏确实有不小问题……但不知是为什么，也许主要是惰性，我竟终于还是熬过了第二、第三首曲子……后来演唱者开始唱不用架子鼓伴奏，节奏也不那么狂野的曲目，我这才如聆大赦，长长地吁出几口气来。

    我周围的听众们怎么样呢？满场是怎样的景象呢？开头，在昏暗的观众区，是无数的荧光管在狂热地晃动，后来，虽不允许，许多的男发烧友还是点燃了他们的打火机，不住地摇晃；头一曲唱响时，便有观众从座席上站起，随着摇滚节拍扭动身躯，几曲过后，越来越多的观众站起来呼应，有的更将双臂高举过头，即兴摆动，很快的，我和儿子两人便成为难堪的“盆地”——惟有我俩没站起扭动；儿子比我“开化”，他知道roxette几年前便风靡欧美，自为美国好莱坞一部名片配过插曲后，更是声名腾天，在摇滚金曲排行榜上连续称霸，但他毕竟“近墨者黑”，受我的影响，还是喜欢读古典文学名著、听古典音乐，所以他听roxette时虽也晃肩击掌，毕竟还不狂热。

    我陷于狂热的发烧友之中，不禁有所腹诽：他们是盲目地崇洋迷外吧？他们真能欣赏这玩意儿吗？……那marie一头短得没有道理的银发，穿着镶闪光片的紧身衣裤，而per却是一头长长的披肩褐发……整个乐队在台上放肆地跃动着弹奏着狂歌着，尤其是marie，她浑身上下无处不在激烈地舞动，说她是用全身心演唱，是极端地投入，都还不能传达出她彼时的情态，也许，她已化为了一种抽象的曲线与音团，在她是彻底地忘我，在发烧友是醉入膏肓……可是marie唱到一首曲子，她唱了一句便停下来，不拿麦克风的那只手遮在耳后，作期待状——她何用期盼，整个体育馆里顿时响起了接续她那一句的合唱声，令我在惊悚中不禁自责：我有什么道理说中国的摇滚发烧友“盲目”？他们对这一pop艺术门类的资讯掌握、熟悉程度、欣赏水平、迷恋方式，都已与欧美的发烧友不分伯仲，要说“盲目”，那是我自己……marie在获得这与在纽约、巴黎、斯德哥尔摩、香港等地并无二致的呼应后，欣喜地用中国话高呼：“北京，你好！”

    我居然坚持到了终场。我的心脏并没破裂。场子里发烧友的狂热并没引发出任何问题。演出结束人们鱼贯而出，秩序井然，令我和儿子狼狈的是，出了体育馆我们叫不到出租车，不止我们两人如此，我们一边步行一边期待空的出租车，可是一路上不断遇到先我们出来而依然未打到“的”的人……我们俩差一点只好步行回家。

    我不是完全没听过摇滚乐，但以前听的只是磁带，现场感受这还是头一回，据儿子说他以前所听的中国摇滚歌手的现场演唱，音响效果也没这么大分贝值。当晚我躺在床上以后耳鸣了很久，甚至于第二天起床后耳膜还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第二天傍晚我同妻子到一家星级饭店大堂喝茶，为的是听大堂一侧的钢琴演奏，当那位坐在三角钢琴前的小姐奏出肖邦的c小调幻想即兴曲时，我有一种从噩梦中醒来，憩息在蓝天下碧水旁的欣悦感，谢谢上帝，我的耳膜还没有丧失捕捉这天籁的能力！

    我不会再去现场听摇滚乐了。我不喜欢，甚至恐惧。

    但是我珍视听roxette的这次人生体验。儿子事后对我说：“您知道吗？在我们这个年纪，这种音乐能让我们释放出身体里和心灵里的那骚动着的能量，特别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挺神秘的心火……很多我们这一代人，用这样的方式宣泄出了心火，耗散出了多余的能量，他就多半不会再到社会上胡闹，就可以更好地学习、工作，更通情达理地跟你们往上的一代人相处……”

    是的，虽然我不喜欢这样狂暴的pop音乐，可是，我冷静地意识到，年轻一代有权利享受与他们生理、心理发展状态相谐的各种艺术，土生的与外来的，雅的与俗的，古典的与后现代的；不仅代间，异性间，社会群体间，艺术趣味的取向也应允许多元；除了特别恶劣的嗜痂之癖，对社会上各色人等的艺术欣赏取向，我们只能悉听尊便。我们可以竭尽全力地揄扬高雅的艺术，却不能排斥我们个人不能理喻的pop艺术。

    在这个世界上，排除危害人类的东西不论，在形形色色的东西里，有某些我们很不喜欢，可是却很有一些人非常喜欢，那我们一定要尊重别人喜欢它的权利，至少应当宽容地看待别人对那东西的狂热与痴迷。反过来，我们所喜欢的东西，很可能又是别人所厌弃的，难道我们能接受别人的禁绝吗？

    roxette啊，你们想得到吗？我不能喜欢你们的歌，却万分感谢你们给了我这样的启示！

    1995年2月22日，绿叶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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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X小姐问——一个中国作家的备忘录

    梁晓声

    梁晓声（1949～），祖籍山东荣城，生于哈尔滨市，作家。著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间烟火》、《雪城》等短中篇小说集及长篇小说多部。

    x小姐，日本人。但非是完全彻底的日本人。至少该说有四分之一，也就是一半的一半的中国血统。x小姐自言其祖父乃“满洲国”内务部大臣。如此说来，她那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当属封建贵族兼殖民地傀儡政府麾下的贵族血统了。不管她自己情愿抑或不情愿，我们和她自己都不能不认为，她身上打下了中国历史的特殊的印痕。如果她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是在中国度过的，那么毫无疑问，打在她身上的那一特殊的历史印痕，将注定了会带给她许多厄运与人生的坎坷……

    今年四月的某一天，在北京，在和平宾馆，我并不十分乐意地成了x小姐的客人，与之共进午餐。在座的还有我的三位“兵团战友”，和一对年轻的夫妇。也是中国人，都没下过乡，似乎是x小姐的朋友。用朋友这个词是很不准确的。因为据我看来，他们作为客人是相当拘谨的。拘谨得令我感到心里别扭且压抑。也许说他们是x小姐的熟人更恰当些。半熟不熟的那一种熟人。

    x小姐三十余岁。气质不俗。高挑的身材，言谈和举止都几乎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优越感。情不自禁这个词，我是用得恰如其分的。她的中国之行，身份是日本某电视台的记者。已然在上海、杭州、南京、哈尔滨、长春等城市，对感兴趣的种种中国问题，进行了不同形式的采访。感兴趣当然不是指她个人，而是指日本某电视台。不排除这一点——在某些中国问题方面，她个人的兴趣，和她所代表的电视台的兴趣，是非常一致的。

    她邀见我，旨在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话题对我进行采访。大概那一对年轻的夫妇，便是她这一意图的策划协助者。

    我在前一天的电话里，干脆地拒绝了采访。后来由我的一位很有面子的“知青战友”亲自打来电话，言词恳切，我才答应了。我不是摆什么架子。那几天我的确很忙，身体也不好。何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话题，对我早已是一个太“古老”的话题。“古老”得令我很厌烦听到，更厌烦参与。避之惟恐不及。

    一开始，x小姐就有些迫不及待地声明——她和她所代表的日本电视台，喜欢和需要听到，“上山下乡”这一场运动，对当年的一代知青后来的成熟十分有益的例子，希望我们，尤其我本人，专就这一方面谈……

    我于是作如下回答：尊敬的小姐，首先，我也有必要声明，我之赴邀，绝不感到荣幸。相反，觉得是在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如果完全没有“兵团战友“之间的面子在起作用，我宁愿此时独自在家里安安静静地、舒舒服服地喝米粥，吃馒头。小姐应该将我的“遵命“，当成是给予日本朋友的一份友好来理解。其次，作为被采访者，我一向不甘愿只讲采访者喜欢和需要听到的话。无论就哪一方面的话题，我都不能不讲些可能对方不喜欢听的话，和我自己认为我需要讲，一定得讲的话。最后一点，如果我们几位被采访的当年的知青，一个个只大讲特讲“上山下乡”这一场“文革”中派生出的“运动中之运动”，对于当年整整一代人的有益的方面，那无疑等于是在迫使我们在今天依然犯主观主义的思想错误。至少我自己是很不情愿使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错误，在今天通过电视扩散到日本去的。既然我们已经坐在一起了，我个人已然向小姐奉献出了我的时间，小姐何不稍安勿躁，耐下心来，听我粗略地介绍一下当年的政治背景，使小姐您，和更多的日本电视观众，对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场运动，获得较客观、较全面的了解呢？

    x小姐怔了片刻，少了些种族优越感，多了点儿虚心，变得很客气地说：那么，梁先生请按照自己的思想认识谈吧！

    略……

    不知怎么，话题便离开了“上山下乡”，谈到了当年日本的对华侵略，谈到了“南京大屠杀”。

    x小姐：我觉得，我们日本，对中国，当年主观上也不是想侵略……

    （x小姐是在台湾受的中国文化教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我们的交谈不需要翻译。完全没有语言障碍。）

    △：那么，主观上究竟是想干什么？

    x小姐：“东亚共荣”啊！由于受到了抵抗，才演变为战争。

    △：如此说来，倒是我们中国不识抬举了？完全是由于我们中国的不识抬举，才导致你们日本不得不出兵百万，对中国动枪动炮，占我城市、毁我村庄、杀我人民的么？

    x小姐：我的意思是，怎么说呢，比如瑞典，二战初期德国一下通牒，便宣告彻底降服，所以，在整个欧洲，惟有瑞典一个国家，当年没有遭到德队的任何进攻。幸运地避免了战争灾难。

    △：小姐是不是认为，战争的灾难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避免的惟一选择便是——倘若一个国家遭到侵略，且勿实行丝毫抵抗，赶紧投降才为上策？这就好比你闯入到我家里来，占了我的房子和财产，还说要与我“共同富裕”，倘若我表示不高兴，你就要给我点儿颜色看看。倘若我想把你赶出去，你就有了充分的理由毁我的家，杀害我的亲人，是么？而这一种劫难，责任还得完全由我自己来承担，是么？如果这一种逻辑，竟成为地球上合理的逻辑，地球岂非成了任由强盗国家为所欲为的星球了么？

    x小姐：不管怎么说，瑞典这个国家，是很能够说明些问题的。

    △：除了说明对于德国法西斯，瑞典太小，小得根本不太值得使它分散野心，还能说明什么？一只豹子面对几头肥鹿和一只松鼠，它当然要先对肥鹿们张牙舞爪扑过去了。这在动物界，叫做猎食本能。而在人类，对于法西斯主义，叫作侵略本能。

    x小姐：难道对于侵略，也就是对于战争，只有通过战争去解决么？

    △：小姐另外还有什么高见么？

    x小姐：我所接触过的，你们中国的一些青年，包括一些受过高等教育，很有思想，很优秀的青年，也和我有同样的看法。

    △：何种看法？小姐请坦言无虑。

    x小姐：如果当年中国不进行抵抗，对于中国未见得不是一件好事。一个国家即使彻底变成了另一个国家的殖民地，其实没有什么可感到羞辱的。在殖民统治国和被殖民统治国之间，经济的共同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提醒小姐别忘了，今年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在这个伟大的日子的前夕，小姐的一番番高论，实在使我不敢苟同，并感到万分惊讶。

    x小姐：梁先生，请千万别将我当成一个女性军国主义分子。我只不过是对于历史有些困惑，也想求解一个正确的答案，所以才毫无顾忌地、诚恳地与梁先生进行讨论。

    △：小姐的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我很欣赏您的坦率。您听到的那些中国的，您认为很有思想的，很优秀的青年们的言论，我也听到过。前不久我在大学里作讲座时，大学生们递上的条子中，有些观点就同您刚才的高论如出一辙。在德国，在意大利，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又被某些青年当成时髦的主义信奉起来，在日本，又有许多人企图歪曲历史，否认日军当年的侵华罪行，而在我们中国，某些似乎很有思想很优秀的青年，头脑中居然存在着，“被侵略无害”、“殖民化有利于强国富民”、“反侵略愚蠢”、“抗日战争得不偿失”的观点，真是太值得我们中国人很认真很严肃地进行反思了……

    x小姐：难道梁先生不认为，那些青年的今日观点，也是对昨日进行了很认真很严肃的反思的结果么？

    △：我想，大概不完全是。其中某些青年，对日军侵华罪恶史，缺乏起码的了解。他们不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中，有许多人的父母辈，都是从那个年代经历过来的，是直接的见证人。甚至是直接的受害者。比如我的父亲，当年就被日军抓去当过“劳工”，死里逃生活下来的。我的母亲是吉林省农村人。日军当年经常骚扰她们那个村子，抢粮食，奸淫妇女，杀人放火，那真是无恶不作。根本不将中国老百姓当人看待。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日军当年杀死一个中国人，好比捻死一只臭虫一样。这些都是我的老母亲当年亲眼目睹的。77岁的老人了，如今一提起日军当年在中国的罪行，仍心有余悸。我们从父母辈身上，间接地也是较具体地，感知到了日军当年的侵华罪行。而我们的次代人，太缺少这一课。他们如今看到日本成了一个经济发达国，便浅薄地荒唐地认为，如果没有抗日战争，中国当年彻底地沦为殖民地，肯定会大沾侵略者的光，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个经济发达国。说不定还荒唐地梦想，普遍的中国人的收入，也许和普遍的日本人的收入相差无几呐。这些浅薄又荒唐的想法，与他们对目前坚挺的日元的青睐有直接的关系，也与我们对国民教育的误导有直接的关系。近几年来，我们只讲友好，不提历史了。结果我们的某些青年不明白，今天日本对中国的投资热，并不是因为你们日本人比我们中国人更爱中国。而是因为这首先对日本的资本家有好处。好处大大的。对日本而言，中国是这地球上最最庞大的，也最最容易占领的市场。占领市场就是占领市场。是符合利益促动的经济原则的。中国市场大面积地被日本占领，从长远来看，是有损于中国的民族经济利益的。只不过我们目前太急迫地要发展自己，顾不了那么许多罢了。

    x小姐：梁先生的意思好像是——实际上日本今天是在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

    △：侵略这个词，是战争术语。不是目的，是手段。目的还是在于占领。目前的总体的世界文明，已然宣布利用侵略这一种战争手段达到占领别国之目的，为轻蔑世界文明的行径了。哪一个国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必遭到联合国安理会的一致谴责，甚至将派出“维和部队”进行干预，施以必要的惩罚。比如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就遭到了打击和惩罚。但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市场占领，目前却是不需要诉诸武力的。因而在国与国的经济关系中，是合法的。合法的占领，用“侵略”这一个战争术语，就是不妥当的。经济发达国家大面积地占领经济“次发国”之市场，对后者也是有经济驱动作用的。会激起“次发国”的经济赶超觉悟，经济竞争意识。除非后者是一个彻底丧失了自强愿望的国家。何况，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次发国”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市场占领与被占领的关系，还包含有共同开发，共同受惠的互利关系。比如我们中国的海洋石油开发业，就是本着这样的原则与经济发达国家进行合作的。

    x小姐：梁先生，您对香港毕竟比中国大陆经济繁荣，普遍人们的生活水平毕竟比中国大陆人的生活水平高这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怎么看？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小姐的意思是否是在说——香港被英国统治了近百年，它的经济繁荣无可争议地有着殖民统治的一种功绩和贡献？

    x小姐：我愿洗耳恭听梁先生的反驳。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这样一个常识——在人类消除贫困现象的过程中，最难克服的是人口的众多和地理位置的优劣。相比于大陆，香港的人口比我们“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中国人的总和还要少得多。六百万人的生活水平之提高，和十二亿人的生活水平之提高，二者简直就没有可比性。如果香港不是六百万人，再多出一亿来，而且80％是农民，我想，香港目前的状况，就太难估计了。也许，大英帝国终于觉得是一个背不动抱不动的包袱，主动要求早日将香港归还中国呐！小姐能够举出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是由于沦为殖民地而富强的么？英国不是统治过印度么？法国不是统治过比利时么？最终为什么都放弃了呢？因为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殖民统治，比治理本国要棘手得多！殖民化既限制殖民地国家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也将使殖民统治国陷入自蹈的泥潭。再说到日本当年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当年为什么侵略中国？因为日本当年也是亚洲的一个穷国。除了军事上比中国强，再没有其他什么方面比中国强。驱动日本侵略中国的，是它对中国之地域和自然财富的贪婪。那么你怎么能设想，它将整个中国沦为它的殖民地以后，不实行疯狂的掠夺？既掠夺之，普遍的中国人又怎么会在这种掠夺中反而获得被掠夺的福利？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么？日本的发展是从成为战败国以后开始的。如果二战的胜负是反过来的，我以为日本将难以成为今天的经济强国。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殖民统治，反而会使日本精殚力竭，自顾不暇。最终黔驴技穷，殖民统治无招数，本土发展无作为，骑虎难下，自缚于双重矛盾的挤压之下途穷路末。尊敬的小姐，我提醒您，我不是您所认为的那类“很有思想”，“很优秀”的当代中国青年。我也不愿再浪费我的宝贵时间，与您争论什么“被侵略无害”、“殖民化有利于强国富民”、“反侵略愚蠢”、“抗日战争得不偿失”的话题。至于对我的那些年轻的同胞，我只想对您说最后一句话——从心理学上分析，他们大抵都有某种程度的受虐狂的倾向！

    x小姐：最后一个话题。据说您是《南京大屠杀》的编剧，您认为那是真的么？

    △：我不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但是在剧本创作过程中，我翻阅过大量历史资料。坦率说，那一幅幅日本士兵当年砍中国人的头，剖中国人的腹，以及中国妇女被强奸后的照片，使我吃饭时恶心，睡觉时做噩梦。以至于我不能将那些资料放在室内，放在眼睛看得到的地方。而是放在室外公共走廊里，需要时，在公共走廊里翻阅……

    x小姐：屠杀了三十余万中国人这一数字，是根据什么统计出来的呢？

    △：日军攻陷南京前，有十余万中国士兵溃退城中。这是他们当时惟一的选择。他们成为五万占领南京的日本军队的心头之患。他们最后都被搜捕在一起，尽数屠杀了。在搜捕和屠杀的过程中，大约有同样多的青壮年市民（其中三分之二是被战争封锁于南京城内的外地人），被视为脱下了军装的中国士兵，无辜地遭到了屠杀。这一种疯狂的屠杀，也体现了一种占领者的心理恐惧。

    x小姐：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其实我们日本士兵是很胆小的。他们当年一定好害怕啊！他们当年也是好可怜的呀！……

    △：尊敬的小姐，你已经是日本人了，你如此同情你们当年的日本士兵，我可以理解。但请别忘了我是中国人，面对日本军队当年屠杀了我们三十余万中国人这一铁证如山的事实，我的侧隐是绝不会倾向于你们当年的日本士兵的。同情如果在基本倾向性上搞错了，那就和虚伪和强词夺理一样是令人讨厌的了。而且，日本军队当年在中国东北、华北、冀中以及其他中国土地上对中国百姓的任意屠杀罪行，也不仅仅是占领者的心理恐惧所能解释的。我认为，日本军队，当年是一支嗜血成性的，杀人成瘾的，穷凶极恶而又野蛮透顶的军队。当年还有一个人和我持同样的看法。那便是当年的德国驻中国公使魏德曼。他在给希特勒的密信中，称日本军队是一支“兽军”，并且警告希特勒，同这样一支军队结为伙伴，是德国的羞耻。德军当年对犹太人的屠杀也是令人发指，丧心病狂的。而魏德曼对当年的侵华日军竟得出那样的结论，不知小姐对此有何感想？

    x小姐：梁先生，对于日本，您是否有着很深的民族仇恨呢？

    △：尊敬的小姐，恰恰相反，我有不少日本友人。我们的交往，双方都是很真诚的。日本这个民族，有许多长处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但是，历史就是历史，罪恶就是罪恶。当我们谈日本当年的侵华罪恶这个话题时，在我这方面，是将其视为人类侵略战争之罪恶的一部分来思想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希望日本有所反省，有所忏悔，乃是希望人类的一部分，对侵略战争给人类的另一部分造成的苦难有起码的反省和起码的忏悔。一个没有自我反省的主动性和虔诚的忏悔意识的民族，将会被全世界各国所警惕。我希望日本在这一点上以实际行动打消世界各国对它的警惕。否则，它将很可能是一个在国际关系中没有真挚的朋友的国家！对不起，小姐，我为您奉献的时间够长了。告辞！……

    x小姐：梁先生，我下次来北京还能见到您么？您给我的印象很深，我第一次碰到一个和我这样交谈的中国人……

    △：不一定。那要看我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心情。

    x小姐：许多中国人，给我的印象是很卑微。起码在我面前是这样。他们的神情仿佛都在说另外的话——您是一个很有钱的日本人么？只要能给我一大笔日元，我愿为您效犬马之劳！

    △：请相信，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日本人面前像孙子一样！不管您有多少钱，我都不会充当您的犬马。我的稿费够我在中国体面地生活！

    于是x小姐与我握手。

    于是归来便有了此一篇“备忘录”。现重抄一遍，以了却《随笔》之文债……

    1995年6月6日于北京</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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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识人

    张抗抗

    张抗抗（1950～），浙江杭州人，女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夏》，中篇小说集《北极光》，长篇小说《情爱画廊》，散文集《橄榄》、《地球人对话》等。

    20世纪是一场百年迷乱，是阳光和噩梦共同繁育的一个怪胎。

    阳光曾在黑暗中穿透噩梦，使得噩梦也发出光怪陆离之色；而噩梦醒来后，却发现阳光仅是一种虚妄的幻觉，人类被笼罩在更深重的黑暗之中，不知何去何从。

    我生于1950年，恰好活在20世纪的后一半。四舍五入，应算是年过半百。在这块土地上浪迹了近50年，该有资格对20世纪说三道四了。

    何况，那种种质疑和困惑，都源于自己的切肤之痛，源于对自身的追问，源于存在与环境的冲突。思考为一种缺乏诗意的现实所迫，周而复始。

    少年时期，我们曾从20年代出生的父母，以及三四十年代出版的译著、书籍和戏剧中隐隐得知，人是万物之灵，人是至高无上的，人具有尊严和理性，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独立的意识和思想。

    经典人道主义是十八、九世纪人文主义时代的遗产，却也是一张无法在20世纪兑现的过期支票。当我们尚未出世时，它们就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硝烟里化作齑粉，并在乌托邦的营造过程中，被宣布作废并严密封存。我们后来在真实的生活中所见到的，仅仅是那只旧箱子上一把生锈的锁。

    不知是否是一种巧合，对于20世纪的中国，1950年确实具有断代的作用，这一刀切得利索，使这百年华夏的前半叶和后半叶，泾渭分明，宛若隔世。

    尚在幼年，我们就被告知，“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在刚刚废除了私有制的新中国，遍地都残留着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毒素，帝国主义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或是第四代身上。因此，人需要“狠斗私心一闪念”，需要要“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只有彻底排除私心杂念，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新建立的公有制，将理想的实现，寄希望于制度对“人”的改造。

    这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理论，持续近三十年，塑造了三代中国人。

    于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可被新政权所信任，人人都是企图破坏新制度的怀疑对象，随时可能被审查和非法监禁，强加于人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即便如潘汉年那样曾经出生入死、像那样曾经代表政权的高官，也不可幸免。人与人之间充满告密的诬陷，若是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就被认定终身带有私有制万恶的烙印，成为与生俱来的异己异类。

    私心杂念——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的叛徒，这个必然逻辑使我们人人自危。那是一种近于宗教原罪般的恐惧与焦虑，人人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全中国的人几乎都带着强烈的自虐倾向，陷入近于疯狂的状态。

    至70年代末期，在我有限而坎坷的人生阅历中，我所看到的人的品性，是卑微而低贱的。周围凡有尊严和独立意志的人，下场和结局都是悲惨的。图书馆里，那些散发着霉味的世界名著中关于人的高谈阔论，同我们现实的生活是何等格格不入。我竭力驱除着空气中以及我体内，那前半个世纪残存的毒素，渴望使自己成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

    然而，几十年过去，公有制对“人”以政治运动的形式，近于残酷的反复改造，却似乎成效甚微。

    公有制的大锅饭，使人变得越来越懒惰，侵吞公物一时成为地下风潮。

    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更多的人，变成虚伪的两面派和传播谎言的工具。

    还有那样一些人，血液被抽换成信条，成为僵死的植物和机器人。

    若有少数不愿戴假面具的人，惟有监狱和精神病院两个去处。

    “人是最宝贵的”，但人的权利和愿望却是最不宝贵的。

    偌大的国土，茫茫十亿人中，还有几个人，真能担得起“人”这个称号呢？贫穷和压抑之下，无情的事实是：人已非人。

    就在那个时候，处于地下状态的有识之士们，开始捡拾起早已荒疏的“人性”那个词语，并一次次试图解读它。他们在迷茫和混沌中颤声发问：既然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为何在公有制下，人性恶仍然无法杜绝？如果是私有制社会导致恶，那么私有制本身又是从何而来？

    若干年后，大量新发现的史实证明，在私有制出现之前的原始公有制状态中，部落间人与人之间的仇杀所表现出来的兽性和暴行，丝毫不亚于法西斯。

    正是这一条极细的裂缝，在70年代末期，艰难而缓慢地，从本世纪最后20年，逐渐分离出已近老迈的母体。

    其实那时世界上已经飘扬起现代主义的旗帜。在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创伤下，人类开始重新思考自身的问题，尼采曾说上帝死了，到了后现代，都说人也死了。西方各国在战后的废墟上，着手重建现代人道主义学说。

    曾经延续几个世纪的人性崇高的光环，在短短几十年中，被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法西斯血腥、被南京大屠杀的累累白骨、被广岛原子弹遮天蔽日的烟尘无情熄灭。人类至高无上的尊严和理性，已在人类不可思议的暴行中彻底崩溃，在对于人性的解构中土崩瓦解。人类开始追问自己那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人类关于真善美的自我认定，究竟是一种自我欺骗还是遥不可及的理想？

    于是，本世纪之初便创立了精神分析学说，1939年客死伦敦，此时几乎已被人忘却的奥地利医学家弗洛伊德，终于在二战结束后，朝着迷失的人群折路而返。弗氏的主要著作《梦的解析》，被认为是“改写历史的奇书”之一，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及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同列为导致人类三大思想革命之书。他虽姗姗来迟，却以其缜密的例证和天才的推论，发掘了人性真正的主宰——潜意识。

    潜意识的发现与确认，使人类对于自身的非理性行为和集体无意识行为，第一次得到了接近人性的阐释。人类在对于自己创造的社会制度和伦理法规极度失望之后，转而正视作为自然人与生俱来的真实本性。人类真的是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么？人的是否只能作为罪恶消灭，有没有一种更为符合人类利己原则的通道，能将其引流或是释放呢？

    那是一场惊世骇俗的革命。在20世纪中叶，它影响了人类知识的每一部分，尤其在文学和心理学方面，几乎具有某种剧烈的颠覆性。当它波及到东方时，20世纪只剩下最后两个10年，但它正本清源的内在魅力决定了它不可被跨越，中国国内迅速掀起了一场思想的飓风，将原先处于蒙昧与一知半解中的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研究，揭开了被掩藏半个多世纪的真面目。

    那个从上世纪中叶就游荡在欧洲的幽灵，徘徊一百年之后，终于以苏维埃的名义，昂首阔步地走进了历史。幽灵们托生于劳动阶级，现形为人，并成功占领了一部分欧亚国家，风起云涌地席卷了大半个地球。人类在漫长的岁月里梦想的平等、公正的社会已经到来，一切美好的期盼都指日可待。

    那是人类历史上何等壮丽、何等辉煌的胜利呵。作为后辈，我们至今仍对所有那些怀抱着伟大理想，为这场革命流血牺牲、前仆后继的志士仁人，怀有深深敬意。我们曾立志将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那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时代。回望本世纪初的辛亥革命，打倒封建帝制、埋葬王朝，已为人民民主革命奠下基业，新民主主义革命继而大功告成。我们与共和国同生的新一代，将会以怎样一种史无前例的“新人”形象，创造历史的奇迹呢？

    20世纪多灾多难的岁月，犹如九十九道湾的黄河，似乎注定了要在这里拐一个大弯，留下一道隐患重重的河堤，在洪水到来时，向堤下的人发难。

    临近世纪末，“新人”们回首往事，说自己是喝狼奶长大的。

    然而，60年代中期，红卫兵惨无人道的暴行，难道真是用愚昧无知以及受蒙骗，所能轻描淡写地一言蔽之么？究竟还有没有更接近人本的诠释，来无情地剖析和揭示那场浩劫的本质？广场上的红海洋和当年三呼万岁希特勒的场景，在人的意义上，有没有一种共同的疑点？

    冠冕堂皇的理性注解，或许暂且可以敷衍了事，但理性无法包容所有的罪孽——有谁敢正视并承认自己体内的非理性部分和潜意识因素呢？在人的所谓自我的更深处还有没有一个自己所难以察觉、难以控制，甚至绝难分离的另一个隐我与非我？它是人性中最隐秘最顽固的内核，它与生俱来、与人相伴终生，它在根本上支配着人的行为，使得理性的约束常常无能为力。它在人成为“人”之前的千年万年，就存在于原始人的遗传基因之中。它是自然人朝着社会人进化发展的过程中，被保存下来的基本生理特质。人本来是不必避讳它躲闪它憎恨它的，它就像你的身体你的器官，无论美丑，都是大自然天赐。你必须懂得它理解它，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人。其实，即人类的利己原则，并无真善美和假恶丑之分；利已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之一，而利他也常常出自本能之善；利已会是一种美，而利他也会变成一种伪；恶有时很真，而美有时很假；你若违反了破坏了人类为自己制定的行为标准，你必受到惩罚；但若你根本没有勇气审视人类的弱点，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遗憾的是，乌托邦理论，出现在弗洛伊德学说之前，所以，先知和幽灵为人类制订的那种无私无欲、世界大同的理想蓝图，却在根本上由于缺乏对人性科学而深刻的认识，而成为一次乌托邦的空想实验。

    从孔子到雷锋，从佛教、基督教到现代宗教，都曾试图扬善抑恶，教化人类。但正如肉食动物不能改造成草食动物一样，几千年过去，人的本性依然故我。削弱和制约人性恶之泛滥的最为有效的手段，是法制和法规。

    当世纪末的人们回首这百年纷乱、惊心动魄的历史时，在无数惨痛的教训中，发现了一条似乎微不足道的真理，那就是：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违反人性的，一种符合人性发展规律的社会理想，应以善恶平衡作为最终目标。

    人惟有认识和正视人性之恶，才能驾驭和控制恶。

    进入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之初，地球又一次猛烈震荡，辛苦工作了70余年的幽灵们，痛苦而绝望地率先离开了欧洲，悄悄飘然而去。

    东西方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冷战，以苏联解体而告终。

    中国持续十余年的改革风潮，已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从农村的土地承包制，一直发展到企业股份化——在不断嬗变的社会形态之内，无不是以对人类本性认识的逐步修正作为前提的。

    世纪末的地球，不再是一个由意识形态统治的人类社会。如今地球上除了植物动物微生物，只居住着这样一种高级动物，他们是东方人和西方人，白人黑人和黄种人，男人和女人，富裕的人和贫穷的人，聪明的人和愚蠢的人……

    今天的人类所共同面对的严酷事实，将是地球资源的匮乏和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人类贪婪的本性，在20世纪的百年长痛中，是一个无法抹去的集体人证。

    20世纪是充满杀戮、破坏和谬误的百年，我们将怀着永别的心情，送它离去。

    人类是否能迎来一个和平、自由和富足的新世纪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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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船——为邓世昌而作

    高洪波

    高洪波（1951～），内蒙古开鲁人，作家。著有《人生趣谈》、《柳桃花》、《文坛走笔》等作品。

    三十九岁的年龄，你已为国捐躯了。你沉入一片浓且稠的黑暗中，有咸腥的海水呛入你的肺，你吐出最后一个含氧的气泡，努力睁大双眼，想最后看一眼你的致运舰，你的龙旗，你的被火炮熏黑了脸膛的部属们，以及那只挥之不去的爱犬。可是你已经望不见这一切，你摇摇头，想赶走遮住、罩在眼前的无边的黑暗，可惜你连这点力气都没有了，残存在大脑中的最后一点意识正渐渐消散殆尽，你知道自己已不再属于自己，也许，这就是死吧？你费力地想道。

    海水再次涌入你的鼻腔，黄海的咸且腥的水。你已不再有任何知觉，海水吞没了你，一尾小鱼从你的鼻尖上游过，它游动的尾鳍掠动了你的睫毛，你努力想再一次看一眼这生活过三十九个春秋的世界，可是一切已然远去，小鱼受惊般倏然游走，如一支离弦的羽箭，海水又涌了上来。

    一座海是一座坟。

    唯有这样的广阔墓地，才可以安放你的灵魂。一个舰长的不屈的灵魂，一个十九世纪中国武士英武豪壮的灵魂。一个为了军旅的荣誉、为了祖国和朝廷的光荣舍命相搏的好汉！

    以你的游泳技能，加上在你身旁拼命游动的伙伴、爱犬，你完全能够借助自己和别人的力量生存下来，可是你断然拒绝了这种选择。人在舰在，既然生死与共的致远号已沉入水中，那莫名的悲愤想必让你痛不欲生。你恨狡黠的敌手吉野最后施放的那枚鱼雷，也恨自己躲闪不及，壮志未酬，撞志未酬呵。弹尽后的最后一次攻击，大无奈和大无畏的一击，被鱼雷无情地阻隔了，否则，否则舰与舰相撞的霎那，定然是惊天动地的别一种景象。

    邓大人就这样走了。

    致远号巡洋舰也这样沉没了。

    人类与海洋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沉船是割断这种联系的最残酷的方式之一，尤其是海战中的非自然沉船。写到这里，偶翻《清稗类钞》第六册，内中有《邓壮节阵亡黄海》，可以作为这篇短文的古典式收尾：

    “光绪甲午八月十七日，广东邓壮节公世昌乘致远舰与日人战于黄海，致远中鱼雷而炸沉，邓死焉。先是，致远之开机进行也，舰中秩序略乱，邓大呼曰：‘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奚事纷纷为？况吾辈虽死，而海军声威不至坠落，亦可告无罪。’于是众意渐定。观此则知邓早以必死自期矣。邓在军中激扬风义，甄拔士卒，有古烈士风。遇忠孝节烈事，极口表扬，凄怆激楚，使人雪涕。”

    不知道邓世昌在战场上最后做的“动员”是怎样传出来的？按《辞海》解释，“全舰官兵二百五十人壮烈牺牲”，当无一人生还。可是《清稗类钞》所载又绘声绘色，所以我判定邓大人的部属是有幸存者的，否则朝廷赐“壮节”的谥号毫无道理。

    甲午海战中，冰心老人的父亲便是幸存者之一，可见邓世昌完全有可能游回岸上的。但他断然选择了死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何等地凛然豪壮！谁说千古艰难惟一死，邓世昌沉海的选择，在我看来自然而然，较之《泰坦尼克号》上男主角的情意缠绵来，更惨烈更悲壮也更具男儿血性！

    邓世昌的爱犬最后也随他而去，据说这只通灵性的狗一直想救主人，衔着他的衣袖不肯松口，邓世昌断然推开了它，当他们目光对视的时候，这只小狗想必也读出了自己主人必死的决心，它便以身殉主了。

    这只小狗没见诸正史，电影《甲午海战》中也缺少了这一笔，可我相信这是历史的真实。

    致远号巡洋舰的沉没，是北洋水师耻辱的败绩，大清帝国无奈的衰落，但对邓世昌个人而言，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永生。

    三十九岁的邓世昌，邓壮节，邓大人，以辽阔黄海为自己灵魂的栖息地，精神的驰驱场，任浪花飞溅，激情澎湃着，直到一个又一个世纪……</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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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惜愤怒

    毕淑敏

    毕淑敏（1952～），女，山东文登人，作家。著有《昆仑殇》、《阿里》、《补天石》等。

    小时候看电影，虎门销烟的英雄林则徐在官邸里贴一条幅“制怒”。由此知道怒是一种凶恶而丑陋的东西，需要时时去制服它。

    长大后当了医生，更视怒为健康的大敌。师传我，我授人：怒而伤肝，怒较之烟酒对人为害更烈。人怒时，可使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瞳孔散大，寒毛竖紧……一如人们猝然间遇到老虎时的反应。

    怒与长寿，好像是一架跷跷板的两端，非此即彼。

    人们渴望强健，人们于是憎恶愤怒。

    我愿以我生命的一部分为代价，换取永远珍惜愤怒的权利。

    愤怒是人的正常情感之一，没有愤怒的人生，是一种残缺。当你的尊严被践踏，当你的信仰被玷污，当你的家园被侵占，当你的亲人被残害，你难道不滋生出火焰一样的愤怒吗？当你面对丑恶面对污秽，面对人类品质中最阴暗的角落，面对黑夜里横行的鬼魅，你难道能压抑住喷薄而出的愤怒吗？！

    愤怒是我们生活中的盐。当高度的物质文明像软绵绵的糖一样簇拥着我们的时候，现代人的意志像被泡酸了的牙一般软弱。小悲小喜缠绕着我们，我们便有了太多的忧郁。城市人的意志脱了钙，越来越少倒拔垂杨柳强硬似铁怒目金刚式的愤怒，越来越少见幽深似海水波不兴却蕴育极大张力的愤怒。

    没有愤怒的生活是一种悲哀。犹如跳跃的麋鹿丧失了迅速奔跑的能力，犹如敏捷的灵猫被剪掉胡须。当人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当人首先戒掉了愤怒，随后再戒掉属于正常人的所有情感之后，人就在活着的时候走向了永恒——那就是死亡。

    我常常冷静地观察他人的愤怒，我常常无情地剖析自己的愤怒，愤怒给我最深切的感受是真实，它而新鲜，仿佛那颗勃然跳动的心脏。

    喜可以伪装，愁可以伪装，快乐可以加以粉饰，孤独忧郁能够掺进水分，唯有愤怒是十足成色的赤金。它是石与铁撞击那一瞬痛苦的火花，是以人的生命力为代价锻造出的双刃利剑。

    喜更像是一种获得，一种他人的馈赠。愁则是一枚独自咀嚼的青橄榄，苦涩之外别有滋味。唯有愤怒，那是不计后果不顾代价无所顾忌的坦荡的付出，在你极度愤怒的刹那，犹如裂空而出横无际涯的闪电，裸地裸露了你最隐密的内心。于是，你想认识一个人，你就去看他的愤怒吧！

    愤怒出诗人，愤怒也出统帅，出伟人，出大师，愤怒驱动我们平平常常的人做出辉煌的业绩。只要不丧失理智，愤怒便充满活力。

    怒是制不服的，犹如那些最优秀的野马，迄今没有任何骑手可以驾驭它们。愤怒是人生情感之河奔泻而下的壮丽瀑布，愤怒是人生命运之曲抑扬起伏的高亢音符。

    珍惜愤怒，保持愤怒吧！愤怒可以使我们年轻。纵使在愤怒中猝然倒下，也是一种生命的壮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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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行者梦语

    韩少功

    韩少功（1953～），湖南长沙人，当代作家。著有《爸爸爸》、《月兰》、《空城》、《马桥词典》等。

    一

    人类常常把一些事情做坏，比如把爱情做成贞节牌坊，把自由做成暴民四起，一谈起社会均富就出现专吃大锅饭的懒汉，一谈起市场竞争就有财迷心窍唯利是图的铜臭。思想的龙种总是在黑压压的人群中一次次收获现实的跳蚤。或者说，我们的现实本来太多跳蚤，却被思想家们一次次说成龙种，让大家听得悦耳和体面。

    如果让耶稣遥望中世纪的宗教法庭，如果让爱因斯坦遥望广岛的废墟，如果让弗洛伊德遥望红灯区和三级片，如果让欧文、傅立叶、马克思遥望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和中国的“文革”，他们大概都会觉得尴尬以及无话可说的。

    人类的某些弱点与生俱来，深深根植于我们的，包括脸皮、肠胃、生殖器。即使作最乐观的估计，这种状况也不会因为有所谓后现代潮出现就会得到迅速改观。

    二

    有一个著名的寓言：两个人喝水，都喝了半杯水，一位说：“我已经喝了半杯。”另一位说：“我还有半杯水没有喝。”他们好像说的是一回事，然而聪明人都可以听出，他们说的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一个概念，常常含注和载负着各种不同的心绪、欲念、人生经验，如果不细加体味，悲观主义者的半杯水和乐观主义者的半杯水，就常常混为一谈。蹩脚的理论家最常见的错误，就是不懂得哲学差不多不是研究出来的，而是从生命深处涌现出来的。他们不能感悟到概念之外的具象指涉，不能将概念读解成活生生的生命状态，跃然纸页，神会心胸。即使有满房子辞书的佐助，他们也不可能把任何一个概念真正读懂。

    说说虚无。虚无是某些现代人时髦的话题之一，宏论虚无的人常被划为一党，被世人攻讦或拥戴。其实，党内有党，至少可以二分。一种是建设性执著后的虚无，是呕心沥血艰难求索后的困惑和茫然；一种是消费性执著后的虚无，是声色犬马花天酒地之后的无聊和厌倦。圣者和流氓都看破了钱财，但前者可能是首先看破了自己的钱财，我的就是大家的；而后者首先看破了别人的钱财，大家的就是我的。圣者和流氓也都可以怀疑爱情。但前者可能从此节欲自重，慎于风月；而后者可能从此纵欲无忌，见女人就上。

    尼采说：上帝死了。对于有些人来说，上帝死了，人有了更多的责任。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上帝死了，人就不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周围拥挤着的这些无神论者，其实千差万别。

    观念总是大大简化了的，表达时有大量信息渗漏，理解时有大量信息潜入，一出一入，观念在运用过程中总是悄悄质变。对于认识丰富复杂的现实来说，观念总是显得有点不堪重用。它无论何其堂皇，从来不可成为价值判断标准，不是人性的质检证书。正因为如此，观念之争除了作为某种智力保健运动，没有太多的意义。道理讲不通也罢，讲通道理不管用也罢，都很正常，我们不妨微笑以待。

    三

    虚无之外，还有迷惘，绝望，焦虑，没意思，荒诞性，反道德，无深度，熵增加，丧失自我，礼崩乐坏，垮掉的一代，中心解构，过把瘾就死，现在世界上谁怕谁……人们用很多新创的话语来描述上帝死了之后的世界。上帝不是一个，连罗马天主教会最近也不得不训示了这一点。上帝其实是代表一种价值体系，代表摩西十诫及各种宗教中都少不了的道德律令，是人类行为美学的一种民间通俗化版本。上帝的存在，是因为人类这种生物很脆弱，也很懒惰，不愿承担对自己的责任，只好把心灵一股脑交给上帝托管。这样，人在黑夜里的时候，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人就前行得较为安全。

    上帝最终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个时候，一个身陷战俘营的法国教书匠，像他的一些前辈一样，苦苦思索，想给人类再造出一个上帝，这个人就是萨特。萨特想让人对自己的一切负责，把价值立法权从上帝那里夺回来，交给每个人的心灵。指出他与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的差别是很容易的，指出他们之间的相同之处更是容易。他们大胆筑构的不管叫理性，叫物自体，还是叫存在，其实还是上帝的同位语和替代品，一种没商量的精神定向，一种绝对信仰。b.j.蒂利希评价他的存在主义同党时说：“存在的勇气最终源于高于上帝的上帝……”他是这样的上帝，一旦他在怀疑的焦虑中消失，他就显现。”

    尼采也并没有摆脱上帝的幽灵。他的名言之一是：“人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羞愧，这是第一阶段，待到终点，他也要为自己的道德行为羞愧。”问题在于，那时候为什么还要羞愧？根据什么羞愧？是什么在冥冥上天决定了这种羞而且愧？

    人类似乎不能没有依恃，不能没有寄托。上帝之光熄灭之后，萨特们这支口哨吹出来的小曲子，也能凑合着来给夜行者壮壮胆子。

    四

    一个古老的传说是，人是半神半兽的生灵，每个人的心中都活着一个上帝。

    人在谋杀上帝的同时，也就悄悄开始了对自己的谋杀。非神化的胜利，直接通向了非人化的快车道。这是“人本论”严肃学者们大概始料未及的讽刺性结果。

    二十世纪的科学，从生物学到宇宙论，进一步显示出人是宇宙中心这一观念，和神是宇宙中心的观念一样，同样荒唐可笑。人类充其量只是自然界一时冲动的结果，没有至尊的特权。一切道德和审美的等级制度都被证明出假定性和暂时性，是几个书生强加于人的世界模式，随便来几句刻薄或穷究，就可以将其拆解得一塌糊涂——逻辑对信仰无往不胜。到解构主义的时候，人本的概念干脆已换成了文本，人无处可寻，人之本原已成虚妄，世界不过是一大堆一大堆文本，充满着伪装，是可以无限破译的代码和能指，破译到最后，洋葱皮一层层剥完了，也没有终极和底层的东西。万事皆空，不余欺也。解构主义的刀斧手们，最终消灭了人的神圣感，一切都被允许，好就是坏，坏就是好。达达画派的口号一次次被重提：“怎样都行”。

    圣徒和流氓，怎样都行。

    惟一不行的，就是反对怎样都行之行。在这一方面，后现代逆子常常表现出一些怒气冲冲的争辩癖。

    真理的末日和节日就这样终于来到了。这一天，阳光明媚，人潮拥挤，大街上到处流淌着可口可乐的气味和电子音乐，人们不再为上帝而活着，不再为国家而活着，不再为山川和邻居而活着，不再为古人和子孙而活着，不再为任何意义任何法则而活着。萨特们的世界已经够破碎了，然而像一面破镜，还能依稀将焦灼成像。而当今的世界则像超级商场里影像各异色彩纷呈的一大片电视墙，让人目不暇接，脑无暇思，什么也看不太清，一切都被愉悦地洗成空白。这当然也没什么，大脑既然是个欺骗我们已久的赘物和祸根，消灭思想便成为时尚，让我们万众一心跟着感觉走，这样，肠胃是更重要的器官，生殖器是更重要的器官。罗兰·巴特干脆用“身体”一词来取代“自我”。人就是身体，人不过就是身体。“身体”一词意味着人与上帝的彻底决裂，物人与心人的彻底决裂，意味着人对动物性生存的向往与认同——你别把我当人。

    这一天，叫做“后现代”。

    “后现代”正在生物技术领域中同步推进着。鱼与植物的基因混合，细菌吃起了石油，猪肾植入了人体，混有动物基因或植物基因的半人，如男猪人或女橡人，可望不久面世，正在威胁着天主教义和联合国人权宣言。到那时候，你还能把我当人？

    五

    欧洲是一片人文昌荣，物产丰饶的大陆。它的盛世不仅归因于科学与工业革命，还得助于民主传统，也离不开几个世纪之内广阔殖民地的输血——源源不断的黄金，钻石，石油，黑奴。这样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与中国不同的是，欧洲的现代精神危机不是产生于贫穷，而是产生于富庶。叔本华，尼采，萨特，差不多都是一些衣食不愁的上流或中流富家公子。他们少年成长的背景不是北大荒和老井，而是巴洛克式的浮华和维多利亚时代的锦衣玉食，是优雅而造作的礼仪，严密而冷酷的法律，强大而粗暴的机器，精深而繁琐的知识。这些心性敏感的学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追求精神自由的造反，宣示种种盛世危言。

    他们的宣示在中国激起回声，只是大多被人们用政治、农业文明的生存经验……而不是用金钱、工业文明的生存经验……来悄悄给予译解。同样是批判，他们不言自明的对象是资本社会之伪善，而中国同志们不言自明的对象很可能是忠字舞。他们对金钱的失望，在中国通常用来表示对没有金钱的失望。一些中国学子夹着一两本哲学，积极争当“现代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差不多就是穷人想有点富人的忧愁，要发点富人脾气，差不多就是把富人的减肥药，当成了穷人的救命粮。

    个人从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最容易投入金钱的怀抱。中国的萨特发烧友们玩过哲学和诗歌以后，最容易成为狠宰客户的生意人，成为卡拉ok的常客和豪华别墅的新住户。他们向往资产阶级的急迫劲头，让他们的西方同道略略有些诧异。而个人从金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最容易奔赴政治的幻境，于是海德格尔赞赏纳粹，萨特参加，陀斯妥耶夫斯基支持王权，让他们的一些中国同道们觉得特傻冒。这样看来，西方人也可能把穷人的救命粮，当成富人的减肥药。

    当然，穷人的批判并不比富人的批判低档次，不一定要学会了发富人的脾气，才算正统，才可高价，才不叫伪什么派。在生存这个永恒的命题面前，穷人当然可以与富人谈心，可以与富人交上朋友，可以当上富人的老师。只是谈话的时候，首先要听懂对方说的是什么，也必须知道，自己是很难完全变成对方的。

    六

    请设想一下这种情况，设想一个人只面对自己，独处幽室，或独处荒原，或独处无比寂冷的月球。他需要意义和法则吗？他可以想吃就吃，想拉就拉，崇高和下流都没有对象，连语言也是多余，思索历史更是荒唐。他随心所欲无限自由，一切皆被允许，怎样做——包括自杀——也没有什么严重后果。这种绝对个人的状态，无疑是反语言反历史反文化反知识反权威反严肃反道德反理性的状态，一句话，不累人的状态。描述这种状态的成套词语，我们在后现代哲学那里似曾相识耳熟能详。

    但只要有第二个人出现，比如鲁滨逊身边出现了星期五，事情就不一样了。累人的文明几乎就会随着第二个人的出现而产生。鲁滨逊必须与星期五说话，这就需要约定词义和逻辑。鲁滨逊不能随便给星期五一耳光，这就需要约定道德和法律。鲁滨逊如若要让星期五接受自己的指导（比如分工和讲点卫生），这就需要建立权威和组织……于是，即便在这个最小最小的社会里，只要他们还想现实地生存下去，就不可能做到“怎样都行”了，

    暂时设定这种秩序的，不是上帝，是生存的需要，是。在一切上帝都消灭之后，最终呈现出上帝的面目，如期地没收了自己的狂欢，成了自己的敌人。当罗兰·巴特用“身体”取代“自我”时，卡勒尔先生已敏感到这一先兆，他认为这永远产生着一种神话化的可能，自然的神话行将复辟。

    可以看出，后现代哲学是属于幽室、荒原、月球的哲学，是独处者的哲学，不是社会哲学；是幻想者的哲学，不是行动哲学。

    物化的消费社会使我们越来越容易成为独处的幻想者，人际关系冷淡而脆弱，即便在人海中，也不常惦记周围的星期五。电视机，防盗门，离婚率，信息过量，移民社会，认钱不认人……对于我们来说，个人越来越是更可靠的世界。一个个商业广告暗示我们不要亏待自己，一个个政治家暗示你的利益正被他优先考虑。正如我们曾经在忠字舞的海洋中，接受过个人分文不值的信条，现在，我们也及时接受着个人至高无上的时代风尚，每个人都是自己最大的明星，都被他人爱得不够。

    七

    时旷日久的文化空白化和恶质化，产生了这样一代人：没读多少书，最能记起来的是政治游行以及语录歌，多少有点不良纪录，当然也没有吃过太多苦头，比如当“右派”或参加战争。他们被神圣的口号戏弄以后谁也不来负责，身后一无所有。权力炙手可热的时候他们远离权力，苦难可赚荣耀的时候他们掏不出苦难，知识受到尊重的时候他们只能怏怏沉默。他们没有任何教条，生存经验自产自销，看人看事决不迂阔一眼就见血。他们是文化的弃儿，因此也必然是文化的逆子——他们别无选择。

    这一些人是后现代思潮的天然沃土。他们几乎不需要西方学人们来播种，就野生出遍地的冷嘲和粗痞话。

    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虽然没有列于文化谱系，也未经培植，但天然品质正是它的活力所在。它是思想统治崩溃的必然果实。反过来，它的破坏性，成为一剂清泻各种伪道学的毒药。

    “后现代”将会留下诗人——包括诗人型的画家、作家、歌手、批评家等等。真正的诗情是藐视法则的，直接从生命中分泌出来。诗人一般都具有疯魔的特性，一次次让性情的烈焰，冲破理法的层岩喷薄而出。他们觉得自己还疯魔得不够时，常常让酒和梦来帮忙。而后现代思潮是新一代的仿酒和仿梦制品，是高效制幻剂，可以把人们引入丰富奇妙的生命景观。它恢复了人们的个人方位，展开了感觉的天地，虽然它有时可能失于混沌无序，但潜藏在作品中的革命性、独创精神和想像力的解放显而易见，连它的旁观者和反对者也总是从中受益。

    “后现代”将会留下流氓，对于有心使坏的人来说，“怎样都行”当然是最合胃口的理论执照。这将大大鼓舞一些人，以直率来命名粗暴，以超脱来命名懒惰，以幽默来命名欺骗，以法无定法来命名无恶不作，或者干脆以小人自居，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说，在社会管制严密的情况下，人人慎行，后现代主义只能多产于学院，成为一种心智游戏；那么在管制松懈之地，这种主义便更多流行于市井，成为一种物身的操作。这当然很不一样。前者像梦中杀人，像战争片，能提供刺激、乐趣、激动人心，而后者则如同向影剧院真扔上一颗炸弹——你受得了？因此，对后现代主义配置的社会条件不够，就必有流氓的结果。

    诗人总是被公众冷淡，流氓将会被社会惩治。最后，当学院型和市井型的叛逆都受到某种遏制，很多后现代人可能会与环境妥协，回归成社会主流人物，给官员送礼，与商人碰杯，在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学位，要儿女守规矩。至于主义，只不过是今后的精神晚礼服之一，偶尔穿上出入某种沙龙，属于业余爱好。他们既然不承认任何主义，也就无所谓对主义的背叛，没有许诺任何责任。最虚无的态度，总是特别容易与最实用的态度联营。事实上，在具体的人那里，后现代主义通常是短暂现象，它对主流社会的对抗，一直被忧心忡忡的正人君子估计过高。

    在另一方面，权势者对这些人的压制，也往往被人们估计过高。时代不同了，众多权势者都深谙实用的好处，青春期或多或少的信念，早已日渐稀薄，对信仰最虚无的态度其实在他们内心中深深隐藏。只要是争利的需要，他们可与任何人亲和与勾结，包括接纳各种晚礼服。不同之处在于，主义不是他们的晚礼服，而是他们某种每日必戴的精神假面。他们是后现代主义在朝中或市中的潜在盟友。

    这是“后现代”最脆弱之点，最喜剧化的归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分解和破碎，是现代主义猛烈燃烧的尾声，它对金灿灿社会主流的批判性，正在被妥协性和认同倾向所悄悄质变。它挑剔和逃避了任何主义的缺陷，也就有了最大的缺陷——自己成不了什么主义，不能激发人们对真理的热情和坚定，一开始就隐伏了世俗化的前景，玩过了就扔的前景。它充其量只是前主义的躁动和后主义的沮丧，是夜行者短时的梦影。

    八

    如果“后现代”又被我们做坏，那也是没法子的事。

    夜天茫茫，梦不可能永远做下去。我睁开了眼睛。我宁愿眼前一片寂黑，也不愿意当梦游者。何况，光明还是有的。上帝说，要有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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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江湖

    韩少功

    韩少功（1953～），湖南长沙人，当代作家。著有《爸爸爸》、《月兰》、《空城》、《马桥词典》等。

    轻轻地一震，是船头触岸了。钻出舱篷，黑暗中仍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身边同行者的三两声惊呼，报告着暗中的茅草、泥潭或者石头。终于有一盏马灯亮起来，摇出一团光，引着疲乏不堪的这些人上了坡，钻过一片树林，直到一幅黑影在前面升了起来，越升越高，把心惊肉跳的我们全部笼罩在暗影之下。

    提马灯的人说：到了。

    这是一面需要仰视的古祠高墙，门前有一土坪，当月光偶尔从云缝中泄出，土坪里就有老樟树下一泼又一泼的光斑，满地闪烁，聚散不定。吱呀一声推开沉重的大门，祠内很深，却破败，据说是一个公社的机关所在地。没看见什么人（那年头公社干部都得下村子蹲点抓革命斗争），惟有一个留家的广播员来安排我们的住宿（后来才知道他也是知青，笛子吹得很好，两年后调入了专业剧团）。他举着油灯领着我们上楼去的时候，杂乱的脚步踏在楼梯和环形楼廊高低不平的木板上，踏出一路或脆或闷的巨响。声音在空荡荡的大殿里胡乱碰撞，惊得梁下的燕子啁啾四起扑扑欲飞。

    这是1975年的一个深秋之夜，是我们知青文艺宣传队奉命去全县围湖工地演出的一次途中借宿。这也是我第一次靠近屈原——当我躺在木楼板上呼吸着谷草的气味，看着木窗栏外的一轮寒月，我已经知道这就是屈子祠旧址。当年屈原也可能从我这同一角度远眺过天宫。

    我很快就入睡了。

    若干年以后，我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一片阳光灿烂灯红酒绿。作为已经开发出来的一个旅游景点，屈子祠已被修缮一新，建筑面积也扩大数倍，增添了很多色彩光鲜的塑像、牌匾以及壁画，被摆出各样身姿的男女游客当做造型背景，亦当做开心消费的记录，一一摄入海鸥或者尼康的镜头。公社——现在应叫做乡政府，当然已经迁走。年轻的导游人员和管理人员在那里打闹自乐，或者一个劲地向游客推荐其他收费项目：新建的碑林园，还有用水泥钢筋筑建的独醒亭、花坛、濯缨桥、招屈亭。当然，全世界都面目雷同的餐馆与卡拉ok也在那里等待。

    水泥钢筋虚构着历史，虚构着一个我十分陌生的屈原。至少在若干年前，这里明明只是一片荒坡和残林，只有暗夜和寒月，而眼下这些突然冒出来的亭台楼阁，仿冒着古代文明的永恒。导游机构的营销想像，居然可以成功地把历史唤醒，再把历史打扮成大殿里面色红润而且俗目呆着的一位营业性诗人。可以推想在更早更远的岁月，循着类似的方式，历史又是怎样被竹简、布帛、纸页、石碑、民谣以及祠庙虚构。

    被众多非目击者事后十年、百年、千年所描述的屈原，就是在这汩罗江投水自沉的。他是中国广为人知的诗人，春秋时代的楚国大臣，一直是爱国忠君、济世救民的人格典范。他所创造的楚辞奇诡莫测，古奥难解，曾难倒了一代又一代争相注疏的儒生。但这也许恰恰证明了楚辞从来不属于儒生。侗族学友林河先生默默坚持着他对中原儒学的挑战，在80年代使《九歌》脱胎于侗族民歌《歌（嘎）九》的惊人证据得见天日，也使楚辞诸篇与土家、苗、瑶、侗等南方民族歌谣的明显血缘关系昭然天下。在他的描述之下，屈原笔下神人交融的景观、还有天部和招魂的题旨，以及餐菊饮露、披花戴草、折琼枝而驷飞龙一类的自我形象，一一透出了湘沅一带民间神祀活动的烟火气息，差不多就是一篇篇礼野杂陈而且亦醒亦狂的巫辞。而这些诗篇的作者，那位法号为“灵君”的大巫，终于在两千年以后，抖落了正统儒学加之于身的各种误解和矫饰，在南国的遍地巫风中重新获得了生动的真相。

    我更愿意相信他笔下的屈原。据屈原诗中的记载，他的流放路线经过荆楚西部的山地，然后涉沅湘而抵洞庭湖东岸。蛮巫之血渗入他的作品，当在情理之中。当年这一带是“三苗”蛮地。“三苗”就是多个土著部落的意思。“巴陵（今岳阳）”的地名明显留下了巴陵蛮的活动痕迹。而我曾经下放落户的“泊罗”则是罗家蛮的领土。至于“湘江”两岸的广大区域，根据江以人名的一般规律，当为“相”姓的部族所属。他们的面貌今天已不可知，探测的线索，当然只能在以“向（相）”为大姓的西南山地苗族那里去寻找。他们都是一些弱小的部落，失败的部落，当年在北方强敌的进逼和杀戮之下，从中原的边缘循着河岸而节节南窜。我曾经从汨罗江走到它与湘江汇合的辽阔河口，再踏着湘江堤岸北访茫茫洞庭。我已经很难知道那些迎面而来的男女老少，有多少还是当年“三苗”的后裔，几千年的人口流动和混杂，毕竟一再改写了这里的血缘谱系。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见那些身材偏瘦偏矮的人种，与北方人的高大体形，构成了较为鲜明的差别。他们“十里不同音”，在中国方言版图上形成了最为复杂和最为密集的区位分割，仍在隐隐显现着当年诸多古代部落的语言故土和语言疆界。当他们吟唱民歌或表演傩戏时不时插入“兮”、“些”、“耶”、“依呀依吱”等语助词时，你可能会感到屈原那“兮”、“兮”相续的悲慨和高远正扑面而来。

    作为“兮”字很可能的原型之一，“依呀依吱”在荆楚一带民歌中出现得太多。而郭沫若等学者讨论“兮”应该读a还是应该读xi的时候，似乎不曾知道a正是“依呀”之尾的，而xi则更像是“依吱”的合音。“兮”的音异两读，也许本可以在文人字符以外的民间世界里各得其所？

    这些唱歌人，即便在本世纪中叶现代革命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时候，也仍然惺忪于蛮巫文化的残梦。我落户的那个村子，有一个老太婆，据说身怀绝技，马脚或牛脚被砍断了的时候，只要送到她那里，她把断腿接上，往接口处吐一口水，伸手顺毛一抹，马或牛随即便可以疾跑如初。人们对此说法大多深信不疑。村子里的人如果死在远方，又需要在酷热的夏天运回故土，据说也有简便的巫法使其尸体在旅途中不会腐烂。他们捉一只雄鸡立于棺头，这样无论日夜兼程走上多少天，棺头有雄鸡挺立四顾，待到了目的地之后，尸体的清新如旧，雄鸡则必定喷出一腔黑血，想必是把一路上的腐毒尽纳其中。人们对这样的说法同样深信不疑。他们甚至把许多当代重要的历史事件，同样做了巫化或半巫化的处理。一个陌生的铜匠进村了，他们可能会把他当做已故国家领袖的化身，崇敬有加。大兴安岭的火灾发生了，他们也可能会将其视为自己开荒时挖得一只硕鼠鲜血四溅的结果，追悔莫及。他们总是在一些科学人士觉得毫无相干的两件事件之间，寻找出他们言之凿凿的因果联系，以编织他们心中的世界，并在这个世界里合规合矩有条有理地行动下去。

    他们生活在一块块很小的方言孤岛上，因语言障碍而很少远行。他们大多得益于所谓“鱼米之乡”的地利，因自然物产丰足也不需要太多的远行。于是，家门前的石壁、老树、河湾以及断桥便长驻他们的视野，更多地启发着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想像。他们生生不息，主要从稻米和芋头这些适合水泽地带生长的植物中吸取热能；如果水中出产的鱼鳖鳝鳅一类不够吃的话，便偶尔打打“牙祭”，向“肉”（猪肉的特指和专名）索取脂肪和蛋白质——那也是一种适合潮湿环境里的速生动物。相对于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来说，这些巫蛮很早以来就有了户户养猪的习惯，因此更切合象形文字“家；（屋盖下面有猪）所意涵的安定祥和景象，似乎更能充当中国“家”文化的代表。他们当然也好“番（汩罗人读之为ban）椒”，即辣椒这种由域外传来的食物，用以抵抗南方多见的阴湿的瘴疠；正如他们早就普遍采用了“胡床”，即椅子这种由域外传来的高位家具，使自己日常生活与南方多水的地表尽可能有了距离。当欧洲一些人类文化学家用家具的高低差别（高椅＼低凳，高床＼低榻，等等）来划定文明级别时，这些巫蛮倒是以家具的普遍高位化，显示出在所谓文明进程中的某种前卫位置，至少在印度人的蒲团（坐具）和日本人的榻榻米（卧具）面前，不必有低人一等的惭愧。

    我们可以猜测，是多水常湿的自然环境，是农业社会的定居属性，促成了他们这种家具的高位化。当然，我们还可以猜测，正是这相同的原因，造成了他们的分散、保守以及因顺自然的文化性格，无法获得北方部族那种统一和扩张的宽阔眼界，更无法获得游牧部族那种机动性能和征战技术，于是一再被北方集团各个击破，沦落为寇。

    我曾经发现，这里的成年男人最喜欢负手而行，甚至双手在身后扭结着高抬，高到可以互相摸肘的程度。这种不无僵硬别扭的行走姿态，普遍得曾经让我十分奇怪。一个乡间老人告诉过我：这是他们被捆绑惯了的缘故。这就是说，即便他们已经不再是战俘和奴隶，即便他们的先民身为战俘和奴隶的日子早已远去，无形的绳索还紧勒着他们的双手，一种苦役犯的身份感甚至已经进入了他们的遗传，使他们即便在最快乐最轻松的日子里也总是不由自主地反手待缚。这种遗传是始于黄巢、杨么、朱元璋、张献忠、郝摇旗、吴三桂给他们带来的一次次战乱，还是始于更早时代北方集团的铁军南伐？这种男人的姿态是战败者必须接受的规范，还是战败者自发表现出来的恐慌和卑顺？

    已故的湘籍作家康濯先生也注意到了这种姿态。作为同一种推测的参证，他说荆楚之民说如厕为“解手”（在某些文体里曾被记录为“解溲”），其实这是一种产生于战俘押解途中的说法。人们都被捆绑着，只有解其双手，才可能如厕。“解手”一词得到普遍运用，大概是基于人们被捆绑的普遍经验。

    他们远离中原，远离朝廷。他们生活在一个多江（比如湘江）多湖（比如洞庭湖）的地方，使“江湖”这一个水汪汪的词不仅有了地理学意义，同时也有了相对于“庙堂”的社会和政治的意义。当年屈原的罢官南行，正是一次双重意义上的江湖之旅。传统的说法，称屈原之死引起了民众自发性的江上招魂，端午节竞舟的习俗也由此而生。其实，“舟楫文化”在多水的荆楚乃至整个南方甚至远及东南亚一带，早已渊远流长，不竞舟倒是一件难以想像的怪事。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娱乐与神祀相结合的民间活动与屈原本无确切的关系。事实上，这种活动终以北来忠臣的名节获得自己合法性的名义，除开民众对历史悲剧怀有美丽诗情的一面，从另一角度来说，不过是表明江湖终与庙堂接轨，南方终向中原臣拜。这正像“龙舟”在南方本来的面目多是“鸟舟”（语出《古文穆天子传》），船头常有鸟的塑形（见《淮南子》中有关记载），后来终于屈服于北方帝王“龙”的象征，普遍改名为“龙舟”，不过是强势的中原文明终于向南获得成功扩张的自然结局——虽然这种扩张的深度效果还可存疑。

    一些学者曾认为中国的北方有“龙文化”，而中国的南方有“鸟文化”，其实这种划分也嫌粗糙。不论是考古还是民俗调查，都不能确证南方有过什么定于一尊的“鸟”崇拜。仅在荆楚一地，人们就有各自的狗崇拜，或者虎崇拜、牛崇拜、蜘蛛崇拜、葫芦崇拜、太阳崇拜等等，或者有多种图腾的并行不悖，从来没有神界的一统和集权。而他们在世俗政治生活中四分五裂的格局以及弱政府乃至无政府的状态，与人们的神界图景似乎恰好同构。我曾经十分惊讶，汨罗原住民几乎不用“可惜”一词，而习用“做官”代替：说一张纸弄坏了，说一碗饭打泼了，说一头猪患瘟疾死了，凡此等等都是说它们“做官”了。这种语言当然十分奇特。这种蔑视官权官威的胆大包天，竟一直隐藏在日常用语之中，来自历史深处的在野心态，凝定其中，依稀可辨。北方集团和中原天朝强加于他们的绳索，并不能妨碍他们的心灵还时常在体制之外游走和飞翔，无法使他们巫蛮的根性斩绝。

    当然，当灾荒或战乱来临，当生存的环境变得严酷，这一片弱政府甚至无政府的江湖上也会冒出集团和权威，会出现非官方的统治体制。在这样的时候，“江湖”一词的第二种人文含义，即“黑社会”，便由他们来担当和出演。宁走“黑道”而不走“红道”，也会成为老百姓那里相当普遍的经验。1972年我奉命参与乡村中“清理阶级队伍”的文书工作，得知我周围众多敦厚朴质的农民，包括很多当时应作为革命依靠力量的贫下中农，大多数竟是以前的“汉流”分子。我后来还知道，这个黑社会组织曾以汉口为重要据点，先是沿水路延伸，在船工、渔民中发展同党，最后像传染病一样扩展到荆楚各地的广大乡村，在很多地方半岛有五成到七成的成年男子卷入其中，留下日后由政府记录在案的“历史污点”。其实，这个组织在有些地方难免被恶棍利用，但多数人当年入帮只是为了自保图存，顺势赶潮而已，极少数算得上忙时务农闲时“放票”的业余性帮匪，也多以“杀富济贫”为限，较少反革命的政治罪过。更有意味的是，他们坚持“汉流不通天”的宗旨，决不与官府合作。他们也有“十条”、“十款”的严明纪律，以致头目排行中从来都缺“老四”与“老七”——只因为那两个头目贪赃作恶违反帮规而伏法，并留下“无四无七”的人事传统以警后人。他们奉行“坐三行五睡八两”的分配制度，更是让我暗暗感叹：病者（睡八）比劳者（行五）多得，而劳者（行五）比逸者（坐三）多得，可以想见，这种简洁而原始的，在社会结构还较为简单的农业社会，对于众多下层的弱者和贫者来说，会闪烁着何等强烈诱人的理想之光。

    当时同在南方渐成气候的红军，其内部的战时分配制度，难道与它有多少不同吗？

    本世纪的20年代到30年代，江湖南国正是多事之地。一个千年的中央王朝，终于在它统治较为薄弱的地方，开始了自己的裂痕以及呼啦啦的全盘崩溃。英豪辈出，新论纷纭，随后便是揭竿四方，这其中有最终靠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全国政权的湘鄂赣红军及其众多将领，也有最终归于衰弱和瓦解了的“汉流”及其他黑社会群体，在历史上消逝无痕，使江湖重返宁静。同为江湖之子，人生毕竟不会有完全相同的终局。在我落户务农的那个地方，何美华老人就是一个洗手自新了的“汉流”。他蹲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完全想像不出他18岁那年，就是一个在帮会里可以代行龙门大爷职权的“铁印老幺”——他操舟扬帆，走汉口，闯上海，一条金嗓子，民歌唱得江湖上名声大震，一刀劈下红旗五哥调戏弟嫂的那只右手，此类执法如山的故事也是江湖上的美谈。他现在已经老了，挂着自己不觉的鼻涕，扳弄着自己又粗又短的指头，蹲在箩筐边默默地等待。

    保管员发现了他，说你的谷早就没有了。

    他抬头看了对方一眼，然后起身，用扁担撬着那只箩筐走下坡去。他好几次都是这样：一到队里分粮的日子，早早就来到这里蹲着，看别人一个个领粮的喜悦，然后接受自己无权取粮的通知，然后默默地回去。

    他太能吃了，吃的米饭也太硬了，太费粮了，以致半年就吃完了一年的口粮，但他似乎湖涂得还不大明白这个事实，没法打掉自己一次次撬着箩筐跟着别人向谷仓走来的冲动。

    后来他去了磊石，那个湘江与汨罗江的汇合之地。据说在围湖修堤的工地看守草料和竹材，因为大雪纷飞的春节期间没人愿意当这种差，他可以赚一份额外的赏粮。但他再也没有从那里回来，不幸就死在那里。当地人对他的死有点含含糊糊，有人说，他是被湘江对岸一些盗竹木的贼人报复性地杀了，也有人说，他死于这一年特有的严寒。但不管怎么样，他再也不会蹲在我的面前拨弄自己粗短的指头。

    汨罗江汇入湘汇的磊石河口，我也到过那里的。我至今还记得那一望无际的河洲，那河湾里逆行回环的波涛交织着一束束霞光，那深秋里远方的芦花是一片滔滔而来的洁白。那一片屈原曾经眺望过的天地，渺无人迹。

    金牛山下一把香，

    五堂兄弟美名扬，

    天下英雄齐结义，

    三山五岳定家邦……

    江上没有这样的歌声，没有铁印老幺何美华独立船头的身影，只有河岸上的芦苇地里白絮飞扬。</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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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别权力的瞬间——读《华盛顿传》漫笔二章

    李辉

    李辉（1956～），出生于湖北随随州，毕业于复旦大学，作家。著有《浪迹天涯—萧乾传》、《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等。

    题记：

    灯下，一夜夜，读法国福尔的《拿破仑论》和美国欧文的《华盛顿传》。夜色很浓。历史伟人的影子同样如此。

    伟人都属于历史。一个似乎永恒的难题困惑着史学家；是伟人创造了历史，还是历史选择了伟人。对于文人，引起他们兴趣的是不断生发出故事或新意的那些瞬间。

    福尔的笔那样出色，虽是历史专论，优美而精辟的语言，却俨然一部政治交响诗，一层层扫描，透彻地吟唱他心中的英雄。（透彻地：这或许是不协调的词语搭配。却只能如此，才能道出我读此书的感受。）

    《华盛顿传》则是另外一种风格。它的语言显得朴实，更接近于史传。然而，翔实的史料叙述，依然吟唱了作者心中的伟人。

    不同的史学家，都会将历史与他的心灵感受交融在一起。

    拿破仑、华盛顿同是伟人，同样高耸子历史之巅。可是，读这两本书，给人的感觉则有所不同，你得怀着敬畏仰视拿破仑，华盛顿则使你感到平民般的朴实。在权力面前，他们两人有着多么大的不同，前者，似乎生命就是为权力和战争而存在；后者，则屡屡把权力的荣耀视若淡泊，告别权力的每一瞬间，都成为历史的永恒记忆。

    读书笔记有许多种。将书中主人公生活的瞬间，化成自己灯下的文字，讲叙一两个使你感受深切的故事，这或许可视作特殊的漫笔。

    灯下读书向无禁忌，漫笔也似应如此。

    瞬间之一：解甲归田

    就要告别多年相依为命的军队，告别熟悉的军官们，虽然出于自愿的选择，华盛顿也仍然无法消除心头的留恋。他激动不已，为业已结束的战争，也为士兵的最朴素的情感。

    几天前，1783年11月25日，率军开进纽约城时万众欢腾的情景，在华盛顿心中留下多么美好的回忆。那是荣耀的时刻，那是万般艰辛终于得到报偿的瞬间。儿时的将军之梦，毕生的自由理想，在那一时刻，凝聚为胜利的礼花，一齐闪耀在空中。五彩缤纷的烟火，映照着纽约城每个公民喜悦的面孔，华盛顿，忍不住落下眼泪。城外，奉命投降撤走的英军，黯然无光的神情，愈加阴郁伤感。

    独立战争，整整八年的战争，终于以美国胜利而宣告结束。十三个州，三百万人的理想在华盛顿手中变为了永无变更的现实。美利坚合众国，一个新生的名字，得到它昔日的宗主国的承认，开始了它辉煌的历史。

    华盛顿理该受到不容置疑的赞美。人们欢呼着。在士兵的簇拥下，他走进纽约城。多年的风餐露宿跋涉转战，没有减去他的风采。骑在马上，以优雅的姿态，他接受民众由衷的欢呼。但是，就在那时候，他早已做出了郑重选择；辞去总司令职务，解甲归田。过去多次作出的许诺，绝不是权宜之计，或者沽名钓誉的虚伪，他要用现实来证明这是出自诚恳的决定。

    12月4日，一条驳船停靠渡口，它将载华盛顿离开纽约，前往安纳波利斯参加大陆会议，在那里，他将正式辞去总司令职务。

    驳船静静地躺在水面。这是华盛顿熟悉的地方。眺望远处的长岛，他怀念长眠那里的将士，回想起当年雾中撤退的情景。身边的这个城市，记录下了他的屈辱和荣耀。他从来不是神奇的将军，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人。但是，只有他能够于曲折坎坷中，不屈不挠地为理想而走到终点。他可以为自己在这所城市里经历的一切而骄傲。

    华盛顿上船前，走进渡口附近的一家旅馆，他的军官们聚集在这里，来为他送行，与他作最后的告别。

    他走进房间，步履稳健，但没有了青春时的潇洒，衰老开始爬上银发和皱纹。看到这些老战友，他再也不能保持平常的克制，激动溢于言表。他自己斟满一杯酒，神情黯然，语调异乎寻常地颤抖。他对军官们发表告别词，他说：

    “现在，我怀着热爱和感激之情向你们告别。我最衷心地祝愿你们今后富裕、幸福，就像过去拥有光荣、体面一样。”

    告别词结束时，华盛顿稍稍停顿一下，又补充一句：

    “我不能向你们一一告别，但是如果你们每一个人来同我握手，我将非常感激。”

    他的话音刚落，站在他身旁的一位将军，立即走上前去，热烈地久久拥抱他。他激动地落泪了。许多人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将军落泪。他们再也抑制不住激动，每双眼睛里泪光闪闪。他们一一走来，亲切地同华盛顿拥抱，默默地，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一个意义深远令人回味无穷的场面。权力的诱惑，刹那间变得毫无意义。这是真正的军人，真正的将军。这里虽然没有刀光剑影，却远比任何战场更富色彩，比任何战火更能映照出军人的高尚品质。

    告别之后，华盛顿率先走出房间，军官们仍然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脸上从来没有此刻这么严肃庄重，仿佛跟随这位他们爱戴的将军，去进行又一次艰巨的战争。

    华盛顿挥挥手，向肃立两旁的一队年轻步兵致意，步行到渡口。登上驳船，他转过身，扶在船舷上，一只手挥动帽子，向送行的人们默默告别，白发飘动在轻风中。岸上的军官，也挥动着帽子，他们目送驳船缓缓驶去，一直消失在远方。

    船航行着。浪花轻轻拍打船身，飞溅的水珠，落在华盛顿的身上。他没有走进船舱，还是默默地凝望远处的白云。白云何悠悠。

    本来，他还有许多话要在告别时说出，无奈那种场面，他无法如平常一样冷静而富有条理地表述自己的种种想法。告别军队，解甲归田，并不意味着他不再关心国家的命运，只满足于在那富饶广阔的庄园里过悠闲的生活。他只是不愿意让自己成为民主政体的障碍，权力对于他，没有诱惑。对于以后的美国，他有自己的想法，他希望在辞去总司令一职时，他的意见能够引起大陆会议、军队以及所有美国人的重视。

    几个月前，在英军还没彻底投降之前，他就在一次演讲中阐述过这些意见，如今，船向大陆会议驶去，它们变得愈加明朗，如同海水般清澈。在华盛顿看来，对于一个独立的美国，自由是基础。无论谁都不能以任何理由破坏它。他更希望国家组成牢不可破的联邦制度，由首脑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

    安纳波利斯到了。华盛顿出现在大陆会议的大厅里，他把辞职的时间定在1783年12月23日中午12点钟。大陆会议接受了他的辞职。

    华盛顿站立在讲坛上。在过去的岁月里，大陆会议与他有过一些不愉快的日子，但他自始至终尊重它的决议，他把它视为民主政体的具体体现。此刻，在这个庄严的场合，他捧出自己的全部真诚。他告别军队，告别公职，也是在告别一个时代，未来的生活在等待着他。

    他深情地向大家说出最后一段话：

    “现在完成了委派给我的工作，我要退出这个大舞台了。长期以来，我一直是按照这个庄严机构的命令行事的。在向这个庄严的机构亲切地告别的时候，我在这里交出我的任职令，并且结束公职生活的一切工作。”

    第二天，华盛顿就离开安纳波利斯，向家乡弗农庄园奔去。圣诞前夜，他终于回到了妻子身旁。翌日清晨，华盛顿从楼梯上走下。他身着便装，神态悠闲，愉快地同家人打着招呼。然后，走出家门，跨上马鞍，缓缓地向河边走去。

    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的生活开始了。

    瞬间之二：坚辞总统

    没有人像他那样，再一次将显赫的权力视若淡泊；没有人料想到，在辞去总司令之后十三年的1796年，华盛顿会再度经历一个类似的历史场面。

    他真正老了。白发苍苍，映衬着疲乏的倦容。就任总统八年来的辛劳，比战争更要使他心力交瘁。没有战场上的剑拔弩张和漫天硝烟，但一个新生国家政体的确立、外交立场的选择、内阁成员间的平衡，无不困扰着他，逼着他施展出更多的智慧和才能，包括令人信服的美德。

    本来，从一开始他就不愿出任如此重要而艰难的职务。解甲归田后，弗农庄园的管理，充实着他的心。种植、狩猎、算账，诸如此类的日常生活，使他渐渐淡忘战争的紧张，真正体味到无官一身轻的乐趣。他悠然自得地向朋友描述自己这种安逸的家庭生活：一幢小别墅里，四周放置着农具，张挂着羊皮。夏日炎热下，他在自己料理的葡萄架下、无花果树荫下静心乘凉。他说他只想求得安静，从容地沿着生命之河顺流而下，直到被安葬在祖先沉寂的宅第。

    然而，他的心境非超然于国家的命运之外。他更无法将自己的意志同人民的选择形成对立。最终他只好勉强地离开庄园，再度重返政坛，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那是1789年的春天，四年后，又不得不连任。如今，八年即将过去，华盛顿不能不做出谁也无法更改的决定：不参加竞选第三届总统，尽管人民会拥戴他。

    华盛顿不是轻率地做出这样的决定。他看到，年轻的美国，已经开始成熟，由他领导的宪法制订会议，1787年早已为它的存在和发展确立一个宪法。他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去，无愧地向民众表白：自己在执政八年间始终没有存心犯错误。这是自谦的表白。

    他决定离去，更是不愿意让权力如此长久地集中在一个人手中。他的理想的民主社会，应该制约个人的权力，应该让更有才能的人脱颖而出。衰老，已使他渐渐感到体力不支，庄园的悠闲，是那么诱人。他必须回到那里去，那里，才是他真正的归宿。

    1797年3月3日，这是华盛顿担任公职的最后一天。在此之前，他已经在报上发表了引退演说，与国会两院议员作了最后会面。那时起，他就计算着最后卸任的日子，这一天终于来到，他如期举行告别宴会。第二天，3月4日，他就该作为前任出现在新总统亚当斯的就职仪式上。

    宴会上，各国使节和夫人、首都政界名流愉快地欢聚一堂，陪伴华盛顿，与他告别。

    华盛顿含着笑意，伫立一旁。这是令人陶醉的时刻。想到就要告别荣耀但又喧闹复杂的政坛，他感到难以抑制的喜悦。这种渴望由来已久，现在变成了现实。他频频举杯，与周围的客人寒暄。他想到九个月前就对人说过的话，今日它们好像更能反映他此刻的心境：

    “……我早就怀有的渴望，那就是告老还乡，安享天年，怀着莫大的安慰，想到自己已经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对祖国尽了最大力量——不是为了发财，不是为了飞黄腾达，也不是为了安排亲信，使他们得到同他们的天赋才干不相匹配的职位，当然更不是为了给自己的亲属谋求高官厚禄。”

    他将坦然地离开这里。

    宴会快要结束时，华盛顿如同十三年前同军官告别时一样，自己斟满了酒。他慈祥地举起杯，说道：

    “女土们，先生们，这是我最后一次以公仆的身份为大家的健康干杯。我是真心诚意地为大家的健康干杯，祝大家幸福！”

    人们突然寂静无声，直到此时，他们似乎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忘的庄重的时刻，适才快乐气氛，顿时变为少有的严肃、宁静。女人们竟然无法抑制一股突兀而来的激动，流出了眼泪。

    宴会默默地结束。人们多么希望它不会结束，甚或它从未举行过。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华盛顿最后一次出现在国会大厦里。闻讯赶来的群众，聚集到了大厦周围；礼堂里，也挤满了人群，他们想与华盛顿最后告别。

    人们欢呼着，女人们不停地挥舞手帕，向缓缓走进大厅的华盛顿致意。华盛顿没有讲话，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注视着新任总统亚当斯宣誓就职。亚当斯在就职演说中，以无比钦仰的心情，赞美华盛顿。他知道，大厅里的每一个人，都会同他一样感受到华盛顿伟大而平凡的魅力。他称颂华盛顿“长期以来用自己的深谋远虑、大公无私、稳健妥当、坚忍不拔的伟大行动赢得了同胞们的感激，获得了外国最热烈的赞扬，博得了流芳百世、永垂青史的光荣”。

    没有什么话更能比这几句确切地表达大厅里人们对华盛顿的崇敬。热烈的掌声，回荡在大厅，回荡在华盛顿的心中，他感激地向人们挥挥手。

    仪式结束，华盛顿先行离去。行至门口，风度翩翩的先生女士们，突然失去了节制，争先恐后拥向他，拥向走廊。拥挤的人群，几乎造成伤亡，他们都想再看上一眼这位受爱戴的老人。

    华盛顿走上大街，挥动礼帽，向群众致意。人们依依难舍，不愿离去，跟随他的马车一直走到他的寓所门前。这是任何语言也难以描绘的情景，这是任何人为的场面无法取代的真诚欢呼。在这一瞬间，领袖与民众，伟大与平凡，历史与未来，才得到完美而统一的体现。

    华盛顿哭了，他再也无法保持冷静。群众的热情他未料到如此强烈。他行至门口，转过身，人们发现，他泪花点点，脸上的神情似是严肃，又似是悲哀。他一时说不出话，只是挥动着手向人们表示谢意，任满头白发，飘动在微风里。他会把这一瞬间感受到的一切，珍藏在记忆里。

    他走进寓所。门外，人群久久未能散去。

    选自《随笔》，1991年4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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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嵬透视玄宗和贵妃之关系

    朱鸿

    朱鸿（1960～），陕西长安人，作家。著有散文集《爱之路》、《西楼红叶》、《白原》、《关中踏梦》等。

    杨玉环死于马嵬，是她难以预料的。此地在关中西部，山峦有痕，田野无边，稀落的村子在葱茏的谷物包围之中远远静默，唯千年发展起来的小镇有农民交易，阳光之下，身影晃动，秦腔熙攘。她怎么也难以预料是奉唐玄宗李隆基之命而自缢，那么美丽的三十八岁的身子，结果是以紫茵包裹，草草掩埋于黄土之下。

    然而，她的死不但在当时引起人们的感叹，之后的朝朝代代，人们对她及其与玄宗之关系，仍很感兴趣。鲁迅就曾经为此去过骊山，可惜长安灰暗的天空败坏了他的兴致，他看到的长安与他想像的长安千差万别。在相当一个时期，贵妃之墓的封土，总是为年轻的姑娘所挖取，她们或从近处来，或从远处来，迷信这里的黄土浸渗了贵妃的颜色，可以滋润肌肤使之美丽。她们纷纷取携，几乎夷平了坟堆。由于禁而不止，只得将坟堆以青砖覆盖，可那砖缝之间，依然留下指头挖抠的痕迹。我迎着八月的热风，站在横过马嵬的道路旁边，望着打伞摇扇而参观贵妃之墓的男男女女，感到了杨玉环超越时代的魅力。

    唐玄宗认识杨玉环，牵线的是宦官高力士，这个阉割了的男人，长期在朝廷侍奉唐玄宗。公元735年，唐玄宗之妃武惠逝去，他久久郁闷。后宫三千，任其挑选，但没有令唐玄宗满意的。这个时候，高力士为他推荐了杨玉环。问题是，杨玉环是李瑁的妃子，他们一起生活了近乎六年，此时此刻，他们仍在一起。李瑁是唐玄宗的儿子，介绍儿子的妃子给父亲，这事情本身便是对骨肉之情的越轨，可高力士就这么做了。

    他在唐玄宗身边已久，当然了解唐玄宗，没有把握他就不敢这么做。不过他应该明白，杨玉环作为李瑁的妃子对唐玄宗意味着什么。高力士是明白而为之，这其中是否隐藏着他阴暗的心理？宦官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畸形产物，它潜在的危险是，这种人随着生理的摧残而心理变态，他们往往以破坏的目光打量并安排周围的秩序，不然，他们的心理就难以平衡。高力士经过长期物色和琢磨，恰恰将杨玉环给唐玄宗推荐了，这绝对不会出自一种简单的考虑，他的思想一定很是复杂。不过，他毕竟看得准确，不然，唐玄宗怎么就一下迷恋了杨玉环，而且深深陷入她满是脂肪的怀抱日夜陶醉。

    对唐玄宗的召唤，杨玉环一点都不敢违背，但她作为李瑁的妃子，丝毫不动感情地离开他，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事实是，杨玉环与唐玄宗很快就如胶似漆。他们相见的时间是公元740年10月，这年唐玄宗五十六岁，杨玉环二十二岁。唐玄宗对杨玉环显然满意，不仅如此，他对她已经神魂颠倒，到了入魔的程度。

    唐玄宗在称帝初期，励精图治，有所作为，使唐朝的鼎盛得以延续，但后期却沉溺于色情之中。女人已经成了他重要的刺激，没有女人与他调笑和，他便不能抖擞精神。懦弱的君主最终都昏倒在女人的胯中，女人用充塞了他们空虚的生活，没有女人，他们就没有着落。当然，君主有完全的条件得到女人，美丽的女人像河水一样源远流长。唯有伟大的君主才永远保持奋斗的姿态，遗憾唐玄宗不能排入其中。

    那么多的女人，什么原因使杨玉环如此吸引唐玄宗，他居然从晚上到早晨一直呆在寝室而不去临朝处理政事呢？不仅是杨玉环年轻，不仅是杨玉环貌好，也不仅是她通音律而善歌舞，当然不是唐玄宗与杨玉环之间突然产生了霞光般的爱。爱只有在平等的地位才能产生，可唐玄宗与杨玉环并不平等。唐玄宗对女人能够任意选择，杨玉环对唐玄宗却只能完全服从，这决定了他们的关系不是一种爱的关系。

    唐玄宗将儿子的妃子召为已有，总不是一件堂皇的事情，遮羞的办法是，让杨玉环去做道姑。这是高力士的主意。杨玉环便以信奉道教为名，离开李瑁，五年之后，她才被封为贵妃。当然，这五年之中，她是常常侍奉唐玄宗的，而且他对她的依赖越来越深。杨贵妃出生山西，但她祖籍四川，明显具备着南方女人的特点。其父母死后，在杨玄家里度过童年。她以杨玄为生父，入册做李瑁的妃子，多年之后，却以杨玄为养父，入册做唐玄宗的贵妃，目的是要混淆视听。这仍是高力士的计谋。在这个老奸巨滑的宦官心中，有一颗要控制杨贵妃的种子，他以入木三分的目光，发现唐玄宗需要的就是杨贵妃这样的女人，如果他控制了这个女人，就能继续得宠唐玄宗，自己的地位就不可动摇。不然，朝廷的斗争是残酷的，如果自己不能主动创造平衡，并掌握这个平衡，别的人就会去做，到了那个时候，他高力士就没有猴耍了。

    马嵬很是安静，夏季最后的阳光，灿烂地照耀着辽阔的平原，此时此刻，到贵妃之墓参观的人，几乎都钻在树荫之中。这里是一个渐渐升高的台地，流通的风，运送着远方的清爽，庄稼的碧绿随之滚滚而来，广袤的田野，到处都是谷物。天空高远而明澈，秋的颜色从它深邃的中心发源，随之在整个宇宙扩散。这是关中最透明最潇洒的季节，但我思考着历史进程之中的一段艳情，却感到一层阴影，那是威严的朝廷的阴影，即使打开窗子，放这灿烂的阳光进去，那里的腐朽之气都难以驱散。我在贵妃之墓徘徊，为我突然看见了辉煌宫殿的丑恶而兴灾乐祸，我悄悄地笑了。

    玄宗碰到了贵妃，是他的胜利。作为一个男人，其终生都在寻找这样一个女人：在她的怀抱，清除自己的焦虑，这种焦虑是本能的，深刻的，唯有异性才能消除。对于玄宗，贵妃当然很美丽，但关键是贵妃光滑的凝脂，储藏着浓郁的风流，在贵妃那里，他品尝了男女之间最激动最痛快的乐趣，这种乐趣，凡属于人类的一员，谁都在追求。玄宗在贵妃怀抱感到的满足，首先在于他获得了使他消魂的，但不仅是这种可以享受的，在贵妃的怀抱，他一定还感到了母亲般的护卫和女儿般的撒娇。男人是需要这些的，可它们难以集中在一个女人身上，像杨玉环这种聚、母爱、女爱于一体，并同时给予唐玄宗的女人，是罕见的，偶然的，它绝非可以模仿和学习而成。年迈的唐玄宗，碰到了如此绝妙的杨玉环，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满足，他当然醉了。醉是一种愉快得灵魂脱离了的境界，幸运的玄宗拥有了它。

    不过，他的失败恰恰从这里开始。贵妃以她的温柔满足了玄宗的渴望，同时，玄宗对贵妃的温柔产生了依赖。玄宗在贵妃的怀抱醉了，这是玄宗的成功，然而，在他沉迷这种境界的时候，贵妃已经将含蜜的毒刺扎进了玄宗的身上，于是，那至高无上的皇帝，不能摆脱这个年轻女人的姿色了，他丧失了摆脱的力量。如果从这个角度考察玄宗，他就变成了一个失败的男人。

    杨玉环为唐玄宗所召，她当然是被动的，但她一旦到了唐玄宗身边，她就变得主动了。她必须抓住他，拢住他，否则，她的命运将很是悲惨。想想，倘若唐玄宗对杨玉环召而抛弃，她的去处只能是冷宫。杨玉环的聪明在于，她将种种利害吃透嚼烂了，她决定用整个身心迎接唐玄宗。唐玄宗对女人的需要，当然不为给他穿衣，吃饭，出谋定计，他需要的主要是的刺激和乐趣。他在位的后期，常常感到精神的空虚，他已经懒于朝政和国事，唯有女人使他兴奋，可这种兴奋往往很是短暂，她们似乎都不能使唐玄宗如意。

    杨玉环到了唐玄宗身边，她的是满盈的。在杨玉环的怀抱，他获得了的全面体验，他不但消除了焦虑，而且忘却了烦恼，他感觉那地方非常好，他不愿离开，也不能离开。唐玄宗在杨玉环的怀抱，确实到了乐不思蜀的程度。

    贵妃肌肤细腻、丰腴、浑圆，重要的是，在她的肌肤之中，蕴含着纵情和放荡的元素，她似乎能散发一种芳香，它弥漫了玄宗，使他神魂颠倒。贵妃在给予玄宗以超级的同时，又将玄宗当作父亲那样依恋，还将玄宗当作儿子那样逗哄，这全方位多角度的温柔之网，使她牢牢笼罩了皇帝。她刚刚给予玄宗之际，很可能是自发的，随着玄宗的反应，她就自觉地给予，以满足他的需要。对于贵妃，自然有一个放松和熟练的过程。

    不过，贵妃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出于她对唐玄宗的爱，她完全是依靠本能和为了生存。当她已经知道玄宗难以离开自己的时候，她甚至会戏弄这个皇帝，这是别的人永远不敢的，可她敢。不过，这是她对玄宗欲擒故纵。贵妃曾经两次得罪玄宗，致使玄宗遣其搬出皇宫，然而，承受不了离别的，不是贵妃，恰为玄宗。他心慌意乱，迁怒他人，不出几天，他就给贵妃赐食、送礼，随之接她回来。

    一个威震四海的皇帝，就这样让女人的风流控制了，他寻找这种风流，获得了竟沉湎其中而不能自拔。要从女人温柔的怀抱挣脱而出，是需要力量的，这力量的源泉是意志和使命，然而唐玄宗不能，他缺乏力量。于是，先是李林甫，后是杨国忠，这两个宰相掌握大权，怎样排斥异己，怎样嫉妒贤能，怎样专横跋扈，他都无心过问，他只知道在贵妃那里。贵妃是管不了那么多的，她惟一的目的是要集皇帝之宠于一身。

    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在边境累建战功。他一脸憨态，满腔野心，大智若愚，受到唐玄宗的信任。这个昏庸的皇帝，竟以安禄山在他面前作怪而高兴。杨国忠与安禄山明争暗斗，杨国忠以防安禄山谋反为名，每每谗言唐玄宗，唐玄宗却半信半疑，对此，安禄山恨透了杨国忠，杨国忠为贵妃堂兄，不仅如此，因杨玉环是贵妃，她的三个姐妹都封作夫人。安禄山清楚杨氏一族多么耀武扬威，奢侈豪华，清楚他们怎样不得人心，于是，他以讨伐杨国忠为借口起兵，接着反抗唐朝。叛军攻破潼关之后，长安危急，唐玄宗便准备避难四川。

    唐玄宗携带着杨贵妃，而且有杨国忠及皇子同行，数千禁军为其护卫。公元756年6月14日，他们到了必经之地马嵬。这里是一个驿站，荒野在四周神秘地呼吸，草木似兵，土丘如敌。忽然哗变开始了，禁军首领陈玄礼有意除掉杨国忠，士兵神会，便制造事端，以箭射之，并用刀砍他几段，接着杀了杨氏一族的其他人。不过，这并没有完结，真正的戏，玄宗和贵妃的戏才刚刚开幕。

    消灭了杨氏一族之后，禁军不发，却包围了唐玄宗的住所。十分惊诧的唐玄宗，探问原因，并希望禁军退却，平息这场风波。陈玄礼告诉皇帝，士兵盼他正法而舍弃贵妃，贵妃是灾祸的根本。此时此刻，老态龙钟的唐玄宗，站在门口，有些发抖。

    禁军之举，当然是为了朝廷，他们不满皇帝使杨氏一族那么猖獗，从而为安禄山作乱提供借口，所以皇帝是安全的。如果玄宗执意要保留贵妃，陈玄礼很可能出于尊重皇帝服从其权，收回自己的意见。唐玄宗毕竟是七十二岁的人了，不好逼他过分。即使陈玄礼不给情面，玄宗仍可以用变通的办法保护贵妃，以免其死，中国的朝廷，积累了众多的计谋，这种变通的办法可以顺手拣来，一条让贵妃逃生的办法，绝对是有的。然而，玄宗却同意赐死贵妃。玄宗此举，表面观之，他是无可奈何的，是为了自己安泰从而朝廷安泰，但深刻的原因却不是。

    贵妃跟玄宗已经十六年了，那种以为基础的关系，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稀松。老迈的玄宗，减少了，相应的，他对贵妃的需要减少了，而且在刚刚得到贵妃所体验的那种新鲜之感慢慢消退了。他已经没有能力追求使他陶醉的刺激。生命力的衰弱，缓解了他的焦虑感，他变得能够不靠贵妃而消除它。他一直让贵妃呆在他的身边，既是由于需要，更是由于习惯。这对贵妃是危险的，很明显，这个浑身起皱满脸刻纹的皇帝，终于有些厌弃她了，真正无可奈何的，应该是贵妃。作为一个女人，她与玄宗的关系，由被动到主动，又从主动到被动，确实是悲哀的。

    三十八岁的贵妃。在那个明媚的夏天丰韵恰好，但陈玄礼要唐玄宗为正法而赐死她。事情就这样做了。高力士找来一条帛带，让贵妃自缢，贵妃哭着攀向一棵梨树上吊而死。陈玄礼验尸之后，好像松了一口气，高力士也好像松了一口气。禁军解甲，向唐玄宗请罪，但唐玄宗却默默摇手，安慰了他们，于是哗变结束。死是一个过程，我想在陈玄礼和高力士验尸的时候，贵妃的身上还有温热，如果这样，他们的手指一定感到了温热之中的芳香，可惜不久贵妃的肌肤就冰凉了。在马嵬，我没有看到唐代的梨树。那棵将一个美丽的女人悬空的梨树，消失得无影无踪。

    陈玄礼一定要唐玄宗赐死贵妃，我总觉得是有一些奥妙的。他要士兵除掉杨国忠，而且清洗了杨氏一族的其他人，这样做很是正义而凛然。他有理由认为，贵妃继续呆在玄宗身边很危险，贵妃会报复他。但他应该明白，他逼迫玄宗赐死贵妃，依然很危险，这种危险更大。他是禁军的首领，玄宗和贵妃寻欢作乐，他以往看得很清楚，那么白皙而多情的女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给一个老人施展风流，他会怎么思想？谁能知道他窝了多少年嫉妒之火？他难道没有产生拥有一次占有一次她的念头？然而，他是得不到那风流的，这太痛苦太难受了。他是在这个美丽的女人停止呼吸之后平静的。他安然地向唐玄宗请罪。不能得到自己渴望的女人，就贬损她，甚至毁灭她，以此排除别的男人得到她，这是一种平衡心理的方法，它来源于的自私。

    红墙围着灰色的贵妃之墓，高远的蓝天之下，这个精致的坟茔孤单而凄凉，即使辉煌的阳光都驱散不了它的哀伤情调。蝉在树上叫着，它们嘹亮的声音，越过仿佛燃烧般的红墙，飞向广阔的空间。生活很好，我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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