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0大名相》


 第一节 管仲的一生

    管仲（约前7或前716-前*5）名夷吾，谥曰“敬仲”，汉族，中国春秋时期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周穆王的后代。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管仲（约前725-前*5）：一称“管敬仲”。春秋时齐国颍上（今安徽颖上县）人，名夷吾，字仲。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在经济、政治、军事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著的建树。

    少时贫困，曾和鲍叔牙合伙经商。在齐桓公与其兄弟公子纠争夺王位时助公子纠争位，失败后经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为卿，尊称“仲父”。

    管仲从政40多年，在齐国实行政治经济改革，使齐国国力大振。分国都为十五士乡和六工商乡，分鄙野为五属，设各级官吏管理；并以士乡的乡里组织为军事编制；主张按土地好坏分等征税，适当征发力役，禁止掠夺家畜；用官府力量发展盐铁业，铸造和管理货币，调剂物价；特许在民中选士，予以破格提升。帮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相号召，使之成为春秋时第一霸主。

    管仲的生平事迹和思想言论主要记载于《左传》《国语·齐语》、《史记·管晏列传》。《汉书·艺文志》道家著录有《管子》86篇。《管子》一书，体现出他一面强调“法治”，一面肯定道德教化，重礼与法和发展经济。由于管仲的政治主张很切合齐国实际，因而大都能付诸实践，对于成就桓公的霸业起了决定作用。管仲也被后人誉为名相。

    所处时代

    他处的时代正是列国并峙，互相征战不休。当时在黄河下游比较活跃的大国有齐、鲁、郑、宋、卫；小国有邢、遂、谭、纪、杞。大国又分两派，一派是郑、齐、鲁，一派是宋、卫。小国也附属在各个大国一边。两派的力量以郑、齐、鲁为强。由于郑国发生内乱，渐渐中衰，齐国慢慢强大，逐渐成了各国的霸主。

    此时，边境的各族也都发展起来。北方的狄人开始南下，成为中原各国的严重威胁。西方的戎人也开始东进，戎国经常侵犯鲁国和曹国，北戎又侵犯郑国，山戎又进攻燕国，伊洛之戎又进攻周王室。而南方的蛮人也跃跃欲试，想要北上。

    边境民族内侵，与周王室的衰弱是分不开的。在春秋之初周王还有些威信，自从鲁桓公五年（前707年）周郑绪葛之战，周桓王的肩被郑祝聃射中，王师大败。此后周王室就一蹶不振。

    齐襄公四年（前694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庄王杀了周公黑肩。晋献公二年（前675年），周王室的芜国、边伯、鲁父、子禽、祝危等大夫叛乱，后经郑、虢出面调解才平息。周惠王为了报答郑、虢，将虎牢以东送给郑国，把酒泉送给虢国。于是王畿越来越小，威信也就越来越低。

    管鲍之交

    管仲的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后来家道中衰，到管仲时已经很贫困。为了谋生，管仲做过当时认为是微*的商人。他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见过许多世面，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他几次想当官，但都没有成功。

    管仲有位好朋友鲍叔牙，两人友情很深。他们俩一起经商。在经商时赚了钱，管仲总是多分给自己，少分给鲍叔牙。而鲍叔牙对此从不和管仲计较。对此人们背地议论说，管仲贪财，不讲友谊。鲍叔牙知道后就替管仲解释，说管仲不是不讲友谊，只贪图金钱。他这样做，是由于他家贫困。多分给他钱，是我情愿的。

    管仲三次参加战斗，但三次都从阵上逃跑回来。因此人们讥笑他，说管仲贪生怕死，没有勇敢牺牲的精神。鲍叔牙听到这讥笑后，深知这不符合管仲的实际情况，就向人们解释说，管仲不怕死，因为他家有年迈的母亲，全靠他一人供养，所以他不得不那样做。

    管仲同鲍叔牙的友谊非常诚挚，他也多次想为鲍叔牙办些好事，不过都没有办成；不但没有办成，反给鲍叔牙造成很多新困难，还不如不办好。因此人们都认为管仲没有办事本领，鲍叔牙却不这样看，他心里明白，自己的朋友管仲是个很有本领的人。事情所以没有办成，只是由于机会没有成熟罢了。

    在长期交往中，他们两人结下了深情厚谊，管仲多次对人讲过：生我的是父母，知我的是鲍叔牙。

    各保其主

    公元前674年，齐僖公驾崩，留下三个儿子，太子诸儿、公子纠和小白。齐僖公死后，太子诸儿即位，是为齐襄公。太子诸儿虽然居长即位，但品质卑劣，齐国前途令国中老臣深为忧虑。当时，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一双好友，给两个公子当师傅，实为美谈。

    不过鲍叔牙当初对齐僖公令其辅佐公子小白很不满意，常常称病不出，因为他认为“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国君知道小白将来没有希望继承君位，又以为他没有才能，才让他辅佐小白。而管仲却不以为然，当他了解内情后，劝导鲍叔牙说：“国内诸人因厌恶公子纠的母亲，以至于不喜欢公子纠本人，反而同情小白没有母亲。将来统治齐国的，非纠即白。”（公子小白虽然没有公子纠聪明，而且还很性急，但却有远虑。不是我管仲，无人理解公子小白。公子纠即使日后废兄立君，也将一事无成。到时不是你鲍叔牙来安定国家，还有谁呢？）

    这样，鲍叔牙听从了管仲的意见，出来接受任命，竭力尽心侍奉小白。不久，齐襄公与其妹鲁桓公的夫人文姜秘谋私通，醉杀了鲁桓公。对此，具有政治远见的管仲和鲍叔牙都预感到齐国将会发生大乱。所以他们都替自己的主子想方设法找出路。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君的女儿，因此管仲和召忽就保护公子纠逃到鲁国去躲避。公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君的女儿，卫国离齐国太远，所以鲍叔牙就同公子小白跑到齐国的南邻莒国去躲避。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去的地方虽然一南一西，打算却都是一个，都是静观事态的发展，伺机而动。

    齐襄公十二年（前686年），齐国内乱终于爆发。齐襄公叔伯兄弟公孙无知因齐襄公即位后废除了他原来享有的特殊权利而恼怒，勾结大夫闯入宫中，杀死齐襄公，自立为国君。公孙无知在位仅一年有余，齐国贵族又杀死公孙无知，一时齐国无君，一片混乱。两个逃亡在外的公子，一见时机成熟，都想急忙设法回国，以便夺取国君的宝座。

    齐国在公孙无知死后，商议拥立新君的各派势力中，正卿高溪势力最大，他和公子小白自幼相好。高溪又同另一个大夫国氏勾结，暗中派人急去莒国请公子小白回国继位。公子小白接信后又和鲍叔牙仔细分析国内形势，然后向莒国借了兵车，日夜兼程回国。鲁庄公知道齐国无君后，也万分焦急，立即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

    后来发现公子小白已经先出发回国。管仲于是决定自请先行，亲率30乘兵车到莒国通往齐国的路上去截击公子小白。人马过即墨30余里，正遇见公子小白的大队车马。管仲非常沉着，等公子小白车马走近，就*起箭来对准射去，只听哨啷一声，一箭射中，公子小白应声倒下。管仲见公子小白已射死；就率领人马回去。其实公子小白没有死，管仲一箭射中他的铜制衣带勾上，公子小白急中生智装死倒下。

    经此一惊，公子小白与鲍叔牙更加警惕，飞速向齐国挺进。当他们来到临淄时，由鲍叔牙先进城里劝说，齐国正卿高氏和国氏都同意护立公子小白为国君，于是公子小白就进城，顺利地登上君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急需找到有才干的人来辅佐，因此就准备请鲍叔牙出来任齐相。鲍叔牙诚恳地对齐桓公说：臣是个平庸之辈，现在国君施惠于我，使我如此享受厚育，那是国君的恩赐。若把齐国治理富强，我的能力不行，还得请管仲。

    齐桓公惊讶地反问道：“你不知道他是我的仇人吗？”鲍叔牙回答道：“客观地说，管仲，天下奇才。他英明盖世，才能超众。”齐桓公又问鲍叔牙：“管仲与你比较又如何？”鲍叔牙沉静地指出管仲有五点比他强：“宽以从政，惠以爱民；治理江山，权术安稳；取信于民，深得民心；制订礼仪，风化天下；整治军队，勇敢善战。”

    鲍叔牙进一步谏请齐桓公释掉旧怨，化仇为友，并指出当时管仲射国君，是因为公子纠命令他干的，现在如果赦免其罪而委以重任，他一定会象忠于公子纠一样为齐国效忠。

    管仲与公子纠一伙认为公子小白已死，再没有人与他争夺君位，也就不急于赶路。六天后才到齐国。一到齐国，没想到齐国已有国君，新君正是公子小白。

    鲁庄公得知齐国已有新君后气急败坏，当即派兵进攻齐国，企图武装干涉来夺取君位。齐桓公也不示弱，双方在乾时会战，结果鲁军大败，公子纠和管仲随鲁庄公败归鲁国。齐军乘胜追击，*鲁国境内。齐桓公为绝后患，遣书给鲁庄公，叫鲁国杀公子纠。交出管仲和召忽。否则齐军将全面进攻鲁国。

    鲁庄公得知后与大夫施伯商量，施伯认为齐国要管仲不是为了报仇雪恨，而是为了任用他为政。因为管仲的才干世间少有，他为政的国家必然会富强称霸。假如管仲被齐国任用，将为鲁国的大患。因此施伯主张杀死管仲，将尸首还给齐国。鲁庄公新败，闻齐国大兵压境，早吓得心颤胆寒，没有听施伯的主张。在齐国压力下，杀死公子纠，并将管仲和召忽擒住，准备将二人送还齐桓公发落，以期退兵。召忽为了表达对公子纠的忠诚而自杀。死之前对管仲说：“我死了，公子纠可说是有以死事之的忠臣了；你活着建功立业，使齐国称霸诸侯，公子纠可说是有生臣了。死者完成德行，生者完成功名。死生在我二人是各尽其份了，你好自为之吧。”

    管仲抱着“定国家，霸诸侯”的远大理想，被装入囚车，随使臣回国。在回齐国的路上，管仲生怕鲁庄公改变主意，为了让役夫加快赶路，就心生一计，即兴编制了一首悠扬激昂的黄鹄之词，用唱歌给他们解除疲劳为名，教他们唱歌。他们边走边唱，越唱越起劲，越唱走的越快，本来两天的路程，结果一天半就赶到了。

    鲁庄公果然后悔，管仲乃天下奇才，若大用于齐，齐桓公无疑如虎添翼，不如先除掉此患。待他醒悟过来派兵追赶时，早已来不及了。管仲一路恐慌，最后平安到了齐国，鲍叔牙正在齐国边境堂阜迎接他。老友相逢，格外亲切。鲍叔牙马上命令打开囚车，去掉刑具，又让管仲洗浴更衣，表示希望能辅助齐桓公治理国家。

    稍事休息后，管仲对鲍叔牙说：“我与召忽共同侍奉公子纠，既没有辅佐他登上君位，又没有为他死节尽忠，实在惭愧。现在又去侍奉仇人，那该让天下人多么耻笑呀！”鲍叔牙诚恳地对管仲说：“你是个明白人，怎么倒说起糊涂话来。做大事的人，常常不拘小节；立大功的人，往往不需他人谅解。你有治国的奇才，桓公有做霸主的远大志愿，如你能辅佐他，日后不难功高天下，德扬四海。”

    奇策治国

    作好管仲的工作后，鲍叔牙赶回临淄，向齐桓公报告。经鲍叔牙的建议，齐桓公同意选择吉祥日子，以非常隆重的礼节，亲自去迎接管仲，以此来表示对管仲的重视和信任。同时也让天下人都知道齐桓公的贤达大度。此后，齐桓公经常同管仲商谈国家大事。

    一次齐桓公召见管仲，首先把想了很久的问题摆了出来。“你认为现在的国家可以安定下来吗？”管仲通过这个阶段的接触，深知齐桓公的政治抱负，但又没有互相谈论过，于是管仲就直接了当地说：“如果你决心称霸诸侯，国家就可以安定富强，你如果要安于现状，国家就不能安定富强。”齐桓公听后又问：“我现在还不敢说这样的大话，等将来见机行事吧！”管仲被齐桓公的诚恳所感动，他急忙向齐桓公表示：“君王免臣死罪，这是我的万幸。臣能苟且偷生到今天，不为公子纠而死，就是为了富国家强社稷；如果不是这样，那臣就是贪生怕死，一心为升官发财了。”说完，管仲就想告退。齐桓公被管仲的肺腑之言所感动，便极力挽留，并表示决心以霸业为己任，希望管仲为之出力。

    后来，齐桓公又问管仲：“我想使国家富强、社稷安定，要从什么地方做起呢？”

    管仲回答说：“必须先得民心。”

    齐桓公：“怎样才能得民心呢？”

    管仲：“要得民心，应当先从爱惜百姓做起；国君能够爱惜百姓，百姓就自然愿意为国家出力。爱惜百姓就得先使百姓富足，百姓富足而后国家得到治理，那是不言而喻的道理。通常讲安定的国家常富，混乱的国家常贫，就是这个道理。”

    齐桓公：“百姓已经富足安乐，兵甲不足又该怎么办呢？”

    管仲：“兵在精不在多，兵的战斗力要强，士气必须旺盛。士气旺盛，这样的军队还怕训练不好吗？”

    齐桓公：“士兵训练好了，如果财力不足，又怎么办呢？”

    管仲：“要开发山林、开发盐业、铁业，发展渔业，以此增加财源。发展商业，取天下物产，互相交易，从中收税。这样财力自然就增多了。军队的开支难道不就可以解决吗？”

    经过这番讨论，齐桓公心情兴奋，就问管仲：“兵强、民足、国富，就可以争霸天下了吧？”

    但管仲严肃地回答说：“不要急，还不可以。争霸天下是件大事，切不可轻举妄动。当前迫切的任务是百姓休养生息，让国家富强，社会安定，不然很难实现称霸目的。”

    由于管仲系统地论述了治国称霸之道，使齐桓公的全部问题都迎刃而解，不久就拜管仲为相，主持政事，为表示对管仲的尊崇，称管仲为仲父。管仲为齐相后，根据当时形势，对齐国进行了了一系列改革。

    在行政方面：划分和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共二十一个乡。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齐桓公自己管理五个乡，上卿国子和高子各管五个乡。把国政分为三个部门，制订三官制度。官吏有三宰。工业立三族，商业立三乡，川泽业立三虞，山林业立三衡。郊外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司官。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师。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师。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师。十县为一属，每属设大夫。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大夫。每年初，由五属大夫把属内情况向齐桓公汇报，督察其功过。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

    军队方面，管仲强调寓兵于农，规定国都中五家为一轨，每轨设一轨长。十轨为一里，每里设里有司。四里为一连，每连设一连长。十连为一乡，每乡设一乡良人，主管乡的军令。战时组成军队，每户出一人，一轨五人，五人为一伍，由轨长带领。一里五十人，五十人为一小戍，由里有司带领。一连二百人，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带领。一乡二千人，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带领。五乡一万人，立一元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元帅率领。齐桓公、国子、高于三人就是元帅。

    这样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军队，于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又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意迁徙。人们之间团结居住，做到夜间作战，只要听到声音就辨别出是敌我；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家就能认识。为了解决军队的武器，规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犯重罪，可用甲与车戟赎罪。犯轻罪，可以用值与车戟赎罪。犯小罪，可以用铜铁赎罪。这样可补充军队的装备不足。在经济方面，管仲提出“相地而衰”的土地税收政策，就是根据土地的好坏不同，来征收多少不等的赋税。这样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又提倡发展经济，积财通货，设“轻重九府”，观察年景丰歉，人民的需求，来收散粮食和物品。又规定国家铸造钱币，发展渔业、盐业，鼓励与境外的贸易，齐国经济开始繁荣起来。

    尊王攘夷

    由于管仲推行改革，齐国出现了民足国富、社会安定的繁荣局面，齐桓公对管仲说：“现在咱们国富民强，可以会盟诸侯了吧？”

    管仲谏阻道：“当今诸侯，强于齐者甚众，南有荆楚，西有*，然而他们自逞其雄，不知尊奉周王，所以不能称霸。周王室虽已衰微，但仍是天下共主。东迁以来，诸侯不去朝拜，不知君父。您要是以尊王攘夷相号召，海内诸侯必然望风归附。”

    管仲说的“尊王攘夷”，就是尊重周朝王室，承认周天子的共同领袖的地位；联合各诸侯国，共同抵御戎、狄等部族对中原的侵扰。攘夷于外，必须尊王。尊王成为当时一面正义旗帜。

    齐桓公二年（前684年），齐桓公借报收纳公子纠之仇，出兵伐鲁。当时鲁国刚被齐国打败不久，元气尚未恢复，齐兵压境，举国上下一片恐慌。恰巧鲁国曹刿出来为鲁庄公出谋献计，在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把齐国打败。鲁国胜利后又去侵犯宋国，齐国为了报复长勺之败，又勾结宋国来攻打鲁国。由于鲁庄公采纳大夫公子偃的建议，在秉丘（今山东巨野西南）打败宋军。宋军一败，齐军自然也就撤走。

    次年，宋国为了昭雪秉丘之耻，又兴兵攻鲁，鲁庄公发兵抵抗，趁宋兵还没站住阵脚就发动猛攻，结果宋国被打得惨败。宋国连，吃败仗，国内又发生内乱。大夫南宫长万杀了新立的郑闵公，不久宋贵族又杀了南宫父子。宋国的内乱，鲁国的战败，使他们的力量大为削弱。

    谭国（今山东济南东）是齐国西邻的小国。齐桓公出奔时曾经过这里，当时谭国君对齐桓公很不礼貌，齐桓公继位，谭国也没派遣使臣祝贺。按照春秋的礼法，象谭国这样失礼，遭到谴责是自然的。齐桓公对此极为不满，因此管仲建议出兵问罪。谭国本来很小，力量十分微弱，怎能经受齐国大兵的进攻。结果很快就被齐国消灭。齐国没费力气消灭了谭国，扩大了国土。

    齐桓公五年（前681年），在管仲的建议下，齐国与宋、陈、蔡、郑等国在齐的北杏（今山东聊城东）会盟，商讨安定宋国之计。遂国（今山东肥城南）也被邀请，但没有参加。管仲为了提高齐国的威望，就出兵把遂国消灭。鲁国本来比较强大，但因接连被齐国打败，又看到诸侯国都服从齐国，不服从齐国的遂、谭两国又被消灭，所以也屈服了齐国。

    不久，齐国与鲁国和好，在柯（今山东东阿西南）会盟。这次会盟很隆重，会场布置庄严。修筑高坛，两边大旗招展，甲士列士，十分威武。齐桓公和管仲正坐坛上。就在这次会盟中，发生了著名的曹沫劫盟事件。

    会盟规定，只许鲁君一人登坛，其余随员在坛下等候。当鲁庄公与卫士曹沫来到会场，将要升阶入坛时，会盟宾相告诉他，不准曹沫升坛。曹沫戴盔披甲，手提短剑紧跟鲁庄公身后，对宾相瞪大圆眼，怒目而视，眼角几乎都要瞪裂了，吓得宾相后退几步，鲁庄公与曹沫就顺阶入坛。鲁庄公与齐桓公经过谈判，然后准备歃血为盟，正在这时，曹沫突然拔剑而起，左手抓住齐桓公的衣袖，右手持短剑直逼齐桓公。顿时齐桓公左右被吓的目瞪口呆。

    此时管仲沉着勇敢，急忙*齐桓公与曹沫中间，用身体保护住齐桓公，然后问“将军要干什么？”曹沫正然道：“齐强鲁弱，大国侵略鲁国，欺人太甚。现在鲁国城破墙毁，几乎快要*齐国。请考虑怎么办？”

    齐桓公见形势不妙，马上答应归还占领的鲁国土地。诺约草成，曹沫收剑徐步回位，平息如初，谈笑如故。会盟结束，鲁国君臣胜利回国。齐桓公君臣却愤愤不乐，许多人都想毁约，齐桓公也有这种想法。管仲不同意毁约，劝说齐桓公：“毁约不行，贪图眼前小利，求得一时痛快，后果是失信于诸侯，失信于天下。权衡利害，不如守约，归还占领的鲁国国土为好。”齐桓公听取了管仲的意见。不久宋国叛齐，次年齐桓公邀请陈、曹出兵伐宋，又向周王室请求派兵伐宋。周王室派大臣单伯带领王师，与三*队共同伐宋，结果宋国屈服了。

    这时，鲁、宋、陈、蔡、卫都先后屈服齐国，谭、遂两国早已消灭，只有郑国还在内乱。管仲因此建议齐桓公出面调解郑国内乱，以此来提高齐国的地位，加速实现做霸主的目的。

    郑国自厉公回国杀了子仪，又杀了恩人傅瑕，逼死大夫原繁，登位称君后，为巩固君位，就要联合齐国。管仲抓住这一时机，建议齐桓公联合宋、卫、郑三国，又邀请周王室参加，于齐桓公六年（前680年）在鄄（今山东鄄城）会盟。

    第二年齐桓公又以自己名义召集宋、陈、卫、郑又在鄄会盟。这次会盟开的很成功，取得圆满成果。

    从此齐桓公已成为公认的霸主。

    晋献公十年（前667年）冬，齐桓公见郑国已屈服于齐国，就召集鲁、宋、陈、卫、郑、许、滑、滕等国君，又在宋国的幽会盟。周惠王也派召伯参加。这是一次空前盛会，几乎全部中原国家都参加了这次会盟。在这次盟会上，周天子的代表召伯又以天子的名义，向齐桓公授予侯伯的头衔。从此齐桓公便成了名副其实的霸主。

    晋献公十五年（前662年）鲁国发生内乱，鲁庄公死后，鲁闵公即位，不久被庆父杀死，鲁僖公即位，庆父畏罪自杀。僖公为了巩固君位，与齐国会盟于落姑，从此鲁国也安定下来。

    至此，齐桓公威望布于天下，德名远播诸侯。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他的霸业。

    老马识途

    正当中原各国逐渐承认了齐国的盟主地位时，边境少数民族狄人和山戎人也逐渐发展起来。他们屡屡举兵犯境，给中原各国造成了严重威胁。

    周惠王十四年（公元前6*年），山戎趁机统兵万骑，攻打燕国，企图阻止燕国通齐，燕庄公抵挡不住，告急于齐桓公。齐桓公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南方楚国，本来不想支援燕国。但管仲认为，当时为患一方的，南有楚国，北有山戎，西有狄，都是中原诸国的祸患。国君要想征伐楚国，必须先进攻山戎，北方安定，才能专心去征伐南方。如今燕国被犯，又求救于我国，举兵率先伐夷，必能得到各国的拥戴。齐桓公深以为然，遂举兵救燕。

    山戎闻齐师大队人马将至，掳掠大量财物解围而去。齐军与燕军合兵一处，北出蓟门关追击，杀得山戎兵落荒而逃。山戎首领带着残兵败将逃入孤竹国（今河北西北部）。

    齐军一鼓作气，兵围孤竹国，孤竹国派人诈降齐军，献上山戎首领首级，谎称孤竹国国君已弃国逃往沙漠。齐桓公以降将为前部，率军追赶。孤竹国降将将齐军诱入荒漠，自己则乘人不备逃之夭夭。此时天色已晚，放眼望去只见茫茫一片平沙，狂风卷地，寒气逼人，齐军前后队失去了联系。齐桓公有些不知所措，忙向管仲求教解危之计。管仲沉吟片刻，遂让随行兵士敲锣打鼓，使各队闻声来集，屯扎一处，挨至天明。谁知，天虽已亮，沙漠中却炎热异常，又无饮水，一望无际的沙漠难辨方向，全军将士焦急万分。管仲见状，忙向齐桓公建议道：“臣听说老马识途，燕马多从漠北而来，也许熟悉此地，大王不妨令人挑选数匹老马放行，或许可以寻见出路。”齐桓公依其言，命人取数匹老马，放之先行，军队紧随其后，果然走出险地。

    孤竹国国君见齐燕大军被诱入沙漠，便举兵攻进无棣城，赶走了守城的燕兵，躲避在山谷中的百姓也随着回城。管仲见此情形，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命令将士数人扮作百姓混入城中，半夜举火为应。然后，又分三路攻打无棣城的东南西三门，只留下北门让敌军逃跑，教王子成父和隰朋率一队兵马埋伏在北门之外。当天夜里、忽见城中四五处火起，齐军内应砍开城门，放大军兵马入城。

    孤竹国国君见势不妙，率众夺路而逃，直奔北门。谁知一行人刚刚冲出北门；路旁突然伏兵四起，截住了孤竹国的君臣等数人。两军厮杀，孤竹国国君死于乱军之中。齐桓公灭了令支、孤竹，辟地500里，悉数赔给了燕庄公。诸侯莫不畏齐之威，感齐之德。

    在救燕时，鲁国也表示出兵支援，但实际鲁国按兵未动。对此齐桓公很气愤，想出兵惩罚鲁国。管仲不同意这样做，他劝说齐桓公：“鲁国是齐国的近邻，不能为了一点小事就出兵，影响不好。为了齐国的声誉，我们可主动改善两国关系。这次征燕胜利，得到一些中原没有的战利品，不如送给鲁国一些，陈列在周公庙里。”

    齐桓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赞成了这个意见。这样做对鲁国上下震动很大，其他各国反映也很好。当时西北方的狄人也起兵进攻中原，先攻邢国（今河北邢台），气焰嚣张。作为霸主的齐桓公，当然不能置之不理。

    管仲也很关心这个问题，他向齐桓公说：“戎狄性情十分残暴，贪得无厌。诸夏各国都是亲戚，彼此关心，一国有难，大家都应相助，不能袖手不理。满足现状的安乐是很危险的，出兵救邢才是上策。”齐桓公很欣赏管仲的想法，就派兵救邢国，邢国很快得救。

    不久狄人又出兵攻卫国，卫懿公被杀，卫国灭亡。狄人又追赶卫国百姓到黄河沿岸。宋国出兵救出卫国百姓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滕两邑的居民一共五千人。就在曹邑（今河南滑县）立卫戴公为国君。

    刚刚恢复的卫国，处境十分困难。齐桓公、管仲派了公子无亏带着五百乘车马和三千名甲士来武装卫国，戎守曹邑。又给卫君带来乘马祭服，还给卫君夫人带来乘车和锦帛。此外还有牛羊猪狗鸡等三百余只。又帮助修建宫殿。

    邢国还未恢复，狄人又来第二次洗劫。晋献公十八年（前659年），狄人攻邢，形势十分严重。齐桓公和管仲立即联合宋、曹救邢。当齐、宋、曹军队到达时，邢国百姓如见亲人，纷纷投奔，狄人被打退。邢国又被狄人洗劫一空。于是齐桓公和管仲同宋、曹两国，帮助邢国把都城迁到夷仪（今聊城西南），这里靠近齐国，较为安全。使破乱的邢国得到安定。

    邢、卫两国都遭狄人洗劫，在齐桓公、管仲的主持下，得以复国。当时人们都赞赏地说：邢国人迁进新都城，好象回到了老家；恢复后的卫国，人们心情高兴，也忘记了亡国的悲痛。

    楚国一直是南方的强国。自晋献公十一年（前666年）伐郑开始，一直在准备北上。晋献公十八年（前659年），楚国又出兵郑国。齐桓公与管仲约诸侯共同救郑抗楚。由于楚国不断攻郑，齐桓公和管仲约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组成联军南下，首先一举消灭蔡国，直指楚国。

    楚国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派使臣屈完出来谈判。屈完见到齐桓公就问：“你们住在北海，我们住在南海，相隔于里，任何事情都不相干涉。这次你们到我们这里来，不知是为了什么？”

    管仲在齐桓公身旁，听了之后就替齐桓公答道：“从前召康公奉了周王的命令，曾对我们的祖先太公说过，五等侯九级伯，如不守法你们都可以去征讨。东到海，西到河，南到穆陵，北到无隶，都在你们征讨范围内。现在，你们不向周王进贡用于祭祀的滤酒的包茅，公然违反王礼。还有昭王南征，至今未回，这事也不是与你们无关。我们现在兴师来到这里，正是为了问罪你们。”

    屈完回答说：“多年没有进贡包茅，确实是我们的过错。至于昭王南征未回是发生在汉水，你们只好去汉水边打听好了。”齐桓公见楚使屈完的态度不软不硬，就命令大军在陉（今河南郾城南）驻扎下来。南北两军相峙，从春季到夏季，已经半年。楚国又派屈完和齐桓公、管仲谈判。齐桓公管仲早就无意打仗，只是想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来显示霸主的威风，吓唬楚国罢了。所以他们很快就同意与屈完谈判，并达成协议，将军队撤到召陵（今河南偃县）。

    齐桓公为了炫耀兵力，就请屈完来到军中与他同车观看军队。齐桓公指着军队对屈完说：“指挥这样的军队去打仗，什么样的敌人能抵抗得了了指挥这样的军队去夹攻城寨，有什么样的城寨攻克不下呢？”屈完很沉静地回答：国君，你若用德又来安抚天下诸侯，谁敢不服从呢？如果只凭武力，那么我们楚国可以把方城山当城，把汉水当池，城这么高，池这么深，你的兵再多，恐怕也无济于事。回答得委婉有力。为形势所迫，齐桓公同意与楚国结盟。这样南北军事对峙就体面的结束了。

    公元前651年，周惠王去世。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郑为天子，这就是周襄王。周襄王即位后，命宰孔赐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以表彰其功。齐桓公召集各路诸侯大会于蔡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举行受赐典礼。

    受赐典礼上，宰孔请周襄王之命，因齐桓公年老德高，不必下拜受赐。齐桓公想听从王命，管仲从旁进言道：“周王虽然谦让，臣子却不可不敬。”齐桓公于是答道：“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敢贪王命，而废臣职吗？”说罢，只见齐桓公疾走下阶，再拜稽首，然后登堂受胙。众诸侯见此，皆叹服齐君之有礼。

    齐桓公又重申盟好，订立了新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蔡丘之盟”。这是齐桓公霸业的顶峰。至此，经过近30年的苦心经营，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先后主持了三次武装会盟，六次和平会盟；还辅助王室一次，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桓公成为公认的霸主。

    管仲虽然为齐桓公创立霸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他谦虚谨慎。周襄王郑五年（前*7年），周襄王的弟弟叔带勾结戎人进攻京城，王室内乱，十分危机。齐桓公派管仲帮助襄王平息内乱。管仲完成得很好，获得周王赞赏。周襄王为了表示尊重霸主的臣下，准备用上卿礼仪设宴为管仲庆功，但管仲没有接受。最后他接受了卞卿礼仪的待遇。

    病榻论相

    周襄王七年（公元前*5年），为齐桓公创立霸业呕心沥血的管仲患了重病，齐桓公去探望他，询问他谁可以接受相位。管仲说：“国君应该是最了解臣下的。”齐桓公欲任鲍叔牙，管仲诚恳地说：“鲍叔牙是君子，但他善恶过于分明，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这样是不可以为政的。”齐桓公问：“易牙怎样？”管仲说：“易牙为了满足国君的要求不惜烹了自己的儿子以讨好国君，没有人性，不宜为相。”

    齐桓公又问：“开方如何？”管仲答道：“卫公子开方舍弃了做千乘之国太子的机会，屈奉于国君15年，父亲去世都不回去奔丧，如此无情无义，没有父子情谊的人，如何能真心忠于国君？况且千乘之封地是人梦寐以求的，他放弃千乘之封地，俯就于国君，他心中所求的必定过于千乘之封。国君应疏远这种人，更不能任其为相了。”

    齐桓公又问：易牙、开方都不行，那么竖刁怎样？他宁愿自残身肢来侍奉寡人，这样的人难道还会对我不忠吗？管仲摇摇头，说：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是违反人情的，这样的人又怎么能真心忠于您呢？请国君务必疏远这三个人，宠信他们，国家必乱。

    管仲说罢，见齐桓公面露难色，便向他推荐了为人忠厚，不耻下问、居家不忘公事的隰朋，说隰朋可以帮助国君管理国政。遗憾的是，齐桓公并没有听进管仲的话。易牙听说齐桓公与管仲的这段对话，便去挑拨鲍叔牙，说管仲阻止齐桓公任命鲍叔牙。鲍叔牙笑道：“管仲荐隰朋，说明他一心为社稷宗庙考虑，不存私心偏爱友人。现在我做司寇，驱逐佞臣，正合我意。如果让我当政，哪里还会有你们容身之处？”易牙讨了个没趣，深觉管仲交友之密，知人之深，于是灰溜溜地走了。

    不久管仲病逝。齐桓公不听管仲病榻前的忠言，重用了易牙等三人，结果酿成了一场大悲剧。二年后，齐桓公病重。易牙、竖刁见齐桓公已不久于人世，就开始堵塞宫门，假传君命，不许任何人进去。有二宫女乘人不备，越墙人宫，探望齐桓公；桓公正饿得发慌，索取食物。宫女便把易牙、竖习作乱，堵塞宫门，无法供应饮食的情况告诉了齐桓公。桓公仰天长叹，懊悔地说：“如死者有知，我有什么面目去见仲父？”说罢，用衣袖遮住脸，活活饿死了。桓公死后，宫中大乱，齐桓公的几个公子为争夺王位各自勾结其党羽，互相残杀，致使齐桓公的尸体停放在床上六七十天无人收殓，尸体腐烂生蛆，惨不忍睹。第二年三月，宋襄公率领诸侯兵送太子昭回国，齐人又杀了作乱的公子无亏，立太子昭为君，即齐孝公。

 第二节 管仲的成就

    个人著作

    管仲的著作，收入《国语·齐语》和《汉书·艺文志》。《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管仲的传记，载於《史记·管晏列传》。

    兵制改革

    其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的是士乡十五。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见《国语·齐语》）。

    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

    经济政策

    国内经济发展

    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他的办法乃是“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

    “轻重鱼盐之利”及“徼山海之业”是否是汉代盐铁官卖的滥觞，我们现无可征信的材料。管子书中的记载言：管仲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子·海王》）。若此记载为可信，则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

    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这种“准平”制，不但是一种平衡粮价的政策，并且，也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并且还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这种经济政策，亦为经济层面的国君集权。

    管子提出的世界领先的经济理论

    管仲提出“相地而衰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与马克思级差地租相同。

    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统的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

 第三节 管仲的社会评价

    孔子曾称赞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篇》）意思是：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历史上管仲相齐，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诸葛亮相蜀，使刘备与曹*，孙权三分天下，二人皆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且居功至伟。

    子路问：“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书中记录了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管仲是位思想家，他主张法治。全国上下贵*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以法办事。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管仲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不安定，人民的守法与不守法，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管仲思想中有不少可贵的地方，如他主张尊重*，他说“顺民心为本”，“政之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的思想对后代影响很大。当然，管仲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人物，所以他也有历史局限。如为齐桓公创立霸业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改革中主要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等。

    管仲的最大过失在于没有为自己找一个继承人。几十年的勤政辅佐使得齐桓公过于依赖丞相，以至于晚景凄凉。

 第四节 官妓的创始者

    三皇时代开始有有分类但不够细化的妓女，歌妓等。但据史书记载，管仲则为国家管制的“官妓”。

    中国最早的官营妓院是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于公元前七世纪中期开设的。即《战国策·东周策》中的“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女闾，即妓女居住的馆所，也就是后世的妓院。目的一是满足青年男子的要求，二是保护良家妇女不受骚扰。而管仲的妓院作用更大。一是通过税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二是有利于社会安定，三是吸引大量人才，四是送妓与敌，兵不血刃。管仲的发明很快被其他各国效仿，一时官妓大兴。据古籍记载，当时官府开设经营的卖淫业一是为了收税，“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以入官”。（《魏书·龟兹传》）二是为了缓和社会上旷夫和工商市民的性饥渴。因为皇宫贵族、士大夫以及富豪乡绅均蓄养大量美女，因而造成了社会上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官妓发展到汉武帝时，又分立出一种营妓制度，即《万物原始》中说的“至汉武帝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者”。（见《汉武外史》）也就是说，营妓是为军队官兵提供性服务的。但后世也有把在乐营中的妓女称为营妓的。确切地说，营妓是官妓的别称。

    管仲，春秋齐桓公时为齐国相，其在位时设置“女闾”。所谓“女闾”，就是妓院。也就是说，管仲是第一个设置官方妓院的人。管仲于公元前685年被封为“卿”，死于公元前*5年，因此设“女闾”制应该是在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5年之间。

    “女闾”制开了国家经营娼妓业的先河。作为政治家管仲，其实行“女闾”制，目的有四：一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二是为了缓解及调和社会矛盾。三是招揽游士，网罗人才。当时诸侯争雄，齐桓公为了能够称霸天下，借助美女来招引人才。四是供齐桓公淫乐。但管仲设立妓院，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从中收税以作军费。

    在中国的历史上，春秋时期的齐国管仲设立国营妓院，收取税金，据说是国家发展妓女事业的开始，后来汉武帝又创立营妓制度。而到了隋朝，隋炀帝设立教坊，广纳歌舞艺人，纵情声色。唐朝沿袭了隋朝的教坊制度，风流皇帝唐玄宗更是扩大教坊机构，教坊艺人达到11409人；他还不满足于此，又设立梨园，极尽荒淫无耻之勾当。

 第一节 李斯的一生

    李斯（约前284年-前208年），字通古，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秦朝丞相，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协助秦始皇帝统一天下。秦统一之后，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后与赵高合谋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为赵高所忌，腰斩于市。

    李斯生于战国末年，是楚国上蔡人，年轻时做过掌管文书的小吏。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在厕所见到老鼠吃人粪，一见到人和狗，老鼠就被吓跑了。后来，他在仓库里看到老鼠很自在的偷吃粮食，也没有人去管。于是，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在战国时期人人争名逐利的情况下，李斯也是不甘寂寞，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为了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李斯辞去小吏，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荀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他是打着孔子的旗号讲学的，但是，他不像孟子那样墨守成规，而是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孔子的儒学进行了发挥和改造，因而很适合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荀子的思想很接近法家的主张，也是研究如何治理国家的学问，即所谓的“帝王之术”。李斯学完之后，反复思考应该到哪个地方才能显露才干，得到荣华富贵呢？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和比较，他认为楚王无所作为，其它各国也在走下坡路，决定到秦国去。

    临行之前，荀卿问李斯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说：“干事业都有一个时机问题，现在各国都在争雄，这正是立功成名的好机会。秦国雄心**，想奋力一统天下，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人生在世，卑*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穷困的地位，那是会令人讥笑的。不爱名利，无所作为，并不是读书人的想法。所以，我要到秦国去。”李斯告别了老师，到秦国去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李斯到了秦国以后，很快就得到秦相吕不韦的器重，当上了秦国的小官，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一次，他对秦王说：“凡是干成事业的人，都必须要抓住时机。过去秦穆公时虽然很强，但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是时机还不成熟。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彻底衰落下来，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秦国才乘机强大起来。现在秦国力量强大，大王贤德，消灭六国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现在是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能错过。”

    李斯的见解是正确的，秦王还听取了他离间各国君臣之计“诸侯名士可以下财者（接受其贿赂），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良将随其后”对于六国，他还提出了“先灭韩，以恐他国”的吞并顺序。于是他得到了秦王的赏识，因而被提拔为长吏。李斯劝秦王派人持金玉去各国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果然也收到了效果，他又被封为客卿。

    正当秦王下决心统一六国的时候，韩国怕被秦国灭掉，派水工郑国到秦鼓动修建水渠，目的是想削弱秦国的人力和物力，牵制秦的东进。后来，郑国修渠的目的*了。这时，东方各国也纷纷派间谍来到秦国做宾客，群臣对外来的客卿议论很大，对秦王说：“各国来秦国的人，大抵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来秦国做破坏工作的，请大王下令驱逐一切来客。”秦王下了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劝秦王不要逐客，这就是有名的《谏逐客书》。他说：“我听说群臣议论逐客，这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求贤人，从西方的戎请来由余，从东方的楚国请来百里奚，从宋国迎来蹇叔，任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支。秦穆公任用了这五个人，兼并了二十国，称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新法，移风易俗，国家富强，打败楚、魏，扩地千里，秦国强大起来。秦惠王用张仪的计谋，拆散了六国的合纵抗秦，迫使各国服从秦国。秦昭王得到范雎，削弱贵戚力量，加强了王权，蚕食诸侯，秦成帝业。这四代王都是由于任用客卿，对秦国才做出了贡献。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如果这四位君王也下令逐客，只会使国家没有富利之实，秦国也没有强大之名。”

    李斯还说，秦王的珍珠、宝玉都不产于秦国，美女、好马、财宝也都是来自东方各国。如果只是秦国有的东西才要的话，那么许多好东西也就没有了。李斯还在信中反问：为什么这些东西可用而客就要逐，看起来大王只是看重了一些东西，而对人才却不能重用，其结果是加强了各国的力量，却不利于秦国的统一大业。李斯的这封上书，不仅情词恳切，而且确实反映了秦国历史和现状的实际情况，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的见解。因此，这篇《谏逐客书》成为历史名作。

    秦王明辨是非，果断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立即取消了逐客令，李斯仍然受到重用，被封为廷尉。

    这时，即将被杀的郑国也向秦王进言：韩国让秦国大兴水利建设工程，当初的目的是消耗秦国实力，但水渠修成之后，对秦国也是有利的。尽管兴修水利，减轻了秦国对东方各国的压力，让韩国多存在几年，但修好渠却“为秦建万代之功”。秦王觉得郑国的话有道理，决定不杀郑国，让他继续领导修完水渠，这就是后来闻名于史的郑国渠，它对发展繁荣秦国的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经过这一次反复，秦国仍旧坚持招揽和重用外来客卿的传统，这些外来的客卿在秦国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取消逐客令不久，魏国大梁人尉缭也来到了秦国。当时的形势是，秦王已经除掉内部的反对派吕不韦等，大权进一步集中，积极向外扩张，东方各国都个个自危。尉缭向秦王建议说：当前，以秦国的力量消灭东方各国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如果各个诸侯国联合起来，合纵抗秦，结果就很难说了。因此，不要吝惜财物，向各国掌权的“豪臣”行贿，破坏他们的联合，只用三十万金，就可以达到兼并各个诸侯国的目的。秦王采纳了尉缭的计谋，在同各国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不少次是用此策而取得胜利的。当然，秦国的反间计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正如李斯所讲：“不肯者，利剑刺之”。

    秦国坚持接纳、使用客卿的政策，对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迅速发展，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秦始皇时代的客卿就有：茅焦、尉缭、李斯等。李斯的《谏逐客书》，对秦网罗天下人才是有功绩的。

    废封建

    秦统一以后，丞相王绾首先提出全国地方太大，难以管理，要求象周代那样，封秦始皇诸子为王。秦始皇召开群臣会议讨论，群臣都赞同王绾的意见，只有李斯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周文王、周武王封的子弟很多，后来一个个都疏远了，互相视为仇敌，经常发生战争，周天子也不能禁止。现在天下一统，应实行郡县，天下才得以安宁。秦始皇也认为，天下已经统一了，再立许多国，不利于统一，安宁也没有保障，所以支持李斯的意见。于是，他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以下为县。郡县制比之分封制是一个进步，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这一整套中央集权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诸侯王国分裂割据的祸根，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所以，这一制度在秦以后的帝制社会里一直沿用了近两千年。

    源自高中历史教材：秦始皇确立的郡县制的内容中还包括设“道”。“道”是设置于少数名族聚居地的同级地方行政机构。

    统一文字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书同文字”的建议，命令全国禁用各诸侯国留下的古文字，一律以秦篆为统一书体。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字从新石器时代彩陶刻画文字的萌芽，经过商代的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成长到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战国时代由于群雄割据，“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因而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使这一时期的汉字形体产生了地域性的差异。原本只有一种写法的字，到了这时，往往齐秦有异，燕赵不同。因此，统一后的中国急需一种统一的官方文字。李斯便奉秦始皇之命制作这种标准字样，这便是小篆。而关于小篆的由来，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李斯等人在奉秦始皇之命制作标准字样时，“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而小篆的名称也是为了尊崇大篆而卑称其“小”的。紧接着，为了推广统一的文字，李斯亲作《仓颉篇》七章，每四字为句，作为学习课本，供人临摹。不久，李斯又采用秦代一个叫程邈的奴隶创造的一种书体，打破了篆书曲屈回环的形体结构，形成新的书体——隶书。从此，隶书便作为官方正式书体，始于秦，盛于汉，直到魏晋楷书流行才渐被取而代之。但作为书法艺术，篆书、隶书因其独具一格，深受后人喜爱。中国书法四大书体真、草、隶、篆，隶、篆占其半壁江山，李斯之功，功及千秋。

    统一度量衡

    秦统一之前，中国的度量衡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国诸侯按照自己的喜好，制定了不同的计算单位和不同的计算进制。这种原始状态复杂多样的度量衡只适应于政治割据社会的需要。大一统的秦王朝建立后，为了不使其影响王朝的经济交流和发展，李斯上奏皇帝，建议废除六国旧制，把度量衡从混乱不清的状况下明确统一起来，得到了秦始皇的允许。于是，在李斯的亲自指挥下，把度制以寸、尺、丈引为单位，采用十进制计数；量制则以合、升、斗、桶为单位，也采用十进制计算；衡制则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固定下来。为了有效地统一制式、划一器具，李斯又从制度上和法律上采取措施，以保证度量衡的精确实施。这是秦王统一中国，李斯位居丞相之后的又一惊世之作。而它的影响不言而喻。几千年来，无论朝代更迭，这种计量方法从无更改。甚至时至今日，我们的生活当中依然还有它的身影。

    修驰道、车同轨

    公元前220年，统一中国一年有余的秦始皇渐感隐忧，庞大的中央集权要想在辽阔的疆域上政令畅通，物资交流便利，就必须改变以往的交通条件。此时，深谙皇上心思的李斯又立刻建议让全国的车轨统一，并在全国范围内修筑驰道。就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统一车轨、修筑驰道的运动在全国展开。李斯以京师咸阳为中心，陆续修建了两条驰道，一条向东通到过去的燕、齐地区（今河北、山东一带），一条向南，直达吴楚旧地（今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地）。这种驰道路基坚固，宽50步，道旁每隔三丈种青松一株。后又修筑“直道”，由九原郡直达咸阳，全长1800余里。又在今云南、贵州地区修筑“五尺道”，以便利中原和西南地区的交通。在湖南、江西一带，修筑攀越五岭的“新道”，便利通向两个地区的交通。就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为与道路配套，李斯还规定车轨的统一宽度为六尺，以此保证车辆的畅行无阻。

    统一货币

    公元前210年，即秦始皇三十七年，在秦始皇最后一次出游，也就是命丧沙丘之前，李斯向秦始皇上了最后一道重要的奏折：废除原来秦以外通行的六国货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这一行动被司马迁的《史记》称作“始皇三十七年，复行钱”。此举虽然对秦王朝的经济发展已无大用，但对后世的影响可谓大矣。当初，秦统一中国后虽大部改头换面，天下一统，但惟独货币依然沿袭过去的形式。市面上使用的货币包括布币、刀币、贝钱和圆钱等形式，使用起来十分不便。因此，统一货币及结算制度、统一货币铸造便成了当务之急。在李斯的主持下，货币规定了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每镒重二十四两，以铜半两钱为下币，一万铜钱折合一镒黄金。并严令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装饰品和宝藏，不得当作货币流通。同时，规定货币的铸造权归国家所有，私人不得铸币，违者定罪等。李斯此举被后人认为是经济史上的一个创举。而当初他所主持铸造的圆形方孔的半两钱（俗称秦半两）因其造型设计合理、使用携带方便，一直使用到清朝末年。

    至此，李斯在他辅佐秦始皇匡扶天下的过程当中，完成了他最后一个使命。纵观李斯这些作为，可以这样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名相重臣比比皆是，累世之功不乏其主，但大多不过功在当朝，时过则境迁。而李斯几乎每干一件大事都能产生影响千年的效果，并荫及后代。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李斯时说：李斯作为一个普通平民事秦，利用机遇和能力辅佐秦始皇终成霸业。如果不是因为种种无法让人容忍的恶行（杀韩非、焚书、篡改圣旨）毁坏了他的声誉，那么他的功绩可与周公、召公媲美了。

    由于秦始皇的赏识，李斯不仅官运亨通，他的子女也都跟着沾光。李斯的长子李由做三川郡守，掌握了一定的军政大权，其他子女也都与帝室结了婚姻关系。有一次，李由回到咸阳，李斯摆设家宴，百官都来赴宴祝酒。在这种热烈的酒席上，李斯想起了他的老师荀卿告诫他的“物忌太盛”这句话，感慨地说：“我是个平民百姓，今天却做了丞相，可以说是富贵到了极点。但是，物盛则衰，我还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由此可见，李斯并没有完全陶醉于*厚禄之中，他对现实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行。

    这一次巡行，丞相李斯和秦始皇宠爱的小儿子胡亥等一同前往。巡行的路线是：从咸阳出发，出武关，沿丹水、汉水流域到云梦，再沿长江东下直至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南）。登会稽山，祭大禹，并刻石留念。在北归之时，秦始皇得了重病，不久死在沙丘（今河北钜鹿县东南）。

    秦始皇死后，李斯怕引起天下大乱，每日照常令人送水送饭，不让外人知道死讯，按照惯例，应由秦始皇长子扶苏继位。扶苏思想倾向于儒家，不同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当面提过意见，惹得秦始皇生气，把他派到西北大将蒙恬那里。这时，中车府令赵高也正在进行阴谋活动，他曾是胡亥的老师，极力想让胡亥称帝，他就可以大权在握了。唯一需要注意拉拢的是李斯，所以他就想方设法争取李斯也同意胡亥上台。赵高口才极好，善于雄辩，与李斯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赵高说：“皇帝临死前，曾召扶苏参加葬礼的这封信，没等送出去，皇帝就死了，这封信没有人知道，现在胡亥手里。决定由谁来继位；全由胡亥和我来决定丁，你认为如何？”这是探听的口气。

    李斯说：“这是亡国的言论，不是人臣应该议论的。”反映出李斯对赵高的不满。但赵高早就对李斯的为人了如指掌，他让李斯和蒙恬进行对比，李斯自觉不如蒙恬。于是，赵高乘机又说：扶苏刚毅面勇敢善战，他继位后必将任用蒙恬为丞相，这话很能抓住李斯当时的心情。赵高接着又威胁说，现在天下实际上掌握在胡亥和他的手里，扶苏、蒙恬、李斯的命运也全都攥在我们的手里。李斯见形势不妙，就只好听从赵高的调遣了。胡亥、赵高将秦始皇召扶苏来咸阳送葬的书信，改为斥责扶苏“无尺寸之功”、“不孝”的信，令他自杀；同时责备蒙恬“不忠”，也令他自杀。结果扶苏乖乖地自杀了，蒙恬不肯自杀，后被囚禁，还是服毒而死。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胡亥继承了帝位，开始了比秦始皇更加残忍的统治。李斯与胡亥、赵高的结合，是为了互相利用，所以后来他们之间勾心斗角，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李斯是个不惜一切代价而想得到功名的政客，比昏庸无能的胡亥，当然要高明得多。他看到了秦王朝的危机，为了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也不敢规劝胡亥。一次，胡亥责问李斯说：过去韩非曾经说过，古代的君王都是十分辛勤劳苦的，难道君王管理天下是为了受苦受累吗？这是因为他们无能。贤人有天下，就要让天下适应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满足，又如何治理天下呢？我想随心所欲，而又要永远统治天下，你李斯有什么办法吗？这时，李斯的儿子李由*农民起义进军不利，大将章邯要追查李由的责任，并讥讽李斯的无能。李斯因此心中恐惧，为得到秦二世胡亥的信任，提出一套“督责之术”。

    李斯在上书中说：贤主若能厉行“督责之术”，群臣不敢不全心全意为君王服务；不能行“督责之术”的君王，如尧、舜等比百姓还辛劳，简直是受罪。

    什么是“督责之术”呢？实际上就是严刑酷法和君王的独断专行。李斯说：“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就是对臣下和百姓实行“轻罪重罚”，使人人不敢轻举妄动。君主对臣下要实行独断专行，要驾驭群臣，不能受臣下的影响。李斯认为，只有这样的君主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实行“督责之术”，群臣百姓也就不敢造反了，君王的地位才能牢靠。

    李斯关于“督责之术”的主张，既有取宠于秦二世的一面，也有他继承法家思想的一面。在上书中，他也是一再引申不害、韩非的话，来证实自己的看法。不过，李斯讲得更加露骨而已。秦二世不顾天下百姓的反抗，采纳了李斯的“督责之术”。此后，杀人多者为“忠臣”，残忍者为“明吏”，弄得天下怨声载道。

    在李斯，赵高的怂恿下，秦二世胡亥更加奢侈腐化，胡作非为。为了*农民起义，不断地从关中征发人民去打仗，给人民造成极大的负担，秦二世胡亥为了修好阿房宫，征发徭役，把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当时全国人民的反秦起义已经风起云涌，为了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李斯同右丞相去疾、将军冯劫劝秦二世胡亥停建阿房宫，减少一些徭役。当时，秦二世正与宫女宴饮作乐，见李斯等人上书十分恼怒，下令将他们逮捕入狱。李斯在狱中多次上书，都被赵高扣留。赵高借机说李斯与其儿子李由谋反，对李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李斯被迫承认谋反，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被杀死。

 第二节 李斯的争议

    妒杀韩非

    正当李斯步步高升的时候，秦王却十分喜爱韩非的才华。韩非和李斯是同学，他继承了荀子的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把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结合起来，并加以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君主*理论。韩非是战国末期的一位大思想家，学问比李斯大得多。韩非因说话口吃，不善辩说，但善于著述。韩非回到韩国以后，看到韩国太弱，多次上书献策，但都未能被采纳。于是，韩非发愤著书，先后写出《孤愤》、《五蠹》、《说难》等。他的书传到秦国，由于讲的都是“尊主安国”的理论，秦王非常赞赏韩非的才华，并说：“我要是能见到此人，和他交往，死而无恨。”不久，因秦国攻韩，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并派他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韩非，但还没有决定是否留用。李斯知道韩非的本事比自己大，害怕秦王重用他，对自己的前途不利，就向秦王讲韩非的坏话。他说：“韩非是韩王的同族，大王要消灭各国，韩非爱韩不爱秦，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大王决定不用韩非，把他放走，对我们不利，不如把他杀掉。”秦王轻信李斯的话，把韩非抓起来。根据秦国法令的规定，狱中的囚犯无权上书申辩。韩非到秦国以后，又得罪了姚贾。姚贾为秦国立过功，深得秦王的重用，被任命为上卿。韩非却向秦王说，姚贾出身不高贵，当过大盗，在赵国做官时被赶跑了，认为用这样的人是很不应该的，使得秦王很扫兴。事后秦王又向姚贾问起韩非，姚贾当然不会讲韩非的好话。在李斯和姚贾的串通下，韩非没有办法，只好吃了李斯送来的毒药，自杀而死。从此以后，李斯没有对手，更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为秦王统一六国出谋划策了。郡县制与焚书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王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割据局面，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一个东到大海，南达岭南，西至甘青高原，北至今内蒙古、辽东的空前的大一统国家。秦王，这时已称为秦始皇了。为了巩固这个统一的国家，李斯也是做了一定贡献的。

    （另有一说，李斯一直想将韩非留在秦国，等秦灭韩之后再为秦国所用。但由于韩非之书《韩非子》对于帝王之术、统治之术的分析过于透彻，导致秦王赵政对其才华感到恐惧，加上韩非的三条不利于秦国发展的建议、姚贾的陷害，使秦王政将韩非下狱拷打。李斯实心欲救韩非，曾帮韩非呈韩非绝笔之作《初见秦》于秦王政，无奈秦王政铁心欲除韩非。后秦王政以韩非书中《八经》之三中除“阴奸”之术施于韩非：令李斯去处理韩非一案（结合之前所言即让李斯杀死韩非），嫁祸于李斯，从而不背骂名。李斯无奈，只得从命而下毒于韩非饮食，使韩非暴毙而亡。）

    焚书坑儒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群臣聚集在咸阳宫称颂秦始皇时，博士淳于越很不知趣，向秦始皇说：殷周之所以存在千年，是因为它把天下分封给子弟和功臣。现在天下如此之大，宗室子弟没有封地，和百姓一样，万一发生了齐国陈恒、晋国六卿之变，又有谁来相救呢？凡是不以古为师而天下能长久的，没有听说过。淳于越是以儒家的立场来看待秦朝的政治，同秦始皇的思想和行动是格格不入的，使得秦始皇大为不满，把淳于越交给丞相李斯处理。李斯不赞同淳于越的看法，他向秦始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由于时代的变化，五帝三代的治国办法也不同。三代时期的做法，也并不值得效法。那时候诸侯并列，互相争夺，现在天下统一，情况完全不同，不必效法古代。现在的一些儒生总讲古代如何如何好，这是以古非今，搅乱民心。对于造谣惑众，不利于统一天下的言行必须禁止，否则将会影响政局的稳定，有损于皇帝的权威。最后，他又把这一切都归罪为读书的缘故，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

    按照李斯制定的法令，那是相当残苛的。凡是秦记以外的史书，不是博士（指掌管古今文史典籍的官）所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此后，如果有敢再谈论诗书者“弃市”（指在闹市区执行死刑，并将尸体*街头，称为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指一人有罪，父母兄弟妻子皆受刑，称为族）”；官吏如果知道而不检举者，与之同罪；令下后三十日仍不烧者，黥（意为用刀刺刻额颊等处）再潦上墨为“城旦”（一种刑罚，输边筑长城四年）。有想学习法令的，要以吏为师。

    这次焚书的原因，是由于讨论是否分封的问题而引起的，无论是主张分封还是反对分封的大臣，都是为了秦始皇长久统治打算，他们并无根本利益上的对立。李斯借题发挥，最后竟造成焚书的结局，也不是没有缘由的。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是以法家理论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也是以法家治国的。在他当皇帝的九年中，主要精力是用在建立中央**，划定全国疆域，统一文字度量衡，修筑长城等，对文化思想方面很少注意。淳于越以儒家思想为秦始皇出谋划策，是不利于秦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因此，善于领会秦始皇意图的李斯，为了打击儒家势力，巩固统一*，提出了上述焚书的主张，得到了秦始皇的同意和批准。于是，秦始皇下令焚书，先秦许多文献古籍都被烧掉了，使中国文化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在焚书的第二年，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两个术士暗地里诽谤秦始皇，并亡命而去。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调查，审理下来，有四百六十余人因此被坑杀。这就是历史上的“坑儒”事件。虽然后世称此事为“坑儒”，但其实被坑杀的是术士，与儒生无关。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已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可见，根本就没儒生什么事。但自东晋年间，梅颐献《古文尚书》，附有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其中有云：“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这时，坑术士第一次被变性为坑儒。后来，随着《古文尚书》被定为官书，坑儒的说法于是沿袭下来，遂成定论。对于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及孔安国所作《尚书序》，前人多有辨疑，到了清代，其伪书的身份已成盖棺定论。伪造者将坑术士改为坑儒，其实也只是为了引出下句“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从而表示《古文尚书》其来有自。考其最初用意，大概也只是欲售其伪，并无心向赵政泼脏水。后世却据此将坑儒判为铁案，想必是大大出乎其意料之外的了。

 第三节 李斯的社会评价

    个人评价

    《史记》：太史公曰：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史记索隐》：鼠在所居，人固择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阳，人臣极位。一夫诳惑，变易神器。国丧身诛，本同末异。

    *：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先法后王。

    社会评价

    李斯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践着法家思想的。他重新受到秦王政的重用后，以的政治才能和远见，辅助秦王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秦朝建立以后，李斯升任丞相。他继续辅佐秦始皇，在巩固秦朝*，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的贡献。他建议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又提出了统一文字的建议，之后又在统一法律、货币、度量衡和车轨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些措施，都是以法家的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为指导的。李斯在他生平的后期，虽然将法家的思想推向了极端化，但是他仅仅是一个提出者，而不是一个完全的执行者。并且，此时的李斯，已经彻底蜕变，他写《督责书》，很大的原因是为“阿二世意，欲求容”，此时的李斯，已经没有了“依法治国”的志向。他已经不再代表法家了。因此，李斯后期的思想是否应该归入法家的体系，是值得商榷的。因此，李斯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法家的最完全的执行者。

 第四节 李斯的书法作品

    李斯主张以小篆为标准书体。小篆又称秦篆，是大篆的对称，它给人以刚柔并济，圆浑挺健的感觉，对汉字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小篆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根据《太平广记》引《蒙恬笔经》记载，是楚国上蔡人李斯所整理。

    秦统一前，因各诸侯国长期割据分裂，形成了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始皇一直殷望着有标准的字体来取代以前流行的异体字，于是便打听到李斯擅长书法，就把这任务交给他。李斯将大篆字体删繁就简，整理出一套笔划简单，形体整齐的文字，叫做秦篆。秦始皇看了这些新书体后，很满意，于是就把它定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

    当时，人们对小篆的结构不太熟悉，很难写得称心如意。李斯就和赵高、胡毋敬等人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等范本，供大家临摹。

    秦始皇逝世的前一年，他不畏钱江险涛，东下会稽（今绍兴），祭过大禹陵，登上天柱峰（后来教叫做秦望山），俯瞰东海涌潮后，命丞相李斯手书《会稽铭文》。李斯奉命连夜写毕后的隔日，他又采岭石鑴刻，然后立于会稽鹅鼻山山顶（后叫刻石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会稽刻石”。

    传为由李斯书写的刻石有《泰山封山刻石》、《琅琊刻石》和《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

 第一节 萧何的一生

    萧何（前257年-前193年），沛县丰邑（今属江苏丰县）人。是汉朝初年丞相。谥号“文终侯”，汉初三杰之一。辅助汉高祖刘邦建立汉*。

    萧何本是秦末沛县人，年轻时任沛县功曹，这是负责县里某项事务的主要吏员。他平时勤奋好学，思想机敏，对历代律令颇有研究。他性格随和，很善于识人，结交了许多好朋友。其中泗水亭长刘邦，捕役樊哙，书吏曹参，刽子手夏侯婴，还有吹鼓手周*，由于他们年龄相近，性格相同，不久便成了莫逆之交。尤其是对刘邦，感情更不一般。他见刘邦器宇轩昂，风骨不凡，谈吐也有别于众人，是位大贵之相，所以对他格外佩服，并曾多次利用职权暗中袒护他。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举起了反秦的大旗，各地豪杰云集响应，天下大乱。此时的萧何仍在沛县当功曹，他和曹参、樊哙、夏侯婴、周*等人时常聚会，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并暗中与在芒砀山中的刘邦保持着联系。

    在陈胜、吴广起义的威慑下，许多地方官吏也感到秦的暴政不能长久，于是也想反叛朝廷，归附义军，保全自己。萧何所在的沛县与蕲州相近，沛县县令眼看烽火遍地，深怕丢了脑袋。于是找来萧何、曹参等人，秘商起兵之事。萧何建议道：“你是秦朝官吏，沛县百姓恐难听你的话，欲图大事，非把逃亡的豪杰请回来不可。如此一来，沛县自可安如泰山了。”县令听罢，觉得有理。萧何就保举刘邦，请县令赦罪录用。县令最初觉得有些为难，其后转念一想，天下大乱，刘邦虽然有罪在身，只要他肯诚心助我，倒是合适人选。于是，县令便派刘邦的妻妹吕耍之夫樊哙去芒砀山找回刘邦，共同起义。刘邦欣然应允，立即率众奔沛县而来。不料，县令见刘邦人多势众，担心自己*纵不了这只队伍，又反悔了，将刘邦拒之城外，并将萧何等人抓了起来，押人监内。刘邦兵临城下，见城门紧闭，便知城中有变。于是，下令将城池团团围住，准备攻城。正在这时，萧何、曹参越城逃到刘邦处，刘邦大喜。三人商议一番后，刘邦在帛上写了一封告沛县父老书，用箭射人城内。书中说：“天下百姓共同忍受秦苛政之苦已经很久了，如今父老兄弟们却在为县令守城。天下诸侯并起，马上就要攻破沛县城池了。如果沛城的百姓现在起来诛杀县令，响应诸侯，则家室能得以保全。否则，父子都将白白地惨遭杀戮。”沛县百姓看了刘邦的信，就聚集起来攻入县衙，杀了县令，打开城门迎接刘邦。

    刘邦攻破沛县县城后，召集沛城父老共商大计。大家都推举刘邦为县令，背秦自立。刘邦却推辞道：“现今天下纷扰，诸侯并起，沛令一席自应选择全县最有声望之人。我并非自爱，实因德薄能鲜，误己事小，倘若误了全城父老，那就百死莫赎，还是快快另选贤能，以图大事吧。”众人见刘邦出言谦逊，更加悦服。于是众人坚请刘邦担任沛令。刘邦仍是再三推让不就，萧何苦劝也无济无事。众人无奈，便选出9位全县最有声望的人，连同刘邦共计10人，把10个人的姓名写在纸上，谨告天地，拈出何人，何人即为沛县县令，不得推辞。萧何见状，忽生一计，忙对大家说：“诸位这个办法很好，取决于天最公道。这点微劳，须让不才来尽。”众人听了十分赞同，都说：萧功曹在县办事多年，做事精细，这件事情理当请萧先……在一只盘内，一切准备就诸后，又转身对众人说：“刘邦最为乡亲信仰，拈阄之事，我看就请他来担任，以昭郑重。”众人齐声叫好。刘邦只得对天行礼之后，拈出一阄，当众展开一看，上面恰好写着自己的名字，看一眼萧何，又要推辞。萧何见状，忙走上前去，一把将盘中剩余的纸阄抓起，放人口中嚼碎，然后高声说道；“天意所归，还有何说。”众人听了，欢声雷动。刘邦无奈，只好应诺。于是，他们便在县衙大堂举行了仪式，誓师起事，并按楚国旧制，称刘邦为沛公。事后，刘邦才知道原来萧何所写的10个纸阄全是刘邦的名字，深知萧何真心拥戴自己，内心十分感激。从此，萧何紧随刘邦南征北战立下了盖世的功勋。

    深谋远虑收存典籍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九月，项梁叔侄杀了会稽郡守殷通，举起义旗。不久，便召集了20余万兵马，拥立楚王第12皇孙13岁的熊心为王，并与刘邦所部会于薛城。众将约定：项羽北向救赵，解巨鹿之围后，从北路向西攻秦，刘邦从南路西进向关中进发。两路人马在击败秦军后，谁先入秦都咸阳，谁当关中王。

    刘邦率军勇往直前，凭靠张良等人的谋划，避实就虚，剿抚并用，一路夺关斩将，直抵关中。萧何身为丞督，坐镇地方，督办军队的后勤供应。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率大军兵临咸阳城。秦王子婴设计杀了奸相赵高，献出玉玺，向刘邦投降。于是，起义大军浩浩荡荡开进咸阳城。将士们见秦都宫殿巍峨，街市繁华，顿时忘乎所以，纷纷乘乱抢掠金银财物，连沛公也忍不住，趁着空闲，跑到秦宫去东张西望。他看见华丽的宫室，古怪的摆设，成堆的金银珠宝，猎狗骏马，珍奇玩物，还有一群群的美女，不觉眼花缭乱，飘飘然起来，甚至贪恋秦宫的富贵而不忍离开。他*地拥着美女走进胡亥的寝宫，往龙床上一躺，便*了温柔乡。突然，大将樊哙破门而入，大声说道：“沛公想取天下，还是想当富家翁？这些奢华之物，正是秦亡的祸根。切勿迷恋于此！”与此同时，张良等人也来陈述利害，刘邦这才幡然自悟当下命兵士查封皇宫府库，然后率众将士返回灞上。惟独萧何，*咸阳后，一不贪恋金银财物，二不迷恋美女，却急如星火地赶往秦丞相御史府，并派士兵迅速包围丞相御史府不准任何人出入。然后让忠实可靠的人将秦朝有关国家户籍、地形、法令等图书档案一一进行清查，分门别类，登记造册，统统收藏起来，留待日后查用。因为，依据秦朝的典制，丞相辅佐天子，处理国家大事；御史大夫对外监督各郡御史，对内接受公卿奏事。除了军权外，丞相和御史大夫几乎总揽一切朝政。萧何做官多年，当然知道这些。对此，全军上下无不佩服，刘邦在惭愧之余，说：“萧何确是异才，不枉我提拔他一场。”萧何收藏的这些秦朝的律令图书档案，使刘邦对天下的关塞险要、户口多寡、强弱形势、风俗民情等等于如指掌，为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律令制度找到了可靠的根据，对日后西汉*的建立和巩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功不可没。这也足见萧何的深谋远虑。

    慧眼识才力荐韩信

    沛公刘邦率先攻人咸阳后不久，项羽也率军人关，并在同年二月自封为西楚霸王，占有梁楚东部9郡之地，建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并背弃原来的约定，改立刘邦为汉王，辖治荒远偏僻的巴、蜀、汉中之地，建都南郑。为了阻止刘邦东进，项羽又把关中地区一分为三，分封给了3个秦朝降将——雍王章邯、翟王董翳、塞王司马欣。刘邦看出了项羽的险恶用心，憋了一肚子气，有心与项羽决一死战，怎奈势单力薄，实难取胜。只好采纳萧何、张良等人的建议，隐忍入蜀，休兵养士，广招人才，待机再与项羽争个高低。

    四月，各路诸侯各自领兵回到自己的封地。刘邦按张良的计谋，偃旗息鼓，人不解甲，马不停蹄，急匆匆地向巴蜀进发。一路上，许多来自其他诸侯王军中的兵士自愿投到刘邦的旗下，韩信就是在这个时候从楚营中逃出，投奔刘邦的。

    韩信原是项羽的部下，他有勇有谋，是天下无双的军事家。但在项羽手下却得不到重用，于是就投到刘邦麾下。起初，刘邦让他当了一个管理粮草的小官，韩信大失所望。一次偶然的机会，萧何结识了韩信。在接触过程中，萧丞相发现韩信有胆有识，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多次向刘邦推荐，但并没有引起刘邦的重视。

    转眼间两个多月过去了。汉军将士不愿在蜀中久驻，整天思念家乡，念叨东归，开小差的人也越来越多。一天，韩信见久在汉营仍不受重用，一气之下离开了汉营。萧何得知后，马上放下尚没处理完的紧急公务，亲自策马追赶韩信，连个招呼也来不及向刘邦打。刘邦正为军中开小差的人日益增多而焦急，忽然有军吏来报告说：“萧丞相也跑了。”刘邦一听大惊失色，说：“这还了得！我正要与他商议军中大事，怎么他也逃走了！”当下派人去找萧何。一连两天也不见萧何的影子，急得刘邦坐立不安。再说萧何为追韩信，不辞辛苦，一路问，一路追，直到天黑了，还没追着韩信。正想下马休息一下，忽然远远望见有个人牵着马在河边徘徊。萧何顿时抖擞精神，快马加鞭，大声喊着：韩将军！韩将军厂他策马赶到河边，气喘吁吁地下了马，气呼呼地说：韩将军，咱们总算一见如故，够得上是朋友。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这么走了？韩信仍不吭声。萧何又说了一大堆劝他回去的话。这时候，滕公夏侯婴也策马赶到；两个人苦苦地相求非要韩信回去不可。他们说：要是大王再不听我们的劝告，那我们三个人一起走，好不好了韩信只好跟着他们回去。到了第三天，三人才回到南郑。

    萧何去见刘邦，刘邦见到萧何又惊又怒，说道：“你为什么也想逃跑？”萧何说：“我不敢逃跑，我是去追逃跑的人去了。”刘邦问他：“你追的是谁？”萧何答道：“韩信。”刘邦听后，很不以为然地说：“逃走的将军有十多个了，也没听说你去追过谁，怎么偏要去迫韩信？这明明是在骗我！”萧何说：“那些将军都容易得到，可韩信却是当今数一数二的杰出人才，跑了就再也没有第二个了。大王如果只想当个汉中王，没有韩信也就算了；如果要准备打天下，那就非用韩信不可。您到底准备怎么样？”刘邦说：“我当然想打出去，怎么能老困闷在这里呢？”萧何说：“大王若决定出汉中，能重用韩信，他自然会留下；如果不重用他，他终究会离开的。”“那么。”刘邦下决心说：“就依着丞相，让他做个将军，怎么样？”萧何说：“叫他做将军，他还得走。”“那拜他为大将军怎么样？”萧何说：“很好。”刘邦当时就让萧何去召韩信来，马上就拜他为大将军。萧何直率地说：“大王平时太不注重礼仪了。拜大将军是件大事，不是小孩子闹着玩儿似的叫他来就来。大王真要拜韩信为大将军，先得命人造起一座拜将台，选个好日子，大王还得沐浴更衣，亲自戒斋，然后隆重地举行拜将仪式。这样，才能让全体将士都能听从大将军的指挥，就像听从大王的指挥一样。”刘邦说：“好吧，我都听你的，请你去办吧。”这就是“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一历史故事的由来。几天以后，萧何命人已筑好了拜将坛。汉王刘邦择了吉日，带领文武百官，来至坛前，缓步拾级而上。只见坛前悬着大旗，迎风招展，四面列着戈矛，肃静无哗。一轮红日光照将坛，真是旌旗耀武，甲杖生威。丞相萧何已将符印斧钺，呈与汉王刘邦。坛下一班金盔铁甲的将官，都翘首伫望，不知这颗斗大的金印，究竟属于何人。只见萧何代宣王命，高声喊道：“谨请大将军登坛行礼！”当下陡然闪出一人，从容步上将坛。大家定睛一看，原来是韩信，顿时一片哗然。这也难怪，一个军中不出名的小吏，如今一下子拜为大将军，怎不令众人议论纷纷。众人见汉王刘邦；丞相萧何却是那么毕恭毕敬，越发感到莫名其妙。后来，韩信果然没有令刘邦失望，没有辜负萧何的良苦用心。在楚汉战争中，韩信率汉军渡陈仓，战荥阳，破魏平赵，收燕伐齐，连战连胜，在垓下设十面埋伏，一举将项羽全军歼灭，为刘邦平定了天下。很显然，在楚汉战争中，韩信军事才能的充分发挥和运用，乃至汉王刘邦能够最终夺取天下，从一定程度上说，同萧何的慧眼识才，倾力荐贤是密不可分的。

    坐镇关中保障军饷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刘邦率军悄悄离开南郑，采纳了张良、韩信所献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挥师东进，留下萧何负责征收巴蜀之税，供给军粮。汉军将士人蜀后，思念家乡，东归之心甚切，一旦东归，个个如猛虎下山，奋勇争先，直杀得雍王章邯的兵马丢盔卸甲，落荒而逃。汉军一路势如破竹，不到一个月便占据了三秦之地。刘邦令萧何坐镇关中，安抚百姓，同时负责兵员和粮饷的筹措与补给，自己则率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向彭城进发。

    由于几经战事，这时的关中已是满目疮痍，残破不堪，秦都咸阳被项羽放火烧了3个月，已成一。片瓦砾。萧何留守关中后，马上安抚百姓，恢复生产，全力收拾关中的残破局面。他一方面重新建立已经散乱的统治秩序，另一方面对百姓施以恩惠，以定民心。他不仅颁布实施新法，重新建立汉的统治秩序和统治机构，修建宫廷、县城等等。另外又开放了原来秦朝的皇家苑囿园地，让百姓耕种，赐给百姓爵位，减免租税等等。他还让百姓自行推举年龄在50岁以上、有德行、能做表率的人，任命他们为“三老”，每乡一人；再选各乡里的三老为县三老，辅佐县令，教化民众，同时免去他们的徭役，并在每年的年末赐给他们酒肉。这样，由于萧何办事精明，施政有方，颁布利民法令，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建立了稳固的后方，保障了前线的需要。

    汉二年，刘邦乘项羽大军东征之机，乘虚而入，攻占了项羽的老巢彭城（今江苏徐州）。汉军进驻彭城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麻痹大意，放松的警惕，不久便被项羽率3万精兵绕道杀回，将刘邦团团围困于彭城灵壁（今安徽濉溪市南）。幸亏陈平献“金蝉脱壳”之计，才得以带着数十骑残兵败将逃回荥阳。这时，关中的壮丁多数已被征发，萧何便调拨老弱及不到服役年龄的少年到荥阳增援，韩信也收兵与刘邦会师，刘邦这才得以重振旗鼓，与项羽大军相持于荥阳、成皋一带。当时，萧何坐镇关中，征发兵卒，运送粮草，供应汉军；侍奉太子，制定法令规章，建立宗庙秩序。有关事项每次报呈刘邦，刘邦总是同意，允许照办。即使来不及报告，萧何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先行执行，等汉王回来再作报告。刘邦几次战役，弃军逃跑，当时萧何若稍有二心，便可置刘邦于死地。可萧何每次都征发关中兵，补足汉军缺额，刘邦也因此得以重新振作，多次转危为安。公元前203年，项羽也由于连年战争，陷入了兵尽粮绝的困境。而刘邦的部队，却由于萧何坐镇关中，不断地向前方输送粮食和兵力，形成了兵强粮多的好形势。后来，刘邦越战越强，终于逼得项羽兵败垓下，自刎乌江。

    开国首功位列三杰

    消灭项羽、平定楚地后，诸侯联名上《劝进表》给刘邦，推举他为皇帝。公元前202年二月初三，众诸侯及太尉长安侯卢绾等300多人，恭听了刘邦即帝位的诏书。刘邦称帝后，在洛阳南宫大宴群臣。席间，觥筹交错，君臣共饮。刘邦显得特别高兴，他说：“你们都说实话，我为什么能够夺取天下？项羽又为什么会失去天下？”群臣众说不一。刘邦最后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供军需、给粮饷，我不如萧何；指挥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我能用他们，所以能得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重用，因此最后败在我的手中。”不难看出，刘邦认为张良、萧何、韩信是他最得力的功臣，这三人亦被称为“汉初三杰。”其后，刘邦论功行赏。定萧何为首功，封他为酆侯，食邑最多。许多功臣心里愤愤不平，私下里议论不休。他们说自己跟随刘邦辗转南北，身经百战，而萧何只不过坐在家里发发议论，做做文字工作而已，毫无战功，为什么他的食邑反而比我们多呢？刘邦闻知此事后，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猎人吗？打猎的时候，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指示行踪，放狗追兽的是人。如今诸位只是能猎获野兽，相当于猎狗的功劳。至于萧何，他能放出猎狗，指示追逐目标，那相当于猎人的功劳。况且你们只是一个人追随我，多的也不过带两三个家里人，而萧何却是全族好几十人跟随我，这些功劳怎么能抹杀呢？”众人听罢，都无言以答。诸侯分封完毕，接着是排位次。群臣都说：“平阳侯曹参跟随陛下南征北战，身受70余处战伤，攻城掠地，功劳最多，应排第一。”刘邦已经压过大家一次，重封了萧何，对排位次的事就不好再说什么，不过他心里仍然认为萧何应该排在第一位。这时，关内侯鄂君说：“在楚汉战争中，陛下有好几次都是全军溃败，只身逃脱，全靠萧何从关中派出军队来补充。有时，就是没有陛下的命令，萧何一次也派遣几万人，正好补充了陛下的急需。不仅是士兵，就是军粮也全靠萧何转漕关中，才保证了供应。这些都是创立汉家天*传后世的大功劳，怎么能把像曹参等人只是一时的战功列在万世之功的前面呢！依臣之见，萧何应排第一，曹参第二。”鄂君的这番议论，正中刘邦下怀，于是顺水推舟，把萧何排为第一，准许他穿鞋带剑上殿，并封了萧何的父子兄弟10多人。这样，萧何位列众卿之首，被称为“开国第一侯。”

    刘邦论功行赏、分封诸侯后，定都的问题又迫在眉睫。起初，打算定都洛阳，后来戍卒娄敬面见刘邦，建议依借关中的险要形势，定都咸阳（今陕西长安县西北）。刘邦征求张良的意见后，当即决定定都咸阳。并封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于是，刘邦暂居栎阳，命丞相萧何营建咸阳。公元前199年，皇宫峻工，萧何奏请御驾往视。刘邦于是从栎阳到咸阳，萧何接驾，导入游观。最大的一座，叫做未央宫，周围的有二三十里。东西两方，阙门最广。殿宇规模，亦皆高敞，尤以前殿最为豪华壮丽。武库、太仓，分建殿旁，气象巍峨。刘邦巡视一番后，嫌宫室过于壮丽豪华，责备萧何道：“朕之起义，原为救民。现今天下初定，民穷财尽，怎将这座宫殿造得如此奢华？”萧何见汉帝责怪，不慌不忙地说：“正因为天下刚刚安定，才好借机会多征发些人和物来营建宫室，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宫室壮丽才能显出威严，也免得子孙后代再来重建。”刘邦见萧何回答的如此得体，便转怒为喜道：“如此说来，朕未免错怪你了。”萧何听汉帝在安慰自己，接着说：“微臣此事虽蒙陛下宽宥，但来日方长，难免有误，尚望陛下有以教之。”汉帝微笑着说：“你做事颇有远见，朕记得当年攻破此地时，诸将乘乱人宫，未免有所携取，惟汝只取书籍表册而去，目下办事有条不紊，方便多了。”萧何亦笑道：“臣无所长，一生为吏，对于前朝典籍，视为至宝，平日得以借鉴。今为陛下一语道破。陛下天资聪慧，事事留意，真非臣下可及万一也。”汉帝听了大喜，便指着未央宫的四周，对萧何道：“此处可以添筑城垣，作为京邑，就叫长安吧。”从此，咸阳便更名为长安了。至此，西汉建都长安，历时200余年，萧何成为该城的最早规划和设计者。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做了皇帝以后，为了巩固新兴的西汉*，便开始了逐一地翦灭异姓王的斗争。他见韩信功高望重，且握有兵权，便首先从他身上下手。其实，早在韩信为大将军后，刘邦便对韩信有所疑忌。他一方面巧妙地利用韩信攻城略地，为汉王朝的开创立下了赫赫战功；另一方面，待自己羽翼丰满、实力雄厚之后，便开始一步步地排挤、贬低韩信。在楚汉战争中，当韩信在北线破魏平赵，收燕伐齐后，便虚抚韩信，封他为齐王；待汉军兵围楚军于垓下、最后消灭项羽后，刘邦旋即改封韩信为楚王，使其远离根基深厚的齐地；其后又借巡游云梦泽之机，设计擒住韩信，并以谋杀罪将其押回京都，软禁起来，同时削去了韩信的兵权，最后将其降为只有虚名的淮阴侯。

    公元前197年，阳夏侯陈稀举兵谋反，自立为王。刘邦亲率大军前去征讨。当时韩信推说自己有病，没有随同前往。谁知，韩信手下的人上书告发，说陈稀造反是韩信的主意，韩信与陈稀秘密约定，里应外合，由韩信做内应，准备在一天夜里，假传圣旨，释放囚在牢里的所有奴隶和犯人，干掉吕后和皇太子刘盈，然后共取天下。吕后一听事关重大，便急忙秘密召见丞相萧何，商量对策。二人商定对策后，由萧何去执行。

    萧何回到家中，心中百感交集，依计派出一名心腹，打扮成军人模样，偷偷绕到北边转了一圈，回来故意称是皇上派来报信的，说陈稀已全军覆没，皇上就要凯旋回朝。众臣听到捷报，都来宫中贺喜，只有韩信称病不出。第二天，萧何就派人请韩信到相府赴宴，谁知韩信自称有病，婉言谢绝了。于是，萧何便亲自来到韩信府上，以探病为由，直接*韩信的内室。韩信见萧何已经来了，再也无法推托，只得与萧何寒暄一番。萧何说：“我和你向来是好朋友，请你去赴宴，是有话对你说。”韩信忙问有什么话。萧何说：“这几天皇上从赵地发来捷报，说征讨大军大获全胜，陈稀已经逃至匈奴……称有病不上朝，已经引起人们的怀疑了。所以我来；劝你同我一起进宫，向吕后道贺，消除人们的怀疑。”萧何说的很有道理，不由韩信不信。何况萧何是他原保之人，更是深信不疑，便跟着萧何来到长乐殿向吕后道贺。岂不知宫里早已埋伏着刀斧手，吕后一见韩信中计。喝令刀斧手将韩信绑翻在地。韩信见事不妙，急忙呼叫：“萧丞相快来救我！”哪知萧何早已避开，哪里还呼喊得应？吕后坐在长乐殿上，尽数了韩信如何与陈稀暗约谋反，如何欲害她和太子等罪，也不容韩信申辩，便令刀斧手把他拖到殿旁钟室中杀死。随后，吕后又下令将韩信的父、母、妻三族一古脑捕杀净尽。

    萧何辅助吕后，诛杀韩信，很符合汉帝“固根基”的方略，是为刘邦除去了一块心病。刘邦对萧何更加恩宠，加封五千户。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语的由来。

    自污名节以释君疑

    萧何计诛韩信后，刘邦对他更加恩宠，除对萧何加封外，还派了一名都尉率500名兵土作相国的护卫，真是封邑进爵，圣眷日隆。众宾客纷纷道贺，喜气盈庭。萧何也非常高兴。这天，萧何在府中摆酒席庆贺，喜气洋洋。突然有一个名叫召平的门客，却身着素衣白履，昂然进来吊丧。萧何见状大怒道：“你喝醉了吗？”

    这位名叫召平的人，原是秦朝的东陵侯。秦亡后隐居郭外家中种瓜，味极甘美，时人故号东陵瓜。萧何入关，闻知贤名，招至幕下，每有行事，便找他计议，获益非浅。今天，他见萧何仍来领会他的意思，便说：“公勿喜乐，从此后患无穷矣！”萧何不解，问道：“我进位丞相，宠眷逾分，且我遇事小心谨慎，未敢稍有疏虞，君何出此言？”召平说道：“主上南征北伐，亲冒矢石。而公安居都中，不与战阵，反得加封食邑，我揣度主上之意，恐在疑公。公不见淮阴侯韩信的下场吗？”萧何一听，恍然大悟，猛然惊出一身冷汗。第二天早晨，萧何便急匆匆入朝面圣，力辞封邑，并拿出许多家财，拨人国库，移作军需。汉帝刘邦果然十分高兴，奖励有加。

    同年秋天，英布谋反，刘邦亲自率兵征讨。他身在前方，每次萧何派人输送军粮到前方时，刘邦都要问：“萧相国在长安做什么？”使者回答，萧相国爱民如子，除办军需以外，无非是做些安抚、体恤百姓的事。刘邦听后，总是默不作声。来使回报萧何，萧何亦未识汉帝何意。一日，萧何偶尔问及门客，一门客说：“公不久要满门抄斩了。”萧何大骇，忙问其故。那门客接着说：“公位到百官之首，还有什么职位可以再封给你呢？况且您一人关就深得百姓的爱戴，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百姓都拥护您，您还再想尽方法为民办事，以此安抚百姓。现在皇上所以几次问您的起居动向，就是害怕您借助关中的民望有什么不轨行动啊！试想，一旦您乘虚号召，闭关自守，岂非将皇上置于进不能战，退无可归的境地？如今您何不*价强买民间田宅，故意让百姓骂您、怨恨您，制造些坏名声，这样皇上一看您也不得民心了，才会对您放心。”萧何长叹一声，说：“我怎么能去剥削百姓，做贪官污吏呢！”门客说：“您真是对别人明白，对自己糊涂啊！”

    萧何何尝不明白，对于一般的小官吏，汉帝并不怕他们有野心。所以一有贪赃枉法行为，必遭严惩。对于自己这样的大臣，汉帝主要是防止他们有野心，对于贪赃枉法那些小事，反不足轻重了。为了释去主上的疑忌，保全自己，萧何不得已违心地做些侵夺民间财物的坏事来自污名节。不久，萧何的所作所为就被人密报给了刘邦。果然，刘邦听后，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并不查问。当刘邦从前线凯旋归来时，百姓拦路上书，控告萧相国强夺、*买民间田宅，价值数千万。刘邦回到长安后，萧何去见他时，刘邦笑着把百姓的上书交给萧何，意味深长地说：“你身为相国，竟然也和百姓争利！你就是这样”利民“啊？你自己向百姓谢罪去吧！”刘邦表面上让萧何向百姓认错，补偿田价，可内心里却暗自高兴，对萧何的怀疑也逐渐消失。

    镇国家、抚百姓的萧何，违心地干了侵害百姓利益的事情，心中很不安，总想找机会补偿百姓。不久，萧何看到长安一带耕地狭小，百姓缺衣少食，可是天子的上林苑中却有许多闲着的荒地用来放养*。萧何觉得太浪费了，便上奏请皇上把这些荒地分给百姓去耕种，收了庄稼留下禾杆照样可以供养*。汉帝刘邦当时正在病中，见此奏章，又恨萧何取悦于民，一怒之下，下令将萧何逮捕入狱。满朝文武以为萧何必犯了大逆不道之罪，怕连累自己，都不敢替他申辩。幸亏有一个名叫王卫尉的人，平日素敬萧何的为人，在侍卫刘邦时顺便向刘邦探问：“萧相国犯了什么大罪？”刘邦余怒未消，道：“休要提他？提起他朕就生气。当年李斯为秦相时，做了好事都归君主，出了差错就揽在自己身上。现在萧何受了商人的许多贿赂，竟要求我开放上林苑给百姓耕种，这分明是想取悦于民，自己得个好名声吗？不知道把我看成是什么样的君主了！”王卫尉闻言奏道：“陛下未免错疑丞相了。臣闻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相国为民兴利，化无益为有益，正是丞相调和鼎鼐应做的职务。民间百姓感激，断不会感激丞相一人，因为有这样的良相，必是贤明之君主选用的。还有一层，丞相如有野心，当年陛下在外征战数年，他那时候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坐据关中，何至反以区区御苑，示好百姓，而去收买人心呢？”王卫尉见汉帝认真在听，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前秦灭亡，正因君臣猜忌，才给了陛下机会。陛下若疑忌萧丞相，不但浅视了萧何，也看轻了陛下自己呀。”刘邦听了，心里虽然不大高兴，但想想王卫尉的话毕竟有些道理，于是挥挥手，当天就命人放了萧何。

    萧何当时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见刘邦开恩释放了他，更是诚惶诚恐，谨慎恭敬。虽然因为全身带上刑具，害得他手足麻木，连路都快走不动了，而且蓬头赤足，污*，但又不敢回府沐浴再朝拜天子，只得这样上殿谢恩。刘邦见萧何如此狼狈，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便安抚萧何道：“相国不必多礼！这次的事，原是相国为民请愿，我不允许。我不过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无道天子罢了，而你却是个贤德的丞相。我之所以关押相国，就是要让百姓知道你的贤能和我的过失啊！”刘邦的这段话虽然言不由衷，但对萧何的廉政为民，终于还是默认丁。从此以后，萧何对刘邦更是诚惶诚恐，恭谨有加了。刘邦也照例以礼相待，但萧何从此对国事就只能保持沉默了。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四月二十五日，汉高祖刘邦病逝于长乐宫，享年62岁。同年，太子刘盈即位，是为惠帝。萧何继任丞相。不过这时，萧何年事已高。这期间，萧何在“约法三章”的基础上，参照秦法，摘取其中合乎当时社会情况的内容，制定了律法共九章。这是汉朝制作律令的开端。萧何制定的汉律九章，删除了秦法的苛繁、严酷，使法令更为明简。公元前193年，年迈的相国萧何，由于常年为汉室*劳，终于卧病不起。病危之际，汉惠帝亲自前往探望，并趁机询问：“丞相百年之后，谁可代之？”接着惠帝又问：“曹参如何？”萧何听了，竟挣扎起病体，向惠帝叩头，道：“陛下能得到曹参为相，我萧何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恨了！”

    萧何死后，曹参继任丞相，一切公务悉照旧章，照例而行，清静治民，乐在其中。长此以往，一些朝臣便在惠帝面前参奏他因循苟且，惠帝也疑心他倚老卖老，便召见曹参问其缘故。曹参反问惠帝道：“陛下自思圣叨英武，能及先帝吗？”惠帝被问得涨红了脸，答道：“朕年未成冠，且无阅历，如何及得先帝！”曹参又问：“陛下视臣及得萧丞相吗？”“朕看来似乎也不能及。”惠帝答道。“陛下说的正是！伏思先帝以布衣起家，南征北讨，方有天下。若非大智慧，大勇毅，焉能至此。萧丞相明订法令，中具规模，行之已久，万民称颂。今陛下用臣为相，只要能够奉公守法，遵照旧章，能继旧业，已属幸事。若自作聪明；*成法，必致上下紊乱，恐欲再求今日之太平，已无可得矣！”惠帝恍然大悟。就这样，曹参位相3年，极力主张清静无为不扰民，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日渐提高。

 第二节 《史记》中的记载

    萧何相国是沛县丰邑人，由于执法公平，担任沛县掌管人事选拔任用的官员。

    高祖刘邦还是平民的时候，萧何多次利用自己的职权袒护他。高祖当了亭长，经常得到萧何的帮助。高祖作为官吏到咸阳服徭役，县里的官员们每人都送给他三枚礼钱，唯独萧何送给他五枚。

    秦朝派来监察泗水郡的御史和萧何一起办事，萧何经常能处理得十分妥贴，便被委任掌管泗水郡卒史的事务，政绩考评为第一。秦朝的御史要回朝廷报告，将萧何调往朝廷任职，萧何再三请求，才获准不去。

    在高祖起兵当了沛公时，萧何经常担任县丞，督察事务。沛公到达咸阳，将领们都争先恐后地跑到藏金银绸缎财物的仓库中去分东西，只有萧何先进宫去收取了秦朝丞相、御史掌管的法令书籍保存起来。沛公被封为汉王，让萧何担任了丞相。项羽和诸侯在咸阳烧杀抢掠一通后走了，汉王能够详细地知道天下的险要关塞，各地的户口数量，经济状况的强弱，百姓的种种疾苦，就是因为萧何得到了秦朝的图书档案。萧何向汉王推荐了韩信，汉王让韩信当了大将军，具体情况记载在《淮阴侯列传》中。

    汉王率兵向东平定三秦地区，萧何作为丞相留下来占领巴、蜀地区，镇守安抚，发布政令，让百姓供给军粮。汉王二年，汉王和诸侯进攻楚国，萧何守卫关中，侍奉太子刘盈，治理机构设在栎阳。萧何制定了各种法令制度，建立了宗庙、社稷、宫室和地方行政机构，总是先向汉王报告，汉王总是批准，允许施行。如果来不及向汉王报告，就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先施行，汉王回来后再报告。他在关中统计户口，征收赋税，通过水路和陆路运送军需供应军队，汉王几次损失军队逃走，萧何经常出动关中的兵员，随时补充汉王兵力的不足。汉王因此把关中的事务全托给了萧何办理。

    汉王三年，汉王和项羽在京索一带对峙，汉王多次派使者慰劳丞相萧何。鲍生对萧何说：“君王自己风餐露宿，却多次派使者尉问您，这是对您不放心。为您考虑，不如把您的兄弟子孙能够打仗的全派到军队中去，君王必定更加相信您。”于是萧何听从了他的主意，汉王非常高兴。

    汉王五年，已经杀死了项羽，平定了天下，论功行赏，群臣争功，过了一年多也评定不下来。高祖因为萧何功劳最大，把他封为酇侯，得到的领地最多。功臣们都说：“我们亲自身披铠甲，手执兵器，多的打过一百多次仗，少的也经历了几十次战斗，攻城野战，夺取地盘，功劳有大有小。现在萧何没有汗马之劳，只是靠文字写作，提点建议，不参加作战，反而比我们得的封地多，这是为什么？”高祖说：“各位知道打猎吗？”大家说：“知道。”高祖说：“知道猎狗的作用吗？”大家说：“知道。”高祖说：“打猎的时候，追赶捕杀野兽兔子靠的是狗，但发现野兽踪迹，向狗指示野兽所在之处的却是人。现在你们各位只能捉到奔跑着的野兽，功劳的性质和猎狗相当，至于萧何，他能发现踪迹，指示方向，功劳的性质和猎人相当。况且你们只是自己跟随着我，多的一家有两三个人。现在萧何全家族几十个人都跟着我，他的功绩是不能忘掉的。”大家都没有人敢说话了。

    列侯们全都接受了封赏，在排列他们地位的先后时，大家都说：“平阳侯曹参身上负过七十处伤，攻城野战，夺取地盘，功劳最多，应当排第一。”高祖已经对功臣们力排众议，多封给了萧何领地，到排列地位先后时，没有理由再驳倒他们，但心里还是想排萧何为第一。关内侯鄂千秋上前说：“大家的意见都不对。曹参虽然有攻城野战夺取地盘的功劳，这只是暂时得利的事情。皇上和楚国对抗五年，经常损失军队，几次只身逃走，但萧何经常从关中派军队前往皇上所在的地方补充，没有皇上的命令征调，却多次有几万军队在皇上兵力匮乏时到来。楚、汉双方在荥阳对峙了好几年，军队没有现成的粮食，萧何在关中通过水路和陆路运送，供给粮食，不使前线缺粮。皇上虽然多次失去了崤山以东地区，萧何经常保全关中等候着皇上，这是千秋万代的功业。现在即使少了曹参这样的人几百个，对汉朝来讲有什么损失？汉朝有了他们，也不一定就非靠他们才能成功。怎么能让一时的功绩凌驾于千秋万代的功绩之上呢？萧何应当排第一，曹参排第二。”高祖说：“对。”于是便让萧何排第一，容许他带着剑穿着鞋上殿，拜见皇帝时可以不快步行走。

    高祖说：“我听说推举贤人应该受重赏。萧何功劳虽然高，由于有了鄂君的评说，大家才更加认识清楚。”于是就在鄂千秋原来享有的关内侯封地的基础上封他为安平侯。这天，高祖对萧何的父子兄弟十几个人都予以封赏，每人都有封地。又给萧何加封了两千户领地，因为高祖以前到咸阳服徭役时，只有萧何送自己的礼钱比别人多了两枚。

    汉高祖十一年，陈豨造反，高祖亲自率兵到邯郸*，叛乱还没有平息，淮阴侯韩信在关中谋反，吕后采纳了萧何的计谋，诛杀了韩信，详细情况记载在《淮阴侯列传》中。高祖听到韩信被诛杀的消息后，派使者任命丞相萧何为相国，加封给他五千户领地，命令一名都尉率领五百士兵作为相国的卫队。人们都向萧何庆贺，只有召平来向他表示哀吊。召平是原来秦国的东陵侯，秦朝灭亡后，他成为平民，家里贫穷，在长安城东种瓜，他的瓜很甜美，所以民间称为“东陵瓜”，是根据召平而得名的。召平对萧何说：“灾祸从此要降临了。皇上在外风餐露露宿，你在朝廷留守，没有冒着矢石去作战，却加封给你领地，又为你设立卫队，这是因为淮阴侯刚在京城谋反，皇上对你也不放心了。他设立卫队保护你，并不是要用这种方式来给你增加荣耀。希望你让出封地不要接受，把全部私有财产都拿出来赞助军费，皇上心里就高兴了。”萧何听从了他的建议，高祖这才非常高兴了。

    高祖十二年秋天，黥布造反，高祖亲自率兵去*，多次派使者回来问相国在做些什么。萧何因为高祖在军队中，便像平息陈豨叛乱时一样，安抚勉励百姓，拿出所有的财物供应军需。有个客人对他说：“你被灭族的时间不会很长了。你的地位是相国，功劳第一，还能再给你加官晋级吗？而你从刚入关中起就得到百姓的拥护，十多年了，百姓都归附你，你却还在努力地得百姓的好感。皇上多次派人来问你的情况，是怕你颠覆关中。你现在为什么不多买田地，用低的价钱强行向人赊借，用这些方法毁坏自己的名誉，皇上才能对你放心。”萧何便听从了他的主意，高祖这才十分高兴起来。

    高祖结束了讨伐黥布的战事回来，百姓们拦路上书告状，说相国用低价强行购买百姓的土地房屋，价值几千万钱。高祖到达长安，萧何前去拜见，高祖笑着说：“堂堂的相国居然向百姓渔利。”他把百姓的揭发信全都给了萧何，对他说：“你自己去向百姓认错吧。”萧何便为百姓请求说：“长安地方狭小，上林苑中有很多空地，希望能允许百姓进去耕种，不要让他们收走秸杆，留下来作为*的饲料。”高祖非常生气地说：“相国接受了商人的很多财物，倒来为他们向我要上林苑！”便把萧何交给廷尉关押起来，给他戴上了镣铐。过了几天，有个姓王的卫尉陪着高祖，他上前问高祖说：“萧相国犯了什么大罪？皇上怎么突然把他关起来了？”高祖说：“我听说李斯辅佐秦始皇时，有好事便归功于皇帝，有过失就自己承担责任。现在相国拿了商贩们的钱，却为百姓向我要上林苑，用这个办法讨好百姓，所以我把他关起来治罪。”王卫尉说：“在职责范围内的事，如果对百姓有利，相国向皇上请求，这真是宰相应该办的事，皇上怎么能怀疑相国是因为接受了商人的钱呢？况且皇上抗击楚国好几年，陈豨和黥布造反，皇上亲自率兵去平息，在当时，萧相国留守关中，只要动一下手脚，函谷关以西就不属于皇上所有了。萧相国不在这时候给自己谋利，现在反而会贪图商人的钱吗？并且秦朝皇帝因为听不到人们议论自己的过失而失去了江山，李斯为皇帝分担过错的责任，又哪值得效法呢？皇上怀疑宰相的见识为什么这样短浅呢？”高祖听了，心中不高兴，这天，他派使者拿着符节放出了萧何。萧况年老，一向恭敬谨慎，光着脚向高祖陪罪。高祖说：“相国不必这样，您为百姓请求上林苑，我不答应，我不过是像桀、纣一样的君主，而相国是贤明的宰相。我故意将您关起来，是为了让百姓知道我的过错。”

    萧何一向和曹参不好，在他病重时，孝惠帝亲自去探望他的病情，顺便问他：“您如果百岁以后，谁可以接替您的职位呢？”他回答说：“没有人比君主更了解大臣的。”孝惠帝说：“您看曹参怎么样？”萧何叩着头说：“皇上找到合适的人选了。我死了也不遗憾了。”

    萧何购置土地房屋总是选在偏僻的地方，建造住宅不修围墙等，对人说：“后代人如果好，就效法我的简朴，如果不成器，这种房屋也不会被有权势的人家夺去。”孝惠帝二年，相国萧何去世，谥号为文终侯。

    萧何有四代后人由于有罪而失去过世袭的爵位，每当断线时，天子总是再寻找萧何的其他后人，再封为酇侯，功臣中没有人能比得上。

    太史公说：“萧何相国在秦朝时担任文笔小官，庸庸碌碌，没有突出的作为。在汉朝兴起时，他依傍了天子的光辉。萧何为汉朝谨守关中这一家底，利用百姓痛恨秦朝法令的情况，顺应潮流，和他们一起革新政治。韩信、黥布等人都已经被诛杀，萧何的功勋就显得十分显耀了。他位置处于群臣之首，声望流传后世，他的功业可以和周文王时的闳夭、散宜生等人比高低了。”

 第三节 萧何，副手中的高手

    萧何、张良、韩信被称为汉初三杰。三人在创建汉室江山过程中立下了盖世功勋。令人感慨不已的是，他们三人命运大不相同，后来韩信被杀，张良退隐山林，只有萧何做了刘邦的副手，与刘邦和平共处几十年，虽然其间也有一些波折，但总算有始有终，终老天年。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场上，是极为少见的。

    封建社会实行的是家天下制度，皇帝和副手的关系实际上是依附关系、主仆关系。这就决定了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极为微妙，官场上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变幻莫测，有伴君如伴虎之说。往往是这样，在改朝换代之际，哥几个揭竿而起，一同打天下，这时候，大家同甘共苦，相互关照，生死相依，待天下平定之后，天下就成了一家的，于是当上皇上的那一个便翻脸不认人，最后采取种种手段将其他哥几个一一干掉，自己一个人独享富贵。翻遍二十五史，一同打江山的，副手大多是白忙活，最后不但没有好处，就连性命也难保。而萧何能够有始有终地当刘邦的副手，在官场上风光几十年，安然无恙，寿终正寝，不能不说他是一个当副手的高手，是一个善于在官场上生存的能人。

    萧何是一个人才，用现在的话说是司法专家、民政专家、后勤专家。刘邦当平民、当无赖的时候，人家萧何已经是一个小官了。萧何在泅水郡当卒吏，在政绩考核中，曾名列榜首，说明他是一个很有水平、很能干的官。但萧何没有官架子，他看得起平民刘邦，把他当朋友看待。这时，刘邦常常巴结人家萧何。萧何为人忠厚，待人诚恳，处处给刘邦以帮助，这对刘邦日后起家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后来刘邦起兵造反，想到了萧何，让他当了县丞，这是萧何当副手的开始。萧何是文官，管的是处理财税、安抚百姓、颁布政令、为军队供应粮草等后勤工作，他做得极为出色。在多次战役中，当刘邦处在最危急的时刻，多亏萧何前来支援，才使刘邦化险为夷。特别是在夺取秦都咸阳以后，众将都在争抢金银财宝，只有萧何保护了秦朝的文书档案、律令图书等，所以，刘邦能对全国的军事要塞、地形地貌、人口多少、经济现状了如指掌。在打下江山以后，萧何在评功中获得了第一名，为此，刘邦恩赐他上朝时可穿鞋带剑，不必遵循常理。可是萧何处处遵守礼仪，他知道皇上可以让你放肆，那是对你的恩赐，你铭记在心就是了。你要真的放肆了就是对皇上的大不敬了，那就要倒霉了。所以，他把分寸掌握得极为得体，没有因为细节问题为自己惹事生非。这是萧何的明智之处。

    萧何能够平安地当刘邦的副手，最重要的不是他能干，而是他性格温顺，凡事服从听命于刘邦，有好事全让给刘邦，能够委曲求全。这样使刘邦觉得萧何不是同他争利益，而是处处把利益留给他。所以，刘邦在平定天下后，尽管对功臣大开杀戒，但对萧何网开一面。《史记》上记载，萧何做事好请示，无论是制定法令制度还是建宗庙、社稷、宫室、县邑，总是尽快向刘邦报告，得到刘邦同意后，才开始实施，从不自作主张。这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勤请示，勤汇报，按上面的指示办。这看上去好像是没有主见，其实，这是最为高明的主见。刘邦是个大老粗，痞子出身，对治国之道一窍不通，萧何想怎么办，他一般都会同意。萧何凡事等刘邦同意了才办，这样效率可能低一些，但确实极为保险。他的这一作法，使刘邦极为高兴，他认为这样体现了自己的权威，他觉得刘邦极为尊重自己。所以，在最后论功行赏时，他全力主张把功劳的第一名给萧何。在日后几十年的副手岗位上，萧何都一如既往地惟命是从，服服帖帖，克已奉公，处处为刘邦着想。所以，在刘邦看来，这个副手既能干工作，又没有野心，是靠得住的，所以他破例没有剪除萧何，君臣得以相安无事几十年。

    萧何老谋深算，他懂得，克制自己就是保护自己。当他和吕后一同诛杀了韩信后，又得到了封赏。被拜为相国，刘邦还给他配备了五百名士卒的卫队。萧何知道，表面上这是对他的赏赐，实际上刘邦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自己得到的好处太多了，这使刘邦心里很不舒服。他深知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哲理。于是他果断地把自己的全部家产捐出来当作军费，这样一来，刘邦自然十分高兴，没有任何推辞就收下了。可见，萧何的家产早就让刘邦惦记上了，如果萧何不主动地交出来，说不定哪一天，刘邦就会找一个借口抄了萧何的家。那样大家就得撕破脸，肯定不会愉快。所以说，萧何在最为关键的时刻体现他的明智。以退为进，以弃为取，把这件事处理得极为精彩，这样，大家心照不宣，你知我知，两全其美。

    然而，萧何再老练，也有想不到的地方。萧何的思路是全心全意为刘邦效忠，做到尽心尽力，安抚好百姓，忠于职守。可是，这其实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他这样做会深得民心，会得到更多百姓的爱戴。这样会更让皇帝害怕和担心，让皇帝害怕和担心，可就不是什么好事了。此时，萧何家的一个门客警告萧何：“你离灭族不远了。你这样孜孜不倦地做事，老百姓越来越爱戴你。皇帝多次派人询问你干什么，其实害怕你占有关中地区啊。你为什么不多买些田地，用低价赊借来败坏自己的名声呢？只有这样做，皇帝才安心。”萧何是个从善如流的人，他没有“我是相国，你一个门客是什么东西”的想法，他听从了门客的建议，主动败坏了自己的名声，主动授刘邦以把柄。结果刘邦狠狠地批评了刘邦，还卖了一个不追究刘邦的人情，为此刘邦大为高兴。想想看，萧何如果不这样做，就凭刘邦心狠手辣、极爱猜度的性格，能放过萧何吗。

    萧何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给刘邦做副手中度过的，没有大起大落，但过得十分辛苦。他大智若愚、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克勤克俭，安抚天下，用心之良苦，鲜有与之比肩者。他用破一生心，总算“找准了位置”，在危机四伏的封建社会的官场中成为一个幸运者。可惜的是，像他这样幸运的人毕竟太少了，更多的是韩信、彭越、黥布这些不得善终的人。

 第四节 萧何，第一功臣的学问

    汉朝初定，满朝文武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汉高祖刘邦在此时正开始着手于评定“元功”的工作，也就是评定功劳的排行榜。当时分封是以爵位及食邑为主，和职务及官禄有关，而“元功”主要在荣誉方面，此外自然也附带奖赏，如同现代的记功、嘉奖和奖金。

    被提上竞争排行榜的共有十八人，包括萧何、曹参、张敖（张耳子，继承其父之功劳）、周*、樊哙、郦商、奚涓、夏侯婴、灌婴、傅宽、靳歙、王陵、陈武、王吸、薛欧、周昌、定复、虫达等人。

    大部分将领认为晋封时曹参食邑最多，理应获得排行第一。

    刘邦笑而不答。

    关内侯鄂千秋独排众议，主张萧何第一。

    刘邦问其故。

    鄂千秋答道：

    “曹参虽有野战攻城掠地的功劳，但这一切只能算是一时的功劳。萧何的功劳，却是长期的，影响上自然更大于曹参。”

    “想想看，陛下和楚军相峙五年之久，损伤无数军队，有几次甚至被逼得不得不撤退逃逸，萧何却不断仍由关中为陛下补充军力，长达数万之众，让我们能重振军威，屡败屡战。”

    “有好几次陛下粮食断绝，全军处饥饿状态，有崩溃的危险，萧何立刻由关中转运粮食，永不休止的提供，保持了我们的战斗力。”

    “陛下数次败亡于（指中原）地区，萧何却一圈关中为陛下作后盾此乃万世之功也。”

    “今日，即使没有曹参数百次的功劳，汉军仍然可以击败楚军，但没有萧何，情况可能完全不一样了，怎么可以拿曹参的一时之功，和萧何的万世之功相比呢？”

    “依照臣下的意见，萧何第一，曹参次之。”

    刘邦非常称许鄂千秋的看法，于是以萧何之元功排行榜第一，特赐以可带剑上殿、入朝不必跪拜的特殊尊崇。

    为何一个足不出户的文臣有如此殊荣？萧何又有什么策略赢得了这天下第一功臣的美誉呢？历史上的萧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萧何（公元前248年～公元前193年），汉初三杰之一，秦朝时沛县（今江苏徐州沛县）丰邑人。秦朝末年帮助刘邦起义。楚汉战争中，推荐韩信为大将。他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汉朝建立后，以功第一封酂侯。他在为西汉王朝夺取江山和巩固*的过程中，作为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重要谋臣和得力助手，作出了贡献。

    秦朝末年，萧何在沛县衙门里当县令的助理，主管征收财物和掌管刑狱。他以通晓法律法令，主持公道，不枉害无辜而名闻当地。

    慧眼识龙，结交刘邦

    萧何很善于结交朋友，当时他与泗水亭长刘邦、捕役樊哙、书吏曹参、刽子手夏侯婴、吹鼓手周*，年龄相仿，性趣相投，不久即成了莫逆之交。在这些朋友中，萧何对刘邦的感情最不一般。他见刘邦器宇轩昂，风骨不凡，谈吐也有别于众人，所以对刘邦格外佩服。当初萧何对刘邦给予很大的帮助。

    汉高祖刘邦还是平民百姓的时候，萧何就经常利用职权帮助他。后来刘邦当了泗水亭长，萧何让经常给予帮助。有一次，刘邦以官吏的身份去咸阳服徭役，临行前县吏们每人只送他三个大钱，唯有萧何送他五个大钱，此事使刘邦长记心头。

    萧何对刘邦的生活也非常关心。当时刘邦尚未成家，生活放荡，经常和一些女人来往。萧何觉得长此下去，总不是个办法。于是，在萧何的介绍下，刘邦认识了县里一位富人吕公。吕公设宴招待了刘邦，并请县令做媒，把女儿吕雉嫁给了他。刘邦没有想到，经萧何一引见，分文未花，既吃了美酒，又得了娇妻，心中对萧何十分感激。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九月，刘邦奉命押送一批徒役前往骊山。途中，逃走了不少人，使刘邦无法回去交差，他索性把徒役都放掉，自己也准备逃走。县令听说了此事就把刘邦的妻子吕雉抓了起来，萧何便与曹参等人秘密与刘邦联系，积极营救吕雉，并派人把他们母子送到山上与刘邦团聚。这件事使刘邦夫妇大为感动，萧何在他们中的位置更为重要了。

    萧何早年善待刘邦，真可谓慧眼金睛。刘邦虽然表面*形骸，骨子里却与萧何一样，并非庸俗之辈。一次刘邦出差咸阳，偶遇秦始皇外出时威严雄壮的气势和仪仗，不禁大声感叹：“啊！大丈夫应当这个样子！”由此可见其早已心怀鸿鹄之志。所以，萧何与刘邦可谓心灵相通，志趣暗合，萧何庇护刘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萧何虽为县衙助理，表面上勤理政务，似乎与刘邦蔑视权贵迥然不同，但他与秦始皇晚年的昏庸及秦二世时的暴政也早已心怀不满。

    秦二世时，一次朝廷派御史到沛县监查地方官吏为政行为，萧何奉令跟随御史巡查，由于其努力，办事能力强，很快被提升为泗水郡的卒吏。其后萧何又因政绩出色而受到御史赏识，御史极力上书朝廷，推荐萧何去中央任职。对此，萧何却没有领情，婉言辞谢了御史大人的一番好意和厚爱，拒绝上京为官。当然，萧何此举并非轻率和不识抬举，实际上，他早已看出秦王朝的**无能，并预感到其必然灭亡的命运；他也不愿助纣为虐，与暴君为伍。因此，他没有去秦朝当官。按常理，萧何似乎失去了一次升迁的机会，然而历史却有力地证明，萧何此举反而成就了他一生的事业，可谓万人难料的一代俊杰。

    镇国安民，坚固后方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爆发，天下起义军相继揭竿而起。这时的萧何仍在沛县，他和曹参、樊哙、夏侯婴、周*等人时常聚会，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变化，并暗中与在芒砀山（即芒山、砀山的合称，两山皆在今河南商丘永城东北）中的刘邦保持着联系。

    陈胜兵起蕲州（今湖北黄冈蕲春县蕲州镇），传檄四方，东南各郡县杀戮官吏纷纷响应。萧何所在的沛县与蕲州相近，眼看烽火遍地，沛县令万分恐惧。萧何见时机来临，就向县令建议，请刘邦回来，才能确保沛县平安无事。县令素知刘邦善于结交天下英雄，只要他肯真心助己，正是一位干城之选，因此满口答应，应让樊哙去召刘邦回县。临行前，萧何、曹参、樊哙等人一起商议，让樊哙劝刘邦趁机起义，他们在城内策应，杀县官、夺城池，然后再向外扩展。结果萧何等人的主张与刘邦不谋而合，便很快夺取了沛县。

    此后刘邦转战沙场，萧何一直跟随刘邦左右。刘邦的部队攻入秦都咸阳之后，许多将士都争相抢夺秦朝国库里的金银财宝，刘邦有些坐不住了，贪图享受荣华富贵，萧何却不争夺财宝，他率领一批手下人，将秦朝收藏的所有的地图文件都收集起来。这是萧何与众不同的最大的一点，是萧何之所以为萧何的点睛之笔。一帮子农民起义军，蜂拥杀入秦的首都咸阳，又蜂拥杀入皇宫和达官贵人的府邸，能干出什么事来？当然是抢劫。金帛钱财美女珍玩，都在他们抢劫分赃之列。什么文书、档案、地图、户籍、法律、法令，谁知道它们是什么，有什么用？只有萧何认识它们，知道它们的价值。所以，他像别人抢劫金银珠宝一样去争夺这些至宝，收藏起来。这样，萧何这个人物，就从千千万万个他的同事中间凸现出来了。萧何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这与他的经历有关。他是秦*的一个基层公务员，他懂得这些文书、资料、法律、档案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通过这个行动，他已经给自己在新*中的角色、地位作了一个准确的定位。他是刘邦集团的总管家：战时是根据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和后勤部长，夺取*后就是当仁不让的丞相。

    项羽*咸阳后，把刘邦分封到偏僻穷困的巴、蜀、汉中一带为汉王，刘邦忍不下这口气，决定和项羽决一死战。萧何劝刘邦：大丈夫能屈能伸，暂时先服从项羽的分配，先去汉中为王，然后招兵买马，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力量。只要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天下早晚要属于刘邦的。因此，刘邦开始醒悟，迅速带领兵马来到汉中。此时，萧何被任命为丞相。刘邦在汉中暗自培养自己的实力，招贤纳士，治理巴蜀，逐渐变得强大起来。

    刘邦进攻关中时，萧何留守汉中，他全力以赴，征集兵源，筹备粮饷，保证了刘邦在前线的作战需要。刘邦攻下关中后，东出函谷关，继续与天下诸侯争雄，而刚占领的关中正是满目疮痍，萧何又赶来进行了一系列的治理整顿。他辅佐太子刘盈，订立规章制度，建立宗庙、社稷、宫室，设立地方*等。可以这样说，刘邦率领将士在前方开拓疆土功不可没，而对于所夺得疆土的巩固，却全都应该归功于萧何。正是由于后方的巩固，军备物资的充足，刘邦才能不断地向前开拓疆土，与项羽争夺天下。

    获得了秦朝收集的文件和地图后，萧何帮助刘邦就很清楚地知道天下各处要塞，百姓户口，何处强弱，人民的疾苦，因此刘邦再和项羽交战时，总是得到地利优势，屡次击败项羽，即使有时候失利，刘邦也是很容易找到撤军、逃跑的路线，而不至于被全军歼灭。楚汉战争初期刘邦实力弱小，和项羽相去甚远，这对刘邦最终强大起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楚汉战争爆发后，刘邦率军和项羽争天下，观众的后方基地，刘邦就交给萧何看管。关中地区是刘邦的根据地，是刘邦发展的根基，如果关中地区失守，刘邦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把关中地区交给萧何，充分说明了刘邦对萧何的信任。萧何也没有让刘邦失望，体现出了超凡的治理内政的能力，刘邦在前线作战，需要大量的供应给养，萧何总能够在后方为刘邦及时地补充，使刘邦转被动为主动。为了防止刘邦对自己起疑心，萧何还主动把自己宗族里面的人都送到前线去作战，这样就对萧何更加放心，而萧何也可以高枕无忧，安安心心做好自己的工作了。

    独具慧眼，识将认才

    萧何不仅独具慧眼以发现刘邦这样的非凡之人，他还是一位识将认才，大度能容的人才。他善于识别人才，给刘邦推荐了有军事才能的韩信，在楚汉战争中，他留守关中，保证了前方粮饷供应和兵源的补充，使刘邦无后顾之忧。因此，楚汉战争结束后，高祖刘邦以他功高，封他为酂侯。他一生治国有方，制定的法令严明齐备。他不计前嫌极力推荐曹参做下一位丞相。他死后曹参一直按他的法令办事，仍然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汉初三杰中，韩信的出身最卑微，在他还是一个平民时，就受到许多人的奚落和唾骂，而且还有后来人们常说的“*之辱”。后来项梁率军渡淮河时，韩信参加了义军，但他在项梁的手下没有什么作为，项梁兵败身亡，他又投奔项羽，项羽又任命他做个卫队的郎中，他曾经多次向项羽出奇策，都没有被采纳。汉王刘邦到了蜀地，韩信逃跑投归刘邦，仍默默无闻。后来滕公夏侯婴见韩信谈吐不一般，便向汉王推荐韩信，但汉王任命韩信为治粟都尉，可是韩信仍未被发现有什么特长。韩信与萧何多次接触，萧何很赏识他。后来许多将士都进军途中逃跑了，韩信觉得在汉王手下仍不能展示他的才能，也随着逃跑了。萧何知道后，立即追回。此时，刘邦正准备收复关中。萧何就向刘邦推荐韩信，称他是汉王争夺天下不能缺少的大将之材，应重用韩信。刘邦采纳萧何建议，七月，择选吉日，斋戒，设坛场，拜韩信为大将。从此，刘邦文依萧何，武靠韩信，举兵东向，争夺天下。

    汉高祖在为功臣分功时，众将觉得曹参功劳最多，应排第一位。但结果是萧何第一，而曹参第二。过去萧何与曹参同为沛县的小吏，两人相处很好，交情很深，但到了后来分封将相后，两人有了隔膜，曹参总是与萧何对着干，或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两人关系就这样紧张起来。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病死。萧何辅佐太子刘盈登上帝位，即汉惠帝。惠帝二年，年迈的相国萧何，由于长期为创建汉业*劳，终于卧病不起。惠帝亲临病榻探视相国病情，趁机询问以后的事情，说：“您去世之后，谁可以代您为相？”萧何回答说：“皇上你最了解臣下的心思了，还是请皇上自己决定吧。”惠帝又问：“曹参怎么样？”萧何素知自己不如曹参贤能，听了惠帝的话，竟挣扎起病体，顿首回答说：“皇上如果能得到曹参的辅佐，我即使死了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了。”萧何与曹参虽然存在过矛盾，但萧何始终不计前嫌，举荐曹参，这是萧何大度能容的体现。

    设计消疑，自污保身

    萧何有缺点，他的缺点是只知道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只知道竭尽全力为刘邦*多做贡献，而不懂得在关键时候，要去琢磨揣度刘邦在想什么。为此，他几次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危机。亏得有好心人帮助，他才一次次化解了危机。萧何并非聪明不及张良，而是对刘邦的了解深度不如张良，明哲保身的哲学境界不如张良。

    萧何是刘邦的同乡，刘邦任泗水亭长时，他曾以沛县主吏的身份多次袒护刘邦。沛县起兵后，他一直辅佐刘邦争夺天下，在还定三秦、楚汉战争中立有大功。萧何拥戴刘邦，为刘邦成就帝业可谓呕尽了心血。然而，由于萧何功高震主，曾多次受到刘邦的怀疑。

    第一次是发生在高帝三年（公元前207年），当时刘邦与项羽在京（今河南郑州荥阳东南）、索（今河南郑州荥阳城内）一带相持不下，楚汉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萧何身在根据地关中，负责根据地的巩固和前方的军需供应。这时，刘邦多次派使者从前线回到关中，向丞相萧何表示慰劳。萧何对于刘邦的慰劳并没有多想什么，而此时一位名叫鲍生的先生向萧何提醒说：“汉王在前线风吹日晒，风餐露宿，却多次派使者来对您表示慰劳，这是对您有疑心啊。为您着想，不如派遣您的子孙兄弟凡是能手持兵器作战的，一律送到前线，只有这样，汉王才能更加地信任您。”于是萧何送子弟上前线，刘邦果然十分高兴。试想一下，在战斗环境异常艰苦、鹿死谁手尚未分晓的情况下，对下属刘邦最担心什么？最担心下属和他不一条心，见风使舵，脚踏两只船，更不用说投敌叛变了。谁要是能够把自己甚至整个家族的前途命运，都捆绑到刘邦的战车上，谁就能取得刘邦的信任。几年后，刘邦平定天下、论功行赏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这说明他对萧何在他困难时举宗助他是念念不忘的。在别人的提示下，萧何在关键的时候走对了关键的一着棋，化解了一次危机。

    第二次是在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韩信谋反，吕后采用萧何计诛杀了韩信。韩信被杀后，刘邦派使者拜萧何为相国，加封五千户，并为相国专门组建了一支五百人的卫队。这是极为少见的荣耀，大臣们都来向萧何表示祝贺。按理说，这样的嘉奖萧何受之无愧。尽管韩信由于他的推荐而显赫，但一来他与韩信长期不在一起，决无结成死党的嫌疑，二来韩信的上当、落网，乃是采用了他的建议。在韩信的问题上，无论过去与现在，萧何都是为刘邦立了大功的。面对嘉奖，萧何可以坦然接受。恐怕萧老相国当时也是沾沾自喜的吧。召平此时对萧何说：“祸难开始了。因为韩信谋反，皇上疑心你了。这五百人不是保护你的，是监视你的。你还是推却新封，拿出全部家产来劳军。”萧何听从了召平的建议，刘邦果然非常高兴。

    这是与刘邦的猜疑引起的，当时萧何并没有想到这些。其实萧何应该要像召平一样，吃准刘邦此时的心态，需要回顾一下历史。

    刘邦平定三秦，东出函谷关后，在江苏、河南的彭城、荥阳、成皋一带与项羽打了四年的仗。其间败多胜少，多次死里逃生。最后之所以能反败为胜，除了自己的努力外，主要得益于韩信、彭越、英布三人。韩信率领汉军，消灭了黄河以北多支归附于项羽的诸侯军，先后平定了魏、代、赵、燕、齐，最后与刘邦一道围项羽于垓下。彭越、英布分别在梁、楚广大的项羽控制区内开展游击战，配合刘邦的军事行动。韩信、彭越，当时都处于一种“助楚则楚胜、助汉则汉胜”的特殊地位。可以说，没有这三人的支持，刘邦是不可能最终战胜项羽的。所以，在高帝四年、五年，尽管刘邦心里不愿意，他还是听从了张良的建议，先后封韩信为齐王（后改封为楚王）、彭越为梁王、英布为九江王。这个决定，对扭转战局，彻底消灭项羽，起到了关键作用。

    消灭他亲自封的异姓王，是从刘邦当上皇帝之日起就定好的大向方针。有人举报韩信谋反，在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进行任何调查核实的情况下，他抓了韩信，撤销了他的楚王封号。虽然后来不得不释放，但楚王已经变成了淮阴侯。彭越只是因为没有亲自随刘邦去讨伐陈豨，被怀疑为谋反，最后，在刘邦与吕后双重阴谋的迫害下，被夷灭三族；刘邦还将彭越的肉煮成肉汤，遍赐诸侯们“品尝”。刘邦从高帝五年当上皇帝，到高帝十二年四月去世，七年中“平叛”的战争几乎不断。除了与匈奴的平城之战外，攻打韩王信、陈豨、黥布、臧荼、卢绾，几乎都是消灭异姓王的战争。当然，不愿坐以待毙，不得已而首先发起叛乱的例子也有，黥布就是。

    萧何没有被封王，但除了不掌握军队外，他的影响力比任何一个异姓王都大。韩信谋反未遂被杀后，刘邦心有余悸。尽管彭越、黥布当时还在，但解决他们，只是时间问题，何况这二人的影响要比韩信小得多。真正能给刘邦心中留下阴影的，应当首推萧何。这个阴影不会因为萧何设计捉拿了韩信而消失。所以，给你一支五百人的卫队，不是宠信于你，而是对你不放心。正因为对你不放心，才会在表面上对你更加亲热，更加关怀备至。捐献财物，辞谢封赏，诚惶诚恐，以示效忠和无私，萧何当时所能做的，也只能如此，所幸这些措施暂时还收到了效果，萧何度过了第二次危机。

    第三次发生在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黥布造反，刘邦亲率大军平定黥布叛乱的过程中。尽管萧何还像往常那样兢兢业业地工作，献出私产捐助军队，但刘邦的使者又开始频繁光顾，询问相国的日常起居和其它琐事了。

    其实这是又一次刘邦对萧何的猜疑，这次与前两次已经大不相同，这次让萧何真的不知所措了。尽管这一次与第二次相隔不过一年，但形势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第一，韩信被杀几个月后，彭越接着被杀，黥布离被消灭也为时不远，异姓王的威胁已经消除。第二，刘邦因战争中多次负伤，身体明显不支，已经来日无多了。他对此已有预感，急于要安排后事。异姓王被消灭，去掉了他一病。此时他心中的第一件大事，是谁来继承皇位。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影响子孙后代坐稳皇位的隐患？萧何的功劳、声望、能力、甚至忠诚，对他都是潜在的威胁。他不担心张良，张良早就聪明地逃出红尘之中了。只有萧何的谦虚、谨慎、兢兢业业、克己奉公，让他感到害怕。这与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时对诸葛亮的担心一模一样。这时，要消除刘邦的担忧，若再靠捐献财物、辞谢封赏、努力工作，表示效忠，恐怕只会适得其反。这时，只有明白无误地表示自己没有政治野心，不会去篡夺刘氏江山，只求安享荣华富贵，为子孙后代多留福荫，才最能使人信服。

    萧何在门客的建议下，表演了这样一个“求田问舍”的新角色，不顾自己的一世英名，竟用低价强买了老百姓很多房屋地产，刘邦班师时，结果居然被数千百姓告到刘邦那里。刘邦大喜，将控告书全部发给萧何，说：“你自己去道歉吧。”

    萧何到了老年，终于遭受了一次牢狱之灾。起因正是他的“求田问舍”。皇家公园上林苑地方辽阔，萧何觉得长安城太小，最好将皇家公园让百姓前往耕种。刘邦大怒，说：“相国定是拿了生意人的黑钱”，有受贿之罪，把他关进牢里去。很显然，是萧何的这次为民请命，无意之间打破自己“求田问舍”的假面具，一个原本面目的萧何，又**裸地*在了刘邦的面前。原有的猜忌、担心，在行将就木的刘邦心中，又一次强烈地泛起。要在自己活着的时候解决这个隐患，刘邦终于下了决心。决心一旦下定，就要急于实施，于是，连借口是否合适，是否经得起推敲，是否能服众，一时都无暇顾及。然而，在萧何被关入监狱之后，刘邦却不能不认真考虑这些问题。他一旦处置了萧何，就必须给朝野一个交代。另外，萧何是否会在自己死后真的不利于儿孙，是否一定要除掉萧何，这个矛盾在他心中始终在激烈地斗争着，并未最终解决。

    思想斗争的结果，刘邦放弃了处置萧何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一幕的草草收场，留下了让人回味无穷的余韵。人们都来说情，说萧何要反早就反了，为百姓说话是相国的职责。刘邦听了，道理虽对，心里面仍不舒服，但把萧何放了出来。萧何素来恭谨，赤脚前往行礼。刘邦对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前来谢恩的萧何说：“相国，算了吧，你是为民请命，我是桀纣无道之君，你是贤相。我这次关你，是想让老百姓都知道我的错误啊。”这几句话说得极重，萧何哪敢再言？只有叩头谢罪的份。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就在这样一番言不由衷的哈哈声中收场了。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一个领导者有一贤相辅佐，两人定是如鱼得水，志同道合。实际上事实往往不然。贤相固然少不了，但相太贤，总有威胁主子权势的可能，所以一定要把他整得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刘邦与萧何能有良好的配合，一方面是萧何能尽心竭力为汉朝效力，另一方面也在于萧何的善于审时度势，不居功，不自傲，避免让刘邦产生功高震主之感。他谨守臣节，不惜贬抑自己来消除刘邦的疑心。故而萧何与刘邦的良好信任关系一直保持着。

    历史上对刘邦处理与将相之间的关系多有非议，尤其是建立西汉后，刘邦对将相有着猜疑、排挤甚至诛杀的行为。刘邦本为雄猜之主，对功高之臣颇含猜疑，但刘邦不失有为之君，只要臣子不居功、不自傲，常自贬抑，他也不会无端迫害。而对这样的雄猜之主，更需要丞相谨守臣节，萧何做得不错，故能与刘邦形成良好的合作态势，从而一起制定了汉初许多正确决策（如休养生息、低税政策等等），保证了政局的稳定，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萧何是以一代名相名留史册的。

 第一节 诸葛亮的一生

    诸葛亮（181年7月日-4年8月28日），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汉族，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谥曰忠武侯；后来的东晋*为了推崇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特追封他为武兴王。代表作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诫子书》等。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诸葛亮在后世受到很大的尊崇，成都有武侯祠，大诗人杜甫也有赞扬诸葛亮的《蜀相》名篇传世。

    诸葛亮（181-4年），字孔明，号卧龙，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

    诸葛亮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出生于琅邪阳都的一个官吏之家。诸葛氏是琅邪的望族，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卫戍京师的长官）。见“不奉法度”者，即严惩不贷。他曾上书汉元帝，表达其“不待时而断奸臣之守，悬于都市，编书其罪”的决心，并痛斥“苟合取容，阿党相为，念私门之利，忘国家之政”的小人之举。他的这种人品和气质，对诸葛氏家族影响很大。诸葛亮的父亲是诸葛珪，字君贡，在东汉末做过泰山郡丞。

    诸葛亮生母章氏和父亲诸葛珪于中平六年（1*年）和初平三年（192年）先后去世。兴平元年（194年），诸葛亮与弟诸葛均及妹妹由叔父诸葛亮玄收养，其兄诸葛谨同继母赴江东。初平二年（195年），诸葛亮叔父诸葛玄任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他及弟妹随叔父赴豫章。诸葛玄是袁术任命的豫章太守，后来东汉朝廷派朱皓替代诸葛玄，诸葛玄失掉官职。由于诸葛玄和荆州牧刘表是旧交，便去襄阳投奔刘表。

    建安二年（197年），诸葛玄病逝。诸葛亮和弟妹失去了生活依靠，便移居隆中（今襄阳县之西二十里），靠耕田种地维持生计。建安四年（199年），19岁的诸葛亮与友人徐庶等从师于水镜先生司马徽。诸葛亮读书与当时大多数人不一样，不是拘泥于一章一句，而是观其大略，并喜欢吟诵《梁父吟》这首古歌谣。

    通过潜心钻研，他不但熟知天文地理，而且精通战术兵法。他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并常将自己比做管仲、乐毅二人，很想干一番大事业。偏傍人听后，都不以为然，只有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与诸葛亮交情甚好，知其所言不虚。此外，诸葛亮还十分注意观察和分析当时的社会，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用兵的知识。

    刘备在多年的军阀混战中，由于势单力薄，始终没有占据到一个固定的地盘。建安十二年，刘备在屡遭挫折之后，被迫率军屯驻新野。这时徐庶拜见刘备，刘备很器重他。徐庶便对刘备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刘备答道：“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于是刘备遂亲自到诸葛亮的家中，前后三次，才见到诸葛亮。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顾茅庐”的故事。这时诸葛亮只有二十七岁。

    刘备命随从人员退出去，就对诸葛亮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诸葛亮回答说：“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着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刘备听了诸葛亮这一番精辟透彻的分析，思想豁然开朗。他觉得诸葛亮人才难得，于是恳切地请诸葛亮出山，帮助他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诸葛亮见刘备虚怀若谷，抱负宏大，当下就痛快地答应了刘备的请求。不久，刘备以隆重的礼节把诸葛亮接到了自己的驻地。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刘备对诸葛亮更加佩服，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

    关羽、张飞二人见诸葛亮寸功未立，就受到刘备如此的青睐和倚重，心中不悦，刘备向他们解释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关、张二人见刘备对诸葛亮如此敬重，就停止了对他不满的言论。

    此时，长兄诸葛谨已经由孙权的姐夫弘咨推荐，和鲁肃一起在孙权身旁做了一名宾客。

    刘表长子刘琦也很器重诸葛亮，刘表听信后妻的话，喜欢幼子刘琮，不喜欢刘琦。刘琦常想让诸葛亮为自己出一个自保的方法，但诸葛亮每次都推辞。一次，刘琦带着诸葛亮游览后园，一同登上高楼，在喝酒时，刘琦叫人搬走楼梯，对诸葛亮说：“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诸葛亮回答说：“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刘琦感悟。时黄祖死，刘琦获得外出的机会，就出任江夏郡太守。

    曹*统一北方后，雄心**，企图一举南下，统一全国。当时南方有江东的孙权、荆州的刘表和益州的刘璋三大势力。刘表割据的荆州之地，北据汉、沔，利尽南海，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区。这里距离中原最近，曹*担忧刘备一旦夺取荆州，将刘表的七八万水陆军和数以千计的战船全部据为己有，必将构成对自己统一事业的威胁，于是决定先从荆州下手。

    建安十三年（208年）八月，荆州牧刘表病逝，次子刘琮继任荆州牧。是年，曹*趁机亲率大军进攻荆襄，刘琮遣使献城投降。刘备在樊城（今湖北襄樊北）惊悉刘琮已降，仓皇向江陵（今湖北江陵）南撤，诸葛亮和徐庶都随刘备南行。曹*亲率5000精锐骑兵，疾驰追击，昼夜兼程300余里。刘备因不忍舍弃跟随南逃的10余万百姓，行军速度缓慢，一日只走10余里，行至当阳（今湖北荆门西南）长坂坡，被曹军追及。双方激战，刘备的部队被击溃，徐庶母亲也被俘。徐庶指着自己的心向刘备告辞说：“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徐庶就投奔曹*去了。刘备继续南撤，途中与从水路南撤的关羽部会合，又遇刘表长子刘琦所率万余人接应，遂退到夏口（今湖北武汉），暂且栖身。

    刘备到夏口后，诸葛亮对他说：“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时孙权拥军驻扎在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观望曹刘决战的成败。刘备派诸葛亮赴柴桑会见孙权，诸葛亮劝说孙权说：“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并争天下。今*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孙权说：“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诸葛亮答道：“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孙权闻后，*然脸色，说：“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诸葛亮回答说：“豫州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军必矣。*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孙权听罢，大悦。便派周瑜、程普、鲁肃率领水军三万人，随诸葛亮赶到刘备那里，协同作战，抵抗曹*。曹*终于在赤壁被打败（参见赤壁之战），率领残部撤回北方。刘备乘胜夺取江南各郡，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并派他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的驻军，同时征调三郡的赋税，来补充军需物资。

    建安十六年（211年），益州牧刘璋派法正向刘备借兵，抵抗汉中张鲁。刘备乘机留诸葛亮与关羽等留守荆州。与庞统率兵数万向益州进发。建安十七年（212年）十二月，刘备从葭萌折回返攻刘璋（参见益州之战）。不久，刘备包围雒城（现今的德阳广汉一带），刘备围攻雒城一年未克，付军师庞统被流矢射死。

    建安十九年（214年），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与张飞、赵云率军溯江入蜀，增援刘备。克巴东（今四川奉节东）至江州（今重庆），俘巴郡太守严颜。尔后兵分两路：赵云在左，连下江阳（今四川泸州）、犍为（今四川彭山东）；张飞在右，攻占巴西（今四川阆中）、德阳（今四川遂宁东南）。此时，刘备已攻克雒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与刘备军会合，包围成都（益州治所，今四川成都）。刘备派督邮李恢招降张鲁部将马超，令引西凉精兵进抵成都北郊，城中吏民皆震恐。刘备又派从事郎中简雍劝刘璋投降。当时，成都城内有精兵3万，粮秣可维持一年。刘璋不欲久战伤民，率部出降。

    刘备占领成都后，自领益州牧，大宴士卒，三国鼎立的局面至此完全形成。刘备升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并代理左将军府的各项事务。

    此后，刘备东下荆州，北上夺汉中（参见汉中之战）。诸葛亮都是坐镇成都，处理事务，粮食、军备的供应始终得到充分的保证。

    是年六月，刘备继取汉中后，派孟达、刘封攻占汉中郡东部的房陵、上庸等地，势力有所扩展。七月，孙权欲攻合肥，魏军大部调动淮南防备吴军。镇守荆州的蜀前将军关羽，抓住战机，留南郡（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自率主力北攻荆襄（参见樊城之战）。十一月，关羽因大意而失荆州（参见江陵之战），十二月，关羽率少数骑兵从麦城突围，被吴军擒获，斩首。荆州的失守和关羽的被杀，对刘备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也从根本上破坏了诸葛亮两路北伐的战略企图。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病死，曹丕代汉称帝，建立魏国。

    建安二十六年（221年），群臣劝刘备称帝，继承汉统，刘备不同意。这时诸葛亮规劝他说：“昔吴汉、耿弇等初劝世祖即帝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耿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尺寸之功如纯言耳”（《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刘备于是在这年四月改元称帝，国号汉，也叫蜀或蜀汉，定年号为“章武”。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策书上说：“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统，兢兢业业，不敢康宁，思靖百姓，惧未能绥。于戏！丞相亮其悉朕意，无怠辅朕之阙，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以丞相的身份兼管尚书诸政务，假节。

    章武元年（221）七月，刘备决定进攻孙权。赵云和其他一些文武大臣谏阻说，蜀国的当务之急是早图关中，控制黄河、渭水上游，讨伐曹魏，而不是讨伐孙权。吴蜀一旦交战，祸福难料。但刘备拒绝接受这些意见，下决心夺回荆州，为关羽报仇。临出发前，张飞被部将刺杀。诸葛亮又接任了司隶校尉。

    由于刘备指挥失当，于章武二年（222年）在夷陵之战中为吴将陆逊所败。蜀军损失惨重，丢掉了四万多人，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也损失殆尽。刘备道逃往白帝城（今四川奉节县东）。

    夷陵惨败，使刘备愧恨交加，加上军旅劳顿，积劳成疾，刘备一病不起，留在白帝城。章武三年（2年）春，刘备在永安宫病危。把诸葛亮从成都召来，托付后事，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流泪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刘备又写下诏书告诫刘禅说：“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君臣相待如此，无人可比矣！

    不久，刘备在永安宫病逝，终年63岁。五月，刘备的梓宫运回成都，葬在惠陵，谥号昭烈皇帝。

    刘备死后，太子刘禅即皇帝位，史称后主，改元建兴。后主封诸葛亮为武乡候。成立丞相府办事。不久，又兼任益州牧，政事事无巨细，都由他决定。

    诸葛亮辅政后的第一件大事是恢复和孙吴的联盟。刘备东征孙权失败，不但使蜀汉军事力量大为削弱，而且导致了内部政局的不稳。为了稳定政局，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全力对付曹魏。诸葛亮于2年派邓芝出使孙吴。双方经过谈判，孙权断绝同曹魏的关系，重新和蜀汉结成联盟。此后，吴蜀双方使臣往来不断，蜀汉减轻了东顾之忧。外交上的成功，为诸葛亮集中精力整顿内政、平定南中叛乱，提供了有利条件。

    建兴三年（225年）春，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参见南中之战）。蜀汉的南部地区，包括今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通称南中地区。当时这里居住着一些称之为“西南夷”的少数民族。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曾设想“南抚夷越”，把这里建成刘备集团的统治后方。刘备占领益州后，诸葛亮选派善于处理民族关系的安远将军邓芝治理南中地区，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刘备东征失败后，南中四郡益州（今云南晋宁）、永昌（今云南保山东北）、牂牁（今贵州贵阳一带）、越巂（今四川西昌），除永昌外，相继发生了叛乱。刘备死后，南部益州（治滇池，今云南昆明滇池南）大姓雍闿、孟获等杀太守正昂，反蜀投吴。在其煽动下，胖柯（治故且兰，今贵州凯里西北）太守朱褒，越儁（治邛都，今四川西昌东）夷王高定皆起兵响应。蜀汉处境艰难，诸葛亮让助手李严给叛乱首领、益州郡的汉族豪强地主雍闿写了一封信，劝他权衡利害，停止叛乱，以图“抚而不讨”，但遭到雍闿拒绝，雍闿回信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现在天下分裂，三国鼎立，使我们不知所归。企图自立一方。诸葛亮因蜀军夷陵新败，刘备方亡，后主幼弱，正面临统治危急之际，对南中的叛乱分子采取了克制态度，暂不出兵。一面备农植谷、闭关息民，作好内部隐定及军需供应工作。

    吴蜀联盟的恢复，内部政局的稳定，使平息叛乱的时机成熟起来。诸葛亮进军南中，兵分三路。诸葛亮率主力西路攻打越巂的高定；门下督马忠率东路军攻打牂牁的朱褒；庲降督李恢率中路军直指益州的雍闿。临行，参军马谡相送数十里。诸葛亮问：“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资治通鉴·卷第七十》）。谡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资治通鉴·卷第七十》）。诸葛亮纳其计。

    诸葛亮和马忠率领的东西两翼很快打败叛军，先后收复越瘡、牂牁。然后诸葛亮指挥三路大军会合，集中围攻叛乱中心益州。此时，叛军内部发生分裂，由益州来援高定的雍闽，为高定部属杀死，孟获代其为王。诸葛亮乘其内部矛盾，一举攻下越儁，杀高定，孟获南逃。马忠击灭朱褒后，与诸葛亮军会合。五月间，诸葛亮渡过泸水（今川滇交界处雅砻江口以下金沙江），跟踪追击。

    孟获勇猛顽强，在当地少数民族中威信很高，但有勇无谋。诸葛亮采用马谡提出“攻心为上”的策略，俘虏孟获后，又复纵之，再战再俘，终使其诚心归降（传说七擒七纵）。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于是，南中益州、永昌（治不韦，今云南保山东北）、越儁、牂柯四郡俱平。秋，蜀军于滇池会师。诸葛亮欲任命孟获等首领为官，有人认为不妥，诸葛亮说：“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诸葛亮遂任命孟获等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官吏。

    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后来广为流传，诸葛亮班师后，并没留驻大批军队，而是继续采取拉拢安抚的政策。为了改变南中地区的落后面貌，诸葛亮派人在这里推广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倡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后来南中发展成为蜀汉*比较稳定的后方和财政收入来源地。那里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及其他物资，被大量地运送出来，补充了蜀汉*的财政和军事之需。并并征调善弩勇士为军。诸葛亮在世时，南中地区一直比较安定，这与诸葛亮善于调整民族关系是分不开的。

    诸葛亮平定叛乱后。整顿军备，练兵习武，等待机会大举北伐。

    北伐曹魏，统一中国，是诸葛亮《隆中对》中的既定目标。荆州丧失后，两路出兵北伐的条件已不具备，但诸葛亮并没放弃北伐的计划。这时北伐，虽然不可能统一曹魏，却能够起到以攻为守的作用。

    建兴四年（226），魏文帝曹丕病死，其子曹叡即位。消息传来，诸葛亮认为这是进攻曹魏的一个好时机。于是建兴五年（227年）春，领兵二十万进驻汉中，准备攻魏（参见诸葛亮攻魏之战）。随行的有老将赵云、魏延、吴懿等，还有年轻的参军马谡。

    临行前，诸葛亮虽然对政府人员作了细致的调整安排，但他对成都的政治还是不放心，尤其是对庸碌无能的后主刘禅不放心，因此给刘禅上了一个奏章，这就流传千古的名篇——《出师表》。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德）[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闲，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一些文集将此篇《出师表》命名为《前出师表》，另收录一篇《后出师表》。其实，《后出师表》乃后世无名氏伪托诸葛亮所作，并非诸葛亮所作。

    《出师表》除了陈述北伐目的，表明统一中原的壮志外，主要是劝说刘禅认清蜀汉在三国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希望他能励精图治，从执法、用人、纳谏等方面交待刘禅应当做什么，不应当作什么。实际上，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诸葛亮自己的政治和思想主张。诸葛亮希望这些思想和主张，能够在他北伐时得到贯彻执行。

    于是诸葛亮率领军队离开汉中北进，驻军于沔阳。

    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参见诸葛亮攻魏之战）。派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占据箕谷（今陕西宝鸡南），佯从斜谷道（今陕西眉县西南）攻郿（今陕西眉县北），以牵制魏军主力。魏明帝曹叡派曹真率关右诸军，在郿重兵设防。而诸葛亮亲自率领诸军攻打祁山（今甘肃东南部山地）。蜀军队伍整齐，赏罚严格，号令分明。南安（今甘肃陇西）、天水（今甘肃甘谷）、安宕（今甘肃镇原）三郡相继降蜀，天水将领姜维也向诸葛亮投降。诸葛亮的进攻，使魏国朝野震恐。

    于是魏明帝曹叡集步骑5万，亲自坐镇长安督师，并派左将军张郃领兵迎战蜀军。诸葛亮闻张郃率大军西来，即派马谡为先锋，扼守咽喉要地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陇城镇，一说今天水东南）。马谡自幼熟读兵法，才器过人，好论军计，甚为诸葛亮所器重。但刘备觉得马谡言过其实，临终时曾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三国志·蜀书·马谡传》）诸葛亮却不以为然，还经常同他谈论兵法，有时通宵达旦。

    马谡到街亭后，自恃兵法稔熟，既不遵守诸葛亮对整个战役的作战部署，又不听裨将军王平的劝阻，擅自放弃街亭，依山立寨，以为据高临下击魏军势如破竹。张郃乘机猛攻蜀寨，断绝其水源。蜀军因为缺水，军心离散，被魏军杀得大败。马稷丧失街亭，使诸葛亮的主力侧翼受威胁，整个作战计划遭到破坏。蜀军自街亭溃败，唯王平约束部众相互掩护撤退，使魏军不敢追击。与此同时，赵云、邓芝也出师不利。诸葛亮见整个战略部署被打乱，不宜再战，只好放弃到手的陇西三郡，强行迁徙西县一千余家，撤军回到汉中。

    诸葛亮回到汉中，挥泪斩马谡，杀将军李胜，罢免将军黄袭，提升王平为讨寇将军，封亭侯。诸葛亮认为自己错用马谡也有责任，于是给后主上书说：“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于是后主把诸葛亮贬为右将军、仍行丞相职权，原来的所有兼职一律不变。诸葛亮并不甘心这次北伐的失败，而是抓紧励兵讲武，准备新的北伐。

    同年十二月，诸葛亮乘吴、魏在石亭交战，魏军主力东进，关中兵力薄弱之机，第二次出兵北伐，出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围陈仓（今陕西宝鸡东）。陈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魏守将郝昭也已有准备，蜀军攻城不克，诸葛亮遣郝昭同乡蕲祥劝降，遭拒绝。诸葛亮以蜀军数万而陈仓守军仅1000余人，且判断东线魏军来援需时，遂实施强攻，以云梯、冲车攻城。魏军用火箭射云梯，用绳连石磨砸击冲车，梯、车俱被焚毁击坏。蜀军又构百尺高的井栏（木楼）向城中射箭，掩护士兵以土填壕，准备直接攀城，魏军于城内再筑重墙。蜀军又挖地道攻城，魏军以地道反地道，在城内横挖地道，实施堵击。双方昼夜攻守相拒20余日。魏大将军曹真遣部将费耀救援陈仓。魏明帝也遣左将军张郃前往阻击蜀军。张郃日夜兼程，未到陈仓时，诸葛亮已因粮尽撤退。魏将王双率骑兵追击，诸葛亮回军与之交战，大败魏军，斩王双。

    建兴七年（229年），诸葛亮第三次北伐。诸葛亮为巩固汉中，开拓疆域，充实军资来源，遣陈式进攻祁山以南前已归蜀、街亭战后又被魏军收复的武都（今甘肃成县西）、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二郡。魏雍州刺史郭淮率兵救援，诸葛亮自率主力至建威（今甘肃成县西）阻击，郭淮被迫退走。蜀军攻占武都、阴平二郡。诸葛亮留兵据守，自己返回汉中。

    后主于是给诸葛亮下诏书：“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重违君意，听顺所守。前年耀师，馘斩王双；今岁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兴复二郡，威镇凶暴，功勋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枭，君受大任，干国之重，而久自挹损，非所以光扬洪烈矣。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建兴八年（0年），魏明帝见武都、阴平二郡为蜀军所占，决定兴师伐蜀。八月，命大司马曹真率主力由长安入子午谷，左将军张郃出斜谷，大将军司马懿自荆州溯汉水出西城（今陕西安康西北），将兵分三路会攻汉中。诸葛亮率军至城固（今陕西城固）赤坂（今陕西洋县东），令骠骑将军李严率军2万增援汉中，镇北将军魏延及关中都督吴懿率轻骑兵出祁山（今甘肃东南部山地），西入羌中（今甘肃临夏及青海循化、贵德一带），连结诸戎，扰魏后方，牵制魏军。蜀军在阳溪（今甘肃渭源东北）击败魏后将军费曜及雍州刺史郭淮部。魏军进军途中，天降大雨，持续30多天，各处山洪暴发，道路阻绝，兵士死亡甚重，军资大量损失，诸军前进受阻。谋臣华歆、杨阜、王肃向魏明帝上书，建议知难而退，以图再举。九月，下诏令诸军还师，伐蜀之役遂告中止。

    建兴九年（1年）二月，诸葛亮经过两年准备，第四次北伐，包围了祁山。诸葛亮为解决粮食运输问题，用木牛作为运输军事物资的工具，准备与魏军进行长期作战。魏明帝命大将军司马懿进驻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督左将军张郃、雍州刺史郭淮等防御蜀军。司马懿留部将费曜、戴陵率4000人守上邽（今甘肃天水），自率主力西救祁山。诸葛亮亦分兵一部继攻祁山，自率主力迎击司马懿。郭淮及费曜等部袭击蜀军，被诸葛亮击破，蜀军乘势抢先收割熟麦，获得军粮。司马懿依险防守，蜀军欲寻决战不成而后撤。司马懿率军尾随至卤城（今甘肃天水南），又登山筑营，与蜀军相持。五月，魏军诸将请求出战，司马懿乃命张郃包围祁山之蜀军何平部，攻而不克；自率军攻诸葛亮，诸葛亮遣魏延、高翔、吴班等将迎击，大破魏军，获甲首3000级、玄铠5000领，角弩3000张，司马懿退保营垒。六月，连天阴雨，军粮运输困难，蜀都护李严为推脱责任，假传诏令，诸葛亮撤军。司马懿遣张郃追击，进至木门（今甘肃天水西南），蜀军于高处设下埋伏，弓弩齐发，射杀张郃，诸葛亮回师汉中。

    诸葛亮第四次攻魏因军粮不继撤军后，在斜谷口设置粮站，积极进行战备，经三年整训。于建兴十二年（4年）二月，率军10万出斜谷，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北伐。同时遣使约吴协同攻魏。并以流马装运军事物资。四月，诸葛亮至郿，进驻渭水之南。魏大将军司马懿率军渡渭水，背水筑垒阻击。诸葛亮转进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司马懿遣雍州刺史郭淮抢占北原，蜀军攻而不克，两军遂相对峙。诸葛亮经常担心军粮供应不上，使自己统一中国的理想得不到实现。为解决此问题，诸葛亮遂分兵屯田，做长久屯驻之准备。

    五月，吴军10万三路攻魏，以配合蜀军作战。魏明帝派秦郎率2万人援司马懿，自率主力*吴军。七月，吴军撤走。八月，司马懿遵照魏明帝“坚壁拒守，以逸待劳”的指示，与诸葛亮相持百余日。其间，诸葛亮数番挑战，司马懿坚壁不出，欲待蜀军粮尽，相机*。诸葛亮便派人给司马懿送来“巾帼妇人之饰”（《晋书·宣帝纪》）羞辱之，欲激司马懿出战，司马懿仍不出战。为平息部属不满情绪，故意上表请战，魏明帝派卫尉辛毗为军师制止之。以后，诸葛亮一来挑战，司马懿就要带兵出击，辛毗杖节立于军门，司马懿便不出兵。辛毗一到，姜维就对诸葛亮说：“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矣。”诸葛亮说：“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晋书·宣帝纪》）！

    不久，诸葛亮遣使求战，司马懿不谈军事，问使者：“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几米？”使者说：“三四升。”然后对问政事，使者说：“二十罚已上皆自省览。”经过一番不经意的询问，司马懿对人说：“诸葛孔明其能久乎”（《晋书·宣帝纪》）！

    当月，诸葛亮诸葛亮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后主刘禅派尚书仆射李福省探望病情，并询问了许多军国大事。几天后，李福去而又返，诸葛亮病情已经恶化。诸葛亮对李福说：“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亦决耳。公所问者，公琰（蒋琬）其宜也。”李福又问：“前实失不咨请，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诸葛亮说：“文伟（费祎）可以继之”（《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二》）。李福再问后面的接替者，诸葛亮不再回答。李福走后几天，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军中，终年54岁。历时七年的诸葛亮攻魏之战至此结束。

    待到蜀军退走，司马懿察看蜀军营地的各项工事，叹道：“天下奇才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诸葛亮死后，军中大将姜维和杨仪依诸葛亮生前部署，秘不发丧，整军从容撤退。司马懿闻迅来追，姜维令杨仪返旗鸣鼓，做出回击的样子，司马懿以为中计，急忙收军退回，不敢逼近。于是蜀军安全而撤，百姓作谚语道：“死诸葛走生仲达”（《晋书·宣帝传》）。蜀军从容*斜谷后，才下令发丧。

    诸葛亮的北伐，是蜀汉封建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为维护鼎立局面、扩大统治势力而进行的兼并战争。严格说来，蜀、魏双方都不存在诸葛亮所说的“有道”与“无道”的区别，但从当时蜀汉偏居益州一隅的情势看，诸葛亮的北伐却又是必要的。诸葛亮以益州与土地四倍于己、人口五倍于己的曹魏抗衡，又遇到司马懿这样的名将，其北伐无功，也属情理之中。但我们不能单纯以成败论英雄，不能因为诸葛亮的北伐没有达到预定目的，就抹煞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和他为蜀汉统一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

    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传到成都，官民哀恸，奔走哭泣。蜀汉北伐大军回到成都后，后主刘禅后主下诏祭奠他说：“惟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受遗托孤，匡辅朕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朕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今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哀哉！呜呼哀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诸葛亮遗言死后要葬在汉中的定军山（今陕西勉县南），依着山形建造坟墓，墓穴只要能容纳棺材就行，穿着平时的衣服，不必在过中放置殉葬的器物。蜀国依照诸葛亮遗嘱将他安葬在汉中定军山，以提醒后人不要忘了北伐曹魏，统一中国。

    当初，诸葛亮上书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死后，果如其所言。足见诸葛亮身居相位，却能严格要求自己。

    景耀六年春，后主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是年秋，魏征西将军钟会征蜀（参见魏灭蜀之战），至汉川，祭祀了诸葛亮，下令军中不得在诸葛亮墓地周围放牧樵采。

    诸葛亮仪表非常出众，《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说他“身长八尺”。《三国演义》描述诸葛亮说：“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眉聚江山之秀，胸藏天地之机，飘飘然当世之神仙也”。虽未必确实如此，却也说明诸葛亮的外表肯定不错。但相传他的夫人黄氏却相貌极丑，别号阿丑，但却非常有才。据《襄阳记》记载，黄承彦沔南名士，对诸葛亮：“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诸葛亮同意，于是娶之。时人以此为笑，说：“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诸葛亮早年无子，其兄诸葛瑾将儿子诸葛乔过继给他。诸葛乔后来虽然做了驸马都尉，诸葛亮对他依然管教很严，外出打仗时，常让他承担艰苦的运输任务，可惜诸葛乔25岁时就死了。诸葛亮晚年又得一子诸葛瞻。诸葛亮死时，诸葛瞻才8岁。后来，魏灭蜀时，诸葛瞻驻守涪城（今四川绵阳），与邓艾作战，以身殉职。其子诸葛尚，当时年仅10岁，闻父亲阵亡，也冲入敌阵战死。所以后人称赞诸葛亮祖孙三代是“三世忠贞”。

 第二节 诸葛亮治国成就

    《三国志》：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三国志》：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三国志》：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

    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充分利用了汉中优厚的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得力措施，使北伐军资基本上就地得到了解决，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魏军还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这正说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的效果是显著的。当地人民生活好了，就可以招来更多的人口，使地广人稀的汉中重新得到发展，逐步到达人多、粮多的良性循环，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只有富国强兵，才能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

    经诸葛亮“踵迹增筑”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至今还是汉中地区灌溉面积最大的水利工程。据李仪祉先生考察而知，“山河堰尚灌褒城田八千余亩，灌南郑县田三万零六百余亩，灌酒县七千余亩，共四万六千余亩。”汉中市的六大名池，至今仍被利用。据考古调查统计，全区至今尚保留有汉以来的古堰七十多处，一些堰渠经历代使用维修，一直延用至今。同时各地在继承和学习古代开发利用水利资源经验的基础上，又不断增修了大批塘、库、陂池等水利设施。仅勉县就增修了能蓄十万立方水的水库三十七个；塘与陂池达三百多个；冬水田至今仍有五万多亩。

    上述实事说明，汉中盆地古代农田水利设施至今所产生的实际效用和不断改进利用，与诸葛亮当年在汉中休上劝农时，开拓农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丰功伟绩是分不开的。

 第三节 诸葛亮艺术造诣

    书法篇

    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书法艺术趋向成熟的时代。

    诸葛亮喜爱书法，在青少年时代就进行过刻苦的训练，能写多种字体，篆书、八分、草书都写得很出色。南朝梁陶弘景是一位大书法家，他所著《刀剑录》记载：“蜀章武元年辛丑（公元221年），采金牛山铁，铸八铁剑，各长三尺六寸……并是孔明书作风角处所。”。虞荔《古鼎录》记载：“诸葛亮杀王双，还定军山，铸一鼎，埋于汉川，其文曰：定军鼎。又作八阵鼎，沉永安水中，皆大篆书。”“先主章武二年（公元222年），于汉川铸一鼎，名克汉鼎，置丙穴中，八分书……又铸一鼎于成都武担山，名受禅鼎；又铸一鼎于剑山口，名剑山鼎。并小篆书，皆武侯迹。”“章武三年（公元2年）义作二鼎，一与鲁王，文曰：‘富贵昌，宜侯王。’；一与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并古隶书，高三尺，皆武侯迹。”北宋时周越所著《古今法书苑》也记载：“蜀先主尝作三鼎，皆武侯篆隶八分，极其工妙。”。南朝陶弘景，距诸葛亮仅二百余年时间，他的见闻和记述应是有事实依据的。

    宋徽宗宣和内府的《宣和书谱》卷13记载：诸葛亮“善画，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世得其遗迹，必珍玩之”。又说：“今御府所藏草书一：《远涉帖》。”这说明到北宋末期（公元1119-1125年）在皇宫内府还珍藏有诸葛亮的书法作品。南宋陈思《书小史》记载：诸葛亮“善其篆隶八分，今法帖中有‘玄漠太极，混合阴阳’等字，殊工”。

    诸葛亮在繁忙的政务和军事活动中，始终不忘书法。《常德府志》记载：“卧龙墨池在沅江县西三十里卧龙寺内。俗传汉诸葛武侯涤墨于此寺，因名。”诸葛亮在常德一带活动的时间，是在赤壁大战之后，战事十分紧张频繁，可是他仍然不忘临池挥毫。

    绘画篇

    唐朝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诸葛武侯父子皆长于画。”张彦远还在其《论画》一书中，记载了当时绘画收藏与销售的情况。他说：“今分为三古以定贵*，以汉、魏三国为上古，则赵岐、刘亵、蔡邕、张衡、曹髦、杨修、桓范、徐邈、曹不兴、诸葛亮之流是也。”

    张彦远记述当时一些近代画家如阎立本、吴道子等人绘画作品的售价：“屏风一片值金二万，坎者售一万五千。”“一扇值金一万。”并说汉魏三国（即上古）画家的作品，在唐代已是“有国有家之重宝”，“为希代之珍”。张彦远他的记述中，可以大致看到诸葛亮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

    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南中，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驼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确具有非凡的绘画才能。他的画作既取材于现实生活（如南中少数民族的生活）又有神奇而丰富的想象（如神龙等），而且构图宏伟，场面博大。

    音乐篇

    诸葛亮精通音律，喜欢*琴吟唱，有很高的音乐修养。

    这方面在古籍中多有记述。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襄阳有孔明故宅……宅西面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瑟为《梁父吟》，因名此山为乐山。”当然还有卧龙吟，真是千古绝唱，《中兴书目》记载：“《琴经》一卷，诸葛亮撰述制琴之始及七弦之音，十三徽取象之意。”谢希夷《琴论》也记有：“诸葛亮作《梁父吟》。”《舆地志》记载：“定军山武侯庙内有石琴一，拂之，声甚清越，相传武侯所遗。”从以上记载就足以看出：诸葛亮在音乐方面有着很全面的修养和很高的艺术成就。他既长于声乐——会吟唱；又长于器乐——善*琴；同时他还进行乐曲和歌词的创作，而且还会制作乐器——制七弦琴和石琴。不仅如此，他还写有一部音乐理论专著——《琴经》。

 第四节 诸葛亮的五大败笔

    说起诸葛亮，从古到今，没有不被他才能所折服的，三国期间，可以说蜀国因为他的伟大才能才确保了有一席之地。自诸葛亮逝世之后，本来就羸弱的蜀国更加经不起风吹雨打，没有几年，就被北方的魏国（此时应当是西晋）消灭了。

    然而，纵观诸葛亮的光辉一生，他也并非圣贤，演绎得并不是那么的完美，虽然小说《三国演义》试图将他演绎得出神入化，但小说终归是小说，有他的虚构成分，历史终归是历史，容不得参杂个人感情，诸葛亮的一生有他的致命弱点，也就是所谓的败笔吧。

    败笔之一：选错了主，跟错了人。也许是诸葛亮的正统思想，也许是只有刘备请他出山，一生有鸿鹄之志的诸葛亮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之际，其实很想有所作为，也大展宏图，以实现自己的天下之志。然而，深居卧龙，却没有人来引他入出山，直到刘备的到来，而且刘备作为汉朝正室后代，对他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虽然历史上他是再三推辞，但实际上是在探测刘备的真心，同时也在寻思如何被刘备所吸引，所以才有了刘备的三顾茅庐三分天下的《隆中对》。然而，刘备非非常之人，能力只是一般，并没有曹*、孙权之文治武功，所以，也就注定了诸葛亮不可能成为姜尚（姜子牙），只能是偏安一隅的军师，虽然最后耗尽最后精力，也没有完成他的天下大计。

    败笔之二：他也嫉贤妒能，容不得有人超过他。作为刘备的左右手关羽、张飞，在刘备手下的地位当然是无人能比，况且他们的才能也是一等一的，对于诸葛亮的到来，尤其是随着他的地位的上升，关羽、张飞表现出来自己的意见，但他们是武将，并没有除掉诸葛亮的意思，最后能够听从诸葛亮的调遣，应该是很伟大的胸怀。然而，作为文臣的诸葛亮，他的胸怀却不能容忍，所以，就有了关羽被吕蒙所杀、张飞被部下所害的一幕，虽然历史没有写是诸葛亮所为，但作为刘备的左右手，如此英年早逝，不能不令人生疑，作为军师的诸葛亮不可能不想到这一点，至少有希望看到这一点的远见。还有，作为和他能力相当的文谋臣庞统，也是才华刚现就命丧黄泉，这在历史上引起了许多猜测，而且矛头直指诸葛亮。本来对于刘备来说，虽然能力有限，但天老爷给他配备了谋臣左右手诸葛亮和庞统，武将左右手关羽、张飞，可惜都经不了诸葛亮的羽毛扇，被极有心计的他扫了个干干净净，从此，刘备只能听从诸葛亮的调度，虽然名为主，实际没有自己发挥的可能。

    败笔之三：不重用有异己之见的能人，专门重用听话的庸才。在蜀国后期，他的这种表现尤为明显，杀刘封、暂彭羕、弃廖立，都是诸葛亮所为，街亭一战，就是因为重用了马谡，才使得街亭失守，其实后来的蜀国已到了无人能用的地步，那些只听从诸葛亮的人其实才能有限，诸葛亮在世时表现还可以，是因为有诸葛亮这面伟大的旗帜在支撑。诸葛亮一死，这些被诸葛亮生前启用所谓的能人的弱点就显现了出来，后主刘蝉虽然无用，但因为他只不是傀儡一个，他因为听从父亲刘备的遗言，听从诸葛亮的安排，所以，诸葛亮去世后，他无人可用，只能任用诸葛亮生前给他安排的人。所以，说刘蝉无用，其实也是他的无奈。

    败笔之四：不能很好的化解能人之间的矛盾，让他们一心为国。诸葛亮生前其实有一对文臣武将，而且才能十足，那就是魏延和杨仪，他们一武一文，是一对双子星，但他们之间有恩怨，如果诸葛亮能够及时调整他们的恩怨，让他们成为廉颇和蔺相如，那可以说是蜀国后期的福星，可惜的是，诸葛亮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在他离开人间的那一刻，他还不相信魏延，致使他死后，魏延被杨仪所害，杨仪也终将自杀，这样一对本来是蜀国后期最有能力之人，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蜀国焉有不亡之理。

    败笔之五：军事吹弱，谨慎有余。纵观诸葛亮的一生，他的军事才能其实并不出色，但在关羽、张飞、庞统相继去世后，关中已无人，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只能由诸葛亮一人支撑，然而，人无完人，才无全才，任何一个人也有自己不够强的方面，作为谋臣的诸葛亮却要担当军事指挥员，所以，后期的蜀国虽然在诸葛亮谨慎的指挥下，却是连年战败，鲜有胜绩，主要原因是他的军事才能还不够，尤其是他太小心谨慎，能够取得大胜的情况下最后以小胜收场，不敢大力出击，虽然与蜀国后方无援有关，也与蜀国没有过多的粮草有关，但主要是因为诸葛亮的太过谨慎造成的。

    当然，无论如何，诸葛亮依然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全才，虽然他的才能是因为刘备能力的欠缺成全的，但正是因为诸葛亮在任何方面都能独树一帜，才促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第五节 诸葛亮拜师

    诸葛亮八、九岁时，还不会说话，家里又穷，爹爹就让他在附近的山上放羊。

    这山上有个道观，里边住个白发老道人。老道人每天都走出观门闲转，见了诸葛亮便逗他玩，比比划划地问这问那。诸葛亮总是乐呵呵地用手势一一回答。

    老道人见诸葛亮聪明可爱，便给他治病，很快就把诸葛亮不会说话的病治好了。

    诸葛亮会说话了。非常高兴，跑到道观向老道人拜谢。老道人说：“回家对你爹娘说，我要收下你当徒弟，教你记忆识字，学天文地理，阴阳八卦用兵的方法。你爹娘同意，就天天来学，不可一天旷课！”

    从此，诸葛亮就拜这位老道人为师，风雨无阻，日不错影，天天上山求教。他聪明好学，专心致志，读书过目不忘，听讲一遍就记住了。老道人对他更加喜爱了。

    转眼七、八年过去了。

    再说，在这山腰间，有个“庵”，诸葛亮每天上山下山逗从这庵前经过。有一天，他下山走到这里，突然狂风大作，铺天盖地地下起雨来。诸葛亮忙到庵内避雨。一个从未见过的女子把他迎进屋里。只见这女子长得细眉大眼，油嫩丝白，娇娆仙姿，犹如仙女下凡。他不由心中一动：庵里有这样漂亮的女子呀！临走，那女子把诸葛亮送出门，笑着说：“今天我们算认识了，往后上山下山渴了累了来歇息用茶。”

    打这以后，诸葛亮每到庵中来，那女子不仅殷勤接待，还盛情挽留，做好的饭菜。吃过饭他们不是说笑，就是下棋逗趣。与道观相比，这里真是另一个天地。诸葛亮被那女子的甜言蜜语弄得*！

    诸葛亮思想出了岔，对学习倦了起来。他笑着从庵里出来，走进观里发愁，真是“出门欢喜进门愁，笑脸丢在门外头”。师父讲的他这个耳朵进去，从那个耳朵出来，印不到脑子上；书上写的，看一遍不知道说的啥，再看一遍还是记不住。

    老道人看出了问题，把诸葛亮叫到跟前，长叹一声说：“毁树容易栽树难哪！我白下了这些年的功夫！”

    诸葛亮听出来师父的话里有话，低着头说：“师父！不会辜负你的一片苦心！”

    “这话现在我却不信。”老道人望着诸葛亮说：“我看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想教你成才，才治好你的哑病，收下你当徒弟。前些年你是聪明加勤奋，师父我苦心教你不觉得苦；现在你是由勤奋变懒惰，虽聪明也枉然哪！还说不辜负我一片苦心，我能相信吗？”

    “师父！这些天我每睡好觉，头脑发昏。”诸葛亮怕说出真情，挨师父训斥，撒了个谎。

    老道人说：“风不来，树不动；船不摇，水不浑。”说着，他指着庭院里被葛藤*的一棵树让诸葛亮看：“你看那棵树为啥死不死活不活，不往上长呢？”

    “让葛藤缠得太紧了！”

    “对呀！树长在山上，石多土少，够苦的。但它根往下扎，枝往上长，不怕热，不怕冷，总是越长月大。可是葛藤紧紧一缠，它就长不上啊啦，这就叫‘树怕软藤缠’哪！”

    聪明人一点就灵。诸葛亮看瞒不过师父，问道：“师父！你都知道啦？”

    老道人说：“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看你的神色，观你的行动，还能不知道你的心事吗？”停了一下，老道人郑重低说：“实话给你说了，你喜爱的那女子并不是人，它原是天宫一只仙鹤，只因贪嘴偷吃了王母娘娘的蟠桃，被打下天宫受苦。来到人间，它化作美女，不学无术，不事耕耘，只知寻欢作乐。你只看它貌美，岂不知乃是寝食而已。你与她相爱，吃喝玩乐，倒也逍遥，但这样浑浑僵僵下去，终身将一事无成啊！若不随她的意，还会伤害你。”

    诸葛亮一听，慌忙问道：“师父！这会是真的吗？”

    老道人说：“如果不信，随你的便吧，以后就别再登这观门啦！”

    “师父！我相信。以后再不与她来往了！”

    “这还不行。你要烧道她的画皮，也好消除你的疑虑，永不怀念。”

    “怎样烧掉她的画皮，还请师父指教。”

    “那仙鹤有个习惯，每晚子时要现原形，飞上天河洗澡。这时，你进她的房中，把她穿的衣裳烧掉。衣裳是她从天宫盗来的，一烧掉便不能化作美女了。”

    诸葛亮答应按师父的吩咐去办。临行，老道人将一把龙头拐杖递给诸葛亮，说：“那仙鹤发现庵内起火，会立即从天河飞下来，见你烧了她的衣裳，必不与你甘休。如果伤害你时，你就用这拐杖去打，切记！”

    这天晚上时，诸葛亮悄悄来到庵里，打开房门，果然见床上只有衣裳，不见有人。她他点火就去烧那衣裳。

    仙鹤正在天河里洗澡，忽觉心头一颤，便急忙往下张望，发现庵内出现火光，“呼”地飞了下来。她见诸葛亮正烧她的衣裳，扑过来便啄诸葛亮的眼睛。诸葛亮眼疾手快，拿起拐杖，一下子把仙鹤打落在地。他伸手去抓，抓住了仙鹤的尾巴。仙鹤拼命挣脱，翅膀一扑一闪，又腾空飞去。结果仙鹤尾巴上的羽毛被诸葛亮抓掉了。

    仙鹤秃了尾巴，便与天宫中的仙鹤个个不同。自己也知道丢脸现眼，再也不去天河里洗澡，也不敢再混进天宫去偷可以化作美女的衣裳，便永远留在人间，混进了白鹤群里。

    诸葛亮拿这仙鹤羽毛去见师父。老道人说：“记住这个教训吧！要想学好本领，干一番事业，这*之事千万不可迷恋！”诸葛亮不忘这个教训，把仙鹤尾巴上的羽毛保存起来，以此作为戒鉴。

    打这以后，诸葛亮更加勤奋，凡师父讲的，书上写的，他都博学强记，心领神会，变成自己的东西。又过以年，正是诸葛亮烧美女化皮的那天，老道人笑着对诸葛亮说：“徒弟呀，你跟我已经九年了。该读的书都读了，我要传授的你都听了。常言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已年满十八岁了，该走出家门，干一番大事啦！”

    诸葛亮一听师父说他“满师”啦，连忙恳求说：“师父，徒弟我越学越觉得学识浅薄，还要再跟你多学点本领！”

    “真正的本领要在实干中才能得到，书上学来的，好要看天地万物变化，随时而转，随机应变，才有用啊！比如你上那仙鹤当的教训，以后不再被*迷恋，这是直接的教训；推而广之，世上一切事物都不可被它的表像所迷惑，要小心谨慎从事，洞察其本质才是。这算是我临别的嘱咐吧！今天我就要走了。”

    “师父，你往哪里去？”诸葛亮惊奇地问：“以后我到哪里看望您呀？”

    “四海云游，没有定向。”

    顿时，诸葛亮热泪滚滚，说道：“师父一定要走，请受徒弟一拜，以谢栽培大恩！”

    诸葛亮躬身拜罢，抬头不见师父，再也寻不到他的踪影。

    老道人临走，给诸葛亮留下一件东西，就是他后来常穿的八卦衣。

    诸葛亮怀念师父，把师父的八卦衣穿在身上，只当师父永远在自己的身边。

    诸葛亮不忘师父的教诲，成其是那临别的嘱咐，特意把带在身边的羽毛做成一把扇子，拿在手中，告戒自己谨慎从事。

 第六节 诸葛亮巧使空城计

    诸葛亮北伐中原，由于错用了“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马谡，结果致使街亭这个战略要地失守，再无法进军取胜，而且随时有被魏兵堵截归路、全军覆灭的危险。

    诸葛亮顿足长叹：“大势去矣，这全是我的过错造成的！”为避免更大损失，忙安排人马，布置撤退。

    为防魏军乘势追击，赶紧把关兴、张苞两员小将唤到帐前：“你们二人各带三千人马，在武功山小路两侧布置疑兵。如果魏军来到，敌众我寡，切不可战，只大声击鼓呐喊，用疑兵计吓退他们即可。然后，急奔阳平关，撤回国内！”

    又把张冀叫来布置：“引部分军兵，快速修理剑阁通道，以为大军准备退路。”

    然后传令：大军悄悄收拾行装，分别从各自驻地快速撤回国内。

    诸葛亮的中军营地现在西城县内，这是个弹丸小城，易攻难守。待诸葛亮把身边人马分派出去执行紧急命令之后，城中就近于空地了。正要拔寨撤离，忽然十几匹马飞跑进城来，马上士兵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地报告：“司马懿亲率十五万大军，已向西城扑来，而且马上就要到了！”

    这时，诸葛亮身边只剩下一些文官，连一员武将也没有。士兵也大多派出去，只留有两千老幼病残，根本无法作战。

    众官员听到这消息，一个个吓得面无血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很明显，战不能战，逃也逃不掉……此地路径狭窄，惟一大道已为司马懿占住。再加上辎重行李多，马匹、车辆少，逃不出几里，就会被魏军铁骑追杀殆尽。诸葛亮也十分紧张，忙登上城楼向外望。果然，西北方向尘埃冲天蔽日，已隐隐有大军奔走声如沉雷般动地而来；尘头起处更不时闪现魏军旗号，招摇挥动。

    诸葛亮稍一沉吟，马上传下命令：把城内所有旗帜全放倒，藏匿起来！城内士兵，各自隐在驻地房舍、围墙内，不许乱动乱叫，如果违令不遵者，立斩！然后，又下令：大开东南西北四面城门，每一门前，派二十名老少军兵打扮成老百姓模样，洒水扫街，不许神色慌张，举措不当。如果魏军冲到城前，也不能退入城内，仍要一如既往。

    众人不解其意。

    诸葛亮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说：“我自有退兵之法，你们不必惊慌。”说罢，披一件印有仙鹤图案的宽大长衫，戴一顶绸布便帽，让两个小童抱着一张琴、一只香炉，随他登上城楼，赁着楼上栏杆端端正正地坐下，点燃香。然后，闭目养了会儿神，再缓缓睁开眼，虚望前方，安然自得弹起琴来。

    这时，司马懿统领的大兵已来到城下。先头部队见到这种情形，都不敢贸然前进，急忙向司马懿报告。

    马司懿不相信，以为部下看花了眼：诸葛亮怎么打扮成道士模样，不领兵拒敌，反而悠闲地在城头弹起琴来？于是命令三军暂且停止行动，自己则飞马跑到城下，远远观望。

    果然，城楼上诸葛亮笑容可掬地端坐，在袅袅上升的香烟间，旁若无人、安然自得地正沉浸在自己所弹奏的琴音中。他左边的童子，手捧一把宝剑；右边的童子，则拿着一把尘尾。城门口处，有二十余老少百姓正低头洒扫街道，有条不紊，不惊不慌。

    司马懿看了许久，听了很长时间，无论从对方人物的表情动作还是诸葛亮所弹出的琴声中，都看不出丝毫破绽。

    其子司马师道：“我们应即刻冲杀进去，活捉诸葛亮！他分明是故弄玄虚……城肯定是座空城！”

    其他将士也纷纷要求进兵攻城。

    司马懿凝然不动，仍静静谛听。忽然他神色一变，露出紧张模样，忙下令：“后队改作前锋，先锋变为后队，马上撤退！”

    众人不解：眼前并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司马懿怒道：“马上撤退。违令者斩！”

    众将士狐疑不明，却只好遵令撤退。

    直到撤离西城远了些，司马懿才心有余悸地解释：“诸葛亮这个人和我打过多年仗了。他一生最是谨慎，从不做没把握的事，更甭说干冒险的事了！令天大开城门，故意显出是座空城，让我们白白拿走并轻易把他捉住，这里就肯定有埋伏，是个骗局！我军若贸然轻进，必中其计。”

    司马师问：“父亲一直凝听静立，后来并无动静，您为什么突然神色大撤军呢？”

    司马懿冷笑：“当统帅、做大将的人，必须善于观察天地之间的运行变化，了解人间世上的各种知识！我听到诸葛亮琴音，初始平和恬淡，却突然昂扬激烈，渗出一股杀机！分机要动手、出兵了！再不走，让他围住，四面挨打不成？！”

    司马师及众将觉得有理，但仍不十分信服。不料，才走不远，刚*武功山，猛听得山坡后杀声震天，鼓声动地，伏兵顿起。众将大惊。司马懿道：“刚才若不及时撤退，必中其计了！”话音未落，只见旁边大道上一军杀来，旗上大字：“右护卫使虎翼将军张苞”。

    一见是西蜀有名战将、当年威震寰宇的张飞张翼德的儿子打杀过来，魏兵心惊胆战，纷纷弃甲抛戈而逃。

    逃不多远，山谷中又喊杀声起，鼓角喧天、尘埃万丈。一杆大旗上写着：“左护卫使龙骧将军关兴”。魏兵一见是关云长之子，更是魂飞魄散！哪敢接战？！

    本是山地，喊声杀声因在谷中回荡，似乎漫山遍野均有蜀国兵马。烟尘大起蔽日遮天，内中旗帜招展，刀枪闪耀，更似乎是天兵大将！

    魏军不敢久停，忙丢掉辎重粮草，仓皇而逃。

    张苞、关兴也不追赶，只将魏军丢弃的辎重物资拣起，迅速撤退了。

    再说西城中的诸葛亮，见司马懿带兵疾忙退去，轻轻长吁一口气，用手拭了额上的冷汗，笑了起来。

    诸葛亮笑道：“兵法云，知已知彼，方可百战不殆。司马懿知我一生谨慎，从不弄险，所以见今天这情况，就判断我在用计、骗他入城。所以反慌忙退走了。而我知司马懿了解我的这一贯作风，所以便借用这种心理，而乘机算计了他！也是知已、知彼才敢如此啊！若换上司马昭或曹*统兵，我绝不会如此的！”

    众人叹服。

    “不过，司马懿也确是知我之人。如果不是实在没别的办法，我也不会用这险计的！实在是万不得已呢！”诸葛亮道。

    众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又后怕不已。

    司马懿退兵，一直又退回街亭，和曹真的大军汇合在一起时，才放下心来。而此刻，蜀国各路军已安然无恙地撤回本国了。司马懿于是又带一支人马来到西城。及问当地居民，才明白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误中诸葛亮之计。当得知当时诸葛亮所处的危险境地，他的所作所为及张苞、关兴其实只有少数人马，只是虚张声势而并不敢真正交锋时，不觉由衷叹赞：“诸葛孔明之才，我不如也！”

 第七节 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

    公元三世纪，中国正处在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期，其中魏国占据北方，蜀国占据西南方，吴国占据南方。有一次，魏国派出大军，从水路攻打地处长江边上的吴国。不多久，魏军就进发到离吴国不远的地方，在水边扎下营地，伺机攻打。

    吴国的元帅周瑜，在研究了魏军的情形后，决定用弓箭来防守来犯之敌。可是怎么在较短时间内造出作战所必需的十万枝箭呢？回为根据当时吴国的工匠情况，要造出这么多箭，至少要用十天时间，而这对于吴国的防守来说，显然是时间太长了。

    当时蜀国的军师诸葛亮正好出访吴国。诸葛亮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周瑜于是向他请教怎样以最快的速度造出所需的箭。诸葛亮对周瑜说，三天时间就可以了。大家都认为诸葛亮是在说大话，但是诸葛亮却写下了军令状，如果到时完不成任务，就会被斩首。诸葛亮接受任务后，并不着急。他向吴国的大臣鲁肃说，要造这么多箭，用普通的办法自然是不可能的。接着，诸葛亮让鲁肃为他准备二十只小船，每只船上要军士三十人，船上全用青布为幔，并插满草，诸葛亮并一再要求鲁肃为他的计谋保密。鲁肃为诸葛亮准备好船和其它必需的东西，可是并不知道其中的奥秘。

    诸葛亮说三天时间就能备好十万支箭，可是第一天并不见到他有什么动静，第二天还是这样，第三天马上就要到了，一支箭也没有见到，大家都为诸葛亮捏一把汗，如果到时候没有完成任务，诸葛亮就没命了。第三天半夜时分，诸葛亮悄悄地把鲁肃请到一只小船中，鲁肃问：“你请我来干什么？”诸葛亮说：“请你跟我一起去取箭”。鲁肃大惑不解地问：“到哪里去取？”诸葛亮笑笑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于是诸葛亮命令二十只小船用长绳子连接在一起，向魏军的宿营地进发。

    当天夜里，大雾漫天，水上的雾气更是伸手不见五指。雾越大，诸葛亮越是命令船队快速前进。到船队接近魏军营地时，诸葛亮命令把船队一字排开，然后命令军士在船上擂鼓呐喊。鲁肃吓坏了，对诸葛亮说：“我们只有二十条小船，三百余士兵，万一魏兵打来，我们必死无疑了”。诸葛亮却笑着说：“我敢肯定魏兵不会在大雾中出兵的，我们只管在船里喝酒好了。”

    再说魏军营中，听到擂鼓呐喊声，主帅曹*连忙召集大将商议对策。最后决定，因为长江上浓雾重重，不知道敌人的具体情况，所以派水军弓箭手乱箭射击，以防敌军登陆。于是魏军派出约一万名弓箭手赶到江边，朝着有呐喊声的地方猛烈射箭。一时间，箭象雨点一样飞向诸葛亮的船队，不一会儿，船身的草把上都扎满了箭。这时候，诸葛亮命令船队掉转身，把没有受箭的一侧面向魏军，很快上面也扎满了箭。诸葛亮估计船上的箭扎得差不多了，就命令船队迅速返回，这时大雾也渐渐开始散去，等魏军弄清楚发生的事情时，懊悔极了。

    诸葛亮的船队到达吴军的营地时，吴国的主帅周瑜已经派五百名军士等着搬箭了，经过清点，船上的草把中足足有十万支箭。吴国的元帅周瑜也不得不佩服诸葛亮的智慧了。诸葛亮怎么会知道当天晚上水上会有大雾呢？原来，他善于观察天气变化，经过对天象的仔细推算，也得出当天晚上水面上有会大雾的结论。就是这样，诸葛亮运用自己的智慧巧妙地从敌军那里弄来了十万支箭。

 第一节 房玄龄的一生

    房玄龄，（578年～*9年），别名房乔，字玄龄（一说名玄龄，字乔松），汉族，齐州临淄人（今山东淄博市）人，是中国唐朝时的开国宰相。

    房玄龄，生于北周武帝建德八年（579年），卒于太宗贞观二十二年（*8年），名乔，原为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人，曾祖和祖父曾历任北魏、北齐官职，父亲房彦谦，是魏、齐间的山东著名学者，所交往的知交王邵、李纲、柳或等，“皆一时知名雅澹之士”。隋代著名文学家薛道衡，也十分敬重房彦廉的为人，经常与他“辞翰往来”，每当薛出差外地，都要途经彦谦处“留连数日，屑泪而别”。房彦谦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他虽曾连任北齐和隋朝的中级地方官吏，但对魏、齐、周、隋之间的长期政治动乱，十分厌倦，所以在隋文帝代周以后，曾想“优游乡曲”，再也不出仕做官。被迫接受隋王朝的任命后，也决不阿谀权贵，对看不顺眼的事大胆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曾经尖锐地向当时权重一时的宰相高颖和负责宫廷建筑的张衡提出：对吏治要严于管理，对“穷极侈丽”的建筑，要立刻停止，间接地也对隋炀帝的好大喜功，浪费民力提出谏劝。在他出仕几任地方官时，对老百姓厚加慰抚，施行善政，以致被当地人民“号为慈父”。房彦谦对隋炀帝的必将覆亡，早有预感，曾对他的朋友说：“主上（指炀帝）性多忌刻，不听意见，唯行苛酷之政。别看现在天下尚安，必有危乱。”

    房玄龄出身在这样的家庭，耳濡目染，颇传其父遗风。他自小爱好文学，*博览，又向父亲学得一手好书法，善诗能文，精通儒家经书，可以称得上当时的一位全才。房玄龄无论在政治思想方面和道德品质方面，都是封建时代的楷模。他政治上酷肖其父，也十分敏感。隋炀帝大业年间，隋王朝还正在兴旺时期，表面上“天下宁晏”，大家都以为“国祚方永”（国运长久），而青年的房玄龄却早看出不可克服的弊端和国家覆亡的征兆。一天，他对父亲说：隋朝本无功德，只不过欺骗百姓，现在又在皇位方面互相倾夺（指隋炀帝与其兄杨勇、弟杨谅之间争夺皇位之争），贵族们“竞相淫侈”。这样的王朝终归要矛盾百出，“内相诛夷”，其灭亡是跷足可待的。房彦谦见小小年纪的儿子竟然有这样一番超人的见识，不禁大为惊奇。房玄龄对于长辈恪守孝道，他的父亲长期卧病不起，他“绵历十旬”（绵延一百天），尽心服侍药膳，没有脱过衣服睡觉。他对继母也颇能尽孝，史称对继母“恭谨过人”，继母病了，请医生过门，“必迎拜垂泣”。继母病死，伤心到不思饮食、骨瘦如柴的程度。房玄龄的品德和文才受到了当时人的十分赞赏，主管人事的隋朝吏部侍郎高孝基对人评价他说：“我看人多了，从来未见到这样的年轻人，将来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

    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在太原起兵，李世民被派到渭北攻打隋军。这时正任为隋隰城（今山西汾阳）尉的房玄龄，终于看准了时机，毅然脱离了隋王朝，“杖策谒于军门”。当时李世民“徇兵渭北”，主要指泾阳（今陕西泾阳）、云阳（今陕西三原西）、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一带，这一地区离隰城距离约有七、八百里之遥，房玄龄徒步追谒李世民，也是相当辛苦的。这当然也由于唐军大得民心的缘故。《旧唐书·太宗纪》称，李世民到渭，北的沿途，“三辅（指长安附近）吏民及诸豪猾诣（到）军门自效者，日以数千，扶老携幼，满于麾下”。房玄龄正是在这样形势下投奔李世民的。正好此时，著名文学家温彦博亦在李世民部下，他早闻房玄龄才名，便把他大力推荐给李世民。

    李世民对房玄龄一见如故，立刻予以重用，委任他为渭北道行台记室参军（主管军事机要文书的起草和参谋），引为谋主。从此，房玄龄成为李世民的左右手，跟随三十多年，李世民即皇帝位后，终成为唐太宗贞观一朝的贤相，闻名于后世。

    秦府十余年

    房玄龄成为李世民的心腹参谋后，一心一意辅佐李世民。他比别的文臣武将更有政治眼光，看得远，想得全面。比如，李世民在扫平诸割据势力的战争中，每打胜一处，众人都争着抢掠府库里的珍珠宝玩，而房玄龄唯独考虑怎样收揽人才。与房玄龄齐名的杜如晦，就是因为房玄龄的尽力保护，而留在李世民幕中，后终成为股肱之臣的。《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原来杜如晦为李世民的兵曹参军（训练士兵的军事参谋），后来要被调出，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中英俊被调出的越来越多，别人都不可惜。只有杜如晦聪明识大体，是个安天下的大人才。主人若还想着经营四方，取得天下，非此人不可。”李世民听后十分震动，感激地对房玄龄说：“你不说，我几乎失去了这个人才”，立即把杜如晦引到身边作为心腹人员。房玄龄有意结交许多有才能的谋臣猛将，“潜相申结，各致死力”，为李世民收罗了一批文武之材，结成了一派很大的势力。在跟随李世民削平群雄的战争中，他还注意搜集各地民情、亡隋的图籍文书，《旧唐书·太宗纪》曰：李世民攻下王世充段达等盘踞的洛阳，房玄龄当即想到要把隋王朝留下的图籍保存起来，以备将来治国之用。炀帝大业十四年（618年）五月，李渊在长安代隋称帝后，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房玄龄升任为秦王府记室，被封为临淄侯。他的工作更忙了，秦王府的事无巨细，他都要管，尤其是军事和政治文书，最后都要他圈定，不少文书要他亲自起草。他井井有条，才气横溢，史称他：“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瞻，初无稿草”。就是说，有不少军事文书和上奏给唐高祖李渊的表章，是在马上即兴完成的，不用草稿而文采优美，且顺理成章。他如此才思敏捷，是十几年的戎马生涯练就的。

    唐王朝建立以后，最高统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激烈起来，主要表现为皇位之争。唐高祖的大儿子李建成立为太子，次子李世民因为战功显赫，也给予特殊礼遇，加号“天策上将”，位在一切王公之上。李世民的“天策府”可以自署官吏，实际上已形成一个独立王国。双方势力的同时增大，必然会由此引起政治上的斗争。李建成对李世民的“勋德尤盛”，产生了极大疑虑；而李世民不断树立私党，也加速了这种斗争的激化。事情终于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有一天，李世民从太子建成处宴饮而归，发现食物中毒，“心中暴痛，吐血数升”。这引起了秦王府的极大惊慌，大家感到直接冲突是不可避免了，李世民积极召集谋士们准备对策。

    房玄龄在这场斗争中充当了主要谋士的角色。他早就胸有成竹，在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平定王世充时，曾和李世民一起，“微服”拜访过一个叫王远知的道士。王道士告诉李世民：“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至少从此时起，房玄龄就已萌发了辅佐李世民做天下主的想法。当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激化后。房玄龄立刻找到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商量说：“现在嫌隙已成，危机即发，大乱一起，必将危及整个国家的统治。”他建议“遵周公之事，外宁华夏，内安亲社”，意即效法周公锄掉管、蔡那样，除掉李建成和他的同党李元吉（李渊四子）的势力，这样才可以外安华夏，内保唐王室的统治。长孙无忌把这个意见转告给李世民，李世民召见了房玄龄，和他进一步谋划进行宫廷政变的事宜。后来，杜如晦、高士廉，以及大将侯君集、尉迟敬德也都参加了密谋，形成为秦王府策划政变的核心。太子李建成知道了秦王府的密谋，对房玄龄、杜如晦二人特别忌恨，于是在唐高祖面前说了房、杜二人许多坏话，唐高祖偏听偏信，把房玄龄和杜如晦驱斥出秦王府。形势越来越紧张，房玄龄和长孙无忌等日夜劝说李世民先行下手，他们对李世民说：“事情已经十分紧迫了。为了保住江山，应决心大义灭亲。如果再当机不断，便会坐受屠戮。”李世民觉得很有道理，在政变前夕，命令尉迟敬德将房玄龄、杜如晦化装成道土秘密召回秦王府，经过细致谋划，定在公元626年的6月4日起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在这次武装政变中，李建成、李元吉同时被杀。不久，唐高祖李渊自动退位，让位给李世民，改元贞观。这就是唐太宗。

    唐太宗即位后，召集诸大臣评功行赏，太宗认为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和侯君集应当论功第一，房玄龄进爵为邢国公。这一封赏遭到了太宗叔父淮安王李神通的反对，他对太宗说：“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而今房玄龄和杜如晦，不过是刀笔之吏，竟然评功第一，臣窃不服。”太宗反驳说，房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比得上汉朝的萧何，理当评为首功，他列举了许多事实，使李神通无话可说。公元630-年，即唐太宗登基的第四年，房玄龄任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此后将近二十年，房玄龄一直连任相职，至公元*8年病故。

    提任总百司

    房玄龄长期连任相职，一直兢兢业业，不敢丝毫懈怠。他办事认真，虽一物一事也不疏忽。史书上称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各个部门），虔（诚）恭（谨）夙夜（*夜夜），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

    唐太宗对房玄龄十分信任，把用人大权完全交付给他。房玄龄根据唐太宗“量才授职”、“任官惟贤”、“务省官员”的原则，对所有中央官员重新进行了审核优选，最后只留下精干人员共六百四十员；房玄龄善于发挥别人的长处，“闻人有善，若已有之”。他和杜如晦配合得最好，杜如晦的长处是善于判断，史称“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常常和唐太宗预先作出谋划，等待杜如晦作出判断，用房玄龄的话说：“非如晦莫能筹之”，结果杜如晦来到时，往往都能和房玄龄的主张默契。所以史家称说：“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彼此相辅相成。房玄龄知人善任，常常向太宗推荐新发现的人才，委以重任。唐太宗的太子晋王李治（即后来的唐高宗）宫中，有一位官居太子右卫率（负责太*的保卫工作）的李大亮，为人耿直，受到房玄龄的器重，他向唐太宗推荐说，李大亮有汉朝忠臣王陵、周*的气节，可以当大位。后来李大亮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和房玄龄共职相府。房玄龄用人不拘一格，从来对人不求全责备，也从不以己之长比人之短，而是随其才能量人录用，不以出身贵*为限。这一用人政策在当时是比较可取的。

    房玄龄任相期间，是唐太宗的得力助手，事无巨细，想得周到慎密。古人说他在相位时，“贞观之盛，群材蚁附”，这自然与他任人唯贤有关。但当重要部门，一时英才难选时，他又宁缺毋滥，自己先承担起来。史称，有一个时期，管理财政的度支部门缺少合适的人选，房玄龄“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因为这是“关天下利害。”民力所系“的要害部门，是决不可交付给”聚敛之臣“的。这种”宁受吝权之讥，而不忍冒昧以与下“的精神，可谓用心良苦。也正由于此，房玄龄堪称为贞观之治时期的良相。房玄龄忠心辅佐唐太宗，需要他过问的事情很多，从《贞观政要》的若干条记载看，他不仅要过问吏治，经常审查司法的得失，还要知悉武库甲仗的多少，以及宫室营造等细务。其所谓”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对这一切，房玄龄都很认真，虽略小有不察，都觉得是自己的过失。

    房玄龄在唐太宗左右，虽不像魏征那样成为刚直不阿的诤臣，但觉得有不当处，也经常向唐太宗当面提出意见。例如贞观十七年（*3年），唐太宗问周围的大臣：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房玄龄在一旁答道：那是因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识人间情伪和理国安危的缘故。以此来警戒唐太宗不要过于宠爱子孙。自太宗贞观十六年（*2年）开始，到太宗贞观二十二年（*8年），唐太宗对高丽进行了多年的战争，这一战争给人民带来很大负担，贞观十九年一次战役，仅战马就死掉了十之七八。连唐太宗自己也深为后悔，曾说过假如魏征还活着，一定不让进行这次战争。太宗贞观二十二年（*8年），唐太宗又打算再次东征。这时房玄龄已经重病缠身，唐太宗出征前，他仍然不顾重病，书写谏表，上呈太宗。他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静，各得其所，唯东讨高丽，将要成为国家大患。吾知而不言，会衔恨入土，死不瞑目的。”此表写得十分诚挚恳切，使唐太宗十分感动，叹息道：“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难得。”

    正由于房玄龄对唐太宗忠心耿耿，当时君臣上下对他都十分尊重，唐太宗遇有什么大事或难以解决的事都要随时询问他。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将任命一名关内道的黜陟使（代表中央去地方检察不法的官吏），就亲自向房玄龄请教。贞观二十一年（*7年）唐太宗要任命李纬为民部尚书，也派人去征求房玄龄的意见，房玄龄没有表示肯定意见，“但云李纬好髭须”，唐太宗便因此作罢。可见房玄龄在贞观一朝所受尊敬的程度。群臣对房玄龄评价亦很高，贞观时与魏征同时号为谏臣的王圭，曾对唐太宗评价房玄龄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

    房玄龄对“贞观之治”还有一项较大贡献为：主持了对经籍图书的搜集整理，主持了《晋书》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编写，还主持了唐朝国史的编纂。早在李世民身为秦王之时，在他周围就聚集了许多著名文士，号曰“秦府十八学士”，而房玄龄为十八学士之首。太宗贞观四年（630年），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太宗决定组织人力校刊统一的《五经定本》，最后由房玄龄召集诸儒“讨论得失”，最后统一颁定。唐太宗十分重视历史经验，从贞观三年（629年）便着手对两晋、北齐、北周和梁、陈、隋六朝史的编纂，房玄龄是齐、周、梁、陈、隋五朝史的总监，是《晋书》的监修。五朝史修成于贞观十年（636年），《晋书》最后完稿于贞观二十年（*6年）。从贞观三年（629年）起，房玄龄还担任了唐国史和实录的主编和监修。在修本朝史时，房玄龄主张秉公直书，不得曲阿。《贞观政要》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贞观十四年（*0年），太宗要想看一看修的国史，对房玄龄说：“为什么自古来当代国史，皆不令帝王亲见之？”房玄龄答道：“国史既善恶必书，可能书写到人主的非法之处，理当不让皇帝亲见。”唐太宗解释说：他想看国史别无他意，只是为了鉴戒自己，房玄龄和魏征才同意他看了。

    贞观二十二年（*8年），房玄龄终于一病不起。病势沉重时，唐太宗和他见了一面，“太宗对之流涕，玄龄亦感咽不能自胜”，足见君臣二人感情之深厚。卧床期间，唐太宗不断派人探望，临死前，太宗又亲临与之握手叙别。死时，房玄龄年七十整。

 第二节 房玄龄的贡献

    他们之间，就像金字塔的基石和尖顶一样，遥不可及。当时，社会精英无非三种：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华族”、黄河中下游的“山东士族”，以及陕西关中和甘肃陇西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南北朝300年的征战，换来隋朝30年的统一，关陇集团赢得了天下，也割裂出了他们与山东江南士族力量的对立。在隋朝短暂的天空下，房玄龄和李世民，一个出身“山东士族”，一个却在“关陇集团”的核心，正是对立的两端。然而房玄龄是个高明的大夫，用不着把脉，也看出了30年的统一即将在中原大地流产。他从容不迫，干脆把前40年的生命，都用来交游山东江南的文人墨客了。于是，当房玄龄走到李世民面前时，中原，微微颤栗了一下。一个书卷韬晦，一个武功初立；一个慢条斯理，一个热血沸腾；一个像水，一个像山。这一老一少，刚一见面，那微妙的、对立的、又恰好能融合互补的家世和气质，就深深吸引了彼此。阅历丰富的房玄龄，从少年李世民的身上，看到了关陇集团的强大优势和不可动摇的力量。他温和有礼地一笑，把自己几十年积累的才华和活动能量，全部献给了关陇李家这个年龄可以做自己儿子的人。

    天资聪颖的李世民，从房玄龄的身上，看到了山东江南庞大的“智囊团”。他很快就把房玄龄视为心腹中的心腹，赋予了他“草拟檄文书信”的中枢职责，然后又以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方式，把招揽士族人才的重任，也交给了他。从此，不是房玄龄走到了李世民面前，而是整个山东士族和江南华族，走到了关陇强权的身边。马上得来的天下，马下要有人来治理，李唐王朝终于一统中原。

 第三节 房玄龄的社会评价

    后世史学家在评论唐代宰相时，无不首推房玄龄，总是说：“唐代贤相，前有房杜，后有姚宋。”唐人柳芳叹道：“房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玄龄不言己功；王珪、魏征善谏，房玄龄赞其贤；李积、李靖善将兵，房玄龄行其道；使天下能者共辅太宗，理致太平，善归人主，真贤相也！房玄龄身处要职，然不跋扈，善始善终，此所以有贤相之令名也！”柳芳的评论可谓恰如其分，司马光、欧阳修后来写有关这段历史评论时，都全文抄录。而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所刻《历代古人像赞》中在玄龄公画像左上角所题对联一副：“辅相文皇功居第一，遗表之谏精忠贯日。”也是很好的注解。

    唐代文学家皮日休，早年即志在立功名、佐王治，追踪房玄龄、杜如晦的事业，他在《七爱诗，房杜二相国》中慷慨言道：

    吾爱房与杜，贫*共联步。脱身抛乱世，策杖归真主。纵横握中算，左右天下务。肮脏无敌才，磊落不世遇。

    美矣名公卿，魁然真宰辅。黄阁三十年，清风一万古。

    巨业照国史，大勋镇王府。遂使后世民，至今受陶铸。

    粤吾少有志，敢蹑前贤路。苟得同其时，愿为执鞭竖。

    有唐一朝房门“五代三宰相”临淄系房氏玄龄公相太宗，河南洛阳系房氏房融相武后，其子房琯公相玄肃二宗。房氏家族于此时备极荣光。后唐宰相兖州房知温是其七世孙，南宋高宗朝大学士房来（王来）是其十五世孙。

 第四节 “醋坛子”的由来

    “醋坛子”的由来就是根据房玄龄和其夫人的故事来的。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起兵前久居晋阳，“醋”也成为唐宫必不可少的调味品，且因皇上喜吃，皇宫储存极多。据说，唐太宗年间，宰相房玄龄惧内是有了名的。其妻虽然霸道，但对房玄龄衣食住行十分精心，从来都是一手料理，容不得别人插手。一日，唐太宗请开国元勋赴御宴，酒足饭饱之际，房玄龄经不得同僚的挑逗，吹了几句不怕老婆的牛皮，已有几分酒意的唐太宗乘着酒兴，便赐给了房玄龄两个美人。房玄龄不料酒后吹牛被皇上当了真，收了两位美人，想到霸道且精心的妻子，愁得不知怎么才好。还是尉迟敬德给打了气，说老婆再凶，也不敢把皇上赐的美人怎么样，房玄龄才小心翼翼地将两个美人领回家。不料，房玄龄的老婆却不管皇上不皇上，一见房玄龄带回两个年轻、漂亮的小妾，大发雷霆，指着房玄龄大吵大骂，并*起鸡毛掸子大打出手，赶两个“美人”出府。房玄龄见不对头，只好将美人送出府，此事马上便被唐太宗君臣知道了。李世民想压一压宰相夫人的横气，便立即召宰相房玄龄和夫人问罪。

    房玄龄夫人也知此祸不小，勉勉强强地跟随房玄龄来见唐太宗。唐太宗见他们来到，指着两位美女和一坛“毒酒”说：“我也不追究你违旨之罪，这里有两条路任你选择，一条是领回二位美女，和和美美过日子，另一条是吃了这坛‘毒酒’省得妒嫉旁人了。”房玄龄知夫人性烈，怕夫人喝“毒酒”，急跪地求情。李世民怒道：“汝身为当朝宰相，违旨抗命，还敢多言！”房夫人见事已至此，看了看二女容颜，知自己年老色衰，一旦这二女进府，自己迟早要走违旨抗命这条路，与其受气而死，不如喝了这坛“毒酒”痛快。尚未待唐太宗再催，房夫人举起坛子，“咕咕咚咚”的已将一坛“毒酒”喝光。房玄龄急得老泪纵横，抱着夫人抽泣，众臣子却一起大笑，原来那坛装的并非毒酒而是晋阳清源的食醋，根本无毒。唐太宗见房夫人这样的脾气，叹了口气道：“房夫人，莫怨朕用这法子逼你，你妒心也太大了。不过念你宁死也恋着丈夫，朕收回成命。”房夫人料不到自己冒死喝“毒酒”得了这么个结果，虽酸得伸头抖肘，但心中高兴万分。房玄龄也破涕为笑。从此，“吃醋”这个词便成了女人间妒忌的代名词。

 第五节 房玄龄忍辱负重

    那是公元617年，深秋的一天。陕西的关中渭北一带，天高气爽，草木泛金，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驻军之地。

    一支十几万人的大军，看上了这里，驻扎下来。

    忽然，一个年近40的中年男子，竟悠然自得地穿过猎猎旌旗，走向军营的辕门，“我叫房乔，字玄龄，前来求见你们的统帅、二公子李世民。”

    声音很温和，一听就是文人。

    两个月前在太原辅佐父亲李渊起兵反隋的李世民，这时候才19岁，他生机**地掀开军帐——哟，竟是一双细长的凤眼，湛然有神，在凝视着自己。

    真是不见则已，一见如故。过了20年之后，兼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就是这样描述他们第一面印象的。

    我把才华献给你

    如果没有“反隋”，房玄龄就是个小县令，李世民却照样是隋文帝的外甥。他们之间，就像金字塔的基石和尖顶一样，遥不可及。

    当时，社会精英无非三种：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华族”、黄河中下游的“山东士族”，以及陕西关中和甘肃陇西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南北朝300年的征战，换来隋朝30年的统一，关陇集团赢得了天下，也割裂出了他们与山东江南士族力量的对立。

    在隋朝短暂的天空下，房玄龄和李世民，一个出身“山东士族”，一个却在“关陇集团”的核心，正是对立的两端。

    然而房玄龄是个高明的大夫，用不着把脉，也看出了30年的统一即将在中原大地流产。他从容不迫，干脆把前40年的生命，都用来交游山东江南的文人墨客了。

    于是，当房玄龄走到李世民面前时，中原，微微颤栗了一下。

    一个书卷韬晦，一个武功初立；

    一个慢条斯理，一个热血沸腾；

    一个像水，一个像山。

    这一老一少，刚一见面，那微妙的、对立的、又恰好能融合互补的家世和气质，就深深吸引了彼此。

    阅历丰富的房玄龄，从少年李世民的身上，看到了关陇集团的强大优势和不可动摇的力量。他温和有礼地一笑，把自己几十年积累的才华和活动能量，全部献给了关陇李家这个年龄可以做自己儿子的人。

    天资聪颖的李世民，从房玄龄的身上，看到了山东江南庞大的“智囊团”。他很快就把房玄龄视为心腹中的心腹，赋予了他“草拟檄文书信”的中枢职责，然后又以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方式，把招揽士族人才的重任，也交给了他。

    从此，不是房玄龄走到了李世民面前，而是整个山东士族和江南华族，走到了关陇强权的身边。马上得来的天下，马下要有人来治理，李唐王朝终于一统中原。

    怕同僚、怕老婆、怕皇帝

    初唐的天空，星光灿烂。

    在后人看来，这些光芒属于魏征、王、尉迟敬德、李世……一个个激情张扬的人。他们思考、磋商、争辩，挺直了脊梁建功立业，做人成事。

    然而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是：这么多个性鲜明的人，最容易骄傲不服气，碰撞成灾难性的内斗和党争。

    他们太需要一个没有个性、没有激情的人，来做稳压器。

    这个人，就是房玄龄。

    思考的时候，他谋略细密；争辩的时候，他和蔼可亲；吵架的时候，他豁达大度。他总是笑眯眯地洞明世事，又总是不吭声地隐忍委屈。皇亲李神通攻击过他，重臣萧瑀攻击过他，第一宠将尉迟敬德也攻击过他，眼看都要变成朝里的“出气筒”了，可他还是和没事人一样。他简直天生是给李世民做宰相的。

    有一次房玄龄得了重病，一个口齿轻佻的小官吏开玩笑道：“宰相小病去探访有好处，如果病得快要死了，去探访也就没什么用了。”有人将这话挑唆到房玄龄那里，房玄龄对此的反应是——见到那个随众来探访自己的小官吏时，笑着调侃一句：“你都肯来看我，那我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啊……”

    房玄龄对同僚温和谦让，回家也没机会当“霸王”。贞观朝的*八卦新闻里，房宰相就是以“怕老婆”而著称的，连纳妾都不敢。皇帝李世民为宠臣抱不平，将一杯“毒酒”和几个美人送到房夫人那里，说你要么收下美人要么喝下毒酒。房夫人一仰脖子就把“毒酒”喝个底朝天，把皇帝吓退了八百里远。当然，那不是毒酒，而是李世民准备的一杯醋。从此“吃醋”就成了房夫人的品牌，老房也一跃成为唐朝的模范丈夫了。

    房玄龄还是出名的“怕皇帝”者。急躁任性的李世民，也和大臣们一样，经常拿房玄龄当“出气筒”，越用越顺手。房玄龄照例不争辩、不顶撞，逆来顺受，道歉了事。有人因此讥讽老房“没骨气”，尤其是他身边还有傲骨铮铮的魏征作对比。其实房玄龄心里很明白，李世民是个多么骄傲的人，成天被魏征骂来骂去又不能还嘴，难免心理不平衡。那我老房做做自我牺牲吧，皇帝把气撒在我身上，总比他攒多了委屈以致决策失常要好。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次又一次心照不宣的表演：皇帝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发雷霆痛骂宰相，剥官落爵叫他回家待罪。房玄龄也就乖乖回家，平静地告诉家人“把房子打扫打扫，待会儿皇帝要过来接我回去”。而李世民果真就来接了，两人携手上车回宫，谁都不多说什么，好象发脾气那一幕从来就没发生过。

    死在皇帝的泪光里

    那些君臣的脾气，终于在性情温和、通达睿智的房玄龄手里，揉捏成方向一致、和衷共济的“合力”了。

    但“老好人”房玄龄的本事绝不止于此，他有着令人惊叹的办事效率和实干能力。李世民和魏征等人通过争辩讨论定下了大政方针，房玄龄就和他选拔的一批实用性人才一起埋头苦干，去实现贞观的宏图大卷。

    贞观时代，朝廷全部官员只有*3人，房玄龄做了22年的宰相——除了贞观的最后一年他已过世之外——他总是日复一日处理着繁杂的日常行政事务，让一个高度精简的行政机构，发挥出强大的作用，支撑起贞观之治的日常大局。以致于李世民有时会抱怨他太过细致，警告说，身为宰相应该只管大事，把那些小事丢给下属就好。可房玄龄还是继续“我行我素”地“琐碎”着。

    当时尚书省下辖的各部里，工作最繁琐、最被士人看不起的，是管理财政预算和账目的“度支司”，一度无人肯任其职。房玄龄竟以宰相之尊自任“度支郎中”，亲自把守着大唐国库。

    这22年的殚精竭虑，比起早年辅佐李世民征战天下、决战玄武门，更值得记录在房玄龄一生功业的榜首。诚如后世史学家所公认的那样：作为宰相，他开国有功，却从不突出自己；王、魏征以谏诤闻名，他就竭尽全力给他们提供机会；李靖、李世善于带兵，他就在后方做好后勤支持；每一个官员，他都能让他们在贞观时代淋漓尽致地展示才华；他没有一项拿得出手的“政绩工程”，然而天下人都知道，这个国家少不了他。

    李世民也一样知道。

    时不时要找碴痛骂房玄龄的皇帝李世民，其实对这位宰相的政见极为尊重。有一次李世民在外巡游，要任命李纬为户部尚书，当时房玄龄在京城留守，李世民问京城过来的官员，房玄龄对这一任命有什么意见。来人回答道，宰相只说李纬的一把大胡子生得好。李世民一听，立刻将李纬改任洛州刺史。贞观十九年，李世民远征高句丽，留守长安的房玄龄将一个告发自己谋反的人送到李世民军前，李世民一句话也不多说，“砍了”，并斥责房玄龄“这种人你应该自己砍掉才对”。

    人生终是难免一死。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走到古来稀的71岁。在那个时代里，他已经是活得很长的老人了。高龄带来的疾病难以克服，房玄龄的身体越来越差。而此时，比房玄龄年轻许多的皇帝也已重病缠身，那太过绚烂的一生迅速地消耗掉了李世民的寿命。重病中的李世民，让人把房玄龄抬到殿中，在御座之侧放下，君臣对坐流泪，竟是相视无言。

    回首他们在渭北秋风之中的初遇，时光已经流逝了32年。

    之后房玄龄被留在玉华宫养病，终究不治辞世。10个月后，李世民亦病逝于翠微宫含风殿。

    一段浩浩汤汤的贞观时代，回荡着各种各样的旋律。人们立德，立言，立功，以丰富多彩的形式把自己独一无二的声音，铭刻在这个时代上。“贞观”因此而朝气蓬*、气象万千。但贞观的第一宰相房玄龄，却在洪亮之声中沉默着，埋头忙于记录、整理、实施——

    他从来都没有自己的声音，他的声音就是“贞观”。

 第六节 房玄龄能上能下

    隋开皇年间，天下刚刚统一。文帝兢兢业业、日夜不敢懈怠，不肯放过大臣行政的一点瑕疵。对于百姓也是以“重典”治乱世，偷盗一钱以上者死；三人共盗一瓜，三人皆斩。当时海内清晏，奸臣盗贼一扫而尽，正是隋朝的升平之际。

    这个时候，有一个青年突然对父亲说：“爸爸，国家要亡了。”

    他的名字叫房玄龄。

    弱冠之年的房玄龄说：“当今皇帝没有什么功德，又动不动杀人。他放纵皇子争逐帝位而不肯早立太子，必定会互相倾轧。皇上还不肯信任大臣，只肯信任亲戚，虽然在他当政的时候国家还能勉强维持，一旦逝世，国家灭亡指日可待！”

    几年后，文帝驾崩。次子杨广发动宫廷政变，赐死皇太子杨勇。承袭了父亲“动不动杀人”的他，却没有父亲的勤劳和责任感，是为一代暴君隋炀帝。再过几年，隋文帝的“亲戚”唐国公李渊起兵灭隋，经过南北征战终于统一中国，隋朝灭亡。房玄龄的预言应验。

    房玄龄的父亲房彦谦是当时的名士，但是当时他却对儿子说：“不要胡说！”十年之后，他对自己的知交抱怨说：“炀帝性格嫉妒刻薄，不听意见，只知道行苛酷之政。别看现在天下尚安，必有危乱。”同样是说时局，房玄龄从文帝看到了隋朝灭亡的趋势，房彦谦从炀帝看到了隋朝灭亡的趋势，许多人在隋朝灭亡之时才看到，这就是差距。

    甘于雌伏

    虽然看到了隋朝灭亡的必然，房玄龄仍然决定从政。他并不耽恋官爵利禄，而只想尽快磨练自己，丰富自己的政才阅历。18岁的时候，他被地方推举担任羽骑尉。虽是最低级的散官，房玄龄并没有自矜才学而拒绝。

    当时吏部主管人事的侍郎高孝基以善于识人著称，房玄龄去吏部应试时，高一看见就大为惊讶，问对之后，更为激赏，说：我看过的人不计其数，却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日后你一定能成大器。

    房玄龄32岁时，王簿起兵长白山，房玄龄没有动；窦建德起兵高鸡泊，房玄龄没有动；崔让李密起兵，房玄龄只是袖手旁观。甚至在他39岁那年李渊起兵，他也只是在远处观望。

    这一切不都和他小时候预言的一样吗？隋朝旦夕间就要灭亡，而他已近不惑之年，难道要在这个官位上老死吗？

    房玄龄在等待。他在等待一个值得他竭尽毕生所学辅佐的帝才。

    他大可以选择任何一个有势力有实力的领袖。但是他没有选择窦建德，没有选择占据洛阳的王世充，没有选择杀死隋炀帝的大将军宇文化及，他甚至没有选择势力席卷天下的唐国公李渊。

    他抛弃了他驻守和管理的城市，徒步七八百里，穿过猎猎军旗，扶杖来到一支军队的帅帐，自荐于营帐之外。这支军队的主帅，是当时年仅19岁的李世民。

    房玄龄抛弃了自己原来相当于市长的官位，做了19岁将军麾下的一个小小的书记员。史载，他们“一见如故”，是忘年之交，也是一生之交。房玄龄将自己的才华、自己的抱负、自己的精力和心血全部倾注于辅佐这位领袖。而李世民也不以部属看待他，而以朋友相待。

    房玄龄甚至没有关心过自己的位置，他只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这位朋友。这一年，李唐的队伍攻破长安，房玄龄几乎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好朋友，时年32岁的杜如晦，推荐给李世民。在隋末唐初的乱世之中，杜如晦一直充当秦王府兵曹参军，随李世民东征西讨，每每参与军国机要之事，俱剖断如流。房玄龄则被赋予“草拟檄文书信”的职责，且担当着为李世民四处延揽人才的重任。而英武睿智的李世民，才得以挥洒自己的军事指挥才华。

    此后几年，房玄龄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李世民在扫平中原一带割据势力的战争中，每打胜一处，众人都争着抢掠府库里的珍珠宝玩，但房玄龄志不在此。他细心观察和收罗人才，一旦有可取之处就收纳入幕府。他还与谋臣猛将潜心结交，约定各尽死力。

    房玄龄如果真的要为自己考虑，那么不但网罗的人才可能危及自己的地位，私下结交人才也可能遭致上司的疑心。还不如像萧何那样广收钱财以“自污”，博取刘邦的放心。但是他有这样的自信，也能够信任自己的上司，所以他成为了千古唯一的房玄龄。行事坦然，不瞻前顾后，这使他的能耐发挥到极致。

    直到不惑之年的房玄龄，都可以用“甘于雌伏”来形容。他将幼年时锋芒毕露的才华深深地收敛起来。他精心策划着自己的道路，但从不想一步登天，甚至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知道，该来的总会来。

    智略无双

    房玄龄的名声，甚至传到了唐高祖耳中。李渊曾对身边的大臣说：“房玄龄这个人识见深远，值得委以重任。每次和我儿子商量事宜，必定能够剖析出人心思虑，就算是在千里之外，也好像那个人就在他眼前！”

    但这样的名声却为他招致了祸患。大唐立国四年后，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凯旋长安。他身披黄金战甲，带领手下25员大将，雄威显赫。太子李建成看得眼里冒火，心里作酸，感觉到二弟带来的极大威胁。于是，李建成和幼弟李元吉设计*削减李世民的羽翼。李建成也知道房玄龄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便在高祖面前陷害房玄龄，最终使得房玄龄被驱斥，无法在李世民身边出谋划策。除了驱逐房玄龄，李建成还试图收买尉迟敬德等名将，收买不成就暗杀。秦王府本来人才济济，现在也是走的走，跑的跑。一次，李世民参加李建成的宴会回来吐血不止，经过抢救才没有丧命。李建成经过这次谋杀失败，决定撕下一切伪装，在饯别元吉出征的宴会上直接杀死李世民。

    到这个时候，李世民还没有任何准备，煊赫一时的秦王府仅剩寥寥数人，兵权又被收归李元吉，根本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朝野之内虽然同情他的大臣很多，却没有人能够救他一命。

    李元吉的出征一天天逼近。一天，李建成和李元吉听说李世民向高祖诬告自己“*宫室”。他们反倒十分兴奋，因为李世民一定是黔驴技穷才出此下策。这样的诬告非但不能动摇自己的位置，还能反过来利用它将剩下的秦王党一网打尽。于是他们兴冲冲的进宫和李世民对质。

    但是他们没有如愿，在宫廷的门外，等待他们的是全副武装的尉迟敬德、长孙无忌和李世民。李建成和李元吉当场被射杀，史称“玄武门之变”。唐高祖只好立秦王为太子，没过多久，索性让位李世民。李世民登基后，改元贞观，是为唐太宗。

    在玄武门之变背后，是一袭白衣——书生房玄龄。他乔装扮成道士*秦王府，策划了事变，他自始至终掌控全局。

    先示之以弱，诱敌深入，然后一举击破。这是兵法在政治斗争中的妙用。

    关系到自己和李世民的一生前途，乃至大唐国运的玄武门之变是这位初唐第一智者一生唯一一次展示自己的惊天才华。他的智慧犹如流星一样划过唐朝的天空，然后隐藏在无尽的黑夜中。在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做着普通人做的事情，只不过比普通人做得更好。

    无迹可寻

    房玄龄在不惑之年从军，显示了他“甘于守雌”的“能下”；策划玄武门之变，显示了他“智略无双”的“能上”。现在李世民终于登上帝位，国家政局安定，而他是一朝宰相、皇帝至交，无论什么样的改革、立法，几乎都无疑会被施行。他终于能够一展所学了。

    然而他做了什么呢？

    淘汰冗员、制定法律这些别人做的，他也做。但是房玄龄之所以是房玄龄，在于他所做的，并不能用任何语言描述。

    《资治通鉴》评价：他“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他最大的功绩，竟是这四字“无迹可寻”！

    房玄龄不像商鞅、张居正那样变法。国家百废待兴，正是他一展所学的时候，而他只是默默沿袭着隋朝的科举和三省六部制。

    他也不像晏子、魏征那样进谏。英明如李世民，也经常有犯错的时候。《贞观政要》上写满了魏征直言敢谏的故事，而房玄龄碰到这种事，通常总是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道歉了事。有时候还是魏征帮他开脱。

    他的确待人温和，他的名言就是：“谦虚温谨，不以才地矜物。”甚至有一次他生病，喜欢开玩笑的户部郎中裴玄对要去探病的人说：“要去探病，宰相病的怎么样要先知道。如果他的病可以好，我们去看望就可以被他记在心里。如果病得很厉害，都好不了了，还去干什么？”这话确实是有些刻薄过头，当时就有人和房玄龄说了。大家都没有想到，等裴玄随大家去探望房玄龄的时候，房玄龄只是微笑着说：“啊，裴郎中来看望我了，看来我不会死了。”

    所以许多人说起房玄龄，总会认为他是贞观朝的出气筒。当时的房玄龄没有改革变法，也没有直言进谏的故事，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那么平淡无奇，史官都懒得记录：诸如某年月日提拔了某个人才，过问哪些事务，写了哪些文章等等。

    后来的史书说到他的执政，也只能说些“空话”，而没有任何故事。史书记载：房玄龄*夜夜都能谦恭谨慎，尽心竭力做好每一件事，虽一物一事也不疏忽。听说别人的优点，就好像自己的优点一样。不要求别人完美，也不以自己的长处要求别人。对上对下，无论尊卑都能相处很好。

    这在后来，就成了大唐的气度。

    唐朝（除了开朝之时）在中国历史上不算是贤臣最多，前有房杜、后有姚宋，如此而已。它也不算制度最好，唐朝的制度和短命的隋朝基本一致。但是唐朝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也是吏治最好的时代，一朝的“循吏（写入史书的官员楷模）”共48人，而两汉加起来才18人！

    这是因为唐朝有一种精神，那就是不重制度、不重名声，只重实干。它又不是萧规曹随的那种循规蹈矩的苦干，而是房玄龄的这种有眼光有见识而又能深藏功与名的实干。愚者要实干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睿智如房玄龄者，居然能甘心静下心来做一些普通人可以做的事。——这就是“能上能下”。

    能下难，能上尤难，能上能下最难。能上能下者是智者，而智者的实干和愚者的实干是不同的。正由于他的睿智，他敢于、也善于超越制度加以变通。智者的变通往往惊世骇俗，却是出于天地公心。

    譬如许多人都知道唐朝实行科举制，却不知道唐朝的科举考试不但没有密封（并不是没有技术条件，武则天实行糊名，她死后又废止），考生还可以和考官沟通交流，考官在对话后斟酌考生的实际水平再定其名次。更有一时佳话，就是主考官让一位考生帮忙拟定考试名次，该考生毅然把自己列为第一，果然就此高中状元。没有人借此徇私舞弊，这就是唐朝。

    所以唐朝的科举制能够不拘于门第在平民中选拔出人才，却能够避免录用一些在考卷中夸夸其谈而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又能够防止一些人才由于发挥失常而不能录用。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这种精神传统，追根溯源，确实是房玄龄开创的。大诗人皮日休有诗赞房玄龄：“黄阁三十年，清风一万古。”不论制度是好是坏，不论是否会引发他人的流言蜚语，他只是默默地做自己的事，睿智、自信而坦然。房玄龄相信，无论是什么样的制度，只要在其中的人能够懂得灵活掌握，就能够把事情做好。

    于是房玄龄最重视的就是人才，对于其他问题就只有温和、缄默、实干而已。在唐太宗的太子晋王宫中，有一位官居太子右卫率（负责太*的保卫工作）的李大亮，为人耿直。于是房玄龄向唐太宗推荐说，李大亮有汉朝忠臣王陵、周*的气节，可以当大位。后来李大亮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和房玄龄共职相府。另外有个贫寒人士张亮，“素寒*，以农为业”，但“倜傥有大节”，有智谋，经房玄龄荐举，官至刑部尚书，参与朝政。但张亮胆气不足，无将领之才。房玄龄只用其长，并不“以备求人”。

    房玄龄临死前为唐太宗上了他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谏，希望太宗停止对高丽的讨伐。

    所以有魏征的时候，他只是默默的承受一切，把《贞观政要》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让给魏征。

    可以说，房玄龄的气度远远超过魏征。

    房玄龄立德于身后。他没有什么显赫政绩，却是大唐气度的缔造者。他因此而不朽。后人评论：“真宰相也！”

 第一节 魏征的一生

    魏徵（580年-*3年），字玄成。巨鹿人（今河北邢台市巨鹿县人，又说河北晋州市或河北馆陶市）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享有崇高的声誉。

    魏征（580-*3）字玄成，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人，其父魏长贤，曾为隋朝官吏，素有贤名。有妻裴氏，有四子，叔玉、叔瑜等。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闇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闇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83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他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同年，被封为郑国公。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公元*3年，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并亲书碑文。魏征葬礼按死后遗愿，极其简单。但之后不久，唐太宗认为其可能与侯君集有联系，亲自至魏征坟前，将其墓碑推倒，并取消衡山公主与其长子魏叔玉的婚姻。

    留有《魏郑公文集》与《魏郑公诗集》，《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

    魏征死后半年，可谓尸骨未寒。因魏征曾经举荐过先后被黜戮的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称赞他们有宰相之才，李世民便怀疑魏征私结朋党。加之又有传闻，说魏征生前曾自录下给皇帝的谏词，给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褚遂良观看，更加火冒三丈。他不仅取消了衡山公主许配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而且下令推倒了魏征的墓碑。也就是说，李世民自己砸毁了自己的“镜子”。

    为什么太宗对死后的爱卿魏徵恨得如此切？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后分析，在太宗心目中，因魏徵既非山东贵族，又非山东武人，其责任仅是接洽山东豪杰，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供分合*纵诸政治集团之妙用。如果魏征的行动越过太宗赋予的这种权力，就犯了太宗大忌。魏徵推荐杜正伦为相，而杜正伦出自山东之盛门，则太宗赋予魏徵监视山东贵族之作用消失，转过来有联合山*会文武两大势力之嫌疑。侯君集这人在两唐书本传虽没有详载其家世，只说他是个武将，据陈先生考证，候君集与太宗都属于六镇胡汉关陇集团，史书上说，他的才能出将入相没有问题，魏徵举荐杜候二人，等于集合了当时东西文武三大社会势力，而他自己身为其枢纽，这是太宗最不能容忍的，幸好这些事*在魏征死后，否则后果也是个现行，新唐书魏征传中所说“停婚仆碑”这样的惩处应该算是轻的。

    贞观十八年初，李世民君臣在商议是否对高丽用兵时，再次提到已经去世一年多的魏征。李世民自负地说，魏征生前劝他不要东征高丽是个错误，过后很快就后悔了。之所以没有再提这件事，主要是怕堵塞良谋。李世民东征高丽失败后耳边重又响起自己大言不惭地批评魏征的话，十分丢面子，不得不对群臣说出了“如果魏征在，决不会让我有今天”的反省话，一边承认错误，一边又下令重修了魏征墓，并且让魏征的儿子承袭了国公的爵位。

 第二节 魏征的家风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是一副极为古老的对联，也许是它太司空见惯了，人们往往把它看成吉祥话，对其中的道理不再深思。近读有关魏征的史料，重新想起这句话。

    作为一名谏臣，魏征这一生也算是很风光的了，他从谏议大夫、秘书监、侍中、特进，一直到封为郑国公，备受唐太宗的赏识。可是他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在快死的时候，住的宅院还没有正堂，还需要太宗援助建筑材料，赏赐布被和素色的褥子。魏征下葬时，太宗“命百官九品以上者皆赴丧，给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征平生俭素，今葬以一品羽仪，非亡者之志。’悉辞不受，以布车载柩而葬。”可见，魏征的妻子裴氏是一个非常懂得分寸的人，对名利看得很淡、很透。

    从史书中我们知道，魏征的玄孙魏稠很贫穷，把家里祖传的老房子抵押出去，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建议由个人出钱赎回来。皇上唐宪宗命白居易起草诏书，白居易说：“这种善事须由朝廷出面，希望有关部门拿官钱赎回还给后代。”皇上听从了这个建议，从内库拿出2000缗赎回房子还给魏稠，禁止他再私自出售。这段故事说明魏征的玄孙一代还过着清贫的生活。

    到唐文宗时，李孝本的两个女儿被右军收纳，皇上把她们纳入后宫。魏征的五世孙、时任右拾遗的魏谟上疏说：“陛下不近声色，经常把宫女放出去配鳏夫，可是最近我听说教坊里不停选拔宫女，又把李孝本的两个女儿纳入后宫。臣觉得很遗憾。当年汉光武帝看了一眼列女屏风，大臣宋弘正色抗言，光武帝听了，命令立刻撤走。陛下岂能不思宋弘之言而甘居光武帝之下吗？”皇上立刻把孝本的女儿送出后宫，提拔魏谟为补阙，还厚赏了他。

    宣宗时，户部侍郎魏谟被任命为宰相，兼管户部。这时皇上年纪很大了，还没有立太子，群臣都不敢提这事。“谟入谢，因言：‘今海内无事，惟未建储副，使正人辅民，臣窃以为忧。’且泣。时人重之。”后来魏谟以宰相之职充西川节度使。“谟为相，议事于上前，他相或委曲规讽，谟独正言无所避。上每叹曰：‘谟绰有祖风，我心重之。’然竟以刚直为令狐绹所忌而出之。”

    魏谟的身上确有魏征的很多遗风，虽然他最后被罢相，但他的人格是成功的，他的精神是高大的。

    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民间则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都是讲家族富贵的不可延续性，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鲁迅先生从遗传学的角度说过这样的话：历史又偏偏不争气，汉高祖的父亲并非皇帝，李白的儿子也不是诗人。不只如此，还有很多名人的后代都不怎么出息，甚至成了人渣，龚自珍的儿子龚橙是引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罪魁祸首之一。与此对比，魏征的家风是怎么称道都不过分的。这其中没有多少高深的道理，只有“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样的常识而已，可是人就是这么奇怪，越是常识的东西越容易忽略。现代人活得更实在，拼命给后代攒钱留大房子留豪华车，就是不知道最好的传家宝是忠厚、诗书、俭朴这些精神性的东西，所以中国向来多富少贵，很多有名望的家族中走出的只是大款，而不是贵族。仔细想来，家庭走不出“富不过三代”的怪圈，和封建王朝走不出由盛而衰的周期律是同样的道理。所谓家风，岂是小事？

 第三节 魏征直谏故事

    犯颜直谏第一谏官魏征的故事

    “唐太宗造就了谏官魏征，魏征造就了明君唐太宗。”

    一朝天子一朝臣，谏官遇上明君方能“谏”。纵说中国有四千年历史，除唐太宗时代出了一个魏征，大谏官实为罕见异常。魏征本为太子李建成的僚属，而唐太宗却不计前嫌，任他为谏官，允许直接询问政事得失。

    直谏军事

    有一次，唐太宗鉴于兵源短缺而应宰相封德彝之请求下诣征用不到参军年龄的中男入伍。当诏令转到门下省时，魏征竟拒诣意而不签字。太宗大怒，直斥道：“朕意已决，事与汝何干？”

    魏征回道：“竭泽而渔，明年无鱼；焚林而猎，明年无兽。中男充军，租赋杂徭下降，更何况兵不贵多而贵精，毋须凑数。”

    唐太宗沉吟半晌，下令停止征兵之事，还赏魏征一口金瓮。

    直谏家事

    贞观八年，长孙皇后替唐太宗找来了一位才貌出众的女子郑氏为嫔妃，正要纳入宫中，魏征猛然劝阻，道：“此女子已与陆氏订有婚约，皇帝不抢民女，勿坏人家好事，愿皇上体恤百姓之苦。”

    但是，其余大臣则称陆郑之间本无什么婚约，而陆氏亦上表否定婚约一事。魏征清楚简单地说：“陆氏否定此事，是避杀身之祸，不得已才这么做。”

    太宗不愿再拖延，干脆取消纳郑氏为妃之事，以免有误。

    直谏政事

    贞观八年，皇甫德参上书道：“修东宫洛阳，劳民伤财。地租收取过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怒道：“德参要大唐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无发，就心满意足。”

    魏征谏道：“上书不偏激不能动主人心，狂夫之言，择善而从。陛下因不再爱听直言而发怒，没了以往胸襟。”

    太宗转怒为喜，心情平伏，还升了皇甫德参为监察御史。

    唐太宗对魏征的评价

    魏征去世后，唐太宗极为思念，感慨的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原意为：人们用铜做成镜子，可以用来整齐衣帽，将历史做为镜子，可以观察到历朝的兴衰隆替，将人比做一面镜子，可以确知自己行为的得失。用镜子只能看出自己表面的不足，看历史只能让自己明白各个朝代的成败兴衰，而可以交心的知己，却能直言不讳的向你提出本身的缺憾，只有倾听别人的意见，才能让自己知道的所作所为是否准确，通过朋友的提醒也可以减少自己犯错的几率。

 第四节 魏征良史美誉

    魏征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是一位举世公认的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政论家，而且，还是一位功绩卓著的历史学家。魏征留给后人的丰硕的史学著作，以及在图书目录学方面的开拓性贡献，已经成为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魏征与同朝宰相房玄龄等人主持编撰的《晋书》、《梁书》、《陈书》、《南史》、《北齐书》、《周书》、《北史》、《隋书》等被收入《二十四史》，在我国“正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魏征所有著述中，有一本书特别值得一提，它几乎影响了唐太宗一生，那就是贞观初年奉命主编的《群书治要》。这部书上至三皇五帝，下到晋代末年，既有明君治国的经验，也有昏庸败政的教训；既有忠良辅国的故事，也有奸臣欺主的实录。全书65部50余万字，堪称史学巨著。唐太宗读后爱不释手，如获至宝，指示抄给文武百官，相互传看。唐太宗曾对魏征说，朕读《群书治要》明白了为君、施政、用人、治国的道理。隋炀帝杨广骄奢淫逸而自以为能，最终丧命于匹夫。说明帝王也一样，任性放纵、恣意挥霍、信任奸佞、疏远忠良，只要沾染上其中一件，必然亡国，这都是你的功劳。李世民曾反复告戒群臣“君贪必丧其国，臣贪必亡其身”，就是从《群书治要》一书，所提供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悟出的无论是君王还是臣子都必须遵循的廉洁奉公的基本道理。

 第五节 魏征进谏的策略

    一

    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从元年（627）到二十三年（*9），李世民逝世，告一结束。贞观年间由于李世民的励精图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有较快的发展，人口也随之有了显著的增长，成为中国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这一历史时期中最为辉煌、繁荣的年代，被史学家称之为“贞观之治”，贞观时期重大事件的历程以及有关的诏令、奏疏等文件被吴兢编成专书，名《贞观政要》，成为后世帝皇将相必读之经典。

    贞观之治的缔造者是唐太宗李世民，他是主角，起了决定作用，当然，李世民作为皇帝，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治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单凭他个人绝对不行，还得有一大批文臣武将，为他出谋献策，为他运筹帷幄，为他案牍劳形，为他奔走驱驰，方能奏效。这一大批文臣武将之中，最为突出的则是魏征（580-*3）。

    魏征此人的经历却十分复杂，因父母较早亡故，青年时代贫苦异常，他苦读经史，却正遇上隋炀帝荒淫无道，天下大乱，他要想走学而优则仕的正轨却此路不通，激愤之余，戴上黄冠，做了道士。对他来说，也有收获，这一时期，他又涉猎有关道家的学说、经典、艺术，更充实了他的学术造诣。心怀壮志的魏征不可能安心于道观终老，当群雄纷起时，他前往武阳郡丞元宝藏处进行游说，与元宝藏一起投奔了占领河南瓦岗寨的李密。不久，他又说服元宝藏降了另一支武装的首领李渊。形势在急遽变化，魏征在战乱中被窦建德所俘，窦建德很重视魏征，任用他为起居舍人。窦建德与李渊决战于虎牢关，窦建德阵亡，魏征仍旧回到了李渊身边，李渊不咎既往，任他为太子洗马。

    李渊为唐开国之皇帝，太子为建成，魏征理所当然地效忠于建成，他发现世民的才干、见识非同一般，将来肯定要成为建成的对立面，要求建成先下手为强，对世民采取果断措施。建成缺乏远见，也遇事寡断，听之任之，于是世民的势力很快壮大，在群臣中的威望则超越了太子建成。于是，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而登上了皇位。李世民早就对魏征密切注意，政变成功，对魏征在建成身边的所作所为进行了严格的追究，魏征坦然承认所追究的“罪责”，并且坦言如果建成接受他的计谋，则断然不可能出现如今这种局面。事态的发展富于戏剧性，经过这一次“拷问”，魏征未被处死，也没有作囚禁、流放等惩罚，而是成了李世民统治之下言听计从的最主要的智囊。一直到魏征病逝，这一情况始终没有变化。他们君臣之间的合作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李世民胸怀宽广，有知人之明，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是主要因素，对魏征来说，玄武门之变以后，他忠心辅助李世民当然毫无问题，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谏，最后十之*都能被李世民采纳，他的进谏的方式方法，所论述的古代政治得失，所运用的语言、逻辑推理等等，无不具有明显的特点。兹述其荦荦大者。

    二

    贞观之初，魏征进谏之事例主要取自隋代之亡、唐代之兴，都是魏征、李世民二人亲身所见所闻，对之都有切身感受也。

    贞观二年（628），李世民问魏征“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先从理论上加以区别，答称：“君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具体的事例谈到了唐尧的“辟四门，明四日，达四聪”。所以“‘共、鲧’之徒，不能塞也”。也谈了侯景之乱，使梁朝草草结束。着重指出隋炀帝的偏信虞世基，所以许多城池易主，他居然一无所知。如果能多听听其他官员、将领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受虞世基的蒙骗而失天下。所以魏征认为隋炀帝不是明君而是暗君，要求李世民引以为戒。

    贞观四年（630），李世民又一次谈话，涉及了帝王与老百姓之间的矛盾问题。李世民知道“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魏征觉得切中了要害，就接着说：“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竟为无限，遂至灭亡。”

    正因为魏征经常谈论隋炀帝的荒淫失政，李世民也有了感悟，所以贞观十三年（639）居然主动与群臣议论应接受前朝的历史教训，他说：“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等谏诤，身戮国灭”。魏征等群臣听了自然都很赞同。

    魏征主编的史书有多部，他倾注心血最多则是《隋书》，原因何在呢？《全唐文》的魏征《第三疏》说得很清楚：“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对隋文帝杨坚，肯定了他的完成了统一大业，实现了一定程度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也指出了此人不学无术，缺乏宽容而刻薄寡仁。对隋炀帝杨广，则指责他一切以能否满足个人贪欲为标准而胡作非为。《循吏列传·序》说“其或善于侵渔，强于剥削，绝亿兆之命，遂一人之求者，谓之奉公，即时升擢。甚或顾名节，存纲纪，抑夺欀之心，以从百姓之欲者，则谓之附下，施及诛夷”。这些话，其实对李世民来说也是谏诤之言也。好在是修《隋书》，这样说，李世民不会产生反感。

    以后，魏征进谏时对问题的提法有了变化，那就是大力歌颂李世民在贞观之初的种种表现，希望李世民能够有所反思。贞观十三年（639）的上疏，即所谓《十三渐不克终疏》是其代表。举贞观之初时“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坠……”。“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民犹子”。而“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又如说李世民“贞观之初，损己以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就这样列举了李世民在贞观之初十个方面的良好表现，而到了贞观十三年，都不再存在了。果然，这些话说到了李世民心里，他采纳了，并且嘉奖了魏征。《十三渐不克终疏》是一次总结性的进谏，另有一进谏也带有总结性，魏征直言李世民对于臣僚的进谏，一开始是“求谏”，随后则是“纳谏”而已，*巩固以后，往往“拒谏”，最后不仅不求不纳，并且加罪于进谏者，变成了“罪谏”。李世民颇为震动，有所改正。

    但魏征还有极个别的奏疏逻辑推理并不很雄辩，甚至难以自圆其说，例如他把清官分成良臣与忠臣两种类型，认为臣僚进谏，君王采纳，两全其美，则臣为良臣，君为英明之主。臣僚进谏，君王不能接受，而且将进谏臣僚杀害，则臣为忠臣，君为昏庸或残暴之主。魏征自认为是一名良臣。此说虽是首创，却难以成立，因为“忠良”二字往往连用，如此区分过分勉强。他经常进谏，有时还非常激烈，担心也许李世民忽然缺乏耐心而动怒，所以说这番话给李世民听。多少有点玩文字游戏。当然，魏征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出之于自我保护的心理，故意这样立论，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

    虽然魏征的经历相当复杂，在为李世民效忠之前，曾分别在李密与窦建德麾下，投奔李渊之后，又曾一度离开，李渊第二次接纳他，并信用之，已经是魏征的莫大幸运了。更何况魏征官任太子洗马成了太子建成的心腹，仍旧是李世民的敌人也。所以在“贞观之治”这一时期，李世民与魏征之间的密切合作，确是封建时代绝无仅一的一个范例。

    魏征的进谏的确是在十分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冒着高风险进行的，根据现存的文献史料来看，李世民对魏征这些进谏的奏疏所作的批答，如“若不遇公，何由得闻此语？”“省前后讽谕，皆切主之意，固所望于卿也”、“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又录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等等，也都流露了真情，现在读起来，使人颇为感动。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一个方面，是当时公诸于世的文件。另一方面，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作为皇帝，尤其国富民强时的皇帝，即使本来比较俭朴、比较谨慎，此时此刻，也难免踌躇满志，难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不可一世的精神状态。对于进谏，对于逆耳之言，总觉得冒犯了自己的尊严。李世民比历代皇帝要清醒得多，但是他的一些好大喜功、寻欢作乐的打算固然劳民伤财，所有臣僚都不反对，偏偏魏征要进谏，大泼冷水，则使他十分扫兴。考虑到魏征确为大唐的长治久安着想，就忍受了。而魏征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谏，有时李世民在朝堂之上没有发作，一到后宫，自然而然要流露真情。有一次，他不胜愤恨地对长孙皇后说：“我总有一天要把魏征这老头子杀掉心里才舒坦”。长孙皇后与李世民共甘同苦多年，既秉性贤淑，更识达大体。她向李世民问明情况之后，没有随声附和，而是重整衣冠，欢快地向李世民隆重祝贺，祝贺朝堂中有魏征这样的不顾自己生死得失的忠良而慷慨进谏，乃是大唐天下之大幸，正应该庆贺，并且对魏征嘉奖。于是，李世民终于没有下手杀害魏征。

    尤其稍早些时，长孙皇后亲自过问了选聘郑仁基之女进宫之事，她觉得此女“容色绝姝，当时莫大”，决定聘为充华，以备嫔御，诏书已经发出了。魏征得知此女已许嫁陆氏，于是进谏：“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之欢。此人之常道也。今郑氏之女，久已许人，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民父母之道乎？”李世民决定此事不再进行。事情已经弄得沸沸扬扬，房玄龄等平素以干练公正称著，此时站到了魏征的对立面，认为郑女许配陆爽家未成事实，进宫仍应照办。陆爽上表解释，谓其父陆康健在时与郑家甚友好，经常往来，但并未有婚嫁之约。李世民弄得稀里糊涂，再找魏征询问。魏征说郑家原是隋代旧臣，他们深恐将郑女娶进，将来要引起麻烦，心中恐惧，故意这样说的，李世民这才恍然大悟。没有铸成大错。但此事原为长孙皇后*办，经魏征劝阻遂中止。长孙皇后丝毫没有因此怀恨魏征，应说她的心怀也是很宽广的。

    魏征的历次进谏都有显著的效果，主要关键在李世民本人，长孙皇后也功不可没，她在关键时刻都起了保护魏征的作用。历代历朝后妃都不能望其项背。

    再说，李世民那时身边也没有像高力士、吐突承璀那样权势遮天的太监，假使有，事情就难办多了。

    四

    因为生活极不安定，被李世民重用之后，又过分*劳，魏征到了六十岁已衰老不堪，他还是忠心耿耿，为朝政而呕心沥血，当然就难以久远了。

    病危卧床之际，魏征还在草拟上李世民的遗表，希望李世民：“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二”。说得很恳切，而且颇为辩证。

    魏征的死，李世民深为痛悼，对群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征殁，吾失一镜矣！”应该说对魏征的评价极高，当然也很确切。

    但此时身边少了魏征，则又增添了一分从来没有的轻松、愉悦，他要进一步扩张领土的念头可以进行具体实现了，为后宫遴选更多的美女，服用可以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等等，再也没有任何臣僚出来阻拦了。这种轻松、愉悦使李世民感到这样才是一个威望无比的“天子”。往这方面想，自然又觉得魏征并不是什么“可以明得失”的镜子，而是绊脚石，罪不可赦。再说，魏征既死，那些平时无所作为的或以迎逢阿谀皇帝取利禄的官员以为时机已到，乘机在李世民面前说了不少魏征的坏话，对李世民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本来，魏征的墓定位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之旁，原是李世民亲自规划的，这是对功臣的莫大礼遇。碑文也是李世民亲自撰写的。由于李世民的态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墓碑被推倒，碑文被完全磨平，成了无字碑。而且原来将一位公主许配了魏征的儿子魏叔玉，尚未完婚而已。李世民居然把既定的婚事也退了。

    后来，李世民要东征高丽，文臣武将之中，不赞同的也有，都是稍稍表示一下而已，再没有人像魏征这样坚决劝阻的了。东征大军却遭遇了高丽的英勇抵抗而退了回来，人力物力，蒙承了巨大的损失。李世民才又猛然醒悟：如果魏征尚在，决不会让我发动这场战争啊！

    于是，昭陵的魏征墓重新修复，碑也被重新树立了起来。但碑文并未再一次镌刻，仍旧是无字碑。

    由此可见，魏征的进谏不仅是封建社会中绝无仅有的事例，而且就在当时也充满了惊涛骇浪。反反复复，变过来变过去，有好几次。其复杂性决不是我们今天所能想象于万一。

    五

    李世民与魏征缔造了“贞观之治”，对后人来说，当然是一面可以“知兴替”、“知得失”的镜子，十分值得借鉴。而魏征在进谏时所用的语言、所作的推断、所发挥的理论都成了中国人文精神的优秀遗产。宋、元、明、清以来，有抱负的政治家，无论处于任何地位，都奉为圭臬而予以继承，并发扬光大！

    尤其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水能载舟、水能覆舟”以及关于“草创”、“守成”之难易等等，历代有所为的帝王、君臣均作为经典而认真记取，并反复研讨，咸均能适用而得到显著的成效。

    魏征进谏的奏疏，也被编成《魏郑公谏录》而传世，《贞观政要》《旧唐书》《新唐书》均有转引。据说，宋仁宗朝的包拯主要是受了魏征的影响，所以也经常向宋仁宗赵祯进谏。其他名臣进谏也都直接或间接受了魏征的影响。魏征进谏的文风朴质，说理透彻，层次分明，也都是富于力量的好文章，这又深深影响了宋代陆贽等人的文风，影响可谓远深之至了。

 第六节 魏征，识时务的谏臣

    魏征生于河北，葬于陕西，这是史书上明确记载的，但偏偏，在原平，却有个魏征墓。当地传说，魏征曾经在此地做过官，并造福一方。所以，当地人民在此地修建了一座衣冠冢。更可称奇的事情是，传说天下有三个桃园村，村村都有一个魏征墓，这其中的道理十分难解。

    魏征是历史上敢于直谏的代表人物，唐朝出现“贞观之治”的局面，里面有他的一份心血。这样一位敢说话、敢说真话的名臣，留给后世多少感慨和嘘叹。所以，虽然他不是山西人，我们也进行了一次充满敬意的寻访。

    以“直谏”著称，但那老人却称道他的“识时务”

    山西有很多地方的名字起得都很美，比方说，有一年我们去阳曲，路上经过一站，叫徘徊寺，往上望去，是青砖古树的小庙，不由就想起“五里一徘徊”的佳句。中间歇脚的一个小村子名字叫思西，这名字念起来就让人发思古之幽情。

    这次我去的那个村子也很好听，名字叫桃园。我到桃园的时候，已经是9月，看不到桃花烂漫，倒是村里有不少果园，虽有人看着，但看园子的人大多民风淳朴，心地厚道，对我们贪吃贪玩的行径视而不见。据村子里的老人说，桃园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虽然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没什么关系，但很久很久以前，他们就叫这个好听的名字了。桃园的历史虽然悠久，却没出过什么名人，倒是据说埋在这里的有一位大大有名，叫魏征。据说天下有三个村子叫“桃园”，每个桃园都有一个魏征墓，我们来的就是其中一个。这个桃园村位于原平市的东面。村子地肥水美，我们来时正是九月，地里的庄稼熟了，谷穗连天的金黄，很是好看，村旁有滹沱河流过，因为上游修了水库，老人们说，水面比以前小多了，但现在依然有丈余宽的水面，而且水质清澈，河的两岸是上世纪50年代村里组织种下的防护林，树种多半都是白桦，一棵一棵身姿挺拔，树林里几头老牛在悠闲地吃草。魏征墓就建在村旁河边的梁上，没有我想象中的气势宏伟，不过是一个大大的黄土丘，没有一点气派，土丘的边上，县文化局立了一块石碑，注明魏征墓，为县保护文物。

    魏征最有名的当然应该数“以人为镜”，不过，桃园村里带我们来的那位老人可不这么认为，老人说，你知道魏征这个人最大的长处是什么吗？是识时务。老人坐在沙地上，娓娓道来。

    一生事三主，魏征终于找到了他的“真命天子”

    魏征家是书香门第，父亲还当过县官，只是父亲为官清正，又死得早，所以从小魏征家境贫寒，魏征呢，又只喜欢读书，不愿种地，所以一直到30多岁，他都过着蛮清苦的生活，但他胸怀大志，狂览博识，虽然贫苦，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能做大事业的人。果然，他被瓦岗英雄李密看中，来到军中。可惜，李密虽然看中了魏征的才华，但大概是像唐玄宗喜爱李白，把他当成了吟诗作对的文人，用来给自己的休闲时间写小曲子。魏征当然不甘心，他可不想只是做个文艺青年，再说他那时也老大不小了，前两天热播的电视剧《唐王李世民》里把魏征演成一个翩翩美少年，那纯粹是胡扯，实际上，魏征被李密看中的时候已经38岁，跟上李世民的时候，都奔50了。

    魏征几次卓有见识的进言都没受到李密的重视，公元618年，宇文化及攻打瓦岗两军两败俱伤，死对头王世充，却厉兵秣马，乘机来犯，魏征建议瓦岗先按兵不动，进行休整，待王世充粮尽就会不战自退。到时再追而击之，一定能取得大胜。但单雄信等大将哪能看得起这无名书生，结果瓦岗大败，无奈之下，李密带着两万人马，西入关中投降李渊。魏征也跟随李密，一起来到新建的李唐都城长安。不久李密不甘心，兵变被杀。魏征一易其主，跟了唐王李渊，而且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并慢慢为太子李建成所器重。魏征曾有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提议，就是建议李建成杀了弟弟李世民，那样皇帝的宝位就无忧了。李建成没狠心，结果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了自己的哥哥弟弟，逼李渊退位，当上皇帝。李世民事后还质问魏征，你干嘛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魏征坦然地说，李建成若听了我话，不就不会落到被杀头了么？李世民欣赏魏征的才华，魏征的直言坦荡，魏征也服气李世民的肚量胸襟，魏征再易其主，跟了李世民，从此成就一番君臣佳话。

    在人的情感里有一个字提起来就让人敬重，那就是“忠”字，“从一而终”一直是人们最向往的感情，不管是爱侣，是朋友，是知己，还是君臣，能执子之手，从此甘苦相随，是最幸福的事，但好像那总是很难。从这个字来说，魏征显然不算“忠”臣。良禽择木而栖，魏征显然是个“识时务”的人。

    当言不当言，魏征非常清楚。这也是“识时务”的一种

    魏征的“识时务”当然不局限于怎么样给自己找个好“东家”，还有就是君臣的“相处之道”。魏征被誉为“人镜”，大臣里的标兵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些至理名言，早就流传千古。《谏太宗十思疏》，据说是在韩国企业家中必看的读物。然而，做个良臣，直言敢谏，并不是容易的事。皇上握着他的生杀大权，稍不留意，便会掉了脑袋。所以直谏还必须会说。

    “贞观之治”后天下太平，民间称颂太宗为秦王时所立下的显赫战功，有《秦王破阵乐》流传，后经太常所属官署改编为乐舞大曲，常于庆典宴会时演奏。贞观七年（633）正月，此曲更名为《七德舞》。魏征希望太宗理政以“偃武修文”为宗旨，因此每逢陪侍宴庆时演奏《七德舞》，就低头饮酒吃菜，不看表演。遇到演奏节拍安详舒缓，表现文德普及天下的舞蹈《庆善乐》时，则是全神贯注，毫不厌倦。魏征就是这样以一举一动来向太宗表示劝谏，但若试想，魏征若是直肠子，拣太宗兴头上劝谏，那后果不堪设想。但就是这样，魏征的话也越来越少，贞观十五年，《旧唐书》载，一日，唐太宗就近来朝臣论事说话越来越少这一现象征询魏征的看法，魏征来了个实话实说：“陛下虚心采纳，必有言者。凡臣徇国者寡，爱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太宗首肯了魏征的观点：“然。人臣关说忤旨，动及刑诛，与夫蹈汤火冒白刃者亦何异哉！”是啊，假如言场像战场一样可怖，哪个还敢多说话？不愿曲意奉迎，赞颂主上“英明伟大，一贯正确”，装聋作哑总会吧。凭魏征的政治智慧，要让他在秦始皇或隋炀帝朝为臣，相信他会作出这一选择的。而绝不会像龙逄、比干们，明明知道人主是昏君暴君亡国之君，还要梗着脖子去“为国尽忠”，“冒死直谏”，死了也白死，何苦来哉？江山是人家君王的私产，他当主子的都不心疼，你当奴仆的着的哪门子急？

    但就是这样，魏征也并没保得一世周全，公元*3年，魏征去世，太宗还把女儿许给他的儿子当媳妇；让大画家阎立本为功臣画像，安放于太极宫中的凌烟阁内，思念之情溢于言表。但不久风云突变。那些奸猾小人，诬奏说魏征结党营私。太宗听了心中很不高兴。又有人奏称魏征曾将自己谏诤的奏章抄送给史官，想要名扬后世。太宗闻后更加气愤，便下令收回要将公主嫁给魏征儿子的许诺，并推倒为魏征所树的墓碑，对魏征家的抚恤照顾也淡薄了。直到辽东之役失败后，太宗深感后悔，说：“魏征如果还活着，朕就不会有这一趟辽东之行了。”他下令将赏赐慰问魏征的妻儿，给予了优厚的待遇，又让人用羊去祭奠魏征的坟墓，将以前推倒的墓碑又重新立起来。但是，这时衡山公主已另嫁他人，不能再改正了。

    此时，魏征已死，不知道他看到这样的变化，心中会作何感想？

    陪我们来看魏征墓的老人，他父亲是解放前原平中学的校长，他本人上过燕京大学，他当过兵，教过书，逃过难，下过监狱，做过木匠，种过地……人生的际遇随着大时代的动荡波澜起伏，如今，沧桑的皱纹间已再难寻觅当年的书生意气，他只是一遍一遍从魏征“识时务”的人生里对仗他自己不“识时务”的失败，那比较在血色黄昏里显得颇为悲凉。

    自古文人的命运、自己的抱负全然在皇帝的一念悲喜之间，这感觉是何等苍凉，纵然是唐太宗这样的明君，也难免有“一时糊涂”之念，但“上”的一时糊涂，“下”则惊恐不已啊。在这样的格局里还谈什么“独立之人格”，谈什么“自由之思想”，所思所想不过是如何能苟且偷生罢了。

    站在魏征墓旁，这里视野开阔，往远处望，炊烟牧歌，依然是一片好风景。不禁心生感慨：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第七节 魏征诗歌鉴赏

    魏征（580-*3），唐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贫，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密败，投唐主李渊，自请安辑山东，擢秘书丞，后又为窦建德俘获，任起居舍人。建德败亡，入唐任太子洗马。“玄武门之变”后，太宗重其才，擢为谏议大夫，历官尚书右丞、秘书监、侍中、左光禄大夫、太子太师等职，封郑国公。任职期间，敢于犯颜直谏，劝诫太宗居安思危，兼听广纳，轻徭薄赋，躬行俭约，对实现贞观之治颇有贡献，为一代名臣。

    曾主持校定秘府图籍，主编《群书治要》，撰《隋书》序论及《梁书》、《陈书》、《北齐书》总论。

    述怀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

    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

    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

    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

    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

    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

    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述怀》又作《出关》，是魏征的代表作，也是初唐抒情诗的名篇。作于唐高祖李渊称帝初期。当时，魏征初投唐不久，高祖以礼相待，极重其才。为报答高祖的知遇之恩，魏征便主动请缨赴华山以东地区去劝降李密所领导的瓦岗军旧部。临行之际，作此诗以抒怀，表达了他重意气不畏艰险，誓报知遇之恩的思想。

    前四句“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主要表现的是诗人投唐前的胸襟怀抱。

    “中原”等二句，表明了诗人弃文就武是在隋末群雄争夺天下的动荡年代。逐鹿，比喻争夺*。《史记·淮阴侯列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投笔，掷笔。《后汉书》四七《班超传》：“（超）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后以投笔喻弃文就武。事戎轩，即从军。纵横，合纵连横，引申为谋划策略。战国时苏秦、张仪在列国间游说。苏秦主张齐楚等六国联合抗秦，即“合纵”之计；张仪则主张诸国听命于秦，即“连横”之计。苏秦张仪因此而被称为“纵横家”。魏征借此指自己曾向李密献策。一介书生，在时局动乱之际，能够为“济世艰”而毅然“投笔”从军，参与中原“逐鹿”，可见其以兴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纵横计不就”，委婉地透露了诗人有苏秦张仪之雄才而不逢明主的苦恼；而“慷慨志犹存”一句，则表示了他百折不挠、壮志未泯的情怀。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四句，主要勾勒诗人自告奋勇出潼关去安抚山东的雄姿，并表现所负使命之重大。“杖策”句透露出他投奔李渊时的果断和义无反顾：“驱马”句又传达出其奉使安抚山东时的豪迈、敏捷和急迫之态。

    “请缨”等二句，则用汉终军和郦食其的故事比拟自己的山东之行，表明所负使命的性质之非同凡比。“请缨”句：以汉终军自喻。西汉时终军自请安抚南越，他向汉武帝表示：“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意思是只要一根绳索就可把南越王捆来，后来终于说服南越王降汉。“凭轼”句：以郦食其自喻。

    西汉初郦食其曾向汉高祖请命，说降了齐王田广，“凭轼下齐七十余城”（见《汉书·郦食其传》），为汉之东藩。“系”、“下”二动词轻捷活脱，生动地表现出其安邦定国的宏图大志，蕴含着大唐江山的辟建就在此行之意，显示了诗人的政治远见。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四句，表现的是想象中出关后征途的艰险景况。“郁纡”等二句，是写因为山路萦回，崎岖不平，所以平原时隐时现、时出时没，反衬出抒情主人公心情因任务艰巨而起伏不平。“古木”等二句，从听觉的角度来渲染旅途的荒凉凄楚；古代森林里寒鸟悲啼，深山夜间猿猴哀鸣，构成了一幅深山老林的凄寒图景，同时也暗寓了诗人告别唐主后心情的孤寂。这里，诗人把复杂的心情，都融汇到生动的旅途景物描写中，做到意境两浑，情景交融，形象地暗示了完成使命的艰难和诗人心情的沉重。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四句，既有对出关前景的展望，也有其肺腑的坦露。“既伤”二句既表现对故国的怀念又蕴含任务特殊而艰巨，个人吉凶未卜之意。伤千里目：是说远望心里伤感的意思。《楚辞·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九逝魂：屈原《哀郢》中有“魂一夕而九逝”的诗句。九逝，极言精神之不集中。“逝”一作“折”。“岂不”二句的自问自答，更显示出诗人胸襟的坦荡。“岂不惮”意为有所惮，如同不掩饰自己的感伤一样，不但无损于主人公的高大形象，反增加了人物性格的立体感和丰满感，更突现了他重意气、报主恩的心灵之纯真。

    最后四句“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是直抒胸臆，抒发了诗人重视信义不图功名的思想。季布：楚汉时人，以重然诺而著名当世。时有“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谚语。诺：答应，诺言。侯羸：战国时魏国人。家贫。

    年老时始为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监门小吏。信陵君救赵，侯羸出奇计助之，但因年老不能随行，表示要杀身以报，后来果然实践了这一诺言。意气：情谊，《玉台新咏·皑如山上雪》：“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这里，诗人以季布、侯赢自比，表达了自己既然请缨就决不负使命的决心。“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明确地反映出魏征的人生观。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气势雄伟，意境开阔，诗人善于抓住在历史进程中的巍峨奇观，以粗犷的笔触，一扫汉魏六朝绮靡浮艳的诗风，成功地展示了诗人急欲建功立业的感情世界。魏征本人后来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提倡一种将南朝的清绮与北国的气质合一的“文质彬彬”的雅体，《述怀》就基本上实践着这一主张。它一方面措语朴素，直抒胸臆，慷慨激昂，与声色大开的南朝诗风相异。另一方面又融汇典语，自铸新辞，对仗妥贴，与理胜其辞的河朔诗风不同。因而《唐诗别裁》评论说其“气骨高古，变从前纤靡之习，盛唐风格发源于此。”

 第一节 狄仁杰的一生

    狄仁杰（630-700）字怀英，生肖虎，汉族，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南郊区）人；唐（武周）时杰出的政治家，武则天当政时期宰相。举明经。历官并州都督府法曹、大理丞、侍御史、宁州、豫州刺史，武则天即位，任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后为来俊臣诬害下狱，贬彭泽令，转魏州刺史，神功初复相，后入为内史，后又封为梁国公。在武则天当政时，以不畏权贵著称。

    狄仁杰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祖父狄孝绪，任贞观朝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任夔州长史。狄仁杰通过明经科考试及第，出任汴州判佐；时工部尚书阎立本为河南道黜陟使，狄仁杰被吏诬告，阎立本受理讯问，他不仅弄清了事情的真相，而且发现狄仁杰是一个德才兼备的难得人物，谓之“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推荐狄仁杰作了并州都督府法曹。

    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年），狄仁杰升任大理丞，他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兢兢业业，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17万人，无冤诉者，一时名声大振，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断案如神、摘奸除恶的**官。为了维护封建法律制度，狄仁杰甚至敢于犯颜直谏。仪凤元年（676年），武卫大将军权善才因误斫昭陵柏树，仁杰奏罪当免职。高宗令即诛之，仁杰又奏罪不当死。帝作色曰：“善才斫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左右瞩仁杰令出，仁杰曰：“臣闻逆龙鳞，忤人主，自古以为难，臣愚以为不然。居桀、纣时则难，尧、舜时则易。臣今幸逢尧、舜，不惧比干之诛。昔汉文时有盗高庙玉环，张释之廷诤，罪止弃市。魏文将徙其人，辛毗引裾而谏，亦见纳用。且明主可以理夺，忠臣不可以威惧。今陛下不纳臣言，瞑目之后，羞见释之、辛毗于地下。陛下作法，悬之象魏，徒流死罪，俱有等差。岂有犯非极刑，即令赐死？法既无常，则万姓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变法，请从今日为始。古人云：‘假使盗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帝意稍解，善才因而免死。

    不久，狄仁杰被唐高宗任命为侍御史，负责审讯案件，纠劾百官。任职期间，狄仁杰恪守职责，对一些巧媚逢迎，恃宠怙权的权要进行了弹劾。调露元年（679年），司农卿韦弘机作宿羽、高山、上阳等宫，宽敞壮丽。狄仁杰上奏章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追求奢泰，韦弘机因此被免职。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狄仁杰毫不留情的揭露其为非作歹的罪行，请求交付法司审理。唐高宗想宽容包庇王本立，狄仁杰以身*：“国家虽乏英才，岂少本立辈！陛下何惜罪人以亏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请弃臣于无人之境，为忠贞将来之戒！”王本立最终被定罪，朝廷肃然。后来，狄仁杰官迁度支郎中，唐高宗准备巡幸汾阳宫，以狄仁杰为知顿使，先行布置中途食宿之所。并州长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征发数万人别开御道。狄仁杰说：“天子之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之害耶？”，俱令作罢，免除了并州数万人的劳役。唐高宗闻之赞叹说“真大丈夫矣！”。

    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狄仁杰出任宁州（今甘肃宁县、正宁一带）刺史。其时宁州为各民族杂居之地，狄仁杰注意妥善处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抚和戎夏，内外相安，人得安心”，郡人为他勒碑颂德。是年御史郭翰巡察陇右，宁州歌狄刺史者盈路，郭翰返朝后上表举荐，狄仁杰升为冬官（工部）侍郎，充江南巡抚使。狄仁杰针对当时吴、楚多淫祠的弊俗，奏请焚毁祠庙1700余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减轻了江南人民的负担。垂拱四年（688年），博州刺史琅琊王李冲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政，豫州刺史越王李贞起兵响应，武则天平定了这次宗室叛乱后，派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当时，受越王株连的有六、七百人在监，籍没者多达5000人。狄仁杰深知大多数黎民百姓都是被迫在越王军中服役的，因此，上书武则天说：“此辈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诖误。”武则天听从了他的建议，特赦了这批死囚，改杀为流，安抚了百姓，稳定了豫州的局势。其时，平定越王李贞的是宰相张光弼，将士恃功，大肆勒索。狄仁杰没有答应，反而怒斥张光弼杀戮降卒，以邀战功。他说：“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死而万贞生。”“明公董戎三十万，平一乱臣，不戢兵锋，纵兵暴横，无罪之人，肝脑涂地。”“但恐冤声腾沸，上彻于天。如得上方斩马剑加于君颈，虽死如归。”狄仁杰义正辞严，张光弼无言可对，但怀恨在心，还朝后奏狄仁杰出言不逊。狄仁杰被贬为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南）刺史，入为洛州司马。

    狄仁杰的才干与名望，已经逐渐得到武则天的赞赏和信任。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开始了他短暂的第一次宰相生涯。身居要职，狄仁杰谨慎自持，从严律己。一日，武则天对他说：“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谮卿者乎？”狄仁杰谢曰：“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武则天对他坦荡豁达的胸怀深为叹服。

    狄仁杰官居宰相，参与朝政之时，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踌躇满志之日。他认为狄仁杰将是他被立为皇嗣的障碍之一。长寿二年（693年）正月，武承嗣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当时法律中有一项条款：“一问即承反者例得减死。”来俊臣逼迫狄仁杰承认“谋反”，狄仁杰出以非常之举，立刻服了罪：“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来俊臣得到满意的口供，将狄仁杰等收监，待日行刑，不复严备。狄仁杰拆被头帛书冤，置棉衣中，请狱吏转告家人去其棉。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得其冤状，持书上告。武则天召狄仁杰等“谋反”的大臣面询：“承反何也？”狄仁杰从容不迫地答曰：“向若不承反，已死于鞭笞也。”又问：“何为做谢死表？”答曰：“臣无此表。”武则天令人拿出谢死表，才弄清楚是伪造的。于是下令释放此案7人，俱贬为地方官。狄仁杰被贬为彭泽令。如此，狄仁杰运用自己的才智机谋死里逃生。以后，武承嗣欲根除后患，多次奏请诛之，都被武则天拒绝。

    在彭泽（今江西彭泽）令任内，狄仁杰勤政惠民。赴任当年，彭泽干旱无雨，营佃失时，百姓无粮可食，狄仁杰上奏疏要求朝廷发散赈济，免除租赋，救民于饥馑之中。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契丹攻陷冀州（今河北临漳），河北震动。为了稳定局势，武则天起用狄仁杰为与冀州相邻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狄仁杰到职后，改变了前刺史独孤思庄尽趋百姓人城，缮修守具的作法，让百姓返田耕作。契丹部闻之引众北归，使魏州避免了一次灾难。当地百姓歌颂之，相与立碑以记恩惠。不久，狄仁杰升任幽州都督。

    狄仁杰的社会声望不断提高，武则天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赐给他紫袍、龟带，并亲自在紫袍上写了“敷政木，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十二个金字。神功元年（697年）十月，狄仁杰被武则天召回朝中，官拜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恢复了宰相职务，成为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此时，狄仁杰已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但他深感个人责任的重大，仍然尽心竭力，关心社会命运和国家前途，提出一些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建议或措施，在以后几年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数次使人游说太后，请立为太子。武则天犹豫不决。狄仁杰以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劝说武则天顺应民心，还政于庐陵王李显。当时，大臣李昭德等曾劝武则天继续以四子李旦为嗣，但没有为武则天接受。对武则天了解透彻、洞烛机微的狄仁杰从母子亲情的角度从容地劝说她：“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武则天说：“此朕家事，卿勿预知。”狄仁杰沉着而郑重地回答：“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位备宰相，岂得不预知乎？”最终，武则天感悟，听从了狄仁杰的意见，亲自迎接庐陵王李显回宫，立为皇嗣，唐祚得以维系。狄仁杰因此被历代政治家、史学家称为有再造唐室之功的忠臣义士。

    圣历元年（698年）秋，突厥南下骚扰河北。武则天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狄仁杰为副元帅征讨突厥。时太子不行，武则天命狄仁杰知元帅事，亲自给狄仁杰送行。突厥默啜可汗尽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万余人退还漠北，狄仁杰追之不及，武则天改任他为河北道安抚大使。面对战乱后的凋残景象，狄仁杰采取了四条措施：一、上疏请求赦免河北诸州，一无所问，使被突厥驱逼行役的无辜百姓乐于回乡生产。二、散粮运以赈贫乏。三、修驿路以济旋师。四、严禁部下侵扰百姓，犯者必斩。很快恢复了河北的安定。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升为内史（中书令）。这年夏天，武则天到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请她观看安葬舍利（佛骨），奉佛教为国教的武则天答应了。狄仁杰跪于马前拦奏道：“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诡橘，直欲邀致万乘所宜临也。”武则天遂中道而还。是年秋天，武则天欲造浮屠大像，预计费用多达数百万，宫不能足，于是诏令天下僧尼日施钱以助。狄仁杰上疏谏曰：“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岂欲劳人，以在虚饰？”“比来水旱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武则天接受了他的建议罢免了其役。

    作为一名精忠谋国的宰相，狄仁杰很有知人之明，也常以举贤为意。一次，武则天让他举荐一名将相之才，狄仁杰向她推举了荆州长史张柬之。武则天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司马。过了几天，又让狄仁杰举荐将相之才，狄仁杰曰：“前荐张柬之，尚未用也。”武则天答已经将他提升了。狄仁杰曰：“臣所荐者可为宰相，非司马也。”由于狄仁杰的大力举荐，张柬之被武则天任命为秋官侍郎，又过了一个时期，升位宰相。后来，在狄仁杰死后的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趁武则天病重，拥戴唐中宗复位，为匡复唐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狄仁杰还先后举荐了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数十位忠贞廉洁、精明干练的官员，他们被武则天委以重任之后，政风为之一变，朝中出现了一种刚正之气。以后，他们都成为唐代中兴名臣。对于少数民族将领，狄仁杰也能举贤荐能。契丹猛将李楷固曾经屡次率兵打败武周军队，后兵败来降，有关部门主张处斩之。狄仁杰认为李楷固有骁将之才，若恕其死罪，必能感恩效节，于是奏请授其官爵，委以专征，武则天接受了他的建议。果然，李楷固等率军讨伐契丹余众，凯旋而归，武则天设宴庆功，举杯对狄仁杰说“公之功也”。由于狄仁杰有知人之明，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

    在狄仁杰为相的几年中，武则天对他的信重是群臣莫及的，她常称狄仁杰为“国老”而不名。狄仁杰喜欢面引廷争，武则天“每屈意从之”。狄仁杰曾多次以年老告退，武则天不许，入见，常阻止其拜。武则天曾告诫朝中官吏：“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凄恸，武则天哭泣着说：“朝堂空也。”赠文昌右相，谥曰文惠。唐中宗继位，追赠司空。唐睿宗又封之为梁国公（所以后世称其为：狄梁公）。

 第二节 狄仁杰的社会评价

    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宦海浮沉；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杰出的政治家，狄仁杰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辅国安邦，对武则天弊政多所匡正；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作出了的贡献。

    狄仁杰一生政绩显赫，刚正严明，其主要功绩有：

    1劝说武则天立李显为太子，并为恢复李唐天下作出重要贡献。在狄仁杰死后，他的学生张柬之发动政变，恢复了“唐”国号；

    2为唐朝举荐了一批优秀人才，如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时人谓之：“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仁杰回答说：“荐贤为国，非为私人也。”一时传为美谈。

    在封建社会，一个司法官员的公正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狄仁杰一次在赴任途中，登上太行山，远远望见一片白云孤飞，狄仁杰告诉同行的人说：“我的亲人就在那片白云的下方。”说完注视良久，直到白云飘去才又重新上路。狄仁杰的同僚郑崇质将要被派往西北绝域持行公务，而他的母亲年迈多病，狄仁杰劝道：“你怎么可以让年迈的母亲在万里之外为你担忧。”于是进见并州长史蔺仁基，请求代替郑崇质远行。蔺仁基被他们二人的友谊所感动，联想到自己与同僚李孝廉之间的种种不和，深感惭愧，主动与李孝廉和解。狄仁杰后来被酷吏来俊臣诬陷下狱，有人让他指证宰相杨执柔也是同谋以求免死，狄仁杰气愤地说：“皇天后土在上，我狄仁杰怎么能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说话间，用头撞向柱子，血流满面，吓得游说者连忙安慰他。从以上可知，至亲至孝的狄仁杰不仅是一个相当合格的司法官员，而且也堪称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楷模。

 第三节 狄仁杰清正廉洁的故事

    唐高宗仪凤年间，69岁高龄的狄仁杰结束了地方幕僚生涯，被提拔到大理任副长官。当时有两个将军因砍伐了唐太宗陵墓上一棵柏树，被皇上定了死罪。本来文武大臣都知道，两位将军不过是在执行公务时误砍了这棵树，依法至多免职就够了，但事关皇族威严的大事，为了不惹麻烦，法吏们宁可置国家法律于不顾，让这两位将军受点委屈，谁也不敢为他们鸣不平。判决书层层下发，到了执行部门的狄仁杰手中却给卡住了。狄仁杰来到朝中力谏，认为这两个人不够死罪，不应处死。高宗对此很生气，怒气冲冲地说：“他们砍了太宗墓上的树，让我背上不孝之名，不杀他们还了得！”两旁朝臣都为狄仁杰捏了一把汗。可狄仁杰毫无惧色，上前说道：“人们都说，做大臣的坚持正义而不怕得罪皇上是件不易的事。可是在我看来未必如此。处在夏桀、商纣那样的暴君朝代也许是这样，而处在尧舜这样的贤君时代却不同。如今幸逢尧舜明君，想必不会像比干那样因劝谏而被杀头，所以我才敢冒昧进言。”狄仁杰这番话真把高宗说得怒气全消了。狄仁杰继续说：“国家有严格的法律本应依法量刑判罪，可陛下仅仅因为昭陵一棵树就杀掉二位将军，千载之后人们将把陛下看成什么样的君主？”高宗为狄仁杰的忠直敢言所打动，终于免了两位将军的死罪。几天之后，狄仁杰也被升为侍御史。

    侍御史官阶虽不高，但职责是监察、弹劾中央各司官员。入仕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并没有改变狄仁杰的秉性于万一。他一上任，就把那些专靠巧媚逢迎进身的佞臣和平日恃宠沽权、横行霸道的权奸整得坐卧不安。这个六品之官，甚至连皇帝也不依不饶。

    有个叫王本立的，是高宗的宠臣，他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干了许多坏事，可官员们碍于皇上的威势，都奈何他不得。狄仁杰一担任侍御史，便把王本立的恶行奏明皇上，并把王交法司审理。高宗得知此事后忙下御旨让赦免王本立，而狄仁杰却拒不执行圣令，他对皇上说：“国家虽然缺少英才，难道是缺少王本立这种败类？圣上莫非宁肯怜惜罪犯而破坏国法？如果你一定要庇护他，就请先把我发配到不毛之地，好让忠诚直谏的大臣以我为戒。”高宗自知理屈，只得听任法司把王犯判了罪。狄仁杰任侍御史不久，朝廷的风气就有了明显好转，再也没人敢明目张胆地为非作歹了。

    公元688年，豫州刺史、太宗的儿子越王李贞起兵反对武则天临朝称制。事关重大，武则天特派宰相张光辅率30万大军前去弹压，但同时还须派一位可靠、干练的人去任地方官，以控制局势，稳定人心。经过慎重选择武则天起用了狄仁杰去接任豫州刺史。叛乱很快被平息，但针对如何处理被俘的乱党及其家属问题，新任刺史狄仁杰和宰相张光辅之间发生了极大分岐。张光辅极力主张将参与叛乱的近七百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五千多人全处决。狄仁杰却认为，参加叛乱的人中许多并非自愿，而他们的家属就更是无辜的了，如果将其全部处死，只怕违背朝廷怜恤百姓的意愿，狄仁杰虽是豫州刺史，但有宰相张光辅在，他这刺史说话也不一定算数了。可是狄仁杰不忍看到数千人就这样惨遭杀害，他冒险违背宰相命令，故意拖延刑期，暗中却上书向武则天说明实情。武则天看了狄仁杰的奏章，马上下令，赦免豫州叛党死罪，改判流放。收复豫州之后，张光辅自恃功高，带领将士向豫州百姓大肆勒索。狄仁杰得知后断然予以制止，结果惹恼了张光辅。张光辅气势汹汹地斥责狄仁杰蔑视元帅，目无上级。狄仁杰也毫不退让，他说：“越王反叛，扰乱豫州的不过是李贞一人，可如今死了一个李贞，却招来了成千上万个李贞。豫州百姓有什么罪？我是一州之长，不容你这样欺压百姓，要是我有尚方宝剑在手，一定要杀了你以谢州民。”张光辅气得七窍生烟。可邪不压正，狄仁杰正义在握，张光辅也不敢马上把狄仁杰怎样。可是这位宰相离开豫州不久，狄仁杰就接到了被谪贬的圣令。

    为了唐室江山永固，狄仁杰向武则天举荐了不少贤才，并让他们掌握朝廷实权，这对巩固周政，光复唐室起了不无微妙的作用。

    有一年，契丹进犯中原时，契丹大将李楷固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军，曾多次使唐军陷入绝境。后来，契丹兵败投降，唐廷判契丹降将以极刑，但被狄仁杰驳回了，他说：“像李楷固这样的良将，我大唐早已求之不得了，如今他们归降我朝，送上门的财富怎么能自己毁掉呢？”由此李楷固等人不仅没有被杀，反而还被授以官爵。其后，契丹的一些散兵游勇又集结犯边，李楷固挂帅出征，很快讨平了来犯之敌。李楷固凯旋之日，武则天兴致**地举行了庆功大宴，并特意请狄仁杰参加。宴会上，武则天亲自为狄仁杰敬酒，以表示对他荐贤之功的嘉赏。在一次闲谈中，武则天要狄仁杰为她推荐一位贤才。狄仁杰问太后要这位人才干什么用，武则天顺口答道：“当宰相。”狄仁杰说：“那我就推荐张柬之吧。”于是将张柬之由一个地方幕僚升为洛州司马。不久，武则天又要狄仁杰给她推荐人才，狄仁杰说：“我不是已经向你推荐了张柬之吗？”“我已经提升他了。”武则天很自得地答道。狄仁杰说：“我推荐的是相才，可不是一般的司马。”后来武则天把张柬之调到朝廷为官，遗憾的是直到狄仁杰去世后，又经姚崇推荐，张柬之才登上了相位。

    除张柬之外，狄仁杰还向武则天推荐了许多具有各种才干的人才，最突出的如桓颜范、敬晖、姚崇等，这些人受任后业绩显赫，都位至公卿。其中张柬之、姚崇更是名垂青史的贤相。

 第一节 寇准的一生

    寇准（961～10）北宋政治家、诗人。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大名府成安县。累迁殿中丞、通判郓州。召试学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馆，为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天禧元年，改山南东道节度使，再起为相（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景灵宫使）。皇佑四年，诏翰林学士孙抃撰神道碑，帝为篆其首曰“旌忠”。寇准生活比较奢侈，多有微议，能诗，七绝尤有韵味，今传《寇忠愍诗集》三卷。

    出身书香少年折桂

    寇准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寇相学问非常好，在五代后晋时中过进士，曾在一个贵族府第做秘书一类的小官。寇准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因此家境贫寒，可是深受书香世家影响的寇母十分重视寇准的学习。少年时的寇准，聪明好学，从书本上学得许多知识和道理。尤其对《春秋》三传，读得烂熟，理解得很透彻。这为他以后入仕从政打下了初步的知识基础。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18岁的寇准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大理评事，一年又被派往归州巴东任知县。以后他又先后升任盐铁判官、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等直学士等官。寇准官运亨通：并不是由于阿谀逢迎，依附权贵，相反，他刚正廉明不畏权，非常受人敬仰。寇准的青云直上靠的是自己的忠诚与智谋，用宋太宗的话来就是“临事明敏”。端拱二年（9*年），寇准曾奏事殿中，极利害。由于忠言逆耳，太宗听不进去，生气地离开了龙座，转要回内宫。寇准却扯住太宗的衣角，劝他重新落座，听他把话讲完。事后，宋太宗十分赞赏寇准，高兴地说：“我得到寇准；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寇准被钦誉为魏征，可见他在宋太宗智囊团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寇准在太宗朝群臣中，以刚直足智著名。淳化初年，北宋朝廷处理了两桩受贿案。情节严重的王淮，赃钱以千万计，仅被撤职仗责，不久又恢复了原职；而情节较轻的祖吉，却被处以死刑。寇准知道这是王淮的哥哥、参政王沔搞的鬼，心中忿忿不平。淳化二年（991年）春天发生了一次大旱灾，宋太宗召集近臣询问时政得失。群臣多认为是天数所致，寇准则借用当时十分流行的天人感应学说，指出旱灾是上天对朝廷刑罚不平的警告。宋太宗听后，生气地转人禁中，但又觉得寇准的话必有根据，就召问寇准朝廷的刑罚怎么不平？寇准回答说：“请将二府大臣都叫来，我当面解释。”当王沔等人上殿后，寇准就把王淮、祖吉二案述说了一遍，然后看了王沔一眼问道：这难道不是刑罚不平吗？宋太宗当即责问王沔。王沔吓得魂不附体，连连谢罪。从此寇准更加受到太宗的赏识，被任命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又改为同知枢密院事，开始直接参预北宋朝廷的军国大事。

    寇准在枢密院与知院张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由于受张逊诬陷，寇准被贬至青州。但这时宋太宗已离不开寇准了，寇准去青州后，太宗闷闷不乐，经常询问有关寇准在青州的情况。第二年，寇准就被召回京师，拜为参知政事。至道元年（995年）又加给事中。

    当时宋太宗在位日久，一直未立皇储。这件事也一直是令太宗头疼的事情。因为太祖赵匡胤死后，其子德昭未能继位；太宗赵匡义以皇弟身分践祚。并且太祖之死还有“烛影斧声”之谜，也就是说太宗有杀兄夺位之嫌。因此太宗传位，就面临两个选择：立自己的儿子，还是立太祖的儿子。当时一般大臣都讳言立储一事。大臣冯拯曾上疏请立皇储，被太宗贬到岭南。从此朝野上下很少有人再敢议论此事。寇准刚从青州还朝，入见太宗。太宗当时正患足疾，让寇准看过伤情后，深情地问道：“你怎么现在才回来能回京的。”太宗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接着太宗便向寇准问起应立谁为皇太子。寇准已猜到太宗这次召见他的目的，他早已成竹在胸，但他并没有直接回答太宗的问题。他告诉太宗：为天下选择国君，不能与后妃、中官（太监）商量，也不能与近臣谋划；应选择众望所归者立为太子。太宗低头想了好久，屏退左右的人，轻声问道：“襄王如何？”寇准心中暗喜，便顺水推舟地说：“知子莫若父。陛下既然认为襄王可以，就请决定吧。”第二天，太宗便宣布襄王赵恒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

    太宗与太子拜谒祖庙回来，京城的人们拥挤在道路两旁喜气洋洋，争着看皇太子。这时人群中有人喊了声“少年天子”。太宗听后很不高兴，问寇准：“人心归向太子将把我放在什么位置？”寇准连连拜贺说：“陛下选择的皇储深得人心，这是国家的福气。”太宗恍然大悟，赏寇准对饮，大醉而罢。此后太宗更加依重寇准。有人给太宗献了个宝物——通天犀，太宗令人加工成两条犀带，一条自用，另一条赐给了寇准。

    力排众议澶渊退敌

    自从赵宋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巩固统治，就把主要力量放在对内*方面。北宋的前两个皇帝太祖、太宗均把外族入侵视为“盱腋之患”，而把人民“谋反”和军事政变，看作“心腹之患”。因此，赵宋王朝的一系列法度，大多是针对防范内患而制定的。这样一来，北宋*的绝大部分力量都消耗在对内控制上，而对于外部强敌契丹，却表现得异常软弱。契丹是10世纪初至12世纪初由契丹族耶律氏在我国北方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后称辽。唐末五代，中原割据混战，契丹机迅速发展。9年，后梁灭亡后，河北一片混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率骑南下，攻占了幽州和安次、潞、三河、渔阳、怀柔、密云等县。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后唐大将石敬瑭为了做皇帝，向辽太宗耶律德光求援。石氏在辽兵帮助下建立了后晋，割燕云十六州给辽，使中原失去北方屏藩。后周世宗柴荣曾为收复失地，重振国防而致力北伐。宋太祖时，辽朝正值穆宗耶律景在位，耶律景沉湎于酒色，不理国事，对宋采取保守战略。宋太祖乘机得以发展势力，平定了南方的割据*。等到辽景宗耶律贤即位，辽的国力一时尚未恢复，因此还能与宋相安。开宝七年（974年）至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辽遣使通好达五年之久。然而这个友好局面终因宋太宗亲征北汉，辽兵援助北汉而破裂。宋太宗时，宋、辽之间在太平兴国四年和雍熙三年（986年）发生过两次大规模战争。在这两次战争中，宋军都遭到严重失败。从此北宋朝“守内虚外”的倾向就更加严重，宋朝廷内消极妥协的情绪也因此而日益增长。契丹骑兵间岁南下，河北大平原经常遭受侵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驾崩，太子赵恒继位，即宋真宗。契丹骑兵乘宋主新立，更加频繁地骚扰边境。咸平二年（999年），辽军大败宋军于高阳关，俘宋并代都部署康保裔，大掠而还。咸平六年，辽军再侵高阳关，宋军副都部署王继忠又被俘降辽。这两次战争极大地震惊了北宋朝廷。景德元年，边境告急文书频传，说辽军又要大规模入侵了。宰相李沆、毕士安面对强敌压境，束手无策。这年六月，毕士安向宋真宗推荐寇准为相。毕士安说：“寇准天资忠义，能断大事；志身殉国，秉道嫉邪。眼下北强入侵，只有寇准可以御敌保国。”八月，寇准被任命为集贤殿大学士，和毕士安同为宰相。

    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和他的母亲萧太后，率20万大军，从幽州出发，浩浩荡荡，向南推进。辽军由威虏军攻定州，被宋兵阻击，便把兵锋转向东南。当敌骑南下侵犯。“急书一夕五至”的时候，北宋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大多惊惶恐惧。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提议迁都成都。他们主张用躲避敌人的办法，应付敌人的入侵。宋真宗本来就无心抗敌，更表现得惶恐不安。只有寇准坚决主张抵抗，当真宗问他的意见时，王钦若、陈尧叟二人正好在场。寇准心里明白，迁都之议就是他们提出的，但他却假装不知，对真宗说：“不知谁给陛下出此迁都之策？罪可杀头！”他进一步提出，皇帝应该亲征以决胜。他指出，如果御驾亲征，敌人自当遁去；否则也可以出奇兵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同时坚守都城以使敌疲困，这样就可使敌劳而我逸，最后我们必得胜算。寇准的意见终于阻止了妥协派逃跑避敌的主张。为了消除王钦若对真宗的影响，寇准把他从真宗身边调到天雄军前线去防辽兵。

    寇准派探子到前线侦察情况，根据对敌情的分析，制定了一套抗敌方略。他指出：“目前敌人已至深州、祁州以东，我方大军在定州及威虏等地，东路别无驻军。应一面调天雄军步骑万人，驻守贝州，派孙全照指挥，遇敌掩杀；另一方面招募民兵，深入敌后，袭击敌人据点，兼以报告敌情。这样就可以振奋军威，安定人心，打乱敌人的军事部署，并可与刑州和沼州的军事据点构成犄角之势，以便攻守。万一敌骑南下攻人贝州，即应增援定州，向东北进攻，牵制敌人后方，使敌兵不敢纵深作战。”同时寇准特别强调指出：为了鼓舞士气，争取更大的胜利，真宗必须渡过黄河，亲临前线！

    寇准一方面同妥协派斗争，一方面积极备战。他派人到河北把农民中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发展民兵队伍，并规定：河北民兵杀敌，所在官军应给以声援；民兵中有杀敌立功者，同样给予奖赏。寇准还派人携带钱物慰劳河北驻军，并出银30万两交给河北转运使，用来收购军粮，充实军资。

    景德元年十月，辽兵攻下祁州，向东南推进，经贝州，直扑澶州城下。这样一来，不仅河北大片领土陷入敌手，而且仅隔一河的都城汴京也*在敌骑威胁之下。事实摆在面前，只有坚决抗敌才是惟一的出路。怯弱的宋真宗在寇准的督促下终于决定亲征。但统治集团内部仍然有不少人对抗敌没有信心，甚至当时的宰相毕士安也以自己抱病在身，以及太白星白天出现对大臣不祥为借口，不愿随驾北征，并对寇准促使真宗亲征说三道四。

    在寇准的督促下，宋真宗让雍王留守京师，自己起驾北上。当车驾缓慢行至韦城时，辽军日益迫近的消息雪片似地从前方飞来。臣僚中又有人劝真宗到金陵躲避敌锋，于是真宗又动摇起来。寇准十分懂得把握军心民心和“取威决胜”的军事法则。他提醒真宗在大敌压境，四方危机的情况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三寇准明确指出，进则士气备增，退则万众瓦解。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支持寇准的意见。真宗车驾终于北行到达澶州。北宋时，黄河还是从澶州流过的，将澶州城一分为二。辽军已抵北城附近，真宗不敢过河，只愿驻扎在南城。寇准力请渡河，真宗犹豫不决。寇准对高琼说：“太尉承蒙国家厚恩，今日打算有所榀答吗？”高琼说：“我是军人，愿以死殉国。”于是寇准与高琼商议了一番，便一同去见真宗。寇准对真宗说：“陛下如果认为我刚才的话不足凭信，可以问问高琼。”没等真宗开口，高琼便说：“寇准的话不无道理。随军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师，他们不会意抛弃家中老小随您迁都而只身逃往江南的。”接着高琼便请真宗立即动身渡河。枢密院事冯拯在一旁呵责高琼对真宗鲁莽。高琼愤怒地驳斥道：“你冯拯只因为会写文章，官做到两府大臣。眼下敌兵向我挑衅，我劝皇上出征，你却责备我无礼。你有本事，为何不写一首诗使敌人撤退呢？”高琼命令卫士把真宗的车驾转向北城行进。渡过浮桥时高琼简直是在驱赶卫士前进。当真的黄龙旗在澶州北城楼上一出现，城下北宋的兵民立即欢声雷动，气势百倍。真宗到澶州北城象征性地巡视后，仍回南城行宫，把寇准留在北城，负责指挥作战。真宗几次派人探视寇准的举动。寇准与知制诰杨亿在城楼上喝酒下棋，十分镇定。寇准胸有成竹，使真宗不再恐慌。

    自从契丹大举入侵之后，各地军民英勇抗敌。辽军虽然号称20万，却是孤军深入，供给线长，粮草不继。十月以后，契丹军队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尤其是真宗亲临北城时，辽军先锋萧挞览在澶州城下被宋将李继隆部将张环用精锐的床子弩射杀，极大地动摇了契丹军心。因此契丹太后萧燕燕及大丞相耶律隆运估计在战场上捞不到什么便宜，便转而向北宋统治者“议和”，企图从谈判桌上获得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好处。

    宋真宗本来就没有抗敌的决心。差不多在他离京亲征的同时，宋朝的议和使节曹利用也被派往契丹军营。曹利用当时是一个职位很低的官员。在辽宋对垒的过程中，曹利用总是往来于两军之间。辽圣宗和萧太后也通过前一年望都之战中俘虏的宋将王继忠和曹利用联系。契丹提出的议和条件是要宋“归还”后周世宗北伐夺得的“关南之地”。宋方的条件是，只要辽国退兵可以每年给辽一些银、绢，但不答应领土要求。谈判在两军对峙中进行。最后终于按宋方的条件达成了协议，剩下的问题就是每年给辽银绢的数量。曹利用临行前请示宋真宗，真宗说：“必不得已，一百万也可。”曹利用从真宗的行宫一出来就被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寇准叫住。寇准叮咛他说：“虽然有圣上的旨意，但你去交涉，答应所给银绢不得超过30万。否则，你就不必再来见我，那时我要砍你的头！”

    寇准始终反对议和，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主战派将领宁边军都部署杨之，以夺取幽燕数州。但由于真宗倾心于议和，致使妥协派气焰嚣张。他们攻击寇准拥兵自重，甚至说他图谋不轨。寇准在这班人的毁谤下，被迫放弃了主战的主张。于是，在妥协派的策划下，于同年十二月，宋辽双方订立了和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功高名重蒙冤遭贬

    澶渊之盟本身并不值得称道，但在这次战争中，宋军给辽军以有力的反击，使辽朝统治者认识到宋军和中原地区的人民是不可轻侮的。从此以后，契丹就不敢发动大规模的入侵。澶渊之盟后，宋辽边境干戈宁息，贸易繁荣，人民生活安定。从积极抗敌到澶渊之盟，寇准功冠朝臣，朝野上下有目共睹。正如宋神宗时的宰相王安石曾在《澶州》一诗中所歌颂的：“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但是有功之臣却由此招来不测之祸。寇准对北宋王朝功重如山，真宗对寇准十分敬重，引起妥协派官僚的嫉恨。王钦若这个曾被寇准斥之为“罪可斩首”的妥协派首领，对寇准更是恨之入骨。一回到东宫，王钦若就开始对寇准施展阴谋。在一次退朝之后，他乘机对真宗说：“陛下敬重寇准，是因为他对国家有功吗？”真宗点头肯定。王钦若说：“我想不到陛下竟有这样的看法。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而说寇准有功。”真宗一愣，问他原故。王钦若说：“《春秋》-书都把城下之盟当作一种耻辱。澶渊之盟实际上是城下之盟，陛下不以为耻吗？”王钦若见真宗不高兴，接着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吧。那些赌徒在钱快要输完时，就尽其所有押了上去，输赢在此一着，这就叫‘孤注一掷’。陛下在澶州时不过是寇准的‘孤注’罢了，真是危险啊！”从此，真宗对寇准就冷淡起来。

    寇准做宰相，选拔人才不讲门第，喜欢进用出身贫寒而有真才的人。御史台是专门批评朝政得失的机构，每当御史台官员有缺额时，他就让平时具有批评精神的人去担任。这样一来，他就更成为王钦若等人的眼中钉。在王钦若一伙的攻击下，景德三年二月，寇准被免去相职，到陕州去做知州。

    寇准离开东京，在河南、陕西等地作了多年的地方官，朝中大权落人王钦若、丁谓一伙人手中。丁谓与王钦若一样，也是一个善于奉迎的无耻之徒。为了博得真宗的欢心与信任，王钦若、丁谓等人大搞封建迷信活动，以伪造所谓“天书”、编造祥异等事，粉饰太平、迷惑视听。真宗晚年卧病不起，越发迷信和糊涂，对于王钦若与丁谓，简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天禧三年（1019年），形势发生了有趣的变化。丁谓主动邀请寇准回朝再当宰相。丁谓此举别有一番用心。当时，无论从资历是从声望上讲，丁谓实在不够宰相的资格，因而他以参知政事的名义请寇准回朝为相，以便假借寇准的资望为自己的权势服务。这一点，局外人是清楚的。寇准的——个门生就曾十分恳切地对寇准说，称病不去为上策，而“再入中书”当宰相为下策。然而耿直的寇准不听劝阻，终于在六月间赴京上任了。

    丁谓对寇准先后施展了两套阴谋。起初他一心想把寇准拉为同党。在一次宴会上，寇准的胡须沾了些菜汤，丁谓马上起身为寇准擦须。寇准不但不领情，反而十分恼火，当场训斥丁谓有失大臣之体。丁谓恼羞成怒，发誓要报复寇准。

    真宗得风湿病后，刘皇后参预朝政，凡事皆问丁谓。丁谓误国，有识之士有目共睹。寇准、王旦、向敏中等元老重臣都上奏建议应选择正大光明的大臣来辅佐太子监国。寇准还特别指出：“丁谓、钱惟演是奸佞之人，不能辅佐少主。”其实是在反对刘后预政，反对丁谓专权。病中的真宗也意识到丁谓专权的严重局势，批准了寇准等人的上奏。寇准让知制诰杨亿秘密起草太子监国的诏旨，并且准备与杨亿一起辅政。刘皇后是四川人，她娘家的人仗势犯法，真宗为了刘后的面子，下诏赦免。寇准坚决反对，认为必须按国法处置。为这件事，刘皇后与寇准结下怨仇。不料，寇准与杨亿密谋由太子监国一事被杨亿的妻弟张演酒后泄漏，刘皇后先下手为强，罢寇准为太子太傅，封为莱国公。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和丁谓有私怨的太监周怀政联络同党，企图发动政变，斩杀丁谓，复相寇准，尊真宗为太上皇，拥立皇太子即位。这件事被客省使杨崇勋出卖。丁谓连夜化装乘牛车到曹利用那里商量对策。丁谓、曹利用派兵包围了周怀政的住处。周怀政被俘后自杀。丁谓想乘机干脆把寇准置于死地，就诬告寇准参与密谋。寇准虽没被问成死罪，却再次罢相，被逐出京城。

    寇准遭贬，据说是丁谓等背着宋真宗干的。据《宋史·寇准传》记载，寇准被贬，真宗卧病不知，问左右的人为什么多日没见寇准，左右臣僚都不敢回答实情。寇准离开京城那天，大臣们由于害怕丁谓，都不敢去送行，只有王曙以“朋友之义”为寇准饯行。另外还有个叫李迪的人对寇准罢相十分愤懑，公然宣布自己与丁谓不共戴天，甚至持手板击打丁谓。李迪面奏皇帝痛斥了谓之奸邪，力诉寇准之蒙冤。

    寇准再次罢相后，丁谓当了宰相。丁谓为了将寇准置于死地，把他一贬再贬。最后寇准在乾兴元年（1022年）被放逐到边远的雷州去当司户参军，等于被发配到那里去充军。

    寇准到雷州后，生活艰难，气候恶劣，身体很快垮下来。第二年秋天在忧郁中病逝。

 第二节 寇准轶事

    寇准罢宴

    相传，宋淳化年间，青年时代的寇准，得到宋太宗的支持和信任，提升为参知政事。不久，太宗又为寇准主婚，让皇姨宋娥与他成亲。宋娥是赵匡胤宋皇后的幼妹、邢国公宋准的幼女，美貌聪慧，贤淑多才。新婚期间，*酒宴，夜夜歌舞。

    一天，寇准与宋娥正在欢宴，忽听门官来报：“相爷，大门外有个老汉，说是相爷的乡里，非要见相爷不可。”一听是家乡人，寇准忙说：“快请进来！”不一会，门官领来一个老汉，衣着破烂，脸上布满皱纹。寇准一看，原来是舅舅赵午，便忙拉宋娥一起上前拜见，侍女也急忙搬来椅子，让老人家坐下。谁知老汉两眼发呆，并不回答寇准夫妻的问话，却大哭起来。寇准忙问：“舅舅，有什么委屈？受了谁的气？还是家里出了什么事？”老汉连连摇头。问了半天，老汉才长叹一口气，叫着寇准的小名，说：“牛娃，我进了这相府，见你这么荣华富贵，又听你手下人说，你每日每夜都是这样，叫我不由得想起我那可怜的老姐了。他一辈子受苦受难，没过一天好日子！”寇准听舅舅说起母亲，慌忙跪倒，说：“都是甥儿不好，得意忘形，忘了母亲早年的苦楚。”

    赵老汉擦了擦眼泪，拍着寇准的肩膀说：“牛娃子，那年你爹去世，你才10岁，*昼夜纺线织布，供你读书，我送你上华州会试时，你穿的蓝布袍还补着补丁。后来，你一直没回家来。你母亲归天时，你正在关外*劳王事，顾不上奔丧，舅也不能怪你。你现在当了大官，又招了皇姨，从地下到了天上，欢乐几天也就是了。可你天天作乐，夜夜宴饮。*受过的苦难，你不是早忘光了吗？”

    寇准忙给舅父叩了三个头，说：“舅父指教，甥儿得益不浅，母亲弃世时，我君命在身，忠孝不能两全，是甥儿终生憾事。不过，母亲的苦楚，甥儿实不敢忘。甥儿今为国家大臣，誓以上报宋王，下抚黎民。”说罢，忙和宋娥劝舅舅入席用饭。

    老汉看着宴席上的山珍海味，硬是不入席，却指着宴席说：“这一桌饭，够咱家乡一家人过几个月哩！你在京城里吃的这么好，可知咱华州、同州今年大旱，颗粒不收，一斗米涨到一千钱。现在还没过年，已闹起了饥荒，到明年春天，不知要饿死多少人呢！想到这，我怎么能吃下这样好的饭呢？”

    寇准也听说家乡有旱情，可是从地方官的奏折里，却看不出灾情的严重程度。听舅舅这一说，顿感自己失职，愧对乡里。他安排舅舅住下，急忙回到大厅，吩咐撤了宴席，并以此为戒，永不夜宴。

    第二天早朝，寇准将故里旱情如实奏给太宗，并请旨回陕西督赈和询察民情。他回陕西后，为家乡办了一些好事，还把关中的赋税免征三年。

    无楼台相公

    当时有个诗人称赞寇准：“有官居鼎，无地起楼台。”“无楼台相公”的美号就这样叫开了。据说寇准初执掌相府的时候，生活还是很奢侈的，那么后来为什么会变成“无楼台相公”呢？故事是这样的——寇准平时喜欢听歌，酒余茶后经常叫一些歌女唱歌排忧解闷。有一次，一个妙龄歌女来相府清唱，寇准见她面目姣好，听她歌声圆润，一时兴起，就赏她一匹绫缎。想不到歌女还嫌赏赐少，一脸的不高兴。

    当时寇准身边有一个出身寒门的侍妾，名叫蒨桃，她见到这个情形很气愤，事后就写了一首小诗《呈寇公》：“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荧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

    寇准读了蒨桃的诗，很是感动。默默想道：蒨桃诗说的对，这一匹一匹的绫缎，都来之不易，随心所欲挥霍是不应该的，就坚决改了，从此以后一直保持勤俭朴素的美德。

    计废太子

    重阳节又到了。宋太宗（公元976-998年在位）钦令遍请诸王，大摆酒宴。楚王元佐刚巧发病，太宗因此没请这位长子参加。这暴戾的家伙半夜醒来，竟恶从胆边生，把宫中姬妾们统统关起来，放火烧宫。太子东宫内外，惨叫声震天。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才熄灭。听到太监传报，太宗气极了：这太子自从得了精神病后，像野兽一般残忍。左右侍从稍有过错，就给他弯弓射死。朕多次教诲，至今却未悔改。想到这儿，他气不打从一处来，猛拍御书案：“废了他，废了他！我要另立太子！”

    这时，寇准恰恰放任那州通判，被太宗召见。太宗屏退左右侍卫，悄声问道：“爱卿帮朕解个难题如何？”

    寇准微笑道：“陛下尽管说来。”

    太宗忙说：“东宫太子破坏王法，早晚会像桀纣那样凶恶，我想废了他。但东宫有不少兵将，万一不慎，我怕引起宫内大乱。”

    寇准献上一计道：“三天之后上午，请陛下令东宫太子去祖庙举行托节仪式，让他带左右侍从一同前往。如此这般……”说着，他轻松地一笑：“废除太子，尽管只用一个太监之力，马到成功。”

    三天后，元佐心花怒放，带着大群侍卫，耀威扬武地奔向祖庙。东宫内一片空虚，太宗派去的人细细搜查起来。一番忙碌，搜出很多凶残的刑具，如割肉、挑筋、摘舌等物。

    元佐乘兴而归，太宗派来的太监和侍卫早在门口迎接他。面对一大堆被搜出的违法罪证，元佐只好低头认罪。当晚太宗降下圣旨，废了元佐的太子之位。朝野一片欢腾。

 第三节 寇准的另一面

    中国历史名臣中有所谓“三大狠人”，他们是包拯、范仲淹和寇准。在一般人的印象里，他们正直刚毅、铁面无私。因此，对这三人，民间甚至还有“三大阎王”的说法。用“阎王”来形容这三人，都有敬而远之的意思。总的来说，寇准给大多数人的印象是严肃正统、不苟言笑的。

    读古史笔记，才发现寇准并不是那般完美得令人敬而远之，他的私生活也有奢华狂乱的一面。《涑水纪闻》记载寇准年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恨铁不成钢，一怒之下，用秤锤砸中他的脚而流血，从此这个“问题少年”改邪归正，开始刻苦读书。十九岁就中了进士，三十三岁就当上了副宰相。

    少年的习性一般很难改变，欧阳修在《归田录》里说寇准在邓州做知府的时候，经常大摆宴席，尤其喜欢夜宴，往往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全用蜡烛。一千多年前能源紧张，蜡烛也算得上一种奢侈品，即使是有钱人家也舍不得用，而寇准的家中，不仅是马棚，还有厕所，里面都是整夜灯烛通明，每次宴会结束，在厕所里可以见到成堆的烛泪。

    寇准奢华的另一个表现，是他喜欢歌舞，特别喜欢一种叫做“柘枝”的大型舞蹈。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谈到寇准很喜欢柘枝舞，凡宴请宾客，一定要跳这种舞，而且一跳就是一整天。时人称他为“柘枝颠”，“颠”即“癫狂、走火入魔”之意。

    寇准看得兴起时，会打赏舞女，“一曲红绡不知数”的阔绰出手自然是常常有的。在一次宴会时，寇准赠了歌妓五匹绫绢。他的小妾茜桃大概出身贫苦，牢记“劳动光荣，浪费可耻”的传统，写了两首诗劝他，其中一首是：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寒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但寇准好像不听劝，回答道：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棱。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

    这就完全是看透人生般及时行乐的思想了，至此，寇准的奢华也有了更好的注解：仕途不顺，心情压抑，只好在声色歌舞中麻醉自己。

    “樽前听艳歌”，那是少不了喝酒助兴的，不知是不是“酒精考验”的缘故，寇准海量惊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记录了寇准饮酒的趣事。

    寇准罢相之后，宴请客人，只要会饮酒的人，不管身份等级都被召来，陪他喝酒。有个人被他逼迫喝酒，喝病了，他还催促别人喝，搞得那人的妻子只好将此事诉于公堂，要和他打官司，那人才得以幸免，保住一条命。

    后来有个道士，找上门来与寇准拼酒，他和道士过了几招，发觉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道士强迫他喝，他苦笑着说：“实在不能喝了！”道士留下一句话：“那你今后少劝人喝酒！”寇准这才幡然醒悟，于是收敛了劝酒的恶习。

    寇准一生，三度拜相，最后被贬到雷州病逝，享年六十二岁。三起三落，前后不到五年时间，后人都认为他的失势是他骄纵和刚愎自用造成的，欧阳修也曾叹道：“莱公（寇准封莱国公故称）之祸不在杯酒，而在不知退耳！”这恰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寇准好饮酒，还因酒坏过大事。

 第四节 寇准的宋词人生

    提到寇准，熟知“八贤王”、“杨家将”系列故事的中国人，大多会翘起大拇指，啧啧赞叹：“寇莱公（寇准的封号），那可是一个刚毅大度、正直清廉的大忠臣哪！”接着又愤慨万分：“可恨皇帝昏庸、奸臣当道……”

    当然了，史上真相，并不是这样黑白两清、正邪分明的：寇准虽说是个大忠臣，却是缺点颇多：恃才傲物、刚愎自用、“虽有直言之风，而少包荒之量”；为美化他而作陪衬的“八贤王”，是子虚乌有的；而“杨家将父子”，也与寇准毫无关系。他晚年的不幸遭遇，仅凭“皇帝昏庸、奸臣当道”一句，失之公允。

    寇准出身书香门弟，机智早慧，据说7岁那年，与父亲登临险峻的华山，作了一首吟咏华山的诗：“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

    但诗文并不是寇准的强项，相比较而言，还是他偶作的几首小词更出名。例如这首《阳关引》，构思新颖，意境开阔，情调温婉而不哀艳，被《苕溪渔隐丛话》评价为“语豪壮，送别之曲，当为第一”：

    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

    春朝雨霁轻尘歇。

    征鞍发。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

    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

    更尽一杯酒，歌一阕。

    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

    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

    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寇准这首送别词，即化用此诗的意境，改七律诗为长短句式的词，感情一起一伏，曲调跌宕多姿，更适合弹唱。寇准曾于宋太宗淳化年间和真宗咸平年间，在陕西渭北一带任职，此词可能做于这段时期。

    寇准所处的太宗、真宗时代，宋词还未脱离五代的“花间”、南唐二主和冯延巳的词风，题材不离风花雪月、男女情愁、伤离念远、咏物酬唱等，格调温婉缠绵。寇准算不上大词家，但他作的此类小词，却也清丽宛转，柔美多情，别具风味。如表现离愁情怀的《夜度娘》：

    “烟波渺渺一千里，白蘋香散东风起。日暮汀洲一望时，柔情不断如春水。”

    而更出名的是这首《江南春》，抒写少女伤春，朦胧而迷离，优美而伤感，被司马光赞为“一时脍炙”之作品：

    波渺渺，柳依依。

    孤村芳草远，

    斜日杏花飞。

    江南春尽离肠远，

    蘋满汀洲人未归。

    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评点寇准词云：“观此语意，疑若优柔无断者；至其端委庙堂，决澶渊之策，其气锐然，奋仁者之勇，全与此诗意不相类。盖人之难知也如此！”确实，这种婉约的词风，与寇准豪爽刚愎、任性使气的性情迥然不同。

    寇准少年时期参加科考，当时宋太宗赵光义取士，在过目名单时，往往率先罢免年少者。因此，就有人劝说寇准虚增年龄，寇准昂然答曰：“我刚参加科考，怎能做这种欺君之事？”入仕后，寇准每每在朝会上，慷慨大言，极陈利害，不避权贵，赵光义于是对他刮目相看。一次，赵光义召见大臣商议，寇准大概说了某句不投机的话，赵光义很不高兴，拂衣而起，怒气冲冲地要离开。诸位大臣面面相觑，不敢吱声，唯独寇准快速奔过去，扯住皇帝衣衫不放，坚持要他把事情听完。赵光义无可奈何，只好重新坐回椅子里，处理完事件才退朝。事后，赵光义为显示自己也有李世民那样的宽容肚量，说了一句非常抬举寇准的话：“朕得寇准，如同李世民得到魏徵一样啊！”

    寇准的这种刚毅耿直个性，在景德元年的宋辽大战时期，表现得更充分。景德元年的冬天（公元1004年），辽国萧太后和辽圣宗再一次亲帅大军，进攻大宋，边境告急。宋真宗赵恒面对国内外交困局面，有些手足无措，而大臣们有的主战，有的主逃，有的主和，吵成一团。时任宰相的寇准接到前线的急报，干脆扣住不发，整日饮酒作乐。其他大臣将军情告知赵恒，赵恒大惊，自然责怪寇准。寇准却轻描淡写地说：“陛下真的想解决这场战争吗？不须太久，只要五日，亲临前线，即可一举击垮敌人！”

    其余大臣听说要皇帝上前线，都怕出意外，纷纷反对。赵恒本就心虚，面有难色，搔了搔头，说要再考虑考虑，就想退缩回屋。寇准一把揪住赵恒的衣服，大声说道：“陛下一入后宫，我们再见您就不容易了，可是国家大事，机不可失，间不容发，还请陛下不要走，早作决定。”于是，赵恒又坐下，督促大家商议，安排御驾亲征之事。

    赵恒御驾亲征，宋军士气大振，连打了几个漂亮仗，最后和辽国签订了百年和好的“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几十年的战乱，应该说，寇准的功劳是很大的。而寇准这种“夹天子行大令”、为国家不顾个人安危的勇敢行径，一直受到后来者，特别是范仲淹的高度推崇。《宋史》也赞曰：“澶渊之幸，力沮众议，竟成隽功，古所谓大臣者，于斯见之。”

    由于缔结“澶渊之盟”，寇准在朝野的声望达到了极点。寇准看谁都不放在眼里，甚至常常醉酒后，眯着眼睛，得意洋洋地对赵恒嚷：“陛下，如不是我，您哪做得了如今的太平天子啊！”赵恒是个厚道人，笑笑而已。

    话说“枪打出头鸟”，寇准位高权重，难免同僚的嫉妒和中伤。张咏是寇准的好友，多次提醒他要戒骄戒躁。张咏在成都时，听说寇准入相，就感慨道：“寇公奇材，可惜学术不足尔。”张咏从成都回京，寇准大开筵席接待，又亲送朋友到郊外，笑问曰：“乖崖（张咏的号），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张咏徐徐叮嘱道：“寇老西儿，《霍光传》不可不读啊。”

    霍光是汉代名臣，忠心辅佐皇帝，为汉室的安定和中兴建立了重大功勋，但却因太重权势、家人过于跋扈而遭灭族。张咏反复提醒寇准看《霍光传》，是希望他从中吸取教训。可惜寇准会错了意，回家后随手翻了翻《汉书》，当看到《霍光传》结尾处“不学无术”几字，竟哈哈大笑，无所谓地耸耸肩，道：“乖崖，你好哇，竟讽刺我‘不学无术’！”

    寇准好刚使气，行事不检点，“颇自矜澶渊之功”，终于惹来了麻烦。他独断独行，擅自越级提拔资历低的人，“同列颇不悦”，背后叫骂撒气的人不在少数。而他又无缘无故地仇视南方人，以神童“晏殊”是南方人为由，主张不予重用。头号政敌参知政事王钦若更给了最致命的一击，攻击寇准说，“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是寇准为了个人勋业、拿皇帝做最后的孤注，其心可诛！

    赵恒吃了一惊，静下心来，细细一想，觉得王钦若言之有理，从此冷淡寇准，又见寇准在朝中树敌越来越多，就在景德三年，罢去寇准相位，降为刑部尚书，贬到陕州，知天雄军。

    寇准初知天雄军时，曾有辽国使者嘲弄道：“寇公德高望重，怎的不做宰相，反到了这偏僻荒原之地了？”寇准大刺刺地答道：“皇上觉得朝中没什么大事，倒是这把守北大门的重任，非我寇准不行啊，呵呵！”

    寇准对这次被贬，心中是极为不服的，并没有痛改前非。碰到自己的生日，他就把筵席搞得像皇帝过寿一般，并特地订了一套黄色龙袍，穿在身上，簪花走马，声势浩大，四处张扬。没多久，就有大臣密奏“寇准叛变”。赵恒吓了一跳，急忙问宰相王旦：“寇准乃反耶？”王旦看了奏章，摇了摇头，笑道：“寇准偌大把年纪，还不自重，真不像样！我立刻回信，骂他一顿。”赵恒这才松了口气，不再追究寇准，然而内心深处，难免对寇准有几分隔阂。

    不仅如此，寇准还恃“有重名，所至终日宴游”，生活越发奢侈。

    当然了，寇准从来就不是勤俭持家之人。

    他十九岁中举，入仕后娶赵匡胤宋皇后的妹妹为妻，可谓少年富贵，春风得意，生活自然也就奢侈挥霍。寇准性情豪爽，喜欢大碗豪饮，“每饮宾席，常阖扉辍骖以留之”，不醉不罢休。又喜欢歌舞，尤其沉湎于一种名为“柘枝”的歌舞，“会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被人戏称为“柘枝颠”。

    但有人依据《青箱杂记》的记载说，寇准在京城不买府邸，“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连辽国使者都曾怀着敬畏之心打听：“那个是‘无地起楼台’相公？”可见寇准生活简朴云云。孰不知，北宋的士大夫都是高薪，寇准不买府邸，大抵属于月薪数万的“月光族”一类，与勤俭清廉毫不相干，与他生活奢侈也不矛盾。寇准曾在邓州做知府时，经常举行夜宴，全用蜡烛做灯，通宵达旦，每次罢宴，从厨房到马厩，都是“烛泪凝地，往往成堆”。可见浪费的惊人程度。而邓州的烛花享誉天下，据说也是托寇准之福。

    寇准如此奢侈做派，自然也有看不惯的。某次宴会上，寇准一高兴，就赏赐了歌妓5匹绫罗，小妾茜桃认为太过浪费，就做诗劝阻道：

    “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寒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

    寇准很不以为然，哈哈一笑，和诗一首，道：

    “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

    “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大有今朝有酒今朝醉、行乐须及早的意味。

    这首《甘草子》，“堪惜流年谢芳草，任玉壶倾倒”之语，也是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况味：

    春早。

    柳丝无力，低拂青门道。

    暖日笼啼鸟。

    初坼桃花小。

    遥望碧天净如扫。

    曳一缕、轻烟缥缈。

    堪惜流年谢芳草。

    任玉壶倾倒。

    但“任玉壶倾倒”之类，可算作是一种不得志的牢骚话。寇准毕竟是一个自许甚高又不甘寂寞的人，总想在辇毂之下大干一场的。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7年），宰相王旦因病去世。寇准看到了机遇，在别人的劝说下，决定牺牲名节，上献皇帝喜欢的荒谬天书换来了盼望已久的宰相宝座。

    然而这一次，寇准栽得更惨。

    寇准再次任相后，依旧高傲自大，言行粗陋，不拘小节，无意中得罪了大多数同僚。某次宴会上，丁谓见汤水弄脏了他的胡须，就帮他擦干净。寇准却不领情，还公然嘲笑道：“你这参政也是国家大臣，竟为长官溜须，哼哼！”搞得丁谓一时下不了台，从此结下梁子。这也是“溜须”的来历。

    令一个著名的武将曹利用也被他逼成敌人。因曹利用在“澶渊之盟”中立过功，受到赵恒重用，*枢密院作了寇准的副手。但寇准老是嫌弃他文化不高，只要曹利用对政事提出不同意见，就会遭到寇准当众大声喝斥：“一介武夫，懂什么国家大事？”而寇准喜欢饮酒作乐，也经常强迫同事与他同醉，曹利用不肯多酒。寇准大怒，骂骂咧咧道：“不过一介武夫，敢尔耶？”曹利用也是性子刚烈之人，再也受不得这等鸟气，厉声回驳：“皇上安排我在枢密院，相公却诬蔑为一介武夫。好，明日一早，我跟相公在皇上面前辩个明白！”两人闹得极僵。

    宋真宗赵恒晚年多病，无暇来调停这种“办公室矛盾”，而太子赵祯年幼，朝中大事，均由皇后刘娥主持。寇准当年就反对立卖唱出身的刘娥为皇后，现在，更受不了她来领导自己，总琢磨着大权独揽。他联合宦官周怀政，企图搞“太子监国”，从刘皇后手里夺权。不料，事情败露，刘娥后发制人，当机立断，立刻罢了寇准相位，提拔丁谓为相。丁谓就联合曹利用，借着周怀政事败被诛之事，打着刘娥的名号，把寇准一贬再贬，恨不得把他往死里整。

    然而，寇准似乎并不知道是自己言行不检惹的祸。他在贬谪道州司马、再贬雷州司户参军时，悲愤难抑，百姓围观送行，马亦复踖蹙不行。寇准狠狠地挥鞭打马，喝道：“皇令在此，我都不敢逗留，你还敢不走？”马于是跑起来。寇准流着泪，对送行的同事道：“你们有机会问问丁谓，我到底负了他什么事，他竟恨不得整死我！”后来，丁谓也被贬谪到海南，经过道州时，有人谈起寇准的话。丁谓还愣了愣，叹道：“对他不满的人太多了，岂独我一人！”

    寇准对自己晚年的不幸遭遇，显然是愤愤不平的，他曾在某寺庙前插下几支竹笋，发誓道：“我寇准一生，如有负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负国家，此枯竹当再生。”后来，枯竹茂盛生长，让他得到些许安慰。

    寇准曾作过一首《踏莎行》的闺怨词，描写闺中少妇思念故人，言辞温婉清新，感情沉郁细腻，“红英落尽青梅小”之语，更流露出韶光流失、美人迟暮的惆怅、孤寂之情：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

    红英落尽青梅小。

    画堂人静雨濛濛，

    屏山半掩馀香袅。

    密约沉沉，离情杳杳。

    菱花尘满慵将照。

    倚楼无语欲**，

    长空黯淡连芳草。

    人生在世如朝露。最难堪，英雄老去，美人迟暮。古代文人用语委婉曲折，常以美人自喻，寇准感慨美人迟暮，是不是借此感慨自己英雄末路、风光难再呢？

    寇准早年入仕，三次为相，位极人臣。但每一次干的时间都不长，而每一次遭遇罢相，虽说有“奸臣作崇”的因素，但也与他恃才傲物、与同事关系紧张有关。

    淳化五年十月（公元994年），赵光义将年仅三十出头的寇准调到身边，提拔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寄予了厚望，认真听取了寇准关于立太子的建议，并对宰相吕蒙正说：“寇准临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尽心”。但干了两年不到，寇准就与冯拯等同事闹得势如水火。赵光义进行调解时，冯拯等人认输服理，寇准却毫不领情，还大言不惭，当着众人的面与皇帝强词夺理。赵光义十分光火，摇头叹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遂将他罢相，贬至邓州。

    寇准到死，大概也没明白“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这个道理吧？

    而今人明白了这个道理，又有多少人，能够“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呢？

 第五节 寇准不为君子小人喜欢

    丁谓之所以能登上佞臣榜，仅仅因为一个人，他就是名垂青史的寇准寇大人；而其间的因缘际会，仅仅因为一件小事，那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溜须”事件。

    关于溜须事件，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天禧三年（1019年），三起三落之后的寇准再度出山，取代王钦若成为宰相。也就在与寇准拜相的同一天，丁谓也再次升官*中书省成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二人成为同事，关系也非常亲密。寇准曾多次向担任丞相的进士同年李沆推荐丁谓，但被李拒绝。寇准问其原因，李回答说：“看他这个人啊，能使他位居人上吗？”寇准说：“像丁谓这样的人，相公能始终压抑他屈居人下吗？”然而，有一天，中央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会后，身为内阁成员的寇、丁二人都参加了宴会。宴会间，寇准的胡须上沾有一些饭粒汤水，身旁的丁谓见了，起身上前替他徐徐拂去。这一举动在同事兼好友间，自是常理也合常情。可是寇准不以为谢，反而板起了脸，冷笑着说了一句让丁谓下不了台的话：“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

    这就是典故“溜须拍马”中“溜须”的出处。

    现在想来，寇大人说这句话，无非有两种解释：一是寇大人认为丁谓身为参政，却为他人拂羹汤，不成体统；一是寇大人装大，在地位略低于自己的同事面前充上级，意在公共场合摆谱。前者是传统的解释，我以为，结合寇大人的为人，后一种解释更切合当时的情境。假如真是不成体统的话，作为朋友，寇大人理应更低调处理，不必小题大做。

    其实，说起来，丁谓也不是那种喜欢溜须拍马之辈。

    丁谓听了“好友”寇准这话，顿时备感尴尬，从此记恨上了寇准。在后来的权力斗争中，最终将寇准击败，把他赶到雷州。

    那么，丁谓为什么会上佞臣榜，而寇准却上了忠臣榜呢？

    先来看丁谓这个人吧。

    丁谓的遗憾也许就是现代人的遗憾，现代人的遗憾也就是寇准的遗憾。

    丁谓，字谓之，后改为公言。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

    生于966年，正牌的科举进士。丁谓年少的时候就以才出名，当时著名文学家王禹偁看到丁谓寄来的作品后大惊，以为自唐韩愈、柳宗元后，二百年来才有如此之作。可见他仕途之高，令人头晕，也就不足为怪了。淳化三年，也就是初登进士甲科之时，就担任了大理评事、饶州通判，相当于副省长。只过了一年，就调回了中央，以直史馆、太子中允的身份到福建路（北宋废“道”为“路”，初为征收赋税、转运漕粮而设，后逐渐带有行政区划和军区的性质）去采访。回来之后，就当地的茶盐等重要问题写了篇调查报告，引起了皇帝的重视，当上了转运使，相当于节度使，并且还兼职三司户部判官。不过，由于宋代派系斗争的传统，丁谓仕途后来也有起伏。

    丁谓的才干，其实远在寇准之上。

    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一个“一举而三役济”的故事，说的就是丁谓。大中祥符年间，禁宫失火，楼榭亭台，付之一炬。宋真宗命晋国公丁渭担负起灾后重建的重任，修葺宫廷。丁谓采取了“挖沟取土，解决土源；引水入沟，运输建材；废土建沟，处理垃圾”的重建方案，命人。

    将街衢挖成壕沟以取土，再把水引入壕沟，以便将城外的建材通过水路运进城中，等房屋建好后，那些壕沟又成了废墟垃圾的回填场所，不仅“省费以亿方计”，还大大缩短了工期。这样精巧的规划、缜密的思维，即使是现代都市的规划师也未必想得到，只要看看城市里的马路有人恨不得装条拉链就知道了。

    再看他另一件大事。丁谓官拜副相之后，四川一带发生了以王均为首的少数民族叛乱，中央先后征调大批兵马前往平乱，都被叛军打得落花流水。丁谓受命于危难之际，深入蛮地，竟然以兵不血刃之势，安抚了叛乱。

    接下来看看寇准。

    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比丁谓大五岁，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淳化五年为参知政事。寇准之所以能流芳百世，其实也只因一件事，那就是中学课本里讲的“澶渊之盟”。宋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大举侵宋，寇准力主抵抗，并促使宋真宗渡河亲征，与辽订立“澶渊之盟”，暂时稳定了局势。《宋史》上提到寇准最多的就是两个字“正直”。不过，说他“直”，没话讲；说他“正”，就值得重新考量了。

    “澶渊之盟”后，有人对皇帝说：“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皇上听说过赌博吗？赌博就是倾其所有孤注一掷，寇准就是把您当作他的“孤注”啊。

    这个比方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当时的中央并没有势力和辽国抗衡，会盟前，寇准曾经威胁和谈代表，说要是超过了某某数，就要砍他的头。想来皇帝听了这话，心上一定会隐隐作痛吧。

    寇准一生为官远不止“三起三落”，但都是因其不“正”而导致的。仗着“澶渊之盟”有功，寇准的权力欲达到顶峰。“契丹既和，朝廷无事，寇准颇矜其功，虽上亦以此待准极厚。”因而，寇准得以毫无顾忌地大权独揽，实行宰相专政，常常居高临下咄咄逼人地左右皇帝。特别是在人事任免上，包括本来依制度不应由宰相插手的御史任用上，寇准都大权在握。史载：“准在中书，喜用寒峻，每御史阙，辄取敢言之士。”寇准以“进贤退不肖”为己任，而不愿遵守规定，“尝除官，同列屡目吏持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谓进贤退不肖也。’因却而不视”。当时中央流行着一种偏见，瞧不起南方人，寇准也终生瞧不起南方人，一直排斥南方人。景德二年，14岁的晏殊以神童召试，时任宰相的寇准因为他“（属）江左人”，也想压制他。所以后来丁谓偏要把他贬到南方之南的雷州，让他病死在那里。

    寇准第一次为相后不久即被他所瞧不起的南方人王钦若排挤罢相。罢相后出知陕州（今河南陕县），寇大人基本上不理政事，沿袭多年官场的旧习，终日宴游。“旧相出镇者，多不以吏事为意。寇准虽有重名，所至终日宴游。所爱伶人，或付与富室，辄厚有所得，然人皆乐之，不以为非也。”还有记载说寇准在知天雄军任上，与知雄州的李允则相互设宴，竞比奢华之事。大概因为政治失意，寇准终日与酒相伴，还曾写《醉题》一诗：“榴花满瓮拨寒醅，痛饮能令百恨开。大抵天真有高趣，腾腾须入醉乡来。”

    有记载说，在一次过生日时，寇准大摆筵席，广邀宾客，当所有人到场之后，他突然穿出了一件新衣服，那是一种黄色且绣龙的皇帝制服，地地道道的龙袍！这消息立即披上了羽毛传进了京城。皇帝把宰相王旦叫来，问：“寇准乃反耶？”王旦听到大惊，立即表示去信呵斥，竟把大事化小了。

    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六月，在王旦的力荐下，寇准重回权力之巅，任西府枢密正使。两个人本来应该同心合力，但寇准似乎不大瞧得起这个晚于他为相的同年。因此，他不是以合作的态度与王旦共事，而是不时地给他找些麻烦。史载：“（寇）准为枢密使，中书有事送枢密院，碍诏格，准即以闻。上谓（王）旦曰：‘中书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则？’旦拜谢曰：‘此实臣等过也。’中书吏既坐罚，枢密院吏惶恐告准曰：‘中书、枢密院日有相干，旧例只令诸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谢罪。’”就是说，寇准对东府送来的文件，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找差错，找到了，并不与东府商量，直接呈报给皇帝，借皇帝来责罚王旦，有意出东府的丑。

    一报还一报，后来，东府的人也有样学样，凡西府送去的文件，他们也找岔子，以报复寇准。但王旦却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是直接把文书退给了枢密院，没有报告给宋真宗。当枢密院吏把这件事汇报给寇准时，寇准感到非常惭愧，第二天，见到王旦，对王旦说：“王同年大度如此耶！”

    王旦的行为虽然让寇准感动不已，但寇准还是一有机会就不放过攻击王旦。他的行为与后来王旦处处保他相比较，真是“复复何言”。

    当寇准得知将要被罢免枢密使时，便托人求王旦要更高一点的官（使相）。对于寇准这种跑官要官的做法，王旦感到很吃惊，说使相怎么可以自己要求呢，并表示他不私下接受别人的请托。王旦这种态度使寇准又羞又恼，“深恨之”。但当宋真宗问起王旦，寇准罢枢密使后应当给他个什么官时，王旦却说：“准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与使相，令处方面，其风采亦足为朝廷之光也。”在寇准为使相的任命颁出后，“准入见，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荐准者。准始愧叹，出语人曰：‘王同年器识，非准所可测也’”。

    王旦为相12年，病重之际，宋真宗让人把王旦抬进宫中，问以后事：“卿万一有不讳，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谁乎？”王旦开始并不直接回答宋真宗的提问，仅说：“知臣莫若君。”宋真宗没办法，只好一一点名来问，王旦都不表态。最后，真宗只好请王旦直说：“试以卿意言之。”王旦这才说：“以臣之愚，莫若寇准。”但宋真宗对寇准的性格不满意，说：“准性刚褊，卿更思其次。”这时，王旦固执地坚持：“他人，臣不知也。”

    在皇帝眼里，寇准心胸狭隘，又过于偏执。与其他大臣也屡有冲突。无论君子、小人，都不喜欢他，宋真宗因此也不愿碰这只烫手山芋。

    但是，毕竟有王旦临死前的推荐，寇准终于找到了机会。天禧三年，永兴军内有个叫朱能的巡检，勾结内侍周怀政伪造了天书。寇准为了*热中此道的宋真宗，上奏云“天书降于乾佑山中”。果然此计奏效。十来天后，寇大人就被召赴京。到这年六月，王钦若因事下台，寇准为相。

    然而，这一次，寇大人一上来就碰上了丁谓这样一个才气和才干都比他高的对手。寇准在和丁谓的争斗中，因为看不起刘皇后而得罪了她。担心自己的处境，寇大人决意发动政变。然而，机事不密，一次酒后失言，自己走漏消息，被丁谓的亲信觉察到了，很快寇大人就走上不归路，曾被寇准压制过的冯拯等多人纷纷出了口恶气。半年后，真宗还念念不忘：“寇准之居相位，多致人言。”

    莫名其妙的是，“多致人言”的寇大人竟然也能名垂青史！唉，说到这里，不得不叹，有些事情，原本就不该这样。

    有些事情，真的……

 第一节 王安石的一生

    王安石（1021年-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汉族。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官至宰相，主张改革变法。诗作《元日》、《梅花》等最为著名。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分，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爱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第二节 王安石变法

    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改革。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宁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王安石建立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吕惠卿、曾布等人参与草拟新法。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限制商人

    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均输法

    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稍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市易法

    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免行法

    熙宁六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发展农业生产

    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青苗法

    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

    募役法

    熙宁四年颁布实施。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税法

    熙宁五年颁行。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税额。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分发土地帐帖，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以限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

    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颁布。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

    稳定封建秩序

    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的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

    将兵法

    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保甲法

    熙宁三年颁行。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改革教育制度

    王安石等变法派还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

    变法的影响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最终被罢废。

 第三节 文学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第四节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临川先生文集》等。他所著的《伤仲永》在初一课本有收录。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王安石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其言简练明快，却无害于笔力雄健。其文以折为峭而浑灏流转，词简而意无不到。《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新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王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变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荆公体”的特点是：重炼意，又重修辞。在用事、造语、炼字等方面煞费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载体是其晚期雅丽精绝的绝句。其长处是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其短处在于作诗主意求工，主意之过流为议论，好求工而伤与巧；故“王荆公体”有深婉不迫处，也有生硬奇崛处。这既体现了宋诗风貌的部分特征，又有向唐诗复归的倾向，可谓既有唐音，又有宋调，对宋诗的发展影响较大。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第五节 王安石的社会评价

    北宋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其人亦被旧党标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党争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錡、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一是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二是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学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形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依据，予以无情打击。由于理学在元明清被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三是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佑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20世纪上半叶的评价

    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的著作。《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一言以蔽之，梁启超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胡适之先生亦持有相类的观点。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1949年以来的评价：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

    一、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王安石变法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学者，当推邓广铭先生和他的门人漆侠先生。他们在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性质上与20世纪前半叶的肯定又不尽相同。其特点是：一是注重强调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性和阶级性，即把王安石变法置于宋代特定的封建时代的历史环境中。指出王安石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个改革运动，王安石的新法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尤以持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学者较多，王安石在政治哲学思想上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二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态度，即王安石变法在实现其富国强兵，加强宋朝封建*统治的同时，还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三是对司马光及其反对派的否定，认为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政治运动阻碍了历史的前进。这是对自南宋初以来是司马光而非王安石的传统观点的彻底否定，也与梁启超以来的评价有所不同，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翻案并未否定司马光。四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一般归结为保守势力的强大、变法派内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动摇和过早的去世。

    二、*中王安石被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把其变法看作是儒法斗争的典型事例而遭批判和否定。在1973-1976年10月发表文章150多篇。文章作者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四人帮”的宣传班子，专门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藉此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炮制的文章虽然不多，但分量甚重，犹如重磅炸弹，一时影响极大。罗思鼎《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二是工厂、学校和部队的理论小组和学习小组撰写的文章，都根据“四人帮”的调子，上纲上线，无学术意义可言。三是一些专家、学者经受不住强大的政治压力，违心地跟着撰写了一些著作和文章。1977-1979年学界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批判和矫正“四人帮”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扭曲，并力图澄清一些基本史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出现三种意见：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变法简论》，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曾经教导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对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随之而热烈地展开。肯定说基本承接了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肯定性意见。否定说又有两种不尽相同的意见，第一种是对五六十年代肯定观点的全盘否定：王安石不应算作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王安石变法的客观效果是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变法期间阶级矛盾依然尖锐，一句话王安石“富国有术，强兵无方”，应予以基本否定。另一种否定意见是以全盘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马光，亦即“尊马抑王”为其特色的。不完全肯定说，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变法期间生产有所发展，财政状况好转，基本上达到了富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给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增加了新的负担。对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既承认它对商业活动的发展有不良影响，又肯定它还有对商品经济发展起积极影响的一面。

    国外

    20世纪**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列宁称赞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於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是他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因为变革是对以往的体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数敏感的发现者觉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过努力，更多人有了变革要求，这种要求不只是给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压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顺应多数人的要求来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

 第六节 王安石的个人恩怨

    说到东坡的敌人，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嘉祐六年（1061），二十六岁的东坡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东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东坡之文“全类战国文章”。王安石随后还在任东坡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东坡的不满之意。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王安石则把东坡视为隐然的强敌，必欲把他驱逐出朝廷而后快。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却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三年前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东坡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与政治观念上，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试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自然保护区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无话可说。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

 第一节 曾国藩的一生

    曾国藩（1811-1872年），原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以至他虽已去世一百余年，提起曾国藩，人们仍然津津乐道。有的评论者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这句话从某一角度，概括了曾国藩的个人作用和影响。他也是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

    公元1811年（嘉庆十六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县荷叶镇天坪村）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他倡导洋务运动，创立湘军，在治家，治军，治国，教育等方面都有重大建树，洋务运动时期的地方改革派。

    6岁时入塾读书，但是他童年也是一个笨小孩（详见《百家讲坛》——曾国藩家训（上部）第一集：“谁来拯救笨小孩”）。但是他也勤奋好学。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连考两次会试不中，随后又努力复习一年，在虚岁28岁时，道光十八年（1838）殿试考中了同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太平天国的起义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不堪一击。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咸丰三年（1853年）藉着清政府给予寻求力量*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1854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在这篇檄文里，他攻击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故动员了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对太平军的斗争当中，为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曾国藩残酷*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杀人，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称呼为曾剃头、曾屠户。据说，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曾国藩知人善用，并以身作则遵守军纪，大军所到之处百姓皆“各行其是”，八本之一的“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便可能总结于湘军剿灭太平天国这一时期。湘军在军事素质落后的清朝武装力量中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天*事力量作战的主力之一。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18*年，湘军在其弟曾国荃的率领下攻下天京，成为*太平天国的功臣。

    一生著述颇多，但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光绪五年（1879年），也就是曾国藩死后7年，传忠书局刻印了由李瀚章、李鸿章编校的《曾文正公家书》。本人也善于运用人才，清朝另外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李鸿章等称呼曾国藩为老师。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在江北的余部与捻军汇合，清廷命曾国藩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曾国藩带领湘军二万，淮军六万，配备洋枪洋炮，北上“剿捻”，他的方针是“重迎剿，不重尾追”，并提出“重点设防”等计划，妄图把捻军阻击在运河、沙河地区，使捻军无处可逃，然后加以消灭。但是捻军突破了曾国藩的防线，*山东，使曾国藩的战略计划全部破产。曾国藩被免职，由李鸿章接代。

    同治九年（1870年），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1870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教堂。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引起全国朝野的唾骂，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其功名的匾额砸烂焚毁。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正历：1872年3月20日）在南京病逝。朝廷赠太傅，死后被谥“文正”，其墓地在今长沙市望城县坪塘镇伏龙山下桐溪寺后，*期间遭到破坏，现墓地仍残留石马等遗迹。其家族后代多出官宦，如曾纪泽等。

 第二节 曾国藩的学术思想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在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庠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已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治学论道之经》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换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持家教子之术》

    著名历史学家钟书河先生说过，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一个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尽孝悌，除骄逸。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六、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十、择良师以求教。

    《疆场竞斗之计》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处世交友之道》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议，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已出，名不必自已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修身养性之诀》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第三节 曾国藩大事年表

    1811年（嘉庆16年）11月26日（农历10月11日）生于湖南省*县荷叶乡天平村，乳名宽一。

    1815年（嘉庆20年）5岁：在家识字读书。一年后入家塾“利见斋”。

    1826年（道光6年）16岁：春，应长沙府试（童子试），名列第七。

    1830年（道光10年）20岁：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师从汪觉庵。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改号涤生。

    1833年（道光13年）岁：秋，参加湘乡县试，考取秀才。

    1834年（道光14年）24岁：春，入岳麓书院。秋，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冬，入京准备会试，途径长沙，始与刘蓉相交。

    1835年（道光15年）25岁：4月，会试落第，留京寓长沙会馆读书。

    1836年（道光16年）26岁：春，恩科会试再次不第，出京返家。至长沙，与刘容、郭嵩焘在湘乡会馆相聚两个月。

    1838年（道光18年）28岁：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试后改名国藩。殿试取在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年底乞假返家。

    1839年（道光19年）29岁：夏，出衡阳，谒杜工部祠、石鼓书院。秋，出邵阳，察访武岗、新化、兰田、永丰。12月，子纪泽生，离家起程赴京。本年起始作日记，持之以恒，至终不辍。

    1840年（道光20年）30岁：5月，庶吉士散馆，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7月，得病，经欧阳兆熊、吴廷栋治疗、护理，两月始愈，三人遂成好友。

    1841年（道光21年）31岁：8月，偕倭仁往谒理学大师唐鉴，请教治学之方，检身之要。“考德问业”，“为义理所熏蒸”。11月，任国史馆协修，遍鉴前史，辨具得失。是年，喜读胡林翼赠送的《陶文毅公文集》。写作《里胥》，直道民间疾苦，鞭笞**更治。

    1842年（道光22年）32岁：致力程朱之学，每日必做日课：早起、主敬、静坐、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1843年（道光年）33岁：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7月，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12月，充文渊阁校理。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

    1844年（道光24年）34岁：8月，郭嵩焘引江忠源来见，结为师生。派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1845年（道光25年）35岁：10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李鸿章入京会试，以年家子投其门下受业。

    1846年（道光26年）36岁：1月，充文渊阁直阁事。自书其书舍曰：“求阙斋”。夏秋间，养病城南报国寺，与同寓刘传莹就汉学、宋学深入研讨，知学须返本务要，“执两用中”。

    1847年（道光27年）37岁：7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街。11月，钦派武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大臣。

    1848年（道光28年）38岁：3月，子纪鸿生。10月，辑录古今名臣大儒言论，按修身、齐家、治国三门分三十二目辑成《曾氏家训》。

    1849年（道光29年）39岁：2月，升授礼部右侍郎。9月，署兵部右侍郎。

    1850年（道光30年）40岁：4月，上《应诏陈言疏》，直揭官场“委靡因循”、官吏“畏葸”“柔靡”。“今日所当讲者，惟在用人一端耳”。7月，兼署部左侍郎。

    1851年（咸丰元年）41岁：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义。5月，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欲罪之。

    1852年（咸丰2年）42岁：1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7月，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行抵安微太湖县小池驿，得母讣闻，回籍奔丧。10月初抵家。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9月攻长沙，10月取决岳州。

    1853年（咸丰3年）43岁：1月21日，接帮办湖南团练旨。经郭嵩焘力劝出保桑梓。30日，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3月19日，太平军攻占江宁，定都为天京。9月，奏准移驻衡州练兵。11月，建衡州船厂赶造战船。派人赴广东购买洋炮，筹建水师。

    1854年（咸丰4年）44岁：2月25日，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发布《讨粤匪檄》。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17000人，挥师北上。5月，兵败靖港，投水自裁获救。7月25日，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咸丰帝令其部署理湖北巡抚。7天后收回成命。改赏兵部侍郎衔。12月2日攻陷田家镇。

    1855年（咸丰5年）45岁：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1856年（咸丰6年）46岁7月，坐困南昌。9月2日，杨、洪内讧（天京事变）后，太平军元气大伤。10月，曾国藩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1857年（咸丰7年）47岁：2月27日，其父去世，偕第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是年建“思云馆”。

    1858年（咸丰8年）48岁：5月19日，李续宾、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九江。第国华入李幕。7月13日，接上谕命其出办浙江军务，17日起程。8月5日，抵武昌。与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11月15日，李续宾、曾国华死于三河之役。12月，作《爱民歌》以训湘军。

    1859年（咸丰9年）49岁：1月，李鸿章来建昌进谒、留营襄办军务。是月，曾国葆改名贞干入湘军，为其兄国华报仇。2月，作《圣哲画像记》。11月，拟四路进兵之策，攻取安庆。

    1860年（咸丰10年）50岁：5月，辑录《经史百家杂钞》26卷，“取精用宏”，“尽抡四部精要”。6月，左宗棠来营，留住两旬，商讨东南大局；奉命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7月，委授两江总都，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10月18日与胡林翼、李续宾商筹北援之策。上疏请求带兵北上扫夷勤王、以“雪敷天之愤”。12月，祁门大营两度被困，太平军距大营仅20里，“危险万状”。

    1861年（咸丰11年）51岁：8月日，是《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25日，移住安庆。11月20日，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12月，在安关刨办内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1862年（同治元年）52岁：1月31日，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2月14日，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4月，李鸿章率军抵上海。5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天京。7月18日，为借兵助剿事再疏力陈利害：“岛人借助剿为图利之计……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决不能让洋人以助剿来“*中国之土地”。9月，为死于战乱而未及安葬的桐城儒生方东树、戴钧衡6人立石修墓，妥为安葬。12月，其第曾国葆病死于雨花台湘军大营。年底，华衡芳与徐寿父子试制成中国第一台蒸气机，曾国藩见后，于当天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国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1863年（同治2年）53岁：1月28日，安庆内军械所造出的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曾国藩登船试航后，喜而命名“黄鹄号”。5月7日，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谓“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逼处可怯之地”，反对购买要由海军上校指挥控制的船舰。6月13日，石达开兵败大渡河。9月，与容闳见面，商筹建立一个可以灾圃旎器的工厂。12月3日，交容闳68000两银赴美购买机器。

    18*年（同治3年）54岁：1月，派李凤苞测量江浙外海各岛屿沙线。5月，江浙藏书遭兵动多有毁损，定刊书章程，即于安庆设书局，刊刻各种经史。6月3日，洪秀全病世天京，其长子继位。7月19日，湘军攻恰陷天京，太平军宣告失败。7月，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8月15日，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10月，行辕移驻安陵。11月，奏准停征厘舍、亩捐。12月，主持修复江南贡院，补行江南乡试，会考江南优贡。

    1865年（同治4年）55岁：1月，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17首，编《鸣原堂论文》。3月，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并从自已养廉银中捐款课奖。5月26日，接上谕：率军赴山东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书》完稿，共320卷，交金陵书局。6月18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9月，经杨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10月，将金陵制造局上迁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1866年（同治5年）56岁：3月，由徐州赴济宁，沿途谒孟、孔、曾诸圣墓。9月24日，捻军突破防线，*山东。连续2次请假，在营调营。10月，奏陈：剿捻无效，病难速痊，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12月，回任两江总督。

    1867年（同治6年）57岁：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5月，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6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

    1868年（同治7年）58岁：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31日，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成总局。8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登船试航，取名“恬吉”。12月，抵京师，陛见那拉氏与同治皇帝。

    1869年（同治8年）59岁：2月27日，奏陈直隶应办事宜，以练兵、饬吏、治河为至要。6月，奏请按湘军制改造直隶练军。8月，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提出儒学有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科，唯义理为治学根本。12月，奏陈：“直隶清理积狱……计审结并注销之案四万一千余起，多作尘牍，为之一清。”

    1870年（同治9年）60岁：4月，肝病日重，右目完全失明。奏准病假一月。5月续假一月。6月，天津教案发生，奉命前往处理。7月11日，抵津。出令放告，要求津民据实检举揭发。日，法国公使罗叔亚来见，要求杀天津道员、知府、知县为法领事抵命，并以战争相威胁，曾国藩严词拒绝。24日，奏陈：挖眼剖心，全无实据；津民生愤，事出有因。8月，奏陈：本案凶犯已拿获九名，惟罗叔亚意欲“三员议抵”，断难允求。府、县本无大过送交刑部已属情轻法重。9月，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曾国藩调任两任总督，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10月17日，起程南下。11月3日，六十大寿，御赐“勋高柱石”匾额。24日，作家训日课四条：一曰慎读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说，四曰习劳则神钦。

    1871年（同治10年）61岁：8月19日，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9月，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11月抵上海，日在沪设宴庆祝61岁生日。

    1872年（同治11年）62岁：2月27日，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遗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3月1日，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3月12日，午后散步署西花圃，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是月，清廷闻讣，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次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

 第四节 曾国藩的成就

    文学成就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调》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

    军事功劳

    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湖南北出，攻克汉阳。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建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为主，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咸丰四年（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初战在岳州、靖港败于太平军，接连吃败战，曾国藩几跳水自尽，在上书时，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后重整军实，复占岳州、武昌，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咸丰八年（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很盛；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荃包围安庆，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同治三年（18*年），湘军攻破天京（南京）。太平军抵抗湘军，让湘军吃足苦头，南京城破时，曾国藩说：今粤匪之变，*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方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坡，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曾国藩入南京后，搞三光政策……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其实十余万人大多是老百姓，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李圭：《思痛记》），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有详细记载南京城破……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曾国荃杀人如麻，纵兵焚城，雪帅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曾国荃于南京抢得大量财物，曾国藩对朝廷奏称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赋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曾国藩处死李秀成，是为杀人灭口。湘军将帅之廉勇，军纪之严格，是其勇猛善战的重要原因，亦使湘军威震天下。由此，战乱各省纷纷赴湖南募勇招兵，蔚然成风，故有“天下无湘不成军”之说。

 第五节 曾国藩的思想学术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通过对家庭成员的八本三致祥教育，曾家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好儿女，尽管是侯门大族，100多年来未见有纨绔子弟，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教育思想的成功。曾国藩家教理论体系为：以八本为经，以八宝为纬，以四字要诀、三致祥、三不信穿插其中，经纬连贯，脉络相通，形成的一套治家的完整可师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不同中国传统的关于教育后代的核心理念，反对孔孟朱子颜氏等著名家训所一贯坚持的学而优则仕的学说，并付诸实施。它对当今社会几乎每个家庭所面对的教育困惑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疆场竞斗之计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处世交友之道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修身养性之诀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

    人格修炼对他事业有帮助，首先是诚，为人表里一致，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第二个是敬，敬畏，内心不存邪念，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第三个就是静，心、气、神、体都要处于安宁放松的状态。第四个字是谨，不说大话、假话、空话，实实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第五个字是恒，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最高境界是“慎独”，举头三尺有神明。他每天记日记，对每天言行进行检查、反思，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不断给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俭、要谦对、要仁恕、要诚信，知命、惜福等，力图将自己打造成当时的圣贤。许多人都认为人格修炼是空虚的东西，认为修身是虚无缥渺的东西，甚至还是迂腐的，但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修身才是他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曾国藩为自己立下课程十二条：

    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读史：念三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曾国藩与《冰鉴》《冰鉴》简评：

    《冰鉴》一部纵横中外的人才学教科书，一部关于识人、相人的经典文献，是曾国藩总结自身识人、用人心得而成的一部传世奇书，是曾国藩体察入微、洞悉人心的心法要诀，它因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而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喜爱。《冰鉴》为读者打造一条走近曾国藩的智慧之道，感受他独到的识人、用人策略。一部真正的智慧经典，不仅可以跨越她所属的领域，而且可以跨越时空！

    《冰鉴》存疑：

    1、冰鉴是晚清中兴之臣曾国藩著述（存疑）的一部关于相人识人的作品。分7章。

    2、古代盛冰之器。《周礼·天官·凌人》：“祭祀共（供）冰鉴。”

    3、鉴，镜子。言镜洁如冰，比喻明察。江淹《谢开府辟召表》：“臣谬赞国机，职宜冰鉴。”

    4、指月。元稹《月》：“绛河冰鉴朗，黄道玉轮巍。”话说《冰鉴》：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

    知人之鉴，并世无伦。

    ——李鸿章

    公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

    ——太平天国石达开

    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

    ——刘邵

    ……

    有人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13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那就是《曾国藩家书》。其实传下来的有两套，另一套是曾国藩看相的学问、《冰鉴》这一部书。

    ——南怀瑾

    后世评价梁启超对曾氏倾心推崇，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梁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偶。

    *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和蒋介石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即使是在*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5页）。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咸丰同年间，曾国藩在“借夷助剿”、夷商代运南漕、派人购买美国机器创办江南机器局、办理天津教案等涉外活动中的表现，指出在严重的内忧外患而大多数士大夫沉湎于义理考据之时，曾国藩能独立时代潮流，把握风云际会，并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继承和发扬林则徐、魏源的经世致用之学，大力倡导学习西方，开展自强新生政运动，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风云人物。

    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厉，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第六节 曾国藩的社会评价

    《清史稿·曾国藩传》：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於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於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国藩事功本於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於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左宗棠：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李鸿章：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胡林翼：曾公素有知人之鉴，所识拔多贤将。

    石达开：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

    薛福成：曾国藩识人之鉴越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行迹之表，确然许为导才。

    杨昌济：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

    王闿运：用将则胜，自将则败。

    容闳：故其身虽逝，而名闻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称旧教之特产人物。

    蔡锷：曾、胡俩公，中兴名臣之铮佼者，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个世纪。

    梁启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吾以为曾文正公今而犹壮年，中国必由其手获救。

    *：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蒋介石：辛亥以前，曾阅曾文正全集一书……*二年失败以后，再将曾氏之书与胡左诸集，悉心讨究……实不愧为当世之名将。

    胡哲敷：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

    章太炎：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贤、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函功名，善变人（虚伪）也……金陵之举（屠城、杀忠王）……所志不过封御侯，图光紫……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贤孙，百世不能改也。（《检论》，卷八，杂志）

 第七节 曾国藩轶事

    身体小谈

    曾国藩出生时，祖父曾经梦到有一只巨蟒缠在他家的柱子上，所以认为曾国藩是巨蟒转世，曾国藩出生后家中的一棵死梧桐树竟然重新焕发出了生命，让其祖父更加相信巨蟒转世这一梦语。而凑巧的是曾国藩患有类似“牛皮癣”一类的皮肤病，（有一说“火蟒藓”），浑身上下都是像蛇的鳞片一样的癣，所以曾国藩也相信了巨蟒转世这一梦语。在岳麓书院学习时因为怕别人看到身上的鳞片，所以夏天*时还穿戴整齐的读书，让先生大加赞赏。

    爱好：抽纸烟、下围棋

    审鸡蛋案

    一天，天气晴朗，年幼的曾国藩从学校回到了家里。刚放下书包，其父就焦急地说：“我明明煮了五个鸡蛋，怎么只有四个？”于是就把曾国藩叫来，对他说：“煮熟的鸡蛋是分给你们吃的，现在少了一个，不知是那个偷吃了，快帮你母亲查一查。”曾国藩思索了一下，答到：“这个很容易，我有办法查出来。”说罢，曾国藩端出一个脸盆，倒了几杯茶，把家里的人都喊拢来，叫每人喝一口茶水，吐到盆里，他站在旁边观察，结果有一个佣人吐出的茶水里夹有鸡蛋黄粉。曾国藩的父亲高兴极了，觉得儿子聪明，将来能当官审案子。

    “千年死一个”

    富厚堂，是曾国藩的故居。大门口悬挂着“毅勇侯第”四个金色大字。“侯府”建于清同治年间，是曾国藩委托其弟在家营造的。据说建房的时候，曾国藩兄弟对匠工师傅款待很好，而对一般徒弟则有所刻薄。新屋建成的时候要诵“上梁文”，砌工老师傅尽赞美语，*着荷叶土音为之颂曰：“两江总督太细喱，要到京里做皇帝。”那天，看热闹的人很多，站在大门口的一个乡民见大门很高很宽，就希奇地问：“这张大门怎么要开这么宽？”一位对曾府心怀不满的徒弟就说：“门宽好出丧么！”师傅听了，觉得这个“良心”不能丧，就马上把不吉的话断过来：“是的，门宽好出丧，千年死一个，万年死一双。”乡里的习俗，对房屋上梁的赞语灵一半，而咒语是全灵的。曾府的人听得上梁的赞语是“要到京里做皇帝”；对大门的赞语是：“万年死一双”，非常高兴，马上把匠工师傅连同徒弟伢子都召进堂屋里，用上乘的酒、茶，盛情地招待了一番。说来也巧，富厚堂自同治五年建造以来，已有*余年了，的确还没死过一个人呢。先是曾府从曾国藩夫人欧阳氏住起，最后一个住的是曾国藩的第四代孙曾昭恒，连续四五代上百人，没有一个人死于富厚堂；后是建国以来设立区公所、乡政府及部门机关，先后住过的干部好几百，但没有一个是死在这里的。

    *“独服曾文正”之谜

    *年轻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手书的“咏之珍藏”。他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一生很注意这点。曾“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蒋介石推崇曾国藩之谜

    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礼”，“曾文正家书及书礼……，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浦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说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誉之为圣相，谳之为元凶”之谜曾国藩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伟人贤者，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然而，也有人骂他是民贼、元凶、*、民族罪人、擅权滥杀的“曾剃头”、好名失德的“伪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