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迷墙》 第1节：序 体制与人，人与体制 --读熊丙奇《体制迷墙》 陈丹青 熊丙奇先生的这本书，连同他上一本专著《大学有问题》，给我们的大学教育算了一笔清清楚楚的糊涂账。 说它清楚，是因为其中搜罗列举了当今大学几乎所有层面的问题，简直是一部“百科全书”，凡在职在校大学师生日常熟知的种种弊端、恶迹、丑行、怪现象，书中都有翔实的交代与评析。卷首那张妙不可言的《大学利益结构图》，更是当代教育研究的珍贵资料。 说它糊涂，则书中的议论者虽然提呈了大学教育的症状与处方，可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却是无解的、被悬置的--谁造成这一切？谁愿意出面辩护？谁承担责任？最后，谁能够改变局面--然而问题可能真是无解的，只能被悬置：在议论者口口声声的教育“体制”中，确实看不见“人”，即便当议论的内容几乎对准具体的“人”，焦距便会自动模糊、闪开，回向那作为全景观式的教育“体制”。 我并非是在苛求本书的作者，相反，书中有那么一位真名真姓的人，便是熊丙奇。尽管十六位发表意见的人士同样有名有姓，然而要不是熊丙奇在茫茫体制中站出来、找同道、做采访、发议论，又将纷杂的议论煞费苦心作出梳理、分类、注释、评点，便不可能呈现出书中令我们触目惊心的“体制迷墙”。 大家都在议论体制。有待追问的是：人与体制，体制与人，本来应该是什么关系？如今又是什么关系？在我看来，不论这体制被称为是“行政”的、“管理”的、还是“教育”的，总之，它成功地致使“人”在其中处于空前暧昧的位置：作为制定者，“人”被隐去面目，难以指认；作为接受者--也就是千千万万希望被教育体制接纳的人--都明白：必须解读体制，进而占有它、利用它。因此，我们受制于体制的模式大致相似：既受惠，也受困；既受用，也受罪。要之，现存体制是所有教师存活的饭碗（而不见得是志业），也是万千学子追求的饭票（而不见得是教育）。按理说，“人”进入体制原本是为了实现自己，结果人人发现自己被实现为体制。 这是一种可以称之为“非人化”的体制。当我们翘首回顾--不论是试图推诿抑或奋起责问--我们都撞在体制这堵墙面上，找不到一位能够求助或与之说理的“人”。于是我们以不同的心态指着那看不见的墙面叫道：一切都因为“体制”！ 而那墙面上密密麻麻的砖块，显然就是我们自己--众所周知，在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体制格局中，人人必须“找人”。你找了人么？你找对了人么？不然，你如何有效对付高考、毕业、留任、评职、晋升、提拔等等等等一连串游戏规则？看来，这非人的体制并非不通人性，以至人性紧紧依赖并牵制着体制--十多年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体制以教育的名义成功劫持了人性，又以这被劫持的人性，成功地劫持了教育--如果我们难以找到为此负责的“人”，岂不意味着人人都有责任？倘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今日大学教育的种种问题，便是“活该”！ 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从未面临的奇境。 教育家办教育的时代，也随风而逝。北大校长好几位，我们说来说去还是首倡“学术自由”的蔡孑民蔡先生，他以校长的权位开一代办学新风，这风气虽则早已荡然，毕竟还是遥远的美谈：此亦“人治”也。而西南联大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位大人物相与办学，实亦“人治”，不然西南联大艰苦卓绝而人才迭出，又何从谈起。至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辉煌与短命，先是王国维、梁启超相继谢世，其后烽火离乱，毕竟还有陈寅恪与吴宓在…… 政治强人的人治，或是历史与国情的不得不然；教育精英的人治，则是国家民族的大幸。最近《南方周末》公布当今学子评选百年杰出大学校长的名单，前数名便是以上几位早已作古的民国教育家，还加上20世纪40年代短期出掌北大的胡适之。参与评选的年轻人谁曾亲身蒙受以上校长的恩德？况且昔年的大学实行哪种“体制”，我们未必清楚、未必记得--然而教育史清清楚楚记得那几位卓越的“人”。 现在呢，现在的教育局面弄成这般繁荣而荒凉，倘若以上教育家活转来，谅必也是一筹莫展，便是再强的强人怕也无计可施。历史的进退，诚哉此一时也彼一时：在健全制度的过程中，“人”的效能被刻意消解，我们又走到历史的另一极端--平心而论，“人治”的独断早经抑制，然而我们也不再拥有卓越的“人”。“人”的集体平庸、被迫平庸，是现行体制的前提与后果，可是体制总得假手于“人”，怎么办呢，妙得很：它将昔日独断分明的“人治”拆卸为无数隐形的“人”，又将“人”的性能一概设置为体制的零部件，尔后冠之以体制之名，治理大学。这治理的统一模式，便是有权利而没担当，有政策而没主张，有计划而没理想。其过程，是人性持续地被磨损、被扭曲、被抵消，教育的主体及其主事者终于全盘“体制化”，至此，体制不再体现为教育，而是教育体现为体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节：体制与人 在熊先生与十六位受访者剀切痛陈的“大学问题”中，纠缠交错着人与体制、体制与人的复杂关系和深刻矛盾。它的能量以失控与纵容兼而有之的方式，渗透到大学教育的每一层面、每一环节，以至触及人的问题，便归结为体制的弊病；触及体制的弊病，便发现终究是人的问题--在人治与精英的时代，“人”的作用能够左右、塑造，以至颠覆体制，使之改道易辙；在体制主宰一切的今天，则体制有效地把持、控制、及至百般支配“人”，使之就范而合作。今日教育告别了人治的是非与独断，换来精英的缺席与真空，其代价，其效应，是面对庞大的体制，人人怨责，而人人无能为力--除非是那些利用体制、舞弄权谋并堂堂隐匿的人。在这本书中，众多议论者虽然怀揣种种好办法，但我发现，正因为众人明知没办法，即便有办法，也明知谁也没办法实施那些好办法，于是嘤嘤求友，徒托空论。 我们愿意默认这大尴尬么？在被议论一方，情状恐怕尴尬尤甚：在本书后记中，熊先生说他特意约请了六位国内著名大学的校长参与议论，结果无一例外被婉拒--这一层，我不同情熊先生，而宁愿同情校长们：他们又忙又累，哪里顾得上谈教育？要知道，不是他们在办教育，而是教育体制在“办”他们；他们虽则是执行体制的人，其实每走一步无非被体制所“执行”。或曰：今日校长的权力不是很大么？不，那是受制于行政机器的小权利，不是教育的大权力，不然，为什么贵为校长，都不便为教育本职说几句真心话？ 夏初，我在香山宾馆“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研讨会”中斗胆描述：“今日中国高等教育，有大学，没有大师；有教育官员，没有教育家；有教育政策，没有教育思想；有教学大纲，没有教育的灵魂；有教育的地位，没有教育的尊严。”言过其实么？我但愿自己大错特错：假如大学校长们愿意出面为体制作辩护，我们洗耳恭听。 而体制恢恢，仍竟有零零星星不甘于无能为力“人”。眼下这本书明目张胆戳穿大学教育这张纸，而且将要付印了。我不敢说这是教育的希望，仅止审慎地看作“人”的希望：半年来，我因辞呈而被渲染的媒体闹剧并非全然虚空，不少有名有姓的“人”迅速给予清晰的回应，如徐友渔、杨东平、顾海兵……还有一位深圳市高级中学科研处的刘伟特意跑来北京对我说：大学还算好啊，有人敢说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的教育其实更糟糕、更畸形、更可怕。书中的议论者多半无权无势，即或曾经有权，今也身退，退为发议论的人。他们个个耿介认真，显然无法根除人性深处的倔强和愚蠢--请恕我使用“愚蠢”这个词--其中尤为倔强者，便是本书作者熊丙奇。 我至今不曾见过熊先生。今年4月间，他打来电话，自报名姓，随即寄来他所写成的《大学有问题》，详细读过：原来大学这笔烂账早就有人在算，算得很到家。不久收到他的新书稿，并嘱作序，我不禁感奋而惭愧：我之议论教育，最是资格浅；我之提出辞呈，其实是自私；我之所以仍在议论仍在写，盖因写作的快感与深深的沮丧。熊丙奇多年来不依不饶地追究大学教育无数令人沮丧的事：瞧这架势，他心里从来不沮丧。 教育需要批评，批评不需要如我这般沮丧而退却的人。本书指证的渊深“黑洞”或足令人更沮丧，而这书之能够编成功，我承认，适足令我们有理由免于无谓的沮丧，并隐然闪烁着顽强的希望--这希望，不在书中的议论，而在抬头议论的“人”。这些议论处处宣泄着对教育体制的失望，同时宣告，有那么一小撮人不肯对教育失去希望。 是的，我们毕竟难以弃绝对教育的希望。教育的希望，终究在人。倘若对“人”不再抱有希望，我们还剩什么希望？ 2005年7月29日 目录 第一章权力至上，一种官僚化的教育机制 我们正面临一种缺乏人文气息、机械化、官本位和急功近利的教育机制 教育问题，并不重要 国情的塑造力 没有文化的教育机制 大学，一级行政机构 一切行动听“命令” 建一流大学的热情 “大楼”路线 躲不开的历史 第二章行政导向，一个等级森严的学术环境 在一个行政化、等级化、权力至上的生存环境里，只适用丛林法则。政绩思维抹杀学术思维，所谓自由和兼容的学术精神被扼杀 特权的民主逻辑 滥用的学术标准 教授，被行政等级化 指标学术 评估经济 第三章利益驱动，一场挑战道德底线的诚信危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节：权力至上 所谓丛林法则的最高和唯一的道德标准是生存。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我们甚至无法要求大学教授们去坚持“做人”、“做学问”的底线 多栖教授 做好分内事也难 遭遇严重的诚信危机 课堂，学不到东西 说谎的教育者 “杀鸡给猴看”的管理模式 永远不败的研究 学术成为赚钱的绝妙载体 第四章工具理性，一种断送所有层面教育的思维方式 教学环境如此不堪，以至于“教育”二字己沦为教师与学生的谋生和竞争的工具。以标准化考试为重要表征的“非人”教育方式正在破坏我们所有层面的教育。更严重的是，这种方式将永久割断一个民族人文关怀的传递 教育，成为生存竞争的工具 上大学，人生的唯一出路 考试断送教育 补不回来的人文情怀 浪费精力的教育要求 教育是“出口” 学费如谜 拔高的就业期望 第五章形式主义，一次叶公好龙的病态改革 大学必须进行改革和自救！但是这种改革必须是实质性的、触到痛处的改革。换句话说，改革的实质应该是教育机制的创新而不是教育形式的翻新 怕出乱子 讲究排场 排名的“利好” 方案这样出笼 洋人的权威判断 谁向自己“开刀” 第一章 权力至上，一种官僚化的教育机制 我们正面临一种缺乏人文气息、机械化、官本位和急功近利的教育机制。体制迷墙第一章权力至上，一个官僚化的教育机制 原因1：教育问题，并不重要 中国问题太多了，教育问题、文化问题、艺术问题，其实都是很次要的问题，没有人顾得过来，出问题就出问题吧。 这几年的教育界，新闻不断。就是圈外人，提起大学，也不由想起好多“事件”：被公安部列为a级通缉犯全国大追捕的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人事件（专题：马加爵杀人案追踪，搜狐新闻；“马加爵”相关网页308000篇。）；笔试总分在法理学考生中列第一，却在复试中被淘汰的甘德怀北大考博风波（透视甘德怀北大考博事件，新浪教育；“甘德怀”相关网页12800篇。）和奥运冠军刘翔免试硕博连读（《特殊人才特殊对待？透视刘翔“硕博连读”事件》，张嫣，《外滩画报》，2004年11月6日。）交织在一起形成的大学招生公平事件；广西考生被索要10万元换北航录取通知书，以及与之呼应的兰州理工大学、西安财经学院、西安科技大学等高校的招生丑闻事件（北航广西高考招生丑闻，新浪网；“北航招生丑闻”相关网页36500篇。）；南京师范大学学生陪舞事件（《南京师大女生停课陪舞事件调查》，《新周报》，2004年10月26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嫖娼事件”（《复旦大学教授知名经济学家陆德明嫖娼事件始末》，《外滩画报》，2004年11月8日。）；年复一年的高考作弊事件；国家四六级考试“枪手”事件…… 每当一个事件被媒体曝光，都会引起全国网民们的积极参与，讨论今日大学之种种弊端，指点今日社会之种种龌龊。这也成了一种习惯：先是某家媒体报道，接着是一批媒体加入，然后是专家、学者、大众讨论，最后，时间成了平息问题的最好武器，只剩下网上留着的成千上万条帖子还提醒大家这件事曾经发生过。过一段时间，又一个具有“炒作”意义的事件又被某媒体发现……如果留心一下，大家会发现，对于不同的“事件”，讨论的语气、内容，几乎就是拷贝，2005、2004、2003、2002，只是换了时间，换了地点，换了主角，主题却是一样的，这也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2005年3月，著名画家陈丹青先生请辞清华大学教授一事被《中国青年报》报道（《教授自白--我不想在清华呆下去了》，包丽敏，《中国青年报》，2005年3月23日。），这又成为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教育新闻事件。而用陈丹青先生的话说，这其实不是新闻事件，而是教育问题。 对话观点： 媒体成功地使教育问题变成新闻事件，然后被新闻蒸发掉。可是如果没有媒体，就发不出声音，教育问题就闷在学校里。 二十年来，一种看不见的势力构成今天这种状况：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教育的所有弊端，所有问题，显得那么“活泼健康”，它照常运行，不受社会制约。 我们批评某个教育问题，哪怕只是局部问题，但这一问题往往体现为全国所有学校的问题。 对话人：陈丹青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节：教育问题并不重要 熊丙奇最近陈丹青先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原因在于请辞清华大学的教授。这件事从2005年3月被媒体报道之后，到现在已经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想知道陈先生这一期间的感受。 陈丹青这件事变成了新闻。新闻过去了，就是旧闻。可是教育问题不是新闻。媒体成功地使教育问题变成新闻事件，然后被新闻蒸发掉。可是如果没有媒体，就发不出声音，教育问题就闷在学校里。 熊丙奇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教育事件出来后，媒体非常热闹，网民也十分踊跃，可过了一段时间，媒体对这件事的关注度下降，大家也以为这件事成了“旧闻”，于是不再关心这个问题。还有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就是几乎每年出现的“教育事件”，都给人似曾相识之感。问题其实在“周而复始”地出现。有一种感觉是，媒体的报道和社会民众的关注，与教育问题的解决好像并没有关系。 陈丹青教育的现实，教育的批评，现在变成平行的事物，两者不交叉。二十年来，我想一直有人在批评教育问题，可是教育的现实不理会教育批评，现实不会因此发生改变。二十年来，一种看不见的势力构成今天这种状况：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教育的所有弊端，所有问题，显得那么“活泼健康”，它照常运行，不受社会制约。 熊丙奇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似乎不受任何人干扰。 陈丹青是的。在民国期间，南开大学如果出了问题，南开大学会着手解决，或者把这个问题公诸社会。但这并不等于北大、清华、浙大、交大也出了同样的问题。同样，假如哪天交大出了问题，交大可能又会变成一个焦点，但其他学校会继续做他们的事情。 今天情况不同了。我们批评某个教育问题，哪怕只是局部问题，但这一问题往往体现为全国所有学校的问题。 熊丙奇你请辞清华大学的教授，其实是一个个体行为；你谈的大多也是你们美术工作室的局部问题。但是，你个人的行为，你所在美术工作室的问题，似乎可以放到全国所有大学中去，大家对这样的问题都深有同感。 陈丹青其实我没有资格谈论教育问题。第一，我教书的时间比国内大部分老师短得多。第二，我看到的只是局部问题，譬如招生问题。我的感受只限于自己的工作室。当然，我看出背后的大量问题。这些问题在全国大学中已经司空见惯，所以应该是大家来参与讨论。我辞职，引发这么多议论，其实并不是因为我辞职，而是太久时间没有发生大面积讨论。可是新闻只有时效，时效过后，一切照旧。 熊丙奇对于你的辞职事件，有两种评价，一种是说陈丹青败退，他水土不服；还有一种讲陈丹青的败退是我们教育体制的悲哀，教育体制的耻辱。你觉得哪一种评价更中肯？ 陈丹青我在任教第一年就败退了。招生失败，除了败退，没有任何选择。所以五年后我决定辞职并不是败退，而是将自己从不断败退、注定败退的情况中抽身出来，所以我不认为悲哀。 我也不认为这是教育体制的耻辱，全国多少万教师，走个把人，其实正常。 熊丙奇你一进来时有没有想过就撤离？ 陈丹青第一，我刚接工作立刻走，非常不礼貌、不负责。第二，我毕竟对国情还是不太了解。在刚刚遭遇局部问题时，你不会去把它设想成是这么普遍的一个大问题，你不应该夸大你的挫折。但是年复一年，我看到这是所有教师早就面临的老问题。这次辞职事件，我所得到的回馈都告诉我，每一所学校，每个教师，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而且，我发现所谓教育问题、文化问题、艺术问题，在当前中国其实是非常次要的问题。 作者补记2005年6月，我与葛剑雄教授谈起陈丹青先生辞职一事。葛教授说：应该各打50大板！陈丹青当画家当得好好的，你来蹚这浑水干啥？我们研究历史的，没办法，只能如此。清华呢（应该是原来的中央美院），也根本不该请他来当教授。画家，没有必要去学院当教授、当博导，画画的，也没有必要去攻读博士、硕士。现在不管搞什么的，都以高学历为荣，记者要读新闻学博士，作家要读中文系博士，干部也纷纷要读研究生、读博士生；教授现在的名声虽然不好，但是大家还是渴望当教授，官场上的、商场上的、舞台上的，都希望能沽一点“教授”的“名”，这其实是一种社会病。葛教授说，不但没必要这般病态地去追求博士学位，而且，大学也没必要人人都要读。 熊丙奇人们都在讲教育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基础，甚至说，如果教育出了问题，它将动摇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将来生存、发展的根基。据我所知，发达国家之所以有今天的发达，在于他们当初重视教育投资，发展教育提高全民素质，直至今天，发达国家的政府依然将发展教育作为政府工作十分重要的内容。为什么在我们这里，教育却变得如此的次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5节：穷国办大教育 陈丹青这就像一个家庭，家长知道孩子顶重要。但他还小，还活着，没关系，家里其他问题比这孩子更紧迫，更重要，更难办。比如说吃饭问题、经济问题等等。中国问题太多了，三农问题、司法问题、上访问题、自然环境问题、台海关系问题，等等等等，你顾不过来，你得先抓最棘手的问题解决。教育问题，只要学校开着，课在上着，出问题就出问题吧，你顾不过来，谁也顾不过来。 熊丙奇如果说在我们国家整体还比较贫穷的时候，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大家都要有饭吃，还没有办法重视教育，有问题是很正常的，那么，最近几年来应该说我们国家有所发展，经济情况相对来说有很大的好转，即便依然是“穷国办教育”，也应该比过去有一些“进步”，但是，我们发现教育在退步，教育的氛围比以前还差。 作者补记“穷国办大教育”，这是教育界评价今天教育发展的基调，这个基调决定了很多的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与此同时，在我们国家，与“穷国办大教育”相对应，有一句口号，叫“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感觉教育很受领导重视似的。后来大家发现，越是口号叫得响的，往往越是执行不了，或者执行难度很大。而到现在，有学者已经质疑，“不穷也要穷教育”（《国家财政难道“不穷也要穷教育”？》，王东仁，《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7月1日。）。以下数据来源于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所作的关于2004年中央决算的报告：2004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2639647亿元，比上年增长216％，完成预算的12％；全国财政支出2848689亿元，增长156％，完成预算的1064％。根据报告提供的中央财政支出决算表，教科文卫支出，仅完成预算的89％。 陈丹青二十多年前国家非常穷，可是对教育比今天重视得多了。当时“文革”浩劫刚结束，大学停办十年，邓小平立即提出恢复出国留学，教育部立即实行择优录取政策，各学科迅速恢复……全国上下，教育复兴的愿望、年轻人的求学**空前高涨。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可能我们有一个错觉：教育早已走上正规，历史问题早已解决。看哪，该做的都做了，当今教育多么繁荣啊！同时，二十年改革开放，又不断发生许多新问题：三农啊、就业啊、**啊、环境生态啊……我想，教育问题的紧迫性会显得次要，至少不如二十年前那么紧迫，那么刻不容缓。 作者补记1993年2月，**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20世纪末达到4%，达到发展中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水平。计划、财政、税务等部门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认真加以落实。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到20世纪末，也就是1999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就应该达到4%，事实又是如何呢？据教育部的官方统计，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从1998年的259%提高到2002年的341%，教育部在发布这一消息时，感觉是进步很大、成绩很大（《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达341％》，温红彦、丁伟，《人民日报》，2003年9月20日。）。4%其实不是一个高的比例，因为全世界在教育上的投入占gdp份额的平均值是5%，发达国家以及某些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都高达或超过了6%。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詹姆斯·海克曼就说：“中国各级政府现在大约把gdp的2.5%进行教育投资，同时把大约30%的gdp用于物质投资。在美国这两个指标分别为5.4%和17%，在韩国分别是5.7%和30%。”（《中国应重视人力资本投资》，詹姆斯·海克曼，《21世纪人才报》，2003年1月6日。）人们常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教育这件事上，我们发现，其实，从上到下，根本就没有人把政策当真，把法律当真。白纸黑字的条款不可谓不周到不细致，但那仅仅是条款，不必太当回事。2003年，江苏省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1914亿元，占gdp的比例为189％，低于上年009个百分点。就这一比例，不就有“学者”和“专家”跳出来说，4%的比例不一定科学么？其理论是江苏的gdp很高，哪怕是189％，其教育经费投入还是稳居全国第二位。（2《教育占gdp的4％是否科学免费义务教育是必然》，郑春平，《现代快报》，2005年5月19日。） 原因2：国情的塑造力 我们不能质疑教育国有化，而是应该认真检查，在教育国有化的近百年过程中，哪个阶段、哪种做法奏效或不奏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6节：国情的塑造力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要一味地说国外这样国外那样。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简单地说，就是在学美国，因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很多在美国看似能奏效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并不能奏效，甚至变得可笑。 2003年，我按以前的通讯地址联系一位长江学者。接听电话的人，对来电感到十分吃惊：他早已经不干了，又回到国外去了。吃惊的其实应该是我，这位长江学者在国外学术界享有盛名，一年多前回国应聘长江学者，当时他的雄心壮志让我记忆犹新。 从侧面“打听”到，国内的学术环境很让这位教授失望，周围的同事没人跟他谈学术，谈理想，就谈课题，谈项目，谈钱；没人问他的学术思路，就关心他接到了多少纵向课题、能发几篇论文。管理方式更让他叫苦不迭，在国外“享受”惯了的他，在这里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干，要房子，跑报销，还有各种会议，真正能用到学术研究上的精力大打折扣。据说，有一次，中午，他正在准备下午的学术报告，领导来电话，要求他下午去参加一个临时会议，是一位重要的上级领导来调研，“务必参加”，并要求他将学术报告改期。他说，重要的活动，在国外是要提前一个月安排的，你怎么只给我一个小时时间来安排？我的学术报告是早就安排好的，怎么能给临时出现的任务让路呢？领导告诉他，是校领导点名要他参加，也就是说，不去不行。 不去不行。不适应这里不行。 很显然，用了一年多时间，他还是适应不了这里。走也就成了必然的结局。只因为不像陈丹青先生那样是公众人物，才没有引起多大波澜。陈丹青先生并不“孤单”。 对话观点： 正所谓“前因后果”，今日种种问题，我们要去找前因，乃至前因的前因。 今日中国的乡村只是大量人口，不是文化机体，它没有自己的教育资源，无法自己教育自己，只能等待政府给予教育。 所谓“国情”，就是外来事物进入中国，会变形，会被叫做“国情”的这么一种潜在的、强大的力量重新塑造，不再是它原来的样子了。 对话人：陈丹青 熊丙奇过去二十年时间里，一直没有停止过对重视教育问题的呼吁，包括普及义务教育，解决农村孩子失学问题，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让更多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等。可现实却令人失望，我们看到，农村的义务教育普及问题超乎我们的想像，初中学生的辍学率很高，新的“读书无用论”又开始出现；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但却丝毫没有降低对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争夺程度，片面追求高分、强调识记能力的教育把学生打造成产出分数的机器；在大学里，学生成为生产流水线上的产品，英语是一道工序，计算机是一道工序，专业技能是一道工序，这一道道工序叠加结束就出厂。 作者补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对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湖北6省14县的17所农村初级中学进行的一份调查显示，农村初二学生平均辍学率超过40％。 （《6省14县调查显示：农村初二学生辍学率超过40%》，彭冰，《中国青年报》，2004年6月14日。） 陈丹青这得分两步来说。第一，二十年前国家重视教育，是针对“文革”十年的遗患。许多措施的确扭转了十年教育停顿造成的局势，恢复了教育的部分功能。但是，第二，这二十年来，你刚才说的种种教育问题，比如说基础教育和贫穷孩子失学的问题，其实并不直接牵扯到教育问题。问题在哪里呢？我认为在于过去五十多年大量错误政策对整个社会与文化层面的深度破坏，这种破坏的后果、报应，开始在这二十年里慢慢浮泛，慢慢显现出来。譬如说，我们知青这一代是失学、无学的一代，是价值观严重分裂扭曲的一代，是人格与品质大有问题的一代，可是二十年来当教师的，管教育的，正是我们这一代。这代人的品质与五六十年代管教育的一代人，与三四十年代管教育的一代人，你怎么比？可是你现在不用我们这代人，不靠这代人，你去用谁？你还有什么选择？再譬如说，我上大学时，中国号称八亿人口。二十年后增加到十三亿人口。我出国时的娃娃，今天都成了大学生、研究生，可是哪里来那么多好大学？哪里来那么多好教师？哪里去找五六十年代、三四十年代那么好的教育？ 熊丙奇就是说，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我们过去采取的政策造成的。 陈丹青正所谓“前因后果”，今日种种问题，我们要去找前因，乃至前因的前因。譬如说整个乡村教育问题。我不认为中国目前的绝大部分乡村是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它只是居住着农民的大片“区域”。中国乡村自身的历史结构、深层结构、文化结构，那种自给自足的一个生态场，早已被百年间历次变革给破坏掉了。今日中国的乡村只是大量人口，不是文化机体，它没有自己的教育资源，无法自己教育自己，只能等待政府给予教育。可是你想想，五四时期那代文化人全是乡村出来的，几乎没有一个是都市人。不到一百年前，中国乡村还有相当健全的文化根脉和教育体制。可是今天，政府必须包揽十多亿乡村人口的教育问题。民国、清朝、明朝，你数上去，中国两千多年教育传统，都没有发生过今天这样的问题。历代朝廷用不着操心乡村教育，每年只等各乡举行乡试，然后人才汇总到朝廷，参加科考。古代中国的乡绅，都是着力办教育的。山东那位武训，他被批臭了，被遗忘了，可是你想想，今天所有挣扎着在乡村办教育的人，武训是他们的先驱，是榜样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7节：教育出现的问题 作者补记1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全国有12107万流动人口，其中从城镇流出3267万，占27.0%；从乡村流出8840万，占7.0%。流入城镇的9012万，占74.4%；流入乡村的3095万，占25.6%。即12亿的流动人口中，从乡村流出的有73%，流入城镇的有74%。（《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社会和科技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6月。）中国乡村的人口正面临大量的流出，流出的人口是有一定技能或者劳动力的青壮年，留在当地的大多是老弱病残妇幼，不少乡村日益荒凉与破败。 作者补记2有关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刘尧，《教育研究》，2004年第9期。），我国古代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私学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诞生。当时私学在各地兴起，其中最突出的是孔子所办的私学。孔子并由此被认为是创办我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先驱。到了近代，1903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明文鼓励富商绅士创办新式学堂，这促进了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我国社会摆脱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桎梏，政府当局提倡建立新式学堂并鼓励私人办学，私立高校由此得到较大发展。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我国私立高校有64所，学生40581人，分别占公、私立高校和学生总数的34.6%和31.5%。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有高校227所，其中私立高校69所，占总数的39%。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大力发展公办学校，于1951年将全部教会大学收为国有，1952年将其他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 熊丙奇国家包办教育，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政府无法把教育全包下来。虽然几乎所有教育资源都在国家手里，但是国家没有足够的能力使这个机制良性运转。到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大家开始认识到，政府包办教育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高等学校不仅仅是由国家投资，更重要的是要听国家的行政指令，没有独立的个性，按国家的思路来办教育。过去二十年时间，我国开始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教育，可是直到现在，还基本上是国家办教育，民办高校的学生规模只占在校生总人数的10%多一点。而且，民办教育的生存空间十分狭窄，还受到不同程度的正式或非正式歧视。 陈丹青这里又引出另外一个问题：五四前后引进西方文明，其中一个就是教育国有化，大学开始叫做“国立”。但这是西方在18世纪产生“现代国家”以来的办学状况。中国迟至20世纪才建立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而从孔夫子以来，从汉代最早草创科考制度以来，中国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教育文化体制。我们总是批判封建科考制度如何腐朽，认为《儒林外史》是科考制度腐朽不堪的百科全书。可是清末民初哪里来那么多人才？如果中国教育在清末烂成那个样子，人才哪里来？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陈寅恪、傅斯年、胡适等等大人物哪里来？蔡元培什么出身？他是前清的举人。中国教育国有化接近百年了，后来再没出过以上级别的大人物，尤其是近五十年。这种现象怎么解释？ 熊丙奇中国教育的发展，过去一百年来，大多处于模仿他国阶段，先西方列强，再苏联，后又西方。在借鉴别人经验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全盘否定自己，反封、反帝、反修，一路否定过来，没有传承自己的优秀传统，优秀文化。（《从模仿赶超到独立创新--中国科研教育体制的差距》，陈平，“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4月。） 陈丹青教育国有化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它的确有效促进了国家快速现代化。现代国家的首要标志就是最大程度、最有效地整合并调动各种资源，使国家富强。所有后进国家都会全力促成军队、产业和教育的国家化。但是这一过程在何种程度上与旧的形态发生冲突，每个国家不一样。我们不能质疑教育国有化，而是应该认真检查，在教育国有化的近百年过程中，哪个阶段、哪种做法比较奏效或不奏效？它发生了哪些问题？导致哪些结果？最后，这些问题与结果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教育或损害了教育？ 熊丙奇我们经常说，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教育出现的这些问题，是我们的国情所致。 作者补记我们高等教育行政化办学特别突出，我和一位大学党委书记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行政手段可能是当前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模式。如果不利用这种方式，发扬什么民主，讲什么自由，其结果肯定是大家互相扯皮，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他还举例说，有一次关于学校发展规划的讨论会，请来各院系的教授，但讨论会最终成了表达各自利益的场所，大家都只想如何在规划中得到自己的最大利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8节：没有文化的教育机制 陈丹青是的。可是国情也在变化，五四时期的国情、1949年之后的国情、1979年以来的国情，都在持续变化。所谓“国情”，就是外来事物进入中国，会变形，会被叫做“国情”的这么一种潜在的、强大的力量重新塑造，不再是它原来的样子了。我常会警告自己：要认清国情。你看，目前大学的种种措施，其实都是从欧美引进的，可是一到中国，就会变形。 还有更重大的问题，但同时是绝对沮丧的问题--教育的根基，教育的第一步，不在学校，而是在家庭。百年革命的过程是消灭阶级的过程，最后，家庭单位也被支解。苏联的阶级也被消灭了，但家庭单位还在。你在学校无法接受、不准接受的教育，在家庭里还有可能接受。但中国的情况不同。这是太大的话题。 我记得《傅雷家书》长达十余年都是畅销书，说明什么？说明这样的家庭教育，这样的父子关系，在今天社会的千万家庭中已经很难找到了。这是高等的家庭教育，至于草根性的家庭教育，在我幼年童年时期还无所不在，工人农民的家庭教育都比今天好得多，因为历史的根脉还没有被全面切断。我相信今天一个资质良好的学生，其实得自良好的家教。你要知道，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就是他的父母，他的长辈。我只受过小学教育，我之所以是我，全靠我父母给我的教育。 作者补记今天的家庭，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只有简单的学习关系。家长一见孩子，就问考了什么，考了多少分，在班级上排第几名，布置了什么作业。似乎除了这些，就没话好说了。这种畸形的以分数而非亲情为纽带的关系，打碎了父母在孩子心中的温暖记忆。而很多家长，看到孩子那么被折腾，也很心痛。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有一次，我在地铁上看见一个青年男子抱着一个昏昏欲睡的小孩，他告诉我，是送孩子去上兴趣班，他说，现在的竞争太激烈了，你不学早一点，不比同龄孩子多学点，怎么可能出类拔萃呢？他5岁的孩子已经可以做除法了，而且他还利用双休日让孩子上了三个兴趣班。 原因3：没有文化的教育机制 许多教育文件通篇都是一本正经的错误词语。假如抛弃我们用惯的这些词语，我们已经不会说话。 “请xx处长讲话！”“请xx局长讲话！”“请xx科长代表xx致辞！”…… 这是某个幼儿园庆祝“六一”活动前20分钟的内容，讲话的领导一个个祝贺小朋友节日快乐，感谢幼儿园的老师、阿姨为祖国培养好苗苗。讲话的时候，会场闹哄哄的，准备看孩子表演节目的家长不耐烦地听着讲话，到处走动。听不懂叔叔、伯伯讲话的3岁小儿不领情地哭起来。 真不知道这个庆祝活动是给小朋友们办的，还是为幼儿园领导，抑或是那些讲话的领导办的。一个半小时的“六一”庆祝活动，用得着这么多领导讲话吗？让孩子们好好玩，不是很好吗？ 没有领导讲话，孩子们还是玩不了，接下来的节目，基本上与玩无关。表演背诵《三字经》，现场作画，速算，弹琴……主题变成了展示教育成果。这估计是给爸爸妈妈看的，你看幼儿园办得多好，孩子会背，会画，会算，这样的，今后升上好学校肯定没有问题。这同时也是给领导看的，现在的幼儿园比以前的幼儿园质量高多了，中班孩子就相当于小学一年级水平了！ 节日的真正主角呢？孩子的天性呢？ 这样的教育，有时想想，如果不接受可能更好。因为对于一个人一生十分重要的东西--健全的人格塑造，正在这种教育中丧失，而失去的，就再也找不回来。 对话观点： 现在许多教育者根本不爱教育，不爱孩子。 我们的教育政策中有什么真正的“教育思想”、“教育观点”，它只是一系列“政策”，一系列“硬性规定”，那不是思想，不是观点。 目前种种措施不是在办教育，而是在办政府。 对话人：陈丹青 熊丙奇很多学者认为，我国曾经出现过世界一流大学，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虽然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但她培养了很多非常杰出的人才，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试析西南联大对当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启示》，肖玮萍，《交通高教研究》，2002年4月。） 陈丹青我访问老画家吴冠中，问他抗战时期在杭州艺专的经历，他说就是不断逃难，可是逃难途中，他们还闹学潮，推翻了两任校长，可见当时的教育也有很多问题。但当年中国有很伟大的教育家，真正的教育家。我们今天只有教育长官，有大学校长，没有教育家。你能告诉我今天谁是教育家？今天的社会承认哪个人物是伟大的教育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9节：一格一格降人才 熊丙奇你觉得教育家应该以怎样的标准来衡量？ 陈丹青我们看看南开大学张伯苓的传记，看看北大蔡元培、清华梅贻琦的历史，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家。我们别去谈什么高深的教育理念，举个小小的例子，当年张伯苓推出“三点半”政策：下午三点半后，所有同学不许留在教室里，都要出去运动，出去玩。他自己常和学生一起打球。他是体育家。 熊丙奇推出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什么？ 陈丹青他懂得什么叫做教育。中国人讲究“有为”，也讲究“无为”。真的教育家懂得在什么关节上教育要“无为”。我在欧洲听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在西班牙、意大利，中小学生下课后不许把书包带回家，都留在学校，下课就是去玩--这才叫做懂教育。 熊丙奇我给你补充一个例子，是针对三所小学的调查。这项调查显示，虽然有课间十分钟，但是有80%的学生是不离开教室的。（《课间十分钟，让孩子走出教室》，陆守平，《海口晚报》，2005年4月4日。）我也问过一些小学生，这些学生说，如果在二楼就不会下二楼，甚至走廊都不去，老师说你们在教室里面呆着，不要出去，出去以后担心安全问题，出了问题怎么办？ 陈丹青这个不是教育，这个是管教。可是从前旧社会老派人管这管那，多少是为孩子好，而且真有一套规矩，我外婆处处管教我们，现在想想都是对的；现在的管教是为了“别出问题”，为了管教者自己方便，自己省心。现在许多教育者根本不爱教育，不爱孩子。 作者补记关于孩子在学校中受到老师伤害的报道，近年来可谓目不暇接。略举两例：一例，《成都商报》2005年4月报道，青白江清泉镇太平中学老师在检查初三学生寝室时，发现床下有几个烟头。随后，一名体育老师用警棍体罚了学生，并让三名学生咀嚼香烟。而对如此的惩罚措施，这名老师称自己当年也是遭到老师的如此体罚。二例，《楚天金报》2005年5月报道，13岁的李钒是武钢金山店铁矿子弟中学初中学生，3月2日上课时，李钒做调皮动作，老师夏某发现后上前揪住李钒的头发，将他强行拉出课堂，送进一间无人的办公室，夏某强令李钒下跪，并用脚将李钒腰部顶伤。事后李钒回家小便带血，被父亲看见，在追问孩子时才了解到这令人惊异的事实。有调查表明，中小学师生关系融洽的只占54.4％，关系一般的占32.7％，关系紧张、学生见教师绕道走的占12.9％；教师对学生详细了解的只有21.4％，有一定了解的占56.2％，了解不多或不了解的占22.4％。(《中小学教师职业态度调查与分析》，王国栋、牛田盛，《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4月。) 熊丙奇管教使学生失去了孩子的天性，只知道呆头呆脑地记呀，背呀，而且，也变得不合群了。 陈丹青这样的孩子给弄得既不像人，也不像畜生。畜生有的是活动空间，你看麻雀都知道成群地飞，知道要合群。 熊丙奇现在我们国家很多教育方式不是让学生健康地去成长。有一则报道：25年前，中国一个教育代表团到美国去，发现那里的孩子都在玩，课堂乱七八糟的，一点纪律也没有，于是他们认为25年后中国教育肯定超过美国；与此同时，美国一个教育代表团来中国，发现中国孩子都在拼命读书，上课十分讲纪律，手一直背在身后，于是他们得出结论，25年后中国将不得了，将超过美国。25年过去了，今天的情况怎样呢？ 作者补记“把手背在身后，身体坐得笔直”，这是延续了几十年的管理小学生课堂的做法。它让孩子们一进学校就感受到教育的神圣与威严，一进课堂就产生对知识的崇拜和敬仰，一看见老师就得听话和顺从。这种做法，在知识更新速度慢、缺乏竞争的封闭世界，也许还有它明显的效果。但是，在今天，在信息时代和全球化背景下，这种做法对么？它压抑和束缚了多少人的创造力？ 陈丹青两个代表团看见两种表象，得出一种结论。但美国代表团还有反省意识，危机意识，中国代表是一厢情愿，是亢奋。 熊丙奇是不是我们的教育思想出了问题？ 陈丹青我看不出我们的教育政策中有什么真正的“教育思想”、“教育观点”，它只是一系列“政策”、一系列“硬性规定”，那不是思想，不是观点。 熊丙奇我们现在的很多做法，其实根本与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沾不上边。如果是真正的教育家，就不可能有这种行为，就不可能做出离谱的事，有一些老师的教育手段，根本上是反教育的，是真正的教育所不容的。 陈丹青是的。 熊丙奇谈到人才教育，你曾说，我们是“一格一格降人才”，我觉得非常形象，比如说，对学生论文的评价，除了要一个总分外，还要评价它创新点得多少分，文字表达得多少分，等等。“表格文化”正在教育界蔓延，一切评价均有走向表格化的趋势。在一些学校领导看来，表格管理，是管理的一种进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0节：把教育搞坏 陈丹青“创新”、“原创性”，这些说法本身就大有问题。我不敢说别的学科领域，至少在人文艺术领域，这种说法早就过时了。整个后现代知识语境早就不提这些意思了。“创新”是个伪问题。我倒是觉得我们的教育政策非常有“创意”，“新”极了。连课间十分钟都被剥夺了，多新鲜啊！ 熊丙奇但是，现在从上到下似乎都在谈创新。 陈丹青学问的深度，学问的境界，可以衡量，可以比较。“创新”怎么比较？标准在哪里？谁掌握标准？在艺术创作领域，能有一点点“个人”面貌，就不得了了；在科学领域，我相信能在前人某个小命题上略微推进一步，印证一点，也不得了。牛顿、爱因斯坦，那叫做“创新”。天下有几个爱因斯坦？百年不遇。你去看诺贝尔奖评语，很审慎地用词，哪里会随便提什么“创新”？ 许多教育文件通篇都是一本正经的错误词语。由这种错误词语构成的教育，就是出了问题都不知道那是问题。 熊丙奇如果要改变我们的教育，是不是首先要从改变这些错误的教育词汇开始？ 陈丹青切起于词语。我在许多问题上不肯谈下去，因为我不愿跟着那种词语走，你绕进去，原本是对的，你也会错。但是不可能改变词语，那是一个庞大的文本系统。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改变，都不足以改变整体，事实是，假如抛弃我们用惯的这些词语，我们已经不会说话。 熊丙奇这是我们难以走出的怪圈。今天的学生接触这样的教育，明天他们会成为老师、家长，也会不自觉地把自己接受的教育传递下去，根本没有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判断。 陈丹青我相信制定这些文本的人，很可能真心想把教育搞好，相信这些词语正在解释什么是教育--这就是可怕的地方。我们小时候学**语录，有一句话是战争年代说的，他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一个没有文化的教育机制，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可以说：一个没有文化的教育机制，就是一个愚蠢的机制。单是愚蠢，没关系，问题是它非常奏效，非常有活力，它聪明极了，它想出千奇百怪的试题考学生！ 熊丙奇教育今天出了这么多的问题，难道管教育的就一点没有意识，还认为自己很成功？近年来，在谈到教育发展时，教育主管与高校，往往都说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是发展中的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可以拿出很多证明“教育繁荣”的数据和事例。比如说高校的合并，很多学校原来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政，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现象严重，现在经过调整、合并、合作、共建，“管理体制已经理顺”，“规模效应已经显现”。包括你现在所在的清华大学，就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清华一起合并的结果。还比如说，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达到2000万在校生规模，毛入学率近20%，这为多少学生创造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可能有很多人并不赞同教育现状一塌糊涂的评价。 陈丹青我们都在说一切问题来自体制，但在现实中，体制变成每所学校、每个人身上的体制。我们的每一举动，直接体现为体制。每次我填表，我就想，此刻我就是体制！ 体制最大的问题，就是当它出了问题，它自己恐怕也拿它没有办法。两个月来，教育当局没有人出来辩护或解释教育政策，没有人出来批评我的意见，指出其中的错误。我愿意相信，管理大学的领导层都知道发生了问题。徐友渔点出了根本：他所见识的学校领导，都对教育界的种种弊端了如指掌，私下批评起来，“鞭辟入里”。 其实，看到了，或者没看到，都没关系，就怕不愿意看到，不愿意承认他所看到的。 我相信在当政的位置上，也着急的，怎么把教育搞好？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的底线是不愿怀疑当局对教育所做的努力，因为我不相信会有任何一个高层领导存心要把教育搞坏。 熊丙奇我曾经问一位小学校长，我们的小学生现在为什么学得这么难？这么累？为什么要做那些稀奇古怪的怪题、难题？他说，只有让孩子见惯了各种题型，才可能确保考出好的成绩。他说，我们也知道这不对，可是这种情况至少在几年时间内不可能有任何改变，上级部门考核我们的是什么，社会考核我们的是什么？是升入好学校的比例，是参加统一测试的成绩，我们只能用这种方法来考核老师。老师的本事，就是教出高分来，否则你就不是好老师。 作者补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在《看陈丹青愤怒拷问中国研究生招生体制》一文中说，陈丹青痛切指出的弊病并不是要有多高明的洞察力才能发现，要有多大的胆量才能说出的，他的同事在私下里同意他的意见，不过，每当他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转换。没有一位领导对他的直言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他把想法讲出来。但显而易见，可能不会有领导和他站在一起，为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状况而斗争。这实在是我们面临的悲剧，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事业最大、最深远的悲剧。(《看陈丹青愤怒拷问中国研究生招生体制》，徐有渔，《新京报》，2005年3月25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1节：一级行政机构 熊丙奇高校合并本就是行政管理的结果，合并也自然成为一种政绩。大学其实成了一级政府，学校也就是官场。 陈丹青是的，但我不怀疑这代领导人改善教育的迫切愿望，想把教育搞好。在经济领域，在外交领域，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成功的措施。但是办教育是另外一回事。 原因4：大学，一级行政机构 行政规律代替了学术规律。从校长到处长、科长，到院长、系主任，一级管一级，行政权力占主导地位，取代了学术权力。大学教授没有治学权，没有治校权。这难以造就教育家，只能造就政治家、行政长官。 一年多来，李教授一直气不顺。作为海归，他第一次去见校长，就让他等了两个多小时，校长约见他的时间一再被推后，要他耐心等待。事后，他知道，校长正在接待一个上级部门的科级干部，商谈一些重要事情。 他怎么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是这种地位，事先约好的事会被硬生生地推后。对方不就是一个科长么！ 今年，他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他也理解了校长大人的苦衷。原因是，他举办了一次成果鉴定会，邀请各方诸侯参加。在没有见到领导之前，唯一的沟通途径，就是领导的秘书。李教授才知道，别小看那些个科级领导，尤其是领导的秘书们，他会为你在更大的领导面前定调，决定你能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 在今天的资源配置体制中，谁有资源配置权，谁能与资源配置权沾边，谁就是红人。校长把政府官员当红人，而校长以及校长身边的人，就是教授、院长的红人。上面要讨好红人，下面要做好红人，校长们自然忙碌万分。 对话观点： 大学校长是上级机关任命的，因此，他必须向上负责，听上面的话，要向上面跑。 长期以来，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学校成为一个行政组织，官本位思想、等级观念、长官意志根深蒂固，学校必须跟着政府走，跟着权力走。 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很多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现在查“乱收费”查得很凶，为什么不查政府的投入足不足，到不到位呢？ 对话人：杨德广 熊丙奇你担任过多年的大学校长，也出了不少教育专著和论文，你觉得怎样才能做好一名大学校长？ 杨德广他必须把80%以上的精力投入到搞教育管理中去，在其位谋其政，搞自己业务的时间不能超过20%。 熊丙奇校长们能做到这一点吗？ 杨德广我国绝大多数校长工作责任心、事业心很强，一年到头非常繁忙，非常辛苦，疲于奔命，废寝忘食。但是，我估计相当一部分校长能把50%的精力投入到学校管理就已经不错了，其他精力一部分用在搞业务上，一部分花在出差开会、社交活动中。 熊丙奇我们的校长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会议、社交活动？ 杨德广校长是应该有社交活动，这是加强联络，沟通关系，争取项目、经费不可缺少的。但是有些校长，会议太多，出差太多，向上跑关系太多。 熊丙奇为什么会如此？ 杨德广这与我们校长的任命和学校的拨款机制有关系。大学校长是上级机关任命的，因此，他必须向上负责，听上面的话，要向上面跑。重点学科的审批、博士点的审批、科研项目的审批、新专业的审批等实权都在上级机关手中，因此校长（书记）必须多跑、多汇报。另外，大学的经费是靠政府拨的，就目前情况看，这种拨款体系还不规范、不科学，人为因素还比较多。有的校长与政府部门关系好，人头熟，就可能多获得一些拨款。为了获得更多拨款，学校领导就要走上层路线，也因此而投入了很多精力。 作者补记在“985”工程中，争取进入“985”行列，在高等教育界被认为是最大的公关活动，成为学校利益、地方利益、政府利益的一种博弈，是不少学校校长任期中的“头号政绩工程”。邓伟志教授告诉我：“我亲眼看见好多大学的领导人，在教育部的财务处长、司局长面前，有时在一个科长面前，也是毕恭毕敬的。我被邀请去一所大学参加校庆，这所大学的校长是我的朋友，参加完校庆后，他跟我打了一个电话，说第二天不能陪我了，要去陪教育部的财务处长。他觉得这个处长对学校有很大的作用，所以他就往那儿去了。” 熊丙奇我们的校长是任命的。政府换一届，相应地，校长也要换一届。对于任期制，是值得讨论的，因为任期制，每个人都想在任期里干出一点业绩，所以就会采取一些急功近利的办法。事实上，三四年的任期很难做出什么成绩，再有才能的人也很难很好地实现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但没有任期，目前也不好办。有任期到时间了他下来，校长不会有太多意见，会心安理得的，如果超过任期多干几年，他会很高兴的。但是，如果没有任期，被学校解聘了，他会受不了，因为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氛围。另外，官本位对大学的影响比较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2节：拨给大学经费 作者补记自从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结束以来，哈佛大学只产生过7位校长，他们通常在35～56岁左右出任哈佛校长。哈佛校长平均任期22年，任期最长的达40年，任期最短的也有10年。(《中美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之比较》，蓝劲松，《二十一世纪》，2004年8月。)2002年5月14日，现任哈佛校长萨默斯(lawrenceh.summers）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提到：“我坚信，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原因之一就是校长长期任期制。”而从1978年到2004年的二十多年间，我国的北京大学出了6位校长，清华大学出了5位校长。他们出任校长时的平均年龄为57岁，不计算目前在任的校长，平均任期为7年。 杨德广大学必须建立现代教育制度。学校应该是学术性组织。但长期以来，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学校成为一个行政组织，官本位思想、等级观念、长官意志根深蒂固，学校必须跟着政府走，跟着权力走。尤其是大学，长期处在政治化的大环境中，行政化的小环境中，导致不同程度地缺乏学术批判和学术精神，缺乏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缺乏办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把学术机构变成了等级制的行政机构，把学校、校长分成等级，强化了大学成为行政机构的依附性，大学必须附属和服从于政府。学校内部管理制度也是采取行政管理办法，大学校长、书记实际上是官员，并直接掌握经济大权，层层下拨经费。行政规律代替了学术规律，从校长到处长、科长，到院长、系主任，一级管一级，行政权力占主导地位，取代了学术权力。大学教授没有治学权，没有治校权。这种氛围，很难造就教育家，只能造就政治家、行政长官。为此，必须改变传统的行政化的学校制度，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学校制度。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改革大学拨款制度，要建立规范、科学的拨款体系，政府不宜在拨款过程中介入过多，权钱结合是**的温床，而应该通过拨款委员会来拨给大学经费。 作者补记进入21世纪以来，大学行政化趋势越来越强，典型的表现是部分高校党政一把手明确定级为“副部长级”(我国的副部长级大学日益增多，截至本书出版时的名单如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这明显强化了学校领导的官员意识，同时副部长级高校、正局级高校、副局级高校的级别定位，让高校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另外，大学对政府的服从，往往表现为对某个人的服务，甚至讨好。哈佛大学可以拒绝时任总统里根提出的授予其名誉博士的想法，而我们的大学，非但没有哪个领导、哪个教授敢站出来反对，相反，还会主动建议，主动策划，用教授、博士等资源去攀附关系。在我们这里，正直的反对之声有时甚至可能招来一场祸害，丢官事小，停职事大，连混口饭吃都可能有困难；附和的公关策划，会被认为聪明、能干、有创意，平步青云那是自然的。尽管都知道，我们要为政治文明服务，要为政治科学服务，而不是为哪一句话、哪一个人服务。 熊丙奇具体怎样执行？ 杨德广我赞同按生均原则进行拨款，首先要确定每个学生拨款的基数，再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国家对学校的不同发展定位，乘一定的系数。这种拨款方式，比较公开，可以确保学校的经费有稳定的来源。目前，我国很多学校，政府的投资只能满足职工发工资，这种教育投资，势必逼迫一些学校乱收费，或者变相鼓励一些教师把精力放在兼职赚钱上。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很多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现在查“乱收费”查得很凶，为什么不查政府的投入足不足，到不到位呢？我国民办教育发展很快，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但民办学校现在几乎所有的经费都来自学生收费，国家一分钱也不投入，而在国外，私立学校的政府投资经费达到办学总经费的20%，学生收费最多占办学总经费的一半。 作者补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4年8月公布了2004年上半年价格举报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居首位。(《上半年价格举报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居首位》，朱剑红，《人民日报》，2004年8月27日。)事实上，自1995年以来，我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关注教育乱收费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以整治，比如“一费制”，比如设立举报电话，还比如进行“集中治理”。可是，十年来整治教育乱收费，似乎收效甚微。“一费制”走了调，举报变成了形式，治理成为一阵风。(《教育乱收费何以在禁区边缘大行其道》，熊丙奇，《文汇报》，2004年9月1日。)有意思的是，2005年6月28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作《关于200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通过对38个中央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查出各类违规问题金额高达90.6亿元，占审计资金总额的6％。审计署对中央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后查出，12个部门存在预算编报不真实的问题，一些部门的下属单位虚报多领预算资金多达4.91亿元；26个部门违规转移挪用财政性资金10.75亿元；14个部门向下属单位或相关单位转移财政性资金9.35亿元；19个部门或其下属单位隐瞒截留财政资金和其他收入，设置账外账、“小金库”共3.5亿元；31个部门挤占具有专项用途的资金21.42亿元。而国家发改委被五次点名。据审计，2004年，国家发改委在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4.5亿元时直接预留74.8亿元。在审批下达的229.7亿元中，实际落实到项目的资金未达到要求。审计署抽查了国家发改委等部门2003年至2004年下达的县际和农村公路改造工程，发现9省124个项目存在以多种名义重复申报，或多报建设规模等现象，以此获取中央补助资金13.2亿元。(《年底才下达当年计划国家发改委被五次点名批评》，cctv经济信息联播，2005年6月28日。)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每年投入的财政预算内义务教育经费缺口接近750亿元(《我国义务教育完成率和经费问题分析》，沈百福、王红，《教育发展研究》，2003年9月。)，而我们的中央部委各类违规问题金额达到90.6亿元。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3节：校长难以履行职责 熊丙奇很多人说，政府其实已经认识到目前拨款存在的问题，但是，要改革很难。 杨德广这是一种行政化的习惯思维，舍不得放权，而有钱才有权，习惯于管人，支配人。中央一直在提倡淡化行政职能，可是教育系统做得很不够。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现代教育意识不够。必须看到，现在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是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可以统、包、管，学校也可以等、靠、要，但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已无力统、包、管了。淡化行政职能，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势在必行，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加强监督、评估，不能陷入具体事务、拨款中去。 熊丙奇一边是政府给予学校的自主权不够，另一边是学校总是看政府的脸色，不敢动作，这是不是我国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现状？ 杨德广客观上说，这几年来，大学的自主权多了起来，但是，不少校长并没有用好这个自主权，他们凡事都要听政府的意见，生怕做错什么，不敢承担责任。 熊丙奇这与任命制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据说校长往往只有做事的责任，而很少有决策的权力，包括在副校长的任用上，也很少有发言权，是不是这样？ 杨德广校长当然有一定的决策权力，但只有一票。这与国外大学校长有很大不同。同样是用人，同样要经过挑选、听取意见等环节，但国外大学最终的决定权在大学校长手中，而我们的校长最多在挑选时、听取意见时发表那一票的意见。就是在选择副校长时，也是如此。以我国目前的体制，校长无权选择副校长，副校长是上级任命的。有些高校党政一把手之间矛盾很大，严重影响了工作开展，因为都是上级任命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显然也是管理体系问题、制度问题。 熊丙奇有学者指出，这种用人办法，是违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校长有提名副校长的权利。 杨德广是的。我认为这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副校长选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但校长应有较大的权力，校长应有权决定提名某人。 作者补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我国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应该拥有推荐副校长的权力，类似于“组阁制”，副校长由校长推荐，再由上级部门任命。(《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高等学校的校长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行使拟订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推荐副校长人选，任免内部组织机构的负责人的职权。)但是，目前我国大学的副校长，主要来自于上级部门的直接任命，而校长可能对副校长的情况全然不知。有的学校改变了副校长的任命程序，推出公开招聘副校长的措施，而这事实上完全不顾校长应该拥有的推荐、提名的权利，即便校长也参加招聘委员会，但是他对副校长人选的决定权仅仅只有一票。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副校长，怎么可能与校长一起组成一个责任班子？校长又怎么可能向上级负责？往往是，有的副校长还会牵制校长的工作，甚至越过校长，向任命上级直接汇报，打破了组织管理的基本规则。 同样，大学实行校长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可院长也没有提名副院长的权力。学校副院长往往也是由学校负责干部管理、使用的组织部门选拔、任命的人选，院长在选任小组中也只能履行一票的权力。很显然，由此构建的学院领导班子，也难以真正负责。而另一方面，虽然学校校长对关键的副校长人选没有提名权，学院院长对关键的副院长人选没有提名权，可在学校中，校长却可以干涉到学院中系主任、副系主任的任命；在学院中，院长甚至要去决定一个办公室文秘的录用，而这本不属于院长和校长的职权范畴。这种跨越职权范围，导致职责不清的用人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导致用人失误却没有人对失误负责的问题。 熊丙奇这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校长难以履行职责？ 杨德广如果领导班子不和谐，就很难有效地开展工作。 熊丙奇大学校长应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杨德广大学校长对于办好大学，实在太重要了。大学校长不一定非院士、博导不可，最重要的是要有能力、精力、魄力、效力。能力包括学习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还要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精力指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校长工作中去，有健康的体魄；魄力指决策能力；效力指有实效，有实绩。作为一名校长，必须热爱教育，热爱学生，热爱学校。 熊丙奇具体而言，你认为我国大学校长自身存在哪些问题？ 杨德广我国大学校长，专家型的多，管理型的少；理工科出身的多，文科出身的少；硬专家多，软专家少；事务主义者多，从事教育研究的少，教育观念滞后。如不少学校存在盲目攀比、不能正确定位的问题，这与校长的教育理念有关。各类学校要很好地分工，要安于本位，不要越位。有的学校要培养高水平、高层次的人才，有的学校要培养大批知识面宽、能力强的专门人才，还有的学校则要培养第一线的职业技术人才。我一直说，北大、清华、复旦、交大这样的学校，去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办网络教育学院等，是没有出息的，他们应该集中精力建设高水平大学。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应该更多地交给其他层次的学校。当然，他们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可以拿学校的金字招牌很好地招揽生源，但影响了整体教育水准的提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4节：内部选拔模式 作者补记根据蓝劲松的《中美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之比较》一文，美国著名的私立“文理主导型”大学校长以文科学者为主，著名的私立“理工主导型”大学校长以出身理工科为多，著名的公立综合大学校长出自文科与理科的校长人数大致相当。这与中国无论学校学科构成如何，其研究型大学校长均以理工科学者出身为主的情况完全不同。另外，美国多数研究型大学（极个别例外）在所选择校长的“教育背景”方面“母校色彩”已经趋于平淡，但校长是否具有任职学校的“教育背景”或“职业背景”是能否任职该大学的一个重要考量。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选拔倾向于选拔母校毕业生或本校教师（个别学校例外）。总体而言，美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倾向于“外部选拔模式”，而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倾向于“内部选拔模式”。(《中美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之比较》，蓝劲松，《二十一世纪》，2004年8月。) 熊丙奇我们经常说，中国高等教育面临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竞争，但是，国内大多数高校似乎没有多少紧迫感，反正我们有那么多的生源，不愁没有学生来读。 杨德广现在国外提出了建立“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会”的热潮，很值得我们借鉴。大学校长要关注学习。大学，首先要成为学习型组织。校长、教授们自己要多学习，要有广博的知识，宽阔的眼界，要有全球观念，国际意识。 熊丙奇你认为现在大学不是学习型组织吗？这可是一个创造知识、传播知识的地方。 杨德广在现实社会中，“不学习的专家”、“不学习的教师”不乏其人。从大学里的领导层到大学教师普遍存在学习风气不浓的问题，以前有集体备课，有固定时间的业务学习，现在很多课已经不再组织教师集体备课，也不再交流教学方法、教学心得了。不学习的老师很多，上课的教师凭借一点知识给学生上课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引起了很多学生对课堂教学的不满。大学校长们以及那些繁忙的中层干部，他们“日理万机”，看书看报也变成奢侈的事。而不看书学习，怎样跟踪最先进的思想，怎样获得最新信息呢？据我所知，正因为不少校长（书记）平时太忙，学习时间很少，逐步从知识渊博者变成知识贫乏者、信息闭塞者，他们的讲话稿、发言稿、发表的“论文”，多数是由他人代笔的。大学校长还要别人代笔撰写讲稿，实在不可思议。我担任了十年大学校长，深深体会到搞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自己不搞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决策权。当校长期间，我的讲话稿、报告稿、论文，都是我自己起草的。 原因5：一切行动听“命令” 跟风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但是最根本的一点是这个学校有没有自主权。 有一些来自主管部门的通知，时常让大学感到为难。 比如，2004年6月，教育部针对大学生在校外租借房屋问题发出通知，“原则上不允许学生自行在校外租房居住”。对已在校外租房的学生，应要求其搬回校内住宿；对极少数坚持在校外租房的学生，要向他们耐心说明可能产生的后果和个人应承担的责任，并逐一登记，建立报告和承诺制度，说明租房的原因、房屋详细地址、联系方式，承诺加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自我保护，经本人与家长双方签字报学校备案。 据说，此举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鉴于大学生安全问题频发，禁租是为了大学生安全；二是加强大学生管理，尤其是可以利用学校公寓对大学生进行各种教育。 大学的领导们面对这样的通知，十分的为难。他们要表态：坚决贯彻通知精神，并制订实施细则。可是，他们不理解：大学生的安全问题其实更多发生在学校内，而不是学校外，马加爵是在宿舍里杀的人，很多自杀的学生也是从学校大楼上跳下；就是学生备案登记，出了事情，学校又真能逃脱责任吗？他们也不能执行：一是有的学校目前的公寓十分紧张，学校甚至鼓励学生自己解决住房问题，这可是从1999年大扩招时就想出的曾经受到主管部门表扬的好办法；二是学生有抵触情绪，理由甚多，极其不配合。再说，我国的法律也没有明文限制过哪类公民的租房自由呀。 时隔一年，2005年7月，教育部再次下发了《高校学生住宿管理通知》。这一次，不再禁止大学生校外租房，而是“对在校内宿舍和公寓安排确有困难，而须在校外租房的学生，学校也要制定切实措施，力求做到相对集中管理，努力为学生人身和财产安全提供保障。”有评论就说，教育部是自食其令(《教育部自食“租房禁令”引人深思》，邹云翔，《齐鲁晚报》，2005年7月25日。)，政策就如孩儿脸。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5节：一切行动听“命令” 不理解也得理解，不执行也得执行，最终的结果，是通知、文件管不了多长时间，一切还是恢复原样，再有新的通知、文件…… 政府这种乐于发文的情况，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等上面的精神下来”。校长和办学人员的依赖性，在如此氛围中大大加强，很多学校已经没有独立的行使办学自主权的习惯了。 “一窝蜂”。政府的越权行为将导致学校的定位永远难以科学。政府不断地发通知，不断地发文件，而这种通知和文件可能没有可持续性，这就导致现在的办学定位没有持续性。有可能前一段时间，政府的文件要求我们这样干，于是所有的学校都采取一个行动；而隔一段时间政府又有另外一个导向，所有学校就又都采取另外一个行动，一窝蜂就是这样形成的。 对话观点： 大学存在跟风的现象，说明一些大学的校长缺乏独立的审视整个社会需求、审视整个形势的眼光。 政府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教育，不管你的指标有多好，但是最后历史来检验你的成果的时候，是不会只看你的目的的。好意也可以办坏事，大跃进也不能说是恶意，最后结果怎么样呢？ 政府在学校规划方面只能做三件事：一是提供信息，二是进行监督，三是制定好如何办好学校的规则，这是十分重要的。 对话人：唐安国 熊丙奇不同层次大学的发展，应该有不同的功能定位。现在我国各大学培养人才的目标并不清晰，很多专科学校一味追求升本科，本科学校追求硕士点、博士点。你觉得各个大学该怎样定位自己的人才培养目标？政府应该怎样导向？ 唐安国学校要各定其位，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大学有三重功能，一是人才培养，二是科学研究，三是社会服务，就是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这三重功能对于一个大学来说都应该有一点，或者说各个大学的侧重不一样，有些大学侧重于人才培养，有些大学更侧重于科学研究。怎样确定侧重点呢？这要由各个学校自己来考虑。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学校在这三重功能上都做得好，肯定要有所偏颇和侧重的。现在一些学校叫研究型大学，它偏重科学研究，就是第二重功能。有一些学校叫教学研究型大学，强调以培养人才为主，同时适当地开展科学研究，教师主要的精力放在教学上，如果有一定的精力再从事研究。还有一些学校干脆不提研究的功能，就是教学型大学。这几种类型的学校都是社会需要的，不是说哪一种学校好，哪一种学校不好。我们现在如果说研究型大学好，是不是所有的学校都要变成研究型的大学？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学校都向一种标准看齐。都是研究型大学，这样行不行呢？肯定不行。在我们国家，我认为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比例，应该是1∶3∶6。就是说各定其位，学校适合做什么，就努力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社会就会很满意，并不需要你做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做，拿中国一句成语说就是“欲速则不达”。 熊丙奇可是很多学校都希望自己的学校具有“研究”特色。我去过一所高职学校，这所学校居然也要求老师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作者补记杨德广教授说大学不是学习型组织的话，还在耳边。可我发觉，崇尚研究，其实是我国所有学校的特点。因为即便在幼儿园，老师要升职称，也有发表论文的要求。就更别提小学、初中和高中了，你上课上得再好，也必须有论文发表，才能晋升高一级职称。在大学，论文则上升到通行证的高度，没有论文，别想在大学里安身。不学习的组织，居然能产出那么多的论文，有时真佩服我们老师的水平。 唐安国事实上，定位问题在整个高等教育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一是层次上的定位，我国大学中有“985”工程学校，有“211”工程学校，有研究生培养的学校，有本科生培养的学校等好几个层面。二是学科发展上的定位，我们不可能使所有的学校都变成综合型的大学，综合型的大学毕竟是少数。在现在1500多所高校当中，综合型大学不到10％。大学的发展也要百花齐放，各有特色。目前，我们一方面要鼓励学校安于其位，另一方面，政府也要积极引导，使一些够条件的学校专升本。大学扩招以后，相当一部分学校不满足于现在的层面，要专升本，要变成大学，这当然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原来的规模很小，现在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现状。但是，如果所有的大学都这样做的话就有问题了。 熊丙奇这几年来，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的愿望十分强烈，而且，操作上也更容易。拿2004年来说，上海有3所学校升本，山东有4所学校升本。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6节：校长独立判断 作者补记专科学校为何热衷升本？专家们列出几条主要理由(《专科学校升格要不要降温》，唐景莉，《中国教育报》，2003年12月24日。)，一是我国本科教育的供需矛盾仍很突出，客观上对增加本科教育资源有强烈的需求；二是从社会反馈的毕业生就业形势的信息看，本科生的就业率高于专科生，专科学校为了自身更好地发展，就可能会创造条件升本科；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一些政策制度使人们有攀高的想法，例如，本、专科学校的级别待遇不同(本科学校是正厅级，专科学校是副厅级)，本、专科学校的财政拨款以及学费标准不同(本科远远高于专科)等等。而在我看来，推动学校升本的主要动力，其实主要是第三条原因，有关行政领导会从级别的提高上直接得益，所以在这件事上最起劲。 唐安国教育部在2004年9月出台了一个文件，就是对现有的专科学校升为本科院校开了红灯。总的意图是希望高职类的专科学校能够安于其位，能够发挥自己的特色，不要升为本科以后，就丢掉了自己的特色。还有一些学校，本来在专科层次很有特色，办得也相当不错，但是一旦升为本科之后就消失了自己的特色。一个学校能不能在社会中站住脚，关键是它所培养的人才能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现在大学生就业难，我认为与我们办学校缺少特色是有关系的，社会对大学生的需求不仅仅是规格的问题，还有品种的问题。如果学校过于趋向于某种规格的话，肯定就会出现有些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因为我们的品种过于单一了。20世纪70、80年代，国外高等教育扩张，也出现很多问题，包括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他们反思的时候强调一点，就是比较容易开办的专业，主要是文科类专业一下子上了很多，而比较难办的专业，主要是工科类专业办得比较少。这样，社会工科方面的人才就比较缺，而文科的人就很多。这也给我们一个借鉴，不仅要注意规格的问题，还要注重品种的问题。 熊丙奇有一种说法，目前我国的大学几乎没有个性，做什么都一窝蜂，以前很多学校兴办经济管理类专业，导致这类专业的人才目前严重过剩；现在有很多理工科学校纷纷建设文科专业，因为他们要把学校办成综合性学校，于是铺大摊子，甚至把精力和经费往自己最薄弱的学科上投。 唐安国但很多是低水平的重复，甚至是连内容都没有的东西。现在大学存在跟风的现象，说明一些大学的校长缺乏独立的审视整个社会需求、审视整个形势的眼光。有些理工科大学办文科专业，或者原来一些很有特色的院校放弃了自己的特色，搞一些别的专业，我想这出于他们想适应社会需要的考虑。但是，由于缺少独立的、很有眼光的分析，他们往往会行动缓慢，就是说在需要做出反应的时候他们没有做出反应，等到这个事情别人成功了他们再跟着去做，比如搞工商管理专业，后来很多学校是跟风的。当然，我们还缺乏社会的信息提供机制，告诉办学者现在这种类型的专业已经办了多少了，要把这样的信息反馈给办学者，让他们做出独立的判断。 熊丙奇现在有多少校长能独立判断？ 唐安国我们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按理，校长应该对失误负责。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责任机制，而且，校长的权力也十分有限，很多决策不能由他做主。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就是大学能够正确地、独立地行使办学权，当然，他们也要对社会负责。这样他们就会审视自己的优劣势、强弱项，而不会盲目地跟风。跟风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但是最根本的一点是这个学校有没有自主权。 熊丙奇学校不断地去建新的学院，不断去更新专业，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这实际上都是需要向政府报批的，为什么政府就批准了他们？ 唐安国在我们国家，应该讲主要是政府的作用。因为我们现在绝大多数高校都是公办的，教育主管部门当然应该负责任。如果是民办的，那么也应该起到监督的作用。政府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教育，不管你的指标有多好，但是最后历史来检验你的成果的时候，是不会只看你的目的的。好意也可以办坏事，大跃进也不能说是恶意，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有学校反映，他们愿意顶住跟风的风气，但是他们没有底气，如果他们不跟这个风，很可能就会受到来自政府或者社会的压力，觉得学校无能，别人能做，你为什么不能做。这使得校长难以做出明智的决策。这也是长期以来体制所造成的问题，学校缺乏独立性。我想，跟风的现象随着我们办学的成熟、社会体制的成熟，会逐渐消失。 熊丙奇政府在大学发展规划方面，应该起到哪些作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7节：建一流大学的热情 唐安国作为政府，只能是提供信息来帮助学校规划，而不是说让一个学校必须搞什么，不能搞什么。政府在学校规划方面只能做三件事：一是提供信息，二是进行监督，三是制定好如何办好学校的规则，这是十分重要的。当然，每个地方都有高教布局问题，哪个地方搞一所学校，哪个地方以什么为主，这方面政府有一点责任，因为涉及到很多高校的关系调整。但是，一个学校本身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这应该由学校自己来决定。学校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听取广大教授和一部分学生的意见，包括毕业生的反馈。学校应该调查自己的毕业生现在的情况如何，这些调查可以为进一步规划大学的发展提供非常好的依据。当然，最后的决策权还是在学校领导手中。 大学能够正确定位，首先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政府应该让大学自主定位。第二，大学能够正确定位，要靠校长，校长要充分聚集校内的智慧，为学校找到一个合适的发展方向和合适的发展平台。当然，社会也要给大学定位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不要推动大学都朝某一种类型去发展。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中，学校才可能理智地定位。现在缺少的就是理智，攀比风太厉害了。 原因6：建一流大学的热情 我们国家没有必要搞更多的一流大学，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大众化上。 “211”是什么？ 有很多版本。 现在的版本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 而据说，最初的版本是面向21世纪，建设100所世界一流大学。十分有气魄。其后，不断地被修正和调整。 发端于1998年5月的“985”工程，其核心是要建设若干所大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起初，北大、清华是第一梯队，复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7所学校是预备队。按说，这样的规模，与中国国情还是比较匹配的。 可是，很多学校不干，我也要“985”！首先是因为钱，进不进“985”，学校获得的投资不一样；其次，是名分，“985”，那是行走大学江湖的口令，是“985”，不是大“大佬”，也是准“大佬”，不给钱也没关系。 就这样，今天的大学江湖上，已经有了30多个“大佬”。 回头一看，这不是暗合了当初“211”的初衷了么？ 对话观点： 现在提出要建一流大学的恐怕至少上百所，国家有没有那么大的财力支撑？搞学术研究型的，社会有没有那么多的岗位提供？ 量大面广的地方高校，要安于自己的定位，办成为当地社会服务、让老百姓满意的学校，培养更多的人才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 国家选择几所学校作为重点进行投资，这没有错。但是，什么学校能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是政府说了算的。 对话人：唐安国 熊丙奇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应该和经济发展相结合。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我们国家究竟有多少学校能够建设成一流大学？ 唐安国国内大学在办学中与世界一流大学有很大的差距，其中最重要的一方面，是经费的差距。像香港科技大学，在短短的时间里超过了我们的北大、清华，关键的问题是它筹集了大量的资金，可以从全世界招揽很多优秀的人才。我们国家如果有十来所高校能进入世界一流大学中，这是最为理想的。但实现这样的目标，要根据现实国情分步走。先重点建设两所学校。现在“985”学校搞得偏多了一点，原来“985”的意思是：1998年5月，**同志在北京大学校庆时讲话，希望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国家先确定重点支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所学校，并将复旦大学、**等7所学校作为第二梯队。但是后来互相攀比，变成了现在的三十几所。现在的“985”跟以前的“211”差不多了，再发展下去就变成“211”了。 作者补记与三年从教育部那里拿到18个亿，而且还要看政府脸色的北大和清华相比，香港大学的日子，确实是比较好过的。首先，政府的投资就不少，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把教育作为财政预算优先考虑的项目，20世纪90年代教育经费开支的比例已接近甚至超过80年代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其次，据报道，在2003年至2004年的18个月间，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成功地为学校募集到6亿港币。(《大学校长必须有能力筹钱》，丰捷，《光明日报》，2004年8月10日。)香港大学目前的经费60％来自公共机构，学校制订的目标是通过多元化的融资使年收入的50％自给，以便“在财政上取得更大的自主权”。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8节：世界一流大学 熊丙奇日本在建设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只有一所东京大学得到重点投资。 唐安国国务院的文件说要创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但并没有说几十所或者是几百所，但是现在提出要建一流大学的恐怕至少上百所，国家有没有那么大的财力支撑？搞学术研究型的，社会有没有那么多的岗位提供？另外从学校自身的条件来看，现在有多少国内外有影响的学科带头人，多少人可以在国际有影响的学术年会上发表论文，在国际一流的学科刊物上发表论文？每个学生平均经费多少？每个老师平均经费多少？如果这些指标都不考虑的话，只是蛮干，恐怕实现不了。我再三强调我们国家没有必要搞更多的一流大学，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大众化上。这两者并不矛盾。我们有“重点”，也有“一般”。我们有一段时间可能重视了“重点”，但是忽视了“一般”，这段时间我们可能要更重视“一般”，这是节奏的问题。我认为量大面广的地方高校，要安于自己的定位，办成为当地社会服务、让老百姓满意的学校，培养更多的人才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服务。我国大学的世界排名是国家利益，涉及到我国在全世界高等教育中的地位，这当然需要考虑。同时，国家利益的另外一方面，是每个地方教育的发展，让更多人接受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 熊丙奇国家选择几所学校进行重点投资与学校自身建设世界一流的关系是什么？ 唐安国国家选择几所学校作为重点进行投资，这没有错。但是，什么学校能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是政府说了算的。整个投资建设过程要公平、公正而且透明。政府在选择投资的学校时，要叫他们提供详细的发展计划，而一旦经费到达学校手中，怎么支配这些钱，应该把权力全部交给学校。 熊丙奇有人讲，即使我们国家有这样的实力支撑几所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但是如果不改变我们目前的办学体制，就永远办不成世界一流大学。 唐安国对。一流大学还有一个淘汰的问题，一是学生的淘汰，如果我们的北大、清华、复旦、交大进来100个学生，出去时99个都可以拿到学位的话，这样没有淘汰，对学生的要求并不是很高的。美国博士学位答辩不通过率相当高，首先取得博士论文的撰写资格时，就要淘汰一批，能够三年四年毕业的博士据我所知可能只有一半左右。二是学校的淘汰，要在一个投资周期结束后，作为投资者，政府应该组织专家按照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标准进行办学水平的评估，而评估结果，将影响下一轮的学校投资。这样，曾经获得投资的学校不敢懈怠，也给了其他学校获得新的投资的机会。 熊丙奇有的大学跟风要求自己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管是为了获得资金还是获得名气，那么，政府应该怎么办？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怎样制定基本的准则？ 唐安国我们现在办学中有很多部门的制约，除了教育部这个主管部门，还有财政部、发改委等很多部门。钱是财政部拨的，教育部为了得到财政更多的支持，就需要有项目。如果两个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学校，可能拨的钱就少，如果有二十所大学建世界一流学校，可能钱拨得就多一些。当然，不管财政部也好，教育部也好，或者是发改委也好，都是代表国家的，都应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我们国家到底有多少钱、能支持多少学校。国家的钱也是纳税人的钱，应该用在两方面，一个是支持义务教育，另一个是把剩下的钱办少量的世界一流学校。国家要支持的事情肯定是必需的事情，我主张把剩下的钱支持边疆教育，少量的钱建世界一流，除此以外，政府不应该再开展更多的新项目。 原因7：“大楼”路线 有人把高楼作为学校的标志性建筑。事实上，相对于城市里的高楼来说，这个楼算得了什么呢？ 中国大学的校长，也许没有一个人不会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师之谓也”。也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可是，在实际的行动中，“大师思维”总是被“大楼思维”所淹没。 “大师思维”是做学问，办学的思维。可是，今天的大学不是做学问之地，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办学。只要设身处地为他人想想，就可以得到答案：教育是一个需要长期投资的事业，老老实实地去做，你今天的付出也许要到十年后才能见成效，而十年的周期，谁等得起？干部的提拔任命，十年可不是一个短的时间。于是，在这里，大师思维是行不通的。畅通无阻的是--美丽的校园、整齐的楼群、宽阔的马路、豪华的轿车、大笔的经费、大堆的论文，这是多么有生气的现代大学景象。制造出这般景象之后，“办学者”就有了未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9节：“大楼”路线 在最短的时间里出成绩，出亮点，这是很多办学者的理想。为了能出成绩，他们可以不计成本，不择手段，甚至是做出严重违背规律的事。因为出了成绩，就能得到进一步的重用。而当前政策的负面效应，在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才会显现，而那时已经与自己完全无关。没有人会来追究，没有人会来问责。 没有人关心教育的未来，只关心自己的未来。这样的发展轨迹，多少显得有点疯狂。 对话观点： 对于别人在过去一百年间发生过的错误，我们要想办法避免重犯。要懂这个道理并不难，但我们还是会犯别人已经犯过的错误。 其实做校长的大多都懂得怎么办学，只是受了一些限制，不大敢于讲话，而且并非心甘情愿地去采取一些短期行为。我们的体制约束了很多人。 我很反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一个时间表的做法，尤其是有的学校领导向外宣布，到多少多少年把学校建设成世界一流，这会导致急功近利的行为。 对话人：杨福家 熊丙奇这几年，国内很多高校都在学习国外大学的办学经验，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世界一流大学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吗？ 杨福家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标准当然存在。包括培养出国际著名的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才；师资队伍中有一批世界大师级学者；有一批世界领先水平的学科；科学研究领导世界潮流并产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为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包括对文化、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等。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你培养人才的质量、科研成果的质量，要达到怎样的标准，才能成为世界一流，是有标准的。 我一直推崇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他们的使命有两条，一条是丰富人类知识宝库，另一条是造福社会。我们其实不用看排名，只要看看两个数据，一是培养了3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90%的火箭都是这个学校设计的。从这些数据可以知道，它作为世界顶尖大学的地位不可动摇。我国著名的物理大师周培源，遗传学大师谈家桢，航天之父钱学森都是这个学校的博士毕业生。同样，我们还可以看看东京大学，日本的1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除了大多数是直接由东京大学培养的外，其他的也都与东京大学有密切的关系。 熊丙奇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国外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借鉴这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减少我们的失误甚至错误。在我们建设一流大学过程中，目前犯了一些不该犯的错误，比如我们走简单的“量化”道路，似乎一流大学也可以靠数字堆积，在短期内不可能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能大幅度提高顶尖杂志论文数量，就在诸如学生规模、校园规模、国内论文等数字上做文章，甚至违背基本的教学规律、科研规律也在所不惜。 杨福家总的看来，一所学校是否达到一流，一看学生，二看教师，三看科研成果，四看对国家经济与社会的贡献，再就是学校的特色。比如耶鲁大学，老布什、小布什、克林顿，以及这次参加总统竞选的克里都是耶鲁的毕业生，其他的不说，就说这，你说它是不是一流大学？当然，其他方面也很重要。 熊丙奇过去几年，我国不少高校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努力朝世界一流大学方向迈进，你认为具体效果如何？ 杨福家2001年，我在北京大学做了一次演讲，对他们的某些做法提出了一些看法。我说，进北京大学的学生现在有59个入口，复旦大学的学生有46个入口，**有57个入口。什么意思？就是专业分得太细，学生招进来以后，分到很窄的专业，这不利于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没有想到，当年秋季，北京大学就采取了行动，开始试办“元培计划班”，有60个人。现在这个班已经有了180人。而且，从2005年起，学校采取按专业大类招生。其实，在国外很多一流大学，学生进校时是不分专业的，比如哈佛和耶鲁，都不分专业，只有一个学院，哈佛学院或耶鲁学院。如果不这样做，就很难成为一流大学。但是说得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在耶鲁大学，学校为学生提供了1800门课程，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最精华的知识，我们目前能做到吗？ 作者补记2003年，为加强大学课程建设，提高大学教育质量，教育部推出国家精品课程建设项目。这种做法并不能真正提高大学教学质量。原因有三，一是引导学校将精力投入到少数课程，以评上“精品”来显示教学质量，而真正的教学质量是要以所有课程质量的提高为基础的；二是评奖过程是典型的反教学，据了解，教育主管部门是以课程录像（三位主讲教师，包括课程负责人，各不少于45分钟的现场教学录像）为重要依据来评定精品课程的，既然是录像，就避免不了彩排、剪辑、配音诸多技术支撑，有教师戏言，请一个演员来“演”一门课程，效果不就达到“精品”了？三是增加权力“寻租”的机会，多一次评价，就可能多一次**的机会，当精品课程成为衡量一所学校本科教学的一项重要指标之后，谁能等闲视之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0节：培养质量的要求 熊丙奇我们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先从一些基础性的事情做起，不能好高骛远。万丈高楼平地起，可我们现在在搭建“空中楼阁”，很多基础**情没做，却去做一些看似“宏伟”的发展规划。 杨福家我国高等教育这几年取得了一些很好的发展，比如，毛入学率现在达到了19.5%，在校大学生达到2000万，高等教育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我不反对扩招，因为扩招使很多以前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而且，我还希望更进一步扩招，因为从总的比例来看，我们的大学生数量还很少。 熊丙奇扩招现在已经产生很多问题，其中包括大学生的就业难，为什么还提倡再扩招呢？ 杨福家我2004年读到《英国高等教育白皮书(2003)》，英国从迎接新世纪挑战角度出发提出，升大学的毛入学率要从目前的43%提高到超过50%。因此，要扩招，但是怎么扩招？根据社会需要！根据对社会需求进行的分析，英国准备大幅度扩招两年制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扩招本身没有错，但是，不能盲目，要分析社会的实际需求。 熊丙奇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当初的扩招，并没有认真分析社会的具体需求，很多学校都大幅度扩大招生规模，这就导致了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作者补记以让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为目标的高校扩招，其出发点并没错，问题是，我们该怎样扩招。我国高等教育的扩招，可以说是仓促上阵的。记得当年有些学校招来学生后连教室也不够用，图书馆资源就更不用说了。连基本的办学条件都不具备就扩大招生规模，哪还顾得上分析社会需求，分析学生未来的出路？我国大学，不但本科生在扩，研究生、博士生也在扩，尤其在一些“985”高校，研究生扩招的速度令人吃惊。有的学校过去几年中净增研究生5000多人。而且学校将其作为办学的业绩，因为这样一来，研究生数量超过了本科生数量，似乎科研实力就大大增强。可由于教师队伍建设滞后，学校办学资源缺乏，研究生根本就达不到培养质量的要求。 杨福家一点没错，我们的扩招应该有明确的目标。在英国，剑桥和牛津是不扩招的。香港大学90周年校庆时，特首董建华说，香港大学要培养社会精英。我不是说其他人才就不重要，社会有分工，学校的人才培养也要有不同的定位。 熊丙奇不同的学校应该有不同的办学定位，不同层次人才的培养也应该有不同的定位。大学建设过程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钱。经费是影响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因素吗？ 杨福家钱对一流大学的建设非常重要，但不是最关键的因素，当然，我们现在发展教育的钱还不够。我认为最关键的是怎样用钱，现在有的学校经费比以前增加了好多倍，但用在人上面的费用还很不够。比如说，某个学校建了两幢33层的高楼，有必要建这样的超高层大楼吗？建这么高的楼适合大学的教学、科研需要吗？事实上，国外大学已经有关于建高楼失败的教训，美国匹兹堡大学曾经花了11年时间在1937年建成了一幢42层的大楼，后来证明是失败的。澳大利亚也有一所学校建了一幢高楼，同样证明是一个错误的决策。为什么错误？道理很简单，学生上下课，员工上下班，挤电梯方便吗？在超高层大楼里做实验安全吗？另外，超高层建筑有利于老师们互相沟通、讨论的氛围吗？杨振宁教授曾说过，“据研究，往上10米的心理感觉超过水平距离30米！”还有，超高层建筑的巨额运行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作者补记我国大学缺钱吗？当然缺。但是，缺钱不是办不好学校的理由，西南联大就是我们的先例。而在我国所有教育中，最缺钱的，不是高等教育，而是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在他们那里，1000元可以解决几个孩子的上学问题。可是，在大学里，1000元可能是教授们一次请客吃饭几分之一的费用。有所学校有个粗略的统计，每年花在请客吃饭上的钱是好几千万！接待领导要请客吃饭，申请课题要请客吃饭，申报成果奖励还要请客吃饭。这还只是一方面。所以，大学如何用钱的问题，是需要好好审计的。 熊丙奇既然大学不宜建设高楼，可为什么大学还如此热衷呢？ 杨福家有人把高楼作为学校的标志性建筑。事实上，相对于城市里的高楼来说，这个楼算得了什么呢？香港是一个高楼很多的城市吧？因为人多地少，香港到处盖高楼，造高楼大厦的技术世界有名，但是，就是在香港岛上，占地面积很小的香港大学最高的楼也只有20层。美国哈佛大学最高的楼是15层。我们常说，我们用二十年时间走过了别人一百年的道路，这一百年人家有很多好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对于别人在过去一百年间发生过的错误，我们要想办法避免重犯。要懂这个道理并不难，但我们还是会犯别人已经犯过的错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1节：管理制度限制 熊丙奇据我了解，有一些大学老师还是很欢迎盖大楼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办公室问题就可以解决了，目前一些大学老师的办公条件实在是太差，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共用一间办公室。虽然大学要重视大师，不要强调大楼，但是，大学还是要有大楼，没有楼，老师怎样工作，学生到哪里去上课？ 杨福家我反对学校盖超高大楼，但绝对不反对学校为满足教师、学生因学习、研究需要而建造的大楼。这样的楼要盖得人性化。美国得克萨斯大学2004年11月18日，有一个重大的仪式，就是两幢大楼同时开工。一幢大楼是德州仪器公司投资30亿美金在学校旁边建设的二层大楼，这是一个芯片工厂。另外一幢楼是投资8500万美金在校园内建设的一幢四层建筑，建成后它将用于自然科学与电气工程研究，发展纳米科学以及其他交叉学科，成为美国最先进的大楼之一。在这里，各学科交叉，科研人员最容易接触，相互来往，交流学术思想。就在大楼开工仪式前，学校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纳米科学的研究文章。 中国的大学要不要造这样的大楼？当然要！应该按照需要多造实用的高科技大楼，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90%以上的大楼是在高耗能的情况下运转，智力集中的高校应带头建造生态节能型大楼。宁波诺丁汉大学正在考虑设立培养研究生的生态建筑专业。 熊丙奇我们的大楼建设，没有考虑到人性化、学术化设计以及以教授、科学家为中心的管理。比如，有的大学，有的大楼宁愿空关着，也不肯分配给教师，而是按规定教授一人一间，副教授两人一间，讲师三人甚至四人一间，即便有了大楼，教师也不能做到一人一间办公室，这怪不怪？还有的大楼，规定晚上十点以前教师、学生要离开，楼下的职工要来清理，说是方便管理，为了安全，可是很多教师这时正研究得起劲呢！所以，没有以人为本的思想，再多的楼也发挥不了作用。 杨福家大学的发展需要地理空间，地理空间太小，实验室、教学楼、办公楼等连基本的办学要求都达不到，就会影响发展。但是，有没有必要把学校发展到5000、6000亩呢？不一定有必要。建设这么大的校园，需要投入多少资金和精力？这5000多亩的校园维护成本有多大？但似乎现在扩展校园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全国的重点大学、名牌大学，包括复旦大学、清华大学、**都在扩张校园。 熊丙奇在经费的使用上，国内高校一般比较注重硬件投资，比如买设备、盖楼房什么的，对于人力资源的投资，比如给教师多少钱等，往往做起来比较难，有各种管理制度限制。 作者补记有一次我对一所学校的领导说，一个学校发展新校区要20多亿，这20多亿为什么不能用到教师队伍身上呢？这位领导说，现在做什么都要立项，你把项立在教师队伍上，怎么可能拿到那么多钱，甚至通过的可能都没有，立到设备上、建筑上，往往就好批一些。发展大学就是征地盖楼，看来不仅仅是学校领导的思想，还与我们的政策导向有关。 杨福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大学的投资开始增加。我认为，国家应给大学更多的自由度，要让他们自己花钱，不能管得太多。具体操作管得太多，学校就会没有自己的特色。哪怕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也不是拥有所有的学科领域，也不是在所有的领域都很强。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在工程领域就比较弱，但他们不去追求。我们现在巴不得所有的方面都要先进，要办文科，理科也要先进，这是不对的，学生的全面发展就靠你办系吗？这是追求大而全，是为了在学校评价中，获得更好的分值。世界上有些名牌大学很小，没有几个专业，但是这些专业都很精。学校可以发展一些新的学科，但是对新学科的要求，不能沿用一样的标准，一个学校的所有学科不可能全部建成一流水平，能有少数几个学科建成一流水平就不错了。政府要让学校自己决定学科的发展，要让同行来评价学校的办学水平。由政府组织的学科评审，反而会影响学科的创造力。政府的评审，其目的是使学科加强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而规范化、标准化恰恰是创造性的死敌，因为不符合规范就不能存在，于是大家没有个性而去追求共性。 熊丙奇其实，不仅对学科，就是对具体的课程，现在国家也直接规定，比如要求某个学科，必须上多少门核心课程。 杨福家在美国，课程设计很宽松，它也有核心课程，但是核心课程不是由政府决定的，而是由教授来决定。每个学校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在教学过程中完全可以体现自己的特色，否则不同学校教出来的学生，就没有了特色。 熊丙奇这是政府参与过度所带来的一方面问题；另一方面，则可能分散办学的精力，要去应付各种评审，开各种会议，写各种文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2节：躲不开的历史 作者补记有人肯定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他们已经把应付评审、开会作为生活的主题，更何谈办学精力的分散。没有了评审和开会，他们会不习惯这种生活。 杨福家我是很反对这样做的。政府介入越多，学校花在与知识学习和创造相吻合上的时间就越少。政府向学校提要求，学校要向学院提要求，学院就把要求压在教授身上，教授的创造性也就受到严重影响。而且，政府过量、频繁的评估，将鼓励短期行为，同样不利于知识的创造。我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减少政府对大学的干涉，减少得越多越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就会越快。政府的权威，不是通过评估树立起来的，而应该通过非常完整、简明、行之有效的法律，以及对法律严格的执行来实现。 熊丙奇杨院士曾经当过复旦大学多年校长，在担任校长过程中，你是否一直希望实现一流大学建设梦想，具体做了哪些事，感觉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杨福家在担任校长期间，我做了几件事，至今自我感觉不错。一是要求教授要上基础课；二是建立了一个思想库；三是学生谁作弊谁退学；四是进一步发展国际交流。到了英国诺丁汉大学，我也把建设思想库的做法移植了过去，在那里也建起了一个思想库--中国政策研究所。至于阻力，我觉得主要来自于体制。其实，我们很多校长并不愚蠢，要说愚蠢，我可以算一个！其实做校长的大多都懂得怎么办学，只是受了一些限制，不大敢于讲话，而且并非心甘情愿地去采取一些短期行为，我们的体制约束了很多人。 熊丙奇根据你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了解，我们用多少时间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杨福家这个很难说。建一流大学与国家的经济形势有密切关系，即使经济条件许可，如果没有大的改革举措，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也很困难。 熊丙奇我很反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一个时间表的做法，尤其是有的学校领导向外宣布，到多少多少年把学校建设成世界一流，这会导致急功近利的行为。而且，决定你是不是一流，要由社会来评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是目的，培养一流的人才，做一流的科学研究，则是我们时刻应该做的。当你培养的人才达到一流水准为社会做出一流的贡献，你的教师做出众多国际一流的研究，你的一流地位自然就确立了。 原因8：躲不开的历史 大学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早已习惯了整个体制在他们生命中的作用，他们已经有一种--我不知是抗体还是接受体的生理机能。总之，他们的身体里充满“体制”这贴药剂。 在大学里，有三种人，因为他们不同的说话态度，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命运轨迹。 第一种人，约占40%，有点地位，有点权力，有选择地说话。领导面前，口吐莲花；布置工作，口若悬河；讨论问题，东拉西扯；面对矛盾，无可奉告。这种人，可以自嘲自己说的是马屁话，闲话，无关紧要、娱乐大众的话，可在他们心里，这才是最管用的话。 第二种人，约占60%，没有地位，没有权力，不说话。别人希望他说的，他认为是假话不喜欢说；别人不想听到的，他认为是真话说了也没有用还可能惹事。这种人，看透了人生，明白了很多道理，坚持少说话，少写字。因为写错字，说错话，就麻烦了。 第三种人，剩下的不到1%，游离在主流圈子之外，可能有那么一点本事，乱说话。看不惯什么就说什么，不顾对象，不顾场合，乱开炮。这种人，在很多人眼里，基本上就是个“傻蛋”，大家知道不说的真话、实话，却以为自己聪明抢着说。 在问题面前，第一种人没话说，第二种人不说话，只有1%的第三种人在乱说话。 对话观点： 经济出错，立即见效，立即付代价；教育出错，则不易觉察，它的代价，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 我相信会有一些海归在想：你这样说是不对的，你这样做是错误的--真的，我一点不希望情况像我说的那么糟糕。 这五十多年的历史成功地教会大家选择沉默--明天取决于今天，今天是被昨天决定的。我们很难绕开历史，但是我们又很难谈论历史。历史造成今天的问题，然后历史躲开了。 对话人：陈丹青 熊丙奇能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今天身处教育，所以看到的教育问题会比较多，事实上，在经济领域、外交领域，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改革，也牵涉到行政管理问题。 陈丹青不一样。一方面，意识形态问题在经济领域没有像在教育领域这么敏感。另一方面，经济出错，立即见效，立即付代价；教育出错，则不易觉察，它的代价，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3节：大学的问题 熊丙奇提出问题，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我一直在想，大学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 陈丹青我看不到解决的办法。 熊丙奇既然改变不了现实，那么在当前的体制中，老师该怎么办？有人说，陈丹青先生你可以选择辞职，你可以逃离，因为你有本事，但很多老师是不能逃离的，他们甚至想方设法积极维护这样的体制，希望可以成为这个体制中的红人，希望把这碗饭吃得更好。对学生来说，学生也不能逃离，哪怕教育质量很差，除非有留学的机会，他只能在这里读书，拿一张文凭，每年的高考热和考研热就是一个例子。简单地说，就是学生和老师在这样的体制下该怎么办？ 陈丹青我无法告诉大家该怎么办。对继续教书的老师们，我只能说，好好混下去，不要把饭碗砸了，千万别学我。 熊丙奇为什么跟他们这样建议呢？ 陈丹青我从小就记住**青年时代的名言：“世界上什么事最大？吃饭的事情最大！”--我们除了是“教师”，还是“人”，人要活下去。我对学生能说的就是，好好上学。我一直说，最有效的教育是自我教育。今天能够考进大学的大学生，比千千万万没机会受教育的孩子，幸运太多了。你去看看那些在餐馆工作的女孩，看看在大楼里做保安的小伙子，要不是家里穷，他们的年龄都该上学呀。所以不管怎样，大学生要珍惜眼前的条件。如果你真的热爱学问，真的珍惜自己的前途，不管教育状况怎么样，都要自爱。 熊丙奇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体制的问题影响到我们学习的激情。 陈丹青不能，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你想啊，抗战时期西南联大，那真是炮火连天，国难当头，所有同学都在发奋学习。多少抗战时期的中国中学生、小学生，都在发奋学习。我在海外读到很多台湾老人回忆抗战时期辗转求学的文章，非常感动人，老师、校长带着几百个孩子逃难，边逃难边读书，有些校长为了保护孩子，被日本人杀害……杨振宁、李政道这代人，中国现在**十岁这代学人，有成就的，不少是在西南联大最艰苦时期学出道的。 熊丙奇很多学生还是很希望到国外接受先进的教育，他们希望接受教育以后，回国为国家做出贡献。实际上，有一些留学生类似于你这样的，回来后对国内环境感到很失望，不但教育领域如此，在产业领域也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也选择了撤退，几年后又到国外去了。我们现在都在说国际化人才，要真正使我们的留学生回到国内，为国家奉献他们的才华，你认为我们要从哪些方面改变这种局面？ 陈丹青我只能就我看到的海归整体群落来谈论。很多人不适应，然后退出，但也有很多人回国后发展得很好。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这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出去的人，绝大部分是爱国的。我要是不爱国，何必出来胡说八道？这个问题不用担忧。 邓小平当年说得对，他的意思是说：一万个人出去，有一百个人回来就很好；这一百个人里有二三十个人发挥出作用来，我们就不能说出国是失败的。现在我们国家比二十年前富强得太多了，国家对留学生的吸引力比任何时候都强，我想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回来的。 熊丙奇有一些海归回来感到不适应，另外一些感到不错……可不可以这样讲，在同一个体制下，因为个性不一样，要求不一样，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陈丹青我不敢说我是唯一一个提出辞职的。我记得几年前受聘回国担任国家交响乐团指挥的汤沐海，就“挥泪辞职”，登在报纸上。我相信有不少人做过这样的决定，只是我浪得虚名，被媒体渲染了。清华就有很多海归，我看他们融合得蛮好。但我不能代替他们说话，我不确定他们究竟觉得怎样。我相信会有一些海归在想：你这样说是不对的，你这样做是错误的--真的，我一点不希望情况像我说的那么糟糕。 熊丙奇可惜，我们看不到他们出来说话，有可能是他们默认你的说法，也有可能他们不想说话。 陈丹青在这个空间，人必须现实。我理解这种世故。我看见，不论在我工作室的学生，还是其他大学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早已习惯了整个体制在他们生命中的作用。他们已经有一种--我不知是抗体还是接受体的生理机能，总之，他们的身体里充满“体制”这贴药剂。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正常状况。 熊丙奇一些人在议论，你是从国外回来的，很另类，有自己的个性，才敢提这样的问题，说话才这么大胆。 陈丹青我暂时没有遇见像我这样傻的海归。我相信有，但我不认识。 熊丙奇不少人是知道有问题，或一笑了之，或沉默不说。在这样的环境中，虽然大家有不同的想法，可是他不敢或者不愿面对。也正因为不敢面对，环境由此更加不堪。如果大家都有知识分子的风骨，有更多像你这样的人，我们的教育环境是不是有可能得到改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4节：特权的民主逻辑 陈丹青这就又要谈到历史。这五十多年的历史成功地教会大家选择沉默--明天取决于今天，今天是被昨天决定的。我们很难绕开历史，但是我们又很难谈论历史。历史造成今天的问题，然后历史躲开了。在教育领域，在很多领域，我们只能沉默。 我也在沉默。我说的话其实很有限。在媒体上披露的都是我回国三年内说的话，这两年我不说了，只是这次媒体又给翻出来炒。我沉默两年了。让我这样一个没有资格谈教育的人来大谈教育，我感到很沮丧。 熊丙奇有一个同事对我说，大学没有问题才奇怪，有问题是很正常的。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的，用不着你去操心，也轮不到你去操心。 陈丹青这就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地方！中国人永远是“船到桥头自会直”。 第二章行政导向，一个等级森严的学术环境 在一个行政化、等级化、权力至上的生存环境里，只适用丛林法则。政绩思维抹杀学术思维，所谓自由和兼容的学术精神被扼杀。 原因9：特权的民主逻辑 在当今的大学里，谈学术自由是奢侈的。 观点错误，零分。 从小，我们就被老师叮嘱，写作文，回答题目，首先要观点正确，如果观点不正确，文章写得再好，也只能得零蛋。 于是，我们大段大段地背，大段大段地抄。我们甚至不用去理解这一段究竟是什么意思，看到相应的题目、话题，不用思考，就条件反射般，说出这段文字。 这样的学习方式，一直延续到博士。做研究论文，老师首先也要告诉你，你不能在观点上出问题。“你不能有新的观点。这个观点，如果有某个教授认为错误，哪怕你的论据充分，论证很有力，你的论文照样通不过”。 这是多么可怕的学术研究。你有自己的想法，你有充足的理由来论证自己的想法，你能完美地自圆其说，可是，你的观点是错误的。专家、教授可用自己的观点标尺来判你的观点死刑。 对话观点： 与“五四”时期相比较，大学的人文精神环境大大地倒退。 我们现在只有传播知识的大学，没有创造知识的大学。 与市场结合紧密的教授，赚了钱；而安心学术、安心教学的，却很穷。 对话人：茅于轼 熊丙奇对现在的大学人文环境、学术环境，你怎么看？ 茅于轼大学分两种，一种传播知识，一种创造知识。仅仅传播知识的大学，是三流大学，只有创造知识的大学，才是一流大学。我们现在只有传播知识的大学，没有创造知识的大学。没有自由，会有创造性吗？没有创造性，就没有知识的创造。 熊丙奇怎样改变这种情况？ 茅于轼首先是大环境的改变，要讲民主与法制。现在的社会，处处是特权。大学里，也有很强的特权，教师、教授是不平等的，知名教授，担任人大代表的教授，就有一定的特权；一般的教授，却连基本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他想出书，也出不了。大学校长，也经常用手中的特权，用行政命令来干扰别人的思想。他可以命令教授做什么，甚至怎么做。 熊丙奇对大学的一些“特权”人物，比如校长、知名教授，你有什么看法？ 茅于轼我听说有的博导带的学生超过了100人，连学生的名字都叫不出来，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大学要制订这方面的制度，规定教授招收学生的人数，不能无限制地膨胀。这个问题，与校长的权力，也有关系。有的教授可能并不愿意招收这么多学生，但学校让他们招这么多。 熊丙奇有人说，现在有不少知名教授，包括经济学家，都在忙着挣钱，根本没用心做学问，指导学生。 茅于轼不仅仅是经济学家，所有的教授都忙着挣钱，各行各业的都在找自己的出路。以前教授的待遇，是很高的。鲁迅一个月可以拿到500个大洋，那时普通人的收入一个月只有9个大洋、10个大洋，鲁迅的收入是普通人的50倍。这个差距大了点。现在美国的教授，一般年薪为10多万美金，普通人，以超市营业员为例，收入为两三万美金，差距大约为5倍左右。不过美国是发达国家，整体生活水平很高。 熊丙奇我国大学教授的收入这几年已经有很大的提高，甚至大学里已经出现了富翁教授，但这并没有让他们安心于学术。 茅于轼以前有一句口号，叫“党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现在这句口号不喊了，市场在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一些教授通过市场，体现了自身的经济价值，却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角色。与市场结合紧密的教授，赚了钱；而安心学术、安心教学的，却很穷。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5节：滥用的学术标准 熊丙奇有的教授并不完全是通过市场来赚钱，而是利用国家的课题、科研项目来牟利。 茅于轼是的。一部分是从市场获得的，另一部分是利用权力和关系得到的。钻营权力和关系，现在更盛行。通过市场方式获得的，值得肯定，而通过权力和关系获得的，则是学术**。但市场也有市场的问题，它可能扭曲人的价值观念，只追求经济利益、眼前利益。 熊丙奇与你曾经经历过的教育相比，你觉得今天的大学教育如何？ 茅于轼有几点差别。我读大学的时候，学生们对时事很关心，有一种报国之志。学生代表时代的方向，但从今天的大学生身上，我看不到他们对社会的热情。不仅仅是大学生，从小学生就开始了，一开口就是八股，就是“假大空”。这是第一点差别。第二个差别是，我当时在**读书时，八百个学生是从两万名报考学生中挑选出来的，有很多很好的老师。现在的好老师不多，而且教师的质量参差不齐。大学的扩招太快，房子几个月可以盖起来，但一个教师几个月是不可能培养出来的。这些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再去教学生，这样一代影响一代，会是什么后果？还有一点差别，我们那时的学习条件很艰苦，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图书资料，但大家学习的劲头很高，记得当时是三十人住一个大房间，大部分学生都是穷孩子，夏天连蚊帐也买不起，宿舍周围是一块草地，蚊子很多，我们经常与同学开玩笑：看你脸上有多少个包，就能计算出昨天宿舍里有多少个蚊子。现在的学生，要讲享受，四个人一间宿舍还不满意，还要单间。而贫困学生这个群体，则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我曾经听到一个学校一年有三十几个学生自杀，具体的原因不是特别清楚，但有关媒体在报道贫困生的困境时，用了这个背景资料。我做过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接触过一些贫困学生。大学里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很穷，他们学习基础本来就比较差，学习条件又不如别人，有的还要打工挣钱解决生活困难，很自卑，心理上有很大的压力。 原因10：滥用的学术标准 我们提拔干部，其他的可以看得很轻，却把学历看得很重，只要是有博士学位的就如何如何，这实际上是一种不科学、不理性的导向。 周星驰能不能当教授？ 张铁林能不能当院长？ 刘翔够不够格免试硕博连读？ 在周星驰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教授(《周星驰历经“周星星同学”到“人大兼职教授”》，曾进，《外滩画报》，2005年1月4日)后，在张铁林当上暨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张铁林任高校院长引争议》，刘玮、雷丹，《新京报》，2005年1月21日。)后，在刘翔被华东师范大学免试硕博连读(《特殊人才特殊对待？透视刘翔“硕博连读”事件》，张嫣，《外滩画报》，2004年11月6日。)后，社会无一例外地给予了质疑或者辩论。质疑的核心是大学精神的堕落。 对此，我一直不解，这么大的事，难道校方没有规范的程序？如果有，那么，在此之前，校方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职务聘任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势必已经发挥作用，按照学校的相关条例，充分讨论过这些明星的能力、水平是否符合要求。因此在面对媒体的质疑时，显然能够从容面对。可是在这样的质疑和争论中，我们看不到多少校方的声音。 也许，有五种可能： 一是校方不屑回击。 二是校方根本没有这样的程序，只是校领导与行政部门领导点头拍板。 三是校方走了这样的程序，教授、学者按照学术、学位有关规定，审议结果是完全合格，足以胜任。 四是校方走了这样的程序，教授、学者虽然心怀不满，可是不好违背领导的决定，最后通过。 五是校方走了这样的程序，教授、学者表达强烈不满，方案没有得到通过，可领导出于各种考虑，还是坚持原来的决定。 依据经验，在现实中，第二种可能最大，这类事情，虽然事关学术，可往往是行政领导做决定，他们压根没想到还要通过什么委员会讨论；第四种可能在有法律意识的领导那里可能发生，其实程序只是走走而已，大家配合配合。 对话观点： 一些局长、市长，甚至省长，往往在名片上印一个博士学位，这种情况，我觉得不是很正常。 从市场经济发展来看，我认为高校是不应该有行政级别的，因为行政级别对学术的尊严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不能排除个别校长有良心，有上进心，有很强的责任感，他也许并不把行政级别当一回事，而把大学真正当作大学来经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6节：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 对话人：顾海兵 熊丙奇2004年11月，有一条消息引起媒体的关注，是关于奥运冠军刘翔免试直升研究生，并且硕博连读的，很多人对此提出质疑：学校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名人，而给予其特殊待遇？事实上，类似的事情很多，比如有些官员、有些企业的老总，本身并没有多少学术成果，却被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顾海兵在国内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有一些名人、官员，甚至有特殊背景的人，通过一定的渠道到大学来念书。具体而言，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来念本科学位，一种是念研究生学位，对这两种情况分开来谈比较合适一些。研究生教育和本科生教育是有区别的，研究生教育是非常专业化、趋向于学术性的教育，而本科教育基本上属于普及性教育。对于明星念研究生学位，我觉得不应该网开一面，应该有严格的学术标准，只有达到这一标准才能被允许。对于名人念本科学位，我倒觉得应该网开一面。 熊丙奇这是不是因为研究生学位更具学术色彩，而本科学位学术色彩不浓？ 顾海兵本科学士学位的学术要求并不高，对奥运会冠军念本科，在标准上可以有适当的差别，而对于照顾他们念研究生，我并不赞成。我们还看到一些局长、市长，甚至省长，往往在名片上印一个博士学位，这种情况，我觉得不是很正常。一方面，目前国内有很多官员博士学位来源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他不是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博士学位的；另一方面，假如说他是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博士学位的，我也认为拥有了博士学位去做官员，并不符合中国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 作者补记2004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2005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解读文本中的一些条款，很有意思。 通知明确要求“适当提高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文化成绩”。具体文字如下：招生学校对体育专项测试合格的考生，可在考生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上决定是否录取。少数体育专项测试成绩特别突出，确有培养前途的考生，文化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60%的，由招生学校决定是否录取；该类考生的录取人数不得超过本校录取高水平运动员人数的15%。在这一条款中，其实有两个标准、两种待遇，而且第二种待遇将分数要求打了6折，也不知是怎样定出来的。但是，大家知道，这两种待遇差别甚远，以北京地区为例，2004年北京地区理科本科第二批录取控制线为433分，如果打6折，就是260分，这一分数距离专科第三批录取控制线300分还少40分。可以想像，会有多少勇者想办法成为“少数体育专项测试成绩特别突出”者。通知为此反复要求，严格专项测试要求和程序，实行信息公开制度，集中公示考生。对违反规定的工作人员，要严厉查处；凡通过弄虚作假等欺骗手段报考或录取的考生，一经发现，取消其当年报考或录取资格。 在实施办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另一条规定：“获得一级运动员、运动健将、国际健将证书及武术武英级以上称号并且招生学校对其进行文化考核后认为能够完成专业培养教学任务的考生，经本人申请、生源所在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核准后可免于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由招生学校对其全面考核后决定是否录取，同时报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备案。”其中，“招生学校对其进行文化考核”、“免于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等字眼，基本上确保了一级运动员、运动健将等进入大学之门。提高文化成绩的要求，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 熊丙奇前不久在一家报纸的醒目位置，看到某省招聘高级官员的广告，点名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博士学位。 顾海兵这种做法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违法的，这是公然的学历歧视。在劳动力市场上，尤其是政府机关在招聘人才的时候，他必须面向所有人，不能以文化、民族、身体的高低美丑等来作为衡量标准，不管学历如何，都应该有资格报考。现在这种现象见怪不怪，大行其道，其实是违法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据我观察，现在在很多地方，学位已经纳入官本位体系，如果你是大学生，你最多做一个办事员；你要是硕士生，可做一个副科长；如果你是博士，则可以做副处长。甚至有的省形成了博士兵团，这是非常荒谬的。博士决不等同于公务能力。 熊丙奇这种用人观念，直接导致很多人一心追求研究生学位、博士生学位，因为从办事员升为副科长，从副科长升为科长，从科长升为副处长，从副处长升为处长等等，学位是一个重要砝码，甚至是基本条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7节：教授被行政等级化 作者补记在大学里，用学位来“整人”的事，时有发生。领导对你有意见，在下次招聘中，只要针对你的软档设置一些硬性的招聘条件，你就死得没有任何脾气。比如，你现在是硕士学位，于是把新的岗位要求，提高到博士学位，你不就被扫地出门了？至少也得挪到其他岗位。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惨景”，大家得拼命地读学位。学到什么是其次，一纸文凭是“护身符”啊！ 顾海兵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我们提拔干部，其他的可以看得很轻，却把学历看得很重，只要是有博士学位的就如何如何，这实际上是一种不科学、不合理的导向。博士只代表你的学术研究能力，它与管理能力不是一回事。尤其是拿自然科学博士学位的人去做公务员，工作中又不需要技术，完全是坐办公室。所以，说老实话，是学不致用。 熊丙奇这是说不少博士学非所用去从事管理、去当官。似乎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都管用，有一个网友就提出，是不是从事科研一定要博士毕业？ 顾海兵从事科研不一定非要博士毕业。我们的大学、科研机构在招聘人才时，最重要的是要看他能干什么，而不在于他有什么学历。有人统计过，美国硅谷高科技企业绝大多数的招聘广告并不提出学历要求。他提出什么要求呢？他提出几种软件要求，明确表示，如果你会使用某某软件，你就可以到本机构来应聘。这就是能力导向，而不是学历导向。有学历不等于有能力，比如说100个有学历的人当中，可能99个都有能力，但是可能有一个没有能力；100个没有学历的人当中，也有可能有90多个没有能力，但是绝对可能有几个是有能力的。如果你完全按照学历标准来要求的话，就可能把有学历的人当中少数并不合格的人也给招进来了，同时你又把没有学历的人当中合格的排斥在外了。 熊丙奇总的看来，我们的社会目前还是学历导向，社会对学历有着旺盛的需求，在这种氛围中，大学该怎样把握自己的方向，坚持自己的办学标准？ 顾海兵大的方面是体制问题，因为我们的高等学校还是隶属于行政机关。现在我国的高等学校分两类，一部分直属教育部，大学校长的地位和权力都来自于教育部授权；还有一部分是地方授权，这些高校的校领导也是由行政机关所决定的，他们有的本就是从机关转过来的。而高校自身也有行政级别，有的是副部级，有的是正厅级。从市场经济发展来看，我认为高校是不应该有行政级别的，因为行政级别对学术的尊严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我们不能排除个别校长有良心，有上进心，有很强的责任感，他也许并不把行政级别当一回事，而把大学真正当作大学来经营。但是更多的校长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服从于政府的官员，他们独立办学的意识、办学的能力水平就多少会受到影响。 原因11：教授，被行政等级化 把教授分成若干等级，这是很糟糕的事。这样就使得一部分教授拥有很高的权力，很大的权力。 关于等级制度的教育，在我国可以说是从小抓起。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生就开始戴袖标，一道杠是小队长，二道杠是中队长，没有袖标的，就是普通群众。等学生上了三年级，还会推举出大队长。 这种做法，据说有利于激发学生的上进心，也有利于学生的自我管理，还有助于培养事业的接班人。而事实是，当“干部”有更多与老师接触的机会，可以在各种评价中获得加分，还可以指挥、管教几个“群众”。这些，分明加深了学生对等级的认识，加重了对权力的向往，在幼小的心灵里，树立起不平等、等级以及追求权力的意识。 有这样深厚的教育传统，想打破等级观念，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很多时候，这已经成为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 大学校园，也是这种习惯思维和习惯行为的领地。 大学的教授，在学术面前，显然是不平等的。院士、校职称评审委员会成员（一般由担任校、院级领导的教授出任）、学术委员会成员（一般由学科带头人出任）、博导、教授，他们在学术上的发言权，有着天壤之别，院士与权威往往能一言九鼎，普通教授，则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学术的等级制度，披着尊重知识的外衣，用貌似合法的程序，阻碍着知识的创造。 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在等级制度下，无异于痴人说梦。 对话观点： 我从来不主张在作为高级职称的教授群体里面再继续分所谓的三六九等。 任何一个专家成为教授了，可以算是高级，但是不能标榜自己是最高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8节：院士制度不满意 中国现在的学术问题，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处在所谓中国学术最高层的院士制度所引发的。 对话人：顾海兵 熊丙奇为了维护学术尊严，有的高校出台了一些文件，而主要精神是要求教授自律，可这些自律文件对教授难以起到规范作用。你觉得在当前的办学体制下，受整个社会氛围影响，大学的学术尊严走向会是怎样的？ 顾海兵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觉得有些是完全可以做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做起来。比如评职称，评优，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程序？我认为应该把教授会的权威突出出来，而现在实际上集权色彩比较重，往往是在院系讨论之后，上报到学校，由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决定。而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其实是由多学科组成的，往往他们对于要审批的对象并不很了解，也就是说，了解情况的教授发言权有限，而不了解情况的一些机构的权力却偏大。 熊丙奇在当前情况下，教授会在考虑学术问题时，也可能会受很多非学术因素的影响。 顾海兵我们不能说教授会能包治百病，在教授会里面，可能少数人的意见更重要，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学术标准，比如我们要评谁是教授，总得通过教授会来评定。把教授分成若干等级，这是很糟糕的事。现在在我们的教授队伍里，有些教授是所谓的学术委员会成员，有些教授不是，这样就使得一部分教授拥有很高的权力，很大的权力，因为他是学术委员会的。而学术委员会的产生本身又需要民主，但是我们做得不够，这样就导致有些教授几乎做了几十年的评审专业户。 熊丙奇我们的院士在学术界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的地位比那些经常投票的教授还要高。你以前谈到我国的院士制度，对此提出过强烈的批评。 顾海兵我从来不主张在作为高级职称的教授群体里面再继续分所谓的三六九等，比如说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士，现在又形成了所谓的三个台阶，而且院士几乎变成了一个走向神坛的人物，被神化了，好像代表最高的科学技术权威。显然，当选院士是最高的科学技术荣誉，问题在于科学技术本身在不断地发展，你今天是最高，但明天是最高吗？我们可以有高级的职称，但是绝对不能有最高级的职称，这是区别。任何一个专家成为教授了，可以算是高级，但是不能标榜自己是最高级。而我们的院士现在就是最高级，一旦你是最高级，你就自然而然地阻碍了自己的发展，你也没有了前进的动力，因为你最高了。 熊丙奇现在在大学的评估体系中，每个学校每年有多少人当选院士，每个学校有多少院士，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各个学校都相当重视，并且在申报院士过程中想尽办法。 顾海兵我这里不考虑院士的评选过程，这一过程怎么样透明化、怎么样民主化，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在我的文章发表之后，全国给我来信的、来电话的，各种渠道向我反映意见的，可以说99％以上的专家学者对院士制度是持批评态度的，而且赞成我的观点，甚至还有一些院士也对这样的院士制度不满意。 熊丙奇那么要实现你这样一个构想，可能性有多大？要多长时间？ 顾海兵近期之内肯定不可能，但是在中长期范围内没问题，因为现行的院士制度确实形成了很多阻碍，对这个问题我有很多分析，这里不想做更多的展开。我只想简单地做一个补充。根据我的研究，发达国家除了俄罗斯，本来并不存在什么院士和院士制度，但是我们国内把它翻译成院士，比如美国，美国根本就不存在科学院，只有科学协会，但是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成科学院了。甚至我们把瑞典科学协会也叫作科学院，事实上它只是民间的一个机构，并不是一个实体。在中国，科学院是一个实体，实实在在。比如中国还有人曾经打出这样一个旗号--“第三世界科学院”，第三世界什么时候有科学院呢？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东西，第三世界只能说有科学院联合会，或者叫科学联盟，绝对没有科学院。所以，所谓的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完全是子虚乌有。 熊丙奇我们可能对很多正确的科学体系有误解，而且我们沿着这个误解一直在发展。 顾海兵这实际上是几千年封建等级制度的另一种表现。搞学问和带兵打仗不一样。打仗有上校、将军、元帅，这个没有问题，因为这是组织管理。但是在学术界千万要少搞等级，而且要尽量把等级粗化，绝对不能终身制。我们现在已经有职称制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在这个等级制度下，你不能再把它进一步复杂化，你越复杂，就越背离学术发展的规律。其实在学术界最理想的做法就是取消任何职称。我们取消院士制度，可以改为中国科学协会会员，你是会员也是一种荣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9节：指标学术 熊丙奇如果作为会员，就不会有很多实质性的待遇，仅仅是一种荣誉，就目前而言，在很多地方，院士享受副部级待遇。 顾海兵像奥林匹克竞赛，我们没有必要给拿冠军的运动员一个称号--“院士”，我们可以给他奖励，给他一百万，一千万都可以，但是这种奖励是对事不对人的。这一届奥运会你是冠军，你就是英雄，下一届你拿不到冠军，你就得从这个台上下来。现在当选为院士的很多人都在60岁以上了，不是说60岁以上的人就没有创造力，但是自然规律告诉我们，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60岁以后，根本没有了太大的创造性。这些人当选院士后很难有创造力，很难有重大创造。王选院士自己都说，在他没有得到院士头衔的时候，他非常有创造能力，但是没有人给他任何头衔。但是他50多岁以后基本上就不搞科研了，评院士实际上是总结，也是一个封闭，院士评上以后，已经把他创造的动力给关闭了。中国现在的学术问题，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处在所谓中国学术最高层的院士制度所引发的，因为我们的院士的表现可以说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如果要维护中国的学术尊严的话，必须对院士制度进行彻底改革，要从上层改起。 原因12：指标学术 很多人其实有做学问的理想，可是，现实的制度打破了他们的梦想。 “十年磨一剑。”我们爱用这样的话来评价一个人对事业的执著，以及最终获取的丰收成果。 这样的评价，在过去的大学校园，在国外的大学，还是比较贴切的。十年瞄准一个方向潜心研究，十年内可能默默无闻，一点可以“显示”的成果也没有，在旁人看来饱受寂寞折磨，而在十年后，酿成“惊天大发明”。现在，有这样经历、这种精神的人，越来越少。如果有，只可能是漏网之鱼，因为一般来说，要是长期处于没有产出的状态，他早被淘汰了。 这个时代，时兴一年磨一剑，甚至一年磨n剑。要知道，十年，是一届校长任期的两倍半。 定指标，领任务，记工分，是领导们最拿手的办法。要在我这里混，一年得交多少货上来。论文、专著、经费、专利，全部折合成“工分”。没完成“工分”，扣钱，甚至走人；完成工分，奖励。大学教授于是被称为“城市农民”。 办法立刻显示成效，为了完成这“工分”，大家埋头“苦干”，**文的找杂志请客送版面费，出专著的买书号“自办”发行，搞经费的大肆公关领回扣……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盘活资源后，有人“埋头”一年写二十几篇各类论文，申请十几项专利，为学校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也为自己带来诸多好处：位子、房子、票子、车子…… 如此高的产出率，自然让大家兴奋得停不下来，也带动大家积极上进。有一项调查，是针对25岁以下年轻人的职业态度的，这项调查显示，有超过50%的年轻人，认为自己在35岁前将达到自己的事业顶峰。中国的这股快速成才风，看来要劲吹很长一段时间。 快出成果，早出成果，多出成果，于是我们每年有了那么多成果，成千上万项，数也数不过来。也于是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从第24位“增大到”第31位。当然，我们可以质疑2005年5月这份发自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的《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解读中国内地经济竞争力下滑的真实原因》，邬静娜、屈丽丽，《中国经营报》，2005年5月23日。)并不十分科学。 对话观点： 我们一些制度在逼着老师不能安心于学术。 我们现在评价学校好坏，总是说这个学校有多少教授，每年发表了多少论文，出了多少成果，很显然，学校领导就要从这些方面去追求。 我们有些学人在追求官位。因为现在只要一当官就有了学术成果。 对话人：邓伟志 熊丙奇你认为现在的大学里有多少教师在真正做学问？ 邓伟志做学问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现在很多人是在追求表面的火热，但这也不能怪学人。我们的社会整体说来有急功近利的趋向。有一次我听一位朋友说，如果他要评教授，学校的指标要求他两年中一定要写出一本书来，这怎么可能呢？即使写出了，质量如何也值得怀疑。另外，本来用更长时间写出，出版后会产生很大社会影响，现在为了赶时间，草草写就，不是破坏了成果吗？我们一些制度在逼着老师不能安心于学术。我们的评估指标有很多大的问题，应当鼓励一些教授能够静下心来做学问。 作者补记美国密歇根大学校长柯尔曼教授说，在美国，当大学校长没有什么权力，你不能命令大家干什么，只有鼓励大家干什么。对于教授，校长一般有两项工作，一是从全世界范围内找来最优秀的教授，二是为这些教授创造最好的工作环境。这种方式，在美国证明很管用，但是在中国管不管用，则要结合中国的情况进行深入的探讨。改革管理模式，不是照搬那么简单。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0节：领导的权力大 熊丙奇其实我们的老师和学校领导都知道这种评估会导致急功近利的结果，但为什么要出台这样急功近利的评价指标呢？以前我们曾经把大学校园称为象牙塔，这多少有些贬义，说大学不懂得与社会接轨。但那时大学还是很神圣的，教授还是值得人尊敬的。可现在，社会上对大学和大学教师的议论很多，大家的感受是大学在堕落，大学教授也在堕落，学术在贬值，教授也在贬值，学位更是贬值。我们关心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邓伟志这首先要从我们的政策和领导上来做一些反思，学人的本质趋向是做学问，但是我们有一些规定逼着他们不朝这样的方向做。比如，现在我们评价学校好坏，总是说这个学校有多少教授，每年发表了多少论文，出了多少成果，很显然，学校领导就要从这些方面去追求。我们必须改变大学的评估体系。大学的评估体系就是指标，指标就是方向。我们现在的评估指标，是由少数人制定的。评估的指标必须拿到社会上进行广泛讨论，征求广泛的意见，然后把它定下来，之后还要不断地修改完善。不断地修改完善当然不是说朝令夕改，而是要有一定的稳定性。指标体系的制订不能太草率，要科学、系统，要完整。 熊丙奇政策靠少数人拍脑袋拍出来，然后却要让教授们执行，这不可能孕育大学校园科学、民主的精神。可是，为什么不科学、不民主的指标体系会在大学校园里出台呢？大学教授们为何不提反对意见呢？校长决定之后即便大家有意见，但是没有人敢说。为什么我们的教授不说呢？ 邓伟志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大学的官化。由于行政领导有资源配置权，所以老师不敢得罪他。有的学校领导说了一番话，一些教授当面说他好，所以他就自以为了不起。实际上背后是另外一种反映，大家骂他什么也不懂，只是他自己不知道，没有深入了解大家真实的想法。教授的行为更多取决于我们的学校领导，在不同的大学校长领导之下，每个学校的教授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不一样的。有的领导有开拓精神，有的领导却更多地遵守过去所制定的规则。只有碰到比较开明的大学领导，善于改革的大学领导，这所大学才可能有一点学术的尊严。 作者补记大学校园里，到处是“双面人”，大家乐于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不同的游戏规则中，变换自己的角色，没有丝毫的情绪过度，没有丝毫的不自然。 拿会场来说。会场的沉默，是大家很不愿意看到的，尤其在讨论会场上。要么是大家不想发言，要么是大家没有准备，总之，会议的主办者不希望这种没有“互动”的效果。 大学校园里由领导出面召集的讨论会，肯定不会遭遇这种“沉默”，甚至可以说从来就“难以”冷场。对于听取对领导的意见，或者对领导已经拍板的改革方案意见的会议，这种冷场就更不可能出现。一般来说，发言的踊跃程度会超过领导的想像，几乎每个选来参加会议的人都会表态，几乎每个人的开场白都是“xxx的话很对，我完全同意”。即使有一点批评，那也是暗含褒义。 没有人把自己说的话当真，也没有听众把你所说的话当真。所有的人，也不会把领导的意图当真--“我真诚地想听大家的意见，大家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个共同的目标，是把我们的工作搞好。” 万马齐喑的结果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而像这般“万马齐鸣”，会是什么结果呢？ 熊丙奇现在我们得把希望寄托在校长的个人素质上？ 邓伟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形成一套制度。现在我们没有形成这样的制度，领导的权力大，有行政权威，所以很多风气取决于领导。 熊丙奇如果多一些不爱说好话的教授，当面告诉校长他是不对的，情况会不会不一样？ 邓伟志一个爱拍马屁，一个喜欢被拍马屁，我觉得这主要原因在官员，如果官员不喜欢拍马屁的话，教授就更不喜欢了。应当讲教授们喜欢奉承是一种**，但也应该看到有些教授奉承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应该从官员方面找原因，现在的官员，就是喜欢阿谀奉承。大学不要向权力、权势低头。官员肯定希望你听他的，但是在官员面前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尊严，保持自己的品格。如果所有的一切都变成官场性的，就会出问题，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品格。现在我们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熊丙奇以权势大小来分配资源，在这种状态下，很多老师不去追求真理，而是看谁的权势大。某个领导说了一句话，不管对不对，科学不科学，就去执行。 邓伟志而且我们有些学人在追求官位，想当系主任、院长、校长的教授现在越来越多，一旦在学术上取得一点成就，就希望在仕途上得到发展，似乎仕途发展成为对学术成就的肯定。另外，追求当官，还因为现在只要一当官就有了学术成果，他可以利用职权，承接课题，当图书的主编，在论文上署自己的姓名。他认为一当官就有人帮他做一切事情了，而他周围确实也会有一帮人主动帮他做这一切。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1节：评估经济 熊丙奇这其实是一种学术**，利用自己的权力，去当图书的主编，去发表自己没有撰写过的论文，然后通过当主编，通过发表论文，又可以进一步获得更高的学术地位。而实际上他可能没有在学术界做出任何的学术贡献，却可以获得高学术地位。 邓伟志最近有个调查，有65％的大学生都想报考公务员，这对公务员队伍建设来说是好的，是很重要的，但这也同时说明大学生有“官化”的现象。我们学校之所以办学，还应当培养一些社会的精英，我们社会需要太多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才，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人。如果大学生都想去当官的话肯定是不好的。 作者补记根据人事部发布的消息，2005年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达54万人，其中31万人通过了资格审查，合格人数与计划录用人数的比例高达373∶1。(《考公务员热：“就业”和“官本位”的夹击》，华式明、黄丽颖、杨亚军，《南方日报》，2005年2月18日。)持续升温的公务员报考热，除了就业形势严峻、公务员职业工作稳定、压力较小等原因外，一条很重要的原因是整个社会的“官本位”心态，不但家长鼓励孩子报考公务员，而且学生趋之若鹜。有一些人明确表示，报考公务员，看中的就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权力，薪酬稳定、福利不错不说，还能带来一定的灰色收入，更有机会“结交权贵”，为以后成就事业铺平道路。而据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一项关于青年就业方面的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8～35岁的青年心目中，理想职业的排序依次是：党政机关干部(46.3%)，教师(30.7%)，医生(30.3%)和律师(30.3%)。 熊丙奇65％的学生追求当公务员，大学生的选择也可能是受大学氛围的影响，大学教师的影响。 邓伟志我觉得官员也是这种氛围的牺牲品，本来他的学术发展前景是蛮好的，后来到了官场，一天到晚都在交际应酬，确实生活在鲜花与掌声当中，这样就忘记了做学问。我就碰到过好几个副省级、副部级朋友，说还是你这条路走得好，你到了六十多岁了还能写东西，我们当领导了，现在下来以后失落感很强。 作者补记我国大学的管理，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外行领导内行”。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时代的特殊性，一些革命者担任大学领导，他们对高等教育办学规律不懂，但带着开创社会主义教育新局面的理想，领导着一批懂高等教育办学的专家，建设大学。第二个阶段是“外行尊重内行”。文革之后，百废待兴，国家渴求大量人才，高等教育亟需发展。此后教育界改革大刀阔斧，办学内行、学者专家的意见得到充分的尊重，教育走上复兴之路。第三个阶段是“外行就是内行”。这就是眼前，没有人说自己是外行，大家都是全能专家。虽然大家广泛质疑“教授治校”没有得到体现，可是，大学的校领导们不都是教授么？大学的机关处长们不也有高级职称么？只要走上领导岗位，不管你是否具备学术水平，是否具有教育从业经验、具备高等学校管理能力，无一例外地都是教授，就被赋予内行的地位，在什么领域均可以“发言”。是“因为你是内行，所以你来担任这个职位”，还是“只要你上了这个岗位，你就是内行”，这个问题，把大家搞得很糊涂。中国大学的用人制度，本就很高深，“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就看造化吧。 原因13：评估经济 为了争取一个好的评价结果，就千方百计、不计成本地去应付这种评价。这是官方评价和行政评价的一种弊病，很难避免形式主义、弄虚作假。 中国正在形成评估经济。 一位退休老教授，近年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参加各种评审。他专门找到我，向我计算了一所学校迎接一次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评估的费用：十名左右专家的来回差旅费，三四天的吃住费，评估期间的参观考察费，劳务费；校内迎接专家评估的人员的时间成本、会议成本、资料成本等。一次评估，少则花费数十万元，多则花费数百万元。 这种评估，一所学校一年迎接一次两次则罢，现在是一所学校一年可能要迎接好几次，甚至十几次！因为，对应于国家和省市的教育主管部门，几乎每个“口子”都要进行评估，重点实验室评估、重点学科评估、学科基地评估、课程建设评估、教材建设评估、优秀博士论文评估以至校园环境评估……对上，评估成了推动工作、控制进度、展示成绩的法宝；对下，评估成为一所学校的工作线索、工作中心、工作抓手。 近年来的评估，之所以剧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以项目获拨款”，你只有新增项目向上申报，才能获得政府的拨款。而投资建设了这个项目，政府当然要知道投资的效果，于是评估接踵而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2节：决策者的态度 这种评估，如果有成效也罢，问题是，这种“老子评儿子”的评估基本上是走形式与过场，而且是认认真真地走过场。在评估之前，评估的结果基本上就定了调，即便评估中发现了什么问题，专家们也不可能真正为难提供好吃好住，而且又有主管领导帮忙打招呼的学校。 这位退休教授说，在这种总体评估之外，一些学校数以百计、千计的成果鉴定会，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评估市场，评估专家在这个市场上已经供不应求，在北京、上海等地，已经出现“专家荒”。 对话观点： 反对弄虚作假，反对形式主义，反对不正之风。 评价主体要多元化，要中介化，要社会化。评估是一种工作手段，是为管理者决策服务的，这种手段用得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用得不好或者太多、太细、太滥就很容易产生负面的影响。 在高校的教师管理当中，要强调人本管理，要增加人性化。 对话人：邱均平 熊丙奇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近年来经常对大学进行各种各样的评估，进行科技成果鉴定。你认为政府对大学的这种评估、鉴定这么频繁有没有必要？拿本科教学评估来说，许多高校为了本科教学评估大搞建设，提前三年就准备各种评估用的东西，缺什么补什么，而且还提什么“三流一扒”，流血、流汗、流泪，扒一层皮，可在平时根本不重视人才培养，评估结束又回到老样子。这种评估有意义吗？ 邱均平一定的评估还是有必要的，通过评估可以按照教育部的意图提出一种规范，大家都按照这种规范来做。比如说扩招以后，国内高校学生规模增长很快，本科生、研究生都增长很快，教师队伍却没有很大的发展，所以现在师生比非常大，老师的负担非常重。教育部于是专门有这样一个师生比的指标，达到什么程度是优秀，达到什么程度是合格，什么程度是不行的就不能招生了，想用这种评价办法来规范大家的行为。当然，完全应付评估的情况确实存在。我特别强调三个反对，特别反对弄虚作假，反对形式主义，反对不正之风。拉关系，找专家，然后去给专家送礼，这样的一些现象确实是有的。 作者补记大学办学，有的可以规范，且一定要规范，比如必须有基本的办学条件，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不能没有条件也办学校；有的却不能有规范，比如，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因为这种活动，强调个性，强调特色，严格规范只能扼杀个性，最后只能千篇一律，重复浪费。现在的问题是，所有的一切，全部要“规范”。据说，在有的学校，连老师讲授课程的进度都必须一致，这体现了教学管理的科学与严谨。不同的老师针对不同的学生，用同样的教材，保持一致的进度--这哪里还有什么因材施教可言。 熊丙奇有很多人认为目前的评估是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学校花了大量的成本去准备这个评估，专家来了之后其实要看学校的面子，要看教育部主管官员的面子，都变成了走形式，很少有给学校黄牌警告，或者给红牌让它出局的。 邱均平这种现象我也听到过，也有一些高校的管理者，甚至领导，他们对评估有些意见。评估太多，一些高校难以应付。希望主管部门能够控制一个度，要利用好评估这种手段，但是不能太多太滥，太多太滥的话很容易产生形式主义，很容易产生弄虚作假，为了争取一个好的评估结果，就千方百计，不择手段，不计成本，不计代价，去应付这种评估。这也是官方评估和行政评估的一种弊病，官方评估就很难避免形式主义、弄虚作假。 熊丙奇我们现在要减少官方评估、行政评估。 邱均平国外已经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评估主体要多元化，要中介化，要社会化。评估是一种工作手段，是为管理者决策服务的，这种手段用得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用得不好或者太多、太细、太滥就很容易产生负面的影响。 熊丙奇怎样才能真正改变评估太多、太细、太滥的情况？ 邱均平这主要在领导。 熊丙奇取决于决策者的态度？ 邱均平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宏观调控、宏观管理。政府要转变职能，依法治教，用法律用政策从宏观管理的角度进行管理，要增加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要相信大学，相信大学的管理者，相信省一级的教育管理部门，他们能够管理好大学。哪些是高校管的，哪些是省一级管的，哪些是主管部门教育部来管的，分工职责应该明确。国家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有《高等教育法》，关键在于我们怎样依法治教，依法管理。该你管的你就管好，不该你管的你就不要越权、干涉，说严重点，这是在违法。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3节：管理好教师队伍 熊丙奇在大学里，我们的办学者对教授、教师的管理，基本上采用量化的指标，也有一种大学排行榜的味道，请问大学究竟怎样才能管理好教师队伍？ 邱均平高校在教师管理方面，以前更多的是定性管理，现在增加了定量的成分。我做过一些调查，现在全国高校主要是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理工科的院校，像清华、浙大，他们对教师管理量化的指标更多。最近我了解到浙江大学，他们的教师分多少等，每一等多少工资，全部都是量化指标，这是比较严格的管理方法。还有一类相对来讲要宽松一点，比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这类综合性大学，综合性大学有量化指标，但是基本上不全是量化的，既有量化指标也有专家的评价。总的来讲，高校在教师的管理方面任务比较明确，责权利比较统一，比如现在教授岗位分一级岗位、二级岗位、三级岗位，一级岗位你要有多少科研经费、你要发表多少论文、你要取得什么成果，都有一定的规定。 熊丙奇量化指标的管理使高校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尤其是一年一考核，每年要求你要出多少论文、出多少著述、出多少成果、有多少经费，实际上这导致了教师急功近利的心态，不利于出大成果。 邱均平作为一所高等院校，不能说大家都可以不出成果，都可以不写论文，因此管理者要有面上的要求。但是合理处理一些政策关系，比如说有些项目一年两年是很难出成果的，而科学研究既有成功也有失败，要宽容失败。现在有些高校管理者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比如说武汉大学对教师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要求和一些比较明确的指标，但是对于一些特殊情况也是允许的。我认为，定量的指标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在高校的教师管理中，还是要强调人本管理，还要增加人性化。 熊丙奇对于一个老师，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让他发自内心地做高水平的研究，他如果不做研究，就应该感觉到自己没资格成为教师队伍中的一员。现在我们是用指标体系压制他、强制他尽快出成果，这实际违背了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初衷，他纯粹是为了达到这个指标进行研究的。 邱均平指标要定得适度、适当。对教师既要有一种宽松的环境，让他研究自己想研究的东西，让他按照规律去做一些自己希望做的工作，但是也应该有一定的要求。所以应该适度，这样比较科学合理。在我们设计的评价指标中，比较强调效益和质量，凡是反映质量和效益的指标我们给的权重都比较高，而给诸如论文的数量这类指标的权重就比较低。 熊丙奇今年国家在公布科技论文排名的时候，就已经把国际引用率放在第一位了，以前是把sci论文的数量放在第一位的。 邱均平对于论文和成果，我一直强调引用率和获奖。只要在学报上发表，都是会被收录的，所以我觉得被引用是比被收录更难的事。而且被引是作者本身很难控制的，别人引用你的文章尽管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但是说明你的文章、你的成果产生了一些影响。 熊丙奇有的论文虽然发表了，但是没有引起任何的关注。 邱均平总结下来，现在发表的文章大概有三分之一是没有人引用的，没被引用就说明没有发挥什么重要作用。 作者补记“人的聪明才智绝对不能低估”，在如何提高论文数量以及论文引用率上，各大学均有高招。在提高论文数量上，办学报、通过各种努力将学报列入收录源期刊，扩大学报出版期数、尽量采用本校教师论文，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提高论文引用率上，一个秘诀是，鼓励自引、发动同校教师互引、动员同行互引，也会起到显著作用，道理很简单，首先要自己看得起自己。 熊丙奇你刚才讲把获奖情况作为考核质量的一个方面，我认为有些获奖并不能代表质量很高。 邱均平你讲的可能是评奖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不正之风，有各种各样的人为因素，结果可能会受到影响。个别人通过各种关系，通过人为的因素把它搞上去了，评上去了，这肯定也有。但一般来讲，得到了奖项的应该是质量比较好的。当然，优秀的成果不一定都获了奖，因为评奖总是有指标限制的。 熊丙奇有人讲办学是长效投入，要五年十年之后才能看到效果，不能追求短期的效益。是否可以这样讲，今天学校的成绩是五到十年以前办学者所取得的？ 邱均平对。教育是一种长期投资，有些学校现在取得的成果是以前积累下来的，是一种积淀，所以要强调效益文化，强调一种积淀。有的学科在全国排名很前，或者是占有比较大的优势，这往往是通过两三代人的努力才建立起来的。 熊丙奇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有些校长，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就出成果，往往就会采取一些短期行为，而这种短期行为对学校未来的发展并不利。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4节：多栖教授 邱均平我们要正确认识教育的规律，不认识教育的规律，往往就会欲速则不达，所以一定要处理好长期规划、长期战略和近期目标的关系。过多地追求短期效益事实上不大可能，也做不到，所以我们相信校长们还是有这方面的考虑，还是能够处理好长期和短期的关系的。教育不比其他投资，要在短期内发生变化还是比较难的。 熊丙奇所以说我们看排名也不能看这一年的排名是多少，前一年的排名是多少，不能计较今年比去年高了多少，只能看一个大致的趋势。 邱均平对。学校必须注重自己的基础建设，从一些最基本的条件、最基本的东西抓起，才可能获得长远的持续的发展。只要有一流的教师队伍、一流的学科、一流的研究基地，肯定会出成果，而且是高水平的成果。 第三章利益驱动，一场挑战道德底线的诚信危机 所谓丛林法则的最高和唯一的道德标准是生存。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我们甚至无法要求大学教授们去坚持“做人”、“做学问”的底线。 原因14：多栖教授 不能把学校作为产学研中心，学校就是教学和科研的中心，这一点政府必须明确。 目前的大学，有一个办学思路，叫做“官产学研”，意思是在政府的主导下，产学研一体化。在这种思路下，官、产、学、研成为利益共同体；在这种思路下，一名教授，很容易地跨越官场、产业、教育和学术，而且似乎每种角色，他都会拿捏得很准；也正是在这种思路下，教授头衔可以授予官场的领导，也能授予产业的老总，一点也没有过渡，还被认为是产学研结合的典范。 而在真正的学术、真正的教育看来，这种跨越，这种多重角色，是对教育和学术的亵渎，结果是不伦不类。 对话观点： 产业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追求利润的紧迫感和压力，对知识的创造有很大的反作用，这是知识创造的大敌。 知识产业化可以加大学校对社会的贡献，但是产业化的过程应该在校外进行，由产业化方面的专家来完成。 要么去公司当老板，要么回学校做教授，不可能两者兼得。 对话人：郑元芳 熊丙奇在国内一些高校，有一种提法，要把大学建设成为“教学、科研、产业”三个中心，或者说，社会希望大学努力做到“产学研”一体化，你认同这种提法吗？ 郑元芳我不赞同把大学办为三个中心，大学不应该成为产业中心，而应该是教学中心、研究中心。大学是学习知识和创造知识的地方，办产业与知识的创造和学习活动是完全不同目的的活动。产业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追求利润的紧迫感和压力，对知识的创造有很大的反作用，这是知识创造的大敌。知识的创造需要我们集中精力，付出艰辛和汗水，用很长的时间才可能出成果。 熊丙奇但是把大学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率先在国外高校进行的。美国的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在这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这也是国内高校在大力倡导科技成果产业化时援引的例子。 郑元芳我不但不反对知识产业化，而且鼓励教授去积极地推动，但我不赞成国内高校知识产业化的有些途径。知识产业化可以加大学校对社会的贡献，但是产业化的过程应该在校外进行，由产业化方面的专家来完成。 熊丙奇在美国大学，如果一个教授创造了一个成果，他想将它产业化，通常他怎么办？ 郑元芳他首先要找学校知识产业化管理部门，告诉学校想把这一成果产业化。之所以如此，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这些成果也是属于学校的，二是学校要知道他这一成果是交给哪一家公司产业化的。在知识产业化前，学校和投资方、教授要签署文件，要将每一方的利益、责任全部表述清楚，教授和学校之间要尽量规避利益冲突。 熊丙奇可能的利益冲突具体包括哪些方面？ 郑元芳利益冲突很多。一是有的教授希望自己办公司，这类教授很少，那么学校允许他去办，但要办停薪留职的手续，一般时间为一年，最长不能超过两年。两年之后他必须作出抉择，要么去公司当老板，要么回学校做教授，不可能两者兼得。二是教授在接公司项目的时候，必须说明这个合作的公司自己有没有股份，如果有，那么这个项目应该由另外一名教授负责。这样做是避免教授利用学校的资源过度地为这家自己拥有股份的公司服务。三是有的教授可能叫自己的研究生做一些与知识产业化相关的项目，那必须确定这些工作取得的成果能作为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发表，因为学生受教育的目标是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工作如果起不到知识创新的作用，就不符合研究生教育的目标，这是基本标准，不能动摇。当然如果学生利用业余时间，为了生活给这家公司工作，那就另当别论了。但这时候已经不是师生关系，而是雇佣关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5节：做好分内事也难 熊丙奇国内高校中，有不少学生反映，跟导师做的项目，根本无法提高自己的水平，实质上就是在为导师打工。 郑元芳这是我们一定要改变的地方。学生跟导师一起科研是研究生教育必经的过程，但必须注意，是一起“科研”，是要有质量要求的。 熊丙奇据了解，国内有些教授，有了成果，如果有产业化的可能，大多会选择自己办公司，自己当老板，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刚才你也说到，国外大学有部分教授也自己办公司。你认为教授办公司，是好的选择吗？ 郑元芳需要说明的是，国外教授自己办公司的很少，他们通常采取的做法是进行技术转让，让自己的成果占公司一定股份。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种办法。那些想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教授，最终可能一无所获。对公司的运作参与得过多，自身的利益反而可能得不到保证，一方面，你不是经营企业的高手，另一方面，不能很好地避免利益冲突，即便你事先签了合同，但操作的复杂性往往使得利益难以兑现。倒是转让技术，可以规避所有风险--如果你占公司25%的股份，公司成功了，你就可以分到25%；公司失败了，你也没有关系，因为所有资金的运作你根本没有参与过，在转让完成果后，你又开始做新的课题，新的研究，如果公司需要帮助，你可以去做顾问，刚开始一段时间，你参与多一点，但很快就会从中摆脱出来。国外大部分教授都是这样的，他们的兴趣也更多地集中在研究新的成果，进行新的知识创造上。 熊丙奇就目前国内情况而言，政府部门把大学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甚至明文要求学校要为产业发展做出贡献，这也就导致了一些教授直接在产业领域打拼。 郑元芳政府部门这样决策是过去一段历史时期的产物，而现在我认为，政府必须改变这一条，学校就是教学和科研的中心，不能把学校作为产学研中心，这一点政府必须明确。知识要产业化，但这个过程必须合理与合法，一定要由校外的专家来执行。 原因15：做好分内事也难 我的经验是一个研究做得很好的教授，往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师。因为他们是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的人，并以把自己所做的事做好为荣。 两千年以前，孔子有言：“言必行，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这基本的做人准则，要做到，是何等的艰难。就连我们“知识渊博”的教授，也有很多时候说话不算话。 一位正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的博士导师说，他不是一名合格的导师，他的学生的博士论文已经放在自己的公文包里半年多了，他却根本没有时间看。后来，我有幸遇到他的博士生，这位博士生则正为自己投错师门而懊恼，“当初冲着他是领导就去了，读博期间成了无人管的‘孤儿’，好不容易弄出了论文，现在就是因为卡在他那里，我还没毕业，心一直悬着！” 导师意识到自己的不合格，虽是发自内心，却难免有解脱自己之嫌，似乎首先承认自己不合格，也成了美德。当然，相对于其他毫无感觉的博导来说，他确实是很值得表扬的。 在绝大多数人说话不算话的时代，说话算话，就成了典型，成了楷模。意识到自己说话不算话，也是一种觉悟。 对话观点： 严格的筛选确保了教授队伍里的人都有共同的思想：在大学里要做一个杰出的教授，既教好书，又做好研究。 国内很少有大学将教授称为终身教授的，从规章制度上说，教授是合同工，而实际上，基本上都是终身的。 要通过科学的指标体系，引导他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他们擅长做、应该做的事情当中。 对话人：郑元芳 熊丙奇对学校而言，就是作为教学、科研中心，如今也存在很多问题。教学和科研的双中心，很难做到兼顾，在一些研究型大学，对教学明显重视不够。 郑元芳确实如此。教授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很难把这两方面都做好。但我们有一个总的原则不能改变，教学是很重要的事，育人是很神圣的职责。我的经验是，一个研究做得很好的教授，往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的人，并以把自己所做的事做好为荣。这些教授，非常讲信誉，答应做的事一定做好，而没能力做好的事情他就不答应做。我很欣赏这样的教授，而不喜欢那些答应做却做得马马虎虎的人。 作者补记我国教授队伍的道德素质，已经严重下滑。现在有些教授甚至突破了做人的底线：“招生**”，利用手中的招生权力，获取利益，招收大官、大款来做自己的弟子；“侵犯学生”，把学生当作私有财产，为自己打工，理所应当地占有学生的知识产权，把学生所写的文章作为自己的文章来发表；“习惯抄袭”，剽窃其他专家的文章，并习以为常；“学术霸权”，利用自己的评审者地位，打击、压制其他教授或者年轻学者；道德沦丧，个别教授“五毒”俱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6节：改革行政干部队伍 熊丙奇这是从他们的人品上说的。有什么制度保证他们都认真呢？ 郑元芳对于教学，我们对每个教授的要求都是一样的，必须给学生上课，不以教授的名望而改变，而且，低年级的课、高年级的课都要上。对教师的上课质量，学校有完善的学生评估系统：每门课上完后由学生根据准备是否充分，上课是否热情，知识是否足够丰富、布置的课外作业是否及时批改，考试题目是否反映课堂教学内容等指标打分。分值为1～5分，打分结果将影响到这位教师第二年的工资待遇，还会影响到他的职称晋升。 作者补记国内某大学的教师职称晋升条例这样规定： 晋升副教授的条件： 1、发表3篇sci或者ei论文。 2、每年10万元课题经费。 3、为本科生上一门课。 晋升教授的条件： 1、发表5篇sci论文或者ei论文。 2、每年20万元课题经费。 3、为本科生上一门课。 据说，这是量化的硬指标。从这些指标，我们可以推论： 1、教师的首要任务是做科研、写论文。 2、教学不能没有，你好歹也得上一门课。 3、只要上过课就可以了，上得好坏没关系。 老师都不笨，谁不会作这样的推论呢。 熊丙奇在美国，副教授以上教席就是终身教席（在由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和美国大学联合会共同发布的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职位原则的声明（1940年）中，终身职位被看做是保证学术自由、提供经济保障以吸引优秀人才从事教育职业的一种手段。见《美国教授终身制及其对中国高校教师任用制度改革的启示》，周文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5月。），是不是也存在如国内一样评上教授后就无所作为的现象？ 郑元芳当然也有，但是很少。在美国大学要做到副教授，一般要经历三道非常严格的筛选；做到教授，则有四道非常严格的筛选。严格的筛选确保了教授队伍里的人都有共同的思想：在大学里要做一个杰出的教授，既要教好书，又要做好研究。第一道筛选，是进学校的大门，一般学校有很严格的面试，只有优秀的应聘者才能被录用；第二道筛选，是进入学校工作三年以后，学校会对你进行整体评价，如果评价很差，就让你走人；第三道筛选，就是从助教到副教授，或者说获得终身教席的筛选，这是最严格的一道关，因为一旦过了这一关，学校就将给你终身席位，明确告诉你没有正当理由不得解雇你。学校在筛选时，会请校外权威的教授进行评价，一般只有在世界范围内的同年龄段里取得前几名的地位，才可能被最好的大学聘任。而要成为教授，还要面临又一道筛选。 熊丙奇国内大学现在的问题是，不可能用那么高的门槛要求前来应聘的人，因为学校的薪资待遇还不足以吸引最优秀的人来应聘。另一方面，已经成为教授的人，在过去并没有经历严格的筛选。 郑元芳解决这一问题，确实比较难，需要一步步走。我认为，对于年轻的应聘者，就要实行较高的薪资待遇，我会尽力在交大的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里这么做。今后，所有新进的人员都应该按照我所说的几道筛选程序来筛选，不能够对新进人员设立很低的标准，如果新进教师没有经过严格考核、筛选就进来了，又会造成新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教授队伍，我们也必须进行改造。国内很少有大学将教授称为终身教授的，从规章制度上说，教授是合同工，而实际上，基本上都是终身的。这种做法，其实很不好。对教授来说，他不会认为教授岗位有多么的珍贵，不像国外一流大学那样，获得终身教授席位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他会努力工作来珍惜自己的荣誉。但终身教授绝不应是一个教授最终追求的目的。拿我来说，给我十个终身教授席位，我也不会停止工作，我的追求是做最新的东西，做最好的我。我们每个教授都会这样，只要他对学术充满崇敬，对事业充满执著。 熊丙奇你具体打算怎样改造教授队伍？ 郑元芳我要具体分析每位教授的情况，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有的教授如果已经不具备创造知识的能力，那么我希望他能多承担一些教学工作，多上一些课，他们可以说是教学教授；还有的教授，他们具有知识创造的能力，但是以参加科研的目的被聘用的，这些教授可以作为科研教授；另外的一些教授，他们应该是责任教授，既承担教学工作，又承担科研任务。对于不同类型的教授，我们要建立不同的评估指标，并给予不同的薪酬待遇。对于教授而言，我们要通过科学的指标体系，引导他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他们擅长做、应该做的事情当中。 熊丙奇不知道你注意到这句话没有，“一流学生，二流教师，三流管理”，这句话是描绘高校师资队伍、管理队伍的。刚才你谈到了改造教授队伍的问题，实际上，很多人认为，大学应该首先改革行政干部队伍，提高管理水平，否则，再好的教授也发挥不了作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7节：遭遇严重的诚信危机 郑元芳高校管理有很深的学问，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它更具挑战性。国外大学的行政人员不多，但个个都是精英。大学应该有一支一流的管理干部队伍。在这方面，我们更应该加大改革的力度。 熊丙奇据说，你上任后，给应聘副院长的人提出要求，一周五天，每天在行政岗位上工作八小时，你只考核他把学院管理得怎么样，至于科研搞得如何，你不进行考核。 郑元芳大致如此。我没有限定每天一定要做八小时管理，只要他把管理工作做好了，利用一些时间搞科研，也是允许的。事实上，我还鼓励他搞一些科研。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我们不会考核他科研做得如何。我们会对每个岗位的职责进行科学与完整的描述，与岗位职责无关的业绩，不在我们考察的范围内。 熊丙奇面对这样的要求，应聘的人多吗？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些人把在学校里担任行政职务，作为获取更多资源的一条途径，你用什么办法来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 郑元芳应聘的人很多。用几年时间全心做管理，没有什么不好，这是一种宝贵的经历。你做得很好，今后可以做院长、副校长，甚至校长，成为教育管理专家，或者三年以后你可以重新去做教授。如果由于做副院长，影响了科研，这是你自己的事。归根到底，这是一种选择，你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至于资源的调配，拥有一定的行政岗位，肯定拥有一定的资源调配权，但是我们要有规定来避免可能的“利益冲突”，就是你绝对不能动用学院的资源来做自己的科研，利用自己的职权谋取自己的利益，无论通过怎样的形式都不行。我可以很自豪地告诉你，在美国担任十一年系主任期间，我没有花系里的一分钱用于我自己的课题研究。 作者补记我们的很多措施，显得很“人性化”，比如，对于身在管理位置的领导干部，要考虑他们今后从领导位置退下来的“退路”，因为他们可能因为繁忙的管理事务，而影响了自己的业务能力。这种周到的安排，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多吃多占”，突出“强势群体”，强调“特权利益”，而非公正平等的。谁又主动为普通老师设计过他们的出路和未来呢？ 原因16：遭遇严重的诚信危机 我们要用盲审的机制来保证博士生的质量。可事实是，博士生的质量并没有因为盲审而有丝毫提高。 博士和博导，成为今日大学校园中最倒霉的“群体”，老是成为大众茶余饭后嘲笑的对象。 今天做博士，不可谓不苦-- 成家立业的年龄，每个月只有可怜的300元左右的国家补贴。跟着老板做课题，跟对人了，一个月还有几百元收入，没跟对人，可能分文未得。要么跟家里讨钱（这个年龄有点羞人），要么只有去打工赚钱。 经济困境自然带来心理压力，早一点毕业出去工作，顺理成章地成为博士们努力的目标。可是，导师没有好的课题，做学问也不是想做就能做出来，三年博士学习，还包括一年必修课安排，剩下两年，要完成十万字的有价值的论文，要发表若干篇核心期刊或国际杂志论文，这种折磨，不把博士弄得目光呆滞才怪。 今天做博导，不可谓不窝囊-- 最大的窝囊，是不能拍胸脯“我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眼睁睁地看着学生的学位论文被送出去让别人把关，摆明了就是对你不信任。 其次的窝囊，是学生不领自己的情，带的学生多了，本以为桃李更快满天下，却发现没有一个感情是深的，还不如以前三年带两个强。而且，要求严格了，学生不能按期毕业，有的学生会觉得不通情理，而周围的眼光分明在说：“这家伙带学生的水平不行。” 还有的窝囊，是“博导”这个头衔，广受非议，可是自己必须守着这个头衔，于是即便没有课题经费也得硬着头皮招收学生，因为如果连续几年没有招生的话，不但自己的资格受到挑战，而且博士点的生存也会出问题。 对话观点： （美国）教授十分看重自己的学术声誉、学术道德，他们有很高的学术伦理标准，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而且这种约束力涉及的面很广。 在国外念博士，几乎没有自己出去打工挣钱的，一般都有资助，而且日子过得还不错。因为没有生存的压力，所以他们能集中精力做学术研究，完成导师布置的研究任务。 教师群体的道德水准，也可以说是社会道德水准的缩影，要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这是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对话人：郑元芳 熊丙奇关于教授的学术道德和学术声誉，我想先问你两个问题：美国大学授予博士学位时，要求把博士学位论文送给其他专家盲审吗？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会是怎样构成的？ 郑元芳美国大学不要求把博士学位论文送给其他专家盲审。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一般由三人组成，一个是导师自己，另外两个是导师和学生一起请的教授，个别教授也可以是从外校请来的。学校研究生院也会派一个人参加，但一般不作学术评价，只是对整个过程的公平、公正以及按规定高质量执行进行监督。要通过答辩，必须四人一致同意才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8节：博士生的质量 熊丙奇这能保证博士生的质量吗？会不会存在有人送人情将博士学位授予某个人的情况？ 郑元芳不能绝对排除这种情况。但是，我可以十分肯定地告诉你，这种情况很少会发生。虽然参加答辩的专家几乎都是熟人，但是他们会坚持用很高的标准来要求学生。有两方面因素决定了这一点。一是国外大学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成熟的系统，每个教授本身的质量以及对学术的要求都很高，他们都经历了强度很大、要求很高的研究过程，可以说，首先是教授的质量对研究生培养的质量有了一个基本保证，如果导师很差，很难想像，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会很高。二是教授十分看重自己的学术声誉、学术道德，他们有很高的学术伦理标准，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而且这种约束力涉及的面很广。在做学术研究时，他们往往十分追求工作的创意、文章的严谨，不但要求独创性，还追求高质量，研究工作深入细致，经得起重复性考验。在待人方面，他们可谓真正做到“对事不对人”，好朋友之间可以有不同甚至完全背离的观点，这不会影响友情，而对于没有友情的人，他会毫无保留地支持他赞同的观点。 熊丙奇如果博士生没有通过答辩获得学位，他会记恨导师吗？ 郑元芳在这种伦理道德氛围中，学生不会因为没有通过答辩而埋怨老师（当然也有个别特例），他只会反思自己哪里还做得不好。导师其实希望每个获得学位的学生都很强，取得相对比较显著的科研成果，得到社会认可，而不希望一个学生勉勉强强毕业，这其实对学生无益。正因为如此，有不少人在念博士时，就取得了十分优秀的成果，甚至博士论文最终获得诺贝尔奖的例子也不鲜见，《美丽心灵》的主人翁原形纳什，就是一个例子。 熊丙奇国内读博士很辛苦，面临很大的生活压力，所以学生都希望能早一点拿到学位。美国大学是不是也有不少博士生渴求早日拿到博士学位的情况？ 郑元芳在美国，拿博士学位，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一直在学校里念博士，七八年才拿到博士学位的，也不是不正常。在国外念博士，几乎没有自己出去打工挣钱的，一般都有资助，而且日子过得还不错。我认识一对中国夫妇，他们都在美国大学读博士，俩人一个月的奖学金有3500多美元，这足够过比较好的生活了。因为没有生存的压力，所以他们能集中精力做学术研究，完成导师布置的研究任务。 作者补记研究生必须在一流的研究氛围中才能得到成长。没有乐于奉献、勇于拼搏的一流学生，也就成就不了一流大学。杨福家院士在海南中国科学学术年会上讲到（《杨福家、杨振宁：我们要有怎样的一流大学？》，赵亚辉、贺广华，人民网，2004年11月22日。），世界上的一流大学，之所以称为一流，除了有大师外，最重要的是有一批从世界范围挑来的、风华正茂、思想敏锐的优秀博士生。他们在充满好奇与激情、充分发挥民主的欢乐集体中，沉醉于科学前沿的难题林海中，日夜奋斗。人类社会很多重要研究成果都是在科学家们年轻时获得的，比如说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为美国三位科学家所得：加州大学圣达巴勃拉分校的葛洛斯、加州理工学院的普利泽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威塞克。获奖的依据是1973年发表的两篇论文，其中一篇由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助理教授(相当于我国的讲师)的32岁的葛洛斯和他的博士生、22岁的威塞克所写，另一篇为当时在哈佛大学做研究生的24岁的普利泽所写。至今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最年轻的纪录保持者是英国的小布拉格，在1915年获奖时仅25岁，当时他是剑桥大学的学生。 熊丙奇相比之下，国内博士生确实要艰难得多。据了解，有的博士读书期间还在兼职打工。 郑元芳念博士期间去兼职打工，很难集中精力做高水平的研究。 熊丙奇对国内的高校，有一种比较分析，说的是内地的高校，学校周边的商业气氛不浓，社会提供的机会相对较少，因此校园里的学术气氛还稍微浓厚一些。而沿海一带的高校，处于市场经济的包围之中，校园越来越商业化。按理说，美国的商业气氛相当浓厚，机会也很多，那美国的大学怎样保证学术氛围呢？大学教授怎样抵挡诱惑呢？ 郑元芳我想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第一流大学对教授提出高标准的要求，你很难有时间去从事额外的兼职工作。二是教授的待遇本身就具有诱惑力。美国的4口之家，中等收入为5万多美金；而一个大学教授，哪怕就是一般的教授，他的收入大约也在7万美金到11万美金之间，换句话说，一个大学教授的收入可以养活8口之家，而且过的是中等生活。事实上，在美国，中等生活也是比较舒适的生活了。三是教授本人对工作有很高的追求，他们都希望自己在这一领域做到卓越，这是一种精神氛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9节：课堂学不到东西 熊丙奇很显然，国内教授的收入待遇难以与美国大学教授相比。这也被认为是难以保证教授队伍质量，让教授所有精力都投入教学科研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也有人指出，有生存才有发展，“仓廪实则知礼节”，目前大学资源还不充足，我们不可能向教授提出高标准，尤其是高的伦理标准。 郑元芳办教育确实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我所在的俄亥俄州立大学每年的总经费达到24亿美金，其中，约9亿美金来自学费和州政府的投入，其余的则来自教授的科研经费、学校向社会提供的服务收费，以及社会捐赠。从目前情况看，要大幅度提高国内教授的收入，让他们做到一个人的收入可以让4口之家过上像美国一样舒适的生活，还不现实。但国内大学教授的工资待遇正在不断提高并达到了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我认为现在的水平已具备了高的伦理标准的基础。 熊丙奇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由于工资待遇不高，有的教授可能会去兼职，而由于兼职，可能敷衍教学，培养研究生不认真，科研质量也不高。 郑元芳较高的收入以及较高的标准，应该是对等的。但是，从教授的角度看，作为社会精神的象征，不能因为收入不够高，而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甚至干出违背学术道德的事情。当然，教师群体的道德水准，也可以说是社会道德水准的缩影，要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这是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比如，同样是教育孩子懂得谦让，在美国，车子来了，大家不会一哄而上，会很自觉地维持秩序，可在事业上他们却十分强调竞争，在追求高水平的研究、发表高质量的文章、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上，可以说丝毫不让。但这种竞争不是无序的，有公平、合理的规则，大家都必须遵守这个游戏规则，而一旦违背游戏规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熊丙奇你在美国期间，遇到过多少学术道德问题？他们是怎么处理的？ 郑元芳学术道德问题，在美国很少发生。我听到的大概有两起，一起发生在一名学生身上，博士论文抄袭别人的著作；另一起发生在一个知名学者身上，有人检举这名知名学者在申请国家科学基金的研究计划中，抄袭了他人的点子。国家科学基金会审查属实后，作出的处罚是，十年之内不能申请该基金。对于一名科学家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严厉的处罚，几乎可以说已经将其踢出了学术圈。 原因17：课堂，学不到东西 年轻人是有一腔热血的，问题是，为什么这腔热血没有爆发出来呢？没有变成他们现在应该有的一个非常好的精神状态呢？这是我们教育上的问题。 四年前，刘西拉教授做过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80%的学生对大学教学不满意，觉得大学课程没有什么收获。 四年后，刘西拉教授在清华大学和**四年级比较好的学生中，再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仍然有2/3的学生对大学前三年的课不满意或者基本不满意。而且，这些参加调查的都是班上比较好的学生。 再过一个四年，如果再进行一次关于大学教学的学生调查，按照现在的趋势，我们能得到什么结果呢？ 有学生因此说：大学，对于没进的学生，是天堂；对于进入的学生，是地狱，在浑浑噩噩中消磨最美好的青春时光。 对话观点： 开放环境下的思想教育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不能灌输，而是要在比较中鉴别。 如果连课都不好好备，这样的老师就没有资格教学生。一个不称职的老师，还谈什么思想教育？老师连专业课都教不好，你怎么去以身作则？有些老师靠点名才能保证出勤率，如果你是这样的老师，我觉得你很可怜。 我觉得在各行各业包括公务员在内，中国的教师还是各种人群里面最优秀的团体之一，我们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老师，关键是要有好的制度，把他们的潜能发挥出来。 对话人：刘西拉、朱永新 熊丙奇你认为今天的大学生素养出现了哪些问题？ 刘西拉从大学生的状态来看，总的感觉是现在的学生讲物质的多了，讲精神层面的少了。具体来讲，我觉得精神的东西太少是指在奋斗的目标、追求的目标这些方面，高尚的东西太少了，物质的东西、短期的东西相对比较多，这似乎是一个总的趋势。但是，问题不是出在年轻一代，而是出在学校和我们教师身上。 熊丙奇大学生的素质与他们生长的氛围，与学校、社会有很大关系。 刘西拉我们的年轻一代，还是有一腔热血的，他们也热爱自己的祖国，也想为自己的事业奋斗，如果你直接接触学生，可以很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我举一个例子，我每年给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甚至给同济大学的一年级学生讲“土木工程概论”，这门课的最后一讲就是讲的素质。而素质的第一条，我说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讲这一条的时候，我曾经举过几个例子，讲到我的同学是怎么在西北奋斗了一辈子，也讲到我的学生从国外拿了博士学位回来以后，到现在还念念不忘他自己的家乡，甚至还希望可以到家乡去工作：“清华大学不缺副教授、教授，但是我们家乡缺我。”我讲这些例子的时候，一年级大学生，清华的、交大的、同济的有很多都掉了眼泪。就是说，年轻人是有一腔热血的，问题是，为什么这腔热血没有爆发出来呢？没有变成他们现在应该有的一个非常好的精神状态呢？我觉得这是我们教育上的问题。社会在进步过程中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影响。我们现在是开放的社会，教育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大学生的素养问题，不能责怪年轻一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0节：减少思想教育的痕迹 熊丙奇学生需要引导，可我们的老师并没有给他一个比较好的引导。你能不能对老师如何引导学生谈一些看法？我们的现状如何？我们的老师应该怎样为人师表？ 刘西拉对老师来讲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今天是否需要对学生加强思想教育？有没有这个意识？是加强思想教育，还是放任自流？不管你教什么课，所有的教师都要想想，你有没有这个观念。 熊丙奇这个问题很关键，提起思想教育，很多人首先会想到这是“两课”老师的事情。 刘西拉我不同意这些人的说法。这对“两课”老师来讲压力太大了。我们现在是在开放环境下进行思想教育。开放环境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个世界都摆在你的面前。开放环境下的思想教育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不能灌输，而是要在比较中鉴别。在开放环境中比较，在开放环境下鉴别。通过比较，找出我们现在要走什么道路，怎样规划自己的未来。如何在比较中鉴别，我们现在还不大熟悉。以为就是靠上课，就像过去一样，马克思主义是灌输进去的，我就拼命灌，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有的“两课”老师，认为现在这个只能靠灌输，这也值得研究。我跟同学讲“土木工程概论”，有人说你在做思想教育工作，可我从来没有讲这是思想教育，我讲“土木工程概论”，讲我的同学和我的学生，他们选择什么道路，我跟他们讲这个就可以了。我想，作为一名教师，你是不是有这方面意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你既然有了这个意识，就要寻找思想教育的载体。你必须要找一个载体，不要在那里空洞地讲理论。空洞地讲理论，很多学生不愿意听，我坐在那里也不愿意听。比如我讲“土木工程概论”，我要让一年级学生一进入这个领域，就知道他们从事的是什么事业，让他们知道这个事业对国家发展有多么重要的作用，他们今后将对国家和社会有哪些作为。这门课就是一个载体，这就是我寻找的载体。 熊丙奇这么说的话，我们现在很多专业课老师都有载体，因为他在给学生上课。可我们发现很多课现在学生不想上，他们认为上这个课没有用，认为上这种课是浪费时间。 刘西拉我曾经听过一个书记做报告，当时我是系主任，是从报告厅后面进去坐在学生中听这个报告的。我看到周围有不少同学在做课外作业，有的听着托福听力。书记在上面做报告，但是他们基本没有听。他们出席了，可是没有听。我回去跟这个书记建议，我说你这个报告还不如不做。我建议他可以租几部大客车，把这帮学生装到北京远郊，到张北地区，到贫困山区去看看那些缺碘的村庄。一个村里很多的痴呆症，你就带他们在村子里面走，不用说什么话，你带他们走一圈。回来再看看长城内外，当年抗战的地方，然后回到学校。一天工夫，你不用做任何报告，学生就可以谈出很多体会，这个不是很好吗？你做了半天报告，大家听着托福，做着课外作业来听你的报告，这个没有意思。所以，你要想办法改变一下，采取一个新的办法，让大家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可以得到很多收获。但是你自己首先要有这个意识，再去找到一个载体。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要减少思想教育的痕迹。我能体会同学们为什么不大喜欢今天谁来给我们做一个政治报告，或者一定要叫我们做什么。我们要减少这种做法。你不要老是以一种教育者的身份，摆出“我对你进行思想教育”的架势。我反过来问你，这些问题你是不是都搞清楚了？包括在市场经济下社会主义很重要的一些特点，你是不是都搞清楚了？为什么你就在那里以一个教育者的身份来教育别人？所以我想，可以减少这种方式。这样的话，就三句话：不管你教什么课，“加强思想教育的意识”；“寻找思想教育的载体”，你的课就是载体，你跟学生接触，你的为人就是载体；“减少思想教育的痕迹”。 熊丙奇这些道理似乎大家都懂。但是现在的老师实际上连对自己的专业课好好备课都有困难。你四年前有一个调查，说80%的学生觉得大学课程没有什么收获。如果老师连专业课都没有上好，你还要求他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 刘西拉如果连课都不好好备，这样的老师就没有资格教学生。一个不称职的老师，还谈什么思想教育？我最近在我们年级里比较好的学生中做过一个调查，大概仍然有2/3的学生对大学前三年的课不满意或者基本不满意。而且，这些参加调查的都是班上比较好的学生，如果包括比较差的学生，这个不满意率可能还要高。所以，比起前几年那个数字来讲，不满意率并没有降低多少，可能还是差不多。评价老师教得好不好，不是看那些官方的调查表，而要从学生中看他们直接的反映。我觉得教学质量没有明显的起色，问题仍然很严重。老师连专业课都教不好，你怎么去以身作则？有些老师靠点名才能保证出勤率，如果你是这样的老师，我觉得你很可怜--你的课都不能吸引学生坐到教室里，还要靠点名，强迫大家坐在教室里。我上课就不是这样的。我告诉同学们，你们必须交课外作业，必须参加我所有的考试，三次笔试、一次口试。如果你们能够做到以上要求，可以不听我的课。可是没有同学不听我的课。他们知道，如果不听，课外作业是做不了的，更无法参加考试。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1节：现代化教育 作者补记现在有一个时髦的词汇，叫“现代化教育”。什么是现代化教育？在很多人的认识中，就是现代化的教室，有多媒体教学设备，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在一次与学生的沟通中，很多学生一致提到，他们真想把教室里的电脑砸了，“老师上课就给我们放ppt，对着ppt念，而ppt就是书本内容的概要！以前上课，无论如何老师还要做一些公式推导，给我们一点思维的空间，现在，整个公式都放出来了，还要老师讲课干啥？”学生们更提到一个经典的场景：一次停电，电脑用不了，放不了ppt，老师居然不能上课--原来他根本就没有备课，ppt是从别的老师那里借来的。 熊丙奇我们不要把学生逃课、不爱学习的责任推到学生身上。 刘西拉最无能的教师才把这个责任推到学生身上。你怎么不把你的课讲得能把学生诱惑回来？你干什么去了？你在这方面动脑筋了没有？你整天怪学生，学生迟到，学生上课不好好听讲。学生上课迟到是什么原因？研究生班就是三十多个人的课，你上了两三堂课能不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来？如果你叫不出来，你就连学生都不了解。上课你敢不敢提问？学生好和不好你能分清楚吗？分不清楚你还算是一个合格的老师吗？ 熊丙奇谈学生素养的问题，最后还是回到了我们教育者身上来。 刘西拉去年我刚刚从香港回来时，一个学生对我讲，我们现在有的老师给全校研究生开课，一开课就吹自己怎样怎样。后来学生很快明白，这个老师整个在吹牛。所以听了一两节课以后，对不起，就不听了，许多同学就退课了。什么原因呢？学生知道他们没有学到东西，光听老师在给自己吹牛，给自己描绘。这个老师从本质上来讲，素质是比较低的，尽管这个老师有一些漂亮的头衔，但是学生还是不欢迎。我觉得教学效果好不好，很关键是看学生的反映。 熊丙奇你认为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让我们的教师重视教学，让我们的学校重视对学生的教育？ 刘西拉我认为一个真正有本事的学校，不应该随便批评学生，没有差劲的学生，只有差劲的学校。学生满意率比较低，反映出的问题是教育体制改革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首先是对教师的要求。我们现在有些老师从大学里拿了个博士学位，发表了几篇论文，就在工学院里教书，他连称职的工程师执照都还拿不到，却在这里教工程，怎么教？至少在我们土木工程系里教工程结构的老师，如果连国家注册结构工程师的执照都没有，怎么教？实践不过关。此外，理论过关了吗？计算能力方面呢？这是对老师知识上的要求。另外我们很多老师只会结构分析，不懂系统，不懂社会。在工学院只会数据分析，不懂系统工程和社会工程，这是不够的。工程要受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约束，你不懂社会行吗？ 熊丙奇我们安排一些老师给学生上课，却并没有真正看这个老师是不是合格，是不是优秀。老师不优秀，怎么可以让学生优秀？ 作者补记大学安排教师，其实没有选择的余地，高等教育的大扩招，使师资队伍严重短缺。好的教师，优秀的教师，首先被安排到研究生教育中，而且他们还被独立学院、民办学校聘去上课；留在本科教育中的教师，很少有优秀的、大师级的人物。教育质量下滑已是不争的事实。 刘西拉上讲台给大学生上课的老师，经过了什么样的测试？长期不能上讲台的教师，我们请来干什么？现在很大的问题是我们教师的能力结构和教学态度严重影响教学质量。拿应用学科来说，很多教师基本上是从课堂到课堂，然后马上再到课堂去教学生，没有实践经验。他们应该到企业、到应用的部门去，要参与实践，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实践知识就很难教给学生有用的东西。比如说教会计学的，应该在会计师事务所兼职或者是从事过一段时间的会计工作；如果是教法学的，应该到律师事务所兼职一段时间；教师范大学的教师，自己要到中学去上半年或一年课。 国内很多一流的大学，很多重要的位置并不是被很有本事、出类拔萃的人占领，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是本事一般的人，只是先来了，占了这个位置。这批人是不是应该更换成更符合于这个学校水平的人？我想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机制在哪里？机制现在并不明确。他们一样当教授、当博导，在那里坐着，有的还是行政负责人。你能把这个人拿掉？如果你没有机制拿掉，更有本事的人怎么能出现？怎么干？我们现在之所以人员更新得不够，主要原因是淘汰机制不健全。另外，有不少人大学毕业第一年就给学生上课了，而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过去，大学教师第一年当助教听课，第二年帮助导师批改作业，第三年才能上课。 <span id=p></span>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2节：人才培养的认识 作者补记在教学过程中，目前存在五大问题，一是“知识为本”的指导思想；二是“刚性”的教育模式；三是“繁、难、偏、旧”的教育内容；四是“单向灌输”的教学方法；五是“记忆考察”的考试方法。 熊丙奇另外，学校很多的政策是不导向老师走向课堂，不导向老师好好教育学生。 作者补记大学对人才培养的认识，可以从1999年扩招时的有关分析中得到。1999年扩招时，领导提出教室不够可以增加座位、增加使用时间，宿舍不够可以到外租借房子，图书资料不够可以凑合着用，可怎么就没有考虑过教师不够的问题？是不是他们认为一个教师给100个学生上课比一个教师给20个学生上课更具有规模效应？ 刘西拉大学在科研评估上有非常具体的指标。但是，在教学评估上的指标，或者说怎么来测算一个老师教得好不好，这方面的科学评价，应该说是还远远不够的，还没有很好的评估系统。而且，评价出结果以后，也没有给他们应得的好处。科研出了一篇文章很明确，给多少钱。但是热衷于教学的，在教学上投入很多的，学生反映很好的，怎么去评估他，奖励他？对领导来讲，他们不一定很勤政，因为论文的篇数是可以数的，在哪个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数完了就给钱。教学呢，教得好和不好，学生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你怎么分别好坏？这需要花功夫才能弄清楚。因此热衷教学的没有得到应得的好处。比如说考试，有一个我从清华请来的博士，他教课的时候，人家这门课考一次，他考三次，最后学生反映这门课是他们几年来觉得上得最好的一门课之一。是什么原因呢？同学说，这个老师考试多。这时系主任就去调查，说：“我从来没有听到学生说考试考得多的课反而是好的，都希望少考。”但同学们反映，多考了，知识掌握得牢固，这门课收获最大。要知道考三次和考一次，在批阅考卷的工作量上就是三倍之差。三倍工作量投下去，有没有报酬？没有报酬，完全是年轻教师自己付出。在这些方面，学校常常没有下工夫去甄别，也没有花工夫去发现哪些是在教学上投入多的教师。所以，补贴的钱就给了出论文的了，而教学上投入得多的不能得到好处，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这是教育体制上面的问题。 熊丙奇我曾听一位老教授说，有一位年轻老师，在选课说明会上公开对学生说，你选我的课，来不来上课我不管，学期结束包管大家全部通过。这居然获得了学生热烈的掌声，选课的学生很是踊跃。由于学校的教育问题，在大学里，没有多少学生真正有学习的兴趣，能把自己的兴趣和专业学习、就业结合起来的学生就更少了。 作者补记缴费上学的大学生，按理应该对大学教育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可以这样想，我是缴费上学的，把学费、生活费等折算到每节课中，上课没收获，就等于浪费了这一节课的钱。可是他们中有不少人并不这么想，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一张文凭，而不是接受教育的过程。缴了钱，拿到了文凭，然后就有用人单位认同，就是划算的。毕竟，我们还是一个学历重要性超过能力重要性的社会。 朱永新很多大学的年轻教师，自己的人生观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们也是一路高考走上来的，他们自己还没有形成人生观、价值观，要他们帮助大学生，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帮。我不赞成现在的辅导员制度，应该用导师制替代现在的辅导员制。我在大学做教务长做了五年，也认识很多辅导员，他们中很多人，自己的思想问题都没有解决，怎么解决人家的思想问题呢？我主张用导师制来强化导师的个人责任。所有的教授和副教授，你必须对学生的人生成长负责，要和学生讨论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他们正确地看待问题，引导他们正确对待生活中的挫折，教他们怎么做人。 熊丙奇这很有道理，可是能实现吗？怎么操作？ 作者补记即使实行导师制，也不一定能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就拿目前实行导师制的研究生教育来说，现在一个导师带的学生太多了，而且，越是有点社会知名度的老师，报考的学生越多，他本人的社会活动也越多，根本就没有时间与学生交流。有的学生半年见不到一次导师，有的老师估计连自己带的学生的名字都叫不出。再说，老师怎么负责学生成长？成长的标准是什么？最后可能演变成发表多少国际论文、申请了多少项专利这类“物质标准”。这样的话，导师与学生之间，还是“授业关系”，没有传道，也没有解惑。另外，现在的大学教师队伍，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很多老师根本就没有教书育人的经历与经验，不懂教育学，也不懂教育法。以前还可以跟着老教师当一段时间助教，现在是博士毕业直接走上讲台；以前还有教研室一起讨论、集体备课，研究教学方法，现在上课的老师都成了个体户。学位高的不一定就上得好课，科研好的不一定就教学好，教学有它自身的规律，这方面大学很不重视。 <span id=p></span>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3节：说谎的教育者 朱永新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现在报考师范的，以及留在大学里当教师的并不是最优秀的。我以前开玩笑说三流的学生报师范，有门路的都不做教师了，剩下来的没有关系的、没有门路的再去做教师。我提出过一个建议，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应该担负起培养教师的职能，在这些学校，应该鼓励学生在校考取教师证书；同时要建立一整套的办法吸引最好的学生来到师范。我还建议，要恢复一些重点大学师范学生的免费教育制度，或者说做教师若干年以后，免还你的助学贷款。最优秀的学生在学校贷款，你只要到农村做教师，比如说做六年，你的贷款就可以全部抵免了，有一些国家有这样的办法。新中国成立前，也有很贫困的学生，但是很有才华，这样的人读师范，以后做教师，培养教育下一代，效果不错，我觉得要鼓励这样的模式。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制度，来最大程度地发挥教师的创造性和才华？我觉得，在各行各业中，包括公务员在内，中国的教师还是各种人群里面最优秀的团体之一，我们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老师，关键是要有好的制度，把他们的潜能发挥出来。 原因18：说谎的教育者 如果一个教人如何做人的老师，本身在人文素质方面就有缺陷，他进行教育时就会自相矛盾，不可能把人教育好。 4岁的明明在幼儿园，饭没吃完，老师把他叫过去，教育他一定要把饭吃完，并减去他的一个小红星。 5岁的明明在幼儿园，饭吃不下去，他悄悄地将碗里的饭倒进垃圾桶里，老师检查小朋友的碗时，表扬他吃得干干净净。 8岁的明明，在语文课堂上，学习了列宁打破花瓶告诉妈妈的故事。老师告诉同学们，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 9岁的明明，在音乐课上，学习了一首新歌。下课时，音乐老师对大家说，下节课我们还学这首歌，有叔叔阿姨来看我们上课，他们要是问你们，你们要回答，这首歌是第一次学。记住了吗？ 10岁的明明，戴着红领巾，要参加市里一次少先队活动，事先告诉他有发言任务。回到家里，全家兴奋，爸爸妈妈亲自动手撰写文章，从办公室借来报纸，引用领导人对孩子们的殷切期望。很多话明明读不懂，妈妈说，你只管大声读出来就行了，叔叔阿姨肯定很喜欢你的。 …… 对话观点： 教授如果只有知识，但是他待人接物不能为别人着想，也没有奉献精神，能说他有文化吗？ 今天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个事实，就是整个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诚信危机，我相信所有有点头脑的中国人，都会承认这个问题。 我们很多从事人文教育的人文学者本身也缺乏人文关怀。他们为了谋生，或者说为了一个饭碗，从事了人文教育工作，但是他们本身有可能并不具备从事这项工作所需要的素养。 对话人：刘西拉、徐岱 熊丙奇现在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很令人担忧，最普遍的现象是大学生中不文明现象很多，没有公德意识、破坏公物、随地吐痰、乱穿马路等现象比比皆是。另外，近年来，大学生犯罪问题也日益增多，故意杀人、诈骗、偷盗、性犯罪（《检察官诊断大学生犯罪三大类型》，《法制晚报》，2004年11月18日。）等等，你怎么看这类问题？ 刘西拉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就是认为只要知识水平高了，就有文化，就有道德了，其实不然。知识只是整个精神文明中的一部分，精神文明里面还有很多重要的部分，如文化道德。所以，当时清华大学要搞绿色校园，我就提出，清华大学在变成绿色校园之前，首先要变化成一个有文化氛围的校园。文化不等于知识，知识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有的博士生取自行车，自行车一排排停在那里，他把自己的车一拿，把别人车都碰倒了，他骑车就走。应该说，这个博士生可能很有知识，但是他没有文化。清华有很多老工人，在帮我们教师住宅搞水管维修。只要你打个电话叫他维修，他就来了。大热天的，赶到了就给你修，人钻到水管下面，完了连水都不喝，只要求你签个字，他就完成了，还要去修下一个。你会感到这个工人修养很高，但是他不一定有多高的知识水平。我们不要把知识和文化混在一起。我曾经讲过，教授就一定有文化吗？教授如果只有知识，但是他待人接物不能为别人着想，也没有奉献精神，能说他有文化吗？不能一概说大学教授都是有文化的，我们还要具体分析。现在大学校园里常常可以看到西装革履却随地吐痰的人，我们校园就有。我几次想停下来告诉他，你这样是没有文化的表现。 熊丙奇大学生中的不文明现象，不是他成为大学生之后才有的，而是以前就有了。所以，有很多人说，加强大学生文明修养教育，是在补以前中小学的课。 <span id=p></span>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4节：一些诚信问题 刘西拉我们的道德、文化的教育从小学、中学开始，都有待于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道德传统有很悠久的历史，“文化大革命”把我们整个传统的东西割断了，把教育链接割断了。要重新建立起这个系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在割断的十年当中，又已经培养了一批人才，现在这批人才都在岗位上，他们接触到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东西相对比较少，他们现在又要教育下一代，因此他们自己就要补课。应该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破坏的后果，这是需要我们一代人、两代人去补上的。 我觉得我们小学、中学有关如何做人的教育不够，不但不够，甚至学校还在弄一些不好的东西影响学生。为什么现在学生作弊比较多？我读书的时候，周围的同学你就是打死他，他都不作弊。现在不作弊，好像觉得吃亏了。在我国南方有一所很著名的小学，我遇到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因为两天以后有人要来检查这个小学的音乐教育，因此学校就给这帮学生先上课，先教他们一段时间，把一首新歌教得基本会唱。然后就告诉学生说，等代表团来检查的时候，人家要问你，你就说是第一次学唱。实际上学生预先学过了。小学生就不懂，回去就跟妈妈讲，这个不是在弄虚作假吗？这种事情，请问一下，各个中学小学里面有没有？我看不是极个别的现象。这种做假现象，在儿童的心灵里造成的摧残有多严重！小学校长和教师，为了你们自己出名，可以完全不在乎道德准则，可以任意损坏儿童的心灵。请问：你是什么教师？你是什么校长？你应不应该下台？ 熊丙奇这种孩子到了大学的时候，他也会做假的，会以此为荣，不会以此为耻的。诚信问题，在大学生中很严重。 徐岱如果没有诚信就没有人文，说到底人文教育最普遍的、最朴实的体现首先是诚信。真正的人文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人变得有诚信，这是所有人生活都必须依靠的东西，没有诚信，公司办不起来，合作谈不上，所有一切都会崩溃。 熊丙奇现在从大学生，到大学教师，到大学管理者，都出现了一些诚信问题。 徐岱前段时间我看过一篇报道，说一个家长的苦恼，他的孩子很不诚实，学校部门解释说现在社会都这样。 熊丙奇有的学生甚至认为，如果在大学里不学得狡猾一点，虚伪一点，就很难适应这个社会。你上课讲的与社会的现实是脱节的，甚至有父母对孩子说，书上写的你怎么也不能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徐岱这个讲得非常对，我说的“对”是说这是一个事实。学校是一个小社会，我们在大学工作，本来大学与社会相比相对单纯，可现在即便是单纯一点的校园，也不单纯了。这很悲哀，今天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个事实，就是整个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诚信危机，我相信所有有点头脑的中国人，都会承认这个问题。当代文化有一个共同的约定或者默契，就是我们心照不宣地认为诚信不是问题，说假话不是问题。而我们的教育并没有落实诚信教育这个问题。 熊丙奇老师诚信出了问题，他怎样教育学生有这样的人文思想？ 徐岱我们很多从事人文教育的人文学者本身也缺乏人文关怀。他们为了谋生，或者说为了一个饭碗，从事了人文教育工作，但是他们本身有可能并不具备从事这项工作所需要的素养。人文教育与一般的科技教育不一样，对于一个理工科学者，可能更强调他的专业素养，如果专业素养不好的话，同样会对学生有杀伤力。可是对人文学者来说，除了专业素养外，由于他本身是教育人如何做人的，如果一个教人如何做人的老师，本身在人文素质方面有缺陷，他进行教育时就会自相矛盾，不可能把人教育好。现在很多人文学者在各方面都有缺陷，这对我们的人文教育有非常大的影响。 熊丙奇教育是整个社会的根基，如果你教育出来的人不诚信，就会助长整个社会不诚信风气的蔓延。可社会风气如此，教育怎么办？要把大学人文教育、大学生诚信教育责任全部推给大学也很难，大学怎么办？ 徐岱当整个社会按照一种“不诚信”的游戏规则来运行时，大学要像孤岛一样坚持诚信，的确非常荒诞和困难。那怎么办？我觉得，即便大环境不利，我们还是要坚持人文教育，坚持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 熊丙奇能有实际效果吗？有的老师他可能在课堂上要教育大家讲诚信，可自己本身就不诚信。他怎么讲诚信的理论？ 徐岱所以对人文学科老师来讲，自己必须比其他学科老师更强调对诚信的要求。我这里能说的，只能是我自己要注意诚信，从自我做起。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则要靠整个体制的改革以及法律的制约。 <span id=p></span>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5节：杀鸡给猴看 熊丙奇在这样的风气下，要求自律可能是唯一的办法。可是，这很难，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严格自律的话也不可能有这样的风气。 徐岱我们每个人要从个人做起。爱因斯坦有一句话，我看了以后非常震动。爱因斯坦晚年时，有人问他，你后半生花了很大精力推动一种朴实的人文理想，致力于和平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你认为这个理想可以实现吗？我记得爱因斯坦肯定地回答了两个字：“不能。”问的人就很奇怪，那你为什么这样做？还要做吗？爱因斯坦又回答了两个字：“必须。”也就是说即便有些东西，比如我们心目中最合理的、最完美的设想，哪怕百分之百做不到，我们也必须去做。我理解爱因斯坦的话，人类至高无上的理想，不能因为难以做到就不去做，因为历史是由我们共同创造的。 原因19：“杀鸡给猴看”的管理模式 一个精神，一个意识，一个思想方法，一个作风，这四点，不用上课，平常自己注意点都可以做到。 2005年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一个进步，那就是取消了与目前国家基本法律不一致的特殊规定，如原《规定》中“在校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理退学手续的学生，做退学处理”的规定。学生能否结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执行，而且，教育部学生司负责人指出，新《规定》体现了更加“以人为本”的精神，比如取消“学生在保留入学资格、保留学籍、休学期间，不得报考其他高校”的规定；改写“精神病、癫痫病须退学”为“患有疾病无法继续在校学习的应予退学”，开除学籍“不发学历证明”改为“发给学习证明”，等等。(《新〈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变化》，吕诺、张宗堂，新华社，2005年3月29日。) 部门的法，可与国家基本法律不一致，现在千呼万唤一致了，自然是进步，而不一致呢，大家也奈何不得。部门的法可以如此，学校的“土法”，当然也可与主管部门的法、国家基本法律不一致，而且也让你“奈何不得”，这叫“家规”。2005年，就有高校在宿舍里抓住一位留宿女朋友的学生，按校规论处，学校坚持勒令这名学生退学。学生自是有错，此风不可长，但至于因为这种行为而剥夺他受教育的权利吗？他没有违法，甚至也谈不上道德问题，因为他已经成人，是与自己的恋人在一起，只不过没有条件到校外租借房屋。 学校也许是想杀鸡给猴看，但学生既不是“鸡”，也不是“猴”，而是活生生的人。而且，对学生来说，所有的惩戒，目的在于教育他，帮助他，而不是继续伤害他，把他往绝路上逼。不要动不动就用开除的手段，动不动就用张榜告示的方法。 对话观点： 现在家庭生活条件好的和差的差距很大，我们要考虑生活差的那些学生，他们具有什么心理状态。 有些教师当众把自己的学生说得一无是处，我可以说这种教师是没有素质的教师。 年轻人要忍得起清贫。年轻人不吃苦，将来没有出息。 对话人：刘西拉 熊丙奇学生干部的问题(①《暗箱操作给学生干部评选抹黑》，陈勤，《21世纪人才报--大学周刊》，2003年11月10日。)，近年来也广受关注，现在很多学生干部表现出一种官场的感觉，大学生中很多不好的事情都是他们带头做的，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作者补记当学生干部，对大学生来说，核心价值在于在为同学服务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表达、沟通、组织、管理以及协调能力。而如今的学生干部，被作为是一种在校园中体验众星捧月感受的极好资源，一条获得辅导员老师青睐并由此得到各种机会和好处的捷径，一个通向未来理想工作的重要砝码。于是，选举中的拉票、贿选；当选后的趾高气扬，拉帮结派；在工作中的虚伪做作、溜须拍马，很是让同学们看不惯。在一些大学里，聚众闹事的，往往不是一些“差生”，就是那群摆谱的学生干部。 刘西拉选择学生干部非常重要，干部选好了，辅导员、班主任的工作会很轻松，学生工作会非常好地开展。选不好，将变成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选干部要非常仔细，非常慎重，其中民意是第一位的。千万不要一上来就决定谁当干部，尤其不要去代替民意。我们过去搞过“四清”，工作队一进村，一些人会贴着工作队、会拍马，我们叫那种人是“勇敢分子”，特别要小心“勇敢分子”，他们将来不一定是好干部。有些老贫农，在墙底下蹲着，看你“四清”工作队进村，很长时间不说话，他们看你可靠了才把真实情况告诉你。这些人将来反而非常好。选干部一定要按民意，不要仓促决定，这是我在当系主任时再三告诫自己和大家的。 熊丙奇在不少学校，当学生干部在综合测评时是要加分的，而且当学生干部在就业时也能增添光彩的一笔。所以有的学生想办法找老师拍马，或在学生中拉选票，希望当学生干部。可当了学生干部并没有为学生服务。 <span id=p></span>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6节：永远不败的研究 刘西拉抓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老师，你在干什么？你是不是对这种行为有抵制？你如果不抵制，我就怀疑你本人就是这样的人。如果真正为了学生，你就要多花时间好好考察一下，不用着急，这又不是搞运动。 熊丙奇现在有的学校把欠费的学生姓名公布出来，你觉得这种做法对吗？ 刘西拉现在家庭生活条件好的和差的差距很大，我们要考虑生活差的那些学生，他们具有什么心理状态。他们有很多难处。我们要给他们机会，不要增加他们的精神负担。他应该按时交钱，可没有钱怎么办？我们应该给他们创造借钱读书的条件，我今天欠你的，明天会想办法还你。如果借钱不还，那就不可信了。如果他借钱出国了，按照国际惯例，银行可以追到那里，他到哪里，你欠款单可以跟过去。他的老板一看欠款，这个人不可信，没有单位会用他的。教育者要保护这些贫困学生。年轻人并不是希望人们看到他弱的方面，他希望大家看到他强的方面。我跟我的研究生谈话时，批评起来是很激烈的，厉害到可以拍桌子，但有一个原则是不能有第三者在场。如果有第三者在场，他听到的一定是我对这个学生的夸奖。作为老师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你很生气，他都忍，但是你不要当着第三者的面批评他，当着第三者你最好是鼓励他，说他有什么优点。有些教师当众把自己的学生说得一无是处，我可以说这种教师是没有素质的教师。像有一些领导，喜欢向上级报告，说自己下属捣乱。那你是窝囊废，你不是窝囊废，就把问题解决了，何必报告上级？ 熊丙奇对于教师的素质，学生往往无能为力，在今天这种环境里，我们的大学生怎样才能提高自身的修养？ 刘西拉有四条要求。第一条，要讲点精神，什么精神呢？爱国主义精神。第二条，要有很强的意识，就是竞争的意识。改革开放了，如果你还不会竞争，还等上级给你东西，你就没法跟上形势。第三条，要学会唯物辩证法，看问题要从两个方面，要发展地看问题。对任何强手都要学会分析，他有强的一面，也有弱的一面。现在老说西方好，我常常跟美国人讲，我说你们要负责地给中国介绍点你们在工业化过程中吃亏的教训，比如说发展小汽车，你不讲这个，专门讲小汽车怎么好，中国13亿人都能开小汽车吗？第四条，要有一种作风，这个作风是什么呢？是踏实苦干的作风。现在来讲，年轻人要忍得起清贫。年轻人不吃苦，将来没有出息。我跟我的副教授到济南去开会，可以睡软卧，但我们就是硬卧去的。我们两个可以租一个房间，就不要两个房间。为什么呢？我的学生、我的助手都习惯这样了。我们现在可以清贫一点，不是我付不起这个钱。有了这个作风，将来你就知道，在学术上的要求要高，但是生活上的要求可以低。生活上要求低，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你永远贴近13亿人的大多数，这能使你头脑随时都保持清醒。一个精神，一个意识，一个思想方法，一个作风，这四点，不用上课，平常自己注意点都可以做到。 作者补记《新京报》2005年5月20日一则报道(《惊讶：1/3大学生曾有轻生念头》，郭少峰，《新京报》，2005年5月20日。)说，北京联合大学信息学院02级学生程小龙和同学刘艳在老师的指导下，用了两个星期设计问卷，在北京联合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发放了200张问卷，最终收回189份。在有效问卷中，有近1/3的被调查者曾有过自杀念头。对自己的研究结果，连程小龙也很吃惊。而从具体的大学生自杀数据看，近年来也明显增多，某市仅2005年上半年就有22名大学生自杀。大学生为何会有自杀的念头，并最终选择自杀？原因很多，或因感情受挫，或因学业失败，或因压力过大，或因悲观厌世……对此，学校、家庭、学生以及社会均有责任。 原因20：永远不败的研究 虽然说科学容许失败，但是基金允许你科学失败吗？ 对话观点： 在参加基金评审的过程中，我学到很多，而最重要的是“诚实”。 基金项目的设计本身都是“短平快”的，所谓为现实服务；要么就盲目赶超世界先进，这是很不现实的。 科学上的贡献，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有的可能一篇文章就够了，但是这就不一定符合基金的要求。 对话人：郑元芳、葛剑雄 熊丙奇谈到国家基金，我想问问美国是怎样操作以保证它的公平、公正，并对科学研究起到实际推动作用的？在国内，一个人的身份，他过去取得的学术成绩，往往会在申请科学基金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也被学术界广泛指责。 郑元芳在美国，一个学者过去的成就，可以让人们感受到他有能力完成科研任务，但对于新提出的课题，这只是一个参照因素，并不能起决定作用。专家首先会对课题本身的创新性、突破性和计划性进行审核，这是最关键的，如果对这些关键因素评价不高，根本不可能考虑立项。只有当这些因素评价过关后，专家才可能参考他以前曾经做出的成就，进行综合评判。如果一个人从未做出过好的成果，但是他提出的课题很突出，也同样会得到批准和支持。 <span id=p></span>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7节：科学容许失败 熊丙奇怎样确保专家们能执行这样的评估体系？ 郑元芳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部门负责人要负责挑选参加评价的专家，他要对专家的公平和公正负责。通常，评价专家是来自大学的教授，只要看看他们从事科学活动一贯的历史，以及在与他们工作的一段短时间里，就可以观察出他是否有很高的学术造诣，是否能做到公平和公正。参加评价的教授本身的学术水平，办事的公平、公正，对高水平学术研究的开展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这些教授不知道什么是国际最高水平，什么是创造性理念，或者说即使他们能辨别，却不敢认真地执行，对科研活动都将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熊丙奇你本人在美国参加过很多基金项目的评审，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郑元芳在参加基金评审的过程中，我学到很多，而最重要的是“诚实”。每一个学者在评价基金项目时都非常认真，他不会因为你的种族、原来来自何处或是何性别，而带有任何偏见，他只会考虑与学术有关的因素，与学术无关的因素在学术评价过程中绝对不是一个影响因素。有不少中国留学生之所以能在美国取得出类拔萃的成绩，成为杰出的学者，与这种评价体系有十分重要的关系。 熊丙奇你认为目前国内大学的科学研究在管理和运作上是否科学？ 葛剑雄我们的管理模式是比较落后的，科研基金多年来一直在增加，但是很多基金没有用在刀刃上。一方面，整个评审过程并不是很公正，或者是表面上程序公正，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公正，不透明、不公开。另一方面，有些人钱很少，可有些人却非常浪费，我甚至碰到过有些人在商量这么多钱怎么花，他用不了那么多钱。更大的问题是，花了这么多钱，并不一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成果。基金项目的设计本身都是“短平快”的，所谓为现实服务；要么就盲目赶超世界先进，这是很不现实的。比如我们人文科学方面，有些成果三年之内是做不出来的，谁都知道做不出来，但是最多只给你三年时间，甚至最好就是一年两年，这怎么可能呢？ 作者补记你把故事讲得动听了，科研课题到手，项目评审通过，荣誉揽入怀中……所以你要有编动听故事、讲动听故事的能力。有经验的课题申报高手会这样告诉你：这一切只不过是“show”。你“show”好了，领导、课题组织者、评审专家都高兴，他们再把你的“show”给更高领导和自己的主管“show”。在大学校园里，老师们，甚至校长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请来专家指点，对项目申报、评审、报奖进行若干次答辩彩排，那是太正常不过了。这不仅在科研领域，在其他任何一个领域，法则都是一致的：让领导听得高兴，看得高兴。所以，你是不是有把死的说成活的的口才，有没有把3元说成1000元的胆略，有没有3年填补世界空白的勇气，对于你在大学这个“秀场”能否当好一个演员获得头牌至关重要。否则，你只能是龙套，甚至连龙套的角色也轮不到。 熊丙奇目前很多基金项目的设计，是否有基金的管理者自己设置了这个题目让研究者来做，而这个题目不是真正产生于科学研究本身的情况？ 葛剑雄这倒也未必，很多题目也是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后提出来的。关键是指导思想，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让我提，我怎么敢提一个长期研究或者我把握还不是很大的项目呢？虽然说科学容许失败，但是基金允许你科学失败吗？ 作者补记也许由于主管领导绝大多数是工科出身，而且他们拥有丰富的、成功的运行工程项目的经验，目前，以工程的思路、工程师的思路来开展学术研究的情况，十分盛行。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学校，各类“学术计划”纷纷出台。他们认为，搞学术就像盖房子、修大坝、制造机器一样简单，只要有了材料、有了设备和技术、有了人工，就能依照计划按部就班地施工，甚至能准确到哪一天完工。于是，对学术的要求也是一样，“给了你钱，给了你设备，给了你条件，你当然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交出东西来，否则，你干吗吃学术这碗饭，还没有我们工程师有能耐？”这实在是十分荒谬的。有的基础研究，凑巧了，灵感闪现，明天可能就出来了；不巧的话，可能十年也没有多大进展。 熊丙奇为什么不敢提呢？ 葛剑雄一个是总体规定已经定下来了，比较强调现实性；另外，一般都是规定三年，三年怎么做得出来呢？还有就是这种基金到时候要求一定要交多少东西。实际上，科学上的贡献，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有的可能一篇文章就够了，但是这就不一定符合基金的要求。所以我一直主张，我跟学校也提过建议，我说我们社会科学基金应该采用贷款制，你这个项目提出来，学校认为有意义就立项，钱你自己解决，如果需要的话你先贷款，将来项目完成了交上来，符合要求的钱就都给你，不符合要求的，对不起，你自己消化。 <span id=p></span>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8节：中国教授的收入 熊丙奇你觉得这种贷款制实现的可能性大不大？ 葛剑雄有什么不可能？不能在全国实行，在一个学校总可以实行，这有什么不对呢？比如说一个项目报出来需要5万元，学校先贷5万元给你，如果你虚报，你逃不掉，将来我要扣你工资的。现在我们的钱花下去最后的收效是什么呢？有的根本收不到成果，有的收到了效果，但跟原来已经不符合了。我采取这个办法也不影响你，你可以先立项。 熊丙奇问题是，一个学校这样试点，其他学校不这样试点，这样很可能留不住人才了。人才逃到不试点的地方去了。 葛剑雄之所以很多规范没办法实行，就是因为大家都盲目地要做大，有的院士、名教授重复聘用，有的人得罪不得，才造成现在这种局面。如果大家都这么做了，都有很好的规范，那就不至于如此。 熊丙奇但是我觉得学校很难下决心，担心一下决心人就走了，大学科研就搞不上去了。 葛剑雄有的人还与我辩论，西方的大学不也是这样的吗？我说如果是这样，他们也有很多制约条款。我们现在在其他很多国家申请项目，他们的评估机制是很严格的，要经过很多手续。另外他们的审计也是很严格的，经费使用到底是否合理，要全过程实行监督。还有他们的纳税制度也很严格，哪些不要纳税，哪些需要纳税，都有严格的规定。更主要的是，整个过程尽量做到公平公开。公开就比较好办了，比如我这个设计花了多少钱，人家的设计花了多少钱，这样的话，公平、公正就显现出来了。 原因21：学术成为赚钱的绝妙载体 (在美国)校长、院长承担的一项重大任务，是筹集办学经费。因为一个学校学院的发展，需要很多资金。 中国教授的收入究竟有多少？ 有人说，富的教授可谓富得冒油，财源滚滚，基本工资、岗位津贴、课题提成、论文奖励、社会兼职以及评审费、讲座劳务费等等，各项汇总在一起，可达几百万之巨。需特别注意的是，不要小看了评审费和讲座劳务费，出场担任专家或顾问，现在的行情是5000元；有的讲座和报告，两个小时可能高达几万元。是“知识就是财富”，还是变相“行贿”，或者是相互“洗钱”，随你怎么想。有一点可以补充，一般有这样出场待遇的教授，大多是带“长”的。 有人说，穷的教授连家都养不起，除了学校给的那点工资，没有任何收入。而学校的几万元钱，在今天能派什么用场呢？为此，他们不得不到社会上谋其他的职业，连高考复习班的课也揽下，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机会和关系接到课题，也不可能有企业大方地出资邀请他们讲课，就只有卖一点苦力了。 同一个大学的教授，会有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这也成了中国大学的风景。其原因正在于合理制度的缺位。大学里的一些制度，正促使一些人利用学校的资源率先成为富翁教授。 对话观点： 规则要堵住漏洞，在于本身的合理性、透明性。所有的规则事先要全部公开，然后按照规则办事，就不会出大问题。(在美国)校长、院长承担的一项重大任务，是筹集办学经费。因为一个学校、学院的发展，需要很多资金。 还有很多项目我们内行人看了，说得不好听一点，都是骗人的。这么大把大把地把纳税人的钱拿到自己口袋里，于心何忍呢？ 甚至有些院士、名流，一个项目就挂一个名，因为没有他就申请不到基金。项目一到手，一提成，经费的一大块就被拿走了，事情全部交给下面做，成果出来了，到时候又是他的名字。这种风气叫什么呢？这已经超过学风不正了，我认为这是。 对话人：郑元芳、葛剑雄 熊丙奇在美国，当一个基金项目获批准后，国家基金会严格监控资金的使用情况吗？ 郑元芳当然会，因为你在提出方案时，计划说明书上很清楚地说明了资金的使用情况，基金会有责任监督你使用这些经费。这些监督通常是通过学校来执行，偶尔也由政府派人进行审计。 熊丙奇是不是像国内一样，要求管理费、劳务费不超过多少比例，必须用多少基金买设备等等？ 郑元芳不是。美国的基金经费有80%以上用于人头开支，包括研究生的工资以及教授本人的工资。 熊丙奇教授的工资要从基金里支付？ 郑元芳美国大学只付教师9个月工资。其他3个月，你可以给自己开工资。但最多也就是12个月。更多的开支，是支付给研究生，以及请来的访问学者，这可以凝聚一批人来从事研究。 熊丙奇会不会出现教授给自己开很高工资的情况？或者说，教授给研究生开比较高的工资，然后叫研究生把其中一部分再交给教授？ 郑元芳教授的工资是由学校确定的，他本人不可以随便给自己开很高的工资。有的教授经费很多，科研工作很忙，他可以向学校提出其他9个月的工资也由自己开，不要学校支付，同时希望学校减轻自己的教学任务，学校是允许的。至于通过研究生来“赚钱”，从理论上说，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由于是用支票支付以及税收等问题，操作起来很困难。而且，这是犯法的事，突破了道德最低防线，一个有较高道德水准要求的教授，是不可能做这种事的。 <span id=p></span>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9节：搞科研提成 熊丙奇事实上，国内限制基金劳务费用开支比例的要求，某种程度说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另外，国内高校中，有的教师科研任务重或者社会兼职很忙，难以顾及学校的课，有时会随时调整课程，甚至还会请人上课。 作者补记国内关于基金使用的规定，不可谓不严，不可谓不细。可是，基金没有用到科研项目上，造成极大的浪费，却是公认的事实。原因就在于很多负责人可以用变通的手段，将科研经费转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比如，关于设备费用，他会以此为依托，买车、买房；关于资料费用，他会把自己家里的水、电、煤气开销，也开出办公文具发票来报销；关于管理、会议费用，他会收集一大堆车船票来冲账；关于劳务费用，则是项目一到手，马上就提走。研究者很多的精力，不是用在研究上，而是用在如何折腾经费上。 郑元芳规则要堵住漏洞，在于本身的合理性、透明性。所有的规则事先要全部公开，然后按照规则办事，就不会出大问题。学校不允许教师私下把课程转给其他教师上，这是规则，因为每个教师有不同特长，上某门课程需要有特殊的专业知识，一旦确定任务，就应该切实执行。不执行，就是违背规则，也不利于学生学习。你没有时间上课，知道自己接下任务肯定完不成时，那么你可以事先告诉学校，并主动提出减少自己的报酬，学校可以拿这笔钱去找其他合格的教师上课，这也是规则。 熊丙奇在美国，对于教授，学校是不是也有科研经费指标？完不成科研指标，是不是直接影响工资收入？ 郑元芳没有经费指标。学校对教授的考核，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一般情况下，采取综合打分评价，得到高于平均水平、达到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等不同评价结果。评价结果不会影响当年的收入，却会影响到第二年收入的增加幅度。美国大学教授的薪酬待遇只做加法不做减法，但是，如果你的薪酬不增加或者增加很少，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可能实际生活条件会变差，这也是压力。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待遇没有减少，你却会感到自己没有做到最好，落后于其他教授了。 熊丙奇教授没有经费压力，是不是把经费压力转给院长或者学校了？院长、校长的任务是筹集资金，而教授们则安心科研？ 郑元芳校长、院长承担的一项重大任务，是筹集办学经费。因为一个学校、学院的发展，需要很多资金。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教师的薪酬。另外，学校和学院通常还会留有一笔资金，这笔资金是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而设立的，主要用于两方面，一是对新进的教授提供一笔启动资金，二是投资在新的学科领域用于拓展。在获得启动资金后，学院将不会再向教授提供任何科研资金，他需要自己在学科领域内拓展。他进行科研的经费，包括培养研究生、博士生的费用，基本上全要他自己通过申请科研基金来筹集。所以教授有研究经费的压力。一般而言，一个优秀的教授要筹集经费并不难，他和他的团队如果不能在自身研究领域获得基金支持，本身就表明他们的研究不具备创新性和突破性。这对于一个教授来说，是很难容忍的。 熊丙奇国内高校中，缺少科研经费是一方面问题，科研经费的浪费则更是惊人。我们国家有科研提成制度，一个项目经费100万，获得研究项目后，你马上就可以提20％，就是20万。据说，这是为了鼓励老师们申请课题而采取的措施。 葛剑雄有的学校允许横向经费可以提40％的现金。 熊丙奇这个钱不是拿到你自己的口袋里了吗？申请课题变成致富的方法了。怎么可以搞科研提成呢？ 作者补记这是一位大学教授随口报出的上课价目表：在校内给本科生上课，完成工作量；在本校夜大学为本科生上课，课时费每节100元；在民办学校为学生上课，课时费150元，且每周集中到两个半天，有车统一接送；给mba、mpa、emba上课，课时费半天1000元；上考研复习班，半天2000元……他还有一个价目表：发表1篇science、nature论文，奖励经费5万，可提现1万；发表1篇sci论文，奖励经费1万，可提现1000元；成功申请纵向课题，可提成20%；成功申请横向课题，可提成40%。 葛剑雄有的科研提成连发票都不要，就拿到自己老婆口袋里了。所以我说，政府如果要改善教师的生活，应该名正言顺地提高工资。现在这种情况，助长了大家报的项目越大越好的风气，有的甚至是骗人。地方政府某些地方招标并不是公开的，有的教授讲到地方政府去承包一个什么项目，其实都是骗人的，比如搞一个规划拿了200万，可能20万都没花在这个规划上面。有些人自己可能根本就不懂，拿到项目找一些研究生做做，打打工，就交差了。我比较熟悉的地理，搞规划是最有把握的，因为没有一个规划会长期实行，王书记搞的规划，李书记来就改变了，所以搞规划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还有很多项目我们内行人看了，说得不好听一点，都是骗人的。这么大把大把地把纳税人的钱拿到自己口袋里，于心何忍呢？所以在我们研究所里，我倡导不办班、不提成。当然我也承认，我们没有到非常贫困的程度，如果到了那个程度我也可能想到办班，想到改善自己的生活。 <span id=p></span>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50节：经费的严格管理 熊丙奇科研提成的问题对科研基金项目的科学运行有很大危害。 葛剑雄甚至有些院士、名流，一个项目就挂一个名，因为没有他就申请不到基金。项目一到手，一提成，经费的一大块就被拿走了，事情全部交给下面做，成果出来了，到时候又是他的名字。这种风气叫什么呢？这已经超过学风不正了，我认为这是。 熊丙奇如果这种现象不杜绝的话，我们不可能有公平也不可能有公正。 葛剑雄如果让我做校长的话，我也难做，因为现在的排行，要看每年经费的多少。多拿一点来对公对私都有好处，我私人可以提成，可以得到表扬，有的还可以配套。在这些利益驱动中，不但有经济效益，还有荣誉，甚至有政治利益。 作者补记较高的工资（年薪），严格的财务制度，比如控制现金交易，使用统一的银行信用卡，可以在很大程度减少科研经费的流失。目前采取的工资（准年薪、伪年薪）加上各种政策奖励的方式，变相鼓励了大家利用政策；而财务管理上又存在很多漏洞，发票随处可开，现金流通广泛，使得资金控制十分困难。一个人有多少收入，你很难通过他的银行卡、他的纳税情况进行核查。在某政府机构，有关部门为公务员在不同的银行办了多张卡，以注入不同名目的薪资待遇，据说，此举一是为了不让公务员的收入显得那么高，二是为了避税。 熊丙奇这种情况怎么改变呢？ 葛剑雄因为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有一种动物的，如果没有一点机制制约的话，私欲膨胀是没有止境的。我听说现在我们有些老师拿科研经费买房、买车，自己挥霍，这一趋势持续的时间越长，将来越难改，所以国家有关部门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当初提出科研提成有两方面原因，除了调动积极性，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考虑到科研人员工资太低，通过这个办法来提高科研人员的待遇，我觉得这应该靠规范工资标准来解决。我听说北京市政府现在对公务员已经实行阳光工资，当然这不是万能的，但是至少可以杜绝很多原来为了自己小单位创收而产生的。为什么科研人员、教师不能实行阳光工资呢？不一定非要用津贴和提成这种方法。在有比较高收入的前提下，我们就有可能对科研经费进行严格的管理。 <span id=p></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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