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词漫话·官场诗客》 出版说明 《古典诗词漫话》是一套文化类普及读物，共15种，每种一个专题，它起自先秦的《诗经》，终于晚清的龚自珍，是有着一个大致的脉络的。 诗词是中国文学长久以来的骄傲，谈诗论词的专著、论文数不胜数。这套书所以采用漫话的形式，是为着读者接受的方便。每个时代的读者，理解自己时代的作品，除特殊情况外，大都不存在什么困难。而时代相隔，理解起来似乎就有些滞碍。时代距离愈远，理解起来困难也就愈大。理解的隔膜源自于生活的隔膜。 诗词也是如此。历史上桑间濮上的谣咏，文会燕集中的歌吟，都是新鲜生动、荡人情思的。但隔着百年乃至千年的时光，失却了读者与作品的直接交流，她的生气愈来愈微弱，影响也就越来越衰减。等到变成人人敬而远之的“古典”，她的天生丽质和勃勃生气已经被时间织就的蛛网遮盖住了。要恢复她的生气，就要拭去这层蛛网，使我们能直接面对她的本来面目，乐于和她做朋友。久而久之，就会从这位韵致高雅的朋友身上得到原来意想不到的好的影响。 像这样的工作，港台称之为“古典的现代化”；大陆原来称为“鉴赏”，近年也逐渐袭用港台的说法。做这样的工作，高头讲章固不可废，但形式灵活、内容风趣生动的随笔似更相宜。本套丛书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它用漫话的形式，将诗人的生命历程、作品的内涵与诗艺表现作为叙述重点，着重艺术性、故事性和趣味性。每一本都包括四五十篇短文，每篇处理一首诗，或一个特定事件。各篇分读可以体味作品的精华，合观则可得诗人的身世与人格。举凡诗人轶事，诗作赏析，均能深入浅出，雅俗兼顾。既是非常好的文化小品，也是学术小品，很适合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 这套书先在香港出版，原名“诗词坊”，香港中华书局的同人为使丛书更具吸引力，在版式和插图上动了不少脑筋。既而引入台湾地区，也大受欢迎，在学林颇获好评。现在，蒙作者及香港中华书局慨允，我们对原作略加修订，并保留了部分插图，重新出版。像这样的一套小丛书，能在两岸三地出版，本身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 最后，向这套丛书的作者和香港中华书局同人表示谢意，也希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我们今后把“古典的现代化”工作做得更好。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3年6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人品与诗魂（小序）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他们两位是在清初诗坛上处于盟主地位的人物，后来被人们奉为“开国宗匠”。 在明清星移斗换之际，中原板荡，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整个社会经历了痛苦的抉择，汉族统治者被撵下了政治舞台。改朝换代的狂飙，使这两位诗坛巨匠身不由己地卷入历史的漩涡中去。他们本是明朝大臣，后来却先后投入清廷的怀抱。这样的角色，在当时免不了受人唾骂，甚至连清朝统治者也把他们列为“贰臣”。这难道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吗？不，应该看作是历史的大悲剧。 论当时在文坛上的地位、声望和影响，钱谦益当在吴伟业之上。邹镃《有学集序》说：“牧斋先生产于明末，乃集大成。其为诗也，撷江左之秀而不袭其言，并草堂之雄而不师其貌，间出入于中晚宋元之间，而浑融流丽，别具炉锤。”给予很高评价。陈文述以为钱诗“沉郁藻丽，原本杜陵，逸情高致，远在梅村祭酒之上”。这些论述，虽不无道理，但也不尽如此。 钱谦益比吴伟业年长二十余岁，私交甚笃，甚至梅村老年得子，牧斋也赋诗祝贺（见《梅村宫相五十生子赋浴儿歌十章》）。特别是梅村诗集付梓时，曾请牧斋为之作序，不用说，自有倚重之意。不过牧斋对梅村之诗也推祟备至，他在《序》中说：“诗之道有不学而能者，有学而不能者；有可学而能者，有可学而不可能者；有学而愈能者，有愈学愈不能者。”他认为吴伟业之诗“文繁势变，事近景遥，或移形于跬步，或缩地于千里。泗水秋风，则往歌而来哭；寒灯拥髻，则生死而死生”，正是他所说的属于“可学而不可能者”之列，可见钱牧斋对吴诗颇为倾心。 平心而论，钱、吴之诗，各有千秋，自成大家。钱诗以雄浑奇诡、沉郁顿挫见长，而吴诗则多属抒心写性之作，如果将吴伟业仕清前后看作他诗歌创作的一个分水岭（《梅村家藏稿》即将仕清之前的作品收入前集，仕清之后的作品为后集，可见作者的苦心），那么，前期作品中的中心主题是家国之恨，这是梅村诗魂之所在。后期作品中除抒写亡国之痛外，更多侧重于抒发个人身世的悲哀和内心的痛苦，诗风转向哀婉悲怆。事实上评论一位作家，“知人论世”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原则。因为诗魂是诗人政治理想、道德情操和美学思想的综合体现，所以人们在评论其作品时，必定要结合生平际遇，兼及为人，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 清初以来的数百年间，历来评论家对钱、吴的评价不一，分歧甚大。究其原委，大半因为两人都是失节大臣，对他们的人品颇有微词，尤其是钱谦益，人们对他的贬责甚多。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说：“谦益诗早年局度精整，沧海之后，善能造哀。文闳肆寄恣，经史百家，旁及佛乘，悉供驱使，是以一时推为文宗。然其人奔竞热中，反复无端，方苞诋之曰其秽在骨，不得谓苛。”这一看法，颇有代表性。“奔竞热中，反复无端”八字，确是一语中的。 例如钱谦益身为东林党魁首，在南明弘光朝，为了获得一官半职，竟卖身投靠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甚至不惜出卖灵魂，上疏为阮讼冤，颇为清流所不齿。此其一。其二，明代末年，女真族统治者在东北崛起，屡屡睥睨中原大地。钱谦益对东北边祸曾深表关切，这无疑是爱国心的流露。但曾几何时，当清兵铁蹄席卷中原、渡江南下之际，他却率先带领大臣们开城迎降，成了被人唾骂的“汉奸”。尽管他晚年曾支持郑成功反清复明的斗争，但终未能洗尽其叛降的耻辱。因此，人们在天平上对他的人品进行衡量时，更多地倾向不满的一端。 钱诗“原本杜陵”之说，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如此，其实钱、杜品格的高下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杜甫激昂的爱国主义情绪和对人民深厚的爱，构成了杜诗的灵魂，而钱谦益所缺少的恰恰是这一点。由于钱谦益品格上的污点，对他的诗作恐怕不应作过高的评价，这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吴伟业，入清后他曾长期隐居乡里，以保持名节，后在新朝引诱、胁迫下，半推半就地踏上了仕清之途。不过钱之降清和吴之仕清不仅时间有先后，而且性质也有所差别。首先，钱谦益于弘光朝任礼部尚书，身居要职，在清兵南下之际，他非但不组织人民进行抗清斗争，而且率先开城迎敌，他的降清明显带有主动性质。而吴的仕清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动的，这是他懦弱性格造成的悲剧。其次，钱是在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不久，脚根尚未站稳之时降清的，显然具有背叛明朝的性质，而梅村的仕清晚至顺治十年，即清政权统治中土已达十年之久，政局趋向相对稳定，清政府除了采用硬的一手在军事上继续实行无情镇压外，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则采取安抚政策，广泛网罗人才为新政权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吴伟业由他人推荐而仕清，我们固然可以说他晚节有亏，但和钱牧斋的开城迎降不可等同视之。特别是钱降清之后，非但未有悔恨之意，而且还向清朝统治者献媚。史惇《恸余杂记》载： 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日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则髡辫而入矣。 清初下令薙发，在平民百姓中曾引起轩然大波。因而牧斋领头薙发，自然遭人讥诮。有人对钱的一生用四个字概括：“有文无行”。这也许太苛刻了些，但反映了人们对他为人的评价。 吴伟业对自己未能坚守民族气节深感痛悔，仕清前后，内心充满矛盾。他在北上之前曾拜谒推荐他入朝的江南总督马国柱，吐露自己的心迹：“惭愧荐贤萧相国，邵平只合守瓜丘。”（《投赠督府马公》）表示愿意隐遁田园以了此一生。临到京之时，又一再表示“此身只合伴渔樵”，“白衣宣至白衣还”。这些诗句，决非矫饰之辞。仕清之后，他更是无情地解剖自己，几乎无时无刻不进行自我谴责。“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这类充满感伤的忏悔，淋漓尽致地将内心矛盾和痛苦和盘托出，令人难以卒读。在他诗中，强烈的故国之思和深沉的悔恨往往交织在一起，构成后期创作的特点。只因大节有损，使那些闪烁着爱国思想的篇什，也蒙上了灰尘，这是很可惜的。 对于古人，我们自然不必过分苛求，但人品的高下优劣，不能不直接影响对其作品的评价。此外，我们还看到，在吴伟业的作品里，无论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在揭露现实的黑暗，以及反映人民生活的疾苦方面，似乎都超过钱谦益，有着与同一时期诗人相比的更强的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因此，我们在这一小册子里比较侧重于介绍吴伟业，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避乱礬清湖 在中国江南秀丽的古城苏州东南，有一湖泊叫礬清湖，百顷湖面，清澈见底。堤栽杨柳，鱼跃水中，花路若梦，渔歌杳渺。传说春秋时期范蠡离开越国时，曾取道于此，故湖名范迁。世传久远，音近而讹，称为礬清湖。这样一个土地膏腴、宛如仙境的地方，在腥风血雨的动乱年代却成为人们避乱逃生之所。 吴伟业的组诗《避乱》六首就是写在他避乱礬清湖之时。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之变，宣告了明王朝的覆灭，不久，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建立了南明政权，它多少给人们以恢复中原的一线希望。遗憾的是，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清兵迅速向南推进，攻陷扬州，五月初渡过长江天险，从镇江、丹阳围攻南京，昏庸无能的弘光皇帝仓皇出逃，南明小朝廷就像一颗流星似的瞬间即逝。吴伟业也就从一位朝廷命官沦为平民百姓，随着混乱的人流开始了离乡背井的流亡生活。 从乙酉避乱开始，是吴伟业生活中的一大转折。清兵南下时，他匆忙回家，率领全家避乱礬清湖，尝够了国破家亡给自己带来的不幸。国运的衰微和个人的际遇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这首组诗的基调。他将自己对时局的感慨，以诗人特有的敏感全部倾注在这组诗中。《避乱》第一首主要是抒发他当时的心境：“我生江湖边，行役四方早。所历皆关河，故园迹偏少。归去已乱离，始忧天地小。从人访幽栖，居然逢浩渺？”这的确是他当时的真实思想。自从他二十三岁科场得志后，身任要职，宦游九州，经历海内名山大川，无暇回到自己的家乡，而在离乱中才突然觉得天地是那样的狭小，找不到安身之处。从甲申到乙酉，朝改代换，对国家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对吴伟业个人来说，他从一个明朝大臣，一变而成丧国的遗民，自然意识到自己命运与明朝的盛衰休戚相关。尽管这是他所不愿见到的，但这却是现实。可以说是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如今，他在这样一种情绪的支配下，产生了“定计浮扁舟，于焉得终老”的想法，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他决心隐居山林，在礬清湖直至终老，这实际上是他当初拒绝与清廷合作的思想反映。 组诗的第二、三、四首倒叙诗人从闻讯、出逃、行舟，以及到达礬清湖时的情景。“予也仓皇归，一时携百口。两桨连若飞，舟扁戢来久”。诗人携全家出逃时的艰难情形，在他另一首诗《礬清湖》序中，有详细的记述：“风雨大作，扁舟掀簸，榜人不辨水门故处，久之始达。”扁舟在大风大雨中本来驾驭就很困难，更因船工不辨水路而延长了旅途的时间。当时诗人的亲父母和嗣父母都跟随身旁，两对白发双亲，“动止需人扶”，加上“妻妾病伶仃，呕吐当中途。长女仅九龄，余泣犹呱呱”。妻妾体弱，儿女幼小，长途跋涉，辛苦自知，“多累心常苦，遭时转自怜。干戈犹未作，已自出门难”。这是他避乱途中的真实写照。 诚然，一位真正的诗人，他所关心的不仅是一己之身和自己的一家，这组诗的视野是广阔的，他把避乱途中所见到的人民苦难都摄取到他的诗中：“却话来途中，所见具**。失散追寻问，啼呼挽两手。屡休又急步，独行是衰朽。”“老稚争渡头，篙师露两肘，屡唤不肯开，得钱且沽酒。”老百姓在逃亡途中妻离子散的悲惨情景跃然纸上。正因为作者亲临其境，有切身感受，因此写来富有真实感，由于他在战乱中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底层的人民，使他的思想有所变化，更同情人民的疾苦，无疑对他的创作产生有利的影响。“诗穷而后工”的规律在他身上也得到体现。 这组诗中还对南明政权的失败原因进行深刻的反思。吴伟业作为南明政权的官员，他比一般的老百姓当然更了解朝廷的内幕：“天堑非不雄，哀哉日荒燕。嗟尔谋国徒，坐失江山半。长平篙起舞，扁舟疾如箭。可惜两河士，技击无人战！”直接痛斥和鞭挞了南明统治者的**无能，祸国殃民。这批“谋国徒”身居高位，不以国事为重，终日沉醉在宴饮淫乐之中，纵有长江天险，却无法挽救南明政权的覆灭命运，痛惜南明将士虽有作战本领，却无人抵御清兵，白白断送了大好河山。诗人对南明统治者的不战而逃非常反感，加以抨击：“骤得口头信，龙关已不守。由来嗤早计，此日尽狂走。”讽刺弘光朝的官僚们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还不谋划对抗之良策，相反却讥笑那些建议及早作抵御准备的人。一旦清兵南渡，他们却仓皇出逃，惊慌失措。“此日尽狂走”，把他们的狼狈相暴露无遗。 组诗的内容很丰富，于写景中见抒情，于叙事中寓感慨，有条不紊，结构恢宏，场景变幻推移，而且动静结合，交辉相映，而每一首或明或暗，都有礬清湖的影子。 吴伟业避居礬清湖时，清兵刚渡江南下，灾难还没有蔓延到这块美丽富饶的地方。但是好景不长，世外桃源本来是不可能存在的。十余年之后，吴伟业又写过一首《礬清湖》诗，这时他笔下的礬清湖早已不是《避乱》中描述的那样静谧、秀丽的地方了。他当年避难所依靠的同宗兄弟青房等在战乱之后，因毁家纾役，旧业早已荡然无存。“池荷久不开，岁久填泥淤。废宅锄为田，荞麦生阶除。当时栖息地，零落今无余”。留下的只是一片凄凉景象。 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是一场浩劫，人民为它付出的代价自然是无法偿还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南明覆亡的反思 顺治二年（1645），清兵的铁蹄像洪水般涌向长江南北，刚刚建立一年之久的南明弘光朝，在几乎毫无阻挡的情况下，迅速地被冲垮了。弘光朝灭亡后，吴伟业携眷属避难他乡，不久便回到故里，过着隐居乡间的生活。痛定思痛，他以诗人特有的敏锐眼光，对南明小王朝倾覆的原因进行审视和反思，写了一系列有关这方面题材的诗篇，其中以《读史杂感》为题的组诗，共十首，多借历史故事，以古喻今，对南明弘光朝的政治**予以抨击，反映了奸臣当道、朝政混乱的情景。诗人以当时的史实为素材，有意识地把它们编织成“诗史”，形成吴伟业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 北寺谗成狱，西园贿拜官。上书休讨贼，进爵在迎銮。相国争开第，将军罢筑坛。空余苏武节，流涕向长安。 （十首之三） 南明弘光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也是最短命的王朝之一。福王朱由崧昏庸无能，沉迷于酒色，内臣明争暗斗，相互倾轧，外将则专横跋扈，难以驾驭。此诗借用前朝历史典故，从各个方面揭露弘光小王朝政治上的腐朽，指出其必然失败的原因。 北寺是唐代内侍省，由掌管皇宫事务的宦官组成，因设在皇宫北面，故称北司或北寺。这里指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之辈。“北寺谗成狱”，是抨击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一旦大权在握，便肆意制造冤狱，陷害正直人士。据《明史·马士英阮大铖传》载：“士英身掌中枢，一无筹画，日以锄正人引凶党为务……大铖又诬逮顾杲及左光斗弟光先下狱，劾周镳、雷縯祚杀之。”阮大铖还利用“狂僧大悲”案，“欲假以诛东林及素不合者，因造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之目，书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等姓名，纳大悲袖中，海内人望无不备列。……将穷治其事，狱词诡秘，朝士皆自危。”恶劣的政治气候，使正直的朝臣难以立身。西园是东汉皇家苑囿。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初，开西邸卖官，立库而贮之，“公千万，卿五百万”。这里借以揭露弘光朝“朝政浊乱，贿赂公行”。《马士英传》载：“大僚降贼者，贿入辄复其官，诸白丁隶役输重赂，立跻大帅。都人为语曰：‘职公贱如狗，都督满街走。’”诗中刻画权奸专政，迫害忠良，以及卖官鬻爵，贿赂风行的情形，和史籍记载可以互相印证。 福王朱由崧之所以能够登上皇帝宝座，马士英和阮大铖是立下“汗马功劳”的。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杀于煤山。四月，史可法等人欲立潞王朱常淓，而马士英与阮大铖等暗中计议，拥立福王朱由崧，与刘泽清、黄得功等将领发兵送福王至仪真，史可法等不得已，率群臣迎福王于南京即位，改元弘光。论定策功，马士英加太子太师，靖南伯黄得功进爵为侯，刘泽清、高杰、刘良佐皆封伯。“进爵在迎銮”指的就是这件事。 马士英自诩立福王有功，便极力排挤史可法。《马士英传》载：“进士英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与史可法及户部尚书高弘图并命，士英仍督师凤阳。士英大愠，令高杰、刘泽清等疏趣可法督师淮扬，而士英留辅政，仍掌兵部，权震中外。”《明史·史可法传》载：“当是时，士英旦夕冀入相，及命下，大怒，以可法七不可（指福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书奏之王，而拥兵入觐，拜表即行。可法遂请督师出镇淮扬。”“相国争开第”即指马士英争入朝辅政，排挤史可法事。 马士英为了培植党羽，起用亲信田仰，遂罢淮阳巡抚路振飞。诗中揭露马士英等权奸以拥立福王为资本，徇私弄权、排斥异己的行径。这种种事迹，向人们揭示出由于朝政极端黑暗**，弘光朝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 诗最后以汉代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守节不屈，终于载誉归汉的故事，借指左懋第。崇祯十七年五月，福王立，朝议遣使北上，与清廷通好议和，乃拜左懋第兵部侍郎，以兵三千人护行。顺治二年六月，左闻南京失守，恸哭不已，终因不愿降清，被诛。左懋第虽守节拒降，然却不能挽回弘光朝的覆亡命运。“空余苏武节”云云，实是沉痛之语。 下面再引一首： 闻筑新宫就，君王拥丽华。尚言虚内主，广欲选良家。使者螭头舫，才人豹尾车。可怜青冢月，已照白门花。 （十首之五） 如果说前一首主要是针对那些权倾朝廷的奸佞之臣，那么这一首则直指弘光皇帝；前一首写朝廷的政治**，这一首则写宫廷内的荒淫生活；前一首表现朝政的种种黑幕，这一首则仅从一件事——选美女来反映，以南朝亡国之君陈后主宠爱张丽华、孔贵妃，借以再现弘光朝广选妃嫔的丑恶一幕。 在拥立福王朱由崧的过程中，张慎言等人指责福王“贪淫、酗酒”等所谓“七不可”，遗憾的是，福王即位后，非但不思悔改，而且变本加厉，终日只顾饮醇酒，选美女，民间讽刺他为“老神仙”。有关这方面的记载颇多，这里摘录几条： 时上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火酒、杂伶官演戏为乐。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宴赏赐皆不以节，国用匮乏。 （《明季南略·朝政浊乱》） 除夕，上在兴宁宫，色忽不怡。韩赞周言：“新宫宜欢。”上曰：“梨园殊少佳者。”赞周泣曰：“臣以陛下令节，或思皇考，或念先帝，乃作此想耶？” （《明季南略·韩赞周泣对》） 八月初二日丁巳，科臣陈子龙奏：“有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黄纸贴额，持之而去，闾井骚然。” （《明季南略·诏选淑女》） 二月二十三日，命礼部广选淑女。……浙江巡抚张秉贞、内官田成得出示嘉兴，合城大惧，昼夜嫁娶，贫富、良贱、妍丑、老少俱错，合城若狂，行路挤塞。苏州闻之亦然，错配不可胜纪，民间编为笑歌。 （《明季南略·声色》） 吴伟业在《鹿樵纪闻》中也有多处记载，这里不再引述。诏选淑女的闹剧，扰得“闾井骚然”，正在这时，清兵已渡江南下，进逼南京，福王仓皇出逃，这些妃嫔全被清兵掳去。“可怜青冢月，已照白门花”。妃嫔的可悲命运，令人感叹！陈后主的荒淫昏庸，历史上是有名的。而福王朱由崧显然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胸无大志、不图国事、整日以声色美酒作伴的人，怎能承担起“中兴”之责？议立福王本身就已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他的可耻而又可悲的结局，应该不仅仅看成是个人的悲剧，而且也是历史的大悲剧。 《读史杂感》十首，不愧为“诗史”之称。善于用典是吴诗的特色之一，而《读史杂感》尤为突出。也许因诗中触及时事，未便直言，所以几乎无句不用典。诚然，用典得当确能使诗歌显得精炼含蓄，增添诗的思想容量，而昊伟业之所以能运用自如，而且贴切自然，不牵强附会，是得力于他对经史典籍的熟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种梅·赏梅·咏梅 天寒地冻，万花纷谢，梅花傲霜开放，幽香沁人。梅和松、竹素有“岁寒三友”之称。也许，正是她那斗霜傲雪的品性，因而受到文人学士的偏爱。自古以来，中国喜爱梅花的人很不少，宋代著名诗人林逋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他长期隐居在西湖孤山，二十年不入城市，以诗书自娱，终身不娶，专心种梅养鹤，有“梅妻鹤子”之称。他的咏梅诗也颇负盛誉。《山园小梅》就是代表作之一：“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后来词人姜夔用其诗句自创《暗香》、《疏影》二曲，成为咏梅的绝唱。司马光《温公诗话》在评论林逋时说：“人称其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曲尽梅之体态。”林逋的爱梅、咏梅在诗坛上早已传为佳话。至今孤山仍有放鹤亭，西湖风景中还有“孤山赏梅”一景，就是他的遗迹，也算是后人对他的一种纪念吧！ 吴伟业对梅花的酷爱，在诗坛上也是很有名的。顺治元年，他买下明朝吏部侍郎王士骐（王世贞的儿子）的别墅，便加以整修扩建，遍种梅花，遂改名为梅村。后来作者以梅村为号，可见梅村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据《镇洋县志》载：“梅村在太仓卫东，旧为明吏部郎王士骐别墅，名贲园，亦名新庄，祭酒吴伟业拓而新之，易今名。有乐志堂、梅花庵、交芦庵、娇雪楼、鹿樵溪舍、桤亭、苍溪亭诸胜。”或许吴伟业即是受林逋的影响，将梅村作为自己明亡之后的栖身之处，以度过他的余生。他的七律《梅村》就是表现他在甲申事变之后隐居在乡间的生活和心境的： 墨梅图（元　王冕） 枳篱茅舍掩苍苔，乞竹分花手自栽。不好诣人贪客过，惯迟作答爱书来，闲窗听雨摊诗卷，独树看云上啸台。桑落酒香卢橘美，钓船斜系草堂开。 明朝的覆亡，给诗人的生活带来重大的转折。为了保持名节，退居家乡，直至顺治十年应诏北上为止，他在梅村度过整整八年的隐逸期。这首诗可看作他乡居生活的真实写照。首联写乡居生活的环境和梅村的景色。枳篱茅舍，写出梅村的简朴，且富有乡间的特色。“掩苍苔”则是强调人迹罕至，以致长满青苔，从而衬托出梅村的清静。“乞竹”句写诗人亲自种竹栽花，其中含有对梅村的苦心经营。作者晚年在《盐官僧香海问诗于梅村，村梅大发，以诗谢之》中写道：“种梅三十年，绕屋已千树。”作者死于康熙十年（1671），就按此向前推算，至顺治元年（1644）购置贲园时，也不足三十年。也就是说，自购置贲园之后，作者就悉心种梅，所谓“乞竹分花手自栽”，所栽的显然就是梅花。再从“绕屋已千树”看，梅村面积颇为广阔，可算得上是一座大庄园。这一联短短十四个字，就将梅村的景色——绿篱、茅屋、竹子、梅花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这些景色多是“冷色”，和作者隐居乡间悠闲自得的心情相吻合，或者说协调一致。因此，看似写景，却有抒情的成分在，这种景中寓情的写法，在艺术上取得相当的成功。 闲适的乡居环境，造成精神上的懒散，“不好诣人”和“惯迟作答”，都是一种懒散的表现，是说自己不愿主动去拜访别人，也懒于给亲朋好友写回信。“不好”和“贪”，“惯迟”和“爱”，恰好从正反两个角度，即从正面刻画、从反面衬托行动的懒散。如果说颔联主要表现懒散的心态，那么颈联则突出表现闲适的心情。“闲窗听雨”，这一“闲”字用得很妙，因为窗无所谓“闲”与不闲，所以闲窗的“闲”，实喻人闲。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只有在闲得无聊时，才会直愣愣地在那里“听雨”，所以闲字用在这里很贴切。“独树看云”对“闲窗听雨”，除表现闲散的心情外，且更深一层地揭示出作者蕴藏在心底的孤独感、压抑感。“上啸台”是暗用晋代诗人阮籍的故事。阮籍生活在魏晋之交的动乱年代，深感生不逢时，常独自携酒登台长啸，以抒发心中的不平之气，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这里作者显然以阮籍自比。这一句虽然只占全诗的八分之一，但却以少胜多，反映了作者的真实思想。表面上他赋闲在家，过着悠闲散漫、与世无争的乡居生活，实际上内心却无比压抑和痛苦，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实在令他难以忘怀。所以第二三两联同样是写情，但手法不尽相同。靳荣藩《吴诗集览》说：“三四句写情，五六情中有景，故不重复。”可以这样说，这首诗情中有景，景中寓情，十分耐看。 《梅村》是诗人的代表作之一。诗人的后半生，即入清之后的岁月，除了顺治十年至十三年再仕清廷赴京做官外，其余的日子都是在梅村里度过的，直至他去世。他生活在梅村，和梅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写的《盐官僧香海问诗于梅村，村梅大发，以诗谢之》有这样的诗句：“种梅三十年，绕屋已千树。饥摘花蕊餐，倦抱花影睡。枯坐无一言，自谓得花意。……寄语谢故人，幽香养衰废。溪头三尺水，好洗梅魂句。”他不但亲手种梅，而且会心赏梅，进而挥毫咏梅。种梅、赏梅、咏梅成了他爱梅的三部曲。可以说他的爱梅已达到如痴如醉的地步，饥食花蕊，倦睡花底，梅花已经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为了摆脱现实生活的苦恼，他企望在纯洁的梅花世界中去寻求安慰。但是，他仕清之后，沉重的负疚感一直在窒息着他的心灵，使他负担了太多的痛苦，直至临终之前，也未能得到解脱。 在弥留之际，诗人留下遗嘱，死后愿葬在邓尉、灵岩附近。也许因为这一带有着悠久的种植梅花的历史，是江南地区赏梅胜地之一。诗人生前居住在“绕屋已千树”的梅村，死后也期望埋葬在梅花丛中。如今风风雨雨的三百年过去了，诗人墓地附近梅花依旧，每当梅花盛开时节，繁花似雪，空气中散发着浓郁的幽香。诗人酷爱梅花，梅花也愿意与他作伴。如果梅村在天有灵，他一定会感到无限的欣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欲断尘缘却难舍 佛教自从东汉时代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尤其到了魏晋时期，知识阶层中许多人倾心于佛教，佛家思想被中国文人广泛接受，于是，佛教遂与中国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中国文学史上与佛教渊源较深的文人可列出一大串，如颜延之、谢灵运、王维、柳宗元、苏轼等。他们笃好佛理，在文学创作中也都表现出浓重的佛教意识。特别是有“诗佛”之称的王维，史书上说他终日“以禅诵为事”。他的诗和画，表现佛教题材的就很不少，一些描绘山水风景的小诗，也往往涌透着禅味。如著名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仅仅二十个字，画出了一幅深山小景：在黄昏时分的深林中，空无一人，夕阳返照，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隐隐的人语声，反衬出山林的静悄悄。佛教崇尚空虚，认为天下万物的本质是“一切皆空”，即所谓“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这里的色，是指一般事物的形相。他们认为客观事物只是感觉上虚假的幻影。王维在《鹿柴》里所强调的是“空山”，他把色空观念不露痕迹地融化在这首诗中，从而构成一种变幻无常、空虚清寂的意境。 明清之际，朝代更迭，世事变化无常，人们深感自身命运难以掌握，因而文人学士中好佛之风转盛，像吴伟业这样的文坛巨擘，也一度想遁入空门，他的一些山水诗，其意境和趣味颇近王维，如五律《元墓谒剖公》： 一衲消群相，孤峰占妙香。经声清石骨，佛面冷湖光。花落承趺坐，云归识讲堂。空潭今夜月，钟鼓祝前王。 诗中描写佛门出世的生活，摄入镜头的全是“孤峰”、“空潭”、“花落”、“云归”这一类景色，组合成空灵冷寂、虚幻无常的境界。类似这样以佛教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在梅村诗歌中尚有不少，如《赠苍雪》、《送继起和尚入天台》、《包山寺赠古如和尚》等。 吴伟业与佛教徒往来频仍，并非偶然。甲申事变，风云突起，亡国之恨使他深受刺激，他既心怀旧主，又不得不面对新朝，这种矛盾的心境使他易于契合佛理，从中寻求解脱。当时他曾与好友愿云相约削发出家，后愿云赴杭州灵隐为僧，皈依佛门，而吴伟业却始终未践约。梅村有《赠愿云师》和《喜愿云师从庐山归》诗二首，详细地记叙这件事。 愿云姓王名瀚，字原达，曾受业于张采。他早年就与吴伟业相识。明亡后，出家灵隐，受法于云门具德和尚。顺治七年（1650）夏，赴庐山求法。当时他曾回乡，住太仓城西太平庵，贻书与吴伟业告别，信中大意云：“以两人年逾不惑，衰老渐至，世法梦幻，惟出世大事，乃为真实学道一著，不可不勉。”要吴伟业悟道践约，吴因感其言，作《赠愿云师》酬答，其中一段表达了自己愧于未能践约的心境： ……万化皆空虚，大事惟一著。再拜诵其言，心颜抑何怍。末运初迍邅，达人先大觉。劝吾非不早，执手生退却。流连白社期，惭负青山约。君亲既有愧，身世将安托。 梅村之所以“惭负青山约”，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固然他念及上有高堂父母，下有妻子儿女，百口之家赖他支撑，使他无法弃家出走。记得《红楼梦》第一回跛足道人唱的一首《好了歌》，歌词写道：“世人都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世人都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一个人真要做到断绝尘缘，心如枯井，恐怕是很难的。另一方面他痛感自己在甲申事变时未能以身殉国，因而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处。他无法摆脱痛苦的纠缠，似乎黄卷青灯也不能使他的灵魂得到安宁，所以才发出“君亲既有愧，身世将安托”的感叹。他想出家，却又不能看破红尘，思想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诗的最后又作出“不负吾师言，十年践前诺”的许诺。 灵隐寺（浙江杭州） 然而漫漫的十年之后，愿云从庐山归来，结果是梅村再一次负约。他在《喜愿云师从庐山归》序中说： 愿云住云居十年而归，出其匡庐诗，道五老、石门、九奇、三叠诸胜，飞泉怪瀑，不可思议，而尤以御碑亭云海为第一。观竟，似住镜光白银二种世界，不知沧桑浮尘为何等事矣。愿公赠余五十初度诗，其落句云：“半百定将前诺践，敢期对坐听松声。”盖责余前约会时，方丧乱衰病无家，顾以高堂垂白，不能随师以去也。 愿云于顺治七年远游庐山，十年之后即顺治十七年（1660）归来，这时梅村当五十一岁。故愿云赠梅村五十初度诗有“半百定将前诺践”之句，实则催促他实践前约。梅村固然对庐山胜景，诸如飞泉怪瀑、御碑亭云海等心向往之，也想抛弃尘念，进入“不知沧桑浮尘为何等事”的境界。但他依然不能忘情于世事，“十年践前诺”不过变成一句戏言。对于自己一再食言，他甚感惭愧，作《喜愿云师从庐山归》诗答之： 胜绝观心处，天风万壑声。石门千镜入，云海一身轻。出世悲时事，忘情念友生。乱离兄弟恨，辜负十年盟！ 前半首写景，“天风”、“万壑”、“石门”、“云海”，仿佛令人置身于世外，就像幻化成虚无缥缈的仙境一般，不由得使人感到“一身轻”。后半首写情，因“悲时事”而难以“出世”，“念友生”而不能“忘情”，这“悲”、“念”、“恨”和佛门六根清净的信条是格格不入的，出世和入世的矛盾，经常缠绕着他。梅村既不能忘俗，又怎能出家？最后他只能对朋友表达了“辜负十年盟”的歉意。 吴伟业生前因“悲时事”而未能出家，但多次负约似乎对他的精神也造成无形的负担，因此在他即将走完人生的道路之时，他不忘叮嘱家人，愿死后敛以僧装，以示皈依佛门作为最后的归宿，这也许是临终前决心践约的一种表示吧！如果不是仅仅为了精神上的安慰的话。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民族英雄的赞歌 “生死无愧辞，大义照颜色”。吴伟业在《临江参军》中，以满蘸激情的笔触塑造了两位抗清的英雄形象——杨廷麟和卢象昇，对他们激昂的爱国精神和高尚节操加以热情的讴歌，令人难忘。作者在《梅村诗话》中说：“余与机部（杨廷麟字伯祥，又字机部，临江清江人）相知最深，于其为参军周旋最久，故于诗最真，论其事最当，即谓之诗史，可勿愧。”可见作者创作这首诗态度相当严肃、认真。 明崇祯十一年（1638），清兵骚扰宣府羊房堡一带，北京受到严重威胁，朝廷大为震惊。“战”，还是“和”，朝廷里主战主和两派矛盾激化。主和派以兵部尚书杨嗣昌为首，主战派中有杨廷麟和卢象昇。 杨廷麟，崇祯四年进士，授编修。为人刚正不阿，曾上疏劾杨嗣昌，指责他“无御侮之才，谋之不臧，以国为戏”（见《明史》本传）。总督卢象昇也极力主战，《明史·卢象昇传》载：“当是时（指崇祯十一年），嗣昌、起潜主和议，象昇闻之顿足叹曰：‘余受国恩，恨不得死所，有如万分一不幸，宁捐躯断腹耳。’及都，帝召对，问方略。对曰：‘臣主战。’帝变色，良久曰：‘抚乃外廷议耳，其出与嗣昌、起潜议。’出与议，不合。”其实崇祯帝很明显倾向主和，只是不便明说而已。因此朝政大权实落在主和派手中。 崇祯十二年，明军在河北巨鹿附近的贾庄与清兵交战。在贾庄战役中，杨嗣昌等人伺机进行报复。杨廷麟本是一介书生，杨嗣昌却“诡荐廷麟知兵，帝改廷麟兵部职方主事，赞画象昇军。”（《明史·杨廷麟传》）“君拜极言疏，夜半片纸出。赞画枢曹郎，迁官得左秩”，指的就是这件事。让一位翰林院编修去赞画军事，有点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味道。同时，杨嗣昌又有意断绝卢象昇部的粮饷，《卢象昇传》云：“（嗣昌）命大学士刘宇亮辅臣督师，巡抚张其平闭闉绝粮。”并一再抽调卢象昇的部下，以致最后决战时，“亲军唯数百”。因此贾庄战役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贾庄战役的惨败，又促使明王朝向灭亡的道路上迈前了一步。 这首诗以《临江参军》为题，主人公当是杨廷麟无疑，但诗中却以相当的篇幅刻画卢象昇，他与杨廷麟一样，耿耿丹心，铮铮铁骨，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特别是他在战场上以身殉国的情景，描写生动，感人至深。“公知为我故，悲歌壮心溢。当为诸将帅，挥戈誓深入。日暮箭镞尽，左右刀铤集。帐下劝之走，叱谓吾死国”。他身先士卒，深入敌阵，在孤军无援的情况下，明知自己处于险境，却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直至战斗到最后一息。 诗中有两个细节描写，表现了他的高尚情操。在临战前，他意识到敌强我弱，难免一死，对自己的后事作了安排；“公独顾而笑，我死则塞责。老母隔山川，无己寄凄恻。作书与儿子，勿复收吾骨。得归或相见，且复慰家室。”而他对于友人，则关怀备至，为避免无谓牺牲，临战前有意让杨廷麟离开贾庄。《梅村诗话》载：“卢自谓必死，顾参军书生，徒共死无益，乃以计檄之去，机部不知也。机部至孙待郎传庭军前六日，而卢公于贾庄殉难。”所谓“别我顾无言，但云到顺德”，诗中所蕴含的意义，非语言所能表达。对人对己，他是有一杆标准的。通过这两个细节的描写与比较，卢象昇的形象显得更加光彩照人。 卢象昇殉难后，杨嗣昌辈还企图加以诬陷，“先是嗣昌遣部役张姓者侦贾庄，而其人谈卢公死状，流涕动色。嗣昌榜笞之，楚毒倍至，口无改辞，曰‘死则死耳，卢老爷忠臣，吾侪小人敢欺天乎。’遂以考死”（见《梅村诗话》）。杨嗣昌为了达到诬陷目的，竟然把据实报告卢象昇死状的部役拷打至死，而一个普普通通的部役，在严刑拷打之下，依然面不改色，口无异辞，情愿赴死，可见人间自有正义在。 作为诗中的主人公杨廷麟，更是作者着力刻画的形象。“临江髯参军，负性何贞烈。上书请赐对，高语争得失。左右为流汗，天子知质直”。他在皇帝面前，慷慨陈辞，直言不讳，力主抗清。这样，诗的开首就把他贞烈刚正的性格粗线条勾勒出来。他虽是一介书生，派遣他赴前线赞画军事，却毫不推辞，且决心以身保国：“成败不可知，死生余所执。” 他和卢象昇可说是志同道合，《梅村诗话》说：“卢与阁部议军事不合，遇机部相得甚。”共同的抗清主张，使他们成为挚友。贾庄战役中，卢象昇曾致书监军太监高起潜，请求合军围击清兵。高起潜非但不予响应，竟拔营夜遁，卢象昇孤军无援，故遭失败。卢死后，杨廷麟如实上疏，涉及高起潜。他的友人冯邺仙担心因而招祸，替他将奏疏中的这一段话删去。杨廷麟知道后很生气，致书给冯邺仙说：“高监一段竟为删却，后世谓伯祥不及一部役耶！”诗中对这件事作了详细的记叙：“诏下诘死状，疏成纸为湿。引义太激昂，见者忧谗疾。公既先我亡，投亦复奚恤？大笔苟弗明，后世谓吾笔。”杨廷麟刚正质直的性格，在此得到充分的体现。后来杨廷麟还特地到宜兴访卢象昇子孙，慰问关怀烈士遗属。“犹见参军船，再访征东宅。风雨怀友生，江山为社稷”。在风狂雨骤的动荡年代，社稷危倾之际，像卢象昇这样为国牺牲的将领，值得人们深深地怀念。 吴梅村这首诗作于杨廷麟任南京司业旋里时。《梅村诗话》载：“已而，机部过宜兴访卢公子孙，再放舟娄东，与天如师（张溥）及余会饮十日，嘉定程孟阳为画髯参军图，钱牧斋作短歌，余得《临江参军》一章，凡数十韵。”杨廷麟后起兵守赣州，隆武中进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丙戌（清顺治三年）十月殉难，晚节昭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曲悲歌哀松山 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松山战役的失利，是继崇祯十二年贾庄战役之后的又一次惨败，它无疑加速了明王朝走向灭亡的路程。松山一役，规模之大、人数之众、失败之惨，在明代历史上都是少见的。 松山在今辽宁省锦县西南，山之西有松山城，与“兵家必争之地”锦州相邻。东临渤海，南下可直达山海关。因形势险要，朝廷不惜派重兵坚守，为明代山海关外对清作战的主要据点。 崇祯十三年五月，清兵围困锦州，一封封求援的军书飞驰京城。次年三月，崇祯帝命东协总兵曹变蛟、辽东总兵王廷臣、援剿总兵白广恩、山海总兵马科、宁远总兵吴三桂，以及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凡八大将，兵十三万，马四万，由蓟辽总督洪承畴统领，驻守松山一带。后数度与清兵激战，均损兵折将，遭到严重挫折。于是锦州围益急，而松山亦被围。崇祯十五年二月，因副将夏成德为清兵内应，松山遂破，全军覆没。曹变蛟、王廷臣及巡抚邱民仰等不屈被杀，唯洪承畴苟活降清，颇受重用。这关键性的一役，关外劲旅尽丧，为清兵入关直取中原创造了有利条件。 吴伟业《松山哀》一诗，以凝重的笔触对松山战役作了历史性的回顾。 顾名思义，此诗重点在一个“哀”字，围绕着“哀”而层层展开，“哀”就是这首诗的主旋律。诗以慷慨悲歌开始，一股悲郁压抑的气氛仿佛迎面扑来，且听： 拔剑倚柱悲无端，为君慷慨歌松山！卢龙蜿蜒东走欲入海，屹然搘柱当雄关。连城列障去不息，兹山突兀烟峰攒。中有垒石之军盘，白骨撑拒凌巑岏。十三万兵同日死，浑河流血增奔湍。 松山一带，山高地险，洪承畴曾命曹变蛟在松山北、乳峰山西筑垒列营，并在周围修筑长壕。然而却抵挡不住清兵的攻势，明军惨遭失败，制造了一幕“十三万兵同日死”的悲剧。诚然，松山之战，历时数月，非集于一日，所谓“十三万兵同日死”，实是夸张的写法，不过是表达“全军覆没”之意，因为非如此就难以烘托这一惊心动魄的悲壮场面。据《扈从东巡日记》载：“自杏山迤南沿海赴海死者，以数万计，浮尸水面如乘潮雁鹜，与波上下。”这一记载，可作为“流血增奔湍”的注脚。松山战役的失败，丧失了明朝在东北的屏障，之后不久，锦州、杏山、塔山相继陷落。从这一战役中已露出清盛明衰的端倪，或者说它是明朝覆亡的前兆。因此，作者“哀”松山，实际上是哀明王朝，这是《松山哀》的第一层次。 “哀”的第二层次是经战火洗劫后松山一带的冷寂荒凉： 天山回首长蓬蒿，烟火萧条少耕作。废垒斜阳不见人，独留万鬼填寂寞。若使山川如此闲，不知何事争强弱！ 田地荒芜，野草丛生，营垒废弃，杳无人烟，战争使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它留下的创伤久久不能平复，而在战争中丧生的冤魂又何止成千上万！天山即祁连山，这里当借指长白山为代表的东北地区。长白山一带是女真族的发祥地，也可以说是清朝入关前的大本营。昔日的大本营，如今却如此萧条，诗人不禁发出无限的感慨：“若使山川如此闲，不知何事争强弱！”很显然，它的矛头是指向清朝统治者。为了争夺统治权，统治阶级总是把战争强加在广大民众的头上。战乱造成的结果是，山川破坏，满目疮痍，而统治者对在战争中遭受巨大不幸和痛苦的人民是不会顾惜的。我们看历史上一次次改朝换代的战争，又何尝不是如此。“不知何事争强弱”，可说是对这类战争的委婉的批判。 “哀”的第三层次是，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国之后，不惜招募关内的少壮迁往关外，再次使他们离乡背井，陷入流离失所的痛苦境地： 闻道朝廷念旧京，诏书招募起春耕。两河少壮丁男尽，三辅流移故土轻。牛背农夫分部送，鸡鸣关吏点行频。早知今日劳生聚，可惜中原耕战人！ 旧京指清朝入关前的都城盛京（即今辽宁沈阳市）。清朝定都北京后，以盛京为留都。两河指今河北省一带地区。《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长年的战乱，生灵涂炭，死的死，逃的逃，旧京一带劳力奇缺，延误春耕，不得已，皇帝只得下诏，令两河地区少壮迁徙关外，连京畿地区的人民也不能幸免。诗人目睹如此情形，从心底发出深深的哀叹：“可怜的中原老百姓！”我们可以想象，中原地区的人民，刚刚经受了惨重的战祸，还来不及重建家园，却又被迫离乡背井，远涉关外，这种双重的苦难，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诗中显示出这种种苦难和松山战役有着内在的联系，或者说它是松山战役惨败所带来的恶果。因此，用“哀”作为主调，贯穿首尾，使整首诗飘荡着愁云惨雾，无疑增添了诗的感染力。 松山战役明朝的主将是洪承畴，这一战役的失败，他自应负主要之责。后来他屈膝降清，而且为清朝征服江南以及西南各省尽心效劳，清廷重拜他为大将，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七省经略。对于他的丑恶行径，诗中语多讽讥，但碍于清朝统治者，不便直截了当予以谴责，而是用曲笔，写得比较委婉，如“出身忧劳致将相，征蛮建节重登坛”。“一旦功成尽入关，锦裘跨马征夫乐”等等，表面上用奉承的语句赞美他“致将相”、“重登坛”、“功成”，实际上讽刺他卖身投靠，为清朝效命。 前面提及吴梅村的“哀”松山，实际上是哀叹明王朝的灭亡。诗中渗透着对故国的眷恋，字里行间洋溢着爱国的精神，它无疑受杜甫《悲陈陶》、《悲青坂》等诸诗的直接影响。甚至在遣词造句方面，其学杜的痕迹也十分明显。如“十三万兵同日死”，显然出自《悲陈陶》“四万义军同日死”之句。《新唐书·杜甫传》云：“沾丐后人多矣”。这一千古论断，信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此生总悔负玉京 在明末清初的诗歌、戏曲作品中，活跃着几个美丽动人的妇女形象，虽然她们都是“命比纸薄，身为下贱”的青楼女子，但在国破家亡的时刻，一身柔肠侠骨，自有光彩照人之处。如抗拒清廷征召、血洒桃花扇的李香君；劝钱谦益一起自尽、以身殉节的柳如是等。而卞玉京，也是其中出色的一个。 卞玉京，原名赛，号云裳，秦淮名妓。工小楷，能琴，善诗，尤爱画兰。入清后作道人装束，称玉京道人。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红粉佳人，难免有一段艳情故事，就像李香君倾心于侯朝宗，柳如是爱慕钱谦益一样，卞玉京爱慕的是吴伟业。这也可见明代末年名流与妓女结合的社会风习之盛。梅村在《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序中，回忆当日一段因缘：“与鹿樵生（梅村自号）一见，遂欲以身许。酒酣拊几而顾曰：‘亦有意乎？’生固为若不解者，长叹凝睇，后亦竟弗复言。”卞玉京对吴梅村可谓一见钟情，而诗人却佯作不解，辜负了她的一片真情。吴梅村为何拒绝卞玉京，个中原因，恐怕唯有诗人自己知晓了。不过纵观他为卞玉京写的诗歌中，似乎旧情未断，依然透露出一股绵绵情意，含有不尽的悔恨。因此，他们之间的感情，更带有悲剧色彩。 顺治七年（1650），卞玉京从南京来到常熟，主人钱谦益特地设宴派车邀请她，吴梅村也渴望与之一见。但她却径入内宅，托病不出，使梅村怅然若失，抱恨而归，叹曰：“吾自负之，可奈何！”并作《琴河感旧》四首，以寄情怀。序云：“予本恨人，伤心往事，江头燕子，旧垒都非，山下蘼芜，故人安在？久绝铅华之梦，况当摇落之辰……听琵琶而不响，隔团扇以犹怜。能无杜秋之感、江州之泣也！”诗中有“却悔石城吹笛夜，青骢容易别卢家”；“油壁迎来是旧游，尊前不出背花愁。缘知薄幸逢应恨，恰便多情唤却羞”；“青山憔悴卿怜我，红粉飘零我忆卿。记得横塘秋夜好，玉钗恩重是前生”等句，缠绵悱恻，哀婉动人，真是又怨又爱，又悔又恨。压抑在心底的感情就像泉水从石缝里喷出，一发而不可收。用“剪不断，理还乱”来形容是再贴切不过了。 数月后，已是初春时节，卞玉京著黄衣，作道人装，与侍婢柔柔携琴遇访吴伟业。这次在虎丘相晤，旧地重游，再叙前情以及离别后的情景，卞玉京说：“吾在秦淮，见中山故第有女绝世，名在南内选择中，未入宫而乱作，军府以一鞭驱之去。吾侪沦落分也，又复谁怨乎！”接着卞玉京为弹一曲，拨动了诗人的心弦，于是写成一首《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 这首记叙重逢的诗歌，似应是一首艳歌，实则不然，综观全诗，倒是一曲含义深刻的时代悲歌。在烽火遍地、山河破碎的年代，不可能有一块超脱尘世的净土，就是儿女私情也笼罩着时代的阴影。这首浸透着血和泪的《弹琴曲》，首先倾诉的还不是卞玉京自己的悲惨遭遇，而是大家闺秀中山王后代徐女的悲剧：“万事仓皇在南渡，大家几日能枝梧。诏书忽下选娥眉，细马轻车不知数。”明亡后，皇室成员纷纷仓皇南渡，在南京匆匆建立起来的弘光小朝廷，处在风雨飘摇的危急境地。然而君臣上下非但不图恢复中原之策，而且过着醉生梦死奢侈腐化的生活，居然下诏大选淑女，闹得民间不得安宁。“中山有女娇无双，清眸皓齿垂明珰。”徐女因才貌出众而被选中，但还来不及入宫，清兵已渡江南下。弘光帝仓促出逃后，这些尚未入宫的妃嫔，就像羊落虎口，沦为清兵的战利品，被掳北去，从此一去不复返。 南内方看起桂宫，北兵早报临瓜步。闻道君王走玉骢，犊车不用聘昭容。幸迟身入陈宫里，却早名填代籍中。依稀记得祁与阮，同时亦中三宫选。可怜俱未识君王，军府抄名被驱遣。 诗在叙述徐女等这些深闺弱质的悲剧命运后，还将她们与历史上的妃嫔进行对照，指出陈后主的张贵妃和孔贵妃虽被韩擒虎所擒，但毕竟已承恩十年；齐东昏侯萧宝卷的妃子玉儿，也曾得到东昏侯的恩宠。她们虽然不幸，但与“可怜俱未识君王”的徐女等相比，徐女的遭遇更悲惨，也更值得同情。 诗的后半篇着重描写卞玉京等教坊女子的不幸：“昨夜城头吹筚篥，教坊也被传呼急。碧玉班中怕点留，乐营门外卢家泣”。官府的征召，引起教坊中歌舞妓的一片混乱。为了拒绝征召，卞玉京改著黄色道装，乘船东下，表示了她对清朝的不满和反抗。作为一个青楼妓女，她的人品和气节，不但远胜叛国投敌的吴三桂，就是身仕两朝的钱谦益和吴伟业，也不能与她相提并论。 身为皇妃的徐女，和作为烟花女子的卞玉京，其地位身份，有着天壤之别，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在战乱频仍的年代，她们都同样成为清兵掠夺的对象。“十年同伴两三人，沙董朱颜尽黄土。”和卞玉京一起的秦淮名妓沙才、沙嫩以及董白等人，甚至被蹂躏至死。对妇女命运的关心，是这首诗的主题。正是在这一点上，使诗的前后两部分成为一个整体，而无分割之感。 卞玉京后来嫁给会稽郑建德，颇不得意，“乞身下发”为道人，凡十余年而卒，葬在无锡惠山祇陀庵锦树林之原。大概因为未能忘却他们曾经相好过一场，吴伟业带着惘怅的心情到她的墓前凭吊，并写了一首长诗《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她虽然死了，却活在诗人吴伟业的心中。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魂牵梦绕旧京华 自古以来，高官厚禄一直是士大夫梦寐以求的理想。它犹如一服奇妙的兴奋剂，刺激着人们的神经，驱使一批又一批的士子，向着做“官”的目标冲刺，以便有朝一日衣锦还乡，挤进荣华富贵者的行列。苏秦悬梁刺股，终于佩六国相印；姜太公钓鱼，七十得遇文王而富贵，这些典型都是儒家用以教育子弟的重要教材。 然而通向仕途的道路，往往总不是那样平坦的。那些在宦海中飘荡的士大夫，有时会遇到狂风骤雨、浊流恶浪的袭击，以致损帆折桅、触礁沉船。吴伟业的一生，他的命运，他的欢乐与悲怆，也都和做官紧密联系在一起。 明崇祯四年（1631），年仅二十三岁的吴伟业，就以会试第一、殿试第二（俗称榜眼）的优异成绩，连捷及第。当他满怀喜悦准备踏上仕途之时，孰料竟不自觉地卷入党社之争。因温体仁与辛未会试主考官周延儒有隙，温竟指使同党弹劾周延儒主持考试有舞弊之嫌，涉及吴伟业。周只得将吴的试卷呈请皇帝裁决。谁也没有料到，明思宗阅后欣然命笔，作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的批示，给予很高的评价。于是，吴伟业因成绩优异，授翰林院编修。 更令吴伟业感激不尽的是，明思宗特赐他归里娶亲，获得少有的殊荣。“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古代读书人心目中所追求的美满生活，他却轻易地达到了。这是他一生中难以忘怀之事，到了垂暮之年，当他回忆起这段生活时，依然充满得意之情： 不意年逾二十，遂掇大魁。福过其分，实切悚栗。时有攻宜兴座主（指周延儒），借吾为射的者，故榜下即多危疑，赖烈皇帝保全，给假归娶先室郁氏。 《与子暻疏》 他的步入仕途，虽有小小的插曲，应该说还是一帆风顺的。如果与那些耗尽毕生精力屡考不中的读书人相比，或者与《儒林外史》中所描写的范进中举式的穷书生比较，他自然是幸运得多了。 吴伟业衣锦还乡，给假娶亲，使他声誉鹊起。在这期间，即崇祯六年春，作为复社骨干，他曾参与复社在苏州虎丘举行的大会，四方赴会的约数千人，盛况空前。这和张溥、吴伟业考取进士有着直接的关系，使他们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鼓动力。 崇祯八年，吴伟业假满后回京任职，从此过着优裕的京官生活。崇祯十二年七月，他“奉使封延津、孟津两王于禹州”。禹州治所在今河南禹县。不料在途中获悉母亲病危，封藩事毕，他便“昼夜兼程”回到家中。母亲虽“幸而得救”，他自己却“忧劳兼至，抱病困劣矣”。为此“投诚君父，拜表陈情”，请求在南京国子监任职。结果经朝廷获准担任南京国子监司业。从崇祯十四年至十六年，他接连升任左中矣、左谕德、左庶子，可谓青云直上。不过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似乎他都没有到京任职，其中原委，值得探究。 但可惜好景不长，他生活在明朝末年，正处于社会大动荡的前夜，一方面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几乎席卷半个中国，动摇了明朝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在东北崛起的清朝统治者虎视眈眈，正等待时机，以图取而代之，因而不断派兵骚扰中原，对明朝造成严重威胁。日暮途穷的明朝统治者，处于腹背受敌的险境，已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祯自缢身亡，从而结束了朱明王朝两百多年的统治。据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云，甲申之变，梅村“号恸欲自缢”，后为家人所阻。福王立，召拜少詹事。“越两月，先生知天下事不可为，又与马、阮不合，遂拂衣归里”。 明思宗（崇祯）殉国处 清兵入关之后，于顺治二年渡江南下，短命的弘光朝成立未及一载，就匆匆收场。清朝统一中土后，吴伟业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作为一位明朝遗臣，他的政治抱负、理想事业等都化为泡影，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但是作为一位大诗人，也许由于战乱之后，历尽人间荣辱升降，他的思想经过时代的洗礼而升华，他那奔放的感情就像泉水突喷，绵绵不绝，流之笔端，就构成一篇篇无愧于时代的佳作，给中国诗坛增添了奇葩。“诗穷而后工”的规律又一次在他身上发挥了作用。梅村《哭苍雪法师》诗云：“得道好穷诗正变，观心难遣世兴亡。”虽写的是苍雪法师，其实何尝不是写自己！ 作为前朝遗臣，他“难遣世兴亡”，对故国始终未能忘怀，特别是崇祯皇帝的恩宠，以及一段“春风得意”的京官生活，实在无法从记忆中抹去。在人生旅途上，人们往往对逝去的岁月更加留念，对失去的东西倍觉宝贵。其实，在他担任京官期间，由于党争纷起，官场上的倾轧颇为激烈，他的心情未必舒坦。但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留在他脑际里的却是一幅幅美好的情景。直至顺治八年，他还以记梦的形式，写下一首《辛卯元旦试笔》： 十年车马盛长安，仙仗传筹曙色寒。禁苑名花开万树，上林奇果赐千官。春风紫燕低飞入，晓日青骢缓辔看。旧事已非还入梦，画图金粉碧阑干。 此诗作者自注：“除夕再梦杏花。”古代长安有杏园（在曲江池西南），唐时为新进士游宴之地。这里“再梦杏花”，即喻当年作者进士及第任职翰林院事。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明朝覆亡虽已数年之久，但他魂牵梦绕的还是“十年车马盛长安”的好时光。自梅村考取进士后，担任京官的近十年时间，正是他一生中最惬意、最欢快的日子。昔日仕宦京华的一幕幕生活，如今像走马灯似的在梦境中依稀再现：宫殿里皇家仪仗队威严肃穆地陈列着，等待五更时分百官朝见皇帝；禁苑里满园名花盛开，群僚们（当然包括作者自己）迎着春风晓日，骑着青骢马，缓步欣赏御苑的景色，皇帝将园中盛产的珍贵果品分赐给千官……那气派、那神情、那场面、那景色，勾勒出一幅春风得意的京官生活图，令人陶醉。 梦境虽然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梦境中的欢乐毕竟是暂时的。梦醒之后，梦中美好的一切全都消失了，就像五光十色的肥皂泡很快地消失在空气中一样。于是，他又痛苦地回到现实生活之中。“旧事已非还入梦”，留给他的只是一片空虚和无限的感叹，而在感叹中又寄托着对故国的深深思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海市景观 远古时代，中国就有关于海上仙山的神话传说。仙山上筑有玉宇琼楼，居住着美丽绰约的仙子，引得人人心向往之。古籍中留下的文字记载也颇多，如《山海经·海内北经》： 蓬莱山在海中。 《史记·秦始皇本纪》： 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日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 《史记·封禅书》：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 常言道：“做了皇帝想成仙。”皇帝在人间贵为天子，享尽荣华富贵，但遗憾的是，和普通的老百姓一样，仍不免一死。因此，他们对长生不老的追求就更为迫切。齐威王、宣王和燕昭王派人入海求神山，其目的是想取得仙山上的不死药。汉武帝为了远望蓬莱仙山，还特地筑城，命名为“蓬莱”，今日山东蓬莱县即由此而来。宋嘉祐年间，郡守朱处约把蓬莱县北丹崖山的海神庙改建为蓬莱阁，神话传说这里是八仙过海之处。 三神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凡人成仙之后自然也都相聚在那里。白居易《长恨歌》中有一段写方士寻觅死后的杨贵妃：“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从下文“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来看，诗中的仙山也就是蓬莱山。 山东蓬莱阁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为什么传说中的仙山位置在今蓬莱县一带呢？很显然，这恐怕和海市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自古以来，这一带经常出现变幻无常的海市，古代的人们又无法对这一自然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以为那些虚无缥缈、时隐时现的海市蜃楼，必定是仙人居住的地方，于是创造了渤海中三仙山的神话传说。 关于蓬莱海市，历史上多有记叙。沈括《梦溪笔谈》：“登州（即今山东蓬莱）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楼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之状，谓之海市，或云蚁蜃之气。”《齐乘》云：“登州北海中，有沙门、鼍矶、牵牛、大竹、小竹五岛，海市现灭，常在五岛之上。或谓类南海蜃楼，殆不然。尝至海上访之，每于春夏晴和之时，果日初升，东风微作，云脚齐敷于岛上，海市必现。凡世间所有，象类万殊，或大或小，或变现终日，或际海皆满，其为灵怪赫奕，岂蜃楼可拟哉！”名闻遐迩的蓬莱海市，千百年来不知吸引了多少游人。但其中肯定有不少人因未能一睹其奇特的景象而感到遗憾。然而也有幸运者，宋代大文豪苏轼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于元丰八年被命为登州知州，十月到任，不料到任后仅五天，即被召还朝改任礼部郎中。海市一般常在春夏之间出现，苏轼到达登州时，已是深秋初冬时节，自然在短短的数天里要想见到海市，已属奢望。然而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见（海市）为恨，祷于海神广德王（即东海龙王）之庙，明日见焉。”这虽是巧遇，但对诗人来说却是极其难得的，欣喜之余，他作《登州海市》以记此事：“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心知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烦神工！岁寒水冷天地闭，为我起蛰鞭鱼龙。重楼翠阜出霜晓，异事惊倒百岁翁……。”海市奇幻诡谲，出没无常，在“岁寒水冷天地闭”之际，能一睹其“庐山真面目”，只能说他是一位颇有眼福的人。而这首以海市为题材的诗篇，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除山东蓬莱之外，中国沿海一带出现海市的也并不少，如浙江海宁、上海金山、广东惠来等地也都能见到它的身姿。吴伟业有一组《海市》诗，就是描写盐官（今浙江海宁）海市的。据作者在《海市记》中记述，清顺治四年，作者前往杭州探望两浙观察张天机（字石平），张设宴盛情款待，席间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盐官海市的景象： 余过盐官，观海市矣。姑登楼望海，见海中有浮图长三十仞，白云滃滃从之。初谓绝岛所未有之奇也。已而石塘阗沸，盐官人皆走且呼曰，海市矣！海市矣！ 未几，赤壁矗起，甃域剥落若堵墙，少间色变白，危楼数十间涌出其际，窗棂玲珑，金碧如画。忽苍烟飞来，复阁尽没，而修竹万丛，松柏槎枒，层城睥睨，横亘异状。烟尽，楼脊渐出，顿还旧观。乃有长桥出于水上，隐隐历历，车马无声，楼船旗帜，似有人队介而立。其余若鼎者、铛者、幡盖者、盘盂杯鎗者，目之所接，手之所指者，盖不可胜数矣，而又倏忽尽矣。 《海市记》生动而详尽地描写了盐官海市云蒸霞蔚、壮丽幻化的景观。随后，作者似乎意犹未尽，又挥毫写成《海市》四首，它以丰富的想象，绚丽多姿的笔触，把海市变幻多端的景色描绘得惟妙惟肖。这里抄录一首，以供欣赏： 东南天地望中收，神鬼苍茫百尺楼。秦畴长松移绝岛，梁园修竹隐沧洲。云如车盖旌旗绕，峰近香炉烟霭浮。却笑燕齐迂怪士，只知碣石有丹丘。 海市这一自然界的神奇景观，自非鬼斧神工所不能为，确给人一种神秘感。你看，那天地苍茫之间矗立起百尺危楼，那秦时祭坛的松树，仿佛移植在绝岛上，那汉代梁园的修竹隐约出现在水边……这一切构成了迷迷濛濛、令人神往的艺术境界。结局讽刺古代方士只知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山，言外之意是他们不知盐官的海上也有神仙居住的地方——丹丘的存在。这里也给我们以启示，古人确是将海市当作仙山看待的。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只是凭借他人的叙述，而未亲睹海市的景况，却描写得有声有色，历历如在眼前，足见其艺术功力之深。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悼亡妻 悼亡诗，顾名思义是丈夫追悼亡妻之作，始于晋代潘岳。 西晋文学家潘岳，美姿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标准的美男子。据说少年时曾挟弹出洛阳道，妇女们见到他无不为之倾倒，“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但是，他对妻子的感情却始终如一，可谓情深意笃。他二十四岁结婚，五十岁妻子不幸死亡，夫妇和睦相随二十六载。潘岳悲痛之极，为她服丧一年，期满后于元康六年（269）改服赴任，作《悼亡诗》三首。诗中所写都是日常生活之事，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流畅，没有什么深奥难懂的句子。“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睹物思人，抚衿长叹，徘徊墓前，不忍离去，最后“挥涕强就车”，“路极悲有余”。诗中所流露的真挚、自然、深沉的夫妻之情，颇为后人赞赏，此诗也得以广泛流传。从此之后，《悼亡诗》便成为丈夫哀悼亡妻的专用诗题。 诚然，潘岳《悼亡诗》之所以备受推崇，也不是偶然的。中国妇女历来克勤克俭，为抚育子女、操持家务等等付出了大量劳动，由于社会的男尊女卑，她们的功绩往往被忽视。再加上中国人不是讲“含蓄”吗？一般习惯于感情不外露，夫妇之情尤其如此。翻遍古代数以万计的诗篇，其中深刻抒发夫妻感情的作品实不多见，就是一个明证。也许由于死神的降临，使积聚心头的情感一下子突发出来，汹涌澎湃，无所阻挡，一旦见诸文字，吟成悼亡诗，就往往会引起心灵的共鸣。再说潘岳本来就是写哀伤诗的高手，他善于言情的特长，无疑有助于《悼亡诗》的不胫而走。 此后，悼亡诗几乎历代皆有，其中唐代诗人元稹的《遣悲怀》三首就十分著名：“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叙事真，感情痴，用语挚，公认为悼亡诗中的佳作。 吴梅村为悼念亡妻而写的《追悼》，也是一首情真意切的好诗： 秋风萧索响空帏，酒醒更残泪满衣。辛苦共尝偏早去，乱离知否得同归。君亲有愧吾还在，生死无端事总非。最是伤心看稚女，一窗灯火照鸣机。 诗人的妻子郁氏卒于顺治四年（1647）。这时离清兵长驱直下攻占南京、吴伟业带领全家避乱乡间仅二年。俗话说，人生最大的伤心事，莫过于幼年丧母、中年丧妻和老年失子。这年作者才三十九岁，正是中年丧妻，国破妻亡，对梅村的刺激实在太大了。 “秋风”、“空帏”、“更残”，在一片凄凉的环境中诗人酒醒了，想起曾朝夕相处的亡妻，不禁泪洒衣襟，长夜难眠。 人虽亡去，但岁月流逝而留下的痕迹依然历历在目。吴伟业少年得志，连捷及第，二十三岁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崇祯皇帝特赐他归里娶亲，娶的就是这位贤淑的郁夫人。这是何等的荣耀！当时他的恩师张溥曾写诗祝贺：“人间好事皆归子，日下清名不愧儒。富贵无忘家室始，圣贤可学友朋须。”（《送吴骏公归娶》）的确，命运之神好似已为吴伟业安排好一切，如花似锦的前程，令人神往。“人间好事皆归子”，梅村当时确实正处在一生之中最幸运的时刻。 但是好景不长。崇祯末年，风云突变，特别是甲申之变、乙酉之乱，明朝灭亡。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与吴伟业同甘共苦、分挑重担的正是这位郁夫人。顺治二年，在清兵铁蹄的驱赶下，吴伟业与郁夫人携全家百口，在风雨中乘扁舟逃往礬清湖，投靠亲戚，这对于平日居住在高楼深院的贵夫人来说，确是很艰辛的，但却支撑了过来。可是在饱尝了离乱带来的痛苦之后不久，郁夫人却偏偏过早地离开了人间。“辛苦共尝偏早去，乱离知否得同归。”这一字一句都饱含着无穷的辛酸，确是他们共同经历劫难之后发出的肺腑之言。 从郁夫人之死，联想到自己在明亡后，未能以死殉节，实有愧于君亲。他痛感悲哀的是江山易主、人事皆非：“君亲有愧吾还在，生死无端事总非”。正是他当时思想的写照。因此，这首悼亡诗与一般悼亡诗有所不同，除表达对亡妻深沉的悼念外，还将自己的身世之感、家国之痛融进诗句里，诗的内容早就超出了悼念亡妻的范围，无疑扩大了诗的社会意义。结尾以稚女失母、布机失主反衬悲哀之深，好似不经意的一笔，却令人回味无穷。 这首诗在梅村作品中可算是质朴无华的一首，语言未多加修饰，也不用典，但由于感情真挚、浓烈，十分动人。 吴伟业对明朝、对清廷、对做官、对人民等等有自己的态度，同样，他对妻子、对家庭、对子女也怀有脉脉温情。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是一位感情丰富、有血有肉的诗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苦雨寄深情 雨，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说不尽的诗情画意，有数不清的名篇佳作。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清明》）。牧童放牛，酒幌微露，濛濛细雨犹如一袭轻纱，若隐若现地笼罩着人和物。诗中创造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氛围，宛然一幅淡淡的水墨画。这首诗倘若抽去了雨，诗味就不可能如此浓郁。 雨，作为大自然的恩赐，似乎是那样的平常，但人类如果缺雨少水就难以生存，地球上鱼虫草木等等，如果没有适量的雨水也无法生息相继。雨水与人类生活既然如此密切，因此，很自然成为诗人笔下吟咏的对象。同时由于人们对雨的需求感受不同，或喜或忧，从而创作出千姿百态的诗篇。 农作物需要雨水，就像婴儿需要母亲的奶汁一般。俗话说：“春雨贵如油。”那是因为春雨能够滋润大地，有利于春耕，给农业生产带来勃勃生机。所以古诗中讴歌春雨的诗篇特多，字里行间流淌着喜悦之情。如南宋翁卷《乡村四月》：“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迷濛春雨，染绿了山原，农民们怀着丰收的希望忙着插秧养蚕。透过这一画面，我们仿佛感受到农夫们对于未来的憧憬，以及由此而生发出来的喜洋洋的心情。又如杜甫《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写春风春雨，细致入微，全诗不着一喜字，但心头的喜意却跃然纸上。 滋润的雨水，有益于农业生产。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总是给人们带来丰收的希望。但是绵绵淫雨或久旱不雨，又会造成不幸和灾难。因此，人们称淫雨为“苦雨”、“愁霖”。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北京等地发生严重旱灾，皇帝甚至每夜焚香祷告以祈雨，著名戏剧家汤显祖写了一首《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诗，加以讽刺：“五风十雨不为褒，薄夜焚香沾御袍。当知雨亦愁抽税，笑说江南申渐高。”申渐高是五代吴国的乐工，当时吴国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干旱，中书令徐知诰（即后来的南唐开国皇帝）问道：“近郊有雨，何以都城不下雨呢？”申渐高以诙谐的口吻说：“因为雨怕抽税，不敢进京。”诗中借申渐高的典故，抨击明代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写得饶有风趣。事实上，天灾与**往往纠缠在一起，密不可分。 其实，淫雨造成的灾害，并不比干旱轻些。且看吴伟业的两首《苦雨》诗： 乱烟孤望里，雨色到诸峰。野涨余寒树，江昏失暝钟。夜深溪碓近，人语钓船逢。愁听惟支枕，艰难愧老农。 响苦滴残更，愁中耳倍明。生涯贪旧业，天意误躬耕。乞火泥连屋，输租潦满城。谁家歌舞宴，彻夜不闻声。 这两首诗写作时间相隔多年，但所表达的内容却有连贯之处。前一首勾勒出江南水乡久雨成灾的凄凉景象。绵绵淫雨，下个不停，田野里汪洋一片，淹没了一切，只有零零星星的寒树撑出水面。洪水泛滥，收成无望，最终遭殃的将是普通农民。“愁听惟支枕，艰难愧老农。”面对灾情，自己却束手无策，深感愧对老农。这发自肺腑的声音，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疾苦的关心和同情。 后一首写夜深更残，那淅沥沥的雨声依然不绝于耳。久雨成灾，使诗人愁思难禁，彻夜不眠。“天意误躬耕”，诗人想到的是，久雨耽误了农业生产，言外之意是靠它过活的人们，今后的日子怎么办呢？写到这里，意思已表述清楚，本可以结束了。但诗人意犹未足，笔锋一转：“谁家歌舞宴，彻夜不闻声。”富豪人家面对这场淫雨所造成的灾害，非但无动于衷，而且依然通宵达旦寻欢作乐，沉迷在“歌舞宴”之中。这样的刻画，一层深入一层，给人以“峰回路转”的感觉，使诗所蕴含的深度增加了，避免了一览无余的弊病。如果不是大手笔，是颇难做到这一点的。 在大量的咏雨诗中，有的把雨纯粹作为大自然的景象加以描绘，如王维“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辋川别业》），杜甫“鸣雨既过渐细微，映空摇飏如丝飞”（《雨不绝》），陆游“映空初作茧丝微，掠地俄作箭镞飞”（《雨》），刘基“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五月十九日大雨》）等等，或描写雨中景色，或表现雨的状态，都从不同角度捕捉雨的形象，加以刻画。但更多的诗篇，则是借咏雨以抒怀。前面所引两首吴伟业的诗就是如此。又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写于光宗绍熙三年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诗：“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当时陆游已六十八岁高龄，赋闲在家，但他收复中原的愿望始终未泯，甚至在梦中也念念不忘奔赴前方。所谓“风雨大作”，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在诗中我们可以感触到一颗跳动着的拳拳爱国之心。 雨虽无情人有情。人们寄情于雨，就会创作出具有艺术生命的东西。记得曾有人说过：“没有感情，艺术生命之花便会枯萎。”这确是经验之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镇江旅思 以旅思为题材的作品，在古典诗歌中何止成千上百！大概因为古代交通不便，旅途困顿，更能引发出诗人的旅思羁愁吧！描写旅愁的诗篇最早可推至《诗经》，其中《采薇》篇写士兵远离家园，出征边陲，抵御??狁的侵犯。末章写归途中的愁绪，至今咏诵一过，仍感意境无穷：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战士们在归途中忆及昔日从军出征时的情景，春光明媚，杨柳依依。如今征战归来，已是隆冬来临，雨雪霏霏。描写征途风光的目的，是从季节更迭中衬托出士兵们长时间征战在外困苦不堪的情景。征途悠远漫长，士兵们忍饥挨饿，徒步行军，内心充满悲哀，而更感可悲的是，士兵们的哀愁既无人觉察，更无人理解。我们可以把这首诗看作是诗歌创作中以旅思为题材的滥觞。 之后，抒写羁旅情怀几乎成为诗人最喜爱的题材之一。因为一般地说，诗人的经历往往比较复杂，无论是离家事君，宦游海内；或是出门远游，历尽山川；或是守戍边境，远征异域；或是经历离乱，流浪他乡等等，一旦踏上旅途，总不免拨动感情之弦，弹奏出旅思羁愁之曲。例如陆机《赴省洛道中作》，就是一首描写旅途情怀的名篇，诗写道：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余，林薄杏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 陆机是东吴名将陆逊之孙，陆抗之子。晋灭吴后，陆机长期闲居故里，太康十年（289）与其弟陆云应诏赴洛阳，但这却并非所愿。所以他人在途中，心念家乡。“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诗一开头就写出辞家远出的感叹，与结尾“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相呼应。诗中写旅途的艰辛、环境的险恶，且用“衰”、“孤”、“悲”、“郁”这类的字眼极力表达旅途的愁思，而这一切恰恰又都围绕着“思乡”而层层展开，既委婉动人，又突出主题。由于这首诗所写的旅思，仍囿于个人的思乡之情，所以社会意义并不大。 吴伟业的《野望》二首，同是写旅思，但所表达的却非个人的哀愁： 京江流自急，客思竟何依！白骨新开垒，青山几合围。危楼帆雨过，孤塔阵云归。日暮悲笳起，寒鸦漠漠飞。 衰病重闻乱，忧危往事空。残村秋水外，新鬼月明中。树出千帆雾，江横一笛风。谁将数年泪，高处哭途穷。 这两首诗约写于清顺治八、九年间，此时离明朝覆亡已将近十年，但战乱给诗人带来心灵上的创伤却无法医治好，因此作者途经镇江时，目睹战争给人们造成的劫难，愁思难禁，写下这两首抒发“客思”之情的诗篇。 诗题“野望”两字，总括全诗。“野”是客观景色，“望”是诗人眼中所见，带有主观感情。情为主，景为宾，由景入情，融情于景，情景交融是本篇特色。诗中描写经历战争浩劫之后的荒凉景色，以寄托对明王朝的哀思，在诅咒战争的同时，表达了对无辜人民的同情，这就构成了这两首诗的基调。“客思”的内容已经越出个人悲愁的范围。 第一首起句点明地点。“京江”指长江流经京口（今江苏镇江）的一段。“客思”则点出诗人在异乡作客。这样一位独立江边望着滔滔东去的江水而触发无限愁思的诗人形象，就屹立在读者的面前。后面三联是野望所见，也就是引起旅思的缘由。三四句写静景，放眼望去，青山郁郁，白骨累累，大地沉寂得出奇，从而创造一种压抑沉闷的气氛。五六句写动景，从高楼上远眺，帆船在迷濛的细雨中飘荡而过，耸立的孤塔上空掠过一阵阵白云。一静一动，反差鲜明，构成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艺术境界。尾联貌似写景，实为抒情。“日暮”不仅指时间已到傍晚时分，而且一语双关，兼指政治气候，含日暮途穷之意，暗中与下一首“高处哭途穷”相呼应。这种内在的联系使两首诗更富有整体感。悲笳阵阵，寒鸦漠漠，为寂静无声的画面增添一丝悲凉的气氛，一股迷惘惆怅的愁绪油然而生。 第二首和第一首在内容上是互相衔接的，以“衰病重闻乱”领起全篇。同样是诗人站在江边眺望，时间、地点相同，所看到的景物也无异，同样是江、水、船、树、白骨等等，但妙就妙在作者好似信手写来，却毫无重复之感，其中的奥妙就在于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描写。如“新鬼月明中”与“白骨新开垒”表现的是同一个对象，同一层意思，然而前者是写“神”，后者是写“形”，角度不同，就不显得重复。“月明中”是暗用李煜《虞美人》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意，曲折地隐射明朝的灭亡。“月明中”与“新开垒”，一虚一实，虚实相间，参差变化，就显得不单调，不雷同。末句“高处哭途穷”，用阮籍的典故。据《世说新语·栖逸》注引《魏氏春秋》载：“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经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作者以阮籍自况，表示自己自入清以来，已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内心的悲哀可想而知。 青山依旧，草木无情。然而愁人眼中“望”出的“野”景，却是青山含泪，流水带愁。作者在遣词造句上注入主观感情，使景物抹上浓重的悲凉色彩，如“白骨”、“危楼”、“孤塔”、“悲笳”、“寒鸦”、“衰病”、“残村”、“途穷”等等，组成一幅凄惨萧瑟的画面，主旋律是亡国哀音。 这两首诗的共同艺术特点是，首尾抒情，前后呼应。二三两联写景，或动或静，或近或远，交叉搭配，从而构成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陈圆圆与吴三桂 陈圆圆，原名陈沅，为江南一代名妓，与李香君、卞玉京、马湘兰、柳如是、董青莲、顾横波、寇白门有“秦淮八绝”之称。 明清之际，以陈圆圆为题材的诗文颇不少，其中要数吴伟业的《圆圆曲》最为著名，流传也最广。陈圆圆因一曲《圆圆曲》而传世，吴传业也因《圆圆曲》而诗名益增。后世论及陈圆圆的几乎无不从《圆圆曲》中采撷她的生平资料，清代钮琇所作《觚剩·圆圆》就全文引用了《圆圆曲》，可见其影响之大。 吴伟业一生精于律诗，尤其擅长歌行体，而歌行中又以七言为胜，后人所称“梅村体”云云，也多半指这类作品而言，《圆圆曲》便是七言歌行的代表作。诗中以陈圆圆和吴三桂的悲欢离合作为经纬线，并将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历史事件的描述天衣无缝地交织在一起，使这首具有传记性质的长篇巨制，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由于作者在题材处理上摆脱了“英雄美人”的格局，不但使主题得以深化，诗的社会意义也很明显地得到加强。 此诗结构宏伟，头绪纷繁，明末清初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闯王进京、崇祯自尽、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失败、清朝一统天下等等，在诗中都有所反映，可以看作是晚明史的艺术再现。在一首诗中能够包容如此丰富的历史内容，实为罕见。 诗以《圆圆曲》为题，顾名思义，陈圆圆自是诗中的主人公，吴三桂只不过是陪衬人物，可是推敲全诗，“出场”不多的吴三桂在某种意义上讲倒是真正的主角。吴在历史上是一位声名狼藉的民族败类，一个道道地地的反面角色。但囿于当时的环境条件，作者只能“反面文章正面做”，即在正面的描述中，予以冷嘲热讽，读之令人拍手称快。我们且看诗的开头是怎样给吴三桂“亮相”的：“鼎湖当日弃人间，破贼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占北京，刚愎自用的崇祯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煤山（今北京景山）自缢身亡。这时，为防御清兵而镇守山海关的辽东总兵吴三桂，曾准备接受起义军的招降，表示愿意归顺。但他得知陈圆圆被李自成部将刘宗敏掳去后，便不顾民族利益，引清兵入关，并向李自成军进击。为了掩人耳目，他打着为君王报仇的旗号，而且演出一幕“六军俱缟素”的闹剧。但是作者敏锐指出，他的“冲冠一怒”不是为别的，而是为“红颜”，这就撕下他为君报仇的假面具，把一个背叛朝廷、卖身求荣的汉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于这一层意思，梅村在诗中反复吟咏，再三强调，如“常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等等，因此，可以说这开头的短短数句，实为整个乐章定下基调。 这首诗约作于顺治**年间，当时吴三桂先是镇守汉中（今属陕西省）一带，不久即率军入川，追击李自成军，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其权柄在握，不可一世，但作者在诗的结尾却很有预见地宣告，他将和历史上的吴王夫差一样，落得可耻的下场： 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径尘生乌自啼，屟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 明亡后，上至遗臣，下至黎民百姓，都对吴三桂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恨之入骨。吴伟业在《圆圆曲》中说出了人们想说而又不敢说的心里话，反映了人们的意愿，这也是此诗之所以能不胫而走的奥秘所在。应该说诗的开头和结尾遥相呼应，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 诚然，作者选择陈圆圆作为此诗的主人公，显然并非为陈圆圆而写陈圆圆，而是有更深一层的目的在。尽管如此，作者还是花费大量笔墨去描写这位出身卑贱而后成为王侯夫人的历史性人物，因为她的生平际遇正反映了朝代的兴衰更迭。诗中对她的前半生经历，如出生姑苏，沦为妓女，以及被外戚强聘，献入宫中，终被挤遭遣等等，仅作简略的交代，重点则是描述她与吴三桂邂逅相遇后的情景，从初见、定情、携归、离别，至相迎、重圆、入陕、进川等等，情节生动，波澜起伏，且时间和空间的跨度都很大，作者却能够有条不紊让这些事情围绕着吴三桂叛明降清的活动而展开，因而在“红颜流落”的背后，深深隐藏着作者的亡国之痛。 陈圆圆最终结局如何？因限于写作年代，诗中未能写明。据《觚剩·圆圆》载，吴三桂镇守云南后，“居久之，延陵（吴三桂）潜蓄异谋，邢（陈圆圆本姓邢）窥其微，以齿暮，请为女道士。霞帔星冠，日以药垆经卷自随。”所以有一种说法，陈皈心净域，乞女道士以终。至于吴三桂，因康熙时议撤藩，他又起兵反清，自称周帝，后病死。这些都是后事。 《圆圆曲》长达五百四十九字，读来却无沉闷冗长之感，显示了诗人卓越超群的艺术才华。由于梅村精熟诸史，兼及百家，诗中用典颇为自如，这也是构成此诗的特色之一，但也引起后人的批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 以《长恨歌》之壮彩，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也。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 我们觉得，笼统地以用典的多寡来品评吴、白诗歌的优劣，未免失之偏颇。但无需讳言，梅村某些诗篇，因用典过多，以致造成晦涩难明的情况，也确实存在。 《圆圆曲》问世之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据陆次云《圆圆传》载：“梅村效《琵琶》、《长恨》体，作《圆圆曲》以刺三桂，曰‘冲冠一怒为红颜’，盖实录也。三桂赍重币，求去此诗，吴勿许。”这一传说，可靠性如何，有待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军人出身的吴三桂如读到此诗，他的脸色是不会好看的。因为讽刺的力量，会刺痛人们的神经。任何一个正常的人，是谁也逃脱不了这一规律的。 杨际昌在评这首诗时说：“吴梅村歌行，大抵发于感怆，可歌可泣。余尤服膺《圆圆曲》，前幅云：‘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后幅云：‘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使吴逆无地自容。体则元、白，可为史则已如杜也。”（《国朝诗话》）这一评论，很有见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师生情谊 作为清初诗坛的领袖吴伟业，其成材条件之一，是家学根底的深厚。他祖籍江苏昆山，后迁居太仓。高祖吴愈是明成化乙未（1475）进士，曾任四川叙州知府、河南参政，与明代著名书画家沈周、祝允明（枝山）等结为知交。梅村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其父吴琨只是一名诸生，以教授生员为业。他从小就在浓厚的文学与艺术的氛围中熏陶成长，不但工诗，而且善画。《画徵》中说他“山水得熏黄法，清疏韶秀，风神自足贵也。与董思白、王烟客等友善，作《画中九友歌》以纪之”。董指南唐画家董源，黄指元代画家黄公望，两人都以山水画见长。董思白即董其昌，是明代著名画家。梅村的画虽未见流传下来，但也可见其艺术修养之高。 不过使吴梅村卓然成家的主要条件则是刻苦攻读，而他的勤奋苦读是从他拜师受业之后开始的。他七岁接受启蒙教育，十一岁寄读于穆苑先家，后又随父就读于吴志衍、王岾云家。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有几位老师对他的学业为人都产生极大的影响，张溥就是其中之一。 张溥（1602－1641）字天如，江苏太仓人，是复社的创始人之一。他虽仅比吴伟业大七岁，但当时在文坛上却已闻名遐迩。由于他善于品评文章，以文章提携后学，大家都争着将弟子送到他的门下，拜他为师。但他却不肯轻易地接纳弟子，必定要亲自看过文章，以为有培养前途的方予接受。有人将吴伟业的文章呈送给他看，一睹之后，大加赞赏，便收为弟子。 吴伟业字画 张溥知识渊博，勤奋好学，据说他每读古人文章，必默写七过，便能背诵，故名其书斋曰“七录斋”，有《七录斋集》传世。吴伟业在张溥的影响下，经史子集无不涉及，为以后成为诗坛巨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溥为复社领袖，吴伟业则是复社主要骨干。由于他们思想倾向相近，因而在吴伟业立朝之后，关系更为密切。张溥在辛未会试中，仅名列二甲，吴伟业为一甲二名，论荣名不及吴伟业，但因张溥文名远播，仍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但他常常不顾自己职位，越位发言，引起翰林院同僚的不满，并向内阁告发。次辅温体仁因对张溥没有好感，表示如不宜任此职，可予除名，引起张溥的极大反感。张抓住温的把柄，指使吴伟业出面弹劾他。吴因刚入仕途，资历未深，不敢贸然行动，但又碍于师命，便转移目标，参劾温手下的蔡奕深，以期由此打开缺口。这样吴伟业便不由自主地深深卷入党争之中。 崇祯六年，在张溥的主持下，召集南北各地若干文社，会于苏州虎丘，成立复社，据说赴会的人数达几千人，可谓盛况空前。复社虽以复兴古学为号召，实际上却是借结社以评议朝政，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崇祯十年左右，太仓监生陆文声、苏州推官周之夔等先后告发张溥、张采“倡复社以乱天下”，吴伟业也牵涉在内。这些案子直至崇祯十四年张溥去世后才未予追究。张溥的辞世，使复社失去领袖人物，紧接着不久又发生甲申、乙酉事变，复社遂由盛转衰，其影响力大不如前。 入清以后，江南一带文社活动仍较活跃。顺治十年，原由夏允彝、陈子龙等创立的几社慎交、同声两派在虎丘举行盛大集会，作为诗坛盟主和前朝遗老的吴伟业也应邀参加，这不由使他想起了张溥在世时的情景。他在《癸巳春日禊饮社集虎丘即事》其一中写道： 苏州虎丘 杨柳丝丝逼禁烟，笔床书卷五湖船。青溪胜集仍遗老，白帢高谈尽少年。笋屐莺花看士女，羽觞冠盖会神仙。茂先往事风流在，重过兰亭意惘然。 茂先是张溥的字，“茂先往事”即指崇祯六年的虎丘大会，诗中把这次虎丘集会看作是复社的遗风，不为过分。在张溥去世十余年之后，吴伟业仍一往深情地思念着已故的老师，可见师生情谊之重。 与吴伟业关系密切的另一位老师是李明睿。李明睿字太虚，江西南昌人。他与吴伟业之父吴琨曾一起在王岾云家任教，当时吴伟业年少，随父就读王氏家塾中。李明睿奇其文，曾预言他长大后必成大器。李为人嗜酒落拓，有一年岁终，王家设酒宴请两位老师，出家中所藏玉卮侑酒，席间李明睿酒醉，不慎挥手将玉卮打碎，主人之子面露不悦之色，李便拂袖而去。吴琨急追至城闉，出馆捧十金为赠。十余年之后，吴伟业参加辛未会试，恰巧主考官就是这位李明睿，阅卷之后，他荐吴伟业会试第一名。对于这位恩师，吴伟业自然永世不忘，师生感情十分深厚。 明亡后，李明睿从北京回到阔别已久的南昌，不久又因金声桓在南昌反叛清朝，在战乱中他又逃离家乡漂泊到扬州。吴伟业在《座师李太虚先生寿序》中说：“先生流离险阻，浮海南还，家园烽火，祸乱再作，仅以其身漂泊于江山风月之间。”写的就是这一段经历。他的《座主李太虚师从燕都间道北归，寻以南昌兵变，避乱广陵赋呈》、《阆园诗》、《寿座师李太虚先生》等诗，都写于这时。当时李弃官归里，吴也隐居家乡，他们都是明朝遗臣，忧国忧民，同病相怜，师生的感情更接近，也更融洽。 这些诗，或追忆逝去的岁月：“十年金马梦，回首暮云中。”或表达对老师的怀念：“海内论知己，天涯复几人？关山思会面，戎马涕沾巾。”而更多的则是表现他对战乱的感慨和对故国的深情思念，《阆园诗》其十就颇有代表性： 早买淮阴棹，仍登江上楼。晓来看北固，何处似南州！王谢池台尽，齐梁寝树秋。天涯忧国泪，岂为故乡流！ 当时江南地区早已被清兵占领，“何处似南州”云云，颇有江山依旧、风景尽殊之叹。最后二句点明伤心痛哭的缘由，是全诗的主旨所在。明亡后，李明睿浮海南还，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拒不仕清，因此吴诗中有“还家苏武节，浮海管宁船”的赞语，颂扬李的民族气节。遗憾的是，李于顺治十五年再仕清廷，未能保持晚节，这是后话。 吴伟业还有一位老师名叫周廷珑，是他乡试时的房师。周廷珑字芮公，福建晋江人，天启乙丑进士。他们来往通问，友情甚笃。吴伟业有《寄房师周芮公先生》四首，因写于吴仕清之后，情绪较低沉悲切，有“惆怅平生负所知，尺书难到雁来迟”，“白鹤青猿叫晚风，苦将身世诉飘蓬”等句，他在诗序中说：“欣故人之杖屦，致远道之邮筒，爱作短章，聊存微尚，抒平生于慷慨，写尽日之羁愁。庶几同经丧乱，识此襟情，虽隔山川，无殊会面云尔。”可见他是以诗代信，诉说自己的情怀。只有面对知交，才能如此坦率地直抒胸臆。 俗话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吴伟业在文学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他的老师们，但他并不恃才傲物，对于曾经哺育他成长的恩师，他是永志不忘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为人的忠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清代的捉船之风 偶翻《曾国藩全集》，一篇《禁止掳船告示》映入眼帘，笔者饶有兴趣地浏览一过，茅塞顿开，领悟到有清一代诗歌创作中之所以以“捉船”为题材的诗篇经常出现在作家笔下的道理，而且对吴伟业《捉船行》的写作背景及其社会意义，多少增添一点感性的认识。《告示》写道： 照得近来各营弁勇，掳船之风日甚一日。或并无差事，掳船而卖放；或多揽货船，闯关而包厘。即有统领营官在途同行，亦复纵容兵勇鱼肉船户。无论重载之船、家眷之船、养病之船、送柩之船，一概强掳讹索。或本系上水，而强之下行；或本系小划，而强之远行。甚至驱逐客商，攘占货物。又有游勇、土匪假冒各营之名，到处掳船。长江大湖，支河小港，骚扰几遍。商民久含怨怒，厘税因之大减。船户固不聊生，军士亦将饥饿。急应严行禁革，以肃军政而裕厘饷。嗣后，……一概不准掳船，只准民价和雇。如敢故违，定以军法从事。 冗长的引文，令人看得有些不耐烦，但有一点十分难得，这位堂堂的清朝大臣对“掳船之风日甚一日”深感忧虑，“商民”“船户”固然不满，却未必会引起这位大臣的重视，但“厘税因之大减”，“军士亦将饥饿”，才使他感到此风非煞不可。这也是此篇“告示”的着眼点。可见，掳船之风当时已严重到何等地步。那么，一纸文书是否果能遏制住风行已久的恶习，那只有天晓得。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掳船之风在清朝初年就十分盛行，且看吴伟业的《捉船行》： 官差捉船为载兵，大船买脱中船行。中船芦港且潜避，小船无知唱歌去。郡符昨下吏如虎，快桨迎风摇急橹。村人露肘捉头来，背似土牛耐鞭苦。苦辞船小要何用，争执汹汹路人拥。前头船见不敢行，晓事篙师敛钱送。船户家家坏十千，官司查点候如年。发回仍索常行费，另派门滩云雇船。君不见官舫嵬峨无用处，打鼓插旗码头住？ 事实上，曾国藩的《告示》是在这首诗问世之后二百多年写成的，倘若将它移作《捉船行》的注脚，仍十分贴切，可见从清王朝建立之后的二百多年间，“掳船之风”盛吹不衰，且愈演愈烈，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贪婪的官吏借此敲诈勒索，鱼肉人民，以饱中囊。难怪清代一些诗人对“捉船”的虐政十分反感，给后人留下不少反映这一现实问题的诗篇。如钱澄之《捉船行》：“县里今年大捉船，有船不近长江边。往时系缆阑江口，如今横舰截江守。峨峨大艑载官鹾，官不放行可奈何。”这首诗着重写大船被官府拦截，使船工无法维持生计，“闲得一夜心不休，明朝替人驾小舟”。但是，驾小舟也不能逃避被捉的命运，高琼《小船歌》写道：“江中官船不知数，又见官符捉船住。大船买脱中船藏，小船仓皇避无路。”小船的处境不见得比大船好，甚至更坏。“捉船”的结果，逼得船民走投无路，李念慈的《封船行》就是写一对船工夫妇被捉载兵，结果连粮食也被夺走，只得深夜弃船而逃：“忍饥夫妇双泪流，夜弃舟航行乞去。”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这类以捉船为题材的诗篇，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绘出一幅清代船民悲惨生活的图景。 而吴伟业这首《捉船行》，却独具匠心，和其他诗篇比较，它写得更生动，更深刻，因而更具有强烈的批判力量。诗从“捉船”写起，以讽刺性喜剧的形式，先是展现出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官差借口载兵而四出捉船，“大船”用金钱“买脱”，免被征用，“中船”看来势不对躲进港叉，只有“小船无知唱歌去”。然而小船依依呀呀摇着橹，一路上轻松地唱歌而去，结果却带来一系列麻烦，这样便把矛盾冲突引向**。船工的遭受毒打，篙师的“敛钱送”，郡吏的敲诈勒索，无不摄入作者的镜头。 诗写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了，作者却用了一个有力的反诘，使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更深入了一层：“君不见官舫嵬峨无用处，打鼓插旗码头住？”高大的官船，停靠在码头边，闲置无用，这就反衬出所谓“捉船载兵”，其实不过是一种借口、一个骗局而已。它深刻地揭露出清朝政府的**以及官吏的贪婪凶残。这个结尾强劲有力，且发人深省。 杨载《诗法家数结句》云：“或就题结，或开一步，或缴前联之意，或用事，必放一句作散场，如剡溪之棹，自去自回，言有尽而意无穷。”《白石道人诗说》云：“篇终出人意表，或反终篇之意，皆妙。”梅村深得诗中三昧，能运用自如，这样的结尾，确实出人意表，收到了言虽尽而意无穷的效果，不愧为诗林高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十年重到石头城 南京乃六朝故都，虎踞龙蟠，人杰地灵。对吴梅村来说，南京更具有特殊之意义。明朝开国皇帝在这里定都后，国祚昌隆，大明帝国由此延续了二百多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南京为留都。明亡后，福王朱由崧又在这里建立了弘光小朝廷。梅村立朝时，曾先后两次在南京任职。第一次是崇祯十三年，授南京国子监司业。国子监是全国最高学府，讲舍倚鸡笼山，傍玄武湖，可以俯瞰南京城。第二次是弘光朝时，任少詹事。后因与权奸马士英等不合，任职仅两个月即隐退归里。 清顺治十年（1653）四月，即距他离开南京之后整十年，由于马国柱以及陈之遴、陈名夏等人文章推荐，再加上吴梅村的软弱动摇，他准备出仕清廷。他知道一旦这样做，给他带来的将是耻辱和羞愧，因此不无顾忌。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前往南京拜谒马国柱，祈求免于列入被推举的名单，有《投赠督府马公》诗二首，以表白自己的心情，其二云： 十年重到石头城，细雨孤帆载客愁。累檄久应趋幕府，扁舟今始识君侯。青山旧业安常税，白发衰亲畏远游。惭愧荐贤萧相国，邵平只合守瓜丘。 诗中婉转地表达了不愿北上仕清之意，他申述了两点理由：一是“白发衰亲畏远游”。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诗人希图以孝道打动对方，博得他的同情。一是“邵平只合守瓜丘”，用秦代东陵侯邵平于秦亡后隐居种瓜、不愿再仕的典故，表白自己愿隐遁田园，不再入朝仕清的心迹。结果未得马国柱的支持，终于决定北上仕清。 但这次重到石头城，触景生情，许多与明代有关的事与物，不由地再次勾起他对故国的怀念。他那记忆的匣子被撞开之后，前朝的种种事情一一涌现在眼前，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心潮起伏，感慨万端，写下一系列感人肺腑的诗篇，如《自叹》、《登上方桥有感》、《钟山》、《台城》、《功臣庙》、《秣陵口号》等等。且看《自叹》： 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松筠敢厌风霜苦，鱼鸟犹思天地宽。鼓枻有心逃甫里，推车何事出长干！旁人休笑陶弘景，神武当年早挂冠。 作者在乡间隐居十年之后，却不能坚守晚节。出仕清廷对他来讲，尽管原因十分复杂，但并非全出自愿，自有难言之隐。事实上，入清之后，明代稍负声名的朝廷大臣，或死或降，像吴伟业那样长期隐居乡间的已寥寥无几。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利用推荐的方式，逼迫这些依然保存名节者结束隐逸生活，为新朝服务。“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是说因为一生做官，声名在外，难以埋名隐姓，逃避山林。倘若不受声名的牵累，那么举荐北上，再仕新朝的事就不会发生了。吴梅村心中明白，他的失节将使自己蒙受耻辱，但他又没有勇气抵制新朝官员的引荐，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他向人们解释，北上仕清是身不由己，无非是企求得到人们的谅解。从此也可看到他和钱谦益的不同之处，钱的屈膝降清是主动的，而吴的身仕两朝则带有被动的性质。吴对失节仕清深感羞耻，而钱在降清之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却没有一点悔恨的表示。品评钱、吴的人品，由此也可见端倪。诗的结尾以南齐陶弘景自况，暗示自己屈节仕清，实出无奈，而非热衷于仕途。 吴伟业这次故地重游，感触很深。他经过台城，想的是创业难，守业更难。“形胜当年百战收，子孙容易失神州”（《台城》）。当年明太祖身经百战才建立起明王朝，如今却在子孙的手中轻易地丧失掉，这短短的诗句，实含有不尽之意。他来到昔日的国子监，见到的是“破壁低围墙”、“衙舍成丘墟”（《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因而发出“白头博士重来到，极目萧条泪满襟”的感叹。他面对玄武湖，远处传来悠扬的渔歌声，不禁写下这样的诗句：“烟水不关兴废感，夕阳闻已唱渔歌。”（《玄武湖》）明明处处触发他的“兴废感”，却故意说“不关”。而说“不关”，却更显其“有关”。这种所谓“正负律”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有时可收到料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如果说《钟山》、《台城》、《功臣庙》等诗篇，主要是咏一事一物，那么《秣陵口号》则从历史演变的角度考察南京的盛衰变化，带有总结的性质： 车马垂杨十字街，河桥灯火旧秦淮。放衙非复通侯第（自注：中山赐宅，改作公署），废圃谁知博士斋。易饼市旁王殿瓦，换鱼江上孝陵柴。无端射取原头鹿，收得长生苑内牌。 十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往昔京都的繁盛已荡然无存，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荒芜凄凉的景象。如果诗人平铺直叙地照实写来，就会成为一篇淡而无味的平庸之作。妙在作者运用精巧的构思，借助丰富的想象，跃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先写往日南京之繁华：纵横交错的十字街，车如流水马如龙。秦淮河两岸楼馆林立，笙歌不绝，灯火辉煌。这就是诗人梦魂萦绕的明朝南京城。然后笔锋一转，再极力描写今日南京之冷落萧条。 “放衙非复通侯第，废圃谁知博士斋”。这里的“通侯”指中山王徐达。徐是明代开国元勋之一，死后封中山王。生前明太祖曾明令为其“治甲第，表其坊曰‘大功’”（《明史·徐达传》）。当时王府的气派可想而知。但入清后被籍没家产，府第改为公署。国子监（即博士斋）的变化令吴伟业感触更大。崇祯十三年，作者曾任国子监司业，他回忆当年的盛况：“面水背苍崖，中为所居堂。四海罗生徒，六馆登文章。松桧皆十围，钟筦声锵锵。”如今却变成荒园废圃，怎不令人心酸！ 南京玄武湖 诗的最后四句写明孝陵。明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位于紫金山南麓，气势雄伟。明时曾派专人守卫，划为禁地。孝陵中饲养鹿数千头，颈上挂着银牌，并种植松树十万株，凡盗宰、偷伐者，均以死罪论。入清后，宫殿毁废，松林遭伐，长生鹿任人猎取，寝园的面目今非昔比。陈文述《秣陵集》载：“孝陵之建，有松十万株，长生鹿千；今则林木仅有存者，鹿亦杳不可见，陵户间有收得银牌者耳。”可见吴伟业诗中所写，为当时之事实。作者紧紧抓住能够反映江山易主的典型事物，以抒写情怀，把长期以来在胸中激荡着的沧桑之感一古脑儿倾泻在这首诗中，读之令人叹息不已。 沈德潜曰：“梅村咏前朝事，沧桑悲感，俱近盛唐。”这一评论，颇为中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北上途中 “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吴伟业在北上仕清的途中，想及自己的身世，不由地从心底发出深深的哀叹！这凄凉的声音，是哀号，是哭泣？不，这是比哀号哭泣更加令人难过的忏悔。 吴伟业在明朝是位颇负声望的士大夫。他在弘光朝不愿与马士英、阮大铖辈为伍，任职仅二个月，即拂袖而去，也可见其为人的正直。入清之后，他赋闲乡里，隐居不出，以保持晚节。他在一些作品中也尽情讴歌那些能坚守气节的人物，如“还家苏武节，浮海管宁船”（《座主李太虚从燕都间道北归，寻以南昌兵变，避乱广陵赋呈》），“空余苏武节，流涕向长安”（《读史杂感》）等等，表明他对名节的重视。 可是，当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用火与剑巩固其统治之后，为了收买汉族知识分子，利用科举或推荐的办法，给他们一官半职，使他们成为驯服的臣民。在江南总督马国柱以及陈之遴（吴的姻亲）等荐举下，昊伟业的思想动摇了，顺治十年，他开始考虑走上仕清的道路。 这一消息传出之后，有人劝阻，有人惋惜。著名散文家侯方域（字朝宗）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规劝他要以名节为重，不要出山，指出“十年以还海内典刑沦没殆尽，万代瞻仰仅有学士”，因而“学士之出处将自此分，天下后世之观学士者，亦自此分”。言辞恳切，分析中肯。的确，在明朝遗臣中，能像吴伟业那样继续操守名节者，已寥寥无几。他作为一面旗帜，一旦倒下，将使那些不愿降顺清朝的士大夫感到失望。遗憾的是，吴伟业最终未能听从侯方域的劝告，依然决定仕清。侯方域去世（侯卒于顺治十一年）后，吴伟业曾写下一首《怀古兼吊侯朝宗》诗： 河洛风尘万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门。气倾市侠收奇用，策动宫娥报旧恩。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死生总负侯嬴诺，欲滴椒桨泪满樽。 诗借历史故事以抒写胸怀，侯嬴即借指侯朝宗。作者自注云：“朝宗归德人，贻书约终隐不出。余为世所逼，有负夙诺，故及之。”可见“死生总负侯嬴诺”，正是诗的主旨所在。当年梅村辜负了侯朝宗的一片真情，如今侯已作古，令诗人感伤不已。 梅村一再表白，再仕清廷，系“为世所逼”。他在《与子暻疏》中更是不厌其烦地说：“不意荐剡牵连，逼迫万状，老亲惧祸，流涕催装。同事者有借吾为剡矢，吾遂落彀中不能白衣而还矣！”梅村仕清固然有朝廷逼迫等种种客观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他守节之志未坚，思想上的动摇，再加上性格懦弱，使他别无选择，只能走上仕清的道路。 梅村身仕两朝，很自然引起一些遗民的不满。刘献廷《广阳杂记》有一段记载： 顺治间，吴梅村被召，三吴士大夫皆集虎丘会饯，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得绝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为之默然。 像这类的冷嘲热讽，对吴梅村来说确实不是味道。他心里明白，这次出山绝非荣耀之举，事后必将受到人们的耻笑诟骂。他深感痛苦的根源也在这里。应该承认，他不是一位“不以耻为耻”的人，因此，一种负疚感重重地压在心头，他说：“吾以草茅诸生，蒙先朝巍科拔擢，世运既更，分宜不仕，而牵恋骨肉，逡巡**，此吾万古惭愧无面目以见烈皇帝及伯祥诸君子，而为后世儒者所笑也。”可以说从他出仕清朝之始，直至去世为止，在他人生的舞台上总是不断地自我解剖、自我谴责，仿佛想以虔诚的忏悔，去取得人们的谅解。他这样做正是他性格的悲剧所决定的。 顺治十年冬，他沿着大运河应征北上，途中写下了不少令人难忘的诗作，如《过淮阴有感》： 登高怅望八公山，琪树丹崖未可攀。莫想《阴符》遇黄石，好将《鸿宝》驻朱颜。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 八公山在今安徽淮南市西，传说汉淮南王刘安曾与苏非、李尚等八位门客一起登山游览，后刘安在山上修炼成仙，（据历史记载，因有人告发刘安谋反，下狱自杀。）且因放置余药于庭中，鸡犬舐食后也都随之升天。梅村路经淮阴八公山，从汉代淮南王刘安的传说，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处境，一种莫名的惆怅油然而生。“浮生所欠只一死”，他对自己未能以身殉国深感愧疚。最后无可奈何地发出“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的哀叹。 在进京的路上，他内心矛盾，忐忑不安，而且越接近京城，心里越感到不踏实。“已过江南雪，须防济北冰”（《旅泊书怀》），这仿佛是不经意之笔，写途中景色。实际上则是以景寓情，担心自己到达北方之后，可能受到清廷的冷遇。“征车何用急，惭愧是无能”。作为一位明朝遗臣，本不该出仕清廷，那为什么又急急匆匆往京城赶路？尽管一路上思想翻腾得利害，矛盾、惭愧、内疚、悔恨，但滚动的征车好似不理解他的心情似的，依然按照既定的目标前行。在即将到达北京之际，他仍抱着一线希望，幻想朝廷当事者会发善心，将他放归。于是他写下《将至京师寄当事诸老》诗，以吐露自己的心迹，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匹夫志在何难夺，君相思深自见怜。记送铁崖诗句好：‘白衣宣至白衣还’。”铁崖是元代文学家杨维桢的号。杨维桢曾任建德路总管府推官，入明后赋闲在家，明太祖曾两次征召他修纂礼乐书志，他入朝后留一百十日，即乞归。当时宋濂赠给他一首诗，有“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之句，作者借用这一历史典故，表达自己不愿仕清的志向。很显然，他的愿望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不得已留在清廷任职，官秘书院侍讲、国子监祭酒。三年后才因母丧辞官归里，此后不再出来做官。 “保初节易，保晚节难”。宋代理学家朱熹的这一段话，确是至理名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扬州抒怀 在晚明史上，扬州是一座经过血与火洗礼的英雄城。当弘光小朝廷演出一幕文武大臣纷纷竖起白旗、投降清廷的闹剧时，扬州军民的英勇抗击，就像黑夜中的一支火炬，点燃了江南人民抗清斗争的熊熊烈火。 弘光元年（1645），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史可法孤军坚守扬州城，誓师梅花岭，顽强抗击南下的清兵，最后宁死不屈，为国捐躯。城陷后，扬州人民惨遭大屠杀，数十万军民同时遇难，血染山河。扬州的失守，使清兵迅速渡过长江，直逼南京，弘光朝随之倾覆。 清顺治十年（1653），吴伟业北上仕清，路过扬州，故地重游，不禁触景生情，写下著名的七律《扬州》四首。此时离弘光朝的覆亡已近十年，但亡国之痛依然深藏在心里。作者试图通过这组诗揭示出弘光朝之所以覆亡的种种复杂原因，并引出历史教训，同时对史可法的高风亮节予以肯定，这就是诗的主题所在。 第一首先从眼前的景色写起：“叠鼓鸣笳发棹讴，榜人高唱广陵秋。官河杨柳谁新种，御苑莺花岂旧游？”“广陵秋”为曲名，这里语意双关，因古代诗词中描写秋天景色，多用以抒发悲怆的心情。广陵是扬州的古称，诗中强调的是“谁新种”和“岂旧游”，点明大运河两岸先前种植的杨柳已在战火中被毁，战乱后的御苑显得萧条破败，换言之，映入作者眼帘的扬州的景色已今非昔比，这样从景物替换的描写，引出朝代的更迭，言外之意自明。 在历史上，隋炀帝曾乘龙舟南下扬州，并在这里修筑宫苑，定为行都。有诗为证：“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即扬州）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李商隐《隋宫》）大业十四年（618），隋炀帝在这里被禁军将领宇文化及所杀，葬于雷塘（今江苏江都县北）。晚唐诗人罗隐有《炀帝陵》诗：“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讽刺隋炀帝把大好河山只换得一块墓地，已是历史的大罪人。而吴伟业却以更加沉痛的笔触写道：“南朝枉作迎銮镇，难博雷塘土一丘。”悲叹福王朱由崧的下场连隋炀帝都不如，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诗以此作结。给福王朱由崧以辛辣的讽刺，令人回味。 扬州五亭桥 明亡后，马士英与黄得功、刘良佐等发兵送福王至仪真（明代属扬州府），史可法等不得已迎立福王，建立了南明政权，以为恢复中原之计。谁知不到一年，朱由崧就作了清兵的俘虏。梅村在《鹿樵纪闻》中有一段福王被掳时的记载：“福王乘小轿，衣蓝袍，首披包头，油扇障面，百姓夹道唾骂，其有投瓦砾者。”一副狼狈模样。后来他被清廷杀害，可谓咎由自取，并不值得同情。 第二、三首叙述弘光朝军政的**，内部的勾心斗角，其中突出描写史可法的坚持抗清。当时南明政权曾在江北设立四镇以防清兵南下，但四镇将领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之辈，各怀鬼胎，互相倾轧，无意抗清，唯有史可法一身正气，上表请求北征，以图收复中原。他上疏恳求弘光帝“念念思祖宗之鸿业，刻刻愤先帝之深仇，振举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把中兴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帝身上。这就是“将军甲第橐弓卧，丞相中原拜表行”所蕴含的内容。 史可法抗清之志未酬，最后以身殉国。吴伟业《鹿樵纪闻》中有一段描写：“（扬州）城遂破。可法出遗疏授家丁，又为书上其母，拔刀自刎，未殊。左右负之出小东门，遇北骑，大呼曰：‘史可法在此’。执见豫王。王欲降之，不顺而死。”人民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在城中修筑史公祠，让后人凭吊。祠中有一副对联写道：“数点梅花亡国泪1，二分明月故臣心。”他的浩然正气和爱国之心数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 尽管史可法亲自督师江北，镇守扬州，但难挽危局。一则他的抗清主张得不到朝廷支持，势单力薄，难以有所作为。二则南明政权中掌握军权的将领，不顾大敌当前，只图保全自己，或变节投敌，或相互倾轧。“东来处仲无他志”，“当时只有黄公覆，西上偏随阮步兵”，写的是飞扬拔扈的左良玉，不以大局为重，借清君侧为名，自武昌挥师东下声讨马士英、阮大铖，马、阮则急调驻江北的黄得功部西向阻击。致使清兵乘虚南下，南京失陷。“处仲”用晋王敦（字处仲）发兵借诛刘隗事，这里借指左良玉。“黄公覆”即三国时吴将黄盖、字公覆。这里借指黄得功。又如“江左衣冠先解体，京西豪杰竟投兵”，写清兵南下时，弘光朝文武僚臣无心恋战，纷纷或逃或降，迅速解体。诗人以历史家的眼光，淋漓尽致地剖析南明弘光朝军事上的致命伤，指出弘光王朝的覆没势所必然。 清兵陷落扬州后，残酷屠城，为历史上所罕见，而妇女被掳，尤遭凌辱，景象甚惨。吴伟业《扬州》第四首，以同情的笔触描写屠城后妇女受蹂躏的惨状。“拨尽琵琶马上弦，玉勾斜畔泣婵娟。紫驼人去琼花院，青冢魂归锦缆船”。程穆衡注云：“维扬士女俘掠至惨，故末章独详之。”的确，这些无辜遭受浩劫的粉黛，常常成为梅村歌诗的吟咏对象，可见作者对被压迫、被侮辱妇女命运的同情和关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者思想的进步一面。《明季南略》记叙扬州一女子张氏，被豫王部将掠至金陵，既而部将随豫王北上，张氏密以白绫二方，楷书《绝命诗》五首于上，乘隙投江以死。这里录二首： 深闺日日绣鸾凰，忽被干戈出画堂。弱质难禁罗虎口，只余魂梦绕家乡。 江山更局听苍天，粉黛无辜实可怜。薄命红颇千载恨，一身何惜误芳年。 这段记述可作为梅村诗的注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明月愁中看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吟诵得最多的天体，就数月亮。也许，由于她的纯真、洁白，特别逗人喜爱；也许，由于月光下的物景，朦胧飘逸，更富有诗情画意；也许，由于人们操劳了一天，在皓月当空的寂静夜晚，更适合于诗人展开幻想的翅膀，去探索人生的真谛……，总之，文学史上吟月的诗词，浩如烟海，其中也不乏名篇佳作，如《诗经》中的“月出皎兮，佼人僚兮”；王维的“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杜甫的“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卢纶的“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李商隐的“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李煜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苏东坡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等：或思恋人，或思亲人，或思征人，或恋家乡，或念故国。诗人们不管月亮愿不愿意，都向她敞开胸怀，倾诉衷肠。虽然自古以来月亮依旧，始终未有稍许的变化，而咏月诗却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同样是写月亮，有的春光明媚，意境清远；有的秋风萧瑟，霜月争辉。有的状沙场战斗，豪情满怀；有的叙儿女私情，情意绵绵。如果把咏月诗汇集起来，可谓色彩纷呈，千姿百态。 吴伟业也写过不少咏月诗，其中三首尤为出色： 万籁广场合，道人心地平。天留今夜月，雨洗去年兵。歌管星河动，禅灯风露清。凄凉阖闾墓，断壑起松声。 《虎丘中秋新霁》 今年京口月，犹得杖藜看，暂息干戈易，重经少壮难。江声连戍鼓，人影出渔竿。晚悟盈亏理，愁君白玉盘。 《中秋看月有感》 长夜清辉发，愁来分外明。徘徊新战骨，经过旧台城。秋色知何处，江心似不平。可堪吹急管，重起故乡情。 《咏月》 这三首咏月诗，前二首写于中秋节。中秋是月亮的节日，一年之中数此夜的月亮最圆、最亮。这一夜，古代民间有以瓜果供奉月亮的习俗，几乎家家赏月、祭月，取天上人间共庆团圆之意。梅村在这三首咏月诗中，摆脱了抒发个人情感的俗套，而赋予积极的社会意义。他在月光底下，心潮起伏，浮想联翩，反复咏叹的是“雨洗去年兵”，“暂息干戈易，重经少壮难”，“徘徊新战骨”等，实是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反清复明失败后心境的写照。这年五月，郑成功挥师北伐，乘战船沿江而上，破瓜州、镇江、直逼南京，清廷大为震动。当时清朝驻守南京的总督郎廷佐，先用假投降的计谋麻痹郑成功，随后趁其不备，突袭郑成功兵营，致使郑成功部损失惨重，不得已退出长江，退守沿海岛屿。这次郑成功的北伐，是清初最大的一次反清复明的军事行动，明朝遗民曾对它寄以厚望，因而它的失利在人民群众中留下浓厚的阴影。梅村一连用三首诗吟咏这件事，也颇不寻常，可见对他刺激之深。 从诗的内容看，这三首诗大约写于顺治十七年，即郑成功北伐失败的第二年秋天。“雨洗去年兵”，正点明时间。当时作者前往金陵，途经苏州、镇江，触景生情，写下这三首咏月的佳篇。 镇江为金陵的门户，清兵曾在长江上结大木为筏，上面覆盖泥土，并设置大炮，又于金、焦两山之间用铁锁断之，称为“滚江龙”。郑成功海师先攻取瓜州，然后悉师进攻隔江对岸之镇江，经数战大败清兵，清镇江守将高谦、知府戴可进献城降。“江声连戍鼓”，既写眼前景象，又引起对当时激烈战斗的联想。后来郑成功北伐失败，复明事业已经无望。“暂息干戈易，重经少壮难”，不仅指出逝去的青春已经无法挽回，而且感叹再复明朝的统治已十分不易。“晚悟盈亏理，愁君白玉盘”。就像月亮有圆有缺一样，朝代的更迭已无法逆转，遥望着天边的月亮，心中不禁升起一股莫名的愁绪。白玉盘即借指月亮（李白有“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之句）。 第三首写于金陵。金陵为明朝故都，明成祖迁都北京后，这里为留都南京。后来福王朱由崧又在这里建立南明弘光朝，因而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能勾起作者对故国的怀念。“徘徊新战骨，经过旧台城”。台城在今南京市鸡鸣山南干河沿北，东晋成帝改建为皇宫和中央政权所在地。作者经过这里，徘徊在一堆堆新战骨之间，不禁感慨万端，对于郑成功北伐之失败，心中愤然不平。“江心似不平”之“心”，实是语意双关，所谓此“心”即彼“心”也。梅村心系郑成功战事的成败，这是不言而喻的。 咏月诗自然离不开“月”字，作者望而抒怀，他的心仿佛装满了“愁”。因而这三首诗都围绕着一个“愁”字而展开。愁的原因不言自明，因为郑成功北伐的失利，使复明的一线希望终化为泡影。很显然，作者不仅为明朝的覆亡而悲伤，更为郑成功的军事失败而叹息。“愁”就成了这三首诗的主旋律。 这三首诗写作地点不同。月光映照下的景色更是有别。“虎丘”月，极力渲染阖闾墓的凄凉。“京口”月，突出江声喧腾，犹如战鼓，引起人们的联想。“台城”月，则用力刻画累累新战骨。在内容上几首诗相互渗透，同时又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它虽都写月夜，都写愁思，都追忆郑成功的北伐，题材相同，却丝毫没有重复之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生儿喜欢生女怜 吴伟业一生共有九女三子，但他三个儿子出生都很晚，长子生于康熙元年（1162），当时诗人已五十四岁，为朱安人所出。老年得子，倍加喜欢。钱谦益有《梅村宫相五十生子赋浴儿歌十章》见赠，以示祝贺。 “将衰觉子难”（《课女》）。由于儿子晚出，他早先甚至自以为生不出儿子了。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认为生儿子继承祖业是一件大事。为人妻而不生儿子甚至会抱愧终生。但吴伟业并不如此，他虽生于当世，却颇有“女权”意识，在他的诗中，以妇女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颇多，而且塑造了不少聪敏过人、美丽可爱的女主人公形象，说明了他对妇女命运的关心，反映了他进步的妇女观。 吴伟业的元配夫人郁氏，生了四个女儿，却无儿子。但夫妻之间情浓意笃，琴瑟和鸣。他并不理睬“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对女儿一样延师教读。在《课女》诗中有“弱喜从师慧”之句，可见他十分重视对女儿的教育，因而她们个个聪明早慧，很能体谅父母。 梅村有一首七言古诗《遣闷》（其四），全面介绍了他的女儿们： 生男喜欢生女怜，嗟我无子谁尤天。伤心七女尽亡母，啾啾乳燕枝难安。一女血泪啼阑干，舅姑岭表无书传。一女家破归间关，良人在北愁戍边。更有一女忧烽烟，围城六月江风寒。使我念此增辛酸，其余灯下行差肩。见人悲叹殊无端，携手游戏盈床前。相思夜阑更剪烛，严城鼓声振林木。众雏怖向床头伏，摇手禁之不敢哭。 此诗写于顺治十六年间，先用四句总起，叙述女儿失母之苦。当时吴梅村膝下有七个千金，其中三个是侧室浦孺人所生。“伤心七女尽亡母”之母，指元配郁夫人。郁夫人卒于顺治四年，其时二女儿仅十三岁。其他女儿更加稚小，故有“啾啾乳燕枝难安”之叹。然后分叙三位已出嫁之女的境遇。 他的长女嫁给同乡王子彦之子王天植。顺治十四年，子彦授广东增城令，因千里相隔，音讯难通，故云：“舅姑岭表无书传”。长女身世固然可怜，次女的命运更乖舛。她嫁陈之遴的儿子陈直方，不久陈之遴因罪全家流放关外，她便回到娘家。作者《亡女权厝志》云：“相国（指陈之遴）命将幼稚归，寓书于余。女归省余东沧。未几，海寇警急，京江陷，北信不至。州人一日数惊，女积成忧疾，返而就医郡城，余怜其无依，父子常共守。”“海寇”指郑成功于顺治十六年攻陷镇江事。二女由于积忧成疾，战事的惊骇又加重了病情，终于沉疴不起，魂归离恨天，这时她年仅二十三岁，正处在青春年华，就像盛开的鲜花在狂风暴雨中凋零。作者有《哭亡女》诗：“儿女关余劫，干戈逼小年”；“诀绝频携手，伤心但举头。昨宵还劝我，不必泪长流”等等。常言道：“黄梅未落青梅落，白发人送黑发人。”父亲为早丧的女儿写悼诗，是人间至哀事，诗人的内心悲痛可想而知。 诗人的第三个女儿嫁给何蓉庵之子。何于顺治十三年出守赣州。顺治十六年三月，“赣州浮梁卢洪十倡乱华坊坪”（《江西通志》）。八月，“平雩都寇李玉廷”（《赣州府志》）。赣州的骚乱，令人担忧。在那动荡的岁月里，人们无法过着安定的生活。三个出嫁的女儿，各有各的心思，各有各的忧愁，做父亲的怎不牵肠挂肚？“使我念此增辛酸”，在这普普通通的语句里，实蕴藏着深厚的父女之情。 当时诗人尚有四个女儿承欢膝下，“其余灯下行差肩”。她们正值天真烂漫的少女时代，本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见人悲叹殊无端，携手游戏盈床前”。可是在腥风血雨的年代，她们的欢乐童年也被剥夺了。吴梅村一生历尽坎坷，跟随着他的女儿们同遭磨难。“相思夜阑更剪烛，严城鼓声振林木。众雏怖向床头伏，摇手禁之不敢哭”。诗的结尾渲染可怖的气氛使幼小的心灵受到戕害。弱女何罪，却终日处在胆战心惊之中！ 吴梅村为女儿们写的诗歌，感情真挚深沉。他把爱女的不幸和“兴亡天下事”联系起来，时代的阴影笼罩着诗人的家庭生活。他关心国家兴亡，亦挚爱自己的女儿。“无情未必真豪杰”。吴梅村是一位严父，也是一位慈父，只有全面了解诗人的思想和为人，才能更准确更深入地把握他的诗品和人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哀哀科场案 吴伟业《悲歌赠吴季子》一诗，以沉重哀怨的笔触描写了清初第一起科场案对无辜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曾传诵一时。 何谓科场案？在以科举取仕的时代，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希冀通过科举考试一举成名，走上仕宦之途。然而每次考试能有几个被选中的幸运儿？于是有的人求官心切，便做出了营私舞弊的勾当，而有些负责考试的官吏，也就乘机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一旦遭人告发，就以科场案判罪。它实际上也反映了官场的**。不过，其中有的人则因为被人诬告陷害而蒙不白之冤。这种与科举制度俱来的科场案实是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的压迫方式之一。清代对科举试场的检查十分严格，考生人场都要被严密地搜查：所穿的衣服必须拆缝，所吃的糕饼也要事先切开，等等，不一而足，简直令人生畏。但科场舞弊的情况仍未能杜绝，清朝二百多年间因科场案而被杀、被流放、被判斩监候的不乏其人。 近日偶翻清代的档案资料，发现在清光绪年间发生的一起科场案，与新文学的先驱者鲁迅的家庭有关。事情是这样的：光绪十九年（1893），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派人给浙江正考官殷如璋投递书函，其中有五位考生的姓名，并附银票一万两，嘱其通关节以取中。不料东窗事发，周福清被捕入狱，判斩监候，待秋后处决。为了营救周福清，鲁迅家中只得卖家产，四处奔走。周家遭此变故之后，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鲁迅兄弟也被迫寄居舅父家，被讥为“乞食者”，这在鲁迅幼小的心灵中抹上一层社会阴影。后经多方营救，周福清终于被释放。从这些记载中，可看到清朝对科场案的处理极其严厉。 吴伟业《悲歌赠吴季子》诗所反映的科场案，发生在清顺治十四年（1657）。这一年，吴伟业的友人吴兆骞参加江南乡试，中举人，有人检举主考官方猷等作弊，朝廷于是决定第二年三月在北京复试。由于复试时考场警卫森严。人心惶惶，紧张的氛围严重地破坏了吴兆骞情绪，致使成绩欠佳，结果他同另外三十余名举人同被黜落。吴兆骞杖决四十，家产被没收，全家流放到宁古塔（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县西）。吴兆骞字汉槎，因兄弟中他排行最小，故称季子。 参加科举考试，本想荣宗耀祖，谁知却大祸临头，不但自己遭殃，还连累父母妻子一起发配充军。诗人在悲愤之余，便挥笔写下这首非同寻常的赠别诗。诗以悲歌命名，寓意遥深，对挚友寄以极大的同情。全诗以悲字统领，贯串前后，读后动人肺腑，催人泪下。在古代，生离死别被看作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江淹《别赋》有一千古传诵的名句：“黯然**者，唯别而已矣。”为了渲染悲凉的气氛，诗一开始就开门见山点出主题。“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别而已。”接着作者联想到山不像山，水不像水，生不能生，死不能死的放逐地，直诉吴季子的无辜受诬：“词赋翩翩众莫比，白璧青蝇见排抵。一朝束缚去，上书难自理。”为吴季子的蒙冤大声疾呼。吴蒙受不白之冤，看来是事实，同时的诗人顾贞观《金缕曲》词亦有“魑魅择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之句，写的是同一意思，可互相印证。然后作者笔锋一转，以丰富的想象，写出宁古塔骇人听闻的寒冷、可怕：“八月龙沙雪花起，橐驼垂腰马没耳。白骨皑皑经战垒，黑河无船渡者几？前忧猛虎后苍兕，土穴偷生若蝼蚁。大鱼如山不见尾，张鬐为风沫为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昼相逢半人鬼。”塞外冰雪肆虐、猛兽横行、半人半鬼的惨象，象征了清朝统治的黑暗。诗人对吴季子的含冤放逐，感到无比的愤慨，虽寄予同情，却又无可奈何，心灵深处发出绝望的呼喊：“送吏泪不止，流人复何倚！彼尚愁不归，我行定已矣！”他代吴季子设想，押送的差役都担心回不来，那么自己此去看来绝无生还的希望。 值得庆幸的是，康熙二十年吴季子经友人营救而放归。据袁枚《随园诗话》卷三载，著名诗人顾贞观当时馆于纳兰太傅（明珠）家，作《金缕曲》两首，以词代书寄吴季子。“太傅之子成容若见之，泣曰‘河梁生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传，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我当以身任之’。华峰（顾贞观字）曰：‘人寿几何？公子乃以十载为期耶？’太傅闻之，竟为道地，而汉槎生入玉门关（借指山海关）矣。”吴季子生还之后，诗友们赋诗相庆。诗人陈维崧《喜汉槎入关和健庵先生原韵》写道：“廿年苦语三更尽，万里流人二月还。不信娥眉真见赎，感恩我亦泪潺湲。”欣喜之情，在诗人胸中激荡。遗憾的是，此时吴伟业已作古，未能见到好友的归来。宋荦《吴汉槎归自塞外……》诗有“甫草（计东）寓书感生别，题诗惨绝梅村翁。归来两公已宿草，惟君怀抱犹豪雄”之句，汉槎若读此诗句，自当百感交集，不胜感慨之至矣！ 叶廷琯《吹网录》载：“吴汉槎之子振臣，撰《宁古塔记略》一卷，志其父出塞入塞颠末。……书中称其父顺治丁酉秋，获隽变起萧墙，横被诬陷，以戊戌八月赴宁古塔。其母葛日夕悲哭，必欲出塞省视，其祖燕勒公哀而壮之，为料理行计。庚子冬，自吴起行，辛丑二月五日到戍所。”据此记载，吴汉槎的妻子葛氏，是在吴汉槎放宁古塔后，自愿出塞省亲而团聚一起的，这也是中国女性伟大之处。另一种说法，家人是因受牵连一起遭流放的。吴伟业《送友人出塞》诗，就是送吴汉槎之父吴兹受赴黑龙江的，其中有“此去流人路几千”之句。不管这两种说法究竟如何，但都无可辩驳地说明，吴季子一家是和他一起在宁古塔受罪。顾贞观《金缕曲》中有“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诸句，虽是宽慰之辞，但也可以证明他们一家都在塞外戍所。吴季子无罪受诬，他的白发高堂和身居深闺的结发妻子更是何罪之有？清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由此可见一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柳敬亭与苏昆生 说书和唱曲，都是平民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但在古时，艺人的社会地位卑下，被称为俳优、优伶。虽然他们中间身怀绝技者甚多，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往往湮没不闻，能留下姓氏者寥寥无几。像唐代的宫廷乐师李龟年那样名传后世者已属凤毛麟角，而明末清初的柳敬亭和苏昆生，作为浪迹天涯的民间艺人，能留名青史，更是罕见。 柳敬亭，原姓曹，名遇春（一作逢春），号敬亭。泰州人。十五岁时因事被官府追捕，逃往盱眙。一日，他过江在大柳树下休息，“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见吴伟业《柳敬亭传》）。从此易曹为柳，人称柳麻子。后来他自学说书，技艺超群，誉满一时，《柳敬亭传》对他的说书技巧有生动的描述。由于他在“养气、定词、审音、辨物”等方面下功夫，终于获得巨大的成功，使听者“危坐变色，毛发尽悚，舌挢然不能下”，甚至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目之所视，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之后，他浪迹江湖，在扬州、杭州、苏州、南京一带说书，名声大振。 崇祯末年，柳敬亭和苏昆生曾一起在左良玉军中为幕客，受到左良玉的赏识。弘光元年，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挥师沿江南下，声讨马士英。岂料重病染身，舟至九江，竟吐血而亡。其子左梦庚见大势已去，遂率领残部降清，号称“百万之师”作鸟兽散。此时柳敬亭因事先已离开左良玉部队，幸未卷入这一事件。 后来，由于生活所迫，柳敬亭曾一度在松江提督马逢知处为幕客。马为人骄恣暴虐，耿直疾恶的柳敬亭自然和他格格不入，“在军政一无所关”，故马逢知因事系狱处死，柳得以免祸。随后他继续以卖艺为生，流落江湖而终老。 一个江湖艺人之死，自然不值得给予关切，所以未见文字记载。但他在垂老之年依然献身于说唱艺术，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清汪懋麟《柳敬说书行》有一段记载： 吴陵有老年八十，白发数茎而已矣。两眼未暗耳未聋，犹见摇唇利牙齿。小时抵掌公相前，谈玄说鬼皆虚尔。开端抵死要惊人，听者如痴杂悲喜。盛名一时走南北，敬亭其字柳其氏。……长安客舍忽相见，龙钟一老胡来此。剪灯为我说齐谐，壮如击筑歌燕市。 此诗作于康熙九年（1670）。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柳敬亭当时“年八十”，八十可能是举其成数，不一定是确数，但估计不会相差很大。其二是他们相见在长安（当喻清朝都城北京），说明入清以后，他不仅活跃在江南一带，而且流落北方。余怀《板桥杂记》也有一段记载：“（柳）年已八十余矣，闲遇余侨寓宜睡轩中，犹说秦叔宝见姑娘也。”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介绍苏昆生。苏原名周如松，河南固始人。精通音律，善唱曲。他的生平际遇和柳敬亭有相近之处。他先是为左良玉“幸舍重客”，左死于九江，“苏生痛哭，削发入九华山”。为了保持民族气节，他宁可削发出家，退居山林，也不愿和那帮降清者同流合污。从今天看来，也许这算不上是“英雄行为”，但至少说明他心中的灯是明亮的，因此，吴伟业在《口占赠苏昆生》中赞扬道： 楼船诸将碧油幢，一片降旗出九江。独有龟年卧吹笛，暗潮打枕泣蓬窗。 李龟年是唐代著名宫廷乐师，因受唐玄宗的宠遇而名噪一时。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流落在南方，杜甫有《江南逢李龟年》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诗中流露出对安史之乱后唐代由盛而衰的慨叹。昊伟业这首诗以李龟年喻苏昆生，和杜诗在思想上有一脉相承之处，诗中不但赞颂苏昆生能始终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而且表达了对故国深沉的思念。 苏昆生的削发出家，并非出于本意，因而在九华山避居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又流落杭州、苏州一带，并有幸在吴伟业家乡和诗人相遇。他知道吴伟业曾为柳敬亭作传，故也渴望诗人为他写点什么，以便留传后世。说：“吾浪迹三十年，为通侯（指左良玉）所知，今失路憔悴而来过此，惟愿公一言，与柳生并传足矣！”（见《楚两生行》序）出于对两位民间艺人的崇敬和热爱，梅村慨然允诺，作《楚两生行》而送之。 诗以“楚两生”为题，是因为柳敬亭和苏昆生的原籍在泰州和蔡州（固始古代属蔡州），两地古代均属于楚，此其一；其二，他们两人都曾在武昌为左良玉的幕客，武昌古代为楚地。这首歌行虽两生并传，但苏昆生为主，诗是这样开头的： 黄鹄矶头楚两生，征南上客擅纵横。将军已没时世换，绝调空随流水声。一生拄颊高谈妙，君卿唇舌淳于笑。痛哭常因感旧恩，诙嘲尚足陪年少。途穷重走伏波军，短衣缚裤非吾好。抵掌聊分幕府金，褰裳自把江村钓。一生嚼徵与含商，笑杀江南古调亡。洗出元音倾老辈，叠成妍唱待君王。一丝萦曳珠盘转，半黍分明玉尺量。最是《大堤》西去曲，累人肠断杜当阳……。 此诗在结构上的特点是总起总收，中间再交错分写两生。由于他们有着共同的生活际遇，诗一开头就把他们置于特定的环境，即放在明清易代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刻画，从而使得在揭示他们的个人命运的同时，使读者强烈地感触到时代脉搏的跳动。 “将军已没时世换，绝调空随流水声”。时移代换，知音难觅，徒有诙谐善辩的绝技和圆润婉转的歌喉，又有什么用呢？还不是像日夜奔腾的江水那样付之东流！这与其说是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时代的悲剧更为恰当。这里有思念，有哀怨，有惋惜，有同情，感情复杂而深沉。 这首诗除了用相当的篇幅对柳敬亭、苏昆生的人品和高尚的气节加以歌颂外，还以赞赏的笔触细致地描写了他们两位高超的技艺。也许由于此诗是赠给苏昆生的，因而诗中特别对他圆润纯正的歌喉以及对音律细致入微的掌握加以生动的刻画。尤其诗序中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更使读者体验到苏昆生的歌唱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超凡入圣的境地： 吴中以善歌名海内，然不过啴缓柔曼为新声。苏昆生则阴阳抗坠，分刌比度，如昆刀之切玉，叩之栗然，非时世所为工也。尝遇虎丘广场大集，生睨其帝，笑曰：“某郎以某字不合律。”有识之者曰：“彼伧楚乃窃言是非！”思有以挫之。间请一发声，不觉屈服。 虎丘广场的较量，显示苏生出众的才华。但他生不逢时，得不到人们赏识。不得已，又继续踽踽而行在流落他乡的旅途上。 他们坎坷的艺术生涯表明，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是摧残民间艺人的时代，是扼杀一切艺术的时代，是一个该诅咒的黑暗时代！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这两位天才的民间艺术家，因诗人吴梅村以同情之笔为他们赋诗作传，他们的美名才得以留传后世，他们的超群技艺才不致淹没无闻。应该说，这是件值得庆幸的事，而它本身不也像是一首值得赞美的诗篇吗？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身受牵连的三案件 吴伟业身为前朝遗臣，入清之后尽管处处小心，深怕触怒新朝，招来祸患。但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像怯弱的兔子一样，时刻担心被凶猛的野兽所抓获。这种如履薄冰的心情，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的严酷。 事实上，在他的后半生中，有三次差点儿受牵连吃官司，那种大祸临头的威胁，时时压迫着他脆弱而敏感的神经，令他惊魂不定。临终前，他仍念念不忘这些事，不无感慨地说：“吾归里得见高堂，可为无憾。既奉先太夫人之讳，而奏销事起。奏销适吾素愿，独以在籍部提牵累，几至破家。既免，而又有海宁之狱，吾之幸而脱者几微耳。无何陆銮告讦，吾之家门骨肉当至糜烂，幸天子神圣，烛奸反坐，而诸君子营救之力亦多。此吾祖宗之大幸，而亦东南之大幸。”（《与子暻疏》）这三个案件中任何一案，都可使他家破人亡。有幸的是，每一次他都躲过了。 从这段记载来看，似乎奏销案在前，海宁之狱在后，这恐怕是梅村记忆之误。 所谓“海宁之狱”，即指陈之遴获罪谪戍辽左事。陈为海宁人，明崇祯十年进士，官中允。明亡后丧节仕清，官至弘文院大学士，故称陈相国。吴伟业的二女儿即嫁给陈的儿子容永（字直方），吴陈结为亲家，关系甚密。据作者《亡女权厝志》载，先是“司农（指陈之遴）再相未一岁，用言者谪居沈阳”，不久“召入京为宿卫”。此事发生在顺治十三年，这时梅村尚在京任职。顺治十四年，梅村丁嗣母丧，辞官南归。不多久，“相国再以他事下请室，家人咸被系”，随后全家徙辽左。“海宁之狱”即指此。从时间看，此事发生在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取镇江之前，而奏销之狱发生在顺治十七年底。应该说海宁之狱在前，奏销案在后。 陈之遴谪戍辽左，梅村自料会受到牵连，这是情理中之事。但他仍不顾一切，将二女儿和外孙留住家中，格外爱护，这也可见他的人品。梅村在《赠辽左故人》、《咏拙政园出茶花》、《寄怀陈直方》等诗中，对陈之遴获罪戍边记叙颇详，而且对陈家父子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 “浮生踪迹总茫然，两拜中书再徙边”（《赠辽左故人》其四），陈之遴于顺治九年授弘文院学士，后调任户部尚书，顺治十二年复授弘文院大学士。他两度为相，位极人臣。但在**社会里，“伴君如伴虎”，皇帝尊为“天子”，平日喜怒无常，天威难测，一旦得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据说陈之遴因贿结内监吴良辅，罪拟斩，诏姑免死，革职流徙，家产籍没。陈氏的家园——拙政园，也在籍没之列。据《苏州府志》载：“（拙政园）国初海宁陈相国之遴得之，籍官。”梅村在《咏拙政园山茶花》引中说：“相国自买此园，在政地十年不归，再经谴谪辽海，此花从未寓目。余偶遇太息，为作此诗。”作者借咏拙政园山茶花，以寄托情怀。诗的结尾写道： 杨柳丝丝二月天，玉门关外无芳草。纵费东君著意吹，忍经摧折春光老。看花不语泪沾衣，惆怅花间燕子飞。折取一枝还供佛，征人消息几时归。 这里的“征人”即指陈之遴父子。全诗情调低沉，充满了对陈氏父子思念之情。梅村的二女婿陈直方，右眼瞎，依律有废疾者可赎，结果居两月，竟与诸兄弟同遣，尤值得同情。“诏书切责罢三公，千里驱车向大东”（《赠辽左故人》其一），“短辕一哭暮云低，雪窖冰天路惨凄”（其二）。他们全家，含冤忍悲上路，景况凄惨。作者想象陈氏父子戍守边地，依然思念江南家乡：“可怜庾信多才思，关陇乡心已不堪。”特别是陈之遴这次获罪戍边，还连累到年迈的父母，其五云： 苏州拙政园 路出西河望八城，保官老母泪纵横。重围屡困孤身在，垂死翻悲绝塞行。尽室可怜逢将吏，生儿真悔作公卿。萧萧夜半玄菟月，鹤唳归来梦不成。 西河指辽河。据《大清一统志》载：“辽河在奉天府西一百里。”八城指奉天境内关隘，有抚顺城、东京城、牛庄城等八城。之遴之父陈祖苞，为明朝将领，宁远被围时，他慷慨发誓，愿与山海关共存亡。如今在垂暮之年，还要受牵连而戍边。“生儿真悔作公卿”，真是沉痛之极。这次“海宁之狱”梅村固然化险为夷，未受到直接牵连，但二女儿却因丈夫远戍，内心抑郁不乐，终于染疾不起，过早地去世了。这对诗人来说，也是不小的打击。 再说“奏销案”。所谓奏销是指清查追缴钱粮赋税。据《梅村先生年谱》载，顺治十七年：“里居以奏销事议处。”这次奏销案的起因，依褚人获《坚瓠集》所说：“江南奏销之狱，起于巡抚朱国治欲陷考功员外郎顾予咸，株连一省人士无脱者。”把奏销案归结为个人的恩怨，这是将复杂的政治背景看得太简单了。顺治十八年初，生员倪用宾等揭发吴县知县任唯初贪赃枉法，接着生员金人瑞（即金圣叹）、丁澜等在清世祖遗诏到达吴县时哭府学文庙，进行请愿。朱国治遂以诸生惊扰哭临，意在谋叛，加罪于倪用宾、金圣叹等人，结果八人处死，家产入官，妻孥流徙。江南地区士绅受奏销案牵连的达一万三千余人，闹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可见奏销案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对江南士绅人家都是一次极其严重的打击。吴伟业因受地方官吏的庇护，在政治上虽未受到迫害，而经济上却蒙受重大损失。他自谓“独以在籍部提牵累，几于破家”，大概说的是实话。 但是吴伟业一生中最危险的是陆銮的告发案。事情是这样的：顺治十年（1653），吴伟业以诗坛盟主的身份，为慎交、同声两社的友好团结，在苏州虎丘主持了盛大的盟会。这是继复社之后江南文士的一次大集会，赴会者达五百人。“会日以大舟廿余横亘中流，每舟置数十座，中列优娼，明烛如繁星。伶人数部，歌声竞发，达旦而止”（程穆衡《吴诗集览》）。梅村有《癸巳春日稧饮社集虎丘即事》诗记其事，其中有“青溪胜集仍遗老，白帢高谈尽少年”之句，说明当时参加大会的多是文坛后生。这次大会梅村出足了风头，却也种下祸根。因陆銮被排斥在社外，心怀不满，于是借附逆案（指归附响应郑成功北伐者）而诬告吴梅村。杜登春《社事始末》有详细的记载：“杭人陆銮借江上以倾梅村，而击两社，上书告密，首及梅村。云系复社余党兴举社事，大会虎丘，将为社稷虑。”后经朝中有势力的当事者“力雪之”，以陆銮诬告反坐了结。 梅村从清廷辞归之后，似乎在家乡平静地度过他的晚年，“人皆以为有后福”，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数年中接二连三遇到困厄，虽一一逢凶化吉，未受系狱之苦，但心灵上的创伤却是无法弥合的。临终前，他仿佛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向死亡，自叹是一位“大苦人”，这也可以窥见他内心深处的苦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临终的忏悔 临终诗，是诗人走过一生历程，行将告别世界时留下的绝笔。悠悠人生，匆匆岁月，人之将死，万事皆逝，此时还要赋诗言怀，其内容必定是诗人平时日思夜想、念念不忘之事，是他不得不说、不吐不快的肺腑之言，只有写出来，才能安心暝目于九泉之下，求得灵魂的最后安息。 人各有志。各人自有各人的心事，各人也自有不同的临终诗。宋代著名诗人陆游，他的临终诗《示儿》，脍炙人口，流传千古。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挂在心头的不是个人的身后事，而是祖国的命运：“但悲不见九州同。”他谆谆教诲儿孙的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他的一片爱国赤诚，深受后世炎黄子孙的敬仰。 吴伟业一生身经两朝，历尽沧桑，在他弥留之际，也写下《临终诗》四首，这组《临终诗》，其言真、其情真，其意哀，是他即将告别人生时，对自己一生所作的反思和忏悔，因而也是研究他生平、思想的一份重要材料。 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 岂有才名比照邻，发狂恶疾总伤情。丈夫遭际须身受，留取轩渠付后生。 胸中恶气久漫漫，触事难平任结蟠。块垒怎消医怎识，惟将痛苦付汍澜。 奸党刊章谤告天，事成糜烂岂徒然。圣朝反坐无冤狱，纵死深恩荷保全。 吴伟业卒于清康熙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672年1月23日），时年六十四岁。临终前，他给家人留下一段交代后事的遗嘱：“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附近，墓前立一圆石，曰：‘诗人吴梅村之墓。’”为什么诗人死后要“敛以僧装”呢？原来入清以后，不少士人为反抗清廷逃避薙发而遁身禅门，吴伟业也曾与愿云相约出家，但始终未践约。所以“敛以僧装”是为了了却生前的愿望，且含有未忘故国之意。至于墓碑上摈弃一切称谓，唯冠以“诗人之墓”，更是包含着良苦的用心。梅村身为贰臣，大节有亏，对他来讲是一生中的奇耻大辱，他不愿在墓碑上刻写官衔，让后人唾骂，这种难言之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把这一段遗嘱和临终诗加以对照，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 梅村在生命垂危之时，回首往事，感今抚昔，怆然涕下，这四首《临终诗》就是当时心境的袒露，表达他内心的痛苦和悔恨之情。他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仿佛要把心肝肺腑通通掏出来给人们看。他深深感到羞愧的是在甲申事变之后，“忍死偷生”二十余年，从对明朝不忠开始，滑向毁名失节，其“罪孽”实在太深重了，至死也无法消除。平心而论，梅村入清之后，曾一度闭门谢客，遁居乡里，过着半隐居式的生活。但由于性格的软弱，环境的逼迫，再加上抵挡不住高官厚禄的引诱，在乡居长达十年之后，终于又出仕清廷。正如朱熹所说：“保初节易，保晚节难。”一个人要在一生之中始终以节操为重，做到“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实在不容易得很。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提倡气节的国度里，失节是一种不可饶恕的恶行，往往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像梅村这样熟读历史的人，自然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感到自己的死轻如鸿毛。他这样严厉谴责自己，固然有真诚的一面，但另一面也希望得到后世的谅解。 如果说“知耻而有所不为”是一种美德，那么梅村虽“知耻”，却不能不为，这就铸成大错，酿成悲剧，随之而来的是痛苦、悔恨和自我谴责。他不为自己辩解，也不推卸责任。“丈夫遭际须身受，留取轩渠付后生”。意思说一生的遭际自作自受，任凭后人去取笑吧。他把痛苦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底里，因为别人是无法理解的，“块垒怎消医怎识，惟将痛苦付汍澜”。他只能用泪水冲刷心中的苦楚。一般地说，一个人在死神将降临的时候，总是冷静地回顾过去，以求得安宁与解脱；而此时此刻，梅村脑海里就像平静的洋面激起一阵阵狂风恶浪，他想到的是“忍死偷生”、“罪孽”、“胸中恶气”、“块垒”等等，沉重的自我负罪感，压得他简直透不过气来。这是个人的悲剧，然而也是时代的民族的悲剧！ 梅村的凄苦心情与忏悔意识，在他的遗书《与子暻疏》中已有流露，如果把这一文一诗参照着看，他的思想脉络就显得更加一清二楚。这里且录《与子暻疏》中的一段： 改革后，吾闭门不通人物，然虚名在人，每东南有一狱，长虑收者在门，及诗祸史祸，惴惴莫保。十年危疑稍定，谓可养亲终身。不意荐剡牵连，逼迫万状，老亲惧祸，流涕催装。同事者有借吾为剡矢，吾遂落彀中，不能白衣而返矣。……惟是吾以草茅诸生，蒙先朝巍科拔擢，世运既更，分宜不仕，而牵恋骨肉，逡巡**，此吾万古惭愧，无面目以见烈皇帝及伯祥诸君子，而为后世儒者所笑也。 文中对他的身仕两朝，作了种种解释，大致还是可信的。他承认由于“牵恋骨肉，逡巡**”，铸成千古遗恨，这是符合其思想实际的。 那么作者对清朝又抱什么态度呢？《临终诗》之四写陆銮诬告吴梅村，由于友人营救，陆銮反坐处死，梅村全家才得以保全性命。“圣朝反坐无冤狱，纵死深恩荷保全”，表达了他对清廷的感激之情。梅村的思想常常处于矛盾之中，他苦恋故明，却不敢也不想公然反清，这是由他懦弱的性格和惧祸的心态所决定的。他在矛盾、动摇、后悔、痛苦的包围中度过了后半生，用诗文给自己勾勒了一幅“天下大苦人”的自画像。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宦海浮沉 钱谦益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考取进士，年仅二十八岁。瞿式耜《牧斋先生初学集目录后序》称他“以命世异才，蚤登上第”。但不久之后，其父去世，他“里居奉母，垂十有一年”（见《嫁女词序》）。可见他中进士后不久，一直在家侍奉母亲，未曾出来做官，直至泰昌元年（1620），才得到“诣阙补官”的机会。 也许这一年对钱谦益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一年，所以他面世的第一部著作《初学集》所收诗作，就始于泰昌元年，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不可能不赋诗，既有诗作，又不收入他的集子里，自然有其原因。也许在他看来出仕之前的作品太幼稚，只能算为习作，故将其删削，不再收入集中。 可是他的官运不济，任职数年之后，于天启五年（1625）遭御史陈以瑞弹劾而罢官。《初学集》有一组诗《天启乙丑五月，奉诏削籍南归，自潞河登舟，两月方达京口，途中衔恩感事，杂然成咏，凡得十首》，曾记述此事。“削职南归”，对他来讲自然不是滋味，“门外天涯迁客路，桥边风雪蹇驴情”（其一）。正是表达了他罢官之后的悲切心情。“迁客”指遭贬谪的人，这里作者自指。“蹇驴情”，据《宋史·韩世忠传》载，韩世忠因反对秦桧议和主张，遭罢职后赋闲在家，“时跨驴携酒，从一二奚童，纵游西湖以自乐”。这时，牧斋感到心灰意懒，情绪低到极点。“已分灰心思学道，夺官何必怨讥嘲”（其五）。可看作是他当时心境的表露。他在考虑自己的归宿问题：一是以司马迁为榜样，埋头撰写历史著作。“汗青头白君休笑，漫拟千年号史通”（其四）。史通指司马迁，司马迁于新莽时被追封为史通子。作者当时立志修史，正撰写《开国君臣事略》，颇为自负。一是向陶渊明学习，躬耕田亩，过着隐居生活。“耦耕旧有高人约，带月相看并荷锄”（其七）。“高人”指程孟阳，“带月”句即化用陶渊明“带月荷锄归”诗意。只是陶渊明辞官归里是自觉的行动，而钱谦益的耦耕田亩则是因罢官所致，是被迫的。因此，他在等待着机会的到来。 钱谦益赋闲在家，默默无闻地度过一个年头又一个年头，到了第三年，即天启七年（1627），突然出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就像在茫茫的黑夜里突然在前方发现一线亮光，他的神经为之一震。原来这年八月明熹宗朱由校去世，思宗朱由检即位。在古代，一位皇帝在登基之后，往往摆出一副亲民姿态，譬如大赦天下之类。当他获悉明思宗将重新诏他入朝任职后，简直欣喜若狂，情不自禁挥毫写下《九月二十六日恭闻登极恩诏有述》诗，其中有“三载先朝版籍民，诏恩重许从儒绅”、“旋取朝衣来典库，还如舞袖去登场”之句，昔日压抑苦闷的心情一扫而光。第二年即崇祯元年七月，他应召北上，有《戊辰七月应召赴阙车中言怀十首》。对于新皇帝的重新起用，他自然感恩戴德不已。“重向西风挥老泪，余生何以答殊恩？”当他重新踏上入朝做官的道路之时，在他脑际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报恩。对于热衷于仕宦的钱谦益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但他心中也并非没有矛盾。“已办腰镰学耦耕，悠悠真悔逐人行”。似乎他对隐居生活多少有所依恋，但终抵挡不住官场的诱惑，在出山与隐居二者之间作出了抉择。 钱谦益赴阙之后，出任礼部右侍郎。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任职仅三个月，厄运又一次降临到他的头上。这年十一月，值会推阁员，他也在被推之列，但遭到礼部尚书温体仁的激烈反对。温诬陷钱谦益在辛酉年（1621）典试浙中时有越轨行为，故不宜入阁。崇祯皇帝在文华殿召对廷臣，钱虽极力辩解，仍无济于事，结果遭削籍南还。这件事对他来说，实在打击太大了，使他万分沮丧。在组诗《十一月初六日召对文华殿，旋奉严旨革职待罪，感恩述事，凡二十首》中，曾有详尽的记述。第一首这样写道： 秘殿风高白日阴，天阶云物昼沉沉。裂麻未是廷臣意，枚卜空烦圣主心。宸翰星回官烛影，禁庭雷殷属车音。孤臣却立彤墀内，咫尺君门泪满襟。 诗从眼前景物写起。放眼望去，秘殿阴风惨惨，一片昏天黑地的景象，天阶风物白日犹如黑夜一般沉寂阴森。诗中将宫殿的氛围描写得如此阴暗无光，实是注入作者主观感情的结果。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原有一段话：“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许说得太绝对化，不很确切，所以作者在发表时将这段话删掉了。但我们必须承认，在一些优秀的作品中，“景语”和“情语”有时往往难以分辨，所谓情景交融、寓情于景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与其说这里是写景，不如说是抒情更为贴切。情与景已混然化为一体。颔联写会推阁员事。古代选官用占卜，故称枚卜，明代专指拜相。颈联和尾联描绘朝廷热闹繁忙的景象，以反衬作者遭革职后悲凉的心境。 前面提及，钱谦益这次再出山，对崇祯皇帝感激涕零，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这是他所不愿也是始料未及的。皇帝的喜怒无常，断送了他如花似锦的前程。现在自己孤身只影伫立在宫门外，却再也见不到皇帝，真可谓咫尺天涯，想到这里不由得心生酸楚，泪湿衣襟。常言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此时此地，他的心情很复杂，在痛苦之中夹带着惋惜，于怨恨之中透露出眷恋，就像打翻了调料瓶一样，酸甜苦辣各种味道都有。“出山我自惭安石，作相人终忌子瞻，’（其三）；“事到抽身悔已迟，每于败局算残棋”（其五）；“孤生半世饱艰辛，敢恨虞翻骨相屯”（其六）；“白日雷霆夹御筵，扪心终不愧皇天”（其十二）。他将潜藏于心底的怨恨用诗句表达出来，从而使内心得以保持某种平衡。 钱谦益这次罢官之后，整个崇祯朝再未被起用，乡居达十数年，然而他仕进之心未死。弘光朝时，他为了担任礼部尚书，不惜与权奸马士英沆瀣一气，使他的名声一落千丈。接着几个月之后，又失节仕清，成为降臣。这恐怕和他一生汲汲于富贵、热衷于仕宦不无关系。他混迹官场几十年，尝尽宦海浮沉的滋味，最后竟落得个“贰臣”的坏名声，实在可叹可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嫁女词》的比兴手法 在中国古典诗歌创作领域中，诗人们普遍喜爱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所谓“比”，用今天的术语说即是比喻；所谓“兴”，即是兴起之意，朱熹《诗集传》所谓“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但兴也包含有比之义，所以古人常以比兴连用。如果比兴手法运用得当，就会极大地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比的本质在于联想。艺术家一旦展开其丰富的想象力，就会将生活中普通而又平凡的事物，通过比喻形象而贴切地表达出来，达到于平淡中见新奇的艺术效果。 记得笔者年轻的时候，对唐诗一直爱不释手，有一次读到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由于当时对此诗的写作背景不甚了解，乍一读，此诗所描写的内容似乎和诗题毫不相干，因而百思不得其解。从字面上看，此诗描写一位新嫁娘，在洞房花烛夜之后，第二天早晨就要拜见公婆，她对着镜子精心地梳妆打扮，但心里却忐忑不安，唯恐无法博得公婆的欢心，梳妆之后便悄悄地问新郎：“自己的打扮合不合时宜？”后来才懂得，这首诗通篇运用比喻手法，表达了作者在临近科场考试之际的心态。原来唐代有所谓行卷的风气，即应进士科举者将自己所作诗文写成卷轴，投献给朝中显贵或名人，希望得到赏识、举荐。此诗就是作者临近科场考试之际投赠给著名诗人张籍的，张时任水部员外郎。由于作者在赴试之前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忐忑不安，这和新嫁娘在拜见公婆前的心境有某些相似之处，所以作者取其一点在诗中以新娘自比，以“夫婿”比张籍，以“舅姑”即公婆比主考官。诗意简单明了，即询问张籍：自己的作品不知是否合乎主考官的心意？此诗通篇运用比喻，不但新奇别致，且饶有生活情趣，更能引起人们无尽的联想，使作品具有浓郁的抒**彩，比起那些直抒胸臆的诗篇，趣味迥然不同。 钱谦益的《嫁女词》，同样采取比兴手法，和这首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嫁女词》共四首，为节省篇幅，这里仅抄录第一首： 中堂何喧阗，明烛耀银釭。箱帘启萎蕤，刀尺声硠硠。大姊裁罗襦，小妹熨袴裆。邻女赠锦缎，双双绣鸳鸯。阿母鬓婆娑，篝灯理中裳。阿母向我言：抚汝娇且长，十载违汝家，顿顇类?孀。轻轩宵在门，重整嫁时装。女行欣有家，阿母心内伤。牵衣告阿母，背指灯烛光：“女身如明烛，影在阿母旁。” 就字面上看，诗写一位女子即将辞别母亲离家远嫁时的情景。全诗大致可分为三小段：第一小段从“中堂何喧阗”至“双双绣鸳鸯”，写离家远出时中堂热闹的场景。喧阗，闹哄哄的声音。萎蕤，一种以金镂相连、可以屈伸的锁，称萎蕤锁。第二小段从“阿母鬓婆娑”至“阿母心内伤”，着力写阿母因女儿远嫁而内心感到无限惆怅和悲伤。婆娑，指鬓发散乱的样子。“顿顇类?孀”，意谓境况窘迫，形容憔悴，就像妇女怀孕、孀居一样。第三小段从“牵衣告阿母”至结束，写女儿劝慰阿母，自己虽然远嫁，但身影永远跟随在阿母身旁，表示不会忘记养育之恩。 《嫁女词》可称得上是成功之作。诗中描写母女之间的骨肉深情，情真意切，笼罩着一层脉脉温情，带有东方家庭所特有的温馨气息。民间有句俗语：“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但这首诗的结尾“女身如明烛，影在阿母旁”，却一反世俗的偏见，用富有诗意的语言，将母女之间不可分割的感情充分地表达了出来，颇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但是，这首诗所谓“嫁女”，其实不过是一种比喻。作者在诗序中说：“余初登第，旋奉先人讳，里居奉母，垂十有一年，仍诣阙补官。是时神庙上宾，国论喧豗，辽寇隳突；别母北上，中心恻怆，而作是诗也。”牧斋登第在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离这次出来任职，相隔十一载。就在这段时间里，女真族在辽东崛起壮大，不断扩展势力范围，并于万历四十四年建立后金政权（后改国号为清）。之后，依恃其兵强马壮，攻城占地，睨视中土，对明朝产生直接威胁。据《明史·神宗纪》载，万历四十六年“大清兵克抚顺城，千总王命印死之”。七月，“克清河堡，守将邹储贤、张旆死之”。四十七年，“大清兵克开原”。这就是“辽寇隳突”的历史背景。 牧斋这次“诣阙补官”，就像一位长期居住在娘家的出嫁女，重又回到丈夫身旁，此时的心情可谓悲喜交加。喜的是这次入朝任职，有机会实践理想，一展才能，这对一位有抱负却又长期赋闲在家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好机遇。悲的是远出做官，不忍辞别年迈的母亲。江淹《别赋》云：“黯然**者，唯别而已矣！”生离死别在古人眼里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更何况因“辽寇隳突”，国家动荡不安，前途未卜，作为一位臣子，怎不忧心忡忡：“祭祀废春割，寇盗隳墙垣。百忧搅我心，逼迸不得言。”（其三）这时牧斋颇以国家安危为念，尤其对东北边患更为关切。遗憾的是，牧斋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后来他不能一以贯之地坚守自己的正确立场，竟向曾被轻蔑地称为“辽寇”的清朝统治者卖身求荣，这无疑对自己也是极大的讽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神奇变幻的七夕诗 农历七月七日之夜，牛郎织女相会于天河的美丽传说，很早以前就在中国古代民间广为流传。关于牛郎织女星的记载，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大东》，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 诗的大意是说：遥望夜空有一条银河，发出闪闪亮光。那织女分为三星，终日忙碌在机旁，虽然她终日繁忙，却织不成有花纹的布帛。看那银河南侧的牵牛星，也不能用他牵引车箱。在这里，织女、牛郎只是作为天上的两个星座加以刻画，尚未人格化，即未赋予人的感情和性格。但值得注意的是，牛郎、织女二星已同时出现在这首诗里，这就给人们提供了联想的余地。到了汉代，牛郎织女的传说逐渐形成，并有所发展。班固《西都赋》就有“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之句，汉无名氏《古诗十九首》中描写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更为完整：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在这里牛郎和织女已演变成一对情人，由于银河相隔，他们难以时常见面。诗中织女的形象十分鲜明，她对牛郎无限的相思之情跃然纸上。大概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良好愿望在起作用吧，后来人们又将牛郎织女正式匹配成一对天上的夫妇。《文选·洛神赋》注引《九咏》注说：“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牵牛织女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但银河迢迢，这一对仙人夫妇如何才能相会呢？于是善良的人们又为他们架起一座幻想中的“鹊桥”，产生了群鹊衔接成桥以供渡河的说法。这样牛郎织女七夕渡银河相会的传说不但披上神奇的色彩，而且也愈加完整了。它成了骚人墨客笔下喜爱的吟咏题材。 钱谦益的《七夕四绝句》在艺术上自有特色，且抄录如下： 月帐星桥云髻鬟，经年怨别泪潸潸。凭君莫道天河阔，只在盈盈一水间。 虚将黼黻擅朱颜，咫尺星河断往还。但使牵牛能伏轭，更将余巧乞人间。 云阶索莫暂经过，素声依然弄玉梭。赖有七襄机度日，不然其奈九秋何！ 牵牛求配苦蹉跎，织女机丝患巧多。乌鹊可怜无一事，头童尾秃为填河。 粗略一读，这组诗和其他描写七夕的诗篇似无多大区别，主要表现牛郎织女“经年怨别”的愁思。倘若我们沿着这一思路去理解这组诗，那就可能误解其诗旨。实际上这组诗不过是借题发挥，其言外之意需要读者悉心去领会。好在作者于第四首“头童尾秃为填河”句下有一段自注：“属章给谏、房侍御诸公为余牵连谪官者。”他向人们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切不可将这组诗看作是一般题咏七夕之作，而是有其深刻的寓意在。 这组诗写于崇祯元年（1628），即牧斋因会推阁员事再次被罢职之后。章给谏即章允儒，房侍御即房可壮。关于这段公案，《明史·温体仁传》载，当时执政大臣皆言谦益无罪，吏科都给事中章允儒争尤力。体仁指允儒为谦益同党，崇祯帝遂下允儒诏狱，并命议罪，“允儒及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皆坐谦益党，降谪有差”。这就是此诗的本事。很显然，诗中以章允儒、房可壮比作为牛郎织女搭桥的乌鹊，对他们无故受牵连而谪官深表歉疚。所谓“头童尾秃为填河”，原有一段传说。“头童尾秃”即秃头秃尾之意。据宋罗愿《尔雅翼》载：“涉秋七日，鹊首无故皆秃，相传是日河鼓（牛郎星）与织女会于汉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好心的乌鹊为牛郎织女搭桥，结果却无端折损羽毛，这岂不令人叹惜！作者以此作巧妙的比喻，可谓匠心独运。 对第四首作如此解释之后，回过头来，前面几首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第一首写自己罢官后对朝廷的眷恋。第二首表示一旦重新复职，将把自己的才智贡献给“人间”。第三首以织女“依然弄玉梭”影射皇帝。关于第二首，这里不妨多说几句。旧时民间有“乞巧”的习俗，妇女们于七月七日之夜在庭中陈设瓜果，穿七孔针，向织女乞巧。这一习俗，唐宋时已极盛行，唐代大散文家柳宗元曾作乞巧文，宋代著名文学家梅尧臣也曾作过《乞巧赋》，可见当时风习之一斑。固然其中夹杂着某些迷信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因为人们祈望有一双灵巧的手，使生活变得更加富裕，更加幸福。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乞巧之习差不多已销声匿迹，不会有人相信这一点了。其实即使在古代，一些有头脑的人对“乞巧”也并不以为然，如元代诗人赵孟??《七夕》诗云：“初月纤纤照露台，枉将瓜果闹婴孩。今宵自有经年约，何暇闲情送巧来。”他根本不相信有送巧之事。牧斋在诗中运用乞巧这一典故，以牵牛自比。“但使牵牛能伏轭，更将余巧乞人间。”实是向皇帝吐露心迹，期望有朝一日能继续“伏轭”，其寓意不说自明。 总之，这组诗借咏七夕而抒写自己遭罢官之后的处境和苦闷的心情。可以说句句赋双星，亦句句写自己；句句话仙境，亦句句咏人间。诗中将神话传说和身边发生的事情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构成神奇变幻的艺术境界，这在题咏七夕诗中可谓独树一帜，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饮酒与做官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酿酒的国家之一，有着历史悠久的“酒文化”。而酒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密切，在约三千年前成书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关饮酒的记载就很不少，如： 我姑酌彼金罍。 《卷耳》 饮饯于祢。 《泉水》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山有枢》 朋酒斯飨，日杀羔羊。 《七月》 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鹿鸣》 厌厌夜饮，不醉无归。 《湛露》 既醉以酒，既饱以德。 《既醉》 等等。如做粗略统计，大致不下二三十首。可见酒与文学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结下不解之缘。 但是，第一个大量地以酒入诗，抒写情怀，使诗中充满浓郁“酒味”的大诗人，却是田园诗人鼻祖陶渊明。也许因为在他的诗里旷达的性格与饮酒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借饮酒以抒怀，而且几乎“篇篇有酒”，这就形成了他诗歌的独特境界和风格。梁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这讲得很中肯，很有见地。 在陶诗中饮酒占据着相当的篇幅，他的“寄酒为迹”对后代影响极大。杜甫《可惜》诗说：“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李白一些描写饮酒的诗篇很明显留有陶诗的痕迹。钱谦益《饮酒》七首，其诗题就是从陶诗来的，无疑受陶诗的影响。这组诗大约作于明崇祯二年（1629）二三月间。这时诗人已再度罢官，情绪颓唐，心境极差。陶渊明辞官归里是主动的，心情十分平静，而钱谦益的罢官是被动的，缺乏思想准备，似乎忍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思想的反差决定了他们在各自的《饮酒》诗中所追求的境界有着明显的差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等等，所表现的处世态度和淡泊闲适的心情，完全是陶渊明式的，与他人绝不相同。钱谦益虽然也想学陶，但他《饮酒》诗所表露的心迹实在与陶渊明有别，且看《饮酒》诗其五： 世多爱官者，不复知酒旨。亦有爱酒者，不暇计官美。爱酒令人狂，爱官令人鄙。肠烂饮不休，漏尽宦不止。嗜酒与贪官，皆可令人死。我本爱官人，侍郎不为庳。我亦爱酒人，致酒每盈几。今年命大缪，官罢酒亦耻。长啸谢都门，斯可以去矣！ 渊明醉归图（明　张鹏） 这首诗典型地反映了钱谦益当时的思想及复杂的心理状态。在陶诗中，出仕与饮酒实代表着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他“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耻于作官，终归于田园。“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可看作他为何“归园田居”的注脚。他一反世俗的偏见，把做官看作“误落尘网中”，在当时颇有反传统的味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一旦实现归隐田园，他感到就像羁鸟冲破樊笼一般自由自在，这是他有了切身体验之后才写出的富有哲理意义的诗句。他的饮酒与归隐在诗歌中是统一的，在《饮酒》诗序中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可见饮酒已成为他隐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钱谦益则不同，他不讳言自己既“爱官”，又“爱酒”，希图二者兼而得之。《孟子·告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他就是一位想鱼与熊掌兼得的人。“我本爱官人，侍郎不为庳。我亦爱酒人，致酒每盈几”。在这里，饮酒与隐逸已不相干，或者说不过是官场生活之余的应酬消遣而已。所以陶渊明的饮酒与钱谦益的饮酒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两回事。尽管他们两人都嗜好饮酒，但一个志在田园，一个心在官场，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可谓南辕北辙。但是，当钱谦益官既做不成，不得已而退隐时，似乎他也想向陶渊明学习，唱起了“归去来”之歌：“已矣归去来，无为叹苒荏。”（《饮酒》其七）但是他心中想做官的**并未泯灭，就像历史上那些“身在山中，心在魏阙”的冒牌隐士一样，满怀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重用，归隐也就成了通向做官之路的跳板。何以见得？钱谦益这次遭革职之后，长期赋闲在家，直至南朝弘光朝建立时，他再次被邀出山，并担任礼部尚书之职。为了取得高官厚禄，他甚至出卖灵魂，不惜讨好权奸马士英、阮大铖，和他们沆瀣一气，勾结成奸，遭到时人的抨击。 所以，诗的结尾“长啸谢都门，斯可以去矣”，不过是无可奈何的感叹，满腹牢骚的发泄而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情场上的胜利者 有人说，钱谦益的一生，在官场上是一位失意者，而在情场上则是一个得胜者。这话有一定道理。钱谦益本是个有政治抱负的人，渴望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明末社会风云变幻，动荡不安，党派之争尤其激烈，再加上他的人品缺陷，使他几度宦海浮沉，尝尽甜酸苦辣。用他自己的诗句“羊肠九折不堪书”，来形容他在官场上的失意，其实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正当他长期赋闲在家，意志消沉之际，在情场上却意外地获得一次胜利，使他在心理上得到极大的满足和补偿。崇祯十三年（1640）十一月，誉满江南的名妓柳如是，独自乘舟至常熟，过访钱谦益。此时钱五十九岁，头发已斑白，而柳如是刚二十出头，全身散发着青春的魅力。他们两人一见倾心，情投意合，订下终身之约。诚然，仅凭年龄差异这一点，在我们看来这个婚姻是不合理的。钮琇《觚剩·河东君》有一段诙谐的记载： 方宗伯（钱谦益曾任礼部尚书，古人亦称礼部尚书为宗伯）初遇柳时，黝颜鲐背，发已鬖鬖斑白，而柳则盛鬋堆鸦，凝脂竟体。燕婉之宵，钱曰：“我甚爱卿如云之黑，如玉之白也。”柳曰：“我亦甚爱君发如妾之肤，肤如妾之发也。”因相与大笑。 明　吴焯　河东夫人像　绢本设色 119.5x62.3厘米　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藏 一个“黝颜鲐背”的老翁，面对一位如花似玉的佳人，其内心的欣喜自不待言。但对柳如是来讲，在这“大笑”之中，恐怕多少掩藏着内心的不幸与痛苦。在当时，一个妓女能自主地嫁给像钱谦益这样有名望、有才华的人，也算是不错的归宿。但在柳如是，因在此之前和诗人陈子龙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爱情纠葛，她未能嫁给陈子龙，而嫁给钱谦益，恐怕不无遗憾。 柳的过访，就像一块石子投进沉寂的水潭之中，激起钱谦益的感情涟漪。他没有掩饰自己欣喜若狂的心态，用短短的十日时间急急忙忙为她修筑“我闻室”，作为金屋藏娇之用。《觚剩·河东君》载：“庚辰冬月，柳始遇宗伯，为筑我闻室，十日落成。促席围垆，相与饯岁。”就是写的当时的情景。 柳的住处为何称“我闻室”呢？原来柳如是本名隐，字如是，号我闻居士。这字号均取自佛经“如是我闻”之成语。钱为了投合柳如是的心意，将她的起居之处名为“我闻室”，可谓费尽心机。当我闻室建成之时，柳即迁入居住，当日钱设宴招待文友，并赋有《寒夕文?再叠前韵是日我闻室落成》一诗： 清尊细雨不知愁，鹤引遥空凤下楼。红烛恍如花月夜，绿窗还似木兰舟。曲中杨柳齐舒眼，诗里芙蓉亦并头。今夕梅魂共谁语？任他疏影蘸寒流。 “不知愁”谓心中的愁闷一扫而空。白发老翁获得乌发少妇的爱情，心情自然格外地好，这极普通、极平常的三个字，却道出诗人当时异乎寻常无比欢悦的心境。这可看作全诗的主旋律。“凤下楼”喻柳如是迁居我闻室。古代妇女居住的地方，也称凤楼。柳到常熟后，一直暂住在舟中，现搬进钱谦益家，才结束了“木兰舟”的生活。“绿窗还似木兰舟”，实是劝慰柳如是在钱家就像在舟中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不必拘束。“曲中杨柳齐舒眼”句，语意双关，“杨柳”既指乐府歌曲《折杨柳》，也喻柳如是。因柳有“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诗句，这里谓今夕可舒眼而望。“诗里芙蓉”句，作者自注：“河东君新赋《并头莲》诗。”芙蓉指荷花，果实为莲，所以后人常将二物混用。这里暗寓他们将相亲相爱如荷之与莲。诗的结尾以梅魂自比，更是迎合河东君之意。作者自注：“河东君《寒柳》词云：‘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很显然，在这“良宵一刻值千金”的时刻，与寒柳“深怜低语”的“梅魂”，自是非作者自己莫属。 “寒夕文?”实是钱、柳共同生活的开始。难怪钱谦益在“垂垂老矣”的八十三岁高龄之际，依然念念不忘这一值得纪念的日子。他在病榻上蘸药汁写成的组诗《病榻消寒杂咏》，其中有一首就是“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旧事”，他那热烈的感情，在二十多年之后，丝毫并未稍减。“老大聊为秉烛游，青春浑似在红楼。买回世上千金笑，送尽平生百岁忧……”读完这些诗句，我们可以想见这位老人在即将离开人世之前，仍在重温着昔日那温馨的美梦。 “好梦何曾逐水流！”这美好的梦确实伴随着这位诗人走完他人生的道路，应该说这也是柳如是的幸运。但谁能料到，一场恶梦也悄悄地在酝酿着，在诗人的身后，柳如是却以悲剧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柳如是与卓文君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古代诗歌、小说、戏曲等文艺作品中，关于女性美的描写可谓连篇累牍、俯拾皆是。西施、王嫱这些古代美女的典型，几乎成为各种体裁文艺作品的描写对象。由于她们都是帝王的妃嫔，显贵的身份使她们永垂青史，她们的事迹也得以广为流传。 卓文君和西施、王嫱等人不同，她是一位富家的女儿，但为了追求爱情与幸福的生活，却不顾一切，甚至抛弃富裕的家庭，和司马相如相恋而私奔。这种大胆的行动，在今天也许算不了什么，可是，在二千多年前的汉代，却是一种为世俗讥讽的越轨行为，以致遭到家庭的激烈反对。但卓文君对于爱情的执着追求，使她能够冲破世俗的偏见，最终赢得胜利。就凭这一点，可以称她是反对礼教的先驱者，为争取婚姻自主的妇女界树立了一个榜样。关于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司马相如传》： 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美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 《汉书》也有类似的记载，但《史记》、《汉书》中对卓文君的外貌均未着墨。描绘卓文君美貌的文字，始见于《西京杂记》，其中有一段生动的刻画：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 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汉代，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才子佳人故事的滥觞。 文君井，在四川邛崃县城内 钱谦益与柳如是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其实也依然是“才子加佳人”这一婚姻公式的再现。事实上，他们相互倾慕的，在柳如是，则是钱谦益的博学多才；在钱谦益，则是柳如是的美貌风流。这一点在他们互相酬答的诗作中可以得到鲜明的印证。 柳如是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十一月乘船去常熟，初次造访钱谦益，并写下一首表达自己内心爱慕和崇敬的诗篇《庚辰仲冬访牧翁于半野堂奉赠长句》，首句云：“声名真似汉扶风，妙理玄规更不同。”“汉扶风”指汉代人马融。据《后汉书·马融传》载，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为人美辞貌，有俊才”。传中还赞扬他“才高博洽”、“博通经籍”，可见是一位不平凡的“才子”。柳如是以马融喻牧斋，且认为牧斋在精通禅理方面，他人更有不及之处，可见她对牧斋的倾慕程度。钮琇《觚剩·河东君》有一段记载：“（柳）昌言于人曰，天下惟虞山钱学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学士者不嫁。适宗伯丧偶，闻之大喜，曰：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耶，我亦非才如柳者不娶。”这段记载或为小说家之言，钱、柳当时是否有此言论，自难断定。但钮琇也绝非无中生有的捏造，因为在柳如是的一些诗作中，确实流露出对钱几达五体投地的崇拜。 同样，在钱谦益的心目中，柳如是好比卓文君，他在《庚辰仲冬，河东君至止半野堂，有长句之赠，次韵奉答》中写道：“文君放诞想流风，脸际眉间讶许同。枉自梦刀思燕婉，还将抟土问鸿濛。”（见《初学集·东山诗集一》）很显然，前两句用卓文君的典故以喻柳如是，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用典之需要呢，抑是柳如是确如诗中所比拟的卓文君一样是一位名不虚传的美人？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也许人们对钱诗的描写还不能尽信，那么，寻找一些旁证材料作为注脚，就很有必要。钮琇《觚剩·河东君》载： （柳）丰姿逸丽，翩若惊鸿。 “翩若惊鸿”典出自曹植《洛神赋》：“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两句极写洛神轻盈宛转的丽质。这里作者以洛神喻柳如是，不过是为了说明柳如是是一位超尘拔俗的美人罢了。又顾苓《河东君传》后附古梅华源木又庵白牛道者跋载： 吾友减堂为余言，是（指柳如是）身材不逾中人，而色甚艳。冬月御单衣，双颊作朝霞色，即之体温然。疑其善玄素也。 除以上所引柳如是体态“翩若惊鸿”，脸面颜色甚艳，“双颊作朝霞”色之外，有些记载还尽力渲染其洁白如玉的肤色，说她“凝脂竟体”，因此，钱谦益以卓文君喻柳，不但用典贴切，更是对柳如是如花似玉容貌的直接写照。 “枉自梦刀思燕婉”，典出范摅《云溪友议·艳阳词》及《晋书·王濬传》。《云溪友议》载：“安人元相国（稹）闻西蜀乐籍有薛涛者，能篇咏，饶词辩。以诗寄曰：‘锦江滑腻蛾眉秀，化出文君及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君侯欲梦刀……”，所谓“个个君侯欲梦刀”，意指君侯们都想去西蜀一见名妓薛涛。“梦刀”本出《晋书·王濬传》：“潜夜梦三刀于卧屋梁上，须臾又益一刀。濬惊觉，意甚恶之。主簿李毅再拜贺曰，三刀为州字（古时“州”字常写作“刕”）。又益一者，明府其临益州乎？及贼张弘杀益州刺史皇甫晏，果迁濬为益州刺史。”益州在蜀地，故元稹诗中的“梦刀”指西蜀薛涛。而钱诗又借薛涛的典故喻柳如是。“还将抟土问鸿濛”，作者自注：“太白乐府诗云：女蜗戏黄土，抟作下愚人。散作**间，濛濛若沙尘。”“鸿濛”指宇宙形成前的浑沌状态。据古代传说，女蜗抟黄土作人，因力不暇供，于是引绳索于泥中，举以为人，用黄土抟成的就成为富贵的人，用绳索引泥的就成为贫贱凡庸的人。这两句意谓，那些平庸之辈梦想获得柳如是的爱情，却是枉费心力。 钱谦益既以卓文君喻柳如是，很显然，他的言外之意是不说自明的，即是把自己比作司马相如。在他们那个时代，才子佳人的结合好像是婚姻的等价交换，也是令人羡慕的。但我们冷静地一想，其实也不尽然。为什么？因为他们喜结良缘时，钱谦益已是个头发斑白、年近六十的老翁，而柳如是的年纪才二十岁出头。何况柳如是取得的仅是“侧室”的身份，这样的婚姻能说是合理吗？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除夜无如此夜良 春节，是汉民族的重大吉庆日子。春节期间那彩色纷呈的活动，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之久。除夕之夜，家人团聚，饮酒品菜，其乐融融。有的娱乐消遣，放鞭炮，以至通宵达旦。这种辞旧迎新的习俗，至今依然在民间盛行不衰。除夕守岁究竟源于何时，因历史资料缺乏，一时难以确定。晋人周处《风土记》有这样一段记载：“蜀之风俗，晚岁相与馈问，谓之馈岁；酒食相邀为别岁；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这说明，至迟到晋代时，已有守岁的习俗。到了唐宋时期，有关的记载就更为丰富。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详细记载了宋代京城除夕的情景： 是夜，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于外。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 其实，参加“围炉团坐，达旦不寐”守岁的，绝不限于“士庶之家”。唐代开国皇帝李世民就写过一首《守岁》诗： 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共欢新旧岁，迎送一宵中。 唐高宗李治也以同题写成一首诗：“今宵冬律尽，来朝丽景新……”这些诗多写除夕景象，但由此可以证明，“共欢新旧岁，迎送一宵中”的守岁习俗，在初唐时期已经不仅在“士庶之家”，而且在宫禁之中普遍盛行。换句话说，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一例外。 “守岁”后来也成为历代诗人吟咏的题材。如孟浩然《除夜有怀》：“五更钟漏欲相催，四气推迁往复回，……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诗写得很风趣，也很巧妙，因为守岁，通宵不眠，自然难以成梦，曲曲传出相思之苦。而高适的《除夜作》一诗表达乡愁就较直率：“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这些诗已脱出绘景描物的轨迹，带有浓郁的抒情成分，情真意切，韵味深长，比之李世民、李治的诗，显然高出一筹。 钱谦益《初学集》中，收入与除夕有关的诗作不下十数首，这在历代诗人中实不多见。其中最值得玩味的是《庚辰除夜偕河东君守岁我闻室中》： 除夜无如此夜良，合尊促席饯流光。深深帘幕残年火，小小房栊满院香。雪色霏微侵白发，烛花依约恋红妆。知君守岁多佳思，欲进椒花颂几行。 庚辰即崇祯十三年（1640），这年除夕，和诗人“合尊促席”一起守岁的是天生丽质、聪明颖慧的柳如是。尽管诗人这时也意识到“雪色霏微侵白发”，自己已经是一位白发老翁，但他依然留恋守在身边的“红妆”。这种表达感情的方式，似乎有点太露，和他的年龄不那么相称，但非如此恐难以传出诗人此时此刻的心情。“除夜无如此夜良”，回首往昔，几十年来，诗人还从没有像今年除夜过得这样欢乐愉快。何以见得？《初学集》中以除夕为题材的诗，最早的一首是《丙寅除夕》，此诗写于天启五年（1625）诗人削籍南归之后的第二年，当时他赋闲在家，内心寂寞，痛苦地感到人们对自己的“心迹”是那样不理解，所以发出“残灯侧畔冠中影，心迹凭谁仔细论”的感慨。二年之后，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崇祯元年七月，他应召赴阙，这本来是一次施展本领的难得机会，遗憾的是，这年十一月因会推阁员事，再次罢官。他在《戊辰除夕》中写道：“闲庭冷称将归客，卒岁除如已罢官。爆火声中思老母，寒灯影里见南冠。”《左传》成公九年载：“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后因而用南冠喻囚犯。作者这次被革职，是始料不及的。记得这年七月，他风尘仆仆应召赴京，满怀希望从此青云直上，做出一番事业。他在《戊辰七月，应召赴阙，车中言怀十首》中，写下这样的诗句：“寥廓高天一冥鸿，肯随乌鸟问雌雄？”“重向西风挥老泪，余生何以答殊恩！”他以鸿鸟自比，表示自己有着宏大的理想和抱负。对于皇帝重新起用他，真是感恩戴德不已。哪料到入朝才四个月，却再次被罢官，甚至担心自己会成为阶下囚。此时此地，他的心境之坏可想而知，像这样的除夜，自然不堪回首。 就以近的来说，崇祯十一、十二年除夕，钱谦益都有诗作，即《戊寅除夕，偕孟阳守岁，时萧伯玉侨居春晖园》、《己卯除夕，偕孟阳守岁，崇德郁振公吴可黄二先辈俱集》，从诗题就可看到，和他作伴守岁的都是老友孟阳。“归来喜得共茅蓬，又饯流年爆竹中”。在阵阵的爆竹声中，和老友一起“饯流年”，无疑也可看作是平生的一件乐事，但和“烛花依约恋红妆”相比，不但欢愉的程度不同，心境毕竟两样。由此可知，“除夜无如此夜良”，并非矫饰之词，而是真情的吐露。 柳如是毕竟是一位“多佳思”的才女，她的次韵诗在艺术上也毫不逊色，结尾写道：“明日珠帘侵晓卷，鸳鸯罗列已成行。”暗示他们俩将像鸳鸯那样成双成对永不分离。从柳如是十一月到常熟和钱谦益相遇，到除夕为止，不过一个多月，他俩情投意合，互相切磋，写下不少表达爱慕之情的诗篇，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鸳鸯湖惜别 在中国古典诗歌的苑囿里，情诗就像一丛不太显眼而又馨香别具的奇葩，引人注目。那些大胆、率真、热烈的情歌多出自民间，而文人创作的情诗，无论从内容到形式，比之民歌都相形见绌。传统礼教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腐气，麻痹人们的神经，使人们正常的七情六欲也受到不应有的压抑。婚姻的不自主，恋爱的不自由，阻碍了诗人们用诗的形式公开地向异性表示爱慕之情的自由。男女的谈情说爱在卫道者的眼里往往被扭曲，视为叛经离道的行为。《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的悲剧性结局，说明在那个时代，“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过是句理想化的空话。 自然也有例外。钱谦益和柳如是可谓一见倾心，不久即双双坠入爱河。钱是赋诗能手，柳是才华横溢的女诗人，于是他们以诗作为传达爱情信息的媒介，你来我往，相酬互唱，一时传为佳话。这些诗收入《初学集·东山诗集》。其中《有美一百韵，晦日鸳湖舟中作》，洋洋洒洒，长达千言，在古代爱情诗中别具一格，值得一提。 此诗写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即柳如是初访半野堂之后三个月。他们先同游苏州，然后在鸳湖（鸳鸯湖，又称南湖，在今浙江嘉兴西南）分别。钱独游黄山，柳则返乡养病。在分手时，柳如是赋七律《鸳湖舟中送牧翁之新安》见赠：“惜别已同莺久驻，衔知应有燕重来。”既表达依依惜别、缱绻难舍之情，又暗示不久将再团聚。牧斋则以《有美一百韵》回赠，所谓投之以桃服之以李。两颗火热的心相撞而发出爱情的火花，遂化作笔底波澜，咏成长篇巨制。 诗题《有美一百韵》，就很富诗意。“有美”典出《诗经·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清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诗写一对男女青年邂逅相遇时的情景。“适我愿兮”、“与子偕臧”无疑是牧斋难以启口的心里话，他巧妙通过这首诗所蕴涵的内容，向柳如是传递爱的信息，聪明绝伦的柳如是自然心领神会。 这首长篇爱情诗在艺术上有其显著特色。首先诗取传记形式，以浓墨重彩细腻地刻画柳如是的生平际遇，可看作一篇名副其实的柳如是传。 有美生南国，清芬翰墨传。河东论氏族，天上问星躔。汉殿三眠贵，吴宫万缕连。星榆长历落，月桂并蹁跹。郁郁昆山畔，青青谷水??。 起句“有美生南国”，即化用曹植“南国有佳人”诗意。柳如是是否出身于书香门第，现已难考，但她知书识礼，且工诗善文，笼统说“清芬翰墨传”亦无不妥。柳如是本姓杨名爱，后改姓柳，牧斋不会不知。河东柳姓为名门大族，柳宗元《叔父殿中侍御史墓表》云：“柳氏之先，其著者，无骇以字为展氏、禽氏，以食采为柳姓，厥后昌大，世居河东。”杜甫《可叹》有“河东女儿身姓柳”之句。“河东论氏族”实是用典，以暗寓柳如是之姓，其中含有夸耀的成分以取悦于柳如是。谷水为松江之别称，诗中以昆山、谷水所处的地域，暗示柳如是籍贯在松江。此诗具有传记性质，故先介绍姓氏籍贯，这种写法符合传记文学的特征。 其次，此诗用典丰富，尤其与“柳”有关的故实，更是多所搜寻，广为引征。这样既扩大了诗的含量，又使全诗显得简练。如“吴宫万缕连”，典出牛峤《杨柳杖词》“吴王宫里色偏深，一束纤条万缕金”。又如“托根来净域，移植自芳年”，则是活用《洛阳伽蓝记》“佛本清净，嚼杨枝，植地即生，今成大树”之典，且暗示柳如是本姓杨之事实，牧斋用典巧妙之处，多是如此。又如“字脚元和样”，即化用刘禹锡《酬柳柳州家鸡之赠》“柳家新样元和脚”之诗意。柳公权为唐代著名书法家，成名于唐宪宗元和年间。这里推崇柳如是书法有其渊源，等等。总之，诗中广征有关“柳”的典故，且能灵活运用，增添了诗的艺术魅力。诚然，用典过多，有时也不免产生堆砌之弊。胡应麟说：“凡用事用语，虽千熔百炼，若黄金在冶，至铸形成体之后，妙夺化工，无复丝毫痕迹，乃为至佳。”（《诗薮》）如以此衡量该诗的用典，那么应该说，它虽熟练老到，却未臻至境。总觉得在表达情感方面有点做作，缺乏一种强烈的冲击力量。 再次，作者善于排比铺陈，极力从各个侧面刻画人物，构成此诗另一艺术特色。柳如是为江南一代名妓，时称“色艺双绝”。诗中也着重从这两方面加以描述，如： 织缣诗自好，捣素赋尤贤。锦上文回复，盘中字蜿蜒。清词常满箧，新制每连篇。芍药翻风艳，芙蓉出水鲜。 度曲穷分刌，当歌妙折旋。吹箫嬴女得，协律李家专。画夺丹青妙，琴知断续弦。 修眉纡远翠，薄鬓妥鸣蝉。向月夜方空，当风带旋穿。行尘尝寂寂，屐齿自姗姗……。 诗中运用排比形式，铺陈叙述，极尽描绘之能事，除对她的天生丽质细加渲染外，还特别描写她善文赋、工诗词、专音律、擅歌舞，以至琴棋书画、蹴鞠、争博等等，无不精通，这样一位美丽而又多才多艺的奇女子形象就屹立在读者的面前。此外，诗中还用相当的篇幅描写柳如是过访半野堂之后，两人心心相印、亲密相处的情景。结尾的依依惜别，更透露出无限的眷恋之情。 柳如是画迹 此诗规模恢宏，结构缜密，是一首独具风格的爱情诗。陈寅恪先生说：“牧斋《有美诗一百韵》，不独为《东山酬和集》中压卷之作，即《初学》、《有学》两集中，亦罕见此希有之巨制。可知其为牧斋平生惨淡经营、称心快意之作品。后来朱竹垞《风怀诗》固所不逮，求之明代以前此类之诗，论其排比铺张，波澜壮阔，而又能体物写情，曲尽微妙者，恐舍元微之《梦游春》、白乐天《和梦游春》两诗外，复难得此绝妙好词也。”这一评语，对理解此诗的特色，无疑有很大帮助。 爱情是甜蜜的。只有甜美的爱情才能酿出甜美的诗。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情韵兼胜的《陌上花》 读清人王士禛《渔洋诗话》，有一段关于《陌上花》诗本事的记载：“五代时，吴越文物不及南唐、西蜀之盛，而武肃王寄妃书云：‘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二语艳称千古。东坡又演为《陌上花》云：‘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还歌缓缓归。’‘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已作迟迟君去鲁，犹歌缓缓妾归家。’晁无咎亦和八首，有云：‘娘子歌传乐府悲，当年陌上看芳菲。曼声更缓何妨缓，莫似东风火急归。’……二公诗皆绝唱。”后来他在《香祖笔记》中又提及此事，说：“钱武肃王不知书，然其寄夫人诗云：‘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不过数言，而姿致无限，虽复文人操笔，无以过之。东坡演之为《陌上花》三绝句。”这两条记叙，内容基本相同，仿佛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陌上花》这一诗题是苏轼根据钱武肃王的故事而创制的。但考苏轼《陌上花·序》：“游九仙山，闻里中儿歌《陌上花》。父老云：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王以书遗妃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宛转，听之凄然。而其词鄙野，为易之云。”九仙山在杭州西面，山上有无量院，相传为晋代葛洪、许迈炼丹处。苏轼有《宿九仙山》诗，自注云：“九仙谓左元放、许迈、王、谢之流。”据《序》所载，有两点似需加以辨正。 其一，《渔洋诗话》说“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是武肃王寄给他妻子的。武肃王即吴越王钱镠，《新五代史·吴越世家》：“长兴三年，镠卒，年八十一，谧曰武肃。”而苏轼《陌上花·序》只称吴越王，未指明为何人。纪昀批点《苏文忠公诗集》卷十《陌上花》三首云：“指钱俶归朝之事，用事殊不伦。”如果纪昀所说不误，那么吴越王应是钱俶而非钱镠。《吴越世家》有一段关于吴越王归宋的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诏俶来朝，俶举旗归于京都，国除。”从“江山犹是昔人非”、“遗民几度垂垂老”等诗句来看，这些内容大约写吴越归宋之事，如指钱镠，则与诗的内容不符。 其二，据诗《序》载，《陌上花》本为民间歌曲，因“其词鄙野”，作者遂润饰加工，写成《陌上花》三首。这种情形在诗坛上并不少见，如刘禹锡《竹枝词》即直接受民歌影响，他在《竹枝词·序》中说：“余来建平，里中儿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訏如吴声。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故余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飏之。”苏轼创作《陌上花》，和刘禹锡写作《竹枝词》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从民歌中吸取养料而加以仿制。所以王士禛称苏轼从吴越王寄给妻子的书直接“演为《陌上花》”云云，至少不甚确切。尽管《陌上花》并非苏轼所首创，但作为文人的创作，其功绩仍不可抹煞。事实上不但与苏轼年代相近的晁补之（字无咎）有和作，直到明末清初的钱谦益还有和作，可见它在诗坛上曾产生深远的影响。 钱谦益的和诗写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这年春天，钱谦益和柳如是一起游览苏州、嘉兴之后，两人在南湖分手。钱往黄山漫游，柳则乘舟回松江。在旅途中，钱谦益写了《陌上花》三首寄给柳如是，全题为《陌上花乐府三首，东坡记吴越王妃事也，临安道中感而和之，和其词而反其意以有寄焉》： 陌上花开正掩扉，茸城草绿雉媒肥。狂夫不合堂堂去，小妇翻歌缓缓归。 陌上花开燕子飞，柳条初扑麹尘衣。请看石镜明明在，忍撇妆台缓缓归？ 陌上花开音信稀，暗将红泪裹春衣。花开容易纷纷落，春暖休教缓缓归。 要了解这组诗的含意，要对诗题细加揣摩，所谓“和其词而反其意以有寄焉”，正是理解这组诗的关键。为什么要“反其意”呢？因为当时钱、柳二人正处于热恋之中，他们不得已在南湖相别，简直难舍难分。很显然，钱谦益这次游黄山，是事先有约而欣然前往，不然他是不大可能撇下“小妇”而不顾的。第一首“狂夫不合堂堂去”，意思是说，自己实在不该撇下柳如是，贸然前往黄山一游。其中实含有歉疚的意思。 第二首“柳条”句，语音双关。柳条也喻柳如是。麴尘衣，指黄色的衣服。这句暗示钱、柳初次相会即情投意合。石镜，即石镜山，在钱镠的故里临安县，因东峰有一圆石如镜，故称。《舆地纪胜》引《郡国志》云：“（石镜）径二尺七寸，其光照如镜之鉴物，分毫不差。”这里也借指镜子。诗的落脚点却在尾句，实是问柳如是，怎忍撇下妆台而缓缓归去？当时钱柳在一起共同生活时间不长，柳如是见到这首诗心中自然明白。 第三首“花开容易纷纷落，春暖休教缓缓归”，从爱花惜花的角度，期望柳如是尽快回常熟家里。但仔细捉摸，这花不仅指自然界的花，实暗喻柳如是，可见作者诗思之巧妙。这样一层更进一层地紧扣诗题，“反其意”的题旨也就和盘托出。 柳如是读了钱寄来的这首诗后，心中又泛起爱的涟漪。她是一位才女，自然不甘示弱，挥毫写下《奉和陌上花》三首： 陌上花开照版扉，鸳湖水涨绿波肥。斑骓雪后迟迟去，油壁风前缓缓归。 陌上花开一片飞，还留片片点郎衣。云山好处亭亭去，风月佳时缓缓归。 陌上花开花信稀，楝花风暖飏罗衣。残花和梦垂垂谢，弱柳如人缓缓归。 这三首和诗，艳丽流畅，情韵兼胜，与钱诗相比，毫不逊色。就以最后两句来说，“残花和梦垂垂谢，弱柳如人缓缓归”，仔细品尝，可以给人无穷的回味。这残花，这弱柳，正是陌上花开之时的春天景色，但在这里作者也用以自况。是的，当时的柳如是正在用爱情为自己编织一个春天的梦，美丽的梦。 <span id=p></span>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雨后黄山更奇绝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苏轼这两句描绘杭州西湖的名诗，后人无不十分欣赏。其实不仅西湖是如此，一些风景秀丽的游览胜地，无论天晴天雨，都另有一番情趣，黄山又何尝不是这样！ “雨后黄山更奇绝”（《宿桃源庵作短歌题壁示药谷主人余抡仲》）。明崇祯十四年初春时节，钱谦益和柳如是在南湖依依惜别之后，便应友人之约，往黄山一游。兴之所至，给我们留下了二十余首描绘黄山风貌的诗篇。据《游黄山记》载，作者登黄山之际适遇雨天，因此不但看到“晴方好”的景色，更看到“雨亦奇”的奇观，其中有一段生动的叙述：“午夜闻冲撞弥急，溪声雨声，澎湃错互。晨起坐小楼，视天都峰瀑布痕斓斑赮駮，俄而雨大至，风水发作，天地掀簸，漫山皆白龙，掉头捽尾，横拖倒拔。白龙潭水鼓怒触搏，林木轰磕，几席震掉。雨止，泉益怒，呀呷撞胸，如杵在臼。”这段描述，可作为“雨后黄山更奇绝”的注脚。 黄山的奇松、怪石、云海、温泉，素有“黄山四绝”之称。这固然不错，但黄山的溪、泉、潭、瀑亦十分有名。尤其是瀑布，在滂沱大雨之后，更显现出特有的雄姿。笔者前几年曾伴友人一游黄山，住在桃花溪畔，有幸目睹雨后黄山的奇景，那种“千流竞写白龙潭，四窗横挂天都水。水飞石击相砅砰，龙蛇攫拿山谷鸣”（《桃源庵小楼坐雨看天都峰瀑布作》）的景象，至今犹历历如在眼前，对钱谦益的这些诗句，有着比他人更加深刻的体会。特别是当夜色降临群山之际，万籁俱寂，唯有那人字瀑的巨响，犹如不断冲撞的洪钟，震耳欲聋，令人彻夜难眠。如果不是身临其境，显然难以领会黄山瀑布之奇之壮，更无从领略“雨后黄山更奇绝”的妙处所在。 黄山胜景：飞来石下观云海 黄山的瀑布比之庐山并不逊色，或者说各有千秋。“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将瀑布临空直落、飞泻而下的主观直感，用形象而生动的比喻表达了出来。虽短短四句，雄奇壮丽的庐山瀑布就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而钱谦益的《天都瀑布歌》则用排比铺叙的手法，渲染雨后黄山瀑布的浩大声势，惊心动魄，令人心动神移，叹为观止。“天都诸峰遥相从，连绵峄属无罅缝”。诗一开始即用如椽大笔勾勒天都峰附近山岭重叠、连绵不绝的形势，然后描写山雨欲来之前风云变幻的景象：“山腰白云出衣带，云生叠叠山重重。峰内有峰类皴染，须臾蓊合仍混同。”此时云生山岫，遮天蔽地，一片白濛濛。写到这里似乎还未入正题，仍为描绘天都峰瀑布作铺垫。接着诗人写道： 良久雨足水积厚，瀑布倒泻天都峰。初疑渴龙甫喷薄，抉石投奅声??。复疑水激龙拗怒，捽尾下拔百丈洪。更疑群龙互转斗，移山排谷轰圆穹。人言水借风力横，那知水急翻生风。激雷狂电何处起？发作亦在风水中。 “初疑”、“复疑”、“更疑”，作者一口气连用三个比喻，极写瀑布的声响势壮，威猛湍急。此诗笔力雄浑，奇势迭出，非大手笔难以写出如此境界。古代传说中的龙，是人们幻想中的产物，它实是的化身。《易经·乾卦》：“云从龙，风从虎。”意思是说龙起生云，虎啸生风。因而一些著名的瀑布、水潭往往也和龙的传说分不开，有的甚至直接以龙命名。如黄山就有白龙潭、青龙潭、九龙瀑等等。至于古代诗歌中以龙来形容水潭、瀑布的就更不少。如“分清裂白两派出，跳珠跃雪双龙争”（宋·杨万里《题兴宁县东文岭瀑泉》）；“喷雪乍疑银汉贵，横空惊见玉龙飞”（明·王旷《石梁行》）等等。不过，像这首诗中一连运用“渴龙喷薄”、“龙拗怒”、“群龙转斗”三个生动的比喻来形容瀑布的声势，实不多见。作者丰富的想像力，给这首诗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诗的结尾不仅趣味盎然，而且耐人咀嚼：“凭阑心坎舒撞舂，坐听涛濑看奔冲。愕眙莫讶诗思穷，老夫三日犹耳聋。”尤其最后一句，暗用《五灯会元》“怀海禅师谓众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马大师一喝，直得三日耳聋’”之典，不露痕迹，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可见作者在运用典故方面游刃有余。顾嗣立《寒厅诗话》说：“作诗用故实，以不露痕迹为高，昔人所谓使事如不使也。”这是用典取得成功的奥秘所在。根据这一标准，钱谦益在用典方面也确实取得极大的成功。 “人言此行天所予，宜晴即晴雨即雨”。钱谦益这次登览黄山，适遇晴雨交替的天气，因而不但看到晴日黄山瑰丽秀美的景色，而且看到“雨气溟濛山更好”的景象。黄山的种种奇观，无不尽收笔底，成为作者吟咏的对象。“已放飞流悬瀑布，更铺云海媚新晴”（《十二日发桃源庵出汤口径芳村抵灊口》）。“平铺万状尽云练，幻出千岚似丘垄”（《登始信峰回望石笋矼》）。“峭壁崩厓罅欲裂，异松穴石攒如簪”（《缘天都峰趾度断凡桥下木梯憩文殊庵》）。黄山的流泉飞瀑，绝??危崖，奇松怪石，云海深谷，无不化作美丽的诗句，宛如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图画，让人们尽情地去欣赏大自然争奇竞秀的美景。 黄山的灵秀触发了诗人的灵感。钱谦益的游黄山组诗，以及而后补写的游黄山记，实是中国古代山水文学不可多得的奇葩，给后代留下十分丰富而又珍贵的遗产。 <span id=p></span>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风前桴鼓忆金山 妇女从戎，在男尊女卑的时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民间流传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说她是一位娇弱的女子，却女扮男装，像刚强剽悍的男子汉那样投身战场，历尽艰辛，凯旋而归。这可歌可泣的事迹，无疑是妇女界的骄傲。但遗憾的是，木兰的形象仅是理想的化身，是文艺作品中的人物，现实生活中是否实有其人，乃是一个大疑团。 宋代的梁红玉就不同了，她妓女出身，后为名将韩世忠的妻子，封杨国夫人。据《宋史·韩世忠传》载，元宵之夜，韩世忠于秀州（治所在今浙江嘉兴）张灯高会，然后出奇兵急赴镇江。待金兵来到之前，韩军已先声夺人，屯驻金山寺。“兀术遣使通问，约日大战，许之。战将十合，梁夫人亲执桴鼓，金兵终不得渡”。两军在黄天荡相持四十八日，兀术挖渠三十里，才得逃脱。韩世忠在金山大战金兀术和梁红玉临阵击鼓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传为佳话。 明崇祯十四年（1641），钱谦益携柳如是共游镇江，回想金山寺（江苏镇江）当年韩世忠和梁红玉戮力抗金的情景，不禁思潮起伏，写下组诗《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八首》，其七云： 柁楼尊酒指吴关，画角声飘江北还。月下旌旗看铁瓮，风前桴鼓忆金山。余香坠粉英雄气，剩水残云俯仰间。他日灵岩访碑版，麒麟高冢共跻扳。 诗从眼前景色落笔，极力渲染气氛，“画角声飘江北还”，“风前桴鼓忆金山”，仿佛声声画角、阵阵战鼓随风在江面上飘荡，令人回想起当年战斗之激烈。整首诗洋溢着对韩世忠、梁红玉的仰慕之情。其实作者在这里呼唤古代的幽灵，与其说是怀古，不如说是现实生活的需要。明代末年，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时代需要像韩世忠这样智勇双全的名将出来挽救危局。而钱谦益本人当时也颇有这样的志向和抱负，以致欲磨剑一试。“追思贳酒沦兵日，恰是凉风细雨前”；“洞房清夜秋灯里，共检庄周说剑篇”（《秋夕燕誉堂话旧有感》）。这些诗句表明钱、柳两人平时曾在一起慷慨谈兵，对国运之兴衰甚表关心。直至弘光朝时，钱谦益还上疏请求赴扬州支援史可法，表明他想做当世的韩世忠。至于柳如是，她确是一位奇女子，据《孤忠后录》载，顺治四年，黄毓祺起兵海上，谋复常州。“常熟钱谦益命其妻艳妓柳如是至海上犒师，适飓风大作，海艘多飘没”。可见柳如是曾参与反清斗争，她无疑也想充当梁红玉这样的角色。 金山寺（江苏镇江） 但是，钱谦益却有言无行，仅是一介懦弱的书生。他虽以知兵自许，却缺乏军事实践，即使他有机会领兵作战，恐怕也未必能成为韩世忠。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要做当代的韩世忠，除了有此志愿外，更重要的是要为实现这个志愿而身体力行，甚至作牺牲自己的准备。而钱谦益并非这样的人，他的降清至少可以说明他是无法肩负这一历史重任的。所以有人对钱、柳作了这样的评断：一个欲当韩世忠不成，一个欲做梁红玉不能。 这次金山之游，给作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三年之后，即明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为了却“他日灵岩访碑版”的宿愿，作者前往邓尉观梅，顺道去灵岩山西麓凭吊韩世忠墓，“扫积叶，剔苍藓，肃拜酹酒而去”之后又写了《韩蕲王墓碑记》，详细追述当日写此诗的经过： 杨国起家北里，慷慨择配，识英雄韎韦之中，遂能定国难，奏肤公。丰碑青史，于今为烈，岂不伟哉！辛巳长至日，余与河东君的舟京江，指顾金、焦二山，想见兀术穷蹙打话，蕲王夫人佩金凤瓶，传酒纵饮，桴鼓之声，殷殷江流??沸中，遂赋诗云：“余香坠粉英雄气，剩水残山俯仰间。”相与感慨叹息久之。 这一段文笔，对梁红玉的身世，韩、梁的结合，以及金山击鼓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述。所谓“慷慨择配，识英雄韎韦之中”，是说韩、梁在军旅中相识而婚配。关于韩、梁的婚姻，颇有传奇性，罗大经《鹤林玉露》有段记载： 韩蕲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尝五更入府，伺候贺朔。忽于庙柱下见一虎蹲卧，鼻息齁齁然。惊骇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众，往复视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问其姓名，为韩世忠。心异之，密告其母，谓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至夜尽欢，深相结纳，资以金帛，约为夫妇。 这段记述，或有某些事实作根据，但艺术加工的痕迹也极明显。梁为一娼女，却能慧眼识英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她大胆泼辣的性格特征。 还有一点，原诗“剩水残云俯仰间”，《碑记》却改为“剩水残山俯仰间”，虽一字之差，却反映出作者对时局的判断。前面说到，作者凭吊韩世忠是在崇祯十七年二月，这时明王朝已岌岌可危，朝不保夕，无疑“剩水残山”更能反映出当时危急而动荡的现实。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钱谦益虽然敬仰韩世忠，但当强敌兵临城下之际，在生死考验面前，他既不能像韩世忠那样领兵抗击清兵，也没能像文天祥那样保住民族大节，以身殉国，终于走上屈膝投降的道路，使他抱恨终身！ <span id=p></span>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失足成千古恨 明朝末年，阉党专权，朝政混乱，国势日蹙。一些具有开明意识的士大夫以清流名士自居，结党建社，其中以东林党、复社、几社等最为著名。他们在抨击朝政、反对阉党的斗争中，一时颇受人们的赞赏和支持。 东林党是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集团。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无锡人吏部郎中顾宪成革职还乡，与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评议时政，对四方士子很有影响力，被称为“东林党”。作为明末诗坛的盟主钱谦益，同时也是东林党魁首之一，当时颇负雅望，甚至有不少人把振兴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陈子龙对他就十分崇拜，说：“阁下雄才峻望，薄海具瞻，叹深微管，舍我其谁？天下通人处子，怀奇抱道之士，下至一才一艺之流，风驰云会，莫不望阁下之出处，以为濯鳞振翼。”（《上少宗伯牧斋先生》）这些话当非阿谀奉承之辞。 东林书院（江苏无锡） 但遗憾的是，钱谦益却没能担负起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的所作所为令人们大失所望。特别是当清兵的铁蹄踏破福王朱由崧偏安东南的美梦，兵临金陵城下时，他却和一班同僚开城出降，演出了历史上一幕令人痛心的丑剧。《清史稿·世祖本纪》有段记载： （顺治二年五月）丙申，多铎师至南京，故明福王朱由崧及大学士马士英遁走太平。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三十一人以城迎降。 牧斋降清后，心想以他的名望，必定会受到重用，当入阁主事。但事与愿违，清政府对他并不重视，命他为礼部侍郎，充修明史副总裁。他深感不得志，不久以疾乞归。虽然如此，在他乞归之后，人们对他一身仕两朝的行径仍表不满，甚至公开对他进行抨击与讥讽。顾公燮《消夏闲记选存》载： 乙酉王师南下，钱率先投降，满拟入掌纶扉，不意授为礼侍。寻谢病归，诸生郊迎，讥之曰：“老大人许久未晤，到底不觉（与“阁”谐音）老。”钱默然。一日谓诸生曰：“老夫之领学前朝，取其宽；袖依时样，取其便。”或笑曰：“可谓两朝领袖矣。” 吴语“觉”与“阁”同音，用谐音手法讽刺钱入清后不得登“阁老”之位，令人捧腹。所谓“两朝领袖”云云，更是对他不能严守节操的鞭挞。 不过，也应当看到他在清廷任职仅半年，即谢病归里，这和那些死心塌地跟着清朝统治者走到底的人毕竟有所区别。事实上，后来他对自己未能保持节操颇有悔恨之意，而在他的一些作品里更是渗透着对故国的思念。如《鸡人》： 鸡人唱晓未曾停，仓卒衣冠散聚萤。执热汉臣方借箸，畏炎北骑已扬舲。刺闺痛惜飞章罢，讲殿空烦侧坐听。肠断覆杯池畔水，年年流恨绕新亭。 诗大约写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鸡人是古代宫殿里伺漏报晓的官吏，诗以鸡人为题，含意颇深。起句紧扣诗题，揭露弘光朝在清兵围攻南京时，自皇帝至文武百官降的降、逃的逃，一片混乱。究其原因，都因为皇帝昏庸糊涂，官吏麻木。诗中作者自注：“乙酉五月初一日召对，讲官奏北马畏热，必不渡江。”乙酉即弘光元年，在清兵即将南渡之际，朝廷官吏非但不作抵御敌人的准备，而且编造“北马畏热”之说，以自欺欺人。在强敌面前，那怕存在一点侥幸心理，都会遭到灭顶之灾，这是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 在南明弘光朝一大批文官武将中，坚决抗清而有所作为的只有史可法一人。史驻守扬州，统制四镇之兵。清兵攻占扬州时，可法率众顽强抵抗，城陷后，豫王犹欲劝降，史可法正色曰：“天朝大臣岂肯偷生作万世罪人？”终不屈而死。清兵在扬州屠城十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扬州大屠杀。在此之前，钱谦益曾“疏请援扬，自出督兵”，但因弘光帝“慰留而罢”。所谓“刺闺痛惜飞章罢”就是指这件事。不过，作者这样写，在“痛惜”之余，似有替自己开脱罪责之嫌。因为即使牧斋上疏援扬获准，他能否像韩世忠那样和强敌拼一死战，或者像史可法那样保持民族大节，宁死也不肯“偷生作万世罪人”？回答是否定的，牧斋后来的降清，事实证明他既不配当韩世忠，更不配当史可法。 诗以“年年流恨绕新亭”作结，充满惆怅、感伤之情。新亭又名劳劳亭，故址在今南京市南。据《晋书·王导传》载，东晋初年，士大夫纷纷渡江南下，“每至暇日，相要（邀）出新亭饮宴。周??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皆相视流涕，惟导（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收泪而谢之”。在古典诗词中，“新亭对泣”这一典故，多用来表示对故国的眷恋和哀思。牧斋在临终前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于今敢下新亭泪，且为交游一惘然。”（《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他在死神将要降临之际，才“敢下新亭泪”，这固然说明当时环境之恶劣，同时也表明他对故国至死未能忘怀。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这种大义凛然，不以贪生害节的崇高品德，正是古代正直士大夫所追求的精神境界。钱谦益的失足降清给他带来奇耻大辱，这是无法辩解的。但他晚年对自己的行为深感悔恨，“苦恨孤臣一死迟”（《后秋兴》之十二），“国恩未报是心魔”（《癸卯中夏六日重题长句二首》），企图用自我谴责来洗涤心灵深处的污垢。这一点，后人诚然已经看到，而且应该给予公允的评价。 <span id=p></span>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女中之丈夫 俗话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是现代人的意识。在现今社会里，倘若没有千百万妇女为争取自身的独立地位而广泛积极地参加各项活动，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可是在古代，妇女的地位就显然不同了。她们中间不少有才华的人因而受到扼杀摧残，她们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尽管如此，在中国历史的长廊中，依然给人们留下不少光彩夺目的巾帼中佼佼者的画像。宋代梁红玉的“击鼓助威”，早已传为美谈。明末名妓李香君，身处卑贱，心灵高洁，侯方域的《李姬传》以感人的笔触刻画了她的生平事迹，后来成为孔尚任创作《桃花扇》传奇的蓝本。柳如是和梁红玉、李香君有着相近的生平际遇，都出身于青楼，但她们犹如亭亭玉立的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在她们身上所表现出来柔中有刚、正直勇敢、深明大义的崇高品质，令一些须眉也为之感到惭愧。 钱谦益是东林党的魁首之一，且又身居高位，然而在清兵攻占南京时，却率先举起白旗，归附清朝，丧尽民族气节，使这位当时颇有声望的人物，一下子从云端上掉了下来，现出丑陋之灵魂。而妓女出身的柳如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前，却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大无畏精神。据顾苓《河东君传》载： 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钱谦益）死，宗伯谢不能。君奋身欲沉池中水，持之不得入。其奋身池上也，长洲明经沈明抡馆宗伯寓中见之；而劝宗伯死，而宗伯以语兵科都给事中宝丰王之晋，之晋语余也。是秋宗伯北行，君留白下。宗伯寻谢病归。 《牧斋遗事》也有类似的记载： 乙酉五月之变，柳夫人劝牧翁曰“是宜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牧斋有难色，柳奋身欲沉池中，持之不得入。是时长洲沈明抡馆于尚书家，亲见其事，归说如此。 两段记载，均出于沈明抡之口，而非小说家之言，是记实，因而大致可信。崇尚气节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传统美德，虽含有对帝王愚忠的成分在，但提倡气节本身，却是无可非议的。柳如是作为一位普通妇女，能如此深明大义，实不容易。诚然，某些人平日也将气节两字挂在口头上，一旦遇到关键时刻，为了苟活，就置气节于不顾。明末将领洪承畴就是这样，他出任督师时，据说曾自书一联曰：“君恩似海；臣节如山。”可是，曾几何时，他却因兵败降清，将“如山”之大节抛之脑后。在他看来，首级究竟比气节更加宝贵。钱谦益也是属于这一类人。尽管他后来并不像洪承畴那样死心为清朝服务，但这也未能洗刷其作为一个降臣的耻辱。在这一问题上，足以衡量钱、柳品德的优劣。 牧斋降清后，遵命北迁。当时降臣的眷属一例随行，惟独柳如是耿耿于怀，不愿做驯服的羔羊与牧斋一起北上。从柳如是劝牧斋杀身以全节来看，她的这一果断行为，除对钱的失节深表不满外，更含有在强烈的民族意识驱使下，表明自己对清朝新政权的不合作态度。可以这样说，一位纤弱的妇女，却胜过满朝的文武大臣，这在当时确是很难能可贵的。 随着时光的流逝，牧斋晚年对屈辱失节有所反悔，恐怕和柳如是这位贤内助不无关系。清朝统一中国之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福建隆武政权、西南永历政权，特别是雄踞沿海一带以郑成功为代表的抗清部队，和清政府展开积极的对抗。柳如是一直注视着反清复明事业的发展，并以实际行动予以支持。 顺治十六年五月，郑成功为牵制清兵对永历政权的围攻，约张煌言会师北上，接连攻克瓜州、镇江，直迫南京。水师的节节胜利，使郑成功滋长了骄傲轻敌的情绪，不幸中了清总督郎廷佐假投降之计，结果遭伏兵袭击，损兵折将，不得已于八月弃瓜、镇，退出长江，一次很有希望的北伐以失败告终。自从郑成功率水师浩浩荡荡进入长江之后，牧斋夫妇曾把复明的期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十年老眼重磨洗，坐看江豚蹴浪花”。江豚显然暗喻郑成功水师。“为报新亭垂泪客，好收残泪览神州”。水师的胜利，使牧斋夫妇感到欢欣鼓舞。郑成功在南京受到挫折，他们认为局部的失败不必过分计较，而应该总结经验教训。“由来国手算全棋，数子抛残未足悲。小挫我当严儆候，骤骄彼是灭亡时”。而水师最后失败退出长江，使他们的希望破灭，又陷入无限的悲愁之中。 郑成功这次北伐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反清复明事业的成功。果然，北伐失利之后不久，永历政权在内外夹迫下无法支撑，很快就瓦解了。反清复明的斗争因无强大的武装力量作为后盾，也就难以为继，遂转入低潮。因此，柳如是对郑氏的北伐尤为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有《后秋兴之三》诗为证： 闺阁心悬海宇棋，每于方罫系欢悲。乍传南国长驰日，正是西窗对局时。漏点稀忧兵势老，灯花落笑子声迟。还期共覆金山谱，桴鼓亲提慰我思。 牧斋在诗题下自注云：“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很显然，这组诗是为柳如是而写的，而且写于郑成功水师失败之后。诗人对爱妻此时此地的心境十分了解，诗中以棋作喻，抒写情怀，把一位深居闺阁、情系海宇、悲欢与共的妇女形象维妙维肖地刻画了出来。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多半有这样的经验，对某件事的期望值越高，一旦达不到目的，接踵而来的失望也就越厉害。郑成功失败的阴云笼罩在他们的心上，诗中飘荡着一股难以明言的哀愁。但他们没有被失望的狂涛所淹没，“还期共覆金山谱，桴鼓亲提慰我思”。诗的结尾表示有朝一日能像韩世忠、梁红玉那样共同抗击敌人，这无疑传达出柳如是的心声。 柳如是从劝牧斋杀身以全节，到不愿和新朝合作，到支持反清复明活动，体现了中国妇女的伟大气魄。所以有人称赞她为“女中之丈夫”，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span id=p></span>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短命的小朝廷 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锁链上，各个朝代就像一环扣一环似的延伸开来。在那一长串的链条上，时而会出现薄弱的环节，有的王朝甚至极为短命，南明弘光朝就是一个典型。福王朱由崧由他登基算起，到强悍的清兵攻占南京，沦为阶下囚为止，仅短短的一年。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朱由崧取“弘光”为年号，即寓继承明朝正统，使其弘扬光大之意。这大概是为了讨个吉利吧。遗憾的是，这吉利的年号终究无法挽救其腐朽透顶的政权。那么弘光朝如此迅速覆亡，人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钱谦益写过一首七律《一年》，试图对这一历史事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型。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吹唇沸地狐群力，剺面呼风蜮鬼灵。奸佞不随京洛尽，尚流余毒螫丹青。 作者在弘光朝曾任礼部尚书，对于“小朝廷”的覆亡自有切肤之痛。“遗恨虚传”正道出诗的主旨。从全诗来看，作者似乎想揭示弘光朝覆亡的原因，但他将铸成这一历史性的错误归罪于一批奸佞之徒，实在不公平。诗中运用了两个历史典故：一是南朝陈后主创制《玉树后庭花》，整天和妃嫔沉醉在淫乐之中，终于导致陈的灭亡。一是晋武帝平日沉溺于酒色，在位末年天上出现长星，他在华林园举杯祝酒曰：“长星劝汝一杯酒，自古何有万岁天子邪？”这两个典故原意是说陈后主和晋孝武帝沉湎于酒色，终于导致国家的灭亡。但在这首诗中作者却用“岂有”“也无”这样的否定句式表示朱由崧和陈后主、晋孝武帝有所不同，诗的矛头不是指向“天子”，而是指向“狐群”“蜮鬼”，指出“不随京洛尽”的奸佞之辈。 固然，弘光朝当道权奸马士英、阮大铖之辈，贪婪纳贿，陷害贤良，使的朝政达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对南明政权的覆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更进一步追究，何以这批权奸能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其根本原因乃是因为最高统治者弘光帝的荒淫无能。对于这一点，牧斋不可能不了解，但他有意“为尊者讳”，削弱了这首诗的批判力量。对于同一事件，吴伟业在《读史杂感》中有痛切的描述：“闻筑新宫就，君王拥丽华。尚言虚内主，广欲选良家。使者螭头舫，才人豹尾车。可怜青冢月，已照白门花。”这首诗明确将朱由崧比作陈后主，揭露他登上帝位后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却忙着“筑新宫”，选“内主”，派太监四出活动，结果那些入选的妃嫔，有的甚至未能见福王一面，即被清兵俘虏，成了可怜的战利品。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俯拾皆是，昊伟业《鹿樵纪闻》中也有较详细的记载： 西宫落成，改名慈禧殿。分遣内官催各省金花殿价及一应年额关税盐课。礼部再选淑女，富室官家有隐匿者，四邻连坐。 …… 是日汇选淑女于贡院，七十人中选中阮姓一名，大铖侄女也。壬戌，送到浙中淑女五十人，选中王姓一名，周姓一名，俱送皇监。 这两段记载描述了宫庭选妃嫔的一幕。民间为此备受骚扰，以致有“母女自尽”这类惨剧发生。从中还可以看到选淑女实与礼部有关，难怪身为礼部尚书的钱谦益对此噤若寒蝉，不着一字。 其实，朱由崧的荒淫生活并非登上皇帝宝座之后才开始的，早在马士英等密谋拥立福王时，兵部尚书史可法等人就极力反对，提出不可立的理由有七条，即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等著名的“七不可”。可见福王本来就是扶不起的阿斗，要依恃这样的昏君去支撑半壁江山，挑起“中兴大业”的重任，无疑是对历史开了一个绝大的玩笑。 平心而论，南明弘光朝犹如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小舟，它的迅速灭亡，除了在军事上清兵占有优势之外，更主要的是，弘光朝上有昏君，下有权奸，互相利用，又互为因果，以致政局日蹙，最后福王做不成皇帝，老百姓也跟着遭殃。两位诗人对同一历史事件，从不同角度加以反映，各有其特点。其优劣我们姑且不谈，但从贴近历史真实来说，吴伟业的《读史杂感》似乎更胜一筹。 <span id=p></span>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狱中赋诗 诗人毕竟是诗人，即使身陷囹圄，生死未卜，也依然不忘赋诗咏怀。 顺治四年（1647）三月，钱谦益因受黄毓祺案牵连，逮系狱中，《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就是在冥冥的狱中写成的。 黄毓祺字介子，江阴人。清兵南下后，曾在家乡一带招募义兵，从事反清活动。黄毓祺与牧斋夫妇的关系似不寻常。祝纯嘏《孤忠后录》载：顺治四年，黄毓祺起兵海上，谋复常州，“常熟钱谦益命其妻艳妓柳如是至海上犒师，适飓风大作，海艘多飘没。毓祺溺于海，赖勇士石政负之，始得登岸。”又计六奇《明季南略·黄毓祺续记》载：“毓祺将起义，遣徐摩往常熟钱谦益处提银五千，用巡抚印。摩又与徽州江某善，江嗜贿而贪利，素与清兵往还，窥知毓祺事，谓徐摩返必挟重赀，发之可得厚利。及摩至常熟，钱谦益心知事不密，必败，遂却之。摩持空函还。江某诣营告变，遂执毓祺及薛生一门，解于南京部院，悉杀之，钱谦益以答书左袒清朝得免，然已用贿三十万矣。”如果这些记载可信，那么说明钱、黄之间私谊甚笃，牧斋夫妇对黄的反清活动秘密予以支援。黄毓祺案发遭逮系，不免牵涉牧斋。牧斋心中自然也明白这一次似乎难以消灾弭祸，自觉难免一死，所以他在《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序中说： 丁亥三月晦日，晨兴礼佛，忽被急征。锒铛拖曳，命在漏刻，河东夫人沉疴卧蓐，蹶然而起，冒死从行。誓上书代死，否则从死。慷慨首塗，无刺刺可怜之语。余亦赖以自壮焉。狱急时，次东坡御史台寄妻诗以当诀别。 这篇序以充满激情的笔触，着重叙述柳如是不顾自己病魔缠身，甘愿“冒死从行”，且担心牧斋身遭不测，誓上书代死，如“代死”不成，则愿“从死”。（柳如是对牧斋十分痴情，牧斋死后不久，她即自缢身亡，可以证明这一点。可见这里所说的“代死”“从死”，并没有半点的虚情假意。）字里行间对她的牺牲精神和倔强性格深表敬佩，感激之情流溢于笔端。 序是牧斋获释后写的，心境自然与在狱中时不同。险恶的狱中环境，他想到的是死，所以才有“诀别”诗，且录两首如下： 朔气阴森夏亦凄，穹苍（一作“庐”）四盖破天低，青春望断催归鸟，黑狱声沉报晓鸡。恸哭临江无壮子，徒行赴难有贤妻。重围不禁还乡梦，却过淮东又浙西。（其一） 六月霜凝倍憯凄，骨消皮削首频低。云林永绝离罗雉，砧几相邻待割鸡。坠落劫尘悲宿业，皈依法喜愧山妻。西方西市原同观，县鼓分明落日西。（其五） 牧斋锒铛入狱，时在夏季四五月间。炎热的夏日却因北方寒气的侵袭而倍感凄冷。这阴森的“朔气”，显然主要不是指大自然之寒气，而是借喻处于北方的清朝统治势力。“六月霜凝”同样采取比兴手法，是说清朝统治者就像六月霜雪那样冷酷无情，把一个好端端的人摧残折磨得“骨消皮削”。这些氛围的描写，极力刻画狱中环境的阴沉险恶，仿佛有一股刺骨的寒气迎面袭来，令人不寒而栗。 前文已提及，牧斋这次被执，自料难免一死。这时他的儿子孙爱才十九岁，涉世未深，诚难应付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幸亏柳如是在旁照料，心中才稍稍感到宽慰。后来他得以逃离魔掌，无罪释放，无疑倾注着柳如是的大量心血。据《清史列传·钱谦益传》载，他的获释有两个原因，一是“首告谦益从逆之盛名儒逃匿不赴质”，二是“毓祺病死狱中”，造成死无对证的局面，结果草草了结，以“谦益与毓祺素不相识定谳”。原告盛名儒逃匿不出面对质，已属蹊跷，说谦益与毓祺“素不相识”，今天读来，更是令人哑然失笑。这是典型的糊涂官办的糊涂案，在这“糊涂”的背后，肯定有人为牧斋四处奔走，其中的主角当然是柳如是。“恸哭临江无壮子，徒行赴难有贤妻”。儿子年少，难以分忧；贤妻赴难，恩重情深。柳如是的救护之恩，牧斋自然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一个关押牢狱中的囚犯，显然已丧失反抗的能力，就像等待宰割的鸡一样可悲可怜。生还的机会几乎已经断绝，牧斋于是想到死，“西方西市原同观”，不管像佛教徒那样魂归西天，还是在西市受极刑，无非都是一死，在他看来已没有什么区别。《孤忠后录》载：“（毓祺）将刑，门人告之期。祺作绝命诗，被衲衣，趺坐而逝。”趺坐即结跏趺坐，佛教徒修禅的一种坐法。抑是牧斋在狱中闻说毓祺“趺坐而逝”消息后，才赋就此诗不成？ 后来牧斋虽死里逃生，终获释放，但沉沉牢狱的阴影一直伴随着他的后半生，直到临终之际，仍未能从他的心灵上抹去。何以见得？他在病榻上写成的组诗《病榻消寒杂咏》中有一首即“记丁亥羁囚事”，诗云： 缧绁重围四浃旬，仆僮并命付灰尘。三人缠索同三木，六足钩牵有六身。伏鼠盘头遗宿溺，饥蝇攒口嘬余津。频年风雨鸡鸣候，循省颠毛荷鬼神。 康熙三年（1664）牧斋卧病不起，距“丁亥（即顺治四年）羁囚”已十七年之久，但他忆及当年情景，就像发生在眼前似的，依然历历在目，心有余悸，足见此事对他影响之深，可谓至死不忘！ <span id=p></span>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湖光山色面目非 《诗经·王风》有一名篇《黍离》，共三章，第一章这样写道：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诗的大意是这样：那纷披繁茂的禾黍，那丛生茂密的稷苗。我蹒跚地走着走着，心中的愁苦难煎熬。了解我的人，知道我内心充满忧伤；不了解我的，以为我在寻觅着什么。高高在上的苍天啊，这荒凉的景象究竟是什么人造成的哟！诗的第二章、第三章反复咏叹的就是这样的内容。《毛诗序》说：“《黍离》，闵宗周（指西周都城镐京，在今西安市西南）也。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后来人们就称哀痛国家之覆亡为“《黍离》之悲”。 怀旧也许是人的一种天性。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朝代的交替更迭不断发生，一方面表示着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另一方面也往往给人们带来战争与苦难。一旦新朝成立，对于旧朝的臣民来说，天然地会发生排斥的心理，不愿去接受新的现实，于是怀念故国的情绪很自然在遗民中滋生、蔓延，这也是怀旧心态的一种特殊表现。特别是宋元、明清易代之际，由于入主中原的新朝统治者是被视为“蛮夷”的蒙满少数民族，因而遗民中的故国之思往往渗透着复杂的民族感情。宋亡之后，不少诗人将他们的故国之思以及目睹国家灭亡而产生的哀愁一古脑儿倾注到作品中去，如文天祥《金陵驿》有这样诗句：“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山河风景原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作者抗元兵败，被俘后押送元都燕京，途经金陵，目睹宋代离宫野草丛生，“黍离”之悲油然而起。诗中运用“新亭对泣”和“丁令威”的典故，将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身世之感交织在一起，充满了对故国的深沉怀念。 明清易代之际，文坛上也有不少文人写出思念故国的作品，就像钱谦益这样屈膝降清的人，在他的晚年也不乏悼念故国的诗篇。投降给他带来了耻辱，但平心而论，他还不属于那班厚颜无耻、死心塌地为新主子服务的人。至少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是他降清之后，只做了半年的官，便告病南归，结束了官场的生涯。二是晚岁曾参加过反清复明的活动，说明复明之志未泯。因而，他那些抒写禾黍之悲的诗作，无疑也是他真情的流露。他在组诗《西湖杂感》序中说：“想湖山之繁华，数都会之佳丽。旧梦依然，新吾安往？况复彼都人士，感绝黍禾，今此下民，情深桑海。”很显然，作者借咏西湖而抒发家国之恨，桑海之叹。下面抄录二首，试加分析，其十六首云： 建业余杭古帝丘，六朝南渡尽风流。白公妓可如安石，苏小坟应并莫愁。戎马南来皆故国，江山北望总神州。行都宫阙荒烟里，禾黍丛残似石头。 其二十首云： 罨昼西湖面目非，峰峦侧堕水争飞。云庄历乱荷花尽，月地倾颓桂子稀。莺断曲裳思旧树，鹤髡丹顶悔初衣。今愁古恨谁消得，只合腾腾放棹归。 西湖是杭州的代表，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市）之后，一些文人就借吟咏西湖以抒发家愁国恨。如南宋文及翁《贺新凉·游西湖有感》：“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石尽，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词中以洛阳喻北宋京城汴京（今开封市），颇有不堪回首之意。又如张炎《高阳台·西湖春感》，也是借咏西湖来抒发自己亡国之叹。和钱谦益同时的吴伟业，在明亡之后，途经杭州时，写了《乱后过湖上，山水尽矣，感赋一绝》：“柳榭桃蹊事已空，断槎零落败垣风。莫嗟客鬓重游改，恰有青山似镜中。”抚今追昔，慨叹江山易主，人事已非。这些题咏西湖的诗词，奏出的是同一主题的乐章。 钱谦益的这两首诗，写于清顺治七年（1650）。前一首作者自注云：“有人问建业，云吴宫晋殿亦是宋行都矣，感此而赋。”建业（今南京市）为明代南都，弘光帝又在这里建立南明政权，它对钱谦益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诗中以建业和余杭（今杭州市）相比，引起读者由此及彼的联想。北宋灭亡之后，王公贵族纷纷南渡，在杭州建立了南宋政权，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支撑着半壁江山，而建业又是六朝故都，历史上曾在这两个名城演出一幕又一幕风流韵事。白公指白居易，他曾任杭州刺史。由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载：“白乐天之守杭州也，放浪湖山，耽昵声妓，新词艳曲，布浃郡中。”可见当时白居易携妓出游，只不过是作为士大夫阶层的雅兴而被人们所乐道。安石即谢安，字安石。苏小即苏小小，南齐钱塘名妓，其墓在西陵。古诗云：“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唐李贺有《苏小小墓》诗：“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珮。油壁车，久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莫愁，古代女子名。清余宾硕《金陵览古》：“南径石城门望莫愁湖，盖在三山门之西矣。志称伎卢莫愁家此。”这两句借写历史上两地的名人，极力渲染“古帝丘”人杰地灵，繁华昌盛，目的是为了反衬出今日的衰败景象。“行都宫阙荒烟里，禾黍丛残似石头。”所谓“行都宫阙”，实则暗喻南明的帝王宫室。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作者目睹南明的宫殿已丧失昔日的光彩，破落不堪，被一片荒烟所淹没，这一切怎不令人哀伤！ 西湖 如果说前一首以简洁明朗的对比手法，通过对故都沧桑之变的描写，哀悼国家的覆亡，那么后一首则着力描绘西湖的萧瑟衰残，以抒发江山依旧而面目全非的感叹。“云庄历乱荷花尽，月地倾颓桂子稀”。这和柳永笔下所描绘的“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景色，简直成了鲜明的对照，往昔西湖绮丽的风光已荡然无存。荷花和桂子（即桂花）本是杭州西湖具有代表性的景物，在一些题咏西湖的诗篇中，诗人们多以赞赏之笔刻画它的风姿。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半湖月色偏宜夜，十里荷香已欲秋”（高启《西湖夏夜观荷》）。无论写白天红日和荷花相映照，还是月下沁人心脾的荷香，都十分传神，令人心向往之。又如“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白居易《江南好》），写秋夜凭借空气中散发的浓郁清香，在月光下寻觅桂花的情景，如果不曾亲历其境，恐怕是写不出这样隽永的诗句来。可是在钱谦益的笔下，却是“荷花尽”，“桂子稀”。一个“尽”，一个“稀”，概括道出西湖景色由荣到衰的变化。但这一自然景观的变化，其含意已经超越自身所包含的内容，而寓有象征意义，即必须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考察，它暗示着国家即明王朝的盛衰兴亡。这样“莺断曲裳思旧树，鹤髡丹顶悔初衣”也就容易理解。所谓“思旧树”“悔初衣”，实是含蓄传出发自心底对失节降清的悔恨，和对故国深沉的思念。古人所说“诗贵含蓄”，就是因为有些话不便明说，明说了可能祸从天降，有不测之虞，因此只能靠“弦外之音”让读者自己去体会，这也许是古代诗人的一大发明。 <span id=p></span>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欲将秃笔扫群魔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即钱谦益辞世百年之后（钱卒于1664年），他毕生苦心经营的全部著述，竟遭清廷严令禁毁。对于这一历史公案，笔者曾深感迷惑不解。 因为和钱谦益一时齐名的吴伟业，在他的作品里满纸故国之思，悲悲戚戚，痛悔自己仕清，铸成终身大恨。令人奇怪的是，他的作品非但未遭禁止，乾隆皇帝还附庸风雅，亲笔为吴梅村集题诗云：“梅村一卷足风流，往复披寻未肯休。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愁……”给予颇不寻常的赞颂。 那么，清廷为何要禁毁钱谦益的著作呢？读完《牧斋初学集》、《牧斋有学集》，感到尽管某些篇章不合其“降臣”的身份，但似乎仍无大碍，仍然寻找不出之所以遭禁毁的真正原因。只是读了《投笔集》之后，才恍然大悟，在文网森严的有清一代，他的著作不被禁毁那才怪哩。 《投笔集》三个字就散发着浓烈的火药味，它的命名很值得探究。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说：“先生闻焦山师（指郑成功在镇江的水师）屡败北兵，慨然有从戎之志，于是和杜甫《秋兴》而以‘投笔’命其集。发摅指斥，一无鲠避，其志弥苦，而其词弥切矣！”陈寅恪先生亦以为“牧斋《投笔集》之命名，自是取班定远投笔从戎之义”。他还极力从钱诗中寻找旁证，说：“第三叠‘小舟夜渡惜别而作’八首，殆因此时延平（郑成功）之舟师虽败于金陵，然白茆港尚有郑氏将领所率之船舶，牧斋欲附之随行，后因郑氏白茆港之舟师亦为清兵所击毁，故牧斋随行之志终不能遂。……此叠八首，不独限于个人儿女离别之私情，亦关民族兴亡之大计。”这些说法似乎颇有道理。但通览《投笔集》后，总觉得作者以“投笔”名集，固然用汉班超投笔从戎之典，但作者的真实本意却不在此，实有更深刻的含义在。 《投笔集》所收之诗，其时限从顺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二年（1663），即从郑成功率水师千帆竞进，进攻南京起，至桂王朱由榔政权覆亡之后为止。据此，《投笔集》之命名，当在康熙二年之后，而不大可能在郑成功兴师之时。况且钱谦益当时已达老耄之期，虽然他支持郑成功的抗清复明活动，但要投笔从戎，自有力不从心之憾，未必会贸然作出这样的决断。不过，郑成功的抗清斗争给予他极大的鼓舞，心中萌动的反清意识再一次被引发，他自觉地用手中之笔当武器，参加到抗清的行列中来。《后秋兴》十二叠之后，作者有《吟罢自题长句拨闷二首》，透露出写作这组诗的动机与心境，实是研究《金陵秋兴》的第一手材料，诚为可贵。其第二首云： 不成悲泣不成歌，破碎还如墨盾磨。判以余生供漫兴，欲将秃笔扫群魔。途穷日暮聊为尔，发短心长可奈何！赋罢《无衣》方卒哭，百篇号踊未云多。 “不成悲泣不成歌”，表明作者已悲痛到极点，对现实感到绝望。“判以余生供漫兴，欲将秃笔扫群魔”，正是此诗的旨意所在。可作为作者以“投笔”名集的注脚。“途穷日暮”、“发短心长”，都是感慨自己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无衣》系《诗经》中的一篇，其中有“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之句，表现出古代士兵保家卫国的决心和同仇敌忾的昂扬斗志。作者借用这一典故，其含义不言自明。为了配合反清斗争，他将“秃笔”当作投枪，刺向清朝统治者，以解心头之恨。这在诗集中可以得到印证，例如： 扫穴金陵还地肺，埋胡紫塞慰天心。长干女唱平辽曲，万户愁声息捣砧。 顺治十六年六月，郑成功在瓜州、镇江接连打了几场胜仗，反清复明事业出现生机。“埋胡”“平辽”云云，正道出各地人民反抗清朝统治的心声。 黑水游魂啼草地，白山新鬼哭胡笳。 黑水即黑龙江，白山即长白山。白山黑水一带为女真族的发祥地。在郑成功攻占镇江、南京时，清兵蒙受巨大损失。“黑水游魂”、“白山新鬼”均指阵亡的清兵。 生奴八部忧悬首，死虏千秋悔入关。 生奴是旧时对少数民族的蔑称。生奴八部指满洲八部。“忧悬首”用汉陈汤发兵攻匈奴，斩郅支单于典故。陈汤曾奏请将郅支首级悬挂藁街示众。“死虏”句作者自注：“伪四王子遗言戒勿入关，东人至今传之。” 此外，如“讲填羯肉那堪脔，竿挂胡头岂解飞”；“杀尽羯奴才敛手，推枰何用更寻思”等等，这些喷射出火焰般炽热感情的诗句，把作者长期压抑在心底的愤怒与不满一股脑儿发泄了出来，反映出作者对清朝统治者的刻骨仇恨。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钱谦益在世时这些诗一旦被清政府发现，恐怕免不了要被砍头的。这一点作者心里自然明了，所以康熙甲辰（1664）付梓的《牧斋有学集》，仅收入《后秋兴八首》（即《后秋兴之三》），其余十二叠均删削无存。 鸡鸣子《投笔集跋》云：“蒙叟《投笔集》一书，世未有刊本，则以当时文网其密，而此书微吟深讽，易触忌讳，故秘而未刊，然江南藏书家多有写本，东南人士之留心文献不忘故国者，恒以一得见其书为快，故传钞殆遍。”可见，《投笔集》当时虽“秘而未刊”，但早已名声在外，为文人学士所传钞。在流传过程中，难免被多事者所发现，而暗地里向清政府告密。对于这样一位敢于怒目反抗清廷的降臣，在他的生前既然未能置之于死地，那么，在他的身后，其著作被判处死刑——禁毁，也就不足为怪了。 <span id=p></span>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颗红豆寄相思 人间自有痴情在，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男男女女因“痴情”而演出一幕又一幕动人心魄的人生戏剧。钱谦益和柳如是的爱情结合，就很带有戏剧性，在当时曾引起周围人们的轰动。如今我们读及他们之间传递爱情信息的唱和诗时，依然会深受感动。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写下一部洋洋数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他为什么要写这部书呢？在此书的第一章《咏红豆》诗序中这样表白道：“昔岁旅居昆明，偶购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因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迄今二十年，始克属草。”一粒小小的红豆，竟然触发了他笺释钱、柳爱情诗的念头，即使过了二十年，也依然未将它淡忘，可见钱、柳因缘诗具有何等的吸引力。 红豆是相思树所结的子实，故又称相思子。《搜神记》中有一段关于红豆的美丽传说，南朝宋康王夺取其舍人韩凭的妻子何氏，韩凭夫妇忍受不了康王的凌辱，双双自杀身亡。埋葬之后，两墓相望，一夜之间，墓上各生长出一棵大梓木，两树枝干交错于上，树根盘接于下。树上还栖息着一对鸳鸯，旦夕不去，交颈悲鸣，时人因称其木为相思树。俗语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韩凭夫妇以死来表示对强暴势力的无畏抗争，生既为夫妇，死也仍相依相连在一起。这个带有理想化色彩的结局，我们固然明知其不可能，但它多少表达了人们对韩凭夫妇的同情，可看作是一曲对忠贞爱情的赞歌。所以，后人往往将红豆当作爱情的象征。《红楼梦》第二十八回写林黛玉来到怡红院看望宝玉，意外地吃了闭门羹，正与宝玉怄气。于是引出宝玉在冯紫英宴席上行酒令时唱的一段曲子：“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曲中以红豆喻“相思血泪”，实则隐约透露出宝玉对爱情的追求与苦闷。 诚然，红豆的象征意义也不限于爱情，由它引申开来，就含有更为广泛的相思之意。唐代诗人王维曾写下一首著名的诗篇《相思》：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这首诗据说是写给唐开元、天宝时期著名歌手李龟年的，故诗题又作《江上赠李龟年》，不待说，诗中抒写的是对友人的思念之情，关合相思之意。 如果熟悉钱、柳的爱情生活，就会发现他们和红豆有着不解之缘。原来钱谦益于顺治十一年（1654）购置常熟白茆镇芙蓉庄，因庄中种植着一棵红豆树，故又名红豆庄。柳如是后来曾长期居住在这里。据《柳南随笔》载：“芙蓉庄在吾邑（指常熟）小东门外……庄有红豆树，又名红豆庄。树大合抱，数十年一花，其色白。结实如皂荚，子赤如樱桃。顺治辛丑，是花盛开，邑中名士咸赋诗纪事。至康熙癸酉再花，结实数斗，村人竞取之。”顺治辛丑，即公元1661年。这年正值钱谦益八十大寿，而距钱、柳结缡之日已二十余年。然而他们依然情意缠绵，相爱如初。当钱谦益八十岁生日之时，柳如是特命一童子采得红豆一颗以祝寿，讨得钱谦益的欢心。钱自然领悟其深情厚意，便欣然命笔，写下一组红豆诗，诗题为《红豆树二十年复花，九月贱降时，结子一颗，河东君（柳如是）遣童探枝得之。老夫欲不夸为己瑞，其可得乎？重赋十绝句，示遵王，更乞同人和之》这长长的诗题已将写这组诗的缘由交代得明明白白。可是倘若仔细品味这组诗所蕴含的复杂内容，就会发现它除了描写他们之间至老不衰的深情之外，还含有更深的一层意思在。红豆诗共十首，其一云： 院落秋风正飒然，一枝红豆报鲜妍。夏梨弱枣寻常果，此物真堪荐寿筵。 红豆象征爱情与相思，非寻常之物可比，用以“荐寿筵”更为适宜。况且这又出于爱妾之手，尤值得珍视。对柳如是的柔情蜜意，作者“投桃报李”，以诗酬答，字里行间透露出无限感激之情。如果说这首诗仍未摆脱“儿女情长”这一主题的话，那么，其他几首就超出了这个范围。且看其三： 秋来一颗寄相思，叶落深宫正此时。舞辍歌移人既醉，停觞自唱右丞词。 “右丞词”即指王维的《相思》一诗，作者用此典，当暗寓所思念的人居于南方，如和“叶落深宫”联系起来看，那么他怀念的正是南明桂王朱由聿。如果说这首诗所表达的情感比较隐晦的话，那么“便将红豆兴云供，坐看南荒地脉回”（其七），“上林重记虞渊簿，莫作南方草木看”（其九）等诗句，可进一步印证这些诗无不寄托着故国之思。我们切不可看到“相思”二字，就把它当作爱情诗看待。不然的话，对于这组诗的理解，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柳如是是位多情的女子，从赠红豆以祝寿这一情节看，她对钱谦益的“痴情”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稍减，因而她后来演出的殉情一幕，便是可以理解的了。康熙三年（1664）五月，钱谦益病逝之后刚一个月，柳如是即因族人的欺凌而自杀。固然，她的自杀有其客观的原因，但从主观上探究，钱的去世无疑对她是个莫大的打击，使她精神上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陈寅恪说：“观其（指钱谦益）与河东君情感笃挚，至死不变，恐牧斋逝世后，若无遵王等之压迫，河东君亦有其身殉之可能也。”这个属推测之辞，但从河东君的性格以及她对钱谦益的“痴情”来看，这个论断是错不到哪里去的。或许可以这样说，她以自杀了却一生，是她对钱谦益“痴情”的必然结果。 <span id=p></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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