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 谁启动了中国经济》 第1节 世界工厂（1） 长三角拉动中国经济前行，这不仅仅是一个梦想，而是正在进行中的现实。 苏浙沪以民营经济为引擎，外资力量为加速器，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产业转移和生产资本流动中抓住了机遇，奠定了“世界加工厂”的基础。长三角的迅速崛起，让中国可以用疾走的速度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和融合。可以说，有关“中国竞争力”的概念，大部分由长三角所创。 如何善用彼此的市场，通过区域生长整合来提高效率，是亚洲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将会进一步整合长三角的优势力量，而在其不断调整内部利益的过程中，差异与竞争以及融合将给长三角带来巨大的动力和竞争力，最终会使其成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最具活力的一环。 以下是对该区域的多角度观察与分析。 长三角：从“加工车间”到“世界工厂” 得尽天时地利人和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极其适合农耕的一块沃土，自宋代以来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经济重心，也是东亚农业文明时期最发达的地区。尽管在日本明治维新后，远东地区最发达的桂冠不再为长三角所据，但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不经意间则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金融贸易中心。直至如今，为乡镇企业和民营资本的汹涌之势推动的长三角，仍然是中国最有活力的地区。 长三角历史沉厚，交通便捷、人才集聚的现状，加上差不多是远东和北太平洋地区近乎几何中心的地利，使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息壤”，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中占得了优势。2003年，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江浙沪三省市的生产总值已经占了全国gdp的20％以上。 1.中心城市与腹地 长江三角洲是个整体，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长江三角洲能否从世界重要的加工车间成长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长三角三省市的区域协调。在跨行政区经济、文化、交通等方方面面统筹协调上，三地从政府到民间，都有明显的力量推动。比如，继早已贯通的沪宁、沪杭高速公路之后，苏嘉杭（乍嘉苏）、宁杭（杭宁）已经或即将通车，苏沪、沿江、沪苏浙等高等级公路也正在或即将动工。在沪的江浙企业已经超过6万家；江浙的杉杉、春兰、森达、爱特福等纷纷把总部或营销管理中心迁往上海，既加深了上海的中心地位，也为自己和自己所在的省份带来了新的视野和更广阔的前景。同样，没有了江浙，上海的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将无从谈起。长三角加速一体化的趋向，不仅仅是因为地缘的亲近和历史的暧昧，更重要的是经济形态和产业结构在整体上的互补。 与东亚其他大都市相比，上海的地理位置不是唯一的和最好的，但上海的优势却在于拥有手工业基础最雄厚、兴办实业和经商务工传统最浓郁的江浙拱卫。按照中心城市与腹地相互依存、互为照应的共生原则，上海借助江浙迅速发展为当年远东地区的最大金融、贸易中心，而江浙则在上海的辐射圈内，出现苏锡常、杭嘉湖、甬绍舟这样实力雄厚的城市。要分析江浙沪三地的发展，无法绕开对“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考察。从发展轨迹上看，二者殊途而同归。江苏早年以“政府推动＋市场取向＋集体产权”为特征的苏南模式发展到外向型经济；浙江以保护、推广及反思温州模式，发展民营经济，依靠丰厚民间资本的实力支撑，呈现了后来居上的潜质。究其主因，上海这个庞大的工业城市和中心城市使它们有了核心和向心力。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上海与江浙的亲密度不断变换。从产业结构上看，偏向提供生产资料的苏南乡镇企业与当时还更多地停留在工业城市层面上的上海关联更紧；从资本亲密度上看，90年代末以来，浙江依靠在本地或外地不断增值壮大的民营资本蜂拥入沪，赢得了与上海更为亲密的关系。当年，沪宁杭高速公路先开通里程更长的沪宁段；如今，比苏通大桥耗资更多的杭州湾大桥抢先立项动工，两者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这在另一个层次上提供了一个清晰解读江浙两省与上海经济关联度的注脚。 江苏，因为上海的存在引来了外资，但因为江苏本省的民营经济相对不强，即便有与上海加强密切程度的主观愿望也难以有实际进入上海的行动，最终导致了江苏与上海的关联度弱于浙江。如今，在上海兴办的浙江企业有5万家，而江苏仅有1万家左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节 世界工厂（2） 2.协调三段式 要协调好江浙沪，不能把江浙沪孤立地看成三个僵死的板块。而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长三角的协调，必然会有不同层次的划分。从地理距离上，或许可以为认识和统筹长三角的协调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这里有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上海与江苏的苏锡常、浙江的杭嘉湖的关系。在这个层次里，必须承认上海无可厚非的中心地位，而其中，当年苏州确定大树底下种好碧螺春的指导思想无疑是妥当的，而依靠这个成功的典型便是昆山。想当年，在无锡、常熟、江阴、武进等地社队工业或乡镇企业已经获得长足发展的背景下，昆山没有被焦急冲昏头脑，而是有板有眼地根据自己的内生力相对不足的实际，稳健地寻找到了突破，即一开始就瞄准了招商引资，而其中，无论是自费建设的昆山开发区还是将眼睛盯牢“三线”支边的企业，都有着创新的智慧和勇气。虽然开发区并不一定不能由地方自费，引资的“资”也不一定是境外的才是“外”资，但这两点在当时却是极为难得的突破，尽管在今天很多地区对此可能已经习以为常。 第二层次，上述的三地与江苏的宁镇扬通泰及浙江的宁波、绍兴、舟山的关系。在这一层里，宁波最为成功，而南京稍次。宁波的成功之处，不仅幸运于它的周边乡村有发达的民营经济，更在于其有跟上海公开叫板的勇气。在上一个层面中，叫板上海的中心地位只会吃力不讨好，而在这里，只要恰当地与上海竞争而且不事张扬，必会得到事半功倍的回报。宁波与上海东方航运中心的争夺，与杭州浙江经济中心的竞争，对于当事者上海、杭州可能有暂时的不利和委屈，但长远来说，双方都会得益。可见，条件相仿的竞争，只要目标市场没有被死死限定边界，就只会越做越强，最终爆发出当时没有被清晰预见的张力。结果亦是如此，这使关注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的人面对杭甬、沪甬竞争最终没有坐立不安，因为让他们感到惊奇的是，有“预见性”的重复建设并没有出现恶劣的后果，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内生型要素反而加速向杭甬、沪甬沿线聚集，动态而意想不到的得远大于静态的就事论事的失。 在这个方面，南京的表现相对就显得乏善可陈了。不论从地缘、腹地、历史这些不可更改的前提，还是科教实力、产业基础、人口素质这些可以改变的条件，南京都拥有宁波无法比拟的优势，但南京及周边地区在民营经济上的不足却足以致命，不仅让郊县经济成为短腿，而且还窒息了城市居民的创优意识和创业能力。尽管改变南京民营经济的短腿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最大限度地以实际行动在南京周围尽快形成民营经济高地则不仅是南京保持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要求，也是长江三角洲协调发展的需要。 第三个层次，是上述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苏浙两省其他地区的关系。在这个层次中，徐州和温州可为范例，衢州和宿迁则为反例。 徐州与温州不同，温州的成功在于农民的泛老板化，而徐州的成就更多地依赖于其城市的中心地位。江浙沪协调的发展，需要徐州和温州这些外围城市的繁荣和广大腹地的富庶。上海需要周边地区有发达的（次）中心城市，既是因为上海及长三角中心地区资源发散向其他地区需要中转站和加压泵，也是因为在一个普遍优秀的团体中进步远比一个人孤军奋战要容易。只有周边地区充分发展起来，上海及长三角中心地区的各项资源甚至安全才有可令人信服的保障。目前不足的是，温州的企业虽然众多，资本虽然雄厚，但却相对还不甚规范；徐州的类似徐工、维维等企业虽然规模较大，但在当地却过于形影茕立。更要命的是，苏北的疲软，不仅连累到江苏整体竞争力的提高，也会拖累江浙沪整体的发展。这是协调长三角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 3.多个中心 协调长三角的发展，在保证上海这个中心的绝对实力不下滑的同时，默认培育出多个中心没有坏处；而且离上海越远的城市的综合实力越强，对于长三角核心区域的长远竞争力的提高来说也只有益处。 上海能否真正名列世界最强中心城市之林，不仅取决于其自身地区生产总值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增长，更取决于江浙能否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在这个意义上，跨国公司投资苏南和浙北的分支企业越多，江浙两省的制造业越发展，特别是转移到苏南的海外制造业越多，上海对宁波竞争远东航运物流中心的忧虑也将被淡化，而上海得益也会更多。因为距离和已有的综合实力基础及声名惯性，上海大可放心，即：苏州变不了上海，无锡更不能；宁波取代不了上海，杭州更不会愿意。同样，江浙两省对双方间此起彼伏的优势对比也无需疑虑。江苏，特别是苏南过分地依赖外资，难免会有人走茶凉的担忧，但如果外资产业链上的诸多环节被本地化，危机就会被渐而化解。浙江发达的民营经济和丰厚的民间资本使苏南安心，因为，它一方面是苏南加快发展本地民营经济的榜样和动力，促生和激励着苏南本地产生民营资本；另一方面在进军苏南的过程中，与苏南遍地外资不可能不形成协作互动关系，加速外资企业产业链条的本土化。这或许不利于苏南地产民营资本的发展和富民进程，却是维持苏南长期繁荣的关键。 无论是外资还是民资，都有着立足眼前利益最大化却会带来长远的固步自封倾向。民营资本的原罪还不可能在理论上和现实中完全被扬弃，浙江的民间资本与境外进入中国的资本存在的差异显而易见。浙江的资本还稚气未脱，急需在发展中壮大、修正。跨国资本蜂拥来到江浙特别是苏南、浙北，使江浙民间资本特别是浙江民营资本在与狼共舞中得到成长的机会。加速民营资本的规范化、正规化经营，不仅是民营资本自身健康发展的要求，也是浙江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而苏南吸引外资高地的形成，客观上给浙江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照系。 值得一提的是，评价和预见经济的发展不能忽视行政力量的干预和介入。江浙沪不同发展路径和特征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不同的行政方式。社会进步不仅仅只用经济发展来衡量，经济发展也不能只用生产总值来评价。作为占中国gdp1／5以上的长三角地区，未来将会面对竞争融合发展的重重矛盾与机遇，但这是大势所趋，长三角理应成为中国协调发展的首选地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节 竞争与融合 沪浙苏的竞争与融合 2004年2月25日，从上海和南京传来的消息是，英国石油公司（bp）在上海化学工业园区投资高达25亿美元建造的90万吨乙烯项目、南京扬子石化公司烯烃厂与德国巴斯夫合资的60万吨乙烯项目，都将陆续投入生产。 bp上海化工区乙烯项目和扬巴乙烯项目的规模，一直受到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由于南京与上海“近在咫尺”，且bp项目落户上海的时间晚于巴斯夫落户南京，因此上海与南京这两年经常遭受“产业同构、重复建设”的批评。但双方都有自己的理由，一方认为：“即使加上壳牌在惠州的项目，上海和南京的乙烯项目工程全部建成后，也只能满足中国市场一半的需求。”另一方面则表示：“乙烯是石油化工产品最基础的原料，中国缺口很大。况且南京和上海的乙烯项目，下游产品还有差别。” 事实果真如此吗？ 1. 上海的“苦衷” 其实，批评上海与南京在石化产品领域重复建设，只是近年上海的临近省份，尤其是江浙两省埋怨上海与他们在港口和制造业等领域“抢饭碗”的一个典型案例。 2003年年中，上海市市长曾明确表示，上海要避免走其他国际大都市“产业空心化”的老路，努力成为国际大都市中制造业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但此前出台的“173计划”则引起了周边城市的强烈关注和担忧。有人撰文指出，上海新建的嘉、青、松3个工业园区，面积相当于一个苏州工业园区、两个苏州高新区的总和，根本目的是为了招商引资。可见，苏州对上海“173计划”的担忧跃然纸上。但上海此举绝非“一时冲动”。近几年，商务成本增长过快，已成为影响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许多跨国公司将“大脑”安置在上海，而将生产基地选址苏州、嘉兴等周边地区，就是为了避开上海高企的商务成本。2003年，台湾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台积电（t**c）落户上海，“173计划”功不可没。 此外，上海也有大批劳动力需要安置。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文算了一笔账：上海市总面积6430平方公里，相当于6个香港；上海中心城区面积670平方公里。虽然上海正大力发展金融业和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但6430平方公里土地上全部发展第三产业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在这块土地上发展工业制造业，是上海“无奈的选择”。对此，杨建文认为：“周边省区对上海发展制造业有意见和想法，但上海也有难念的经。”而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任华民则从另一角度表达了一些无奈：“上海的制造业不能少，但是不是一定要成为制造业中心，关键要看江浙是不是愿意把服务业让给上海做，上海搞第三产业服务整个长三角，但眼下浙江和江苏都把服务留在省内，上海拿不到这个市场。” 显然，在都有自己理由的情况下，关键还是协调统一，这是一个反复博弈的过程。 2. 互相靠拢 有专家指出，由于上海的商务成本居高不下，上海现在要想恢复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已不可能。不过，上海需要时间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传统产业的转移，而江苏和上海近几年在产业结构上的某种重复，只是一种“历史的延伸”。不过有迹象表明，近年来，上海与周边省市尤其是江浙两省也在“互相靠拢”，以避免在即将到来的下一**发展中，再走产业趋同的老路。 上海的传统产业转移，其实早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比如棉纺织业，现在上海已难觅踪迹。如今，全力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货运中心已成为上海下一步发展的重头戏：比如制造业领域的造船、地铁列车等特种车辆，再比如国务院正在论证的干线飞机项目。“总之一句话，上海尽量避免与周边城市在同一产业层次上竞争。”杨建文表示。 江苏对上海的善意作出了反应。江苏省经贸委的一位官员透露，江苏省已经制订了一份“双倍增长产业发展规划”，要求在下一轮经济发展中，机械、纺织、化工、冶金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一倍；电子信息、医药、汽车的销售收入增长两倍。“这个发展计划我们搞了一年多，”这位官员说，“目前正等待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而且，“规划中的这些产业肯定是与上海错位发展的。” 刚刚拿到中国农业银行一份“大礼”的浙江，更是强调在2003年提出的“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战略。2月23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农业银行签订“加强合作接轨长三角经济发展协议”，中国农业银行将在3年内给浙江省分行新增人民币贷款1000亿元。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表示，这笔资金投放的重点是基础设施、能源交通、信息化、生态保护，以及相应的教育科技文化。而且，“不会按照额度将贷款分到各个市，而是把浙江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的项目推荐给银行”。吕祖善还指出，首先，浙江的基础设施要接轨上海；第二，要推动信息的接轨，包括科技、人才、教育的接轨，从而推动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发展；第三，要推动长三角16个城市之间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城市群，使之“成为全世界最具有生机、最具有活力的地区”。 显然，接轨上海，推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如今长三角区域内各地政府的共识。而后面一个更大的目标是：融入全球经济，成为继纽约等五大城市群之后的世界“第六大都市圈”。 3世界“第六大都市圈” 被称为“世界规划第一人”的彼得·霍尔爵士曾感慨：“如果长江三角洲保持目前的发展趋势，50年后，它可以与伦敦、纽约比肩，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大都市圈。”“无论在经济总量上，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长三角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巨轮的领航者，甚至被认为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有关专家如是评价。但种种迹象表明，对长三角来说，真正成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尚有不短的一段路要走。 与世界城市初级阶段标准相比，上海某些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对外经济交流与投资有待提高；经济发展的软件功能也有待加强，因为上海的政府职能、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等软件指标尚不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如果上海不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世界第六城市群的目标就很难实现。”华民指出，对上海来说，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还有一定的难度，“比如金融改革没有到位，市场化程度比较低，另外我们还没有对外开放资本项目，而且现在国内是多个城市在争夺金融中心的地位。”而在最基础的物流港口条件上，长三角还存在着配置与分工协调的定位矛盾。此外，与其他世界城市群的一体化程度相比，目前长三角一体化程度不高。“尽管把两省一市加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规模，但各自为政以后，和世界其他城市群相比就没有竞争力了。”华民强调，“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把市场分割了。” 有专家指出，“融入世界经济圈的重要前提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内部真正实现经济一体化，但在形成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和运行机制方面，政府还有很多行为是在阻滞这个进程。” 除了产业同构和城市同构的弊端外，长三角目前尚未实现宽带网等信息资源的共享，在市场体系上也被人为分割，如人才、房地产、产权等市场都不互通。 “所以，关键是什么才是真正的融合。”华民解释，“真正的融合是各个地方政府都退出具体的市场经济活动，不是去全力抓招商引资，而是让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生产更有助于市场一体化发展。” 虽然现在“大家都认识到相互恶意竞争成本很高，很多政策也开始统一，比如劳工的政策，关于银行控制风险的政策”，有关人士强调，“但问题是，政府的介入还是太紧，很多内在的因素还没法统一。”显然，在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下，由于地方保护主义、“诸侯经济”存在的现实，要消除存在于各行政区域之间的无形壁垒，真正做到长三角一体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应该是一个加速度的过程。”华民的理由是，一方面，基于国家的利益，中央政府要求深化改革；另一方面是国际的压力——全球自由化贸易体系和自由资本流动的机制，必然要求进入中国市场的自由选择权；此外，中国的企业家也在发展，要求市场畅通流动以实现一体化的力量会越来越大。(记者杨瑞法丁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节 ［焦点］浙江新观察（1） 温州经济怯步——“温州模式”即将没落？ 温州，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奇迹，一个被海内外媒体不间断追逐的沿海山城，曾让多少人为之喝彩、为之鼓吹。而当温州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先发地的“温州模式”大红大紫的烟尘慢慢消退时，最近，温州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然而，这次关注对温州却不是利好的消息…… 这次诱发人们关注温州的不是温州飞速发展的奇迹，以及让人眼花缭乱的温州老板神奇的创业故事，而是温州经济发展的不断下滑。 2003年上半年温州gdp增长落到了浙江省倒数第二的位置，七八月更是落到了浙江省倒数第一位；工业产值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等四项经济指标上半年也排倒数第一。 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温州模式”25年后将消失。对此，人们不禁要问：温州怎么了？ 1. 产业缺失，温州无缘重化工业提速 2003年，我国经济越过了拐点，开始了新一轮的飞速发展。这一次，发达地区重化工业、高技术产业发展迅猛。1998年以来重工业增长相对于轻工业增长有加速趋势，重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不断提高，2004年这一比重的提高幅度更大，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一轮重工业化时期。 在浙江，以宁波为代表的重化工业和以杭州为代表的it等高技术产业发展迅速，让人注目，也使这两地的发展速度持续高涨。“轻工消费品为主的结构，是导致温州工业与全省出现反差的主要原因”。温州市政府的一位官员向记者坦言。分析浙江省的工业运行轨迹不难发现，2003年来在重化工业高增长的带动下，全省工业步入新一轮快速增长轨道，而占温州工业比重近四成的电气机械、服装鞋帽、皮革毛皮羽绒等行业产值增长却明显放慢。 温州除了轻工业，其他类型的企业尤其是重化工业几乎是零。当然这次以重化工业为龙头的经济腾飞，温州只能与其失之交臂了。由于产业的结构性缺失，导致温州因没有重化工业提速的支撑而显得发展速度在省内相对缓慢。 2. 资本与企业外流，本土“血阻” 近几年，温州在省外的投资行为迅猛高涨，其资金数量之多，投资行为之众，扩张领域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山东在温州招商，一周就达136亿；在东北，目前已有76亿温州资本投放；一个月内，浙江老板在苏州投资就达35亿元人民币。由温州的一些民企组建的“温州财团”，以1000亿的资本在全国各地房地产市场“攻城略地”。自1995年以来，温州一地已有千亿民资流向外省市。 为何温州民资大量外流呢？ 在温州地区听到民企抱怨最多的是土地太少、太贵；人才太少、太难招。这是温州民资与民企外流的最初动因。“土地是这儿的稀缺资源，温州人均耕地仅有3分多一点。”温州市政策研究室研究者一语中的。 相关资料显示，工业用地的日益增长和耕地保护政策的矛盾在温州越来越尖锐。如在瑞安，2002年的工业用地需求在1万亩左右，但用地指标只有1500亩。温州的郊县甚至镇上的土地现在每亩价格很多都达到了25万左右，价格远远超过上海郊区及苏南的地价。无奈之中，温州不少中小企业主纷纷把目光投向既有土地资源又有优惠政策的外省。 人才匮乏是制约温州民企特别是大企业发展、导致企业外迁的另一重要原因。浙江无论是高校数量，还是高校总体质量都远不如上海、江苏，而外地及海外的人才大多受制于温州高得惊人的房价以及偏于一隅的位置，大多不敢来、不愿来，从而导致温州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短缺。 其次，进入21世纪，众多温州民企已完成原始资本积累，进入第二轮的快速扩张期。一向善赚全国钱的温州人，在二次创业中，兴起了新一轮的对外投资的热潮。不少经济专家认为，温州民资与企业的外流，是企业在更大范围里参与市场竞争、优化配置全国甚至全球资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表现行为。 再次是温州人向来有流动经商习惯，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向外流动与拓展的步伐。温州人只要能赚钱，哪里都愿意去。在上个世纪**十年代，至少有一半的温州商人外出经过商。另外，随着民企二次创业的进一步深化，已经形成了从温州人走出去，到资本走出去，再到企业走出去的阶梯式推进的局面。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现在众多温州民企是整体外迁，有记者调查显示，温州的外迁企业光有一定知名度的有1000多家，整体外迁的企业就有250家左右。这样的外移显然对温州经济发展是相当不利的，这样不但是资本增量的外移，存量也将随之而去。 12/13 温州的民企多为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很少，如果民企和民资为了寻找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西迁，或到上海、北京等地寻求产业升级，长时间浩浩荡荡的外迁，久而久之会出现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急剧萎缩。同时还会造成温州本地资本短缺与血阻，缺乏足够的资本发展新经济；再加上温州本地新经济如高技术产业又是短腿，这样，必然造成温州经济的空档，导致经济速度减缓。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5节 ［焦点］浙江新观察（2） 3. 产业套牢与“代际锁定”的困局 温州一直以来是以轻工业为绝对主导的产业格局。温州拥有“中国鞋都”、“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等19个“国”字号的产业。温州市委、市政府为此制定了“国际性轻工城”的目标定位和发展战略。虽然轻工业成就了温州，但随着时间的推进，轻工业在温州的绝对优势，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温州的发展，形成了温州当今的产业定局，使温州无法顺利地进行产业升级与调整。近10多年来，温州的制造业结构演变极其缓慢，基本局限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皮革、服装、打火机等。 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认为，在温州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当一个时期中，由于温州人率先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从事市场交换活动，同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应的法律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因此在经济转型的起步和发展阶段，通过人格化交易方式（在亲戚朋友等熟人间的交易方式）比较容易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一旦这一方式被确立，就会产生惯性和路径依赖，造成“代际锁定”，即一代又一代产业格局与交易方式的固化。 史教授认为，这种“代际锁定”的原因之一是它的产业结构演变过程异常缓慢。改革开放20多年来，温州的产业基本上还是集中在以服装、皮鞋、箱包、打火机等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度的制造业结构上，即使在温州的第二代企业家中，大多依然从事同样的行业。随着各地民营化改革的推进，温州改革的先发优势明显弱化。产业不能及时升级，产业结构难以调整，使得温州不得不沿袭传统的产业布局，从而导致经济速度的下滑。 4. 外资为何不来温州？ 作为沿海开放14个城市之一，温州的外资引进步伐极其缓慢，温州极少有温州以外的人来创办和经营企业，温州的“外企”基本是持外国护照的温州人的企业。至今世界500强企业没有一家在温州投资，温州外资为何几乎为零呢？ “温州人做生意精明，你在外面都这么精明，人家谁还敢到你的大本营来做生意呢？”温州市统计局综合处处长李国洪如是说。 其实，温州外资少得可怜，与温州的产业结构也有很大的关系。温州的产业布局仍以轻工业为绝对主导。温州的轻工业不但在中国异常的发达，如温州产的金属外壳打火机、钮扣、合成革、小电器产品全国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90％、80％、70％、60％，在国际市场上温州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也是高得惊人。美国人所穿的四双鞋中，就有一双是温州产的。温州的金属打火机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业已达到60％以上。 轻工业的异常发达，使国外的轻工业企业很难超越温州，更不可能到温州来投资了。而温州产业结构的固化，没有其他类型的产业，则使其缺乏吸引非轻工业外资企业落户的产业对接的基础。再加上，人才的匮乏，土地成本高于其他地区，最终使得外资很难落户温州。 此外，由于温州民间资本的富有，也使得一些温州人和当地官员认为，引不引外资无所谓，反正自己不缺资本。城市化的相对滞后，加上基础设施的落后以及山区为主的地理条件，导致温州在企业的引进与走出上存在着进少出多乃至只出不进的巨大“逆差”。温州1998年才通铁路，高速公路至今未全境贯通，土地资源又极其稀缺，在引进外资上自然竞争不过沿海其他开放城市。 史晋川教授认为，温州市政府跟当地民营企业走得比较近，使得外来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跟当地民营企业竞争处在不平等的位置，外来的企业就更加难以进入温州。 外资企业的缺失，给温州经济的发展埋下了几个隐患：其一，温州失去了产业升级的外力推动，使得温州产业仍处于传统领域；其二，没有外资，使得温州缺少吸引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的平台；其三，温州外资缺失，导致其只能是民营经济一条腿走路，这样，当然没有民营与外资两条腿跑得快。这是近年温州经济发展速度之所以落后的重要原因。 14/15 虽然，温州与重化工业提速无缘，但温州的轻工业发展速度仍是高速的，所以目前说温州经济发展绝对下滑是不对的。温州的发展速度下降，只是相对于浙江其他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而言。2004年上半年，温州的经济发展速度仍保持在13.1％的高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5个百分点。所以说，温州经济发展绝对速度仍是高速的。“其实温州gdp增长也没外面说的那么差，今年也能达到14％左右，说落后也是相对的，浙江其他城市的增长实在太快了。”温州市统计局综合处处长李国洪说。 （特约记者傅白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6节 ［焦点］浙江新观察（3） 八大体系vs六大障碍——浙江中小企业突围的政府推手 曾经一度成为民营经济发展典范的浙江，在国际经济不景气和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压力下，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价格优势取胜的“浙江制造”产品频频遭遇国际贸易壁垒。浙江中小企业发展如何突破瓶颈，浙江省正视危机，积极采取对策。 浙江省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年度工作会议于2004年1月8日在杭州召开。“这次会议赶在今年两会之前，规模也远远超过去年。”赵仁春告诉记者，会上讨论的《浙江省中小企业促进条例（草案）》（以下简称《促进条例》）将纳入2004年省人大的立法规划。 浙江省中小企业局调研员赵仁春是这次会议的秘书组组长，他参与起草了部分领导的讲话稿和《促进条例》。“从领导的重视程度可以看出，省里对抓好中小企业发展的心情十分迫切。” 2003年以来，针对浙江部分行业的国际反倾销诉讼接二连三；能源供应的瓶颈制约也不断加剧。有学者指出浙江中小企业发展已经遇到了门槛，“姑且不论这个说法的对错，但省领导心里着急是肯定的，这次会议有紧急研究对策的意味。”一位与会的温州代表分析说。 问题与出路在哪里呢？ 1. 内忧：六大障碍 浙江省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局局长吴家曦用“严峻”二字来形容目前面临的形势。他所担忧的首要问题是：浙江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到生产要素的制约已相当严重。 与工业经济发展休戚相关的电力、煤炭、成品油供应日趋紧张。2003年浙江最大用电缺口超过310万千瓦，2004年预计最大电力缺口在780万千瓦。“电力影响企业正常生产已不可避免。” 在人多地少的浙江，土地供需矛盾十分突出，2003年全省缺口20多万亩。对于亟需扩大规模的中小企业而言，“建设用地紧张的矛盾将长期存在。”曾经在浙江引起轩然大波的温州灯具行业外迁便是一个例证。“与灯具相类似的其他产业，中小企业因为拿不到发展用地而背井离乡的例子比比皆是。”原温州民建机关主任陈景祥对记者说。 模具是工业生产的基础装备，温州鞋业、剃须刀、五金锁具等支柱产业30％～100％的零件靠模具成型。但近年来，温州每年有近10亿元的模具业务外流，模具生产企业渐次外迁。“我有个朋友是搞模具厂的，当年政府规划用地，他的旧厂房没了，但又没钱买地建新厂，只好流着眼泪搬到广东去了。”陈景祥说。 据浙江中小企业局调研员赵仁春的分析，“目前存在‘六大障碍’制约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该局对浙江362家企业的专项调查显示，有45.7％的企业认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第一障碍是融资困难，第二是浙江高企的地价令中小企业发展用地没有保障，第三是税收规定的不合理加重了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第四是许多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又令中小企业望而却步，第五则是仅仅对大企业大集团给予扶持政策， 而使中小企业的“政策失落”感愈加浓重，最后是执法、服务部门的搭车收费和变相乱收费现象屡禁不止。 除了上述的能源瓶颈和投资环境制约的外部因素，浙江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内部自身的问题也日益明显。 浙江境内绝大多数企业从事的是传统产业，经营的是传统产品。涉及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为数寥寥。2003年浙江省出口的微型轴承、打火机等遭到国际贸易技术壁垒的挑战，虽然赢得诉讼，“但付出的代价不小”。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王小玲说。 人才的匮乏使浙江中小企业技术升级的步履迟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萧山市代表告诉记者，“当地中小企业的经营方式还停留在家族制阶段，因为对外来人才不放心、不放权、不放手、不放胆。怎么可能留住人才？” 2. 外困：江苏挑战 浙江的压力也来源于江苏，苏南地区的外资注入和新温州模式在浙江的改进推广使两省的区域发展呈现出新的态势。 “去年江苏等省市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已超过我省，我们要对这些问题作深入调查研究，分析问题的实质。”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局长吴家曦说。 “苏南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最大好处是让苏南的企业鸟枪换炮，走上了科技创新之路。”一位与会的杭州代表在讨论时分析说，“国外大企业的进入，带动苏南乡镇企业产业技术升级，在高新产业链的形成上，江苏比浙江的优势明显得多。” 目前，江苏苏州市不但新办企业直接引进外资，就是原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乡镇企业也积极引进外资，进行嫁接改造、改组改制。全市129个乡镇中，其中外合资企业最少的也有十几家，多的乡镇要达到一二百家。 2002年，苏南“四小龙”江阴、张家港、常熟、昆山财政总收入均超过了40亿元，被称之为“井喷行情”的苏南发展令浙江人心急如焚。 记者获得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参阅件》（2003年增刊第119期）分析说：“浙江的乡镇企业在两三年内很有可能被苏鲁粤全面赶超。” 虽然从1998年开始，浙江乡镇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总产值等指标位居全国之首，但与苏鲁粤三省相比，在考核工业经济增长最硬的指标——增加值方面——浙江已显颓势。农业部乡镇企业局2002年财务决算和统计汇总数据显示，2002年浙江私营个体企业增加值比去年增长17.3％，而苏鲁粤三省的相同指标分别为51.1％、40.8％和45.8％。 2002年浙江乡镇企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06亿元，占全国乡镇企业投入总额的14.0％，江苏则占到17.3％。“固定资产投入总量上的优势，为江苏乡镇企业新一轮加快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赵仁春分析说。 从吸引外资方面看，浙江乡镇园区内企业2002年实际利用外资12亿美元，比江苏少20亿美元，比山东少15亿美元，比广东少16亿美元。“浙江利用外资严重‘短腿’。”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江苏随着集体企业改制工作的不断深入，个体私营企业迅猛发展；技改投入规模大、水平高、建设快；大企业、大集团多，规模优势明显；利用外资数量大、质量高，乡镇企业发展的后发优势十分强劲。” 相比之下，在浙江民营经济最具代表性的温州，中小企业却发展乏力。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德文教授向记者分析说，“温州只有三成的中小企业具有一定的成长潜能，而七成左右的中小企业成长余地已经很小。这些中小企业由家庭作坊发展起来，缺乏做大的条件和动力。它们处在大企业联合、兼并和集团化发展的背景下，生存空间日益狭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7节 ［焦点］浙江新观察（4） 3. 对策：八大体系 在内忧外困的情况下，浙江省提出努力构建中小企业发展的“八大体系”，围绕融资担保、技术创新、社会服务、权益保护等重点，帮助中小企业摆脱困境。根据《中小企业法》草拟的《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在此次会议上颇受各方关注。 浙江省政府设立“浙江省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主要用于中小企业的创业辅导和服务，支持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和技术创新。 江苏省在设立2亿多元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的基础上，决定由省财政再安排1.5亿元的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借鉴江苏的资金规模，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建议，“浙江省的基金规模可为全省中小企业上缴税金总额的1％，以后每年再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 据浙江省中小企业局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至2003年底，浙江全省已有各类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113家，为企业融资提供帮助。赵仁春向记者分析，“过去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扶持，主要通过直接对企业贴息的形式。现在通过出资扶持发展信用担保机构，再由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服务，使扶持资金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而对于浙江省的资源瓶颈，中小企业局则提出“利用再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永康市小五金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金属资源，当地人走遍大江南北甚至远赴俄罗斯——收购废杂铜、废杂铝。2002年浙江铜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33.1％，其中废杂铜用量占了一半。“对于资源严重短缺的浙江而言，利用再生资源的同时也凸现了乡镇企业的加工优势。” 外资是浙江的“短腿”，“那就要不遗余力地把它拉长，民资外资两条腿走路才能快。”赵仁春同时表示，江苏在这方面已经捷足先登，一方面我们要学，另一方面，要促使中小企业乡镇企业成为招商引资的主体力量。“要鼓励更多的中小企业进入国际经济组织的供应链。”吴家曦局长说。 “最为关键的是，构建人才培训体系，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对此，浙江省中小企业局正在实施的是利用现有的职业高中、中小企业培训中心，扩大办班规模，会同省教育厅组织中小企业员工的技能培训，选择产业集群进行针对性培训。 对温州本土人才匮乏的问题，温州有关人才引进和激励机制的相关规定于2003年逐步出台。当地市委组织部称，来温州落户定居或创办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由市政府给予一次性安家补助费5万元，接受单位相应给予不少于5万元的安家补助费。 浙江省改变中小企业困境决心已下，但是，正如温州市永嘉县经贸局副局长叶如舟表示，“《促进条例》中很多条款在执行时依旧会有困难，需要在修改过程中落实细则。比如‘中小企业促进基金’应当纳入财政部门的预算科目，但中央一级还没有明确。同时，协调产业发展的行业协会，怎样发挥作用和发挥多大的作用都有待商榷。” 温州眼镜商会的一位人士向记者介绍说，温州入会的眼镜企业有1000多家，只占整个温州眼镜企业的30％，“因为行业协会的职能不到位，导致协会的覆盖面太窄，怎样增强对中小企业的吸引力，形成整个行业的合力在今后一直会是令人头疼的问题。” （见习记者周扬）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8节 ［焦点］浙江新观察（5） 从“草根经济”到“森林经济”——浙江民营企业“新射雕记” 一进入2004年，浙江的民营企业家们已然感到政府对他们的推力。 于2004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浙江省民间投资登记备案管理办法》将为浙江民营企业发展释放更大的空间。为实现“浙江民营经济的再次飞跃”，浙江正在酝酿一场“民营经济破局”。 1. 居安思危 “‘二次飞跃’是浙江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更是增强浙商竞争力的迫切需要！”2003年12月13日，在由浙江省政府举办的“首届浙江民营企业峰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一针见血地指出，浙江民营经济要保持国内领先地位，必须突破若干发展瓶颈。 浙江民营经济确实是领先的。到2003年第三季度，该省私营企业总数首次突破30万家大关，个私经济创造的总产值达2146.35亿元，销售总额或营业收入1723.63亿元，个私经济各项指标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2002年，浙江省个私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户数等5项最能反映民营经济运行质量的指标均位居全国第一。 但危机也伴随发展而来。出于对市场的考虑，5年前随着浙江各地工业用地价格上升，各种交易成本高企，宁波杉杉、温州均瑶、华车电器、凯泉泵业等行业龙头企业，纷纷将总部迁至上海。 2003年9月，台州市60多家销售额1亿元以上的企业，集体筹划把研发机构搬到上海，更多的中小型民企也选择跳出浙江，到全国各地谋求发展空间。 温州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灯饰原本都属于三低产品，即低档次、低成本、低售价，因此在产业面临升级之时，缺少完整的产业配套和领先技术，于是温州该行业企业纷纷南下，把公司迁往广东中山。 “在技术支持、信息供给和政府服务等方面，温州要逊于广东中山。”温州某灯具公司负责人裘先生毫不客气地说，他的企业在温州已经遇到了发展瓶颈。 “早年浙江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机制优势——市场的机制（宽松的市场环境）和企业的机制（灵活的决策和分配机制）。”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概括说。的确，当时在全国民营经济尚朦胧的时候，以“块状经济体”为主体的经济模式产生了积聚效应，再加上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这一切使浙江民企占尽先机。 但已经抢得先机的浙江民企们发现，在国家对民营经济从政策支持转向制度保障的大背景下，浙江民企生存的市场机制环境优势正逐渐消失。 2. 民企与政府角色重定位 在国家制度层面上，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小企业司司长苏波透露，尚在制定中的《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建议》将在市场准入、民企融资、民企权益保护、民企监督管理等方面引导整个社会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时将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目前，正在对原先各部委制定的民营企业进入的限制性文件进行清理。 可以预见的趋势是：全国各地民营经济的此起彼伏将是一个浪潮。而浙江民营经济的成本优势日渐远去的时候，他们自身长期“重机制，轻管理”的做法则严重束缚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成了浙江民企再腾飞普遍遇到的问题。 长期关注浙商动态的经济学者钟朋荣认为，浙江民营企业家的企业运作模式，还处于模仿期，不会创新，他们中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且以家族制为主体。 浙江民企的产业大多层次较低，也很少涉足高新技术行业且规模偏小，这样的企业形态在同一市场机制中自然难以长久取胜。 “产权制度固然很重要，但是与企业发展并不是正比关系，这几年肯定有大量的民营企业倒闭。”汪力成认为，浙江民营经济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市场制度创新和企业自身的管理创新问题”。汪力成还认为，发展现代制造业、增强民营企业控制资源的能力是浙江民营经济再腾飞的保证。 “目前在浙江，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正处于很微妙的阶段。”杭州的一位民营企业家说，一方面民企觉得政府支持不够，另一方面民企对于政府的一些介入行为又“有些厌烦”。可见，政府和企业都需要思考新经济形势的角色定位问题，不然，其背后的制度博弈会给政府与企业带来磨合的阵痛。 3. 从“草根”到“森林” “如果说第一次飞跃所呈现的是民营草根经济，那么再次飞跃所需要达到的是民营森林经济，即要在更高层面上发展的浙江民营经济！”为此，有为政府该如何帮助企业突变呢？ 浙江省体改办一位官员向记者表示，政府部门早已认识到，浙江如不求“突变”，民营经济三五年内并不会明显衰落，但长期颓势将难以避免，而这是浙江最根本的忧患。 为促使“草根”变成“森林”，浙江省决意“从根子上着手”——市场制度创新和提升民企管理并举。 “浙江省很明确，努力把浙江打造成全国制造中心和重要产业基地。”浙江省经贸委主任丁耀民表示，浙江充分利用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优势，把浙江省建设成为长江三角洲国际制造业中心南翼，并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构筑环杭州湾大产业带，以及温台沿海、金衢丽沿高速公路两大产业带，打造一批全国性的制造中心和重要产业基地，将船舶、汽车、石化、化学原料药、仪器仪表、新型干法水泥等作为重要发展方向。 为与此配套，《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规划纲要》于2003年9月正式出台，随之又出台《关于推进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若干意见》，共30条配套支持政策，此外还有《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意见》，提出进一步放宽投资领域，改善民间投资管理办法，对符合产业政策和规划的民间投资项目，推行零收费。 为了提升浙江制造业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浙江还出台《浙江省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将技改贴息资金转为专项资金，省财政统筹安排资金1.65亿元，重点支持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说，工商部门也先后出台了《关于完善准入机制放宽准入条件十方面举措》和《助动个体私营经济提升提速发展若干措施》等条例，在降低市场主体创业门槛、产业调整、制度创新、品牌经营、外向发展、投资扩张以及营造公平环境、提高企业素质等多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和扶持引导。 例如，投资者设立注册资本在50万元以下的有限公司，允许注册资本分期注入；私营有限公司冠“浙江”名称，注册资本放宽到500万元。这些措施“就是不断地促使浙江民营经济将由创业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模式转变”。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说。 “现在浙江民营企业很多问题表现在人的素质上——人才是最大的瓶颈。”汪力成始终坚持管理革新在于“人”。 与此同时，政府也帮助企业改善管理水平。2003年，浙江启动个私企业“5511培训计划”，即用5年时间对5万名高层经理进行特训，对50万名高级管理人员予以业务轮训，对1000名总裁给予emba研修，以及对100万名技术人员的职业技能提供培训等，用以全面提升浙江民企的人员素质。 同时，浙江在制造业比较发达的永康市、义乌市、嵊州市、乐清市、诸暨市等8个地区设立“中国专业商标品牌基地”，通过设立商标信息咨询平台，盘活闲置商标资源，开设商标维权绿色通道。 另外，政府还引导民营企业实施企业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创建，积极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做精，着力催生一批代表浙江水平、拥有著名品牌和自主创新能力、主业突出、核心力强的大公司和大集团。 （记者刘华于保平朱平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9节 ［焦点］浙江新观察（6） 今天的温州问题是明天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要做“浙江新观察” 这组历时一月的一系列的观察报道的主线为“寻找真正的浙江模式”——既真实描摹浙江各富特色的县市经济模式，又特别着重于产权模式的历史演变路线，以及由此凸现地代表了正在崛起的中国新企业家阶层的精神内涵。 采访中，我们的记者实地采访，客观记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同阶段在这些地区留下的印痕，并结合各地的历史禀赋和偶然历史因素，还原导致这些区域现有经济模式形成的真实背景。我们相信，这同时就是进一步分析该种模式的现实效率和未来竞争力的基础。 1.误读 一个月的持续走访和追问，我们发现了一些简单而又普遍的误读。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是，把温州模式等同于浙江模式——尽管民营化是浙江的经典经验，但以个私经济为主体的温州模式并不能涵盖多元的浙江，如今浙江活力最强盛的宁波、绍兴等地早期恰恰属于苏南模式，后起的台州则以股份合作制为主导。 比如宁波，它的苏南路径直到1993年前后才被打破。这一方面有邓小平南巡的背景，另一方面则与苏浙两省当年多少带有狭隘的地区观有关。“温州模式浙江化，苏南模式江苏化”的政策，原本带着吴越文化对立争宠的烙印。但历史就这样改变了——1995年开始苏南模式由盛而衰，而宁波幸运地提前完成了自己的转轨——尽管它未必洞见到苏南模式日后的衰退。大量的类似事实让人感到，一个地区的整体走向或许决定于相对宏大的背景，但具体的路径却往往会因为一个人、一件事的偶然因素而改变。为此，一个区域走过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被完全复制的。这个论点同时也成为我们分析新温州现象的理论基点。可这又牵涉到一个问题——既然如此，浙江经验的借鉴意义到底在哪里？ 2.启示 温州模式发展到了今天，定义已不确指，但至少有三个主要内核是得到普遍认同的。第一是讨论较多的产权结构民营化，第二是民富，第三是无为而治的政府施政哲学。并且，这和整个浙江经验共通。从第二点来讲，当年苏南与温州两种模式走向的最大分化是：在苏南，随着乡镇企业实力愈大和强者愈强的规律，其主体是从农民到农民中的精英，再到精英中的精英；而在浙南，商贸和实业的从事主体是从农民中的精英到一般的农民，再到几乎所有农民。前者走到最后，风险都堆到了政府头上，而后者不但藏富于民，还把风险平摊到了整个社会。 这轮新温州现象的讨论缘于外界对温州gdp增速放缓的关注。可如果由此断定温州模式的消亡，显然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这至少忽视“民富”这一内核——2003年温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035元，远高于上海、北京，其中仅消费性人均支出就达1261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6511元高出93.8％。 由此，新温州现象可以提炼为温州经济与温州人经济的分化，也就是另一些人说的产业温州与财富温州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gdp与gnp的一种对峙。 温州本土产业大多集中在低小散领域，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代际锁定，这使得温州由产业溢出的大量资本只能平面化地流向其他成本低洼地区，以维系以往的利润率。这种“资本外流”，或许短期内不利于地方gdp，但同时却是温州人经济昌盛的根基，是民间创富的一种自发的路径选择。对此，温州应清醒认识，在一个人均只拥有0.3亩土地的山区，其经济在一定阶段陷入瓶颈几乎是必然的。温州本处于中国的“盲肠地带”，其常态应该是不活跃的，只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远离中央管制，才非常态地活跃起来。当然，温州还应该看到，本地的资本外流既是自发的，也是无奈的。比如，目前在温州急待加强的基础设施建设，民营资本的进入比例还只有16％。如何推进地方产业升级，提升集群厚度，打通更多的投资渠道，以拓展本地投资空间……这些问题到最后，都指向了同一个主体——地方政府——这也就牵涉到温州模式的第三点“无为政府”。 其实，当年温州政府的无为哲学之所以受到很高礼遇，主要是比较于前期中国各地方政府普遍、严重的越位而言的。随着中国政府整体改革的不断推进，简单的“无为”正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原来体制外的产业发展政府只需默认，而现在政府需要明确表态。”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认为，在浙江下一轮的发展中，制度创新的接力棒正由民间递向政府。而浙江经济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更是指出，温州下层番薯经济的活跃与上层思想结构的脱节，在另一个侧面，可说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必然悖论。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温州问题既是浙江问题，也是明天的中国问题。作为民间经济改革的先行者，浙江能否在政府自身的效能革命上再次先行实现突破，值得人们期待。 （记者王云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0节 杭州湾变局 逐鹿杭州湾：从西湖时代到钱塘江时代 杭州湾是浙江与江苏争锋的主要砝码，这个砝码将打破长三角目前的平衡局面，使长三角重心南移。 在杭州的牵引下，杭州湾经济发展明显提速。环杭州湾地区，将逐渐从一个纯粹地理意义上的区域，转变成以制造业为支撑、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大平台。 2003年12月，一份长达87页的《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城市竞争力：中国23个城市排名》全英文报告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中国项目开发中心寄出，其目的地则是这次排名第一的城市——杭州。 杭州之所以得分最高，得益于杭州的基础设施、非正规收费、推进信用制度建设等方面的表现。在政府效能与廉洁程度上，杭州的表现是23个城市中最佳的。 12月份，在由台湾电子同业公会公布的《2003年中国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中，浙江萧山综合得分又是最高，而昆山则由2003年的第一降至第七。有专家认为台资在大陆投资的态势是“昨天东莞、今天昆山、明天萧山”。 杭州之所以有如此突飞猛进的进步，来自于前几年杭州发展战略的转移。2001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杭州市扩大市区行政区域，撤销萧山、余杭两个县级市，设置萧山、余杭区。区划调整后杭州市区的面积从683平方公里扩大到3068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72.55万，标志着杭州由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杭州市市长茅临生认为这是一种继承和发展，行政区划的重大调整使杭州的发展有了新的空间。其表现为： 1. 与上海同城 走向钱塘江时代最主要的要素与举措是接轨上海。杭州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翼，随着萧山、余杭撤市设区，杭州已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个区域性大城市。其资本充裕，民营经济发达，政策优势明显。作为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八的杭州市，作出了“形成与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区域共同发展格局”的决策。 交通共建是接轨上海、参与长江三角洲合作与交流的基础。浙江省政府决定将沪杭高速公路拓宽至八车道，再加上正在准备的沪杭高速铁路等高速轨道交通，杭州到上海的时间将会大大缩短。现在从杭州到上海需要1小时40分，但如果这个时间能够缩短到40分钟，杭州和上海就是“同城”的概念。 作为长江三角洲南翼的枢纽，杭州同时也是承接上海向南翼辐射的桥头堡。最终形成上海与杭州的同城效应。茅临生说，同城效应，就相当于上海人多了个西湖，杭州人多了个外滩。 “我们现在应该这样讲，大树底下好乘凉。杭州与上海和长江三角洲要做到利益双赢，我们大家是命运共同体。”这是当今中国在经济上要取得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国经济的发展，必定要触动行政区域某些体制方面的问题。杭州今天的方针是：“政府作领导、企业为主体、市场来运作。” 2. 杭州民外合璧：两轮驱动 “民外合璧不仅是杭州招商引资模式的创新，更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杭州的一位经济学家这么认为。而杭州政府也将民外合璧作为杭州经济再次飞跃的推手。 杭州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活力最充沛的地区之一，非国有企业占全市的90％，个体私营经济占全市gdp总量的42％，个体私营和股份制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市全部工业总产值将近80％。民营经济体制清晰、经营灵活、产权归属明晰，与外企共同的地方很多，所以应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招商引资中的主力军作用，以推动民营企业与跨国公司合资合作，实现民营经济与外资经济、内源性经济与外源性经济“两轮驱动”，从而使杭州经济快马加鞭，成为杭州的一大战略。 在杭州政府的推动下，“万向”、“传化”、“富通”、“西子电梯”等一批民营企业通过与跨国公司合资合作、“嫁接”改造，迅速扩大了企业的规模实力，提高了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提升了产品的档次，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实现了“二次创业”。目前，已有82个国家和地区在杭州市直接投资，世界500强企业中有37家在杭州投资落户，杭州的引资量业已逼近宁波。2003年杭州引资量约为50亿美元，占全国的十分之一。 通过内外合璧，杭州的民营企业已经具备了与这些跨国企业精英接触的优越条件，民企嫁接外资可谓是水到渠成。正如市委书记王国平对杭州民营企业与外企发展的评价：通过以民引外而加速的杭州经济发展，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时机。 3. 杭州引领杭州湾 近几年，以上海为中心体的一体两翼的均衡格局有所变更。上海对周边辐射、带动作用日强，但深浅却始终有所不同，受益最大的就是苏南。随着上海实力增强，辐射半径逐步扩大，镇江、扬州亦开始受益，辐射路径大有北上之势，但反观与上海比邻而居的浙江嘉兴、湖州、宁波等地，前几年，给人的感觉依然是“静悄悄”的。对此态势，浙江焉能高卧。 不过，杭州湾大桥的建造，以及杭州投资环境的提高，外资的大量涌入，将使长三角的天平向南倾斜。杭州湾大桥将对长三角南翼地区的整体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并非虚妄。大桥的建造，必将加深上海与浙江两地的互动关系，从长远看，可能引发上海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布局结构调整。 浙江省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认为，在浙江全力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过程中，兴建大桥缩短了与上海的时空距离，有利于浙江以更低的成本取得上海优势，从而达到借力支撑，更快地发展浙江经济。 此外，浙江发展战略的改变、杭州投资环境的优越以及跨海大桥等因素将改变目前外资落户的布局，即有可能使台资、外资投资重心由苏南向南迁移。而目前的一些迹象似乎也显现出这样的态势。2002年7月，浙江省确立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而后，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等地招商引资的步伐明显加快。 过去几年，浦东开发，浙江是第一位的资金来源地，投资规模在500亿元以上，但更多的呈单边运动，由浙江尤其是浙东向上海流动。大桥建成后，两地互动将成新趋势，更多企业会将研发放在上海，而将生产、仓储放在浙江。有意思的是大桥开始建造后，传说杉杉已有迁回宁波之意。资本外流减少，将使浙江有足够的资本提升产业结构，发展高科技、重化工产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 位于浙江嵊泗列岛的上海大小洋山港的建造，浙江整合宁波港与舟山港等浙江省内沿海港口资源，无疑会加速上海与浙东地区的港口一体化的进程。整合后的宁波港与舟山港，通过跨海大桥与上海的芦潮港相通，而芦潮港通过在建的东海大桥与大小洋山港相连。舟山港、宁波港、杭州湾跨海大桥、芦潮港、东海跨海大桥、大小洋山港（国际航运中心）将组成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港口群。而这个港口群的形成，必将使长三角的经济布局的重心南移。 跨海大桥的建成将使福建、江西两地到上海的时间减少两小时，有利于增强长三角对福建与江西的引力。如果福建与江西通过跨海大桥更加积极参与到长三角发展中，将有利于浙江经济的发展，将使福建与江西的资金流、物流流到浙江或流经浙江，这当然有利于杭州湾经济的发展。 在杭州的牵引下，杭州湾经济发展明显提速。环杭州湾地区，逐渐从一个纯粹地理意义上的区域，转变成以制造业为支撑、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大平台，以杭州为主的光通信产业发展基地；杭州萧山、桐乡为主的化纤产业基地在国内外的名声越来越响。 浙江省统计局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前三季度，环杭州湾六城的经济平均增速近30％，对该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增长贡献率为78％。目前，环杭州湾地区已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的中国it产业基地和中国最重要的化纤产业带。同时，2004年上半年，环杭州湾地区的杭州、宁波、绍兴、嘉兴四个城市的合同利用外资占该省同期的82％。2003年的一些数据，业已显示出杭州湾提速的迹象。宁波、杭州、嘉兴、湖州、绍兴以及舟山等六地的经济增长率都在14％左右。其中，杭州的gdp将超过2000亿。杭州湾是浙江与江苏争锋的主要砝码。而这个砝码将打破长三角目前的平衡局面，使长三角重心南移。（特约记者傅白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1节 绍兴力量（1） “绍兴师爷”资本经营魔方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越来越多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浙江民企，正急于摆脱乡野角色，淡化“家族制”，而上市则成为他们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寻求向“公众公司”转型的一条有益出路。绍兴的成功经验表明，在完成这个企业现代化蜕变的过程中，产权制度的变革是必经之路。而其中，民间与政府的力量交织前行，使绍兴竞争力在民间资本的无形冲动中酝酿升腾。 2003年12月30日，国内第一家台资上市企业，位于绍兴的国祥制冷在上海挂牌，这让绍兴股民们兴奋不已。国祥制冷在上海成功挂牌，无疑是“绍兴师爷”内外合作进行资本经营的又一佳作。 在2003年里，绍兴上市的股票在全国创下了令人刮目相看的业绩。绍兴市上市办主任夏九英介绍，“绍兴板块”2003年多了三个家。6月30日，宝业集团在香港上市，一个月后，浙江龙盛在上海挂牌，随后是国祥制冷。这三家上市公司共募集到资金10.51亿元。累计实现公司上市16家，募集资金达61.9亿元。而通过买壳或进行资本控股在海内外上市的远远超过16家。如精工钢构通过买“壳”上市，控股了长江股份，使精工集团业已控股了三家上市公司。除了上市的，绍兴还有4家公司已顺利通过证监会发审会审核等待上市。3家企业已向证监会申报材料；4家企业通过辅导验收，5家企业正在接受上市辅导。目前绍兴累计已组建股份公司81家。 尽管“绍兴师爷”表面上对上市不作渲染，但私底下却运作不断：一些企业家看到资本市场的魔力，内心激情涌动，竞相上市。绍兴成为浙江省拥有上市公司最多的地区之一，并且绍兴企业上市势头之猛似乎无人能敌。毫不夸张地说，未来几年，绍兴将成为中国上市公司的一流强市。 上市无疑使绍兴尝到了资本运作的甜头。在经济迅速成长的同时，资本运作为绍兴企业的发展锦上添花，资本与财富迅速积聚，上市后企业运作模式的现代化，为绍兴民企的二次飞跃提供了新的平台。但这些直到2003年8月份才展现在众人的面前。2003年8月，2002年度浙江非公（民营）企业100强正式公布，此次入围的100家企业入围“门槛”为年销售额7.19亿元。令人惊讶的是，谁也没想到一直默默无闻的绍兴竟然有35家民企入围，远远超过杭州的21家和温州的12家。 2003年的排行榜终于让闷声发大财的绍兴师爷走到了前台。绍兴商人做事含蓄低调和灵活机变的作风让人印象深刻。如浙江玻璃2001年12月在香港成功募集资金6亿港币，成为第一家发行h股的内地民营企业。有意思的是，对这一极具新闻性的事件，其老板冯光成从来没有在媒体做主动性的宣传。这与其他地区企业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几乎是同时，浙江省农村经济调查队公布了浙江最发达100个乡（镇）的名单，绍兴共有17家乡镇入围，数量居全省第二，以民企上市著称的绍兴县杨汛桥镇位列榜首。 2003年度浙江籍“中国经营大师”公布，绍兴十有其三。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爱莲、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道才、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姚新义3位企业家上榜。 2004年初，绍兴又传出好消息，2003年绍兴的gdp将达1070亿元，成为浙江第四个千亿城市，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绍兴人均可支配收入10281元，在长三角居第三位。在经济高速发展同时，精明的“绍兴师爷”还未忘记生活质量，今年年初，绍兴以其优美的环境成为国家的园林城市。 拥有大名鼎鼎的柯桥镇的绍兴县是浙江经济第一县，全国经济十强县。2003年11月，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前100强县（市），绍兴县排第二。这里，年产纺织面料20多亿米，连接起来可绕地球50多圈，是全国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基地。县城所在地的柯桥镇的中国轻纺城，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批发市场，2003年成交额达226亿元，在全国十大市场成交额中居于第二位。 “绍兴师爷”的成功经验是什么？ 1.“海归”少帅掌门破解温州式困局 “绍兴师爷”不但足智多谋，而且深谋远虑。绍兴民企的创业者们，在改革开放的机遇中，凭借勤劳、精明和过人的胆识掘得第一桶金。然而，随着企业规模的日益扩大和商务领域的日益国际化，尤其是进行复杂多变、要求严格规范的资本经营，这些学历较低、知识面相对较窄的企业家显然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目前，绍兴县一些民企的创业者陆续步入老年，进入了换代阶段。企业家们高度重视子女教育，其中一些富有远见的企业家，便送子女到境外学习、进修和工作。 上个世纪末，绍兴开始了大规模的乡镇企业改制，随着机制的转变及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一批学历高、管理能力强、有开拓思想、懂经营的年轻企业家走上了前台，而这些年轻的企业家多为企业老板的后代或亲属。绍兴县目前共有大小民营企业7000多家，企业经营者1047人，45岁以下的“少帅”就有627人，占到了整个规模企业经营者队伍的六成。 与众不同的是，在绍兴企业掌门的继任者中有相当部分是“海归”少帅，据统计，在绍兴县年销售超亿元的102家企业中，有20余位老总的子女留洋后回国，到父辈企业继任或即将回国接班。如浙江亚太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老总一儿一女，分别被送往日本和加拿大留学，现已学成回国并分别支撑起公司的两大块业务。这些企业老总子女在国外学的大多是与本企业经营业务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国外多方面地吸收了先进商务理念和管理模式。 现在，陆续回国的“海归”派少帅已崭露头角。如濮雅萍出任浙江亚太加拿大轻纺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后，充分运用海外留学经验，使公司目前在加拿大的出口业务蒸蒸日上。而此时，同样以民企著称的温州市，却陷入了“代际锁定”的困局。 近10多年来，温州的制造业结构演变极其缓慢，基本局限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皮革、服装、打火机等。 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认为，在温州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当一个时期中，由于温州人率先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从事市场交换活动，同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应的法律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因此在经济转型的起步和发展阶段，通过人格化交易方式（在亲戚朋友等熟人间的交易方式）比较容易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可另一方面，一旦这一方式被确立，就会产生惯性和路径依赖，造成“代际锁定”，即一代又一代产业格局与交易方式的固化。这种“代际锁定”的原因之一是它的产业结构演变过程异常缓慢。改革开放20多年来，温州的产业基本上还是集中在以服装、皮鞋、箱包、打火机等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度的制造业结构上，即使在温州的第二代企业家中，大多依然从事同样的行业。随着各地民营化改革的推进，温州改革的先发优势明显弱化。并且作为全国著名的民企大市，温州没有一家上市民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产业更新。 绍兴的民企代际交接明显好于温州。“海归”派少帅为绍兴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海归”派成为新一代管理者，将在经营理念、经营方式等方面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是进行资本经营，让民企上市，使私人企业变为公众企业，很轻松地化解了温州式的产业演变缓慢、“代际锁定”的困局。 “海归”派少帅已崭露头角，无疑为绍兴民企在海内外的资本经营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管理方式，更为绍兴民企的二次飞跃打下了先进的运营与管理基础，这不能不说是绍兴人的精明所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2节 绍兴力量（2） 2.化解“冰棍”难题 绍兴民营经济发展迅猛，财富积聚如此之多，绍兴民企在海内外资本市场游刃有余，离不开当地政府的积极扶持和引导。当地政府如此为企业“卖力”，来自于政府的前瞻性思维。国企（集体企业）的“冰棍现象”（有专家将国有企业比作冰棍，如果不及时进行有效的改革，就会慢慢融化，最终国有资产全没了，有的还欠一屁股债），在绍兴没有显现。 绍兴市政协副主席陈建设认为：绍兴的民营经济可分为三块：一块是原生态的个体私营经济，第二块是合资企业，第三块是量最大的，是近几年改制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农村乡镇企业。绍兴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对民营企业的规模、民营经济成分进入的领域不加限制，因此绍兴现在民营经济不仅存在于工贸领域，还介入教育、公用事业领域。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绍兴对国有、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进行改制，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最大限度地退出。同时，还对企业职工身份予以最大限度地置换：由原来的“企业人”转变为“社会人”；提倡让企业经营者持大股；提倡技术、管理要素参与企业经营成果的分配。2000年前后，绍兴地区95％以上的企业改制已经结束，国有经济成分从原来国有、集体企业以及乡镇企业全面退出，这部分企业全部改制为技术、管理要素参与分配、经营者持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较为彻底的改制，绍兴的企业产权清晰、归属明确，建立了现代企业运作模式。 民营企业成为绍兴的中坚力量后，如何进一步让民企做大做强，绍兴政府又引导民企走上了资本经营之路。由于绍兴企业自身具有较强的实力，产权制度改革比较彻底，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政府前瞻性地看到，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必须走资本经营、上市之路。为此，绍兴各县（市）都由财政拨款成立了上市办，由35人组成，来推进企业上市工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服务。也就是说，对企业改制过程中遇到的政策障碍，基本上都由政府出面，帮助它们解决，比如说为了鼓励民企上市，从2001年起，杨汛桥镇政府就决定把镇集体的股份全盘撤出。此外，还积极为民营企业上市提供配套服务，如帮助他们选择券商等中介机构、组织民营企业家去香港、新加坡等境外资本市场考察等。 绍兴市上市办主任夏九英认为，虽然民营企业上市工作起步迟，但因为经济实力强，业绩状况好，产权明晰，经济基础扎实，现在已呈现出后发先至，在资本市场争先恐后、逐渐加速上市的态势。绍兴企业外向度高，开放型的经济使该市企业的市场运行规则比较符合国际惯例。由于境外上市过程较短，在浙江玻璃的示范效应下，民营企业选择在香港等海外市场上市已在绍兴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2002年12家在a股市场上市的企业平均每股收益为0.16元高于全国0.143元的平均水平而且没有一家亏损企业。面对业已取得的成绩，“绍兴师爷”雄心勃勃。仅绍兴县，有关人士表示：争取到2005年，实现10家以上企业上市的目标，构筑上市公司的“柯桥板块”。 （特约记者傅白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3节 发现宁波（1） 第三条道路：新宁波模式 在《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宁波的结构竞争力排名全国第一。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南毗温州、北邻苏南。在兼容“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同时，利用计划单列和副省级的行政优势，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宁波模式”——混合经济发展之路。 未来，宁波应当专注于建立自己的城市经济体系。 2004年2月4日这天，宁波大企业的老总们要去宁波市人民大会堂。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宁波十二届人大、政协会议的代表、委员。在为“两会”谏言献策发挥政治影响的同时，他们领导的企业也在当地经济运行中发挥着愈来愈大的影响力。 如同往年一样，民营经济发展是“两会”代表们热衷的话题。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着力优化投资和发展环境”的工作重点。“这个环境是民资和外资共同的投资环境。”一位人大代表向记者分析说。 被当地学者定义为混合经济发展的“宁波模式”如今又站在新的上,这不仅仅是因为杭州湾跨海大桥的飞架南北和北仑港重量级货轮的风光出航，此外，当外资悄悄驶入这片民营经济的海洋时，新一轮的产权变革正在暗中酝酿。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其历程，以展望未来。 1. “死企活人”的产权变革 太平鸟投资集团的常务副总裁车小方在下海之前是宁波市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主任，他说，“在展望宁波模式的未来之前，有必要回顾宁波经济在过去二十多年所走的独特路径。” 这其中有一条产权制度变迁的主线，“更值得注意的是：与浙江的其他城市相比，政府的‘无为而治’在宁波并不完全适用。” 从1979年6月宁波港正式对外开放始，这座港口之城在长三角南翼的经济中心地位就逐步确立。1979年至1983年，全市乡镇企业产值以年均29.07％的速度递增。“乡镇企业的较早起步，极大地释放了农村生产力，成为以后乡镇工业异军突起的前奏。”宁波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巡视员储嘉康评价道。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宁波的乡镇企业开始转制。“这比苏南起码早了五年。”但由于当时的乡镇企业效益都很好，所以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不少老干部打报告到中央反对改制：“说白了其实就是全面私有化，让乡镇企业的领导把厂子买下来。”储嘉康回忆说，“当时转让的价格是很低的，但我记得曾经有个领导说，苹果再好不吃还是会烂掉。” 与此同时，宁波的个私经济也在迅猛跟进，“只是名声不如温州的响亮罢了”。摘掉“红帽子”的宁波乡镇企业成为宁波民营经济的主力部队。“与温州家庭作坊起步的个私经济相比，宁波民营经济因为乡镇企业的底子厚，发展质量上不可同日而语。”车小方说。尽管宁波民企的前身党政工团俱全，有一定制约，但还是形成了早期的企业管理基础，可以说比较规范，与温州民企的“丐帮”出身大相径庭。 从1996年开始，宁波城市中的大型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开始转制。当时全国都在说“搞活”，宁波政府却提“死企活人”，即“不是搞活，而是先搞死，置之死地而后生”。作为抓大放小工作中的“放小”组组长车小方，当年受到很多人举报。“说我任由国有资产流失。”1996年体改委和财政局谈判，强调国有资产不流动就是流失，为此：“与其等死不如先搞死，这个搞死的意思是进行彻底的产权改造，完成职工身份的转换。” 而集体和国有企业资产转让所得全部用于职工下岗的补偿，财政方面分文不取，多余的钱留给企业。结果，“各个局变公司，局长变老板。一般竞争性行业全部民营化。”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宁波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安置容易得多。其原因：一方面是安置补偿费很高；另一方面，早在转制以前，很多职工都有第二职业。当年下岗职工“拿着手机、开着轿车”来领钱的比比皆是。“这得益于宁波当地民营经济的发达。下岗职工找舅舅叔叔的企业，再就业容易得很。”总之，转制的阻力比想象中要小得多。 但改制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一帆风顺的。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界人士透露，1996年浙江省委、省政府专门针对宁波发了文件，对改制表示质疑，有的县里很慌，改革推行受阻，“但当年县区一级分管企业的县（区）长是坚定的支持者”。他们对上面的答复是“文件精神不容易理解，需要反复学习领会”，以此顶住压力继续进行集体大企业的产权转让。当经济指标节节攀升和国家相关政策出台以后，省里的态度才渐渐明朗。 1996年改革之初，宁波民营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只有20％左右，集体和国有占80％；到1999年时，这个比例换了个位置。“在宁波，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实际上是政府环境支持的结果，其中政策引导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从事民营经济研究的宁波市发展计划委员会研究员鲁慧君对记者说。 2.“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混合兼容 来自宁波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全市2000年gdp贡献率达56％的工业经济中，单纯的公有制经济在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中占17.2％，单纯的私营经济占17.4％，而各种产权相互融合的股份制经济和中外合资经济则占大头，为65.4％。 在车小方的记忆里，1999年宁波市委、市政府的19号文《关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决定》对宁波民营经济的进一步成长和混合经济模式的形成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实质上这个文件对于政府改革也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规定得很清楚。”文件对民营经济的扶持在浙江前所未有。当年甚至有一些国有企业叫苦不迭，说民企捡了大便宜，对公有制经济不平等。“市里领导对那些国企老总说，‘想公平也容易，你进行股份制改造啊，别不让民资外资进来。’”由此，还产生了一个意料不到的好结果——扶持民企发展的决定让公有制企业加快了自身改制的步伐，向多元化靠拢。 目前宁波14家上市公司当中，只有海运集团和港务局下属的企业还算国企。“宁波所剩不多的国企中，除了电力、电信等要害部门，还未转制的企业也在悄悄进行多元化改造。”车小方说。 2003年由中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曾在杭州、温州引起不小争议，其中宁波的结构竞争力排名全国第一。“宁波的这种混合经济发展模式，符合**的文件精神，值得在全国推广。”宁波市计委研究员鲁慧君说。 储嘉康就此分析，“在多元投资主体构成的混合经济形成过程中，不但投资总量上大幅上升，推动了宁波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各种投资主体为实现其效益最大化，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的不同领域里起着作用，从而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社会事业的进步。” 宁波在乡镇企业发展的高峰期果断转制，避免了苏南乡镇企业向“小国企”形式的回流；又在“温州模式”增长乏力的关口，进行多元化投资主体的转型。“而嫁接外资，将成为宁波模式变迁之路的新。” 3.民资嫁接外资 在浙江民企普遍面临发展用地紧张、技术水平落后、人才匮乏的制约瓶颈时，宁波同样在所难免。而鄞州区招商引资的实践在寻求解决之道的同时，为当地民企的“二次创业”提供了借鉴。 2003年宁波市鄞州区的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是浙江省的双料冠军。据该区对外招商局局长张时光介绍，“2004年的招商工作，将贯穿‘以民引外’的新思路。” 与苏南相比，宁波吸引外资的先发优势已经丧失。但独特的禀赋在于块状经济的分布使得部分产业的基础十分厚实。“利用已有相当积累的民营企业吸引外资前来收购兼并，就是以民引外。”张时光告诉记者，“在浙江，只有我们鄞州有这个提法，但具体政策还在制定当中。” 一个现实中的例证便是位于鄞州的浙江开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该集团的办公室主任王景行向记者介绍，来自比利时的全球第三大啤酒生产商——英特布鲁公司用现金3500万美元收购了该集团啤酒业务的70％股权。开开集团“为谋求企业的更大发展，有效借助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及管理”，在政府的牵线搭桥下，实现宁波首例外资兼并民资的婚事。 “这次购并请毕马威作财务审计，光是前期的审计咨询费用就花了1200万。”王景行说，“以前宁波比较多的是和外资企业合资建厂，而开开与国际接轨的股权转让在浙江都是第一例。” “宁波的地价已经相当高，单纯依靠优惠政策难以吸引外资进入。我们区在以业引商、加强产业链建设方面要做足功夫。”张时光局长告诉记者，鄞州区服装加工、汽车零部件、机械制造产业已经形成规模产业群的优势。在招商策略上，将通过深入挖掘部分内外资大企业的上下游关联企业，对其进行重点招商，吸引其对本地民企的收购兼并。 从已进驻鄞州区的外资企业看，位列全球500强的有日本服装业的伊藤忠、德国从事汽车零配业生产的博格华纳等。 宁波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巡视员储嘉康指出，宁波民营经济存在产业链带动不足的问题，并且产品多数属于初加工产品，处于价值链的末端。因此，“民资嫁接外资，实现新一轮的产权转移，将对吸引技术管理经验、促进整个产业升级影响深远。” （记者周扬）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4节 发现宁波（2） 宁波攻略：引进与走出 “宁波利用外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尽管近五年来宁波利用外资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2003年宁波吸引合同外资与苏州的差距由1998年的35.75亿美元，扩大到90亿美元。宁波政府对此很感焦急，但让人迷惑的是，宁波政府一面火急火燎地“引进来”，一方面，却又卖力推动本地资本“走出去”。与引资相比，宁波“走出去”在全国前列。截至2003年底，宁波“‘走出去’工作占浙江省的1／3，在17个副省级和计划单列市中占第二或第三位”，这一数据来自宁波市外经贸委员会的《宁波市“走出去”工作基本情况汇报》。宁波为何“走出去”、又何以能居全国前列？ 1. 品牌攻略 “走出去”，即企业到国外投资设厂，设立办事机构、分公司进行境外生产贸易活动，也就是跨国经营。宁波有不少企业有“走出去”的强烈愿望。宁波中基纺织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楼小平告诉本报记者，光是在国内做oem，贴牌加工，出口价格仅仅是欧洲市场价格的1／10—1／8，“这种刺激给人感觉真不好受”，“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品牌”，为此中基宁波对外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基宁波公司）2003年专门成立了宁波中基纺织品有限公司。尽管“这需要时间，因为人家是一两百年才塑造一个品牌出来”。而目前国内服装行业这种oem方式，楼告诉记者，这是迫于无奈，“因为过去我们都无力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不了解国际市场行情，也没有国际一流的设计师。”的确，一次又一次价格强烈反差的刺激，让楼小平决心要在国际市场打造自己的品牌，这促使宁波中基纺织品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中基宁波公司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开创自己的品牌，并计划以自己的品牌先打响国内，然后积蓄力量打入国际市场，在海外设立分公司，“进入第一线”。中基宁波公司2003年进出口总额7.8亿美元，稳居宁波2003年60家重点出口企业榜首，其控股方是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改变oem方式，实现“走出去”，赚取更多的利润，楼小平特意请来了有30多年设计经验的意大利著名毛衫设计师alessandra，并特意注册了一个英文毛衫品牌“rewool”，即“循环利用毛的意思，强调环保意识”。像中基宁波公司有这样跨国经营战略的企业在宁波早已有很多。海天塑机有限公司，是宁波企业“走出去”的典型。其产品已遍及全国各省、市，并批量出口美国、欧洲、南美洲、中东、东南亚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在巴西、土耳其、墨西哥、加拿大等国家建立了海天分公司。 根据宁波市外经贸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12月底，历年共批境外企业和机构363家，而历年累计批准外商驻宁波机构也才407家，宁波企业境外项目总投资累计9609.44万美元，中方投资7519.45万美元。光是2003年，宁波新批境外企业就达74家之多，总投资2102.93万美元，其中中方投资1858.45万美元。 2003年宁波市新增74家境外投资企业主要分布是美国18家、日本6家、德国7家、阿联酋5家；从投资产业来看全都集中在第二产业；从投资主体性质来看，国有企业仅有1家，股份制企业63家，中外合资10家。 2. 海外投资，绕开贸易壁垒 实际上，对于走出去的理由，楼小平叙述的仅仅是一个战略设想。隐藏在这些企业“走出去”想法后面的，却是现实的紧迫性。最初是“扩大贸易，从而走出去”，而“内部过度竞争、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是企业走出去的深层原因。宁波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外资管理处官员指出，宁波的许多小商品都做成了大市场，如余姚的小家电，宁海的文具等，可以说块状经济“内部竞争非常激烈”。确实，块状经济的完备配套产业为宁波企业的壮大提供了基础，但也造成了因竞争激烈而生产相对过剩的压力。此外，近年来贸易壁垒增加，迫使宁波企业家们改换策略。 “近年来，针对中国产品的各种贸易壁垒越来越多，”一位代表告诉记者，“而走出去在海外投资，实行本地化，可以更好地避开这些壁垒，特别是加工贸易采取‘走出去’可以立竿见影，绕开贸易壁垒。”此外，宁波是资源弱市。一方面有许多优势产业产品，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受资源制约。尤其是电力、土地的制约，“2003年是宁波10年来第一次碰到这样大规模的停电”，家家企业都自备了柴油发电机，柴油需求急剧攀升，一时“宁波油贵”。“要持续发展，必须走出去，开拓创造财富的新空间。”由于资源贫乏，宁波企业走出去投资的意识较强。“利用国外资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到国外投资办厂。”这位代表指出。 据介绍，宁波慈溪市经多年发展逐步形成了罗马尼亚投资园区，余姚则在阿联酋、迪拜形成了投资专业市场。2004年，根据计划，宁波要主攻的地区是俄罗斯和非洲国家，“这些地区资源非常丰富，但加工业十分落后”。正因为如此，自2002年起，动员民企走出去就已经是宁波的主要攻略。 3. 外贸经营“零门槛” 引进和走出之间的利益不言而喻。刘德学委员说，“走出去”不仅可以直接带动相关产品、技术、劳务的出口，而且能充分利用国际资源。2003年底，中央在浙江等5个省市试点取消企业购汇限制。最近，中央又下放了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批权限。2003年宁波市有外经贸经营权的累计达到3037家，其中生产企业2481家。其中推波助澜的原因有“只要有500万注册资本就可以有外贸经营权，这大大降低了门槛”；而不久的将来，“预计为零门槛”，中基公司副总经理史良认为。傅百奇委员则建议，对外投资要勇于突破，如境外收购股权，建立境外开发区、境外研发中心和贸易中心，开发境外资源，大力开拓国际工程承包市场。 宁波市的境外投资合作开始于1988年，宁波政府大力推动则从2001年开始。在2003年，宁波市财政安排600万元，用于扶持企业走出去。此外，各区县也有配套扶持，如开发区对兴办境外贸易性的公司，属合办的补贴3万元，兴办境外加工企业的补贴5万至10万元，兴办境外贸易中心工业园区的补贴20万元，而对外承包劳务营业额基数则内部为0.005元／美元，基数补贴0.006元／美元。宁波市外经贸局《宁波市外经贸综合运行情况》指出，政府补贴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仅2003年，宁波市境外企业带动出口2.1亿美元。 虽然政府推动的原因，最初是“转移剩余生产能力”。“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必须走出去才有更广阔的天空”，政府只是“有意识地引导”，愿不愿出去，对民营企业来说，是“自己的事情”，宁波市外经贸局官员说。但客观上，走出去可以带动出口，尤其是“设备出口”；而对于东道国来说，可以增加就业和收入，“有利于增进国家间友谊”。当然，采取“并购等方式”走出去，“也是利用外资的一种形式”，宁波市今后对此方式重点鼓励。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号召企业“走出去”始于中央，并也出台了一系列外汇、信贷和保险等领域的扶持政策，但宁波“几乎没有享受”。2004年2月3日《宁波“走出去”工作基本情况汇报》指出，尤其是“允许申请的合资合作基金必须是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难以享受”，此外“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申请的环节多，控制严，企业可望不可及”。 （见习记者罗小军）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5节 温州中兴（1） 温州维新 gdp的相对下滑，资本、产业的外流让温州落入“经济模式即将衰落”的困惑中。在温州人看来外界的惊呼与议论也许有些不明就里，但这确实也让温州政府感到了一丝隐忧。从早年的“敢为天下先”到如今的“有限政府”，是耶？非耶？温州人该如何面对和保持曾经的辉煌？ “温州模式过时了？”温州的弦正在绷紧。“现在领导感到压力了，不前进就落后。”温州两会即将召开，温州一位企业家、政协委员对记者指出。 3月初温州两会就要召开。“纵向比较有增长，横向比较有差距，发展前景不乐观。”一位温州人大代表的提案草稿这样写道。而在温州内部，一场“全国看温州，温州学全国”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在2003年初已然悄悄开幕，隐藏其后的，实质是“温州模式”的适时升级。何以如此？又如何对策？ 1. gdp增速之惑 温州市委书记李强指出，这次思想大解放，温州上下，“每个地方、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要在横向比较中寻找差距”。其中，温州面对的一个巨大差距就是颇受争论的gdp增速。2003年上半年，温州gdp增速在浙江省倒数第二。 温州经济的快进也好，放缓也好，都与温州经济的特点以及政府的行为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直到1994年股份合作制在政治上得到确认和推广，温州经济模式一直“领先国内”。在这个过程中，民营经济自发成长与地方政府“护航引道”起了重要作用。温州gdp由1978年13亿元增长到2002年的1055亿元，24年内增长81倍多。但到了2003年，尽管全年增长14.8％，达到1998年来的最高增速，而且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已是近六年来增速最快的，但相对浙江省其他地区而言，还是在放缓。而且资料显示温州gdp增速相对放缓“已非一日”。1998年以来，温州gdp年增长率均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速度，而其平均速度比1979—1997年的平均速度低3个百分点以上。gdp增速在浙江排名倒数第二。 2. 剩下三大优势 在温州人看来外界的惊呼与议论也许有些不明就里，但gdp的下滑确实也让温州政府感到了一丝隐忧。一位代表在提案中究其原因认为，“传统制造业升级缓慢，先进制造业发展不快。”总之，“小、低、散”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区域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和综合竞争力正在弱化，甚至退化”，温州体改办研究员姜洪新指出，而今温州“剩下的三大优势”，即产业集群，民间资本，市场优势。其中市场优势有三个：温州本地企业；温州人遍布全国的区域扩张；利用走出去的侨眷开拓的海外市场。但本地资本市场又迟迟发展不起来，尽管温州企业对“民间银行”千呼百唤。“如果换在20世纪80年代方兴钱庄创办那时候，早就不知道有多少家了。”本地专家指出，“这需要政府来积极推动。”不过，“在办钱庄的过程中，政府事实上承担了绝大部分风险和压力。”方兴钱庄创办人方培林回顾历史时坦承。 已有的资本优势发挥不了，而原有的短腿却日益显露，即土地资源紧缺、要素刚性制约、商务成本飙升，这样温州企业盈利更加艰难了。 3. 出路何在 随着民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温州的先发优势已经遍地开花，经济进一步发展则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在需要政府积极主动推动改革。”一温州籍省政协代表电话中说。的确，在过去原始积累时期，政府只要默认而造成宽松的环境就能利于民营经济的萌芽和成长，但现在则“需要积极推动了”。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温州在全国的创新很少”。90年代早期，有均瑶集团第一个吃螃蟹“包机上天”，但均瑶参资航空公司却发生在武汉，温州某企业家对此类航空公司不能在温州诞生叹惜不已。有些企业家指出，温州的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大都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那个时候的政府“敢于承担风险”。因此，如果说针对目前的增长放缓，“温州要来第二次飞跃，那政府现在就要转变观念，提高效率，改善软硬环境。” 2000年，温州市政协就温州的投资环境作过一个调查，发现企业负担重，乱收费和总体环境成为突出问题。不少企业反映，在温州“最困难的是用地”，“最麻烦的是审批”，“最头疼的是检查”。问题的严重性不仅是这一现象普遍存在，“还在于这一问题依然在不断蔓延，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和彻底根除。”一官员告诉记者。 温州此次思想大讨论重点就是，“要学习先进地区超前的发展思想、可行的发展政策、成功的发展经验，做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力求在解决改革发展重点和难点问题上取得新的突破。”温州市委书记李强指出，并建议在“学全国”时重点“对外开放学广东，吸引外资学苏南，城市建设学大连，政府服务学上海”。 为改善环境，2003年8月，温州在全市组织开展了“效能革命”以提高机关效能，严禁有令不行、办事拖拉、吃拿卡要、态度刁蛮。半年多的时间里，撤除惩戒数百名机关工作人员。此前，据不完全预测，社会交往成本和贿赂成本约占企业非生产性成本支出“80％强”，一人大代表提案起草人透露。而温州企业的外迁，除了资源短缺，土地紧张、产业过度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区位投资环境不佳、政府服务不到位，比较优势丧失”。 据温州企业界透露，温州市一级即将设立招商局，人事安排都已经到位，不过温州市编制办对此表示，“一切以公开文件为准，目前还没有这方面文件公开。” 温州整个产业布局规划，也刚刚明朗，今后温州将按照“一核三带四区”来部署。一核，即经济核心区，发展三产和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产业。三个带：温州西部和南北都是山区，发展绿色产品，原则上不发展工业；沿海金色产业带，工业为主；第三个产业带，蓝色产业带，海洋产业。从功能上来区分，北部、西北部是生态旅游区，南边轻工土产区，中间中部都市区，西部南部生态区。然而尽管改革在进行中，问题则不是一天就可以解决。在人才和资本的引进上，仍有房价上涨和有关单位之间效率不高的关键因素存在，这也许是这两年来温州务工的人数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而这是温州发展的重点所在。温州的维新之路，看来还需假以时日。 (见习记者罗小军)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6节 温州中兴（2） 温州，资本之渔 是改善投资环境，挽留企业和资本外迁的洪流，还是将逐渐长大的“鱼”放到缸外去养？在这场资本之渔中，温州选择什么？ 正月初八，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沈阳市市长陈政高带着一个100多人的“拜年团”，千里迢迢赶到温州，从温州人手里拿到一个350亿元意向资金的“大红包”。 近年来，温州市资本外流、企业外迁、产业转移的现像不断出现，“并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态势”，这次对沈阳的350亿元的大手笔也不过是温州人投资的项目之一。“目前企业外迁和温州资本外流不仅仅是大企业的‘孔雀东南飞’，连带中小企业也‘麻雀东南飞’。”一位政府官员如此形容温州资本外流的趋势。的确，由于软硬环境的差距，温州外迁的企业越来越多。如何看待这种趋势呢？ 1. 鱼大了要到缸外去养 其实，温州资本外流和企业外迁已非一日。此前，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显示，从1998年开始企业外迁，到2001年为止，温州累计在外投资1050亿元，在外的温州人总数已经达到154万人。对此，温州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蔡永进说，“资本外流主要是企业行为，是企业发展的需要。”因为“温州人才短缺、信息相对匮乏，科技相对落后以及地理位置的偏僻”，“不适合大企业建立研发部门”，所以南存辉把正泰集团研发中心放在上海，利用上海科技、人才、信息等优势和国际性大都市的强辐射力，建立国家级的技术研发中心、物流中心和信息中心。 据统计，温州专业技术人员不到1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26％，大大低于全省2.3％的平均水平，而且80％的科技人员分布在文教、卫生部门，企业科研开发人员“奇缺”，即使“引进”，也因为没有“充电环境难以留住他们的心”。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说，“温州的人才结构非常单一，在本地怎么会找到企业发展的各类人才？”而北京、上海的人才优势非常明显。可以说，在温州无论是找职业经理人还是企业管理人才，好像大海捞针一样难。正因如此，正泰集团、德力西公司、美特斯·邦威、报喜鸟西服等纷纷投资上海。“外迁是扩张发展的需要。靠近更大的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温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津龙指出。 温州龙湾区的不锈钢管件行业是温州的新兴优势行业，年产量占国内市场70％，占国际市场的1／7。但由于土地供应不足，企业外迁至上海、江苏、丽水等地。在温州，由于土地紧缺“不可能一下子给这么大的土地”，市政府官员表示，“土地等资源紧缺已经成为企业壮大的硬约束。”目前，温州外迁企业仅有名有姓的就已达1000多家，其中不乏一些较大规模的企业，整体外迁的企业就有250家，预计资本外流在100亿以上。“客观上看，企业、资本、产业在区域间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温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研究员姜新洪认为，内陆地区和西部开发城市更是积极开放，面向沿海城市扩大招商引资。如四川的一些城市，就公开亮出“引温州资本、承温州产业、兴地方经济”的招商引资广告。 2. 为何不把鱼缸做大 庄吉集团董事长郑元忠目睹温州企业外迁，曾建议温州市领导采取措施挽留，为企业改善现有的软硬环境，“鱼大了，缸养不下了，就让鱼到缸外去养。”市领导如此答复。 “政府服务不到位”，一位政协代表这样描述一些企业外迁的原因，“办事手续繁琐、效率低下、政令不畅，失信于民，而部门之间为了各自利益，在执法中不作为，甚至乱作为的现象时有发生。” 从前温州的审批手续繁琐，仅征地就要盖上百个印。审批企业一个项目，要收取墙体改革费、散装水泥费、白蚁防治费、城建配套费等。遇到各种“执法”检查，即使是遵纪守法的企业也心有余悸。一企业主对记者描述了自己的烦恼，“有的部门检查名目繁多，还非得‘一把手’出面接待”，否则“下次检查就格外‘关照’”，而且“逢查必罚，非得你找熟人，买面子”，“我们惹不起，躲得起”。此外，由于土地短缺，生产用地供不应求，“炒地皮”随之出现，而“个别领导批条子甚至有的公务员参与炒作”，更有企业“通过关系，圈地零卖零租”，导致“真正要土地求发展的反而没有土地”。 市委政研室以温州乐清市作为分析样本，统计了各种外迁原因所占的比例，“在近来外迁的85家企业中，属自身发展需要的21家，占24.7％；属用地制约外迁的21家，占24.7％；属人为原因造成的‘软环境’影响的43家，占50.6％。” 3. 外流新趋势 为人们熟知的温州低压电器行业的巨头企业正泰、德力西、天正已纷纷抢滩上海，建立生产基地。不仅一批成长型企业外迁，而且一些发展型的企业也开始背井离乡。可以说，温州企业在区域外的投资行为近年来日益高涨：其资金数量之多，投资行为之众，形成温州资本的新一轮外溢的“井喷”行情。近年来，温州市企业外迁还呈现出新的发展动向：即由单一的个别企业外迁向区域部分群体企业外迁变化；由单一的企业外迁逐步向企业、资本、产业的组合式外流转变变化；由传统制造业的一般性转移逐步向新兴行业、优势行业转移变化。甚至出现整个产业转移的“胜利大逃亡”现象。如前几年的温州灯具业外迁广东，家具行业的几家龙头企业移师上海、东莞，今年合成革行业的20多家发展型企业和相互配套的革基布行业的20家企业外迁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塑料编织行业的45家企业联手转移西部，投资6亿元建立塑料编织产业园。龙湾的不锈钢管件行业是温州的新兴优势行业，年产量占国内市场70％，占国际市场的1／7。但由于土地供应不足，企业外迁至上海、江苏、丽水等地。 种种迹象表明，大量企业外迁、资本外流，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属于制造业的企业外迁和转移已经造成了温州市经济发展的困境，自2004年以来的工业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产业结构调整乏力，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低，工业企业“三角债”现象的重现都充分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长此下去，势必造成制造业投入不足，同时也可能让温州变成一个消费城市。 “产业空心化”成为温州市领导常挂在嘴边的担忧。有政府官员指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引起生产成本提高，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向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转移是正常现象。”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结构变化的问题，“政府应该做的是改善投资软环境，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而已。” 大禹治水有堵或疏的选择，温州可以吗？ （见习记者罗小军周扬）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7节 义乌形态（1） 义乌：颠覆人格化交易 虽然，“义乌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在不少地方都得益于“温州模式”，但现在，这两种模式正在朝着各自的轨迹进行发展，并已大相径庭。义乌人从“鸡毛换糖”的货郎担开始走街串巷， 发展成今天的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华夏第一市”，凭借的是逐利而生的创新力量和对人格化交易习惯的突破。 两种交易路径的不同，为温州和义乌的专业市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景象。当温州妙果寺服装市场、桥头镇钮扣市场等专业市场迅速地由鼎盛走向没落的同时，义乌小商品市场却在经历了20年的风雨后，持续发展、成长…… 每周五，胡汉哥俩总要早早地来到义乌市南门街那座临街而立的清真寺礼拜。 胡汉来自约旦，原名叫阿卜杜拉，“胡汉”是他的中文名。来义乌之前，他曾随哥哥在台湾经商，在那里学会了中国话，后来，哥俩到温州做过生意。2002年4月，他们将公司迁到了义乌。 “这里的经商环境更好些。”胡汉说。 胡汉兄弟俩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教徒，这座清真寺是他们常常光顾的地方。随着在当地经商的穆斯林客商的增加，这座清真寺的穆斯林教徒越来越多，那间清真寺也显得有些狭小了。 近来，义乌市政府不仅拨专款新辟了一个占地550平方米的礼拜场所，而且，一座占地10至15亩的清真寺也出现在义乌市的近期规划中。这个消息让胡汉非常高兴，并表示“愿意捐助”。 与胡汉一样，每周五前来做礼拜的成千上万信徒中，来自阿拉伯国家的超过半数。他们都成为了义乌人忠实的客户。 如果你漫步义乌的大街小巷，时常会见到大胡子的中东人，黄头发的欧洲人，黑皮肤的非洲人。这些形形色色、说着各种语言的外商，构成了义乌街道上独特的风景。 “这俨然就是开埠之初的上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教授这样评价。义乌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其模式特点是什么？ 1. 人格化交易的是非 尽管义乌市政府顾问、义乌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陆立军认为，“在本质上，‘义乌模式’是‘温州模式’的变种。”但他同时表示，当义乌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外向型经济程度相当高的城市，已经完全摆脱了早年的温州路径。 2003年下半年，温州gdp增速仅排到浙江倒数第二，引发了学界对温州模式的大反思。而史晋川教授认为，这与温州人从事市场交易时，一直无法脱离“人格化”交易方式有着莫大的关联。 史晋川指出，当年十万温州人闯中国，使他们建立起了一个曾经十分富有成效的“人格化交易方式”，这种方式让温州人淘到了第一桶金，但在今天，却使温州人交易方式无法突破，“甚至可以说，人格化交易成就了温州经济，但也可能制约温州经济的未来走向。” 由于人格化交易的存在，使得外资和外地人很少到温州去创业。在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方面，温州远远落在沿海开放的14个城市后面。温州“三资”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比重仅为10％左右，约为浙江全省平均水平的1／2；2003年1～8月份，温州引进的外资只有区区0.8亿美元，相当于宁波市的1／10，杭州市的1／5。而且，有资料表明，温州引进的外资及外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温州本地人拿着外国护照再回温州投资的。2003年，温州的外贸出口总额，只有宁波的1／4，杭州的1／3，同时，温州的外贸出口并没有出现大幅增长的趋势。 其实，义乌早年走的也是一条人格化交易的道路。 矗立在该市小商品市场门口的雕塑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这是一个手摇拨浪鼓、肩挑小商品走四方的“货郎担”形象。这里刻印着义乌“鸡毛换糖”的故事，而故事的背后乃是当年十万义乌货郎担全国走市场的艰辛岁月。 在当年的起步阶段，义乌商人同温州人一样，正是靠这样同乡人之间的人格化交易成就了地方经济的起步。但到了后来，义乌人却自觉不自觉地走出了一条与温州大相径庭的路线——“一种更尊重市场交易规律、更基于法治化的非人格化交易。”史晋川说。 如今，拿温州的与义乌的对外贸易活跃程度相比较，已经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出：非人格化的交易机制的贸易扩张远比人格化交易机制的效率要高。 义乌市外经贸局的统计数据表明，2003年，义乌企业仅自营出口就达到了将近8亿美元。“义乌有不少小商品是通过宁波、杭州、上海等海关出口的，如果全部统计出来，出口量远远高于这个数据。”义乌市外经贸局外贸科科长、中国国际商会义乌市商会秘书长周文斌这样告诉本报记者。 尽管温州已经把自己定位为“国际性轻工城市”，但在温州的街头，你很难寻觅到外国人的踪影，这与义乌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义乌市市场贸易发展局的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已有200多个国家的客商在义乌进货，每天在义乌交易的外国客商有四五千人。义乌市场将近70％的经营户发生外贸业务。其中，国际商贸城日均进场外商1600人次，日均外贸额1500万元，年出口小商品20亿美元左右，市场外贸额占总成交额的50％以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8节 义乌形态（2） 2. 不同的路径 值得追问的是，温州与义乌的区域经济模式，都以二三产联动为主要特征，都是靠早年走南闯北铺设的人格化交易网络起步。可为什么到今天，温州的妙果寺服装、桥头镇钮扣等曾经鼎盛一时的专业市场都已走向了没落，而义乌小商品市场却历久弥坚——如今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建到了第五代，规模已数十倍于前。 温州的人格化交易方式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大背景下产生和发展出来的。在温州区域经济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一个时期内，国内尚未明确市场化的改革目标，也未初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应的法律制度，温州以外的绝大多数人也还未大胆到敢与温州人一样广泛地从事市场交易活动，甚至温州人所从事的商贸活动还常常受到外地人的“歧视”。 “由于以前的主流产业重工业都是国企，只有小商品是集体经济，所以温州早年就从小商品生产开始起步。但这些小商品当时进入不了主流的国有流通市场，温州就只好自己办市场。他们办市场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销售自己的产品。后来，温州人扩大自己产品的销售半径，便迁徙出去一部分温州人，不断在外地办更多的市场。”不过，义乌虽然同样是二三产联动，但义乌的路径正好反过来。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所秘书长、浙大经济学院副教授汪炜指出，“义乌是先办市场，后来才搞二产的。义乌一开始就是利用了自己的交通枢纽优势，完全按照一个开放的平台原则来组织整个市场体系的，尽管后来也开始发展小商品的生产，但本质上义乌的二产是为三产服务的，而温州是三产为二产服务。” 史晋川指出，在经济转型的起步和发展阶段，通过人格化交易方式比较容易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和有效地规避交易风险。不过一旦这一方式被确立，就会产生惯性和“路径依赖”，造成“代际锁定”，即一代又一代产业格局与交易方式的固化。 “温州人为何满世界跑？因为温州人的人格化交易网只能靠温州人自己来编织，市场扩张必须借助大规模的移民方式来完成。而当不断增多的温州人加入人格化交易网，则会由于市场拥挤产生边际收益递减，结果又驱使温州人不断大规模移民来扩张市场。” 温州市统计局此前的调查显示，目前温州市外出人口150多万人。这次调查的在外温州人，是因经济因素自行外出温州行政区域以外的人口，不包括职工、非经济因素及国外和港澳台迁移人口，但已占全市户籍人口比重的20.4％。这些外出的温州人辛苦地维持着市场网络，他们是温州产品人格化交易形成的基础。 与温州老板不同的是，活跃在大江南北的义乌老板早年通过这种交易方式完成原始的积累后，迅速完成了从“行商”向“坐商”的转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选择了非人格化交易的习惯：并不只是在义乌人中选择贸易代理人，也并不排斥与非义乌人合作从事贸易活动。 浪莎集团董事长翁荣金正是这样一个范例。“当时义乌一块钱一只的戒指在新疆能卖到几块钱甚至十几块钱。”正是在巨大利润的驱使下，翁荣金从1986年起开始了自己从义乌到新疆的长途贩运生涯。几年的艰辛后，他发现袜子比较好销，从1992年起，顺着袜子上的地址开始南下广州找到了生产厂家，他从厂家批发袜子再通过小商品市场销往全国，做起了代理商。经过多年的经营，翁荣金不仅有了自己的资本积累，也拥有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网络。 1995年，翁荣金看到做实业，自己生产袜子其实更有发展前途，而且他们自身的市场资源、人力、财力都已经具备了，也就是说从一个普通的商家转为真正拓展自己产业的时机已经成熟。1995年1月份，他成立了浙江宏利针织有限公司，并于1996年更名为浪莎集团，专业生产袜子。 浪莎袜业现在的代理商网络很大一部分就是由他当年从事袜业销售时的忠实客户构成，而这个网络也是浪莎成功的关键所在。 浪莎集团一位高层表示，他们在选择代理商时，“只要双方有利润，就能建立合作关系”，而“不必考虑他是不是义乌人”。该高层表示，最关键的是，包括浪莎集团在内的义乌企业在完成销售网络铺垫并回来做实业时，“留在外面的是网络，而不是义乌人。”的确，商人的角色发生转变，即当他们纷纷从“行商”变身为“坐商”后，他们根本无法再依靠当初的人格化交易来维持市场网络。不过，原来通过人格化交易铺垫起来的网络并没有因此而中断，而由此，当义乌人回归大本营并把产品纳入小商品市场的体系中时，受到各种利益的吸引，网络内的义乌以外的商人便顺着网络来到义乌。这样，人格化交易就非常自然地转变为非人格化交易。 如今的“浪莎”已经做到了中国的老大，同时在国际市场上也取得了它的一席之地。“浪莎”20％的销量来自外贸，以销往意大利、日本、韩国和香港地区为主。现在，浪莎在国外选择的也是代理制，合作伙伴“是从国外的大代理商中慎重筛选出来的”。这些代理商也有一部分是翁荣金以前在义乌批发市场结识的国外客户。 “不同的商业路径和商人素质，造就了目前的温州和义乌。”义乌本地的一位经济学家表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9节 义乌形态（3） 3. 把电子商务还给商人 如今，义乌人仍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非人格化交易的升级，而政府在其间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相比于温州对地方语言的眷恋，在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却有不少老外在操着较为流利的普通话与义乌老板谈生意；很多义乌老板也能轻松地用英语对话。而义乌商人之间的交流更多的也是夹杂着各种地方口音的普通话。 从2001年开始，义乌市政府下发通知，要求逐步为全市经商人员免费提供外语和电子商务培训。如今的义乌，上外语培训班和电子商务班学习，已蔚然成风。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由义乌市工商局和企业联合举办的免费英语培训班尽管每期都要开40到50个班，2000人左右，但仍然难以满足义乌人学习外语的渴求。据义乌市工商局的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开始，已有两万多经商人员先后参加了8期英语和电子商务培训。 据义乌市工商局人士介绍，目前，义乌市已经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展经商人员和出租车司机外语培训。而且，义乌还在全市开展了机关干部公务英语达标考试，要求40岁以下干部必须通过浙江省外语水平一级以上考试。义乌电视台每天都有一档英语新闻播出，企业网站上，中英文两种文字的信息都会及时刷新。 “光这些还不够，只有给外国朋友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他们才愿意到义乌来经商。”义乌市工商局一位官员表示，这是义乌把自己定位为“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具体表现。 义乌市政府一位官员透露，义乌有关部门正在计划专为外商子女就读量身定做一个国际学校。为促进相互了解，还计划将不同国家的风俗习惯编印成书，方便本地商户同外商的交往。 约旦人胡汉表示，他已经爱上了义乌。“我在义乌交下了许多好朋友，有什么困难，只要打个电话，朋友们就会及时赶到，丝毫没有身处异乡的孤独感。” 义乌政府的智慧还体现在，他们懂得努力利用现代通讯手段来进一步打破人格化交易的障碍。 目前，胡汉的公司主要是先通过互联网接受全球各地的定单，然后兄弟俩再从义乌的市场上寻找货源、比较价格，确定生产厂家下定单，确定样式、数量、交货期，安排包装出口。他们的货物发往中东、南非、美国、欧洲等世界各地，每个月能组织销售大约30多个标准集装箱的义乌小商品。 “把电子商务还给商人。”这是义乌街头的巨幅公益广告。 如今的义乌，使用电子商务达成的交易已经有相当规模。记者了解到，正在扩建的福田交易市场，每个摊位下面都埋有宽带。而以往的小商品交易市场，也正在对摊位进行整修，埋下大量的宽带。 据这里的商人介绍，以往做生意靠的是电话联系、往返看样品，做成一笔买卖来来往往要花很多时间，不仅花钱，还耗费许多精力。现在，商人们根据自身的需要建立起了电子商务网站，利用网络做生意，直接在网络上看样订货，节省了时间、精力和费用，并且成交率大大提高。 当电子商务还被其他城市束之高阁时，它在义乌已经开始成功下乡了。据悉，如今包括浪莎集团、真爱集团、蒙娜集团在内的大型企业和义乌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基本上都已经开始利用电子商务来达成交易了。 “义乌市政府正在配合义乌模式的演变，为义乌经济营造有效的法治、规则环境。”义乌本地的一位经济学家表示，“这是义乌非人格交易的前提条件。只有环境造好了，义乌才能吸引更多的外地商人。” （见习记者司宇宁米飙）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0节 台州动力（1） 台州密码 1. 台州现象 截止到2003年底，台州这个“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中部小城实现了992.78亿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幅达14.8％，名列浙江30多个县市的第五位——而1978年，台州的gdp还是浙江倒数第二。 据统计，如今这笔巨额财富的创造者——全市8万多家工业企业中，民营企业已是“十分天下逾九成”。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紧邻的温州出现了低端产业“代际锁定”现象的同时，同样以小商品制造起步的台州，则实现了快速的产业升级。现在，台州已形成了汽车、摩托车及配件、医药化工、模具塑造、家用电器等十大支柱产业，并且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块状经济和产业集群。 当地著名企业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说，“不像其他地方产业的散乱小，台州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产业集群和强精企业。这是台州所特有的。” 确实，台州孕生的一大批行业龙头企业让人艳羡。截至2003年底，台州工业产值超过亿元企业达到155家，其中10家企业超过10亿元。除此还拥有四家上市公司，其中两家是由民营企业改制而来。 “我们把这称之为‘台州现象’。”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史晋川教授透露，由他牵头的有关“台州现象”的研究课题报告刚刚封笔。 2. 产权改革“五步走” 史晋川教授指出，他们在研究中考证出，台州是中国股份合作制的发源 地，股份合作经济是台州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从股份合作制向股份制企业演变的过程构成了台州企业制度演变的主线。” 记者看到，学者们在课题中，把台州企业的成长路径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是股份合作的萌芽阶段，主要萌发在芦蒲、双港和温岭等地的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真正诞生期在1984年初，即温岭县工商局把联户企业进一步明确认定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从而宣告了这一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正式创立。此后十年，是台州股份合作的高度发展阶段。 1986年10月，原黄岩县委下发了《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的69号文件。这是我国地方党委、政府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1987年，原地委、行署进一步明确提出“取两南（苏南和浙南）之长，走自己之路”，一举掀起了台州股份合作经济发展的**。到了1988年底，台州乡镇企业已占了全市经济的半壁江山，股份合作企业在乡镇企业中则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截止到1990年底，台州百万以上产值的股份合作企业已有1078家，千万以上企业也达到28家；另一方面，台州则大胆地将股份合作企业制度作为集体企业和国有中小企业的改制模式，开始大刀阔斧地对这些存量资产进行产权改革。 浙江大学天则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汪炜副教授是台州课题的主要参与者，他说，正是**十年代台州大批传统企业改制，使得早年从事小商品生产的地方商人有机会一步踏入原本壁垒森严的传统大制造业。 “你发现没有？台州、温州的国企都很少，但温州的国企是死掉的，而台州的国企是转掉的。”汪炜说。 资料显示，1992年来，台州的公有制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进程不断加快，到1994年底，股份合作企业中年产值千万以上的企业有259家，5000万元以上企业25家，上亿元的企业12家。 自90年代中后期至今，“这是大量股份合作制企业向股份制转化，台州企业制度向现代企业产权制度演进的阶段。”史晋川说，随着当地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和《公司法》颁布，股份合作制企业越来越多地产生了向有限责任和股份有限公司等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强烈愿望。 资料显示，这一时期，新企业大多以股份制注册登记，原有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也逐步完成向公司制的转化。1996年，台州股份制企业的注册资本总额开始逼近股份合作制企业，到2000年，则已是股份合作制注册资本总额的三倍。 而记者在当地观察到，更有部分台州民企已开始步入其发展史上第五个阶段——上市。2002年，台州市长瞿素芬就曾亲自带队到香港举办台州民营企业香港上市推介会，并积极鼓励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实现挂牌上市。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1节 台州动力（2） 3. 宝利特的成长之路 “台州地方政府不同于温州地方政府的无为而治，它在台州企业产权组织结构和产业集聚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积极的角色。”史晋川说，这是他们课题组20多位教授博士经过一年时间调研，得出的一个重要论点。的确，从前述历程可以看出，台州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转折点，似乎总能指出较为正确的方向。 而这一切在原名牧屿工艺美术厂的宝利特鞋业有限公司身上可以找到最生动的注脚。 早在1982年，原名牧屿工艺美术厂的宝利特股份有限公司就登记注册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成为全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宝利特现任董事长陈华根是该公司的创始人。1966年，高中毕业的陈华根与同村人王华森采用温岭人亲帮亲、邻帮邻的传统生产组织形式——“打硬股”，筹划合伙办厂。 由于当时台州地区已经出现假借集体名义创办的合伙企业，陈华根等人也想给企业戴上这样的“红帽子”，于是他们在1982年11月28日写出申请报告，并送到了温岭县社队管理局，找到当时分管社队企业审批的陈心鹤，要求批办集体企业性质的“牧南工艺美术厂”。 陈心鹤向陈华根等人分析了戴红帽子企业产权不明晰不利于自主经营等弊端，大胆鼓励他们不挂集体牌子而直接作为私营联户企业。由于当时这样的做法没有先例，殊为敏感，其操作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开始温岭社队企业管理局内意见不一致，虽然不想轻易否定一起新生事物，但又不愿违背现行政策，所以将问题推到牧屿公社，可公社领导又把主要责任推到社队企业局，不肯主动表态。然而，陈心鹤坚持认为，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式的副业生产就是农民合伙搞的，现在办企业理应可以搞合伙联营。 最终，在征得了牧屿公社党委同意后，温岭企管局于1982年12月18日为陈华根等颁发了1982年第74号文件，文件写道：“同意建办温岭县牧屿牧南工艺美术厂，企业性质属社员联营（集体）。”凭着这张批文，温岭县工商局也大胆突入禁区，于1983年1月15日，在尚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为当时的牧屿公社牧南工艺美术厂核发了“社员联营集体”的营业执照。这标志着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的正式诞生。 正是当初有关政府部门的大胆支持，股份合作日后才得以在台州迅速遍地开花，这也直接促成了浙江宝利特股份有限公司日后的辉煌——这个当年只有12个职工、注册资金9000元的小企业，2002年的企业总产值已近2.4亿。其产品出口105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的30％。而在宝利特此后的发展道路上，依然可以看到当地政府“有形的手”。 进入90年代中期，台州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普遍面临新的瓶颈，共有产权性质越来越跟不上生产要素流动、企业规模扩张的要求，并与有效管理和科学激励约束机制背道而驰。于是，当地政府又开始了积极引导，甚至是游说。到了1993年，当明晰产权成为企业继续发展中的迫切问题时，台州政府则开始主动出台了“摘帽文件”，为4000多家戴帽子的个私、村办、农民股份合作企业解决了产权问题。 1998年9月，温岭市委、市政府作出《关于进一步改善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的决定》，提出除国家法律和政策明令禁止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经营的行业和商品外，其他行业和商品都允许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经营。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1年6月8日，“浙江达力宝有限公司”在温岭市工商局注册登记，公司注册资本1050万元。2002年12月6日，该公司变更登记，注册资本增加到3000万元，直接目的就是要将台州达力宝鞋业有限公司拥有的全部厂房机器设备转移到浙江达力宝实业有限公司，使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底，浙江宝利特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4. 同道之道 在台州，记者常听到有人把当地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形容为“哥儿们”，而官方和企业自己的提法则是：同路、同道。史晋川教授指出，关于东亚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学术界一直有两种对立的传统观点，一是认为东亚经济的成功要归因与强势政府克服了市场机制的失灵，二是断言“东亚奇迹”的出现恰恰在于政府不干预市场。“世界银行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可视为这一争论的分水岭。”史晋川说，它使得人们不再坚持认为，是因为东亚地区的政府极少对经济进行干预才使得东亚经济表现得如此不俗。 台州政府的行为方式似乎可以印证上述学理之争。然而，相对于曾经被奉为温州经验之一的“政府无为而治论”，台州政府的改革动力到底来自哪里？ “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利益机制是形成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动力机制。”台州课题报告中这样总结。史晋川认为，首先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业绩考核主要是采用经济指标进行，即通过就业、增长和税收来间接地传递政治意图。其二，随着中国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财政分灶吃饭体制的推行，地方政府具有了独立的行为目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向上级讨价还价的能力及政绩显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实力，而这种实力又是由当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来体现的。只有当企业的利润目标和扩张动机得以实现，才可能推动本地的经济发展和增加财政收入，从而有助于实现地方政府的垄断租金最大化目标。”史晋川指出，“正因如此，台州地方政府作为权力中心的行政代理人，才既有动机也有能力为谋求对当地经济发展有利的制度安排而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当然，一些历史偶然也是促成今天现实的要素，“比如，部分地方政府官员比较开明。” 这一点，应该可以从当年温岭县社队管理局的陈心鹤等人身上得到体会。 台州的合作经济虽产生、发展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和“姓社姓资”争论不休的年代，但台州的部分开明干部对此则给予了启发、支持和保护，并给它们定性为“股份合作制”，戴上集体企业的“红帽子”。 到了对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年代，虽然全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当时未曾启动，但整体出售国营企业的做法实际上在1993年下半年台州就开始实质性操作。当时台州市体改委和乡镇企业局部分开明的干部，经常下企业考察，对企业情况比较熟悉，深切感受到乡镇集体企业治理结构差和绩效低下，并且这种感受随着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外部竞争的愈演愈烈而日益加深。因此，他们顶着上面的压力，针对企业的实际需要，在企业改制中实现了众多突破。 台州市人民政府口岸办主任梁雄军曾告诉调研组的专家，“由于我们当时实际改得早，也因企业与集体经济组织和职工乐于这么做，就改得快。等到上头知道出来反对，工作的大头已落地，加上无文件可查，上头也奈何不得。另外，上头说要让我们改，我们表示改，但实际上没去改，也无法改。” 但一个尚存的疑问是，在理论上同样应该具有“有为冲动”的温州政府，早期为什么实行了“无为而治”？ 浙大汪炜教授就此谈道，台州所说的这种政企“哥们”关系，还与台州人的历史禀赋有相当关系。“台州人与温州人都受到了临海文化的熏陶，因而特别崇尚自由贸易。但不同之处在于，台州在地理位置上更靠北，历史上受中原文化影响更深，更具府制传统，因而与政府关系更紧密。” “台州商人与政府的谈判能力更强。”汪炜说，他们研究了吉利集团的李书福的创业经历，发现这是一个不断突入各种发展壁垒的典型案例，因而他们将李称为“政治经济学家”。 “温州老板是不会介入汽车业这种行政壁垒森严的领域的，温州人会不自觉地回避与政府打交道。”汪炜说。 而记者还发现了另一个或许可资佐证的事实——浙江唯一一个具有**党代表身份的民营企业家，正是台州飞跃集团的邱继宝。 （本报记者王云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2节 嘉兴远见（1） 嘉兴破“界” 以前——五县二区的嘉兴有如一只五指伸展的手。 未来——三县五区的嘉兴却是一只握紧的拳头。 沪嘉的接轨，无论在历史渊源还是现实基础上，都有着不可解的千丝万缕之纠葛。从曾经的观望、疑虑到现在的“无缝接轨”，嘉兴的夙梦正悄然连接现实。“吴”、“越”之争已然在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合纵连横中渐渐淡去，嘉兴，在千载一逢的机遇面前焉能无动于衷？ 破界接轨，不失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一个突破举措。如果没有合理规划，使各地间形成优势互补，长三角经济带很容易造成地区产业过于雷同，最终会浪费长三角地区的黄金资源。应该让“汉界楚河”淡出长三角，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嘉兴的桐乡市境内，有一座边界桥是春秋时的吴越边境线。如今古桥依旧，河水静谧，桥边的界碑已被盗去，桥之南北都属于浙江的行政区划了。 同样，在嘉兴治下的嘉善县北，太浦河成了嘉善和上海青浦的天然境线，只不过，由两地共同规划建造的太浦桥即将破土——连接两岸。 嘉兴人接轨上海的夙愿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突破省际行政区划的实验在嘉兴与上海的交界处已经悄然先行，但步履艰难。 1. 接轨夙梦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嘉兴在中央。”嘉兴人引以为豪的地理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经济发展的模式，嘉兴在浙江的地位都不可小觑。然而当地人谈论最多的却是接轨上海。“从接轨上海到融入长三角，是几代嘉兴人的夙愿。”该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协作处张军处长说。 改革开放初期，嘉兴作为沪籍知青返沪中转站便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亲情。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嘉兴人通过走亲戚、访朋友、请“上海师傅”，依托上海星期日工程师发展当地乡镇经济，可以说，沪嘉两地临时松散的合作关系起始于民间。 1992年，苏、浙两省连接上海的高速公路分别完成规划。江苏的沪宁高速首先接通苏州与上海段；而当上海将沪杭高速修过枫泾省境15公里时，浙江境内的沪嘉段还是纹丝不动。其结果是，苏州当年就建立了国家级的新加坡工业园区，几乎与上海浦东同步开发，很快成为招商引资的明星城；而嘉兴眼巴巴等到与上海接“头”时，已经是1997年。“嘉兴引资比苏南晚了五年。” 这段往事中的说法在嘉兴当地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其一是当年曾有传言，上海会在行政区划上吃掉嘉兴，而烽烟不断的江浙间的竞争也影响到嘉兴的命运。从血缘上说，嘉兴的“越”地并不正宗，浙北经济命脉中至今仍流淌着或多或少的“吴”之血液。从浙江省历来的发展策略和政策倾斜来看，“嘉兴也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有边缘化的趋向。”嘉兴学院教授、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才庚分析说。 另外，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浙江省区域发展讨论中，曾经认定：上海中心地位的极化效应，会把浙江的资源吸走而让浙江空心化。在这个背景下，浙江省的政策制定和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偏向宁波、绍兴而冷落了嘉兴和湖州。“省里把精力集中到北仑港和杭甬高速的建设上便是例证。”陈才庚说。 “而政府层面的真正‘接轨’是以1996年嘉兴大厦在上海浦东新区落成为契机。”曾在接轨上海办公室任职的张军向记者回忆说，“最初嘉兴的提法是接轨浦东，而浙江省里的态度并不明朗。”不过，“举全市各县区财力兴建的”20层的嘉兴大厦在上海浦东拔地而起，作为依托浦东信息、接受海外订单的嘉兴外贸窗口，“在长三角是最早的”。 伴随大厦落成，1996年嘉兴市接轨上海大型系列活动共达成外资项目44个、总投资2.85亿美元、协议利用外资2.08亿美元，以上项目总实施率在70％以上。 1998年之后，嘉兴确立了以接轨上海为面向新世纪、实现新发展的首选战略。“为全面推进这一战略的实施，重组嘉兴接轨上海的新优势”，1999年4月，嘉兴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全面接轨上海战略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接轨上海战略的地位。 来自接轨办的历史资料显示，从1999年至今，嘉兴市每年都在上海举办类似于“恳谈会”、“接轨上海”和“百家国（境）外驻沪机构看嘉兴”的系列活动。仅以2002年嘉兴接轨上海投资项目暨出口商品推介交易会为例，就签订外商投资项目31个、项目总投资为17.66亿美元，内资项目13个、项目总投资30.5亿元。 2. 配角的尴尬 在嘉兴接轨上海的总战略中，“甘当配角、争当名角”是其指导思想。嘉兴政府希望形成一个独特的、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配角产业群。只是在实践的历程中，虽然屡有斩获却多少有些“单相思”的味道。 嘉兴的配角经济首推农业。据嘉兴市经济贸易委员会申海良处长介绍，嘉兴农副产品输送上海市场，每年达20多亿元，部分农副产品基地事实上已成为上海的“编外菜园子”或“养殖基地”，平湖市凯宇集团公司向沪日供营养午餐就达6.5万客。 嘉兴部分工业产品同时为上海支柱产业配套。全市有1000多家公司、企业与上海各方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联合、协作关系，每年有300多亿产值的工业品为上海配套。如嘉兴韩泰公司和海宁宏达经编公司分别为上海大众桑塔纳轿车配套提供大量轮胎和汽车绒布。 在金融领域，上海浦发银行和太平洋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已在嘉兴市建立分支机构，嘉兴的票据结算业务已纳入上海同城结算网络，部分商业银行已经可以通过上海金融市场实现资金融通，一部分外资企业也已直接通过上海的外资银行贷款融资，并且嘉兴已有6家股份制企业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上市。 在外人看来，嘉兴接轨上海、甘当配角的经济发展在浙江势头正劲。而当地人却因为上海“173计划”的出台耿耿于怀。“对于嘉善乃至整个嘉兴是个不小的打击。”计委协作处的张军说。 而另一个“单相思”的事实则和上海洋山港有关。嘉兴除了拥有省内第二大港的乍浦港之外，独山港一带的深水岸线资源也相当丰厚，“天然条件甚至不逊于宁波的北仑港。”据当地一位政府人士透露，因苦于自身财力有限，嘉兴一直没有开发。其实早在洋山港规划之前，嘉兴就提出与上海共同开发独山港，其开发成本将远低于造桥连接洋山港。而结果不光是浙江省里，连上海也同样没有任何反应，最终使得一厢情愿的嘉兴只能作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3节 嘉兴远见（2） 3. 拳头经济 在接轨上海的过程里，嘉兴市政府的态度一直十分明确，但也会遇上一些困扰。嘉兴学院的陈才庚教授说，问题一方面出在企业上，另一方面则是行政区划的壁垒。 嘉兴与上海的地理亲缘和苏州与上海的地缘，没有本质差异。而其早期乡镇集体经济的发展同样受到苏南模式的影响。1993年浙江率先将温州模式浙江化，嘉兴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纷纷股份化，民间的力量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在发挥张力。如果没有这一条，原先与苏南一脉相承的嘉兴不会出现嘉善木具、平湖服装、海宁皮革的繁荣。“这与宁波模式有很多相似之处。”陈才庚教授说。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嘉兴少有宁波和温州那样的民营企业家，嘉兴企业家族制的管理痼疾更为严重。”在陈看来，嘉兴中小企业缺乏做大的动力，导致在接轨上海方面，政府与企业是一头热一头冷。而嘉兴市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提供的一份调研材料《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的意见和建议》则表明，“嘉兴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已成为制约接轨和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对此，嘉兴市经贸委经济政策处副处长包毓琼在工作中深有体会：当地的临港工业带涉及平湖市、嘉兴港区、海盐县三个行政主体，但都从自身利益出发搞临港工业带的规划，结果造成规划本身及实施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嘉兴港区规划面积54平方公里，平湖滨海开发区规划面积65平方公里，海盐大桥新区50平方公里，虽然总面积达到150平方公里，“但三个开发区分头规划，各打各的算盘。临港工业的大平台被切割得支离破碎。” 该市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主任徐铁文在调研中发现，2003年上钢三厂要外迁，看中了嘉兴港区优越的建厂条件，但在具体洽谈时却要分别与两个行政主体打交道，涉及岸线要找嘉兴港区，涉及土地要找平湖市，相当麻烦。“根源于浙江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嘉兴要用两个区的财政收入对付五县二区的规划建设，有些勉为其难。”陈才庚教授就此建议，“要使嘉兴从夹在沪、苏、杭‘三高一低’的低谷中走出，首选对策在于调整嘉兴行政区划，扩大中心城市规模。”——以协调解决不同行政主体间相互摩擦造成的整体利益降低。 身为嘉兴市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成员的陈才庚教授提出自己的调整构想：将嘉兴现行的五县（市）二区调整为三县（市）五区。即所辖海宁市、桐乡市、海盐县行政区划不变；撤销平湖市，设立平湖区，撤销嘉善县，设立嘉善区。同时在嘉兴港基础上，新建一个嘉兴港区。市本级保留秀城、秀洲二区。“五县二区的嘉兴有如一只五指伸展的手，而三县五区的嘉兴宛如一只握紧的拳头，虽然还是这只手，但却更有力量。”陈向记者握拳比喻说。 据政府知情人士透露，嘉兴市也已向省政府进行区划调整的建议，想仿效杭州、宁波发展组合式中心城市。“这将为融入上海解决‘跨越飞地’的障碍，撤县变区以后，使同上海地缘相连的平湖和嘉善在管理体制上一脉相通，在利益上容易协调一致。”陈才庚指出。 4. 快车破“界” 如果说，嘉兴是浙江驶入长三角的第一趟快车，那么平湖便是驶向上海的第一站，在这一站，嘉兴全塘镇金桥村和上海金山卫镇裴弄村的村民混居一处；如果说，嘉兴是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那么嘉善便是桥头堡前的第一块木板。在这块木板上，丁栅镇和姚庄镇的突破省际区划实验已经开始。 嘉善人接轨上海的梦想之“轨”已在境内全线铺开。沪杭高速公路、沪杭铁路、320国道都在县城内穿越。申嘉杭湖高速公路近期已经启动征迁工作。而沪杭高速铁路以及杭州湾大桥北接苏通高速公路已完成规划。 据嘉善县建设局规划处主任张志林介绍，按照上海“一城九镇”的总体规划，上海将重点发展市郊的9个卫星镇。其中，与嘉善姚庄镇接壤的上海枫泾镇将进行轻轨r4线的建设。“嘉善已经沿沪杭高速预留了一条廊道，争取连接上海到嘉兴的轻轨。” 而横跨浙沪两省市、占地10多平方公里的特色产业园区——上海国际服装机械城正在兴建当中。“本属嘉兴的姚庄镇利锋村的300亩土地被纳入到规划中。”该镇政府宣传科的戴光明告诉记者，“两镇政府已经就跨省用地进行多次磋商。但这其中涉及到两省市间企业注册、土地登记及财税划分等诸多新问题都不是镇里可以解决的。” 两镇所在的嘉善县和金山区政府层面的接触也有不少次，“而上海市曾经派过一名秘书长到镇里来调研，可见重视程度。”戴光明说。 姚庄一个黄姓村民的感受则颇为直接，“边界一打破，道路一修通，发财机会就多了。” 同样与上海接壤的嘉善丁栅镇，与青浦的金泽镇隔河相望。一个镇里干部指着湖对岸说，金泽镇在河这边也有1500亩土地，上海人想花3500万架座桥过来开发，但投资这么大只开发那点土地不合算，就想再借我们的2平方公里土地共同开发，另有一家上海企业还开出了借地9平方公里的条件。 “就在前两天，嘉善和青浦政府还在协商建桥和用地的事情。书面的协议在今年上半年就会签下来。” “破界接轨，不失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一个突破举措。”嘉兴市计委的张军就此认为，“嘉兴人在埋头接轨上海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曾表示：“如果没有合理规划，使各地间形成优势互补，‘长三角’经济带很容易造成地区产业过于雷同，最终会浪费‘长三角’地区黄金般的资源。应该让‘汉界楚河’淡出‘长三角’，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见习记者周扬）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4节 “９＋２”计划（1） “9＋2”计划绵延出牌——“泛珠三角”引领南中国腾飞？ 1.倾“巢”而出 2004年2月22日至28日，一个庞大的广西党政代表团来到广东，进行为期7天的访问，行程包括广州、东莞、深圳、珠海、佛山等五个重点城市。 据广西区政府主席秘书杨志勇说，代表团组成规格在广西属空前之举。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书记曹伯纯带队，广西区委11个常委，留一人“看家”，其余10人均在代表团中，成员包括16名省级领导，区委、区政府各级重要部门以及14个地市级第一把手，整个代表团合计51人，加上46名工作人员，十多名记者，整个队伍达百人之多。 按曹伯纯的说法，这次广西是“倾巢而出”。 所为何来？2月24日，广西区党委、区政府在广州白天鹅宾馆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推介暨广西经济情况介绍会”上，曹伯纯抖出包袱：“（**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2003年11月提出‘泛珠三角经济区’构想，广西经充分研究，对这一倡议决定‘积极响应，积极报名参与’。” 可以说，这是“泛珠三角战略”于去年底提出以来所得到的最热烈的回应。但广西并不是第一个回应的邻居。 早在2003年11月27日，江西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吴新雄在出席江西赣州（广州）推介会时就表示，江西要率先主动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区，以积极、务实的姿态推动区域经济的合作。吴说：“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建立泛珠三角经济区的构想，是一个立足发展、面向全球、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重大战略举措。作为广东的好邻居江西省，将紧紧抓住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积极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区的建设当中，主动接受珠三角的经济辐射，达到共赢发展的目标。” 湖南省常务副省长于幼军公开对媒体表示，湖南今后将主动接受粤港澳经济辐射，积极主动加入泛珠三角经济圈，积极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他将深圳视作“湖南第一出海口”。 福建省委书记宋德福提出了“构建三条战略通道”，表示福建将尽快融入“泛珠三角”。厦门市副市长黄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主动接受广东经济辐射是厦门求得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 广西虽最晚说话，但却是最大张旗鼓的一个。在此次“串门”时，广西向广东提交了三份项目清单，一份是工业招商项目，一份是两广合作重大建设项目，再一份是产权招商项目。2月24日，广东、广西两省区签订了《关于全面加强两省区合作的协议》及一系列单项协议。根据合作协议，广东将在广西南宁市建设占地万亩的“广东工业园”、组建“广东街”、筹建“广东大厦”，联手开拓市场、推进产业合作、开发资源、推进企业兼并和重组、盘活存量资产、发展第三产业等等。 有消息说，在4月份，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德江亲自带领的广东党政代表团，将隆重回访广西。而广西区也正在争取，将第一次“9＋2”的联席会议放在南宁召开。 从“块块”的层面，广东省的四个陆上邻居省份全都表了态；从“条条”的层面，2003年10月11日，广东省科技厅与各省区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合作框架协议》。广东省交通厅也与8省区交通部门就交通网络规划衔接、省际通道对接、交通运输管理和协作等，达成了一系列合作的意向。11月，广东省与8省区之间，以省发展改革委员会的名义，设立“泛珠三角经济协作区”秘书长制度。 至少到现在为止，“泛珠三角计划”看来开局不错。 2.主动出牌 2003年9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首次明确提出了“泛珠三角”区域协作的概念。他指出，要“积极推动与周边省区和珠江流域各省区的经济合作，充分发挥广东作为华南地区经济中心、中南地区对外联系门户和大西南地区出海通道的作用，构筑一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市场广阔、充满活力的区域经济体系”。此后，11月3日，张德江确认并阐述了“泛珠三角”计划。 也许是觉得“泛珠三角”这个词不太准确，此后曾有学术界和媒体改用“泛珠江经济圈”的提法，但是最终，人们还是习惯称之为“泛珠三角”，以与小珠三角、大珠三角等概念相对应。通常“小珠三角”是指广东省内的珠江三角洲平原，包括广州、佛山、江门、中山、珠海、东莞、深圳七市全部及惠州、肇庆、清远三市的一部分，而“大珠三角”则是“小珠三角”再加上香港和澳门。泛珠三角被媒体形象地描述为“9＋2”，亦即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9个省（区），再加上香港和澳门。 一位长期观察粤港政经局势者惊异于空降广东不足一年的张德江，为何在此时打出这样一张具宏大格局的牌。他指出，“在全国区域格局的棋盘上，最近几年来，面对长三角的迅速而咄咄逼人的崛起与挑战，广东与珠三角显得左支右绌，疲于应付，以致网络上有人提出了‘珠三角失掉竞争力了吗？’‘深圳你被谁抛弃？’等诸如此类的质问。如此积极而有力的出牌，在广东近几年来还是第一次。” 泛珠三角战略是在如此的背景下出台的：其一，也是最主要的，就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上海及长三角的强势崛起，给广东带来极大的竞争压力；其二，2003年下半年cepa的出台，促使香港与内地进一步融合，这给了广东一个机会翻牌，即利用香港与内地的融合，重新夺回竞争优势与投资信心；与此同时，从政治生态环境上来说， 出现了长三角与珠三角重新回到平衡的转机；第三，尽管如此，在cepa框架出台、细则未定、 准备实施的这半年时间里，“大珠三角”的概念仍未落地，广东与香港就经济一体化问题仍未展开实质性的谈判，除了交通衔接（珠港澳大桥获准立项）外，看不出有战略性的规划提出；第四，在“大珠三角”还未成形之际，又传出中央调查组来深圳及深圳直辖的声音；第五，香港又香了，国内诸多省份又重新热衷于与香港谈合作。 上述那位观察家说：“于粤港关系来说，广东此举既有为香港及珠三角拓展腹地的用意，向香港展示广东省推进粤港经济一体化的决心，又暗含以广州为中心整合华南区域经济的意图，可能逼使香港尽快进行大珠三角整合的步骤。于长珠两三角竞争态势来说，联想到摩根斯丹利的谢国忠的断言，‘长三角与珠三角，谁能带动武汉重庆成都一带中国腹地的腾飞，谁就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的龙头’，‘9＋2’计划卡位的色彩无疑很浓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5节 “９＋２”计划（2） 3.“泛珠三角计划”的吊诡 之所以说“泛珠三角计划”的提出十分出人意料，是因为从各方反应来看，这计划并非11个行政区之间讨论后的结果，9个省区里边有的积极回应，有的则仍无回音；至于那个“2”，澳门方面尚无正式回应，香港方面，虽有特区政务司司长曾荫权的回应，但香港政商学三界对泛珠三角概念并不怎么热情，素爱炒作的香港媒体也未热炒此一概念——这与广东媒体形成强烈反差。至少广东省未与港澳及8省区共谋。 参与泛珠三角计划制订的广东省社科院院长梁桂全，甚至反对用“泛珠三角”或“9＋2”这样的名词：“不要说得那么具体，圈定什么范围，不一定是9＋2，5＋2也可以吧，谈不上叫谁不叫谁，这是一个区域合作机制，谁愿意都可以参加进来。” 有意模糊经济圈范围的界定，至少表明粤省方面担心此举被人误解。毕竟泛珠三角提出半年以来，中央政府从未对此表过态，这与中央多次赞赏推进长三角经济圈整合形成对比。 泛珠三角另一吊诡之处在于香港的态度。至少从现状来看，企图将香港、澳门与小珠三角融合起来的“大珠三角整合计划”进展并不顺利，香港理工大学的陈文鸿教授接受采访时说，“香港社会对是否大陆化很敏感。”香港对融入珠三角的计划犹豫不前，而广州一直试图取代香港成为珠三角的“上海”，这使得大珠三角的整合十分困难。“大珠三角不完成整合，能谈什么泛珠三角的整合？” 中国社科院的牛文元研究员断言道：“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为了分享发展红利——过去我们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分享改革红利，现在则进入了分享发展红利时期。” 那么，8省区和2个特区能从泛珠三角计划中分享到多少发展红利？这也许是泛珠三角战略成败的关键。 除此之外，广东省如何处理它自己的三翼落后地区（粤北的韶关、清远地区；粤东的梅州、河源地区；粤西的湛江、阳江等地）发展与带动周边省份的关系，也将考验泛珠三角计划。 在互联网上，有评论者激烈地指出：在过去十多年里，广东省将大量的资源用于促进珠三角地区的发展，迄今珠三角基础设施的完善工作还未做完，而对三翼落后地区就较少投资，这使得三翼地区与珠三角的落差不比广东与邻省之间为小，“倘若珠三角连这些地区都带动不起来，又何谈带动整个南中国地区？”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自己也直承：粤西、粤北落后地带也存在振兴难题，“广东财政也不是富得流油，可以敞开口子使用”。 香港理工大学陈文鸿教授说，“9＋2在战略上是正确的，在宣传上可跟长三角对抗，但是不容易做。” 中山大学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教授认为，从市场扩大来说，广东本身尚不饱和。在这种情况下，产业转移可先转移到广东北部山区、东西两翼，而后再兼顾各省。讨论“泛珠三角”，应先对广东商品覆盖面、投资覆盖面、广东与周边省区的经济关系进行分析，遵循“小珠三角”、“大珠三角”、“泛珠三角”的顺序推进。 （本报记者金城罗文胜）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6节 大珠三角 港珠澳大桥牵动大珠三角 2004年2月23日，深圳市领导李鸿忠对目前正在做可行性分析的港珠澳大桥建设方案作出回应。他表示，“若大桥经过深圳，对港深两地都有好处。只有深圳和香港的集装箱码头发展起来，才能把世界级的制造中心留在珠三角。” 这是粤深高层首次就拟建中的港珠澳大桥方案表态。 2月18日，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汤炳权也就大桥方案的选取发表看法，“双y方案可以沟通港澳和粤西的交通，也可以连接深圳、粤东，更重要的是更加有利于投资贸易，可以充分利用大珠三角的资源，辐射华南地区。” 1.港深关系 从提出拟建大桥之初开始，单、双y方案就一直是各方争论的热点。 “单y方案和双y方案涉及的利益不同，深圳是其焦点所在。”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世平分析，“单y方案涉及珠海、香港、澳门，双y方案涉及珠海、香港、澳门、深圳。无论是单y还是双y，西岸的澳门和珠海的利益都不受影响，但对香港和深圳的影响却有很大不同。” 综合开发研究院华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谭刚表示，如果以单y方案建桥，深圳受影响最大，因为来自珠江西岸的载货车辆，包括出口贸易的货柜车，毋须经过深圳而直达香港，“这样一来，便会削弱深圳赤湾、盐田等港口的货物吸纳能力。”谭刚教授分析，大桥若单y走向，珠江西岸的货物就会直接选择从香港出口，稍北一点的就从广州南沙出口，深圳的蛇口、盐田以及正在建设的西部通道的经济效率将非常模糊，作为深圳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的物流业定受打击。 但对于香港，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效果。 根据港府环境运输及工务局提交的研究报告，大桥落成后，香港至澳门及珠海两地的陆路距离将缩至30公里，行车时间不超过半小时。报告指出，如果没有港珠澳大桥，2020年，香港至珠三角西岸客流将为3893万～5412万人次；如建成大桥，2020年大桥客流预计将为4486万～6501万人次，增加15％～20％。 香港“一国两制”中心总裁邵善波明确指出，大桥令香港陆路交通与京珠高速公路相接，武汉的货物有望在一天内直达香港；通过沿海高速公路，从香港到广西也缩短到半天之内，香港物流业的辐射半径得以大大延长，“香港物流服务若能全面覆盖珠三角西部，可为香港海运、空运带来30％和35％的额外货源。” “显然，香港增长的这一部分，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从深圳的分流，因为长期以来深圳是香港与内地客货交流的最便捷的陆路通道。”谭刚教授分析。 “如果大桥没有深圳的出口，深圳在新一轮的整合中就有掉队的可能。”谭刚说。 “单y与双y方案对于香港而言，都将极大加强其与珠三角西岸的紧密联系，只有锦上添花。 国世平教授如此告诉记者，“从某种程度上讲，深圳将因此被边缘化和通道化。大桥对香港经济能量向北和向西的牵引是必然的，粤西的成本要比深圳低多了，深圳已有成本与香港趋同的趋势，以前因为交通不便，港商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珠三角东部，大桥建成后这一切都将改变。” “谁被边缘化了都不好。”郑天祥教授早在提出双y方案之初就这样说。 2.着眼大珠三角整合 “不管用单y还是双y方案，就大珠三角整合而言，其作用都是不可估量的。”深圳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教授坦言。但他强调，“作为珠三角的一个中心城市，深圳在整个珠三角整合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此前也有学者指出，对香港而言，双y对它的意义不是很大，因为珠三角东岸的城市如东莞、惠州等都与它有陆路联系，香港现在主要是要加强与珠三角西岸和广东西部的联系，况且单y方案还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它的物流优势，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香港反对双y方案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样大的一个投资项目（静态投资至少160亿港币，动态投资将达200亿港币），要考虑更加长远的发展和经济效益。”乐正教授认为，要更好发挥香港的龙头地位，同样也应该给深圳、广州等城市更好更快的发展机会，要把香港和珠三角各城市导入一个有序和有效率的竞争。 有业内人士认为，仅仅考虑把香港作为珠三角的中心点是不够的，现在需要的是构建一套珠三角内部包括港澳之间的环型交通干道系统，为整个珠三角的整合服务。 “长远分析，未来的珠三角将是一个大的都市圈或都市链。现在政府考虑应如何通过一系列基础设施的建设使都市圈有更多的内部链条进行有效的连接，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应该满足珠三角内部不同城市不同层面的要求。”乐正教授认为，“双y方案既可以满足香港作为一个经济辐射点的发展需求，同时也可以构建珠三角内部的环型交通体系。即使撇开深圳利益不谈，它对于珠三角以后的整合显然更为有利。” 根据未来规划，2010年珠三角出口总额将达到2000亿美元。而在2010年以前，珠三角地区将建设成为一个城市化水平达70％，拥有6个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广深（香港）、广珠（澳门）两条发展主轴和六条拓展轴，在亚太地区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城市集团。 粤港两地的学者和港府的智囊都认为，港珠澳大桥飞架珠江口，使粤港澳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可以通过大桥这一物流载体更好的聚合并辐射到大西南腹地，从而形成更具竞争力的“泛珠三角经济圈”。 目前珠三角的格局是，珠江东岸大约领先珠江西岸5～10年，地区、产业极为不平衡。“珠三角要发挥大的辐射效应，它就必须先做好内部的整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表示：“随着粤港两地合作的不断深化，可以预见，一个功能齐全、分工明确和高度开放的世界超级经济区，将出现在中国的华南地区。” 记者从为大桥的工程做可行性研究工作的中国交通部公路规划研究院处获悉，目前该研究院也只是就大桥建设的标准和规模、工程建设条件和设计方案、工程投资和经济评价三方面进行可行性研究。 “预计年底形成初步的报告，然后报国家有关部门审定，至于究竟是单y还是双y，最终由中央决定，现在下结论还未时尚早。”该院一位负责人说。 （见习记者刘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7节 二度向南 深圳“二度向南”构想深港金融一体化 2004年2月24日，深圳市领导李鸿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力推动深交所开设中小企业板”。 与此同时，在深圳社科院于2月中下旬向市委、市政府提交的《打造中国内地第三大金融中心》专题报告中，一板两市被列为24条力荐措施之一，并予以着重论述。 深圳打造金融之都的冲动远远不止于此。在2月下旬举行的深圳两会上，来自金融界的多位代表，提出了打造内地第三金融中心的出路：深圳向南——加强深港金融合作。 深圳市政协委员、中国银行福田支行副行长苏跃在《借cepa机遇，促进深港金融业一体化发展》提案中称，深港金融一体化的切入点在于建立共同的金融专业市场，这主要包括外汇、货币和资本等三个市场。 同期由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向深圳市委、市政府提交的《打造中国内地第三大金融中心》专题报告亦称，深圳金融市场是大香港金融中心的延绵区，具有“双重身份”。而深圳市银监局副局长熊良俊则直指深圳银行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即资产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业务增长和收益增长均不相称。“解决金融问题，提升金融地位，都需要问计于香港，这或是深圳金融业的前途，相信也是一条捷径。”一位人大代表说。 深圳的诞生是因为香港，而现在，年方弱冠的深圳依然需要香港。 李鸿忠在2月24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加强与香港金融业的合作，积极配合香港银行开办个人人民币业务，鼓励支持香港中小银行在深发展。”次日，香港银行开始经营个人人民币业务。 按照央行的安排，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为其承担结算。截至2月22日，已有3.372亿元人民币现钞被分三批从深圳运往香港。就在月初，永隆银行等3家港资银行进驻深圳。而来自深圳保险界的消息称，有3家香港保险公司计划落户深圳。 这都意味着cepa已经全面启动。 对此，苏跃说，面对cepa的实施，深圳的机遇在于与香港进行优势互补，实现两地经济一体化，而金融一体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深港金融一体化的切入点在于建立共同的金融专业市场。” 苏称，这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外汇市场，争取使深圳率先成为双货币流通、本外币自由兑换、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试点；二是货币市场，争取使深圳成为利率市场化改革试点，做好人民币回流工作及增加货币市场交易品种（如逐步放开国债二级市场）；三是资本市场，包括引入境外企业来深上市，吸引境外资金尤其是香港基金来深交易和投资，探讨深港交易所联营可能性及构建高科技企业融资中心等。 深圳发展银行董事周林则建议，促进深港基金业双向开放，放开香港与国际基金公司在深圳建立投资机构限制，并鼓励合建基金公司等。 2月下旬，深圳市社科院在向深圳市委、市政府提交的《打造中国内地第三大金融中心》专题报告中，将深港合作和先行先试、创业投资一起作为深圳金融中心的三大支撑点，并称“这是深圳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信心所在”。 在深港合作方面，专题报告提出了四条措施，包括积极鼓励香港银行参股本地银行、加大引进香港金融专才与金融机构的力度、创建深港资本市场“一板两市”合作机制和加强深港保险业合作等。 其中，在鼓励香港银行参股本地银行中，专题报告建议开出的条件包括：单个和全部香港银行持股分别可达到30％和40％的比例上限；市政府和国有股可让出第一股东位置，整体持股比例可低于20％；国有股可不占半数以上席位，并在中央支持下探索成立外资股超过40％的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 据一位参与《打造中国内地第三大金融中心》专题报告起草的人士介绍，该专题报告系由深圳人行、证券、银行、保险、基金等多家金融机构的专业人士参与。鼓励参股能开出如此优惠的条件，可见加强深港金融合作已成为深圳金融界的共识。 （本报记者彭鹏）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8节 两广预热合作 2004年2月24日，广西区党委、区政府在广州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推介暨广西经济情况介绍会”（以下简称介绍会）。会上，广西向广东提交了三份项目清单。 广东企业界一名与会人士告诉记者，就项目合作方式而言，广西业界对粤资进入可谓怀着“欲拒还迎”的复杂心态。 一方面，广西搞产权招商，表现了“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强烈愿望，向广东推出的49个重组企业，八成以上欢迎整体转让兼并、投资方独资或控股等粤方主导的重组方式；但另一方面，广西在项目合作层面上，“过于强调合资合作方式”，仍有“留住大头”的思路。 该人士介绍，在“重大项目合作建议”清单中，除11项高技术和6项农产品加工等新兴、高风险项目在合作方式上标有“其他方式”外，其余20多个项目基本强调合资、合作方式；另外的140项工业招商项目，属技改范畴，但仅有40多项溢出合资合作范围，允许粤资独资、控股等其他合作形式的不足1／3。 该人士认为，在“泛珠三角”中，港澳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第一梯级；珠三角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属第二梯级；广东周边省份包括广西处工业化前期，属第三梯级。 该人士分析，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一梯级逐级转移到三梯级，高附加值工业和第三产业由三梯级向一梯级集中，应该是基本趋势，但广西提交的招商清单，涉及研发、销售等高价值链项目，大都强调合作合资，且由桂方主导；而农业、挖掘等资源供给、加工项目，处于低价值链环节，倒希望粤资控股或独资，“你没有市场，又缺乏高端人才，怎能主导研发、销售？” 在2月24日座谈会上，曹伯纯称，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常年在广西召开，该平台不仅是广西的，也是广东的，广货离广西较近，中国东盟博览会没有广货的参与，“不可想象”。 以近两年东盟贸易进出口额度看，广东在200亿美元左右，广西则不到10个亿。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广东企业界、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广西应接受社会分工这一现实，以自己的区域优势换取广东产业的进入，除了如曹伯纯所说，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广东面向东盟的平台外，广西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地港口，也应该成为珠三角的“喂给港”，香港、深圳接单，广西分包。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外事办公室主任游霭琼则持另外观点。她认为，多年来，广西一再提出借粤兴桂，但一些干部既爱粤，也怕粤，始终摆脱不了成为别人的“殖民地”的忧虑，这中间既有思想方面的原因，也存在区域利益平衡问题。她认为，在新的竞争环境中谈论区域合作，要改变以往核心区域单向辐射经济腹地、腹地被动服务核心区域的传统观点，核心区域与腹地之间应该是平等、补充、互动的关系。就两广关系而言，广西遵循比较效益原则，在产业分工中更多处于资源供应方这一低端价值链条位置，其因此付出的机会成本，作为直接受益的广东一方，应在中央转移支付之外，从地方财政给予广西适当弥补，而不仅限于扶贫这一初级层次，“有财大家发，关系才长久。” 事实上，此次广西党政代表团访粤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成立一个高规格的机构——广东广西合作委员会，用以建立两省区政府领导互访制度，围绕双方重大合作事宜进行友好协商。“当前我国尚未就区域规划立法，广西此举不失为权宜之策。”游霭琼说。 2月24日，广东、广西两省区签订了《关于全面加强两省区合作的协议》及一系列单项协议。官方称此为：“标志着两广开始形成政府、行业、企业互动的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良好合作格局，为‘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开辟新路。” 广西把“南博会”作为融入“泛珠三角”的一张牌，体现了其战略思想的大转轨。游霭琼认为，综观近几年广东外省事务，与广西的交往远较湘云贵等省为少。 广西的推介材料表明，2003年广西往广东方向高速公路建成的仅为兴业—六景段，按照广西在介绍会上的许诺，2004年广西将重点推进连接广东的桂梧高速公路、坛洛至百色高速公路、桂林至全州高速公路等工程建设，力争两年内打通两广省级高级公路通道。但从此次列出的21项交通项目看，解决的主要是两广干线公路、路网和铁路接口问题，就工程前期工作进度而言，只有贺州—怀集高速公路52公里此项项目建议书已批复，铁路接口项目有4项进入可研（立项），其余19项均未进入可研阶段，因而项目建议表列出的，实际上是对两广交通多年积累下来的欠账单展示。 另外，在广西边界与越南做生意的主导力量，是浙江、温州商人，广货取道广西进入越南的并不多。 （记者月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9节 厦门和金门 厦门和金门：一个自由贸易区的构想 2004年2月12日，厦门市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李非教授提起了设立金门贸易区的话题。他建议，设立“金厦经济合作区”，加强两岸合作。 原厦门市计委主任、现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参事郑金沐亦指出，现在正是厦门从特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变的合适时机，可以在厦门实施自由贸易区功能的基础上，推动建立厦门金门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其思路与目标为： 1.厦门的下一站：自由贸易区 郑金沐在其《厦门经济特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构想是：首先将厦门象屿保税区的范围扩大到本岛， 实施自由贸易区的功能，请求中央批准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一个口岸； 同时，考虑与台湾地区的某个口岸（如金门或高雄）合作，建立区域性自由贸易区。 郑金沐认为，要实现厦门由经济特区向自由贸易区的转型，首先是启用和健全原特区管理线，除原有在厦门大桥附近设立的管理线外，尚需在海沧大桥开口处增设新的管理线措施。全面启用这两条管理线，并实行“一线管出不管进，二线管进不管出”的管理模式。即“一线”只对区内进入境内的货物进行管理，而对境外进入区内的货物予以放行（武器、毒品以及少数国家禁止或限制入境的商品除外）；“二线”只对区内进入内地的货物进行监管，防止逃税走私，而对内地进入区内的货物不加限制，以免切断自由贸易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 在货物进出和税收方面，实行自由进出政策，境外商品除消费品需海关许可并征收关税外，属于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的产品均可自由进出，免征关税；实行以货币自由兑换为核心的金融政策，方便资金自由进出。 在人员进出方面，放宽入境管理。同时，大大放宽区内人员出国考察、培训和商务活动的限制，并提供更多的方便。 在投资方面，除国家禁止经营的行业外，区内所有行业实行自由投资政策，区内企业都享有进出口经营权。 李非教授提出的“金厦经济合作区”，与郑金沐的厦金自贸区有异曲同工之妙，李非将其方案称为厦门和金门的小“cepa”。 李非提出，要在政策审批机制、产业合作机制以及金融合作机制上有所创新，如大型项目的审批标准适当放宽，厦门市政府的审批权限从3000万美元提高到1亿美元。放宽台资银行、保险、证券机构进入条件，可不把设立代表处为先决条件，适当降低台资银行设立门槛，资产规模以不低于60亿美元为限等。 2.大嶝——一个微缩的样本 其实，所谓的金厦自由贸易区，目前已经有一个现实的微缩版本。它就是由国家批准的全国唯一一个对台贸易市场——厦门大嶝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简称大嶝市场）。 该市场位于厦门市大嶝岛，距厦门本岛70多公里路程。大嶝与其临近的小嶝、角屿三个岛屿当初是对台前线，曾经被称为英雄三岛，三岛总面积13.8平方公里，以大嶝岛最大，面积为8平方公里。 大嶝市场的形成源于两岸活跃的民间贸易。1998年5月1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大嶝市场，以规范民间贸易。当时给了大嶝市场三条政策：第一是台湾商品入市，符合国家规定的商品，每次不超过10万美金，免征关税，免予办理配额许可证；其次，台胞凭有效身份证可以在该市场从事经营活动；第三，游客进入市场购买，每次不超过1000元人民币，免征进口环节税。大嶝市场实行封闭式管理，市场汇集了边防工作站、检验检疫、海关等机构。 国家允许台湾的土产、粮食、纺织服装、轻工业品、工艺品、医药保健六大类商品进入市场，台湾船只要靠岸，只要提前24小时报备，人员凭有效身份证半小时办妥手续上岸，市场内交易以人民币结算，进出口则以美金结算。 五年来，大嶝市场共接待200万人次客流量，其中台胞3万多人次，累计实现营业额7亿多元人民币。全区共有500多间店面，目前实际入驻商家320家，最高峰时，在里面经商的台胞有60多家。 然而，大嶝市场的发展还是不尽如人意。大嶝市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洪契坦言，一方面，市场的发展直接受到两岸情势影响，直到2002年元月台湾当局允许“小三通”之前，台湾的商品不允许直接从台湾运抵大嶝，通常是从香港转船到公海，再由市场派船去接驳。中间的转关费用，抵消了减免的关税，有的商品其运费甚至比关税还高。其次，由于政策规定，每人在市场购买的商品最高限额为1000元，因此导致高档商品无法入市。此外，小额贸易的特征是量少品种多，按照一般贸易的有关规范来申报检验检疫监管等，程序繁琐。但洪契对于大嶝市场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他认为，目前厦门市政府将包括大嶝在内的区域定位为对台经贸和对台旅游特色功能区，加上基础设施的改善，将有利于增加游客的数量，吸引两地的商家。 同时，厦门市政府正在争取国务院批准将大嶝购物的限额从1000元提高到3000元。这将有利于扩大商品的范围、档次以及提高旅客的购物积极性。 洪契认为：“厦门和金门要建立‘经济合作试验区’，可以先从大嶝与金门的合作开始，借鉴大嶝近年的发展经验。而且大嶝市场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政策配套不完善、监管措施不适应等，在厦门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也可以迎刃而解。” 3.福建可不再“边缘化” 回望1985年，长三角、珠三角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同时被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时至今日，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构筑起领跑中国经济的经济体系，在全国的经济总量中，长三角占22％，珠三角加港澳占28％，而福建全省只有4.5％。福建省有关领导多次坦言，福建过去的很多优势正在缩小或失去，和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和不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小。 最具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台资的走向，改革开放初期，福建是台资登陆的滩头阵地。然而，此后台资大多集中于珠三角一带，20世纪90年代中期，台商越来越多地往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聚集。对此，福建省确立了“打造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郑金沐认为，近年来台资经历了西进（向珠三角转移）北扩（向长三角扩张）的过程，而与台湾一衣带水的福建没有从中获得明显的好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和长三角以及珠三角相比，福建匮乏完整的产业链。厦金自由贸易区设立后，台湾的生产资料可以很方便地通过厦门进入大陆，福建将成为珠三角以及长三角台资企业原材料的集散地，这种辐射效应，能够使福建成为继珠三角和长三角后的第三极。 不过，厦门市副市长黄菱对于“厦门金门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持谨慎态度。他认为，厦金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必然涉及到两地政府的谈判，这必然会牵扯到政治层面的因素，因此目前主要还是依靠民间推动。 李非认为，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是“厦金自贸区”的谈判主体，可以是厦门市政府和金门县政府。当然，厦门必须获得中央的授权，而金门也要获得台湾当局的授权，但是通过地方政府，可以一定程度上绕开政治敏感地带，回到经济的层面上来。 “如果厦金自由贸易区能够成形，将有力带动金厦两地的经济发展，我们台商无疑是举双手欢迎的。”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吴进忠说。 （记者邹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0节 北京想象（1） 区域发展不能投机。在梦开始的地方，环渤海、珠三角和长三角一起读秒，20年后龟兔立现。政策倾斜的效应自不待言——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催生了南方两次飞跃，但在特殊政策照不到的地方，先有温州、苏南，后有苏锡常和台州，但环渤海的亮点呢？为什么？ 这里缺乏的不是自主性——每个行政区域的规划可以一届一换，缺的是创造性和清醒。因此，区域发展一样不能投机，而是要投资、苦心经营。 北京想象 环渤海在寻找自己的中枢，北京却在寻找自己的方向。一样的紧迫。 “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这是近日的北京市两会上，市政府给北京市未来的目标定位。这个目标看起来风光旖旎，招人欢喜。 北京的定位一直不乏雄心壮志，但置经济发展于何地一直是令北京困惑的问题：与周边区域关系的模糊不清，则经常被背上压制周边经济发展的恶名。北京好像无所不能，但似乎又都没有出众之处——北京好像被**束缚，没有专注于一个战略定位。 北京的方向，决定着环渤海经济圈的速度。可北京该如何定位？ 1.环渤海在哪里 环渤海曾与珠三角在同一个开始做梦。 与论坛里文件上的风光无限相比，现实中的“环渤海经济圈”还在发育当中，远未成形。 狭义的环渤海经济圈，主要是指三省两市的范围，即北京、天津、辽宁、山东和河北。后来在具体规划过程中，山西、内蒙古东部地区都要加入到其中。不过，目前学界还是比较倾向于三省两市的划分。 “环渤海经济圈”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 中科院区域发展与资源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樊杰当年曾参与过国家环渤海经济圈的规划。他记得当时的思路是，在中国未来开放的进程中，将产生3个主要的经济支撑区域：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 环渤海长期以来就是我国原材料及重型制造业的一个基地，有着良好的工业基础。所以当时对环渤海的总体定位是，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化水平的、能源原材料的重要基地和外向型经济的复合基地。 关于一些重要城市定位，樊杰表示，当时曾从国家层面上予以明确。比如，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应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现代服务业作为其目标。像能源原材料和重型工业，在规划中，是不主张北京搞的。天津是作为重型制造业的中心，唐山是作为能源原材料中心。 当时规划的是北京和天津作为整个环渤海的主中心，副中心是青岛和大连。 但弹指二十载，珠三角已经领先，长三角奋起直追，环渤海才如梦方醒。 2001年10月，建设部副部长赵保江主持“京津冀北大北京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评审会，数百位专家参会。最终评审意见认为，这一以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为主持人的课题的研究成果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符合北京向世界城市发展的战略需要。赵保江副部长还表示：此成果是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 这个规划建议以京津双核为主轴，以唐保为两翼，疏解大城市功能，调整产业布局，发展中等城市，构建大北京地区组合城市；京津两大枢纽进行分工与协作，实现区域交通运输网从“单中心放射式”向“双中心网络式”的转变。 但后来似也了了。 今天却发现，与长三角和珠三角逐渐成形的经济圈相比，目前环渤海区缺乏非常明显的产业分工，缺乏一个中心的领先城市。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一位教授告诉记者，环渤海区域内正掀起城市开发的**，但都缺乏从区域经济层面上的审视规划，区域间要素流动阻力比较大，行政区域利益主体意识强，区域内城市的绝大部分发展措施往往首先考虑本行政区的利益最大化，周边区域接受辐射非常弱。 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专家孙久文觉得，上世纪90年代关于环渤海经济圈的规划之所以没能执行下来，跟规划本身的不合理有很大关系。那个规划里把环渤海的区域定得太大了，6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近2亿，而且分属好几个行政区划管辖。 于是有人提出分而治之的新思路。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陈耀教授认为，由于环渤海地区地理区域面积比较大，基于当前这一区域联系较松散的现状，在战略上可以分部分进行，如可分为北部辽东半岛的“北渤海湾经济区”，南部山东半岛济南、青岛、烟台为主要区域的“南渤海湾经济区”和以京津冀北为主要范围的“西渤海湾经济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1节 北京想象（2） 2.还是要做制造业 在这里，对北京的期望最高。 “环渤海经济圈”、“首都经济圈”、“京津唐一体化”、“西环渤海经济圈”、“大北京地区”……这一系列概念的关键词都是北京。 解放以前，北京是一个消费城市。但是，解放后，北京大力发展工业，如首钢扩建、燕山石化等，一些重工业都放在了北京，北京一度成为在中国特大型城市里仅次于沈阳的重工业城市。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务院对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是四个中心：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没有提经济和工业。就近的天津则由于原有基础和交通优势，被定位于开放型的工商业城市。 但是经济建设在北京市一直处于重要位置。包括一名中央领导主持北京工作时，曾经提出：“北京不是经济中心，但是全部工作必须以经济为中心。” 在新的形势下，北京市政府发展经济的口号是“发展现代制造业”、“总部经济”、“打造北方金融中心”等。作为首都，北京有着天然的资源集聚优势。一系列新的企业落户北京，特别是现代汽车的到来，更成了标志性的事件。 这引起了不少非议，认为北京发展经济有“不务正业”之嫌。天津、石家庄等城市一些人士更是认为，北京市不应该把重点放在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上，抽离了很多本该属于他们的资源。 孙久文以理性的态度回应了这种非议：“任何中心的建设，都是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如果没有经济作保障，做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困难的。” 孙久文认为，北京目前还没有能像上海那样处于经济扩散期，它比上海发展得慢，还处于集聚期，在这个时候要求它对周边辐射是不现实的。应把北京看作是一个市场，通过市场的手段来加强与北京的联系，不一定非要通过行政或政府的手段来联系，也不一定非要通过行政区域的调整来联系。 事实上，有专家告诉记者，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宏观政策下，地方不发展本地经济，gdp上不去，你的政绩何在呢？而上大型项目，尤其是汽车这样的黄金项目，是拉动gdp的良药妙方。 孙久文说，我们做过一个关于北京市第三产业的调查，发现北京市的第三产业占比是全国城市里最高的，但是总量并不高。我们认为这是北京市第二产业支持第三产业的能力不够，所以工业还是要发展的。至于是不是一定要发展汽车这样与周边的城市形成直接竞争的产业，那是另一回事。我觉得可以选择一些适合北京发展的新兴产业。 3.做伦敦不做华盛顿？ 对于经济中心与首都的关系，一位北京市政府官员认为两者并不存在矛盾：世界上有两种首都发展模式，一种是“华盛顿模式”，一种是“伦敦模式”，前者只是政治中心，后者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他表示，北京要走的是后一条。 而到目前为止，北京离伦敦好像还很远，定位不清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孙久文觉得，北京的经济形象应该是整个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至于在这个问题上和天津之间的矛盾，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天津应该发展以港口为中心的港口经济，而北京的基础主要是高新技术产业。这两者之间是可以互补的。 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教授提出的“首都圈”及“大首都圈”的发展设想是，建议先发展首都圈的核心地区，即主要指京津唐三市之间三角状的广大地区，而通过首都圈发展的综合影响力，环渤海地区将会逐步形成与首都圈在功能上联系紧密、在空间上相互独立的经济联合区域——大首都圈。 天津市长戴相龙强调，把天津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港口大都市和中国北方重要经济中心，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北京的联合与协作。 由于功能众多，人口急骤增加，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北京，因而，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在规划与自流的双重影响下，千年古都仍然面临很多挑战。 （记者覃爱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2节 ［焦点］天津图腾（1） 一、看，这个城市 天际线不断在改变。置身于天津，仿佛置身于一个庞大的建设现场：高速路、地铁在延伸，一片片绿地在生长，夜晚灯火璀璨，充满生机和活力。经过多年的积累之后，天津的能量正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释放。这就像当初面对芝加哥奇迹时，美国诗人桑德堡那兴奋的语调：看，这个城市。 这的确迥异于天津以往给人的印象。在很长时间里，天津就像一个忘却了自身梦想的城市，变成了一个旁观者，而任聚光灯打在别的城市身上。而天津诸多细节也仿佛在支撑着这一印象：灰蒙蒙的城市，经年不变的外观。在现代性的神话中，天津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城市。 而现在看来，这一结论下得过早并存在误解。当公众的目光停留在别的城市时，天津实际上已默默地然而却是坚实地打着基础。一个个扑面而来的“新闻”早已经是普遍的事实：在天津的地面图景不断刷新之前，200亿的投资已经将天津的地下打理了一遍；天津机场原来竟是北方最大的货运机场；天津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长度位居全国前列……天津已经进入一个魔法般巨变的时代。天津是怎么走过来的，前景如何？ 1.世纪危改 变化虽在今日显现，其源头却要上溯十年前。一种着眼长远的战略设计已经在多年前就埋下伏笔。当拆迁问题冲击着公众视野的时候，天津十年波澜壮阔却平稳有序的危房改造更是值得解读。这种融合着政治智慧和市场技巧的方式在天津的运用，可以说在特大型城市中尤为难得。 天津城市建设的总体思路是，既要偿还城市建设历史欠账，解决群众生活中最急迫的、最现实的安居问题；又直接结合住房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个城市建设布局改造，推进经济增长和城市生活质量协同发展。按照天津市的说法，那就是先房后路再河，先地下后地上，先打基础再上水平，跳出低水平竞争的圈子等等。 十年艰难，终于玉成。天津市近十年的危陋平房改造，不仅没有拖住经济发展的步伐，反而成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带动力。天津市每年要投入40多亿元进行大面积住房建设。从1994年至2002年，危改年均拉动全市gdp增长2.8个百分点；天津还较早实行实物还迁和货币还迁相结合的办法，并直接利用外资10多亿美元，解决危改资金问题，并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这种行棋的次序，精妙的安排，为天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用一位天津市委领导的话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当时感觉就像要捅一个马蜂窝”，但历史上制约天津发展的最棘手的难题就此解决。现在终于到了放量的时候了。 在采访中，一些官员和民众都表示，世纪危改，使160万居民乔迁新居，从根本上改善了群众的住房条件，是一项民心工程。而在天津执政理念中， 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张立昌经常强调，要始终想着老百姓，出发点不一样，结果肯定是不同的，工作中不能扰民，除了“亲政，廉政”外，还要“善政”。“在心中时刻要牢记一条红线，给老百姓的和取回来的，一定不能是负数。”在国家经济日益蓬勃的时候，“要让老百姓及时享受成果，得到实惠。” 一位官员说：“现在看来，当初张立昌书记把危改作为天津工作的突破口是多么富有战略远见，在三五八十战略完成后又提出新的三步走战略，符合天津的实际，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贯彻执行这一战略。” 2.国际元素 而开放带动战略和产业结构调整，同样凸显了天津这种务实而灵活的选择。如果说危房改造体现了再造天津的能力的话，那么开放带动战略的实施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则无疑加强了天津的实力。根据产业经济理论，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来自于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群。对于天津这座老工业城市，这也许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当冲击——反应模式生效后，变革的可能性变得如此之大，顺理成章。 天津市一位官员说，新中国第一辆自行车、第一块手表、第一台电视机等等都诞生在天津，但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分工的形势下，这既是值得称赞的历史也是现实的难题。作为中国最早一批对外开放的受惠者，天津的以开放带改革的策略，让国际先进元素以水银泻地的方式进入到传统的产业和企业中，最终使之脱胎换骨。天津从营造国际一流投资环境入手，从基础设施的建设到“一站式”、“一条龙”服务，突出“让投资者赢得利润”的理念，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来津投资。 一个适合投资的营商环境终于使得开放的双方都变成了受益者。跨国公司发现了天津，而天津也得以发现世界。摩托罗拉在天津由最初的1.2亿美元投资，发展到目前30多亿美元投资，成为在华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之一。而丰田、三星等众多跨国公司都在天津取得很好的业绩。分享中国的成长，分享天津的成长，变得如此具体和实在。而天津则利用跨国公司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和现代管理经验，嫁接改造国有企业和传统产业，极大地激活了国有经济的潜在能量，有力地促进了天津的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并成为推动天津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从1984年，天津电梯和奥的斯率先合资开始，作为一家老牌的国有企业，便由此经历了天津工业改革的许多第一。1994年，美国奥的斯公司提出了增资1000万美元的要求，外方增资1000万美元意味什么，天津市政府心里最清楚，美国奥的斯要将合资厂中的外资比例由30％增加到51％，从而控股企业。让外资控股这在当时，是许多人都难以接受的现实。可是不让外资控股，企业不仅难以继续发展，最重要的是得不到真正先进的核心技术。特事特办，天津市吃下了这只“螃蟹”。 天津这种做法当时可是风波不小，引起过产权问题和保护民族工业的争论。结果如何？数字最能说明问题，1993年以来天津经济开始两位数增长，一直保持12.2％左右，1993年天津的国民生产总值500亿左右，财政收入60亿，而现在国民生产总值2200亿，财政收入450亿。 “让外商有利可图，有钱可赚”，“看长远，算大账”、“一个好项目，如果工作失误，谁放跑谁负责”，在天津的权限内，自己给点政策，提高工作效率，多设身处地为外商解决问题。这也许是当时天津吸引外资的诀窍。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3节 ［焦点］天津图腾（2） 3.天津机会 天津的发展无疑还需要更为广阔的语境，而最令人关注的自然是京津唐环渤海经济圈这个话题。毋庸讳言的是，虽然北京和天津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位于直径100公里的区域里两座特大型城市，但京津这两个双子座城市在很长一段时间却颇有“距离”：因缺乏有机合作而使得在一些方面进行同质竞争。 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的国家计委曾经计划在京津地区投建30万吨乙烯生产基地。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乙烯生产规模在60万吨以上才有效益，而京津两市各不相让，最终各建一个15万吨的项目，谁也挣不着钱。以至于有专家用“灯下黑”来形容京津经济结构趋同给两个城市带来的伤害。 其实，北京和天津现在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京津唐环渤海经济圈，其实北京和天津包括唐山都有各自的机会。从区域的角度出发，北京与天津可组成双城，优势互补，共同发挥北方中心城市作用。北京进一步强化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天津则积极发挥港口和滨海新区的作用，并在一些产业发展上确立比较优势，尤其是相对北京的商务成本，天津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而对于唐山，又具有相对的聚积效应和人力资源优势。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一种新的模式将使得北京和天津都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 而天津和北京的距离正在日益拉近。天津至北京的快速铁路线即将开工，第二条京津高速公路正在敲定最后方案。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与首都机场合作也开始取得实质性进展。“想想看，从北京的东直门到我们这个楼盘，只需要半个小时，那是多么令人激动的场景”。在天津采访时，一位在天津成长起来的房地产开发商如此描述道。这一切让那些早已经发现了天津的投资者进入了收获期，而纷至沓来的新的投资者则惊呼：天津的机会来了。 更值得关注的是，天津港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国际贸易港，是连接欧亚大陆桥最近的东端，对外与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对内更是拥有近千平方公里的辽阔腹地。一位投资者说，这实际上让天津相比较其他港口获得了一种独特优势，那就是它又可能成为承接世界产业分工和中国制造的最前端之一。而这样的港口腹地工业优势在中国只有南通、宁波等地才具有。这不仅在中国具有竞争力，在世界上也具有竞争力。 在天津诸多竞争力之中，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是文化的竞争力。在天津，有一种说法：千年历史看西安，五百年历史看北京，百年历史看天津。天津在中国近代史，一直担当着现代化最早的实践者之一的角色，这其实是天津魅力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的第一辆汽车，第一条铁路，第一个大商场，中国第一所大学都诞生于此。一位长期研究天津发展的专家说，这个城市成长的背后，有一个文化力，就是说城市成长，需要一个文化支持的平台，来支持这个城市的成长。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梦想。在天津采访时的一个下午，温暖的阳光照在五大道和解放北路的金融街上，那里历史上的老建筑，散发着凝重而安静的光芒，和机器轰鸣的工地现场，共同叠加成一个共时空的现场。对于天津，对逝去的一些东西表示尊重，实际上就是对即将到来的未来尊重。而现在，天津的历史和梦想正交汇在一起，闪闪发亮。 （记者刘晖李红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4节 ［焦点］天津图腾（3） 二、从地下到地上 天津下一站：“地上时代”的喧哗与骚动 1.“让天津人都看到希望” 10年前，陈质枫想不到自己能为天津作涉及1000个亿的城建规划。陈现任天津市副市长，主管城建。他清楚记得1990年整个天津的城建资金只有区区7000万，这些钱“现在还不够修厕所的”。 在1993年前，还是天津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陈质枫曾带队用1年多的时间对天津的城建作了一个“摸底”。结果令人惊讶：全市1／4以上的老百姓居住在164片共768万平方米的成片危陋平房中，“很多房子用手就能把墙推倒”。 1993年7月，天津提出“力争用5～7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市区成片危陋平房的改造”。与很多人一样，陈质枫当时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当年年底的危改动员大会上，时任市长的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同志发了脾气：你们不同意搞危改，那我把你们的房子收回来，让你们搬到小平房里去住一个夏天，完了再写篇体会看这事到底该不该干！ 当时，这个因1976年唐山大地震和20世纪80年代“下放河北”而“整整落后了16年”的城市，“老百姓普遍有点灰心”，与其他兄弟城市高涨的改革开放热情反差鲜明。“政府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如何让大家看到希望。”天津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乔富源回忆说。经过调研，政府将天津的“精神振奋点”选在了呼声最高、涉及人数最多的危陋房改造上。当时曾有人为危改算过一笔账：每年至少需投入40亿，总投资将超过300亿。但政府没钱，让建委“自己想办法”。 2.“经营”危改 从1993年危改工程起步到2000年全面完成改造，“我们创造了许多开创性的措施，完全走的是经营的路子”，陈质枫说。 起步之初，政府想开放，开发商却不愿来。原因是“总投资15.5个亿，一算账得亏好几个亿”，河东区原中山门危改指挥部副总指挥姚长宝说。1995年河东区政府开始寻求“区企结合”， 明确提出“让开发商有利可图”。市区两级政府本着“能减则减，能免则免”的原则，对13项收费标准实行了减免，中山门地区危改才得以启动。 需要拆迁的768万平米成片危陋平房中，有177万平米在红桥区，而占地80多万平方米的老城西地区又是其重中之重。1995年，红桥区在老城西进行了芥园西道的建设，开始了“以路带危改”的探索。1995年10月29日，芥园道建成通车后，原来不敢涉足老城区的开发商纷纷抢滩。 天津最早的拆迁标准是根据人头安置，后来是根据住房面积，“拆1平米还2.5平米”，但还是难以解决还迁房位置和楼层分配不均的问题。1995年，红桥区政府在芥园道拓路改造中，将危改与房改相结合，提出由货币分配代替实物分配的新思路，在全国首行“货币还迁”尝试，拆迁户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能力来选购住房。 从1995年到2000年，天津共发放货币安置款近190亿元，有力拉动了房地产市场。 7年危改，天津共拆除危陋房屋869.3万平方米，竣工住宅1656.2万平方米；34万户居民喜迁新居，许多空置多年的商品房被争购一空，共销售商品房1947万平方米，6年中年销售量平均以14％的速度递增；办理个人购房贷款90306件，贷款金额99.01亿元，支持个人购房836.58万平方米，平均年递增速度为165％。“从1993年到现在我们已经拆了2000万平米，花了近500亿。全部通过开发，财政基本没拿钱”，陈质枫说。与此同时，天津市gdp增幅2001、2002年连续两年全国第一。 危改的过程也是一个经营城市的过程。陈质枫认为：由危改带动的各类需求已经渗透辐射到多个产业，并将对全市未来的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在危改的过程中土地的“级差地租”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同样是一块地块经过危改后，不但实现了自身价值，也带动了周边地块升值，天津的城市资产得到了跨越式的增长。据测算，危改7年间，天津gdp年均增长为12.2％，其中有约2.7个百分点由危改直接和间接拉动，其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2％左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5节 ［焦点］天津图腾（4） 3.零出让高补偿 在危改工作的最高峰，天津一年中有15万～16万人住在临时周转房里。“但我们没有一户是因为生活过不去而上访”，天津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乔富源说。“给老百姓的钱多”，陈质枫认为这是拆迁不出问题的根本保证。天津目前的商品房平均房价约为每平米2600元，其拆迁补偿一般为每平米4000元。陈质枫举例说，如自由买卖，在天津一间10平米的平房一般能卖2万元，而拆迁则能补4万。就商品房均价与拆迁补偿价间的差价来看，“我们比上海、北京的补偿都要高”。 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新《拆迁条例》，明令拆迁房必须进行市场评估。天津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发现，市场评估结果普遍低于天津原货币安置标准，前者仅为后者的60％～70％。于是，天津现行住宅拆迁补偿采取市场评估价外加“一个系数”，即政府给予的安置补贴的方法，仍旧维持了原补偿水平。 高补偿源自于土地的零出让，“天津的土地从10年前到现在一直都是零出让。500亿里头至少有一半是土地的钱，我们通过补偿将它返还给老百姓了”。为使这部分钱能到老百姓手里，天津规定对老百姓的补偿由政府确定且在拆迁当天到位。 为了“不让一户过不去”，天津提出了一个“最低住房保障体系”。天津市委副书记沈东海介绍说，这一体系由四部分构成：一是“建”，即要求地产商在获取土地时必须拿出其中的30％建零利润商品房；二是“收”，即政府收购存量住房转为廉租住房；三是建廉租房；四是“转”，即政府租房后以更低价格转租给低收入者。 据市城调队对部分危改回迁户的调查表明：这些家庭的人均使用面积由未改造前的6.1平方米增加到了现在的12.0平方米。 4.五大投资公司经营新天津 在危改期的最后3年，天津在危改模式上又有了重大尝试。用陈质枫的话讲，即“集中大兵团作战，集中财力大片操作”：从财政拿一点，从银行借一点，以建委下属投资公司的名义进行大规模拆迁。“以前拆迁都是几千万量级，现在一动手就是数十个亿”，在有了经验又有了财力后，天津的拆迁开始实现从“家庭小作坊”向“现代化流水线”式的跨越。 与原先想方设法吸引开发商做法相异，天津现在“要把土地牢牢控制起来，用土地升值的钱为天津做事”。规划局设立了两个小组，已把外环内外所有没开发的土地，通过调查测量全部由市里统一控制了起来。2个月前，天津市建委、规划局和房管局抽调人员成立了一个“建设开发招商服务中心”，与天津7年前就开始探索的“土地征地中心”两块牌子同时运作。陈将其称为土地的“超市”：每个拆迁后经过“包装”的地块都公开展示规划图，并提供全程服务的“流水线”，“想要什么给你什么”。陈质枫说，目前包括海河开发等在内的30多块地正在“中心”进行紧锣密鼓的包装，准备月底集中到香港招商。在此思路下，经营城市的主体亦逐渐从政府让渡于政府性投资公司。 以相关土地的预期收益相质押，天津市建委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了“基础设施投资贷款”500亿，还款期15年。“利用这500亿我们在市建委下搭建了5个公司，即海河投资公司、地铁投资公司、道路管网投资公司、城市投资公司和环境投资公司”。这是“天津资产经营的平台”，陈质枫说。 是企业就必须具有资产和收益，为此天津颇费心思。其思路是“将政府投入变为资产和收益进入公司”。比如，将天津的道路、桥梁等作价作为资产部分，而将财政上原先维护这些设施的资金作为收益，进入道路管网投资公司。因埋在路下的几十种管道一般由规划局统一分配摆放位置，中间是下水管两侧是上水管、煤气管、通讯管和电缆等，道路和管网将因垄断而赢利。 运作海河开发项目的海河投资公司，其注册资本金目前只有建委划拨而来的2个亿。“将来会把划定范围内的道路桥梁、土地出让金和配套费都划给它”，扩充其资本金。陈质枫还透露，海河公司“将来有上市打算”。而对于外资而言，目前“希望他们先介入项目，将来可能会考虑让其介入五大投资公司”。 “我们的初步设想是将500亿放大到1000亿，用5～6年将天津的整体形象彻底改变。”其中，天津计划到2010年前解决“大交通”。这个名为“时空同达”的项目有一个“12469”的指标：“1”是每1个居民出门开车15分钟能上快速路，出门10分钟能达到通向各个方向的公交站；“2”是在市中心任意一点开车20分钟能到外环线；“4”是城市任意两点单方40分钟到达；“6”是开车60分钟到达各区县；“9”——开车90分钟到达周围大城市。为此，除了71公里的外环线，天津未来几年要花173亿在外环内建“2环2横2纵2条射线”共145公里快速路。此外，还要投资300亿修建3条地铁。 （记者张静）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6节 ［焦点］天津图腾（5） 三、金融胎动 “北方金融中心”胎动：五年要投7000亿 2003年10月30日上午，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路口。一头昂首奋蹄的金牛雕塑正式落户于此，雕塑的底座写有六个金字——“友谊路金融街”。 这头以华尔街牛为原形的金牛，“表明了天津加快建设友谊路金融街的决心”。天津河西区区委宣传部的赵旭说。 以金融街为突破口，天津建设北方金融中心的步伐也越走越急。 1.友谊路金融街雏形初现 在2003年天津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以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了天津要加快建设北方金融中心的意图。 建设金融中心，必然要以相应的金融街为依托，而天津最终将金融街选定在位于河西区的友谊路。 根据天津市的规划，友谊路将建设成为以金融办公为主，集办公、酒店、休闲、商业于一体的综合性商务服务区，并着力建设两个功能区，即国际金融服务区和国际经贸展览文化博览区。 如今，友谊路金融街已经有了雏形。从路口的北方信托大厦一眼望去，道路两旁高楼林立，俨然一副现代化大都市的气派。根据河西区区委调查，已经入驻友谊路的银行、保险、信托、证券机构共26家，其中，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的天津分行以及天津市商业银行等8家银行都已经落户。同时，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的天津分行已准备入驻友谊路，而交通银行天津分行也有迁入河西区的意向。此外，友谊路所属的河西区共有金融机构79家。 赵旭说，金融街还将吸引众多的国际金融机构入驻，进一步发挥金融机构的集聚效应。“友谊路金融街的最终发展目标是，形成资金密集、信息畅通、交易活跃、功能完善、配套设施齐全、环境优美的全国乃至国际金融中心，从而建成天津的‘华尔街’。”不过，入驻其中的金融机构将获得哪些优惠措施，区政府尚未出台具体规定。 2.“华尔街”与“曼哈顿” 在友谊路金融街发展得如火如荼之时，另外一个金融街也在加紧建设——开发区“滨海金融街”。有意思的是，河西区的人士称，友谊路的建设目标是“天津的华尔街”，而开发区的人士则说，滨海金融街的目标是“天津的曼哈顿”。 在开发区投资服务中心北侧，一片庞大的建筑群刚刚崛起，这就是开发区的“金融服务中心”，事实上，这里已经通过天津市地名办被正式命名为“滨海金融街”。 开发区的人士介绍说，滨海金融街是天津市唯一一个以“金融”命名的街区，但在河西区区委宣传部，一位人士表示，友谊路金融街的命名是经过市政府同意的。 目前，滨海金融街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东区进入招商阶段，西区也已经开盘。2003年8月，在开发区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的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滨海金融街一期项目追加投资1.19亿元。该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认为，滨海金融街将会成为天津的金融中心。 “金融业的发展必须依赖实体经济的发展。”该人士分析说，近年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工业生产已经达到了世界级水平，3600多家外资公司在这里安家落户，与之相关的金融、商贸等配套性产业，遂成为市场呼唤的项目。 对此，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一位处长认为，目前提出建设金融中心的城市大有人在，北京和上海正在激烈地争夺全国性金融中心所在地，而天津要建设北方金融中心，首先要面对来自北京、沈阳等城市的竞争。 不仅如此，金融街争夺战还加入了新的竞争者，天津市和平区也提出要复兴金融业的想法。和平区的解放北路曾是天津最古老的金融街，解放前的金融机构几乎都集中在这条街上，如今人民银行、银监局等金融监管机构都在这条街上办公。 对于友谊路、滨海金融街和解放北路三者之间的关系，人民银行的这位处长说，“解放北路属于历史，友谊路是新兴力量，而滨海金融街则主要为开发区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3.天津的金融宏图 2003年年初，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向天津市委、市政府提交一份报告，建议要加快金融中心的建设步伐。这份报告指出，建设北方金融中心，天津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条件，包括天津的经济区位优势、综合经济实力以及金融资源等。 据了解，在这个会上，有关领导表示，2003年天津市固定资产投资将超过千亿元，预计今后每年固定资产投资将增长20％左右，5年总投资将超过7000亿元，此外，还会有大量的短期流动资金需求。这些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要通过银行贷款和资金市场筹集解决。据悉，2003年以来，已经有工行、农行等数家银行为天津市工商企业授信的总额超过1000亿元，其中，国家开发银行一次就授信500亿元。 对于新设金融机构，天津市委、市政府极为关切。在5月29日金融工作座谈会上，有关领导说，“要加快金融机构建设，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已获批准正在筹建的各金融机构，要加紧做好筹建工作，尽早开业。” 天津至今没有一家全国性金融机构的总部，这多少让天津人感到遗憾。眼看着上海有浦发银行，深圳有深发展，福建有兴业银行，作为四大直辖市之一的天津，早在两年前就积极筹划建立一家全国性商业银行——滨海发展银行。2002年年中，滨海发展银行的筹建申请递交到央行。 而总部设在天津的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住房储蓄银行——中德住房储蓄银行——原计划于2003年7月开业，但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开业的消息。这家银行由德国施豪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合资，各界曾对此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另据天津市政府一位人士透露，天津近期还要筹建一家金融租赁公司，初步的筹建计划是吸引外资入股。此举旨在增加企业对外融资渠道，增强利用外资的能力。他还表示，在目前金融分业监管情况下，金融租赁公司可以最大限度地从事混业经营。 设立证券投资基金也是近期天津重点发展的一个目标。国内业已设立证券投资基金50多只，但尚未有一只是由天津的基金公司发起设立。这位市政府人士说，天津要争取设立两到三家基金管理公司，计划利用天津当地信托公司的从业资质，再吸收本市和外地公司入股，组建股份制的基金管理公司。天津还要求综合类证券公司也要继续创造条件，争取设立证券投资基金。 此外，天津正在争取建立离岸金融市场。所谓离岸金融市场，指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对非本国居民实行完全开放的金融业务，同时允许外国金融机构或外资企业开展外国货币的资金融通和交易，并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市政府人士分析，假如能设立离岸金融市场，可以吸引国际大银行和跨国公司前来天津发展，聚拢金融人才，活跃当地的资金流、物流与信息流，无疑将为北方金融中心的建设注入一剂强心针。 4.天津的金融优势 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天津具有良好的经济区位优势。地处环渤海地区中心，连接华北、东北和华东地区，位于东北亚国际合作区的中心地带，是北京以及华北、西北的重要出海通道。 天津有较强的综合经济实力建设金融中心。天津经济连续11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位居全国前列，滨海新区的建设为全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天津也有丰富的金融资源。天津是央行天津大区行所在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在天津拥有分支机构；除广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和华夏银行之外，其余股份制银行也都进入了天津；摩根大通、汇丰、东京三菱、法国兴业等14家外资银行在天津设立分行。 此外，天津将建成中国北方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信息中心和商务中心，并且有现代化国际深水大港。 （记者孙铭）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7节 ［焦点］天津图腾（6） 四、区域定位 借鉴“双子型”城市发展模式 环渤海经济圈已成为现实的选择。就此问题，《21世纪》专访了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连玉明院长、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郭培章司长、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白长虹教授。 《21世纪》：您觉得天津的定位应该是怎样的？ 白长虹：天津的定位应抓住几个主要的东西：一是港口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二是建设一个城市中心区，三是要做北方的制造中心。从策略上来讲，就是要充分利用北京的优势，通过发展港航产业和建设天津cbd，改变天津的城市形态，将天津建设成北方经济中心和国际化港口大都市，同时力争将天津发展为北方的金融中心。 《21世纪》：天津与北京的关系是天津发展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你能否对此作更深的论述？ 白长虹：长期以来，天津与北京的关系一直定位不清，这严重影响了天津的发展。北京作为首都，有很强的资源吸纳能力，处于强势地位。你说北京应该只是政治中心，经济让我们来发展，这是没用的，北京当然也要发展自己的经济。你不能说它应该怎么样，你决定不了它。 天津管不了北京，但是天津可以通过自己的政策和更多的渠道，包括中央的政策等，主动协调与北京的关系，充分利用靠近北京的优势，少考虑一些天津由于北京的吸纳力而失去的东西。 《21世纪》：具体来讲，天津可以利用北京的哪些优势？ 白长虹：我们研究了世界上若干城市，发现一种首都和港口城市的双子型发展模式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像日本的东京和横滨，韩国的汉城和釜山。天津可不可以学横滨呢？重点发展港口依赖型产业。 同时北京作为首都，它的商务成本越来越高，比天津高60％～80％，这也是天津可以利用的一大优势。天津可以考虑把北京的一些活动转移过来，使北京的功能定位向更高端发展。一个企业有研发中心、制造中心、经营中心和行政中心等，行政和研发中心可以设在北京，经营和制造中心可不可以放在天津呢？我们只需要吸引一部分这样的企业，对天津就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21世纪》：您觉得天津要发展成国际港口大都市，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白长虹：现在天津只能说是我国北方的一个港口城市，与国际化的港口大都市之间还有很大差距，在政策法规、交通物流、技术创新、人才、专业化产业群落、现代服务业、整体软硬件基础设施、发达的市场网络和城市形态等方面都需要很大的提升。最重要的是港航产业比例要非常强，要有非常强的国际物流业，要能处于国际物流业链条的核心地位。 我还想强调的一点是天津城市的空间布局，应该解决它布局不合理的现状，不仅是看得到的形态，还包括交通网络、人文环境一个整体的情况都需要改善。 《21世纪》：您一开始提过一个很新颖的概念：天津cbd，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呢？ 白长虹：经验表明，cbd对一个城市的辐射能力非常强。我们正在做的一个课题就是天津有没有必要及能不能发展cbd。 cbd的经济是超越本城的，要有对外地的辐射力。天津的未来定位是国际化的港口大都市，是有建cbd需求的。 《21世纪》：天津cbd如何定位其与北京cbd之间的关系？ 白长虹：全国也没几个cbd，天津离北京这么近，北京的cbd现在尚未成熟，天津是否有必要建？这个疑问是很正常的。 我们仔细研究发现，如果在功能定位和策略设计上足够好，天津cbd可以像天津市的整体定位一样，完全有可能利用北京的优势。对照北京与天津“首都和港口城市的双子型发展模式”，北京和天津的cbd也可构建功能上互补的双子型。 我们没必要一定要吸引跨国公司的总部来，可以吸引一些职能中心来天津cbd。跨国公司的全球运营方式对物流、制造和贸易要求很高，这几点天津发展得好的话都可以满足。 其实不仅是跨国企业，国内企业发展大了，也在考虑企业中心的重新设置问题。像河北、山西、陕西和新疆等一些大企业，可能就会想到总部的搬迁问题。现在他们考虑的多是上海和北京，为什么天津不能吸引他们过来呢？ (记者覃爱玲) 环渤海经济圈合作新契机 《21世纪》：目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迅猛，您怎么看其整体发展态势？京津处于怎样的位置？ 连玉明：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将会崛起五大城市群，我们概括为五个“三角”。第一是长三角，它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第二是珠三角，它现在正由原来的不自觉走向自觉的整合，而泛珠三角正在形成；第三是京三角，以京津为中心，包括京津和冀北地区的10个城市，京三角的发展又将会拉动整个环渤海地区的发展；第四是东三角，以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为契机，发展可以有两种模式……这五个三角将会成为21世纪前10年中国经济的多元增长极。 从发展态势来看，长三角属于主动整合型的，从产业分工、产业网络、政府的协作体系、共同市场已经基本形成了；珠三角属于被动适应型，内部分工没有完成；京三角目前还属于停滞对抗型，京津对抗的结果是“北京吃不了，天津吃不饱”。 北京现在提出了“首都经济”的概念，天津也提出了打造港口城市的设想，但二者的联合一天完不成，这些设想都很难实现。 《21世纪》：那么，京津合作的空间在哪里？ 连玉明：首先在于共同市场，是市场利益的最大化和一体化。在共同市场的概念下，首先要进行市场分工，在产业战略上进行分工，最终北京和天津形成一个“前店后厂”的格局，天津成为一个商店，发挥它的港口和贸易的优势来拉动发展，北京则要用其强大的集聚能力来整合资源然后进行扩散。 现在说“天津吃不饱”，就是因为天津港口城市的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而北京因为没有港口经济的拉动，发展也受到影响。由于产业分工没有形成，京津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资源也就没有转化成资本。 《21世纪》：要完成京津资源到资本的转化，您认为面临的障碍主要有哪些？ 连玉明：概括起来有三大障碍。首先是双方观念上的障碍，缺乏全球一体化思维和区域一体化思维；其次是制度上的障碍，长三角、珠三角发展都是市场主导型的模式，先是由企业参与、市场主导最后才到政府间的协商和政府间的制度安排。而京三角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京津合作完全靠市场的力量是难以推动的，所以我认为京津一体化问题一开始就要进行政府的推动，要进行政府高层间的制度性安排，没有行政推动，京津合作是不可能的；第三是行政区划上的问题，不光是京津，全国现在都存在这个问题，行政区划滞后于经济区划，这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最大障碍，这个方面不改革，就会影响到整个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21世纪》：如果按您的说法，京津靠政府的强制力进行资源整合，会不会再次出现行政指令代替市场决定一切的问题？ 连玉明：因为市场主体之间没有冲动，所以合作就必然是自上而下的，而不会是自下而上。虽然最终的合作是要通过市场来完成，但是开始还是要有行政的推动，尤其需要中央政策的推动。 《21世纪》：就目前的情况看，您认为京津合作的契机在哪里？ 连玉明：最大的契机就是奥运，京津合作打造新的奥运圈，最终会促成“京三角”的崛起。如果失去了奥运这个契机再进行资源整合就很难。(记者王梓蒋明倬)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8节 ［焦点］天津图腾（7） 五、新天津制造 制造业化蝶 传统产业已经逐渐淡出天津工业的历史舞台，而新的舞台上，天津工业又在挥洒怎样的篇章呢？走进天津，听到最多的就是“嫁改调”。 10月22日，天津市经委主任王治平带领着全市工业系统的数十位老总围着天津钢管公司、天津滨海新区等地“转悠”了一整天。然后大家在天津钢管现场办公，召开新一轮嫁接改造调整推动会。会上，天津纺织、天津钢管、汽车、中环电子等四家企业介绍各自的经验和发展思路。 “新的一轮行业调整就要开始了，这次调整不再以单纯的企业为节点一个个进行调整，而是从天津的整个行业布局出发，进行行业调整。我们要从全行业着眼，打破母公司、子公司、一个企业、一个产品、一个项目的界限，通过优良资产重组集中，建立新的企业形态，反过来推动行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王治平说。 “引进一个好项目、形成拳头产品、带动整个行业、救活一批企业，这种模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已经不能适应需要了，现在需要成线成片的调整，发挥积聚效应。”王治平一再强调。 1.十年图变 在天津，“三五八十”这句话，人人耳熟能详。 1993年底，市委、市政府提出“三五八十”四大阶段性奋斗目标，即：“三”——到1997年提前3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五”——用5至7年时间，基本完成市区成片危陋平房改造；“八”——用8年左右时间，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嫁接改造调整；“十”——用10年左右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 “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用8年左右的时间，利用引进外资，将国有大中型企业嫁接改造调整一遍”，就成了一个催人奋进的具体目标，而此后又因形势需要，市政府要求各企业提前2年完成嫁改调任务。据天津市政府官员介绍，截止到1999年底，天津784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基本完成了嫁接改造任务。 天津的发展之路是不平坦的。据天津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乔富源介绍，“文革”期间，天津由直辖市变成了河北省的省会，一当就是8年。接着便是1976年的大地震，天津又用了8年的时间搞重建。当天津一觉醒来时，才发现游戏规则已发生了改变，国家实行拨改贷了。自身底子薄，又没有政策上的倾斜，天津只好在“改革开放”的国策上用足用好，以“开放”促“改革”，大力引进外资。 “我们要用国外的资金、项目、好的管理经验来嫁接改造国有企业。使先进的思想融入市场经济最根本、也最有竞争力的细胞中。而现在回想起来，十年前我们引进的竞争意识、质量观念管理对于当时的国有企业是一次很好的冲击和洗礼。”乔富源说。 8年一晃而过。天津的工业总产值已由1992年底的997亿增加为2002年的3718亿元，在硬指标之外，天津在大中型骨干企业中也已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据天津经委的官员介绍，截止到2002年底，天津85％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已按照公司制要求挂牌运营，80％的企业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天津共吸引近30个国家和地区120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前来投资，其中包括世界500强中的95家。天津累计协议利用外资73.87亿美元，而这部分资金的90％被用在了嫁接改造国有老企业。8年来，天津共进行了1220个嫁接改造项目和585个重点技改项目。“在实施改造时，我们强调一定要抢占技术制高点，宁缺毋滥，不欠技术账。”王治平说。 现在，包括电子信息、汽车、医药、冶金、化工和新能源及环保在内的津门六大支柱已初具规模。 2.宏图再展 据王治平介绍，天津已着手进行的新一轮调整将打破过去一厂一策的方式，注重于对整个行业的调整，通盘考虑行业的产业定位和整体规划，并对全行业的资源进行重新整合。 他强调此次产业调整重点要克服盲目性，经委已制定了《优势产业发展规划》，各行业都要围绕规划制定自己的实施方案。 目前天津基本上已经完成对冶金行业的新一轮调整，马上要推进的是纺织和医药整个行业的调整。 冶金行业调整和天津市工业东移的总体规划紧密相联。天津钢管有限责任公司战略发展部负责人告诉记者，1999年，国家在钢管公司实行债转股后，由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组成董事会。之后，企业发展势头很好，2003年基本上完成回购。这位负责人介绍，目前公司也在积极拓展产品，延长产品链，还要在天津开发区建设一个工业园，并积极筹划天津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为进军资本市场做准备。王治平介绍，天津政府调整冶金行业的下一步计划是启动天钢东移二期。并且要把海河下游冶金工业园扩大为10平方公里的规模。 纺织行业的调整则是搭乘海河开发的顺风车。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增光告诉记者，随着海河开发的深入，沿岸将会出现4个纺织企业，共占地约600亩。现在该公司已经在天津空港加工区规划了1.83平方公里的土地，把分散在市区各厂的优良资产剥离出来，形成优势，统一注入到天津纺织发展有限公司这样的母体中，让她焕发青春。 天津的医药系统也有大动作。据王治平介绍，医药行业未来计划要从几个分散的医药企业中剥离资产，引进战略投资者，目前在操作的就有与中国华源集团的重组，此外还同国内外5家企业正在谈判，年底会有消息。 王治平承认，天津以前在资本市场不是太积极，整个天津在深、沪市场只有21家上市公司，“以后天津肯定会在资本市场好好作为，用出让股权和上市募集的资金投资新项目，对企业实施新的行业调整。”（记者许圣如） 打造地方“通产省”？ 7月中旬，有关地方行政机构改革的文件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向地方下发，这标志着中国省级及省级以下政府机构改革正式启动。 此次改革在原则上，最后仍然要报请中央编制办批准。省一级政府的机构改革方案目前都已经上报，现在批复的只有北京、上海等几家。 在新的一轮机构改革中，为了实现新一轮天津产业调整，天津市政府又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架构与之匹配呢？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介绍，此次机构调整的特点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在2003年上半年就已启动，主要是将国有资产管理规范化，在省一级成立与中央对应部门，原先的省经贸委原则上撤销。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正在逐步推进中，大体改革框架基本上是与中央部委对口，但不强求。 天津计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天津机构改革方案还没有公布，因为在天津市编制办在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复前，不能明确未来具体的机构设制。但是，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大的方面，如组建国资委；市政府授权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成立发改委，将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职能划入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撤销市体改办。这些对口的部门调整应该有的。”据市经委一位官员介绍，天津仍将会保留经委，并且会把商委合并到经委，再将外经贸委与新的经委合并，同时旅游委也很有可能并入经委。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由原来的经委、商委、外经贸委和旅游委四个委办共同组成的“产业经济委员会”。“同日本的通产省差不多”，这位官员说。但天津商委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认为，天津的商业领域比较特殊。如果从部门监管角度考虑，他认为商委有必要保留。 在北京的机构改革方案中，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工业促进局”横空出世。“这种‘专卖店’的制度设计反映了北京的定位：选择重点突破优势产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专家评价。这位专家还认为，工业促进局剥离了原经委资产管理、工业外贸、宏观政策等职能，其主要工作就是“抓生产”，而且更偏重于微观管理。工业促进局不会以行业监管部门的身份出现，其定位与国际概念接轨，类似于香港的生产力促进局，是服务型机构。或许，这对急于完成新一轮行业调整的天津会有所启发。 （记者许圣如）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9节 ［焦点］天津图腾（8） 六、梦工厂 摩托罗拉之后是三星， 天津开发区力战苏州大连 2003年9月初，自从美国传出摩托罗拉将出售天津芯片业务伊始，开发区的官员们就被一种复杂的情感笼罩。 一方面，随着摩托罗拉业绩的逐年下滑，当初围绕着摩托罗拉天津工厂所设计的开发区布局开始转型；另一方面，追随摩托罗拉来到天津的三星、lg、京瓷和三洋等日韩厂商呈现后程发力的态势，逐渐成为开发区新的增长点。 10月31日，摩托罗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高尔文秘密拜访天津市主要官员——此前几天，高尔文刚刚宣布将辞职的消息，同时公布的 还有摩托罗拉将设于天津的芯片厂转让给中芯国际的决定。 参与会谈的天津市官员说，摩托罗拉方面承诺不仅“2＋3＋3”战略不变，还将在原有基础上追加在天津开发区的投资。在此，我们不妨作一番回顾与瞻望。 1.天津开发区的“样板房” 天津开发区的成长和摩托罗拉的发展息息相关。即使到今天，仍有很多外企到天津考察时，第一个就是去摩托罗拉工厂了解生产情况。“很多外商并不相信地方政府官员在招商引资时所做的种种承诺，他们要看的是开发区其他外企的情况。”开发区的一位官员说。 时间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原电子工业部去美国招商引资，希望能说服一批有影响的美国电子工业巨头到中国投资，其中就包括摩托罗拉。摩托罗拉当时希望能以独资的形式到中国投资，但由于当时的政策尚不鼓励外商在中国境内独资开办工厂，合作一事搁浅。但天津一直与摩托罗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转机始于1992年，伴随着邓小平南巡谈话所引发的外商投资热潮席卷整个中国。在一番细思量后，摩托罗拉将自己在中国的大本营放到了天津。开发区的官员回忆说，摩托罗拉的bp机和手机生产线是最先落地的两个项目，当时投资约2亿美元。 就是这2亿美元，盘活了整个开发区。1992年以前，天津开发区还是一个小型的出口加工基地，年工业总产值不过10个亿。由于国家给的指标少，每年外商投资还是以千万级人民币进行计算。摩托罗拉工厂到天津后，为其生产配件的公司也纷纷到天津落户，当地约有20到30家企业为摩托罗拉提供配套产品。 除此之外，摩托罗拉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方式，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开发区宣传部副部长王柏秋举例说，为摩托罗拉生产bp机链和产品包装盒的两家天津本地工厂，原来都是亏损严重面临倒闭的小厂，通过摩托罗拉帮助建立了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后，产品不仅向摩托罗拉提供还出口到国外，每年利税都在百万以上。 2.三星崛起 1996年，摩托罗拉开始在天津投建被称为mos17的生产厂，生产微控制器和其他集成电路产品，主要供给摩托罗拉自己生产的手机使用，初期计划投入7亿美元。2001年摩托罗拉对该厂斥资近10亿美元进行扩建。但由于国际市场上芯片产能过剩，导致价格一路下滑，再加上摩托罗拉赖以生存的手机市场份额不断被新进入者瓜分，因而mos.17厂从建成的那天开始就没有正常开工过。 尽管摩托罗拉目前面临突围关口，但天津开发区的官员仍然坚信摩托罗拉仍将在天津开发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到2003年止，摩托罗拉总计在天津开发区投资了30多亿美元的项目。但摩托罗拉身上的光环已渐渐被三星等众多后来者所掩盖。 韩国三星1993年入驻天津开发区时，目的只有两个：一是利用中国的资源、土地、人力和政策等优势降低生产成本；二是通过在中国设立生产基地的同时，逐渐适应并占领中国市场。 三星电子副总经理李少康介绍说，三星最早登陆中国市场的产品是录像机和vcd产品，当时主要是供内销使用。但在后来中国市场出现惨烈的价格战，又遇上亚洲金融危机后，三星电子只得取消了在中国内地的产品销售，天津工厂生产的产品全部外销。 到2002年中国市场开始高速增长，三星恢复产品内销时，三星在天津开发区的布局已经初步完成——累计投资额近10亿美元，10家工厂生产的产品涵盖通信、电子、视频、纺织等多个领域。 李少康说，韩国总部每年交给三星中国的增长指标都在30％，包括销售公司和生产公司。因此，三星在天津的工厂不光为自有品牌生产也为其他知名品牌进行代工。 由于实施了有效的成本控制，以及成功的品牌战略，三星的产品在中国竞争激烈的市场上也大有斩获。三星电子在天津生产工厂的出口比例从2002年的97％降低到2003年的93％。李少康预计，随着国内dv市场的逐渐成熟，内销产品的比例还会大幅增加。 而对于天津开发区来说，三星在中国市场的成功，使得更多的消费类电子公司愿意来到天津投资建厂。原因是这里有熟练的产品工人，生产电子产品特殊的配套措施也相当完善。开发区的官员说，最近台冠科技在天津新建工厂很大原因就在于能立即为三星提供零部件的配套工厂很多，不用再自己新建一批。统计资料显示，天津开发区当地共有上百家为三星提供配套措施的工厂，其中相当部分是伴随着三星从韩国迁移而来，由此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近两万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0节 ［焦点］天津图腾（9） 3.开发区新方向 三星与摩托罗拉的发展，见证了整个天津开发区这些年的发展历程。而随着诸如大连、苏州、昆山等新兴电子工业园区的迅速崛起，天津开发区原有的优势正被削弱。 三星去年将半导体和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放到了苏州。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局长杨志泽对此感触很深，“江浙地区发达的家庭手工经济及由此形成的特有的经济体系是很多外资选择那里落脚的主要因素之一。”昆山地区有很多专门为pc、笔记本厂商生产精密零配件的家庭工厂，对于习惯于按订单生产的台湾企业可以随时进行采购，货款也可根据约定俗成来结算，不用签订任何合同，非常灵活。而对于天津这种大型电子生产基地来说，习惯上还是按正规程序来走，一来一回至少半个月，销售周期太长。杨志泽举例说，2002年曾有一家笔记本生产厂商到天津考察，但对方提出的从下订单到成品下线时间不能超过40个小时，开发区无法达到这一要求，最后只能看着对方把生产基地设到了昆山。 此外，大连开发区针对日韩厂商专门提出招商方案也给天津开发区带来了强大的压力。由于地理位置更靠近日韩，文化也颇有相似之处，使得很多新进入中国市场的日韩厂商也关注到大连。 有专家认为，从产业背景和所能提供的支持来看，天津开发区利用外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孤军奋战，当开发区模式从原有的依托几个重点型企业发展向综合性产业园区过渡时，缺乏周边环境有效的产业支持就构成了天津开发区利用外资的一个致命伤。而苏州有两个优势，一是产业因素，长江三角工业区发展空间较大；二是配套因素，江浙一带辐射力度大，华东地区产业配套能力优于京津塘地区。 为弥补这种产业布局上的天然缺陷，王柏秋副部长说，开发区正进一步调整政府职能，对提供服务有了更高的要求，实施开发区的服务品牌化战略。开发区提供给外商的《泰达服务品牌承诺》中英文对照小册子里，对投资环境、能源供应质量、服务项目等做了详尽规定。比如，管线维修必须提前7天通知用户；绿化成活率不低于92％，保存率不低于95％；公交车途中故障30分钟不能排除，乘客可搭乘其他任何车辆（包括出租车），其合理费用由公交总公司承担；工作期间，窗口工作人员佩戴戒指不多于一枚。同时承诺了违约责任。 同时，管委会还力争帮助开发区的企业将研发中心迁移到天津，以树立人才上的优势，同时为一些小规模的高技术公司解决后继发展的动力问题。研发中心每招聘一位博士后，管委会都给予5万元的补贴。到目前为止，开发区内已经设立了7个博士后流动站。 杨志泽局长说，这些变化尽管细微，但体现出的却是本质性的变化。目前天津开发区已形成了以电子通信业、生物医药业、机械制造业、轻工食品业为支柱的四大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031.24亿元，gdp380.09亿元，税收78.20亿元，出口52.69亿美元。杨希望随着各方因素的逐渐完善，天津开发区到2004年能成为一个工业总产值超过2000亿元，中国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综合效益最好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记者欧阳长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1节 ［焦点］天津图腾（10） 泰达：老国企的财团梦想 没有摩天大楼，没有奢华、没有喧嚣，但简洁、明快的建筑风格却不失尊贵与现代。 这就是天津市60公里外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提起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你可能会想到一连串全球知名企业的名字：摩托罗拉、三星、康师傅……在这里，这些外资企业成就了他们的中国事业。而与此同时，一家国有企业的迅速崛起同样令人侧目——这就是开发区最大也是唯一的一家国有企业：泰达控股。 1.打造强势国企 开发区管委会大楼，规模宏大的通透玻璃建筑据说是拷贝了联合国卫生组织的设计。大堂深邃、高远，一簇簇草木自顾自挥洒着绿意。 1984年，拿着3个多亿的贷款，泰达控股的掌门人刘惠文就把自己的青春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紧紧地捆绑在一起。20年甘苦换来的是如今闻名全国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当年的几个亿投资换来的是开发区近年来每年七八十亿的税收及泰达控股350亿的资产。 数据显示，到2002年底，开发区常住人口4万人，就业人口20万人，创造的gdp却占整个天津市的19％。在全国的数十个国家级开发区中，天津开发区多项经济指标多年位居第一，工业总产值通常都是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总和。 对于记者的采访要求，刘惠文说，国有企业不谈个人。 泰达（teda）名称来源于天津经济开发区（tianjineentarea）的英文缩写。在成立开发区之初，开发区就是管委会和泰达公司并行，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自1997年泰达股份借壳美伦上市以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区内经营的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重组。2001年底，泰达控股公司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的转制为契机，将开发区泰达集团、建设集团纳入泰达控股，由开发区管委会授权行使开发区国有资产的经营与管理。 泰达控股成立后，使原来分属几家集团的境内a股上市公司泰达股份（000652）、津滨发展（000897）、灯塔油漆（000695）的最终控制人均变更为泰达控股；此外，在香港上市的天津发展、泰达生物也纳入泰达控股麾下。至此，泰达控股全资、控股、参股企业达80余家，总资产超过300亿人民币。 目前，泰达控股的主要业务范围是承担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及水、电、气、热能源供应，市政、绿化、公交等综合配套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资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泰达控股不是收缩战线，而是加大了投资力度，外界猜测天津市有意将泰达打造成天津市标志性的企业。对此，刘惠文表示“做大做强泰达尽管有市政府的意图，但还得靠我们自身的努力”。 2.刘惠文的财团梦想 “企业搞不好，原因不在于其股权的性质是国有还是民营，而是企业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对于执掌的泰达控股，刘信心十足，“比如猫抓老鼠，失败是偶然，而狗抓老鼠，成功是偶然。而在这方面泰达恰恰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领域。” “泰达所在的领域，一般的民营企业做不了，我们所有的产业要逐步往资源类的领域调整。”刘惠文说，资源类领域的特点，一是投资额巨大；二是技术门槛高；三是回收期长。 “比如大规模的公用事业，金融领域，海水淡化等。”刘举例说，这样的投资领域一般的企业干不了，也不愿意干。 控股五家上市公司，投资天津市城市及一系列城市改造项目后，刘惠文有了更多的底气表示他的“财团”梦想。 刘惠文说，很多企业都在提构建财团，但是不是财团不是由自己宣布，而是靠企业在这个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决定的，只有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能够有机地联动作用，才可以谈得上构建财团。 而泰达目前正在做的，除了对实业投资进行大规模的资源整合，有所为，有所不为以外，加大金融领域的投资也是刘铸造财团的必经之路。 “目前，泰达控股正在进行资源整合，完成整合后，泰达无论是从规模上，从质量上，从社会影响上都会比现在强很多。”刘说。 在金融领域，泰达系控股的金融机构已包括天津北方信托投资公司、渤海证券、泰达担保公司等。 2002年年底，天津泰达控股又与英国标准人寿保险公司共同出资13.02亿人民币，成立恒安标准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双方各占50％股权。 至于银行业，刘惠文对记者透露，目前正在和一家银行接触，公司很快会进入这个领域。 “无论如何，对泰达或者很多企业来讲，这都是一条很长的路。”刘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2节 ［焦点］天津图腾（11） 3.泰达路径 在泰达通往财团的道路上，开发区市政服务的市场化如果不能成为泰达市场化的动力，就将成为泰达发展的掣肘。这将直接影响泰达的盈利模式。 事实上，泰达甫一出世，就选择了一条颇有争议的盈利模式。 以泰达股份为例，从1998年开始，开发区就将天津滨海大桥的经营权注入泰达股份，泰达股份每年从天津开发区财政局获得8000万元收入。 随着泰达股份的股本扩张，泰达股份每股收益逐年下滑，为了使得泰达股份利润得以提升，2002年9月，泰达股份斥资5.85亿元收购天津泰达园林绿化公司绿地资产和土地使用权，此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每年将向泰达股份支付投资收益率不低于7.5％的经营性财政补贴。 至此，泰达股份每年便可从开发区财政局获得不少于1.3亿元的主营业务利润，占到公司2002年主营业务利润的82％，并且这两项业务的毛利率都保持在80％左右。 对于这种上市公司通过代替政府经营非赢利性社会公共事业资产，然后从地方政府获取相应经营性财政补贴，实现上市公司账面赢利的方式，业界认为，这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变相注资上市公司使其保持融资资格，更多地从证券市场上圈钱促进地方经济，是一种非市场化的做法。 市场对此也颇有争议。对此，开发区管委会有关人士表示，成立泰达时，给它的定位一个是为管委会配套服务，另一个是在市场上做大做强。 而形成这种盈利模式也有其历史原因。据悉，开发区建立之初，由于进驻企业不多，消费力不强，但为了吸引投资，完善投资环境，管委会不得不开办各种各样的企业，小到餐馆、书店、超市，大到市政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为开发区提供配套服务成为泰达的首要任务。事实上，延续这一思路，“只要开发区一天存在，它就可以长期垄断这些服务。”开发区一位负责人称。 “不过，从管委会现在的态度来看，也在提改革。比如为了保证两毛钱电价，以前往往不惜代价，但总依靠财政补贴也不是一回事。”这位人士称，管委会也经常因为补多补少和泰达没少争吵。 “管委会的态度是，即使补也应该按市场价补，如果由泰达一家垄断，没有市场，怎么知道该补多少。” 据透露，开发区管委会正逐步引入其他投资者，“比如排污这块儿，我们就正在跟德国的一家公司谈，管委会也希望将开发区的市政服务尝试市场化运作。” “我们也可以补给外商，补给民营企业，关键是补贴价格要合理，国外政府也给公用事业公司补贴。我们不一定非得要补给自己的儿子。” 对此，这位人士称，随着开发区内配套服务的市场化，泰达从长远来看也不可能永远依靠开发区过活。 “事实上，泰达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从目前泰达控股五家上市公司来看，几个轮子都是奔着市场去了。另外，比如泰达的房地产、物业在天津市就做得很好。” 他说，很可能到一定时间，泰达就不再是一家区属国有企业，而是一个市场化运作、股权多元化的现代企业。 对泰达控股本身的市场化问题，刘惠文表示，泰达欢迎各种资本进入，只要有足够的实力，控股、甚至更名都不是问题。 （记者刘雪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3节 ［焦点］天津图腾（12） 七、吞吐天下 天津港新靶标：中国第二 30层的天津港务局大楼在塘沽区鹤立鸡群。“以港兴市”、建设“国际化港口大都市”的城市发展战略把天津港推到了天津市建设的前台。 2003年11月3日，天津港港务局长于汝民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21世纪》：天津提出要“以港兴市”，建设“国际化港口大都市”，天津港在天津的城市发展中具体有哪些作用？ 于汝民：我们发展天津港是放在天津市要建设成为北方经济中心、国际化港口大都市的背景下，放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的背景下的。 天津市委八届三次会议提出“三步走”战略，提出发展海河经济和海洋经济，港口经济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2003年市委、市政府确定了天津港新的发展目标，即到2010年，天津港总的吞吐量达到2.6亿吨， 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000万标箱，进入世界前10名（现为第20名）、中国第2名（现为第4名）。具体的规划是，到2010年投资154亿建设10个港内发展项目。市政府还将投资119亿元建设20项港口外部配套项目，以促进港口的发展，更好地为腹地经济服务。 《21世纪》：对环渤海地区港口是否重复建设的问题，您有何看法？ 于汝民：我不赞成环渤海的港口竞争无序、重复建设的观点。 从这些年的发展看，我国的港口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还是卖方市场。只有90年代中期和后期，我国在治理整顿后经济开始紧缩，港口才略微宽松一些。 目前港口运能小于运量的增加，正处于新一轮的紧张状态下，因此还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发展。我们现在的码头使用率在70％～80％，而达到85％就会出现压港。国外发达国家的码头使用率一般低于50％，这有利于整个经济更灵活有效地运作。 环渤海地区虽然新建了像京唐、黄骅等港口，但是整个港口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大港还是大港。这些小港的发展对大港是有补充和促进作用的。现在环渤海的大港和小港都是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并没有因为小港的发展大港的增长速度变慢。 环渤海的港口与国内其他区域一样，应该有更大的发展。 《21世纪》：港口竞争问题近来讨论很多。您怎么看天津港与北方的大连和青岛港，乃至与东北亚中转港韩国釜山港的关系？ 于汝民：港口之间存在着竞争，但这种竞争是有限的，是交叉腹地的竞争。因为货物流通遵循成本最低的规律。在整个货物的运输过程中，港口只占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所以它不可能因为你的港口价格低绕道而来。 至于北方三大港，大连、青岛和天津，存在一定的竞争，但将来的发展方向肯定是谁也取代不了谁，发展方向都是干线港、始发港。都会随着腹地经济的发展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釜山港30％的集装箱是来自中国的中转箱，但是随着中国港口的发展，它作为中转港的时间不会太长了。2003年上海港集装箱的吞吐量就要超过釜山，随着大小洋山港的运营，大连、青岛和天津都在积极建设北方的国际航运中心，干线船也将开得更多，釜山的中转量会更小。 为什么天津港要说做面向东北亚的集装箱中转港呢？并不是说要中转大连或是青岛的货物。这个概念有两个意思，一是要取代釜山的中转功能，二是天津港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它通过大陆桥联系着中西亚和东北亚，是这个意义上的中转。由于国内铁路运输比较紧张，我们对于中亚和西亚的中转一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但随着中国铁路运输紧张状况的改变，天津港中西亚的转运业务会不断增加。 《21世纪》：有专家认为，天津港的水深条件将对其未来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对此您有什么意见？ 于汝民：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天津港的天然水深虽然不算深，但是经过人工开挖后是没有问题的。天津港具有很强的可挖性，它是淤泥质的，挖的成本不算太高。有的天然良港下面是石头，再挖深就很困难。 天津港不但建了10万吨级航道，正在建15万吨级航道，还要建20万吨级航道。我们现在水深达到15米多，码头已达到16米多了。到2007年，我们要用不到15亿元的资金把水深挖到18.4米。 《21世纪》：交通部提出各港口要在今年底完成政企分开，天津港目前进展如何？ 于汝民：天津市委刚刚通过了天津港政企分开方案。具体内容是，把天津港现在的行政的职能，一些规划权、行业管理权、安全监督等，交给天津市交委，天津港转制为天津港集团。天津港务局这个机构将被取消。 但是有些行政现在还是归于天津港集团。比如按照国外的经验，航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是由政府投资，但是天津市现在还很难拿出几十个亿来投入港口的基础设施建设。而港口现在有这样大的资产和偿还能力，因此银行可以贷给港口集团。同样因为资金的问题，港口公安也很难分出去。但是大趋势是分开，现在是一个过渡的阶段。 《21世纪》：天津港的货源以散货为主，集装箱业务发展一直不快，而在国际通行标准中，集装箱吞吐量才是衡量一个港口的主要指标。 于汝民：一个港口的货物吞吐情况不但表现了腹地经济的发展水平，也是腹地经济类型的一种表现。过去10年我们的集装箱发展约为20％，同期全国的集装箱平均发展速度约为32％。天津港总的发展比较快，为什么集装箱发展慢呢？ 这跟天津港的腹地经济类型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腹地主要是资源型的和重加工业，适合装箱的货物少。支撑我国集装箱高速发展的主要是三个地区：珠三角、长三角和山东。 但是天津港的集装箱业务将会有更快的发展。今年天津港的集装箱发展速度是25％，虽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相对已有较大增长。天津港对发展集装箱业务一直是比较重视的规划中投资154亿元建设的港内10大项目中，有4个是集装箱项目。 （记者覃爱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4节 绥芬河 绥芬河：当后边贸时代来临 “绥芬河，没有河，一条小河没脚脖；出了火车站，爬岭又上坡。”虽然号称“绥芬河”，却是一个几乎没有河的山城。 “黑龙江省对俄出口商品的最大集散地”，“中国东北地区通往日本海最大的陆路贸易口岸”，“我国最重要的对俄贸易口岸和进口木材集散地之一”，“连接俄、日、韩、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陆海联运大通道上的重要站点”……这一连串的荣耀，指称的，就是这样一个绥芬河，这样一个只有10万人口，面积460平方公里的北方小城、百年边境名城。 1.中俄贸易桥头堡 在绥芬河火车站站前，一连串商店招牌上分明写着“俄贸商场”、“俄货专卖”、“俄货精品店”、“俄罗斯精品总汇”等字样。店内出售的，是俄罗斯套娃、俄制望远镜、俄产巧克力等各种商品。而一个有关门窗的大幅广告牌上则赫然用中文、俄文标明：“欧洲塑窗a类标准，70覆铝型材、门窗，专为俄罗斯高寒地区设计的高档门窗！” 绥芬河铁路口岸的铁路换装线上，龙门吊隆隆响动，工人们在换装一列列满载俄罗斯木材、化肥的货车，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达万吨以上。 而在绥芬河著名的服装批发市场青云商场里面，到处可见前来采购的俄罗斯顾客。店主们每每操着熟练的俄语向来购物的俄罗斯顾客推销自己的产品，与俄罗斯客商讨价还价。 据绥芬河市统计报表，继2002年贸易总额实现15亿美元之后，作为黑龙江省的对外贸易龙头，绥芬河市2003年对外贸易额又创新高，达18.8亿美元，同比增长22.1％，连续6年占全省对外进出口贸易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对俄贸易占全省的30％，占全国对俄贸易的16％左右。 绥芬河是我国最重要的进口木材集散地之一。仅2002年绥芬河从俄罗斯进口的木材就达到了607万立方米。经绥芬河口岸的进口俄产木材，遍布全国各地。有的木材交易市场，如果一天运不到从绥芬河口岸进口的俄产木材，木材的价格就会迅速攀升。 2001年，国家批准绥芬河市为进口原木加工锯材复出口指定口岸，加工贸易项下的锯材出口不受配额限制，为绥芬河进口木材加工后出口开辟了道路。 绥芬河市长助理孙俊告诉记者，“现在每年进口600万立方米，据我们估计，这里面加工的连100万都没有，大多都是原木运输，这是一种资源浪费。如果有很多加工企业，会带来更大的效益。” 专门做木材生意的叶亚国也在考虑企业向更深层次的加工拓展。“现在做原木、板材，还都是粗加工，下一步该往精加工方向努力。木材业的前景非常光明，现在我的订单都做不过来，有多少产品外商就要多少，供不应求。” 绥芬河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金波也谈到，“这个政策的效应还在逐渐放大，绥芬河有希望在今后五到十年内在木材经济上有进一步的作为，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一个木材加工集散地。”现在李金波热切希望的，就是争取和研究木材经济的国家级科研单位合作，共同谋划绥芬河木材加工业的未来发展。 2.大通道的铁路瓶颈 作为东北地区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绥芬河已成为中国边境城市中最大的物流中心。但绥芬河的进一步发展却面临着交通运输上的瓶颈。 实际上，铁道部对绥芬河铁路口岸的改造一直在进行中。2001年投资9674万元的应急改造工程开工，2002年投资3亿多的扩能改造工程开工，到2004年4月全部竣工后，口岸年过货能力将由现有的640万吨达到1000万吨，前不久，铁道部又确定将再投资3.2个亿做铁路改造建设，届时绥芬河作为对俄大通道的功能将进一步延伸。 “站场能力扩大以后，前后方通路又出问题了。因为肚子大了后，两边的管子又嫌细了。”李金波仍然有些着急。“从绥芬河到牡丹江193公里，从绥芬河前方到俄罗斯格城口岸站26公里，时速三四十公里，在全国路网上属于最差的了，想提速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线路的标准太低。” 李金波还告诉记者，铁道部在前年下发了一个绥芬河、满洲里两个口岸的运量计划，要求到2008年，绥芬河进出口运量务必要保证1200万吨。但现在铁路车站的站场本身最大能力达到1000万吨了，而前后方线路的最大能力只有700万吨。国内修高速公路100公里一般需投资30~40个亿。按高标准改造这样一条大通道上这么一条铁路干线，总投资也不过30~40个亿，性价比很高，而线路能力上来后，绥芬河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奔跑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前锋线上。 在国家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构想的中央11号文件中，明确提出了要“改造对俄贸易铁路通道和边境口岸设施”，“依托黑河、绥芬河、珲春等对俄边境口岸，扩大与俄罗斯等国的经贸合作”。 而黑龙江省则把绥芬河作为自己对外开放的主通道，这已经在黑龙江省的有关会议上得到了确认，并且写到了省政府的工作报告中，省政府还提出了建设大绥芬河的设想，力图将周边地区也纳入绥芬河经贸发展的蓝图之中。 的确，紧邻俄罗斯远东港湾，毗邻日本、韩国，绥芬河连接两头，能把整个东北带起来。目前，东北亚区域一体化正处于形成阶段，区域内各国之间互补性明显，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黑龙江的对外开放，其重心应该是日韩，是亚太地区，绥芬河是它的桥头堡。现在日韩在向中国转移它的制造业，一些投资正在寻找机会。 对绥芬河未来的方向，李金波说：“我们定位为‘现代化国境商都’。现在准备把‘国境’改为‘国际’。就经贸来说，在原来的水平上要进一步升级，提升档次、规模。” 小城市，大市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绥芬河，奔跑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前锋线上。 （见习记者孙雷）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5节 希望被改变的城市 那些希望被铁路改变的城市 中央关于振兴东北的11号文件中的一句话，“建设纵贯东北东部地区的铁路工程，形成东北新的出海口。”许多人期望这条铁路成为振兴东北的增长极之一，也是改变自己城市的机遇之一。 1.丹东：一座城市对一条铁路的思念 2003年丹东市两会期间，“东边道”又一次成为热点。 其实丹东人对“东边道”的期待，早在20年前便已开始。数次“东北东部地区铁路五城市联席会议”，一次又一次研究、上报，直到2003年两会期间，东三省省长最终联合签名上报国务院建设东边道。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丹东人对东边道如此锲而不舍？ 丹东昔日曾是地位不小的国际都市。历史上，作为东北地区三大贸易港之一，丹东舟船如林，商贾云集。但是，随着世事变迁，作为自由贸易港的丹东一去不返。朝鲜战争后，丹东已成为国防要地，而不再是商贸重镇。 除此之外，动荡的国际形势也使丹东作为中国最大边境城市的优势丧失殆尽。“朝韩铁路虽已连通，但通车遥遥无期。苏联由一个国分解为数国，火车每过一个国家都得进行一次验关，效率大降成本大增，丹东连接欧亚大陆桥的优势也大打折扣。”边贸也不好做。 这些困境，使丹东将发展的目光投向自己的另一个优势：港口。丹东的大东港是东北北部地区唯一的出海口，但现在许多航线的日渐衰落，辽宁各港口中已呈颓势。 据丹东港务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大东港在2005年的吞吐能力力争达1500万吨，2010年达3000万吨，这样的计划且不与立志成为东北亚航运中心的大连相比，即便与2003年吞吐量便已分别达4000万吨、1700万吨的营口港与锦州港相比，都相形见绌。 析其原因，丹东港务局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大东港位于东北经济区海岸线的最北端，港口腹地只有西、北两个方向（向东属朝鲜半岛，向南是黄海，其西向腹地沟通辽中五市，但这也是锦州、营口、大连的共同腹地，而丹东港在自身的综合条件上并无优势。大东港将发展的希望投向了自己的北向腹地，这里可直接沟通辽、吉、黑三省东部地区和中朝、中俄边境口岸，面积广阔、人口众多，但现在缺少一条通道将该地区各城市顺畅地连接。 东边道因此被丹东人如此期待。 据吉林、黑龙江两省计委提供的数据显示，如果东边道建成，丹东港将成该地区最近的出海港，同现在各地必经哈大线再大连出海相比，经东边道由丹东出海，绥芬河的货物将减少运距356公里，延吉运距将减少465公里，而通化运距将减少508公里。丹东港的价值将由此得以最大可能地提升。 当地一位官员说，“作为边境城市和港口城市，虽然边境贸易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但如果我们的港口有一个坚实的腹地，那它的区位优势还是会得到发挥的。” 2.珲春：拐弯的铁路让命运转折 在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珲春边境贸易合作区里，延边地区最大的外资企业——吉林裳邦尔纺织有限公司的朱祥军回忆起将他及那些投资者吸引而来的一个曾让人无比激动的宏伟计划。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中国、蒙古、朝鲜、韩国有发展经济技术合作的良好前景，建议设立一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的东北亚合作方案。这就是图们江开发项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专家组建议在图们江地区建设一个具有21世纪水平的集港口、机场、铁路为一体的交通枢纽及东北亚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专家组还提出了一个方案：中、朝、俄三国在图们江口接壤处，各自建立并管理自己的经济特区，但在政策、基础设施管理上实施协调。 1995年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图们江项目管理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中、俄、朝3国和中、俄、朝、韩、蒙5国签署了关于图们江开发的两个协定及一个备忘录。 这个被称为兴建世界上“第二个鹿特丹”、“再造一个香港”的宏伟计划，由于种种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原因而至今未如初愿。 早于1992年，在位于图们江下游地区，地处中、朝、俄三国边境的珲春建立了边境经济合作区。 当初开发图们江地区，吉林省最感兴趣的是，或许将来会有一个自己的出海口。时至今天，虽然通过租借形式，珲春已开通由俄、朝港口到达韩国和日本的5条海陆联运航线，但运营情况并不理想。 珲春现在也有铁路，从珲春到图们，它像是期待中的东边道的一截盲肠。将珲春与东宁相连再与原规划中的绥芬河相接，使现在的珲图线成为东边道的一部分是2003年10月铁道部刘志君部长与吉林省洪虎省长谈论的东边道事宜中的话题之一。 在一份《让黄金通道通过珲春》的建议中，有这样的字句，“该走向的路线将为珲春市的开发乃至整个图们江地区的国际合作开发注入新的活力。” 负责珲春至图们铁路运营的东北亚铁路公司的珲春分公司经理许广权对记者说，“其实现在我们并不缺货，这几天浙江人给我下的单子全压在手上了，但因为哈大线运力太紧张了。” “珲春现在作为口岸的优势显示不出来，很大原因就是我们这里以前没有铁路口岸。珲春至马哈林诺铁路早已联接，2002年11月28日正式开通。珲马铁路成为中俄第三个铁路口岸，仅从运营的三个月来看，运量较大，前景很乐观，2003年已初步确认了20万吨的石油运量。我国现在面临能源短缺，俄罗斯通过铁路出口我国的原油也由几年前的100万吨激增到现在的近600万吨，而且增长势头迅猛。”而俄原油主要的入境口岸满洲里冬季温度过低，据东北亚公司新建地方铁路办公室的负责人王学龙介绍，其自动排油系统仅能排五分之一，其余要靠人工，成本极大。而许广权则认为不仅如此，“吉林是化工大省，原油加工业发达，如果舍近求远通过黑龙江从俄罗斯进口原油，成本也会加大。” “既然是边境铁路就应该把边境的优势发挥出来，否则绕开东宁、珲春两个口岸，那它的优势从何谈起呢？”许广达问道。 （记者王晓林）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6节 东北偏北 东北偏北：国际铁路新梦想 2003年8月底，黑龙江省绥阳至东宁段一期地方铁路工程（绥珲线）即将竣工并投入试运营。而铁路二期能否由绥芬河市东宁口岸向俄罗斯继续延伸，成为国际铁路运输通道，却仍是悬而未决。 1.梦想延伸的东宁铁路 8月7日，东宁地方铁路指挥部副总指挥刘金标在电话里告诉记者，“绥阳至东宁段一期铁路工程的全称是绥珲（绥阳—珲春）线，全长95公里。目前工程已经接近尾声，到本月末、9月初就可以进行竣工剪彩了。而二期工程我们的目标是将这条铁路延伸到俄罗斯远东地区。” 作为中国境内的一类陆路口岸，东宁与俄罗斯波尔塔夫卡口岸仅隔着300米长的胡布图河。在位于波尔塔夫卡口岸向东60公里的位置，坐落着远东最大的列车编组站乌苏里斯克。 2003年4月，在东宁地方铁路指挥部里，刘金标曾向记者讲述了绥珲铁路的历史渊源。1939年，侵华日军为掠夺我国东北资源， 兴建了南起吉林珲春、汪清，北至黑龙江绥阳的跨省伪满铁路。1946年，苏联红军为阻止日军，将这段铁路的桥梁、隧洞全部炸毁，将钢轨、枕木全部拆除。从60年代开始，东宁县多次向省和国家有关部门申请复建该铁路。但因各种原因，项目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直到1998年，黑龙江省政府将东宁铁路一期工程列为重点建设项目，并批准由哈尔滨铁路局勘测设计院设计，由黑龙江省地方铁路局（后改组为黑龙江省铁路集团公司）承建。据黑龙江省铁路集团公司提供的《东宁地方铁路复建工程项目评估报告》显示：绥珲铁路项目的总投资额，为4.92亿元人民币。主要的融资渠道：一是国家发行债券2.7亿人民币，二是向农业银行贷款申请1亿元人民币。此外：还有铁道部中铁建设中心投资0.6亿元人民币，东宁县出资0.3亿元，黑龙江省铁路集团公司出资0.32亿元左右。 中方的心愿是将绥珲铁路建成与俄罗斯相通的东宁—乌苏里斯克国际铁路线。刘金标说：“该线路计划在今年年内申请立项，争取明年能有实质性的突破。” 计划延伸的线路东宁—乌苏里斯克铁路将从东宁站修到加林卡，再修到乌苏里斯克铁路编组站。该路段在俄方境内的总里程约为64公里。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和东方港，可使东宁—乌苏里斯克铁路实现经滨海边疆区对中国东北的外贸出口货物的中转运输。 2.国际铁路中俄关注 2002年1月，黑龙江与俄滨海边疆区召开了“东宁至乌苏里斯克国际铁路通道高层研讨会”。2月，在与黑龙江省省长宋法棠会谈时，滨海边疆区州长达尔金提出了对该项目的设想。此次会谈后，双方分头开展了工作，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交通厅组成混合工作组负责项目推进，而中国铁道第三设计院也已完成了该铁路的中方部分的预可研报告，并已在京、津举行了两次专家论证。2003年2月，在哈尔滨再次召开了“筹建东宁至乌苏里斯克国际铁路工作会议”（简称“筹建会议”）。到场的包括国家计委、黑龙江省政府、东宁县政府以及俄罗斯滨海边区等50名代表。 中国地方铁路协会会长华茂坤在此次会议上表示：“我们对东宁地方铁路修建和延长到俄罗斯境内都是支持的，并希望它能早日决策并投产运营。”但国家计委基础产业司副司长宋朝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计委曾参加过哈尔滨的铁路研讨会，但是由于还没有经过最后的论证和立项，所以它目前还只是一条地方投资修建的铁路项目”。黑龙江省计委交通处一位负责人也告诉记者，“由于省里还没有收到这条铁路项目的立项申请，所以我们目前对外也不好做太多评判”。 俄罗斯滨海边区交通厅副厅长拉申在2月份的“筹建会议”上认为，建设这条国际交通走廊时，在初步论证阶段应深入研究。首先要准备未来的货流模式和货运基地，然后选择回收期限最短的投资方案进行经济技术论证。同时要建设发展国际交通走廊的统一模式，把黑龙江额外的货物基地吸引到滨海边区的交通体系中来，并将对滨海边区海港的发展模式进行修改。据悉，2003年俄罗斯交通部已经对此设想予以了肯定。远东国立交通大学经济学博士雷昂基夫则建议，应当组建由黑龙江省铁路集团公司专家和远东国立交通大学专家组成的工作组，在协议基础上制定建设东宁—乌苏里斯克铁路口岸的商务计划，并将计划提交给滨海边区政府代表参与的预先审查，必要时参考其意见对该计划进行完善。对建设该口岸俄罗斯一段的吸引投资应该给予特殊关注。他认为还应就组建联合工作组事宜向日本、美国以及东北亚其他国家相应的机构咨询。联合工作组由这些国家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的代表组成，研究完善的商务计划，商议制定补充性计划文件（扩建的经济技术论证等）。 但来自俄罗斯的声音并不统一。一位中方官员告诉记者，据俄本国媒体报道，俄罗斯曾有部分煤炭企业表示，担心中国提出的铁路方案将增强其与俄罗斯在亚洲市场上的竞争。贝加尔煤炭出口公司负责人就曾说过，为中国出口煤炭铺设铁路对俄不利。 3.拉动东北出口新局面 据铁道部第三勘探设计院评估：构建东宁—乌苏里斯克国际铁路运输线，将对缓解绥芬河至格罗捷科沃口岸物流不畅，促进口岸经济区和“东北东边道”产业带的生成，具有重要意义。一旦该铁路建成通车，我国东北地区的物流可以直接通过东宁—乌苏里斯克铁路，从俄罗斯海参崴、纳霍德卡港、东方港等向日本、韩国、北美等国家和地区集散。 中国地方铁路协会会长华茂坤在筹建会上表示，“这条铁路若能延伸到俄境内，将能解决东北煤炭的出口问题。”目前，中国的煤炭开采量位于世界第一，储量在世界上仅次于俄罗斯和美国，而黑龙江省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四大矿务局是我国主要的煤炭出口基地，年出口约2000万吨。据铁道部第三勘探设计院提供的资料显示：中国的煤炭出口大部分运往日本和韩国，中途主要经过秦皇岛港和大连港。日本很希望提高中国煤炭在日本市场的份额，但由于中国从北向南的铁路，尤其是哈尔滨—沈阳—秦皇岛这一路段的运力严重不足，造成了市场份额难以提高。开辟一条运输新线路成为当务之急。而新的国际大通道将能弥补中俄较弱的铁路载荷问题，能大大缩短煤炭的运输里程、时间和成本等。据测算，利用这条新线路，每吨煤炭的运输成本将比经大连港、秦皇岛港节省3~5美元。每年可以实现向日、韩出口煤炭300万~500万吨。 铁道部第三勘探设计院的专家表示，东北三省进出口的集装箱和粮食等货物，几乎都是通过大连港实现的。但是东北三省到大连港的运输系统已经超负荷运行，且运费较高。采用经俄罗斯滨海地区到日本的运输线路将比经大连港到日本的线路缩短1200公里。此外，沿着东宁—乌苏里斯克—海参崴—东方港线路从中国向日本运输出口粮食货物，将比经大连港的运输距离缩短2000多公里，运输时间减少70％，每吨粮食的运输成本也将降低5~7美元。 此前也曾有学者质疑，新通道也许将与已有的通往乌苏里斯克的绥芬河口岸争运量。中国地方铁路协会会长华茂坤在筹建会上说：“这条新通道虽然和绥芬河是一个通道，但届时既可分流又可不分流。进口物资依然可以走绥芬河。如果在必要时可以少量分流，以缓解格罗捷科沃口岸到绥芬河市运量的不足。” 东宁县县委副书记修海玉认为，东宁口岸侧重于出口原煤、粮食、鲜活商品及开展集装箱运输业务，而绥芬河口岸侧重进口木材、钢材、化肥等品种。东宁—乌苏里斯克大通道的辟建，将与绥芬河铁路产生良性互动。 虽然也不排除俄罗斯出面改造绥芬河至乌苏里斯克路段的可能，但黑龙江省铁路集团公司董事长刘乃成认为，改造工程存在地域复杂、施工难度大、投资多、投资回收期长等问题。而东宁新铁路与俄滨海边疆区首府海参崴直线距离154公里，距离乌苏里斯克仅54公里，有着较好的地理环境优势和较高的费效比，完全应该进行新建。 （见习记者冯青）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7节 “大沈阳” “大沈阳”计划登场 2003年８月１０日，“沈阳经济区建设规划及对策国际研讨会”开幕。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对“大沈阳”的概念进行了充分论证。 1.“大沈阳”概念 ８月１日到３日，国务院总理在长春召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座谈会，将振兴东北列为基本国策。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决策，标志着沈阳发展的新的历史机遇已经到来，一股投资的热潮正在沈阳涌动。”沈阳市市长陈政高在研讨会上说，“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过程中，沈阳必须认真回答如何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心城市，如何扩大自己的经济总量及核心竞争力，如何搞好与其他城市的分工合作以实现共同发展，如何在更高的水平上规划和建设沈阳等问题。” 作为迎接这一机遇的重大举措，沈阳推出了“沈阳经济区”的概念，这就是沈阳人所津津乐道的“大沈阳”。这一经济区以沈阳为中心，鞍山、抚顺、本溪、辽阳、铁岭５城市环绕其周围，同时，为使这一经济区的功能更加完善，使之拥有自己的出海口，拟将营口划入区内。这样由围绕沈阳的７座城市就形成空间上的北斗七星格局，构筑起一个经济腾飞的“大沈阳”。 据悉，早在2002年６月，辽宁有关部门就力推“大沈阳”的概念，构建沈阳经济区的想法，辽宁省还邀请有关部门做了专题调研。2003年５月份，辽宁省委又在辽宁中部６市市委书记座谈会上，就这一问题做了专项部署。人们通常认为，辽宁的经济可以划分为三大板块，一是以沈阳为中心的中部城市群经济区，由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辽阳、铁岭６个城市组成；二是以大连为龙头，丹东和营口为两翼的辽南沿海经济区；三是以锦州为中心，以阜新、朝阳、盘锦和葫芦岛为腹地的辽西五市经济区。目前，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地区已经构成了城市密集、产业集聚、科技发达、交通便利的都市经济圈。因此，辽宁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大沈阳”的概念，以期通过沈阳的龙头带动作用，将沈阳周围的城市带动起来。 2.“大沈阳”悬念 其实，国内城市“抱团”发展的现象已经有多个案例，像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为强劲的地区之一。但像沈阳这样的老工业基地组成的城市群落，能否达到人们所期望的目标呢？ 142/143 “这大大超乎了我们预想的速度。我们今年刚刚提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四个十年，应该看辽宁、看东北，这里将是中国继‘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北’之后的第四个增长极。但是没想到，沈阳已经这么快就起步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城市规划师靳东晓评价说。他认为，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辽阳、铁岭、营口、丹东——辽宁中部八城市以往就是国内罕见的城市群，目前，在市场交流融通的作用下，八城市之间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一体化，各部分之间的有机性早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沈阳到其他城市，公路交通时间少则４０分钟，多则两个多小时。跳出八城市以外来看，已经可以视为一个成形的经济区。 经过改革开放尤其是最近几年的发展，沈阳已经初步具备了区域经济龙头的地位。近几年国内外一些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对我国城市竞争力、发展前景、发展环境等方面的研究表明，沈阳均排名前列。联合国２００２年发表的《世界各国城市发展指标及发展前景的统计报告》，将沈阳列为中国最具发展前途的２５个城市之一。东南大学公布的《对我国城市发展环境状况的研究报告》，将沈阳列为前１５个城市之一。 到会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京文认为，“大沈阳”经济区要真正得到发展，必须各城市间同心协力，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规划，并要使各城市严格遵守，这样才能使经济区各城市之间实现“双赢”或“多赢”的目标。 与会专家认为，从世界经济分工格局来看，目前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核心的东北亚地区是对世界经济有一定影响的四个贸易区之一。在这个贸易区内，沈阳不论是对日本、韩国，还是对蒙古、俄罗斯都处在中心位置。“大沈阳”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技术等为支柱产业，将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特别是沈阳作为全国重要工业基地，重工业发达，号称全国的“总装备部”，其龙头带动作用不可小视。 （记者孙铭）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8节 ［焦点］复兴东北（1） 一、第四极猜想 历史没有如果，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这是一次再也不能错过的契机。 中央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列为国策，和西部大开发相提并论，东北的战略意义再度凸显。而将东北和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这三个经济发达地区等量齐观，以期成为发展的“第四极”，则可以看出各界对东北的寄望之深。 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东北曾作出巨大贡献，而计划经济之弊，也在此浸淫甚深。振兴东北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政策上的引导和扶持自不待言，但政策的“注入”怎样转化为内生性的变革力量，确实需要考量。在吃“政策饭”，还是吃“市场饭”等问题上，必须求出一个正解。 而政府怎样“正确发挥”作用，确定好与市场的边界，在有为和无为之间寻求平衡，更是关系到改革路径选择的关键问题。一个优良的市场和信用环境，让远者来，近者悦，对于东北的复兴至关重要。 东北改革的艰巨和复杂性还在于，它远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转型中诸多问题，在东北都是需要破解的绳结。哪些问题该解则解，哪些问题当断则断，这考验着变革者的艺术和勇气。 白山黑水，向为英雄辈出之地，今昔何昔，东北复兴定当有时。本报将对东北的改革保持密切的关注。 东北振兴国策出台始末 “东北振兴战略的具体政策很有可能在2003年１０月份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或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做出部署，现在各部委和东三省都在加 紧调研协商。”８月７日晚，一位权威人士对记者这样说。 ８月１日至３日，总理将振兴东北作为国策的高度提出，再次把这个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区域推到历史的前台。 1.两份权威报告 改造东北的课题由来已久。 辽宁省政府办公厅一位官员还清晰地记得，１９９８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句让东北人振奋的话：加大装备工业的开发力度，依托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推进关键设备的国产化。这位官员说：“但真正做起来比我们想象得难多了。和上海、青岛、武汉等老工业基地的突破相比，我们也落后多了。” 报告中则首次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说法。“国家已不得不关注东北问题，同时东北的产业基础又有可能保障它的体制创新。中央制定这一方针站在了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社会科学院一位曾参与报告起草的研究员向记者这样分析。 据东北当地官员透露，2003年５月底，总理年内第二次辽宁之行，即首度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东西互动的两个轮子”。 社科院那位研究员提醒记者注意陪同总理考察的“大员”们——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财政部长金人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洋、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魏礼群、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你能看出要解决什么问题、看出中央的决心。” 总理此行之前，国家发改委一份关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报告就已成型。据记者了解，报告分现状、主要问题分析和调整改造思路三部分。在重点的第三部分，报告提出了以“更多的市场经济，更多地对外开放”为指导思想，加快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加强技术改造，加快发展民营经济和帮助资源枯竭型城市等建议。在报告的结尾还列举了一些具体项目。 而就在总理考察东北的同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批研究员也正在当地调查。据一位接触过这些研究员的东北当地官员说，国研中心的报告尚未定稿，但调研的三个重点有别于发改委：一是各种债务负担如何处理；二是政府职能怎样转变；三是新的增长点究竟该用什么机制培育。 这位东北官员告诉记者，两大报告在精神上有着很大的区别：发改委的报告是延续传统的支持方式，倾向于给项目给资金，而国研中心的专家们希望从体制创新的层面上来解决问题，尤其关注当地政府职能转变及整个经济大环境的改变。 另外，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也在发起一个广泛的调查，以完成一份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振兴的建议报告。民盟中央副主席丁石孙一行已有过一次东北之行，８月１２日，民盟调查的核心人士经济学家厉以宁将开始东北考察之行。 2.东三省的“愿望” 从2003年两会开始，东三省纷纷投书建议力推东北振兴战略。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龚世萍、省政协副主席张传庆等建议，国家应把辽宁作为报告提出的“两个支持”（即：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接续产业）试点省份进行先期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国推广。而黑龙江省政协人士则在会上提出率先在黑龙江建立产业发展基金，扶持重大装备工业、石化煤化产业、森工产业的发展。 “国家应该参照浦东开发等经济特区和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从生产力布局、政策调整和财力使用上，给予老工业基地重点倾斜和支持。比如实行特殊政策，帮助解决老工业基地难点问题。比如采取发行专项国债等形式多渠道增加投入。国家也可以注入一定比例的资本金，帮助老工业基地加快改造升级步伐。另外可以通过税收、土地使用优惠等途径，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老工业基地改造。”黑龙江省政府计委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这样说。 黑龙江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一位负责人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旧项目改造贷款和新立项目支持是我们需要的重点。 记者从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取得了一份关于提升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的调研报告。该报告直言目前“国家宏观政策政出多门，没有形成支持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的合力”。 该报告还认为目前的产业政策过于笼统，具体的财税政策如允许进口设备减免税和新产品开发的一定费用摊入成本等，或因入世而弱化，或因企业效益不高而形同虚设，没有鼓励作用；另外，国家的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政策模糊，对装备制造业企业没有特别说法。“如目前财政部规定，国家重点鼓励发展产业和产品的国内投资基础自用设备的进口不仅免征关税，还免征增值税，而购买国内设备却征增值税。研究开发费用中相当一部分是人工费用，可以进入成本抵免所得税，但不能减免增值税，不利于新产品的研发。”辽宁政协一位人士对记者分析道。 吉林省一位政府官员还建议希望国家确定东北为“国家重大装备国产化创新研制示范基地”，并由国家财政与地方财政匹配设立“发展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专项基金”，用于扶持装备制造业基地建设和承担进口替代研制任务的企业。 “目前我国６０％以上技术含量高的投资类设备依赖进口，国家完全可以支持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实施进口替代策略。财政可设立国产化装备发展专项资金，用于对承担进口替代研制任务企业的贷款贴息及研制费用补贴。”辽宁省财政厅预算处一位官员在电话里对记者说。 针对辽宁省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巨额不良贷款和企业的不良债务严重制约了辽宁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的现状，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姜笑琴曾建议说：“国家在辽宁进行处置金融机构‘两呆’贷款试点，对因政策性原因形成的‘两呆’，国家给予一次性核拨或核销；对无生产经营活动、无偿还能力的企业，由政府组织、银行参与，对企业资产进行变现还贷，损失部分由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行及总行调剂‘核呆’准备金；另外，可以实施不良资产第二次剥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9节 ［焦点］复兴东北（2） 3.中央：资金、政策还是新机制 一个事实是，中央政策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一直没有断过，财政、信贷、投资是以往三个最重要的手法。“九五”后期实行债转股政策和国债资金拉动内需的政策，东北地区因国有经济比重和制造业比重均较高，得到政策上支持的力度相对较大，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不过，据一位正在参与政策调研和制定的人士称，这次提出振兴东北国策，中央所能给的主要是鼓励地方体制创新的政策，而并非财政或信贷资金。总理在座谈会上特别强调，要“用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新方式，走出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新路子”。 他告诉记者，一个探讨中的政策扶持方式是审批权下放。“例如外商投资的审批权，１９８４年规定的起点是３０００万美元，十年之后已显得很不合理。我们提出可以将东北作为一个审批权下放的试点。如果可行的话，就在全国推行，这也算是对东北的一种支持吧。” 另据透露，下放土地使用权限审批也在讨论中，总体上希望地方有更大的自主权。 “我觉得东北一些地方可能没有领悟中央的意思，一直只想要钱。其实中央把它提高到一个国策的位置，已经是很重要的支持了。再说进行技术改造之类的都是企业自己的事，像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私企，没有人听说他们搞技术项目要政府出钱吧？”一位接近政策制定层的研究人员认为，东北人要改变计划经济时的思维方式。 这位研究人员表示，在东北的金融问题方面，中央政府应该不会直接给太多钱，而是考虑将这里作为一个投融资体改革试点，使东北的金融从总体环境上有所好转。“资金是流动变化的，如果条件好，资金肯定会聚集过来。反之，即使钱投进去了，也可能因各种原因而造成新的呆坏账。” 据记者了解，东北的债务问题是中央此次考虑的一个重点，有参加调研者认为，为改善东北的投资环境，中央可能会考虑核销四大银行的坏账，清洁金融市场，并建立一个“债权交易中心”。 细心者也许会品味总理在座谈会上说的另外几句话：“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国家给予必要扶持。”“国家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也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讲求效益。”“坚持少上新项目、少铺新摊子，在改组、改造现有企业上下大功夫，注重整合现有资源，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 4.东西之别 如果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都是国策，那么中央给予的政策有什么差异吗？——在采访中，许多东北政府官员这样问。 据那位参与振兴东北战略调研的人士分析，西部大开发与东北改造确有很大不同，“东北是传统工业基地，相比西部经济基础要好不少，如果能充分整合资源，注重创新，经过一定努力是能够成为一个经济发展良好的区域的。” ２０００年，国务院出台了《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２０００］３３号），其中几个重点政策如加大建设资金投入力度，提高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比例；优先安排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金融信贷支持等。 原国务院体改办一位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过去５年来，国家在西部地区投入国债资金２１００亿元，西部地区的国债投资占同期国债投资总量的３５％。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发大量国债资金投入东北振兴战略的可能性不大。” 财政部科研所一位研究员则认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应该是重振东北战略可能采取的政策之一，特别是对失业工人的补助。 记者拿到的一份内部调研资料进一步分析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 报告认为，在现行管理体制下，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结构调整涉及到中央、地方、部门（包括全国性公司）及企业等各个方面。为了避免因条块分割而造成体制障碍，调整结构所涉及的各主管方面应各负其责、协同合作。 其中，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对东北老工业基地进入全国５００强的大型企业的重组、改造；负责对老工业基地内的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进行规划、协调工作；对建立统一、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担负起总体筹划和转移支付的工作；负责制定相关的优惠和扶持政策。 而地方政府应负责地方工业企业的重组、改造及成为中央大企业配套服务企业的企业组织工作；应与中央政府共同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应负责搞好本地的投资环境，包括完善的基础设施、服务体系和政策环境，以利对内外开放、吸引投资。部门和行业应负责钢铁、有色、石化及机械等行业中大企业集团的跨地区整合、重组及在技术开发、建立战略联盟等方面的跨地区协作。 “启动市场机制和转变政府职能是现在东北振兴迫切需要突破的地方，而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增加透明度，放权给市场，同时法治先行。”那位正在参与政策调研和制定的人士强调说。 （记者覃爱玲田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50节 ［焦点］复兴东北（3） 旧瓶新酒：老工业基地的市场提升之道 ——访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宋冬林副院长、纪玉山教授 2003年８月３日下午，在长春市主持召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座谈会，会上，提出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计划。针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前景，《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专访了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宋冬林副院长和纪玉山教授。 1.滞后 《２１世纪》：为何老工业基地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远远滞后了呢？ 宋冬林：从历史上讲，受传统计划经济影响时间最长的地区应该是东北地区。国家在“一五”、“二五”期间的重点项目主要布局在东北，东北的大型、超大型国有企业的密集度和规模在国内也是最大的。 在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根本就不必考虑市场：原材料、产成品都是国家计划调拨。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后，随着市场和价格的逐步放开，企业开始逐渐走入市场，但是东北地区因为聚集了大量国家的重点企业，考虑到改革的渐进性，即便在南方的一些地区经济已经完全放开的情况下，东北的这些大企业依然在一段时间内实行两种体制双轨并行的模式。双轨价格在东北的一些大企业当中依然存在，比如石油、煤炭企业中依然还有相当一部分要执行国家的计划价格。这也使得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东北地区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滞后于全国的其他地区，尤其是沿海的发达地区。 现在东北企业对市场的种种不适应，恐怕我们还要从体制上找原因。 首先是观念上的原因。东北搞计划经济的时间很长，这种体制给企业、职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整个大环境开始搞市场经济体制了，但是传统的观念在相当部分的政府官员、企业和职工的头脑里还顽固地存在着——企业既然是国家的，“国家总不能见死不救啊！”所以他们就在等国家的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东北相当一部分企业，没有抓住当时的历史机遇充分发展起来。到了９０年代，当企业回过味来想要改革的时候，沉重的历史包袱已经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了。 其次是历史包袱的问题。长期以来东北的一些大企业，向国家上缴了大量的利税，使得企业的自有资本不足，不能进行大刀阔斧的技术改造（东北地区的工艺设备能够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只有２０％左右，大部分工艺设备相当落后），产品成本高，消耗大，加上负担重（主要是离退休职工），企业越搞越困难，相当一部分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2.问题 《２１世纪》：现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纪玉山：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主要问题在于结构不合理，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国有经济占东北经济的比重高达７０％以上，民营经济发展滞后。从产业结构来看，东北地区主要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主。东北平原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老工业基地主要以重化工业为主，如钢铁、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汽车等，这些产业的特点是规模大、资本密集、技术水平要求高，而这些产业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品结构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加上技术改造投入不足，成本上升，效率低下。 《２１世纪》：既然产业结构不合理，是不是说应该放弃发展重化工业，转而发展第三产业呢？ 纪玉山：不是这样的。这种不合理表面上在于产业结构不合理，而实际上在于技术结构的不合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比较优势上看，东北适合发展重化工业。东北首先具有资源优势，大庆油田、鹤岗煤矿、鞍山铁矿等等；东北有人力资本优势；城市化程度比较高，适合搞大工业；雄厚的工业基础，自日本占领时期开始，东北重工业就有了一定基础，前苏联援建项目形成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主体，国家重点项目投资最终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以重化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从我国国民经济整体布局和发挥比较优势考虑，东北应该发展重化工业。但是，这些重化工业的技术水平已经严重落后，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已经刻不容缓。 技术创新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不要一提到技术创新就只想到it、生物工程。对传统产业原有技术的升级改造，从国外引进技术，都是技术创新，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方向就在于此。 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正处于中期阶段，正是汽车、钢铁、石油、化工、机床等工业部门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目前这些部门的工业产品还有大量的国内需求要通过进口才能满足。因此，东北经济的发展不能盲目模仿南方地区的经验，而是应该立足国际、国内市场分工，发挥比较优势，以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工业为重点，成为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发动机。 3.旧账 《２１世纪》：能否估算一下东北老工业基地对国家作出的贡献大概有多少？ 宋冬林：我手头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但是在１９６５年我们的统计是这样的，东北所提供的石油占全国石油产量的７８％以上，钢材占到４４.６％，水泥在２３％以上，煤大概在２３.１％以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原材料，而当时的原材料采用的是计划调拨的方式，价格非常低。通过价格转移因素，东北实际上已经为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另外一方面，当时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的利润大部分都被国家拿去了，当然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但是，大型和超大型的国有企业相当一部分是在东北。 第二个贡献是向其他地区的国有企业提供了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像现在的东风汽车厂，它当时相当一部分熟练工人和管理干部都来源于一汽。我国后来发展的几个大油田，它们的骨干也都是从大庆调去的。包括上海的宝钢，相当于一部分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也是来自于鞍钢。 《２１世纪》：如此说来，中央政府就应该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承担一些责任，提供一些优惠政策，可不可以这样说？ 宋冬林：一定意义上可以这么说。首先是历史的欠账，这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离退休工人的社会保险，在这一点上中央态度很明确，就是说对辽吉黑三省的历史欠账尤其是社保这一块，中央要有一定的支持。 另外一部分是重大项目的技术改造。长期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技术装备落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原本有一部分的积累应该转化为技术改造的投资，当年是被当作利税全部上缴上去了，而现在需要技术改造的时候又没有了投资来源。这方面中央也应该考虑给东北一些支持。 《２１世纪》：如何看待东北的下岗、失业问题？ 纪玉山：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下岗、失业问题的确有些严重，但是，我并不悲观。这些下岗工人都是熟练劳动力，在企业的技术升级改造后，这些工人会很快通过培训适应技术的变化，成为不可多得的人力资本。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进行体制转换，才能激发出活力。同时，从这里也能看出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的紧迫性，如果再过十年，这些熟练工人就会接近或达到退休年龄，再培训的可能和作用就不大了，不但不能转化为人力资本，而且还会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51节 ［焦点］复兴东北（4） 4.投入 《２１世纪》：你认为中央政府的投入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进行？ 宋冬林：我觉得温总理在辽宁和吉林的两次座谈会上把中央的思路应该表达得比较清楚了。他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要有新思路、新机制、新体制和新方式，我的理解就是，要把过去建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老的工业基地，转换为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的工业基地。 按照这种思路，中央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投入，就不可能像过去一样进行简单的财政拨款、你上项目我来投资。而是对刚才所说的历史旧账，包括对一些资源型城市中的沉陷区的环境治理——主要集中在辽宁的一些以煤炭生产为主导产业的资源型城市，由于多年的开采，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中央要拿出一部分钱来。其他的投入就应该按市场的机制来进行，即便一些重大项目的技术改造，恐怕也应该是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来运作。 东北地区的企业和政府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在是２１世纪了，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已经加入wto、市场经济深入人心的情况下，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就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思路来发展。我们绝不能像以前那样，简单地向上面要钱要项目。有媒体说，“不能新瓶装旧酒”，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２１世纪》：近期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上会有哪些比较重大的举措？ 宋冬林：我想中央在提出方案以后，应该会提出一个规划。这个规划一是微观到企业层面上，一些大型超大型企业的技改项目恐怕要做出一些相应的规划；二是针对一些资源型城市的转型，现在中央在辽宁的阜新搞试点，今后恐怕要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向其他资源型城市推广；三是社会保障的改革，现在已经在辽宁搞了，试点成熟时，很快会在吉林和黑龙江搞；四是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中央政府和东北三省的省政府都要有一些相应的规划。 既然报告已经明确了两个支持——支持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建设和改造，支持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及其转型。国策已经定了，那么下一步——虽然不好预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中央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作为一个战略举措来抓，今明两年在改革开放上应该有一些大的举动。 5.政府、企业 《２１世纪》：地方政府在振兴东北中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纪玉山：这一点可以借鉴南方地方政府的成功经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不是直接干涉企业的投资、人事、经营等决策，而是通过改善企业运行的市场环境推动企业的发展，从金融、财税、法制和其他社会服务方面改善投资环境入手，为企业服务。企业行为应该由市场引导，由企业家决策，而不是政府直接立项投资。 《２１世纪》：企业自身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改变？ 纪玉山：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应该借助这次改革的良机，努力进行体制转变，加大技术投入，建立自己的技术研发机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支持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同时，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尤其是技术、管理人员的分配机制。加强与大学、科研机构的联合，使科研与企业相衔接，促进技术创新。 《２１世纪》：既然要以市场机制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否意味着国有企业的大量转制？ 宋冬林：我觉得应该有这个因素在里面。东北老工业基地现在的困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国有经济的比重过大。 国有企业要从一些发展潜力不大的产业中调整出来，同时要降低非公有制经济的进入门槛，使得他们能够进入这些产业，包括进入一些公共设施领域。相当一部分竞争性领域应该放开，让多种所有制形式进来，形成一个竞争的氛围。 6.第四极 《２１世纪》：有观点认为东北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你认为这有什么依据吗？ 宋冬林：我觉得这种提法还是有根据的。第一就是东北地区是中国装备制造业、重化工业比较密集的地区，虽然这些企业现在很困难，但如果他们的一些实际困难能够得到解决的话，增长潜力非常巨大。 第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两条，一是资源的禀赋，一是人力资源。这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东北地区的自然资源相当丰富，几十种矿产资源排在全国的前三名；东北的基础设施也不错，公路、铁路交通比较发达，还有大连这样一个远东地区的不冻港；这些都是发展大工业不可或缺的。东北各省的主导产业在国内乃至世界上都是有一定地位的。比如沈阳的装备制造，长春的汽车，吉林的化工，大连的造船，齐齐哈尔的机械制造，哈尔滨的动力等。这些产业如果调整得好，加上东北有全国最大的熟练工人队伍——目前因为东北经济发展不好，工人的收入比较低，人力成本相当便宜——就有很强的竞争优势，成为东北经济增长，甚至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极的先决条件。 第三，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现在我们正好赶上了一个世界产业结构的大整合，在发达国家出现了制造业外移的趋势，如果东北老工业基地能够赶上这班车，把老工业基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世界的产业结构调整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得东北的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能够被纳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去，那么我相信这将会对我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产生影响。 改革开放这些年，每一段时间总有一个题材，先是特区、然后浦东开发，接着是大西北，现在是东北的发展。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总是要有一个因素来拉动。东北恰好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的时机，加上自身具备了发展大工业、大产业的基础和条件——成为经济热点。 《２１世纪》：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的具体目标是什么？你能否预测一下以现在的改造速度，什么时候能够达到目标？ 宋冬林：温总理在辽宁和长春的座谈会上讲了总体的思路，就是通过先进的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我觉得就是要投入少，消耗小，不破坏自然环境，人力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发挥。这应该是总的目标。 具体而言，我觉得应该在四个方面有相应的目标：一是体制上要能加快改革步伐，真正形成市场经济有序运行和充分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二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使我们现在的传统工业、重化工业比重过大的不合理情况有一个根本的改观；三是比较单一的所有制结构要一个改观，形成多种所有制共存共发展的局面；四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最终这些目标实现以后，东北老工业基地就实现了突变，发展成为一个新型工业基地。 至于什么时候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不好预测。但是我想中央既然已经制定了政策，而且对东北地区的发展也寄予厚望，东北三省的政府、企业和职工也在思变、思改革，我相信至少在国家的“十五”期间或者今后的五年十年内应该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特约记者李兵记者赵晓东)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52节 ［焦点］复兴东北（5） 二、产业转型 百米烟囱被保留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之标 1.第四增长极的核心 “到２０１０年争取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超过８０００亿元，比全国提前１０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届时，辽宁中部经济区将真正成为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并驾齐驱的推动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国企改革看辽宁，辽宁改革看沈阳。一份名为《沈阳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与全面振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的报告将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辽阳、铁岭数市揽入中国第四增长极的核心区域，沈阳则梦想成为核心中的核心。 知情人士透露，由于的影响，温总理６月辽宁之行整整推迟了两个月。辽宁省计委综合处一位官员说，早在２００３年４月，沈阳就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调研活动。 就在温总理辽宁之行后的一个月，由沈阳计委牵头，沈阳经贸委、财政局、劳动保障局、金融办、人民银行沈阳分行等１５个部门联合组成了沈阳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沈阳市市长陈政高任组长，下设工业组、政策组和综合组，分别由科技局局长宋铁喻、沈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彭林、沈阳计委主任汪涛担纲。 “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领导小组边调查、边讨论，《规划纲要》逐渐成形。”沈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工业处处长孙玉娟介绍，《规划纲要》１０大课题包括推动经济战略调整、加大改造力度、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大对外开放水平等，７月１５日，在沈阳市委十届七次会议上，《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获得原则性通过。 2.沈阳改革看铁西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沈阳铁西区北二马路附近，这个聚集了沈阳重型机械厂、沈阳变压器厂、沈阳东北蓄电池厂等大型名牌企业的区域内，一个百米烟囱聚集了几乎所有沈阳人的视线。这是沈阳这个老工业区内最高的烟囱，它属于沈阳冶炼厂——一个全国最大的冶炼厂。２０００年的８月８日，冶炼厂宣布破产，该厂清算组副组长韩旭国对这一天印象深刻。 韩介绍，厂内烟囱的去留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当时沈阳市政府出于环保和城市规划方面的考虑，推倒了几百个已经废弃的烟筒，冶炼厂的百米烟筒也被列入计划之中，而沈阳市人大代表冯有为则明确表示，反对将其拆除。冯的理由是，在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年代，这种冒着浓重黑烟的烟囱，曾经是一种骄傲——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国家重工业发展的标志。 另一个标志是两个数据：从５０年代开始到改革开放前的１９７８年，国家在沈阳投入基本建设资金３６.９亿元，沈阳为国家净上缴利润１７３亿元。 百米烟囱最终被保留，而铁西区改造则成为沈阳复兴计划的重点内容。《规划纲要》提出，铁西新区将重点建设重矿机械制造园、通用设备及环保工业园、数控机床工业园、航天及轨道交通工业园、汽车零部件工业园、模具制造工业园和研发培训园等８大产业园。 ８月７日，铁西区发展计划局计划科一位官员告诉记者，上述八大产业园区的建设已在进行之中。 3.四大调整 事实上，铁西区的结构调整不过是沈阳复兴计划的一个环节。《规划纲要》提出，力争通过七年的调整改造，将沈阳建设成为全国的先进装备制造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农业现代化示范基地和区域性商贸、金融、信息中心及管理控制中心。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数字：到２０１０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实现３５００亿元，年均增长１２％以上；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６０００亿元；实际利用外资累计完成１６０亿美元，力争完成２００亿美元；财政收入超过３００亿元，比２００２年增长２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１８０００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８０００元，分别比２００２年增长１.５倍和１３倍。整个过程分别在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０年分三个步骤实现。 将这一系列数字变为现实，沈阳的复兴路径是四大调整和三大改造。 《规划纲要》提出，四大调整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所有制结构调整、工业和区域结构调整。三大改造包括，改造技术、工艺和设备，改造技术创新体系，同时改造企业组织结构，培育一批现代化大型企业集团。 辽宁省企业工委的一位官员分析，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相对更为重要。沈阳调整产业结构的主要方向是：形成以现代农业为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先进装备制造业为核心、服务业为支撑的新型产业结构，构筑产业发展新格局。 这位官员说，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是目前沈阳市政府花大力气解决的问题。其核心是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形成多元化的经济结构。 具体而言，沈阳将在２００３年完成国有中小企业全部转制，其中，３０％以上的企业要通过合资合作的方式实现转制。对无资产、无场地、无产品的“三无”企业和长期停产及资产无法变现、难以转制的１２户企业，要求区县政府及主管部门兜底解决，通过关闭销号的方式实施关停。 《规划纲要》还提到，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有序地进入重化工业领域，鼓励在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方面扩大投资，鼓励有优势的民营企业对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进行兼并。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伙人制及个体私营等多种形式参与金融、保险、电信、城市基础设施及现代服务业领域投资。到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７年，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达到６０％和６５％。 作为整体合资的大企业之一，沈阳凿岩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办一位人士表示，企业合资很难按期完成，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债务问题难以解决。 就此，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左大培明确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这种政府主导的改革模式无异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解决计划经济的遗留问题”，企业债务问题的出路在于改善产业结构，而这个任务应该由市场来完成。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53节 ［焦点］复兴东北（6） 4.七大保障措施 在上述调整与改造的基础上，孙玉娟介绍，沈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还提出了七大保障措施。 首先是实施全面接轨战略，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扩大外贸出口，为老工业基地提供动力支持；其次是推进重大项目开发建设，为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产业支撑：结合沈阳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今后8年，首批计划实施１７４个投资额在１亿元以上的具有较强牵动力的工业大项目，投资３７３５亿元，预计新增产值７７６１亿元，新增利税１２６５亿元。 同时，沈阳计划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稳定保障；构筑人才高地，为老工业基地复兴提供人力支撑；创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为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制度保障；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环境保障。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沈阳要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为老工业基地提供资金保证。 为此，首先，建立开放型金融体系。积极培育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市场，争取即将成立的东北发展银行总部设在沈阳，组建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担保公司。整合现有的担保公司，完善担保体系，为企业融资创造条件；争取全国性内资商业银行在沈阳设立分支机构；力争用５年时间，引进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等１０家外资银行，并力争将其地区总部设在沈阳；加强与国际金融界的联系与合作。 其次，要加快企业的上市步伐，增加上市公司数量。沈阳的目标是，到２０１０年，全市上市企业总数要达到３６户，从证券市场募集资金累计达到１５０亿元。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沈阳已进行了近２０年的老工业基地调整和改造，新的措施能否保证新的规划得以实现还有待观察。 《规划纲要》列举了沈阳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 首先是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长期投入不足，使得许多骨干企业技术老化、设备陈旧、产品落后。尽管后来采取了自筹资金、贷款改造、引进技术、拨改贷、上市融资、缩小国有资本等一系列措施，但仍积重难返。 其次，历史遗留的包袱十分沉重。到２０００年，全市下岗失业职工达３６.５万人，离退休人员达５７万人，企业养老保险抚养比为２.１６∶１，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大，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全市地方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超过７０％，企业债务负担沉重，经营效果较差。 其三是所有制结构单一，经济内在活力不足。到２０００年，全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占工业全部资产的７５.５％；民营经济仅占全市经济总量的４８.４％。 其四是缺少重大建设项目，尤其是工业大项目不多，经济发展后继乏力。沈阳每年工业项目仅占项目总数的３０％，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不足３５％。沈阳在全国的位次逐年后移，在１５个副省级城市中，其经济总量由改革开放前的首位，后移到２０００年的第八位。 左大培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在资金上想办法，不如在市场上想办法，最根本的保障是要解决沈阳工业企业的产品市场问题。如果国家在市场政策上给予一定支持，沈阳乃至东北的机械制造产品将获得更大的空间。 （记者王梓）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54节 ［焦点］复兴东北（7） 谁来买吉林老工业改造的账单？ “长春拖拉机厂要破产重组了。”长春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办公室里，董事长柳宝祥一脸沉重。 柳宝祥所面对的一个诘问是：吉林省是全国的农业大省，在全国产粮１０强县中，仅长春地区就占了５个。在这样的市场旁边，生产农业机械多年的老牌国有企业长春拖拉机厂却要破产。 “长春拖拉机厂４０多年生产‘小四轮子’拖拉机，产品曾供不应求,但现在由于不适应需求，银行债务高达７亿元，再加上人员包袱负累，想开发新产品却没有资金，最后不得不破产。”柳宝祥说。 长春市工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３年５月３０日，由长春市轻化、机电、资产经营公司合并而成，共有企事业单位２４７户，工业企业２１８户。合并前统计，国有企业资产总额７２２１４４万元，负债总额８５５８６３万元，资产负债率１１８.５％，柳宝祥说，其中８７％现已完成企业改制。 柳宝祥把长春现有工业企业分为三类，一类是传统加工制造业。作为长春市的基础工业的加工工业，机床、印刷机械、锅炉、电炉等企业是国家装备工业中很重要的部分，这些企业多数面临困境，企业负担严重。第二类是生活资料工业，如钟表、陶瓷、保温瓶等企业，由于南方同类企业改革已经完成占领了市场，所以这部分企业按国家政策实行改制，但要解决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第三部分是已经成功转型的企业，但仍面临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问题。柳宝祥说：“这三类企业目前都需要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东北老国有工业企业的主要弊端在于它延续了计划经济的模式，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转轨需要资金的投入，需要有高起点、专业化、大规模、大批量的投入。”柳宝祥认为，国家近年来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缺少投入，尤其是对加工制造业的投入。 ２００３年初开始，吉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针对老工业基地改造问题进行了调研，事后形成的《吉林省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研究报告》提出，吉林省国有企业改造进展不快、职工安置、企业债务、企业办社会等历史沉重包袱沉重，积累下很大改革成本，地方无力全部承担，迫切需要国家加大支持力度。 《报告》建议，继续实行企业关闭破产的政策，加大对企业政策性破产和依法破产的支持力度，保持兼并破产、核呆、债转股等政策的连续性。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吉林省有２８２户企业急需实施政策性破产，需核销呆账２３０亿。省四大国有银行已经剥离不良资产４３３亿元，但不良资产率仍为３５.２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５个百分点。吉林省希望，国家允许该省将这１５个百分点的４５４亿不良贷款一并剥离。而对那些资不抵债、资源枯竭、具备破产条件的企业，分批优先列入国家破产计划。 在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政策上，吉林希望能够扩大在吉林省的社保试点范围，目前东北三省各类下岗失业人员分别达到１６７万人、１１８万人和１５０万人。三省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四项合计，资金缺口１００亿元，《报告》建议研究减持变现部分国有资产筹措资金以弥补社保资金缺口。 《报告》提出，由国家来承担中直企业办社会的负担。东北三省现有承担社会职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１４２４户，每年办社会费用支持１９２.７亿元，绝大多数需要企业和地方财政补助，建议国家在中央直属企业剥离办社会职能时，按产权隶属关系，确定地方承担比重，提高中央补助标准。 最后，《报告》还希望中央逐步加大无偿资金和有偿投入力度，率先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进行产业发展基金试点，专项用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结构调整，新产品研发和发展连续产业；通过减持部分国有资产，筹集资金设立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专项基金；实行国债资金的倾斜政策，增加对东北地区的国债资金的投入；支持重点企业、重点产品的改造升级，特别是有市场前景的优势产业、产品和企业，可采取增加财政对国债贴息的办法予以支持。 （见习记者蒋明倬）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55节 ［焦点］复兴东北（8） 绿色东北构想：重返第一产业 “关于东北未来的发展方向一直在讨论中。２００２年以来，国家前后向东北派出５个调研组，绿色生态成为东北再造过程中分量很重的一张牌。”８月７日，吉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宏观处处长刘庶明告诉记者，由于森林覆盖率较高，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目前仍然是东北亚地区防治沙尘暴、大气污染的重要生态屏障。从区位及生态条件上看，东北地区可以成为欧亚大陆和东北亚生态环境整治、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有示范意义的典型示范区。 1.阜新工转农 阜新在国阅２００１７６号文件中被确定为全国惟一的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 ２００１年５月，阜新市九届党代会上，一种城市发展新概念被正式提出：“不再信守工业强市这一条老路，要发展现代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业。” 阜新市计委办公室一位官员说，“阜新历史上就是宜农地区，拥有适合农业发展的自然资源；另外，农业安排劳动力的成本要远低于工业。” 当时，阜新的转型思路是：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５年４年里，建设一批现代农业示范区；此后５年里，基本建成全国生态农业建设示范区。在９年内基本完成转型。根据这个规划，阜新将租用周边１２个乡镇农民的８０００公顷土地，建设５０个农业园区以及２００个以养殖为主的专业小区。 然而，转型之路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 据不完全统计，一个农业园区的建设资金就需要２０００多万元，５０个即意味着１０亿元，而这笔资金只是三大规划中的一项。 这位计委官员为记者举例说，阜新交大农业与生物工程园区项目是由阜新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交通大学农业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的。“打算建成北方乃至中国最大的球根类花卉的育种、生产基地和集散中心。”１００００平方米的智能温室试验基地已建成投产。以后还将建成占地面积１０００亩的高档花卉种植基地，其中５０亩兰花，４５０亩郁金香，５００亩示范地。项目总投资１.２亿元。 与此发展农业相并行，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得以凸现。阜新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位负责人认为，当地应该严禁高消耗和高污染的落后工业向农村转移，杜绝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式的农村工业化模式，实行乡镇工业污染的集中控制。同时，还要促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地建设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和垃圾处理设施。 2.新东北的农业优势 阜新在变，整个东北也要变。 “从２０００年初开始就始终没有间断过产业调整的研究，但是始终还只是停留在建议阶段。”刘庶明介绍，吉林省政府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东北再造”课题组目前已经向政府提交数十份产业调整的建议。 课题组认为，东北应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工业生产从传统粗放式的生产转向集约式的生产。可侧重于机床、航空、汽车、造船、发电设备等重大装备制造业及零部件工业，钢铁、化工等重化工业，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对国民经济具有装备和带动作用的产业体系。 在报告提及的重点建设六大基地中，农畜产品加工产业基地被赋予重要地位。刘庶明认为，立足东北经济区是粮食主产区的区域特色，变产量优势为经济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拉长产业链，既可以加快解决“三农”问题，也会增加工业对农业、对粮食的反哺能力。 “根据东北实际，对新型农业应给予足够的重视，条件具备的地区应该作为主导产业来发展。”刘庶明认为东北应该成为绿色农产品加工业基地和国家粮食安全基地，发展可持续效益农业。 刘庶明介绍说，譬如以玉米加工转化为重点发展精深加工的绿色产业，可以发挥东北地区生态环境较好的比较优势，建设面向国内外的绿色产品基地，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按照农业基础、自然条件和市场需求，培育绿色食品加工基地、农副产品基地、土特产业基地等。 刘认为，东北平原是国家重要产粮基地，且水系相连，重点要研究发挥松辽平原的优势，改造东北平原水系，建设国家粮食安全基地重大项目和食品安全基地。同时，依托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特有的野生中药材、滋补类动植物资源和生物制药技术优势，东北创建北药基地的优势也十分明显。 （记者许圣如秦立东）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56节 ［焦点］复兴东北（9） 三、谁来养活未来 辽宁社保试点两周年 ８月３日下午，吉林长春召开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座谈会上，国务院总理强调，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是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重要保证。 随后，一份早已由沈阳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完成的《沈阳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与全面振兴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纲要》）递到了省市高层领导的案头。 按照这一《纲要》，今后７年间，沈阳将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扩大就业规模，减轻就业压力。加大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扶持力度，完善就业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建立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培育新的就业渠道。其具体设想是，在２００５年前，力争通过并轨解决原国有企业所属企业相关职工劳动关系问题，保障４０万人实现就业和再就业。 1.辽宁社保试点周年报告 “沈阳社保体系建立得相对顺利和完善是有其特殊背景的”，一位知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作为国务院确定的、全国唯一的城镇社保工作试点省，早在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辽宁省就正式启动了其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 ２００２年６月，民建中央调研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率领，实地考察了沈阳、鞍山、阜新三市的社保状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岳颂东随行，前不久，岳完成了一份《辽宁省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周年考察报告》。 就社保体系中向来较棘手的个人账户问题，岳颂东说，“辽宁基本实现了养老保险新旧制度的平稳过渡。即已经根据试点方案要求走出了一条比较规范的路子”。 上述《报告》显示，从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起，辽宁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全部改为职工个人缴费，缴费比例由工资总额的５％调整为８％，企业缴费不再进入个人账户。截至２００２年６月３０日，辽宁全省已做实个人账户２８.１４亿元，所有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也已按新办法（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计发。 到２００２年６月３０日，辽宁省实现下岗、失业并轨的人数已达６７.７４万人，完成了计划并轨总人数的５２％左右；全省已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为６２４万人，享受失业保险的人数为４３.７８万人，截至２００２年底实现并轨人数１００万人，完成计划的７０％。国有企业的再就业中心从去年的４０８５个减少到目前的１１６４个。 岳颂东认为，从辽宁省两年来的社保成绩足以看到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保工作更大的希望。 支持岳上述判断的事实还包括：目前，辽宁全省已有５０％的低保对象保障金由社区发放，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１２９.７万人，占非农业人口数的６.８２％，其中沈阳、大连、鞍山、本溪、锦州、盘锦、葫芦岛等市基本上实现了应保尽保。 2.成果能否巩固 问题的另一面是，辽宁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比重高，离退休人员多，历史包袱沉重。“加之多年来辽宁的经济发展滞后，工资水平在全国排序居于后列，养老金的替代率高。”岳颂东举例说，辽宁的少数城市例如鞍山，人均养老金与在职职工平均工资之比为１.０９∶１，处于倒挂状态，进一步增加了养老保险体制财务平衡上的困难。 此外，辽宁的工矿城市多，工伤人员多，矿工退休年龄早，医疗费用中职业病、慢性病所占比例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方面的支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社会保障负担沉重。 令所有前往调研的专家学者担心的是，由于就业形势严峻，社保资金缺口大，没有外部支持，试点成果难以巩固。 调研报告显示，辽宁省下岗、失业人员大部分是从传统产业裁减下来的，年龄偏大，技能单一，整体素质不高，很难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后产业科技含量加大对劳动力素质的更高要求，因此再就业的难度很大。 ２００１年辽宁城镇待就业人员在１６０万左右。从可提供的就业岗位来看，２００２年辽宁gdp增长８％，可增加就业岗位２０万个左右，加上自然减员腾出２０万个左右就业岗位，再加上开发社区就业岗位和灵活方式就业岗位约７０万个，总共可安排１１０多万人就业，还有５０万个就业岗位尚未落实。２００２年辽宁全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可能攀升到６％，高于全国２.２个百分点。 而从辽宁并轨工作的进展看，２００１年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人员有５１.５万人，２００２年有５０万人，２００３年还将有３０万人。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显性失业人员剧增，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基数骤减，资金缺口势必扩大。”岳颂东分析，根据国务院的要求，２００２年辽宁省对低保对象实行应保尽保，全年保障人数在１３７万人左右。按每人每月补助８０元计算，全省需低保资金１３.１５亿元。省以下财政只能筹集到３.２亿元，中央财政补助３.７亿元，资金缺口６.２５亿元。 此外，２００２年年底前辽宁支付基本养老保险金仍存在缺口９.１亿元，全省失业保险基金的缺口６.４亿元。岳颂东说，如果中央财政不追加转移支付额度，仅靠辽宁省、市两级财政，则不仅难以完成2003年的低保任务，而且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试点成果也难以巩固。 同时，企业筹集经济补偿金困难，拖欠职工债务偿还难，是潜在的另一不稳定因素。 辽宁省并轨工作的政策规定：生产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在与中心内和出中心未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时，应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按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和企业自筹５∶３∶２的比例筹集；与应解除劳动关系的其他离岗人员解除劳动关系和企业新裁员，按国家财政、地方财政、企业自筹各１／３的比例筹集。但是由于今年实施并轨的企业大部分集中在县区，企业筹集部分完成的困难更大。 岳颂东介绍，辽宁省并轨工作的政策规定：对于企业拖欠职工的债务，由企业负责解决，一次性偿还有困难的，可由企业与职工协商具体偿还办法。 但从近两年并轨的实践看，能一次性偿还债务的企业较少，大部分企业只能采取与职工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债务问题。在２００１年并轨的５１.５万人中，被企业拖欠债务的人数为３９.８万人，拖欠债务总额２８.４亿元，人均拖欠７１３６元；并轨时一次性偿还债务１.６亿元，尚有２６.８亿元的债务协议分期偿还。 3.全国统筹的可能性 针对辽宁城镇社保所面临的困局，岳颂东在其报告中提出了几点核心建议。 首先，岳颂东认为，应由国家财政承担主要筹资责任。具体而言，对于辽宁部分生产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在与国企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时，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和企业自筹应采用７∶２∶１的比例筹集经济补偿金，以体现国有资产承担主体的筹资格局。 同时，建议及早实行养老保险全面统筹。岳颂东介绍说，辽宁省的社会保障负担过于沉重，企业缴纳养老保险费比例高达２２％，个别地区甚至高达２５％。相对而言，广东省企业缴纳比例仅为１６％，深圳更低，只有８％。为了均衡省际企业负担，岳颂东建议全国规定统一的基本养老金征取比例，统一费率后的基金余缺，由国家统一调剂，即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调剂制度。 岳颂东的另一个建议是择机发行社会保险彩票，充实社保基金规模。 我国当前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彩票有两种，一种是由国家民政部主管发行的福利彩票，一种是由国家体育总局主管发行的全民健身体育彩票。根据２００１年的有关文件，国家要求彩票在年销售额８０亿元以上的部分提取一定比例注入社保基金，大约每年是２０亿元的资金规模，岳颂东认为，这个规模与２００１年全国“五项社会保险”滚存结余资金１５５４亿元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８０５亿元之和相比还不到１％，积累速度太慢。 （记者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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