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 译者的话 《剑桥中国史》的第12和13卷论述中华民国的历史。本书是第12卷的中译本，主要论述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前的史实。第13卷的中译本同时出版。 《剑桥中国史》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在历史研究的角度、领域等方面可供我国学术界借鉴。我们对其中不少观点并不赞同，在某些问题上有着根本分歧。为保持原貌，我们未作删改，请读者自行鉴别。原书地图所用地名有与当时地名不同者，内容也有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者，我们也未予改动。有些历史词语和我们习用的有出入，由于是观点的一种反映，我们也照原文译出。凡此也请读者注意。 书中引用的中文资料，我们尽力查对了原文。少数引文没有查到，则从英文回译，删去了引号。请读者见谅。 本书译校分工如下： 杨品泉 译第1、3、11章 张 言 译第6、8章，《书目介绍》，并整理《书目》 孙开远 译第9、12章 黄 沫 译第2章 王 浩 译第7章 项钟圃 译第4章 张小颐 译第5章 范 磊 译第10章 谢亮生 参与张言的翻译、整理工作，并校订全书 此外，本书的译者注有的为刘敬坤所加。 我们水平有限，敬请读者指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译者的话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是《剑桥中国史》第13卷的中译本。为保持原貌，我们未作删改。有关观点、材料取舍等方面的问题，请读者自行鉴别。原书地图所用地名有与当时所用地名不同者，内容也有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者，我们也未予改动。书中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尽可能查出原文；少数查不到原文的，从英文回译，删除了引号。有些地方我们加了译者注。全书由刘敬坤统一文字体例；译者注亦主要为刘敬坤所加。全书中文专门词语的复原以及英文注释的翻译、书目提要和书目的翻译整理由李宝鸿负责；中文名称的查对，由刘敬坤负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铁健、王学庄、韩信夫也对中文名称作了不少订正。叶宗敭初校了全书（除去第2章）；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潘君拯教授审阅了除第1、第3、第7、第14章以外的全部译稿；谢亮生负责全书的校订工作。 本书各章的译者如下： 第1章 刘敬坤 第2章 高士华 第3章 李宝鸿 第4章 刘敬坤、赵丽江 第5章 赵丽江、李启家 第6章 李启家、赵丽江 第7章 丁于廉 第8章 高士华、董卉 第9章 范磊 第10章 周祖羲 第11章 曾景忠 第12章 第1部分 汪朝光；第2、3部分 李学通 第13章 马晓光 第14章 叶宗敭 地 图 张 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总编辑序 现代世界越来越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历史地认识它已经变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已变得更加复杂。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有的学识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从本世纪初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专家在各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在1902至1912年间以16卷本问世。接着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关于印度、波兰以及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12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剑桥欧洲经济史》也即将完成。不久前已着手编写的其他剑桥史有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论述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文献并影响西方文明的圣经的历史、伊朗史和中国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少分歧交错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极为详尽、广泛，中国的历史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达而精深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西方的中国研究尽管有欧洲中国学家重要的开创工作，其进展却几乎没有超过少数史学典籍的翻译和主要王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历史。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术丰富传统，不但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历史事件和制度的明细了解，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利用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现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的研究成果。新近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因素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1966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规范的可靠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卷。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变为计划出16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10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做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发生兴趣的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谢亮生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总编辑序 由于现代的世界渐渐变得更加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不断变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不断变得更加复杂。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从本世纪初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专家在每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在1902到1912年间以16卷本问世。接着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关于印度、波兰以及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12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剑桥欧洲经济史》也即将完成。其他剑桥史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和中国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少分歧交错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极为详尽、广泛，中国有关历史的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达而精深的。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西方的中国研究尽管有欧洲中国学家重要的开创工作，其进展却几乎没有超过少数史学典籍的翻译和主要王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历史。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1966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卷。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变为计划出15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10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不由发生兴趣的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谢亮生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内容简介 《剑桥中国史》共16卷，各卷由知名学者主编，卷内各章由研究有素的专家撰写，反映了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第12和13卷论述中华民国的历史。在历史研究的角度、领域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两卷都有所论述时期和课题和详尽书目；并有书目介绍，评述各章有关的资料和论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出的《剑桥中国史》的其他中译本有秦汉卷、隋唐卷、明代卷、晚清两卷，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卷。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章 导论：近代中国历史的透视 文字是划分和分析过去的呆板而含糊的工具。无论怎样精心推敲，近代中国历史的特点，不可能用寥寥数语来描述。用得过滥的“革命”一词，有时还不如“复兴”有用。而“近代改革”，其含意无非就是“贯穿近时的变化”，让我们仍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时间”。不过撰写这套书第10卷到第13卷的28位作者，每一位都是以不过于简单化的水准，提供中国从1800年到1949年这一个半世纪的事件和趋势的概况。就一些范围不那么广的概括作出范围更广的概括，无疑是历史家的主要职责，但这四卷的大多数作者都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概括的范围广一些，很可能离事件具体的事实就远一些。根据这种观点，以包罗万象的各个过程（如进步或近代化）或以必然的各个阶段（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前提，一般地说是属于超历史的信仰领域。尽管我们无须让那些喜爱这类名词的人放弃它们，我们还是可以认定这类名词是超越理性的信仰问题。1 然而，在不很全面的层次上，社会科学的概念能帮助我们阐明历史事件。历史学本身虽不是社会科学，但它的任务是陈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并综合我们今天对这些事情的认识，使我们的认识成为一个整体。为此目的，隐喻长期成为阐述历史的主要文学手段。城市陷落，战争结束，希望飞腾，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进步的前景越来越暗淡，等等，等等，我们主要使用来自感官的隐喻描述社会事件。同样，社会科学家也不得不用文字写出结构、水平、下降趋势、加速或平衡。然而，来自社会科学分析的中间层次的概念，却越来越多地被用来阐述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把一个事件同另一个事件联系起来。例如，第12卷第1章提出“海洋中国”——一个与“大陆中国”不同的生态、经济、政治和文化地区——的概念，可以用来描述外国影响进入中国社会的渠道。在这个框架中，本章首先论及大陆中国。而且，由于第10、11和12卷主要论述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史，本章力图阐述迅速发展的社会史领域的新近成果。 读者会立即注意到，通常把“中国”作为单一实体来对待的尝试，正在为详细研究所揭示的诸多情况所减弱。区别于外部世界的“中国文化的差异性”，虽仍在打动旅行者的心，但这一陈旧观念却正被中国国内所发现的各种亚文化群所打破。“中国文化”作为（中国独特的经济、政体、社会结构、思想以及价值观交互影响所创造的）可视为同一的构成模式，在近代国际接触的进程中，变得不是那么独特的和可以视为同一的了。随着我们知识的增长，概括变得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容易了。 然而我们敢以高度的概括来开始，断言20世纪的中国革命在两方面有别于所有别国的革命——人口规模更大，面临的变革更广泛。中国的人口规模往往使革命放慢速度，而其广泛的变革也往往延长了革命。 让我们首先研究连续不断的事件。中国在19世纪经历了一系列的叛乱（白莲教，1796—1804年；太平天国，1850—1864年；捻军，1853—1868年；回民，1855—1873年）和一系列的对外战争（英国，1839—1842年；英法，1856—1860年；法国，1883—1885年；日本，1894—1895年；1900年的义和团国际战争）。在20世纪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革命：结束古代君主制度的1911年的共和革命1，建立国民党独裁的1923—1928年的国民革命，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和1966—1976年的**的文化大革命。 这些里程碑表明，在满族的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旧秩序结构极为牢固，自我维护极为巧妙，能够经受住一个世纪的民众叛乱和外国入侵。然而，正是它本身的力量否定了它。它对工业主义与民族主义近代运动的适应，对科学和民主的适应是如此缓慢，以致最终必然让位。 规模宏大促成了这种缓慢。例如，在19世纪80年代架设电报线路之前，北京与省会福州和广州间的通信，依靠的是官方驿站，一趟至少需要两个星期。清帝国无法作出迅速反应。19世纪帝国主义的多次战争，主要取决于中国周围的外国海军力量。例如，四川的5000万人（现在为1亿人）甚至在1937—1945年也未受到日军的侵袭。中国的“四万万”人口（现在为10亿人）到不久以前，一直没有通过扫盲、报纸、电信，或乘轮船、火车、汽车旅行的方便而成为一个整体。在这块土地上，农民生活的变化只能是缓慢的。 对近代中国变革的理解，是线性模式解释和循环模式解释两个历史学派之间争论的问题。线性观点，强调近代增长的影响不仅在人口和经济方面，而且特别在生产技术、政治民族主义和科学思想方面；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一些人想象为“近代化”，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称之为全面革命。循环观点，看到一些方面的反复：中央政权的衰落，内战和外国入侵，普遍的混乱和贫困，中央政权的军事复兴，谋生之道的恢复与发展。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两个模式在不同结合中相互交叉。革新与复兴并非互不相容。近代中国采用外来的经验，但更多的还是采用自身过去的经验。 从1800年到1949年，中国文化的差异性尽管已在减弱，仍顽强地继续存在。包括在汉字书写系统（日本、朝鲜和越南靠增加它们自己表示语音的系统而摆脱出来）之内的中国伟大传统的种种载体，像清朝保持它的统治权一样，顽固而巧妙地保持其独特的文化的同一性。事实上，中国的古老国家与古老文化的共生现象，是它们共同长久存在的一个秘密。 假如我们看一看中国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就会发现儒家学说的信条曾使北京的帝国统治和农村的家庭家长制合法化。王朝君主政体只是在儒家学说被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条破坏之后才解体。1国家间适者生存的观念，意味着满族统治者和极其庄严的儒家学说都缺乏领导中国的能力。情况很像法国革命，不是依靠启蒙思想，而是必须往回走得更远，从抛弃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以及圣母玛利亚开始。正如一个政治学家所评论的，“总体革命，如法国在1789年开始的革命，或是在本世纪曾改造中国的革命，目的都在取代全部价值结构与改造全部分工。法国在1789年与1797年之间，人民使用暴力来改变土地占有、征税、职业选择、教育、声望象征、军事组织，实际上还改变社会制度的其他每一个特征”。2 在中国，这种表述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中国革命的广泛性，在其对中国全部历史的重新评价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引导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军事装备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来自外国，实际上来自帝国主义的西方。这一事实把中国一代革命者，置于比欧洲革命者（更不要说美国了）所曾面临的更大的窘境。美国政治领导人可以引用英国权威的言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法国革命者能够在他们的欧洲传统中找到支持。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领导人来说，相比之下，证明他们革命有理的思想权威却大多来自国外——而这个革命竟是在一切以自给自足闻名的国土上！这种条件下的革命不管是卢梭的，洛克的，穆勒的，马克思的，或者是克鲁泡特金的，就最完全的意义上说，都是颠覆旧中国的革命。在实现民族主义要求的同时，革命还对中国历史成就的价值提出异议。这些思想上的革命要求，很难为许多爱国人士所接受。事实上，要求科学和民主，甚至对孙逸仙那一代的许多人来说，也具有过激的含义。这样的转移离传统太远了。对怀恋中国过去富强的爱国人士来说，谈论复兴要好受一些。旧瓶装新酒，其他革命的后期也曾发生过。 我们今天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思考，必然是多渠道的，要使用来自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文学等等的分析概念。我们发现在各有关学科中，许多中间层次的概念是很有用的，但是，在一种渠道上似乎有支撑作用的分析模式，可能在其他渠道上没有确切对应的分析模式。甚至在它们之间还可能出现某些不一致。鉴于每条分析线索都分阶段，我们先研究分期。 1 我们格外感激玛丽安娜·巴斯蒂-布律吉埃、柯文、迈克尔·加斯特、孔斐力和马若孟就本章提出的有益意见。 1 即辛亥革命。——译者。 1 见詹姆斯·里夫·普西：《中国与达尔文》；又见《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7章（费侠莉著。）。 2 查默斯·约翰逊：《革命的变革》，第2版，第126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章 导言：中国历史中的沿海和大陆 为了有别于其前后更稳定的中央政府的时期，1912至1949年的37年被称为中华民国时期。这些年间的特点，在军事-政治方面是内战、革命和入侵，在经济、社会、知识和文化的领域是变革和发展。如果我们在这第1章能够清晰地叙述以上不同领域的重大历史问题、大事和中国的成就，那么，下面的各章可能就几乎不需要了。但是真有这种情况，那就是大车放在马的前面了。 我们对民国的新观点必定来自研究的几个方面。在介绍性的这一章，只对一个方面进行探索，但这个方面看来可以用作主要的和必要的出发点。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变革与连续性：分期 尽管连续性很多，中国自1800年至1949年还是经历了种种巨大的变化。政治制度，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决定性地改变了。古老儒家的社会结构削弱了，出现了新的社会阶级。经济的某些部分纳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化在城市开始。知识研究扩大了范围；这种研究通过对外国观念的选择和适应，再次得到调整。农村生活尽管以大体相同的模式继续，却不时为自然灾害、骚动、叛乱和战争所打乱，终于导致革命。 面对这个国家的规模和地理差异、地方社会组织的不同以及不同领域内发展的不平衡，要努力找到这整个变革动态的单一进程或关键，难免要失败。不过，把这一个半世纪分为几个较短的时期，以便揭示某些趋势或主题，并且揭示一些重要的连续性的中断，还是可能的。根据鸦片战争开始了一个决定性的西方冲击时期，而把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定在1840年，这可能过分强调了与变革的国内原因相对立的国外的原因。我们宁愿以1800年作为18世纪繁荣、扩张、自信的中华帝国与19世纪分裂和混乱的中国之间的分界线。我们分辨出四个时期，分别由这套书中的一卷讨论：1800—1864年，1865—1911年，1912—1930年，1931—1949年。 1800—1864年 第一个时期，以19世纪中期的主要叛乱在60年代中期被平定为止，显示出许多可视为王朝没落的传统征兆：例如水运系统和河防系统开始毁坏失修，部分地由于无人管理，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也由于过分扩张。18世纪在湖南中部围湖，修建了过多的堤垸，以便为不断增长的人口造出更多的农田，这就限制了航道，阻塞了排水通道，导致洪水长期淹没这个富庶的农业区。沿长江各地，官吏与乡绅的利益冲突，阻碍了堤坝的修复。其他地方的河防系统，也同样遭受利害冲突和旧设施损坏之苦。一场最大的灾害，是1853年的黄河改道，此后事实上从未恢复控制。1 大城市官吏的**在18世纪末已达到顶点。乾隆朝是在普遍的骚动中结束的：暴乱、抗租、抗税、由信仰太平盛世异端邪说的教派和社会经济脱节所激发的叛乱。1813年一次其他小教派的暴动攻入皇宫1，使朝臣和京城的官吏为之震惊。2到50年代末，叛乱严重地显示出要推翻清朝的预兆。边疆少数民族发动叛乱。3海盗在沿海出没；西方国家开始袭击沿海城市，并强索政治与经济的特权。 面临这些问题，政府表现得软弱无能。政府军队镇压不了叛乱，税收不够支付镇压叛乱的费用。大运河漕运的困难，威胁着北京的粮食供应。19世纪的几位皇帝，与他们才气焕发而坚强的前辈相比，表现得怯懦和无能。官吏的贪污**和玩忽职守普遍存在。用新组建的地方军队镇压大规模的叛乱，表明权力分散正在发展，而通货紧缩促成了政府的财政困难以及更普遍的经济萎缩。 然而，朝代循环走下坡路的趋势的惯例，包括不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两个主要方面。首先，人口增长到了真正空前的水平。中国在1750年有2—2.5亿人，而在1850年为4.1—4.3亿人。4这种增长的经济、社会、政治及行政影响，性质上已不可能是简单的循环。其次，得力于工业技术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帝国主义的西方，提出了比中国先前游牧民族入侵者更带有根本性的挑战。仅仅这两个因素，就意味着变化会超越循环模式。19世纪中期，接连不断威胁旧秩序的叛乱失败了。重新组建起来的拥有优势火力的政府军队，在19世纪余下的岁月里，限制住了民众动乱的范围。然而促进变化的推动力并未因此被切断，而是在其他渠道重新出现。 1865—1911年 在第二个时期，发展和革新比衰败和没落变得更为突出。当然，衰败和没落并没有消失。例如19世纪70年代末，在华北平原洪水引起了饥荒；在20世纪的头10年间，洪水又出现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在19世纪中期的几次叛乱结束之后，农村的骚动减少了，但是1890年以后再度增加；与此同时，反清的秘密会社也发展起来。 然而，王朝衰败的这类现象，又伴有延续到20世纪的新的发展。使人震惊的帝国主义军事威胁，激起了中国人想通过西方式的工业化和建立现代军队以求自卫的努力。新型的官僚企业家和受过教育的军官出现了。在条约口岸出现的对外贸易与工业，产生了买办、商业资本家、专业人员和产业工人。与城市里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出现的同时，在19世纪80年代，爱国精神所激发的由条约口岸报纸传播的真正舆论，变成了一个政治因素。在19世纪90年代的改良运动中，学者名流中间创立了行动主义的政治组织。这时，各类上流人士与政治当权者发生冲突，并与之疏远。有些人转向外国的榜样和思想，既谋求增强国力之道，也为了追求政治的或个人的目的。结果是知识研究的范围和性质大为扩大，从而对儒家世界观及社会秩序的基本信条提出了质疑。1 19世纪中期的主要叛乱，起源于边缘或贫困地区：客家人聚居的广西丘陵地带，洪水肆虐的淮北平原，西南苗族部落的故土以及西南与西北的回民区。然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主要的政治活动出现在富庶的经济中心地区：珠江三角洲，城市化了的长江下游，拥有富庶的农业区与新出现的工业中心的长江中游。主要活动家也包括业已分化的上流人士中的新的社会集团。 清朝的最后10年间，中央政府的官僚首领与有地方根基的社会名流的竞争，在中国的政治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改良与改革风行一时，均为双方所接受。问题是国家新的更大的政治和经济潜力，应如往日一样继续集中在官僚君主政体中，还是应该让这种潜力扩散，以便政策能反映政府以外上流人士集团的主动精神。这个问题预示了国家对社会的关系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保证辛亥革命不会只是又一次王朝更迭。 1912—1930年 许多人断言，辛亥革命几乎没有改变农村的社会关系；有些人甚至怀疑它到底是不是一场革命。的确许多社会连续性经过辛亥革命仍然存在。工业继续在中心城市——例如天津周围、南满以及长江中下游和华南沿海——增长。尽管中央权力解体，军阀之间征战不已，但有些省份，如浙江仍比较稳定，得以免于战祸。甚至有的地方，如广西虽时有战争，却常能不误农时。政治活动与政治组织仍然集中在城市。 然而，随着新趋向的延续，程度上的不同逐渐变为性质上的不同。近代经济部门比农业经济部门发展得更快。新的社会阶级借助于青年和妇女的解放，继续改造旧的社会结构。同时，乡土文学与民间报纸，思想争论与动员群众的思想，越来越有影响。皇帝与旧政权结构的消失，改变了法统，而且深刻地改变了政治的性质。汉族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明显的关切——代替了对皇帝的王朝的效忠。 其次，由于没有王朝制度，军权变成了更重要的政治因素，甚至超过了太平天国叛乱结束之后所曾起过的政治作用，而且运用起来不受文官的控制。这样的自由，在清王朝下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军权太分散，难于赢得对全国的控制，于是出现了这个时期的第三个主要变化，即不当权的城市上流人士努力动员下层阶级投身于政治。这种政治参与的扩展，是力图鼓励并控制这种动员的新的超党派组织所企求的。与之相伴随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政治思想体系和孙逸仙的三民主义。 革命的目标与激进主义的性质都有改变。辛亥革命主要是一场上流人士反对中央集权的官僚君主制度的叛乱。政治激进主义从支持反对清朝政治结构的民族主义和种族的主题开始。社会激进主义也起而反对儒家权力主义的家庭束缚。这一倾向终于发展到个人主义，要求进一步解放青年和妇女，热中于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主。接着，在“五四”运动期间，激进主义被用阶级的说法，重新解释为推动工人和农民反对军阀、资本家和地主的要求。革命的意思如今既是摆脱“帝国主义”束缚的民族解放，又是反对“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激进分子力图把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而保守分子则力图使之分离。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通过把军事和政党组织与反帝的爱国精神结合起来，又和在城市知识分子领导下被动员起来的工农结合起来，革命扩大了范围。国共两党的联合与北伐，无疑是这一时期的最**。1927年中国**及其同盟者国民党左派和国民党右派的决裂，揭示了两者目标上的矛盾；这个矛盾曾因两者共有的民族主义和共同反对军阀而暂时掩盖起来。仅仅控制大约两个省份的南京政府当局对下述问题悬而未决，即由新的官僚体制的现代化国家完成变革，还是在更平等和不那么集权的基础上，继续动员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去完成变革。1 1931—1949年 20世纪30年代初，有三个事件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第一，在1931年，世界经济萧条对中国的打击。英国和日本放弃金本位，迫使中国的银本位货币惊人贬值，而美国政府的收购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生丝及其他出口货物的国外市场价格暴跌，日货的倾销使中国摇摇欲坠的棉纺织业受到打击。农产品价格在商业化的中心地区，比普通商品价格下跌得更快，跌到1929—1931年水平的一半左右，既损害了农民，也损害了地主。1资本缺乏，利率上升，城市工人失业，政府税收遇到各种问题。1931年长江流域的严重洪水，1934年同样引起灾难的旱灾使国民党处境更加困难。尽管在1936年有些复苏的迹象，但经济的改善又为日本的进犯所阻止。在20世纪40年代，恶性通货膨胀破坏城市中层阶级的生活，而且使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陷于大混乱。农业地区趋于经济自给自足。 第二，日本人在1931年9月占领沈阳，侵占满洲，建立傀儡政府，控制河北，并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占领的是沿海最发达地区，而不是全中国；这种状况完全改变了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条件。问题变成了哪个党能在这个国家的农业比较重要而现代化程度较差的地区，最充分地动员民众，建立军事力量。战争使这种竞争从官僚政治的现代化转向社会革命。 第三，中国**1931年初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府，而经长征逃到陕西后，在**领导下于延安建立了新的政权。尽管存在政策摇摆不定和党内权力斗争的长期历史，**建立了以农业地区为基地的革命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农民在许多根据地参加了革命过程，重新组织农村社会秩序，改组政府，使政府进一步参与社会。这种革命最后于1949年从农村中脱颖而出。 1 见皮埃尔-艾蒂安·维尔：《18世纪的中国官吏与饥荒》；王国斌和彼得·c.珀杜：《清代中国的饥荒大敌》，《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43卷第1期（1983年6月），第291—332页。 1 即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八卦教起义——译者。 2 韩书瑞：《中国的太平盛世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 3 见s.m.琼斯和孔斐力：《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剑桥中国史》第10卷，特别是第3章。 4 珀金斯：《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207—214页。 1 见m.巴斯蒂-布律吉埃：《社会变化的潮流》，《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535—602页。 1 见《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2章，《运输》。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外国势力的问题 中国的现代调整问题是一个占优势的成年文明突然发现自己在世界上处于未成年地位的问题。由于群众坚持根深蒂固的中国方式，接受外界的“现代”方式就更加困难了。外与内之争的问题当时就吸引了较多的人的注意，并且作为一个界说和分析的棘手问题，仍摆在历史学家的面前。 任何人把1912—1949年的中华民国与在它之前的晚清时期及在它之后的人民共和国作比较，都将被外国人这些年里影响中国人生活甚至参与中国人生活的程度所打动。1901年的义和团之后的和平协定（辛丑条约），标志着对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外国特权的盲目抵制的结束；学生成群结队地前往东京，北京宣布外国式的改革，这两者都削弱了旧秩序。辛亥革命以后，外部世界对早期民国的影响太明显了，以致难以把它归类：革命者避免旷日持久的内战，以防招来外国的干涉；他们试图在1912年按照外国的模式开创一个立宪的议会制共和国；袁世凯总统的外国贷款引起了争论；国外回来的学者领导了1917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凡尔赛的强权政治激发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成立；1923年以后孙逸仙在苏联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爱国的反帝情绪鼓动了1925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的确，早期的民国被外国势力所推动，这种势力伸向各地，几乎像1931年以后日本入侵时那样。 但是，“外国”一词是非常含糊不清的，可能在不必要的争论中使我们陷入困境。它需要作出谨慎的解说。例如，在上面列出的“外国势力”中，有的是国外的事件，有的是在外国见到而在中国模仿的模式，有的是渊源于外国并激励从海外归来的中国人的那些思想，有的是外国人或思想起一定作用的在中国发生的事件。情况并不简单。 由于中国人生活中的“外国”因素在那个时期是如此普遍，要弄清这些因素就需要我们作出一系列区别或阐述。首先，本文的大部分读者可能仍然把中国看成一种坚持自己的方式而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文化。普遍的看法支持这一假设，它产生于由启蒙运动时期耶稣会士作家传布、并由欧洲的汉学进一步发展的“中国”这一不可分割的形象。它意味着西方把中国的形象作为整体的社会和文化而加以接受，这个形象形成了一种重要的国家神话，并被它的有学问的统治阶级孜孜不倦地传播开来。1这种把“中国”作为一个独特文化实体的思想，在刚进入本世纪之际，在中国人的思维中仍占支配地位，它使“外国”更多地成为仅仅是政治上所作的区分，即有时是指西方国家中的事物。 其次，我们必须辨认出实际的外国的存在，中国国内有许多外国人——有数万人住在大城市中，这些城市的大部分是外国人部分地参与管理的商埠；数百人被连续的几届中国政府所雇用；数千名传教士住在内地的驻地。除此之外，还有外国的驻守军队和在中国内河的外国海军舰只。所以我们可以更好地想象一直给予外国人特殊地位和特权的不平等条约之下的中国“半殖民地”的一面。这一卷以一章的篇幅专门论述“外国的存在”。不论根据什么定义，它具有许多移植到中国环境中并在那里共同繁荣起来的独立自给的亚文化群的许多特点。 根据外国人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一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是在反帝国主义的情绪中爆发的。帝国主义的存在成了比以往更为团结的革命努力的目标。 但是这一革命努力本身却代表了其他的外国势力。革命总有外国支援者。孙逸仙领导的同盟会是1905年在日本的推动下，在东京的青年中组成的。它由海外华侨商界资助，并利用了香港和上海的外国行政当局的保护。后来，苏联革命的使者既推动了**的建立，又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因此，这场革命是利用外国人、他们的援助、思想和方法去打击外国创建的事业，把它当作国内的革命目标。 但是第三点区分或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人的历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而不是由外国人来写。的确，当这个时期的历史用中文记载时，出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外国人几乎消失了。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可能征收，甚至扣押海关的收入。孙逸仙的顾问鲍罗廷可能起草了国民党的宪法。苏联将军布留赫尔（加伦）可能拟订了蒋介石的作战计划。他们虽然担任拥有实权的职务，但都不是中国人。他们即使不是几乎全部在中国的记载中被抹去，也都被贬低了。这种在华外国人在历史上不露面的现象，不但反映了现代的爱国自尊心，否认外来者在中国人生活中起主要作用，它还符合一个长期的传统，如从欧亚大陆西部来的马可波罗一家和伊宾·拔都他在中国的记载中没有他们的地位，因为他们处于这一文化之外。中国的社会保持了它的一体性。它有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体系的界限。只有当利玛窦和赫德等个别的外国人士说写汉文熟练得足以载入许多文件时，他们才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 在华外国人有吸引人的历史，但这是他们的历史而不是中国的。当英美业余剧团在上海工部局管理的公共租界上演《彭赞斯海盗》而获得巨大成功时，它是中国的一件事，但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事件。外国人的经历不同于中国人的经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之所以有影响，是因为胡适把它引进了文化大门。 这等于说，中国的历史并非人们关于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的那种想法，相反，而是人们关于中国人发生了什么事的那种想法。根据这一观点，现代富有活力的实体是有其民族国家和文化的民族。大部分民族大事的编写者按照他们自己的种族-文化发展思路编年代史，这是很自然的事。外国人是外来的，住不长的。事实表明：传教士、外国雇员、商埠的居民都最后从中国舞台上彻底消失，就像19世纪后期欧洲的殖民地行政当局在20世纪中叶从它们的殖民地彻底消失那样。 第四个问题因而是：外国影响如果要传给中国人民，必须用中国的语言和书写方式来传布。中国人与“夷人”交往的长期经验，已经发展了经过时间考验的思想和反应方式。例如，内和外是很古的中国范畴，既以地理概念，又以象征意义广泛应用。于是，外国位于中国之外，但是行叩头礼的外国统治者可以成为外藩。1天子本人必须内（品格）是圣贤，而外（行动）表现为一个英雄，正像一个君子必须内则先修其身，然后外以其模范行为努力去平天下那样。相互关联的内和外两个范畴，使中国人考虑对国内的和外国的刺激因素作出反应时，始终保持纯粹的中国方式。2张之洞普及的提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的一对相似的用语，证明在处理西化时是有用的。由于体和用实际上指的是一个单一实体的两个方面，所以张之洞是错误地用了这些字眼。不要紧，它有助于使中国西化。 这样，进入中国的外国影响，必须通过语言这一关。外国思想的翻译常常接近于汉化。正像为了适应现代需要而把印欧语系加以现代化那样，中国也创造了新名词，许多是从日文吸收的，用以表达新的意义。可是古代汉字用于新的词组时，并不能完全摆脱它们积累起来的涵意。 例如，传入中国的外国信仰在有些关键的用语上有明显的困难。基督教的传教士长期艰苦奋斗以寻求god的最佳译名，god无疑是他们事业的中心。天主教徒使用了“天主”，而新教徒则各自使用“上帝”和“神”。还有，西方自由主义的两个神圣名词“freedom”（自由）和“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翻译时，正如在日本，保留了一种任性的无责任感的涵义，使为人人的学说去为个人自己服务。规规矩矩的儒家信仰者给吓坏了。西方个人主义的美德变成了没有责任感的只顾自己的放纵。 权利（rights）的思想即使在现代西方也是新发展起来的，但是在中国，这种思想几乎没有什么背景，以致必须为它创造一个新名词。1864年当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时，用了权利一词，不久此词又在日本被使用。但是这两个汉字当然已有固定的意义，两者结合起来似乎是说“power-prof- it（权力-利润）”，或者至少是说“privilege-benefit（特权-利益）”。这样就使一个人对权利的维护，看起来像一场自私的权力游戏了。1 最后，再观察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名词“proletariat”，它最初的意思是古罗马的穷人，而现在在英语中保留了城市穷人的涵义。此词译成了“无产阶级”，在**的中国，恰当地包括了贫农，这无疑是作了有益的适应。作为外国对中国影响的过滤器的翻译，对其汉化的作用，我们几乎还没有开始研究。 第五个问题是，外国在华施加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中国个人的行为来实现的。一批批发挥新的社会作用的人是变革的先驱者，但是他们只是在晚清才逐渐出现。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种社会集团以外，这时还要加上形形色色的成份。受过训练的军官团产生了学者-军人。外国大学送回了一批学者-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被排斥在官方机构之外。科学训练造就了学者-工匠这种技术人员。同时，商人不但继续捐官，有些官员也变成了商人-企业家。与新闻工作者和现代类型的从政者一样，革命者也作为一个独特的职业集团崛起。1总之，现代生活的专业化，拆散了旧的社会结构。专业化使得靠经典学识而团结起来的精英集团的儒家理想成为不可信，这与美国的情况正好大致相同，在美国，专业化已经否定了对全民实行平等主义教育的杰克逊的理想。2 一切新作用都涉及与外国事物或国外学识打交道。买办和中国的基督教徒（有时是同一人）在条约口岸出现，然后是新闻工作者和海外归国留学生，他们都受过外国的影响。技术成了新发展的关键，不论军事、工业、行政或教育都是如此，而技术几乎全部来自西方，即使通过日本传来也是一样。到了20世纪，1912年谈判革命和解的青年中国的领导人唐绍仪和伍廷芳都讲英语，是他们分别在康乃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和伦敦的四个法律协会学习的。3 除了注意局部的现代专业化的社会作用外，由于国际交往的扩大，这时还可见到多种多样的外国样板和促进力量。现代性本身是很多样化的，这时以迥然不同的民族形式传到了中国。19世纪的中国已经受到英、美、法、俄的爱国海军军官和外交官员、有冲劲的自以为公正善良的传教士和一心一意追求物质利润的商人这些榜样的影响，但这些人都没有超出西方这一种文明的范围。这时，场景大大地扩大了。武士道的前武士阶级的理想，被蒋介石那样的年轻爱国者在日本的士官学校拣了起来。俄国民粹主义对民众的关心激励了像李大钊那样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泰戈尔带来了他的神秘统一的印度启示，虽然接受的人很少。在太虚和尚的倡导下，佛教的振兴得到了推动。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运动，促成了与史密斯学院和其他姐妹学院的接触。美国的新诗运动、作为全球交流工具的世界语在欧洲的流行，所有不同种类的国外风尚和震撼人心的事物，都在中国的新型城市知识分子和有事业的人中引起了波动。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变动、自我形象的趋于模糊，使得中国舞台上的这些演员在面临两条道路时，怀有又爱又恨的心理，也把外国观察家们弄糊涂了。 但是，在这种混乱状态中，我们可以认清第六个问题，即中国人不论以中国的语言或以他们的行为对外国刺激因素作出反应时，不得不以中国的因素形成他们的现代方式，这些新的或旧的因素即使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在他们中间也是可以利用的。 首先，甚至最洋化的中国人也不会丧失其具有中国特点的意识。在国外居住反而会增强这种意识。文化的摩擦产生炽热的爱国心。最虔诚的爱国者是孙逸仙，他接受中国传统的经验最少，国外的现代民族主义最多。 但是，这里涉及的不只是爱国的动机。人类思想的奥妙一般来说似乎是靠大量运用类比，如在确定时间时，用“前”和“后”来表达，这两个词原是用来指空间的位置。在时间的阶梯上，我们“看到了”“前”“后”依次发生的历史事件。类比的和形而上学的思维导致我们根据比较熟悉的事物去想象较不熟悉的事物——总之，为了逾越大洋之间的鸿沟，我们不得不主要用我们头脑中已有的一切事物去思考。1因此，我们发现一个个中国爱国者不但被文化自豪感所激励，而且他自己的思考过程也使得他在中国寻找他在外国看到的相似物、同类物，或中国的对应物。2 19世纪仇外恐外的人，在一种古老的基本原理中寻求安慰，即西方科学的各种要素一定是来源于古代中国。在为西方科学训练辩护时，有的人因此宣称西方科学的基础是从古代中国的数学借鉴的。为了避开那些恐外仇外的人，搞现代化的人的手法是把西方的东西当作中国原先已有的东西偷偷带进中国。当康有为在古代中国的三世说（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288页，即本社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29页）中找到了现代西方的进步思想时，他使这一手法完善了。因此，在搞现代化的中国人的心目中，他们必须以他们能够在中国搜集的一切类似物去对照外国的文化。约翰·杜威的学生胡适是最无所畏惧的反崇拜偶像者和中国遗产的扬弃者，他写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古代中国逻辑方法的发展》。 当然，早期的西化运动和后来的现代化运动很快懂得如何去作出区分。最初，欧洲和美洲在中国汇合成一个外来社会（尽管这个社会内部有广泛的差别），它发展了一种商业-工业-军事的能动主义，看起来是其整个外来文化的产物。蒸汽机、代议制政府和基督教乍一看似乎是连在一起的，“西方文化”降临到中国大地时，看起来比后来所表现的要更加一致，因而更具威胁性。它的威胁似乎要求中国变成自卫的商业-工业-军事的国家。 但是，正是“西方”的这种多样性，使人们明确了西化必须是有选择的；一般地说，选择的标准是西方的方式要适合中国的需要，这样，引进的东西能扎下根来并变成中国的东西。外必须适合内。 的确，人们禁不住断言，甚至在现代中国，国外鼓动的革新仍必须作为“传统内的变化”1而出现。因为即使与传统最惊人的决裂，仍然是在继承下来的中国方式和环境的日常连续统一体中发生的。缠足的结束和妇女的解放、白话文的写作、对国家而不是对君主的忠诚、孝道的放弃，这一切都从中国文化领域中找到了根据。变革的步伐可能会产生眩晕、恐慌和反崇拜偶像的心理，但变革仍然由专心用中国语言谈话和写作的中国人民在中国进行。 这就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即平等地对待西方的最自然的方式是遵循少数中国人的那种传统，这种传统与西方的商业和激烈竞争方式的共同点，多于与中国的官僚制度和调和妥协这些理想的共同点。例如，在广州的早期交往中，“西洋”人特别有威胁的一个方面是，他们粗野和贪婪的方式投合了广州民众深深隐藏的倾向。西方“夷人”彻底的商业精神，在繁荣的十三行聚居区后面的猪巷的店主中得到了迅速的响应。一旦印度的鸦片由代理行的私商从印度运入，商业的贪婪造成了双方鸦片贸易的增长。它成了19世纪主要的中外双边合资事业，它进行顺利，远远超出任何人的担扰和预见。 把广州的鸦片贸易中间商看成是与西方贸易世界有很多共同点的中国传统的继承者，这只需要一点想象力就行，这些中间商对把中国引进现代国际商业界，尽了自己的一份力。有些看上去是共和革命所受的“外国影响”，在再看一眼时，可能证明是与更古老的中国倾向吻合的，或者是由此而形成的，这些倾向具有某些与外国人相同的特性。在下面，我们只能指出这个历史问题的几个方面。 1 关于汉学和“中国文明的自我形象”，见芮沃寿：《中国文明研究》，载《思想史杂志》，21.2（1960年4—6月），第233—255页。在发挥本文时，我大大地得益于玛丽·克莱尔·贝尔热、马克·埃尔文、费维恺、刘广京、孔飞力、崔瑞德和王赓武等人的评论。 1 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的历史笔记》，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传统的中国对外关系》，第32页。 2 关于哲学中“内和外两个领域”，见许华茨：《儒家思想中的几个极端》，载戴维·s.尼维森、芮沃寿编：《行动中的儒学》，第54—58页。关于把传统的和外国引起的行政事务分开的内和外，例如见张寿镛等编：《皇朝掌故汇编》，3卷。 1 王赓武：《中国历史中的权力、权利和责任》，第40届莫理循人种学讲演1979年（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79年），第3—4页。 1 参阅m.巴斯蒂之文，载《剑桥中国史》，第11卷（即本社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0章。 2 约翰·海厄姆：《专业化的发源地》，载亚历山大·奥利森、约翰·沃斯编：《现代美国的知识构成，1860—1920年》。 3 保罗·a.科恩在他的《传统和现代性之间：晚清中国的王韬和改革》第9章分析了“沿海的”和“内地的”早期改革者的事迹。又见路易斯·t.西格尔：《唐绍仪（1860—1938年）：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2年），第92页及以后；琳达·邢：《过渡中的中国：伍廷芳（1842—1922年）的作用》（洛杉矶加州大学博士论文，1970年）。 1 就中国而言，文化交往的心理学和思维过程似乎研究得特别不够。关于隐喻思维的一次受欢迎的讨论，见朱利安·杰恩斯：《两院制思想垮台时的自觉意识的起源》，比较第50页：“科学的概念都是……产生于由具体隐喻作出的抽象概念”；第53页：“了解一事物是为它作出一个人们熟悉的隐喻”。 2 中国寻求与西方类似的事物的活动特别引起了已故的李文逊的兴趣，见他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 1 小e.a.克雷克使用这个词组（以区别于现代的西化）去说明宋代城市化及伴随而来的变化，见他的《宋代社会：传统中的变化》，载《远东季刊》，14.4（1955年8月），第479—488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变革 中国经济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情况如何，一直是个主要的讨论焦点。这类问题之所以复杂，因为当时的经济既反映了诸多原因造成的种种短期的不稳定性和并非与过去全然无关的进展很慢的内部变革；也反映了西方贸易和帝国主义的外部冲击。讨论19世纪的经济，有一种方法是回溯几百年去考虑商品化、城市化和货币化的过程，或是考虑农村的社会关系与土地的占有的变化；这些至少可追踪到16、17世纪的明代。1尽管有些历史学家甚至仍在争论，晚期帝国的经济及社会结构的轮廓是不是在宋代固定下来的，可是，其他学者则把注意力集中在19世纪西方国家的入侵上。 20世纪以前的资料贫乏和较近期数字的不完备可靠，妨碍了分析工作。区域的多样性与缺乏国内的统一市场，意味着总数字有可能掩盖重要的区域差异，而局部的研究又难免失之于描述**型状况。情况如此，历史学家无法取得一致的看法。然而，我们确实需要考虑这些问题的争论，如帝国晚期经济的性质，帝国主义的冲击，20世纪经济在何处并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以及农村生活水平是否并以何种方式处于恶化之中，等等。对如此广泛的经济问题作出的答案，也已影响社会和政治史的解释。因此，这些经济问题构成了逻辑上的出发点。 中华帝国末期的前资本主义商品化 在清代，商品化渗入了农业经济。绝大多数从事耕作的民众，可以自由迁居和聚集在相互连结并通过市场结构与更大的贸易中心连结的小村庄里。农民很可能既生产基本粮食作物，也生产商品、手工业品来补充他们的收入和购买一些家庭必需品。地区间长途贩运基本商品，补充了地方商业。例如，到18世纪，江苏和浙江已不再生产足够的稻米来养活其大城市的人口，而由长江中游肥沃的农业区来供应。1在条约口岸开放很久以前，沿海及长江流域的区间大宗贸易就已存在。在上海和宁波地区，在清代，特别是从18世纪后半期起，集镇数量大为增加。原野上逐渐布满一些集镇，表明乡村经济与大城市中心逐渐成为一个整体。2 当然，商品化及与之相关的城市化，没有均衡地在全国各地发生。人口密度与城市的发展，以在长江下游为最高。某些估计提出，这一地区尽管太平天国叛乱时期人口大量死亡，仍然保持了它的领先地位；并且城市化最快与最慢的区域之间的差距，在19世纪扩大了。1长江下游持续不变的经济中心地位表明，这是个发展的核心区域；先是从国内其他地方运进粮食，后来又从国外输入粮食，并把该地的货物分散到其他区域的市场。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各种配合的组织，这些组织到19世纪已很复杂精细。专门化的商行与经纪人，经营不同方面的商品生产。同业公会及同乡会的会馆制定商业的常规，并为商人提供帮助。金融机构随之发展起来，满足不同范围的需要。最早的金融机构之一，是山西商人发展的网状组织，以便用票号汇票给地区间的交易提供资金。在19世纪，另外一种通过钱庄的信用延长制度也发展起来，以便为成长中的沿海贸易提供资金。这类重要的机构，在整个民国时期继续与规模更大的西方式的银行一道继续发挥作用。较小额的交易，则可通过当铺和押行通融。同时，大量的商业习惯法也被制定出来，用以规范商业业务。2 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总产量显著地增长。这种增长得力于人口的增长、可耕土地的利用、“最佳”农业技术从先进地区向落后地区扩散，和对劳动力一般没有人身限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进一步提出，在19世纪从国外引进现代工业之前，明末和清初的经济是否开始了有本土“资本主义”发展倾向的性质上的改革。他们的研究着重“生产关系”的改变。从以下方面举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劳动者分离的证据：采矿中有商业投资和使用雇佣劳动；在华北和长江下游，地主和富农使用雇工经营农业；在丝织业的生产组织过程中，有类似欧洲原始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迹象。1 然而，这类迹象合乎“近代”以前经济增长的典型模式：人口与总产量均在增加，但人均产量没有持续增加。我们不能说粮食与手工纺织品生产的增长，或贸易及市场范围的扩大快于人口的增长。“资本主义”——或者不妨说，以人均及总产量增加为特点的“现代经济增长”——未在近代欧洲早期（或两世纪后明治天皇时的日本）出现，是由于仅仅在财产所有制的形式上有了改变。同样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包括金融、投资及管理方面的“技术”——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也就是“生产力”的改变。正是在连续运用投资及再投资新方法的基础上，欧洲才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可以举出一个强有力的实例——既是欧洲的也是日本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性的是“农业革命”，也就是切断了人口规模和粮食生产间古老联系的技术和组织上的重大进展。 18世纪中国土生土长科学技术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对宋代发明的完善。2在有显著发展的地方，这些发明显然都未能加以扩散或应用。限制中国“近代”以前科学技术的因素，似乎和它的相当大的成就一样地突出。要对这个重要问题作出解释，怕已超过我们现在的能力。但是，即使技术的改进增加了生产，例如谷物的大量增产，也很可能由于清代初期人口-土地的比例已经很高，很难使人均产量轻易地增加。这正像17世纪欧洲的低地国家1的情况一样，由于人口密度过高，采用在人口稀少的英国促成农业革命的新技术在那里并非有利可图。中国历史学者所发现的农业和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例子，或者说就全国而言，在量上是重要的；或者说这些例子接近于沿着资本主义方向启动社会-经济大改组，似乎都是可疑的。中国19世纪的经济可以更恰当地描述为相当商业化的农业经济，这种经济在“近代”以前的技术范围内，是高度“发展的”。它经历的变革是很有限的，却照样能在原有的框架内调节社会和政治的结构。 经济停滞 由于中国经济自身未曾经历过制度的大改组或技术的突破，由此导致可与近代欧洲和日本相比的人均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注意力便集中在阻碍这种变革的因素上。众多的解释一般可分为技术论和分配论两类。后者关切剩余产品在民众中的消费，并较重视各种政治、文化和历史的阻碍作用。2 分配论者和技术论者均认识到人口增长的重要性，虽然他们对影响的估计各不相同。似乎很明显，伴随17世纪和18世纪产量增长的是单位面积农业生产率的显著上升，这是采用了良种和更好的耕作方法，以及增加耕地和收获面积的结果（后者是推广双季耕作的结果）。但是，采用传统方法增产的可能性终究很小，而且在某一时间点上（大致估计在18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之间），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开始停滞，并落后于人口的增长。1这种停滞部分地是由于沉重的人口压力造成的，它可以破坏生态平衡（如在湖南修筑堤垸过多，造成洪水泛滥）2，或导致土地占有的不经济的分散，降低农民的生活水平，以及产生流动的农村贫民的社会边缘阶层。丰富的廉价劳力，还降低了创造发明和花钱改进技术的积极性。 技术论对于停滞的最复杂解释，被系统地阐述为“高水平平衡阀”。3这种论点断定，令人注目的高水平的农业、水运技术与人口的增长和未利用土地的消失结合在一起，减少了超出生活所需最低量的可用剩余产品总量。即使这种剩余从未完全消失，人均剩余的下降也减少了需求。生产与消费进入仅可维持生存的循环运动，再没有什么剩余留下供投资之用了。同时，由于主要依靠人力的现有技术的复杂性，也难于以机械动力来取得降低成本所需的巨大进展，并且也难以大量提高人均产量。因此，这种“平衡阀”引起“近代”以前的生产技术在高水平之上的停滞。 批评这种理论的学者断言，事实上在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经济内部颇有剩余。1他们不仅是指摆阔气的挥霍浪费，而且指商业投资、地方日常管理的开支以及类似的迹象，它们表明不是缺少金钱，而是未能用来发展经济。持这种见解的学者，超越技术问题去寻求阻碍发展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由日本人领头，已对农村阶级结构及土地占有的性质进行了大量研究；它们都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实地调查的题目。2虽然这一工作可能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证据——事实上，由于详尽说明一个普遍的“地主社会”模式，支持了分配论派的观点；由于通过文献证明持续缺少投资，也支持了技术论派的分析——但它至少就20世纪来说还是给中国以外的学者，提供了足资利用的以经验为根据的最佳数据资料。对剩余如何使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成功的工业化在历史上不是与早期农业现代化联系在一起，就是与同时出现的榨取农业的作法有关；不管剩余的规模如何，或是否有剩余，中国在1949年以后所经历的经济增长，似乎主要来自向农业部门的榨取。 佃农-地主的关系是复杂的，因此，用剥削来解释为什么剩余未用于投资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一简单的论断通常都要加以限定。在华中和华南（那里租佃率最高），佃农已获得各种各样的永佃权，从而具有很大程度的保障。租佃本身的确不是促进农村繁荣的好办法。在经济边缘地区农业过于无利可图，不足以吸引对土地的投资，那里的土地所有制更可能是平均分配的。而另一种情况，像在四川或长江下游那样的中心地区，佃农可能很富有，他们租到大片土地以后，或转租出去，或自己经营。1 地租高低不等，但平均为产量的50%左右，虽然地租实收多少并无定额。江苏苏州周围的非乡居地主，在19世纪中期设立了专门收租的租栈，收租时得到官方的帮助。不过，一些租栈的管事显然谨慎从事，不违犯公平收租的原则。太平军叛乱以后，长江中下游各省人口锐减，地主一度相对地较弱，收租有困难。2 一些20世纪的观察家提出租佃正在消失，但在长江下游直到20世纪20年代或更晚些时候，土地仍然是有利可图的投资。尽管地区间不尽相同（特别是北方，租佃率低得很多），全国大约有40%的农业土地出租。而且所有权分配不均，大约10%的人口划分为地主或富农，占有50%以上的土地。1若干地区的详细研究表明，在民国时期，地主的收租得到政府的帮助较多，而租佃契约给佃户的保障则较少。地租的负担常常很沉重，但很难说租佃具有任何一种经济影响。 在清代和民国的大部分时间里，农业经济为相互勾结的地主上层人物（在清代常为有功名的乡绅）、商人和高利贷者所把持，这种论点更有说服力。2这一阶层通过地租、利息和价格机制，吸取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同时，通过借贷和购买土地不公平地为农民的生计通融金钱，并通过购买商品作物，通过向家庭手工业销售原材料和购买其产品，把农户与市场联系起来。这种经济循环关系虽然灵活，很可能已经阻碍一个新的阶级，即富裕的农民，或其他既有资本又有积极性引进技术改革的人的发展。人口的压力和继承人之间均分土地的社会惯例，造成了占有土地的分散，又进一步阻碍了农业财富的集中。一般说来，农村的人要求稳定的安排，各个方面从中能够保护而不是扩大他们的利益。这样一些模式很难打破。在市场结构的城市一端，有种种类似的循环体制的模式。 中国商人在有刺激因素存在时，是很有企业才能的。宁波的方氏、李氏及叶氏家族开创沿海贸易，而且在上海参与开办对外贸易。江南丝商能很快抓住大出口造成的机会。在19世纪末，有一个有进取精神的市场行为的突出例子，是杭州金融家胡光墉对外商控制蚕丝出口价格的不成功的挑战，他有两年收购杭嘉湖地区大量蚕丝，不让其进入出口市场，终致破产。中国商人很善于用利润再投资，如方氏家族能维持商业利润数代不衰。据日本社会学家根岸佶描述，上海商人秦祖泽为人正直、俭朴、忠于职守，比得上最虔诚的日本武士或有道德的新教徒。1 然而，从事经纪业务仍然是清代商业活动的主要模式，并延续至民国时期。商人们颇喜划分市场和销售阶段，把他们的资产分散在若干个企业中，或一种以上的商业行业上，并在远离家乡的中心城市营业。不用于商业再投资的利润，或不用于维持高生活水平的利润，被投资于土地、家庭成员教育、宗族机构和乡里公益事业。这类支出，既表现了生产性的有利可图的经济利益多种经营，又体现了士绅的价值观。然而，在这种经济行为中，固有的风险和责任的扩散妨碍了财富的组合集中，并且阻止了广大资本家的企业家精神。2调动财富的公私金融机构，如欧洲的合股公司、股份公司及股票市场或长期公债，在中国均告阙如。 在循环而长存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国家的作用怎样呢？不少经济的发展似乎是发生在国家控制之外。国家抽取相对少量的剩余。清代的田赋比日本明治时期为轻。3清末的厘金及其他商业税，并未根本改变这种状况。清政府力图控制重要的专卖事业，维持粮食北运供应京城，并由于其利益在于稳定粮价而监督粮食市场。然而，官仓制度在18世纪以后已在一定程度上破坏。1专卖事业也不起多大作用；不断增加的市场和萌发出来的商业组织，大多不受清政府的控制，或所受控制极松。在民国时期，不论是众多的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都向商人勒索金钱，商人经常抱怨税收的频繁和过重。但是，这些政府都不对经济进行全面控制。有一种估计提出，1931年全部政府支出，尚低于1880年日本明治政府支出的水平。2 不论是在帝国晚期还是在民国时期，商人一同政府接触就要受到勒索。但是，他们并未受清政府的压迫，不然他们就不可能享有19世纪时所拥有的财富和地位。详细研究表明，清代官吏愿意大力鼓励商人在盐业等专卖事业中合作。3满足官方索款要求的商人，常能得到合同、存款或其他间接报酬的益处。 官僚和商人的关系，可以在缓慢增长的稳定局面下达到相互有利。然而，总的来说，政府的政策并非有利于长期生产性投资。没有法律保护，是商人宁愿分散他们资产的一个原因。而且，高利率把资本转为短期消费导向的贷款，部分原因是朝臣和高级官吏放债得利，不坚持实施反对高利贷的法律。1然而，当政府试图对此作更积极的或促成的作用时，问题就产生了。官僚政治要实行控制的愿望，就可能和商人在自治和营利方面的利益发生冲突。双方行贿受贿会相互影响而破坏企业的基础。在19世纪末，清朝官吏创立图谋自强的公司，显示非经济的政治及社会行为可能阻碍工商业的发展。商人很快学会避免卷入其中。在1904年以后，同样的问题妨碍了新政府部门与工商业领袖的合作。在清末数十年间，政府缺乏财力提供发展现代工业所必需的资本。政府往往会扼制已参加合伙经营的商人和士绅，而且不能创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财政及其他条件。2与之相类似的缺陷，也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南京政府实行的“官僚资本主义”中表现出来，甚至殃及一些无利害关系的改革工作。例如，改良蚕种和蚕丝生产方法的尝试受到阻碍，就是因为政府既没有贯彻政策的手段，也没有获得地方民众的信任。 总之，技术因素与分配因素似乎相互加强，使经济变革保持在有节制的限度内，不能突破现有的平衡。变革正在发生，但是，由于缺少对农业成分的重大改变（中国式的“农业革命”），那么，持续的商业化、资本在长江下游的进一步集中，或与东南亚可观的贸易（即使在技术上非法）的增长会很快导致经济的彻底改组，这似乎就是不大可能的。事实上，主要的推动力来自海外。 外部因素：对外贸易与帝国主义 几乎所有历史学者都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作用，但是，他们对这种作用的份量和时限，以及它的影响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认识并不一致。一类分析认为，外国人的活动在促进19世纪末和20世纪工业持续发展上起了关键作用。外国工业在条约口岸提供了大型设备，起了刺激中国企业的作用。贷款为交通、通讯、运输的现代化和建立重工业提供了资本。外国人是新技术知识的来源。总之，中国需要外来的冲击以克服它的经济的惰性，并集中必需的财力。1 反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和另一些历史学者则争辩说，帝国主义从鸦片战争时候起，就阻碍了有利于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内部力量：进口商品摧残了中国手工业，因而使农民陷于贫困，同时限制了国内市场。中国商人被引入与洋行的外围的和依赖的关系；不平等的竞争阻碍了中国工业发展。外国贷款和投资把赢利抽到国外，并导致对政府财政管理上的干涉。虽然中国除在条约口岸外，从未被西方外国人统治，但中国政府因畏惧外国的武力侵占，不敢振兴现代工业。最明显的是，外国控制了中国关税，无法用关税排除外国的竞争来保护本国工业。2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的变异看法，认为扩张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寻求市场与资源，迫使弱小的未工业化国家陷入依附关系，以保证输出它们的资源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使用。这种做法使弱小国家的经济永远处于不发达状态，既加重了社会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也加重了世界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使不发达国家的农民更加贫困。3 所有这些理论，特别是后者，似乎低估了先前中国本国商业发展的水平。这些理论并没有说明，当对外贸易和整个中国经济相比还很不重要时，外部因素怎么能有这样大的决定性作用。而且，甚至在20世纪，国内市场仍然没有完全成为一体，许多农村经济仍然主要为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消费进行生产，虽然这个地域连接别处的市场。合乎常识的结论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交互作用，它们相对的重要性因时间、地点和环境而异。外国企业往往既阻碍又促进中国工业，如在烟草工业中，促进了某些方面，却又阻碍了其他方面。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主要依靠外资进行的铁路建设都有益于中国的经济，尽管这些铁路都是在帝国主义的各种条件下修建的。1在农业产品仍在本地消费的地区，对外贸易只有很小的影响。然而，要认识日益卷入世界贸易可能产生重要的反响，这并不需要以一般的经济依赖为前提。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第二个十年，出口贸易造成的对韩江流域商业的刺激，或者19世纪80年代末期至19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世界蔗糖的暂时短缺所引起的广东海丰县甘蔗生产的短暂兴旺，2表明世界贸易的影响并不限于大城市。随着工业化的继续进行和对外贸易的日益增长，世界经济状况对中国重要地区的经济影响越来越大，对于这种贸易和帝国主义冲击的矛盾心理，可以在研究得比较充分的棉织业和生丝业中看出。 19世纪中国本国纺纱业的衰落，被学者再三引用来说明帝国主义对中国开始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对农民生活的不利影响。然而，一概断言纺织品进口及其后外国在中国的设厂破坏了农村手工业之说，并不能成立。详细的研究表明，虽然家庭纺纱大多消失，但是，起而代之的是使用洋纱的手工织布。而且，由进口供应纬纱之后，织机用的经纱仍由农民纺纱者生产。事实上，手工纺纱在不同地区是在不同时间衰落的，农民家庭能有相当长的时期进行调整。1手工织布能继续成功地同20世纪在中国设立的工厂进行竞争，因为即使价格已经下跌，农民家庭仍能利用他们的剩余劳动获利。而且手工织布推广到新区——例如清末推广到浙江省中部和民国时期推广到中国的西北及西部地区——表明国内需求的扩大和机制纱的渗透。总的说来，织布大概比纺纱更能获利，所以从长远来看，这种转变可以大大提高许多农民的生活水平，尽管它或许降低了更多农户的家庭收入。 这种总的长期景象，掩盖了地方短期衰落和混乱的情况。纺织品的进口，最初损害了城市化的珠江三角洲高度发展的纺织手工业。在19世纪30年代，中国手工织布（南京大布）出口大减，进口洋纱的市场成长起来。织布工和纺纱工都受到损害，1831年洋纱进口骤增，激起了纺纱工带头的抵制。结果纺织工人从纺纱转向织布，但失业助长了对洋人的敌意，社会的分裂助长了太平天国的叛乱。2在广东沿海偏北的海丰县，手工纺纱一直继续存在到清末。手工纺纱于19世纪90年代至1910年之间绝迹以后，手工织布仍继续处于生产状态。但在1918年之后，现代织布厂在海丰代替了家庭织布。地方总的纺织品生产或许扩大了，但农民家庭生产者转变为工厂的工资劳动者，却产生了使人不安的社会-政治后果。1连在20世纪家庭织布最兴盛的地区，家庭织布也不是稳定的职业。在华北，织布业趋向集中于相互竞争的中心点，经历了20世纪最初10年到30年代的繁荣和缩减的阶段。直到30年代世界经济不景气之前，织布业的波动，更多的是由这种地方竞争和本国市场状况，而不是由直接的外国因素引起的。后来日本占领满洲，限制了织布业市场，并加速了华北织布业中心的衰落。2于是，纺织工业的扩大导致各种各样由增长、竞争和国际市场运动引起的经济波动。这样的变化可能瓦解农村自给自足的模式，使得手工生产成为农户更加难于预计的收入来源，而农户必须弥补其农业收入之不足3 清朝最后70年长江下游丝绸生产的历史，更清楚地说明了对外贸易不断扩大的冲击。419世纪40年代末期，生丝出口从广州转移到上海，使那里的生丝出口在50年代太平天国叛乱期间迅速扩大。国内市场的阻塞，以及内务府织造局生产的降低，可能使更多的生丝用于出口。在60年代初期，太平天国叛乱破坏了长江下游丝产区，造成1863—1864年生丝出口大减，并导致这10年剩余年份的生丝出口恢复颇为缓慢。19世纪余下的年代，外国经济对江南经济的冲击，反映了太平天国叛乱的破坏和国外对生丝需求坚挺之间的这种关系。大约到1870年，桑树已重新栽植，蚕丝生产恢复。但旧的丝织中心，由于蚕丝生产大量地面向对外贸易而没有完全重建起来。对外贸易使蚕丝生产较其他农产品增长更为迅速，并说明了这一地区从太平天国叛乱中迅速恢复和清代最后几十年繁荣的主要原因。它调整了生丝业，开辟了新的丝产区，并有助于收购生丝的集镇比人口减少的大城市恢复得更快。虽然努力改进手工缫丝，以适应洋商的统一要求，但是，主要的技术改革来自大多在上海的蒸汽缫丝机。缫丝机在90年代末影响很大，此后超过了手工缫丝的生产。到1911年，缫丝机促成了农民专门从事蚕茧生产，也促成了一批新经纪人把蚕茧迅速从农户运往工厂。 丝绸贸易有助于新的有活力的商-绅家族和商界团体的兴起。农民生产者受益多少尚不得而知。民国时期丝绸贸易的记录更不清楚，但是看来在19世纪末，这种对外贸易扩大了丝绸生产，促进了现代工业，并在上流社会内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政治结果。假如中国当时能够控制出口价格，这种贸易必会更加有利可图；假如中国政府曾一致努力改进生产方法，这种贸易从长远看就会更好地存在下去，不过它暂时还是江南繁荣的关键所在。 1911年以后的连续性 在民国时期，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基本上与晚清并无不同。首先，高度集约的传统农业部门，仅能在“正常”年景供养数量巨大的人口。因此，它通常无法提供农产品来供应大量城市劳动力的合理消费，或作为发展工业的原料，或作为出口商品而为迫切需要的资本和技术的进口筹措资金。无论是袁世凯还是继袁氏之后任总统的北京官员，也无论是孙逸仙还是蒋介石的南京和重庆的政权，当然还有日本侵略者（满洲在一定程度上除外），甚至连在江西或延安的**——无一能在20世纪前半叶显著地影响和改善中国农业的状况。 其次，从本世纪第三个10年开始，时局难得“正常”。内战和日本入侵，然后又是内战，充满了随后30年的大部分年月。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物质上，特别是生命上的损失难以描述。然而不管中国人生活得多么贫乏，他们仍然生存下来了，而在这可悲的动乱的最后几年以前，经济并没有解体。在偶尔相对和平的时期，它确实表现出惊人的恢复力。我们把这一点当作中国经济的“现代”发展处于低水平的确切标志，也当作传统技术和地方化了的组织拥有压倒一切的顽强性的确切标志；它不像更发达的经济那样，易于受到入侵者的摧残。 第三，同样地，中国经济的现代部门事实上是最不那么重要的。虽然中国受到世界——缔约的列强及其他国家——的冲击，中国经济在20世纪前半期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仍然极不完善。独特的条约口岸和内地经济部门的二元模式也许太粗糙，不足以描述上海、广州或汉口的经济作用的实际复杂性。然而，过多地注意白银外流、海关统计、贸易条件或外国贷款和投资，只能引起误解。中国只是没有有效的计划来推动农业方面必不可少的技术和组织（再分布）的变革；而没有这样的计划，就不可能有随之而来的真正的现代经济的增长。20世纪扩大的国际贸易，在一些地区促进了农业的商业化。在华北一些地方，这个过程又加强了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分化，在某些情况下，导致更贫穷的农民“半无产阶级化”。1但这一点既不是资本主义农业在现代中国出现的标志，也不足以作为外国经济罪恶的证据。 第四点意见涉及有时受到忽视的复合增长。19世纪末创办的小规模的现代工业，变成了真正的、不断成长的现代工业部门。在20世纪前50年，这些现代工业企业的增长率，估计大约为每年7%或8%。2这个年增长率，近似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以来所达到的增长率。当然，这个发展赖以开始的基础初始时是极小的，生产能力的实际年增长量也同样小。但过了这几十年，由于增长综合在一起，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开始变化，最初很慢，以后更加迅速。直到70年代，中国国内的生产总值近50%属于工业（工厂和手工业）、矿业、公用事业和交通运输业——确实不全是“现代”的，但显然是从农业分化出来的；农业所占的比重已从本世纪初的大约2/3下降到1971年的1/3。 然而。国民党南京政府和以前的北京政府对这一有惊人活力的——尽管仍然在部门和地理上受到限制——现代经济发展，并没有出什么力。像在18世纪发生过的那样，近代之前的增长——总人口和总产量的增加，但没有持续的人均增长——可能不需要国家起很大作用；甚至很可能还因没有国家的作用而得到好处。但是，后来要努力达到现代经济的增长，较大的政治投入大概是需要的。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不够强大，或者在智力上不能充分适应，难于控制和发展中国私人经济的潜力，而同时又保证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个人平等和区域平等。3 结果，1949年以前关内18省和东北规模不大的现代工业部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这些骨干可以训练大量扩充的人员，以配备50年代投入生产的许多新工厂。这当然大半不是有意的，但是，即使1949年以前的外国势力有时曾抑制过中国工业的独立发展，它最有效的遗产，看来也是最初的技术转移使中国的早期工业化成为可能。 所以民国并非仅仅是个经济处处停滞、政治体系四分五裂的维持时期。相反，现代城市经济成分的总增长，为1949年以后进一步向前推进铺平了道路。然而，大多数的农业地区没有同时取得城市一样的增长。失调、不稳定、地方灾害、战争和不时的通货膨胀，都拉下了生产水平，抑制了商业，阻碍了农业投资。这些困扰，虽然在30年代和40年代损害最大，但是在整个晚清和民国时期已在不同地方、不同程度上存在。社会后果令人不安。 1 关于这方面文献的综合评述，见马若孟：《中国经济和社会史中的变革与连续性》，亚洲研究杂志》第33卷第2期（1974年2月），第265—277页。19世纪80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的解释倾向，在威廉·t.罗：《述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清初经济史的最近论著》，《清史问题》第4卷第7期（1982年6月），第73—90页有综述。又见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居蜜《地主与农民：16世纪至18世纪》，《现代中国》第6卷第1期（1980年1月），第3—40页；罗伯特·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海丰县的社会变迁，1630—1930年》（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8年）第6章；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历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观念：批判研究》，《现代中国》第8卷1期（1982年1月），第105—132页。关于中国早期近代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中美最近成果的概要，见费维恺编：《宋代至1900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美国代表团在中美学术报告会上的报告》。 1 全汉昇和理查德·a.克劳斯：《清代中叶的米市场和贸易：物价史论》第59—65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289—291页。 2 斯波义信：《宁波与其腹地》，收入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397—405页；伊懋可：《集镇与水道：1480年到1910年的上海县》，收入同书，第470—471页。 1 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13、226、229页的表表明，太平军叛乱后，长江下游人口密度比其他任何大区下降得更多，但是，在1843—1893年期间，和城市化较差的区域相比，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却提高了。华北人口密度在民国时期显著增加，但到1953年尚未达到长江下游的水平。关于中国的大区，见同书第214—215页。关于太平天国造成人口减少，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236—247页；珀金斯：《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210—211页。 2 关于钱庄，见《上海钱庄史料》；安德里亚·麦克尔德里：《上海老式银行（钱庄），1800—1935年》；苏珊·曼·琼斯：《宁波的金融：“钱庄”，1750—1880年》，收入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关于押当，见斯波义信：《宁波与其腹地》，第405页。中国习惯法的例子的英译文，载陈张富美和马若孟：《习惯法与中国清代的经济增长》，《清史问题》第3卷第5期（1976年11月），第1—32页；第3卷第10期（1978年12月），第4—27页。 1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收入了中国经济史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最佳近著。 2 这在最重要的农业技术部门是明显的，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史研究》一书中有详细的研究；例如，关于农具和农械见第697—978页，关于种稻技术见第389—423页。 1 低地国家（尼德兰）大致包括今日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北部阿图瓦地区的一小部分——译者。 2 若干正在争论的问题见维克托·利皮特等：《中国经济史专题论集》，《现代中国》第9卷第3期（1978年7月）和w.e.威尔莫特：《评〈中国不发达状态的发展〉》，《亚洲研究杂志》第41卷第1期（1981年11月），第113—115页。两类见解均见于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其中卡尔·里斯金的论文最强烈地提出分配论观点，而伊懋可、托马斯·罗斯基及罗伯特·德恩伯格支持技术论观点。有关问题的讨论见于苏珊·曼·琼斯：《误解中国经济——一篇评论》，《亚洲研究杂志》第40卷第3期（1981年5月），第539—558页。分配论者一般认为经济增长受到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分配不当、社会政治结构和外国帝国主义等因素的阻碍，而技术论者强调技术水平、人口和对私人资本投资和积累的障碍。以生产关系立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早于这两派论点，而且已被分配论派历史学者引用。事实上，两类论点不必相互排斥，而综合的解释把两者结合起来。 1 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308页；珀金斯：《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188页。 2 彼得·珀杜：《官方目标与地方利益：明清时期洞庭湖区域的治水》，《亚洲研究杂志》第4卷第4期（1982年8月），第745—747页。 3 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298—318页；伊懋可：《评论》，载于维克托·利皮特等：《中国经济史专题论集》，第329—330页。 1 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剩余与停滞》，收入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第64—81页；里斯金：《讨论与评论》，载于利皮特等：《中国经济史专题论集》，第359—375页。 2 关于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最佳综合评述，是琳达·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变化的学术成果》，《现代中国》第6卷第4期（1980年10月），第397—438页；民国时期的研究有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见本书第5章（马若孟著）。 1 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8、412—413页；陈张富美和迈尔斯：《习惯法与中国清代的经济增长》，第16—20页；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76—90页；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第25—33页。 2 关于收租账房（租栈），见村松祜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引证研究》，《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学报》第29卷第3期（1966年10月），第566—599页；和弗兰克·a.洛耶夫斯基：《苏州租栈：晚清的佃租管理》，《清史问题》第4卷第3期（1980年6月），第43—65页。关于佃租的减免，见洛耶夫斯基著作，第53—55页；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338、362—363 页；赵冈：《中国明清土地所有制模式新资料——研究笔记》，《亚洲研究杂 志》第40卷第4期（1981年8月），第733页。关于太平军叛乱的后果，见 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17—418页和同时期的新闻报道，如《申报》，1878年3月5日第3版。 1 关于土地分配和租佃的估计数字，见周锡瑞：《数字游戏，革命前中国土地分配的一篇笔记》，《现代中国》第7卷第4期（1981年10月），第387—411页。 2 河地重造对这个理论的解释在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22—424页有摘要。 1 关于方氏、叶氏及李氏家族，见《镇海县志》第26卷，第31—32页；第27 卷，第12—13、40—41页；《上海钱庄史料》，第730—734，743—744页；苏 珊·曼·琼斯：《上海的宁波帮与金融势力》，载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84—85页；根岸佶：《上海之行会》第142—146页。关于胡光墉，见罗伯特·恩格：《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广州和上海的丝绸业，1861—193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8年），第112页。关于秦祖泽，见根岸佶：《上海之行会》，第118—119页。 2 叶氏家族和李氏家族的投资是分散经营的例证。关于丝织业，见莉莲·李：《中国丝绸贸易：现代世界中的传统工业，1842—1937年》，第61页。关于在外地经商，见史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流动战略》，载卡罗尔·史密斯编：《区域分析》第一卷《经济制度》，第343—348页。 3 王业键：《中华帝国的田赋，1750—1911年》，第128页；第6章各处。田赋负担波动很大，在19世纪中期，负担较重；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通货膨胀负担不断减轻。 1 维尔：《18世纪的中国官吏与饥荒》，第97—100页。莉莲·李：《粮食、饥荒与中国政府——专题论集》的《导言》，《亚洲研究杂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第 694—699页。 2 托马斯·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概论》；托马斯·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地历史根源：明末清初经济与行政日益分化》，载侯继明和于宗先编：《中 国近代经济史》，第3—14页。 3 墨子刻：《清政府在商业方面的组织能力：两淮盐专卖，1740—1840年》，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23—27页。 1 韦庆远和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127—144页。 2 陈锦江：《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8章；汪熙：《论晚清的官督商办》，《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95—124页。有学者对清政府所起的经济作用作出积极得多的评价，见马若孟：《中国经济：过去和现在》。 1 关于这类观点，见罗伯特·德恩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40—1949年》，载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第19—48页。 2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840—1925年》是这类观点的许多实例之一。 3 关于不发达的一般理论，见c.k.威尔伯编：《发达和不发达政治经济学》。一种广义的理论出自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经济体系概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农业与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根源》及后来发表的专著）。关于如何把这个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简短意见，见小安格斯·麦克唐纳：《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我们应如何认真看待它？》，《亚洲研究杂志》第38卷第3期（1979年5月），第535—540页。有显著的迹象表明16世纪以来世界对中国经济各部门的影响（例如，威廉·阿特韦尔：关于银两，对外贸易及晚明经济的笔记》，《清史问题》第3卷第8期（1977年12月），第1—33页），但至今详细研究专著不多。 1 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年》，第202—220页。拉尔夫·威廉，许内曼：《龙和铁马；1876—1937年的中国铁路经济》系统地研究铁路的经济影响问题。 2 刘翠溶：《韩江沿岸贸易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1800—1911年》；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205—226页。 1 赵冈：《中国棉织品生产的发展》，第174—186页；布鲁斯·雷诺兹：《纬纱：中国手纺纱的技术禁区》，《清史问题》第3卷第2期（1974年12月），第4—13页。 2 赵冈：《中国棉织品生产的发展》第82、87—88页；陈明：《劳工与帝国：1895—1927年珠江三角洲的中国劳工运动》（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年），第11—12、367页。 1 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231—241页。见本书第6章（比昂科著）。 2 赵冈：《中国棉织品生产的发展》，第188—189、192—201页。 3 琳达·格罗夫：《创建北方苏维埃》，《现代中国》第1卷第3期（1975年7 月），第259页；马若孟：《中国经济》，参阅由于外部因素所造成的导致失业、暴力和经济危机的市场波动。 4 关于丝绸贸易的主要英文著作是莉莲·李：《中国丝绸贸易》。又见罗伯特·恩格：《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和孙任以都：《清代的养蚕业和丝绸生产》，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79—108页。关于丝绸生产的相对扩大，见戴维·富尔：《江苏省的农村经济，1870—1911年》，《中国研究所集刊》（香港中文大学）第9卷第2期（1978年），第380—426页。 1 黄宗智：《华北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是一部研究占优势的小农经济变化的主要专著。 2 约翰·k.张：《**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定量分析》，第70—103页。 又见费维恺：《论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危机》，载蔡尚思编：《论清末民初中 国社会》，第129—133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作为小传统的面海的中国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一部分一部分的分解下，“中国”这一文化统一体已被分成一个非常多样化的亚天下。不可分割的形象正在被许多不同方面的发现所代替；现在的研究把地方、城市、各省、区域或大区作为有效的分析领域进行探索。1与此相似的是，中国内地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秩序与中国边境地区一些边缘的少数人的传统，正在形成对照。 西北长城边境地带，是集约的旱地耕作让位于以畜牧为基本活动的社会组织的一个边缘地区。西南中国曾经是灌溉的稻米文化让位于亚热带山地部落刀耕火种农业的边缘地区。还可以确定其他这样的地区，例如，东北通古斯诸部中的渔猎和农业的半游牧混合经济的边境。但是，在所有这些地区中，西北的草原边境曾经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因为畜牧生活产生了能入侵和统治中国北部的骑兵。对比之下，西南沿海出现了中国人迁向海外的情况，但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没有外国入侵。 面海的中国是沿东南沿海的边缘区域。山东北部黄河多沼泽的港湾和南面黄河或淮河的这种港湾，阻碍了沿海定居和海上航行。中国北部总的来说，缺乏可以形成浙江-福建沿海港口的那种沿海的山脉和河流。它还缺乏诸如茶、丝和陶器那样的出口品。到了19世纪，上海-宁波和南满之间有了广泛的沿海贸易。但是山东和辽东在国际贸易中并不显得重要。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主要区域是从长江三角洲延伸到海南岛的这部分。但是它包括了近海的澎湖列岛和台湾岛，以及外缘的琉球群岛和吕宋岛。1 在某些风格和传统问题方面，这些边缘区或边境区与占支配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的腹地形成了对比。腹地集体凝集力的鲜明而持久不衰的特性必须加以认识，然后我们才能继续进行对次要传统的探讨。这一多数人的秩序是早期中国人天才的伟大成就，它比东亚的任何其他生活方式都建立得更加严密。它的特征是，帝国的君主政体是它“构成秩序的道德中心”，2儒家的三纲（忠君、孝父、敬夫）是它关于社会秩序的教导。这个社会的基石是它的扩大了的家族制度。豪门大族的寡头政治权力，在晚唐和宋初才被统治阶级通过考试制度选拔人才的政府权力所代替。3从此以后，受过经典著作教导的官员是皇帝的地方代理人，而有地和有功名的绅士家庭则是地方精英的支柱。 近代的研究工作当然戳穿了以德治天下和合乎规范的和谐这种儒家表象。这些研究揭露了这样一个旧秩序：大批平民在其中常常被自然灾害和地方混乱——周期性的饥荒、盗匪抢劫、村与村的不和、农村的长期苦难、家庭中的专横、地主贪得无厌的剥削、官员的贪污——所摧残。1但是，这些现实的悲惨情景，反而突出了关于事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传统宣传的持久性，如果不是突出它的成绩的话。 由于古老中国规范的理想对现有论述中国的中外著作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例如见第10卷，即《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1章），让我们在这里只去注意这些理想在支撑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传统及其统治阶级方面的相对效能。 中国统治阶级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从远古时代沿袭下来的。武士-统治者和在行政中协助他们的记事的书吏（文人）的作用，在商代中国社会开始时已明显地表现出来。2上层阶级的优秀人物和老百姓中的普通人出现在周代的典籍中。天子君临天下的权力和他的官僚的施政，在汉代已经牢固地确立了。3统治阶级的大厦逐步被建立起来，这个大厦是以儒家准则的哲学前提为基础，并被科举制度规定的许多做法所支撑。明清两代有功名的绅士阶级终于出现，这是中国社会史上最为人所知的事，这个阶级被灌输了忠君思想，并且受到了支撑社会-政治秩序的训练。4大部分的记载（几乎全部用统治阶级观点写成），说明了不到总人口5％的士大夫阶层，是如何全面地统治中国社会中军事、商业和其他所有集团的。 每个思想正常的中国人都力图维护的这种秩序包括妇女听从男人，年轻的听从年长的，个人听从家庭，农民和士兵听从有功名的学者，整个社会听从帝国的官僚集团。这种统治因为有很大的灵活性而更加持久，灵活性表现在允许农民买地，让所有男人竞相参加考试，承认母亲和岳母不能撇开不管，容许商人捐纳而进入有功名者的阶级。总之，统治阶级懂得如何通过吸收中国社会的有才之士而使自己永久存在下去。地主、商人、工匠、僧侣几乎没有独立于官吏阶级的力量，这部分地当然是因为地主、商人和官吏的作用一般都体现在主要世家子弟身上。家庭主义事实上在农村一级和在统治阶级内部把社会结合在一起，同时它又提供了两者之间流动的渠道。1旧中国不但是农业-官僚政治的，而且是家庭主义和扎根于土地的。它与亚洲内陆和靠航海为生的边境地带那种人烟稀少和物资流动性较大的情况形成对比。 像这样一些一成不变的现象，反映了帝国儒家在奠定社会秩序的准则以使人民社会化并用它来灌输人民这两方面的长期实践。中国人生活的多样化程度现在看来远比编年史撰写者所说明的程度要大。地理环境、地方习俗、建筑风格、方言、货币制度、作物收成、工艺、交通和技术的巨大差异刚刚开始在探索。可是，普遍接受从事农业的农民村落、门第结构、单薄的统治阶层、经典文献、官话，以及包括至高无上的皇帝在内的关于社会地位的儒家等级制度，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长期团结。显然，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是，教导和行政战胜了地方在政治上的独立，也许我们应该称这种现象为普遍和局部的共生，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共生。总之，在正统著作和皇帝言论中奉为神明的这一中央大传统，已经懂得如何与分散在村落和边境的诸小传统共处，并高踞于它们之上。 现在让我们试着确定面海的中国的特性并探究其成长。首先，它因有海洋独有的特征而与所有其他地区不同。例如海面下鱼的收获和海面上的航道，在古代不像陆地上的收成和道路那样有严格的地点限制和那样易于控制。同时，在克服摩擦力和移动运载工具时，在水面上利用风力比在陆地上利用人力或畜力所用的能量要少得多。因此，按磅来计算，一条船比起一辆大车，使用起来更加便宜，而且较少受到控制；一小批水手可以运输在陆地需要一个大商队才能运输的货物。对贸易的事业来说，海洋提供的经济收益高于陆上贸易。这个原理在中国人大力发展横越陆地的河道和运河运输时，当然被认识到了。 但同时，海洋的天气比陆地的天气更加危险；在陆地上，公路或驿道的设施、客栈或商队客店要可靠得多，并能提供更多的支持。最主要的是，陆路（及陆上的河道）可以由派驻军队和税吏的庞大行政机关控制，而海路在近期以前，只能根据海洋沿岸地形容许的程度进行控制。总而言之，海洋甚至能使小规模的企业和进取的行动有收益，而大陆则方便官僚的政府。官僚政府只能靠发展海军力量，才能在控制陆地之外再去控制海洋，而海军要有战斗力，就需要在设备和技术方面进行比较大的投资。 这些基本因素，再加上邻近没有敌对的海军强国，促使早期的中国忽视海洋而让私人团体去利用它。中国沿海和通向东南亚的帆船贸易在私人手中发展起来。不像亚洲内陆大草原（那里强大的蒙古人招致了中国人的几次讨伐），中国的海岸很少需要那种国力的延伸。 另一方面，早就有人提出，史前的中国是中国北部的一个被陆地封闭的社会，接触不到海洋；这个陈旧的假设由于近几十年的考古学革命已引人注目地被否定了。对依靠耕作、使用陶器和磨制石质工具的新石器诸文化的发掘表明，它们不但存在于华北平原，而且存在于东南中国沿海，是“平行的地区性的发展……特别是在台湾”。的确，台北县大坌坑新石器遗址有公元前3000年初期的绳纹陶器，是整个东南沿海的典型遗址。1这表明新石器时期确凿无疑地能够进行相当规模的海上航行。由于所有实用的目的，面海的中国与大陆的中国一样古老。2 毫无疑问，广州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很早就出现了那种口岸之间的行业，布劳德尔将其特点描述为沿着地中海海岸“飘泊”。3但是在地中海，以及波罗的海和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的浅海海域，敌对的城市和国家能够“通过贸易、海盗行为、抢劫、为了强行取得较好的贸易条件而进行的袭击，以及殖民等活动，从它们的相互关系中获益”，4而在中国，记载最详细的可以相比的情况，是元末时期长江下游敌对王国之间的水军关系——这很难算得上是一种真正的类似情况。5 同时，与其他贸易中心的距离首先限制了面海中国的长距离航海。中国依然处于孤立状态，跨海到九州或吕宋大致有500英里危险的路程，到暹罗的距离还要长一倍多，与越南的联系陆路优于海路。在商、周历史的最初两千年，甚至到公元前221年秦大一统以后和前汉帝国建立这段时期，在可以到达的距离范围内没有较大的社会，由于这个事实，航海更失去了任何战略的紧迫性。它依然是早期中国文明的一个次要部分。汉武帝的军队主要关心亚洲内陆的匈奴。汉代的海上远航队被派至越南北部、南中国沿海和北朝鲜，但是这支发展不充分的水上力量与陆上派往长城外的汉代远征军相比，仍是一个次要部分。1 中国早期对南亚的贸易，是由阿拉伯人经手发展起来的。7至9世纪从西亚来到中国的商人和水手，以波斯语作为交往和交易时的混合语；四个世纪以后的马可波罗时期，情况依然如此，波斯湾的设拉夫是主要的西方商业中心，即后来的霍尔木兹。巨大的“波斯船”给中国人以深刻的印象，他们当时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船。最大的船来自锡兰。船长200英尺，能载600或700人。2 中国后来在造船和航海技术方面的发展使我们面临一件长期存在的怪事（按照欧洲的标准）：中国人在15世纪初已具有向海外扩张的能力，而它又没有这样去扩张。3 这件怪事注意的人甚多，而研究的人则很少，它始于中国人的航海技术优于中世纪欧洲人的技术之时，中国的船只很早起就是平底，没有龙骨，有容易形成密封舱的横断的舱壁（像剖开的竹子的断面）。早在汉代，它们还发展了一种平衡的船尾柱方向舵，而西方在中国使用了1000年以后才见到它。同时，中国还发展了罗盘，记载中关于它在航海中使用的时间至少比西方早一个世纪。1早期航海技术和造船术的这种对欧洲人的优势，是宋代中国技术总优势的重要部分。如同在中国沿海那样（那里人们必须对付季节风和季节风被台风打断的情况），中国人的航海术在长江和其他内陆航道已经有了长期的发展。中国商人在哥伦布以前的时代已经比欧洲人面临更长的航程、更汹涌的海洋。例如，台湾海峡使得比斯湾显得像一个贮水池。唐代去日本的海上航线，无疑与地中海中的任何航行一样具有挑战性。 中国早期的航海时代是大约从1150年至1450年的三个世纪，这个时期是在1127年南宋王朝被迫从开封迁往杭州并变得更加依靠海上贸易以后。毫无疑问，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在地中海和印度洋水域的扩张，曾经是对欧洲人和中国人航海的一个共同推动因素。但是，更进步的中国文明使中国的海上活动，在开始时领先于欧洲人那种分散的和缺乏资金的努力。到了十字军运动和伴随而来的商业把意大利的海上力量带进东地中海时，南宋已经发展了更好的船只和更大的舰队。南宋人在1132年开始成立统率全部水军的指挥部，虽然他们在建立舰队时造的船，仍少于雇的船或接管的商船。政府建造港口，鼓励对外贸易，并通过设在九个港口的监督机构对这种贸易征税。1 南宋时期面海中国的早期成果在1279年以后被蒙古帝国接收。中国的海军力量和海上贸易，作为蒙古人继续进行全球扩张的努力的一部分，仍向前发展。1274年蒙古对日本的进攻，使用了有900艘船的一支舰队，它们运送了25万士兵。1279年在缴获了宋朝舰队的800艘船以后，蒙古人在1281年远征日本，派出了4400艘船——战士人数比欧洲曾经在水面上出现的兵要多得多。1292年，约有1000艘船的蒙古舰队被派往爪哇，和哥伦布时代以前欧洲的任何远征相比，这是规模更大的一次远征。2 紧接蒙古海上力量的，是明初的海上力量和1405至1433年派往印度洋和越过印度洋的七次规模巨大的海上远航。中国人的海上航行在当时是杰出的。例如，这个时期越洋的典型平底船，长250英尺，宽110英尺，吃水深度为25英尺，排水量约1250吨。它可能有六根高达90英尺的桅杆和十几个密封舱。在长距离航行中，它的平均速度每小时可能为4.4海里。这样的船只显然优于哥伦布时代以前欧洲的船只。3面海的中国已经成年，是当时世界上潜在的头等海上强国，超过了葡萄牙和西班牙。 1492年以后蹂躏全球的欧洲海军力量，因此从年代学上说是一个晚明时期的现象，是一种突然的爆发，以技术进步的活力、国家对立、宗教热情以及中国没有同样出现的资本主义企业为动力。但是欧洲的扩张是一个积累性的过程，开始时很缓慢，它在1511年阿尔布克尔克取得马六甲以后向远东渗透，只是由于那里没有出现中国的海上力量。因为尽管数量上比晚至1430年的欧洲占优势，中国的海上活动仍然是中国国家和社会中的小传统。一旦明代诸统治者赶走了蒙古的君主们，并且在陆海两方面表现了他们早期的扩张能力，他们却发现自己仍面临着亚洲内陆边境的蒙古骑兵的威胁。这个军事强国的重整旗鼓导致了1449年皇帝被俘和北京被围之灾，从而重新肯定了中国国土中占支配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的性质。靠近“长城，一个武装社会发展起来了。北部边境变成去不掉的心事，它实际上在整个明代中叶和晚期困扰着许多中国政治家”。这种“毒化了的中蒙关系”影响了所有其他的中国对外交往。1 面海的中国尽管早熟，仍依附于大陆的中国，甚至仍是大陆中国的不重要的附属物。最说明问题的事实是，造船、航海和对外贸易，依然在学者感兴趣的事物中不占重要的位置。海洋和有关海洋的工艺不能吸引中国的文人。与日本、东南亚的海上交往，只是在唐代才被编年史者所记录。广州和刺桐（泉州）的阿拉伯商人在宋代才成为值得注意的人。在这种内向的情况下，与面海的中国一起成长的航海-商业生活被贬低和忽视了。 政府向海的扩张被中华帝国面向陆地的倾向所压倒的事实，在许多方面得到证实。1405至1433年的明代海上远航，是伟大的郑和等宫内太监作出的特别辉煌的成就；郑和是回民，不是正规的官僚。妒忌他的官僚们几乎毁了他的航行记录。中国私人的海上贸易继续在通往爪哇和马六甲的东、西帆船航线上发展，1511年以后，葡萄牙人在爪哇和马六甲发现了大批已在那里活动的中国船只和商人。但是，明朝政府对对外贸易并不给予支持，而是对它征税和管制，毫无任何鼓励政策可言。中国人不准出海贸易。的确，出现了这种武断的意见：对外贸易只有在与外国统治者派来的纳贡使团有联系时才准予进行。 在16世纪50年代当“日本海盗”（倭寇）在中国沿海出现时，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实际上是中国人，明朝以防御的姿态对付他们，就像对付来自长城边境草原上的袭掠者那样。走私盛行，但为了“使他们因饥饿而投降”，贸易却被禁止；有一个时期，当地居民奉命撤至内地，结果造成了大规模的重新定居和经济失调。1“对官员来说，海洋意味着问题而不是机会。经世术即使不是没有关于领海边界的内容，也肯定几乎不涉及公海。保甲和其他登记及控制的技术，要塞、驻防军和沿海管制的海军分队，官办造船厂的管理，都属于官员们注意的焦点。中国航海者关于海外各地的扎实的知识，很少能列在经世术中加以讨论。”2 研究明史的学者认为，人们一旦注意到一些当地的事实，那么中国在1450年以后未能像欧洲人那样进行扩张，就不会令人不解了，这些事实中首要的是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文化的传统制度和价值观念。如果不能得益于这种文化的概念，那么问题仍然会是一片朦胧。1 我们对面海中国的历史的简略概述，随着欧洲人来到东亚水域——特别是1600年后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到来——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段时期与日本短暂但有力的海外扩张和中国东南沿海海上力量的重新崛起是一致的。但是在17世纪的明清过渡时期，领导人员不是明朝的几个皇帝或满洲的征服者，而是一批批中国海盗头子。他们的成就表现在日益壮大的东亚国际贸易的规模和价值方面，这项贸易促使巴达维亚、马六甲、澳门、厦门、长崎、平户、马尼拉（和阿卡普尔科）进行交往。但是在面海边境的海军-商业力量的这种壮大，是由私人促成的。这种壮大在郑成功（“国姓爷”）的事业中达到了最高峰，他在1659年率领一千多艘船入侵长江，并在他1661年去世前徒劳地围攻过南京。 随着满洲统治在中国的最后建立，大陆的、反航海的观点被重新确立。一切海外贸易被禁止，直到1684年为止；海军船只的大小受到了限制；随着满洲统治者变成儒家的皇帝，他们重新肯定了中华帝国的农业-官僚政治理想。在对外关系方面，他们设想，“在中国盛行的文明秩序是合乎礼仪的秩序，这个秩序必须被隔离开来，使之免受外界混乱的污染”。因此，目的在于“阻止接触，而不是从中受益，控制洋人，而不是与他们合作”，这就导致了一种“单方面作出决定和实行官僚主义规定，而不是谈判和信守条约”的中国作风。1 这里我们看到，亚洲内陆部落游牧生活和半游牧生活的边缘文化，加强了中国腹地的反海上航行传统。人们普遍地观察到，蒙古和满洲的征服加强了中国君主政体的**主义。还有，满洲很少鼓励或者根本不鼓励航海的事业。结果是，作为大陆继续统治沿海的官僚继续统治商人的重要部分，海上航行继续处于从属的地位。清朝在战略上依然专注于亚洲内陆。2 但是，中国国内商人习惯上依附官吏的情况，并没有阻止中国商业向东南亚的扩散；清朝的官员却不想随商人渡海前往那里。自宋代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当然已经对国内贸易的发展起了作用。没有任何海外市场能比得上大陆帝国的国内市场。8至13世纪中国国内贸易的早期发展曾经被这个官僚国家成功地抑制住，但是从此以后，国内的商业日益摆脱了官僚的控制。在明代，像福建的茶叶和浙江的丝那样的一个地区的特产品，或者是像江西景德镇瓷器那样的制造中心的特产品，通过进行长途贸易的商号而分散到全帝国。长江和大运河只是这一日益扩大的国内贸易的最有名的大动脉，到了18世纪，它们使中国成了一个大于欧洲的半自由贸易区。总之，中国的农业-官僚政治传统这时有赖于活跃的商业经济，官员们在他们的私下安排中，比在他们的意识形态声明中更充分地承认了这种经济。清朝仍能大声反对海上航行的种种潜在可能性，但是茶叶、丝和瓷器的出口，以及大米、鸦片的进口，却泄露了实际情况——中国的巨大的和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国内贸易已为较大规模的国际交易作好了准备，而出现在东南亚欧洲殖民地的华南商人，则急于充当它的代理人。 面海中国的扩张开创了后来西方贸易和企业用来入侵中国的主要渠道。对此的研究几乎没有开始，但是不同方面的轮廓还是能辨认出来的。1在暹罗的中国人在18世纪对华的大米贸易中，很快成了巨头，大规模的中国移民出现了，结果，1767年基本上统一该国并统治了14年的披耶达信，具有一半华人血统，而且他为此而自豪。中国商人在沿马来半岛及其周围直至槟榔屿的所有帆船贸易的停靠港中，地位日趋突出。1819年以后当华人迁入新加坡时，新加坡的情况证明它的创建者莱佛士取得了成就。在西班牙人统治下的马尼拉，一度因中国海盗林阿凤2而感到怛忧，因为马尼拉的大量贸易操在中国人之手。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从中国出口丝制品以及从墨西哥向中国出口银制品中获利。 从1600至1900年的三个世纪，当欧洲殖民主义接管东南亚时，海外华侨在这一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人。所有的殖民地强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甚至法国——在它们在东南亚的鼎盛时期，发现中华帝国不注意它们，但中国商人则经营它们的地方零售业务，并且常常充当针对当地民族的收税员、特权拥有者和中间商。到了19世纪，当西方“苦力”贸易的航运业把更多的中国移民运到这个地区时，面海的中国的海外社区，即使没有满族政府的监管，也已成为当地的一股商业势力。 我们就这样得到了一个农业-官僚政治帝国的形象，它在大陆上小心翼翼地保持其意识形态结构，甚至在其国内商业通过沿海边缘正被拖进发展中的商业-军事世界的完整关系网时，也是如此，这个世界包括主要为欧洲资本主义服务的海上贸易、国与国的对抗、殖民主义和技术革新。 1 在施坚雅的《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中，九个大区“在基本上是农业区域体系中”（第253页）专门从事“定居的农业”（第212页）。海外贸易迄今在他的城市研究中处于非主要的位置。见施坚雅编：《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 1 由小约翰·e.威尔斯划定，见他的《从王直到施琅的面海的中国：边缘史的几个主题》，第203—238页，载史敬思、小j.e.威尔斯合编：《从明至清：17世纪中国的征服、割据和延续》。见第206页。 2 所引的短语出自张灏之文，载《亚洲研究杂志》，39.2（1980年2月），第260页。 3 戴维·g.约翰逊：《中世纪的中国寡头政治》，第149—152页。柯睿格估计1046年的文职人员为12700人，见他的《宋初的文职官员，960—1067年》，第55页。 1 例如见史敬思在他的《王氏之死》第39—48页叙述的残忍的细节。 2 到公元前2000年，城市已在中国的几个区域（特别是河南、山东、江苏和湖北）中发展起来，它们是与“由高度阶层化社会造成的社会生活、冶金术、文字和优美的艺术风格”一起出现的。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217页。 3 “脑力劳动成了高于他人的地位的象征……孟子认为那些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是君子，以区别于小人。这个观念……许多世纪以来已在中国社会被广泛地接受了。”瞿同祖：《汉代的社会结构》，第64页。 4 关于清代科举考试的生动的叙述，见宫崎市定的《中国的考试地狱：中华帝国的文官考试》（康拉德·希洛考尔英译）；又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 1 见莫里斯·弗里曼：《莫里斯·弗里曼中国社会研究论文集》，例如，“门第越富有越强大，越可能分化为富和贫、强和弱”，第339页。 1 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83页；又见第85—91页，《东南沿海的大坌坑文化》。 2 晚至1980年，人们可以看到有些无知的提法：“面海的中国从而形成了一个小传统，其历史之长，大约为大陆……的大传统的一半”（费正清：《剑桥中国史》第11卷的前言）。 3 费尔南德·布劳德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第104页。 4 小约翰·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面海的中国》，第208页。 5 爱德华·德顿尔：《1363年鄱阳湖之役：建立明王朝时的内陆水战》，第202—242页，载小弗兰克·a.基尔曼、费正清编：《中国的兵法》。 1 鲁惟一：《汉代的军事行动》，第3页；鲁惟一：《汉武帝的征战》，第67—122页，载小基尔曼、费正清编：《中国的兵法》。关于与南方海上交往的早期中国文字参考材料汇编，见王赓武：《南海贸易》，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会刊》，31（1958年），第2部分第1—135页。王教授提出，汉以前从宁波至河内，粤人应被认定为“尚非中国人”（借用拉铁摩尔之言）。在唐之前他们在沿海基本上仍是如此。这就是福建和广东人自称“唐人”的原因”。[私人通信。] 2 爱德华·h.肖孚：《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第12—13页。参见马克·埃尔文：《中国昔日的模式》，第135—139页。 3 关于这个主要的谜，李文逊平装本的《1300—1600年欧洲的扩张和亚洲的相反的例子》摘收了20位学者的著作的主要内容，并把它们分成“技术”、“宗教”、“精神”和“社会结构”几大类。 1 李约瑟等：《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3部分第29节：《航海技术》，第379页以后。关于正中的方向舵，见第650页以后。关于罗盘，见第562页以后。 1 关于宋、元的海军，见罗荣邦的开拓性的劳动成果，特别是：《宋末元初中国作为一个海上强国的崛起》，载《远东季刊》，14.4（1955年），第485—564页；《海上商业及其与宋代海军的关系》，载《东方经济社会史杂志》，12.1（1969年），第57—101页；《明初海军的衰落》，载《远东》，5.2（1958年12月），第149—168页。 2 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3部分，第477页。 3 j.v.g.米尔斯：《马欢的〈瀛涯胜览〉，对海洋诸海岸的全面考察（1433年）》，第303页以后。 1 牟复礼：《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43—272页，载基尔曼、费正清编：《中国的兵法》。见第270—272页。 1 苏均炜：《16世纪中国明代的日本海盗活动》，第3章。 2 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面海的中国》，第215页。 1 例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农业和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根源》，第38—47页，书中引了17位西方学者（他们都不是主要研究明史的）提出的中国未能像萄葡牙和西班牙那样扩张的原因。由于没有“文化”这一类目作为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社会其他方面的相互作用的总框架，沃勒斯坦为难地作出结论说：“15世纪欧洲和中国之间在某些基本点（人口、面积、技术状况〔不论在农业还是造船工程方面〕）上都没有重大的差别。即使有差别，也不能用它们来解释以后几个世纪发展的巨大差别……价值体系的差别大大地被夸大了，而且即使存在这种差别，也同样不能解释发生的不同的后果……” 1 小约翰·e.威尔斯：《胡椒、枪炮和会谈：荷属东印度公司和中国，1622—1681年》，第207页。 2 《剑桥中国史》第10卷（本社《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7、8章对此有论述。 1 人们仍能从乔治·萨姆森的审慎的考察中获益，见他的《西方世界和日本：欧洲和亚洲文化相互作用的研究》，第1部分，《欧洲和亚洲》。 2 即林凤——译者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的变化 我们首先假定中国社会-文化高度的同一性，作为判断现代趋向的基线。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等级层次的汉民族，都具有同一性和历史延续性的共有意识。他们拥有广泛的共同的价值观，直到近代，上流社会人士仍力图维持一个接近于自然状态的农村基础。在乡村，小传统并没有使价值观和城市上流社会的大传统明显分离。相反，这两个阶层具有共同的民俗和宇宙观，包括对祖先、学问、财产和合法权威的尊重。 缠足显示了上流社会领导下的文化同一性。这种习俗开始于唐代。它得到宋代理学家的支持，并在明、清两代遍及农民。使妇女的足发育不良，蹒跚而行，先是作为上流社会男子变态性满足的恋物，接着成为城市富足的一种夸示，并普及于乡村，从而严重损害了半数农民的劳动能力。为模仿上流社会而以如此不经济的方式摧残女子，这表明农民高度从属于上流社会的规范。同样，把灶君、土地爷和城隍老爷结合在一起的乡村众多神祗的等级制，使人想起清廷的官僚统治，也表明农民普遍接受上流社会所操纵的权力结构。 这种同质文化的某些特点变化得很慢——如敬重尊长、男女不平等、维护父系宗族和兄弟间平等继承。地方性的改变不会破坏这些普遍的习俗，即使关于它们的哲学的或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可能改变。1尽管儒家思想在20世纪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它的行为方式和作为其基础的假定，仍然继续存在。 水平社会结构与垂直社会结构 晚清的水平社会等级结构，在理论上按中国经典分成四个职业等级，即士（士绅）、农、工、商。实际上，它更接近于灵活的两个等级的结构：少数受过教育的富有的上流阶层，即统治阶级（约占人口的5%），和主要在土地上或城市里从事体力劳动的广大多数。这种两个等级的划分，给上下流动留有余地，也为沟通上流身份和非上流身份的两可地位留有余地。非上流身份的人包括穷教师和其他未充分任职的低级功名的人、富有的农民或小店主。分界线很灵活，在断定上流地位的标准上颇有出入。军事干才或对地方组织——包括非法团体的领导能力，在有些地方，在确定上流地位时，可能比教育程度更为重要。 底层是处于有相当地位的非上流类别之下的两个阶层。一个是生活条件一直很差，被排除在大多数体面活动之外的私家奴仆和贱民阶层。另一个则由流浪汉、乞丐、土匪、走私者和其他活动于有组织社会结构之外的人所组成。上述这些人主要（但不是全部）来自很穷的人家，但是和那些处于上流地位分界线上的人一样，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并非全然不可改变。因为，他们如果未曾割断家族或地缘联系，还有可能回到有相当地位的较低等级中去。对这一多变化的社会阶层的规模，并没有可靠的估量；但是我们相信，19世纪和20世纪逐渐形成的社会动乱和自然灾害，使这个阶层扩大起来。而且，这个阶层男多女少，在动乱和自然灾害期间，遗弃女婴的风气又加重了这一状况。 这种财富差别悬殊的水平阶级结构，与以家族关系和地缘为基础的垂直组织原则相交错。特别在华中和华南，扩大的宗族世系是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宗族世系增强了名门望族的安全性和连续性，并为较穷的宗族成员提供照顾和机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有可能同样取决于他属于哪一宗族和他的经济、职业地位。在贫富之间，宗族纽带往往较阶级对抗为强。在宗族世系不发达的地方，比较简单的亲属关系的组织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1 效忠乡土几乎具有同样的影响。宗族纽带与乡村纽带常常互相增强，村民们在自我保护和维持村社资源方面有共同的利益。村际合作或冲突，很可能既遵循市场关系，也遵循亲属关系网。下层阶级的家庭，有可能被纳入与有钱有势家庭的庇护人与依附人之间的关系中去。除去这些亲属关系、村社和庇护结构的保护，便产生社会边缘的流浪者，不只是贫穷而已。 地方性和亲属关系的相互作用，可用20世纪前半期香港新界邓姓家族的结婚习俗来说明。1在这个有凝聚力的家族中，富人和穷人婚姻仪式相同，但富有的成员择妻，是为了增强有助于维持上层社会地位的商务与政治上的接触。这样的联姻是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寻求的。新娘有陪嫁，为经济上的独立提供某种条件；两家继续通好。相反，农民男子娶邻村女子，付给女方一笔财礼，婚后与妻方家庭很少来往。他们远离其他村社，这样就增强了他们作为佃户对富有的、占有村里大部分土地的本族人的依赖。这样的例子表明，虽然向上移动并非不可能，但是，大多数穷人不能指望改变他们的阶级地位。 不平等的垂直关系证明对双方都有利，部分地是因为——如在中国其他等级制中一样——这种关系把相互依存和互利原则结合起来。例如，在19世纪，标准的做法似乎是地主在坏年景豁免地租，有时多次同意部分支付，正像政府豁免田赋一样。儒家的教导鼓励“道德经济”，即上层阶级的消费和营利应受到约束，而农民则应接受社会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对地主和国家的义务，在这个价值体系内，农民会接受似乎体现“正义”的安排。因此，民众对非正义的理解变得重要起来。1 社会不稳定的加剧 1800年至1949年之间，在从内外两个方面打击中国的变化中，我们看出了某些一般的特点。其中最显著的是民众中的好斗精神、尤其是始于贫困边远地区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增加了，政府对那里新去的移民鞭长莫及，无法加以管理和控制。广东中部和东部连续不断的村际械斗，华北平原地区的长期匪患都是例子。2再如在江西丘陵地带，居住山上的棚民与平坝里境遇较好而受家族统治的稻农相处不和。3在这些管理不到的边缘地区，非法会社蓬勃发展，发生叛乱，其中有些地方在30年代和40年代成为**的根据地。 为对付19世纪中期叛乱而实行的地方和省级的军事化提高了军队的水平，也产生了如何解散不使用的军队的难题。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军事统治结束，任凭地方保安部队激增。不久，甚至当它们还未破坏农业之时，军阀内战破坏了城市和商路。4 另一个不稳定的特点，是人口的流动。清代初期和中期，允许移民迁入明末叛乱造成人口减少的四川等省和边境地区，包括非法进入满洲。这些出路（除满洲外）到18世纪末渐渐堵塞。福建和广东多数男人移居东南亚，到1850年为止，有些人移往南北美洲充当契约劳工。在太平天国叛乱之后，人口减少的长江下游，暂时是一个人口迁移的汇集区。然而，到20世纪，只剩下满洲这唯一的一块地区，仍具有大量吸引移民的未开垦的土地。这些移民到北部、西部和西南部的最后结果，是长江流域之外的人口增加了。 在这些永久的迁徙之外，还有两种暂时的人口迁移：为了就业和逃避战祸、饥馑和贫困。城里的店主、商人和工人，即使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已永久定居下来，仍住往按原籍组织为“会馆”，希望最终仍回到他们的故乡。大规模的人流每年出现。例如，浙江北部青镇1传统铸铁作坊的铁匠，或杭州的锡箔匠，每年大部分时间在作坊做工，但夏天却分别回到江苏无锡和宁波府各地，帮助家庭夏收。贫困的边缘地区，常有他们自己的迁徙模式。例如苏北的穷人到上海寻找季节性工作，充当劳工、挑夫和黄包车夫，但常常到头来因没有工做而沦为乞丐。在较富裕的城镇乞讨，成为公认的农闲时寻找生计的路子，正如家乡遭受自然灾害时，到处乞讨是一条生路一样。抢劫和走私，作为一种更大胆的、不法的谋生之道，有时被人季节性地采用，常从外地捞钱。若把商路沿途的挑夫、船夫、行商和小贩加上，晚清人口的职业性移动量是很可观的。2 此外，自然灾害，叛乱与战争引起难民的浪潮。难民群在他们经过的城镇引起恐惧，那里的小家族集团或个人很容易受到抢劫。 如此种种的民众流动是没法计算的，但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无疑是有增无减。对外贸易的增长、城市职业的增加和交通运输的改进，都促成新的暂时迁移。例如， 1882年有70000中国旅客从宁波乘轮船到上海，有73000人购买船票从上海到宁波。20年以后，这些数字约增加一倍；而到1910年，有宁波旅客467000人到上海，470000人从上海回宁波。即使考虑到原乘帆船的旅客改乘轮船，这些上升的数字也能说明，有更多的人在流动。1 这种种人口流动，首先，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能力；其次，影响了全国各地。与世隔绝的村庄越来越少。到城市寻找工作，不一定通过逐步上升的城镇等级制的市场结构；农村剩余劳动力直接流向城市，形成新的联系渠道，而城市商人则与农村关系更为密切——为农村手工业供给原料，购买农产品，并像其他富裕的城市居民一样购买农业土地。 第三，这些人口流动影响了社会结构。城市工资劳动者，不论男女，在他们的乡村家庭里有了新的重要地位，因为他们增加了家庭收入。与此同时，逃避农村贫困而外出，意味着始料所不及的流离失所、家庭破裂、卖妻鬻儿和受人摆布。我们无法描绘他们趋向贫困的简单过程。但是，在一些租佃率高的地区，租约每每对租佃人不利。例如，19世纪90年代在广东东部，农民在坏年景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也很少有减租的权利。到了20世纪20年代，一些农民仅按照一年的口头协议租地耕种，毫无保障可言。在长江下游，租局在辛亥革命后遍布各地，押租逐渐普遍，短期出租增加。政府政策前后不一，有可能增加关系紧张，如在浙江，1927年通过减租条例，然后又宣告无效。1同时，暴力活动增加和民众流动，两者都削弱了从前由庇护人-依附人关系和村社网络所提供的保护。 不稳定不宜于数量比较。然而，我们注意到，19世纪中叶的社会动乱是在人口激增、通货紧缩、政府资助的主要水路运输和河防以及抗灾系统毁坏失修的时期出现的。在清代最后10年和民国初期，经济膨胀和改革又进一步诱发了社会的不稳定。在民国的后半期，因经济困难和战争而导致的不稳定越来越频繁。人人的生活都更少保障。 传统名流的融合和分裂 在商业化导致商人与有功名的士绅之间的正式区别最终消失时，名流群体也开始变化。这两个群体的融合，以清末出卖功名为标志。富有的广州行商老板、江苏与直隶的盐商和山西的票号主人，在18世纪买得功名而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19世纪，任何一个城市的许多商人，很可能都不是本地人，所以和本地士绅截然不同，但是，这两个群体在家乡却融为一体。做生意从来得不到一流学者或高官的声望，但它至少同样是一条生财之道。把商人吸收进统治阶级的证据不容置疑。 子孙繁衍的大家庭成员，通常走不同的成功之路，兄弟各有所长，或做学问，或经商，或管理产业。如在管理活动中的合作一样，宗族纽带模糊了绅商之间的区别。这种结合的意思不只是指商人购买功名或官吏投资商业。到19世纪中叶，一些人开始显示出兼有商人和士绅的特点，把学术和商务结合起来，拥有较高的功名，而积极从事商务管理，并显示出愿意离开升迁无望的官宦生涯，以求取实业上更广阔的发展机会。在像浙江和江苏丝产区那样的经济发达的地方，学者们不能抗拒被引诱进生产或贸易活动中去。1这种绅商的融合现象因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的结束而成定局，不可避免，科举考试的结束使教育对有钱交付学费的人更为开放。这一变化造就了界限更广、更开放的上流社会——它随时可以接受社会流动，但是又能很好地作为一个阶级来维护自己，因为它能利用不同的收入和地位的资力。 名流的社会范围放宽，他们指导的社会组织也随之增加。最明显的是行会和同乡会馆。虽然这类组织的历史可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但是，它们在清末大大地发展起来，以适应在外乡生活的商人、工人和工匠的广大群体的需要。1做生意赚得的钱，常常用来资助其他的社会组织。新致富的家庭继续为慈善事业提供资财，直到20世纪。士绅们负责管理修堤、义葬和其他社区团体。由商人、士绅和寺庙管理的公益会社，在19世纪后半期显著增加。当出现叛乱之时，或在长期动荡不安的边缘地区，民团和自卫队超过了士绅管理民事组织的影响。士绅的这些多方面的组织能力，不仅帮助他们保持其在农村社会的地位，而且保持其在官场的地位。2 当商人和士绅正结合成更广泛的单一上流阶层时，出现沿着不同方向分裂的迹象，终致产生新的阶级结构。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越来越多的学者-士绅已转入仕途以外的人生道路。在清朝最后几十年间，教育的普及加速了这一过程。有资格的人实在太多，无法尽数授以政府职位。有些富有的青年人变得懒散或耽于文学消遣。不太富裕的功名不高的人，可能在地方上与衙门小吏中的贪污分子勾结营生。但是，也有不谋仕途，严肃而值得尊敬的人。一个早期的例子，是18世纪在长江下游发展起来的学术界——这些人专心致志于严谨的学术，从事研究和书院教学，靠民间的赞助人或封疆大吏给予的薪俸为生。新建立的以高学术水平为目标的书院，使他们有了一个稳固的基地。职位由督抚任命。这样的职位，有抱负的学者极为珍视，刻意求之。藏书家扩大了藏书规模，推动了书籍印刷，从而促进了印刷业。这一学术阶层有其自身的生活方式，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也不追求官职。3 在19世纪，特别在后半期，士绅董事会也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主要谋生之道。和知县的活动一样，董事的活动常常是多方面的，但有些人专门担任管理水利之类的职责。管理宗族财产成为又一种相当好的施展行政才能的机会。富商或投资者常常雇用执事来管理私人商号。 在官府范围内出现了专门化，如有些人受训练当属员，其他的人成为高级官员随从人员中的刑名或钱粮幕友。例如李鸿章的幕府中保持许多额外的专家。这类专门化常有地方基础。这样，来自浙江绍兴的学有所长的人，以当刑名师爷的本领和在京城获得书办职位而成功，尤其著名。1也有一些绍兴家族管理宁波商人拥有的钱庄而致富。 更带根本性的职责的改变始于条约口岸，在那里洋务专家、买办、条约口岸创业者和西方式专门人才形成小规模的城市资产阶级；作为民国时期军事家的先驱，受过教育的军官出现了；教会学校和中国的新学堂开始培养儒家框架之外的城市知识分子。旧的各种名流阶层的分裂和再确定，民国时期仍在继续。其实晚清的各种名流从来不是同质的，他们如今不仅按地区，而且按职业而更加分裂了。新的差别渐次在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名流之间出现，一如城市名流和乡绅之间的差别一样。武装力量常常是农村名流地位的更重要的支柱。的确，在某些军事化的农村地区，地方名流几乎限于控制民团的人物；2而在中心区域，财富多半仍与武装分离。已不再有可以用功名或财富的单纯标准限定的大体上一致的名流阶层。 名流分化，伴有组织上的多样化。随着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更多的接触，中国的城市生活也经历了名流管理的不逊于国外的事业的发展——以蒸汽和（或）电力为动力的制造业、运输和通讯，流通资本、劳动力和意见的更开放的市场，社会管理事业（教育、公共卫生、警察、灾害控制、司法行政），乃至政治活动。中国城市名流吸收他们认为有用的西方办法，以革新和加强中国类似的、可能是历史悠久的事业。 这些趋势是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攻击儒家社会价值观的背景下出现的。这一攻击由城市知识分子领导，是对家庭**全面挑战的一部分，而以解放妇女和青年发难。 妇女已慢慢获得较高的地位，并能参加比正统道学家所允许的广阔得多的活动。16世纪以来，名流家庭里受过教育的妇女数量不断上升。19世纪和20世纪的浙江地方志记载了妇女的公益捐献；某些名人传记表明，她们在家庭事务和地方事务上都起强有力的作用。比较贫穷的人家的妇女比名流妇女起着更有决定性的经济作用，在家庭以外也更为活跃。19世纪初，妇女在海盗船上战斗，有时还指挥海盗船。她们在异端教派中占有领导地位，并参加暴乱。珠江三角洲经济独立的女织工建立了她们自己的组织，甚至终身不嫁。 到19世纪末叶，对妇女的限制甚至在富裕家庭也慢慢松弛下来，但是，妇女在户内而不是在户外从事适当活动的社会习俗，仍然是阻止她们担任公职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冲破这一种障碍的动力来自国外。传教士提倡开办女校，反对缠足。外国的观念和事例提供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新形象，民族主义和自由的理想提供了理论基础。梁启超在1896年著文谴责这一窒息中国妇女的罪行，是最早的这类文章中的一篇。反缠足运动声势浩大，广为传播，尽管对其历史几乎没有研究。在19世纪最后10年和20世纪最初10年间，提倡妇女解放是激进主义的标志，反对缠足则是社会进步的基本组成部分。有些妇女能方便地在家庭以外活动，而另一些则面临艰难而痛苦的挣扎。1 青年男子宣布不受家庭束缚而自主，比较容易，但也决不简单。学生们一旦出洋留学或就读于新式学堂，就成为新的政治图景的一部分。废除科举制度使教育费时较少。青年人率先要求政治和社会的改革。主张青年人不依赖长辈而自主，应很快承担责任，这是很激进的一步。学生们与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以前形成了革命政党的骨干，在民国时期将继续成为激进政党的领导人物。2 农村组织与民众运动 农民当中的结社群体包括合法的机构，诸如由有声望名流领导的宗族和村社；合法与否不明确的机构，如联庄会和民团（它可能经政府许可而建立，但可能有拒绝官方控制的潜在可能性）；以至明显非法的（但有时是被容忍的）群体，如教派、秘密帮会或走私、盗匪和海盗帮伙。即使是非法的教派、秘密帮会和帮伙，也嵌入了地方的社会和商业结构之中。其中许多是具有连续性的组织，帮助其成员合法或非法地谋生，向他们提供保护、伙伴关系和（就教派而言）宗教生活。事实上，它们弥补了官方组织和上层名流组织的不足，但是原来并没有从社会阶级方面来看待它们。人们可以发现，教派和秘密帮会的首领中有各种各样的低层名流和受过不完全教育的人物，看来其成员具有渗透体面社会的同样的价值观。因此，这些组织不能看作具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观的农民小传统的体现。那些包括进正统的和官方认可的组织，与那些被排除在外的组织之间的差别更大。因此，只要非法组织是由那些感到遭受不公平的排斥，或感到不能适当地维持生计的人群组成，它们就有了对抗政府和上层社会的竞争能力。1因违法的犯罪行为而加重的这种紧张局面，周期性地在叛乱中，或在官府镇压直到此时以前仍然安定的团体中显露出来。 在晚清，非法的或合法与否不明确的组织，它们的扩张是否可以与士绅管理的自主组织的增加相比呢？关于宗教的派别，现在可以断言它们是很多的； 18世纪末和 19世纪初，相当多的起义表明，这是一个活动的浪潮；教派直到民国时期仍很活跃。2关于秘密帮会，有稍微好一些的证据。最初建立于清初的三合会，把活动伸展到华南和西南内地，并与19世纪初的鸦片买卖和其他走私活动有关。鸦片战争时，三合会在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区进一步扩大。哥老会大概在19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出现，成为长江流域最有势力帮会。还有几个新的会党在19世纪后半期建立于浙江。1对地方上的研究也表明，到民国晚期自然灾害与社会动乱在淮北引起了大量的帮会、教派、帮伙、联庄会的建立。 因此，人口增长和商业化看来可能促进了下层社会和上层社会内的组织活动。社会动乱起了产生新组织的催化剂作用。这样的激增很重要，因为虽然暴乱和对抗可能自发地出现，但是，社会动乱当先已存在的组织卷入时，就可能更为频繁而持久。无论帮会还是教派的卷入，固然会增加动乱的可能性，但也能起到使动乱保持在限度以内的作用，因为两者既为政府及其追随者补台，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紧张关系。在形势不稳定时，这些组织的常规以及它们经常的非法活动的内在逻辑，往往会把它们从边缘地位推到反叛官府，而不是与官府共处。然而，它们的成员与现存秩序有着太多的联系，或追求这种联系，并且与它共有过多的价值观，以致不能完全抛弃或长期脱离现存秩序。 所以我们认为农村的动荡是多方面的，直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它们的目的很少在于政府和社会的革命性重建。提出来阐明民众运动的理论，已经强调了许多不同的方面。2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支配中国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强调农民反叛者的阶级觉悟，指出贫穷、经济不公平与社会压迫是反叛的原因。直截了当的经济解释可以说明一连串抗租、抗税的反叛，诸如与上世纪40年代道光朝紧缩通货相关的造反，清末通货膨胀和征收新税触发的城乡风潮，或30年代经济萧条时的抗税活动。然而，集中注意力于阶级觉悟和压迫，忽视了相反的史料和农村动荡的复杂性。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历史学者提出了更广泛的解释。1 另一条解释路线，着眼于纯朴农民（但常常是有组织的）对地主、官吏和城市资本家的社会反抗。农民反对特定的不公正行为，目的在于要求改正特定的错误，而不是要推翻旧的社会秩序以利于建立新秩序。这种最初被精心发挥为南欧“社会盗匪活动”的观点，通过研究粮食风潮和早期英国工人运动而拓宽，并被修改，以便于分析自给农村经济为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所破坏时农民的反应。虽然别国的详细论述不一定能照搬到中国的环境中来，但是，关于非革命的、由道德观念鼓动起来的抵抗，其一般概念则适用于一系列中国农村的骚乱。2 社会盗匪活动的概念，可见于同情被蹂躏者的绿林好汉的中国传统，和民众对真正土匪造反者如本世纪前10年对白狼的感性认识。1《香港电讯报》报道的1907年广东东部一次叛乱的一个首领的自白，颇能说明当农民认定官吏或富人不会帮助他们时，地方上的骚动和叛乱可能如何开始。“这次叛乱的原因，是由于当地米贵和缺米长达一年之久。官府自一开始就知道这点，但不愿采取任何措施降低米价。他们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和职责要求他们怎么办。他们就是不顾老百姓，让老百姓挨饿。”2 农民对容易做到的“公正”的要求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形式，是群聚的市民和村民强迫以“公平”的低价售米，包括为寺庙主办节日而储存的粮食。一次这样的事件是失业的采茶工——他们都参加了“道教神人”领导的组织——结伙拥入江西的一个集镇。当事先得到警告的集镇头面人物宣告停止集市时，采茶工强迫一个囤积粮食出名的富商向他们“出售”镇上义仓里储存的粮食。他们然后结伙去一所庙宇大吃大喝；他们享用过度，竟留在那里数天之久，直到后来民团开来把他们驱散。1 在教派叛乱中，宗教的重要性有助于使到处都有的随意传播的民间宗教和其经文和教义一致起来。这些教派源出于大乘教，到清代末期，把佛教、道教和儒家的一些方面结合为供奉无生老母和弥勒佛的太平盛世的信仰。2这一教派的信仰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并与任何特定的组织无关；它在三次较大的起义（白莲教、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以及众多的小起义中起了作用。这种宗教的作用是双重的。它的各个派别在人生的苦难中给人以希望，并长期成为名流和政府支配的信仰和礼仪体系的替代物——通常是和平的。3但是，这种宗教相信新的公正时代的到来，强调自我解救并吸收民间武术，在适当的情况下有可能促进叛乱从当地爆发开来——如1813年八卦教很快从其他社会和市场结构动员徒众，或如太平军和义和团迅速从原来基地向外蔓延。4 对淮河以北苏、豫、皖三省水患频仍的贫困地区加以研究，发现叛乱出自家族及社区网络制订的掠夺性或保护性的策略，目的在于使它们的成员能在那毫无指望的居住地区继续生存下去。掠夺性的策略利用抢劫、求乞、走私和械斗；保护性的策略则建立民团和联庄会，构筑设防的村寨。这两种策略互相作用，并都要建立武装力量；地方的平衡一旦遭到破坏，两者都能扩大成为叛乱。1这种观点强调农村动荡的连续性及其非革命的特性适用于某些地区常有的动荡状况，如广东的宗族械斗。 正如19世纪太平天国叛乱和义和团叛乱所表明的那样，非法的社会组织的各个方面和社会动荡的不同原因，有时可能合在一起成为超越其根源的运动。这样的主要事件，十分清楚地提出了革命潜力的问题，以及传统的太平盛世观念和经济反抗的局限性。 有些人认为流产的革命太平天国叛乱的原因包括穷困和社会分裂、外国经济的有害冲击、对侵略的爱国愤慨、蔑视军事上虚弱的政府——这些原因听起来很像提出来说明20世纪革命的那些原因。由基督教变通而来的太平盛世的使命与乌托邦式的憧憬，鼓舞一支热诚的队伍快速地进军，并对儒家的伦理和信仰规范提出了强烈的挑战。社会平等主义和重新分配土地的纲领，是就农民的不满提出的，这一反应显示了对地主的敌视，若是在20世纪，它会把农民吸引到**的纲领上来。太平天国领袖们所拟定的理想主义的社会政治结构，本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政府制度。既然太平神示的先验的普济主义所提出的一些主张似乎有点夸张，同时它不只是一场农民革命，它实在是20世纪中叶以前对农村困苦做出的规模最为巨大的尝试。2 然而，由于领导及组织上的内部弱点和名流领导的反对派的强大力量，太平军失败了。他们由于中国社会顽固的地方主义而告失败。他们一旦放弃原先在广西的根据地，在长江流域建立政府就不能深入到社区中去。太平军没有充分发动农民，没有赢得名流的支持，秘密帮会也保持自身的独立。最后，太平军来到长江下游，已不是革命者，而成了入侵者，同样杀害穷人和富人。1 这次叛乱未能变更社会秩序，其主要历史遗产是有助于发动50年后推翻清朝的其他社会政治力量。 义和团绝非革命团体，但是，它短暂的叛乱把农村动荡的许多方面结合在一起，并且引发了与义和团起源毫不相干的诸多事件。2义和团同白莲教有直接组织联系的史料很分散，也不足为凭。然而，义和团确实实行教派礼仪，并吸收了某些教派的信仰，与山东西部的天主教社区抗衡。义和团的地方团体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在山东省相对繁荣的西南部，地主势力强，租佃率高，义和团开始是名流领导的防御土匪抢劫的地方自卫团体。在比较贫困的西北部，土地产量不高，不足以吸引地主投资，租佃率也相对较低。在这里，由普通村民领导的义和神拳实行平等主义的仪式，通过这样的仪式，任何神灵附体的人都可被奉为神。山东巡抚支持拳民组织起来保卫村寨，却没有认识到西北部的义和拳根本不同。就是这些不受势弱的名流约束的神拳成员，无所顾忌地扩张到直隶东部，有转而反对官吏的危险，但是他们最为敌视的是基督教徒和外国人。 一旦运动开始扩大到失去控制，它就灾难性地变得与朝政有了牵连。朝廷的保守派试图利用义和团来加强他们的地位，同时摆脱外国人对国家的干扰，如此高层的支持，使运动得以更加迅速地发展，这种运动政府通常都会设法加以镇压。它立即激起了外国干预。运动的不同阶段因而涉及各种社会力量不同的配合。最后出现的政治后果，包括南方名流疏远政府和对庚子赔款附加税的愤恨，和这一事件开始时可预见的任何结果相去甚远。 这两次叛乱均显示出极端分子的潜在势力，不过都未能改变当时的社会结构就终止了。它们失败了，不仅因为反对的力量更强大，而且因为叛乱的领袖们（徒众就更谈不上）没有新秩序的明确规划。农村强烈不满所孕育的政治可能性，尚待在不同类型的领导下变为现实。 工人运动及其农村纽带 在20世纪，工业化开始产生明显的城市无产阶级。不过城市工人既不是新现象，离开其农民出身也不甚远。工匠和劳工久已是城市景象的一部分。他们常常是特定农村地区的移居者，暂时住在城市。他们的帮伙组织、秘密帮会、同乡会、行会，同农村社会组织不是截然分开的。实际上，在高度商业化的珠江三角洲，19世纪的行会可以横跨城镇作坊和乡村家庭生产者的统一体，并与地方宗族和教派组织互相影响。1 使用蒸汽动力工厂的引进，开始改变了这种状况。因为它把数量更多的工人集结在主要由客观市场力量支配其活动的、性质不同的城市环境中，然而，并没有同过去截然中断关系。一方面，介乎老式手工作坊和大工厂之间，有许多由动力驱动机器的小工场。另一方面，工厂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民国时期，城市不断从乡村吸收农民，他们随身带来了旧的行为方式。1 这些工人常常来自某些特定的地区，和家庭并没有断绝联系。例如，上海的纺织女工主要来自江苏南部。特别是无锡和常州，或来自江苏北部。雇佣反映出私人关系，车间常由同村的姑娘组成。同样，天津铁工厂的徒工是从河北某些有锻铁传统的县招来的，并很可能因原来在乡间的亲戚关系、同乡关系或其他个人关系而同工厂主有联系。2 这类别国早期工业化共有的典型模式，从一种观点看，意味着无产阶级是高度流动的农村平民在城市的投影。工人不一定长期留在城市，姑娘们回家乡结婚。老工人常常把家留在乡下，而且有史料证明，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长江下游城市的失业工人回到了乡下。工资也补充了农民家庭的收入。童工的部分所得可能直接送交父母。境遇较好的家庭可用城市工人所得的工资购置土地；较贫困的家庭则用来维持生活。3城市工人的社会观点，很可能取决于在农村的家是否要他（她）以工资弥补家庭农业收入之不足，或他（她）是否来自（通常）没有亲戚网扶持的边际农村阶层。 在城市里，新来劳工的农村出身大概会妨碍劳工的团结。处境较好的、有技术的江南挡车工，和苏北来的更穷、更粗鲁的女工——她们做最脏的活，提升的机会最少——之间的敌对状态，掩盖了他们对工厂主的怨恨。甚至如1929年北平电车工人罢工的重大事件与传统风潮的相似之处，和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晚期阶段出现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经济斗争相比，也要多一些。1 此外，许多城市工人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是非常可怜的。早期的现代工业实际上是由剩余的农业劳动资助的。离家出外做工的工人只能得到很低的工资；年轻的男女童工在有些工业部门中是劳动力的主要部分，甚至比成年工人更不能控制他们的境遇。长期形成的招工和训练的方法，在这些过渡性的境况中可能变得被歪曲了。例如包身工招工制度反映了以地方为基础的与劳动有关的迁移模式；但是上海帮会的控制，使纱厂女工面临被诱拐和被强奸的厄运，并且降低她们的生活条件，因为工头为她们的工棚付钱，控制着工棚。同样，天津铁工厂的徒工制度为厂主提供不熟练但非常便宜、无需付工资的徒工，以供厂主轮换工人；徒工三年学徒期满常被解雇，需另找工作。2 尽管客观情况如此不利，在20年代，工人们还是开始在拥有大量工厂工人的城市里组织起来。在像广州这样的地方，老式行会已有高度发展，它们为动员工人提供了组织基础，但是新建的组织却仿效西方工会的模式。起开辟作用的是较有技能、有魄力的壮年男工，如机械工人和海员，而组织的推动力则主要来自新知识分子。 在广州地区，工会在五四运动以后迅速代替了行会和同业公会。在1920—1922年，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繁荣期，形成了第一个组织工会的浪潮，它反映了在需要劳工的经济扩张时期，工人对自身力量增长的正确认识。这些年的罢工提出了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自发要求。1923年初，京汉铁路工人受到血腥镇压，其后工潮中断两年，这与经济衰退期和全国性的劳工运动政治上的退却同时发生。先前罢工所得再度为通货膨胀所消蚀，这是造成1925—1927年第二次罢工浪潮的部分原因。但是，在这些年里工人运动与政治问题和民族主义问题的关系更为密切——如省港大罢工和抵制洋货便是例证。国民党和**的联合助长了激进主义，广州新的国民党政府又鼓动建立群众组织。到1927年，香港有200个工会，广州有300个工会，在整个珠江三角洲估计有70至75万工会会员。 然而，劳工运动并没有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知识分子鼓动者，特别是**员，同工会的一般会员关系有限，后者仍主要关心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工人们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政治斗争看作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左翼知识分子则以推动工人的经济斗争作为走向革命的一个步骤。随着工会参与政治，它们变得更加依赖于政府的容忍程度。工会在广州的政治作用，以参与**1927年末不成功的暴动而告终。保守一些的政府仍允许残存的工会提出有限的经济要求，但工会已不再参加较大规模的运动。1 劳工运动的细节和时间的选择因地而异，但是，在另外两个活动中心上海和湖南，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发展。1城市工人仍然太少，太弱，多为自身的困难所困扰，以致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在20年代，即使包括现代工厂工人以外的作坊和做服务工作的人，无产阶级可能也不过几百万人。他们集中在拥有相当数量现代工业或矿业的几个地方：上海、广州、湖南、湖北、山东东部、天津周围的河北东北部以及南满等处。当经济状况有利于工业发展时，城市工人的这些集中点就发展，如从本世纪第二个10年末开始到2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情况就是这样。直到1927年止，华中和华南的政治状况允许工会组织存在，在某些地方还支持工会组织。然而，一旦被引向政治，在工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工人就被推向与更强大的敌人对抗。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来发展和组织自己。某些国民党官员和资本家认识到工人的生活状况需要改进，但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世界经济萧条和战争，对城市工人阶级无论什么样的扩展都造成十分不利的条件，更不必说有助于劳工运动了。 1 阿瑟·沃尔夫：《神、鬼和祖先》，载阿瑟·沃尔夫编：《中国社会的宗教和仪式》，第133—145页。斯特万·哈勒尔：《犁头乡村：台湾文化与环境》第9—15页讨论一般文化原则、表现这类原则的习惯行为的变异和这类行为发 生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诸如阶级、地理和科学技术之类因素）三者的交互影响。又见莫里斯·弗里曼：《关于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载阿瑟·沃尔夫编：《中国社会的宗教和仪式》，第19—42页。 1 詹姆斯·沃森：《中国亲属关系再探讨：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观点》，《中国季刊》第92期（1982年12月），第589—627页，全面研究了关于宗族的文献，界定了“宗族”一词。又见杰克·波特：《传统中国的土地和宗族》，载莫里斯，弗里曼编：《中国社会的家庭与亲属关系》。关于华北乡村中的其他牢固的亲属关系纽带，见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60、75—78、80页；关于河北和山东的宗族史料，见普拉森吉特·杜阿拉：《乡村社会中的权力：华北农村，1900—1940年》（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3年），第2章。关于绍兴宗族，见寇尔：《绍兴：清代社会史研究》（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5年）第3章。 1 鲁比·沃森：《华南的阶级差别与姻亲关系》，《人》第16卷第4期（1981年12月），第593—615页。 1 关于“道德经济”，见后本章《农村组织与农民运动》第6条脚注。 2 关于广东：哈里·拉姆利：《械斗：中国东南部的暴力病态》，《清史问题》第3卷第7期（1977年11月），第1—40页；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135—151页。关于华北平原，见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59—94页。对于民国时期土匪为患和军阀割据的社会影响的解释，见菲利 普·比林斯利：《土匪、大亨和光棍：在中华民国初期地方控制的表层下》，《现代中国》第7卷第3期（1981年7月），第235—288页；和r.g.蒂德曼：《盗匪活动的持续：华北平原边缘区的事件》，《现代中国》第8卷第4期，第395—433页。 3 对这个多山社会的分析，见斯蒂芬·艾夫里尔：《棚民与长江多山地带的开 拓》，《现代中国》第9卷第1期（1983年1月），第84—126页。 1 青镇旧时属桐乡县，隔河为吴兴县的乌镇；二镇今合称乌镇，属桐乡县—— 译者。 1 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贸易报告》，1882年，第270页；1900年，第374页；1910年，第525页。 1 关于广东，见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338页。关于长江下游，见布雷德利·盖泽特：《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37年》（弗吉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9年）第94—95、101、189—193、213—215页。关于浙江农村改革，见诺埃尔·迈因纳：《浙江：国 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关于除战时非正常状况下的农民生活水平没有下降的看法，见马若孟：《中国的农民经济：1890—1949年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292—295页和各处；又见本书第5章（迈尔斯著）。 1 关于名流融合的一般情况，见巴斯蒂-布律吉埃：《社会变化的潮流》，莉莲·李：《中国丝绸贸易》第106页引用了（浙江）石门地方志的评论。商绅融合的情况反复被提出，如，肖邦齐：《四川地方名流的构成和作用》，《清史问题》第2卷第10期（1973年第10期），第11页和各处；兰金：《城乡连续性》，第83—84页。路康乐：《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1895—1913年》，第82、93、174页强调了继续存在的差异。 1 见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 2 关于这种倾向的更多论述，见本书第7章《名流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 3 本杰明·埃尔曼：《新儒学阐释：中华帝国晚期长江下游的学术界》（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0年），第166—261页；和埃尔曼：《从哲学到语言学：中华帝国晚期的思想和社会方面的变化》。 1 肯尼思·福尔松：《幕友、幕宾和幕僚》；寇尔：《绍兴派系：清代末叶的一个垂直行政派系》，《现代中国》第6卷第3期（1980年7月），第317—326页。 2 见艾恺：《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远东研究中心 论文选》第3集（1978—1979年），第218—275页。 1 了解晚清和民国妇女状况的最佳是马杰里·沃尔夫和罗克珊·威特克 编：《中国社会的妇女》。关于中国妇女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见罗克珊·威 特克：《现代中国五四时期对妇女态度的转变》（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论文，1970年）。关于女子在地方事务和家庭事务中发挥作用的事 例，见寇尔：《绍兴》，第94—96页。关于女暴徒的事例：罗克珊·普拉兹尼 阿克：《中国农村的社会与抗议：辛亥革命前夕的抗税与县乡政治》（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1年），第 127—131、142—149页。关于女海 盗：迪安·默里：《清代中叶的海上抢劫：组织特点的分析》，《清史问题》第 4卷第8期（1982年12月），第7页。又见《剑桥中国史》第10、11和12 卷索引中的“妇女”条目。 2 中国青年背叛家庭制度，文学作品中提到的比学术专著要多。见李欧梵：《浪漫主义与个性解放》，《剑桥中国史》第12卷。 1 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年的王伦起义》第161页指出了这种共同价值框架内的竞争方面。 2 18世纪末19世纪初教派叛乱一览表载于韩书瑞：《山东叛乱》第154—157 页。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96—152页指出了清代末期和民国时期，教派是如何在华北变得与地方社会结构结合起来的，而以前教派徒众都是作为个人而被吸收。韩书瑞：《叛乱之间的关系；清代的教派家族网》，现代中国》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第340—349页。 1 关于哥老会，见查尔顿·刘易斯：《关于晚清哥老会的笔记》，载让·谢诺编：《中国的民众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关于19世纪末叶浙江的会 社，见玛丽·兰金：《早期的中国革命者：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1902—1911年》，第128—139页；又见王思治；《宗族制度浅论》，《清史论从》第4集，第152—178页。 2 关于这方面著作的综合评述，见魏菲德：《造反与革命：中国历史中的民众运动研究》，《亚洲研究杂志》第36卷第2期（1977年2月），第201—238页。周锡瑞：《农民造反专题论集：若干介绍性评论》，《现代中国》第9卷第3期（1983年7月）说明了造反的若干主要方面。 1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的两种主要书目研究专著是詹姆斯·哈里森：《**与中国农民造反：重写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刘广京：《世界观与农民造反：对**以后的编史学的看法》，《亚洲研究杂志》第40卷第2期（1981年2月），第295—306页。拉尔夫·撒克斯顿：《中国揭示正确面：农民社会中的革命合法性》（第1、8章）提出的关于有阶级意识的革命农民的对立文 化的理论需要证实。晚清动乱、粮价和铜元贬值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可信史料 发表在戴维·富尔：《中国江苏省的地方政治动乱，1870—1911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6年），第270—392页。关于这整个问题，见本书第6章（比昂科著）。 1 关于白狼的解释，见爱德华·弗里德曼：《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第124— 125页，第6章和裴宜理：《社会盗匪活动再探：中国土匪白朗个案》，《现代中国》第9卷第3期（1983年7月），第355—382页。 2 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186页分析和引用《香港电讯报》1907 年9月14日报道。关于粮食风潮的简略论述，见王国斌：《清代粮食风潮》，《亚洲研究杂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第767—788页。 1 詹姆斯·波拉切克：《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年）》，《亚洲研究杂 志》第42卷第4期（1983年8月）。 2 欧大年：《民间佛教：传统中国晚期的**教派》，第5、7章；韩书瑞： 《中国的太平盛世叛乱》，第9—31页。 3 关于为人祈求长寿的和平教派，见戴维·凯利：《寺庙和贡舶：18世纪罗汉 教派与疍民结社》，《现代中国》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第361—391页和理查德·石：《没有造反的太平盛世说：华北的黄天道》，《现代中国》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第305—337页。肯尼思·利伯索尔：《天津的革命与传统，1949—1952年》第14—15页提到1950年天津的许多和平教派。 4 欧大年：《抉择：中国社会中的民间教派》，《现代中国》第7卷第2期（1981年4月），第159—161，167—168页；斯特万·哈勒尔和裴宜理：《中国社会中的融合教派导论》，《现代中国》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第288—293页。关于太平天国基督教的太平盛世方面，见孔斐力：《太平天国幻想的渊源：中国人造反的跨文化方面》，《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第19卷第3期（1977年7月），第350—366页；和鲁道夫·瓦格纳：《重新制定天国的美景》。 1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3章。 1 寇尔：《民众对太平军：包立生的东安义军》，第7—21页。 2 这种说法依据周锡瑞：《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成因》，《文史哲》1981年第1期， 第22—31页。 1 谢文孙：《中国农村的行会资本主义：珠江三角洲乡村企业家创业的传统， 1875—1925年》（1982年11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讨论会上提出的论 文），第1—4页。 1 艾琳·托伊伯：《日本、台湾和中国东北的移民和城市》，载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374页；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 的城市网和德川时代的日本》，第78页。 2 关于上海纺织女工的情况，来自埃米莉·霍尼格：《上海纱厂女工，1912—1949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2年）；关于天津铁匠的情况，来 自盖尔·赫沙特：《飞锤走凿：三条石工人》，《现代中国》第9卷第4期（1983 年10），第387—420页。关于合同工制度，见霍尼格：《包身工制度与女工： 解放前上海的纱厂》，《现代中国》第 9卷第4期（1983年 10月），第421—454 页。 3 城乡劳力交换诸方面的论述，见兰德尔·斯特罗斯：《困难的工作：中国江苏 西部农业的政治经济， 1911—1937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82 年），第44—50页有论述。 1 戴维·斯特兰德和理查德·韦纳：《20年代北京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言论：1929 年10月22日电车风潮的分析》，《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3集（1978—1979 年），第 137—180页。 2 陈明：《劳工与帝国》，第140—141、150页提出的一些论点，与霍尼格关 于上海所提的和赫沙特关于天津所提的论点相似。 1 陈明：《劳工与帝国》，第163—166、208—228页和各处；林达·谢弗： 《**与工人：湖南工人运动，1920—1923年》，第109—112页。 1 关于上海，见让·谢诺：《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年》。关于湖南劳工动 态的稍微对立的看法，见小安格斯·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 142—206、241—250页，和谢弗：《**与工人》。谢诺著作（第407—412 页）认为劳工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主要的革命力量。关于这方面更多的书 目，见陈明：《中国劳工运动的历史编纂学，1895—1949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条约口岸混合体 这些范围广泛的论题和形象对剖析中国的现代经历提供了什么看法呢？1842至1943这100年的条约制度可以被视为一种居间调解的手段，缓和了中国和商业的西方之间文化交往引起的震动。如在第10卷提出的那样，1这个条约制度既来源于外国，也来源于中国，只是形势的发展超过了清朝的控制能力而已。通过治外法权的法律制度，口岸里的外国人被给予相当于士大夫统治阶级本身所有的那种特权地位。例如，传教士和儒生都可以不受县官的笞刑。外国的炮舰不能拒之门外。这样，在华的外国人被吸收到一个新的权力结构之中，缔约列强在多重管理的中国政权之内的某些方面行使主权。 主要由外国人治理但主要由中国人居住的条约口岸，是文化共生现象的产物，是西方的扩张与成长的面海中国的力量的结合点。1842年以后，这个混杂的中国在新商业城市中中国主要水道运输的商业中心发展起来。上海和其他的条约口岸，使人想起以前中国商人成功地在那里立足的槟榔屿、新加坡、巴达维亚、马尼拉及其他欧洲的货物集散地。西方海军-政治力量向中国沿海的延伸，形成了培育现代型中国贸易和企业的摇篮。所有这些口岸，都是中国人在其中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事的国际商业发展的中心。1 现在人们认识到，中国资本与外国资本在这一发展中混在一起；买办是外国商号的实际经营者，而不仅仅是雇员。条约口岸是中外联合完成的。它们在中国的国土上，以其“半殖民地”方式体现了一种西方人和中国人的默契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甚至比出现于东南亚欧洲殖民地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关系更有活力。如在香港那样，西方海军和有商业头脑的行政当局在上海、汉口和其他地方，也提供了一种中国企业在其中成为有力经济因素的政治摇篮。西方人以他们的方式，谋求一种公开关税税则和无特许垄断事业的自由、开放的市场——不让中国的官僚们插手。他们那些具有中国作风的买办了解当地私人利益集团和关系网络，常常在要求外国人的自由贸易特权时，能够利用复杂的中国官僚政治结构和社会等级制中的必要关系。2 以上是外国殖民主义当时已停止在中外合营企业中发展的条约口岸成长的情况。由于伦敦、巴黎、纽约的资本家发现，在像美国和阿根廷那样的较新和人口较少的地方，有更好的机会，西方对条约口岸中国的投资依然处于不重要的地位。当旗昌洋行的j.m.福布斯在1845年以后，把从鸦片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向美国的中西部铁路投资时，他是在追求赚钱的机会。这种机会在中国是找不到的。中国的半殖民主义主要是一种有关特殊权利的政治现象；它的那种单方面剥削的经济现象则不那么明显。外国人专为出口而经营种植园生产的十足殖民主义在中国从来没有发展过。帝国主义的全面的经济冲击，特别是沉重的剥削和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之间的对比问题，依然需要多加讨论。1 中国条约口岸和东南亚国际贸易之间的密切关系尚未被充分探讨。除了东印度公司的成员在伦敦和广州之间经营的大宗商品贸易外，欧洲人，开始时甚至美国人，对远东的贸易是通过印度洋进行的，并与在东南亚早已扎下根来的当地的、阿拉伯的、印度的和中国的商业混在一起。来自塞勒姆或费城的早期美国商人可能在往返于澳门和广州的途中，访问了槟榔屿、本柯仑、阿钦、新加坡、巴达维亚或马尼拉。英属东印度和帕西的鸦片批发商用东印度公司的产品供应东南亚以及中国。 19世纪的华侨社区，是由西方贸易以及中国的和当地的贸易（包括19世纪中叶的中外“苦力贸易”）建立起来的。如同进口鸦片那样，出口成舱的契约劳工要求中国和西方的私人合作，最后引起了官方的共同控制。但是在中国沿海的海上贸易中，这种船运是在晚期才增加的。 我们知道宁波商人从东北买大豆的沿海贸易以及与琉球岛国（冲绳）进行纳贡贸易（它掩盖了中国与日本的交易）的一些情况。中国人从福建诸港口（特别是从厦门）与南洋（即现在所称的东南亚的整个地区）进行的贸易，总的说超过了广州的这种贸易。另外在扩大的纳贡关系框架之中的广州进口暹罗大米的业务，在18世纪已经成为大宗商品贸易，它与经广州用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船运往伦敦的茶、丝出口贸易一样重要。1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在官僚控制基本上鞭长莫及的海上贸易中的中国企业家精神。清朝的命令在海外并无效力。海上航行的危险性、在海外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异邦民族、高度的个人风险和缺乏官方保护，这些情况都与西方海上商人面临的条件十分相似。但是，在西方国家发展海军力量、海军基地和海上帝国以保护它们的商人的地方，中国人只能依靠他们自己在外国港口中的社区的团结，并且常常得到最坏的结果。他们在马尼拉和其他地方被屠杀，但常常默默地坚持生存下去。但是他们具有的从商精神，与西方在亚洲的冒险家和有企业家精神的行政长官一样强烈。有人提出，儒家传给了中国的学者一种内在的张力，它与推动清教徒的张力一样强而有力。2可以设想，中国商人在谋求成就时，有一股可与之相比的冲劲。 或者是这种谋求成就的冲劲，或者是他们闻名的投机冲动，使中国的商人成为条约口岸贸易的主要活动者。早期的新型西方贸易的买办-经理，来自广州-澳门讲洋泾浜英语的环境。但是上海的发展是以来自宁波的浙江商人-银行家为先驱，宁波是与东北沿海贸易的南部停泊港。在1860年中国最终对外开放后不久，像怡和洋行那样的大商号，发现没有派非常年轻的苏格兰人到较小的商埠去担任商号职员的必要，因为它们的广州或宁波买办完全能单独地同样处理好贸易。 中国条约口岸贸易的壮大，同时带来了运输和工业的新技术、外国的新知识，因而也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发展。传教士如郭士立和裨治文等的开拓性地理著作，促成了魏源和徐继畬的早期地理著作，它们在19世纪40年代问世，先于以后几十年的江南制造局和广学会的翻译计划。像王韬等信奉基督教的改革者和新闻工作者在香港和条约口岸的影响下，起而推进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孙逸仙来自最早的外国港口澳门附近，并曾到国外在檀香山和香港受教育。他活跃的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国外度过，虽然他是现代民族主义的主要倡导人；这个事实说明，中国的西化人士一般是沿海边境的人。 这些先驱者传布的新思想既不是全部来源于外国，也不是全部来源于中国。魏源和徐继畬表现出经世学者对西方技术的相当兴趣。王韬和孙逸仙则关心民众参政问题。20世纪中国改革者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在19世纪的国内外都有其先例。 因此，中国的海上联系不仅被用作西方入侵的渠道，而且还吸引新型的中国领导进入上海、天津、九江和汉口等新型城市。越来越多的学生前往日本和西方去学习拯救其祖国之道，他们离开了中国的绅士统治阶级平常与之保持接触的农村。中国新型的从事现代化的人士一般都失去了他们的农村根基。结果，许多人消声匿迹了。1895年以后的一代国民党的年轻的革命者是不那么熟悉农村的典型的城市人。在他们通过西化以拯救中国的努力中，他们掌握了西学和西方技术的许多方面，但常常发现自己与中国的平民失去联系。但是他们要求立宪的政府，要求在中国人控制下建造铁路，要求恢复被不平等条约损害的中国主权；这些都有助于废除满洲王朝和身为天子的君主。所有的民族主义要求都表现出外国的影响。 这种方式的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表现出主要通过面海中国这一中介所传布的中国和外国的各种影响。条约口岸加强了在国外不受官僚控制的中国海外贸易的传统，并提供了这种贸易的机会。这种沿海企业和经济增长的小传统，对原在新加坡和广州的外国人来说最为明显，也在鸦片和苦力贸易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促成了条约口岸的混杂社会，并孕育了西化运动以及中国的基督教教会。它在激起爱国主义和文化自豪感的同时，还培养了个人主义和对科学技术的兴趣。 我们还不能详细论述这种“海运”对中国工商业的组织和实践的影响。但是某些范围广泛的影响已经是清楚的。由于从这种背景中产生的中国的爱国者很少扎根于农村，他们的新的民族主义把希望集中在作为整体的中国（与外国对比的“中国”）的国家-文化方面，反对外国的政体。工业方面的机械设备和立宪民主的政治制度，在开始时对拯救“中国”来说似乎都是非引进不可的。1900年以后的第一代几乎没有进行根本的社会革命的概念，或者几乎没有这种愿望。当时的问题是建立统一的中国民族-国家及其必要的经济基础。 对民族救亡的目的，中国的主要传统当然大有可为。建国的目的可以包括在古代法家“富国强兵”口号之中，如在日本已经做到的那样。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各种计划，看来像是明、清行政长官治国术的新的应用，即提倡学习“经世致用”之术。实际上，它常常包含由来已久的管理民众和操纵民众的方式。在严密的防备下对民众的训练，已预先被看成实行现代自治的必要先决条件。有的人把这取名为“训政”。这样，中国的官僚政治传统似乎为追求民众参政的西方目标提供了帮助。 出于这一背景，辛亥革命也具有整个条约口岸时代的矛盾心理。在形式上，辛亥革命与其说是开端，不如说是终结。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个王朝渐逐消亡的结果，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民族主义的胜利，和来自海洋的对中国沿海及长江沿岸地区港口城市的其他影响的胜利。革命主要是从日本归来的学生组织起来的。财政援助来自海外的华侨社区。像立宪主义和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这样的思想，都来自自由主义的西方。但是1911年在省议会取得权力的那些人，并不是革命者，而是新型的商人绅士，同时军人成了都督。他们都相信在日本和正处于工业化之中的西方国家可以看到的那种经济和军事发展，但是暴力革命却不是他们的愿望。 新兴的工商业者阶级也有类似的矛盾感情。现代型的中国银行变成了政府财政的得力的附属机构，它们以巨额折扣购买发行的公债，并且造成了一个新的金融家阶级，他们处于明显的官僚资本主义和真正的工业企业的两可之间。如本书的第12章所指出的，在19世纪20年代的一段时期中，上海的商人与北京的知识分子一样广泛地信奉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从19世纪90年代起，我们可以辨认出几个与海上传统有联系，或带有其色彩的现代中国生活的特征：首先是外国事物的正当性和威望，其中包括基督教；然后是传布日广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国家之间为生存而斗争的意识。随之而来的是发展的思想、科学和技术极其重要的概念、较少受家庭纽带约束的个人主义概念，以及比较模糊地出现的政治权利和立宪政府的概念。最后，构成以上这一切的基础是资本主义企业的独立自主的体面地位及其对合法保障的要求。 本卷中所突出的这类论题的叙述说明，相对于广袤中心地区的种种问题，面海中国的问题是有限的。中国的深刻问题，不是简单地发展和更广泛地应用早就孕育在中国古老社会和它的对外交往中的城市生活方式和贸易制度。相反，农村中的问题是延续还是中断的问题，是如何重新塑造传统秩序以求重视现代技术、现代平等主义和参政的问题。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社会改造和再生的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革命的问题。 但是在1911年，还没有采纳社会革命。一个原因仍是农民群众中存在的政治消极态度和他们缺乏领导。另一个原因是出于爱国心的恐惧，即担心持久的混乱会招来外国的干涉。因此，所有集团的革命者都“接受妥协，即让革命突然停下来，并把袁世凯扶上台。决定性的因素是外国的无所不在”。1 可是，既然是外国的，外国的无所不在对农业中国的广大群众来说，仍然是浮在上面的。传统的农村社会继续保持自己的还没有被城市激发的变革所破坏的风气。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新型领袖并不是直接从传统农村社会产生的，他们也不是主要关心农村社会问题。总之，农民的中国证明是一个更广的领域，处于以城市为中心和受外国激励的革命者关心的范围和能力之外。我们将在这篇导言以外的篇幅中讨论。 中国的社会革命的来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不容易找到一个外国模式。由于中国的农民队伍无比庞大、密集和稳定，社会革命的因素必须主要从旧社会内部动员起来。这不能一蹴而就，而只有在古老的农业社会被城市-海上的思想（如物质进步的思想）所渗透，为更强烈的商业主义精神所支配，被新的价值观（如妇女平等的观念）所打乱，被战争、劫掠和破坏所瓦解时才能逐步做到。有那么多的事物必须折毁和揭穿！可是即使在那时，农业社会也决不可能是谱写新篇章的白纸。新的启示不得不以新的方式使用旧的字眼来表达，并从旧的因素中创造出新体系。 就面海的中国是一条变革的渠道而言，它开始了一些它不能完成的事物。古老的农业-官僚政治的中国的叛乱传统，曾经是一些追求千年盛世的教派——像北方的白莲教——的传统、一些贸易地之中的兄弟会组织——像南方的三合会——的传统。这种叛乱传统是秘密的和狂热的，它常常以义和团那种消极的面貌出现，具有深刻的反理智的特性，而且容易变质成地方的长期纷争。1因此，在20世纪，使中国腹地的农业-官僚政治的大传统革命化会发生什么情况，便是另一个讨论和研究的领域。这个领域甚至比我们上面刚刚简略论述的中国的海上小传统更加复杂，涉及面更多。我们刚开始了解这个领域中民间宗教、家庭主义和地方经济方面的结构。 在本卷以下两章论述中国经济和外国的存在的篇幅中，论题包括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为止的内容，为第12和13两卷提供了一个框架。紧接着的三章论述袁世凯总统、北京政府和军阀——主要是华北的政治——直至1928年。然后第7、8和9章探索19世纪90年代至1928年的思想和文学的发展，第10和11两章则关注动乱的20世纪中期的早期**运动和国民革命的复杂经过。本卷最后论述进入20世纪30年代的工商业者阶级——主要是上海的——受遏制的事业，以此结束全书。 第13卷，除了国民党政府、日本入侵和**崛起的历史外，还将考虑本卷没有论述的早期民国的某些方面。它们包括：地方秩序的改造（绅士阶级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农民运动的性质、现代科学-学术界的成长、以日本侵略为中心的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以及1937至1949期间大规模的中日冲突和国共冲突。即便是更远的题材范围，也使我们要吃力地追溯在中国古代农村社会的残余中进行的革命过程。也许我们能够理解，中国的**运动（虽然建立在社会革命的信仰的基础上）甚至要到1928年以后，才找到了成功的秘诀。根据以上的概述，此后**的任务便是如何取代中国的大陆传统，或使之“现代化”，这个传统就是腹地的农业-官僚政治的和地方-商业的秩序。在这一努力中，他面临面海的中国的遗产，即口岸城市的工业技术和对外贸易，虽然它们似乎再也不是小传统了。 很明显，诸如面海的中国和大陆的中国的抽象提法，其界线是模糊的——它们是启发性的修辞用语，而不是用来分析的划分字眼。可是它们揭示了中国20世纪历史的一个难解的大问题——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既吻合又冲突的变化情况。毫无疑问，这两个传统——一个是物质的科技发展的传统，另一个是为改变社会阶级结构而进行的道义上的改革运动的传统——在大部分革命中交织在一起。但是，近几十年政治上的曲折的螺旋运动说明，现代中国是独特地处于一条根深蒂固的大陆传统和面海传统之间的有毛病的分界线上。 1 《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375—385页（《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409—420页），《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35年）》；及第5章。 1 关于欧洲通过商埠体系的扩张，见罗兹·墨菲：《外国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第2章。关于1840年商业信用体系的发展的最详尽的研究，见张荣洋：《清朝官员和商人：19世纪初期的中国代理商怡和洋行》。 2 张荣洋注意到，到1838年时，“当时在广州的西方人和中国人所熟悉的贸易和合同中的做法，必须与沿海的商人一起重新如以改革……人们对怡和洋行……日益依赖的中国代理人和掮客的作用与后来条约口岸买办的作用十分相似的情况，印象很深刻”。见他的《清朝官员和商人》，第138页。 1 这个问题在侯继明的《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中提出。书中有一大批文献资料。 1 在与施坚雅的启发人的开拓性著作《泰国的中国社会：一部分析性的历史》（1957年）作比较时，1977年出版的萨拉辛·维拉福尔的《纳贡和利润：1652—1853年的中国暹罗贸易》特别把中泰关系的研究放在现在有待于研究的崭新的史料基础之上。见维拉福尔的参考书目说明，第342—360页。 2 在寻找一种与新教徒伦理相似的儒家伦理时，托马斯·a.梅茨格甚至提出，“中国现代化改革的观点本身就扎根于传统”——一个引起热烈讨论的题目。见评托马斯·a.梅茨格的《摆脱困境：理学和中国的演变中的政治文化》的“专题讨论”，载《亚洲研究杂志》，39.2（1980年2月），第235—290页。见第282页。 1 芮玛丽：《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55页。 1 关于近期对义和团现象的周密的观察，见马克·埃尔文：《清朝官员和追求千年盛世的教徒：关于1899—1900年义和团起义的反思》，载《牛津人类学学会杂志》，10.3（1979年），第115—138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革命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 社会与政府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也许可以比作细胞与细胞核。中国从政治上有创造性的时代——如秦和西汉以及隋和初唐——继承了一个以经过时间检验的结构、常规和思想为基础的非常强大的政府。它实行联合政治和分散管理的能力，对这个国家力量之所在，并非无足轻重，而外部世界对此才开始研究。 晚清和民国的政治史，常常以下述三种方式之一加以概括：一、按照循环说，注意王朝晚期的衰亡，这是社会动乱和军事角逐、重建中央集权国家的时期；二、按照政府权力向社会缓慢而不平衡地扩张的说法，政府谋求把行政机构扩展到村级；三、按照革命过程的说法，通过革命过程，旧的政治神话和社会结构被摧毁，新的阶级被引入政治，新政权在一个根本不同的观念形态和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1所有这些观点都提供了深入的见识。有政权衰亡、政权空白期和重新统一。历届政府确曾试图扩大其权力，集中控制，改组金融和行政。但是，总的说来，我们认为，这150年的历史可以更适当地详细解释为：脱出从旧政权控制的社会革命运动、新社会阶级的出现、政治关系的重新确定，以及新的国家结构与观念形态的创立。这是一个不平衡的、阵发性的和常常流血的过程。 同更年轻、更小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现代变革过程是缓慢而曲折的。随着政府开始在社会中显得更加重要，渗透和参与的相互关联的现象，以及国家建设和动员民众的相互关联的现象，形成了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但两者都发展缓慢。在中国，如同19世纪在别处一样，现代火器，蒸汽机车和轮船、电报通信开始使用，但是清政府应用这些东西以渗透到社会，直至乡村和家庭，却迟缓不前。推广识字、办报纸和邮政同样缓慢，抑制了民众对政治的参与。关于无所作为和只能逐渐地、勉强地实现的潜在可能性的资料，无疑反映了晚清政体所固有的力量。尽管在1800至1949年间出现了变化，杰出人物统治论和权力主义的基本特点依然顽强地存在。 清代权力机构的失去平衡 满族统治的清政府和中国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规划的。一旦完成了征服，就为异族统治很好地树立了种种范例，以致反满情绪主要表现在对明朝的儒家式的忠诚上，而不是表现在汉民族的民族主义上。基本上沿袭明朝的科举考试制度，把上层阶级的利益与君主国家连结在一起，构成了地方和京城之间的桥梁，有助于维系正统的意识形态。1其他几种基本安排进一步规定了国家和社会的种种关系。 第一，在征服之时，上层名流在很大程度上把接受满族的统治作为恢复秩序和稳定的合理代价。作为回报，他们可以保留大部分地方上的社会地位和利益。2第二，政府接着采用的田赋及其他政策，促使华北大庄园解体和抑制了南方地主的势力。这两种政策意外的结果是，由于名流不控制大量集中的经济（和潜在的军事）力量，政府愿意让他们有相当大的自由；他们也愿意支持一个一般能照顾他们利益的政府，而晚明时期逐渐形成的贫富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1第三，初期的满族统治者保持低税，供养的官僚比较少，所需经费不多，并且未深入到县以下。这项从明朝继承下来的政策，为具有儒家思想的大臣们所支持，既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也因为这项政策符合他们拥有土地的家庭的利益。在清初，官僚机构规模小，部分地得到有效的驿站系统的弥补，官僚的报告由集中到皇帝的个人情报收集网加以补充。2 但是这些措施只是绕过了、而不是直接面对越来越发展的行政不深入的问题。18世纪初，雍正皇帝作了一次认真的尝试，为地方政府和官吏薪俸提供适当的经费，但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不得不缓慢推行。3到18世纪末，人口现状使官府和社会之间的平衡陷入大混乱。人口的增长、商业和城市的扩张，超过了官府监督民众或提供必需服务的能力。仓廪制度的崩溃是一个征兆。在这些情况下，官府不能总是不变，正式文官的数量相当稳定，大约为2万名，其中一半在京城供职，但是为人数多得多的低级的胥吏、听差和有公务的私人仆役与较高级的私人秘书所补充。胥吏的数量因县的大小而异。1政府为控制这类次官府人员和秘书的数量和活动所作的努力是不成功的，因为人口增加需要更多的低级职能人员去执行必要的公务。在整个19世纪，捐纳增加了虚拥功名者的队伍。在19世纪后期，由于增加了专办外交、商务、工业或军事的官吏，由于经常雇用办理官方事务的委员，由于增加了新的专务公署，文职官僚进一步增加。增加的速度因20世纪第一个10年实行新政而急遽提高。 特别在19世纪的后半期，政府努力用征收田赋附加税来调整财政，并且显著提高了包括对外贸易关税在内的商业税在税收中所占的百分比。一种估计表明，政府的岁入按流通的银两计算，在1753年和1908年之间约增加了三倍（如按物价变动调整，实际增加一倍）。2然而，这是不够的。清朝政府无法从由于经济增长而增加的国民生产额中，提取足够的份额。只是在19世纪中期镇压叛乱的军费使财政非常紧张以后，国家才认真尝试改革。此后，中央政府似乎从未能控制它的财政状况。地方政府同样一直经费不足。在清朝末年，大宗赔款严重地损伤了财政已经困难的政府，政府正试图急剧地扩大其职能。1900年以后，为筹措地方改革的费用而增加附加费和新税种，与其说有利于财政的稳定，还不如说更促使政治和社会动荡不安。 除去困扰清朝财政政策的各种结构问题之外，还有大批文献表明，在19世纪，官僚政治受到官吏**的损害，君主政体由于皇帝的腐化而削弱。尽管考虑到有一些夸张，但看来官吏赖以为生的包税制固有的**，已经牢牢地扎根于地方政府税收及其他许多方面，以致不采取最激烈的改组手段，就不能肃清**。然而，在较高的级别上，除乾隆朝晚期以外，**并没有严重地威胁到要吞没整个官僚政治。行政的控制和规章遏制了官吏的主动精神，但使政府机关保持运行。在18世纪期间，军机处已逐渐从皇帝能借以避开正规官僚机构的非正式的工具，变成一个主要的、本身有权制定政策的机构；甚至在清末皇帝很软弱时，它也能使政府保持运转。1在19世纪初，由于官员们决心防止大规模贪污**在朝廷重现，改组了内阁，确实改进了公文流通，使高级官员对朝廷有了更大的影响。此外，在19世纪大部分期间，皇帝得到了一些非常能干的官吏（从阮元到张之洞）在政府供职。能做到这一点，与其说是由于他们为之供职的皇帝的能力，不如说是由于19世纪的严重危机。即使如此，19世纪的几个满族统治者也并不都是十恶不赦的；而朝廷上的其他成员，也只是在满族统治的最后二三十年，才似乎对政策施加了真正灾难性的影响。 清政府的结构充满着缺点，但崩溃主要不是由官僚制度内部的不当，或朝廷的堕落引起的，而是未能与社会发展相协调。19世纪中期大规模的叛乱表明了问题的存在，但未能瓦解政治和社会的结构。要了解帝国制度的覆灭，人们必须着眼于来自名流阶层的政治挑战。 名流积极精神的兴起 上面已经谈到，这个运动很自然地起源于传统名流阶层的融合和分裂。到19世纪初，日益扩大的社会积极性，在经济、社会和管理的非官方活动的增长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政府却阻挠政治表现或政治权力再分配的任何相应发展。这一形势在整个19世纪期间加剧起来，因为社会的团体在进一步扩展，而下层的官府职能人员也在增加。对权力再分配的要求并没有仿效欧洲模式。在这个一体化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没有可与欧洲封建贵族相比的军事上强大的群体，也没有如欧洲市民那样的处于边缘、但在经济上却是最重要的阶级，能够要求政府作出让步。满族朝廷一直对国内军事挑战的危险非常敏感。尽管旧军事势力衰落，但它尚能维持对新的区域/地方军队的指挥将帅的控制，这些军队是为镇压19世纪中期的叛乱而建立的。最初挑战的出现并不是由于直接政治对抗，相反，是由于身处边缘位置的人发挥主动精神和表达意见，这些人接受现制度，但担负了更主动的对付时常发生的危机的职责。在政局内外的人们之间，在当时国家结构的三个领域——官府以外的士绅界、都会的低级官吏层和条约口岸——之内，紧张关系发展了。他们迫切要求权力再分配，即向外从政府到社会领袖人物，向下在行政结构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第一个10年中，这种逐渐成熟的反对力量结合起来，并向当时的当局发动了正面攻击。 士绅管理公用事业的兴起，是因为官僚统治机构没有能力在水利、公共秩序与公共福利等方面，为地方提供必要的服务。例如，堤防管理在明代是行政部门的责任，但里甲制度崩溃之后，必须制订一种新制度。1由衙役管理，充满了因**和经费不足这两方面而产生的问题。士绅的管理和捐助提供了一种替代的解决办法。现存一些17世纪上海和宁波等地区士绅参与公共工程管理的相互无联系的资料。在18世纪下半期，地方士绅看来更频繁地参与了公共事业管理；而到19世纪初，人们开始发现有关绅董、董事的专门资料。2“绅董管理”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的速度发展，视地方的需要和当地名流的活动能力和财富而定。但是，到19世纪中期，看来这已是普遍的现象。商人和士绅一样，也管理公共机构。像汉口等城市的行会把向会员提供的服务扩大到整个社区。1 自治管理在19世纪下半期，分三个阶段迅速发展起来。最初的推动出现于19世纪中期的叛乱期间，当时地方名流组织了民团，并承担税收和其他通常由官吏行使的地方权力。第二个推动出自叛乱后重建的需要。承担救济与重建的主要责任的地方人士，把他们在教育和福利方面的活动扩大到官府外的管理中属于地方民政结构主要部分的领域。这些活动的经费，主要来自捐赠，即名流和企业的捐助，以及官吏不能完全控制的商业税款。扩展的最后阶段开始于90年代中期，当时有功名者和绅董开始在教育和工业方面从事自强活动。1902年以后，绅董管理的职能已以协会、商会和事业局的形式而正式化了，这些会、局作为清政府新政的一部分而由诏令设立。2 19世纪管理工作的激增，打乱了地方名流和官僚制国家之间的平衡。士绅往往被描绘为官吏（特别是知县）和地方社会之间的中间人，与双方分享某些利益，有时联合一方，有时联合另一方，有时在两方之间斡旋。3新的从事管理的名流没有放弃19世纪的这一作用，但是，在知县变得不太得力的时候，他们会日益取代地方政府之中的官僚。1虽然名流只是在1909年选举出的谘议局成立时，才被给予地方政府中的正式规定的任务，但是，由名流社会合意挑选出的绅董，实际上在前50年已成为一些地方行政机关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个现象已被看作既与地方军事化有关，也与权力的分散和权力的地方化有关。然而，只要清朝存在，就不可能表现为简单的趋势。有些地区在叛乱之后继续实行军事化，枪支分散在民团和土匪相对抗的乡村。但有些官吏在努力解散民团和控制乡绅取得警察或军事权力方面是坚决而成功的。与此同时，地方名流的权力又在与学术、商业和社区的利益有关的非军事事务方面，有了新的可观的增长。 这个趋势最有力地出现在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区，而以长江下游最为突出。在那个区域，农村的动荡不安不只是引起名流向城市迁移，也激起了管理活动，目的不仅在于地方治安管理，也在于缓解某些酿成麻烦的根由。这既不完全是乡村的活动，也不完全是城市的活动，因为富裕的、受过教育的“乡村”名流在城市有商业利益，并与高级官僚有联系。他们设想，民间倡办的事为上层采纳，或许能改变国家政策，并把他们带到家乡之外的公共服务中去。这种演变有若干特点。 第一，与官吏阶层抗衡。名流阶层深信自己的自治管理优于官办活动。他们的主要怨恨指向低层官吏。大多数较高层的官吏赞成有利于公共组织和公共秩序的管理活动，但是，当有魄力、有维新思想的官吏与同样有魄力、积极从事公共活动的绅董——他们确信自己是地方各种需要的最佳裁判者——接触时，争论就有可能爆发。像丁日昌这样的巡抚，他力图限制地方名流阶层，并加强知县实力作为行政维新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对官府之外倡办的事存有戒心。例如，当商人反对厘金税，或地主士绅力图取代衙门胥吏和差役管理田赋征收时，同官吏的紧张关系就可能加剧。1 第二，爱国主义。许多绅董把他们的活动力看作管理国家事务的才能，是对时代需要的反应，涉及到更广阔的问题。那些经历叛乱而感到震惊的、所受教育（常常还有他们的前途）是以公共职责为目标的人士，完全能够按照民族的框架考虑他们的活动。这一普遍化的倾向，在19世纪末期又因对外国威胁的爱国的反应而得以加强。 第三，社会凝聚力。绅董属于非正式的、贯穿市场结构和区域界限的士-商和官-绅社会网络。在长江下游，分崩离析的旧学术界的残存学者，如丁丙，重新致力于管理事务；官员们致仕后致力于家乡的各种问题；富商管理地方的事业机构，并为它们设置基金。名流管理的事业机构，在城市等级的各个层次——下至集镇——建立起来，但常与高级官吏有联系。总之，地方管理不是孤立发展起来的。2 第四，扩散。管理活动势将扩展开来，不为所在地域或城市等级的层次所限制。有些个人在他们事业或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地方管理自治的事业机构。县城里的其他绅董，遍历县境监督村、镇的附属机构。在一地学得的管理技能可用于他地，地方的机构可用来作为在其他地区活动的基础。 这些特点，在动员长江下游的福利机构向70年代末华北严重水灾和大饥荒的灾民提供救济中得到感人的说明。在上海和其他三个浙江、江苏的主要城市，士绅和商人们为外国的例子所激励，建立了救济委员会。福利事业机构和公开积极活动的个人，在小城镇募捐，并把捐款转送到这些中心。捐款然后送交救济委员会的代表，由他们在灾区分发救济款。概略的收支清算帐目和救济活动的报告公布在上海《申报》上。通过这一募捐运动，地方事业机构为国内不同地区进行的自主活动筹集资金，从而对长江下游绅董认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危机作出了回答。组织工作完全在官府结构之外（虽然有密切合作），由名流管理的这些团体，在筹集资金方面比官吏更为有效。最后，报纸在促使公众注意灾情，在通过登载捐款人姓名、为救济委员会提供专栏等方法以鼓励捐款方面，都起到关键的作用。参加者十分清楚他们活动的自主性质，《申报》把这些活动说成是“民众捐献，民众管理”——这一说法也用于地方管理的活动。1 这种非政治性的参与公共事务，由于名流们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并认为应当考虑他们的意见，终于助长了他们的政治要求。然而，直到1900年，除了个人接触和庇护网络以外，仍然没有任何机制能把公众要求传达给政府。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异化和要求更广泛地参与决策，也在官僚内部蔓延开来，但起源应追溯到18世纪末。嘉庆皇帝虽然设法重新得到乾隆末期因朝政**而感到幻灭的官吏的效忠，但是，19世纪连续不断的危机一直使人怀疑这个制度的生命力，并导致要求更广泛的咨询以谋求问题的解决。这类要求是京城较低级官吏提出的许多建议和批评中原来就有的，未得到重用的官吏苦于无发表政见以影响政策的有效途径。甚至在19世纪初期仍不可能就政府应如何运转达成意见一致，而到30年代，爱国主义助长了引起分裂的积极精神，如许多官吏要求终止鸦片贸易，并批评那些不能打败英国人的领袖人物。1 效忠皇帝的省的汉族首脑，把清王朝从19世纪中期的叛乱中拯救出来之后，中央统治各省的权力不得不在较少**的基础上重建。新的地方军队使八旗兵黯然失色，清政府像在17世纪中叶那样，再次面临在利害关系的结合中谋求省的高级官员合作的必要性。2对外政策的讨论在与俄国的伊犁危机、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期间达到**，朝廷的虚弱使得对外政策的讨论较易突破先前限制官吏表示意见的束缚。在这些危机中发表的“清议”，标志着政府内部开始有反对的舆论。不管某些批评多么不公正，某些攻击多么判断失当，它们所留下的是正在形成的确信：某些主要官吏不可信赖，清朝政府不能保卫国家，而解决的办法在于扩大政治参与，以便上层阶级的舆论能够上达。京城里斗志昂扬的爱国精神就这样与名流领导的社会动员和制度上的维新观念结合起来。1 促进对立的舆论和更广泛的政治参与的第三种主要力量，来自居住在条约口岸城市的人们，以及为数较少的曾在海外旅行的人士。他们是最早把西方的方法、观念和价值观介绍到中国人士当中的一些人。条约口岸不仅吸引了社会边际的买办，也吸引了那些在这些城市中心颇有建树而与家族和故乡未切断联系的学者和商人。这些人为自主的地方管理提供金钱和组织上的推动力，有时还直接领导。他们带头对政府专横的措施提出质问，而外国租界则使他们得以免遭其害。2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条约港口的报纸加速了他们的异化倾向以及国家和名流社会之间的对抗，并且部分地使之明朗化。王韬受到外国报纸的深刻影响，当时在香港开始主编《循环日报》。同样有重大意义的，是在上海很成功地创办了第一家日报《申报》。从此以后，报纸提供自主的管理活动的消息，并为这种活动提供理论基础。报纸是介绍外国各种可取办法的知识源泉，是批评官吏的论坛，也是爱国情绪的有力的催化剂，助长了对清朝官吏的不信任，并通过表达共同的看法，把各地出现的反对力量结合起来。 清末的新政与革命 戊戌变法是这种舆论和政治要求增长的第一次**。甲午战争之后纷纷建立以政治为目的的学会和其他社团，这是一个全新的转折，宣告清代关于公开的公共政策活动的禁令的结束。维新运动的某些方面曾受到格外的注意，特别是戊戌百日维新；当时维新党控制了京城的政策、湖南的维新运动和聚集在康有为、梁启超周围的一群人的思想和活动。事实上，维新运动传布更广，并得到更众多的名流人士的支持。以浙江为例，地方志和报纸的报导说明，有相当大的压力来自士绅和商界，尽管浙江通常不包括在重要维新活动中心之列。同浙江一样，在维新派领袖从地方上流社会顶层出现的一些省份，对于维新并没有多少思想阻力。起初，问题不在于维新本身，而在于追求什么样的维新，以及这个官僚政治的君主国能否接受来自其结构以外的政治上的创新活动。在最极端的维新分子取得突出地位的地方——主要在京城和湖南——他们因奋力争取急速的变革，攻击基本的儒家家庭原则而与温和派不和。处于中枢地位的政府，等待温和派渐渐疑惧，然后拒绝扩大通往政治权力的途径。盘踞在官府与朝中的重臣过于强大，不动用军事力量是不能把他们除去的。1898年策划北京反维新政变的人，不仅保守，而且主要考虑满族或王朝的统治，关心保持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对社会的**统治。结果是，他们拒绝了最后的机会，未能在当时的政治结构内协调社会的首创活动。1反维新政变的冲击波冲击了名流社会中公开积极活动的那一部分人，加重了他们对朝廷的不信任，与朝廷益发疏远。起初，不清楚逮捕牵连多广——名流广泛从事维新活动的地方，如长江下游，许多人有理由感到不安。进一步的对立，是由任用满人取代各省汉族高级官吏的政策引起的。此后不久，朝廷支持义和团，支持处决反对义和团的官吏，1900年非理性的种族主义引起的灾难性的国际后果，疏远了范围更广泛的名流人士，他们对助长社会动乱的危险非常敏感，并厌恶再次挑起外国入侵的政府。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京城官吏怀着幻灭的心情纷纷辞职还乡，京外的学者坚信他们不能为清政府服务。排满在整个19世纪原是潜伏的、躲躲闪闪的态度，如今与反对**压迫结合起来成了公开的政治态度。也许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对满族统治的攻击是1900年夏在《申报》上出现的。1有些人认为，政府一旦在1901年后开始了新政的进程，只要它能维持控制更久一些，它就能成功。这样的论点低估了这样大的国家的变革问题，但却正确地表明了清政府官办维新运动的活力与在短短几年中取得的迅速进展。这种论点的缺点，在于它低估了在官僚政治的国家和名流社会之间出现的政治隔阂。 参与和控制，而不是维新，继续处于清朝最后10年冲突的核心地位。北京政府把维新与集权和延续官僚控制的目的结合起来，这一做法激起了反对。2一位最坚定地主张维新的总督张之洞，在由谁控制铁路发展的问题上和名流人士意见相左，尽管两者共有强国和实现工业现代化的信念。只要领导的名流被赋予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任务，他们就可能参加政府，或与政府合作；但当官吏再三设法限制外界的积极活动时，他们就拒绝给予支持。 发动辛亥革命的反对派是由与官僚政府的基本冲突形成的。3反对派是从一些具有不同利益，对政府和社会具有不同观念的名流社会群体中发展起来的。然而，就自由民主的意义而言，这些群体并不是作为利益集团而发挥作用。中国社会的总体性过强，名流阶级内部的差别太不显著，社会-政治观念对于急剧地采取西欧的特别是美国的模式的政策来说，是过于强调整体性了。不同的名流阶层——不论是老的还是新的——的成员继续由家族、地域或其他纽带互相联系在一起。反对派的成员也共同具有一些基本观点，他们是民族主义的，相信某种程度的民众动员，希望重新分配政治权力以提供范围更大的社会参政，并且易于感到被清政府官吏所出卖，易于不信任他们。19世纪最后10年的主要政治运动，如1905年的抵制美国货、省办铁路风潮和立宪运动，都广泛地表现并动员了反对集团的联合，还牢固地把民族主义的感情同他们争取代议制政府的要求联系在一起。1同盟会和康有为领导的立宪保皇派之间的激烈竞争，在海外的流亡者中发展，但是，他们在东京、东南亚和美国的斗争，并没有在国内重演。 在国内，反对派不同成分之间的分歧，没有反对派全体和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之间的分歧那样大。他们的作用是互为补充，而不是竞争的。革命党人提出的共和抉择终于被接受，认为比有害的、钦定的立宪政体更可取，后者旨在谋求控制，而不是扩大官府外的参政范围。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前景，是在更自由更公平的社会基础上建立强国；他们在必要时的英雄行为，赢得了公众的同情。他们的暴力策略有助于使一个顽抗的政府陷于不合法的境地。革命党人打入的一些新军部队所提供的军事力量，是不可靠的秘密会社同盟者所无法提供的。商人与士绅、企业与专业的名流人士提供了部分社会支持；没有它，辛亥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在19世纪中叶，名流人士支持清政府镇压叛乱以保全他们的地位。在1911年，他们通过支持革命反对他们已经疏远的政治制度，以保卫他们的利益。商会、教育会和省谘议局都充当了上层社会的动员工具，推动了反对派前进。经济状况紧张，自然增加了清末最后10年的动乱。通货膨胀、铜钱贬值、田赋附加费、长江和淮河流域再次泛滥，尤其是为地方新政筹集经费的各种新征杂税，促成了**的社会动荡。在有些地方，这些紧张状况使下层阶级和占支配地位的名流人士发生冲突。例如，在有使用暴力倾向的河南农村社会，同盟会竟在土匪的队伍中找到了同盟者，后者与民团或者与政府支持的士绅领导的乡村自卫武装对抗。11911年，以村为基础的农民军，从受市场丝价暴跌和受广九铁路通车后洋米进口竞争打击的地区，会集于广州，并在这座城市住了几周。1城市民众也在广州、上海和其他大城市参加了革命。 然而总的说来，在1911年，革命是因中心地区的经济增长，因中国卷入世界贸易，从上层而不是下层社会的社会组织中出现的。它不是严格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完全是城市的革命，但它确实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的地区，并由这种增长产生和加强的集团领导。它成功地阻止了一个过时的官僚君主国家，将自身转变成现代**国家这种早就注定要失败的努力。它并没有解决缺少强大军事力量的、扎根于地方的民众运动，怎样得以创建一个新的全国性政府的问题。 民国政治的动向 因为中华帝国晚期政体的主要特点，与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特点同样根深蒂固，20世纪前半期经历了新与旧、创新与反动之间的常常令人困惑的摇摆。有现代意识的爱国者希望中国复兴，常以早熟的见识探索和讨论大量来自国外的当代政治思想。2然而，尽管他们的思想丰富，范围宽广，但是中国政治的主要倾向是起源于清末已渐渐形成的形势。 首先，自唐代以来，崇尚儒家思想的君主帝国借以统治中国的大量学说上的信条与制度上的惯例，继续解体。3要把这一切重新予以调整并非易事，因为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在不断变动，迅速变化。最后，一致的信仰体系和世界观，遴选自学成才的官僚的官方考试，专横而恋栈不去的中央领导地位，对司法、教育、监察和军事权力的垄断——所有这些旧中国政权的因素，直到1949年以前都不能充分地再起作用。而1949年以后，不论它们的内容，还是它们的总的结构都完全不同了。 在辛亥革命的四年内，显然，无论是遵循清末原始自由民主动员的道路，还是中央统制经济的现代化道路，都不会取得真正的进展。在1912年—1913年，当新组成的国民党在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国会选举中获胜时，城市名流参政的趋向仍在继续。但是，无论国民党还是它的竞争对手进步党都不过是“名流联盟”，即使在受到限制的大约4000万全部选民中，两党的支持者也是少而分散。1虽然宋教仁希望他在绅商名流中的追随者能控制新的中华民国政府，但是，多党政府也受到孙逸仙这样的政党领袖怀疑，以为它会造成分裂。21913年，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解散国会和省议会，结束民国初年兴旺一时的数千个地方议会，从而结束了中国的议会民主的实验。3袁世凯建立他的独裁统治，包括恢复考试和加强文官以控制军人，以及对被击败的革命党人采取检查、监视和恐怖活动。他成功地铲除了广泛参与地方政府的尚未成熟的制度萌芽，但未能赢得那些新进的名流的效忠。袁世凯的事业因恢复君主政体而招致毁灭，他于1916年死亡；由于把中央权威等同于恢复帝制，这进一步损害了中央权威的信誉。 接着出现军阀割据，值得注意的是，主要不是由于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合理化的中央行政机构的解体（如往昔的皇朝空位期），而是由于这种“政治权威总崩溃”。1这种趋势由共和政治的三个方面显露出来：黩武主义、寻求合法性的思想、政党独裁的兴起。 军事势力在19世纪已开始增长，并改变其性质。19世纪中期，总督个人组织的军队开始了这一转变。但这些军队仍然是儒家道德领导原则和部队对军官相互忠诚的例子。2然而，在19世纪后半期，军事势力的发展渐渐与工业的变化连结在一起。兵器制造——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和福州马尾船政局的造舰业就是例子——成为自强运动的中心内容。3袁世凯在清朝的事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足以说明，到19世纪末，现代军队的创建者怎样能够成为官僚政治中的一股势力。 随着清朝的灭亡，不再有吸收军事领袖人物的长期稳定的合法政府。袁世凯及其下属北洋军的将领——在袁氏死后，他们成了军阀——面对一支具有新的地位和倾向性的军队，处于军事力量对现代政府不可或缺的环境中。1首先，引进的现代工业化的战争技术，产生了炮兵、工程兵和通讯兵等专门兵种。必要的训练需要办军事学校，军校学生成为有军事学识的人，是国家新学生群中的一部分。第二，同别的学生一样，这些新军人可能受爱国精神，而不是师生间忠诚的感召。军人爱国者像黄兴、蒋介石出现于他们各自的时代。总之，民族主义使这样的军人变得崇高，作为其必需的第一线领导人。它也要求他遵循一种新的奉献方式，而不只是命令和顺从。新的军事技术使得军官团像法规、政党或银行家一样为政府所必不可缺少。在一定层次上，从儒家思想灰烬中产生的尚武精神，既改变了国家的结构，也改变了国家的观念形态。孙逸仙作为大元帅，再度加入广州的军阀冲突，而他最终的继承者实际上就是一个军阀。2从另一意义上说，黩武主义使政府保持统治更加困难。拥有自己军队的部属背叛自己的司令官，实力大致相当的军阀部队进行私人战争；破坏和分裂使城市名流不仅反对军阀，而且反对不能控制军阀的政府。这支新军从此以后成为国家的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它若不是也吸引非军方的支持的政府的一个部分，它也不能单独打败对手和重建中央政府。清朝直到它统治的最后几年，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名流一直认为是合法的。它的继承者也必须在新的基础上赢得类似的承认。 主要对日本的侵犯（1915年的二十一条；1919年凡尔赛和约；1928年的济南惨案； 1931年的东三省“九·一八” 事变）作出回答，爱国精神继续在城市民众中扩展，思想骚动由于民族主义的感情而加剧了。1与此同时，政府权力的分裂也暂时为思想自由与学术自主打开了窗口。于是，在英、美、法三国影响下，中国自由教育经历的新时期开始了。“科学”是现代化关键的新信仰，加上出洋留学、职业专门化、大学自主等，使国家在现代世界上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学术团体之兴起成为可能。2同时，知识分子为无数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新传统主义的等等学说所吸引；他们组织学会，出版刊物来发表他们的意见。 与这种开明的多元论脆弱的发展平行的——特别是在高等学校——是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体系，一种普遍的“关于社会的科学”的倾向。3从一开始，中国革命者就倾向于把俄国看作“全世界革命进步的范例”。人们在中国可以观察到的许多社会问题所引起的忧虑，因帝国时期的儒家思想遗产连同其对“人治”的信仰而加强了。4简单的民族主义的确是不够的。人们已经不是仅仅抽象地研究理论，因为国际危机和国内危机把名流和城市居民的注意力引向政治。政府若不能满足人们复杂的，有时是矛盾的对经济进步、国家强盛公平原则和代议制的渴望，那么，容易激动的、独立的诸多城市集团就不会给予政府以真正的合法性。 在这种形势的背后，国家权力合法化的神话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威严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帝王的统治受到支持，是靠他维持社会秩序的适当行为，能在包括自然和人类的有机整体宇宙的中心点发挥作用。礼天生地深深植根于这一有机的宇宙之中，所以帝王的统治是物性中所固有的，而不是像在西方那样，是由一个超验的神或法从人类舞台之外强加的。1中国统治者凭借在国内维持统一，更容易在与国外交往中维护其对其他统治者的绝对优势。但是在19世纪，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边缘的扩张，破坏了中国与毗邻国家的宗主-纳贡关系，随之也毁灭了天子所要求的绝对优势。2清朝在国际上的软弱，连同西学的流入，破坏了至尊的儒家思想的权威性。 在20世纪，它为最高国家权力归于汉族的民族主义神话所取代。《孟子》“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名言，可以重新解释为一种中国形式的民众主权。这一西方的观念早有拥护者。梁启超是它最早的推广者之一。这一观念又为孙逸仙所采纳，并早在1905年就郑重地载于三民主义之中。民众主权的神话表示了政治觉悟的提高、参与和动员，但它很少讲到如何把民众政治联结到国家的权力结构上去。 政党是在新的共和制下真正实行民众主权的工具。政治制度上的大革新是在1912年以后的10年内开始出现的，作为君主制政府的后继者的政党专政。一个单一的政党作为动员、灌输和控制的工具的出现，意味着作为多元的、代议制度的结党活动在中国的失败，也是议会政治的失败——一种在20世纪发展较迟的工业国家广泛遇到的现象。 同盟会在1912年扩大，组成一个议会的政党——国民党之后，它在多党政府中发挥的作用因袁世凯的独裁而夭折。然而，名流政党是一个社会组织，比小派别更有原则性，比阴谋活动更为公开，这种看法已经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尚未建立起来的是立法和行政两权分立的理论，而这正是正直的西方式反对派有实效的政治斗争的先决条件。可是，旧式的对个人的忠诚，继续产生宗派主义，并且在没有合法政府的情况下产生分裂。孙逸仙不愿采取西方民主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而是加上了考试权和监察权，创立了五权宪法，为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所采用。1中国的这种五权分立，工作起来并不比西方的三权分立为优。当蒋介石成为国民党领袖时，他把权力建立在党、军队和政府的三元基础上，每一系统都由他亲任首脑。同样，法律为满足商业的需要虽然有所发展，实则仍只是行政的工具，宪法几乎像美国政党的党纲一样易于更改。 在如此不利于多党制的情况下，中华民国的政党沿着两条交叉的路线发展——一是作为灌输和控制的手段，一是作为革命动员的工具。孙逸仙早年发展了训政概念，认为政党的使命在于动员民众参与政治，同时指导民众的政治行为。在这个观念的背后，存在历史悠久的孔孟信条，即伦理教导和楷模的力量导致美德和善行。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维新派与革命派已经一致认为，中国的领导人物必须训练迄今在政治上缺乏活力的民众作为公民积极地参与新形式的国家政治。到了1914年，在孙逸仙的观念中，训政任务必须由拥有专政权力的政党来承担。2这样，甚至在列宁主义政党的专政尚未在俄国实现并移植到中国之前，就已为它的专政准备了条件。 由政党垄断灌输和动员民众的主张，如果同政府权力结合起来，就具有空前的控制潜力。如果官吏除去通常考虑的利害和忠诚之外，不受任何检查，那么，现代运输、通讯和火力的技术与现代灌输、操纵和控制的技术结合在一起，就开辟了20世纪干涉主义的政府几乎不受约束地渗透进社会的可能性。在王朝统治下，儒家仁政的神话和实际的技术限制，保持了帝王的威望和国家高压统制之间的平衡。维持公共秩序和适当的行政，不仅依靠监视与高压，也依靠广泛地、持续不断地灌输儒家的等级制原则和相互依赖的原则。科举制意味着思想合适的人向上流动。儒家关于不同等级的义务与责任的说教在乡村得到了执行，并且渗透到家族体系中。政府靠道德权威的程度，几乎和靠高压手段相同。 皇帝的消失也结束了他的道德权威，其后袁世凯与军阀政府由于缺乏合法性，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军事实力。在20年代，当国民党和**按列宁主义的模式组织起来时，两党以各不相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为基础，都对合法性提出新要求。然而，两党不久都不承认对方的道德合法性，并力图消灭对方。 列宁主义政党的第二种作用——也是它出现在20世纪中国的原因——是作为革命的一股力量。革命政党的吸引力是多方面的：急切地关心普通老百姓的平等；要求承认科学的威力并为行动提出战略战术的世界观；爱国的和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在规定排他性同志关系的同时，能够满足最坚持是非之心的大胆反叛等等。对正在成为中国救星的化身的党的忠诚，是一条前进之路。1 然而在民国时期，这些吸引力，是以党继续起政治和社会变革工具的作用为基础的。无论是**还是国民党，都是作为革命政党而建立的。这些共同的，再加上他们的民族主义和共同反对军阀统治的态度，使得他们早期有可能合作。但是，毫无疑问，在两党获得支持的那些名流当中，支持革命的意见并不一致。此外，1923年至1924年期间，国民党的列宁主义的改组，对原已成堆的地方派系和个人派系——它们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05年同盟会的合并之前——又是一种新的增加。在1927年至1928年间，赞成社会暴力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要末赞成非暴力变革，要末赞成维持社会现状的国民党右派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又增加了旧有的派系活动。这时，集中了大权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政治会议，很快为军事领袖蒋介石所支配。对左派党员的清洗削弱了信念，而且，由于国民党变得更像一个维持现状的党，孙逸仙的思想只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口号上，已不能吸引多少知识分子。国民党虽然有每周小组例会以及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的集中制控制，但它一直充满了严重的派系斗争。 中国**将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在维护党的团结方面做得更有成效。当他们被迫在城市转入地下，被挤到国民党和军阀统治薄弱的边远农村地区时，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灵活地适应环境。但是，他们更加旗帜鲜明地献身于原先的革命事业。 本卷的后面几章，将从不同角度对不同时期中国政府的问题进行评价。总的来讲，民国时期的几届政府在清政府曾行使权力的不太需要雄心的领域内，不如清政府有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官员进行干涉的雄心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这样，当他们不愿和那些本可支持和参与他们政权的城市名流分享权力时，政府官僚们的负担就增大了，当他们的合法性有赖于统一的中国时，尤其如此。对下述论题，可以大加议论，即国民党政府声称要包揽——至少是潜在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和所有地区，这就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控制问题，以致政府的大部分精力消耗于自我维系之中。这像经济上“高级平衡阀”的一个对应物，在政体上可以称为“安全维系综合症”。国家税收不得不流向与竞争者作战。官吏们不可信赖，特别是在下层。1官僚间彼此监视，注视着永远可疑的群众，其程度之严重使得变通和革新变得困难重重，特别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加剧了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以后。 在重新巩固国家权力方面，另一部分困难在于19世纪即已开始的名流阶层的积极精神和从事政治活动。面对已经组织起来增进其自身利益，或对国家政策已有自己议程的名流，民国时期自封的法定政府不得不扩大自己的权力。基础牢固的农村名流、城市商人和专业人员以及知识分子，都给国民政府提供某种支持，但是许多人从来就没有完全效忠过。2对不同政见的压制，由于疏远了越来越多的观望者，恰恰导致了令人担忧的不信任和反抗。国民党政府专心致志地扩大和保护他们的权力，仍未能有效地掌管地方事务，也不可能制定一些能扩大群众参与政府工作的制度。许多暴力和反暴力的循环相互助长；而那些既不宽容政府，又不愿冒险去反对它的人，则退而从事个人的追求或地方事务。 在这一时期，至少有三个政治活动领域。首先，是在一个范围狭小的圈子里，政府内或政党内的派系争夺权力，而外界那些可为这种政权接受的人，则同官员建立联系，以保护或增进自身的利益。1第二，是城市里反对派的政治活动，包括群众游行示威和其他通过组织活动和报刊表达的异议。有时采取暴力方式的名流人士（和工人运动的某些同盟军）的动员，逐渐与在城市里的**人和其他左翼人士的秘密组织活动融合在一起。第三，是农村中的政治活动，包括这样一些不同的组成部分，如怀有自治野心的地方军事首领的争斗，政府致力于收税和纳税人尽力逃税，以及地主对农民非政治性的社会反抗的压制。2这些政治关系遵循庇护和掮客的模式，当这些运转机制崩溃时，暴力活动便随处可见。 **被赶出了由国民党控制的城市后，在农村推行其革命纲领，并在边远的农村根据地同当地的当权者在战时环境下展开了竞争。3**人还没有国民党政府所担负的种种行政问题的负担，得以采取各种灵活政策，在他们试图建立根据地的任何地方，发动群众倾诉最为紧迫的社会苦难，以推动他们的革命事业。例如，在山东和河北，使农民的不满政治化的“阶级斗争”，指向“土豪劣绅”和税吏，农民们认为这些人比地主更暴虐。1温和的再分配政策和给非党名流以某种政治发言权的范围很广的集会，足以促进更广泛的村民参与**控制下的地方政府。**给予对社会不满的人以政治引导，开始从社会基层建立政权。2不过直到1949年以后，充分扩大政府权力的可能性才得以实现。 20世纪的这些变化，再次引出了个人对于国家的关系问题。综观整个历史，中国作家一般只强调个人对统治者、对农民或其他人的责任和义务，很少关心关于人权的任何学说。3另一方面，正义的概念和对非正义的忧虑，在中国则随处可见。西方对法治和公民自由权的更加特殊的关注，激励19世纪的西方人坚持要求治外法权（即驻华使节有权审理在华犯罪的外国人），这是1842年至1943年的不平等条约的中心内容，并且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于是人权——现在正是这样称呼的——就成了帝国主义的重要部分。关于在中国新政府框架之内的法治和公民自由权的前景，近时仍有不断的探询。 在何种程度上将公民个人置于首位，在何种程度上将个人所属的集体置于首位，一直是以中国和西方价值体系之间的公认的文化差异为基础的一种选择。这或许可以看作一个需要强调的关系重大的问题，可是它仍然未超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中国政治生活中人民——名流和各种普通人——的作用问题。就这样的广义而言，“民主”问题，不管如何界定，都是中国革命日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同类的倾向，即在政治活动中，政府渗透到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中去的倾向，是从晚清继承下来的。中华民国面临重建强大国家和扩大民众参政之间的久而未决的关系问题。1这种紧张状态又因年轻的共和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而加剧了。 1 19世纪王朝衰亡的循环理论，或以朝廷失控及由此而引起**和混乱立论， 或以伴随地方军队兴起而来的权力分散立论，见于梅谷：《19世纪中国的地方 主义》（斯坦利·斯佩克特，《李鸿章和淮军》一书和序言），和萧公权：《农 业中国：19世纪的帝国控制》，第501—518页。以传统的分裂和近代的再统 一立论而对20世纪中国政治所作的解释，见于詹姆斯·谢里登：《分裂的中 国：中国史的民国时代，1912—1949年》第1章。在易劳逸提出了从政治文 化理论引出的类似的框架，见《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 1937年》，第vii—xiv、283—313页（又见本书第3章）。19世纪名流侵犯地 方政府权力和20世纪政府竭力把行政控制伸到村级的关系密切的理论，见孔 斐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 和本书第7章。 1 见巴林顿·穆尔：《独裁和民主的社会根源：现代世界发展因素中的土地和农 民》；孔斐力和苏珊·曼·琼斯在《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3集（1978—1979 年）第xiv页上的《导论》，论述了“中央政府官僚（国家）和地方政制（社 会）的关系”。 2 希拉里·贝蒂：《代替反抗的抉择：安徽桐城个案》，载史景迁和小约翰·e. 威尔斯编：《从明到清：17世纪中国的征服、区域和延续性》，第242—243、 256页；李成珪：《顺治朝的山东：地方控制的建立与士绅的反应》，《清史问 题》第4卷第4期（1980年12月），第19—27页；第4卷第5期（1981年6 月），第13—23页。 1 见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2章，及格罗夫和周锡瑞编：《从 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12页所述河地重造的理论。其他作者从不同方面 强调农民造反或很少注意国家、士绅和农民三者利益的平衡。见格罗夫和周 锡瑞书中（第404—412页）关于土地所有和田赋改革的其他引文。 2 费正清和邓嗣禹：《清代行政：三项研究》，第23—28、44—48页；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奴才与主子》，第6章；吴秀良：《中国的下情上达和朝廷 控制：上奏制度的演进，1693—1735年》。 3 马德琳·泽林：《豁耗归公： 18世纪中国实行财政改革合理化及其限制》（加 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9年）第90—132、348—467页。 1 张仲礼：《中国绅士》，第110页；瞿同祖：《中国清代地方政府》，第39、 59—60页。 2 王业键：《中华帝国的田赋，1750—1911年》，第80、131页。 1 白彬菊：《朱笔：清代中叶的军机处上奏制度与中央政府决策》（耶鲁大学，博 士学位论文，1980年），第296—308页。 1 伊懋可：《集镇与水道》，第457页。 2 伊懋可：《集镇与水道》，第462—463、472页；斯波义信：《宁波与其腹地》，第442页。 1 关于镇压风潮的一个事例，见威廉·t.罗：《晚清·城市的造反及其敌人： 1883年汉口密谋》，《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4集（1979年），第71—111页。 更概括的著作：威廉·t.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 1889年》。 2 关于太平天国时期，见孔斐力：《太平军叛乱》。关于第二和第三阶段，见玛 丽·兰金：《中国名流的积极精神和政治变革：浙江省，1865—1911年》。关 于在长江中游的类似过程，见罗：《汉口》。 3 埃德温·o.赖肖尔和费正清：《东亚：伟大的传统》，第311—313页。关于 强调士绅破坏性的和谋私的行为的地方官绅关系的资料，见萧公权：《农业中 国》。士绅的地方政治-社会作用的构成因素的概要，载魏菲德：《中华帝国的衰亡》。关于中国学者对地方控制和自治问题的见解，见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载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257—298页。 1 富尔：《中国江苏省的地方政治动乱》，第251—259页，第7章；罗伯特·韦 斯：《太平军造反前夕地方政府的灵活性》，《清史问题》第4卷第3期（1980 年6月），第17页。 1 关于这个过程，见兰金：《中国名流的积极精神和政治变革》，第2、6章。关 于丁日昌，见乔纳森·奥科：《中国地方官僚政治改革：丁日昌在中兴时期的 江苏，1867—1870年》，第143—144页。奥科提到同治中兴期名流改良主义 和官僚改良主义在地方层次上的竞争。士绅干预征税和在征税上的斗争，见 詹姆斯·波拉切克：《士绅霸权：同治中兴时期的苏州》，载魏菲德和格兰特 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244—245页；宗源瀚：《颐情馆闻过 录》第3卷，第6—11页；《桐乡县志》，第6章。 1 见《申报》， 1878年6月8日，第4版；1878年7月20日，第1版； 1878年 12月4日，第3版；1879年2月21日，第3版；1879年8月10日，第3版； 1879年8月14日，第3版。 1 詹姆斯·波拉切克：《内部的鸦片战争》，第2章。 2 关于地方军队，见刘广京：《对中兴的透视》，《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477— 490页；及刘广京和r.j.史密斯：《太平军战争以后时期的清朝军队》，《剑 桥中国史》第11卷，第202—211页。 1 关于清议的政治意义，见玛丽·兰金：《“舆论”和政治势力：19世纪末叶中 国的清议》，《亚洲研究杂志》第51卷第3期（1982年5月），第463—477页。清议对决策的影响，见易劳逸：《清议与19世纪中国政策的形成》，《亚洲研 究杂志》第24卷第4期（1965年8月），第609—611页。 2 关于条约口岸的设立和与此有关系的人，见费正清：《中国沿海通商与外交：开放通商口岸，1842—1854年》，各处，第394—398页；柯文：《传统与现代 之间：王韬及晚清中国的改革》；又蔡荣芳（音）：《买办思想家的处境：何启 （1859—1914年）和胡礼垣（1847年—1916年）》，《现代中国》第7卷第2期 （1981年4月），第191—225页。 1 关于戊戌变法，见张灏：《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5章；汤志钧：《戊戌变法 史论丛》。这种解释采自兰金：《“舆论”和政治势力》，第470—472页。 1 《义和团》第4卷，第171—172页。 2 关于清政府的维新方案，见市古宙三；《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7章。 3 关于辛亥革命，见m.加斯特：《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9章。 1 立宪运动的主要著作是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和张玉法：《清季的立 宪团体》。又见张朋园：《省谘议局：1909—1914年政治参与的出现》，《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期（1983年6月），第 273—299页。对清代 最后10年名流作用的解释，有周锡瑞关于“城市维新派名流”的理论（周锡 瑞：《中国的维新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第3章）和芬彻关于自 治和民主的重大运动的叙述，这一运动是通过省谘议局表现出来的，以旧的 社会经济变革为基础而由清政府的维新措施引发（约翰·芬彻：《中国的民 主：地方、省和国家政治中的自治运动，1905年—1914年》）。关于在国家、 省、县级扩大政治权力，为官员和名流提供扩大政治作用的余地，麦金农提 出了不那么具有竞争性的描述（斯蒂芬·麦金农：《中华帝国末年的权力和政 治》，第10—11页，结束语）；而市古宙三认为士绅以保守方式适应政府或革 命者提出的动议，只是维持自己的权力（市古宙三：《士绅的作用：一种假 说》，载芮玛丽编：《革命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308页）。作 为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名流团体在浙江内核地区激增的现象，在肖邦齐：《中 国名流与政治变革：20世纪初期的浙江省》，第59—74页有详细论述。关于 中国对地方政府一般看法的基本历史观点，见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 治》，载魏菲德和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第257—298页；又孔斐力：《中华帝国晚期关于政体的种种见解》，《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4集（1979—1980），第1—18页。 1 比林斯利：《土匪、大亨及光棍》，第261页。 1 谢文孙：《1911年珠江三角洲的农民暴动和市场等级制度》，载伊懋可和史坚 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138—141页。 2 先驱者政治讨论的广度和多样性，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于：《近代中 国及其革命过程》第1卷《对传统秩序的反复挑战，1850—1920年》中有论 述。 3 关于中国**政治和“官僚政治”（学者-官僚统治社会）的分析，见白乐日： 《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治：一个主题的种种变奏》，第6页；也见芮沃寿的序。 关于晚清，基本专著是萧公权：《农业中国》；又见何炳棣：《中国遗产的显著方面》，载何炳棣和邹谠编：《中国的遗产与**的政治制度》，第1—37页，特别是第15—25页。关于长期展望，见顾立雅：《中国国家管理的起源》第1卷，《西周》。 1 张朋园：《民国初期的政治参与及政界名流：1913—1914年国会》，《亚洲研究 杂志》第37卷第2期（1978年2月），第293—313页；见第301页。代议机 关增多的趋向受到芬彻更抱希望的评价，见所著《中国的民主》。为免“地方 自治”被错误地以为是市镇会议式的平民代表制，我们应记住，地方自治毋 宁说是把地方士绅久已非正式地行使的行政职能正式移交给他们，见孔斐 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216—219页。 2 弗里德曼：《退向革命》第2章，关于1912年末“建立包罗一切的单一政党 的种种尝试”（第30页）。 3 欧内斯特·扬：《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4章。 1 王赓武语，引自李友华：《军阀研究》，《现代中国》第6卷第4期（1980年10 月），第439—470页，见第448页。 2 m.巴斯蒂-布律吉埃：《新军》，《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10章。比较孔斐力：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47—148、183—185页。 3 托马斯·肯尼迪：《江南制造局：1860—1895年中**械工业的现代化》。关 于炮舰作为发展手段的论题在赫德长期协办清帝国海军力量的努力中得到说 明。见费正清、k.f.布鲁纳和e.m.马西森编：《总税务司在北京：中国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致金登干书简，1868—1907年》，各处。 1 斯蒂芬·麦金农：《北洋军、袁世凯和中国现代军阀政治的起源》，《亚洲研究 杂志》第32期（1972年5月），第405—423页；又麦金农：《中华帝国末年 的权力和政治》；埃德蒙·s.k.冯：《中国革命的军事方面：新军及其在辛 亥革命中的作用》；和爱德华·a.麦科德：《中华人民共和**阀研究的最近 进展》，《中华民国史》第9卷第2期（1984年2月），第40—47页。 2 韦慕庭：《孙逸仙：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1 见本书第2章。 2 见本书第8章。 3 《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446—450页（史华慈著）、505 514页（陈志让 著）。 4 贾士杰：《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狄百瑞提出“人权政 治”（与神权政治相对）概念，载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第131页。 1 中国人“认为世界和人是自存的，自然地自生的宇宙的主要特点是没有外在 于宇宙的造物主、神、终极原因或意志”。牟复礼：《中国的思想基础》，第18 页。天命，“清帝国的基础”（顾立雅：《中国国家管理的起源》，第93页），必 须被看作是在这个自然的内在的框架内起作用；孔斐力也在《晚清关于政体 的种种见解》第5—9页同欧洲人的看法对比，讨论这个问题。 2 见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1 罗伯特·e.贝德斯基：《现代中国的建国：战前时期的国民党》，又钱端升： 《中国的政府与政治》。 2 弗里德曼：《退向革命》，又乔治·t.于：《中华民国的政党政治：国民党， 1912—1924年》。 1 见陈志让《对马克思主义的皈依》，《剑桥中国史》第12卷。 1 杜阿拉著《乡村社会中的权力》第327—336页认为，虽然官僚机构在河北省 下伸到了区一级，但是，区以下的官员仍没有被上级有效地控制。盖泽特著 《权力与社会》第260—261页断定，在江苏，南京政府的官僚机构是添加在 既有的名流控制的结构之上，而没有清除地方名流的权力。 2 国民党与社会名流关系的理论分为三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各种各样当代 作家，称国民党为城市资产阶级和乡村地主的政党（例如，伊罗生：《中国革 命的悲剧》，第31、182页）。其他作家着重指出蒋介石个人独裁（钱端升： 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123、132、137页）；或提出南京政府是独裁政权， 追求其自身利益而不顾任何社会阶级愿望（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240、 286页）；或把南京政府的特点描述为军事独裁政权，靠控制、镇压和在弱小 社会力量间进行仲裁来实行统治（小帕克斯·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 府，1927—1937年》，第341—342页）。一些史学家认为国民党和名流两者都 不是统一的，他们提出了更为复杂的实况。国民党和政府的成员以及许许多 多城乡名流，通过复杂而狡诈的政治相互作用谋求增进他们的权力和利益。 因此，国民党政权是独裁政权之前的独裁政权，因为它在军事上和财政上太 过分扩张，以致于不能有效地控制社会团体。见布雷德利·盖泽特：《走向国 民党统治的多元模式》，《中华民国史研究通讯》第7卷第2期（1982年2月），第1—10页；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1—10页和各处；理查德·布什：《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治：国民党政权与长江下游中国纺织厂主，1927—1937年》，第18－24、307—308、332—334页。 1 布什：《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治》，第308－313页。 2 见本书第6章（比昂科著）。 3 见本书第 12章（范斯莱克著）和第13章（佩珀著）。 70年代和 80年代初撰 写**根据地的详细历史研究专著，提供了关于**的组织工作、与地 方实权派的关系和对农民自发要求的领导等方面的情况。见戴维·保尔森： 《领导和自发：最近的研究**根据地的方法》，《中华民国史研究通讯》第 7卷第 1期（1981年 10月），第 13—18页。主要根据地的研究专著有：斯蒂 芬·艾夫里尔：《多山地带的革命：江西省**运动的兴起》；凯思林·哈 特福德：《一步一步来：晋察冀边区的改革、抗战和革命，1937—1945年》；戴维·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山东根据地，1937—1945年》；琳达·格罗夫：《革命中的农村社会：高阳地方，1910—1947年》。陈永发：《革命的形成：1937—1945年华东和华中的**运动》是研究**战略的内容最充实的专著。 1 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282、286—289 页；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243页和第3章各处。 2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6—7章，把**的社会政治改组同 并不重新整顿地方社会的造反暴力行动进行了对比。关于**根据地政策 的表征方面、抗战时期根据地国共重新合作的共同一致和**政府在建立 国家权力和控制方面的潜力，见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351—353、412— 414、 541、 795—803页。 3 见唐纳德·j.芒罗：《中国古代的人的概念》和《中国现代的人的概念》。 1 可以把这个问题看作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于是，物质技术——道路、无线 电、飞机、枪炮和图书——的发展，使最偏远的乡村也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 而非物质的信仰、习惯和价值观又往往决定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之间、官方 独裁政治和非官方积极行动精神之间以及独裁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平衡。 即使这些包括于现代化这一名目下的过程正在明确地发生，但是，我们发现 这个概念不足以评估和区别各种各样的结果。关于这个概念起促进思想作用 的应用，见吉尔伯特·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又见苏珊曼：《评g·罗 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1期（1982年11月），第 146—153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章 经济趋势，1912—1949年 导言：概述 要概述从清末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的中国经济史，调子必然是低的。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看不到趋于总产量持续增长的“起飞”，及其带来个人福利增长的可能性。绝大多数中国人至多不过勉强维持生存而已，对此，硬心肠的人也许会说，他们早已习惯了。在始于30年代中期的战争与内战的艰苦十年中，许多人的生活水平甚至还不到向来的那种水平。1 对仅有的一点明确知道的资料作仔细的思考后，我认为，在1912—1949年间总产量的增长很慢，人均收入没有增长。平均收入也没有任何下降的趋势。虽然19世纪后期开始出现的很小的现代工业和运输部门以比较快的速度继续增长，但在1949年之前影响极小。有关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供应，基本上保持不变。人口的职业分配几乎不变；尽管在这40年中城市人口有所膨胀，城乡比例却没有重大变化。虽然从国外和国内工厂引进一些新产品，但数量上微不足道，对生活质量几乎没有影响。为建立信贷而设置的机构依旧数量少而能力差；统一的全国市场从未组织起来。相对地说，对外贸易对人口的大多数并不重要。在整个中国农村，保持着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人口统计模式。经济困苦成了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的地方病，1937年战争爆发后可能更加深重。然而，最终把这种困苦与并非经济过程本身所决定的政治目的挂钩的中国社会的领导精英们当中，有影响的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念没有发生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经济制度是会崩溃呢，还是会向现代经济增长迅速前进。作为一种制度，中国经济甚至到了20世纪中叶仍停留在“现代前”时期，只是到1949年以后才告结束，而且是作为胜利的**明确的政治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主要地作为致命的经济矛盾的结果。 虽然民国时期的数量指标没有显出大的变化，但中国在1949年时与在1912年时毕竟不同。很小的工业和运输部门，也许还要加上工艺技能和复杂经济组织的经验的积累——几十万已经“现代化”的工人、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为人民共和国提供了基础，使它能够并且确实进行了建设。 粗略地看，1949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可以看作由两部分组成：一个很大的农业（或农村）部分，包括大约75％的人口，和一个很小的非农业（或城市）部分，以半现代的通商口岸城市为主要基地。中国农村出产占全国产出量65％的农产品，也利用手工业、小买卖和老式运输。有一个与城市的联系变化不定的农业腹地附属于城市部分。它主要分布在通向港口的河流沿岸和铁路沿线，它可以与中国农村的主体区别开来，因为它在较大程度上与城市部分的沿海和沿河城市贸易。 农业部分主要由6000至7000万个家庭农场组成。其中大概有1/2是自耕农，1/4是半自耕农，他们租种若干土地；其余1/4是佃农。这些家庭居住在几十万个村落里，这些村落布满 中华民国各省 了中国适于耕作部分的绝大部分地形。在20世纪的头50年中，由于人口增长超过可耕地的增长，这些农场的平均规模在缩小。中国农村只有少数地区（在人口稠密区域），例如在四川的有些地方不是聚居，农家是分散居住的。典型的景观是：沿着一条或几条街道挨挤着一簇簇房屋，村周围都是田地。在村落最稠密的地区，村与村之间的间隔很小，往往从一个村可以望见另一个村。在19世纪，为了应付地方上的骚乱，先是在北方后来也在南方，有许多村子筑起了防护墙，这样，村子就依据居住在土或砖的壁垒里面的居民来划分。这样划分的结果与血缘关系很一致，因为有许多村民是同姓或只有少数几个姓。一个村子居民的田地与邻村居民的田地之间的界线是不太好辨别的。随着时间推移，农田易手，甲村地产的受押人（可能是最后的所有者）是乙村的一个居民，或甚至是从甲村迁移到有相当距离的丙村的居民，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 村界的这种不确定性，到了19世纪后期才开始改变，当时县政府要增加税收，因此有必要弄清田地的准确面积，据以征收新税。即使在20世纪，尽管精心地设立了更多的正式农村机构，农村照样不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单位，当然也不是一个为了经济发展而组织其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单位。确实，在1949年以前，政府较高层的人除了征税，往往对深入到中国社会最基本的“自然”单位无所作为，这是中国传统经济到20世纪中叶还是老样子的一个原因。 家庭和村庄是自然的社会单位，不像从20年代起恢复的保甲制度是国家强加的；但农民的眼界并不受它们的束缚。社会相互影响的正常界限，不是村界，而是较高一级的社区的界限，它由若干（一打或一打以上）村庄和为它们服务的集镇组成。中国很大一部分农家生产全部或大部他们自己的食物，但谷物、商品作物、地方特产，以及家庭手工艺品——价值大概占农产品的30％——则经常拿到集市上出售。农民地区实际上由许多地方集市区域组成，每个集市区域的半径大致等于买卖他的产品的农民买主或卖主一天内能走完的距离。集市通常不是每天都有而是定期的，根据几种具有中国不同地区特点的安排方法之一，每隔几天安排一次。施坚雅把这种基本单位叫做“标准集市区域”，他曾提出，“可以把晚期传统中国的农村看成一种约有70000个六边形格子的坐标格，每格以一个标准集市为中心，自成一个经济体系。”1在标准集市上，大部分贸易以农民之间横向的物资交流为主。在某种程度上，从标准集市区域有一种手工艺品和地方农业特产的向上流动；不过，主要产品的流出以向这种经济的政府层次交纳的税粮为主。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标准集市区域愈来愈成为条约口岸制造的或国外进口的新产品的最后目的地。 在有限的程度上，中国农村开始生产供出口的大宗商品，包括供应条约口岸工厂的经济作物，这趋向于转入新的商业渠道，以代替传统的定期集市。特别是在东海岸各条约口岸的农业腹地，与定期集市经济并行，有一种现代城镇经济发展起来。但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传统的市场结构正欣欣向荣，直到1949年都很少有衰落的迹象，这有力地表明农村经济实际上没有变化。在20世纪中叶，农民家庭也许比50年前更多地依赖不是他们自己或他们的邻居生产的商品。但是，由于地方一级的运输工具很少有真正的改进，原来的集市区域并没有扩大，未能使围绕较大的地区销售综合体组织起来的现代商业渠道，从根本上取代标准集市。 非农业的或“城市的”并不一定是“现代的”。在19世纪初，也许有整整1200万人，占当时3.5亿中国人的3—4％，居住在3万人以上的城市里。除少数例外，这些城市主要是行政中心——首都北京（有将近100万居民）、主要的省会，和最大的府治。有的同时是省内和区域内的重要商业中心，如南京、苏州、汉口、广州、福州、杭州、重庆、成都和西安。这些城市是帝国最高级的官员、重要驻军、最富的商家和能工巧匠的所在地。它们的居民也包括地方上的绅士、小商人、充斥政府衙门的众多下属、劳动者和运输工人，以及略微有点文化的阶层，如和尚、道士、无职业的小所有者、失意的应试生、复员军官，等等，他们是传统中国城市中十分显眼的“过客、移居者和外来人”中的一部分。1但是晚清城市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模式，跟5个世纪前的宋朝很相似。 从19世纪中叶起，作为外国在中国的存在固定下来的结果，中国城市除继续不久前的传统时代的作用外，开始增加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内容。在19世纪期间，城市居民的总数增长很慢，增长率比总人口的增长率大不了多少；然后在1900至1938年间比较快，几乎是人口平均增长率的两倍。在1938年，人口5万以上的城市共有大约2730万居民，占5亿人口的5—6％。同样是这些城市，在20世纪初大约有1680万居民，占4.3亿人口的4—5％。这个差别表明所有的大城市的年增长率大约是1.4％。但中国6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南京、汉口——在30年代每年以2—7％的增长率发展。2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中国已有92个城市正式对外开放（见下，第4章），尽管这些“条约口岸”中有一些是不怎么重要的地方，但其中也有不少属于中国最大的城市之列。（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是西安、开封、北京、太原、无锡、绍兴、南昌、成都）。条约口岸是铁路运输和轮船航运的终点，铁路是19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轮船航运分布在中国沿海、长江和西江。外国商行在较大的条约口岸设立分行和代理机构，根据1895年马关条约的条款，允许外国人经营制造业（1896年以前已有人非法地这样做了）。随着外国人的到来，出现了专做外国生意的中国商号。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中国人拥有的虽然小但是发达的工业部门，尽管不限于开放口岸，但大多数设置在这些城市。在中国和外国的现代工厂附近，或者作为分包者，或者拿棉纺业来说，作为新纱厂的产品的主要主顾，手工业作坊繁荣起来。仍然主要依靠手工操作的出口加工，也在主要的港口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对少数城市居民来说，除制造业和商业之外，在自由职业、新闻出版业、现代教育与文化机构中，又有许多新职业在逐渐出现。 但这个现代工业、商业和运输部门，绝大部分依旧仅限于条约口岸。它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取代了传统手工业、现存的销售体系和依靠人力、畜力、大车、舢板、帆船的运输。几乎没有外部效应，例如，以改进了的技术（新种子、化肥、现代水利、农业机械），或更有效的组织（信贷、稳定的销售、合理化的土地使用）的形式进入农业部门。1首先在条约口岸直接感受到的世界市场上银价或中国农业输出品行情的波动，有时候能波及农村。但总的说来，直到1949年，农民地区和条约口岸经济依旧只有很松散的联系。 1 本章不考虑**控制的地区，这些地区在1945年有大约9000万居民，实行多少有些不同的经济体制。见彼得·施兰：《游击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年》。 1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交易和社会结构》，第1部分，《亚洲研究杂志》，26.1（1964年11月），第3—44页。 1 这是马克·埃尔文的描述，见马克·埃尔文和施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3页。 2 这些当然是很粗略的估计，但它们同可以得到的少数可靠的资料相一致。见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和日本德川时代的城市网》，第99—104页；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年》，附录e：《城市人口统计（1900—1958年）》，第290—296页；和孔赐安：《中国六大城市的人口增长》，《中国经济杂月刊》，20.3（1937年3月），第301—314页。 1 罗兹·墨菲：《外来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对条约口岸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考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章 1911—1931年中国的国际关系 近代中国的命运曾经与列强的外交政策纠缠在一起，特别是日本。虽然今天的历史学家可以回避有关中国的战争和条约的详细编年史（像h.b.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那样），但追溯中国历史的这个方面正变得更加重要起来。如芮玛丽在《革命中的中国》中所指出的那样，外国人的存在及其在中国土地上的各种活动，毕竟提供了20世纪中国政治赖以展开的部分背景。此外，不只是本丛书第12卷所描述的沿海和“外国的存在”，还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影响了中华民国内部的发展。所以，本章和下面的第10章旨在探索20世纪中国历史外部关系的来龙去脉，这自然要从旧秩序的崩溃开始。1 1 本章著者非常感激道格拉斯·雷诺兹、马里乌斯·詹森和入江昭协助完成本 章的英文译本。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人口 在对可以得到的中国人口统计的操作处理方面，也许已经达到了报酬递减。1953—1954年的人口普查记录报告中国大陆有人口5.83亿，这是到现在为止作出的最接近于中国人口准确数目的人口普查记录。这个巨大的数字与这样一些估计如1948年国民党的官方数字4.63493亿有矛盾；但不论1953—1954年的普查技术上有何缺点，国民党官方的这个数字以及其他几十种官方和民间的估计与之相比，都更多地依据猜测。1人口在1953年接近5.8亿，很符合1912到1953年平均增长0.8％的推断，这样的推断对因起伏不定的高死亡率和相对稳定的高出生率之间的差额造成的慢而不规则增长的人口统计工作来说，可能是意料中的。袁世凯任总统的时期（1912—1916年）、南京政府的十年（1928—1937年）和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年代（195o—1958年），虽然得不到统计资料，但人口增长看来很可能大于这个平均数，补偿了军阀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1937—1949年的内战时期可能是负数的人口统计结果。1912年以大约4.3亿为；1933年中国大陆的人口大约是5亿，到1953年增长到5.8亿。 刘大中和叶孔嘉对1933年总人口的职业分类作了详细估计（见表1）。从个别省份或城市前20年比较零碎的资料来判断，这个分类在民国时期基本上没有变。 *制造业、家庭工业、矿业、公用事业、建筑业 +专门职业和公用事业，等等 ≠包括家庭主妇 §非农业工作人口的实际年龄大多在12—64岁的范围；把7岁作为下限仅仅是为了便于与农业工作人口在同一基础上分类。 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收入与经济发展，1933—1959年》，第185和188页，表54和55。 在1933年的2.5921亿总工作人口中，有2.0491亿或79%实际从事农业，0.543亿（包括从混合职业中分出的男劳动力单位）或21％从事非农业工作。总人口的73％住在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家庭里，27％属于非农业家庭的成员。虽然20世纪中国在条约口岸工业有一些增长，矿业和铁路运输有所发展，但从事这些职业的人甚至到1933年仍然很少，这说明自清末以来中国人口的职业区分总体上变化很小。作为对比，在1930年，美国为报酬工作的10岁以上的人中，只有21.4％从事农业。为了给1933年的中国寻找可以间接比较的数字，我们需要看看1820或1830年时的美国，那时有7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工作。 1 在20年代和30年代，对官方的人口估计来说，4.7亿上下似乎是一个吸引人的数字：南京政府内政部在1928年企图作一次人口普查，根据16个省和特别自治区的“报告”和该部对17个省的推测，得出一个474787386的估计。同一个部在1938年发表了一个根据1936—1937年的地方“报告”编纂的数字471245763。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溯源：作为东亚地区秩序的清帝国的衰落和灭亡 清代的皇帝在维护其中央政权方面曾经很有成效，这个政权统治着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这样一些边缘地带，以及汉人密集的中心地区。军事力量、封建制度、宗教和商业都曾为清帝国的政治服务，混合使用，因地区和民族而异。在所有这些亚洲腹地，清朝曾经用战争建立统治，并用驻军维持统治。在满洲和蒙古，皇帝把部族首领变为他个人的附庸。在西藏和蒙古，他庇护喇嘛教的领袖。在喀什噶尔（南疆），他任命当地的伊斯兰教首领（“伯克”）为官员，并认可穆斯林的教规和伊斯兰教的宗教机构。满族统治亚洲腹地时，对喇嘛教和伊斯兰教的利用，像统治中国对儒教的利用一样，显示了高超的技巧。1 对外贸易同样要服从帝国的需要。北京未能保护蒙古的王公和寺院免于欠下当地汉族商人的灾难性债务。但经由琉球与日本的贸易，与俄国在恰克图的贸易，与中亚（浩罕）在喀什噶尔的贸易，以及与英国人、美国人和欧洲人在广州的贸易，都成功地受到限制和控制。19世纪以前，只有从东南亚到广州和厦门的贸易，由于掌握在中国人而不是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被排除在朝贡体系之外。 像清朝对中国的统治一样，清帝国由复杂和熟练的制衡系统维持。例如，以当地的酋长、僧侣和部落王公为一方，与以中央政府的将军和官员为另一方之间，地方政坛内部的僧俗名流之间，清朝中央政府的文武官员之间，以及地方贸易岁入与军费之间，都存在这种制衡系统。只有当以外**事力量为后盾的国际贸易在边境上增加时，帝国才开始土崩瓦解。沙俄在中国北部和西部，法国和美国在中国南部和东南的商业、政治和军事的推进，是最著名的19世纪帝国主义的传奇之一。2不久日本蚕食了东部和东北。 清朝对蚕食的反应的某些模式，或许可被视为一切围绕帝国边界。首先，清朝的边境贸易从属于战略利益，因为在历史上中央政府对亚洲腹地边界的控制，对中国中心地区的安全曾经是必要的。外国商人尽可能地被限制在边境的商业中心里。因而17世纪90年代俄国人被赶出满洲，1727年后被限定在恰克图贸易，偶尔才有商队被允许前往北京。1同时，因为19世纪早期英国与广州的贸易增加，清朝沿用不久前在中亚行之有效的各种办法进行干预。一个外邦浩罕在喀什噶尔的贸易，曾引起外国商人的要求和一场由宗教反对派领袖领导的圣战。结果是清朝在击退了浩罕对喀什噶尔的入侵后，谋求稳定；他们向外国商人支付赔偿，并接受浩罕代表们的一种治外法权，这些代表监督他们的商人在喀什噶尔的活动，因此贸易在稳定的基础上继续进行。1835年的这种中亚解决方式，与19世纪40年代广州最后解决方式的相似太令人惊讶了，不可能是纯粹的巧合。2 其次，当清朝沿亚洲腹地和东部沿海两段边界的政权结构开始瓦解时，它发现它的军事防卫能力远远不够，所以需要用租界和扩大贸易来羁縻外国人。这再次令人想起充分成熟的怀柔蛮夷的各种方法。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沿袭了明代早期的政策，第一，承认一切与中国交往的国家；第二，对这些国家一视同仁。3当中央政权衰弱时，中国确曾习惯于平等主义的对外关系。4这种长期政策，在北京接受了1843年英国附约中的最惠国条款后付诸实施。清帝对礼仪上的至尊地位的要求，即朝贡制度，依然悬而未决；由于1860年后新皇帝尚在冲龄，外国公使在他面前行叩头礼的问题只能推迟到1873年去解决了。 这当然不是中国第一次被迫从软弱的地位实施对外政策。在这种形势下，长期形成的战略是嗾使一个侵略者去反对另一个侵略者。几乎在美国和法国的地理位置尚未弄清以前，广州管理蛮夷的官员就寻求他们的帮助来制止英国的侵略。后来，例如李鸿章在制止日本、俄国和法国蚕食的各种努力中，一再试图得到美国的调停和外交帮助。在1894年英国未能帮助反对日本后，李鸿章转向俄国。“以夷制夷”是贯穿近代的主要战略。1虽然中国人认为有必要放弃中国中心主义，但利用一种外国势力去反对另一种外国势力的思想是容易沿袭的。它与西方的均势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1860年后中外关系过渡时期的特点，简要地可由古老的共同治理的方法说明，这是非中国人的王朝利用其他的非中国人共同治理中国的一种方法。晚清共同治理的第一个例子，是中国人利用外国统率的洋枪队保卫上海和宁波，然后是赫德领导下的帝国海关的发展，但赫德只是19世纪中期后众多外国雇员和顾问中最为杰出的一位。毕竟借用外国技术理所当然地一起带来了外国专家。这一切都是通过与英国达成某种协议而取得的。但是这种在北京的共同治理的权力机构和条约口岸中靠把英国人加入蒙古人的行列，以保持稳定的趋势，只有按照中国中心主义才有可能。像蒙古人一样，满人熟练地利用西方人帮助统治中国，延长了他们的异族统治；但在19世纪90年代，一旦中国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员，这种办法就失去了效用。2 满族统治者不能领导一场汉人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事实，成了一个主要障碍，延缓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适应。清朝领导下的东亚的中国中心帝国，已经确立了中国的优越中心文化和物质力量与围绕其陆上边界的较小民族之间的关系。但当中华民国继承前帝国时，它面临极度的窘境。建立在民族主义原则上的民国总统，几乎不可能要求以前皇帝曾经拥有对亚洲腹地民族中地方统治者的宗主权。只有当人们接受了中国爱国者最反对的西方式殖民帝国主义，民族和帝国的观念才能相容。一个新的政权必须统一中国领土的传统使命，使中华民国背上了一个包袱，她必须保持一个统治以前曾构成清帝国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和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地域的中央政权。然而，从帝国主义解放民族的思想对此很少支持。事实上，在1912年2月清朝君主政体的消亡粉碎了它曾创立的多民族和超民族的帝国前，民族主义的新原则已经削弱了它的基础。 简言之，民族主义存在于正在使旧的大陆秩序黯然失色的“沿海”影响之中。1晚清的政权已经很难控制汉人经济的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蒙古王公和喇嘛已经沦为中国商人掌握之中的债务人。中国移民也已挤入内蒙古、西藏东部和满洲。用拉铁摩尔的话说，2这种中国“次帝国主义”向亚洲腹地的渗透，在商业侵略和野心方面有它的对手，它们从俄国向蒙古和中亚以及从英属印度向西藏进发。清帝国偏远的非汉族地区，于是发现它们自己处于扩张中的俄、英大陆帝国和人口不断增长的中国汉族的夹缝之中。结果是亚洲腹地的民族开始两面提防并培养它们自己的民族个性，同时嗾使欧洲人反对中国人。1911年前的10年中，在当地晚清改良主义政策刺激下，蒙古和西藏两地的反清独立运动已经兴起。1 在蒙古，扩张中的中国的蚕食已经结束了清朝利用部落王公和喇嘛上层的回避和间接统治政策。随着畜牧经济被引入商业之中，统治阶级和普通百姓都变得穷困起来，并向中国放债者借债，而清朝却减少了补贴和增加了税收。2清末10年（1901—1911年）的新政向中国殖民和农业移民开放了蒙古，允许通婚和蒙古人讲汉语，这种中国化对蒙古人原先保有的家园形成威胁。地方政府的项目、兵役、铁路和其他改革，增加了清朝的税收要求，疏远了蒙古上层，并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1911年7月，一群首领决定谋求独立并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俄国寻求支持。 蒙古和西伯利亚有1700英里的边界，在19世纪中叶沙俄就已确定了对蒙古的目标。俄国从北京获得越来越多的商业利益，并追求像对保护国那样的优势；但是为了这一目的，圣彼得堡赞成蒙古继续在清朝宗主权下自治，不赞成独立。原因是简单的，独立将使蒙古开放，与所有其他列强接触，这些列强的远期商业权利将与俄国的既得权利竞争。一个独立国家不可能被作为保护国接管而不与日本等其他列强发生外交冲突；而俄国以中国名义上的宗主权为托词，却能获得事实上的优势。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极力宣称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1911年俄国的贸易比中国少，在那个地区大约只有800名俄国人。因此俄国做出双重姿态——反对独立，但支持自治——并派遣两个连的哥萨克去加强在库伦的领事馆的警卫。 1911年10月中国革命的爆发很快促使外蒙宣布独立。12月29日，库伦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一种颇为中国化的方式被立为一个新国家的神权统治者，而对中国的债务则被拒付。然而俄国并未承认外蒙是一个向国际社会开放的主权国家，继续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俄国在开始装备和训练蒙古军队的同时，于1912年1月发布了一个放弃任何领土野心的声明，并要求北京放弃直接统治、殖民或驻军。1912年11月3日的俄蒙条约承认外蒙的自治并确认俄国的贸易特权。但是俄国拒绝承认**立和库伦领导的包括仍在中国统治下的西部部落在内的泛蒙古运动。只有1913年11月5日的俄中条约承认蒙古在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模式；在恰克图经过漫长而激烈的谈判后，1915年6月7日的中、俄、蒙三方协定再次确认了这个模式以及俄国的经济权利。俄国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个中华民国无力反对的非正式保护国。 然而库伦的活佛（即博克多汗）的新政府打破了清朝曾在蒙古部族世俗王公和喇嘛寺庙之间保持的平衡。一旦掌握权力，寺庙“在牧民、牲畜和牧场等方面增加到与世俗王公不相上下的地步”，并开始将资源转用于纯宗教的目的。这种神权政治的保守主义在北京遇到对抗，那里的中华民国试图保留古代朝贡制度的外表，并至少在名义上维护蒙古王公的利益。但蒙古人民革命党在10年内，在苏联的鼓励和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的先后领导下，于1921年建立了一个新政府，并于1924年活佛去世后宣布蒙古为一个不再在中国宗主权之下的共和国。12 在西藏发生了类似的过程，但结局不同。英印对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拉达克、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等山国的贸易和战略安全的关注促使英国决心不让俄国势力波及西藏，这些山国在文化上，有时在政治上是西藏的藩属。清朝在18世纪曾用武力确立对西藏以及尼泊尔的宗主权，而在1886年中英《缅藏条约》里得到英国承认。然而在1904年，英国感到有必要抢在俄国前头，她派遣荣赫鹏探险队开辟通往拉萨的道路，并就英国对西藏的保护进行谈判。但伦敦对这个难以接近的世界屋脊所承担的义务逐渐减少；1906年英国在中英条约里再次承认北京对西藏的宗主权，作为保护英国在那里的利益的最佳方式。英国的目标是将俄国的势力阻止在西藏以外，她并不注意西藏人对脱离中国独立的关心。 这就为1908年清朝再次强硬主张对西藏东部的统治提供了舞台；1910年现代化装备的中**队终于开进拉萨，一个中国行政当局试图在那里统治。这破坏了北京和拉萨统治者之间古老的保护人与依附者的关系。这个神权国家传统的统治者**喇嘛逃往印度。不久，辛亥革命和清朝的崩溃导致了中国驻军和官员被逐。年轻的中华民国难于再次主张对西藏有统治权，而**喇嘛于1913年1月宣布西**立，据说还和库伦的活佛（在喇嘛教等级中名列第三）签订了一项条约，互相承认独立。这导致了1914年英国、中国、西藏在西姆拉的漫长的谈判，英印试图承认西藏的独立，但中国拒绝。虽然西藏与印度的贸易和文化交往是独立进行的，但英国从未要求对西藏的保护权或宗主权。中华民国坚持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而英国则认定中国有宗主权（不是主权）和西藏有自治权（不是独立）的方案。这意味着中国不直接控制西藏以及英印与西藏关系的加强，但只有英国留在印度以及中国依然软弱和不稳定时才会如此。1 新疆和西藏一样，缺少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铁路，在民国初期也处在国际政治的边缘。1890年的进士杨增新曾在甘肃和新疆供职20年，从1908年起成为阿克苏兵备道员，1912年他被北京任命为新疆都督，并保持这个职位直到1928年死去。他用胡萝卜加大棒和分而治之的办法安抚中国的革命者、维吾尔穆斯林原教旨民族主义者和哈萨克部落，禁止官员腐化和鼓励贸易。他使新疆事实上处于半自治状态，非常成功地隔离了中国和俄国双方动乱的破坏性影响。1924年杨与苏联订立的贸易协议规定重新开放领事馆，在尊重对方法律和司法权方面建立平等的关系。随着这项贸易协议新疆与苏联之间的贸易急剧增长。从1923—1924年度的340万卢布猛增到1926—1927年度的 2200万卢布。在政治分裂、民族众多的新疆，任何民族主义运动都未能掌权，杨督办1设法保持政权的统一和与苏联的贸易，而又防止它的政治干涉。2 外蒙、西藏和新疆以各种方式摆脱了北京的控制，而对中华民国只保留边际的重要性。满洲是一件截然不同的事，因为那是中华民国在一个汉族地区与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直接对抗，而中国的国家主权危在旦夕。 日本的蚕食引起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位置的总体问题。已被迫放弃对外来者礼仪至尊传统要求的中国，怎样才能摆脱不平等条约所强加的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为此目的，她怎样才能以平等主权国家的国际秩序的新观念，来代替以北京为中心的一元世界秩序的旧观念？在这中间，在中国和围绕中国而发生的战争——不管中国是否直接卷入——是怎样影响它的政治和经济的呢？中国衡量东亚和平和秩序的标准是什么？当与另一个国家——大多是日本——发生冲突时，中国的领导人和舆论是怎样面对斗争的？简言之，他们怎样看待他们在世界中的新地位？回答这些问题的努力是一个有教育意义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现代的中国人确立了对他们自己和对现代国际社会的观念。 1 见约瑟夫·弗莱彻：《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剑桥中国史》第10卷， 第2章。 2 w.l.兰格：《帝国主义外交：1890—1902年》仍是这方面的名著。 1 马克·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728年以前的两国外交关系》。 2 见《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7章（约瑟夫·弗莱彻文） 3 王赓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传统 的中国对外关系》，第50—60页。 4 莫里斯·罗萨比编：《中国在对手之中：中央王国及其邻国，10—14世纪》。 1 韩德：《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和中国》，见该书第4章《李鸿 章外交政策中的美国，1879—1895年》。 2 理查德·j.史密斯：《雇佣兵与官吏：常胜军在19世纪的中国》；费正清《依 靠条约的共同统治》，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1 本书上卷第1章。 2 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腹地边疆》，第143—145页。 1 关于这些趋势，见莫里斯·罗萨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与亚洲腹地》。 2 关于这个过程，见约瑟夫·弗莱彻：《衰落中的蒙古游牧社会》，《剑桥中国 史》第10卷第8章。 1 托马斯·e.尤因：《处于两大国夹缝中？中国和俄国在外蒙古的政策， 1911—1921年》，第39页和各处。见彼得·s.h.唐：《俄国和苏联在满 洲和外蒙古的政策，1911—1921年》第7—13章的全面叙述；又见罗萨比： 《中国与亚洲腹地》第9章更近的概述。1917年以后的事件在b.希伦德夫和 m.桑吉道尔吉编的官修《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第3卷《现代时期》中有叙述。 2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承认**立——译者。 1 1914年6月，都督改为将军；1916年7月，将军改为督军；1925年1月，督 军改为督办——译者。 2 入江启四郎：《中国边疆与英俄角逐》；和罗萨比：《中国与亚洲腹地》，第220— 229页。又《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4卷，第11—13页。杨增新在新疆保持 的中国统治，在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于1943年得到重申以前，由1933年夺取 权力的盛世才继续，盛世才是蒋介石下面的一个日本训练的军官，他处决了 许多反对者，并与俄国人交往。关于最近研究得到的评价，见陈福霖：《盛世 才在新疆的改革计划：理想主义还是机会主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国民收入 民国时期中国国民收入的两种主要的独立估计，分别由刘大中、叶孔嘉和巫宝三作出（见表2）。总计差别颇大——大的数值比小的数值约大40％——但两者之间唯一重要的差别是农业增值。它们都仅仅是对1933年的估计。 或许更可靠的刘-叶数据可以概述如下：在1933年的国内净产值中，农业当然显得最大，按照1933年的物价占65％。所有的“工业”（工厂、手工业、矿业、公用事业）占10.5％。商业第三，占9.4％。其他部门排列如下：运输5.6％；金融、个人劳务和房租5.6％；政府行政2.8％；建筑1.2％。另外一种说明1933年国民收入构成的方法，是注意现代非农业部门（很宽松地规定为工厂、矿业、公用事业、建筑、现代商业和运输、商店、饭馆以及现代金融机构）仅占总数的12.6％。农业、传统的非农业部门（手工业、老式运输、行商、传统金融机构、个人劳务、房租）和政府行政占87.4％。从支出上看，1949年以前中国大陆的经济结构也是未工业化社会的典型结构。从最终用途看，1933年国内总支出的91％属于个人消费。社区服务和政府消费加起来占4％，而投资总额占5％。 资料来源：巫宝三1948年哈佛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的资本形成和消费者的开支》，第204—211页，概括了他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中的资料，并考虑到他后来的修改。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66页，表8。 1933年是一个不景气的年头，它在什么程度上能代表整个民国时期，也许是个疑问，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作出其他任何年份的可与之比较的全面国民收入估计。不过，珀金斯把刘-叶的数据转换成1957年的物价，代替他自己稍低的农业产出数字，1并增加了1914—1918年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民国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很慢，在构成上变化也很小。（表3）。 表2和表3列出的绝对值是不可比较的，因为一个是用1933年，而另一个是用1957年的物价表示的。此外，1914—1918年的数字是根据似乎有理的猜测和确切的估计得出的。但直到1949年传统部门所占的压倒优势，以及这些表所暗示的40多年来数量上虽小但质量上值得注意的变化，与出现在本章其余部分的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的各别部门的资料很一致。2从19世纪末叶开始，直到对日战争爆发，不大的现代制造业和矿业持续地增长。在满洲，这种增长继续保持下去，甚至在战争中加快了增长速度。现代运输、铁路和轮船，经历了类似的发展，没有取代传统的交通，但补充了它们。20世纪前半期，一个现代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业，在中国城市大量地取代传统银行业。但是，甚至在1933年，珀金斯估计现代部门（规定得比我所概述的刘-叶的数据所涉及的窄，他排除了现代服务）的贡献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这是1914—1918年的3％的两倍多，但仍然很小。 表3 国内生产总值1914—1918年，1933年，1952年（1957年物价） *制造业=工业（现代和现代前的制造业、矿业和公用事业）+运输业 +现代=工厂产品、矿业、公用事业和现代运输 ≠除1933年外，未编入这一部门；为了在表的下半部计算比值，根据各部门的净产值，按比例在它们中间分配。 资料来源：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见珀金 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117页，表1。 因此，1912—1949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也来自传统部门产量的增长，而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农业生产增长慢，但由于气候和政治军事情况，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各年各地各不相同。最大的增长出现在新开发的地区，如满洲和西南的一些地方。在别的地方，农产品的价值由于经济作物的增加而增大。由于下面提到的原因，手工业的总产量极不可能——与它的相应份额相反——在1912—1949年间下降。反过来似乎更有道理。 如果我们拿人口估计数——1912年4.3亿，1933年5亿，1952年5.72亿——与表3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比较，我们发现在这几年中，每一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1957年物价）分别为113、123和115元。考虑到整个数据的潜在错误的可能性，在本章涉及的几十年中，如果我们略去从1937年开始的12年战争和内战，现在能得到的最好的估计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没有显出任何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在战争时期，中国某些部分的人均产量和收入可能急剧下降。一些文化人受到不利的影响。特别是薪金固定的教师和政府职员，他们的薪金跟不上通货膨胀；但在战后和1948—1949年最后崩溃之前这段时期，城市工人相对来说生活得好一些。 日本入侵后，华北的农业生产受到打击，城乡间的商业联系被破坏。1946—1949年的内战期间，这个地区的农业和商业状况很可能比别的地方更坏，因为这里是战斗中心。1940年后，中国未被占领地区的作物生产开始下降，在剩下的战争时期比1939年平均低约9%。1942年实行田赋改征实物和粮食征购，加上引起劳动力严重短缺的征兵的加速，看来减少了农民的实际收入。但在国民党控制的内地，工业生产从一个低的开始增长，直到1942或1943年。战后时期，1946年通货膨胀重新开始，并在1948—1949年失去控制，这对沿海、城市部分比对华南和华西内地农村的影响更严重，后者的总产量或许很少变化，虽然流入城市的食物和农业原料由于货币的急剧贬值而减少。1 人口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部分的收入在下降，而人均国内总产值保持不变或略有上升，这是可能的。但在农村地区和在大多数农业人口中间，“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20世纪前半期，地主正在积累生产的增长份额。事实上，有限的可用资料表明，租佃率甚至略有下降，在政治混乱时期，地主收租常常有困难”。2 1937—1949年间，民心确实变了，但甚至在那时主要也不是因为在没有严重的天灾**的情况下，经济不能支持中国人口维持一般的（和低的）生活水平。1952年的产量已经恢复到1949年以前的最高水平，迅速的恢复几乎完全靠的是一个新的和有效的政府在恢复现有企业的生产方面取得的成功，而不是靠新的投资。就1949年之前的40年的其余部分来说，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内战、干旱（例如1920—1921年在华北）、洪水（例如1931年长江的洪水），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确实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公共福利，但不一定是他们的物质福利，这是一个真正重要的区别。在政治混乱和战争造成的人身极度不安全的情况下，收入即使略有增加也是一种可怜的补偿，相反，如果有更多的个人和国家安全，即使很低但却稳定的人均收入也可能受到欢迎。 1 刘-叶和巫的估计之间最大的不一致是农业的净增值数字和农业内的作物价值。一方面巫的数字可能太低，另方面珀金斯认为刘-叶根据的1933年谷物产量估计太高，好像也有道理。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29—32页和附录d。 2 这个简短的讨论根据德怀特·h.珀金斯的《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见珀金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116—125页。 1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1936及1946》，《社会科学杂志》，9.2（1947年12月），第12—30页，估计1946年的国民收入比1933年低6%（按照1933年物价）。关于上海工人，见a.多克·巴尼特：《**接管前夕的中国》，第78—80页；关于1937—1949年华北的农村经济，见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278—287页；关于战时中国未被占领地区和战后的通货膨胀，见张家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59—103页。 2 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第124页，引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34—240页，和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5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日本在满洲势力的崛起 共和革命前夜中国的国际地位，深受日本上升到一个强国的地位和西方列强在东亚的作用相对下降的影响。11901年后，西方列强已经加强了自我约束以保持现状，并追求它们自己既得的经济利益——俄国和德国除外。甚至随着1917年的革命放弃了原来在中国本部的不平等条约权利后，俄国也继续渗入蒙古和北满；而德国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从东亚舞台上消失，直到20世纪30年代东山再起。相反，日本不仅追求扩大她的经济利益，而且在外交和军事行动中运用她的政治力量。在吞并朝鲜之后，满洲成了她的主要活动中心。 满族部落的家乡（现称中国东北），在中国所有人口稀少的地区中最为引人注目。旧中国沈阳以下地区称为辽东，自汉代以来就是有人定居的中国的一部分。然而北满仍处于部落状态，在满族征服中国后，清朝把它作为民族禁区保留，并作为军事边疆治理。19世纪中叶，中国人入境已不再能被遏制，而北京也认识到甚至必须对此加以鼓励，否则俄国将从黑龙江向南扩张以填补真空。而吉林和黑龙江对移民的进一步开放导致了经济的开发，特别是鸦片和人参，伴随着走私和抢劫，由此引起管理和税收问题，比未充分扩展的清朝军事管理所能应付的更快。在满洲的蒙古人，像在蒙古一样，易受中国商人剥削，也产生了忠诚问题。 到19世纪90年代，清朝为了自卫，已经开始计划修建从长城向北的铁路，以抵御俄国筹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威胁，但中国的努力太晚，工作也太少。1895年日本对中国的胜利，直接导致了1896年的中俄联盟和俄国修建穿越满洲的中东铁路。俄国在1900年义和团期间对满洲的军事占领在灾难之上更加上了灾难。日本诱使其他列强要求俄国撤出满洲，而沙皇政府却竭尽全力压迫北京政府签订符合它的利益的秘密协定。昔日满族的家园，当今成为大国特别是俄日之间竞争的焦点。1与其他主要从海上到达中国的列强不同，这两个国家正从陆上蚕食。在下一个五年内，日本已经在辽东半岛取代了俄国，并沿铁路干线向北推进。 这是1904年2月8日爆发的日俄战争的结果。俄国遭受多次失败，但到1905年夏日本的信心和资力已丧失殆尽，难以再战。例如，在1905年2月23日至3月10日的沈阳大会战中，日军24万人和992门大炮与数量上占优势的俄军37万人和1219门大炮对抗。毫不奇怪，俄军发射了54万发炮弹，超过了日军的35万发。当3月9日日军开始对建有城墙的沈阳发动总攻并于次日占 领该城时，俄军主力只是由铁路撤至沈阳以北铁岭的新阵地。日本已经用极大的代价包围了俄军，但因缺乏弹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俄军有秩序地撤退。日本人的后援储备已经动员起来，他们发现事实上已不可能运送另外的军队和弹药到前线。 至少在5月27日以前，情况似乎有利于俄国人，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已经驶过好望角，穿过印度洋，并在法属印度支那金兰湾停泊作最后补给。5月27日，这支舰队在对马海峡被日本的联合舰队歼灭。这使俄国难于继续作战。同时，1905年1月22日“流血星期日”开始的俄国革命，给沙皇体制带来了进一步的困难。6月，战舰“波将金”号上的水手在奥德萨起义。虽然人员和物资继续沿西伯利亚大铁路运往前线，但是军队士气低落。伴随着国内的骚动，这使俄国政府丧失了战斗的决心。 5月31日，日本人秘密请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作调解人安排和平会议，这次会议于8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举行。在此以前，罗斯福寻求有关日本意向的保证，并同意东京坚持满洲门户开放以及有意将满洲交还中国的答复。在谈判进行时，俄国代表谢尔盖·维特伯爵拒绝承认战败，隐瞒了俄国国内形势，并宣称俄国准备继续战斗。在俄国这种强硬路线的压力下，日本政府认识到它已无力继续作战，放弃了财政赔偿的要求；了解到对库页全岛的要求是不会成功的，而决心获得南半部。俄国在辽东半岛的权益，还有在长春附近一个地点与旅顺之间的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 了解日本真正战争形势的外相小村寿太郎，与维特伯爵进行了一波三折的谈判，他受到许多人的指责，因为这似乎是一场外交上的失败。不了解真正形势的日本公众被条约的条款所激怒。报纸谴责政府，而以东京的心脏地区日比谷公园为中心的**骚乱，花了三天时间才镇压下去。1然而政府领导人明白，朴次茅斯条约提供了他们所能得到的最佳结果，他们试图获得中国和列强对条约的认可，以促进东亚的稳定，并减少俄国复仇战争的可能性。 他们首先接近中国。小村经过与维特伯爵的令人精疲力尽的谈判后于9月回国，11月前往北京。他与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进行谈判，得到了北京对俄国让与日本的各项权益的承认。日本也就一个秘密草案与中国谈判，以增加日本的经济收获，并包括中国对不修建任何有损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利益的铁路的承诺。1905年12月12日《中日北京条约》签字。23但在两年内，为美、英参加满洲交通建设而进行的多次讨论发现中国反对这种安排。 日本同时寻求加强与英国的联盟。因为最初在1902年签约时，英、日同盟仅适用于中国和朝鲜，但当日俄战争期间英俄间的对抗遍及整个欧亚大陆时，英国想加强这个联盟，同时日本也需要一个更强的同盟来帮助它制止俄国的复仇战争。因此，英日同盟于1905年8月12日进行了修改，其范围扩大到印度。1907年英俄关系突然好转后，为了对德国势力的迅速增长作出反应，英日同盟的性质再次发生变化。到1911年，在第三次修订稿中，焦点是对德国和俄国，这份修订本执行了10年。与英、日一方签订仲裁条约（如英美之间）的各个国家被排除在外，减轻了英国对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担心。1 法国同时也认为有必要为其在亚洲的地位寻求另外的保证。1907，日本和法国达成协议，开始确认尊重中国主权和机会均等，并继续避免干涉对方的特殊利益和势力范围。以未公布的附加条款为基础，协议指出法国愿意就日本在大陆的新地位达成妥协，也希望东亚政治稳定，使俄国可以再次自由地在发展中的欧洲反德联盟方面，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作为这次新的热诚的一部分，同年法国允许日本在巴黎发行三亿法郎债券。在业已加强的在满洲的作用以及在福建省的经济优先地位方面，日本现已得到英法的支持。 为了减少俄国复仇战争的危险，外相林董也准备就悬而未决的问题与俄国谈判。俄国起初似乎不愿妥协，但当俄国寻求德国支持的前景变得暗淡时，圣彼得堡被迫在亚洲寻求和解。俄国与英国的关系改进了，而它的法国盟友希望稳定与日本的关系。俄国正在把它的外交政策中心转向东欧。谈判以第一个日俄协议结束，于1907年7月30日签字。协议再次保证尊重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在中国机会均等的原则，但在秘密条款中，日俄互相承认各自在北满和南满的势力范围。此外，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先地位；而日本则承认俄国在外蒙的特殊利益。2到1909年，当美国国务卿菲兰德·c.诺克斯提出南满铁路中立化的建议时，日本和俄国的共同反对使它们更为接近。1910年7月的第二个日俄条约，认为两个国家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各自在满洲的特殊范围。1911年4月，美、英、法、德组成一个财团向清政府提供贷款时，日本和俄国联合声明表示反对。结果组成了六国银行团。两国间的关系变得更亲密了。1912年7月8日签订的第三个日俄协议把内蒙分成两部，并承认日本和俄国各自在东部和西部的特殊利益。这样，英、法、俄、日以损害它们曾庄严保证要保护和支持的中国为代价，达成了相互间的协议。 同时，日本与美国的关系由于西海岸对日本人的排外运动而紧张起来。美国加利福尼亚对华工门户开放的关闭，已经在1882年至1895年间由美国劳工组织者领导的种族主义的煽动而完成。1此后，同样的种族主义对准了日本人。1906年，加利福尼亚加紧实施管理日本移民以及把日本孩子赶出公立学校的法规。 为抗议中国人在美国所受的待遇，中国虽在1905年第一次发动了大规模的抵制美货爱国运动，但清朝外交政策的制订者们却从美日对抗中看到一个获利的机会。袁世凯首先抓住了这个机遇，他从1901年到1907年占据了李鸿章在天津的原职，然后成为北京的显要人物，直到1909年下台。袁世凯和那群有志改革的皇太后的臣仆们，设法在晚清发展铁路、电报、矿山、新军和警察力量，包括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2他们在满洲仿效20年前李鸿章在朝鲜的战略——开放该地区的对外贸易，这样给贸易大国以既得利益，以保持中国的至尊地位，或者至少反对日本或俄国的蚕食，这是一种门户开放战略。 不幸的是贸易大国的商业赶不上俄日对满洲的军事和经济侵入，所以袁世凯不得不回到竞争的战略上来，在中国主办下推动那里的铁路和其他事业。因此，他希望得到美国的财政援助。许多方案都在未定之中。1905年，美国铁路大王e.h.哈里曼曾在东京向首相桂太郎建议一个统一的环球的运输系统，包括日美共同管理南满铁路，但外相小村寿太郎从朴次茅斯归来，反对这项计划，因而计划遭到搁置。同时，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开始发展民事管理的改革。他和受过美国教育的部下、辽东巡抚1唐绍仪建议哈里曼投资铁路，与日本接管的俄国修建的南满铁路竞争。为了吸引资本，他们建议仿效帝国主义者，建立一个开发银行以获取美国和英国的贷款。他们的计划在年轻的国务院官员中迅速引起反响，这些官员怀疑日本对中国以及日本对美国贸易的意向。1907—1908年，中国官员积极推动中美联盟的设想，一个仲裁条约事实上已在谈判，而唐绍仪前往华盛顿企图解决中国开发满洲计划的美方投资问题。然而，在他1908年11月30日到达华盛顿时，他的希望已因现实政治而成为泡影。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意识到中国的软弱，现实地对待日本。作为对日本限制向美国移民的“君子协定”的回报，1908年11月30日的罗脱-高平协定试图缓和美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两国认可太平洋地区的现状，同意相互尊重对方的领土主权，坚持中国的门户开放，以及以和平手段支持“中国的独立和完整”。如果其中任何一项受到威胁，双方同意交换意见。在将条约通知北京时，东京表明它完善了此前日本与英、法、俄签订的条约。2 虽然罗斯福总统对日本的强盛持有现实的看法，而且美国舰队在1908年访日时受到热情款待，但是美国对日本在满洲扩张的担心并没有结束，而且每个国家的海军领导人都把对方的舰队作为潜在的敌人。1907年日本海军的国防计划的中心，就是把美国作为日本的假想敌。1 日本在1906年建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管理根据朴次茅斯条约由俄国转让的铁路线，达到了向中国有效渗透的新水平。公司的首任总裁后藤新平以前曾担任台湾民政长官，他对满铁有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把计划看作包括矿山、农业和工业的开发和运作以及铁路附近土地的管理在内的经济计划的中心。后藤认为用这种方法，日本将能协调其对满洲实行殖民化的努力，并抵销由徐世昌和唐绍仪组织的中国开发事业的成果。满铁是按照日本商业法建立的一个合股公司，50%的股份掌握在政府手里。余额出售给日本和中国的投资者，但是在1906年10月5日最后期限结束前，没有任何中国人购买股份。由于中国人缺席，公司就这样全部归日本人所有。中国政府事后提出抗议，但已为时过晚。2 在日俄战争之后转让给日本的关东租借地的管理机关，设在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小城旅顺。旅顺的阿瑟港在俄国占领下已发展成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海军基地；乃木将军的部队围攻该港，是日俄战争中代价最为高昂的事件。然而它的港湾浅，日本海军在那里只保持有限的设施。关东租借地总督的权力仅仅涉及这一有限的地区。直到1919年，总督个人指挥那里的军队；当这个职位变成文职时，军队控制权传给统率关东军的将军。 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基地在大连。大连是深水港；在满铁管理下，该城迅速发展成东亚主要商港之一和满洲的门户。从那个基地出发，公司几乎像一个独立政府那样运作。最初管理铁路的授权不久就扩大了。俄国时代的宽轨距钢轨被标准轨距替换，一个野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开始运转；而最新铁路技术，甚至连铁路枕木在内都是从美国进口的。由于与俄关系改善，沿南满铁路经哈尔滨，以及沿西伯利亚大铁路经伊尔库茨克的旅程，成为连接东亚和欧洲的最短路线。满铁从其土地征收的税款被增添到它的运营利润上，而大笔款项被用于从城市规划及道路、水和煤气管道建设到教育和研究活动的一切事业。满铁的中、小学的设备经常优于那些日本国内的学校，而满铁的满洲医学院成为全中国最先进的医学院之一。满铁的中国研究是另一项杰出成就；它集中于现状的研究，当时很少有学者这样做，从而为后来大量的日本研究现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著作奠定了真实的基础。1 如上所述，日本政府为保护它在关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权益，建立了关东军。它的司令部设在旅顺，它的各分遣队驻在租借地以外。根据朴次茅斯条约，每公里铁路线最多允许驻兵15名。这允许日本在和平时期有一个整陆军师团驻在满洲。这些部队很快成为日本渗入中国的先头部队。 这一系列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大量磨擦的根源，对此朴次茅斯条约的条款没有解决办法。中日关系在日俄战争前还算是友好的，但在日本取胜并殖民后，这种关系随围绕下列四个主要问题引起的冲突而迅速恶化。 第一，间岛地区：这个边境地区曾形成传统的、没有标记的中朝边界。到1905年11月，当日本把朝鲜变为保护国时，它派军队进入间岛地区，宣称拥有领土主权。然而后来日本把该地区让给中国，而这一地区朝鲜居民的权利则得到1909年9月关于间岛的中日条约承认。但随着日本在朝鲜推行殖民化，许多反对日本统治的朝鲜人迁到间岛，因而这一地区变成朝鲜反日运动的基地。 第二，安奉铁路问题：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曾从鸭绿江边的安东到沈阳修建一条窄轨铁路，作为通往北部前线的辅助线。1905年中日北京条约把这条铁路的管理权委托给日本。这条铁路与釜山-新义州铁路连接将使它成为日本与欧洲间的最快路线，也是一条从朝鲜到满洲的军事供应线。为此，满铁试图把这条铁路换成标准轨距。中国强烈反对，因为条约中没有规定这种变换。日本最后在1909年夏发出最后通牒，强迫北京屈服后自行其是。 第三，煤矿：俄国已经开始开发南满铁路线附近的矿藏。日本接着开发沈阳以东40公里处的抚顺露天富矿。日本也经营鞍山以北的烟台1高质量无烟煤矿。因为所有这些煤矿离条约中提到的铁路地区很远，所以它们的经营没有条约基础或中国的允许；最后中国政府承认这种状态为既成事实。 第四，营口-大石桥铁路：俄国原来曾经同意允许修建这条铁路作为临时措施，从营口港为中东铁路建设运送物资，并承诺在后者完工后拆除。因此中国要求日本拆除这条铁路。中国的真正目的是接收这条铁路，但日本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并保留此路作为南满铁路的支线。 所有这些冲突刺激了中日关系，而日本国力的上升激发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成长。在东京的中国学生学习日本国家生活现代化进程中的榜样，同时清政府有志改革的官员被唤起反对日本的扩张。2这反过来又使日本坚定其走向帝国的道路。同时，与美国达成妥协的努力正在导致1908年11月的《罗脱-高平协定》。1908年9月25日，桂太郎内阁正式通过的外交政策计划，透露了日本坚持其在满洲权利的决心，并正式决定使关东租借地成为日本的永久财产。1 1 所以理查德·斯托里为他1979年的著作选用书名为《日本与西方在亚洲的衰 落，1894—1943年》。关于这一节的一般环境，见马里乌斯· b.詹森： 日本 与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2年》；又见乔舒亚·福格尔：《政治与汉 学：内藤湖南（1866—1934年）个案》。 1 见约瑟夫·弗莱彻：《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7章，《东北满洲的丧失》。又 见罗伯特·h.g.李：《清史中的满洲边疆》和韩德：《边防与门户开放》第 1章。 1 关于英日同盟和日俄战争，见伊恩·尼什：《英日同盟：两个岛屿帝国的外交，1894年—1907年》；冈本俊平：《日本寡头政治集团与日俄战争》；约翰·a.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1894—1922年》第2卷《英日同盟与日俄战争》。 2 秘密草约收入约翰·冯·a.麦克默里编：《1894—1919年与中国缔结或涉及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1卷，第554页；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第341页和韩德：《边防与门户开放》第159—161页讨论到这个草约，但对草约的效力表示怀疑。 3 该条约的签字日期应是12月22日。——译者。 1 关于条约中心点和措词的含糊，见伊恩·h.尼什：《同盟在衰亡：1908—1923年的英日关系研究》第70页，尼什断言“1911年条约基本上是消极的”。 2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第1卷，第280—281页。 1 韩德：《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和中国》第3章《排外政治和外 交， 1879—1895》。 2 斯蒂芬·r.麦金农，《清帝国末年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 1901—1908年。》 1 goveorofliaotung，应为奉天巡抚——译者。 2 赫伯特·克罗利的《司戴德》和芮恩施的《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的叙述已为韩德的《边防与门户开放》的叙述所取代。又见雷蒙德·埃斯瑟斯：《西奥多·罗斯福与日本》；查尔斯·e.诺伊：《不可靠的友谊》；入江昭：《太平洋上的疏远》。条约文本收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第1卷，第312— 313页；和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08年》，第511—512页。 1 角田顺：《满洲问题与国防方针》，第705页以下。 2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第39集第1册，第650页以下；和鹤见祐辅：后藤新平》第2卷，第732—809页，载有后藤新平关于满铁的专题报告和10年计划。这个地域的管理引起军部领袖和文官领袖之间争夺最高权力的尖 锐冲突。 1 约翰·扬：《南满洲铁道会社的调查活动，1907—1945年：历史和书目》。 1 此处的烟台，不是山东省的烟台——译者。 2 马里乌斯·詹森：《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6章。 1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第1卷，第305—309页。同一报告强调指导将来日本移民到大陆以加强日本在大陆的地位之重要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工业 在讲述清末的中国经济时，我们注意到在1895至1913年间，至少有549家利用机械动力的制造业和矿业企业是由中国民间和半官方创办的。这些企业的创业资本共计120288000元。1此外，同一时期开办的96家外国所有和40家中外合资的企业，拥有创业资本103153000元。这当然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根据的是当时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资料。 不包括现代矿业但包括兵工厂和公用事业的两张相似的表，表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时期华资现代工业的可以看出的增长。第一张表指出在1913年有698家工厂，拥有创业资本33o824000元，工人270717名，第二张表则指出在1920年有1759家工厂，拥有创业资本500620000元，工人557622名。2欧洲列强由于集中注意力于战时生产以及运输船只短缺，减少了对中国的出口，从而为华资工业的扩大提供了一个机会。尽管及早发出了设备的订单——生产资料仍主要来自国外——但大多数新工厂的开业不得不等到战争结束和订购的机器实际到达。 在民国的头十年中，外资和中外合资的企业也有增加，但在1914至1918年间，直接投资很少。最大的增长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当时，举例来说，1918和1922年中国修订关税，提高日本向中国出口的细纱的进口税，诱导日本在中国开办新纱厂。 同清末中国人开办的和外国人开办的工厂一样，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开办的工厂（和矿场）大都集中在上海、天津，以及江苏、辽宁、河北、广东、山东和湖北的一些地方，就是说，主要在沿海和长江流域各省。1 中华民国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工业普查，是1933年经济统计研究所的调查者们在刘大钧的领导下进行的。它根据的是直接从工厂经理收集来的统计资料，除了不包括外资公司以及满洲、甘肃、新疆、云南、贵州、宁夏、青海、西藏和蒙古（除了满州，现代工厂的数目都不值一提）外，被认为相当可靠。刘大钧1937年发表的调查，记录了2435家华资工厂，资本406926634元，总产值1113974413元，雇用工人493257名。2这些工厂集中在沿海省份，特别是上海，在被调查的工厂中占1186家。在1933年，华资工厂80％以上设置在东部和东南沿海各省，以及满洲的辽宁；如果把外资企业也算进来（它们当然限于条约口岸），这个比例还要高。 巫宝三在其对中国1933年的国民收入的研究中，对刘大钧的调查作了补充，即增加了对在中国本土的外资工厂、满洲和其他被略去的省份的工厂的估计。他的修订过的估计，工厂总数为3841家（华资3167家；外资674家），总产值2186159000元（中国：1415459000元；外国：770700000元），雇用工人738029名。3 表4 现代工业的产量与就业，1933年 续表 *100名工人以下 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142—143、426—428页。 刘大中和叶孔嘉在表4中对刘大钧的调查作了进一步修订，它列出1933年中国现代工业部门几个分支的总产值和工人数目。在中国本土和满洲的运用机械动力从事制造业的企业，不计每家企业的工人数目，在1933年创总产值2645400000元，雇用工人共1075800名。与刘大钧和巫宝三对照，刘大中、叶孔嘉的估计尽管不包括公用事业，但总数实际上较高。产生这个结果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对工厂下的定义较为宽泛，对满洲有更多的报道，以及他们利用资料，而不像刘大钧那样为棉纱、棉布、水泥、生铁和钢铁的数据作调查。 对于1949年之前剩下的年份，得不到可以精确地比较的数据，特别是没有关于总产值的数据。国民政府经济部在1937年报告，当年有3935家工厂（不包括矿场，但包括公用事业和兵工厂）根据工厂法在该部注册。它们雇用工人457063名，有创业资本共计377938000元。1在3935家工厂中，有1235家（30％）设在上海，2063家（52％）设在沿海省份，637家（17％）设在内地。纺织和食品业占注册工厂总资本的55％。不清楚在1933—1936年间，世界性的萧条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相当大的战争破坏、生产下降，以及1937年后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天津、武汉这样一些制造业中心新投资不景气，这些情况从地方的和部分定性的证据中可以推知。同样，对国民政府努力在后方发展一个制造基地——主要是与战争有关的工业——有广泛但不完全的报道。 1938—1940年期间，448家“工厂”和12182名“技术人员”和撤退的国民政府与军队一起搬迁到内地的四川、湖南、广西和陕西。1943年初，重庆的经济部发表了一份工业报告，虽然缺少产量数字，但对中国未被占领地区战时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情况。 国民党统治区若干种工业产品、电力 和煤的相对产量，1933、1938—1946（1933=100） 表5 *一方面，在地理范围上1933年与1946年差别很大，另一方面，中间几年也有差别；从1938年至1945年每年都略有差别。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00—101。 报告提到的3758家工厂和241662名工人中，有590家在1937年就存在，有3168家是1938—1942年期间创办的。它们的总资本，考虑到物价指数涨了10倍，大约等于上海1933年华资工厂的资本，工人数目也大致相同。这些工厂中的大多数设置在四川（1654）、湖南（501）、陕西（385）和广西（292），其余的分散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与战前工业的着重消费品生产对照，新的战时工业约有50%（根据资本衡量）制造军用品和生产资料。另一个与战前工业的对照是，在战时工业化中，国有企业起着主导作用。尽管在登记的工厂中只有656家（17％）是“公营”的，却相当于69％的总资本，与私营工厂比较，它们更大，利用的机械动力更多，并控制了生产资料部门（特别是化学制品、金属制品和机器）。1 国民党统治区战时工业化的模式，特别是把重点放在与军事有关的生产资料如化学制品上，这从表5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1942年以后，内地的工业活动开始放慢，新公司的数目急剧下降，产量不仅停止上升，在一些生产资料行业还有下降。所以这样，除原料短缺和运输设施不足外，主要原因是这些内地企业（每一家都做好了回上海的准备）对战后的命运心中无数，尤其是通货膨胀。商品的囤积和投机变得比生产它们更有利可图。 在1937—1945年期间，沦陷区的工业产量很可能停滞或下降。但没有确凿证据。在1937—1939年间，生产明显地普遍下降。在华北，从1939或1940到1943或1944年，煤、铁和钢、水泥、电力和化学制品的产量有增长，但有些消费品工业如棉、毛织品和面粉，实际上仍低于战前水平。华北的工厂产品总值的指数（按1939年物价）在一个急剧的下降之后，到1942年已经恢复到1933年的水平。1不过，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上海的纱厂在战争时期很不好过。华资纱厂的棉纱和棉布产量从1937年起都急剧下降，在1939—1941年间略有回升，那以后就奄奄一息了。2现在仍然不清楚日本人控制的公司是否好一点。 与此同时，日本人控制下的满洲工业从1936年起迅速增长，至少到1941年为止。在30年代中期以前，满洲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农业开垦地的扩展。华资小型工厂固然引人注意，但主要的现代工业是日本人控制下的生产资料企业网，它为日本经济提供原料和半成品。鞍山、本溪钢铁厂和抚顺煤矿，这些垂直统一管理的大型企业，是其中最突出的单位。满洲傀儡国巩固后，日本权益集团支持建立一个生产资料联合部门的重大计划。固定资本主要由日本进口资本提供，总投资率1924年为9％，1934年达到17%，1939年达到23%。（中国全国1933年的相应投资率为5％，这个数字在1949年之前很可能没有被超过。）广义的工业（矿业、制造业、公用事业、小型工业和建筑业）在1936—1941年之间每年以9.9％的比率扩大，与此相比，在1924—1936年间为4.4％。工厂工业的增长甚至更快，结果是，占中国总人口8—9%的满洲，工厂生产额几乎占1949年以前全国总生产额的1/3。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显然是以牺牲小型工业为代价，也就是说，伴随这种发展的是工业部门的“现代化”，这个部门的扩大速度与满洲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扩大速度相同，因而没有提高相对的重要性。这看来和中国本土形成一个重要的对比。1941年后，由于从日本来的设备、资金和某些关键性原料的流入减少，满洲工业的增长和多种经营都停止了。1945至1946年严重的战争破坏和苏军搬走最现代化的工厂和设备（损失合计10亿美元或更多），大大地降低了对战后中国有用的满洲的工业能力。1 1946—1949年是混乱的年代，很快就被扩大的内战和失去约束的通货膨胀所笼罩。到1947年，消费品的产量可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是，满洲的重工业和矿业生产能力被削弱，国民政府回到南京后实际上抛弃了战时内地“温室”式的生产资料工厂（它们一直依靠军事和其他政府订货），两者合起来导致这个部门的产量和相对重要性实际下降。换句话说，又回到战前着重消费品生产的工业结构模式。 日本投降在中国到处引起工业生产的部分破坏。在从前的沦陷区，日本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撤走后，生产暂时停顿。对接管日本的产业和恢复工业生产没有适当的计划。收回的工厂被当成战利品，派系不论文武，都抢着要分一杯羹。在内地，战争时期建立的工厂任其毁坏。从前日本人控制的工厂和矿场，为一个正在扩大的国有工业部门提供了基础。在资源委员会的主持下，生产资料生产的重要部分，电力和矿业划归政府控制。21947年底，资源委员会监督291家工厂和矿场，总就业人数223770人。在消费品部门，1945年有69家日本和敌伪纺织厂（38家纱厂、6家毛纺厂和25家有关企业）被没收，转入新建立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一家由政府投资控制的股份公司，在经济部的指导下经营。1947年，中纺公司控制中国纱锭的36.1％和织布机的59.4%。它所属的工厂生产43.7%的纱和72.6%的棉布。中纺公司的纱厂由中国政府提供充分的营运资金，并为购买原棉在外汇的分配上受到优待，它们与私营纱厂相比，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与日本在中国的纱厂相似，它们是这些纱厂的继承者；不同的是日本人更有效率。中纺公司的经营方针主要是为它们自己和国民党政府寻求短期利益。1 从1948年年底起，政府和私营的工厂和矿场都受到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对运输和原料供应的破坏、劳动力短缺、工人骚动和人的过失的损害。 对工业发展的精密衡量是看一段时间内生产的增长。约翰·k.张最近编制的1912—194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生产（不包括手工业）指数，替代了所有以前的产量估计，提供了一条数量线索，把上述分散的观察联系起来并加以证实。张的指数根据15种制造业和矿业产品，涉及约50％的工业产量，用1933年的物价为衡量单位，见表6。这个估计把华资和外资公司，中国本土和满洲都包括进去了。工业生产从一个很低的开始，持续地一直增长到1936年。制造业和矿业就全体而论，显然没有受到世界性不景气的不利影响，尽管有许多个别工厂经历了暂时的实际困难。由于把中国本土和满洲合在一起，提出了不景气年代的某种上升的趋势。上海工业所受不景气年代的影响比满洲的工业企业严重。战争爆发带来1937—1938年的急剧下降，随后中国未被占领地区和满洲的产量都有回升，到1942年达到顶点。从1942年起，情况就不怎么清楚：1946年全年产量下降，接着在1947—1948年略有恢复，但不到1936年的水平。 中国大陆工业生产指数，（1912—1949年） 表6 （15种商品； 1933年=100） 续表 资料来源：约翰·k.张：《**统治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第60—61页。 在挑选出的几个阶段中，平均年增长率（用净增值表示）反映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工业明显扩大（1912—1920年，13.4％），随后是1921—1922年的战后衰退。从1923到1936年，平均增长率为8.7％；1912—1942年为8.4％；而1912—1949年整个时期——因为1949年是一个低年份——为5.6％。因此，在战前的典型年份，中国现代工业和矿业产量如果用1933年的物价计算，以给人深刻印象的8—9％的增长率在增长。1 然而，正如表2中刘-叶的国民收入估计所表明的，工业，包括传统工业，在中国经济中只占一个小位置，而在广义的工业部门里，现代的工厂生产因手工业而显得不重要。在1933年，中国的工厂、手工业、矿业和公用事业的联合产量，仅构成国内净产值的10.5%。手工业产量占工业部分的67.8%；工厂占20.9%；矿业占7.0%；公用事业占4.3%。在估计为4691万的全部非农业工作人口中，有1213万（25.9％）受雇于手工业，113万（2.4%）受雇于工厂，77万（1.6%）受雇于矿场，4万（0.09％）受雇于公用事业。尽管张的估计有8—9％的年增长率，但这个增长的是很低的，结果，在民国时期的40年中，整个部门在国内生产中所占比例基本上没有变化。不过，说中国30年代的现代工业部门小，只是与当时的发达经济比较而言。例如，若与1895年时的日本相比，它既不是不足道，也不是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整个看来，手工业在工业部门所占的相对份额，在20世纪30年代无疑比在1850或1912年少（见表3）。当然，在19世纪中叶，中国根本没有现代工业，甚至在1912年，它也只是一棵嫩芽。表7概括了刘-叶关于1933年手工业在各种工业的总产值中所占份额的估计。考虑到与工厂产品比较，在可以得到的资料中对手工业生产的概括不完全，这样，对所有的工业来说，64.5％的平均数确实是太低了。1刘和叶根据就业和每个手工业工人的增值作出的补充估计，实际上表明1933年手工业在总增值中所占份额接近75％。 到这里，比较确实的数据资料就结束了。经常有人断言，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个世纪中，由于进口外国货和国内华资及外资现代工业的产品的竞争，传统的手工制造业一直在下降。2在满洲，如前面指出的，可能是这种情况，即工厂工业的增长以牺牲“小型的”（即手工业的）工业为代价。但就整个中国来说也是这样吗？有关这个问题的片断资料更适合这样的结论：在绝对数字上，手工业产量总体上不变，比起刚提到的悲观看法来甚至还有增长。 在14类产品中手工业生产 表7 占总增值的百分数，1933 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经济》，第142—143页，表38—；和第512—513页，表g-1。 问题变得复杂，在于用什么样的定义去界说“手工业”和各种手工业之间实质上不同的经历，以及大多数解说者据以谈他们的看法的几次实地调查的时间选择。与家庭单位无关的城市或半城市手工业作坊或手工业工场，至少从唐代起就出现在中国的经济中了。不过，用就业和产量来衡量的它们的重要性，至少在1912年以前，并在较小但未确知的程度上，在随后的40年中被农村和城市的单个家庭的手工业生产所掩盖了。1例如，这是可以想象的，曾经基本上是一种农家手工业的手工纺纱的绝对产量在20世纪下降了，而全部或部分与此对应的，是在许多手工业作坊中有了新的就业机会，这些手工业作坊是在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和工厂生产的刺激下出现的。这些小型工厂，特点是雇用很少的工人，没有机械动力，为出口的农产品加工（如轧棉和缫丝），或作为分包者向现代工厂供应零配件，或冒险仿制比较粗糙和便宜的工厂制品（如纺织品、卷烟、火柴和面粉）。1所以，中国初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跟日本一样，采取的形式不是完全照搬外国的模式，而是适应中国具备的生产要素，其特点是高劳资比。 有些手工业没有经受住竞争。进口的煤油几乎代替了点灯用的植物油。在20世纪头25年中曾经是繁荣的丝织业，从20年代末开始衰落，原因很多：日本人的竞争，1931年后失去像满洲这样的市场，人造丝的出现，以及国际市场普遍不景气。2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茶叶出口下降，也许说明茶叶工业遇到了困难，尽管我们不大知道国内需求的变化。不过，无论是丝或是茶的情况，都不是说从19世纪起有一个简单的直线下降，原因是手工业产品被工厂产品所取代。 至于棉纺手工业，我们可以谈得更具体些。布鲁斯·雷诺兹发现，手工纱的绝对产量及其在纱的总供应量中所占份额，在1875—1905年间急剧下降，然后下降放慢，直到1919年，随后又急剧下降，直到1931年（表8）。3 表8 棉布供应的来源，1875—1931年(百万平方码) 资料来源：布鲁斯·劳埃德·雷诺兹：《贸易和外资对工业化的影响：中国的纺织品，1875—1931年》，第31页，表2.4。 对照之下，手工编织在1875—1931年间所占的相应份额虽然下降，但在这半个世纪中，以平方码计算的总产量实际上增加了。在需求方面，这种坚挺的现象是由于存在手工织的布和机器织的质量更优良的布的部分地分立的市场；典型的手工织的布是用进口的和国内机器纺的经线和手工纺的纬线，直到20年代国内纱厂大大发展起来才不用手工纺的纬线。在供应方面，手工织布的幸存和增长，可归因于它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家庭农场生产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作用。关键是有可用的“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家庭劳动力，他们要在任何情况下生存下去；跟工厂劳动力不同，即使他们的边际产品在生存费用以下，也照样从事手工业活动。就是说，家庭手工业几乎能在任何价格上与工厂工业竞争，只要现代公司必须付给它的工人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而手工业工人在挣得收入上没有选择的余地。农村家庭争取最大限度的收入，根据他们对各种各样农村副业的相对利益的估计而决定进入或离开某一副业，这也部分地说明了个别手工业变化无常的命运。在20世纪，随着经过改进的木织机、铁齿轮织机和提花机的传播，手工织布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与手工纺纱相比，劳动生产率可能高出许多。廉价的进口纱和国产的精纺纱使得手工纺纱与其他有关副业相比，愈来愈无利可图。机器精纺纱的近便和廉价、机器产品的榜样、织布比纺纱有利，这些因素加起来导致农村家庭转入织布。在一些手工织布中心如河北的定县、宝坻和高阳，山东的潍县，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不同时期都曾经“繁荣”过，天津、青岛和上海的纱厂向数量很大的农民家庭供应棉纱，有时候，纺织商人向他们提供织布机，并承购他们的产品，将它们分销到整个华北和满洲。1 许多始于30年代，即始于战前学术成就短暂全盛时期的质量比较好的中国农村现场调查，对于我们得知手工业在20世纪的命运的情况是很重要的。在将近20年的政治分裂之后，这被看成是一个有希望的时期，当时的中国终于开始走上曾给西方和日本带来财富和力量的现代经济发展的征途。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农村社会学家，甚至大多数持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以给人深刻印象的一致程度，像分析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衡量它的成就一样，关心它运行中的福利含义。农业生产基本上跟上人口增长，抑或是手工业的绝对产量至少保持不变，这些都决不能补偿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的经济是“落后的”，中国人大多数是穷人，只有很少数富人，穷人连起码的生活水平也难以维持。此外，由于“示范效应”是强有力的，繁荣看来似乎只有通过大规模工业化才能达到。关于这一点，既出现了对很小的现代部门不相称的注意，又出现了一种倾向——尽管老老实实提出来的以经验为基础的数据常常同它矛盾——想从手工业的周期性波动的下降阶段得出结论，而忽略上升阶段。1差不多好像是把传统部门说得愈是破产，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就愈有可能早日开始。30年代初对手工纺织工业来说，十之**同样是一个相对不景气的时期，但这主要不是由于现代纱厂的竞争，而是由于1931年后失去了满洲和热河的市场。要提醒的是，把手工纺织业到1936—1937年没有恢复作为可供选择的市场发展的结果，超出了我们目前所知，并与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在1937年战争爆发前的两年中的上升趋势相矛盾。同时在1937—1949年之间漫长的战争和内战的艰苦年代，难道可以相信现代城市消费品工厂与众多而分散的手工业部门相比，所受的破坏更小、产量的削减更少吗？ 在进口货和国内工厂的产量都增长的情况下，从绝对数字上说，手工业生产的命运决定于两个因素：进口货和工厂产品的结构，总需求的大小和构成。例如（见表28），在1925年，进口货至多有50.5％是同手工业竞争的（棉织品、棉纱、面粉、糖、烟草、纸、化学制品、染料和颜料）。除了我们已经注意其影响的棉织品和煤油外，在剩下的品种中最大宗的是糖（它的进口量在1925年格外高，其中包括不与手工业竞争的未加工的糖）、化学药品、染料和颜料（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代替了土染料）以及烟草（其国内加工在20年代增长了，因此明显地未被进口货压倒）。其他具有潜在竞争性的进口货在数量上微不足道，不可能对国内手工业造成严重影响。 关于工厂产品的影响，情况与进口货相似，这里再次排除了棉纱的情况，其中手工业产品急剧削减。1933年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是手工碾的米和磨的粉，两者加起来占整个手工业验明总产值的67％。碾米和磨面的总产量加上进口面粉，其总数的95％来自手工业部门。如果自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现代食品生产工厂或进口货的竞争曾引起任何下降的话，那也不会很大。1 由于我们对手工业的国内市场所知甚少，很难直截了当地说民国时期的总需求是个什么模式。不过，三个间接指标可能有用。从1912到1949年，中国人口几乎以1%的年平均率增长，同时城市人口的增长率可能达到2％。单是人口增加，特别是沿海商业和制造业中心的人口增加，足以解释进口的或国内工厂制造的商品的消费量的一大部分。现代工业产品的很大一部分由城市消费品构成，它们在中国农村没有什么用处。甚至普遍使用的东西如棉织品，以质量和成本为根据的产品的差异也是重要的；就传统需求来说，工厂产品可能是“劣等”货。即使事实不是这样，农村人口也仍然继续使用手工业产品，在低工资率和高价资本的情况下，这些产品仍以低于现代工业的单位成本生产出来。 第二个指标是持续到30年代的外部需求。有一种研究说，用1913年的物价计算，手工业的出口价值从1875到1928年每年增长约2.6％。另外一种估计提出，种类稍微广泛些的手工业产品，从1912到1931年每年增长1.1％。2由于对国内消费缺乏更多的了解，报导出口增长的数字当然不是结论性的。不过，以20年代中国最大的单项出口货物的丝来说，强有力的迹象显示，在绝对数量上，国内市场与出口一起增长到1930年，同时它们的相对份额基本上不变。1 最后，农产品特别是需要加工的许多商品作物，在1912至1949年间的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每年略低于1％——大致相同。珀金斯估计1914—1918年每年的农产品总值为160.1—170.3亿元，1931—1937年每年为191.4—197.9亿元，20多年中约共增加16—19％。2他还证明，“在30年代，能够在现代工厂加工的农产品不超过5％或6％，或者说，不到20世纪10年代和30年代之间农产品增长的百分数的一半。”3换句话说，在最坏的情况下，农产品的手工加工保持不变。 关于工厂工业，除了它在数量上的重要性相对地小之外，还有几个总的特点值得注意： 1.如已经指出的，现代制造工业集中于沿海省份，特别是条约口岸城市以及1931年以后的满洲。（以最重要的棉纺工业来说，在1924年，中国87.0%的纱锭和91.1%的织机设置在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上海、天津、青岛三个城市占纱锭的67.7％和织机的71.9％。）虽则有某种程度的地理分散，例如30年代的纱锭（1918年，纱锭总数的61.8%设置在上海；1932年是55.4%；1935年是51.1％），但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内地省份几乎依旧不知道现代工厂工业为何物。 2.地理上集中的一个原因，是外资工厂在制造业部门占有很大的份额。外国工厂被限制在条约口岸。从1931至1945年间，满洲的经济与其他部分的中国经济没有联系，但恰恰是在满洲而不是别的地方，现代中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包括建立一个真正的重工业基地。虽然外资工厂在战前中国制造业中的突出地位是一切资料都承认的，但根据它们在总产量中所占的份额来估计它们究竟有多么重要时，差异却很大。刘大中和叶孔嘉把刘大钧的调查数据和别的资料结合起来，提出了1933年在中国本土和满洲的华资和外资工厂的总产值和工人数目（表9）。 表9 华资工厂和外资工厂的产量和工人数，1933年 资料来源：表4 在中国本土，华资公司占工厂工业产量的78％。比起中国制造工业资本构成中的华资份额来，这是一个实际上较高的比例，根据一种相当粗略的估计，在30年代，外资资本份额仅占总数的37％。1问题出在中国的工业外资的重要性是用产量份额来衡量好呢，还是用与华资相比较的外资的相对份量来衡量好。过分注意资本构成容易导致夸大外资工业的重要性。定资本额之难是出了名的，而且它轻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人拥有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资本的不可分性问题极小而劳动力可以代替资本的程度却很大。换句话说，它肯定在华资和外资工厂里呈现出同样的资本产出比率。对20年代和30年代制造工业几个分支中外国企业的产量份额，表10有所指示。（关于1933年，又见表3。）这里包括了煤矿业的数据；除了条约口岸的集中问题外，这里说的有关工厂的话，一般也适用于矿业。 表10 中国和外国+公司在几种工业的总产量中所占百分数 *仅指“现代”煤矿 +外国拥有或外国投资/控制 ≠1935年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4、130—13i页；雷诺兹：《贸易和外资对工业化的影响》，第216、221页；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2，第971页。 3.不包括满洲在内的中国工厂工业主要是消费品工业。1933年，生产资料占工厂净增值的25％。用产值衡量，最大的工业是棉纺、面粉、卷烟和榨油工业。在刘大钧调查的2435家华资工厂中，50％从事纺织和食品制作。这1211家工厂合起来，占全部华资工厂产值的76％，就业的71％，动力设备的60％，资本投入的58％。 4.工厂平均规模很小，在相同的工业中，华资公司一般比外资公司更小，但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工厂或其他国家早期的工业经历相比，则不算很小。刘大钧调查的2435家工厂的资本总数为4.06亿元，平均166000元，或按现行汇率计算约50000美元。这些工厂拥有动力的总功率为507300匹马力，或每家工厂约200匹马力。每家工厂工人的平均数为202名。 5.对于华资工厂，甚至那些设置在条约口岸的，我们可以说，它们所处的社会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传统的”，这严重地冲击着“现代的”事实，即它们使用机械动力和复杂的机器。在刘大钧调查的2435家工厂中，只有612家是作为合股公司组织起来的。缺乏一个发展得很好的转让股票的市场，这促成股东和管理部门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股东对短期利润的要求常常与通过再投资扩大企业和使其现代化的长远目标相矛盾。像保证股息这样一些做法往往迫使公司为了获得营运资金而借高利贷。为现代工业提供资金，这在中华民国从来是不充分的。投资于田地和城市房地产继续具有吸引力；除此以外，在较近的时期还对商品、外汇和政府债券进行投机。下面我们将看到政府的财政政策是怎样有助于将资金从生产投资上转移走的。 缺乏合格的管理部门。1931年，在82家纱厂的4000名技术人员中，只有500名接受过正规训练。较高级的管理部门同官督商办时期（见第11卷）的管理部门没有多大差别。像成本会记这样一些方法很少被采用：廉价土地上的两层楼工厂建筑并不罕见，折旧提成和设备维修的不足几乎人人都注意到了。不过，这种情况从来是工业化初期的特点，世界上到处一样，中国的情况并不特别坏，比如说，同50年前美国的纺织工业相比。 中国工厂的工头喜欢保持一种“长衫客”的派头，不屑于做卑下的工作，而把真正监督工人的工作留给技术上无能的监工，他们往往也是“承包人”。通过与童工的父母达成协议等方式招工。虽然到1933年已有100多万工厂工人，但总的说不是一支熟练的、稳定的、有纪律的劳动力。部门的变化可能相当大，像日本那样。什么地方重视经验，经验就得到报酬。高度熟练的男性工人得到好的报酬和好的训练，倾向于只跟一个雇主。不过，在占优势的纺织工业，经验并不特别重要，除非是机修工。许多工人保持着同农村的联系，他们离开那里是出于无奈，想用工厂工资补充少得可怜的农业收入。对年轻妇女和儿童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在劳动力中占一个很高的比例。在刘大钧调查的2435家工厂的493257名工人中，有男工202762名，女工243435名，16岁以下的童工47060名；在纺织工业，相应的数字是84767、187847和29758。由于这支劳动力不是完全终身委身于一个工厂，由于从农民中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工人，因此，用国际标准衡量，工业工资低而工作时间长。1937年之前，中国纱厂典型的运转是两个12小时的工作班；日本人拥有的纱厂普遍采用11小时的工作班。不过，用中国农村的标准衡量，城市工人的实际收入还是高的，这是持续地向城市迁移的一个因素。在资本昂贵和劳动力便宜的地方，生产“合理化”在一些中国公司是采取压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间的办法加强使用劳动力。普遍的低工资率使高人工周转率永久存在，使工人不愿割断与农村的联系，因为当工业减退时，农村继续为他提供庇护所。这又加强了雇主的信念，认为工人能靠“一把米”过活。反过来，低工资的常规又因阻碍劳动效率的提高而部分地证明是不可取的。1 或许只能是这样。中国工业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是需求疲软。只要条约口岸及其近郊周围的传统社会和穷困的农民经济基本上保持不变，哪里能有什么报酬好的劳动生产出来的新产品或经过改进的（也是较贵的）商品的市场？ 6.现代工业集中于沿海城市，外资部分很大，消费品占优势，大多数是技术落后的小工厂——所有这些与1949年以前中国现代工业在国民收入中只占很小的份额互相关联。但估计“制造业+”（见表3，指工厂产品、矿产品、公用事业和现代运输）中的现代份额只占30年代国内总产值的5％（表2）或7％（表3）——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显然是不发达的——不应引出这样的结论，即认为现代工业和运输部门对中国1949年以后的经济发展是无关紧要的。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的东西在数量上少，在1953—1957年期间工业生产的增长中，却有2/3以上来自现有工厂增加的产量。2尽管苏联从满洲搬走了工业机器和设备，但恢复这个主要生产资料基地的生产所必需的新投资，总比建设新工厂所需要的少。虽然总的看来1949年以前的中国没有工业化，它的棉织品工业却迅速而持续地发展，并且没有被外国公司垄断。甚至在30年代，中国的棉织品产量已居世界前列。1949年后，尽管对轻工业的投资远远落后于重工业，但棉织品和布匹的出口——仅次于加工和未加工的农产品——是中国用以支付进口货物的外汇的一个主要来源。1 同样重要的是，1949年以前的小的现代部门为人民共和国提供了熟练工人、技术人员、有经验的经理和组织业务活动的模式，这些得到苏联顾问和训练的补充，才有可能对数量大大增加的新经理和新工人提供训练和经验，他们将充实50年代末开始生产的许多新工厂。特别是在生产资料部门，几十家比较小的上海机器制造公司——其中不少是从1949年以前的时期继承下来的——保持了一种发展新产品和新技术的质量上的适应性，使它们能在60年代初，在克服大跃进和苏联撤退顾问带走蓝图造成的困难中起很大的作用。2“没有这个基础，中国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工业发展将大为缓慢，或将更加依赖外国技术专家，或者兼而有之。”3 1 费惟恺：《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1870—1911年》，《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1章。 2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第55—56页。 1 南开经济研究所：《南开统计周刊》，4.33（1931年8月17日），第157—158页。 2 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工厂”，按照1929年的“工厂法”规定为采用机械动力、雇用工人30名以上的企业。 3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卷1，表1—2，在第64页后；表5，第70—71页；增加的资料在《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社会科学杂志》，9.2（1947年12月），第130—136、144—147页，它结合了汪馥荪的估计：《战前中国工业生产中外厂生产的比重问题》，《中央银行月报》，2.3（1947年3月），第1—19页。 1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4，第92页。 1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第89—97页；4，第93—96页，摘自经济部统处编：《后方工业概况统计》，1943年5月。 1 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47—150页；汪馥荪：《战时华北工业资本就业与生产》，《社会科学杂志》，9.2（1947年12月），第48页。 2 王季深：《战时上海经济》，第192、194页。为这份参考资料我要感谢托马斯·罗斯基教授。 1 亚力山大·埃克斯坦、赵冈和约翰·张：《满洲的经济发展：边疆经济的兴起》，《经济史杂志》，34.1（1974年3月），第251—260页。 2 关于1938—1948年国有和私有矿场和生产资料企业的相对处境的实际数据，可以查看《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3，第1439—1443、873—879、882—887页。 1 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处：《我国钢铁、电力、煤炭、机械、纺织、造纸工业今昔》，第148—149页；《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3，第1051—1074页。 1 约翰·k.张：《**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第70—74页。 1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第137—142页，表明手工业的净增值为所有的工业的72％，但根据的“工厂”是这样定义的：雇用30名以上工人的企业，并使用机械动力。 2 这个意思包含在彭泽益对资料的编排中，见他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年》，有价值的文献尚未被充分挖掘出来。 1 见费惟恺：《经济趋向，1870—1911年》，《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1章。 1 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年》，2，第331—449页。 2 见李莉莲：《江南与丝出口贸易，1842—1937年》（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75年），第234—273页。 3 雷诺兹通过很不相同的路子得出的1875和1905年的结果，与我的估计很接近，见我的《中国的手工和机器棉纺织品，1871—1910年》，《经济史杂志》，30.2（1970年6月），第338—378页。我在这里用了他的数字而不是我自己的，因为它们是对1875—1931年整个时期的一个从方法论上说是一致的估计的一部分。 1 见赵冈：《现代棉纺工业的发展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载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167—201页。 1 赵冈，同上，第173—175页，举出了例证。 1 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收入与经济发展，1939—1959年》，第142—143、512—513页；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第32—33页。 2 侯继明：《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69—170页。 1 李莉莲：《江南与丝出口贸易，1842—1937年》，第266—273页。 2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20—30页。 3 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和结构变化》，第122—123页。 1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通论》，第170页。 1 关于20年代劳动力的出身、招募、工资和工作条件，见琼·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年》，第48—112页。1949年之前工业的工资结构分析，见克里斯托弗·豪：《现代中国的工资模式和工资政策，1919—1972年》，第16—27页。关于日本式的“常年”雇用熟练男工的一个例子，见《慎昌洋行》，第114页。为最后这本参考书，我要感谢托马斯·罗斯基教授。 2 赵冈：《工业政策与执行》，见亚力山大·埃克斯坦、沃尔特·盖伦森、刘大中编：《**中国的经济趋势》，第579页，表3。 1 马逢华（音）：《大陆中国的对外贸易》，附录c，第194—200页。 2 托马斯·g.罗斯基：《制造工业的发展，1900—1971年》，见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228—232页。 3 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第125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日本的二十一条 1911年10月中国革命爆发时，日本政府主要关心的是保持1905年战胜俄国后在满洲得到的权益。由于与清政府订有协议，而革命党是未知因素，外相内田康哉和驻北京的公使伊集院彦吉两人倾向于向清政府提供援助。甚至在革命遍及长江以南后，他们仍坚持这种主张；许多保守的日本人争辩说，甚至一个由清朝统治北方的分裂的中国，也比一个由民国统治的统一的中国好。一种遍及全中国的共和制度，将成为日本君主制度的反面榜样，也将危及日本的利益。2所以日本政府建议英国政府组成联合军事远征队。它也同意满足清政府购买军火的请求。英国拒绝了日本的建议。英国的大部分利益在革命军控制的地域内，而援助清政府将危及这些利益。因此伦敦答复说，虽然它赞成中国的君主立宪，但它并不认为外部干涉是可行的。当11月13日袁世凯终于回到北京时，英国人已在扮演他与革命者之间的秘密调停人。因此甚至在袁正对日本外相伊集院宣布他支持君主立宪时，他已开始与革命党人和谈。甚至北京与革命党人的谈判代表唐绍仪也赞成共和。形势向着袁世凯为总统的共和制方向稳步发展。于是袁世凯的熟练的政治手腕赢得了英国的支持。日本觉得在所有列强中它在中国利害关系最大，但没有英国盟友的支持，它不能派遣军队，也不能要求保持清朝的君主立宪。干涉失败后，日本政府开始与英国协力并转向不干涉。 不少日本民间人士坚定地支持孙逸仙的革命运动。据说有600多人曾到中国参加革命。有些人曾活跃于日本的民权运动，并认为中国革命符合中国的民主化利益。多数人相信，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于从西方统治下解放亚洲是必要的。然而其他许多人，是以他们自己的利益至上作为“革命者”去中国的。最初这些日本人受到中国革命党人热烈欢迎，但不久他们被当作麻烦的肇事者而受到冷落。有影响的右翼分子头山满等知名日人跑到上海，试图控制冒险家们的活动和行为。1 中国的革命力量部分由于财政原因，终止了与袁世凯议和。例如，孙逸仙抵达上海后，立即与三井公司上海办事处接触请求武器。它的负责人同意几笔大的贷款；日本的目标是把汉冶萍公司置于中日共管之下。2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作为临时总统在北京上任后不久，日、美、英、德、法、俄组成了银行团，签字同意贷款给中国。 日本已经采取了不干涉政策，外务省试图通过在北京的谈判稳定中日关系。这种努力，被未来几十年将会损及日本对华政策的那种独立军事行动所削弱。战场上的军人比外务省的代表更具侵略性，而日本对侵略分子的专擅行为普遍接受，并纵容了他们。政府以外的日本人对政府政策的第一次挑战，是满**立运动。一个曾参与清朝警察改革计划名叫川岛浪速的活动分子，已经与满族贵族成员发展了亲密的私人关系。1911年革命期间，川岛和一群日本军人密谋使满洲和**立，并劝说满族肃亲王（善耆）领导这次行动。根据计划，肃亲王离开北京前往关东租借地的旅顺，于1912年2月2日到达。但由于日本外务省一再向军队提出抗议，肃亲王被迫脱离这次运动，并隐居旅顺。（他的女儿与川岛结婚。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日本人的合作者而被处死。） 川岛小组成功地从日军获得了一大批武器和弹药。仇视汉人的强烈情绪在蒙古人中间流行，而且很少有人欢迎将来接受袁和他的政权统治的想法。两个蒙古王公受到川岛的诱惑，参加了满**立运动。然后，武器在日本人护送下运进内蒙，用马车从南满铁路的公主岭站西运。然而，这支护送队受到中国政府军队的攻击，13名日本护卫人员和9名蒙古人丧生，这次周密的冒险就这样结束了。但是，直到1931年满洲事变，日本人继续卷入满洲和蒙古的独立运动。2 非官方干涉的另一端，是日本人帮助革命党人反袁。当1913年7月称为第二次革命的反袁运动爆发时，它在7周内就被镇压了；而孙逸仙、黄兴和军事领导人李烈钧不得不逃命。袁世凯政府请求英国和日本不要接纳中国的政治避难者进入其领土。尽管外务省作了最大努力，日本民间人士和军官还是帮助了革命党领导人逃跑。黄兴乘日本军舰“龙田丸”从南京到上海。从那里他乘日本私人轮船逃到香港，然后转到另一艘开往日本门司的日本轮船。孙逸仙从上海到福州，日本轮船“抚顺丸”在那里把他接走，经台湾把他带到神户。李烈钧在战斗失败后，于1913年9月1日获准在长沙的日本领事馆避难，然后乘日本轮船前往汉口，从那里他乘军舰“伏见丸”逃脱。1 二次革命因三次意外事件而受到损害，这三次事件影响日本舆论反对他们政府的谨慎政策：扣压一名日本陆军上尉，逮捕一名陆军少尉，以及袁军进入南京时的暴力行为导致三名日本人死亡。东京外务省寻求以温和外交来解决这些问题，但被这些“侮辱”激怒了的日军要求惩罚那些责任者。当压力升级时，外务省政治事务局局长阿部守太郎被一名强硬派青年杀害。几千名愤怒的东京市民示威反对外务省的政策。这些压力迫使外务省向袁世凯政府交涉。2东京政府最后占了上风，但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革命党人在内，广泛显示了反日的猜疑和敌意。 当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中国马上提出了一项二十四点声明，表示不介入战争。声明的要点是交战国不能占据中国领土或领海，或在中国领土或领海上交战；以及不能利用中国领土作为发动进攻的地区。交战国的军队和武器如经过中国领土，将依法扣留或没收。 至于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稳定其帝国主义利益的机会。日本从俄国获得的满洲的利益只要短时间去经管，而对德国曾于1895年组织三国干涉的有意侮辱现在能够予以反击。然而，英国试图劝阻日本方面对德国采取军事行动，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自治领甚至更反对日本卷入。英国以保护太平洋上英国商业航运免受德国武装商船袭击的方式，试图限制日本参加海上行动。然而日本不愿接受这样一个受限制的角色，并于8月15日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不迟于9月15日“无条件并无偿地将胶州租借地全部交给日本帝国政府，以便最后将其归还中国”。1外相加藤高明的看法是，如果无偿得到胶州租借地，可以在相当时间内归还中国；另一方面，如果以鲜血和金钱的高昂代价获得，日本不会轻易将其放弃。 由于德国没有对最后通牒作出答复，日本宣战，并封锁了德国租借地内的青岛。为了尽量减少损失，日军决定从背后进攻德国防区，但这样做需要通过中国领土，违犯了中国的中立。东京向北京施加很大压力，要求把山东省排除在中立区之外，但被外交部总长孙宝琦坚决拒绝。相反，中国在山东集结了大量军队。尽管中国怀疑日本在以武力占领后会信守诺言将胶州归还中国，但中国最后屈服了。 1914年9月2日，日军在山东半岛北部登陆。然而日军不是全力进攻德国在胶州湾的防区，而是以部分兵力占领潍县，然后西向，占领通往济南的山东铁路全线。日军随后又攻占青岛。然而，甚至在德国投降后，日本仍沿铁路全线留驻军队。 在整个过程中，中国处境孤立。英、法、德全神贯注于欧洲的战争，没有时间和资源关心亚洲。英国也感到日本的利益集中在华北，可能有助于稳定英国在华中和华南的利益。此外，因为协约国在欧洲受到很大的压力，英国愈来愈感到需要日本的帮助，所以默许日本向中国施加压力。俄国自己正在策划向中国的渗透，也不反对日本的行动。只有尚未卷入欧洲战争的美国，给中国一些同情。但即使是美国，主要关心的仍是欧洲的战争，不希望为中国而与日本对抗。由于不能指望外部的帮助，最后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向日本人转达了袁世凯就日本的经济要求进行谈判的意愿；作为回报，希望日本严格控制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 于是战争年代为日本提供了一个稳定其与中国关系的良机。由于用武力攻占的山东需要重新谈判，似乎这是重新谈判满洲租借地的适当时机，不需很长时间去进行。欧洲不可能干涉。许多日本团体煽动与中国全面解决；老政治家们认为，鉴于欧洲自相残杀，意见一致是重要的，同时，各种各样的急进团体提出了全面推翻中国政权的理由。甚至再度在日本避难的孙逸仙，也认为他看到了帮助反对袁世凯的机会。不消说，军队领导人态度特别坚决。 外务省及时制定了十四条要求表，列为四号和七点“希望”（第五号），大隈政府在11月11日的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1915年1月18日，日置益公使在北京直接把它们交给袁总统，并以一种傲慢的方式对它们进行解释；他向袁保证，如果它们被接受，日本将控制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和留学生。 日置益要求袁对要求内容和谈判过程保密，但北京政府通过年轻的外交官顾维钧很快把要求的内容泄露给美国公使保罗·芮恩施。孙宝琦辞去外交部总长，由陆征祥接替。然后开始了缓慢的谈判过程，其间袁耗尽了日本人的耐心。在84天中，进行了25次正式谈判和20次非正式谈判，作了许多修改。1在谈判过程中，美国政府对日本的要求以及谈判的方式越来越不安，而美国舆论则转向反对日本。国务卿威廉姆·詹宁斯·布赖安最初准备接受日本大体上不谈“第五号”的保证，但当明白日本人并未对他坦诚相告，以及芮恩施公使应中国的警告从北京发回日本人侵略的紧急预告时，威尔逊总统接过来指导美国的反应。1最后东京放弃了“第五号”，并于1915年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于是中国屈服了。5月9日晨一时，新任外交部总长陆征祥和次长曹汝霖来到日本使馆，并按他们的最后修订文本接受了要求。最初要求与最后要求之间的区别，包括它们的长期效应，可以用下表概括。 二十一条 按帝国主义的先例来看，二十一条并不包含什么新东西；除满洲租借地的扩张外，它们也不意味日本在中国更有地位。它们符合列强在华所获特权的顺序，也没有直接威胁美国的经济利益，或直接与贸易方面“门户开放”的总原则对抗。1日本人把第五号“希望”，看作是给予他们的同胞以西方传教士已经享受的权利；中国大多数派系都已寻求日本的顾问和武器。日本外交的迟钝和愚笨是要求的特色。全世界特别是美国注意到一个诡计多端的日本在西方列强全神贯注其他地区时欺负虚弱的邻邦。由于要求保密，日本外交官使中国政治家因泄露假定并不存在的要求内容而惶恐不安。1915年5月，日本人向袁世凯提出的最后通牒，使其感觉迟钝到了顶点。在中国人原来不同意的各个方面，这份最后通牒并没有使日本有多少收获，但为每年5月25日成为国耻纪念日提供了象征。日本企图阻止中国的共和民族主义保卫自己的地位，而这种企图以推进民族主义并使其集中为反对日本而告终。二十一条使中国和美国大众如此激愤的原因是它们的不合时宜。它们是按照19世纪90年代帝国主义的掠夺精神炮制的，但晚了20年，在中华民国和美国的进步运动兴起之后。从任何意义上说，它对日本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胜利。 2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中国事件》特卷，第382页以下。又见马里乌斯·詹森：《日本人与孙逸仙》，和池井优：《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亚洲研究杂志》第25卷第2期（1966年2月），第213—227页。 1 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第2卷，第476页。又见詹森：《日本人与孙逸仙》；关于孙逸仙的亲密合作者宫崎滔天的情况，见宫崎滔天：《找三10年的愿望》。 2 中岛正郎编：《续对华回顾录》第2卷，第153页以下。然而，孙逸仙先往英国力请英国政府反对日本政府所提出的帮助清政府的建议。关于这个建议和其他借款建议的讨论，见詹森：《日本人与孙逸仙》，第146页；艾伯特·a. 奥尔特曼和史扶邻：《孙逸仙与日本人：1914—1916年》，《现代亚洲研究》第6卷第4期（1972年10月），第385—400页；和韦慕庭：《孙逸仙：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78页以下。 1 善耆的女儿金碧辉（日本名川岛芳子）为川岛浪速的养女，曾遭川岛强奸，但 并未与川岛结婚——译者。 2 栗原健编著：《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方面：日俄战后起至大正期止》，第139页 以下。又见绪方贞子：《在满洲的挑战：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1931—1932年》。 1 关于第二次革命，见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第159页以下；和詹森：《日本人与孙逸仙》，第154页以下。 2 栗原健编著：《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方面》，第87页以下。 1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第1卷，第381页。 1 马德琳·池：《中国外交：1914—1918年》；马德琳·池：《曹汝霖》，载入江 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崛川武夫：《远东国际政治史概论》；朱葆瑨：《顾维钧：中国外交官与民族主义外交个案研 究，1912—1966年》，第10页；和詹森：《日本与中国》，第209—223页。 1 芮恩施的记事，在他所著《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华盛顿的反应在阿瑟·s.林克：《威尔逊》第3卷《为中立而斗争，1914—1915年》中得到可靠的论述。 1 詹姆斯·里德：《传道精神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年》，第5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农业 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跟过去一样，农业压倒一切。1933年农业净增值估计有187.6亿元，或占国内净总产值的65％。这个产量是2.05亿农业劳动者生产的，占劳动力的79％。从1912至1933年，这个百分数仅有很小的变化，尽管1933年以后满洲工业的迅速增长使农业所占的份额下降得比前几年稍微快一些（表3）。以作物产品为主，而在作物类中以粮食作物为主。表11是对1933年的估计。按重量计算，当然是粗略的，粮食作物（稻谷、小麦和其他谷物、土豆、蔬菜、水果）占作物产品的80％。 表11农业几个部门的产量，1933年 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140页，表36。 表12 农产品总值，1914—1957年(1933年10亿元) 资料来源：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30页，表2.8。 表13 作物产品的实际产量，1914—1957(百万斤) 资料来源：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266—289页。 直到1937年，农业总产量差不多跟得上人口增长（从1912年的4.3亿到30年代中期的5亿）。以1931—1937年农产品的不变价格计算，人均值与1914—1918年大致相同（表12），反映出产量年增长略小于1％。这个增长部分来自扩大耕地面积，珀金斯估计1918年的耕地面积为13.56亿市亩，1933年为14.71市亩。1平衡来自现有土地上谷物和商品作物产量的增加。人均谷物产量在这整个时期保持不变，价值大约是21元，而其他产品包括商品作物的人均产值从15元增加到17元。表13显示1914—1957年作物产品的数量变化。从1914—1918年到1931—1937年，粮食（按斤=1.1磅）增长12.9%。但稻谷产量下降了5.8％，而土豆和玉米的生产分别增长了16.4％和39.2％。这些变化反映出作物模式向单位面积含热量较多的作物产品的转移，从而腾出地来增加商品作物的种植。增长16.8％的小麦，在华北的一些地方是一种商品作物，这些地方把小麦在市场上卖掉后买粗粮如高粱、小米供农家消费。在华北和华中，小麦和棉花侵占了稻谷的面积，油料作物的面积在华中也增加了。商品作物产量占农产品价值的百分数，在1914—1918年是14％，1931—1937年是17％，同时个别经济作物实际产量的增长比谷物更快：芝麻170.1％；大豆53.7％；油菜籽33.7％；棉花17.6％；花生15.6％；烟草15.1％。1 主要农作物区 战前的中国农业除养活缓慢增长的农村人口外，“平时”还向发展较快的城市地区供应一部分食物和原料。20年代由于内战引起的运输困难和其他破坏，需要用进口粮食补充城市消费。这以后在30年代，进口略有下降，以后由于战争爆发而再次上升。2此外，农产品占中国出口的大宗（见表28）。在1912—1931年期间，整个出口在价值上每年增长3.5％，数量上增长1.7％ 。3 总之，对1949年以前一个没有经过重大技术改造的农业部门来说，这是值得赞扬的成绩。在民国时代的40年中，个别农户或特殊地点和地区年产量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气候、自然灾害、破坏性的战争或不利的价格趋势，产量和收入可能变动很大。1仅够勉强维持生活的总产量没有富余应付过于频繁的意外事故，也无法不年复一年地担心一家人的温饱。甚至这个“值得赞扬的成绩”也需要某种解释。 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史仔细考察了与每一种主要作物有关的技术以及农具的发展，给人以深刻印象地指出，民国时期的农业技术是清代农业实践的继续，仅略有改进。2在整个民国时代，可以看到改良种子和开发较好的农业技术的零星尝试。例如，从1912至1927年，在各省建立了251个农事试验场。3南京政府的工商部和后来的农矿部和全国经济委员会，也都鼓励农业研究和农艺学知识的推广。4不过，这些尝试的规模很小，而且缺乏地方政府的支持。 表12和表13所示20世纪头几十年农业总产量的缓慢增长，主要不是改良种子、肥料或增加灌溉和治水的结果。从1913年至30年代期间，耕地面积的扩大有70％发生在满洲，特别是由于增加了大豆以及高粱和其他供人口消费的谷物的面积，人口从1910年的1800万上升到1940年的3800万。 1这样，使用“传统”技术的满洲农业的大面积耕种的发展，在农业总产量的增长中占一个很大的份额。在江苏、湖北、云南和四川，耕地面积也有小的增长，但其中绝大部分产量的增长是由于在一些地区采用了以前未使用的最好的传统耕作方法。现有农田增产的部分（也许是大部分）来自投入更多的劳动。 在30年代初的不景气到来之前，中国农户对持续增长的出口需求、有利的价格趋势和可以得到的城市非农业就业机会的反应，既促进了满洲边疆的开发，也促进和加强了对传统技术的使用。结果增加的农业产量，从统计上讲足够供养中国的人口，因为人口增长率不大——年均不到1％。缓慢的增长率是由于相对的高出生率和高而波动的死亡率的结合，这反映了普遍的低生活水平、不良的公共卫生条件和对天灾**缺乏抵抗力。农业产量被认为充足，只不过因为普通中国人依旧很穷，人口增长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制约。在这些悲惨的限制内，出口和城市部分的工业对商品作物的需求，允许某种程度的向获得较高单位面积收入的作物生产的转移，特别是在较小的农场。 直到1931年，价格对农民都有利（见表14）。20世纪头30年的总的趋势是上升的——农产品价格、农民购买的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在内的商品、地价、农场工资和税收通通增长了。尽管在20世纪10年代，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有波动，但在20年代，条件对农业愈来愈有利，表明农民得到的价格比他付出的价格上升得甚至更快。在1913—1931年间，农产品价格上升了116％（如果我们用表14中卜凯的指数），而农民所付的价格上升了108％。在同一时期，地价上升63％，农场工资上升75％，田赋上升67％。在华北，工资有落在物价后面的倾向，但在南方的水稻产区则更紧地跟上物价，表明华南对劳动力有更大的需求和有相对多的非农业就业机会。什么地方物价走在工资的前面，农民雇用劳动力就明显地更为有利，因为他从他的作物得到了较高的价格。在这20年中，地价和田赋增加得最少。看来田赋的实际负担同它的货币负担相反，在这普遍涨价的几十年中下降了。 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地价、农场工资、土地税指数， 表14 1913—1937年（1926年=100） 续表 *15省36县37地区 资料来源：(1)和(2)：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1913年—1952年南开指数资料汇编》，第12—13页；《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135页；卜凯：《中国土地利用：中国22省，168地区，16786田场及38256农家之研究（1929—1933）》，第149—150页。 (3)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168—169页；《农情报告》，7.4（1939年4月），第47页，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3，第708—710页。 (4)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151页。 (5)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167页。 不过，从1931年直到1935年复苏开始，并继续进入1936年，中国农民经受了一次收入的急剧下降和贸易条件的明显逆转。产生这些后果，一方面是由于世界性萧条引起的出口市场收缩（由于银价在1931年以前继续下跌，萧条的影响在中国推迟了），一方面是由于从1931年起银的黄金价格上升，引起中国白银外流，而银价上升首先是由于英国、日本和美国放弃金本位，然后是由于1934年的美国白银法案。在这个物价急剧下降的时期，农民的固定成本和工业品价格的下跌倾向于比标准的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少一些，后者首先下跌，并跌得非常快。农民对萧条的反应是明显地趋向于缩减商品作物的生产，恢复传统粮食作物的种植。11931年后，由于城市的劳动力返回农村地区，对农民特别是小农的家庭收入至关重要的非农业就业机会，可能也有暂时的下降。2关于农场工资的数据资料是零星的，但工资的下降可能比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少。在1931—1934年期间，田赋平均增加 8—10％（然后在1935—1936年期间下降），而地价从1931年起下降，这表明在萧条中农民的实际税收负担有增加。3从农村地区向上海和其他城市的白银流出，使农民更难于得到贷款。总之，农业部门在以前长期通货膨胀阶段的一些收益，在1931—1935年间丧失了。到1936年，农产品价格和商品作物产量都在恢复，但不久日本人在1937年的入侵和全面战争引出了新的问题。 首先是直到1931年有利的价格上升，接着在1931—1936年价格急剧下降了几乎25％，这使许多农户受到影响，受影响的程度则视农业的商业化和卷入市场交易的程度而定。珀金斯曾估计，在20年代和30年代，农产品的20—30％在当地出售，另外10％运到城市地区，3％出口。同1910年以前比较，后两类分别增长5—7％和1—2％。章有义编的定性数据资料也证实了20世纪商业化的增强，尽管他的初衷是为了说明本国和外国帝国主义商人的活动给中国农民带来有害后果。1但是，在比较商业化的长江流域各省以外的地区，除了有商业头脑的富农，大多数农民跟市场仍然只有最低限度的联系。如果我们记得商品作物（绝大部分在市场上出售）在30年代占农产品的17％，那么珀金斯对商业化程度的估计就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即粮食作物产量的1/4弱是农民卖的，并大多是在地方集市上卖的，不大受国际价格趋势的影响。甚至在湖南主要的稻米市场和中国最大的市场之一的长沙，30年代的价格波动主要只同本省的收成和地方政治形势有关。对农业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全国物价平均下降25％意味着实际收入的下降比这少得多，可能只有5％。就是说，萧条的影响——和其他价格变化，上升或下降——对中国的内地省份来说，也许还比不上不可避免的气候波动造成的灾难。 中国的农业养活中国的人民，甚至在最低限度的消费水平之上产生一个小小的“盈余”。总的说来，按照最终用途，食物消费相当于国内支出的60％，而个人总消费占90％以上，留下几乎无足轻重的数目用于公共服务、政府消费和投资。1正如表12所列人均农业产值38—39元所表明的，这明显地依旧是一种“贫穷的”经济，人口的大多数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粮食的亩产量用国际标准衡量决不算低。例如，稻米略高于明治时期的日本——虽然比30年代的日本低30％——是印度和泰国的两倍或三倍。小麦产量同美国差不多。不过，一个农民工作一年的平均产量在20年代的中国只有1400公斤；美国可以比较的数字是20000公斤——高出14倍。2中国贫穷的根本原因是：4/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这一产业技术和组织上的特点是：每一个劳动者的增值明显地低于发达的经济和中国经济的现代部门。 克服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障碍，也许是私营部分或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未能集中和分配资金、资源和技术——这是重要的和继续不断的新投资所需要的。1949年以前，中国本土的年投资总额大概从未超过国民收入的5％。由于政治领导软弱、中国的继续分裂和战争与内战的迫切需要，农业部门没有能力满足城市对食物和原材料需求的任何大的提高，或增加出口以换取工厂和机器等主要的新进口货物。这对结构改变的缓慢起了一份作用。剩下的一个办法是对缓慢增长的农业部门实行“强制储蓄”，但这对软弱的国民政府来说是行不通的。 对中国在1949年之前未能工业化，特别是农业没有达到重大的增长，无论是“分产主义的”或“技术的”分析都不能自圆其说。技术的或“折衷主义的”观点拒绝把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看成是农业部门的主要问题，而像我在前面认为的那样，断定在1937年以前，总的来看农业的成绩是值得赞扬的。甚至把增长的被抑制归因于得不到适当的投入——特别是改进技术——而不是制度的僵化。1 分产主义观点强调，不平均的土地所有权、租佃、农村债务、不公平的税收，以及所谓垄断的和买方独家垄断的市场，对假定的农业萧条与日益贫困起了一份作用。它断定，土地的使用权缺乏保证、高地租和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单方面关系，造成一种情况，它对进行纯农业投资既缺乏刺激又缺乏财力。2在更普遍的情况下，分产主义学派把中国“持续的农村萧条”归因于“土地耕种者的收入和土地的非生产性支出被各种寄生虫吸走，他们靠农村盈余生活但对它却毫无贡献。3 纯粹的技术分析至少有两个潜在的困难。由于它所列举的农业的不大增长，它可能忽视人均产量和收入的极端低的绝对水平，从而低估了需要改进的迫切性。更重要的是，相信调整（比如通过引进改进了的技术调整农业的生产能力）可以在一定的平衡内进行，这种看法可能显得不顾传统。但是，制度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而能在任何适当的时间内进行重大的新投入，这在中华民国确实成问题。 同样，许多缺点削弱了纯粹分产主义的分析。首先，被认为日益加深的贫困化，在几十年中没有得到任何对农业部门的全面研究的支持。个别农民、地方，甚至较大的地区遭受时间长短不一的严重困难，是无可置疑的。但这并不证明现存农业制度不能在低与不变的人均产量和收入水平上支持它本身，只要人口的增长仍然低。支持多久可能是个有根据的疑问——犹如从理应如此的愿望出发的道德问题。但在1937—1949年之间的破坏年代之前，百年一遇的破坏证据不足。 还有一个关于农业创造的“盈余”部分的问题，它潜在地可以用作生产投资。维克托·利皮特把农村盈余等同于土地所有者得到的财产收入（主要是地租）加上自耕农所纳的税，在他之后，卡尔·里斯金发现，1933年的农村实际总盈余等于国内净产值的19％。（假定实际总盈余为国内净产值的27.2％，他估计非农业部门创造的盈余占国内净产值的8.2％。）1扣除投资、公共服务和可归入农村盈余的政府消费部分后（1933年这些用途占总数为国内净产值的5.8％中的4％），再假定15％的国内净产值被农村中有权势的人物用于奢侈消费。2的确，有一部分被“投资”于不动产，或再借给农民借贷者，但其他部分则被储存起来了。假定除大众消费外相当于国内净产值15％的农村盈余可用于再分配——这一假定的主要困难在于无论是利皮特、里斯金，还是我都没有任何有用的定量资料用以估计盈余的这种种可供选择的用途的重要性。例如，如果地主购买农田和城市不动产，积蓄金银，借给农民的消费贷款数目巨大，这实际上是把地主收入的一部分引向农民消费的“再循环”。在一定时期，这些都不是消费的直接负担，虽然从长远来说它们也许可能增加个别地主对国民收入的一份权利。只有富人的惹人注目的消费，特别是他们在进口奢侈品上的花费，才是一种“消耗性”支出，是一种对国内产值的直接耗费，因为它就这样地损耗了本来可以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外汇资源。 当然，后来人民共和国头十年的农业经验应当足以证明，虽则实质性的社会变化可能是产量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但那远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即使1958年后更加强调对农业投资，中国的农业产量仍然落在后面。供给更好的原种、充分的肥料和水、最适作物的模式和在劳动力短缺的关键地方实现机械化等问题，都不是容易解决的。总之，20世纪头75年的全部经验表明，只有制度上的改革和先进技术的大量投入，中国的农业问题才能解决。 如果民国时期的农业组织缓和了独裁政权的强制储蓄对中国农村的冲击，这是因为对一个农民的命运会比他的父辈和祖辈稍许好一点已不存任何希望。换句话说，如果1949年以前中国农村中的农民-地主-政府关系再分配的效应，对农民不是普遍认为的那么繁重的话，那么从长远看这种关系在产量上的效应对整个经济来说是趋向衰减的。土地占有权、农村高利贷和递减的税制是自然出现的问题，围绕它们，人的感情可以被动员起来，去推翻一个让人看不到改善的前景的社会制度。 我们对人口（1912年4.3亿，30年代5亿）和耕地面积（13.56亿亩和14.71亿亩）所使用的估计，表明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人均耕地面积从3.15亩降到2.94亩。卜凯的调查收集到的资料也表明，从1870到1933年，普通农场的规模缩小了。1虽然根据的是不同的资料，用的是不同的方法，但两种估计很接近——卜凯：1910年一户2.62英亩（作物面积，1亩=0.167英亩）；1933年，2.27英亩。珀金斯（假定一个普通的五口之家）：1913年，2.6英亩；30年代，2.4英亩。1934—1935年经营的农场的规模分类，见表16（3）。在南方省份（卜凯的“水稻地带”），平均耕作单位大体上趋向于比北方（“小麦地带”）的小。在所有的地区，家庭人口与农场规模之间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相互关系，表明高人口密度促使土地价格变得如此之高，农民只有以一种过多地使用劳动力的方式去经营它才值得。因此，当家庭成员少的时候，农场规模也小。 农场趋向于分裂成几处不相连接的小块土地，这个事实增加了小型耕作的不经济方面，这基本上是中国继承制中缺乏长子继承权的结果。相当多的土地被浪费在地界上，过多的劳动时间被用于从一小块土地走到另一小块土地，灌溉则更加困难。卜凯的平均数是每个农场6小块；其他作者的数字从5小块到40小块。 尽管中国农民曾经灵巧地开发传统农业技术到了可能性的极限，但是19和20世纪在种子、工具、肥料、农药等方面的进展很少传入中国农村。投资农业是以压倒优势投资土地。人力比畜力更为重要，农具——许多世纪以来很少改变——则要适合人力。每英亩土地上人力的利用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更密集，虽然自相矛盾的是，除去高峰时期如播种或收获季节以外，个体劳动力没有被集中使用。年龄从16至60的农村男人当中，参加全日工作的只有35％，58％参加非全日工作。部分多余劳动力从事副业，通常是家庭手工业，它为这样做的农户提供收入的14％。1 本节开头扼要讲述的农业产品的种类与数量，是千百万农户精心分配他们的人力物力资源和运用他们的农业技术的结果。这些家庭农场的土地面积将近一半不到10亩（1.6英亩），80％小于30亩（5英亩）。不过，有必要区别耕作单位和所有权单位，探索实际租佃对农业产量和个别农户的影响。 表15 农村地权的分配，1934—1935年*（16省） *包括的省份：察哈尔、绥远、山西、陕西、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 资料来源：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32页。 在30年代有多少土地出租？举例说，卜凯估计私人农场的土地有28.7％租给了佃农〔表16（2）〕。如果农田的6.7％为公有（公田、官田、学田、庙田、祭田、屯田和义田）并几乎全部出租，加上这个数字后，看来有总数为35.5％的农田租给了佃农。1人民共和国初年土地改革过程中重新分配土地的数量资料，证实了这种估计——占1952年耕地面积的42—44％。2比例超过35.5％，这也许表明在土地改革的热潮中“富农”的土地也和地主的土地一样被没收了。 中国的地权很不平均，但比起其他许多“不发达”国家来，也许还要好一些。在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属全国土地委员会和财政部、内政部的指导下，对16个省，不包括满洲，进行了一次土地调查，得到关于30年代最好的数据（见表15）。这些数字中有某种向下的倾向，这是因为包括的资料仅仅是关于实际住在所调查的土地上的地主的。1934—1935年这次调查所涉及的1，295，001户自耕农，平均保有土地15.17亩（2.5英亩）。但在被调查的农户中，有73％拥有土地15亩或15亩以下，只占土地总面积的28％，而5％的农户拥有土地50亩或50亩以上，占土地总面积的34％。大地产很少是由所有者自己耕种的；雇用劳动力的商业性农业更属罕见。土地一般是出租给佃户，或者由地主耕种一部分（使用他的家庭劳动力还是雇用劳动力则视地产的大小和地主的社会地位而定），余下的出租。在20世纪，由于内地许多地方的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有愈来愈多的地主离开农村乡镇而寻求城市的保护。他们通常只保留对地产的财务上的兴趣，而把监督佃户和收租的事委托给地方上的代理人（如长江流域的租栈），后者常常从“压榨”当事人中捞到更多的好处。1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带，这种做法把新的严酷引进了农村阶级关系——它从来不是田园诗的主题，即使地主是孔夫子最好的信徒也罢，但比起处在市场无情的压力下，也许多一点个性与人情。 珀金斯提出，在30年代有3/4的土地出租者是在外地主，其中大多数是通过务农以外的途径致富的。换句话说，在中国有些地方，土地是有钱的商人和其他人的一种投资，这些地方的资本收益报酬率不错，因为已经稳固的谷物市场依靠的是廉价的水路运输，这些地方就是比较城市化和商业化的长江流域和南方。2表16（5）的数据表明各省地租占地价的百分数与租佃发生率之间的大致关系。贵州在西南有些特别，有如北方的山东。以前者的情况来说，也许跟其他一些比较贫穷和落后的地区一样，高租佃率的基础可能在于“封建的”地主-佃户关系（劳役、苛捐杂税、更牢固的控制）的持久性，而不在于土地严格的商业收益。3在总的租佃率低的山东，地权收益高，这也许是由于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调查员为山东每亩土地的“平均”价格所挑选的数字所致。4 30年代的租佃情况、租佃面积、 表16 农场规模、地租形态和租率（22省、不包括满洲） 续表 续表 * 少于0.05％ 资料来源： （1）《农情报告》，5.12（1937年12月），第330页，载李文治和叶孔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3，第728—730页。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57—59页。 （2）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55—56页。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37页。 （3）《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26—27页。 （4）《农情报告》，3.4（1935年4月），第90页，载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43页。 （5）《农情报告》，3.6（1935年6月），载《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79页。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94—95页。 关于中华民国租佃情况的估计，很不一致，当然，地方差别很大，但总的看来，约有50％的农民牵涉进地主-佃户关系——约30％为佃农，他们租种全部土地；20％以上为自耕农兼佃农，他们租种部分土地。表16（1）列出30年代各省租佃率的两种估计，它们虽然在细节上有差别，但都清楚地表明，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种植水稻的省份纯租佃发生率比种植小麦的北方各省高得多。1这些省的数据常常掩盖了省内由于地区、土质、商业化程度和历史积累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少地方性差异。2还应当指出，类别中的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佃农的顺序在经济上不一定是每况愈下。例如，表17所示全国土地委员会1934—1935年调查中较为复杂一些的分类就告诫我们，表16（1）中的“自耕农兼佃农”这个名目，把从租种1％土地的地主到租种95％土地的贫农之间的每一种情况都包括进去了。山西、山东、河北、河南的农民，人口压力较小，农场较大，大都是自耕农，但在家庭收入方面并不比他们在广东的佃农兄弟更好。租佃与经济进步也不是不相容：比如在美国，农场经营者的百分比从1879年的25.6％增加到1945年的34.5％，他们都是佃农。 各类地权形态户的百分数 表17 （16省1745344户，1934—1935年） 资料来源：《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35页。 几乎不存在关于变化着的租佃发生率的可靠历史资料。将地方上的观察家、传教士和其他人士在19世纪80年代编纂的估计与20世纪30年代的估计相比较，表明各地租佃率有相当大的差别，但总的来看没有重大的变化。1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估计仅仅表明有微小的变化。（租种全部土地的农户，从1912年的28％增加到1931—1936年的30％），这也许没有多大意义，因为1931—1936年的数据是用通常的通信调查获得的，参加者是成千志愿的作物报告者，其中许多是乡村教师，而关于1912年的数据则纯属推测。2拉蒙·迈尔斯把山东22县在19世纪90年代与它们在20世纪30年代相比较，揭示佃户的百分数在13个县下降，在9个县上升。1河南、安徽、江苏和湖北1913、1923和1934年的比较数据，表明没有重大变化：佃农从39％增加到41％，自耕农兼佃农从27％增加到28％，而自耕农则从34％降到31％。2 与其他价格相比，上涨较慢的地价如表14所示，这可能意味着对土地的需求比较疲软，原因是20年代的局势相对地不稳定，正如卜凯说的，“反地主运动……减低土地需求，甚其使有产之人出售其产”。3最后，如前面指出的，人民共和国初期土地改革中分配的耕地数量——尽管是在12年的战争与内战之后——接近30年代中期地主控制的耕地数量。我们也许可以断定，虽然土地的买卖照常进行，但有的地区租佃率高有的地区租佃率低这个基本模式（主要由于有差别的地主经济收益，但在最落后的地区也由于“超经济”劳役和其他苛捐杂税的持续性），在民国时期没有重大变化。 佃农的地位牢靠吗？总的看，在20世纪也许不十分牢靠。对1924—1934年间8省93县的大致比较，表明年租的百分比略有增加，3至10年的租约没有变化，10至20年的租约和永佃租额略有下降。4例如，1930年的土地法包含这样一条，大意说，佃户有权不定期地延长租约，除非地主在租约满期后将土地收回自种，这表示承认有农民租地不牢靠的问题。没有作出努力去实施这条法律，因而使用权不牢靠无疑继续成为一个问题。作为中国农村的财产观念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永佃”制（它明确区分佃户的“田面权”和地主的“田底权”）逐渐消失了。永佃权被不那么永久的租约所代替。年租约的不牢靠把农民置于相当不利的地位，使地主能够以押租（作为对付不交租的担保）的形式把额外的负担和更高的租额强加给佃户。 但这些趋势来得很慢。对中国农业生产力具有更大直接意义的，是上面提到的8省中较长租约（包括永佃权）的发生率与租佃百分数之间持续的成正比的关系。全国土地委员会1934—1935年的调查也发现，在租佃率高的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永佃”最盛行。1尽管佃户如果彻底拥有他们所耕种的土地对他们改进土地会有更大的刺激，但佃户和地主的长远经济利益在租佃率高的地区看来是足够长期的租约的结果，因此，佃户为了增加生产力而向他们所耕种的土地投资的刺激，并未完全受阻。 内政部1932年对849县所做的调查，发现押租制在220县流行（占26％），在另外60县有这种现象。2地租的缴纳主要有三种形态：钱租，物租和分租。中央农业实验所1934年的调查说，有 50.7％的佃户缴纳固定数额的主要作物，28.1％是分租制佃户，21.2％缴纳固定数额的钱租；见表16（4）。1934—1935年土地调查中可以比较的数据是：物租60.01％；钱租24.62％；分租14.99％；力租0.24％；其他0.14％。3在20世纪，钱租的发生率多半增加很慢。4 大体上，如表16（5）所示，分租的负担（根据地主供给种子、工具和牲口的程度而定，一般等于地价的14.1％）略大于物租（12.9％），物租则大于钱租（11.0％）。在佃户自备种子、肥料和牲口的情况下，定额的和分租的物租额平均占收益的43.3％。国民党把物租额限制在收益的37.5％的政策的失败，是明摆着的。 不论用什么形式缴纳，也不论从绝对数字或与地价的比例关系看，华南的租额比华北高出许多——但土地的亩产量也是这样。除华北和西南的贵州外，定额物租制是主要的地租形态，在租佃发生率最高的5省（安徽、浙江、湖南、广东、四川）占租约的62％，但在租佃率最低的5省（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仅占39％。在这种租约下，佃户向地主缴纳定额的谷物，而不论收成的好坏（在灾难性的坏年头可能有所减少或展期）。当与较长期的租约（在种植水稻的高租佃率省份这更普遍）相结合时，定额物租使佃户可以从通过劳动和投资改进生产力中得到好处，从而比分租制对增加产量有更大的刺激。分租制在租佃率低的华北5省（占32％）比在租佃率高的5省（占18％）更普遍，那里的押租也少。北方的租约条件与南方相比，较少鼓励农民为改进土地投资，但租佃在北方也不如南方普遍。 上述省一级的定量研究，没有充分涉及个别佃户的命运，或各地极其多样的做法，或租佃制的这些显然合理的方面能够促进增产的限度。特定地区与特定时期的真正农民佃户，实现足够的家庭收入到什么程度才进行增加他们的总产量的改进，只有通过详细的地方研究（如拉蒙·迈尔斯之研究河北和山东，罗伯特·阿什之研究江苏）才能确定；前者的研究结果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 上述土地占有和耕种的模式，与跟农业有关的信贷结构、市场销售和赋税有密切联系。由于农业是一种周转慢的行业，中国的小农跟别的国家的小农一样，常常是不借贷就不能度过播种与收获之间的那段时间。负债是农村不满的主要根源。卜凯报告，1929—1933年调查的农场有39％负债。中央农业实验所估计，在1933年，有56％的农场借过现金，48％借过谷物或食物。第三种全国性估计指出，1935年有43.87％的农户负债。1所有的观察者一致同意，农村借债是为了应付家庭的消费需要，而不是为了生产投资，而且对较穷的农民来说，负债是经常发生的事。2利息很高。这反映出农民极其迫切的需要、中国农村资本的短缺、不履行债务的风险，以及没有政府的或合作的现代借贷机构可供选择。对小量的实物借贷，年利可以达到100—200％。农民借款的大部分，大概有2/3，付年利20—4o％；年利少于20％的约占1/10；其余的则在40％以上。大约有2/3的借款期限为半年到一年。3农业信贷主要来自个人——地主、富农、商人——如表18中1934年的数据所示。 农村地区的现代银行（政府的或私人的）很少，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这种银行也不在消费贷款上投资。例如，江西的七家现代银行在它们1932年的未偿贷款资金中，只有0.078％投入农场贷款。50000445_0102_34始于20年代的农村合作运动受到相当大的注意，但合作社即使在最盛时也只涉及中国农民的极小一部分。5放债人通常是地主或粮食商人，他们起着让部分农业盈余又回到农民手中的作用，从而使农民能够不按照收入过日子，但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即保存一个不被触动的地主统治的农村社会。 表18 农场信贷来源，1934年 资料来源：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国作物报告，1934年》，第70页。 中国农村不是经济上自足的，虽然一个较大的单位——施坚雅的“标准集市区域”——从多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这样。为偿付现金义务如地租和捐税，以及为购买许多必需品，农民的一部分收成必须在市场上卖掉。在卜凯的调查中，大约有15％的稻谷收成和29％的小麦收成被农民卖掉，卖掉的商品作物如烟草、鸦片、花生、油菜籽和棉花的比例当然更高。1在许多情况下，农民不得不在当地市场上出售产品而没有别的选择。他被隔离在较远的市场之外，不仅由于运输困难使得运费太贵，而且还有信息上的障碍——尽管农村的无知状态可能被夸大了。市场处于相当大的价格波动中，这可能对农民不利，因为在收获时期当他想卖时供应自然较多，而在春天当他想买时供应就少了。此外，在东南沿海一带靠近大城市的地区，由于农业的商业化已有一些进展，剥削的代收制（如英美烟草公司所实行的）使农民任凭买方的摆布。 而作为个别的小买家或小卖家，农民不能影响他必须与之贸易的市场，用生硬的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的）语言说，商人都是寄生虫，对经济毫无贡献，或认为20世纪农业商业化程度的增加对农村的生产和收入产生消极影响，这些都是可笑的。在原子式的农村部分（atomistic rural sector），没有进入的障碍（不同于常常被夸大了的信息障碍），实际上没有政府干预，各个行业的资本需求都低，因此大多数类型的商业都是很有竞争性的。高利润很快把新来者引进现有市场。中国跟别的地方一样，最富的商人是那些在更加商业化的地区做生意的人，这里的人在与市场打交道方面几乎人人消息灵通、灵活，并有经验。他们不靠欺骗顾客赚钱，而靠劳动的专门化和分工，并以低廉的单位价格提供关键性的服务。地方市场常常被描绘成这样：对农民卖东西来说，它倾向于买方独家垄断，而对农民买东西来说，又倾向于只此一家。但事实上很少有研究证明这个普遍的假定。如果上市作物的2/3以上是在本地卖的（如珀金斯所认为的），那么这种生意根本就只能涉及少数商人；定期集市是农民互相买卖的地方。珀金斯认为市场上主要是地主在卖稻谷，他们不必在收获季节卖，由于消息灵通和有联系手段，他们也很少会上当受骗，如果这也是正确的（见前文），那么，买方独家垄断一说就很难成立。 我在前面曾经指出，农业与工业之间的贸易条件在1931年以前一般对农民有利。种植和销售经济作物的能力是促使1912年至30年代期间农业总产量有所增加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它使这个时期的人均收入大致上不变。的确，农村集市是无组织的，有时候似乎是存心与小生产者为难，也许过多的中间人成了负担，所有这些妨碍了产量有更大的增长并明显地损害了农村福利。但在1937年以前，它对帮助传统经济制度保持运行起了足够好的作用。 在北京政府直到1927年的统治下，接着在南京政府的统治下，农业税也许是不公平的负担，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仔细的研究。田赋主要是由省或地方征收。地方上的权贵与收税员勾结是普遍的，结果不相称的负担份额落在了小农身上。田赋还以更高的租金的形式转移到佃户身上。此外，还有这样一些弊端，如强制预征、操纵汇率和各种额外费用等等。1在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十年，重庆政府通过战时田赋征实和粮食征购加重了小农和佃农的赋税负担。 如果负担不公平，那么田赋在1949年以前最重要的经济特点，就是它未能将地主占有的农业盈余的较大份额收回来，重行分配到生产投资上去。赋税的标准实际上是低的，反映出国家对地方社会鞭长莫及（见后）。跟信贷和市场交易一样，农业税制度加强了一种收入的分配模式，它只容许产量有不大的增长，而个人收入和福利则根本没有增长。 对1937—1949年期间的中国农业进行定量研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战争和内战终止了南京政府十年的农村统计资料最起码的收集。华北是主要战场，农田的破坏、运输的瘫痪、人力畜力的征用、军粮的索取、上升的政治斗争对农民的影响，这一切在华北肯定比在华南和华西更严重。2战前日渐商业化的进程倒退回去，农业生产力和产量下降，城乡间的商品流通被破坏。甚至到1950年，根据人民共和国最初两年所做的调查，华北的一些地区由于人力和畜力的损失，产量还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最高点。1严酷的日本占领和1948—1949年的大战，都较少波及华南和华西，但这里也有军队征用人力和粮食造成的损失，而且从1947年起，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削弱了对城市地区的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的供应。中国城乡经济的崩溃到1948年中期成了事实。 1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233—240页。 1 这些是包括满洲在内的整个中国的数字。关于华北，见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177—206页；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诸问题》中概括了许多地方研究，见该书i，第3—148页。 2 关于稻米、小麦和面粉的进口，见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第32—34页。巫宝三：《中国粮食对外贸易其地位趋势及变迁之原因，1912—1931》。 3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第274—275页。 1 天野元之助：《论中国的农业经济》（以后简称《农业经济》），2，第696—698页，开了一张单子，列出1912—1931年间的内战、洪水、干旱、瘟疫和受影响的省份。又见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13—20页，关于1904—1929年期间的“灾害”及所在地。 2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第389—423页，例如，关于水稻技术。f.h.金：《四千年的农民》对20世纪初“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久不变的农业”作了生动的描述。 3 李文治和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第182页。这套资料的第1册，李文治编，包括1840—1911年；第2册和第3册，章有义编，分别包括1912—1927年和1927—1937年。 4 拉蒙·h.迈尔斯：《土地政策与农业改造：大陆中国和台湾，1895—1954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3.2（1970年），第532—535页。 1 埃克斯坦、赵冈和约翰·张：《满洲的经济发展》，第240—251页。 1 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3，第476—480、622—641页。 2 同上书，3，第480—485页。 3 《农情报告》，7.4（1939年4月），第49—50页，见李文治编：《农业史》，3，第708—710页。 1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136页；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2，第131—300页；张人价：《湖南的稻米》（译自湖南省经济研究所1936年报告），第87—113页。 1 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68页，表10。 2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35—36页；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2，第406—407页；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281—282页。 1 见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到处可见。 2 罗伯特·阿什：《中国革命前的土地占有：20年代和30年代的江苏省》，第50页。阿什自己也对更“纯的经济因素”予以一定重视。但是，他的研究在估计20世纪江苏农业投资的程度和来源时，似不足以令人信服。 3 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盈余和停滞》，见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57页。 1 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盈余和停滞》，见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57页。 2 同上，第68、74、77—81页；维克托·利皮特：《中国的土地改革与经济发展》，第36—94页。 1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269—270页。 1 同上书，第181—185、294、297页。 1 同上书，第193—196页。 2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87、89页；利皮特：《中国的土地改革与经济发展》，第95页；肯尼思·r.沃克：《中国的农业规划：社会主义化与私人部分，1956—1962年》，第5页。 1 见村松祐次：《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的研究》，第47—237、391—636页；和《中国清末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的纪实研究》，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9.3（1966年），第566—599页。 2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92—98页。 3 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43页，发现河南、四川、贵州、云南的劳役地租负担最高，根据的是不包括满洲在内的22省1520处的报告。 4 国民政府主计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35年》，第462—463页，列出1933年山东的地价与浙江大致一样；但中央农业实验所提供的1934年山东的地价比浙江低1/3。 1 在表16（1）中，我用了从卜凯的“农业调查”而不是他的“田场调查”中通常被引证的百分比导出的可供选择的估计。后者显然太低，一方面由于他的实例对南方各省的重视不够，另方面由于调查的性质使得比较容易接近的地区支配了数据。 2 关于江苏的地区差异，见阿什：《中国革命前的土地占有》，第11—22页；关于山东与河北，见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34—240页。 1 乔治·贾米森：《中国的土地占有与农村人口状况》，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23（1889年），第59—117页。 2 《农情报告》，5.12（1937年12月），第330页，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史》，3，第728—730页。 1 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23页。 2 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1，第299页。 3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333页。 4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59页。 1 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大纲》，第46页。 2 内政部：《内政年鉴》，3，《土地》，第12章，（d）第993—994页。陈正谟发现押租流行于1933—1934年报告中30％的地区，6％以上的地区有这种现象。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61页。 3 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44页。 4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细制度之统计分析》，第43页。1924年与1934年比较，数字变化如此之小，不会有什么意义。 1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462页；《农情报告》，2.4（1934年4月），第30页，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42页；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51页。 2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462页：76％的农场信贷是为了“非生产目的”；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2，第219—220页，引用了七项全国和地方研究。 3 《农情报告》，2.11（1934年11月），第108—109页，见《经济统计月志》，1.11（1934年11月），第7页。 4 《经济统计月志》，1.11（1934年11月），第2页。 5 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3，第206—214页；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2，第308—348页。 1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233页。 1 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2，第559—580页；3，第9—65页。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2，第1—158页。 2 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78—287页，简略地叙述了1937—1948年间华北农村经济所遭受的破坏和扰乱。 1 中央农业部计划司：《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汇编》，第141—144、149—151、160、162、226—236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日本的影响和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从世界大战一开始，英国就希望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日本政府不赞成这样做，认为中国参战将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从而降低日本作为中国的领导者和代言人的地位。与日本磋商后，英国决定在没有日本预先同意前不就中国参战进行谈判。 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就是这种谅解的结果，而且日本政府继续欺骗袁政府。同时，日本在野人士继续利用满、蒙少数民族反对中国人的情绪，阴谋把满洲从中国分离出去，而另一些日本人则继续公开同情孙逸仙周围的南方反袁革命力量。于是，当1915年末袁世凯企图建立一个以自己为君主的新王朝时，日本政府和在野人士同样强烈反对。日本寻求英国支持，然后寻求美国、俄国和法国支持，逼迫袁推迟实行君主制的计划。除美国外，所有国家都赞成。 1915年12月反袁运动在华南发动，而且势力增强以后，日本政府于1916年3月决定承认南方革命力量为与北方平等的交战团体，并暗中支持那些帮助南方革命力量的日本活动分子。同时，在中国北部，日本活动分子得到日本军方秘密提供的军火，再度策划围绕当时隐居旅顺的肃亲王的一次满**立运动。日本外务省本身暗中支持这些做法，向袁政府施加压力。但袁世凯于1916年6月逝世。日本军方认为这次运动成功希望微乎其微，因而撤回了它的支持。独立军瓦解，结束了第二次满**立运动。 随着袁世凯去世，控制军队的段祺瑞迅速加强了内阁的行政权，但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不仅与黎元洪总统，而且也与国会发生冲突。为了增强他的政治影响以及巩固他个人的权力基础，段计划与政情也在变动之中的日本发展更为紧密的关系。1916年10月，大隈重信首相由寺内正毅取代，而加藤高明外相由本野一郎取代。寺内计划通过他任朝鲜总督时代以来的密友西原龟三接近段内阁。 在这一时期，美国与德国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1916年4月，美国抗议德国的潜艇攻击后，德国保证限制潜艇。然而1917年1月31日它改变了立场，宣布准备恢复无限制的潜艇战。威尔逊总统立即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美国于2月3日号召中国和其他中立国也这样做。北京政府要求美国提供一笔贷款作为酬劳。 随着战争进行，欧洲协约国面临法国劳工短缺，于是从中国招募了14万劳工。1917年2月，一艘载有900名华工的法国船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击沉，542名华工丧生。为了对付德国的潜艇活动，协约国求助于日本海军。英国在上月已请求日本派驱逐舰进入地中海，而日本则乘机要求英国支持日本获得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以及德国在太平洋赤道以北的领地。日本政府向俄、法、意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所有四国都私下保证，在将来任何和平会议上支持日本的要求。此外，中国的段政府目前正准备改善与日本的关系，而战争突然加强了日本的经济实力，也恰好使欧洲特别是英、法在东亚的势力突然削弱。基于这种新的原因，日本政府现在改变了政策，同意中国参战。1 1917年1月，西原安排了500万日元的贷款给段政府。于是开始了“西原借款”。在短期返日后，西原于2月回到北京，并通知中国政府如向德国宣战，可望得到充分得多的援助。西原多次会见段总理，强烈要求他参战。段不顾副总统冯国璋的反对以及黎总统更强烈的反对，最后同意了。1917年8月14日，段政府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冯最后在这个问题上与段取得一致，但黎元洪仍坚决反对，促成一场激烈的内部权力斗争。作为中国参战的交换条件，段希望从列强得到财政援助，以增强他本人在国内的领导地位，并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段的政策得到中国内部三种势力的支持：第一，段本人领导的北洋军阀的皖系；第二，曹汝霖周围的集团，西原借款的主要渠道；最后，议会中梁启超周围保守的共和党人。后者反对革命党和孙逸仙的国民党。积极反对中国参战的是那些有商业利益的人，他们希望从中立中保持繁荣，而国民党则担心参战会使段政权得到加强。 在日本驻北京公使林权助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决定全面援助段祺瑞，首先通过增加西原借款，并禁止一切给南方国民党的借款、军火和民间帮助。段和南方革命者之间的冲突加剧了。到1917年8月末，134名反段国会议员在广州开会，选举孙逸仙为新的军政府的大元帅。 随着段政府宣战，日本对他的援助大量增加；在1917年和1918年两年间，向段政权提供了约14500万日元，相当于约7250万美元的共八笔西原借款（其中只有500万日元得到偿还）。这些借款受到以国民党为首的反段分子的猛烈攻击，因为这使国内的不和升级，而且支持了反动政权。于是这项借款成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成长的催化剂。1 段与寺内政府之间的勾结并未就此结束。当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新的苏维埃政府通过《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止了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冲突时，日本怀疑苏维埃与德国结盟。出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担心，它寻求阻挡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浪潮，并为此建议与段政权结成军事同盟。1918年3月25日，日本外相本野和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在东京同意合作以对抗俄国境内敌对势力的增长。5月16日，两国签订了一项秘密的军事互助协定，接着又分别签订了一系列详细叙述陆军和海军合作的协定。这些协定的条款中日双方都秘而不宣，两国只声明谈判在进行中。这种神秘状态加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心，他们担心中**队基本上正被置于日军控制之下，也担心这些协定只是日本渗透的另一种表现。全中国爆发了反对协定的示威，而大量中国留日学生在抗议声中回国。1 日本政府积极维护段祺瑞的立场，事实上从财政和军事两方面加强了段政权，并对华南以国民党为中心的反段力量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会，一开始就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归于失败。无论如何，日本和段政权之间签订的军事协定，随20年代中期段政权的倒台而失去所有影响。1921年1月28日，中国通知日本全部废除这些协定。 与上海的南北和会几乎同时召开的是巴黎的凡尔赛和会。当和会拒绝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要求时，中国代表团退席，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游行示威。外交事务对国内政治的冲击再清楚不过地得到了证明。2 1 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第104页以下。 1 见铃木武雄编：《西原借款资料研究》。 1 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第127页以下。 2 见本书上卷，第8章（史华慈著）。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运输 在整个民国时期，发展很差的运输始终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缺点。无论从微观或宏观来看这都是明显的。1919年，中国的主要工厂汉阳铁厂生产一吨生铁的成本是48.50元，而在1915年，满洲本溪的日本铁厂生产一吨生铁只需22.00元。本溪本地产的焦炭，5.74元一吨，但由于修筑粤汉铁路进展缓慢和从300英里外的江西萍乡用木船运输的效能差，使得焦炭成本在汉阳上升到24.54元一吨。2由于两家公司都从自己的“内部”矿场获得原料，差价就未必是由于两个时期之间的市场波动。 苦力劳动的工资低得难以置信，但支配地方一级运输的人力搬运工的经济效率甚至更低。一位观察者报告： 巴顿在四川省，从渭河流域到成都平原的大路上，我们可能遇见背负160磅重棉花的苦力。他们背着这些东西一天走15英里，要走750英里，一天1角7分钱（墨西哥银元），相当于1角4分钱1吨英里。按照这个价格把一吨货物运送750英里，要花费106.25元。铁路运输只要15元，是这个数目的1/7。京奉铁路为开滦煤矿公司运煤，1吨英里不到1分半钱。用苦力运棉花，路上要用50天，而铁路只用两天，从而节省48天的利息，并在更好的条件下卸棉花。1 在中国用几种主要的运输方式运货的比较运费，估计如下（分/吨公里）：帆船，2至12分；轮船和汽艇，2至15分；铁路，3.2至17分；大车，5至16.5分；独轮车，10至14分；骆驼，10至20分；卡车，10至56分；驴、骡和马，13.3至25分；人力搬运，14至50分；黄包车，20至35分。2整个民国时期，大宗货物继续用传统方式运输。例如，不是典型年头的1933年的资料表明，老式运输方式（12亿元）所占国民收入是现代运输方式（4.3亿元）的3倍。 一个适当的铁路网将大大减少运输费用并促进内地的发展。此外，铁路运货往往避免了厘金和其他地方过境税。而且，一条铁路的出现会促进沿线度量衡制度和货币的统一。但英属印度的例子应当使我们明白，一个巨大的铁路网可以同一个落后的农业经济并存，仅仅铁路的长度并不自动地通向经济发展。无论如何，中华民国的铁路在长度、分布和运转上都是不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包括满洲和台湾，有总计为24945公里的铁路干线和支线。3民国时代各个时期修建的铁路可按习惯分期如下： 1912年以前 9618.10公里 1912—1927年 3422.38公里 1928—1937年 7895.66公里 1938—1945年 3909.38公里 总计 24845.52公里 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是怡和洋行和其他外国人未经许可修建的，长15公里，从吴淞到上海。它于1876年开通，但官方和地方的反感是如此强烈，结果被中国政府买下来拆毁了。直到1894—1895年中国被日本战败时为止，不断来自地方居民和保守官员的反对，使铁路建设毫无进展。一方面，“自强派”使朝廷认识到了修建铁路作为支持本朝反对外国进一步侵略的手段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中国虚弱的暴露吸引了外国资本，他们把为铁路建设提供资金看成是促进外国政治影响和经济渗透的一种手段。到1894年，仅铺了364公里轨道。在铁路建设的第一次**中，从1895至1911年，完成了9253公里，大部分资金借自外国债权人。在这个总长度中，俄国建的横穿满洲的中东铁路及其向南从哈尔滨到大连的延长线，占去2425公里。 在清朝的最后十年，各省士绅和商人进行的私人修建铁路计划的失败，鼓舞了北京的铁路国有化计划，铁路国有化计划是王朝被推翻的直接原因。此后直到1927年，在袁世凯和军阀政权时期，铁路建设显然慢了下来。几条私营铁路的国有化没有遇到强烈反对（而这对清朝曾是致命的），大部分股份兑换成了政府公债，它不久就拖欠了。尽管与外国债权人商妥了新的贷款，重新谈判了一些1912年以前的贷款，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对中国铁路的投资停止了。当一个新的四国财团在1920年集会时，北京政府与美国期望的相反，拒绝与它做交易。中国本土的建设限于完成京绥线，以及粤汉与陇海铁路的几段，总共约1700公里。在满洲铺设了同样数量的新轨，一方面包括日本人提供资金的南满铁路支线，另一方面包括张作霖修建的与之竞争的路线，部分资金来自京沈铁路的收益。中国人在华北的建设和满洲的新路线，一方面是出于战略考虑，一方面则是出于经济考虑。 1928—1937年间，中国本土修建的铁路将近3400公里，包括完成粤汉线、浙赣线和山西的同蒲线。这些成就主要不是靠外国借款。例如，浙赣铁路主要是由中国银行提供贷款，山西的铁路则出自该省的税收。不过，跟其他地区一样，在军费需求和还本付息之外，只剩下很少的资金用于南京政府广泛谈论的经济“重建”。在这同一时期，在满洲建成了4500公里铁路，主要是日本在1931年后新建的，作为把满洲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基地的计划的一部分。不顾中日战争时期的巨大困难，中国政府宣称在未被占领地区完成了1500公里铁路线，在支持经济和军事上起了重要作用。日本人则在满洲增建了许多路线。 在这50年来修建的铁路中，将近40％在满洲，32％在长江以北的中国本土，22％在华南，4％在台湾。人口稠密的华南铁路里程相对来说很少，这证明了一个精巧的现代前（帆船和舢板）和现代（轮船和汽艇）的水路运输网的持久性，它继续有效地同蒸汽火车竞争。从面积和人口比例上看，满洲的情况远较中国其他任何地区为好，这暗示并反映了满洲更为广泛的工业化。没有铁路穿过富饶的省份四川，或西部地区如甘肃、新疆和西藏。除了与国家大小不相称的少得可怜的总里程外，中国铁路的发展还十分杂乱无章，路线的分布常常是不经济的。从中国本土来说，一个更合乎需要的系统也许是以汉口为中心的辐射网。而实际的系统是一个平行的铁路网，过于集中于华北和华东。在满洲，曾发展过一种辐射与平行相结合的铁路网，但由于20年代中日在东北的竞争，这种铁路网受到不经济的复线的损害。 中国体路系统的建设曾涉及大量从英国、比利时、日本、德国、法国、美国和荷兰借款，顺序是按1898至1937年每个国家的铁路借款总额排列的。这些借款（借款条件常常涉及外国对修建的路线的实际控制）集中在清末民初，反映了外国辛迪加为铁路特许权和借款合约进行的争夺，它们在政治上与金融上同样大事竞争与大搞阴谋诡计。铁路债务的偿还来自路线的营业收入，但大约从1925到1935年，大多数外国铁路借款都拖欠着。到1935年12月31日，未清的债务总数，包括拖欠的本利，合计约53827443英镑，或891920730元。1铁路债券下跌，以陇海铁路为例，跌到票面价值的11％。 中国政府铁路的收益能力刚够付债券持有者的利息。在1916—1939年期间，平均每年营业净收入占轨道和设备成本的7.4％，而铁路借款的利率为5—8％。就是说，尽管它们的营运效率明显地低于南满铁路，但政府铁路从经济上看是可行的，它给民国年间带来了经济增长，并往往产生一点小小的利润。不过，在这20年中平均只有35％的营业净收入用在利息的支付上。大部分营业净收入——例如在1926、1927和1930—1934年有50％以上——被移交给中国政府，它把这笔资金用于一般开支。21921—1936年间移交给政府的款项，是用来增加铁路设备费用的两倍。 中国政府铁路盈利能力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贯穿民国时期的内部斗争。互相敌对的军阀不仅征用铁路运送军队，有时甚至把客运和货运收入拿去维持他们的军队。例如，1912—1925年间，京汉铁路的客运（按人英里算）有21％是军运；1920—1931年间，京沈线有17％的客运是军运。3除了战争的直接破坏（这可能最小），轨道和车辆的维修也被忽视了。在20多年中，铁道部通常只能依靠几条小路线的收入：铁路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愈来愈过时，效率愈来愈低。 中国政府铁路的客运（人英里）和货运（吨英里） 表19 的指数，1912—1947年 续表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07—208、217页。 在1912—1947年期间，直到2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铁路的客运和货运都年年增长（见表19）。导致建立南京政权的北伐战争影响了客货运输，但在相对平静的30年代，铁路运输恢复并超过以前的水平。1937至1945年间，日本人夺去中国的大部分铁路，国民政府被迫迁入内地，这反映在这个时期的数字中。 中国政府铁路的营业收入，约有40％来自客运，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运兵。矿产占货运的一半，重要性居第二位的是农产品。货运的一般模式是把农产品和矿石从内陆各地运到沿海条约口岸，而把工业品运到内地。民国的头十年中农产品运输的增加，反映出我在前面讨论农业趋向时提出的商品作物产量的增长。特别是在满洲，华北也一样，铁路推进了表12和表13中所示的农业产量的缓慢增长。同样，商品作物产量下降的不利影响及其在1937年战争爆发之前的复苏，在表19中也是明显的。 关于公路的里程，除指出在1912年不存在适于行驶机动车的道路外，无需多说；1937年7月之前，完成了约116000公里，其中40000公里铺了路面。1这些建设的大多数出现在1928年以后，该年大概有32000公里，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总局承担，既为军事需要也为商业需要服务。例如七省计划，设想由河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和湖南等省合作，用一个公路体系把国民党政府最具实力的这几省联成一体。公路虽然少而简陋，但在中国本部的分布在1937年看来比铁路网要好一些。 战争导致在内地省份增修道路，当然包括著名的滇湎公路。但中国内陆在1949年跟在1912年一样，地方和地区间的运输，仍旧更多地依靠传统的水陆运输工具，而较少依靠机动车辆或火车。例如，到1941年9月，在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有118292只民船在汪精卫政府设立的船民协会登记，共计850705吨。水手459178名。1这是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和华南以及华中一些地方中短途大宗运输的主要手段，在上述地区，河流、湖泊和许多世纪人工开挖的运河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复杂、广大的水上运输网。与地方运输对照，港口之间的贸易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基本上采用轮船运输——主要是外国人的船。但在几个条约口岸的海关申报和结关的中国帆船的总吨数，从1912至1922年大致上依旧不变，只是到了20年代才急剧下降。2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中国主要河流上的轮船运输稳步增长，这从登记的船只总吨数的增长中可以得到证明，1000吨以下的船，从1913年的42577吨增加到1933年的246988吨。但内河帆船在许多地方坚持了相当长的时期。例如长江在宜昌以上，帆船总吨数在20年代下降之前，从19世纪90年代到1917年略有增长。南宁和梧州之间的西江上，也是到了20年代帆船才让位给轮船。3 在运输部门和在别的部门一样，中国经济在20世纪前半期变化很小这个平凡的事实往往被掩盖起来，被推到视线之外，而把不相称的注意力放在经济中很小的现代部门，这表现在官方的言行中，表现在中国经济学家的著作中，表现在打算写给外国人看的年鉴和报告中，也表现在由非中国学者指导的对1949年以前中国经济的研究中——只除了日本人，他们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有一个比较“现实主义的”看法。至于南京政府，它放弃了土地而肆无忌惮地从现代部门榨取收入，这等于建造空中楼阁。 2 刘大钧：《中国的工业与财政》，第197—219页；顾琅：《中国十大矿厂调查记》，3，第49页。 1 美国银行公会，商业和海事委员会：《中国，一次经济调查，1923年》，第16页。 2 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总局：《中国的公路》。 3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72—180页。其他资料估计的英里数略有不同。 1 张嘉璈：《中国为铁路发展而奋斗》，第170—171页。表3。 2 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32、39—42页。 3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10页。 1 中国情报部：《中国手册，1937—1945年》，第217页。 1 满铁调查部：《华中的帆船贸易》，第134—135页。 2 杨端六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140页。 3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28—229、235—236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华盛顿会议与中国 英国、法国和荷兰尽管被战争所耗竭，但仍想维护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利益。但这样做需要美、日两国的合作，这两个国家不只没有受到欧战损害，而且也从那里获得了经济利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警惕日本近期的扩张，英国也感到有必要获得美国的好感以遏制日本。然而，英国同时需要她的同盟者日本的友谊，来保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为此种种，英国人希望召开一次广泛的会议，一揽子调整与自治领、美国和日本的关系。1 自从日俄战争以来，美国与日本经常因中国而发生争执。然而，虽然两国政府作了最大努力，移民问题仍使紧张加剧。当战争削弱了欧洲经济时，这两个经济繁荣的国家在太平洋上进行激烈的海军竞赛。日本虽然缺乏美国那样的自然资源、资本积累和生产能力，但仍实施军备扩张计划以对抗美国的海军建设，把沉重的负担强加给它的人民。1920年，军费占日本政府全部经费的48%，1921年占49%。为了减轻这种负担，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是绝对必要的。 美国也觉得海军竞赛是个经济负担。它更进一步看到需要以某种方式回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的突然推进。1917年11月2日，国务卿罗伯特·蓝辛企图于《蓝辛-石井协定》的换文里，以同意承认日本某些特殊权利的方式来保持中国的门户开放。在华盛顿进行的蓝辛与日本大使石井菊次郎之间的几轮谈判，其结果有两个基本点。第一，承认有相邻边界的国家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第二，保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并信守工商业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原则。然而，战争一旦结束，美国就修改了她的调和立场，并开始试探各种选择，认为旧的帝国主义外交现在应当由东亚国际新秩序取代。1918年，美国曾建议应设立一个美、英、法、日银行团向中国提供借款。1920年华盛顿又要求废除英日同盟，因为这是保护日本向中国渗透的手段。 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华盛顿会议于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召开。军备和远东关系在平行的小组会上讨论。中国代表施肇基致力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系。他保证各条约国在中国工商业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但要求所有有关中国的协定必须公布，签约时必须有中国参加，有指定的期限，并作出有利于授与者的严格解释。1 这时日本自己正在经历一场民主运动（例如，男子普选权在1925年成为法律），同时蒙受1918年以来在西伯利亚的**干涉的负担。由此日本需要与美、英协调关系，并寻求与美英的中国政策步调一致。日本就最终恢复中国的全部主权采取合作态度，同时拥护在中国的无限制、无条件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同意将来谈判废除治外法权。 最后，通过审议关税、势力范围、门户开放和禁止向中国提供军火等16项个别的条款，产生了有关中国的两个条约和九项决议。英日同盟结束，四国条约（英、法、日、美）取而代之，但是没有任何军事条款，只承诺进行磋商。海军限制条约同意英、美、日舰队的比率为5∶5∶3，这会把日本封闭在它的领海里。关于中国，列强最后同意单独召开一个目的在于废除治外法权的会议。关于关税事务，鉴于中国政府严重的财政困难，主要目标是增加中国政府的岁入。同时有一个条约准备修改关税税率，倡议将来召开会议修改整个关税体制。最重要的是1922年2月6日关于中国的九国公约，它把严格的和具体的关于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条款结合起来，并反对关于中国铁路的不公正待遇。从1921年11月1日到1922年2月4日，日本和中国通过直接谈判解决了山东问题，两国签订了一个条约，把以前德国的胶州租借地归还中国。日本从山东撤回所有军队。青岛海关并入中国海关，胶济铁路及所有财产移交中国。 华盛顿会议提出了很高的理想，但是没有提供实现的方法。中国的主权仍受不平等条约体系损害，部分是因为中国在1922年分裂为北京和广州两个政权，没有一个单独的政府能行使主权。同时，苏联和德国被排除在新体系之外。初看起来，主要的实际结果是消极的，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扩张已被压回1905年的边界。列强的扩张已被放弃，但只是由九个签字国而且只是在纸上被放弃的。 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家争论说“华盛顿列强”——特别是美、英、日——成功地结束了敌对和互相猜疑的年代，并终于正在严肃地采纳在远东合作行动，把动荡减少到最小程度的思想。在这一点上，英-美-日外交可以被看作与战后欧洲的发展相仿佛，近来的历史学家已在其中发现了一种在表面仇恨下的国际主义合作的模式。“非正式协定”一词适用于战后英、美中东关系的模式，也许也适用于华盛顿会议后的东亚事务。的确，没有固定的机构来推行集体行动；但三国选择了以协定代替敌视，并以合作的竞争代替单方面的或个别的行动。1 人们对华盛顿会议时期的说明，大概最后以其对20年代的看法为转移，或者看作短视和失败，为以后10年带来灾害的10年，或者看作一个认真致力于重建国际秩序的时代，这种努力一直持续到今天。按照后一观点，这次会议代表了对远东新秩序的一种探索，与在欧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类似探索是平行的。于是，中国外交事务的历史作为争取规定全球体制以保证国际安全和国内稳定的一章而呈现其意义。 华盛顿会议体系应当成为这样一种体制。不幸的是，它从来不可能稳定。首先，中国的政治和财政动荡威胁着它。甚至当1922年会议闭幕时，西方和日本宣布中国正处于政治崩溃的边缘；北京政府不再能发全薪给它的官员；教师的薪水已欠了几个月；不能开课；北京市场状况急剧恶化。政府财政看来无法修补，内阁五次更迭。 然后在1923年5月6日，津浦铁路的蓝钢皮快车在临城受到了一千多名土匪攻击，1土匪杀死了一些中国旅客，并带走了一百多人，包括约16名外国人，其中一名妇女属洛克菲勒家族。北京政府惊慌失措，命令释放外国人质。最后土匪在12日释放了人质，但这使每一个人想起北京**无能。外国政府共管中国的争论又被认真地提出来了。如果一个政府不是作为徒有虚名的中央政府而存在，那是因为列强愿意承认它这样。因为列强需要一个中央政府来偿还中国的借款，就外国的新利益进行谈判，并按照国际法处理各种事务。如果没有一个沟通它们利益的主渠道，列强将不得不与大量地方军阀分别谈判。因此，北京政府作为中央政府是一种嘲弄——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虚构——但它是由列强扶持的。尽管政治动荡，它们还是在1925年召开了一次特别关税会议，按照华盛会议协定来讨论修订关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会议的召开与国民党及其**同盟者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北伐恰好同时，他们谴责华盛顿会议是帝国主义的共谋，并要求把全部主权无条件归还中国。同时军阀与外国的勾结正一浪高过一浪，张作霖和段祺瑞与日本的关系，吴佩孚和陈炯明与英国的关系，以及冯玉祥和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就是例证。 1 见罗杰·丁曼：《太平洋的军事力量》；托马斯·巴克利：《美国与华盛顿会 议》；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年》。 1 《华盛顿限制军备会议》，第866—868页；和田村幸策：《大东亚外交史研 究》第2卷。 1 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第1章；乔恩·雅各布森：《有20世纪20年代的 新国际史吗？》，《美国历史评论》第88卷第3期（1983年6月），第617—645 页；迈克尔·霍根：《非正式协约》；伊恩·尼什：《英日疏远，1919—1952 年》。 1 陈刘洁清（音）：《临城事件》，《东方研究杂志》第10卷第2期（1972年7 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政府与经济 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随后的南京政权，都主要从经济的城市部分为政府筹措经费。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既不从农村部分征收大量税收，对半自治的省和地方上的利益集团的征收和支出也没多大影响。换句话说，在1949年以前，没有一届国民政府能够通过中央政府的国库转用国民总收入的大部分。结果，政府的政策虽然对经济不是没有深远的后果，但从来不真正具备推动中国经济走上现代经济增长道路的能力。 例如，在1931—1936年间，中央政府的国家总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1％到4.9％，平均数为3.5％。（如果各级地方政府的支出也包括在内，这个百分数可能要加倍。）税收比这少得多，这一方面反映出国民政府不能成功地调动农村部分的资源，另一方面反映出它不能或不愿对整个社会征收所得税。而且，即使是这有限的政府收入也大量浪费在维持一支过于庞大的军队和为继续打内战提供经费，或者为国内外债务的还本付息作抵。无论是北京政权或是南京政权都不能从其收入中提出资金用于任何重大的发展投资，它们的政策都无助于经济的私营部分的资本形成。 辛亥革命后，新的共和政府起初与清朝的财政体制作斗争。尽管名称和官僚主义的结构很快改变了，但共和政府比起它的被取代者来甚至更不能控制中国的税收来源。1913年，曾尝试划分中央、省和地方的税收来源，但甚至袁世凯的中央政府也太软弱而不能实施有关规定。1914年以后，除关税和盐税外，大部分税收由各省管理。从法律上说，田赋（和几种消费税）仍属于中央政府，但它事实上是在省的控制之下，收入被省在省内花掉，尽管名曰“某省的国家支出”。袁世凯在他1916年死去以前，能从各省提取一些田赋款项，以后间歇地和最低限度地继续到1921年，这时政治形势明显恶化，内战变得如此普遍，北京政府的财政控制也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1 关税几乎全部用来交付外债的本息和赔款。从1912到1927年底，只有142341000海关两，或扣除基本费用后的关税净额717672000海关两的20％，北京政府可以用作行政和其他开支。2尽管1902和1918年修订从量税，但由于价格上涨，直到1923年进口税的实际税率在2.5—3.5％之间；1923年进一步的修订把实际税率增加到了5％。但直到1930年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之前，这个项目下的税收不可能有较大的增长。 从1913到1922年底，盐税收入超过了关税收入。不过，1922年后中央政府只能得到盐税的一部分。1913年，为了给“善后借款”（没有这笔钱袁世凯政府可能难以生存）提供担保，任命一个洋会办监督并实际控制盐务署。虽然可能有损于民族尊严，但这一措施的结果是，中央政府账上的盐税立刻猛增。盐税担保的实际偿付的外债数目不大——例如，善后借款从1917年起用关税偿付。但这种相对不错的局面因继续不断的内战而消失了。各省对盐税征收的干预渐渐变得严重起来，盐税收入被侵占，走私增加。1922年后，盐税总收入明显下降，实际提交给北京的部分也减少了。盐税纯收入曾在1922年达到最高点8600万元，1924年降至7100万元，1926年降至6400万元，1927年降至5800万元。即使在1922年，实际提交北京的也只有4700万元（或纯收入的55％）；1200万元经中央政府同意留在省里；但有2000万元（23％）未经同意被地方占用。1926年，被省当局和军队截留的盐税总数达到3700万元，该年提交北京的实际上仅有900万元。1 面对长期的财政困难，北京政府被迫靠借债度日。1912—1926年间，财政部发行了27种内债，票面价值总计614000000元。2不过，政府实际收到的甚少，因为债券出售时总是打折扣——在极端情况下低到只有票面价值的20％。关于这个时期发行内债的详细情况不得而知，进入南京政府时期也是一样。在开设有权发行纸币的新银行和政府借内债之间，看来有一种密切的关系。这些国内公债的一大部分被中国的“现代”银行认购，它们持有政府证券是作为投资和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虽则也直接借款给政府。 北京政府仅仅遗留给它的继任者241000000元内债，这似乎表明，尽管拖欠，债权人并没有因北京政府打折扣的公债券而太吃亏。北京政府举借内债，军阀的钱柜就可以不断地得到补充。但是这些借款的收益对国家的经济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内外债的还本付息成了北京政府最大的支出；加上军费开支，至少占去年总支出的4/5。3在支付了一般行政费用之后，就没有钱来为发展进行投资了。省和地方的税收也被军费和警察费用耗尽。4北京政权通常举借外债也不是着眼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912—1926年期间的新外债，在数量上少于清末的赔款和铁路借款。外债总数（不包括庚子赔款）从1913年的约5.26亿美元增加到1931年的6.96亿美元。11913年的25000000英镑善后借款是新外债中最大的一笔。此外，相当大一部分外国借款是1918年的所谓“西原借款”——日本利益集团借给当时在北京执政的安福系军阀和几个省的地方政府的无担保借款，主要用途是打内战和搞政治阴谋。这些借款中，有一些后来转为合法的铁路和电报借款，但绝大部分——大概有1.5亿元——从未得到南京政府的承认。跟19世纪90年代的日本赔款借款、袁世凯的善后借款和内债一样，北洋军阀这次穷途末路的借款，除几笔铁路借款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毫无贡献。实际上有理由认为，中国由于政府欠债（包括庚子赔款）而每年付出的数目大于它每年得到的新借款。例如，c.f.雷默估计，在1902—1913年期间，每年平均付出0.892亿元，在1913—1930年期间，每年平均付出0.709亿元，而在这两个时期，每年的平均入款则分别为0.61亿元和0.238亿元。这样大的资本“外流”必须被看成是从中国经济资源的一笔净提取，其影响可能是阻碍经济增长。2 1928年南京政府的建立，名义上带来了十年内战后的政治统一。在1928—1937年的九年中，中央政府对中国本土的财政控制所达到的程度，也许超过了自清朝以来的任何时期。与1916—1927年的军阀时代相比，无论是税收或税收制度都有了显著的改进。关税自主是1929—1930年恢复的，有着较高税率的新关税增加了政府的岁入。1930年，通过关税用金单位计征，将进口税从以白银为计算标准改换成以黄金为计算标准，既保住了关税的真正价值，又从下跌的银价方面增加了收益，从而减轻了巨大外债和内债还本付息的困难。1928年以前大量被地方占用的盐税，并入了国家财政体系。尽管仍要转给各省，但盐税的相当大一部分成了中央政府实际上可以得到的。许多（虽然不是全部）中央和地方的货物税合并成全国通行的统税，由中央政府征收，以交换省里占用的田赋。基本上（虽不是完全）废除了厘金。1933年废两（旧的白银计算单位）改元，统一了货币，然后在1935年以外汇储备作为支持，采用现代纸币制度。这最后一项无意中被美国的白银收购所推动，它使银价上涨，并提供了相当大一部分所需的外币储备。1935年11月，白银收归国有；禁止把白银作为货币使用；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纸币成为法定支付货币。政府试行年度预算，并大大改进它的征收和财政报告工作。为了提出并实施财政改革和经济发展计划，举行了会议并任命了委员。1931年成立了一个全国经济委员会，指导国家的经济“重建”工作。 但这时出现的这些成就，与过去相比给人的印象无论多么深刻，它们大都仍然是肤浅的。由于是以应用于经济现代部分的间接税为基础，国民政府的税收就受到产量增长缓慢的严重限制。无力对农业征税是在有潜力的税收上加上难以克服的约束——从而是对政府计划的约束。关税、盐税和货物税也许对小消费者太沉重，虽然税收的实际影响范围问题，是一个著名的难以追究的问题；富有的人并没有纳很多税。掌握在各省手中的田赋既没有改革也没有发展；它也同样把不相称的负担加在小农身上。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没有解决农业的根本问题，没有促进工业增长，没有有效地利用人民的政治支持和心理支持努力使中国经济从停滞中走出来。1到1937年为止所得到的不大的收获，由于此后12年的战争和内战，由于政府对这些年中国人民作出的牺牲没有稍微作些补偿而烟消云散。 表20 南京政府的收支报告，1928—1937年（百万元和％） 续表 *除1928—1929年外，包括征税费用；不包括现金余额。 +印花税、省级汇款，政府企业利润，杂项。 ≠6204万元=各省征收的国税和直接支付的军费。 §主要从盐税中转给各省。 2中央银行资本，2000万元，1928—1929年；7400万元，1934—1935年。 ‖政府企业收入，1934—1935年，6100万元；1935—1936年，6700万元；主要来自铁路，包括军事运输的价值。 **包括7800万元的各种内部转帐。 ++包括“建设费”，1933—1934年，700万元；1934—1935年，2600万元；1935—1936年，8800万元；1936—1937年，5400万元；其中一部分可能投资于军需工业。 资料来源：财政部长的年度报告，见p.t.陈：《财政》，《中国年鉴，1935—1936年》，第1192—1237页；《中国年鉴，1936—1937年》，第587—588页；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第433—440页。 表20列出南京政府1928—1937年间九个财政年度的主要收入和支出。省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在1938年以前数量仍然很大，以后在战争时期，与中央的支出相比急剧下降。但即使把省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加在中央政府的支出上，总数也仅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个很小的比例，在1931—1936年期间，仅占3.2—6％。美国可以比较的数字是1929年占8.2％，1933年占14.3％，1941年占19.7％。2就国民收入而论，中国中央政府的支出为数很小，这既反映了国家税收基础的狭窄，也反映了经济的现代部分的有限规模，这个部分实际上被要求承担国民政府税收的最大负担。 1929年初，国民党政府实行某种程度的财政控制，除海关外，仅在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河南五省实行。这种局面后来有所改进，但中央政府在1937年以前从未达到对华北、西北和西南的完全支配。当然，全面战争爆发后不久，政府主要依靠的沿海和长江流域各省就沦入了日本人之手。 在1928年6月举行的划分中央和地方税收的全国财政会议上，中央政府正式把田赋让给各省，这在当时与其说是一种政策，目的在于改进从北京政权继承下来的公认是混乱的财政管理，不如说是南京政府对政治现实的一种承认。它意味着，为了报答空泛的政治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放弃对一部分经济的任何财政要求，这一部分经济产生国民收入的65％。也放弃了对一种不公平的田赋制度进行彻底检查的任何尝试，在这种制度下，有错误的土地记录和**的官吏使富人能够逃避公平的负担。结果是一大部分潜在的农业税收被截留，社会不能将它用于公共福利。 1941年，在战争的压力下，在未被占领地区，中央政府从各省手中收回了田赋的管理权，为了补偿地方政府在税收上的损失，答应给它们现金补助。田赋征实和随之而来的粮食征借，在1942—1943年和1943—1944年分别为中央政府提供了总收入的11.8％和4.2％，但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央政府的农业土地税收很快下降。战时的田赋征实确实使中央政府对粮食供应有了它所追求的更大程度的控制，同时由于减少了政府向军队、公务人员和城市工人供应粮食的直接开支，田赋征实还相当大地抑制了战时纸币发行的增长速度。不过，在实行这个政策时并没有对旧的田赋制度的不公平作任何纠正，当国内其他阶层大都被免除或能够避免类似的直接税时，个体小农却增加了新的不公平的负担。1 几乎跟所有的“不发达”国家一样——明治时期的日本和1949年后的中国是主要的例外——战前的南京政府的收入主要依靠间接税。三项最重要的税收是关税（关税自主权收回后，收入迅速增加）、盐税和货物税。如表20所示，在这三项下的收入，占仍不稳定的1928—1929财政年度总收支的55.7％。在此后八年中，这个比例在最高81.9％（1932—1933年）和最低56.6％（1935—1936年）之间变动，平均数为71.4％。平衡来自各种杂税、政府企业的收入，而最重要的是来自借款。到1936年10月才进行引进所得税的初步工作。1937年战争爆发，阻碍了这个计划；所得税、遗产税和战时过分利得税加起来从未超过政府总收入的1％或2％。给少数人，包括政府“知内情者”在内带来巨大利益的投机商业和财务交易，在战争和内战期间从未真正对之课税。战前国民党的财政政策主要依靠递减的间接税，尽管1937—1949年的收入中来自税收的愈来愈少，但间接税仍然占优势。 在战争爆发前，外国借款在国民党政府的财政中数字不很大。几笔比较小的借款是30年代借的，其中包括总数为2600万美元的两笔美国商品借款，和为修建铁路借的一些钱。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美国（经济合作署）的援助基金（当然不是借款）主要用于弥补中国巨大的贸易赤字，但没有适当的计划或控制，对经济无甚裨益。1937至1945年间实际利用战时信贷和租借法案合计约21.5亿美元（美国18.54亿；苏联1.73亿；英国1.11亿；法国0.12亿）。这些钱部分以军需品和劳务的形式接受，部分则在战时和战后时期跟政府积累的外汇（主要通过美国战时以高汇率购买当地货币得到）一起，在徒劳地企图维持法币的对外价值中浪费掉了。1总之，外国信贷和援助帮助国民党政府度过了战争；但对战前或战后的经济发展毫无贡献。 表20所示每年收入与支出之间的赤字，主要靠在国内举债来弥补，事实上在1931—1932年度以后，内债每年都超过赤字本身，因为有些收入在各种帐目中是作为现金余额拥有的。在1927—1935年间，南京政府财政部发行了38种内债，票面价值16.34亿元。1这种“一般用途”的举债之所以成为必要，主要是由于政府大量的军费开支。起因于政治上无能为力，不能“打破饭碗”，裁减中央和各省的军队；与**占据的苏区的战争费用增加；以及1931年后面临日本即将入侵，蒋介石军队需要现代化。 1931和1932年令人忧虑的政治与经济形势严重地影响了上海的债券市场。例如，财政部发行的以关税作担保的债券下跌，从1931年1月的62.90元跌到12月的26.60元。预定在1932年1月偿还的内债约2亿元，是1931—1932财政年度预期收入的1/3，而大多数内债应在五年内偿还。由于不可能再借钱和面临拖欠的前景，银行和债券持有者被迫同意对内债实行整理，所有债券一概改为年息六厘计算，延长还本年限约为以前的一倍。从1933年开始，由于世界性萧条的影响，赤字的压力又出现了。如表20所示，由于军费增加，从1933财政年到1935财政年，借款总数每年上升。1936年2月，进行第二次内债大整理，发行统一公债14.6亿元。以之取代33种期限和利息不同的旧债，有五期用关税担保，年息6％，到期年限为12、15、18、21和24年。此外又发行新债3.4亿元，到1936年底，内债发行总数接近20亿元。 发行如此大量的内债及其处理方法，揭示出国民党政府和上海银行界之间有趣的共生关系，其中包括四大官方银行（农民银行设立于1933年）。很大一部分债券被银行吸收。例如，1936年2月，它们拥有未付债券总额的2/3。除了少数例外，至少在1932年以前南京政府的做法是，把债券寄存在银行作为担保，预支相当于票面价值50—60％的现金。当债券公开发行并已有确定的市价后，银行用原来预付款项和市价之间的差额向政府购买这些债券。虽则大多数债券的发行价可能是98，市场上的最高牌价却从未超过80，有时跌到30或40。一种有根据的估计是，在1927至1934年间，发行债券12亿元，交给南京政府的现金大概相当于票面价值的60—75％。1因此，名义上的利息是8.4—9.6％，财政部的实际负担则是12—16％，如果利息和本金如期偿付，债券持有者一年可能赚到20—30％的利息。在1932年的整理后，内债的负担有所改进。到1932年底，内债的平均收益率是15—24％，1933年跌到16.8％，1936年跌到11.6％。2债券也被银行买去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这在1935年的币制改革之后发展很快。公众对上海市场上政府债券的需求，主要是为了投机而不是为了投资。由于公债的还本付息费用不断增长迫使政府在1932年和1936年实行内债整理，通过降低利息和延长清偿期而对市场有所震动。直到战时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抵销了国内公债——民国时期唯一真正的“累进税”——向政府提供的这种信贷，一直对贷方大为有利。 求助于这种代价高昂的信贷，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主要的债权人，控制现代银行系统的四家政府银行，是在政府个别要人的影响之下，他们既利用这些机构搞政治阴谋，又利用它们在经济的私营部分谋取个人利益。在30年代，人们广泛相信，中央银行是孔祥熙的，交通银行是cc系的，中国银行是宋子文的，农民银行是中**队的最高领导的。不过，个人的贪污是不容易证明的。无论如何，比起把可以用于工业或商业投资的珍贵的资金用于现政府的军费开支或公债市场的投机来，贪污在经济后果上也许不那么重要。 20世纪的中国银行系统可悲地未能起到为整个经济的发展建立信用的作用。第一，中国的现代银行业不发达。虽然从1928至1937年有128家新银行开业，在1937年中国有164家现代银行和1597家支行，但它们大都集中在沿海各省的主要城市（在1936年，仅上海就有58家总行和130家支行）。在内地的农业地区，现代银行业机构极少，并从来不曾去适应农民经济的信贷需要。在20年代和30年代发展起来的合作社，本来可以作为银行系统和农民之间的中介人，但它们在数量上无足轻重，并倾向于把它们的大部分信贷给予那些较富裕的农民，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从别的地方以相当低的利息借到钱。幸存下来并在30年代兴旺过一阵的钱庄，倾向于只向当地商业提供资金。至于条约口岸的外国银行，它们有充足的资金供应，包括富有的中国人的大笔存款，它们主要的业务是为外贸提供短期资金和外汇投机。 但除了这些考虑之外，在战争爆发前的十年中确曾有过发展的中国现代银行系统，被歪曲成为一种为总是欠债的政府提供资金的工具。主要的现代银行的资本和储备，从1928年的1.86亿元增加到1935年的4.47亿元。同一时期的存款从11.23亿元增加到37.79亿元。增额中有许多是来自“四大”政府银行的增长。1928年，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有资本和储备6400万元，或总数的34％；到1935年，数字是1.83亿元，或总数的41％。四家银行的存款总额5.54亿元，或占1928年存款总额的49％；到1935年它们是21.06亿元，或总额的56％。到1935年底，政府掌握1.46亿元，或10家银行（包括四家政府银行）资本的4/5。这是总资本的49％和全部现代银行总资产的61％。其他最主要的私人银行都在“四大”银行的控制或影响之下，许多互相关连的董事会把主要的地区银行集团、政府银行、钱庄组织，以及它们所投资的保险业、商业、和工业企业拴在一起。省银行中最大的广东省银行，拥有全省和地方银行总资产的40％，与中国银行有密切的关系。政府与私人银行之间的合作，便于满足财政部借钱的需要，但也把资金从私营生产和商业转移走了。此外，建于1928年的中央银行在货币供应和信贷方面也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央银行；它基本上是一种为政府的债务提供短期资金的工具。1 总之，这是由四家政府银行统治的一个集中化的银行结构，它所代表的银行资产的集中同以“经济控制”为特点的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思想的总目标相一致。不过，这种控制所指向的目标，主要地不是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在30年代，银行给政府提供信贷被用在以武力统一中国上——在南京政权看来这是头等大事。尽管许多中央和省级政府机关忙于制定计划，但没有剩下多少发展经费。 即使根据公开出版的1928—1937年的资料（它不可能泄露政府军事费用的总数），年支出的40—48％被用于军事目的。军事拨款、公债和赔款的还本付息加起来——大多数借款出于军队的需要——占每年总支出的67—85％。“政府”开支中一个过大的部分，是征税的费用——例如，1930—1931年占1.2亿元中的6000万元，1931—1932年占1.22亿元中的6600万元。公共工程的拨款很少，福利开支几乎不存在。 虽然政府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一个相对小的部分，但上述的收支模式倾向于对经济发展和国民党政府的稳定都产生一种消极影响。在30年代，军费开支可能从未超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这当然是真的——1933年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2％。逼近的日本威胁是一个真正的威胁。此外，军事支出可能产生有实际价值的经济副产品：道路修建起来，农民士兵学会开动与维修简单的机器，某些工业得到发展（例如化学与军需工业），等等。因此，“过于庞大的军队”这个用语也许部分地反映了新闻界对国民政府从其他方面来看完全应得的恶评。但是从实际效用而不是从潜在财政资源来看，这样说也是对的，即本可用于经济的私营部分的投资或消费的经济资源，被南京政府抽出来作为军费花掉了，而结果既未平息国内的混乱也未挡住日本人的侵略。由于普遍实行递减的间接税，内债的还本付息有将真正的购买力从低收入阶层转移到少数富有的投机者之势。由于内债收入主要用于军事目的和旧债的还本付息，而债券持有者阶级喜欢的是投机而不是生产投资，内债并不导致目的在于增加商品产量的公家与私人的支出，以补偿递减的国税结构加给中国全体居民的负担。此外，对私营工业的企业家来说，信贷总是短缺的。30年代的情况是，银行付定期存款8—9％的利息，用这些定期存款购买政府债券，致使银行贷款的利息必然高到不可能向私营工商业和农业提供大量资金。 表21 纸币发行与物价指数1937—1948年 *在每个日历年的年底，除去1948年，该年的数据分别为6月和7月的。 +1937—1944年：杨格：《中国与援助之手，1937—1945年》，第435—436页。1946—1948年：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374页。 ≠在每年年底，除去1937年（1月—6月的平均数）和1948年（7月）。1937—1945年：中国未被占领地区主要城市平均零售价格指数（扬格：《中国与援助之手》，第435—436页）；1946—1947年：全中国；1948年：上海（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372—373页。） 在战前的最后两年，已经出现了轻度的通货膨胀势头，部份地归因于1935年的币制改革之后，货币供应能够容易地增加。不过，与始于1937年战争爆发终于1948—1949年国民党政府货币体系彻底崩溃的通货膨胀相比，这就不算什么了。中国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无限地发行钞票来弥补继续不断的财政赤字。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日本人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占领了中国最富饶的省份，也不能否认发行钞票支持了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但同样重要的是，国民党政府面对危险而没有做出对制止通货膨胀有意义的事，在1937—1949年令人惊奇地继续执行一种经济政策，它在1937年以前就已经是有缺陷的了。1表21列出1937至1948年纸币发行的增长和飞涨的物价指数。直到1940年为止，通货膨胀仍然是缓和的，并且大都限于较为敏感的城市经济部分。但该年的欠收、1941年全年粮食生产的继续下降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引发了新的通货膨胀压力。从1940至1946年，中国后方的物价每年平均上涨300％以上。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物价在短时间内猛跌，但从1945年11月到12月，物价指数开始以空前的速度上升。在1948年8月当新的金圆券发行时，有一个暂时的停顿，然后趋于暴涨。 在战争时期，政府的实际收入和支出都猛烈下降，不过，收入比支出的下降要大得多。战前最大的税收来源关税，在日本人迅速占领中国沿海省份后便失去了。随着国民党控制的领土的收缩，货物税和其他税收的收入自然也跟着下降。在支出方面，偿付内债本息的实际费用由于通货膨胀而急剧减少，而由关税和盐税担保的外债到1939年初暂停支付。军事开支跟1937年以前一样，是主要的政府支出。特别是从1940年起，蒋介石一方面准备长期抗日，一方面准备战后跟**算总帐而大规模扩军。战争结束时国民党军队有500万人，消耗掉政府战时支出的70—80％，装备和管理都不好，由于过度征募农村劳动力当兵，也许已经促成农业生产的下降，又由于这些军队集中在中国后方较大的城镇附近，就极大地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跟战前一样，军队的规模和费用既未相应地促进中国的国防，也未促进国民党政府的稳定。当内战在1947和1948年变得激烈时，军事需求在政府领袖的支持下破坏了对节节上涨的支出的一切控制。 也是遵循战前的模式，战时的国民党政府通过征税筹款，而这些税主要是递减的间接税。（一个例外是上面讨论过的战时田赋征实；不过，这使穷苦农民所受的打击比富人沉重得多。）特别是不设法向那些利用通货膨胀大发横财的企业家和投机家征税。1945—1946年，在抗战结束和内战开始之前，当政府回到从前的敌占区时，中间的间歇无论多短，出现了一个实行彻底而公正的税收改革以弥补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机会，但没有抓住它。 不过，战时和战后的政府支出不是靠税收而主要是靠银行预支筹款，从而导致纸币发行的不断增加。卖公债，即使是强制分配，以1937—1945年来说，只及累积赤字的5％，而在1946—1948年间还要少。在1942年把发行纸币的专有权交给中央银行以后，甚至连把债券存入银行作为预支担保的手续也免了。为弥补通货膨胀的影响和维持法币的国际价格而采取的出卖外汇或黄金以及战后进口货物等办法，只起到耗尽这个国家积累的外国资产的作用，在打败日本人之后，这些资产本来是可以用于经济发展的。 当然，通货膨胀是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赤字引起的过度货币需求造成的。在战争时期，后方消费品工业的产量有程度有限的增长，但绝对数量不足以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些消费品大多是私营的小公司生产的。对照之下，投资于生产资料工业的，主要是政府或半官方机构。大体上跟战前一样，没有有效的政策，使珍贵的资金用于最紧要的需求。总之，战时在内地发展起来的小工业基地，当政府迁回中国沿海时实际上被抛弃了。 对中国工业比较发达的省份的收复可能解决供应问题所抱的希望，被事实残酷地粉碎了：苏联从满洲搬走主要的工业设备；**控制下的华北农村的许多地区拒绝向上海的纱厂供应原棉；全国资源委员会和接收敌伪公司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无能和**；在战争结束时，没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计划来分配可以利用的外汇资源；国民党政府跟1937年以前的时期一样，对控制投机、改革税收结构和充分重视发展的经济投资无所作为。 1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1，第45—77页。 2 斯坦利·f.赖特：《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海关收入》（1935年第3版），第440—441页。 1 p.t.陈：《财政》，见《中国年鉴，1935—1936年》，第1298—1299页。 2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年》，第366—369页。 3 贾德怀：《民国财政简史》，第697—698页；柏井象雄：《近代中国财政史》第63—64页。 4 c.m.张：《中国地方政府的支出》，见《中国经济月报》，7.6（1934年6月）第233—247页。 1 c.f.雷默：《中国的外国投资》，第123—147页；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年》，第240—245页。 2 雷默：《中国的外国投资》，第160页。 1 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提供了全面说明。道格拉斯·s.帕俄：《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政府财政》（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50年）；《南京时期的中国国家支出》，见《远东季刊》，12.1（1952年11月），第3—26页；《国民党与经济停滞》，见《亚洲研究杂志》，16.2（1957年2月），第213—220页，不如扬格乐观。 2 美国人口调查局：《美国的历史统计资料，1789—1945年》，第12页。 1 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年》，第64—65页；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40—144页。 1 扬格：《中国与援助之手，1937—1945年》，第440—442页。 1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370—375页；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59—468页。 1 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98、509—510页。1927—1947年期间财政部的财政顾问扬格，强烈反对50—60％的较低估计，后者出现在伦纳德·g.廷的《中国的现代银行与政府财政和工业》中，《南开社会与经济季刊》，8.3（1935年10月），第591页，以及别的地方，源自朱偰：《中国财政问题》，第231—232页。 2 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98—99页。 1 弗兰克·m.塔马格纳：《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第121—196页；宫下忠雄：《论中国银行系统》，第103—221页；德永清行：《论中国的中央银行》，第235—350页；安德烈亚·李·麦克尔德里：《上海的钱庄，1800—1935年》，第131—185页。到1934年底只有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是政府完全控制的。南京拥有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股份的20％，在任命关键人员时具有某种影响；但这两家银行表现出相当大的独立性，有时侯还反对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1935年3月，在一次由财政部长孔祥熙执行的经周密计划的突然行动中，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被“收归国有”。 1 关于战时和战后的财政和通货膨胀，见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和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莫斯科与中国的双重接近 在华盛顿会议列强已筹划逐步改革，在将来某一时间废除条约体系的方面，苏维埃革命更加积极地接近中国的国内问题和国外问题。列宁很早就陈述了落后国家可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观念。1913年5月18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短文。列宁的主要观点可做如下概括：（1）垂死的欧洲资产阶级仍然通过它的政府控制着一切。而且，欧洲资产阶级是唯一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死敌。（2）这些资产阶级政府联合亚洲中世纪反革命的控制力量统治亚洲殖民地。其结果是殖民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合反殖民运动推进了这些亚洲殖民地的民主运动。因此，亚洲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是进步的，而控制欧洲的资产阶级则是落后的。 因此，列宁相信欧洲的无产阶级与亚洲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可能结成同盟。同样的观念鼓舞约瑟夫·斯大林在1918年写下了《不要忘记东方》。这一思想在1920年莫斯科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上被具体采纳。落后的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于是就有了革命者的身份。这就是说，他们被看作是民族主义的旗手。但在某一阶段，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会走向反面，成为无产阶级的压迫者。大会同意只有在资产阶级是真正的革命者时，落后的殖民地无产阶级运动才能支持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莫斯科裁定，土耳其基马尔帕夏的民族主义运动是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并积极支待它。下一个是中国。大约在辛亥革命时，列宁就认为孙逸仙卷入的政治形成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莫斯科的主要中国政策就这样形成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共同奋斗，莫斯科援助这项事业。由共产国际负责执行计划。 莫斯科的第二个计划是直接做北京政府和各个军阀政权的工作。1革命工作的基本原则就是把敌人减少到最小限度，把同盟者和朋友增加到最大限度。列宁在1920年的文章《**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解释了他的思想，即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分歧和利益冲突，寻求与群众联盟的一切可能。（斯大林在1924年的著作《列宁主义基础》里作了类似的论述。）因此，在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尽管他们的权力基础还不稳固，并受到内部反革命势力和外部干涉的扰乱，但他们有责任以某种方式与邻国结盟，或者撇开这点，至少同那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使它们与莫斯科的敌人，即反对革命的俄**队和日、英及其他干涉国断绝关系。此外，甚至北京政府和军阀也能在受民族主义感情驱使他们与日英帝国主义对抗的范围内，扮演配角。按最大限度减少敌人的说法，与北京政府改善关系的主意看来确有希望。苏联政府本身对此承担了责任。 简言之，莫斯科试图以双重接触的政策来支持和扩大中国的社会主义势力：通过第三国际帮助中国的革命力量，同时通过苏联政府促进与中国革命力量的国内敌人（如北京政府和军阀们）的友好关系。 十月革命后，苏俄立即主动接近北京政府，并呼吁恢复外交关系。然后在1919年7月，苏俄通过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加拉罕果敢地宣布终止对庚子赔款的权利，并准备放弃旧沙俄在中国的一切其他权益；接着在1920年9月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两个声明放在一起称为加拉罕宣言。加拉罕宣言在紧接的后五四运动时期来临，当时收回权利运动在中国正接近**，这项宣言在中国朝野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但它留下了主要的中东铁路问题没有解决，苏联干脆地拒绝放弃它。1922年，一位苏联高级外交官越飞开始在北京讨论恢复外交关系。（当时他在北京从后藤新平那里接到访问日本的邀请，他在日本恢复苏日外交关系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后来他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并于1937年自杀1。）接着在1923—1924年间，加拉罕在北京主要与中国外交部总长顾维钧进行了漫长的谈判，于1924年最后完成了以下列三条准则为基础的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一）废除不平等条约；（二）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三）中苏共管中东铁路。 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先后努力接近国民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考虑组织中国的革命力量。21920年春，格利高里·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远东部负责人的身份出现在北京，并会见了李大钊。由于李的热情介绍，维经斯基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了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正式成立。按照共产国际的形势分析，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由于它是革命的，**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必须与它合作。问题是应采取怎样的合作方式。1922年8月，中国**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在杭州对此进行了讨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马林（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3主张合作应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内部跨党”战略）。陈独秀表示反对，他主张与国民党的合作在党外进行。经过激烈的争论，马林宣布党应当严格遵守共产国际的指示，于是他的观点占了上风。1 然后，越飞拜访了当时从军阀陈炯明那里逃亡上海的不幸的孙逸仙；结果于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布**制度不适合中国条件的条目表现了越飞的一个主要让步。孙于2月再次被邀请到广州领导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与莫斯科的交往变得出乎意外地主动。8月，蒋介石和张太雷被派往苏联几个月，学习苏维埃的军事组织及政治代表制度。政治顾问鲍罗廷大约于11月启程来到广州，军事顾问瓦西里·勃鲁彻将军（在中国称为加伦）随后于1924年抵达。与他们同来的是援助和军火。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在1924年1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按照国民党新的“联俄容共”基本政策的规定，李大钊和另外两名**员被选为由24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的名字出现在17名候补委员的名单上。 随后的共产国际-国民党联盟的变迁，深深地留在了1923年到1927年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戏剧之中。这次中苏合作进行革命的社会政治内容，已在本书上卷中详细论述。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它似乎是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的开始，这种影响以不同方式延续了整整一代。它也建立了另一种国际秩序结构；这种结构的基础，是保证莫斯科牌的**将不可避免地席卷世界。由于国民革命从广州北伐，华盛顿会议列强处于守势并进行各种调整。 1 关于苏联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交往，参考王聿钧：《中苏外交的序幕：从 优林到越飞》；和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 1 越飞自杀时间应是1927年——译者。 2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派打交道的详情，见韦慕庭和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 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年》；理查德·c.桑顿：《共 产国际与中国**，1921—1931年》；艾伦·s.惠廷：《苏联在中国的政策， 1917—1924年》；和罗伯特·c.诺思：《莫斯科和中国**员》。 3 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中国季刊》第48期（1971年 10—12月），第677—697页。 1 这些发展在本书上卷第10章（陈志让著）和第11章（韦慕庭著）得到更充分 的论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对外贸易与外国投资 即使在20世纪，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仍然是相对小的。在对各个性质不同的部门的考察中必须计及西方和日本经济冲击的影响，但中国经济的大部分是外国人所达不到的。 外国在中国的投资，1902—1936年 表22 （百万美元；括号内为百分数） 资料来源：侯继明：《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3页，这个资料又是根据c.f.雷默的《中国的外国投资》和东亚研究所的《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和中国的国际收支差额》。 根据c.f.雷默和日本东亚研究所的估计，外国在中国的投资总数到1936年曾达到34.83亿美元，从1902年的7.33亿美元开始增长，1914年为16.10亿美元，1931年为32.43亿美元（表22）。按人口平均——以1914年为4.3亿，1936年为5亿——这两年的数字分别为3.75和6.97美元。这些按人口平均的金额明显地小于别的“不发达”国家的外国投资：例如，在1938年，印度是20美元；拉丁美洲是86美元；非洲不包括南非联邦是23美元。一个特定年份的人均外国投资额也许不是最能说明该投资意义的尺度。不过，可以得到的资料不许可对年度资本流入数字作任何精确的估计，以与国民收入和国内投资相比较。非常粗略地估计，30年代初的私人外国净投资略小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约占总投资的20％。1就是说，总数很小，但不是没有意义。 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债权国投资，1902—1936年 表23 （百万美元；括号内为百分数） 资料来源：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7页。 雷默的数据表明，在1902—1931年间，当年度新投资的资本流入小于政府贷款的还本付息的支付和外国商业投资的利润时，就有实际上的资本净流出。1不过，如表27所示，华侨寄回国的汇款大于这个流出，所以总的来说有一个资本流入，这种流入加上硬币支付，为中国继续不断的入超提供了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投资总值的增长，除了价格上涨的影响外，似乎是由于在中国的外国人把他们的利润进行了再投资。事实上，有些“外国”汇款从来没有离开中国，而是被直接付给了在上海或香港的外国债权人，他们把相当一部分利润再投资于设置在几个条约口岸的企业。怡和洋行从19世纪30年代的一个小代理店在一个世纪中发展成为在中国有许多工业和金融产业的最大的贸易公司，很好地说明了这个过程。 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工商企业投资 表24 百万美元；括号内百分数） 资料来源：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6页。 在1931年日本人占领满洲并开始对它的发展大量投资之前，最大的投资者是英国（见表23）。英国的直接投资分别占1914年和1931年英国总投资的66％和81％；在1931年约有一半用在与外贸直接有关的领域，21％用在房地产，18％用在制造业，5％用在公用事业，2％用在矿业，3％用在杂项。当1905年日本在南满站稳脚跟后，日本在中国的资本迅速增加。日本的直接投资（占1931年总投资的77％）主要在运输业（南满铁路）、进出口贸易、制造业（主要是棉纺业）和矿业。俄国的投资几乎全部用在中东铁路上，这条铁路在1935年卖给了日本。 1 直接商业投资是1914、1931和1936年外国总投资的66％、77％和77％。出现的差额主要是中国政府的借款。侯继明对雷默和东亚研究所（表24）的数据的再核算，表明1931年这种直接投资的分配如下：进出口贸易19.4％；铁路16.0％；制造业14.9％；地产13.6％；银行和金融8.6％；航运7.8％；矿业4.4％；交通和公用事业4.0％；杂项11.3％。从这些数字马上就可以看出，与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外国投资的典型模式相比照，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很少进入以出口为方针的实业，如矿业或种植业。甚至在满洲，日本对农业的投资也是微不足道的。 在这样一些国家——例如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或荷兰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外国资本实际集中在出口型实业上，结果是接受者经济的片面发展，它使一种或多种农业或矿业的出口产品专门化，这些产品的市场对外国的经济周期极端敏感。此外，这种“殖民地”模式的外国投资，据说加强了本地土地所有者阶级，他们是这种商业化农业的主要受益者。不过，他们没有把不断增加的收入投入工业发展，而是跟过去一样，储藏在本国（土地的积聚，港口的房地产），现在是更安全地储藏在国外（存入外国银行或购买外国证券）；和用于奢侈品消费（入超）。出口型实业发展的结果把本地资本吸引到中间的第三活动范围，如外国公司的附属小行业，据说其后果是把可以更有成果地使用的人才和资本抽走了。在很有限的地区，如东南沿海和广州附近，上述现象可以在较小规模上看到。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因外国资本而作重大调整，从而没有把它的命运拴在世界市场难以预测的变化上。 外国在中国投资的地理分配，1902、1914、1931年 表25 （百万美元；括号内为百分数） 资料来源：雷默：《中国的外国投资》，第73页。 1931年以前，直接投资大量集中在条约口岸，特别是上海，如表25所示。日本人在30年代努力把满洲发展成一个工业基地，上面已讨论过了；外资工厂在制造业部门所占份额，表9和表10中有提示。在许多评论者看来，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中的外国投资（这常常等于控制）应对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受阻负主要责任。用这种观点看，中国公司根本无法同外国公司竞争，因为后者有更多的收入，更好的技术和管理，享有治外法权和免税特权，不受中国官场的劫掠。与这种“压迫论点”相反，侯继明指出，在1937年以前的那些年里，华资现代企业不但没有被挤垮，而且在现代部分中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份额。1 表26对外贸易额和指数，1912—1936年 续表 *单位：百万海关两；从1933年起，价值用元计算，如括号内所示。 资料来源：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第23—24、274—275页；郑友贵（音）：《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259页。 虽然可以辩解说，没有外国公司的竞争可能发展得更快，但这决不意味着，没有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的“外在冲击”，中国19世纪的现代前经济有能力走上发展的道路。1 除了铁路建设和工业借款外，很难说中国政府借的外债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好处。这些外债相对高的还本付息费用（利息、贴现、佣金）超过了从中得到的小利益。对1912—1937年间举借的外债根据借债目的所作的一个分析，似乎支持外债对经济无用的结论。2约占外债总数的8.9％（用1913年的物价计算）是为军事目的和偿付赔款借的。另外有43.3％指定用于一般行政目的，主要就是外债的付息。虽然占36.9％的铁路借款是一笔潜在的生产投资，但它的用途受到地方性内战和动乱以及借款合同条款的限制，后者通过划定范围阻止有效的集中管理，几条铁路各自为政，从而不能联营或得到统一管理的其他好处。电话和电报借款是占10.8％的工业借款中最大的一部分。 鉴于缺乏有用的国民收入数据，对民国时期的外贸交易额与国民收入之间的比率只能作粗略的估计。1933年，这年的国内产值有一个可以接受的估量，进口和出口的价值加起来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7％。不过，这是在外贸不算少的满洲丧失之后，并且在大萧条开始之后。在20年代后期，中国的对外贸易可能略大于国民收入的10％。这是一个相对低的比例，但在国际上比较，从中国的幅员、发展的水平、与主要海运路线的距离、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国内市场来看，并不算反常。表26列出1912—1936年中国对外贸易的价值与指数。 以当时物价计算，从19世纪80年代到1900年，进口和出口都有缓慢的增长，从1901到1918年增长加快，然后从1919到1931年，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按数量而不按价值估量，贸易的增长就不那么快。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进口相当稳定；从1900年起有一种稳定的上升趋势，只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中断，我们已经指出，这次战争使中国工业有某种发展的余地。大约从1907年起，出口稳定地增长。可利用的数据表明，简单进出**换比率的趋势对中国不利（见表26），但这仅对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联系的程度有意义，这种联系是对外贸易发展的结果。对中国来说，这种联系不像对其他许多“不发达”国家那么重要。 表27 国际收支差额，1903、1930、1935年（百万元） 资料来源：李卓明：《国际贸易》，载h.f.麦克奈尔编：《中国》，第501页。 表28 对外贸易的结构（现值百分比） 资料来源：郑友贵（音）：《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32、34页。 表29 对外贸易在贸易伙伴中的分配（现值百分比） 资料来源：郑友贵（音）：《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20、48—49页。 在民国的所有年份，跟19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一样，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入超为特点，经常帐户结余始终是入超。中国支撑商品入口超过商品出口的能力，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华侨年复一年地流回本国的汇款，以及新的外国投资。不过，一切可以得到的关于中国国际收支差额的估计，即使在汇款和投资都考虑到以后，都包括一个相当数目的“未予说明的”项目。 表27中对1903、1930和1935年的估计，是分别由h.b.莫尔斯、c.f.雷默和中国银行作出的。 在19世纪中叶，中国的主要出口货是丝和茶。它们在1871年占出口总值的92％，在19世纪80年代降到80％，1898年降到50％，自那以后继续下降如表28所示。在20世纪中，虽然仍以自然资源产品为大宗，但中国的出口相当多样化了。新的主要出口货是大豆及其制品，主要产于满洲。愈益重要的还有出口日本的铁矿石和煤，以及日本人在中国的纱厂运往日本的棉纱。 鸦片是最重要的进口中国的货物，直到19世纪90年代它才被棉布和棉纱超过。大约在1900年，棉布和棉纱构成进口总值的40％。中国华资棉纺厂和外资棉纺厂的发展，导致棉纺织品进口的下降。为了供应这些新纱厂，中国变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原棉进口国。到1936年，国内的棉花生产差不多可以满足需要；但在1945年以后的时期，原棉再度严重短缺，这说明了农业生产的下降和内战对运输的破坏。大体上，工业原料和装备在进口总值中的比例稳定但缓慢地增长，而这样一些消费品如棉织品、烟卷和火柴则下降。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大米、小麦和面粉在进口货中曾上升到重要地位，但随着1935和1936年的经济复苏又下降。农村特别是城市的人口增长，停滞的农业产量，落后的运输，使得供应中国城市人口的任务始终是一个难题。 表29列出中国和其主要供货人和买主的贸易的比例。在1906和1936年间，贸易渐渐多样化，如分配到“其他”项目的百分比的增长所示（从香港进口的急剧下降，是1932年实行新的发货票规定的结果，这种规定想要确定经过香港运往中国的货物的真正来源国）。英国、日本和美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日本贸易在满洲和华北居支配地位，在南方最小。英国与此相反。美国贸易在30年代中期超过所有其他国家，集中于华中。1931年后日本份额的下降在某种程度上是测量“满洲事件”后中国人抵制效果的尺度。 剩下的问题是上述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全面影响。我们曾明确指出，这些影响总体上比在其他许多“不发达”经济中小得多。但在许多中国和外国的观察家看来，它们对形成中国现代史的过程是最为关键的影响。我们认为，现在的困难是如何从外国对20世纪中国复杂的总影响中分离出纯粹的经济因素。1中国因近代与西方的相遇而改变了，正是获得经济利益的希望首先把外国人及其生活方式带到了中央王国。外国的经济活动，对在中华帝国的边缘形成一个华资和外资企业的贸易与制造业的小小现代部门，起了主要作用。但中国经济总体上没有大的变化；顶多不过是出现了一种“局部的发展”。外国对现代经济部门的主要作用，建立在强制的低关税和治外法权的特权上，受到本国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的支持，并得力于从赔款和偿还给外国债权人的借款中吸吮资本。但所有这些对中国经济的停滞只应受到部分的责难。过此就是掩盖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西方冲击的最深刻的后果，它几十年来阻挠一种有能力替换过去的儒家帝国模式、并利用现代工业技术所固有的经济发展可能性的新的政治一体化的出现。 中国的经济，至少在本章所涉及的年代，在中国历史戏剧的展开中没有占据舞台的中心。它只是配角中的一个——也许只有几句精选的台词——听候皇帝、官僚、外交家、将军、宣传家和党的组织者的吩咐。 1 罗伯特·f.德恩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见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28—30页。 1 c.f.雷默：《中国的外国投资》，第170—171页。 1 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7—22页。 1 同上书，第138—141页。 1 德恩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第39—40页。 2 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29页。 1 见本书第3章，费惟恺：《外国在华的存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中国的国民革命和列强 蒋介石总司令领导的国民党国民革命军以统一全国为目标，于1926年7月经湖南北上。长沙于8月12日，岳州于18日，汉阳于9月6日，汉口于7日，武昌于10月10日，九江于12月4日，南昌于12月7日相继陷落。潜伏在这种攻无不克的军事扫荡背后的，是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周围的**新右派之间不断增长的不和。共产国际认为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它发出指示，实行彻底革命的方针。 在此以前，英国曾采取反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强硬路线，1926年12月改变方针，并且宣布了温和的对华新政策。然而，随着民族主义潮流更加汹涌澎湃，英国寻求缓和的希望破灭了。1927年1月4日和9日，大量的示威者分别冲进了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英国无法派出援兵，最后通过一个归还租界的协议，放弃了这些租界。1 南京于3月24日陷落时，六名外国人在革命军士兵的暴行中被杀。长江上的英、美炮艇从江中轰击这座城市，帮助他们的同胞撤退。集合在南京领事馆的日本人，遭到了革命军军官和部队的搜查。一些人受到粗暴对待，另一些人受到枪托的敲打，财物被毁，但未作任何抵抗。碰巧在领事馆建立通讯联系的海军官兵拆掉他们的机枪，并应日本平民的要求把他们的武器藏在一间后房里，以免他们的武器刺激中国士兵。其结果是虽然发生了暴行，但未死任何人，全部被救，平安无事。 这次南京事件的后果是，英国加强了在上海的防卫，并要求日本和美国也这样做。美国派遣了援军，但试图避免刺激中国的民族感情。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要求立即贯彻他的不干涉中国的原则。由反对党政友会领导的对币原温和对外政策的批评，在一段时间里曾有所加强。此外，军部和参谋本部双方都支持与英国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认为英国今天的困境可能就是日本明天的困境。 币原的想法有所不同。他认为，首先，日本真正的在华利益不在领土而在市场。第二，如果国民政府确实想把全中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看来这是可能的——日本应该避免磨擦。第三，正在出现分裂的迹象，因为国民政府内部亲共分子与**分之子之间的冲突加剧了。最后，如果中国不答复日本的最后通牒，并拒绝日本的要求，怎么办？外国支持蒋介石会使之像一个叛徒。除了让蒋介石自己把**清除出国民政府外，别无其他有效的办法。当然这是他在1927年4月的流血政变以及随后的剿共行动中所做的事。 由于蒋的反急进政变，华盛顿会议体系可望最后到位。中国终于有了一个有希望保持稳定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反对苏联——一个留在华盛顿框架之外的强国。华盛顿列强虽有分歧，但它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在中国互相协商和合作的原则。不幸的是，1927年后的岁月表明，在国内动乱不仅席卷中国而且波及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时代，在远东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是多么艰难。 这段无休止的动荡历史，将在下一章中论述。在这里，1927年后中日关系的梗概应足以说明，实现一个被国内势力所接受并为其所支持的国际秩序模式是极端困难的。 蒋介石采取**行动，展现了条约国和他的新南京政府打交道的可能性，在同一个月里，日本内阁易手。日本的新首相兼外相是退役陆军大将田中义一。作为反对党的领导人，田中从来没有放弃过批评其前任币原对华政策软弱的机会。现在田中突然有了采取他的强硬对华政策的职位。1 在北伐的1927年阶段，当革命军于5月迫近山东省时，田中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派军队到山东。中**队撤回鲁南，避免了一场冲突。1928年4月北伐重新开始，田中再次派兵进入山东。较早占领济南的中**队与那里的日本军队遭遇，经过一些小事件之后，双方于5月3日发生冲突。受反帝情绪驱使，有些中国士兵出来杀了11名日本平民。日本军队对中**队发动大规模的行动，并把他们逐出济南近郊。中**队绕开了日本人，北上向北京进军。虽然未与日军发生进一步冲突，但是济南的战斗，甚至在蒋的政治上温和的部队中，也滋生了深刻的反日情绪。 张作霖大元帅被这些中**队打败，于6月3日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他的沈阳大本营。第二天清晨，恰好在沈阳这一边的一场大爆炸中丧了命。他的被暗杀是由一小撮日本军官策划的。他们的想法是，张作霖的死将使满洲群龙无首，并陷于混乱。然后日军将以恢复秩序而干预，并占领满洲。1但与此相反，满洲并未陷入混乱。当时在北京的张学良赶回沈阳，他对父丧一直秘而不宣，直到7月21日年青的张学良继位。暗杀不久就被确认是关东军干的，但张学良认识到发布这条消息可能使他受日本摆布，所以保持了沉默。 在提防日本捣乱的同时，这位满洲的新统治者也发现他被中国民族主义收回主权的要素所吸引。首先他与他父亲的宿敌国民党拉上了关系，然后他在满洲升起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与南京政府的秘密谈判结束后，满洲于1928年12月29日易帜。张加入国民党，并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此后，张逐渐采取反日政策，而中国人在满洲的反日运动趋于公开化。日本商人受到损害，甚至实力雄厚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也出现赤字。接着1929年末的大萧条时期来临了。 一系列的事件标志着满洲的形势正在恶化。在满洲的朝鲜农民据说一度曾达到200万人，主要从事水稻种植。但是1931年中国的反日运动更广泛组织起来了，来自朝鲜的农民在1910年是日本的臣民，他们生活在日本政权难以到达的边远地区，忍受着无数事件的冲击。满洲的朝鲜族人下降到大约80万。 1931年，大约400名朝鲜农民租佃了长春以北万宝山的土地，并开始以艰苦的劳作把它改成稻田。然而，中国当局禁止他们定居，并命令他们离开。由于日本领事的抗议，命令暂时撤销了。但是在7月1日，大约800名中国农民袭击了这片土地，并开始破坏新的灌渠。侵入者与从长春附近赶到出事地点的日本警察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这成了日本报纸的头条新闻，而在一段时间里，朝鲜各地的朝鲜人对当地的华侨采取了激烈的报复行动。 这时日军的头号假想敌是苏联。万宝山事件期间，日军参谋本部派遣军官中村震太郎上尉进入西部满洲测量地形，为对苏战争作准备。张学良部下狂热反日的士兵抓住了中村，并枪杀了他。被指控的凶手最后于1931年9月18日被带到沈阳，而且日本领事得到了通知。 但是太晚了，因为9月18日是沈阳事变之夜。一小撮关东军军官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向中**队发动了进攻。不到半年，全满洲已落入日军之手，并被从中国分离出去。日本已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焦点。在不到一个世代，仅仅20年内，清朝的东亚地区秩序、华盛顿会议条约国所设想的国际法律秩序，以及莫斯科所梦想的世界革命秩序，作为中华民国的国际模型，都已证明是徒劳的。 1 关于这些发展的详细情况，见本书上卷韦慕庭著：《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 1923—1928年》。 1 威廉·f.莫顿：《田中义一与日本对华政策》。 1 加万·麦考密克：《中国东北的张作霖，1911—1928年》；和马场伸也：《进退 维谷的日本外交：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的新见解，1924—1929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章 外国在华的存在 外国在民国初期扎下根来，这表现在许多方面：领土、人民、通过条约或单方面要求取得的权利、武装力量、外交、宗教、商业、新闻业、海盗般的冒险以及种族的态度。本文在下面将扼要地论述外国人对中国的政体、经济、社会和心态进行冲击的各主要形式的一些方面。外国的存在在生理、智力和精神方面引起的结果仍不是本文所能总结的范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章 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 1927—1937年 南京政权是在派系斗争和流血中诞生的。1927年4月12日清晨，黑手党1似的青帮歹徒冲上上海街头，捉拿**人和**嫌疑分子，把他们就地枪决或用大刀砍死。当时和以后的一个月内，被屠杀者达数千人。蒋介石已同**分裂；第一次统一战线就此结束。六天后，在4月18日，国民党政府于南京宣告成立。 新政府面临的挑战极为严酷——不亚于要力挽百余年来遍及全国的国家分裂的浪潮。全国性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早已不复存在。政治权力久已落入地方军阀之手，他们同样也是常常不关心民众的福利，只求依靠军事实力来增加个人的财富和权力。道德社会的意识——即有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和适当关系的广泛而深入的共识，它对传统中国的稳定曾作出过重大贡献——已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混乱和争斗。甚至传统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也已遭侵蚀。 1 黑手党——20世纪初，一些在美国的意大利人的秘密犯罪组织。——译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外国的网络体系 不像印度、东南亚（泰国除外）和非洲的大部分地方，中国没有被在19世纪后半期强行进入虚弱的清帝国的外国列强所瓜分和统治。中国太大，任何一个强国不能独吞；它似乎又是极其令人眼花缭乱的战利品，不可能进行满意的分脏。结果，中国的主权受到损害，但是它从来没有濒于消灭。外国人始终承认存在他不得不与之进行斗争的中央或地方的中国权力。但是，在中国领土的一些地方，为了外国要求者的利益，以及由于过于虚弱的中国无力拒绝的要求，那种权力正式地被削弱甚至放弃了。这些地方是形式不同的条约港口、租界、租借地和列强的势力范围。 条约港口 “条约港口”（treaty port）是一个变化不定的名词。“港口”的精确界说是一件引起争议的事，因为授予外国人以居住权和贸易权的南京条约（1842年）的英文本更广义地写成“cities andtowns”（城和镇）。但是，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和宁波是海港，这是没有问题的。到1893年，增辟了28个地方进行对外贸易，在1894至1917年又增辟了59处，在1917年总数达92处。其中有的是内地城市或在中国陆上边境的一些地方；另一些是沿海港口或满洲的铁路交叉点；许多增辟的地方则是长江或西江江畔的港口。总起来，他们通称为商埠。从法律上说，开放对外通商的港口分为三类：“条约港口”本身，即由于某项国际条约或协定而开辟的港口；中国政府无条约义务而自愿开辟的“开放港口”；“停靠港”，外国轮船获准在那里登岸或载运乘客，并在某些限制下载货，但是外国人不得在那里居住。到了1915年，这92处中只有48处保持海关关卡，这个事实说明，许多地方在中国的国际贸易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 在“条约港口”本身，中国的主权在两个重要方面被削弱了：首先，外国国民在其领事的治外法权的管辖下，在这些地方可以居住，拥有财产和从事工商业（而且可以带护照在内地旅行，但在法律上除传教士外，不能在内地居住）；其次，在某个条约港口已经卸下的外国货，付了一次进口税（按照中国不能控制的关税税率）后，如果再要转运到其他条约港口，就不必再缴税。缔约列强强迫中国政府把这种关税特权扩大到自愿开辟的港口。但是后一种港口在以下一点有别于那些有“租界”的条约港口，即中国的地方官保留了市政和治安的全部控制权。 中国1920年前后的外国“势力范围” 有16个条约港口设有外国的租界，即专门为外国居民设立的特区，其中地方的行政（警察、卫生、道路、建设管理等等）都由外国人管理，财政收入是外国当局所征收的地方税。例如，天津、汉口和广州的外国人居住区为“租界”。在这些地方，中国政府征用或者买下整个区，然后永久地租给特定的列强（在天津租给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在汉口租给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国；在广州租给英国和法国）。租借国的领事常常得到工部局的支持，是每个租界的主要官员，通过他们，外国人个人可以转租到特定的产业。 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由根据条约专门划给外国人居住和经商、但不租给有关列强的若干地区组成。中国当局把地契发给向原来的中国拥有人购地的外国人。地契然后在外国领事馆登记，而领事馆实际上发给一种地契保证书，以使土地的转让更加确定，同时又提高了每一项产业的价值，从而有利于外国的律师、传教士及其他人士，这些人作为受托的拥有者，从中取得了巨额收入。在法律上，中国人不准在租界内拥有土地，不过事实上，许多人通过外国人的代理都做到了这点。在上海的租界内，大量的土地由中国人直接拥有，所有权从来没有转让给外国人。 通过外交使团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这是在中国为取得结果而采用的正规的合法手段），公共租界这块原来是英美租界的大约一平方英里的地区（见第10卷第238—239页，即其中译本《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58—259页），在1893年扩展到2.75平方英里，在1899年扩展到8.35平方英里。原来面积为0.26平方英里的法租界，经过1881、1900和1914年几次扩展，扩大到3.9平方英里。1915年的努力以及后来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和北京的英国公使所作的几次努力，企图为公共租界划进更多的土地争取正式批准，但它们都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抵制，此时它开始对要求废除所有外国租界的民族主义情绪作出反应。但是，通过发展和占有邻近的土地（先是造租界外的道路，然后是铺自来水总管道和电缆，最后是征税和行使警察的权力），事实上在外国控制下的“越界筑路区”，在1916至1925年期间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在上海租界，通过外国领事颁布一系列“土地章程”的手段，排他性的外国市政当局精心地设立了。中国人在同意1842、1843和1858年的条约时，没有想象到这种市政发展，但是，当外交使团提请北京正式批准时，北京不得不作为既成事实而接受。使团有时，如在1898年大大地修改了上海的计划。1898年的土地章程是1928年华人代表获准参加工部局以前，公共租界“宪章”的最后一次修正。它们提供了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大班寡头政治”，但是拥有的正式自治权比它寻求的要少，因为每年纳税人会议的决定依然要得到上海的领事使团和北京的外交使团的批准，而上海工部局的权力名义上是受限制的。工部局与领事使团及外交使团之间的摩擦屡见不鲜，有时是公开的。可是实际上，虽然这两个使团可能批评其上海居民对中国地方当局颇为盛气凌人的态度，但通常是支持这种态度的。 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形式上只是纳税人会议的执行机构，逐步地扩大了权限，取得了行政的广泛权力，其中包括向中外居民征税和维持治安的权力。（除了土地税——因为土地在中国领土内——和关税外，中国不向上海的租界征税）。工部局的九个成员只能由外国选民选出，选民拥有土地的价值不得少于500两，或者每年至少付租500两。他们在民国初期稍多于2000，不足外国人总人数的10％。纳税人会议如没有非常重大的事项，到会的人常常很少，选入工部局在一定程度上由一个核心小圈子操纵，主要是英国人，代表工商界的利益。公共租界的市政雇员绝大部分是英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为雇员总人数1076人中的965人，还不包括在巡捕房中的792名锡克人），所有主要部门——卫生、公共工程、电力、垃圾处理、财政、救火会、商团和工部局的秘书班子——的头头也是一样。 从理论上说，中国的主权保持完整，但实际上，租界是外国人自行治理的地区。在租界内，除了授予外国人治外法权的权利和特权外，公共租界的当局实际上还对中国居民行使管辖权，中国居民占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但是他们没有参加市政管理的权利。中国当局只有得到有关的外国领事同意，才能逮捕住在租界的中国人。在上海的公共租界，中国人之间的民事或刑事案件要在会审公廨上审理，这种公廨实际上（而不是根据条约权利）常常被外国的陪审官所左右。中**队通过租界的权力始终被外国市政当局拒绝，它们坚持这些租界在中国的内战中是中立的领土。 上海的外国人生活 在租界的大部分外国居民的生活方式，可以用这样的见识来加以漫画化，即除了雇人力车（每英里五美分）或舢板船外，都不付现钱，连主日教堂的捐献也是如此。到处飞的用来付款的单据或便条，是列强的商业、外交、军事和宗教代表在华逗留期间暂住的这个基本上设备齐全的世界的象征。其中有的人成了变化中的中国实况的有见地的观察家，他们懂华语以及艺术和文学修养的某些内容，甚至结交中国朋友，但这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字面的和比喻性的“饮食”却是由移植到中国土地上的外国原料制成。一个英美烟草公司的美国新雇员，回忆他1911年8月在公司食堂入伙的情况：“这是我将在以后几年所吃的数百次类似的便餐的第一次——清炖鸡汤、蘸面包末的炸牛排、大米饭、煮青菜和粘手的馅饼。用必不可少的lea＆ perrins牌酱汁的英国式烹调法——味道全给煮掉了。”1 上海的居民很少到“县城”去。在闹哄哄的20年代和30年代以前，空闲的时间完全是与其他身穿条约港口生活中特有的消遣服装的外侨一起度过的。有钱的公民带着他们的妻子坐着敞蓬马车，下午在静安寺路那样的曲折大道上来回。这条大道上附有大花园和网球场的大班（商号老板）的大别墅，是喝英国式漫长午茶时所见的景色。众多的廉价仆人使某些正餐和娱乐的方式有可能办得比上述英美烟草公司的食堂更加大方，但仍反映了一个事实：外国式的上海是英国人的城市——汤、鱼、带骨肉、开胃的菜肴、甜点心，然后是咖啡，再给男士们送上葡萄酒、烈性甜酒和雪茄。打桥牌时连续地送上威士忌加苏打水，在餐后可以消磨好几个小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电影院、卡巴菜餐馆和夜总会成倍地大量发展，在此之前，在第一流大旅馆2和社会性俱乐部3外面的“夜生活”限于少数地点，像路易丝·拉杜的卡尔登咖啡馆和宁波路上的饭店（见地图6），那里为城市成群的盛装外国人提供有音乐伴奏的精美的正餐。“但是到了10点钟，男女共同参加的宴会结束，只有男士留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从10点钟直至破晓，美、英、法，也许还有德、俄、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不同国籍的女士在江西路和苏州路的阴森可怕的灰色石砌房子中放荡地进出，使香槟酒和冒泡沫的勃艮第酒的销售额直线上升。”4 有着引人注目的大看台和俱乐部房、在静安寺路东端沿护界浜占有大块面积的跑马场，每年举行两次（5月和11月）为期三天的大赛。场地的中心建有板球场和网球场。上海的外国人热爱运动，特别是骑马和打网球，这也许是对大部分社会集会中普遍酗酒的补偿。上海俱乐部号称有“世界上最长的酒吧”。板球俱乐部设有12个网球场和练习板球的18张网。上海高尔夫球俱乐部成立于1894年，1898年建造了一座附有男女化妆室、用具间和酒吧间的俱乐部房。1 在骑马和打网球之余，还可看上海业余剧团和法租界的法国剧团的演出。在5至11月期间，市铜管乐队在外滩公园演奏，冬季则在市政厅演奏。每个外国社区都保持自己的社团——美国社团、德国社团、英国的圣乔治社团、苏格兰人的圣安德鲁团体、爱尔兰人的圣帕特里克团体；对国庆节和民间的节日庆祝都很热烈。对更严肃的文学和教育团体也投入了精力，它们是亚洲文会华北分会、摄影学会、教会文学界联合会、美国妇女文学协会、园艺学会、美国大学俱乐部、德国交响乐团，和文学晚会等等。慈善团体包括上海动物保护会、慈善会、海员救济会和急救协会。万国商会是各行各业社团中最强有力的组织，其他的社团包括股票经纪人协会、驾驶员协会及会员超过100人的工程及建筑师学会。 为欧洲儿童开办的学校有西童学院、法租界的市立学堂和在黄浦路的德国学堂；还有一所日本小学。医院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几个教会团体和日本的社区维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公立图书馆有15000册西文图书。十几个传教团体在上海保持了它们的机构，使上海成为在华的最大传教活动中心。新教教会包括规模很大的圣三一会（13世纪哥特风格，华中圣公会主教的大教堂）、联合教会（早期英国式的，位于苏州路）、位于外滩的浸礼会和位于黄浦路的德国的福音派教堂。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有天主教教堂。还有一座清真寺、一座犹太教教堂和一座日本的佛教寺庙。汇司洋行、泰兴洋行、福利公司、惠罗公司供应食品、家俱、呢绒绸缎和女帽；别发洋行供应图书和地图；亨达利洋行供应珠宝首饰；上海药房位于苏州路；外文报纸有英文的《字林西报》、《大美晚报》、《上海泰晤士报》、《大陆报》、法文的《法新汇报》、德文的《德文新报》和日文的《上海日报》——一切都能在上海买到和读到。1 上海为外国在华的存在树立了一种其他租界努力模仿的式样。天津的租界区由七个不同的国家管理，包括三个英国独立的市政区、五座教堂、八个网球俱乐部、五个狩猎庄园、七个不同国家的协会、七个社会俱乐部（英国的天津俱乐部最老，还有德国的联谊俱乐部、法国的剑术俱乐部和日本俱乐部等）及游泳、曲棍球、棒球、板球和高尔夫球的俱乐部，当然还有赛马俱乐部，它在1901年新建了一座精美的大看台，以代替被义和团所毁的旧看台。商团成立于1898年。市图书馆位于英租界，藏书7000册，从1914年起英国人伍德海主编了《京津时报》（他又是《中华年鉴》的主编和发行人，以与日文的《天津日日新闻》、法文的《津郡权务报》和德文的《北洋德华日报》进行竞争。 武汉三镇(1915年前后) 在汉口，英、法、俄、德、日几国租界沿长江延伸了几英里，这些微型的欧洲城市被沿江大道连在一起，沿江大道是一条在道路和人行道之间有树荫和草坪的优美的林荫大道。每个下午，外国的社交界聚集在赛马俱乐部喝茶，然后是打网球或高尔夫球。汉口有18孔的高尔夫球场，是亚洲最好的一个。有阳台的俱乐部房——内设游泳池、游戏室、衣帽存放柜和一间大茶室——有一个著名的长酒吧间，在长江巡逻的外国炮舰的军官们常常光临此地。 这是一种考虑周到的目不暇接的生活，它使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老中国通”要维持他们的特权了。“上海意识”不但不容中国当局的干涉，而且典型地把外交使团和公使使团视作一个累赘，认为它们有时虽然可以利用，但总是过分地考虑中国人的感情。虽然我们根据更容易接触到的材料着重地叙述了光彩夺目的一面，但事情完全不是那样简单。上海及其他地方的条约港口的生活，根据鲜明的阶级界线分化了。一个人之出名，是因为他所从事的职业，加入哪个俱乐部，和拥有多少匹种马。犹太人、葡萄牙人和欧亚混血儿过着一种隔离的社会生活。虽然一小批犹太商人在上海一般地说过得不错，但葡萄牙人和欧亚混血儿承担了商行中大部分做日常工作的低报酬职务，如文书、店员和秘书。每个条约港口有一群外国的流浪汉、处于困境的水手和事业上失败的可怜虫。外国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与邪恶和犯罪的下层社会，在条约港口生活的给人以鲜明印象的回忆录中，很少被人注意，但它们也是外国存在的组成部分。 租借地 外国的“租借地”有五个，是1898年列强争夺势力范围和战略基地时，中国割让的领土。面积共552平方公里的山东胶州湾及其周围的领土，在1898年3月被租给德国99年，德国并获得了在山东境内建造三条铁路线以及沿线两旁10英里范围内采矿的特许权。（胶州在1914年11月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后被日本所占，日本人在战斗中死616人，伤1228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插曲。它在1922年才归还中国。）1898年3月，俄国人获得了租用南满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和大连两个港口）的为期25年的租约。此外，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获准建造一条从哈尔滨到旅大的支线，即南满铁路，并可以在铁路线区伐木和采矿。1898年5月法国施加压力，获得了租用广东省海南岛对面的广州湾港口的为期99年的租约，把该港用作海军停泊地。6月，英国获得了从大陆向它的香港殖民地延伸的一块地方（即“新界”）的99年的租约。这一系列掠夺中国领土的行动，以1898年6月英国租借山东的威海卫而告结束，“租用期将与俄国占领旅顺港的时期一样长”。1 与租界形成对比的是，在租借地中，中国的主权在各租约的有效期间，被明确地取消了，这可以从缔约列强的一致意见中得到证明：缔约列强在所有其他“中国”领土上拥有的治外法权中的领事管辖权，不扩大到这些地区。其中在山东和满洲的两个，是德国、俄国和日本——连同英、法两国，英、法的“势力范围”建立在更扩散的基础上——在中国领土上所维护的范围更大的“势力范围”的核心。 任何强国对势力范围的要求（包括贷款、建造和经营铁路、开矿、雇用其国民为“顾问”，或在中国特定地区行使某种其他形式的地区管辖权的优先权或独占权）的事实上的基础，就是前面几段所说的持续侵犯中国主权的因素——中国的虚弱和外国势力的威胁。在形式上，几个势力范围有不同的基础：中国人与特定的列强缔结的不把某些地区让给第三国的协定；中国人为一方，但无力废弃的协约或条约；某些列强因近水楼台而对权利的坚决要求；中国未参加的列强互相承认权利的协定；由于占绝对优势的金融和商业利益的既成事实而对更多权利的要求。 俄国在满洲的权利来自1896年5月的秘密结盟条约、中东铁路及其南满支线的建造和辽东半岛的租借。根据这些基础，俄国政府着手在铁路区内建立事实上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并且凭借因1900年义和团起义而发生的俄军占领满洲的事实，加强了它的地位。俄军在满洲这一事实和加强对朝鲜施加影响的努力，引起了1904至1905年的对日战争和俄国的难堪的失败。辽东半岛的租借地转给了日本，长春和旅顺之间的南满铁路连同铁路区中的“权利、特权和财产”也是如此。1905年以后，俄国继续对中东铁路路区及沿线的北满的城镇（例如哈尔滨），行使有效的政治管辖权。俄日对满洲的最后划分在1907和1910年的俄日协定中正式规定下来。1914年，缔约列强除美国外，都承认俄国在中东铁路区内对它们的国民的控制。1以中国在1898年所作的一视同仁的声明为借口，日本要求福建省为它的势力范围，但此举没有什么实际的结果。当然，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不断地得到发展。中国除了把辽东半岛以及俄国在南满的铁路和采矿权给日本外，别无其他选择（1905年12月的中日条约），并且通过另外的协定，又让日本在营口、安东和沈阳设立“居留地”，并给与它铁路特许权。关东的一个总督府在1906年设立，以管理租借的领土（218平方英里）和铁路区（108平方英里）。日本在满洲的势力范围在1907年被法国所默认（日本则相应地承认法国的势力范围），在1908年被美国的罗脱-高平协定所默认，还被俄国所默认（如上述）。通过日本强迫袁世凯的政府在1915年接受的二十一条要求中的第二部分，日本在满洲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了：辽东的租借期和南满铁路的特权延长到99年；开放全部南满供日本国民居住、经商和从事制造业；向日本国民增加采矿区；许诺在将来优先向日本资本家借款，在雇用南满和内蒙东部的政治、军事和警察顾问时，优先录用日本国民。 关东租借地成了孤立于中国大陆的日本社会和文化区。日文出版物、色彩艳丽的和服、神道的节日和用作官方通货的日元钞票成了殖民地及其主要城市大连的生活的一部分。南满铁路的干线从关东往北，通过南满的经济中心区直达长春，行程483英里。它有几条支线，一条直达营口港，一条从沈阳通往朝鲜边境的安东，一条在大连和旅顺之间。在南满铁路沿线的城市和在铁路区沿线的两侧，日本不顾中国的抗议，行使事实上的政治管辖。关东总督府与南满铁路公司关系密切：大部分公司股份掌握在日本政府手中，公司也由关东总督监督。日本驻满洲的几名领事由公司指派，许多人同时在总督府担任秘书。除了几条铁路外，南满铁路公司还经营抚顺（沈阳附近）和烟台（辽阳1附近）的煤矿、轮船业及货栈，并在铁路区内维持学校、医院、试验农场、公用事业和“铁路卫队”。 但是在1931年前，满洲的日本政治权力被限制在租借地和铁路区内。由于日本人占优势的经济地位可以把奉天省主要城市的货物汇集在南满铁路，运往大连和旅顺港，再从那里用日本轮船运至天津、上海、横滨和大坂，所以他们有过高地估计自己对满洲的军阀统治者张作霖的影响的倾向。北京政府的权力在张作霖的辖地内是很小的，但张同样善于有效地限制日本人，视情况需要或是不理他们，或是与他们妥协，但是成功地利用竞争的日本利益集团的互相倾轧，可靠地维持一个中国半独立的政体。2 从1914年11月，直到1922年2月通过签订与华盛顿会议有关的中日山东协定把山东归还中国为止，日本占领了原来德国的胶州租借地；不顾中国的强烈抗议，日本进而控制山东的铁路和矿藏，其目的大概是要把那里的铁路与满洲的铁路联系起来，从而统治华北。在1897至1914年期间，德国曾经把它的租借地当作海军部管辖下的一块殖民地来治理，并且试图利用它的铁路和采矿特许权把它的势力扩大到山东全省。1913年拥有55000名中国人、5000名欧洲人和日本人的青岛（胶州租借地的总人口约20万），在外国人中以“远东的布赖顿”著称。它的气候以及黄海海边长达一英里多的外湾（维多利亚湾）优美的东海滩，使它成为一个避暑胜地。青岛海滨饭店能容纳500名宾客，与赛马场一起位于海滩附近。青岛这座“欧洲城镇”，在伸向海湾的南面斜坡成长起来，它有对称的布局，有先用煤气灯然后用电灯照明和两旁有人行道和大树的经过铺筑的道路，还有富有德国居民的别墅和花园。中国的仆人住在主要建筑物后面的“苦力小屋”中。大部分中国人住在“华人城镇”，由于折除和迁移了引起不便的邻近中国村，华人城镇实际上已与欧洲居民区隔开。青岛被发展成第一流的港口，市政当局经管现代的供水和污水处理体系、有效率的医院和一所德国初级中学，1909年作为德国政府和中国官员共同努力的成果，还成立了一所德-华高等学校。城市本身的工业投资比较少，最著名的企业是建于1904年的英德酿酒公司，它生产至今依然著名的青岛啤酒。 山东铁路公司和山东矿业公司都成立于1899年，它们由组织上海德华银行的几个金融机构联合起来的辛迪加与一些德国商行（例如礼和洋行）一起组成，理论上是中德合资公司。实际上，从青岛至济南府这段铁路，全部是德国资本，并由德国人经营，在威海卫和黉山开采的煤矿的情况也是如此。德国的银行辛迪加以及英国的金融界利益集团，在各自政府的支持下，在1898年达成协议（与建造一条从天津至长江的铁路有关），内容是德国的势力范围将向北扩大至河北省，而作为回报，英国在长江流域和山西省的占优势的利益得到承认。但是甚至在山东，德国也发现它越来越难以实现它要求的优惠待遇。1900年以后对德的外交孤立、对德国在山东的独占权利会危及其他地方的在华商业利益的担心，以及中国协力限制德国在山东势力范围的行动，这几方面结合起来，有效地把德国人限制在他们的租借地和关于铁路及采矿特许权的狭窄的解释范围之内。不像满洲，中国的和非德籍的铁路卫兵为青岛-济南铁路区提供保护；接管铁路沿线邮电业务的努力失败了；只有部分的采矿特权得以利用；甚至青岛作为一个自由港的地位，也在1906年结束。1 鉴于中国南部的云南、贵州和广西几省靠近法属印度支那，法国要求在那里建立势力。法国在1898年得到了从东京经边境进入云南的建造铁路特权（筑路始于1903年，于1910年竣工，完全是法国资本，由法国人管理）。法国得到保证，毗邻印度支那的诸省不得割让给第三国，并得到上面所述的一块广州湾的租借地。由于法国拥有铁路，法国的商业，特别在云南，得到了优惠的待遇，但它取得的或可以利用的其他特许权则很少。不存在相当于俄国和日本在满洲实施的那种政治控制。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英国左右着外国在华的商业，是中国最大的外国债权国，拥有主要的筑路和采矿的特许权，提供了海关和盐务署的大部分外国雇员，有一半新教的传教士。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势力范围扩大到整个中国领土，而且它宁愿把一切保持在19世纪末国际对抗以前的状态。2除了它的香港殖民地、1898年租借的新界和从未发展成海军战略基地的威海卫，英国的势力范围缺乏特定的地域基础，从而缺乏那种发展可与满洲日本人相比的地方政治作用的兴趣。尽管对英国作出了含糊的许诺，京汉干线的筑路特权却被一个比利时辛迪加取得（大部分股份由法国的中国铁路公司掌握）。英国政府在北京作出强有力的反应，支持中英（银）公司（由汇丰银行和怡和洋行组成），结果取得了长江流域的铁路特许权（从山东边境往南的天津-镇江线以及沪宁线和苏州-杭州-宁波线）、广九之间的铁路特许权以及在满洲的特许权（山海关至牛庄一线），这些都在1898年取得。与此同时由卡尔·迈耶和罗思柴尔德勋爵支持的另一个英国集团，即北京辛迪加，取得了开发山西和河南的矿藏，以及建造一条东西向的把河南的矿藏与京汉干线连接起来的道口-清化线的特许权。英国这样追求特许权，既基于财政原因，同样也基于政治原因，即阻止敌对势力范围的巩固这一广泛的政治目标。但是对特权区的直接政治控制，既没有设想，也没有取得。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国际体系，同时中国国内局势起了深刻的变化，这些情况大大地降低了进入本世纪之际外国划分的势力范围的重要意义——只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即除了满洲的日本人。虽然某些外国的铁路权和采矿权以不同形式继续存在的情况，并不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高兴，但是到1920年，这些都是外国在华存在的比较次要的方面。 外国居民 对在华的外国国民的人数作出稍微确切的估计是不可能的。例如，有多少万名朝鲜人渡过鸭绿江进入满洲？海关每年编的开放港口的外国“商号”和居民的估计数，可能包括了除满洲的朝鲜人之外的外国人相当集中的大部分地方。例如，在关东租借地区的大连，与哈尔滨一起从1910年起包括在估计数内，但胶州租借地的青岛，在德国人统治时期没有包括在内。表30列了从1903至1921年期间选出的几年海关估计数。1此表的数字在几个方面是有缺陷的。2 相当准确地反映的一个事实是，1905年日本人大批涌进了满洲，不过表内的计数还是太低。例如，日本政府报道说，1914年它在华的国民为121956人。1914年夺取胶州和日本人向山东迁移后，日本人的主要居住中心依次是大连、青岛、上海、安东和厦门。英、美、法、德总居民人口的将近40％住在上海。（应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居民总数相对地大量增加和德国人数减少的情况。）3 表30 在华的外国“商号”和居民* *表的一些缺陷已经在正文中讨论。 +包括未单独列出的其他国家的国民。 除了在满洲的日本公民外，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几个主要类别的在华外国人的队伍的大小如下：在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雇员2000人（其中1300人在海关）；外交人员500人（按人数计最多的为日本、英国和美国）；传教士9100人（6600名新教徒，2500名天主教徒）；军事分遣队和警察26000人（其中包括驻满洲的17000名日本士兵和2000名警察）；数千名工商业者，其数不可能估计，但是他们——除从事比较下等职业的日本人外——构成了在上海和其他主要条约港口的外国居民的大部分。1 海关关于外国商号的资料特别容易引起误解。看来所用的标准是有高度伸缩性的。就满洲而言，甚至为俄国人和日本人服务的最小的店铺也予统计；在中国本土，同一商号的上海总办事处和在其他港口的分支机构分别计算。1911年在上海的643个外国商号中，40％（258个）为英国人的，16％（103个）为德国人的，9％（59个）为美国人的，7％（47个）为日本人的，余下的则为其他国籍的人士所有。在1911年，中国本土中次于上海的拥有大量外国机构的城市，依次为天津（260个）、厦门（240个）、汉口（125个）和广州（102个）。 治外法权 几个条约港口的外国国民和商号——还有驻在内地的传教士——共同享有治外法权制度的权利和特权。先从1842—1844年条约中领事管辖特许权说起，通过强加给中国的正式协定的积累，或是通过单方面对特权的坚持，全部“外国建立的机构”实质上不受中国政体的管辖。原告为中国人（不论是个人或是中国政府的部门）和被告为条约港口的外国国民的一切争端，都由有关国家根据该国的法律判决。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都照此办理。同一缔约国的国民之间或不同强国的国民之间的争端，中国同样无权处理。治外法权的管辖权主要由港口的领事官员行使，或者经过上诉，由北京的外交官员行使。此外，英国和美国在上海都设有自己的法庭。英国在华的最高法庭成立于1904年，美国在华的法庭成立于1906年。 总的来说，外国罪犯在领事法庭上所受的待遇，不像在他国内所受的那样严厉，这无疑伤害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感情。但是，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来说，更严重地损害中国主权并具有深远意义的行为是，中国当局不能直接对条约港口的外国个人或商号进行限制、管制、发给许可证或征税，这些个人或商号作为“法人”只受制于他（它）们的领事法庭的法律。由于一个外国人公出或出外游乐，随便到什么地方都享有治外法权的权利，所以实际上他不仅在条约港口中不受管制，而且在中国其他各地也是如此。外国银行享有治外法权的权利；它们发行通货可以不受控制，并且也不受其他的管制。个人或公司可以不直接向中国纳税，这不是由于任何特定的条约权利，而是由于税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试图通过外国法庭去征税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外国法庭执行其本国的法律。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自由地办学校，学校在选址、课程、教员的资格等方面同样享有治外法权的权利。在治外法权的掩护下，武断的外国新闻界常常毫无限制地对中国和中国人进行吹毛求疵和不怀好意的批评。此外，还存在普遍的滥用权利，即非缔约列强的外国公民或臣民经过同意，受到具有条约权利的列强的保护，因此也不受中国法庭的管辖，例如，梅梅尔（memel）、摩纳哥、波斯和罗马尼亚的公民，在中国时享有受法国领事管辖的权利。一个美国外交人员总结如下：“原来的不受中国法庭管辖的基本权利已经扩大和拓宽，进而包括除条约明确规定的事务外不受中国行政控制的权利。”1 在上海、厦门和汉口的租界会审公廨中，治外法权的范围甚至扩大到形式上受中国法律和法律程序管辖的有关各方的争端。上海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在1864年经与上海道台达成协议后成立，在没有领事代表人的情况下审判租界内的华人犯法者，解决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民事要求以及外国人或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要求，这些事情根据不同条约的规定，都是在中国人的管辖内。由道台指定的一名中国地方官主持公廨。在那些缔约列强的国民为原告的案件中，缔约列强有权（1858年的天津条约第17款规定）让外国的“陪审官”作代表，他与中国的法官一起，将“调查案件的是非，公正地作出决定”。甚至在会审公廨在1911年被公共租界当局接管之前，中国地方官的权力已经大大削弱，除了纯属中国人的民事案件外，外国陪审官的影响是主要的。1883年的一件判例案件结束了地方官逮捕租界中华人的权力；在1903年的著名的《苏报》案件中，中国人从租界引渡“政治”犯的权利受到了限制；从1905年起，租界内的巡捕，而不是中国的“衙役”，执行会审公廨的命令和令状；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上海的工部局支配了法庭的中国地方官的任命和薪俸；外国的陪审官此时也正式审理中国人的民事案件。这种所谓的临时措施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没有法律依据，完全是以外国人对中国法律诉讼手续的所谓的不满为理由，它在1926年随着会审公廨的“移交”而归中国人控制时，才告结束。 1917年8月当中国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和奥匈帝国国民的治外法权权利就丧失了。与此相似的是，十月革命结束了授给俄国人的正式特权，首先是中国政府在1920年9月，关闭了在汉口和天津的摇摇欲坠的沙皇的领事馆和俄国的租界，其次是苏联政府自动放弃了治外法权（虽然没有放弃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没有武力——即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或至少没有缔约列强的默认——治外法权制度甚至对虚弱的中国也不能维持下去。 武装力量 军事力量使外国在华开创的事业成为现实，它在中国国土、河流和沿海水域的不断部署，象征性地（有时实际上）构成了作为形式上正当的外交措施后面的有力支持，这些措施不断地被运用，以维护外国人的条约权利和确保他们人身和财产的安全。炮舰在内河和条约港口以及更大的海军船只在中国沿海的存在，是根据1858年天津条约第52款的一种很带随意性的解释，这一款说：“英国师船，别无他意，或因捕盗驶入中国，无论何口……”1896年，停泊在中国的英国海军的总吨数达59000吨，俄国的吨数接近此数，法国28000吨，德国23000吨，美国18000吨。1908年，“英国皇家分遣舰队”的总吨数达到70000吨；有舰只33艘，其中装甲巡洋舰4艘，二级巡洋舰2艘，其他27艘较小的舰只包括内河的炮舰。 使用或至少是威胁要使用外国炮舰的行动，在19世纪后半期时有发生的“教案”中，是常见的现象。1900年英国的炮舰首次驶至重庆。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初期，法国人的海军舰只对长江上游进行开拓性的勘察，以寻求从他们在云南的铁路扩大贸易的路线。德国人在鄱阳湖周围活动，这引起了认为长江流域是其专有禁区的英国人的很大不安。在19世纪末，作为租借地割让的海军战略基地——青岛、旅顺、广州湾、威海卫——使外国巡洋舰和战列舰能够定期到中国水域。 在1903年，美国与英国不同，没有保持一支定期驻于长江关键地点的炮舰舰队。也许是每年一次，亚洲舰队偶尔派出的舰只在航道上来回行驶。美国的长江巡逻队——从1908年至1919年，正式为太平洋舰队第三中队的第二分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有旧式炮舰6至8艘，而当时英国人驾驶着15艘新式炮舰。民国早期的巡逻大部分是例行性的，水兵们最渴望的就是上岸。但是舰只停泊在那里是“为了维持江河的治安”，而且无疑地是出于缔约列强保持它们利益的愿望。 外国士兵和警察卫队，在20世纪初期比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更惹人注目。在几个租界内，城市警察力量和国际民团（“商团”）发展起来了。上海的商团是最大的一支，在1913年有59名军官（主要是英国人）和约1000名士兵（一半为英国人，其余的分属15个国籍的连队）。1898年从中国夺得的租借地以及后来1901年列强强加的辛丑和约，形成了永久性的和更大的军事存在。 根据这一和约，列强可以在北京保持武装分队（“使馆区卫队”），占有从北京至海的铁路沿线的关键地点，并在天津驻军，而把中**队排除在这个城市之外。1 驻于威海卫和广州湾的英、法部队为数甚少，但德国在青岛的分队和海军分遣队的总人数有2300人。有2100名官兵的四个日本营在1914年取代了山东的德国人，驻于青岛至济南的铁路沿线，直到1922年。他们得到人数众多的宪兵队的支持。1911年汉口的战斗，导致英、德、俄、日四国派军队前往该港口去保护它们各自的公民。除了日本兵，其余三国在1912年都撤军；日本的一个有500名士兵的营与几支特种兵分遣队在1922年前一直留在汉口。日本在辽阳的租借地内设大本营，通常在南满驻扎一个配备支援性骑兵和炮兵的满员陆军师。1920年，总数达10000名俄国和日本士兵的16个铁路卫队营，驻扎于中东铁路区和南满铁路区一带。这些铁路卫队的出现，是根据1905年俄日缔结的朴次茅斯和约的条款，虽然中国人曾经断言，他们在1905年12月签订的承认把辽东和南满铁路从俄国转给日本的协定中没有同意这样做。1920年，在满洲租借地的日本警察有811人，另外在南满铁路区和安东-沈阳铁路区的警察有1052人。1 像长江的炮舰那样，所有这些外国士兵和警察也许也不是难以对付的军事力量。即使他们的存在在中国被迫同意的国际协定（如辛丑和约）中，有一定的法律根据，但他们仍**裸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这在日本不顾中国人屡次抗议而占领了满洲和山东铁路区的事件中，更是确凿无疑的。比这种外**事占领形式上的法律根据（这也许是可以争辩的）更加重要的是，人们了解到外国在中国国土上驻军意味着什么：有治外法权的列强能够并决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以支持它们单方面认为它们已经取得的权利。 1 詹姆斯·l.哈奇森：《中国通》，第20页。但是在一个许多“老中国通”并没有发现其本地烹饪技术举世无双的国家中，烹调标准饮食不仅仅有老牌子的优质l.＆p.酱汁。 2 有位于黄浦路的具有豪华设备的第一流旅馆礼查饭店、汇中饭店，位于法租界的密采里旅馆，位于西华路的日本的朋友馆和万岁馆。 3 英国的上海俱乐部、德国的协和俱乐部和梅森俱乐部都位于外滩，乡村俱乐部在静安寺路，日本俱乐部在文监师路，以及与海员协会、外国青年会、海关和商团有关的较少排他性的俱乐部。 4 哈奇森：《中国通》，第236页。 1 在体育俱乐部的行列中，还包括上海划船俱乐部、游艇总会、猎狐俱乐部（在乡下猎“狐”，狩猎时紧跟穿红罩衣的骑手，骑手散纸片为狩猎者指出狐的踪迹）、草地网球俱乐部、步枪射击俱乐部、棒球俱乐部等等。 1 日本帝国铁路：《东亚官方指南》，第4卷，《中国》；c.e.达温特：《上海，旅行者和居民指南》，都提供了有趣的细节。 1 记载这些租约的协定，可见于约翰·v.a.麦克默里：《1894—1919年与中国缔结或涉及中国的条约和协定》，1，第112—131、152—158页。 1 见b.a.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年）》。 1 原文如此——译者。 2 见罗纳德·s.苏莱斯基：《张作霖统治下的满洲》（密西根大学博士论文，1974年）。 1 见约翰·e.施雷克：《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德国在山东》。 2 见l.k.扬：《1895—1902年英国在华的政策》。 1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第2部分，第354—355页；《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第2部分，第450—451页。 2 在1910年以前，大量集中在哈尔滨的满洲的大批俄国人口未包括在内；1909至1911年俄国公民突然增加，这不过是显而易见的事实。（1920年以后从西伯利亚突然涌入的无治外权、人数最后超过20万的无国籍“白俄”难民，也没有被反映出来。）类似的情况还有，青岛是德国人的外国居民，也没有列入，1910年他们共有4084人，其中2275人为军人和官员。海关的估计中没有把全部内地的传教士包括在内，驻华的外**队完全未列入。 3 不算满洲的大连和哈尔滨，中国本土有大量外国居民的城市，在1911年按人数多少（估计数列在括号内）依次是：上海（30292）、天津（6334）、汉口（2862）、厦门（1931）和广州（1324）。在上海的日本国民（17682）构成了最大的外国人队伍，后面是英国人（5270）、葡萄牙人（3000）、美国人（1350）、德国人（1100）、法国人（705）和俄国人（275）。 1 卡罗尔·伦特编：《在华外国名人录》，上海发行，此书——我见过1922年版和1925年版——根据向外国居民发出的调查表的答复提供了简要的传记。 1 范宣德：《在华治外法权制度：最后状态》，第26页。 1 在1913年，北京使馆区卫队共有2075人（370名英国人、309名美国人、307名日本人、301名俄国人、288名法国人、199名意大利人、151名德国人、64名奥地利人、35名荷兰人和31名比利时人。）到1922年，总人数减到997人。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由于丧失了治外法权的权利，它们的分队也随之消失，其余的分队（除美国人总数达354人外）也多少削减了人数。1913年驻天津的外**队人数达6219人（2218名英国人、1021名法国人、975名美国人、883名日本人、808名俄国人、282名德国人、21名奥地利人和11名意大利人）。1922年的总人数为2720人（982名法国人、762名日本人、504名美国人和472名英国人）。在华北的其他地方，主要是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邻近唐山附近外国人经营的煤矿地段，1913年驻有外国部队1253人，1922年驻有602人。 1 《中华年鉴，1919—1920年》，第333页；《中华年鉴，1923年》，第603—604页；《华盛顿限制军备会议，1921年11月21日—1922年2月6日》，第988—998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权力初步巩固 因为中国人对国家的凄惨情景、军阀纷争造成的破坏和外国侵略带来的屈辱非常敏感，国民革命军北伐，从南方的广州（始于1926年7月）到北方的北京（1928年6月占领），沿途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见第12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国民党统治表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里，中国将重新统一和强盛，全民经济富足，民众不再以做中国人为耻。然而，早在1929年，这些奢望即黯然失色。因为国民党人在把注意力转移到新时代的建设任务之前，首先必须决定党内何人掌握新政府的权力。 自孙逸仙1925年3月逝世以后，为争夺国民党运动的领导权，国民党内一直存在残酷的、甚至流血的斗争。这些权力的争斗在北伐时曾被掩盖起来。然而，到1927年初，在全国政权垂手可得的诱惑下，党内斗争遂以新的和空前的暴烈行动恢复。所以，在南京政权十年统治开始之时，国民党运动便已混乱不堪。事实上在1927年春，中国有两个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及“中间派”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仍与**人联合的左派国民党的武汉国民政府）和三个要求国民党领导权的总部（除汉口和南京的总部外，极右翼西山会议派要求它们在上海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拥有唯一的合法性）。使这种局面复杂化的是，这些权力中心的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省的军阀的支持。这些军阀只是新近才宣布拥护革命；他们很少，或完全不受国民党运动的意识形态目的的约束；他们如今只是耽于玩弄政治手腕，希望即便以此不能扩大，也可保全他们个人和地方的权力。 在这些斗争之初，蒋介石几乎被排除在竞争之外。仅仅在南京政府成立三个月之后，蒋介石的军队当其正着手北伐进军北京时，为军阀孙传芳的军队所击败；在他们溃退中，孙传芳的军队甚至威胁要占领南京。结果蒋介石的威望大损，南京政府内以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为首的新联盟，在1927年8月逼蒋介石下野。 与此同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左派国民党，效法蒋介石也清洗自己队伍里的**人。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和对**人的清除，党内争吵的两个主要原因已经排除，敌对派系和解的道路得以打开。1927年9月，南京政府、武汉政府及西山会议派的代表组成了“中央特别委员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建立起新的、表面上统一的国民党政府。 这个新政府并不比前两个政府更稳定。国民党运动的两个最有实力的领袖——蒋介石和汪精卫——被排除在外。新政府在财政上一筹莫展。到1928年1月，特别委员会的政府垮台。蒋介石在下野五个月（这期间他同美丽的宋美龄结婚）后复职，权力比以前更大。2月，他被提名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0月，他又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于是成为国家的首脑）。他如今控制了国民党三位一体政权的全部三条腿——党、政、军。 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党南京政府变成了军事独裁政府。在蒋介石掌握领导权以前，国民党运动（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其前身）从来不是个团结的、思想统一的，或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政党。孙逸仙最初在1894年组织兴中会，他的追随者包括具有各种不同意向和动机的人。事实上，孙逸仙似乎未曾拒绝过任何申请人入党。至少有一个例子，孙逸仙甚至接纳军阀陈炯明的全体军人加入国民党。因此，国民党员汤良礼写道，1924年改组前的国民党不是一个政党，只不过是个“各种各样政客组成的集团，他们大多数很少关心孙逸仙所拥护的主义，只是为达到各自的目的利用孙逸仙在民众中的崇高威望”。1国民党的凝聚倾向，随着革命运动走向夺取全国权力的关头而变坏了。由于当时各种政治派别的野心家和政客看风使舵，国民党党员数量从1926年的仅15万人增至1929年的63万人。从未受到严格控制的党组织，完全不顾新申请人的背景、品质或是否信奉革命目标，就接纳他们入党。蒋介石部队的参谋长何应钦在1928年1月抱怨说，“各级党部只关心（新党员）数量，不注意（新党员）质量。因此，党的精神日益衰败”。2这样，国民党党员的构成状况在1927年已混乱不堪，蒋介石因而开始把许多不符合他需要的党员清洗出党。在审查党员过程中，他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运动的性质。 首先受到清洗的是**人。如果没有孙逸仙在1923—1924年同中国**人和苏联组成的统一战线，国民党人十之**不可能取得全国的政权。国民党借助于**人的建议、物资支援和组织技巧，按照俄国**的模式改组；一支由党领导和受过政治灌输的军队得以建立起来；青年革命干部到军阀割据地区的农民和工人中去，鼓动和组织农工支持革命。有意义的是，那些曾从事困难而又危险的组织群众工作的人，被认为更接近**人而非国民党人。何应钦承认“国民党员不愿做实际的下层工作，结果**人很自然地把这项工作担负起来，使我们的党同农工分离”。3那些较少承担革命义务的人避免在群众中工作，从而避免了**的感染。所以，清洗**人具有过滤的效果，使得求私利的人可以不受影响；而从革命运动中清除出去的，是那些曾在革命期间向国民党灌输活力、纪律和献身精神的人。 然而，甚至在清洗**人之后，依然留下了主张采取比蒋介石所赞成的更为激进的解决全国问题办法的广大的国民党员阶层。国民党左派在1928年和1929年间，是蒋介石最难对付的政治对手；只是在经过近两年的残酷斗争之后，蒋介石才把他们镇压下去。左派分子大声指责蒋介石正在建立的“个人军事独裁”，要求国民党恢复1924年孙逸仙领导革命时期激励革命运动的政策和精神。他们主张应由党而不是由军队来控制和提供政权的方向。左派分子同**人不同，他们拒绝接受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政策；但是他们认为党必须通过农、工及其他群众团体以保持和加强同民众的关系。他们坚持，只有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他们才能阻止革命成为官僚和军阀的玩物。1 许多国民党员，也许是大多数党员，支持这些激进观点。但是，身为国民党左派的汤良礼的估计，即这个时期80%的党员属左派，确实是夸大了。2然而，很清楚，许多下层和青年党员（1929年1/3国民党员年龄在25岁以下）是同情左派观点的。 汪精卫是左派公认的领袖，但是他1928年和1929年寄居欧洲，并且至少在表面上与反蒋运动无关。所以，左派组织的幕后策动者是陈公博，汪精卫的忠实伙伴，一度曾是**人；1928年5月他创办《革命评论》周刊作为左派喉舌。虽然该刊发行量从未超过1.5万份，但声望和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南京政府在该刊创刊仅四个半月以后，就在9月勒令其停刊。 面对政府镇压的前景，陈公博决定，左派——它至今依然是一群无组织的汪精卫的支持者——应当组织起来。虽然，汪精卫把自己视为国民党全党的领袖，而不只是派系领袖，他本人对这项计划摇摆不定，但是，陈公博在1928年末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个名称象征该会拥护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时通过的革命原则。改组派正如它的名称所示，是一个有书面党章的正式组织，在上海设有总部，在全国许多地方设有分部。1928年，陈公博又在上海组织大陆大学，建校宗旨是向青年灌输左派的政治观点，并为改组派培训干部。 左派分子虽然都承认汪精卫是他们的领袖，但并不团结一致。在改组派内，顾孟馀派显然不如陈公博派激进。顾孟馀在他本人主办的刊物《前进》上发表他的观点，不赞成陈公博强调以农、工、小资产阶级为国民革命的核心。顾孟馀还对群众运动表示更大的疑惑。其他左派分子如何炳贤，不喜欢陈公博，而置身于改组派之外，虽然他们仍忠实于汪精卫。这样，国民党左派也一如蒋介石所领导的右派，同样受到内部分裂之苦。1 国民党左派反蒋和反南京当局，不限于意识形态的理论讨论和宣传，因为这些往往在地方党部和省党部占主导地位的激进分子，狂热地工作以求实现革命。例如，在浙江，左派分子组织抵制洋货，领导民众游行示威反对外国教会和医院。他们组织特别法庭审判和惩办反革命分子。他们也开始实行减租的方案，激起了地主阶级的敌视，从而损害了南京当局从那一群体筹款的工作。同样，在江苏，激进分子组织民众，并没收寺庙，改为本地人的福利中心，也引起南京当局的不满。2 激进分子的活动及汪精卫含蓄的政治挑战，使国民党右派深为不安。所以，紧接着蒋介石于1928年1月重新掌权之后，南京当局开始大力镇压国民党左派，尽管一般没有流血。例如，在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所有“不为党带来荣誉的”省党部都奉命解散，命令党员重新进行登记；要求全体党员必须按党的领导“精神”行事。重新登记党员的措施，显然是为了清除有激进思想表现的分子，保证党员能顺从地接受当权者的命令。民众运动事实上也已中止。此后，民众团体将充当南京当局进行控制的工具，而不是表达民意或创制的喉舌。在浙江，地主反对土地重新分配的政策极为凶残，至少有一个左派领袖被暗杀，另一些被打伤和刺伤。地主可能对这种暴行负有责任。但是，浙江省政府在蒋介石的亲密支持者张人杰（张静江）的主持下，通过逮捕不服从的左派分子，并勒令为左派分子控制的省党报《民国日报》停刊，1以此来袒护地主。 青年最易受左派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影响，他们明确地受到告诫要远离政治。四中全会宣言（1928年2月）称：“最不幸的事实是，如今未成熟的学生参加我们的政治社会斗争。准许这些尚未成熟和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的少男少女自由参加国家事务，不仅会牺牲我们民族未来的生命，而且也会使他们视整个国家和人类社会为儿戏。”2 国民党右派的最高权力的地位，终于在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立。蒋介石派注意到党的下层组织充满左派的支持者，采取特别措施保证右派对大会的控制。以党员重新登记尚未完成和地方党组织尚处于混乱状态为由，大会代表只有1/4是由党员选举的，其余代表全由中央党部指定。1左派分子强烈谴责这一破坏党内民主原则的行为，宣布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为非法。然而，这些指责终归徒然，因为蒋介石已经安置好他的支持者控制国民党，把他本人的革命观念强加给党和政府。左派领袖因不服从而受到处分，陈公博和甘乃光被‘永远开除’出党；顾孟馀被停止党籍三年；汪精卫因‘跨党’错误受到警告。2其后，左派的论点，革命建设时期政府应该只是党的行政部门，党应该是最高的机关，最后被拒绝。相反，在1929—1931年间，党被剥夺了大多数权力，不论在制订政策上，还是在充当监督机关上，都不再有所作为。更早一些时候，蒋介石已废止了军队内的党代表制度。3无可奈何的是，左派受到压制，而党的地位也相应降低。 正当蒋介石把**人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清洗出国民党运动时，他也越来越依赖旧式官僚和军队。革命一旦成功在望，过去各个军阀政权的官僚纷纷南下南京，谋求有利可图的新职。蒋介石面临管理一个全国性政府的挑战，欢迎他们投入他的阵营。到1929年，十个部中至少有四个部长由这些新归顺革命事业的旧官僚担任。他们还塞满了官僚政治的许多其他职位，以致国民党老党员郭泰祺愤怒地辞去外交部次长职务，指责说，“党在去年被**人篡夺，现在差不多被旧官僚势力所篡夺，实无二致”。1旧官僚势力对新政权的影响深远。这些旧官僚带来在他们先前职位中表现出来的同样的人生观，同样的权力贪欲而不顾公益。官僚政治变得程序化了；官僚写出数不清的公文，倒腾文件，但很少注意政策的实际贯彻；贪污**迅速浸透了行政机关。这样，旧军阀政权的价值观、态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甚至18年后，在1946年，一些想革新国民党的党员调查了他们政府的**，并把**归因于当时涌进国民党的政治投机分子和旧官僚。2 或许，确定国民党运动未来方向的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军人的普遍影响。孙逸仙在世时，军人在国民党运动中比较受到轻视。然而，在蒋介石领导下，孙逸仙的排列顺序——首先是党，其次是政府，最后是军队——已被颠倒了过来，军队如今成为首要的组成部分。在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出这种状况：1929年，在国内国民党一半以上的党员是军人，而不是平民。在党的领导人——中央执行委员——中，在1935年有43%是军官。在1927到1937年间，国民党人控制的33个省份的省主席，有25个是将军。3在这10年间，政府支出的大约2/3拨充军费和偿还债务（大部分债款是根据契约应付的军事费用）。4然而，军人统治的真正程度，还不完全表现在这些统计数字上，它更表现在蒋介石这个军人的巨大存在上——他的存在，随着南京政权10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 1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330页。 2 《晨报》，1928年1月11日。 3 何应钦：《今后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10月），第 102页。 1 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第133—199页；汤良礼：《中国革命秘 史》，第331—333页；阿里夫·德里克：《群众运动与国民党左派》，《现代中 国》，第1卷第1期（1975年1月），第57—59页。 2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334页。这时这个主要左派组织（改组派）的 实际成员约1万人。见江上清：《政海秘闻》，第72页。 1 江上清：《政海秘闻》，第68—73页；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 第140—152页；陈公博：《中国的**运动》，第178—190页。 2 诺埃尔·雷·迈纳：《浙江：国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 1937年》，第64—79页；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载杰克·格雷编：《现代中国对政治形式的探求》，第158—159页；布拉德利·肯特·盖泽特：《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37年》，第96—131页。 1 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第27—29页；《中华年鉴，1929— 1930年》，伍德海编，第1163—1173页；迈纳：《浙江》，第64—79页；卡文 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第158—159页；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 144—166页。 2 《中华年鉴，1929—1930年》，第1170页。 1 于尔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中国国民党的政治，1923—1937年》，第325 页。大多数选举的代表是海外华侨。所以，事实上只有1/10的选出的代表是 代表国内各地党部的。 2 《益世报》，1929年3月21日；《反蒋运动史》，第46—47页。 3 政治委员制度在1932年初重新设立。见小约瑟夫·h.海因莱恩：《政治战： 中国国民党模式》，第268—330页。 1 《北华捷报》，1928年4月14日，第48页。 2 例如，见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1卷第5期 （1946年8月24日），第3—5页；和李达（音）：《革新运动的伟大精神》， 《革新周刊》，第1卷第6期（1946年8月31日），第5页。 3 罗伯特·c.诺思；《国民党与中国**精英》，第53页；多梅斯：《推迟的 革命》，第572页；田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年》，第 140页。 4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第75、147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外交官 北京的外交使团在他们之中资历最深的一个成员的房子里聚会……当我们在暖和的天气于英国公使馆聚会的时候，窗户朝馆内的一个小院子敞开着，院子中的紫丁香春季正在盛开。公使馆的鹦鹉常常一直耐心地听着，还参加我们的讨论（有时很得体），不时地发出一声嘶哑的笑声，或者一声压低的咯咯声，或者突然来一声尖叫。它是一只会说话的鹦鹉，但是只会讲汉语，所以参加集会的大部分外交官都听不懂。1 外交使团 在民国初期，外国在华建立的根基中最惹人注目的部分是北京的外交使团，它由15国的特命全权公使组成。2秘鲁、挪威（1905年与瑞典分离）和墨西哥也与中国有条约关系，享有“最惠国”条款利益的国家共有18个，但是在1913年，上述最后三个国家未派代表驻于北京。在外交使团内部，11个签订辛丑和约的国家——德国、奥匈帝国、比利时、西班牙、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和俄国——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圈子，而在中国，像在全世界那样，施加真正影响的英国、日本、俄国、美国、德国和法国是其中的佼佼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意大利公使华蕾先生关于他同事的汉语能力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朱尔典爵士在1876年首先作为一名见习翻译来华，在英国领事馆长期任职，工作出色，1906年在北京任公使之前还担任过驻朝鲜的公使；除了他，外国的公使都是典型的职业“外交官”，他们从一个职位调到另一个职位（例如，到1913年有：比利时的贾尔牒男爵、丹麦的阿列斐伯爵、意大利的斯弗尔扎伯爵、法国的康悌）。朱尔典继续担任公使，一直到1920年，他在北京的同僚之一在叙述他的时候这样写道： 对他来说，中国不是许多驻地当中的一个。它代表着他的事业的开始和终结……在我看来，他的世界是由大英帝国和中国组成，而俄国和日本在背景中朦胧地出现（有时近得碍手碍脚），其他的许多国家则在周围大惊小怪，干涉并不与它们真正有关以及它们不完全了解的事务。1 朱尔典的前任萨道义爵士，1900至1906年在北京，虽然是比朱尔典爵士更专业的外交人员（他是很受赞扬的《外交实践手册》〔1917年及以后几版〕的作者），他也作为一名见习翻译开始他的事业，因能讲一些汉语和流利的日语而闻名。萨道义多年来在日本、暹罗、秘鲁和摩洛哥的领事馆中任职，然后在1895年被任命为驻东京的公使。他的私人秘书把他描述为“一个严厉的人。他对他的属员很严格，要他们做大量的工作，但是如他常说的那样，他是从一所严格的学校中培养出来的，这就是巴夏礼爵士的学校……我从萨道义爵士那里学到了额尔金勋爵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一句箴言。决不要提出不是绝对公正的要求；当你提出公正的要求，你就务必去得到它”。2日本的几任公使是最职业化的外交官（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他们过去因在驻华领事馆工作而有了丰富经验，因此可能已经有一定汉语知识。1日本和英国的文件透露，在这些年间，日本人和英国人一起，对任何强国涉及中国政治和经济事务的了解是最详尽的。 1898至1905年的美国公使、前共和党国会议员康格，是通过他与麦金莱总统的友谊而到任的。但是他的继任者1905至1909年任职的柔克义，是一名职业外交官，19世纪80年代已经在北京和汉城任职。柔克义还是一位有造诣的语言学家和学者（熟悉西藏的佛教、中亚，以及中国与西方世界、朝鲜和东南亚的现代以前的关系）。1909至1913年驻北京公使的嘉乐恒，是塔夫脱总统挑的人选。他长期在伊利诺斯州的共和党内活动，并且作为麦金莱总统和罗斯福总统派往古巴和委内瑞拉的特使，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1913至1919年的公使芮恩施当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时所写的学术著作给了威尔逊总统很深的印象，他再次是总统的政治人选。芮恩施的回忆录《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1922年），对中国期待更名副其实的国际平等的愿望表示了深切的（虽然是无效的）同情心。巴黎和会把山东交给日本后不久，芮恩施就辞职了。 与中国外交部的大部分日常接触，由主要国家公使馆中的“汉务参赞”进行，结果这些人常常影响了他们的使馆负责人的观点。例如，从1911至1922年任汉务参赞的巴尔敦，便是英国公使馆中起支配作用的人物，他娶怡和洋行一名董事的长女为妻。他是一个精力充沛、不管具体情况的英国利益的捍卫者，主张采取强硬的措施，这使他受到在华的英国社会的钟爱，但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中国人却不喜欢他。美国的公使馆从美国的传教士中挑选它的汉务参赞。1 公使馆区（交民巷） 驻北京的公使及其属僚居住的使馆区是国际法中一种不正常的现象。1901年的“辛丑和约”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地，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新公使馆区比1900年以前约扩大了九倍。1它位于内城宏伟的南城墙内，得到新加固的边墙（和常驻的军事卫队）的保护，北面和东面以一块地势略为倾斜的“缓冲地”为界——这块开阔的空地是义和团起义中被夷为平地的帝国翰林院的旧址，此时打算用它来保护公使馆区，以及用作打马球、踢足球、学骑马和训练公使馆卫队的场地。公使馆区的大部分从北城南城墙的前门向东面的哈德门（崇文门）延伸。（萨道义爵士等人在1904年谴责他的同僚们的过大胃口。） 事实上，外交使团扩大了它的“权利”，大大地超过了第七款规定的范围。部分缓冲地被租给公使馆士兵常常光顾的旅馆、酒吧间和一个领有执照的妓院。与这块缓冲地是列强共同拥有的财产这一理论背道而驰的是，个别国家颁发建筑许可证——在有偿的条件下。在使馆区内，可以看到商业企业、店铺、教育机构和大批非外交人员——虽然中国从没有打算把北京开辟为另一个外国人居住和贸易的中心。在公使馆区或它的周围，有顺利饭店、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常常聚集一批寻求贷款和采矿合同的人），有汇丰银行、道胜银行、德华银行和横滨正金银行，有几个外国大商店，有一个士兵的基督教青年会，有两所美国监理会的医院，有一座公使馆卫兵用的天主教堂，有一座监理会布道会教堂（可容纳1500人）、一所监理会的女子学校和“燕京大学”（也是监理会办的），有伦敦布道会的魏林医学院，有美国海外布道会的教堂和学校，还有盲人布道会。虽然根据法律，准许进入公使馆区的华人只能是穿着特定制服的公使馆的仆人和雇员，但事实上，不时有大批华人住在公使馆区内，经常住的地方是六国饭店，那里在1911年以后以收容被北洋政府撵走的人而出名。外交使团屡次要求和执行“避难权”：例如，张勋将军在1917年短命的政变失败后就藏在荷兰的公使馆内。 1914年才对公使馆区进行联合治理，以取代三个独立部分（西段、英国段和东段）的治理，在此以前各部分都自行治理和有自己的章程。由三名辛丑和约缔约国代表和两名公使馆区居民代表组成的行政委员会，监督执行新的治安总章程和道路章程。公使馆和居民私人缴纳土地税，以维持这个微型的行政机构。 就极大部分而言，北京的外交人员过着一种脱离中国人的生活。这种状况在清代最后十年开始发生变化，民国成立时变化更大。可是，1885至1898年的美国的驻华公使田贝的以下意见，仍具有一定的正确性： 新来的外交官来到北京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拜访总理衙门，即后来的外务部，向它致意和取得对他官方资格的承认……对总理衙门的拜访是新来者唯一必须做的事……互相不必进行社交会面，这对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都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除了极少数的情况外，社交对双方来说是特别令人厌烦的事。1 在义和团起义后清朝进行改革的平静的日子里，在外国受过教育的外务部和邮传部的年轻官员，在晚上与公使馆的工作人员打扑克消遣，这是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北京的外国人社团（不论是外交人员的还是私人的）的生活，是一种独特的自我孤立的生活，对这种生活的最有献身精神的拥护者，可能是英国人，他们以“赴宴和跳舞、聊天和打高尔夫球来减轻他们的思乡之情，以不知他们在其中生活的人民的习俗、语言或感情为乐”。1意大利公使在回忆1918年时描述说，“一个外交官的山中城堡。对妇女和孩子来说，如果只从卫生的观点看，这是件好事。但是大部分外交官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国家内，处于孤立状态，并且与它格格不入”。2 虽然与外界隔离，外交界在北京的生活几乎没有丧失物质享受。1900年英国公使馆大院： 占地三英亩以上……原是梁公府，由女王陛下的政府租用。正房为公使的住所，这是一座优美的中式建筑，大门很雄伟，有一条高于地面的甬道穿过两个富丽堂皇的回廊（中文叫亭儿）。这些建筑都覆盖着只准高级官员使用的绿色琉璃瓦；黄色的则由皇宫专用。秘书们住在平房内，只有一秘例外，他住一幢两层楼的西式房屋。见习翻译和随员住三套房屋……还有一个小教堂、一座戏院和一个保龄球道。3 美国公使的官邸是“……用美国进口的材料以堂皇的殖民地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建成……有一个附属建筑物的真正的小村子，秘书、随员、见习领事和文书都住在那里。它是一个风景如画的中国村子，有一座古庙和许多分开的房屋，它们各有自己的围有高墙的花园”。1 1913年意大利公使馆的一秘指出，他家里共有“从头等仆役到三等苦力”的10名仆人，包括“厨师、码米童（marmiton）和两名阿妈，一叫‘洗刷和照顾婴儿的阿妈’（-amah）”。此外公使馆的仆人包括“四名马夫，即一名老马夫和他的三个儿子（还有他的一个饲养小毛驴的孙子，由我付工资）。还有一名洗衣人及其帮手、一名领头的花匠、四名花园的苦力、一名‘开门的’和一名听差”。2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北京汽车很少，也没有值得一提的汽车行车道。外国人主要靠马和马车前往赛马场（位于北京之西约四英里，义和团起义时被焚毁，但重建后规模更大），或到颐和园野餐，或去西山。他们还爱好散步。内城南城墙从前门至崇文门的一段，根据辛丑和约的条款已经移交给各公使馆，很多外国人都在这里散步。这里由公使馆士兵巡逻，中国人不得走入。在夏季的几个月中，除了海关的官员外，外国人都到京师以西12英里的西山，特别是到八大处去避暑，八大处以它的一些寺庙闻名，它们在夏季被租给外国人（和中国的权贵们）。外国人用自己的有关历史的名称来称呼这八座山：有一座“布鲁斯山”，一座“蒲安臣山”。在一年其他时间中无休止地进行的宴会、舞会和看戏等活动的比较正式的礼仪，稍有放松——虽然众所周知，朱尔典在炎热的夏晚，甚至在租来的中国寺庙中单独就餐时，也穿得很正规。在周围农村漫步，使这些欧洲游客能比任何时候更接近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 有娱乐，当然也有工作。在1900年10月至1920年5月期间，外交使团举行了219次正式会议。外交官们在一起无休止地考虑印花税、货币流通、货币危机和其他财政事项；考虑商业、航行和条约港口等问题；考虑租界的事务；考虑上海的会审公廨；考虑外交人员和领事馆工作人员的权利和特权；考虑辛亥革命及其余波；显而易见还要考虑公使馆区本身的管理问题。 外交压力 在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的制度下，外交使团及其在条约口岸的领事馆的属员实际上可以认为是中国政府的组成部分，具有对在华外国国民民事和刑事的排他性的裁判权。公使们借故生端地警惕着一切违反条约的真实的或想象的情况——不但指字面上的违反，而且指精神上的违反；而在南京条约缔结后的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先例中，所指的精神已成为对缔约列强权利含糊而任意地进行解释的那种精神。每当外国人的地位及其利益可能受到中国政府某些行动的影响时，列强就几乎会断然对外交部或其他部门施加足够的压力。它们声称受到直接损失而百般进行交涉，而且很少同意适度的赔偿。对这些“侵犯利益的行动”“负责”的官员受到肆无忌惮的指责。它们像要求撤消在长江和珠江航行的障碍那样，也毫不犹豫地屡次企图要求镇压那些所谓辱骂外国人的出版物。它们花了很多时间和力量，攻击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授给或可能授给其他强国排他性的特许权或与之订立合同的行动。前美国公使田贝在1906年写道：“在欧洲国家，如果他试图做这些事情中的一小部分，他就会拿到护照离任。”1田贝公使还指出，驻华公使（由于受到“大报”中所表达的国内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假定，在一切案件中，他的同胞都是对的，中国人都是错的。如果公使对被说成是涉及他同胞的实质性权利的任何问题，胆敢深究是非曲直，那就被认为是他思想上软弱和道德上糊涂的强有力的证据。”1 但是，大国的外交代表在影响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方面，远不如他们所认为的那么有效。晚清及后来的民国的官员有非常多的办法来对付，他们可以拖延、装糊涂，最后是公开抵制一个西方强国的纠缠。由于民族主义意识和无条件地维护主权的愿望不断地先是渗入晚清的官僚集团，然后是渗入其民国的后继者，这种抵制态度有所发展。就1913年的善后贷款一事而言，几个债主认为，通过让公债司的一名外国指导参加支付过程，它们就可以影响袁世凯如何分配借入款。在列强争着让其国民担任顾问和审计时，最后的贷款协定实际上被拖延了下来。事实上，外国的审计和会计只知道袁世凯认为合适的东西。 追求某些要求所表现的这种态度（这些要求常常是以中国含糊的声明为依据，而声明又常常是在外国的压力下作出的），与给予某些幸运的特许权所有人的实际利益相比，从根本上说对中国的主权更加有害。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美国坚持要参加1909年计划中的湖广铁路的贷款。张之洞在1909年6月刚与德、英、法三国的银行集团谈妥了一份贷款协定，这时（在摩根公司、库恩和洛布公司、纽约第一国家银行和花旗银行的鼓动下）塔夫脱总统发给摄政的醇亲王一封私人电报，要求也让美国银行团投放一份贷款。美国的要求是基于1903和1904年中国政府对美国公使康格所作的所谓的诺言，即如果中国无力向汉口至四川的铁路（此时是拟议中的湖广铁路网的一部分）投资时，美国和英国的资本将优先取得外国投放任何贷款的权利。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受到了无情的压力，措施强硬的抗议也送到了巴黎和伦敦。但是被美国国务院描述为“庄严义务”的对康格的保证并不存在。事实上在1903和1904年，中国外交部都已经直率地拒绝了康格代表美国商号提出的要求。例如，它在1903年的答复中最后声明：“总之，当不同国籍的公司向中国申请铁路特许权时，此事必须始终由中国决定。不可能把未批准的申请视作授予任何权利的表示，或者视作此后申请必须先批给此申请人的证明。”甚至1903年交换的文本在华盛顿也找不到。美国国务院在1909年7月要求北京立即把文本送到伦敦以支持在伦敦进行的谈判。但由于其内容，收到文本后，也没有给英国人看。1 最后，由于压力而不是由于所谓的“保证”，中国同意了塔夫脱电报的内容。欧洲的银行团最后让美国人参加贷款财团，因为它们担心，如果它们拒绝类似的美国要求，它们也可能难以实现对自己的十分含糊的贷款保证。向湖广铁路系统的贷款不曾实现，但是在追逐无论是多么不牢靠的经济利益时，中国都被视为一个目标，而不是一个平等的商业伙伴。 导致外交上专横的一个重要根源是语言障碍。驻北京的外国代表很少有懂汉语的，条约港口主要的外国商人也是如此，也有一些值得尊敬的人是例外。在领事馆一级，语言状况较好一些。在1913年，英国除北京外，还在28个港口保持领事馆。其中8个是总领事馆（广州、成都、汉口、喀什噶尔、沈阳、上海、天津和云南府2），配备有较多的工作人员。这一年驻北京的公使馆配备了7名见习翻译。在进入20世纪很久以前，与美国领事馆形成对比的是，在英国领事馆任职的是一批高度职业化的外交人员，他们是通过对那些注定要在中国进行其终生事业的人进行竞争性的考试而录用的。在任命为见习翻译后，未来的领事要在北京进行两年紧张的汉语学习，结业后，一次语言考试的成绩，对决定他在工作时期内未来的安排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1913年，美国设5个总领事馆（广州、汉口、沈阳、上海和天津）和9个领事馆。1902年它才任命第一个见习翻译；他就是安立德，后来的商务参赞和《中国：工商手册》（1926年）的作者。1913年驻京公使馆配备9名见习翻译；在领事中，有些人显然是“中国通”，如驻长沙的詹森和驻上海的高思，这两人后来都担任过驻华大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典型的短期政治任命和付酬雇代理领事的制度相比，这显然是一个变化。 1917年以前俄国领事馆业务人员具有的专业知识，与英国的相当，这是利用了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知识的缘故，而从根本上说，则得益于俄国的传教士，从18世纪以来，他们享有北京的语言训练设施。1913年，俄国保持了8个总领事馆（广州、哈尔滨、喀什噶尔、沈阳、牛庄、上海、天津和北京）和11个领事馆（其中9个设在满洲或蒙古）。那一年有四名见习翻译隶属于公使馆。1 日本在1913保持8个总领事馆（广州、青岛、汉口、哈尔滨、沈阳、上海、天津和香港）和22个领事馆（其中10个设在满洲）。在日本领事职务当中，被派往中国任职往往被认为不如在欧美使团任职那样惬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领事馆官员据说把在华任职当作踏脚石，他们的语言能力常常受到议会的批评。但是总的说来，日本的领事馆队伍是高度职业化的（通过高级文官考试主要从有名望的东京和京都大学的毕业生中录用），并且了解他们的任职所在地中国的情况。 关于其他国家，德国在1913年设一个总领事馆和16个领事馆；法国设3个总领事馆和10个领事馆；奥匈帝国共设3个；比利时6个；意大利7个；墨西哥4个；荷兰9个；葡萄牙7个；西班牙7个，但通常由第三国国民照管。缔约列强几乎没有例外地在广州、上海、汉口和天津有领事，而它们的其余的领事机构则分布于某些地方，以反映它们各自声称的“势力范围”；例如，如上所述，日本和俄国分布于满洲，英国主要分布在沿长江的城市，而法国则分布在中国西南。 1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128页。 2 按照建立条约关系的顺序，它们是：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瑞典、俄国、德国、葡萄牙、丹麦、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奥匈帝国、巴西和日本。 1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128页。 2 许立德爵士：《在华四十年》，第35页。 1 1901—1906年任公使的内田康哉在1896年担任公使馆一秘时已经是代办。他后来担任其他重要的大使馆职务，1911、1918—1923和1932年任外务大臣，1932年还兼任南满铁路公司总裁。他的接任者为林权助，1906至1908年和1916至1918年任职，他在英国和东京受教育，在其他时期担任过驻英、驻俄大使和短期的外务大臣。伊集院彦吉在1908至1913年任公使，1893年第一次来华，任芝罘的领事，1901至1907年任天津总领事。他后来任关东租借地长官，1923年短期地任外务大臣。山座圆次郎在1913至1914年短期地担任驻北京公使之前，曾任日本驻汉城公使馆秘书。1915年曾递交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的日置益在1914年被任命为公使之前，1894至1899年曾在汉城工作，接着在1900至1902年在北京担任一秘和代办。几次出访欧洲以后，他返回中国担任1925年关税会议的日本代表。长期以来小幡酉吉在天津、北京等地任领事和代办（1914、1915、1916年），最后在1918至1923年任公使。 1 1901至1908年的汉务参赞卫理，1887至1896年曾在外国基督教传道会工作，1896年他离开该会，接受了上海美国总领事馆翻译的任命。他是1911至1913年驻北京美国公使的一秘，在嘉乐恒离任和芮恩施到任期间当了几个月的代办——在此期间美国承认了中华民国，发生了“第二次革命”。在1914至1918年期间，他是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负责人。1918年卫理成为伯克利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和文学的阿加西斯基金的教授。接任卫理的是丁家立，他在美国海外布道会的赞助下于1882年来华。丁家立1886年不再继续从事传教工作，以后的20年在天津进行教育活动，受到前后两任总督李鸿章和袁世凯的赞许。他于1886至1895年任中西书院院长，从1895至1906年任天津新建的官办大学（1900年后称北洋大学）的总教习。从1902至1906年他还是直隶的高级和中级学堂的学监。从1908至1919年，除了一段短期间歇外，他在美国公使馆任汉务参赞，在1919至1920年以一秘的身份代理馆务。由于他广交中国官员，包括袁世凯总统，丁在公使馆的作用是有影响的。裴克，1903至1918年任助理汉务参赞，1913至1914年和1919至1926年任汉务参赞，生于天津，父母均为传教士。他1906年在加州大学毕业后任见习翻译，1914至1919年期间在驻青岛、汉口和天津的领事馆任职。裴克1945年退职以前于1935至1940年任大使馆参赞，在处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方面一直是一个突出的人物。 1 马士写道：“公使馆区可以认为是在一个敌对国首都的中心取得的一个可以防守的要塞——用于这一目的，它是太大了；或者可以认为是幸运地抓住机会，在损害中国的情况下，为列强的外交代表取得的花园般的、没有旧时代肮脏环境的宽敞居住区——如果是这样，建立它是没有道理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3，第355页。 1 田贝：《中国及其人民》，1，第34—35页。 1 西里尔·珀尔：《在华的莫里循》，书中第86页概述了莫里循未发表的日记所记的各种印象。 2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88页。 3 许立德：《在华四十年》，第4页。甚至在政治上并不重要的意大利公使馆，在公使和一秘住所的旁边，有“一等、二等‘汉务参赞’和使馆牧师的房屋各一所。小教堂（实际上与大部分教堂一样大）的天花板从意大利运来；有驯马空地和一个大院子的马厩能容纳八匹马；还有一间洗衣房、一座水塔、一个浴室和两幢中国仆人居住的房屋，这些都圈在一个绿树成荫的大花园内。在它们旁边并与公使馆建筑群相连的是海军卫队的营房，它们附有医院、厨房、军官和低级军官的专用住所、饭厅、办公室、监狱和军需库。还有一座内设蒸馏水设备的建筑和几个马厩”。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88页。 1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第20页。 2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92页。 1 田贝：《中国及其人民》，1，第91页。 1 田贝：《中国及其人民》，1，第99页。 1 小约翰·a.穆尔：《对华的国际财团和美国的对华政策，1909—1917年》（克雷蒙特研究院博士论文，1972年），第18—31页。 2 云南府即昆明——译者。 1 许多俄国领事的汉学才能，可以举以下数例加以说明：驻天津总领事体德满，1894年毕业于圣彼得堡东方学院，1896至1899年为见习翻译，然后任领事职务；驻汉口领事贝勒城科也毕业于圣彼得堡东方学院，1899年来华。贝勒城科在1912年与其他人合作把《今日中国政治组织》一书译成英文。此书由俄国公使馆的助理汉务参赞h.s.勃伦奈特和上海总领事馆的参赞v.v.哈格尔斯特罗姆于1910年在北京出版。英文版经总领事、俄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汉务参赞科列索夫修订和补充后，是后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的必备手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各省的斗争 随着对付左派取得了胜利，蒋介石在南京政府各委员会内的权力也稳固起来。然而，这时互相冲突的主要舞台转移到了各省。 时至1929年，国民政府的旗帜已在中国本土全境和满洲飘扬。国民党军已于1928年6月占领北京，北京改名为北平。1928年 12月 29日，满洲四省军阀张学良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随着国家这时自1916年以来第一次名义上实现统一，南京当局可以为和平建国谋划了。 然而，一个主要障碍依然存在。革命的军事阶段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许多省的军阀在战场上战败，而是因为他们归附了革命运动。虽然这些军阀获得了国民党党籍，并接受了南京政府等级制中的显赫职位，但是他们不相信蒋介石，妒忌他日益扩大的权力，而且大多对国民党运动的思想意识漠不关心。致力于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蒋介石及南京当局，在北伐期间，有必要容忍地方军阀的自主权力。他们事实上甚至设立了一些当地的政治分会，使各省军阀的地位合法化。这些在1928年设立的政治分会，名义上隶属南京中央政治会议；然而，事实上它们是自治的行政机关，至少是暂时使大军阀集团的地方统治合法化。于是，控制甘肃、陕西和河南三省的冯玉祥，主持开封的政治分会；阎锡山的山西政府，因太原政治分会而得以合法化；所谓的桂系控制着汉口、北平和广州的政治分会，分别由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深主持。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之后，第六个政治分会在沈阳成立。1 蒋介石把在各地设立政治分会看作权宜之计，因为他一心想把所有行政的和军队的权力都集中在南京政府的控制下。因此，不久以后，他向地方军阀的自治权力挑战。首先，在1928年末，南京宣布各地政治分会将在1929年3月撤销。然后，在1929年1月，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中央政府当局在会议上提出裁减中**队的方案。 编遣军队的必要性普遍得到承认。自清朝覆亡以来，中**队已经惊人地膨胀。1929年，大约为200万人（而清朝约为40万人；1922年约为120万人）。如今革命的军事阶段已经结束，庞大的军队已无必要，并且也是国家财力无法支持的负担。例如，在1928年，南京嫡系军队约为24万人，年需军费约3.6亿元。而南京政府年财政收入（清偿债务后）仅为3亿元。1此外，虽然地方军阀的军队不构成南京的直接财政负担，但是，他们却截留本来可以纳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税款。人们因此认为，除非裁减军队，政府将无法进行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重建工作。 在编遣会议上，中国大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其他的人——同意全**队裁减至 80万人，限制军事支出占政府财政收入的41%，并设立统一指挥机构。然而，编遣会议是一个失败的会议，因为军阀们对蒋介石的疑虑在会议期间加剧了。蒋介石的黄埔系军队事实上是中国训练和指挥得最好的军队，蒋介石利用战斗力差的军队应予首先复员的原则，要求地方军阀比他本人作出更大的牺牲。因为军队是地方军阀政治权力的主要泉源，地方军阀认为蒋介石不过是利用军队编遣问题来建立对他们的政治优势。不管地方军阀多么可能愿为国家的利益作出贡献——这当然是可争辩的——他们可不想放弃自己的野心，而让蒋介石增强他的实力。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蒋介石比他们更有权利来要求掌握国家权力和充当领导。所以，他们在1929年1月末鼓掌赞成军队编遣原则之后，离开了编遣会议，却决心为保持他们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而进行反蒋。至于蒋介石，他同样决心建立中央政府对各省的统治。结果是连续不断、损失惨重的内战。 编遣会议闭幕仅两个月后，第一次内战即在1929年3月爆发，当时桂系——危机表面上是蒋介石挑起的——反叛南京政府。这是一次很难对付的挑战，因为桂系领袖是很有才能的战术家，指挥军队约23万人。冯玉祥——他指挥22万人，大概是蒋介石最有能量的军事对手——也有可能加入叛军一方。这次挑战可能毁灭一位次要的人物，但它却适合蒋介石发挥他的天才。因为蒋介石收买了冯玉祥，据说花了200万元和答应他控制山东省。然后，蒋介石以他的优势部队在不到两个月内击败桂系军队。李宗仁和白崇禧在河北、湖南-湖北的绝对统治随即瓦解。他们仓皇退回广西省老家，怀着屈辱，以待来日。 1929年5月，仅一个月后，蒋介石违背把山东交给冯玉祥控制的诺言，激起了冯玉祥的反叛。在这次较量中，冯玉祥一半的军队——全部最精锐的部队10万人——突然投奔中央政府，这又是一次由大宗贿赂引起的突然变节。在这场角逐中，冯玉祥残部被逐出山东和河南，阎锡山在山西消极观望。 随着冯玉祥军队受到中央军的重创，华北的力量均势显然转向有利于南京政府。阎锡山因此感到威胁，于1930年2月和3月，与大为削弱的冯玉祥共同组成新的反蒋运动。这就是北方联盟，对蒋介石权力迄今最严重的一次挑战。因为阎锡山和冯玉祥如今已形成一个广泛的反蒋力量联盟，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允诺从华南配合他们的进攻。蒋介石的许多文职对手——包括形形色色的集团诸如汪精卫及其改组派和极右的西山会议派——为反蒋运动提供行政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力量。不久，这些根本不相同的成分开始创立一个独立而永久的政权所需要的组织机构。“国民党扩大会议”——在职能上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相当——于1930年7月在北平召开。同年9月，一个新国民政府成立，阎锡山任国民政府主席。新政权颁布约法，包含保证各项人身自由的条款，也吸引了相当普遍的支持，特别是开始感到受南京政治压制刺痛的全国知识分子的支持。 然而，早在同年7月，蒋介石就命令他的军队对付北方联盟。在这次内战中，作战不同于军阀老一套的战斗方式。南京军队和北方军队战斗十分激烈。物资损失巨大；在四个月的战斗中，双方伤亡约25万人。截至同年9月，正当北方联盟宣告组成新政府时，南京方面即将在内战中取得优势，反叛政府从北平逃到太原。然而，最后，北方联盟和南京政府的领袖都认识到奉系军阀张学良能够转变战争形势，于是双方都讨好张学良。最后，南京政府贿赂张学良1000万元并许以管理黄河以北全境，把他争取过去。张学良在9月中旬发表宣言拥护中央政府。北方联盟从而失败。可是南京政府从此次战役的胜利中得益甚少。原因是张学良迅速率领10万东北军开入北平、天津地区，控制了主要铁路及天津海关的巨额关税收入。因此，华北依然处于南京政府行政统治之外。 反叛事件依然不断发生。在逼蒋介石下野方面，下一次的反叛实际上成功了——共六个星期。这次反叛的基本原因与前几次相同，妒忌蒋介石日益扩大的实力和害怕南京政府中央集权的要求。然而，总是有些次要问题给反叛提供道德上有理的外衣。这次激起反叛的事件，是蒋介石扣留胡汉民。蒋介石痛感北方联盟因颁布约法而得民心，他决定于1931年2月宣布颁布同样的文件。他坚定地说，“没有约法，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就没有保障……没有对人身和财产的保障，就没有国家的真正统一和内战的结束。”1 然而，胡汉民激烈反对这一提案。他公开宣称颁布约法是违反孙逸仙的意图——虽然他反对的真实原因，很可能是害怕蒋介石意在根据新约法出任总统以扩大权力。为反对蒋介石单方面决定颁布约法，胡汉民辞去立法院长职务。于是蒋介石扣留了胡汉民，因为——据蒋介石解释——“只有采取这种办法他的光荣的过去才可以保全无损”。1 表面上为抗议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两广军阀和蒋介石的各类文官对手（如汪精卫、西山会议派和孙逸仙之子孙科），于 1931年5月在广州建立了一个分裂主义者的新政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组成，由此进而在1931年6月1日创建了新的国民政府。2实权则握于地方军阀之手，特别是广东省主席陈济棠之手。 新广州政权和南京政府互相斥责和非难。广州政权声称只有独裁者蒋介石在南京辞职，它才放弃反对立场。 若不是日本军队在1931年9月18日进犯满洲，这场冲突可能像前几次一样要兵戎相见。由于中国民众，特别是学生的抗日激昂情绪，要求停止党内纷争和组织联合政府共御外侮的压力变得不可抗拒。经过非常秘密的谈判和复杂的会议——包括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的两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在上海举行的宁粤和平统一会议——之后，两个对立政权达成协议。12月15日，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只保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引退”回到他的故乡浙江溪口。 新政府于是在南京组成。德高望重但无能力的老革命家林森，被提名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出任行政院长，成为新政府的实际首脑。 孙科政府在1932年1月1日就职，仅存在25天。国民党三大人物——汪精卫、胡汉民和蒋介石——不是被排斥在外，就是拒绝与新政府合作。新政府未能取得上海金融界的支持，因此不能履行它的财政职责。中央军依然效忠蒋介石。新政府的领导人被面临的种种紧急问题压得一筹莫展——甚至早在1月2日就恳求（但未成功）蒋介石和汪精卫回南京，以便政府听取他们的建议。 孙科政府的境况日益恶化，蒋介石看准这种困境是他重新掌权的机会。然而，反对他的“独裁”一直如此强烈，他知道不可能恢复引退前所拥有的职位。蒋介石、汪精卫和孙科在杭州经过三天紧张的谈判后，研究出解决困境的方案。1932年1月21日，三人一同回到南京。不久谈判纪要公布。1月25日，孙科及行政院各部会官员辞职。三天后，汪精卫宣誓就任行政院长；1月29日，1蒋介石出任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作为“总理”的汪精卫，形式上是这个政权分管民事的行政首长。然而，渐渐变得很明显，实权掌握在蒋介石的手中。从1932年直到1949年，蒋介石是国民党政权中统治一切的领袖。 1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15页。 1 《中华年鉴，1931—1932年》，第530页；雷啸岑：《三十年动乱中国》，第205 页。 2 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439—444页。 1 此日期有误，应为3月7日——译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传教士 1900年，基督教在华北广泛地受到攻击，然后攻击者被一次多国的外国入侵所镇压，在这一转折期以后，传教运动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具有良机的新时代。通过1860年中法天津条约中的一个花招取得的“在所有的省租地和购地”的权利，可以越来越频繁地加以利用，以便在限制其他外国人的远离条约港口的地方建立布道站。1 传教事业的建立 在民国初期，传教士是短期在华居住、因共同目标而认同的欧洲外国人中最大的单一集团。他们受到各项条约总的和具体的治外法权条款的保护，深入到中国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到1919年，中国本土和满洲的1704个县，除106个外，都报道了新教徒的某种传教活动。传教士一般都懂汉语，必然与听福音的中国人有着比较密切的日常接触。他们最大的目标，强调通过皈依基督教和坚定地组织中国的基督教教会来平等地拯救个人。到了20世纪20年代，许多传教士（至少是新教徒）开始看到，外国传教士多方面的活动未能创立强大的土生土长的教会，而外国人的存在可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障碍。各教派共有的中华续行委办会的干事罗炳生，在该会一份对新教在华活动的权威性调查中写道： 可以预期，下段时期是过渡时期，此时工作的负担及对工作的控制，将日益从外国人转移到中国人。基督教界中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正导致最能干和最献身的中国基督教徒对现状的某些方面深切的不满。他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正当愿望，即基督教应摆脱被人视为“外国宗教”的沉重负担，西方教派分立的状况不应在中国长期存在下去。他们认为宗教界外国势力支配一切的状况，是在中国更迅速地传布基督教的主要障碍之一。1 在1949年以后镇压在华基督教会之前，罗炳生所定的任务只取得了很有限的成就。传教士和受圣餐者的人数增加了，更多的华人被吸收为教会的领导，教育和医药服务的质量有了提高。但是在1922年后的25年，大多数基督教传教士的外国在华机构的成分，与20世纪的头20年的情况相比，在性质上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 20世纪头25年盛行的“中华归主”，可以说，是一段短暂的插曲，在此之前是义和团起义，在此之后把基督教敌视为外国帝国主义产物的恶意的民族主义迅速兴起。在义和团起义以后不久的几年，在华的新教基督教盛行，因为在取得了半个多世纪平庸的结果以后，它与需要它的中国国内的改革力量形成了一种临时的联系。在清代的最后十年，当本地的教育设施和师资供不应求时，发展中的教会学校对现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民国时期的第一个十年，情况也是如此，而且不仅表现在初等教育方面。中国的现代西方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传教士示范和教授的结果。20世纪10和20年代的青年中国多半是教会学校的产物——它们造就了新型的城市爱国者和改革者，以及诸如科学的农业、新闻事业和社会学等新型职业的领袖。但是新教教会事业的繁荣依靠与当局的一种不明确的联系。它最后与国民党政体认同，因为二者基本上以城市为基础，并且都是资产阶级式的“现代化”的变异形式。即使保守的民族主义，像罗炳生承认的那样，从长期观点看也只能接受真正土生土长的教会。由于是城市的和非政治性的，而且实际上强调在现存的政府制度的范围内拯救个人，基督教变得越来越脱离呼声日益响亮的农村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在1949年将结束与传教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半西化的城市精英对革命的短暂控制。 1900至1920年这段时期的“中华归主”——1922年所用的一个不恰当但却生动的词组（“christian ocupation of china”中的“occupation”一词意即占领——译者）——在所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发展。1表31总结了关于新教传教团体的材料。 表31 在华新教教会的发展 在义和团起义以后的几年中，罗马天主教布道会也迅速发展。在1901年，有1075名外国神甫和500名中国神甫在估计有721 000名受圣餐者的天主教社团工作。到1920年，有1500至2000名欧洲神甫、将近1000名中国神甫、1000名外国修女、1900名中国修女、200万名有权受圣餐者、13000名中国教学者和教师以及18万名天主教学校的学生。在13个或13个以上的天主教布道会中，法国的布道会（如遣使会、外方传教会）特别突出，这反映在法国根据各条约中信仰自由的条款，而提出取得在华天主教会的保护地的要求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半以上在华神甫是法国人。天主教会正式组成51个“副本堂神甫的教区和教廷的大教区”，由它们来划分中国所有省份。将近1500个地方有外国或中国神甫，天主教徒最多的地方是直隶、江苏、四川和山东。虽然天主教徒也出现在新教徒集中的较大城市，但他们着重在农村地区工作，争取全家或全村皈依天主教，尝试建立完整的地方天主教社区，倾向于把教育活动限制在教徒子女本人。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天主教传教会没有出现可与义和团起义以后的新教徒活动相比的教育和医学活动的大发展。与拯救灵魂相比，企图扩大对中国社会影响的任何愿望，肯定都是次要的。与19世纪的教案不同，20世纪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几乎只是针对新教徒的，这说明天主教活动依然处于形成20世纪中国的主流之外。 除了原教旨主义的中华内地布道会及与它有联系的布道会外，1900年以后，新教传教士逐渐地把他们的重点从劝个人信教的压倒一切的关心，转向使中国社会全部基督教化这一扩大的目标。这意味着要在教育和医药工作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员和经费，以便实现一位传教士领导所写的福音书的“社会含义”。 到1919年，6639名新教传教士驻在全国所有省份的693个地方，并分别在1037个布道站工作。在这693个驻扎中心中，578个（占83％）只有一个布道会，442个（65％）驻有5名或更少的传教士。这些驻扎人员比较稀少的地方往往在内地省份。约57％的传教士驻于沿海省份，26％的传教士驻于长江流域的省份，只有17％不在东部沿海和长江流域。8个驻扎中心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福州、长沙、成都和济南，各有100多名传教士，合起来占全部外国人员的26％。2/3新教传教士和1/4有权受圣餐者住在估计有50000人以上的176个城市，那里居住的人数也许占中国总人口的6％。按地理位置排，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和奉天7个沿海省份，共有71％的新教徒受圣餐者、63％的初小学生、77％的中学生。宣讲福音的活动从驻扎中心向外辐射；1919年宣称有6391个“教堂”和8886个“福音中心”。可是，大部分离城市的布道站只有数里之遥。 1920年，独立的新教传教团体已从1900年的61个增加到130个，另外还要加上36个诸如基督教青年会、救世军和雅礼布道会等基督教组织，这些组织都不是在教派的基础上组成的。传教团体的增加，是1900以后许多小的教派团体（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的）来华的结果。这个时期开始工作的最大的布道会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1905年，外国力量的一半是英帝国的（包括大不列颠、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3是美国的，其余的来自欧洲大陆。到1920年，英帝国和美国所占的比率颠倒，美国此时占新教传教士的一半。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绝大部分由欧洲人进行和控制，美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主要在1920年以后来华。表32显示主要教派的力量而不考虑它们来自何国。 表32 1919年新教各教派的相对力量 表33 最大的几个新教传教团体，1919年 续表33 最大的几个新教传教团体，1919年 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起，虽然教派之间继续有区别，仍保持各团体自己内部的特性，但是在华的新教基督教出现了种种倾向，即拟订出一种共同和基本的神学，和在某些活动领域中大力进行组织的统一。由于与欧洲的过去（中国人对此基本上不清楚）有关的不同的忏悔形式不相干，这就为修改和简化外来的神学理论提供了动力。1907年召开的中华百年传教会议，表现了采取一种共同的神学理论的姿态，它为所有的团体（除中华内地布道会等更信奉原教旨主义的新教团体外）提供了教义的指导路线。在组织上，较大的团体共同出版了一份新教的主要月刊《中国纪事报》；支持非教派性的或涉及不同教派的文学团体；参加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中华医学传教协会、中华主日学校联合会；创办联合的神学学校、涉及不同教派的学院和大学；参加1877、1890和1907年全中国的传教会议和1922年的全国基督教会议，后者还首先正式把中国的教会包括在内。新教统一的主要表现，是1913至1922年的中华续行委办会，它在1922年由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接替，这再次扩大了中国教会在基督教整个教会中的正式作用。当然，调和和合作决不是完全有效的。例如，保守的中华内地布道会在1926年退出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表33所列为按1919年当地保持的传教士人数多寡排列的最大的新教传教团体，它还显示了各大团体的布道站的数目和地理分布。1这18个团体共有传教士4350人（占总数的66％）和611个布道站（占总数的59％）。一个“一般”的布道站可能有6至7名传教士，但是实际的分布状况却大不相同；如中华内地布道会、宣道会的传教士人数常常为4人或更少，而美国监理会海外布道会、美国长老会（北美）和美国海外布道会则平均为14或15人。总的来说，传教士集中在一个布道站的情况，表示了对教育、医药以及宣讲福音的广泛努力，而分散在若干小布道站的情况，反映了该团体工作重点主要（虽然不是唯一地）放在传布福音方面。几个团体不同工作重点的情况，还可从以下例子反映出来：中华内地布道会所雇中国员工的66％从事福音宣讲工作，30％从事教育，4％从事医药工作，而与之相比，美国海外布道会的比率为28％从事福音宣讲工作，64％从事教育，8％从事医药工作。 晚清一般新教徒的内向性一直保留到民国时期很久。保罗·科恩对晚清时期的情况曾经写道：传教士生活在布道团院落的高度组合在一起的建筑物中，结果导致他们在心理和**上严重地脱离周围的中国社会……除了不得不这么办，传教士不愿意进入中国人的世界。他们的整个目的是让中国人进入他们的世界。1 随着这种隔离的状态，产生了一种对他们天职的绝对自以为是的心理。这种心理，常常压倒了因他们的政府使用炮舰去解决他们在华时期时有发生的反传教士运动而引起的任何道德上的不安。 布道会和中国社会 但是在义和团起义以后的20年中，在许多新教传教士与其周围社会的关系方面，在他们寻求武装干涉以保护其特殊地位的程度方面，都发生了某些变化。他们那种甚至伤害中国基督教徒的文化优越感依然如故，但是越来越多的新教传教士，突破了19世纪在布道会院子里传布福音的界限，参加教育、医药和慈善工作方面的活动，从而与20世纪初期的改革潮流会合起来。妇女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于1915年）、反裹足运动、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对城市问题和劳工问题的关心、饥荒救济、公共卫生（消灭肺痨和灭蝇运动）、公共运动场所以及运动和娱乐计划、禁毒运动、农业的科学研究（由金陵大学农学系进行），这些是新教传教士倡导或明显地参加的一些领域。 布道站是传教团体所有或租用、并受治外法权保护的有围墙的建筑物，它一直是传教活动的最典型的特征。在这块封闭的场地内，通常悬挂一面国旗，是传教士的住地，又是教堂、学校或教室、医院或药房。典型的布道站位于城市地区。街道的教堂一天开放一部分时间，配备一名外国传教士及其本地的助手。“站外”的教徒社团，由本地的牧师为之服务，布道会的工作人员一年来访几次。 以两三个传教士家庭及一批单身妇女为工作人员的布道站，平均每三个中可能有一个包括一名医生或护士，虽然医务工作者的实际分布是不平均的。据1919年的报告，在6636名新教传教士中，有2495名（38％）是男人，其中任圣职的计1310人；2202名（33％）为已婚妇女；1939名（29％）为单身妇女。有348名男医生，116名女医生；妇女中206名是受过训练的护士。有圣职的男人负责主要布道会传布福音的工作，并担任领唱的角色。许多无圣职的男人在教会学校的扩大网络中担任教师；妇女则担任教学和护理工作，并承担对中国家庭的大部分家访工作。 传布福音的主要办法，是在布道会教堂或街道小教堂布道，其成效至少部分地取决于传教士讲汉语口语的能力。在1910年前，仅有的供新教传教士学习的组织起来的语言学校，是中华内地布道会在扬州和安庆开办的，安庆的一所可能追溯到1887年。在每个布道站，语言教育都特别重要；对许多站来说，掌握汉语能力不佳的情况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但到民国初期，已开办了一批水平高的联办（涉及不同教派的）语言学校，它们采用现代“语言归纳”法和分级的教科书。中华内地布道会在镇江和扬州开办“训练之家”，它们采用鲍康宁的初级教材并聘用中国教师，开设六个月的基本课程。每年有20个不同传教团体的将近150名学生在金陵大学传教士训练班学习，自1912年以来，那里开设为期一年的住读课程，由51名中国教师任教。还有第二年的课程，但大部分学生在以后几年采用函授的方式继续学习。在北京，北京协和语言学校在1913年正式组成，1920年隶属于燕京大学，1921年招收147名学生，所设课程与南京的相似。其他的学校有成都的协和传教士学校（是华西大学的一部分）、上海东吴大学的英语学校和广州的协和语言学校。像少数外交官那样，只有很少传教士精通汉文，但他们普遍地能在某种程度上讲方言。 几乎每个布道站都办一所初级学校。在693个新教驻扎中心中，据报道有306所高小和141所中学。表34所列为1919年各级学校的数量和招生数，它还列出了1916年公立学校招生的估计数。这些数字可能都是猜测性的——教会学校招生数少于表31所列之数——但比率多半反映了实际情况。它们显示教会的初小学生只占公立初小学生数的4％，但是高小和中学的学生所占的比率，都提高到8％以上。1907至1920年期间，教会学校的学生——其中一半也许来自基督教家庭——增加了三倍，而新教的受圣餐者人数只翻了一番，这既表明有意识的传教努力深入到了中国的青年，又表明现代教育的诱惑力。新教的传教士夸耀说，虽然总的说中国每75名学龄儿童中只有一名在接受教育，在全部基督教青年中，每三名中就有一名在一所教会学校入学。 表34 新教传教士学校和招生人数，1919年 *包括同等水平的技术学校和师范学校。 新教的教会学校不但配备了外国教师（他们在高小和中学更常见到），而且配备了8000名中国男教师和3000名中国女教师。初级小学往往是简陋的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严重地缺乏书籍和设备。高级小学设备稍好一些，常常用英语作为教学的手段。教会学校采用类似于教育部为公立学校所定的课程，在开始时是有选择地，然后从1925年起，则是为了取得在政府备案的资格。所有的教会中学都教一些宗教课；中文和文学课采用教育部的“国民读本”，大部分学校的科学教学很差，因为实验和示范的设备很贵，供应又少；很少学校提供职业训练。它们很可能不比公立中学差，但是又可以看出，在民国初期，从教会中学随时提供财政资源的能力来衡量，它们已显得力不从心了。 在20世纪20年代的高等教育中，有20所新教的学院和一所天主教办的学院。新教的院校经过改组和合并，最后组成了13所基督教院校，它们的全盛时期是20世纪30年代。20世纪20年代末期又新设立两所天主教的院校。除了文科院校外，新教的传教运动保持了若干神学校（其中几所是联合创办的）和几所基督教医学院，天主教徒则办了几所神学院。除了以加拿大和英国的人事和组织模式为主的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外，新教的文科院校大部分由美国的传教士主办，他们寻求在中国创立完全以美国中西部小教派院校为模型的院校，他们是从那里毕业的。这些院校的大部分，在开始时是在19世纪后半期成立的中学，它们逐渐扩大并在学术上升格，其用意是为教会学校训练中国牧师和教师。 在1920年，新教的院校共招收了2017名学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段迅速发展的时期以后，1925年学生总数达3500名。1925年中国大专院校共招收将近21000名学生，因此，新教院校的学生占全体学生的12％，而34所公立学校占88％。甚至最大的几个基督教院校——北京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济南齐鲁大学——的学生都不超过三四百名。教职员工的人数和开学科的能力也几乎同样受到限制。在1920年，外国教师共有265人，而中国教师——大部分为助教——有229人。但许多人还在同一校园内的中学任教。 在本文讨论的一段时期内，基督教的院校在美国获得办校许可，1928年以后则被迫向国民党政府正式申请备案；在这之前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地位，事实上受供给它们2/3经费和干涉它们教师人选的不在本地的校董会控制；它们实际上是这个时期自给自足的外国飞地。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可能只有圣约翰、燕京和金陵三所大学，才能提供其学术水平可以与较好的美国大专院校相比的教学。它们的大部分学生必然是教会中学的毕业生，只有这些中学才能充分地教授英语，以便跟上除中国文学和哲学以外用英语教学的全部课程。有的院校（还有教会中学）对中国学生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它们很高水平的英语培训，这种培训为城市青年提供了进入条约港口工商界和金融界的入场券，或进入政府部门（如电信、铁路和海关）的机会，在这些地方，外语知识是一项重要的本钱。到1920年，2474名毕业生中有361名成为牧师和教师，就像那些传教士创办人所希望的那样。但是在20世纪的头20年，入学的学生只有不到一半完成了他们的学业。对大部分“退学学生”来说，吸引他们的显然是想掌握的英语知识，而不是基督教的文科教育。 基督教院校没有摆脱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民族主义洪流。1在30年代，它们日益把它们的课程世俗化，并且汉化了它们的教职员和行政管理；但是它们外来的特性是摆脱不了的。 19世纪从医的传教士，首先自视为福音的传布者。在教会诊疗所和医院治疗病人，也是为了使病人能受到福音的感召。逐渐地，医药工作的专业化发展起来了，这反映了观点的变化，可以与促进教育工作专业化的观点的变化相比。1919年，据报告在693个新教驻扎中心中，有240个中心共开办了326个医院。每个医院平均有51张病床。病床共16737张。这些医院有464名外国医生、206名外国护士以及约2600名中国医务工作者（其中只有少数人是合格的）。像布道会事业的其他部分那样，这些医院都位于城市地区，并集中在东部沿海各省。如以上材料所示，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只是非常稀疏地分布于这些机构；很少机构有一个以上的传教士医生定期驻在那里。除了几个突出的例外外，它们是实用的，但也是相当简陋的机构。 在华的西式医学教育，是作为布道会医务工作的派生物开始的，它从工作负担过重的医生对其助手的非正式的训练发展起来。到1913年，共有11所人员配备和设备不齐全的小医学院，其中8所培养男生，3所培养女生。只有北京的协和医学院（1915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药委员会接管，这时才正式不再是一个布道会机构），才接近西方医学院的标准。改组后的协和医学院规模较小（在1936年全年只有166名学生获医学博士的学位），因脱离中国农村医药的需要而受到批评，但它确实成了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训练和研究机构。 1 见保罗·科恩：《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见《剑桥中国史》，第10卷。 1 中华续行委办会：《在华基督教的传布：1918—1921年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和传布专门委员会所作的在华基督教力量的数量和地理分布的全面调查》，《导言》，第3页。 1 以下大部分数字材料来自前一脚注所引的著作。关于罗马天主教的“占领”的材料，取自赖特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 1 关于所报道的“传教士”的人数，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多达1/6的外国工作人员可能在中国国外休假，将近1/12是新来的，主要进行语言学习，许多为已婚妇女，宗教工作只占用她们一部分时间。因此全日工作人员的人数估计可能为所列总数的2/3。 1 为西德尼·福赛思的《1895—1905年美国在华的一个传教团》所写的前言，第7页。 1 见杰西·格雷戈里·卢兹：《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有助于蒋介石政治统治的诸因素 人们对蒋介石的评价，在他漫长的生涯中变化很大。有些中国人尊崇他为完美的民族领袖；另有些中国人辱骂他是封建军阀。有些外国人称赞他是基督教徒和民主的捍卫者；另有些外国人痛斥他是老式的儒家和残忍的独裁者。然而，不论敌友，都承认蒋介石是个非凡的人。 由蒋介石来继承孙逸仙的衣钵，比如说，在1925年孙逸仙逝世时，是无从预见的。那时，国民党领导权似乎注定要给汪精卫、胡汉民或廖仲恺；他们三人都比蒋介石有丰富得多的革命经历，与孙逸仙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然而，蒋介石对于政敌有三大优势，他之所以能当权多归因于此。首先，他是军人，而军队当时已成为主要的政治工具。他上台的最重要的一步，是他在 1923年受孙逸仙指派指挥国民党在黄埔的军校。作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监督千万名军校学生的训练（在1924—1926年间仅在最初四期就有5000名学生毕业），他与许多学生之间形成了中国师生之间的强有力的联系。毕业后，这些青年军官取得党军的指挥权，而党军一般比军阀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这支军队成为效忠蒋介石的有力的工具，他得以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有效地加以运用。例如，蒋介石在1927年8月被迫下野之后，他继续得到党军的效忠，从而有效地控制了党军。所以，没有蒋介石的合作，中央特别委员会实际上无力对华北进行北伐。此外，在1927年12月20日，18个将领由何应钦领衔联名打电报给特别委员会，要求重新任命蒋介石为最高军事司令官。1利用军队的支持——连同各种政治和金融势力的支持——蒋介石迫使特别委员会辞职，并在1928年1月恢复了他在党政军中的统治地位。 蒋介石又在1928年开始聘用德**官，如马克斯·鲍尔陆军上校为军事顾问和教官。鲍尔及其他德**官给予蒋介石军队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知识（虽然按照西方标准通常只是初步的），连同军队对蒋介石效忠的结合力，使这支军队无疑比他的任何政敌的军队在军事上更有战斗力，在政治上更可信赖。例如，汪精卫1927年夏在武汉主持对立的国民党政府，他的最有力的军事支持者是湖南军阀唐生智。可是，唐生智有他自己的政治目标。结果，汪精卫在1927年9月突然被剥夺权力，被迫谋求同他的主要政敌蒋介石联盟。同样，胡汉民在1932年以后把他的命运寄托在广东军阀陈济棠身上。陈济棠觉得胡汉民有用，因为胡汉民是国民党主要理论家，能给陈济棠的纯军阀政府涂上合法的色彩。然而，胡汉民决不能把他的意志强加给陈济棠，也不能有效地影响广州的政策。 蒋介石在政治斗争中享有的第二个优势，是优越的财政基础。北伐期间，一些革命领导人向蒋介石建议，绕过重兵据守的上海去占领华北。他们认为到那时上海将会不战而落入革命军手中。然而，蒋介石像1913年以后的孙逸仙一样，把这座长江沿岸的大城市看作主要军事目标。 蒋介石比国民党大多数其他领导人更加认识到上海在财政上的重要性，知道控制上海税款收入胜过指挥许多个师的军队。在1912年和1922年间，蒋介石有很多时间在上海。他和那里的金融界领袖人物有密切关系，据说同青帮——这是个控制上海下层社会的秘密团体——头子也有密切关系。当然，上海的财源必须加以发掘。这点起初不会遇到困难，因为上海的资本家在1927年春被**日益逼近的幽灵弄得惊慌失措，他们联名上书，要求蒋介石防止过激的革命行为发生。这正合蒋介石之意。虽然蒋介石过去有时唱过左派过激的高调，但是，他也被越来越激进的**人所困扰。或许，甚至更加使他心神不宁的，是由鲍罗廷和中国左派分子在武汉谋划的对他领导权的政治威胁。 由此可见蒋介石和资本家互相需要。上海资本家在3月末同意向他提供首批预付款300万元。作为回报，他答应制止上海劳工骚动，并从革命运动中清除**势力。1927年4月12日黎明前，蒋介石以大举镇压上海**领导的工会，来忠实地履行这宗交易规定的义务。数以百计，或许是数以千计的**人和工人，在这次血腥的清洗中被杀害。可是资本家却如愿以偿；**人不再成为上海的威胁。 然而，上海商人和银行家还须酬劳蒋介石。4月25日，他们再给蒋介石700万元。但是，这笔款项仅仅提起了蒋介石的财政胃口，因为他的军费每月约达2000万元。他派出专人逐店逐厂要求捐款。例如，命令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捐款50万元；华商电气公司捐款30万元；先施公司捐款25万元。当资本家回避时，蒋介石的代理人就采取恐吓、敲诈，甚至绑架的手段。欧文·查普曼报道，“富有的中国人会在家中被捕，或神秘地失踪于街头……百万富翁以‘**’的罪名被逮捕。在近代，上海从没有在以前的任何政权之下，经历过如此恐怖的统治”。1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宋子文甚至在北伐后公开承认，“战时，我们或许迫不得已采用了非常手段筹款”。2 虽然国民党在1928年中期以后已不再采用这种手段筹款，但是，上海及其周围地区继续承担政府岁入的主要来源。在南京的10年时期，政府从全国经济的贸易和制造部门——大多集中在上海地区——取得政府税收的近85%。政府在财政上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发行公债来弥补赤字。这样，又是上海的资本家认购公债的大部分。由于能够发掘中国这个最大、最现代的城市的财富，蒋介石比他的政敌享有一种值得羡慕的优势。例如，冯玉祥痛感他所以不能与蒋介石竞争，是因为国民党军队的薪饷、给养和装备都比他的军队优越。他声称，蒋介石还非常富有，足以用钱收买对方军队归附以挫败对手。3 第三个为蒋介石在国民党运动中取得优势的因素，是他对派系和军阀政治的权术运用自如。蒋介石很少对一种思想意识的立场或派系政策矢志不渝。只要在政治上有利，他能很容易地适应任何派系，而不成为该派系的一员。例如，在1927年末和1928年初，他与左派国民党和元老（一批以前的无政府主义者和老政治家，以张人杰、吴稚晖、蔡元培和李石曾为代表）合作；到1928年8月，他又与元老和右派结盟反对左派；而到了1929年3月，他又与右派联合既反对元老又反对左派了。于是在一年半之内，他联合过国民党政治派系的各个集团。他又有使相互敌对的派系都为之效忠的才能。例如，在30年代中期，cc系与蓝衣社1准备火并——可是两派都尊他为领袖。而cc系和蓝衣社都蔑视政学系——可是蒋介石最亲密的顾问和受到信任的官员，有许多是政学系成员。 这种政治操纵技巧，也可在蒋介石同地方军阀的关系中看出。这些以前的军阀妒忌和不信任蒋介石，并且几乎都不时举起过叛蒋的旗帜。情况总是，反蒋军阀希望其他地方军阀与他们联合，并且可以肯定，如果蒋介石的敌人行动一致，蒋氏是会被打垮的。可是他能把对手们孤立起来逐个消灭。他胜过任何其他军阀，是使用‘银弹’——用贿赂诱使对方军队叛变——的能手；在不使用银弹时，他以欺骗、许诺和恐吓来取得地方上的对手支持，或至少保持中立——直到他准备好转过头来对付他们。 虽然蒋介石的思想意识灵活多变，但是，他对权力的追求却坚定不移。不过，他的权力野心并非全由追求个人的满足促成的，他深以谋求中华民族的幸福为己任。不管怎样，他深信他的无私和道德纯正，认为他的权力利益就是国家的权力利益。所以，什么对蒋介石有利，就是对国家有利。而且，在蒋介石看来，反对他就是反对国家的最高利益。他声称，这类人“刚愎自用”、“投机”和缺乏“固有美德”。1在蒋介石的世界里，没有忠诚的反对派的余地；反对他，仅根据这一事实就是不忠于国家。这种自视正直的特点是蒋介石的一大长处，使他面临批评和逆境时充满决心。然而，这也是他的性格中的悲剧因素，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把他推向1949年的失败。 1 《革命文献》，罗家伦编，第18卷，第10—11页；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 295页；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96页。 1 h.欧文·查普曼：《中国革命，1926—1927年》，第232页。 2 《中华年鉴， 1929—1930年》，第629页。 1 复兴社重要发起人之一的康泽，在《复兴社的缘起》一文中说：“复兴社自始至终就是复兴社，并无其他名称。后来社会上有蓝衣社的传说，它的由来是这样的： “南昌行营……主任秘书是刘健群……于1932年3月间到南京来……由我和桂永清两人介绍他参加复兴社。……蒋介石……任命刘为军委会政训处长……筹办了军委会政训班……开课以后不久，我发现他个人野心特别突出，有自成一个系统的倾向。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我对党的一点意见》，主要的内容是要把国民党起死回生，挑选一批优秀党员组织‘蓝衣社’，一律着蓝色制服，以区别于普通党员……对于他这本小册子，蒋介石和复兴社南京总社看过之后，未加可否。他没有取得蒋介石和南京总社的同意，就擅自印发给学生。（复兴社总社）训育组知道后，报告总社，才制止他发。 “1932年10月……蒋介石决定成立华北宣传总队，命刘为总队长，率队北上。刘到北平后，又大量印发他所写的那本小册子。原来华北方面已经风闻有个法西斯组织，但不知究竟，看到这本小册子之后，就传说是‘蓝衣社’，并有人认为‘蓝衣社’的头子就是刘健群。他也乐得以此作为自我宣传而出名。不久，先在广州，后在全国各大城市都传开了‘蓝衣社’。南京总社知道这种情况后，曾下命令给他，要他收回这本小册子，但已收不回来了。”见台湾《传记文学》第59卷第4期——译者。 1 《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蒋总统言论汇编》第10卷，第50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中国的政府机构 外国人的存在，在中央政府的三个部门是非常明显的，它们形式上虽然隶属于中国当局，但在许多方面是在外国人的领导下，并在许多外国人担任更重要的副职的情况下，行使实际上的自主权。它们是海关、邮政和盐务。 海关 在1900年，海关归总理衙门管辖，1865年起设在北京的总税务司署，几乎每天与总理衙门接触。到20世纪的头几年，海关的组织结构、职责、工作程序及海关人员的组成，基本上都是赫德（1835—1911年）的创造，他作为1863至1908年的海关总税务司，独断地主持这个部门的工作。1 在赫德在华工作的50年过程中，他已经积累了一定程度的个人权力和独立性，这些在他开始任职时总理衙门是不可能想到的，而且它也肯定不会让他得到。但是，根本不必怀疑他首先向谁效忠；在这几十年期间，总税务司不断地对他的外籍员工强调，他们和他本人都是中国政府的雇员。但是到了1906年，赫德已71岁，而且身体不佳；他的退休是近在眉睫了。在清朝进行改革运动的十年中，要以一个同样强有力的外籍继承者代替赫德，是根本不可能的。19世纪也许较为温和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已经让位于更凶狠的国际对抗。到了1898年，当时的整个关税收入，已经成了偿还因支付日本战争费用和马关条约所强加的巨额赔款而签订的外国贷款的保证，从而使海关实际上成了为外国债主要债的机构。1901年，当关税收入中未用于偿付债务的余额和条约港口50里内的关卡——这时由外国税务司控制——的税收，都用作庚子赔款的担保时，海关被视为外国利益集团的工具，于是民族主义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地发展了。缔约列强毫不犹豫地坚持，与监督进出口货物并加以征税以促进对华贸易一样，偿还这些外国债务，是海关存在的理由。经清帝诏书批准的1896和1898年借款合同中的条款暗示，在债券流通期间，海关的行政仍应保持当时的原状，同时在1898年换文的条款中，英国以条约形式迫使中国同意，只要英国贸易占优势，总税务司将由英国臣民担任。此外，海关还管理中国的邮政，以外国国民担任邮局的关键行政职务；管理灯塔业务；控制中国港口的领港工作（在许多港口，这项业务已经几乎全部由外国人掌握）；并且由于出版统计、商业和文化方面的资料，它对外国人来说是中国唯一的情报资料机构。50年以后，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在海关内被任命担任负责的职务——甚至没有人担任任何条约港口的帮办。 海关转交给1901年取代总理衙门的外务部管辖的过程，没有发生重大事故。但是1906年6月设立独立的税务处（不是部一级机构，虽然它最初由户部尚书铁良和外务部侍郎唐绍仪领导）以监督海关业务的措施，被外国政府、海关工作人员和债券主（他们的债券与关税收入有关）视为对半个多世纪形成的海关业务的外国特性的一种威胁。1906年税务处的成立，是一个温和的尝试，在面临预料得到的外国反对的情况下，尽量设法稍微降低海关的特殊地位，并且确保赫德的接任者不致于取得海关最初半个世纪的情况给予总税务司的那种影响或独立性。事实上，安格联爵士在他担任18年总税务司时在北京所起的政治作用，从来没有接近可与赫德的作用相匹敌的程度。新总税务司及其外籍属员，远不像19世纪那样专心一意地关注中国的国际关系。1911年以后，中国人开始担任上层的内班中的低级职务。但是在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前，海关几乎没有出现重大的中国化的情况。 对所有在袁世凯任总统时期及以后几届北京政府时期分享政治权力的那些中国人来说，外国控制的海关的存在，是统一和中央集权的中国的很少几个稳定而具体的表现之一，而每个人都认为可以在他的领导下重建这个国家。海关以最大程度的正直性，向对外的和沿海的贸易征收关税。在1917年以前，要偿还借款和庚子赔款后，才能把余额交给北京政府自行使用，虽然从这个意义上说那时没有“关税结余”，但从此以后结余数额将会增加的前景，对任何在北京掌权的人都是潜在的利益。对巨额外债和赔款的有效的支付，有助于阻止缔约列强进一步行动，虽然这种支付没有大幅度地减少它们在华的影响。当对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赔款义务被取消，关税收入出现结余而可以把它们用作北京政府内债的担保时，归还这些内债的工作由外国的总税务司负责，而投资者认为，总税务司在中国对抗的各派别中，在政治上是中立的，这个事实大大地加强了政府的信用。 海关的主要责任当然是阻止走私，检查船货，征收进出口货物和沿海贸易的关税。它的管辖范围扩大到中外船主的“西式船只”和外国人租包的帆船。1从1842年的南京条约直到1928至1930年恢复关税自主，海关负责的关税税率是与缔约列强商定的；而实际上，它是中国的贸易伙伴强加给中国的。固定的税率表的大部分，含糊地要对进出口货物按价征收将近5％的税；税率在1858—1860、1902、1919和1922年上调了几次，以求实现对进口货按价实际征收5％的规定目标。但是，1902年的关税税率只有3.2%，1919年只有3.6%。1 设在每个条约港口的海关机构是一种中外事业，其管辖权由税务处任命的中国监督和总税务司任命的外国税务司分享。（只有总税务司由中国政府直接任命。）虽然在形式上有时要听从中国监督，但实际上税务司是第一把手。港口的内班（行使行政职能）只听税务司的命令。当与外国商人发生争执时，与外国领事打交道的是税务司，而不是监督。但是监督指派他自己的书办（1912年以后改称录事），通过这些人，他能够逐日地了解税收的情况。港口50里范围内的本地关卡由税务司管理，其税收送交作支付赔款之用，但是有关办公人员和日常业务的事务，税务司被责成与监督会办。50里范围以外的关卡只由监督管辖。 在1911年10月以前，总税务司及其税务司实际上并不在几个条约港口征税，也不把税收存银行和汇走。总税务司通过其税务司，只负责确切地确定关税和向中国政府报送征收数额的准确的会计报表。中外商人直接向批准的海关官银号缴税，这些银号完全是中国人办的，通常由监督选定，而关税收入的安全，监督则要向帝国政府负责；他们的帐目要与外国税务司报送的报表核对。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中央政权在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崩溃（其中有许多清朝指派的监督，因担心自己个人的安全而离职的情况）以后，这个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化。由于担心各省的革命领袖将扣押保证用来支付外债和庚子赔款的税收，在向北京宣布独立的几个省的港口的税务司，为了缔约列强的利益，直接控制了税收并把它存入银行。这些安排被1912年2月正式掌权的共和政府不得已地接受了，并在一份北京外交使团强加给中国政府的协定中表达了出来。这份协定的条款，规定组成一个上海各国银行总董联合委员会，以监督支付以关税作保证的外债以及庚子赔款；并委托总税务司征收各港口的关税，把它汇到上海和存入外国的看管银行，“以作归还该项洋债及赔款之用”，并根据委员会决定的先后顺序，负责归还到期的借款。 这里应该指出1912年协定中的两点内容，在南京政府成立前这两点一直有效。直到1921年，缔约列强有权决定在偿还外债之后，是否有“净存税项”，并有经其批准后才能将任何资金交给北京政府的权利。它们对可以产生的净存税项的估计是谨慎的，使历届北京政府都不满意，但无可奈何。此外，原先由中国的银行掌握的中国政府的巨额资金，此时存入上海的三家外国银行——汇丰、德华（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前）和道胜（1926年它清理前）。在及时付给利息的同时，这些银行总是存有巨额存款余款，使它们能够经营其他商业，而且在偿还外债时，它们从处理必要的货币兑换的业务中，赚取巨额利润。 海关收入的第一个用项，是海关的薪水和业务支出。这项费用由中国政府和总税务司直接商定，1893年定为每年3168000海关两，此数保持不变，直到1920年才增加到5700000海关两。此外，各监督办公室的维修每年花费将近40万两。据报告，1898年的收入总数为22503000海关两，1920年为49820000海关两。因此，这两年的征税费用——不包括银行总董的佣金以及在征收和汇纯收入时可能产生的兑换上的亏损——分别占总收入的15.9％和12.2％。1898年，895名外国员工和4223名中国员工（包括在邮政部门的24名外国人和357名中国人）的办公费，平均每人为619海关两。到1920年海关员工有1228名外国人和6246名中国人（邮政人员已在1911年从海关分出），这反映了在这中间的20来年，许多新港口已被开辟为商埠。1920年办公费平均每人763海关两，收入增加，缓和了业务扩大而引起的财政紧张。 海关的中外员工被分配到海关三个部门——税务部、海务部（成立于1865年）和工务部（成立于1912年）——之一去工作。海务部负责测探沿海和内陆的水道，操纵灯塔和灯船，修理浮标和指向标，维修港口和维持那里的治安。到1911年，它建成132座灯塔、56艘灯船、138个浮标（其中许多有哨声和煤气照明）和257个指向标（主要在长江和西江）。工务部负责和修理海关的房屋和财产。但是，海关的中心当然是税务部。 税务部的人员分属三科：内班、外班和港务科，每个科又分成“洋员”和“华员”两部分。每个港口的内班是海关的行政部门，负责行政和会计。它由一名税务司领导，税务司又由一名副税务司和四个级别的助手协助工作，他们全由总税务司指派、提升、分配和调离，总税务司仅向税务处通报各项任命。前面谈过的尊敬的罗炳生曾经设想成立一个“中国真正土生土长的……教会”，赫德与他一样，也不止一次地重复他在1864年备忘录中所表达的意图，大意是外国的税务司署“在它产生了一个取代它的、并同样诚实和有效率的本地行政机构时，将结束它的工作”。1但是，事实上在他担任总税务司的时期，没有一个中国人当上即使是内班的最低级的帮办。他曾经一度想过，掌握一定程度英语说写能力的同文供事，可能最后被补充为那一级的帮办。这些供事主要是教会学校的华业生，他们的中文教育可能是不够的；总之，这是作为理由反复提出的阻碍他们取得更高官职的一个缺陷。赫德还能引用北京高级官员反对提升这些供事的事实，由于他们的教会学校背景以及他们基本上是南方人，反对是不足为奇的。人数最多的是广东人，其次是江苏、浙江和福建人。他们通常在大港口通过税务司主持的考试而被录用，他们之被选用，除了英语能力外，部分地是由于他们懂得几种方言。他们最初主要是口译或笔译人员，而到赫德去世之时，许多人正在干和外国帮办相同的那种办公室工作。1908年税务学堂成立，终于提供了一批受过良好训练的毕业生，从这些人以及最够格的供事中，安格联开始任命一批中国帮办。 表35 1915年的税务部内班 *包括一名朝鲜人 +有海关临时级别的海关学堂毕业生 书办或录事是监督的会计人员。内班中第三个中国雇员集团是精于中文文牍工作和书法的文书和抄写员，他们准备税务司或监督与地方官员之间的一切往来中文公文，也准备报送北京总税务司署再转送税务处的文件。 在1915年，税务部内班人员按职务和国籍的分布情况，见表35。50000445_0206_01外国内班人员，或是由伦敦海关官署为补充占支配地位的英国集团而招收，或是由几个外国驻北京公使馆直接向总税务司推荐。许多属员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他们认为，与在本国相比，自己在中国可以得到更多的机会。税务司的官署受到了一定的压力，以使这些任命与各缔约列强对华贸易的规模成比例。这可以举例说明：在1895年根本没有日本人，1905年有16名日本人（全是帮办），1915年有37名日本人（包括两名税务司）。英国人占优势，反映了一个事实：在1911年全年，用英国船只进行的贸易，在海关总收入中所占的比率始终没有低于60％。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的1915年，通过海关结算的中国对外贸易和港口间贸易总值的42％的货物，是由英国船只运送的。1 从海关业务一开始，赫德就强调税务司和帮办掌握足够中文说写知识的重要性。新来的雇员应该先在北京进行语言学习，才能分配到某个港口工作。1884年，命令对所有内班外籍雇员进行强制性的年度语言考试，从1899年起，没有足够中文知识的人，原则上不得升任副税务司或税务司。任职满三年而汉语过不了关，或满五年而汉文过不了关的帮办，原则上也要被解雇。但是对这件事，赫德比他对待属员的其他许多事情更加宽容。作为一个集团，外籍内班人员只有中等水平的中文知识；许多人从来没有掌握它；少数人成为杰出的汉学家。安格联在1910年10月对海关提出要求，2结果，更严格的语言考试和根据语言能力对帮办进行分等的措施，立刻奉命执行，并再次在1915年详细地提了出来。安格联对结果似乎满意，但是海关人员如同其他的外国人，精通中文的也很少。 1915年，税务部的外班包括881名外国人和3352名中国人。在全部490名负责人员——监察长、副监察长（外班的行政官）、验估员、验货员、检查长、副检查长、检查员和稽查员——中，除14名中国稽查员（他们检查进出港口船只的货物）外，都是外国人。英国国民又占支配的地位。881名外国人中，英国人有454名，在57个监察长、副监察长和验估员的高级职位中，他们占了32个，余下的3238名中国人（译者按：上文是3352名中国人，减去担任稽查员的14人，应为3338人）为过磅员、值夜人、船员、卫兵、送信人、办公室听差、看门人、看守人和劳工。在港务科，40名指挥员、办事员、技师和炮手也都是外国人（其中英国人29名），而448名中国雇员则担任甲板船员、引擎室船员和船舱船员。在海务部工作的1239人中，只有少数中国人担任“行政”职务，这些职务基本上又是117名外国人的禁脔。在小小的公务部，33名雇员中14名为中国人。总之，6159名中国雇员（外国雇员有1376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担任非低贱的职务。 外班的外国工作人员与税务部的内班人员不同，是在条约港口就地招收的。在海关的早期，许多人过去是水手和冒险者，试图在中国沿海寻找发迹的机会。内班人员和外班人员之间社会的背景不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这在内班人员的薪水、住房、津贴和晋升机会等远为优厚的待遇中，反映了出来，内班人员被其他外国人视为条约港口精英人物的一部分。1 到赫德离职时，不满情绪事实上正在海关中沸腾，这种情绪不仅是针对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而发，而且是对赫德专横作风的一种普遍反应。安格联任总税务司时的官方通报，在语气上几乎不比他的前任更加温和，但是他确实解决了一些具体的不公平现象，例如到1920年，建立了退职和退休的制度，这个行动是赫德长期以来所抵制的。 邮局 除了为清政府服务的古老官办邮政外，中国公众通过大批私营的信局来寄送邮件，这种信局使用交通能提供的手段为主要城市中心服务。外国列强已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邮政业务。 1896年，帝国建立了自己的邮政机构。可是在中华民国的最初几年，六个缔约列强仍保持自己的邮局和独立的邮政业务：英国在12个大城市和西藏的3处；法国在15个城市；德国在16个城市；日本在中国本土的20个城市、满洲租借地的6处以及满洲的另外23处；俄国在28个地方，其中包括满蒙的许多处；美国只在上海设立。设立这些外国邮局的一致的辩护词是，“在华的安全通讯得不到保证”，1这显然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因为它们没有条约根据，这类条约在其他方面限制了中国的主权。虽然中国在1914年参加了国际邮政联盟，从而使1906年国际邮政会议的实施条例中的某些特定规定（它们为继续在中国设立外国邮局提供了某些国际法的依据）失效，但是直到1921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缔约列强才同意到1923年1月撤消它们的邮政。但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这种让步，不是没有附带条件：在外国租借地（日本人宣称，他们理解为应包括满洲的铁路区）的邮局继续存在；中国邮政中的外国邮政总办的特殊地位不得改变。 外国邮局与中国邮局在大港口进行竞争，那里潜在的邮政通信量更加有利可图，而又没有对利润较少的外围地区服务的义务。它们在执行中国海关章程时的懈怠是有名的，在1914年后曾几次拒绝处理中国邮局发往海外的邮件。外国邮局最初在19世纪60年代出现，也许是不得已，但随着中国自己发展了现代的邮政体系，它们的继续存在，在道理上除了作为外国人在华特殊地位的一个标志外，就成为多余的了。这一发展是在海关的推动下出现的。1在19世纪60年代，海关的邮政作为一项业务，在北京和条约港口之间传送几个公使馆的函件，从此在19世纪70和80年代，发展了一项向所有用户开放的使用西方电报线路的邮政服务。在1896年3月它正式改为帝国邮政局以前，很少与中国人的信局和外国的邮政机构进行竞争，但此后它却不断地发展。 在新的安排下，帝国邮政局被委托给总税务司管理，他把邮政局作为海关的一个部门经营。几个港口的税务司也负责他们管区的邮政事务。1898年，24名外国人和357名中国人，脱离海关而在邮政部门工作。它提出的成为一个官方垄断事业的要求，是部分地通过管理和限制信局的活动，部分地通过吸收信局来实现的。1906年，特别任命的邮政专员被分配到上海、广州和汉口工作，以减轻负担更重的海关税务司的双重责任。虽然邮政局的业务和人员发展了（1911年有99名外国雇员和11885名中国雇员），它的收入却多少落在后面。在邮政局与海关分离以前，海关每年需要给它补贴，以使海关的邮政局能够继续营业。 邮政局和海关在1911年5月分离，当时帝国邮政局转归邮传部管辖，由前海关邮政局总办帛黎管理，帛黎此时成为邮政会办。帛黎为法国人，1874年进入海关工作，1901年被任命为邮政局总办，他继续任邮政会办，直到1917年。他和他的接任者铁士兰都是法国国民，这反映了中国在1898年列强“争夺特许权”时期，对法国作出的许诺，即中国的邮政，“在选择邮政人员方面要考虑法国政府推荐的人选”。但是，帛黎作为总办的权力，比海关总税务司的权力更受到限制，因为他在形式上隶属邮传部的一名局长，以便应付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虽然在1911年以后，邮政局更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而不是海关的（甚至安格联时期海关的）业务，但是在以后的20年中，北京和各省的许多邮政行政领导职务，仍由外国人担任（开始时他们从海关调任）。典型的形式是让一名外籍邮政专员领导一个邮区，由华人或外籍副专员以及华人和外籍助手协助工作。设在北京的总办官署，约有25名外籍工作人员（总办正式称“副局长”），其他大约75名外国人驻于几个省。1920年，英国国民约占外国人的一半，法国人占1/4，余下的来自十来个国家。约30000名中国雇员做分理和发送信件的实际工作。 盐务 中外合办的盐务署是在20世纪而不是在19世纪中期强加给中国的，它与海关不同，也不如海关重要。 中国除了同意外国发挥有限的咨询和技术作用外，反对它们参与盐务管理，从而拖延了1912年2月至1913年4月对袁世凯新政府提供善后借款的谈判的完成。主要的缔约列强——英、法、俄、德、日、美（美国在贷款谈成前退出财团）——通过六国的银行财团，寻求加强袁世凯的政府，希望它能够维持中国的统一和保护外国的利益。但是银行家们只能在有足够保证的条件下答应2500万英镑的巨额贷款。关税收入因为完全用作以前几笔借款和庚子赔款的抵押，所以在一段不能确定的时期内只能是第二保证；因此北京政府只能用盐税收入来担保。作为发放贷款的主要条件，财团坚决要求采取措施对盐务进行控制（而不仅仅是咨询和审计），为此这几个国家迫使日益破产的袁世凯接受这个条件。因此，1913年4月26日的善后借款协定第5款规定，在财政部下面设立盐务署，内设“稽核总所，由中国总办一员、洋会办一员主管”。在每个产盐区设稽核分所，“设经理华员一人、协理洋员一人，会同担负征收、存储盐务收入之责任”。 一个毫不掩饰的外国利益集团在中国的盐税收入中插了一手，爱国主义情绪正确地把这种情况看成是对主权的一种侵犯；在有些省份中国经理和外籍协理并列，看起来很像条约港口海关中外国税务司和中国监督名义上分享权力的海关的那种安排。也许还由于盐政是中国政体的更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具有平衡国内收支的微妙作用和长期的利益，任何外国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是特别令人烦恼的。海关是继对外贸易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新事物，而稽核总所则与之不同，开始就只表现为一个新的行政集团介入了一个包括盐的生产、运输、税收和销售的长期存在的中国财政体系。稽核总所被硬加在这些传统安排之上，以确保所征之税真正可以被中央政府用来偿还善后借款，所以它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取得了实际上对盐的生产和销售的控制大权。但是这种控制除了保证分期归还善后借款分期偿还表上的本利外，与类似的发展和保护国际商业的任何持续和特定的外国利益没有联系。得到好处的主要是控制北京政府的人， 1922年以后，主要是地方军阀。 由于稽核总所的外国会办及其外籍属员是欧洲银行家的代表，而欧洲银行家又分别得到各自政府的支持，所以他们不仅仅是第5款中可以自由解释的文字所暗指的那种副手。但是没有出现像赫德建立的海关那样的国中之国。在盐务稽核总所的初期，外国施加了最大的影响，当时袁世凯中央集权的努力看上去有一定的希望，而袁总统也支持盐务稽核总所的第一会办丁恩。丁恩（1854—1940年）是一个以前在印度任职的文官，先在北印度任盐税专员，然后任印度货物税和盐税第一总税务司；1913至1917年在华任职期间，他负责一些意义深远的盐税改革，但他决不是另一个赫德。1财政部长和中国的总办，不是对丁恩所干的一切给予形式上批准的十足的傀儡，相反，他们自己代表尽管是保守主义的、但却是民族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潮流，他们的利益在一段时期与外国辛迪加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乐于利用外国的存在可能提供的这类压力，以对付地方上的离心力量。 此外，盐务署的外籍雇员从来没有超过40至50名（1917年为41人，1922年为59人，1925年当中国雇员共有5363人时为41人），而在民国初期，在海关工作的外国人就超过了1300人。2与海关不同，大批的中国工作人员不受外籍会办的控制。也许有十几名外国人担任北京外籍会办手下的行政人员，余下的人则在几个产盐区担任审计、经理、协理、或帮办。由于他们及与其地位相当的中国同僚所检查和审计的，不是一种对外贸易，而是中国国内的商业和财政制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同僚不大可能降低到海关监督那种基本上是多余的地位。外籍工作人员并不深入迷宫般的盐务网络的基层，这与以外国援助进行改革的盐务署的中国人员正好相反。就海关而言，外国人既是被管理和抽税的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又是管理者和征税人，1928年以前还是支付贷款和赔款的大量税款的最后接受人。但是盐务方面的外国的具体利益，只限于保证把收入按时付给外国财团的银行。到1917年7月，关税收入已经增长到能够支付善后贷款以及以前以关税为担保的贷款。从此，偿还善后贷款与盐务署中外国人的存在只有间接的联系了。 盐务会办是一个英国人，外籍工作人员中几乎一半也是英国国民，这些事实加强了英国在北京和长江流域的影响。（在稽核所的外国人中，日本人的人数仅次于英国人。）两名总办对“盐余”——即超过善后借款分期支付数的盐税——的控制，是根据借款协定的条款进行的，这些条款要求全部收入一并存入外国银行，“非有总、会办会同签字之凭证，则不能提用”。这使丁恩在北京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条件是地方当局和军事将领要继续汇来大量盐税。1922年以后，所报的盐税总额和中央政府所收的份额都急剧地减少了。当关税收入仍实行中央集权制时（甚至在军阀统治的鼎盛时期也是如此），中外共同负责的稽核所没有、也不打算阻止各省扣押盐税收入。丁恩的后任是甘溥和韦礼敦两人：前者也是前北印度盐税专员，于1918年起任会办；后者原为英国外交官，长期在华任职，从1923年起任会办；他们两人的影响必然比丁恩的影响小得多。把前海关官员、俄国人葛诺发安置在监督善后借款支出的审计部门负责，把德国人朗普安置在一个涉及未来中国政府借款的部门担任领导工作，这对他们代表的两国政府没有带来什么利益：葛诺发只被告知中国人让他知道的事，朗普从来没有被请示过。 1 赫德在1908年5月离北京回英，但形式上仍保留总税务司的官衔，直到他在1911年9月死去时为止。裴式楷（1846—1918年）从1908年4月至1910年4月任代理总税务司，然后在1910至1911年期间由安格联（1869－1932年）接任，赫德死去时他成为总税务司，直到1927年。见斯坦利·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费正清等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年的中国海关》；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中国海关的起源、发展和活动文献集》。 1 根据辛丑各国和约第六款，在条约港口和港口半径50里以内的本地关卡的收入，被抵押而用于偿还赔款，这些征税关卡归海关管理。赫德在1901年11月进行名义上的控制，但实际上在1911年前应由本地关卡征收而用作偿还赔款的款项，大部分由其他省拨款来解决。辛亥革命以后才实行对条约港口50里内本地关卡的完全控制，当时革命中断了各省赔款应摊份额的汇入，这使外国的债主感到震惊。见斯坦利·赖特：《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海关收入》（第3版），第181—182页。 1 对从国外或从另一个中国的条约港口（除非有免税证书证明关税已在最初的进口港缴付）进口的外国货征收足额的进口税。在海关缴纳所列的进口税的一半即可取得过境证，这些货物就可运至目的地，沿途不必再缴厘金税。出口或运至另一个条约港口的中国货物，被征收足额的出口税；如果转运到第二个中国港口，它们要另付等于出口税一半的沿海贸易税。从内地运至某个条约港口再运往国外的中国货，如要取得免缴沿途厘金税的出口过境证，应由海关征收等于出口税一半的过境费。见斯坦利·赖特：《中国争取关税自主的斗争，1843—1938年》。1876年的烟台条约把领取内地过境证的特权扩大到给中国国民（实际上在1880年实施），但北京直到1896年才同意把出口过境证发给中国商人。关于详细的海关手续的指南，见中国海关：《上海海关工作程序手册》。 1 引自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62页。 1 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903页。 1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第201—223页。 2 “从收到的关于内班人员的中文成绩的本年报告中，虽然总的来说可以看出中文学习没有完全被忽视，但它清楚地说明，整个海关关于能力的标准太低；除了少数突出的例外，中文学习不认真。”民族主义在所在地的出现，要求再加把劲。“为了海关的名声，为了使它继续有用，此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开始听到责难；对没有足够兴趣去学习雇用他们的国家的语言的那些海关工作人员应予解职……”总税务司通报第1732号（第2辑）：《中国海关工作文献》，第2卷：《总税务司通报，1893至1910年》，第709页。 1 晚到1919年，代表外籍外班人员的代表团向安格联抱怨说，“‘外班’一词带来的污名已经扩大到海关以外，在外国社区的所有社会关系中都有反应”，并报告了因以下几方面而“普遍存在的情绪：内班人员极度看不起外班人员，在纪律争端中外班人员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只代表争端的另一方和税务司的一方……外班人员的私生活不正当地受到监察长的干涉。”半官方通报第29号，《中国海关工作文献》，第3卷：《总税务司通报，1911至1923年》，第504页。 1 出席华盛顿会议的日本代表团的声明，引自惠斯特尔·w.威洛比：《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887页。 1 见郑英还：《中国邮政通讯及其现代化，1860—1896年》。 1 关于丁恩进行的一些改革，见s.a.m.阿谢德：《中国盐务的现代化：1900—1920年》。 2 日本外务省：《中国雇聘外国人人名录》。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南京政权的意识形态、结构和职能的行使 1927年以后，在蒋介石手中形成的这个政权，既不是极权主义的，也不是民主的，而是在政治领域中不稳定地处于二者之间。它的结构建立于1928年10月政府的改组中，即使 1949年以后，在台湾依然保留了它的基本特点。新政府的蓝图是由孙逸仙在三民主义的讲演和在《建国大纲》中草拟的。政府整个结构的基础，是孙逸仙的训政概念。孙逸仙矢志于民权目标，但他也深信中国民众尚未准备好担负起自治的责任。所以，他曾论断国民革命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政时期，这时革命党人要依靠军事力量巩固政权。1928年6月占领北京后，国民政府宣告革命的第一阶段完成，此时已进入第二阶段，即训政时期。在这个阶段，革命党，即国民党，代表民众行使国家主权；同时，要在各地训练民众实行自治。通过选举县长、召开县代表大会和制定法律，以便县一级能充分实行自治，这样民众才能受到教育，准备进入革命的第三阶段，即民主的宪政时期。 训政表面上的意思是国民党代表民众实行“以党治国”。党治在制度上表现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被授予的权力。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短暂的会期除外；在南京的10年，只召开了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是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制定党治的指导原则和全面指导党务。 中央政治会议是联结党和政府机构的桥梁。虽然它只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下属委员会，但它至少形式上是指导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兼有立法和行政职能。作为立法机构，它能创制法规或传达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给政府。作为行政机构，它有权向政府提供一般指导和监督政府。于是，从理论上说，中央政治会议对政府的文职部门实际上行使无限的权力。事实上，中央政治会议也是政府权力之所在，因为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是蒋介石。1 按照孙逸仙的具体规定，在中央政治会议之下，制定了政府的五院制。五院制与孟德斯鸠的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说相似。然而，除政府的上述三个分立部门外，孙逸仙又加上两个显然来自传统制度的部门。这两个部门是考试院（通过文官考试决定政府雇员资格）和监察院（类似旧王朝监察政策和官吏品行的御史制度）。在五院中，行政院居首。行政院院长充当总理，指导所属各部，如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商业部1等等的工作。 然而，只注意国民党政府的结构，或者比如说，只注意行政院和立法院的表面关系，将是错误的。因为无论蒋介石在党、政、军中拥有何种正式职位，他都对整个政体行使最高权力。他执行这一权力极少顾及正式的指挥系统。何廉曾任蒋介石顾问，2他回忆说，“委员长走到哪里，政府的真正权力就行使到哪里。就职权而言，他领导一切”。3或者，正如一位美国外交官在1934年观察到的，“蒋介石的影子遍布各个角落。〔如果没有来过南京〕我将不愿相信他控制政府达到如此明显的程度。他的利益触及哪里，哪里就有政府的活动；而在别的地方，如果不是瘫痪，至少是听任政策放任自流”。4 由于蒋介石对政权实行高于一切的控制，和他好置正式指挥系统于不顾，政府——作为制定政策和进行管理的机构，日渐失去活力。官员们确实制定了很多社会的和经济的重建计划，立法院也努力起草了新的法律和宪法草案，然而，许多这类政府活动都与政治现实关系不大。因为民事机关既无经费支付其各种计划，也无权实施其各种决定。例如，在30年代，只有全部预算的8%到13%拨充民事官僚机构的管理维持费——而军费支出却大得多。1宋子文——任财政部长直到1933年——竭尽全力限制蒋介石的军费开支，以便政府能把和平时期重建的任务进行下去，但是，蒋介石不予理会。这样，文职政府仍始终从属于蒋介石和军队的利益，从未发挥自己的作用。 由于蒋介石把革命运动改造成军事独裁政权，党——国民党——甚至比政府的行政机关更萎缩。孙逸仙把党看作权力的根本所在，看作宪政以前两阶段管理民权的受托者，而蒋介石却使党软弱无力。1929年以后，由于党的左翼受镇压，国民党没有起到独立的作用。它只不过成为南京政权的宣传、新闻和历史研究的机构。 党的削弱，连同旧式官僚和军阀在南京政权里的地位显赫，使先前理想主义的党员士气低落。一位以前的国民党员回忆，他“和许多……同学一样，原来参加国民党，是相信国民党是唯一能在中国摧毁地方军阀，长期掌握权力的力量”。然而，由于蒋介石对国民党运动的非激进化，他和像他的许多人一样，“可以理解地对国民党感到幻灭，我们中许多人事实上退了党”。2党员资格仍然是政府聘用人员的必要条件，但是，在30年代，党成了空壳；它的作用——正如杨格所说——正在变得“几乎有名无实”。3 然而，国民党继续存在，因为该党的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为蒋介石作出的决定提供合法的图章。因此，不管多么容易识破，党也提供了一点实质性的东西，使这个政权能够声称它不是军事的和个人的独裁政权，而是——依照孙逸仙的教导——代表民众的一党独裁政权，直到民众能担负起自治的责任为止。 国民党政权在性质上是矛盾的：有时它专横暴虐；有时它又屈从软弱。国民党政权以集权主义为借口，它的权力主要来自控制了一支优势的军队。因此，只要为国民党军警力量所能及，不论个人或团体向它的权力挑战，或批评它的政策，往往会受到它强有力的压制。例如，工会在20年代中期力量强大，组织严密，高度政治化；1927年以后，这些工会的领导人就被撤职，而由这个政权的代理人接替。工会的指导原则已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与雇主和政府合作。独立工会活动受到禁止，工会变成了这个政权的软弱顺从的工具。 自五四运动（1919年）以来，学生运动是全国政治中的一个有力的因素，如今也受到压制——虽然不如对待工会有效和持久。1例如，1930年，国民党的训练部取缔一切非学术性的学生团体，除非受到党的严格管理。同时，学生被要求专心读书，避免参加政治活动。然而，学生依然是这个国家最热心的爱国群体之一。在1931—1932年和以后在1935—1936年，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上升，而南京当局看上去是躲在绥靖政策之后时，学生的爱国热情迸发为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甚至殴打政府官员。南京政权对学生的这些抗议，最终一概以武力回答。它不信任任何非政府发动和控制的政治运动，而对学生鼓动者中有少数**人的事实又过分敏感，至少有一千，很可能有好几千学生被投入监狱。政府的告密者在班上出现，出其不意地搜查学生宿舍和同学突然失踪，使学生感到恐怖。这样，南京政权在控制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学生运动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然而，为取得这种成功，南京政权同学生疏远了，在政治上把学生推向左倾，其中许多人终于变成了**员。 政治镇压是国民党统治的一个主要手段。早在1929年和1930年，当时贪污腐化、派系倾轧和管理无能再也掩饰不了，南京政权就不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北华捷报》在1930年5月写道，“与不到18个月前的热情相比，今日所有中国人中的绝望感，也许是最糟的一点”。1三年后，颇有声望的《国闻周报》评论说，“民众厌弃国民党之心理，为不可讳言之事实”。2 南京政权决心镇压这股正在兴起的不满浪潮，加剧对批评政府者的控制。政治上的反对者遭暗杀；爱报导缺点的新闻记者被逮捕；报纸刊物受检查。因为政府对领土的控制依然受到限制，批评政府者可以避居到外国人管理的租界，或者是蒋介石的政敌控制的省份，如张学良的湖北省或陈济棠的广东省，以求相对地安全。所以，南京的10年时期，中国不乏智力的和政治的活力。然而，在南京控制的华中地区，对蒋介石政策的反对却是沉默的。任何组织和群体，若要对该政权的权力或政策加以限制，不是被解散，就是被该政权强加控制，使之无害。 然而，正如阴阳之间的关系一样，南京政权独裁主义的性质，也由它本质上的虚弱予以平衡。派系活动和贪污腐化，腐蚀了国民党运动早期的革命精神；蔓延的官僚作风窒息了它在政策上的积极性。所以，甚至这个政权本身也缺乏足以使它实现孙逸仙纲领目标的动力、献身精神和效率。但是，南京政权之虚弱，还因为它在社会上缺乏稳固的基础。所有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特点是，人口相当大的部分被动员起来支持政府的政治目标。而国民党人在重视政治控制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不信任民众运动和个人的首创精神；所以他们不能创造出那类基础广泛的民众拥护，在20世纪，民众拥护才能导致真正的政治权力。 由于存在这些固有的弱点，南京政权有时不得不勉强地迁就现存社会秩序的领袖，最显著的是地主和资本家。确实，这种自我适应引起了许多——也许大多数——非国民党作家断定，国民党政权是那些阶级的阶级工具。1而且，事实上，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有时的确与这个统治政权的利益颇为一致。例如，由于地主的反对，南京政权甚至对温和的减租法令也不予执行。而且，南京的领导人有时竭尽全力维持地主制度。例如，收复了**人曾实行土地重新分配的那些地方以后，国民党人的惯常做法是剥夺耕种者，把土地归还原地主。这种政策有时格外难以实施，因为**人在一些地区掌握土地已达六年以上，界标和地契在许多情况下早已被毁。 南京政权也与国内更有实力的银行家关系密切。在把重要的土地税征收权交给各省之后，中央政府从未设计出一种以税收或国营企业支持财政的办法。因此，它就借款，政府岁入约有1/5来自公债或银行贷款和透支。所以，南京政权一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银行和银行家。而银行则从这种关系中获得巨大的利益，特别是因为政府通常以低于面值价——往往仅为面值的60%至75%——把公债出售给他们。这样，银行给政府贷款往往可得12%到25%的年利润。2许多同时代人，从而断定国民党政权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的确，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的利益与南京政权的利益是部分一致的。它们都反对社会革命，都害怕**，都对动员农工表示怀疑。但是，它们的利益有时也相互冲突。1927—1928年，当南京政权采取恐吓、敲诈和绑架的手段为北伐最后阶段筹款时，资本家第一次知道了这一实情。1935年，政府又剥夺银行家行使的一切政治权力。仅仅凭借发行新政府债券，迫使私有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接受这些债券充当资本，孔祥熙一举使政府成为两家银行的大股东。采用相同的策略，孔祥熙迅速控制了几家规模较小的私人金融机构；截至1937年，南京政府控制了全国银行资产总额的近70%。1这些金融策略，有效地结束了银行家作为政治压力集团所起的作用，并且确定无疑地表明，是南京政权控制了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控制了南京政权。 地主的长远利益也常常与南京政权的长远利益相冲突。这些地主通常希望维持乃至增强对地方的控制。他们组织民团，开办学校，经办工程等地方项目。他们也收税，表面上用于支持这些事业，可不知有多么大的部分税收落入了地方士绅的腰包。形成对照的是，南京政权竭力扩大其控制，继续不断地把它的行政、财政和军事权力推行到村。例如，已提出的税制改革预示要恢复对地主拥有的土地的税收，而多年以来，甚至几十年以来，这些土地是不为税收官员所掌握的。中央政府试图把它的干部安置在地方政府的职位上，同样预示着要把地方士绅逐出能带给他们权力、晋升和财富的位置。2因此，在南京政权和这些地主之间，在利益及目标上有着根本的矛盾。 然而，在南京的10年，这些矛盾引起的冲突常常被缓和下来，要么也仅限于局部，因为当时南京政权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和日本的问题上，而不在地方行政问题上。因此，在这10年当中，政府和地方士绅的关系，可以说成是相互容忍和有限的合作。但是，径直把阶级性质归于国民党政权，而不提它与地主及资本家的重要分歧，就掩盖了它的根本性质。因为它首先依赖的是军队的支持，其他一切都是由这一事实产生的。国民党政权并不在任何基本方面对这个或那个社会-经济的阶级负有责任，或者对它本身之外的任何力量负有责任。在许多方面，国民党政权就是它本身。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说明为什么国民党政权的现代化和发展的冲力那么微弱；为什么国民党的官僚政治，尽管贪污腐化和行政上无生气，却能维持那么久；为什么国民党政权以那么少的新面貌或新思想，却能维持二十余年。当然，国民党政权的有些成员是开明、能干、具有献身精神的。然而，大多数成员却利用这个政权的制度性质，来尽量扩大自己的权力、声誉和财富，而不是为国家的幸福奋斗。 1 行政院下面未设过商业部，曾设工商部和实业部——译者。 2 何廉曾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译者。 3 何廉：《何廉回忆录》，第160页。 4 美国，国务院文件893.00/12824，高斯致约翰逊， 1934年9月16日，第1页。 1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第221页。 2 王成（音）：《国民党：道德堕落的社会学研究》（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53年），第150页。 3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24页。 1 约翰·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年》。 1 《北华捷报》， 1930年5月20日，第297页。 2 刘振东：《中国出路问题》，《国闻周报》，第10卷第24期（1933年6月19 日），第2页。 1 例如，见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19—123页；小巴林顿· 穆尔：《独裁和民主的社会根源：现代世界发展因素中的土地和农民》，第 187—201页。 2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98、507—508页。 1 小帕克斯·m.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第161— 207页。（译者按，此书有中译本，题为《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 年）》，蔡静仪译，李臻校，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一项最近的 研究详细地表明，上海地区纺织厂主对于国民政府决非无能为力，但是他们 也不控制政府。见里查德·布什第三：《国民党中国的工业和政治：国民党政 权与长江下游的中国纺织厂主，1927—1937年》。 2 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167—242页；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动员诸问题》，转载于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284—298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经济利益 外国在中国的存在是一清二楚的，但是其中隐藏着一件怪事。在民国初期，外国商号、投资、贷款和人员在中国经济现代部类的重要部分中，占支配地位。但是，现代部类虽然在同时代的史料和追溯性的研究中，有突出的记载，它仍是中国经济的一小部分。外国和中国的现代企业都稳步发展，但在1949年前都不显得很大。晚至1933年，国内总产值的63—65％来自农业，完全没有外国的参与。南满铁路公司在满洲经营一批试验农场，但是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生产主要出口农产品（茶叶、丝、植物油和油制品、蛋制品、皮革和皮制品以及猪鬃）的外资种植园，更不用说生产大米、小麦、蔬菜和棉花等主要作物的这类种植园了。手工业生产也没有外国人参与，在1933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而同时期外国份额相当大的现代工业占2.2％。帆船、大车、兽力和人力运输工具的交通，为现代运输部门的三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而在现代交通部类中，外国拥有或经营的铁路和外国轮船又显得非常突出。中国的对外贸易，甚至它的港口间的贸易，主要通过外国船只进行，但是对外贸易总额，肯定从未超过（也可能从未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不妨假设，如果全部外国拥有、控制、经营的或受外国影响的企业在1915年已经被国有化，欠外国债主的一切公私债务都被取消，那么产生的可以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妨再这样假设）的“剩余”，如与占国内净生产总值37％的潜在剩余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后一个数字是卡尔·里斯金根据1949年以后经过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可以取得的剩余计算出来的。1 但是，外国的工商业者及其资本依然是存在的。现在我们不妨观察一下他们采取的形式和施加的影响。2 贸易 1832年就有的怡和洋行和1867年在上海开始营业的太古洋行，是最有名的两家英国商行。不像许多“中国的老字号大店铺”，两者都经受住了19世纪70和80年代的激烈变化，在这段时期，商人自行进口在市场销售的做法被“委托商”所代替。怡和的总行设在香港，其分支行则分设在各大港口。除了它的总的对外贸易部门和许多代理商号外，怡和洋行还控制着怡和轮船公司（它拥有的41艘轮船是沿海和长江的主要力量）和庞大的怡和洋行货栈。它还在上海经营一家大棉纺厂（怡和纺织公司）和一家缫丝厂；代理俄国外贸银行、有利银行以及许多海运和火灾保险公司及几家航运公司；并与汇丰银行有密切联系。太古洋行稍小一些，但它除了在上海设总行外，还在其他14个港口设有分行。它经营太古轮船公司，在长江和沿海有60多艘轮船；在香港经营太占制糖公司及太古码头和工程机械公司；还有许多经营航运和保险业的代理机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0多家欧洲保险公司由上海的商号代理业务。）仁记洋行也是在华的一家英国老洋行，在更早时期，在广州、福州、天津和长江几个港口设有分行。但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它在上海、香港和福州只有办事处。它主要经营茶丝出口，经办设有许多代理机构的一般委托业务、上海的房地产交易以及航运和保险业的代理机构。老公茂洋行成立于1875年，是最早几家只作为“委托商”经营业务的商行之一，进口由中国商人按契约方式购买的货物。它还在上海经营老公茂纺织公司。还可以继续列举，例如，天祥洋行出口茶叶，进口成匹棉布，经营航运和保险业务，等等；但是还应指出，在民国初期英国商人面临日益增加的德、日竞争。 1856年起设在上海的兴成洋行，是上海最老的德国洋行，在香港、广州、汉口、天津和青岛设有办事处。它是著名的工程公司和提供工厂和铁路成套设备的承包商，还因它的保险代理机构以及它的广泛的进出口业务而广为人知。礼和洋行在19世纪40年代已经开始营业，也许是最大的德国洋行。它是航运代理商，经营扬子码头公司，出口羊毛、草帽缏、蛋制品和猪鬃，尤以进口德国重型机械、铁路和采矿设备（例如为汉冶萍钢铁公司和它的萍乡矿局进口）以及兵器（它是克虏伯兵工厂在华的唯一代理商）最为闻名。它设在上海九江路的总办事处是1908年公共租界中最大的建筑。在香港和六个条约港口设有分支机构。第三个重要的德国商行是美最时洋行，它于1866年在香港开业，1877年在上海设办事处。它是北德劳埃德公司在华的代理商，经营长江的河航和上海的张家浜货栈。 日本最大的商行三井物产会社在华的分支机构，设在上海和其他10个地方。除了代表日本主要制造厂和保险公司外，三井还代理几个著名的英国、欧洲和美洲商行的业务。它开办自己的轮船航线，经营两家纺织厂（上海纺织公司和三泰纺织公司）。 在出口贸易方面，外国商人在此之前已经与以下两项业务发生紧密的关系，一是设立收购机构，从分散的小生产者那里取得供应；一是为出口物资进行分等、捡选和初步加工。到19世纪后期，除了某些加工工作（例如俄国商人经营的蛋制品、皮革和砖茶的加工）外，这些业务的大部分已由中国商人负责。就茶而言，外国商人几乎总是从港口的中国商人那里大批购买。现代的缫丝厂虽然由欧洲人引进，但在20世纪开始时大部分厂为中国人所有（有时有欧洲人——通常是意大利人——当经理）。货物一旦在条约港口卸货，中国商人在进口贸易中的作用甚至更加突出。从19世纪60年代起，随着轮船航运的发展，例如，从事进口棉织品或鸦片的中国商人，往往越过小的港口，而直接在上海和香港购买。虽然洋行在小港口没有被排斥出去，但有些分支机构关闭了，留下的则把业务集中在收购出口货和销售更专门的进口货方面，而不去销售大宗货物，这项业务主要由中国人经营了。这样，民国初期外国商行的业务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大的条约港口，典型地作为委托代理商而在实际上进口售给中国商人的外国货，和从这些地方出口中国货（经过一定的加工）。1 纽约的美孚煤油公司在19世纪80年代，把它的第一批煤油运到中国，再由太古和怡和等洋行经销。在与怡和洋行就指定该行为美孚煤油公司在亚洲（包括中国）的长期销售代理商一事进行的漫长谈判失败后，美孚煤油公司着手建立它自己的市场销售机构。在一开始，它只在上海把煤油售给在“内地”包销的中国商人。但是不久美孚煤油公司就在大港口设驻地经理，并在那里建立巨大的贮存设施。他们指定中国“承销商”，并与之订立契约，严密地监视这些代理商及其下的许多小代理商的销售。“例如在有些地方（如芜湖），纽约公司的手已经伸向街头的小贩。”1专门制作的中文小册子和招贴，宣传美孚的有奖的“德沃”牌和更便宜的“鹰”牌煤油。免费分发和低价销售的带玻璃罩的小锡油灯（著名的“美孚”灯），为煤油建立了市场。到1910年，美孚煤油公司向中国运送它煤油总出口量的15％。（1935年的一项农村调查发现，54％的农户定期购买煤油。）美国的推销员（许多人有大学学位）通过签订保证回国路费和提供续约可能的三年协定而来到中国，用美国方法训练的中国帮办代替了外国商行中常见的买办。美孚的代理人要不断地在内地旅行，要懂中文，负责挑选销售商，保证广大地区的供应，经常就地方的税收与中国官员发生冲突；他们与一些具有较大事业心的传教士一样，深入地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内部。很少外国人的事迹像孙明甫的事迹那样吸引人；他是上海东吴大学传教士校长之子，美孚煤油公司镇江办事处经理，在1911年站在共和一边积极地参加对南京的围困，后来又是军阀之间可靠的牵线人。 美孚煤油公司在中国的主要竞争者，是亚细亚火油公司（英荷合营的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子公司），亚细亚公司通过自己直接控制的与美孚相似的销售网络营业。它也派西方的推销员进入内地，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建立贮存设施，保持煤油的所有权，直至真正零售出去为止。但是美孚和亚细亚两家石油公司的成功，最终还是靠利用而不是代替中国现存的商业体系。它们的中国“承销商”，即批发商，往往是有基业的商人，还有其他的商业利益。甚至美孚煤油公司独特的黄色门面店铺的零售业主，一般都是有名的当地商人。 胜家缝纫机器公司、主要销售纯碱及颜料和化肥等化学品的卜内门洋碱有限公司，以及取得巨大成就的英美烟草公司，也依靠中国的市场销售结构，以使产品能到最后的消费者手中。1英美烟草公司在以下的营业中是与众不同的：它除了进口英美制造的纸烟外，到1915年还经营自己在中国的六个大工厂，这些工厂由于自称的治外法权地位，逃避了大量直接税。从1913年起，英美烟草公司积极地投入了改进山东的中国农民用美国烟种种植烟叶的技术——这种外国侵入农业生产的现象在中国是少见的，而在完全殖民化的亚洲国家则是典型的。但是它的由外国代理商网络指导的销售商和商人体系，只不过是附加在现存的中国运输和地方销售设施之上。在山东——一个早已是种植烟叶的地区——分配烟种和化肥以及购买烟叶，英美烟草公司主要依靠中国的中间商。 除了商业结构本身，中国经济总的贫困状况，从根本上限制了外国商人及其货物的冲击。煤油、纸烟和进口布匹（在最后被竞争的中国织的棉布取代之前）的大量销售，是几个重要的例外。甚至在1936年，中国（包括满洲）对外贸易的人均值，仍小于任何其他国家的人均值。如同有些分析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以及它的对外贸易的人均值，对一个它那么大小的“不发达国家”来说，不算“异常”地低，以下的情况也是事实：外国对中国的农业和矿业出口产品的需求只产生很弱的“逆向联系”（即诱发出来在中国生产其他产品的需求），而进口的制成品或加工的商品主要是用来满足最后的需求，因此只产生很弱的“顺向联系”（即资本或原料投入中国进行生产）。企求经济利益使外国人来到中国，但是直接影响中国近代史发展进程的，与其说是他们具体的经济影响，不如说是他们在特权条件下存在这一事实的政治和心理方面的影响。 银行业 在中国缺乏现代金融机构的情况下，早期的外国商行着手为它们自己提供其进出口业务必不可少的辅助性服务，如银行业务、外汇和保险等。但是到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有12家外国银行正在中国营业。1这些银行主要为外国商行的进出口贸易提供资金。也向中国商人直接提供一定数量的贷款，但是它们影响中国商业结构的主要形式是向钱庄贷出短期“转手贷款”，钱庄转手把钱再借给中国商人。这些向钱庄提供的信贷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停止，它们一度使外国银行对上海的整个货币市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2 它们实际上控制着中国的外汇市场。中国的银通货和金通货（国际本位）之间兑换率的波动常常是很大的，外汇的兑换交易和国际性套汇，给外国银行（特别是汇丰银行）以巨额利润，汇丰银行每天公布的汇率被上海的整个市场承认为官方的汇率。外国银行利用它们的治外法权地位发行钞票，这项权利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但又无力作出反应。1916年流通的外国钞票的总值，几乎与中国公私银行发行的钞票数相等。1有钱的中国人把他们的流动资产存入外国银行，这样就提供了作为银行进行外汇业务基础的稳定的白银收入来源。但是，一个更重要的来源是大银行在中国偿还外债和赔款方面所起的作用，它使关税和盐税收入以及许多铁路的流动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此外，大银行由于收存赔款和铁路贷款，与欧洲的债主们一起获益。在华拥有铁路和采矿特许权的外国公司常常是银行的分支机构；例如，中英[银]公司与香港银行有密切的关系，就像德国的山东铁路和矿业公司与德华银行的关系一样。一份关于英国银行家在1895至1914年期间从发行钞票和归还贷款中获益的研究断定，利润平均是贷款票面价值的4.5％（非铁路贷款）至10％（铁路贷款，它们通常列有利润分成条款和银行充当购买代理人的条款）。2 在20世纪20年代，特别在1928年以后，外国银行丧失了它们的某些特权地位，而由政府支持的银行取得，但是它们在资助对外贸易方面，继续表现得很突出。不过，在任何时候，除了对对外贸易和政府财政部门外，它们对中国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和它们的主要客户，即外国商人一样，外国银行之能影响中国，主要是由于它们是外国的，既享有特权，又常常很蛮横。它们当然与中国一些虽小但分布广泛的现代化部类有一定的联系。例如，1910年上海橡胶市场上的投机活动，严重地损害了四川铁路公司的利益，于是它要求北京政府用粤汉铁路国有化的办法来弥补这些损失，这个行动有助于加速辛亥革命的爆发。但是总的来说，虽然金融大恐慌会制造头条新闻，上海和其他港口及广大内地的经济只有松散的联系。即使外国人（或者甚至中国人）能做到对现代部类的支配，但这种支配还不能使他们控制中国。 制造业和采矿业 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外国人在四种工业中拥有占优势的份额，它们在1933年占了现代工业净产值的52％：这些工业是棉纱和棉布、纸烟、煤矿和电力。11933年，外国拥有的商行生产了整个制造业总产值的35％，但是不能对1910至1920年作出可以与之相比的总的估计，这个时期，75—90％的现代采煤工业和将近一半的棉纺织工业操在外国人手中。表36显示了外国人在采煤工业和棉纺织工业中所占的份额。不能得到产量的数字，但是卷烟工业也被外国人所支配，这从1919年英美烟草公司生产120亿支纸烟（大部分在中国生产），而它的主要中国竞争者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生产20亿支纸烟，两相比较可以判断出来。大港口的发电——1910至1920年也没有发电量的资料——基本上也是外国人独占的领域。 有人已经提出警告，反对仅仅因为一些数字是仅有的计量资料，而把过多的结论塞进关于现代部门的统计数字之中，但我们现在又必须再次面对这种警告。1902年英美烟草公司开业后，纸烟的销售量肯定激增，但是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在城市地区以外，消费烟叶的主要形式已不再是17世纪以来广泛吸用的农民的旱烟、水烟或鼻烟。甚至晚至1935年，只有19％的农户购买任何种类的烟。关于棉纱，1905年只有总消费量的18％（1919年为34％）是在华资或外资现代纱厂生产的。1905和1919年棉布的可比数字分别为1％和5％。手工业生产的和进口的纱占1905年消费量的82％，占1919年的66％；而棉布则分别占99％和95％。这些比率说明，外国份额显得如此之大的中国最发达的现代工业，即棉纺织业，也不能供应绝大部分中国人口的衣着。1912至1921年这几年用现代方法开采的年平均产量为1000万吨的煤，甚至用现代的和传统的方法开采的年平均产量为1600万吨的煤，也只能提供四亿至五亿中国人所消费的总能量的一小部分，这些中国人在过去继续以树木、麦秸和植物废料作为他们的燃料。甚至在1933年，中国煤的总产量只有2800万吨（而1973年为2.5亿公吨），几乎全部消耗于大城市和铁路、轮船以及小型现代制造业。与此相似的是，1933年共发电14.2亿千瓦小时（而1973年为1010亿），其中63％是外资厂发的电；所发的全部电力都为较大的城市服务。 表36 采煤工业和棉纺织工业的外国份额 *在中外合资厂内的纱绽和织布机数被平均分到外国人所有和中国人所有两栏。 1919年，中国45家棉纺厂中，15家为日本人和英国人所有。外国棉纺厂纺的纱平均比华资厂的纱高五至七支。中国的工厂能够顶住很强的外国竞争，并且在以后的年代中保持它们在市场的份额，支数的差别对这种情况具有两个重要的含义。纺低支纱需要利用比纺高支纱更加劳动密集的技术，因此适合中国生产者的情况，他们的资本比较少而且更加昂贵，而劳动的成本则要低一些。低支纱在市场上还更容易销给手工织布者，他们把低支纱用作经纱，再与手工纺的纬纱合起来织成一种粗而耐穿、在农村地区需要量很大的布。换句话说，出现了一种外国厂和中国厂在部分地分离的市场中经营的倾向，大部分外国厂的产品供应条约港口和其他大城市的消费者。卷烟工业也是这种格局；在卷烟业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集中生产比较便宜的纸烟，以供应不同于英美烟草公司的消费者的另一类消费者；在采煤业方面，外国矿与中国矿通常不在同一地点；在银行业中，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外国银行专门为国际间的交易提供资金。 当然，作为以后经济发展的基础，包括外国公司在内的现代制造业部类既不是停滞的，也不是不重要的。事实上，1937年以前的中国工业部类（包括满洲）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至9％。1此外，这些工厂对中国1949年以后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很明显的好处之一是，继承的一些上海及其他地方的小型机械厂，在解决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困难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2 可以质疑的一个看法是，在现代制造业部类中惹人注目的外国的作用，是使中国经济全面落后的主要原因，或是造成作为1949年以前特点的削弱中国经济的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如与有特权的（就现代工业而言有时是占优势的）外国人在华存在的主要政治和心理影响相比，不论工厂是外资的还是华资的，就发展和分配两者说，其经济的后果是很不重要的。对1949年以前工业的研究，不但显示了前面所引的引人注目的发展速度，而且有力地证明，华资企业的发展至少与外国制造商行一样快。320世纪的长期趋势虽不完全清楚，但仍说明，中国人在对外贸易、银行业以及工业中所占资本和产量的份额在逐渐增加。甚至对传统经济部类（例如手工制造业）受现代工业损害的情况，华资现代部类也应负主要责任，因为它在地理上和技术上主要是为分散的农村市场服务，而外国工厂的顾客更可能是比较富裕的城市居民。也许从长期看，外国制造业最重要的方面是把表现为机器、工艺和组织的现代工业的技术转移给了中国。这种“示范效果”还在金融和商业部类中发挥作用，在1911年以后，中国的现代银行和保险公司在这些部类中日趋重要，以外国对手为模式的中国对外贸易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显得有些重要了。 外国从事工业的公司，因以下几个方面而“不公正地”获得利益：它们有治外法权的地位；它们能够逃避某些直接税赋，特别是中国官僚的压制；它们接近外国资本市场；有时它们有较好的管理和改进的技术。这种特权地位，以及它们惹人注目的傲慢，助长了20世纪中国高涨的、在“买国货”的情绪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华资商号通过抵制（例如在1905、1908、1909、1915、1919—1921年）外国在华厂商生产的货物以及抵制进口货，可能还通过外资企业比华资企业更频繁发生的劳资纠纷来利用这种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情绪是日益发展的现实，但是事实并不像民族主义宣传所断言的那样，在华的外国工业真的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损害了手工业生产（这与前一种说法有矛盾），阻止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或者比本地的资本家更加厉害地（或较少）剥削中国的工人。 运输业 在20世纪的头2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值85％至90％的货物是由悬挂外国旗帜的船只运送的。外轮还在对外贸易港口即条约港口之间的沿岸贸易中运送2/3的货物。由于这类货运是由“洋船”运送，所以列入海关的统计中。对“内河航运”，也就是驶往条约港口即对外贸易港口以外的地方或这些地方之间的轮船贸易，海关只对进出这类港口的应纳税的货物进行登记。在缺乏有价值的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根据按照1914年内河航行章程进行登记的外国船（1152艘）和中国船（211艘）来判断，这项运输业也受外国航运业的支配。 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通过外国船只进行，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国际法中，沿岸贸易——即沿岸和内陆航行——一般地只通过本国的船只进行。外国船只进行的中国港口之间的贸易和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是在此之前缔约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中国甚至在理论上都没有得到对等的权利。 不可能在数量上准确地估计外国的沿岸和内河轮船业对传统的帆船及其船员的影响。中国政府对扩大轮船航行的反对态度，反映了它对失业船员造成混乱的担心。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帆船总的来说可能从内陆贸易的全面扩大中获益。无数轮船无法到达的地方，被50万艘帆船纳入日益发展的商业活动之中，这些帆船不但在江河，而且在辽阔的运河和支流网络中定期往返。可以取得的一切有关20世纪30年代的计量数据，以及分散的统计数字都说明，帆船仍是华南的主要运输工具。甚至在1959年，只有36％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货物运输总量是由现代运输部类的工具运送；其余的主要由帆船运送。 在1903至1918年期间，主要的长江轮船航线由四个航运公司大致均分：它们是太古轮船公司、怡和洋行的怡和轮船公司、日清汽船会社和中国官办的招商局。新英格兰的船长和苏格兰的轮机长，在英国和中国的船队中占统治地位。（“传说如果你要‘轮机长’，你只要向下对轮机舱口喊一声‘麦克’[即老兄——译者]，他就露面。”）1为了避免价格战争，这些大轮船公司常常在内部商谈航运的价格。总的来说，英国和日本的航运业控制着海外的和港口间的贸易，日本人在逐渐接近他们的对手（1910年海关记帐和清算的总吨数中英国人占38％，日本人占21％，而1919年则分别占38％和29％）。 1914年，运输业几乎占外国在华直接投资额的1/3（31.5％）。这1/3的大部分是铁路投资，投入轮船航运公司的资本比较少。外国的铁路权益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从相当一批没有兑现的铁路特许权，直至外国列强直接控制的几条主要铁路线。在两个极端之间的形式，是完全或部分地以签订借款契约的外国贷款建筑的铁路，这些借款契约一般地授予债主以筑路权（债主作为购买进口物资的代理人还获得了利润），而且在1908年津浦铁路合约之前，在贷款期间还把铁路的管理权交给债主。在1908年以前，有时外国的代理商得到一份纯利润，直到贷款还清为止。甚至在1908年以后，大部分借款契约还规定须聘用一名外国总工程师，这意味着债主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铁路的管理。 到1918年，在运行中的总长将近6700英里的铁路（包括满洲）中，完全用中国资本建筑的铁路，包括只有几百英里的未竣工的粤汉线、京沈线中短短的天津-山海关段，以及376英里的京绥线。只有最后一条线由中国的工程师建造。外资铁路，总长2487英里：中东铁路（俄国，1073英里）；南满铁路及其支线（日本，841英里）；云南铁路（法国，289英里）；胶济铁路（德国，1915年起为日本，284英里）。在1913至1915年期间，根据记载和统计数字，构成中国官办铁路的4000英里路轨连成了一个全国的铁路体系，这一措施得到（密西根大学和州际商务委员会的）亨利·卡特·亚当斯博士的帮助，他在1913至1917年期间在中国政府担任铁路账务标准化的顾问。但是，外国的金融利益集团，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对这4000英里铁路的大部分有各种要求。通过它们的几个贷款契约的规定，英国的投资者实际上控制了京沈线（600英里）和沪宁线（204英里）；通过雇用英国总工程师和其他人员，他们参与了津浦线南段（237英里）、沪杭甬线（179英里）和道口-清化线（95英里）的管理。一个法国总工程师代表山西正太铁路（151英里）的法国债主的利益，而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的工程师和会计师则监督1918年已经建成的365英里长的陇海铁路。 几个强国的“帝国主义”目的，是外国资本投入中国铁路的原因。作为外国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突出象征，有特许权的铁路和借沉重的外债建筑的铁路，引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愤慨。外国的政治利益在满洲也推动一条不那么合适的平行铁路网络的建筑。虽然还没有对下面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很可能由于中国国内外的战争和政治变化，投入铁路的相当大一部分外国资本，从来没有归还。总之，外国人所提供的大量有形资本的建设，在为中国的北半部提供现代交通设施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那里，隔得很开的经济区和缺乏巨大水上航道的情况，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中国官办铁路甚至在支付其外债以后，在1920年还从总投资5.22亿元中取得了利润4100万元。这4100万元有总投资中中国政府份额的利息。如果这部分利息按5％计算，那么仍然留有3100万元纯利。在军阀时期，特别从1922年起，利润下降，归北京政府控制的比率也越来越小，可是这些基本上是外国建造和外国提供资金的铁路线是一项经济成就。 财政 在1912至1921年的十年中，至少有70笔大部分是小额和无担保的贷款和预支款（在1921年，未归还的余额也许共计两亿元），由形形色色的外国债主借给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各种机构。数额最大的几笔是1917至1918年的“西原贷款”，日本利益集团企图通过这些贷款，提出它们在满蒙的要求。由于北京政府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这些贷款大部分拖欠下来。对比之下，约在1925年之前，大约三亿元未偿还的铁路贷款余额按期从几条铁路的收入中提出归还。但是中国向外国借的公债的绝大部分是以下几笔：日本的战费和赔款贷款、庚子赔款、1912年的克利斯浦贷款、1913年的善后借款，这几笔合在一起，1921年未归还的余额将近10亿元。1这些债务全部用关税收入或盐务收入担保，或者用两者担保，并且不间断地支付本利。 除了铁路贷款外，这些外国资金对中国经济没有作出贡献。用于赔款的贷款和义和团起事后的债务是纯支出，而其他的债大部分用于北京政府非生产性的行政和军事需要。外国的债主自认为在支撑中央政府，或者支持某个特定派别反对它的对手。他们在上海的银行作为归还借款担保的关税收入和盐务收入的收存行，以及从它们对外汇市场（中国的白银在那里折换成借款合约中规定的黄金归还款）的控制中，获得了利益。他们也许取得了对北京的一定的政治影响；甚至不包括庚子赔款，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中国每年支付的外债利息和分期偿还的外债，至少相当于贫困的中国中央政府收入的1/4或1/3。（民国初期的财政资料依然是一个未经研究的领域。） 对民国初期中国的外债所能讲的好话大概是，按人头算，1921年也许是每人三元，按照国际标准，这算是低的。 总的来说，外国人的经济收益（部分地以其特权地位为基础，并靠这种特权地位成倍增长）并没有绝对地减少了中国的经济福利。相反，中国土生土长的现代化——即开始出现了与“高度平衡的陷阱”的决裂，这种平衡的陷阱使中国经济在低水平的总产量上徘徊不前——只是在对进口货和对外国在华的制造业的外来冲击作出反应时才开始的。2贸易、外国在制造业和运输业中的投资以及技术的引进，使中国的经济产生了绝对的收益，尽管国民生产的增长是缓慢的，它的社会分配是有问题的。在一个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即如果中国由一个有效率的中央政府管理，那么对外贸易和外国制造业与国内经济中华资部类的逆向联系和顺向联系，无疑地本来可以更多。无论如何，外国的经济存在只是促使中国政体虚弱的一个——而且不是主要的一个——因素。 1 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剩余和停滞》，载德怀特·h.珀金斯.《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49—84页。 2 以下所引的统计资料主要取自以下的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侯继明：《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 1 g.c.艾伦、奥德丽·g.唐尼索恩：《远东经济发展中的西方企业：中国和日本》，提供了详细的记载。 1 拉尔夫·w.海迪和穆里尔·e.海迪：《开拓大事业，1882—1911年》，第552页。 1 见谢尔曼·g.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烟草业中中美的对抗，1800—1930年》（耶鲁大学1975年博士论文》中有关在华的英美烟草公司的部分。 1 麦加利银行，1858年起在华（总行在伦敦）；汇丰银行，1864年组成（总行在香港）；有利银行（总行在伦敦）；东方汇理银行，1899年起在华（总行在巴黎）；华比银行，1902年起（总行在布鲁塞尔）；德华银行，1889年起（总行在柏林）；花旗银行，1902年起（总行在纽约）；和兰银行，1903年起（总行在阿姆斯特丹）；道胜银行，1895年起（总行在彼得堡）；横滨正金银行，1893年起（总行在横滨）；台湾银行（总行在台北）。 2 安德烈亚·李·麦克尔德里：《上海的钱庄，1800—1935年》，第21—22页。 1 见献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各处。 2 c.s.陈《英国银行家从中国贷款所获利润，1895—1914年》，载《清华中国研究杂志》，新版，5.1（1965年7月），第107—120页。 1 约翰·k.张：《**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第55页。 1 约翰·k.张：《**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第70—74页。 2 见托马斯·g.罗斯基：《制造工业的发展，1900—1971年》，载珀金斯编：《中国的现代经济》，第203—234页。 3 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38—141页。 1 盖乐：《中国的盐务：1908至1945年我在中国的经历》，第66页。 1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年》；《中华年鉴，1923年》，第713—727、744—748页。 2 见罗伯特·f.德恩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40—1949年》，载珀金斯编：《中国的现代经济》，第19—47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国民党诸派系 一个政权习惯上不受舆论的约束，容不得任何它未控制的有意义的政治活动，那么在这种政权里，为掌握政治权力的竞争就不会在整个社会进行，而是在这个政权本身的各委员会内进行。此外，由于政治权力的分配更多地不是由正式的指挥系统决定，而是由蒋介石本人或他庞信的助手个人决定，权力分配必定过分地取决于个人的影响。例如，一般的做法是，新任部长或局长解除原有人员的职务，而代之以自己的亲信。因此，政治上成功的关键更多地不在于掌握专门技术知识，而是在于与政权的领导人维持个人的关系。换言之，派别活动是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 派系林立。例如，国民党内有汪精卫系、宋子文系、孔祥熙系、何应钦系、朱家骅系、孙科系——这个单子还可以一直开下去。然而，最大的派系和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一般最具有影响力的派系，是cc系、政学系和黄埔系。 cc系在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周围结合在一起。他们二人因极亲密的私人感情联系而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他们是陈其美的侄子，而陈其美在1916年被袁世凯暗杀以前，一直是蒋介石的良师，蒋对其事之如父的人物。在1926年以后，二陈兄弟领导蒋介石统治的国民党的组织工作。1927年6月，他们首先建立以cc系闻名的秘密团体——据认为“cc”代表的若不是“中央俱乐部”，就是代表“二陈”。这个团体的实际名称也许是青白团或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尽管有关cc系的名称、结构和活动的详情知之甚少。1 陈氏兄弟利用国民党的组织部作为他们的组织基础，把他们的追随者安置在遍及全党和政府的机关，特别是在那些组织的中下层。这样，cc系成了该政权民事部门的统治势力，控制多数官僚政治的行政机构、教育部门、青年团体和工会。cc系也控制各种出版物，如《时事月报》和《文化建设》，主持中央调查统计局，该局是蒋介石两大秘密警察组织之一。 与面向文职人员的cc系相对照，黄埔系则主要由军官组成，但是，它对政治的关心也极为广泛，至少是潜在地触及国家生活的所有方面。不严格地说，黄埔系概指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他们保持着对蒋介石效忠的强烈结合力。然而，如此称谓的黄埔系并无组织，其中一些成员——如何应钦、陈诚及青年军官——相互严重对立。因此，黄埔系起作用的核心，至少在1932—1938年期间，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秘密团体，一般称为蓝衣社。1 蓝衣社在1932年初由为数不多的青年军官组成，他们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学生，对国家及国民党运动的现状感到担忧。日本军队正在侵犯中国领土；**军队虽历经几次围剿依然在内地生存下来；而且，也许最令人惊恐不安的是，国民党运动成员已变得**，更多关心扩大自己的权力，而不是关心实现革命的目标。根据蓝衣社的看法，革命已经失败，国家处于危险之中。 这些青年军官——以胡宗南、戴笠、邓文仪和康泽为代表——在得到蒋介石的同意、财务支持及至少形式上的领导的情况下，组织起一个有三个基本层次的金字塔式团体。在高层，由主要领导层组织成力行社；中层命名为革命青年同志会；运动的普通成员来自军队的下层、学生和政府机关，组织成中华复兴社。鉴于国民党组织混乱和纪律松弛，蓝衣社强调有必要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团体领导人；同时还强调俭朴、廉洁和严守秘密。 由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及希特勒的德国的力量日益增长，法西斯理论渐渐引起蓝衣社领导人物的注意。蒋介石也大力了解纳粹的组织及活动方法。据报导，大约在1935年，他在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上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中社会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2由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获得明显的成功所产生的魅力，蓝衣社同样地提出极端民族主义、领袖崇拜、清除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及社会“军事化”。 蓝衣社在30年代成为颇有影响的团体。他们控制军队内的政治训练，从而有助于保证蒋介石得到这政治权力最终泉源的持续的支持。蓝衣社也涉足于民事活动，如学校、童子军1和警察。他们提供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新生活运动的干部。他们手中也掌握着隶属于蒋介石军事委员会的令人生畏的军事调查统计局。2这个以戴笠为首的秘密警察组织，对蒋介石判定的敌人（从日本人和**人到贪官污吏，甚至国民党内的政治对手）进行情报活动。它参与新闻检查；还要对这10年间许多最声名狼籍的暗杀活动负责，如1934年对史量才——上海的主要报纸《申报》的编辑3的暗杀。 和cc系及黄埔系的形成相对照，政学系全是首脑而非小卒；它的成员个个都是显赫人物，在政权的基层没有追随者。它没有组织，或明确的领导层，而是非正式地由一群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组成的，但一般具有相似的政治见解。政学系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黄郛和张群，是蒋介石的结拜弟兄——这种关系在中国标志着家庭之外可能最为密切的忠诚纽带。大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种关系，政学系在蒋介石顾问小集团及主要行政官员中影响巨大。例如由黄郛和张群推荐，蒋介石在1932年任命杨永泰为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在那个职位上，杨永泰——直到1936年被暗杀——是全国两三个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之一。政学系的其他成员有王宠惠、熊式辉、吴鼎昌、张嘉璈、翁文灏和黄绍竑。提到这些以及其他政学系成员，意在列出这个国家及政权的许多主要人物。然而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些成员与国民党的关系充其量也不过是微弱的。例如，黄郛甚至坚决拒绝加入国民党。他们不是政客而是专家——经济学家、实业家、银行家、出版家、知识分子——他们不服膺任何思想意识的教义，而是支持专门技术知识和官僚政治的专业主义。 这几个派系间的关系很复杂。每个派系都公开解释孙逸仙的三民主义，都拥护蒋介石为这个政权的领袖；可是彼此打交道有时却非常紧张，因为他们是党内权力斗争的主要工具。例如，陈果夫和陈立夫非常妒忌政学系在行政机构中的地位，并同他们竞争政府职位。蓝衣社把其他派系看作**的文官政客；尤其敌视cc系，因为这两个派系在政治、教育及情报方面的工作重叠，不时产生激烈的摩擦。 有意义的是，思想意识及政策上的分歧，不是这些摩擦的主要原因。虽然这两个派系的分歧常常在政策的确定上表现出来，但是，根本问题是权力和地位。例如，蓝衣社和cc系的分歧表现为如何执行孙逸仙的民生主义。然而，一个前蓝衣社领导人承认，“任何[派系]斗争都不是由政策分歧引起的斗争，而是为了饭碗的斗争”1 蒋介石知道这些党内冲突，但是只要它们不爆发为暴力行为——如1934年蓝衣社和cc系之间的一次——他都不加干预。的确，蒋介石实际上鼓励派系之间的竞争。因为派系间的斗争使任何一个派系不致过于强大，蒋介石从而得以确保他对所有派系的至高权力。 国民党统治通常被认为是“保守的”。然而，这易于使人误解，因为这个政权的领导人事实上强烈不满足于现状，他们期望骤然地，甚至“彻底地”与中国当前的民族衰老状况分手。例如，他们赞美西方科学及工业的进步，热切期望运用西方技术来改善中国民众的经济福利。他们也希望重建中国的社会、政治秩序。蒋介石理想的社会模式不在中国的往昔，而是在日本、意大利及德国独特的军国主义。他回想起他在日本军校的学生时代，声称那里严格的兵营纪律，大体上恰恰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理想。1他认为法西斯的意大利和德国实现了那种理想。他羡慕地声称，“按照法西斯主义，组织、精神和活动都须军事化……在家庭、工厂和政府机关，每个人的活动必须和在军队中一样……换句话说，必须有服从、牺牲、严格、清洁、准确、勤奋、保密……大家在一起必须坚定地、勇敢地为团体和国家做出牺牲”。2 蒋介石热切希望在中国创造的，正是这样一个具有严格纪律和无条件服从领袖意志的军事化的社会形象。他在1934年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并自吹自擂地说它能为医治中国的痼疾提供基本良方。从他下面的言论可以看出新生活运动的目标。“什么是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问道。“简单地说，就是把全国公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以便他们能培养勇敢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一致行动的习惯和能力，以便能在任何时候为国家做出牺牲。”3显然，他的法西斯主义形象实际上完整无缺地转变成了新生活运动。 然而，蒋介石及国民党领导人也尊崇儒家的道德标准；正是这一点使得许多观察家确信，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势力。例如，蒋介石通常宣称新生活运动的目标是儒家的道德礼、义、廉、耻。蒋介石非常敬佩晚清保守的儒家官吏曾国藩和胡林翼。而且，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正式恢复了尊孔，宣布孔子诞辰为国定节日，鼓励学生和军官学习儒家经典著作。 国民党政权的传统主义，可以与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提倡的古典主义相比。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本身不是提出的目标，而是以之作为中国民众向新社会前进时有助于增强凝聚力的道德因素。正如cc系的一个成员所说，儒家思想提供一个“中心信念”，没有这个信念，中国民众在政治上就会陷于无政府状态，道德上就会陷于混乱。1于是，蒋介石常常以中国传统的惯用语讲话。事实上蒋介石的许多方法和观点——如强调传统道德，他的教育的政治功能的观念和杰出人物统治论——确实显示出他的现代世界的眼光十分有限。但是他的政治目标，即一个彻底管辖起来的社会的目标，与中国儒家的往昔并无相似之处。他要成为一个极权主义者，一心想把他的政权一直控制到地方，使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服从这个政权，达到清朝历代皇帝甚至未曾梦想到的程度。这绝不是一个保守的理想，因为它从根本上既不同于往昔的理想，也不同于往昔的实际。 1 陈敦正：《动乱的回忆》，第29页；陈少校：《黑网录》，第290—291页。然 而，陈立夫否认这样一个团体的存在。见淑文：《陈立夫谈cc》，《新闻天 地》，第20期（1937年2月1日），第13页。 1 见前译者注：康泽《复兴社的缘起》。 2 《蓝衣社之组织及反满抗日之实例》，载《蓝衣社资料》，第11页。 1 中华复兴社仅在1935年后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及大学学生中发展成员；童子军限 于初中和小学学生参加，中华复兴社未在初中和小学学生中发展成员——译 者。 2 没有军事调查统计局，应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按：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 局前后成立过两次。第一次成立于1935年，下设三个处：第一处由原国民党中 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改组而成，第二处由戴笠所控制的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改组 而成，第三处为丁默村控制的邮检处改组而成。第二次成立于1938年8月，军 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武汉进行改组；该局所属第一处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称的“中统”），该局所属的第二处改组为军事委 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称的“军统”）——译者 3 史量才为《申报》总经理，不是编辑——译者。 1 刘健群访问记，台北，1969年5月27日。 1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2卷，第110页。 2 [岩井英一]：《蓝衣社调查》（日文），第37—38页。 3 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2卷，第111页。关于新生活运动，见阿里夫·德里克：《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意识基础：反革命研究》，《亚洲研究杂志》，第34卷第4期（1975年8月），第945—980页；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66—70页。 1 方治：《民族文化与民族思想》，《文化建设》，第1卷第2期（1934年11月10 日），第20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章 革命后的政治风云：袁世觊时期，1912—1916年 对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年，即袁世凯任中国第一个共和国的总统的那几年（1912—1916年），可以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进行探讨。一种是强调军阀主义开始了：政治统一解体，军事统治出现，一种不讲道德的、背信弃义的溃散情绪在当权者中间蔓延。这种观点认为，革命的胜利，即使在胜利的当时，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1912年2月，当庄严的统治权从未成年的清代皇帝及其朝廷手中传给袁世凯的时候，中国丧失了强有力的政治一体化的帝制象征，而它已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换来的却是一个无耻的、反动的军国主义者占据了中央地位，他既无纲领，又无皇帝的权势；新的共和制意义不大。按照这种观点，革命的后果是迅速陷入了袁世凯庇护下的军阀主义。 第二种看法强调同革命前的年代的连续性，不把辛亥革命看成是中国政体衰弱过程中的又一事件，而把它看成是民族主义运动的早期**，给政治和社会带来了活力。革命后的实践经受了自治和中央集权两种相互对抗的观念的检验，这两种观念在前十年间都各自赢得了拥护者。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实验的时代。伴随着实验的是冲突，因为扩大参政同集中权力的努力相抵触。但是，只是在这些相互对抗纲领各自经历了一个蓬勃的发展时期以后，军阀主义的特征才暴露出来。按照这种解释，袁世凯当总统的时期最好理解为中国民族主义第一次浪潮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既包含有它的优点，也包含有它的致命缺陷。 各自都可以搜集到丰富的资料来维护自己的观点。本章的叙述偏向于第二种看法，因为它似乎更能弄懂最主要的政治倾向，袁就任总统仅是这些政治倾向之一。但是，对于漫不经心地颂扬这个时期的政治家，第一种看法倒是一剂有效的矫正药。民族主义的第一次浪潮，毕竟丝毫没有达到自己建立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的主要目标。要恢复中国的主权，还需要更彻底的尝试。而与此同时，军阀主义及其各种特殊形式的压迫却在干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国民党政权的成就 对南京10年国民党的成就看法不一。一些历史学者断定国民党人建立了基本健全的统治制度，并为建设一个强大、民主和繁荣的国家奠定了基础——虽然这个充满希望的开端由于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而夭折。另有一些历史学者则坚决认为国民党人建立的政府**无能，国民党领导人不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对可供抉择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战略一无所知。因此，根据这种看法，即使日本人不发动侵略战争，这个政权也注定要失败。1 这些都是热烈辩论的问题；也许永远也解决不了，因为如果日本当时不进攻中国，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一点就其实质来说是无法证明的。然而，有两个事实很明显。第一，国民党人面临的任务——即扭转国家分裂的潮流——是巨大的。第二，他们试图完成这项任务所处的环境，对成功或迅速地解决这项任务极不相宜。经济不景气、外国侵略和内讧——这些状况大多是国民党人无法控制的——妨碍执行有意义的改革。此外，因为南京10年的头四年主要致力于巩固政权，他们只有大约六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些改革。 国民党人显著的成就是扭转了领土走向分裂的趋势。他们在1927年取得权力时，仅控制了江苏、浙江及安徽的一部分。由于1929—1931年的内战，中央政府的势力威震各省军阀，从而保证了南京政府的生存；但是，中央政府的政令在1931年仍然被限制在星座般的华中的几省或其一部分（最显著的是在浙江、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及福建，各省程度不同）。1 然而，在蒋介石对**人进行第五次围剿之后，南京的有效权力扩展得很快。蒋介石战略思想的主要前提，是攘外必先安内。他喜欢说，“日本人如皮肤之疾，**人是心腹之患”。为治心腹之患，蒋介石在1930年10月，紧接着平定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反叛之后，在江西对**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然而，**人运用游击战的机动战术，在1931年1月1日击退了国民党进攻者。其他各次围剿接连进行。但是，直到1933—1934年第五次围剿——这次蒋介石动用了大约80万军队，由德国及日本军官担任顾问，并对**区域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来加强军事进攻压力——才对**人取得几近决定性的胜利。**人在军事上失败，特别是粮食、盐极为匮乏，最后集合他们的后备力量，鼓起勇气，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并于1934年10月开始了长征。 成为**革命史传奇的长征，给蒋介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把他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打入华南及华西各省。蒋介石装备精良的军队尾追撤退的**人，进入湖南、贵州、云南及四川。地方军阀感受到**军到来的危险，欢迎国民党军——并非全心全意，因为国民党军也威胁到他们的地方自治，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蒋介石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因为蒋介石剿匪军一旦进入一个省，他的人员就开始强行实施旨在打破该省隔离状态的“改革”。例如，在四川，曾作为几个军阀活动的军事及经济基地的防区被废除，开始实行更中央集权化的地方行政制度。一个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把四川与全国结合起来的大规模的公路建设计划已开始实施。由于广泛使用国民党的法币以取代四川几家银行发行的钞票，四川也纳入了南京的经济轨道。1中日战争以前，这类改革已经减弱，并未打破西南各省习以为常的独立，地方当局继续竭力抗拒中央政府不断加强的触手。例如，1937年春，蒋介石与四川大军阀刘湘的关系非常紧张，一场新的内战仅得幸免。然而，由于蒋介石1934—1935年**战役的结果，湖南、云南、贵州及四川四省地方军阀的自治和政治机动性都大为减弱；而南京政府的权力和威望则大为增强。 **战役之果，直到1936年广东最后完全受制于中央政府之时才算成熟。虽然北伐以前广东曾是国民党的革命根据地，但是，它从未有效地合并到南京政府的政治和财政的体系中去。特别是自1931年军阀陈济棠成为广东省主席以来，广东实际上即自行其是，完全不理会中央政府。陈济棠与桂系领袖李宗仁和白崇禧一起，在1931年末建立起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这些党、政机关构成了强大的反南京的地方联盟的基础，把广东富裕的经济资源与广西的军事技术和战斗素质结合起来。这一反南京联盟的政治挑战，又由于国民党大理论家和革命老前辈胡汉民（虽然在1932年仅52岁）的加入而大为加强；他赋予所谓的西南分离运动以合法性，而这是其他反蒋运动所缺乏的。五年来，蒋介石忍受着广东和广西的痛骂和批评，因为两广是一股难于对付的政治、军事力量，尤其是因为两广有福建、湖南及贵州等半自治省份形成的缓冲地带保护。然而，由于蒋介石尾追**的长征，到1935年末已消除了那一缓冲地带。蒋介石还在两广边境集结军队，在相邻的湖南修建机场，并加速粤汉铁路的工程以期早日完工。 1936年5月，胡汉民突然去世，蒋介石抓住胡汉民治丧的机会，向两广领袖挑战，要求他们服从中央政府。最后通牒遭到拒绝，西南当局在6月初开始调动军队向北进入湖南省。他们公开宣布的目的是与华北的日本侵略者作战。然而，蒋介石推断陈济棠及桂系领袖在计划进攻，企图推翻南京政府。这个推断或许是实情。 蒋介石政治操纵的天才，在这种局势中大显身手。他一方面收买广东空军，使之在7月全部投奔中央政府；然后又对反叛的领袖兼施军事威胁和许以高官，终于使反叛在9月归于失败。结果，在南京政权时期广东第一次被置于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广西仍保留了一些以前自治的痕迹，但已被制服，不再能向南京挑战。 因此，到1936年末，蒋介石已经巩固对全国较大地区的政治控制——中国本土18个省中，仅有7个保持基本自治——从而为一个可行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然而，他为取得政治控制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坚决依靠武装力量，不仅使国家受到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把这个政权的注意力从迫切需要社会、经济及政治的改革转移开去。蒋介石的顾问有时告诫他，不要过分依靠武力来达到政治目的。他在反省时甚至也承认这一缺点。然而，他是一个军人，达到国家统一的其他战略似乎从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例如，他本可满足于各种地方军阀只是名义上的拥护，然后努力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建立政治、经济及社会改革的样板。这样去做，他就可以避免流血的代价很大的内战，就可以建立经济及财政的稳定，并且可以发挥行政及技术的专门知识。这样的专门知识，在其他省份渐渐纳入南京政府的经济及政治轨道时，肯定会有助于蒋介石。也许在长江下游省份建立模范区的这一方案——事实上它是南京政府的经济顾问杨格在当时设想的，1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天真，而不是实干家的现实精神。然而，这10年的历史使人想到，这种方案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会小于蒋介石奉行的政策。因为蒋介石想要控制的太多，以致什么也未控制好。这一点在经济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压倒一切的中国经济，是农业的和传统的经济。例如，在1933年，现代制造业、采矿业及公用事业部门仅占国内生产净值的3.4%左右。而在另一方面，每五个中国人中就有四个从事农业，生产占国内生产净值的65%左右。农民生活的贫困骇人听闻，遇上疾病流行或天气恶劣的年份，他们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贫困的程度难于测度，但是，从下列事实可以粗略地看出中国民众的悲惨境地，1930年中国死亡率大约是世界上最高的，高于美国死亡率2.5倍，甚至显著高于印度的死亡率。1 许多当代中外观察家认为，中国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分配不均。他们强调说，少数地主拥有多得太不相称的耕地，把它们以过高的租率租给佃户。正如国际联盟驻中国首席农业专家路德维希·赖赫曼在1934年说的，“在[造成农村危机的]经济及社会因素中，也许租佃制度是最令人不安的因素”。2 在胡汉民的领导下，立法院起草了土地法来解决这一问题。1930年颁布的土地法，规定了最高的佃租率（收获量的37.5%）。土地法还提出了消除地主所有制的前景，规定不在乡地主的佃户，若已耕种该土地10年以上，有权购买他们的耕地。1930年的土地法始终不过是一份极好的表达意向的文件，因为南京政府从未执行过。佃户继续缴纳主要收获量50%至70%的地租；中国大约一半的农民继续租种其全部或部分土地。国民党人害怕搞乱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正如杨格所暗示的，他们可能为地主阶级设身处地地考虑，所以不希望通过重新分配土地剥夺或疏远地主。1或者，像另外暗示的那样，他们害怕解决租佃制度会引起社会革命，其结果他们既不能控制，也无法预见。2不论是什么理由，租佃率在南京的10年事实上一直未变。 然而，租佃制只是中国农村社会和政治不公平的一个直接原因。农村贫穷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和粮食生产间的不适宜的比例，而这是国民党人首先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主要通过全国经济委员会——得到国际联盟著名专家赖赫曼和阿瑟·索尔特爵士的帮助——和实业部的有关农业的主管局，南京政府着手推行一项提高农民的生产率的广泛计划。这项计划倡议进行种子新品种、杀虫剂及肥料的研究。为防止水灾，在长江、黄河及淮河流域疏浚河道，加固河堤。建设灌溉系统，并通过采用抗病植物和改进销售技术，努力使丝、棉及茶的生产恢复生机。 这些改革计划对农业地区影响轻微。例如，1934—1936年政府开支总额不到4%用于经济发展。3而且，连这笔微薄的款项也大多乱花在官僚政治的无价值的项目中，积极成就微不足道。正如一个国民党支持者在1937年所写：“前年，工作是调查某某地区；去年，工作也是调查某某地区；今年，工作依然只是调查、收集统计数字，画地图和召开会议。然而，由于拨款已用完，实际工程却无法进行。”4 有迹象表明，南京的农业专家在研究领域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那些研究成果没有有效地交给农民。何廉写道，“从1927到1937年这一时期，在农业发展上，就全国而言没有超出过计划阶段。”1灌溉工程项目与中国的需要相比也完全微不足道，灌溉面积总共只有大约6000平方英里。1937年，一位政府的辩护士承认，“[政府建设措施]给民众的直接利益很小”，因为“政府并不谋求通过彻底的变革给民众以即刻的和直接的帮助，而是宁愿遵循缓慢的、渐进的政策，以避免国家动乱太大”。2他的话概述了国民党农村建设政策的不成功和南京政权害怕引起社会革命。 可见国民党人在南京的10年为改善农村的贫穷状况做得很少。然而，农村问题那么严重，而给南京政权的时间又那么短，以致期望在1937年以前农村经济能得到改造是荒谬的。而且，经济因素和气候因素结合起来，使中国农民在1932—1935年甚至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造成这个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随着世界经济萧条而来的给中国以打击的通货紧缩趋势。农产品价格因而猛跌，在1934年下跌到低于1931年水平58%的最低点。通货紧缩使得农民特别艰难，他们必须以现金还债、纳税或付租。在这同一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又遇到记忆所及的最坏天气。特别是在1934—1935年，金融萧条处于低谷，旱灾、水灾、风灾和雹灾造成大范围的破坏。据中央研究院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农业专家测算，1934年稻米收获量低于1931年收获量的34%；大豆几乎下降36%，小麦下降7%。棉花是当年唯一超过1931年水平的主要农作物。1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从1931年的244.3亿元下降至1934年的130.7亿元（时价）。2这些数据在细节上不完全可靠，但是，当时目击者的报道证实了农村严重贫困，特别是在1934年和1935年。3 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个地方政府的政策及行动，都不是造成这种农业危机的原因。不过，政府的政策及行动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增加新的负担加重了农民的困境。由于国民党人竭力把他们的控制扩展到乡村，县级或区级的机关规模增大。任命了更多的行政人员及税务员；警察及民团的规模也扩大了。这些新的地方当局很少提供明显的使农民受益的服务，可却要给这些人支付薪金。这样，就在农村正陷于不景气的时候，农村的税款负担却增加了。在主要的土地税之上又增了附加税。摊派金额不断增加。还有间接税——盐税、烟草税、酒税及火柴税；猪鬃、皮革销售税；猪、鸡屠宰税；发票和合法协议的印花税——名目繁多，骚扰村民。这些间接税中有些不是新税。无法概括在30年代农民的税款负担增加了多少，因为各地的差异往往很大。然而，蒋介石在1935年的评估却能反映一般状况： 政府开支日见增高。每当计划出笼，新税又起。附加税常随需要加于正税之上，又创各项杂税。有时，[地方当局]随意逐户征集不明之税。税目繁多。民众税负沉重大受其苦。4 农民不仅得承受税务员越来越多的要求，还常要应付政府及军队随时提出的一些繁重的要求，如提夫役、补给品及土地。例如，南京政府军特别是在行军或作战时，往往给养不足，于是就地征用粮食。军队所到之处，往往像一场瘟疫降临到这片原野，强征民房、粮食、大车及夫役。一位作家声称（也许带有情有可原的夸张），这样的一些征用，使农民遭受“四十倍于地丁正税”1的负担。 试图制作国民党记录中农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真是困难重重。国家那么大，地方状况如此不相同，可用数据又那么不足且不精确，以致明确的结论都令人难于捉摸。而且，在1936年和1937年，农业的危机结束。这两年风调雨顺，中国获得了20年来最好的收成（广东和四川除外）。主要由于1935年末开始出现通货膨胀的趋势，农产品价格同时提高。由于这些偶然的境况，中国农民10年来普遍第一次享受到繁荣。不过束缚农民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并未改变，所以，1936—1937年的相对繁荣，只是暂时现象。 南京政权的领导人大多对农民的问题漠不关心。就关心经济问题的程度来说，他们主要了解现代经济部门。他们一心想建立起重要的工业基础，提出许多计划，发出无数的指示来实现这种热望。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南京的10年，工业的增长速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据一个可靠的估计，从1931年到1936年，中国的工业（满洲除外）以年率6.7%增长。经济发展的其他数字一般也支持这个估计。例如，发电量在这10年增加了一倍，年平均增加9.4%；棉布增加16.5%；银行存款（按1928年物价）增加15.9%等等。这些数字与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是很好的。例如德国，1936年生产仅高于1929年的水平6%；而在美国和法国， 1936年的生产尚分别低于1929年水平的12%和21%。1 然而，为评估这些数字的意义，必须指出计算生产增长所根据的基数非常小。例如，1928年中国发电量仅为88万兆瓦小时——而同年俄国为500万兆瓦小时，美国为8800万兆瓦小时。2因此，相对增长显得大，而绝对增加量与更先进的工业国家相比，以及与中国的实际需要相比，依然是很小的。不过，鉴于30年代影响中国经济的各种不利因素——世界经济萧条、内战及日本侵略等的影响——南京的10年居然出现了工业增长，实出意外。 国民政府在30年代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是引起热烈争论的话题。例如，经济学家约翰·k.张坚决认为增长是政府采取“诱导增长的措施”的结果。3与之相比，道格拉斯·帕乌夫则说中国经济在南京的10年停滞不前，“政府在1937年比10年前更无能力促进经济的发展”。4 帕乌夫所持中国经济工业部门停滞的论点不再能支撑下去，但是约翰·k.张所持工业增长是政府政策所致的结论也令人怀疑。的确，政府曾进行若干改革，有助于奠定统一的、现代的经济制度的基础。例如，在1929年，政府摆脱了列强依靠不平等条约强加在关税率上的限制。1931年，政府废除了19世纪中叶以来阻碍地区间贸易发展的厘金（通过税）。政府通过禁止使用银两，在1935年宣布法币为唯一法定货币，开始整顿货币制度上的混乱——凯默勒委员会在1928年把当时中国的货币制度，描绘为“无疑是最糟的通货，为任何重要国家所仅见”。1政府禁止对口岸间的贸易课税，并公布统一的度量衡制度。政府还明显地改进了全国各种交通网络，拓展邮电业务，开辟定期航线和修建铁路2300英里——比1927年轨长增加47%。2 可惜的是，这些改革仅部分奏效，因为——如国民党政府的其他方面一样——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间常常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废除了厘金，但是各省政府往往用“特种消费税”或某种其他委婉的代用名称取代厘金。统一度量衡仅在政府部门执行。而各省地方银行，如云南、广东及山西的地方银行，仍继续发行本省的钞票。 此外，政府的一些措施，看来与工业增长的要求背道而驰。例如，政府大量依靠借款，并且通过付给政府债券和借款以高利息，使全国投资资本足有70%流向政府，从而流出了工商企业。私营工业为与政府竞争获得贷款，不得不付高达一分八厘至两分的年利率。弗兰克·m.塔马格纳评论说，像这样高的利率是“中国大多数工业无法支付的；结果工业活动转入商业投机”。3 纳税也使工业遭受困难。由于中央政府在1928年把土地税的收入下放给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几乎要完全依靠制造业及贸易部门。南京政权税收政策的全部影响还有待研究，但是，像统税（对卷烟、棉纱、面粉、火柴等课征货物税）和营业税（对商业企业资产课征，部分代替厘金）之类，显然给国民党控制区的企业家造成严重困难。例如，1927年上海182家华商烟草公司，截至1930年足有2/3歇业——业主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南京政权的税收过重。棉纺厂家也感受到棉纱统税的沉重负担；并于1934年再三恳求减低税率。棉纺厂家的税款负担至今不明；但是，1936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纳税额足占总收入的38.7%——这样的负担是这个家庭的业主们不堪承受的。除法定税收外，各公司还不时受到给政府或官员以报偿或“送礼”要求的折磨。1 所有这些事实引起人们大为怀疑称之为南京的“诱导增长措施”的功效。从1912到1936年整个期间，工业生产通常以一个不变的速度增长，2这一事实也让人认为南京政权的政策不可能显著地促成工业的增长。它表明，基本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正在朝着工业发展的方向起作用，而与政权或政府的政策无关。 在南京的10年，国民党政府在管理经济企业方面越来越起着直接的作用。这种趋势的经济影响还不清楚，但是政治含意却很明显。最初在1927年以后，政府很少参与经济企业。然而，1935年对银行业漂亮的一击之后，政府迅速插足经济的其他领域，截至1936年底，在全国至少取得了中国人拥有的工业的12%的所有权。政府甚至更广泛地插手商业企业，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几个月，政府在现代经济部门所占份额正在迅速增长。 政府参与工业经济的主要工具，是中国建设银公司。该公司是宋子文在1933年组织的一家私人股份公司，宗旨是筹集中外投资，支援中国的经济发展。该公司起初因未能吸引到大量资金而陷于困境。然而，在政府控制了银行业之后，由政府控制的银行向该公司大量投资。该公司资产从1934年末的1260万元跃至1936年6月的1.15亿元，政府控制的银行提供了所增资产的约9000万元。1拥有这笔资金，该公司向电力、采矿、水利及其他企业提供贷款，并共同管理。由于该公司资金大部分来自政府，多数大股东不是政府官员（如孔祥熙），就是政府控制的银行主管人员（如宋子文），政府从而直接地、积极地插手经济。 政府参与工商业的其他重要工具，是中国银行和实业部。中国银行当时由宋子文主持，在1935年政府控制了银行业之后，该行是政府控制的银行集团的主要成员。1937年战争爆发时，中国银行经营纱厂15家，占华商纱厂纱锭总量的13%。此外，该行还在面粉、肉类加工、电话、造纸及植物油等公司拥有投资。 孙逸仙在他的有关经济建设的演讲中曾教导说，只有重工业、运输及通讯系统应国有化。但是孙逸仙的规定未能受到尊重，常常是破坏多于执行，因为政府直接间接插手经济，大多不是在轻工业就是在销售和投机方面。例如，由宋子文主持、政府间接控制的中国棉花公司，在1936年和1937年是中国最大的商品贸易公司之一。实业部也在上海设立了中央渔业市场。这一政府与私人合营的企业，实际上完全垄断了华中的鱼类贸易，为实业部及获准投资该企业的私人获得巨额利润。实业部还经营植物油、纸张、茶叶及各种土产。2 南京政府追求总收入——加上官员个人谋求致富——显然是这些冒险企业插手轻工业及商业的主要原因。在政府的大量经济企业中，只有蒋介石的国家资源委员会似乎既与孙逸仙的经济模式一致，着重发展重工业，又严格受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推动。资源委员会创立于1935年，是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的隶属机构，宗旨是建立支持国家武装力量的工业基础。为完成这个目标，资源委员会在1936年拟定了工业化的五年计划，计划投资2.7亿元。资源委员会的工作重心是在被认为是安全的内地建立工业区，远离易受敌方攻击的沿海中心城市。在中日战争爆发前两年，资源委员会最有雄心的项目定在湖南，并开始建厂，生产钢铁、重型机器及无线电和电气设备。生产煤、铁、锌、锡及铜的矿山，也计划建在湖南、湖北、江西及四川。 然而，从一开始资源委员会就深感财力不足；计划投资2.7亿元，该委员会仅收到3000万元。由于资金短缺，该委员会仅建成三个新工厂，15个设计项目仍处于计划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该委员会最明显的发展要归因于几家原有的私营企业——几处煤矿、一处铜矿、一处油田及一家电气公司——这些企业，部分地通过没收由该委员会接管，然后经营。不然的话，该委员会的工作在战争爆发时就仍基本上处于筹备阶段。1 由国民政府参与这些经济企业，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在整个清朝时期，很多时候商人被降到次要地位，往往受皇帝的官吏支配和恐吓。在19世纪末自强运动时期，官吏深深插手经营若干受西方启发创办的经济企业，即使有些企业表面上为私人所有和管理。在这些企业中，政府的利益和钱款与领导官员的私人利益和钱款混在一起，无法区分。然而，在军阀时期，政府和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已经松散。由于政府权能的削弱，私人企业家得以少有地免于官方的干预和控制。但是，在国民党人至少部分地恢复了政府权力的时候，政府又开始参与经济。像宋子文和孔祥熙这样的官员，既在职务上又在私下开始插手经济企业，与李鸿章在90年代的作为并无二致。所以，国民政府作为企业家的作用日益增长，实际上是再次坚持传统的政治行为方式。1 1 看法对国民党人有利的研究是多梅斯和杨格的著作；对国民党人不甚有利的 研究是田弘茂和易劳逸的著作，均已在上面引用。 1 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486页。 1 罗伯特·a.卡普：《四川与中华民国：地方军阀与中央政权，1911—1938 年》，第99—120页。 1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25页。 1 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所得与经济发展，1933—1959年》， 第66、69页；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第387页。 2 国际联盟，国际联盟与中国技术合作委员会理事会：《理事会技术人员关于从 任命日直到1934年4月1日为止在中国使命的报告》，第18页。 1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389页。 2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217页。 3 从载在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37、439页上的数字计算出来。（“建 设”是用来表示经济发展的术语，见杨格著作第77页。） 1 何廉：《改造中国农业的最初尝试，1927—1937年：评论》，载薛光前编：《紧 张的10年：中国建国的努力，1927—1937年》，第235页。 2 w.l.霍兰德和凯特·l.米切尔编：《太平洋诸问题，1936年：太平洋国 家社会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成果》，第166页。 1 张培刚：《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32卷第13期 （1935年7月1日），第134页。 2 刘大中：《中国国民所得，1931—1936年：初步研究》，第10、35、40页。 3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190—194页。 4 田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年》，第168页。 1 陈振汉：《政府、银行、学术机关与复兴农村》，《国闻周报》，第10卷第46期 （1933年11月20日）文章，第4页。 1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310、396—399页。 2 约翰·k.张：《**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定量分析》，第119页；艾布 拉姆·伯格森：《苏联计划经济》，第84页；《美国统计摘要，1929年》，第367 页。 3 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1912—1949年》，《经济史杂志》，第 27卷第1期（1967年3月），第73—81页。 4 道格拉斯·s.帕乌夫：《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年》，《亚洲研究杂 志》，第16卷第2期（1957年2月），第220页。 1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163页。 2 同上书，第317页。 3 弗兰克·m.塔马格纳：《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第211—212页。 1 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 年》，第188—190页；布什：《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治》，第250页；科布 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155页。 2 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第66—67页。 1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20页。 2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45—246页。 1 科尔布：《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35—240页。关于（地质学家翁文灏 领导的）资源委员会的秘密来历及国民党利用德**事及工业支持的计划， 见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中的全面研究。 1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59-260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意义含糊的革命传统 不论倾向于哪种看法，都必须承认，对辛亥革命的成败有多种解释，没有解决的政治体制的紧张局势传到了民国初期。我们关于这个时期的叙述，就从指出这些多种解释或紧张局势开始，并进而讨论它们的各种根源。 对于这场革命的后果的不同理解，是从革命本身要通过谈判来解决开始的。1911年11月，在共和取得初步成功后一个月，帝国官员和革命势力的代表举行了最初几次会谈。正式谈判是12月开始的。1912年1月，主要问题已经议定，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三个多月后新的国民政府机构即在北京行使职权。到底是谁胜利了？从1913年和1916年爆发对政府的武装进攻（有时称为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来判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1912年的解决办法是一种不稳定的妥协。 一方面，这种解决办法巩固了革命的伟大胜利。清王朝被推翻了，这一业绩胜过了过去无数次的起事，包括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的叛乱在内。再者，取代清王朝的是一种新的政府形式；维护大量积存下来的种种看法和政治习俗的帝制已被废除。这两项成就已被证明为不可逆转的，尽管1915—1916年以及1917年曾经有过企图抹煞这两项或者其中一项的尝试。主张共和政体的革命党人的两项最低目标已经永远达到：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最早献身革命的人来说，新的安排远不是理想的。优待年幼的退位皇帝及其庞大的皇室，包括允诺一笔巨大的津贴，可能是一项无害的让步（尽管他幸存下来，使日本人在30年代得以利用他在东北建立奴颜婢膝的满洲国）。革命者的期望更加严重地受到了新的国家元首袁世凯这位帝国高级官员的危害。革命代言人接受52岁的袁世凯来领导新秩序，以之作为他安排清帝退位的代价，也是为了避免长期的的内战。有人甚至对他将来可能发挥的作用很乐观。他有能力，在满清官员中堪称“进步分子”。他的权力毕竟会受到革命党人自己设计的《约法》条款，包括内阁和国会的限制。但是，一位立宪总统不明确承担为革命或者为共和而献身的义务，在这个问题上的妥协让步证明是引起严重忧虑的根源。袁不愿意离开北京去南京——1912年初革命势力的中心——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加剧了这种忧虑。更加使人不安的是：有经验的革命家的作用遭到限制，在北京的首届共和内阁里，他们被排除在财政、军事职位之外。谁赢得了革命，这个问题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革命对国家统一有什么影响，这又是一个具有不同理解的问题。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革命，要求保全清王朝的领土，作为新国家的基础。袁升任总统就是导源于这一要求的迫切性。实际上革命却切断了各省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大部分行政联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对袁世凯总统的不信任，有些省就对恢复省与中央的行政联系加强了抵制。更有甚者，边远地区的外蒙古和西藏还有完全脱离任何一个中国政府的倾向。 就蒙古和西藏来说，汉族的民族主义目标在两个方面遭受挫折。当地的非汉族名流利用这个时机摆脱北京的控制，从而缩小了清朝传留给民国的遗产。而外国列强则利用这个机会扩大其势力范围，以紧缩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作为对晚清干涉这些旧属地的方案的反应，蒙、藏上层开始进行摆脱北京当局的活动，这些活动在1911年末、1912年初取得了成功。但巩固其成果，在外蒙古只有依靠俄国的保护，在西藏只有依靠英国的保护。后来，北京为收复这些失地而作出的努力，必然只能采取同这些欧洲列强谈判的方式。无论是俄国还是英国，都不坚持把它们吸收为完全殖民地。但是，民国初年的历届政府所能挽救的，只是对前清帝国的这些边陲地区保持微弱的宗主权。 外国政府以不同方式利用革命的混乱。外国参与征收中国关税的程度大大增加，外国的特派员不仅成为估税员、会计师，而且成了实际上的收税员。不仅如此，按照革命时期定下来的安排，收入要存入外国银行，支出时才提取。这种办法，使外国金融家加强了控制，增加了利润。辛亥革命时期这样那样外国特权的扩大陷害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玷污了革命的旗帜。 标志革命特征的许多情况，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人们对革命的后果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以同盟会为其最广泛组织的革命运动，在辛亥革命前的年代里没有能够保持团结一致。它的全国性领导人往往与各省的革命发展联系甚少，不能把革命进程中在那里成长起来的各种势力熔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他们害怕持续的分裂和战乱可能导致外国的全面干涉——对此他们在战略上和心理上是完全没有准备的——这种恐惧心理挫伤了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团结一致的革命决心。因此，尽管革命部队凑合在一起的总数远远超过清廷指挥的部队，看来妥协让步还是必要的。妥协方案包含接受清朝的总理大臣袁世凯出任总统。虽然有14省成立了革命政府，但在革命后，老的革命组织仅仅在三省（广东、江西和安徽）有任都督的坚定拥护者可以依靠。事实上，革命党人从来没有完全掌握革命，而且也无迫切要求这种结局的打算。 革命的另一特点是伴随其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的社会方面的保守主义，这也导致了对革命后的多种不同解释。革命以新近的西方模式取代历史悠久的政体。《约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国会（或称议会）加上总统、内阁、法院行使国家权力。但是，不久以后就变得很明显，新的政治制度不会把占优势的社会名流从他们的支配地位上撤换下来。相反，旧的统治阶级又完整无损而有生气地出现了。秘密社团及其下层支持者虽然活跃，特别是在四川和陕西，但他们尚不足以向军官、民国的革命政治家和自治团体的领导人提出严重的挑战。所有这三个最有势力的集团，在社会上都是有名人物，且大都是士绅。对于普遍接受的社会秩序来说，另一个可能的威胁是，在几个省内存在着被动员来支持革命的民军。但是它们同样受到遏制，并且什么地方有必要，就被强行解散（广东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随着正式承认民权扩大了社会上的参政。这是激进的。但同时，革命有组织的力量，不论它们之间如何争争吵吵，在把政治支配权保持在上层手中，特别是士绅阶层手中这一点上，一般说来是一致的。这是保守的。作为湖南革命都督的焦达峰，1911年年底当他被认为是把自己的势力建立在秘密社团的基础上时，即遭暗杀；一个围绕在省议会议长谭延闿周围的、在社会方面更加保守的集团夺取了政权。贵州的革命政府刚一坚持同下层分子联盟，就在1912年3月被革命的邻省（云南）军队推翻。19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精英在其文化风格和经济活动方面，已经变得更加多样化了。但是，在辛亥革命的余波中，他们仍以奇特的凝聚力和决心，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活动。少数背叛分子和动摇分子被轻而易举地处置了，勿须求助于北京的袁世凯。 士绅阶层在成功地防范对他们社会权力的威胁时，向全国的和省的领导提出了两项要求。国家应该保持统一；地方应该享有自治。这是革命后未得缓解的紧张局势的另一根源。中国的统一既是珍贵的历史遗产，面对外国的图谋，又是紧迫的现实需要。对这一基本看法，似乎没有严重的异议。但是如何去组织统一的中国呢？随着革命而来的是，有些重要的政治领袖和集团敦促实现中央集权制的政府。他们中间有北京的袁世凯和边远的云南省都督蔡锷。中央集权制政府是一些党派的纲领中的要点。但在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里，这种呼声被地方自治鼓吹者的声音所淹没（并在国会中被否决），这些鼓吹者往往拥护省自治的极端形式。 认为各省自治较之中央集权更加有利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观点在清朝末年就在相当范围内得到传播。大多数省革命后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它们无意放弃其自然增长了的特权，包括指挥省的军队、截留税收、挑选地方的和省的官吏。与此同时，省级以下的地方议会的影响力和自信心大大增强了。在地方主义者心目中，统一和自治这两项要求可以熔合在联邦制的结构中。早期的民国，首先是实际上的各省联盟。可是，外国对中国主权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使这种松散的安排受到严峻的考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中国的新心态，1936—1937年 从1936年秋开始，一种新的乐观情绪及国家统一感弥漫全国。转折点是南京政权在同年6月至9月平定了两广反叛。两广是公然宣告反对南京统治的最后两个省；随着两广的失败，中国自1916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统一。而且，这次平定反叛基本上是和平的，使许多中国人——这时深深厌倦内讧——相信南京当局并非只是一些军人，并且相信蒋介石是一位英明能干的政治家。 形成这种新的国家心态的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本人如今似乎已与当时盛行的抗日情绪一致。而在此之前，蒋介石一贯强调中国太弱和四分五裂，无法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并且还利用所能调动的一切手段，包括秘密警察和检查官员，镇压批评他的绥靖政策的人。然而，两广反叛者的抗日姿态迫使蒋介石在7月13日宣称，中国不会在领土上对日本再度让步，准备作出“最大牺牲”，全面抗战。虽然蒋介石无疑安排好时机发表这一宣言，以便解除民众对反叛者的潜在支持，但是，宣言很可能事实上来自蒋介石坚定了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犯的决心。例如，1936年日本企图在绥远省建立附庸国，傅作义将军指挥的国民党军坚决抵抗，未让其得逞。同年11月和12月，中国外交部长张群又毫不畏惧地拒绝了日本一系列的要求，从而显示出国民党在南京时期从未有过的对抗日本的姿态。无疑，蒋介石仍然希望推迟一般认为不可避免的对日战争。然而，在民众间，也许还特别在他的军队内，强烈的爱国情绪促使蒋介石采取从未有过的坚决抗日的姿态。 第三个促成中国新的国民心态的因素，是中国从1931—1932年冬季以来的经济萧条困扰中解脱了出来。1935年11月，由于白银为外国人收买而大量外流——从而严重损害公众对法币的信赖——南京政权放弃银本位，改为管理通货。这一措施使南京政权得以增加钞票发行量以满足财政上的需要；仅在一年半之内，法币流通增加了两倍以上。其影响是助长了通货膨胀趋势，从而到1937年中期使农产品价格恢复到了1931年的水平。农场信贷如今也更容易获得并且利率下降。这样，虽然币制改革引起的通货膨胀是南京财政专家没有预见到的，并且事实上也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但是，这一改革却启动了整个经济走上复苏之路。 与1936年和1937年农产品价格上升同时出现的，是几乎20年以来最大的丰收。由于丰收和高价双喜并临，1936年中国农产品收获值高于1933—1935年的平均值达45%。随着农村的相对繁荣，农民开始购买1931年以来从不敢企望的工业品。这对城市经济也是一个新的刺激。 1936年秋的经济好转，连同国家统一的加强和政府的决心抗日，这些都对国民精神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撒尼尔·佩弗在1936年10月报道，“这时，中国人处于自信和爱国的热情之中”。1同样，中国一家持独立立场的大报《大公报》社论，也在同年12月说，“在最近几个月内，国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复苏了”。2 蒋介石是这种新国民心态的主要政治受益者。在这10年之初，蒋介石被普遍视为缺乏教养、只追求个人权力的军人。如今他被誉为有远见的领袖，只要国家因内乱而四分五裂，他就英明地避免与日本对抗。蒋介石第一次成为一名颇孚众望和似乎不可缺少的领袖。 然而，南京政权在处于这种新的声望之巅的时候，却因蒋介石于西安被扣，而突然被投入一场虽为时短暂但从未有过的危机之中。蒋介石虽曾表示决心抵抗日本的进一步侵犯，但他所惧怕的仍然是**人。他确信只要再进行一次战役，**人——在完成长征后驻在陕北，武装人员减到3万——可被最终消灭。但是，他派往去进行这一战役的西北剿匪部队拒不执行他的进军命令。张学良统率的这支部队主要由东北当地人组成，对**战役缺乏热情。他们深信，真正的敌人不是他们敬重的真正的爱国者**人，而是侵占他们家乡的日本人。 蒋介石无法从南京推行他的命令，于12月4日乘飞机前往西安，规劝张学良发动进攻。然而，东北军坚定不移，认为他们应同**人一致抗日。当恳求失败时，东北军在12月12日黎明前制伏了蒋介石的卫队，扣留了自己的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 蒋介石在西安被软禁两星期。激进的东北军青年军官要求处死蒋介石，但是，张学良较冷静的意见占上风，他并不谋求除掉蒋介石，而只求改变他的政策。张学良已达到这一目的的说法从未得到正式承认，虽然现在已很清楚，蒋介石确曾口头答应停止进攻**，并抵抗日本的侵略。最后，在12月25日，在参与不断商议的**代表的同意下，蒋介石获释，乘飞机返回南京。1 西安事变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创伤性的插曲。公众的反应——表现在蒋介石被扣时极为痛苦和关心，获释时则是无比的宽慰和高兴——证实了蒋介石享有广泛的声望，同时也加强了他在政权内部日益增强的独裁权力。虽然他声言未对扣留他的人作出任何让步，但是，已不再进一步进攻**人。事实上南京与**之间导致统一战线形成的谈判不久开始进行。中国人似乎是10年中的第一次为抵御外侮而把内部争吵放置一边。 1 《纽约时报》，1936年10月4日，第25页。 2 《大公报》，1936年12月13，第1张第2版。 1 吴天威：《西安事变：现代中国史的支点》，第142—148页及各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新秩序的结构 在未得缓解的紧张局势下，新的政治秩序有站稳脚跟的艰苦工作要做。简要叙述1912年春新的政治秩序的结构，对勾画主要事件是必要的准备。 根据革命后谈判达成的协议，由袁世凯出任总统。他宣读了革命领导人物起草的、类似1912年《临时约法》的誓词。但是，新的《约法》赋予总统相当大的行政权。要弹劾他是不容易的；理论上他是全中国陆海军的统帅；再者，理论上他有任命官员的广泛权力。他同内阁总理和内阁共同承担责任，而内阁总理和内阁是他在征得参议会或称国会的同意后任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是袁的老同事唐绍仪，他对革命方面的同情出人意料地坚持到革命以后。 民国第一届临时参议院由各省代表组成，每省代表五名。参议院里没有任何重要的保皇党集团，但主要革命党同盟会的信徒也只拥有不到1/3的席位。这反映出，同盟会不能控制半数以上即使是参加了革命的各省的政府。其他的主要政党既不代表先前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派别，也不代表官吏和绅士的改良主义立宪运动，这些官吏和绅士只是在革命中——有的是革命后——才选定共和体制的。这一届参议院的主要成就是制订了指导选举持久的两院制议会和新的省议会的法规。（各省新的议会实际上是1913年上半年建立的）。另外一个成就是，抵制了袁为建立一个要求各省服从的行政机器所作的努力。 在大多数的省里，政治领导人来自两种机构：一是军队，特别是清朝末年在各地建立的现代化新军的领导人；二是各省的议会。虽然爆发革命经常是从下层开始的，但当此清朝当局土崩瓦解之际，巩固政权的还是这两个集团中的人。各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是都督。如果我们把满洲几省和甘肃排除在外，因为那里的情况不同，难于比较，余下的内地17省中，在1912年仲夏有12省的都督是军人。（这12人中有6人是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毕业生）。有5位都督没有当过军人，其中2人来自清帝退伍前没有参加革命的省。军队和省议会的比重各省不同。在云南，新军的军官牢固地控制了省政府。在湖南，他们让位给来自省议会的领袖们。在几个省内，革命党及其支持者是第三势力，并有可能甚至在广东这样的省里掌握省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如在湖北、江苏，军队的许多重要部门，不一定包括都督在内，是革命党的支持者，或者跟它一样都持相对激进的观点。由此产生的政治状况经常是相当混乱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先前闹革命的各省中，多数省都有凝聚力，足以防止北京在当地插进其权势人物。仅在北方三省，即直隶、河南、山东，以及可以勉强算上的满洲，袁才能够单方面地任命重要官员。 多数省政府不仅不受北京的控制，而且还能积聚足够的力量阻止下级行政单位分裂出去。在几个省内，巩固省的权力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扩大革命地区的方式之一，是建立省以下的、往往是府一级的革命政府。它们之隶属于省政府，经常不是迅速地或彻底地完成的。但是，同北京在先前闹革命的省里所拥有的权力相比较，1912年年底省政府在自己辖区内的财政权和人事任免权是很广泛的。这种状况部分地是由革命环境造成的，因为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破坏中央的权力，采用的形式就是内部分权。这种状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有这么一种主张在起作用，这种主张是，面对僵硬的中央集权——它被认为是清朝统治，特别是清朝最后几年统治的特征——各省坚持自治最符合中国的利益。 在省自治情况的诸多描述中，有上海年轻记者戴季陶1912年写的下面一段话：“省之地位，对于地方则为最高之行政区域，对于中央则为最大之自治范围。盖欲达共和之目的，非求民权之发达不可，而求民权之发达，则非扩充自治之范围不可也”。戴指出，中央集权的拥护者辩解说：“中国之所以不发达者，一般人士每论为地方之见太深，故此省与彼省隔，此府与彼府隔……”但戴要把这一论点颠倒过来。中国太大，人口太多，不能通过中央集权的机构来统治，中央集权的机构在帝国时期经常造成衰败和崩溃。“由此言之，中国之所以不发达者，正以中央集权思想过深，地方自治观念甚微”。戴认为，省自治以及民选省长，是国家政治进步和安定的关键。1 这种情绪，完全同包括国家总统在内的北京官僚的情绪相反。戴的分析也意味着，需要制止省级以下的地区试图避开省的权力。 各省的省政府在各自省内扩大权力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成果大不相同。清朝末年，已经开始在县和县以下的级别上建立自治的咨议局和议会。革命后这类团体的影响迅速增加。按照清朝的计划，这些地方代表机关应该在中央任命的官吏指导下，处理和资助一系列地方改革，特别是教育方面的改革。革命了，许多地方议会政治上就放肆起来，擅自挑选他们的行政长官，包括县知事。这种过分的自信心，同一个持续了几世纪的政治思想流派相协调，这个政治思想流派竭力促进地方名流和行政长官之间更密切的、更有机的联系。作为1912年和1913年的一个实际问题，这不仅违背了北京的中央集权主义分子在中国政治组织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而且也是对省当局的蔑视。一般说来是省当局胜利了。但从这几年各省的预算来判断，他们的胜利常常只是部分的胜利，因为同清朝统治下多数省的情况相比较，被县里截留的税收似乎更加增多了。 同时，革命后扩大了的军队向各省征收的税款大大增加。尽管在清帝退位以前就裁减了一些军队，参加了革命的各省在多数情况下仍然保留了各种各样的军队，有的是清朝遗留下来的，有的是在革命过程中招募的。不付清长期拖欠的军饷，遣散士兵是不容易办到的；但保留他们的时间越长，拖欠他们的军饷就越多，他们就越有可能发动骚乱，从事抢劫。例如在江苏，据一位日本领事估计，清朝统治末年该省有44000名军人，到革命时数目就增加到180000人，经过一番大力裁撤遣散之后，1912年8月各种军事单位还有100000人。1全国性的精确数字只不过是一种估计。北京政府同外国银行谈判贷款，以便用其一部分去支付裁减军队所需的费用，关于全国武装人员的人数，它使用了800000这个数字。在保留这种地方供养的部队期间，它们既加强了又削弱了省。它们对防范北京当局提供了准备；但它们耗尽了省预算的资金，不然这些资金就可用来资助改革，为省自治注入活力。1912年和1913年继续进行裁军。因此，到了1913年春，在相当现代化的或正规的部队中大约有50万军队。1但是，在大多数过去闹过革命的省中，军队经费的筹措和指挥仍然是省的责任，直到1913年夏袁向省自治发起武装进攻为止。 尽管发生过以反对实际上已经拖欠了军饷或有兆头要欠军饷为特征的多次兵变，但军队并不反对社会秩序，也没有向当时名流集团的支配地位挑战。农村也不是长期处于骚动状态。关于盗匪活动的报道已经习以为常，时而会有村庄起来暴乱，反对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但是，经常都遭到镇压，农村的动乱在二次革命前没有达到值得全国重视的规模。来自下面的威胁，即使是分散的、无组织的，也引起了当地社会政治领导的全神贯注。当国家的领导在试行自由主义政治的时候，来自下面的威胁被顺利地控制住了。 1 戴季陶：《戴天仇文集》（台北重印版，1962年），第187—195页。 1 驻南京领事船津致外相内田的密报，38号（1912年8月23日），日本外务省缩微胶卷，mt5.1.10.5—1。 1 日本参谋本部《革命后中国各省军事力量变化表》，1913年3月10日，日本外务省缩微胶卷，mt5.1.10.5—1，463卷，第420—421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估 国民党人从在南京建立政府到全国陷入漫长的毁灭性的战争，仅被给予10年时间。为建立一个全新的全国性政府，为扭转一个半世纪以来殃及国家的政治分裂和民族耻辱的逆流，10年时间委实太短暂了。即使条件理想，新政府所能做的也不过只是着手政治、社会及经济改革而已。 尽管有种种对国家不利的条件，在这10年中还是有进步的。到了1937年中期，中央政府似已稳操政权，从而出现了自1915年以来政治上从未有过的稳定。经济正在好转；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种种运输及工业计划；货币比以前更统一了。许多中外观察家认为，国民党人仅用10年就扭转了分裂的浪潮。例如，美国大使内尔森·t.约翰逊在1937年4月写道，“观察家……不会不为中国政府在农业、工业及交通等方面推行经济建设计划的活力而留下深刻印象”。1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在大约同一时间，特别提到“中国人自己及全世界对中国前途的信心都在日渐增长，这种信心的基础是最近几年取得的显著的稳定发展，以及关于政府和私人事务的政治、财政及经济行为都有改进”。2 然而，产生这一渐增的乐观情绪的条件，很具有近期收获的性质——战争爆发前出现还不到一年——历史学者若武断地坚持那些条件必然预示该政权的长期成功和稳定，那将是愚蠢的。例如，经济形势的改善与中国天气难以预测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也与建立管理通货引起的通货膨胀的趋势所固有的不稳定性有直接关系。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军事统一也极脆弱，这一点后来在战争的年代变得非常明显而令人痛心。此外，蒋介石的声望来自他公开声明的抗日决心，而不是由于这个政权自身的任何根本改革。 换句话说，中国的新心态主要是由表面的，而且可能是短暂的现象造成的。透过那些表面特点去观察，人们看出即使在南京10年之末，这个政权依然是国家复兴的一个笨拙的和靠不住的工具。行政官僚机构仍然**无能。政府机关充满因裙带关系而任命的人，他们很少有任职资格，不过让政府机构充满冗员和谋求私利的人员而已。政府雇员薪俸低，所以工作中贪污盛行。迟至1936年9月，蒋介石还悲叹官僚机构无能，他说，“如果我们不清除当前机构的**、受贿、敷衍塞责和无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洁、有效的行政，有朝一日革命会很快起来反对我们，像我们过去反对满清一样”。1 官僚机构中的一些文职领导人是受过教育、有新思想的人。特别是1935年以来，蒋介石把一批受人敬重的银行家、记者和知识分子如张嘉璈、翁文灏、吴鼎昌、蒋廷黻招揽到政府中来，这批人一般很有能力，也比较进步。然而，这批新人对政府的基本政策所能施加的影响很小。而那些事实上控制政权的人，却很少了解如何妥善处理社会及经济复兴的任务。何廉在1936年成为蒋介石的一名亲近的政治和经济顾问，他回忆说，“发现位居高层的人物对正在进行的事多么无知，对国家的实情知道得多么少，而对那些实情的理论上的基础甚至知道得更少，人们只能感到惊讶”。2这些位居高层的人们有些是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但是，他们往往几乎只面向城市社会的现代化部分。因此，他们对农业地区的问题或潜力了解得很少，而农业地区构成了国家的灵魂。例如，宋子文和孔祥熙是训练有素的金融家和预算专家，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正视这样的问题，如果中国要在运输及工业发展的方案中发掘出任何动力，该如何动员农业部门的资源——它提供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3。 军方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握有最大权力，并且决定政权优先考虑的事。因此，无论文职行政官员多么开明，他们也只是军方的工具。军人往往远不如文职官员世故，而且过问社会及经济重建的问题更要少得多。他们主要以**主义和政治镇压来解决国家问题。杨格说道，这些军人“很无能、反动和/或**，这种情况实在太平常了”。1有这类人盘踞在政权的上层，很难期望政府对国家的迫切问题作出创造性的回答。 例如，正如杨格指出的，国民党领导层不能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政府不能与民众同一认识，而是高高站在他们之上”。2这个政权是个独裁政权，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并靠军事实力来维持。这个政权的领导人唯恐失掉他们的权力，不愿与他人分享权力和随之而来的额外所得；对于政敌和批评者则采取压制的态度。在一个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愈益增强的政治形态中，公民必然变得更有政治觉悟，这种大权独揽的作法，一般地说是自我毁灭。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需要采取英美的民主制度，因为这些东西当时的确不适合中国国情。然而，国民党本应允许，甚至应该鼓励，政治上已动员起来的人士参与政事。例如，它本来可以准许工会、学生团体、职业协会和地方自治议会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或者它还可以通过把国民党变成监督政府的工具，将活力注入党内，而不是让它充当这个政权的萎缩的肢体。 在极度政治危机时期，国民党政权确曾作过扩大政治参与的姿态。例如，由于政府对日本进攻东北和上海的不抵抗，1932年舆论已转向强烈反对政府的时候，政府召开过全国紧急会议，1旨在让政权外的知名人士向当局提出意见。然而，危机一过，国民党政权故态复萌，又采取极权的、排他的统治方法。有些政权，如在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萨拉查的葡萄牙，独裁主义的统治非常稳定。然而，中国比那些欧洲国家大许多倍，所以控制就困难得多，无法相比。 加剧国民党政权固有的不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农村的种种未解决的问题。一些学者目前正在辩论，民国时期农民的生活水准是在下降，还是保持着大约相同的水平。然而，认为农民的生活一般说来很贫穷，有时甚至和牲畜一般，却没有什么争论。结果，农民造反、盗匪横行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病态，已成为农业地区特有的流行病。然而，这些持异议者的活动缺乏政治觉悟，也缺乏把这些活动转变为革命运动所需要的组织。不过，到30年代，既给农民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组织。由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越来越快，农民正在学会与他们原来的生活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主要是通过商业流通，农民知道了他们村庄以外的形形色色的世界，而商业到30年代也已急剧扩大。例如，在1935年，中国约54% 的家庭购买火油；香烟和香烟广告甚至深入到最偏远的省份。此外，农村青年被招收到城市工厂做工，由于受城市及来自其他省份的工人的影响，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智力范围——而且，他们也定期回乡，把他们知道的东西传播给同村人。2收音机和报纸也在进入偏僻地区，传播着各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的信息。塞缪尔·亨廷顿说，“没有什么比这种了解更具有革命性质”。1虽然尚未就现代中国变化中的农民态度和看法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农民正在不仅认识到他们在蒙受苦难，而且认识到这些苦难并非不可避免；这种可能获得的认识表明，农村里有一个潜在的、巨大的不安定因素。 此外，**已经开始提供组织工作，可使农民的不满情绪变成政治力量。若没有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本可继续运用镇压手段对付**。但是，国民党如此不急于消除造成农民不满的社会经济原因，而**又已经显示出很强的生存能力，这样的事实也表明，即使没有中日战争，国民党中国的农业地区也注定仍是个易着火的地方。 这几个因素——国民党人施政无成效，他们不了解国家重建的任务，不能把政治上日益觉醒的广大阶层的民众纳入自己的政治过程，以及农村问题持续存在——凡此种种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政权注定要被推翻；然而，却无疑预示着持续的不稳定。 1 引自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19页。 2 引自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19页。 1 《北华捷报》， 1936年9月16日，第482页。 2 何廉：《何廉回忆录》，第144页。 1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23页。 2 同上。 1 1932年初，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曾临时迁都洛阳，召开过 “国难会议”——译者。 2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第111—112、126—127页；让· 谢诺：《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年》，第48—49、66—70页；科克伦：《在 中国的大买卖》，第18—22页；费维恺：《外国在中国的存在》，见本书上卷，第 3章；杨懋春：《中国的社会结构：历史研究》，第339页。 1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中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秩序》，第298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政党和立宪政府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一些集团是否能在政府外适当地联合在一起以达到影响政治结局的目的，一直就是一个实际问题。在帝国时期，正统意见强调的是，这类政党、派系和集团对政府的正常工作是有害的，而且它们本身就是邪恶的。这种批判性的观点大都集中在“党”这个词上。当清朝覆灭、党禁取消时，几世纪的否定好像起了一种对政党或政团的不可遏制的渴望。新共和国建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出现了几十个政治团体，这些政治团体至少在名义上是在为通过代议制取得政权而进行竞争。 政治组织的激增，是革命后政治风气的重要表现，但它也是建筑在革命前的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建党的领导人大都在日本度过一段时期，在那里政党已经发展了30多年，并且在辛亥革命时，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自从孙逸仙1894年和1895年在檀香山和香港建立兴中会的组织以来，中国的政党是以秘密团体、密谋活动的形式出现的。在清朝末年建立的各省咨议局和全国的资政院，对公开成立政治团体是一个鼓舞，这些政治团体都毫不隐讳地以党的面目出现。流亡日本的卓越政论家、老练的活动家梁启超，在他被广泛阅读的论文中，和以务实的顾问身份，鼓励这种事态发展。当革命到来时，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特别是吸收了西方政治组织概念的那部分人，以高度的积极性投入了政治斗争。 人们的兴趣自然首先集中在最主要的革命团体身上，孙逸仙、黄兴和宋教仁是这个团体的最著名的人物。这些全国性的领导人，手中不掌握能有效地影响地方舞台的有纪律的组织。因此，即使对地方上最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积极分子的行为，他们也不能真正控制。学术研究的新近成果强调辛亥革命后各省政治上的自治。但是国家统一仍然是最终的目标，诸如国会、总统府这类新的全国性机构正在形成并取得合法性。在这种形势下，全国性领导人取得成就或遭受失败，对所有革命者来说仍然是重要的，并对整个政治风气有影响。 革命爆发后的第一年，最主要的革命党人相继扮演了三种政治角色：作为反对清王朝的密谋者，作为革命过程中和革命后行政当局的官员，作为争取在全国选举中获胜的公开政党的组织者。 革命在共和的旗帜下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同盟会和各联合团体的宣传和广泛的密谋网。革命的成功大大提高了同盟会有经验的领导人的威信。但是，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省革命政府因绅士政客和军官的迅速参加而陷于困境。成功的密谋给地方上带来的好处，并没有被杰出的密谋者所垄断——远远不是这样。但无论如何，有经验的革命党人在许多省里确实以当权者的面目出现，因而可以搞到资金和军队，使这些人在同盟会阵营内占有特殊的份量。 全国性的领导人（以区别于省领导人）从密谋者转变为行政官员，首先发生在1912年1月光复各省的首都南京。例如，孙逸仙当了南京临时革命政府的总统，从1月直到4月政府解散。后来，他同少数几个杰出的革命家一样，在北京袁世凯新的共和政府中接受了一个职务。就孙而言，他当了发展铁路的督办，这是一个没有多少份量的职务，但明显符合他要集中精力于社会关切的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的意向。黄兴是南京政府的陆军总长，后来留下被袁世凯任命为南方军队的留守。他忠实地在南京地区裁减军队，裁减到拨给他的经费所允许的程度，后来在1912年6月辞职。宋教仁在南京时起草了治理新秩序的宪法，1912年春他与同盟会其他几个老会员一起，在北京参加了新的共和内阁。 不论是密谋者的角色，或者是行政官员的角色，都没有为革命党人提供持久的、显要的地位。除少数几个省他们还在管事或者还有强大影响外，民国元年时的趋势是，在革命党人手中的那部分行政权力越来越削弱。唐绍仪在1912年6月底由于与袁的冲突辞去内阁总理时，来自南京的内阁阁员也追随唐退出政府。袁在北京对民政、军政的控制，使辞职成为唯一可行的道路。因此，有经验的革命家要指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恢复其全国性的政治影响，就得组织政党，而不能靠官僚机构的特权。 同盟会在1912年3月正式将自己从革命团体改造成为公开的政党。被袁世凯挑选担任总理的唐绍仪，作为北京方面和革命党人之间商定的安排的一部分，参加了这个党。但它在临时参议院中是一个少数党，尽管它同其他同情它的集团联合在一起能调动多数。1912年8月在宋教仁领导下，一个以同盟会为核心的新党建立了。它吸收了四个较小的党，并采用了新的名称：国民党。 这次改组不仅是形式上的。新党是妥协的结果。它的政策看来明显不如同盟会激进。孙逸仙关于地租和地权的政策不提了，这些政策尽管温和，仍然使出身于上层社会的人坐立不安。从党的纲领中删除了“男女平权”的主张。“力谋国际平等”的提法因提出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问题而被软化为“维持国际和平”。同盟会纲领中“行政统一”的号召，被更加含糊的鼓励“政治统一”所取代，而支持“地方自治”的提法却仍然保留。这些改动是保守的，但具有独特的、完全不同于袁世凯的社会政治倾向性。宋教仁违背了一些老革命党人的愿望，把基础放在拉拢在社会方面保守的士绅阶层的选民上，而这部分选民早已把赌注押在地方自治和参政上了。革命党人为了使革命具有政治上激进而社会方面保守的性质，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党经过这样一番彻底改造之后，在1912—1913年冬的国会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革命领导人的眼中看来，民国元年可以被认为是一连串的退却。就在革命本身的过程中，力量也没有被利用到最大限度以谋求全面胜利。（很多革命力量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首先响应革命党的领导人。）重组当局时，权力似乎越来越多地从革命党人手中滑掉了。直到1912—1913年冬的选举，这种趋势才得到改变。甚至在那时，有些革命党人还对通过选举道路取得政权有怀疑，怀疑选举道路会冲淡对革命的信仰。1但是，当我们用另外的眼光看这一年时，同盟会却显得更加强大些。 在民国的最初几个月里，一些主要的非同盟会党团纷纷试图合并，但没有取得多大成功。政团之一是民社，它是以湖北都督、新的民国副总统黎元洪为中心组织起来的。这个政团出现于1912年1月，它表明了湖北省的领导脱离了同盟会。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黎元洪作为第一个革命政府的首脑有威信，作为一支相当大的军队的统帅有力量。 另一重要集团是统一党，其支配人物是学者章炳麟，他成为共和主义者已有10年，曾经一度是同盟会的领导成员。他于1910年同该组织决裂，并与上海的革命组织光复会的几个同志联合。辛亥革命后，他又同在江、浙事务中起重要作用的人士联合，这些人士虽然有当过官僚、拥护过君主政体的经历，但随着革命的发展，他们都支持革命。他们中间有改良主义学者张謇，他曾在孙逸仙南京内阁任总长；他们中间还有前清江苏巡抚、当时任民国江苏都督的程德全。统一党成了那些希望在章炳麟的帮助下过渡到新秩序的前官员和重要士绅的工具。2它的纲领正如它的名称一样强调统一，提出全国各地区实行行政改组以达到国家领土统一的目的。它与同盟会和国民党相反，没有指明地方自治的重要性。 此外，还有人建立了一个听从梁启超领导的党，这些人曾经为在君主政体下通过省的和全国的议会组织代议制政府，起过重要作用。1912年秋，这个党的名称改为民主党。这个集团在革命前曾经建立过一些类似党的组织，该集团的成员在许多事业中，特别是在1909年和1910年争取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中一起共过事。以革命后的形态出现的这个党，不久就主张实际上取消省的行政单位，作为统一全国行政、建立单一的强大政府的一个步骤。1 上面仅仅列举了在同盟会力量面前感到自己势单力弱的那些党中间的几个。1912年5月，它们合并为共和党，其目的正如章炳麟给梁启超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在于“以排一党**之势”。2这个新党不能长期容纳不同的派别，章炳麟派、梁启超派不久都以独立团体的面目重新出现。但这并不是因为对同盟会势力的估计变了。相反，这次分裂部分地是由于对同盟会势力的过度恐惧。梁是革命党人怨恨的显著目标。民国元年，有些党的组织者力图避免因吸收梁参加而引起同盟会的猛烈攻击。 同盟会敌视梁启超，可以追溯到10年前，那时他们之间曾为争取海外华侨和海外中国留学生有过竞争，梁和同盟会代言人也曾就革命是否合乎需要的问题以及其他诸多问题进行过论战。3梁的反动态度可能仍未改变，甚至在1911年末1912年初清帝逊位在即已显而易见之际，仍无理坚持要延续满清帝位。当时他公开鼓吹“虚君共和”。他从日本委托在中国的密使，把这个主张转达给章炳麟、袁世凯等人。梁提出的君主制共和国，是清朝君主立宪运动的最后喘息，梁为这个运动做了10多年的组织鼓动工作。他最后的提法，可能是这个运动在当时具体情况下最激进的声明。君主不仅被剥夺了一切权力，而且被有意识地降为只起象征作用，好像1946年后的日本天皇那样。但是，梁为此所作的努力，以及在革命过程中为挫改真正的共和主义者而设计的具体阴谋，对他和同盟会集团的和解没有起什么作用。 梁的朋友张君劢在满清退位的当天从中国写信给梁说，虽然革命党人设计的新政治制度不是梁集团所要的，但再变来变去国家也受不了。因为它正处于瓦解的边缘，1看来梁采纳了他的观点。但对梁及其追随者的攻击，在他最终放弃君主制的主张后并未停止。在广东有一个运动，主张剥夺他作为中国公民从事社会活动的权利。1912年7月，作为对一篇侮辱性文章的反应，一些革命派编辑想要解除天津一家改良派报纸的工作人员的职务，并力图逮捕其经理人，这几位经理人都是梁的亲密伙伴。党的集会遭到同盟会代理人的破坏，梁得到了通知，威胁吓得其他人不敢去集会。2与此同时，在革命过程中寻求梁支持未获成功的袁世凯，在1912年早春结束了同革命党人的谈判以后，明显地失去了对他的兴趣。在同盟会在政治上定了调的气氛中，甚至袁也认为梁是应当承担责任的。梁在中国的代表劝他，在从日本回国以前，应该先取得去北京的正式邀请。3袁只是在首都接待了孙逸仙和黄兴之后，1912年9月底——可能是被说服了——才向梁发出同样的邀请。10月梁在北京受到款待，并立即在中国恢复了新闻活动和政治活动。但他仍然没有同重新向他发起攻击的革命党人和好。4 用非同盟会员的眼光看，1912年的情景是，虽然在行政职位上的革命党人不多，但他们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政治潜力。这种潜力在国民党成立三个半月后，在其希望的国会选举中部分地表现了出来。国会选举成了独一无二的机会，中国各政党可以利用这一时机在全国广大选区内，在很大程度上免受官僚操纵或强迫的情况下竞争选票。 有关选举的规定如下：凡年满21岁的男子，具有小学同等学历，或拥有财产并按规定标准付税（标准虽低，但足以把大多数成年男子排除在外），并在选区（县）内居住两年以上者，除少数例外均有选举权。登记的选民约占全人口的4—6％。选民的总数从而大大超过了清朝末年的选举，那时有选民资格的人数远低于1％。投票选举的是新国会两院议员和地方议会议员。选举是间接的：即投票人选代表，这些代表在晚些时候开会选真正的议员。选举过程从1912年12月持续到1913年1月以后。新的地方议会在冬季的几个月里组成。新的国会（议会）1913年4月在北京召开。 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国会的许多席位，比如分配给西藏、蒙古、华侨的席位，不可能由选举产生的议员占有，实际上都由袁世凯指定。来自上海的曹汝霖，他在北京当过律师，后去外交部任高级职务，就这样成了代表蒙古的参议院议员。1如果把这种不按常规办事的情况（274席中的64席）撇在一边不论，只计算内地的和满洲的21省选出的议员，国民党在参议院中取得了明显的多数（210席中的123席）。在众议院实际上也是同样情况。不管怎么说，由于许多议员没有入党，或者热衷于具有几个党的党籍，国民党党员在众议院所占的席位为169席，超过了其他三个主要竞争党加在一起的总数154席。梁启超感到十分沮丧。国民党却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可以要求从国会中占优势的党内挑选总理和内阁阁员。 对国民党胜利的解释是，最公正地说，政治力量来源于党同革命保持最密切的一致。国民党既然在国内分权的行政机构中不占优势，它就必须直接向选民（限制在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中）发出号召来调动这种力量。很明显，这个党既依靠它所能掌握的行政当局，也依靠在敌对的或中立的都督统治地区内开展强有力的说服运动。同其他党相反，国民党支持地方自治，起码在当时条件下承认许多省自治。这一立场为地方上和省里的精英分子所欢迎。接着，国民党制订了来自革命威信和组织效率的获胜的战略和政治上有吸引力的纲领。 收买选票，特别是在选众议院议员时为了影响选团而收买选票，尽管其规模不详，但被广泛揭露。同其他大型代议制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样，中国自由主义的共和国在其选举进程中对公私金钱的影响也没有免疫力。但无论从报道看，还是从选举结果看，贿赂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是决定性的。 国民党胜利的主要设计师宋教仁，当时只有30岁，他受到鼓舞为党出谋划策，以取得1912年革命者没有取得的全国政权。有同盟会参加的唐绍仪内阁的倒台，以及1912年夏袁世凯独断专行的事例，破坏了袁和革命党人之间的协议。但这种协议又于8月底9月初被孙逸仙和黄兴所复活。他们访问了北京，同袁一起参加了关于统一、共同目标和相互尊重的庆祝会。其后果是，1912年秋国民党与北京执政的政府合作，虽然它没有实际参加这个政府。国民党此后几个月的选举运动没有公开地反对袁世凯。但由于党在1913年1月和2月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宋教仁开始在演说中攻击袁政府及其政策。1他更加有力地坚持他的主张：国会才能产生内阁，包括总理，国会应负责起草新的更持久的宪法。他直截了当地鼓吹削减总统的权力。的确，宋也在认真考虑驱袁下台的问题，尽管孙逸仙继续赞同由新国会重新确认袁任总统。1 宋教仁的计划没有实现。他于1913年3月20日遭袁政府的代理人暗杀。他设想的选举、政党、国会及其执行机构之间的关系，未能付诸实施，当年没有，以后也没有。后来，其他一些政党建立了又改组了，而除了领导军队的以外，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掌权。 议会政党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也不必掩盖它在民国最初两年所特有的极大活力。它毕竟是建立在政府之外的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前十年的经验基础之上的，能够引起对这些年的深入研究和讨论。进一步说，党的组建和竞争是一个以自由主义的热情和社会日趋解放的趋势为特征的时代的组成部分。例如，对官僚的敬畏显著地减少了。一个规模不大，但十分活跃而自信的妇女运动受到全国的注视，这个运动主张妇女有选举权、妇女普遍受教育，主张改革婚姻习俗。报纸的数量激增，人们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在城市，新发型和新款式服装流行。那些具有保守性格的人，日益关注地注视着熟悉的社会、政治外表的倾向性。 1 回过头来看，至少孙逸仙就是一个。李守孔：《民初之国会》，第61—62页。同盟会在广东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有批判性的意见而在一段时间内不愿加入新党。 2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8、400页。竹内克己和柏田天山：《支那政党结社史》，1，第94页。 1 李守孔：《民初之国会》，第72页。 2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8页。 3 有关其中某些论战的卓越叙述，见马丁·贝尔纳：《到1907年为止的中国社会主义》，第129—197页。 1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72页。 2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5、400—401页。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42—58页描述并分析了梁启超和革命党人之间的不断冲突。 3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8页。 4 例如，《民立报》，1912年11月4日。 1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79页。 1 k.s.刘：《为民主而奋斗：宋教仁和中国辛亥革命》，第186—189页。 1 同上书，第189页。吴相湘：《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第219—226页。欧内斯特·p.扬：《袁世凯的总统职位：中华民国初年的自由主义和**独裁》，第115—116、282—283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章 1927—1937年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一次统一战线与第二次统一战线之间的10年，即从1927年中期国共分裂到1937年中期，对于**运动来说，是一个充满灾祸、痛苦和磨难的时代，它使**运动濒于毁灭。然而从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经验丰富并经受过考验的领导层，他们不仅有能力生存，而且有能力获得权力。我们先查看一下党员和组织的危机，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这些年中国**所遇到和解决的问题是何等严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袁世凯面临的几个问题 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在为实现改革纲领而招募来的日益增多的随从人员帮助下，他几乎参预了帝国末年发起的在制度上进行改造和革新的各个方面。1他的爱好是实践而不是理论。他不为改革纲领出主意或发展其原理，而是贯彻执行，证明其可行性。但是，即使考虑到强调实效，人们也会对袁在总统任内转向保守有深刻的印象。 作为实用主义者和政治家，当革命势力已表明它们掌握了国家的时候，他承认了民国的必然性。在共和制的最初几年，他为避免同革命领导人完全决裂而讨好他们，面临对抗时就作策略上的退却。但是，他对革命后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开明感到不安，不久就变得明显了。他认为，学生已变得难以驾驭了。他感到，妇女平等的鼓吹者是在抨击家庭，因而也是在抨击社会秩序。在他看来，民国元年就从小学课程中去掉孔夫子是走得太远了。他抱怨说，官僚政治的纪律在革命后几乎荡然无存，税收被消耗于地方利益。农村一片混乱。总的说来，他深感中国的落后。他经常指出，改革是必要的，但搞得过多过快。紧缩是他的基调。 在袁任总统的最初几年，最困扰他的国内问题，是政党和议会的作用以及省和中央的关系。 袁就任总统时，宣誓要遵守《约法》。议会的重要地位，是1912年革命党人起草的《临时约法》所固有的，是10多年来政治运动和政治论战的必然的成就。袁不去评论《约法》是否必要，某种代议制是否合适。但是，他对1912年发展起来的体制从来就是不喜欢的，他对这些体制的运转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他抱怨的一个焦点就是政党。早在1912年7月，他警告说：“无论何种政党……若乃怀挟阴私……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1当国会选举在1912年12月开始进行时，他对获胜者可能更关心党的影响而不是公共福利，表示关切。2 国民党在选举胜利后就成了显著的敌人，但袁仍然不大关心其他政党。当袁转而为统治国家作自己的安排时，他感到，“查临时约法……即其内容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3这个观点，只是在袁已经肃清了国民党，国会已经失败之后，当要求制订一个更符合政府需要的宪法时，才得到公开的表述。1913年3月袁暗杀宋教仁，并不简单是清除政敌，而且也表明了袁、宋之间在关于如何适当组织全国政府的观点上隔着一条鸿沟。 袁世凯全神贯注的第二个造成分裂的国内问题，是多大程度上的中央集权制才适合于中国的政体。1911年11月，当梁启超公开拒绝接受袁提供的清朝官职时，他指出，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有两个：政体应该是君主制的还是共和制的；政体的组织应该是联邦制的还是一元制的。4前一个问题已被革命解决了，而后一个问题尚待作出回答。民国第一年很不正常：总统统辖事实上的联邦，却越来越明确地表示要建立一元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 同代议制政府和政党的作用问题一样，中央集权制问题在前十年就尖锐地提出来了。清廷在最后几年发起的许多改革，都是为了在国内实行权力更加集中的控制。辛亥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各省对北京要求增加权力的反应。革命后，那些仍然相信在中央集权下统一的人，对有人把联邦制推向极端感到震惊。官僚政治的、财政的、立法的甚至军事的自治，被大多数省政府广泛采用。争论使人们相信，联邦制会削弱国民政府的力量，中国处在具有掠夺性的帝国主义世界中，只能从根本上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强调政党和议会的重要性的人，不一定就赞成联邦制，尽管主张自由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那些人，比如宋教仁，认为同省自治的捍卫者结成同盟，赞助他们的某些要求，在策略上是有利的。） 在任总统的最初几个月里，袁世凯不得已而默许省自治，但对省自治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耐烦情绪。1912年7月，他同意确认各省在职都督职位的提案，这些人并不是靠他才当上都督的。他虔诚地恳求他们同政府合作。1同年秋天，他试图行使任命各省文职官员的权力，没有取得多少成功。这种努力，一般都被当作是对省的内部事务的干涉，而经常遭到抵制，有时抵制是激烈的。11月底，他在要求省当局任命县知事须呈北京批准时，悲哀地指出，《临时约法》赋予了他任命和罢免官员的权力。2对此没有什么可察觉到的反应。他为了确立北京在各省内的作用而提出的立法提案，在临时国会中不受欢迎。1913年1月，他利用国会因选举而实际上休会的机会，颁布了省政府的组织章程。3接着而来的是抗议总统专横的风暴。袁在担任共和国职务的第一年中，为重新加强中央权力而采取的低调行动，大都受到阻挠。北京的国库因来自各省的税收不足而相应地遭受损失。 清朝这位伟大的改良主义官员，作为总统，不能够或者不愿意适应民国分权的、自由主义的环境。民国的社会松散，以及在实践中对他的中央政府施加的过分限制，使他感到生气。国民党1913年初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使他面临权力被进一步限制的前景，甚至达到要他下台的地步。立宪政体、选举和省自治似乎都在迫使他退却。他不退却，而是准备战斗。 1 关于袁世凯直隶总督期间的各方面活动的研究，见埃丝特·莫里森：《儒家官僚政治的现代化：民众管理的历史研究》（拉德克利夫学院哲学博士论文，1959年）；斯蒂芬·r.麦金农：《中华帝国末年的权力和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年》；约翰·e.施雷克尔：《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德国在山东》；渡边惇：《袁世凯政权的经济基础：北洋派的实业活动》，载《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1 《中华年鉴》，1913年，第514页。 2 《政府公报》，229（1912年12月16日），第6—8页。 3 《总统在政治会议上发表的演说》，1913年12月15日，英国外交部档案，伦敦档案局，fo228/1852。这个文件据称是袁的演说未经审定的逐字记录译文；同在《政府公报》585（1913年12月19日）第1—6页正式公布的版本比较，倾向于认为它是真实的。（此据正式文本。） 4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46页。 1 《政府公报》，74（1912年7月13日），第2—3页。 2 同上，210（1912年11月27日），第4—5页。 3 同上，243（1913年1月9日），第1—5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党的重建和领导 简言之，**从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会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尽管中国领导人偶尔发表不同观点，但在整个1923至1927年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共产国际能随心所欲地行事。但是，在1927年以后，共产国际的威信一落千丈，需要花大力气来恢复这种威信。这意味着要罢黜和批判陈独秀，撤换和谴责瞿秋白，审查李立三；更重要的是，这还意味着要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并在帕维尔·米夫主持下重新建党。从1927年秋到1931年1月，共产国际对中国**事务的干预实际上使中国党降低到“殖民地”的地位。然而1931年1月四中全会以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共产国际对**的影响实际上下降了，这些因素包括斯大林越来越专注俄国和欧洲的事务，1934年夏季国民党警察破坏了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组织，以及斯大林的血腥清洗，到1937年共产国际已不可能传达他的政策。 在这段时期内，陈独秀对**的领导已于1927年年中结束。接替他的是一些比较年轻的人：1927年下半年是瞿秋白，1928年夏到1930年夏是李立三，而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是国际派（即28个布尔什维克，二十八宿）。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他们着手重建被破坏的党，并制订一种新的实际可行的革命战略。党员数量由1927年4月高峰时期的近60000人下降到同年年底可能不足10000人。或许应归功于陈独秀，才使**在1927年的灾难中没有被完全破坏。有些人把**的复苏归因于不断灌输“共同心态”，换句话说，归因于党的机关刊物——主要是《向导周刊》和理论性杂志《新青年》1——所传布的意识形态的力量。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已深深扎根于知识分子的头脑之中，他们面对****坚定不移，继续高举革命火炬。用一位1927年受迫害的幸存者的话说：“失掉了与党或[共青]团的联系，就像失去了亲爱的母亲。”2正是这种情怀，使政治上彼此疏远的人转变成兄弟般的同志，并使他们毫不留情地与党内外的敌人作斗争。 当1927年风暴突然袭来时，党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一个年仅28岁的年轻人，在行动上他可能没有陈独秀那样果断，但他肯定掌握了更多的列宁主义和有冒险精神，并且颇精于理论。在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前，瞿秋白曾一度在几个问题上反对陈独秀的领导。作为他所编辑的党的机关刊物的一位多产的评论家，他俄语熟练，因而能读列宁的《怎么办》、《两个策略》之类的关于党的组织和党的战略的著作。瞿秋白在1927年7月至8月接任书记职务后，着手使**布尔什维克化。此后，在1928年，他认为党是优秀分子的组织，完全不同于它领导下的任何群众组织。它的先锋队地位来自它能通过党内斗争揭露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1在这些方面，瞿秋白重复列宁和斯大林1925年给布尔什维克化下的定义。21927年9月在汕头及12月在广州（“广州公社”）举行的暴动都失败了。中国**的领导人被大批杀害。在现存的党组织被来自外界的打击所破坏和党内的派别活动所分裂的时刻，瞿秋白只能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尽力而为。他企图至少在上层采用民主协商的程序，但当时政治局往往很少能达到法定人数，他的尝试反而加剧了派别纷争。3但是由于瞿强调土地革命，党从城市的地下活动逐渐伸向萌芽状态的农村根据地，大约有15块根据地当时正在形成。 阶级成分 被称为秋收起义的一系列冒险行动失败后，1928年4月瞿辞去党的书记的职务，让位给一位无倾向性的无产者向忠发。在白色恐怖和战争条件下，随时随地要关心安全及叛变，党中央面临一系列的组织问题。第一，党员的阶级成分已从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转变为农村占优势。1这种变化有改变党的阶级基础、工作方式和党的政策的危险。因此，1928年7月“六大”的决议和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的信都强烈要求增加城市党员。第二，为了巩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中央不得不与那些曾经与党组织失去关系的党员重建联系。党必须为那些1927年6月前公开活动时期暴露了自己而当前靠党的菲薄的财力为生的积极分子找工作，并将他们安置到非党的群众中去。首先它必须统一对激进工会的控制，这些工会掌握在何孟雄、罗章龙等工会领袖领导下的“实干”派之手。第三，农村支部长期与省委和中央失去联系。例如，地处长沙东南偏僻山区、位于江西和湖南交界处的井冈山的前敌委员会，曾用五个月时间才恢复与湖南省委的联系。1928年6月4日中央送交当时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信六个月后才到达。湘鄂西的贺龙直到1929年春才获悉“六大”的决议！第四，在中央领导层内，宗派主义特别是陈独秀“右”的影响依然存在。随着1927年下半年多次失败后，形势恶化，巩固党组织的希望益发渺茫。2 **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郊外举行，大会责成新的领导（主要是李立三，湖南人，曾到过法国和俄国）恢复党的下列路线：党必须通过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并进入领导层来实现无产阶级化。这样做不应以牺牲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为代价，如允许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继续存在，上述情况就会发生。要抑制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必须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培训，同时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而不危及党和党员的安全。在很分散的农村根据地，应尽一切努力唤起广大群众投身于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群众的反映是政策和作风的正确性的主要标准；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容易失去群众支持，被认为是错误的。在根据地，**人本身只应作为思想上的领导者从事活动，不应作为苏维埃的行政人员，以便给群众以权力来监督他们自己的政府，虽然不是监督党本身。1 遵照这些决议，李立三立即采取步骤加强了中央的领导。虽然六大表现出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而且李立三自己也注意到党内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但是他似乎没有形成敌视知识分子的立场。李维汉、邓中夏和在河南的有文化的工人都是李的坚定的支持者，人们很难说他们不是知识分子。2起初，对李立三领导地位的威胁主要来自工会领导人，对他来说疏远其知识分子同事将是不明智的。3 在李立三领导的最初几个月，当小块的农村苏维埃仍在为其生存而斗争时，影响党的统一和稳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农村根据地。问题在于幸存下来的党领导的工会及其领导人，李谴责这些领导人的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官僚主义和无原则的宗派主义。4为保证党在“白色恐怖”下的安全，他努力抑制党内民主，这可能导致了更大的集权。党内抱怨他与陈独秀一样搞家长制。5他本质上是一个活动家而不是学者，主要靠加强纪律来达到统一。既然六大重新肯定了**的地位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李就借共产国际的权威以推行这一行动路线。他常常用撤职的方法清除反对派。有时甚至为同一目的而解散整个省委。1直到1930年9月，在李立三路线失败后，他才企图制定一些限制党内过火斗争的规定。2甚至这时他仍以生硬和权威的态度明确地强调纪律。他为了实现党的统一，还利用了党的机关报。《布尔什维克》是瞿秋白于1927年10月创刊的，仍在继续发行，李在1928年11月又创办了《红旗》周刊，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7月，每周出版两期。最后他还成立了由党团、工会负责人组成的总行动委员会。3 李立三与**之间讨论得最多的分歧较多涉及他们对革命形势的估计及相应的战略，较少涉及党的组织。许多人担心农民党员增加可能造成农民意识弥漫党内，但在毛看来这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担心。毛和苏维埃其他领导人在偏远的农村根据地工作，只能在有限程度上依靠发展小规模的工业来增加苏维埃党的无产阶级成分。毛尤其不得不凭借政治教育使农民无产阶级化。农民是处于党的影响下的唯一的群众，也是新党员的唯一的重要来源。然而忧虑依然没有消除——李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工人中开展党的工作。在1928—1930年前后，李在这方面的努力效果不大。 李立三领导下的**在地区上极度分散，并遭受到严重的破坏，要实现统一与其说是组织上的工作，还不如说是意识形态上的工作。然而李根本不是一个大理论家。随着莫斯科先发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决裂，后来又发生斯大林与布哈林的决裂，李必须或者逐渐形成自己的路线，或者像共产国际那样游移不定。但不管他遵循谁的指导，他必须说服他的追随者。当说服工作遭到失败时，未被说服的人离开他而走向莫斯科，或完全离开党。但是向忠发、李维汉、贺昌、邓中夏和其他几个人支持他，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足以有效地控制党中央。1 尽管王明苛刻地抨击李立三的组织路线，2但是共产国际撤换李并不是基于这个原因，而是因为他在战略上的错误（参见下面的注释）。在短时间的混乱后，经过共产国际的许可，中央转到“28个布尔什维克”——王明是他们的领袖——之手。于是在中央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共产国际的权威被用来反对“实干”派的工会领导人。这些人坚持反对李立三，他们发现自己的力量基础由于蒋介石的迫害而损失严重。3在农村，共产国际的权威被用来反对苏维埃领导人，自六大以来，他们控制的幅员和人口已有巨大增长。 在所有严酷的党内斗争中，引起28个布尔什维克与何孟雄和罗章龙领导的“实干”派之间争论的问题可能是最含糊的；含糊得出乎常理。当这些争论爆发时，何孟雄与李立三原有的争论已经解决。两次争论之间仅有的联系似乎是党的重建方式以及由谁来重建党。从查阅现存的文件——大多倾向于反对“实干”派——看出的唯一可以理解的要点是何孟雄、罗章龙和他们的支持者建议召开紧急会议，其代表性比28个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顾问帕维尔·米夫建议召开的四中全会更为广泛。紧急会议建议从基层重建党，而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四中全会——实际上于1931年1月召开——只有狭窄的代表性，他们则宁愿从上层来重建党。根据“实干”派的判断，后一条道路对党以及对整个革命运动将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1还有一些个人的因素，例如争夺领导地位，不信任缺少经验的年轻“布尔什维克”，也肯定进入争论；然而它们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当这些争端汇集到一起时，结果是何孟雄和罗章龙两人过高地估计了工会反对派的力量和团结，这种估计错误导致他们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完全失败。何孟雄和另外22人，包括五位年轻的左翼作家，显然被出卖给警方，接着在1931年2月7日被枪杀。 28个布尔什维克在攫取了中央的领导权之后，可能曾企图实现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化”——一方面要求绝对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实行“民主集中制”。2由于他们是一批雄辩者，3有理由假定他们宁愿通过委员会进行讨论，而不是采用家长式的命令主义或他们似乎不喜欢的惩罚制度。然而事实上紧接四中全会之后国民党与**特工人员之间的秘密斗争在1931年加剧、而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到灾难性的挫折时，委员会会议能否召开以及民主集中制能否实行是很令人怀疑的。1 然而，28个布尔什维克比李立三更为成功地集中控制了15个左右的农村苏维埃。四中全会后不久，曾管辖苏维埃的“前敌委员会”由政治局直接领导的苏区中央局取代，其下管辖六个苏区。这六个苏维埃中至少有四个各设分局——位于江西东部与福建边界处的中央苏区（1928年底**和朱德从井冈山转移到此），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2另外两个苏区可能曾由一个特别委员会领导。3新机构可能削弱了**在中央苏区日益增长的权力；28个布尔什维克当然可能利用这个机构来消除李立三在鄂豫皖苏区的残余影响，以陈昌浩、沈泽民和张国焘接替许继慎和曾中生，而在湘鄂西苏区夏曦取代了邓中夏。4 当“白区”活动几乎无法开展时，党中央逐步转移到中央苏区，党员也随之迁徙。中央的转移于1933年初完成，只在上海留下基干联络人员，他们不久被国民党警察逮捕。这次转移不仅加剧了论点和权力之争，而且引进了许多城市党员在开阔的农村从事日常的管理工作，这项工作与秘密的城市工作有很大的不同。由于他们现在与广大农民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旧的生活、工作和写作的方式都必须经历适当的调整。虽然他们面临类似的困难，但他们与按回避原则必须是外地人的旧王朝官员不同，因为他们并不想有意识地养成官僚主义。但他们也不同于苏区的老干部，这些新来的人既没有参加过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也没有学会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当地的方言，包括客家话。而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权，他们并不消除对农民的蔑视，也不防止官僚主义的滋长。1 群众路线 各地的游击战士，从阿尔及利亚到古巴，都曾依靠他们为之而战的群众的支持。但是通过宣传和行动以赢得群众支持的实践，并不必然含有概念化的“群众路线”。诚然，自**六大以来，党中央和苏维埃领导人都优先考虑动员群众。事实上，六大的政治决议甚至提出，党在苏区应把自己扩大为一个群众组织，2而**在1927年《湖南报告》中评论道：“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3当1927年**第一次转移到农村遇着中国农村的人民时，动员群众就成为一件紧迫的事情。这时党员必须明确：谁是农民？他们支持革命的积极性如何？如果失去红军保护因而面临反动派的报复，他们惊恐到什么程度？通过组织和技巧，或者通过政策和宣传，如何更有效地把群众动员起来？ 一旦28个布尔什维克与农民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的观点也开始转变。他们现在在党内已不再形成铁板一块的集团，并且他们也没有全部迁入中央苏区。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已完全接受毛提倡的群众路线的全部内涵。虽然1931年9月1日的中央指示要求中央苏区竭尽全力动员群众以巩固根据地，1但是它的要旨明确地在于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来动员群众。它对用反对“坏人”代替专门反对地主、富农、商人的那种措词含糊的军队口号的批评，它对富农分坏田的坚决主张，以及它对忽视反帝工作的不满，全都说明了这一点。中央以为，只需激励阶级特性和阶级斗争，苏维埃就能唤起广大的被压迫群众。这些批评和建议反映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党代会的决议里，这次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以**为主席。2在这些早期的指示中没有迹象表明这些运动可能是一种动员群众的方式，没有提到关心人民和爱护人民，也没有允许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和党的工作。 甚至在1934年1月28个布尔什维克路线鼎盛时期召开的五中全会上以及在1934年的决战前，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还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首先直接依靠**，依靠党的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依靠党的行动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依靠党员的布尔什维克的纪律，依靠党领导群众斗争的能力。只有坚决地奋斗，反对一切离开和曲解国际和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才能胜利的领导争取苏维埃中国的斗争。”3只是在当年初次遭受严重的军事挫折后，甚至在当权的28个布尔什维克的言行中也出现了分歧和动摇。例如一般被认为是长征前28人中最接近**的张闻天一方面说： 我们都要采取发动群众、经过群众、依靠群众的路线。因为在这里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捉几个人或杀几个人，或没收征发一些地主和富农的东西，而是一个怎样在执行我们的明确的阶级路线中发扬群众的积极性、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团结与组织群众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的问题]。 另一方面，他加紧了“赤色恐怖”。“赤色恐怖应该是我们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回答！特别在战区边区，我们对于任何反革命的活动，必须立刻采取最迅速的处置。”2 **对这一类问题的看法和解决办法显然尚处于发展阶段，它们表现出极大不同。他作为那块根据地的创建者，曾与群众一起工作、战斗和生活，时间比28个布尔什维克中任何一个都长。虽然他可能还没有将他的经验概括成一条政策路线，但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决议强调了两个基本点——群众有批评红军的错误、帮助红军改正错误的权利，以及党的决议应当通过群众来贯彻实施。3当然，当时红军是由党的政委们控制的。4批评红军的错误等于批评党。毛以毫不含糊的方式说明了党的正确领导的智慧和能力的源泉：“上级组织必须清楚地了解下级组织的情况和群众的生活情况。这就是正确领导的社会根源。”5在1932年，这样的思想导致了以下结论：“所有脱离群众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方法都是官僚主义。”6 反对官僚主义（即命令主义和自命一贯正确）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的群众路线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求的态度是心甘情愿地做群众的小学生，而不只是他们的领导者，并且不能把群众视为愚蠢笨拙的乡巴佬，而应当信任他们，让他们参加行政管理和政治运动。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发动群众而不损害他们的意愿。根据毛在1933年清楚形成的群众路线的概念，不论是先锋队还是阶级，没有谁是完美无缺的，因此，每个人都有必要接受教育。每个人，包括干部和群众，通过接受教育，就能消除坏的习惯和作风，使正确而可靠的情况能从基层反映上来，成为正确的决策的基础，并使决策得以贯彻。 在实践上，这意味着一旦苏维埃制度由军队建立，在这一制度下要尽可能地关心人民生活和社会公正。在重新分配土地和其他财产、惩办反革命和反动派、以及提供救济时，军队本身为建立政权要担负起宣传和组织群众的任务。1政权巩固后，它的经济和政治措施都应以增加生产、促进贸易和合理分担赋税为目的。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需要经济结构的改革，如合作社和互助组。2它有时还可能需要生产运动和“劳动模范”的惯常作法。有时甚至红军战士也参加农业劳动。3为了动员妇女，苏维埃共和国引进并通过了1931年12月的《婚姻法》，而妇女的活动从锅台扩大到田间和战场。41934年红军从中央苏区撤离提高了妇女在残存的游击区中的作用。妇女活动分子并不那么害怕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她们搜集情报，为游击队运送粮食和其他必需品，护理伤员，并且参加战斗。1 在执行法律方面，群众必须与他们的敌人划清界限，并使法律能为他们所理解。《婚姻法》和《劳动法》显然是为保护他们而设立的，而管制反革命活动的法律和法规则是为了捍卫苏维埃政权。2在运用群众路线方面，苏维埃政府不那么关心做得是否公正，而更关心看起来是否公正。因此审讯是在群众监督下公开进行的，同时教育并告诫群众。3不管苏维埃的司法制度可能有多少缺点，它恰给**的主要敌人陈诚将军以深刻的印象：“它的力量在于它周密考虑排除个人感情。它的好处表现在很少出现贪污腐化的案件。”4 假定毛提出的群众路线已赢得党的领导人的赞同，那么其他苏区接着也会接受它，连同它的一切组织和机构。的确，在鄂豫皖苏维埃，动员群众的基本模式是相似的，与中央苏区相比，或许不那么注意经济工作，而更多注重解放妇女。5但是那里的领导人张国焘不那么相信重新分配土地作为唤起群众的一种手段的功效，而更相信红军保护群众工作的力量。所以他或许更多依靠强制，而较少依靠细致的说服；以致军事上的挫折常导致他的群众工作的崩溃。1张国焘的概念既然如此，他的群众路线就不同于**的群众路线。根据极有限的材料判断，湘鄂西苏区在鲁莽而顽强的贺龙领导下，在1930—1931年间似乎曾建立起一个比较周密的群众组织的网络。他的苏区通过开展生产和垦荒运动及反对迷信、吸毒和赌博的运动来解决生产和社会福利问题。但是夏曦，28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似乎曾反对这种方法。2在别的更小的苏区，材料更为缺乏。人们所知的只是在东北的工厂里日本人对中国妇女的歧视，驱使她们投身游击队。而在海南岛，30年代早期有一支由冯增敏指挥的120名妇女的红色分遣队34——这一英雄事迹后来被改编为一个革命歌剧中的情节。 宗派主义和叛变 中国**的历史表明有过多次派别斗争，目的是试图控制革命进程的领导权。5从一开始党就建立在主要是师徒式的追随关系上，有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两个受人尊敬的人物。虽然未经小心考证和分析，但他们之间缺少合作是明显的，其原因可能在于理论上的差异和个人间的不和。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都坚信马克思主义，都在严酷的受迫害的情况下工作，但他们却并没有像其他一些早期党员那样干脆脱离党。从1927年起，整个革命形势出现了逆转。持不同意见的人得不到法律保护；他们只需经过一个屈辱而痛苦的过程，向国民党的警方或秘密警察自首，就能叛党，他们常常需要出卖以前的同志，但又难保自身的安全。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持反对意见的党员只要不脱党或叛变，往往采取宗派斗争的方式。 但是，如果认为只是出于怕报复才使党尽管有宗派主义仍能维持统一，那就低估了意识形态的力量。这些宗派主义者，无论意见多么分歧，仍然是**者，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战斗。他们之间的决裂主要与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有关；个人的特性和追求权力是第二位的。除意识形态外，还有党的“铁的纪律”。的确，满怀阶级仇恨的**者具有好斗的性格。然而，这只是其个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超过了追随关系的同志式的爱。那种认为冷酷无情引起了中国**内宗派主义的观点不足以令人信服。1 极端的宗派主义通常是分裂或叛变的前兆，两者都包含思想上的再定向。分裂者可能从党内居主导地位的思想转变到另一种思想，如陈独秀和彭述之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而叛徒则看到了信仰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如李昂、龚楚和张国焘。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组织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因为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他认为1927年的溃败主要是共产国际的责任，而他赞同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批评。21929年春，彭述之收到了托洛茨基的两篇文章：《中国革命的过去和未来》和《六大以后的中国革命》，他毫无保留地表示赞同。加上他早些时候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这导致他和陈独秀两人走向托洛茨基主义并反对中国**。1他们信仰的转变需要很大程度的理性上的诚实。2李昂却迥然不同。他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的措词为其叛变行为辩解——他要始终站在真理一边，他要揭露**运动的黑暗面和阴谋。他强烈反对“**的独裁”，说它“比希特勒更暴虐”。3龚楚是广西根据地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党处于革命最低潮时离开了党。除去他个人的不满以外，他的行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11年来从未为国家的独立、民主和繁荣而奋斗。与此相反，党却一直让人民遭受极大的苦难，远远背离了革命的宗旨。它只不过是苏联的“爪牙”，“大骗子”。1971年在香港《明报》月刊的另一系列文章中，他重复了他叛变的理由。4 分裂和叛变的过程未必拖得很长，通常从意见分歧开始。当这些分歧增强时，行动者的信仰体系本身瓦解，导致逐渐背离以前接受的思想，而他自身则经历一个否定并与同志疏远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分裂主义者需要一种可替代的思想信仰，而叛徒则必须找到一个生存的机会。如果这种转变是从比较连贯的逻辑上的思想转向不那么严谨的思想（如从**转变为孙逸仙的“三民主义”），那么这种转变的理论基础可能是不恰当的，令人想到机会主义和十足的背信弃义。龚楚的例子很好说明了这一过程。他似乎难以让国民党确信他的真诚，因此国民党派他去破坏赣粤边界的一些红色游击队，甚至试图搜寻赣南的项英和陈毅。1其他的叛徒，如顾顺章、孔荷宠等，或者被国民党捕获，或者向国民党投降，几乎与思想无关。 张国焘既是一个分裂主义者，又是一个叛徒（关于他的分裂主义，见本章《苏区的毁灭》一节）。他于1936年12月2日，即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前10天抵达延安，当时他在1935年毛儿盖会议上提出的政策路线已彻底失败，他感到被疏远了，情绪消极。然后是1937年2月和11月对他斗争（即“对张国焘的清算”）的公开羞辱。在这场斗争中，他被指控犯有各种可怕的反党罪行。在王明从莫斯科回国以前，张有一线希望与王明结盟反对**，但当王明回国并指控他“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工具”时，他对中国的**事业完全失望了。这个党已不是他曾经帮助建立起来的党，也不是他所需要的党。 张国焘早期就对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苏维埃没有无产阶级基础，在性质上只是小资产阶级，所以苏维埃只不过是要求权力和占有地盘的一种借口，对国家的富强无益。2张从一种思想跳跃到另一种思想，他发现了民族主义和蒋介石。他赞同**的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十大纲领，但指责毛背叛了他自己的夺取政权和地域的原则。他认为毛只不过是“一个披着**外衣的叛徒”，而蒋在抗日战争中所作的努力应当无保留地得到支持，因为这场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蒋的统一中国的工作也应得到支持，因为它是反封建的。当张国焘从“左派白日梦”中猛醒过来，看到蒋介石完全符合反封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模式时，他对自己的转向问心无愧。根据党章，党员是可以自愿离党的；因此张认为既不存在出卖，也不存在变节的问题。在个人对党疏远和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之下，他对毛的敌视也不容否认。在他离开中国**整整30年之后，他仍怀着强烈的感情描绘他的这位老对手——“专横跋扈”、“不讲理达到野蛮的程度”、“狭隘”、“自私”、“目光短浅”、“冷酷”、“诡计多端”、“虚伪”，甚至“渴望成为中国的帝王”。1 1 本章是同一作者的《1927年以前的中国**运动》，《剑桥中国史》第12 卷（即本书上卷）第10章的续篇。又见同书第8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 人》（史华慈）和第11章《1926年初以前俄国所起的作用》（韦慕庭）。关于 概述，见詹姆斯·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史，1921—1972 年》，其他重要著作是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史，1921—1949年》。 2 《红旗飘飘》，第6集，第15页。 1 党内分歧以前从未达到这个方面。见《告全党党员书》，《红色文献》，第96页。 关于瞿秋白的背景和文学爱好，见史景迁：《**：中国人及其革命， 1895—1980年》第145—148页和各处；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 运动研究》，第3—54页；和本书第9章。 2 刊载在1925年2月3日《真理报》上并收入博伊德·康普顿：《**的中 国：整风文献，1942—1944年》，第269—271页。 3 《**选集》，第3卷，第980页和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24页。 1 散见各处的**党员数字都是有疑问的。我引用官方统计数字作为粗略导 向。例如，《**选集》第4卷第1362页上的党员数字。一般认为，在所 有这些报告中，城市党员的数量是夸大的。反之，许多**党员离开城市去 到农村，也可能夸大了农村党员的数量。许多在农村苏维埃工作的人员显然 是城市出身的。 2 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央的信；1928年11月25日** 的报告，《**集》（竹内实编），第2卷，第25、 28页；《星火燎原》，第 1集下册，第603—614页。 1 《中国**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红色文献》，第169—191页。 2 王明：《〈两条路线〉跋》，《王明选集》第3卷，第140—141页。 3 理查德·c.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1928—1931年》，第34页。 4 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文献史》，第172—173页。 5 金一平（音）：《中国**政治：苏维埃统治下的江西》，第183—184页。 1 《**（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载郭华伦：《**史论》，第2卷，第43— 44页。这种趋势在1929年11月开除陈独秀、彭述之及其他许多人党籍时达 到顶点。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2 萧作梁：《中国**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年》，第55—56页。 3 考虑了所有的事情后，可以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李立三的组织成就的 赞扬表现出普遍的乐观，但不是真实的记述。常注明日期为1930年7月23日 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见《红色文献》 第354页）是在4月至5月起草而在6月通过的。 1 王明：《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卷，第70、100、108、140—141和143—144 页；郭华伦：《**史论》，第2卷，第334页。我举出这些人名是为了纠正 一种认为李立三在1929—1930年几乎完全没有支持者的印象。 2 王明：《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卷，第68—71页。 3 《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6页；北平社会调查所：《第二次中国劳动年 鉴》，前言，第2页。 1 《**中央政治局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决议案》（1930年 12月 16日），载于 《党的改造》第1期（1931年1月25日）。见萧作梁：《中国**运动内 部的权力关系》，第95页。又《**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 党籍的决议》（1931年1月 20日），载于《党的改造》第3期 （1931年2月 15 日）。全文收入郭华伦：《**史论》第 2卷，第 218—221页。又见萧作梁： 《中国**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35页。 2 王明：《中国现状与**任务》（1934年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第78页。关于中央集权主义，见王明著名的《两 条路线》小册子的末尾，载《王明选集》第3卷，第111页。 3 1939年我有机会在成都基督教青年会网球场听王明的公开讲演，当时王明同 吴玉章和林祖涵一起在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会议后首途回延安。我以前和以后 从未听到比王明更有口才的中国人讲演。 1 郭华伦：《**史论》，第2卷，第250—259页。 2 萧作梁：《中国**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51页；《社会新闻》，第 6卷第19—20期（1934年2月27日），第264页；郭华伦：《**史论》，第 2卷，第183—184页。 3 王健民：《中国**史稿》，第2卷，第503页。 4 《红旗》，第29期（1932年1月25日）；郭华伦：《**史论》，第2卷，第335 和367—368页。 1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64页。 2 《红色文献》，第194页。 3 《**选集》，第1卷，第44页。 1 郭华伦：《**史论》，第2卷，第312页。 2 萧作梁：《中国**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65页；郭华伦：《**史 论》，第2卷，第306页。 3 《斗争》，第47期（1930年2月16日）。 1 《红色中华》， 1934年6月28日。 2 同上书，1934年5月25日。 3 《**集》，第2卷，第82页。 4 1931年9月1日中央给苏区的指示，收入郭华伦：《**史论》第2卷，第 302—304页。 5 《**集》，第2卷，第82页。 6 同上书，第3卷，第168页。 1 《古田决议》，《**集》，第2卷，第123页。 2 王观澜向斯诺提供的情况，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38页；《红色中 华》，1934年7月26日；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152— 154页；斯诺：《西行漫记》，第183和253页。 3 《红色中华》，1934年6月30日；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152—154页；《星火燎原》，第2集，第100页；《红旗飘飘》，第13集，第65 页。 4 《**选集》，第1卷，第133页；钱塘：《革命的女性》，第13—15页； 《红旗飘飘》，第11集，第166、171和210页。 1 《红旗飘飘》，第1集，第74页；第7集，第79—108页；第9集，第176— 178页；第11集，第151、200—208页；《星火燎原》，第4集，第266—268 页。 2 苏维埃法典在1933年10月15日颁布。见陈诚档案第16卷；特吕格弗·勒特 菲特：《中国**，1931—1934年：民政经验》，第5章b节；曹伯一： 《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04—406页。 3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13—414页。 4 王健民：《中国**史稿》，第2卷，第353页。 5 《星火燎原》，第2集，第462页和第6集，第379—380页；王健民：《中国共 产党史稿》，第2卷，第192页。 1 《剿匪战史》，第4卷，第685页。 2 《星火燎原》，第2集，第100—102页；贺龙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 617页。 3 陈学昭：《漫走解放区》，第94—95页；《星火燎原》，第2卷，第510—522页。 4 根据1991年7月31日《文汇报》，冯增敏为红色分遣队第二任连长——译者。 5 关于理论上的处理，见黎安友：《**政治的宗派主义模式》，《中国季刊》第 53期（1973年1—3月），第59页；又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49— 151页。 1 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49页；埃兹拉·沃格尔：《从朋友关系到同 志关系》，《中国季刊》第21期（1965年1—3月），第46—59页。 2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第7—8页。关于陈独秀分裂 主义的其他原因，见林进的文章：《社会新闻》，第9卷第8期（1934年12月 11日），第296—300页；和托马斯·c.郭：《陈独秀（1879—1942年）与中 国**运动》，第8章。 1 彭述之：《让历史的文件作证》，《明报月刊》第30期，第18—19页。 2 正是这个原因，中国分裂主义文献应当受到与中国叛徒文献不同的看待。在 这方面**的学者没有分享他们的俄国同事所拥有的方便，后者可利用大批 翔实的叛徒文献。 3 李昂：《红色舞台》，第189、192页。李昂甚至自称是**一大的参加者：同 上书，第75—76页。李昂这部书大概是这类著作中最不可信的之一。 4 龚楚：《我与红军》，第2—10、445页。 1 《星火燎原》，第4集，第117—118页；《红旗飘飘》，第3集，第229—233页。 2 《明报月刊》，第57期，第95页；第61期，第83—84页。见载在《明报月 刊》第62期上的《张国焘敬告国人书》（1938年5月20日）；一种较早的版 本发表在张国焘、柳宁等：《一个工人的供状及其他》，第4页。 1 《明报月刊》，第56期，第86和93页；第59期，第85—86页；第60期，第 85页；第61期，第93—94页；第62期，第85—88页。又见张国焘为龚楚 《我与红军》所作的序（第3、4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次革命 用军队是否确实听从他的命令来衡量，袁世凯在1913年春并不指挥占压倒优势的力量。他的军事优势，仅仅在于他真正控制的部队具有持续的凝聚力和机动性，其总数约为80000人。其余的中**队数量多几倍，但在地理上、政治上却是分散的。袁要利用其军事优势，有赖于他在争取同盟者、制止敌对联盟方面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他1913年对敌人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孤立激进分子，取得外国的支持，并在多数省内争取到当权者至少保持友善的中立。 国内武装冲突于1913年7月爆发，并持续了大约两个月。根本问题是，国会是否有权改组政府（这个问题因国民党1913年初选举获胜而陷入危机），以及北京对各省拥有多大的权力。暗杀宋教仁事件，促使许多国民党领导人迅速转向武装抵抗。宋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遭枪杀，两天后逝世。一系列的证据证明，这次袭击是在袁政府的办公室里策划的。 孙逸仙在1913年的头几个星期里重申对袁任总统的支持，这一点他前一年夏天就在北京明确地陈述过了。然而，宋教仁遇刺一事却使孙相信，袁必须下台。此外，宋主张的选举方法、议会方法，已经被认为是不适当的了。1913年3月末国民党的主要人物，包括孙逸仙和黄兴，试图结集足够的军事力量以便在战场上打败袁。袁用暗杀宋教仁的办法，挫败了议会对他权力的挑战，却激起了军事上对他的挑战。 如何才能战胜军事上的挑战呢？各省实际上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直到1913年春，部队大批集中的地区还有三个：华北的北京周围（最大的），华中的湖北武汉周围，长江下游的江苏南京周围。每个地区各占中国交通最发达的三角形的一角。北京有铁路同武汉和南京相连，长江又把武汉和南京连接在一起。部队有可能在这个三角的每一个边上来回作迅速的、大规模的运动。鉴于渗透入北京部队的核心没有实现的希望，国民党领导人就努力在湖北和江苏争取同盟者。他们力图既从上面又从下面来进行：既谋求省都督参加，又直接号召其下属军官响应反袁文告。 在湖北省当权的是前清官员、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尽管他早就同老资格的革命领导人疏远了，但却有人提议由他去替换袁当总统，作为乘机利用国民党选举胜利的宋教仁计划的一部分。宋去世后。人们请求他参加反袁起义。1与此同时，看来好像还做了些工作以召募黎手下的激进军官参加反袁密谋。2黎拒绝了所有这些建议。他把他军队中持不同意见者的组织视为对他本人的威胁。他毕竟是从民国一开始就同袁结盟共事的。4月初，他秘密邀请北京派少量部队进驻湖北。5月取消了保密，驻扎在湖北长江沿岸的北京军队的人数也增至10000以上。1早在第一枪打响之前，中国三个重要军事中心袁就占有两个。 在江苏——黄兴同那里强大的势力有密切的联系——都督不是一位像黎元洪在他自己省内那样占支配地位的人物。二次革命真正爆发以前，在袁和袁的敌人之间作出抉择还不是迫切的问题。但是，早先在湖北的失败，以及士绅和商人中的名流不愿打内战的普遍情绪，使起义的前景变得暗淡起来。许多革命党人，特别是黄兴，一段时间内又回复到新近被暗杀的宋教仁的方式，采用合法策略来反抗。但是，在反袁运动中还存在两个力量源泉。它们是：地方主义者对袁世凯要求中央集权不满；国民党当权者在省里有组织网。 许多省在税收和任命官员问题上同北京有抵触。当这些省决定反抗时，袁世凯退却了。但是，他同一个省已经处于接近公开敌对的状态：这个省就是国民党的追随者李烈钧任都督的江西省。李任其职务之前曾经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清朝军队的军官，1911年有过革命积极的记载，热心于家乡江西省的自治。袁单方面任命一文职人员为都督以便在江西分享权力，这位被任命者在他1912年12月到达后不久就被赶出省外。后来在1913年1月，袁下令扣押了合法装船运往江西的一船军火。不顾李烈钧的反对，江西长江港口防区司令服从了袁的命令。这个问题于是变成了江西都督对江西境内军事官员的权限问题。仅仅因为袁的退避，战斗才在3月得以避免。在宋教仁遇刺前的时期，还没有一个领导人对袁表示了如此公开的敌意。李烈钩对宋强调国会和宪法程序不同意。但他热衷于武力“讨袁”运动。 在广东、湖南也可以见到国民党的倾向性和地方主义者对北京的反抗两者结合起来的情况，不过，其形式比江西更加变化无常。安徽有一个国民党员担任省的首脑，他也参预了密谋。反袁的密谋者还寄希望于福建、四川等地的响应。 革命党人的地位在1913年春天时还不是没有潜力的。但参加同袁的抗争并不是出于对结局具有充分的信心。相反，这是被总统逼出来的。在国民党选举胜利以前，他已决定不退却，转入了进攻。 在暗杀了宋（3月20日）并在军事上包围了湖北（始自4月初）之后，袁的下一步重要行动就是大借外债。辛亥革命结束以来，外国银行团在它们各自国家（英、法、德、美，不久又有日、俄参加）的政府指导下，就给予北京政府一笔巨额贷款事一直在进行谈判。公开宣称的目的，主要是提供资金：用于偿付拖欠的和即将到期的中国继承下来的债务，包括偿付外国因在辛亥革命中受到损失而提出的赔偿要求；还用于负担急需的政府开支。以英国为首的银行团各国政府，把在中国政府内安插更多的外国人员作为一个条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外国职员首次进驻并“改组”盐务官营的管理机构，因为盐税是贷款的抵押。同时，银行团各国政府还作出努力颇有成效地阻止中国从银行团外取得大量贷款。北京当局面对中国半殖民地处境最不愉快的一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坚固阵线要求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中起更大的作用，作为高价贷款的交换。甚至在伍德罗·威尔逊1913年3月宣布美国退出银行团之后，美国仍然尊重银行团强加的、不给中国大量贷款的联合抵制，直到银行团的贷款签订为止。 不必是国民党员也能看出贷款一事的危险性，并会就此对北京予以谴责。1898年改良运动的领袖、孙逸仙的宿敌康有为，在1913年初把签贷款协定比为“食毒脯以止饥”。康争辩说，总可以找到某种办法来避免银行团的致命的施舍。用盐务管理权换取2500万英磅的贷款，这笔钱在扣除了欠的旧债和筹集贷款的费用后，中国政府实际上只能得到1000万英磅，作了这笔交易后，下一步又是什么呢？康问道：为了外国再注入一笔钱，是否就不会献上另外的政府机构，或者土地税呢？“诚不待外兵之瓜分而已自亡也。”他写道，向此时此刻正在为蒙古和西藏同北京争论的俄国和英国借款，是多么令人难以理解：“政府是谁委托，而敢以五千年之中国，万里之土地，分赠于他人乎？”签订外国贷款所引起的愤怒，促成了清朝的覆亡。在指出这一点时，康暗示，尽管对借外债的必要有一种普遍的听之任之的常见气氛，但是重新燃起的愤怒，有可能在民国重复上次的表演。1 然而，袁却于1913年4月27日凌晨2悍然签订了所谓“善后大借款”。他预料到要同革命党人摊牌，为此他需要筹措资金。北京政府从各省收进的税款不多，故而对资金的需要十分迫切。康有为提出的补救办法是建立统一的、全国的财政结构。袁同意了。但各省和国民党反对中央集权的倡议，意味着财政统一只有靠武力才能办到，而武力是要花钱的。唯一可以求助的就是外国贷款。袁行动进程的逻辑正是如此。 在签订借款之前，袁就决定不将此案提交国会批准。袁曾同意按照《临时约法》治理国家，而《临时约法》明确要求这类协定须经国会同意。暗杀宋引起的愤怒以及借款条件的不得人心表明，得到批准是困难的。同时，外国缔约国事先就接受了不合法的程序。签订协定的意图一败露，国会就大吵大闹起来。 袁向英国驻北京公使透露，他认为按国会程序办事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他“有一个对付他们的计划，如果他们再这样下去的话”。1下月即5月，这个计划至少部分地被泄露出去了。自去年秋天以来，袁就鼓励把国民党以外的所有政党联合在一起，为此而作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建立了进步党。梁启超就是这个联盟的领袖人物。还花费了许多钱去贿赂国会议员。结果是，弹劾政府失败，国民党在国会的势力削弱。后来，袁就要对国会议员采用人身强制和恫吓的手段了。 到了6月，袁的准备工作差不多完成了。他首先下令将那些最敌视其计划的省首脑免职。李烈钧在江西的部队3月已处于开战的边缘，他是第一个被免职的。然后，袁又接着下令撤换广东和安徽的国民党都督。7月8日，就近调遣驻扎在湖北的北洋军队进驻江西的长江沿岸地区。李烈钧同其他人一样，从策略考虑表面上同意解职，大约就在同时他返回江西结集部队。1913年7月12日，江西正式宣布脱离北京独立，省议会推选李烈钧指挥讨伐袁世凯罪行的战役。 革命领导人的反弹计划随即得到实施。为了反袁事业，革命军军官夺取了南京，尽管都督程德全不情愿，他后来离开了南京。黄兴从上海赶来领导。一次为时不长的出征沿津浦线进入山东，把战争引入袁占区。在上海，向市内大军火库发动的五次猛攻几乎压倒了北洋军的驻防军，假如上海的中国海军不站在北京一边，这个战略据点就可能被占领了。 少数几个省，特别是湖南、广东，对起义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响应。袁的敌人分散，突出了袁自己的部队力量集中。问题取决于江西、南京和上海，因为其他各地在军事上对革命没有重大贡献。反袁运动几周内就瓦解了。其领导人大都逃往日本。 三年以后，袁似乎控制了那么多的中国地方，而他却证明无力镇压反对他的运动。但在1913年，他从有限得多的基地出发，轻而易举的战胜了他的挑战者。在二次革命中，袁拥有后来丧失了的两个优势：他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得到相当大的支持，并有外国的援助。 1913年，袁在国内有几个方面优胜于他的对手。虽然他的权力那时还达不到国内许多地方，但自民国元年起，他就牢固地掌握了北京的官僚机构，无论是文职的还是军队的。北京的这个官僚集团还不是后来官僚军阀年代垂头丧气的一群。一种使命感把袁的政治机器凝聚在一起：给国家带来有效率的行政统一，这个目标看来既是可以达到的，也是合乎需要的。 袁公开和私下都强调这一点。在1913年7月开战后不久，他宣称，那些被辛亥革命留下来管理民事和军事的自封都督，“威令本自不行，功过安从责课？厥后亟筹分治，民政别置长官，而乃简令朝颁，拒电夕告”。首先需要办的事，是“规复政令之纪纲，建行国家之威信”。1正如英国公使朱尔典6月初同总统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后所报告的那样，“袁已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取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各省统一……”。2实现这一目标符合袁及其政权的利益；而袁可能争辩说，而且确实有说服力地争辩说，松散的联邦使中国处于衰弱的、无防御的地位。 这种立场所具有的吸引力，在袁的随从人员以外也有影响，并有助于孤立激进分子。国民党以外的主要政党都支持中央集权的政策。少数都督不是其任职省的本地人，他们对全国水平上的同盟者颇感兴趣，因而可能同袁合作，因为袁反对省自治的各种极端形式。湖南出生的云南都督蔡锷，看来就是一个实例。不到三年之后，蔡成功地领导了对袁政权的一次进攻。可是在1913年，他拥护中央集权的全国性政府，同袁合作反对革命党人。50000445_0261_01有些都督不是国民党员，但统治着亲国民党情绪相当浓厚的省，他们在开始时也可能欢迎袁的干预。湖北的黎元洪、四川的胡景伊（胡景伊是四川的军事首脑，但不是都督——译者）就是两个例子。 只是在后来他们才懂得，袁既然厌恶省自治，就会把他们也赶下台，但已经为时太晚了。 当时，反袁运动不善于结成广泛的联盟。国民党本身在省自治问题上就是四分五裂的。1913年的革命党人，虽然利用了各自治省积聚起来的力量，但与宋教仁去冬的选举运动相反，没有明确地以各省权利和地方自治的捍卫者的面目出现。对于全神贯注于省内事务和地方事务的许多人来说，宋教仁遇刺和袁世凯在北京对国会的作法，本身是远方发生的事。当时观察家的印象是：1913年的起义没有把士绅阶层和商业知名人士争取过来，也没有试图去动员广大民众。 袁反对二次革命领袖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得到相当程度的支持，除此之外，袁还拥有第二个优势：外国的支持。外国列强的关心是一种混有灾祸的幸事，因为它附有许多条件。列强普遍对袁抱有信心，相信他能最好地在中国维持符合他们利益的秩序，而这种信心也正符合袁当前的需要。他们确信，袁能够不顾宪法，无视国会，签订“善后大借款”。因“善后大借款”而得的收入，在其持续期间，给了袁胜过他的对手的巨大优势。他不仅可以收买到叛变了的国民党国会议员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收买到自治的军队司令官的支持，比如山东的张勋——袁的对手也在争取张勋，不过没有成功。进一步说，有了这些资金，袁自己的部队发军饷的能力就有了保证，这种状况对士气是有好处的。这次借款在金融上、政治上的代价甚高，但在军事战役前夕，拥有大量现款的优势是充分的补偿。可以公正地说，银行团为袁战胜国民党领袖提供了资金。 英国有一个信念：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国，会在贸易上竭力迎合英国的实力，并能最好地保护在中国的外国人及其利益，这是一个老信念了。这个信念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以后。因此，在华的英国外交官、银行家以及英国外交部都特别热衷于支持袁，他们熟悉他。二次革命期间，中立和不干涉的界限经常遭到破坏。最富戏剧性的是，英国作出安排直接向中国海军在上海的舰只拨发“善后大借款”的现款，以保证他们拥护北京。1汇款是及时的。第二天革命党人对上海军火库的进攻，被中国战舰的炮火所挫败。 革命党人在1913年也有外国朋友。春天，孙逸仙和一些密谋者求助于日本官员。2但是，日本政府还不愿意公开放弃它在中国同英国的合作，没有向革命党人提供重大援助。少量的钱可能落到他们手里，少数日本军事顾问光临了反叛者的营地。最有帮助的是，日本在华海军护送许多失败了的领导人到达安全地，最后到达日本的避难所。但是日本这种半心半意的援助，根本无法同袁得到的援助相比——甚至无法同他从日本得到的援助相比，因为日本参加了“善后大借款”。 袁战胜二次革命，消解了一次革命即辛亥革命的某些含糊之处。对推翻清朝作出的革命贡献，将不再是担任高级职务的凭证，虽然它本身并不是不合格的凭证。在组织国家统一的问题上，民国头一年半的联邦制就要让位给中央集权政府了。增多了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等级制度的保持这两者荒谬的结合——它是辛亥革命后初期的特点，它促成了国民党1913年选举的胜利——就要被社会上、政治上都保守的政体所取代了。 关于这个转折，有两个更深一层的、不那么明显的论点应该指出。首先，民国头两年的自由主义时尚和自由主义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不过这有其颇为特殊的原因。立宪政体和代议制的、选举制的政治体制，由于它们同中国人的偏爱和政治习惯不相容，也许会最终自行垮台。但是，1913年发生的事不是这种情况。自由主义政治是用军事力量打倒的。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危险性并组织必要的防御。虽然1912年和1913年的条件证明是难以再得的，但是复活这些体制的想法，可以理解，继续存在。试验尚未进行到它的结尾（不论结尾是什么样子），但已被强制地、过早地中止了。 其次，此后几年的保守主义，就一般而论，还不是回复到“传统的中国”或儒家政治的旧观点。政治目标的民族主义定义，仍然被人们所接受，它是在19世纪90年代得到系统阐述，并在后一个十年得到精炼的。袁世凯新扮演的独裁者角色，仍然是力求实现民族主义理想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个角色。他和他的支持者所反击的，是在参政、自治和自由主义的社会态度等方面他们所理解的极端行为。关于中国必须以变革求生存的主张，并没有遭到拒绝。当然，袁自己认为，关于如何进行必要的变革，他有更高明的见解。中国注定还要经受另一轮试验。 1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件汇编》，1913年，2，第350—351页。 2 《辛亥首义回忆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1，第96—97页。 1 w.h.威尔金森，汉口（1913年4月11日、5月11日、5月22日、7月8日），fo228/1873，伦敦档案局。乔治·欧内斯特·莫理循日记（1913年4月7日），97条，莫理循：《书信文件集》，悉尼，米切尔图书馆。 1 康有为：《大借债驳议》，载《民国经世文编》，重印于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3，第893—895页。 2 中文文献日期为26日——译者。 1 朱尔典，北京（1913年4月30日），fo228/1852。 1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重印于沈云龙编：《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第68—69页。 2 朱尔典，北京（1913年6月5日），fo228/1852。 1 谢本书：《论蔡锷》，《历史研究》（1979年11月），第47—61页；唐纳德·s.苏顿：《省黩武主义与中华民国：滇军，1905—1927年》，第141—161页。 1 北京，艾斯顿代办，两份电报（1913年7月20日），fo228/2498。北京，汇丰银行给上海银行团的电报（1913年7月21日），附于北京r.c.艾伦给艾斯顿的电报（1913年7月21日）内，fo228/2498。 2 《日本外交文书》，1913年，2，第340—341、352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农村苏维埃的创建 自第一次统一战线在1927年7月崩溃以后，中国**的首要任务一直是在中国农村建立避难所，在那里有可能继续进行革命，并有希望引导革命走向最后胜利。对一个被查禁和受迫害的党来说，似乎没有其他途径可供选择。这些避难所实际上是国中之国。它们的创建需要一支军队，这就是1927年4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儿戏般地提出三点意见的原因。这三点意见是：从华中向东推进，击败蒋介石；向南进军，夺取广州；或者加强湖北和湖南的革命力量。没有武装力量，这些目标都无法实现。2后来，到1927年5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才指示中国**为武装革命而策动兵变和组织工农武装。3这一思路发展成为共产国际7月举行起义的号召。 1927年的起义 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为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中国**发动了一系列的起义：8月1日江西南昌起义，8月到10月主要在湖北和湖南的秋收暴动，12月广州公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起义都是第五次代表大会首次提出的三点意见的继续，是根据城市必须领导农村，决战必须在城市展开以及革命**正在来临等设想提出的。 为什么选择南昌？**人和亲**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在左派张发奎的军队中）的优势，可以说明中国**所组织的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地点选在南昌的原因。当时宁、汉分裂，南昌地处宁、汉之间，**人可能希望夺取这座重要城市以左右全局。1然而，南昌并非一座很重要的工业城市，不能提供无产阶级的基础，也没有农民参加。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参加起义的人大部分是受**影响的国民党军队及湖北和湖南的革命青年。2 尽管有人指责军队的训练和组织很差，又缺乏配合和群众支持，导致了起义的失败，然而在叶挺、贺龙和朱德领导下从南昌撤退的这支军队，却表现出后来成为红军特征的最初迹象。朱德的第25军由大量革命青年担任下级军官，3以连和排为单位分散开展政治宣传和没收土地。1叶挺和贺龙则在广东的潮汕地区实施他们的土地纲领，没收地主和公共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并将地租减少到不超过30%。2即使在这初期阶段，这些军队已不同于中国的其他军队。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国**在1927年8月7日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紧急会议——这种会议形式后来在1931年1月被“实干”派追究过。不能肯定党是否在理论上为共产国际的代表b.罗明纳兹及其继任者h.纽曼所说服。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其说是封建的，还不如说是以小型、分散的生产单位为主要特征的亚细亚方式的。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也是软弱和不团结的，完全没有能力领导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如果能得到外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它很有可能不间断地被直接推入社会主义阶段。3紧急会议后发布的《告全党同志书》，一方面拒绝承认土地革命是一种反封建的起义，但另一方面又断言中国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4从现阶段向下一阶段的过渡被视为可能是不间断的。会议还强调了国家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反帝和反封建的斗争互相连结，使农民的参加成为绝对必要。按照这种观点，在没有有计划城市起义支持的情况下，1927年的秋收起义从农村向城市发动进攻，这与一星期前的南昌起义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它还提供了反抗国民党镇压的唯一可行的手段。5 “利用当年的收获季节强化阶级斗争”的秋收起义，旨在推翻国民党左派的武汉政府，以创建一个国中之国，使中国**得以生存并继续进行革命。这次起义计划包括湘赣边界、鄂南、湘鄂边界、赣南、赣西北以及从海南到山东的其他地区。1战略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利用各种武装力量充当盾牌来保护并武装农民，夺取地方政权，将它转变为农民协会或改建为苏维埃，分配土地。这一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期望农民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战斗力量，使起义的成果得以保存和扩大，以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由于这种设想被证明是无效的，起义注定要失败。 然而，这并不是说农民，特别是山区的农民不准备起义。如果他们没有准备，其余的土地革命就无法解释，除非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巧合。起义失败也不是由于领导者有意轻视农民。例如，党中央和**都把工人和农民看作起义的主要力量。2这里有许多战略错误。党设想从农村进攻城市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军队从县城开始夺取大城市，然后推翻武汉政府只是几个月或几周的事。当党发现即使县城也在严密防守或顽强抵抗，难以被**和其他起义领导人下面混杂的队伍攻克时，它随即把它的目标向下调整到在井岗山这样的偏远农村地区，开展较为谨慎的和长期的游击战争。3**从失败的余烬上把他的部队整编为一个团（与鄂豫边区和湘西的同志们所能召集的相比，这部分兵力是庞大的），并重整旗鼓。直到1928年夏天，他才拥有包括一两座县城在内的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但仍依托山区地形以求安全。未来的鄂豫皖根据地直到1929年冬才夺取并保有第一座县城——商城，并且迟至李立三推行冒险主义的前夕才正式建立根据地。1贺龙在1927年底只带着8枝枪和20个党员返回他的故乡，直到1929年5月才集结到足够的追随者攻克两座县城。虽然政治局的11月会议承认这些战略错误，但它体会不到战斗在山区和丘陵的游击队领导人的孤独感和革命低潮感。在革命的这一阶段，如毛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你们[指党中央]要求我们不要管军事，可同时又想要群众武装”。2这似乎表明当时党既缺乏军事行动经验，又过于犹豫不决，证实了毛在1938年所说的话，“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3 在群众工作方面也缺乏经验。关于应当在何时以及如何建立苏维埃式政府的讨论，似乎一直停留在下列准则上，如1927年的中国是否能与1905年的俄国（即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准备），或1917年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相比。湖南醴陵在秋收起义开始时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4这个苏维埃以及以后的苏维埃大都是利用以士绅阶层——例如宗社、农村学校和民团——为中心的旧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有时甚至利用秘密会社。激进的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从受压制的城市回到本村，他们渗透到这些组织中去，既是为避难，也是为了进行鼓动。他们从这些组织得到了创建苏维埃根据地所需的人、武器和钱财。他们犯错误，并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到1927年底，在中国明显地出现了两股**之流，即农村苏维埃和城市领导；前者必须接受后者领导，否则整个运动就会陷入中国农民起义的传统模式。由于农村苏维埃仍然弱小而不稳定，建立中央权威并不特别艰难。 瞿秋白和城市领导人一直认为革命**正在兴起，他们继续在江苏的宜兴和无锡、湖北的武汉、河北的南口和天津等地发动起义，结果都遭到惨败。1接着在1927年12月11日出现了广州公社。这次起义的背景是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表达——面对托洛茨基的批评，想用中国的胜利来证明他在那里的政策是正确的。叶剑英回忆说：“一个革命者必须找到前进的方向。”南昌起义失败后，广州似乎是可以证明中国**不为敌人所吓倒，以及仍能在一个省取得胜利的唯一希望。2发动这样一次起义的决定实际上是在党中央的11月会议上作出的，但行动是由处于负责地位的人指挥的，这些人再次对张发奎的合作抱有几乎无法实现的希望。3广州起义失败后，攻占主要城市的企图被搁置起来，直到1930年夏李立三采取新的行动。革命显然处于低潮，不可能期望大的行动。 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 在接近1927年年底时，只采取了一些小规模的行动，包括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建立根据地，如井冈山、大别山、洪湖地区、川北和广西的左右江，在这些地方造反者可以安身和坚持斗争。4但是，革命者却不得不问：有建立根据地的必要吗？他们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吗？从偏僻山区的角度看，革命的前途是什么？ 在井冈山苏维埃建立初期，毛就告诉他的战士们： 我们闹革命，光是跑来跑去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一个家，不然就很困难。有了这个家，就可以作为同敌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据地。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里练兵，发动群众，敌人来了，我们就靠这个家和敌人作战。我们以家为依托，不断向外发展，把我们四周的敌人一点点地吃掉、赶走，我们的日子慢慢地就好过了。 事实上，从事建立根据地的红军战士和他们的党需要人和钱，这只能靠没收富人财产并分一些给穷人来取得。贫苦农民由于害怕报复，不愿参与土地和财产的没收和分配，除非红军的防卫强大到足以保护他们，并对新的财产制度采取永久性措施。一旦新制度建立，红色政权就能合法地征兵并向人民征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像军阀的辖区，但军阀保护豪绅而不保护贫苦农民。党希望通过建立一支能维护新财产制度和红色政权的足够强大的军队，进行社会和经济上的变革，以收到激发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忠诚的效果。**和其他少数像方志敏这样的人是相信这一战略的，而张国焘却认为农民是观潮派，而且只关心自身的生存；只有当红军取得胜利时，他们才会支持红军。按照张国焘的观点，发动农民完全取决于中国**的军事力量；与土地政策无关。1 由于重新分配了土地，农民积极响应中国**。这来自另一消息和评论来源——掌握华**产党人第一手情况的传教士和外国记者。早在1931年，《教务杂志》（一份首要传教士杂志）上一篇文章承认，这些**人“尽管不信神”，却得到成百万农民和工人的支持”。2像《密勒氏评论报》（一份上海出版的美国杂志）那样的期刊曾在1933年和1934年全年报道过农民对**人的支持。3当**出发长征时，亚朋德和a.j.比林汉考察了**原先统治过的地区。在那里他们发现农民们喜欢的是**，而不是国民党。4正是这种支持使红色政权在长征前得以生存，并使游击区在长征后得以保持。令人不解的是，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学者们普遍忽视了来自湖南、江西、福建以及受苏维埃运动影响的其他省份的外国传教士的报告。 建立根据地的基础工作一旦就绪，革命者必须在两个长期战略之间作出选择。第一个是放弃山区的小根据地，代之以在农村打游击，因为小根据地的经济资源难以满足大规模作战的需要。这一战略是通过宣传和经济混乱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直到游击队得以在全国范围起义中夺取政权。第二个战略是在根据地坚持下去，并在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同时，波浪式地向外扩大根据地。这一战略的目的在于有秩序地增强红色政权的势力，同时施惠于农民，并促进革命**的来临。5 按照类似井冈山的模式，沿中国南部和西部高原与北部和东部平原之间的丘陵地带，出现了鄂豫皖、湘鄂西以及其他少数几个苏维埃。这些地区有苏维埃存在，内战频繁，因此是军队的集结地，这意味着苏维埃的建立与农民的悲惨境遇之间的关联，对此应作细致而系统的研究。1910年至1920年间，这一地区的内战和军队集结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混乱，可能比中国的平原等地区更为严重。研究平原地区而不研究这一地区就得出结论说农民的悲惨境遇与造反的关系不大，无异于品尝白垩而把它当作奶酪。到1930年，13个左右苏维埃约有300个县在**不同程度控制或影响之下。那些没有建立苏维埃的游击队，如1929年7月至10月间在四川由邝继勋所领导的游击队，则销声匿迹，被人遗忘了。1 富农问题 苏维埃着手没收土地并动员贫苦农民，这项任务通常由革命委员会或村和区苏维埃承担，这些组织最初都为来自城镇的知识分子所支配。2这一事实意味着缺乏政治经验的农民只起被动的作用，而党的基层组织有超越行政机构的倾向。3要农民打消他们的被动和怀疑态度，在正常情况下需要6个月的时间，首先他们涉足缺粮和征税等经济问题，然后才涉足诸如阶级斗争等政治活动。4一旦被动的障碍消除，土地革命就会帮助穷人把长期深藏的对富人的仇恨发泄出来，并激发他们更积极地参加军事和政治活动。调动农民的这种积极性是土地革命的实质所在。当时**的理性思考对贫农的政治化和行动化重视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个嘲弄。党始终把它的注意力和热情贯注于城市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却陷入经济斗争的泥沼，要求更多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而这两种利益的政治意义都很有限。 **的土地政策成为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权力之争的牺牲品。根据列宁对待富农的态度，根据俄国的经验，即富农对群众的剥削甚至比地主更加残酷和野蛮，共产国际于1929年6月20日指示**对富农采取更为激烈的政策。因此，江西苏维埃于1930年2月通过了一部《土地法》，规定没收全部公共的、地主的和富农的土地；而1930年5月召开的苏区代表大会（**未参加）提出没收富农出租给他人耕种的那部分土地。1 下到苏维埃一级，富农问题成为一个棘手的实际问题。当富农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便阻挠分配土地的工作。根据地与邻近城镇之间的贸易在他们手中，他们可能停业，给**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方面的经验在1928年12月井岗山《土地法》中有所反映。2后来在1929年4月兴国《土地法》中，对富农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态度。3可能出于同样的考虑，鄂豫皖苏区的富农直到1931年，仍保有他们的土地。不论湘鄂西或湘赣苏维埃都没有对富农实行严厉的政策。1 当28个布尔什维克取得党中央的权力时，富农问题变得尖锐起来。**所采取的遏制富农权势的方法，是在第一次分配土地时拿走富农的“剩余土地”（抽多补少），然后在第二次分配土地时再拿走富农的“好地”（抽肥补瘦），2而不违背平等的原则。但这一做法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受到严厉的批评。31931年9月1日党中央的信指示他改变政策。诚然，富农问题在中央的阶级路线中构成了重要的一环。这条路线对动员贫苦大众是重要的。中央想做的是只给富农分坏地，而不考虑给地主以补偿。从理论上讲，毛并不认为所有的富农都是剥削者。他们可能是半个地主或半个资本家，但他们也可能仅仅是潜在的剥削者。4在另一方面，28个布尔什维克把富农定义为“在革命前出租部分土地，放高利贷和经常雇工”者。因此，很清楚他们是剥削者。5如果宽厚地对待他们，就模糊了阶级路线，或完全放弃了阶级斗争。6 拿走富农的部分“好地”与只给富农“坏地”之间的差别似乎微不足道。然而，有些事实却应引起注意。首先，苏区已扩大到包括市镇，苏维埃政府下的或合作社形式的贸易体制的成长，使富农在贸易中的作用急剧下降，他们的利益可能因动员群众而受到损害。第二，富农利用宗族关系来掩盖他们实际拥有的土地量，以阻止土地革命彻底实施。这在1933年查田运动期间很明显。第三，他们从孤儿、寡妇、老年人或年幼的人那里租到土地，因为他们家中有较多的强劳力，较多的耕畜、农具和流动资金。第四，通过谎报阶级成分，他们可能混入并控制贫农团、合作社和其他群众组织，使土地革命和动员群众在某些地方成为闹剧。1因此从1931年起新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接受了28个布尔什维克的阶级路线，只给富农分坏地，而没收他们多余的农具、牲畜和房屋。2这一新的反富农路线贯彻到何种程度无从查考。在鄂豫皖，张国焘接受了这一路线，并似乎大力推行了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931年11月举行）的政策。在他的苏维埃于1933年转移到四川北部以后，他和他的同志们加强了反对富农的运动。3在其他地方，这条新的路线只是半心半意地执行。4正是为了加速反对富农的斗争，发动了查田运动。 查田运动 确切地讲，很难说谁应对发动这场运动负责。对于这么一件重大的工作，说党中央未参与决策是不可思议的，而没有整个苏维埃政府机构的卷入，也难以相信这项决议能够执行。1933年党中央牢牢地掌握在28个布尔什维克手中，但没有人能肯定中央对基层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另一方面，在1934年以前，**在政府中仍居支配地位，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很可能，这场运动的开始是党的权力和**的威信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结合。1在1933年6月至9月间运动的第一阶段，显然**在负责。接着，在10月，党中央插手，宣布了新政策，使运动中断并搁置了一段时间，直到1934年1至2月召开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此后，张闻天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接管了这一运动。2 这一运动开始时，正值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末期，军事形势对中国**有利，尽管缺粮已成为严重问题。自从1933年3月以来，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例如建立粮食调剂处，调查各县的粮食供应情况和禁止商人囤积谷物。3由于官员和干部的主要精力放在其他方面，苏维埃政府还鼓励群众帮助他们耕种他们的那份土地。4最后，政府发布了开展查田运动的命令。这一运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再次分配土地，1除非群众要求这样做；更确切地说，它是为了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查清尽可能多的人的阶级出身。2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查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分子，同时提高群众的热情以加强苏区对即将来临的第五次围剿的防御能力。以贫农团为例，在某些地区贫农团徒有其名，而在其他地区，在开展这一运动前，甚至未组织过贫农团。3 阶级成分的划分显然是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特别在确定谁是富农，谁是富裕中农的时候。按照**在1933年6月29日所下的定义，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要的。4 人们可以想象，如此复杂的定义是难以运用的。事实上1933年8月8日党中央的第二个决议指出了该定义造成的混乱。50000446_0222_01随后，人民委员部承担责任讨论土地斗争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富农被重新定为其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的15%。依据这一新定义，有必要重新调查和重新划分阶级。仅胜利一县，23125户中就有1512户从地主或富农改为中农或贫农；这样，调查阶级出身蜕化为计算阶级出身。形势极为混乱。3 如果**的统计是可信的，这一运动到1933年9月已成功地收回能生产307539担粮食的土地4（在江西的某些地方是通过粮食产量来计量土地的），并没收价值606916元的财产。他还报告说，某些县1932年到1933年的粮食产量增加了15—20%。5为了对这些数字有适当的认识，请注意苏维埃政府在1933年7月发行了300万元公债，在1933—1934年间发行了1000万元货币，并在1933年7月向人民借谷60万担。6查田运动作为一种经济措施，不能被描绘成一项新的成功。 1934年1月重新开始查田运动时，目的已不再以经济为主了，甚至也不是为了红军的粮食供应，而是政治性的。它成为一场反对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一场反对地主和富农的红色恐怖。7直到中央苏区崩溃，运动就是这样进行的。 红军 如**所说，边区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1但自秋收起义失败，随后于赴井冈山途中在三湾改编了他的部队后，**同其他的边区创建者一样，统率着由激进的知识分子担任政治军官的前国民党官兵。在井冈山，这些雇佣兵中又混进了地痞流氓（或游民分子），他们都是出色的战士，但完全不守纪律，也不知道革命的政治目的。贫苦农民则持观望态度，不愿参与他们正在做的事。2 1928年4月，朱德和他的追随者来到；他们也是以前国民党的部队。事实上，在1928年和1929年，国民党军队的叛兵似乎成了红军补充新兵的一个重要来源。首先，国民党军队薪饷少并受到军官的虐待；其次，国民党军官间的妒忌和倾轧常常被**人利用。31928年7月，两个国民党军官，彭德怀和黄公略，带着他们的部队投奔**。一年后，罗炳辉的部队在吉安，邝继勋的部队在四川，相继发动兵变。4然而到1930年，农民们表现出愿意参军，其中有些甚至被提升为军官。5可能这是第四方面军中级军官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读书写字的原因。61934年春第一方面军的阶级成分表明，30%是工人，而68%是农民，后者的大多数（不少于77%）来自中央苏区本身，而国民党的逃兵和叛兵不超过4%。1 红军与军阀和国民党军队的不同之处在于优先考虑政治训练。由**起草的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中列举的许多错误倾向能被概括为：缺乏纪律，不了解革命的政治目的以及不知道红军的任务——作战、筹款和动员群众。政治训练要求红军建立一种双重的组织体制，分别负责战略指挥和政治工作。就在红军提出成立士兵委员会的同时，蒋介石废除了他军队中的政治代表，这真是一种巧合。士兵委员会在红军中是保证实行民主的一项措施，使士兵不致受到上级像牲口一般地对待。2红军也有政治军官，但他们的职责没有明确规定过，因此直到古田会议时他们的职责还没有得到确切的叙述。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帮助红军发动群众和建立新政权。3除此之外，党代表还在每个班建立党小组并在每个连建立党支部，因为毛坚持在军队中党员和非党员的最佳比率必须是1：3。事实上，这一比率在1934年是28%对70%。4指挥系统和政治系统是分开的，有独立的经费和相似的等级制度；他们之间有完善的联络渠道。在政治系统内部，1931年2月建立的总政治部既控制各级政治军官，也控制各级党代表（当时称为政治委员），但政治委员地位常在同级政治军官之上。5在两个系统中，规定的薪水并没有区别。军队中的每一个人，不论其级别如何，都领取相同的薪金，并过着相同的生活。6在战斗和维持治安时，军队得到赤卫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支援。1经过如此训练的军队自然与同时期内其他中**队大不相同。除1930年12月的富田事件——在那次事件中一支红军哗变并受到镇压，几百人被处死——外，红军从未自相残杀；也极少感到需要平息农民对它的敌意。由于党掌握一切意识形态上的职权，而政治军官掌握财权，红军常常受党的控制。它是一支得到群众支持的政治化的军队。 群众路线渗透于红军之中，这支军队被反复提醒要遵守毛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此士兵们不会背离他们为之战斗的群众。他们对人民进行宣传并保护人民，还帮助生产性劳动。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巩固了同人民的关系，因此他们能得到敌人活动的可靠情报；而在战败时他们能依靠群众安全地隐蔽起来。1934年10月第一方面军出发长征后，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只有小规模游击队被留下来骚扰国民党军队。2 根据各种估计，红军在李立三领导下组织得比原先好，在1930年约有5万人。1931年增加到10万人以上，1932年增至20万人，1933年增至50万人。在1930年李立三冒险路线前后，红军曾进行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整编。那年夏天前，军队被改编为军团；此后，又建立了方面军。虽然在1935年7—8月重新整编，方面军一直延续到改编为1937年辖3个师的八路军以及1938年的新四军。3 2 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05页。 3 简·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第2卷，第390页。关于南昌起义的叙述，我主要依据韦慕庭：《战败的废墟》，《中国季刊》第18期 （1964年4—6月），第3—54页。 1 陈志让：《**与中国革命》，第129页；参看雅克·吉耶尔马：《中国** 史，1921—1949年》，第12章。 2 粟裕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9页；金帆：《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 第10—11页；《南昌大事记》，《近代史资料》第4期（1957年），第130页。这些 青年大多是**党员或共青团员。 3 经查核，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中并无第25军的番号，朱德所指挥的是第9军； 在叶挺所指挥的参加起义的第11军中有第25师，但该师由周士第指挥——译 者。 1 杨成武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01页。 2 《华字日报》，1927年9月28日和9月30日。 3 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1928—1931年》，第5、15—16页。 4 《红色文献》，第93—135页。 5 布兰特等：《中国**文献史》，第118页。向忠发曾在武汉发动一次中途 夭折的罢工以支援起义。见《华字日报》，1927年8月5日。 1 布兰特等：《中国**文献史》，第122页。关于这个地域的暴动计划，参 看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32期（1967年10—12月）， 第37—87页。 2 布兰特等：《中国**文献史》，第122页；《中央通信》，第6期（1927年 9月20日），收入《**集》第2卷，第13页。 3 甚至像湖北黄安这样的县城也受猛烈攻击，以致**人不能长期占据。见 徐向前和郑维山文，《星火燎原》第2集，第363—377页和第1集下册，第743 —755页。又见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39—140页和黄永胜文， 《红旗飘飘》第13集，第7页。 1 徐向前文，同上；陈伯禄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795—799页。 2 贺龙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603—614页；萧作梁：《1927年的中国共 产主义：城市与乡村的对抗》，第110页。《中央通信》第5期（1927年8月30 日），收入《**集》第2卷，第13页。 3 《**选集》，第2卷，第536页。 4 《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64页。关于激进知识分子的作用，见j.m.波 拉切克：《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年）》，《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 第4期（1983年8月），第805—829页。 1 瞿秋白：《中国现状与**的任务》，在十一月会议上的报告，收入胡华编：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00—222页。 2 叶剑英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96—197页。 3 萧作梁：《中国**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47—148页。 4 关于中国**成功的“环境适应学”，见罗伊·霍夫海因茨以此为题的论文，该文载鲍大可编：《中国**的现行政治》。在霍夫海因茨的这篇论文和较早的论文《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20期）中，他忽略了井冈山农民协会的存在。**在1928年11月25日的报告（《**集》第2卷第61页）中，提到在他到井冈山前一年多时间里党在当地群众中的基础工作。关于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见陈志让以《意识形态与历史》为题报道的1980年7月7日和8日与井冈山博物馆馆员的详细讨论（静电复印供交流用）。 1 黄永胜记录的讲话，《红旗飘飘》第13集，第8页。见**1928年11月25日的 报告，《**集》第2卷，第28、47—48页。 1 张国焘文，《明报月刊》第46期，第99页。 2 《教务杂志》，第13期（1931年6月），第468页。 3 例如，见《密勒氏评论报》， 1933年7月22日，1933年11月18日和1934年1月13 日。 4 亚朋德等：《中国能生存下去吗？》，第238—239页。 5 **给**的信（1930年1月5日），《**集》第2卷，第128—129页。 1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30页。规模、人口和红军实力 的估计出入很大。确实，如霍夫海因茨已经指出的那样（见本书第213页4），甚 至“**占据”的概念也需要严格界定。虽然邝继勋失去四川苏区，但据上 海《时报》时常报道，他在川鄂湘边区继续进行游击活动。 2 关于苏区政府的结构和职能，见勒特菲特：《中国**，1931—1934年： 民政经验》和金一平（音）：《中国**政治》。 3 1928年11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集》第2卷，第51—52页。 4 博古（秦邦宪）向斯诺谈到这一经历，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19页。 1 关于共产国际指示，见《红色文献》第324—327页和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 **，1928—1931年》，第87—91页。与桑顿的印象相反，共产国际的这个 指示和其他指示措词含糊不清。这个指示说，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 战争变得激烈时，可把富农问题放在第二位。大概就是在这种限制下李立三 在1930年夏改变了他的土地政策。关于这些法律的全文，见王健民：《中国共 产党史稿》第2卷，第357—361页。但如认为李立三的1930年5月土地法体现了 向反对富农的激进政策的急剧转变则是错误的。因为这部土地法不坚持消灭 富农，是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 2 《**集》，第2卷，第67—69页和第47、56页。 3 同上书，第2卷，第73—75页和179—184页。 1 王健民：《中国**史稿》，第2卷，第191—192页和第245—248页；《星火 燎原》，第2集，第99—100页。 2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43页。该书中文版比该书1960年出版 的英文版好得多。 3 《红色文献》，第236页。 4 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第二号（1930年6月），收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 命，1930—1934年：文献研究》，第153—155页。 5 1932年1月10日中央来信，收入王健民：《中国**史稿》第2卷，第508页。 6 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49页。 1 《**集》，第2卷，第166—167页；王健民：《中国**史稿》，第2卷，第 508页。 2 《**集》，第2卷，第259—262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 溃》，第192—193、495页。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53页。 然而，在王明的《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卷第61页）中，土地交易是 准许的。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土地政策，地主 和富农是不许购买土地的。不久以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第2号通 告，规定富农有买卖土地的权利，但不得以垄断方式买卖土地。问题是：在苏 区什么人确实在买卖土地？什么人有钱购买土地？见《**集》第2卷，第262 页。 3 《明报月刊》，第40期，第98页；王健民：《中国**史稿》，第2卷，第262 页。 4 关于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的经验，见王健民：《中国**史稿》第2卷，第 245、249—251页；《星火燎原》第2卷，第99页。 1 郭华伦：《**史论》，第2卷，第409—412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 及其崩溃》，第203—205页；勒特菲特：《中国**，1931—1934年》，第 154—184页。 2 例如，所有关于查田的指示当时由张闻天发布。 3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示（1933年3月4日），《**集》第 3卷，第195—196页。 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指示（1933年4月14日），《**集》 第3卷，第207—208页。 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示（1933年6月1日），《**集》第 3卷，第223页以下。 2 《**集》，第3卷，第254页。 3 《**集》第3卷，第223、257页；《斗争》，1934年5月24日；王观澜文， 《星火燎原》第2集，第211页。 4 《**选集》，第1卷，第122页。 1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211—212页。 2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划江西省雩都县西北部与兴国县一部为胜利县，治银 坑圩——译者。 3 《斗争》， 1934年5月26日；张闻天指示，《红色中华》， 1934年3月15日。 4 经查核资料，该数字有误，应为317539担。三担合地一亩——译者。 5 《红色中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特刊，1934年1月26 日。 6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360、368页。 7 张闻天文，《红色中华》，1934年6月25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 年》，第285页。 1 《**选集》，第1卷，第65页。 2 1928年11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集》第2卷，第37页；罗 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39—140页；《红旗飘飘》，第1集，第57 —59页。 3 《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465—470页。 4 方强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431—436页；《红旗飘飘》，第10集，第 186页；斯诺：《西行漫记》，第273页；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 和时代》，第270页。 5 《红旗飘飘》，第1集，第57—59页。 6 陈锡联文，《红旗飘飘》第3集，第90页。 1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史事论丛》，第63—64页。 2 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39—140页。 3 《古田决议》，《**集》第2卷，第123—124页。 4 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40页。 5 《**集》第2卷，第124、453—254页。 6 《**选集》，第1卷，第67页。 1 《**选集》，第1卷，第68—69页。 2 《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309—310和第2集，第145—148页；斯沫特莱： 《伟大的道路》，第237页。 3 汤良礼：《中国征剿共匪》，第99—100页；董显光：《蒋总统传》，第1卷，第 203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独裁统治 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袁世凯是，他在1898年背叛了改良主义者，辛亥革命中背叛了清廷，当了民国总统后背叛了民国。按这种观点看来，他控制了总称为北洋军的强大军事力量，他掌握了阴谋操纵人民的技巧，这为他提供了再三叛变的机会。他撒谎，欺骗，玩阴谋，搞暗杀，杀出一条通向支配地位的道路。在这样追求个人权力时，他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社会势力，并为外国帝国主义者服务。简而言之，他几乎就是在20世纪的中国所能找到的一切道德上卑鄙、政治上落后的化身，在后来的年代中，辱骂中国领导人的一个方便方法，就是说他在这些方面像袁世凯，本世纪40年代对蒋介石，70年代对**都是这么做的。1 在我们叙述袁权势的鼎盛时期时，把袁的性格作为他政策的组成部分加以考虑，是值得的。不像孙逸仙，但像他同代的大多数杰出人物，他个人的生活方式牢牢扎根于旧习俗之中，即使当他努力使中国适应他认为的20世纪的需要时也是这样。他有一打以上的妻妾和众多子女。他除在正式场合穿西式军服外，都穿中式服装。他不懂外语，从来没有出国到比朝鲜更远的地方旅行过。他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失利，但受到儒家课本的教育，并相信其道德上的功效。 另一方面，他是作为沿着西方和日本的路子进行官方改革的领袖而在清朝赢得赫赫声名。他招募了许多受过外国教育或有外国经历的随从。他精心培养了一些有朝一日用得着的外国人。他派遣了几个儿子到国外去受教育。看来，他是在不断追求新旧的融合，相信这个混合体最适合中国国情。 那至少是在尽可能美化袁的生涯。他历经1898年动乱、义和团事件、辛亥革命而不倒，且地位越来越高，表明他有抓住重要机会的才能。这种才能也可以被认为是机会主义和野心的标志。他对变革持谨慎态度，融合新旧为一体，虽然适合于他在清朝任直隶总督的时期，但面对辛亥革命后的勃勃生机，就显得缺乏目的和明确的方向了。假定他是贪求个人权力以免受道义上的怀疑，那么，他任总统时不断为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而奋斗，就太符合这个假定了。 虽然袁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残酷无情，为了政治目的杀人如草菅。而他个人的种种工作联系却是亲切、随和的。他重视下属在政治上对他的忠诚，但并不鼓励对他个人的广泛崇拜。作为总统，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他迷恋规章制度和程序规定。他鼓吹官僚主义纪律，重视行政管理经验甚于其他长处。他不信任自发性和不受管束的政治行为。设计统治结构，配备“可靠”官员，是他治理中国弊病的秘方。他的残酷无情服务于这种拘泥形式的秩序观念，这是最危险的。他可以等待时机，但他要消除不可预料的和不正规的事物的强烈**，证明是令人生畏的。 1913年夏天以后，袁不再需要等待时机了。前几个月存在的自由主义制度和省自治已被扫除。接着而来的共和政体的独裁统治，已经按照行政上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秩序的原则建立起来了。 袁建立他的独裁统治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事上占领中国的广大地区，袁的军队以前被排斥在这些地区之外。战胜二次革命给他提供了这个机会。在打败了革命党人之后，袁得胜的军队不仅继续留下来，而且还伸展到许多没有真正参加起义的省。最后，除六个省外，所有内地省份都这样被占领了，剩下的六省——大都在边远的南方，人口不到全国的1/4——也受到胁迫，省的领导只得遵照袁的方案办事。而军事占领只不过是重新改组的总体计划的最初步骤。因此，第二个阶段就要铲除辛亥革命以来盛行的省自治在行政上的表现形式。省里任命官吏的权力又回到了北京手中。前清不在本省当官的规矩——1912年实际上已被颠倒——又复活了，并逐渐得到施行。这两项改变的影响是，地方官吏被大批解职。甚至在浙江，尽管它是北洋军没有进驻的六个内地省之一，并保留了先前的浙江籍的省首脑，但在独裁统治下，浙江籍的县知事的比重也显著地下降了。11914、1915年中国官方制度的中央集权的统一从未被超过，直到1949年。 在1913年末的一段时间里，内阁（梁启超在这一届内阁里起领导作用）宣布的政策是，为完全撤销省级行政单位而努力。袁最后证明是不愿意走得那么远。但是在1914年春一次重大的重新分派职责中，袁颁布条例，在削弱各省军方权力的情况下，加强各省巡按使的权力。头衔改变了；确立了有利于文职官员的地位先后次序；军方不再参与民政事务，包括收税和任命县知事。颁布这些条例，还不等于就达到了根本目的——恢复19世纪中叶太平叛变以来已经降低了的、辛亥革命时基本丧失了的文职官员在政治上的优势。例如，主要的北洋将领、南京的冯国璋就难以把他限制在军营内。然而确曾试图这样做；他的作风受到北京控制的约束，足以使他心怀不满。袁在全国范围内的势力网，开始时是用军事行动建立的，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转变为纯粹的文官政府。但独裁统治有计划地要朝那个方向行动。 挑选适当的文职官员受到极大的关注。设立了考试制度，特别是对县知事的候补人员要考试。新式考试不考对儒家课本的掌握情况，而考官僚政治的一系列技巧和一般知识。1914年和1915年有几千人在北京参加了考试，考试成绩成为任职的重要的虽不是全部的标准。1同时公开强调要惩治官吏贪污腐化。恢复了监察机构2，在革新行动中成立了审判官吏罪行的特别法院（平政院）。增加薪金和津贴计划的胡萝卜，伴随着惩罚的大棒。 对改进官场作风的这场运动在地方上取得的成果，看法是混杂的。地方要响应中央的指示，这点是广泛地做到了。政府机关的尊严和政府机关同普通公民的疏远，都重新出现了。在效率提高的同时，复活了达官贵人的架子以及与1912年令人兴奋的、自由主义的精神相矛盾的官僚保守主义。用一位中国评论家1914年夏的话来说：“窃恐本意在重经验，而所保存者仅其习气；本意在注意制度，而所恢复者仅其流弊……”3 文官机构既没有完全使军事机构从属于它，也没有因有效率而受到赞扬，其原因之一是它诞生在恐怖气氛中。对革命地区进行军事占领，开始时往往是残酷的，不仅如此，袁还在全国各地，通过军事机关和警察机关，针对与1913年起义有关的人，发动了一场镇压运动。一次间接的或关系不密切的联系，常常就足以使人成为镇压的对象。流血持续了一年多，其规模各省不同，但牺牲者似乎数以万计。最卓越的和较激进的国民党领导人都已逃亡日本或其他地方。这种攻击，同二次革命刚刚过去后继续存在的对袁政权的反抗，在数量上、强度上都完全不成比例。 可以设想，在前一年投票支持过国民党的大部分选区里，严酷的恐怖统治带来了对袁持久的厌恶。更进一步说，它还助长了社会动乱，要不然动乱就会比较容易遏制了。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白朗——或称白狼——率领的盗匪势力。 被通常称为白狼的这个人，作为在河南南部取得了胜利的盗匪首领出现在辛亥革命后，1912年夏拥有大约1000名追随者。1拥戴白狼的那一群人似乎同许多其他盗匪集团一样，是贫苦的、无地的农民和被遣散的士兵。1912年他那一伙人的政见是**和、亲清廷的。他们的一个口号是：“为大清朝廷辛亥蒙冤报仇”。2辛亥革命在社会方面的保守主义，以及在新秩序下给予士绅阶层的权限，使最受压迫者的这种政见可以被理解。但是，由于国民党在1913年同袁世凯对抗，革命党人和白狼开始发生联系。后来，由于反对革命党人的遍及各地的恐怖统治跟着袁的胜利而来，许多人加入了白狼集团，白狼集团被引导参加了随后的革命战略行动。 从袁的恐怖统治下逃出的难民和被遣散的士兵人数增多，结果白狼帮伙变得强大起来了。作为单纯匪帮，它是当局的一个麻烦，与许多这类可以控制的、即使是持久的麻烦相比较，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它同革命党人的联系以及反袁的政见，使情况在两方面有所改变。镇压这个扩大了的帮伙，成了中央政府的特殊任务。这支匪军在河南南部建立了根据地，那里有当地的关系，有居民的保护性支援，但在根据地以外的地区去冒险，就容易被孤立，被各个击破。1913年12月和1914年1月，这伙人攻入安徽，引起几个省的围剿。1914年3月其主要分遣部队转而西进，这明显地是受到、至少是部分地受到孙逸仙提出的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的要求的鼓励。拥有3000至10000战士的主力部队，由于当地人在白狼出现在他们地区的时间内一伙一伙地参加进来，人数得到几倍的增加，胜利地跨越了陕西。它进入四川的通道被切断，在甘肃遭到居民的敌视，因为民族上、宗教上都与白狼集团不同，那里的地方主义增强了。垂头丧气的残部，在试图返回陕西、河南时被追捕。白狼本人于1914年8月身亡，不是死于早些时候在战斗中负的伤，就是由于有人向政府军告密；政府军几十万人困窘地花费了很长时间去驱散他的小股力量。 从白狼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辛亥革命未能消除社会动荡的根源和部分居民的绝望心理。因为革命几乎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我们可做这样的推测。白狼在家乡外的地区，既能在当地土匪团伙中，又能在政府军的队伍中成功地赢得支持者，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还可以看到，革命党人的反袁斗争仍在持续。流亡在日本的孙逸仙及其人数减少了的追随者，力图使火种在国内燃烧不灭。同像白狼这样的帮伙——他们的不满主要是社会方面的，而不是政治方面的——建立联系，构成了他们的策略之一。 如果袁把他的敌人限制在不屈不挠的革命党人和社会上投匪谋生的被压迫者的范围内，他的政权或许已经在其余的中国广大社会阶层中扎下了根子。但是，袁把顺利运转的官僚秩序想象得如此美妙，以致不容许这种节制。正如他不加区别的恐怖运动所暗示的那样，他是按照这么一个设想行事，即中国的毛病远不止地区性的匪患和革命党人的密谋。参与政治的全部现象已经不复存在。士绅阶层和社会地位较高的其他部分居民，包括商人，被迫放弃了正式代议制机构创建大约10年来所积累的许多政治特权。 限制参与政治的运动是从对国民党的一次攻击开始的，其范围不久就扩大了。二次革命后国会仍然存在，这是因为国民党议员团同武装起义划清了界限，还因为袁需要国会再走一次形式。要走的形式是，按照1912年《临时约法》和随后制订的法规中规定的程序，选举他任正式总统（不同于他已得到的临时职位）。任意逮捕甚至处决国会议员，造成了极为紧张的气氛。在贿赂的干扰中，在一群气势汹汹的暴徒的恫吓下，1913年10月6日国会同意了。尽管如此，国会还是表明了它同袁的意图大相径庭，表明的方式是：选举袁任总统前，延长了投票时间；起草了一个对抗性的议会制宪法取代1912年的临时宪法。1913年11月4日，袁列举国民党同二次革命有政治联系的罪状，下令彻底解散国民党，取消余下的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国民党总体上被定性为叛乱组织。这一事件标志着恐怖在全国范围升级；国会已丧失了活动能力。 袁并不就此止步，他在1914年头几个月，很快几下就解散了所有选举产生的各级议会。剩下的国会议员被通知回家。在清朝末年搭起了框架、在民国初年积极活跃在府县和县以下级别的数以千计的地方议会，现在都无一例外地全部被解散了。在清朝最后两年曾经喧嚷一时的、辛亥革命中在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各省议会都被取消。对于那些曾经参与建设这种代议制结构的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来说，这是多么大的侮辱啊！英国驻北京公使在评论解散地方自治团体时断言说：这项命令“在经济上，以及从他们在当地的声誉的观点来看，影响全国各地一大批小士绅和资产阶级，并使他们站在他的敌人一边”。1中国人赞同这一判断的声音虽然被恐怖统治所压抑，但还是听得见的。 袁的行政管理方式，是加紧努力限制社会上自治的范围。在报刊两年不受中央控制之后（虽然地方政府有时也压制当地报刊的批评），1914年以法律形式强化并推广报刊审查制度。中国的商会被置于新法规的管理之下，增加了它对政治当局的从属性。中国邮局把邮件送交警察局监视。成千便衣人员和情报人员搜索持不同政见者。铁路旅客因有谋反嫌疑而被仔细盘向，他们的行李被仔细检查。在人员、效率方面存在相当严重的技术性限制的范围内，袁政权正逐步具有专事镇压的警察国家的属性。 通过这种办法，推进政治自由主义（它以精英分子为基础）的普遍运动受到了损伤，而且永远没有完全恢复过来。1913年12月，袁在陈述**独裁结构的哲学准则时说了下面一番话： 今天人人嘴上都谈“平等”一词，而平等只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意指等级之分应予取消，各人皆可否定法律，自立准绳……“自由”是另一华丽的现代词，但它是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在此范围内人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那些主张平等、自由，而又不问对不顾法律的放肆是否要给予制裁的人，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个东西是没有的：他们把堂皇的口号当作推动叛乱的号召而加以利用……再者，“共和”也是一个雅致的词，但外国人对这个术语的理解，只是在国内有普遍的发言权，而不是全民都必须干涉政府的行动。这种干涉除了造成混乱之外，还可能造成什么结果呢？至于“民权”这个术语，除了选举总统的最高特权外，它还包括代议权、选举权；它切不可理解为包括处理行政。1 现代西方经验比19世纪儒家的保守主义更熟悉这段话的语调。袁是在抵制新的提供参加机会的、激进化的民族主义的后果，而这种东西，当初曾国藩无须与之斗争。与此同时，袁接受民族主义的某些前提和目标。他是民族主义的保守派。 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这种混杂的反应，体现在独裁统治的纲领中。现存的选举产生的各级议会被废除了，而民众代表制的重要性却被承认了。袁命令设计地方的和全国的新规划。在袁两年半后去世时，这个规划根本没有付诸实施。但是，从许多筹备的规定中可以明显看到，重点是从属于官方的指导，选区的选民人数较1912年和1913年少。宪法秩序、法律程序、民权、代议制议会，这些都得到承认，认为对于中国现代化这个热切期望的目标来说，它们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不过，在袁看来，它们应该以加强而不是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的方式付诸实施。 为使税收从地方流入北京的渠道重新畅通而作的多方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功。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时候，北京政府勉强实现了财政上的自给自足，不再需要外国贷款了（在战时，贷款无论如何是少有的）。人们可以争辩说，袁1913年的危险战略奏效了：在屈辱的条件下接受外国资金，给国家带来了行政统一，从而奠定了财政独立的基础。这个诡计的谬误就是太乐观了，认为所有的这些残暴行为都不需要付出国内的政治代价。帐单一提出来，1914年、1915年表面上的财政成就就化为乌有了，剩下的只有袁在1913年签了字的屈辱条件。 独裁统治取得财政上的成就，不只是靠对国家实行中央官僚主义的控制，而且还由于严格压缩了几项花钱多的改革。清朝末年官方民族主义所倡议的、民国头两年自由民族主义所推广的各种各样方案，不是被砍掉了，就是被削减了。这些方案中有各种自治团体，它们的命运我们在上面刚刚叙述过。法院和法官从政府执行机关中分离出来，新的司法系统大为削减，但并未被取消。现代警察失去了不少为它提供的专款。晚清的现代化新军在辛亥革命后激剧膨胀，而它在全国许多地区的后续部队却最戏剧性地被压缩了规模，降低了预算。袁的北洋军得到优惠，但也未能幸免。各方面削减预算，都是为了实现国家最终不依赖外国债权人的目标，但它也辜负了民族主义者对改革的期望。 从部分意义上说，在实行紧缩方面，教育是一个例外。袁不断进行说教，论述受过教育的公民的重要性。“凡一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退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则必注重于国民教育。”1这些思想有计划的应用，就是特别重视推广全部免费的国民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尽管普及教育还只是遥远的目标，但在独裁统治时期，这类靠地方筹措资金的学校的影响似乎有所增长。 袁的教育政策从整体上说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在湖北省谘议局老练的议长汤化龙领导下的教育部，要求在小学教授经典著作仅限于精选的章节，言外之意是，学习目的是语言文学方面的训练，而不是道德方面的培养。袁坚持要把全部《孟子》编入初级小学的课程之中。他还批准了一个试验计划，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对成人进行识字教育。在独裁时期，基础一级的学校得到扩充，而紧缩了这一级以上的学校的经费。袁关怀精英分子的需要，为他们上升到文化特权者增加了“预科”这一条小小的渠道。总的说来，他的政府对教育的态度是保守主义的，但也是改良主义的，同1912年、1913年自由主义的民国时期相比，不那么能满足士绅阶层的愿望（他们关注的是学制中较高级别的学校）。 因为对这个时期的说明往往强调袁世凯人品恶劣、政见反动，所以关于独裁统治的实际政策的探讨就难找到了。人们受到修正主义者的诱惑，要去颠倒所有的评价。但这样做并不能证明是有道理的；敌视袁的描绘是以某些确凿的事实为依据的。人们可以详细叙述独裁统治下其他方面的改革——例如，鼓励经济发展，以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的自然地保护国内工业制度中得到的好处。1而注意力最终必然还要转向政权的残酷及其根本上的失败。愚蠢的是，袁竭力强迫人们响应他。之所以愚蠢，是因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还因为它激起了来自最可能支持他的社会高层、甚至他的副手和合作者的相反反应。 袁意识到高压统治是有其极限的。他坦率承认宪政和代议制的必要性。但是，他不去迅速恢复自由主义共和政体的民众参政的局面，而试图从帝国政治中挑选出某种挽回办法去补救。其结果，对他和他的政策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1 陈伯达：《窃国大盗袁世凯》，北京，1949年；首次印制于1945年。孙克复、樊树生：《袁世凯尊孔复辟丑剧》。 1 罗伯特·基思·斯科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1907—1927年：精英势力、社会控制和省的发展》（密西根大学哲学博士论文，1975年），第296—298页。 1 吴应銧：《民国初年地区行政长官的职务：职业的招聘、训练和流动性》，《现代亚洲研究》，8。2（1974年4月），第219—224页。 2 平政院下设肃政厅，负责纠弹——译者。 3 黄远庸：《远生遗著》，重印于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2，第246页。 1 对白狼帮伙的这种叙述是根据菲利浦·理查德·比林斯利：《1911年至1928年中国的盗匪活动，特别论及河南省》（里兹大学哲学博士论文，1974年4月）。又见爱德华·弗里德曼：《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第117—164页。 2 比林斯利：《中国的盗匪活动》，第373页。 1 朱尔典，北京（1914年2月9日），fo228/1883。 1 《总统在政洽会议上发表的演说》，见前《袁世凯面临的几个问题》一节中关于这一材料来源的评论。（此处据英文资料回译——译者。） 1 《政府公报》，956（1915年1月6日），第9页。 1 评价**独裁统治下北洋派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见菊池贵晴：《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关于排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第154—178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寻找一种战略 红军创建于1927年革命处于低潮之时，被看成是**夺取政权，甚至促使革命“**”在不远的将来到来的重要工具，但是在1928年六大的政治决议中，没有地方提到军事斗争当时已成为斗争的中心形式，也没有提到军队是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认为下一次**的到来依靠一系列外部和内部的因素，也许这些因素比军队更重要。 斯大林新造的词语“革命**”尽管含糊不清，但有“左”的倾向。承认革命进入低潮，而不同时宣称它会再次上升，在强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情况下相当于“取消主义”。根据六大决议的精神，下次革命**到来之时，即工人运动扩大其规模、增加其强度，帝国主义威胁太平洋和平，中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更加残酷，以及红军进行的游击战进一步发展之日。1决议反复强调中国革命形势的不平衡性，限定不同地区、社会不同部分不平衡地上升到**。只要革命形势依然是不平衡的，全国范围的革命形势就不存在。至于**何时升起，淹没部分地区还是全国，谁也不能准确预料。 李立三路线 1929年下半年频繁的内战使国民党内派系纠纷恶化，而美国华尔街金融市场的崩溃给共产国际提供理由，认为中国的民族危机正在“加深”，并指责**“比起群众不满情绪底增长还是落后”。2若把这一点解释为共产国际号召采取行动，那就错了；3然而，这确实鼓励了李立三摆脱他早期的悲观主义，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他继续制定他的军事战略，形成了所谓李立三路线的核心。到1930年初夏，共产国际断定中国的革命**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尽管仍然是不平衡的，“事变发展的趋向是：最近将来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份”。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为迫在眉睫的解放战争作准备，而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1 受到共产国际模棱两可指示的激励，李立三开始利用国外日益恶化的经济萧条和国内的军事混乱。他深受鼓舞，甚至走得更远，断言革命的成果并不决定于有关的政治力量，而决定于所要完成的任务。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并实行领导之后，革命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就可以开始。“在过渡之前，并不需要等待夺取全国的胜利。如果这样做，就是犯了右倾错误。”21930年6月11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决议，即关于新的革命**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号召首先的胜利并不意味保卫**占领的一省或数省的长期战争。除东北和西南外，夺取一个或数个“重要省份”，包括关键的行政和工业城市，将不可避免地威胁中央政府的安全并引起政府与造反者之间的一场殊死决斗，直到交战双方中的一方被消灭为止。3因此，长期的地方割据是不可能的；因此，形势上的不平衡很快就会平衡起来。当时李立三的问题不在于否定不平衡；对他来说，问题是多久才能把不平衡变为平衡。毕竟1930年6月或7月共产国际的信确实提到最近将来的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并且提到中国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会比当年俄国快。1共产国际对形势的估计和它的政策建议的含混，这一方面反映了共产国际缺乏清晰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允许李立三有自行解释的充分余地。2 确实，李立三在1928年夏天当权以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曾约束自己没有给苏区领导人发出军事方面的指示。3这或许是因为刚开始领导时他仍对革命前途抱有悲观情绪。直到1929年下半年，他才开始制订自己的军事战略。4他坚持城市的领导权，而把单独依赖红军夺取胜利的观点斥为“严重错误”，5他认为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这一目标是在六大通过的）的关键在于大城市工人的斗争，同时由红军、农民起义和国民党军队的兵变来支持。工人斗争的爆发标志着革命形势趋于成熟。换言之，1930年2月李想象工人将开始罢工和武装起义，同时红军向城市进军给他们以支持。6一旦取得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不平衡的形势很快会变成足以使**夺取全国政权的平衡。在李的这一阶段的战略计划中，目标城市是武汉，这一计划表现为1930年4月3日给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一封信，这封信指示红四军沿赣江向沿江城市九江进发，并夺取它。7 红军的支持作用不是通过开展游击战，而是通过进攻大城市和破坏国民党军队的运输线来实现。按照1930年6月11日的政治局决议，红军要占领长沙、南昌、九江、沙市和黄陂等行政中心和中等城市，最后攻打武汉。1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在1929年2月、6月、10月和12月给**的指示中，从没有讲清楚自己的战略计划，更不必说行动纲领了。或许被1930年春李立三的报告和政治局的决议中的不安情绪所驱使，共产国际在同年6月或7月给中国党的指示或信中至多也只是说：“必须集中注意去编成和巩固红军，以便在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2就夺取中心城市而言，共产国际和李立三在看法上并无不同；至于如何夺取这些城市，共产国际没有提出任何战略；关于促使革命形势成熟，共产国际的指示含混不清；“将来”一词的含义可以任意猜测。这些疑问看来只能让当地的领导人、战场上的指挥员自己去弄清。这正是李立三所做的，他一旦弄清了这些疑问，就制订出他的行动纲领。这也是共产国际的官方刊物《国际时事通信》在1930年8月7日一期上对李立三占领长沙的短暂胜利感到高兴并加以赞赏的原因。 按党中央一位领导人的看法，城市斗争和夺取城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比分散在偏远山区的游击活动意义更大、更具有决定性。但在游击队的领导人看来，保住他们的根据地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甚至在第一次统一战线崩溃前，**就已得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结论。31928年他和他的同志们在井冈山根据地周围的进展，恢复了他们对革命前途的信心。毛并不担心农民斗争超过工人斗争。1然而他认识到这种斗争是漫长而艰苦的，因为地主和军阀的统治不同于一小撮资本家在少数中心城市的统治，前者渗透到中国农村的广大区域。2这种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政体的心脏和大脑，而不只是它的四肢。毛根据1928年到1929年初的成就，在1929年5月18日的瑞金会议上乐观地预言，他指挥的红军一年内可能占领江西全省。 1930年初，当**写下那封著名的致**的信时，3他不仅纠正了他早先的急躁，而且明确了他的战略：集中兵力占领县城，扩大红色地区，以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加速革命**的到来。江西仍然是他的目标，这就是他所理解的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这种胜利能给**一个稳固的地方政权，作为今后发展的基础。至于城市斗争，这是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的时候，还不是武装起义的时候。毛在分析形势时，几乎没有注意世界经济萧条，也没有注意中**事派系间的较大规模的冲突。不管情况如何，他都反对解散他的部队，也反对派遣他们去攻打像长沙那样远的城市。4 **勉强接受了李立三的命令，这是李的计划的一部分。1930年7月底毛试图夺取南昌，当时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陷长沙，但又被守军击退。在不到10天里，彭不得不撤出湖南省会。随后从9月1日到13日，毛和彭的联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当毛看到这场斗争没有希望时，他劝说他的同志们撤退，并把他们的力量用于重建和扩大苏维埃根据地。5在**看来，1930年夏李立三的战略指示1就像是虚构的小说。 王明的“两条路线” 随李立三路线失败而来的是蒋介石对苏区的一系列围剿。但**的想法却在完全不同的思路上。王明在1931年7月的著名的小册子《两条路线》中设计出这一时期**战略的理论框架，这本小册子大肆宣传战后的资本主义危机正处于第三个发展阶段，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正日益尖锐。2似乎为支持这种论点，1931年9月18日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满洲。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突然领先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1932年1月日本对上海的侵犯不可避免地把那里的无产阶级卷了进去，虽然卷入的程度难以确定，却给28个布尔什维克带来了让革命重新回到城市的一线希望。反对帝国主义的论点和城市革命的战略一直是28个布尔什维克在30年代前半期的贯彻始终的政策，直到1937年第二次统一战线形成为止。 在他们的领导下，战略依然是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但此时以农村苏维埃的红军为唯一武器。这一战略的第一阶段是巩固和协调现存的和新建的苏区。只有完成了这一阶段，**才能为第二阶段夺取全国政权而战斗。31931年9月以后的反日**给28个布尔什维克以新的希望，他们在1932年1月9日的战略计划《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再次考虑攻占中心城市的可能性。“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1长江以南所有苏区都应争取与中央苏区连接，而长江以北也应这样，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经过这样调整和协调，红军能在不久的将来向南昌、福州和吉安进军，而长江以北的红军将威胁武汉、平汉铁路和长江航运的安全。要做到这一点，红军不能只等待敌人进攻，要诱敌进入苏区，然后消灭他们。这种战术被批评为出自“农村学究”之手，不是由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策划的。2周恩来本人在其著名的1931年少山报告中，对这种战术表示强烈的不信任。1931年9月1日党对苏区领导人的指示，也认为游击战术的重要性只是次要的，辅助的。红军必须在统一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下受不同的训练，使之能适应阵地战，以赢得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3 新的战略需要新的军事领导。在1932年8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周恩来接替**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后来又成为整个红军的政治委员。4 1 《红色文献》，第152—153、166页。 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任务问题的信， 1929年10月26日（《红色文献》，第334和340页）或1929年12月末。 3 布兰特等：《中国**引证史》，第180页。 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央的信（1930年7月23日或1930年6月），《红色 文献》，第346—355页。 2 李立三：《反托》，第9页；又见**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选集》第 3卷，第982页。 3 王健民：《中国**史稿》，第2卷，第42—51页；萧作梁：《中国** 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22页以下。 1 《红色文献》，第335和358页。这封信的日期笼统地写成1930年6月（见a.m. 格里戈里耶夫文，l.p.杰柳辛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334—335页）。日 期的差异无助于断定这封信是在1930年6月11日有重大意义的**中央政治 局会议以前还是以后对**战略计划的反应。 2 例如，见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上的报告和l.毛焦尔文 [《国际时事通信》第5期第40页（1929年8月20日）]和l.毛焦尔文[《国际 时事通信》第10期第18页（1930年4月10日）]。 3 江苏省委关于中央工作的意见，《**的政治工作》第1集，第166—167页。 4 《**选集》，第3卷，第978页。 5 《红旗》，1930年3月29日；《中央通信》，第15期（1928年11月8日）。 6 《中央通信》，第70期（1930年2月26日）。 1 《红旗》，1930年8月16日。 2 史华慈：《中国**与**的崛起》，第143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3 《**集》，第1卷，第175页。 1 同上书，第2卷，第133页。 2 同上书，第2卷，第59和128页。 3 同上书，第2卷，第135和139页。 4 《**选集》，第1卷，第54和61页。 5 《**选集》，第3卷，第999页，注四；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78—279 页；陈志让：《**与中国革命》，第156—159页。第二次进攻长沙不是由共产国际下令的。见哈里森论李立三文，《中国季刊》第14期，第187页和《王明选集》第3卷，第75页。 1 《王明选集》，第3卷，第56页。 2 同上书，第246—269页。 3 《王明选集》，第3卷，第50和74页。 1 《实话》，第3期（1932年4月20日）。 2 刘伯承文，《革命与战争》第1期（1932年8月1日）。 3 周恩来文，《红星》第4期（1933年8月27日）；《王明选集》，第3卷，第74页。 4 郭华伦：《**史论》第2卷，第345—348页。学者一般认为**与有周恩来 支持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一场权力斗争，而金一平（音）（《中国共 产主义政治》）却提出“分工”理论，说**专门负责政府，秦邦宪专门负 责党的工作，周恩来专门负责军队工作，形成集体领导。金一平的基本假设 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没有实际权力基础，只有理论言论，不敢向军队领 导人（包括**在内）挑战。几乎没有文献证据支持这种说法，金一平的论 点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见勒维菲特著《中国**，1931—1934年》第86— 97页中的关于**人员及其职分的分析。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袁的帝制运动 当袁世凯总统通盘考虑独裁统治的成果时，他定会思考这样的问题：还缺少什么呢？国家行政既然已经统一，为什么他拍手而老百姓不雀跃；他召唤而老百姓不集合？当初设想的随着中央集权制而来的力量在哪里？中国为什么在外国列强面前依然这么衰弱？袁任总统期间的外交危机一概以中国的退却而告终。外蒙古和西藏基本上仍然沦于欧洲的保护之下。无论他1913年和1915年同俄国就外蒙古问题签订了协定，无论他在1914年关于西藏问题的西姆拉会议后，拒不同英国签订协定，他都没有能使这些地方得到光复。同时，外国人已插手盐务管理。铁路修筑权扩大了。外国列强拒不重开关税谈判。最屈辱的后果来自1915年1月开始的中日谈判。5月，袁在日本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最后修订文本面前投降。袁把这些机能不全症状的疾病盲目地诊断为帝国营养不良症：缺少的是皇帝。 我们有理由感到惊讶的是，在清朝皇帝如此轻而易举地被废黜之后，怎么能有人这么快就得出这个结论呢？对辛亥革命的不同解释，是理解这种思路的一个线索。人们毕竟可以把这场革命看成是骨子里排满的革命，而不是反对帝制的革命。按照这种观点，民国只不过是因为缺乏汉族皇帝来名正言顺地代替被推翻了的满族皇帝而偶然出现的结果。在袁的随从人员中，有些人一开始就指望民国只不过是袁登基时机成熟之前的临时代用品而已。 恢复帝制最有说服力的道理，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民国不得人心。我们已经指出过白狼匪帮1912年的拥清口号。尽管在有的省内，革命新秩序因为数众多的普通老百姓的参预而得以实现，但几个月后这些民众势力（诸如秘密会社）就被清除出权力机关。他们一反抗，就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鲁迅在他10年后写的表明辛亥革命特点的《阿q正传》中描绘的境况，也许更具有典型性。起先，阿q由于他在村里的最下层的社会地位，被可能发生动乱的幻想所吸引。但是，他看到的却是旧的、受过古典教育的高贵人物和新的、受过外国教育的高贵人物为他们自己接管革命而携手合作，这里，他感到深深的失望。当阿q想去参加时，人家却叫他滚出去。他生气地指责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阿q因抢劫罪——他想干但并没有干——而被革命的代表处决，更加强了这种分析的准确性。1 鲁迅在这篇短篇小说里，生动地描述了民众被排斥在革命之外以及因此而与民国疏远这一主题。与开头的这种作法相一致的是，民国继续把民众排斥在它早期自由主义阶段有生气的、提供参加机会的一切机构之外。且不说交通问题以及对共和政体的机构不熟悉的问题难以解决，即使那些确曾见到过新秩序的普通老百姓，也没有什么理由喜欢它。主张君主制的论点的基础是：对民众来说，民国是生疏的或者是不受欢迎的；这些论点在这个限度内可能是合理的。 可是，提出要把君主制作为一种补救办法，作为把政府和人民结合在一起的工具而加以恢复，这些论点就软弱无力了。当君主制在辛亥革命中覆亡时，民众并没坚定不移地捍卫它。在二次革命前偶尔出现的拥清口号，比如白狼的口号，与其理解为对皇帝的迫切怀恋，还不如理解为对民国社会倾向的抱怨。不管怎么说，复活帝制的讯息怎么能传达到人民中去呢？省的和地方的高贵人物理应是复活帝制必不可少的同盟者，而他们中间却有许多人已经学会了享受共和制的特权。为什么他们必须合作？ 特别在1915年年中即将就帝制问题作出决定的时刻，主张帝制的另一个论点必然同外交有关，但由于其性质，它没有公开说出来。袁的一位亲密朋友当时写下了这一点，英国驻北京公使把这一点理解为坚持要搞帝制运动的一个因素。1这就是说，帝制有对付日本的用处。1915年5月中日条约签订后，在北京，对日本会向中国提出进一步要求的恐惧心理仍甚强烈。日本并没有得到它所要求的全部，而欧战使中国失去了防止任何一个强国攫取全中国的贪欲的救命均势。人们明显地相信，至少袁世凯明显地相信，转而实行帝制可以牵制具有帝制癖好的日本，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在贬低袁的人看来，袁及其后代的个人野心是理解他称帝的一把钥匙，他们的个人野心确实存在。中国的历史遗留下来了强制性的帝制传统。袁决定利用这种传统，其间有多少个人因素，有多少政治因素，已无法去掂估了。同样，他迟迟不能认识到决定称帝是一件无益的事，这既可以归咎于受到野心的蒙蔽，也可以归咎于顽固坚持对中国国情的独特分析，两者都一样恰当。 袁具有恢复传统的政治礼仪和表征的偏好，从他独裁统治一开始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似乎不只是要退回到过去。更确切地说，他坚决要把旧的和新的结合在一起，把共和制的作风和帝制的作风融为一体，以适应或欺骗现代化的和愚昧无知的选民混合体。1914年，他既主持祭孔大礼，又庆祝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他称赞科学及其净化迷信的作用，而又率领全国祭天，邀请所有的人都参加，在一定程度上使古代皇帝的特权大众化。1915年8月在总统的默许下开展了一场拥戴袁为皇帝的运动。然而，皇帝却要经过选举（实际上是走形式），帝制必须是立宪的。 袁在恢复传之万代的帝制方面注定要倒霉的处境，也许与此事在全国上层社会引起的冷淡或敌视的反应，同样引人注目。看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被袁的新旧政治混合体蒙骗住。1915年，独裁统治的中央集权官僚行政机关运转良好，以致各地的当权者都听从命令。各省文武首脑恭顺地上书拥戴袁氏登基称帝。但是，普遍接受帝制不过是骗人的假象。就在表层下面，持异议者比比皆是。 当然，袁的革命派敌人早就警告说，总统有称帝的野心。像孙逸仙这样的二次革命领导人大都流亡在外，而且在政治上是分裂的。但他们反对君主制是自发的，是他们反对袁统治的继续。 更难预测的是那些政治领导人的不满，他们虽然不是袁在清朝当官时的随从，但同他一起反对过国民党，共同创建了独裁统治。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辛亥革命前和辛亥革命过程中支持过改良后的清王朝君主制，并在独裁统治的最初几年中入了阁。他对袁的帝制运动的通告作出了反应，立即发表文章给予毁灭性的抨击。 甚至在袁多年的朋友中间，开始时就有明显的退缩不前的故意拖延的表现，也有最终发展到公开反对的少数实例。在这种趋势中，惹人注目的是冯国璋，中日之战以后他就为建设现代化的北洋军在袁的领导下工作，1915年他是南京的军事首脑。19世纪90年代以来袁最杰出的军事部属是段祺瑞，他在民国建立后任陆军总长。同袁在政策上的诸多分歧，导致段1915年5月隐退。他拒绝了请他出山的各种恳求，直到袁不再坚持帝制为止。大多数文武官员照例都全神贯注于掩护自已的侧腹，但是袁帝制的积极支持者，少于他政治机器中表示不赞成采取这个步骤的成员。 为什么那些曾经为独裁统治出过力的人，竟然会在不同程度上抗拒袁的帝制呢？也许有人觉得，一个永久的朝廷阻塞了顶端，他们的野心就会受到妨碍。不过有这种考虑的人只能是极少数，如果还有这种人的话。人们不安的更普遍的根源，在于儒家道德关于不事二主的禁令。就前清官吏而言，这种禁令用于当皇帝的袁比用于当总统的袁更为恰当。在另一个极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感到帝制已经过时了，其反动的含意使他们感到难堪。梁启超争辩说，帝制是不必要的——它丝毫也不增加总统现有的权力——帝制无论如何是已经死亡了的制度，无法引起人们的敬畏和服从。 在上述反对袁称帝的各种各样感情和论点的后面，人们察觉到一种潜在的对袁领导的幻灭感。对于那些曾经支持过独裁统治政策的人来说，要承认这些政策产生了令人失望的结果是困难的。但那些脱离袁的阵营以抗拒其帝制的人却发现，他们现在支持的政治体制正是独裁统治曾经谴责过的政治体制。 例如梁启超，他后来证实，他在帝制运动之前就对袁的统治感到失望。1虽然他曾经积极领导了独裁统治为使省当局隶属中央而发起的运动，而在1916年他却变成了明确号召实行联邦制的运动的领袖。梁在1916年3月指出，“省制有历史上之根据”，他也可以充分利用它。2冯国璋和蔡锷（他是独裁统治的合作者，后来变成武装讨袁的领袖）作了类似的政治上180度大转变。 袁的中央集权政策未能奏效。他实际上屈服于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就是最新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袁的帝制计划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成了许多人共同有份的政治上失败的替罪羊。因此，当袁在1916年3月取消帝制计划重任总统时，他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压制反抗的火焰。 进一步思索，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从总体上说，国内社会名流的情绪已经转变为反对独裁统治了。这种情绪至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袁对1912年、1913年有限选民所支持的政党实行了严厉镇压的政策，并解散了为广大社会名流在政治进程中提供直接发言权的各级议会。这种情绪普遍存在影响了行政人员，这就是帝制运动初期，官员普遍不满的原因之一。它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由独裁统治的背叛者领导的反袁运动，会返回到民国自由主义时期，把为立宪政体、代议制政治和联邦制的纲领而奋斗看作是恰当的。3 反对袁复辟帝制并继而使他退位的武装斗争在几个地区进行，从未联合为一体。孙逸仙的同事，著名的陈其美、居正和蒋介石，在其国外基地组织了沿海各地的进攻。1915年11月袁在上海的军事代表遭暗杀。12月初，停泊在该市的一艘军舰被起义者暂时占领，他们试图争取整个海军参加起义没有成功。在新的、有高度纪律的中华革命党领导下，孙逸仙的最大计划就是在山东创建一支小型军队，并争取同当地的同盟者一起在1916年春为革命占领该省省会。明显依靠日本人的钱和日本人的保护，降低了这支部队有能力在山东的日本铁路线上占领据点的意义。 讨袁运动的中心事件是协调一致的、以云南为基地的武装起义，云南那个地方没有北洋军队驻扎。孙逸仙的新党没有在云南起义中起直接作用，云南起义的凝聚力来自创建滇军的共同经历。这支军队作为国家现代化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最初建立于清朝末年。其效果在云南特别良好，中国许多训练有素的年轻军官参加了滇军。其中之一是湖南人蔡锷，他在1913年年底接受中央政府的职位前，是革命后省政府的首脑。蔡曾经直言不讳地拥护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并与1914年解散各级议会有很大的牵连。但是他后来对袁的幻想破灭。帝制运动发起后，他暗中与梁启超等人策划，反对袁的阴谋。他们秘密离开北方，去接受新的任务。 梁1915年12月中旬到达上海，他利用其个人威信和文学天才为讨袁事业募集了更多的追随者。大约同时，蔡和其他滇军过去的军官返回云南，他们同当地的军官一起领导了讨袁战役。返回云南的军官有江西省的李烈钧，他是滇军的老战士，是1913年夏孙逸仙反袁的同志。云南的军事首脑唐继尧，同这个政治观点上根本不同的集团有共同的学历和晚清时在滇军的共同经历。他参加了起义。 这些事情，梁启超的著作和若干年后纪念蔡锷的、近似崇拜的文字介绍，已为世人所熟知。当时这两个人的重要性是不可争辩的，但是把1915年秋梁氏的天津寓所描绘为云南运动的唯一发源地却是失真的。云南的军官自9月以来就在当地秘密讨论抵制帝制的问题。蔡锷12月返回云南所起的激励作用，是由该省一部分军事领导人的革命倾向性决定的。他的威仪有助于说服动摇分子，加速作出向袁的部队发起攻击的决定。1即使蔡不返回，某种形式的运动也会在云南爆发。 运动以该省省会里的一座寺庙命名，军队也因而称为护**。他们于1915年12月24日给袁发出最后通牒，袁未予理睬。次日正式发起讨袁运动。制订计划的人指望得到贵州、广西两邻省的及早支持。还组织了进入四川、湖南、广东的几路征讨。其中最重要的是进入四川的一路，由蔡锷亲自指挥。他手下的军官中，有后来同**一起组建红军的朱德。这支被称为护国运动第一路军的队伍最初大约有3000人，面对着川军各师和已经出现在四川的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后来被称为军阀的冯玉祥就是其司令官之一）。当袁看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时，他命令从华中调遣大批增援部队沿长江而上。形势对蔡锷的征讨十分不利，即使它得到自己部队的增援也是如此。 然而征讨却继续坚持下去，向全国显示了袁的脆弱性。蔡的军队具有晚清滇军锻炼出来的集体精神。指挥十分协调、熟练。根据日本的军事情报，蔡的战术特点是：夜间发起攻击，善于利用地形，对川军进行有效的政治工作。川军有一个整师叛变到蔡锷这边来，北洋军遭受了没有预料到的重大伤亡。2此外，在省内各地动员“盗匪”部队，受到护**内的四川代表的鼓励，也受到向北京争取四川自治的、政治上互无联系的其他四川领袖的鼓励。“盗匪”护**发展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反对北洋占领的游击运动。它的发展很有助于说明蔡锷的成功。 再者，甚至袁世凯自己在四川的某些代表——占领军军官——也不能断定他们抵抗云南的运动能取得多大成功。不久蔡锷同袁在四川的将领陈宦，同有才华的北洋将领冯玉祥，都取得了联系。1916年3月双方达成和解。尽管出现过紧张的时刻，但护**还是战胜了袁在四川的势力。 3月以后，在国内外的联合压力下，袁的势力迅速瓦解。从外部条件说，日本政府在起初两个月对帝制运动采取明显的容忍态度之后，对袁的称帝意图表现了越来越大的敌视。正在形成的公开反对的政策，其依据与其说是认识到帝制可能被用来阻挠日本的野心，还不如说是看出了帝制在中国上层社会中十分不得人心。1915年10月，日本说服了英国和其他外国列强，就称帝的危险性向袁提出警告。12月爆发的云南起义，证明这些警告和随后的警告是有道理的，这更加强了日本的反对态度。接着，1916年3月初，日本内阁正式通过了一项谋求彻底撤换袁的政策。此项决定的后果之一是大量日本资金流向袁的反对者。1 广西军事首脑陆荣廷，人们曾经指望他在更早些时候依附革命，终于在1916年3月中旬采取了行动。前一年夏天表示不同意复辟帝制的冯国璋，在南京同其他省的军事首脑一起要求袁放弃称帝。3月22日袁宣告他重新回到总统地位。但在4月更多的省政府宣布同北京决裂，5月其他省政府也跟着这样做。6月初，当对袁来说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去职的方式问题的时候，他因尿毒症在北京去世，终年56岁。 当时，国家已经陷入极为惊人的混乱状态之中。当袁的势力显然正在衰亡之际，反对派既无共同的组织，对袁去世后的制度又无共同的观点。可以看出有几股势力存在。未被北洋军占领的南方四省——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暂时形成了一个协调一致的集团，由于军事战役的结果，这个集团还扩展到四川、湖南。在把滇军的凝聚力转化为共同政治路线方面，取得了有限的成功，至少在坚持要彻底推翻袁以及恢复1912年约法这点上是成功的。1912年约法，被袁在1914年用一个批准其独裁统治的文件所取代（见本书有关章节）。第二股势力在长江下游地区，以冯国璋为中心，他在1916年春召集一些省的首脑讨论战略问题。他为自己创造了中间人的地位，一般地反对袁和独裁统治的中央集权政策，但又拒绝同南方革命党的势力结合在一起。 在北京，段琪瑞于4月份重新出来任职，担任内阁总理，有效地取代了袁，成为北洋领袖和独裁时期统一愿望的继承人。但这种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实际上只代表第三股势力的核心。当他在1917年试图把湖南置于北京管理之下时，这一点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他发现，他受到的阻挠不仅来自湖南的领袖们，而且还来自南方各省不容置疑的联盟以及冯国璋在长江沿岸的同盟者。 在袁去世时，另一股在此后具有重要性的势力开始在张作霖统率下，在东北的满洲各省形成。但张作霖尚未把这一广大地区统一成为一个整体。上述几股势力中，没有一股是真正团结一致的。一股股势力都是军事司令官和地方官员的一个个有如星座的集团，他们在极度混乱的环境里，首先追求的是自己的生存，这个舞台是为不安定的内战而设置的。军阀时期开始了。 正当袁的好运过去的时候，另一种政治趋势出现了。这种趋势就是复活民国自由主义阶段的体制。即使在袁坚持执政的时候，在他权力达不到的地方，省的和地方的议会又重新聚集起来。他死后，1912年的约法和1913年的议会又复活了。在20世纪10年代末期和20年代初期，这种趋势的重要性也许没有得到足够的评价。省自治和自治机构的联动作用继续存在，并对早期的军阀政治有影响，至少是略有影响。但代议制政治在辛亥革命后初年具有的活力却永远没有恢复。 回顾起来，民国早期两种失败了的政治实验——自由主义政治和独裁统治——似乎彼此促成了各自的灭亡。袁世凯感到，议会和省自治削弱了民族国家，他相信，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国家应该是中央集权的、强大的。他一有机会就废除这两者及其辅助制度，诸如相互竞争的政党和不受检查的新闻等等。但是他自己的统治体制并未能激发普遍的热情，虽然开始时得到一些重要的无党派人士，如梁启超等的支持。甚至其早期的支持者，对北京的独裁作风也感到失望。袁称帝这一着走错了的棋，为把这种幻灭心理都调动起来提供了时机。独裁统治跟着帝制一起垮台了。但是在自由主义的舆论重新出现并取得制度上的优势之前，分散的军事霸权主义插进来了。民国早期的两种实验形式，终于主要作为政治上的反面教材而为人们追忆。 1 戴乃迭编译：《无声的中国：鲁迅选集》，第42—58页。 1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重印于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8（台北，出版日期不详），第38—42页。朱尔典（1915年10月20日），朱尔典书信文件，fo350/13。 1 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见《饮水室文集》，台北，1960年，12.34，第页。 2 梁启超：《从军日记》，见《盾鼻集》，第124—125页。 3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326页。 1 苏顿：《省黩武主义》，第184—191页精选了有关1915年12月发动云南起义的证据。关于对梁启超的叙述提出的较早异议，见金冲及：《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收入周康燮等编：《近廿年中国史学论文汇编初编：辛亥革命研究论集第一集（1895—1929年）》，第261—286页。寺广映雄：《云南护**起义的主体及运动的性质》，《东洋史研究》，17。3（1958年12月），第27页。 2 参谋本部：《中国事变的参考资料，第8号》（1916年3月），《袁世凯称帝计划事件·补充材料：反袁动乱和国内情况》，第6卷，1.6.1.75，日本外务省，档案，外交资料馆，东京。 1 艾伯特·a.阿尔特曼和史扶林：《孙逸仙和日本人：1914—1916年》，《现代亚洲研究》，6.4（1972年10月），第385—400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苏区的毁灭 蒋介石发动前三次围剿时（1931年底和1932年），**依然牢固地掌握着军事领导权。蒋介石很轻视红军的力量和技术，又不了解群众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企图用军阀的杂牌部队对付**，在消耗战中达到一石两鸟的目的。这些“被流放的”杂牌军不熟悉当地的情况，他们容易被诱入苏区并被打败。1另一方面，红军则依靠快速运动和群众支持，“通常是夜晚行动”并“突然出现，迅速消失”，国民党官方的《剿匪战史》对这种情况作了很好的描绘： 当**进入一个地区，那儿几乎没有人。剩下的老弱病残被共匪的地下组织所控制，因而不敢和政府军队谈话。有时他们甚至帮助共匪阻碍军队前进……**对共匪的情况知道得太少了。2 第二次围剿（1932年5月至6月）出现的情况大致相似，在这期间**的群众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国民党的官方记载抱怨说：“共匪把粮食和人都带走了”；老百姓破坏政府军后面的桥梁，不向他们提供消息，甚至伏击他们；老百姓还骚扰政府军的供应线，以致需用整团的兵力来保护政府的传令兵和军需官。3 蒋介石现在认识到他正在对付一个棘手的敌人。在第三次围剿时（1932年7月—10月），他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并调集他自己的精锐部队，而把“杂牌”军降到后备地位。在陈诚将军（甚至**也承认他的素质）4的有效指挥下，政府军长驱直入苏区，使**人感到懊丧。与此同时，蒋意识到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他无法搜集到关于**人的可靠情报。他也开始了他的群众工作，禁止强拉挑夫和勤杂工。1但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后，正在加剧的对日关系中的危机终于迫使蒋介石很突然地结束第三次围剿。在暂时的喘息中**回顾了战争形势，并对毛在消灭敌人前诱敌深入苏区的战略提出疑问。结果，在贺龙的洪湖地区苏维埃遭到国民党军队蹂躏后，周恩来于1932年夏代替了**。2 日本引起的民族危机平息后，蒋介石重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于1933年发动第四次围剿。但是红军继续采取躲避战术，速度之快使“政府军在追击中精疲力竭”。红军的群众工作现在已使政府军“无人可用，让我们成为既聋且瞎”。3这是中央苏区周围的战争形势。在鄂豫皖，群众工作虽然做得很好，但每当红四方面军受挫撤退时，却往往变得没有活力而消失了。4从1932年5月起蒋亲自指挥围剿；9月，鄂豫皖苏区被破坏，迫使张国焘和徐向前进行可说是他们的第一次长征，前往四川北部。在那里，本省第24军和第29军之间的战斗为红四方面军提供了一个建立新苏区的机会。5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1933年底第五次围剿开始时，中央苏区已失去鄂豫皖和湘鄂西的支持，虽然贺龙正在湖南西北部开辟另一个苏区，方志敏在湖南和江西边界及萧克在老井冈山根据地仍有较为弱小的苏区。现在蒋学对手的样子，比较重视政治工作，并改变了他的战略。在政治方面，他在1933年夏组织军官训练团做为基础；大约有7000名军队干部接受了训练。然后他在中央苏区各处实施行政、经济、社会和教育等工作的军事化，使国民党政府、党和军队通力合作，全力击败**人。在基层，他对1934年的春播给予帮助，恢复被称为保甲的联保制度。1生活在苏区各处的老百姓被迫搬进标准的“战略村”，并被置于保甲之下，以建立一圈无人地带，意在封锁和饿死**人。2他们开始实施一项筑路计划，雇佣了20000名工人修筑700英里公路，以增加蒋介石军队的机动能力。同时广泛采用了无线电设备、电话和飞机来改善部队之间的协作。在执行这一切的同时，蒋介石的军队稳固而缓慢地向前推进，沿入侵的路线构筑碉堡。换句话说，这是战略上的进攻伴以战术上的防御，它使毛的诱敌进入苏区的老战略过时。“没有必要去寻找共匪的主力部队，我们只要去占领共匪一定会出来作战的战略要地。”这就是蒋在1933年10月17日下达的指令。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被迫把进攻性的运动战转变为防御性的阵地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把他的这一战略描绘为愚公移山。的确，红军并不愿意打一场单纯的防御战，虽然毛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就此指责当时的军事领导人。但是，根据周恩来的看法，防御性的阵地战已不可避免。 这[堡垒战，阵地战和夜战]在当时是避免不了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但是我们主要的作战形式当然仍是运动战。在目前[1934年2月]的形势下，我们常常看到一次运动战的遭遇战很快转变成为阵地战。1 国民党的堡垒战术经历了两个重要的阶段。起初只有少数碉堡，每个碉堡由一个连或者一个排的正规军守备。在1933年11月，修筑了较多的碉堡，碉堡之间仅相距2/3英里，通常由一个班或者最多一个排守卫。在这种情况下，堡垒形成一个支持网，而一个团的兵力能防护13或14英里长的战线。第二个变化发生在1934年初，当时民团受命守备堡垒，而正规军则转向承担进攻的任务。在这一阶段，红军的火力已大为削弱，以致国民党军队构筑的土碉堡比砖碉堡多。 当碉堡线收紧时，红军把他们的阵地战转变成闻名的“短促突击”，这一战术是**发明的。2红军依靠构筑“支撑点”——这是**人的碉堡——在距国民党几英里的范围内运动。红军希望利用其速度和良好的组织在敌人构筑碉堡时进行攻击。在支撑点周围协调作战的部队需要电话，但红军几乎没有电话。支撑点本身很难经受国民党重炮的轰击。总之，这种战术行动没有达到红军的战略要求。1934年4月广昌决战后，看来是最后手段的游击战重新引起党中央和军队的注意。3但在这一斗争阶段恢复游击战，主要是为牵制敌人，意在赢得时间最终从中央苏区撤退，并再次动员群众在红军撤退后重建游击根据地。1934年8月20日，周恩来在军队的机关报《红星》上发表文章指出：**战略的最薄弱的环节在于游击战没有深入敌后；在撤离后二年，毛评论说： 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1 可能出于这种考虑，1934年7月方志敏的红10军团奉命从江西东部转向浙西和皖南，表面上是对日作战，但事实上是转移蒋对中央苏区的注意力。28月，萧克的红6军团奉命突破封锁线，与贺龙在湖南西北部会师。3最后，当时已大为缩小的中央苏区于1934年10月被放弃，留下项英、陈毅、粟裕等人在分散的游击“飞地”孤军作战数年，直到1938年新四军成立。在华中，只留下贺龙和任弼时领导下的小块苏区。更北方有张国焘在川北的苏区以及刘志丹和高岗在陕北的苏区。在蒋介石的压倒优势下，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1927年以来艰苦开创的局面现在已被摧毁。 长征 这一史诗般的逃亡，行程约6000英里，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翻越十几座大山，跨过了二十几条河流。历史上很少有意志征服环境的伟绩能与之相比，历史也不能提供一个更好的不间断的即时行动的例子。几乎没有疑问，长征的第一个目标是与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会合——这一意图没有逃脱蒋介石的估计。1蒋似乎已经意识到在苏区西南角上的包围圈有缺口，这可能给红一方面军潜入粤北和广西提供机会。当收紧包围圈为时过晚时，蒋希望利用红军入侵的新形势，解决由军事反对派领导的西南政治分会的棘手问题。2但广东和广西的领导人没有进行多少战斗就让红军通过了。他们仅实行焦土政策为即将到来的红军制造困难。因此他们不需要蒋用来诱使他们听命的军事援助。3在确信红一方面军的意图后，蒋在红一方面军与贺龙之间布置了四道防线，4使两支红军决无可能会合。红一方面军渡过湘江，10万战斗员和非战斗员损失近2/3后，政治局领导人在贵州边境附近的黎平（现属贵州）举行了长征中的第一次会议；与红二方面军会合的计划被放弃，而采纳了进入贵州的决定。5这是1934年12月的事。四川北部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和徐向前，接到了关于这一决定以及中央拟在川西北某地与他们会师的计划的通知。6计划中的路线将在宜宾（叙府）渡过长江。 红军于1935年1月到达遵义后，突然出现从北面、南面和东面威胁四川的态势。1这种令人惊恐的形势，给蒋一个机会把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势力插入这个省；而红一方面军自10月以来才得以第一次喘息。红军是在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的，并于19日离开这个小城，2在这段时间，军队得到整编，而党的领导人召开了历史性的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决定取道桐梓、松坎和赤水，按原计划进入四川并在宜宾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当这个计划因敌人加强防守而受挫时，红一方面军不得不选择另一条路线。据政治安全局局长邓发说，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目的是逼近日军，并在没有蒋和他的联盟者参加的情况下进行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另一个目的可能是寻找“与俄国联系的可能性，这样也就不会[再]被包围了”。3 在战略上，遵义会议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在这以前，红一方面军不得不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对敌作战，因而遭致巨大伤亡和离队。4经过11天休整后，红军主要担心的不是前面不堪一击的黔军，而是后面尾随不舍的国民党军。整编队伍和抛弃辎重使军队能够重新进行运动战，并运用快速和佯攻摆脱了尾随在后的薛岳将军和周浑元将军统率的部队。5 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在这个时候，张国焘虽然没有受到来自中央和地方军队的不寻常的重大军事压力，却放弃了他的苏区。他自己对这一行动的辩解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红一方面军，而**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则指责他犯“逃跑主义”。1张采取的路线引导他的部队渡过嘉陵江，取道nan—t′ung、2剑门、剑阁、梓潼，然后渡涪江经江油，最后渡过岷江到达理番和懋功。3张面临另一种选择，北上与刘志丹和高岗会师。如果他真这样做，并听任**和贺龙在南方受命运的摆布，那么整个**运动在政治上可能会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张的实际行动削弱了红一方面军又保存了它，然而这给了他一种军事上的优越条件，从而有可能导致他赢得党的最高政治权力。以后的事件足以证实，1935年2月张的明显的狡计原来是他在长征路上所犯的第一个主要错误。然而，哪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他是一定要放弃他的苏区的。 就已知的情况而言，遵义会议避免了政治上的争论，集中批判了导致丧失苏区和长征开始阶段严重失败的军事路线。在毛起草的决议中，他无情地抨击了“单纯防御”战术：在1933年冬至1934年福建事变中，不愿利用蒋介石集团中的矛盾，拒绝作战略撤退，并为击破包围而将主力转移到敌方堡垒线后面，以及长征准备不足。4由于王稼祥负重伤、周恩来承认错误、张闻天向毛靠拢，以及德国顾问奥托·布莱恩受贬，党的领导陷入极度混乱。在回忆1927年8月7日会议往事的气氛中，遵义扩大会议——包括对领导层不满的军方代表——选举**为三人领导小组的第一把手，这个小组还包括周恩来和王稼祥，以代替党的军事委员会，而苏维埃政府军事事务委员会仍由朱德领导。此外，毛再次进入政治局，可能是张闻天领导的中央书记处的一名书记。1 当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12日在懋功会师时，有两个要点引起了争论——第一点，是遵义会议的合法性，因为那时有几名政治局委员甚至不是1928年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他们包括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和朱德。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关系到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前途，但在遵义会议上回避了。在懋功，形势有所不同。张国焘想向包括毛在内的新领导的合法性挑战，并改变革命的进程。 一般认为在两军会合时，与**的精疲力竭的红一方面军相比，红四方面军兵员多，装备好，只是训练较差。张国焘完全知道**缺乏通过委员会讨论解决党内争端的民主传统，但他同意召开1935年6月24日的两河口会议。由于他的军事优势和确信苏维埃运动注定要失败，他或许希望他能使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支持他，因为这些人，也只有这些人，处于能使他的政治建议合法化的地位。这时张依然和党一起工作；他还不是一个分裂主义者。他的亲密同事陈昌浩曾问他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你弄清并批评中央的错误以促使领导垮台，结果会是什么样呢？”2张没有记下他的回答；他也没有批评领导。他宁愿在会上争论苏维埃运动过去是否成功，讨论如果他们全部北上与高岗、刘志丹会师，前途将如何。1换句话说，他在会上所提出的不是他的最高要求——要中央领导做检查，而是他的最低要求——从小处着手，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决定以少数民族联合为基础的西北自治政府代替苏维埃政府。据推测高干会议将包括较多的红四方面军代表。如果他的自治政府的建议被采纳，他将获得他所觊觎的党的最高领导权。 但张国焘的建议将会抹去**领导的政府的阶级基础。尽管这个政府有一个温和的社会纲领，包括重新分配土地和废除苛捐杂税，但它将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府。2因此他的政策建议无异于把**改变为一个少数民族党。毛获胜并不令人惊奇。但为了团结，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改组了军事委员会，毛继续担任主席，张国焘和朱德担任副主席。张愉快地接受了这一折衷方案。3 为了弥合其他分歧，8月5日召开了毛儿盖会议。当时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徐海东的红25军团的行踪，也没有人听到莫斯科正在制定新的统一战线战略的传闻。会议没有再次考虑张的建立新政府的建议；它集中研究北上问题。张国焘要求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的建议当场被否决，因为涉及党的事务不应只由两个方面军的代表讨论，代表的正当权限在于军务，如指挥系统和北上本身。4关于指挥系统，朱德任命自己为总司令，以张为总政治委员。一切战略问题都由总司令部决定，最后由以毛为首的党的三人军事小组批准。5因此，作为握有最后决定权的军委主席的**位居朱和张二人之上。不存在毛不服从张的问题，只是张蔑视毛。 这一蔑视表现在张国焘对“北上”的不同解释上。**的目的地是陕北苏维埃，但是张在会上争辩说，在决定长征下一步之前，部队至多只应到达甘肃的岷山和甘南。1张最为恼怒的是，毛开始与东路军2一起前进，张认为这是毛轻视他的权威。在毛看来，张要求返回阿坝完全是不服从命令。3这场争执后面隐藏着关于苏维埃运动前途的争论。如果这场运动被评定为成功的，而且继续下去会有前途，那就有充分理由前往陕北。如果苏维埃运动被判定是一次失败，那么最好重视张的劝告，把自己封闭在偏远的西康-甘肃的群山之中，以待来日。从个人的角度考虑，接受张的判断和建议将导致接受张的领导以及所包含的一切。毛不能这样做。 由于**拒绝返回南方，**分裂了。此后不久，张国焘在卓克基召集了蓄谋已久的高干会议，成立了临时党中央，以张为书记。4部队由临时中央指挥。三个月后，张的西路军遭到恶运——天气开始转冷，而四川军阀刘湘一再击败张的部队，迫使他们撤退，深入西康和青海。5同时陈昌浩进军甘南的企图遭到蒋军阻挠。6使张前途更加暗淡的是，他向西北军阀杨虎城提议订立一个互不侵犯协定，但受到冷遇。7 同时，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2日开始长征。如果没有国民党在湖南西北部重兵防守，贺龙可能一路向北与**会师，不必跋涉半个中国。8另一方面，广东和广西的混乱状况给贺龙入侵南方提供了机会。1他大致尾随红一方面军的足迹，到达西康与张国焘会师，当时受挫的张国焘被迫与毛的中央再度联合。**的叔父林毓英曾从莫斯科带回重新统一的折衷方案。新到的领导人任弼时、关向应和贺龙利用这个机会联合朱德和刘伯承，催促张北上。2张解释说，他长时间推迟重新开始长征是因为要训练他的部队，使他们能在甘肃走廊对付回族将军们的骑兵。3当然他并没有这样做。直到他被说服重新长征以前，他并未着手制订一项准备渡过黄河与回族骑兵作战的训练计划。4但是现在他的目的地不是他的劝说者们所期望的陕北，而是黄河以北甘肃走廊某个地方。这个狡猾的计划是把毛的陕北根据地作为他的抗日前线，同时利用新疆或苏联作为他的后方。如果拟议中的统一战线形成，抗日战争爆发，毛的军事力量将消耗在作战上，而张在毛后面保留自己的部队，又有俄国人支持，将成为中国**运动中唯一的强人。从另一方面考虑，渡过黄河对西路军也是必要的。如果要避免与蒋介石的军队进行艰苦的战斗，并避免冒被赶回毛儿盖陷入绝境的危险，西路军决不能留在黄河南岸。渡河后发生的事情出乎张的意料之外。西路军被国民党的回族骑兵歼灭。张向毛的领导地位挑战的希望也随之破灭。在政治上，他已不再是一个有分量的人了。随着他的分裂主义破产，他的背叛开始了。5 1 《剿匪战史》承认这点不妥当，该书第1卷第93—94页；唐生智和孙科也批评 蒋介石的意图，见孙科等：《讨蒋言论集》，第41和133页；又见汤良礼：《中 国征剿共匪》，第42页。 2 《剿匪战史》，第1卷，第107—114页。 3 《剿匪战史》，第1卷，第28—44页。 4 《**选集》，第1卷，第222页。 1 《剿匪战史》，第1卷，第54—67页。 2 贺龙认为这个损失是夏曦的“山头主义”造成的；见缪楚黄：《中国**简 要历史》，第90页。 3 《剿匪战史》，第2卷，第170和239页；蔡廷锴在《蔡廷锴自传》第1卷第375页 上说，人民一转向**，就团结而高兴。 4 关于第四方面军的群众工作，见《剿匪战史》第3卷，第467页和第4卷，第 683—685页。 5 关于第四方面军创建新苏区，见《剿匪战史》第4卷，第519页和王健民：《中 国**史稿》第2卷，第207—211页。 1 这里采用的情况大多来自《剿匪战史》第2卷和第3卷各处；以及汤良礼：《中 国征剿共匪》，到处。 2 刘培善文，《中国**在江西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第1卷，第188 页。 1 《红星》，第29期（1934年2月18日）。 2 国民党政府出版的官方战史（《剿匪战史》）谈到“逐渐收紧碉堡圈”（第2卷 第266页），王健民著《中国**史稿》也支持这种说法。按照第五次围剿的 总战略计划，国民党军把由碉堡守护的道路修进苏区。关于李德的战术，见胡 继喜（音）文，《中国季刊》第43期，第34页。期诺关于这种战术是**的贡 献的说法近由《红旗》1975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证实。又见李德（奥托·布鲁 恩）：《中国纪事，1932—1939年），第68页。我本人1980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 看到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 3 《红星》，第55期（1934年7月25日）。 1 《**选集》，第1卷，第230页。 2 王健民：《中国**史稿》，第2卷，第258—259页；缪楚黄：《中国** 简要历史》，第92—93页；盛里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史话》，第16—18 页。 3 萧克谈话，载于韦尔斯：《红色尘土》，第139页；王震谈话，同上书，第101 页；缪楚黄：《中国**简要历史》，第93页。 1 李天佑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19页；刘伯承文，同上书，第 4页；缪楚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概述》，《历史研究》 1954年第2期，第88页。 长征的经过在迪克·威尔逊著《长征，1935年：中国**幸存的史诗》中 有详细的叙述。 2 贺国光谈话，载于王健民：《中国**史稿》，第624页。贺国光当时为蒋个 石的行营主任。 3 张国平：《白崇禧将军传》，第62—64页；《春秋》，第49期，第14页。 4 金帆：《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第45页。 5 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5页。 6 《明报月刊》，第48期，第85页。 1 《剿匪战史》，第5卷，第883页；薛岳：《剿匪纪实》，第3册，第13—14页。 2 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5页，薛岳：《剿匪纪实》，第 3册，第7—9页。 3 《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48和50页；萧华文，《红旗飘飘》第 13集， 第87页；安德烈·马尔罗：《反回忆录》，第533页。 4 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4页。 5 同上书，第6页；《红旗飘飘》，第14集，第102—103页。 1 《明报月刊》，第49期，第78页。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 9页。 2 nan—tung，未详何地——译者。 3 徐向前谈话，载于韦尔斯：《红色尘土》，第161页。 4 陈志让：《遵义会议决议》，《中国季刊》，第40期。在福建，蔡廷锴指挥的因1932年1月上海抗战而驰名的十九路军，于1933年10月26日与**签订协定（见萧作梁：《中国**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49页）后，于1933年11月在福州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全称为“中华共和国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译者）。这次行动严重削弱了蒋介石在东北角的包围。由于许多政治问题错综复杂，这个形势并未导致任何形式的十九路军与中国**的合作，而福州政府不久即被蒋介石击破。 1 迪特尔·海因齐格文，《中国季刊》第46期，第287页。**的“三人军事小组第一把手”的新地位，现在被中国各大博物馆馆长和中国人民大学胡华教授这样的权威视为**在党的军事等级制度中的真正地位。见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第1卷，第363页。 2 《明报月刊》，第51期，第79、82页。 1 柳宁：《一个工人的供状》，第12页。 2 《明报月刊》，第49期，第80页。 3 《明报月刊》，第50期，第88页。 4 同上，第51期，第81—82页。 5 同上，第51期，第79、82页。 1 《明报月刊》，第52期，第83页。 2 即右路军。下文西路军即左路军——译者。 3 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10页。 4 《明报月刊》，第52期，第96页。 5 同注2。 6 《明报月刊》，第54期，第88页。 7 同上，第48期，第85页。 8 《星火燎原》，第4集，第264页。 1 《剿匪战史》，第6卷，第997页。 2 《明报月刊》，第53期，第91页和第54期，第88页。关于这个方案，根据未经证实的情况，林毓英提议把**的中央改为西北局，张国焘的中央改为西南局，由林毓英本人充当两局之间的调解者，以达到重新统一。见《明报月刊》第53期，第89页。 3 《明报月刊》，第50期，第86页。 4 同上，第54期，第88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5章 立宪共和国：北京政府1916——1928年 1916年6月袁世凯之死预告了军阀时代的到来，然而在随后黩武主义的整整十几年中，北京政府仍然是全国统治权力和希望统一的象征，在既无王朝又无支配人物或执政党的情况下，北京政府仍代表国家的概念。尤其是，广泛传播的宪政信念在支撑着它，这一信念已在世纪更迭之时，随民族主义的兴起而在中国爱国者中滋长。1 当中国新训练和装备的海军，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被日本人覆灭时，许多有政治觉悟的中国人认识到，主要是技术和军事性质的“自强”还不足以救中国。他们还被这样的巧合所打动：世界上所有最强大的国家，包括日本，大都在近代通过了宪法。此外，国外新的政治科学的专家断言，起草得当的宪法无论在何处都是稳定、有效的政府的关键。似乎已经很清楚，只有宪法才能使中国强大。 尽管对中国宪法应采取的形式莫衷一是，但大多数中国政治思想家在两个问题上意见一致。第一，虽然政府与人民之间存在的利益基本一致，但中国仍是软弱的。这是由于人民的被动性；这一点，通过诸如学会、选举及立法机关一类的参与制度允许人民直接关心政治，能够予以克服。正如改革者康有为1898年所写：“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1 第二，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动乱根源，在于权力关系的定义含糊不清，导致皇位继承权的争夺、大臣之间的冲突和地方长官专横的行为，这一切只能由人民起义来制止。但在立宪制度下，如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在1900年指出的：“君位之承袭，主权之所属，皆有一定……大臣之进退，一由议院赞助之多寡，君主察民心之所向，然后授之……民间有疾苦之事，皆得提诉于议院……故立宪政体者，永绝乱萌之政体也。”2 包括康、梁在内的保皇党人相信，在中国人民能管理自己之前，应有一个训导阶段。按照这一受中国政治思想的治国传统影响的概念，政治家在逐步引入大众参与制度时，应教育与制裁并用，以维护公共秩序。另一方面，由孙逸仙领导的共和派争辩说：中国的未来如同修建铁路，“中国而修铁路也，将用其最初粗恶之机车〔君主立宪〕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机车〔共和国〕乎？”3清廷曾为康、梁的头颅而悬赏，但后来又接受了他们的论点，于1906年下令准备实行君主立宪。但在宪法颁布之前，共和派就通过革命获得了胜利。 在某些方面，1906年的诏书比辛亥革命更明确。共和国的概念在1911年后受到了至少三次君主主义者的挑战：袁世凯称帝的冒险活动，1917年张勋帮助宣统皇帝复辟，以及30年代在满洲国复活的“王道”。但自1906年以来，甚至在1949年之后，对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宪法的必要性，从未产生过任何重大的疑问。的确，自晚清以来，人们认为宪法不仅对国家是必要的，而且对每个政党、商会和利益集团的联盟也是必要的。 一些省一级的政府也通过了宪法，这一趋向最重要的例子，是20年代初的所谓“联省自治运动”。湖南、四川、广东及其他一些南方省份的这一运动的领导人争辩说，如果各省能使自己摆脱军阀混战以寻求稳定和自身的发展，整个国家就将更强大。但在涉及以什么方式达到这一目的时，“关于中央政府及各省当局各自的权限及各省政权的结构的讨论就没完没了，纷纷引证1815年的日耳曼联邦、瑞士联邦、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评论中国这时颁布或起草的各省的各种宪法，但都是出于技术和法律的观点，而不是基于中国的现实”。1有几个省草拟了宪法，其中之一（湖南）还在短期内实行过。但联省运动未将中国从军阀主义中挽救出来。相反，一些军阀为实行其否定中央政权的策略，兴高采烈地颁布了他们自己的联省宪法。 用什么来解释在诸多的挫折面前，近代中国人对宪法信念的坚持？在近代西方，如同在中国一样，宪法的效力是不确定的，然而又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在东西方，这一概念都从基本的国民信念中汲取活力。在个人主义的西方，宪法被视为保护个人权利和调整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的准则。在中国，宪法被视为凝聚集体力量的当前社会目标的基本声明，也被看作推动舆论、防止错误的手段。因此，中国的宪法一直被认为易随社会目标的变化而改变。 实用主义也是有吸引力的。对于正力争在世界各国中赢得重要地位的中国来说，宪法是现代国家的标志的组成部分。宪法为统治者要求承认其合法性提供了根据。早期共和国的宪法，允许一小部分集团自称他们对权力的竞争是合法的，而革命力量（国民党、**、学生、工会）的干扰则是不合法的。这些集团可以在忠于宪法的必要性上达成一致，而又允许他们自己在宪法条款的含义上经常争吵。 总之，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也不论在民国初期还是以后，对宪政的赞同似乎有两个原因：对宪法为杰出人物带来直接便利的实用主义评价，对宪法使国家变强的能力的信心。这种赞同相当真诚，人们在1916—1928年间费了大量精力去草拟宪法，争论条文，谴责对手违背宪法，祝贺同盟者恢复宪法。另一方面，随着1916年后派别冲突的每一次循环，政治家立宪花招中的谎言明显增加，民众对民国政权的支持相应下降。最终结果是使自由共和国的观念信誉扫地，并产生了一系列权力主义政权中的第一个，即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从一定意义上说，晚清的君主立宪主义者已赢得了一分。关于训导的概念，而不是君主政体本身，是他们争辩的中心；自1928年起至今日，中国的政府一直受这个或那个列宁主义式的政党监督，目的是避免重现民国初期的混乱。 1 本章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安德鲁·j·内森的《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的内容。 1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重印，载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2，第236页。 2 梁启超：《立宪法议》，载《饮冰室文集》，第5卷，第2册，第3—4页。 3 迈克尔·加斯特：《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诞生》所引，第138页。 1 让·切斯诺：《中国的联邦制运动，1920—1923年》，载杰克·格雷编：《近代中国对政治体制的寻求》，第123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白区”的地下工作 自创建农村苏维埃之日起，“白区”工作与土地革命之间的紧张和合作都在发展。前者在理论上领导后者；而后者在力量上和重要性上一直比前者增长得快。然而，如1945年《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中所总结的那样，党中央固执地拒绝“白区”工作服从农村工作。党中央继续坚持一种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机械的解释，完全漠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无产阶级的理论还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都不是无产阶级的领域。 不可否认，在瞿秋白和李立三时期，城市工人运动已成为狭隘的经济运动；而农民，特别是武装的农民，却正在开展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斗争，以破坏他们称之为“封建中国”的堡垒。在文学艺术方面——许多年轻人通过它变得激进起来——**的影响较大。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中国的文艺创作开始了本身的激进化过程，这种趋势清楚地表现在鲁迅的著作和“创造社”等文学团体的改组方面。1930年3月，在左翼文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不同派别联合在一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它影响下的杂志对学院式的评论家，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辩护者和民族主义作家提出了挑战。左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上海的电影业，把它的注意力从古装武打戏转向当代社会问题。在抗战之前，无论在文学界还是在电影界，这都是最值得赞美的时期。在残酷的迫害下，艺术家和作家创作了值得称道的作品。他们的许多作品被国民党查禁，许多作家本人不是被捕被杀，就是逃往苏区。1（参见第9章。）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31年7月共产国际对“白区”工作的指示，几乎没有注意到文学和艺术，也很少注意学生运动，但十分注意工会和反帝。执行这一指示的一个结果是1932年1月日军入侵时，党努力组织上海工人到士兵中去进行鼓动，并企图把战火引入外国租界。这一切都没有效果。2中国**城市工作中的宗派主义，导致了与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改组派、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和陈独秀领导的托洛茨基派的斗争。在与“黄色”工会的关系上，**有意无意地觉得几乎没有合作的共同点。3 1931年至1933年党员向苏区迁移，进一步削弱了“白区” 工作。党于是有意识地开始努力扭转这种趋势，并使城市与农村之间达到表面上的平衡。根据记载，大约有150名干部被派回城市。但从整体上看，**指责“左派”（28个布尔什维克）开展城市工作失败是有充分理由的。4 当然，**开拓城市工作的障碍之一是国民党的反谍报活动。为了对付它，**在六大后不久建立了自己的特别安全机构。它由向忠发、周恩来和顾顺章负责。在这些秘密人员之间的地下斗争中，上海的**中央被发现并被破坏不下14次。国民党的调查科1对**的地方组织、青年团、上海总工会、共济会、反帝团体、文化组织采取的恐怖行动，使它们的活动减少或停顿。由于顾顺章和向忠发在1931年4月和6月先后被捕，党中央几乎不能在上海存在和活动，因此迁往中央苏区。至少共有24000名**党员被捕或被杀，另有30000人不得不向国民党警察局履行自首手续。2然而由于国民党的特务人员**无能，用钱收买以摆脱困境也不是不可能的。例如，柳宁只花60元钱就使一箱文件销毁，而本人也从监狱获释。3 在苏区，康生组织了约24000人的五支别动队来搜集逃兵，封锁贸易，检查旅行者和邮件，并训练和组织群众。4就其本身而言，**在各苏维埃加强了政治安全制度。他们有肃反委员会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营救被捕的同志，帮助被捕者的家庭，搜集情报，建立从江西到上海和香港的情报网，并对国民党特务采取报复行动。5 ** 1934年底或是1935年初，**收拾“白区”工作残局的任务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说丰富的劳工运动经验，刘曾收拾瞿秋白盲动主义后城市工作的烂摊子，并接替罗章龙担任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然后撤往中央苏区。在1935年到1936年，他当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生、青年和作家，而不在死气沉沉的工会。由于城市里的党支部力量单薄，而左翼同情分子不愿接受极端的激进主义，刘对“一二·九”运动——由北平学生于1935年12月9日组织的抗日示威（见第8章）——中表现的冒险主义持批评态度。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明确区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并缓和政治口号，以改善党及其外围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他希望党员能在合法的组织中工作，从而能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在实际上不触犯法律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罪。1刘的作风是严格的统一战线作风，他组织学生学习小组和艺术团体，建立学生的民族救亡协会，并声援驻在北平地区的第29军。“一二·九”运动后组织的有400至500名学生的农村宣传队（南下宣传团）在刘看来似乎是太激进了，只会起暴露左翼青年运动的核心的作用。因此他鼓励组织半公开的民族救亡先锋队（“民先”）——在1936年2月创立时只有300人，但到7月已发展到1300人。2在学生联合会中，左翼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彭真、陈伯达和黄镇在幕后工作。黄甚至设法使自己被推选为清华学生会主席。3**用这种方法保存了他的宝贵的干部，并将学生和河北驻军置于他们的影响之下。这批人就是闻名的一二·九干部，战争爆发后他们转移到河北和山西农村地区做农民工作，帮助八路军建立根据地。1927年的经历就这样重演了。在城市的地下工作和农村的公开工作中，刘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带着这样的成就，他于1937年胜利返回延安，而且有足够的声望批评28个布尔什维克，并获得政治局一个席位。刘和毛的联盟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然而，刘在“白区”工作时没有日常的行政事务要处理，没有官僚主义要应付。他在理论上的追求表现为研究一种道德哲学，这是秘密工作所需要的。他是敢于踏入其他马克思主义守护神害怕踏入的哲学禁区的第一个重要**人。 1 《**选集》，第3卷，第978页。 1 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杰伊·莱达：《电影：中国电影和电影观众记 事》；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王健民：《中国**史稿》，第2卷，第 137页；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 2 《红色文献》，第386—392页；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17页；郭华伦：《中 共史论》，第2卷，第326页。 3 《王明选集》，第3卷，第51—52页。 4 《明报月刊》，第58期，第87页。 1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正式成立于1928年，1932年扩大为党务调查 处，该处同时对外用特工总部名义。同年，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成立。1935年，党 务调查处与复兴社特务处合并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原党务 调查处为该局一处，原复兴社特务处为该局二处。1938年，军事委员会调查统 计局进行改组；该局一处改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通称“中 统”），该局二处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通称“军统”）——译者。 2 郭华伦：《**史论》，第2卷，第228—261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 及其崩溃》；第408—414页。 3 柳宁：《一个工人的供状》，第66页。 4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1卷，第208—209页；易劳逸：《国民党中国的法西 斯主义：蓝衣社》，《中国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1—31页。 1 **：《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人》第1期。胡佛研究所有这篇论 文的手抄本。 2 李昌：《回忆民先队》，《一二九回忆录》，第16页。 3 同上书，第187—189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宪政的社会和思想根源 在1920年左右，4亿中国人中只有一小部分知道或关心宪政，处于能够试图将信念付诸实施地位的人就更少了。政界名流的利益和观点，可在某些方面解释立宪主义信念的号召力。 国家政治名流中最有权势的人，是前清的官僚。对他们来说，宪政就是沿着西方路线现代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主动地赞成推翻满族朝廷，但只要能保住他们的行政优越地位，他们也不加以妨碍。他们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强大的中国，他们的榜样是西方国家和日本。在那些国家里，宪法和国力看上去显然有着联系。 后来成为民国领导人的晚清官僚，可大致分为三个年龄组。1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人属于袁世凯（生于1859年）这一代。他们的正规教育是为准备国家考试而受的儒家经典的教导，但其中一些人也受过专门技术教育、外国或新式教育。这一年龄组中的大部分人在1895年败于日本及1900年义和团惨败后，才勉强接受了宪政，或者在1911年才把宪政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来。他们对立宪共和国的支持一直是不完全的（他们这一代是几次复辟清朝的阴谋的主要支持者），他们的领导方式是独断专行，个人至上的。 70年代出生的一批人，更普遍地经历过新式教育。但正如前一组人那样，在他们接受了相当多的经典熏陶后，在他们一生的较晚时期才出现新学。中国的新式教育仍有主要的传统内容，特别是在基本的社会和政治准则方面。留学生多出身于和现状有利害关系的富有之家。由于这些原因，70年代出生组中的许多人具有与前辈一样的政治保守主义观点。另一方面，日本及西方的技术和政治文化对他们更多的熏陶，使他们能更容易地管理共和政体，并在诸如铁路经营、金融和对外关系领域中发挥行政领导能力。这一年龄组为早期民国政府输送了大量内阁阁员。 对8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纯粹的经典教育再也不实用了。在以经典课程为根据的考试于1905年被废除后，那些以应考的经典学识而开始他们的学业的人不得不改变课程。渴望政府职务的年轻人，现在必须接受国内新式教育，或出国留学，或两种教育都接受，以为自己做准备。出国留学的人大多数去了日本。从中国各地来的学生，在国外组成了学生团体，他们组织俱乐部，办报纸，组织政党，用广泛吸收了西方和日本思想的难懂的混合语进行热烈的辩论。他们倾向于抛弃中国传统，照搬外国的思想和社会潮流，采取“中国一无是处，西方一切都值得仿效”1的观点。 70年代组的人和80年代组的人之间，在精英政治教养方面存在重大区别。正是较年轻的一代产生了五四运动的上层领导及中国**相当大的一批最老的领袖。当然，在老官僚庇护下被选进清代官僚机构的那些年纪较轻的人，不像后来成了**的同龄人那样激进。但是因为他们比年龄更大的人，对共和的理想有更好的理解，也承担了更大的义务，他们成了对共和国缺点的主要内部批评者。如果80年代组的人与60年代组的人一样对共和怀有矛盾心理，对他们来说，那也不是出于共和可能搞得过头的看法，而是出于觉得它的成就常常不够大。 早期共和政体的全国性政治名流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新行业的成员——教育家、律师、工程师、报人、现代商人和银行家。报纸、高等学校、法院、银行及其他专业化的新机构，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员，国外教育和新式教育提供了这样的人员（见第11卷第10章）。为使新兴的行业能自行调节，晚清的改革要求成立行业协会（法团），如商会、律师协会、银行家协会等，从而推动现代趋势。因为行业协会承担着半政府的职能，所以这些行业的人逐渐被看作对公众事业有合法发言权的名流的一部分。他们与全国政府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关系，与一贯由绅士享有的合作关系相似。就20世纪中国的中央政府而言，他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逐步取代了拥有土地的名流，成为新成员的来源及“舆论”根源。当突然发迹的拥有土地的名流和军事名流，在地方一级与旧绅士竞争时，专业人员已在国家一级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地位。但是新出现的城市中产阶级中不那么富有、也没受过那么好教育的那些阶层——小商人、工匠、学生、职员——则被排除在正统社会的名流概念之外。 在新的专业人员中，职业政治家起了特别突出的作用。从1900年起，东京的中国学生团体证明是产生大批新手的场所。学生们在这里阅读关于民族主义和革命的文章，结识当时的党人和革命者。有些人愿意放弃官僚生涯，仿效这些政治活动的新典范。他们在梁启超宣传、鼓动在清廷之下制定宪法的道路与孙逸仙为建立共和国的革命而成立秘密组织的计划之间作出选择。 1909年省议会的召开及1910年全国议会的召开，为许多政治家在这一体制中求得他们的前途提供了机会。典型的晚清省议员，年轻（平均年龄41岁），富有，出身绅士阶层，1/3的人在中国或海外接受过现代教育。1尽管这些议会与民国的议会一样，包括官僚、专业人员、商人、地主，等等，但职业政治家占优势，调子由他们定。 职业政治家未曾在官僚机构中服务这一事实，使他们在早期共和政治活动中有被长期贬抑在外围地位的趋势。官僚和前官僚，通常是军人，占据了民国的最高职务。上述意义的职业政治家中，很少有人担任过内阁阁员，没人当过总统（除孙逸仙曾短期担任过此职）。在议会会期之间，政治家们不得不充当主要官僚派系的中间人、掮客和盟友。只有在议会开会并且有可能为扩大议会权力而进行斗争时，他们才处于舞台中心。 宪政符合前官僚及专业人员的利益，因为它给他们合法的政治职务，而又不使政治舞台向低于他们的集团开放。但除此以外，宪政在世纪交迭之际及进入20年代以后，对许多中国人也具有启迪思维的意义。首先，西方专家的自信给他们留下了印象。为中国政府当了几年宪法顾问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韦罗璧写道：“折磨中国人的政治动乱……主要不是由于普遍缺乏维护自治或政治监督的代议制方案的能力，更多的是因为他们一直试图在基本上不完善的宪法下管理他们自己”。1 这种看法具有20世纪20年代西方政治学的特色，它落在了肥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土壤上。西方的声望和自信、中国某些集团想通过向西方国家看齐以取得国际社会承认的愿望，以及立宪政权在成为世界强国方面的显著成就，这些仅仅是仿效西方的较明显的动机。科学主义也是中国思潮中的一种时尚——对现代科学的机械论的说法能解决人类问题的功效的信心。正如“科学”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及中国的吸引力部分地在于它所宣称的与科学征服自然的能力的联系，现代“政治学”也自称具有同样的第二手超凡魅力。就像几年后的马克思主义一样，立宪主义似乎通过科学地设计的民主，而把陈独秀所说的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联系起来了。 更根本的是，对宪法的信念与中国对意识在行动过程中的支配作用的根深蒂固的信念是一致的。孔子曾经主张，想统一帝国天下的统治者必先“诚其意”，明代有影响的新儒学家王阳明曾指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孙逸仙则简明扼要地说：“能知必能行。”2也就是说，如果对如何干一件事情有了坚定的意识，实际干这件事情就相对地没问题了。相应地，如果干错了一件事，解决的方法是纠正干事人有意识的思想。将宪法条款看成国民有意识的思想所“知”的东西，立宪共和国就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如果共和失败了，原因不是对其原则的掌握和支持不够，就是宪法文件本身有缺陷。 如果坚守这种“唯意志论”传统有助于使宪政似乎有理，那么预期它对国家富强会有贡献便使它无疑具有吸引力。在中国人眼中，宪法的作用是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从而激发人民为国家的目标作出更大的努力，发挥更大的创造性。许多中国思想家认为，旧中国的麻烦在于人民的被动性与狭隘的自私性。相反，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人民是统治者，他们将全心全意地献身于国家。“万其目，一其视；万其耳，一其听；万其手，万其足，一其心；万其心，一其力；万其力，一其事，其位望之差别也万，其执业之差别也万。……心相构，力相摩，点相切，线相交，是之谓万其途，一其归，是之谓国”。1这种作为供能器的宪法的主旨，在保罗·科文的意译文字中，与孟子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得道者多助”、“仁者无敌”。2宪政可以被看作这样的“道”。它可能获得的大众的支持将是中国富强的关键。 1 关于支持以下主张的例证，见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13页。 1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147页。 1 张朋园：《清季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及其出身之分析》，《思与言》，5.6（1968年3月），第1439—1442页。 1 韦罗璧：《中国的立宪政府：现状与展望》，第33页。 2 孔子语引自内森：《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21页。王阳明语引自戴维·s.尼维森：《王阳明以来中国思想中的“知”与“行”问题》，载芮沃寿编：《中国思想研究》，孙逸仙语引自邓嗣禹与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概览》，第264页。 1 梁启超语，引自张灏：《梁启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1890—1907年》，第100页。 2 科文：《王韬对变化中的世界的看法》，载费惟恺、罗兹·墨菲、芮玛丽编：《近代中国史入门》，第160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准备 1935年9月，当徐海东的部队最终到达陕北根据地时，那里的苏维埃才重建两年。这个苏维埃声称有六个县，首府在瓦窑堡，曾一度被蒋破坏，这主要由于有中国华洋义赈会修筑的公路。这也曾阻止它和张国焘在川北的苏维埃连成一片。1当10月**和他的东路军到达时，他们增强了苏区的力量，并给它一个发展的机会。1936年中它的首府迁到保安，接着于1937年1月迁到延安。到第二次统一战线建立时，它大约管辖35000平方英里面积和1500000人口。2张学良的东北军恰巧也在1935年10月调往西安与**人作战。在国民党计划的最后的歼灭战中，只有8000名健壮的红军与17个国民党师对抗。3 主要由于长征中28个布尔什维克和张国焘本人的错误和笨拙的策略，他们在长征中衰落，终于给了党自陈独秀领导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定程度的统一。**处于穷乡僻壤的时期快要结束了。在对方，蒋以镇压“共匪”为由，设法把他的军队、政治机构和经济制度渗透到西南，使之取得了自1916年袁世凯去世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定程度的国家统一。西南各种地方势力在巩固其地位的过程中，不得不在国家政治方面作出抉择——要么与**谈判以阻挡蒋的势力，要么屈服于蒋的压力不让**进入他们的地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巩固的过程对中国是有利的，或许帮助中国经受住了八年抗战的紧张和压力。 1931年9月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曾引起**的第一次反应，这就是1932年10月发表的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号召。在这个决议中，党想象蒋介石的政权在日本的压力下可能分崩离析，所以没有考虑与蒋介石的联合。但是这次号召在苏区以外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因为国内一般认为这主要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一次行动，而不是保卫中国。决不能让这次号召成功地使**分享国民党对民族独立斗争的领导。在许多人看来，**依然只是俄国的工具。 1934年4月蒋介石最后一次围剿期间广昌陷落后，**的统一战线的建议有了新的意义；这次建议成为扭转日益恶化的内战形势和拯救**走出困境的一种尝试。1934年4月10日中央委员会致国民的信，故意对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含糊其辞。国民党没有明显地被排除在联盟之外；推翻国民党的目的也没有被放弃。1战争形势恶化使**对国民党的态度变得温和起来，这表现在1934年7月20日周恩来的六点建议中，2它提出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力量——甚至蒋介石的军队——的统一战线。尽管这个新建议全然是实用主义的，但它并不完全是机会主义的。它在萌芽状态就包含了指导革命从衰败的苏维埃走上较有希望的道路的新的理论定则。旧的列宁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论点显然值得重提。在列宁的概念中，民族可能没有终极的价值；但在处于日本侵略压力下的中国，中华民族的存在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换句话说，民族的解放斗争（反对帝国主义）会逐渐掩盖社会的解放斗争（反封建）。在重提这种思想时，**还记得1923年至1927年第一次统一战线的痛苦经验，特别是据信由蒋介石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叛变”。如果**为了反帝斗争要缓和他们的土地革命，那么必须回答下列问题（用当时的话说）：这是一种民族政治水准的包括一切与蒋有矛盾的抗日力量的统一战线呢？还是一种以动员工农兵为基础的某种社会革命的统一战线，他们有很高的政治觉悟足以监督领导人物以确保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成功？这两种途径的矛盾是明显的。那末**在策略上应该在动员和武装群众之前建立统一战线呢，还是相反？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没有独立的**武装力量。在1935年至1936年，**确有一支军队和一块地盘。为了团结抗日，党应当放弃它们，还是应当让抗战去巩固民族团结，不使两个主要政党中的任何一个牺牲它的自主权？与这后一问题紧密相关的是这个统一战线的性质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它只是暂时的，那么这两个对立的政党为民族的生存建立联盟无需同时放弃各自的长远目标，而完成这些目标需要双方继续进行军事和地盘的扩张。如果它是永久的，中国必须经历一次基本的政治变革，以容许各政党用和平的方式为他们的长远目标竞争。这一变革需要全部军队的国家化，建立民主的议会，保障基本的自由等等。首先，在1935年到1936年，最困难的问题是：考虑到蒋的敌意和反复无常，与蒋搞统一战线是不是有意义和有效？这些问题在1935年夏季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会议上被认真地考虑过，当时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以遏制西方法西斯主义的增长和东方日本的侵略。根据这次号召的精神，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1 宣言中设想的统一战线的范围是很广泛的，足以包括一切抗日力量。然而，宣言依然攻击蒋介石是民族的敌人，应被排除在联盟之外。但宣言在重点上有一个变化——最可怕的敌人已不是蒋介石，而是日本。2把蒋排除在拟议中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之外，带来了进一步的问题：蒋会不会站在一旁，注视联军与日本作战而不采取任何行动？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他会不会继续与**和别的反对派作战？无论他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他有什么正当的理由？他是否会在抗日战争中宣布中立，或扮演日本的一个同盟者的角色？宣言的非逻辑性不久就被意识到了，并由王明于1935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话中作了纠正。“如果蒋放弃他的**围剿并参加对日作战，道路对国民党是敞开的。”又过一些时候，王明在他的文章《新形势和新政策》中称蒋为“蒋先生”，他说：“如果蒋先生愿意改变他的态度，中国**能够和他合作。”按照王明的观点，民族矛盾远远超过了阶级矛盾，“中国**除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之外再没有别的利益”。3 在党的真正权力——即使不是真正的权威——所在地陕北，想法似乎并不相同。1935年11月13日红军的抗日宣言非常明确，既抗日也反蒋。50000446_0254_01两天以后**起草了十点建议，在1935年12月25日经瓦窑堡政治局会议讨论，未作多少修改就通过了。毛把蒋介石描绘成为**所反对的日本“走狗”。2 瓦窑堡会议设想建立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领导的卖国集团的所有革命阶级的广泛联盟。为了唤醒和动员这些阶级的人，必需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以及工人、士兵和知识分子改善生活的要求，只有这样他们的革命热情才能持久。这需要没收包括蒋在内的卖国贼的财产并重新分配；废除苛捐杂税；增加工资和薪金；并组织救济工作。就这场民族战争的战略而论，红军和红区无论如何不能取消。相反，在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占领区应建立革命根据地，应当从这些根据地开展反对国内压迫者和外国敌人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依据瓦窑堡会议的设想，抗日战争同时也将是一场社会革命战争，否则它决不可能成为确保胜利的群众战争。从组织上讲，第一步是建立抗日政府，这与王明提出来的国防政府相似。但组织的发展并不到此为止。在根据地，革命委员会将作为通向建立苏维埃政府的一种过渡形式。创立根据地的先决条件是扩大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和游击队。如果形势按照这种方式演变，蒋介石的中国将受到来自日本的外部压力和来自反对者的内部压力；它将变得虚弱并分崩离析。这时**将与蒋介石集团中的反对派结成新的联盟。3 在瓦窑堡决议中，有两点是清楚的——陕北还没有与蒋谈判的愿望；而农民战争依然是斗争的主导形式，并以城市无产阶级斗争作为最紧密的同盟。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将继续执行，几乎不作修改。但在一场民族战争中，这个战略的应用回避了一个理论问题和一个实际问题：怎样才能唤起农民进行反帝斗争？没有蒋介石参加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否可行？ 当时国民普遍认为**运动已处于穷途末路，它的宏伟计划已不值得认真对待。**为加强其建议的分量于1936年2月至4月“东征”，渡过黄河进入山西，表面上是去河北和热河对日军作战。当刘志丹的部队向太原推进时，那里的老省主席阎锡山向蒋介石求援。随后刘在战斗中去世，红军撤退，但这并不意味这次冒险完全失败。除了表明**对日作战的决心外，这次行动征集了8000名新兵，并从背后打破了蒋介石部署的由杂牌军组成的围剿。1（参见下面第12章。） “东征”另一有意义的结果是西北的地方军事领导人，包括张学良在内，开始相信**的爱国主义的诺言；随后他们不想与红军作战。张和**的关系开始改善。2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林毓英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新的政策建议。所以毛能在1936年3月14日向国民党宣布，如果政府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红军准备与他们缔结停战协定。3党的政策从而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从既抗日又反蒋的两条战线斗争转变为逼蒋参加统一战线。逼蒋的方法是挑起对日军的战斗，以斗争求团结。这是十足的**主义。4 现在两大政党之间至少有了一个商讨的基础。他们可以施展手段取得最为有利的地位以确保抗日的胜利，并在抗战结束后取得统辖和治理中国的领导权。蒋介石在1936年4月用进攻苏区作为回答，**和朱德则以激烈的言词还击。一旦蒋放弃了进攻，红军的军事委员会就建议为了团结停止内战。1同时周恩来和其他**代表正在上海与国民党领导人如张群和陈立夫进行接触，商讨合作的条件。2 自1935年底日本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开始，蒋介石在对日关系中寻求缓和的努力已进入死胡同。3张群和日本驻中国大使川越茂的谈判陷入僵局，同时关东军唆使伪蒙军入侵绥远。北平的学生、上海知识界名流和两广的军事领袖，都用更加严厉而刺耳的声调批评蒋对日本的迁就态度。蒋不可能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又不可能消灭**，这一困境使他准备最终向外国侵略者摊牌。这种可能需要苏联——唯一愿意帮助中国的大国——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根据蒋自己的话，4他派了一名使者前往维也纳，试探俄国人的援助意向，而两国政府之间关于互不侵犯条约和军事援助的各种谈判，在1936年整整进行了一年。正是在普遍的抗日情绪、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不断改善的中俄感情，以及**对蒋态度较为缓和的环境下，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西安事变。5 西安事变 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密谋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变的发生震惊了世界，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可以理解的是，根据不完整的材料，**最初的反应表现出恐慌的迹象。从有关的一切抗日力量——苏联、**和扣留蒋的人——看，蒋如在事变的任一阶段死去，都将使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遭受失败。蒋在被扣的最初几个小时（在12月12日晨的混乱之中）几乎丧生，此后，在羁留西安期间，他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既然扣留蒋的张学良没有下令杀蒋，不妨说他从没有想过要暗杀蒋。莫斯科给**的指示明确要保护蒋。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和**的队伍中，可能有强烈的仇恨，要求杀蒋，但是这几乎不反映领导人的明智。实际上，据说毛见到莫斯科的指示后勃然大怒；1这也可能是他安抚追随者的一种方式，或者是对莫斯科干涉**内部事务的愤慨的一种表示。随着蒋被扣押，统一战线的建立显然已为期不远了。谈判的问题涉及战略、组织和思想体系，这将长期影响蒋和**人的革命前途。（参见第3章） 在南京，以何应钦将军为代表的亲日派主张对西安事变作出强硬反应，讨伐叛乱者和红军，并请回汪精卫以加强与日本和睦相处的可能性。2但是有影响的报刊如《大公报》则要求释放蒋介石，用和平手段解决南京和叛乱者之间的分歧。3在事变发生地，周恩来、叶剑英等与蒋会谈，坚决主张建立一个统一战线。4双方最棘手的问题在于如何在既往的敌视和将来的友好、团结和斗争、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取得调和。 直到这时为止，蒋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是在对付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之前消除**主张的阶级斗争——这个解决办法与19世纪60年代恭亲王和曾国藩对付太平天国叛乱的政策是一致的。王明的方法是使阶级斗争服从于民族斗争，以达到国家的团结，因为没有团结中国将不能抵抗日本。然而**认为团结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达到，不可能轻易获得。如果团结来得太容易，它不会持久，不足以支持一场民众抗日战争。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放弃了原来的方式。此后，在**内部开展了一场辩论，王明主张为了斗争以广泛的合作达到团结，而毛则主张通过斗争以有限的合作达到团结。 由于王明抱有农民缺乏政治觉悟这样一种较为传统的观念，他急于把民族革命带回国民党统辖的城市。他最初计划建立民族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并不意味全面改造南京政府，只是让它容纳其他政党和群众团体的代表。后来他甚至进一步倡导抗日联军统一指挥，统一训练，统一供给，统一装备和统一计划。1按照他的观点，没有真诚合作的团结不能确保抗日的成功。2所以对他来说，一切必须为了抗日，为了团结。的确，在他的党内，他仍然有相当多的追随者，还有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权威的支持。中国需要俄国的帮助，这有助于增强王明在**党内的地位。此外，在华中和华南，游击队不久集合在一起组成新四军，由王明的追随者项英领导。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个人声望、他的口才以及他的实权，使他成为能向**领导地位挑战的重要人物。 在另一方面，**几乎不相信蒋是一个同盟者。战争可能是局部的；它可能会和平解决并迅速转变成日蒋联合反对**的斗争。在这次意外事件中，放弃红军和苏区完全是蠢事。**不仅应保持它的自主权和自卫能力以防不测，还应促进毛所称的民主和进步以改善人民生活和发动群众投入战争，把它转变为真正的人民战争。为民主和进步的斗争本身就是民族团结的保证。在群众战争中，即使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放弃抗日，**依然能单独坚持下去，不会重演1927年的历史悲剧。 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关键在于适当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改革。党的注意力再一次集中到富农身上。1935年王明在他的《新形势和新战略》中提出的土地政策比毛在1931年以前提出的更为温和：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而富农可以保留他们的农具并分到一份相等的土地，不只是坏地。1的确，在这一阶段王明因土地革命的失败而沮丧，但他认为土地革命仅仅是一种武装斗争，极少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2在瓦窑堡会议上这种更温和的土地政策被接受。富农、中农和贫农都能得到数量相等的一份土地，而不触动富农对工商业的投资。他们的牲畜、动产和农具无需重新分配。3到1936年夏，中央调整了他们的土地政策，使它更加接近王明的观点，以促进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合作。4 **土地政策的缓和，也有实际原因。陕北的基本土地问题不是高地租和渴望获得土地，而是缺少劳动力以及如何有效地组织劳动力以达到高产，整个华北都是如此。早些时候在那里推行的极左土地政策已证明是不利于农业生产的。51935年12月土地政策发生了变化，它只没收富农出租的土地，消除了土地分配中的极端不平等，并激发了中农和贫农对群众工作的热情。他们的积极性在于结束地主和富农对地方权力的垄断。当时强调的不是重新分配土地，而是更公平地分配粮食。6 **的另一种战略并不是一种未经深思熟虑的“既打败日本又打败蒋”的政策，像张国焘所描绘的那样。1他的要点是如何使蒋继续抗战，以及假如蒋介石与日本媾和，**将如何独立战斗下去并赢得这场革命。由于军事力量处于劣势，只有动员群众建立并保卫和扩大根据地，才能确保胜利，从而加速全国范围革命形势的到来。抗日战争的总战略，与以前内战的总战略一样，必须是农村包围城市，以切断城市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而把革命引向城市。与此同时，农村的社会革命仍由**的军队加以保护，并由**的群众路线加以指引，不断地取得进展。1937年初，如1936年夏——当时**与斯诺正在进行系统的谈话——一样，他的战略可能尚未完全形成。但是基本观点都已经有了。**的许多同志，特别是王明，不同意他的观点，党内仍在继续辩论。同时，有关民族阵线的事态急剧发展，迫使两个主要政党在1937年4月缔结了正式的联盟，距抗日战争爆发还不到三个月了。 1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第6页；《红旗飘飘》，第3集，第168—180页。 2 韦尔斯：《红色尘土》，第75页；美国陆军部军事情报处：《中国**运动》， 第2355页。 1 萧作梁：《中国**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226页。 2 《红星》，1934年7月20日，第1页。 1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63—269页。在毛儿盖会议上，甚至无人提到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无人知道《八一宣言》的发表。张国焘文，《明报月刊》第50期，第85页。 2 关于第二次统一战线各个方面的讨论，见l.p.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历史中的统一战线》，和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与第二次统一战线》。 3 《王明选集》，第1卷，第9—10、11—13、25和53页；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53—54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3页以下。 1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87页。 2 《**集》，第5卷，第10和13—14页。 3 《瓦窑堡会议决议》，《**集》第5卷各处。 1 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第103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 命》，第35—37页。 2 斯诺：《西行漫记》，第370—378页。 3 范斯莱克：《敌与友》，第60页。 4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302页。 1 同上书，第1卷，第194页；《红色中华》，1936年5月26日。 2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七十概述》，第72—73页。 3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2卷，第225页。 4 同上书，第245页。 5 查尔斯·麦克莱恩：《苏联政策与中国**，1931—1946年》，第79—91页；蒋廷黻教授应蒋介石之请于1934年末访问莫斯科；见查尔斯·利利：《蒋廷黻：在两个世界之间，1895—1935年》。 1 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1页以下。 2 重光葵：《日本及其命运》，第222—223页。 3 1936年12月14日《大公报》社论，收入张炽章：《季鸾文存》（1962年台北版），第222—223页。 4 贝特兰：《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又名《中国的第一幕》），第170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46页。 1 《王明选集》，第1卷，第168—169页。 2 《明报月刊》，第61期，第91页。 1 《王明选集》，第1卷，第97—98页。 2 同上，第81页。 3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91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指示（1935年12月15日）》，《**集》第5卷，第13页。 4 《**集》，第5卷，第63—65页。 5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8—9、12页。 1 《明报月刊》，第60期，第88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北京政府 在1916—1928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北京政府在1912年临时约法的基础上进行工作。虽然临时约法的缔造者打算把主要权力给予内阁，但它含混不清，足以助长总统、总理和议会之间的不断争执。 总统由国会选举，任期5年，有象征性的职责，有可能具有国家元首的声望；他的品格和派系的支持决定他能否将象征性的职责转变成实际的权力。内阁应该“协助”总统，管理各部，副署总统的命令和法规，在国会中回答质询。内阁通常由各派系分得职务的人组成，实际上很少发挥决策机构的作用。尽管总理缺乏专门规定的宪法权力，但是通过他在挑选内阁并引导国会批准内阁方面的作用，通过他自己一派的人控制一些要害部门，如陆军、财政、交通和内务等部，他有时能够控制政府。最后，国会由众、参两院组成，议员任期分别为3年和6年，它不仅有权选举总统、副总统，批准内阁，还有权批准预算、条约和宣战，有权质询和弹劾。由于经常性的派系倾轧，以及在中国政府中起相对陌生的作用，国会除了默从或阻挠，很少有能力做更多的事情。表37列出了民国初期的国会及其他国家级立法机构。 在临时约法下，国会的主要任务是起草永久宪法。在若干年内，连续几届立法机构都为此任务而工作，回到了在清末的辩论中及在袁世凯统治时期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广泛的政治参与与有限的政治参与（见第4章）。在1913—1914年的会期中，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准备宪法草案，在1916—1917年的会期中，这一工作又继续进行。1917年，同时成立了两个政府，一个在北京，另一个在广东，都声称要执行临时约法，并且都在制订宪法草案。最后，原来的那个（或称“旧”）国会于1922年再度召开，它产生了1923年10月10日的“曹锟宪法”（因由曹锟总统颁布而得名）。1924年的一次政变将曹锟赶下台后，一份临时文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取代了那份宪法，同时召集宪法起草委员会再作努力。1927—1928年张作霖政权为自己准备了一份替代宪法的文件，名为《中华民**政府组织令》。 表37 民国初期国家级的立法组织 资料来源：刘寿林：《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第486—487；内森：《北京192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183页。 在北京政府行将垮台时，它曾宣称自己是正统的，即使在一个越来越受到混战的军阀们控制的国家里，正统性也使它占有重要地位。直到1923年，即使不是更晚，许多舆论的领导者，在叹惜政治家的不和与**时，还吐露出对宪法秩序最终成功的希望。每个大军阀都在国会、内阁或政治报刊中扶持派系的盟友或追随者，可能的话，还要发展与总理和总统的良好关系。目标通常是取得正式的委任（如一省省长），以使自己对地方的统治合法化。 北京地位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外国的承认。尽管有各种分裂的表现，外国列强坚持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且首都是北京——直到1928年。列强一般都坚持通过中央政府的外交部正式交涉问题，即使这个问题完全属于局部范围。铁路及条约口岸机构许多肥缺的委派，即使地处军阀控制区域，也需要北京的认可，因为它常涉及外国的利益。最后，外国使馆的存在对这座城市提供了某种实际保护：1901年的《辛丑条约》实际上规定，军阀对北京的侵犯或对北京—天津铁路的占领可能引起外**事干涉，尽管在这一时期未行使这一特权。 北京影响力的第三个根源是财政上的。在北京的财政中，税收只起很小的作用。汇款甚至在袁世凯去世前就已开始减少，以后更缩减到微不足道的水平。外国的承认对财政有较大影响：借款的能力。中国政府以自然资源为抵押从国外借款，如1917—1918年1.4亿日元的“西原借款”。政府也在国内借款——从1913年到1926年发行27种债券，筹款6.31亿——部分借款以盐税和关税为担保，这些税的征收由于有列强参加，从而避免了军阀的干预（列强对征收关税的参与比对盐税更全面）。除了主要的外国贷款和发行的国内债券以外，还有国库券（长期、短期）、银行贷款、几个特殊的部承担的担保款、拖欠的工资及其他债务，其总额从未计算过。筹款变得越来越难，没有大笔外国贷款和以关税和盐税作担保发行某些国内债券（总是抱有希望，虽然通常是失望的），政府是否能在国内借到一小笔钱，是令人怀疑的。 借来的钱用于政治活动（付给议员和新闻工作者酬金），以及与北京统治者结盟的军阀军队。与此同时，政府部门急需资金。工资拖欠不发；教师、警察和官吏罢工，示威，为了生存而受贿和从事第二职业。在这种形势下，完成任何一件有益的行政管理工作都是不平常的。但仍有迹象表明，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一些部的工作相当有成效。 在教育部的集中领导下，初级、中等、高等教育的水平有了提高，入学人数也增加了。1司法部之下的法院系统一直不完善，并且未充分发挥作用，但享有正直的声誉，在法典编纂和监狱管理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内务部领导下的北京新式警察保持了极高的专业水准，以致北京在1928年曾被描述为“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2尽管军阀企图干预，交通部的铁路、电报和邮政业务仍能赢利，且相当可靠。我们需要透过这些表面现象对官僚政治进行仔细的研究，以便看清在这样一种充满敌意的政治环境中，官僚机构的固有传统和西方的技术与专业标准的结合是如何幸存下来的。 北京各部中最有效的——又是遭到同代人和后代人最猛烈抨击的——也许是外交部。在一个军事上、经济上都无力保护自己的国家里，部里的世界性的外交家——像顾维钧和颜惠庆这样的人——为国家的利益顽强地推行收复权利的工作。中国1917年对德国及奥匈帝国宣战，从而废除了它们的治外法权，终止了向它们支付庚子赔款，还赢得了暂停向协约国支付庚子赔款的5年期限。尽管中国的宣战纯粹是名义上的，宣战还是给了它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1919年巴黎和会的荣誉。凡尔赛和约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交给了日本，使中国人深感失望，但中国外交官已在国际舆论的法庭上赢了分。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被迫同意撤出山东。此外，英国同意归还威海卫，九个强国宣布将尊重中国主权；关税提高至5％，还订立了关税最终自主和废除治外法权的条款。中国在1924年的中苏协定中得到的更多：俄国放弃治外法权、在天津及汉口的租界和庚子赔款。甚至在1926年北京政府濒临崩溃之际，外交部还说服列强派代表参加一次关税会议。这次会议毫无成果地解散了，但详尽阐述中国立场的文件构成了南京政府1928年成功地宣布拥有关税自主权的基础。所有这些成就背后的艰难的谈判尚有待研究，但导致1924年中苏协定的谈判是个例外：研究这次事件的专家的结论是，外交部“有着比大多数人所了解的更大的权力和独立性、更大的连续性、更好的人才、更明确的政策和民族感更强的动机”。1 1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6—1928年》，第407—410页；关于司法部，见第753—768页；关于交通部，见第269—385页。 2 《纽约时报》，1928年12月30日，引自戴维·斯特兰德：《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政治秩序与公众的抗议》（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79年），第43页。 1 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5章 土地制度 前面几章记述了到1931年为止的中国国际关系，以及直到1937年在南京掌权的国民党政府和其对手中国**的命运。但是，正如本丛书前几卷已阐明的那样，中国的近代史很难只通过叙事来把握；太多的特殊情况（虽然往往鲜为人知）影响了事件的进程，如体制运行、经济和社会条件、领导人及其追随者的思想和抱负等。所以下面几章将讨论农业经济、农民运动、地方政府、高等教育和文学倾向——这些是影响1937年到1949年的戏剧**件的相关因素。我们从估价这一国土上的普通人的生计入手。 到1912年旧制度结束，中国的农业供养着庞大的农业人口，他们辛勤劳动，必须用精耕细作的方法才得以靠为数不足的土地维持生计。由于缺乏综合统计材料，本章只作定性说明，以勾划出不为大多数欧美人士所熟悉的情景。 费迪南德·冯·列区荷芬于1869年1月旅行到南京时记录了以下情景： 像蜜蜂一样辛勤地耕作，是中国人特有的品质。我了解到一件极令人惊讶的事例……在一座矿井后面，矿工曾把大块的煤矸石倾倒在地里……附近村民筑起阶梯，直达石山顶部，并背来泥土和肥料……用这样的方法，在那块土地上开垦了小块土地。这些地块大小只有几平方米。从下面往上看，只能见到锯齿状的煤矸石向上突出，但是从上面往下看，就只看到构成复杂图案的绿色田野。冬季，农民在上面种小麦，夏季种稻谷。 中国农民掌握了补充土地养份的秘诀，甚至一些地区一年两熟，而另一些地区两年三熟。用美国农学家金在1909年的话说，他们的复种技术使“最充分地利用生长期的每一分钟，和最充分地利用家庭成员的时间来照料庄稼”成为可能。2 但是种植技术和勤劳并不足以使所有家庭都能得到温饱。有些家庭——不知他们占农业人口的几分之一——生活困难，甚至难以忍受。下面的报告记述了19世纪70年代江苏、浙江两省一些农民的困境： 昔日男耕女织，一个农业劳力可种地百亩（6.6公顷），八口之家无虞饥饿。一家有地五亩（0.3公顷），由一位妇女养蚕；七十老妪不难自食其力。今日农家男耕女织，家庭人口一如往昔，拥有土地亦然，却难令一家大小温饱。昔者，鳏、寡、孤、独之人因无家庭供养，诚难免不期而卒；而今日虽父母犹存，亦处于死亡边缘，实无以为生也。今之情景比之昨日何如？3 叙述者没有说明粮食产量是否下降，税收是否增加，或者商品的售价和劳务费用与收入的市价相比是否下降。农村的贫富状况在地区之间，甚至在区域之间有很大不同，随收成的好坏而波动。 然而放在一起看，外国观察者，甚至本国专家关于清朝最后几年农村情况的著作，既未表达产量下降的意见，也没有一次表达粮食或布匹短缺的情况。日本的来访者可能是农业的最为严厉的批评家，他们经常把中国的农业与他们自己国家的农业加以比较。1911年在华中和东南部旅行过的益子呈辅的下列评论堪称典型： 在中国的各个产业部门中，农业生产占国家财富的50%，雇佣了大约70%的人口。此外，各种农业技术已长期发展。尽管在这些方面有广泛的知识，但是在山冈之间有不少地块未加开垦，大量的荒地未加种植。这些改进的可能性完全被忽略了。由于没有结余，农民不能逃脱赤贫的水平。一遇坏年景，他们就陷于饥馑。1 为什么农民没有结余，逃脱不了靠天吃饭的不安定的命运，从未得到说明。这一困难是否起源于土地贫瘠、人口过多，或者农民是否无力缩小潜在产量与实际产量之间的距离，从对这一时期农业的描述看，也从不清楚。 但是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那就是有些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因丧失优先使农业现代化的机会而蒙受越来越多的损失。所谓农业现代化，就是采用有效的现代技术以增加土地和劳动的生产率。葛敬中在1921年为上海主要的报纸《申报》创刊50周年撰文，评价了半个世纪以来国家的粮食状况，发现成绩很差。 稻、麦和其他五种杂粮是我国农业的基本产品。但因为人口持续增长，没有开拓耕地，农业技术未能改进，收成一直不够丰裕。有荒地，人们却不知道怎样去开发。有河流，我们却不知道怎样去治理。多年来生产的粮食不敷国家之需。多年来，我们面对洪水和干旱而束手无策。读者会注意到海关关于粮食进出口的统计资料，会看到出口量仅占进口量的三分之一。我只能说农业史上的近五十年，是令人极其失望的五十年。1 农业现代化方面的失败也不是绝对的。在铁路和新的条约口岸城市中心出现之后，农业逐渐更加商品化。这一过程在北方比南方更快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许多地区的农村市场体系受到来自外界的供需急剧变化的干扰时，农业状况随之改变。在人口稠密地区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要求重新分配资源，以避免大规模的失业和农村收入的下降。由于国家和地方管理部门未能维护法律和秩序，或提供经济资助，这种市场再调节付出很高的社会代价。但在描述这些农业危机状况之前，概述和阐明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是必要的。 1 费迪南德·保罗·威廉·冯·列区荷芬：《中国旅行日记》；老原正雄译，第1卷，第139页。 2 f.h.金：《四千年的农人：中国、朝鲜和日本的不变的农业》，第233—234页。 3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910页。 1 益子呈辅：《中国中部》，第29页。 1 葛敬中：《五十年来中国农业史》，载梁启超等：《晚清五十年来之中国》，第210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现代银行的政治作用 民国初期直至20年代，北京政治活动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特点，是条约口岸的现代中国银行卷入政治。在中国的金融界中，这些银行遭到外国银行在条约口岸的分行及钱庄的夹击。这两种类型的机构比中国的现代银行有更大的财力。27家外国银行及其在中国的分行，掌握着3或4倍于119家（或更多）中国银行的资本。它们实际上垄断了有利可图的外汇和外贸市场，还享有发行货币的特权，并收存每年数亿元的盐税和关税收入。它们得到中外商人同样的信任，在条约口岸招揽大批金融业务。另一方面，数不清的钱庄牢牢地占据着国内货币汇兑、证券投机和短期贷款的市场。单个钱庄规模不大，但它们的资本总额大于现代银行，并且由于有固定的业务渠道，它们比现代银行有更好的变现能力。实际上，钱庄是现代银行的短期资金的来源。 现代银行在民国初期财力不足。根据现有资料，119家现代银行总计拥有3.5亿元核准资本，能筹措到的实缴资本仅1.5亿。1由于缺乏公众信任，它们不得不通过发行纸币（如果能得到政府批准）、以高息向钱庄借款、以高息接受储蓄存款的手段，吸收它们极为短缺的流动资金。于是，为了偿付高息存、贷款，为了支撑币值，银行被迫寻求高利润的，因而是投机的投资机会。政府公债和国库券是这种投资的重要部分。 随着其他财源的枯竭，政府日益依赖国内资金市场。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称帝时，一些省份的反应是宣布脱离北京而独立，国内税款收入急剧下降。1918年，日本新组成的原敬内阁抛弃了前任内阁向中国提供大量担保条件少的贷款政策。1920年，由外国银行家组成的国际财团，成了实际上延长对中国政府的财政抵制的手段（见第2章）。作为这些事态发展的结果，国内信贷对连续几任极少成功希望的财政总长的筹款活动，越来越重要。但是，从1919年发行八年公债开始，银行家们对政府证券的热情减退了。政府负债累累，已经没有可以保证新公债的可靠收入，政局变幻莫测。银行家能够为小笔预付现金而向政府强提苛刻条件。政府在上海出售剩余的第一年公债的价格是每100元面值21.50元，未售出的七年公债按每100元54元出售。银行对政府的大批短期贷款月息为16—25％，以未售公债面值的20％作为担保。从1912年到1924年，共向银行售出价值46740062元、偿还期为1年或2年的国库券，价格仅为面值的40％，在政府偿还它们时，给银行的资本报酬率相当可观。 于是，现代银行就成了政府债券的主要持有者。这些债券常以银行自己的钞票按面值的一定比率购买，但它们可能永远也兑现不了，它们的价值可能会一直跌下去。另一方面，一些消息，如公债又有了新的担保、要为兑现部分公债举行一次抽签、或要任命一位新财政总长，会使市价上扬。公债的市场价格如此剧烈地涨落，可以证明它们是有利可图的投资。然而，要在投机中成功，就有必要预测甚至影响市场的活动。这需要与政治密切联系。 总行设在北京和天津的现代银行，与北京政治活动的关系最密切。（上海的银行也从事政府公债的投机，但它们的业务重点是票据交易和工业投资；其他条约口岸的银行与当地政治活动的关系比对北京政治活动的关系更密切。）典型的北京或天津银行的董事会是精心组成的，其核心是一些与各政府派系关系不错的职业银行家。此外还有一些与这个或那个政治团体关系更密切的、有银行或其他金融方面经历的人。这样平衡的目的是想使银行获得关于决定债券市价涨落的政治内幕的情报，并结识政府中能获得和保护特权的朋友，而又避免当政局变化时可能导致银行得不到保护的单一方面的政治效忠。 随着政府1919年以后越来越穷，银行及在银行业有影响力的政治派系的政治力量增强了。交通系（下面还要谈及），作为内阁命运的特别强有力的主宰者，形成了。同时，在总体上，银行坚持它们对政府的利益的能力得到了加强。全国银行公会1920年12月在上海开会，决定拒绝继续购买政府公债，除非政府“重新调整”偿付旧公债的财力。政府对此的反应，是在1921年3月3日的总统令中，将关余拨入由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管理的称为整理公债基金的偿债基金。第一、第五、第七年的长期公债及第八、第九年的公债（后来又加上了其他债券）按面值的一部分重新作价，并兑换成两种新发行的债券，这两种债券的偿还金是由上述基金担保的。 整理公债基金的设立，对银行家是一种照顾。对债券的重新作价低于其面值，但这无关紧要，因为银行当初购买它们时就打了大折扣。现在，只等贷款偿还基金偿还这些债券，银行就能收到两倍于过去付出的款项。或者，如果它们想做债券交易，也能以高于买入的价格卖出。政府的信誉也有加强，尽管政府任何一种新债券的发行现在都必须安格联爵士应允。 1 资料见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74—90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土地制度的状况 到1887年中国大约有87%的土地归私人所有。其余的属于满族朝廷、满洲八旗、学校和军事组织，不然就是村里的公地。2在私有土地上，典型的农村家庭并不仅仅务农，它的成员有的修缮房屋和农具，纺线织布，用草缏编织装饰品或日用品，贩运货物，或兜售小商品。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调查表明，每10户中可能只有6户——常常更少一些——的收入有50%以上来自农业。根据这一定义——我将采用这个定义——例如，在泰安县（山东）的老王庄，4户中仅有3户能被称为农民。3同样，在彰德（河南）1的宋庄，10户中有6户是农民。2在华南真正的农民甚至更少一些。哪一种土地制度起了作用而使农村农户的这种变化成为可能呢？ 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 我们从设想农村家庭或农户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市场（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从事经济活动开始。产品市场是农户为取得现金而出售自己的货物，或是用它们换别的货物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交易场所。它们的位置散布于从大城市，通过小城镇，直到沿方便道路的村庄或居民点。从农村上市的绝大部分货物进入定期集市或正规市场，通常这类集市或市场为周围20到30个村服务。3也有例外，但是这种格局直到19世纪后期是普遍的，因为当时城镇人口较少集中于少数大的中心城市，较多在于有定期集市的地方。4 大多数农户居住在离集市半天路程的范围之内，在阴历规定的日子里，大批商人、掮客和小贩轮流到这些集市上来。众多的买主和卖主为价格争执不休，这表明价格竞争是激烈的。一个外国观察者评论说：“没有别的国家依然完全如此依赖自由竞争和供求法则去进行价格调整。”5在有些市场上，有势力的商业行会可能对交易起抑制作用，但是“为了避免不测和减少风险，大多数商人都把自己的买卖委托给掮客”，这些掮客在集市上不得不互相竞争。1 同样重要的是，每一个县有许多商人在竞争，以致没有哪一个买主能垄断市场。例如在浙江建德县（位于桐江畔，在杭州以南100公里），1930年有大约190家大商号，他们全用掮客，并“对他们的生意保密，以致我们对他们的情况知之甚少”。2最后，考虑一下1913年至1914年汉口稻米的上市情况： 汉口的稻米交易与上海无异，是通过稻米经纪人的商号进行的。汉口的主要稻米市场在陈家嘴码头。有20家稻米经纪人商号，都与同一个稻米商会有联系，它控制着汉口稻米交易的利润。但是这些商号无一例在某个固定时间买进大宗稻米，或派出代理人去产地以便垄断稻米供应，也无一例说明他们采用狡猾的手段与购进稻米的各种商店勾结。不妨说此等现象每年均不曾出现；就中国商人而言，这一特点十分显著。3 一般说来，这些竞争的产品市场似乎让农村家庭得到公平的价格，因为买方和卖方都不掌握足够的经济实力长期固定价格。此外，这些竞争的市场还鼓励每个家庭参与某种市场活动。 “生产要素市场”这一用语，是指农村农户之间就劳力、土地和可贷出的资金，在经过协商达成契约的基础上，进行交换所做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种种安排，其支付方式可以用现金，也可以用实物。拟租出或租入土地的家庭通过中间人找到顾主。拟雇用劳动力的农户去城镇市场的特定地区，在那里每天很早就有一些年轻人和老年人聚集着，等待受雇去干一天工作。需要贷款的家庭去店铺找商人，或找亲戚朋友商讨贷款。需要现金的家庭，用土地来借钱。对于小笔贷款，几个月内偿还本息的，可抵押土地作为担保。对于数额较大的贷款，一年左右无息偿还的，可能实际上是把产权转让给了债权人。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可以使用这块土地，也可以出租给借款人或别的家庭，以收取地租。贷款偿还时，产权又转归原先的所有者。 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在一起，通过对某些家庭表示收入而对另一些家庭表示支出的交换行为，把村与城镇联系起来，把农户与农户联系起来。当农民收获并出卖部分粮食时，那些有仓贮设备又不急需现金的家庭，将粮食贮存起来以后再卖。首先卖粮的农民获得现金来还债和购物。所以，在收获季节，现金已正在流回城镇，有些现金则在农村家庭之间周转。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农产品价格上涨刺激一些农民出售他们的存粮。另一些农民开始播种下一季庄稼，而缺少现金的农户则要举债。同时，随着存粮的减少，现金继续流向农村，而农村家庭之间的借贷也在继续。 所有流向市场的现金，通过掮客和商人成为城镇家庭和供应者的收入，因为售货给农民的掮客和商人，用他们的部分收入贮存从城镇生产者和进口商那里得到的货物。使用农业原料的城镇生产者，已经付钱给直接从农民那里购买农产品的掮客和商人；而这样的开支，最终成为农民出卖他们的货物时所收到的现金。就是这样，产品市场把村与集镇联系起来，从而完成了现金流通的一个环节。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直到他们能收获自己的庄稼以前，工资所得或借款是生存所不可少的收入。在交换关系中联系农户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合同，使农民有可能共享匮乏的资源，并在某种程度上把经济活动的风险和不测降低到最低限度。在生产要素市场里，农户之间的这些活动完成了流通的最后一个环节。 土地和劳力 全中国耕作的特点，是劳动有一定程序和节奏。在东北、北方和西北，农民在2月末和3月轻松地犁地和耙地。1从4月和5月开始，直到晚秋，他们播种、灌溉、除草和收获庄稼。1926年的一份关于陕西中部泾阳县云罗店镇周围24户农家情况的研究报告说：“根据劳动力在一年中的分配情况来看，5月到9月是最繁忙的月份。”2另一份1924年对山东省潍县农民的研究报告的结论是，“农事开始于3月末，到12月1日结束”。3在中国中部、东南部和西南部，那里的气候和土壤适合于一年种两季，而不是像北方那样两年种三季。稻谷在4月栽种，在7月末和8月收获。4然后农民在秋末播种小麦、大麦和绿肥作物（蚕豆等），并在春末收获。这就是1939年上海周围富绕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普遍情况： 在上海附近农民种两季庄稼，主要是棉花和稻谷。关于夏季作物，他们种植棉花、稻谷、大豆和蔬菜，时间是在4月末到夏末之间。关于冬季作物，他们种植小麦、大麦和蚕豆，从晚秋到初春之间。他们消费全部稻谷、大麦和大豆，而把小麦和蔬菜卖给中间商和其他买主。5在东南地区，农民从同一块地里收获两季稻谷，春末播种第一季水稻，晚秋播种第二季。1 生产每一种庄稼需要一定数量的家庭劳力。在潍县，w.y.申发现每亩地上每年耗费的男劳力工时，随不同作物有很大变化：每亩黄豆28.2小时；小麦36.6；高梁72.5；谷子79.0；甘薯91.6；烟草241.1。2而且，所需劳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灌溉量。日本研究人员报告1940年在彰德县3宋庄观察到的情况如下： 这个县甚至农业也极端依赖人力。在灌溉条件好的农业地区，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在宋庄种植主要作物所需的劳动投入是不同的，如有灌溉，所需劳力甚至更多一些……种植棉花，仅仅灌溉就要占总劳力投入的1/3；种植谷子，灌溉要占总劳力投入的1/4。4 农户耕种较多土地，超出一定农田规模时，他们对每单位土地的劳力投入下降，每单位土地的产值和产量也下降。在满洲，日本人在1933年发现，230个村庄的10047户农民中，当农田达到150亩后，单位土地所用的役畜数开始下降；而达到1000亩后，劳动量就减少。5卜凯也在报告中提出；当农田规模扩大时，人力等价劳动单位量就上升，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农田到达一定规模后，每公顷农作物的产量和劳力投入均有所下降。61939年，一个日本人在江苏松江县四个村的调查也发现，在华中劳力投入与农田规模之间也有同样的逆向关系： 我们观察到农田不足4.9亩时，每亩要用50.4个工；农田在15亩到19.9亩之间时，每亩用31.5个工；农田超过20亩时，每亩用工不多于21.1个。所以，随着农田规模扩大，单位土地的劳动量有下降的趋势。规模最小的农田使用超出农户需要量的劳力，并且雇工，即使它们的劳动能力比大农田为少。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1 这个日本人没有说明为什么这种逆向关系是显著的，但这是表征前现代化农业，甚至现代化农业的一种关系，近年来已成为一项大力研究和理论探讨的课题。 这种土地制度有明显的局限性。农业生产的特点是连续不断的活动，在土地与劳力之间要求保持一定的关系。如果这一关系出了偏差，例如在整地、灌溉或除草的过程中抽走了劳力，就一定会降低产出的水平。1869年冯·列区荷芬在浙江杭州附近旅行时，就注意到这一重要事实。 这片休耕（太平天国之乱以后）的地区，曾是一片沃土，供养过大量的人口；至今大部分还没有耕种。原因似乎在于中国利用土地的方法取决于一定规模的有效人口；如果规模太小，甚至不能耕种一小块土地。此外，中国人的有限劳力补充和落后的农具，似乎是劳动组织十分紧密，工作如此辛苦的主要原因。在这个国家，耕地的规模，似乎与一定数量的人所能提供的肥料的数量之间，有一个固定的关系。如果这些人中有一部分由于疾病或战争死去，所提供的肥料也就下降。于是潜在的耕地规模就要减少。因此如果有一半人口死亡，就有一半土地不能耕种。2 然而，这就是家庭农田得以供养中国众多人口的土地与劳力之间的关系。 村庄和农户 农村家庭的组成，少的为4至6人，多的可达30人，居住在大小不等的村庄里。在气候恶劣的东北，由于有大量肥沃的土地，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新的村落迅速出现。这些拥有20到50农户的新村落，接纳了来自北方各省的移民，并向他们提供了种植大豆和粮食的机会。往南在南满和辽东半岛丘陵起伏的乡村和贫瘠的沙土地上，村庄就更多了，有些相距仅半英里。这些村庄也较大，有时多达100户，是在一个世纪以前形成的。旅行者向南走去，穿过华北平原——这是一片广袤而肥沃的地区，尽管有严寒酷暑，在夏季旱魔不时肆虐——看到的是大量的村落。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传教士阿瑟·h.史密斯估计，这一地区典型的村庄有80户。但是在河北一个方圆三英里的地方，他发现有“64个村庄，最小的有30户，最大的超过1000户而平均则是188户”。1几十年后，中国学者研究平汉铁路线上北平以南的定县时发现，一个村庄平均有150户，大约有70000人居住在453个村里。2 在华中东部稻麦区，气候较暖，雨量变化不大，土壤略带酸性——这些条件对较高的作物产量有利。到1933—1934年，这里能看到成千上万个村庄麇集在一块块的河湾处，或在一条溪河边的高地上。村落的规模比淮河以北的要小。在江苏4个县，27个村平均每村31户；在浙江4个县，31个村平均每村39户。1在最东南端的广东省，地处热带，农民能种植水果，从事养鱼业，除栽培水稻外，还有大量不同种类的作物；而水稻在许多地区可一年两熟。在很偏僻的地区，如毗邻今日香港的新界以南的岛屿上，有些村庄仅有20到40户；大多数不及20户。2在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例如高要，20世纪30年代早期一次调查说，有许多村庄超过了200户。然而，农户数的变化幅度是很大的：对5000个村庄抽样调查表明，有的社区只有22家，而最大的村社则有927户。这个变化幅度与华北平原上的村社相当。3在江西、湖南、四川和云南各省，村庄规模的差异和无规则大致类似。在华中和西南的一些新的居住区，村的规模与中国传统农业区——珠江三角洲、福建的闽江流域、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平原——的中心地带较为古老的、较大的村社相比，看来要小一些。在村社建立超过一个世纪的地方，尽管村的规模不尽相同，但大多数都很小，彼此相距仅一投石之遥。很多村社十分紧凑，各户密集在一起；只是在四川的部分地区，农户之间才有一定的距离。 农村的上层人物 每个村庄都有出身于富裕家庭的上层人物，他们拥有土地，在村庄事务中起着领导作用。有些村庄，实际上所有的土地可能属于一个或两个这样的家庭。在河北密云县的小营村，王家和周家拥有该村83%的土地。在山东曹县的高魏庄，魏家拥有村里6000亩土地中的5700亩。陕西米脂县杨家沟的马家，拥有该村90%的土地。江苏萧县的长安村由六个小村子组成；其中之一由一家控制了所有的土地。1 在其他的村庄里，大多数土地可能属于地主的代理人（租栈），或者是属于住在别村的一个富裕家庭，更典型的是住在市镇上。1935年在安徽旅行的一位中国学者，报告了一个非在乡地主的实例： 距县城（阜阳）几公里远的一个村庄住的主要是佃户，他们的稻田被细分为小块。如果再往前走，就会发现自耕农的数量在增加。据这些佃户说，离县城最近的土地是属于住在那里的商人的，他们每人拥有几百亩土地。当我们进一步考察时，发现沿泉河有一条长墙。我们了解到墙周围的土地属于一个大地主，他拥有700亩土地，出租670亩，其余的自己经营。他还是一个酒商。远离这条长墙是其他几个村庄，筑有堤坝，属于河肥西村的周家、刘家、唐家和张家。2 从部分农民自营的农田到完全由佃户经营的农田，与大多数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户这种混合状态，使简单的分类成为不可能，因为地区性的变化太复杂了。3国民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收集的农村统计资料表明，多达46%的农户拥有自己的土地，以务农为生；另有24%的农户是半自耕农和自耕农，他们靠其他收入来源弥补农业收入；其余30%是劳动-佃农家庭，他们靠工资收入弥补从租种的土地上获得的农业收入。4 大地主构成了村庄和集镇的地方上层势力的骨干。然而，他们不是永久性的特权集团；他们的大家庭在村社中的地位很少能维持一两代人以上，然后就被别的家庭所替代。即使在中国东南部单世系统治的村子里，某一姓的富户最后也被同姓的其他家庭所代替。支持上层轮换的说法的实证不多，但也的确存在。譬如当37个满洲村庄根据定居时间分等，而把每一等农户按他们到达该村时的社会地位和土地占有状况，与后来1934—1936年进行比较时，结果如下：对于最老的村庄，资料清楚地表明，到1934—1936年，地主的总百分率下降了，自耕农的百分率上升了，而佃户的百分率也下降了。1 居住在农村社区的家庭仅有少数几户曾积累起相当多的土地；其余的或向他们租地，或成为雇工在他们的土地上劳动。当然土地最终转手了，新的家庭积累起土地，但是同样的租地和劳动继续着，只是由不同的农户承担而已。有些家庭怎样能积累起土地，以后又失掉呢？ 一个10到12人的大户，能够开垦和耕种40到60亩（接近3至4公顷）的大片土地。但是要拥有土地超过几百亩（大约为15公顷），甚至更多，只有巨富之家才能做到。关于这类家庭的几个实例表明，最初大多是通过贸易、放债或者做官而致富的。他们于是购进土地，开发新地，或者从那些典当或抵押土地以获贷款的家庭得到土地。由两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搜集并分析的研究报告表明，19世纪在山东的135户原地主中，有近60%以前曾经是官员或城镇商人。2这些地主家庭住在临近大运河的主要商业中心，在城市里积累起财富，而后购买乡村的土地。他们把一些土地出租给同村的农家；其余的他们用从周围农户雇来的劳工队耕种。这一事例大概也代表了同一时期其他省份的情况。 富裕的城镇家庭也购买成片的土地，雇用劳力去开发，然后招来一些家庭定居，并作为佃户去耕种。在陕北米脂县，距县城东南8公里，距绥德县以南16公里处，有271个农户的6个小村子座落在杨家沟渠旁，渠水引自无定河。其中51户出租土地，并且都属于马氏家族。他们一起住在一座山旁的围墙后面。1马家的发迹人马家骆，最初于19世纪20年代末在绥德县城经营一爿商店。他积蓄了钱，于1833年在米脂县城开了自己的商店。他的四个儿子协助他，而第五个儿子当了官，并向家中汇钱。马家骆就用这些积蓄放贷买地，并在粮食市场上做投机生意。最后他投资一大笔钱买下杨家沟附近的土地，雇来工人加以清理，又招来一些家庭定居，并作为佃户耕种土地。以后马氏家族出售了他们的商店，迁到杨家沟居住。在以后的70年里，马氏家族的第三代、第四代儿孙放债、收租，并在粮食市场上投机。从第四代地主马卫新的帐本可以看出，马家收的谷租和索回的贷款，每年远远超出他们家庭所消费的粮食。他们把多余的粮食贮存起来，当市场粮价上涨到最高时出售。1910年以后，这个家族拥有的土地规模不变，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那时许多家庭因害怕被征用，开始出售他们的土地。 另有一些例子讲到富有的个人联合起来开发土地。在湖南洞庭湖以南的一个城市湘阴县，附近有10个人在1917年组成了一个公司，雇用了8000名工人筑堤，并招来一些农户来租种土地。2一种更为普通的办法，是城里人通过放贷获得土地然后出租，从而乐得一直充当非在乡地主。农民们被介绍给有钱的人家，以抵押或典当田地借钱。如果不能偿还，他们的土地就成了债主的财产。从日本研究人员所作的下列报导可以判断，袁世凯曾在1909—1911年用这种大规模放贷的形式，成为河南最大的地主之一。 袁世凯在失掉权势后退隐河南，在此期间，他获得了他的土地。他用来获取大片耕地的办法，不是从不同卖主那里以公平的价格购买，而是接受把土地作为担保贷款的附属品（入佃）。他的土地占彰德县的1/10，多数是用这种方法聚集的。大家也知道他的亲属和代理人也用同样的方法获得土地。抵押给袁（出佃）土地，也就是遇到困难而需要钱的农民收到了现金，也收到了一份签好字的契约。把土地抵押给袁的期限为三年，后来延长为八年。在这八年期间，许多地区遭受水旱灾害，结果几乎没有农民能够偿还贷款和赎回抵押出去的土地。如果袁世凯的亲戚和代理人接受抵押，袁氏本人，这个地主兼军阀，就用现金贷款和契约作为诱饵。他尔后允许贷款延期，直到双方同意的土地抵押期限届满为止，这时借贷人一般都无力偿还。他通过取得这些抵押的土地，积聚了大片耕地。1 富裕家庭，特别是在家族之内，为了保持他们土地的完整和收到可靠的地租，通常组成一个联合会，并把他们的一些土地交由联合会安排出租。联合会则用岁入兴建村学、庙宇或其他公共设施。有时这些地主型的联合会在一个地方掌握的土地，比任何单个的地主还要多，正如这份1933—1934年的报告所证实的那样： 在广东，地主个人的势力远没有地主协会的势力大。除去许多县政府和大量慈善机构拥有的公共财产外，广东省耕地中非常大的一部份为地主协会占有。这些协会的土地包括学校（学田）、庙宇（庙田）、各种私人联合会（会田）和宗族（大公田）1的土地。2 在另一些地区，通过放贷或其他活动获得相当多土地的城镇家庭，把他们的土地委托给代理人去管理。这些代理人又把土地租给各村的农家收租，向国家交税，把部分田租收入交给城镇地主，留下他们服务所得的报酬。3 分割继承 在如此众多的农村社区里，有权势的地主阶级，也就是统治的人物，很少能完整地保持其土地超过一两代人，除非把土地转让给家族协会。这是因为有分割继承的习惯，即把土地和家庭财产分给儿子，尽管也为年迈的父母提供一些养老的保证。这一习惯实行于所有的家庭，不论大小及贫富，也不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4这种习惯使有巨大财富的不断繁衍的大家族最终让位，产生出接替的新家族，虽是同姓，但亲属纽带较弱。一位日本学者分析了华北农村有关分割继承的资料后说： 中国人的家，在经济、社会甚至精神上，基础都是很脆弱的——这样的基础似乎在逐渐瓦解。它的根本原因，看来在于家庭不和的事例很多，以及生活条件恶化，正是这些原因通常引起分家。然而……家庭不和和生活条件恶化，实际上被用来作为分家的机会……平分家产的动机十分强烈，足以引起和制造兄弟、妯娌之间的争执，而后导致分家。1 如果农民和地主都坚信平分财产的原则，加上强调敬祖和孝顺的其他准则，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显然，如引文所表明的那样，受到支持的权利，或认为分割家庭财产是正当的规范，必然为许多家庭成员提供制造家庭分裂的理由。这必然引起分家。但是即使分割继承为家庭内部纷争提供理由，那么多纷争为什么会开始呢？虽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学术上应有的注意，但基于最近对台湾农村妇女的研究，已有几种可能的解释，其中之一指出纷争的有力根源。一位作者玛杰里·沃尔夫证实，台湾的女子当进入夫家时，就为建立她们自己的母系家庭感情需要所驱使。实质上这个母系家庭将是“她自己的孩子和孙子”。年轻的新娘一旦感到她与所爱的、最依恋的人被分开后，必须为在一个新的家庭中生存下去而斗争；这个家庭经常是由婆母支配甚至控制的。沃尔夫进一步断言，“在很多情况下，到她这位年轻的新娘添加孙辈时，这个母系家庭和这一户人家将几乎完全重合起来，接着将有另一个儿媳与孤独作斗争，并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母系家庭。2 当年轻的新娘在一个由婆母支配的家庭里为建立自己的地位而斗争时，她唯一的有效斗争手段就是依靠丈夫以建立她自己紧密结合的家庭。在有两个或更多兄弟的家庭里，他们的妻子在这个大的父系家庭里，建立她们各自母系家庭的努力必将导致兄弟之间的纷争。最终，总有一个或几个兄弟要坚持分土地和财产。 无论分家的理由是什么，这一普遍长期沿用的习俗，使得大块的甚至小块的土地占有分解。有些事例足以表明，为什么向下的社会流动总是出现，并且最终削弱了富人。1930年，满洲绥化县一户富有的农家，把1000多垧（667公顷）的地产分给11个儿子。1七年以后，这11个家庭已经售出土地45垧。这就意味着从父母转到儿子手中的土地减少了5%。在河北的徐水县，一个有地210亩（15公顷）的地主，1882年把地分给三个儿子，儿子们又将财产分给他们的后代。2到1940年，他们中间共有15个新家庭，种地324亩（大约21公顷），而在60年前，一户曾种地210亩（15公顷）。 家及其收入 在拥有土地的上层人物之下，是规模不同和贫富不同的其他家庭，他们的成员也生活在一起，分享一切。3家庭或者说‘家’，是中国农村任何地方的最小、最紧密的社会单位。就此而言，在中国城镇也是如此。费孝通曾生动地描绘： 在农村基本的社会组织是家，一个扩大的家庭。这个组织的成员拥有一份共有的财产，共有的预算，通过分工合作谋生。也就是在这个组织里，孩子们出生、长大，物质享受、知识、社会地位都继承下来。4 家犹如一个合作单位而起作用。它的成员完成分配给他的任务，把收入交给家长，平等分享处置报酬之权。主要的决定都在家长和别的成员讨论之后作出。下面是对河北沙清村农民的访问记录，描绘出这样的家庭的功能。 “家庭的主要活动是什么？” “种地。” “家长、家长的妻子、长子、次子在劳动分工上是不是不同？” “不是，他们共同劳动。” “家长的责任是什么？” “他管理家庭成员的劳动。男人种地，女人做家务，绣花。” “是不是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进行田间劳动？” “不，绝大部分仅由男子来干，但是如果人手不够，女人也来帮忙。” “这时家长也参加劳动吗？” “他像家里其他人一样劳动。” “日常的劳动计划是怎样决定的？” “家长把所有人找到一起，在吃早饭时讨论。”1每个家都由尊崇祖先和祭祀仪式维系的无穷链条和在它之前的另一个家联系。2虽然当一个家系终止时，这链条有时也会中断，但父母仍教育子女崇敬这个家的某些祖先，并教导他们勤勉节约，尊重老人，履行先人未竟之责。他们也鼓励孩子们继承祖先之遗绪，努力“扩大财富，光耀门楣，看风水寻墓地，修建更大的宗祠，讲究礼仪的排场，以及采取许多其他措施，期以增加生者和死者的福祉与声誉”。3当家长把财产传给他们的儿辈时，儿辈们要用适当的仪式表示对家长和祖宗的尊敬。积累财富，特别是不动产，能够确保举行这种仪式。它还能够保证在儿辈把财产传给他们的孩子们以后，他们也能受到他们的孩子们的尊重。 于是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个合作单位——家，有着强烈的动机要积累财富。毫不奇怪，一切务农的家庭都力图培养善于理家，艰苦劳动及节俭、勤奋等美德。每个家和家长都渴望发财致富和人丁兴旺，尽管事实上只有很少的农户能实现这个目标。所有农民都持有的这些价值观念，是农村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仁井田陞不无调侃地着重谈到，不论大小和贫富的农村家庭莫不如此： 总而言之，从远古中国就存在产生小家庭的条件……近年来，到中国，特别是到小家庭占优势的地区旅行过的人，看到中国农村大多数的家庭是小家庭，而人们曾设想存在的大家庭很少。有一段时间，人们曾企图说明中国大家庭制的衰落。但是这样的理论忽略了小家庭的继续存在，而且也未注意到小家庭和大家庭本质上都有同样的特征。这样，如果我们说，今天小家庭是很久以前的家庭制度衰落的结果，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家庭制度，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在衰落。1 为了使这种合作单位获得收入，家多方面地运用它的资源，而务农仅仅是诸多可能之一。 家获得收入的来源，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组合。统一体的一端是地位低下的打散工，这种工作脏而且烦，要离家，甚至要离村。其次是当小贩、伙计和掮客，做这些事要有一点技术，地位高一些，也比较干净。他们的收入往往并不比一个出卖劳动力的人为多，但是较高的社会地位还是有吸引力的。统一体的中间是务农，不论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还是租种别人的土地。统一体的另一端是经营土地、放债、开店、做官，或是当军官。每个家长在分配家庭的人力资源时，必须从这些不同的收入来源中作出选择。虽然某些工作收益比别的工作多，但每项工作的社会代价——工作的远近、地位、清洁状况、艰苦程度和风险——也必须仔细考虑。 到20世纪第二个25年，农民家庭为他们的孩子选择职业时，似乎已有了很清楚的顺序。最高是当官，甚至从军；其次是从事企业；而后是务农；接下来是当劳工，从按月计算或逐日计算干农活到做家庭仆役。费孝通在报告中提到，家长通常试图至少培养一个儿子成为官员或军官。1林耀华研究了福建省的两个家庭，记述了黄东林要与他的姻兄弟合作开店，而不是在田里帮工。商店终于兴旺起来，他得以为他的家庭建一幢新屋。2一些家庭积累了相当多的土地后，开始出租部分土地、放贷和从事商业活动。3如果我们根据农村家庭的财产来划分它们的等级，我们发现在较穷、较小家庭的收入中，从低下的、风险大而报酬少的收入来源——它们全然与务农无关，或弥补他们很低的农业收入——之所得，总是占有很高的比例。4拥有的土地多于维持家庭生活的家庭，把他们的资源较多地用于农业，而很富有的家庭通常从事商业活动，不是去耕种自己的土地。5 只是当个别的家庭能从其他家庭得到某种不足的资源时，它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分配其资源。这就需要家庭之间的安排——通常是在亲戚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已经看到怎样通过非正式的或正式的协议——有关出租或佃入土地，借贷农业资本，借出和贷入现金，以及雇用或提供不同期限的劳力等等的书面合同或口头同意——达成的安排。在台湾的家庭之间的契约，经初步考虑，与晚清和民国初年大陆家庭间的抵押和典当土地以及出租和佃入土地的契约，看来十分相似。1家庭总是在废除旧的契约，又和不同的家庭订立新的契约。总之，农村家庭间的私人契约安排，是为获得不足资源所优先采用的办法。 家的合作形式 农村家庭在村里谋生并不单靠契约，他们还互相合作。这类合作名称各不相同，在某些村社很普遍，但在另一些村社则否。合作采取两种不同的形式。2第一种只包括少数农户，他们在季节性需要最紧迫时，短期共用他们的土地、劳力或农田资本。这种形式的合作出现在朋友和亲戚之间，时间短，通过相互同意而终止；在乡间每个地方都有这种形式存在。第二种形式包括一个村子——有时是几个村子——的许多农户，他们组织起来，并承担某项事业的费用。例如看守庄稼——这在中国北方很普遍——或者组织村防团。后者对所有的村来说，在法律和秩序崩溃时，是共同的活动。还有合作加工农作物，例如甘蔗，特别是在广东和台湾南部。但是，需要大规模合作的最重要的活动可能是抗旱治水，包括防洪蓄水和灌溉。 农村治水的组织有两种类型。有些并入规模巨大的系统，由负责维护大河堤坝的公职官员管理。第二种类型由一个或几个村级组织构成，只为自己村社的农户服务。这两种类型的组织有某些共同特征。参加者都是有土地的农户；他们分配费用和利益的原则，是根据每个农户拥有的土地量（土地少的家庭贡献少一些，收益也少一些）；他们由一个包括有经验的农民治水人员体系管理，轮流履行自己的职责。1森田明在对清代治水情况的权威性研究中，总结了六个以上省份的治水经验，这些经验也沿用到民国时期。 在河北邢台县，为了利用河流，在这个地区建立了两个治水组织。这两个组织以水闸作为治水的标准单位。每座水闸的职员都是拥有土地的农户；他们被称为连户。因为这些农户支付了修理水闸和供水渠道的费用，交税，还提供了无偿劳动，所以他们参加治水的管理，他们也得到用水的利益。即使在绥远和山西也有由水浇地主人组成的治水组织，这些农户和上面提到的农户一样，也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些有土地的农户提供建设和维修治水设施所需要的劳务。他们灌溉土地的用水量，按各户拥有土地的多少来分配（按地亩浇水）。管理这些治水组织的基本原则——诸如职员是拥有土地的农户，他们根据拥有土地的量分担费用和分享利益——与华中、华南的治水组织并无二致。2 当然，在农民能被引导到把他们的资源用于这类事业之前，他们必须了解利益会超过费用。局外人对农村合作的潜在利益所做的估价可能与居民十分不同，后者习惯地忽视某些费用。但是不管怎么说，合作在农村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使农户得以共享不足的资源。在这方面，它所起的作用与家庭间的私人契约是一样的，即它能使他们用其资源得到比其他办法更高的收入。 2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22页。 3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调查部：《华北农村概况调查报告》，第2卷，第68页。 1 原文p′eng-te译音为彭德，河南省无彭德其地。据后文称袁世凯在p′eng-te购买土地。根据中国文献记载，袁世凯所购土地系在河南彰德。疑原文作者以字形近似，误彰德为彭德——译者。 2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调查部：《华北农村概况调查报告》第3卷，第22页。 3 史坚雅：《农业中国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2部分》，《亚洲研究杂志》第26卷第2期（1965年2月）；见第18—19页。 4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的城市网和德川时代的日本》，第103—104页。 5 艾伯特·马谢：《中国的贸易组织和贸易管理》，《美国经济评论》第6卷第2期（1916年6月），第309—323页，见第309页。 1 东亚同文会编纂局：《中国经济全书》，第7卷，第225页。 2 调查浙江经济所统计课：《浙江建德县经济调查》，第1卷，第6页。 3 东则正编：《华中经济调查》第1卷第1册，第361页。 1 马若孟：《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177—178页。 2 吴华宝：《陕西永乐店的农业经济》，《南开社会经济季刊》，第9卷第1期（1936年4月），第171页。 3 .海斯：《九龙的古老生活方式：郑沙湾村》，《东方研究杂志》，第8卷第1期（1970年1月），第154—188页，见第154、157页。 3 根岸勉治：《华南农业经济论》，第196—197页。 1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经济论》，第1卷，第28—31页。 2 阿部良忠：《安徽土地调查日记》，《满铁调查月报》，第19卷第1期（1939年1月）第2部分，第129页。 3 研究华北这种复杂的土地租佃制度的最佳成果是东亚研究所：《有关经济的中国习惯调查报告书：华北的租佃制度》。关于华中，见孙文裕等编：《豫鄂皖赣四省之租佃制度》。关于四川，见孟光宇和郭汉鸣：《四川租佃问题》。 1 马若孟：《清代和民国时期满洲农村的社会经济变化：若干初步结论》，《现代亚洲研究》，第10卷第4期（1976年），第591—620页，见第614—615页。 2 景甦和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见附录。 1 河地重造：《中国地主经济》，《经济年报》第18期（1965年），第48—124页 2 《新湖南报》：《湖南农村情况调查》，第48页。 1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调查部：《华北农村概况调查报告：惠民县第一区和平乡孙家庙》，第62—63页。 1 ta-kungtien（大公田），即族田——译者。 2 陈翰笙：《广东农村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满铁调查月报》，第15卷第6期（1935年6月），第175页。 3 村松祐次：《近代江南之租栈》，见第5章。 4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华中农村的社会状况》，第17—21页。 1 内田智雄：《中国农村之分家制度》，第413—414页。 2 马杰里·沃尔夫：《台湾乡村的妇女和家庭》，第36页。 1 岩佐舍一：《北满农村大家族分家之一事例》，《满铁调查月报》，第20卷第12期（1940年12月），第66—95页。 2 熊代幸雄：《华北农家之分家和土地之转移》，《农研报告长编》，第167—266页。 3 牧野巽：《中国家族研究》，第10—11页。 4 费孝通：《中国农民生活》，第27页。 1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习惯调查》第1卷，第236页。 2 许烺光：《在祖宗荫庇下：中国农村的亲属关系、人格和社会流动》，见第9— 10页。 3 同上书，第249页。 1 仁井田陞：《中国之农村家族》，第151页。 1 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见第4、5章。 2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主义的社会学研究》，第25—35页。 3 费孝通和张之毅：《乡土中国：云南农村经济研究》，见第27章。 4 马若孟：《中国的农民经济》，第153—158页；见本书第5章。 5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19—332、333—336、343—367 页。 1 陈张富美和马若孟：《习惯法与中国清代的经济增长》，《清史问题》，第3卷 第5期（1976年11月），第1—32页。 2 马若孟：《传统农业中的合作及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协力耕作中的含意》，载 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第261—278页。 1 马若孟：《近代中国的经济组织和合作：河北省邢台县的水利管理》，载《中 国之政治与经济：故村松祐次教授追悼论文集》，第189—212页。 2 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第399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派性和私人关系 北京政府在制度上表面是立宪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职能由法律予以区分，决策按规定程序制订。实质上则是派性的：由个人的部属组成，越过法定制度的界限而取捷径，每个派系都以一位特定的领袖为中心，由他个别吸收的对他个人忠诚的追随者组成。 在组织这种派系时，政治领袖始终注意那些能干、政治上积极而可靠的有前途的人。对可靠性的判断，在极大程度上受“关系”这种观念的影响。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社会是由父子、君臣、夫妻、师生之类有明确义务关系的网络构成的。信任与自己有确定关系的人，比信任仅仅是相识的人要安全得多。即使关系较远，它也有助于为人们的交往带来稳定性：它区别交往双方的尊卑，并包含一方有权向对方要求或期望什么东西的可靠惯例。 当然，血亲或姻亲的关系极为重要，尽管这个亲属无政治经验，也会给他一个不是敏感职务的挂名差使。另一种重要关系是来自中国同一地点同一地区的人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远离家乡的广州人或安徽人在北京很容易抱成团。其他的效忠中心是由教育过程产生的：那些受业于同一教师的人，毕业于同一学校的人，或1905年前在同一年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他们视彼此为同学，这是一种比兄弟还亲密的关系。这些同学还对他们过去的老师和监考人负有毕生忠诚的神圣义务。与此相似，从官僚生涯中滋长出了与前同事或上司的关系。除了这类自动形成的关系之外，或作为这类关系的替代，一个人还可以通过师徒关系、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或结拜兄弟的关系而使自己与另一人挂上钩。 以广泛的关系网为基础，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在自己周围集合成由能干、忠诚、地位优越的人组成的派系。在共和宪法规定的不熟悉的社会中，领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他们的派系来继续开展政治活动。 最有影响、最复杂的派系之一是段祺瑞（1865—1936年）领导的。段于1887年（应为1889年——译注）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炮科，去德国深造后，成为炮队统带，兼任袁世凯训练新建陆军（见第11卷第10章）的小站炮兵学堂总办和主要授课人。由于他在小站的重要作用，新建陆军大约一半的军官，包括民国初期华北许多重要军阀，都是他的学生。段祺瑞作为安徽合肥人，与家乡这个大政治天才库有着联系，那个城市的儿女们显示出了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和政治上的非凡本领。虽然段是位将军，但他的政治基础，不是军阀式的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或对土地的控制。他的影响是以资历、声望和本领，特别是以他的大批个人追随者为基础。 民国时期，段祺瑞的势力通过他的追随者，遍及政府的许多部门——参战军（后称边防军），内务、财政、交通等部，国务院秘书厅，京汉铁路，官办的龙烟铁矿公司，大理院。本文特别感兴趣的是，段祺瑞如何通过他的两位亲密伙伴王揖唐和徐树铮组织的称为安福俱乐部的国会团体，而将自己的势力打入1918—1920年的国会。王揖唐与段同为合肥人，是段的被保护人。徐树铮是段在清末提升为助手的年轻军官（安福俱乐部的介绍见后）。 民国另一主要派系是交通系。它起源于清末的邮传部（1906年设立）。由于修建或赎买铁路、扩充电报系统、组建交通银行，财源滚滚而来，该部成为具有政治、金融势力的重要机构。袁世凯的追随者担任该部及其各机构的各级职务。梁士诒（1869—1933年）是其中之一，他从1906（应为1907年——译注）到1911年占据部里也许是最重要的职务——铁路总局局长。根据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稍后的描述，梁士诒“被认为是在北京仅次于袁世凯的最能干、最有影响力的人。……一个广东人，身矮体壮，长着拿破仑式的大脑袋，他很少说话，但他一旁的插话表明他总是在讨论中先行一步，这一点也通过他尖锐的提问反映出来。当直接向他提问时，他总是能对任何问题给予清楚而连贯的说明”。1梁士诒的经济势力如此强大，以致他的同代人称他为“财神”。 从1906年到1916年，梁担任过一系列政府高级职务。在此期间，他在交通官僚机构中营建了一张势力网，这一势力网在他从政府引退后仍继续存在。例如，梁的追随者叶恭绰曾任铁路总局局长、交通银行总理、交通次长（1913—1916年，1917—1918年）及交通总长（1920—1921年，1921—1922年，1924—1925年）。梁的另一追随者权量曾任吉（林）-会（宁）铁路督办，主管过吉（林）—长（春）铁路，并几度出任交通次长及代总长。还有许多其他追随者。 交通系在金融界的影响是它权势的另一方面。对交通银行的控制是关键，交通银行起政府银行的作用，然而却由私人投资者控制。梁于1908年建立该行，作为邮传部管理铁路、邮政、电报和航运运营资金的机构。1914年，它被授权发行货币，并与中国银行共同管理国家财政。尽管该行在政界有势力，享有特权，但1914年后，其股票的70％为私人股东持有。梁士诒通常控制政府股份，并通过他在董事中的朋友控制大部分私人股份。除了交通银行以外，梁还组建了其他几家私人银行，包括中国最重要的一些银行（其中有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和北洋保商银行）。根据一项资料，梁士诒及其伙伴在政府20年代初欠有债务的大多数国内银行中有股权。1大约在1920年，梁担任内国公债局总理，该机构是为重新调整内债以恢复政府的信誉而成立的，梁的助手叶恭绰和周自齐分别任交通总长和财政总长；梁本人不仅是交通银行的董事，还在6家私人银行（其中有3家是一个向政府贷款的财团——内国银行团的成员）董事会任董事；交通系的其他成员在这几家银行及其他几家大银行中担任董事职务。 这些例子表明民国初期派系活动的某种多样性。其他派系具有更强烈的军事性（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张作霖的奉系），还有一些派系主要由国会政客和报人组成（研究系、政学系）。总之，最成功的派系全仗着人多势众、随机应变，才在政府的更换、军事和财政命运的变动中幸存下来。 主要由派系组成的政治体制可能披着立宪主义的外衣，但现实的政治斗争必然是派系之争。由于更多地以对个人的效忠而不是对体制的效忠为基础，派系的规模仅限于领导人亲自培养或通过最接近的助手培养的三二十人。接下来，可能再由这些追随者去指挥最底层的广大士兵或各部门的职员，但对这些人的利用仅限于派系成员有权指挥他们的期间。哪一派也不可能形成压倒的力量以压制敌对集团，并获得对政府的长期控制。即使某派领袖设法得到了总统或总理的职位，其对手仍将在各部、国会、银行或地方军队中保持他们的立足点。从这些据点里，他们将团结起来共同对付统治的派系或联盟，发表猛烈抨击的言论，制造谣言，扣压资金，阻挠军事联合，直到时机成熟，便用行贿或政变的手段强行改换政府。同时代的外国人常将民国初期的政治活动看作“喜剧”。事实上，这些都是宗派主义的政治活动，按其自身逻辑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破坏了宪政的结构。 1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第95—96页。 1 《北华捷报》，1922年2月4日，第289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农业的商业化 到20世纪初，铁路修建了，口岸城市也扩大了。这些发展对农民来说，意味着新的机会。但是在20年代早期，正当农业资源的新供应（美国棉花种子及化肥等）出现，农民的观念开始变化时，农业遇到了第一次大危机。结果，这些新的投入在内地依然很少，并且难以看见，没有真正影响到大多数农村。 然而，在这个短暂时期里，贸易的增长和作物的专业化造成了上市剩余农产品的增长。二者是运输的急剧改进促成的。在1894年至1911年间，铁路路线增加了26倍。与此相对照，1911年至1927年间仅增加35%。1铁路加速了远距离交货，侵害了水路和陆路运输，在某些地点的许多定期集市消失了。2铁路不仅使经传统运输到口岸城市的贸易路线改道，而且还把新的货物带进内地，并为海运收集农产品。 对上市剩余农产品的新的需要，首先来自对外贸易。农产品的出口在1890年到1910年间，比别的时期增长更快。在1876年到1890年间，粮食和经济作物出口总值仅分别增长26%和38%。3但在1890—1905年期间，相应的数字为300%和600%。到1911—1915年，粮食作物出口年增长率为12%，而经济作物出口年增长率为11%。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30年间，所有出口总值的增长率每年仅为4.8%。4 新的需求，其次来自大、中城市的扩大。在世纪之交，多数大城市的人口仍不足25万。在1900—1938年间，住在超过10万人的城市里的城镇人口年增长率约2%，而中、小城市增长率更快一些。1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除了作为省会的一些城市以外，在1895年至20世纪第二个10年末期，中心城市在其开始扩张阶段，增长速度超过了任何别的时期。在这最初阶段，城里新来的人主要是农民，特别是18岁至45岁的男性，他们是来找工作的。2由于这些家庭的食品消费模式仍与他们住在农村时相似，在此期间城镇对粮食的需求一直很大。3 增强的资源专业化 如果说由铁路和外贸促成的新的需求，使得更多的农民通过出售农产品而获利，那么，在供应方面有了哪些发展使得上市的剩余农产品得以增加呢？答案在于农民资源的专业化提高了，相关的劳动报酬也提高了。下面假设的例子可用来阐明这样的发展。设想一种主要是农业而没有外贸的经济，其中城镇与农村人口的增长率相同，而粮食和经济作物以一定的组合由农村销往城市。这种经济很像铁路革命之前的中国。再设想运输改进了，外贸发展了。这些新的市场需求使某些农作物价格上涨。但是由于所有的好地都已耕种，而开垦贫瘠的土地费用又过高，农村已不能增加它们的耕种面积。因此，农民开始专门生产某种能带来较高收入的农作物，而运输和销售的改进，又使他们能以买得起的价格得到某些他们需要的货物。有些地区专门生产粮食，另一些地方专门生产经济作物。在这种专业化增强的情况下，农民劳动获得的产品数量增加了。这种经济出口初级的或经过加工的经济作物。因为新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农民到城市来，城市人口开始比农村人口增加得快了。城镇对食品的需求上升了，但是当乡村不能供应足够的粮食时，可以从国外进口少量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增加了他们农田的总产量，同时也增加了上市的余粮的比例。甚至在生产粮食的劳力得到恒定报酬的假定下，这样的发展依然是可能的。1 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第二个10年的末期之间，中国的状况就是这样。但是在1920年以后，这个过程不断地受到破坏。19世纪70年代后，作物专业化的证据是什么？大豆的种植很快越过满洲中部；胶济铁路沿线农民种植了更多的烟草；在山东西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和安徽，农民们种植花生。2在1900年至1937年间，油菜的种植面积大约扩大了五倍，特别是在四川、安徽和河南。中部和南部的省份生产了更多的桐油，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河北、山东和江西生产了更多的芝麻。3棉花的种植也遍及华北，特别是在山东、河北和山西。 新的市场需求，使许多地区的农民转种新的作物有利可图。弗里德里希·奥特观察到本世纪第二个10年里农村的这些发展： 中国农民如果不受干扰，并且确信自己劳动的果实将属于他自己，就能相当快地注意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即使华北农民消极，也决非由于感觉迟钝。要了解这一点，人们只需提出下列事实：在胶济铁路线附近大量增加了花生的种植，或者沿满洲铁路全线大量增加了大豆和小麦的种植；还可以提出上海周围农业种植的变化：他们种植小麦和棉花替代水稻。1 然而有些地区农民似乎对新的市场信息没有反映，在土地利用方面也没有什么变化。一个日本人调查了沈阳郊外的三个村庄，虽是在1939年进行的，但涉及的时间超过25年。他发现甚至在已大规模发展的城市附近，也有一些村子忽视了新的商业影响。 我们考查了土地占有关系，以及伴随的非农业劳动和农田作业的状况，把民国初期与1939年——这时农村处于城镇迅速扩大的冲击之下——之间农村的变化作了比较。与民国初期相比，近年（在沈阳周围）运输、商业和工业已有相当大的发展。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农业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所运用的同样耕作技术继续沿用到现在。我们调查的苏家屯镇附近的村，离沈阳很近，农民们本可以把农田经营得更好一些。不幸的是，这里的粘土非常不适合种植蔬菜。目前这些农民自已还要购买蔬菜。如果农民反过来为苏家屯和沈阳供应蔬菜，我们知道他们就能够极大地增加他们的农田收入。但是，他们既不努力改进土壤的质量，也不努力提高蔬菜之外的农作物的产量。 幸运的是，离村仅仅几公里有一条河，农闲时节河里的船运沙。农民们不是可以用这种办法取一些表土加到他们的粘土地上，从而改良他们的土地吗？但是农民们说他们不能这样做。“钱从哪里来？我们的劳力不够。” 情况就是这样，没有人有任何改进村社的计划。单从这个实例来看，难道就没有机会逐步改进耕作方法了吗？相反，农民继续依靠传统的耕作方法，并不积极进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是没有进步的希望的。1 许多农民，像沈阳城外的村民一样，对新的市场扩大毫无反应，因为他们对生产更多供出售的剩余农产品费用和利益的认识——不是用其他方法利用他们的资源——与局外人（像这些日本研究人员）完全不同。有些农民像沈阳周围的农民那样，宁愿去城里工作，而不愿意合作种蔬菜。在城市，他们的报酬可能会高一些，在那里他们也可能遇上更多的社会机会。一般地说，农民的认识不一，意味着某些地区能从市场对粮食和特种作物的新需求得到很大的利益，而另一些地区则否。更有一些地区趋于衰落，因为新城镇的成长和铁路的发展全都绕过了它们，或者破坏了它们传统的市场销路。 新的市场发展，也影响到农村的手工业生产、就业和收入。例如，从日本、印度和英国进口机纺细纱，只是在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增加，此后下降了。2情况是进口棉纱便宜，比农家纺的本国棉纱拉力大。村民织布（土布），开始用更多外国棉纱替代国产棉纱，特别是用作纬线。3许多商人开始向农村和集镇上的农民织工提供外国棉纱和现金，以交换他们的布。这一新的农村投资体系，第一次出现在潍县（山东）、高阳（河北）、郁林（广西）、兴宁（广东）和常州（江苏）等县。19世纪70年代之后，发生了一次复杂的农村资源再分配：在某些地区家庭纺纱衰退了，而在另一些地区家庭织布却有所增加。1茶叶、丝绸和陶瓷产地的经历也有相似的过程，因为扩大的贸易和新的商品迫使手工业生产逐渐改造。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第二个10年期间，这些变化对各种类型的农村手工业的净效应是极端复杂的。总的印象是，并且也仅仅是，扩展大于收缩，但是这一课题仍需更多的研究。 新出现的农村经济 尽管各村之间供应市场的剩余农产品在数量上差别很大，但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农村调查表明，平均说来，家庭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比例是很高的。例如，在北满的一次调查（1922—1924年）发现，农民出售他们48%的农产品。2同样，卜凯在1921年至1925年间搜集华北和华东的农田资料，也发现大约50%的家庭收入来自市场销售，不论这些家庭是租入土地，部分拥有，抑或全部拥有耕地。3 但是，把这些家庭加以分类，并按耕地规模和财力对它们加以比较时，可以明显看出大农户赚的钱是小农户的二至五倍，同时他们从市场销售赚得的钱也高得多。事实上，一些对丰润县（河北）典型的华北农村的调查表明，富有农民的总收入中，非农业收入来源所占的份额是很小的。4扣除包括消费支出、赋税、折旧和意外费用在内的全部农本后，最富有农户的剩余部分要远远超过其他的农户。虽然这些农户提供该村上市剩余农产品的最大部分，但是与拥有部分耕地的农户和佃农相比，他们对每单位谷物产量的投入也少一些。由一小群富有农户提供全村上市余粮多达一半或更多，这种模式决非罕见。1 另有几个其他市场特性与农户的规模有关。农户调查资料表明，小农户为上市农作物投入的土地和劳力要占更高比例，同时，这样的专业化——专门生产经济作物或特种粮食——要求农户投入更多的劳动。2另一方面，大农户为上市作物投入的土地和劳力比例比小农户要小一些。看来，这一时期农户的数量成倍增加，农户的平均规模继续下降。同时，更多的小农户利用农地价格的上涨，开始从事专业化生产。劳动报酬的提高使小农户能从市场购买粮食，因为他们生产规模小，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粮食。由于专业化生产和交换的增加，无论大、小农户，单位土地一年中投入的劳力都比过去多。但是，这样的发展使小农户仅能支持下去，不妨说，仅免于遭没顶之灾。如果遇上歉收、意外债务或市场交换价格不利，他们的生活立即就变得悲惨而无保障了。 总之，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兴建铁路之后，农业迅速商品化，使得大多数村民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并且支持小的城镇逐步发展。这种土地制度针对新的市场压力，作了许多调整，没有造成农村的严重失业，没有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也没有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这是一种脆弱、复杂和相互严重依赖的农村经济，一旦面临外界的严重打击，就会迅速波及整个农业，从而成为生产和交换严重脱节的牺牲品。 1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90页。 2 史坚雅：《农业中国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2部分》，第211—228页。 3 黄炎培和庞淞编：《中国商战失败史》，后以《中国四十年海关商务统计图表 1876—1915》为书名再版发行。 1 珀金斯：《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155页。 2 林颂河：《统计数字下的北平》，《社会科学杂志》，第2卷第3期（1931年9 月），第385页。 3 关于在战后菲律宾进行类似的城镇人口构成模式观察，见艾伦·c.凯利： 《需求模式、人口变化和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第83卷第1期（1969年 2月），第110—126页。 1 r.t.香德：《在原始经济中的买卖和专门化的发展》，《经济纪录》，第41期 （1965年6月），第193页至第206页；见第200页。 2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村之诸问题》，第1卷，第103页。 3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华中农村的社会状况》，第2页。 1 弗里德里希·奥特：《中国谷物产量与谷物进口的相互关系》，《中国经济杂 志》，第15卷第4期（1934年10月），第338—414页。 1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室：《都市发展影响下的一个农村的变化》，第44— 45页。 2 马若孟：《棉纺织手工业与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第 18卷第3期（1965年），第614—632页；见第619页。 3 布鲁斯·l.雷诺兹：《纬线：中国手纺纱线的技术禁区》，《清史问题》，第3 卷第2期（1974年12月），第1—19页；见第1页。 1 马若孟：《棉纺织手工业与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第621—624页。 2 满铁太平洋问题调查准备会：《从农家之经营和经济状态所见满洲农家和华 中农家的比较》，第60页。 3 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第65—80页。 4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昭和12年度农家经济调查报告：丰润县宣庄镇，米 厂村》，见附录。 1 马若孟：《近代中国农业的商业化》，载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 济组织》，第173—191页；见第186页。 2 同上书，第184—185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1918年安福国会的选举 对1918年国会选举的研究表明，在相对来说的早期阶段，宪政的形式和宗派主义的现实相互渗透，那时二者看上去尚能共存。1917年6月13日，在守旧的将领张勋力图使清帝复辟的短暂过程中，1913—1914年选出的民国第一届国会第二次被解散。张勋被效忠段祺瑞的力量逐出北京，段复任国务总理。段祺瑞以前在内阁任职时，将国会视为眼中钉，现在他决定换掉它。他的借口是，击败张勋复辟是再造民国，应当遵循辛亥革命的前例，召集临时参议院起草新的国会组织法和国会选举法。选举新议会将给民国一个新。只换国会不换总理，当然说不过去，南方5省拒绝参加。然而，临时参议院还是于1917年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由段祺瑞的追随者及结盟派系成员控制的临时参议院制订了选举人数更少、更顺从的国会的条例。 选举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选各省的选举人，他们稍后开会再选举国会议员。例如，在江苏省，众议院初选和复选的日期分别定在5月20日和6月10日，参议院初、复选日期为6月5日和20日。第一阶段众议院选举，被英国驻南京领事翟比南描绘成“一次**和流氓作风的真正胡闹的活动〔原文如此〕1”。他写道：“选票行情和日常的市场涨落一起记录在当地报纸上，就像一件可买卖的商品，与大米或豆饼或其他商品的地位相等。”选举监督截留大批本应分发给已登记选民的选票，填上假选民的名字，投入票匦，或雇佣“乞丐、小贩、算命先生、农民及诸如此类的小人物”投票，这些都非罕见。另外，选举助理也可以将一批选票卖给候选人，由他按同样方式处理。有些候选人由于未能买到足够的选票，就雇佣流氓到投票站去抢。还有候选人付钱给另一些候选人，让他们退出竞选的例子。翟比南报告说，在第一级参议院选举中，情况较为平稳，因为选举人较少，更容易收买所有选票。2 在第二阶段选举中，候选人“开始认真地竞相出价”，在此阶段，众议院的选票从150元至500元不等。因对选票价格争论不休，选举一再推迟。我们有来自天津的报告，如果说江苏的城市与天津有什么相像之处的话，那就是茶馆、酒肆和妓院的生意，由于候选人招待潜在的支持者，以及利用那里的房屋商定选票交易而从每年春节后的冷淡中恢复过来了。天津的作家问道：“谁谓选举无益于小民哉？”3 段总理的选举机器安福俱乐部，在江苏有一个分支机构，称为“雅园”，大概是根据安福系的使者们在南京款待未来的支持者及用金钱换选票的那座建筑物的名称而得名。翟比南报告说，尽管“该省大部分人强烈反段”，第二级众议院选举的结果是，安福俱乐部赢得了3/4的议席。1安福系在江苏的主要对手是研究系。在众议院选举中行动不力之后，研究系作出“极大的努力”以赢得一些参议院席位，多亏其盟友、江苏督军李纯发起的“虽不引人注目却是强有力的竞选运动”，它才在复选中在参议院设法收买到了几个议席。2 据报告，每位参议院候选人的选举费用为4万元。安福俱乐部在江苏的投资，据一位观察家的估计为10万元，据另一位观察家的估计，仅参议院选举即达16万元。3安福俱乐部，由于向无力收买议席的候选人提供经济援助，和让不接受经济援助的候选人在它的旗号下当选相比，能够保证它在未来国会中得到更忠诚的支持。 尽管安福俱乐部在其他省份也花费了大笔金钱，但很少地方出现江苏那样无把握的结局。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爵士在报告中只是稍加夸张。“各方面的结果都符合控制选区的军事领袖的意见”。4当然，议席带来的利润和荣誉，甚至足以在主宰当地的地方军阀的拥护者们当中，激起竞争而买卖选票。但在大多数省份，只是省代表团的准确组成不明确。其政治上的结盟是事先确定了的。 在向新国会派遣代表团的17个省中，13省的军阀与段祺瑞结盟。这13省中，有11省的代表团实际上加入了安福俱乐部，成了它的组成单位，并在对家乡军阀的愿望作出反应的领导人带领下，作为一省、二省或三省集团或代表团在俱乐部内活动。两个与段结盟的军阀控制的省在其代表团中显示出强大的非安福力量。3个由支持段的对手冯国璋的军阀控制的省及中立的浙江省，也产生了混合的代表团。特别行政区蒙古、西藏、青海和所谓“中央选举会”（分为6部，由少数名人在北京组成）的代表团中的亲安福势力极强，因为它们都是在中央政府的直接影响下选出的。 简言之，安福俱乐部赢得了重大胜利。在470席的国会中，安福系控制342席。其余128席中，研究系控制约20席，交通系也许占50—80席，其他席位由无党派独立候选人占有。 随着议员们1918年8月到京，各派建立了俱乐部，以便联系和动员。在以后两年内，俱乐部将是国会里的主要组织。最大的当属安福俱乐部。它的总部一直在北京的安福胡同，秘书处设在一个更宽敞的场所，可以在那里召开全体会议。秘书处分5个部门，每一个部门又分若干科室。每个部门都由一名俱乐部的领导成员监督，科室则由指定的俱乐部官员管理。 为了内部管理，俱乐部章程制定了详细的制度。有评议会、议员会和政务讨论会。但实际上，俱乐部由少数几个创办俱乐部并控制其资金的小团体操纵。俱乐部的决策是在这个集团的成员当中和他们与其俱乐部外的政治盟友之间的非正式商议中作出。然后，省代表团的领导再将决定传达给在北京各处的省招待所举行的各代表团的非正式会议。这些会议将调处任何问题，所以当俱乐部正式召集决策会议时，会上通常只有领导人的发言及几乎无异议的象征性投票。 领导层很有能力，以致剥夺了议员们指望从总统、副总统、议长、副议长候选人及内阁职务的被提名者那里得到的贿赂收入的相当部分。在缺少大笔贿赂的情况下，议员们的收入来自他们每年5000元的政府工资，加上作为津贴的每月从俱乐部收到的300元，该款以支票形式支付，只能在俱乐部的会计部门兑现。俱乐部还另付300至400元给省代表团的领导们及担负其他重要工作的议员们。一些知名议员的收入还要加上政府闲职，如各部的顾问职位或政府的谘议委员会的职务的工资。此外，安福议员常可以在众议院秘书厅因任人唯亲而臃肿的机构中安插自己的亲戚和朋友。因为俱乐部成员不能通过惯常的受贿方法补偿在议席上的投资，他们不得不竭力维持俱乐部在国会的优势，以使其领导能保住势力和政府职位，那是月津贴和干薪的根本来源。俱乐部在国会的优势因而有助于加强它在国会耍花招时的内部纪律。1 安福俱乐部的纪律以及它在国会的优势，使国会的活动更加顺利，在这种意义上有助于宪政发挥作用。选举总统是国会的主要任务之一。1918年9月4日，国会几乎一致推选段祺瑞支持的候选人、前清官僚徐世昌。这次选举是民国早期唯一和平的、符合宪法的总统接替。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国会还批准了新总理和内阁的提名，这届内阁是民国早期少数几届经过国会全部批准手续的内阁之一。众、参两院还产生了各自的议长、副议长。但是，交通系和研究系的随机应变的花招阻止了安福系的副总统候选人当选。职位安排问题一经解决，国会就完成了其基本任务。安福俱乐部仍被保留，并不时为段祺瑞的皖系所利用，直到1920年7月直皖战争后国会被解散为止。 1 原文附注——译者。 2 外交部档案228/3279，《截至1918年7月31日的南京情报季度报告》，翟比南，无日期，第15—23页。 3 南海胤子（笔名）：《安福祸国记》，1，第34页。 1 外交部档案228/3279，《截至1918年7月31日的南京情报季度报告》，第24页。 2 外交部档案228/3279，《截至1918年7月31日的南京情报季度报告》，第24页。 3 同上；外交部档案228/2982，急件67，1918年6月18日，翟比南致朱尔典，第2页；外交部档案228/2982，急件72，1918年6月29日，翟比南致朱尔典，第2页。 4 外交部档案371/3184，162951（f16666），急件351，1918年7月24日，北京，朱尔典致贝福，机密。 1 关于安福俱乐部的组织，见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106—110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农业危机 在1920年以前，观察农村情况的人，几乎没有谁对农业即将发生的灾难发出过警报。不论是查阅中国知识界的非官方的印象，还是查阅海关特派员——他们每年都热心地记录下他们供职的周围地区的情况——的官方报告，农业情况都在逐步向前发展，只是有时因歉收而减慢下来。就是在地方这一级上——偶有农村长期情况的仅有记录——也看不到农业生产或收入持续地有过较大下降。江苏省以租佃关系普遍、地租沉重以及佃户与地主间暴力冲突频繁而闻名，该省为财务管理做的土地记录表明，只是在1920年以后才发生收租和交纳土地税的大幅度波动，而在1890年到1920年期间一直是相对稳定的。1 可是在1920年以后，文字记录普遍显示，实际的困难困扰着农业。海关官员一直提到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运输和市场销售混乱，以及遍及全国广泛失控的水旱灾害。w.r.迈尔斯1931年从山东胶州报导，“回顾这10年（20世纪20年代），山东省经历了一系列自然的和政治的灾难；多数乡绅逃往城市寻找临时的避难处，而较穷苦的阶级则迁徙到满洲”。2到1931年，农业形势已变得十分严峻。一项关于14个省，包括大约2.8亿人口和全国主要农业区的粮食问题的研究报告说，就需求而言，供应短缺5%。3 危机的确定与叙述 这不仅仅是个农村人口暂时性的生存危机，而是一系列持续发生的混乱，结果产生了两种新现象。一方面，城市与农村发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分离，因而城市得不到从农村来的粮食和纤维时，更加依赖对外贸易。另一方面，农村的苦难急速加重。大批人群从一个省迁徙到另一个省；饥荒，农民逃入城镇乞讨，妇女沦落，父母被逼卖儿鬻女，大量农村人口失业，农村普遍欠债和被迫出售土地，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上述论断。这些事从前是很少的，现在则是司空见惯。的确，粮食和棉麻的供应中断波及市场，进而波及城市和别的地区，在清朝也时有发生，但并非持续不断，不像1920年至1949年期间那样。尽管统计材料贫乏，谨提供我们现有的材料如下。 首先，在1921年至1941年间，中国变得更加依赖进口粮食。事实上，在这20年间进口粮食之多是空前的，因为农业生产和农村集市销售均遭到破坏，使大城市的粮价相对于其他物价上涨了，从而使得外国粮食第一次变得反而便宜一些。由表1可看出，在1886年至1920年间，每年净进口粮食在20万公吨至35万公吨之间。1906—1910年间进口粮食的增加，可以追溯到1907年超过80万公吨这一极高的进口量。在1880年以前，粮食进口有波动，但一直较低，可能每年在2.5万公吨以下。1886年以后粮食进口突然上升，是由于条约口岸城市的成长，以及华北铁路沿线内地新城市的建设。粮食逐渐从外国购买，直到农民能把更多的资源用于专业化生产为止。1920年以后，粮食进口急剧增加，在那10年里，每年进口接近100万公吨；然后，在1931—1935年间跳到200万公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粮食进口再一次跳跃；但1941年后下降，当时中国被封锁于国际贸易之外，国内的农业资源也由纤维和特种作物转到粮食生产。在饱受战争创伤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仅能自给。总之，我们的外贸统计表明，1920年以后，中国比先前任何时期更加依赖外国的粮食。 表1 中国年平均粮食进口和出口（公吨） 1867—1949年1 虽然中国在1920年到1930年间的出口，比1890年到1920年间有更快的增长率，但这却不是农业出口的情况。在出口总额中，农产品和主要由农业原料制成的手工艺品的价值份额，在1920年、1925年和1930年，与1913年相比要低一些，并且下降了。1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出口贸易中手工艺品、粮食和纤维的数量与前20年相比，是停滞和下降的。 与前10年相比，20世纪20年代价格结构上也开始变化。在1913年至1920年间，南开大学44种粮食商品的价格指数上升了，但是与同期综合物价指数上升的比率相同。此外，粮食与纤维、金属、燃料和建筑材料之间的相对价格没有变化。然而在1925年至1930年间，粮食的价格比综合物价指数上升得更为迅速。2在20世纪20年代，相对价格的类似变化在上海和广州也能看到。3价格变化的这种趋势，深刻地反映了20年代主要城市粮食短缺的状况，比前几十年更为严重，这也证实在这10年间从农村运往大城市的粮食和纤维下降了。 众所周知，1949年以前的农作物统计不可靠，因为作物播种面积明显少报，而产量测算来自很小的样本，可能完全不能代表全国。假定在20世纪20年代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转向出口贸易，可以想象粮食和纤维的综合农业产量，在这10年里围绕固定的趋向线波动，但是除了贸易趋势以外，确证是不存在的。然而在1929年至1937年期间，情况更为清楚，粮食和纤维的产量是停滞的，仅围绕稳定增长的趋向线波动。4在1937年至1949年间，农业总产量，包括牲畜和特种作物下降了，但是在这期间粮食的产量可能很好地保持了稳定。1原因在于农民把他们的资源从生产特种产品和牲畜，转向维持生活必需的粮食产量。 尽管我们掌握的资料不完整，看来似乎有一个明确的趋向，1920年以后供应外贸和大城市的粮食和纤维，与1920年以前相比要少一些。而且1929年以后粮食的生产全然停滞不前。有大量的资料记述了农村经济状况长期内普遍恶化，短暂地恢复后又进一步恶化，据推测总的模式是大多数人的社会经济福利下降了。在这30年间造成农村市场更为不稳定有四个主要原因。 第一，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需求结构的变化是迅速的，常常是不可逆转的，能迫使经济组织把土地和劳力资源分配到其他用途。如果资源所有者不能像需求变化前那样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农户的收入就会下降，土地和劳力就会闲置，资金就会从农业抽走。 第二，农户的资源或收入无偿地或以低于现行交换价值的价格被占用，使得农民不得不减少其开销和积蓄，因而影响到下一轮的生产和交换。这种情况发生在国家或军阀的军队征收新税、没收农民资财，或征集农民劳力从事非农业活动的时候。 第三，是市场对农村经济组织的产品总需求的突然下降。这种总的市场需求下降可能来源自白银出口，和随之而来的货币供应短缺。通常这会很快地伴随货币周转率下降，而后者又对所有商品和劳务的支出产生不利影响。市场需求下降也由于因军事行动而丧失重要市场，或破坏了贸易和运输。经济组织于是被迫举债或出卖财产，以支付生产费用。清理财产常常带来对财富重新分配的要求，这又使收入和土地所有权分配模式更不平等。 最后一个原因，是市场活动因经济组织对自然灾害不能预防，或无法自卫而遭到破坏。洪水和干旱，迫使农民降低销售，使下一季庄稼的种子退化，驱使许多人到别处寻找工作，甚至引起饥馑。一个地区余粮的最终下降，严重影响与正常贸易地区的交换，以致农产品的价格以及粮食和纤维的分配都受到不利的影响。 造成市场不稳定的这四个因素发生在1920年后的不同时期，强度也不尽相同。使它们的冲击不同于前几十年的原因，是国家和私人的经济组织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充足的时间，从前一次爆发的市场不稳定中摆脱出来，就被另一次市场不稳定所压倒。正是由于农村市场的不稳定更加频繁，农民在这30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折磨。我们不妨查阅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对造成市场不稳定的原因及其后果作一简要的考查。 20世纪20年代 1924年以后，至少有七种主要的出口手工产品开始在数量和价值上下降了；另外六种既没有增长，也没有下降。1最重要的手工业——养蚕业和织布业——在这10年中下降了；其他农村工业如刺绣、地毯编织、草编、高档花边、榨油、造纸、茶和糖生产，也下降或停滞。影响养蚕业和织布业需求的变化，有必要评论一下。首先，合成纤维开始取代中国丝，而中国丝曾长期用于生产在西方主要市场出售的服装。1923年至1930年间，中国丝在纽约的价格下降了67%。2这一更替迅速减少了浙江、福建、广东外贸公司对丝线和绸缎的需求。1此外，合成纤维大量输入中国，以致逐渐把国产丝从杭州这样的市场排挤出去。2西田伯太郎，一个丝织业的日本考察者指出，20世纪20年代后期，增长的合成纤维对中国的出口，是“最近期间”对萧条的中国丝织业的又一个严重打击。依他看来，这已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主要的丝生产国。3 中国的棉纺业也未能逃脱困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棉布价格上升给新的农村织布中心带来了繁荣，商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织机和棉纱以扩大布匹的生产。但是1920年以后，外国棉织品重新开始与手工布（土布）竞争。4在天津和青岛的日本纱厂，以前把他们大部棉纱卖给中国商人，由他们提供给织布中心。但在1920年至1924年间，这些纱厂里的机械化织布机增加了三倍多。到1924年—1925年，这些纱厂已开始生产优于土布的机制布。当日本纱厂在口岸城市扩大生产时，中国纱厂仅能维持，受困于工人罢工、经营困难和缺少周转资金。少数像潍县（山东）那样的织布中心，设法获得了便宜的机纺棉纱供手工织布的需要，还能继续经营下去。但是这损害了别的像高阳（河北）那样的织布中心，它们廉价销售。51926年高阳仅生产了544125匹布，而1921年却超过100万匹。6其他织布中心也受到同样的影响。7 这一时期引起市场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可能是内战。1924年至1927年发生了恐怖的暴行，使千百万农民遭难。明争暗斗的军阀们向农民征收各种新税和派款——这一负担又由于铁路阻塞和贮藏设备减少造成销售下降而加重。1就是在1916年，22省中也只有9个省断断续续地爆发战争，但是在1925年至1928年间，暴力看来严重影响了大约15个省。2山东遭到特别沉重的打击，每年有几十万农民由于害怕丧命而逃往别的省份。一份日本人对这一时期军事活动和农民自卫组织的研究报告，描绘出一幅各阶层遭受恐怖和苦难的情景。 不仅到处有纵火、偷窃、强奸，犹如野兽在肆虐，而且谋杀和绑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此外，征集的军粮被匪帮们抢走之后，各种军阀部队又强夺更多的粮食。就这样，同一个地方的农民遭到外来者接二连三抢劫。土匪和军阀的队伍逃走时鸡犬不留。人民流离失所，无以果腹，处境极为悲惨。他们离弃自己的家园；老人、青年和妇女都在向满洲和南方逃去。移民潮水般向外涌去；不管时光怎样流逝，同样的情况仍在继续。3 频仍的自然灾害袭击各个省份，其严重与频繁即使在古时的中国也是不平常的。1918年大旱席卷了北方六个省，50万人丧生，317个县的庄稼严重受损。同年2月，陕西和甘肃发生大地震。1921年，六个省遭受大水侵袭。4次年，台风袭击汕头；第三年，12个省份经受水旱两种灾害。到1924年和1925年，自然灾害的范围更大，冲击加重，因为大量劳力被投入战争，不能动员起来准备自救。云南在遭受严重地震后又遇洪水。另有六个省的庄稼遭受虫灾，洪水在黄河流域泛滥。5 这些灾害，加上暴力与战乱，造成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逃亡运动，几百万人从北方各省逃往满洲。1国内的许多地方农田荒芜。灾难的受益者是军阀的军队，他们的队伍由于增加了很多年轻人和老年人而膨胀起来。这些军队里的乌合之众和歹徒，像成群的蝗虫一样麇集在一起，掠过乡村，破坏沿途的一切。这个国家的主要粮仓之一的湖南，实际上停止了向长江下游的城市运送粮食。2 所有这些发展造成了普遍的农村失业。粮食进口突然增加，以供养大口岸城市。尽管政府的就业统计是极不可靠的，但它提供了灾难的一些征兆。据报导，1925年失业人口超过1.68亿，估计其中8700万是农民和乡村劳动者。3稻米、小麦、面粉、烟叶和原棉的进口自19世纪70年代即有增加，但是速度很慢。然而1921年以后，它们的进口量达到空前的水平。在1921年和1922年间，稻米的进口量一度增加一倍；而在1925年至1926年间几乎又增加一倍。更令人吃惊的是，1923年至1924年间小麦进口增加一倍，而在1925年至1926年间增加七倍。面粉和原棉的进口也出现类似的猛增。4 南京十年 正当农业危机看起来似乎没有尽头的时候，国民党和它的军队打败了北方军阀。1928年和平降临到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方。与此同时，气候也变好了，带来了丰收。但是新的困难又摆在前面。虽然零星的战争还在一些省份继续进行，农民交纳的税收也较重，但是这些对农业人口不像1932年至1934年间某些事件那么令人不堪。从1921年到1931年，当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的打击下而步履维艰时，中国却受益于它的银元贬值，从而在出口的数量上和总值上都有提高。1第一次打击随1932年失去满洲市场而来。第二次打击在1933年至1934年接踵而来，因为美国提高银价之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出口下降，银根激烈紧缩，商品价格暴跌。结果农村经济大规模萧条。 丝织和棉纺手工业原已深深陷入困境，在1932年至1935年间又遭到特别严重的打击。“失掉东北市场对于绍兴（浙江）丝绸的销售有极大的影响：1931年丝绸的产量是156000匹，每匹价32元，总值为5075200元。这与1929年相比减少了43000多匹，损失超过2000000元”。2日本人占领满洲后，他们提高了进口税。这一行动，根据同一资料来源，“有效地阻断了从烟台（山东）进口丝绸”。3大连和整个南满的棉布进口商不再从中国市场购进棉布。对河北的饶阳、定县、玉田、灵寿县和江苏的通州、常德4县，后果极为严重，足以使整个棉纺织业受到很不利的影响。5村民对纱厂的棉纱需求锐减。 在1931年和1932年，当世界贸易开始紧缩时，中国手工制品出口也是如此，其中包括丝、特种丝织品、棉布、草编、纸、瓷器、毛竹、油料和麻布；这些品种一起构成了出口总额的大约50%。农村劳力大量用于提供这些产品，手工业品收入下降使农户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消费。至1936—1937年，这些手工业品的出口，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总值上，仍远低于1930—1931年的历史最高水平。事实上，它们的价格比粮食价格下降得更快。1在1931年至1934年间，天津和上海的茶、烟、酒、牲畜、粮食、棉制品和油料的价格指数持续下降。不久产地的价格也下降了，农民们很快发现较低的销售价格不敷他们的单位生产成本。1934年陈翰笙的报告说，广东农民毁掉桑园，以致桑园面积下降30%以上。2一项研究茶业的报告表明，该作物面积的下降相似。3棉花生产的经济状况对农业人口来说，也同样令人沮丧。 近来，（1932年左右）世界经济崩溃更为广泛，已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中国主要的棉花市场遭到世界棉花市场状况的严重打击，以致在我国各个棉花市场上生产成本都得不到补偿，因为在市场上买方已经下降。4 同一资料来源，继续描述了陕西的棉花生产成本如何超过了市场价格的三倍。湖北和浙江棉花价格暴跌，也榨干了处于居高不下的成本和市场销售下降之中的农民。 但并不只是世界贸易的收缩摧毁了农村经济。1932年大量的银元开始从内地流向沿海城市，这是一个由美国银价上涨引起的金融资本流出农业的前所未有的动向。这正好发生在农村经济亟需贷款的时候。伴随着白银的外流，农业投资利润率急剧下降。1932年至1933年，上海的银行存款增加了一倍多。2 农民们还得忍受另一个打击。过去中国不同地区因为旱涝灾害而遭受周期性的歉收时，地方官员有责任开仓放粮，或从外省购进粮食。但在这一时期，行政权能受到削弱，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成功地采取这样的措施。有些地区甚至开始出现饥馑。1933年一个中国农村调查团来到陕西，在日志中描绘了乡村的悲惨情景。 7月4日（1933年）。我们调查了西碴磨村。西碴磨村有水浇地，水来自一条小河。当干旱发生时，小河干涸，水浇地变成了旱地。在这片水浇地上常种植鸦片，县政府从这块地上收税。今年三月农民不得不吃树皮草根。五月以来，他们除了草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他们还吃油料的渣滓和麸糠等等。现在正在收割小麦，他们才见到面粉。他们将面粉与麦糠混在一起，加上水做成汤，称为“盆汤”。一个人一顿吃不到两块面饼，有些天一人一天只吃一顿。饿死、病死、逃荒、卖身为奴，是为常事…… 7月15日。小唐村比别的村庄更穷得多。在1928年秋，这个村就有农民饿死。这个县小麦的价钱，是每斗八、九元，只有有钱的人才能买得起。县城的城门紧闭，以防农民进入。城里人担心一旦农民进得城来，他们就会偷走一切。2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种情况在许多农村地区是常事，这与列区荷芬和金所描绘的乡村多么不同啊！ 在1931年至1933年间，富人和穷人一样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土地。引起的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极其复杂；许多人家把有钱人的地位让给了别人。193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在陕西、江苏、浙江、云南和广西的17个地区，抽样调查了155000户。抽样涉及的时期是从1928年至1933年。委员会发现，在八个地区内地主户数增加了，在四个地区内地主户数减少了，有五个地区没有变化。1抽样还发现，富裕人家在14个地区减少了，仅在三个地区有增加。拥有一些土地但还获得工资收入的中等人家数，在13个地区下降了，在三个地区有增加，另一地区保持不变。贫穷的户数——指的是收入主要来自工资的人家——在17个地区的14个中有增加。许多富裕家庭既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经济地位。对获得土地的较深入调查也表明，江苏许多中等水平的人家，就在这一水平的人家总数下降的情况下，扩大了他们所有的土地。2在1928年至1933年间，土地分配究竟变得怎样不平等，也许永远无法确定。但是这些变化的基本原因显然是席卷农村的市场不稳，而不是地位牢固的地主阶级上层人士控制了农村经济。 战争年代 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在以后八年里，中国人与强大的对手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其后，在和平终于到来之前，他们又不得不经历了四年自相残杀的内战。一个战争中的国家不仅损失许多正常生产的货物和劳务，也要冒丧失将来生产能力所依靠的资本的风险。战争的时间越长，要求人民为填补损失或消耗掉的资本作出的牺牲也就越大。生产和经济组织的破坏，伴随着社会的变化，使人们逐渐无视道德和习俗，并趋向以强凌弱。 1937年，日本人对华北的入侵，吓坏了商人和放债者，他们关闭店铺相率逃命。如此众多的军队沿大路和铁路运动——中国人逃跑，日本人推进——很快引起征募农村劳力和征用他们的大车和役畜。在以后几年里，除了几次大的战斗外，中国北方的形势很快就稳定了。但是1941年以后，中国的游击战加剧，而日本人以大扫荡报复。战争对华北农村总的影响很难确定，因为对破坏从未进行综合调查。一位中国学者根据1938年至1943年间的地方性调查，试图就战争对农业生产的广泛影响做一个总的估计。 至于作物区的变化，我们可以说由商品作物转向主要的粮食作物。棉花种植面积是下降得最多的；小米、白薯等的种植面积扩大了。高粱是农家的主要口粮，日本军队阻止大规模地种植这种作物，以消除游击队利用庄稼地作为保护屏障。所以高粱的种植面积下降了。但是耕作总面积下降得很少。1 1939年收成特别差，主要是因为气候恶劣。但是到1941—1942年总产量和单产量又恢复到1937年的水平。然后，从1942年开始，农业生产呈现严重下降。 在1943年以后，日本人强化他们的战争，征募了更多的人，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失去农时、役畜和人力短缺，以及农民大力转向更加自足，使耕作质量恶化，并使产量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可能从1940年到1942年的这三年是整个战争期间北方农业最稳定、最好的时期。2 改变土地使用的模式以及劳力和役畜愈来愈缺少，也出现在中国的其他部分。1938年和193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四川和云南，结果，像重庆这样的城市一夜之间扩大到三倍以上。新的城市居民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喜爱猪肉、鸡、蛋、面粉、蔬菜和水果等食品。城市周围的地区生产不了足够的产品以满足需求。价格上涨了，农民于是把他们很大一部分土地和劳力投向这些产品，而不是粮食，从而粮食又供应不足。1到1941—1942年，稻米、小麦和其他粮食的价格开始比照特种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于是农民开始把更多的土地转用于生产这些粮食。与此同时，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使许多青年脱离务农，而去工厂和到运输业做工，更不要说在前线服务了。到1943年，许多迹象表明，西南的农业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极限。农业生产在下降，尽管是逐渐下降。发生了干旱，但是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农业劳动力。2 在和平、稳定时期，农业生产可能会短暂下降，但会很快恢复。而在战时的条件下，当劳动力在播种、田间管理或收获时被抽走，生产就会持续下降。当然劳动密集的作物所受的打击最重。作物的种类和种植周期有很大的地区差异，以致在北方或南方抽掉同样多的劳动力对生产的影响很不一样。 供应最大部分上市余粮的农户，通常要雇用非全日的劳动力。虽然对农作物的需求引起了农产品价格上扬，但是在农忙季节雇用农业劳动力的费用比许多作物的价格上涨得更快。我们知道，在1941年以后，这种情况在四川是非常严重的。3可能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情况也是一样。到1943—1944年，许多农户受困于价格和费用的严峻压力，不得不削减他们的播种面积。大的、富裕的农户仍有足够的土地养活他们自己。然而，削减播种面积造成了总产量下降和土地利用模式的变化。其后果是需辛勤管理的作物的上市量下降得最厉害。甚至向城市销售的粮食也下降了。 战争的负担主要仍落在农民身上。格雷厄姆·佩克1941年在陕西南部和河南北部进行了广泛的旅行，他报告说，军队到处征用农民的大车，甚至农民的家庭成员。不管作者走到哪里，他发现“农民真正关注的一个紧急问题就是国民党征用大车”。1没有大车，秋收的庄稼不能运走；没有大车，冬季就不能为土地上肥；没有大车，农民就不能把粮食运到市场，也不能买回他们需要的东西。另一个沉重的负担就是周期性的征粮，全村要交大致固定的数量。几乎没有一个村能免除。虽然像郑州、洛阳这样的城市被日军占领了，但是那里的生活似乎不像农民那样艰难。佩克描绘了40年代早期华中北部农村普遍的残酷景象。 赋税和征用如此沉重，一般农民都知道，如果天气不如人意，或者如犁头折了，牛死掉，他就要陷入严重困境。大批体格健全的年轻人被征走了——有些村庄约占他们的3/4——只有老人、孩子和孕妇在地里正常劳动，大多数家庭才能够维持下去。2 在1949年和1950年，**的土改队来到北方农村，实地检查土改的进程。他们报告说，他们到达的每一个村庄，在1937年至1949年间，牲畜、农具、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在平原县（河北）3，1949年粮食产量仍低于1937年。4对山东省49个村的一次调查，发现1949—1950年每户的平均耕地面积低于1931—1936年的平均水平。农具供应量也下降了，粮食产量也低一些。1 这些年的历史记录呈现出的农村贫困的惨淡情景，已被许多评论者加以说明——与我们在这一章前面部分提出的观点相左——作为情况从来没有什么不同，乡村从来没有过过好日子的证据。显然，农业中国为这30年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灾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 村松祐次：《近代江南之租栈》，第723、725—727、732、734—737页。 2 海关总税务司：《十年报告，1922—1931年》，第442页。 1 粮食进口包括稻谷、小麦和面粉；粮食出口包括高梁、小米、小麦和面粉。1867 年到1949年之间资料单位为担，以20担公吨的比率换算为公吨。 资料来源：1867年至1949年间的资料来自萧亮林（音）：《中国外贸统计，1864— 1949年》，第32—33、83页。 1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卷，第63页。 2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南开指数资料汇编》，第14—15页。 3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 年）》，第126、184页。 4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922页。我已从该书列举的生产数据编出出产指数，并利用1935—1937年价格权数算出粮食出产价值以证实这一说法。 1 这类趋势在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第15—16页列 举的九省农产品收成报告中是明显的。 1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卷，第64—65页， 贸易统计数字取自海关报告。 2 同上书，第3卷，第4页。 1 同上书，第3卷，第7页；东亚研究所：《中国缫丝的世界地位》，第63页。 2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1840—1949》，第3卷，第5页。 3 同上。 4 同上书，第3卷，第17页。 5 同上书，第3卷，第18页。 6 同上。 7 同上书，第3卷，第19—25页。 1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59—589页。 2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09页。 3 满铁，小泽茂一：《中国的动乱与山东农村》，第3页。 4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19页。 1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59—660页。 2 同上书，第2辑，第632页。 3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卷，第66页。 4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74页。 1 吴大业：《世界经济衰落中之中国》，载方显庭编：《中国经济研究》，第1卷， 第45—56页。 2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卷，第392页。 3 同上书，第3卷，第393页。 4 查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第396页无江苏棉织业，亦无 常德棉织业；第397页有常熟棉织业，第398页有南通（即通州）棉织业。据 此，原文“ch′ang-te”（常德）疑为常熟之误——译者。 5 同上书，第3卷，第396页。 1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15页。 2 同上书，第3辑，第627页。 3 同上书，第3辑，第629—630页。 4 同上书，第3辑，第678页。 2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第164页。 2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第164页。 1 古岛和雄：《旧中国土地所有制及其特点》，载山本秀夫和野间清编：《中国农 村革命的发展》，第41页。 2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五种：江苏省农村调查》，第 1卷，第25、28、30页。 1 马黎元：《战时华北农作物生产及敌伪对粮食之掠夺》，《社会科学杂志》，第 10卷第1期（1948年6月），第65页。 2 同上书，第71—72页。 1 董时进：《抗战以来四川之农业》，《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 2月15日），第48页。 2 同上书，第51页。 3 王银元：《四川战时农工问题》，《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4年6 月），第107—108页。 1 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关于中国投入革命的亲身经历》。第260页。 2 同上书，第312—313页。 3 应为山东剩——译者。 4 中央农业部计划司编：《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汇编》，第149—150、 160—161页。 1 同上书，第224—236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宪政理想的衰落，1922—1928年 很难确定自由共和国从有活力的理想变成遗忘了的目标的日期。也许中国人对于宪法制度下政治家的正直诚实的期望高得不切实际。正常的政治妥协被视为背叛，策略上的转变被当成缺乏原则的证据。然而，新的开始仍能使人重新抱有希望。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就任总统便是一例，1918年安福国会的选举推选徐世昌为总统则是另一例。但宪制第三第四次恢复又失败，对宪政幻想的破灭感是深刻而普遍的。原因之一也许是1922—1925年北京的种种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酷地暴露了宪法伪装后面的派系政治的现实。 宪法恢复又衰落的第三次循环始于1922年春第一次直奉战争（见第6章）后不久。直系（以曹锟和吴佩孚为首）希望将其对奉系的胜利扩展成它领导下的全国统一，他们及其盟友发了一系列通电，要求徐世昌辞去北京的总统职务、孙逸仙辞去广州的总统职务，并提出在黎元洪领导下“恢复法统”。（黎于1917年被张勋赶下台，导致现在被直系宣布为违宪的安福国会的选举。）在接受职务之前，黎元洪要求军阀们同意“废督裁兵”的政策。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后，黎元洪来到北京，为此目的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和任命。有些军阀甚至将自己“督军”的头衔改为“军务善后督办”。黎元洪还采取行动以裁撤冗员，惩办**，恢复政府信誉。1 黎最主要的成就是任命包括若干有声望、有现代化意识的律师、外交官和教育家的所谓“好人内阁”。新的财政总长是在牛津受过教育的罗文干，他从最高法院辞职后加入内阁。罗通过重新谈判所谓奥地利借款、减少现有政府债务的2亿英镑并得到一张供政府立即使用的8万英镑支票，很快证明了他的能力。由于涉嫌非法程序及个人贪污，根据总统令，罗于1922年11月18日午夜被捕，这是一次戏剧性的震动。 争论罗文干有罪还是无辜的文章充满了报纸。似乎众议院议长、副议长18日晚曾访问黎总统，提出罗的若干罪状，并提出贪污的旁证。黎元洪当即冲动地（也许是非法地）发布了逮捕罗文干的命令。尽管黎很快就后悔，但他不能收回成命；内阁辞职，罗的案子被交到法院，一年半后，他被开释。 这一事件的根源是好人内阁未能利用国会政治（黎元洪复职后马上恢复了“旧”国会）。该届内阁由于采取了“超越党派”的立场，未与国会派系发展关系并向有军阀作后台的议员提供足够的资金。国会曾试图以质询和弹劾案困扰内阁。两位议长也许没想到，黎元洪的幼稚行为会使他们针对罗总长的花招像事实上那样是毁灭性的。 黎元洪设法任命了接替的内阁，继续当总统。但吴佩孚的上司、直系领袖曹锟越来越急于自己当总统。甚至在1922年底，他的代理人就开始组织政治俱乐部，以便在国会为选举拉票。11923年初，当孙逸仙回到广东，领导致力于从军阀主义下解救中国的新的军政府时，这一问题尖锐化了。然而，对在黎元洪任期内有无任何机会上台存在重大疑义，不论曹锟或国会都未采取行动召集总统选举。 1923年6月6日，4位忠于曹锟的内阁成员突然提交辞呈，指责黎总统对内阁职责干预过多。这迫使内阁总辞职。随后几天，北京驻军的官兵在总统府示威，索要军饷；警察罢岗；“市民”有组织的示威包围了总统府；驻军及警察的指挥官提交辞呈。6月13日，正值1927年黎元洪屈服于张勋政变6周年之际。遭围困的黎元洪逃出北京，宣布他打算在天津继续行使总统职权。但他的列车在杨村被驻在那里的曹锟集团的一个将领拦截。在离京后约9小时，黎元洪于午夜签署了一份辞职声明。尽管他在抵达天津英租界得到保护后，立即否认了该声明，北京还是成立了看守内阁，在选举继任者之前接管总统职责。 然而，新的障碍又出现在曹锟面前。在政变中及政变后，国会的法定人数走散。对曹锟的野心怀有敌意的政治领袖——满洲的张作霖、浙江的卢永祥、南方的孙逸仙，以及其他的人——撤回了他们在国会的支持者，而其他议员已在惊慌中逃散。公布的一项文告称，要将国会迁往上海，黎元洪将在那里重整旗鼓，另建政府。还提供了一笔资金，以负担议员的赴沪路费及在沪的食宿开销。 为了在北京重新组织法定人数，曹锟的助手们提出针锋相对的建议。北京将支付从上海返京的路费，每周还有一笔参加国会非正式讨论会的慷慨酬金；将修改国会组织法，使在国会的任期不再是有限的一段时间，而是无限期延长，直至选举新国会为止；选举总统前先完成宪法；总统选举时每位议员将得到5000元谢礼。北京的国会人数逐步上升。 与此同时，黎元洪离开了天津。他抵达上海后发现，当地军阀不愿意冒险接待有争议的对抗的政府，他很快就去了日本。上海的替代政府就此垮台。在北京，国会的与会人数增加了。尽管“几乎完全没有公众关心的任何明显迹象”，1选举仍于10月5日进行。10月10日，曹锟就职。当天公布了中国新的永久性宪法。尽管该法拟订得很好，但颁布该法的肮脏背景损坏了它的效力。报章所揭露的每个亲曹议员收取5000元贿赂的消息，更加剧了公众对“猪仔议员”和新政权的厌恶。1 据估计曹锟为居住到被拘泥礼仪的沉闷气氛笼罩的总统府，花费了1356万元。他不是一位积极行动的总统。在未选举新国会时，旧国会仍召集会议，国会辩论有时发展成为混战。但这是家庭口角。正如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爵士1924年6月在报告中写的：“过去5、6个月中，北京的政治局势异常平静，并且……没有倾向于削弱或加强曹锟总统及中央政府的特别进展。”2 同时，导致北京另一次政变的军事活动日趋成熟。驻扎在北京附近的直系军事家冯玉祥接到命令，向北进军，迎战奉系。但与此相反，冯玉祥进了北京，废黜了曹总统，并要求结束敌对行动（见第6章）。 冯玉祥的政变显然使曹锟宪法失效。为拼凑一个可接受的政治框架，段祺瑞被邀再度出山。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他仍怀着国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对时代的需要做出反应。段祺瑞争辩道，又发生了一次革命，所以，他于11月24日就任“临时执政”，在拟就约法之前暂时集总统和总理职责于一身。新宪法的草拟过程空前复杂：首先，召开代表主要军事和政治势力的善后会议，为全国团结作出安排；然后，在善后会议确定的条例下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最后，国民代表会议开会，通过宪法。 段祺瑞的计划对厌倦的民众没有什么号召力，但有些政治家愿意参加。善后会议于1925年2月1日召开。 在历时3个月的会议上，160多位代表讨论了30多项议案，包括遣散军队、整顿政治、税制、教育经费、查禁鸦片，还有其他议题。会议通过的议案中有一项是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1925年8月3日成立，12月完成宪法草案）的规则和选举国民代表会议（但从未实行选举）的规则。同时，段执政又召集临时参政院，行使临时立法权。机构安排十分圆满，讨论十分严肃，国会活动十分认真，以致人们可能认为执政府的成员们没有看出在他们周围爆发的革命。 宪政抑制不了这时日益强大的野蛮势力。在革命的动乱中，北京又发生了一次政变：1926年4月9日，段祺瑞的贴身保镖被解除武装，段被免除了执政的官职。 在刚取得统治地位的军阀们争论邀请谁来就职时，北京在几个星期内不存在真正的政府。随后，建立了一系列摄政内阁，“行使执政权”。最终，张作霖解散了最后一届摄政内阁，于1927年6月18日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他任命的内阁大部分成员是他的追随者。最后还要发表任命，分配资金，应付外交使团。但当国民政府的军队1928年6月8日进入北京时，中国的议会民主试验结束了。 变革的浪潮将富人和幸运的人冲到条约口岸外国租界的岸边。一位天津居民回忆道：“在社交上，生活……十分有趣、迷人”。以前的满族皇帝安逸地住在日租界一座大宅子中，前总统徐世昌在英租界的一所房子里欣赏文学和从事园艺。曹锟偏好独居，但在生日时也接待一些朋友。“段执政（祺瑞）相对较穷——事实上，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在他忠诚的追随者之一提供的一所住宅里。他用一部分时间研究佛教，也喜欢打轻松的麻将……有时被问及中国内部纷争的原因，他总是给予佛教的解释，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正被派到地球上来的恶魔的古怪行为折磨，动乱将持续下去，直到恶魔被斩尽杀绝。”1 宪法未能像广大中国人期望的那样控制冲突，导致团结，对此，后来的分析家同段祺瑞一样迷惑不解。为什么会这样，至今仍有争议。有些人的解释是，管理政府的都是些自私、虚伪的政客，他们破坏了法律。另一种看法是，北京政府不过是地方黩武主义制度的一件外衣罢了。本章论述的是，宪法体制由于参与的分子热衷于派系斗争而耗尽了自身的活力。 1 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189—193页。 1 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201页。 1 外交部档案371/9812，急件586，1923年10月17日，麻克类致寇松。 1 关于“猪仔议员”及公众的普遍反应，见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第218—219页。 2 外交部档案371/10243，f2665/19/10，急件400，1924年6月23日，北京，麻克类致麦克唐纳，机密，第1页。 1 颜惠庆：《1877—1944年的东-西万花筒：自传》，第174—175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6章 农民运动 中国革命通常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革命，甚至被认为是农民革命的原型。的确，如果没有农民武装和如此众多农民的支持，中国**人就不可能取得政权。然而，很简单，如果没有**人，农民也决不可能孕育出革命思想。 为证实这一论断，这章将首先论述农民的骚动；它是自发的，与**运动同时发生，而又独立于**运动之外，并由汲干农民收入的三种主要渠道，即地租、利息和赋税所激起。1第2节在概述那些不是由地租、高利贷和税收引发的骚动后，将概述民国时期农村骚动的类型。不论第1节中所分析的骚动，还是第2节中所涉及的骚动，显然都是农民发泄愤怒的传统方式，突然爆发又迅即消失，对现行秩序极少形成威胁。简单地说，在农民能自发地做到的，与在**领导之下农民所能做到的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因此，第3节将考察**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及其克服这些困难所采用的方法。利用农民作为基本力量推动革命的胜利，这既是难得的机会，又是巨大的挑战！中国革命的鼓动者们变成了夺取政权的行家里手，他们忠实于列宁的教导和榜样（不必考虑是农民，而不是工人构成了基本力量）接受了这一挑战，克制与狡黠并用——不仅激发起热情，还引起怨恨——克服了这些困难。 关于农村各类骚动和风潮发生的相对频率的统计，有必要预先警告，由于来源的多样和细目的多变，这些统计表和百分率只对准确性提供一种迷惑人的保证。例如，在南京统治的10年间，记录或仅仅提及的近千起事件中，只有100起根据有用的资料能以准确的细节叙述，这些资料有的只有几行，有的却有几页或多至几十页。这1000起事件中其余的那些，我们只能从不过一、两行的概述1中极粗略地看到；更糟的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是一般地提到，完全没有提供细节。2此外，某些被分别记录于这种或那种记载中的事件，却可能与同一事情有关。1936年上半年，在苏州专区（江苏）记载下来的20个抗税案例中，大部分就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每一案例都应单独对待？1再者，在哪一点上（持续时间、涉及人数、暴力程度），农民的愤怒表示能被视作一起风潮？而且，一起风潮在什么时候就成了一场起义？换言之，我们必须认识到所记载事件的重要性是不一致的。 由于这些原因，在任何事件中，任何统计评价的可信性都可能为资料所提供信息的无法比较的性质所损害，而一种统计评价若把不能进行比较的事情（种类、持续时间或重要性迥异的骚动）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恰恰足以证明这种统计评价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 关于方法论的最后一点是，我们所了解的农村骚动的样本，对那类持续时间较长的骚动的频率并非很有代表性，也完全不能代表其空间分布。例如，我们是否应当把从20年代到30年代记载下来的抗税风潮次数的增加归因于土地税的增加，同时农作物的价格下跌（从而纳税人的收入也降低了）？或者我们是否更应当把抗税风潮次数的增加归因于目击者（新闻记者及其他知识分子）对农民处境更加关心？（可能两者兼而有之，但比例如何？）当许多目击者在上海的报纸上写文章时，我们所知道的占压倒多数的事件也发生在江南（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2内地，特别是西部的省份，很少有报道；而在这些省份，专区和县远离省会，情况更是如此了。 杨庆堃曾进行一次统计分析，不是对民国时期，而是对19世纪（1796—1911年）。1对那一相对长的时期，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不仅包括农村的骚动，也包括数量更多的城镇风潮和冲突，土匪活动，以及为帮助政府满足军费开支而筹款，更不用说与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有关的1600起事件）。对于民国时期的史学家来说，把可与杨庆堃所分析的6643起事件和群众行动（也就是说每年平均58起）相比的每年的总数加以比较考虑，并非不可能。然而，如果不确定的结论少一些，在某些情况下重复的结论少一些那就好了。一方面是他的雄心勃勃的课题2谨慎而有争议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他的关于家庭、乡村和宗教的名著的非常有价值的发现，这二者之间存在鲜明的对比。3罗伊·霍夫海因茨所作的“生态学”研究的令人失望的结果，与这位历史学家用传统方式研究4所提供的大量信息储存这两者之间的对比，同样有说服力。当然，本章所用的定性方法本身也会有主观主义之类的明显弊端，但这样的方法至少不会显示出一种名为用科学方法确定的，而实际有可能导致错误的貌似真理的外表。 1 见乔尔·s.米格代尔：《农民、政治和革命：第三世界中对经济和社会变革 的压力》，第89页上的图表。 1 参看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抗税抗租26起 （第3辑，第1021—1023页），与盐税有关或盐工造成的风潮24起（同上，第 1023—1025页），与水和水利工程有关的纠纷21起（同上，1026—1028页）， 与土地有关的纠纷6起（同上，第1026页）以及抢劫27起（同上，第1031— 1032页）。又参看全在1934年发生的与盐有关的风潮43起（《中华日报》， 1935年4月4日），以及同年发生的分属其他六类的事件一百余起（《中华日 报》，1935年2月27日；3月6、13、20、27日；4月18和25日）。这些表 的另一缺点是，尽管它们所含信息稀少，却有时提醒人们是否应当怀疑甚至 拒绝某一特定事件或风潮的分类。 2 例如，1932年5月11日至6月10日江苏无锡县抢劫25起；两周内（1934年 7月25日至8月8日）浙江东北部嘉兴县王店镇一地抢劫40余起。分别见冯 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3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b/ 1070，附件5；又仅在1932年夏陕西省田赋风潮70起（《中国农村经济资 料》，第2卷，第413页）；牵涉佃农的事件197起，大多是1923—1932年间 在江苏和浙江发生的，也就是说在跨南京10年和以前10年时期，见蔡树邦： 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东方杂志》，第30卷第10期（1933年5 月16日），第26—38页。也应注意抢劫和其他重要性小的事件，因为资料只 提到抢劫和小事件在某时某地（如1932年5月和6月在浙江和江苏的蚕茧 产区）“很多”乃至“几乎每日发生”，几乎无法估计其次数（《中国近代农 业史资料》，第3辑，第1030页）。上面提到的王店的40起抢劫和无锡的25起抢劫证实抢劫具有“几乎每日发生”的性质；而后一资料只表示1932年5月 11日至 6月 10日间在县里发生的少数劫案；大多数劫案在报纸上没有报道，所以没有记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3页）。 1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1—1022页。关于苏州抗 税，见本书第6章第1节。 2 一位资料编集者很公正地提到，素有中国“天堂”美称的江、浙两省的劫案 记录数只不过表明江苏和浙江的新闻界优于其他省的新闻界。（章有义编：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32页）。 1 杨庆堃：《关于19世纪中国民众活动的若干初步统计模式》，载魏菲德和卡罗 林·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174—210页。 2 “它企图用计算机处理过的历史数据作为一种探索手段来辨识民众活动事件 的量值和构形……”，杨庆堃：《关于19世纪中国民众活动的若干初步统计模 式》，第174页和注1。 3 杨庆堃：《**革命中的中国家庭》；《一个**过渡初期的中国村 庄》；《中国社会的宗教》。 4 小罗伊·霍夫海因茨：《中国**胜利的社会生态学：农村影响模式， 1923—1945年》，载鲍大可编：《中国**的现行政治》，第3—77页；《大 浪潮：中国**农民运动，1922—1928年》；《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在 农村的中国**人，1923—1927年》（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66 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6章 军阀时代：北京政府之下的政治斗争和黩武主义 1916和1928年之间的时期通常叫做“军阀时期”，其政治可以从两种观点予以分析。从各省的观点需要对区域性的黩武主义进行研究，而从中央的观点则要求对北京的法制和军事斗争进行考察。这两种观点将有助于我们评价军阀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自发的抗租抗税 佃农与地主之间的纠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记载的非**的农民活动中，抗租是个受到重视的范畴，因为它最能表现被剥削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抗租有时被单独提及，有时领先于文献根据更充分，但在社会性上却较不纯的抗税范畴，在档案馆和汇编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一事实导向夸大佃农的反抗。在民国时期这种反抗增多了，但仍限于少数，它引起的争端和对抗，多于真正的风潮。 在真正的风潮中，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冬至1936年春骚扰苏州附近乡村的那一次。那里为数众多的非在乡地主——其中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土地位于何处——以及一些在乡地主有委托催甲收租的习惯，由于催甲的**和勒索，他们为人们所痛恨。1然而，古老的催甲制度并不是引起暴乱的唯一原因。它是由连续两季歉收引发的。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地主们决定1935年不向派来评估灾情的现场“灾情视察员”报灾，特别因为佃农们上一年曾同那些上报灾的人进行过斗争。县政府曾因此要求所有的佃户自行“申报灾情”，但地主们怀疑灾情被夸大，于是他们以他们计算的容许的减租额，自行削减了佃户申报的损失总数。引起佃农不满的另一个原因与用实物折合现金交租有关：恰在地租被固定前，苏州一担稻谷的价格从8元跌至7.5元，结果佃户们被迫多交1/16的稻谷，而表面上地租并未改变。引起佃户们愤怒的第三个原因是度量衡的改变（一老担如今等于1.6新担），这引起佃户们误解，他们误认为增加了地租。 风潮始于1935年11月，当时在歉收最为严重的一些村和区，官员们开始试图收租和逮捕欠租的佃户。在要求减租的请愿失败后，数千名农民要求释放被捕的佃户，包围并捣毁了当地的警察所（警察开枪打伤了几名示威者），还焚烧催甲的住宅。在1936年的头几个月中，冲突和纠纷（持续的时间都没有超过2天）再次在吴县（苏州的县）1的几个区发生。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发生在4月底，在官员们试图没收种子来抵地租几天之后。这些造成双方都有死亡的事件的结果是，县长试图恢复平静，宣布延迟交租并作了有限的让步：在最严重的歉收地区减租20%，取消对未及时交租的佃户的罚款等。但是，农民同警察的冲突，仍持续至5月和6月。2 苏州这些风潮的第一个特征是缺乏准备。反抗者似乎没有战略，反抗形式（始终是抗议，请愿和宣传与暴力冲突交替进行）也没有任何可识别的进程。确实，我们在这里所了解到的，只是一次次的爆发蔓延开去，并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在收租时节，然后是播种时节）。第二个特征是，一次次爆发的怒潮，是由特殊的原因甚至是偶然事件引起的：“灾害”（歉收）或地主拒绝无条件接受灾情申报，当地的粮食价格下跌以及度量衡制改变。在租佃的原则方面并无异议，只是反对突然改变现状。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特征是，在佃户与地主之间的这次冲突中，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抗税风潮一样，人们攻击了官员或其下属和公共建筑。村长或保甲长和当地的公安局，和催甲一样，是暴力行为最经常的目标——远超过地主本身，而这些地主并不都是非在乡地主。佃户们对士兵下乡催租感到愤怒。军队的干预是地主们求助、抱怨、有时是要挟（“如果我们收不到租子，我们就交不了税”）的结果。但是，剥削者与当局之间的勾结在佃户中所激起的愤怒几乎完全转向了后者。于是，抗租骚动——被认为是典型的社会性反抗——更多指向当局，较少指向富人。 至少在一个省，即浙江省，当局和地主之间的紧密关系出现了短暂的动摇。在浙江，在国民党政权最初几年的短时期里，当地的国民党代表曾试图保护佃农的利益，这项政策使佃农同地主之间的纠纷增加了。由于这一不幸的插曲（在这唯一由当局进行土地改革的省份，这项改革失败了），我们获得了阐述有关佃农问题第二点的重要证据：虽然风潮和叛乱是罕见的，但纠纷和诉讼却并非如此。尽管纠纷和诉讼很少恶化为暴力行为，它们却阐明了地主与佃户之间关系的性质。很少有例外，只有地主表达他们的观点，然而，从他们常常是冗长的反诉中，我们却得以抓住双方争执的原因。 政府决定减少地租25%，引起地主多次抱怨和请愿。他们一般不愿说出自己的身份，而常署名为“国民”，甚至直截了当地自称“野农”，或“县农民代表”。1有一些请愿书声称有几百人签名，其中肯定有一些是地主的代理人、亲戚和狗腿子，因为在这个区，地主的人数可能少于请愿者的人数。另一方面，另一些申请书只有当地乡绅的例行代言人（区长、副区长和民团团总等）的签名。但是，几乎毫无变化的是请愿书的内容；用相同的词汇表达完全相同的观点，并且使用相同的陈词滥调，如同循环传递的模型一样（就像1789年春法国三级会议开幕前用来炮制“发牢骚的笔记本”或不满的清单的那些东西）。我们在这里所接触到的显然是预谋的进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反击。 浙江的地主们在他们的抱怨之中，小心翼翼地不对二五减租的原则提出疑问。他们只是声称这一措施与地主和佃户之间关系的恶化有关；佃户中的坏人——“奸佃”和“恶农”——正利用这一法律，施行远高出25%的减租，或者甚至干脆完全拒绝交租。不良佃户经常为“痞徒”或无业游民所操纵，并得到传统的或（更为经常）新设立的官方领导人和组织——村长和村委员会，农民团体和当地国民党分部——的支持。 地主们特别对负责仲裁因实施这一法律引起的诉讼的佃业仲裁会不满：他们指责该会一贯偏袒佃户，对地主粗暴并加以恫吓。他们暗指这些仲裁会（也就是“调解会”）鼓动佃户拒绝收成调查，而提出他们自己的估产，甚至在丰收的1930年使用歉收的1929年和1928年的粮食收成数字；仲裁会鼓励佃农以粮食交租时使用小斗；并在地主不给他们签订新的租约前不交地租，等等。被这样剥夺了合法利益的地主们，在这个曾经富足但现已受到破坏的省份已不再可能履行交税的义务了：在结束他们的诉苦和悲叹的请愿时，他们常常向官方暗示这种威胁。 南京档案馆保存的来自国民党地方组织，甚至省政府的某些官方文件，逐一驳斥了不少地主们的请愿书中的陈述。然而，地主们的反诉并非全然毫无根据。相当多的并不完全理解新法律条款的佃户，和另一些只是为了充分运用有利的政治形势的人，采取了完全不交租的做法。有些地主受到威胁、劫掠或殴打，少数被杀死。但是，这些行为，一般似乎是针对那些拒绝实行减租，或把土地收回自种或转租给比较顺从的佃户（这是一种只有在佃户严重违约的情况下，才为当地习俗认可的行为）的地主。确实，许多地主的阻挠策略导致了有关实施新的租约的命令：旧租约被宣布无效，只有遵守二五减租的租约才是有效的。关于计量单位“太小”的抱怨，同佃户或行政方面的关于地主使用的计量单位“太大”的抱怨一样多。正是为了防止欺诈行为，调解委员会被迫推行他们自己的计量单位。他们也以类似的方式禁止佃户在以实物交租时，为增加重量而把谷子弄湿。 从减租引起摩擦和纠纷的恢复，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特权阶级的抵制证明是成功的。罢税的威胁促使省政府放弃了土地改革计划，因为省政府需要地主的金钱和合作，以便推行其他计划。从浙江的地租改革所引起的骚动中得到的第二点启示是，这种骚动是长期积累的失望的发泄。佃户们并没有主动对地主的契约提出疑问，但是，一旦当局采取一项新的措施，它就成为骚动的催化剂。 浙江佃户与地主之间纠纷的大部分原因，也很自然地能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发现。最为频繁发生的冲突与地租的数额或地租的押金有关；歉收时，地主不是增加地租（例如，因为地主自己的赋税增加了），就是拒绝降低地租（或者是拒绝降低到佃户所要求的数额）。然而，还有许多关于利益上的抵触，很难将其罗列：农民被抽佃，有关收成的核算或所用计量单位引起争执，催甲过份苛刻或粗暴，等等。有时，佃户指责非在乡地主的代理人，除为地主索取一大笔押金外，还为他们自己索取“小押金”。佃户们还指责代理人当土地未被租用时，因介绍承佃而索取佣金或贿赂。至于地主方面，他们的抱怨首先涉及拖延交租或拒绝交租（实际上往往是无力交租），但是，有时也涉及偷水或盗伐竹林。1 许多争执是由第三方引起的：天。绝大多数减租请求是在荒年提出的。一次关于上海腹地的调查列举了220起与地租有关的事件的起因。除15起是拒绝在荒年减租外，有39起事件是因天气反常引起的（洪涝24起；风灾造成的破坏8起；干旱7起），23起是因蝗灾引起的。2这里，我们要强调两点：（1）“偶然的”（即使是周期性的）因素在激发与地租有关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2）在这些对个别地点的争执纠纷中普遍的突出问题。交租的原则几乎从未产生过问题。 在20年代和30年代，这些冲突确实似乎稍稍频繁和强烈一些。上面提到的调查，在1922—1931年这10年间，从上海的两家报纸（《申报》和《新闻报》）上，总共记录下197起与地租有关的事件。3在前3年（1922—1924年），所记录的事件次数每年是9—11起。在第二个3年，即动荡不安的1925—1927年，每年的次数在17—19起之间徘徊。从1928年起，每年的次数从未低于20起。因而，骚动似乎稍有加剧。此外，暴力行为（如侵入地主的住宅和宰杀、分食地主的猪）和风潮及骚乱的比例都有上升的趋势：从前5年（1922—1926年）占有记录的事件的33%，上升到后5年（1927—1931年）的39%。 同样，这还不是惊人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所呈现的年度波动，1929年发生的事件总数为46起（23.35％），这是个大灾之年（在季初是蝗灾和旱灾，后来又是水灾），而丰收的1930年则不超过20起。仅就风潮来看，天灾与骚动之间的关系甚至更为明显：1929年发生了18起风潮（整个10年总数为73起，几达1/4），而1930年仅4起。至于不是风潮的事件——许多仍沿袭传统的形式：示威、请愿、起诉，以及佃户潜逃以躲避交租的案件——超过了记录在案的事件的半数。总的来说，与地租有关事件的传统的特征以及歉收与骚动之间的同样传统的关系，似乎比事件次数略有增加更有意义。在所有事件中，暴动仍是非常少的。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道德规范仍屈从于地主。1他们受到尊敬，并在具有浓烈的儒家家长制气氛中继续利用相互关系。在受剥削的佃户中间，阶级意识和团结不如希望承佃的人之间的竞争那样普遍，那样充满感情。土地稀少和人口增加对地主有利。对农民来说，上策是得到一个不惹麻烦的佃户的好名声，以免遭受抽佃的风险。即使佃户们起来造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的破坏目标常常是公共建筑和办公处所，而不是“老爷们”的住宅，他们经常把狂怒向支持催甲的警察发泄，而不是向请求警察这样做的地主们。 地方上的放债人看来也从同样的环境中获益，因为总的来说他不会受到他压榨的债务人损害。一旦人们因其他原因而起义时，他们肯定有被杀的危险；但是，除某些战斗性强的文学作品外，人们几乎没有发现过专门指向贪婪放债人的协力一致的运动。2确实，当雇员或其他债权人到村里索债时，偶然性的风潮通常也会发生：1这类风潮与因收租或征税引起的风潮类似。然而，一般说来，情况是两个个人或两个家庭之间的简单的双边关系，即一个债务人与一个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即使这个债权人是一个高利贷者，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肯定还有必要再次求助于他。问题在于借贷的需求压倒了其他的任何考虑。几乎没有风潮是针对难以对付的债权人的，然而却有这样的例子，在极度贫困或收获前急需贷款时，拥有存款却拒绝借出的邻居受到攻击或甚至被杀死。2较为经常发生的事情是逼迫富人先拿出二、三担谷子，以便度过收获前的难关。3借贷的需求有时导致暴力行为，同时也迫使借款人谨慎地对待贷款人。有一种行为足以象征对这种人物所感到的依赖（同时也几乎不存在任何债务人运动，更不用说任何破产者的暴动）：对冷酷无情的债权人所采取的最为流行的报复方法之一是在他的门前自杀。夏洛克丢了面子，他的检察官丢了性命。 抗税骚动 “引起风潮的最丰富、最重要的源泉，是与官方征税联在一起的勒索。”4这个晚清中国及17世纪法国传统的农民骚动的特征，在中华民国的南京10年期间依然存在。1 作为例证，让我们引用在同一个月（1932年10月）同一个地区发生的两起抗税风潮，尽管难以证实二者之间有蛛丝马迹的联系。江苏省政府财政厅发布清查田赋的命令，在扬州城附近的江都县西乡引起了严重的骚动。这一清查揭露了许多耕地的面积比地契上所申报的数量大。政府让有关农民以较低的价格购买超出的面积，或将这些土地上交国家，任他们选择。农民们对不得不出钱买下这些他们视为己有的土地，否则将被没收而感到愤怒，他们焚烧测量员的帐篷，捣毁他们的器具；接着他们又到扬州街上游行（1932年10月19日）。大约有50名示威者被捕（在10月21日），从而引起了一场暴乱。次日，几千农民涌进县城，侵入县政府办公室，接着夺得田赋和地籍的图册，将它们烧毁或拿走。他们在道路上和运河中设置交通障碍，就像近日法国的朗格多克的酿酒人所做的那样。军队驱散了愤怒的农民，又逮捕了200人。为了要求释放前两天被捕的示威者，数万武装农民（有些人携带步枪，但大多数人拿着棍棒和农具），在10月23日返回，再次包围了县城。根据由省政府指派的两个负责调查的官员的正式报告，他们从驻军手中夺取不那么原始的武器后，至少殴打了12名军官和士兵。该报告指出，军队只是朝天鸣枪驱散农民，但这一说法与参加风潮者的伤亡不符：8人死亡，至少有同样多的人受伤。 在10月23日的流血事件之后，骚动继续了几天：出现了武装农民的聚会和抢劫；拒绝参与这一运动的农民以及村长、镇长和富裕地主（“大户”）的住宅被烧毁。六名据信为运动的领导者被处死（10月29日拂晓）后，这场运动才结束。根据行之有效的办法，无情地惩罚领导者（或那些被指控为领导者的人）与宽恕一般的参与者，兼施并用（10月24日，250名被捕的示威者被释放），并同意作出让步：即停止测量计划和田赋调查。1测量或修订地籍测量常是引起风潮的原因，特别是在测量员发现地籍登记与有关耕地不符的时候。2扬州的农民，不论是否正确，把这种不符归咎于测量员使用较小的计量单位。 扬中（距扬州东南几十公里的一个县）的一次风潮是由另一个常常引起骚动的原因激发的：增加赋税，特别是增加土地附加税。此外，在这起风潮中，可能有上层社会阶级的比较成熟的主张。扬中的抗税运动最初是由两个地方士绅组织起来的，他们是该县两个区的代表。他们曾进行将扬中这个小县与邻县合并的活动，希望通过合并来减少行政费用从而减少税收，但这一努力未能成功，他们两人在1932年夏反对县长作出的进一步增加附加税的决定。一位县政府的官员被派去视察这两个不顺从的区，以安抚代表和当地士绅；当他一眼看到正在等待的人群时，感到惊恐万分，遂化装成一个老妇人逃走。眼见要求两县合并的请愿不成，但聚集的人群却成功地吓走了县政府的代表（同时也迫使县长卸职），当地的纳税人决定抵制。这两个乡绅取得了运动的领导权，直到运动在农民中涌现出来的领导人的影响下变得激进起来。农民领导人领导上万农民进攻县衙门（1932年10月4日），但未能做到纵火将其烧毁；相反，主要的领导人被捕，一名农民被杀。但是，他们已经捣毁了税务局长、国民党的地方代表、民团首领和该县最大的地主等人的住宅。受害者包括富有而无官职的地主，给这次风潮蒙上一层社会性的色彩。在事件发生后1/4世纪，当**已夺取政权时，对它的说明不免有所渲染。1由更为坚决的真正的农民取代乡绅领导人，是一种有教育意义的特征，但不是常见的。通常农民构成抗税运动的普通成员，这样的运动常常是由当地的名流领导的。 红枪会领导的抗税活动情况更是如此，红枪会是20年代活跃在山东和河南的一个秘密组织。2在他们的反征税骚乱中，控制着红枪会或像“联庄会”这样的合法组织的士绅决无颠覆政府或向政府挑战的意图。首先他们的对手近在眼前：县政府或半自治性的军阀，以至贪婪、**的地方税吏。总之，他们当务之急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多年来，他们已习惯于互相保护，以防备土匪或士兵的侵扰，因为分裂成多少有些合法性的敌对的权力集团的政府当局，3难于维持治安。他们是社区里有影响的、富有的成员，因此很自然地代表社区，将保护延伸到受税收威胁的祖产。 因此，这些抗税风潮——其数量大大超过其他类型的农村风潮——并没有反映农村人口中最贫困阶层的要求。这些风潮也不是由蓄意地唐突要求在村内重新分配财产激起的。它们看中的目标并不是这些富有的村民，而是文官，特别是地方政府下属的代理人、税吏或负责催税的仆从。这些抗税风潮并不指向使现行秩序，甚至传统征税形式成为问题。确切地说，这些风潮力图通过保护现有权利甚至个人或地方社区的特权来维护它们。这些权利可能千差万别，从习俗认可的新年杀猪不交屠宰税的“权利”，到为祖祖辈辈从不上税的“黑田”免税。1 有时，纳税人起而反抗的坏事纯属臆测。他们先入为主地怀疑任何税收的改革计划，那怕其用意是极好的。在修订地籍测量（或不得人心的“土地申报”）的罕见的案件中，进行修订可能大量减少多数纳税人的税额负担，同时使国库增收；唯一受损者只是那些拥有大量“黑地”迄今免于纳税的地主们。2所以，我们看到政府当局咒骂他们是“愚民”，任凭一小撮大量逃税的大地主煽动发起动乱，而这恰恰损害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直到1933年底，税赋负担持续恶化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1然而，引起纳税人愤怒的只是个别的改革（简言之，是这一总趋势的细节）。纳税人总的说来并不反对这一趋势，而是特别反对强征某种新的附加税，或不许在歉收后按惯例减税，或在一年内多次强征新税，非法勒索，特别明显的欺诈或滥用职权等等。总之，他们反抗据信是无法忍受的新的措施，却不对税赋原则本身提出疑问。 这些零星的反抗是极易被制服的，尽管并非注定必然要完全失败。就每一起企图持续几个月的反抗来说，都有多次风潮在当天或一周之内便被平定下去。两次风潮之间很少有什么协作。几乎全都准备不足——如果有什么准备的话——组织极差和引导不善：即使动乱者的武器很原始，又缺乏训练和纪律，这些也不足以毁灭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失败可能是起事仓促造成的。2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场动乱迅速被摧毁，接踵而来的是同样迅速的镇压。如在扬州，镇压通常是严酷无情的，但也是有选择的；领导者（或者，如果不能确定，则是那些被宣布为领导者的人）会被处死，其余的全部释放。通常县长会被调离，而引起事件爆发的措施会被废止。在这种情况下，战败并不意味失败。 抵制鸦片税 土地税，首先是土地附加税，是大多数抗税风潮的根源，但也并非完全如此：征收烧酒税、屠宰税、盐税以及鸦片税等等，也会引起反抗。我们只限于讨论最后提到的税种。极高的鸦片税率并不是造成有关骚乱的唯一原因。时而强迫种植罂粟时而又禁止，也激起过农民与警察或军队的多次冲突。 种植罂粟不仅面临政府政策的反复，也面临镇压的威胁。它还受气候变化的影响，1这使它比谷物更难侍弄，同时，它还要冒产品过剩和价格下跌的市场风险。然而，种植罂粟却又能提供厚利：中日战争爆发初，在贵州，同一块土地种罂粟的利润是种小麦的4—6倍；而早几年在云南，一季罂粟的收成可挣得种植罂粟的土地的价值的1/4。2 罂粟税是比例税率。按官方说法，高税率是为了抑制种植罂粟，甚至是对于种植罂粟的制裁，这可从它的最普通的税名看出：亩罚（每亩的罚金）。有时，连续增税——首先它是很严厉的——确使农民不敢种植罂粟，如在1925—1926年种植季节许多地方所发生的那样。于是，为了刺激罂粟生产，有关当局（碰巧是军方）匆忙降低鸦片土地税。3然而，在其余时间里，这种“禁”烟税确实达到了它的真正目的（与公开宣布的相反），也就是扩大罂粟种植。没有其他作物能带来足够的利益，使高税成为可行，而在许多地区，无论农民是否种植罂粟，都征收鸦片税。4四川因其土地肥沃，有良好的灌溉系统和众多河流，特别适宜于生产和运输鸦片，而对那些拒种罂粟的农民，当局强征一种“懒惰税”。尽管懒惰税被认为与种植罂粟者所纳的税款相等，但实际上有时要高出一倍。1 许多农民为赋税严苛所激——如果不说为其所迫——而扩大罂粟的种植量，损害了粮食生产（造成多次局部饥荒）；在此之前，他们首先为军阀所迫，也为财政上的原因，而种植罂粟。2国民政府忠实于孙逸仙的愿望，并急于在财政上削弱并控制半独立的西南政权（这一地区是主要的鸦片生产地），在多次努力失败后，终于强制禁烟，同一些农民又被迫拔去他们的罂粟，鸦片的生产和消费并非在一个晚上消失，但从1934年起，两者都略有下降，尽管省或地方当局都尽力避免放弃这笔收入。鸦片为敌对的四川军阀提供军费，也是云南和贵州两者预算的最大收入来源。甚至几乎没有罂粟的广西，也对从云南经广西运往长江的鸦片抽税。同样，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省禁种罂粟，却从自陕西偷运过黄河的鸦片的违禁税获益。 禁种鸦片使罂粟种植者立刻陷入贫困，有时甚至倾家荡产，他们的地价一夜之间下跌。如果他们试图继续秘密种植这种作物，这是很难隐瞒的，他们至少要冒重罚的风险，有时风险还要大得多。1932年底，在江苏最北部，对罂粟进行官方检查，同时威胁要把两周内不拔除这种作物的人处死。3所以，政策的反复并未改变一种基本的连续性，即农民遭到死亡的威胁，起初是如果他们不种罂粟，然后是如果他们种了罂粟。1 面对因时因地而变的政策（在西部省份和福建种植罂粟可能是强制的，同时在其他沿海省份却是禁止的，农民们以其惯常的方式作出反应：当他们对这种滥用权力忍无可忍时，通常并不诉诸暴力，而是突然爆发出愤怒或绝望。在四川万县，农民自1909年以来就不种罂粟了，1925年当军事当局命令他们重种罂粟时，每个甲的首领都拒绝照办。2同年在长江上游的涪陵，所有居民在地方士绅和商人的领导下聚集起来，声援反对增加 600000元鸦片税的抗议。3还有另一些惯常的非暴力反抗，包括请愿，要求县政府批准限制鸦片生产；当税吏即将到来时，欠税人逃匿；以及最终荒废征税过重的土地。4 福建是一个生产鸦片很少的省份，该省陆军和海军组织了大规模的走私。对生产者的剥削托付给了个人或公司，他们可以指望军方保护以便顺利地结束收税。这使士兵与福建农民之间一再发生冲突。5无论是在福建，还是在其他地方，这种冲突照例都既是经常的，也是短暂的。一个例外是1932年2月和夏季安徽北部四个县和江苏北部一个县的农民对征收鸦片税的军队和当局进行了一次长期的抵抗，并取得了胜利。1 1 关于苏州的催甲，见村松祐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引证研究》，《东方 及非洲研究学院学报》，第29卷第3期（1966年10月），第569、587—589页； 和弗兰克·a.洛耶夫斯基：《苏州租栈：晚清的佃租管理》，《清史问题》，第 4卷第 3期（1980年 6月），第44—45页。但是特别提一下，受到苏州农民 责难的催甲勒索事件在南京10年时期比在清末更时常发生；而且，村松祐次 及后来洛耶夫斯基所研究的催甲是地主租栈的雇员，在南京10年时期不一定 是这种情况。 1 按民国政区建制，苏州府已废，不应夹注“苏州的县”——译者。 2 见洪瑞坚：《苏州抗租风潮的前因后果》，《地政月刊》，第4卷第10期（1936年 10月），第1547—1562页；《苏州的农潮》，《中国农村》，第2卷第6期（1936 年 6月），第 6—8页；《晨报》，1935年 12月 29日，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 料》，第3辑，第1020页。关于1934年10月风潮，当时佃农放火烧毁催甲所有 的房屋40多所，见吴大琨：《最近苏州的农民闹荒风潮》，《东方杂志》，第32卷 第2期（1935年1月16日），第83—84页。 1 关于以下几段，参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的三个档卷：1—2—1001 和1—2—1002，题为《浙江各地农民抗租斗争》（1927—1930年）；2—2—1129， 《浙江各县呈请取消施行二五减租以免纠纷》（1931年11月—1934年6月）；诺埃尔·r.迈因纳：《国民党中国的农村改革：浙江减租个案，1927—1937年》，载陈福霖编：《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国民党与**，1927—1949年》，第69—89页。我对孙修福先生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员给我的帮助表示感激。 1 萧信谊（音）：《从1927到1945年的四川农村经济和社会》（高级研究实验学 校，博士学位论文，1972年），第96—97页。 2 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第36页。 3 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第26—38页。这一汇编只特别提 到220种起因的197起风潮，因为有些风潮同时由几个原因引起。 1 注意四川一个大地主的日本寡妇的有趣的证明：文森特·s.p.布兰特：《中 华民国的地主和佃农的关系》，《中国论文集》，第17期（1963年），第225— 226页。 2 例如，匪徒与债务人共谋，抢劫放债人，焚烧借条，并把其财富分给穷人：《文季月刊》，第2卷第1期（1936年12月），引用于张秋儿（音）：《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农民生活状况》（巴黎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校，博士学位论文，1976年）。 1 如1934年在山西。见唐纳德·吉林：《军阀：在山西省的阎锡山，1911—1949 年》，第198页。 2 这是发生在一个江西靖安农民身上的事，他被族人杀死（《申报》，1930年5 月30日，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9页）。 3 这是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7页所说的硬借。 4 萧公权：《农业中国：19世纪帝国的控制》，第441页。 1 这个特点被所有研究17世纪法国农民造反的学者强调，见让·雅卡尔：《经受苦难的农民》，载皮埃尔·戴翁和让·雅卡尔编：《发展的停顿，1580—1730年》，（《世界经济社会史》，第2卷），第489页。 1 关于扬州风潮，见《江苏江都县农民反对清查田赋运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档卷2/2/973。这档卷有四件档案：最后一件（16712号）最详细但不很客 观。又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2198（驻南京总领事裴克），1932年10月25 日； 893.00pr南京/57（1932年11月5日）和/58（1932年12月21日），裴 克的月报。最后，《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534—535页和《中央日报》， 1932年10月23、24、25日。 2 例如，1935年春，安徽东部和县村民抗拒丈量陈报土地。和扬州农民一样，和 县村民害怕丈量单位差异（当地的亩大于他地）会造成田赋增加。〔《中央日 报》（1935年4月15日）第7版）。 1 戴闻：《江洲火案》。 2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第163、166、205页和 各处。罗曼·斯拉文斯基：《红枪会与1926—1927年中国的农民运动》，第92 —93、99、142页。 3 艾恺：《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远东研究中心论 文选》，第3集（1978—1979年），第218—275页。 1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0—1021页。在17世纪的欧洲，规 模颇不相同的加泰罗尼亚叛乱（1640年）的目的在于保留受到卡斯蒂利亚中 央集权威胁的租税特权和军事特权。与1662年布洛内地方的吕斯蒂克律的战 争一样，法国的许多农民叛乱（虽然在1660年和1675年间它们越来越多地 表现出重要的社会面貌）目的在于反对路易十四和柯尔贝尔破坏租税豁免和 特权。见皮埃尔·维拉尔：《近代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方：民族结构的经济基 础研究》，第1卷，第627、629—632页；p.埃利约：《吕斯蒂克律的战争与 布洛内地方的特权》， 《北方评论》（里尔），第21期（1935年），第265—318 页；莱昂·贝尔纳：《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社会和民众起义》，《法国史研究》， 第3卷第4期（1964年），第457—459页。 2 见在当涂县、萧县和江都县实行的三个实例，财政部整理地方捐税委员会： 《土地陈报调查报告之一：安徽省当涂县土地陈报概略》；《土地陈报调查报告 之二：江苏省萧县土地陈报概略》；《土地陈报调查报告之三：江苏省江都县 土地陈报概略》。江都县是前面提到的扬州风潮发生地。土地陈报引起萧县一 起迅速被镇压的风潮。 1 这种恶化在40年代重新开始并走向**，见易劳逸：《农民、捐税和国民党 统治，1937—1945年），第6—16页。 2 1932年10月，扬中的示威者在用10小时放火焚烧相隔很远的私家房屋（共 7处）后才攻击县衙门；当局有充分时间防范（戴闻：《江洲火案》，第22 页）。在扬州，暴动者也让当局有充分时间在10月23日的决定性对抗前，调 动援军和关闭城门。 1 《收获时潮湿多雨容易毁灭农作物》，戴j.c.s.霍尔；《云南地方派，1927— 1937年》，第 109页。 2 同上书，第105页；太平洋学会编：《农业中国》，第119页。 3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8年》，第524页。 4 甘肃事例（《中华年鉴， 1925年》，第579页），云南事例（《中华年鉴，1926 年》，第642页），贵州事例（同上，第637页），福建事例（同上，第627 页）。 1 《中华年鉴，1926年》，第620页和《中华年鉴，1925年》，第586页。 2 七个省（陕西、甘肃、四川、云南、河南、湖北、福建）有直接抑制谷物生 产的事例，见《中华年鉴，1921—1922年》，第791页；1925年，第575、578、 583页；《1926年》，第626、641—642页；1928年，第531页；1931年，第 591、599—600页。 3 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pr南京/59（1933年1月14日），第21页。在国民 党政府直接控制区域，禁烟运动早在1932年生效。虽然罂粟种植逐渐遍布中 国多数省份，但仍以包括西北（陕西、甘肃、宁夏、绥远）和西南的西部鸦 片地带最为密集。 1 参看《中华年鉴，1926年》，第620页和1928年，第534页。但在初期，在 国民党禁令下达前，有时偶尔也有农民因种植罂粟被处决（《中华年鉴，1925 年》，第575页），这全取决于地方当局。 2 《中华年鉴，1926年》，第641页。在四川省西南部四个县（《中华年鉴，1931 年》，第 600页）和四川省外其他地方（ 中华年鉴， 1926年》，第 626页； 1928 年，第524和531页）也有拒绝重新种植罂粟的情况。 3 《中华年鉴，1926年》，第641页。 4 《中华年鉴，1926年》，第626和628页；《农业中国》，第129—130页。 5 例如， 1925年（《中华年鉴， 1925年》，第571和574页）， 1928年（美国国 务院档案 893.00pr福州/4，1928年4月4日第6—7页），1931年（同上，pr 福州/37，1931年2月）和1933年（同上，pr福州/51，1932年4月4日， 第14页）。这类冲突主要造成农民中的死亡，但有时如1934年春在惠安，农 民也杀死士兵、税吏乃至县长。（同上，893.00pr厦门/80，1934年5月8日， 第8—9页。 1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第181页；《中国经济》， 第1卷第1期（1933年4月），第16—17页，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第3辑，第1016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从各省的观点看军阀和军阀主义 最简单地说，“军阀”是这样的人，他掌握一支私人军队，控制或谋求控制一个地区，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行事。在中文中军阀是可耻的，意指没有多少社会意识或民族精神的自私自利的指挥官；有些人认为，由于在当时的军事首脑中所看到的各式各样的人品，“地方黩武者”是更不带褒贬意义的用语。别的一些人认为，军阀这一用语就其对文官当局的强暴和侵夺方面的涵义来说是更恰当的。不管怎样，是“军阀所行使的那种权力而不是他的目标形成了他的特点”。1由于许多主要的军阀拥有一省军事统治者的地位，“督军”一词大体上便被用做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同义语。 军阀是形形色色的一批人，对于他们的品格和政策的最一般的概括也难以避免许许多多的例外。在袁死后的头两三年，那些最突出的人物都曾是清代军事机构中的高级官员，他们的道德价值观还固着于儒家的模型。例如段祺瑞（1865—1936年），如前一章所述曾是一个分布广泛的军人派系的首领。他在袁的政府中任陆军总长，袁死时是国务总理。1 冯国璋（1859—1919年）的经历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段。冯也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并成为袁世凯建立一支新军的助手之一。在辛亥革命期间，冯在袁迫使宣统让位并成为总统的政治花招中，用他的军队帮助了袁。从1913年起他是江苏的都督。1916年他当选副总统，但仍留在他南京的总部。尽管冯缺乏段那种聚集追随者和激励忠诚的才能，但他有广泛的联系，并从1917年起越来越显露出是一个政治上的对手。2 一个更明显的传统拥护者是张勋（1854—1923年），他忠心耿耿地为满族人服务，从皇帝那里接受过殊荣。他命令部队保留他们的辫子，作为对朝廷忠诚的标志，并干预已经垮台的皇室的命运。外国人把他叫做“辫子将军”。1917年他曾使满族皇帝短暂地复辟。3 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第二代军阀开始出现，很多出身非常低下。例如冯玉祥（1882—1948年），他在19世纪90年代投军时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农家孩子。由于非常勤奋和幸运地与一个北洋军官的侄女结婚，还由于练兵的才能，冯在军事等级制度中稳步上升。他以中国传统的和近代西方的混合的学识教育自己。他于1914年接受了基督教，部分地是因为基督教和他在一定程度上的清教徒似的倾向一致，部分地是因为他懂得信奉基督教可能导致外国援助；在他一生的鼎盛时期，他以基督徒将军而闻名遐迩，他的部队因激昂地演唱基督教赞美诗以代替进行曲而出名。冯很相信儒家关于政治领导中道德力量的作用和政府对民众的责任的看法。他给他所统治的地区带来和平和秩序，并尽力以他的品德示范。1 张宗昌（1881—1932年）也出身微贱，但成为军队指挥官以前，野心曾导致他犯过轻罪和抢劫。他的种种政策和改良主义者是对立的，他在20年代中期成为山东督军时，把该省他能到手的所有财富都搜刮走了。他的军队以擅长“开瓜”，也就是劈开那些莽撞地向这位“狗肉将军”挑战的人的头颅而闻名。2 西式教育对陈炯明（1878—1933年）有较大影响。尽管在1898年前后的科举考试中得中最低等级的秀才，他却越来越转向西学，编辑一种维新报纸，并且在广东省的咨议局中很活跃。辛亥革命期间，陈组织一支军队，并且攻占惠州，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后来，当他统治广东时，他试图着手民主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但和他赞同孙逸仙的事业相比，他更专注于广东的独立和他自己统治广东；1922年，他和革命家们分裂，最后被孙的伙伴们赶出了广东。1实用主义似乎曾是李宗仁（1891—1969年）的突出特点，他是广西的领袖之一。他出身于一个一度富有的家庭，进入广西陆军学堂，于1916年参加广西的军队。在20年代初期，广西因一打以上各自控制几县的独立军队之间连续不断的冲突而处于混乱之中。李和两个可靠的伙伴带领一支小部队参加了这场竞争；到1926年年底他们控制了全省。他们于1926年加入国民党，以一种开明而有实效的方式治理广西，在全国赢得了声誉。2 “学者军阀”吴佩孚（1874—1939年），是一个变成了军阀的儒家学者。他受传统教育，1896年成为秀才，一直到死始终是说得头头是道的儒家制度和社会准则的倡导者。吴于1903年毕业于袁世凯的保定军官学校，两年以后被派到北洋军第三镇。第三镇从1906年起由曹锟统率，曹锟是袁世凯最初网罗来训练北洋军的那批军官之一。在袁任总统期间，曹——而吴是曹的忠诚的追随者——利用第三师（第三镇）以推行袁的政治目标。1916年曹成为一个大省直隶（河北）的督军，这是一个很有权势的职位。吴分享了这种权势，不仅因为他是曹的忠诚副手，而且因为他本人是一个很有才能而又有主见的军事指挥官。虽然他从没有否定曹的领导，但吴是实际的军事领袖则是得到广泛承认的。3 在几百个军阀当中，只有少数被研究过。在我们能够有把握地对他们的价值观、策略或品格进行概括之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他们全都掌握私人的军队，并且控制或试图控制势力范围。 军阀部队 “私人的军队”是不确切的，因为军阀部队有一个有组织的自治团体，使它们有可能为其他的指挥官完整无损地继承；它们并不因“私人的忠诚”而不可解脱地对单一的个人承担义务。实际上，当受到个人的政治利益驱使时，一个指挥官的最亲密的支持者们可能抛弃他。尽管如此，“私人军队”这一用语由于两个紧密相关的理由仍然是十分合适的。第一，是指挥官本人而不是他的上级的决断决定他的军队如何使用。忠于职守地将其部队带往上司命令去的地方的大部队指挥官，通常不是一个军阀；个人决定他的部队去和不去哪里的大部队指挥官则是一个军阀。界线不总是明显的，但区别还是实际存在的。因此，由其指挥官独立使用，由他个人随意支配，甚至用于反对他的上级的军队，在这种意义上，它就成了一支“私人的军队”。 第二，一个指挥官当他和他的一些主要军官之间的感情、忠诚或义务的私人关系与他们的组织关系部分地一致时，他更可能具有那种独立的权力。权力和服从、纪律和忠顺的等级制度在大多数中**队中都存在，就军事组织来说被认为是正常的。实际上，在中华民国早期，军队可能是分裂最少的组织。但是，面临和其他军阀冲突的普遍威胁，在脆弱的政权机构和他们自身行动的可疑合法性的情况下，军阀们都谋求依靠中国传统长期推崇的这类私人关系以增强他们对他们的军队的权力。这类私人关系包括师生间终身的忠诚和互相帮助的关系。卷入军官培训的任何人都自然而然地建立了这类关系。此外，有时通过互相同意，这人就可以成为另一人的“学生”或“老师”，而不必实际涉及给予或接受教导。在中国，所有联系中最强有力的是家族关系，因此军阀们有时委派亲族成员到重要职位上去。婚姻关系稍弱一些，但也被利用。军官们常常培养有才能的年轻人，从而建立起一种保护人-被保护人的联系。从同一所学校毕业，尤其是同班级，在个人之间就建立起一种联系，正如来自同一地区就形成一种特殊亲密关系的基础。 军阀们利用这类私人关系以谋求他们的军官的忠诚，与此同时，他们的下属和这些下属自己的下级也常常有类似的关系。有些指挥官努力把第二层次的忠诚减少到最低程度，并把全部忠诚直接集中到他们自己身上，但难于予以消除。第二层次忠诚的格局在军队组织中等于一种弱点，因其让一个叛逃的下属得以带走他的追随者和士兵。这就是诱使叛逃在军阀冲突中成了重要策略的原因。 军阀军队的士兵主要由因贫穷而应募的农民组成。在整个军阀时期，配备武器的人数从1916年大约50万增加到1928年200万或更多。1有些人仅仅把当兵看成吃饭的办法，另些人则看做穷人和没受过教育的人获得成功的一个机会。尽管正式的规章规定了新兵的体格以及其他条件，还有当兵期限、薪饷等等，实际上的安排是很不正规的。大多数的军阀接纳他们所能得到的身体上看来可以干活的任何一个人。实际上，当兵似乎是无限期的，取决于一个人的家庭情况、健康状况和态度。有些指挥官发现难于给他的部队正常发饷。在最糟的军队里，不用说，有时会以掠夺的形式来发饷。战争是补充兵员的一种方式，因为得胜的军阀们照例把战败的部队收编进他们自己的军队，在那里他们一般似乎和在他们原来的部队中一样地发挥作用。到20年代晚期，中国士兵在三、四支不同的军阀部队中效过力，这并不罕见。 这些部队使中**队得了极坏的名声。中国人把它们看做瘟疫：邪恶，破坏成性，冷酷无情。外国记者把它们描写成一群群无纪律的恶棍。老中国作家写的书传播这种种看法。中**队解决问题只靠显示武力，避免实际的战斗。寻求一点薪饷和保护的农民新兵组成的军队，当力量悬殊显而易见时，当然会发现迅速撤退是显示英勇气概的较好办法。一个军阀为了避免战争，可能试图靠用“银弹”即现款劝说敌军官带人叛变。此外，军阀们通常并不急于把他们的部队投入战斗，因为那就导致了丧失部队的可能性。但是他们仍然无数次地打仗，其中许多次是极为残忍的遭遇战。一个告退了的军阀回忆说，当他还是年轻军官时，他在战斗期间奉派指挥一支留在后面的部队，受命射击从前线退却的任何士兵。1当时的战争因医疗设备极端缺乏，甚至变得更加残酷。伤员常常不得不依靠他们的朋友，或者依靠志愿的中国的或传教的医生；大多数军队没有做好护理伤员的准备。 控制地盘 对独立来说军队是主要因素，但不控制地盘也难维持。地盘提供可靠基地，再加上税收、物资和士兵。没有地方职权的指挥官必然是别人管区的一个客人。在这种不可靠而危险的情况下，他通常将不得不打仗以夺取地方权利，要不然就接受从属地位或不利的结盟。控制地盘也给予即使是最独立专横的军阀以一种合法性；为此目的而用了许多头衔：镇守使、巡阅使、护军使，等等，每个头衔为一个特定地方的特定军阀的活动提供合法根据。统治省城的军官一般是督军，但在有些情况下，他只控制了这个省的一小部分，实际权力分给了若干小军阀。 控制地盘涉及政府的责任，而军阀政府的性质和实力差别很大。有些军阀拥护“进步的”政治思想。在整个军阀时期统治山西的阎锡山以“模范长官”闻名，这个称号的取得，主要不是由于他施政的值得模仿的优点，而是由于他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使山西处于战争之外这一事实。阎提倡一些社会改革，包括废除缠足、有限度地改进妇女教育、改善公共卫生的某些措施。另一方面，他不能消灭省官僚机构的贪污腐化，他的政府的统治通常与士绅的利益是一致的，尽管他偶尔和士绅集团发生冲突。1 当陈炯明统治广东时，他设立新学校，为80多个学生在国外学习提供资金，沿着更民主的路线调整广州政府，促成了保证公民权的省法规和反对军人干涉民政的条款。冯玉祥在他的各省实行改革，涉及废除缠足、禁止吸鸦片到修路、植树以及逮捕贪官污吏。陈和冯两人都不能在省的施政中进行持久的改进，但他们的政策仍然反映了一种“进步的”倾向、一种对他们的好机遇和职责的意识。相反，1918到1920年的湖南督军张敬尧、1925到1927年的山东军阀张宗昌却以贪婪和敲诈勒索著称。 最“进步的”政策如果不能一直贯彻到地方一级，也没有多少意义。但是，军阀和地方当局之间关系的研究现在才开始，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大多数疑问还没有得到解答。在大多数省份里，省长与督军并行地任职，尽管在有些情况下两个职务由同一人担任。在理论上，省长的职权是管经济事项、教育、司法和财务，监督下级官吏。但在事实上省长通常完全从属于督军。 既然在这一时期军队地位突出，如果军队的军官在地方政权中起重要作用，如果行政机关的低层和上层一样变得军事化了，那是不足为奇的。有迹象表明，出现了这种情况。在吴佩孚控制河南的鼎盛时期，1923年，144个地方行政长官中有86人参加过军队工作。24人曾是吴的直属下级；另37人曾是他的部下的工作人员；25人曾在其他军队供职。这些人并不是都当过前线军官；许多人担任过顾问、书记、军法官、军需官，等等。有些人甚至在当行政长官时兼任军职。1 地方长官的更换率显然很高，尤其是在不稳定地区。例如在四川——该省在整个军阀时期处于分裂和混乱状态——地区行政长官的平均任期非常短；有一个地区，只有两个行政长官设法任职满了一年，而22人保持他们的职位不足一月。2在被争夺地区，情况可能特别复杂；1919年一度有三个敌对的行政长官在广东的同一个地区各自建立机构，同时宣称他们有权统治。 军阀时期破坏了以前的回避制度，依据这个制度行政长官不准在他的家乡地区任职。本地居民在他们自己的地区里当行政长官的人数明显增多；在有些情况下，县行政长官就是他们自己的县的居民。例如在广西的一个大县里，在1912和1926年之间，18个县行政长官中的15人是本省人，而7人就来自本县。 3 税收 为了提高军阀和其主要部下的个人权势和供应部队的武器、给养和薪饷，军阀政府对获得资金非常关心。由于各级政府因战争和人员变动很快，常常陷于十分混乱，加之许多军阀把他们辖区的权势看成很可能是暂时的，他们不能总是依靠获得税收的传统做法。他们以他们所能采取的任何手段急切地想搜刮钱财。 基本税收的来源是土地税，有些军阀就大大提前征收。一个军阀也可能举办重要商品的政府专利事业。例如在山西，阎锡山控制了面粉、火柴、盐和其他产品的生产。专利事业尤其适合于像阎这样许多年来维持一个稳定政府的军阀。但也有其他军阀试图举办类似专利事业的例子。军阀占据并经营铁路，下令征收食盐附加税和已上税货物的过境税。有些军阀发行自己的货币：至少有两例用手工操作的复印机。 销售鸦片赚得大宗款项；这种毒品的税收中心在禁烟局的伪装下日益增多。在有些地区，合法化了的赌博提供了大笔收入，例如在广东，1928年的赌博税每月收入1200000元，而且是许多高级官吏为私用而瞒过大笔款项以后的数字。卖淫等行业也受到支持并由军阀抽税。 军阀在规定税额之外，还以各种办法向商人榨取。1925年，山东商人被迫从省政府机关购买一种新的印花，在所有证件和单据上都得贴用；商人们可能由北京政府命令已经用类似的印花。商人们被要求提前交纳打折扣的执照费或各种税款。例如广东的当铺被迫提前两三年以额定数量的75％交纳他们的税款。有这样的情况，地主被迫在指定的日期交出一笔指定的款子，通常是一个月的地租收入。有时军阀们干脆宣布，城市商人必须在几天内交出他们想要的金额；一个军阀将要被敌军赶出一个城市时，在他丢掉他的母鹅前可能争取获得最后一个金蛋。卢永祥当他于1924年离开杭州时，从这个城市的商人得到了500000元。张敬尧当湖南军队于1920年迫近长沙时，要求这座城市的商人给他800000元。他警告说他的士兵将洗劫这座城市，他并且扣留商会会长作为人质。商人们最后交出110000元。张敬尧逃走时只好接受了。 尽管拚命搞钱，省政府仍常常处于破产的边缘。至少是没有多少钱可用于行政事务。有一些省里长期拖欠薪金的例子，正和20年代初期北京发生的情况一样。当然，造成这种明显矛盾情况的原因是，搜刮来的大部分钱不是用于政府的正常用途。许多被军队头目自己用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积下了巨额财产。此外，军事开支数额很大；每省都至少要维持一支军队。在整个军阀时期，政府岁入实际用于公共用途的部分许多省都显著下降了。1 军阀派系 主要的军阀通常属于因利益一致而结合成一体的各派，即各系、各集团，和结合成一体的政治派别（见第5章）几乎一样。但是各军阀集团之内的团结从松散的结合到紧密的组织上的统一，各不相同。最松散的派系主要是为了参加者各自设想的利益而缔结的联盟。但私人交往和恩义的纽带也起作用，特别是在一些较强的派系中。主要的是各派系成员与派系领袖之间的关系；各派系成员之间的私人的、横向的联系可能很弱或不存在。成员与领袖之间的私人纽带就是那些已经讨论过的增加军阀军队内聚力的纽带：亲族关系，师生和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同省或同乡、友谊、学堂或学校的联系。 齐锡生曾将这些从最强（父子）到最弱（同学）的私人联系加以分类，并根据这种分类研究了皖、直、奉三个主要集团。1奉系在内部组织方面是最单纯、最强的，因为每个成员实际上都以齐所断定的强的联系而与派系的领袖相关联。相反，直系的结构非常复杂。它包括一大批军阀，涉及的关系多种多样，但大多是齐列在弱的那一类。虽然齐认为正是关系的多样性增强了这种种关系，有利于巩固结合，但直系似乎比奉系更接近于地位相差不多的人的联盟。皖系比其他两系都弱，因为拥有大部分兵力的指挥官们是以最弱的纽带而与其领袖联系。齐没有分析的桂系和已经提到的三系不同，因为大部分时间它限于单一的一省；它基本上是广西的一个单一的政治-军事组织，三个领袖非正式的承担不同的领导任务，并且令人惊奇地保持极高程度的团结。对各系的简要研究，可以说明它们为什么终于表现出那样的差别。 直系和皖系是以袁世凯北洋军的军官中建立起来的关系为基础。袁在其部下中培植各种私人恩义以保证军队的团结和忠诚。他的追随者对他们自己的部下也这样办。只要袁还活着，北洋军中的这些关系网就从属于对袁的忠诚的总格局。在他死后，北洋军官们不得不适应全新的局面。这种适应需要几年时间，在此期间每个军官要做出决定，他将听从谁的领导，他的地理和军事环境容许他做什么，他个人的倾向和愿望是什么，他的个人的利益怎样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以及他如何判断国家的政治形势。 我们已经提到（见第5章）段祺瑞是怎样逐步建立皖系（段是安徽人）和一个政治俱乐部，即安福俱乐部，以增强他的势力。不在段追随者之列的军官和那些预见到有朝一日他们将成为他的统一方针的对象的军官，自然对段怀有敌意。此外，段坚持把他自己的手下人安插在最高的职位上，这使那些被忽视的人非常不满。从这一畏惧和怨恨的背景，出现了一个对立的集团，他们寻求唯一具有段的才干而又在政府中身居高位的另一个北洋军官冯国璋的领导。 冯国璋曾在北洋最高一级的部队中任职，当过直隶、稍后当过江苏都督，1916年又成为民国的副总统。1917年他成为代总统，这个职位在他确信他自己的手下人对三个重要的长江省份保持控制之前，他是不会担任的。冯为什么终于领导了一个对段怀有敌意的集团还不完全清楚。一个原因可能是，孙逸仙已在南方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政权，而关于消灭这个政权和重新统一国家的适当方针冯和段意见不一致。冯主张谈判，段要使用武力。 冯于1918年离开总统职位，但那些反对段的人仍然把他看做领袖。因为冯是直隶人，这个发展中的军阀和政客集团就被叫做直系。由于段祺瑞比以前更加着力试图建立他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并由此统一国家，直隶督军曹锟越来越觉得受到了安徽集团的威胁。他和段的关系不断变冷。由于曹锟在最终迫使段下台的1920年战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他终于成了直系的公认领袖。1 奉系由张作霖建立。张是出身寒微的许多军阀之一。他生于满洲的一个农民家庭，开始当兵，后来组织一支地方防卫部队，这支部队成了满洲正规部队的一部分。当他攀登军队阶梯时，他带着他青年时期的下级和伙伴，他们都和他有密切的私人关系。辛亥革命时张支持清当局，而当骚乱已经平定时，他担任了奉军中第二位的职务。1915年督军退职时，张利用他有力的地方联系和他的军队部属使北京所委派的军官难以立足。1916年4月他终于被承认为奉天政府的首领。 一旦稳固地控制了奉天，张便同时使用军事威胁和政治影响，对满洲的另外两省树立类似的权威。1917年，北京将黑龙江的首脑免职，因其支持满族皇帝复辟；而张的已经做好准备的军队保证了这一免职令的执行。他在北京的影响使他自己挑选的人得以任该省首脑，从这时起黑龙江就由张所认可的人治理。在吉林，事情的结果是类似的，但直到1919年张才将该省完全置于他的部属控制之下。这三省由于张对它们的牢固控制，当然也由于它们的大量财富和地理位置，是奉系最重要的地区。后来张把权力扩展到华北，另外一些军阀也成了奉系的一部分，但他们和张的关系从没有像满洲军阀那么牢固。1 桂系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只留在一个省里。李宗仁是这一系的首领，但把他看成地位相等的人中的第一人更为确切。白崇禧和黄绍竑是这一系初期的其他两个成员，直到黄旭初取代了黄绍竑为止。这一系在20年代初期出现，由李、白和黄建立了一个松散的联盟，目的是统一这个高度分裂的省。到了1924年，他们已消灭了许许多多广西的小军阀，以致面临互相交战或持久合作的选择。因为他们出身相似，并发展了牢固的相互关系，他们决定共事。2 军阀各系内滋生了派别。直系分裂成两派，一派以吴佩孚为首，一派以曹锟为首。曹派又依次分裂为二。这些派别对谁应担任什么职务并控制哪些财源而争吵。奉系内也存在派别，尤其是在1922年受到一连串挫折，张作霖随之整编了军队之后。他提拔受过近代军事训练的年轻军官，但又想照旧支持他的老伙伴。这就在奉天造成了新老两派。1 历次战争 地方、地区和全国规模的长期和短期的武装冲突，毫不夸张地说有几百次。许多次战争是为控制一个行政地区如一省或一县而进行的。其他的则是为了控制跨行政区的地方和地区经济网的战争。例如，鸦片经由一条相当确定的商路从云南和贵州运送到湖南西部，从那里鸦片可以向北输送到长江流域或向南输送到珠江三角洲。控制湖南西部的军阀的归属决定选择哪一条路线，是使长江流域的军阀赚钱还是使广东的军阀得利。湖南西部由于它在这条商路上的位置，是一个争夺的目标；它对两个地区的首脑们都很重要，因此直接或间接地成了冲突的根源。类似的商业网中国到处都有，无疑要引起战争。谢文荪已经开始论述这个课题。2 各主要派系之间的相当正规的战争引人注意，因为它们决定谁控制北京的全国政府，北京政府是正统的象征。当一系有希望变得很强大以致压抑其他军阀，并建立起真正中央集权的控制时，其他主要的军阀便暂时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以打倒它。因此直、奉两系在1920年协力赶走了北京政府中的皖系有力人物，皖系控制的大部分省份转到了胜利者手中。1922年，奉系联合皖系势力的残余和华南的势力，试图推翻直系。奉系失败，但没有被消灭，因为它有一个远离华北战场的强大而富饶的基地；直系没有做好侵入满洲的准备，因而奉军能够返回根据地，进行整编并准备再试一次。1924年，奉系再次与华北的皖系拥护者以及南方的势力联合，第二次与直系交战，并成功地策动一个直系的主要将领冯玉祥倒戈。直系军阀仍然控制华中的几省，他们于1926年与张作霖联合攻打冯玉祥，把他的军队赶到了遥远的西部。1这就使张作霖成了北京的主要有力人物，这时一支新式的军队国民革命军，开始了它一举消灭军阀的北伐。所附的几张地图表示作为上述历次战争结局的派系势力分布的大致变化。2 学者们从力量均势分析了这些战争，有时是用一种国际关系的模式。3的确，军阀们为反对潜在统一者而一再联合的实例证明，力量均势思想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但是在中国，均势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规律。各系军阀并不谋求作为目的本身的均势；每个派系都谋求霸权，直到其可能到来的成功把其他派系都推向对立面。此外，均势是结局的一种方式，这一点人人都知道；军阀主义有朝一日总会结束而国家终将统一，这一点每个军阀都认为理所当然。每个军阀似乎都承认重新统一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令人满意的，但却希望发生这样的事而不限制他个人的权力。这是一个矛盾，每个大军阀都希望由自己实现重新统一而予以解决。不可能希望领导国家统一的那些军阀则很想延缓统一，同时制造混乱。军阀们倾向于极短期的打算；他们很少考虑5或10年之内形势会像什么样子，相反，却努力在今年征收明年的税。 地图9、10、11、12的注 这几张地图依据传记、政府文件和布告、年表、外国目击者的报导和研究军阀的著作。齐锡生的《中**阀的政治斗争》第210和212页，有类似的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前的形势图。 这几张地图试图表示20年代初期中国的分裂状况，以及分裂的格局是如何变化的，但它们却给人一种完全精确和确定的错觉。它们在几个方面是不准确的：（1）派系的隶属关系主要依照省的督军的归属，没有顾及存在一些往往控制了重要地区的次要军阀。（2）这几张地图没有表示出争夺的地区或权力机构不存在、不清楚的地区。例如地图9和地图10表示福建在皖系控制之下。在这些年份里，李厚基是福建督军，他和段祺瑞的联系很稳固，但这个省的南部有时是在广东军阀们的控制之下，有时是在敌对的北方指挥官的控制之下，李厚基的权力在最盛时也是有限的。陕西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夕按地图所示是在直系阵营，但事实上这个省争夺权力的小军阀非常多，以致也同样可以标明是“分裂的”。（3）这几张地图没有区别强的派系隶属关系和弱的、可疑或变化着的派系隶属关系。例如地图9表示河南在直系阵营内。可是从军阀时期一开始就任河南督军的赵倜，只是在他认为段祺瑞正打算替换他时，才在某种程度上靠拢直系军阀。地图11表示山东在皖系势力之下，尽管直系势力这时在华北正处于鼎盛时期。理由是1919年起已是督军的直系拥护者田中玉，在1923年被解除职务而被郑士琦接替，所有资料都同意郑倾向皖系；在1923年这还不等于对吴佩孚和曹锟怀有敌意。（4）地图所示的派系的地区的大小和其实际力量之间没有相互关系。例如对绥远、察哈尔和热河的控制给人以地区广阔的深刻印象，但在军事上并不特别重要，因为这些地方贫瘠，人口稀少，远离主要交通线。（5）这几幅连续的地图上的变化并不都由于这系或那系在地图涉及的主要战争中战败或战胜。例如李厚基于1922年夏季晚期被赶出福建，而地图排列的顺序不可避免地含有这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结果的意思。但事实上他是被广东的国民党部队赶走的；这一事实几幅地图甚至没有表示出来，因为国民党部队在几个月之内便已离开，而孙传芳成了这个省的首领。 尽管每次战争都造就了一个明显的胜利者，但在更深远的意义上他们都不是确定的，因为没有一个派系有发展政府政治力量的长期计划。每个军阀的主要目标都是个人的和自身的，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他的权势。每个人都是一个派系的一员，但其目的并不是为该集团的目标作出贡献，倒不如说是为他个人的利益而打开局面。一个派系的领袖可能希望统一国家，但他是孤立的，站在流沙之上。不仅每个派系的领袖只有过于简单的统一的想法，而且他的目标的实现威胁他们的敌人，也同样威胁他的支持者，因为实现他的权力梦想将导致他们丧失独立，而独立是他们作为军阀的地位的要素。派系目标的暂时性和短期性是这一时期高度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作为军事冲突有些重要的战争是很短暂的，但整个军阀时期的趋势是，更多的军队卷入规模更大、时间更长，也更血腥的战争。1920年的直皖战争10天之内就结束了；这次战争为吴佩孚的师所左右，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和巨大的伤亡。1922年的直奉战争甚至为期更短——只持续了7天——但军队的数量更多，伤亡更大。在这次战争以后，卷入的军阀扩编了他们的军队。在1924年的直奉战争期间，华北、江苏和浙江之间以及沿满洲边界的几个地方都在交战。战斗持续了两个多月。1926年，冯玉祥和张作霖打了一场大约八个月的非常激烈的战争，有巨大的伤亡。 军阀和列强 军阀主义的混乱和由此而导致的北京政府的软弱，使中国尤其容易遭受外国政治压力和侵略的损害。但与此同时，普遍的骚乱也限制了外国的活动，妨碍了外国企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开发。军阀们有时任意对外国商号增加税收。士兵和土匪使外国财产和生命遭受损失。举一个例子，在1917至1924年间，单单在一个领事区就有153个美国人或商号被抢劫，遭受大约400000中国元的总损失。1盗匪活动和战争阻碍了正常贸易和商业活动，军阀对外国人在华贸易伙伴的压制、通货贬值和使用无担保纸币，以及铁路设施的破坏、军队占用和损坏，也起了同样的作用。 外国人以严厉谴责和中止贸易对这种种情况作出反应。外国代表不断地向北京中国政府递交一连串抗议，尽管中央当局的软弱使它不可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列强常常不得不就具体的地方事件与地方或地区的军事首脑交涉。例如在1924年，在俄国人与北京就中东铁路的地位和经营达成协议以后，他们还不得不与张作霖进行四个月的单独谈判，因为铁路是在他的地界内。2至少有一个例子，外国人为了保护和合作向地方当局付了钱，很可能在更广的范围内存在这种做法。 外国人对他们所抱怨的混乱自己也起了促成的作用。外国兵痞在中国的战争中也起了小小的作用：一个英国人管理张作霖的兵工厂，三个美国飞行员有几个月为陈炯明驾驶轰炸机，类似的冒险者也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在其他的军队里发现。更重要的事实是，外国人不顾1919年多数强国签署的武器禁运协定，输入武器以满足中国人对枪械的无尽需求。武器交易完全公正；军火商向任何能照价付款的人销售，不考虑政治。但是有些外国政府实际上却资助挑选出来的军阀。例如日本在整个军阀时期明显地与中国的一些军阀有牵连。 1916年，日本政府开始实行全力支持皖系首领段祺瑞政府的政策，建立中日之间政治和经济合作以及财政债务的紧密联系。日本在随后的两年中供给段1.5亿多元，表面上是为了国家的发展，但实际上却被段主要用于他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目的。这两个政府还缔结一项军事协定，规定日本提供援助、顾问和教官以编练中国参战军，支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的事业。但是这支军队从没去欧洲，只对扩展段的军事力量有用。在给段这一财政和军事援助的同时，日本商人也着手许多冒险事业，形式上与中国企业家联合，开发中国的资源。 长期以来日本对满洲的事情表现出特别关心，并从日俄战争起在那里保持了有力的地位。日本人密切注意张作霖的兴起，并在必要时积极干预，务使满洲的人事任命和政策不是不顾日本的利益而决定的。由于皖系在1920年的战争中失败，而张作霖作为直系的同盟者对皖系的失败做出了贡献，张成了全国性的人物；他控制着满洲和作为战利品一部分的内蒙。日本政府做出了一项政策决定，这项政策决定在整个张作霖余下的生涯中成为日本与张的关系的指导方针：日本将在使满洲发展和组织起来以及牢固地控制满洲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张作霖。但是，日本对张谋求实现在中央政府的野心将不予帮助；他们要张留在本地，致力于满洲的治安和社会秩序，而不要卷入那些可能导致战争和混乱，因而威胁日本利益的事情。 日本并不想直接向张提供武器而悍然违反武器禁运条例，因而他们帮助他建立一个兵工厂以制造他自己的武器。日本人以下面这种启示性说法说明他们给予张财政援助的态度： 虽然帝国政府并非不愿意根据情况对财政援助给予友好的考虑，但重要的是这样做要用经济贷款的方式，尤其是要采取在联合企业中投资的形式，以便避免列强的怀疑和中央政府的猜忌。如果张作霖也愿意日益争取促进中日合作的实体，例如在关于土地的租借、矿山和森林的经营以及其他这类有前途的事业上尽力，如果他愿意尽一切努力贯彻所谓共存共荣原则，并制定已经存在和最近将建立的中日合资经营公司的共同管理方法，那么就可以使东三省的财源自然而不引人注目地兴旺起来。1 日本和张的关系一点也不平稳。张继续使自己卷入全国性政府的事务，并在三次华北的战争中，置日本要他留在本地的希望于不顾。他不想作日本的傀儡，一有可能便坚持他的独立。然而日本依然把张看做在满洲可以利用的最好的选择，做了一切必要的事情以保护他在那里的地位。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日本人在起辅助作用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方面对吴佩孚进行干预。他们显然提供金钱以换取冯玉祥在这次战争中倒戈，而且当1925年张的一个将领反叛并试图夺取沈阳时，日本人进行干预，把张从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失败中救了出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人还是杀了张；1928年，日军军官中的极端分子暗杀了他，希望引起可以利用来为日本谋取利益的混乱。 苏联积极帮助冯玉祥。冯玉祥在他于1924年转而反对吴佩孚并由此导致直奉战争结束以后，急切地寻求援助，因他知道不久他将不得不和日本人所训练和支持的张作霖的庞大军队作战。从苏联的观点看，冯的改革意向和革命词藻使他看来像是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整个1925年俄国人都向冯提供武器、金钱、私人顾问和部队的教员。作为回报，他应当同意在他的部队里进行国民党的政治教育，并广泛地和国民党合作。冯接收了这种援助，但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事情以阻止俄国人或国民党代理人使他的部队政治化，因为他知道那意味着他将丧失他的个人控制。 和张的战争终于在1925年年末到来，并很快变得对冯不利。1926年早期他让出他的指挥权，到苏联去了，他将在那里停留大约五个月。冯希望他的离去将减少张作霖消灭他的部队的决心，但他也想开阔他对俄国领袖们、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思想体系的知识。冯和一个俄国顾问一道旅行，这个顾问对他进行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状况、党的体制问题以及所有中国人需要加入国共合作以实现真正的国家团结并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的进修教育。冯似乎已经真正为苏联的社会、苏联**的纪律和效力所感动。同时，他和他在中国的部队保持着联系，这支部队正在遭受一次大失败。秋季早期，在商定450万卢布的附加军事援助后，冯回到了他被击溃而锐气受到挫折的部队。 当冯抵达中国时，国共消灭军阀主义以及统一国家的军事行动——北伐——已经在进行。冯整编了他的部队，并在占领河南时与这一军事行动配合。当蒋介石在1927年攻击**人时，冯有一小段时间成了俄国领导人的主要希望；他们要他继续支持国民党的左翼和**人，并用他的军事力量与蒋介石对抗。但是冯迅速与蒋达成协议，并劝告俄国人回国。就此结束了俄国人对军阀政治斗争的卷入。1 英国长时间以来在中国有最大的商业和金融利益，因此对促进稳定的政府特别关心。当英国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拚命恢复他们在中国贸易中的突出地位时，稳定显得甚至更加重要。即使当混乱似乎预示整个中央政权的崩溃时，英国人也支持北京的政府。但英国人对段祺瑞的政府从不热心，这是由于它的亲日本的倾向性。他们欢迎段于1920年被直系打败，因为直系领袖们曾声称他们反对再借外债，他们还被英国人认为有能力统一中国。许多作者曾经断言或者暗示，英国人和美国人向直系领袖吴佩孚提供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援助。但是新近的详尽研究断定，当吴悉心照料英国人和美国人以图得到财政和军事援助时，英国和美国政府坚持中立并拒绝援助，尽管在华的外国人普遍赞扬吴。吴从在中国的公司——特别是英美烟公司和亚细亚石油公司——得到了很多款项，这是在吴控制下的地区禁止对它们进行抵制的回报。1 1 史扶林：《中国的军人与政治：军阀模式是否贴切？》，《亚洲季刊：一种欧洲杂志》，3（1975年），第195页。 1 严格地说，段祺瑞不是一个军阀，因为他在1916年以前曾经为了有利于在北京的高级职务而放弃对军队的直接控制。但是，很多军队指挥官把他看做导师和领导人，使他成了一个主要军阀派系的公认首领。参见包华德和理查德·an’shand（扑克牌戏的两对，a和8，或j和8”。）参见李川：《军阀轶闻》，第123页。 1 谢文荪：《一个军阀的思想和理想：陈炯明（1878—1933年）》，《关于中国的论文》，16（1962年12月），第198—252页。 2 黛安娜·拉里：《地区和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唐德刚和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 3 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年》。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1 事实上不可能精确地确定这一动乱时期的配备武器的人数。齐锡生在《中**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第78页论述了这个问题，并做出了我这里所接受的估计。 1 《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讲述的回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口头历史项目。 1 唐纳德·吉林：《军阀：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 1 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62页。 2 吴应銧：《民国初年地区行政长官的职业：职业的招聘、训练和流动性》，《现代亚洲研究》，8.2（1974年4月），第237页。 3 拉里：《地区和国家》，第30页。 1 军阀税收的资料选自范围很广的原始文件：关于个别军阀的专题论著、外交家和记者的报道、报纸和期刊的记事。有些最有趣和最富揭露性的资料载于《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讲述的回忆》、唐德刚和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关于军阀税收的简要而有见地的论述是齐锡生的《中**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陈志让讨论了这个问题，见《军人-绅士的联合：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第130—145页。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55—80页详细研究了吴佩孚的岁入资料。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强调军阀搜刮钱财的范围、多种多样和横征暴敛的性质。 1 齐锡生：《中**阀的政治斗争》，第36—76页。 1 安德鲁·j.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第128—175、232—239页。吴应銧：《中**阀的一派：直系，1918—1924年》，载安德鲁·科迪埃编：《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文集，3，优秀论文，1967年》，第249—274页。又见吴：《中国的黩武主义》。 1 加万·麦科马克：《张作霖在中国东北：1911—1928年：中国、日本和满族人的想法》。 2 拉里：《地区和国家》。 1 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论述了各派，附录提供了七个主要派别的简况。关于军队各系为首的军官以及他们的部队，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事史》，处处可见，尤其是第1卷第2部分。 2 谢文荪：《军阀主义的经济》，《中华民国研究通讯》，1。1（1975年10月），第15—21页。 1 关于这几次战争军事方面的明确叙述，见文直公：《最近三十年中**事史》，第2卷。 2 见地图9、10、11、12。 3 齐锡生：《中**阀的政治斗争》，第201—239页。 1 j.s.休斯顿领事就汉口领事区的政治情况致国务院的报告，1925年4月4日。国务院有关中国内部事务的文件，893.00/6206。 2 唐盛镐：《俄国和苏联在满洲和外蒙的政策，1911—1931年》，第152—153页。 1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重要文献》，1，《文献》，第525页。关于引文和上两段的某些方面，见麦科马克：《张作霖在中国东北》，第56—59页。 1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163—169、177—179、197—202页。 1 吴应銧：《现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151—197页。关于吴佩孚从一些外国公司得到钱，见罗赫德致马慕瑞，1925年9月19日，国务院，汉口档l，第2号；罗赫德致国务卿，1925年9月25日，国务院，汉口档，第8号；《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4月24日，第207页；c.埃斯特朗热·马隆上校：《新中国：调查报告》，第1部分，《政治形势》，伦敦，独立劳动党出版社，1926年；j.c.休斯顿致马慕瑞，1926年7月1日，国务院，汉口档，第63号。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自发的农民骚动：类型和特征 于是出现了第一个明显的悖论：无论地租多么沉重，高利贷的后果多么惹人注目，它们却很少激起激情的反抗和骚动，就是激起了，也不如土地税所激起的那么频繁，而土地税相对来说较轻，尽管在增加。我们还注意到，土地税引起的骚动是与反抗其他税种（如鸦片税）相伴随的，同时更进一步加强了抗税骚动的突出地位。 与租、税无关的骚乱及其类型 我们现在将简要地考虑其他类型的骚乱，并概述一种既包括这些骚乱，也包括在前一节中已较详细论述过的那些骚乱的一般类型。 我们将首先考虑的骚乱的共同之处是骚乱指向政府当局（文职的或军人的）的地方代表，而不是——很少例外——指向富人本身。因而这些骚乱更接近于传统形式的抗税骚动，而不是**人所要求和鼓动的社会斗争（反对地主和放债人）；后者一般说来分布不广，也就是说，在**人自己插手以前是这样。反对行政当局、强制劳役和军队的斗争有一些指向行政当局的风潮是由于各种滥用权力（地方官员的专横、残暴或**）引起的，另一些则由出自善意但被误解（常被解释得很糟）的创举引起。1930年在广东北部的东陂，一项要求在地方市场交易中采用阳历的法规导致一起造成五人死亡的风潮。闹风潮的人认为“阳历”中的阳字是“洋人”的洋。1三年后，在云南，农民们变得难于控制，他们把持续干旱归咎于反对迷信的宣传，他们相信这种宣传得罪了龙王。2有时激起农民愤怒的改革本意在于改善他们的命运。1933年4月在浙江北部余杭县有10000名（按另一资料为20000万名）蚕农参与了一起动乱，因为省乡村建设机关要他们购买一种特殊的蚕种，以对抗日本人的竞争。一个来自省机关的官员被打伤，另一个被杀，乡村建设机构的设备和帐篷被放火烧毁，蚕房也同政府的许多建筑物一样被捣毁。应该提及的是，要求农民购买政府所赞许的蚕种（这种蚕种比其他蚕种贵）的命令没有附加任何解释。当省政府最后决定派一名科长到这一地区与农民谈判时，他们跪倒在他的面前，就像1905年1月流血的星期日圣彼得堡沙皇的臣民那样。据说，那位惊恐的科长曾驾车直向农民驶去，伤了许多跪着的农民，显然这又给当时的局势火上浇油。3 上面提到农民对政府不得人心的滥用职权进行报复，对现代化努力作出错误的反应，余杭的例子突出表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对农民的精神世界多么陌生。官员的笨拙和在某些情况下骄横地推行某种改革，很可能使早已厌恶所谓改革的农民感到忍无可忍；而改革无论怎么说最终只对很少的一部分人（那些在蚕种方面有投资能力的人，或在其他例子中，在种子或较昂贵的设备方面有投资能力的人）有利。反对革新和进步的怒火可能会被描绘为反动的，但未必就是无理的。面对企图从上面强行推动革新的现代化机构的突然出现，农民——先验地——没有理由作出与过去有所不同的反应；这就是他们对极为熟悉的**（也由建在他们上面的那些机构表现出来）所作出的反应。1 没有什么东西比强迫劳役制度更能说明农民社会与以命令主义（尽管并非总是有效的）方式指导的现代化之间的冲突。1934年12月3日公布的蒋介石给各省政府的一份指示授权省政府利用来强迫劳动完成公益工程：挖灌渠，加固河堤，清理土地，造林，筑路等，该命令声称上述工程全部由直接受益的劳工（从当地村民中征募）实施。但这并没有防止强迫劳动在被强迫者中极端不得人心。一般地说，服劳役者与最主要的获益者并不一致，也就是富有的地主们能更多地利用现代道路，有更多能灌溉和防洪的田地，但他们却可以暗中贿赂官员，从而不必在劳工队伍中服劳役，也就是说，他们首先并不是必然被豁免的。只是最贫穷的农民参加了川湘路的建设（这项工程从1935年11月延续到1937年1月，但征集到的劳工只在最靠近他们家的路段劳动）。待遇很差，伙食极坏，报酬极低——甚至根本没有——劳工们终于造反了（在公路经过的七个县中的两个县黔江和涪陵，至少有少数劳工这样做了。2 有时仅仅抽签确定被征集农民的过程都足以引起一场风潮：1935年，在河南泌阳，1000名老妇捣毁了有全部壮丁（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名单的保甲登记处，并且打伤了一个官员。1然而，如在黔江和涪陵一样，骚动更经常是由恶劣地对待劳工，他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恶化（这是未恰当遵守法规的结果），或监督他们的官员**引起的。对劳工既不付给报酬，又不供应伙食的情况是很少有的；许多人得到基本的或最低的工资，几乎全供应伙食，尽管通常并不充足。但是，例如有时会发生雨天拒绝给他们开伙的情况（因为他们不劳动），尽管他们不可能回家；或者一个**的保甲长可能会从每个人身上敲诈几枚铜板——支付“点名费”；不然就是监工加快劳动进度或毫无理由地殴打、伤害（甚至打死）劳工。照例引起“抗力役”骚动的正是这类滥用权力。 “抗力役”可能是非暴力的（罢工），或者相反，也可能是流血的，如当一两万劳工用镐头袭击防止他们逃跑的护路队时。不论是哪种情况，很明显劳工们的王牌是他们的人数：尽管不是本意，他们却代表大量集中的劳工，这些劳工在常态下是广为分散的。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这些转变为劳工的农民可能会尝试一种他们并不熟悉的反抗方式（农业工人自己几乎从不罢工）。与此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他们会抢先采用（或重演）农民与士兵（或“匪兵”）之间的那种惯常的战斗形式。2 1926年春，河南西部的红枪会（一个被认为是保护农村居民的秘密组织）据说曾残杀多达50000——意谓数量极多——的败兵。3在军阀统治年代，抵抗士兵的农民自卫一度特别必要，并且很广泛。在南京政府统治的10年中，无论是在半自治的军阀们争夺的边远省份，还是为了抵抗“匪兵”部队，情况仍是这样：据信那些土匪如果被收编为正规军，他们可能会驯化；但由于他们的新饷很难按时发放，对他们来说回到老路的诱惑是非常强烈的。1 龙田事件（1931年 12月 27—28日）正是这种例证。由于驻在福建福清县龙田半岛的军队勒索和残暴超出常情，几万农民攻击了2500名士兵，这些士兵——包括他们的司令官——原先全是土匪。他们绑架村民勒索赎金，拍卖抢来的货物并严刑拷打抵抗他们的农民。最后，当一个士兵试图砍断一个没有迅速取下他索要的戒指的妇女的手指，接着又发生集体**后，农民们终于较好地武装起来（不仅有必不可少的棍棒、短刀和长矛，还有手枪和步枪），根除了这些士兵。据说2500名士兵中有一大半被消灭。农民们也损失严重，但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其实只要正式允诺将这支部队（或者说这支部队的残部）移驻他地，农民们就会同意停止战斗。1932年1月27日，从福州开来的援军才真正克服了败兵首领的固执（这个首领坚持索要一笔贿赂，以换取同意换防）。2 正规军不时大肆勒索，虽然其次数少于那些被并入军队的原土匪，却也同样令人惧怕，有时甚至甚于军队派往进剿的土匪。对土匪进行的讨伐很少起作用（军队有时会向土匪出售武器和弹药）。有些讨伐甚至比土匪袭击本身造成更多农舍和村庄被烧，更多农民被杀。1福建的一个地区1932年受到土匪侵扰，当地居民在断定“纠正比原罪更糟”后，一次接一次地发出请愿书，请求撤回维持治安的军队（无效），“以便他们只与土匪作战”。2 中日战争期间，不仅国民党统治薄弱的省份，而且它所牢固控制的省份，首先是四川，都成为农民与掠夺成性的军队之间的对抗舞台。于是叙府地区（位于长江与岷江的会合处）的农民向大刀会求助，他们立即在1943年的一个晴朗的夏日早晨，干预正在盗墓的一群76军的士兵。接着，发生了10天的战斗，从7月16日至27日（被称为“骨战”）。结果是，得到增援的76军赶跑了大刀会——并且以搜寻大刀会会员为借口，继续劫掠，比过去更厉害。3 盗窃和勒索所引起的暴乱少于征兵制的弊害和军队拉夫所引起的暴乱。魏德迈将军在一份致蒋介石的著名的备忘录中，提醒蒋氏注意因征兵激起的肮脏交易和恐怖：“对中国农民来说，征兵就像灾荒或洪水，只是更有规律——每年两次——并造成更多的受害者。”4除只打击最穷的人的征兵制的不公正之外，还定期征集成千上万的苦力，他们像牲口一样被驱赶着。在壮丁和苦力（常受虐待，经常得不到照顾）中，死亡率都很高，而八年抗战期间军队对平民的暴行和骚扰更加深了农民对军队的传统仇恨。到40年代初期，征兵的不公正和军队的勒索甚至已成为可与征税相提并论的引起农民骚动的因素。似乎当时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盛行一时：有些暴乱既是由对田赋征实不满引起的，也是由对征兵队长的憎恨引起的。征兵队长是对突然扑向在地里耕作的农民并迅速把他们的双手捆在背后的那伙人的委婉的称呼。在不到一年里（1942年秋至1943年夏），规模和时间不等的农民暴乱（有些卷入的人数多达50000，持续时间长达数月）实际上影响了中国的每一个省。1在这些暴乱之后，1944年又出现了另一次浪潮，当时中国士兵在日军于河南发动的新的攻势面前溃逃，受到1942—1943年严重饥荒的幸存者的多次攻击。2当士兵处于孤立，掉队或受伤时，厄运便会降到他们的头上。关于农民已不再同情士兵的境况的说法大多是虚构的（毕竟这些士兵都是同他们一样的农民）。他们最初的冲动是让士兵缓慢地、痛苦地死去。3 一份纲要性的图表（表2）列出了自发的农民骚动的各种类型。单独加以分类的事件（在表的下端）一方面包括持续时间比一般骚动长的极少数复杂的运动；另一方面也包括频仍发生但持续时间短的大量初级的运动。按照我们第一个准则（目标）的观点，复杂的运动按定义是混合的。它们即使在开始时并不指向几个不同的目标，但是由于其持续时间长，随时间的推移他们趋向于获取新的目标。不过，它们与第一类骚动，即指向政府当局的骚动（位于表的上方），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初级运动（简单的抢劫事件，有或没有有限的暴力活动）置于表的右边一栏：饥饿的人群到可以找到粮食的地方去抢劫或吃大户，也就是说，一般是在富人的家中或粮商的店铺里。 表2 农民骚动的类型 a 因篇幅所限本章未讨论的项目。 频 度（主观的估计）： — 极少 - 少 一般频度，或变化不定，如军队的案例 + 比较频繁 ++ 很频繁 按目标分类的骚动中，我们了解到指向政府当局的骚动最为频繁。不仅置于该表右边一栏的骚动发生次数较少，而且我们划分的这两类子目的社会意义也非常不同。“a”类骚动（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考察到的唯一的一些）是穷人反对富人。“b”类骚动（世系械斗）使庞杂的社区对立，每个社区均由多数穷人和少数富人构成，富人或者保护穷人，或者操纵穷人，不论怎样，都是他们组织穷人。纵向运动如在清朝一样，纵向的社会冲突（世仇族间长期争斗）会使两个宗族、两个村庄或两群村落为某一争议——诸如用水（或防洪），一块清理过的土地，森林的开发，坟地或控制当地市场等而相互对立。1在易发洪水的安徽与江苏北部边界，四年内曾四次成为与管水有关的冲突的舞台。1932年6月，萧县（江苏，现属安徽）居民所进行的排涝作业和疏浚工程给宿县（安徽）造成淹没土地的威胁。因此，宿县2000多名武装的农民开始填平那些不久前才挖好的水渠。一场使用了火炮的冲突导致萧县几个村庄被毁（1932年7月1日）。次年，只是由于军队的干预，才阻止了丰县和沛县（江苏）农民毁坏河堤把威胁性的洪水导向邻县。1935年3月，又重现了1932年的骚动模式：萧县村民疏浚淮河一条支流被宿县居民蛮横地阻止，接着发生械斗，造成多人死亡。1936年5月，另一场冲突再次把萧县和宿县的老对手投入对抗。2 相邻社区间的反复冲突造成了敌对和争斗的传统。利益的冲突会使这种传统保持活力，但渴望复仇也能刺激这一传统，以致极为平常的事件也会引起新的敌对行为。村民们为了自卫和保卫社区的利益，在必要时会向秘密组织求助，或自己组成敌对的组织，如广东海丰和陆丰的红旗会和乌旗会（详见本节后文和下节）。受到威胁的社区重新复活其秘密社会的一个例子是1927—1928年出现在邻近镇江（江苏）的四个县的小刀会。小刀会的成员都是从江北来的移民。同时本地人组织了一个敌对的社会：大刀会。1928年9月，小刀会2000名农民会员在丹徒县残杀了200人，并烧毁了六个村，它们被认为因建立了大刀会的地方分部而有罪过。1 小刀会与大刀会之间的敌对把每个村一分为二，而广东东部的红旗会与乌旗会却体现真正的村际联盟，这种联盟是在19世纪当新的集镇建立时形成的。在两个集市之间的无人地带建立起来的新村落，和处于集市边缘的弱小氏族——它们寻求逃避牢固地盘踞市镇的氏族的控制——倾向于同他们强大邻居所属组织的对手结盟：如果最近的市镇被红旗会控制，就与乌旗会结盟，反之亦然。于是，到19世纪末，海丰和陆丰两县已被敌对组织的真正的（红、黑）棋盘所覆盖，它们极化成两大对抗阵营。这些组织有点像布列克的圆头会和长头会，在20世纪20年代依然非常活跃。2 这样广东东部的红旗会和乌旗会比江南受威胁社区重建的小刀会以更大的规模组织起来，并具有更大的潜在破坏性。但是规模的不同不应掩盖这些不同的组织所参与的纵向冲突的共同性。尽管小刀会与大刀会之间的分界线分裂了每个村庄，它却没有把富裕家庭与贫困家庭分开。两个秘密社会间的对立所表征的真正分立，是在当地人与外来人（少数与北方结盟）和当地出生但尚未同化的新近到达家庭的后代之间的分立；这一伙外来人经过一、两代后仍未被同化。1同样， 19世纪末和 20世纪初广东东部特有的地区性冲突也没有把富有的地主与他们的佃户或其他少地的农民分隔开来，而是使敌对的社区对立，每一社区都有自己惯常的贫富剖面。红旗会或乌旗会的领导人通常是一个富人，他能用他的财富和影响去贿赂或恫吓官员，并保护他的追随者们抗税和反抗敌对的旗会。实际上，正是这种保护保证了农民对其所属旗会的忠诚——由于敌对旗会的活动助长了不安全，这种保护在这里甚至比中国其他农村更为必要。 佃户与地主间的冲突可以用正统的说法称之为社会性冲突，而纵向冲突只表明地方上的狭隘性：敌手不是富人，而是“其他的人”。有时，外人是来自其他地方的劳工（也是农民）；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不是为了土地和水，而是为了就业。1921年，中国国际救灾委员会在建造北京至天津的公路时（为把粮食运到需粮的地方），从山东招募了2800名工人，这就出了麻烦。在开工的那天早上，河北的农民在流氓的协助下，袭击了这些外来人，并将他们赶走，接着几百名当地人要求取代那些被他们驱散的人。2在19世纪早期的法国，工匠和工人行会常煽动地方性和专业性的对抗。这样的对抗阻碍了阶级觉悟的提高，并且破坏了现代社会运动的开端。一个世纪以后红旗会与乌旗会，小刀会与大刀会等等之间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法国加伏特人与德沃朗特人之间的对抗的（中国式的农村的）翻版。复杂的运动：长乐的例子1931年11月在长乐（在福建，是福州南面的一个县）爆发的骚乱，从一开始就是双重性的抵抗：既反抗军队，又抗税。1932年1—2月，这场指向政府当局的运动被纵向冲突扩大，从而加速了这场运动的最终崩溃。骚乱的起因是在湖清乡（长乐县）征收土地附加税。征收这一附加税的目的是资助一支深为村民不满的海军分遣队（他们为了向烟民征税，强迫村民播种罂粟）执行改进水利的计划。当湖清村民拒交这一附加税时，两个营的海军被派赴该地，强迫村民交付。但是，结果适得其反：海军于11月4日到达；5日，农民向他们宣战。 这场运动不仅复杂，而且也比多数农民风潮和暴动组织得好（这或许足以说明为什么它能持续如此长久）。湖清的村民从1922年开始就被迫在当地民团服役，与其他地方的村民相比，训练和装备较好——至少不更差。暴动的领导人林克祖正是湖清乡民团的指挥官。林聘请了几个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来训练民团，并且招纳了一群土匪，预付了两个月的饷，以换取他们许诺在前线效力。12月21日晚，湖清的农民已有准备并得到增援，以10∶1的数量优势进攻了长乐县衙门。负责守备县衙的海军部队迅速逃窜，丢弃了武器弹药，也抛弃了县长。 初步的成功使造反者过于自信。他们捣毁了海军安装的两座泵站，并要求海军从此离去。林克祖宣布地方自治，并干脆接管了整个长乐县的政府机构。他掌握了全部税收以满足他的军事开支；保留并征收两个月前他曾谴责的鸦片税，并解除了开设鸦片馆和赌场的限制。长乐县其他乡的居民，原先并不交附加税，对被迫为与他们无关的斗争提供资金不满。此外，被雇用的土匪释放了刑事犯，并拦路抢劫难民。冲突随之发生，而在当局派兵增援的关键时刻很快又演变为乡际战争。1932年2月，一个敌对的乡——后山乡俘获了林克祖并把他交给当局，遂被处死。28日，海军进攻湖清，并给来焚毁湖清村庄的后山居民以有力的支援。到3月底恢复平静时，有40个村被夷为平地，7000多人无处安身。1932年农事季节，在湖清与后山之间有一个宽阔的未耕地带；但没有人敢冒险去耕种那些沿敌方领域的土地。 长乐骚动的复杂性和组织是罕见的，但结果却因一些毫不罕见的弱点而招致失败，这些弱点是：未能保持对土匪的控制，而他们的帮助起初是很有价值的；为对付当局的反攻（尽管这一反攻来得很迟）而采用征收新税的办法不得人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邻村之间缺乏团结，它们的利益相悖，从而使他们在镇压到来时相互对立。1初级运动与复杂运动相比，初级运动指向农村中的少数人（最富有的）。但是，除少数情况外，劫掠者们并不找富人本人，只是要他们的财产，特别是他们的粮食。在发生饥荒时，他们常常只不过去富人家消除饥饿的痛楚。诸如“吃大户”或“向富民坐吃”的说法，在几乎涉及每个省的调查和报告中都不时出现，从受养蚕危机影响的浙江和江南，到像安徽和河南这样较为贫穷的省份莫不如此。 一些极不完整的资料显示出频率极高的抢劫事件（“抢米风潮”）的一些概念。一个经济情报机构记载1934年64起劫案如下：浙江，28起；江苏，19起；四川，5起；安徽，4起；河南，3起；陕西，3起；广东，2起。1这些案件约3/4（64分之47）发生在号称富省的浙江和江苏，因为这项调查主要是根据上海和南京报纸所提供的资料。另一份报告提到仅在1934年夏季就发生了26起抢劫（7月1日—9月11日），2但只提到四个省（浙江，14起；江苏，5起；安徽，4起；河南，3起），它们都极易为南京的报纸所报道。仅仅邻近上海的一个县（浙江嘉兴），就是所记载的26起事件中的6起的发生地。一个最后的例子不仅表明了我们所使用的统计数据的**型性，而且也表明劫案极为频繁：仅无锡一县（江苏），在一个月中，（1932年5月11日—6月10日），就记载了25起案件；此外，资料的编者指出：他的资料所依据的当地报纸仅提到实际发生的劫案的十分之二、三。3 另一种相对严重又不很短暂的事件是流动性抢劫。多达几百甚至上千的饥民，每人带一个布袋，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夺取粮食。4有时他们自己组成穷人的团体：“穷光蛋会”、“饥民团”或“吃大户”5 但是，就大部分而言，抢米和闹风潮是典型的初级运动，范围和持续时间都有限。春天，在两次收获之间的过渡期，几百或甚至只有几十人（有时只是一群妇女、老人和孩子），会外出抢劫一个地主、一家商店、一座仓库或一条舢板，以获致几天的口粮。警察或当局干预时，有时把口粮分给他们，好让他们更快散去。6偶而治安力量也会开枪，但这不是通常的方式。原则上只有当饥饿的农民被迫“铤而走险”（为求生而当土匪）时，才进行镇压。1 这些偶然性的抢劫者们尽力使自己与职业性土匪区分开来。有时他们因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竟向县长请愿，要求允许他们抢劫；或者他们会跪在被他们抢夺的地主面前，乞求原谅他们一时被迫采取的过激行为。许多抢劫者小心地把他们的盗窃限于食品，而有些人切望给地主及其家人留下足够的食品，使他们不致因此挨饿。2 特征 上面所分析的自发的农民运动表现了三个主要的特征。3第一，在农民中，阶级意识淡薄，这一弱点可由指向富人的社会运动较少及其传统性来说明。佃户们通常单独对地主采取面对面的行动，而实际上他们在相互竞争时才这样做。佃户们可以完全不因小事依靠留在村里的地主，但他们却因土地而有赖于地主。佃户之间为获得或保持一块使他们的家庭得以生存的土地而进行的竞争，似乎比被剥削者之间的任何团结的感情更能敏锐地被感觉到。拒交地租极少是一个或几个地主的佃户们集体决定的结果。较常见的是它们是按需要而采取的个人行动。在地主或政府当局谴责这种拒付地租的情况下，无力交租的说法通常更为准确——佃户在交租期限逼近时逃跑的许多例子说明无力交租。1两家上海报纸在1922—1931年间所记载的197起涉及佃户的案件中（见前），7起是佃户在无力交租的绝望中自杀。2在这7个自杀者中有的人就像债务人在债权人的门前自杀那样，可能为让无怜悯心的地主或代理人丢失面子的愿望所驱使。但是，说得婉转些，这种行为事实上仍是对剥削者表示敌意的一种间接方式。 在上流社会的代表中，最普通的目标是官员而不是地主。农民愤怒的自发的取向使人领会到，中华民国的农民意识到政府的压迫甚于阶级剥削。在这一方面，他们可能只是简单地继续帝国时代已有的3、后又进一步被军阀们的胡作非为所加强的传统。政府体现了村外的世界，对这个世界村民们有个印象，要抚养而无回报，这并非远离事实。 自发的农民运动的第二个主要特征是他们的地方主义。由于缺乏阶级意识，有一种从属于某一地方社区的观念，这种观念超越了阶级的差别。村民们想要保卫的正是这种社会地位上不纯的社区，以抵御外来的进攻和威胁。不用多说，农民行动的地方主义已为纵向运动频繁发生所证实。由于当地人所表现的对邻人或陌生人的敌意的准一致性，这些活动更像不同的民族之间的战争，甚于社会战争。正如在一场民族战争（相对于内战）中，当然的敌人不是该社区里的特权成员而是外国人，换言之，是不同社区的成员——或者，甚至是整个那个社区。 即使没有纵向运动，农民为保护严格的地方利益，也会拿起武器。当一个乡起来反抗军队的沉重压迫时，最迅速的平息办法是把这些士兵换防到邻乡；在那里他们仍能胡作非为，对另一些村民造成损害。同样是这种不可侵犯的利己主义支配着一个村的态度，在灾年它设法储存了足够的粮食，但拒绝卖一点给邻村，哪怕那里的居民将会饿死。1在1931年长江大水后建立起来的难民营中，农民愤怒地与那些仁慈的人发生争论，因为后者决定给已经太虚弱而难以存活的人喂食：为什么要浪费宝贵的粮食？ 把自己限于活命策略的贫困支配这些态度，也说明了农民骚动的第三个特征，即几乎不变的自卫性。铤而走险只是最后的手段。1937年春荒期间，一位官员对一个四川农民变成了土匪而不继续种地表示惊讶，这个农民告诉他：“你看到我的肚子就会明白。”确实是这样，在对他执行死刑后进行尸体解剖时，发现他的胃里除草以外，没有其他东西。2另有些人仅限于犯轻微的偷窃，希望被捕并在监狱里得到饭吃。3在其他地方，出于同样的原因，警察来逮捕欠税的人时，邻居们恳求警察把他们也带到监狱里去。4更多的是农民乞求地区官员没收他们的土地，以解除缴纳超过他们财力的税款的义务（如 1931年春湖北罗田县两三个村四五十个农民的案件）。5 农民可能对一种新的形势或一次外来的攻击作出强有力的反应，但他们从不采取主动。可以这么说，他们任凭对手作主。这些外来的侵犯者在某个时候，或者同时，就是当局（增加税收，不得人心的行政措施），地主（歉收后坚持要押金或交租），老天爷（歉收或其他自然灾害），邻居（纵向运动），土匪——或派去镇压土匪的士兵。基本点是农民自己很少为了改善他们的命运，或更有理由，为了结束他们所受的剥削而主动拿起武器。只有当形势恶化，1或他们受某种新措施威胁时（即使这种措施实际上是一种改革），农民们才会起来反抗，而唯一目的就是恢复原先的形势。 在每一次农民风潮或动乱的根源里，几乎总有一种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特殊的革新。农民绝不会攻击现行秩序，尽管他们自己是现行秩序的主要受害者，他们会发动武装起义，只是为了重建现行秩序，为了纠正某些错误，或者为了恢复先前的规范——他们很容易将其理想化。与那些参加诸如太平天国那样大规模造反的人或某些秘密组织的“头子”不同，中华民国的农民和那些组织的一般风潮和动乱（也就是说除**革命以外）的领导人似乎没有被宏观的社会洞察力所激励，也没有对这一社会的组织基础产生过疑问。 农民骚动的狭隘性和自卫性是互补的。大多数农民风潮和动乱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地方集团（它的组成往往是庞杂的多，单纯的少）和维护其不稳定的存在。这种保卫大体上与保护收成免遭抢劫或保卫自己免遭土匪袭击并无不同。假使当局常常缺乏效能，为了抵抗土匪，村民们（更确切地说，村里的地主们）被迫建立自卫团，或在面对大股土匪时，建立名副其实的连庄会、连村会。自卫与骚动之间的联系，从广东东部的红旗会和乌旗会的情况（见上文）也能看出，当情况属于“不安全的动乱”1时——这时对土匪的抵抗领先于（并发展成为）骚乱或者暴动——甚至更为明显。一般讲来，组织暴动的人也正是那些原先组织自卫的人（地主或者村里的头面人物）。 由此得出三个具有否定意义的结论： 1.组织大多数“农民动乱”的人并不是农民本身。尽管这些运动很不相同，但大多数都是由村、乡甚至是区的头面人物鼓动并组织的。严格说来，一般所指的农民骚动应该称为农村骚动：它们往往涉及整个农村社区，而不只是农民。被卷入的农民构成了“军队”的大多数，换句话说，群众被组织者操纵，至于组织者自己，他们很少亲自种田。同1789年的法国第四等级一样，参与骚乱的中华民国的农民们，只是跟在一个不同的阶级后面被拖着走的。 2.无论是“农民”骚动还是“农村”骚动，它们都不构成一场运动。我们只能说，那是一系列没有配合、大多组织得很差和没有什么准备的地方性行为，是愤怒的突然爆发，或者不妨借用一下早期用过的措词，是“狂怒”的例证。2这些骚动对当局并不构成多大的威胁。20世纪的中国农民的行动和武器与他们17世纪的先辈们相近，而中央政府却掌握20世纪的武器、运输和通信工具。至少可以说造反的农民与治安力量无法相比。所以，如此迅速被平息下去的地方性风潮不能与“农民运动”等量齐观。风潮之多和反复发生表明了既广泛又持久的不满，不过那往往是假定的，几乎没有资料可以证实。正是这种不满情绪，**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予以表达并加以利用。 3.最后，我们提出的关于这些农民斗争的目标的分类，对那些参加斗争的人们来说，可能没有多大意义。无论农民是同土匪、士兵甚至税吏斗争，他们觉得是在自卫，抵抗攻击者，抵抗像寄生虫一样侵害乡村的社会机体的外来分子。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政府往往象征这样的寄生虫。 当**人着手把农民的某种革命潜力引向革命的时候，如果中国农民确实蕴藏着这种潜力，那么这种潜力几乎完全在于乡村居民疏远政府（以及由城镇统治的整个社会）这一事实。这种潜力在于一种混乱但根深蒂固的、顽强的感情，对农民来说政府是外人，政府所体现的，确切地说，是剥削和压迫乡村这个封闭世界的外部世界。1**人在克服那些乍看起来似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的过程中，完成了把这种潜力转变为行动的杰作（只是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 农民们的行为方式（如果听任他们自行其是，他们本会继续按这种方式行事），同**最终要使他们达到的行为方式之间有巨大的差距，上面讲到的困难与这一差距成比例。或者，换另一种说法，是地方自卫与革命行动之间的差距，后者含有一个全面的抱负和一个进攻性的战略。说实在的，**人无需让他们的农民军队超越整个差距。进攻性的战略一直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他们利用农民人材缔造了革命大军：不多，也不少；但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1 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0916，精琦士电报（广州，1930年5月14日）。 2 同上， 893.00pr云南/54（副领事查尔斯·s.里德每月报告），1933年4月 3日。 3 关于余杭事件，参看三件有时说法不一的资料：《浙江二万农民暴动》；美国 国务院档案 893.00pr上海/57（每月报告，1933年4月）和893.00/12371 （克宁翰电报，1933年5月20日）；诺埃尔·雷·迈因纳：《浙江：国民党在 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73年），第221—228页。 1 也是在1933年，（云南）昆阳小地主们在计划穿过他们的土地筑路时骚动。原 始路线并不穿过他们的土地，但土地将被公路穿过的其他地主收买了负责官 员。周荣德：《中国的社会流动》，第151页。 1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5页。 2 许多抗拒强迫劳动的事例载于《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5— 1028页。 3 戴玄之：《红枪会》，第192页。关于红枪会，参看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 革命者，1845—1945年》，第4章。 1 吕西安·比昂科：《中国省政的败坏（安徽1931年）》，《近代史和现代史杂 志》，第16期（1969年4—6月），第306—307页。 2 关于龙田事件，参看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1815（1932年1月25日）， 893.00/11837（1932年2月12日），893.00pr福州/48（1932年1月13 日）和/49（1932年2月10日），中美国驻福州领事（伯克）的官方通信。 1 （其他数十事例中）有一例涉及（山东）平度以东地区，在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8841，韦伯（芝罘），1927年4月2日中有叙述。 2 同上，893.00pr福州/57，1932年10月4日。 3 同上， 893.00/15141（高思，重庆，1943年9月29日）。 4 引自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69页。 关于被征当兵农民的苦难和兵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见周锡瑞编：《在中国的 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谢伟思文电稿汇编》，第35—37页；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32—140、143—144页；和吕西安·比昂科：《中国革命的 起源，1915—1949年》，第155—157页。关于后期，见苏珊娜·佩珀：《中国 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163—168页。 1 详细内容：贵州东部和西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991；15095），四川 北部（同上，893.00/14997；15022；15026；15055），特别是甘肃南部临洮 地方（同上， 893.00/15009；15033；15047；15074；15109；15112，刊载于 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第20—22页）。 2 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6.1044（高思，重庆，1944年6月10日），第13页 和注26。 3 张天翼：《仇恨》。 1 萧公权：《农业中国：19世纪的帝国控制》，第361—366和419—429；哈里· j.拉姆利：《械斗：中国东南部的暴力病态》，《清史问题》第3卷第7期（1977 年11月），第1—39页；罗伯特·b.马克斯：《海本县在海本农民运动前夕 的社会变迁，1870—1920年》，第17—29页。 1 吕西安·比昂科：《秘密会社与农民自卫，1921—1933年》，载j.谢诺编： 《中国的民众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221—222页。 2 罗伯特·b.马克斯：《海丰县在海丰农民运动前夕的社会变迁，1870—1920 年》，第18—19和24—29页。 1 若干移民确实是外国人：在辽宁东部万宝山，500名中国农民在1931年7月 破坏朝鲜移民建造的坝和灌渠。日本人在沈阳事变前两个月把这件事制造成 外交事件。 2 贝克：《与中国的饥荒斗争》（未刊文稿，1943年），第147页。 1 长乐事件在下列材料中有详细叙述：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pr福州/47（1931年12月4日）；/48（1932年1月13日）；/49（1932年2月10日）；/ 50（1932年3月7日）；/51（1932年4月4日）；/52（1932年5月4日）。与 此相反，四年后受到指责的长乐放债人的做法并未引起骚动：《东方杂志》，第 33卷第10期（1936年5月16日），第111—112页。 1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32页。 2 《中华日报》，1934年9月12日，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 1031—1032页。 3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3页。 4 涉及河南和湖南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1030页。 5 涉及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苏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 1033页；涉及四川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1029页。 1 关于四川东部事例，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9—1030页 （军阀杨森的军队派去镇压沦为土匪的饥饿农民）。 2 参看1932年6月无锡的一个事例（《新创造》，第2卷第1—2期（1932年7 月），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8页）。 3 我保留我在以前的一项研究中识别出来的六个特点中的三个：吕西安·比昂 科：《农民与革命：中国，1919—1949年》，《外交政策》，第2期（1968年）， 第124—129页。 1 乔启明在1925年前后参观过的一个关押佃农的特牢有15个犯人，其中5个 是女人，她们因丈夫出逃而被逮捕。每个犯人平均欠佃租不到30元，乔启明： 《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以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引自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109页。 2 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第31页。 3 参看刘广京：《世界观与农民造反：对**以后的编史学的看法》，《亚洲研 究杂志》，第 40卷第 2期（1981年 2月），第 311页。 1 《新无锡》，1932年6月4日，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5页。 2 范长江：《饥饿线上的人》，《汗血月刊》，第9卷第4期（1937年7月），第125 页。 3 同上，第131页。 4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6页。 5 陈登原：《中国田赋史》，第17页和《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期（1934年 7月16日），第110页。 1 只提两个事例，请回忆农作物歉收（本身反映气候状况）和佃农风潮多的时 期的一致性（本章《佃农与地主之间纠纷》节最后三条注文）；很像18世纪 新西班牙农业危机与农民运动的一致性（参看皮埃尔·维拉尔：《拉丁美洲的 农民运动》，载第13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当代世界农民运动调查，总报 告》，第82—83页）。第二个事例：反抗军队的次数，在中日战争期间比1937 年以前多得多（见前《与租税无关的骚乱及其类型》）。引起风潮的是当时的 问题或灾害（而不是要求进步的**和希望）。 1 我从分析17世纪法国类似过程的法国历史学家伊夫—玛丽·贝尔塞借用这种 说法：“在敌人、抢掠的士兵或盗匪面前联合起来的低地民众的任务能轻而易 举地变为向国王的军人造反”（《起义农民与赤脚农民》，第84－85页）。关 于中国，参看吕西安·比昂科：《秘密会社与农民自卫》，第215—218页（和 第222—224页，后者涉及群众防卫），尤其是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 者，1845—1945年》，第5章，这一章题为《保护者变成叛乱者》。 2 罗兰·穆尼耶：《农民的暴烈行动：17世纪造反中的农民（法国、俄国和中 国）》。 1 乔尔·s.米格代尔已一般地对这种与传统的农民阶级有关系的看法作出很 好的分析：《农民、政治和革命：第三世界中对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压力》，第 47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从北京看黩武主义与不稳定 在军阀时期的12年中，北京的全国性政府令人手足无措地变动无常。七个人当总统或国家首脑。其中一人是两次，实际上等于八个国家首脑。除此之外，有四个摄政内阁在短暂的过渡期间管理政府，还有一次满族皇帝的短暂复辟。学者们列举出24个内阁、5届议会或国会，至少4部宪法或基本法（参见第5章）。人物、机关以及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变更过多，因而要以清晰而易读的方式记述北京的政治斗争非常困难。前面第5章扼要讲了立宪政府的工作。这里我们考察上述某些事件，以便表明黩武主义是怎样随之发生并终于取代了宪政的一些痕迹。 段祺瑞在袁世凯政权的后期担任了国务总理职务，并在黎元洪下面继续担任这一职务。从一开始段就把持了黎的政府。在其他情况下，他的领导可能被看做出现了一个负责的国务总理，正是民国的议员们在袁的总统任期内所曾希望的。但是很多民国的政治家不支持段，他因而指望军队的高级军官和督军们成为他的权力基础。因此几乎从一开始，在依靠军队力量的段和谋求抑制他的国会之间就存在紧张关系。 这种紧张关系于1917年春季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达到了顶点。梁启超和段祺瑞认为中国应当加入欧战的协约国一方。梁希望利用参战和随后的媾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段于4月在北京召集了一次督军会议，对总统、内阁，尤其是国会形成压力，以求批准战争政策。关于宣战，军阀们支持段。国会在压力面前畏缩不前，并在段是国务总理时拒绝在战争问题上照办。各省军阀极力主张黎解散国会。相反，黎在稍稍犹豫以后免除了段的职务。段反过来要求军阀们支持，北方八省的督军因而宣布对黎政府的独立。在这期间，黎不能找到一个面临军阀们的反对而愿担任国务总理的人。 在这种僵局中，张勋提出在黎和军阀们之间进行调解。张勋这个仍然忠于满族皇帝的“辫子将军”，似乎处于只要他愿意就能影响军阀们的有利地位，因为一年以前他曾促成许多督军组织督军团，并充当这个集团的首脑。但是张希望居间调解，不是为了保全黎或保卫共和政体，而是为了推动他的个人计划。首先，张要求黎解散国会，这正是军阀们早些时候所要求的。黎认为他已别无选择，终于同意，于6月中发布解散令。张勋于是进军北京，于1917年7月宣布满族皇帝重登中国的皇位！ 张议论复辟已有几个月，其他许多军阀也赞成或默许。但是，那些假想的同盟者几乎这事一发生就声讨复辟。有些作者认为督军们改变了他们的主意，因为张在复辟的朝廷中上占据了权势太大的职位，还因为军阀中的不和已预示了支持要比预期的弱。但主要的原因似乎是，军阀们从没有认真地想让皇帝复辟；他们只是利用张和他对皇权的信奉作为反对黎元洪政府的一种手段。1段祺瑞立即组织了一次反对张的军事行动，同时宣布黎总统已重新任命他为国务总理。这次战争是短暂的；这次复辟在两周之内就结束了。张勋在一个外国公使馆避难，段祺瑞作为民国的保卫者重入北京。黎元洪可能在段的压力下辞去总统职位，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任满从袁世凯开始的五年任期余下的一年。2 军事-政治派系的出现，1917—1920年 如果宪法是冯国璋总统职位的唯一基础，他是不愿意接受这个职务的。在他安排了一个手下继他担任江苏督军，并使他的支持者被认可为其他两个长江省份江西和湖北的督军后，他才同意担任这个职务。因此他有段祺瑞所有的相等的支持者，段的支持者是安徽、浙江和福建的督军。 当段重任国务总理时，他决定不再恢复黎元洪在复辟之前刚刚解散的国会，因为它以前总是反对他。他反而在1918年操纵选举他的安福国会（见第5章）。而且他试图增强他自己的兵力，用武力压制意见不同的各省，将他个人的支持者安插在有权势的职位上，并以这种方式恢复全国的统一。其他的军阀担心段将沿着这样的方针继续下去，他们会被消灭，于是集合起来反对皖系势力的控制；直系就这样形成了。 湖南的战略地位使它成了段的第一个目标；从北方可以由铁路进入湖南，而湖南与四个分离主义的南方省份邻接。1917年8月段任命他的一个追随者为湖南督军。湖南人反对，于是战争爆发。他们迫使段所任命的人离开了这个省；战争继续到1918年春季，这时吴佩孚终于打败湖南军队，并使这个省处于北方控制之下。段任命他自己的人张敬尧当这个省的督军，这使吴落空，他曾希望得到这一任命。 在1918年吴的军队占领湖南以前，吴的上级曹锟通常支持段祺瑞。但是从这时起，这两个人的利益开始出现分歧。关系的恶化部分地起因于吴佩孚。吴在湖南取胜后曾指望被提名为该省的督军，但段忽视吴而属意于他自己的人。作为回答，吴停止了他对南方的军事行动，并从这时起对北京发表尖锐的批评。同时，曹锟开始担心段想免去他的直隶督军的职务。对有独立野心的军阀如曹锟和吴佩孚来说，段祺瑞稳步地积累财政、军事和政治力量，这隐含着一种威胁。1917年8月段终于得以对德宣战。1918年早期日本向段提供了一系列大宗贷款，并缔结了陆军和海军协定，为帮助段组织和武装参战军提供合法的基础。表面上这支军队是为了在欧洲冲突中使用，实际上是为段在中国的目标效力；在欧洲停战以后，这支军队改名为边防军。 面对段正在增长的权势，不属于他这个集团的军阀便把冯国璋看成他们利益的主要代表。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曾经听从段的领导的一些军阀也看出段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所有不服从北京皖系政权的军阀。无疑正是这种考虑，加之段没有任命吴为湖南督军，导致曹锟背弃了段的集团。当冯国璋于1918年离开总统职位并于一年后死去时，曹锟继他之后逐渐成了段的反对派即直系的首领。 满洲的张作霖也关心段的权势的扩张，关心这种扩张对张的独立所隐含的威胁。的确，段已经把他的权力扩大到了内蒙，而张作霖认为这个地区是他自己的势力范围。奉系和直系因此决定合作以反对皖系。 在一系列的事件使公众的严厉批评集中于段政府的亲日方针之后，事态发展为危机。1919年，巴黎和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移交给日本，并部分地以日本和段政府之间的协定作为根据证明这一决定是正当的。这一决定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们之中，也在直系军阀——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吴佩孚——之中，引起了激烈的反对。1929年，反段的军阀们要求改组政府以消除皖系势力在北京的垄断地位，要求重开和南方的谈判以及减少段的兵力。段拒绝了这些要求，战争于是在7月爆发。直奉联盟迅速打败了皖系军阀。按照对下台中国官员宽大的惯例，段告退，研究佛学去了。 直系政府的掌权和崩溃，1920—1924年 在军阀时期，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和政策反映了幕后军阀们的愿望。但是政府不稳定的一个原因是，难于安排职务和制定政策以准确地反映军阀间权力分配的状况，尤其是在将领们本身对他们相对的实力也不太清楚的时候。在1920年战争之后，直系和奉系分享政权，他们起初以双方可以接受的方式组织政府，接着便开始推推拉拉，利用政府官员和政策作为他们斗争的棋子，直到他们终于走上战场。 1886年中了进士的年老的徐世昌继续当总统。他资格老，有威望，适合于这个职位；他和这两个派系的关系都不密切。靳云鹏任国务总理。他为张作霖所接受，他们是姻亲；也为吴佩孚所接受，他从前是他的学生和被保护人。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如履薄冰，只有在和两个集团协商后才做出重要决定。 当段祺瑞被赶出政府时，他的安福国会也被解散。总统徐世昌发布命令按照1912年拟订来贯彻临时约法的选举法选举新国会，但是这对广州的护法运动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按照广州的看法，新选举是多余的，因为原来的国会任期未满。况且总统徐世昌的命令是不合法的，因为他是被安福国会这个非法的机构选举的。南方这时已因分立而获得既得利益，分立使南方几省有理由保持独立，并为许多国会议员提供了前途。既然只有少数议员到了南方，1919年已在那里补选了几百议员。当北京不顾南方的抗议下令重新选举时，只有11省进行选举，新议员不够法定人数，因此新国会甚至从未召开。 北京的新政府授予胜利者各种适合于他们新权势的官职，从而使他们的掠夺合法化了。曹锟被任命为直鲁豫巡阅使。数省巡阅使——有时称为“总督”——实际上任命所辖各省督军。张作霖已经是满洲的巡阅使，又被委兼任蒙疆经略使，使张在内蒙的活动合法化了。 吴佩孚委为直鲁豫巡阅副使，这个职位对曹的一个下级来说是适当的，但对一个独立的军阀来说是不够的。吴把他的司令部设在河南，似乎对该省已保持完全控制。此外他于1921年取得湖北省，所用的方式充分说明了同一集团的军阀之间的矛盾。依附直系已有几年的王占元是湖北督军。1921年当联省运动接近其高峰时，湖北的政治家们要求该省制订自己的宪法并建立民主政府。联省运动远远领先的湖南的督军自称是一支军队的总司令，要从一个非联省分子的控制中把湖北解救出来。王占元请求吴佩孚援助。但是吴佩孚在王被打败之前并不给予援助，然后他的军队才进入湖北把湖南军队赶走。吴自己得到了湖北。吴佩孚渐渐成了直系的真正军事领袖。 吴继续组织五个长江省份的联盟以防外部入侵和内部纷扰。满洲的张作霖和广东的孙逸仙都感到直系势力扩张的威胁，于是联合反对吴。张利用1921年末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以他自己挑选的人梁士诒取代靳云鹏。吴佩孚利用据说是梁的亲日政策攻击他，间接攻击张作霖。 绝大多数军阀冲突的最初阶段都是一场“通电战”，各方都指责他方的政策和所说的爱国心，同时宣扬己方动机的纯正。直系和奉系的首领们在整个1922年的头几个月中相互交换这种通电，并在春季发展成为军队和枪炮的真正战争。直系军队以惊人的速度——从张作霖在军队人数和武器的明显优势方面来看尤其是如此——打败了奉军。张退回长城外，直系军队没有准备好向那里进军。北京政府随即由直系军阀控制，免除了所有张的官职，但张干脆宣告满洲独立于中央政府，仍旧以完全分离的方式进行统治。 张的同盟者孙逸仙也没有获得成功。在孙派出一支军队北伐以配合奉军后，他自己名义上的下属陈炯明攻击了孙的总统府。孙设法得以脱身，但政府被颠覆，北伐也停止了。尽管这一行动满足了陈炯明自己想当广东督军的野心，但很明显，也是依照与吴佩孚的协议而采取的，仍是军阀联盟的混乱状态的另一个事例。 尽管这时只有一个集团控制北京，但卷入北京政治斗争的却有两个主要派别。吴对军人职责的看法和关于忠诚的儒家原则使他不可能公开与曹锟断绝关系，但对于政府他却有不同的打算。此外，每人都有一些追随者，他们想在政治策划中提高他们首领的地位来求得自己的升迁。这两个派别用来进行斗争的显示胜利与失败的主要手段就是内阁的任命和政府的政策。 北京的新统治者在战争之后立即迫使徐世昌下台。吴请黎元洪重任总统。同时，他恢复旧国会，这个机构于1914年第一次被解散，然后在1917年又被黎元洪解散，其残留分子自那以后一直在南方，主要在广州。 黎元洪的第二次总统任期只持续了一年，即到1923年6月，并证明是比第一次更大的失败。直系军阀不给他实权；只有军阀们同意，他的任命和决定才能生效，而且他甚至很难获得经费来维持总统的机构。在黎第二次总统任期的前半期，吴佩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政府，而曹锟无法实现他成为总统的渴望。但是在1923年初期，曹锟的追随者靠行贿收买而成功地把由吴的支持者组成的内阁赶下了台，并任命曹锟提名的人组织政府。他们掌握主动，决定干到底，选曹锟当总统。首先，黎元洪必须离职，而做到这一点的办法就是把他赶出北京。曹锟于10月当选，代价是付给每个投票拥护他的议员5000到7000元。 仍在关外盘算的张作霖谴责曹的选举非法，并宣称他的职责是使国家摆脱曹和吴这样的卖国贼。张在1922年战败以后，重新训练和整编了他的军队。到1924年他已恢复与南方的孙逸仙结盟，并且作好准备要再次与直系军队一试高低。与此同时，吴佩孚已放弃早先通过议会重新统一国家的希望，并且断定，只有打败不承认北京领导的督军才能达到统一。张作霖当然是最触目的典型。 在常见的交相指责的通电战之后，战争于1924年秋季爆发。几个星期以后，当吴靠近长城的军事行动看来进行顺利时，他的一个部下倒戈，并导致战争意料不到的结局。冯玉祥这个基督徒将军突然离开作战地区并迅速回师北京。1924年10月23日他占领北京，囚禁总统曹锟并宣布停战。吴赶回来试图带领其他直系军阀反对冯，但他们还来不及帮助吴，吴的军队就全线溃败，吴只好逃往华中。 1918年以后冯被看作直系的成员，但他从来不是吴佩孚的亲密朋友。他曾经冒犯吴，批评过吴的个人表现，并于1922年任河南督军时拒绝送交吴要求提供的款项。另一方面，吴曾限制冯扩大部队，还将冯调离河南督军的职位，改任北京一个很容易受攻击的职务。因此，如果直系战胜奉系，冯也并不指望个人得益；相反，吴扩大势力将使他更容易控制冯。 由于这一背景，冯接受了大笔贿赂转而反吴。钱是由日本提供的，显然是以给张作霖贷款的方式，可能附有由将在北京建立的新政府偿还的许诺。对金额有不同的估计，但很可能在1500000元左右。1冯多年来受资金极为短缺之苦；他从吴的胜利中也不能有多少指望，他因而接受了这笔贿款。日本人有两个目的：第一，预防他们的被保护人张作霖失败；更重要的是，使段祺瑞再度担任北京政府首脑，以便恢复日本和段政权1917—1920年的互利关系。 张作霖的权势，1925—1928年 冯的政变和吴的突然失败引起了广泛而复杂的军阀关系的转变，这进行了大约一年。一开始，这两个胜利者都给了他们自己与新的权力分配相应的正式职位。张作霖获得统治东北即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和直隶五省的正式权力。冯依次被委负责西北即绥远、察哈尔和甘肃三省。与冯联合的一些军阀侵入河南和陕西，取得了对这两省的控制权。张派他的军队进入山东、江苏和安徽，但是一个长江军阀迫使他退出上述后两个省份，并使它们加入他在长江省份中结成的五省联盟。吴佩孚试图利用其资历和声望以求得有真正权力的另一个职位，几个月后获得了对湖北的控制权，被承认为华中几省名义上的领袖，并和他的长期敌人张作霖联合去和他的新敌人冯玉祥作战。 直系1924年的失败在北京政府的正式构成中自然有强烈的反应。最后段祺瑞东山再起，任新政府的首脑。他于1924年11月就任临时执政之职，发布临时执政政府组织条例（见第5章）。 预料中的冯玉祥和张作霖之间的战争于1925年最后几个星期开始。到这年年末冯已明白他不能取胜，他放弃他的职务离开了这个国家，希望他的下级能够在随后讲和中给他保留下点什么。张什么也不给保留；这个满洲军阀这时与吴佩孚结盟，吴对冯怀有强烈仇恨；张继续攻击冯的部队，打算将它彻底消灭。他差一点就成功了；到1926年年中冯的部队衣衫褴褛、溃不成军地撒退到西部。他们的消息还会听到，但张和吴暂时成了十足的胜利者。当然，他们的胜利预示了狼狈不堪的北京政府的又一次变化。 1926年4月冯的部队以段祺瑞阴谋陷害他们为理由试图逮捕他。段到使馆区避难；虽然冯的部队被赶出北京时，他能很快返回执政府，但是张作霖决定反对保留段的职位。因此段失去支持，于4月20日去职。当张作霖和吴佩孚还没有决定怎么办时，北京有几个星期没有全国性的政府。最后组织了一个“摄政内阁”，实质上是一个由占统治地位的军阀们委任的政客的委员会。在1926年剩余的全部时间里，它经历了多次变动，然后在1927年初组织了一个新的摄政内阁。摄政内阁表明，前一个10年中一直在发展的北京政府的衰落达到了极点。从1926年年中到1927年年中，这些摄政内阁“并不比电影中的统治者具有更多的实力”。财政总长没有钱。交通总长无铁路可管，因为铁路全在军队指挥官的手中。教育总长总该管理公立学校，但这些学校被关闭，因为不能支付公用事业的费用，教员也领不到薪金。内务总长“不能任命哪怕是一个下级而不首先考虑军阀的愿望，这个军阀正好控制这个下级将去工作的那个地区”。地方官员通过当地领事馆解决和外国政府的一切争端，外交总长因而无事可做。陆军总长对全国的军事单位并无权力；他受最有权势的军阀指挥。1 在这种情况下，掌握实权的人终于进而承担政府的正式职责，这将使任何人都感到宽慰。张作霖于1927年6月17日宣布自己为大元帅，并组成军政府。尽管设立了一个内阁，包括一个总理，但这个政府大体上是由张的部下组成，他像一个军事独裁者那样进行统治。但是，和1916年以后的所有全国性政府一样，张的政权的权力只能达到他兵力所及的地方，这就是说主要是满洲、直隶和山东。甚至这个势力圈也很快受到了挑战，因为广州的持不同意见者已经组织了一支革命军，而且开始北伐，要从军阀的手里夺取中国。张的部队最后战败，他于1928年6月逃离北京。 北京军阀政治斗争这段可悲的记载表明，1928年以前的立宪政府的失败不应当理解为有效政体的衰落，而应当理解为从来没有能力建立这样的政府。段祺瑞、吴佩孚和其他全国性的领袖有时对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有实力的军事控制权。但是这种成就主要是在军事上；从来没有随之或与之结合而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从而规定真正文官政府的权力。也没有做出认真努力去动员人口中有影响的分子来加强政府的政治机构。士兵是军阀仅有的选民。如果国家的官员只能靠军队来维护他们的权力，这种权力就可能被更强大的军队所废除。军阀们的弱点不在于他们谋求权力，而在于他们对权力是什么构成的眼界很窄，因而不能扩大其非军事的方面。 1 《革命文献》，第7卷，突出了复辟之前的错综复杂的密谋。也见陶菊隐：《督军团传》。 2 袁最早的正式任期从1913年10月10日开始。这时以前，从1912年3月起他已经担任临时总统。 1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138—148页。麦科马克曾披露证实日本人所起重要作用的事实，见其《张作霖在中国东北》，第131—145页。 1 侯服五：《中国的中央政府，1912—1928年：制度研究》，第158—159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农民与共产党人：不相称的联盟 “完全是空想”，这是一位学者对毛于1926—1927年冬在家乡进行的一次考察后所写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评论。1正当中国**准备进行他们的农村变革运动时，毛根据愿望的想法使他倾向于北伐军抵达湖南引起骚动的能动的观点。他对现实的描述是与他那种创造者能用农民人材造就干练革命领袖的想象分不开的。事实上1926—1927年湖南农民的行动（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少数农民——其中有些人仍由他们传统的主人所操纵——的各种分散活动）既没有在事后证实毛在《报告》中所说的那种热情，也没有证实毛事先所抱的那种希望。被派往湖南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们在北伐军到达前发动群众并不成功。相反，农民协会的数量、成员和活动的增加，是军事力量的进展和胜利的直接结果。尽管为中国**的历史编纂学所充分赞颂，农民实际参加战斗的罕见事例，除少数例外，完全没有战略上的重要性：“这些战斗只是主力战的外围战。”2随后，1927年秋收暴动的可悲的失败证实了农民武装没有准备的状况和缺乏战斗力。11928年3月，20多万造反的农民未能攻下湖南东部的平江县城。2再后一些（ 1928年 8月），在红四军第二十九团于一次战斗中完全溃散后，毛在井冈山遭受了一次失败。组成这个团的农民思念家乡，决定返回他们在湖南南部的宜章老家。3这些少量的例子表明，在中国**人的农民英雄故事的前夕和早期，他们极少能信赖农民士兵，但正是由于有这些士兵，20年后，他们征服了整个中国。 彭湃与海陆丰农民（1922—1928年） 职业革命家与村民在广东东部两个县初次相遇，是由**农民运动的先驱彭湃领导的。4他最初取得的成功是令人瞩目的。他早在1922年创建的农民协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几年以后，他在海丰和陆丰（合在一起称海陆丰）这两个人口稠密的县保持了苏维埃统治达数月之久（1927年11月至1928年2月），这时**仍在尝试在人口稀少的井冈山立住脚根。但是**者发动海陆丰农民所面临的困难预示着他们以后还将继续碰到这些困难。而他们所采取的方法预示着以后从江西到陕北他们将继续完善这些方法。为了把海陆丰的尝试与随后20年的“农民”革命联系起来，我们现在总结一下这第一次的实验，它有10个显著的（中国式的）特点。 1.最初的怀疑。彭湃最初的尝试是令人沮丧的，它显示出把村民与革命家隔开的一条鸿沟——农民们十分正确地把他看成上层社会的一员。1家家户户当着他的面关上了门，狗对着这个闯入者狂吠，而村民们惊恐地离去。他们怀疑这个从城里来的衣冠楚楚的先生是来收税的，或是来讨债的。当彭湃回答，现在是地主向受剥削的佃户还债的时候了，开始没有人相信（“不欠别人什么已经够好的了；怎么可能有人欠我什么呢？”）接着向他提问的人表现出惊恐，匆匆辩解了一下就离去了。村民们根据长期的经验，对这个陌生人最初的反应是害怕和怀疑。这个陌生人正在力劝农民们把自己从锁链中解放出来，这完全不起作用——仿佛命运并不只此一次就定下来谁应种田，谁来收租！如果彭建议的事不可能实现，他准是疯了，事实上他的家庭散布的谣言就是这么说的，而许多农民也相信。 2.适应和实际利益。彭很快适应了这种形势。2在开始对农民演讲之前他换了装束和说话方式，通过一个村民介绍，一直等到傍晚（这时田里工作已结束），他还注意不冒犯他们的神灵。他像一个变戏法的人和魔术师那样去诱导他们，使他们开心，教孩子们唱他自己谱写的歌，让他们听他带去的留声机和演木偶戏。3 成年人也开始喜欢这些娱乐了，与此同时，也服下了彭湃为他们准备的政治药剂。在早期建立农民协会是困难的。但一旦起步，成员们便纷至沓来，从协会提供的服务中得到好处：免费医疗，实际指导，以及进行仲裁以调解他们的纠纷。由协会管理的药房和小诊所很快受到欢迎，以至必须检验会员证——它们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农民们学会了写农具和农产品的名称，学会了检查简单的计算而以前全由地主和粮商们计算，无从监督。协会不满足于单纯地调解婚姻、债务和土地所有权方面的纠纷，也对它的成员提供人身保护，就像秘密会社那样。一个童养媳——按照习惯住在她未来的公公家，后者是农会会员——意外地溺水而死。彭和别的会员成功地胁迫多名为淹死者报仇的寻衅者（女孩的家属）折回，从而增强了协会的权威。 对第二段的总结：这位革命家使自己适应农民社会，有时要以让步为代价，如对他们的迷信妥协，给一群受惠者（协会的会员们）某些适合他们日常需要和急需的实际利益，以赢得支持者参加他的组织——且不说他的事业。发动大多数被争取过去的人参加的实际利益的象征，可能就是彭湃借给两个最初追随者的三块银元。这两个人的父母看到他们不在地里干活，却跟着一个说漂亮话的人跑很是生气，于是他们就在父母耳边把这三块银元敲得叮当作响。 3.激起阶级斗争。看到这银元使最早的一位战士的母亲怒气平息，甚至高兴起来。但事实上这个战士和少数别的人是因相信澎湃而追随他的，不是出于个人的利益。他们团结在彭湃周围，要保卫和增进的是他们的阶级利益（不仅是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对于彭湃来说，他认识到这一点，并立刻称这些由于社会原因第一批改变信仰的人为“同志”。至于别的群众，彭湃努力以他们自己不能自发地想到的目标来动员他们，从而吸引农民投入名副其实的社会革命。 农民协会首先向头面人物对商务的控制挑战。在上面提到的实际利益方面，农会在公共集市上设立了自己的秤，以防止商人们在称收获物时进行欺骗。协会还帮助一个拒绝交纳增租的佃户在法庭上得以被宣叛无罪。另有五个农民曾声称与这个佃户一致行动，也获得释放。这种团结是阶级觉悟的第一个里程碑，受到农会的积极鼓励——若不说是由农会激发的。农会终于得以禁止其成员租种被地主夺佃的任何土地。这一纪律性的措施扭转了佃户之间为租种一块土地相互竞争的通常情况。 这样的团结首先是执行进攻战略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把农民卷入新的冲突。为了这一目的，阶级关系的实际状态被故意抹黑。协会散布一种过分简单的图表，夸大地主对农民的剥削。1最微小的冲突都被立即抓住，并被故意加剧，以导致少数剥削者与被剥削的农民群众的对抗。农民的贫困和痛苦用启示录式的词汇加以描绘。1926年7月一场台风造成的破坏被夸大，要求减少地租70%。大多数佃农本可满足于接受传统的做法：减租与所受损失和减产程度成正比。一些地主同样准备协商，但是控制农会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和农民故意制造对抗。2地主中的一个强硬分子也断定农民协会的过分要求已无法容忍。彭湃可以庆贺自己已经把海丰县的整个民众分成两个阶级了：一边是农民，另一边是地主。 农民协会失败后，由1925年2月和10月的两次东征引起的战争风云维持着紧张状态，并最后把这两个阶级转变成两个敌对的阵营。每一次反复都要处决一些人，有时是必然会遭报复的屠杀。在1927这一年，4月和9月的两次起义为11月建立苏维埃政府铺平了道路。很清楚，在这个政府的统治下——实际上是专政——农民对**事业的信仰的问题，已不再用同样的措词。即使我们考虑到有强迫的成分，考虑到有超过50000的居民从这两个县逃到香港、汕头和广州（并非全是有钱人，远非如此），也考虑到有许多农民确实主要出于狭隘的原因参加了叛乱，3事实依然是，大量的农民支持这个取销了他们的债务，废除了他们的地租的政权（虽然支持的程度有所不同，从积极到被动的同路）。即使他们并非有意识地寻求革命，他们发现自己登上了革命之舟，并且与其说他们是集体化的支持者，还不如说他们是恢复旧秩序的支持者，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这一变革中获利非浅，而害怕地主统治复辟。 4.由恐怖而极化。还有更紧迫的理由害怕复辟：许多人可能已没有逃避报复的希望，因为他们曾卷入抢劫、放火和杀人，总之，他们实施了“红色恐怖”。1苏维埃当局曾有计划地采取恐怖活动——像往常一样，着眼于动员农民。农民既需要鼓励，从心理上摆脱屈从的枷锁（通过变得确信旧秩序已经被摧毁，决不可能恢复），也需要使之参加破坏和屠杀的行动，使他们不可能后退或开小差。总之，这个计划是从海陆丰消除一切中立和一切保留：“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因此，在一大群被邀去喝彩和提出意见的人中，出现了公开的、甚至戏剧性的处决反革命的场面：“这些罪犯该不该杀？”甚至被邀积极参加屠杀。从而也有了组织“人头会”的习惯，它预示着（通常这是从相反的方向）诗人普雷韦尔所描绘的“人头宴”。2但是在海丰没有宴会；只是把新近砍下的头穿在讲坛上方的一根绳上，为演说者激烈的言词提供一个恰如其分的布景。 不过，在海陆丰实际上也有宴会。有时（例如在捷胜）甚至出现拒绝吃受害者心肝的那些人被斥为“假兄弟”。但首创这种人肉宴的是农民自己，而不是苏维埃当局。彭湃故意制造的恐怖主义（不可能有怜悯和饶恕的问题，因为那意味着对革命者的冷漠和残忍）使人联想到圣茹斯特冷冰冰的推理，1但这与农民恐怖主义的虐待狂式的欢庆、丰富和巧妙发挥无关。公开行刑吗？公开行刑比示众好；是许多农民参加，不应错过的节日，由于高喊“杀，杀，杀”而嗓音嘶哑。至于（更大量的）不公开示众的处决，到两星期过了以后，苏维埃政府也无需给行刑者以报酬：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非常乐于执行这种令人羡慕的光荣任务。对一个反革命来说，没有受拷问就被杀死是一种恩典。那些被砍下一肢，亲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后被杀死的人是幸运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块，另一些人（例如捷胜地区的一个地方官）被关在一个板箱里，被慢条斯理地锯成一块块，而行刑者们还不时停下来喝茶休息，以延长其痛苦。折磨这些受害者的农民们感到是在报仇。那个捷胜的官员曾处决100多位农民，并在处决捷胜农会主席时强迫他的父亲和兄弟亲临刑场。一不做二不休，有时亲兄弟被迫处死亲兄弟，偶尔还要让亲兄弟和儿子吃一块父亲的肉，让还没有死的父亲看着。 5.地方主义的动机。复仇者们就这样对官员和地主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由彭湃和他的**同志们煽起的行动不可否认成功地激起了阶级仇恨。但是，正如1927年至1928年冬在海陆丰所表现的那样，这种复仇需要被压迫阶级报复的气味少于不久前氏族或村庄血仇的气味。它使曾挑起红旗会和乌旗会之间冲突的敌对和报复的传统永远存在下去。精心安排的折磨和吃人肉只是以相似的方式，重复这些冲突的记录所一再证明的做法。1这样的记录决没有被“现代的”农民运动所打断；恰恰相反。宗族和社区的领导人通过恢复他们传统的组织，作为对**者到来的反应。他们甚至利用这个机会来和对手或可恨的邻居算旧帐。但是这些自觉的反应和蓄意的考虑，与自发的对**斗争的评价相比，并不那么重要。它只是他们所熟悉的唯一冲突（或者说最熟悉的冲突之一）——红旗会和乌旗会之间的地方战争——的一段新的插曲。 1928年1月当革命军打着它的红旗从海丰出发，经过陆丰的一些村庄时，受到包括地主在内的所有人的热情欢迎。这些村庄是属于红旗会的，他们款待自己的伙伴，确信这是来帮助他们反对依靠乌旗会的敌对的村庄的。 在这种环境下社会斗争的情况怎样呢？的确，有时地方上的冲突和相邻社区间长期的对立实际上掩盖了社会的对抗。让我们考虑一下1926年1月发生在广东东部普宁的战斗，它使一边为强大的方氏家族与另一边为邻村农民相互对立。两个阵营的地方主义动机都是强烈的；但方氏一姓就占县里这个主要市镇20000居民中的半数，他们控制了全县大部分经济活动。2当地方主义使城镇与农村对立时（上面提到的捷胜的情况也是这样），它自然带有一种社会性色彩。当整个村庄，不论贫富反对其他村庄时，上述说法就是不真实的。坚持当地的地方主义实际上从传统上由乌旗会控制的陆丰县某些村庄排除了**农民运动，只能被农民协会和当地积极分子的地方主义所强化，甚至当他们实际上在发泄私愤时，还声称他们是以苏维埃政权的名义在行动。两个强大的宗族（侯姓在捷胜，林姓在梅陇）特别为他们所剥削和虐待的农民所痛恨。对他们的报仇没有什么可挑选的：不管他或她的社会地位多么低下，只要姓侯，在这个地方，或姓林，在另一个地方，必然会被杀害。集中在某些地方的中国基督徒在1927年圣诞节被害，也是地方主义的牺牲品，或者——换一种说法——是排斥“异类”的牺牲品，宛如麻风病人逃跑时会像兔子一样被射杀，或者他们不想逃跑时就在麻风院里被活活烧死。 总的来看，农民们的残忍行为有利于革命知识分子的计划，而不是打乱他们的计划。另一方面，后者极有理由担心地方性的团结或敌对会产生不利于动员的作用。因此，彭湃选择一面红黑两色的旗作为海丰的第一个农会的标志，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它象征农会所进行的社会斗争超越红旗会与乌旗会间“纵向冲突”的观念。后来，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无论是谁，只要保护一个反革命分子，都可能被处死刑。这一措施主要指向藏匿家族中富有成员财产的农民家庭；这些富人很可能在几周前就受到他们从农会内部加以的攻击。 6.农民的崇拜。依**人的看法，当地的地方主义和宗族权力是封建主义的残余，与农民的宗教信仰和迷信习惯无异。如果说在开始发动农民的英雄时代，彭湃曾小心地迁就乡村的神灵，那么到了苏维埃专政已建立时，这样的谨慎已不再适宜了。但是，从胜利的欢欣中首先采取的各项措施，十分自然地会引出对“封建”思想和行为的攻击，现在还很难对彭湃个人对这种攻击负多少责任作出评价。城镇的名称被改变了（这些名称大多数都变成“赤”或“红”）；街道的名称也是如此（这时海丰有以马克思、列宁、罗莎·卢森堡，或卡尔·李卜克内西命名的街）；孔庙被更名为红宫（而且海丰也以红场、红桥和红旗自豪）。这只是从这儿向偶像进攻的一小步。这是赤卫队、先锋队和共青团的支队很快对偶像采取的一步，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40年发动了一次小型的文化革命，摧毁了庙堂里的神像，烧毁了宗教建筑物，并向依赖农民的轻信而生活的一切算命先生、巫师或风水先生进攻。1赤卫队员们自己是青年农民，但是他们的长辈却拼命反对破坏已用红漆小心涂过的——以表示对苏维埃有好感——神像。他们把地主家的神像涂成白色，以表明这些是应该惩罚和破坏的，但是他们却努力保护由大多数道教和佛教寺庙所代表的民间宗教的中心。他们甚至崇拜一个新神，几乎像对佛一样地崇拜和顺从，这个新神就是彭湃，他是由上天选来建立新秩序的，一旦他成为皇帝，和平就能普照大地。对这些农民来说，参加革命主要是盲目地追随一个领袖（正如他们过去在彭之前追随陈炯明一样）；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祈求神（其他的神）保佑他们的神圣的领袖的事业。正当国民党的军队、民团和警察即将粉碎海丰苏维埃建立（在1927年9月25日）前的第二次暴动的关键时刻，成群结队的农民带着供品来到庙里，祈求增援部队尽快到达；的确，这可能代表了他们最后的希望，即叶挺和贺龙的部队。这是南昌起义的红军残部，在经历一次小型长征（另一英雄史诗的另一预示）后，已经抵达汕头。 7.依赖军事力量。在第二次暴动被粉碎整整三个星期后，南昌起义的逃亡者的一部终于到达海陆丰山区，他们必须改变态度：依靠这些由于一连串的失败，也由于未能获得来自农民的合作而疲惫和沮丧的逃亡者，肯定不可能发动一次新的攻势，而据这些农民的领导人说，他们已准备武装起义。2然而，不到两周以后，海丰再次落入**人之手（1927年11月1日），并维持了四个月之久。这次轻而易举地占领不像早先几次那样短暂，主要是由于两个将军（李济琛和张发奎）之间的对抗，而他们本可以很轻易地防止或粉碎这次暴动。对于这两个对抗者而言，甚至无需联合用兵，就能赶跑红军：他们两人不论哪一方，只要对远离广州的海丰和陆丰给予对广东中心地区同样的战略重视就足够了。简言之，他们双方把跟苏维埃算帐推迟到不再为更严重的事情缠身时再说。当这一时刻来到时，苏维埃就像用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坍塌了（1928年 2月29日）。1 苏维埃的诞生、生存和覆灭于是说明了那些控制地方或省周围的权力（或军事力量）的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一般地说，**的农民运动能够扎下根来并存在下去，不是由于有权势的人之间的对抗（1927—1928年在广东，除李济琛和张发奎之间的斗争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对抗），就是由于他们之间所采用的复杂的策略（如 1924年以前，鼓励陈炯明长期容忍海丰农会活动的策略）。还有一种补充的方式，一旦那些在地区或省一级掌握较大权力的人断定威胁已过于严重而无法再容忍下去，或它正有利于他们的对手，2那么力量如此悬殊的事实事先就决定了革命者的命运。 在1924年3月官方解散海丰农会至1927年11月建立苏维埃之间的这段时期，彭湃在广东省其他地方的活动不仅证实中国**（和国民党）最初的“农民”事业的不稳定性，以及地区或地方政治形势的决定作用，它们还说明了所谓的“依赖性政治”是怎么回事，它就是许多“农民”事业所固有的缺乏自主性，这些事业只是由于省当局的庇护，才得以一再免于失败。如 1924年广宁（位于该省的西北部）的事例，作为同盟者甚或是保护者出现的正是世俗的当局。这次出来说情的正是彭湃本人，新近在广州掌权的国民党的农民部书记。正是他说服了省长把敌视农民运动的广宁县长撤职，这甚至发生在后一任省长之前，更为合作的后一任省长廖仲恺派去一支突击队，帮助广宁的革命新手们的农民事业。1 对外部支持的依赖性自然使农民运动极为脆弱；在广东的革命军启程北伐后，广宁的农民运动并没有维持多久。 8.非农民的领导层。广宁农民运动的倡导者是一些在广州接受过中等教育的当地人；2简言之，是“留学生”彭湃——他属于海丰巨富家族之一——的朴实的复制品。这些从该省东部到西部发动和组织广东农民运动（这一官方标记在大多数情况下掩盖了**的控制）的人，无论其智能、地位和社会等级如何，都共有社会精英的身份，这就把他们与农民分开了。这固然会使他们与农民的初次接触较为微妙，却大大地方便了他们渗透到当地政界中去。 勿庸置疑，海丰的地主们本会立即镇压一次纯粹的农民运动，但是他们在回击农会在彭湃的指导下越来越放肆的积极活动之前，仍然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无疑，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不能依靠陈炯明所体现的地方当权者的坚定的支持，而且显而易见，也因为彭湃和他的同伴们都出身于当地最好的家庭并且都曾受过教育。人们不能把彭湃这位海丰县的前教育局长（年仅26岁！）当作粗俗的农民领袖来对待。如果彭不是上层社会的一员的话，这位海丰农会领导人与陈炯明之间的关系简直就不可思议，彭曾在陈的司令部拜访过他，为农会的事业辩护。诚然，陈本人曾是一个革命者（从1911年的第一次革命开始），仍保留很多改革倾向，而不是一般的军阀。但是，在那些地方，即使地方当权者出身于更为传统的官宦阶层，而革命者来自比彭低的知识阶层，革命者依然会从有影响的家庭之间的关系网中（从这些家庭的受过教育的后代之间的友谊和共同利益中）得到好处。这些家庭的大门对他们是打开的，而对农民却是关闭的，并且这些家庭还保障他们，至少在起初，相对地不受损害。 有时，城市化的知识分子从外部操纵的已作准备的农民运动在学校假日或学生返乡时发动。1然而，无论这些知识分子对农民群众的赞助是多么真诚和深切，它几乎总是尾随并源出于一种更为普遍的反抗。1921年秋，由彭湃和海丰激进青年知识分子创办的刊物在名称上（《新海丰》）或内容上都与他们在其他地方的同仁们所写的文章或提出的主张，没有显著差别。只是他们写的可能更热烈，他们的调门更激动，以及他们的紧迫感和对折衷措施的反对更为绝对而已。但是，《新海丰》衍生于《新青年》及其与五四运动激进的后继者同出一源，却是不容否认的。2彭湃和他的朋友们的革命倾向，与和他们同辈的其他革命者一样，都是由同一源泉（民族的和意识形态的，而不是社会的，更不是农民的）激励起来的。后者也和彭湃他们一样，几乎全出身于最优越的社会阶级。中国的革命以一种非常典型的方式开始于使处于危机状况的上层社会的成员之间（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这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对立。这些背叛自己阶级的家庭后嗣，在接受动员农民群众的战略以前，已脱离了自己的家庭。 9.组织。实际上，动员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这一事实直截了当地为罗绮园所承认。罗与彭湃在一起，是**农民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彭湃的主要广东伙伴之一。罗非常直率地说到“利用他们[指农民]作为基本力量”，并且同样直率地说，给他们一些好处，让他们团结起来。1在20年代，在海丰和广东其他地方建立起一种联盟，这是**农民运动最出色的成果，但是，这是一个不明确和不平等的联盟，农民之所以参加联盟是着眼于得到经济性质的具体要求的满足，而不清楚他们的领路人要把他们领到多远。 这些来自农民外部的领路人给农民带来了有效的组织，没有它，农民运动注定会失败。但是，凭借的正是这种组织，这些领路人才得以保证运动的方向。应予强调的是：**人所提供的组织给了农民运动它一直所缺乏的有效性，但是这种有效性也削弱了它的独立性。于是农民运动从属于革命运动（1927年以前是国民党，以后是**）的利益和总战略。 在海陆丰，彭湃像一个独裁者一样集各种权力于一身。但是，他是以协调其他所有机构的活动的一个组织的书记的资格，正式行使这些权力，这个组织是中国**东江地区（是广东的一部分，包括海丰和陆丰）特委。农民们无法把他们的政府（“海丰苏维埃人民政府”，只是在苏维埃存在的最后一个月，即1928年2月才正式成立）与已以“东特”委的简称渗透到他们中小社会的真正政权分清。在苏维埃专政的几个月中，海丰的农民（和陆丰的少部分农民）成群地集体加入中国**。据说他们最终曾占当地党员的85%。但是，这85%的决定权比2.5%的知识分子党员的决定权少，就这些知识分子党员而言，他们则受“东特”指示严格控制。1 10.地方的素质。这最后一项是疑问多于断言，但却不可回避，因为它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海陆丰地区（或东江地区甚至广东全省）是否具有某种特殊的性质，使这些地区倾向于起它们在**农民运动史上曾起过的先锋作用？或者说，使海丰赢得“小莫斯科”声誉的大胆尝试是出自偶然的历史形势吗？它也能在中国的任何地方发生吗？ 很难把濒海的海丰县说成是中国内地的代表，但在许多方面，它真实地反映了内地，是传统中国的一个缩影。海丰和它的汕尾港，比内地省份一般的县更易于接受外界的影响，邻近香港（这里许多来自有“小莫斯科”之称的海丰的逃亡者出身于该县历史上偶然的传教士居留地）增加了与外国人接触的机会。这同样适用于广东全省，该省比中国的其他地方更外向。纵观第一次全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1925年）前的一个世纪，历史就已经突出并加强了该省与其他各省绝不相同的创造力。广东的沿海位置与其特殊的历史传统的结合，可能有利于在这个地区发展革命的农民运动，同盟会也曾发现这是一个进行颠覆活动的优越地带。 因此，广东注定要开创**农民运动的“素质”强烈地取决于它的联系（因而也是传统）；它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地人孙逸仙的革命继承人，孙逸仙出生的南部地区比其他地方更能强烈地感受到外部世界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海丰第一批农民协会本身与在广州的国民党的灌输无关，但是由于没有任何革命遗产，总能让人指出当地人的尚武传统——由于持续不断的世仇和私斗而保持了活力。海丰的居民有着好战的名声；他们比大多数其他中国人更重视搏斗中的勇敢，并且多年来他们一直随意支配一种争斗的工具：交错于整个地区的红旗会和乌旗会的准军事组织。经常推动他们进攻邻居的强烈的地方主义偶尔也会使他们起来反对当局及其外来的代理人；在海丰，文化大革命表现为当地居民与外来户之间的斗争，并且特别残酷。1 简言之，记录下有利于彭湃事业的当地居民的经历和倾向是很容易的；同样，指出西部的山脉屏障把海丰与该省其他地方隔开，并给该县一种战略优势（并不单是进一步加强了地方主义），也很容易。强调客家和福佬（原籍福建的人）的特殊风俗和习性等等，也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只在一点上具有说服力。从战略的眼光看也同样容易反驳，海丰的山无论如何并没有提供能与井冈山或更北方的山脉——它在中日战争期间为**的武装力量提供了避难所——相比的藏身所。地方主义和向外看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互相矛盾的用语：如果外来的影响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海丰，那么它们肯定也削弱了地方主义。首先，我们提出的各点都没有影响彭湃试图唤起的群众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 那样的状况是很容易引起愤怒和动乱的。但它们与中国其他地方普遍存在的状况并没有根本不同。它们确实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家庭拥有的土地分散较广，地租稍低），但穷人未必因此受害。其他**型因素（如两县居民中渔民和盐民比例高）可能有利于动员群众，但没有特别的证据可以证实。更重要的事实是：用全部时间耕种的人中，拥有自耕土地的人所占的比例比中国其他地方低（虽然并不比广东其他地方或东江地区其他地方低）。在1923年，海丰大约有20%自耕农，而有部分土地者占25%，佃农占55%。私人拥有土地的平均地租既不高于也不低于中国其他地区；土地短缺与人口最密集的中国东部和东南部一样严重。总而言之，在20年代早期，海陆丰农民和渔民的生活条件与同一时期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大多数农民相似，差别并不明显。1说得更扼要些，这个国家东南沿海的这两个县的特征不能解释为什么现代农民运动产生在这里而不在其他地方。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彭湃1922年以后的行动（似乎与列宁导致十月革命胜利的行动（甚或更引人兴趣的是，1917年初列宁藏在一节密闭的火车车厢里从瑞士回国）一样，是决定性的因素。 然而，列宁不会不把彭湃的创造性成就判断为具有**“幼稚病”的特征。用更为通俗的话说，彭被批评为“冒险主义”，特别是关于他为海陆丰苏维埃制定的方针。这一方针是与**的官方路线完全一致的（这时由瞿秋白统治），而这条路线又由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重新确认，并于次月由广州公社说明。人们可能得出结论认为上述的一致只不过肯定了**运动的每一发展对中国**领导层所确定的总战略的依赖程度。但是，彭湃在海陆丰执行极端主义的政策无需来自党中央的鼓励，上面提到的恐怖主义只是极端主义政策最引人注目的表现而已。这些政策使苏维埃树立了许多敌人，远远地超过了地主的队伍：他们包括从资产阶级到商号和店铺被没收的零售商，甚至到丧失了老主顾的手工业工人。苏维埃不满足于树立不必要的内部敌人，它还大大地低估了外部敌人的军事实力。它对人民的数量和力量（大多数是农民，他们的革命热情被估计过高）的迷信意味着对必不可少的军事准备的忽视。突然到来的失败使它的领导人（首先是彭湃）大吃一惊。在激烈的战斗中，由于付出了代价，他们才知道只用手中的长矛和土枪去击退机关枪和大炮是多么困难。1 彭湃的过分的乐观主义和“冒险主义”象征着**农民运动的幼年期。经验就是逐步排除**人的幻想，并激励（或强迫）他们改进对目标的选择，必要时接纳某个社会阶级（即使只是达到暂时结盟的程度），在农民的各个阶层之间少做概括，更好地做有根据的划分，并最终完善他们的著名的“群众路线”的方法。简言之，党要根据在海陆丰早期开创性实验过程中实际上已全部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学习，并加以改进。 外地和以后 这里我们不想重复在本卷其他地方能够读到的在海陆丰苏维埃瓦解后20年中有关**农民运动的资料。2一般说来，30年代和40年代的经验是海陆丰模式的复制品，尽管其环境和规模有明显的不同。现在，让我们来观察它们的某些连续性和特殊性。 特殊性之一是民族主义的作用。**农民运动最有决定性的进展是在中日战争期间取得的，也是中日战争的一个结果。1但是，**抓住了外国入侵带来的天赐良机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农村苏维埃、中日战争和内战这三个时期之间的基本连续性。无论是战争期间还是和平时代，**人都把注意力放在地方问题上，并试图满足农民最紧迫的要求。在30年代后期，当中国农民集结于抗日领导人（他们正好是**人）的旗帜下时，农民们对国家本身的解放并不像对保卫地方安全那么看重。在战争开始时普遍存在的形势下，这种要求已成为他们最紧迫的需要。即使在那时，不安全也远非普遍的：农村中国的广大地区仍然未受到战争影响，而那里的农民不很关心抗战。然而，在与侵略者直接接触的地区，紧迫和恐慌的心情易使当地民众聚集起来支持第一个到来的斗士，只要他是坚决的。而**人无疑是坚决的。他们还在整个战争期间继续用上述确认具体苦情和目标的重实效的观点，保护农村穷人的社会利益。2 如果保护农民反对当地剥削者或日本侵略者是运动过程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本身则从属于军事控制这一更基本的先决条件。1923年在岳北（湖南衡山县）建立的农会是最早的农会之一，像一年前海丰的农会那样，它起初能“在统治和权力的空隙中”成长。但它并未持续多久；当互相抗衡的军阀之间的地方战争以更敌视农民运动的一方获胜而告终时，“空隙消失了——农会也消失了”。3大约10年以后，“川北苏维埃的命运……随着四川军事政治的波动而盛衰”。1**人有意识地参与了军阀的政治游戏，一种每个追逐权力的人必玩的游戏。他们非常正确地把军事力量看作是取得政治权力和执行改革计划的先决条件。2无论到了什么地区，**的领导人为了能够站稳脚跟和扎下根来，不得不依靠暴力。那么，这就难怪**的农民运动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地区，主要不在那些剥削最严重和社会关系最紧张的地方，而在政治或战略条件有利的地方。3诚然，这些地方（像井冈山或陕北）大多也特别贫困。然而，山区或边远地区（简言之，是不容易到达的地区）可能比处于中心的或人口稠密的平原更为贫困。人们绝对不能假定，生活在华北和西北的**根据地的农民——他们大多拥有自己的耕地——比如说，比富饶的四川红色盆地的佃农更倾向革命。四川的地租和租佃率要高得多，而且拥有土地的少数人所负担的苛捐杂税也远远多于北方。策略压倒了各种社会因素的网——这就是说，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只要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位于附近的重庆，红色盆地便极不可能成为发展和维持红色农民根据地的地方。 不仅江西和以后华北或西北的农民并不比中国其他农民更适宜于**运动，而且在任何个别的苏区或战时根据地内，贫农也不像是首先集合起来的。在江西农民（无论贫农还是中农）不愿投身参加红军的早期，红军大部分是由雇佣兵、哗变的士兵（如平江1起义后由彭德怀领导的士兵）、从敌军来的俘虏和完全与土地没有任何联系的落魄者组成的。2农民也倾向于对苏维埃的民事机构敬而远之。据远峰区（江西兴国县）的例子判断，这些机构起先主要由其他村民所畏惧或鄙视的农村二流子（私盐贩子、职业赌徒、帮会成员）组成。这些边缘人物，加上城市的或城市化的知识分子——由于缺乏其他的“更好的”支持者，这些知识分子非常乐意征募他们——形成了一个奇怪而混杂的人群，从而使农民运动得以开始。3运动一旦起步，由于开展了土地改革，**人就能开始招募真正的农民。以后，他们便把那些不能克服其掠夺成性的二流子驱逐出他们的队伍。一旦**人有了足够的力量，他们也清洗了许多富农和小地主出身的地方干部和党员。4他们有计划地从中农，更乐意从贫农和农业工人中吸收新的积极分子。**人有充分理由防止富农和地主渗入新的政权机构以恢复他们的长期统治，因为他们可能试图影响或破坏其政策。**人也有充分的理由通过使穷人反对富人的方法来发动穷人。然而，人们不应把农村人口的各个阶层在经过**上层周密的政策加以改变后的行为，看作是以前的分裂的简单表现。 被发动起来的农民一旦参加了**革命，他们也就发现自己是一部行政机器的零件。在短暂的海陆丰模型和后来的发展之间，只有一个真正重要的区别：毛主义的建设很持久，从而能达到一个羽毛丰满的国家形态的新阶段。毛成功地组织并维持了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政权。著名的群众路线说明了革命精英转变为统治精英的问题，这样的精英必须同时既建立国家，又进行革命。在江西时期一旦感觉到最初的政治紧张状态，这种两难的困境便立刻出现了。像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干部那样，已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地方领导人的江西农民受到两面夹攻。他们不得不执行一些不得人心的指示，尽管以后会被指责为专横过度，例如，强迫他们不情愿的同村人购买过多的公债券，甚至“自愿地”无偿交回他们已购的债券。1 15年后，在中日战争末期和内战期间，地方干部的新的偏向（这次是“右”倾而不是“左”倾）被认为应对土地改革软弱和发动群众迟缓承担责任。对干部们就是这样，但是，1949年以前的**的革命运动与以后**的控制之间的连续性，就农民群众的行动来说也保持下来了。1946年豫鲁边区刚宣布红军的征兵运动，当地的农民便“送他们的年轻人去外乡投亲”。2（在1/3世纪后，被送到别的村子里投亲的是年轻妇女；当时正值1979年加强计划生育运动，这次不是为了逃避“志愿”征兵，而是为了躲避强制流产。） 总而言之，我们并没有在自发的农民骚动与**的农民运动的中断处架起一座桥梁，而是把它加深了。一方并不是另一方的继续。自发的农民骚动具有与传统欧洲的“农民忿怒”共同的特征。对上述许多事件，我们可以采用一个研究路易十三时期诺曼底“赤脚人”暴乱的法国历史学家所做的判断：“异常的不满情感的偶合完全不同于旨在获取共同结果的商定的起义准备。”3它甚至更不同于列宁式的革命准备——有计划的夺取政权。即使因战略或组织问题而延缓时，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决不会丧失他的终极目标。相反，农民骚动并不以夺取政权为目标。我们归类为“自发骚动”的各种根本不同的创举的唯一共同目标，埃里克·沃尔夫评述为：“农民为保持传统而战。”1留恋过去，只记得过去好的方面，或者，因过去不能回来而维护一种农民有各种理由抱怨、但其巨大优点是为人们所熟悉的既定秩序——这种渴望蕴藏在许多表面上是分散的防御性回击之中：例如，反抗外来侵略的自卫，但也包括对任何不熟悉的、新的事物，总之，实际上对蓄意的或偶然的冲击现状的任何事物的怀疑和抵制。这种渴望不能认为是心理失常。确实，它们是很好理解的，如果我们同意米格代尔：威胁或破坏传统地保持在“内向的村庄”中的稳定性的革新，随后给该村带来压力和危机，即使不是绝望。2 极少数知识分子在发动这些陷于怀旧或地方主义的农民进行革命方面取得了成功。然而，动员的技巧并不代表全貌。更为普遍的状况才是前提。没有农民所遭受的贫困和剥削，就不会有中国革命。关于农民运动的这一章能有效地与专述农民状况及其发展的一章加以比较。3人们不必与当代的许多评论家和现代的历史学家们有共同的观点，即在民国时期农民状况普遍地恶化了，就可以赞同下列说法：任何一地一时的恶化，不可避免地是悲惨的，并且对大多数农民来说，有时会引起动乱——这一部分农民即使在正常年景，也仅能免遭灭顶而已。1在这片土地的四面八方，农民的状况即使没有任何恶化，也迫切地需要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认为未来的“解放区”的居民是比其他地方居民遭受剥削更为严重的受害者，目的在于反驳过分简单化的社会-地理决定论。但是，应当明确的是，在中国各地都有足够的贫困和压迫，不满和疏远，使**的组织者们一开始就有把握能找到许多农民接受他们的宣传（即使没有达到冒险支持他们的程度，因为这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 最后会有许多农民充分了解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而冒险行事，甚至作出终极的牺牲。他们在为革命服务中，做出了许多无价的英雄之举，但本章主要注意的是农民的利己主义而不是利他主义。当然，他们不一定是同一些农民，然而只要有适宜环境，英雄主义的种子在任何地方都会开花，即使在一般认为专心于脚踏实地的打算和斤斤计较的村民们中也是如此。不仅是**人的宣传，也是他们的政策和榜样，鼓舞了少数（但已可说是许多）农民超越自我和牺牲自己，这决非偶然。一种非常特殊的联系已逐渐在**人和农民之间建立起来。在国民党人与农民之间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是，从下述事实得出了严重的两可的解释：尽管**上层对农民处境的关心是真诚的，并决心改善他们的处境，但他们把动员农民和盼望解放当作为一个目的服务的手段，这些农民对这一目的——国家的独立，权力和威力——兴趣却要小得多。**的上层一旦赢得了权力，就以一种新的形式继续运用农民阶级所体现的工具：他们为了推翻旧政权曾成功地加以调动的蕴藏着不满情绪的巨大贮存库以后变成一个人力资源的巨大贮存库，他们为了使一个农业国工业化试图加以调动它，但远不够成功。如果种地的人与掌权的革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很不和谐，那是因为，除别的因素之外，农民的解放不是，也从来不曾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目的。 1 小罗伊·霍夫海因茨：《大浪潮：中国**农民运动，1922—1928年》，第 35页。 2 小安格斯·w.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68页。又见第269— 270页，更广泛地见第264—280页；霍夫海因茨：《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第 6章；和周丹：《北伐》，第194—198、203、227—228页。 1 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32期（1967年10—12 月），第37—87页；《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第7章。 2 《星火燎原》，第1集，第431—433页，胡继喜（音）著的：《红军与** 的崛起》，第126页注16引用。 3 胡继喜（音）：《红军与**的崛起》，第12页。 4 澎湃在发动海丰农民运动和建立最早的农会时很可能还未参加中国**； 尽管如此，他还是一个认真对待动员农民群众问题的知识分子革命家。而且， 他在参加中国**很久以前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关于彭湃入党时 间，见费尔南多·加尔维亚蒂：《中国第一个苏维埃领袖彭湃（1896—1929 年）：中国广东海陆丰》（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1年），第203—204 页。这篇论文是许多研究彭湃论著中最可靠和最详细的论著。 1 澎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52—55 页。 2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56—67 页。 1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93—94 页。 2 在农会内的若干反对派中，至少有一派主张采取更灵活的策略。台风事件 （见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311—314页和霍夫海因茨： 《大浪潮》，第161—164页）说明利用环境以达到群众动员的新阶段的策略。 3 和1928年1月初陆丰白旗派的情况一样（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779页）。 1 关于海陆丰的恐怖，见加尔维亚蒂：《澎湃（1896—1929年）》，第704—784 页各处和第825—849页。 2 雅克·普雷韦尔：《谈话集》，第7—18页。 1 彭湃：“阶级正义与受审判的人无关；这是内战中的必要措施。”圣茹斯特在 国民公会上说：“你们在这里不是给一个人（路易十六）定罪，而只是通过一 项国家紧急措施。” 1 关于旗派、氏族和地方主义，见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518— 521、777—783、827—828、848页和各处。 2 普宁县是同海丰、陆丰两县相邻但无关系的县，也引起彭湃注意，因为他领 导（广东）农民运动的职责是领导全省农民运动。彭湃创建普宁农会，造反 农民靠农会集中保卫他们反对当地主要市镇的方氏集团的事业。 1 关于农民的传统心理及在这段和以下几段提到的事实，见加尔维亚蒂：《彭湃 （1896—1929年）》，第319、521、675、732、737—738、767、781—783、789 页和附录，第204页（注32）。 2 韦慕庭：《战败的废墟》，《中国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第20页。 1 加尔维亚蒂： 《彭湃（1896—1929年）》，第697、701、703—704、744—745、 902、905—906页。与海陆丰苏维埃维持几个月相比，广州公社只维持几夭 （1927年 12月 11—13日），广州公社的短暂特征提供了一个相反的证明。在 广州，当局不能容忍这种挑战。 2 1924年3月，陈炯明终于下令解散海陆丰农会，这显然是在当地名流使他确 信农会与广州他的敌手（**和国民党）密切合作之后（加尔维亚蒂：《彭 湃（1896—1929年）》，第539—540页；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77页）。 1 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8章（特别是第189和197页）。 2 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181—183页；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414页。 1 关于广东，见康拉德·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年》，第 48页。 2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205—212页。 1 杰拉尔德·w.伯克利：《中国的农民动员，1924—1926年》（未刊论文，华 盛顿及东南区域中国史讨论会，1979年3月），第17页。 1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738、787页和附录第217页注87。 1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 1004页和第 1000—1014页各处。 关于这段所余部分和下一段（文化大革命以前四、五十年的海丰），见加尔维 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vi、xi、1、8—9、35—36、39、50、56— 66、96—104、144、275、789页和各处。 1 尽管费尔南多·加尔维亚蒂在博士学位论文的第一部分中（《海陆丰社会》）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1—146页）提供海丰有时不典型 有时典型的矛盾的资料，我还是对我所说的“海陆丰大体上和农村中国的其 余地方一样”负责任。我本人所认为海丰到底是农村中国缩影的感觉，也是 以我在彭湃从日本回家乡60年后的一次短期访问为依据的。 1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793和904页。 2 见本书第4章（陈志让著）、第12章（莱曼·范斯莱克著）和第13章（苏珊 娜·佩珀著）。 1 查默斯·a.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 1945年》。虽然我在这段中说明我不同意约翰逊片面强调**农民运动的 民族主义因素（与社会因素相对立），我认为《农民爱国心与**政权》是 我们领域内发表的最引人兴趣的著作之一。 2 见本书第13章第3节《**力量的增长》（苏珊娜·佩珀著）。 3 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18—223页。 1 罗伯特·a.卡普：《四川与中华民国：地主军阀主义与中央政权，1911—1938 年》，第88页。又见第90—93页和第103—104页。 2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265页以下。 又佩珀：《中国的内战》，第329页和本书第12章《新四军事件》一节（莱曼·范 斯莱克著）。 3 范斯莱克，同上。又吕西安·比昂科：《农民与革命：中国个案》，《农民研究 杂志》，第2卷第3期（1975年4月），第332页。 1 原文为p′ing-hsiang（萍乡），应为平江——译者。 2 胡继喜（音）：《红军与**的崛起》，第13、20—24页。 3 黄宗智：《**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流氓无产者、工人和农民：1927—1934 年兴国县个案，1927—1934年》，载黄宗智等编：《中国**与农村社会， 1927—1934年》，第7—13页。 4 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文献研究》，第169页。 1 许经义（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政策，1931—1934年》（印第安纳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1971年），第449、450页。 2 佩珀：《中国的内战》，第294页。 3 迪瓦尔·卡亚尔所说，见迪瓦尔·卡亚尔和格里库尔·吉耶：《17世纪和18 世纪诺曼底研究》，第55页。 1 关于中农，埃里克·沃尔夫更正确地写道：中农“百般设法……保留传统的……使他成为革命者”（沃尔夫，《20世纪的农民战争》，第292页。我本人要 用“造反者”一词代替“革命者”。 2 乔尔·s.米格代尔：《农民、政治和革命》，第5章。 3 由于缺乏整章论述，可参看费维恺（本书上卷第1章《农业》一节）和马若 孟（本卷第5章《农业危机》一节）说明的情况和不一致的解释。 1 用r.h.托尼的话说：“没颈”（r.h.托尼；《中国的土地与劳动》，第77 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军阀主义和中国社会 如上文所指出的，分裂中国的军阀们在才能和社会态度方面差别很大。他们所造成的社会状况因地而异。当地方或地区在职的指挥官一个接一个地变动时，也因时而异。关于军阀剥削的具体方式或军阀引起的苦难，任何一个时期的记述都不能适用于整个中国。但是，还是可以恰当地说，军阀们给无数的中国人直接和间接地带来了恐怖和剥削。1 军阀对钱的需求是贪得无厌的，军阀们从民众榨取租税，名目之多令人吃惊。他们还大规模地发行没有价值的通货，强迫人民接受，从而使商业交易成为一种征用的方式。在1924年晚期，估计仅仅广西一省军方就发行了实际上无保证的纸币50亿中国元。这样巨大的财富被用于军队以及其他非生产性的用途，抑制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和计划，尤其是大规模的工程，因而必定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2 军阀主义酿成饥荒。在一些省份军阀强迫种植鸦片，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因而减少了用于粮食作物的面积。减少维修水利和防治洪水设施的经费对造成几次灾难性的洪水起了作用。军队抢夺农民的耕畜，不但给农民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而且降低了农民耕作的生产能力。20年代中期和晚期毁灭性的几次饥荒毫无疑问是军阀管理不当的结果，以致照章只救济自然原因造成的饥荒受害者的华洋义赈会不得不改变其饥荒的定义，以便它能向因管理不当和剥削造成的状况而挨饿的人提供援助。事实上，美国红十字会那时拒绝参与在中国的饥荒救济，因为这种饥荒是由政治而不是由自然现象引起的。3 在许多地方，有组织的军队的行为还不如在乡下游荡、抢劫农民的大群无人管束的无纪律的士兵。1930年，即军阀时期被认为结束后的两年，南满铁路的一项研究估计，在山东省，有310000无组织的军队和土匪，再加上192000正规军队，都以农村为生。1盗匪活动盛行于全国各地，抢劫和暴力行为成了常事。得胜的军队任何时候只要可能就抢劫。战争常常毁灭平民的生命和财产，政府机构被忽视或不复存在，贪污腐化、骚乱和剥削成了日常现象。这个时期的混乱驱使无数的人离开家乡，迁移到其他地方去。一个审慎的作者断定，20年代军阀主义的威胁和骚乱造成了“本世纪规模最大的一次国内迁徙”。2 军阀主义也影响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民族主义是20世纪早期中国最有影响的社会运动。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军阀主义所酿成的分裂和在国际上的脆弱地位的反应。此外，很多军阀也传播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口号，作为使他们的行动合法的手段。不论军阀们的真实动机如何，他们这样做也培育了这种思想：中国人应当关心国家的情况，探索国家的目标。例如，一个中国将领回忆说，他在1912年投军时只是为了谋生，但在听了他的指挥官冯玉祥的爱国演说以后，终于从国家方面来看待军队了。3 但是军阀的活动也促成了中国民族主义中的强烈尚武因素。尽管军阀们证明不能建立国家的政治权力，但他们也阻止非军事集团做这样的事情。他们以这种方式对中国政治斗争的进一步军事化起了促进作用；继承尚武精神的是更多的军国主义者。国民党为了和军阀竞争，不得不发展强大的军事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军队终于控制了党。**人为了和国民党以及1928年以后继续存在的军阀主义残余竞争，也不得不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但是，归根结底，这种军事化并不是深刻而经久不变的。军阀统治不能作为例子说明在中国社会的核心有一种持久动力，它保证唯有军队起强大的政治作用。曾经有人认为，“军阀证实了这样的事实，在近代**不能与军事力量分离……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发现怎样使军队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秘密”。1反面倒是正确的：军阀们的失败表明，单独的军事力量不是**的适当的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以前许多世纪的改朝换代时期都有许多和近代军阀很相似的人物，但他们最后都为统治统一国家的中央集权的文官政府让了路。在20世纪，民族主义和**第一次在这个传统的过程中起了作用，但并没有改变这一结局，即文官的统一。民族主义只强调国家统一的紧迫性，所有军阀也都承认这一事实，或者最起码也口头承认这一事实。尽管一些省和地区的军事首脑宣布独立——有时是正式分裂——也没有一个曾经宣布成立新国家，乃至于表示他的分裂将是永久的。国家统一的情感如此深厚，以致有些首领争辩说，地方主义因增强国家一些个别地区而有益于国家，这种论证只有假定最终恢复统一，才说得过去。军阀们也公开声明他们要对有效的文官政府效忠，从而承认这种有力的文官统治传统。尽管中国的政治斗争因军阀们的参与而暂时军事化，中国争夺权力的最后胜利者**也坚持一条基本原则，党应指挥枪。军阀们的地方势力对中国的地区分割没有起多大的加强作用。事实上，地方主义传统上在中国就很盛行，即使是在中央权力很强大的时候。地理的独特性、经济利益、语言差异、种族和文化的模式，这一切都促进了忠诚于——归属于——地区的感情。存在一种“分层次的忠诚”体系：对省、对多省的地区、对省内地区以及边缘地带地区的忠诚。但一般来说这些并不是政治上的忠诚，这是它们为什么能够和有力的中央政权共存的原因。只有当中央权力崩溃时，传统的地方主义才获得重要的政治意义。在统一的中国里具有文化和经济重要地位的区域性单位，成了国家解体而成的自然单位和军阀辖区的自然基础。但是这些地区在统一中国之内正常存在，正是这一事实意味着军阀的地方主义，与其在其他方面相比，是破坏性较小的力量。不是地方主义必然对恢复国家统一起破坏作用，而是独立的军事力量有赖于地方主义。1 大多数军阀是守旧的，和传统的社会准则是很协调的。自相矛盾的是，他们所促成的不统一和混乱却为思想的多样化和对传统观念的攻击提供了大量机会，使之盛极一时。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军阀都不能有效地控制大学、期刊、出版业和中国智力生活方面的其他机构。在这些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可能以什么方式实现现代化和增强实力进行了极其激烈的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军阀主义弊端的反应。**于1921年建立和国民党于1924年改组，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思想的繁荣。因此，一方面，军阀时代是20世纪政治团结和国家实力的低点；另一方面，这些年代也是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高峰。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对军阀的反应，从这个动乱而血腥的时代涌现出了终于导致中国重新统一和恢复青春的思想和社会运动。 1 有些学者认为，军阀横征暴敛和他们造成的苦难的程度被大大夸大了，这是由于他们设想的是这样一种经济，国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比在中国的大；他们还因忽略了军阀活动的积极方面，如发展工业、农业、运输和教育，而歪曲了事实。这种看法的一个适当的例子是托马斯·g.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论》。事实上，每个黩武主义的研究者都承认有些军阀的建设性活动。但是，从全面考虑，黩武主义的结果不能被合理地认为是积极的，压迫和苦难并不普遍的看法也违反了基于直接经验或观察的大量证明材料。 2 关于试图推算可用于经济现代化而转入军事用途的资金，见陈志让：《军人-绅士的联合：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第189—190页。 3 安德鲁·詹姆斯·内森：《华洋义赈会史》，第40—56页。 1 满铁调查部：《山东农村和中国的动乱》（大连，1930年），第20、27页；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278页引用。 2 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78页。 3 刘汝明：《刘汝明回忆录》，第2—3页。 1 卢西恩·w.派伊：《军阀政治：中华民国现代化中的冲突与联合》，第169页。 1 拉里：《地区和国家》，对20世纪中国的地方主义和黩武主义做了深刻的分析。“分层次的忠诚”是拉里的用语。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7章 地方政府的发展 从最早时期开始，中国政治制度的质量，大体上被认为并不比最低层政府的质量好。晚清政治的理论继承了一个长期以来的争论，即现存官僚政治制度对地方社会的影响的利和弊。各县若由本地人，而不是由中央选派的外地人管理，其得失将如何？让地方人士参与政治，官僚政治的国家要承受多大风险？ 1860年以后国家现代化的需要，又把这些老问题以尖锐的形式提了出来。如果国家的强盛需要动员民众的力量，通过什么样的地方上渠道才能最好地得到这种力量？如果国家需要更多的钱，通过什么样的地方机构才能最顺利地得到钱？在20世纪，军事现代化、扩大的和西化的学校系统、新型的警察力量，所在这一切都需要国家设法更好地控制地方社会，并从中汲取更多的财源。 就在国家被迫以新的和更有效的方式渗透进地方社会的时候，民众运动的各种思想也把注意力投向地方政府。民族主义是巨大的动员力量，因为中国的命运越来越被看作是每个人的事，新的群体要求过问政治。这些群体主要是那些正在现代化的城市里的商业阶级和新式学校的毕业生，但也包括内地的一些地主和有科举功名的人士。立宪政府需要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发展模式，合法的国民议会成立以前，必须调查和确认选民资格的合法性。建立一些地方名流能正规地参与政治的机构，确实背离了清代的旧体制；在旧体制中，地方名流也参政，虽然也有势力，但一般是非正式的。 这样，来自上面的压力，又加上了来自下面的要求，它们的目的是要改造中国的地方政治体制。大部分中国近代的政治结构的特征，都产生于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哪一种将最后占上风？中国的地方政治是否会因此而变得更有参与性，或者，这个官僚政治的国家是否会比以前更成功、更细致和更严厉地控制中国社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7章 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1920年 改良思想中的进化论 在中国思想史上，1898年和1919年通常被认为是与儒家文化价值观决裂的两个分水岭。1898年的改良运动，是一部分接近皇帝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制度变革上的一次尝试。它开始是作为1895年被日本在军事上打败的一种反应，但却以摈弃传统的中国中心世界观和大规模吸收西方“新学”的努力而结束。这一运动在晚清的现代化趋势和1911年帝国体制的崩溃中，产生了结果，随后引起了更彻底的思想重新评价浪潮。1898年改革的锐利锋刃已直接指向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而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其标志的彻底的“新文化”思想运动，也被看成是对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的一种攻击。后一运动的领导来自中国新近现代化的大学和中学。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之外，它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清除了过去中国封建遗留物的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已明显地从对传统价值核心的怀疑，转向对它的彻底的否定。 此外，在这同一时代，知识分子精英作为一个阶层，已经历了若干重要的结构上的变化。一方面它建立了以报刊为形式的新的联系与交往方式，另一方面建立了多种类型的学会和政治党派。传统的考试制度已经终止而被学校制度所取代，这导致对传统文职机构中的职业机会的侵蚀，以及知识分子工作的迅速职业化和专业化。文化中心（中国历史上多在城市）受到不同性质的城市生活，即世界性工业化城市生活的影响。如果这些变化所形成的这个知识分子阶层，正在发展一种新凝聚性，那么这种凝聚性也有疏远中国社会其他部分的新危险。知识分子受教育不再是为了做官，越来越处于政治权力的主流之外；他们愈来愈按照外国的模式接受教育，冒着丢掉传统文体的危险，传统文体能够成为与普通民众联系的桥梁。 发现西方：改良主义者的进化宇宙观 19世纪20年代之后的思想变化，必须首先当作中国人“发现西方”——不仅当作帝国主义侵略或技术魔力的根源，而且当作世界文明本身——而予以研究。这个发现最初是一小批先驱者19世纪头10年以来积累的知识向更广大的精英阶层传播的结果。1895—1898年间的重要改良学会，先是宣传条约港口的政论家和买办如王韬和郑观应的著作，或早期派往欧洲的使节如薛福成和郭嵩涛的著作，抑或是基督教传教士的教育团体和为技术上“自强”而创立的早期中国兵工厂学校的著作。然而，与改良运动本身所激发的生机勃勃的浪潮相比，这种早期对西学的探索，实际上却很快就显得是有限度的。许许多多的人为政治流亡者所推动，以及为新式教育的吸引力所吸引，自1900年以后在国外生活和学习，并在返回中国后，要求作为思想领袖的地位。至于那些仍留在国内的人，也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译本——尤其是关于世界历史、地理、政治、法律著作的译本，最初主要译自日语，但后来也译自欧洲的一些语言。中国译者的先驱，如专门研究英国和法国社会和政治的哲学家严复、以介绍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而著称的林纾，都在他们时代最受欢迎的作家之列。在1895年的北京，由康有为组织的激进的强学会的成员们，还不能在这座城市的任何书店找到一张世界地图。到了1919年，在蔡元培领导下经过整顿的首都的北京大学（蔡在翰林院和来比锡大学都受过培养），却聘用了西方大学的毕业生，并设立了欧洲文学、历史、科学及哲学课程。 像这样的一些事实，曾经导致一种普遍的假定，即改良时代具有中国人“对西方的反应”的性质，因而必须从外国思想对本国思想体系的影响来分析。冯友兰，一个新儒学的重要学者，曾经典型地把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这段时期的特征，描述为中国人迷恋“西方精神文明”——以与王朝时代的中国中心主义和20世纪20至30年代的批判的新传统主义这两者区别开来。1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侯外庐，也把这种假定的对西方的迷恋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个新生资产阶级的工业化努力——联系起来；这个资产阶级和其欧洲的对应物一样，发现启蒙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意识是一种表达他们社会经济愿望的适宜方式。2美国学者李文逊对以下的迹象留有更深刻的印象，这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改革者是以极其矛盾的心理来看待西方及其思想要求，但把这种心情理解为他们信仰的普遍社会准则（这种准则提出采用国外新信念的需要）与他们忠于民族文化特点的意识（这种意识又把他们拖向对传统的满足）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一种表露。3 “对西方的反应”这一概念，的确促使人们注意作为激发愿望的外部力量，即西方帝国主义的极其重要的地位，注意中国人首次对19世纪西方科学和社会政治思想主要传统进行严肃探索所导致的正反两方面的巨大刺激。然而，这一概念中的一个危险是它的这样一种倾向，即认为这是西方观念直接取代民族观念的进程，并且认为中国人在思想上只起被动作用。另一个危险是它鼓励这样一种假定：一旦西化进程业已发生，中国人此后对任何传统社会准则要保持任何真正的信仰，都是不可能的。中国人作为反应，从1890年之前对传统社会准则的肯定，发展到1919年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否定——这样一种看法是这种解释模式的一个结果。 当人们把改良运动背后的政治原因和它的思想内容加以区别，因而能够认识激励后者的本国根源时，便宁可提出另一种可选择的观点。学者们越来越注意到传统思想中相对来说的异端运动。无论是17世纪晚明效忠者的反**主义、新儒学陆王传统的个人主义、大乘佛教的社会人道主义、道教中主张意志自由的部分，抑或是像墨子、颜元那样的人对治国之术的实用主义的、功利主义的观点，乃至法家——都是许多改良主义者建立他们的主张的论据。帝国正统观念隐藏的中国传统的多样性，要多于它所摧毁的，同时并不是所有的本国传统——精英的或民众的——都是保守的传统。另一方面，中国自己的新传统主义的哲学家，同样还有他们的毛主义的对手，都正确地断定，对儒家社会准则的信仰经受住了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反传统观念的猛烈攻击，并且直到解放以后的时期，仍继续指导许多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和精神生活，这一点越来越为人们所理解。 然而，“对西方的反应”这种思想变化模式，只是部分地受到一种分析法的挑战，这种分析法认为连续性和不连续性一样，在历史上是线性的。效果更好的一种方法，可能是承认改革时代的主要思想家试图了解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如何适应内涵有了改变的结构。为改革而进行的社会政治斗争，不是孤立地而是在进化宇宙论的框架内予以表述。这是一种对宇宙的系统看法，自然、精神和社会现象，在其中都被理解为单一的宇宙实体的种种表现。这种新宇宙论的外在根源，在于中国人发现了他们所认为的自然和历史事实的新真理，这些真理是西方揭示的。一方面，发现世界历史包含多种彼此之间（同样也与未开化的周边地区）有力地相互影响的高度文明；另一方面，探索了西方科学法则——特别是建立在达尔文生物学基础之上的进化法则，而且还有牛顿物理学的法则——的本质。就国内方面说，这种宇宙论有赖于儒-道传统，这种传统教导人们要把社会-政治现象和自然界的宇宙模式，在相互依存的因果关系的作用中联系起来。由这种新宇宙论产生了一种世界观，消除了中国人作为世界文明唯一源泉的自我评价，揭露了他们是许多民族和许多文化中的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成员。但与此同时，由此而来的把中国作为相对物的考虑，并非简单地还其本来面目——倒不如说是把所有文化、所有社会阶段和历史时期中所有时刻，都作为相对物来考虑。它在中国人当中，导致一种世界历史进步的新信仰，但是是一种既强调历史进程的道德目的论，又强调其任何特定暂时发展阶段的相对不完善性的新信仰。这从而导致以传统的作为先验实在的“易”的观念——种种宇宙力量，它们在其最终相互影响的运动中起着支配所有存在结构的作用——重新强调时间本身。最后，它以一种当时认为具有极大活力的完整体系，创造了一种关于某些人类道德行为问题的突出观念——要末应以其自身的浮士德式形象创造人类，要末只好使他们在外部决定的进程面前，处于一种毫无作为的状态。 不必奇怪，最早表述相对地予以考虑的世界中的变化，作出这种新的肯定的，只是少数几个人，他们很早便与欧洲亲自接触，并且相对来说一直保持接触。薛福成是1890和1894年间中国派往伦敦的外交使团的一个成员，最初因日本1879年占领琉球受到刺激而写了论述改良的著作，他的著作提供了典型的新世界历史的概略。他认为，人类黎明和当代之间已经过去10000年，这一事实由于内在的更迭规律而为人所知，更迭规律支配着世界变化的速度。薛关于这10000年的内在周期性变化的说法，遵循标准的历史编纂学，但他认定现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和蛮夷分隔时代的结束，各国之间交往时代的到来。重要的是，薛把这些变化看成是完全必然的，不受人的愿望支配：“彼其所以变者，非好变也，时势为之也。”1 伟大的欧洲社会学名著翻译家严复，更巧妙更肯定地强调了这种必然意识，他的1895年著名论文《论世变之亟》，最早提出了明确的进化观念的改革梗概。严复对中国传统制度史中的伟大分水岭秦汉时代和当时之世之间的类似之处也有深刻印象，但是他承认这样的历史性转变的原因仍是难以理解的： 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谓圣人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2 改良主义者们确信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是一个极为根本的转折点，它只能是某些宇宙原则运行的结果，他们最早认为进化时代切合于传统信念的模式，他们自己是作为宇宙秩序的调整者而为这个时代效力。用条约港口新闻工作的先驱王韬的话来说，就是“道贵乎因时制宜而已”。3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治改革运动自身的目的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适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众所周知的工业化西方世界的制度，使人想到了整个人类社会乌托邦式的未来希望——由于是模糊的轮廓而更令人兴奋。1 如上述内容所表明的，进化宇宙观的形成，与其说是某个个人的识见，不如说是许多人得出的一组共同的观念。不过，就其成熟的形式而言，最好通过在某种程度上是其创建者的主张改良的主要知识分子的思想来加以考察。这批人中的资深者无疑是康有为。他的著作《新学伪经考》（1891年）、《孔子改制考》（1897年），在使传统服务于改良的煽动性的努力中，支持久已湮没无闻的儒家今文学派的真经主张。在1898年皇帝发起的百日维新——康有为曾亲自领导——失败以后不久，他把他主要的乌托邦综合体系编写成一部书，即《大同书》；这部著作虽然在他生前从未全部刊行，但他较有影响的追随者都知道手稿和要点。2 在这些追随者中，谭嗣同无疑是最勇敢、最引起议论的思想家。他的哲学创见足以与康有为本人媲美。戊戌政变之后，他在33岁时被清朝当局处决，这是他深思熟虑以尽自己职责的赴义行为，他的精神在他幸免于难的同志的心目中被树为典范，也使他身后发表的著作《仁学》成为具有神奇力量的传世之作。3梁启超作为康有为政治上的亲密伙伴，与康有为一起实际开创了研究社会的运动。这一改革思想的运动在1895年以后席卷了全国。他在1896年和1897年作为研究社会的传播媒介《时务报》的主编，是新闻工作的先驱；1899年后，在日本流亡期间，作为改革反对派的喉舌，影响达到了顶峰。 如果说上述三人在1898年，都把他们的成功押在在君主制下赢得改良上面，并为他们的失败而付出了流亡或被处死的代价，那么这个运动的第四位伟大的鼓动者严复，却保持一种处于事件边缘的更加克制的立场。表面上看，这位天津一所海军学校的总教习是英国培训的工程方面的杰出“洋专家”，但他对当代英国-欧洲文明的综合看法更加杰出，对他那个时代来说也是无与伦比的；他在一系列值得重视的对斯宾塞、赫胥黎、j.s.穆勒、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等人的主要著作的翻译中，发展了这种看法。他利用学者传统的评注惯例和中国古典哲学词汇的丰富资源，释译原文，文采绚丽。理解康、谭为他们的哲学综合而吸取最深厚的本国根源，以之与严复、梁启超受西方启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对照，可以说明上述四人之间的复杂思想关系。这样一种分析认为，康、谭倾向于一种国际主义，使人联想起中国中心体系的“天下”理想；当他们设想未来典型的黄金时代时，倾向于乌托邦主义，倾向于信仰儒家“仁”的思想，以之作为一种宇宙-道德原则。对比之下，严复和梁启超似乎是受他们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性的激励而采取更为民族主义的、实用主义的、现世的观点。不过，在1903年或1904年之前，所有这四人的著述都对中国的长远前途表现出一种潜在的乐观主义，这与他们反帝国主义、反朝廷的论战的愤怒而忧伤的语调是不一致的；从整体来看最好把这种乐观主义理解为基于超历史进程的良好本质的共有信念，这种信念将导致逐步地实现世界大同。 《大同书》和《仁学》这两部著作的主要贡献，在于它们表述了结合进宇宙论的进化思想，这种宇宙论把进化的发展过程与社会变革联系了起来。这两部著作仍然确信儒家神圣真理将继续作为变化模式的形而上学源泉，与此同时，又承认这个世界历史新阶段所预示的社会价值的重新评价。 原来的儒家今文学派，为康有为提供了一种能够适应全部西方发展理论的历史向前发展诸阶段的中国图式。他借助于这种图式，以一个发现者的热忱去领会分阶段发展的历史变化。不过，一种类似的——虽然是就表面上的退化观念而言——超历史进程的分析（见之于归属古文经学派的一篇经文），甚至是《大同书》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来源。这篇经文，即《礼运篇》，从“大道之行也”的远古黄金时代——一个未受家庭主义或私有财产制度玷污的“太平”（大同）世——开始，记述了有关“三世”的学说。按照《礼运篇》的说法，历史上的三代圣君治理第二个时代，即“少平”世，这是从黄金时代退化到了一个以军事力量和礼仪道德两者为标志的世界：“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1当康有为把现世作为在孔子时代就已开始的第三个时代“据乱世”，与将导致世界回归太平的将要来临的“升平世”两者之间的过渡期时，他是在预言这样一种变化，即摆脱以家长制氏族和部落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和以统治者对人民或贵族对平民的**权威为基础的相应的政治制度。取而代之，将出现一个人民与他们的统治者之间、不同的个人之间，在其社会关系方面的等级上的悬殊都将明显缩小的社会。体现这种人民中新关系的政治形式，将是民族国家和君主立宪政体。按原意，这就是“变法”，变法将使中国处于与日本和欧洲同等的水平，导致它向升平的社会制度转变。康认为，虽然作为共和政体国家的瑞士和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显示出将渗透所有社会关系的萌芽状态的平等主义，但最后的大同阶段距今仍有几个世纪之久。在《大同书》中概略描述的这样一个世界，将没有任何以财产、阶级、种族和性别为基础的社会差别。那时，民族国家本身将为一个全球性的议会政府代替，而所有人民将接受共同的习俗，并在共同的信念中结合成一体。 由于主张道德完美的社会不应有等级制度的社会差别，康的《大同书》似乎已放弃了儒家信仰的基本原则，它达到这种观点是通过对传统的孟子思想的发展，孟子认为，恻隐之心“充塞”天地，其根源在于对同情他人的人类天性的培养，因此，扩充而普遍化了人的美德变成了“仁”。在康的说法中，仁被视为一种能动的宇宙-道德力量；因此，仁在他所认为的吸引和排斥的力量中表现了出来，吸引和排斥的力量是外在宇宙运动以及作为有意识生物道德生活基础的本能的动人感情所固有的。在升平时代，考虑到关系远近、地位高低这些伦理差别，社会准则（“礼”）仍然允许人际亲疏关系的有限的或“局部”的表现，在大同时代，社会习俗将摆脱所有这样的“私心”，将完美地体现无差别的普遍的仁爱精神（仁）。 这样，康的自然和社会进化模式，是以蛮荒到文明的历史演变为出发点，并且包含了一种西方范例所启迪的先进的民主和富裕社会的现世的观点。不过，他基本上认为其全部过程是一部人类精神臻于完善的奥德赛史诗。通过现代化以支撑他的乌托邦预言，这使传统新儒学的有机宇宙观点由于圣人诚心的自我实现而得以改造。不过，康的说法提出了这个有机体两极之间，即圣人一方和“天地”外在宇宙另一方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康把圣人几乎设想为令人敬畏的宇宙景象面前的旁观者，而不是把圣人放在中心，作为宇宙变化的根源。仁，尽管仍然作为个人道德意识的源泉而发挥它的作用，但是是在外部世界——在布满星星的天空，在变化本身的活力中——最有力地显示出来。从这里引出了他的唯物主义倾向、宇宙决定论的萌芽和一种激进的道德乐观主义。一般新儒学那种对宇宙缺陷和道德衰退的忧虑倾向已成过去；代替的是康表现出的信心，人天生的**和仁是协调一致的，并且，个人的享乐、愉悦、富裕——所有这些和教化都可指望是这个未来的乌托邦的恩赐。圣人并未创造社会乌托邦；历史本身将创造社会乌托邦。康认为，如果说要通过对人类社会的社会障碍的摧毁来达到精神的尽善尽美，那么这更可能是解放的赐予，而不是人类斗争的结果。 因此，这种人类征服自私的理想，似乎缺乏需要内部斗争以克服它的任何强烈意识。的确，康通常把道德成就的障碍解释为自我之外的环境和礼仪所造成的“诸界。”不过，他也把实际的道德行为解释为需要承受这些事实上的障碍，也就是，解释为适应人们碰巧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行为。如此，精神的进化便成为一种宿命论的宇宙的发展：“时之至也，变亦随之。”在反映未来方面，也只有先知的先见之明可以说能部分地推定未来；因此，圣人道德上真正的作用也在于预示未来。 《大同书》所描述的康的特定的社会理想，虽然在细节上是现代的，甚至是“西化”的，但在他的信仰体系中仍然缺乏一种真正现世的自主。他提出的形象的描述（对人类社会的“九界”的描述）重复了神秘体验——儒家等的——的传统陈述，在其中，自我、外部世界和超自然之间通常的界线至少是变动的，至多则完全消失。康的社会理想强调消除政治的、种族的、性别的及国家的“界”，与其说是因为这些等级制度是邪恶的，不如说是因为所有这些现象方面的差别遮蔽了真理——就哲学真理说，“本体”就是“一”。就社会心理说，《大同书》的确表达了康自己对家族主义束缚的抗议。他的确强烈地认为这些“界”是邪恶的，不过在这里他也避开了社会关系的中间领域。对他来说，这些“界”要末被看成对个人私生活的具体束缚，要末被看成不完善的形而上学认识导致的观念上的错觉。 康对儒家形而上学的顺应，就以这种方式改变了圣人与宇宙之间的平衡：作为一种目的论的力量，康的外在宇宙，比传统观点可能允许的，更具有有目的性的活力；作为变化过程的有限度的预见者，圣人则相应地较少具有这种活力。谭嗣同的著作恢复了这种平衡。在重申圣人力量的理想中，他创造了一个作为现世英雄的政治化了的圣人。他提出一种外在宇宙力量的文明和抗拒的辩证模式，作为圣人式自我实现的必要背景。这两种意向结合起来，使进化宇宙论既引起宇宙机制，也引起人类力量在一个正在发展的宇宙中起作用。 如果说康的书反映了它的作者作为预言家的自我形象，那么谭的书可以说暗示了他最终选择的作为殉道者的命运。在它的道德积极行动主义中，虔诚的救世者们被视为世界历史变化的主要作用者。同时，谭推想这种变化的最终完成将是对自我中心本身的超越。人间天堂之外，康并不多考虑；谭则使进化的最终目的从属于这样一个阶段，那时甚至目前认为的人类意识也将不复存在。 和康一样，谭也假定有宇宙-道德活力，它们由于调节自己的活动，被认为创造了它们所具有的“事物”的结构。这种看法包含一种对新儒学“理”“气”二元论的批评，并且受到借自西方科学的物理学概念的支持；不过他的“物”的运动模式，却更多地由佛-道的现象学得来。康使“气”等同于“电”，而谭则从“以太”的概念开始，“以太”是单一的物质存在，充满、存在于现象、空间和生物一切领域，并使之联系起来。然而，虽则这种基本的实体被解释为物质性的，其能动地发挥作用的最重要的方式却是在道德方面：“仁即以太之用。”因此，以太的变化是通过道德力量的能动性而产生的，这种能动性特征谭称之为“通。” “弥漫性”、“交流性”、“渗透性”、“传播性”：“通”当与其对立面“塞”即“碍”、“滞”并列时，是难以翻译的。借助于这个关键的概念，谭达到了康在他的宇宙论结构和他的理想社会关系结构之间所没有达到的互补性。当“事物”的界限是能渗透的时候，以太在道德上所起的作用是最为明显的。在社会领域，这些界限可能是文化、民族、风俗的界限；或者是抑制人们交易和联系的经济界限。在人际关系领域，它们是利己的妨碍道德共性的障碍。在自然界，它们是将精神-物质统一体组织成显然有别的现象的界限，这些现象受时空限制，依它们的对立物而具有相关的特色，被个体化的人的自我不完善地界定为“客体”。因此，在它真正最为完美的形式中，以太的道德能动性在其不受阻碍的流动中，将显露出万事万物互相联系的统一性：儒家形而上学原理的真理，大人视天地万物为一体。 谭嗣同以这种方式得出了社会革命的处方，以“冲决”现存儒家秩序的“罗网”。谭认为传统的中国人是“名教”的奴隶。语言学上的“名”——人类按照显然有别的特征最初用来鉴别所感受的现象的工具——在中国已历史地被理解为孔子做出道德判断并从而规定道德准则的方法。因此，对谭来说，它已成为被规定为礼或“五常”的个人行为和政治行为的等级制度礼仪准则的象征。谭的进化理论设想，在“仁”活跃的能动性影响下，以“礼”为基础的现行社会体制将要崩溃。这也可以理解为该书标题的内在要旨：当人类的“仁学”完善时，人类将逐渐获得更愉快更丰富的物质生活，更活泼、更自然、更本能的情感体验，更为平等的政治和个人的关系，以及不断扩大的高尚的意识。 谭对进化的想象，从宇宙的最初产生延续到最后的“太平”时代。他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他所理解的地质学和生物学的进化事实，以及传统的道家宇宙论的一些见地结合起来。这样他便从从无到有的最初分化，经过太阳系的形成和达尔文进化论的过程所推测的发展，朝着越来越高级的有机生命形式前进。对于未来，他预言地球上最终均匀分布的人口是现存规模的几百倍，但仍能依靠科学和医学的发展与成就得到保护，不受缺少物质的威胁。科学的发展将得到生物代代相继的固有进化趋势的助力，采用不断更加完善的高尚方式，最终导致“纯用智”的人种，能够在空中和水中生存，避开地球本身的局限。 不过，最一般地说，谭认为所有这些变化的方式都能够在《易经》这部书中适当地辨识出来：谭最终的宇宙进化的神话，其推理依赖于《易经》八卦第一卦乾卦的象征性，依赖于传统上与孔子精神发展相联系的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生物学隐喻。他设想了六个阶段；前三个阶段是从最初的古代部落社会的“太平”世到“孔子”自身所处“据乱”世的退化，后三个阶段是通过晚期帝国的混乱向不远未来的“升平”世的上升，在最后的“太平”世达到顶点，在“太平”世，有如孔子在他老年时，人们将“随心所欲不逾矩”。对于谭来说，每一世的结构都为社会的政治统治者和宗教教导者的作用所决定——从这些领导形式的逐步出现，前进到它们世界规模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又将依次为这样一个世界铺平道路，即“人人可有主教之德而主教废，人人可有君主之权而君主废”。1 不同于康有为，谭嗣同不满足于缺乏任何人类中心机制的目的论，他的理论包括一种宇宙进程中的道德行为的作用模式。这个模式在传统新儒学的自我修养模式与这样一种伦理观之间形成一座桥梁，这种伦理观既按照未来的目标机械地解释善，也通过达到善的心灵内部斗争体验主观地解释善。在改良运动之初，谭已谈到改良的信仰需要“日新”。然而，在《仁学》中，他引入了另一个更具创新意义的概念“心力”；其要旨是，心能够在无尽的发展方向上随宇宙运动的活力而运行，并表现在改变世界的积极斗争中。“心力”充分地发展，将在孟子的“心”的自发移情与菩萨的救世慈悲结合起来的行动中表现出来。这里，谭当然是在建立一种关于自我的理论，这种理论符合他的流转着以太的宇宙论。不过，它对他这样的概念是一种非难，即心力作为运动中的以太的一种形式，被视为随它所遇阻力的大小而被激发出它特有的活动。诚挚的心灵为了它本身的自我完善，需要克服阻碍。“愈进愈阻，永无止息。”1而且，心力乃“人之所赖以办事者是也”，2用来达到可以从其自身活动中分离出来的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包含了一种道德上不明确的可能性。在《仁学》的最后篇幅中，谭宁愿回到宗教拯救者，作为他提出的人类发展变化的动因。但是他对朝向进步的宇宙中的人类行动的浮士德式理想的敏感性，把他自己的哲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严复的哲学联系了起来。 严复提倡把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注入中国政治，因为他把它特有的“个人主义”看作推动先进的科学和工业文明运动的“心力”。由于这种“文明”是由在这个世界中行动并对这个世界起作用的奋斗的个人的浮士德式活力形成的，构成他的宇宙论基础的关键，就在于斯宾塞的理论。“他按照进化论解释所有变化。他撰写的著作和论文把天、地和人包容在一个原则之下”。3 在斯宾塞的哲学中，最令人深感满意的是它把自然和社会进化的一元论看法作为从纯粹和同质到不纯和复杂的单线发展的基础。进化的动因是达尔文有关物种之间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机械论。在严复的看法中，这个进程是良好的，既是因为它适合于文明的目的，也因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成功的竞争者的“力、智、德”4在他眼中本身就是令人赞美的。成功的人类群体“始于相忌，终于相成”。5他关于达尔文主义的主要译著，即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译本（中文版名为《天演论》），在人类道德和进化选择的自然力量被看作总的宇宙进程的补充部分方面，为支持斯宾塞辩解，而与赫胥黎对立。“群学”——严复关于斯宾塞社会学的用语——暗指荀子自然主义哲学中的“群”的观念，荀子断言，人类处于生物分类等级中的最高地位，全靠他们的社会结群本能。严复认为，在社会组织形式总是更趋复杂方面的优秀人类群体，将创造出最终继承世界人类遗产的文化。 严复在选择将使他的同胞熟悉19世纪自由主义的欧洲经典方面——在他看来西方的价值体系最为优秀——证明对原作的历史主义的和社会学的论题是最敏锐的。他考查亚当·斯密时，强调个人开明的自利行为借以有效满足社会长期经济需要的功利主义的“无形的手”。在穆勒的《论自由》中，他很注意自由在为无私地寻求真理提供条件方面所起的作用，以便社会最终可以在正确的共同适用的原则基础上联合成一体。为了说明法律在欧洲政治中的重要性，严复转向孟德斯鸠，不过即使在这一点上，他和孟德斯鸠的关系也在于对立法的“天赋人权”的怀疑，在于那种形成对照的观念，即强有力的社会决定因素形成政治制度的观念。严复一直是以这样的方式解释欧洲自由主义传统，即指明自作主张的个人行为和社会组织需要之间的一种天然的互补性。 和今文学派的进化理论家们一样，严复也有一个对人类历史的总看法，设想出一种发展到以富裕和文明为特征的民主和工业未来社会的分阶段发展进程。不过，在分析它的诸阶段时，他的注意力较少集中于乌托邦似的远景，更多地集中于当前国家在“富强”方面转变到与西方同等水平的任务上。斯宾塞曾经主张，发展的道路是从部落和家长制社会形态向早期现代国家即“军事国家”前进，并继续向前。严复认为中国的现状，相当于这两个最早的阶段之间的一个艰难的转折点。作为中国落后的现代理论的先驱，他争辩说，中国自秦以后已具有“军事国家”的政治结构，但它的自然发展，受到绝对化为礼制的儒家家长制文化准则持续影响的阻碍。进步将通过许许多多个别中国人精神的转变而到来，他们应当培养国家所需要的自身的“力、智、德”，以建设一种强有力的开明的现代文化。在这里，严复相信来自人为的文化的决定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他关于中国落后的悲观主义。中国的前途，与其说取决于物质的强制力，不如说取决于民族精神的努力，是与人民自我转变的能力密切相关的。 如果说作为一个儒家主义者，必须信奉人本主义的形而上学，那么，即使按照康有为和谭嗣同的非传统态度来说，严复也远不够格。他从道德意义上对宇宙的解释别具一格：不是诚心的某种内在的利他主义准则规定真正导致进步的人类行为，而是那种行为的效能适合时代本身，这和个人并无关系。严复以这种方式，甚至进一步改变了平衡，从作为圣人人格内在品质美德的改造力量，移向了作为对社会-历史力量反应的有洞察力的才智的适应能力。可是，即使这种关于人类在进化宇宙中的行为的似乎更具宿命论特点的观念，在实质上也为严复在伦理观方面脱离儒家圣人人格理想的另一结果所抵消。他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必然与那种人民才是世界真正主人的信念相联系。他的民族主义概念建立在这样一种确信之上，即全民的集体力量构成了使文化发展成为可能的有鉴定力的民众。当康和谭论及全人类的道德目的——民族国家对它只能是一种过渡的工具——时，他们本质上是指作为一种手段的个人的得救，包含以下的悖论，用谭的话说就是：“度己，非度己也，乃度人也；度人，非度人也，乃度己也”。1在把他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进步文明的民族方面，严复是对中国民族主义作民粹派解释的先驱。 不过，尽管有上述分歧，所有这三个人都把进化有机地看作与相互依存整体中的自然、社会和精神力量相联系的总的进程；都认为这种相互依存也扩延到时间，使哲人的思想能够从对它任何一个阶段的知识中领悟其整体。最重要的是，这三人都同样确信，本身位于这一进程之外的一种不可言喻的形而上的“不可知”本体，却是它发展所依靠的基础。前两人理论的基础，在于作为宇宙力量的儒家人本主义者的信仰“仁”，而严复的形而上学，则在更大程度上是道家的。他把斯宾塞的“不可知”与老子奥妙的怀疑主义等同起来，他接受进化的必然性也深受这位哲人的反人格化的神秘自然的教益。尤其是所有这些改良主义者所设想的宇宙，都隐含社会根本改革的无限活力，就谭和严来说，这种活力完全而自然地与作为善“心”特有作用的斗争的观念相结合。这给中国的宇宙论思想引进了一种观念：具有科学法则的发展的宇宙，可以与浮士德式的人类行动的活力相配合。总之，这就是在改良文献中经常所说的“公理”——自然和社会的普遍原则。 在这四位伟大的改革领袖中，梁启超最少离开当前直接的政治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所引起的必要行动。他的报刊工作者的直接性，是他盛名和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他情绪和意见多变，也同样引起了批评一样。但实际上正是他的历史观点使他在当代事件中，寻求发展变化种种主要模式的关键。严复和日本思想家加藤弘之是梁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知识的来源，后者的解释突出了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不过，正如他对亚洲人和西方人难分难解地为霸权而斗争的现代帝国主义时期的分析，他概略地阐述了一种历史哲学，和一种关于人的行动的理论，其宇宙论的基础使人想起谭嗣同，同时这种哲学和理论发展了严复对西方个人主义的解释的浮士德式的含义。 在宇宙论方面，梁的构想比较简单。他把谭的“以太”和“心力”合并成一个单一的概念：动力，或物质和精神现象中的活力。“盖动则通，通则仁，仁则一切痛痒相关之事，自不能以秦越肥瘠处之，而必思所以震荡之，疏瀹之，以新新不已。”1不过，由于把“辩证”的因素引入这一框架，梁提出，社会-历史变化的模式是以宇宙“动力”即主动力和反抗力的更替为基础。具体地说，欧洲和中国近代的史实是，**政治的压迫力量引起反抗力以高涨的社会要求民权为形式的、不可避免的对抗运动。 由于把历史运动与被认为对它们应负责任的超历史力量的原因联系起来，梁提出的一种看法是用道德意义解释达尔文进化论；也提出了一种自由的观念，自由被认为是“适应”达尔文斗争性观念的属性。梁明确表示，他所说的民权并没有西方启蒙运动政治理论的“天赋人权”的意思，而是更接近于竞争的个人通过他们活力的成功运用而赢得的有效权力。梁声称“权利”确实是一种“权力”，尽管他坚持这并不使这种政治理想的道德基础无效。这种权力学说似乎是人权的否定，实际上却是人权的完成。2因此，他含蓄地表明，“权利”是自我的“心力”最大限度地延展到心外的外部世界的一种表现。历史上，欧洲古代的自由曾经是贵族强行保有的特权，而现代民主自由则是通过民众斗争和革命而赢得的。而且，由于个人的心力天生具有相互吸引的特点，因而总是更趋广泛的“群”的合并，似乎就是进化斗争的自然结果。梁关于在中国出现“新民”的著名号召，是指符合这同一集体主义方向的解放了的个人。因此，人类自由的进展，被描述为人的活力的集体力量向范围日益广大的人的群体的扩展——这一过程在上古时代通过部落之间的斗争而展现，并预期在遥远的未来，作为人类最弱小的成员即平民和妇女成功地维护“权利”的结果而达到顶点。 像谭嗣同那样，梁关于历史进程中人的行动的理论，也给了反动势力（如**政治和帝国主义）以一种肯定的评价——那是激发进步的创造者的反应活力所必须的。他还断言，精神在斗争中行动的天赋力量本身，通过社会集群的更高形式的创造，导致人更大程度的自我实现。从宇宙的观点看，产生历史变化的活力显示出像熵的原理那样的某种东西。梁相信，当全世界统治力量和反抗力量平稳地平衡时，人类平等终将实现。大同将是无差别的——它的社会表现将是平等地分享权力；它的历史表现将是静态平衡，即历史的终结。1 和谭嗣同不同，梁启超在1902年，明确否认他关于历史发展的哲学有一个儒家的核心。他说，“仁”这种品德太柔顺了，不能作为现代国家自我发展的动力。然而，他同年写的有关历史哲学的明确论述，却仍然植根于关于进化过程本身的臆说，他的臆说实质上与他人的臆说部分相同。他主张人性“乃进化之极则，转型之不竭源泉”。当他提出他的“新史”是否基于对社会群体进化之研究这个问题时，他承认它们共有的机体说。他认为种族是“群”的内聚力的主要根源，因此是当代的“群”或民族之间竞争的基础。不过梁仍然认为，通过文化总的表现而显示出来的“心力”，在各种社会制度中都是变化的主要动因。他主张史学应通过揭示社会变化方向而服务于国家，也就是提出一种存在历史目的论的常见主张，这种目的论是学者们凭他们对于超历史“精神”的直觉而体验到的，超历史“精神”被假定为给予历史目的论以活力，并支配历史目的论。他主张“主观”在历史著作中的正当地位，他的这种主张不仅仅允许解释性意见，而且是指那些有先见之明的人的创造性贡献，他们的主观精神能够依靠综合，领悟全部历史的连续性。1 最重要的是，主要改良思想家的进化宇宙论形成了一种系列：就作为世界变化基础的力量来说，从更大程度上是宇宙论的概念到更大程度上是以人为中心的概念；从它们比较而言的静态的模式到更辩证的模式；从较少强调作为进化过程一个积极因素的现代国家到更多地予以强调。所有这些都标志着离开儒家-道家形而上学，朝着更自然主义的、历史化的、现世的进化过程模式的转变。梁启超提出他对历史哲学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的看法时，既表明了他对上述这个系列的理解，又表明了他置于其上的限制。他说，它将提供一个宗教信条的替代物：他借此表示了关于人类社会的一个全面的解释体系，即作为事件基础的因果关系模式，以及暗含于其中的道德目的。对于梁，和对于其他的改良主义者一样，进化论提供了一种与现代化哲学相联系的个人竞争的新道德。同时，进化论也赋予未来以宇宙论为基础的道德目的，允许他和其他改良主义者一样指望他们的维新将对完善传统公认的终极王国有促进作用。 大同和制度改革的西方模式 进化宇宙论为中国改良主义者对西方文明的力量的解释提供了框架，强有力地影响了欧洲和美洲国家被当作发展模式的方式。西方的论述往往认为，亚洲改良主义者对西方的赞美不过是对西方真正成就的一种过时评价。这既忽视了改良主义者知识来源方面的限制和偏见，也忽视了中国人通过吸收这类知识的基本价值体系而随意给予这类知识的含义。新教徒传教士和条约口岸英国化了的中国人，是改良主义领导人员最早的教师，他们无疑都作为鼓吹者和辩护士而为维多利亚文明说话。中国改良主义者有一个已经在明治时期的日本经过东亚文化适应性过滤的成功的西化备用模式。不过，这些论述在对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乐观景象的反应方面，表明中国人正把一种对于被发现事物的真正见识与他们自己的乌托邦设想结合起来。在这种意义上，“西方”不仅充当文明的替换物的现实模式，而且也充当出自中国人自己历史想象所设想的理想图像的宝库。经过改良宇宙论解释模式过滤的科学和民主，看来是与“大同”这一最终目标相联系的总的宇宙体系的物质和社会的表现。科学和技术提供了唯物主义的宇宙的景象，其奥妙将产生财富和力量，这是几代帝国统治者所无法实现的。民主提出了中国人赖以复兴其政治共同体的制度，使它更接近于永葆青春的“天下为公”的理想。 西方科学对中国改良思想最初的主要贡献，是作为进化宇宙论本身的理论支柱。在用物理学概念作为他们的哲学的砌石方面，康有为和谭嗣同都传播了一种新的确信，即自然的真理确实能被认识。他们认为，科学证明了所有现象的相互依存性，对于他们，这种观念在其文化和社会的应用方面比在其理论本质方面，更具有革命性。儒家哲学并没有使人道主义的社会准则取决于宇宙论的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区分。这些社会准则在历史上也没有与把在空间中占有固定位置的人类当作中心的宇宙观点联系起来，或与被唯一的超然存在能力从自然划分出去的、在分类上确定的人类的观点联系起来。 因为这个缘故——更因为19世纪传教士自己有代表性地把科学讲授为一种自然神学，即天意的证明——改良主义者在科学中得以证实未被怀疑主义的侵蚀所玷污的佛-道现象学。对康来说，科学的量度手段证明了我们平常的感性认识的相对性：我们“看见”一个死星天体，但不能看见构成水滴的旋动着的分子。对谭来说，物质基础结构的科学理论使作为经验最终——与最初相对——真理的相对性几乎消失。他们两人都吸取了类似佛教的宇宙论，并且极力采用大乘佛教的可能有的世界的观念——星系之外的“世界海”、“世界海”之外的“华藏世界”，以及“圣智所行”的“算所不能稽”的“一元”。因此科学加强了他们对客观的、起决定作用的宇宙的信念，这个宇宙本身是相对地不受人的意志支配的上帝般的威力的自然而然的源泉。 很明显，康和谭都不理解科学真理的阐述要由实验的检验来核实。他们可以随便把思辨推理的传统结构作为科学结合进他们的宇宙观。然而，他们更相信科学真理，因为一方面以经验为根据的知识，另一方面数学，看起来都证实了科学真理。康是一个热心的天文观察者，而谭曾进行经典力学方面的实验；两人都迷上了数学，当作一种能够表示他们认为他们已认清的自然真理的演绎论证方法。代数学为谭提供了陈述相对数和常数的普遍的宇宙论关系的抽象方法。康在他把社会道德看作受历史制约的意义上，是一个道德相对论者，试图证明道德的终极真理在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理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述。 对比之下，严复对科学的评价更多地停留在相信验证的理论上。这导致他首先翻译穆勒的《穆勒名学》，然后翻译杰文斯的著作，努力把归纳法原则当作所有严谨的真理探索的基础引入中国。即使如此，尽管在引进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方面起了开拓作用，严复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和其他的人一样，相信科学事实——特别是达尔文的生物学——证实了他整个进化宇宙观的权威性。 自19世纪60年代“自强”运动的初期以来，在治国之术方面，对西方技术的敏锐而注重实用的评价已是老生常谈；不过，改良主义者把科学作为一种真正的宇宙观的新信仰，使他们更容易欢迎技术文明的到来。1898年改良的领导者，采取了顺应社会上起改良作用的工业化潜力的基本措施。几乎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已逐渐认识到技术的改革是无尽头的，既需要持续的发明创造浪潮，也要对今天认为还难以办到的人类健康和幸福问题可以靠未来发现的方法予以解决的可能性，持久地敞开大门。把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当作独立和国家威力这些民族主义目标的手段，是有价值的，这种看法是改良宣传的一个中心，但是领导者依据自己的权利有效地超过这一点，而把发展的成果描述为人类的利益。 他们不仅提出了发展战略性工业如铁路和矿山的计划，他们还为生产的机械化提出了典型的改进了的论据：它会创造就业机会，也会增加闲暇时间；科学的农业会增加食物供应；现代交通、通讯设备会促进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如果说这些见解表明了中国人对19世纪典型的工业进步的信心，那么同样表明这种信心的是，中国改良主义者深信他们不会面临任何不可克服的物质障碍而取得成功。对于西方关于中国现代化能力的怀疑，梁启超重述欧洲人自己信赖科学方法和发明创造以克服人口及食物供应问题，以之作为回答。他和其他的人仿效欧洲自己信赖无穷尽的自然资源，假定中国这样地大物博的国家对于待开发的资源定有足够的办法。存在落后的意识，但为跃进的精神所弥补，这种精神在1898年夏天表现得最明显。所有的改良主义者，即使是稳重的严复，都谈到顶多在几十年内赶上欧洲；他们评论说，欧洲自己的经济优势是不久前才出现的，同时后来者对于发展具有能从他们先驱者的失误中获得经验的优势。 工业主义的社会代价，在欧洲本身是如此明显，在改良运动的早期却很少被讨论。当康有为或梁启超附带地指出，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迄今没有消除、而且甚至可能扩大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时，他们把这看作欧洲道德上的失败，但这既不是发展过程的不可避免的特征，也不是永久的特征。谭嗣同通过对比奢侈的丰富和节俭的不足，对资本主义行为提出了一种引人注意的道德上的辩护。他的结论是，与传统的农民节俭习惯——贮藏和积蓄——相对照，资本主义的花费和投资模式表现了经济领域的“渗透性”（通）的发展趋势。这并不意味着他和其他的改良主义者把消费资本主义理解为发展的目的。谭宁可认为物质丰富的实现将使人民从他们对事物的**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而康则预言，在“大同”社会里财富将为所有的人共同享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是即将到来的唯一模式，但是按照“大同”利他主义的道德理想，它却只被理解为一个发展阶段。梁启超1902年与社会主义理论接触，从另一端热情地赞成它，把它看作朝向预定目标所要采用的先进经济制度的当然方向。 当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有希望在物质上改造社会时，民主激发了政治更新的希望。在这一点上改良主义者既有一个批评帝国**政治的直接目标，又有一个避免几个世纪官僚主义作风的“为公”政府的长期理想。 在历史上，中国治国之术的实践者们曾把“为公”政府的目标看作政治的一种道德精神。在组织公共行政机构和吸收首领方面，他们曾提出两种主要的可取办法，每一种都要付出难以接受的代价。一种是世袭的地方自治的“封建”模式，它被认为有助于发展统治集团和基层民众之间关系的“公”，但要以地方世袭家族只顾自己的统治权为代价。另一种是非个人的、集权行政机构的“官僚”模式，它在实施公正管理（公）方面是更有效的，但要以掌权的精英人物与民众疏远为代价。被普遍认为在议会民主政体的公民中盛行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方向和“公共道德”精神，给了改良主义者解决这个古老困境的希望。议院似乎能解决共同体的社会准则和公正的社会准则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实现儒家-法家在“公心”政治理想方面的综合。 由于改良主义者把立宪议会的“公共”统治与帝国**君主的“个人”统治相对照，人们期待议会政治是对典型的官僚主义弊病的一种矫正；他们对理想的解释向“封建的”公有制社会方向倾斜。康梁集团中的一些人认为议院将纠正几乎所有普遍承认的君主政体的缺陷：从它过分的中央集权到它对资历的强调或官署机构的重叠。作为对官僚政治而不是像在西方那样对世袭的阶级的一种替代物，议会被设想为提供政治进程中所有参与阶层之间的联系的完美体制。儒家假定正确的政治行动必须以普遍公认的原则为基础，因此议会被看重，不在于居中仲裁多数人的利益，而在于它是为取得共同一致意见而起教育作用的和表达意见的工具。因此，它被认为是对官僚主义当然的弊病——为从上而来的命令主义所掩盖的隔阂；伴有从下而来的隐蔽批评的顺从——的一种矫正办法。其目的在较小程度上是导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身分地位形式上的平等，在较大程度上是导致他们之间认识和意向的一致。 经过这样的理想化，中国的改良主义者把立宪制度看作自然而然地适合于高度发展的社会群体的政治形式。谭嗣同以一种特别有力的方式，对这种民主政治形式结构上的集体主义作了说明。他建议，改革议程的问题要由自愿的“学会”网络，而不是由纯政治性的议院着手制订，学会代表社会中的职业集团，如：农民、艺术家、商人、学生、官员等。在把学识与行动联系起来的情况下，在具有天然一致意向的人们当中，这将为共同的文明事业提供一个论坛。他想象说：“疏者以亲，滞者以达，塞者以流，离者以合，幽者以明，羸者以强；又多报章，导之使言，毋令少有壅蔽。”1 以这种和谐的眼光来观察，民主在改良主义者心目中类似于源自古代的乌托邦政治模式。康和谭都认为孔子是个维新者，不仅因为他理解顺应变化的原则，而且因为他赞同以古代贤明帝王尧、舜和周公为榜样的、由有德之人统治的“民主”理想。梁启超还提出了孟子看法中关于“民主精神”的更强有力的主张，天命最终由人民决定；而其他一些人甚至推测议会在周朝实际存在过。对严复来说，老子则是关于个人独立的民主精神和社会“让步”的古代源泉。 西方学者常常把这种类比看作是由文化上的民族主义——找出西方文化受到赞赏方面的中国本国“相当物”的愿望——激发的。在那个时代的保守的中国人当中，这种类比被指责为这样一种努力，即靠给新观念披上本国外衣而为它们获取声望；而后来的中国急进分子则把这种类比当作伪装的传统主义而予以屏弃。不过，在康梁集团本身之内，恰恰就在改良主义者们寻找这些迷人的古代类比时，承认了进化论。他们说，他们在古代文化中所赞赏的，是历史将要实现和完成的完美道德理想的早期形式中的潜在精华。例如严复和梁启超都明确地承认，孟子的民本主义更多是家长统治式的而不是分享式的，他们也确信，不管中国或希腊的“古代民主”的“萌芽”是怎样的，它们也是通过历史进化的逻辑，才与只是目前才在现代社会中出现的成熟的民主政治体制有机地联系起来。 中国人最早对“西方”的发现，曾导致进化论作为一种改良哲学而在中国出现。进化论本身，由于把西方与其所象征的未来和有关道德目的的目的论等同起来，助长了关于西方制度的乌托邦观点。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仍然是西方文明最受赞美的方面。与此同时，发展的目的继续与本国的“大同”乌托邦理想相联系：不仅要创造财富，而且要共同分享财富；如果不是照字面的意思，那么通过形成一种共同体的新的心理凝聚力，也将导致身份等级制度的消除；使个人道德上的自我实现成为可能。 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文明，在其空前地对中国进行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却是这种赞美的对象，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概略地记述了新世界主义世界观的同一改良报刊，也分析了1895年以来远东力量平衡的危险的改变。在这里，“西方”支持扩张主义者“争夺租借地”——以一种绝不是友好的观点——于是康梁集团都深深地卷入了民族抵抗的政治斗争。 然而，改良主义者们关于帝国主义的评述，却是自我批判的多，而反西方的少。就国内而言，改良主义者希望朝廷上保守的“清议派”的好战的“驱逐蛮夷”政策信誉扫地，它应对近期的军事失败负责。不过，除此而外也无法回避文化上的亲西方主义和外交事务上的迁就——认为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对危机要负主要责任——之间的逻辑联系。改良民族主义者的宣传反复谈论要从像波斯或土耳其这样已经垮台的帝国的历史，和从像波兰人、爱尔兰人或美洲印第安人这样“失去家园”的民族的历史中吸取客观教训——所有这些社会机体都被看作在进化的斗争中已经失败了。潜在的启示是中国的问题在于内部。 1895年，严复坦率地说，西方人最初来中国并没有损害人的意图。谭嗣同提出了一种微妙的关于帝国主义毒害的理论，指出西方强大而公正的国家急于医治一个病中的中国，采取了欺骗和胁迫的方法，这些方法有变成他们习惯的行为方式的危险——先在国外，但接着也在国内。可是，甚至这种有眼光的关于强者堕落的说明也是与对弱者的批评一道提出的，弱者作为方便的目标，在被指控犯罪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自己的牵连。如果严复看作强有力民族的标志的“力、德、智”的结合，被认为是以内部变动为条件的一种综合，那么对大多数改良主义者来说，所有部分的相互依存仍然是不言自明的。儒家思想曾教导说，道德和力量来自同一个源泉。西方的实力可能与西方民族达到的文化水平有联系。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因他们软弱无力而责备自己，一方面在内在的发展势头中，另一方面在他们自己心理上自我更新的努力中寻找补救的办法。 而且，在1898年“争夺租借地”和1900年义和团灾难过去之后，慈禧太后终于在1901年责成朝廷进行改革，使内部发展的前景终于呈现出希望。尽管来自西方列强的危险继续存在，但国家却显露出要沿着明治时期开辟的路线对它自身的现代化开始认真追求。虽然广大读者总是或多或少地对满族朝廷所指导的变革速度感到不耐烦，但对现代文明日益增长的热情，通过新的大众出版物表现了出来。一种被广泛阅读的、1903年连载的小说肯定了这种“现代”精神： 诸公试想……你看这几年新政、新学早已闹得沸反盈天……这个风潮不同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风潮一样吗？所以这一干人，且不管他是成是败，是废是兴，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将来总要算是文明世界的一个功臣……‘腐朽神奇随变化’，聊将此语祝前途。1 所以，梁启超、康有为及其许多追随者连续不断的政治上的贬黜和流亡，并没有阻止住他们所倡导的思想获得有影响的赞助者。到1903年或1904年，进化论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温和信仰”已迅速变成精英文化的主流。 改良主义者的进化乐观主义的消逝 不过，正当改良舆论变得坚定的时候，它开始遭受到一种新的攻击。1905年以后，改良渐进主义受到了革命的同盟会的攻击。改良主义者们对西方和对朝廷的让步，这时受到了新的反帝国主义的和反满的战斗精神的挑战。在文化方面，改良的亲西方主义不得不面临排外主义的对抗性的反应，“国粹”运动大约从1904年起已显然可见。最后，改良乌托邦主义经受不起对失败的必然畏惧——因为表明中国落后的确定证据和最初所希望的相比，是一个更难消除的负担。 在1903至1911年之间抛弃“革命”而拥护“改良”的梁启超的态度，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其基础表现出一种一致性。1和严复一样，梁总是把中国政治的渐进发展与现代文化启蒙在人民中间的传播联系在一起。由于这个原因，他的“新民”民粹主义理想不那么像它看起来那样是有机的整体。它体现了使文明人与野蛮人、有教养的人与愚昧的人之间那种在中国可以说是传统的社会区分，并相信进步取决于前者克服后者。还是和严复一样，梁从他最初接触启蒙运动的“天赋权利”概念起，大概就对它有怀疑。人民可以通过某种理论上合法的天赋权利而握有主权，是一种与他自己的信念相矛盾的观念，他自己的信念是政治乌托邦将通过人类自我实现的历史进程而达到。 由于这些假定，梁的“新民”民粹主义政治信仰的基础，不断被他当作中国社会道德仍旧落后的证据所削弱。实际上这些弊端，更多地与1903年以后出现的革命急进派的活动有关，而不是与传统的民众的活动有关，因为新的政治潮流似乎导致了一种无政府的社会秩序崩溃的“落后”现象。 在使他的信仰体系适应渐进主义的新需要方面，梁干脆使进化宇宙论适应于非乌托邦的解释。代替迅速的前进，这种解释强调有条不紊的逆转。代替强调唯意志论——进化斗争的成就是人类心理力量运用的直接结果——它强调所有历史决定因素阻止人类改变自身和社会。代替坚持道德成功的希望，它为道德衰退的无法摆脱的忧惧所困扰。这种非乌托邦的进化宇宙观的看法，在假定方面并不需要一个根本的变化，只需要对“时代”本身的更悲观的评价，因为进化论使事件本身成为解释的唯一来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进化宇宙论曾经说明一场伟大政治改革运动期间中国的历史情况，但它作为变化的自发源泉终于对“政治”急剧减少了作用。在这一时代达到最**的事件——辛亥革命——中，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很起作用的教训，自觉的政治家集团无力实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这个教训有助于非乌托邦进化论得到广泛传播。作为受重视的立宪运动在上海的喉舌，《东方杂志》在1914年指明斯宾塞社会学的一个原理是，生物机体与社会组织“必渐有以适应四周之境遇，而因以保持其生存传种之目的”。1他们的结论是，应当承认中国的民族心理不适应现代的政治形式。对严复来说，新的民主的教训是，国民之文明水准不可企求。2梁启超承认革命作为一个事件是不可逆转的，但得出一个保守的历史主义的教训：（君主）政治威信一旦遭到蔑视，就不能恢复其神秘性。3 如果在1911年以后，宿命论地对中国历史情况的强调意味着忍从落后状态，那么对人的因素的强调则意味着接受了对失败的道德责任。进化宇宙论曾使关于宇宙力量的宿命论与一种互补的对有助于变化进程的浮士德式的人类精神的强调得到平衡。其结果是，共和国的失败不仅意味着命运，也意味着道德上的过错，在这种席卷全国的幻灭情绪下，知识分子直率而严厉地批评新共和国的官员们，但他们全部注意力的焦点不仅集中于领导人员的**，而且也集中于他们认为它已证明的民族文化的落后。正当这种愤怒倾泻而出时，自我谴责的有害风气也随之渗入。1912年以后，对中国“国性”和“民族心理”的批评性评价已成为常见的文章主题。由于这要假定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是社会有机体中的活跃的动因，他们继续坚持改良思想的唯意志论传统，不过是在不可避免地累及改良主义者本身的情况下。 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的原则并未改变，但他从历史汲取的教训却改变了。当他在1916年回顾共和国的最初5年时，他仍把他自己的时代看成转变时代，其动力一直是外部的西方的刺激，致使旧学说失去它们的可信性。他认为问题在于，中国的“反动势力”已在一次革命和复辟主义者的对抗性反应的猛烈阵痛中，消耗了它自己。他仍然认为在发展的长期曲折过程中，人的精神活力推动历史，但他认为目前在中国，这些活力因适应新奇事物而被损耗了。并且担心在最近的将来不会有更多可资利用的雷霆闪电。这种精神的衰竭被看作我们与“世界文明之轨不相顺应”这一事实的原因，也被看作其结果。1 由于这样一个结论，进化宇宙论在改良主义者当中已经到了这条道路的尽头。有关西方改良的发现——对自然科学和历史发展观念的发现——最初曾激励了几乎可以称之为有机的形而上学理论的复活。进化逐渐被设想为一种自然发生的宇宙过程，它的动力和方向由它内在的“辩证”的种种力量支配。于是，由于它的道德目的这种目的论是以等同于现代化的社会乌托邦形式来设想的，改革者们就有必要通过他们自己的历史本身的成就来评价这种制度。由于宇宙力量是以使传统圣人的作用相形见绌的方式来想象的，改革者们试图把圣人改造为浮士德似的英雄，或者试图使人的心理活力成为人民共同的“精神”。每一个步骤都引起事实上的现世化，因为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假定为变化“动力”本质的道德目的，要由人民和事件本身予以检验。当道德目的论不再被确认为在世界上起作用时，进化宇宙论便成为纯自然主义的信仰体系，就儒家观念来说，它以使男人和妇女自身失去人性为代价，维护社会和宇宙秩序的一体化。这除了导致五四运动时曾触及所有在世的改革领袖的信仰危机外，必然出现了一种不同的理解历史进程和精神价值关系的概念体系。 1 冯友兰：《新事论》。 2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 3 李文逊：《儒家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 1 薛福成：“筹洋刍议”，重印，载杨家骆：《戊戌变法文献汇编》，（一），第159—161页。 2 严复：《论世变之亟》，重印，载《严几道诗文抄》，卷一。 3 王韬：《变法》，重印，载杨家骆；《戊戌变法文献汇编》，1，第133—135页。 1 托马斯·梅茨格的《摆脱困境：新儒学和演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以新儒学政治文化为背景，分析新乐观主义。 2 康有为：《大同书》。劳伦斯·g.汤普森英译。 3 谭嗣同：《仁学》，1899年《清议报》首次刊出，在其后15年中四次重印。我研究谭一直受益于戴维·怀尔：《谭嗣同：生平及主要著作〈仁学〉》，威斯康星大学哲学博士论文，1972年。 1 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1卷，第378页。 1 谭嗣同：《仁学》，重印，载《谭嗣同全集》，第88页。 1 谭嗣同：《仁学》，重印，载《谭嗣同全集》，第74页。 2 同上书，第80页。 3 关于严复，基本的英文研究著作是许华茨：《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引文见第111页。 4 严复：《原强》，见《严几道先生遗著》，第101页。 5 同上书，第107页。 1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第89页。 1 梁启超：《说动》，1898年首次发表，重印，载《饮冰室文集》，2，第37—40页。参见张灏：《梁启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1890—1907年》。 2 任公（梁启超）：《论强权》，《清议报》，31（1899年）。（据英文翻译，删去引号——译者）。 1 梁启超：《说群序》，《饮冰室文集》，2，第3—4页。 1 见梁启超以下几篇论文：《中国史叙论》，《饮冰室文集》，3，第1—12页；《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同上；3，第12—22页；《过渡时代》，同上，3，第27—32页。 1 谭嗣同：《治事篇》，重印，载杨家骆编：《戊戌变法文献汇编》，3，第83—92页，见第86页。 1 李伯元：《文明小史》，道格拉斯·兰开希尔译，《译文：中英翻译杂志》，2，（1974年春），第128页。 1 对于梁启超的政治生涯，见黄宗智：《梁启超和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 1 钱智修：《说体合》，《东方杂志》，10.7（1914年1月）。 2 引自许华茨：《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第218—219页。 3 梁启超：《复古思潮评议》，《大中华》1.7（1915年1月20日）。 1 梁启超：《五年来之教训》，《大中华》，2.10（1916年10月20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社会名流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 早在现代部门成为19世纪末期重要的力量以前，晚清社会名流的积极参与精神，就已从社会及经济的内部条件中产生了。政府谷物贡赋体制的弊政，引发19世纪20年代下层士绅的抗拒运动，他们以特别联盟的形式向北京提出上诉；联盟有章程、执事人及非官方的集资，堪称完善。联盟从未得到官方的认可，成员也容易受到指控。在太平天国叛敌期间，地主名流卷入类似的团体，但这次采取官方支持的地方团练形式。团练具有社会名流积极参与的传统特征，但它在职能上并不是严格专门化的。同一地方领导层可以使用团练于各种用途，如教育和慈善救济工作，很像宗族团体可使用其财源于各种各样的需要。政府在叛乱年代依靠地方名流的领导，形成了一种新的模式，即他们带头组织团体和筹款，可以得到官方的保护并取得合法地位。 到18世纪后期，水道管理已经成为地方管理人才的一个重要的用武之地。例如，在上海县，地方名流负责疏浚河道，并向地主和商人征集款项。这种办法超出了特定的社区自愿捐助的原则，主事人具有绅董之类的准官衔，以表示他们在官府边缘的地位。这种办法称为“官督商办”，这是一种弥补县级官府统治薄弱的混合制度。1 社会名流的积极参与和官方的支持相结合，也表现在慈善救济方面。例如，江苏嘉定县以下的行政机构，即由救济站的网状组织发展而来。31个这样的施粥厂原建于1805年，以救济饥荒。在整个19世纪中，施粥厂的董事逐渐成为在地方行政中辅助知县的近乎常任的官吏。在他们之下轮换任职的是村长。随着集镇网络的交错发展和市场地域的分化，地方行政区划也相应改变。市场社区的政治功能从而正规化，而由地方名流充任准官吏性质的管理人员。在这些富庶的商业化地区，地方名流的管理功能已渐超越非正式的调解和特定的社区服务工作——而我们的“士绅社会”的概念常常就是与这两点联系在一起的。2 城市化使古老简陋的城市服务过时；城市士绅和商人也发现他们自己正在取得一种新的综合性的行政管理身分。19世纪后期，士绅管理的善堂和商业公会，正在负起一般城市服务的责任。这是利用传统的社会事业机构发挥新的作用。到19世纪后期，也就是说，在现代型商会出现之前，地方官府授权传统城市组织担负起市政的某些职能。此外，综合职能模式是由专门职能模式发展来的，而不是相反；救火会担负慈善和民团工作；善堂担负民团、救火、街道清扫和道路保养。当然，做所有这类工作，都是为了给商业和士绅宅院创造一个有益的、安全的环境，深合老式的士绅服务的精神。这些社团的准政府权力，包括征收商业税款。随着这类社会事业机构在20世纪头十年的发展，它们的职权也扩大了。上海市政工程局议董在1905年创立，部分地是受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成功的启发。在官方直接赞助下，地方绅商受权选举董事管理城市服务，如道路、电灯和警务。议董具有城市政府职能的更明显的标志是，议董拥有征税和司法权能。1 由社会名流管理的新公共事业，其财政基础必须是在土地正税之外。清政府已经尽其所能防止地方名流介入土地正税系统，虽然到了19世纪，某些土地附加税已由士绅参与的机构征收。然而，一般地说，这类附加税是杂捐，给地方名流提供了一条介入地方财政系统的合法渠道。和更有名的厘金一样，这类杂捐可以很容易地扩展为新税源，官府很难监督。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地方自治”活动，包括举办新式学校和警察，就是利用这类捐税。它们的征收大多由地方名流管理，他们急切地不让县的办税人员插手这些新税源。 产生于这类地方活动的一项制度变化，是官方明确规定“地方”征税范围。在此以前，县政府仅有正税收入的合法“保留”部分，外加非正规的“例定费”以补知县和下属官吏薪俸之不足。直到1908年才建立起地方计税基准，划定县里名流可以用来作为地方政府新事业经费的税款。在1908年的县治所在地、集镇和村镇的自治章程中，规定土地特别税和附加税为这类新单位的合法税收。 1909年，在新组建的度支部的一套大型出版物中，对国家、省和地方财政范围有详细的规定。2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地方士绅已经多么深地卷入征集与动用地方税款的工作。他们向地方商业与服务业征收各种杂税，并把所收税款用在新组建的县警察部队和新式学校。社会名流参与新教育制度特别重要，新教育制度迫切需要新税源。现代化的学校在数量上迅速地增加（例如，在山东，从1903年的140所增至1907年的3424所），成为吸引社会名流参与的新天地。地方取自商业的捐税大多避开县衙，“由士绅管理和不经官吏之手”。1 地方名流的管理工作，伴随有大量的理论著作的出现。关注地方政府曾经是19世纪60年代“中兴”的一个重要部分，当时中国面临随19世纪中期叛乱而来的混乱与破坏。2省当局所作的努力，是采用加强传统的控制和宣教机构以巩固地方税务和秩序的基础：整饬县政，振兴儒家教育，重建地方经济。与此同时，有的人在寻求新的途径，认为只有找到一种新办法控制社会名流的能量，帝国体制才能存在下去。争辩者（最有名的是冯桂芬）认为地方名流多年来非正式的政治势力不是帝国控制的合适基础，需要进一步加强县级及其以下的行政管理。清代末期的几十年，占主流地位的思想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复兴有赖于对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新办法。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问题是，是否要通过吸收社会名流到地方自治机构中来，从而达到把他们的力量用于国家的目的，或者，一个向下延伸到村级的更官僚化的控制系统，是否更适合中国的政治传统。 19世纪90年代末，由国际压力突然引起的危机，使解决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紧迫感。社会名流对外国压迫者的义愤（和暗地里对不能保卫国家的满族人统治政权的不满），导致要求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戊戌维新运动包含一股值得注意的地方积极精神的潮流，它预示着利用好地方名流的力量将是建成强大国家的唯一途径。像黄遵宪这样的改良派人士，在呼吁以地方自治作为强国基础之时，心目中显然以日本作为榜样。黄遵宪断言，官方的控制只能导致依赖和被动，而这正与全然觉醒的民众的素质背道而驰。1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以及义和团运动的灾难，加强了要求立宪的呼声；人们认为立宪的一个重要部份就是要求在地方政治方面实行改革。康有为在1902年写道，地方自治对国家复兴来说是必须的。关键是动员民众的力量，特别是动员地方名流的力量。只有在管理自己地方社区的策略方面长期研究，才能使中国人适于在竞争的世界中生存。康有为在文章中吸收了顾炎武在17世纪信奉的旧“封建”思想，地方人士对他们社会福利的关心远远超过按照回避原则从别处调来的官吏。康有为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动员民众的力量，完全是那些国家的地方自治长期实践的结果。经济发展和国家强盛必然会跟随地方政治力量的动员而来。可通过立宪制度把这些力量用于国家，地方主义决不会减损国家的凝聚力。相反，康有为认为两者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2 在立宪派中间，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是地方自治这一新思想的最主要的推动者。他认为自治将主要有益于中国的民气。自治绝不是一种分配权力的方案，而是一条加强内部纪律、充实整个国家的途径。虽然没有官吏从“外部”统治他们，但是民众会最终为一系列的社会法则激励，朝向他们共同的目标迈进；这个目标就是国家的团结和强盛。和康有为一样，梁启超相信自治对个人性格并最终对群体起到改造作用。立宪派的主要对手章炳麟，作为同盟会的发言人，带头抨击“封建”思想。中国数千年以前就脱离了封建时代，它不同于西方国家——更不必说日本了。他认为，那种以为中国适合于实行西方变体的代议制政府的观点是荒谬的；它只会在从政者中导致追求自我利益和相互竞争，并在地方社会中导致无政府状态。（可能是作为革命的后果）所需要的是一个肃清腐化、纪律严明的适应统一的民族国家各种需要的官僚政体。1 晚清官方关于地方自治的观点，大部分是由袁世凯的活动和提议形成的。袁世凯在1902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后不久，即开始在天津建立现代化的警察和教育制度。天津被列强视为它们通向京城的路线上的一个枢纽；在义和团事件后，有效率的市政管理被认为是避免中外冲突一再爆发所必需的。袁世凯的计划不仅包括现代的警察和学校，而且包括吸收和利用地方名流的措施。这要通过在天津府属各县实行代议制去做到。新的警察局首先在天津县示范，进行居民普查，作为制定选民名单的基础。天津县议事会在1907年选举产生，成为清政府建立名流代议机构的样板；清政府认为，这种代议机构在对待地方自治权限范围的问题上，应恪守基本保守的观点。在采取这一步骤走向以名流为基础的立宪制度的同时，袁世凯开始把新式警察系统扩展至直隶的其他地区，从而把地方治安系统牢固地置于官府的控制下，加强了知县的权力。2 义和团事件以后列强撤出，华北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袁世凯以名流为基础的民主制和官府控制结合起来的试验，可看成是他对所接管的这一混乱局面作出的反应。在日本人的影响下，较为严厉的政府控制，将会在地方名流的合作下建立起来。 这种观点也体现在清廷自己对地方行政的看法上，1908年颁布的法令授权逐步设置地方谘议局作为全国立宪制度的基础。朝廷认为地方自治只是传统的绅-官关系的延伸；在自治中，地方名流能够做那些县政府不能执行的工作：主要是在教育、公共救济和公共工程等固有士绅管理领域内。在官府密切监督下，自治团体在地方政府中起纯粹的补充作用。当然，这里没有我们先前在维新派分子的著作中见到的动员民众的热切呼唤。1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将在以后的30年中摇摆于这两种概念之间：追求动员和追求控制。 议事会和“新政” 政府支持的宪政，尽管有种种局限性，但对地方政治的冲击还是巨大的。一旦清廷本身开始承担起有限的制度改革，建立合法的机构加以实施，地方名流固有的积极精神便大规模地发扬出来，这正是国家机构压倒之势的威信的标志。庚子义和团运动带来的羞辱震撼了全国，导致朝廷支持的措施出台，从而开创了地方名流参政的许多渠道。其中首要的是1901—1905年的教育改革，首先是授权创立一套仿照日本的新式学校体制，采用西式课程。当1905年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废除，新式学校成为社会流动的标准渠道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名流大量参与新体制的管理。地方政府经费与人员的不足，使得新式学校系统主要成为地方名流的事业。1906年根据敕令在各县设立“劝学所”通常安排地方名流任董事，他们立即埋头于全县范围的基金筹集和管理工作。正如教育是为了地方的文人学士，官方新委办的商业公所是为了商人和厂主。和新的学校系统一样，商业公所是一种非官方负责的系统，名流活动家可借以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1 然而，采取市议事会和县议事会形式的地方自治，是县名流进入政界的最重要的渠道。它的机构的声望接近于官府，引人注目，而它介入政府事务的能力，似乎就是对地方精英议程上的一些长期忌讳的问题发言。其中一个主要的议题是采取控制公共财政的某种措施，因为公共财政被看作地方官吏和幕僚过高收益之源，对社会并没有什么益处。自19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地方自治一直是维新派的战斗口号，现在已是清廷1908年明令宣布的新宪政纲领的正式组成部分。省谘议局代表选举法颁布后不久，清廷（在1908年8月27日）宣布可以制订设治的城和非设治的镇乡的自治章程。1909年1月18日，北京颁布了这些自治章程。2各级行政单位的自治也随之登台：1910年2月6日，北京颁布府、厅、州、县的议事会章程。 建立议事会的过程首先是举行选区（1909年诏书规定的城和乡）的选民普查，并向民众宣传地方自治。这些工作委托给县名流组成的新的自治事务所和自治研究所。像公民权本身一样，两所管理人员限由有财产的或受过教育的名流担任。考虑到这是崭新的事业，议事会的选举和召开如此之快是非常惊人的。例如，在比较先进的东部省份，地方议事会在1911年秋开会。无论对选举和议事会实质的理解多么模糊，很显然有一股参与地方政治的强大动力。除上述行政单位建立议事会以外，县议会的选举也在1913年初举行，这就是说，县选举与县城选举是不同的。是由20人组成的每一议会，选举出参议会，由县知事任议长。此举看来为名流参与正式的地方政府工作奠定了新的基础，它标志着与过去体制的根本决裂。1 不管地方士绅和商人多么热心自治，最初阶段的进展速度看来很可能取决于官方的态度。江苏虽然以有积极参与和高度商业化的名流而闻名，但在进程中由于南京两江总督迟疑不决，而明显地受到阻碍。 清廷“地方自治”纲领的理论基础，仍然是保护官方特权。正如立宪筹备局指出，名流管理的地方性活动的范围，从未很清楚地与官方统治范围划分开来。所以官方的软弱必然导致名流的越权，反之则处于无休止的争议之中。明确划分“地方人士管理地方事务”的范围，有可能使地方名流的积极参与和官方的压制都不至过分。地方自治必须限于“官方政府”不能执行的职能，即官方系统无力提供的公共服务方面。这纯粹是为官僚制国家——它把地方权力委托出去——认为合法的一种辅助职能。2教育、公共卫生、道路维修、公共救济，加上像电气化和供水系统之类的“改善”，均属“士绅”传统关切的范围。如今这些职能由明确的授权划定了范围，并由选举出来的地方社区代表来管理；在朝廷看来，对于国家官僚体制的权力是一种安全和有用的附属物。很明显，这种办法保证公共服务职能得以执行而不冒官僚政治受到太大的政治挑战的危险。 实际上，地方议会和议事会的事务范围与传统的名流事务范围相比，并没有很大的区别。诸如供水系统的维修、教育和公共救济之类传统的项目，都列在它们的议事日程上。为这些组织的活动筹措基金，常为它们讨论的问题。自治组织没有既定的地方收入基础，只有在正税边沿上筹集基金。特定的商业课税（类似厘金），土地正税之上的附加税和有限的政府接济，它们简直不能为充满活力的地方政治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 名流参与地方政治的潜力，由登记条件放宽、选民数量迅速增多的现象表现出来。1909年选民约170万人（其中约100万人实际投票），只构成全国人口的0.42%。在1912年君主政体瓦解后，登记章程更为开明（根据居住地而不是传统的“出生地”，要求财产和教育的条件也较宽松），选民可能达到了4000万人。1虽然我们对早期地方和省议会选举中投票者的兴趣和行为所知甚少，但是由县级关切的政治事务范围可以看出，对地方发展普遍关切，对县财政问题普遍有争议。镇议事会和县议事会逐渐从传统名流关切的事务扩展开去，创办了诸如电灯公司和现代诊疗所之类的现代企事业。 纵观民国时期代议制的议会存在的近20年，可以看出它的发展过程呈现两种对抗的趋向。其一是在较为先进的县，名流扩张和部分政治化。议会和议事会，作为表达政治利益的一条渠道，对于名流权力的传统机制不适应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和经济体系的一些县，尤其重要。（在较落后的地区，设立新的公共机构显然不太有用；传统的亲属关系和经济联系仍是地方名流所需要的。） 另一种趋向是官僚政治的权威通过强制的方式重新逐步地树立起来。面对难以驾驭的地方议会运动，袁世凯下令废除地方自治，代之以一种更适合官方控制的形式。袁世凯的体制在县以下保留了区，其辖区大小为每县只设区4至6个，区长实际上是县政府的官吏，不是社区选举的代表。1袁世凯去世及其帝制失败之后，地方议会从1921年到1927年有过第二次短暂的繁荣；但环境已经改变。专门的行政部门已经出现，掌管诸如教育之类职能，所以议会如今只是开会为这类机构筹资，而不是管理它们。而且县知事通过参事会——成员仅有一小部分由议会选出——收回了大部分控制县事务之权。这样，袁世凯对议会制的攻击，可以看作只是重新强力推行官府控制的总趋向的一个极端例子，羽毛未丰的地方名流政治机构敌不过这种趋势。2 名流领导的议会运动在农民中也不受欢迎。从一开始，地方自治在县一级显然不可能在民众中组织起支持者。相反，在许多地区，还偶尔发生民众的暴力事件，以之作为对那种被视为仅仅是名流另一种投机活动的反应。尤其是民众对新式学校泄愤。这些新式学校比传统学塾花费超出甚多；其经费必须以日常零售商品消费税和土地附加税的形式从平民中筹集。由于新式学校和传统学塾相比，农民更难进入，所授科目对他们又不太有用，新式学校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征税于民而无利于民。民众忿怒的另一个目标是地方自治机关本身；有的项目，如为造选民名册而进行人口调查，使民众害怕是征收人头税的前奏。普遍以地方寺庙充当学校或自治机关之用，触犯了民众的宗教情感。自治运动早期接二连三地引起骚动，导致纵火焚烧新式学校和自治运动领袖的住宅。地方名流使自己陷入一种境地，即看来是最进步的改良与发展计划，却被视为经济上的剥削和文化上的触犯。1自治正迫使改良派的名流与保守的农民进一步分开，而不是创造出一种由名流领导和民众支持的充满活力的地方政治。县级名流上下都无同盟者，既不大可能从下而上地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也不大可能成功地与复苏的官僚政治国家竞争。2 1 伊懋可；《集镇与水道：从1480年至1910年的上海县》，载史坚雅：《中华帝 国晚期的城市》，第441—473页。关于地方名流积极参与的兴起，见本书第 1章《清代权力机构的失衡》与《名流积极精神的兴起》两节。 2 《嘉定县续志》，卷 1，第 4—5叶。 1 伊懋可：《上海的行政，1905—1914年》，载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 间的中国城市》，第240—250页。雪莉·s.加勒特：《商会与基督教青年 会》，载同书，第218页。今堀诚二：《北平市民的自治机构》，第23—24页。 2 《财政说明书》，20卷。刘善述：《自治财政论》，第25页。孔斐力：《中华民 国的地方税收与财政》，《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3集（1978—1979年），第 100—136页。 1 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第458—459页。 关于士绅卷入地方税收，见孔斐力：《中华民国的地方税收与财政》。 2 见《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9章，《长江下游的战后问题》，刘广京著。 1 黄遵宪：《在南学会上的讲话》，载《湘报类纂》，第307页以下。对地方行政 的评论追溯到清初顾炎武和黄宗羲的论著，在19世纪末，日本和中国学者都 研究这些论著。见乔舒亚·a.福格尔：《政治与汉学：内藤湖南（1866—1934 年）个案》，第182—190页。 2 闵斗基：《清代封建论之近代变形》，见《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28—273页。 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动员问题》，载魏菲德和卡 罗林·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272—276页。 1 孔斐力：《晚清关于政体的种种见解》，《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4集 （1979—1980年），第10—16页。 1 地方志中有很多资料谈到地方名流进入县教育系统的情况。例如，见《完县新志》，1933年版，第3卷，第8—9页，第4卷，第37页以下。另见路康乐：《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1895—1913年》，特别是第4章。关于直隶，见理查德·a.奥布：《晚清时的直隶书院及其他学堂：制度调查》，载柯文和石约翰编：《19世纪中国之改革》，第231—240页。 1 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563页，m.巴斯蒂-布律吉埃所著；及同书， 第12卷，第721—825页，白吉尔所著。 2 芬彻：《中国的民主》，第104页。宪法起草局有关地方自治的工作纪要，刊 载《大清光绪新法令·宪政》，第2卷，第44—62页。又见孔斐力：《民国统 治下的地方自治》，（见注8）。比较《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7章，市吉宙三著。新志》，1933年版，第3卷，第8—9页，第4卷，第37页以下。另见路康乐：《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1895—1913年》，特别是第4章。关于直隶，见理查德·a.奥布：《晚清时的直隶书院及其他学堂：制度调查》，载柯文和石约翰编：《19世纪中国之改革》，第231—240页。 1 肖邦齐所作的浙江个案研究，指出这类机构的发展在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的 差距：《中国名流与政治变革：20世纪初期的浙江省》，第31—33页。关于山 东和江苏自治机构的详细情况，见张玉法和王树槐的论文，载《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集（1977年6月），第159—184、313—328页。 2 《大清光绪新法令》，第45页。 1 芬彻：《中国的民主》，第112、223页。 1 参阅《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4章，p.e.扬所著论袁世凯独裁的段落。 2 肖邦齐：《中国名流与政治变革》，第31—34、186—190页，和各处。 1 参阅本书第6章（比昂科著）。 2 王树槐：《清末江苏地方自治风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集 （1977年6月），第319—327页。马飞文：《川沙的地方自治与当地民众，1911 年》，《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1集（1975—1976年），第47—84页。罗克 珊·普拉兹尼阿克；《中国农村的社会与抗议：辛亥革命前夕的抗税与县乡政 治》（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学位论文，1981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国粹和儒家思想的未来：新传统主义的出现 在改革时代初期的思想中，进化宇宙论先是接受变化的种种可能性，而后是日益为顺应其必然性而辩护。不过，一个思想家无论强调包含于宇宙运动中的道德目的，还是作为一种替换的办法，主要考虑自然和社会的历史进程，两种强调的极端都不含有否定与另一极端的联系的意思。由于19世纪90年代以来早已预料到的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崩溃，在1911年变成了革命政治运动这一事实，这些机体论者的臆说变得越来越使它们的拥护者烦恼。无论君主制因其政治上的失败遭受到多么严厉的批评，它也曾是一种神圣的制度，象征着中国价值体系和社会政治制度的互相依存的关系。这个中央集权主义制度的瓦解，及其在无领导、无原则、无效率的共和国的更加明显的后果，是深深令人沮丧的。 由于儒家神圣的礼法和这种社会-政治制度之间的联系因此而被视为削弱了，许多知识分子从一种基于进化宇宙论臆说的哲学立场转向一种更类似于进化自然主义的立场。前者是诸说综合的：它接受科学，但也以为儒家-道家作为自然界基础的作用，就形而上学来说，比科学所起的作用重要，是根本的。后者是西化的：它赞成当代物理学的宇宙模式。前者认为意识与人类精神相联系，并认为意识在微观方面体现了使整个宇宙运行的相同的种种力量，因此能够协调地与这种种力量相互影响。后者把意识看作心理过程，并认为人是纯生物的和社会的有机体，因而否定人类历史能反映本体。前者使起决定作用的宇宙过程和那些通过激发“新人”精神而能够拯救社会的人类英雄保持平衡，后者则把个人和政治领域本身看成是由社会学方面的主要力量所决定的。虽然像梁启超这样的人强烈地感受到这样一种自然主义的和社会学的进化观念的吸引力，但其现世主义的含义对于还在世的改良主义者归根到底却是难以接受的。 进化自然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更激进的思想家独占的思想。这些人包括共和主义革命者中的极端主义的边缘部分，即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辛亥革命前不久发展起来的思想体系，美化了历史上伴随革命阶段的制度上的不稳定性，并使社会革命等同于进步的根本动因。他们也包括1911年以后出现的新文化运动的西化人物，1他们开始创立一种由马克思主义派生出来的批判理论，批判对中国之落后负有责任的“封建”社会制度。这样的激进主义者并没有完全抛弃基于传统宇宙观念的形而上学的改良思想。但他们对受益于儒家思想这一点却不肯承认，并以一种对科学的纲领性的接受来加以掩饰，不仅把科学当作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而且也当作一种实证主义的验证方法，为抛弃全部传统而辩护。这些激进的偏差累积的结果，将使他们的反对者把共和政治和社会的消极方面与一种源自西方的非道德的现世的理性主义干脆等同起来。 从这种意义上说，儒家神圣礼法的腐蚀及其为西方所侵害，都能被视为对所有社会准则的一种世俗的腐蚀。那些想到这个问题的人因对精神危机有深切感触而不禁激动。产生于这种危机的新传统主义最终在以下两种人之间锻造了一个联盟：从很早阶段就怀疑晚清现代化的人；像梁启超和康有为那样的初期的改良主义者，他们因非乌托邦的进化论似乎对革命的道德上的衰退提出了唯一前后一致的解释，而越来越感到沮丧。 不过，在寻求出路中，康、梁和任何其他新传统主义者都没有从大规模地驳斥进化论的原则入手。在谋求使传统适应于当今需要方面，他们全都以为传统的确在变。在说明“精粹的”传统价值和其现代文化上的表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努力中，他们全都利用了儒家-道家宇宙论未曾有分析地区别根本的“道”和“化”的过程这一事实。不过，他们在哲学上的有机整体的主张，总是和一种与之相左的对现代社会-政治状况的分析相并列。结果，两种相异的哲学词汇很难共存于新传统主义者的著述中。一种词汇是以动态宇宙中的社会和价值相互依存的旧的假定为基础；另一种词汇反映了一种新的了解，即：一方面是现代化作为不可或缺的事情而被普遍接受的社会-政治领域，另一方面是价值的精神-道德领域，这两个领域是分离的。“崇尚精神的东方”和“物质主义的西方”：这些新传统主义者文词华丽的口头禅，其广泛流行要归因于所传递的双重的、矛盾的信息。一方面，它们对整个宇宙和世界秩序提出了一种表面上是机体论的评价；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表明两个平行的存在物，而只是形而上学地或象征性地勾划出一个精神价值必须居于社会-政治实际之上，并和社会-政治实际分开的二元的宇宙。下至五四时期的新传统主义的历史，经历了后一内涵逐渐取代前一内涵的过程。 在1898年的改良和五四运动之间有三种可以辨识的新传统思潮，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使儒家思想和古代传统适应现代情况的策略。1一种是旧式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当中的国粹运动。在辛亥革命之前，他们对这样一种有关中国历史的分析感兴趣，这种分析从土地、民族和文化的古代根源探索民族传统的起源和发展——它还将证明目前为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斗争是正确的。由于他们使历史服务于民族主义的观念，并为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生存的主要手段的民族主义而辩护，国粹派倾向于反满、反帝国主义的政治运动。不过，他们把儒家的古典准则改造为民族历史的努力，也反映了晚清的教育改革，这种改革使古典知识和仕途分离，使学识要起新的作用，学者要发挥新的社会功能。 第二种新传统思潮，是由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以后作为一个有威信的政界元老返回大陆时所领导的。梁仍然如他1902年号召“新民”时那样，集中注意力于中国人的共同心理。不过，现在他企图明确并保护有历史根基的“国性”——在人际关系和精神上自我修养的独特中国准则中看到的一种可能仍然充满活力的社会道德。和“国粹”的历史一样，“国性”也受进化法则的支配，但其价值却源自它与过去的有机联系，而变化现在将由与其特征的一致性来评价。他的革命后的刊物，《庸言》和《大中华》，成了从当代社会的证据推断民族心理值得赞美和该指责的品质的论坛。 第三种思潮，是对仍然吸引了许多人的儒家主要精神信条的现实意义的关心。这些人当中的一些人追随康有为，康有为从最初的1898年改良期间以来，一直提倡儒家思想适于制度化为国教。在共和国最初的年代里，这种打算吸引了一批有组织的追随者，他们为在宪法中通过“宗教条款”而游说。更多的哲学上倾向儒家主义的人，则在关于宗教的进化社会学中寻求支持——为把这种信仰作为历史上先进的、摆脱了迷信和更原始信念的超自然主义的信仰而辩护。在这场争论中，双方当然具有共同的目的：把孔子学说视为有用的现代信仰体系。 所有这三种新传统思潮共同具有某些主要的特征，全都怀疑主要的西方道德价值——把它和竞争的个人主义、寻求利益的物质主义及功利主义等同起来。作为反应，全都含蓄地把核心的中国道德价值解释成这些西方道德价值的对立面。由于他们在文化上反对“西化”，新传统主义者们对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操作出了一种特殊的贡献。其次，在每一次运动中，进化论都由一种修正主义的本质先于存在论加以平衡，因为所假定的传统的糟粕被搁置一边而有利于某些真理的精髓。有时，如国粹学者校订2000年积累的钦定评注的典籍时，这种真理的标准从历史观点上说是原教旨主义的。有时，如当目前的“国性”被从不久前的礼仪道德中分离出来，并被描述为在作用方面与现代化并不矛盾时，这种标准则是进化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传统主义者都有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倾向，使传统信仰体系功能上的效用成为证明信仰有理的根据。然而，他们也感到有必要从历史之外的观点来把当代的儒家价值看作是不受它的变动的影响的。因此，在帝国的儒家思想曾经吸收神圣的和世俗的制度、并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普及宗教和道德情感方面，新传统主义者逐渐被迫把道德准则看作显然是自主的领域。 当在五四运动的**中，年轻一代人中的两个优秀的中心人物，哲学家梁漱溟和熊十力起象征作用地改而信仰儒家思想时，神圣-世俗的两极分化，最终为儒家主义者自己所明确承认。梁和熊不是为他们以进化论或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新信仰辩护，而是表示，他们看重儒家思想是由于它整理和表述他们个人体验的独特的精神方面的能力，以及从整体上回答关于存在的意义的问题的能力。因此，这是对宗教特质的一种最好的现代主义者的辩护，宗教的特质在于它为处理世俗哲学没有解答的有关人类状况的各个方面提供象征的手段的能力。在这以后，进化论的和机能主义的信仰辩护总是含糊的，很快为“直觉主义的”辩护所取代。 国粹 明治时期日本的一个新词“国粹”，在1903年前后开始出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著述中，这时，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君主政体的世俗化——如果不是废除——最先被明确地描述为清朝改良运动的目标。从广义上讲，“国粹”是那些学者们的口号，他们正在寻找一个服务于帝国正统观念和科举制度的儒学的替代物。1对现代“国学”的兴趣，首先在张之洞、罗振玉和其他主管新教育政策的中央政府的官僚中表现出来，他们想要在新学校制度中限制对全部课程的外国的影响，并把中国的伦理学规定为一个调整了的研究的科系。2不过，许多旧式学者不仅把这个问题看作适应新情况的问题，而且是以一种抗拒西方取向的改革的精神来看待，使“保存国粹”运动成为富于战斗性的民族主义者和改良运动的批判者的宣传工具。 大约从1904年开始，领导权移向一个卓越的怪人的集团，他们在反满的政治运动中为革命找到了一种策略：恢复明代、唐代以至汉以前时代的精神；也为一种进化论者所影响的历史编纂学（这种历史编纂学赞扬无与伦比的汉民族和汉文化）找到了理论基础。1905年1月在上海由邓实、黄节、刘师培建立的国学保存会，宣传反满革命是改革的近代思潮，和顺应西方的一种有吸引力的替换物。虽然国粹倡导者们承认西方依据其自身的权利是世界文明的一个源泉，也承认文化中心之间的某种相互联系是世界历史的必然模式，但实际上，他们大量学识的主旨，似乎是寻求历史上有根基的本国的替代物以取代正在崩溃的帝国儒家正统学说。在这一点上，他们主要借助于春秋时期儒家和非儒家等“诸子百家”，但也借助于明代的效忠者、佛教，借助于英雄的暴力这种“游侠”传统。1最后，在这场运动中，有一种强烈的与中国普通百姓团结一致的潜在倾向，中国百姓在成为朝廷和地方精英人物所控制的近代化计划的当然受害者而非受益者方面，和这些新传统主义者是相似的。秘密会社和王朝反叛者的古代民粹主义者的辩论法，是反满辩论的基础，非常适合于鼓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支持基于暴力的政治策略，并对比较落后的普通百姓的反对所谓“文明的”和亲西方的特权者的情绪深表同情。2 由“国粹”历史家们所作的修正主义的历史方面的最初努力，深受政治上反满主义的影响。章炳麟的《訄书》、刘师培的《攘书》和黄节的《黄史》都在1901年至1906年间出版，3构成了对满族统治合法性的学术上的抨击。所有这些著作都以种族神话的说法来给中华民族下定义：假定中华民族是传说中的黄帝（公元前2697——公元前2597年）时起的中国人的共同后裔。言外之意是根据种族理由，满族应从民族共同体中排除。这些著作通过强调中国历史最早阶段的原始的、古代的特征而与正规的传统决裂。章和刘为了对古代中国和其他发源地的文明以及所谓野蛮民族作比较有根据的评价，吸收了斯宾塞的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学。他们一度甚至被比利时汉学家德·拉·科帕瑞的想法深深打动，他断定中国和中东古代具有一个共同发源地。1然而，对这些著作的最强烈的、无比的影响仍然是17世纪的明朝效忠者、史学家王夫之的《黄书》。 作为“民族历史”，这些著作都超出了它们反满争论的目的。它们对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提供了一个定义——一个以共同的地域、血缘、风俗和文化联系为基础的有机集体。它们都表明了民族道德价值的复杂心理起源的某些古代要点，民族道德价值可能为当代的国家和文化的复兴提供线索。刘师培融合卢梭和王夫之，假定贤明君主和人民之间的一种最初的社会契约，导致了早期贤明帝王创立的无与伦比的儒家的社会和礼仪形式。对章炳麟来说，家族制度及其井然有序的家系建立了中国的种族统一体，而语言更浓缩了中国人思想的精华，秦汉时代法家的治国之术又指出了适合国家富强需要的方法。他们都不否认历史上一种进化模式的存在，但作为机体论者都强调起源，超过了强调发展；肯定根本的一致性，超过肯定过去与现代价值之间的进化的连续性。 在他们关于价值的要旨中，“国粹”学者们已把他们注意的中心，并非偶然地从儒家经典的传统转移到了文化整体作为精华——特定的民族积累起来的精神遗产——的更抽象的观念。而且，这种继承古典文化的新见解又伴随着对建立在被认定的“汉学”学派之上的古典主义的早期形式的有特色的评论。这个学派自17世纪以来通过对尚存文献的语言学的和原文的审慎分析，促进了对经典的认识，并在19世纪导致了对长期埋没的和异端的思想体系的兴趣的复兴。不过，“国粹”学者们已超过这些剥夺经典作为标准思想神圣宝库的权威的传统方法，把它们重新评价为古代中国文献的宏大的、成分复杂的集成的一部分，于是只把它们看作研究历史的文献。这也使这样的历史方法论的出现成为可能，这种方法论，在清代严守原文的“汉学”学者的严格考据分析的传统和20世纪与西方科学方法一致的对证据的批判方法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 同时，“国粹”治学方法的形成，不只是作为正规的儒家主义和直截了当的“西化”这两者的一种替代物。最杰出的“国粹”历史家章炳麟根本的关心，是批判康有为改良派的文化方案。章以反西方、反帝国主义的文化上的本质先于存在论，反对他所认为的改良进化的近代思潮，他在1906至1908年间作为同盟会的革命的《民报》编辑，普及了他的一些观念，并在他1910年出版的受到喝采的《国故论衡》中，以更富于学术性的形式表述了这些观念。1政治上，章-康论争与政治家派系的“改良”与“革命”的对抗相联系；思想上，与儒家传留的相互对立的版本即古文-今文经典之争相一致。结果是成为两种形成对照的考察圣人的现代方式，依照新儒学和帝国正统观念的标准，两种方式同样是异端的，因为两者都不承认把传统上公认的经文当作上古真正的黄金时代的传留物。2 在康有为手中，早期汉代口传经典的今文传统，暗示了一种孔子作为宗教建立者的固有解释，孔子确曾在公元前6至5世纪创立准则作为他自己预言的大同景象的传播工具。康的论证在学术上是复杂的，依靠找出语言学上的根据而认为刘歆在公元1世纪树为权威的版本，是政治上被人授意的赝品，并认为其原作的年代不早于孔子自己生活的时间。可是，断定经典是预言书，使相信它们包含一个关于远古历史真相的真实核心成为不可能。如康的批评者们所指出的，如果刘歆是作伪者，那么孔子也是作伪者。1康提出一个儒家传统中没有前例的选择：或者神秘地信仰孔子是一个超越历史的人物，或者怀疑经典记载的儒家黄金时代有任何历史的根据。 而且，这种怀疑主义产生了一个必然的结果：经典，不再被当作准则，必须在现在认为产生了它们的时代的历史条件中被理解，也就是被当作出于政治动机的杜撰，目的是用来支持周代的“后王”或他们的后继者西汉皇帝的合法性。对康有为的批评者来说，他的理论既提出了一个虚假的作为神圣信仰的创立者的孔子形象，又提出了对儒学的真实的、令人惋惜的评价，把它当作帝国历史之中的国家强权的工具。康有为的理论不是把这种学问看作思想体系，反映一个时代的价值和优先考虑的事情，而是把它看成一种歪曲，透露了历代知识分子政治家妥协的道德观；和有助于真理相比，他们的学问更多地有助于发迹，最终促成了帝国的衰落。从这个意义上说，康的哲学和历史论文转而不利于它们的作者，宣告了康、梁的改良运动是儒家谋求升官发财的“经世”传统的一种当代的表现。2 为了配合这种对今文儒家的攻击，章炳麟依靠更为传统的“汉学”传统：孔子“述而不作”、“六经皆史”——即尚存的关于早期周代朝廷的政府记载片断。不过，章利用这些先例既奚落了那种儒家学说可能是基督教似的宗教的见解，也推而广之，断言儒家学派并没有特许的传播关于社会道德的使命。在否定儒家调整社会的历史作用方面，他既否定了它的“内圣外王”的圣人品格的基本模式，也否定了带有传统政治文化特征的学者-治国之术的共生现象。取而代之的是，他自己的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创立第一个民间（与朝廷倡办相反）思想学派的学者——既是学术工作中“科学”地忠实于事实的先驱，也是值得赞美的把知识分子的使命从权力腐化中分离出来的先驱。 大多数早期的“国粹”坚决支持者在他们反对今文乌托邦改良主义中，并没有一直追随章炳麟否定孔子是中国最主要的道德主义者的意见。相反，当他们污辱康有为是一个追求名望的圣人理想的败坏者时，他们仍然没有超过更标准的儒家人本主义反迷信的极限。章炳麟的思想超出了那种肤浅的理性主义和道德主义，导致了最早从根本上对在整体上作为改良宇宙论基础的进化原则的新传统主义的批判。1903和1908年之间，章在许多反满的革命期刊中发表的对改良主义者的反复攻击中，严厉批评了推测性的今文历史理论，不仅因为康不“实事求是”和“掩往古之点污，”1而且因为宇宙进程的改革模式把自然和社会进化的固定法则强加于事件，而这些事件事实上否定了那样一种宿命论的分析。2 在章的体系中，变化不是可以预见的和有规律的，而是具有突发性、偶然性、或然性的特点。时间，不是表现为朝向目的论注定目标的诸多事件的线性连续，而是表现为无始无终，相互对立的运动和静态平衡。3物质，要是在哲学上予以分析，就导致关于它自身性质的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因而也就导致了对“唯物主义”的否定。章从道家吸取了宇宙论的构想，这种构想把宇宙描述为一种不确定的连续不断的变动，可以感知的形式在其中不断地形成，而无外部的强制或指引。他从唯识论佛教中，接受了这样的信仰：这种现象之流本身应当被承认为心之创造，以一种运转着的宇宙法规的无常演替“发散”一种一元论的“藏识”。根据这样一个宇宙真理的模式，章认为改良进化论者和他们所信仰的公理或进步的自然法则是荒谬的。当严复作为斯宾塞派的哲学家，勾画出一个从宗法政权到军事政权的历史发展的世界模式时，他暴露了他对中国制度史的无知，而章在这一问题上是专家。不过更重要的是，他对任何特定的历史或人类经验的独特性质，以及对因果关系过程的难以捉摸的性质，表现出他的迟钝。当康和梁断定人类群聚的本能将导向物质上和道德上的共性的更高形式时，他们正在把达尔文的社会互助法则强加于人，人的生活理想毋宁说是庄子“齐物”论所提出的自主的、分离的、自发的“自然”生活方式。 章把改良宇宙论看成是物质主义的和宿命论的，这是对改良思想和西化之间已建立的联系作出的反应，也是对科学在这种宇宙论本身中的地位作出的反应，科学在宇宙论中的地位，实际上使人联想到使人类努力相形见绌的强有力的外部宇宙的自然和机械作用。但章在反对宿命论时，主要求助于历史上一次使战国儒家和道家对立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古代争论。在断定人与其他的人没有自然的联系，没有社会法则使他们结合在一起作为道德的绝对时，他使用了古代道家个人主义者反对儒家社会价值的呼吁——这个呼吁并不包含对社会限定的自由权利的维护，而是包含自身与非社会的、自生的、自发的自然界天地万物的节奏相一致的愿望。 章炳麟和改良宇宙论者一样，用哲理进行推究，似乎形而上学安排好了和谐协调的社会-历史进程的结构；但由于他的宇宙论的性质，要保持相互依存的联系是极端困难的。和改良主义者一样，章也求助于传统宇宙论的“界”的象征体系，它既能表示对人类共同体的外部的社会和自然的障碍，又能表示内在心理及精神上的界，这种内在的界，妨碍真正的自我所感知的与作为整体的宇宙的同一性。可是，改良理想家想破除界来导致“大同”的道德一致性，章却想望“人类众生、世界一切，销镕而止”。1随着意识的消亡，世界本身——生物有缺陷的知觉作用的产物——也将消失。谭嗣同曾用非常类似的佛教的构想来表达一种超越意识的洞察力，而章炳麟的说法则看到了湮灭。 佛教作为一种“生命虚无”的宇宙论，传统上具有成为儒家思想这种形而上学的替代物的可能性，不过，在改良的一代，求助于这样一种替代物反映了某种新的东西——伴随更广泛的革命而出现的神圣-世俗两极分化。在古文-今文的争论方面，与康有为相反，章坚持儒家思想不是一种宗教——这是他的作为基础的假定，即社会-政治秩序和宇宙真理领域各异的一种表面的表述。然而，假若这样，否定儒家精神就不是一种现世主义的选择；它是新传统主义者对道德化的儒家宇宙这种旧慰藉的精神替代物的一种探索。在个人信仰的层次上，章转向佛教和道家，既为了作出对儒家谬误的本国的批评，也为了求得一种严格的关于存在的理解。作为一个“国粹”学者，他一生赞成为学问而学问的本分，这意味着纯粹知识是超越社会的价值，本质上不为社会所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个人的宇宙论方面的信念补充了传播更为广泛的国粹对经典传统所保存的中国文化精神的理想化。 而且，作为一种批判的理论，章炳麟的信念可以适应正在出现的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新传统主义的分析。这种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这样一些看法：进步是一种错觉，而相信这种错觉是一种现代迷信；在一种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中追求富强，导致以内在精神为代价而危险地依赖外部情况；如果中国文化不依靠它自己内在的精神力量的更新，它就将消亡。 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国粹”这一口号被等同于反对白话改革，并且这一运动在关于中国新文化的这场斗争中似乎是明显的失败者。不过，国粹对西化的批评及其集中注意力于中国独特文化的伦理和领土根源的民族历史模式，被国民党的学者们坚持了下来。“国粹”那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学术本分的思想，在后来许多民国的大学师生中很容易得到赞同。更重要的是，这一运动引进了一种考察“文化”本身的概念的新方法，把它看成一种绝对，一个价值的宝库，处于现代化的社会-政治进程之外，却又是必须据以估量这一进程的评价标准。这个概念和对补充它的进化宇宙论的批评，为一种新型的基于精神与物质对立的二元论的形而上学开辟了天地。 国性 如可以预料的那样，梁启超1911年后对传统的维护，在适应进化论方面是最成功的，是世俗论者对价值的探讨和对改革社会道德的关心。满族王朝本身的崩溃似乎是一个信号，拖得很久的动乱包含着社会解体的危险，梁在1912年返回大陆后创办了新杂志《庸言》，并在第一期的社论中表述了对“国性”的肯定。1 自1902年他首次号召“新民”以来，梁的改良主义就一直以这样一个假定为基础，即社会进步和幸福的关键在于一种系统地表述的精神的生命力和活力，这种精神通过共同的民族心理而表现出来。梁这时重新寄希望于这种民族精神。这种“国性”的价值相对来说是有节制的：它既不是永远正确的，也不是直接地与本体论之真实保持联系，它只不过从历史的观点来说是适当的。虽然在提出他的关于适当性的主张时，梁在这一点上不再对中国的落后让步，但是指出，儒家社会道德的某些基本特征能够并且必定比“五伦”的绝对化的老准则存在得更久，为健康的（因而是逐步的）民族发展提供一种基础。他说，国家和人一样也有“性”，它们的命运取决于这种见之于宗教、风俗和语言的无形的品质。“性”能改变，不过只是逐步地，犹如身体可以改变它的有形成分，但不能完全改造而不毁灭这个有机体。这就“如场师之艺，虽常剪弃枯枝败叶，而断不肯损其根干”。一个民族的“性”，如果它的种种传统没有一种是神圣的，也就毁灭了。1 梁以这种方式终于理想化的，不是一种关于文化的抽象的、历史的“客观精神”，而是一种可能存在的“国性”，国性是他认为未曾因过去20年的事件而变坏的亿万普通中国人可以达到的道德特性。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相对立，梁提出家族主义的矫正方法，使主要的家庭主义的道德准则等同于“恕”、“名分”和“虑后”。2在这三种美德中，后两种被视为对现代民族主义特别起作用。它们在建造前途中促进集体团结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并与民主标准相对立，确认以才干为基础的政治精英的道德上的合理性。在使“恕”成为人际关系的主要美德方面，梁赞成辈分和性别关系的适度自由化，这种自由化不会威胁作为家庭基础的团结。与“孝”这种单方面的德行相比，“恕”总是注意地位低的人的精神上的要求，而仍不在根本上向涉及人际关系的职分的等级制度提出挑战。 这种对儒家社会伦理的清晰的修正主义的解释，并没有与进化宇宙论的基本概念决裂，只不过强调改良进化论的这种假定，即核心价值形成社会变化并赋予社会变化以活力。梁在1916年说：“吾于保全国粹论虽为平生所孜孜提倡，然吾之所谓国粹主义与时流所谓国粹主义其本质似有大别。”1他的立场不过是，如果任何特定的历史的儒家规范是相对的和偏颇的，那么儒家关于人格本身的观念则是固有的、不因情况而异的价值，它在世界政治中将比民族主义时代存在的时间更长。2 如果说梁的“国性”理论和他基本的进化信仰是一致的，那么它也贯彻了他的社会和文化优先于政治的着重点。与讨论“国性”同时并行，《庸言》关于帝制复辟争论的政治分析反对复辟帝制，但是是根据相对论的观点。梁宣称政体——即政权实际的代议和管理机构的体制——比国体——即政权的正式统治权之所在——对于政治制度所起的作用是更重要的标志。其含义是，虽然中国的“国体”按照新近历史的明显的实情目前仍应是共和制的，其未来的“政体”则完全应当与本国社会关系的准则协调地发展。3 由于梁的“国性”理论论述社会伦理的具体准则，也由于它需要进化的变化模式，它是在共同的范围内面对新文化运动。双方虽然得出截然不同的答案，却提出了同样性质的问题：假定人际关系的准则是决定政治制度的演化的文化力量，那么，中国历史的模式是怎样起作用的，它们有必要从根本上予以改变吗？双方的答案有一个共同倾向：针对每一篇赞扬中国人热衷于和平相处、内心满足、家庭主义情感的文章，另一方都痛骂那些假定的民族的偏好，即忍受、顺从、依赖和奴性。而关于集体主义和公心的中国传统起作用的现代性的论据，则和西方个人主义、竞争和科学合理性起作用的现代性的例证相对抗。 因此，并不意外，梁从进化的角度为现代化的“国性”而辩护，最终碰上了他从进化的角度为进步的、明达的孔子而辩护的同样的命运。甚至在民国初年，对共和政治的失望就曾导致他因非乌托邦的悲观主义的偶然迸发，时而变换他对价值的新传统主义的主张。1最后，第一次大战在中国知识分子眼中，一般来说，极为严重地损害了西方文明的声望，这种感受给梁上了这个时代的决定性的一课——进化宇宙论这一臆说本身必须被抛弃。梁作为无视中国国家权利的巴黎和会的一名中国的观察员，从使人蒙羞、令人沮丧的使命回来后，写了他的《欧游心影录节录》。2总的看来，它谴责了当代西方文明。梁即使是迂回曲折地，也已看不出一个关于人类历史进步的有组织的美景，而是两个完全正好相反的超历史体系。第一个是由关于人类的科学观念的铁的法则支配的西方体系，形成一种以机械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任凭追求权力和财富，任凭享乐主义和贪婪的腐蚀。与之形成对照的东方文明现在处于一个转折点，如果它迷惑于科学万能的观念而追随欧洲就要冒灾难的危险。梁对世俗进化论的适应限度已经达到了极点。一旦它最终显得和儒家道德价值的信条不合拍，他就抛弃了进化的理论。梁启超关于全部文明的最后的宇宙神话，不是真正有机的宇宙论，而是一种关于物质和精神的二元论的形而上学的隐喻。只有当一种文明独立于从整体来看显然正在席卷这个星球的现代化进程之外，中国的精神才能被视为体现于这样一种文明。 作为一种宗教的儒家思想 历史上，儒家思想是一种“教”（教旨或教义），而英语“宗教”一词没有准确的相当的古汉语词。由于它是由19世纪的传教士引进的，这个概念本身是与儒家学者所不具有的基督教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的臆说联系在一起的；它习惯地使人想起与宗法社会毫不相干的基督教的政教分离。因此当19世纪90年代今文改良派知识分子开始提出儒家思想是否或应当被看作一种宗教的问题时，他们不得不输入新的术语（首先是日本的新词“宗教”），建议一些新定的结构，并最终对儒家思想的主要意义提出一种改变了的解释。不过，在诸说混合的儒家传统中，儒家人本主义的理性主义者这一极端和儒家神秘主义者这另一极端，传统上都不认为需要否定另一极端，因而儒家传统在每一个阶段都提供了一个信条和概念的贮积库，能使这里的“宗教”概念所包含的神圣-世俗两极分化变得模糊起来。因此，儒家思想完全是一种“宗教”的观念是有争议的，受到那些自认为是这一传统之内的人的攻击，比那些传统之外的世俗论者的攻击甚至更为强烈。 康有为和谭嗣同的今文经学，首先以学说影响力的形式引进宗教问题。作为自封的诸说混合论者，康和谭都认为所有历史上有名的三大宗教信仰都有一个关于真理的共同核心——明显有助于基督教成为本体论的一种观点。要使孔子成为宗教的建立者，把“仁”说成包含兄弟般的友爱，赞扬预言和殉道者，以及表示希望宗教的救世主降临并拯救世界——这些无疑表明了这些诸说混合论者正当他们否认这些观念的基督教独有的根源时，都曾被基督教的动人故事触动过。康更为新教徒藐视教义常规的内在的心灵呼声的理想所动，并喜欢把自己在中国的作用与路德对宗教改革的领导地位相比。1在谭嗣同的著作中，基督教的影响最直接地表现于《仁学》的一些段落，这些段落同意人类精神与**之间的根本的紧张关系，并断言儒家传统有它自己关于不朽的教义的形式。2 今文改良者因这种教义上的诸说混合而得以提出他们的主要主张：儒家思想具有“宗教”性质。但基督教在神学上对改良进化论的影响，和作为机构的基督教会的实例相比，从短期来看，可能和这种主张更少关系。康有为使儒家思想转变为一种国家宗教的著名运动始于1895年，并在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前一直为他和其他的人执着地推行，事实上，和宗教上的关注相比，更多地是社会-政治关注的反映。3康有为看清了立宪君主政体和新学制所表示的政治世俗化要达到的程度，希望创立一个宗教专家团体，他们将主持正式的国教。政教分离对他来说似乎是西方强国“双轮并驰”能力的一个关键，是以一种双重制度来支持社会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即使冲突激烈时，宗教也能保持它令人敬畏的力量，道德也受到尊崇。4康的儒教蓝图是顺应帝国儒家综合体的分裂，同时实行学者-官员的统治。然而，它只是对中国当代需要的一种社会适应，而不是由于确信儒家真理需要这样的表现形式而想出的策略。 这种把信仰作为社会道德支柱的功利主义的论点，赢得了某种支持。士绅对他们看作随革命而来的道德崩溃感到沮丧，他们是地方孔教会网状组织的现成的新成员；孔教会出现于1911年以后，并在1912年至1914年之间为共和国宪法中的一条宗教条款而大事活动。这场运动得到康的同意，并且由他的信徒、哥伦比亚大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陈焕章正式领导。不过，袁世凯手下的官员们注意使民国政府正式献祭中的改变倾向于市民的平易，而不在仪式上多推敲，同时袁不承认他的政权的任何仪式将引起一种国家宗教的建立。在这里，袁是在使他对传统信条的手法适应受过教育的公众的舆论，这种舆论认为从历史观点上说，国家宗教是一种倒退的想法，因为它是以更原始的西方式超自然主义代替事实上标明中国是个先进文明国家的本国人文主义信仰。 国教的思想作为一种被认为是适合于这个时代的功利主义的建议，容易受到那些可以取代它的思想的抨击，后者要求适当的现代性可以说更胜一筹。一种对儒家学说的更有吸引力的思想上的辩护，于是运用宗教进化的观念来评价中国没有孔门弟子组织这一事实，以之作为进步的而不是退步的标志。根据这样一种进化观点的早期民国的中国宗教史，见于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夏认为，随着春秋时期儒家和道家的出现，中国已从一种原始的对神灵力量的信仰，发展到宗教意识的更高水平。但是，他接着间接地指责今文运动，由于政治原因，迷信成份在西汉被帝国信仰的创制者们恢复了。夏认为，本来是伦理学的儒家思想中的神秘内容，是受道家影响的结果，这给这样的可能性留下了余地：当代的中国人可以追随章炳麟向道家寻求本体论的学说，同时接受儒家的伦理学。不过，更标准的观点还是把道家的影响当作“迷信”的和消极的而不予接受，并赞同梁启超1902年反对康有为的论点，即使儒家思想成为一种宗教是歪曲了孔子的真正精神。1基督教的“宗教”观念应用于儒家传统，孕育了它的对立面，即理性主义的圣人模式。世俗的价值，如凭理智行事的宽容、承认**、否定来世，由于这种理论而成了儒家意识的特点，并保护其以顺应科学真理为基础的信念。 在1913年，哲学家张东荪以温和地批评民国初期儒教会激增的方式，提出了一种微妙的折衷主张。2张在理论上从对中国学说的分析转到了西方的宗教哲学，他提出威廉·詹姆斯的宗教定义对此没有留下疑问，即既包含本体论也包含伦理学的儒家思想应包括在这个概念之下。与此同时，也赞成宗教信仰进步形式的科学的合理性，指出《易经》的教导：太极的超现象世界是不可知的，道是一种宇宙进化的原则。作为一种推论，张赞扬儒家的伦理学与现代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是和谐一致的。 因此，这些儒家的维新者，无论他们是为一种国教，还是为把孔子当作理性主义者，或是为“理性的宗教”辩护，全都用这类论证方式，即依赖一种进化论的框架但付出了本质上显得是功利主义的代价。即使他们的论证没有要求信仰作为社会秩序保证的**裸的工具主义，他们也普遍地把它看成对正在发展的社会制度是起作用的，因而必须不用某种遥远的大同世界的词语，而是用现在的词语去证明这种作用。但是，支持脱离了儒家神秘主义或礼仪的儒家人文主义，是使信念的核心依赖于一种社会-政治的道德；这种社会-政治的道德已深受变化的损害，而且它的伦理准则儒家改革者自己早期曾予以抨击。另一方面，使儒家思想等同于当代科学的理性主义的理想，这使信仰更容易受到科学本身的更彻底的理性主义的挑战，科学本身的理性主义从宇宙观上说，是以原子物理学而不是以《易经》为基础；从真理型式说，源出于实验而不是源出于传统上确认的信念。这种宗教-世俗的两极分化最初产生了“宗教的”和“理性的”圣人两种看法，而以废弃“理性的”圣人而结束。 到了五四时期，关于儒家学说现代形式的讨论，已把新传统主义者导向一种人类生活中的“宗教问题”的新意识，这在前十年的讨论中未曾充分研究。按照这种观点，所有以前为使儒家学说发展、现代化的策略，都被视为同等地受到功利主义的玷污。在五四期间对“宗教问题”的讨论中，进化的臆说成了世俗主义者们的专利，他们认为，随着进步的历程和科学知识的逐步完善，“宗教”将变成社会上过时的东西。西方科学给早期的改良者提供了自然界与理想的社会准则协调作用的理论模式，现在它被改造成一种向他们挑战的实证主义的验证方法。随着这一变化，为信仰而辩护也改变了立场。不仅从进化论退却，而且重新专注于源自西方的认识论问题，科学的理性主义验证理论将受到真理的“直觉的”模式的反对。1 主要的直觉主义的形而上学家是年轻的北京大学的哲学家梁漱溟，他本身是这个改革时代最先进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他在民国初年经历了一场信仰危机，这最初把他导向佛教信仰，然后又逐渐把他导向儒家信仰。2当由在法国留学的一个团体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们，在1912年就“宗教问题”开始一场公开辩论时，梁谈到他自己改变信仰的心情，在这之前他几次极度沮丧，然后决意抵制所有对信仰的民族主义或其他功利主义的冲动，改变了信仰。梁说，宗教从人的角度说无论如何总是有重大作用的，因为只有宗教能处理存在于特定宇宙之外（即使不是其外延之外）的问题。1在集中注意力于只有宗教能给予满意含义的人类永恒的现实，即死亡和痛苦时，梁极大地倾向于佛教——“印度宗教”——作为真正“超越”的宗教模式。不过，他自己在1921年那场争论中发展了的、并于次年在一本著作中发表的儒家看法，在其主要主张，即儒家思想肯定“生”本身的本体真实性中，也关心同样的基本问题。 梁的著作《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使他成为可能是五四时期最有名气的一个新传统主义思想家。2这部著作的成功可以归之于这一事实：它以非凡的感人效果（虽然不是逻辑上的澄清）融和了新传统主义思想家的两种相互冲突的冲动倾向——一方面继续这时流行的进化宇宙论，另一方面表达一种新观念——把通过人类良知而理解的非历史的价值和由科学支配的自然与社会政治进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分开的新观念。 《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首先勾画人类文明通过形而上历史诸阶段而逐渐形成的轮廓，每个阶段，按照梁的用语（这得益于叔本华），都是大意欲的产物。梁使大意欲等同于生之本身，也等同于“仁”。和谭嗣同一样，梁在唯识论佛教和基于《易经》的新儒学的宇宙论中，找到了对于整个宇宙的看法的启示，这种看法把宇宙看作精神创造的、通过“阴”“阳”力量的调节而采取变动不居现象形式的实在的永不停息之流。不过，通过亨利·柏格森的活力论而传播的生物学使梁断言，宇宙确实是有机的，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结构。对改良时代早期的哲学家如谭嗣同来说，生与死是对一个最终并无差别的连续统一体的隐喻，在这一点上，在梁漱溟的宇宙神话中，它们明显地两极分化了。谭把物理、道德和本体论融合进他的相互渗透的以太概念中，在这方面，梁为了抵制科学所注入的自然主义因果关系模式，把“因果关联”（原）和真正的“原因”（因）分开了。他说，前者可以从物质力量如历史和环境方面去理解，而后者必须被看作出自精神。 形式上说，梁关于人类命运的想象，提出了人类从西方式的世界文明到中国式文明的“发展”，在西方式文明中，意欲激发的方向是对客观环境的控制，而在中国式文明中，意欲要适应宇宙，与宇宙和谐协调，最终止于意欲神秘的自我克制和对生命本身否定的“印度”文化。也是从形式上说，宇宙意欲的形而上历史运动的每一阶段，都被认为导致典型的种种文化历史模式。首先是自希腊人以来具有哲学上的怀疑主义和功利主义特色的西方文化，导向科学、民主，和作为理性主义者追求私利精神的社会和物质的表现形式的工业资本主义。与之相对照，中国文化在精神上自孔子以来是由起作用的“仁”的力量形成的，因此在其社会安排方面是宽容的、灵活的、俭朴的、农业的、协作的和培育人类情感的。 然而，和作为字面上的一种时间顺序相比，这种“进化”的路线更多地被描述为一组自主的理想的交替。他基本上把中国文化描述成唯一一种能够被认为与宇宙的真正本质“生”和谐一致的文化。梁的要旨之核心是为儒家形而上学价值辩护，因为只有儒家价值确认充满生机的宇宙不能通过理性主义分析的固定范畴去理解，反而让人接受经验的易变的、直觉的特性。只有儒家思想的“仁”和“中庸”学说承认人类生活与宇宙的节律应和，而不是与之对抗，使真正充满生机的生活成为可能，这种生活在内在精神的直觉、情感和欢乐之流中，自由而不受阻碍。 和早期改良主义者一样，梁漱溟的身上义残存有一种儒家形而上学的精神痛苦：一种传统的真正自我的表现，真正自我受的限制很少，能够通过精神扩展并改变世界，同时也易受来自客观宇宙恶势力的侵害和损毁。从道德心理方面说，真实的内心活动是可以认识的，因为只有这些内心活动是真正自发的，因而也是自由的；是与外在的自私自利的、为自己打算的心智相对立的。不过，添加于这种道德形而上学并改变其方向和内涵的，是一种并非原自中国传统而是源自西方哲学的科学与形而上学之冲突的新的两极分化。梁把科学的理性主义和非道德的为自己打算的心智的理性主义等同起来。梁假定为受西方科学法则支配的宿命论的宇宙，是与外部险恶的宇宙力量相联系的，这些险恶力量妨碍可能改变心智的努力。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可以变化的较古老的形而上学的内-外二元论，于是与结构上不同的一些范畴——物质对精神、理性对直觉、理智对情感——联系了起来。精神、直觉、情感不能逐渐注入和改变其对立面；它们只能，如果可能，取代其对立面。其含义是，如果它不能把哲学家导向彻底的一元论，那么必定是二元论的：倘若一个哲学家通过意识的直觉形式可与宇宙的结构保持一致，那就将是与一种超越自然和思维其他更世俗的过程而起作用的特殊的超验结构保持一致。梁在他后来的著作中明确承认了这一点，为了“理性”哲学——孟子式的直觉理论，他抛弃了非历史的宇宙连续体观念的所有成见。但是，他的新儒学的为信念辩护的倾向，在1921年和1922年就已非常明显，后来的20年代和30年代的“新儒学主义者”如张君劢和冯友兰都追随这同一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直认为进化理论保持了儒家价值核心和社会-政治变化之间的联系的新传统主义者，到1919年陷入了混乱之中。梁启超已经抛弃全球的现代化进程与中国道德之复兴不相矛盾的想象；康有为争取在共和政体中使儒家信仰制度化的企图失败了；机能主义者为儒家道德而争辩，“国粹”派为古代语言和经典而争辩，这时也同样处于守势。儒家主义者被说服寻找一条新的道路。在形而上学上儒家真理这时被看成脱离了历史，最终只有靠直接的直觉经验予以证实，同时，和社会的选择问题相比，更适于谈论神学的意义问题。“精神的东方”已变成一个心性之邦。 科学与玄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传统主义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儒家哲学逐渐“西化”的历史。到了1919年，正当“拯救信仰”、“保存国粹”和弘赞“国性”等许多运动表现出日益迫切的反西方意向时，它们所使用的概念的术语反映了由西方引起的现世主义的冲击和科学思想的革命。不过，到了1919年，西方也提供了反对新文化激进主义者的有纲领的科学主义和现世主义的弹药。它提供了它自己的自由民主制度的令人吃惊的失败例子：国内立宪的中华民国的闹剧和国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和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节录》，都带有这些事件冲击的痕迹。它们最早叙述了对那一年思想激进主义**的反应，那一年激进主义充分利用了新传统主义的二元论框架。 这种反应终于成为一场蔓延开来的“科学与玄学”问题的争论，由梁的朋友哲学家张君劢于1923年引发，最终把十多个玄学的坚决支持者，包括梁本人、张东荪、林宰平、范寿康等都拖了进去。1在这场争论中，儒家信仰真理的捍卫者谴责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有权威的社会科学思想、关于心理学的生理模式的思想和关于知识的所有实证主义理论的思想。在他引发这场争论的带头文章中，张君劢把受科学支配的自然知识和人生观作了对比。他把后者概括为：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意志自由的、对个人来说是唯一的。1同梁漱溟一样，张也把“生命”领域与内在精神的由经验得来的价值意识联系起来，并认为它受到“宿命论宇宙”的有害宇宙力量的威胁。不过，他使容易变动的内在领域与不变的、静态的外在经验领域相对立。于是，他接着明确地使这种内在的精神意识等同于新儒学陆王学派的心学的“良知”观念。 选择陆王学说，标志着儒家改革者和新传统主义者中着重点的变化——离开原教旨主义的“五经”或宋代早期的思辨宇宙论者，而主要集中注意力于传统新儒学派，传统新儒学派强调基于道德体验的形而上学。这个学派不仅可能更适应新的新传统主义哲学二元论之需要，而且它专注于领悟道德体验或道德知识，提供了与国外西方认识论的争论的某种联系；一旦验证的科学模式因他们自己的哲学基础而不得不面临挑战时，争论者们迅速地卷入了这一争论。不过，尽管柏格森、倭铿和杜里舒、张君劢及其支持者大力借助于康德，但和他们作为带有感**彩的、善辩的玄学家相比，他们并不太精通认识论。在道德情感问题上，虽然张和其他人附带谈到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内在精神的发展来创造精神文明，但他们总的来说忽视了为努力表述主观道德体验的特性而建立非历史的体系。 在论战中，自由主义的、激进的科学支持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是以进化论的自然主义形式来领会进化论，又是以乌托邦似的乐观主义和使人联想起老康有为的丰富的玄想来领会进化论的。崇奉杜威和罗素的胡适，向“自然主义的宇宙”奉献了一首赞美的散文诗，认为人生不管怎样脆弱，由于“有创造力的智慧”在建设富足而合理的世界文明中的作用，是有目的的，并将获得成功。老资格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甚至想象出改革者的完整的儒家-道家的宇宙论的连续统一体——也就是在其内部把人类带入朦胧的进化远景的不息的大化之流。在这些表述中，最初的科学的改革概念作为一种真正的宇宙论，实质上依然没有改变，可赖以设计自然的宇宙，同时提供能使人类成功地为道德和物质的乌托邦而工作的技术上的解放。 作为知识界的一场大规模论战，“科学与玄学”之争不可能没有公众对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裁决而告结束。当玄学家被宣布大败时，这反映了他们的追随者队伍的规模，而不一定是它的持久力。事实上，最早从中国思想的中心舞台消失的是科学家们，他们的进化自然主义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输给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新传统主义对中国道德价值的世俗化，这时给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解释明确的现代替代物，它拥有持久的复兴的力量。作为一种抗衡西方文化的态度，它在随后的20年中也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吸引力。 1 对五四运动期间知识分子激进主义的权威研究著作是周策纵的《五四运动》。 1 陈荣捷：《近代中国的宗教倾向》，和费侠丽编：《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保守抉择论文集》。 1 《北京大学堂之国学问题》，《新民丛报》，34（1903年7月），第61—62页。 2 马利安·巴斯蒂：《20世纪初张謇著述中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看法》，第64—65页。 1 费侠丽：《变革的限度》，第2部分，《国粹》，第57—168页。 2 见周锡瑞：《中国的维新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 3 《訄书》，重印，载罗家伦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攘书》，首次发表于1903年，重印，载《刘申叔先生遗书》，1，第762页以下各页；《黄史》，首次发表于《国粹学报》（1905年），1—9卷。 1 德·拉·科帕瑞《中华文明的西方源头》的节选，载于1903年12月至1905年1月之间的《新民丛报》。 1 章炳麟：《国故论衡》。 2 周予同：《经古今文学》。 1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所引，第789页。 2 今古经文之争对民国早期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在劳伦斯·a·施奈德的《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中有分析。 1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所引，第801—802页。 2 见太炎（章炳麟）以下文章：《俱分进化论》，《民报》，7（1906年9月5日），第1—13页；《社会通论商兑》，《民报》，12（1907年3月6日），第1—24页；《五无论》，《民报》，16（1907年9月25日），第1—22页；《驳神我宪政说》，《民报》，21（1908年6月10日），第1—11页；《四惑论》，《民报》，12（1906年9月—1908年7月），第1—22页。 3 章炳麟：《四惑论》，第10页。 1 章炳麟：《五无论》，第22页。 1 梁启超：《国性篇》，《庸言》，1.1（1913年1月），第1—6页。 1 梁启超：《国性篇》，《庸言》，1.1（1913年1月），第1—6页。 2 梁启超：《中国道德之大原》，《庸言》，1.2（1912年12月）；1.4（1913年2月），第1—8页。 1 梁启超，载《大中华》，1.2（1915年2月），第7页。 2 同上。 3 见《庸言》，1.3（1913年），第3—4页和《大中华》，1.8（1915年8月），第13页。 1 引自许华茨：《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第218—219页。 2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重印，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册，第1—152页。 1 见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第704—727页。 2 《谭嗣同全集》，第24—35页。 3 见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改革者和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1895—1927年》，第4章，第97—136页。 4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不忍杂志》，1（1913年3月）第21—22页。 1 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见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的分析，《申报》创刊50周年纪念刊《最近五十年》。 1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新民丛报》，2（1902年2月22日），第59—72页。 2 张东荪：《余之孔教观》，《庸言》，1.5（1913年6月）第1—12页。 1 严既澄：《〈少年中国〉宗教问题号批评》，《民铎》，3.2（1922年2月1日），第1—12页。另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第322—323页。 2 见盖伊·阿利多：《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 1 引自严既澄：《〈少年中国〉宗教问题》所引。 2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1 《科学与人生观》，由胡适和陈独秀作序。 1 张君劢：《人生观》，载《科学与人生观》。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区域政体 从构成宪政运动的提议、章程及地方权力竞争的一片混乱中，出现了一些改组地方政府的具体活动。由于中央政府失去在地方贯彻其意志的能力，这类活动首先在省的保护下扎下根来。这一情况实不足为怪。活动是从山西省的军阀领袖阎锡山的计划开始，他打算通过把新的重点放在村级组织，以便更好地控制山西。省里的这种创议由于是从军事掌权者开始的，所以不大可能很重视民众动员或参与。尽管这种计划无不冠以“自治”的美名，但是实际重点却完全在另外的方面。 山西计划 由山西督军阎锡山在1917年创始的“村制”，是能说明下面过程的例子，官僚政治的解决办法是从自愿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纲领中产生出来的，并最终成为民国时期地方政府的主要统治形式。阎锡山的村制是两种趋向的产物，两者的意图都是保守的：第一，袁世凯（在1913—1914年）取消县和省的自治，接着推行区的地方行政“实验”制度，区是县以下大体上与传统的乡规模相同的单位。根据袁世凯1914年的计划，这些区由任命的区长管理，区长实质上是县政府的助手。区被阎锡山采纳作为县与村的桥梁；每县三至六个区，主要作为警务与税务的行政当局而发挥作用。第二，阎锡山利用乡绅想通过教育和改造公共道德以求得乡村复兴的积极参与的传统。 山西村制的起源可追溯到乡绅领导的模范城镇河北省翟城；翟城实验后来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作为定县计划的基础而很有名（见下）。翟城米氏家族积极参与地方教育和自治，甚为成功，县知事孙纯斋宣布该镇为模范镇，后来该县本身又为模范县。孙纯斋于1914年任定县知事。两年后他被阎锡山选为山西省省长。不管他的提升是否归因于他在村级行政管理上的独特经验，他抓住这个机会力促他的恩主阎锡山推行他振兴地方政府的方法。孙纯斋任职不到一年去职，但这种新的行政体制仍然是阎锡山实行地方控制的基本战略。1 阎锡山的新村制正像它的发展所显示的，与袁世凯政府1914年颁布的地方自治章程相当一致。这些章程的目的在于驯服民国初期生气勃勃的县和省的政治活动，因为在县、省的政治活动中，地方名流与官府争夺对地方财源的控制权。袁世凯废除省、县议会，目的在于地方政府中有更多的官府色彩；基本单位区的行政辖境太大，难与任何县以下的自然单位一致（例如太大，难与标准的集市乡镇一致）。它的含意是清楚的，县以下的自治在经过一系列的规定阶段以后终于出现时，对官吏的监督比对地方社区的政治组织更易作出反应。1新“村”制所增加的单位就是村，类似清代的“编村”，在村内，小社区一般在村长领导下相互联系起来。村制随着在山西的发展，变成了一个传达政府指令的次官府结构。村长一般不识字，依靠县当局指派，几乎不能独立地主动行事。一份1922年的督察报告断定，他们甚至不能有效地贯彻官方的命令。区长能力较强，虽然全是山西人，但都不派在本县任职，这等于把前清“回避规定”扩展到县级以下的行政单位。作为低级行政官吏，他们不可能鼓动“自治”之类的有生气的地方政治运动。然而，省政府的直接任命使他们在官僚政治体系中有较高的地位。 山西村制的官府气味，在划定行政村界的活动中得到加强。划定村界是以已知的行政管辖权代替惯常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它对土地税的管理有用。行政村起的作用相当于清代催征税粮的里甲，可是如今有了根据阎锡山当政初期进行的地籍测量所划定的更准确的村界。2 就行政史而论，阎锡山大受吹捧的“村制”，只不过相当于实质上的旧时帝国税政体制，加上自愿主义的自治外表，附以十进制户口单位的旧保甲监视系统的翻版而已。 在这方面，阎锡山的村制是20世纪把整个征税责任确定在村，从而加强村作为政治行政单位做法的一个例子。成问题的特别税以“摊款”闻名，这是为满足政府不断扩大的需要而向地方社区特别征收的。摊款最初是一种支付巨额的庚子赔款的方法，但后来成了为省及地方政府的现代需要，特别是军事需要而筹款的通行方法。阎锡山在建设军队方面的成功，多归因于他卓有成效地由村经办摊款向地方社区征税。这显然是他的“村制”的预期结果，不管如何用改良主义的纲领加以粉饰。 然而，改良主义纲领还是为山西取得了名闻全国的声誉。旧保甲和里甲的规模被用来推行禁止缠足、禁吸鸦片、公共治安和识字运动，取得明显效果。梁漱溟强烈批评阎锡山计划的官府色彩，却觉得它在社会改良方面颇有值得称道之处。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评价山西计划，它是一个积极行动的省政府坚决把官府权力向下推行到村级所做的努力。把它归功于米氏家族的翟城实验，大多为虚浮之词，但是，当时有一共识：密切注意县以下的政府是20世纪议程上的重要问题。1 山西不是推行地方政府改革的唯一省份。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努力是，“桂系”通过实施全省民团制度来加强地方政府。通过训练村镇领导人员，并把他们列入民团干部，希望把军事纪律的精神灌输给他们，以便省当局的命令能有效地传达到下层。这些首领还在“基干学校”体系里担任教师，促进识字运动，培养公共精神，和鼓励经济自足。从严格的军事观点看，民团可作为全省征兵的基础。其理想是古老的“兵民合一”思想，不仅是为了建立丰富的兵源，而且要把高度的纪律意识灌输给全体民众。这种制度在1933年开始实行，但是没能击退六年后日军的进犯。和山西制度一样，广西模式旨在通过加强省官僚政治的权力，使之渗透到乡村社会，来实现地方的管理和发展。1也有人认为省办民团能排斥有势力的“土豪劣绅”控制下的固有的地方民团。 省里的这类主动精神，往往能反映其军阀靠山们的兴趣和气质。山西制度强调保守的社会目标和道德的提高；广西则在社区建设的辞藻以外，强调尚武的民族主义。两者都赞颂地方自治，但它们的实质是官府控制。值得注意的是两者都决心使官府在组织的最低层作到有效的控制，实际上是把官僚政治扩展到它晚清的层次，也就是县以下。在这方面，山西制度尤其重要，因为它影响了1928年以后南京政府的地方制度。 1 尹仲材编：《翟城村志》（1925年；台北重印，1968年），第211页。艾恺： 《最后一位儒家学者：梁漱溟与中国关于现代性的困境》，第146页。 1 关于袁世凯的法规，见陈伯心：《中国的地方制度及其改革》，第58页以下。 2 里甲单位的演变及其与行政村的关系可见于《潞城县志》，第2卷，第7—10 页。又见《乡宁县志》，第5卷，第7页；《太谷县志》，第3章。又见萧公权： 《农业中国：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 翟城地方的鼓吹者自然急于显示他们的创造在全国多么有影响。见《翟城村 志》，第165—231页。山西制度的全面论述见周成：《山西地方自治纲要》，载 《地方自治讲义》。关于摊款及其影响，见普拉森吉特·杜阿拉：《乡村社会中 的权力：华北农村，1900—1940年》（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3年）， 第326—336页。 1 邱昌渭：《广西县政》，第222—241页。《广西民团概要》。李友华：《地区与 国家：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1925—1937年》，第170—193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社会乌托邦和五四运动的背景 改良与革命 在中国，新传统主义作为反对改良的现代化的一种反应，是以“国粹”运动开始的，这个运动在1904至1907年之间吸引了一些追随者。而另一个鲜明的革命运动，目标在于推翻满族王朝和建立共和国，几乎与此同时无疑也已出现。作为一种历史趋势的组成部分的这两个潮流，特别是由于反满的古典学者与革命的激进主义者对现状具有共同的憎恨，暂时混合在一起，这是非常自然的。章炳麟作为这样一个古典学者，在1903年上海的一场政治审判中甚至成了主要被告，正是这场政治审判通常被认为是革命派活动中的第一次攻击。 在1905年，激进分子和孙逸仙领导的同盟会组织实现了某种联合，同盟会建立在学生支持者的基础之上，同时在华侨和大陆秘密会社及新军部队中寻求同盟者。在1905至1908年之间，同盟会以东京为基地的期刊《民报》（作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喉舌受到广泛注意），忙于与以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进行一场引人注目的论战。可是正在同盟会宣称这场论战胜利时，来自它自己左翼的不满意见，批评它的政治革命思想体系并没有提出别的重要社会选择以取代立宪主义者的改良主义。这批人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激进的一端，它思想上的影响和它人数上极少，极不相称。所有革命者由于他们的政治革命信仰本身，都被看成制度改革的必要的触发因素。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却继续向前，超越政治而把革命解释为与大同理想相联系的乌托邦似的社会选择的实现，不只是发展过程的最终赐予，而是今日青年的正当行为。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乌托邦思想，在1911年政治革命之后继续存在，在共和国的“新青年”与旧社会体制的斗争中，鼓励反传统观念的反抗精神。 由于改良者和革命者都假定社会变化是整个发展过程所必需的，在1903至1907年之间，最初普遍谈论这两批人之间的不同之点时，他们的差别不总是容易分辨的。当《民报》和《新民丛报》版面上的笔战激烈进行时，使两方对立的问题常常显得是策略性的，而非战略性的。争论的基本问题是清廷推动国家朝现代化和国家独立的共同目标前进的能力。1在潜在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问题上，梁启超领导的改良派的确反对孙逸仙的“土地国有化”原则（孙的民生主义的组成部分），认为在经济上是荒谬的，而且是一个煽动普通民众中的“野蛮”因素以反对更好的“文明”因素的方案。不过，社会政策在政治定向的争论中所受到的注意，还是很有限的，当时，孙和梁都接受一种共同的社会进化的总的看法：中华帝国一直用不着欧洲的“封建的”阶级划分，虽然当今中国为了发展，将需要一种适应资本主义企业某些形式的混合经济，不过，将来在向工业主义的合作经济模式的转变中，可以幸运地建立社会和谐的本国传统。1 于是在1903至1907年之间的发展的早期阶段，革命的观点看来倒不如说是改良观点的夸大，而不是否定它们——至多是号召加快历史的进程，假借革命英雄的名义铸造新浮士德式的人物。革命者不过是初期的改良乌托邦主义的最后代言人。革命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科学和民主的新世界秩序的先驱。道德进步与物质发展相随并进：革命者抛弃旧社会时，也正在政治上抛弃一个令人窒息的过时的独裁政府，抛弃这样一些社会形式，这些社会形式阻止财富和力量的发展，阻止自我实现和大同社会的到来。大同社会的到来有赖于革命人物道德上的成就，这些革命者如要增强进步力量，他们的活动就必须不受所有功利主义的自私自利的玷污。和以前曾是改良信念的主要内容一样，这些便是革命信念的主要内容。 到了1905年，梁启超和改良派从真正的革命思想中脱离出来，因为他们不愿相信革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进步运动，一个历史的必要动因。梁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曾经是向新觉醒的中国民意最先介绍现代革命必然引起制度变革这种概念的人之一，这种概念和中国过去改朝换代危机中仅仅从统治家族转移天命（革命的最初含义）的概念是不相容的。而且，西方历史说明，1776年和1789年的革命作为历史事实，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动力和阻力这两种力量冲突的终极的爆发点。不过，1905年后梁自己的评价是，当今时代的“国家帝国主义”精神，使中国人有权支持强有力的政体——或者是“开明**政府”，或者是立宪君主政体。1对梁来说，这样的政治安排是因中国落后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由于这样一个结论，改良者对改革的首要动因的估计，无疑便从政治领域转到了文化和社会领域。政治领袖并不能摆布文化和社会；相反，文化和社会在其熔岩似的流动中，沿着挖掘来抵挡流向急剧改变的沟渠缓慢地形成政治。因此，梁开始把承认目前社会组织而加以调整的社会改革，和不能付诸实践，或者说，即使能够也只是一千年以后的社会革命，加以对比。2不过，这种保守主义并不含有否定政治暴力的意思，梁并没有在原则上谴责政治暴力。暴力像适应渐进主义的目的的任何其他东西一样，只是一种策略。梁和革命者关于时代性质的不一致，就以这种方式变得接近于作为跳越阶段者的激进主义者和作为现存制度保护者的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典型的分裂。 如果说激进主义者在加快历史进程速度方面与改良者首先分裂，那么这种加速不仅导致在理论上对社会政治斗争的赞美，而且也把这种斗争的社会目的提高到激进思想的突出地位。大同理想在时间上的缩短转而成为空间上的扩展，在无政府主义者中注入了一种国际性，有时在字面上把现代的“巴黎街道、伦敦的市场和纽约的摩天大厦”3当作进步的具体表现。康有为曾想象一个未来的世界议会，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则把他们的行动组织与欧洲的激进党派，主要是无政府-**者联系起来，也把大同与西方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直接地联系在一起。无政府主义者考察中国时，对这里的社会冲突特别敏感，并对封建的过去和改良的现在提出尖锐的社会批评。最后，无政府主义者接过了个人从儒家思想的社会义务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号召——这个号召最初由康有为和谭嗣同提出——并使这个号召成为他们社会方案的焦点。康和谭最终使社会解放从属于目前的政治改革和未来的精神解放，无政府主义者则依据后一点来评价所有其他问题。对他们来说，个人从仪式主义的罗网中获得解放，是最终应据以评价革命的标准。 如果说显著的激进观点的第一个特点，是集中注意力于个人解放和作为进化的催化剂的革命“因素”，那么它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将乌托邦与进化宇宙论的自然主义看法联系起来的唯科学主义。从最初的改良者接过并不鲜明的进步旗帜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后来围绕《新青年》杂志的那一批人，都自豪地将这些作为不朽的座右铭，肯定意识的物质基础，肯定生命力的生物学本质及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作用过程的社会学基础。他们在思想上实际受益于儒家人本主义和形而上学，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不被承认，因为他们把传统贬低为一种反动的社会道德体系。 然而，激进的唯科学主义仍不能提供一条平坦的通向乌托邦之路。像所有其他的人因共和政体混乱而感到沮丧一样，激进主义者着手对历史力量进行社会分析，认为这些力量对中国的落后状态负有责任：封建习俗是政治斗争的一种阻碍；封建文化价值观构成封建习俗的基础；而土地均分论的经济同前两者相互依存。但是，由于具有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他们自相矛盾地陷于无能为力的程度，比新传统主义者因社会宿命论的幽灵而陷于无能为力的程度要小一些。梁启超1902年所号召的“新民”在1915年被《新青年》更新，作为对文化革命的号召。这时个人自主人格和科学思想的理想，被有意识地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对立起来，但仍被视为进步的一种道德动因。现世主义和进化宇宙论在激进的社会乌托邦观点中被调和了。 早期无政府主义：革命的虚无主义 早在1902年，中国人就对西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兴趣，但这种兴趣在最初阶段和早期激进主义者集中注意力于政治革命是一致的。1“无政府主义”一词涉及欧洲“极端革命”派“虚无主义者”——一种因其利用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策略而应当受到注意的思想体系。它的直接的外国的鼓励者是俄国革命运动的搞阴谋的团体，这些团体在19世纪末期曾努力开展轰动一时的暗杀沙皇官员的活动，作为1905年革命的准备。在中国，“侠义”这种本国的普遍传统，提供了理想主义的亡命徒如梁山泊团伙，或桃园结义英雄那样的结拜弟兄的补充典型，他们在乱世为正义而拿起了武器。 不过，对中国的激进主义者来说，恐怖主义行动的主要魅力是作为进步的一种手段。革命的暴力被认为是一种反应力量——唯一强大到足以胜过**政治沉重压迫势力的反应。用一本小册子的作者，一个学生的话来说：在一切国家，革命起源于起义和暗杀，但暗杀的影响甚至比起义更大……因为英雄们的力量增长，统治者的力量必将完结。2恐怖主义者因而可以被称为有激进思想的同胞，即新民——新民是这样的人，他尽最大限度地公开肯定个人力量，并因此而主张最有力地反对传统的被动心理及其所促成的历史的停滞。热血青年们在1904和1907年之间试图进行政治暗杀，仿佛他们能够通过某些毫不利己的名垂青史的行动，成为进步的工具，也能够成为其共有社会的道德目标的自觉的化身。 因此，恐怖主义者的道路是一条个人主义的道路，但是，那些打算遵循它的人，甚至比普通的新民更想把他们的自我肯定从道德意义上，解释成与其所服务的超历史进程是一致的。在这里，针对他人的暴力的罪恶，能够仅凭它给自己引起的危险而被抵消。在要求革命者绝对“真诚”方面，虚无主义者对新儒家的概念作了新的运用：圣人的力量必然与充溢于不受妨碍的自我的“真诚之心”相联系。如果“真诚”既能使暗杀者的刀刃锋利又能使它的运用合法，那么，其最好的证明事实上就是那些冒全部革命危险的人的自发的献身。 对内在化的新儒家道德准则的高度依赖，虽然对使革命使命合法化是必要的，但也可能要对虚无主义者愚蠢的努力负部分的责任。张继、杨笃生、刘师复以及汪精卫都是牵连进暗杀阴谋的著名激进主义分子，这几次暗杀阴谋没有一次成功地杀害了预期的受害者。这场运动的真正英雄和女英雄，杀人者少而牺牲者多：秋瑾，这个女斗士在牵连进1907年安徽的一次流产的起义后，听由自己被捕并被处死。1吴樾，一个高等学堂的学生，1905年在北京火车站，被他试图投向一群帝国大臣的炸弹炸死。 秋瑾给予世界的启示是，值得模仿的自我牺牲行为能改变社会；而吴樾则以进化论看待他的虚无主义者的使命。他的“遗书”连同他支离破碎的尸体的照片，在《民报》纪念他的一期中发表出来，把他的行为解释成历史需要用来激化压迫势力的“暗杀时代”应有的举动，从而推动革命辩证地前进的钟摆。秋瑾视革命的任务为社会道德的更新，并因此而选择了谭嗣同式的牺牲，吴樾则企图让他的行动体现变革的“反作用力”，而变革的“反作用力”足以与激发它的**的“动力”抗衡。1两者都表明了虚无主义者所受中国传统的道德英雄主义理想的影响；不过，他们的行为也是为了平衡社会义务的主张和自我肯定的主张而做的一种努力。他们为中国激进主义者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早期的过激的解决办法，他们不顾儒家相互依存的群体理想而寻求发展新的人格理想的个人主义的潜在力量。因此，虚无主义者虽然更多的是政治革命者，而不是社会革命者，却提出了后来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理论家将不得不面对的个人主义的道德问题。 巴黎小组和东京小组 1907年夏天，两个相距遥远但思想类似的无政府主义者小组几乎同时在巴黎和东京中国留学生中间出现。每个小组都产生于预备性的研究团体，这些团体是在中国和外国的激进主义者——法国和日本的——直接接触的刺激下组织起来的，外国的激进主义者倡导无政府-**，其时它处于1914年前在欧洲的影响达到高峰的时期。每一小组都出版一种刊物，是群集在一两个年长的更有声望的学者周围的学生小团体的著作集。尽管相距半个地球，巴黎和东京的无政府主义者却保持着彼此工作的接触，也与他们认为至少暂时是和他们自己的事业类似的同盟会的活动有联系。2 在19世纪的西方，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家属于两种典型的类型；一种类型指望通过技术进步而获得解放，照圣西门的方式通过对未来的科学幻想而召唤乌托邦；而另一种类型更像查尔斯·傅利叶，他们在未受玷污的、质朴的、世外桃园般的亲密社会中寻求幸福。这两个中国无政府主义小组包括了上述两种想象的极端。 巴黎小组，如他们的刊物名称《新世纪》的含义所暗示，与工业文明及其由庇特·克鲁泡特金、邵可侣及马拉特斯塔领导的无政府-**运动中的社会和道德的前驱有联系，确信自己是站在现代主义的最前沿。李石曾，这一小组的一个建立者，是巴斯德研究所学生物的学生，并与邵可侣的侄子是朋友。《新世纪》的资深编辑吴稚晖，曾经受过古生物学的相当训练，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鼓吹为科学社会学，胜过严复的斯宾塞进化论；这就使他在文化上拥护与迷信相对立的理性主义，在政治上拥护国际主义和和平主义。作为自封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巴黎小组吸取了1898年大同空想家们预言未来的热忱。吴稚晖作为一个技术方面的理想家，表现出特别的活力。他称赞创造性的制造工具的才能是人类天赋的本质，他号召以一种具有灵感的运用精神，通过机器来拯救世界，这半是宇宙论的空想，半是科学的虚构： 其时学问之研究，最普通者，首为一切交通便利之工程。求与海底气界自由往来。余则改良野蛮肉食之品物，及精究卫生与医理，使年寿加增。至于理化博物种种进化之科学，当时既以文字简易划一……百出新法，以求易知而易解。园林清游时，可以随便在花间树底，口讲而指画。道途间与绝未见面之人相遇，亦可姑出其所学于夹袋中，问难而质证。如此，其时即十许龄之童子，已能共有现在科学家之知识。1 不过，不同于康有为，吴的唯科学主义采取了使理性主义与宗教相对立的西化的方式。吴离奇而有趣地坚持他的看法是清除了玄学幽灵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拒绝承认他的通过“仁”来实现进化的净化过程2的想象受到儒家精神象征主义的任何影响。《新世纪》追随他的领导，坚持宗教-非宗教的两极分化，并用它来谴责儒教只不过是反动的迷信。代替那种把现代道德视为始于古代萌芽的稳步发展的改良倾向，《新世纪》对道德变化过程的解释往往依靠净化的概念，因而本性固有的良好状态，在革命时期的净化中得以摆脱积累起来的杂质。 与唯科学主义的《新世纪》相对照，无政府主义者在东京出版的刊物《天义》，则反映了它的编者古典学者刘师培及其妻子何震3的人本主义倾向。刘是国粹保存会的一个创办人，又是著名书香人家的后裔，他在1907年发现，他的反满主张使他侨居国外是可取的。在东京他与刚刚抛弃了改良社会主义而成为无政府-工联主义者的日本激进主义者幸德秋水、北一辉的相识，导致了他两年无政府主义的尝试。何震明显地同样受到东京环境的影响，组建了一个女权复兴会，并且作为《天义》正式的编者和出版者，使激进的女权主义成为无政府主义使命的必要部分。 因此，《天义》把对现存制度的反传统的攻击与古怪的文化保守主义混合在一起。刘师培和何震认为“欧美日本各国，只有伪文明”，1而不愿肯定现代欧洲最接近大同社会。他们设想出一个农民-学者们居住在自给自足的小农业村社的乌托邦，在那里“人人不倚他人”，“亦人人不受役于人”，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放任”的状态中。2虽然《天义》刊载了《**宣言》最早的中文译文，但刘师培也给予作为无政府主义先驱的公元4世纪的道家哲学家鲍敬言（抱朴子）3和战国时代的农学家许行以相当的版面。抱朴子是一本谴责所有政权的古典小册子的作者，许行则反对孟子把社会分成劳心者和劳力者的职能上的等级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坚决主张人人没有例外地耕种土地。《新世纪》选择克鲁泡特金作为他们的西方圣人，《天义》则特别推崇托尔斯泰，刊载了他的《致中国人的信》，信中赞扬传统中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并告诫人们提防立宪政府、工业主义和军人政权的暴虐后果。4 既作为传统主义者也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憎恶清末改良的现代化方向，他认为这将导致一个受当今西方邪恶影响的社会：军国主义和强制性国家机器的发展，新的更深的阶级分化以及受物质主义和贪婪玷污的商业化文化5的产生。对何震来说，结束妇女与世隔绝和促进妇女教育的现代化计划，给人同样虚伪的改革的错觉，否定妇女真正的经济和个人的独立，同时助长关于男人性别剥削的充分自由论的新形式。6就要到来的政治革命说不定并不导致废除一切政权，面对这种可能性，刘和何把中国的未来和它的过去作了令人失望的比较。如果财富和等级这些表示地位的障碍很少就更接近大同社会，那么传统中国既是后封建的，也是前资本主义的；它所自夸的政治**主义一直是一种掩饰真相的门面，其结构上的弱点一直被人们成功地加以利用，“以稍脱人治之范围，而保其无形之自由”。1虽然刘师培并没有因其乌托邦理想本身而弄错过去中国的这种怀旧的特点，但他对现代性的反感，既激发了他的激进主义思想，也导致他后来在1908年决定放弃革命目标。 像1898年的改良者那样，两个无政府主义小组都自认为是国际主义者。不过到了1907年，国际主义只在较小程度上是传统的东亚世界主义理想“天下”的发展，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当时对19世纪90年代以来非常有力地发展起来的反满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的抗议。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把“富强”作为面对帝国主义的国防重点，这一点比其他任何单一的问题更激起了这两个刊物读者的批评。为了回答，无政府主义者利用克鲁泡特金反对达尔文和斯宾塞的例子争辩说，类似的动物群体生活表明，人类社会的进化是由种族内部的合作而不是由竞争所推动。 不过，与此形成对照，他们的国际主义一种含义是，民族仇恨掩盖了其他更深的社会分裂。改良者认为阶级冲突，如果有，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以外的事，在这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则反复地议论贫与富、官僚统治者与人民、受教育者与愚昧者、城市居民与乡下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矛盾。这些弄坏了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秩序的根深蒂固的对立，他们认为都是由继承下来的政治权力体制的强制权力引起的。 根据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为某些精英集团权势人物的利益服务的理论，《新世纪》认为，中国的平民百姓应该认识到立宪主义者的政府将成为士绅的工具，正像国外这样的政府为资本家服务一样。何震把女性的从属地位归因于妇女在经济上依赖男人，并把女性的生产劳动看成普遍的劳动剥削等级制度中最卑贱的。刘师培抨击清朝改革方案的社会代价：它向农民征税，以便为地方头面人物政治上的扩张而创设学校、安全机构和“自治”的议会。这样的分析表现出一种适应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阶级意识，因此为五四运动期间民粹主义的群众运动做了准备。 对社会冲突现实的敏感，与无政府主义者热望平等密切相关。阶级和身份的等级制度被视为是由所有社会区分即“界”——无论是种族、国籍、财富、职业、居住地，还是性别——强加的。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乌托邦蓝图的过激特点，实际上是要克服不同的个人生活条件中最敏感的工资差别的策略。《天义》和《新世纪》两者都建议性伴侣和居住地的交替。刘师培追随许行对孟子的批评，把所有劳动职能上的区分视为社会等级制度的根源。他试图使许行的个人经济自给自足这种补救方法适用于现代背景，提出每个人在一生的过程中都要顺次从事所有的基本职业：21岁建设道路，22岁开矿和伐木，23—30岁从事工业，如此等等。1 不过，由于群体的社会阶层差别甚至比个人的社会阶层差别更厉害，无政府主义者也在所有存在的社会群体——无论是家庭、氏族、种族、省份，还是国家——中看到了妨碍平等的种种的“界”。所有这些都会产生利己主义的依附纽带，使一个群体集体地和所有其他群体相斗。欧洲的无政府-**者经常谈到，一旦政府消失，自愿的联合将怎样提供一个健全的社会组织结构。但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更愿意设想的，要么是自给自足小村社的绝对主权，要么是一个单一的世界——两种制度都把自主的个人置于一个单一的无差别的集合体中。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乌托邦制度的公共特征不受私利集团或个人利益的腐蚀。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较早时期的著作——不是直接吸取西方模式的著作——中，集中注意力于个人从所有社会群体的依附中，特别是从对家庭的最基本的依附中摆脱出来，这是不足为奇的。 归根到底，对每个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重新组织家庭生活成了最根本的问题。系统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大多数人认为家庭是支撑所有其他权力体制的根本的政治结构。其他一些人强调，家庭对个人的特殊的直接性使它在社会制度中必然处于变化开始发生的地位。另外一些人则确定自私道德上的根源在于家庭所产生的特殊的联系。他们全都说明了家庭的中心地位——对他们自身的经验来说，因而也对任何关于人类幸福可能模式的乌托邦观点来说。 在要求人际关系的革命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追随康有为和谭嗣同，他们曾预言最终将“摆脱”儒家仪式主义的“罗网”。康有为最早的哲学手稿（在日期上早于他的大同进化学说至少10年），强调个人“自主”是人类本性的一个主要方面，这种本性只有在平等主义的人际关系框架中才能得到外部的表现。1在《大同书》关于家庭的部分中（上述手稿是这些部分最早的来源），康从未否认强加给子女的孝道是回报父母养育他们的一种绝对的道德义务。但是，他把这种义务看成沉重精神痛苦的根源，只有当“人无出家之忍而有去家之乐”2时，这种痛苦才能减轻。康的乌托邦的许多重要社会事业机构，如它的公共托儿所、医院、学校和养老院，都是一些起替代作用的组织，这些组织将以一种避开私人依赖、因而只留下普及了的公共情义感的方式，提供历史上由家庭履行的服务。“未曾施恩受恩，自不为背恩”。1 康有为认为，如果心理上不能忍受不相称的赐惠和受惠的关系，那么道义上的束缚就将导致人际关系中的等级制度。这就是他谴责儒家的基本道德“义”是所有不平等的根源所包含的意义。2另一方面，谭嗣同把儒家的家庭率直地描述成一种“上以制其下”的压迫制度。3两人都把家庭中身份尊卑不同的相互依存关系看作道德的败坏，只不过对康来说，这种败坏是以内疚为基础，而对谭来说其根源则是暴虐。康呼吁从相互义务的负担中获得自由，谭呼吁从奴隶从属关系中求得解放，其间存在着心理反抗和政治造反之间的潜在差别。 虽然这两种原理都存在于无政府主义者对家庭制度的攻击中，但后来的乌托邦主义者倾向于遵循谭关于家庭关系的政治模式。他们断言，家庭关系与其说是基于正常的道德情感，不如说完全是事实上的安排。“故父愿其子孝，且用强迫威骇以得之，而子变为奴隶禽兽矣。故孝者，父之利也。子欲其父慈，欲其有利于己……则父母为马牛……故慈者，子之私利也。”4按照李石曾所指出的，这是亲属关系的功利主义的本质，儒家主义者却习惯于以谈论“恕”和“人情”来掩饰这种本质。而且，这些相互依赖和奴役的功利主义安排是建立在“强迫威骇”基础之上。因此，家族主义的政治化模式作为一种严酷的压迫，必须通过号召反叛，通过肯定“强权”是外在和人为地强加的信念，加以对抗。在这种意义上，当前这种强与弱为了霸权而揪扭在一起相互野兽般斗争的霍布斯式社会，被视为只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序幕，那时“人类情感”在一个只由“公道真理”之光普照的世界中可能再一次开放出花朵。 所有视家庭的改造为最基本的社会目标的乌托邦主义者，都为这一要务的说服力量所推动而提倡某种女权运动。有些人如李石曾，追随谭嗣同，认为妇女在家庭主义等级制度中是所有人中的最弱者，因而也是这种制度的十足的受害者。作为男性的激进主义者，他们就像年轻人在长辈面前作为他们自己的代表那样，论述妇女的苦难。他们鼓吹妇女需要自我改进以克服对家长统治的依赖，家长制统治因她们自己只不过是亲属的优越感而被缓和了。其他的人在思考妇女问题时，则更多地受到康有为的理论影响：如果家庭作为生物学上的统一体应该废除，那么它易受到的最大责难是在婚姻关系方面。通过教育和工作而使妇女为自主作好准备，成了从家庭关系网络中摆脱生育负担的主要先决条件。不过，对于刘师培和何震来说，乌托邦最根本地要求废除劳动的区分，这种理论上的主张认为性别上的平等是达到划一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困难，因为它必然要受生物学功能的不能缩小的差别的限制。由于这个原因，何震争辩说，不想当男人奴隶的妇女应当愿为**社会而努力，只有在这个社会，所有的奴役形式才能被消灭。1 然而，男性的乌托邦主义者和妇女激进主义者在对家庭价值的重新估价方面，在性别的作用上却有重要分歧。从康有为到《新世纪》这批人，一种典型的男性的乌托邦理想是男人和妇女将享受到解除了因义务而来的负担的自由性关系的社会。在思想上，他们保护人天生的情感而反对仪式化的道德，他们怀疑各种各样排他的私人关系原本是利己的，这种乌托邦理想是他们思想的十分自然的延伸。但何震，像大多数中国妇女女权主义者一样，关于性别，和作为意志自由论者相比，更是一个清教徒似的人，她的理想是结束一夫多妻制和妇女作为性“玩物”所受的压迫。1 无政府主义者的雄辩术，当把婚姻和家庭的社会制度当作以严酷权力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予以分析时，是最富于战斗性的。不过，无政府主义者无论怎样详细地论述作为家庭成员的个人的主观情感，这种家庭关系的政治模式也是难以证实的。在中国人的丧葬仪式中，虔诚的儒家的子女在礼仪上因其父母的死亡而自责。李石曾大声疾呼：“（子女）何罪乎？”2意思是让**的环境对虚伪的社会看法负责。但在家庭中，奴仆也是靠人过活的人；父母的外在权力与子女驯顺地承认软弱和有所需求是相对的。信仰虚伪的儒家社会准则——这是束缚个人使之接受从属性的“迷信”——于是成了自我的一种内在的失败，要靠道德上的努力予以克服。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政府主义者彻底改革儒家家庭体制的愿望，导致他们重新肯定早期改良者的信念：人的责任在促进进步中是一种道德动因。 可是在这种新个人主义的框架中，道德成就的性质问题提出了早期改良者所不曾面对的多种解释。刘师培说：“因不能独立，遂自失其自由权，因不能自由，遂自失其平等权。”3这里用来指政治共同体中的正式公民权利的西方新词“自由”，只不过是从个人自主开始而以他或她的平等结束的自然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在这种意义上，危害自主和平等的并不是威胁自由的非个人的国家结构，而是这样一些另外的个人，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是人最亲密的关系的通常的根源。无政府主义者以自主和平等反对亲属关系，并没有提出自由公民的政治理想，而是提出自给自足的人的道德理想。它的实现带有新的心理代价：抛弃传统上受到尊崇的、又是安全与满足的主要源泉的亲属关系网络。自主的斗争变成了不是直接地寻求个人解放，而是一种艰苦的自我约束，其中存在一种对自我负责的沉重负担，极可能还存在一种内疚的负担。 从儒家仪式主义的约束中寻求个人解放的要求，是可以称之为改良时代关于生活方式的自由主义的核心。对于家庭的攻击壮大了这一运动，但它也表明了个人主义当其被解释为与所有社会关系脱离时，所要付出的心理代价。这样的脱离只能不可思议地被设想为将导致幸福，个人作为与他人处于平等关系中的一个分离的原子而溶入无差别之中。 于是个人解放，在康和谭的进化宇宙论的乌托邦语言中，最终被设想为这样一个过程，整个“界”的复杂制度将由此而被打碎。在今文经学中，对于人类的一致博爱，界的概念已经引出地域的、文化的和种族的阻碍。佛-道形而上学把种种的界看作强加于无差别统一实体的人为的事物的格子；而新儒学传统则给予这个概念一个道德的基础，强调区分内在道德精神和世上邪恶外在力量的多种层次——仿佛是一些能渗透的隔膜，它们形成关于道德努力的论争的主题。 因此，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揭露界的象征意义成了表明超越社会的乌托邦的人类可能有的幸福的一种方法。《新世纪》关于乌托邦似的解放的论述，通常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忘我的形而上学的看法，这种忘我能导致与无限的宇宙之流和谐一致： 人惟无彼此之心，则世界众生一切平等。物无所竞，天无所择，……且互相救互相助，以跻于至平，此爱非生于有情，乃无情之极端也。1 吴稚晖就是这样力图调和基督教徒（和儒家）的人类之爱和佛- 道哲人的形而上学的超脱。 吴稚晖即使在他关于技术和乌托邦的论述中，也像他之前的康有为那样，把科学的最大赐予描述为促进庄子“消遥游”那样的生活，无往而不适。男人和妇女，首先是学者和旅游者，在乌托邦中依靠科学从艰苦劳作和疾病中解脱出来。在学习方面，目标是全面的知识——想象中的对宇宙无所不知的理解。在旅行方面，有可移动的住宅、小旅馆和大饭店、巨轮、火车、气球和海洋潜水钟，甚至在住宅区之间有自动传送带。如此逼真的幻想勾画出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人们与整个世界的联系无需费力，这种亲切交流也包含了它的对立面：从那个世界的任何特定的联系中脱离出来。 如果说《新世纪》的作者们，象征性地把自我解放说成个人融合进整体，那么刘师培在《天义》中，则设想出通过宇宙力量的作用引导人类从自主到平等的自我解放。存在于每个个人中的自我肯定的道德能力，最终将不断地为所有其他的人的正好相等的能力所平衡，造成依赖于“均力”良好调节的乌托邦的静态平衡。不过，在上述两种理论中，解放的过程都是始于寻求实现解放的个人的自我肯定，而以社会上个性的消失为结束。 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之间哲学上的一个基本冲突，一直围绕道家个人主义的奥妙的超脱和儒家人本主义的社会卷入这两者的不可调和性而反复展现。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认为在心灵寻求精神上的通达和它参与拯救社会的工作之间，应该不存在任何根深蒂固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他们喜欢对于儒家社会道德的道家式平等主义的批评，但无政府主义者赞成一种在道德上是肯定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与儒家宇宙-人类相互依存的神话更和谐一致。而且，他们否定道德情感能够真正地在特定的人的关系中表现，这就允许他们把道家的超脱精神引入他们关于社会乌托邦的论述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够只依靠把人际关系的社会平等（“平”）描述为一种无差别的融化自我的经验统一体的宇宙平等（“平”）幻想的反映，解决个人自由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矛盾。 社会乌托邦主义者已经提出，虽然他们并没有回答，是否应该按照一种摆脱一切社会事务考虑的道德准则把个人解放看作最终目标这一问题。当他们不再热衷于神秘的飞跃时，大多数社会乌托邦主义者便会从这个边缘退回；无政府主义者坚持，平等的实现将建立以互助为特点的公共社会关系，但这种由那些响应反抗老人政治权力的斗争号召的人的经验检验过的主张，却使民国早期要求家庭革命的青年人从个人方面考虑自主的好处和代价。虽然后来大多数“新青年”急切地尽其可能证明他们个人的反叛推动进步，但到1919年，少数勇敢的人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唯一可取代礼仪文化的办法是不受约束地肯定从社会来说是非道德的自我。有些是自由主义的学者，如历史学家傅斯年，他越过社会“义务”，选择个人的“自发性”作为一种个人的权利。1有些是浪漫主义的文学家，如放荡不羁的创造社成员，他们宣称他们的艺术是一种纯粹自我表现的形式，除了它自身的美和情趣之外并不需要社会的承认。甚至鲁迅也告诉新青年，“蛇蝎”之道比圣人之道更可取，并且建议以尼采的“超人”作为新文化的英雄。1所有这些反叛者，都表现出一种让行动置根于主观的愿望，即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即使被打上狂人身份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讲，无政府主义所要求的个人解放相当于一种纯粹个人主义的潜力，但是是一种它的追随者自己视为超凡的潜力。既然如此，只有很少的中国人信奉这种乌托邦的个人主义道路到底，这并不奇怪。 无政府主义者在信仰社会平等方面，在中国的社会思想中开拓了新的领域，这种信仰是他们解放个人的要求的基础，也是他们对家族主义的批判的基础。然而，这种激进主义的内容主要是在改良进化宇宙论的理论框架之内表现出来。无政府主义者强调革命“时机”的催化作用，很容易作为科学的“素材”并入对自然的总的看法中，道德上承担责任并能动地发展改良者的宇宙观。他们把儒家思想当作反动的社会实践体系，这种进化论者的定义，只不过使他们不肯公开承认受惠于儒家形而上学的象征性，这种象征性遍及他们逐步人格化的宇宙模式。褚民谊在《新世纪》上对这些论题的系统阐述尤其引人注意。2他在强制力量和遍及世界的道德文明之间看到了一种斗争，在其中作用于物质的创造与毁灭的力量是相互依存的，导致对进步的消极力量（或革命）与对进步的积极力量（或教育）相随并进。3从这种意义上说，褚认为宇宙将以一种无限的累积方式，从“有”到“无”地前进：前者，在性质上是被强制的，是表面的，仪式主义的，虚假的；后者，是自发的，真正的，出于仁心的，真实的。相信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加强了孟子关于人性的学说，这导致了褚过分的道德乐观主义：现在一个真正具有人类特点的社会正在变成现实；也导致他相信这样一些人的预言者的作用，只有他们能够以一种道德上纯正的辨别力在整体上理解革命思想。 作为一种世俗主义的科学哲学，褚民谊或吴稚晖这些人的思想是不完善的，它们与唯科学主义的改革看法的区别，至多不过是明确主张宗教和世俗属于显然不相容的意义范畴。他们终于信仰的科学的真理模式——事实上派生自外来的西方科学反对宗教的争论——成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教条，对他们实际的宇宙论思想没有多大影响。倒不如说，后者在它关于宇宙-人类相互依存的形而上学的假设中，继续沿着改良者的道路走下去。 作为革命的理论，无政府主义者追随谭嗣同和梁启超致力于进一步辩证地说明变革力量的改造的特性。不过，在这里，无政府主义者对进化宇宙论的看法却与他们社会思想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因素联系在一起。无政府主义者相信人类社会基本上划分为被压迫和压迫的社会集团，他们是通过这两个集团的冲突，而不只是通过文明从人类社会的先进部分到落后部分的和谐传播来展望进步。虽然他们认为渐进主义者的教育过程和革命爆发点在历史进程中是相互依存的，但他们寻求对被压迫集团进行教育，使教育起一种辩证的作用：导致反抗，而不是合作。从这些方面来看，无政府主义者不只发展了对未来的社会乌托邦幻想，也为政治进步的社会革命模式做出了贡献。 革命后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 1911年民国的建立既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在中国大地的自由传播，也为激进组织的新的实验开辟了道路。甚至在革命前的流亡中，巴黎和东京小组就贬低政治斗争的地位，但把鼓动性的活动看作社会革命的教育。在辛亥革命期间，无政府主义者吸取了欧洲激进主义分子的经验，提倡把各种各样活动——从学会到群众大会、俱乐部、暗杀、罢工和抗税——作为宣传手段，力图把中国人的公众意识提高到欧洲革命先驱的水平。中国可以以这种办法为世界范围的“革命时代”做好准备，他们预期革命时代将在下一世代某个时候在欧洲开始。 旧政府一被推翻，就有两个团体在宣传活动中起带头作用。第一个是刘师复的心社，第二个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1刘师复因一次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尝试而在广东监狱服刑时，于1907年由于阅读《新世纪》而在政治上有了觉悟；这次严峻的考验导致他宣称自己是克鲁泡特金的信徒。他献身于无政府主义事业的宣传，1912年2月，和几个亲密的追随者在杭州附近的隐藏地白云寺集会，于是诞生了心社。江亢虎于1907年，再次于1909年到日本和欧洲旅行，这使他与东京的激进主义者和巴黎的《新世纪》小组都有了接触，因而受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返回中国后，他作为几所教育妇女的学校的领导人，在1911年夏天开始发表演说，鼓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并且随即利用革命的优势，为传播他的思想而组织了一个教育俱乐部的网状组织。 这两个运动都认为它们主要纲领的基础是废除家庭和创建代替家庭的普遍的公共机构，是普及平等教育。与此同时还指望结束所有的阶级区分和地位等级制度，创造一个社会地位相同的个人的社会。然而，江亢虎和刘师复不久就变成了敌手，这预先反映了它们分别与欧洲社会主义者的第二国际和国际无政府主义协会的共同点。 在他们之间跟着发生的关于“社会主义”正确含义的争论中，刘师复既反对江亢虎所承认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政权的作用，也反对他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容忍一定程度的私人企业。刘师复以一种没有受到任何功利主义考虑牵连的纯粹的幻想，想象出一种和谐而非现世的绝对**，在那里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都将是公有的，货币将被取消，工作也由于科学进步而变得轻松愉快。而且他坚持，建立在人性固有的互助本性基础之上的无政府-**，和对无政府主义的任何个人主义的解释没有共同之处。50000445_0440_01 另一方面，江亢虎仍然是民族主义者和斯宾塞式的达尔文派，相信经济发展有赖于在生产活动中利用人类固有的竞争本能。作为实现人类平等的手段，他提倡废除家庭，认为这是一项主要取决于妇女完全解放的改革；他还提倡废除财产继承，这将促进健康的经济竞争和劳动的专业化，同时保证公共机构所培养的个人在死时将回报这些机构。2在西方社会思想家中，江尤其感兴趣的是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所表达的思想和苏格兰长老会的进化社会主义者托马斯·柯卡普——江把他的《社会主义史》译成了中文。 组织上和学说上的分歧分开了这两个团体。江亢虎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倡导者，把他的社会主义俱乐部组织网络看作组织政党的准备。他宣称中国社会党到1913年已有400000成员和400个支部，虽然这无疑是夸大，但也反映了他希望取得群众基础。这也说明了北京政府查禁的原因，查禁导致江于1913年末退居美国，而这一运动此后立即衰落。1另一方面，刘师复的《心社》却是在联系紧密而有组织的原则上建立的，它的个人至上论和亲密关系使禁止它要困难一些。辛亥革命以后，当这一事件所具有的复兴的象征性意味着在社会实践中推动大同理想的现实改革时，一些类似的无政府主义者鼓动起来的团体就建立起来了，心社是其中最热衷的。刘师复、张继及其他人所怀有的建立一个试验性的乡村共同体的梦想，从未被这些团体中的任何一个实践过。不过，心社仿效了巴黎《新世纪》小组所提倡的集体自助模式：成员们靠部分地由捐助和团体所有的生产企业如餐馆和印刷厂所筹集的共有基金养活自己，还居住在共有的住宅里。 比这些试验性的公社生活试验更重要的是，乌托邦和道德上完善的自我理想的结合结出了禁欲主义和自我克制的个人行为规范之果。发誓赞同这种规范，实际上成了确定一个人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团体中的成员身份的标准仪式。心社的规范在其限制酒、烟和肉食方面表现出一种与传统宗教的联系，把罪恶和腐化联系起来；反对订立婚约、反对参加宗教，或者反对担任任何性质的政治职务的规定，明确反映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而自主和平等的解放了的人格理想则必然要求禁止雇佣奴仆或者乘坐黄包车或轿子。其他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准则比心社要宽松些。由原来《新世纪》的领导人于1912年建立的规模最大的进德会，甚至按照个人承诺的程度考虑会员身份的等级。对人类弱点和对现存社会体制需要的这种让步，可能是无法避免的。 心社1915年后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客观的事件：刘师复在那一年因肺结核而过早地死去，这是在这个团体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已经受到动摇之后不久，世界大战使克鲁泡特金领导的欧洲母体组织的国际主义原则受到严重的考验。不过，在1912到1915年之间，心社出版了4本从《新世纪》中选编的选集、许多小册子和大张印刷品，以及《民声》杂志，以中文和世界语刊行；1它还在几个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晚至1919年，据说心社的松散的后继者还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和陕西省活动，用的是群社、无政府主义同志社、实社、平社之类的名称。2原来的《新世纪》小组在1915年后也在继续活动。虽然它的领导人李石曾和吴稚晖仍然以欧洲为基地，但它通过在法国发起一系列创新的工-读计划对中国的学生运动有重大的影响；在法国，战时动员已导致劳力短缺。在1912至1920年之间，几百名中国学生在国外学习时，用这种方法集中他们的收入以养活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伴。 1912年后，这些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团体对中国激进主义的贡献，更多地是通过教育宣传和社会实践而不是通过学说上的革新。与它们之前的那些团体比较，1911年后的这些团体对社会实践表现出高度的关心，这促使它们更密切地注意其欧洲样板的组织工作。这从而导致除了国内型式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之外，又努力于政治上的建党和大众教育，在上海，还试图组织城市工人。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间的年代里，对无政府主义表示同情，把它当作现代的大同理论，这在具有激进倾向的中国人中是普遍的。1917年以后，这种同情扩展到了蔡元培校长领导下的北京大学，他鼓励思想自由，鼓励复兴进德会和《新世纪》模式的工-读计划。相当多的中国**的创建成员，包括**在内，回忆说，在1920年后改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前，无政府主义在政治上曾经吸引过他们。甚至“**”这个词，一直到那时，也普遍地被理解为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用语。1 因此，在1919年之前，西方的社会主义传统主要是以无政府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而为中国所知。朝向无政府主义使得中国人熟悉欧洲和美洲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基本轮廓，但只熟悉很少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原始文献，而且压倒一切地来自克鲁泡特金和他的同伴。在1917年以前曾被改良者、也同样被革命者附带地谈论过的马克思主义，是和不适于中国环境的议会民主和工业生产情况下的欧洲社会民主和劳工运动相联系的。中国的社会乌托邦主义者强调家庭关系的革命，这就提出了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把个人生活的改造当作革命过程中其他变革的一个原因，而不只是一个结果。朝向无政府主义，在某些方面仍为后来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了准备。它使人们知道了与斯宾塞的理论相竞争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历史阶段论，也使人们知道了通过革命过程而起作用的关于变化的辩证观点。它培育了一种朴素但却强烈的阶级意识，和对作为发展动因的普通民众的同情关注。此外，依据中国社会乌托邦主义发生和发展的一种土生土长的激进主义观点，可以更好地理解后来中国**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坚持的某些组成部分。它们包括毛主义者所强调的文化方面的改造和个性改造，使之作为革命变革的自主的源泉；他们不喜欢城市工业经济的理论解释而赞成农业村社的社会动员；他们怀疑职务上的“界”会产生阶级差别；他们热衷于“自力更生”；以及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他们需要依靠经过教化的人的能力作为变革的动力，这既能导致跃进到太平盛世的乌托邦似努力的势头，也能导致经常发生的无法摆脱的对历史的倒退的恐惧。 新青年 1915年9月，一种由著名的激进主义者、人文学科教授陈独秀主编的杂志《新青年》创刊。1它的出版正式开创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它汇集了形成19世纪90年代早期改良运动以来，关于进化宇宙论的思考的第三阶段的种种思想。初期的改良者在1895至1905年间曾赞扬新的进步取向的宇宙观。无政府主义者曾发展改良者的乌托邦想象，强调革命斗争以摧毁社会不平等和儒家的仪式主义，作为达到个人幸福和社会乌托邦的手段。《新青年》的作者们则以自然主义的科学语言来描述进化，而没有儒家道德的含义。但是与此同时，他们认为“青年”本身的活力推动变革的进程，以一种新的基于活力论的生物学的道德乐观主义来激励全人类。 不过，《新青年》在1915年并不是从直接肯定这种乐观主义的进步哲学着手。更确切地说，它最初是激进分子的工具，他们急于抵制他们所认为的政治和文化中的倒退势力，这股倒退势力在袁世凯当总统时蹒跚而行的共和政体实验中，变得更加强大，而在袁死后又成为相互斗争的军阀的抵押品。但是，受围攻的激进的现代主义者开展来作为防御性反击的这一冒险事业，却取得了势头，因为许许多多在帝国以后的环境中受教育的现实中的“新青年”，聚集在了《新青年》提倡科学、民主、文学革命以及青年和妇女反抗的口号之下。到了1919年，学生运动的战斗性和北京院校领导及其他大学的保守主义者的明显溃败，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新文化正在变为现实。这一年学生领导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军阀政府的五四示威表明，作为进步政治力量的被动员起来的觉醒了的民众终于出现，成为相互补充的力量。国内这种变化的加快，国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尤其是在俄国革命时，也有相应的情况。到1920年，陈独秀和他在《新青年》的亲密合作者，哲学家、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宣称他们改信马克思主义，并把这一杂志改变成新出现的中国**运动的宣传工具。关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理想的希望之火，这时又在一种新思想体系中，重新为中国**革命本身打下基础，使它能回顾性地认可这样一种意见，新青年运动事实上标志着这个时代另一个伟大的变革。 在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时，陈独秀和他的合作者们对于进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持悲观主义态度，在民国初年，悲观主义使正在出现的新传统拥护者和立宪主义者感到气馁。《新青年》并不凭纯粹想象的跃进来想象出无政府主义式的理想的替换物，而是冷静地专注于中国的文化落后及其给当代政治造成的威胁。他们也具有那时常见的关于进化的社会学观点，断定社会风俗、道德和民族心理对政治变化有决定性影响。他们与梁启超和其他“国性”的分析者一样，关心如何克服社会组织各部分之间不相适应的脱节现象。因此，《新青年》反对文化落后的运动，首先是间接地作为在政治上与君主复辟进行斗争的手段而被提出来。这一杂志最著名的对家族主义的批判者吴虞认为，中国历史上无力摆脱**主义主要是由于宗法习俗，与此同时，陈独秀自己在同康有为的连续论战中，提出了类似的反对儒家道德的论点，在袁世凯的独裁政治下儒家道德成了保守主义者控制政治的工具。1 然而，这种工具主义论点——到1915年，这种论点对温和主义者的文化改革主张是重要的——在陈独秀的思考中只起次要的作用。他的出发点是对科学的一种新信仰，不仅相信改革方式是自然主义哲学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相信改革方式是验证自然和社会真理标准的一种实证主义的验证方法。梁启超在为“国性”进行辩护中，提倡在他视作儒家道德品格理想的参数之内的文化适应，并以一种日益增长的不快来看待对进化的自然主义的解释。但是陈却把科学当作一个实证过程，这个过程强迫人们把自然主义的宇宙既作为事实又作为价值观来接受。陈独秀不像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仍然认为意识与在精神方面反映经验的真“心”有联系，他是在生理学的心理基础之上谈意识，并认为人只是生物学上的和社会的有机组织。否定历史进化与宇宙论的进程相联系，这意味着陈独秀在现世主义和脱离圣人的人格理想方面代表了他这一代人的极端观点。因此，他和《新青年》有拥护“全盘西化”的名声。2 当然，陈独秀的科学主义世界观并不像他要使他的读者相信的那样，彻底根除了继承来的信念和道德态度。的确，他是最早以一种几乎摆脱了传统哲学概念的日常用语表达其思想的人之一，因此，避免了频繁改进以及以新理性主义的外衣来表述传统形而上学信条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伎俩。但是，他在1915年向青年提出的人格理想，由于其非常显著的世俗主义，在许多方面仍然是1902年的“新民”的直接派生物。 改良者的“新民”被要求是朝向进步的，坚持己见的，有生气的，独立自主的。康有为曾为独立自主的自我提出一种宇宙论的基础，每个个人都分有几分宇宙的基本本质。谭嗣同曾使斗争成为一种关于道德品格的验证尺度，梁启超也曾经说过，作为进步动因的正在奋斗的个人体现了有关其真正目标的道德，因为被理解为拒绝向他人优势力量屈服的旺盛斗志应当对平等的道德目的作出贡献。这种出于弱者观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对容易地调和了个人和集体的利益，承认重实效的、有成效的努力以求得道德价值。 在陈独秀最重要的论文《敬告青年》中，人的品格中的蓬勃活力被看作青春本身，不是年龄所起的一种作用，而是心理的特质，这种特质使个人真正自觉，从而具有为进步效力的更新的力量。“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1在这一点上，自然主义的隐喻取代宇宙论的隐喻，成为号召采取现代人的态度的论题的框架。“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是进取的而非退隐的”，“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这些训诫反映了19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革新的基本目标。“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这一训诫体现了从个人礼仪上的关系中获得彻底解放的社会-乌托邦要求，而且陈独秀的解释表明，这一训诫也运用了作为独立思考和行动准则的科学理论。在这里，以及在他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和“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号召中，陈按照他自己所主张的实证的试验和社会决断的模式，发展了初期“新民”理想的重实效的、以工作定向的潜在力。 因此，在《新青年》关于解放了的个人的解释中，这种唯科学主义的世俗论，促进了进一步通过客观社会实践向着意义明确的自我实现的转变，并且离开了个人解放的早期模式，这种模式被设想来作为道德上自我实现的一个方面。个人主义的品德——独立、自力更生——并不是以社会-乌托邦的方式与从所有纠缠不清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这一点相联系，这种解放是激进的，实质上是不可思议的。相反，它们适合于基于婚姻配偶自由选择的核心家庭和所有成年人经济都独立的欧洲模式的家庭体制。更重要的是，这些品德在其所起的作用上被视为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联系：“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经济学生产之大则……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相互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1 这种心理上的态度和社会结果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的同样信念，使《新青年》关于自杀问题的讨论很活跃，当改良时代的许多中国人寻求理解新的人格理想并使之成为个人品格时，自杀问题曾经强烈地吸引了他们。早期的虚无主义者曾谴责逃避现实的自杀而赞成自杀性的暗杀，理由是只有后者不仅要拯救自己也要改进世界。2当新青年运动的支持者们否定自杀行为传统上被承认的道德上肯定或反对的启示时，他们本身便不再被打动，这事实上改变了自杀的实际社会意义。不过，他们的意图还是超过了虚无主义者对被动性的简单否定，从而怀疑以下任何行为的正当性，这些行为的基础是儒家典型的思想上自我克制的道德理想和儒家关于行为要和扩展到道德之外的宇宙统一体协调一致的假定。谭嗣同按照这些信条，选择了殉难，但20年后在《新青年》的世俗社会中，这种对死的选择无论意愿多么高尚也仅仅被看作一种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只有活着才能斗争。1 对于《新青年》的信仰进化论的自然主义者来说，生命本身既是人的价值的源泉又是进化的道德目的论的证据。在五四运动期间，法国哲学家享利·柏格森作为西方圣哲吸引了新传统儒家主义者的注意，他的“生命冲动”学说，表明他理解科学推理所达不到的道德体验的直觉的本质。但是，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却使陈独秀和他的朋友们认为他们已建立了一种科学的正确的哲学立场，这种立场重新肯定了人类在充满人道主义目的的发展的宇宙中天然相互依存的进化观。青年，由于比较地说来摆脱了落后的传统环境的拖累，由于对老人统治的“阶级”敌意，是最适合于作为进步性变革的先锋而行动的社会群体。青年也是那种假定能激发整个宇宙力量的生命力的象征。 按照这条路线，新青年运动的科学的、实用主义的现代主义者回到了形而上历史进程的宇宙观理论。关于青春，这份杂志的形而上学家李大钊2吸取了不带儒家道德象征主义的儒-道宇宙论的象征主义，赞颂一切自然宇宙运动具有生命本身的固有价值：“大实在的瀑布，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的潮流，随着大实在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转进，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3李选择创造阶段作为形而上历史过程的最初状态。在这个以两种性质相反的成对的定性力量为特征的现象宇宙中，年轻、春天、诞生、创造，其存在只是由于它们对它们的对立面——灭亡、冬天、晚年和毁灭的相对性的依赖。但越过现象，作为整体的宇宙应当在时间本身的状态下予以考虑。这里，时间现象的特征——差别、相对性和变化——应当与它超自然的状态——绝对、一致性和恒定相对照。因此，“年轻”、“春天”、“今”都是超自然的实在：这些发展阶段的活力振荡一切。“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且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1对李大钊来说，这种超验的意象所含有的社会启示是，保守主义者应当被认为是与宇宙的活力不协调的，人对现在唯一真正的利用是去斗争以创造未来。生物学的和感情上的训诫是否定死亡——或者是自我、国家的，或者是有形宇宙的。 对于李大钊的气质来说，对赞美诗的一种欢快的冲动是基本的，这一点，早在1915年，当他在被广泛阅读的书面意见交流中指责他的朋友陈独秀在国家困难面前悲观厌世时，就可看出。2但是，国内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和欧战结束时期世界变化步伐的加快，在两人心中都激起了希望。陈独秀认为这些事件证实了他的信念，即历史中的促进力量是由文化和制度的原因与结果的复杂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学说可产生一种社会，一种社会亦产生一种学说。影响复杂，随时变迁。其变迁愈复杂而期间愈速者，其进化程度乃愈高。”3他们对当代事务的注意变得非常专注，以致李和陈在1918年创办了第二种杂志《每周评论》，专用于国家和世界政治的讨论。 最初，协约国在世界大战中的胜利看来似乎是绝大的事件，标示了时代的伟大转折点。不仅曾经把历史的目标与西方民主和科学进步等同起来的《新青年》，而且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威尔逊总统的民族自决的方案，指望协约国的胜利完全改变帝国主义者侵害中国主权的近代进程。不过，李大钊于1918年向布尔什维克革命致敬却证明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当他迎接1919年的新年，利用年号的改变所包含的更新的历史象征主义把它当作新纪元的开端时，他使人明白，他现在预知进步的模式将由马克思所预示的经济生产制度形成： 从今以后，大家都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线如能打破，人类都得到一个机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这是新世纪的曙光！在这曙光中，（多少个性的屈枉，人生的悲惨，人类的罪恶）都可望像春冰遇烈日一般，消灭渐净。（多少历史上遗留的偶像，如那皇帝、军阀、贵族、资本家、军国主义）也都像枯叶经了秋风一样，飞落在地。1 1919年和1920年，在许多激进的中国人当中迅速传播开来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同样是由这种对胜利的自由民主大失所望激发出来的；对自由民主的失望促使新传统主义者在战后抨击“唯物质主义的西方”中团结起来。这样，凡尔赛和约在所有方面都成了激发对西方改革模式重新评价的催化剂，这一模式曾强烈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对中国和世界进步的观点。共和政治的创伤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在和会上被出卖，使梁启超抛弃了进化道德目的论的信仰。陈独秀（在这次战争中）曾把协约国的目标与公正的理想等同起来，1919年因凡尔赛和约而感到震惊，并由于他在反对和约的五四示威中的作用而入狱五个月。到了1920年年中，陈已完全委身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革命的社会科学。许多人从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追随梁启超或陈独秀的方向，发泄对自由的西方的批评，并由于长期以来未能表露而更加猛烈。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按照世界进步的一种模式委身于他们自己国家复兴的中国人，一直倾向于掩盖西方对中国表露出的两面神的两副面目中的一副面目。他们或者把他们对侵犯中国主权的愤怒分成各不相干的部分，完全就事论事地对待这些侵犯行为，或者把中国弱小归咎于他们自己，以此为代价而继续相信文明与强权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的前景和新传统主义的前景一样，作为转回去相信外患应对中国许多问题承担责任的一种对照，可以解除没有说出来的屈辱的辛酸。 自由主义的西方改革模式再也没有恢复它昔日的光彩。在紧接五四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氛围中，在激进主义者的团体中，最受攻击的自由主义的改革信念是渐进主义。换言之，进化的和革命的变革方式越来越被认为是不能共存的选择。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经认为，长期的历史前景以一种互补的辩证法把这两者合成一体，在这一点上，青年**作为省城长沙的一名学生激进主义者，是他称之为相信进化的“大同”信徒的反对者。相反，他提倡“民众大联合”的动员，他断言这种动员能够很快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1胡适，一个知名的北京大学教授，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已成为约翰·杜威的追随者，在1919年秋发现他所主张的唯科学主义的、以问题为方向的改革方法这时受到了尖锐的挑战。在一场叫做“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他的“一点一滴”改革主张遭到李大钊的反击，李回答说，每一时代都具有从其经济关系体制导出的时代基本方向的特征。李说，按照这一道理，该时代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证明是相互联系的，人民的觉悟能够达成一种共同基础，而且能够为全部改革确定方向。双方都了解，赞成“问题”方法的论点是向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挑战的一种尝试。1 到五四时期结束时，在激进主义者的团体中，大同的概念已日益与前一代人的改良思想体系，也与一种对于改革的消极的、不关心政治的、具有高人一等优越感的态度联系起来。不过，如前面所表明的，这时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的思想上的吸引力中，至少有一个因素是，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所提供的政治行动模式相并列，有可能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和社会的解释中领悟到一种对进化宇宙论的决定性的修正。虽然中国人对自由主义的民主的幻灭感证明是无法改变的，中国人对改革理想家最初解释的“民主”和“科学”的信仰，却能够从当代欧洲和美洲的土壤中连根拔出而继续存在，再现于世界遥远的未来。李大钊，作为第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毛的早期导师，不但坚信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科学和民主传统的真正载体，而且吸收个人解放的社会乌托邦主旨和互助自然伦理观作为他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的组成部分。2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把阶级制度描述为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使劳动人民成为世界进步的动力，并使他们的斗争成为自然和社会事件发展的必然表现形式。而且他相信，普通民众进行革命的力量是源自他们的自主意识：源自他们对自己力量的自我觉悟和他们那种谁属于他们自己谁就能成长而有益于社会的认识。李在劳动大众中看到了一种改革的人的动因，这种动因很有力，足以弥补不受个人影响的生产力而不被其压服。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甚至没有发展一种关于社会实践的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建立了进化宇宙论者曾经寻求的人内在意识活动的“唯意志论”和外在超历史进程的“决定论”之间的某种平衡。最后，正如进化宇宙论者曾经寻求调和达尔文的竞争斗争手段与儒家道德共性的目的，李认为互助是对阶级斗争的一种补充：他认为，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目标，互助不能与达到这一目标的阶级斗争过程割裂开来。 在整个改良时代中，那些接受从进化宇宙论而来的思想倾向性——无论是以其较神圣的或较世俗的形式——的人，一直信赖一些基本的理想。他们假定，传统的儒-道宇宙观范畴与其说同西方自然宇宙模式相矛盾，不如说是补足了这种模式。他们坚持一种机体论的相互依存的臆说，上则是自然-历史和宇宙-精神领域的相互依存，下则是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相互依存——这恰恰是在所有这些方面越来越被人们以分析的方法理解为不同方面的时候。他们设计出一种世界进步的乌托邦类型，这种类型无论怎样迂回曲折，都导向大同理想世界。而且，虽然他们不再把政治和政治领袖作为变化的主要动因，他们也反对那种进步只由不受个人影响的社会和历史力量支配的宿命论的选择。相反，他们寄希望于人性之内的道德活力，这种道德活力首先被概念化为主观精神力量，然后概念化为全人类固有的共同精神，最后，体现在民众政治运动中。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再依靠任何儒-道信条来描述整个宇宙，当他们不再把革命劳动阶级的活力与在人类中发展的普遍的人本主义启蒙精神联系起来，当他们把他们自己描绘为严肃的、世俗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者时，他们便走出了作为一种信仰体系的进化宇宙论的范围。马克思主义者在集中注意力于作为变革动因的民众政治运动方面，达到了这种程度，便要求注意社会行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智力便不再用于进化神话的制造。不过，如李大钊的情况所说明的，这种改变绝不总是直接的或急剧的，而且，进化宇宙论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的结构留下了它的痕迹。 1 关于这场争论的分析见迈克尔·加斯特：《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诞生》。 1 马丁·伯纳尔：《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 1 梁启超：《开明**论》，《新民丛报》（1906年）；重印，载《饮冰室文集》，第6册，第13—83页。 2 伯纳尔：《中国的社会主义》，第158—159页。 3 民〔褚民谊〕：《无政府说》，《新世纪》，40（1908年3月28日），第158页。页数照1966年东京单行本。 1 关于虚无主义者的讨论见唐·c.普赖斯：《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第7章；和伯纳尔：《中国的社会主义》，第198—226页。 2 引用于普赖斯：《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第148页。 1 玛丽·巴克斯·兰金：《清末妇女的出现：秋瑾个案》，载马杰里·沃尔夫和罗克珊·威特克编：《中国社会中的妇女》，第39—66页。 1 吴樾：《吴樾遗书》，《天讨：民报临时增刊》，1907年4月25日。参见普赖斯：《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第150—151页。 2 对这两个小组的英文论述，见于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余：《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和艾格尼丝·陈：《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77年。 1 吴稚晖：《谈无政府之闲天》，《新世纪》，49（1908年6月30日），第191—192页。 2 吴稚晖：《推广仁术以医世界观》，《新世纪》，37（1908年3月7日），第3—4页。 3 《天义》，3—19（1907年7月10日—1908年3月15日）。按1966年东京单行本编码。 1 刘师培和何震：《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6（1907年9月1日），第135—144页。 2 刘师培：《人类均力论》，《天义》，3（1907年7月10日），第24—36页。 3 鲍敬言，生平不详，仅见于《抱朴子·诘鲍》。《抱朴子》，葛洪著，洪自号抱朴子——译者。 4 《天义》，11—12和16—19（1907年11月30日和1908年3月15日）。 5 刘师培：《论新政府为病民之根》，《天义》，8—10（1907年10月30日），第193—203页。 6 志达：《男盗女娼之上海》，《天义》，5（1907年8月19日），第95—98页。 1 刘师培、何震：《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第138页。 1 刘师培：《人类均力论》，《天义》，第27—28页。 1 李三宝：《康有为对传统观念的攻击：其早期著作的解释和翻译，1884—188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78年。 2 《大同书》，汤普森译本，第184页。 1 《大同书》，汤普森译本，第184页。 2 李三宝：《康有为对传统观念的攻击：其早期著作的解释和翻译，1884—1887年》，第2章。 3 《谭嗣同全集》，第14页。 4 李石曾：《三纲革命》，《新世纪》，11（1907年8月31日），第1—2页。 1 何震：《论女子当知**》，《天义》，8—10（1907年10月30日），第229—237页。 1 何震：《女子复仇论》，《天义》，3（1907年7月10日），第7—23页。参金：《清末妇女的出现》。 2 李石曾：《三纲革命》，第41—42页。 3 刘师培：《人类均力论》，第25页。 1 吴稚晖：《推广仁术以医世界观》，第148页。 1 戴维·雷诺兹：《对传统观念的攻击、能动主义和学识：傅斯年思想中“自发性”和“责任感”之间的紧张状态》，提交儒家研究地区讨论会的论文，伯克利，1977年6月4日。 1 鲁迅：《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载《坟》。首次发表于《河南》杂志，1907年。 2 褚民谊：《无政府说》，《新世纪》，31—48（1908年1月21日—5月16日）。 3 同上书，第158页。 1 关于刘师复，除阿格尼丝·陈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外，参见爱德华·克雷布斯：《刘师复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1905—1915年》，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73年。关于江亢虎和他的党的讨论见马丁·伯纳尔：《1913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载杰克·格雷编：《现代中国对政治形式的探索》，第89—95页；以及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思想的哲学观点》，第207—210页。 1 上海无政府**同志社公布〔师复〕：《无政府**之目的与手段》，《民声》，19（1914年7月18日）（香港龙门书店重印，1967年），第222—225页。 2 江亢虎：《洪水集：江亢虎三十岁以前作》。 1 马丁·伯纳尔：《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第91页。 1 《民声》，1—33（1913年8月20日—1921年6月15日）。 2 杨铨：《中国近三十年来之社会改造思想》，《东方杂志》，21.17（1924年9月10日），第53页。 1 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1915—1924年》，第97—98、224—225页。 1 《新青年》，1915年9月—1926年7月，重印本14卷（东京，1962年）。 1 郭新同（音）：《儒学的两种面貌：20世纪第二个十年间和70年代反复辟理论的比较研究》，提交儒家研究讨论会的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1976年6月4日。 2 关于陈独秀的科学主义见郭颖颐：《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 1 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1.1（1915年9月），第1—6页。 1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2.4（1916年12月1日），第29页。 2 沃尔夫冈·鲍尔：《中国和对幸福的追求：四千年中国文明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引。 1 陶孟和：《论自杀》，《新青年》，6.1（1918年1月15日），第22页；参见陈独秀：《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新青年》，6.1（1918年1月15日），第25—26页。 2 关于李大钊的全面研究，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3 李大钊：《今》，《新青年》，4.4（1918年4月15日），第337页。 1 李大钊：《青春》，《新青年》，2.1（1916年9月1日），第16页。 2 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甲寅》，1.8（1915年8月10日）。 3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96页。 1 李大钊：《新纪元》，《每周评论》（1919年1月15日）。 1 **：《民众的大联合》，首次发表于《湘江评论》，1919年7月21日—8月4日。见斯图尔特·施拉姆译注：《民众的大联合》，载《中国季刊》，49（1972年1—3月），第88—105页。 1 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1915—1924年》，第218—222页；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105—112页。 2 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140—154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南京政府关于地方行政的早期政策 作为保证社会改造和国家统一的运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党人取得政权，承担着实现孙逸仙的民主中国理想的责任。这个理想体现在《建国大纲》中，表达了他在宪政问题上成熟的观点。《建国大纲》发表在1924年，当时国民党与苏联的联盟正在积极进行，值得注意的是它反映国民党左派的观点甚少。实际上它是孙逸仙长期坚持的如何实行民众主权观点的重述与完成。 孙逸仙认为不习惯于立宪政府和政治参与的形式和观念的国家，建国必须遵循自下而上，从县到省，到中央的顺序。公民必须在国民党的监督下，根据县的模式，在“自治”的形式和实践方面接受训导。在政治发展的这个“训政”阶段，党的领导目的在于使一个省内所有的县实现“自治”，然后在省本身实现“自治”。当大多数的省份能够如此自治时，国民大会即可颁布一部以五权分立为基础的宪法。 这种从下而上的政治发展模式，无非是孙逸仙由康有为、梁启超及其门徒在20世纪头十年中，大肆宣传的“自治”理论中引伸而来的。孙逸仙显然早在1912年就信奉地方自治的思想。他认为，地方自治是一个强盛、统一的国家的当然基础。他的理论基础，不论在论调上还是在实质上，与我们讨论过的梁启超的理论基础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至1916年，孙逸仙已经把地方自治与他的含糊但令人深刻感觉到的平民主义联系起来；为避免旧时的**政权更迭不已（它曾是大部分中国历史的特点，而今又在民国重演），需要使民众成为政府的基础。要做到这一点，政府的机构必须从下而上地重建。国家最高层的结构就如同是房屋基础上的屋顶横梁。 然而，孙逸仙有关国家政治发展的理想实质，不能单从平民主义的自治的基础上去理解。虽然他对同时代的美国的诸如创制、复决、罢免之类进步措施的印象很深，但是，他也深信需要名流领导来训练中国民众去使用这些权利。“有识之士”是现代化的名流中最开明的人士，将引导民众走向民主。中国民众天性温顺驯服，因而是这种名流训导的极为适当的对象。1真诚希望有一个民主的中国出现，同时深信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坚定的引导，这样的混合体从一开始就浸染着孙逸仙的政治思想。国民党执政者在1928年以后巩固他们权力的过程中，发现这两种因素难以相容；在后来的年月里，这对他们来说，证明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在新的国民党政府采用孙逸仙的《建国大纲》作为指导文件的时候，这个政府在地方行政上几乎没有经验。这个理论的历史根源混乱，加上表达含糊不清，毫不奇怪，很难在中国的地方社区产生一种可行的立宪民主形式。 地方政府的官僚主义化 国民党政府对待地方行政的政策演变，表现出一种偏离孙逸仙的地方自治概念，并向着更有力的官府控制体制发展的总趋向。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名流参与社区事务管理残存的一些方面，成了反复攻击的目标。许多这样的行为发生在国民党内保守思想复苏的环境里，也发生在30年代标志国民党政府对待民政的态度的特点，即狂热追求国内治安的环境里。 1928年9月，南京政府颁布了《县组织法》的最初文本，它试图既规定地方政府的行政结构，也规定代议制的民主职能。县的行政机关本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县长直接领导下的职能科，另一部分是由省政府同名的厅控制的专门局。例如，县政府的财政科有省财政厅控制的财政局与之平行。这种奇特的职权划分，实际目的是把（委托给局的）纯地方的职能与（由县政府的科处理的）省及国家的职能分开。县长不控制局长的任命，意味着地方行政相当大的部分（以及为它提供的经费）留在县长控制之外。例如，地方教育由教育局管理，教育局长直接由省教育厅任命。1 县组织法也试图规定县级以下的政府单位及其在代议制政府体系中的作用。以山西为榜样（山西省长阎锡山被任命为新的南京政府内政部长），建立起一个多级行政单位体制。直接在县下的是区，自民国初期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行政次级单位。区的范围未作明确规定，根据地方条件从10个乡到50个乡不等。然而，和它的山西榜样一样，区显然是比任何自然社区所能界定的要大得多的单位，它适合官府的行政管理或划分选区，但不适合地方自治。1区以下为自然社区。在乡村，100户或更多为村；在城镇，同样大小为里。在村或里以下为一种互相监视和共负地方责任的单位，即研究中国史学者所熟悉的保甲。但在《县组织法》中称为闾和邻（25户为闾，5户为邻）。除区以外，每个自然社区最后须有选出的首领和议事会。然而，在举行地方选举以前，首领要由县长任命。 不论《县组织法》付诸实施的前景如何，若根据国民党政府明确承担义务要执行的孙逸仙《建国大纲》的规定，原来的《县组织法》中有关地方民主的条款，是人们所能期望的最少的。县既须是行政单位，又须是自治单位；县长是由科长和局长组成的县政会议的主席，与之平行的有选举出的县参议会——拥有审查预算和政绩的广泛权力。在县以下，所有单位都被整个看作“自治”机关，有选举产生的区长及下级参议会。自然，在选举程序制订出来和民众受过自治实践教育之前，这些级别的人员仍由县长任命。2 然而，实施这样一个地方民主化计划的环境，有可能导致要求更大的控制，而不是要求更大的地方自治。为内战的频仍和外国的侵略以及世界经济大萧条的社会影响所困扰，政府视国内治安为当时大家最关心的事。结果是加强了国民党内部，与民众参政相比，更注重官府和军队效率的分子的力量。从1928年末开始，南京政府完成了《县组织法》的修订，它具有加强官府行政的作用，同时推迟实施地方自治的日期。南京政府控制下的各省民政厅的代表的会议认为，县组织法在推行县参议会方面过于仓促，民众对此没有准备。召集参议会要推迟到区长民选出来以后。接着把召集参议会规定为不迟于1933年。1（对召集县参议会的犹豫不决，使人想起30年前袁世凯对于这类组织的怀疑态度，当时地方自治运动几乎被摧毁。）根据民政厅代表会议的精神，立法院通过一项法律（1929年5月11日），确认县长在有关地方自治所有事务方面的“训导”职责。这项法律还通过把区长的任命直接置于省民政厅权限之内，以加强省政府在地方行政方面的作用。县长负责提出所在县专门职能局的局长人选，由省政府任命，从而拥有控制这些局的较大权力。2 同时，发现县以下行政的原有模式不适于普遍采用。经南京政府修改的山西“行政村”制，接近于旧保甲的用数字表示的聚合体原则：一个行政村应有100户左右，把几个小自然村连结起来，由政府任命的首领管理。南京政府现在发现它与自然聚落单位太不一致，遂颁令恢复更习用的民国初期的“乡”、“镇”的名称。3这也是放弃单一的国家地方行政制度，同时承认南京控制华东和华中以外的省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 就自治和行政改革而论，省长们越来越发现《县组织法》的宗旨不实用。内政部主办的两次省民政官员会议，作出了旨在冲淡原来宗旨的决议。1931年举行的第一次“内政会议”，决定放松对地方单位规模的严格的数字限制；限制乡和镇的行政聚合体不超过1000户，在稠密居住区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会造成地方控制网络过细，在经费或人员配备上都不能做到。而且，限制区长只能由经过训练的地方政府人员担任也不现实，因为训练所需人员的设施不足。最后，要求在1929年底以前全面实施《县组织法》，由于各省条件参差不齐，也发现是不现实的。 第二次会议在1932年12月召开，这次会议进一步抨击了《县组织法》。由于地方传统和社会条件千差万别，实行全国统一的制度已不再认为可行。今后，无论县以下地方单位的规模，还是其组织原则和命名方法，都无须听命于南京的内政部。更值得注意的是对自治作为地方组织的原则加以攻击。县以下单位，从区开始向下，原为《县组织法》指定的纯自治体；而今地方自治只是那些单位职能的一部分——它们也应是县官员领导的低级行政单位。县本身如今主要是行政单位，作为自治单位只是次要的。在所有层次，自治职能受到的约束更紧，例如，警察只是国家行政机关的事，而不是任何自治体的代理。根据推荐的行事方式，县长对自治体的预算和活动有更大的监督权，包括对自治议会通过的任何决议有实际的否决权。由各省民政厅长提出的这些建议，目的在于监督和控制自治体，甚至要把它们变成县政的辅助的分支机构。同时，这些建议等于承认南京政府以改组地方行政体制的标准化形式，来贯彻其法令的权力非常有限。1 第二次民政会议建议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裁撤县政中的专门局，把它们的职能归入县政府的相应科中。这种意见的意义超出了单纯简化的范围。它具有通过加强县长对公共生活各个方面的权力，使县政恢复更为习用的模式的作用。然而，加强县长的权力本可以不那么依靠传统的办法，而更多地依靠“cc系”扩大它的影响，即通过把中央政治学校受过现代化训练的毕业生安插到国民党控制的省份当县长。如果是这样，那么清代以来县长权力的减弱真正是一个严重问题。例如，蒋介石在1932年抱怨增设专门局分去了县长的很多权力；他说，实际上是省政府类似的厅拥有任命和监督县里局长的权力。1 新政策下受损失的是省级的专门人员，以及民国初期以来即参加专门局工作的地方名流。而今这两部分人都不能对县的财源有多大的控制。只是截至20世纪30年代，地方名流介入县专门局有多深仍是个有待研究的问题。看起来他们的介入从民国初期就有所减弱，当时地方文人学士对诸如教育和经济发展之类的专门局颇能控制。如果是这样，那么20世纪30年代成为政府改革口号的裁局改科，就是使县政府恢复到更为司空见惯的官府模式的最后一个步骤。削弱地方的这类参与，同国民党统治初期发生的实际放弃地方自治的计划如出一辙。2 到1937年，这类政策大都已被采纳，它们十分切合当时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指挥的“剿匪”（**）战役的精神。我们在接触到作战文书档案以前，只有依靠推理来判断这种官府化的努力来自何方。3但是，有迹象表明蒋介石和他的亲密顾问支持这些政策。 例如，裁局的计划似乎于1932—1933年出自湖北，可能得到了蒋介石手下张群的支持，作为减少行政开支运动的一部分。这项计划为鄂豫皖**根据地“剿匪”方面采纳，成为县级的官方政策。1934年3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开省主席会议，研究新的民政措施，作为其在江西及其他“剿匪省份”军事围剿的补充。“裁局改科”的思想在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的报告中，被宣布为普遍的政策。正式条例于1934年12月颁布，供所有剿匪省份实施。不论这项改革是否达到了加强县长权力的目的，必须承认它所取代的制度是浪费的和混乱的。让公文在县专门局与省会的对口厅之间往来，不经过县长办公室，是削弱县政府，又是向地方政治注入另一种保护制度的做法。 30年代中期另一个官僚政治的进展，是重新设立区为县以下的公安单位。人们当能想起区原是从山西样板借用来的，最终应担负自治的权力。以后只是暂时放弃区，赞同民国初期以来的三级自然单位制。但是，30年代的**作战又使得区的地位突出起来。这项措施由鄂豫皖剿匪总部首倡（和裁撤厅的措施一样），于1932年具体化，成为一种能够引入监督重建的保甲制度的公安机构的方法。这项措施也在1934年南昌会议上得到蒋介石认可。问题是只加强县一级政府是不够的。杨永泰抱怨说，区以下仍然是“土豪劣绅”的世界。这些人大概更可能引起叛乱而不是平息叛乱。1无论如何，这样的地方名流没有被看作是改革后的县政的有效工具。五个剿匪省份（河南、湖北、安徽、江西及福建）如今（1934年12月）奉令在每县设立三至六个区，区长经县长推荐由省政府任命。借自山西制度的官僚政治的特征，是区长不能在其家乡县内服务；回避的规定传统上是正规官僚政治的约束手段，如今用来控制县下一级的人事安排。2 在县、省之间，加紧官府控制也留下了痕迹。虽然南京政府已裁撤民国初期沿用清代的中间一级的道，但是，30年代地方行政的特殊困难，导致若干省政府重新实行这一级的监督。称为行政督察专员的官员，于1932年首先在剿匪省份任命，但渐渐更广泛地设立此职。治安，特别是**作战，是他们的主要事务。这种新设的机构是由这样一些组织，如江西为**而设立的“党政分会”发展而来的。颁布这一制度最初并未通过中央政府的正常程序，而是（和刚才讨论过的县级措施一样）通过剿匪总部。由于按照宪法纲要其合法性可疑（宪法纲要正式规定省县两级制），行政督察专员在最后出现的行政院指示中被看作“临时措施”。实际上，“道级”督察专员（往往由县长兼任）的职务，必然引起源自南京政府和剿匪总部的民政与军事条例混淆不清的混合状态。1这种监督层次的重叠，违背国民党理论上继承的精神，即强调民众动员而非官僚政治的机器。给人深刻印象的地方行政中层单位的继续存在，也表明在一个交通不便、行政手续繁琐的国家里，省-县间的联系长期不畅。 人们很可能想知道，国民党本身是否对促进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新关系的发展作出过什么贡献。虽然孙逸仙设想国民党为“训政”的监督者，实际上，县级国民党党部却发现它们几乎无法影响地方官府的所作所为。县党部在经费上靠政府拨给，在威信上（和在接近省高级官员上）低于官僚政府，充其量不过是使县长感到掣肘而已，几乎不大可能充当扩大民众参与地方政府的核心。在这一点上，如在其它方面一样，这个官僚政治国家的影响力严重依赖作为整体的政治制度。2 国民党政府在迁都重庆期间，企图调整官僚政治与参与之间的平衡，并在此过程中使地方政府恢复活力。这就是蒋介石在1939年6月首次提出，并被大肆吹捧的“新县制”。这个新制度设想的县政府有可靠的地方税基础，并且有自治的机构，但是可惜，除在战时陪都重庆附近的地区外，它基本上仍是一纸计划。县财政收入应包括土地税和某些杂税等的指定留成，全部由县政府自行征收，而不是由省的或中央的代理机构征收。上级政府不再能迫使县在地方筹款用于省或国家的项目。有了这个可靠的收税基础，县应该能实施真正的地方自治制度，县议会也就能拥有一些可供调拨的经费。县议会由镇和乡的代表组成，而镇乡代表不外乎从保甲单位产生，而今保甲则被宣布为既是“自卫”，也是“自治”的单位。虽然在战时没有希望适当地检验这个制度，但它却表明，蒋介石很清楚地方政府效能不断下降及其未能博得民众的支持。1 1 孙逸仙：《建国大纲》，第126—149页。 1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第826页。 1 赵如珩：《地方自治之理论与实际》，第77页。 2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第825—829页。 1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553页。 2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第829—832页。 3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第830—831页；赵如珩：《地方自治之理论与 实际》，第350页以下。 1 《内政部年鉴》，1936年b篇，第639—642页。 1 程方：《中国县政概论》，第39页。 2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551页以下。 3 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编：《各省高级行政人员奉召南昌 集会纪录》，1934年6月。关于县政府，见《工作检讨》，第52—55页。又见 程懋型：《剿匪地方行政制度》；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556—557页；陈 之迈：《中国政府》，第3卷，第83—87页。 1 《各省高级行政人员奉召南昌集会纪录》，《工作检讨》，第56页。 2 程懋型：《剿匪地方行政制度》，第111—128页。 1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526页以下。 2 蔡武雄：《江苏省的党政关系，1927—1932年》，《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 1集（1975—1976年），第85—118页。 1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176页以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8章 思想史方面的论题：五四及其后 五四事件 不言而喻，1919年和20年代初的伟大思想**是许多因素配合起来造成的，按照中国方式它被给予一个中性的数字名称“五四”（即5月4日）运动。这个中国思想转变时期的背景，已有几个必要的发展阶段。首先是北京大学（一般简称北大）已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等学府。它从1917年起由新校长蔡元培（1867—1940年）领导。蔡元培的经历跨越新旧两个时代。他25岁时就在翰林院以经典研究而出名，但后来他成了同盟会的革命者，在德国学了四年西方哲学，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六个月。他在北大负责时，欢迎全世界的各种思想，并延揽具有不同经历的年轻人当教职员。 这种风气的出现很快引起了语言方面的重要改革，即书面的口语“白话”。成为知识界领袖的陈独秀（1879—1942年），曾经在日本和法国留学，参加过1911年和1913年的革命，创办了几种刊物，其中包括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他在成为知识界领袖以后仍在编辑这份刊物。另外一个受过传统训练的年轻学者胡适（1891—1962年），留学归来也到了北大，1910和1917年之间他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胡适在提倡白话方面很快得到陈独秀的支持，白话是现代思维和使民众受教育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工具。抛弃只有学者才理解的深奥的古文而提倡日常语言的说法和词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文让位于各民族语言时发生过这类变化。到了1920年，教育部规定学校用白话文。 与此同时，由于日本的侵略，爱国民众日益关心国家的命运，尽管许多说法还是表面的。日本的侵略集中表现在1915年的“二十一条”中，也集中表现为军阀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勾结的倾向，尤其是在北京占统治地位的安福系军阀。1919年，中国的民族主义达到关心山东问题的新高峰。巴黎和会最终决定接受日本与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战时秘密协议，据此日本将保留德国在山东省的权利，日本于1914年把德国人赶出了山东。这公然违反了公开外交和民族自决的新威尔逊原则，引发了五四事件。 那天下午，北京12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在皇宫大门**集会，抗议巴黎的决定；抗议安福系政府共谋，于1918年秘密应允日本留在山东。和平地开始的示威者，后来打了一名亲日官员并烧了一个内阁次长的住宅。北京政府使用武力逮捕了许许多多学生，他们的同学们因而变得更加活跃。所有的爱国民众都被唤醒。至少在其他200个地区爆发了学生动乱。上海商人罢市一星期，大约40家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一场有妇女参加、得到广大民众支持的学生运动发动起来了，拯救中国的义务使学生的组织和积极行动的精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新表现，由于不是事先策划的，意义更为深远。这次事件的许多成果之一是，北京政府被迫做出让步，大约1150名学生胜利地走出监狱——这是很长时间以后还有影响的一次胜利。 五四作为一个事件，发生在政治、思想和社会的重要发展已经在进行的时候，因而它既不是开端也不是顶点，尽管其名称现在常常被用来概括一个时代。因此，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时期的长期动向，我们就必须考察其来龙去脉。我们还必须承认这一事实，中国历史这样波澜壮阔的一个时期是很有可能以这样的水准、在这样一个时候到来的。此外，即使在思想和文化的发展程度上，我们也必须认清种种限制。 本书有关现代中国思想史的篇章，在很大程度上把注意力集中于知识分子本身。这不需要辩解，因为这个阶层虽然人数少，但一般参与对中国和现代世界具有内在重大意义的论题和争论。不过这样做，我们实际上没有论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他们至少直至1949年，一般仍然生活在民众（和社会高级阶层）的传统文化范畴所支配的世界中。的确，中国在20世纪出现了大量城市人口，他们所面临的世界有新的通俗出版物，有受西方影响的种种文学作品，甚至还有电影；他们参预政治事件，也有新的观念——然而他们仍然照旧生活在古老的传统中。实际上，这种民间宗教和“迷信”的社会，秘密会社和宗教-政治派别的社会，和尚、道士和教派首领的社会，这样一个世界在台湾和人民共和国之外的其他中国文化区，即使现在也还存在。尽管官方加以抑制，这种世界在那些地区的命运也还不能断定。这个世界现在才开始受到西方学者认真的关注，它的20世纪的历史还须撰写。 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些关心大众文化的学者、政治家和小说家，如顾颉刚、郑振铎、瞿秋白、鲁迅、沈从文等。如我们在下面将要指出的，他们常常从他们自己特别关心的事项和题目来观察民众社会，但是，把他们的著作和先行的日本学者以及某些西方人类学家的工作结合起来，便将减轻研究这个论题的困难。 这一章注意的中心主要在于那些支配五四时期（广义的）及其后的知识分子阶层所论述的论题和论点。不过，要从5月4日开始我们的记述，还必须从发展的过程说起。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现在都很明白，始终支配本世纪上半叶（及其后）的某些论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提出。由于本书费侠莉和李欧梵所写的两章已对其中的许多论题做了分析，我们在此可以先做一扼要的复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乡村建设运动 在政府尽其所能利用20世纪的观念努力控制中国乡村的同时，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以不同方式从事乡村工作。1927年风行一时的“农民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新东西，乡村进步是晚清维新派关心的一个焦点。新的因素是某些城市知识分子强烈关注乡村发展。这些知识分子大多受过西式教育，但对中国乡村生活却没有多少亲身体验。他们研究乡村问题的方法包括一些政治实验，但是更为典型的是以乡村的教育工作为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乡村建设”也具有自由主义的信念，即认为政治制度的变革若不是建立在思想意识变革的基础上，就毫无意义。乡村建设派也往往认为，在农民学会了解决他们可怕的经济问题以前，乡村生活的政治结构决不会是健全的。 乡村建设和几个基本概念有联系。“建设”实际上看起来近似于我们的“发展”概念，可以认为是传统中国政府的旧“公共工程”陈例的一种现代化延伸。与此有关联的是“调查”和“实验”的概念；“调查”讲的是有关城市知识分子通过实地观察，接触乡村情况的越来越流行的做法（《东方杂志》1927年8月号全部篇幅刊载这类乡村调查报告），“实验”包括教育及农业推广工作的实地项目，其中有些蜚声于国内外；“示范”大概是对这些项目的更为适合的说法，因为它们是打算用来作为全国仿效的样板的。 名流连续不断地关心乡村问题，可以在河北定县的历史中看到，定县是这类最有名的示范点之一。在1900年以后的“新政”改革热情中，翟城镇的一个望族力图通过教育，改造地方社会——谈不上是乡村名流的新活动，而是受到爱国心和对通常的新儒家观点彻底怀疑的推动。翟城改革的创始人米鉴三认为，孔孟之道由于过分强调自我修养，对实际管理强调不足而受到歪曲。他重新阐述清代初期的某些批判，发现隐藏在朱熹的四书集注——科举考试的准则中的佛教影响。米鉴三本人乡试不中，遂不许儿子米迪刚参加科举考试，一家人在家乡致力于经世之学。1 1902—1903年，米鉴三应知县之请，在定县创立新式学校体系。这一体系超出标准学校模式之外，着重民众识字和公民教育。在1908年后宣传地方自治运动时，米家自然起了主导作用。翟城不久成为地方改良的有力样板，重点在于教育、社会习俗（禁吸鸦片，禁止缠足）以及地方治安。米鉴三的儿子米迪刚留学日本回国后，把加强乡村机构看作是全国复兴的基础。村级社区的机构（特别在强迫教育和农业信贷方面）足以形成一个乡村社会的新的基础。2从1924年开始，米迪刚与山东改良派王鸿一合作，在北京成立一个非正式的会社以推行他们的想法。这个“村治派”终于引起梁漱溟的注意，梁漱溟接着成为儒家思想导向的乡村建设派的最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已经看到，米家思想已被阎锡山接收过去作为山西“村治制度”的理论基础。）1 在定县20多年的成功之后，晏阳初选择该县作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乡村试点所在地是适当的。晏阳初是个受过美国教育的基督教徒，自1922年以后便在城市平民教育方面很活跃。1926年，定县被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为其全国事业的中心；1930年，晏阳初本人从北平迁至定县。该会生气勃勃的识字教育以及晏阳初的国际联系，使翟城和定县成为吸引中外研究乡村社会的人员的地方。定县的工作主要是在一个拥有约60个村庄和集市镇的“实验区”。截至1932年，在定县开办的440所“平民学校”中，该会直接管理的仅为20所（其余的是县政府开办的，或纯粹是地方创办的）。2 晏阳初对中国乡村的观点，集中在发展乡村人的潜力，而不是改造乡村的组织。在国际权力斗争中，文盲是令人绝望的不利因素，因为“盲人怎能与有正常视力的人竞争呢？”教育要超出识字范围，救治中国的愚昧、贫穷、体弱及缺乏公共精神四大病患。平民学校的计划，因此把实际训练与社会道德课和公民课结合起来。虽然该会对社会不公正的具体问题没有直接批判，它的言词的论调是平民主义的。最文明的国家是为培养杰出人物兴办教育，训练资产阶级的子弟；该会的宗旨则是为“废除阶级教育”而办教育。其含意是，国家的强盛、民主和经济进步，有赖于公众意识的转变。这一任务只有通过教育，并从社会的底层向上发展才能办到。这样，晏阳初的计划与定县原先的士绅式的事业精神并无矛盾；并且和米氏家族一样，晏阳初的工作也得到官府的赞助和保护1 平民主义和官府赞助的结合，也能从平民教育家陶行知的事业中看到。陶行知是作为约翰·杜威的再传弟子投身于乡村事业的。他于1915年到1917年在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学习杜威教育理论，为之倾倒，这正好与他具有的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信仰吻合。杜威反对“旁观者”的知识论，王阳明坚持正确的思想与正确的行动同时产生，而不是这一种来自另一种，两者共同给陶行知爱行动的天性以推动力。在20年代初期，陶行知就深信，不仅学校范围的教育不能普及到中国民众，而且西方的教育方式也基本上不适于解决中国的乡村问题。陶行知在积极参与以城市为基础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工作之后，于1927年同时放弃他的城市教育方向和西式教育方向，在南京郊外的一个村庄开办了一所师范学校。这所设在晓庄的学校，力图通过使年轻的未来教师深入农民生活来改造他们。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有所作为的乡村中小学教师。陶行知以学校作为乡村社会原动力的观点，与翟城乡绅改良派的思想相去并不甚远。未来的教师作为积极行动者，活跃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改造伦理，改进农业和组织地方治安。自卫团在当地240个村庄中组织起来，农民受到基本军事技术训练。和晏阳初不同，陶行知是不会脸红的乡土主义者：西方既不是中国改革灵感的可靠源泉，也并不特别吸引人。 陶行知与政治当局的关系是矛盾的，他的乡村实验终于不能获得任何当权者的有效保护。陶行知和冯玉祥之间有一种隐秘的关系，这位“基督徒将军”是蒋介石的对手，钦佩并可能帮助晓庄学校的事业。蒋介石本人曾短暂地对晓庄学校的进展感兴趣，但在1930年下令关闭该校，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该校有社会方面激进的可能性。1 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实验，至少得到政治当局的暂时保护，他的实验依靠基本上是本土的儒家改良主义。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以前是冯玉祥手下的一位将军）的颇大的授权之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1931年在邹平县开办。不仅最终有许多县被指定为该院指导下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到1937年超过70个县），而且有两个县的行政实际上交由该院管理。这样的特殊授权，在1933年被国民党政府本身加以合法化。国民党政府此举显然是既谋求控制，也想从当时正在进行的各种乡村建设项目中得利。梁漱溟是指导山东项目的天才人物，是乡村建设派的最明显的乡土主义者和社会激进分子。他的激进主义是自觉地反西方的，并以儒家前提为基础。中国必须开拓自己的通向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可能与接触西方文化所滋长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全然无关，而是要利用中国文明所固有的集体主义的和无私的精神。 和陶行知在晓庄办的学校（该校为梁漱溟所景仰）一样，梁漱溟办的研究院也力图训练一种特殊类型的乡村干部：受过教育的青年人，能忍受农民的穷困，并能与他们无隔阂地交往。这种类型的人与受过西方教育的晏阳初截然不同。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中心，无疑是不崇拜中国传统方式的。梁漱溟的干部-学员主要来自富农或地主家庭，大概对农村的生活方式已有一定的适应能力。在道德灌输和个人自我修养的方式方面，儒家思想的影响非常显著，这显示出这所学校日常工作的特点。 邹平的地方组织也与梁漱溟的新传统倾向一致。县以下的行政区划符合以前存在的“自然”区域，以自然村和明显的集市区域（乡）为模式；废弃了南京政府法定的较大的、更属人为的区和乡。乡和村级行政实体称为“学校”，与他们对农民进行教育和推动的途径一致。邹平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民众参与地方政治，至今不明。不过，乡土主义者强调的重点至少是设想乡村习惯的改变会很慢，并且认为把外来的新制度，或强制的官僚政治的形式，强加给农村社会将一事无成。梁漱溟认为，从下层开始的建设要求政府通过教育和推动农民，慢慢地、不唐突地工作下去。他认为“过多的限制，过多的主动‘帮助’”，只会有损于社会，实于事无补。民众中如果没有相应的积极精神，政府机关忙碌而进取，影响所至，对民众只能是额外的负担。1 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使彭禹庭——曾任冯玉祥秘书——在豫西管理的地方组织很有生气。梁漱溟强调回到本土的价值观和空想的地方自治主义，而彭禹庭却把他的组织建立在乡村社会长期需要的自卫上。他的组织基本上是个转变为地方政府的民团网络。彭禹庭可能曾在冯玉祥司令部里汲取了他的某些乡村建设思想，因为冯玉祥本人显然对这一课题有过强烈的兴趣（大概还记得他是陶行知的亲密朋友）。然而，彭禹庭对乡村组织的态度却建立在更为传统的基础上：华北农村有活力的、古老的地方防卫传统。按照地方联防协议把村庄联系起来，由下层乡绅领导，是对地方匪患的自然反应，并且根据情况表现出亲政府或**的精神，这可说是它的特点。然而，尽管它的地方主义色彩很浓，彭禹庭在镇平县的组织却有其现代化的和爱国的一面。彭禹庭通过冯玉祥与村治派联系起来。冯玉祥在1929年促成他与王鸿一（梁漱溟的山东改良派朋友）和梁漱溟本人共同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在意识形态上，彭禹庭在镇平实行的地方政体有民族主义的特点，这显然（用彭禹庭本人的话说）来自孙逸仙自下而上实行宪政建设的概念。对彭禹庭来说，不幸的是为环境所迫，他的运动的方向是**的。他宣称参加中国国民革命的唯一方式，就是促进“地方革命”——在那一地区实行“地方自治”的必要前奏，因为社会需要保护自身防备政府军队（“土匪兵”）的抢劫和地方官员的贪婪。最后，彭禹庭接管了镇平的地方政府（他的几个合伙人在邻近的几个县也这样做了）。在蒋介石的追随者于1930年掌握了河南的权力后，彭禹庭始终拒不遵从政府的税收要求，使他成了一个受人注意的人。他在1933年被“土匪”暗杀。在南京政府决心实行地方社会官府化，并要彻底清除“地方自治”的所有残余的情况下，像彭禹庭所从事的事业很难存在下去。1 可以预料，南京当局也逐渐卷进乡村建设中来。在南京当局的支持下，“实验县”在兰溪（浙江）和江宁（江苏）建立起来，作为官僚政治的地方改革的公开样板。江宁与南京相邻，被指定为江苏省政府主持下的行政制度的样板。江宁实验县由中央政治学校——一个cc系的学校——的师生充任工作干部，公开宣称是一个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项目，也是一个供外界参观的乡村建设县。县管理委员会监督县长办公室的工作，并直接向省政府汇报。该县税制由受过训练的、领薪水的职员管理（自本世纪初以来即提出的一项改革措施）。全部税收留县，并在县内支配——很难说是个可行的现实示范。低层单位的边界经重划，以便与自然村和集市一致。乡和镇经过适当的训政期之后应该自治。遗憾的是，似乎没有取得什么成绩。根据前江苏省主席陈果夫的证言，实验重名不重实。实验之陷入绝境在于县长级的领导薄弱，以及很少或完全没有对地方社区的训导。到了1936年，实验宣告失败。该县的“实验”地位旋即撤消。1 由上可见，乡村建设的类型众多：西方影响型的和本土型的，教育型的和军事型的，平民型的和官府型的。所有类型的共同点是，都与政治密切关联。通过教育及经济改革复兴农村，意味着与政治当局建立起支持和保护的关系。这当然是因为在一个组织起来的计划中，任何同农民打交道的企图必然引起政治方向的问题和合法性的问题，而不管该计划是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或者活动。定县计划和邹平计划从最初的日子起，都得到省当局的同意或默许。可以说，南京实施的实验，有如此大量的官府投入，以致只能引起地方苍白无力的反应。陶行知和彭禹庭的独立计划不仅得不到充分的政治支持，而且引起国家政权的怀疑和反对：陶行知因有平民主义倾向和自主的作风；彭禹庭因公开反抗国家机关。这两项非正统的实验都被扼杀。总的来说，乡村建设实验最终都遭遇不佳，日本的入侵把它们全部清除干净。留下的一份遗产是人们广泛关心把中国建国工作的基础放在农村社会，并且体会到乡村改革在充满敌意的政治环境中无法生存。**人发展而成的根据地概念，是把一种新的乡村体系纳入其政治和军事保护之中的尝试。 参与与官僚政治：历史的进程 从这里提供的材料看，本章开头提出的两分法似乎全然不足以表现一个真实的矛盾。事实上，地方自治的发展并不是在参与更多一些或官僚政治更多一些这两者之间的一连串的选择。勿宁说，它是以一种交替更迭的方式进行的，表现为民众要求参与地方政治，却提供了官僚政治得以造成更大危害的格局。清廷决定制订宪法，是出自一种心态，认为参与最终将导致增强官府的特权。县议会的历史表明，起初是充满热情，地方名流广泛卷入，但却以县知事操纵的参事会增选议会的领导人，从而极大地加强县知事的行政权力而告终。 县以下区划的模式（翟城“模式”），起源于乡绅的积极精神和鼓吹社区者的热忱，却促进了一种严厉的官僚政治的和极权主义的地方管理制度（阎锡山的“村制”）。孙逸仙自底层向上的政治发展模式，不乏响亮的平民主义的论调和“自治”的指示，确实产生过一些有创见的计划，本可以引导民众更多地参与地方政治。然而，南京政权在30年代修改这些计划的做法，意味着那些原应是“自治”载体的单位变成了使官僚政治更深地渗透进地方社会的单位。 参与和官僚政治看上去已在密切的历史关系中相互联系起来。名流（和一定程度上的更广大的公民）迫切要求参与政治，确实曾激起体制改革的汹涌波涛。但是，浮在波峰浪尖的是官僚政治国家的机构。波涛退却以后，留下来的是它们。 1 《翟城村志》，第44—47页。甘博：《定县：一个华北农村社区》，第146—165页。查尔斯·海福德：《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3年）。 2 米迪刚：《余之中国社会改良主义》，转载于《翟城村志》，第314—328页。 1 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第145—147页，有关于村治派的可信的介绍。 2 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第112页。 1 同上书，第67—69页。晏阳初的主要外国援助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 1 见最近出版的《陶行知教育文选》；也见载于陶行知：《行知书信集》的320封信。 1 梁漱溟：《北游所见纪略》，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287—288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湖北地方政务研究会调查团编：《调查乡村建设纪要》，第75—76页。上述关于邹平的说明得益于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特别是第238—278页。 1 《镇平县自治概况》；艾恺：《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载《远东研究中心文化文选》，第3集（1978—1979年），第218—286页。 1 陈果夫：《苏政回忆》，第14页。许莹连等：《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第530—648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进步和民族主义 如上一章所指出，所有这些论题中最重要最持久的，是关于历史的或由进化而来的进步这一论题；康有为、严复、谭嗣同这样一些伟大先驱们的著作首先对这个论题作了说明。正是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了解到一个广阔的宇宙-社会进程的观念，这个进程将引导人类最终实现难以想象的人类成就的可能性，乃至于乌托邦式地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无论这种观念是否被率直地当作西方观念来接受，无论人们是否像康有为那样为这种观念寻找中国的根源，它在实质上对盛行了许多世纪的传统儒家社会-政治制度也是有极大的破坏性的。 虽然这种观念本身的含义具有普遍性，但中国人接受它则和19世纪最后10年的某些紧迫的时事有关。原有制度可能即将崩溃的前景是像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中国文人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把自己当作社会卫护者和政治领袖的根深蒂固的意识，使他们绝不可能接受那种中国作为社会-政治统一体可能消亡的看法。 到了19世纪末，他们终于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严酷的问题：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古老儒家传统制度和作为社会-政治统一体（梁启超所说的“群”）的中国这两者都继续存在，是否是不矛盾的。他们选择后者，实际上也就是由于今后的需要而选**族主义。一旦国家的生存和兴旺被确定为首要的目标，民族主义的主题就一直占主导地位，尽管从一开始它就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的思想意识有牵连，后者所定的目标更具普遍性。国家的生存是一个紧迫的问题，首先导致人们对于促成西方民族-国家优势的一切技术、制度、体系和思想进行广泛的研究。复兴中国使之成为社会-政治统一体，这至少在短期内一直是进步的主要目标。 不过发展进化观念本身还有超出这个目标的意义。严复在西方认识到的不仅仅是西方实现了人类难以想象的新的可能性这一事实，而且认识到中国也可以赶上前去。他所获得的是宇宙发展进化观念的新信仰。西方因顺应宇宙进化进程的无比能量而得到了发展，这是一种普遍的进程，也必定以某种方式在中国起作用。 这种非人格力量和不受个人操纵的历史形态观念本身在中国并不是新的。历史常常被描述为宇宙-社会这一“外界”的天或“道”的神秘运行，人对于它的控制极其有限。实际上，邵雍、章学诚等表述的中国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便是这样的历史模式。从总体看，这不是中国思想中较为乐观的一种倾向，因为它往往强调历史命运强加给人类希望的种种约束。19世纪的西方发展进化论和历史主义学说的新意，不在于那种关于历史的非人格力量的观念，而在于非人格力量必然趋向于对人类希望起促进作用的观念。这种观念本身——完全撇开力学上有关力的特定概念——便是康有为和严复思想一致之所在，尽管前者仍使用传统术语，而后者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措词。 这种观念在否定方面的含义，就是把古老的儒家传统制度历史地、相对地加以考虑。帝制、科举制、官僚政治和人伦礼仪的古老结构，过去似乎是一种永恒制度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在这种制度所起的实际作用受到严厉批评的时候），现在其地位却因时而异。的确，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本世纪头10年中始终仍是帝制拥护者，但这时是把帝制当作一种手段。中国的民众对共和制还毫无准备。不过，正是他们一举而把帝制降低到一种正在消逝的人类制度这种低下的地位。 人们这时看到的是一种摆脱当时一切结构的激进意识——谭嗣同生动的说法是“冲决罗网”。根据这样的水平，我们看到的有点像是对历史的激进的批判。在西方一往无前的历史力量为什么在中国却无能为力呢？就康有为来说，孔子的真正教导已被千百年来的古文经学歪曲。就严复来说，圣人贤君几乎是一贯地压抑民众的创造力。这些解释似乎都很难与发展进化的决定论学说协调一致。它们似乎暗示自觉意志的力量能够阻碍进化的力量。事实上，这个论题已经预示了后来在新文化运动的著作中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的那种不加掩饰的观点，即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压制发展力量的手段。但是，不管这些学说怎样自相矛盾，人们这时都希望进化的力量或历史的力量最终将冲决一切往昔的结构、障碍和消极的压抑人的命令主义。在所有这些学说中，我们感觉到一种反结构主义的普遍情绪——宁愿以能量和超越的无形力量的连续统一体而不是以永恒的秩序和结构来想象实体。 我们这里谈的是儒家的传统体系，而不是过去的全部传统，因为事实上1911年以前的那一代人还没有对那个传统实行“全盘”抵制。他们深深地沉浸于这种文化，深刻了解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和其内在的种种冲突。为了找到和西方对应的中国观念，他们也常常援引可供选择的其他传统，其动机很可能是需要挽回民族的自尊心；如李文逊所表明的，这时“有价值的”事物已不再和历史相称了。1不过，19世纪末（甚至在此以前）大乘佛教哲学2和“达观的”道家学说的复兴不能完全这样去考虑。事实上，佛教和道家学说是从超越所有形式和结构的超验领域这一角度形成一种观点，认为儒家的永恒结构概念是相对的，从而贬低其价值。 过去，这种超越观点在任何社会-政治意义上并不是具有破坏性的。瑜伽佛教的“佛性”，道家学说的“无”的境界，提供了慰藉，人们从而得以摆脱污浊社会的痛苦。对专注于佛教复兴的一些人，如杨文会、欧阳竟无，甚至如革命者章炳麟来说，佛教根本的吸引力便在于这一点。不过我们现在所要指明的是一种相反的情况，即存在的本源不再被看作一种慰藉，而是被看作具有无穷推动力的能量的源泉，这种能量冲决人类历史中所有起约束作用的结构，从而最终把人们引导到社会和个人两个层次的终极解放。1就个人的层次说，存在的本源甚至可以以一种佛-道似的泛神论的形式，成为各种浪漫主义的灵感，这种灵感终于使得郭沫若高喊：“一切的自然只是神底表现，我也只是神底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底表现”。2这类带有传统特点的灵感，意味着现代西方关于进步观念的种种看法所假定的人类领域和宇宙领域之间的那种鸿沟，对于中国思想先驱们来说，并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总之，这些先驱们所面临的可以说是列宁主义的困境。和列宁一样，他们热诚地相信历史的“客观力量”向可预知的前景发展的观念。也和列宁相似，他们因这种客观力量不能在中国的现实中起作用而愤怒。如果过去的历史可以归因于客观有机力量，那么对于现在的更加适合的比喻就是，历史是先已存在的道路或梯子。目标是先定的。这样的信念仍然鼓舞人心，而沿着这条道路引导中国的责任也还是落在这批新“智者”、“先知”和“先驱”身上。 尽管普遍的风气是从根本上否定新近的历史，当我们转而研究思想先驱们对未来的积极想象时，我们注意到了他们之间的重大差别。关于下一个历史阶段的需要——以近似日本明治维新路线的君主政体为中心点的某种现代化方案——他们大体上似乎是一致的。但康有为和严复的取向却很不相同。严复期望遥远将来的人类大同，但当前他的注意力却牢牢集中在具体研究使西方——尤其是大不列颠——达到现在高度的物质技术和社会结构的机制方面。中国思想先驱的任务就是掌握技术、制度、基本设施知识的严肃的科学任务，这些知识将导致个人发挥其身体、心智和道德方面的能力，并增强这些能力以服务于国家社会。这一切都涉及实际利用英美自由主义的许多学说。需要建立官僚政治、法律、经济和教育的合理化体制，从而造就“新人”（梁启超所说的“新民”），新人的所有创造能力和才干将在为国效力时得到发展。严复通过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应是上述方案的主要组成部分。尽管他常常以一种真诚感人的语调祈求自由，但他的感染力主要在于明智的专家治国方面。 当我们转而研究康有为时，我们发现他包罗万象的精神-道德想象使他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感染力，尽管他所接受的历史下一阶段的现代化方案接近于上述方案。他的乌托邦似的想象使他很快跳越现代西方所提供的未来模式，而达到他自己完全不同的天道的想象。当我们现在研究他的乌托邦著作（《大同书》）时，我们注意到，虽然它可能深受19世纪西方社会主义文献的影响，但文中却有一种明显的佛-道因素。未来的乌托邦就是人类大同，使人们彼此分离的一切家庭、阶级和国家结构，连同其使人们生活承担的义务，在大同社会中都将消失。不过这些结构的消失不是为了使“个人”脱离社会，而是为了把人们融合进不再为种种障碍和界线分隔开的人类整体。甚至更为奥妙的是，这样渗入茫茫人海之中可以最终导致受苦的人从个人生存本身的束缚中更全面地解放出来。虽然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谭嗣同关心科学和技术，但他们对历史的根本看法却是把历史看成通向精神-道德解决的一连串精神-道德上的紧张事件。这种想象和严复不远将来的“专家治国”想象形成了对比。1这两种形成对比的想象对将来有很大影响。 当然，正是严复和梁启超介绍了能动的进化原理这种引人注意的新看法——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不管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作为生物科学的达尔文主义的联系怎样可疑，这种令人震惊和引人兴趣的新学说当时却注定要成为改变中国道德价值观的根源。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进程，无论应用于个人或国家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都需要对人有一种新的看法。物力论、进取精神、坚持己见、施展才能——所有这类活力过去一直受到一种道德原则的压制，这种道德原则扶植的是和平、和睦、隐忍和服从——这时都应受到赞扬。尤其需要的是能人智士之间的那种经济竞争和“生存斗争”，这似乎符合自由主义的观念。当把这种观念应用于国家冲突时，这种观念便表现出更加激进更为可怖的面目。当然，作为进步动力的集体斗争的主题最终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找到一种不同的新的体现方式。 对于根据现代西方背景可能想象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主张，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点也不赞成。从一开始，它就不能阻止人们对于现代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兴趣或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批判的兴趣。在精神上，康有为的乌托邦想象无疑是“趋向社会主义的”。梁启超既是他先前的导师康有为的代言人，也是严复的代言人，后来变得有点前后矛盾，他是中国讨论社会主义和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批判的第一人。严复本人提倡亚当·斯密学说，并不是由于热烈赞成古典经济学的原理，而是出于一种“现实主义的”想象，资本主义是实现工业发展的进化动力。1905年以后，梁启超在和革命者争论的过程中回到了这种看法，不过他仍然对下述想法感到兴趣：和自由主义相比，国家社会主义能够控制和加强经济，与此同时还能消灭经济上的不平等，可以使中国在错综复杂国际事务中成为更有力的战斗者；自由主义由于强调引起分裂的个人和集团的利益，最终只能削弱国家。 无论是否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在一起，事实上，伴随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出现了一种对中国过去略为温和的态度，这种态度似乎和上述对过去的控诉正好相反；与这种态度相联系，开始站在“更高的”立场上对当代进行反资本主义的批判。如梁启超和孙逸仙坚持认为的那样，在中国，人们总是以为统治阶级会关心民众的生活。中国从未经历过以尖锐的阶级差别为标志的真正达尔文主义的西方历史。中国将来有可能利用“落后的有利方面”（后来反映于**关于中国“一穷二白”的想法）以避免西方资本主义某些极为可怕的后果。严复仍然比较坚定地相信斯宾塞给予他的启示，依旧认为，被认定为西方历史标志的严酷冲突、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竞争正足以证明西方文明更为合理。中国需要集体的活力，也需要个人的活力。 1 见李文逊：《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思想》，以及他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 2 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份英文资料，见陈荣捷：《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向》。 1 这种相反的情况不是完全没有历史先例。在王安石等的著作中可以发现这样的话题，救世菩萨不是通过宗教怜悯心，而是通过社会-政治的转变来拯救世人。 2 李欧梵引自郭沫若所译歌德著作《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序引》，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183页。 1 的确，严复自己的思想中存在多少有些不同的道-佛因素。见许华茨：《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特别是第10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8章 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年 学术机构不仅教育后代，而且创造、引进和传播技术与文化。现代国家的学校和学院、图书馆和实验室，通常通过履行这些重要的职能，对国家以及一般对社会起着重要的中心作用。而在中国，从很早的年代起，教育就一直是政府所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所以它注定要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革命的一个中心问题。同时，在20世纪上半叶，教育在多种国外的影响和参与下，以各种形式在中国急剧发展起来。大量的资料散落在各处，人们刚刚开始进行研究。1例如，新的研究表明普通人当中的职务性学识比过去设想的要普遍得多。20世纪中国教育的许多重要方面需要注意——从在晚清发挥作用的成千个书院那里继承下来的社会时尚和教育方法，现代学校制度和通过报刊的城市公共教育的成长，妇女的正规教育，出版社的兴起（如商务印书馆，1896年创立于上海，是一所很大的出版机构，出版刊物和教科书），以及建立教育协会和作为改良与革命温床的新学校。1在如此广阔的领域中，本章的中心限于高等教育。这一事实本身证明了民国时期对重要的初级和中级教育史在学术上过于忽视。它也反映了中国的教育革新者对创立能造就新的上层领袖的高等学术机构所做的努力更为引人注目。 1911年后，中国政府长期软弱无能，为中国的教育革新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们是热情的爱国者，并且仍然是享有学者声誉的一个阶层，得以率先创立了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学术机构。他们的新作用既有知识方面的，也有制度方面的。在知识方面，他们面临的是必需把中、西文化传统调和起来——就其广度而言，大多数思想家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艰巨的任务。这一知识问题的巨大规模以及它被如何对待曾经在本丛书的其他卷中加以评估。2所以本章只集中讨论20世纪上半叶学术界及其机构所取得的成就。 我们在这里面临一个极为复杂而大半未探讨过的问题，包括三个主要方面。首先，中国的思想史超越了其学术机构史，相比之下，我们对新儒家思想的晚清学派——宋学和汉学，今文和古文，甚至桐城派——的了解超过对学院、图书馆、印书馆网络以及孔学研究的赞助人的了解。第二，在中国对日本的关系上，政治大大地掩盖了学术情况。几千名到东京去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数回国服务，他们并非都成了革命家，很多人无疑在晚清繁育起来的新式法政学堂任教，但教授的内容和范围，同日本对中华民国在其他方面的影响一样，大量仍是未知的。第三，从欧洲和美国流入中国的教育影响构成了种类繁多而且有些部分尚未探讨的广大领域。几乎所有国家和所有学科都被卷入这场规模最大的文化移动之中。例如，各种各样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使团是中国教会学校的后台，但它们只是一方挂毡里的若干细线而已。现代西方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而中国本身也开始了多方面的变革。来自日本、欧洲和美国的教学方法、课程设置、教科书和教育制度都为教育的旋涡添加了刺激因素，在这个旋涡里中国旧式文人学士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功能都经历了逐渐适应现代需要的过程。鉴于需要发现的领域超过了已知的领域，本章仅试图对新领域的主要方面加以概述。 然而，有一个特点是清楚的——面对日本的扩张，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体制结构保持下来了；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迅速高涨，外国尤其是美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达到了很高的地步。20年代尤其是中美两国在科学和高等教育方面的合作显得生气勃勃的时期。 1 江勇振、柯文、默尔·戈德曼、贾祖麟、威廉·j.哈斯、约翰·伊斯雷尔和苏珊·佩珀等人对本章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深表谢意。教育这一课题的文献资料十分丰富。舒新城的早期主要文献汇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4卷，1928年；《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3卷，1962年）以及多贺秋五郎编的最近文献汇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3卷，1976年），都将在下面参考书目中提到。 1 关于识字教育，见伊夫林·s.罗斯基的《清代的教育和民众识字》。关于书院，见蒂尔曼·格林：《广东的书院与城市制度》，载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475—498页。关于1911年前的新学校制度，见萨利·博恩威克：《中国的教育与社会变迁：现代时期的开端》。关于商务印书馆在教育方面的业绩，见王云五的《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它包括了1897—1972年该馆的大事、出版物和报告书等。关于一个省份（山东）的教育变迁，见戴维·d·巴克：《济南教育的现代化，1899—1937年》，载伊懋可和史坚雅编的《两种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第171—212页。现代中国教育的综合问题将由苏珊·佩珀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4章论述。 2 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5章和《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7章和第8章。关于更近的新成果，见贾祖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国家：叙事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革命 20世纪的头10年也显示了另外一个主题——革命的主题的强有力的影响。革命这概念是指在性质上完全与现存社会-政治秩序决裂的那种集体行动，它无疑是以进步的观念作为基础，不过在某些方面，它似乎很可能与西方18世纪的思想有联系，而不是与19世纪渐进的进化或历史的发展观念有联系。中国的革命者，如孙逸仙和本世纪初在日本的革命学生，总是以一种混杂着18世纪西方观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言词的语言来发表言论。 在对待历史方面，严复和梁启超（他的言词再次是不那么前后一致的）显示出某种民粹思想。他们痛恨传统文化束缚民众的创造力和才能；但是，受到束缚的民众的潜力只要在一个先驱的指导下，经过长期而有条理的进化发展过程就能发挥出来。人们没有理由相信，一旦旧社会的障碍被革命性的变化所排除，潜在于表面之下的民众智慧就能显露。作为一个整体，革命者们总是议论纷纷。孙逸仙也早有准备，认为中国民众事实上已有“村社民主”的根基，一旦赶走满族压迫者，它就可以为民主提供坚实的基础。其他的人则认为，进化的力量只有通过革命才能释放出来。邹容在其所著《革命军》中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后来中国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了解的“实证进化论”和“辩证革命论”之间的区分，对他们来说却完全是模糊不清的。应当补充，革命的结果被想象成民主共和政体——尽管是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民主共和政体。 中国的革命者从一开始便面临同样的列宁主义的困境。革命是否是时机一到就会发生的客观事件？它是否需要革命分子和英雄们组成的先锋队？和大多数革命的俄国同龄人一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受这些俄国人的影响，他们当然很快就相信，革命要有革命的领导人。年轻的革命者因而不仅要寻求民族需要这一答案，而且要寻求作为个人的他们自己的新形象。严复和梁启超的新人就是具有生产能力的经过训练的“现代人”——新社会的自信的工程技术人员、实业家、专门职业者。不过，对于现存秩序的否定既使这种观念有可能产生，也使得一种有关个人的更浪漫的看法有可能产生，这种浪漫的看法强调解放人的感情体验能力。本世纪初林纾的西方文学作品的译文展现出丰富的感情体验的图景——爱情、冒险、英雄主义的图景。1这种新的感情和革命英雄主义形象的融合，作为自我实现的一种模式，在著名的革命烈士秋瑾、吴樾、陈天华这样一些人身上很容易看到。 如上所述，不管就改良者还是就革命者来说，这种新的理想一点也没有涉及对整个文化遗产的“全盘”否定。就在年轻的革命者反对由来已久的儒家传统制度时，他们在更广泛的传统中也有其坚实的根源。在他们心里，游侠传统、明代英雄义士的传统、清初不合作者的传统，和俄国民粹主义恐怖分子的榜样以及像拜伦那样的诗人-反抗者的形象都混杂在一起。人们无须怀疑他们是真诚地献身于革命事业，但是革命也已成为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模式。 我们不仅在革命者对事物的看法中发现了强有力的传统成分，我们甚至发现，革命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必将成为与整个文化有关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尽管改良者也加入了），这种民族主义和严复从根本上反对传统观念的民族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现代民族主义随处可见的困境。一方面，实现民族富强也许需要彻底破除传统的束缚；另一方面，有关存亡的民族同一性的意识似乎又要求相信民族文化历史成就的内在价值。 在中国，激烈的学者章炳麟所鼓吹的反满主题似乎为民族地位的固有意识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基础。按照他的看法，清代不仅仅是一个衰落的朝代，几个世纪以来它还代表一个劣等民族奴役在任何方面都比满族优越的汉民族。革命一旦成功，必将最终解放汉民族高度的创造力。汉民族是一个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国粹”和自己走向未来的道路的有机统一体。章炳麟无疑熟悉欧洲民族主义的固有观念，正是按照这样的观念，他激烈地主张中国人从他们自己的传统中引伸出他们自己的思想范畴。不过，矛盾的是，他对中国精神的强调似乎并不把它当作普遍真理的体现，要求严格地信守在具体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作为清代传统的著名学者，章炳麟尤其强调，青年要学好全部文化遗产并为之自豪。不过另一方面，在文化遗产的范围内，他有他自己个人的爱好。其他革命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如刘师培、柳亚子等人，也同样如此，他们在民族遗产中偏爱其文学和美学的方面。的确，固有“文化”民族主义只是革命阵营中的一种倾向。孙逸仙的个人生活经历和刘师培、章炳麟等文人很不相同，他的确能把固有民族主义的激烈成分结合进他的三民主义折衷体系，但是他的根本倾向仍然是西方式的，他的追随者中的很多人也是如此。不过，“固有民族主义”作为一个论题将在今后的国民党运动的历史中起重要作用。 革命阵营里值得注意的另一种倾向是无政府主义的倾向。20世纪之初，无政府-工联主义在欧洲较激进的一派和美国左派中是主要的势力。那时，的确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一般来说）或马克思主义者（特殊地说）代表“革命左派”。在这方面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翻译日文和与日本激进分子的接触是中国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1 有些革命者接受无政府主义可能和激烈抨击过去压抑人的消极的权威有关，这种抨击我们在先驱思想家那里已经看到了。的确，先驱思想家（以及很多革命者）决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所有权威本来就是有害的或多余的。按照他们的看法，中国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建设性的、起教育作用的权威，这种权威可以促进民众的力量。有些更敏感的人，由于相信海外那种一场世界性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在西方即将来临的说法，则会匆匆地作出那样的结论。热心提倡“国粹”的刘师培能够在老子的书中为他的信念找出根据，即中国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可以恢复道家“无为”社会的原始状态；这表明了当时学说万花筒似地混杂在一起。而另一些人则在克鲁泡特金对达尔文学说的看法仁爱“互助”中寻找宇宙论的根据。人们从中可以找到一种更近似于中国传统——与极端的政治激进主义学说有关系的中国传统——的宇宙论。 在这方面，应当补充，1911年以前和以后我们都看到某些性情特殊的人，他们对同一个鼓手并不像多数新文人那样作出反应。不管由于什么原因，他们对社会-政治的当务之急都采取高度抵制的态度。 章炳麟是个复杂的人物，他一方面深深地、热情地卷入社会-政治冲突和文化民族主义的复兴中，在有关“存在”的另一个方面，他又深受再次流行的大乘佛教（尤其是唯识宗）和庄子思想的影响。就后一方面说，他以一种玄妙的观点找到了他最终的慰藉，这种观点否认整个现象世界的内在价值。他随意理解达尔文主义，把它当作无常世界的例证，他干脆否认达尔文主义会提供任何最终拯救的希望。实际上他否认进步。 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王国维这个复杂人物，他的个人气质和生活经历导致他并不自称关心国家“富强”和任何政治救亡学说，认为那只是表面的。接触到叔本华的思想以后，他发现他的根本感受——除了特殊情况下的特有痛苦之外，生活本身就是问题——得到了西方的证实。显然是尼采和一些实证主义者使他终于确信，叔本华的形而上学“是不可信的”，尽管它许诺解除人生的痛苦；在这之后，他在一种富有哲理性的文学批评（如他对小说《红楼梦》的解释）中，最后在一种融合清代和西方哲学传统的创造性的学术生涯中，找到了慰藉。 1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 1 马丁·伯纳尔：《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1906—1907年》，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391—396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现代教育机构的出现，1898—1928年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依次考察人员培训，某些主要教育机构的形成，以及研究和财政资助。对每一情况，我们的探讨都试图从尚未充分考察的领域把有代表性的例证提供出来。省办和市办的教育机构以及技术、职业教育机构大都处于我们的视界之外1 人员：海外培训的精英 高等教育建设的领导者们是真正杰出的一群，他们对非常时代的需要作出了反应。当中国的现代变革需要创立一个可以与出现在其他国家的新制度相比的高等教育制度时，这意味着培养学贯中西的新的学者阶层——一种对悠久传统的真正革命性的决裂。中国人能够而且确实必须向外国人学习，这一观点极富革命性，但与日本和印度等国相比，1860年后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却显得比较少而收效不大。清政府无法在国内提供现代学校，也无力控制派往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事实上这成为清朝覆灭的一个主要原因。新的教育精英从而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里成熟起来。在建立新学校的过程中，他们感到自己是新世界的创造者，决不是现有机构的维护者。当缠足作为保持妇女顺从的一种古老方法，仍在中国广泛流行时，不难想象那些涉足高等教育的中国妇女的冒险精神和决心。 多种因素塑造了这些教育家。首先，他们一般都是在外国受教育的男子和妇女。以梁启超（1873—1929年）为代表的一代到日本寻求西学，以胡适（1891—1962年）为代表的一代则到西欧和美国。这次留学的规模有多大还不完全知道，因为，举例来说，在日本院校注册的中国学生大大超过毕业生。据估计，1900—1937年的注册生为136000人，而1901—1939年从日本各类学校毕业的中国学生的最适当数字是12000人。1留日学生所作的政治贡献在1911年的革命史中极为突出；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却普遍受到忽视。1915年后日本的扩张政策导致反日运动日益高涨以及中国的民族主义日益上升，都掩盖了中国在学术上受惠于日本；今后的研究无疑会发掘这一问题并予以评价。1 中日对抗有助于共和中国的学者转向西欧和美国。中国学生长途跋涉来到西方，需要更多的经费，因此选拔得更加仔细，具有更明确的义务，也更有可能完成学业。有一个估计数字是1854—1953年一个世纪内中国留美学生达21000人。50000446_0413_12 然而，这些数字可能需要进一步推敲和分析，很明显，20世纪从西方回国的两万左右中国留学生是一个人数甚少但颇有能量的群体。他们在大约四亿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与旧政权的进士一样少。他们的前辈三年一次在北京考试，习惯地接受对皇帝——他名义上主持殿试——效忠的人身约束，而这些民国的学者们则觉得，他们的国外经验坚定了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忠诚。这些新的“留学生”精英更加铭记宋代改革家范仲淹的格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3留学生涉足政府、工业、自由职业、艺术和教育等领域的比例尚不清楚，但显然他们都享有从旧习俗和现代革命得来的特殊地位。他们在广泛的人际关系网中发挥作用。那些选择从事建立高等教育制度的人坚持传统，认为学者并非仅仅是技术专家，他必须像政治家那样代表整个社会——亦官亦民——去思考。这种社会责任感有助于从欧美回来的新的领导者建立起来早期共和国的学术机构——一个20世纪的国家所需的学院、大学、图书馆、实验室和研究所。 他们是遴选出来的（或自我选拔出来的）少数在学术上达到了最高水平的人，然而他们的这种特殊地位并非完全是幸事。他们的国外经历——为了获得博士学位，通常需要几年时间——导致了这些自由化的知识分子陷入世界性不可避免的矛盾心理状态。1同所有在国外学习的人一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双重文化，既熟悉中国的精英文化，也熟悉外部世界的精英文化。他们作为学者的精英地位，加上熟悉异国方式，使他们与乡村中国愈加格格不入。他们建立了与西方人文学科传统的共同纽带，这一事实保证了新文化运动在教育方面不仅促进传播技术，而且它尖锐地引出了一些问题，即在事实上，也在（同等重要）中国的军政要人的眼中，如何使他们在外国受到的训练发挥作用，并切合中国的实际。正是这些要人被要求给予教育家们以不断的支持。2同时，有些学者感到他们的外国倾向有使他们脱离自己背景的危险，即一种游离于祖国社会的失落感，简言之，即精神上的颓废和情感上的疏远。双重文化的经历能搅乱一个人的个性。这一问题的程度有多深尚不清楚。它对于许多“五四”运动的一代人可能更为突出，他们事实上具有三重教育背景：中国的（传统的和早期现代的），日本的和欧美的。 因此，引进外国知识（技术方面的和价值观方面的）的任务无论在内还是在外都很复杂。在内，他是受过外国训练的教育家，必须设计出如何作出最大贡献的自我形象。同时，处于他的环境，他可能面对他应该如何作为的十分不同的期望。1现代教育的一个新特点是行政负担。住宿学校和不久出现的男女同校是一种新现象，有一种能诱发导致罢课和政治运动的学生舆论和组织的无限能量。共和国的新学生与教师一样关心民族命运并负有责任感。他们时常要求采取政治行动。教育精英们从事的活动从注表可略见一斑。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潜心追求纯学术。维持学校运转始终是个问题。 教育家作为一个群体迟早也会面临他们与政府当局的关系问题。持续了1200年的政府考试制度到1905年才被废除，受西方训练的教育家在它的阴影下劳动，他们继承了多少代以来困扰着中国旧学者的价值观和问题，同时他们又有在国外遇到的新的价值观和新模式。到30年代，他们成功地创造了较为自主的和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较少直接受到政府和官方正统观念的控制。然而这只是军阀混战年代既无中央政府也无正统观念的暂时情况。由于学者-政府的传统，中国的教育一直与政治纠缠在一起。高等教育过去一直是为统治阶层的，不是为平民百姓的。要使它从国家的正统观念解脱出来是不容易的。这就不难理解脱离政治的较为独立的教育形式的成长为什么时断时续，游移不定了。 此外，民国初年教育不仅得益于中央政权的软弱，也得益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多元化影响。外国人在华利益包括通过基督教教会院校以及设立自主的教育基金二者来扶植现代教育，二者都受治外法权保护。1912年至1949年中国的学术发展可以被看作世界范围的现代知识兴起的一部分，南北美洲人、俄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或迟或早全转向西欧寻求启蒙。然而受过教育的中国精英们涉足国际世界的一个副作用是他们易遭排外者的攻击，被指责为受外国指挥。这些在外国受过教育的接受双重文化、能讲两种语言的精英所付出的代价是，在祖国有时感到或显得是陌生人，甚至像是受雇于外国的人。 归国留学生在中国和国外的经历所形成的心理上和知识上的压力，使他们一代中某些有政治头脑的一翼转向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学术的一翼也需要新的信仰体系、新的指导原则。许多教育家强烈地信仰科学的功效。确实，19世纪90年代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的普遍真理在改革家的思想中曾占重要地位，这种真理成为中国赶上外部世界的法宝。中国的教育家寻求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解救祖国，这种方法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人文科学和中国历史研究之中。对某些人来说，它是几乎具有宗教色彩的信条。一位教育家王风喈教授，表达了20年代颇为流行的态度，声称： 旧的教育体系和旧的民族习惯被破坏了，新的教育——根据科学的教育——已经开始……我们必须知道教育制度不能通过模仿得来，必须从思考与实践中得来。西洋教育不能整个的搬到中国来；必须斟酌中国国情，作出适当的选择。所以我的结论是，新的教育必须以科学为指导，理论要有科学的依据和证明，实践要遵循科学的方法，结果要有科学的统计。1 民国初年作为教育现代化基础的主要命题是：随着帝制的崩溃，旧秩序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作用；中国必须着手建立自己的新的教育制度；以及——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科学”和“科学方法”将证明是新制度得以建立的最坚固的基础。2 大学：机构的建立 让男女青年进入由系里职员管理的公共宿舍，不亚于工业中出现工厂制度。同样，这在中国漫长的教育史中不乏先例，虽然其联贯性还缺乏研究。那些建立高等教育的人常常有意识地要模仿外国模式。然而选择哪种模式恐怕要受制于外国模式能否与中国的传统或需要共鸣。遗憾的是，传记材料虽很丰富，但校史却至今不多。下面我们将先看北京大学，然后是私立学校、技术学校和教会学校，最后是外国基金所起的作用。 北京大学：1912年新共和国从退位的清王朝继承的事物中，有一座规模小而且颇不稳定的称为京师大学堂的机构。京师大学堂诞生于1898年的改良运动，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现代化的日本模式，试图满足创办者们所察觉的中国的迫切需要：让清朝的某些学者-官吏进修，使他们对现代世界的事务和状况有适当的了解。在1898年慈禧政变中，京师大学堂得以幸免。1902年这所学堂经改组增加了师资培训部，同时合并了同文馆，并在原有的课程中又增加了基础科学和五门外语。1 20世纪初，北京大学的学生主要是官吏，授以极为有限的现代课程，但在辛亥革命前，对他们的成就评价极低。2学生质量参差不齐。有些人的思想仍牢固地扎根在旧式文官考试制度中，他们把在新学堂的学历当作通向另一种资格的台阶，从而使学堂以颓废闻名。另一些人则在观点上较为进步和大胆，虽在轻薄和放荡的环境里，他们真正关心当前的问题，并在校园内展开生动活泼的讨论。3然而政府这一层次仍缺乏一致的高等教育政策，因此在建立教育体系的各级相应机构方面没取得进展。 1912年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后，他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作为“国家教育改革的”。各省代表于7月在北京开会，制定了新的政策和相应的法规。1他们得出结论，中国教育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需将它建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扩展到全国各个角落，以及提高到现代水平。高等教育第一次成为完整的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至少在纸上）。 在以后的20年内，在中国普遍出现了一批国立、省立和原来私立的各种学院和大学，目标各不相同。然而，这些学校呈现的经历显示它们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一般认为高等教育构成了国家建设这一重大任务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它是未来领导者的训练基地；同时，那些积极参加发展高等教育的人都是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他们曾在晚清现代学校读过书，并曾与政治运动有联系。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一般都出身于书香门第。许多人为共和革命工作过。他们开始相互视为不仅是昔日的同窗，而且是追求民族目标的同志。因此，没有人反对1912年正式发布的管理院校的《大学令》中的第一款：“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2 1912年的大学令规定，大学里的高等教育由文学院和理学院实施，另设商、法、医、农、工等职业学科。一个机构要取得大学资格，必须有文、理两学院，或文学院和法学院和/或商学院，或理学院和/或医学院、农学院或工学院。京师大学堂在严复任校长时改名国立北京大学，从1912年至1916年底是教育部直属的唯一的国立大学。1 处于新的地位的国立北京大学——简称北大——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五年间学潮迭起，校长频繁更换，而校园生活普遍不安定。所有这些反映了整个国家政治环境的不稳定。2蔡元培就任校长是北大的转折点。蔡身为清末进士和翰林院编修，出于坚定的信念，在20世纪初与革命党人共命运，由于他学贯中西，并坚定地献身于自由化的理想，他受到广泛的尊敬。1916年末蔡元培应召从法国辍学回国，1917年1月就职。在50岁时，他得以实施早年在欧洲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时期即已设想的蓝图。3 蔡元培上任伊始，就得到教育总长范源濂——蔡元培的老友和革命同志——的支持，精力充沛地改造北大，此外当时大学校长有相当大的行政权。4他首先提高教学人员的质量，聘请教师只根据学术能力，不论其政治观点或学术倾向；结果许多蔡元培时代的青年教师在以后若干年内成为学术和职业圈内的知名人士，同时他们也提高了北大的学术水平。 蔡元培其次处理的问题是学生的态度和生活方式。他在就职演说中激励学生接受“世界上和生活中的新观点”。在校期间他们应当“把致力于学习当做不容推卸的责任，不应把学校当做升官发财的垫脚石”。1他还支持娱乐和学术社团以及校园刊物，认为这些都是可取的课外活动。第三，北大结构合理化。到1923年北大完全摆脱了从过去时代承袭下来的“预科学校”的基调。它的三个主要部分现在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语言文学。1919年开始采用选修课程，1922年由教育部批准在全国推广。1920年北大还率先准许女生来到一向是青一色男生的校园。2公立小学曾于1911年录取女生，到1920年已成为全国性潮流。据中国国立大学报告，截至1922年，在10535名学生中有405名女生。3 其他革新还包括1918年起草的几项计划，这些计划旨在制定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法律等方面的本科教学计划。蔡元培不得不使这些新的教学计划与有效的方法相适应。例如，组建法律系时，当时中国的司法制度正在着手修订，高质量的教师非常难得，蔡决定以“比较法律”为。首先应聘的两位讲师是王亮畴和罗文干，他们都是司法部的成员，不能受聘为专职教授。如蔡元培后来所讲的那样，所有这些因素使开设每一门法学课都极为困难。只是好几年后，出现了王世杰和周鲠生这样的法学家，一个合格的法律系才得以建立。4在注意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时，蔡元培深受他在德国的经历的影响，在那里他受到柏林大学和它的创始人威尔海姆·冯·洪堡的鼓舞。在北大他的努力得到了热情的支持，部分由于新的教师质量高，部分也由于师生有讨论学术问题的传统，这种传统可追溯到京师大学堂时代，当时大部分学生都是有一定学识的成年人。1 北大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似乎再次肯定了青年学者和国家命运之间的联系。20年代初，北大作为一所大学，可以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大方向：课程是按照现代西方普遍实施的训练方针设置的，教师队伍具有学贯中西的背景，能超出本科课程继续进行学习和研究。北大作为第一所国立大学的地位，明显地标志着高等教育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更全面地进行研究时，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等其他主要大学的发展应能提供有启发性的比较和对照。 私立学校：南开。并不是所有的著名大学都与政府有关系。各种类型和性质的私立学校纷纷成立，特别是在北京和上海以及一些省城。最著名的教育家的活动例子是南开，这是张伯苓（1876—1951年）领导下在天津成长起来的中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的联合体。与晚清的许多现代教育先驱者相比，张伯苓不是古典学者，而是一所现代学校——北洋水师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当时他只有18岁。然而1898年中国海军基地威海卫成为英国的租借地，张目睹中国国旗降落和英国国旗升起，断然结束了他的海军生涯。极度的羞辱给予他以创伤性的打击。离开海军时，他发誓要献身于教育这条“自强之路”。2如他在回忆录中谈到的那样：“南开学校诞生于灾难深重的中国，所以它的目标就是要改变旧的生活习惯，培养救国青年。”教育家的任务就是清除中国衰败的五大弊端：体弱多病，迷信和缺乏科学知识，经济贫困，由缺乏集体生活和活动而出现的涣散，自私自利。张后来在南开制度中所订的综合教育计划，就是为适应中国在这五个方面的需要而设计的。1 张伯苓漫长的教育历程，开始于谦逊地担任严修——一位杰出的天津绅士，与蔡元培一样也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翰林——孩子的家庭教师。张也曾在天津另一位著名绅士王益孙家任教。在这两个关系的基础上，张伯苓得以建立他的第一所学校。1904年，严、王二人联合资助建立一所中学和一所师范学校。第一届师范学校学生毕业于1906年，第一届中学学生毕业于1908年。虽然当地士绅子弟大量出现在第一批学生中——韩、严、陶、卞和郑等姓在最初的学生名册中都很突出——但学校的新课程很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注册。1908年当地第三个捐助人郑菊如慷慨地捐献了土地，而严修又再度捐款，学校得以迁入“南开洼”的永久校舍，南开学校因此得名。2 清末政治动荡，然而张伯苓思想专一，不允许他和他的学校卷入革命活动。他集中精力进一步发展学校。1917—1918年张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一年后，得到严修和范源濂的赞助，他们支持他办大学的计划。通过发动他与天津上层社会（如严家和郑家）和国内知识界（范源濂是前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密友）的关系，还有与国际教育团体（张于1909年皈依基督教，并与基督教青年会建立联系）的关系，他筹集了足够的资金，得以建造南开大学的第一座校舍。第一批四十余名新生于1919年秋入学。3南开大学开设了三科：文科、理科和商科。第一届学生于1923年毕业后，南开大学迁入八里台的更为宽畅的校园直至今日。当南开大学迁到这处郊外的校园时，一座新的科学大楼同时启用，这是一位私人捐助者的另一件礼物。1 张伯苓曾几度赴美考察高等教育制度和筹集资金。1928—1929年出访归来后，他将南开大学改组为三个学院：文学院由政治、历史和经济三系组成；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四系；而商学院包括财务管理、银行、统计和商业四系。2 张伯苓的双重文化的业绩是来自天津上层社会、留学归国教育家的国内知识界和国际（特别是英美）教育团体的支持的结合。其他教育活动家的成就尽管不那么著称，但可相提并论。例如，另一所私立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是由一所天主教学校的退学生于1905年建立的一所学校发展起来的；这所天主教学校便是震旦大学。在这些发展中一位感人的人物是天主教徒马良（马相伯，1840—1939年，见后）。还有另一所私立学校厦门大学是华侨实业家和慈善家陈嘉庚于1921年建立的，他已经成为新加坡橡胶、菠萝和海运业的百万富翁。从1921年到1937年，厦门大学在第一任校长林文庆的主持下发展起来。林文庆是一位颇具天赋的新加坡医生，在爱丁堡获得医学学位，并且也成为一位古典学者和记者。3中国私人赞助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值得进一步研究，更不用说近代海外华人对教育的影响了。厦门确实曾经是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一个主要货物集散地，“海上中国”的一个焦点。这在第12卷中讨论过。 技术学校：教育在应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发展是缓慢的，这在早期大学的课程中可以看出。长期以来考生是凭知识鉴别的，铁路建筑之类的实用技能，无论多么引人注意，都不能很快获得知识那样的声誉。然而清代末年，随着现代教育运动的兴起，一些专门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确实出现了，其中许多学校达到学院或大学水平。下面几个例子可以表明现代中国一些最著名的技术学校有不同的起源。1895年盛宣怀赞助建立天津中西学堂（亦称北洋西学堂），课程偏重于电气、矿业和机械工程等领域的专业。八年后重新评价国家教育制度时，这所学堂被改组为北洋大学堂，并迁到天津城外的新校园。1另一所盛宣怀赞助建立的学校是上海的南洋公学，开始时偏重政治学，但最终发展成声誉卓著的交通大学，2在工程教育方面被视为天津北洋大学堂在南方的对手。 除公立技术学校外，现代教育的倡导者们在私人资助下，偶尔也能建立这样的机构。工业和社区的开发者张謇顺应时代潮流，于1906年在江苏建立了南通大学，试图将课堂教学与实际经验结合起来。该校提供的课程包括农业、纺织技术、工程和医学，并与一个纺织厂、一所医院以及供农业实验用的16000亩土地挂钩。3技术学校的另一资金来源是外国在华现代工业部门内获得的商业利润：1909年一英国公司——河南福中公司——在焦作这一正在发展的现代煤炭工业所在地开办了焦作路矿学堂。在1912年政治动荡中短期关闭后，于1914年恢复，改名福中矿务学堂。1928年后在国民政府管辖下学校又改组为焦作工学院，4声誉日隆，直到1937年中国的学术进展因战争再次中断。上述例证只是加速走向技术和工程教育的一部分，在民国时期这类教育将受到进一步重视。 教会学校：它们大多数是从中学水平开始的，原来的目的是帮助传播基督教。然而，后来它们在人文科学方面作出主要贡献。有记载的最早一所中国境内的教会学校可追溯到1845年。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早期自强运动中，又出现了几所教会学校。19世纪末旧秩序在中国的崩溃不可避免地给教会学校一个机会，在科学和外语等几个非传统教学领域采取主动。这些学校从而展示了新型的学识。1900年后，由于对现代教育的需求增长，一些教会学校通过扩设课程和合并这一复杂过程逐步演变成具有学院水平的学校。1906年新教传教士拥有2000多所小学和近400所中等水平的学校，而到20世纪20年代已有12所（最后是16所）学院或大学逐渐从其中出现。1然而，在中国扩大和深化基督教事业仍一直居优先地位。例如，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认为：学校应保持小规模，这不仅为了保持教员与学生接触的质量，而且因为“不信教学生成份过大会冲淡学校的基督教气氛”。他还把宗教课程和礼拜定为必修，并辩解说，如果学生不想信教，他不必进这所学校。2 天主教高等教育是在上海郊区徐家汇（明末著名教徒徐光启的老家）特别设立的耶稣会奖学基金之上建立的。一位富有朝气同时不乏权力的人物马良长期任耶稣会传教士，他是一名清政府官员，又是一位改革家。他于1903年建立震旦学院，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一所天主教大学。1905年他建立复旦公学，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一所私立大学。这在前面已经提到。1 教会学校学术质量参差不齐。2有些大学在教学、计划改革和教员业务成就方面成效卓著。其中有些教员是国内或国际上的知名人士。如北京燕京大学有个新闻系，它从全国各地招生，而这个系的教员包括下列著名学者，如中国史方面的洪业（威廉·洪），顾颉刚（民俗学），徐淑希（政治学），吴文藻（社会学），文学方面的许地山、谢婉莹（冰心）和熊佛西，以及宗教方面的赵紫宸。燕京由于地处北京，知名度高。当然同时还有其他教会学校，如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前身为广州格致书院），也取得许多真实成就。 然而，无论这些教会学校的学术成就如何，它们都会发现自己处于矛盾状态。虽然传教士的最初目的是传教，但有些传教士很早就发现传播世俗学识也是可取的。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使他们的学校超越了改宗的界限，并使他们逐渐致力于有利国家发展的一般世俗计划。对于大多数在教会院校注册的学生来说，这些学校仅仅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中心。学生们改信基督教的为数不多，不足以引起注意；3他们也不会让自己脱离横扫全国的“新潮流”。事实上，其中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在北京和上海的，4常常站在学生运动的前沿。5 表3 中国主要学院与大学及其分布，1922年 注：37所大学有40个校园。 来源：《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99—100页；卢茨：《基督教院校》，第531—533页，《中国基督教院校一览表》。 1交通大学属交通部，向不列入国立大学——译者。 2原文如此，疑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译者。 3系哈同设在爱俪园内规模很小的大学——译者。 430年代并入岭南大学医学院——译者。 到20年代早期基督教学院和大学曾达到顶峰。如表3所示，1922年它们建成了将近一半的主要高等学府。这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因此甚至在教会学校数目增长时，它们也不得不面临来自中国社会的新的挑战。“五四”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改宗发生冲突。1922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学生联合会，在全中国青年学生中触发了一场反宗教和反基督教运动。如胡适于1925年在燕京讲话时指出的那样，基督教在华教育面临三种新的困难。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人的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对列强的恐惧消失了，而自我意识已逐渐增强”，因此出现了恢复主权的运动，同时相信“帝国主义列强在文化侵略上采用的方法是传播宗教和开办学校”。第二，青年知识分子的“新认识的理性主义”会向基督教信条本身提出挑战，要求“拿证据来！”1最后，胡适认为整个传教事业充满内在弱点。（中国的爱国者们注意到，从学院的历史发展中看，它们是由一批有时主要资格是在宗教方面而不是在学术方面的人员创办的。）因此胡适极力主张教会的教育家要有办法回答两个问题：他们是否不能集中人力和物力发展少数真正优秀的高质量的院校，而不是发展大量平庸的或低劣的院校？他认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一个杰出的范例。其次，教会学校能否放弃传道，用全力办好教育？胡适认为宗教和教育二者不可得兼。2 胡适和与他气味相投的其他学者直言不讳地反对传统的教会教育，他们认为宗教宣传危险地缺乏理性，并为之困扰。在这方面，他们与西方理性主义以科学的名义对天启教的攻击相一致，并且也与儒家不可知论的学术传统相一致。然而，与此同时，那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视之为新“社会科学”的中国人，也参加了爱国反基督教运动，把它作为一般反对帝国主义活动的一部分。到1920年，在某些教会的圈子里，仍将排外和反基督教情绪的增长归咎于孙逸仙和他在广东的“激进分子的温床”。1 科学与研究的开端 1900年前后的几十年，中国开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多种现代科学机构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也大步前进。参与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外人士于是参加到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中去，这个过程需要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较。1916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建立，无疑是一个里程碑（见后）。开始强调科学知识则是另一个里程碑。1918年12月蔡元培宣称：“我们所说的‘大学’并非仅仅是个按照课程表授课，培养出大学毕业生的地方；它实际上是在共同关心的知识领域里从事研究……从而创造出新知识，以便提供给国内外学者的地方。”2 一般都同意，新知识要通过科学方法取得。到20年代这已成为一种信仰，即视科学观点为粉碎传统秩序，并为中国达到现代国家开辟道路的利器。青年知识分子有感于中国在国际上缺乏成就，开始相信科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这一信仰如此深刻而广泛，以致几十年后他们仍然真诚地说：“科学是西方文明的源泉”。3如果我们真地希望发展新文化，我们就应该特别注意发展科学”。1 民国初年科学教育水平普遍低下，大多认为是由于许多教师在日本接受的训练不充分。除了少数例外，总体条件直至20年代早期才有所改进。220年代中期，有几个因素导致了比较大的进步：一些大学，如南开、清华和交通，开设了较有分量的科学课程，由欧美留学生任教；其他组织形式也促进了科学，并随之建立起高级的研究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外的中国学生中出现了许多组织，其中最积极或最有影响的莫过于科学社。它是由为数不多的中国学生于1914年在康奈尔建立的。3它的英文全称为“ent of science”，以便与类似的美国组织相应，但其中文名称为“中国科学社”。“社”是一种志愿的组合，一种由活动家、精英分子领导的团体。过去士绅们常常组织这样的团体以建立地方学校或灌溉工程，或征集民兵抵抗太平军或广州的美国侵略军，后来着手“自治政府”的各项计划。科学社的目标不仅在于“促进科学，鼓励工业，统一翻译术语，传播知识”，而且它希望用十字军的热情通过科学最终再造中国的整个社会和文化。4科学社在美国草创时期有成员55人，1918年随主要创建人回国而迁至上海，到1930年成员曾增加到千人以上。社员包括留学欧美和日本的归国学生和在中国培养的青年科学家。科学社的活动范围也扩大了：除1915年创办刊物《科学》外，科学社还召开会议宣读研究论文，出版科学译著，并建立科学图书馆；1931年这家图书馆从初址南京迁至上海，它一直是那里的一份主要财富。同时在1922年，科学社曾在南京建立生物实验室。 促进科学在中国面临着两线作战：既要复制和扩大从国外获得的知识，又要让它适合中国的现状。中国青年科学家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国际学术界，他们也试图对国际学术界作出贡献。同时，他们又面临将科学思想与实践引入中国人民生活的任务，以减轻中国的落后程度。依赖和落后二者后来都有可能被污蔑为殖民地的症状。1 提供基金与美国的影响：清华 考虑到中国古代强调高等教育要为国家服务，1916—1928年军阀混战时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影响来自美国，当时联邦政府在教育方面所起的作用还微不足道（农学例外，它受到拨土地给各州立农学院的补助），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美国高等教育当时仍由私立大学而不是由州立大学领导，实际上新英格兰和中西部的教派学院曾经是在华传教士主办的教会学校的样本。但美国的影响是通过一些不寻常事件的结合而形成的，远远超过了基督教会的努力。 1901年自清政府强索的庚子赔款中，美国要求从中分到2500万美元，当时美国负责官员私下认为数量过大，可能比正当数目高出一倍。然而它只占整个赔款33000万美元的一小部分。2这是一个使中国政府一蹶不振的过高的数目，而且几乎从任何角度看，这个数目都可以被视为帝国主义掠夺顶峰的可耻标志。1908年美国国会对中国减免了赔款中超出实际损失的那一部分，计11961121.76美元。这笔款子将被用于在美国教育中国人，而且它创造了一个支持中国高等教育的有效机制。1909年中国政府向美国派送了第一批庚子赔款学生47名，1910年70名。到1929年总数达1268名。1领取庚子赔款奖学金的学生名单中不乏才华洋溢的青年。 同时，政府也拟订了训练计划，为学生赴美学习作准备。1909年一个配备外国人员的大学预科被建立起来，1910年举行了入学考试，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的清华学堂于1911年正式开学。2它成功的秘诀在于每年的预算有保证，当时其他院校则依赖军阀政权，毫无保障，此外，直至1929年它一直强调要为在美国大学学习做好专门的准备。一个通过入学考试的11至13岁的小学生必须学习五年初级部课程和三年高级部课程，以后才会被送往美国院校学习。第一批学生是1912年入校的，经学习八年标准现代中学课程（如英语、法语、德语、历史、地理、生理、物理、化学以及一些音乐、美术和体育课）后于1920年毕业。31926年清华的预科地位结束，改组为达到学士学位的四年制的清华大学。 至此美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已达到顶峰，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渠道实现的。许多有能力的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曾经在那里与约翰·杜威教授以及其他人一起工作。杜威在华讲学的两年（1919年5月—1921年7月）恰与英国数学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罗素的访问（1920年10月—1921年7月）重合。杜威在11个省讲演大约70场，由胡适翻译，但是他提倡的实验主义对狂热的中国爱国者来说并不是政治上的灵丹妙药。后来他的同事孟禄教授也访问了中国，而主要大学的校长们——北大的蒋梦麟，国立东南大学（后为中央大学）的郭秉文——都自称是杜威的信徒。然而杜威的通过教育自我完善的典型美国式的教谕，很少提供在寻找中国教育道路的过程中能立竿见影的东西。留美归国学者从1919年到1924年领导了一场教育改革运动，他们既利用最初由蒋梦麟主编的《新教育》等主要刊物，也利用中国国家教育促进会；但这些计划和希望不久即在政治动荡中烟消云散。郭秉文被夹在反杜威保守派的民族主义浪潮与国民党在江苏与军阀的对抗之间，他被迫于1925年1月辞职。独立于执政者的自主的高等教育尚难预见。在军阀时代，高等教育只能在当地军阀的支配下发挥作用。1 然而，就清华而言，这株美国移植的植物生了根。1928年北伐胜利结束后，国民政府将清华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2罗家伦——北大校友，曾留学英国和美国——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1928年9月他在就职演说中，赞扬清华取得国立大学地位是国民政府“在华北建立新的文化力量”的结果。1他提出在文、理、法三院上增加工学院，并加强研究生学习和高等研究。他还建议从国外邀请有成绩的学者担任较长时期的客座教授，“不要一时轰动，而要教学”；不要“像前几年那样，将国外著名学者（显然是指杜威和罗素）请来只讲课几个月或一年”，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2在罗家伦和他的继任者梅贻琦的管理下，清华在规模和实质上都稳步发展，成为以后十年中杰出的高等学校之一。 美国影响的另一方面是以1925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华基金会）的出现为序幕的，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1924年美国国会根据联合决议，将庚子赔款余额归还在中国使用。于是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将这笔大约12545000美元的款项交给一个基金会掌管，用于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几个月内中国政府任命了由10名3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第一任董事会，中华基金会于1925年6月正式成立。410名中国董事中有3人是高级外交官（颜惠庆，顾维钧和施肇基），其余的是著名的科学家或现代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范源濂（范静生），黄炎培（江苏省教育界领袖），蒋梦麟（北大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周贻春（清华校长）和丁文江（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主任）。5个美国董事是与中国教育界有关的著名人士：杜威，孟禄（两人都是哥伦比亚的），顾临（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代理院长），贝克（中国华洋义赈会）和贝纳德（花旗银行）。1董事会任命范源濂为基金会第一任干事长，他邀请中国科学的热情倡导者任鸿隽担任行政秘书。2 中华基金会执掌的不仅有1924年归还的庚子赔款，还有1908年归还的供奖学金和清华大学使用的款项。它又被授权掌管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基金以及其他学术捐款。它的主要任务第一是资助学术机构的高质量活动，如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其次，支持公私机构的新项目，如合作事业；第三，基金会本身开发新项目，3所有申请项目必须按现代方式得到董事会或专门委员会的批准。4范源濂和任鸿隽意识到中华基金会的革新任务，认为它不应仅仅是基金管理办公室，也应是现代科学的强有力的推动者。5基金会坐落在北京一所以前的亲王府内，1926—1927年批准把研究补助金给予13所院校、3所研究所、5个文化教育组织以及一个未归类的领款单位，总金额达419906元。6当有人责备基金会不通过政府当局而由少数几个人处理大宗款项时，任回答说，这正是中华基金会的力量所在：它杜绝了政府滥用基金去打内战。7总有一天，当日、英、加、法、德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华教育活动经过较为充分的研究时，1人们可能在较为宽阔的范围内评价美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将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医学和其他科学的支持。英、法、意退还的庚子赔款部分也用于教育。 1 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m.詹森著第6章，引用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这是这位研究中日教育关系的日本第一号专家的主要著作。 1 汪一驹著《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综述的主要内容，实际包括晚清努力向日本学习以及关于这个题目的以后许多方面的大量资料。中日学术关系各个方面在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中得到研究。 2 有多少人毕业不明。见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119—120、167、185页引用华美协进社的资料。 3 刘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载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第111页。 1 这种矛盾心理已由李文森特别加以说明。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是《革命与世界主义：西方阶段和中国阶段》。 2 为获得民国革命一代的教育家所受训练的形式的印象，我们考察了75人的经历如下： 上述资料根据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词典》和《辛亥革命回忆录》（全8卷）中名人的代表性抽样。不可避免在分类时有重复。对《中华民国传记词典》中参加过各种自由维新运动的全部名人的社会背景的进一步调查，表明1/3以上是学者官僚阶级出身，弗吉尼亚·e.雷诺兹：《社会运动：中国领导阶层分析，1895—1927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3年，部分vb：数量综合。 1 为获得1912—1949年学术界名人事业活动的印象，我们统计了173人所从事的工作的类型。大约1/3的人从事一种以上的活动。此表根据《中华民国传记词典》中173人的传略，他们的专业活动范围从部分从事（如仅短期从事高等院校教学）到毕生从事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诸方面工作。人们公认这群人是有选择的，但它包括那些最积极地影响近代教育界发展的人物。 1 王风喈：《中国教育史大纲》，第5页。王是时在长沙晨光大学任教。 2 关于新文化运动中对“科学”的各种见解，见史华慈在《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8章的概括；又见郭颖颐：《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1 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载《清代轶闻》卷5，第1－2页；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59—160页。关于同文馆，见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在1901年签订《辛丑各国和约》后清政府试图在各省设立大学堂，如谷如墉领导下的山西大学堂：见周邦道：《近代教育先进传略》第1部，第295页。然而，h.s.布伦纳特和v.v.哈格尔斯特罗姆1910年在所著《今日中国政治组织》一书中记载，只有一所新大学设在北京（第223页）。在20世纪20年代，年鉴列举6所省立农科大学或工科大学。例如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6年》列举这些大学设在浙江、福建、湖南、江西、江苏和山东（第434b页）。 2 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2页；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160页。 3 俞同奎：《四十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载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集（1976年），第268页。 1 我一：《临时教育会日记》，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296—297页。 2 教育部在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647页。在《大学令》中，“宗旨”在1917年修订时只抹去一个逗号，所以新版本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同上，第671页。 1 教育部在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第647页；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1页。 2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0—271页。中国**对北 京大学校史的看法见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年》。 3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第473—474页。蔡元培担任校长时，与一些友人 的忠告相反，引用德国统一的历史。他相信普鲁士“成效卓著的高等教育”培 养出优秀的小学教师，这些小学教师又以使他们成为现代爱国公民的品质教 导学生，终于导致在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国。据说孙逸仙也在督促蔡元培接受 北京大学校长任命的人之列；见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载《逝者如 斯集》第55页。 4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6—279页。1920年北京大 学成为中国第一所聘请女教师担任教授的大学，当时陈衡哲出任历史系教授。 当时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中，有哲学教授胡适和沈尹默，语录学教授钱玄同，英 国文学教授辜鸿铭，以及经济学教授马寅初，王宠惠讲授宪法，而俞同奎讲授 化学。 1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80页。 2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91—296、297—298页。 3 杰西·格雷戈里·卢兹：《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年》，第136—137页。 4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96—297页，和蔡元培任北京 大学校长时的自述，同上书，第276页。 1 罗家伦：《逝者如斯集》，第57、64—65页。 2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载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83页。 《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1卷，第101页。 1 胡适：《教育家张伯苓》，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10页。 2 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7—9页。南开学校师范班在1906年停办，所以 只有一届师范毕业生。然而在这届十个毕业生中，有几个后来成为教育界的 著名人物，其中有陶孟和和梅贻琦。 3 同上书，第8—9、10、13—14页。 1 同上书，第14—15页。私人对南开财政赞助的重要意义与当时其他主要大学 形成鲜明的对照。 2 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17页。 3 见《林文庆传》；又见王增炳和余纲：《陈嘉庚兴学记》。 1 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66—67页。丁致 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比较《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5章。 2 《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68页。 3 朱昌峻：《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年》。 4 安东尼·c.李：《中华民国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第10、11—12页。 1 卢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531—533页，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6所教会高等院校发展顺序图。关于深一层概括，见《剑桥中国史》第 10卷，第11章（柯文著）和第12卷，第3章（费维恺著）；又见威 廉·珀维安斯·芬恩：《变化中的中国的教会高等教育，1880—1950年》；和 一部发人深思的研究专著，简·亨特：《上流阶层的信仰：美国女传教士在世纪 转换时的中国》。 2 玛丽·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年》，第65页。 1 见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 2 例如，中国官方《教育公报》第8卷第1—2期（1921年1—2月）译载一篇日本报道，把上海震旦学院列为学术质量很低的大学；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103页。 3 克拉伦斯·伯顿·戴的《之江大学：简史》记载，1930年的调查显示学生对宗 教集会和课程不感兴趣，只有25%左右的大学生是信教的基督徒。 4 属30年代初期最著名的学生运动中心之列的是燕京大学、沪江大学和之江大学；见卢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330—333页。 1 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1925年在燕京大学的讲话），《胡适文存》第3 辑第4卷，第728—733页；关于有用的述评，见杰西·g.卢茨：《中国民族主 义与20世纪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现代亚洲研究》第10卷第3期（1976 年7月），第395—416页；又见山本澄子：《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关于详细情 况，见叶家哲：《宗教、爱国心和中国学生：1922—1927年的反基督教运动》。关 于反教会运动与收回教育权之间的联系，见杰西，格雷戈里·卢茨：《民族主 义、中国政治和差会》（未刊文稿，1984年）。 2 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 1 1927年北伐期间，青年军官们告诉杭州的一位西籍教师，一打完仗，中国将 “注意收回教育权”。戴：《之江大学：简史》，第56、59—60页。参阅卢茨：《基督 教院校》，第225页。 2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049页，《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1918 年12月）上蔡元培的发刊词。 3 任鸿隽：《五十自述》（未刊文稿，1938年）。 1 蔡元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载《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第297页。 2 罗杰·s.格林：《科学教育诸方面》，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101页。 3 中国科学社9名创办人中有4人（包括胡适）起初曾在农学院学习。9人内有任鸿隽（1908年曾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在美国攻读化学前曾于1912年在南京协助孙逸仙）和杨铨（1909年在上海一所新学堂时曾经是胡适的学生，以后在 美国攻读工科前也曾于1912年任孙逸仙的秘书）。 4 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94—95、169页。 1 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216—226页。 2 迈克尔·亨特：《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再评价》，《亚洲研究杂志》第31卷第3期（1972年5月），第539—559页。 1 见贾祖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国家》，第210—212页上的数据。 2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关于该校1949年前多达500 页的校史，见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稿》。 3 刘师舜：《一九二○级在校时代之清华》，第3—4页。 1 巴里·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在中国》第5章，指出教师之间以及教师与军事 当局之间派系纠纷的极端复杂性。1921年6月3日，北京八所高等院校教师 欠薪数月后，学生和教师示威游行到总统府请愿，被开枪驱散，多人死伤。《教 育杂志》第13卷第7期（1921年7月20日）第2—4页报道了这一事件。 在运用美国自由派理想于革命中国的道路上的困难，可从一系列著名的 传记研究中看出：w.j.迪克：《蔡元培：近代中国的教育家》；劳伦斯·a.施奈 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贾祖麟：《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费侠莉：《丁文 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梁漱溟与中国关于现代性 的困境》；斯蒂芬·n.海：《亚洲东部和西部的思想：泰戈尔与他在日本、中国 和印度的批评者》；又见r.w.克洛普顿和欧俊臣（音）编译：《杜威在华讲演 集，1919—1920年》和孟禄：《中国：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2 陈之迈：《求学与治学》，载《蒋廷黻的治事与生平》，第19页。 1 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1928年9月接任校长时的讲话），载《逝者如斯 集》，第7页。 2 《逝者如斯集》，第9—10、11、12页。 3 原文只列出9人，所缺一人为郭秉文——译者。 4 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1—2页。 1 同上。以后增补进董事会的有在近代中国教育及文化发展中同样知名的人 物，其中有赵元任、傅斯年、胡适、司徒雷登、蒋廷黻和翁文灏。 2 任鸿隽后来回忆，自1918年从美国归来后，“我坚持使同胞知道科学的重要性 ……如今有了这个有赠款维持的机构，每年有大约一百万美元的预算用于促进科学事业；……所以，我欣然接受……”（任鸿隽：《五十自述》中“1925年”项下）。1929年他接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执行董事。 3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4页。马戈·s. 格武尔茨：《社会现实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1927年》，《现化中国》第4卷第2期（1978年4月），第168页。 4 1981年8月15日叶良材（音）私人通信。叶良材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财务秘书（1932—1978年），助理司库（1935—1978年）和理事（1962—1978年）。 5 任鸿隽：《五十自述》，“1925年”。 6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报告（1925—1945年）》，第5页。 1 例如，1922—1923年德国生物学家兼哲学家汉斯·德里施在南京和北京讲演形而上学，而主持人张君劢挑起关于“生命的科学与哲学”的学术论战，见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第94—135页；郭颖颐：《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第135页—160页；和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190—196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辛亥革命和“新文化” 中国的辛亥革命常常被认为是“表面的”。它没有引起社会的革命。不过这一事件仍然结束了整个君主政体，使之合法化的宇宙论思想也崩溃了；政权分散并军事化，全社会的职权往往降低到地方水平；道德威严在社会许多层面上下降；地方上新旧有权有势的人都极不安全；新的共和政体未能建立其合法基础——所有这一切必然有力地冲击知识分子有关上述论题的观念。以上的种种趋势很多在1911年以前已在发展。废除科举对文人的社会作用有巨大影响。君主政体的宇宙论基础已被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人的进化学说削弱；按照林毓生的恰当说法，“堤的闸门经过长时间可能腐蚀；当堤最终溃决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住毁灭和破坏堤外原有景象的洪水的冲击”。1毫无疑问，客观地研究1911和1919年间中国所有地区的变化将能揭示出多种多样的情况，甚至某些积极的发展。不过在多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整个社会却是一种堕落、残破、**、野蛮的景象。中国的发展趋势似乎总要陷入绝境。 严复和康有为这时都更加确信进化不可力迫之，在中国进化的现阶段，共和主义革命是巨大的错误。梁启超承认革命和君主政体覆灭的不可逆性是历史法则。他最初站在他一贯坚持的立场上，支持袁世凯建立“共和”独裁政治的尝试，认为能够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康有为也站在他一贯坚持的进化立场上，仍然相信在这一点上，只有君主政体的象征作用能够恢复崩溃了的中心。2 这三人这一时期的共同倾向是，更乐意接受作为推理根据的文化民族主义。当然，长期以来康有为一直在为他自己的看法鼓吹，即在小康这一中间的历史阶段儒教是必需的。严复和梁启超在日益分崩离析的环境中，这时越来越坚信，中国需要能够稳定共同信念的起码的基本要素。我们发现严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孔教会”的请愿书上签了字，要求承认儒教为国教。1他认为，令人悲痛的是，中国社会仍处于由“父权”阶段向“军事”阶段转变的时期，2而中国仍然需要父权信仰。 积极的革命者们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很多人很快就表明，他们的思想信仰是旗帜鲜明的，但却不是深刻的。他们很快就卷入声名狼藉的军阀时期的政治斗争中。孙逸仙在二次革命和三次革命后的暗淡岁月里，继续（积极地，但没有多少效果）寻求政治权力的基础。“国粹”派的支持者不久便发现，**的满族人下台以后，汉族并不就能自然而然地实现全面的“复兴”。就刘师培这样一些人来说，他们仍然专心致志于维护民族文化的特点，但通过政治手段来加以维护的信心已逐渐丧失。用劳伦斯·施奈德的话来说，“这一批人的文化使命是他们这时团结一致的唯一原因”。3他们关于文化的观念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学和传统学术上，这使他们成了激烈地反对五四时期语言和文学革命的人。 可是，对革命后这一时期所受挫折的最重要的反应是以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为其最突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我们在其所反对的方面看到的是对全部文化遗产更彻底的——更全面的抨击，这是整个运动的特点。陈独秀倡导“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1这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这种种抨击这时不仅指向传统的儒家社会-政治制度，而且指向整个传统，包括“儒道佛三教”（更不用说民间的迷信文化）。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用语仍被援用，但“旧社会”和“旧文化”这时在某种意义上是被当作一种巨大的、毫无生气的沉重负担，一种使民族精神麻痹了的沉重负担。革命已经证明，人们虽然能够推翻整个传统的政治结构，却不能影响遍及整个社会的**现象。事实上，陈腐的旧势力不仅仅有能力继续存在，似乎还有能力恢复生机（例如袁世凯试图恢复帝制）。摆在面前的任务因而就是改变民族的全部精神生活。“新文化”的领袖们认为，这项工作是任何政治行动或体制改革的绝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年轻的胡适在1917年从美国归来时所表示的决心“二十年不谈论政治”，似乎表达了整个新文化界的普遍情绪。正如他们主要刊物的名称所表明的，他们认为他们的主要读者是还没有被“陈旧之物、腐臭之物”2完全腐蚀的受过教育的青年。 在这一点上，《新青年》的观点和先驱思想家们的观点之间也似乎只有程度上的差别。面对我前面所说的列宁主义的困境，先驱们逐渐强调观念意识在改变社会方面所起的作用。不过在清朝维新运动期间，支持他们教育观点的想法是，社会基础设施方面实际上正在发生变化或将要发生变化。进化在某些意识帮助下那时似乎正在进行之中。与此相似，1919年以前新文化界的判断导致他们认为只有改变意识才能推动社会。 1919年以前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是在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界线，这对将来有持久的影响。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已预示了这种分离。尽管历来有“士大夫”的说法，但过去显然也一直有一些文人基本上是知识分子，而另一些文人则基本上是政治家。在1919年以后的那个时期中，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再次卷入政治生活。不过，知识分子（尤其是学术和文学方面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阶层的自我意识，即使在1949年以后也仍然存在，甚至带有某种智力生活有自治“权利”的意识。 新文化运动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新文学”的出现，这适宜在本书的另一章论述（见第9章）。在这里，我们看到文学也是作为人类经验的一个重要自主领域。1虽然诗歌和纯文学长期以来一直是文人雅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在观念上它们从来没有与自我修养的整个进程分开。总有一些像欧阳修那样的文人，但把文学（就纯文学来说）当作一种高雅的、自主的职业的观念却并不普遍。小说是文学的一个门类，而写作小说尤其不是一种值得重视的高雅文化活动。梁启超在这方面，像他在其他许多领域一样，也是先驱；他提倡利用小说作为一种有效的动人感情的媒介，从而宣传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年轻的周树人（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两人也是先驱，1911年以前当他们在日本的时候，就想利用文学作为医治中国民众精神痼疾的手段。可是，有效地开展新的白话“雅文化”文学的却是新文化运动。不过，如果说新文化把小说这种体裁提高到了雅文化的地位，它做到这一点，在极大程度上是由于把小说和小说应“为生活服务”的看法结合了起来。中国的新文学从一开始就达到这样的程度，基本上倾向于文学应为社会道德目标服务的看法。当然，这个总倾向并不妨碍一些伟大的作家热中于纯文学事业，但总的目标仍起支配作用。 即使是浪漫派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等人，表面上采用“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也对一些并非纯属艺术的事情深感兴趣。1如我们所了解的，要摆脱压抑人的传统生活结构的浪漫主义，在1911年以前就出现了，即使在那时，它也是既和探究个人人生的意义有关，同样也和革命的浪漫情调有关。在1911年以后的那个时期，当政治救亡的希望戏剧性地破灭时，在人们很快失去国家和个人两方面的传统价值信念的社会里，年轻知识分子对个人人生意义的关注成了新文化的一个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个人主义”就其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两方面的含义说，似乎这时对个人生活有很大的直接影响；对于先驱者一代，这样说无疑是不正确的，先驱者一代仍然十分安适地生活在传统的儒家家族准则的限度之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对个人主义的关注因而似乎并不完全有助于社会-政治目标。载于胡适主编的《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刊的易卜生《玩偶之家》的译文，是这种关注的标志。“创造社”浪漫主义的作家们着迷地热中于他们不能满足的情感上的渴求，这也决不是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关注。用李欧梵的话说，“法国象征主义者的看法是，艺术不仅重建生活，而且建造了艺术家可以在其中逃避生活的新大厦，与此相去甚远，成（仿吾）的论点指向另一个方向”，2指向压倒一切的对生活的关注，不管这种关注表现为郁达夫感伤的自我放纵还是表现为郭沫若飘然的自我陶醉。 另一个与新文化运动有明显联系的发展，可以叫做对传统遗产的“更高层次的批判”，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为代表。 关于各种传统和经典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的争执是中国思想长期以来的一个特点。清代考据学派的杰出训诂学者们促进了对一些重要典籍的整理，尽管他们的工作是否具有怀疑主义的-反传统观念的含义很值得怀疑，而20世纪推崇他们的人则认为他们的工作具有这种含义。康有为——他决不是一个批判性学者——在20世纪初曾试图利用对某些古文经典的系统性抨击来支持他自己的今文经学看法。 和康有为的学术活动一样，胡适所说的“整理国故”运动也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动机。用劳伦斯·施奈德的话说，“科学”方法可以被用来“削弱传统史学和经典之历史基础的可信性”。1要消除过去传统对现今的影响，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消除把神话当作事实的做法，这些神话是这种传统的依据。最后，许多其他的“国学”学者——甚至包括“新传统主义”学者，他们未必具有胡适和顾颉刚那种反传统观念的先入之见——都从事这种批判性的工作，使史学研究从尽信经典和沿袭传统这样一种看待历史的方式的重负中解放出来。 甚至就反传统观念的“新文化”学者来说，他们的意图也并不完全是破坏性的。尽管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专心致志于可以在当代西方找到其模式的远景，但他们和中国民族主义者一样，决非完全不希望在中国历史中找到现代文化可以从中发展出来的胡适所说的“正宗”。胡适的导师约翰·杜威提倡的科学观念，以其渐次增进的进化观点，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现在总是由过去发展而来。顾颉刚和胡适两人的确都能满意地找到中国思想中有现代性倾向的组成部分。这里有据认为是清代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伦理学的起源；以及对胡适来说，历代生动的白话文学作品，它们与高贵人物颓废的、形式主义的古典文学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把高贵者那种丧失了信任的、压制人的“雅文化”和民众活力相对比的民粹主义主题，最终导致顾颉刚广泛研究民俗学（见下文）。同等地关心新文学和新学术这两个方面的胡适，后来能够在他对过去白话小说的学术性研究中把这两方面的兴趣结合起来。所有这些努力，不管是文学方面的，学术方面的，或者只是时事评论方面的，都贯串了新文化运动的共同前提。 尽管共同具有新文化运动的前提，当我们并列地提出这一运动的一些主要倡导者——胡适、陈独秀和鲁迅——的名字时，我们也明明知道他们之间的深刻差别。1911年以前胡适还是青年学生，已经受到严复和梁启超的社会达尔文思想的深刻影响。他作为留美学生的幸运经历，以及他那时和早期杜威哲学的接触，似乎使他相当容易地形成了他自己对陈独秀“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一著名提法的看法，陈独秀的提法提出后基本上就保持不变。严复介绍的培根-穆勒的科学概念，作为一种简单的归纳主义，有助于理解杜威的实验主义概念，而胡适自己20世纪早期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又给他留下了现行民主的愉快印象，甚至他还热情地接受了杜威关于真正民主的更先进的、批判的看法。 按照杜威的看法，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的。依赖试验性的假设、应用于研究“未可预断情况”的科学实验方法，意味着否定所有精神权威和预定的教条——不管是宗教的，政治的，或形而上学的。因而它是维护自由的真正基础。这种科学方法已非常成功地应用于自然，如果人们能互相协作，把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类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个领域仍然受到教条的绝对统治——的研究，那么，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目的就终将实现。因而可以想象，科学知识通过教育普及全社会，将使人们有效地分析和处理他们共同的问题，甚至调解他们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尽管杜威尖锐批判了只不过是形式的“政治民主”和立宪主义，但他整个观点的前提似乎无疑是以共同接受立宪民主作为“竞赛规则”。 虽然胡适似乎接受了杜威把科学作为方法论的看法，但他似乎完全疏忽了作为哲学家的杜威提出的精深的认识论问题，而且他觉得完全有可能把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简单的、教条主义的机械论-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结合起来。1在这个领域里，他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严复和梁启超的传统，尽管他的自然主义不带道-佛的色彩。再者，杜威在论述社会-政治问题时对“科学调查”和教育的强调，他对“纯政治”的反对，似乎增强了胡适以前就有的倾向，即认为中国混乱的、“荒唐的”政治冲突与中国真正的进步毫不相干。 杜威对科学知识和教育的强调，和整个新文化对改变精神生活的强调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当胡适1917年返回中国时，他必然要和新文化运动发生紧密的联系。他对语言改革的浓厚兴趣和新文化运动普及教育的目的完全一致。他对新文学的兴趣既反映了个人对文学的强烈爱好，也反映了一种确信，即文学具有感染力，是传播新思想的最有效的媒介。当我们回顾地评述他的一生时，我们只能认为，他坚定地关注文学和学术，这反映了他个人的爱好，无疑也反映了他真诚地相信“整理国故”是至关重要的文化任务。这并不是说在那些年里他没有在著作中把大量的注意力集中于社会和政治问题，但是他在极大的程度上无力影响政治事务的实际进程，因而他觉得把“科学知识”运用于文化遗产的评论更切实可行。 当我们转而研究陈独秀时，我们发现，他最早提出“赛先生和德先生”这一口号时，他对这两个范畴的看法和胡适有微妙的不同。他的性情不像胡适，热情而急躁。他所受的西方影响主要来自法国，而不是来自英美，这一事实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对科学的看法，基本上是一种达尔文主义形而上学的粗浅看法。科学是一种可以用来削弱传统道德价值的基础的腐蚀剂。进化的力量在中国似乎一直完全陷入困境，这一事实使他不时极为沮丧，不过和胡适一样，他基本上能把他的“科学”决定论和对知识精英的能力的强烈信任结合起来。和胡适不同的是，作为一项一项实验的方法论的科学实证原则并没有渗透进陈独秀意识的深处，因而他后来能够把科学一词从达尔文主义转用于马克思主义，而没有丧失其明确表达的任何意义。 胡适关于科学方法的概念似乎使他对全面变革的革命观点的呼吁无动于衷；而极力称赞法国革命是现代民主起源的陈独秀，尽管在1919年以前的那个时期他持彻底反政治的“文化”观点，但他可能本来就更容易受革命性变革呼吁的影响。不过在他们两个密切合作的期间（1917—1919年），他们关于个人和关于民主的种种要素的看法仍有许多相似之处。 鲁迅（周树人）是一个气质很不相同的人，后来成为现代中国最著名的文学巨人。在他主要是作为文学家的一生中，他似乎对“黑暗势力”特别敏感。在他的青年时代，他很容易地改信了进化论的信条，然而甚至在1911以前他就模糊地开始发生怀疑。他的个人家庭经历、他对中国民众的堕落和“奴性”的深刻了解，甚至在1911年以前似乎就已降低了他对进化力量能在中国起作用的信心。他接触了尼采的著作，但这并没有使他转向真正的尼采哲学，而是给他提供了奔放不羁的、英勇的、具有反抗精神的生动形象，也就是反对多数人的“奴性”的形象。他一度沉溺于尼采-拜伦式的诗人英雄的幼稚梦想，这样的英雄能够从精神的昏睡状态中唤醒人类。也可能正是尼采和拜伦，使他很早就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欧和美国的平凡的、“资产阶级的”文化缺乏同感。尽管受到严复的影响，鲁迅对于许多西方文学作品的超然的“现实主义”及其对人类道德生活的过分复杂的看法，对于西方专家治国的思想倾向，也仍然很冷淡。 辛亥革命以后的形势使鲁迅碰了绝望之壁。他那种尼采式文学英雄有能力塑造社会的幻想似乎很快消失了。他对中国糟糕的过去和现在的“全盘否定”的形象化描绘，和他的“新文化”同行的描绘相比，如果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更为阴暗。当代中国的残暴、腐化、奴性和虚伪并不表示传统社会准则的衰落，就某种意义而言，实际上倒是这些破坏性的社会准则的表现。在他的《狂人日记》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吃人”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现实，这个社会的理想就是“吃人”的理想；甚至1911年以前那个时期的青年革命者也很快屈从于这种梦魇般压迫人的恶毒势力。鲁迅决定再次开始写作，这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教育”目的的一种响应，但是似乎是一种有高度怀疑的响应。 尽管鲁迅“全面”抨击传统观念，不过就他的文学创造力来说，中国过去某些“反传统”的方面仍然强烈地吸引了他，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可是，他所注意的历史和胡适从中寻找“正宗”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他所注意的是南朝放荡不羁的“新道家”文人的历史，是民间志怪和传说的历史，甚至是某些涉及个人私事的评价的历史。不过，这些诱人的方面似乎都没有扭转鲁迅在整体上对文化遗产的否定。 1 林毓生：《中国的意识危机：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第17页。 2 这将导致他支持辫子军阀张勋1917年的复辟尝试。 1 严复等：《孔教会章程》，《庸言》，1.14（1913年6月），第1—8页。 2 许华茨：《寻求富强》，第234页。 3 劳伦斯·a.施奈德：《国粹和新知识界》，载费侠莉编：《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保守抉择的论文集》，第71页。 1 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1.1（1915年9月），第7页。 2 同上书，第1—2页。 1 见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章。 1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有论述；又见戴维·罗伊：《郭沫若：早年》。 2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2页。 1 劳伦斯·施奈德：《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 1 胡适坚定地支持这种形而上学似乎遮住了他的眼睛，因而未对杜威后来关于宗教和审美经验的精深论述作出任何反应。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南京十年期间的高等教育和国家建设 尽管20年代国民革命处于危机之中，所有这些非政府事业的成长已经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出现了。外国人为发展中国新教育建立基金和提出意见的活动程度，被马克思主义者谴责为文化帝国主义，并不可避免地成为渴望建立完全主权国家的一切爱国者关心的根源。国民政府于1928年成立2时，这个国家经历了一个相对和平的难得的间歇期。在南京政府的统治下，名义上的和平和统一给了青年知识分子较大的机会，他们曾经作为新文化的开路先锋开始其生涯，而现在已经臻于成熟。许多人觉得国民政府重大政策的立场大多是可以接受的，而从30年代中期开始，明显地有一个补缺的过程，学者正在进入政界。多年来这些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他们奋斗的一切领域——不管是促进科学和现代医学，社会改革，研究中国经济，或发展新思想和新文学——他们感到现在终于抵达真正的国家发展的门口。他们认为，军阀时代的结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更大的历史过程的积极成果，他们自己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这个过程。 中央政府的领导 南京政府教育部的政绩至今还没有得到评价。这当然涉及识字、学校、师资培训和高等教育以外的一系列问题。从1928年起，南京政府的即期目标是表现新上升的中国民族主义，并开展“恢复教育权”运动，即要求一切外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在教育部登记，以及所有这些院校中的领导人都必须是中国国民。一个结果是维护国家在教会学校中反对强制性宗教教育的权威——这一目标既体现了自由主义西方的科学理性主义，也表现了现在掌权的国民党独裁制唯恐丧失的民族主义。对教会院校这一世俗性的挑战是在1925年首次提出的。1927年后这一政策延续下来，而且执行得更加严格。它不仅涉及外国对中国的政治控制问题，而且在更深层次上涉及世俗的价值观或宗教福音的价值观究竟谁应居于支配地位的问题。在中国比较有远见的西方教育家们，如在燕京大学，能预见这一政策所涉及的实际问题，因为 如果大学在可能的时候不向政府登记，它的毕业生就会被关在公共事业的门外，而且他们不会得到允许在登记过的学校或学院里任教。因此教师和学生双方都有被孤立于国家教育生活之外的危险，从而失去影响。1 结果，燕京于1927年2月第一批服从登记。政府对教会院校的法令之一是禁止把宗教课程列为必修课，因而燕京将所有宗教课程改为选修。然而，在其他地方宗教教育的地位并未得到顺利解决。例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把国民政府要求变宗教课程为“自由”选修视为登记的主要障碍，学校领导并且强烈抵制政府和国民党在校园活动的前景。圣约翰大学持拖延态度——无疑在上海这样做比在北京或其他地方要容易一些，因为在上海外国利益处于支配地位，而在其他地方外国院校与中国环境较为协调。例如东吴大学是在中国校友的压力下向教育部登记的。到1933年，所有主要教会大学和学院都完成了向国民政府登记。1不久，国民党有关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政治教育进入院校，并要求开设有关课程和训练。 国民政府的其他要求是教会学校应有中国理事占有优势的理事会和中国校长，这些要求导致燕京大学有一个二元系统：在纽约美国理事们在校长司徒雷登领导下，掌握预算的主要部分和外国教员，而在中国的管理委员会（1928年后中国人占多数）在中国校长领导下负责其他政策事务。吴雷川于1929年就任后一职务，因政策分歧于1934年辞职；1934年后校长职务主要由陆志韦担任。2因此，尽管还有一些局部问题，学校的传道意向被削弱了，它们都被纳入中国教育体系的正式结构之中。 另一项政策是在全国加强或建立国立大学，直接由南京教育部监督。例如，1928年清华被指定为国立大学后，校长罗家伦立即着手重大改组和改革，如终止清华作为美国院校预科的功能，并将它改为能提供四年正规大学课程的男女同校的大学。他还使清华脱离由教育部和外交部共管的状态，将它置于教育部单独管辖之下；一个新的建设计划也在开始了。1 高等教育是中央政府扩张权力的一个渠道。1931年，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和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便说明了这一点；国民政府还进一步下令该省的盐税岁入应当拨归该校。2这些措施是在日本入侵满洲后五个星期采取的，并成为所谓“大后方建设”长期计划的各种步骤之一。这项计划要在几年之内把政府的国家建设功能与全面战争所要求的活动结合起来。国立四川大学的校长不仅应当有专业才能，在学术界有影响并能与新知识界共事，他还应当理解作为南京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的桥梁的附加作用。1935年政府请任鸿隽（当时任中华基金会干事长）担任四川大学校长。3考虑到西南不发达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极端紧迫，任鸿隽接受了任命，并立即着手数项工作，在两年中进行了如下改革：重新设置课程，并使它赶上时代；拨款300万元开始一项建设计划；改进师生的教学态度；而最重要的是从全国各地聘请著名学者和作家，以提高大学的教学质量。4虽然任鸿隽任期不长，但他首倡的改组和改革工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为国立四川大学的今后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所大学所处的地区在未来的战争年代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所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标志着当时在中国内地发生的双重过程：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复兴的一个方面，有了进步；而在不断努力实现国家统一方面，中央权力得以向内地扩张。这种努力包括推广华语的标准华北（主要是北京）发音作为“国语”。政府还推广国家的罗马字化系统，以拉丁字母书写华语。同时，国立编译馆多年来已在编纂与外国技术词汇对应的中文标准词汇，以利吸收现代技术。 国民政府的一个主要教育目标，是使各大学的教学计划标准化。从1933年开始，政府发布法令以管理必修课、选修课和大学入学考试程序等事宜。最后，还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1虽然到1937年战争爆发时教学计划的调整尚未完成，但政府的努力已初见成效：根据教育部的统计，1930年文科毕业生总数为17000人，而农、工、医、理合在一起只有8000多一点，2但到1937年，文科的人数为15227人，而理、工科则为15200人。3 至于学士学位以上的学习， 1933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研究院的组织和实施临时条例，以便在具有授予硕士学位能力的现有大学内建立研究院。有资格在教育部注册为适合建立研究院的机构必须在以下范围内至少有三个系：文学、科学、法律、农学、教育、工程、医学或商学。各系有自己的主任，共置于研究院院长的领导之下，该职务可由该大学校长兼任。4然而在事实上，中国大学的研究生训练停留在相对落后的水平上。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批评家已经意识到国家的高等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缺陷。5对大学教育的共同批评是它的发展未能适应国家的需要，大学的规划存在着不平衡，文学和法律等科目发展过快，与落后的理、工科“不相称”，以及高等教育的拨款总的说来远远不足。事实上，在整个南京时期，学院和大学从各种来源筹措资金始终处于困难状态。20年代初国立大学的经费有90%依赖中央政府预算，学费、杂费和捐赠合计不足10%。1934年，中央政府预算规定年支出的15%应当用于支持教育文化事业，但这只是一个实际上从未达到过的目标。例如，1936年教育文化预算总额曾达到4.5%的高度，而同年军事拨款占32.5%，公债还本付息占24.1%。1 使国立大学成为问题的是中央政府沿用前清政权的惯例，常指定用省税岁入的某些部分支持省内国立大学。不论由于何种原因，一旦省财政陷入混乱，支付分配给大学的经费会变得极不可靠。2此外，早期缺乏拨款的统一标准，因此在不足的教育预算总数内，政府的公正可能成为问题。请看1929年北平几所大学的请愿：“广东的中山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每个学校只有学生1000至2000人，月拨款为15万至16万元；而北京大学共有七所学院，注册学生为3500人，可是月拨款仅约为9万元……。3 省级大学和学院在获得公家拨款方面还遇到其他障碍。1929年后，国民政府集中国家财政的努力，是一个时间拖得过长的过程。在税金的收支上，南京政府和省政府之间必须解决手续问题以及官僚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这导致了几个省有临时拨款的必要，而自然灾害之类的局部意外事件也不利于省税岁入。4 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学校）的资助来源十分广泛，从中央政府拨款到私人捐赠和学费、杂费，而以后者最为重要。依赖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面临困扰公立大学的同样问题，而那些主要依赖私人来源的学校则受国内外经济状况的影响。1于是财政上缺乏保障对学术界构成了持续不断的挑战。 学生们在特有的经济危机中烦躁不安，他们还被指责为“过分热衷于政治争端”，他们常以闹风潮和罢课发泄不满，校园里的行政危机此伏彼起。2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1932年接着在上海不宣而战，而国共关系则进一步恶化，发展为30年代初期长期的**军事围剿。在这样一个时期，这种“热衷于政治争端”反映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基本的失落感。他们的骚动为爱国热情所激励，势必在1935年和1936年的学生运动中得到表现。3 1934—1935年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布和类型（表4），表明高等教育自1922年以来有了大幅度增长（表3），但也显示了它的局限性。最引人注目的是国立部分的增长，1928年后从5所增加到23所；增长率居第二位的是省立院校和技术专科学校，以及私立专科学校。然而这种发展大都出现在少数地区，集中在东部城市和沿海省份。到1934年，上海在全国110所高校中占24所（21%），北平次之，占17所（15.5%）。在各省中，河北的省立高等学校数量最多，以9所（8.2%）居首位；广东以8所（7.2%）居第二。在地理分布的另一端，是新疆、陕西、甘肃和云南等边缘省份，1934年各省只有各类高等学校一所，通常是一所省立大学或技术专科学校，而贵州竟一所也没有。显然，这些地区只是刚开始计划建立高等教育。但是安徽，一个总是积极从事进步运动的长江下游省份，表现之差令人惊讶。它的落后向我们表明了30年代早期中国许多地区高等教育的一些问题。首先，该省资源贫乏，与更东面的太湖区域完全不同。太湖区域许多世纪以来就是中国物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而安徽则是长江下游的一个穷姐妹，境内丘陵起伏，淮河横贯其间，自然灾害频仍。安徽的边际经济妨碍了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第二个因素是由于一方面省内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与地方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引起政治不稳定。安徽省内反复无常的政治斗争造成了极度的动荡，在1929—1930年间省主席换了六任，外加一次军事暴动，这些事件导致了省立大学的人事变动；此外因为高等教育在省城地位低下，1大学仅领到预算的一半左右。同时，中央政府企图实现在安徽的真正权威，开始通过国民党机构和政治教育计划把省立安徽大学与国家的权力结构结合起来，使形势更为复杂。 表41 中国大学院校分布，1934—1935年 *中央政府直辖市。（1928年6月，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译者。） 来源：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图1的图和统计表9。 有助于解释安徽高等教育窘况的一个深层次因素，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大量地区性流动。学生们往来于各地，如果认为当地的学校不合适，较有抱负的学生就赴外地就读于知名度较高的大学。资金不足的地区经常会看到他们的青年学生投向较大的中心城市。1934年一份不太完全的中国大专院校学生省籍的报表表明，有945名安徽学生在全国各地注册，44%在省外国立大学就读，另一大部分分布在私立大学和教会院校。1最后，还有全国范围的教师流动。例如，闻一多在1926—1930年间流动于上海、南京、武昌和青岛的著名大学，最后于1931年在清华大学安顿下来。他如此迁动的原因，主要是学校的经费困难和学生的骚动。2 在民国成立后的1/4世纪里，中国的教育仍然规模甚小。1932—1933年全国大专院校学生注册人数是42710名，1933－1934年增加到46785名。31933年大学毕业生总数是7311名，1934年为7552名，难以与政府的发展保持同步。就国家的规模而言，这些成果太不足道了。在教育部1935年编制的26个国家高等教育对比一览表里，中国排在最后，1934年每万人中只有0.88名大学程度的学生。4正在中国前面排在第25位的土耳其，1928年（凯末尔政权的第5年）每万人中有3名大学生。总之，居于共和中国之巅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依然构成顶上的薄薄一层现代精英，其人数几乎不超过往昔士绅阶级中的高功名获得者。同时，现代高等教育的详细资料、课程内容以及教学质量迄今知之甚少。学校的记录几乎全部来自教授和行政人员，而不是来自学生。我们至今对实际进行的讲授，它对中国当时需要的适合程度，甚至达到的数字，几乎没有概念。 高级研究 随着国民政府的来临，学术界为创办中央研究院即中国科学院的希望所鼓舞。建立国家研究院的计划在1927年，最初由蔡元培、张人杰（张静江）和李石曾讨论过，他们都是在现代教育界服务有年的国民党元老。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在中国创立多年前蔡在德国受到如此强烈印象的政府资助的高水平研究模式。随后一些较年轻的科学家和学者，包括胡刚復、王琎、王世杰和周览（周鲠生）被邀请参与筹划。1928年6月9月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宣布正式成立，蔡元培由政府任命为院长。1研究院直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设三部分：研究部，由各研究所组成；管理部，由总干事负责；以及一个称为评议会的顾问机构，由当然评议员和特邀评议员两部分组成。2研究所一成立，学者和科学家在中国现代化的前景和对世界知识积累做贡献的鼓舞下开始了他们的研究项目。3有两个特征很突出：大多数研究所属于自然科学，中央研究院的大部分领导人曾积极投身中国科学社的工作以及兴办各种专业协会。 然而，中央研究院并未独揽最高水平的科学家和学者。由于蔡元培和李石曾（李煜瀛，他曾在法国接受高级训练）在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合理结构上分歧扩大，李离开了原来的中央研究院，并于1929年建立了国立北平研究院。这是一个独立实体，在它的领导下，后来20年中，有六所科学研究所从事高级研究和出版。后来李书华作为副院长加入了这个机构。1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一个重要新发展，是年轻的归国学者坚持实地调查与实验室分析和资料研究要受到同等注意。但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的实地研究，必须向只受过文献训练的中国老派学者展示其价值。这种展示开始于精通史前青铜器铭文的中国古文献专家于19世纪90年代发现安阳地区出土的“卜骨”上刻有史前汉字。这些学者从商人那里收集了成千上万的卜骨，开始破译史前文字并着手进一步发掘。实地考察的另一促进因素来自工商部2于1916年建立中国地质调查所，以绘制全国地图并调查国家的自然资源。3在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人（他们主要在英国受过训练）的强有力领导下，绘制地图和勘探设立了新的标准。该所还赞助古生物研究，终于发现了“北京人”。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了一个新生代实验室，它在20年代显示了从纽约州（葛利普，地质调查所古生物顾问）、加拿大（步达生）、瑞典（安特生）、德国（魏登瑞）和法国（德日进）来的考察者和科学家如何能帮助训练新一代中国考古学家，其中包括裴文中，他领导了北京西南周口店的发掘，并于1929年发现“北京人”。 继“北京人”之后最著名的发现是对以前仅出现在传说中的河南安阳商代都城的发掘。傅斯年曾是北大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在他领导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增加考古学于其历史和语言工作。傅邀请李济——1923年曾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领导安阳项目。从1928年到1937年在那里进行的发掘，李济的杰出著作《安阳》一书作了描述。该书详叙了一个英勇的传奇——他们如何在十多年战争和混乱之中圆满地进行了实地工作、实验分析以及对成果的科学研究。这是一项伟大的学术成就。1 北京协和医学院树立了医学教育的最高标准，它经传教士在医学方面一个世纪的努力之后，从1915年至1947年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成为一个从事研究兼培训的医院。它的300多名毕业生，在1924年后帮助国家公共健康机构配备了人员，同时该学院的研究工作，特别在寄生虫学以及治疗血吸虫病、钩虫和黑热病等传染病方面做出了贡献。2 大学也有助于拓宽知识领域。第一个是1921年在沈尹默领导下建立的北大国学研究所。虽然它在北大的计划包括出版研究成果和努力吸收通讯研究员，但该所事实上一成立就更像一所西方的研究生院，研究生与个别教授一起独立工作完成所给课题。3进入研究所首先不是由具有学位，而是由提交以前的专业出版物决定的。 撇开理想、热情和专家计划不谈，20年代学术界的工作仍遇到一个经常性的障碍，即财政支持不足。当时的记载不止一次实事求是地谈到：“中国正处于内战之中，公立院校的经费时有拖欠……”1一些教授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同时在两所以上院校授课。在这种情况下，要得到研究拨款是困难的，因此，朋友和外界的资助至关重要。 有关知识的社会学可望从推动中国现代学识的私人组合、群体、小集团和派系的详细研究中得到好处。首先，留学国外的为数不多的精英，按照传统组织了学生互助会互相支持。这些互助会的目标和方式与唐人街商人之间的秘密会社（堂）全然不同，它们挑选新会员，向他们提出建议，在避暑地开会并建立以后在国内可能有用的信任和友谊的个人联系。在几个这样的组织中最有名的是“成志会”（也称“十字架与剑”）。2 年轻的博士回国后成为教授，像所有的教授一样，他们需要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少数幸运者能在大学研究所里继续从事他们的专业，给他们当助手的比较年轻的学生同时接受了训练。例如，北平地区的北大，清华和燕京以及广州的中山和岭南等大学都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所，成果通常是高质量的，刊登在他们自己的学术刊物上。 这类突出的研究所中有南开经济研究所，它在何廉领导下建立于1931年。何作为南开大学财政和统计学教授，开拓了南开对华北工业的系统研究。这为中国的经济学教学指出了新的方向；这种对中国经济生活的研究根据从国内收集的数据，而不是利用西方的经验和实例。何利用他在美国作研究生时建立的个人联系，包括成志会的成员（张伯苓也是其中一员），并能吸引其他受过良好训练的年轻的经济学者。例如，方显廷是1928年的耶鲁博士，他在1929年加入了南开的教师队伍，并成为由经济研究所演变而成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的委员。1吴大业、李卓敏、林同济和丁佶不久加入了何和方的行列，他们都成为知名的经济学研究员。 南开是一所私立大学，它具有财政独立和行政稳定的优点，然而它的财力仍不足以适应何仿照伦敦经济学院制订的雄心勃勃的研究所计划。为了办成研究所，何个人捐赠500元和自己的藏书，而1929年太平洋学会的2000元赠款使研究所得以生存。这也标志着南开研究所图书馆的开始，这个图书馆后来以中国经济方面的藏品丰富而闻名。2这时伦敦的托尼教授来到南开大学从事研究，并在1929年—1930年间的冬天讲学。3这样获得的国际知名度以及中国经济学家中有高学术水平的证据，导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32年给予一笔为期五年的资助。研究所得到这些帮助后，在1937年战争爆发及南开校园被破坏前，出版了大约20种颇有见地的专著（包括大量的实地数据。）4 康乃尔大学开创的土地利用研究，在20年代由卜凯等人在金陵大学继续进行，他们关于中国农业经济的抽样数据展示了农艺技术的全部领域。从1934年起，这项工作由沈宗瀚等人在中国中央农业实验所继续进行。1 社会学在燕京大学得到发展，从社会调查开始，起初这是受基督教青年会一位干事的启发，这位干事在1912年组织了北京学生社会服务俱乐部，使会员更多接触中国生活的现实。到1915年，这个团体已对北京320名人力车夫进行了首创性研究，这是对人类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小说家老舍使之永垂后世（参看第9章）。1928年燕京社会学系的“社会调查之翼”，在北京西北燕京大学新校址以北三英里的清河农村建立了农村研究站。2受西方训练的中国社会学家以这次社会调查为，在燕京继续为中国的这门科学奠定基础。它在燕京的成长是由1929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归来的吴文藻领导的。吴在该校遇到步济时，并研究社会学。吴文藻的领导和规划以及派遣学生出国培养了一批发展本专业的主要人物。美国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访问燕京，并在那里授课也刺激了它的成长。3 社会研究往往需要历史知识和制度知识的基础。陶孟和（1912年获伦敦大学文学士学位）于1928年负责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的北平社会调查所。4该所研究人员除其他事务外，开始为社会和经济制度史查阅新开放的清朝档案。1934年该所与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 中国营造学社也从事实地考察。该社于1928年由一位杰出的前官员（朱启钤）建立，但在1930年前主要从事图书资料研究，此后才由两位宾夕法尼亚大学培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以及另一位由日本培养的同事刘敦桢领导该社的实地调查，以发现古迹——庙宇、塔、桥。在这里，得到了引进的方法帮助的新的科学兴趣又一次导致了历史性的发现。1 表5 1928—1940年蔡元培主持期间中央研究院主管人员 引自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第33—36页。 ※紫金山天文台，不是气象台——译者。 ※※傅斯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不是中央大学——译者。 研究的资助 30年代早期，研究和出版事业迅速扩大。中央研究院的10个研究所的所长（见表5）是五四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非常严肃地肩负起了他们的责任。由不同的研究和专业机构主办的科学杂志及其他出版物（见表6）增加了好几倍；在主要期刊中有9种属地质学和古生物学，6种属生物学，两种属气象学，两种属化学和化工，还有一种属物理学。1这些科学家的终极目标是把中国科学放在与其他现代国家平等的基础上，并对科学界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同时在地质学、有机和无机化学以及营养学等先进领域中，其进步受到工业化目标的直接鼓舞。2在傅斯年的领导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其特刊树立了中国历史和文化学术研究的高标准。 这里不可能评价南京教育部的非常广泛的工作。（前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在1933—1937年间曾任教育部长）。该部负责推行全国学校体制，开展识字运动，以及制订中学毕业和大学入学的标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教育部无关，在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保护下得以从中央政府获得稳定的资金，负责资助高级训练和研究。由于基金会的发展是独立的，它的活动不断扩大并渗透到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基金会的资助计划涉及广泛的学术领域。基金会在1926—1945年的20年间拨款一览表显示，有96个机构，包括大学和学院、研究机构和文教组织，得到总数达 24250893元和392795美元的资助。 表6 主要研究机构和专业刊物（1916—1944年） 来源：根据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188—189页；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第7页。 由该基金会发起或资助的项目有下列数类。1（1）从1931年到1937年与国立北京大学直接合作，每个项目每年由此捐赠20万元以补助教职员薪金并支持他们腾出时间从事研究。基金会的资助大幅度减少了在其他学校兼职的教授人数；而教授们因薪水增加得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北大的精神状态大有改进，有多位杰出的学者被吸引来任教。（2）按照地理差异在沈阳、南京、武昌、广州和成都选定6所主要高等师范学校，并设立理科教授职位。（3）向高级科学家提供研究基金以资深造；这些资助（表7）是长期的，给予专业成就已得到广泛承认的数量有限的个人。（4）向年轻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供科学研究基金，以便在国内或国外接受高级培训。在1928—1945年共拨研究基金723笔，特殊奖金3笔（表8），其中327名研究人员在国内从事高级研究；在出国的研究人员中，208名去美国，64名去法国，56名去德国，39名去英国。他们的专业分布甚广，从农业和考古学，经植物学、化学，以及数十种其他领域，到动物学。值得注意的是土壤技术，这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新的专业，在这期间收到15笔研究基金，而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没有一个领域超过10笔。战争开始后，工程学作为颁奖领域崭露头角。（5）在中华基金会赞助下建立了一些机构和组织，其中有几个逐渐演变为科学文化界的主要研究所，如1928年为纪念基金会首任干事长范源濂而建立的静生生物调查所，1934年与中央研究院一个研究所合并的北平社会调查所，以及在美国管理庚子研究基金的华美协进社。 教会院校的教师根据特长可获得该基金会的支持，而另一个基金会，即哈佛燕京学社，则特别支持教会学校中的汉学研究。这个以哈佛为基础的机构于1928年由燕京大学负责人（司徒雷登）和哈佛商学院负责人（沃利斯·b.多纳姆）发起建立，它支持燕京大学洪业领导下的汉学经典文史方面的学术培训和研究计划。目的是按照欧洲汉学采用的方法运用现代标准和装备（如索引）以促进在中国的研究。拨款还帮助其他教会学校研究汉学；基金还提供给中国学者在哈佛接受训练。 1931—1949年间为大众所知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起初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一个特别项目，后来发展为一项中国文化的主要财富。1 表7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科学研究基金，1930—1945年 来源：根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8页。 表8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研究基金的专业分配，1928—1945年 来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10页，表1。 1928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出资建立北京图书馆，作为建立国家图书馆的第一步，把临时馆址设在北海公园，并任命袁同礼（1923年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毕业）为馆长。三年后该基金会提供1374000元建造了一栋宽阔的新图书馆大楼，同时教育部建议北海图书馆与原国立图书馆合并；后一机构于1909年建立，藏有由前帝国翰林院和军机处大库转来的珍贵图书。这样，1931年新楼落成时，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成立了。1袁同礼使北平图书馆成为中国图书馆活动中心，带头引进新技术，如编辑联合目录、联合期刊表、馆间互借、影印服务，与其他国家的机构交换资料以及交换馆员。2此外，国立北平图书馆还发起出版研究工具，其中《图书季刊》、文献汇编，以及汉学、文学和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索引受到高度评价。袁在1925年协助建立中华图书馆协会后，在出版两种图书馆学期刊方面也起了作用。1袁和30年代其他有远见的图书馆员大力参与中国现代化，认为他们的作用对发展科学和现代教育是不可或缺的。1933年国民政府建立了国立中央图书馆，它最终成为接受别国政府交换资料的官方收藏所。 1936年召开了“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科学会议。这次会议由科学社和中国数学、动物学、物理学、化学和植物学等学会联合发起，在分组会上提出了250篇论文，其中大约60%反映了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财政资助的机构所做的工作。2 到1937年，学术界领导人物通过积极努力和相互支持，已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育政策，并在发展现代研究机构方面取得重大进步。3从表面看，中国似乎已经到达起飞点，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日益增多的大学和研究所里忙于学习和研究，并把他们的活动扩展到新的研究领域。30年代中期大多数领导人物深受西方模式的影响。他们作为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多层含义的名词——坚信进步是可能的。他们也是有意或无意仍保留儒家社会伦理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同样相信他们有义务承担国家建设的责任。在中国建立堪与西方国家一流学校相比的学术机构，是大多数这些学术带头人共有的理想。例如，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学习时，形成一个终生不渝的理想：为发展成一个现代国家，中国应当建立一批必不可少的学术机构，如达到哈佛、牛津、剑桥、巴黎大学水平的大的国立大学，以及地区、省和国家级的公共图书馆，后者可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媲美。罗家伦在1927年负责中央政治学校时表示，他想把这个学校变为四年制的学校，兼具伦敦经济学院和法国政治学院的特色。1有几年，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为现代中国所做的设计是颇见成效的。 然而，这个互相联系并紧密结合的学术带头人的世界的消极面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因为全部学术机构是建立在一个自相矛盾的形势之上的。尽管这些科学家和学者竭尽全力从事机构建设，但把他们的目标转变成现实的机会却取决于他们左右政权的能力，1928年后，这是指国民党。许多学术领导人参加过孙逸仙领导的共和革命，他们能依靠这种联系来帮助他们的教育工作；民族主义是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共同语言和普遍情绪，它也能缓和自由主义的个人与政府当局之间潜在的破坏性对抗。然而矛盾却时有表面化的危险，例如在国民政府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之间，关于控制基金会基金却有低度的然而接连不断的紧张现象出现。2 1933年，自由主义的危机在中国突然出现。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崛起正在鼓舞中国的效法者（见第3章），独裁主义的学说正在涌现，而五四运动的学术派虽然避开了革命政治，但决不可能完全不知道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的以前的同事们。这两种党派专政的持续对抗，使国民党动员和镇压的力量增强了。恰恰蔡元培的右臂是杨铨（杨杏佛，1898—1933年），他曾一度担任孙逸仙的秘书，毕业于康乃尔和哈佛大学，1919—1922年任科学社干事，自1928年起任中央研究院第一任总干事。在杨的众多活动中，他曾与宋庆龄一起投身人权事业，并曾帮助建立短暂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深得自由主义者和左派的支持。1933年6月杨铨在中央研究院他的办公室外公然遇刺，凶手随即被南京的警察杀死。与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不同，这次行动的指使者从未受到追查。蔡元培虽然在1940年去世前一直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但1933年后他选择了保持低的公开形象。1谋杀杨铨后，国民政府开始了消灭江西的**的最后战役，并于1937年最终发动了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当时国民党的主要组织者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 总之，自由主义教育家在共和中国的成就，是在来自国内外的暴力尚未占优势的短暂时期取得的。学术界的领导人主要是在志同道合的同事中间工作，他们的相对成就足以助长他们的信心，这种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为现实所支持。然而这种自信和共通的意识，在这些领导人与他们朋友圈外的世界之间树起了一道屏障。除少数专家外，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和问题依然未被学术工作触及。黄炎培昔日是张謇的信徒，他致力于把职业教育办成一种向需要职业训练者开放的自由选择；然而，因为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并未有效地建立起来，这个运动的影响主要限于部份城市居民，而且1928年后职业学校变得越来越像普通学校了。230年代中期，乡村建设运动在陶行知、晏阳初（在河北省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和南京附近的一个模范县）等人领导下刚刚开始。3蒋廷黻，一位在清华任教的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开拓者，在1935年向伦敦听众说，“我们有过失，在生活上脱离人民……我们不能使自己被中国的乡民所理解，更不能使自己被接受为农民领袖”。1 就学术界的领导人而言，使中国古代文化在更高的教育水平上现代化，是一项值得全力以赴的知识更新和机构建设的任务。他们按照传统，相信学者有责任过问政府的政策。30年代有关舆论的杂志中，《独立评论》是著名的。这家周刊是由一批北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编辑的。包括许多学术界和研究界知名人士，如丁文江、胡适、胡先驌、陶孟和、任鸿隽、陈衡哲、蒋梦麟、蒋廷黻和陈之迈。编辑部会议每月轮流在一名成员家召开，讨论可能持续到深夜。编辑们对当前的政府政策或适合于中国的发展模式的不同意见，适足以增强《独立评论》作为30年代早期中国自由主义改革家观点的发言人的作用。2 对日战争的威胁形成了爱国的大团结。以前避免为南京国民党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现在接受了蒋介石下面的职位。翁文灏和蒋廷黻成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行政秘书3（蒋梦麟战后也担任同样职务）。胡适出任战时驻华盛顿的大使，而其他人则在重庆任职。 同时，平津地区的学生带头唤起国人反抗日本侵略。1935年12月9日和16日反对成立由日本授意设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4的示威，再次使清华、北大、燕京和北平其他大中学校学生与警察和宪兵发生冲突。1日本人发现大学生和培养大学生的院校是反日情绪的根源，他们召唤北大校长蒋梦麟到使馆区的日本兵营，并指责他进行“广泛宣传”反对日本。蒋指出，如果日本停止侵略，反日情绪自然会消除；蒋被迫表示个人意见时，他回答说，“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2恐吓的努力失败了，但它预示了1937年7月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中国大学校园的野蛮破坏。 2 国民政府成立于1927年4月——译者。 1 艾德敷：《燕京大学》，第129页，又130、149—151、155页。又见菲利普·韦斯 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年》，第3章。 1 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年》，第106—109页；又见下列中国教 会大学联合董事会史：罗德里克·斯科特：《福建协和大学》；文乃史：《东吴大 学》；德本康夫人和鲁思·m.切斯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l.埃塞尔·华莱 士：《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刘易斯·c.沃姆斯利：《华西协合大学》。 2 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第91—109、129—135页；艾德敷：《燕京大 学》，第130、209、120—211页。作为世俗国家政权在“使燕京大学中国化”方面 取得进展的进一步证据，燕京大学不得不在1930年解散宗教系，教育部申明 宗教哲学和宗教史等课程可分别在哲学系和历史系讲授。 1 《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2卷，第430页。 2 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254页。 3 受南京政府任命在四川等原先半自治省份任职的人暗中受到怨恨，并被指为“中央人”。 4 任鸿隽：《五十自述》中“1935—1937年”一节。 1 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传记文学》第239期（1982年4月），第125页。 2 王聿钧和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39页。 3 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126页。 4 同上书，第125页。 5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25、138页；何炳松：《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载《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130页；黄建中：《十年来 的中国高等教育》，载《抗战前十年之中国》，第503页。 1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11期（1983年6 月），第173—176页。 2 同上，第175－177页。这种状况的例子可在1928年至30年代初国立中山大 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和四川大学的事件中看到。 3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11期（1983年6月），第179页。 1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第191—201页。 2 许多事例中的一个：1932年6月27日国立青岛大学学生罢考期终考试，导致该校校长杨振声辞职；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263页。 3 见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年》，第5章；约翰·伊斯雷尔 和唐纳德·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关于社会背景，又见叶家哲（音）：《爱国精神与革命：20世纪20年代学生积极行动的性质和原因》，载陈福霖和托马斯·h.埃特佐尔德编：《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 国民族主义和革命》，第94－170页。 1 注：(1)“私立”类包括教会大学院校；(2)数字仅包括已向教育部注册并得到教 育部立案的高等教育院校；(3)当时日本占领下的东北的数据在官方数字中 缺。(4)黄建中：《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第504—514页给出稍微不同的一组 数字。在黄建中的表中，院校总数达108所，未给出确切年份；然而，各类的相对规模与教育部的1934－1935年数字相同，因此：国立，24所；公立技术，2所；省立，28所；市立，2所；私立，52所。这些总数可同1928－1931年院校86 所的官方数字比较，该数字包括大学59所，其中国立15所，省立17所和私立 27所；技术学校27所，其中公立21所和私立6所。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 《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28年8月至1931年7月）》，表1。 1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第73—75页。杨亮功曾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1929—1931年），该校学生注册人数约为400人。 1 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100—101页，表60。可惜，该表未单独列出省立安徽大学的学生注册人数。 2 梁实秋：《谈闻一多》，第73—101页。 3 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4页。 4 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2部分，“表”，第2—3 页，表1，《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高等教育》。表上所列年份从1928年到1934 年；与中国和土耳其对比，美国（1932年）居第一位，每一万人有大学生73人，而日本居第22位，每一万人有大学生9人。 1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7集（1978年），第6页。 2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1978年），第6—7页。全国科学评议会在1935年完全设立起来时有当然评议员11人，即中央研究院院长及该院10个研究所的所长，同上，第9—11页。 3 同上，第33—36页；例如杨铨、丁文江、任鸿隽、王琎、周仁、竺可桢和王家楫，全是中国科学社矢志不渝的成员。 1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 （1978年），第17页。 2 应为农商部——译者。 3 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载潘公展编：《五十年来的中国》，第190页；《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3卷，第67页；和李济：《安阳》，第34—48页。 1 李济：《安阳》；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3版，1977年，第3—18页综述中国考古调查的发展。 2 见玛丽·布朗·布洛克：《美国移植》（英文）；玛丽·e.弗格森：《中国医学理 事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和约翰·z.鲍尔斯：《中国一座殿堂里的西方医 学》。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档案表明，除大量医学事业外，该基金会还扶助平民教育、农业研究、图书馆及其他方面的事业，特别是在30年代。 3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397页。 1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31页。 2 成志会出版了会史和会员名录，现在已不再是秘密。会员有冀朝鼎、蒋廷黻、 蒋梦麟、方显廷、何廉、孔祥熙、郭秉文、孟治、邹秉文、翁万戈、晏阳初。据1979年8月翁万戈私人通信。 1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36、39—40页。方显廷指出， 张伯苓为南开大学聘请了许多有能力的教职员，“特别从他自己的团体成志会 的会员中聘请”。同上书，第38页。 2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41、42、45页。 3 同上书，第45页。托尼的研究写成了《中国的土地与劳动》（1932年）一书。托 尼又同c.h.贝克尔（柏林）、m.法尔斯基（波兰）和p.郎之万（巴黎）一起写了 一份国际联盟报告，题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报告提出许多问题，包括美国教 育模式对中国的适应性。 4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45—47页。赠款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得以增聘六名刚从美国回来的研究人员，其中有吴大业、李卓敏、林同济和丁佶。 1 见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又见沈宗瀚：《沈宗瀚自述》，这是一个在康奈尔大学受过训练的本领域的带头人的著作。 2 在这项调查中，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项目代表步济时同许世连（音）一起工作。 步济时和甘博在1921年出版《北京社会调查》一书。见江勇振：《燕京大学社会 系：从社会服务到社会工程，1919—1945年》（未刊论文，1984年，得到著者同 意引用）。又见戴维·阿库什：《费孝通与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 3 吴文藻的学生有费孝通（《中国农民生活》的著者）、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主 义的社会学研究》的著者）和杨庆堃（《中国社会的宗教》的著者）；又见许烺光：《在祖宗荫庇下：中国的文化与人格》。 4 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中的档案。 1 见威尔马·费尔班克为梁思成著《中国建筑画史：其结构方式的发展和其形式演变之研究》写的序。 1 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191—198页。 2 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5页。 1 这一说明根据同上书，第6—16页和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 1816—1936年》，第221、224页。 1 到1926年，据报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是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176000册），清华 第二（87000册），岭南第三（68000册），金陵第四（61000册），以下是交通、南 开及其他。《中华年鉴，1926年》，第430页。 1 任鸿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12—13页。袁成（音）：《袁同礼：赞颂》，第53—54页。 2 《袁同礼：赞颂》，第55页。 1 《袁同礼：赞颂》，第56—57页。 2 同上书，第234页。 3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3卷，第583页。罗家伦：《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 见《逝者如斯集》，第146页。 1 载《逝者如斯集》，第146页。 2 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223—224页。 1 见费正清：《专心研究中国：50年回忆录》，第71—76页。艾伦·b.林登：《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和教育：大学院个案，1927—1928年》，《亚洲研究杂志》第27卷第4期（1968年8月），第763—776页提到蔡元培与陈果夫间的不和。 2 马戈·s.格武尔茨：《社会现实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 1927年》，第157—174页。 3 见孔斐力在本书第7章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述；又见吴相湘：《晏阳初传》， 第3、5、6章；和查尔斯·海福：《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哈 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3年）。 1 蒋廷黻：《中国之现状》，《国际事务（1935年7月14日）；关于蒋廷黻在清华大学培养研究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专门人才，见查理斯·r.利利：《蒋廷黻：在两个世界之间，1895—1935年》（马里兰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9年），第8、9 章。 2 《独立评论》的主张的倾向在尤金·卢博特《不自由时代的自由主义：中华民国 的新文化自由主义者，1919—1937年》中有分析。 3 翁文灏于1935年12月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于1936年3月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译者。 4 确切名称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译者。 1 弗雷恩：《战争序幕：1935—1936年中国学生的反抗》；伊斯雷尔和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 2 蒋梦麟：《来自西方的潮流》，第204页。这个情节罗家伦《蒋梦麟先生传略》中也提到，见《逝者如斯集》，第98—102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五四及其影响 在论述1919年5月一连串事件的影响时，我们在此将不详述无数新期刊中表达出来的多种学说。在新文化的种种论题——尤其是对文化遗产的“全盘”否定——的读者面扩大（已经在进行）的时期，五四只是标志了一个极易引起争论的阶段。可是，很明显，其中大多数学说并不是新的。 就我们这里的论题来说，这一连串事件的主要影响之一，是它们牵涉到对中国种种弊病作纯文化的分析判断。五四是一次政治行动，一次表面上有效的政治上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行动。它甚至一度导致了一场群众运动（虽然只有学生和城市一些阶层参加）。新文化的领袖们过去一直主要关注中国国内的弊病。他们思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使他们基本上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行为不作道德评价，也不把中国的种种弊病主要归因于外国。可是学生的民族主义的急切希望和紧迫感，却迫使他们思想上的一些前辈把注意力暂时从他们长期的文化努力转向当代中国政治的可悲状况。 甚至反政治的胡适也为五四事件所推动而重新评价他的态度。直接的影响是增强了他的信心，令他高兴的是，似乎已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进行的文化改革或许不会向政治方面发展，而是发展成为“社会运动”。杜威本人于1919年来到中国，他自己注意到“学生”团体已在从事民众教育、社会服务、慈善事业和活泼的思想讨论；1杜威鼓舞了胡适的信心。胡适曾谈到“民众要教育，妇女要解放，学校要改革”。2似乎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假定，只要避开1919年中国存在政治-军事势力这一难以对付的现实，上述所有目标都有可能实现。不过到了1922年夏季，胡适在他的友人丁文江的推动下，说服自己帮助创办了《努力周报》，这一刊物明显地致力于政治活动。 丁文江是一个有才干的地质学家，在新文化的“从事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当中，他是少数真正科学家之一；他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苏格兰受的训练。3他在那里学到了地道的英国经验主义对科学的看法（和胡适一样，他也是清代“经验论者”的推崇者），但是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经验主义，不像杜威的实验主义看法那样受到民主主义的影响。因此对军阀和政客的道德评价丁文江不那么热情，而这在胡适的看法中却很突出。他对现存势力的态度似乎是——它与我们的论题有关吗？胡适在过渡时期已痛苦地注意到，政治势力的权势妨碍知识分子言论和行动自由的权利。他也注意到新的权力主义这样一些“主义”的兴起——准备抢先登上政治活动的舞台。因此，他政治活动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公民权利”的自由主义要求，反对独断专行。这是此后他一直信守的主张。 胡适政治建议的另一个方面——他提倡“好人”政府和“有计划的政府”——已经指向如何在中国把“科学”和“民主”联系起来的重大问题。如果说杜威关于科学的定义是“常识”性的，他便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科学调查的方法通过新式教育迅速普及整个美国社会，使科学成为文明人的一种武器。根据中国的情况；胡适只能希望有科学知识的人（人数很少的“好人”）能对现有的权力中心施加影响。胡适与**者和民族主义者一样，感到自己只能相信进步的优秀分子。能对吴佩孚政府起作用的希望当然只能是短暂的，胡适很快回到了他关于中国问题的文化观点。 五四时期的青年普遍都有民族主义的政治热情（这是一种压倒所有意识形态差别的热情），孙逸仙及其追随者是能更好利用这种热情的集团之一。不管人们对孙逸仙作为思想家或政治家的优点会有什么看法，事实是，在1911至1919年的整个惨淡时期里，他始终没有改变他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政治目标，尽管他的方法不能奏效。“新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疾患所困扰，而孙逸仙并没有被这种困扰压倒。相反，甚至在1911年以前，他和“国粹”思想的接触就使他确信，必须扶植对历史成就的民族自豪感，他甚至提出了应当珍视什么的明确看法。 应受珍视的一种传统道德价值是历来强调“民生”，孙逸仙很久以前就（像梁启超那样）把“民生”和对西方社会中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联系起来。和梁启超一样，他不断强调，他所界定的那种阶级对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相对来说要少一些。在1911年以后苦难日增的年代里，他还热中于如何在中国创建有纪律的、团结一致的先锋政党的问题。总的来说，他对西方式的立宪民主政体的信念逐渐减弱。因此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孙逸仙和他的一些最亲密的追随者在十月革命以后，对列宁关于政党组建的看法和对待军事力量的布尔什维克提法表现出迫切而强烈的关注。孙的追随者中的一些年轻人——如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等——事实证明的确很善于接受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当作对西方所作所为的一种分析。1 1 杰罗姆·b.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79页。 2 同上书，第177页。 3 关于丁文江，见费侠莉的研究著作：《丁文江：科学与中国的新文化》。 1 他们的看法见《建设》杂志，1920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战时和战后的变化，1937—1949年 战时的高等教育和研究 战争迫使就高等教育应否给军事工作让路，或应否继续追求它的学术目标展开争论。但是到1938年学术界已经接受了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的任务，认为这对中国的未来是必要的。在大范围的军事动乱和人民流离中，主要大专院校选择了迁往内地较为安全地区的战略。几十所高等教育机构的迁徙——包括迁移计划，为目的地校址谈判，为运送教师、学生、职工、图书设备筹措资金和后勤以及沿途必要的准备等各个阶段——本身就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传奇。它的实施需要决心、组织技巧、协调和适应。在战争的第一年内学术界就完成了这一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把现代教育带进比较不发达的内地。 东部各省的迁移路线各不相同，但都指向西部、西北或西南。几年前张伯苓已在重庆获得一块校址，以建立南开系统内的第二所中学；因此天津的南开中学毫无困难地迁到了它的重庆新校园。另一方面，南开大学由教育部命令与北大和清华合并，起初在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然后从1938年的晚些时候开始在云南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他北方大学，包括北洋工学院，迁往西北，并在西安合并组成战时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的校园成为其他七所教会大学的家园。还有一些其他学校单独迁移，每一所都在完全陌生的新址重建：例如，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山城遵义单独办学，国立中央大学则在重庆郊区。1 表9 战时教育机构的损失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随他们的学校迁移，教师也是如此；战争的破坏使1937—1938年成为受挫和损失之年。1938年全国学生注册总数比1936年减少约20000人，而教师数量减少约2000人，分别降低约50%和30%，当时高等院校的数量则减少到91所。2从物质和心理方面看，更具毁灭性的是被损害或破坏的校产的损失并非由于战争的机运，而主要由于日本军人的蓄意行为。战争开始时以南开大学为目标的轰炸使它沦为一片废墟，这一破坏已广为人知，但几乎所有的其他学校在日本占领期间也因轰炸或破坏性使用，而蒙受财产损失。据教育部汇编，到1940年底高等教育机构在建筑和设备方面的损失示于表9。1 相比之下，官方报告的1940年国家直接税收入仅为92441020元。2然而面对如此重大的破坏，学校生存下来了，并努力继续发展。恰在数量增加之时，严酷的战时条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学术活动的质量下降。院校总数从1937—1938年的低点91所开始上升，超过了1936—1937年的水平，在1940年达到113所。1945年战争结束时，高等院校已增至145所，同年注册学生增加到73669名，3再次达到战前高峰年份的一半以上。 为了弄清所迁学校在八年战争期间的作用，让我们看一下其中最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整个学术界顽强坚持是支撑战时教育的关键因素。1937年秋，即当战争扩大到中国更多地方时，联大的课堂教育恢复了：长沙临时大学以其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师生之众，于11月1日开课。校舍一部分是借用的房屋，一部分是计划中的未来清华大学农学院的校舍，恰在长沙城外，是战前不久获得的。然而，在秋季学期结束时，日本人更迫近长江中游地区，学校决定迁往西南边陲省份云南。没有人提问如此远距离、大规模搬迁中的人力和物力消耗是否适当：高等教育机构显然是国家最有价值的资源，所以只要形势允许，当然必须抢救和重建。 1938年秋，师生在云南昆明重逢（由于容纳不下，文学院和法学院已先在蒙自住了几个月）。大约300名学生，由几个教授随同，从长沙步行两个月，行程近1000英里，而更大的队伍则乘车船绕道香港和滇越铁路到达。人员会齐之时，联大随之诞生。1同时，还举行了入学考试，招收一年级新生，以扩充来自华北的现有学生队伍。 联大教员包括中国一些最有名望的学者。到1940年，注册学生增加到3000多人。学生的增加迫使联大于1940年开始在四川叙永建立新生分校。昆明的设施负担过重，既有借自当地学校的旧建筑，也有在1938—1939年仓促建起的廉价的“新校舍”。在原有的文学校、理学院、法商学院和工学院等四个学院之外，增了师范学院，课程的范围扩大了。2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他们分别是战前北大、清华和南开的校长，显示了政治家风度的分工合作才能。蒋和张在重庆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与政府保持经常联系以照顾联大的利益，而梅则在昆明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教师努力从教，同时使自己的学术工作适应极不相同的地理环境和知识环境。例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已重新就职于省立云南大学，虽然有时也被邀在联大讲课，但他把对长江下游农村的研究转移到考察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南开经济研究所切断了与华北基地的联系，转而发掘不发达的内陆的经济。 随着战争的延续，严重的实际困难加剧了。一个长期的难题是怎样获得图书和设备。经抢救并运到云南的远远不够，而新的供应品又难以获得，特别在1940年滇越铁路中断之后。1939—1940年国民政府提供了100万美元为各大学购买图书和设备，但到1945年“仍未全部到达”。政府下令中学的自然科学课程应只用国产品作实验以便把进口货留给大学实验室，但是这些措施远远不够。1这类物资匮乏使科学和技术科目的课程作业质量下降。同时，图书馆不足使大多数大学课程严重依赖课堂笔记和基本教科书，结果教学双方都受到严重的限制。 另一个问题是师生生活水平持续下降。由于通货膨胀恶化，教授的创造力常被转向维持生计。政府特许教育和公务人员每月以固定的低价购买定量的大米。2许多大学生处境更为困难。战争初期政府开始向与家庭切断联系而确实贫穷的学生提供贷金，到1941年16000多名学生接受过这种帮助。3补贴仅能使接受者勉强维持生存，整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更不用说书籍和其他必需品了。1941年初联大有一种说法，抵押冬衣买春季用书，然后在秋季抵押赎冬衣。 第三个问题虽然不那么迫在眉睫，却是最根本性的困难，那就是现政权与自由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后者把自己视为现代中国建设者之一。建设国家的努力现在不得不用战时极为珍贵的资源来实现，这一事实加剧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专政之间的目标分歧。教育部长陈立夫渴望扩大自由中国的学生队伍，并使他们信奉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希望借以阻止心怀不满的青年转向**。由此产生的国民党对师生思想的控制，在联大导致了尖锐的冲突。由于昆明物价的上涨高于其他地方，政府的配给在联大益显不足。反对国民党独裁的联大教授从地方军阀云南省主席龙云得到支持，他阻碍了中央政府代理人控制大学校园政治思想的措施。在这种形势下，表面上对实际问题的分歧有可能导致观点上的分化。例如，1940年政治学教授钱端升表达了对政府以损害人文学科为代价过份强调大学课程的功利主义部分的不满，他说：“大学的基本目标是求知，它不是功利的。如果大学能同时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那是一种附属功能而不是它原来的目标”。1这个声明显示新文化运动固有的两重性：哪一个更重要，是通过知识的追求发展个人的心智，还是为了民族的集体目的而使用有用的知识？ 高级研究的困难与高等教育类似。中央研究院的各研究所重新安置在数处，包括昆明、重庆和四川的其他地方，在那里科学家和学者尽其所能进行研究。1941年9月中国的天文学家组织了一次远征，到西北观察日全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某些新的技术领域得到了发展，如工业化学和运输的木-油燃料的利用。2但总的说来，战时的学术和科学工作是一种维持活动。 战后的变化 战争早已把中国高等教育驱出了具有外国色彩的象牙之塔。战后的岁月使它陷入革命的混乱之中。当1945年11月昆明学生领导反内战示威时，云南的政治气候已在变化；云南省长龙云虽然在战时与中央政府合作，但也保护了学术界。战争一结束，对该省的权力之争接踵而至。龙被斗败，重庆政府以卢汉取而代之，卢同意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更多的权力。所以学生的反内战运动使他们与国民党当局发生正面冲突，当局采取迅速行动，禁止表示任何不同政见。在学术界和自由职业界有广泛代表性的民主同盟采取了支持学生的坚定立场，并要求建立联合政府。11月末，阵线已经分明。联大学生于11月25日领导了一次大会，抗议国共重开内战，但被武装军队驱散。当时政府仍在重庆与**领导人谈判，它断然声称反战情绪是**煽动的。然而，学生们坚持斗争，12月1日，一帮武装分子，其中一些身穿军服，侵入了几个校园，这时几乎昆明所有的大中学生都被卷入一次大示威的计划。战斗爆发了，石块对抗枪械和手榴弹。战斗结束时有三个学生和一名音乐教师被杀，十几名学生受伤。1 如果政府开始谨慎地疏远知识分子，它不会取得像1945年12月1日那样强烈的结果。疏远已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同盟国胜利后不到一年，昆明正在变成知识分子的“恐怖世界”：首先，谣传政府已列了一份“黑名单”，然后发生了两起对两位教授的暗杀：李公朴于1946年7月11日被害，而闻一多于7月15日在一次公开悼念李的大会上发表一篇激动人心的讲演后被害。210名民盟其他领导成员，包括潘光旦教授（清华教务长），费孝通（人类学家，云南大学）和张奚若（政治学家，联大）立即前往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避难，直到他们的安全得到一个来自重庆的特使保证为止。3 在这种变化莫测、忧虑和对现权力结构越来越不抱幻想的境况中，学术界的主要任务是收拾行装，把学校迁回原来的校园。搬迁工作完成得极其迅速。例如，1946年秋季学期，南开大学在天津郊外的八里台校园重新开学。800多名学生在原址恢复学习，那里70%的建筑已被毁坏，但一年后恢复工作就完成了大约30%，而管理人员为重建学校仍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政府继续执行其统一和理解的政策，把全部第一流大学，包括南开在内，变为国立。增设和改组也在进行。例如，北洋工学院战后从陕西迁回，1946年重新命名为北洋大学，人员被配置在两个部分，即一个理学院和一个工学院。几所教会大学从四川迁回后联合组成华东大学，设在上海前圣约翰大学的校园里。1 1944年，拨给高等教育的经费总数已达180亿元（1937年为3000万元），但它的真正购买力只相当于1937年期间的180万元。40年代末期学生人数较多，学校也较多，这意味着质量急剧下降。2从总体看，在战争年代数量的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质量的提高，虽然在某些学校某些专业领域的大学教学仍设法保持世界标准的高水平。从1941—1942年开始教育部对大学员工进行个别正式登记和任命的政策也引起了争议。3 1946年9月一份新周刊《观察》的出版可以被看成本世纪中期中国自由主义分子的最后抵抗。主编储安平得到来自像十几年前曾向《独立评论》投稿的那样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支持。为第一期《观察》写作的名单是一份高等教育和现代专门职业界领袖的部分点名册：王芸生，《大公报》总主笔，该报当时是一份最受重视并广泛传播的日报；伍启元，清华经济学教授；蔡维藩，南开历史学教授；冯友兰，清华哲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张东荪，燕京大学政治学教授；陈之迈，政治学家，当时是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参事；卞之琳，诗人，南开大学文学教授。1 储安平宣布《观察》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而不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份杂志“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广大人民群众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储提出了可以作为中国自由主义墓志铭的四个信条：首先，在中国发扬民主。“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权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第二，支持各种基本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促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工业化，以及科学精神和现代思想的成长。最后，推动用理性解决各种纷争避免感情用事和使用武力。“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2在这样的逆境中，战后年代的学术界只能试图保留过去10年军事、政治和经济动荡中幸存下来的东西。到1949年，中国自由的或自治的高等教育的前景似乎十分暗淡。学者和政治当局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是共和国辩论和斗争的主题，今后也不会松弛或放任。然而新中国的建立，包括国家权力的重建，不会减少对学术创造力的需要。 1 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载《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第3页；又见《教育杂志》第31卷第1期（1941年1月10日），抗战以来的高等 教育特辑。 2 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第3页。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3页。陈立夫接着又说，在校学生减少的部分原因是一些学生参加军队或与战争有关的工作，见第29页。 1 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22—26页。因为得不到10 所院校的数据，而且有些数字只报告设备损失，此表不完全。 2 《战时中华志》，第189页。根据另一计算，1936年全国高等院校校产总值为国币39275386元，不及估计损失之半；见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载《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1947年1月15日），第7页。 3 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3页。朱家骅：《抗战第八年之教育》，载《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72页。 1 见约翰·伊斯雷尔的西南联大校史原稿。 2 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载《西南联合大学》（学府纪闻丛书之一），第25—39页。 1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73页。 2 突出的例子是诗人和联大文学教授闻一多被迫在当地中学兼课并刻、卖印章养家。见梁实秋：《谈闻一多》，第109页，引自西南联大历史教授吴晗：《悼亡友 闻一多》。关于战时中国学术界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和身体虚弱，见费正清； 《专心研究中国》。 3 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30页。 1 钱端升是联大政治学教授；引自约翰·伊斯雷尔的手稿。钱端升后来的一部 研究专著《中国的政府与政治》，分析了国民党军国主义的成长。 2 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197、198页。 1 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44—50页。又见本书第13章。 2 《观察》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1日），第22—24页。 3 同上，第24页。关于全情，见叶文心：《异化了的高等学府：中华民国的高等教 育》。 1 《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1947年1月15日），第108页。 2 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载《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 3 关于战后两年来的中国教育状况，见《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第12—13 页；又《中华教育界》新2卷第1期（1948年1月15日）和新2卷第2期（1948 年2月15日）的特辑。关于高等院校的损失、人员、现状和1947年可望实施的 补救措施之详情，见威尔马·费尔班克：《中国的教育需求及在美国的机构为 满足这些需求的计划：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同一作者的《美国在中 国的文化实验，1942—1949年》是一部官方的40年代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计 划史，顾临任国务院顾问，是计划的设计者之一。 1 《观察》第1卷第1期，第3页。68个知识分子的姓名作为“投稿人”出现在《观 察》创刊号的扉页上，其中有些是学术界最著名的人士。 2 《观察》第1卷第1期，第3、4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 布尔什维克革命学说是五四时期汇集的学说中新近增加的一种，否则五四时期就只有较老的论题。在“凡尔赛出卖”之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用语很快在许多集团当中流行开来，但是，把苏维埃**当作一种完整的主义来接受却是一个缓慢得多的过程，随即改信这一主义的人很少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吸引力时，我们决不应以**运动早期的开端为限。 十月革命最初的吸引力可能在于革命这一事实本身。渐进进化宇宙论曾是革命以前那个时期的主要信条，这种强烈的信念已经失去其活力。仍持今天的西方便是中国的未来这种看法的新文化领袖们，感到作为教育者不能不依靠他们自己的才智。甚至那些已经接受西方反资本主义概念而准备自称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在似乎越来越稳定的西方也看不出多少有历史意义的戏剧性变化的迹象。 李大钊鲜明地代表了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这样一种反应，即把这场革命当作世界历史再次正在发展的证据。1李大钊是新文化集团中更具特色的成员之一，甚至在暗淡的年代里，他也总是设法在他自己对历史进步的诗一样的看法中保持一种令人振奋的信念。他特有的看法和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条不同。他受到多种多样来源如爱默生、柏格森、黑格尔和一种道-佛思想的启发，把历史想象为一种统一的、永远年轻的世界精神，总能冲破它所造成的静态结构。他为解放的大举行动作好了准备，这使他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启示非常敏感，把它当作新的有历史意义的变化的预兆，这种新的变化将扫除“所有国界、全部阶级差别、一切障碍”。如莫里斯·迈斯纳所指出的，在李大钊的思想中，这种更带普遍性的想象与极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中国民族主义似乎设想了一种可能性，中国总会作为一个“人民-国家”参加世界的重大事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及其对“落后”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民族主义的暂时作用所持的肯定态度，为李大钊的想象提供了余地，尽管李大钊是否真的接受了民族主义的暂时性质还一点也不清楚。不过，如李文逊所指出的，这种对历史的新的想象——即使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动力理论还没有任何深入的了解——现在就要把中国置于历史变化的前锋地位，这种历史变化将超越腐朽的现代西方。可以从更高的但是是反传统观念的角度，拒斥西方。 如已多次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对我们前面已经遇到并描述为列宁主义困境的这一问题很敏感。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即深信历史“在我们一方”，又深深怀疑从现在到未来的变化能否倚靠非个人的力量。列宁曾面临自觉的先驱这一问题——不仅过去严复和梁启超，而且孙逸仙，甚至胡适和丁文江在五四时期也都面临这个问题。但是列宁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对待这个问题。**作为产业无产阶级总意志集中体现的典型；党作为有高度纪律性的、坚如盘石般团结的“职业革命者”的总参谋部这种军事比喻（正如将领们能够说明他们作战地区的空间地形，这个总参谋部能够分析正在出现的客观历史情况的时间“地形”）——这些观点将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不过，回顾起来，列宁主义作为政治策略的甚至更为重要的一点似乎是这种军事比喻的另一个方面——它强调动员群众是政治力量的源泉。**的组织原则别的党也可以模仿（如国民党在1923年以后那样）。可是，本质在于先锋党的概念和对动员群众的关注这两者的结合。列宁无疑真诚地相信布尔什维克党体现了产业无产阶级的总意志，这种信念使他积极地（但不总是成功地）把自己与党的“阶级基础”的组织工作联系在一起。但是除此以外，他还深刻了解权力来自与群众急切需要的联系，如在1917年他采用了“和平与土地”的口号。这并不意味着参加运动的个人在他们的组织活动中不为同情和愤怒这些直觉的感情所打动。这正意味着领导终究是“总参谋部”，其策略和看法在理论上就不会混同于群众“有局限的”、眼前的看法。领导自信是根据长远的历史观点而采取行动。上述军事比喻还再次意味着一种决心，自己不但要关注动员群众，而且要关注对周围政治势力的实力和性质继续不断地作出现实的客观的估计。由于经常把这些政治势力看作马克思主义“阶级关系”的反映，人们就能保持其信心，即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了。 我们要赶紧补充，这些主张中无论哪一种都不能保证**在中国的最后胜利。空洞的公式并不能解答如何获得群众基础这一问题。没有伟大的领袖能否建立有效力的政党，这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强调“现实主义”的政治策略并不能保证中国或莫斯科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而且谁也不能不考虑未可逆料的意外事件的决定性作用，如几十年后日本的入侵。 还要说明，1919年以前对动员起来的群众力量这种政治潜力，相对来说还不够注意。中国在过去的起义中无疑知道动员群众的威力。不过，尽管早就有“老百姓”是进步的受益者这种广泛流传的假定，但是在1911年以前，即使是革命者基本上也没有想到群众组织是政治力量的一个来源1（多少有些可疑的他们与秘密会社的合作除外2）。我们可以设想，就某种意义说，文人新的西方的观念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他们与群众的距离，增强了他们那种平民百姓是沉沦于无知和消极状态的无能群氓的观念。 尽管1911年以前的革命者着迷于俄国的“革命英雄主义”，但“走向民众”的观念在五四时期之前并没有在当时的“社会运动”中真正出现。就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人的工作看，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直接接触的观点应有可观的前景，但这并没有涉及动员群众是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源泉这种观念。用不着多说，1919年以前那个时期的“新文化”看法几乎还不是以群众的政治动员为方向，尽管真诚地承担教育群众的根本义务。 1 关于对李大钊的研究，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1 爱德华·弗里德曼：《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论及孙逸仙的一些追随者如朱执信1911年以后组织“群众”的活动。 2 关于这种合作的讨论，见玛丽·巴克斯·兰金：《早期的中国革命者：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1902—1911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9章 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年 30年代文学，1927—1937年 “五四文学”一词就其最广的涵义而言，至少包括20年，即20年代和30年代。大多数西方学者采用了这个含糊的定义，并且实际上将五四时代与中国文学的现代阶段等同起来，接下去则为延安阶段（1942—1949年）和**阶段（自1949年迄今）。如此信手拈来的划分方法，明显地将五四文学的个人主义锋芒与**文学的集体取向之间的基本差别相提并论，似乎掩盖了其他方面。绝大多数中国和日本的学者都同意下述说法，即五四时期文学创作的爆发力到20年代末已逐渐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30年代初文学创作的更为“成熟”的阶段。因此，“三十年代文学”这一用语，基本上指从1927到1937年这10年里的作品。 从这个角度看，30年代代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关键阶段。30年代的作家们继承了五四遗产，他们能达到五四新文学的早期实践者们未能达到的观察深度和高超技巧（鲁迅当然是个主要的例外）。与此艺术深度共生的，是一种因社会和政治危机日深而出现的强烈忧患意识，当时日本侵略的幽灵出现在华北大地，而**革命则在其江西的农村总部集结新的力量。因此，正是在这重要的十年里，艺术同政治交织在一起，而20年代早期的浪漫主义色彩也让位于作家社会意识的某些阴暗的再评价。到30年代早期，一种新的左的取向已经在文学舞台上形成了。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五卅事件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政治感情冲击很大。1这一次事件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猛省，使他们看到了西方列强“帝国主义”的存在，也使他们看到了与之并存于商业都会上海的工人们的悲惨状况。随着大多数作家的同情逐渐左倾，一个政治化的过程被调动起来。大多数文学史专家都认为，五卅事件标志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用成仿吾的值得记忆的话来说，中国现代文学从“文学革命”走向了“革命文学”。 在五卅事件发生的前几年，已有少数人摸索着试图将文学与政治和革命联系起来。1923年，成立不久的中国**的一些党员，著名的有邓中夏和恽代英，在他们的期刊《中国青年》上，主张应当把文学作为唤醒民众革命意识的武器。2在1924和1925年，一个刚从俄国回来的年轻**作家蒋光慈发表了两篇文章，《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和《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郭沫若和郁达夫两人在1923年发表的文章中，都使用了“普罗精神”和“阶级斗争”这样的名词。1925年，鲁迅主持由北京未名社出版的题为《苏俄文艺论战》的译文，而且此后即热情追随苏维埃文学政策的迅速变革。 然而，这些孤立的探索没有引起多大骚动，只有五卅事件的冲击才把文学和革命的争论带到前沿。创造社成员，尤其是郭沫若，再次倡导左的倾向。郭自称是在1924年读到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一本书后，改信马克思主义的。1926年，他撰写了现在被认作革命文学运动宣言的作品：一篇带有倾向性的，论证不周并富有感**彩的，题为《革命与文学》的文章。郭概括地把革命说成是被压迫阶级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对压迫者的反抗。他得出了一个武断的结论，“凡是新的总就是好的，凡是革命的总就是合乎人类的要求，并合乎社会构成的基调的”。他由此认为好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真正的文学只由革命的文学组成，而且“文学的内容跟从革命的变化”。郭相信革命激发人类最强烈的情感，而它的失败成为崇高的悲剧，于个人和集体莫不如此。因此，一个革命的时期必然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文学和革命从不对立；相反，它们常常汇合在一起。事实上，文学可以成为“革命的先锋”。1 郭撰写该文于国共统一战线的“革命”司令部广州，北伐即将从这里出师。郭即将参加北伐，这标志着文人首次介入政治活动。那篇文章的夸张言词清楚地显示了他的满腔热忱。郭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似乎急于表明他扮演转向革命的文艺知识分子的新角色是胜任的。郭的奔放也为他的创造社同人所共有。例如，成仿吾在他著名的文章《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对郭的情绪产生共鸣，并且大量运用新学到的术语进一步论证说，甚至创造社成员早期的浪漫主义，也表达了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反对“布尔乔亚”的特征。成急忙补充说，但是时代变了，他们的阶级即将被“奥伏赫变”（扬弃），他们的“意德沃罗基”（意识形态）已不再有用。成的结论是，“我们如果还挑起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即知识份子——译者）的责任起来，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文学]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1成所卖弄的口号大概是他的同事们完全不能理解的，更不用说其他作家和大众了。但是，成却以其竭力造作的方式，想到了不久以后发生的左翼论战中的某些核心问题。 在1927年，这类空洞的口号只能引起鲁迅的愤怒。他对广州局势的现实估计，使他确信以前这些浪漫主义者的革命乐观主义是早熟的。鲁迅评论说，与俄国相比，中国并不在革命的阵痛之中；而且他借用托洛茨基的话论证说，在真正的革命时期不会有文学。当前急需的与其说是“革命文学”，不如说是“革命的人”——急需的是枪炮的威力，而不是软弱的笔。但在1927年4月，国民党的“革命的人”使鲁迅感到幻灭。他们在上海和广州屠杀**人和其他同情者，这粉碎了鲁迅对可能的“革命”所抱的任何残余希望。 从1928到1930年，鲁迅卷入了与创造社和太阳社一群年轻革命作家的几次激烈论战，后者已取代老的创造社成员，成为左翼的主要理论家。鲁迅首先针对其论敌的纯宣传，为文学的内在价值辩护。“好的文艺作品”，他在1927年论述说，“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2他来到上海，就讥讽那些在“革命咖啡馆”里的左倾反对者们的空洞“广告”。他指责杂乱无章的术语——他们对自己的革命口号如此陶醉，以致“视野迷朦”，他的反对者们反驳说他的批评本身才是“迷朦的”，他像上了年纪的唐吉诃德笨拙地在同风车搏斗。他的年轻的反对者们，除称他为一个“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老人（影射他的一本杂文集的标题《三闲集》）外，还因此给他贴上“don鲁迅”的标签。 这一大堆辛辣的隐喻和谩骂在论战中形成大吵大闹，而论战也触及比较本质的论点。这些革命作家的基本信条可以总结如下：（1）一切文学都以阶级为基础，并取决于阶级；（2）一切文学都是宣传的武器（引自厄普顿·辛克莱的一句被人滥用的警句）；（3）文学批评必须根据唯物主义（后者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加以阐释）；（4）革命文学应当是普罗文学；即应当为工人阶级而写，为工人阶级所写。但在目前，它只能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去写。决定因素是“立场”或“观点”。如果一个作家采取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事实上他还是能够创作出普罗文学的。1 **史学家们后来承认这些戒律只不过是教条主义的公式。这些信条尽管粗陋和简单，却代表了钱杏■（阿英）、李初梨和朱镜我等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年轻一代的鲁莽激进主义的企图，他们想把盘据文坛的老一代作家挤出去。他们既试图确定新的文学取向，也想为五四文学从政治上重新定向，并为日后指导和发展文学创作提供理论框架。可以理解，这种将激进的正统观念强加于人的做法，对这样一个桀骜不驯而且本身就是青年领袖的鲁迅来说，是不能忍受的。 鲁迅的反驳围绕他的论敌的百谈不厌的自我陶醉的主题。这些革命作家并未大胆抨击1927年后国民党反动的现实，鲁迅辩论道，他们依然心满意足地被套在空洞的“革命”理论之中。他们自以为是的姿态，只不过显示了“一副凶狠丑陋的极左观点的面孔”，这掩盖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无知。鲁迅首先批评了他们的信条过于简单。他把辛克莱的话倒转过来，他在1928年辩论说，虽然所有文学都是宣传，但并非所有宣传都是文学，当然这些革命作家的作品也不是文学。鲁迅并不否定文学的阶级属性，但他对其论敌以无产阶级代言人自居深表怀疑。他认为少数几个坐在上海咖啡馆里的安乐椅哲学家创造的那种“普罗文学”，肯定不能反映工人阶级的要求。鲁迅不无讥讽地说： 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说并未派遣。……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啡馆里寻……1鲁迅的看法是清楚的，城市知识分子处于无忧无虑的资产阶级生活环境之中，同工人阶级的生活没有联系，要他们采取无产阶级的立场是荒谬的。 茅盾也持有这种看法。他的三部曲《蚀》受到激进的左派批评，认为他从错误立场展示了一幅错误的阶级的“病态”画像。茅盾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理想主义的追求，他们后来的彷徨，在北伐的“革命”历程中最终的幻灭。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维护叶绍钧的这部现实主义的小说和他自己的作品，认为一部反映小资产阶级“落后”分子生活中阴暗面的文学作品，依然能够对左派的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茅盾补充说：“这一类的黑暗描写，就感动或教育而言，可能要比那些非真实的、空想的、乐观的描写要深刻得多哩！”2 鲁迅的论述中含蓄的但在茅盾笔下显露的论点，是至关重要的对象问题。谁是新文学的读者？茅盾在1928年写的《从牯岭到东京》的长文中，承认过去六七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仅为受过教育的青年提供了阅读的材料，并且指出近来“革命文学”的读者面甚至更为狭窄。至于劳动大众，他们不可能理解“革命文学”，即使给他们讲，他们也不愿意听。茅盾希望与其保护无产阶级，还不如去扩大既作为读者，又作为题材的小资产阶级的范围。 所以现在为“新文艺”——或是勇敢点说，“革命文艺”的前途计，第一要务在使它从青年学生中间出来走入小资产阶级群众，在这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植立了脚跟。而要达到此点，应该先把题材转移到小商人，中小农，等等的生活。不要太多的新名词，不要欧化的句法，不要新思想的说教似的宣传，只要质朴有力的抓住了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核心的描写！1 茅盾在30年代早期的长篇小说《子夜》以及短篇三部曲——《春蚕》、《秋收》和《残冬》中，确实奉行了这个信条。在他的小说的画面上，出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人物。相反，革命作家们只拿出了一部贫乏粗糙的“普罗文学”集，主要是蒋光慈的作品。 茅盾和鲁迅深刻揭露了年轻激进派肤浅的论点。茅盾的小说和鲁迅的杂文，显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活力。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另外一种与激进派的革命文学准则针锋相对的理论。茅盾已经是一名**员了，他与他的同志们的差异，仅在于他对革命前途的估计比较阴郁。鲁迅在广州的经历打消了他对国民党革命潜力的幻想。南京新政府统治下的环境，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对立情绪，特别是在包括柔石在内的他的追随者五名青年左翼作家，被当作22名**领导人中的一部分，于1931年2月7日在上海郊外的龙华遭到处决之后（参见本书有关章节）。鲁迅对于这场惨剧深感震惊，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感受到“白色恐怖”下的迫害。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就这样促使他与左派的论敌找到了共同点。 此外，为看准激进派论点的弱点，鲁迅觉得有必要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从1928到1930年，他开始阅读和翻译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自我教育，使他逐渐改变先前关于文学本质上与政治无关的观点。他现在相信对现状表示不满的文学，能对现政权起破坏作用，而且确实可以被称为“革命的”。1 到1930年，鲁迅实际上已接受了青年激进派的基本信条，尽管在表达上自有其精微之处。他总结说，恰恰由于革命受到挫折，才不得不创作革命文学；作家和工人在共同的“苦难”中联合起来。遭受压迫的同样经历形成了共同的纽带，使这种文学“属于革命的劳苦大众”，因此是无产阶级的文学。2鲁迅与他的激进派论敌的和解，并不一定意味他在辩论中被争取过来；因为像他那样一个性格倔强和有远见卓识的人，是绝不会向任何人屈服的。相反，他必然已经意识到这些革命作家尽管一心追赶时髦，却已捕获了城市知识分子变化了的心态。 1926—1927年间的北伐，使人们看到真正革命的前景。这一短暂的政治乐观时期过去后，大多数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变得与国家疏远起来。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新政府，不是通过适应或者劝说去争取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它只表示出不信任，随后是30年代初期的检查制度与迫害。同情国民党的自由派人士蒋梦麟后来说，政府已经“同广大的群众失去了联系，它对于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没有一个深刻或者清楚的认识”。1另一方面，**利用了这种不断增长的情绪，并以高超的组织才能，努力将这些浮躁的城市作家集合到它的旗帜之下；这就为30年代主宰文坛的左派统一战线提供了舞台。 1 关于五卅事件，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11章。 2 张毕来：《一九二三年〈中国青年〉几个作者的文学主张》，载李何林等：《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第36—49页。 1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214—216页。 1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222—224页。 2 《鲁迅全集》第3卷，第313页。 1 李何林等：《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第61—62页；阿米滕拉纳特·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年》，第86—94页。 1 《鲁迅全集》第4卷，第70—71页。 2 李何林编：《中国文艺论战》，第412页。 1 李何林编：《中国文艺论战》，第379页。这篇文章由陈雨石（音）译成英文，见约翰·伯宁豪森和特德·赫特斯编：《中国革命文学：选集》，第37—44页。编者还提供一篇透彻的绪论。 1 关于鲁迅文学观和革命观的改变，见李欧梵：《革命前夕的文学：对鲁迅左翼 时期的看法，1927—1936年》，《现代中国》第2卷第3期（1976年6月），第277—291页。 2 戴乃迭编译：《无声的中国：鲁迅著作选》，第176页。 1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485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问题与“主义” 五四时期学说的种种趋向有多次冲突，比较重要的冲突之一是胡适、李大钊等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那些往往是在马克思主义启示下所写的五四以后中国思想史教科书的记述中，我们看到一系列的争论，每一次都导致一方的明显胜利，并以一种渐进上升的方式逐渐导致马克思主义的胜利，然后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导致“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对这些争论不那么看重胜利的一种看法，则没有那种指出明显胜利者和明显失败者的自信。 载于《每周评论》1919年7月和8月号的胡适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反映了他对他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入**阵营的烦恼。如他后来说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奴隶”。1在这些文章中，胡适在杜威对待社会的科学方法和总括的“主义”之间作了鲜明的对比，前者专注于具体的情况和问题，加以分析，从而为具体问题提供具体的解决办法；后者却声称要为一个社会的所有问题提供总的“终极解决方案”。如我们所能预料的，他的对手回答说，一个社会中分开的种种问题都和总的结构或制度有关，只有当作为整体的“制度”改变了时，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时还没有参加**阵营的陈独秀仍然倾向于支持胡适的观点；注意到这一点是有趣的。而李大钊和许多学生则渴望在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为他们的热切希望找到根据，对使中国困窘的种种问题，他们热切希望真的能有一种“终极解决方案”，而且历史将导致这种终极的解决。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胡适当然会被明确地当作这场争论的失败者。 任何社会，无论其社会-政治结构如何，势必面临各别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不管它们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种种问题纠缠在一起，也必须分开来加以考虑；这样断言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杜威“科学方法论”的信徒。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的确可能已经解决了某些根本问题（包括建立一种看来能维护其全面合法性的政治秩序），但即使按照其领导的看法，它也继续面临一些严重的——甚至是根本的——问题，有些是老问题也有一些是新问题，其中许多决不是容易解决的。 胡适的致命弱点和他对手的主要有力之处，在于胡适这样的看法，即可以不正视悲剧性的政治势力问题而着手解决社会-教育问题。按照他的看法，在当时的中国环境中使自己卷入创建自己政治势力基础的尝试，也就是卷入非理性的**和自私自利的阴谋以及军阀政治的暴力。这一切与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科学的”合理态度毫不相干。和他的科学家朋友丁文江一样，他自己和政治的联系只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只希望影响当权者，希望他们接受他的劝告。 这里涉及的不是那些掌握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人能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被说服实行改革的抽象问题。丁文江不像胡适那样对军阀抱道学家的羞怯态度，他能够暂时影响江苏军阀孙传芳在上海地区实行某些审慎的城市改革。1可是，在中国这个时期那种野蛮而极不安全的政治环境中，很难使那些持有权力和特权的人从他们对政治生存的狭隘迷恋中转变过来。 另一方面，**者（不只李大钊）准备致力于创建政治（终极是）军事力量的问题，并根据当前难以改变的力量的实际情况行动，不管这些实际情况是否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阶级范畴。这并不意味着李大钊或任何其他自许的**者在1919年已经接近中国当时全部问题的某种“终极解决方案”，甚至也不意味着“革命”这一口号对中国政治有任何直接结果。法国和俄国的革命一直被看作社会性的而不只是政治性的，是因为其核心在于摧毁已建立起来的旧制度。在1919年分裂的中国，摧毁北京政府不会有多大影响，因而民族主义者和**者都认为，他们以后几年的任务是处理如何在中国建立新政治权威的基础这一“问题”，而不是摧毁旧制度的问题。社会任务不能脱离政治任务，而政治任务是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而不是摧毁已牢固建立的旧政治秩序。 1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引自《我的歧路》，《胡适文存》，3，第99—102页。 1 见本书费侠莉所写第7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左翼作家联盟与关于文学的论战 1930年3月2日，大约40名作家（最初参加的盟员有50余名）在上海集会创立了左翼作家联盟。2月16日，在这次有重要意义的集会两周前，由鲁迅和夏衍（沈端先）邀请进行了初步讨论，以组织负责创立左联的筹备委员会。虽然鲁迅一直被认为起了领导作用，但真正的倡议可能来自中国**，通过被专门指派担任此项任务的代理人夏衍提出的。2在李立三的领导下，**曾于1929年底和1930年初开始执行一项总体规划，在大城市创建一系列文化“阵线组织”，以吸引像鲁迅这样同情革命的同路人。3除左翼作家联盟外，还成立了若干类似的团体——囊括了从戏剧、电影、美术、诗歌到社会科学、教育、新闻和世界语等各个领域。这些团体都归附在“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大旗之下，虽然活动的中心仍是左翼作家联盟。4 左联的领导名义上是有七名常务委员的执行委员会，这七名常委是夏衍、洪灵菲（两人都是负责文化工作的党员）、冯乃超、钱杏邨（阿英）（太阳社成员，昔日鲁迅的论敌）、田汉（著名的剧作家）、郑伯奇（创造社的创立人之一）和鲁迅。虽然鲁迅有幸致开幕词，但在左联的权力机构中，他显然被昔日的论敌和党的活动家孤立了。左联的书记职务先后由冯乃超、阳翰笙和周扬三位党员担任（后两人与夏衍和田汉后来成为“四条汉子”恶毒帮派）。在1936年“两个口号”之争中，鲁迅曾着意攻击他们。可以推断，初期的欣喜过后，鲁迅只当了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既无权力，与党的活动分子的关系也不友好。 左联的两份正式文件——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文学的理论纲领》，由左联执委会起草的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长篇文告，同鲁迅含糊不清的开幕词一样，都没有切中要害。《纲领》号召左联成员“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援助和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但它对无产阶级文学既没有确定其含义，也没有确定其范围。文告中提出了三条关于写作的指令：第一，左联作家必须“注意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广大的题材”，尤其是那些直接与革命目标有关的题材；第二，左联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第三，他们的文学形式“必须简明易解，必须用工人农民听得懂以及他们接近的语言文字；在必要时容许使用方言”。1除第三条指令外，这个文件再次没有把无产阶级文学，或革命文学，完全限定在工农兵的框架内，像毛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做的那样。它提倡文学的“大众化”——大概反映了瞿秋白的意见，但争论限于语言。如**学者刘绶松曾指出的那样，这两份文件未能给左翼文学提供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推力。2文件将左联的立场、组织和任务，解释为首先是文学先锋和宣传机器，振兴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居于次要地位。这样，在左联屡遭政府查禁的为数众多的出版物中，出现了教条主义的批评有余，而有新意的好作品不足的现象。 左联强调思想正确，组织严密，但并不强调文学的创新；就这点而言，它与苏俄的拉普相似。它试图确定一个与所有其他思想信仰的“他们”相对立的“我们”群体。1而且像拉普一样——有些左联成员与它有直接的理智上的联系，左联十分活跃，但不是在提拔新的无产阶级人才上，而是在挑起意识形态的论战上。左联七年的历史，充满了针对各种各样“敌人”的连续不断的论争。从鲁迅与自由派新月社的论战开始，左联接连与“民族主义文学”的保守派倡导者们，与倾向左派的“第三种人”作家们，最后又在关于“大众语”的争论以及与1936年左联突然解散有关的著名的“两个口号”的争论中，与自己的某些成员展开了斗争。 序幕：鲁迅与新月派的较量 左翼联盟最难对付的敌人起初不是来自右翼——国民党政府从未把力量集中在文学领域，而是来自中间派。甚至在左联建立前，组成创造社和太阳社多数的留学日本的文人，一直与新月社周围的英、美派不和。由于新月社的一些成员与陈源以及在20年代早期与鲁迅笔战的《现代评论》派过从甚密，甚至在新月派的理论家梁实秋向无产阶级文学首次发难前，这些“绅士”学者和作家就受到仇视。个性和个人背景，就这样对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分歧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1928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时，特载了一篇据推断是徐志摩执笔的长达八页的宣言，提出该杂志的两条指导原则是“健康”与“尊严”。徐用这两个无定向的口号，以其热情洋溢的文风向文坛所有的“细菌”宣战，他把细菌分为13种之多：感伤派、颓废派、唯美派、功利派、训世派、攻击派、偏激派、纤巧派、淫秽派、热狂派、稗贩派、标语派和“主义派”。显然，这些“派”或明或暗地指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作家。他们立即起来反击，称徐志摩为“小丑”，胡适为“妥协的唯心论者”，新月派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一伙虚伪的买办“绅士”。1 划分两个阵营的本质上的争论点，比单纯的谩骂更加根深蒂固。《新月》成立伊始，就推出另一套构成威胁的文学理论。如其主要发言人梁实秋所说的那样（尽管梁后来宣称他没有得到同事们的支持）；2这一理论提出了人们熟悉的英美的文学自律的观念——文学刻画的是“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有创造性的作品总是个体（用梁的话说，是“贵族式的士绅”）的产物，并且只能以自身的内在价值对它作出评判，而无需考虑历史时期、环境或者阶级。此外，梁实秋显然以他最崇拜的西方文学的“教师”欧文·白璧德3（梁留学哈佛时曾师从他）为榜样。他从白璧德那里学到了对卢梭的不信任，对混乱的鄙弃和对理性与纪律的偏爱，梁追溯这种思想到马修·阿诺德4。梁认为在中国文坛充满混乱的这段时间里，最急需的莫过于执着追求广泛的情趣和崇高的标准。从梁这段时间发表的各种文章可以看出，他雄心勃勃地想成为中国的萨缪尔·约翰逊1博士——一个文学情趣的仲裁者和阿诺德所称的评论家。当然，在现代中国，将文学批评当作学术规范的作法是不存在的，而任何模仿f.r.利维斯2或者埃德蒙德·威尔逊3（大致是梁的同时代人）之类人物的企图注定要失败。 在鲁迅眼里，梁实秋也确实是一棵特别棘手的荆棘，也许因为这位上海文坛的老前辈，感到梁的雄心是对其地位的挑战，而且他在某种程度上还对梁在西方文学上的造诣有点妒嫉。左联组建以前，鲁迅已经同梁打过几次笔墨官司。诱因是1929年梁刊登在《新月》上的两篇应时文章，《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和《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梁在其中发挥了以前的一篇文章《文学与革命》（1928年）中提出的论点，并坚持认为无论革命还是阶级——两者皆非文学所固有，都不能作为文学批评的准则。关于无产阶级文学问题，梁断言“大众文学”这个名词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为文学从来就是少数有才能的人的创造。梁辩驳说，真正的文学是超阶级的；其真正的主宰是“基本人性”——爱、憎、怜悯、恐惧、死亡，它们不局限于任何阶级。梁实秋进一步从鲁迅翻译的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中找到毛病。鲁迅有意识地按日文转译本直译，他的翻译是“硬”译，而梁则觉得难以理解。最后，梁认为不论鲁迅在译文上花费了多大气力，文学创作的意识形态对于质量而言仍是次要的，“我们不要看广告，我们要看货色”。4 鲁迅的题为《“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反驳文章，是他所写过的最长的文章之一。显而易见，梁击中了痛处，因为公然诋毁他煞费苦心努力介绍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经典作品，这是鲁迅难以忍受的。这篇长文的语气大体上是相当合理的，有几个段落还带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的情感。他不同意梁关于文学无阶级性的观点，这不仅基于他刚从普列汉诺夫那里获得的理论，而且出自对下层阶级的同情心。鲁迅辩驳说，梁不明白他的文学自律立场本身，恰恰就是其资产阶级背景的反映。至于文学作品中刻画的“人性”，一个贫穷饥饿的农民会有足够的闲暇为爱美去种花吗？“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欣赏文学是一种特权，但是穷人的身体状况和没有文化使他们无法享受这种特权。鲁迅也承认，遗憾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迄今还没有许多高质量的“货色”。但是要求无产阶级立即拿出产品，是一种带有“布尔乔亚的恶意”的举动。 鲁迅可能已经显示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掌握不够深透的弱点（他维护阶级观点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是一种笃信的举动，而非学术上的论证），但他的诚实和仁厚弥补了这一不足而有余。他就翻译所作的辩解尤其如此。他解释说，“硬”译是由于他自己语言上的欠缺，因为他必须忠实于自己和读者。此外，由于翻译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工作对左倾的批评者们和他自己是一种检验，看他们是否犯了理论错误，所以鲁迅不得不忠实于原文。“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痛，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1 鲁迅的文章写于1930年的早些时候（大概在左联组建之前不久），那时他已打算与他左倾论敌结为同盟了。由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当时鲁迅的笔锋既不像往昔，也不像后来那样尖刻。它也很不像1931和1932年的著作那样武断，因为他同意梁的观点：宣传不是文学，而过去的左派口号也不成其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但是，这篇文章毕竟表明了他对左派事业在感情上的认同。他同梁实秋及新月派的论争，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派文学理论无可争议的一场胜利。然而，他在其他方面确实获胜了。危机和奉献的时期，大肆鼓吹文学的中立性可能被看作——尤其在左派眼里，既不合时宜，又是“象牙塔式”的。因此，在**的文学史中，新月派被视为一伙大坏蛋，他们“败”在鲁迅面前被当作左联的一大胜利。 “民族主义文学”问题 与新月社的自由主义批评家们相比，左联创建仅三个月后，出现于1930年6月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倡导者们，王平陵、黄震遐等，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力量方面都要软弱一些。显然，是一伙与国民党有紧密联系的文人，作为一种反左联的手段而策划的。但是他们的口号带有泰纳1的“民族、环境和时间”理论的味道，这些口号十分模糊，因为它倡导一种反映“民族精神和意识”的文学来代替左派的阶级观点。来自台湾的学者承认，这个派别对左派的批评主要是人身攻击，而且它的成员没有一位在文坛上博得声望或尊敬。2他们的创作甚至比左派还要少。但是这个派别的主要弱点，在于他们的亲国民党立场，与文学界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格背道而驰。30年代早期，一个有良心的文人去作政府的传声筒，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民族主义文学”的提倡者们，自其开始之时起就注定要失败。但是这场小小的论争，恰好诱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引人入胜的一场大论战——文学上关于“自由人”或“第三种人”的争端。 “自由人”以及“第三种人”问题 1931年9月，一位年轻的学者胡秋原，发表了一篇抨击“民族主义文学”的文章。他的中心论点之一，是文学决不应堕落为政治的“留声机”。胡的论断恰恰触动了左派立场的核心，而且立刻被认作是对左联的攻击。胡与左联的主要理论家之间，旋即发生了一系列的论争。 胡秋原曾留学日本，在那里学得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而且撰写了一本大部头的关于普列汉诺夫及其文艺理论的书，于1932年出版。左联的作家们大概不了解胡的背景，而将其观点作为新月派自由主义的又一变种来对待。令他们吃惊的是，胡证明自己是一个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掌握超过他的左联论敌。胡根据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沃隆斯基1以及其他苏联理论家的著作论证说，尽管文学有阶级基础，但不能让文学创作服从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或政治论述中找到的同样规律。在胡看来，文学是通过美学的角度来反映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针对那些左派论敌，尤其是钱杏邨和太阳社其他成员的机械观点，胡秋原强烈地做出了反应；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引述了一连串的根据，来显示文学批评的功能是“客观地”理解文学，而不是对文学创作指手划脚。换句话说，文学有其自身的价值，它能有益于革命，特别是好的文学（从而胡承认可能有好的无产阶级文学）。但他觉得，文学创作决不能被当作政治“之下”的某种东西。依照胡的意思，作为一个“自由人”并不一定意味反马克思主义，或者如梁实秋所想象的那样，与政治无关；它仅仅指多少有些书卷气的学者的“一种态度”。这样的人以十分严肃的态度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反对那种“遵照现行政策或者党的领导的迫切需要来判断一切”1的倾向。 胡秋原对左联垄断左翼文学的指责，在1932年得到对左翼事业不无同情的苏汶（戴克崇）的共鸣；他对政治需要过分“侵略”文学表达了类似的关注。依照苏汶的原意，“第三种人”指被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倡导者——胡秋原的“自由人”与“不自由的、有党派的”左联——在中间或者抛在后面的那些作家。一个好的作家，无论多么同情革命，不能只按左联理论家们的指令去写作。在苏汶看来，文学不只是一种政治武器，尽管他承认需要这样的武器。苏汶声明说，“我当然不反对文学作品有政治目的，但我反对因这政治目的而牺牲真实”。一个作家必须诚实地反映他看到的生活。“我们要求真实的文学，更甚于那种只在目前对某种政治目的有利的文学”。2于是，苏汶争辩说，在国民党对文学的压制与左联对文学的指令之间，多数作家几乎不由自主地沦为“第三种人”。 在左联的反驳中，最有说服力的论证是由瞿秋白提出的。他（用笔名易嘉）在一篇长文中，批评胡秋原与苏汶没有认识到文学的阶级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依照瞿的判断，胡秋原过分强调了文学作为形象的美学探索与生活的消极反映的功能。他认为胡的弱点源出于普列汉诺夫。后者曾因其“唯心论”倾向在苏联遭到批判。在瞿看来，文学创作决不能脱离作者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且必须发挥其政治功能。对身临殊死斗争的中国无产阶级来说，文学只能是反抗压迫者的武器。瞿断言说，“当无产阶级公开地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1在阶级斗争的时期里，不可能有“中间地带”。 当肯定阶级决定论和投入斗争的必要性时，无论鲁迅还是瞿秋白都没有打算把左联说成一贯正确。他们坦率地承认在左联的少数成员中间，尤其是钱杏邨，幼稚的左派观点和机械论的解释是愚蠢的。但是瞿申辩说，尽管他们有缺点，这些充满激情的成员是真诚地朝着革命理论和实践摸索前进的。而胡与苏则相反，他们无视政治现实，只是骑墙观望。 与指向其他论敌的猛烈反击相比，这是温和的回答。这种“软”姿态应当如何解释呢？在常常是连篇累牍的交换理论差异点的文章背后，也许可以找到线索。胡秋原和苏汶两人显然不属任何文学或政治团体的论述，提出了中国左翼文学中两个重要的新问题（虽然胡显然熟悉它们在苏联的先例），即“党性”原则或党对文学的指导原则，以及“同路人”——那些同情左派事业，但未加入左联或**的作家们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被左联自身功能的定义混合了。 一方面，左联的建立意味着为革命文学提供一个统一的方向。因为它的领导层主要由**员构成，这就为党对文学的支配和控制铺平了道路。然而，30年代初的**在组织上软弱，而且为派系斗争所困扰；它无法推行某种始终如一的党性。另一方面，左联是为左翼作家及其同情者提供一个广泛的阵线而创立的。这样，从党的活动立场看，左联是一个吸引“同路人”的阵线组织，吸引那些既非国民党的追随者，也非**的追随者的“第三种人”作家；但无论如何，他们同情“无产阶级文学”甚于“民族主义文学”。无论胡秋原还是苏汶，同以前的鲁迅一样，都可以罗致为同路人。而且据胡说，确实有人试图引诱他加入左翼阵营。1 看瞿秋白和冯雪峰（用笔名洛扬和何丹林）在这场论争的总结性文章中（这些文章显然代表左联多数成员的意见）如何解决这两个论点，是饶有趣味的。瞿在文章里提到的党性原则，是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首次提出的。列宁写道，党性“自然地应当贯彻在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尤其是文学批评上”。但瞿做了一个重要的限定，他觉得问题在于党性“是否能正确”地得到贯彻。瞿补充说，即使把它应用于左联的作家们身上，也不应“强加于人，而应加以讨论、研究和学习”。至于非左联作家，只要求他们“承认”这个原则。瞿还进一步为左联内部的创作自由辩护。他解释说，“指导路线”只提出某些“总的方向”，并不构成“命令”。2事实上，贯穿左联的历史，无产阶级文学的正确形式和内容曾经反复讨论和争辩，但从未强制推行。 关于对同路人的政策问题，瞿秋白摒弃了那种过激的观点（“如果你不是我们同行，你就是个反革命”），认为它是武断的和感情用事——也许间接指激进的青年左派分子和周扬。最后，冯雪峰发表罢战言和的声明。冯雪峰在其长文的结尾用有高度倾向性的语言，表达了他对“第三种人”所做的如下新定义： 第三种文学，如果是“反对旧时代，反对旧社会”，虽不是取着无产阶级的立场，但决非反革命的文学，那么，这种文学也早已对于革命有利，早已并非中立，不必立着第三种文学的名称了。1冯雪峰的和解声明，在这场客客气气的辩论的末尾显然满足了两位挑战者——他们后来认为，他们的战斗取得了胜利，左联被迫承认有一定的失误，并且降低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刺耳的调门。2但是论力量和影响，“第三种人”显然不是左联的对手。胡秋原与苏汶都不是多产作家，此后不久他们就从文坛销声匿迹了。 1932年以后，左联在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没有遇到重大挑战。有相当数量的文人环绕在林语堂的三种流行的杂志周围——《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而且有意“不谈政治”，强调幽默和讽刺，当然他们对左联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不构成威胁。鲁迅对他们的攻击是有节制的，也许由于他对“分道扬镳的兄弟”周作人，甚至对往日的友人和以前的雇主林语堂心肠有点软。其他非左联的作家，如《现代》杂志派保持中立的立场，虽然他们仍接受左派的稿件和建议。接着发生的关于“大众语”和“国防文学”的论争，基本上是从左翼阵线内部发生的，而且后者几乎以意识形态上的统一而告终。 关于“大众话”和“拉丁化”的论争 “大众话”或者“大众语”的问题，首先是30年代最杰出的左翼理论家瞿秋白于1932年提出的。3瞿对于语言的关心，与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的信念是分不开的；由于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大众的文学，瞿顺理成章地认为它必须为大众所理解。按照瞿的观点，新文学中所用的“五四”式白话，已经成为充满外国名词、欧化句法、日文词组和文言残余为特征的新的上流社会用语。简言之，它是一种被脱离大众的城市知识分子垄断的语言。瞿因此号召进行一场新的“文学革命”，这次由正在崛起的无产阶级领导，对准三个靶子，即残留的文言，“五四”式的白话（瞿称之为新文言）以及传统的民间小说之中的旧白话。从这次二次革命中出现的，会是一种反映民众活语言的新的大众话。瞿凭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偏好，自然地将这种新的大众语言的原型想象为一种“普通话”的集合体，很像那些来自中国各地，并设法在现代工厂里相互交往的城市工人所讲的语言。1 茅盾针对瞿的想法写了一篇批评文章。他指出城市工人的语言并不一致，例如，上海大众的语言自然是以上海方言为基础的，其他城市里的“普通话”则因地区而迥异。在茅盾看来，不存在全国性的“普通话”这种事物。茅盾进一步为“五四”式的白话辩护，认为它仍有生命力，尽管需要简化和非欧化。茅盾认为紧迫的任务是革新现代白话，并利用方言使它丰富起来。2于是，在茅盾为维护现代白话的现实主义观点，与瞿秋白关于普通话的激进观点之间，争论于1934年再度开始，使左翼阵营根据瞿的总前提分成两种不同的、但并非相互排斥的立场。有的人主张为了确立一种新的大众的共同语言，必须完全摒弃上流社会的白话；另一些人对通行的语言持肯定态度，但仍然希望对白话进行挽救。在达成摒弃白话中的糟粕并保留其精华的妥协解决办法后，这场论争很快转移到是否需要拉丁化的讨论上。 瞿秋白承认，他想象中的那种普通话仍然处于形成过程之中，然而他坚持这种普通话绝对不能被禁锢在文字形式之中。汉字复杂难学，而且也不足以将拥有丰富多采、生动的通行口头语记录下来。另一些评论家指出，书面的白话是北京方言的表达手段，如同先前的国语罗马字一样。鲁迅和其他一些人认为，新的语音体系应当更为简单，而且不要四声的标记。这种新的拉丁化汉语的体系，大概曾由两位俄国汉学家兼语言学家对苏联远东滨海省的中国居民试验过。这种体系将是普通话的字母文本，它将完全取代许多世纪以来的书面表意文字。1瞿秋白和鲁迅两人在承认地区性差异的同时，都相信掌握这种语音系统仍将比掌握书写的汉字容易得多。 这种天真的乌托邦式的语言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显然是无法实行的，而且也从未有效地实行过。拉丁化的文本充其量也只是阅读汉字的语音手段，不能替代汉字。但是事实证明，这场语言论争的其他部分却对**极其有用。瞿秋白对五四文学的过激批评，为毛的延安讲话打下了基础。瞿与毛两人都同意无产阶级文学的语言必须接近大众的用语。文学的“通俗化”就这样成为1942年毛政策的一个标志；而由瞿开始的收效甚微的第二次“文学革命”，在延安经再次发动，效果大有可观。 关于“两个口号”之争 瞿秋白和冯雪峰在1933年晚些时候离开上海前往瑞金，左联失去了最有影响的两位领导，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阶段。从1934到1936年，左联与**中央机关联系不多，由于敌人拘捕和迫害，党的地下总部遭到破坏。内部的分歧在新的左联组织领导层，尤其在周扬与鲁迅之间，鲁迅的追随者与其他老资格作家之间加深了。11934年，胡风从日本来到上海，并于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就文学作品的原型和典型人物的解释问题，两次对周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威提出了挑战。但是导致内部争吵公开化的最大事件，是左联在1936年春为响应**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言而突然解散。这一重大举措竟没有与鲁迅商量。 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献，至今尚不清楚解散左联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但是可以推测，这个决定是周扬一派人实施的。他们希望组成一个更为广泛的联合体，用“中国文艺家协会”来取代左联。这个团体是在1936年6月7日正式成立的，当时左联解散至少已有两三个月了。当爱国组织自发而迅速涌现时，这一明显的拖延除表明左翼作家间的混乱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鲁迅、巴金、胡风、黄源等人被邀请加入新协会，但是他们不是拒绝，就是置之不理。不久以后，在7月1日，鲁迅等人签署了一个《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但并未建立正式组织。左翼两派之间的对立因此更加分明。 到1935年底，已开始出现议论反映新的政治形势的口号的文章。“国防文学”与“民族自卫文学”和“民族革命文学运动”等词语，同时被提到。“国防文学”作为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文学口号和协会的指导原则，其决定可能是由周扬一派人作出的（不知是否得到**领导的默许）。2它的确切性可由以下两点证明：一是它源出于苏联，二是**号召建立一个“国防”政府。但是这个含义模糊的提法，立即遭到各种左翼作家的批评。 周扬认识到有必要明确定义和平息“托派分子”的反对，于1936年6月在成立协会的筹备工作结束后，代表“国防文学”作了他的第一次公开声明。他申斥极左派论敌思想狭隘的抽象主义，以及对日本侵略引起的新的政治形势视而不见。虽然他仍将城市革命文学看作1927年以来的主力，但是他又论证说“中间立场”的作家们确实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并且应当把他们吸引过来共同奋斗。这基本上是对**新姿态的忠实附和，与他早先反对“第三种人”作家的立场大相径庭。但是在急于将其口号标榜为“文学”的时候，周扬大概超出了**的主要政治目标，“结成一个团结的知识界舆论的强大实体，迫使国民党政府与**人达成某种合作，从而抗击日本人”。1他进而规定了“国防文学”的主题和方法：他断言，国防应当成为除汉奸以外的所有作家作品的中心主题，而且由于“主题的问题是和方法的问题不可分离的，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需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在随后的一篇文章里，他甚至说（他1958年关于“革命浪漫主义”的表白的先声），国防文学“不但要描绘民族革命斗争的现状，同时也要画出民族进展的前面的远景……国防文学就同时应当以浪漫主义为它的创作方法的一面”。2 周扬的“专横的”倾向，立即遭到包括鲁迅在内的文坛耆宿的反对。郭沫若觉察到这个口号的政治联系，从日本撰文努力为其辩护，同时降低周的文学主张的调门。他声称，“国防文学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志，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志”。茅盾同意这种理解，但是进一步警告说，将这个口号应用于创作，就有面临“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险——直接驳斥周扬的指令。与周扬想控制文学并“以一个口号去规约别人”的**相悖，茅盾坚持作家在其政治信仰范围内有创作自由的特权。3 鲁迅对周扬的厌恶，甚至比茅盾对周扬的厌恶更为强烈。如已故的夏济安生动地概述鲁迅晚年时所说，左联的解散“引发了他生活中最后一场可怕的危机。不但要他重新阐明自己的立场，就连马克思主义，这么多年来他精神生活的支柱也岌岌可危了”。1左联的解散，突然结束了反对右翼和中间势力的七年艰苦斗争，鲁迅现在被迫要与从前的论敌结盟。更有甚者，“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以其妥协性和专横性沉重地向他袭来，既表示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受挫，又表示他个人形象受辱。他强压怒火不肯屈服，设法提出一个新口号与之抗衡，“它表示的将不是左翼文学的终结，而是它的延续，并且它将把**的新政策纳入无产阶级的传统之中”。2他与茅盾等人商讨之后，最后确定下来的口号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1936年5月，胡风（显然在鲁迅的授意下）在一篇题为《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的文章中使用了这个新口号。“两个口号”的斗争就这样开始了。对于胡风和鲁迅，“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清楚地说明了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与抗日的民族斗争联系起来的“共同利益”；两者的公分母是反帝。这个口号还可用来指明大众是抗日战争的主力。然而，对于周扬和徐懋庸，胡风的文章露骨地置“国防文学”于不顾，赞同一个冗长的、难记的用语，其主旨在于缩小和贬低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按照周扬的观点，革命作家们“不但要创造自己最尖锐的革命作品，同时也要联合那些在思想和艺术上原和我们有着不小的距离……的那些作家，而且把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扩大到革命文学还没有侵入的读者层去”。3 双方的表述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即就文学政策而言，专横的周扬主张较多的自由，而反权威主义的反对派反而赞成较为严格。但就文学实践而言，情况恰恰相反。鲁迅和茅盾坚持革命作家应有创作自由，而周扬则把它看作“一个危险的假象”。因此，隐藏在他们互相抵触的口号后面的，是文学的政治委员与有创造力的作家之间观点上的基本分歧。对周扬这个出类拔萃的文学政治委员来说，**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凌驾于包括艺术创造在内的其他一切事情之上的。作为作家，鲁迅和茅盾更加看重为革命目标而写创造性的作品；他们坚定地相信，有良心的艺术家不应当放弃他们的人格完整，或失去他们的创作特权。他们对一个自封为党的代言人强制推行这种新的“党性”深感怨恨。周扬的所作所为尤其令鲁迅生厌，因为周不是致力于进一步巩固左联，而是将其解散，并命令坚定的左翼作家向右转！ 最后，鲁迅被徐懋庸的一封来信所激怒，采取了行动。徐在信中彬彬有礼地提醒鲁迅注意，他的两个追随者胡风和黄源的“诈”与“谄”。徐还直言不讳地指责鲁迅，煞费苦心地把一个左翼口号引入联合战线，“是错误的，是危害统一战线的”。鲁迅遭到一位昔日追随者的年轻作家申斥责问：此人对人物和时局的判断是否公正，这对自负的鲁迅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侮辱。鲁迅收到徐懋庸的信后几乎立即回了长信，将积忿毫不客气和毫无掩饰地倾泄出来。他坦率地揭露了反对者们的“诈”：“中国文艺家协会”的宗派主义，徐懋庸的狡猾，尤其是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阴险帮派的诡计，他们是真正躲在徐懋庸的问罪信后面的人。1 显然，鲁迅的怒气直指周扬在文学上的“独断专行”及其“行帮习气”的行径。“国防文学”这一口号遭到批评，更多是由于其“宗派主义”的含意（特别是按照周扬的权力主义的解释），而不是由于理论上的错误。鲁迅表示他从来不认为这两个口号是相互对立的；他的看法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说法“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它能够补充和纠正“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含混之处。在一篇访问记中，他宣布“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可以作为一个“总口号”，在这个口号之下，也可以允许“国防文学”等其他策略性口号存在。茅盾复述了鲁迅的论点，但给它一个更加稳定的焦点。他解释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当是左翼作家创作的口号，而“国防文学”可以作为表征所有作家之间关系的一面旗帜。1 鲁迅的新口号当然是**的领导者们始料不及的。但对这样一位显赫的“同路人”的彻底表白又不得不予以尊重，否则更多的指责将意味着公开承认统一战线的失败。这显然是除周扬以外的党的其他领导人所得到的结论。早些时候，在1936年4月，冯雪峰作为来自延安的**的联络员已回到上海。他没有与周扬联合，被旧日师长的论点所说服，并选择了鲁迅的立场。鲁迅发表反驳徐懋庸的长文以后不久，冯写了一篇最猛烈的批评周扬的文章。他在文中重复了茅盾和鲁迅率先提出的指责，即周扬的高压独断倾向导致了对其他作家“关门”的有害宗派主义。冯指责说，周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他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间，强制推行一种先声夺人的二分法；这与三年前他在“第三种人”的论争中，机械地将所有“非无产阶级文学”排斥为“资产阶级文学”的作法如出一辙。依照冯的判断，周最严重的错误是他拒不关心要求“创作自由”的呼声。“在三年前，……没有积极地联合各派为创作自由而斗争，没有最大限度地在批评上承认‘创作自由’，当然是错误，即在三年后也应当承认的”。冯总结说，在这个迫切需要动员所有作家投入抗战的时刻，周扬强加规约性‘条件’的作法“大大缩小了抗日的战线”；而他无视创作自由的论点，清楚地显示他已经习惯充当“土皇帝”的角色了。1 然而，冯雪峰在这场对周扬最嚣闹的指责中流露出来的个人怨恨，在党代表的处理权上反映并不良好。据夏济安说，冯在上海处理不当使他受到**的审查（他最终于1957年遭到他的老对手周扬的清洗）。但是**的领导人之一陈伯达，感到文学界两个口号的争斗应该休战。他仍肯定“国防文学”的有效性，但同时承认“对于这个口号的态度并不一定要大家一致”（这给周扬一个轻微的挫折）。出于对鲁迅观点的尊重，陈对另一口号给以同等的颂词。陈在一篇圆通的综述中宣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当属于国防文学的“左翼”，因为它是“国防文学主要的一种，一个本质部分，同时也是国防文学的主力”。2 可以说，两个口号之争是在10月初（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前不久）正式告终的。当时包括茅盾、鲁迅、郭沫若、巴金和林语堂在内的20名作家（周扬派缺席引人注目）签署了一份联合宣言，号召所有作家——不分新旧、左右，为了“救国的目的”组成统一战线。两个口号都未被提及，但是由鲁迅、茅盾、胡风和冯雪峰大力倡导的创作自由的原则最终得到确认。 2 根据官方史料，早在1928年末，**江苏省委曾派夏衍、李初梨和冯乃超与 鲁迅联系，计划组织统一战线。见《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第353页。 参加左联成立大会的盟员名单收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第 155—157页。 3 哈里特·uel johnson， 1709—1784年），英国诗人、评论家、散 文家和辞典编写者——译者。 2 f.r.利维斯（f.g.leavis，1895—1978年），英国文学和社会评论家——译者。 3 埃德蒙德·威尔逊（edmundwilson，1895—1972年），美国文艺评论家和散文作家，生前被公认为当时美国第一流文学家——译者。 1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394页。 1 泰纳（h.a.taine，1828—1893年），19世纪法国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一个有名的思想家、文艺评论家及历史学家——译者。 2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513—515页。又见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61页。 1 沃隆斯基（aleksandr konstantinovich voronsky，1884—1943年），俄罗斯文学评论家、作家——译者。 1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20页。关于胡秋原重申本人论辩要点，见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539—564页。 2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189—191页。 1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85页。 1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550页。 2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333—334页。 1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287页。 2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549页。 3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研究，见保罗·皮茨科维奇：《瞿秋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大众文学艺术观》，《中国季刊》第70期（1977年6月），第296—314页。又见同作者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瞿秋白的影响》，第9章。 1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360—361页。 2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362—363页。 1 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年》，第160页。 1 关于这事全部情节的卓越分析，见夏济安：《鲁迅与左联的解散》，载其《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101—145页。 2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463页。 1 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年》，第114页。 2 周扬：《关于国防文学》，林淙编：《现阶段的文学论战》，第36—37，81页。 1 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129页。 2 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129页。 1 林淙编：《现阶段的文学论战》，第334—349页。 1 林淙编：《现阶段的文学论战》，第315、342页。 1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567—575页。 2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561—564页。夏济安：《黑暗之门： 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125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大众文化的主题 五四事件没有导致直接的政治结果，知识分子阶层中有许多人，包括鲁迅在内，对它的重大意义并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有些人，如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仍然相信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方面，因而他们应当“整理国故”。 这项事业的一个新趋势是出现了研究大众文化的积极态度。胡适极力主张，过去的白话文学作品比雅文化枯燥无味的“古典”作品更生动活泼；连他在这一方面也在他的看法中采用了一种民粹派的主旨。他似乎愿意把“白话文学”归入应予保存的“正宗”。这不包括对群众宗教文化任何方面的一点兴趣。不过，大众文化有活力的主旨导致他鼓励顾颉刚等人努力研究民间习俗和地方习俗，搜集民间故事和民歌。1919年以后学生中出现了“走向民众”的新运动，顾颉刚很受感动，他还能把这一运动和他自己的论点联系起来，他认为，过去的知识分子和旧贵族统治集团联结在一起，他们现在则应当利用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新近所获得的自主权利，把自己和普通百姓联系起来。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用科学研究的方法研究群众的精神生活——民间传说、习俗和民歌。1 从这一运动一开始，就存在这样的想法，利用通俗形式来表达启蒙的新信息，如撰写具有新教育内容的通俗歌谣。不过就顾颉刚来说，他对民歌、庙宇、节日的兴趣逐渐表现出了更为积极的方面。他逐渐发现了大众文化的形式中所体现的审美价值。顾颉刚抨击国民党政府1929年反迷信的政策（从整体来看，这种政策基本上反对大众文化），他抱怨说：“先人的艺术遗产随着反迷信一起被丢弃了，与其如此就根本没必要反迷信”。1顾颉刚对生动而有创造性的大众文化的积极方面的评价与他越来越辛辣的对雅文化正统性的“科学”攻击，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他这时再次提出了先驱思想家揭露本来面目的论题，即从秦代到清代，正统文化一直被用来压制民众的创造精神。在他在《歌谣周刊》、《民俗周刊》这样一些刊物的多年学术活动期间，他和其他大众文化学者如郑振铎、钟敬文，出版了给人深刻印象的研究著作。 对大众文化新颖、纯朴方面感兴趣的不限于上述学者。鲁迅对中国大众文化的书画刻印艺术和民间戏剧等多方面的又爱又憎的矛盾心理仍然使他的所有小说作品生辉增色；在湘西边区度过少年时代的沈从文，则详细地描述了汉、苗人民一起生活的这一地区的生活和习俗，他同样在大众文化中找到了一种粗悍活力的源泉。 我们几乎没有发现知识分子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即以任何同感看待当时非西化居民中盛行的一些活动，如佛教或信仰驳杂教派的活动或秘密结社。不可能在这些人当中进行政治启蒙。 就**者瞿秋白来说，这种看法尤其明显，他严厉批评他的同行马克思主义作家崇尚“西方古典主义”。他的论点很简单。要是在中国应当写唤起群众（这里他主要指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作品，那就应当以群众所熟悉的语言，用群众所熟悉的生活方式来写。不过，这些通俗的形式应当基本上用来为新的内容服务，利用它们不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什么内在的价值。瞿秋白的注意力集中于城市劳动人民，他深信他论述的基本上就是“现代的”普通人。他对“大众文化”学者的工作的批评，从整体来看是严厉的。胡适赞扬的白话文学作品大体上是文人的作品，群众的文化包含大量使人民继续受奴役的迷信。**后来在延安时期提出完全为现代政治目的而利用大众文化（指农民群众的文化）形式的论题。然而**强调民族主义，这导致他对过去大众文化的价值作出略为有利的评价，导致他对其内容有更广泛的理解。他像胡适那样承认中国白话小说属于民众文化的范围，不管其作者的“民间”身份怎样可疑。 1 见施奈德：《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第4章。 1 同上书，第152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文学创作与社会危机 一系列思想上的争论使30年代早期的文坛风波迭起，但这些争论未能激发出大量的文学创造力。似乎在思想领域里叫得最响的作家往往最缺乏创造力。瞿秋白、周扬、冯雪峰、梁实秋、胡秋原和其他理论家，并没有足以使他们增光的创作。其他高谈阔论的作家，写出的是些质量低劣的贫乏的作品。举例来说，蒋光慈靠一本畅销的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赢得了读者的欢迎，这本小说在艺术上堪称是当时最糟糕的作品之一。1甚至精力旺盛的鲁迅，有时也因未能写出更多与早期短篇和散文诗一脉相承的抒情作品而引为憾事。2 虽然左翼的思想家们常常左右视听，少谈意识形态但决非没有信仰的作家们，却为新文学遗产做出了重要得多的贡献。30年代一些最具创造力的作家——茅盾、老舍、吴组湘、张天翼、巴金、曹禺和闻一多都是左倾的。但他们左的取向，主要是日益受到社会政治环境影响的个人良知与艺术敏感的一种表达。另有一小部分人——李金发、戴望舒、冯至，大多是诗人，不太关心政治。他们的作品尽管影响不大，但往往在艺术上较左翼作家更有新意。主要由于这些有创造力的作家们的努力，30年代的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诗歌与戏剧才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到日本入侵前夕，因作家们作为执着的艺术家日臻成熟，中国现代文学已处于真正文学“复兴”的边缘。但是这种正在兴起的创作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战争使现代派诗歌的众多试作突然夭折；战争为小说家们的精力另辟途径，离开其主要的文学课题。只有戏剧作为战时宣传的一种手段，在重庆和日本占领下的上海，作为逃避主义的娱乐而繁荣起来。扼杀这个时期艺术创造的真正罪犯，不是国民党（其高压措施培养了非常有助于创作力的批判精神），也不是**（由周扬执行的党的文学控制政策，对有创造力的作家几乎没有明显的影响），而是日本人。1937年侵略者的炸弹和炮火，几乎在一夜之间毁灭了文学环境。 我们稍后将讨论战争给文学造成的创伤，但首先我们必须注意文学创作的四种萌发模式：杂文、小说、现代诗与话剧。 杂文 “杂文”——“多种多样的小品文”，或者用瞿秋白的外国名词来说，“feuilleton”的流行，受到文学领域中意识形态论战的直接影响。就学说争论以及社会批判和文化评论说，杂文是一种最有效的形式。在这种体裁上，鲁迅是无可争辩的大师。 鲁迅写短篇小说伊始，就同时着手试写杂文。他的杂感首先发表在《新青年》，而后发表在《语丝》上，将自由流畅的散文（用白话写成，但夹杂文言词句）与灵活的内容结合在一起。虽然他的杂文如大多数研究鲁迅的学者所注意到的那样，1大多针砭时弊，语含讥刺，但他的方法却绝不是狭隘的功利主义的。尤其在他1930年前写的杂文中，社会评论家的批判睿智，常与自成一家的随笔作家的炽烈敏感融为一体。在他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罪恶的教诲式的攻击背后，潜藏着对中国人集体精神的阴影的高度主观探求。散文与诗歌，教诲与激情，尖刻的愤世嫉俗的才智与炽烈的富有感情的心灵的交互作用，表征了鲁迅的最佳创作，包括他的杂文。随笔、散文、诗歌与短篇小说形式上的区别，在鲁迅头脑中，不像西方学者可能期望的那样界线分明。鲁迅毕生的著作卷帙浩繁，除译作外，每篇的共同特性是简练。他的头脑中也许塞满了从未理出头绪的、不成系统的、纷乱杂陈的思想和情感。于是杂文既是鲁迅创作模式的直言的载体，又是文学副产品。 随着鲁迅在30年代早期变得更加政治化，他的杂文写作的内在个性，也逐渐淹没在公开的攻讦呼号的表层之下了。对鲁迅本人来说，从抒情风格转到争论，是由政治信仰的需要造成的。但他的追随者和敌人都把他的杂文风格奉为主要准则，因而大量仿制品在出版界泛滥。这些次等的杂文作家，完全忽视了鲁迅散文的内在深度，一味摹仿他那讽刺笔法的表面光彩，结果是一堆缺乏文学价值的粗陋、刺耳而又浅薄的文章。于是鲁迅的难以仿效的杂文，留下了一种讽刺传统。它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较晚时期中，繁殖出一种过分的愤世嫉俗，多余的讥讽，思想内涵不深的杂文\写作风格。 如果说左派人士把杂文界定为20世纪30年代的主要思想武器，那么，一些非左派的作家聚集在小品文周围，把它作为另一种散文写作形式。主要的发言人是鲁迅的胞弟周作人，以及为林语堂的三种杂志撰文的一群作家。周的小品文风格显然受惠于古典文学的传统，尤其是17世纪公安派和竟陵派的作品，它们强调写文章是抒发个性。1周将这种“个性格调”几乎发挥到完美的程度。他的散文简练而悠闲，典雅无华，反映一种平稳舒缓的精神境界，与鲁迅大相径庭。朱自清和俞平伯的风格与周作人相似，创作的散文富有个人的格调，有时几近感伤，如朱写他父亲的那篇著名的散文《背影》中表现的那样。周作人和俞平伯两人都是林语堂的刊物的主要撰稿人。林的刊物继承小品文的传统，倡导用文雅的笔调表现非政治性的幽默。林主张有意识地保持非政治的立场，也许以此作为抗议文学过分政治化的一种形态。某些小品文的最佳范文是一些风格独特的精品，远比好斗的杂文有味。但是，尽管它在30年代中期流行一时（在出版界1934年被称作“小品文”年），周作人和林语堂为之奋斗的目标日益落后于时代。正是针对“小品文”风行一时的影响，鲁迅在1933年写下了他著名的文章《小品文的危机》。他攻击其胞弟和往昔朋友的“闲适”和“幽默”为“小摆设”、“清玩”和“达官富翁家的陈设”。鲁迅认为，在一个危机的年代，不仅作家自身的生存，而且其艺术的生存都凶吉未卜，小品文这种形式也到达危机点。“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1 30年代的随笔，在杂文的粗制滥造与小品文的轻佻之间，几乎丧失了它的创造潜力。那种将成熟的风格与社会意义结为一体，最有生命力的散文写作形式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 小说 1928至1937年这段时间，明显地是中国现代小说成长的十年。夏志清教授在其精辟的概论《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为这个时期的六位杰出的作家——茅盾、老舍、沈从文、张天翼、巴金和吴组湘每人辟了一章；相比之下，前一时期（1917—1927年）只有一人（鲁迅）。这样的重视，显然表明中国现代小说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了成熟期。鲁迅以其短篇小说雄踞五四文学之巅，而在第二个十年里，这六位小说作家中有五位发表了长篇小说，而且全都继续创作短篇小说。 这六位作家中，茅盾在使长篇小说成为主要体裁方面发挥了有力作用。当茅盾提出叶绍钧的《倪焕之》（1928年），将其誉为五四时期少数优秀长篇小说之一时，他自己已经完成一部长篇小说三部曲《蚀》。如夏志清评论的那样，“这部作品的广度和真实性，使第一时期少量的长篇小说完全变得微不足道了”。1继《蚀》之后，茅盾发表了另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虹》，并于1933年发表他的杰作《子夜》。这部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成为两位或三位第一流的长篇小说家之一。在这些开拓性的作品中，茅盾运用欧洲自然主义的技巧，使晚清的社会小说现代化，成功地描绘出一幅场面恢宏的社会画卷。2 茅盾细心搜集和运用素材，采用客观的大视角，把人物描绘为社会经济势力的牺牲品。就这方面讲，他是一位最有学问，而且最认真的“自然主义”的实践者。但他不是自然主义技巧的大师。确切地说，自然主义是他用来如实表现他对现代中国社会不朽的洞察的一种艺术手段。虽然茅盾是中国**的早期成员，但他小说的观点从本质上讲却是悲剧性的，因为他的观点主要关系到在一个注定要衰亡的阶级社会里人生的无所成就。《蚀》反映了茅盾的个人经历，刻画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事革命”幻想的破灭，然而仍在寻求实现自我。在《虹》里，茅盾通过对女主角精到的描写，继续淋漓尽致地描绘城市知识分子。女主角的生活经历是“对当时中国思想史的有意的讽喻”，因为这段经历，通过“二十年代早期个人主义的破产及其堕入放浪形骸和不负责任”，到左派排斥浪漫的理想主义而赞成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记录了五四文化革命的最初阶段。3然而，这部长篇小说的最后部分比前两部分逊色，这正是因为茅盾未能把思想信仰与艺术真实性融合起来。茅盾在其论战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他熟悉资产阶级甚于无产阶级，而且有意以某种对“革命文学”有意义的方式，维护自己对这个衰败的阶级的现实而悲观的看法。确实，《子夜》一书无比有力地体现了这种看法。在这部长达500多页的长篇小说中，茅盾构筑了一座上海城市资产阶级社会的大厦，剖析了它的许多成份——银行家、地主、证券经纪人、学生、社会名流，并且详尽刻画了其不可避免的崩溃过程。工人并未得到突出的描绘。 从《蚀》到《子夜》，茅盾似乎勾画了处于充满无名惆怅的“黎明前的长夜”中的城市环境。当他把笔锋转向30年代的中国乡村时，如在他那著名的短篇小说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和《残冬》）中那样，他同样陷入两难境地——试图在绝望的景色中看到更多的希望。如人们可能预料到的那样，这三部曲的首篇《春蚕》，是它的两个续篇无法与之媲美的艺术杰作；在后两篇中，政治教训相当明显地插入了农村苦难的自然主义描绘之中。 像茅盾一样，沈从文和老舍也在他们的作品中流露出强烈的城市悲观主义情调。沈从文在一篇辛辣的幻想作品《阿丽思中国游记》中讽刺了城市的虚伪；而老舍写下的题为《猫城记》的讽刺作品则不甚成功。显然，不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的背景中，两位小说家都寄同情于农村人物。沈从文的笔法更具田园牧歌风味；他在他所爱的南方农村同乡身上看到了一种强悍、质朴，近乎“高贵的野性”的品格，以及一种“易动感情的正直的和与生俱来的诚实汇成的生命的溪流”。1与城市的嚣闹和腐朽相对比，这种田园色彩带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上的崇高感。与鲁迅和茅盾著作的暗淡色调不同，沈从文的作品总是闪耀着抒**彩。尽管其主题中含有苦难，沈的乡村图画——如短篇小说《静》和《萧萧》、中篇小说《边城》和《长河》等令人难忘的作品，使人感到由他的生活经历迸发出来的引人倾心的对生活的爱。他的《从文自传》，回顾了他成为作家前的丰富多彩的早年生活，读起来如同一部生动的传奇小说。 同沈从文一样，老舍对“古老的中国”的乡土价值观——朴素，正派，诚实，具有很深的个人归属感，并对体力劳动者高度尊重。北京城作为概括传统中国最佳因素的一个独立世界，在老舍的生活和艺术中占据了中心位置。但是如他最著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1所描述的那样，甚至这个备受珍视的世界也处于可悲的堕落过程之中。骆驼祥子是一个来自乡村的人物，他的梦想是拥有自己的人力车，而这个梦想被周围的邪恶势力逐步地粉碎了。推而广之，祥子的悲剧也体现了卷入飞速社会变革湍流之中的古老的北京的悲剧。老舍挚爱的城市的声色，为《祥子》提供了所需内容的源泉，但是读者也可以从文字中认识到，它也被“现代化”势力的罪恶污染了。老舍怀着痛苦的顺从感，把生活的无情化过程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像祥子那样的“小人物”应当成为北京的真正“灵魂”，他们却被一个日益无法忍受的环境残害和腐蚀。这种环境不仅是由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且是由中上层阶级道德素质衰减造成的。这个主题反复出现于老舍的几篇早期作品《赵子曰》、《牛天赐传》和《离婚》中。 老舍是一位感情丰富、举止高雅的人，具有广阔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心（祥子曾受雇于一位待他很好、抱有罗伯特·欧文式的理想的教授，他可能是老舍简略的自画像），而不是一个狭隘的政治作家。他的左的倾向限于悲哀地论述个人努力的无效，这使集体行动愈来愈迫切。但如老舍自己的悲惨命运证实的那样，解放以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也使他难以承受；他于1966年混乱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自杀或被杀。老舍有一次写道，他“是个善于说故事的，而不是个第一流的小说家”。“我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的斗争，我的幽默冲淡了正义感。”1然而恰恰由于他的悲剧式的观点，宽厚、仁爱和带有机智和幽默的色彩，才受到政治信仰不同的所有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尽管老舍出身满族并曾短期旅居伦敦，他却一直被当作最受欢迎的“人民”作家之一而为人们怀念。2 30年代最受欢迎的小说家，尤其是在年轻读者当中，毫无疑问是巴金。他的《家》曾被誉为“现代中国青年的圣经”。3《家》和巴金的声望是一种只有从历史角度才能分析的现象，因为尽管其著述丰富，但巴金并不是一位完美的作家。他用迸发的激情弥补了艺术技巧的不足。《家》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传式的叙述，基本上是“新青年”的故事。高氏兄弟三人，显然代表五四时期反抗“封建”社会的年轻知识分子的三种突出类型。该书出版于1933年，是在狂热追求五四运动目标的十年之后，所以几乎注定会迅即名噪文坛。巴金在某一点上讴歌了整整一代人的苦闷和狂喜，这一代人经历了五四时期的欢快。这一时期巴金的大多数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以及由《家》组成第一部分的《激流》三部曲，沐浴着五四的余辉，尽管流行，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过时了。反传统以及个性解放的战斗已经获胜，而30年代早期的左派运动则要求一套不同的政治信仰。虽然城市知识分子中形形色色的爱情和革命，继续出现在巴金、蒋光慈以及许多次等作家们的笔下，但到30年代中期，创作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城市激进青年以外的题材上。与同时代人的主要作品相比，巴金热情奔放的小说读起来幼稚得令人颇觉困惑，在思想和艺术深度上都有欠缺。到1947年巴金出版《寒夜》，说明他作为小说家已充分成熟时，个人创作的全部传统——20年代与30年代的遗产，几乎已走到尽头。 在这个时期众多的短篇小说家中，最杰出的两位当推张天翼和吴组湘。他们两人都投身于**事业，然而没有屈从于思想体系的诱惑。 夏志清认为，张天翼在他最佳的小说里，“往往保留了人性真象的一种广度，这在一般作家教诲人道主义的时代，实在难能可贵”。夏又说，“同期作家当中，很少人像他那样，对于人性心理上的偏拗乖误，以及邪恶的倾向，有如此清楚的掌握；不仅如此，还进一步的具备一种讽刺性和悲剧性的‘视景’”。1为了以“严格的现实主义”传达这一人类真理，张熟练地运用朴实的口语，并巧妙地调动矛盾冲突，作为一种刻画阶级不平等的艺术手段。例如，在他的短篇小说《二十一个》中，他准确地抓住了士兵与军官之间的矛盾冲突。张在他著名的长篇小说《春风》2中，将一所小学作为阶级压迫的缩影加以刻画。这种讽刺显得愈加强烈，因为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断片的教育机构，应当是最少**的。然而在张的故事里，教师们凶狠而狭隘，而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成了教师压迫穷苦学生的帮凶。 这样，张天翼在这篇小说以及其他小说中，得心应手地描绘了仗势欺人和紧张的人际关系，展示了他对人类恶行的真知灼见，而这些行为最终归咎于社会的大环境。在这一点上，他与另一位坚定的左翼作家吴组湘有共同之处。吴的笔法很少带有张的滑稽或者讽刺色彩，但是它具有“大胆的象征”与“猛烈的挖苦”的内在力量。1例如，在《官宦的补品》中，一个地主的孱弱的儿子确确实实依靠农民们的血液和乳汁而活了下来。在《樊家铺》里，作者大胆地把贫与富、势利与苦难之间的明显差别，表现为母亲与女儿之间一场生死冲突。2他把那位母亲刻画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城市，并吸收了雇主的剥削思想的守财奴，从而发出了即使在血亲之间，也存在阶级对抗这样最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宣言。为了强调其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吴设置了杀母的悲剧**，并让读者作出自己的判断，这位农家妇女谋杀生身母亲是无罪的吗？吴就这样通过迫使读者作出肯定的裁决，点出了迫切的经济需要这个关键问题。 吴组湘采用耸人听闻的手法，当然不是为了这种手法本身。在这个“左翼作家当中农民小说的最初实践者”3的作品中，悲剧的强度突出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强烈的政治使命感。然而，像茅盾和张天翼一样，吴组湘与其说是热心于革命的前途，不如说是革命前的痛苦与磨难的现实，尤其是在乡村群众之中，使他苦闷。吴组湘的作品是小说界一个新趋向的代表。比较有良心的左翼作家，已不再能躺在上海咖啡馆的安乐椅中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家了。虽然他们大多数仍住在城里，但他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乡村；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表现乡村题材。根据来自台湾的一个国民党学者的表格，在30年代小说的三个主题——乡村的状况、知识分子以及抗日爱国主义之中，乡村主题支配了大多数作品。1这些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五四的主观个人主义——集中于城市知识分子个人思想情感——的直接遗产被赋予一个社会取向，这是随小说的范围扩展到农村，以及“现实主义”获得真正的乡村韵味而出现的。 一种新的文学流派正在逐渐呈现——“地区文学”，作者力图摄取一个特定的农村地区——常常是作者家乡的泥土气息和地方色彩（乡土）。一大批创作可以归入这一范畴。除吴组湘的小说、张天翼的某些作品和茅盾的农村三部曲（都以长江下游的乡村为背景）外，我们还发现这样一些突出范例，如沈从文关于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的作品（《边城》以及他关于苗族人的故事），老舍以北京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一种以乡土用语描绘的城市环境），以及沙汀（关于四川西北部）、艾芜（关于云南）、叶紫（湖南西南部的村寨）和其他许多作家的短篇小说。在所有这些作品中，对“大地”的强烈的爱是与敏锐地意识到社会经济危机结合在一起的。由于大多数作家确实来自他们在小说中所刻画的农村地区，他们对自己生长环境根深蒂固的热忱，使乡村的艰辛和苦难变得愈加悲切。在有些情况下，例如沈从文对乡土的怀恋，是由作者对城市居住环境感到强烈不安和生疏引起的。2在另一些情况，如茅盾和吴组湘，乡村几乎被有意识地描绘成为城市罪恶的牺牲品；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从沿海城市对中国农村的掠夺，令人们痛苦地想起革命行动的必要。但是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中国城乡之间的显著差距——这个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根源，被这些与国民党政府格格不入的文学界的知识分子痛苦地观察到，并生动地表现出来。这样，他们的乡村文学无论是讽刺的，田园牧歌式的，现实主义的，或鼓动性的，事实上几乎都成为对那个极少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的政权，表示抗议和不满的文学。 日本人在1931年侵占了东北三省（满洲）。随着一群流亡作家从东北抵达上海，这种新型的地区文学的政治重要性得到了有力推动。这些年轻作家处于迅速席卷全国的爱国主义旋涡之中，他们身为日本侵略的最早见证人，几乎一夜之间便成了名人。他们的作品描绘了遭到异族霸王蹂躏的东北乡村，为地区文学带来了新鲜感和生命力，并且在流行性和知名度上几乎取代了城市风格的“无产阶级文学”。 这个东北作家群的领袖是萧军，他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除了是第一个战争小说的样本以外，还以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而闻名。1这部长篇小说在鲁迅的支持下于1934年出版，它的简洁的艺术结构得力于法捷耶夫的《毁灭》。但是如鲁迅在序言中评论的那样，“[它]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2情感的真挚——萧军亲身体验的激情，是这部作品立刻流行的原因。但在26岁的年纪，萧军只是一个初学者，他的艺术在后来的作品中得到较好的发展，例如他的短篇小说《羊》和长篇小说《第三代》。 在东北作家群中，一位天资远胜萧军的作家是他的妻子萧红。她的处女作是一部题为《生死场》的中篇小说，也是在1934年出版的，但不那么流行。1萧红凭着她对东北地区的方言和习语运用自如，成功地展示了一幅围绕季节更迭与人类生命周期的主要阶段——生、老、病、死——转动的农民生活的可爱的画卷。但是这一自然节律被日本兵打断了，日本兵的出现残酷地破坏了这个自然与人的和谐的世界。在萧红的其他故事和小品（尤其是《呼兰河传》）中，农民的生命周期体现在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人物身上——学童、猎人、土匪、年迈的农妇、新婚的姑娘，甚至俄罗斯人，在她看来，她们也都体现东北人民的原始活力。这位很有天才而不幸早逝的女作家，凭着她对故土的气息和声音的敏感，给读者带来了生动的东北意识；失去东北既是对个人的打击，也是国家的悲剧。 另一位东北作家端木蕻良是萧氏夫妇的朋友，一个可能更有雄心的小说家。长期以来，他的作品既未能在商业上流行，也未引起学术上的注意，一直到最近。2端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写于1933年，当时他才21岁。但是这部小说不同于立即得到鲁迅支援的萧氏夫妇的作品，它直到1939年才得以出版。如果说，萧红以素描画家的精细描绘了东北的风物，那么，端木蕻良对故土的处理甚至更有雄心地将史诗般的恢宏灌注其中。这部长篇小说是一个地主家庭，从其最早定居东北，直至日本入侵前夕的爱国主义觉醒的编年史。这部散漫的小说，以其端庄的散文笔法并借鉴电影的技巧，加上对典型人物的刻画，本来可以达到民族史诗的地位。但端木也许是一个过于急躁和雄心勃勃的年轻作家，未能磨炼好讲述生动故事的技巧。这个明显的缺点，损伤了一部否则堪称辉煌的长篇小说——一部功亏一篑的伟大杰作，它本来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继《科尔沁旗草原》之后，端木蕻良创作了另外两部主要的长篇小说，《大地的海》与《大江》，还有几篇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他进一步展示了他作为一个“有描写力的抒情诗人”的才华——一种“以抒情诗式的严格描写风景和**感觉的能力”。《大江》里的两章，被夏志清赞为“现代中国散文的代表作”。1如果没有八年漫长的中日战争（这场战争耗尽了整个民族的精力，并剥夺了中国现代作家发展艺术的稳定环境），端木与其他人的才能会把中国现代小说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诗歌 中国现代诗歌的早期阶段，是以从传统诗歌格律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的不懈努力为特点的。新诗人急于试验新的形式，经常自由表达，不顾诗歌的意境。胡适、康白情、冰心等早期的五四诗人，具有一个共同的弱点是构想简单和想象贫乏。2 直到徐志摩于1922年从英国回国，使用西方——主要是英国的——诗歌形式的实验才认真地开始。3徐的早期小诗，如收在他的诗集（《志摩的诗》，1925年）里的那些，是“喷涌而出，无拘无束的激情”的迸发，套用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借来的夸张做作的形式。他的诗歌技巧在后续的诗集——《翡冷翠的一夜》（1927年）和《猛虎集》（1928年）中变得较为精致。虽然他在诗歌的韵律与节奏上取得了更大的自由和创新，但他那种受华兹华斯4、雪莱50000446_0520_01和济慈2感发的突出的“外国”情感，读起来奇怪地使人觉得缺乏独创精神，尤其对西方诗歌的习作者来说是这样。当徐在《重别康桥》和《翡冷翠的一夜》等外国韵味浓重的诗中，传达令人愉快的异国情调时，或者，当他将听觉与视觉因素混合以造成一种怪诞的境界时，如在《海的韵律》（受济慈的《无情的美妇人》启发而作，后来由赵元任谱成曲》）中，徐达到了他的顶峰。但是当他在后期的诗作中，试图更富有哲理或者将外国的意象移植到中国的环境中时，结果并不那样成功。即便在他最长的“哲理性”的表述《爱情的启迪》（1930年）里，人们也能觉察到一种沸腾的诗的意境在挣扎，然而尚未能达到完全成熟。假若徐不是在1931年空难中突然丧生，他的成就无疑会更大。 徐在新月社的朋友和同事闻一多更倾向于视觉表现，这也许是由于他有绘画方面的训练。同徐一样，闻也热心于形式方面的实验：他的早期作品有时刻意用触目的暗喻和引喻使读者震惊。但是他从第一个诗集《红烛》（1923年）纵情于浪漫主义，到第二个诗集《死水》（1929年）达到艺术上的成熟，其进步比徐志摩更加引人瞩目，尽管闻的诗作远少于徐。闻的《死水》一诗的出现，由于它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而富有诗意的看法，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里程碑：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笑一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1 朱莉娅·林曾就此诗“紧凑的诗节格式”以及格律整饬和诗行顿于末端作过评论，说它显示了“闻着力追求的结构上的浑然一体”。2但是比诗的形式更为重要的，是闻将眼前的现实压缩成隐喻的视觉形象的能力。这首诗中阴郁的意象，与徐志摩的玫瑰色的田园短诗，和郭沫若的启示录般的谶语大相径庭。腐朽和再生的象征手法，使人模糊地联想到郭的《凤凰涅槃》，但是闻对中国的看法——一潭死水，但可以发酵而化为神奇，具有郭的丰富想象中所缺乏的思想深度。就运用充满模糊意味的视觉隐喻而言，《死水》也是更为大胆的“现代派”的诗作。1 试图创造一个与现实无清晰联系的意象世界，用引发和暗示，而不用直接表述的手法，这是人们熟悉的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特点；这一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在传统的中国诗歌中找到。尽管如此，它与五四初期的诗歌是大不相同的，那时的诗歌以简单、自由和易懂为目标，如胡适所主张的那样。中国现代诗歌是否如欧洲那样，相应地从浪漫主义“进步”到象征主义，也许有待商榷；2但是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更“象征主义的”倾向，在少数诗人的作品中已清晰可见。 这种倾向的主要贡献者之一是李金发。当李作为勤工俭学的一员于20年代早期在法国学习时，他就开始写诗。周作人注意到他的独创性，并在1925和1927年安排出版了他的两卷诗集。李于1925年回到中国后，被人称作“古怪的诗人”，他的诗歌莫名其妙地“令人难以理解”。李遭到许多左翼与非左翼作家的批评，但得到少数人（其中有周作人和朱自清）的赞赏。李自然把自己视为一个先于时代的“先锋派人物”。3 李金发的诗歌除了并不试图阐释的零散形象和象征以外，并不需要有任何“意思”。他显然是受了波德莱尔4、魏尔兰5和马拉梅1的影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他们的作品，并将其介绍到中国，似乎醉心于“富有异国情调的”成分。按照**的文学史家们的看法，这些突出的感官形象以及有时是怪诞的形象，不过是掩盖李的颓废、反动意识的徒劳的手段。2但一位现代西方学者却认为，李的诗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中最富挑战性的对传统的背离，同时也是最为大胆的创新”。3从较为公允的角度看，不妨把李看做对五四初期诗歌肤浅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反应强烈的少数“新叛逆者”之一。他进行了一场第二次“解放运动”，使中国现代诗歌暂时从对自然与社会的着迷般的关注中摆脱出来，并且暗示超现实主义的艺术象征世界的可能性。他接近于创造一种大胆新颖的美学视觉形象，像在欧洲超现实主义艺术中那样，能充当反对庸俗现状的艺术宣言。 在施蛰存编辑的一种新杂志——《现代》（1932—1935年）上，有人在继续李金发的开拓**业。《现代》派自称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诗人是戴望舒。戴同样对法国象征主义感兴趣，他继承了李金发对印象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爱好。他声称诗歌的目的是表达“诗情”，把“诗情”解释为“自己跟隐藏的自己之间的某种东西的召唤。4但是戴的诗作没有取得李的隐晦、怪异意象的不和谐效果。相反，他似乎坚持徐志摩诗的听觉价值；他与新月派诗人——在徐志摩和朱湘过早逝去之后，尤其是陈梦家和方玮德——都强调音乐美、结构美，和引发联想的细妙之处。戴的“较柔和的”象征主义的一个例子，可以在《雨巷》（1927年）中找到，这首诗为他赢得了“雨巷诗人”的雅号。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她默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飘过 像梦一般地 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飘过这个女郎； 她静静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1 根据朱莉娅·林的分析，这首诗产生的“联想”效果，造成了“一种可以与他在诗歌方面的导师保罗·魏尔兰相媲美的弥漫着委婉娇柔的魅力，忧郁倦慵的气度，和流畅的乐音的氛围”。2 在中国现代文学左翼的学术研究中，李金发和戴望舒的作品被视为一股“逆流”；因为它们是与继续专注生活和社会现实的30年代文学的主流相悖的。3但是新的人才不断出现。北京大学的三名学生——卞之琳、李广田和何其芳，出版了一部名为《汉园集》的合集，其中收有那个时期一些最具独创性的作品。这三人中，最有学识的大概是卞之琳。他翻译了波德莱尔、马拉梅的作品，后来崇拜叶芝、4奥登50000446_0525_45和t.s.艾略特；6他使自己的作品充满中国现代诗人罕有的冥想的，有时是形而上学的素养。由于这种“智慧的美”，7卞的作品大多数中国批评家是不易理解的，他们倾向于偏爱较为光彩夺目和无产阶级化的何其芳。何其芳的早期诗作，甚至比卞之琳更矫揉造作地富于浪漫主义色彩。何同样受到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相信在诗歌中“美主要是通过意象，或象征的运用来实现的”，并认为诗歌的最终目的是“发挥想象，逃离现实进入梦境和幻觉”。1但是如邦妮·麦克杜格尔指出的那样，“迫使何其芳在1933年夏回乡的那场政治危机，使他的作品发生了一个突然的转变。他的诗句的丰富的意象减退了”。2在他写于1936—1937年的一些小诗中，他告别了已不再能支撑他的西方浪漫主义作品；取而代之的是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现实——陷入贫困和流离失所的农民们。 “我爱那云，那飘忽的云……” 我自以为是波德莱尔散文诗中 那个忧郁地偏起颈子 望着天空的远方人。 我走到乡下。 农民们因为诚实而失掉了土地。 他们的家缩小为一束农具。 白天他们到田野间去寻找零活， 夜间以干燥的石桥为床榻。 …… 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 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 不爱云，不爱月， 也不爱星星。3 何其芳写道，“我总是带着感谢，记起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小县，在那里，我的反抗思想才像果子一样成熟，我才清楚地想到一个诚实的个人主义者除了自杀，便只有放弃他的孤独和冷漠，走向人群，走向斗争。……从此我要以我所能运用的文字为武器去斗争，如莱蒙托夫1的诗句所说的，让我的歌唱变成鞭棰”。2 在诗歌方面，现代派的实验于30年代中期突然中止，为一种简单的、无产阶级的风格所代替。臧克家是体现这种新潮流的一位年轻诗人，他的第一部诗集《烙印》在1934年被当作一件大事，受到闻一多、茅盾以及其他作家的赞扬。在他们看来，臧的诗作由于极其简朴，“不肯”通过“美丽的字眼粉饰现实”，显得更有力度。臧用两行诗句解释他的第一部诗集的标题，“痛苦在我心上打个烙印，刻刻惊醒我这是生活”。3臧克家是农村无产阶级诗歌的先驱者之一，这是一种战争年代在何其芳、艾青、田间以及后来郭沫若的作品中盛行的趋向。对经历苦难生活的积极态度，对中国乡村“有血有肉的”人物富有诗意的聚焦，以及为诗歌效果而更加灵巧地运用口语，这些成了他们的共同特点。到中日战争开始时，诗歌与小说都集中到当前现实的主题上。城市中的象征主义和现代派的传统从中国大陆上消失了。4 戏剧 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与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二者都是有意识的对传统的反抗，从受西方启发而产生的新形式开始。1907年，一小群中国学生在日本组织了春柳社，并且用清一色的男演员演出了翻译的小仲马的《茶花女》和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1（《黑奴吁天录》）等剧作。从此，这种新剧种的业余演员们称其为“新剧”、“新戏”，后来又称作“文明戏”或“现代戏”，以与传统的戏剧相区别。1927年，早期的剧作家之一田汉采用了“话剧”这一名称，以表明它与传统的京戏——基本上是“唱的戏剧”的重大背离。2 同新诗一样，新剧构成了“文学革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事实上作为传播新思想的媒介，它起了更为突出的作用。胡适在《新青年》上对易卜生3的介绍，继之而来的《玩偶之家》中文译本，以及胡适的易卜生式的戏剧《终身大事》，将这种新的戏剧媒介转向社会改革。但在艺术质量方面，在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剧，甚至比诗歌还要粗糙，尽管被翻译成中文的外国剧作的数量相当可观。当时少数几部剧作，不过是以社会叛逆或者个人挫折为主题的文学习作，如胡适的《终身大事》，郭沫若的三部曲《三个叛逆的女性》，洪深的《赵阎王》，以及田汉的《湖上的悲剧》、《咖啡店之一夜》和《名优之死》。 作为一种表演艺术，新剧较之诗歌和小说两种书面文艺体裁遇到了更多的困难。虽然在20年代有一些剧社或剧团已经组成，尤其是“民众剧社”（1921年）和“南国社”（1922年），但它们是“业余的”。从这一词的双重意义讲，它们只是“爱好”戏剧的作家和学生的群体，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编演戏剧的专业知识。尽管有田汉、欧阳予倩，特别是洪深（他曾在哈佛大学随贝克教授的47写作实验班接受实际训练）的努力，在20年代根本没有专业性的“戏剧”可言。一个剧目很少上演一、二次以上，通常作为庆典的一部分，在中学的礼堂或其他公共场所演出。非职业性的剧团缺乏资金和人才；有时他们的演出被认为对学生的道德产生不良影响，遭到学校或者地方当局禁止。迟至1930年，根据夏衍的一篇有趣的记述，他所属的业余剧团在上海租用了一家日本人的带有移动舞台的剧院，举行了一场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的“盛大演出”，但男女“演员”寥寥无几，每人不得不充当几个角色，还要与导演一起充当舞台服务人员，在幕间更换布景和移动舞台。1 直到30年代早期，中国现代戏剧才最终在写作和表演两方面成熟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单独归功于一个人。 曹禺就读于清华大学时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剧作《雷雨》，该剧出版于1934年，1935年由洪深和欧阳予倩执导，在复旦大学由学生们演出。1936年，“旅行剧团”在各地巡回演出此剧，并取得空前的成功。2曹禺的第二部剧作《日出》（1936）获得了上海《大公报》颁发的一项文学奖。曹禺受到普遍欢迎后，逐渐发展他的艺术，多种剧作相继问世——《原野》（1937年），《蜕变》（1940年），《北京人》（1940年），以及《桥》（1945年），这些作品奠定了曹禺作为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剧作家的地位。 在他的所有剧作中，《雷雨》和《日出》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虽然在艺术上《北京人》可能是他最好的作品。《雷雨》得到好评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它的主题涉及五四时期的关键论点，维护“在传统的家长制社会的沉重压力下的个人自由和幸福”。1在“解放”占统治地位的主题之外，增加了社会主义者初发的对资本主义剥削下工人悲惨境遇的关注。但曹禺不满足于照五四初期“社会问题”剧的过分简单化模型来铸造他的第一部作品。他宁愿让寓意按照希腊悲剧的传统，在**和命运的复杂情节中得到表达。曹禺在这一方面显示出他是一位很有才智的剧作家，远比他的所有的前辈更有天赋。这出戏的女主角周蘩漪，是一个对继子有****的鬼迷心窍的人物。如刘绍铭令人信服地论证的那样，曹禺塑造人物的源泉可以追溯到拉辛2（《菲德拉》）、尤金、奥尼尔3（《榆树下的**》中的艾比·普特南）和易卜生（《群鬼》中的艾尔温夫人）。4曹禺有可能把这出戏设想为《玩偶之家》在中国的变种（与易卜生写《群鬼》的手法相似，目的在于使观众相信如果娜拉选择与她的丈夫耽在一起，那么，最后发生在艾尔温夫人身上的事情可能就是她的命运）。但是曹禺试图探索****这一主题，作为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的悲剧性的抗议，这显得更为大胆。曹禺由于这种对西方戏剧资料的创造性运用而享有盛誉，他是当之无愧的。 在《日出》中，曹禺的意图更具社会学意义。像茅盾的《子夜》一样，曹禺的剧作也被设计成资本主义秩序灭亡的尖刻描绘。为了突出这个主题，曹禺采取了另一个大胆的步骤。他回忆说，“在我写《日出》的时候，我决心舍弃《雷雨》中所用的结构，不再集中于几个人身上。我想用片段的方法写《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1这出戏展示了一群不同的人物，而没有占中心地位的主角。为了表现各不相同的生活片段，曹禺在四幕之中既写了上层阶级，也写了下层阶级。发生在一家妓院里的第三幕，唤起人们对堕落和苦难的强烈感受，这也许是中国现代戏剧中构思最为大胆的一幕。2 曹禺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其敏锐的戏剧意识。他是把戏剧不仅视为文学，而且视为表演的两位中国现代剧作家之一（另一位是洪深）。他的舞台提示是为达到极度紧张而精心设计的。《日出》中妓院一场，舞台一分为二，两组表演同时进行。在《原野》中，咚咚的鼓声和沉默的幻影，像奥尼尔的《琼斯皇》那样用来制造一种心理上的恐怖气氛。而在《雷雨》中有意识地运用希腊悲剧的程式，则是曹禺热情掌握编演技巧的又一例证。 虽然曹禺的剧作在技巧上明显摹仿西方模式，但在内容上全然是中国的。他的作品把同时代人所共有的情感和关注戏剧化。他的剧作的主题，以《雷雨》和《日出》为例，是大家很熟悉的；旧的婚姻制度的悲剧，封建的家庭结构，下层阶级所受的压迫，城市资本家们的**，以及年轻知识分子所受的挫折。但是曹禺能给这些主题以尽情渲泄的毁灭性的力量。在这方面，他像巴金，他把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戏剧。曹禺同巴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感情的支配。在写《雷雨》时，他写道，我被如此强烈的一种突发的激情紧紧地抓住，以致我不得不寻求把它发泄出来。当他写《日出》时，他同样“自始至终被强烈感情”所主宰。3事实上，曹禺的大多数剧作可以视为他在上演自己的感情。它们也暴露了人们在巴金的小说里发现的同样的缺陷，散漫的笔调，过分热衷于运用夸张的语言，以及通俗剧和煽情主义的倾向。但是作为一名剧作家，曹禺比巴金有一个明显的优势，他能够借助活的媒介来传达他的真实情感。 尽管曹禺对受迫害者非常同情，但他并没有狭隘的政治性。他无意用辛劳发展起来的媒介作为宣传的工具。身为一个艺术家和社会批评家，他只关心他所看到的“日出”前弥漫的黑暗——战争与革命前夜可怕的现实的种种弊端。与鲁迅和茅盾一样，他既无法提出积极的治理措施，也无法提出对未来的具体展望。在《日出》的结尾，女主角引用她已故丈夫1（也是一个诗人）的小说中的话说：“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2 这几行有名的台词是预言。1936年，中国确实处在一场国家大变动的前夜，但新的“黎明”并没有给曹禺的同胞的生活带来多少光明；相反，它引来了一个旷日持久的战争与延续不断的革命的时期。 1 这部小说出版后五个月内印刷六次。见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年》，第71—72页。关于蒋光慈生平和著作的分析，见夏济安：《蒋光慈现象》，载其《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55—100页。 2 冯雪峰：《回忆鲁迅》，第23页。 1 关于鲁迅杂文艺术的详细分析，见戴维·e.波拉德：《鲁迅的杂文》。 1 关于周作人小品文的分析，见载维·e.波拉德：《一种中国文学风格：与传统有关的周作人的文学价值观》。 1 《鲁迅全集》第4卷，第443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版，第141页。 2 关于茅盾早期小说的分析，见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中国现代文学》，第233—280、385—406页陈雨石（音）、约翰·伯宁豪森和西里尔·伯奇的文章。 3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53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53页。 1 埃文·金（罗伯特·沃德）的《骆驼祥子》英译本以《人力车夫》的书名出版，在美国成为畅销书。但是，埃文·金把他自己的“喜剧结尾”塞进小说。最近的两种英译本保持原作的悲剧结尾，见让·m.詹姆斯译《人力车》和石小青（音）译《骆驼祥子》。 1 引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卷，第232—233页。 2 关于老舍的研究，见西里尔·伯奇：《老舍：自我幽默的幽默作家》，《中国季刊》第8期（1961年10—12月），第45—62页；兹比格涅夫·斯卢普斯基：《一个中国现代作家的发展》；兰比尔·沃赫拉：《老舍与中国革命》；和胡金铨：《老舍和他的作品》。 3 关于巴金的研究，见奥尔加·兰：《巴金和他的作品：两次革命之间的中国青年》。《家》出版以来曾印刷23次（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202页）。又见西德尼·夏皮罗译的《家》的英译本。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23页。 2 张天翼的这部小说，连同吴组湘的小说《樊家铺》和其他，收入夏志清编《20世纪中国小说》。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82—283页。 2 关于1919—1949年吴组湘的小说和其他许多作品的英译文，见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编：《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1919—1949年》。 3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86页。 1 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201页。 2 关于沈从文对湘西看法的详细研究，见杰弗里·allarmé，1842—1898年）法国象征派诗人——译者。 2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卷，第201页。 3 朱莉娅·ikhail lermontov， 1814—1841年），俄国第一流的浪漫派诗人、 小说家——译者。 2 同上书，第169页。 3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卷，第208—209页；许芥昱：《20世纪中国诗 集》，第277页。 4 然而，这种现代派传统已经重新流行，如今在台湾和中国城市以“朦胧诗”面 目兴旺起来。 1 《汤姆叔叔的小屋》是一部长篇小说，林纾在1901年把它译为中文，译名为 《黑奴吁天录》，以后春柳社的欧阳予倩把它改编成话剧《黑奴恨》上演—— 译者。 2 胡耀恒：《曹禺》，第16页。 3 易卜生（henrikibsen，1828—1906年），挪威戏剧家——译者。 1 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1907—1957》第1集，第 151页。 2 胡耀恒：《曹禺》，第21—22页。 1 刘绍铭：《曹禺：契诃夫和奥尼尔的不情愿的追随者，文学影响研究》，第6页。 2 拉辛（jean racine， 1639—1699年），法国唯一理解真正的悲剧色彩的剧作家 ——译者。 3 奥尼尔（eugeneoneill，1888—1953年），美国戏剧家——译者。 4 刘绍铭：《曹禺：契诃夫和奥尼尔的不情愿的追随者，文学影响研究》，第10 页。 1 这句话的英译文引自胡耀恒：《曹禺》，第54页。 2 由于内容狂放，这一幕在演出时往往被删去，很使曹禺懊恼。 3 刘绍铭：《曹禺：契诃夫和奥尼尔的不情愿的追随者，文学影响研究》，第6页； 胡耀恒：《曹禺》，第24页。 1 《日出》剧本中对陈白露以前的丈夫的生死未作明确的交待——译者。 2 曹禺：《日出》，第236页。关于曹禺剧作的英译本，见a.c.巴恩斯译的 《雷雨》和《日出》，克里斯托弗·c.兰德和刘绍铭译的《原野》。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新传统主义”——从传统中找真理 五四运动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新传统主义”反对这一运动“全盘否定”传统的主张；这一点相对来说在西方著作中最近以前很少受到注意。忽视与这种倾向有联系的人物，是基于这样一种假定，即其在1949年的挫折已使这种思想完全不值得注意了。我们首先要指出，这里要论述的人物和上面讨论的大众文化倾向几乎没有关系。他们毫不难为情地面向过去的雅文化，甚至当他们倾向于把雅文化等同于笼统的“中国精神”时也是如此。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熟悉现代西方思想，并且毫不犹豫地利用西方思想来维护他们的主张。按照李文逊的看法，从西方哲人寻求支持再次表明了他们思想的“新传统主义”性质。这暴露出他们并不相信传统中国思想能够坚持自己的价值。依靠寻找相当于西方观念的中国观念来挽救民族自尊心，这又是一个例子。可是，虽然这种“浪漫的”文化民族主义多次出现（最显著的例子是1927年以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我们却不能先就断言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李文逊的看法，对五四时期以前刘师培、柳亚子等人的革命的“国粹”派来说，可能是适用的。不过，这个老“国粹”派五四以后的后继者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集团。梅光迪、吴宓这样一些人曾经在哈佛大学著名的白璧德的指导下学习；虽和老“国粹”集团保持亲密关系，却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这表现于他们的刊物《学衡》中。他们通过白璧德接触到文学批评家充当生活批评家这一西方传统。白璧德把“古典的”和“浪漫的”范畴提高到主要生活态度的重要地位。“古典的”，表示超历史的审美和伦理标准以及个人道德生活中的“内心反省”。它意味着秩序和结构。“浪漫的”，表示取消所有准则，在个人和集体生活中放纵感情，等等。《学衡》的领导者相信这些便是贯穿于文化差异的范畴；他们还相信，儒家的社会准则和中国的经典著作在中国是最“古典的”，这一点他们受到了白璧德的鼓励。这是“文化民族主义”，还是对跨越不同文化的精神类似性的真知灼见，这个问题还不能断定。事实上，这种特殊的“新传统主义”没有表现出多大活力。把自己看作真正儒家学说代言人的梁漱溟，把整个“国粹”派的学术和审美兴趣的中心当作“捡拾来的僵化腐朽货色”而不予考虑。1 值得注意的是，指出五四时期以后的“新传统主义”思想主线的人还是极为善辩的梁启超。他曾作为出席巴黎和平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非正式成员去欧洲，感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之后许多欧洲大陆思想家的忧郁感和沮丧感。和欧洲思想家的接触导致他写了《欧游心影录》，这一著作简直就是对“东西方文明”本质的全面的再评价。严复、陈独秀等人的著作中进行过的这种讨论，总是以简单的易于处理的二分法把叫做文明的巨大综合体大大加以简化。西方文明的本质——对梁启超来说过去本来一直如此——就是“物质”文明（如他这时所称呼的），这种文明只求通过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也就是个人、阶级、民族间无情斗争的达尔文主义的世界。完全改变了的是他对这种文明的评价。过去他热情地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当作积极的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来接受。现在，按照西方批判的思想家自己的看法，正是这种行为准则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既然这是西方文明的本质（因为其侵略的、好战的本性甚至有更早的历史根源），这时无论在西方的什么地方他都发现有像倭铿或柏格森这样更具精神倾向的批评家；梁启超这时倾向于探索东方的力量。 可是，和我们的论题关系更密切的问题是，梁启超在哪一点上找到了中国精神之所在。他发现，中国精神并不在于那些过去研究所谓“外在领域”的学说中——有关正当行为的标准（礼）、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学说，有关自然界结构的学说。在这方面，中国还需大量学习西方有关物质和社会的技术。相反他发现中国精神，一点不错，就在于那些强调“内在领域”的思想方式——在于朱熹和王阳明的宋明新儒学；除此以外，也在于大乘佛教哲学；他青年时代曾被大乘佛教哲学所吸引。中国这种独特文化的核心，在于它那种人有良知的信念，良知使人和广大无边、不可名状的万物之源结合成一体，人从万物之源获得精神和道德方面自我改造的力量。西方自由思想只谈生物性需要的满足——不谈以宇宙论为基础的道德自律。 就梁启超——一个多变的人——来说，谁也不能完全弄清他思想的根源。李文逊假定，梁启超从他关于中国精神优越性的新看法中获得了民族主义的满足感；这可能是完全正确的。而梁启超发现中国思想的核心在于新儒学，这预示了下一个时期整个新传统运动的主要倾向。 1 见盖伊·阿利多：《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第118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战争与革命，1937—1949年 “民族抗战”的英雄传奇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引发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也将文学活动推向**。文学界知识分子的空前团结，取代了30年代早期的宗派主义。曾使左翼文学队伍严重分裂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几乎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所有的口号，都被淹没在“抗战”这个响亮的号召之下。各种组织自发地建立起来，并且发表了抗日宣言。最终，在1938年3月，也就是日本人于1月侵入上海1以后不久，一个广泛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老舍担任会长2，不久在20个主要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 这个协会发起了一系列的活动来推进抗战工作。它组织作家们加入“战地访问团”，前往军事防御阵地慰问部队官兵，并撰写具有感**彩的通讯。协会还建立起一个“文艺通讯员”网，缺乏经验的年轻作家们——其中有些人在农村地区，被组织成地方小组，接受协会分支机构指导。他们时常聚会，讨论协会布置的主题，并撰写有关当地文艺活动的通讯。这些通讯连同他们的创作样本，被送交协会中的上级评论和修改。在广东省，仅在数天之内就组织了三百多份原始的文艺通讯；上海地区数量不相上下。甚至在华北的农村地区，成员据称达五六百名。这些通讯员大多是学生，但有些是店员、工人或地区政府中的小职员。3 除作家访问团和文艺通讯员的活动外，协会起先还组织了5个宣传队（每队包括16名成员）和10个演剧队（每队30名成员）。通俗剧团竞相出现，据统计，到 1939年有 130000人从事戏剧表演。4 这些组织清楚地证明，由于战争，中国现代文学正丧失其城市精英的特点。城市的作家投身于抵抗侵略的全国性运动，情愿或不情愿地抛弃了有保障的生活，到乡村和前线的自己同胞中去。有两个主导性的口号足以显示他们的爱国热忱，“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宣传第一，艺术第二！”有些狂热的作家甚至主张“上前线”，完全放弃文学。 1938年，郭沫若被委任为新设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宣传工作。这样，作家的宣传活动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认可，他们当中有更多的人被吸引到官员的队伍中。但是尽管有这个最初的姿态，国民党显然专注于军事和行政事务，这样，就将宣传领域几乎全部留给了**人及其同情者。1主要由作家和艺术家任职其中的各式各样的宣传机构，事实上成为**的统战组织，**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日益扩大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精力和热情。 日本对主要沿海城市的占领，迫使中国的作家们进入内地。1937至1939年，武汉与广州取代上海和北平成为文学活动的新的中心。在上海的一些主要报刊杂志停刊的同时，一些新的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小城市里诞生，常常是仓促而草率地印刷在粗糙的纸张上。在战争期间，书籍出版和销售的总量实际上增加了。根据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资料来源，新书销售从战前每次印刷一二千册翻到了三四千册，有时甚至达到10000册。2 随着1939年武汉和广州的失陷3，文学进一步地深入内地；在战时首都重庆，“文学活动十分活跃，几乎像二十年以前文学革命期间的北京一样”。4但是，战争头几年的势头没有持续下来。当第二次统一战残5破裂时，重庆国民党政府通过审查和逮捕，重新对左翼作家采取了镇压政策。他们中有些人结伙前赴延安；茅盾等另一些人撤退到香港，那里短期内成了文学活动的中心。在1941年圣诞节，香港被日本人占领，桂林取而代之成为作家云集的地方。1944年桂林失陷后，重庆成为“大后方”的最后一个堡垒。 旷日持久的战争迫使人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作家们的生活条件恶化了。在恶性通货膨胀下，重庆的报纸能够付给撰稿人每千字一至二元（当地货币）1——大体上与印刷工人排版同样字数的收入相同。2有几个年轻作家贫病而死。像臧克家和老舍这样有名的人物都不得不以糙米为生，甚至丁玲也难以得到肉食。王际真特别提到，“当时的报纸不时登载为生病和营养不良的作家们请命的呼吁书”。3眼中看不到胜利，土气低落，腐朽和麻痹便乘虚而入。战争初期文学的战斗热情减退了。在1942—1943年间，重庆大约上演了30出戏，只有1/3直接涉及战争主题；其余的是历史剧和译作。重印旧作和翻译西方长篇小说越来越流行，恋爱和色情作品也是这样在那些从无情的现实生活里寻找解脱的人中流行。4 用邵荃麟的话讲，对于那些没有去延安的有责任心的作家来说，就像“长夜漫漫何时旦”。5在头几年里，全国上下曾经联合起来与外来的入侵者斗争。现在敌人主要在内部，因为这座山城成了一个令人沮丧和死气沉沉的世界——一个几乎每天为日本人的空袭所笼罩的幽闭恐怖的世界，在通风简陋的防空洞里，数以千计的人窒息而死；发国难财猖獗一时。当地的四川人与外来的“下江”人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一再爆发。这座城市也日益成为戴笠的秘密警察的世界、政府为压制不同政见实行逮捕和暗杀的世界。 1944年末桂林沦陷，一些知识分子终于行动起来。在1945年2月22日，重庆文化界的一份宣言出现在报纸上，要求结束审查制度、秘密警察活动、军事磨擦以及发国难财，并且呼吁保障人身安全以及言论、集会、研究、出版和广泛的文化活动的自由。5月4日，“抗敌协会”在七周年纪念大会上宣布每年“五四”为“文艺节”，以发扬光大“五四”民主与科学的传统。1但是政府回报以某些逮捕和暗杀。1946年，这个方兴未艾的“民主浪潮”最杰出的发言人之一、诗人和学者闻一多，在昆明遭到暗杀。国民党特务置闻于死地，激起了知识界的**情绪；**再次利用知识界并大获其利。中日战争曾使知识分子政治化，而**再次成为他们的支持者。 “爱国铁血”文学 战争将所有作家的注意力集中到国家的危亡上。为艺术而艺术的实验立即成为不合时宜了。文学完全瞄准生活现实——不再是个人经历的片段，而是全民族的集体经历。在战争头几年，不同形式的短篇报告文学——通讯、速写、海报、演说、为朗读而写的诗歌和故事，以及在街头和集市表演的独幕剧，作为最流行的文学模式，几乎取代了篇幅较长的各种虚构的作品。2这些事实上浸渍在埃德蒙德·威尔逊称作“爱国铁血”中的大量报告文学，或原始报告文学，“与其说是用艺术技巧，不如说是用感情写出来的；它们的话题的吸引力与感情的感召力，当离开环境去阅读时，很快就丧失了”。1 虽然它们缺乏艺术素质，但在流行程度方面却领尽风骚。按照周扬的观点，报告文学是“抗战期文艺的主要的形式”，因为它最有效地为“教育群众”认识这场“民族自卫斗争”的现实的直接目标服务。2这场战争使文学——不管质量如何粗糙，离开上海的城市象牙之塔，走向小镇和村庄，加速了大众化的进程。这个时期目睹了作家“走向人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尝试。为迎合乡村大众的口味，从前的城市作家们热心地采用民间的题材、习语、曲调，以及社戏、说书和大鼓（边击鼓边讲故事）等传统的大众形式。忽然间运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成为一种时尚；老舍是劲头最足的实践者之一。 有些作家从事集体创作。“卢沟桥事变”数天后，在上海约有16名剧作家，自己组织起来写了一部三幕剧《保卫卢沟桥》，甚至在完成前就有几家剧团争演出权。3有时作家战地访问的通讯也是集体采写的。 在1939年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一篇文章中，胡风披露战争文学的五个显著的弱点：(1)公式化或概念化的倾向；(2)繁琐的冷淡的倾向，在繁琐化的作品里面，过多的生活枝叶和事实毛发，使作品不能博得真正的实感；(3)传奇的倾向；(4)由于这些主观上的弱点，既没有产生伟大的史诗，也没有产生生动的现实主义作品；(5)由于思想的贫弱所产生的艺术力量的贫弱，文艺的人民性还不能取得决定的胜利。4胡风的批评，显然道出了他对降低艺术的不满。他与茅盾一起反对过分政治化的观点，那种观点认为战时文学只应刻画生活的“健康”和“光明”的一面。按茅盾的提法，一个正直的批评家应当号召作家们，不仅要描写“新的光明”，而且要暴露“新的黑暗”。1然而，重庆有些批评家反对宣传对文学质量的侵蚀，恰恰相反，他们主张两者应该完全分离。朱光潜强调“冷静超脱的观察”的重要性以及艺术的自律。沈从文认为作家与文化工作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前者应当是艺术家，而后者是宣传鼓动家。沈争辩说，作家们不应该与政治任务搅混在一起。梁实秋，这位左派分子们从前的敌人，更进一步倡导“无关的”文学，“人生中有许多材料可以写，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与抗战有关’的”。2 这些要求文学质量的呼吁没有得到回答。夏志清下结论说，在“大后方”创作的小说，普遍缺乏“激情和特色”；好作品的数量比战前十年少得多。“游击战争和学生恋爱的千篇一律的模式，以及无处不在的爱国宣传的调门，毁掉了大多数战时的长篇小说”。3 在成名的作家中，只有茅盾和巴金创作了有意义的作品。茅盾在1942年前的两部长篇小说——《腐蚀》和《霜叶红似二月花》，与战时的关系并不明显。《霜叶红似二月花》讲述一个小城镇在1926年的情况。而《腐蚀》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政治性的长篇小说，它刻画了国民党秘密警察的罪恶。这部长篇，以小说的形式阐明1941年臭名昭著的“皖南事变”，被**的批评家誉为可与《子夜》比美。1 与茅盾相比，巴金在战争年代取得了稳定的进步。他的《家》的两部续篇写得较好；特别是《秋》，它表明巴金感情上的成熟。但他最好的作品，当然是写于战争即将结束，而于1947年出版的《寒夜》，它确立了巴金作为“一个极富盛名的心理方面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地位。他刻画战时居住在重庆的同一屋檐下，并且卷入家庭爱与妒之网中的三个普通的人物——一个男人，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巴金成功地献给人们的，“不仅是中国处于失败和绝望的最黑暗时刻的一个寓言，而且是走慈善之路的普通人所面临的难以克服的困难的道德剧”。2 另一位老资格的作家老舍，用民间习语写了不少宣传剧和诗歌，但只写了一部平平常常的长篇小说《火葬》，这是他为了口匆匆忙忙出版的。战争刚结束，他就开始一个雄心勃勃的创作规划，写一部题为《四世同堂》的三卷长篇小说，但未能全部实现，而1946年出版的头两卷，“当列为令人失望之作”。3 战争时期的诗歌同报告文学一样，只是为一个目的——激发抗敌的爱国热情，写作它经常意在为大量听众朗诵或演唱。于是，简单的散文式的语言、民间习语、现实主义的描写，以及口号式的呼喊，成为一大批“爱国诗人”的共同特征。两个劲头最足的实践者是臧克家与田间。臧在前线历时五年，写下十几部诗集。他曾表白说，“我爱农民，我甚至对他们脊背上的伤疤都感觉亲近”。4田间被闻一多以同样炽烈的感情誉为“时代的鼓手”，他已经抛弃了早期的偶像马雅科夫斯基，并开始写作“鼓点诗句”。它的诗行简短，节奏急促有力，据信更符合战争的节拍。下面是田间鼓点诗的质量低劣的范例，在闻一多看来，“爆炸着生命的热与力”。 棕红的土地 在亚细亚 这泥土上， 染污着 忿恨， 蒙上了 侮辱。 祖国底耕牧者呵， 离开卑污的沟壑， 和衰败的 村庄， 去战争吧， 去驱逐 日本帝国主义者底 军队。 以我们顽强而广大的意志， 开始播种—— 人类底新生！1 比诗歌和报告文学更加持久地受到欢迎的文学体裁是话剧。独幕剧在战争头几年大量涌现，奠定了舞台剧的新传统，观众的反应和参与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上海的电影业在30年代早期培养了第一批男女演员，他们此时进入戏剧行业。各个地区众多的业余剧团——主要由教师和学生组成——也随时准备演出从重庆与桂林——战时戏剧在大后方的两个中心来的新作。柳无忌说：“有一次来自西南五省的90家剧团聚集起来，参加桂林的一个戏剧节”，而“在重庆有雾的两个季节里，那时城市相对来说不会遭到空袭，推出了三十多出大型剧目，观众场场爆满”。1在战争头几年后，随着爱国理想主义的衰退，戏剧承担了逃避现实的娱乐职能。但是，它也让**者控制的戏剧界的剧作家和演员，得以“逃避审查制度的规定，仍然转弯抹角地对时事做出评论”。2 宋之的的《雾重庆》集中表现发国难财的商人和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陈白尘的《升官图》讽刺官场的**；最为突出的是曹禺的《蜕变》，它刻画一所管理不善的军医院的原始状态；这些作品都是成功的。3在这些消极暴露的作品中，作家们回到了人们所熟悉的30年代的思想状态。战时现代戏剧的繁荣，在日本占领的上海也能看得出来。禁演美国影片和日本对中国电影业的控制，导致了新剧在商业上的繁荣，足以与传统戏曲竞争。历史剧、喜剧以及浪漫的“肥皂剧”（指涉及家庭问题的节目——译者）广为流行，部分地由于它们主题安全，只是不惹麻烦的娱乐而已。姚克写了一部关于晚清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历史剧《清宫怨》。4此剧构思精巧，曾被誉为里程碑。阿英（钱杏■）这位从前的左派人物，变成了一位文学史学者，他写了十几部剧作，其中《明末遗恨》是他的杰作。钱钟书夫人杨绛，也许是一位最为精湛的喜剧作家，以《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树立了她的声誉。 如爱德华·冈恩所说的那样，这些剧作大都显示出一种传统的倾向，这也是保存中国文化反对日本统治的想法的一种微妙的表现。1周作人按照传统的隐士的风格居住在北京，在其散文中巧妙地提出，最能懂得他们自己传统的文、史、哲学的仍旧是中国人，而不是他们的日本统治者。张爱玲被夏志清誉为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她在《金锁记》等故事中把家族制度作为一个中心焦点，来探究传统对于现代精神的影响。2最后，钱钟书在《围城》中以流浪历险题材的文体，用博学的妙语和尖刻的讽刺解剖了一系列人物。这些人物以“虚荣和欺诈的荒唐心境”，展示了既未掌握传统文化内核，也未掌握现代文化内核的知识分子的群像。3可见有一些最佳的戏剧和小说是在“被占领的”中国创作的。 30年代有责任感的作家中，几乎没有人能在他们的创作观与其所拥护的社会政治目标之间，预见到任何可能的差异。然而在战争期间，有几位杰出的作家，特别是老舍，在为祖国服务的爱国热忱之下，自愿放弃个人的观点。结果是日益强调观众的重要性，从而戏剧自然地成为最强有力的文学媒介。当个人创作观变得与指定的集体观——对后者作者个人也是热情拥护的——相抵触时，当中国现代作家不再能像他们从五四时期以来一直做的那样，声称他们对同胞更有感受性和同情——这使他们对社会有更深刻的观察力——时，个人创作的争论就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了。这种意义上的对个人创作的挑战，在沦陷区从不存在，在大后方也未被作家们觉察。直至**于1942年在延安发表有关文艺的讲话，这种挑战才以毛掌握的全部思想力量和政治权势摆在人们面前，其特定的目的是整顿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改变文学的定义本身。 1 上海系1937年11月13日沦陷——译者。 2 老舍曾任“文协”理事，主持日常工作，但无“会长”的头衔——译者。 3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51—52页。 4 同上书，节47页。又见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748页。 1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756页。 2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40页。 3 武汉和广州都是1938年10月沦陷的——译者。 4 王际真编：《中国战时小说集》v。 5 即第二次国共合作——译者。 1 抗战时期，除云南省外，任何地方均不得发行地方货币，只有中央银行发行 货币流通全国——译者。 2 刘以鬯：《从抗战时期作家生活之困苦看社会对作家的责任》，《明报月刊》第 13卷第6期（1978年6月），第58—61页。 3 王际真编：《中国战时小说集》6。 4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60—61页。 5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2卷，第279页。 1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62页。 2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68—73页。 1 朱莉娅·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171页。 2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631、638页。 3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43页。 4 胡风：《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第53—55页。 1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670—671页。 2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691—695页。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 稿》第2卷，第63—64页。 3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17页。 1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2卷，第87页。日本学者尾坂德司也很称赞这 部小说的创作技巧；见尾坂德司：《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2卷，第245—247 页。 2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86页。 3 同上书，第369页。 4 张曼仪等编：《现代中国诗选，1917—1949年》第2卷，第912页。 1 这首英译诗引自朱莉亚·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191—192页。 1 柳无忌：《现代时期》，翟理思编：《中国文学史》，第479—480页。 2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20页。 3 柳无忌：《现代时期》，第481页。 4 见姚莘农著，杰里米·英戈尔斯译：《清宫怨》。 1 这份关于被日本占领的上海战时戏剧的资料完全取自爱德华·冈恩的开拓性 研究。见冈恩：《不受欢迎的缪斯；上海和北京的中国文学，1937—1945年 和冈恩的研究论文《日本占领时期的中国作家（1937—1945年）》。 2 这部中篇小说收入夏志清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第138—191页和刘绍铭 夏志清、李欧梵编：《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第530—559页。 3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445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科学与人生的论战 在新传统的出现和在澄清中国科学一词的意义当中，1923年由张君劢发起的“科学与人生的论战”1是另一个重要环节，张君劢是梁启超的年轻伙伴，研究德国哲学的学者。他主张科学不能解释人，因为人生是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的，而且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主张反映了他对新康德主义的研究，也反映了德国“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论战。和梁启超不同，张君劢深知与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相反的德国哲学。不过，他似乎能很快地从康德认识论的怀疑主义转到王阳明宇宙论的直觉主义。 知识分子当中最具体地讲述科学的丁文江，接受了张君劢非难科学普遍性的挑战。从严复著作中最初论述这一问题起，“科学”一词在中国就表达了一种必然真实的确定意义。从一开始，关于科学的流行的概念是培根归纳主义的概念，这种概念在《穆勒名学》（严复译）中表述得最全面。杜威的科学方法论及其集中注意力于经验和实验，无疑符合这一传统，尽管他对英国感觉论的经验主义很有保留。从严复到**，对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思想体系是以归纳法的观察得出的概念为基础的信念，不管怎样，似乎还没有什么怀疑。自然科学的力量更多地在于数学-演绎假设的力量而不仅仅在于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这种认识在中国没有赢得多少拥护者。 丁文江的观点的基础是毕尔生《科学的语法》的实证主义认识论，毕尔生坚决主张，科学提供了人对感性材料进行组织和分类的唯一方法，感性材料是人和他决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外在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这种观点与西方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少有关系，它对科学的看法并没有离开归纳主义传统。如费侠莉在第7章所指出的，丁文江的地质学科学研究正是一种观察-分类的科学研究。这次论战的其他参加者如吴稚晖、胡适和这时已成为**者的陈独秀，倾向于不理丁文江的（和杜威的）认识论，坚决主张，科学支持吴稚晖所提倡的那种夹杂有道-佛思想的空想的机械唯物论，或者支持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新社会科学。胡适和陈独秀同意科学是控制自然界和社会的工具，同意科学动摇了张君劢那种个人具有“内在”精神道德改造力量的信念的基础。除此以外，这场论战只不过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即科学一词本身不再提供任何共同一致的基础。 张君劢的论点和他随后的发展再次表明，更有生命力的新传统主义的核心总的来说是新儒学思想，尤其是王阳明的思想。 对于王阳明在五四以后传统思想中的中心地位这一点，应略加说明。不打算对这位明代的哲人和他的追随者进行分析，要说的是他对梁漱溟、熊十力，甚至蒋介石这样一些不同人物的吸引力。首先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联系人和宇宙存在终极原因的精神-道德良知是精神-道德生活的源泉。这里我们所了解的，是以直觉为根据来否定西方笛卡尔以后的认识论的怀疑论和“无价值”宇宙的观念。虽然王阳明的直觉使他得出与儒家道德-政治价值协调一致的结论，但他对“内省”的依赖本身便有可能脱离传统儒家对“外在领域”的看法。对比之下，朱熹强调必须“格物”以致知，似乎使他牢牢地和传统体系的“物”结合在一起。最后，王阳明强调，个人只有在具体社会情况下活动的过程中才能致良知，这至少为在世上发挥作用提供了相当强烈的动机。 新传统运动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是梁漱溟。他在少年时代受的是严复和梁启超提出的全盘西化方针的教育；在1911年以后的令人沮丧的年代里，他没有被卷进“新文化”阵营。他的父亲梁济是儒家道德的相当生动的榜样，这个权威性的榜样足以使他拒斥鲁迅对传统的全盘否定的看法。相反，他先是在佛教，然后是在王阳明学派的新儒学观点中寻求慰藉。 我们在这里将不详述他1921年的名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只是说明，它对西方的概念在主要方面近似梁启超。中国文化的精髓在于它很早就发现，人类根本的特点是其精神-道德的本性，如果不受阻碍，这种本性既可导致内在的和谐，也可导致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同情。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很早就获致这种直觉理论，付出了它的代价。虽然西方重视物力的文明导致梁漱溟所认为的畸形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但也导致它发现了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方法。中国需要这些方法的帮助，但不能以丧失它的精神基础为代价。梁漱溟完全同意王阳明哲学的积极行动的推论，也似乎和王阳明一样，确信儒家学说对社会和个人的真实性质的明确推论，也就是儒家学说对“外在”和“内在”领域的推论。正是这种确信导致他逐渐对已经在进行的“乡村运动”发生了兴趣，这一运动是晏阳初、陶行知等“西化人物”支持的。按照他的看法，中国农村的广大群众还没有被城市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败坏，但却因贫穷、贪污腐化、动乱这无数的弊端而受苦。 1930年以后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的教育和改革活动，是以反对政治官僚主义道路为基础。蒋介石试图把王阳明“自我修养”的观念和他自己那种合理化的现代官僚主义-军事化国家的梦想结合起来，在梁漱溟看来，这似乎不解决问题。在贪污腐化、军事胁迫和暴力极为普遍的情况下，哲人只有通过与农村群众直接接触才能施加道德影响。从某个方面看，梁漱溟和延安时期**的一些想法多少有点相似。盖伊·阿利多认为梁漱溟关于道德上反省或小组上听取自白、关于农村教育重新确定方向的某些看法，在他们1938年那次著名的会晤之后，可能的确对他的朋友**有很大影响。1不过分歧仍然很大。梁漱溟纲领的基础不是回避现存政治结构，就是由于别无选择而支持好心的掌权者（在这方面而不是在其他方面他和胡适有相似之处）。**的纲领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保留地承认残酷的权力竞赛为前提。对梁漱溟来说，试图建立他自己的政治组织就是否定他自己关于权力的道德基础的儒家看法。当然，在这一点上，他很像先前的孟子，孟子设法掩盖“三代”盛世的暴力起源。**主义利用改造农村作为建立军事和政治权力基地手段的这一意向，无疑已经使梁漱溟联想到**的工作将来有败坏的可能，尽管他赞扬**的工作。1953年梁漱溟果然指责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一种斯大林主义的发展模式正是这样一种官僚主义的败坏的表现。不过他自己却找不到把他改造农村的活动从政治环境的变迁中隔离开来的办法。 梁漱溟的儒学直接把他导向行动的领域，而熊十力及其追随者唐君毅、牟宗三等则不相同。熊十力（1885—1968年）是一个颇有个性的“边际”人物，尽管他曾短时间卷入革命的政治斗争，但他所受教育的主要内容没有超出传统文化的框架。和在他之前的一些人一样，他最初为“唯识宗”所吸引，然后又受王阳明影响，回到儒家的信念，认为人类的道德生活至为重要。和梁漱溟不同，他和他的追随者都不赞同立即行动的方案，尽管他们承认他们学说的社会含意。要阐明他们直觉主义哲学的基础并为它辩护，他们似乎需要投入全部注意力；这和梁漱溟不同，梁漱溟似乎对自己的“贤明”十分自信。托马斯·梅茨格认为，在唐君毅著作中看到的那种宗教-伦理乐观主义和对“贤明”能力的信心，当其脱离了旧儒家外在的体系时，能够成为一种狂热信心的基础，即相信改造整个社会是可能的。1他认为，就一个未被承认的层面看，**也有这种“传统的”信心。不过，事实上唐君毅、牟宗三和熊十力（他1968年去世之前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他们的梦想，继续专注于与现存个人生活问题有关的他们的信念。 新儒学的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以冯友兰为代表，他在美国接受训练成为哲学家。和梅光迪一样，他在哲学上受到西方盎格鲁-撒克逊的启发。如果说他是“新传统主义者”，那么他的传统主义显然属于一种世界性的类型。他曾专心致志于那种20世纪早期美国和英国一度盛行的柏拉图学派的“新实在论”，他深信其范畴可以应用于朱熹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新实在论在西方强烈反对占优势的认识论的怀疑主义传统。新实在论的一些支持者的确准备接受一种柏拉图学派的解释，即数学和逻辑真理是客观的、永恒的形式。冯友兰似乎深受那种古希腊理想的影响，即理智的沉思是获得崇高意识和超然于人类日常生活纷扰的意识的途径。根据这种看法，科学不仅仅包括努力应用逻辑-数学概念来达到控制物质世界的目的。对“贤明的”人来说，科学还包括对数学和逻辑“形式”之美的沉思默想。按冯友兰的看法，这包括理智的沉思，但不包括神秘主义。因此，冯友兰在寻求与他的观点相当的中国思想时，引起他注意的便是他所理解的朱熹的理学，而不是王阳明“反理智的”心学。他把朱熹的“理”解释成柏拉图学派的“范型”；这是否妥当，还是一个大有争论的问题。不过我们不必怀疑，冯友兰相信他已为他的基本观点找到了一个中国的框架。 这种观点一点也不意味着否定他同代人对社会和国家的关注。相反，冯友兰在30年代很可能接受一种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看法。历史和自然一样也有它自己的主导结构——它自己的发展“形式”，冯友兰很可能按照基于经济决定论观念的历史进程诸必然发展阶段来考虑这些形式。根据这种看法，道德行为也就是适应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要求的行为。按照他关于实在的沉思，“哲人”是超越历史变迁的人。在其道德-实践的生活中，他能适应历史的要求。这种哲学导致他欣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并不能使他免受后来的烦恼。1 应当补充，所有这种种传统思想在香港、台湾，甚至在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中仍有其影响，仍然是范围更广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组成部分。 1 见《科学与人生观》，胡适和陈独秀序。又见本书第7章。 1 盖伊·阿利多：《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涉及了该书讨论的所有问题。 1 同上书，第283—292页。 1 托马斯·a.梅茨格：《摆脱困境：新儒学和演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 1 见米歇尔·马森：《中国的传统观念：冯友兰，1939—1949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8年，未出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延安座谈会 **在1942年5月召开的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针对全体**干部的新发动的整风运动的一部分。毛在意识形态上的意图——改造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是明显的。但毛本身是个知识分子，他对五四时期以来的新的文学趋向也很关心。如他《讲话》所展示的那样，他对30年代早期的文学论争十分了解，而且可能一直在阅读左翼文学界撰写的某些创作，尤其是鲁迅的作品。因此，《延安讲话》可以理解为毛踏着瞿秋白的足迹，对五四至1942年的中国现代文学所作的新的评价。但在同时，毛对文坛上某些新近的论点当然是清楚的，这些论点需要澄清和解决。 1938年早些时候，在**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一篇题为《中国**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演说中，**呼吁党内同志“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废止“洋八股”和“空洞抽象的调头”，并且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作出结论说：“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开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1 **的指示并未特别提到文学，但是它与文学领域的关联不久即被延安文化委员们——特别是陈伯达、艾思奇和周扬找出。1939—1940年，接着发生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扩展到重庆。由争辩引起的文章充满混乱的议论，因为没有人确切知道毛所说的“民族形式”和“国际主义的内容”究何所指；因此激昂而猛烈的抨击，实际上是在搜索那些关心找出“民族形式”真正源泉的作家们的意图。主要由林冰代表的一派，认为“民族形式”与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的通俗文艺形式是一回事。继瞿秋白之后，他们攻击那种五四新文学是“洋八股”，是城市资产阶级的产物，必须予以抵制。然而，敌对阵营中的作家们集合起来卫护“五四革命传统”，他们认为新文学的主流事实上体现了“民族形式”，或者正在朝这个方面发展。用最能言善辩的发言人胡风的话讲，“‘民族形式’本质上是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新的情势下面主动地争取发展的道路”。1此外，胡风认为这种新的传统，是与封建的和倒退的旧传统的彻底决裂。胡风用一种迂回的马克思主义意向进行论述，他认为借用外国的东西事实上是可行的。就此而言，胡风向毛暗贬西方的影响，直接提出了挑战。第三派，主要是党的委员们和郭沫若，试图使双方和解。周扬争辩说，人们应当吸收传统艺术形式中的“优良成分”，同时新文学中产生的“新形式”，也应该保留并应进一步发展。然而，总的说来，周扬的论点更加接近于胡风，而不是林冰；因为他总结说，“民族新形式之建立，并不能单纯地依靠于旧形式，而主要地还是依靠对于自己民族现实生活的各方面的绵密认真的研究”2——换句话说，现实主义。 周扬在不偏不倚姿态的背后，含蓄地同意胡风，这证实了胡风作为鲁迅的门徒和重庆首屈一指的左翼批评家的威望，周扬经受不起再次与他冲突（像在关于“两个口号”之争中所做的那样）。也有可能，由毛的词语所引起的争端，甚至连这些委员自己也几乎捉摸不透。周扬本人对于苏联文学理论颇有了解，他也许把毛的指令解释为一个进一步大众化的号召，而不是对五四文学的全力批评。该是毛自己来阐明一切模糊之处的时候了。 周扬表态中不明确的口气，似乎也表明像他这样的党的官僚并不具有对作家发号施令的地位。在发动整风运动以前，延安知识分子们的自我英雄形象未曾遭到非议。有几个已迁居这一原始的革命圣地的作家，感到那里的生活实际和他们先前的想法相差甚远。 1942年初，王实味率先发难，用鲁迅杂文风格写了一系列文章，并以《野百合花》为题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丁玲写了一篇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文章和一个故事《在医院中》，为延安妇女的命运悲叹。萧军很快跟着对党的高级干部提出尖锐的批评。1于是，延安文学界许多知识分子当中的混乱和不满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爆炸性局面，毛不得不果断地加以处理。由此导致了1942的5月2日延安座谈会的召开。 毛在座谈会上发表了两次演说，引言（在5月2日）和长篇的结论（5月23日）。在引导性的发言中，毛面对大约200名作家和艺术家听众，毫不含糊地用下面的话阐明了座谈会的宗旨：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2带着这个讲得清清楚楚的政治目的，毛在后面接着抨击了延安作家所作所为中的一些错误倾向。他举出四个问题，全部指向这些不服管束的作家，“阶级立场”、“态度”、“对象”和“学习”。总的主题是十分清楚的。有些延安的“同志们”未能采取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当他们继续热衷于“暴露”，而不是“歌颂”新的革命现实的时候，他们没意识到根据地的根本不同的形势。他们坚持这一错误的道路，因为他们未能认识到他们的对象已经改变了；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换句话讲，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在根据地的新接受者，是由“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组成的。为了改变他们的错误观念和行为，作家和艺术家们必须认真投身“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当然，还有**的理论。 在结论中，毛又回到这些问题，详细分析了它们的细节，并且在有些情况下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在说明他的观点时，毛还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个重要遗产——五四的传统及其在20世纪30年代的延续，进行了含蓄然而是破坏性的批评。 在整风运动中，五四文学的两个特征——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由肯定的价值变成了否定的价值，因为从毛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些浪漫的特色已经走到了最糟糕的极端，自高自大、优越感和全然漠视群众。爱和人道主义的观念，是20世纪20年代浪漫气质的中心，被毛挑出来加以具体地驳斥说：“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么？”1 这一类对爱和人道主义的阶级分析，曾由鲁迅和其他左翼作家在批评梁实秋时提出过。**将其纳入他的《讲话》，并把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变为官方的信条。虽然他称赞30年代左翼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动”作家的立场，但是他对其成就的评价并不慷慨。在毛看来，即使就其成就的顶点而言（如鲁迅的讽刺性杂文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小说），30年代的文学只不过表达了个别左翼作家的道德上的义愤。它在暴露旧社会的丑恶方面发挥了“批判”作用。在热烈颂扬体现这种批判精神的鲁迅时，毛还论证说——尽管是含蓄地——“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像鲁迅这样的作家们已经起了他们的作用。但是，“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延安新的革命环境中，“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一样”。2 事实上，这等于指责鲁迅的所有模仿者，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风格上，并实际宣告鲁迅的——以及批判现实主义的——时代已成过去。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文学，它将体现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彻底决裂。从本质上说，这种文学应该是属于人民以及为人民的积极的文学；换句话讲，它在内容上应该清楚地以工农兵为中心，而且在有资格教育群众以前，必须满足群众的需要。五四时期以来的优先次序，现在颠倒过来了，原先是作者的个性和想象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并传递给逢迎的读者；而现在是工农兵读者提供革命文学的主题，并指导作者的创作。 **决意选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文艺如何为群众服务——延安座谈会上“问题的关键”——来系统阐述以接受对象为取向的文艺观点。毛敦促延安的作家们“采取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并且通过与工农兵大众同住向他们学习，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除提出这条适用于全体干部的实用主义的建议以外，毛还试图进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王国。他的“理论上的”论点，是作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矛盾辩证地提出的，普及之于提高、动机之于效果、政治标准之于艺术标准、政治内容之于艺术形式。在要求“政治和艺术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1——这是一个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会衷心同意的目标——时，毛只讲清了这些辩证的极性中政治上的一面，而对美学上的一面则未加说明，大概让作家和艺术家自己去解决吧。 作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延安讲话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留下更多的空白。可以想象，对如何解释这个新的正统的准则，以及如何填补它的空白，有相当大的意见分歧。然而，裁决者的角色是由党的文学方面的官僚们充当的，有创造力的作家对他们的观点和批评抱反感。正是这些文学方面的官僚——陈伯达、艾思奇，特别是周扬，以执行毛的理论指示的名义实施“文学控制”，并且把“党的路线”强加给有创造力的作家。这两个派别之间的分歧，发展为大规模的思想运动和清洗；在运动和清洗中，许多作家——王实味、丁玲、萧军、胡风、冯雪峰——成为党的纪律的受害者。2 文学方面的官僚们正确地强调了**《讲话》的政治势头，因为毛确实认定，在他提出的辩证的极性中政治因素最终支配艺术因素。例如，关于普及之于提高这个重要的问题，毛总结说，“在目前条件下”，前者的“任务更为迫切”。他还重申，“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并说一篇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效果，比作者原来的“动机”更为重要，但严格的美学方面的问题却几乎没有触及。例如，在“民族形式”之争期间曾激烈辩论过的问题，即现有的传统民间艺术是否含有过多的“封建”成分，毛对此采取了规避的方法。可能新的内容有待灌输，但灌到什么样的“通俗形式”中去呢？那种广泛采用的“旧瓶装新酒”的办法也是成问题的，尤其是应用于京剧这样的形式时。如何在更加复杂深刻的层次上，区分革命文学与革命宣传品的文学技巧和文学质量的论点，在延安讲话中几乎没有分析。也许出于对30年代着重暴露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反感，毛明白表示新的文艺作品，“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1这个含糊的概括，有点像是苏维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初步重新陈述。毛事实上把他的这种新文学称作“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进一步显示了他借鉴苏联的样本。 在这方面，**的重点像苏联一样，当然是放在“社会主义”上，而不是放在“现实主义”上——颂扬典型人物和理想人物，并在一个更高的思想层次上描写现实。但是，毛似乎否定了他早些时候废止“洋八股”和“空洞抽象的调头”的指令。尽管他清楚地受到“党性”、“意识形态”和“人民性”2等大家熟悉的苏维埃概念的影响，但他并不公开承认这种借鉴，而且也不面对更为迫切的问题，苏联模式是否能够有效地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上来。 显然，**曾对文学的政治性大加辩护，但是他对较严格的文学要旨的探讨——尤其是他想形成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观的意图——却暴露了一个外行者的浅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最根本的论点——形式与内容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问题，从未得到深入的探究。毛回避各种文学形式的社会本源的一切讨论，集中讨论了内容的意义。他这样做的时候，也把一定的限制强加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题和题材上了。与工农兵结合规定了范围有限的主题，如土地改革、与地主所有制斗争、游击战以及工业建设。而**主义文学官僚们后来贯彻这类要求所采取的那种僵硬的态度，几乎没有给作家们留下重新解释这条准则，或者填补其空白的余地，只是进一步地斫丧了创作的努力，即使是为了创作好的社会主义的文学。 延安文学 紧接《讲话》之后，延安文学实践最明显的特点是当地民间形式和习语的实验。据陆定一说，毛的《讲话》推动了下列新型文艺的出现，按照普及程度排列：(1)民间舞蹈和民间戏曲；(2)“民族”风格的木刻；(3)传统说书风格的小说和故事；(4)模仿民间歌谣节奏和习语的诗歌。1它们全都包含民间的成分，而且显然直接或者间接地投合民众“视听”感觉之所好。 这种新的民间文化最好的例证——而且是最风行的——是“秧歌”，一种在“解放区”极其盛行的地方歌舞。这种原本是村民们在阴历新年期间表演的一种仪式性的舞蹈，它的宣传上的潜力于是被延安的干部们看中了。据说是一个名叫刘志仁的人通过灌注革命内容，并把它与其他形式的通俗剧结合起来，首先革新了这种民间形式。除秧歌舞以外，还发明了一种“秧歌剧”，它把秧歌的舞步与地方民歌、现代服装，以及借自京剧的手势和表情融合到一起。这两种形式都为群众的参加提供了机会，而且据报导延安所有的人不久都扭起了秧歌。1943年，发起了一场新的秧歌运动，结果产生了56部新的秧歌剧。1其中最著名的是《白毛女》，这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教职员们的集体作品，他们将一个显然是真实的故事变成了一部“第一流的情节剧”——一个遭受地主家庭剥削和压迫的婢女逃入荒野，变成了一位幽灵似的白毛仙女。2在本剧结尾，女主角被红军搭救，并在一个**性的群众大会上向地主讨还了血债。自从1944年首次演出以来，《白毛女》深受公众的称赞，后来被改编成了京剧、电影和革命芭蕾舞剧。 《白毛女》以及其他秧歌剧的流行，也导致了另一种通俗形式，京剧的改良。一出叫做《逼上梁山》的京剧，是一次成功的尝试。该剧首演于1943年，取材于毛喜爱的小说《水浒》，情节是一名被官府差人追捕的军官林冲，最终丢弃了他的前程和家庭，加入了梁山反叛者的行列。这出新京戏的现实意义——因为它显然指加入延安**部队的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以及它对历史上的“人民”的关注，赢得了一位不次于**本人的权威人士的高度赞扬。3 但是在旧形式中装新内容的实验，也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京剧的情节充满了帝王将相；除非编写全新的剧目，把革命的内容注入这种“封建的”结构之中，往往是不可能的。新的情节配上旧的音乐和表演程式，会创造出一种全然不协调的效果，因而可能使观众兴趣索然。1民间文化的口头传说以书面的形式被采用时，问题还要复杂得多；用传统的说书风格写长短篇小说的情况就是如此。老舍在战争初期的实验，在艺术上是灾难性的。赵树理也许是这个时期出现的最有名望的民间小说家了，他在延安以其短篇小说做了类似的尝试，如《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前者运用口头传统作为故事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主人公毫不费力地编出板话讽刺当地的事件，暴露**现象和歌颂土地改革。后一故事在对白和叙述中，吸收了大量的民间习语、片语和警句。在这两个事例中，生动的口头成分与干巴巴的平铺直叙显得很不相称。在对话部分展示出来的质朴的幽默与健康的谐趣，如果能被演“活”或在舞台上演出，当然会给观众提供很好的娱乐。但是禁锢在一个书面的故事中，它们反而起淡化紧张和悬念的作用，而这是可以通过恰当组织的构想，或仔细描写的情节来实现的。赵似乎在其小说中摇摆于口头和书面成分之间，但是他最终回到了后者。2 赵树理的作品被周扬赞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除这些作品以外，紧接延安讲话之后，几乎没有出版什么值得注意的小说，这与秧歌剧和民间歌谣的盛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1假如这种现象可以认为是**意图的准确反映，那末，延安讲话所开辟的新的道路，似乎将会引导中国现代文学摆脱书面程式的束缚，而与广大接受者重新建立一种直接的“视听”联系。这种极端的措施，也许是毛对30年代早期左派关于汉语大众化和拉丁化一系列争论的回答。汉字作为唯一不朽的文学媒介（甚至在崇尚古典的旧中国，口头传说以后也改写成文字），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样的一种文化中，**主义的这一趋向，的确会构成一场第二次文学革命。从这个角度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领导革命样板戏的出现，无疑是毛的文学激进主义的合乎逻辑的延续。 但是**在废除书面形式方面并未完全成功。小说写作作为左翼一种主要的文学表现模式，是在30年代早期开始的。它的强劲势头在1945—1949年这段时期，被有创造力的作家们沿着更加无产阶级化的方向向前推进，尤为突出的是丁玲、周立波和欧阳山，他们似乎已经转向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中文译本寻求指导了。如夏志清所说的那样，“他们以标准的社会主义一现实主义的方式，而不是以回到‘民族形式’的方式，歌颂在**下的土地和人民的变化”。2但是延安讲话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因此，结果充其量是有利也有弊。丁玲事件是一个最有启发性的例证。 丁玲大概是转变为左派浪漫作家的最好例证了；同时她也是延安最有名望的作家。她的一些较好的故事，如《新的信念》（1939年）和《我在霞村的时候》（1940年），是延安座谈会前创作的。1这两篇故事都描写了农民对日本侵略的反抗，而丁玲使她笔下的乡村人物，尤其是后面一个故事的女主角，充满了成熟的尊严和人性，具有30年代左翼小说的最佳传统。在延安座谈会——部分地是为了批判像丁玲这样的作家才召开的——之后，据说她“卷入了从整风运动中吸取教训的大潮”。2她不再写小说，只写报导性的作品——她在农村群众中实地工作的记录。最后在1949年，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得以出版，并在1951年赢得了“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 丁玲曾构想用一部三部曲小说来表现土地改革的过程，其中《桑干河上》只写了最初阶段的“斗争”。第二和第三部分——关于重新分配土地与武装农民——一直没有写出来。这个宏大的计划，看来可能是丁玲对她献身于中国**和社会革命事业的最终陈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第一卷的成功导致了她最终遭到清洗，罪名之一是她是“一本书主义”的作者。 《桑干河上》作为一部小说，堪称是一次雄心勃勃的试验。它展示了一组描述优美的细工镶嵌的人物群像，它们全都松散地联系着，为丁玲所熟悉的农村现场带来了栩栩如生的生活感。在小说的中心位置，丁玲介绍了“正面的男主人公”模范**干部章品，他从彼岸渡河而来，巧妙地使农民协会的机制逐渐运转起来，最后在群众斗争大会上达到了顶点。显而易见，丁玲打算把她的新长篇写成一部纪录体小说，一种在战争早期即已流行的新文学体裁。这部小说还打算按照苏联的样子写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集体地”和“积极地”围绕现实，使预计的效果会像毛宣称的那样，“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然而这部小说的弱点，也恰恰从遵循**主义的公式中产生。她对农民角色的刻画显示了某种感情上的契合，相比之下，她对党的干部的处理就显得平淡。而将近结尾处的那个有寓意的群众大会，少有地缺乏涤荡心灵的力量。恰恰是小说较为“现实主义的”部分，而不是社会主义的部分，再一次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 丁玲小说中相对的优缺点，反映出作为延安讲话的一个结果，创作的定义本身在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们熟悉的西方的尺度——夏志清在其对延安遗产的切中要害的总结中，给予高度评价的“想象力，美学感受以及创造性的智力活动”1——从**主义的角度看，已不再那么有决定意义了。因为作家的职能不再是一个创造者或创始者，而是一个人的媒介，广大对象的经历通过这个媒介被记录下来，然后传回给他们。由于对象的参与在创作文学作品的过程本身中得到鼓励，书面文本已不再具有权威性，不断的修改非但不是例外，反而成了规律。首先，意识形态与普及的要求使个人的观点——无论作为作者个性的伸延，还是作为一种艺术手段——都几乎不可能存在。一部作品的“文学”性，除正确的政治内容外，按它吸引读者的程度加以判断。不同于战时戏剧，政治与普及的结合对作家具有一种束缚手脚的效果；因为，为了找到正确的“政治内容”，他们必须追随党的政策的每一次更动和转变。毛在将一篇文学作品与特定的政治争论或运动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也就夺去了这篇作品的一切永恒的艺术上或政治上的价值；使一篇文学作品一时成为话题的那些要素，一旦历史形势发生变化，恰恰会减少它的正确性。回过头来看，丁玲在1949年以后的命运似乎是十分“典型”和不可避免的。伯宁豪森与赫特斯曾指出，“假如要求革命文学单纯追随政治辩证法的发展，它就失去了独立批判的能力”。1——而且，人们还可以补上一句，失去了其创作的源泉本身。 然而，毛的延安准则的不利影响，在短暂的1945—1949年战后时期没有立刻显露，当时**领导层十分关注在军事上战胜国民党政权，未能严格推行其文学政策。正是在这段时期内，在**统治区以及在新近收复的城市中心，文学创作都达到了另一高度。 1 引自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01—302页。 1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2卷，第26页。 2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2卷，第23页。又见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 第104页。 1 关于延安持不同意见作家的分析，见默尔·戈德曼编：《**中国文学 不同意见》，第2章。 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选集》第3卷，第854、872 页。 2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选集》第3卷，第873页。 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选集》第3卷，第871页。 2 这是默尔·戈德曼编《**中国文学上的不同意见》的主题；特别见第1— 8章。 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选集》第3卷，第863页。 2 夏济安：《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20年》，载其《黑暗之门》，第255页。 1 《黑暗之门》，第246页，关于延安文学各种形式的详细分析，见菊地三郎：《中 国现代文学史》第2卷，第2—5章。又见丁淼：《评**文艺代表作》。 1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77—78页；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 2卷，第24页。 2 这部剧作收编入沃尔特·梅泽夫和鲁思·梅泽夫编：《**中国的现代 戏剧》，第105—180页。 1 在60年代，无论什么形式或内容的京剧都被**的“革命京剧”完全排斥。 然而文化大革命后，旧剧种（包括京剧）得到恢复。 2 在1945年出版的赵树理短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中，口头成分大多被删去。 然而，夏志清认为这部小说仍是“他的作品中最可读的一部”。见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483页。 1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2卷，第123页。关于延安时期（文艺座谈会以 前和以后）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选集，见丁玲等：《解放区短篇创作》。在诗 歌方面，除民歌外，创作量更少。何其芳停止写诗去写报告文学作品。见麦 克杜格尔译编：《梦中的路：何其芳诗文选》，第173页。 2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472—473页。 1 后一篇小说的英译文见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编：《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和中 篇小说》，第 268—278页。 2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2卷，第123页，关于丁玲写作的全面分析，见 梅仪慈：《丁玲的小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思想和叙事》。 1 夏济安：《黑暗之门》，第168页。 1 约翰·伯宁豪森和特德·赫特斯编：《中国革命文学：选集》，第10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马克思主义的优势 在我们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上升到优势地位之前，关于有些倾向，有些话需要说一说；这些倾向被叫做自由主义的倾向——其根据往往是可疑的。胡适在五四以后继续坚守他的基本看法，尽管这时他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敌对者的指责。1924—1927年间轰动一时的一些事件及随之而来的激情都没有使他动摇。非理性的政治激情总是和真理毫不相干。尽管他和他的导师杜威一样，决不偏袒资本主义，但他仍然确信中国根本的灾难不应归之于外国帝国主义。他继续抨击孙逸仙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 在民国政府成立以后，胡适仍然抨击国民党思想体系的传统主义成分，仍然号召把科学才智用于国家管理，仍然提倡立宪制度和公民权利，仍然鼓吹能够造就一代开明优秀分子的“现代”教育制度。1932—1937年间，在日本威胁日益加重的阴云下，丁文江、历史学家蒋廷黻这样一些人加入胡适一边，在这期间出版的《独立评论》中，试图影响民国政府的政策。可是，很快就变得很明显，他们和胡适的共同之点更多的在于胡适对“科学”的信仰，而不在于他对民主的信仰。 丁文江从没有像胡适那样倾心于自由主义的社会准则，在暗淡的30年代，他和蒋廷黻一样逐渐感到（很像他们之前的严复和梁启超）中国需要的是“科学的”专政——一种能使官吏、国家的工业和教育体制现代化的专家政治。斯大林的俄国作为一种模式给了丁文江很深的印象。尽管民国政府表示了对专家政治目标的承诺，丁文江和蒋廷黻两人对国民党领导的能力评价都相当低。不过，他们仍然只能希望国民政府这个有组织的权力的唯一中心重视他们的意见。中国**在湖南和江西以及后来在延安进行农村革命的一连串事件，对他们来说，似乎和民族的需要毫无关系，而且还会进一步削弱国家中枢的力量。胡适在他们有关科学精英的想象和他的立宪民主信念之间左右为难。可是，他也和别人一样，只能希望对现有政权施加影响。面对他所认为的极权的**与虽然**但更受限制、最终有可能被推向更自由主义方向的国民党的命令主义，在这两者的极化过程中，最后，他觉得他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结果是，他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精神领袖，始终不能应付20世纪中国政治权力的悲剧性的、难以控制的现实。 无论如何，1924和1927年这几年的特点，最重要的是作为知识分子一种主要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看法在城市知识分子当中引人注意的传播。不过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的最后胜利仍然是相互关联但又可以分开的两件事。 在1924—1927年的动乱年代里，已具有彻底的全面反传统主义思想的五四时期年轻一代中的许多人，这时有了实际的机会参加一连串生气勃勃的政治事件；由于国共合作，发生了这些事件。刚一开始，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及其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就不仅在接近**而且甚至在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当中得到广泛承认。1925年的“五卅”事件似乎极其生动地证实了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新出现的产业无产阶级所受剥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城市居民的积极精神和中国**与城市工人阶级建立联系的实际成就，似乎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中的作用的看法。彭湃、**1等人与农民建立联系，这和列宁关于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的看法是一致的。在1926—1927年的北伐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成了群众组织的活动或新成立的武汉政府的机构的参加者。这样的经历既激发了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激情，也激起了他们改造世界的普遍愿望。这场革命既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又能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新的社会。的确，莫斯科的激烈斗争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给予现成启示，但是只要革命的道路在向前发展，相信莫斯科是世界性智慧源泉这样一种愿望就仍然是很强烈的。 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浪漫的《创造社》（见下一章）和新成立的《太阳社》的成员将起重要的作用。郭沫若、蒋光慈等人了解罗曼蒂克爱情的狂喜和绝望以及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感受，这时认为他们应当像英雄一样作为革命领袖起重要的作用。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因而很像1911以前那些浪漫的革命者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将通过新普罗文学作品这一媒介激发革命群众的热情。 鲁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靠拢要痛苦而艰难得多。实际上，五四事件并没有减轻他因旧文化“吃人”势力而深深感到的沮丧。1他对1911年以前那个时期许多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遭遇的辛辣回顾，也许是他没有响应五四的一个原因。他对接受人类进步的新理论犹犹豫豫，也可能是由于他认为他那些创造社的论敌们故作浪漫的革命姿态，他们幻想通过他们浮夸的普罗文学影响历史的进程，对此他很反感。即使在他已转向马克思主义阵营时，他还想从普列汉诺夫等人寻找理论根据来支持他对他们的抨击，他抨击他们任性地夸大文学的作用，认为文学能引起社会革命。1927年以前他就开始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但最终促使他接近**的原因，是民国政府处决他最亲近的追随中的一些年轻人，这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怒；这表明了他的特点。他更积极地，但也是迟疑地期望马克思列宁主义比过去的种种进化学说能更准确地分析历史，这无疑使他更加接近**。 城市知识分子归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和国民党内蒋介石领导的集团之间出现了鸿沟。尽管蒋介石曾经受到列宁主义言论中反对帝国主义这一方面的影响，但他在浙江和日本所受的教育早已把他导向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致使他对全面否定传统观念的五四无动于衷。他掌权的军事基础可能使他更进一步看轻城市知识分子的帮助，贬低他们的可靠性。他掌权的军事基础，在1927年以后，甚至还使他坚信，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军事统一。他似乎认为，在所有这些信念方面他仍然是孙逸仙的忠实追随者。国民党内外所有反对他的人因此在他身上都看到了旧军阀主义再次出现的迹象。军队尚未从属于政权，他就是这一可悲事实的象征。他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全盘否定传统观念”之间的鸿沟也仍然存在。 1927年的大混乱没有导致马克思主义威信的下降。错误的政治策略基本上反映了错误的“革命理论”这一列宁主义观点，促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有了正确的理论，革命就能向前迈进。对许多人（但不是所有人）来说，作为革命总部的苏联继续存在，这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历史终将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前进。 因此，在此后10年中，许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主要关心的事情是按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中国社会；这并不意外，列宁主义者把理论用作“运动的指南”，这促成了这样一种信念，一定时期的“党的路线”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力量结构的分析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确定为根据。“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争论”1就是这种关注的一种表现。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用语来确定中国当前的“生产方式”，事实证明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完全合乎逻辑地导致对中国悠久社会历史的周期性的关注。在探讨所有这些问题当中，参加者不知不觉地只好从“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的讨论转向马克思主义学说当其应用于过去时的更具决定论性质的方面。参加争论的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基本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杰出的社会科学。例如，这场争论的一个主要人物陶希圣，和其他一些参加者一样，便是一个国民党的拥护者。他没有觉出什么困难便把他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置于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框架之内，或从他的分析引出非**的结论。不过其他的参加者则代表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 在这方面我们只能提到这场争论的某些要点。从整体上看，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概念分析中国社会时，参加者似乎只是弄清了马克思自己的学说中关于这些问题还有某些尚未澄清的难解之处。依靠“超经济”权力的统治阶级所控制的任何农业社会是否都是封建社会？或者，不同的“财产关系”是否就反映不同的“生产关系”？地主阶级的任何类型是否都是封建的？商品关系普遍是否便能确定社会性质？抑或“生产方式”的作用才是决定性的？对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的种种背道而驰的答案都可以找到。 大多数参加者普遍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他们赞成有关历史分期的分阶段发展方案，这是马克思为西方而规定的。毕竟只是在这种方案的框架之内，马克思实际地描述了有力的历史辩证法。有一些参加者如陶希圣，想象用其他的方法来描述分阶段发展的看法，并划分时期。中国接受马克思稳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实际上就是否定中国社会历史有它自己的动力。 如果说这场争论有胜负，那也是靠认可而不是靠论证取胜的。延安时期的**没有给这场争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他自己对高深理论的兴趣把他导向在马克思主义圈子里不那么著名的另一场争论，一场有关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的哲学解释的争论。 马克思主义在30年代还成为文学战线的主要力量。在鲁迅、瞿秋白等人组成的左翼作家联盟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对作为“上层建筑”现象的文学所起作用的看法，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而未能得出一致的意见。尽管马克思主义似乎极端强调文学的道德-政治作用，却无法在逻辑上使所有参加者都承认作家应服从常有变动的党的路线的权威。例如，很明显，鲁迅本人就不曾接受这种权威。 40年代这10年将证实日本战争机器的全面威胁。战争引起的巨大破坏和人人都有的感情负担，使人们几乎不能致力于新的思潮。的确，战争的压力甚至使那些最不关心政治的人如梁漱溟也从事政治活动，梁漱溟也成了民盟的一个创办人。然而，这种政治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即从整体上看，知识分子阶层有一种“自由主义”倾向，尽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就他们某些基本信念来说，决不是自由主义者。在本世纪上半叶整个期间，无论是祸是福，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人物）的一种自主意识。“学者”已要和“官”分庭抗礼。他们已习惯于自由交流思想。在响应民族主义和**统治精英的要求时，他们常常要坚持民权的立场。1945年以后，在内战时期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大部分知识分子被吸引到了**一边。不过随后的事件表明，这种“自由主义”的倾向仍将是一个问题。 40年代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当然是延安的“**思想”。我们很清楚，他论述的问题中有许多便是这一时期整个思想争论的一个部分；这一点也不贬低**的政治天才。**考虑的问题，在他之前也有人考虑过。 知识分子在本世纪上半叶提出的所有问题，1949年以后是否都解决了呢？至少就我们所处的这段时间来说，有些问题无疑已经解决。政治权力有力的中心已经建立（有些人会说过于有力了）。尽管常有政治运动，但法律和秩序已经重新建立起来。相对合理的商品分配在经济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已得以实现。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情多少得到了满足。公共卫生有了进步，妇女地位改善了。可是，不管“主义”有何要求，上面论及的许多基本“问题”依然存在。中国与其文化传统的未来的关系将是怎样的？如果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那么能否回避严复和丁文江想象的“专家治国”的道路？官僚主义和权力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文学、艺术以及个人生活的目的如何？和我们所有其余的人一样，中国人必须探索走向未来之路。 1 关于**农民运动早期阶段的研究，见小罗伊·霍夫海因兹：《中断的浪潮：中国**农民运动，1922—1928年》。 1 见哈里特·c.米尔斯：《鲁迅：文学与革命——从马拉到马克思》，载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 1 关于这次争论的研究，见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渊源，1919—1937年》；又见许华茨：《中国历史分期中的一些成规》，《哲学论坛》，1.11（1968年冬季），第219—230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革命前夕，1945—1949年 八年抗战终于在1945年结束了，但人们的欣喜和宽慰却是短暂的。对千百万返回故土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新的现实甚至更加混乱。国民党政府对突如其来的抗日胜利仓皇失措。**和通货膨胀变得更为严重，取代了建设，这激起了日益增长的不满。大家熟悉的重庆综合症——上层的道德败坏与下层的幻灭，现在扩展到全国。诗人和散文家朱自清总结了1946年人们的普遍心情： 胜利到来的当时，我们喘一口气，情不自禁的在心头描画着三五年后可能实现的一个小康时代……但是胜利的欢呼闪电似的过去了，接着是一阵阵闷雷响着。这个变化太快了，幻灭得太快了。2 当战火在国民党与**的部队之间再次燃起时，大、中学的学生和教师的示威与“绝食罢课”，最为清楚地表达了全国范围内对和平的渴望。**又一次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和平愿望，将矛头引向在迟缓的制宪过程中止步不前的国民党。在战争后期滋长的**情绪变得更加强烈。数量日增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把**看作唯一能够为他们带来自由、民主和新中国的政党。于是，**在1949年取得军事胜利的前夕，实际上已拿握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 在这种混乱和骚动的不安气氛中，文艺界日益落入**的影响之下。当一批批作家和艺术家从内地返回，或者从日本占领下的半隐居状态重新出现时，东部城市恢复了文艺活动的中心地位。重庆出版的杂志迁到了上海或者北平。新的报刊创刊，老的报刊复刊。书籍用质量较好的纸张重新印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它匆忙地主持了一系列活动，包括一次大张旗鼓的鲁迅逝世十周年（1946年）纪念会，并再版他的全集。 这个重新组建的协会，尽管维持联合阵线的外表，但显然受**人或**的同情者控制。左翼作家还控制了主要报纸的文艺副刊，有些成为左翼作家的专门论坛（如上海《文汇报》的副刊）；另一些由于左翼作家的名声，不得不刊登一些左翼作品。“第三种力量”的思想开明的代言人闻一多于1946年7月15日被刺，进一步加强了**的事业。因为人们普遍相信这是国民党秘密警察的暴行。而少量值得注意的非**小说作品——钱钟书的《围城》（1947年）、巴金的《寒夜》（1947年）以及师陀的《结婚》（1947年）的出现，对左翼文坛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它们只是创作整体中“孤立的例子”，完全无力抵挡正在高涨的新的**文学的浪潮。1 甚至夏志清，一个公开自称的**分子，也特别提到1945—1949年时期是**地区作家，尤其是小说家的高峰创作期。1除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9年），还出现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1949年）、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1949年）和欧阳山的《高乾大》（1946年）等作品。在诗歌方面，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1945年）成功地采用陕北民歌的形式，讲述了一个人们所熟悉的地主的暴虐和曲折的爱情故事。继《白毛女》的成功，另一民间歌剧《刘胡兰》获得了好评。2 与**控制区创作的勃发情况相反，城市文坛在这段时期相对说来较贫瘠。出版的大多数作品是重新发行和重新印刷的流行小说和诗歌。在翻译领域，引人注目的一大批西方作家——福楼拜、左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易卜生、罗曼·罗兰、狄更斯和莎士比亚，以及许多其他作家，以多卷丛书的形式介绍给人们。根据报道，这个时期最为流行的西方小说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随风而去（gone withthe wind） 》，由多才多艺的傅东华以简洁贴切的《飘》为题译成中文。3 城市里的主要创作媒介是电影，它在流行程度上取代了戏剧。这两种体裁曾经有过相濡以沫的密切关系。中国电影业从一开始就使用戏剧界的人材。在战争年代，电影从业人员加入了大量的剧团为国家效力。随着战争的结束，戏剧完成了宣传鼓动的使命；大多数业余剧团都解散了。美国影片（日本占领期间禁映）的涌入，更加促进了电影业的发展。战后的几年是中国现代电影的黄金时期。1 这一新体裁在艺术上成功的原因是不难发现的。电影业雇用了文艺界第一流的人才张爱玲、阳翰笙、田汉、欧阳予倩和曹禺，他们写作原本的影片脚本；另一些戏剧家（如柯灵）是把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的专家。战争期间写得最好的一些剧作——尤其是《正气歌》（写的是明朝著名的忠臣文天祥）2和《清宫怨》——都拍成了精彩的电影。小说作品是改编的另一丰富源泉。在有些情况下，如老舍的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电影剧本甚至超过了原著。为了促进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的发展，田汉与洪深充当了上海两家主要报纸《大公报》和《新闻报》的电影特刊的编辑；最后，刘琼、石挥、白杨及胡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最初在剧团里得到锻炼）的演技，也达到了微妙老练的高超境地。 这一新的类型的文学性和戏剧性都优于纯电影。一部影片的质量往往更多地取决于它的脚本和演技，而不是视觉技术（摄影技巧、灯光、剪辑、蒙太奇等等）。因此，电影可以看作戏剧文学的创造性的延伸。电影媒介不仅从文学借用一些人员，而且从文学借用其典型的“摆脱不了的情思”。其一是战后的混乱。来自重庆的所谓“接收大员”们专横和不正当的行径——他们以国民党政府的名义，没收以前与日本人的合作者的财产以饱私囊——在袁俊（张骏祥）执导的《还乡日记》中遭到了辛辣的批评。许多制片人专注于中国城市里的贫富悬殊。《假凤虚凰》是这个时期最为流行的影片之一，它以一种轻快、调侃的笔调，讲述了一个贫穷的理发匠如何装扮成一个富家子弟，追求一个同样贫穷却假装富有的女人的故事。另一部有名的影片《夜店》是根据高尔基的《底层》改编的，但是场景变成了上海的贫民窟。这个时期的影片中弥漫着一种不可抗拒的人道主义，它不仅深深地感动了观众，而且促使他们汲取政治信息；在一个为不平现象所折磨而没有正义的社会中，残余的人性内核没有例外地总是体现在下层人民身上。 该做些什么呢？比较温和的影片倡导教育（像在《哀乐中年》里那样）。但是激进的影片大声疾呼，号召采取集体行动；在一部这样的影片结尾，全城的人力车夫行动起来搭救落难的主人公。如果电影能够真实地显示社会情绪，解决方法看来不外乎改革或革命——通过教育或其他人道措施逐步进行改革，或者被压迫者为“翻身”成为自己的主人而进行完全的革命。单纯出于绝望，愈来愈多的制片人——可想而知，还有许许多多他们的观众——选择了后者。简短地讲，这个时期较好的影片，在传播革命必要性方面所做的工作，多于任何其他艺术体裁。电影作为能接触最多城市观众的普及媒介，证明了它是有效力的。它结合了中国现代小说和戏剧的最佳成分；在某些方面，它比小说更“生动”，比戏剧更灵活。**从未对这一新媒介的政治潜力多加注意，显然这是因为电影源于城市，而非出自农村。但是作为最近的城市艺术形式，它向人们提供了一些历史教益。 城市-乡村两叉分枝现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从晚清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就滋长在城市环境之中。当它在“五四”期间发展成为“新文学”的时候，它也随之成为城市知识阶层的喉舌。但是城市作家对社会深感不满的情绪，引导他们越过城墙注视着乡村。乡土文学与地区文学，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城市作家的艺术产品，于是成为本世纪30年代的主要创作形式。但是这段时期写作的最好的诗歌仍然是城市取向的，在坚定的左翼作家眼中，它不可避免地成为城市颓废的标志。 然而，左翼作家们自己就是城市的产物。20年代晚期与30年代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也许是响应以城市为基地的中国**，把他们的同情主要集中在城市无产阶级身上，他们思想立场的虚伪性，结果却被鲁迅所揭露。当鲁迅参与政治并与左派一道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时，他们的活动和见解的城市取向依然是明显的。但是鲁迅把城市环境视为黑暗势力的真正堡垒——腐化、堕落以及由国民党“白色恐怖”造成的压抑气氛。鲁迅生活其中，他担负起革命“后卫”的责任，向黑暗势力作殊死搏斗，而对自己的胜利不抱幻想。 鲁迅从未宣称了解中国农村。尽管他对长征热情，但由于不了解乡村舞台，他拒绝写有关长征的小说。1甚至他早期的小说，也并未显露他与笔下的乡村人物多么亲近（像大多数他的崇拜者曾争辩的那样）；相反，这些小说显露了他对城市知识分子被疏远的同情。此外，绍兴的农村对鲁迅来说是传统世界的一部分——一座应该砸烂的文化落后的“监牢”（尽管他预见不到这样的可能性）。 随着1936年鲁迅的逝世与1937年战争的爆发，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农村阶段。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具有某种农村氛围，而爱国的时代精神引导大多数作家去亲近乡村的群众。这种民粹主义，加上对文学大众化的反复要求，为**在延安的文艺理论提供了合乎逻辑的背景。在这条新的准则的三个中心主体中，是农民，而不是工人或者士兵，从延安作家那里受到主要的一份创作注意，正如农民阶级构成毛本人的革命战略的支柱。 1942年延安座谈会后，甚至在50年代苏联影响的**期，农民文学都远比关于产业工人的小说辉煌。像张爱玲的小说、钱钟书的《围城》，或杨绛的老练的喜剧这样的城市杰作，一直是孤立的事例。 因此城市电影与**文学的农村取向是背道而驰的。电影作为30年代文学的一种通俗形式，它表达不满情绪，表达暴露社会现实而不是歌颂社会现实的难以抗拒的精神。现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是在最困难的时代繁荣起来的：清朝最后10年，军阀混战时期，将与日本开战的年代，以及**革命最终胜利的前夜。如鲁迅曾经说过的那样，文学从来不会满足于现状，而政治则总是寻求保持现状。1但是毛对政治的重新定义（要求变革的革命意识形态）和对文学的重新定义（一种革命的武器），意味着在革命后的形势下，只能有歌功颂德的作品，而不满则不再是文学创作的动机。**主义的准则认定文学与政治的汇合，而不是它们之间本质上的分歧。 此外，在**主义式的新中国里，城乡之间的矛盾——不论是作为事实还是作为观念——从不存在。**革命的胜利，剥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成分。随着城市“心态”的丧失，中国现代文学也丧失了它那主观的热忱，它那个人主义的视角，它那有创造力的焦虑，以及它那批判的精神，虽然它依靠农村的主流达到了名副其实普及的广度，并取得了更加“积极”的特点。“摆脱不了的中国情”被颂扬祖国及其人民所取代。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体主义道德观中，夏志清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道义责任”2正在消失。 2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767页所引。 1 同上书第472页，菊地三郎论述南北极格局**产党文艺和非**文艺的 消长。因此战后年代看到“北方文艺”（延安）的胜利和“南方文艺”（重庆 和上海）的失败。见菊地三郎：《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卷，第3、4部分。 2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2卷，第262—264页。 3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集》，第126页。 1 尚未把现代中国电影作为艺术和作为社会史进行认真研究。只有过一部英文 研究专著，杰伊·莱达：《电影：中国电影和电影观众记事》，特别见第6章。 关于中文资料，见程季华等：《中国电影发展史》第2卷，第213—214页。这 部两卷著作至今仍是研究中国电影的内容包罗最广的著作。 1908—1949年中 国电影目录初稿已由史蒂夫·霍罗威茨为旧金山中华文化基金会资助的中国 电影项目编成。 2 原文如此，应为南宋——译者。 1 冯雪峰：《回忆鲁迅》，第93—94页。 1 《鲁迅全集》第7卷，第470—471页。又见李欧梵：《革命前夕的文学：对鲁迅左翼时期的看法，1927—1936年》，第278—286页。 2 夏志清：《摆脱不了的中国情：中国现代文学道义上的责任》，载其《中国现代小说史》，第533—561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9章 文学的趋势Ⅰ：对现代性的追求1895—1927年 夏志清教授在一篇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简论中，描述了一种笼罩20世纪前半期整个文学创作的“道德义务”。夏教授指出：“中国文学的这一现代阶段的特征”，就是它“念念不忘地对为害中华民族，使其不能自强或不能改变其固有的不人道行为的精神疾病的关注”。这种“爱国热忱”激励这一时期所有的主要作家，并且按夏教授的看法，同时也导致了“某种爱国主义的地方主义”：“中国作家们把中国的情况看作是中国所特有的，和其他国家都不一样”。1正是这种摆脱不了的感情使得中国作家在力图解释他们所处环境的社会-政治混乱状况时，关心作品的内容甚于关心其形式，特别强调“现实主义”。因此，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避不开中国的现代历史，并且除了适当注意文学本身的特点以外，历史的方法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摆脱不了的中国情”这一主题至少包括三个主要的方面，它们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第一，从道德的观点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受精神疾病所困扰的国家”。这种看法引起了传统与现代性的两极尖锐对立。这一疾病扎根于中国的传统，而现代性本质上就是破除对传统的迷信，并从精神上寻求新的解决途径。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表现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这是大多数研究五四运动的学者已经指出过的。1第二，中国现代文学这种反传统的立场更多地来源于中国的社会-政治条件，而较少地出于精神上或艺术上的考虑（像西方现代派文学那样）。不妨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的结果：由于知识分子对国家未能采取主动行为越来越感到失望，他们于是抛开了国家而成为中国社会的激进的代言人。现代文学因此成了社会不满的工具。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扎根于当代社会，反映出作家们对政治环境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态度是五四运动最持久不衰的遗产，其回响一直到今天都能感觉到。 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尽管它反映出对社会-政治痛苦的极其强烈的意识，它的批判眼光却极其主观。现实是通过作者本人的观点来理解的，这同时也表现出一种自我关注。被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教授称为“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普遍倾向——着眼于作者“自己的命运与生活的倾向”，与整个社会相对立的他们的“自身和个性”2——使现代中国作家对自我和社会的理解具有深化了的矛盾心理。他们对中国的关注和对其弊病的厌恶情绪同时并存；他们要求并向往献身，同时又因失落感与孤独感而烦恼。正是这种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解决的矛盾心情所引起的主观紧张心理，为既区别于传统文学又区别于**文学的为期3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和运动，提供了基本的推动力。 1 夏志清：《摆脱不了的中国情：中国现代文学道义上的责任》，载其所著《现代中国小说史》，第2版，第533—536页。 1 参看，例如，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也可参考许华茨编：《关于五四运动的意见：专题论集》，特别是引言部分。 2 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东方档案》，25.2（1957年），第266—270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0章 日本入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1931—1949年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是一个无助的遭受侵略的国家，很少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它作为战胜的全球联盟的一名成员国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赢得了世界强国的地位。但由于内战，它的地位受到了损害。要稍稍详细地追溯这一发展，需要了解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的密切联系、当时的中国与有可能出现的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晚清文学，1895—1911年 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特别是自1895至1911年的16年，在这段时间里，一些“现代”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首先研究这一阶段。 文学报刊的发展 晚清文学的出现——特别是小说——是报刊的副产品，它是从一连串逐步深化的政治危机的社会反应中演化出来的。1中国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失败的耻辱终于惊醒了知识分子精英们，促使他们投入行动。但是他们对改革的要求到1898年那场没有成功的变法运动才达到顶峰。对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幻想破灭以后，有志改革的文人学士抛开无能的国家，成了中国社会激进的代言人。他们的努力集中于动员“舆论”，以对中央政权施加压力。他们发现条约口岸的报纸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 早在19世纪后半期就已经出现了非官方的报纸，它们主要是西方传教士们资助兴办的。但是它们的迅速增多却是立志改革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倡导的结果。梁启超的《强学报》和《时务报》是作为康有为改革集团的机关报，分别于1895年和1896年创刊的。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亡命日本，又创刊两份报纸《清议报》（1898年— ）和《新民丛报》（1901年— ），以继续他们的新闻事业，两者都很快就成为权威性的报纸。严复仿照梁启超的榜样协助创办《国闻报》（1897年— ）而狄楚青则创办了《时报》（1904年— ）。革命家们很快创办自己的报纸而加入新闻界的行列，引人注目的有章炳麟的《苏报》（1897年— ）、《国民日日报》（1903年— ）。到1906年，据统计仅在上海已出版66种报纸，而在这整个时期内发行的报纸总数达239种。1 为了宣传自己的事业，这些报纸通常发表尖锐的新闻，但也包括娱乐性的诗歌与文章，后来这类诗文都登在专门的“副刊”里。由于对这种副刊的需求日增，就扩充另出独立的杂志。文学报刊就这样诞生了。这些出版物的编辑们是一群新闻记者-文学家，他们懂得一点西方文学和外国语，有更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学基础；这些出版物的内容是各种伪称的译文、诗歌、散文以及连载的小说，它们声称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社会政治觉悟，但也是为了大众娱乐。到了这个时期的末尾，上海文学报刊的翘楚是四家主要杂志，即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1902年— ）、李宝嘉编辑的《绣像小说》（1903年— ）、吴沃尧和周桂笙编辑的《月月小说》（1906年— ），以及黄摩西编辑的《小说林》（1907年— ）。 在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至少20年，城市文学报刊——一种半现代化的“大众文学”形式——已经为新文学的文艺家们创造了市场和读者。这些杂志的编辑和作家们赶着写作以符合预定的时限，大量写作以赚钱。他们勤奋努力的结果创造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的作品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搞文学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和很可能赚钱的职业。但直到他们的五四继承者才赋予这一新的职业以崇高的社会威信。 晚清文学报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小说”在杂志的命名方面，以及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都占压倒一切的地位。“小说”一词仍然像传统上那样，包罗典雅的散文和诗歌以外的各种文学形式。按晚清作家们的理解，“小说”包括形形色色的大众记叙文学——古典故事、长篇小说、弹词，甚至戏剧。但是在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形式中，连载的长篇小说无疑是晚清文学中最主要的文学形式。这特别要归因于梁启超和其他文学精英们的开拓性努力，把新思想的活力和政治意义灌注到了这一传统上“被贬低的”文学体裁中。 “新小说”理论 三篇重要的宣言表达了小说与社会之间的重要关系——小说的社会-政治功能。在天津《国闻报》的第一期中，严复和夏曾佑写了一篇题为《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文章，两人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小说过去在群众中的影响，借以强调它在现在所具有的潜在教育作用。但是严复又用传统文人典型的高高在上的态度警告说，中国的传统小说也充满毒素。“浅学之人，沦胥若此，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因此中国人民必须用曾经在西方和日本创造过奇迹的新式小说来加以再教育。 梁启超在1898年所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基本上持相同的观点。他同意严复关于小说具有潜在教育作用的说法，但对传统作品甚至更加蔑视。梁启超指摘大多数中国小说都是模仿《水浒传》或者《红楼梦》，因其“诲淫诲盗”而遭到学者们的谴责。当务之急是进行一次“小说界革命”，把公众的兴趣引向“政治小说”。由于受到日本小说的启发（这篇序言是梁启超为译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所写的导言），梁启超想当然地对外国小说的起源和声望作了强有力的描写：1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甚高焉。 晚清关于政治小说的经常被人引用的观点见于梁启超1902年发表在《新小说》上的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引用外国的例子，力主革新小说为革新一国人民之关键。创造一种新小说可以在国民生活的一切方面——道德、宗教、习惯、风俗、学识和艺术，甚至民众性格——发生决定性的影响。除了列举小说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以外，梁启超还在这篇论文中集中指出小说的四种基本感化力量，即对读者的“熏”“浸”“刺”和“提”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提”的意义，即将读者提高到小说主人翁的水平，向他学习。但是这些值得中国人学习的英雄不能从中国历史中寻求，而必须从西方历史中去寻求：对中国人来说，真正具有民族美德的完人是华盛顿、拿破仑、马志尼、加里波的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爱国者、革命家和政治家。梁启超曾经为这些人物写过传记。 严格地说，严复和梁启超都不能被看作文学家。在他们看来，文学——特别是小说——要为其他的目的服务：唤醒中国人民。梁启超着手写过几部小说，但是一部也没有写完。他们对文学的功能的看法不能算作文学评论，而只能被看作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文献。 尽管严复和梁启超两人都深受中国“伟大传统”的影响，但都反对这个传统近代的衰朽状况：八股文是清朝中晚期盛行的程式化的没有意义的散文写作方法，其中充满了高谈阔论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但仔细一看，只不过是浅薄的老生常谈。由于文化的“高雅”形式僵化，使“低级的”通俗体裁具有新的活力的努力已刻不容缓。不过在普及这个领域中，严复的贡献不及梁启超。严复仍用典雅的、博学的文言散文翻译斯宾塞、赫肯黎和j.s.穆勒的著作。他虽然提倡小说，却不愿对“民众的欣赏力”作任何让步。相反，梁启超却更能汲取民众的和外国的语汇。他的文章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1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梁启超的著作在改革派精英——如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人——和市民阶层之间起了桥梁作用。没有梁启超在大众传播方面的开拓成就，严复的翻译和一般的维新思想就不可能有那么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极力提倡新小说，还代表他政治立场的巨大转变。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他几乎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中国社会；他试图设计一种新的社会集体（群）的蓝图，由此而构成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梁启超关于“新民”的著名概念虽然和精英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质上却是群众性的，目的在于改造整个中华民族。按照这一新的指导思想，无论梁启超是否出于他对明治维新经验的知识，他鼓吹小说的力量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梁启超和后来的胡适不同，他对语言问题本身并不感兴趣，而是关心对读者的影响。他所说的小说的四个特点和作者无关，也和文学本身的特点无关，而仅仅是关于读者的。 虽然梁启超在使小说成为一种重要的媒介方面有功劳，但他和晚清小说的文学质量没有多大关系。在这方面，功劳归于在条约口岸的那些较少教养但更富于文学才能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 新小说的实践 晚清文坛上的小说可以容易地分为两种主要类型：社会小说（或者用鲁迅的说法，“谴责小说”）和写情小说（即言情小说），后者的焦点是人类的感情。 根据胡适的意见，大多数晚清社会小说都是模仿一部先驱著作——18世纪的小说《儒林外史》。1由于梁启超和严复所提倡的那种“新小说”的社会政治方向的巨大影响，创作者们自然而然地会将《儒林外史》当作社会小说的光辉先例。不过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比吴敬梓的著名小说中所描写的18世纪的社会，充满了更多的危机。因此除了在形式和内容上那些明显的相似之处以外，晚清小说散发出一种更紧迫尖刻的调子和更阴暗的灾难临头的情绪。这种紧迫感常常用沉重的漫画手法表达出来：吴敬梓温文尔雅的讽刺走向了极端。在吴沃尧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2里，轻松的幽默和对可怕的荒唐事物的揭露纠缠在一起，以致效果变得令人感伤而不只是可笑。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更是病态的。人们可以觉察到李宝嘉几乎是故意要夸大生活的阴暗面（也许是作者身受肺结核的磨难的无意识的表现）。充斥于《官场现形记》中的谐谑与被扭曲的事物，似乎表明作者对他周围发生的一切极端厌恶。小说中都是反面人物——全都是贪婪、不道德的野心家，满脑子升官发财思想，热中于行贿受贿。甚至连改革计划和有志于改革的官吏也逃不脱作者的苛刻的讽刺，这一点从他的另一部小说《文明小史》中可以看出。普鲁舍克教授所说的这些作家“悲观”的人生观，本质上反映出一种个人的忿懑：在这样一个充满愚昧和绝望的国家，很难看到什么希望。1 为了生动地表达出这种近乎绝望的情绪，李和吴常采用引人注意的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自称“九死一生”，说自己“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著名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使用的笔名是“东亚病夫”。另外两位作家的笔名分别是“天下第一伤心人”和“汉国厌世者”。也许可算是晚清最优秀的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铁云），给自己选了一个含有悲哀隐喻的“老残”笔名，在一场失败的棋局中作最后的挣扎。书名为《痛史》、《恨海》、《劫余灰》、《苦社会》等小说赋予晚清一种前所未有的阴暗和悲愤的感情。它们积累起来的不安情绪的深度是比较沉静的《儒林外史》所不能比拟的。 尽管晚清社会小说得益于《儒林外史》甚多，我们仍不应忽略它们的一些独有的特点：外国词语和思想常和本地的场面和人物结合在一起。《官场现形记》里提到卢梭的《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在《孽海花》里，甚至还有外国人——约翰·弗赖尔、托马斯·韦德、一位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一位德国将军（瓦德西）——出场。而且，部分情节发生在欧洲。在许多晚清小说中还谈论“洋务”，描写外国风气涌入的情况。虽然大多数作者都热心汲取外国思想，他们却显然并无意学习西方的文学技巧，尽管西方著作的译本与日俱增。1他们模仿西方文学的范围只限于某些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柯南·道尔的歇洛克·福尔摩斯成了极受欢迎的人物，引出了一系列模仿他的中国侦探英雄。侦探小说的盛行既是社会小说通俗化的扩展，也是西方影响的结果。 政治幻想是晚清小说的又一特征。这可能是受到梁启超的未完成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启发。这部小说的故事始于一个中华乌托邦共和国建立之后50年。另一部旅生写的畅销小说《痴人说梦记》以一场梦为结尾，梦中的上海不再有外国人、外国巡捕，建筑上没有外国招牌，没有外债，有的是中国人建筑的大量铁路和学校。陈天华的小说《狮子吼》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楚山”的海岛上。明代遗民将岛建成一个政治乐园，岛上有一个“民权村”，礼堂、医院、邮局、公园、图书馆、体育馆俱备，还有三家工厂、一家轮船公司和许多现代化的学校，全都办理得井井有条，为岛上的大约3000个家庭谋福利。2显然，这些小说源出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幻想传统。不过它们对未来的憧憬和现代化的内容，却进一步表现出社会对加速改革的盼望。这些新中国的乌托邦为作者同样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热情洋溢的政治梦想——他们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之情在想像中的满足——同时还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现实问题的浪漫主义的逃避处所。 虽然关于中国命运的各式各样的乌托邦都指出改革的迫切性，但维新本身却成了没有精神内容和政治意义的陈词滥调。正如李宝嘉、吴沃尧和曾朴等人的著作中所描写的，改革思潮已经堕落为供一群“洋务专家”鹦鹉学舌的老生常谈。这些洋务派是各地“自强”努力的产物，他们只不过是一批在上海、广州、天津这些条约口岸买办“洋场”中游手好闲的机灵的纨绔子弟。晚清小说展示出一幅点辍着这些徘徊于华洋之界的人物的图景，他们混迹于贪婪的商人、追求社会地位的新贵，和迁入城市寻欢作乐的乡下地主的子孙之间。阅读这些讽刺作品——阴暗图景中的较轻松的一面——读者会感觉出作者们的自嘲与矛盾的心理。作为现实社会的伤心评论家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们，能够认识到他们自己是靠这些他们所讽刺的人过活的；他们自己其实也可以被看作是“洋务”与“维新”的间接产儿。正是他们所厌恶的时髦维新思潮使他们的著作受欢迎。因此，尽管他们过着寄生生活，却很少有人赞成彻底革命，因为革命会将他们虽然反对却又习惯了的世界摧毁。 虽然晚清小说的大主题是社会讽刺，但对社会与政治的批判也和作者自觉的主观个人感情交织在一起。社会和感情两种因素常互相结合以达到一定的情绪高度来为作者目标的严肃性辩护。被认为以《恨海》一书开创了“言情小说”的吴沃尧，在《新小说》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社会与言情小说之关系》的文章中宣称： 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要知俗人说的情，单知道儿女私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只可叫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只可叫做魔……许多写情小说，竟然不是写情，是在那里写魔……1 在这篇陈义崇高的声明中，吴沃尧希望给主观感情以广阔的社会与伦理基础。这和翻译家林纾想从伦理的观点来为感情辩护如出一辙。但是这篇宣言的儒家框架并没有定出晚清言情小说的真实内容。其实它们大多数都是描写男女“痴”情和“着了魔”似的伤感主义的。正如林纾逐渐认识到的那样，个人感情，如果真实地表达出来，不论它是否反映公认的伦理准则，都可能成为一个人的主导的人生观。2特别是通俗言情小说的作者们发现描写感情，尤其是以“痴”或“魔”的形式出现，会受到读者们热烈欢迎的时候，这种伦理的严肃性就更加被淡化了。所以这种言情小说一直被中国的文学史家们认为是晚清小说中低级的一类。3虽然它们的榜样显然是伟大的《红楼梦》，但大多数却更像19世纪的“才子佳人”小说如《六才子》和《花月痕》之类。实际上最受欢迎的是那些以**为中心兴趣的书，其中才子们迷恋的佳人又无例外地都是妓女，以至被称为“妓院指南”。胡适挑选其中的两本《海上繁华梦》和《九尾龟》来特别加以谴责，说它们缺乏理智的洞察力和文学价值。因此，“言情小说”中的下乘作品似乎只是亵渎感情——据文学史家阿英的看法，它们很快就为“鸳鸯蝴蝶派”打开了大门。4 1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3—7页。 1 66这个数目是李宝嘉提出的。其中至少32种被阿英称为“小报”，它们政治性不强，供城市中产阶级消闲。参看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第51页。239这个数字见于《清季重要报刊目录》一文，载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77—92页。 1 此处和前面引文的译文见夏志清：《新小说的倡导者严复和梁启超》，载阿黛尔·a.里基特编：《从孔子到梁启超的中国文学观》，第230—232页。 1 梁启超仍用文言句法，但大量使用口语说法。他的许多追随者更进而大胆地试用方言口语——包括官话和各种地区方言（尤其是江苏浙江一带的方言）。最早完全用方言写作的报刊之一《演义白话报》于1897年创刊，其宗旨是使一般民众能阅读到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写成的新闻——尤其是有关外国列强的新闻，并且将各种有用的书报杂志译为口语，以求便于阅读（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第64页）。文学报刊的影响使文言和白话的分界线逐渐模糊，并增强了白话的地位。到本世纪初，白话不只在报刊和文学作品中使用，并且已在历史、地理、教育、工业、科学著作中使用。参阅米列娜·多列扎洛娃-费林捷洛娃：《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载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第13页。 1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胡适文存》，2，第233—234页。 2 此书有刘师舜的英文缩译本。 1 这里的某些讨论是根据普鲁舍克教授1967年在哈佛大学讲学的笔记。米列娜·多列扎洛娃-费林捷洛娃编的学术论文集《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中对晚清小说作了综合性的分析。 1 但是胡适认为，吴沃尧的小说《九命奇冤》在倒叙技巧的运用和结构的统一方面，受了西方小说的影响。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239页。 2 阿英：《晚清小说史》，第97页。 1 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73—174页。 2 参阅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3章。林纾的翻译作品将在本章第2部分讨论。 3 参阅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3章。 4 同上书，第169、176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的边缘地位 研究中国在本世纪30年代的国际事务，必须从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入手。这次危机主要殃及先进工业国家，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竭尽一切努力以重建贸易、投资及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战前模式的国际秩序。20世纪20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美、英等国恢复与战前等价的金本位；德、法、意抑制可怕的通货膨胀螺旋上升；协商解决债务和赔偿问题——与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中国贸易从来没有超出国际贸易总额的一个很小份额，而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与在日本或在欧洲国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作为战后国际经济体系主要支柱的美国，没有扩大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美国商品和资金找到了其他更有吸引力的出路，特别在德国和日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年代世界经济舞台上无足轻重的中国，却安然度过了那场全球性经济萧条的灾难。作为一个农业占压倒优势和以白银作为法定货币经济的国家，中国起初没有受到工业国家间危机的影响。物价的急速波动、长期的失业、以及低增长率在中国并不新鲜；然而像挤兑黄金、汇兑不稳定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工厂工人失业之类的资本主义困难所造成的具有破坏性的冲击，并没有在中国出现。当美、英和其他工业国家失去一切秩序感和平衡感，忙于采取各种补救办法和应急措施以应付危机时，中国在1929年后仍然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外贸量在1929—1930年之间保持稳定，而在1930—1931年之间则增长20%以上，1929年，新的关税税则1生效——这是国民政府采取断然外交政策的产物——海关税收增加了一倍多。此外，1930年后改以黄金代替白银征收进口税，使政府从国际市场银价波动的影响中解救出来。尽管实际上银价下降了，但它的直接效应是减少了中国的长期逆差，并使中国对外国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在工业国家正经历严峻的苦难时，上述种种导致了相对的稳定感。2 对欧洲列强来说，国内稳定是由1925年洛迦诺公约3产生的国际合作的框架维持的，1929年后开始瓦解。德国改革派1从左右两个方面重新对战后条约结构进行攻击，要求彻底与外部事务脱离。这些人声称现在德国必须大胆地设计自己的道路，而不要保持国际合作。在正常情况下，德国的这种倾向会引起英、法和其他国家竭尽全力维护战后国际主义2的框架，并通过密切磋商和国际联盟处理出现的危机。非常不幸，国际合作曾被视为与1929年后面临严重危机的经济关系体系是同一回事，以致不久即在欧洲各改革派团体间丧失信用。国际主义代表了很快失去信任和威望的领导层的观点。3 日本的情形与此相似。在那里，政治和经济的领导层也曾限定该国的外部事务按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之间的合作方式来处理。他们对这种方式的忠诚使政府迟至1930年才采取步骤——证明是不明智的——恢复与战前等价的金本位。日本是最后几个采取这一步骤的国家之一，而在1930年正受全球性萧条冲击的事实，使政治领域对现状不满的两个极端的团体都不喜欢政府。因为美国曾经是战后日本经济和外交关系的支柱，所以国内危机明显受外交的牵连。迟至1929年，鹤见祐辅这位有头脑的战后日本国际主义的代言人还写道，美国时代即将来临，那时美国的价值观，观念以及商品将成为全世界的模式。4但正是这种观点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受到了攻击。当美国正在经历严重的经济困难，它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正在动摇时，日本政府、商业和学术界的领导人似乎过于倾向美国。左右两派的评论家不断提高他们的调门，反对这一现状。1930年11月首相滨口雄幸在东京火车站遇刺身亡，显示出他们也会采用暴力。四个月后，下级陆军官中的一个阴谋被揭露，这个阴谋筹划一次政变，以摧毁政党政府，代之以军事独裁。 正当德、日两国国内力量如此反对战后国际合作体系，并削弱那些支持该体系的人们的力量时，中国的政治却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十几年里，至少在名义上第一次建立了全国性的政府。因为有些集团和党派不愿服从南京政府，所以反蒋情绪强烈。尽管如此，南京政府因在修改不平等条约方面赢得了列强明显的让步并奠定了国家建设的基础，享有声望和地位。尽管军阀、国民党反对派、**人及其他人士继续阻挠蒋介石及其政权，但是应当指出，并没有严格界线区分这些人是当权者还是非当权者。蒋介石能达成临时协议获取一些潜在对手的合作，而不少曾为其他政权工作的官员和将军愿意加入新政府。1 上述两种因素——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相对的无足轻重与其国内日益统一——提供了1931年后国家困扰的背景。在满洲事件前夕，蒋介石的权威，在经历了来自某些军阀和国民党反对派的严重挑战后，稳步扩大。在经济上，中国的财政比很多工业国家好得多。由于银价下跌，贸易收入确实开始下降。但是这有在短时期内增强工商业活力的效果。毫无疑问，没有什么能敌得上正在影响工业强国间国际货币和贸易的混乱。中国肯定需要海外贷款和投资，但可以预料，这场经济危机将在长时期内使得从国外借款变得困难。不过，中国可以指望重新获得对外国企业的控制，并通过对关税、国内税、货币以及管理系统的改革，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着手十分需要的建设项目。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中国的领导、官员和政论家在本世纪第四个十年初展望国际事务时，抱有乐观和坚定的信念。 恰恰相反的感觉、期望和设想导致日本人采取侵略中国的行动。按日本改革派——陆军军官、右翼反对派、某些知识分子以及通常对领导不满的人——的观点，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团结和强大，而日本却在无望地摸索走出国内困境的道路。有了这样的感觉，沈阳事件1的设计师们——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得出的结论是简单而直截了当的。他们应排斥国际主义作为国家政策和生存的基础。他们也应摒除中国以足以威胁日本权利和利益的统一强国出现的可能性。不论怎样，国际主义似乎正在整个世界消失，而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努力维护它的主权。如果日本要继续作为一个能生存下去的国家，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似乎就是大胆地将中国置于日本的彻底控制之下。 为建立对整个中国的统治是否有一个系统的计划——一个在1945年后审问战犯时所说的“阴谋”——是难说的。的确，如果日本人——无论军人还是老百姓——没有把国家的命运与某种程度的控制中国联系在一起，就不会出现满洲危机。这一过程开始于19世纪末，而日本的几代人逐渐认为这种控制是必要的。然而这种支配势力有许多因素。一个是军事和战略的，与日本的实力与其他强国实力的对比有关。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它自己有权利成为一个军事强国，而在于它可能成为日本面临的潜在敌人，特别是俄国的一个基地。第二个是地理和经济的，反映了一个缺乏自然资源和完全依赖外贸的国家的生存条件。很简单，中国曾经是大豆、铁、棉花和其他货物的主要供应者，同时还是占日本出口总量1/5到1/4的市场。第三个因素更多是心理和文化的。日本人认为，作为一个曾成功地进行自我变革并结束了西方支配的亚洲国家，日本有义务，甚至有权利，来领导其邻国，特别是中国，走向类似的变革道路。最后，也许比上述因素更为重要，是国内因素：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国内与国外事务之间的联系，要求强硬的外交政策只不过是重新调整国内社会和政治优先事项的运动的反映。 改革派的进攻采取要求国内改造的方式，以便在日中关系中推行新政策。在1931年9月的沈阳事件之前出现的阴谋、暗杀和武装政变的企图不是偶然的。这是将结束商业、官僚和‘自由’知识分子统治的国内改造运动的对外对应物。然而这并不意味改革派想回到工业化前的过去。除少数几个‘平均地权论’的鼓吹者外，那些阴谋家和他们的支持者认识到经济增长的需要。事实上，他们的想法是利用满洲的空间和资源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提高农业产量以及普遍的福利。沈阳事件前夕，在满洲的23万日本平民既是日本经济衰败的象征，也是日本经济希望的象征。在阴谋家们的眼里，他们也体现了国家领导层的失误，后者似乎忽视了在满洲的同胞们的利益。在本土的政府似乎很满足，不关心他们的处境，只想到国内的稳定和秩序是国际秩序的前提。1 然而，当满洲的日本人发现自己正在成为被唤醒的中国爱国主义的靶子时，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到1931年，满洲的对外事务已被置于南京的控制之下，东三省成立了新的运输委员会，计划建立一个统一的铁路和电讯系统，并在满洲各省会建立了国民党分部。1尤其明显的是中国人热心于建筑自己的铁路来削弱南满铁路，开发葫芦岛港与大连抗衡，并通过拒绝延长租借地或阻止本国劳工为其工作以逐步遏制日本的矿业和林业。在满洲的高丽移民是数量最多的在中国的“日本人”，他们在从事农活时遇到愈来愈多的困难。正当间岛的高丽农民为逃避日趋恶化的经济状况被迫迁越鸭绿江时，中国当局禁止当地居民出卖或出租土地给外国人。 于是，中日在满洲的冲突是一场正经历严重经济困难的工业国与决心恢复并维护国家主权的农业为主的社会之间的力量的抗衡。由中国人袭击在满洲的高丽农民而引发的直接对抗是象征性的。高丽人是日本迅速工业化的受害者，殖民政权使他们无家可归，无地可种。在日本人看来，这些高丽人是最无足轻重的一部分人，但他们在满洲的状况，却受到日本当局的关注，因为他们指望该地区能减轻国内的经济困难。另一方面，在中国人眼中，为了国家的重建和国内的稳定，防止外国进一步的蚕食是至为重要的。日本的经济困难是它自己的事，而解决这一困难不应以牺牲中国的主权为代价。中国人也许会说：真是太糟了，日本在满洲企业的收入下降，几万名日本人失业，南满铁路正经历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但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是全球性衰退的结果，不应责备中国的收复主权运动。然而日本人却相信，如果没有中国对他们既得权利的攻击，他们就不会这么痛苦。日本的旅馆、餐馆、建筑承包商以及娱乐场所的营业额都在急剧下降，而且他们确信，这都是中国造成的。只要日本采取有力行动并抵制中国的抗日运动，一切都会恢复正常，而日本的权利也会得到保障。 世界经济危机就这样为满洲事件的爆发提供了直接的背景。对于被卷入这一事件的日本人来说，满洲不是中国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应是日、韩、满、汉和其他民族——在日本引导下——共存共荣的一个区域。他们确信，日本有必要的军事力量、资金和技术，足以使这个地区变为经济发达、安全和稳定的乐土。引用1931年7月满洲青年联盟1发表在小册子上的话说，在日本的控制下，满洲不仅会减轻在本土的日本人的苦难，也会减轻中国“无产大众”的苦难。首先果断的行动会给日本带来光荣、威望和扩展，现在就亟需采取这种行动，为人民提供目的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显然，按照这种想法，国际性这种考虑就没有多少余地了。满洲的关东军及其支持者把战后国际体系等同于文人政府的“屈膝”外交政策——旨在华盛顿会议条约的框架内，通过和平谈判，安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解决棘手的争端。由于这些条约涉及与西方列强也有关系的问题，遵守华盛顿体系曾使日本愿意同这些强国合作以维持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对外相币原喜重郎来说，中国不是日本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日本的国际主义外交：与美、英和其他先进工业国家合作的外交政策，只有执行这种政策才能保证日本成功地进行工业化和和平地发展经济。当然，作为市场和原料基地，中国也是重要的，但是，中日关系本身不会是孤立的；它是国际关系总体系的一部分，而日本作为一强对这一体系承担责任。 这样在满洲的对抗就成为全球发展的一部分，国际秩序与国内秩序之间微妙而不稳定的平衡在全球发展中不断遭到腐蚀。日本的“激进分子”和别处的激进分子一样，不愿致力于维持国内和国际秩序。他们决心无视这一切考虑，并大胆地实施他们自己的国内政治事务的计划和作为这个事业一个不可缺少部分的日本在满洲统治的计划。1931年9月18日的沈阳事件是第一个决定性的步骤。 1 1929年2月1日，实行《海关进口税税则》。以前进口的货物一律是值百抽五，新税则把进口货物分为7类，税率为7.5—27.5%不等。1931年1月，把进口货物分为12类，最高税率提到50%。1933年5月，把最高税率提到80%。另外，过去陆路关税比海路关税低1/3，新税则废止陆路优待税率，统一海、陆关税——译者。 2 关于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的中国经济，见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年》。 3 《洛迦诺公约》即《洛迦诺保证条约》，1925年10月16日，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国代表在瑞士洛迦诺会议上通过，旨在相互保证边界安全，互不侵犯，保障国际和平。希特勒上台后，于1939年4月28日宣布废除该公约，随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者。 1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1919年6月28日签订《凡尔赛和约》。德国人不满，强烈要求修改条约，这部分人叫改革派——译者。 2 这里的国际主义，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1920年1月10日成立的国际联盟说的——译者。 3 查尔斯·梅尔：《改造资产阶级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年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稳定》；梅尔文·p.莱弗勒：《难以捉摸的追求：美国谋求欧洲稳定和法国安全，1919—1933年》；乔恩·雅各布森：《有20世纪20年代的新国际史吗？》，《美国历史评论》，第88卷第3期（1983年6月），第617—645页。 4 鹤见祐辅：《太平洋时代》。 1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第1章；詹姆斯·c.汤姆森：《当中国面向西方之时》，第1、2章。 1 沈阳事件即“九一八”事变——译者。 1 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年》。 1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11—12、19—20页。 1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24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鸳鸯蝴蝶派小说与五四前的过渡时期，1911—1917年 “鸳鸯蝴蝶派”这一说法可以上溯到这类小说中的一本畅销书，徐枕亚的《玉梨魂》。这本情意缠绵的小说于1912年出版，书中的诗将情侣比作成对的蝴蝶和鸳鸯。1这一蔑称在1910至约1930年这一时期，被用来称呼大约2215部小说、113种杂志和49种报纸。这个称谓和这一派中最著名的杂志的刊名《礼拜六》可以互换，它公开宣称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消闲”。 鸳鸯蝴蝶派小说受到狂热的欢迎，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事。随着清王朝末日的到来，晚清小说的改革冲击力和严肃内容好像也消失了。正如言情小说堕落成“狭邪小说”和“蝴蝶小说”那样，社会小说的主流也从自觉地批判和揭露社会-政治病态的基本方向转为专以耸人听闻为目的：少数值得尊重的“社会批判”杰作，被大量描写社会丑恶和犯罪的所谓“黑幕”小说所取代。在民国最初的十年里，这两种群众文学——庸俗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都达到了鼎盛时期。它们所拥有的读者和销售量都超过了此前此后时期的作品。2根据林培瑞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初步研究所得出的惊人结论，30年代以前真正的“通俗文学”——就其能迎合中下层阶级的口味和反映他们的价值观念而言——既不是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小说”，也不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而是这些“消闲”作品。 根据林培瑞的分析，这一类通俗市民小说的兴起，反映了城市居民在“逐步现代化的环境”中经历迅速变革时的烦恼心理。当新城市生活——尤其在上海——变得沉重的时候，“读者要赶上世界的愿望就让位于想忘掉自己赶不上世界这一愿望了”。1除了想满足逃避变革中的城市世界这个现实的需要之外，林培瑞还暗示，蝴蝶派小说各次浪潮的热门主题可以与特定的社会-政治的发展联系起来。当酝酿中的晚清维新运动对妇女解放和妇女教育给予极大注意的时候，本世纪头十年前半期第一批爱情小说的共同主题就是婚姻自由。此后20世纪头十年后期与20年代早期侦探小说、黑幕小说和武侠小说的各次浪潮，则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所造成的政治混乱同时。在这各次浪潮中，逃避现实的主调是复古主义和幻灭情绪。作者们对中国的维新、现代化和进步失去了信心，而这正是他们的前辈——晚清的报刊工作者——所拥护的。相反，他们“对中国流行的价值观念”表现出一种“保守的态度”。2他们认为西化的潮流搞得太过分了，因而对中国自身的问题不是以激进的反对态度主张建立另外一种社会制度，而是采取传统的“拾遗补缺”的态度——只反对儒家价值体系中某些弊端和过分之处。 林培瑞的发现用对比的方式阐明了紧接在鸳鸯蝴蝶派之前的通俗文学和其后的“文学革命”的性质。晚清文学显然经历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大众化发展过程。它开始时是知识分子精英们的一种自觉的努力，要唤起中国社会下层阶级群众认识中国处境的危殆和维新的迫切性。因此，“新小说”更多地是因意识形态的必要而不仅是纯粹文学方面的关注而出现的。但是由于写小说后来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行当，这种意识形态的目的就被“争取读者”这一商业上的需要冲淡了。大众化向晚清作者提出了教育与娱乐读者的双重任务。当它从精英们的创作发展为流行作品的时候，“新小说”就逐渐失去了它曾经充满的那种启蒙特质，而在一些情况下，正是这一特质使它具有长久的文学价值。从商业的观点看，晚清通俗小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从理智和艺术的角度看，它的发展却是以失败告终，尽管在开始的时候曾经有成功的希望。1900至1910年期间出版的小说中，那种改良的、进步的观点，在其后的十年中竟被保守主义和遁世主义所取代。当读者从1904至1907年间写成的《老残游记》中，读到孤独的主人公在面对封冻的黄河那壮丽的冬景而沉思国家和他自己生活的悲惨命运、突然发觉自己脸上的泪水也已经冻结了的时候，很可能被这种难忘的激越的纯洁感情与美丽的诗意所感动。而到了1913年，普通的读者却只会为徐枕亚的畅销小说《玉梨魂》中为爱情而烦恼的“鸳鸯”情侣，一洒同情之泪了。 鸳鸯蝴蝶派小说大受欢迎一事证明了新的更加激进的一代人所早已感到的迫切需要：重新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通俗文学以作为全面的精神革命的一部分。从五四作家们的“新”观点来看，晚清的“新小说”，连同它的庸俗化的鸳鸯蝴蝶派，已经“陈旧”了，应被归入腐朽的“传统”世界，尽管他们的晚清前辈在建立方言文体、造就广大读者群和一种富有生命力的职业方面曾作出过相当大的贡献。 1 林培瑞：《10和20年代传统类型的通俗市民小说》，载戈德曼编：《中国现代文学》，第327—328页。并参看他的博士论文：《上海现代通俗小说的兴起》（哈佛大学，1976年）。 2 根据林培瑞的统计，这类小说中最受欢迎者“在上海肯定有40万至100万人读过”。参看林培瑞：《传统类型的通俗市民小说》，第338页。鸳鸯蝴蝶派小说销售记录直至30年代末期都未曾被超过，以后便逐渐衰落了。1949年以后的**小说的销售量当然要大得多。 1 同上书，第330页。 2 同上书，第339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满洲事件：日本改革派的军国主义，1931—1932年 满洲事件由预谋的对沈阳站北约8公里处的南满铁路的攻击组成。按几天前详细制订的计划，限定由关东军军官用炸药破坏二到三英尺路轨。这次爆炸用来作为邻近各分遣队行动的信号。夜间11时左右事变后仅40分钟，关东军高级参谋官板垣将军发布了向该地区中**队进攻的命令。在旅顺口司令部的日本陆军司令官本庄繁将军近午夜时接到这些进展的报告并予以批准。其实，几天前他就与板垣和其他共谋者商议过，所以这个消息不会使他感到惊讶。无论如何，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采取更广泛的军事行动，并于9月19日打电报给参谋本部：关东军“大胆行动并对全满洲法律和秩序负责”的时机已成熟。1尽管他没有立刻行动，因为内阁和参谋本部起初对是否批准关东军野心勃勃的计划犹豫不决，但是没有多久，关东军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军事业绩，几周内南满大部分已陷于日本控制之下。 满洲事件对东京的文官政府和它所主张的国内外政策明显地是一次挑战。盲目批准满洲的既成事实不仅会破坏日本合作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会伤害其国内的政治结构。外相币原清楚地了解这种挑战的性质；他意识到，除非大陆的军事行动受到抑制，它会损害日本同美、英的关系。他相信，由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种关系现在变得比过去更重要。他还意识到，如果让军官们的片面行为合法化，大陆的军事行动还会引起国内的激进运动。不幸的是，币原的政界和军界同僚几乎都对保持国内与国外秩序之间的脆弱联系不感兴趣。他们没有从国际主义外交和议会政治的联系看待沈阳事件，而是倾向于在中日关系的双边框架内对它作出反应。由于关东军严守其共谋的秘密，包括首相若槻礼次郎在内的文官都倾向于把满洲危机看作中国侵犯日本权利的必然结果。币原终于无力说服别人把保持日本与国际联盟和华盛顿会议列强之间的友好关系放在首要地位。12月若槻内阁辞职，结束了日本外交政策的这一势态。1日本人无视华盛顿条约的框架，并企图代之以用武力和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与中国的严重争端，这就暴露了当国际合作准则不能为其目的服务时，日本人准备抛弃这一准则。 接下来，摆在其他列强面前的问题是：继续把日本看作国际社会的一员，还是把它作为国际主义原则的一名冒渎者而将其排斥在外。无论哪一种选择都会带来风险。如果把日本继续看作华盛顿条约的列强之一，其他列强为了不疏远日本，就不得不默认其在满洲的行径。否则其他列强就必须对日本施加足够的压力，使其恢复理智并保持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强国。不管采用哪种方法，这些强国都有必要正确运用规劝和强硬相结合的手段，以维护华盛顿框架作为最佳选择。在上述策略中存在这样一种危险：过分规劝可能会使日本大胆采取进一步侵略行动，而过分强硬又可能驱使日本放弃任何国际合作的意向。另外一种选择，即在国际社会中对日本进行惩罚，最好，将失掉日本作为一个华盛顿强国；而最坏，则将对改变东亚事态进程几乎不起作用。 如果其他情况都相同，就有理由期望美、英会在一起找出一条解决满洲危机的合理途径和一个以延续的国际主义为基础的解决办法。起初美国和英国确实试图合作以便在国际框架内处理满洲局势，这是华盛顿会议体系的潜在力量的明证。美国在1931年末尤其极为活跃，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是战后美国国际主义的最好时光。英国远不如美国主动，但它的确还是同意美国的倡议，尽管半途而废。 美国对沈阳事件的初始反应是将其国际化。考虑到曾制约战后东亚外交的概念框架，这是最在意料之中的反应。然而总统赫伯特·c.胡佛、国务卿亨利·l.史汀生和国务院里他们的助手们在多大程度上赞同国际合作这一观点却不那么容易预测。在他们心目中无疑日本是错的；如史汀生所叙述，关东军采取卤莽的行动正在公然违抗华盛顿会议条约的秩序。因此，必须呼吁日本政府谴责军方的侵略行径，并同意和平解决与中国的一切争端。史汀生在9月18日后的三个月外交活动抱着这样的目标。他果断地与国际联盟密切合作，当时中国政府已向该组织提出申诉。美国再没有如此主动地与国际组织合作过。史汀生派了一名观察员出席理事会，与国联官员保持密切联系，并主动促使国联采取行动作为结束敌对行为的基础。国际联盟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中日双方停止进一步战斗并恢复战前状态，这与美国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11月，国联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满洲形势并提出建议。美国支持这一步骤，并任命法兰克·麦科伊将军作为该委员会的美方代表。该委员会由英国的李顿勋爵领导。1 美国在满洲危机时期的外交，不是被看作没有必要地使性子，就是被认为劳而无功。当然，最终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未能阻止日本的军事行动。但华盛顿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保持一个国际框架来解决地区性争端。对政府内外的国际主义团体来说，这里是美国为国际主义而起作用的罕有机会，它强调先进国家的责任，如外交家兼学者埃勒里·s.斯托威尔1931年所写的那样，“充当维持人类治安和保护公正和平的代理人”。美国积极准备与国际联盟合作当然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日本一意孤行，正在失去列强社会中成员国的地位。简言之，美国外交的主要关注不是中国，而是国际性的原则。1 英、法以及其他国家赞同美国的主张。英国作为一个亚洲主要强国，与美国基本一致，同意必须维护国际合作框架。然而，伦敦更愿意迁就日本在满洲的权利作为这种合作的一个方面。在本土和东亚的英国官员倾向于同意日本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抱怨是正当的，为保持日本在世界社会中的合作伙伴地位，向日本作出让步比无情谴责它的做法更有利。2于是到1931年末，美、英和国际联盟都有意在国际合作的框架内解决满洲危机，而不疏远日本。后者仍将作为解决争端的国际努力的一方。这当然不是中国人所要求的，中国人要求立即终止战斗并直截了当谴责日本，迫使日本恢复战前状态。但是，中国人对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之间的微妙平衡也很敏感。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不断地把它的权威扩张到中国其他地区，并开展各种经济项目以实现现代化，而满洲危机却迫使蒋政府更关心外交争端。可以想象，大胆反抗日本能激发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和巩固它的权力。但当洪水泛滥饿殍遍野时，过分卷入满洲军事冲突会耗尽复兴经济的资源。最重要的是，蒋介石担心对外战争会有助于**者和其他反对派成为民族解放的斗士，并且会削弱南京政权。只要主要强国，包括日本，遵守国际主义框架，那就符合中国人的意向，因为那样南京政权就能继续努力以恢复主权。按照这种方式，沈阳事件不仅要求日本，也要求中国利用国际主义这一手段。3 日本蔑视为继续保持其国际主义角色所提出的全部建议，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潜在的。1932年1月以后，当关东军占领锦州而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时，日本的一意孤行已经明白无误了。与此同时，关东军推动满洲独立，得到当地各种日本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曾充当单方面解决各种悬案的急先锋。对所有这些组织来说，满洲独立不仅具有战略意义，而且还有象征意义。独立将保留该地区的丰富资源和战略地位供日军使用。它还象征日本领导下的亚洲统一的理想。扩张论者接受石原的观点，主张把满洲变成一个中、日和其他民族——东亚的‘五个民族’——和睦相处的和平而稳定的地区。这是作为一个比西方帝国主义、苏联**或中国民族主义——它们曾毒化中日关系并只有利于西方影响在东方长期存在——更有生命力的替代方案提出来的。1 这样，1932年3月宣布的满洲独立就成为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界标。日本正采取单方面的步骤来照顾它自己的利益，并建立了一个在它统治下的稳定的地区，据称这是世界上没有分裂和剥削势力的地方。文官政府尽管不满意，但实际上没有阻止过这种扩张。2在关东军的推荐下，内田康哉继币原担任新外相，他毫不犹豫地赞成承认满洲国。这发生于1932年9月15日，在国际联盟调查团提交报告两周多以前。没有什么更清楚地暴露日本对国际权威的蔑视了。李顿的报告包含很多安抚日本的章节，假如当时有一个愿意继续与西方合作的强有力的领导，那么东京接受这份报告并不困难。但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报告的发表激怒了日本的官员和政论家。若遵守报告的建议，日本就得与列强合作以重新规定他们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同意满洲保持半自治的而不是完全独立的存在，并同中国和其他国家协力推动满洲的经济发展。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将延续东亚外交的国际性框架，而这正是日本军方当时竭力想要避免的。日本将走自己的路，不管列强有何反应。 列强的反应也开始变化。在同一个水平上，他们继续在现有条约框架和国际联盟内合作。但由于这条途径开始显得越来越无效，美国和英国不得不寻找其他替代办法，美国主张把国际性和单边行动结合起来，从而使日本就范。如史汀生1932年6月所说，“我相信，新的联盟方法与‘老外交’的明智混合能独自获得我们正为之奋斗的实际效果”。1“新的联盟方法”将包括继续与其他国家合作以维护和平。它的表现之一是史汀生在1月向英国建议，两个大国共同谴责日本在上海的行动违反了1922年的九国公约，指望日本会在这种压力下被迫退却。所谓“老外交”，史汀生起初并不指联盟或战争计划，而是指美国单边行动以维持现状。这种想法包含在1932年1月7日发表的史汀生原则里面，它宣布美国不会承认“通过使用与巴黎和约的条款和责任相悖的手段所产生的任何局面、条约或协定”，这里巴黎和约是指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这项没有英国合作的单边宣言表明了华盛顿与伦敦之间正在趋向明朗的微妙分歧。美国正在超越迄今采用的徒劳无功的步骤，采取进一步迫使日本遵守国际合作准则的措施。尽管没有暗示美国有力的措施将被用来实现这个主义，但含意是明显的。史汀生的声明使美国这个现存国际体系的维护者与向这一体系挑战的日本对立起来。显然，两个这样的强国有可能发生激烈的冲突。 1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41—45页。 1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47、 80—86页。 1 加里·b.奥斯特罗尔：《集体不安全：30年代初的美国与国际联盟》。 1 罗伯特·d.舒尔青格尔：《外交头脑的形成：美国外事官员的训练、观点和作风，1908—1931年》。 2 w.罗杰·路易斯：《英国的远东战略，1919—1939年》。 3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68—73页。 1 马克·r.皮蒂：《石原莞尔与日本同西方的对抗》。 2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80—81页。 1 克里斯托弗·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国际联盟和1931—1933年远东危机》，第110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五四时期，1917—1927年 在大多数中国文学史家看来，民国最初的几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低落”时期。一个产生了晚清文学中四位伟大小说家——吴沃尧、李宝嘉、曾朴和刘鹗——和一些其他作者的朝气蓬勃的创造性的十年，忽然终结了。这四位有才能的作家中，李宝嘉未及完成他计划中的120回巨著的一半就于1906年去世。多产的吴沃尧（共写过15部小说）也于1910年死去。刘鹗，也许是四人中最有文采的一个，只写过一部小说，而此书在30年代重版之前并不十分流行。曾朴，在政治信仰方面最革命的一位，因过份忙于其他活动而未能完成他的小说，并且和《老残游记》一样，直到20年代才得到充分的评价。1 辛亥革命出乎意料的胜利，并没有立即引起一场文学的复兴运动。相反，政局的混乱使逃避现实的鸳鸯蝴蝶小说式的书籍大受欢迎。唯一与之竞争的派别“南社”，是涉足文学的革命政治家和报刊工作者的一个松散组织。该社于1903年由三位属于同盟会的报刊工作者柳亚子、高天梅和陈巢南创建，定期出版社员的诗文集，它们多半是社交聚会的产品，据说在民国初年很受革命者和年青人欢迎。但是在半个世纪以后重读其中某些诗篇的时候，会感到它们的情调和形象一般都属于旧传统。胡适甚至斥之为放纵不羁。2回顾起来，南社的作用似乎不在于响应革命，而在于为革命者们提供一个表现文学才能的场所。 和条约口岸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一样，南社的大多数社员都有很深的旧学修养。但是他们的文体和词汇比他们晚清前辈们更加高雅古奥。如果说条约口岸的文学报刊可以被看作是晚清维新主义在文学方面的一翼，那么它在主题和文体方面肯定比南社的诗更加激进，后者的华丽词藻掩盖了他们所宣称的爱国心和忧国忧民的感情。1南社曾经号称拥有1000余名会员，但在最后一次“革命”行动讨袁失败之后，逐渐衰落了。大多数知名的社员卷入了军阀政治的漩涡；柳亚子等另外一些人在短期从政之后，又重新从事报刊工作。 当五四运动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社会-文化风气的时候，南社这一插曲差不多已经被人们忘记了。虽然意识形态方面的鸿沟是显而易见的，但在五四领袖们和这两个过渡群体的成员之间仍然可以在社会事业上找到某种联系。当陈独秀说服一位上海出版家资助他的新刊物《青年》（不久就改名《新青年》）的时候，一些南社社员和条约口岸的有势力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仍然掌握着各主要报纸。上海三家主要报纸——《申报》、《新闻报》和《时报》——的文学副刊的编辑是鸳鸯蝴蝶派的能工巧匠如周瘦鹃、张恨水、严独鹤、徐枕亚和包天笑。包也是南社的一名积极的社员。五四的知识分子们很幸运地能够在由南社控制的报纸上，宣传他们的事业，并能赢得其他革命的报刊工作者和梁启超的追随者的支持。后来他们又逐渐从鸳鸯蝴蝶派作家们的手中，夺取了各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地位。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小说月报》的内容和版面的改变。这份由严肃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杂志，本来是鸳鸯蝴蝶派的基地，茅盾在1921年担任编辑后将它改造成了“新文学”的主要喉舌。 文学革命 当《新青年》越来越引起报刊界和学术界的注意的时候，文化革命的气氛早在1917年2月文学革命正式开始之前，就已经酝酿成熟。在1915至1917年这段时间里，陈独秀的杂志发表了越来越多的吴虞、易白沙、高一涵和陈自己的文章，攻击儒家和赞扬西方思想。胡适首先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主张，受到陈独秀的热烈欢迎，认为是整个反传统崇拜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胡适本人曾津津有味地谈论这一著名史实，并在无意中把自己对这一重要事件的“看法”永久化了。1下面的分析可能与胡适的说明不尽相同，但不可避免地要加以引用。 当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写的一首诗中首次使用“文学革命”一语时，他的主要意图只限于和朋友们对中国的语言进行学术性讨论。他急于争辩并证明白话可以作为有生命力的文学工具。早在胡适之前，白话的重要性已经被认识到了；大批晚清的思想家和报刊工作者-文学家，早已将它作为一种群众启蒙手段加以宣传和使用过。胡适知道这些先例，但他的确也提出了一种“革命”性的主张——他的先驱者们或者是不曾觉察到，或者是未能有信心地加以提倡。晚清提倡白话的人，虽然认识到它可以作为普及政治教育的媒介，却没有承认它是文学表现的主要形式。胡适比严复和梁启超走得更远，他明确指出在过去的千余年中，中国文学的主流并不是古典文体的诗文，而是白话文学。在胡适看来，文言已经是“半死”的语言，它对传统中国文学内容的僵化和形式上的过分雕琢，尤其是诗歌，起了助长的作用。而白话则是文学演变的自然结果；它作为一种活语言的生命力，已经在宋朝理学家们的语录和元明两代的戏剧和小说中得到证明。胡适认为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统一趋势在元代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一趋势，如果不曾被“八股文”的强制推行和明以来的古文运动所遏止，中国文学就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口语的白话文学——胡适把这一现象与但丁以后的意大利文学、乔叟以后的英国文学、路德以后的德国文学相比拟。（因而以后他在芝加哥大学讲学时说，这次文学革命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因此，他相信一种活的语言是现代思想运动的先决条件，而中国文学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换句话说即是恢复宋朝以来文学演变的自然过程。 胡适知道白话文学本身并不能成为一种新文学；“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是他坚持语言工具的优先地位： 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1 后来他自己承认纯粹是“文体革命”的这一想法，在他1916年10月给陈独秀的信中表现得很清楚，在这封信中胡适列举了新文学的八条原则：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胡适在这一最初的说明中，对文学形式方面所提的建议显然比对内容方面更为详细和具体。陈独秀虽然热烈地支持胡适，却担心他的八不主义可能被理解为传统的“文以载道”。因此胡适在《新青年》1917年1月号上发表的下一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中，改变了他的八不主义的顺序（新的顺序是八、七、五、六、二、一、三、四），并试图对新文学的实质加以更多的注意。为了区分新“质”和儒家的“道”，胡适强调了两个方面——“感情”和“思想”——但这仍然含糊笼统。他更加详细地阐述了另外三条原则：二、不模仿古人（他主张用进化的眼光看待文学并高度赞扬晚清小说）；六、不用典（他力图区分仍然具有现代意义的广义的典故和他所摒弃的过时的狭义的典故）；和八、不避俗字俗语。这最后一条显然是他最关心的中心问题，也是他以前和朋友们辩论的症结所在。 但是胡适文章中那种谨慎的语调和学者态度对《新青年》编辑们的激进情绪来说，实在是太温和了。钱玄同不同意胡适对用典所采取的宽容态度，全面反对用任何典故。在陈独秀看来，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不言而喻的；他没有功夫去进行学术性的讨论。在1917年2月1日出版的下一期《新青年》中，陈独秀干脆抛开胡适那些温和的改革主张不谈，宣布文学革命已经开始：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胡1 适）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 诚如周策纵教授所指出的，陈独秀攻击的目标是由三个文学派别占主导地位的流行风尚——桐城派和《文选》派的古文以及江西诗派的诗歌。2尽管陈独秀的三条原则中的建设性部分也包括了胡适主张的白话文体，但更主要的却是针对文学的内容。陈独秀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主张引进现实主义，因为他认为现代欧洲文学已经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进化到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而现实主义较自然主义更适合中国。3他的另外两条原则似乎是把胡适对白话文体的关怀改变成了创造新文学的政治性要求，新文学在内容方面应当更“大众化”和“社会化”。 但是，虽然陈独秀讨厌传统文学的精英主义，他的大众化倾向却仍旧是模糊的。他所理解的那种新文学顶多也只能称之为“社会现实主义”，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文学。凡是现实主义地、真实地描写社会各种人物生活不同方面的新文学作品，只要不是属于“少数贵族”的，他大约都会欢迎。在这一早期阶段，他还不是只专注于更具阶级意识的工农方向。陈独秀虽然拟议出一种范围更广阔的新文学，但他并没有提出创造这样一种文学的具体办法。胡适在1918年春季发表的一篇比以前更有闯劲的题为《论建设性的文学革命》的长文中，讨论了这一任务。 胡的文章里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说，文学革命的建设性目标是创造一种新的白话民族文学。但是既然还没有标准的“国语”，又怎么创造这样的文学呢？胡适的回答带有实验的特点：新的作家应该用一切可用的口语写作。他们可以用传统通俗小说的语言，而以今日口头的说法作补充，如果有必要，甚至还可以用一些文言词语作补充。在所有类型的作品中——诗歌、书信、笔记、译文、报刊文章，甚至墓志铭——他们都应当只用白话。经过不断练习，用白话写作会逐渐变得容易。关于文学创作的“方法”，胡适认为新文学的题材应当拓宽，要包括一切阶层的民众，并且认为实地观察和个人经验，再以生动的想象加以补充，应是写作的先决条件。 虽然胡适不厌其烦地阐述了语言工具和文学技巧，但他对他建设性建议最关键的部分——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却不置一词。和陈独秀不同，胡适不大愿意就他所认为的中国现代读者最理想的新文学类型，作详细的说明（不管怎样笼统的说明）。这可能是由于胡适比陈独秀更少成见，不那么固执已见。1但是更可能的是，他根本没有兴趣，因为对他来说，文学革命实质上是一场语言方面的革命。但是，已经开始的思想革命就是要完全改变中国文化的内容，而文学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部分。陈独秀理解两种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之间的这种关键性联系，并使这种联系得以实现。相反，胡适则从来没有像《新青年》其他领袖那样，投入反传统主义的事业。他在学术上全神贯注于语言，使他因而奇怪地没有觉察到它的思想实质。 就胡适个人所关心的目标而言，文学革命是完全成功了。白话逐渐用于迅速增多的所有新文学报刊。1921年，教育部通令小学教科书一律用白话。反对派起来得太晚也太软弱无力，“文学革命大军”轻而易举地便将它击溃了。林纾给蔡元培的那封著名的长信，是在1917年发动文学革命之后几乎两年才写的。胡适的老友和对手梅光迪、吴宓和胡先驌创办的《学衡》杂志，到1921年才出版，那时白话文早已成了“国语”。当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章士钊于1925年在他的《甲寅周刊》上放最后一炮时，胡适和吴稚晖在他们的回答中甚至没有认真对待他；新文学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完全可以用戏谑的口吻哀悼老章和旧文学的“死亡”。 除了进行人身攻击以外，反对派的论点集中在几个有关的问题上。《学衡》派反对胡适的进化论观点，坚持说，在进化的最后阶段出现的几种文学——如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不一定比以前的文学好，也不能取代早期的文学。1因此每一种文化的古典遗产都应予珍惜，因为它为改变与改革提供基础。作为中国古典遗产的主要媒介，文言不能完全被白话取代。林纾更进一步争辩说，如果对文言文没有全面的知识，作家们就不可能创造出一种白话文学。 这些论点显然都倾向古典主义，至于《学衡》派，他们的老师白璧德的思想印记也很明显，他要求他的中国追随者“保存包含在中国的伟大传统中的真理的灵魂”。2但是在这热情奔放的破除迷信的新时代，这种理性地保卫传统的主张无论想得多么周到，也注定要失败，因为它与要求革命变革的激进冲力背道而驰。文学进化论的概念不但是胡适的特点，也为这激进的一代中许多人所拥护，它是他们对未来看法和西化倾向的直接表现，他们认为必须用西方观念来取代旧传统，才能将中国转变成现代国家。甚至连反对派也不反对变革；他们只不过反对某些过火行为。他们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的最弱的一环，就是他们看不起和不信任白话文。他们担心口语变化太快，因而不适宜作为“经典”著作或文学杰作的语言，因为它们是永恒的，至少应能为后世所理解。白话文的倡导者和反对者似乎都不曾认识到，最后在五四文学中形成的“国语”是一种口语、欧化句法和古代典故的混合物。保守的评论家们忧虑得不是地方，因为文学中使用白话并不一定会降低质量；而且这种忧虑也太早了，因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到30年代又遭到像瞿秋白这样的左翼评论家的抨击，认为它是披着现代外衣的贵族精英主义。 新作家的出现 文学革命的破坏任务虽然遭到一些软弱的敌人的零星抵抗，还是很容易地就完成了，它的建设阶段却是更困难的。 中国的“新青年”们对文学革命立即作出的热烈响应，也许超出了这一运动领袖们的梦想。几年之内，新文学杂志有如雨后春笋，在各大城市成立的文学团体在100个以上。1所有这些自发的发展都证明了五四运动，特别是学生们1919年的游行示威所引起的热烈情绪。 新形成的文坛的领导权起初掌握在北京地区的教授们手中：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沈尹默、鲁迅（周树人的笔名），和周作人。他们的一部分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朱自清，还有叶绍钧——创建了新潮社，并出版了同名的刊物。一位有学问又有进取精神的编者孙伏园，接管了北京《晨报》副刊后又接管了天津的《京报》副刊，把它们变成新文学的出色橱窗，登载新秀们的著作。这些学者、学生、编辑和撰稿人，以北京为中心结成一个松散的集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一种文质彬彬的学者风度，与上海文坛那些傲慢的人的狂放任性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京派”中的老成员们——周氏兄弟、孙伏园，钱玄同和出版家李小峰——后来创办了《语丝》周刊（1924—1930年），发表著名的有教养的语丝体评论，避免过激的立场。《新青年》的领导于1921年分裂后，胡适很快分离出去，并和一群主要是受过英美教育的学者——著名的有陈源和徐志摩——携起手来。陈源创办了《现代评论》，而徐志摩则是新月社的主将，该社后来出版《新月》杂志（1928—1933年），在抗拒左派和鲁迅的攻击、捍卫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文学和政治观点的文学论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20年代早期，在《新青年》已变成政治刊物从而失去了在新文学中的领导地位以后而《语丝》和《新月》还未能造成多大影响之前，主宰文坛的是两个组织：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在北京正式成立，开始时有21个会员，大部分来自“北京集团”，如周作人、郑振铎、孙伏园、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和郭绍虞。他们在茅盾的努力下组织起来，茅盾是少数和北京集团没有关系的创建者之一，刚被任命为有影响的《小说月报》的主编，因而为他提供了大好机会将这个原本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刊物转变过来为新文学服务。在经过改造的《小说月报》的第一期里（第12卷第1期），文学研究会发表自己的宣言，规定了三条原则：（1）联络从事新文学的人的感情，以求互相理解，结成一个作家的团体；（2）“增进知识”，特别是外国文学的知识；（3）为作家协会“建立基础”，借以提倡文学工作不是消遣或娱乐的方式，而是一种“终身的事业”。1 1921年1月发表的这个宣言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是献身于独立的、可尊敬的文学事业的专业作家团体的第一份宣言。它证明20多年来他们的晚清先辈们为文学职业化所作的努力是合理的。通过发展会员、在其他城市建立分会、出版新刊物——《小说月报》之外，著名的有《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和《诗》——文学研究会得以巩固和扩大阵地，使越来越多的新人能够发展他们的潜力，树立起职业作家的声誉。除了叶绍钧、茅盾、王统照、许地山之外，文学研究会还培养出众多的人才，如谢冰心、许钦文、黄庐隐和丁玲。文学研究会还主持了大量欧洲文学的翻译工作。《小说月报》出专刊介绍托尔斯泰、泰戈尔、拜伦、安徒生、罗曼·罗兰，以及“被压迫民族”文学、“反战文学”、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文学研究会在1925年达到它活动的顶峰，其后逐渐衰落，到1930年就销声匿迹了。 另一个主要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差不多同时成立。它最初是由少数亲近的朋友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和张资平等人发展起来的，他们全都曾经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经过一连串非正式的磋商，他们决定出版一份新文学刊物。当他们回到中国以后，上海一家不大的出版社“泰东”首先利用了他们的才能。1921年7月，创造社正式在上海成立时有8个成员。在郭沫若的倡议下，他们决定出版《创造季刊》（1922—1924年）。其后是另外两种期刊；《创造周报》（1923年5月—1924年5月）和《创造日》（共出一百期，1923年7月21日—10月31日，是《中华日报》的副刊）。1924年一群年青作家入社，出版一种新的半月刊《洪水》。当1926年大部分老社员去广州以后，周全平负责出版部的工作，把他的更为激进的朋友们拉了进来。新老社员之间开始出现日益扩大的分歧。老社员们在1926年又创办了一份新的期刊《创造月刊》，出版到1929年1月。但是年青的伙伴们在上海已经掌握了大权，把郁达夫挤了出去，并说服成仿吾和郭沫若把创造社的出版物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因此创造社被认为经历了两个阶段：早期，1921至1925年的“浪漫主义阶段”和1924年郭沫若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逐渐向左转的阶段——他们自己著名的说法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大多数文学史家一直将这两个文学组织之间的分歧用两个口号加以区分：“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1前者被看作是文学研究会的立场，它的成员们提倡“现实主义”，而后一种立场属于创造社，它的社员们实践“浪漫主义”。但如果仔细考查，这种理论上的敌对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这两个集团代表五四时期大多数新作家共同主要气质的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这是一种自我与社会互相交织的人本主义的气质，但经常以强烈的感情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方面，这种人本主义的气质较多地从社会的和人道主义的方面表现出来，而创造社的领袖们的早期著作则有集中于自我的倾向。但这两种倾向并不互相排斥。因此周作人在他的两篇重要文章——《人的文学》和《文学的要求》——中，主张通过作者“自己”的感情和思想紧密地“联系人生”。换句话说，自我表现无例外地都和全人类联系在一起，因为周作人把个人看作是“有理性的”生物，是“人类的一员。2在使新文学更加集中注意力于社会的同时，茅盾也提醒读者，真正的自我意识与“社会同情”并非互不相容。3创造社的作家们更经常地使用“浪漫主义”语汇，歌颂“美”、“全”和创造。但是他们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和其在欧洲文学中的含义很不同。在欧洲文学中，这个口号是将更深刻的艺术境界的真实与外部生活和现实的市侩主义相对立。可是在成仿吾看来，艺术“美”的作用是“培养”和“净化”生活：“文学是我们精神生活的食粮。我们能感受到多少生命的快乐，多少生命的颤动啊！”1郭沫若则进一步将这种“生命的颤动”变成了对社会不满的叛逆行为。 处于前马克思主义阶段的创造社的成员们，较之更冷静的文学研究会的作者们更加对“生活”充满了喜悦。因此这两派的区别更多地属于着重点和偏爱的不同，而不在于基本的美学理论。两派的作家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强有力地支持胡适的文学改良的一个原则：“语语须有个我在”。不过在关于自我和社会的人道主义中，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在20年代初期更关心的却是前者。 浪漫主义与个性解放 郁达夫曾经写道：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就首先在于个性的发现。2在文学革命之后的最初几年里，文学市场上充满了日记、书信和主要是自传体的作品——全都是满纸的顾影自怜和自我陶醉，而且激荡着青春的放纵。文学革命使20多岁的男女出了名。他们那洋溢的激情部分地是青春的自我表现。在许多方面他们确实体现了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中所号召的那些品质：他们是进步的、有闯劲的、科学的和个人主义的。用陈独秀形象的说法，他们的生活和作品为陈腐的中国文化的尸体带来了新鲜活泼的细胞。 五四时期一般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们的特征，是一种高度的活力，它给五四文人以更加积极的品德，并将他们与他们那些脆弱的、精疲力尽的传统主义的对手们区别开来。这种青春活力的很大一部分自然是用来摧毁传统。正如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槃》的主题所极其生动地表现的那样：个人的烈火和集体的热情将焚毁一切旧时代的残余，从它们的灰烬中新中国的凤凰将获得再生。在这方面，正如夏志清所说：“中国的青年们用以迎接五四运动的那种乐观主义和热烈情绪，与法国大革命以后激励着一代浪漫派诗人的那种感情本质上是相同的”。1 但是对再生的中国的憧憬的实现，比五四时期那些反偶像崇拜者所预想的要遥远得多。在抛弃了所有传统方式和价值，并摧毁了一切信仰和确定的方向之后，五四作家们发现自己处于新体系——**思想——演化出来之前的过渡时期的文化真空之中。军阀割据所导致的政治混乱加强了他们的异化感，因而使情况更加恶化。五四作家们被割断了和政治权力的联系，并且和任何社会阶级都缺乏有机的接触，他们被迫回归到他们自身，并将他们自我的价值观念强加于社会——这一切都是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 在差不多整整十年之内，这种青春激情的爆发可以用一个难以捉摸的字眼概括：爱。对于迎着浪漫主义疾风骤雨而前进2的五四青年，爱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作家们是这一倾向的带头人。写几篇爱情的自白书和追求一种基于爱情的“摩登”生活方式，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时髦。因而五四作家们的普遍形象常是因爱情而纠缠在一起的一对儿甚至是三角。由于郁达夫和王映霞、徐志摩和陆小曼、丁玲和胡也频这样一些受爱情折磨人物在爱情上的行为和方式，个性的重要意义受到广泛的认可。爱成了新道德的无所不包的象征，很容易地取代了循规蹈矩的传统礼法，礼法现在只不过是遵奉者的束缚。在解放的大潮中，爱情和自由被看作是一回事，认为通过爱和宣泄自己的感情与精力，个人就会成为一个充实而自由的男人或女人。敢于爱还被看作一种叛逆和诚恳的行为，是抛弃虚伪社会一切人为限制以发现真实自我并将其揭示给自己所爱的人的行为。就这种意义上讲，20年代的浪漫主义情绪完全是世俗的，并且，根据夏志清的意见，“在哲学上是浅薄的，心理上是不成熟的”：它未能“探索心灵的深处，信仰一种更高的超脱世俗的或内在的真实”。1 但是作为一种积极行动的气质，浪漫主义的爱情对社会运动却有特殊的影响。对于妇女的解放运动尤其如此。妇女解放运动在本世纪初即已开始，到20年代达到**。新文学家们再一次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这一运动的“教父”是胡适（他本人在私生活上也许是最不解放的男人之一）。胡适在1918年由于翻译《玩偶之家》，将易卜生主义介绍到中国，他无意中将剧中女主人公娜拉推举到前所未有的家喻户晓的程度，成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象征，难以数计的女青年挣脱家庭的锁链和幼年时代的环境，都以娜拉这个榜样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娜拉最后砰然关上家门以示与制造自私、奴性、虚伪和卑怯（胡适所指出的四种弊害）的社会决裂的行为，被她们看作她作为解放了的妇女具有的重要意义的表现。她们赞许娜拉反驳她丈夫对她指谪时所作的表白：“我只对我自己负有神圣的责任”。2按当时流行的理解，一位中国的娜拉对自己的基本责任就是她应该有爱的权利。在爱情的名义下，传统的婚姻被破坏，建立起新的关系。“恋爱自由”成了十分流行的口号，几乎和妇女解放的意义相同。 但是这一关于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信条，却令人苦恼地和许多使这一无所不包的价值观念的局限性显得更加突出的问题，纠缠在一起，这一点，对现代中国的女作家来说尤其如此。在五四时期为数众多的娜拉们看来，易卜生主义的关键是“出走”这一作为开端的行动。当娜拉将“玩偶之家”的门砰地一声关上的时候，她的解放就被认为是完成了。她们中很少有人认真地想一想鲁迅在1923年提出的问题：“娜拉出走后怎样？”正如梅仪慈在她关于20年代和30年代女作家的论文中所作深刻分析指出的那样，现代中国的女作家们“在和文艺与社会的权威以及支配她们生活的旧秩序与价值观念断然决裂之后……突然变得无所依傍，只能从她们自己的感情和不确定的关系中获得支持，而这种关系本身又取决于不可靠的感情。当自我肯定的权利终于得到了的时候，却证明它是靠不住的东西，而依靠爱情和感受来维持生活的女人，就更加容易受到其他苦难的伤害”。1 这一时期一些著名女作家——黄庐隐、冯沅君和丁玲——的作品，为这种勇敢与脆弱、叛逆与幻灭的混合感情提供了感人的佐证。冯沅君在她的著名小说《隔绝》中，描写一对没有经验的浪漫情侣在和家庭决裂出走以后所遭遇的艰难与困苦。在文学研究会的黄庐隐的作品中，总是出现欺诈与受害的主题：她那些解放了的女主人公满脑子都是从在家里读过的传统言情小说里学来的爱情幻想，对仍然是由男人主宰的社会简直毫无准备。她们起初的叛逆很快就导致了她们的“堕落”。当这些初出茅庐的娜拉式的少女被追赶时髦的纨绔子弟领进放荡**的世界时，他们就油嘴滑舌地炫耀自吹出来的文学天才，娴熟地玩弄“自由恋爱”的把戏，占那些毫无经验的幼稚的理想主义的姑娘们的便宜。 丁玲也许是现代中国最主要的女作家，她早期的小说提供了这种混乱情绪的最大胆的例子。她最有名的小说《莎菲女士日记》，描写的是一位和两个男人搅在一起的“新女性”：她不满足于那个柔弱伤感的青年，而被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富有花花公子所吸引。和庐隐的那些“游戏人生”的女主人公不同，莎菲女士设法征服了两个男人，不过她的征服**在表面上看来虽然好像是表明了她坚强的个性，却掩盖着内心复杂的追求与负罪的苦恼。莎菲女士的故事，可以被看作一个被****与精神恋爱二者之间的冲突和差异弄得晕头转向的现代女子的经历；她精神狂乱，无法将两者结合起来。1 对于黄庐隐和丁玲，爱情的持久性主要在精神方面。为了反抗将**看作男人玩物的传统习惯，为了恢复婚姻中的爱情，五四时期的易卜生主义者反对中国的多妻制习俗，因为其动机是肉欲的而非精神的。既然爱情被认为是一种新的道德，爱情的道德内涵自然就更着重于精神，因而中国的娜拉们的感情经历常常会导致一种新的嘲弄。她们虽然可轻易地以爱情的名义拒绝传统的婚姻制度，却难以在她们所理解的爱情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关系或婚姻。由于她们的“精神”倾向，她们无法“弄清也无法对自己解释她们所经历的难以抑制并搅得她们不得安宁的冲动”。因此，她们的写作过分专注于自我，想借此说明她们作为解放了的妇女而存在的理由，同时“通过自我表现显示她们是什么样的人”。2 女作家们这种强烈的主观给五四时期的文学带来了一种新的深度和新的复杂的心理广度。但这也暴露了她们在艺术上的局限性。正如梅仪慈所指出的，“尽管许多男性作家后来终于不再沉缅于自我表现与自我忏悔式的写作，五四后这一段时期里的女作家们却谁也未能达到过茅盾描写社会的那种广度，或者鲁迅的讥评的深度，或者张天翼的讽刺的力度”。其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大多数女作家一生中的创造性阶段都只限于青春期刚结束的那一段时间”。1一旦她们经过了这一充满青春活力的自我追求与自我肯定时期，她们的写作动力好像也随之枯竭了。除了丁玲以外，大多数女作家在纵情沉缅于爱情这个阶段以后，都安定下来过着更常规的生活。到30年代，20年代的那种欢乐感已经消失，大多数的娜拉们便放弃了写作生涯而成为教师、学者，或者像凌叔华和冰心那样，当了家庭主妇。鲁迅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娜拉出走后怎样？”——的回答，证明确有先见之明：娜拉或者“堕落”，或者“回家”。2鲁迅提出的问题和所作的回答似乎暗示，只要经济上不能独立，在社会地位上不能平等，娜拉们的解放顶多也只能是一种时髦的姿态，一种浪漫的人生观，而最后则不免是一种幻觉。只要中国人民各阶层不来个根本性的改变，中国的娜拉们永远得不到完全的解放。 尽管对20世纪初期中国妇女解放的可行性持强烈保留态度，已届中年的鲁迅对女作家们仍表示同情甚至关怀，而对他的某些男性的同行们，却只有冷峻的轻蔑。“才子加流氓”虽是他专门送给创造社人士的简洁的雅号，他却可能极愿意将它扩大到一大批文坛新贵的身上，他们大肆炫耀刚在某个新创办的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小说或一首诗，要求立刻承认他们，他们的声名主要不是由于他们作品的质量，而是由于他们那种浪漫的行为。对于许多五四时代的作家，生活就是艺术，艺术就是生活。将作家的个性和生活经历提到这样的高度——对自我如此过分关注——对五四时期文学创作的性质和质量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鲁迅与现代短篇小说 五四文学最引人注意的特征是它那强烈的主观主义。在晚清小说中出现的日益突出的作者个人感受，到五四时期发展到了顶峰。少数晚清作家仍在试用略加掩饰的作者即主人公的写法（刘鹗），或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传统写法（吴沃尧），五四作家却完全抛弃了讲故事的姿态，“讲故事的人暗指作者，甚至就是作者本人”。1在许多情况下，作者毫不掩饰地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出现。这种“新的作者主人公的出现”最经常地发生在短篇小说中，而短篇小说无疑是文学革命后十年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形式。也许五四作家们过分地忙于写出他们自己激动而不安定的经历，以致顾不上花更多的时间写长篇小说。2 按照普鲁舍克教授的说法，选择短篇小说，也和西方文学及中国文学传统的双重影响有关。出于对中国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古典形式的反抗，五四作家们很自然地被最不受传统束缚的那些文学门类所吸引。既然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除少数的例外，一向被排斥在古典文学之外”，它们就成了新作家的宠儿了。3诗歌在古典文学中占有崇高地位，反而被降到从属地位。在两种形式的散文记叙体中，长篇小说直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才流行开来。如普鲁舍克所指出的，其原因可能是，五四作家极力模仿的19世纪欧洲长篇小说，和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相比，主题构思整体性更强，结构更加严谨，因而现代中国作家更难掌握。并且尽管晚清长篇小说在艺术上已有相当大的进步，它仍旧过于“传统”，不能成为急于反对传统的新作家们表达思想的方便工具。 就短篇小说这一体裁说，郁达夫是20年代早期最著名的作者之一。他的第一个集子里的短篇小说——《沉沦》、《南迁》和《银灰色的死》——以它们对“性堕落”的前所未有的坦率描写而引人注目。但郁达夫早期短篇小说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特征，是他追求感情的满足，**的挫折不过是这种追求“忧郁症式的”表现。对这种自称“零余者”的孤独者来说，生活只不过是一次伤感的旅行，形影相吊的主人公漫无目的地浪游，寻找生活的意义。因此，郁达夫小说的特点是感情、观察和事件的自然展开，并没有压缩到首尾连贯的结构之中。过去和现在，几乎是随写自传的主人公之意，凭印象层层叠叠交织在一起。唤起各种情绪和回忆，不是为了促进情节的发展，而是为了创造某种激越的感情。郁达夫在他写得最成功的地方往往能表达出真实而强烈的感情；其败笔则会给读者以漫不经心和支离破碎的印象。1 尽管郁达夫颇有才华，但也只能算是在模仿和试验中摸索写作短篇小说技巧的新手。事实上他的某些短篇小说读起来更像抒情的散文，不像结构严谨的小说。和郁达夫的作品比起来，创造社的其他作者们的小说创作显得粗糙（成仿吾），漫无节制地多愁善感（王独清），或者简直就是为了赚钱（张资平）。唯一例外可能是郭沫若，但是他的创作才能更多地表现在诗歌方面，而不是在小说方面。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的作品似乎略胜一筹。尽管研究会的作家们的小说中也表现出强烈的自传倾向，但他们一般地不像创造社的同行们那么言过其实地自命不凡。他们写热烈探求人生意义这一主题时，不那么沉迷于自我，而是更倾向于人道主义。在黄庐隐的作品中，正如前面已分析过的那样，这种探求采取了女主人公从理想主义发展到理想幻灭这一过程的形式。冰心对“年青一代在痛苦的转变时期进退维谷的处境”1的处理，是更理想主义的，“富于哲理”。与黄庐隐不同，因《寄小读者》而驰名的冰心，倾向于多愁善感地描写母爱，并根据作者自己童年欢乐的形象将世界理想化。文学研究会创作的最佳样品是由叶绍钧提供的。按夏志清的意见，在《小说月报》发表作品的早期作家中，叶绍钧是“最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他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始终保持了“高超的才能”和“高雅的感情”，在这些方面，他的同时代人中很少能与之匹敌。2叶绍钧早期的短篇小说大都是以教育为主题，这反映出他自己作为一位虔诚的教师的经历。这些故事表现出的哀愁并非来源于主人公个人的苦难（如像郁达夫的作品那样），而是出于对主人公力图实现自己的目的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热情关注。在一篇又一篇的故事中，叶绍钧都描写理想遭受挫折这一模式：热心而富于理想的教师们到处碰壁、失败。在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中，叶绍钧简要地描绘出了一位作为教育改革者的五四知识分子的肖像。这部基本上是自传体的小说，是第一批出版的有不少优点的书中的一本（1927年）。它叙述一位小学教师的经历，他对教育和社会改革的玫瑰色的设想，最初是由他所在学校的校长和他的女友的爱情培育起来的，但却被政治环境的阴暗的现实所粉碎。主人公最后得伤寒症死去。 茅盾称赞《倪焕之》的生动的现实主义，认为是值得重视的成就，但茅盾同时也指出，尽管小说结尾处表现出幻想的破灭，叶绍钧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个不成熟的理想主义者。他一面描写城市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一面却又不惜点缀几笔“光明”。对于叶绍钧，“美”和“爱”是人生的意义的真谛，是将灰色的生活转化为光明的基本条件。1但是尽管叶绍钧态度诚恳，技巧纯熟，并且感觉敏锐而有修养，他仍然不能和五四时期最成熟最深刻的作家鲁迅相比。虽然鲁迅只写了两集短篇小说（而叶绍钧写了6集），他却给本来是很浅薄的五四早期文学带来了思想的和艺术的深度。因此应该予以更加仔细的分析。 在同时代人中，鲁迅作为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的天才是无与伦比的。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怀旧》，虽然是在文学革命之前用文言文写成，却已经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敏锐感和成熟的技巧。2鲁迅此后所写的以他的传统味很浓的故乡绍兴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洋溢着一种主观的抒情韵调，这表现出他对自我与社会问题的复杂而迷惘的反应。虽然鲁迅的这些小说被看作反传统的文学而受欢迎，但对以两个主要文学团体为代表的那种早期创作成果来说，却是不很典型的。 鲁迅本人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有两种重要的激情促使他从事小说创作。他声称其目的是启发人民和改良社会：“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但是他也承认他的小说是他个人回忆的产物：他写作是因为他无法从记忆中抹掉那些一直烦扰着他的某些往事。因此他在小说创作中极力将对个人往事的回忆和对民众进行思想启发二者，艺术地结合起来。他试图重新整理自己对个人经历的追忆，使之溶入更加广泛的中国国家历史的图景中，以使创作不像大多数早期的五四文学那样以自我为中心，从而对读者更有意义。在一定程度上，鲁迅巧妙地将这两种激情熔铸成了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这种民众与个人两方之间的创造性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其结果并不总是和谐的。 当钱玄同第一次要求鲁迅给《新青年》投稿的时候，鲁迅用一个含义深刻的暗喻来回答：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2 在一个充满漫无节制热情的和乐观的时代鲁迅竟有如此阴暗的想象，足以证明他与众不同的心态。一间铁屋子没有窗户可透进一点光亮——的确是一幅黑暗封闭的图象——这就是他所认为的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恰当的象征。这一明确的信息当然是在号召思想启蒙。但是这一似非而是的比喻还暗示一场不祥的悲剧：那些“较为清醒的人”当他们被惊起的时候，也会和那些“熟睡的人们”一样，得到同样的结果，而鲁迅并不曾指出捣毁这铁屋子的任何途径。随着他的故事情节的开展，“铁屋子”这一主题也在少数清醒者或半清醒者与熟睡的大多数人之间的一系列悲剧性的对抗中，得到发挥。这些熟睡者的不觉悟，往往由于他们愚昧的残忍行为而变得更为恶劣。孤独者这一中心形象和群众的对立，揭示出鲁迅对自己的“民族主义”和无法解决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矛盾，有一种左右为难的感情：换句话说，就是在对社会思想启蒙的责任感和无法克服的个人悲观主义之间深感不安。 鲁迅在他的几篇小说中描写过“群众”：《孔乙己》中咸亨酒店里的顾客，《狂人日记》和《明天》里的邻居，《祝福》和《风波》里的村民，尤其生动的是未受到充分重视的《示众》中的看客。在谴责群众中某些老一代人的时候，他达到了自己讽刺艺术的顶峰，例如《高老夫子》、《肥皂》和《离婚》。通过对这些个人或集体的速写，鲁迅拼集成一套自己同胞的画像——一个居住在“懒散、迷信、残忍和虚伪”社会里的民族。1他揭露了一个阴暗的、“病态”的急需救治的社会。这种“病态”的根本原因，在鲁迅看来，并不是体质上的或环境方面的，而是精神上的。自1906年他决定放弃医学转而从事文学之时起，就一直不倦地通过文学以探求群众的“精神”内容和深入揭示中国的“国民性”，这种努力左右着他对群众的看法。鲁迅探求的结果虽然在他的许多著作里都可以找到，却最完整地表现在他最长的一篇故事《阿q正传》中。 鲁迅在他这篇最著名的作品中并没有展示出一位强有力的个人英雄，而是创造了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平庸人物——阿q，普通人之中的最普通的人，群众中的一张熟悉的面孔。因此阿q的传记可以了解为中国群众概括的写照。阿q的许多缺点也为作为一国之民的中国人所共有，可以归纳为两种压倒一切的反面品质：他的“精神胜利法”，一种自我欺骗的将失败转变为似乎是胜利的思想方法；和他甘愿作压迫的牺牲品的“奴隶性”。这两种品质必然也就是中国的病根，是过去历史的遗产。鲁迅的意思是，历史上屡受屈辱的经历，尤其是近时强大野蛮民族的侵略，在中国人的心理中灌注了一种被动的、不假思索的听天安命的态度。因此说来可笑，阿q精神竟是完全没有精神。 虽然阿q是群众的一幅镜子中的影像，他却为群众所疏远，由劳动者变成了被社会所遗弃的人，在故事的最后三章里，阿q光成了“革命者”，然后是一名“强盗”，而最后则是个被定罪的死囚。在“大团圆中”，他在群众面前游街并被处决。他一生的最后经历就这样给辛亥革命的失败作出了可悲的评语。1虽然为时已晚，阿q在临死时确实获得了某种觉悟，不过不是对他自己的性格或者对革命的意义的觉悟，而是认识到了中国民众的真实性格，正是那些看客们一直在迫害他，他们似乎是急于要吞食他的血肉，并且已经在“咬他的灵魂”。他在不知不觉中让自己成了他们的牺牲品和祭神的羔羊。 作为一个“熟睡的人”，阿q并不曾经历死亡的痛苦，尽管在临死时他有了一点醒悟。但是当写到“较为清醒的人”——那些多半是知识分子的不幸者，他们和阿q不同，他们身处熟睡的人群之中而又和他们很疏远，他们奔走呼号——时，鲁迅对民众的教导经常渗透着同情和绝望的个人感情。这些人物好像是从记忆的恶梦中浮现出来的，是鲁迅痛苦地“追忆逝去的时光”的结果；他们体现了鲁迅自己和他内心的斗争。最重要的是，他们象征着鲁迅赋予那些“较为清醒的人”，尤其是他自己的那种占据中心地位的哲理性的两难处境：这些不幸的少数人由于有天赋的敏感和理解能力而惊醒过来的时候，他们能从“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中找到什么意义呢？ 《狂人日记》（中国第一篇现代短篇小说）的主人公是鲁迅的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中最早，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他可以被看作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最崇拜的“摩罗诗人”的“患精神病”的后代——一个叛逆者和新思想的开创人，一切政治、宗教和道德的改革都是从这些新思想开始的。但是这种英雄的姿态却因完全脱离群众而受到极大的限制，使得他对社会的影响几乎等于零。他的过分敏感和探求精神成了疯癫的证据，并因此而受到迫害。正因为这一点，他是孤立的，被周围“熟睡的”群众所排斥，成了他们的牺牲品。 虽然鲁迅创造的这位知识分子英雄关于中国社会吃人的性质所提出的警告，被当作疯子的呓语，他在日记的末尾却发出了清醒的呼吁：“救救孩子。”但是在此后鲁迅的某些为现代知识分子所绘的肖像中，这样的训诲逐渐让位于一种更加忧郁的倾向；愤怒的叛逆者被沉思的孤独者、痛苦的伤感主义者和自杀的厌世者所取代。在三篇典型的带自传性的短篇小说中，鲁迅所描写的“较为清醒的人”也逐步变得悲观，甚至几乎完全绝望了。 《故乡》里的那位说故事的知识分子，即鲁迅小说中的“我”，遇见了他童年时代的朋友闰土，他已经从一个农村少年变成了饱经风霜、苦于多子的中年人了。讲故事的人立即有一种深深的隔膜感，这不单是由于他和闰土之间社会地位的悬殊，也是由于时间的嘲弄将他以往的欢乐变成了今日的悲伤。他清醒地看到自己已经不再能进入囚禁闰土的那个世界，也无力将过去的朋友从中解放出来。因此他的孤寂是认同感被绝望所窒息的结果。仍然是知识分子的洞察力，使得过去与现在的矛盾变得更加难以忍受。 《在酒楼上》的那位故事的讲述者，也同样在一家酒楼里和过去的朋友不期而遇。两位朋友过去都有激进的理想，而现在又同样地意志消沉。因此，当故事的讲述者听到他的朋友说起此次给他的弟弟迁葬和拜访老邻居的情景时，他们相互之间的理解几乎完全一致：故事的讲述者和小说的主人公，实际上可以看作鲁迅本人的两个艺术的再现。通过巧妙地安排两个人物之间的交谈，鲁迅在小说里巧妙地进行了自己内心的对话。 鲁迅内心的矛盾在这个故事里并没有得到正面的解决。正如帕特里克·哈南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酒楼上》和《故乡》的中心思想，都是“不能实现鲁迅那一代人为之献身的为社会服务的理想和道德的理想”；这牵涉到“个人的良心甚至罪责的问题”。1《孤独者》是鲁迅小说中最伤感的一篇，其中罪恶感和幻灭感进一步蜕变成自我厌恶和自我失败主义。小说的主人公魏连殳经过了一连串的挫折之后，又参加了他祖母的葬礼，失去了生活中最后一点亲属之情，他面临使一切厌世者苦恼的中心问题：生活中还有什么东西值得为之活着？魏连殳在他的最后告别信中所作的回答很有启发性： 我失败了。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去；现在，大可以无须了，然而要活下去…… …… 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你以为我发了疯么？你以为我成了英雄或伟人了么？不，不的。这事情很简单；我近来已经做了杜师长的顾问……”1 这最后的讽刺语调使鲁迅的觉醒了的孤独者形象面对痛苦的结局。他已经失去了天才的狂态，失去了孤独的英雄主义的气派，甚至失去了怪癖和玩世不恭的傲慢。他自暴自弃，与世疏远，不受赏识，这种生活将他引向绝望的尽头：通过自杀性的妥协行为——“无可挽救的死”——他加入了庸俗的大众。 《孤独者》作于1925年10月，正是鲁迅的消沉达到最低点的时候。但是他没有跟随他的主人公，而是在此后的几年里逐渐从中解脱了出来，从政治上走上献身“左翼”文学的道路。他生活中的这一阶段被称为上海时期（1928—1936年）。他的这两部短篇小说集，代表了他在五四运动中最初的“呐喊”和**过后随之而来的“彷徨”。为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鲁迅与他较年青的同时代人根本不同的心态，提供了极其深刻的佐证。作为一个阅历丰富的中年人，鲁迅具有更成熟的洞察力，能够透过五四反对传统的浪漫主义的光辉找出隐藏在后面的问题和冲突。对这些问题他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实际上他出于训诫的目的而暴露病态，并未导致任何明确的医治方案。什么地方也没有看到“铁屋子”的破坏。但是鲁迅却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更成功地、尖刻地嘲讽了一些“铁屋子”中的“熟睡者”。他并且成功地以极大悲痛与激情，揭示了剧烈转变时期中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即此两点，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就是肯定了的。 外国文学的影响 除了作为最杰出的短篇小说作者，鲁迅还是最坚持不懈的外国文学翻译者之一。和他的弟弟周作人一起，他开创了对俄国和东欧小说的翻译，收在1909年出版的两册《域外小说集》中。这两册书在商业上失败得很惨，每册只卖出20本左右。1 较周氏兄弟远为成功的翻译家是晚清学者林纾，他从来没出过国，不懂外语。但是当周氏兄弟的译本出版时，林纾已经出版了54种译书。在令人难忘的20多年翻译生涯中，林纾译了大约180种书，其中1/3以上是在清朝的最后13年中译出的，其余的则译成于民国最初的24年。2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林纾之所以受欢迎，首先是由于他天赋的文艺鉴赏能力和高雅的古文笔法：在口译者的帮助下，他能轻而易举地把握住外国小说的风格和情调。他曾说他能够区分一部小说与另一部小说之间的细微差别，如像区别家人的脚步声一样。3作为对唐宋散文有深刻修养的古文大师，林纾养成了对西方文学的不可思议的判断力：他认为狄更斯远比哈葛德高明，并将这位英国大作家的各种写作技术与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和唐代古文家韩愈相比。他的学术性很强的序言（虽然也许只不过是对自己的译述工作的理论解释），肯定能令有教养的和没有教养的读者同样感兴趣。但是林纾商业上的成功，很可能更与他利用繁荣的文学报刊事业，并使自己的译述适应流行晚清小说类型的才能和运气有关。因为他的绝大部分译著都属于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这两大类；另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侦探小说和冒险小说（仅哈葛德的作品就占25种）。 正是林纾，这位文言文的大师和文学革命的反对者，为年青一代的想象力提供了必要的营养：几乎没有那一个五四作家不是通过他的翻译接触西方文学的。他所译的狄更斯、斯各脱、华盛顿·欧文、哈葛德等人的作品，尤其是小仲马的《茶花女》，都是经久不衰的读物。当林纾使现代中国作家和读者能够接触到西方文学的时候，他的同时代人苏曼殊则将西方作家变成了迷人的传奇人物。1由于他出版了《拜伦诗选》（1909年）——特别是他翻译了拜伦的诗《哀希腊》——苏曼殊将这位英国的浪漫诗人变成了超凡入圣的英雄，可能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中最光彩夺目的西方作家。苏曼殊将拜伦偶像化并将自己比拟为拜伦，为中国接受西方文学立下了一个有趣的先例：正如拜伦被苏曼殊当作慷慨悲歌的英雄的光辉形象崇拜一样，自此以后一位外国作家在中国的地位，就要由他的一生和品格来衡量了：而他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则几乎不关紧要。 到了五四运动时期苏曼殊的遗产为徐志摩和郁达夫以及创造社的其他成员所继承，发展成一种新的传统：外国文学被用来支持新的中国作家的形象和生活方式。由于他们自己膨胀了的自我和崇拜英雄的狂热，这些杰出的文人建立了一种个人认同的偶像：郁达夫自比欧内斯特·道生，郭沫若自比雪莱和歌德，蒋光慈自比拜伦，徐志摩自比哈代与泰戈尔（两位他曾与之谋面并成了朋友的诗人）；田汉则是初露头角的易卜生，王独清是雨果第二。要在文艺界出风头，不仅要拿出新创作的诗歌或小说，还要提供他所膜拜的外国大师：拜伦、雪莱、济慈、歌德、罗曼·罗兰、托尔斯泰、易卜生、雨果、卢梭几乎都列名于每一个人最倾心的作家的名单。这些“英雄”中的大多数很自然地都是欧洲浪漫主义作家中的佼佼者；即使那些不能简单地归入浪漫主义行列的人——例如托尔斯泰、尼采、哈代、莫泊桑、屠格涅夫——也被他们的崇奉者从浪漫主义的观点，奉为以超人的精力为理想而战斗的伟人。 像这样从感情上将西方作家偶像化，导致了将外国文学当作意识形态的源泉的倾向。像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新浪漫主义这样的术语，也和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科学与民主等词语一样，被热情地到处传播。对这些了不起的“主义”的一知半解，就像和外国作家的“大名”发生关系一样，马上可以提高一个人的地位。令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人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要澄清、比较和评估这些各式各样来自外国的文学方面的“主义”，并确定这种“外国影响”的真正性质。 首先，翻译作品的庞大数量就令试图对它们进行分类和研究的人，感到束手无策。《中国新文学大系》卷10中关于翻译一节列出的1917年至1927年出版的个人著作和选集，达451种之多。《中国现代出版史料》所列到1929年为止的数目，达577种。1在这些翻译作品中最多的是法国文学，计128种，其后依次是俄国文学（120种），英国文学（102种），德国文学（45种），和日本文学（38种）。多作家和多国的文集（31种）未计算在内。至于在文学刊物上发表的翻译的诗歌、小说、戏剧和文章，更是多得不可胜计。在文学革命之后的10年中，由于出版业的兴盛繁荣，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数量极其庞大。 一个外国作家受欢迎的程度，是很难判断的，这要由他被译出的作品和他的性格吸引力两个方面决定。那些比较富有魅力的作家——拜伦、雪莱、济慈、小仲马和其他浪漫派作家——虽然翻译过来的作品并不算多，却是家喻户晓。另一些作家——哈葛德、安德烈夫、高尔斯华绥、霍普曼——尽管作品译出不少，却未能享盛名。像狄更斯和莫泊桑这样译出作品很多名气也很大的例子并不多见。 翻译出的作品包括20多个国家的作者和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但一般说来绝大多数介绍进来的作品属于19世纪的欧洲文学，其中的两大流派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可以说，中国对西方事物的狂热追求表明了力图将整个19世纪压缩到10年之内的努力。几乎所有的五四作家都鄙视西方的古典主义，因为他们出于反对传统的热情，把古典主义和传统等同起来。只有周作人对古希腊遗产表现出兴趣。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国评论家——其中多数是白璧德的信徒——似乎同意马修·阿诺德的意见。19世纪以前的作家中，只有亚力斯多德、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受到一定程度的承认。2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出现的后来被称为“现代主义”的流派，在3o年代和40年代之前，中国作家们都不感兴趣——就是在此之后也只有少数作者和评论家感兴趣。 发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当时流行的关于文学进化的观念。正如邦妮·麦克杜格尔在她那可贵的关于西方文学理论介绍入中国的研究中所指出的，由于受到大批英文和日文教科书的影响，中国作家们显然相信欧洲文学的有机发展经过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等各阶段。1虽然这样叙述欧洲文学史并不算太离谱，中国人却相信这种文学演化是一种“进步”的序列：新形式被认为肯定优于旧形式。像这样相信文学是在向前发展，不但令许多中国追随者一般地对西方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和新古典主义文学不感兴趣，并且也令他们过分热衷于将现代中国文学压缩到这些决定论的类别中去。他们相信传统中国文学在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某一点上就停止了，于是认定现代中国文学必须经过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不论他们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 这种从进化论的观点对现实主义的推崇，尽管带有浪漫主义的情调，也给理解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前面已经提到，西方的现实主义作家在中国往往被“浪漫地”对待。法国现实主义大师们——福楼拜和莫泊桑——的反浪漫主义立场，在意识形态上被曲解为暴露资产阶级的腐朽。托尔斯泰除了作为一个“超人”的英雄高大形象，还因他的道德主义和人文主义而受到推崇。相反，倾向于浪漫主义的中国作家们却倾向于集中注意欧洲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方面：浪漫主义美学的神秘的和超现实的倾向，因被予以人道主义和社会-政治的解释而大部分被忽视，着重强调的是自我表现、个性解放和对既存秩序的反抗。田汉甚至把浪漫主义等同于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1 一个典型的五四文人可以以下列三种因素的复合体作为特征：浪漫主义的气质、现实主义的文学信仰和人道主义的世界观。这一奇特的综合是下列两种互相关联的因素的产物：五四作家们的先天倾向和新文学产生的历史环境。现代中国的“理论家”和实干家几乎都对文艺理论本身不感兴趣：在那心急火燎忙于行动的十年里，他们顾不上去区分那一大堆模糊不清的外国文学理论的精微之处——不管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毋宁说，文学理论只不过被用来在辩论中攻击和捍卫一种本身并非文艺的事业。新式知识分子仍然从士大夫那里继承了他们的基本思维方式；对当时社会的关怀深深地铭刻在他们心中，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感到在政治上无能为力和被排斥在社会之外。 从陈独秀开始，“现实主义”的概念就和这种对社会-政治的关怀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正如他在文学革命的宣言中所揭示的那样，现实主义的意思基本上就是对社会的人道主义的关怀与一种简单、生动、通俗文体的结合。它首先是被用作一种意识形态的武器，以粉碎老传统对中国文学的束缚，同时重新规定出新文学的性质与任务。正如“为人生的艺术”这个口号所说明的那样，新的要求是创作反映当前社会现实的作品——不受文学或文化传统的人为的中介作用而描述实际的生活经验。有了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目的，五四时期提倡现实主义的人们，从来就不曾打算将现实主义的原理当作规定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或分析方法的纯艺术准则。20年代初期产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和巴尔扎克或福楼拜的作品相差十万八千里；它们不是现实的客观反映，而是“通过十分主观的自觉意识折射出来的现实”。2 中国接受自然主义似乎也带有主观主义的特点（自然主义在中国常和现实主义混用）。在这方面，五四时代的作家们很可能更直接地继承了日本的遗产。本世纪初，自然主义在日本特别流行。但是像左拉那样强调社会决定论和科学的客观性，对日本作家来说，是过于粗暴，难以接受。于是就将“自然”一词的含义巧妙地加以曲解，自然主义“就被解释为内心反映和与客观现实不相干的人类‘天性’的主观表现的原理”。1当茅盾在1922年发表的著名论文《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将这一概念旁征博引地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这一主观的“偏见”也被保留了下来；在左拉的“绝对客观性”和龚古尔的“部分主观的自然主义”之间，茅盾更喜欢后者。2 茅盾写这篇文章（发表于新改刊的《小说月报》）的本意是针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他讨厌这些小说哭哭啼啼的伤感主义；因此自然主义可以提供一种必要的消毒剂。茅盾完全明白自然主义有一种夸大邪恶和包含宿命论与绝望的“坏”倾向。但是他根据文学进化论，认为至少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中国作家必须首先经历自然主义的洗礼”。3 直到十年以后，茅盾才开始实践他所提倡的东西。当他最后写作自然主义的长篇小说《子夜》的时候，他对诸如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和企业管理这些“客观”的细节，给予了极大的注意（这是他精心研究的结果）。但是在30年代早期，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已经经历了明显的变化。20年代初那种公然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白主义的主观主义倾向，逐渐让位于更广阔的社会图景。正如西里尔·柏奇所指出的，好的作品都是那些“大体上抛弃了自传体的”1作家们写的，如老舍、张天翼、吴组湘、沈从文和茅盾。他们的小说中所包含的艺术想象，和早期五四作家们一样是有个性的，但是却可以看到对更加广阔的现实的描写：30年代初期的现实主义不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社会的”和“批判的”，它不加掩饰地暴露城乡生活的阴暗面。这一新的“社会现实主义”的传统，只须再向前跨一步就成了**的完全政治化了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了。 按照进化论的设计，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下一阶级应该是象征主义或“新浪漫主义”。说来奇怪，尽管某些人有所偏好，但这两个术语却好像从来也不曾在中国文坛上流行过。这部分地是由于社会政治环境已经改变：到了30年代初，现代中国作家中的大多数已经左倾，开始接受诸如“革命文学”和“普罗文学”之类的政治口号。只有少数几位诗人在提倡和实践象征主义，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和《现代》杂志有关系，都是不问政治的人。但是撇开政治的考虑不谈，这个问题也与定义和实践有关。 邦妮·麦克杜格尔收集的文献证明，在讨论象征主义”和“新浪漫主义”这些术语的时候，也许是因为缺少资料和对历史不够了解，人们是以尝试的、困惑的态度对待这些术语。按照现在的正常理解，象征主义指19世纪末源出于法国的诗歌运动，主要作者有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马拉美和瓦勒里。而“新浪漫主义”则是一个更为模糊的用语，对于那些仍然在使用它的人，是指新理想主义文学短暂的再起，其代表人物包括罗曼·罗兰、亨利·巴比塞、安纳托尔·法朗士和文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1中国人对这些作家的名字是熟知的，其中一些，如罗曼·罗兰和魏尔伦，被当作浪漫英雄崇拜。但是在30年代之前，这些早期的英雄崇拜者并没有认识到法国象征派诗歌的文学意义，后来戴望舒和邵洵美才开始翻译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并将他诗中的形象移植到他们的作品中。2 20年代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象征主义理论家是厨川白村，他的著作《苦闷的象征》曾三次译成中文。但是厨川自己对从欧洲学来的东西并不完全理解，所以在他的理论中有许多自相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追随他的中国作家们又增加了更多的混乱。在其他方面很机警的茅盾一会儿将象征主义和新浪漫主义归作一类，一会儿又认为新浪漫主义是一股行将取代象征主义的全新浪潮。郁达夫把新浪漫主义分为两类：积极的新英雄主义和新理想主义文学（以罗曼·罗兰、巴比塞，和安纳托尔·法朗士为代表）；以及追随波德莱尔和魏尔伦的颓废的虚无主义与道德上的无政府主义的消极的象征主义。3虽然郁达夫对前者表示公开的热情，但是从他的创作中可以看出他显然更同情后者。 尽管郁达夫和茅盾对欧洲文学有极其广泛的知识，他们也同那些见识不那么广博的同行们一样，喜欢作出意识形态的姿态。（这一早期的倾向很快就导致了一系列的文学论战，这一点将在后面的一章中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只有极少数五四作家能将这些为数众多的西方文学理论应用到他们的创作中去。极不注意技巧成了这一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普遍风尚。早期的新体诗（胡适、康白情、刘大白等人），形式都很粗陋，更不用提内容的浅薄了。20年代最有才华的诗人是郭沫若，他的诗受到意象主义派和沃尔特·惠特曼的影响。1郭沫若的诗豪放不羁，有意识地用粗糙的形式表达。直到徐志摩从英国回来，于1926年创办了《诗刊》以后，认真的改革——特别在诗的韵律方面——才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下开始进行。220世纪初的几种先锋派——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在20年代也颇知名，并且有过讨论，但谁也没有把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因此在这头十年里，文学的现状颇有点历史的讽刺味道：虽然文学革命废除了旧的形式，并迫使所有的现代中国作家都成为形式方面的试验者和向外国学习的人，但他们的文学实践却极为缺乏技巧上的适应能力。在这方面主要的例外是鲁迅，其次是郁达夫。 郁达夫自己承认他早期的小说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银灰色的死》的背景取自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寄宿》，一个年青人爱上一位女招待这一主题则取自欧内斯特·道生的生活。虽然他自己不曾提起过，《沉沦》中那田园式的风景是模仿日本浪漫主义作家佐藤春夫。3不过作为文学的模仿，这些小说都是失败的，因为它们那“异国情调”的背景和为数众多的欧洲浪漫主义诗歌的引文所构成的虚假的景观，和故事的自传内容很不协调。 至于鲁迅，在两个方面的确是与众不同的。首先，正如帕特里克·哈南所指出的，他非同寻常地重视文学技巧。他早期的小说显示出有意识地吸取俄国和东欧小说的某些主题和传统。其次，和其他同辈的中国作家不同，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论和技巧根本不感兴趣，这比他在技术方面的适应更加引人注意。1他对法国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作家不感兴趣，对日本的自然主义作家也不感兴趣。他早期的文学情趣更倾向于“前现实主义”的果戈里、莱蒙托夫、显克微支和裴多菲，或“后现实主义”的安德烈夫、阿尔志跋绥夫和加尔洵。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的篇名就是取自果戈里，但是这篇小说和《药》里面那种“形而上学的恐怖”气氛和象征主义概念，则源出于安德烈夫（正如哈南教授所令人信服地指出的，尤其源出于《寂静》和《红笑》这样的小说）。2另一方面，如d.w.福克马教授所指出，鲁迅对无家可归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对狂人和被排斥的知识分子这些永远处于卑贱和受压迫地位而道出事实真相的人的偏爱，则很可能是受了俄国浪漫主义传统的启示。正如福克马的结论所说明的：“鲁迅被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价值观念所吸引。在现实主义的价值观念中，只有那种启发性和人物的典型性才吸引他。”3也许还应该补充一句，甚至他的那些典型人物也包含着象征主义的意义。 外国文学对鲁迅的这种影响令人感兴趣之处，在于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几乎是唯一“发展”到象征主义阶段的人，尽管他的同时代人中谁也不承认这一点（除了他的弟弟周作人以外）。这一象征主义倾向在他1924至1926年间写的散文诗集《野草》中，特别值得注意。普鲁舍克将《野草》的情绪、语调和波德莱尔的《散文小诗》作了比较，这23篇散文诗创造出一个梦魇般的世界，里面充满了黑暗中闪烁的怪诞而有诗意的形象，如残损的墓碑、冻结的火焰、鬼魂出没的“地狱”、走向坟地的乞丐般的过客、忍受着钉十字架的最后痛楚的耶稣、举起投枪与“无物之阵”战斗的孤独战士。1作为鲁迅自己心灵的象征性的表现和他寻求人生意义的比喻性的记录，这个集子是鲁迅全部著作中最艰深的，因而在中国读者中最少得到理解。在他的散文诗中，鲁迅好像已经超越了常见的他那一代人的感情，而到达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边缘。 但是尽管也提到尼采、克尔恺郭尔和基督受难，这部集子的基本精神却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有本质的区别。鲁迅全部著作中最“超现实主义”的这个集子仍然显示出迫使他追寻人生意义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不是揭露人类“普遍的”荒谬处境——个人陷入毫无意义的绝境。虽然肩负着许多矛盾的重担——生与死、过去与未来、希望与失望——鲁迅的彷徨中的精神并没有完全陷入虚无主义。相反，这个集子的某些篇章似乎是在指明走出这条死胡同的路是存在的：冻结的“死火”终于选择了跳出冰谷，在人生的道路上暂停的疲倦的过客终于决定继续往前走。尽管鲁迅不曾清楚地说明，最后的信息似乎是要指出这样的可能性，人类意志的道德行为仍有可能赋予现存的无意义可言的环境以某种意义。因此，在这本集子里，鲁迅与西方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在艺术上和“形而上学”上的**，并没有将他引导到艾略特的“荒原”，或者贝克特或尤赖斯科的荒谬的世界。相反，它迫使鲁迅回到人类世界。在描写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最后时刻的那一篇未尾，鲁迅加上了这样一句评语：“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 1927年以后，鲁迅自己结束了他内心的苦闷，决定面对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拿起笔为“左翼”事业而写杂文了。从纯粹美学的观点来看，这一明显的转向意味着鲁迅作为一个创造性的艺术家的事业的终结，1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观点看，只不过是对政治的献身压倒了艺术的兴趣。但是这两种见解都太极端，不但不能说明鲁迅和西方文学的关系的深刻含义，也模糊了以“现代性”为背景的现代中国文学的真实特点。 对现代性的追求 从上述对鲁迅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作家们对19世纪欧洲文学主流的关心以及对它们在20世纪早期的发展的迟疑不决的戏弄态度，不但表明了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所必然会出现的“时间差”，也说明“现代性”一词本身含义的不明确。 根据西方的背景来观察，“现代”一词——定义为，与过去相对立的时间意识——到19世纪已经获得了两种不同的含义。按照马特依·卡林尼斯库教授的意见，19世纪前半期以后，“作为西方文化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与作为一种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分裂，前者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经济与社会全面变化的结果”。2从后者产生了诸如象征主义和先锋主义等流派，它们代表一种对前一种现代性的强烈而激进的反抗。前一种现代性表示了新的叛逆者的特性，是中产阶级和市侩的现代性——“现世的世界观，实用主义的偏见，不求上进的随俗浮沉和审美标准的下降”。1这一反抗的开始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的某些特点，它们既反对永恒和完美这样的古典主义概念，又反对19世纪日益增强的物质文明所包含的虚伪与庸俗。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新的现代主义有了某种明确的论战性质。它是反传统的，反实用主义的和反人文主义的，追求艺术上的“非人性化”（用奥特加·依·加西特的著名的话说）。新的艺术的叛逆者们已经对空洞的浪漫主义的人文主义感到厌倦；19世纪生活中的人性内容，连同它的“资产阶级重商主义和粗俗的实用主义”，在他们当中引起了“一种对生存形式或生物形式的真正厌恶”，从而导致了以前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艺术中占统治地位的人的因素的逐渐消失。2新的现代精神同时又是反理性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正如乔治·卢卡契曾指出的那样，“现代主义对人类的历史感到失望，抛弃了历史线性发展的观念”。3这种失望的感觉是对实证主义的进步观点和启蒙时期的理性观念感到幻灭的结果，它使现代主义作家与艺术家丧失了对现在看起来毫无希望的难于驾驭的和正在异化的外部世界的兴趣；他们宁愿以一种主观主义和反传统的极端姿态，通过自己的艺术创造来重新发明一种关于现实的新的说法。 从这样的背景看，中国人关于现代性的概念表现出一些很突出的不同之处。自清末以来，日益“面向当前”的意识形态（与古典的面向过去的儒学相对立），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象征性上都充满了“新”的内容：从1898年的“维新”运动到梁启超的“新民”概念，以至五四时期出现的“新青年”、“新文化”和“新文学”，几乎所有为将中国从过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建立“现代”国家的社会和思想运动，都伴随着一个“新”字。因此在中国，“现代性”不但表示对当前的关注，同时也表示向未来的“新”事物和西方的“新奇”事物的追求。1因此在中国，这一关于现代性的新概念似乎在不同的程度上，继承了人所共知的几种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性观念：进化与进步的概念，历史向前运动的实证主义信念，对科学与技术的有益的潜力的信心，以及广阔的人文主义框架中的自由与民主的理想。正如许华茨教授所指出的，一些这样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在严复和他同时代人的著作中，被加以非常“中国式”的重新解释：对个人的信心与所设想的努力实现民族富强目标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2就这样，这一中国式的观点并没预见到个人与集体必然要分裂。 当五四那些反对传统的人向传统展开全面总攻击之际，他们那种感情激动的气质导致了浪漫主义的自我肯定，而与20世纪初中国充满“市侩”习气的社会相对立。虽然五四作家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西方美学的现代主义在艺术领域的反抗意识，却并没有对科学、理性和进步失掉信心。在文学方面对“现实主义”的追求，实际上很像奥特加·依·加西特对作为一个整体的19世纪欧洲艺术家所作的总结——他们将“严格的美学因素降低到最小限度，并使作品几乎完全成为虚构的人类现实。在这个意义上，上个世纪所有正常的艺术都应该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3 普鲁舍克在他对中国文学革命所作的另一深刻评价中，也承认19世纪的这种影响，但他进一步指出，五四文学的主观主义和抒情主义“的确在实质上，和19世纪的文学相比，更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欧洲文学”——据普鲁舍克看来，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与当代欧洲情绪互相汇合”1的结果。麦克杜格尔基本上同意普鲁舍克的意见，也强调中国作家对“先锋派”倾向的兴趣。但是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麦克杜格尔本人提供的证据，就可看出中国作家们所说的“先锋派”虽也是从艺术方面对传统的一种反叛，却仍然局限于“生活”的范畴：换句话说，他们的愤怒、挫折和对当前现实的厌恶等情绪，使他们采取一种植根于社会-政治关系的反叛立场。创造社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既不是追随戈蒂埃的艺术的非功利主义思想，也不是响应象征主义者对超越现实的优越性的论战性主张——更不用提创造一个比当代生活和社会那种浅薄外部世界更“真实”的新的美学世界这一有特点的现代主义者的主张了。甚至郁达夫早期小说中表现出的那种变动无常的情绪也是渊源于中国的历史环境，而并非来自那种更为抽象的非历史的观念——“无常的，飘忽不定的和偶然的”（用波德莱尔的话来说）观念。最后，在五四文学中我们找不到现代主义嘲弄和反对自己的任何证据（例如“颓废”和文学上的“庸俗主义”）。郁达夫作为一个为社会-政治上无能为力心态所困扰的“多余的”知识分子，他的颓废本质上是一种勉强能掩饰他的失败感的漂亮风格。2 五四文学的“现代主义”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中国现代作家突出地展示自己的个性并向外部现实施加影响，而不是转向自我和艺术领域。就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第一阶段相似。依照欧文·豪的看法，那时的现代主义不讳言自己源出于浪漫主义，“宣称自己是一种自我扩张，是事物乃至个人活力的超验的、放纵的扩大”。1这一阶段的典型是惠特曼，他是郭沫若早年的偶像。但是除了60年代以后的台湾文学以外，中国现代文学大体上避开了西方现代主义的中期和晚期：“在中期，自我开始从外界退缩并几乎将自己看作是整个世界，专注于仔细地审视自我内部的动力——自由、强迫和任性。在晚期，则发生了自我的向外倾泻，因倦于个性与心理扩大而产生的一种突然变化”。这两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弗吉尼亚·吴尔芙和贝克特。正如上文所说，只有鲁迅在散文诗中偶然进入了类似贝克特的境界；而弗吉尼亚·吴尔芙的影响则只在以后的两位作家凌淑华和张爱玲的作品中才能看到。2 因此，鲁迅从西方式现代主义的边缘又“回到”中国的现实一事，可以说明他的同时代人的“现代化过程”。在五四时期，“现代”的意思对于肤浅的人们是“摩登”，是时髦，是赶上西方最新的风尚——从服装和发型的式样到文学流派。在更深刻的层次上，以鲁迅为代表，现代一词意味着主观主义与在新的更好的未来世界中建立新中国的民族现代化进程之间的深刻矛盾。因此，夏志清的评论是十分中肯的： 现代中国作家即使不同意现代西方作家的绝望情绪，也会同情他们的厌恶情绪，但是因为中国作家的眼界不超出中国的范围，为了从西方或苏联引进现代制度以改造目前国家的**状况，他们仍然将希望的大门敞开着。如果中国的作家们有勇气或洞察力同等看待中国的景象与现代人的处境，他们就会置身于现代文学的主流之中了。但是他们不敢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会失去改善生活和恢复人性尊严的希望。1 看来即使最深刻的现代中国作家——鲁迅——也未能超越对中国的执着的感情。 鲁迅的走向左翼，也典型地说明了20年代末开始的文学政治化潮流。这一“向外”的趋势，最终导致了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结束。因此，历史地回顾起来，可以认为五四时代标志着这两类现代精神发展的顶峰。从好的方面说，五四文学传达出一种心灵上的冲突与痛苦，其尖锐的程度尤甚于相似的西方文学，因为外部现实的威胁并没有从作家的意识中消除而是仍然存在：停滞而庸俗的社会提出的问题，以日益沉重的压力困扰着作家的良心。现代中国作家和他们的西方同时代人不同，无法置“现实”于不顾。他们为自己的“爱国的乡土之情”付出的代价是一种深刻的精神折磨，有一种危机临头的“现实”压力。从不那么纯粹的美学观点看，中国文学对现代性的追求包含着一种悲剧性的人的意义。它从来没有“颠倒”而钻“唯美主义”的牛角尖。它也不会像西方现代主义那样碰上自我失败的两难处境：专注于时间的无常，现代主义永远不会成功，如果它成功了，它也就成了“过时”的，因而不再是现代的。欧文·豪的巧妙总结中说，“现代主义必须永远战斗，但永远不能完全获胜，过些时间以后，就必须为不获胜而战斗了”。2 在为自己和为祖国追求“改善生活”和“恢复人性尊严”的过程中，现代中国作家在因不断恶化的社会危机这种阴暗现实而痛苦的时候，总是寄希望于光明的未来。这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为30年代初一些最成熟的作品提供了源泉。但是现代性从来不曾在中国文学史中真正获得过胜利。在中日战争爆发以后，这种追求现代性的艺术方面被政治的迫切性所压倒。本来就一直带有社会-政治色彩的创造性文学的价值更降到政治附属品的地位。当**《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尊奉为准则以后，艺术的真实这一概念本身已经由政治的意识形态来规定；现代性，无论就其西方还是中国的含义而言，在现代中国文学进入它的当代阶段以后，已经不再是中国**文学的主要特点了。 1 新近对这两位作家的深入研究，见李培德：《曾朴》，和夏志清：《老残游记：对其艺术和意义的研究》，《清华中国研究学报》，7.2（1969年8月），第40—66页。并参阅哈罗德·沙迪克带有注释的《老残游记》的精彩译本。 2 曹聚仁：《文坛三忆》，第150—151页。关于南社的一般情况，参阅柳亚子：《南社纪略》。 1 王平陵：《三十年文坛沧桑录》，第5页。 1 参看胡适附录在《四十自述》之后的著名论文《逼上梁山》，第91—122页。还可参看他在芝加哥大学发表的英文演讲《中国的文艺复兴》，和1958年在台湾发表的演说《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该文收入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1—15页。第二手材料有杰罗姆·b.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3章；林毓生：《中国的意识危机：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关于胡适的一章。胡适在文学革命时期的大多数论文均收入《胡适文存》第1卷。 1 胡适：《逼上梁山》，第112页。 1 这三条原则用的是《文学改良刍议》的序数，即给陈独秀信中的七、一、四——译者。 1 周策纵：《五四运动》，第275—276页。 2 同上书，第266—270页。 3 同上书，第272页。 1 侯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第32页。 1 侯健对他们的观点作了同情的分析，见上书，第57—95页。 2 周策纵：《五四运动》，第282页。 1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9页。 1 同上书，第12页。 1 几乎所有权威的中国第二手资料都采取这种两分法。例如，可参阅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4章；王瑶：《中国新义学史稿》，第40—53页；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3章。 2 见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0页所引周作人的文章《人的文学》。这篇文章最初刊载于《新青年》5.6（1918年12月）第575—584页，当时文学研究会尚未成立，严格地说来，并不能认为是阐明该会的宗旨。 3 茅盾：《什么是文学？》，见张若英编：《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第312—313页。 1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所引，第21页。关于这场文学争论的更全面的概述，可参阅郑振铎：《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争》，这篇文章是郑为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卷写的导言。这套丛书的8篇导言都收集在郑振铎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选集》中。 2 参看《大系导论选集》，第150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9页。 2 这是“创造社”成员郑伯奇对五四早期的评论，见《大系导论选集》，第94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8页。 2 胡适：《易卜生主义》，见《胡适文存》，1，第643页。 1 梅仪慈：《20年代和30年代的女作家》，见马里·沃尔夫和罗克珊·威特克编：《中国社会中的妇女》，第161—162页。 1 关于对丁玲的另一种理解，参看梅仪慈的：《变化中的文学人生的关系：作家丁玲的某些方面》，载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第281—308页。 2 梅仪慈：《女作家》，第108页。 1 同上书，第108页。 2 鲁迅：《娜拉出走后怎样》，见《坟》，第141—150页。 1 西里尔·伯奇：《中国近代小说的变迁和连续性》，见戈德曼编：《中国现代文学》，第390页。 2 对少数不那么易动感情的作家来说，最富吸引力的短篇文学形式是散文，这种传统文学形式被周作人和鲁迅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关于周作人散文写作艺术的深入讨论，可参阅戴维·e.波拉德所著的《一种中国文学风格：与传统有关的周作人的文学价值观》。 3 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中国文学革命情况下传统东方文学与现代欧洲文学的对抗》，《东方档案》，32（1964年），第370页。 1 关于郁达夫的艺术的分析，可参看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6章；安娜·多列扎洛娃：《郁达夫：文学创作的特性》；迈克尔·伊根：《郁达夫和向中国现代文学的演变》，戈德曼编：《中国现代文学》，第309—324页。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73页。 2 同上书，第57—58页。 1 转引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89页。 2 关于这篇小说的重要性的分析，可参阅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的《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6（1969年），第169—176页。 1 鲁迅：《鲁迅全集》，3，第203页。参看威廉·莱尔：《鲁迅对现实的洞察力》。 2 鲁迅：《呐喊自序》，《呐喊》，第10页；英译文载杨宪益、戴乃迭译：《鲁迅小说选》，第24页。 1 夏志清：《小说史》，第32页。夏志清在第42—46页中还对《肥皂》和《离婚》作了深入的分析。 1 林毓生在深刻地分析这篇小说的时候指出，辛亥革命不但没有创造出任何正面的成果，反而使中国社会里受到传统约束的邪恶势力泛滥起来。阿q这个浑浑噩噩的“革命者”的死指出了一条不可避免的教训：思想革命是中国改革的先决条件；见其《中国的意识危机》中关于鲁迅的一章。 1 帕特里克·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4（1975年），第92—93页。 1 鲁迅：《彷徨》，第134页。 1 关于鲁迅在日本时期的早期文学活动，可参阅李欧梵：《一个作家的诞生：关于鲁迅求学经历的笔记，1881—1909年》，载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文学》，第179—186页。 2 林纾的弟子朱羲胄说林共译书206种，见他所编：《林琴南先生学行谱记四种》，《春觉斋著述记》，1，第17页。180种的数字是根据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第65页。关于林纾的一生和作品的论述，可参看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3章。 3 见林纾为他所译的的狄更斯的小说《老古玩店》所作的序，收入《春觉斋著述记》，3，第5页。 1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4章。 1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355—379页；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272—323页。 2 邦妮·s.麦克杜格尔：《介绍进现代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1919—1925年》，第256页。关于周作人对古代希腊文化的兴趣，参看王靖献：《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的崇奉》，《译文》，7（1957年春），第5—28页。 1 麦克杜格尔上引著作，第254—255页。 1 麦克杜格尔上引著作，第97页。 2 梅仪慈：《女作家》，第150页。 1 郑清茂：《日本文学倾向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载戈德曼编：《中国现代文学》，第78页。 2 麦克杜格尔：《介绍进现代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第177页。 3 同上书，第1895页。 1 柏奇：《中国近代小说的变迁与连续性》，第391页。 1 普鲁舍克和麦克杜格尔一直使用“新浪漫主义”一语，但不见于雷奈·韦勒克：《批评的概念》或m.h.艾布拉姆斯：《文学词语词典》等权威著作。 2 关于波德莱尔在中国的影响，可参看格洛里·比恩的论文《波德莱尔与汉园》（在现代语言学会年会汉语教师学会小组会上宣读，纽约，1976年12月）和《邵洵美与恶之花》（在亚洲研究学会年会上宣读，芝加哥，1978年4月）。 3 麦克杜格尔：《介绍进现代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第202—203页。 1 参看方志彤：《新近中国诗歌中从意象主义到惠特曼主义：对失败了的诗学的探索》，载霍斯特·弗伦茨和g.a.安德森编：《印第安纳大学东西方文学关系讨论会论文集》。 2 参看柏奇·西里尔著《徐志摩诗中的英、中韵律》。《大亚细亚》n.s.8.2（1961年），第258—293页。 3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112—113页。 1 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第61页。 2 同上书，第61—68页。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第61页。 3 道维·w.福克马：《鲁迅：俄国文学的影响》，载戈德曼编：《中国现代文学》，第98页。 1 鲁迅：《野草》。 1 这就是威廉·舒尔茨和已故夏济安所持的观点。参看舒尔茨：《鲁迅：创作的年代》（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55年）；夏济安：《鲁迅心中的黑暗势力的诸方面》，载他所著：《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146—162页。此文对主要表现在《野草》中的文学心态有极精彩的研究。 2 马特依·卡林尼斯库：《现代性面面观：先锋派，颓废派，庸俗作品》，第41页。 1 同上书，第45页。 2 约瑟·奥特加·依·加西特：《艺术的非人性化》，载欧文·豪编：《文学艺术中关于现代的观念》，第85、92页。 3 欧文·豪：《关于现代的观念》，第17页。 1 有一位文学史家认为这一对“新”的追求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要标志，而不是使用白话文。参看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1—13页。 2 参看许华茨：《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 3 约瑟·奥特加·依·加西特：《艺术的非人性化》，第85页。 1 引自麦克杜格尔：《介绍进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第262页。 2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50页。 1 欧文·豪：《关于现代的观念》，第14页。 2 1968年在伦敦，凌淑华在对她的一次采访中说，她最喜爱的西方作家是弗吉尼亚·吴尔芙。但是在现代中国文学中，自我从外界现实退缩并“仔细审视自我内部的动力”的最好的例子是张爱玲的小说。对张的作品的分析，参看夏志清的《小说史》，第15章。 1 夏志清：《小说史》，第536页。 2 欧文·豪：《关于现代的观念》，第13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国际主义的瓦解 在国际性和单边性这两种方法中，第一种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关于日本将让步并在国际社会中恢复其责任感及和平立场的假想，在冲击下，一天天地维持着。更麻烦的是，英国不倾向坚持这个超出它1931年所做的事的方法。尽管在满洲及其他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被认为是重要的，伦敦不愿与华盛顿联合而过分强烈地谴责日本。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强调，英国将继续通过国际联盟去做工作，使日本人不致把英国的外交看作是倾向于针对他们的英美联盟。作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如果所有的活动都在日内瓦进行，日本更可能愿意合作。然而日本已经指责李顿调查团。因此，英国反对与美国的联合行动等于拒绝加强现有的国际性框架。 华盛顿与伦敦之间的这一分歧是由全球性的经济区域主义的倾向造成的。建立在以金本位及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已在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瓦解，而在1932年其崩溃的迹象已明白无误。日本在1932年抛弃了仅在两年前重新采用的金本位。在满洲，日本显然打算将这一地区变为本土的经济腹地。在日本控制下的满洲经济发展的最后方案还没有形成以前，沈阳事件的设计师们和他们的支持者已构想出许多有关铁路建设，盐、铁矿开采，纺织品生产等项目。他们的想法是把满洲作为日本经济圈的一部分，几十万日本人将在那里定居并从事生产活动，与本土形成共生关系。1 日本不是推行经济区域主义的唯一国家。德国早在1933年纳粹上台前，就在实行**的经济政策，寻求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结成关税同盟，并采取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以促进出口贸易。英国正召开一次英联邦国家会议，以求在它们之间建立一个贸易优惠体制。由此而来的渥太华协定（1932年8月）丝毫没有减轻人们对英国赞同经济国际主义时代已告结束的普遍忧虑。法国也将其关税提高，致使美国采取报复性的贸易限制。总的说来，1932年标志着世界经济明确地开始分化为国家主义的和地区主义的两个子系制。1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的趋势，讨论继续国际合作就是一句空话。因此，伦敦对保持与美国的合作并不关心。尽管战后国际性框架还没有完全消失，但它的经济基础正在削弱。只有主要强国果断地做出努力，才能复兴合作精神和维护世界和平。 1933年后，列强不得不面对这些重大问题，这一年标志着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华盛顿掌权和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上台。应当强调的是，这两位领导人都对某种合作感兴趣，但已不再是国际主义旧框架下的合作。希特勒德国要废除凡尔赛和约体系的限制并洗雪战败和受不公正对待的耻辱。这个希特勒打算通过重新武装及采用限制性贸易和货币政策的中欧地区经济体系来实现上述目标。所有这些方面并不是希特勒的首创，但他通过公开反对凡尔赛体系并代之以主要以意、英为对象的联盟体系，确实重新制定了德国的对外关系。通过与这些国家合作，德国要保卫它的安全，恢复在阳光下的地位，并巩固其中欧经济区。2 罗斯福的美国和希特勒的德国一样，消极地看待通过各种条约安排建立起来的战后和平框架。新总统与其前任不同，他不赞成以金本位和稳定兑换率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国际性结构；尽管罗斯福表示支持国际合作，但他不与其他工业国家商议，通过单边行动致力于国内的恢复。资本主义国家共享外贸和投资活动世界的观念正在淡漠。美国更愿意走它自己的路。就向外所能达到的程度而言，它愿通过与其他美洲共和国签订对等的双边贸易协定来加强泛美区域主义1。罗斯福的新政府对恢复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主义不感兴趣。1933年的现实似乎注定重建凡尔赛或华盛顿体系的任何努力都会失败。作为替代，就1933年美国正在重新制订的对外政策所达到的程度而言，它要求重建国际关系以防止战争。为此，美国愿意与亚洲的日本或欧洲的德国直接交涉，即使超出国际联盟和其他现存协议，也无不可。这一点在这两个强国于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后变得尤为必要。 没有什么比美国对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反应更能表明美国愿意为新的国际关系而放弃旧的国际主义了。1932年2月24日，由松冈洋右率领的日本代表团在全体会议投票通过李顿报告后，退出会场。当时日本政府宣布它并不放弃合作解决国际争端的努力。这为其他强国提供了一个机会，把日本退出国际而引起的麻烦降到最低程度；美国政府特别希望保持同日本接触，以防止这场危机发展成严重的冲突。美外交官约瑟夫·格鲁、纳尔逊·约翰逊和休·威尔逊曾作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本留在满洲以及与日本的稳固关系必须以承认这一现实为基础。国务院普遍同意这一论点，并强调避免同日本交战是至关重要的。做到这点的最好方法是进一步同日本谈判，以保护双方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利益。现在重点是双边协议，以后还要扩大到其他国家，重点不是同国联或者同英国密切合作。 英国仍把国联的完整性置于首位，但也准备放弃同美国合作。如美国驻伦敦的外交官雷·阿瑟顿在3月观察到的那样，英国政府“已不得不作出结论，尽管英美的目标在总的原则上可能一致，但鉴于利益上的冲突，任何有效的合作政策实际上是无法达成的”。1英国也在摸索一种新的安排以保护和平格局，在欧洲这种格局正开始采取与德国双边安排的形式。但在东亚，官员们分成两派：一派赞成同日本建立类似的关系，以保护传统的商业利益和安全；另一派则主张同中国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以确保英国在一个未来市场上的利益。总的来讲，外交部倾向前者，而财政部倾向后者。这第二种观点认为，当中国市场正成长时，与日本合作不可能为英国商业带来长远利益，而只有短期的好处。英国支持中国比纵容日本好。2在伦敦的这种争论使英国的亚洲政策出现混乱。 上述种种使局势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日本已安然占领满洲，尽管遭到国联谴责。1931年的国际主义已经消亡，两个超级大国不再合作。与此同时，日本显得满足于它在满洲的收获。1933年5月31日的塘沽停战协定通过在长城以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将“东四省”3从中国的其他部分分割开，国民政府出于缓兵之计的需要，同意这种停战，并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存在。目前中国将致力于外交活动以恢复失去的权利，并致力于经济建设作为国家抗战的基础。4所以，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现实却相当严峻。那些倡导继续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国领导人，如宋子文、孔祥熙和王宠惠，曾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和英美合作，以迫使日本让步。当两者都不起作用时，他们不得不退而同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较具体的双边谈判，以寻求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当宋子文出访伦敦出席世界经济大会时，他同英国财政部和外交部官员就向中国提供建设贷款进行会谈。宋子文在华盛顿时并未举行类似磋商，唯一实质性成果是以中国海关收入为担保，商定一笔总计5000万美元的小麦和棉花贷款。1这是仅有的一宗既与中国的需要有关，也与美国国内减少剩余产品的需要有关的事务。 其他欧洲强国并未同样卷入亚洲事务。对于他们， 1933年的最大忧虑是希特勒德国。因为希特勒的策略是与意大利和英国合作，法国和俄国也必然更加靠拢，希望恢复他们的传统协商能遏制德国的兴起。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对亚洲政策没有什么兴趣，只是一些个人，突出的是让·蒙内，积极参与了国联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各项规划。苏联当其在世界政治中很孤立时，它需要避免过早在满洲与日本发生冲突。这种孤立曾来自20世纪20年代间旨在削弱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外交，也来自约瑟夫·斯大林的“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正当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困难并转向自我中心的政策时，苏联并没有帮助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力量来支持这种趋势，而是以一个维持现状的强国出现。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开始强调旧模式的外交以保持全球平衡。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建议扩大到美国，旨在同法国订立防御协定的对话也开始了。在满洲危机中苏联嘲笑国联恢复和平的努力过于微弱，但在其他方面并不触怒在北满的日本。莫斯科如此渴望讨好日本，以致提出谈判出售中东铁路。这些行动的背景是苏联唯恐卷入对日作战，而其他强国袖手旁观。莫斯科需要在日本或德国进攻苏联前重新调整国际事务，并在新的世界政治框架中找到它的位置。1 德国还没有深切地卷入亚洲。希特勒曾在他的著作中表示他对亚洲人，首先是对日本人的蔑视，而没有什么亚洲政策。他欢迎日本退出国联，作为对战后和平格局的进一步攻击。在他看来，一个更强大的日本将是一种受欢迎的对苏联的抑制。同时，他发现在国民党中国有许多合意的东西。蒋介石明显地正试图在独裁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沿资产阶级的自由路线，缔造一个新中国。它将需要外国的资本、技术以及军事顾问，而希特勒认为德国应当供应它们。如果中国最终处于德国影响之下，显然这比日本称霸亚洲有利得多，因为后者能威胁德国的经济机遇。这种考虑导致德国在亚洲执行双轨政策，一方面期望同日本谅解以反对苏联，另一方面谋求与中国密切联系。然而，当英美的卷入正在减小，同时纳粹德国稳步成为东亚事务中的一个要素时，德国将如何为中日危机提供新的解决方法是不清楚的。2 1 满史会编：《满洲开发四十年史》第1卷，第114—126页。 1 莱弗勒：《难以捉摸的追求：美国谋求欧洲稳定和法国安全，1919—1933年》，第8章；戴维·e.凯泽：《经济外交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 2 克劳斯·希尔德布兰特（安东尼·福瑟吉尔译）：《第三帝国的对外政策》，第3章。 1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55—60页。 1 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第346页。 2 斯蒂芬·莱昂·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英国对华政策，1933—1937年》，第 3章。 3 东四省，即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译者。 4 松本重治：《上海时代》第1卷，第167—191页。 1 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第34—36页。 1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2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4章。约翰·p.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 1938年》。关于1930年代初期德国通过顾问泽克特和法肯豪森等人和通过翁 文灏主持的资源委员会培育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和工业实力，见威廉·c.柯尔 比：《德国与中华民国》。希特勒的转向日本使中德合作中断。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0章 1927年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最初由于感情原因而使自己信从一种政治学说，这没有任何根本性的错误。“巴黎数十百万参加革命的人民，都已学会了卢梭的学说吗？……圣彼得堡、莫斯科那数万参加革命的劳动者和兵卒，都已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吗？……所以卢梭、马克思的思想，人人头脑中都有的，不过首先被他们两人道破罢了。”1革命是一种群体现象，然而，只有通过领头的杰出人物的深思熟虑和计划，群体行动才能实现。当对记载加以学术性的考察时，过分强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迅速发展着的事件的领导人物的认识过程，往往会使人低估群体情绪和群体要求的作用。无论这些情绪和要求可能表达得多么不清楚，当时的革命领导者对其都有所体会，这些领导者自己就受到他们本身的情绪和理智、本身的一时冲动和意识的支配，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方面都不是例外。情绪和理智的相互作用，使改信一种政治学说更为复杂，而不是简单了。就1917年与1921年间中国的情况而言，改信马克思主义涉及改变信仰者方面对中国现实的了解、他们个人的脾气和禀性，以及他们对该学说本身的理解。1 1 陈独秀文，见《**》，2（1920年12月7日），第2—9页。（《**》杂志的主编是李达，而不是陈独秀。上述引文录自《社会革命底商榷》，署名“江春”〔李达的笔名〕——译者。） 1 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改信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述，可见许华茨的《中国的**与毛的崛起》，以及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日本企图获得区域合作，1933—1937年 沈阳事件发生两年以后，人们已看清，当满洲危机可能给列强一个良好时机来巩固战后国际体系时，他们没有把握时机。日本在满洲至高无上，它无视这个体系。尽管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正在寻找防止更大规模战争的办法，但是没有哪个西方强国有足够的实力或胆量对日本挑战。然而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相信，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能在已发生变化的现实的基础上确定下来。他在1933年9月出任日本外相，他的外交试图以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地位及其在中国的特殊权利和利益为基础，在亚洲恢复列强间的合作精神。他所说的“日本、满洲和中国间的合作”，指日本愿意不将其征服扩张到满洲以外，以回报中国的承认。在这个基础上，日本将促进中国本土的经济发展，而中国将相应地停止反日政策。两国间的贸易将得到增长；它们的经济关系将越来越相互依赖。同时，如果美、英等国承认新的现实，日本将与这些国家“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太平洋的和平与稳定。换句话说，如果工业强国懂得世界和平取决于承认日本在亚洲大陆的特殊需要和利益，这些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是能够恢复的。1 对于新国际合作这一思想有很多话可说。它与德国当时在欧洲提出的美、英等国认为值得接受的思想相似。这些强国愿意支持德国的修正主义，以便将德国留在国际事务的某些限定的体系内。他们愿意互相保持密切接触，以防止一个偶然事件发展为一场大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本身也有同样的要求。日本想迫使美英承认新形势，作为日本愿意维持大国合作框架的代价。这是一个脆弱的政策，它依赖于日本和其他强国能看到的利益的微妙平衡。它也将依赖于日本军方是否准备支持广田的策略以及中国领导人是否愿意接受现状。 1934年广田不是没有取得成功。至少在表面上，日本军方支持利用和平的和政治的手段来加强中日关系并增进日本在中国的利益。诚然，关东军和辛丑和约天津驻军（所谓天津驻屯军）中的某些人已在策划入侵华北。南满铁路渴望在满洲经济发展中保持其垄断地位，但因此受到非企业界的日本扩张主义者日益增长的攻击，它也对将其业务扩展到长城以南感到兴趣。然而此时，这些打算还没有形成日本控制华北的庞大计划。东京的军政首脑一定对1931至1933年的成就感到满意。1 就列强而言，他们一般默认了日本在满洲的地位。他们甚至还表现出对在那里的经济发展进行投资的某些兴趣。随着日本重新强调合作，日本与英美之间的对抗正在消失。诚然，还有令人恼怒的事，如 1934年4月 17日的天羽声明。在该声明中，外务省发言人强烈谴责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以及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此项声明措辞含糊，而当华盛顿和伦敦要求澄清时，外务省立刻让步，重申它坚持国际合作。2当然，不管多少花言巧语都不能掩盖日本将自己视为东亚主要强国这一事实。然而，它准备在此基础上重建国际合作的框架。毕竟这是这样一个年代，埃勒里·s.斯托威尔正给美国外交官员讲授“国际法是强国的法，用来保护强国的财产，也是为不妨碍与对手激烈竞争而详细制定的”。3日本正试图保持这种“强国”地位，并许诺不将它的对手挤出亚洲。出于同一思想，外相广田对重新谈判海军裁军条约以保持大国合作精神感兴趣。对他和对东京文职领导人来说，定于1935年举行的海军谈判的成功将保证美、英和日本能面对新的现实继续共处。不幸的是，日本海军另有想法。他们接受以无限制海军军备为后盾的独立外交概念，反对达成国际协定的任何措施，特别反对与美国达成裁军协定。4然而，甚至海军也没看出即将到来的战争前景。它要求的是在西太平洋的优势，政府正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取得它。虽然与美国的海上冲突被看作特别可能，但日本海军更有兴趣同英国在东亚达成妥协。当然，这种妥协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英是否愿意支持它，在这里我们又回到海军裁军谈判，以此来检验三国合作的可能性。重要的是，当时这三个国家仍在寻求在亚洲和太平洋稳定他们关系的途径，至少他们还准备会谈。 1934年，南京政府也作了人事变动，好像准备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同日本讨论解决办法。宋子文，这位直言不讳的反对日本侵略的人物，1933年末从伦敦回国后，由孔祥熙接替。汪精卫留任外交部长，而唐有壬，一个受日本教育的官僚，被任命为外交部次长。另一名日本大学的毕业生高宗武被新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代理司长。在这些官员下面，有许多人曾在日本受过训练和教育。与施肇基和顾维钧这样一些几乎完全亲西方的更著名的外交家不同，这些官员与日本的外交官、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都有私交。松本重治回忆录——1933到1937年中日非正式关系的最佳资料——不仅列出汪、唐和高，而且还有当时他接触过的许多商人、军官、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他报导说，他们当中多数表示了与日本和解的认真愿望。他们的论证是多方面的。有些人认为俄国和中国的**分子是中国的主要威胁，而在根除这种威胁前，必须与日本维持和平。其他人深信中国需要经济复兴和工业化。他们认为必须转向西方强国寻求资本和技术，同时他们也相信，如果摒弃日本，这样的事业决不能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这些中国人谋求通过两国合作的对话来阻止日本进一步的侵略行动。他们感到，通过提出合作，他们将赢得足够的日本人的支持，使军方极端分子能被孤立和遏制。1 这就是1934年有吉明公使同包括外交部长汪精卫在内的中国官员的会谈的背景。气氛很融洽，以致天羽声明发表时，汪精卫只提出一个敷衍了事的抗议。接下来的一系列谈判都很圆满，包括满洲同中国本土的通邮、接轨、修改税则以及债务结算。到年底日本表示准备将其驻中国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象征日本承认中国新获得的大国地位，中日两国领导人明显地取得了共识，即两国通过友好合作比通过互相指责更为有利。他们愿意结束1931年之后两国极端敌视的关系。这至少会达成对现状的默认，中国接受满洲作为一个分离实体的存在，而日本则保证不谋求面向南方的进一步领土要求。中国还愿意承诺压制学生、新闻记者、政治家和军阀的反日运动，作为对日本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报答。 1934年中国愿意与日本妥协部分地反映了国际格局。中国曾指望的对日本的排斥并未实现。美国正按照白银购买法执行一项自我中心的政策，开始以高出世界市场的价格搜购白银。直接结果是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导致白银严重短缺和货币危机。银行关闭，商店停业。1憎恨美国的情绪上升，伴之以中国也许必须同日本共处的信念。英国准备帮助中国恢复财政秩序，但没有日本的认可，就不可能承担大规模的计划。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有些中国人认为中日和解的时刻已经到来。 这些支持和解的人喜欢引用孙逸仙1924年的泛亚细亚讲话。引用讲话的频繁程度是中国同日本建立和平关系的兴趣的标志。不会令人感到惊讶的是，1935年伊始汪精卫发表讲话，及时引用孙逸仙强调中日合作的言论，并保证竭诚把两国召到一起。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订出严格法规，控制反日示威和抵制日货，仿佛就要把这项政策付诸实施。不久以后，6月15日在南京精心举行了将日本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的仪式。 不幸的是，对那些为稳定中日关系做出艰苦努力的人来说，那个庆典标志着这一短暂的企图和解时期的结束。同年，即1935年，日本的政策再次逆转，这是由陆军决定侵入长城以南激起的。无论关东军或天津驻屯军都没有放弃它们的阴谋，但主要是前者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将军决定性地破坏了刚出现的中日和解格局。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和解姿态是软弱的表现，是权宜之计，不是真诚的合作。土肥原争辩说，恰恰相反，中国领导人基本上仍是反日的，拒绝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应被蒋介石或汪精卫的表面友好所迷惑，而应在华北大胆采取主动，准备消灭这一地区的抗日分子，以巩固既得利益。从这个观点出发又得出下列推论：只有吞并了华北，日本才有希望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地区实体。但国民党人旨在将这一地区更直接地置于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如果日本坚持与国民党人妥协，则将永远失去这一机遇。1 1935至1937年初的两年里，土肥原和他的同谋者成功地实现了他们的计划。他们的目标是“华北自治”，即消除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并建立一个保证中立但受日军严密控制的临时政权。“华北”将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日本不仅将从行政上把它们同中国的其他地方分割开；它还将发展企业，使该地区与满洲更紧密地结合。天津驻屯军要求南满铁路派出一个调查组，对华北的矿产资源、市场状况和财政制度进行一次详细调查。结果产生了一份由151个研究人员写成的长达72卷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日本制订华北经济计划的基础。2 假如日本政府有意履行它同国民党人协议的责任，它应当强迫制止这些活动。东京只有坚定地拒绝批准侵占华北的计划，才能保住自己的信誉并巩固中日和解的框架。日本分裂主义者的这些活动正值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领导的英国经济代表团来到东亚之际。该代表团得到财政部的大力支持，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和副大臣沃伦·菲舍正主张在亚洲推行强硬政策。他们确信，在中国的财政重建中，英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发挥显著作用，这既能得到中国人的好感，又能为英国的商品获得市场。同时，英国愿意同日本合作，英日在中国（特别在长城以南）的合作是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关键，这很像通过海军协定而贯彻的英德合作。如果李滋·罗斯计划得以实现，还可进一步将日本的外交保持在国际框架内。1 日本政府拒绝了英国的合作倡议，表明它完全缺乏灵活性和远见。现在这样的合作应当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然而这正是军方扩张主义者坚决反对的，恢复中国地位的国际安排不仅将限制日本行动的自由，而且将加强南京的中央政府。可能正是这些原因使外相广田下决心进行一次投机并与李滋·罗斯合作，但他完全没有领会这一使命的重要性，也没有做任何事来促成它。他也没有做很多事来反对在华日军的分裂主义活动。他温顺地接受一个又一个既成事实：何梅协定（1935年 6月），秦土协定（1935年6月），冀东自治政府的建立（1935年11月），以及导向成立冀察临时政府的阴谋（1935年12月）。所有这些交涉旨在从华北清除国民党的人员及其影响，这显然违背日本同蒋、汪政权和解的官方政策。2但东京完全无视这一矛盾。由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于10月份制定的‘广田三原则’只字未提日本的和平愿望或国际合作意图。相反，他们要求中国“结束对欧洲和美国的依赖”，并承认日本在满洲和华北的特殊地位，广田领导的外务省温顺地接受了军方分裂华北的阴谋和反对国际合作。11月，广田竟让有吉大使鼓励宋哲元将军的华北自治运动。1 当日军蚕食华北诸省时，中国的领导人不能再保持和解了。未能阻止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激发了学生组织（1931年后被国民党镇压）公开反抗不准示威游行的禁令。1935年12月9日，数千学生在北平游行，手持反日标语，并要求中国领导人停止内战及团结全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一运动与中国**新的统一战线战略一致，波多野善大把它从1935年11月算起。2那些曾对日本保持友好态度的领导人——汪精卫、唐有壬、高宗武等——逐步丧失威信，这反映民族主义的浪潮在高涨。随着中国人的舆论倾向，发生了行刺汪精卫，紧接着在 1935年底暗杀唐有壬。 1936年2月26日东京发生军事叛乱后，广田出任首相，日本的外交继续破产。他的外务大臣是有吉明。显然，1934年有希望的开端已经消失。日本再一次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攻击目标，而英国在中国的财政改革却赢得国民党人的感激。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的格局似乎正在出现：1935年8月，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统一战线，人民阵线也在法国诞生。1935年5月的法俄协定使人民阵线反对德国，这又转而使意大利接近轴心国阵线。在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年7月至1939年），这两个集团走到一起，这四个国家联合英国成立了一个不干涉委员会，这至少表明欧洲列强愿意保持一种协商框架。其间的强国英国寻求一种欧洲内部的合作，以取代国联或英美合作，两者当时都已丧失信誉。与此同时，苏联坚定地重新进入欧洲社会，这对日本来说尤其是一个不祥之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第一次愿意同资本主义国家一起行动。这种建立在相互协商基础之上的欧洲国家体系也许可使每一个强国自由地参与欧洲以外的事务。英国、苏联和德国都主动开始支持蒋介石，这绝非偶然。在李滋·罗斯的改革后，中国对外国投资有吸引力，而蒋介石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领袖。 日本未能对抗这些发展。它在1936年的一个成就是11月和德国缔结了反对共产国际的协定。在竭尽全力查考与英国或美国这些在中国的传统伙伴的有效安排能否恢复前就转向德国寻求合作，这是日本缺少见识的典型表现。日本确实没有同德国在亚洲合作的经验。反苏条约尽管对东京的军政首脑有很大的吸引力，却除了促使苏联加强中国的防御外毫无作用。苏联通过促进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希望结束国共内战，并使统一的中国转向反对日本的侵略野心。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证明这一策略是成功的。 日本的政策到处失败。在华北的日军已增加一倍，并正在推行日本-满洲国-中国经济圈。但很难达到自给。1936年，亚洲只占日本进口总额的38.2%和出口总额的50.9%。日本购买的货物30%以上来自美国，而美国购买20%以上的日本出口商品。收支逆差超过4000万日元，包括对美贸易净逆差25300万日元和对英贸易净逆差2200万日元。日本不得不重新估价它的对华政策。 这一努力的关键性文件是《实施对华政策纲要》和《华北政策指令》，二者都是在1937年4月16日四相（外务、大藏、陆军、海军）会议上通过的。这两个文件强调用“文化和经济”的手段以实现两国的“共存共荣”，并需要“同情地看待”南京政府统一中国的努力。会议决定不再谋求华北自治或促进分裂运动。地方政权不再受到支持来鼓励分裂，相反，日本将试图在全中国造成一种互相信任的气氛。最后，这四位大臣同意可能不得不解散冀东自治政权和终止走私贸易。对于冀察临时政府，日本应采取一种公正的态度以安抚人民。发展华北经济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策的关键部分，应按新方针通过注入日本的私人资本和中国人的资金来实现。第三国的权利将受到尊重，而与英、美的合作将得到推进。1 这是一个惊人的政策转变，也是对军方肆无忌惮的扩张战术失败的一次坦率的承认。不幸的是，它来得太迟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亲善声明已完全失去信任；西安事变已使中国空前团结。现在蒋介石的权威有赖于对日本采取强硬立场。国际环境也正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到1937年初，全球性萧条的最严重阶段已经过去。那年世界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1929年的水平，而贸易额也恢复到1929年以前的程度。对外经济问题不再支配工业强国的外交。伦敦、巴黎、莫斯科和其他首都都密切关心防止战争。最重要的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愿意改变他在1933—1937年间的民族主义的、不合作的和不一致的外交政策，回到胡佛-史汀生地区争端国际化的策略上来。他批评了中立法规，确信美国必须再一次在世界事务中居于领导地位。在内维尔·张伯伦6月出任首相后不久，罗斯福就邀请他来华盛顿共商世界问题。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呼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制定世界各国均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尽管这些建议毫无结果，但它们表明了美国开始重返国际舞台。2 在欧洲，国际主义的复苏在1938年慕尼黑协定里达到了顶峰。像威尔斯所描述的那样，“该协定似乎要在公正和法律的基础上建立世界新秩序”。正如1931—1932年的东亚，1937—1938年是新国际主义——有时被称作‘绥靖’——的鼎盛时期。新国际主义表明主要强国避免战争的愿望，尽管是以牺牲小国为代价的。然而1937年在亚洲，西方强国并不太倾向安抚日本，也就是说不愿与日本合作来稳定政治关系。日本已变得比德国更置身其外，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侵略者。日本政府如果打算说服其他强国相信它对它的对华新政策承担义务，那么它需要采取有力步骤才行。1937年6月4日近卫文麿出任首相，其基本目标实际上是恢复在东亚的国际合作精神。广田重新被任命为外务大臣，而结束日本在外交上的孤立曾经是他们的首要的目标。但在这一关键时刻，卢沟桥事变毁掉了亚洲和平和稳定的所有前景。 根据大多数报导，7月7日在北平郊外的开火不是预谋的。1这次事变确实应当被抑止住，因为当时主要强国已有足够的能力来干预这场战争。德、英、美、苏很快即将从政治上或军事上采取行动，以缓解日本的孤立情绪。当其中几个强国于 1937年 11月在布鲁塞尔会晤来讨论这一事件时，日本的孤立和受到排斥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1 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1931—1941年的日美 关系》，第135页。 1 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年》，载入江昭编：《中国人 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 2 博格和冈本俊平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第108—110页。 3 舒尔青格尔：《外交头脑的形成》，第94页。 4 斯蒂芬·e.佩尔兹：《奔向珍珠港事变：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失败和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开始》，第56—63页。 1 松本重治：《上海时代》第2卷，第104—126页。 1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186—188页。 1 佐藤贤了：《太平洋战争回顾录》，第45—52页。 2 见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年》。 1 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第5章。 2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1 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2 波多野善大：《国共合作》，第180—192页。 1 《现代史资料：日中战争》。 2 阿诺德·a.奥夫纳：《美国的姑息政策：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德国，1933—1938 年》。 1 卢沟桥事件的最近最可靠的叙述是寺平忠辅的《卢沟桥事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改信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传入很久以前，中**事上的衰弱和经济上的贫困状况，对于那些有政治头脑的中国人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因此有了富国强兵的呼吁。但是直到改良主义思想，包括其中比较保守的“体用”学派（见第7章）兴起时，值得为之献身的中国的思想方才开始出现。“改革”（或者说“改良”，或者说“维新”）这种说法本身就暗示，在这个国家无法分割的文化和制度中，具有必须革除或者改造的不可取的成分。从革新者们的角度来看，那些反对这类改革的人们是在保护中国的不良品质，而且因此对它们的延续负有责任。在改良主义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性的哲学理论，只有个人和社会两个层次上的零散的观察与比较；西方值得称道的优点——它的实力、富足、教育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受到注意，并与中国的不足取之处进行了比较。康有为对儒家学说的修正，与严复对托马斯·赫胥黎论进化和伦理的文章的翻译恰在同时，这就为改革提供了哲学基础，从而将其推进到第二阶段，儒家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折衷主义的哲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其框架之内，中国和她的人民被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是被视为可以与中国的政治社会疏远开来的。即使在1898年的维新失败后，在政治舞台上起来取代改良主义者的革命者们也认为，除执政的满族人以外（以他们种族低劣为借口），没有必要使任何人与政治权力脱离开来。尽管其哲学体系庞杂，中国的维新或者革命，除去中国衰落的模式和西方（包括明治时期的日本）成功的模式，没有其他以经验为根据的理论。 中国连续不断的道德堕落、政局不稳以及经济恶化，为复辟皇权的反复企图和外国的侵略提供了条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欧洲的战争暴露了令人非常钦羡的西方文明所固有的弱点，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连同其随即废除沙皇在华的特权，则为中国的解放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仿佛这些划时代的事件尚且不够一样，巴黎和会决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给予日本，而不是公正地归还中国。在这些事件和决议的综合影响下，中国的思想与政治气候突然改变——儒家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宰地位被彻底粉碎了。跟随其后的是思想上的混乱，在这种混乱局面中，中国学者很容易被罗素或柏格森、尼采或孔德、克鲁泡特金或马克思的种种观点说服，并改变信仰。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皈依者是谁？他们对于自己国家的现实有着怎样的理解？他们在社会和政治活动中有着怎样的个人经历？为什么他们信奉了这样一种学说？ 五四运动后的五年里，改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当中，仅有12人已知是出身于无产阶级。1其余的所有人都受过教育，而且有些还出身于相当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在地理上他们分散在北京（围绕杰出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所在的北京大学）、上海（围绕创立于1923年的观点激进的上海大学和陈独秀在1919—1920年帮助创建的工会组织）、武汉三镇（围绕中华大学〔见图八〕及其附属高级中学，李汉俊与恽代英在那里任教）、长沙（围绕**、蔡和森与其他人组建的新民学会）、广州（围绕陈公博、谭平山与其他人在其中任教的一些学院）、广东的海丰、陆丰（围绕彭湃的农会组织）、内蒙古（容易到达苏联和北京）、陕西的榆林（围绕由李大钊的学生们如魏野畴执教的师范学校）、成都（围绕吴玉章和恽代英任教的高等师范学校），连同许多中国留学生在那里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日本、法国的俄国。思想影响的源头主要是北京（通过广为流传的杂志《新青年》），再加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的著作的日文译本，以及在法国同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接触。这些激进的思想能够为社会状况所验证，并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被表述出来，远在国家内地的一些地方如成都和榆林引起反响。 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皈依者屈指可数；其中一些人年龄较大，曾参加过辛亥革命，还有更多的人知道1913年内战中的起义以及1915年和1917年复辟帝制企图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虽然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至少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但其中任何一人都不能称为研究学术的学者。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讲，知识总要引起行动的结果，否则就将成为无目的地学习的收获。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实其效用。一种理论一旦通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被修正或者被放弃，同时开始寻找另外一种理论。1他们卷入和干预政治，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学术生活。胡适博士是个例外。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在探求知识方面不那么勤勉，或者不那么细致，虽然他们共同的偏好是在小组或者学会中集体学习。他们反对传统，意识到传统将被废弃，并在寻求一种将其彻底铲除的方法。他们在文化上的异化造成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异化，这或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或是因为缺乏有威信的社会地位。 他们关切自己国家的落后状况，寻找方法使国家值得他们为之献身，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这使得他们的民族主义是有条件的——人们热爱中国，因为她可以变成值得爱的国家，1不只是因为他们生来是中国公民。2这种落后状况集中体现为经济的停滞，如陈独秀于1918年指出的那样，或者如**大约10个月以后在《湘江评论》的发刊词中以同样的倾向所写的那样。3其他的人如向警予通过不同的途径，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她探索妇女解放的过程中，向发现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女性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她逐渐相信“从前种种，皆是错误，皆是罪恶”。4 陈独秀和李大钊认为，造成中国普遍落后状况的原因是**的官僚和无耻政客的扈从们所助长的精神消沉、道德沦丧1和不受约束的军阀主义。2这些军阀及其支持者，**含糊地称之为“强权者，害人者”。3中国的这些强大的害人者都有“帝国主义者”作靠山，获得这种认识对于这些激进的思想家们是一个进一步的、极其重要的发现。4这为后来诸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的剥削、受压迫者的国际大联合，以及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这类概念的应用，打开了大门。至此为止，对中国现实的根本认识方面的变化还是逐步的，尽管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已经奠定了。十月革命以及对于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的决议的猛省，加速了这种转变。 如陈独秀以颠覆罪受审时，在他自己的辩护词中回忆的那样，五四运动标志了他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个日子以前，他重新振兴中华的呼吁是针对知识阶层发出的；此后，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劳动人民身上。“盖以……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在1919年早些时候，由于他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压榨日益敌视，其理想中的中国形象不再符合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模式了。与此同时，李大钊认为民主在美国已经丧失，声言反对资本家的剥削。1确实，李、陈两人对于民主思想仍都有所留恋，但是是在一种不同的意义上而言。按照他们的理解，他们的“民主”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相比，要求广泛得多的群体参与。在那年1月，陈在《每周评论》——一种激进的期刊——著文，主张需要一个有群众追随的政党；到3月份，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的思想更达到了某种类似于人民专政的程度。2在这两篇文章之间，这份刊物登载了一篇题为《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的社论，号召一场推翻士大夫统治的工农社会革命。这篇社论很可能是由陈和李执笔的（原文署名“一湖”——译者），他们的民主观念确实在变化，但相继演进的过程是从人民民主经人民革命到人民专政。到那年年底，陈针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那种制度的道德败坏，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惨不安的事，哪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6个月以后，陈以一种肯定的口气写道，西方人所追求的利润是由工人创造但被资本家从他们那里盗走的剩余价值。1 从受压迫的青年和受压迫的妇女——激进分子们在他们的刊物上予以全面详尽论述的话题——到受压迫的劳工大众，激进分子们注意焦点的这一转变结果形成了他们与劳工大众的一种新的认同。他们的视野更为宽广，他们的同情现在推及所有的穷苦人。对外，他们不再是沙文主义的，他们跟随《每周评论》的榜样，《每周评论》在五四运动之前两个月，刊载了一系列关于爱尔兰、菲律宾和朝鲜争取独立斗争的文章；对内，以社会调查为基础，涉及上海、汉口和唐山工人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和山东、江苏和福建农民悲惨境遇的一系列论题的文章，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晨报》上大量涌现。在中国**创建以前，就已经有为了劳动者或者关于劳动者的专门杂志，它们提供关于工人和农民的信息，扶植对劳动的新态度，并且引起人们对于一些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注意。不久，年轻的激进分子们就被劝告要到劳动人民当中去工作，而且他们之中有些人这样做了——彭湃在海丰的农民中间，张国焘和邓中夏在北方的铁路工人中间，**在长沙的工人中间，还有恽代英在武汉的工人中间。 人们一定要问：不依靠一场暴力革命，中国的民族愿望能否得以满足，社会公平能否得以实现呢？当权人物会让这些目标通过和平的转变过程而得以完成吗？到了五四运动时，那些被觉察了的国家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和**的官僚，已经被确认了，但是，如李大钊所说，仅仅“开几个公民大会”是无法将他们从掌权的位置上赶走的。2在这一点上，1911年（中国）和1917年（俄国）的革命经验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在陈的头脑中，欧洲的繁荣是其历次革命的结果；在李的头脑中，只有在最大痛苦和牺牲之后才可能有最大的成就。1如同《每周评论》著名的社论《新纪元》（载于1919年1月，第3号和第5号）解释的那样，进化的基础是合作而不是竞争。由于驱使人去剥削人的少数人的贪婪造成了一种竞争的而非合作的状态，其后果便是社会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通过革命以外的其他手段是无法消除的。对于李、陈两人，革命不是简单的暴力行动，因为它包括旧事物的毁灭和新事物的诞生两个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在革命胜利以后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因此，当讨论妇女解放问题时，李大钊将其与有产者阶级专政下的社会制度的毁灭联系起来，而陈独秀则简洁地说：“解决……所说（妇女、青年和工人）的三个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不可。”2其他激进分子如《民国日报》附刊《觉悟》的一些撰稿人，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而且，他们接受了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3在法国，中国留学生将《**宣言》翻译成中文，并把精力投入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会。4正是通过这些留学生之一蔡和森的影响，**才将其早些时候对克鲁泡特金的钦佩转换为对马克思的钦佩。5感情上的反抗在所有这些个人转变的例子中都是明显的。没有它，他们将不会成为狂热的革命者，如同他们即将成为的那样。 但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投入有组织的政治行动以前，激进分子们对于它知道些什么呢？在中国**创立之前，可以找到《**宣言》的几种译本；《新青年》和《晨报》的附刊上还有介绍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河上肇著）。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两种译本，一种为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所译，但是《资本论》本身却只有经过大量删节的中文本。译成中文的还有《雇佣劳动与资本》、《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中收集有数量相当可观的英文、德文、法文及日文的**文献，李大钊在和他的社会主义青年小组的讨论中，利用了这些文献。除此之外，十月革命自然地把激进分子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俄国。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托洛茨基的《**与恐怖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世界和平》都译成了中文。列宁于1919年12月在联共八大上所作关于苏联**章程的报告的中文本，在《新青年》（第8卷，第3和第4号）上分为两部分连载——《民族自决》和《过渡时代的经济》。介绍马列主义的工作随着《**》月刊于1920年11月在上海创刊而蓬勃展开，俄国政党、国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连同俄国新的艺术和文学，在几份激进刊物上得到了报道。1不满足于翻译过来的关于新俄国的报道，中国人或前往俄国直接观察，或向莫斯科派驻记者。其中包括瞿秋白，他的动机是“寻求……改造中国的真理”。2通过他们的报道，抽象的理论转化成了具体的事实。在中国内地，恽代英于武昌创办的利群书社以及**于长沙创办、在湖南数县设有分店的文化书社这类书店，还有萧楚女于重庆编辑的《新蜀报》，将这些出版物散布开去。1 有了这些出版物，马列主义的主要分析工具——辩证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等——便在这些早期皈依者们的掌握之中了。他们的国家的丑恶方面、劳动人民的苦难，被视为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以及他们垄断国家政权的结果。按照这个观点，中国社会被看作是由压迫者和被压迫阶级组成的，其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与仅仅几个世纪以前的骄傲的帝国相去甚远。应当承认，它的转变需要一场革命，但当它既没有一个发展了的资产阶级也没有一个壮大的无产阶级时，为什么是一场由马列主义指引和**领导的革命呢？李大钊在1919年5月4日《每周评论》的一篇社论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简单的——既然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展不充分，中国的革命就可能比俄国、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更为容易。在**创建的前夕，他论证说，在一个劳工运动日益高涨的世界里，要中国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再看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人家已经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2陈独秀也根据事实赞同这种蛙跳理论，虽然他没有像托洛茨基那样发展一套不断革命的战略。按照他的观点，一种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在1920年的中国的发展程度，并不亚于1848年的德国或1917年的俄国。既然俄国成功地完成了跳跃，中国为什么不行？1这种蛙跳理论严格说来也许是不辩证的；对陈、李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如周佛海、瞿秋白与蔡和森来说，社会主义代表一切美好的东西。它是一个没有阶级对抗的社会，为所有人提供了尽其所能发展自我的机会。2如瞿秋白在其莫斯科之行前所说，他和与他共同主办《新社会》杂志的同事们，希望促成的是一个自由、平等、没有阶级差别、没有战争危险的民主的新社会。3一个漫长而阴暗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前景，他们想起来是太令人厌恶了。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这个阶段，列宁在1920年7月于共产国际的第二次大会上以及在这之前所提出的关于土地、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论点，很可能仍然不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知晓。对此他们不得不依靠他们同共产国际的代表，主要是斯内夫利特（马林）和沃伊京斯基4的谈话。 1 陈郁、苏兆征、向忠发、项英、邓发和柳宁。见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中国**传记辞典，1921—1965年》。还有邓培、朱宝庭、许白昊、刘文松、刘华和马超凡。见琼·切思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400—402页。 1 关于这一点，我要感谢阿德里安·陈：《1925年以前中国**的发展和特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论文，1974年），第39—40页。但是，他在这个部分将其研究仅仅局限于陈独秀，而我认为李大钊、董必武、吴玉章、林祖涵，更不必说**，无疑都有同样的倾向。又见迈斯纳：《李大钊》，第106页。 1 关于“爱国”的最完整的说明，见于陈秀独所作《新青年》的《本志宣言》，7（1919年12月1日），第1页。 2 李大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为复杂。1915年，他说：“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显然李没有为这些不足辩护；也没有试图为其辩解。他的困境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不足最终将使一个爱国者的努力成为徒劳，而且只要这些不足仍然存在，他的爱就将一直得不到报偿。为使他从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解脱出来，他聊以自慰的是著名的凤凰涅槃式的中华复兴的观念。但是后来，在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信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由于将中国与世界的未来联系起来，他从其狭隘的、先验的民族主义，转到了人类的整个历史和人类的伟大使命上来。迈斯纳：《李大钊》，第22—23、27和180页。 3 陈独秀：《文存》，2（1918年9月15日），第275页，及竹内编：《**集》（以下作竹内本），1（1919年7月7日），第53页。 4 见李立三的文章，载《红旗飘飘》，5，第28—31页；《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2，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第154—155页。 1 陈独秀：《文存》，2（1916年10月1日），第85—86页；和4（1917年3月1日），第52页；石峻：《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五四时期主要论文选》（以下作《思想史资料》），第1906页，1917年2月1日；关于李在1915—1917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迈斯纳：《李大钊》，第24和34页。 2 李大钊：《选集》，第81—82页，原载《甲寅日刊》，1917年3月29日；陈独秀：《文存》，1（1916年2月15日），第53—54页；《新青年》，3.4（1917年6月）；及陈独秀，同上书，1（1918年7月15日），第222页；和2（1919年11月2日），第387页。 3 《民众底大联合》，1919年，竹内本，1，第61—64页。 4 陈独秀的两篇文章，载《每周评论》，4（1919年1月12日）和8（1919年2月7日）。同时，李大钊从他1915—1916年的达尔文式的内省的民族主义，发展到1919年1月的坚定的反帝立场，见边斯纳：《李大钊》，第24页，以及李的社论《新纪元》，载《每周评论》，3。 1 陈独秀：《辩诉状》（出版处不详），标明的日期为1933年2月20日，第1页。还可参见陈于1919年3、4月份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文章，它们预示1919年11月2日的那篇经常被引用的文章《实行民治的基础》的出现。对于陈改信马克思主义的日期在李大钊之后一年或两年的看法，如许华茨的《中国**》第22页和迈斯纳的《李大钊》第112—113页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我是知道的。然而，尽管陈对j.杜威的论述是很客气的，他11月份的文章不仅批评杜威的民主观念“还有点不彻底”，而且明明白白地将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置于其经济基础之上。参见《文存》：1，第375页。关于李大钊的观点，见《晨报》，1919年2月7—8日。 2 《文存》，3（1919年1月19日），第589—591页以及4（1919年3月26日），第646页。 1 同上书，2（1919年12月1日），第72页。也同上书，4，第216—217页。 2 《每周评论》，22（1919年5月18日），第22页，见其《选集》，第214页。 1 《思想史资料》，第1906页和1201页。 2 同上书。第1207页（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6（1919年2月15日），第2页；陈：《文存》，4（1920年9月1日），第224页。 3 《五四期刊》，1，第193—194、198页。 4 何长工：《勤工俭学生活回忆》，第61页，和《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载《五四期刊》，1，第154页。 5 竹内本，1，第58页，《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页，引用于《湖南历史资料》，4（1959年），第80页。 1 关于这一问题，最好的资料来源有《五四期刊》，1和3；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68和75页；《新青年》，9（1921年9月1日）第5页的一则广告；以及《近代史资料》，2（1955年），第161—173页。 2 《五四期刊》，1，第135—136页。 1 《社会新闻》，1.8（1932年10月25日），第176—178页；洛甫（张闻天）：《青年学习问题》，第95—107页；以及竹内本，1，第71—73页。 2 《守常文集》，上海，1952年（1921年3月20日），第189页。 1 《新青年》，8（1920年11月1日），第3页。 2 见周的文章，出处同上，8（1921年1月1日），第5页，和蔡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的通信，引用于《五四期刊》，1，第158—159页。另见陈的文章，载《新青年》，1920年9月1日。 3 《新社会》，发刊词，1919年11月1日。 4 即吴廷康；卫金、魏琴、魏金斯基、沃伊琴斯基也是此人——译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中日战争期间的强国形象，1937—1941年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双重现象——日本的外交孤立和西方对中国重新产生兴趣——在1937年7月战争爆发后变得更加清楚。与战场上的胜利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不可捉摸的战争目的问题。日本为对华战争正投入大量军队（士兵人数超过100万），并于1938年4月在国内宣布全国动员，使整个国家为胜利而行动起来。但是，打这场战争究竟为了什么并不清楚。正值日本的军政首脑打算把日本的亚洲政策通过与英美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转向帮助恢复某些稳定意识的时刻，这场战争爆发了。现在所有这一切都不成为问题了，然而对为什么一定要打这场战争却没有清楚的认识，对这场战争将带来什么后果，也没有共同的预见。当时日本能想出的最明显的理由就是建设新秩序的漂亮措辞。对“新”的强调表明了他们不回到过去的意识。相反，这场战争将是改变日本、亚洲，乃至世界的手段。日本正在实现“改变当前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历史使命。1对国内，这意味着减少甚至消除西方的影响——党派政治、私人利益和享乐主义。著名社会学家高田保马声称，日本人必须学会俭朴地生活，使个人的安康与全民族的福利一致。他们必须让个人利益服从社会监督。对国外，新秩序的概念使这场战争合理化，用高田的话说，“中国和日本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更为崇高的目的（通常指亚细亚主义或亚洲新秩序），以加强亚洲对西方的集体自卫。2 这样的自我粉饰暴露出日本人对其未来的地位是多么的绝望。对中国呼吁泛亚细亚主义无异承认这场战争不能在战场上赢得。如果中国人觉得他们被西方忽视，因此除遵从日本确定的东亚新秩序外别无选择，那么这种呼吁可能不全是绝望的花言巧语。的确，有一些中国人以前就倾向以朋友对待日本人，著名的如汪精卫，他们仍抱着维持两国密切关系的幻想。他们相信中国不可能从其他国家得到很多援助。这是他们最大的失算，也是日本最大的失算。他们将会发现，远不只是这两个国家继续进行战争，它越来越成为全球冲突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把其他国家卷进来。 根据中国的观点，这种有利的发展完全不是预先注定的。1935年共产国际大会3提出的人民阵线，在1935—193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理想多于现实，主要是因为美、英不愿意把自己与苏联拴在一起，后者可能会把它们卷入对法西斯国家的过早冲突。此外，苏联自身的力量被斯大林的清洗所削弱。例如，就在卢沟桥事变前夕，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他的同僚，一些最高的军事指挥官，遭到枪决。带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德国比其他各国更有潜力援助中国。因为德国同中国和日本双方的关系都好，所以在战争初期，中国人希望德国能施加压力，以节制日本的军事行动。1相比之下，一开始不可能依靠美、英。这两国仍深受消极主义和孤立主义情感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的同情本身并不转变为有效的政策。 所有这一切都戏剧般地突然发生了变化。1937年底到1938年初，美、英、苏三国合作采取重大步骤以遏制日本，而最能援助中国的德国却转而更靠拢日本，中日战争使世界主要强国重新组合。首先，它导致苏联与英美二强互相更关注对方，如果可能的话，联合作出反应以抑制日本。苏联在许多方面都采取主动。尽管斯大林不愿与中国建立可能激怒日本的纯粹的双边关系，然而他却同意向中国提供飞机和坦克，只要蒋介石保证不用它们反对苏维埃（这是1937年8月两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大意。）但这只是援助中国总体计划的一部分。苏联的外交官们渴望通过苏联1934年参加的国际联盟进行工作，并向美、英和其他国家靠拢，对日本实行联合制裁。2苏联期待华盛顿会议签约国聚会，并派一名代表参加 1937年 11月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这是苏联首次参加涉及远东的国际会议。 尽管布鲁塞尔会议并未产生苏联所期望的国际决议和承诺，但它清楚地标志一个要点，就是苏联同美、英一道寻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和支持中国，以“加强国际安全”，像莫斯科杂志所指出的那样。布鲁塞尔的微小成果——代表们仅仅反复阐述列强的愿望是找到一个与1922年的九国公约相容的解决办法而没有通过任何制裁日本的决议——并没有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该会议清楚地将中日战争国际化，因此是与罗斯福总统1937年10月的检疫讲话1一致的。在那次讲活中，罗斯福号召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孤立世界上的侵略势力。到1937年底，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的国际地位正在下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成反比地被提高。 中国的唯一挫折，也是日本主要的成就，是德国决定承认满洲国。到1937年底，希特勒已决定并吞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创造一个扩大的和经济上更有生命力的帝国，为最终对苏联的“圣战”做准备。但是有必要通过与日本缔约使英国在亚洲起不了作用，就像柏林-罗马轴心会在欧洲遏制英国一样。德国想要得到日本的合作，就必须从中国撤走军事顾问和承认满洲国。希特勒愿意采取这些极端步骤，因为他预料要同英国摊牌，也因为有人使他相信，由于他对日本的援助，中国注定要输掉那场战争。这场赌博将使德国付出巨大的代价。 1938年初，中国人能感到不那么孤立了。布鲁塞尔会议至少已表明关心远东局势的多数国家一致同情中国。苏联正向中国提供数百架飞机和数百门大炮。俄国飞行员正到达重庆。更为重要的是，美、英尽管很谨慎，也有迹象要在亚洲事务上共同行动——正如美国海军的罗亚尔·e.英格索尔舰长于1938年1月去伦敦就对日联合战略同英国交换信息时所显示的那样。2重庆现已得到美、英、苏无可怀疑的支持。中日战争比以往在更大程度上与它们的全球政策相适应。满洲危机曾动员列强维护它们被迫放弃的现行国际关系框架，而这一次西方列强决心反对日本，可能还有德国重新确定世界事务格局的企图。在正在形成的组织反对德、日的全球同盟的新概念中，中国将扮演主要角色。这个正在出现的同盟包含两个组成部分。一是由苏联倡导的较早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延续。另一部分是闲置数年后复苏的英美合作计划。二者均计划遏制法西斯国家，特别是日本。但它们有不同的内涵。人民阵线范围较广，英美联盟较狭。从意识形态上讲，前者尽管已大为淡化，但仍保留左翼的内涵，而后者则以自由民主原则为宗旨。当时并不清楚这两种有显著差异的结盟是否真能结成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但无论怎样，中国都能与这两者很好地协调起来。中国是一个合格的反法西斯主义国家，同时，它能被英美民主联盟接受为一名，不妨说，光荣的成员。至少在亚洲的环境中，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表现出战时所能期望的民主。当时尽管很少有人声称中国正在为民主而战，但是十分明显，中国人民正拒绝屈服于犯下像“南京暴行”那样的抢劫和屠杀罪行的法西斯侵略者。整个1938年，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和英国的敬佩。 对中国不幸的是，由于欧洲形势的发展，刚诞生的全球反日联盟在1938和1939年经历了附加的变化。在这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与人民阵线和英美联盟并存的，还有第三种旨在稳定国际事务特别是欧洲事务的方案。这就是绥靖政策，它是苏联倡导的人民阵线，和美、英的专求民主结合的代替品，尽管事实上三者同时都在进行。准确地说，绥靖是一种努力，要恢复某种既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国际主义，1防止世界陷入无望的分裂之中。虽然人们清醒地认识到1919年后的国际主义框架根本不可能恢复，但对于这个方案的倡导者来说，努力结束20世纪30年代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分裂，并重建一个全球相互依赖的机制，至少是可能的。正如经济力量曾经是20世纪20年代国际主义的基础一样，它们同样被看成这种新企图的关键。国际紧张的根源表现为经济上的，因此，如果想使世界重新保持稳定，就必须重新建立对所有国家，甚至包括德、日、意在内的工业化、贸易和经济增长都有利的形势。这就是绥靖与其他方案的主要差别。只有所有主要国家为了经济重新统一而联合在一起，绥靖才有意义。法西斯强国必须被纳入这一方案；事实上这是对绥靖外交的辩护。当然，这假定德、日、意对冲突的经济根源同样感到忧虑，而且愿意同其他国家一道为建立更好的国际秩序而努力。 这种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有过，但并未大力推行；西方国家也曾采取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现在，第一次在这十年中再努力一次的时机似乎成熟了。在大多数国家中，工业总产值已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但世界贸易额仍不足萧条前一半，如果和平能安全地建立起来，那么推动一个开放的世界市场以促进贸易和投资，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能说服德国和日本致力于这些活动，而不是军国主义的扩张，那么它们也能成为这个新格局的一部分。绥靖的倡导者们把它看作比人民阵线或英美联盟好得多的一种选择，因为后二者有可能转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反法西斯国家的军事联盟，从而导致分裂而不是重新统一；而绥靖方案却能避免这样的对抗。它优先考虑把德、意、日这几个发达国家重新团结起来，而不是同苏联或中国合作。 出于上述原因，中国人对美、英在1938年推行的绥靖外交感到沮丧。的确，这种外交主要关注欧洲，而不是亚洲。英国政府由于怀疑与美国太亲近是否明智，并仍信赖与希特勒共事，所以在9月的慕尼黑协定中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取悦希特勒。美国欢呼慕尼黑协定是将帮助重建国际主义的一个重大成就。没有直接涉及亚洲，英国或美国都不愿对日本采取同样的策略，因为日本远比德国明显地具有侵略性。与首相内维尔·张伯伦一起策划慕尼黑绥靖政策的哈利法克斯勋爵在5月发表评论：“中国正在为所有守法的国家打一场战争，它也附带地为我们在远东打一场战争，因为如果日本赢了，我们在那里的利益必将丧失殆尽。”1这绝不是对日本姑息的语言。尽管英国人谨防与日本开战，但他们愿意支持中国远远超过愿意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同样，美国人尽管欢呼慕尼黑协定，但他们在亚洲宁愿选择的道路却不容置疑。1938年秋开始了美国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贷款的谈判，尽管数额不大，但却是美国的首次正式承诺。这笔贷款宣布前不久，当日本政府发表“亚洲新秩序”的声明时，华盛顿和伦敦立即对它进行谴责。虽然英、美没有联合行动，但英国决心使它的立场与美国的立场接近，并让日本知道这一点。2苏联尽管对日本很谨慎，但对其在远东的地位信心不断增强，部分地是由于中国持续对日抵抗，同时也由于苏联从东京的理查德·佐尔格3间谍网得到情报，日本不准备同苏联作战。4苏联领导觉察到，在这个时候给中国巨大的外援不会冒孤立的危险，并且出现了英美对日本逐渐增加国际压力的良好时机，而苏联的力量将形成这种国际压力的一部分。 如果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是令人鼓舞的迹象，那么英美在欧洲的绥靖不能不影响亚洲。当斯大林把慕尼黑协定看作资本主义国家意图弥合它们与纳粹德国的分歧的明证，在1939年春夏不断离开人民阵线以及与英美的合作以求与德国和解时，这一点就变得明显了。这只是权宜之计，以应付西方政府明显渴望重新联合德、意，再次使苏联在世界上孤立。尽管这种恐惧被夸大了。但绥靖与人民阵线确实不能共容。当斯大林与希特勒在1939年8月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含意是明显的；人民阵线死亡了，而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彻底失望了。什么将代替它呢？绥靖也必然受到伤害，因为德、苏之间的条约当然不是英、法、美政府在推动重新联合时所设想的。同样，**产国际协定也受到打击；当反对苏维埃**国家的法西斯联盟中的一个成员公开与苏联结伙时，这个联盟就没有意义了。 对中国来说，这些是惊人的发展。德苏和解打破了英、美、苏在世界事务中合作的希望。此外，由于德国公然蔑视慕尼黑协定，吞并捷克期洛伐克，并打算下一步进攻波兰，英美可能要优先考虑欧洲，但与欧洲各国相比，美国非常不愿意以武力抵制德国。对中国来说，唯一的微弱希望是德苏条约能使苏联把大批部队调至远东；包括1939年夏沿满蒙边境苏、日两军之间小规模战斗的诺门坎事件，显示了苏联在火力上的优势。 因此，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美、苏 、中很有希望的合作前景已被更加变幻莫测的形势所代替。随着德日关系的紧张，特别是看到对美商业条约的废除，东京甚至也有可能重新调整其政策。废除该条约是华盛顿于7月宣布的，作为一项单边行动对日本施加压力。这种压力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促使东京官员寻求改善日美关系的道路。1939年秋冬之际，在欧洲“假战争”1期间，日本和美国进行对话以查考能否对时局取得共识。如果取得成功，他们可能在日本在华势力实际存在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稳定。假如中国人知道伦敦的一些人，著名的有议会副议长r.a.巴特勒，正含糊其辞地谈论恢复英日联盟作为控制远东危机的一种手段，他们会更加失望的。2 然而给自由中国以灾难性打击的远东绥靖并没有出现。英美两国都期望把日本重新纳入合作方案，但不是按日本坚持的条款。尽管需要改善关系时东京主动向华盛顿和伦敦提出倡议，但它不能放弃在中国的作为；因为它约束不了它的军方。甚至在日本政府寻求同伦敦和华盛顿改善关系时，它不得不宣称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傀儡政权，它肯定料到这一举动会破坏与西方的任何谈判。一位英国外交官写道：“在我们采取某种态度对待中国的新政权以前，让我们了解它能博得诚实的中国人的多少支持。而首先让我们了解在即将到来的商业条约谈判中，日本将如何使美国政府感到满意，不让楔子敲入我们与美国人之间。”3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欧洲战争把英国和美国拴在一起了。英国和美国再度结为伙伴，不包括苏联的参与，也不对法西斯国家让步。这是一个真正为保卫民主的双边联盟（罗斯福总统称他的国家为民主的武库）。力量与理想牢固地结合起来了；如莱因霍德·尼布尔在他的《基督教和强权政治》中所写的那样，没有力量，受到珍重的民主文明就不能得救，因为袖手旁观只会鼓励进一步的侵略。和平不再是一种能生存下去的选择，它当然不是那种不采取行动、裁军、对法西斯国家妥协的和平。因此随着人民阵线和绥靖的消亡，1940年的国际事务体现了英美联盟的明显兴起。余下来的是使它全球化，使它不仅运用于欧洲，也运用于亚洲。 当1940年德国突然进攻法国，使欧洲战争和东亚战争融为一体时，英美联盟的全球化完成了。它几乎立刻重新激起日本领导人与德国结盟的兴趣。德国在欧洲的胜利为日本攫取中国以南地区、切断重庆外援并获得这一地区的丰富资源，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时机。对柏林来说，与日本结盟会把美国困在亚洲，使它不能插手欧洲。这样的逻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1940年9月的轴心同盟。它也使两场战争接近。 可以肯定，英美专注于保护英国可能意味亚洲处于次要地位，但既已放弃对德妥协，而日本和德国又紧密联合，它们决不会牺牲中国以取悦日本。所有这一切再一次提高了中国的重要性，像1938年以前那样。当然，这次苏联不是亲华联盟的一部分。1940年末，当希特勒显然将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并把矛头指向苏联时，斯大林寻求与日本改善关系，以避免两线作战。苏联缓慢地但正确无误地与日本实现了睦邻关系，于1941年4月签订了中立协定。至此苏联明确地放弃了欧洲和亚洲的人民阵线。与此同时，日益增长的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支持正被东印度的荷兰人加强。尽管荷兰已沦陷于纳粹，荷兰的殖民地政府仍维持其半独立存在并顽强地抵制日本想取得石油的努力。荷兰官员们与他们的美、英同行密切磋商，三方制定了对日本的共同纲领。这产生了所谓abcd集团——美国、英国、中国和荷属东印度——这尽管不是一个明确的实体，但它至少准备联合行动，并对日本人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日本人非常担心在亚洲孤立，而这正在成为现实；他们同德、意的结盟却于此无补。轴心同盟无助于日本对付“abcd的包围圈”。 于是中国发现自己再次成为防止轴心主宰世界的全球化英美联盟的一部分。中国的地位现在似乎更安全多了。她的命运与美、英连结在一起。美国把中国纳入其全球战略，特别提供航空专家、“志愿”飞行员和飞机组成飞虎队，同在中国的日本空军作战。当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时，华盛顿立即把援助计划既运用于英国，也运用于中国。伦敦相信美国的支持，对日本采取强硬的政策。在1940—1941年之间的冬季，英美战略会谈（所谓“abc”会议）重申欧洲战场的首要地位，同时与会各方也同意协调太平洋的战略行动。最重要的是，由于美、英领导人承诺要维护世界的民主，中国也成为他们为民主而战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由于成为争取主权的全球性战斗的一部分，中国能得到保证从日本获得最后解放。这就无怪1941年全年断断续续地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谈判毫无结果。这些会谈反映了日本的绝望以及通过请求华盛顿压迫重庆结束战争以离间美国和中国的策略。美国官员虽然同意继续会谈，但主要是为了争取时间作军事准备，没有接受日本控制中国的想法。 当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的军队攻击斯大林的军队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纳粹的侵略使苏联加入英、美、中联盟。德苏战争对美国来说意味着西部战线的缓和。同时迫使苏联将其军队从亚洲调出以保卫欧洲苏联。当日本决定不从背后进攻苏联而继续保持中立时，中国人意识到他们只能从苏联得到比过去少得多的援助。然而苏联重新参战使人民阵线得以复苏，并加入英美联盟。中国现在是这个综合性联盟的一员，也将迟早成为取得胜利的盟国中的一员。如伦敦《泰晤士报》通讯员从重庆发回的报导提到的那样，按照中国人的观点，“德国对苏联的进攻终于使世界上自由的人民在abc阵线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反对侵略势力”。相比之下，日本的处境据认为变得“更危险，经济上困难重重，众叛亲离，并企图从事某些行动，这些行动可能很容易使它与苏联、英国、东印度，可能还有美国发生公开对抗，这时候它有100多万军队困在中国”。1这种观点反映出中国确信终于成功地孤立了日本，而本身正成为世界关键性强国之一。 德国袭击苏联后，全球大战的观念变得更清楚了。现在英美联盟和苏联**人一道共同承担着打败轴心的任务。人民阵线与民主联盟融为一体。一位美国作家称这种新的联盟为“世界民主阵线”，这一称谓很妥贴地包含了先前的两种概念。2美国的民主将不仅对本国而言，它将成为全球争取自由运动的一部分。这种新的国际主义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于1941年8月在大西洋会晤结束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得到了详尽的论述。这就是大西洋宪章。这两位领导人保证，两国不仅要协调它们的军事资源和战略，还要为创造一个更安全和公正的国际秩序而合作。大西洋宪章列举了一系列准则，如自决、经济上相互依存、国际合作、集体安全以及裁军。中国赞成这些准则，愿加入英美民主联盟，并使对日战争成为全球为民主而斗争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日本人感到自己受到了排斥。如《朝日新闻》评论的那样，大西洋宪章预示美国站在英、苏一边，准备参战，它也表明要努力呼吁欧洲和亚洲人民，根据新的准则与美国和英国联合起来，孤立德、意、日。3 日本明显地处于守势，它被迫进行两种选择，要么努力与英美两强和解，把它们与中国拆开，要么放弃所有这样的打算，并巩固它的亚洲帝国。事实上东京同时寻求这两条途径。一方面，华盛顿会谈在大西洋会议后重新开始。甚至在首相近卫被代表军队好战姿态的东条英机将军接替时，还认为明智的做法是继续谈判，看美国是否愿意恢复与日本的贸易，减少其对中国的承诺，并避免在太平洋摊牌。当然任何一项这样的协议对中国领导人都是一个打击，所以他们对华盛顿会谈极为敏感。伦敦也不希望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让步；让步只会壮日本的胆，并减少美国在太平洋上军事卷入的可能性。因此在1941年9至12月期间，中、英两国官员彼此保持密切接触，焦急地等待华盛顿会谈的结果。如英国大使从重庆报告的那样，“普遍存在一种不断增长的恐惧感，担心美国政府出卖中国人，我们也跟随他们”。英国寻求向中国人保证“美国有出卖中国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他们都“在进行同一场战争，无论在欧洲或者在太平洋”。1 11月底，当蒋介石和丘吉尔听到在华盛顿已达成妥协风声后，他们两个通知罗斯福这样一种意见：全球性的民主联盟已经形成，绝不能因与侵略成性的日本保持和平的短期利益而牺牲中国。总统接受了他们的论点，考虑到这个原因以及其他原因，拒绝了妥协的建议。他已别无选择。可被重庆和伦敦接受的唯一与日本的协议可能是遵循11月26日的赫尔照会的路线，要求日军从中国以及印度支那撤出，并劝说日本民族回到20年代的国际主义。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加入民主阵营，否则仍被摈弃。 日本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除非他们向美国，因而也向中国，作出巨大让步，他们将继续面临西方列强的强硬反对，并准备甚至冒战争风险来保卫他们的战果。这就是他们在1941年秋，甚至在华盛顿会谈期间制定的战争计划背后的推论。日本军政领导设想华盛顿协商不会取得结果，他们决定在不久的将来，除中国外又冒对美、英开战的可能性。进行战争最有效的方法将是建立一个占有东南亚丰富资源的坚不可摧的亚洲帝国。与此同时，日本的军事力量应打击美、英的舰队，以肃清对帝国构成潜在威胁的区域。9月初制定的计划表明，日本决心同世界的主要强国进行较量。日本将建立亚洲霸权以防御其孤立地位。 在最后时刻，日本只需同意美国提出的条款，特别是认可大西洋宪章、赫尔照会以及表达美国国际主义的有关文件，战争就可以避免。这相当于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日本继续作为英美二强界定的国际社会的一员，并受其准则的指导，包括承认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尽管有少数日本领导人准备在这样的基础上寻求和平，但对东条内阁和军方来说，这一方针意味着放弃1931年以来他们曾为之奋斗的一切。面对或重新加入西方列强或向它们挑战的选择，日本选择了挑战。1941年12月战争开始。 太平洋战争将中日冲突和日美战斗融为一体，使中国成为反轴心国大同盟中的一名老资格成员。自1931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能感到他们真正是全球性联盟的一部分。 1 长谷川正：《对立战争论》，第164页。 2 高田保马：《东亚民族论》，第69、77页。 3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 定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策略方针，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 线——译者。 1 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年》，第232—233页。 2 内森·哈斯拉姆：《苏联援助中国和日本在莫斯科对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 1939年》，载伊恩·尼什编：《20世纪30年代苏日关系的一些方面》，第39— 40页。 1 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检疫隔离”演说。他说：“爱好和 平国家必须齐心协力，反对……制造国际无政府主义和不稳定局势的那些国 家”。他建议采取“检疫隔离”的方法来对付主张孤立的政策，各国政府断绝 同侵略者的正常联系，施加压力，以维护世界和平——译者。 2 彼得·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英国远东政策研究，1937—1941年》， 第34—35页。 1 这里所说的国际主义，主张和法西斯德国妥协，防止世界陷入战争——译者。 1 彼得·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英国远东政策研究，1937—1941年》， 第41—42页。 2 同上书，第50—53页。 3 佐尔格为共产国际和苏联特工人员，从日本近卫首相的密友尾崎秀实得到日 本决定南进不北进的情报——译者。 4 哈斯拉姆：《苏联援助中国和日本在莫斯科对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1939 年》，第 48—49页。 1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突然袭击波兰，与波兰缔结有互助条约的英法，于9月3日对德国宣战。英法与德国虽已宣战，但一直没有战斗。也有人称为“奇妙的战争”——译者。 2 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第106页。 3 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第124页。 1 f10904/280/10，见fo371/27670，伦敦档案局外交部档案。 2 《新共和》，第105卷第8期（1941年8月25日），第238页。 3 《朝日新闻》，1941年8月16日（晚刊）。 1 f8496/60/10和f9109/60/10，见fo371/27615，外交部档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党的建立 与中国对俄国的迷恋相应的，是布尔什维克们对中国的兴趣——由于漫长的共同边界、俄国的华人社区（更不用说华人曾在俄国内战中为革命而战）、俄国在中国的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上促进世界革命的任务。以建立俄国**政权的相同原则建立一个中国政权，这对于国家和革命的目标都将是有所裨益的。 义和拳起义和俄国在其中的作用，曾吸引了列宁对中国的注意，但正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才使他认识到亚洲国家的新的觉醒，1并且在他登载于1913年5月18日的《真理报》上的文章《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中，谴责欧洲人在亚洲的野蛮行径。他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也是最后发展阶段的理论，直至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才有力地提出来，纳入全球性的革命战略之中。2这样，西方的阶级斗争与东方的民族斗争之间的链条便铸成了。一个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两阶段革命战略的基础奠定了。这就需要刚刚出现的**运动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的联合，并指出了在这样的国家中在适当的时机成立农民苏维埃的可能性。列宁认为领导落后的东方国家的群众的任务属于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这个论点赋予共产国际以教导和指引没有经验的东方革命运动的权力。 这些便是派遣沃伊京斯基和马林来中国的背景。在他在中国逗留的六、七个月里，沃伊京斯基帮助中国的激进分子们——由信仰不同派别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人们组成的一个混杂的群体——认识到沿着《怎么办？》中所阐明的列宁主义组织路线成立政党的必要性。分散的社会主义研究的中心与陈独秀于1920年8月创立的结构松散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被组织起来以奠定中国**的基础，该党在1920年底形成，并于1921年7月初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组成。这是一次大约12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参加的会议。会议在法国租界的一所女子学校（暑期无人）开始，成员们担心巡捕的监视，乘火车转移到湖上的一艘游艇中继续讨论。具体的细节模糊不清，而且不同的见证人所说不一。 据“一大”的参加者陈公博说，中国**第一个章程规定的党的任务，是组织和教育劳动群众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并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尽管它没有阐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该党也将有系统的、纯洁的、秘密的从小组到中央的组织，以便领导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去完成其革命任务。认定党必须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中国**对中国存在的其他党派，包括国民党，采取了一种敌视的、不合作的态度。中国**要向共产国际逐月递交报告并与其保持密切联系。根据这些规定，中国**创立伊始便成为一个革命政党，而不只是一个研究团体，这使得一些党的创建者很烦恼，他们由于这个原因将要脱党。中央由三人组成——陈独秀是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1 陈未出席而当选为书记，以及他直到1927年7月15日辞职为止对中央的持续控制，对于这个年轻政党的发展是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在这两位深受景仰的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和陈独秀当中，被选中的为什么是陈而不是李呢？李仅仅获得了中央候补委员的职位。李正在四川讲学，陈则正在为改革广东的教育体制而工作。在他们的学术地位、社会威望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贡献之间，是没有什么可挑选的。决定这个问题的也许是实际问题。陈从北京大学辞职以后，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因而能够投入更多的时间编辑激进的期刊，例如《**》，在上海开办俄语学校，并在上海工人当中进行宣传鼓动。1他在政治上的实际经验表明，他也许是日常组织工作的合适人选。2这种选择在任何意义上讲都不是轻易作出的，因为陈以其强烈的个性而著名，如“一大”的另一参加者周佛海所评论的：仲甫（陈独秀）是个固执的人。3他还对尚武精神有反感，并对其他政治党派有种厌恶情绪。这些个性特点是与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不相符合的。 在“二大”（1922年5月于杭州）4 上，党在革命斗争中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得到重申。至少在理论上，民主集中制在第二个章程中被奉为神圣的原则，党采用了一种地方、地区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三级体系，处于这个体系基层的是小组，所有成员必须参加小组每月的（或者每周的）例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要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派，而非选举产生，这确保权力将在领导者的掌握之中。这种中央集权由于新章程的最显著的特点而得到加强，这一特点是关于纪律有整整一章，要求地方和地区的委员会服从中央的决策。不服从可能受到地方或中央委员会的惩罚。5 1925年的五卅运动之后，**在规模上发展到了大约20000人，中央的组织也因增设妇女、劳工、农民和军事四部得到了扩充。1在1927年4—5月的“五大”上，中央执行委员会从原来的3名成员扩大到29名，在1927年紧张而且迅速变化着的局势下，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并敏捷地作出反应，这是过于庞大了。很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设立了政治局。 作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完成它所代表的阶级的长期和短期的目标，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其政治作风，不可能不彼此矛盾而不造成严重的内部纠纷。在陈独秀的领导之下，**在1923—1927年的目标——消除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对中国的控制——使党不得不按照由情况需要所决定的时间顺序，加强它在无产者、农民和士兵，以及它领导的妇女和青年小资产阶级群众组织中的力量基础。但是党不得不保持其集中制；否则它迟早会发现自己面对反动分子而无能为力。尽管关于陈领导之下的党的生活的历史记载很少，仅有的少数资料还是展现了创始人管理一个组织松散的政党的情况，自上而下的联络渠道比自下而上的更加顺畅地起着作用。在顶层和中层，中国**更多地依靠与陈和李大钊的私人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导师与其追随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依靠不带个人色彩的纪律。事实上，一旦这些联系纽带由于其他原因而被削弱，有关的成员便会显示出一种脱离组织的倾向。2李大钊和党的北方支部与上海的中央几乎没有任何有记载的接触，多多少少处于独立状态。即便是1927年初占领汉口英国租界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重要行动，也既未经中央的筹划又未经其指导。1此事仅仅四个月以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还对大大扩展了的党在组织上的缺陷表示了严重的关切。领导层表现出一种官僚主义的倾向，而有些同志甚至犯有侵吞和贪污的罪行。2 党希望在基层的小组当中见到一种新的人生哲学的发展，在作风上应当是集体主义的而非个人主义的，成员的观点应当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而且对党绝对信任而不怀疑。事实上，小组主要处理实际工作而放弃了理论训练。3那个层次的生活，在许多情况下仍是没有组织而且随便的。陈关于严密的党组织的看法，似乎更接近于罗莎·卢森堡而不是接近列宁。例如，根据现有的文件，在陈任书记职务期间，没有什么地方提到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法。4主要的决策由定期召开的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作出，陈与其书记处中的同志们则完成中央的日常工作。在陈辞职以后，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会议批评他的领导作风是“家长式的”和“独断专行的”，他的组织路线是“不民主的”。这反映了新一代经莫斯科训练的领导人的观点，他们在党的生活中的经验，尤其是从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来说，很不相同。 1 《真理报》，103（1913年5月18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20页。 2 同上书，第43—63页；h.德昂科斯和s.r.施拉姆编：《马克思主义与亚洲：概论》，第153—169页。 1 陈公博，《中国的**运动：1924年写的一篇文章》第79—82、102—105页；韦慕庭与夏连荫编：《有关**、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817—1927年》，第100—109页；郭华伦：《**史论》（此后作《史论》），1，第26—27、31页；张国焘：《我的回忆》，载《明报月刊》（此后作《明报》），6，第6页；或见张国焘：《中国**的崛起》（英文），1，第136—152页。 1 理查德·c.卡根：《陈独秀未完成的自传》，《中国季刊》，50，第295—314页；阿德里安·陈：《发展》，第45页；许华茨；《中国的**》，第10页以下各页。 2 举例来说，迈斯纳《李大钊》第204—205页指出，李号召青年去乡村工作，丝毫没有谈到组织问题。 3 郭华伦：《史论》，1，第95页。 4 一般认为“二大”是1927年7月16—23日在上海召开的——译者。 5 第二个章程的全文载于陈公博：《中国的**运动》，第131—135页；回译成中文，载王健民：《中国**史稿》，1，第52—55页；韦慕庭与夏连荫：《文件》，第104—109页。 1 詹姆斯·平克尼·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史，1921—1972年》，第67—68页。张国焘略有出入地列入了以下组织上的变动：中央在“四大”以后包括书记处、组织部和宣传部，以及《向导》周刊的编辑；劳工部和农民部分别在五卅运动之后和1926年春设立。《明报》，13，第89页。 2 陈公博：《寒风集》，第226页；栖梧老人：《中国**成立前后的见闻》，《新观察》，13（1957年7月1日）；托马斯·c.郭：《陈独秀（1879—1942年）与中国**运动》，第255页。 1 迈斯纳：《李大钊》，第119页；《**“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红色文献》，第108页。 2 1926年7月12—18日全会的决议全文，载郭华伦：《史论》，1，第224—230页，译文载韦慕庭和夏连荫：《文件》，第271—281、288—317页，见第276页。 3 韦慕庭和夏连荫：《文件》，第95、106、137页。小组中的党的生活，同在莫斯科的**党员当中实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莫斯科训练的**党员的返回，也许是导致1926年以及后来对陈的组织路线尖锐批评的原因。 4 哈里森：《长征》，第126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与日本，1941—1945年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成功地占领了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缅甸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把中国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有两年，仅存的供应线是飞越喜马拉雅山东端的空运，或从苏联经新疆的西北陆路。就全球军事形势而言，这种隔离使中国不那么重要了。太平洋上的海战和空战，或争夺南海滩头的殊死战斗，都比中国的小规模战斗更具决定意义。几乎从太平洋战争一开始，形势就引起了这样的看法：中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操在英美联盟手里，而中国人对此是了解的，珍珠港事件仅两周后，一位英国上层官员评论道，“中国人将回去坐着，而让美国和我们去打日本”。他接着说，即便如此，中国还将声称在打败敌人的过程中它曾扮演主要角色，并在战后和平磋商中坚持其发言权。1 中**事作用下降而仍保持主要强国地位这一反常现象，随战争进展变得更加明显。当然，这离中国的愿望还很远。从一开始起国民党领导层就坚持作为统一指挥下的老资格参战国加入联盟。蒋介石并不掩饰他的懊恼：有关战略问题同他磋商不如同斯大林磋商多，更不要说丘吉尔了。丘吉尔定期赴华盛顿与罗斯福讨论军事计划。除了1942年1月成立联合国——这是一个松散的机构，包括所有与轴心开战的政府（它们发表声明遵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同盟内部在亚洲的主要合作是建立中缅印战区。但即使在这里，中、英、美的军队有他们各自的指挥官，而且他们之间极少制度化的配合。美国将军约瑟夫·史迪威作为罗斯福的代表被派往重庆以负责统御该战区的美军，并任蒋介石名义上的参谋长，但他与蒋介石之间明显缺乏联系。中英关系除暴风雨外没有别的。印度英军司令部与国民党领导层对在缅甸的军事行动经常存在分歧。简言之，在中、美、英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没有正式的抗日联盟。 这种不尽如人意的局面没有阻止中国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提出将他们的国家作为国际联盟中的一个关键成员。中国曾长期单独对抗日本，对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中国带头建立这种联盟，胜利后它应当继续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构架。如1942年珍珠港事件一周年时《大公报》社论指出的那样，当中国弱小又毫无准备时，蒋介石毅然决定抵抗日本侵略，因为他和他的同胞们知道他们的朋友们将及时加入他们的队伍。1941年11月美国拒绝了日本的条款，这清楚地表明罗斯福和丘吉尔不会牺牲中国。因此，中、美、英是“天然可靠的盟友”，而且应永远保持下去。联盟合作将来应继续下去，由一个强国——中国——受委托监督日本。1943年1月《大公报》社论声称，战时联盟注意到朝鲜独立以及台湾、琉球和满洲回归中国。中国人“全心全意”要求加入新建立的世界秩序的集体安全体系。1一劳永逸地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是必要的。但不要求永久征服日本。中国领导人把日本人民和他们的军方区分开来。关于推毁天皇体制的可行性，中国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终将日本重建成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应当是可能的。当然，中国将密切注视这种转变。因此，只有当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时，才可能有一个民主的日本。2 要实现这种充满自信的梦想，既依赖于中国人实现他们作为主要世界强国所提出的主张的能力，也依赖于其他国家接受这种观念的愿望。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前，蒋介石个人从未被邀与美国或英国领导人会晤。丘吉尔从不掩饰对把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观点的轻蔑。确实，在珍珠港事件前，他曾极力推动英中合作的思想，并一贯相信中国牵制日军的战略重要性。但他并不欢迎在战后世界联盟中中国成为一名显要成员的可能性。1943年3月罗斯福会见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时坚持“在解决世界问题时，需要把中国和其他世界强国联合在一起”，丘吉尔立即反驳，“说中国是一个与英、美或苏联平等的世界强国是非常错误的”。他否决了外交部的下列声明：“在解决我们将面临的广泛的世界重建问题时……我们把中国视为将作出最大贡献的四个领导强国之一。”战后中国作为主要强国之一的地位将给它在世界各种事务中发言权。但丘吉尔写道： 中国将对欧洲事务有“礼仪性以外”的发言权，或者为了欧洲的目的中国应被列在法国或波兰或取代奥匈帝国的任何国家之上，甚至在最小但古老、历史悠久和光荣的国家，像荷兰、比利时、希腊和南斯拉夫之上——这种想法只能说不予考虑。1 尽管英国当局持这种否定的观点，但它还是和美国一道于1943年初同国民政府签署了新条约，正式地废除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这是针对日本有关英美帝国主义宣传的一个象征性姿态，但同时也是支持中国主权的一个重要步骤。更为重要的是，丘吉尔同意了美国关于10月份在莫斯科召开四国外长会议的提议。在美国看来，这次会议是保证四强联合行动的开端，“为缔造并维持和平与安全，确保战争彻底进行的联合行动，将继续下去”。2这一思想是战时美国观念的产物，上面引用的罗斯福的话最恰当地阐明了这种思想，因为美国官员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迟早会发展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的军事强国，与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成长相匹敌。日本已开始成为国际社会中可信赖的一员，后来背离了。这种情况绝不应允许在中国重演。与中国保持合作的最好保证是开始让中国更充分地与其他强国联系起来，使它不致于自行其是。尽管这种想法给大部分英国官员的印象是美国的浪漫主义，但美国成功地召开了莫斯科会议，美、英、苏、中四国外长签署了一份保证战后继续合作的宣言。此后两个月内，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会晤，这确实是三位领导人战时合作的**。尽管第四位领导人斯大林未到开罗，因为他对参加对日交战国的首脑会议犹豫不决，但开罗会议刚结束，斯大林就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会晤（1943年12月2—7日），因此实际上正式形成了四强合作的框架。在开罗，罗斯福和丘吉尔认可中国坚持的领土变更要求，即台湾和满洲回归中国，以及朝鲜“在适当时候”独立。12月1日的开罗宣言提到了上述的变化，但对琉球的未来地位未置一词，这表明美、英不赞同中国认为该群岛应归还中国的立场（研究过这个问题的华盛顿官员曾作出结论，如实现彻底的非军事化，该群岛仍可归属日本）。中国人感到振奋，因为他们的领袖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世界伟大政治家的地位，他们的国家被确认在战后国际伙伴关系中将起广泛的作用。《大公报》社论宣称，三强把日本降低到佩里以前的地位，提供了解决远东问题的基本办法。现在四强将“把太平洋的命运抓在自己的手中”。1不幸的是，开罗会议是英美中战后合作协议的顶峰，接踵而来的是失望和幻灭。到1944年初，两件重要的、彼此有关的事使平稳过渡到战后秩序化为泡影。一件是苏联对日开战的前景，另一件是中国国内形势恶化。 苏联对日开战是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确定的，经中国人同意，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中国人要求保证它不致降低中国战场的重要性。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向盟国，特别是向美国重新要求更多军事援助。开罗会议后不久，中国请求美国提供10亿美元贷款，用来增强中国的武装力量，以保卫国家，抵抗预料的日本的攻势，也是为了巩固国民党人领导的中国，准备迎接和平的来临。由于当前必须接受苏联在亚洲组建武装，如果中国将保持战后国际合作的伙伴地位，那么中国与苏联势力抗衡是很重要的。 不幸的是，美国拒绝了贷款申请。如克拉伦斯·e.高斯大使从重庆发回的海底电报所说，莫斯科会议和开罗会议已经表明盟国把中国视为一个大国的愿望，现在无需向中国提供巨额贷款来证实那一决定。2对蒋介石更糟的是，开罗会议后，罗斯福总统和其他美国官员开始对他的领导地位怀有疑虑。在开罗，史迪威将军和他的政治顾问、美国驻重庆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派顿·戴维斯会见了罗斯福，并表达了对蒋的批评意见。12月31日，戴维斯写信给哈利·霍普金斯（为引起罗斯福注意），说委员长“或许是使美国人普遍误认为蒋介石就是中国的唯一中国人”。事实上他不是全国的领袖，而仅是一个派别的首领。“他的哲学是他的有限才智、他的日本军事教育、他以前与德**事顾问的密切接触、他与放高利贷的银行家-地主阶级的联盟，以及他对中国古典著作的陈腐伦理的继承的不完整的产物。”戴维斯暗示，把这样一个人作为联盟支持的唯一对象是错误的。戴维斯断言，真正的中国——更民主，有朝气，并愿意同联合国合作战斗——只能在国民党领导层的小圈子以外找到。他和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把注意力转向西北的**人。他们感到**人更像生气勃勃的“民主联盟”中的组成部分，应得到盟国支持。如果中国势将成为国际合作体系的一部分，那么较好的办法是不仅同国民党人打交道，而且要与**人合作。高斯断言，国民党人“肯定正在漂离互利世界经济的自由原则”。而另一名官员指出，与**人一道工作，“我们将在他们中间找到最可靠的信息和最真诚的支持”。1 对国民党人和**人的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认识经历1944年而得到证实。那一年日本对国民政府控制区的一号攻势（见第11章）是一次卓越的成功。相反，华北**人却扩大了自己的地盘。1944年7月，经蒋的勉强同意，美国派了一个观察组去延安。他们被所发现的事物深深地打动。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报导，“我们已进入一个不同的国家，正会见不同的人民”。他和他的同僚发现延安充满了活力，在那里领袖与群众一样，都在为打击敌人和建设一个新社会而献身。**告诉谢伟思，中国**人愿意在战时和战后同美国合作。**人必须用美国武器装备并由美**官训练，而且美国必须停止只同重庆打交道，而应向国民党人施加压力，使它同其他集团分享权力。1 这样，中国**在中国同其他强国在战时和战后的合作中作为一个要素出现了。援助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将加剧中国社会内部的紧张并使这个国家保持分裂。但是，为了使权力较公正地分配以及使中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较少分裂，必须有一个各种派别的联合，而最重要的是所有武装力量的统一——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在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去实现。 两种选择都包含着风险，而且哪一种都不能保证有效。况且，两种可能性都会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卷入中国国内政治。无论选定国民党人为继续支持的对象，还是施加压力使之与其他党派分享权力，美国以及在程度上差一些的英国和苏联将起决定作用。如果国际合作包括中国，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列强避免卷入中国政治的唯一办法将是放弃合作方案，并回到较早的由列强处理事务的策略，把中国降至仅仅是一个消极的观察员的地位。当然，这将使中国1931年起反抗日本在国际地位上取得的一切化为乌有。 这些是严肃的两难论，当时各强国并没有去寻求明确的解决办法，这并不奇怪。在1944至1945年期间，最有影响的外部因素美国实际上同时执行着三种方案。第一种也是华盛顿最希望的一种，是鼓励中国采取和平手段取得统一。1944年7月，罗斯福总统对这一企图采取了戏剧性的方式。他请求蒋介石任命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所有军队的司令官。他希望统一的指挥将为建立一个包括**和其他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铺平道路，而联合政府又将保证中国在战后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伙伴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如重庆大使馆强调的那样，中美合作因此随国民党人实行国内改革和分配权力的愿望而定；而史迪威的任命似乎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必要的第一步。1 蒋介石开始有些犹豫，然后断然拒绝了罗斯福的让史迪威指挥中**队的请求，从而使这一计划夭折。这个想法受到**的支持，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不为蒋所接受。他不愿顺从地放弃他的权力，猜想美国不愿与它战时盟友摊牌，决定孤注一掷。他是对的，罗斯福退让了，史迪威计划流产了。帕特里克·j.赫尔利将军作为特使被派往重庆以缓和紧张关系，美国的政策当时在他的影响下转而支持国民党政权，作为中国的唯一政府。这是第二个方案。尽管赫尔利愿为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而努力工作，但他从未偏离对蒋的支持，从而逐渐使**人与美国疏远。 美国不会放弃推动中国用和平手段取得统一的想法，但不会再采取史迪威插曲时的戏剧性做法了。史迪威在1944年末被召回，由艾伯特·魏德迈将军接替，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同其他列强密切合作的观念的消失。罗斯福认为蒋介石看不到加强中**事力量的极端重要性，而感到气愤。在史迪威插曲后，美国新闻界开始反复评论这样一个主题，中国不会团结战斗而宁愿打内战。这种发展的必然后果是第三个主题的出现：美国赋予中国的不仅在战时，而且在胜利后作为伙伴的重要性降低了。这一点恰与丘吉尔首相的看法吻合，他认为美国被中国作为一个强国的幻觉迷惑了。丘吉尔在1944年8月写道，“把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之一是场绝对的滑稽剧”。仅一个月以后，随着史迪威纠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幻想正在消散”。他说这是因为中国内部不和以及“中**事上荒唐的失败，尽管美国已做出努力”。2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里，艾赛亚·伯林大约在同时作出这样的评论，“在官场上对中国的评价从没有更低过……中国正在得到吐勃鲁克后我们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之下，我们自己的地位提高了”。1伦敦的战时内阁同意这种看法，指出“部分是由于中美之间的磨擦，英国的地位已得到改善”。2 在1944—1945年之间的冬季，美国把它同英国和苏联的关系加强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自夸的四强合作正蜕变为三强联盟。1945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会晤。如中国当时及以后正确判断的那样，这次会议结束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正式伙伴关系的观念。在雅尔塔，斯大林再一次保证打败德国后大约三个月向日本开战；他也重申了他的条款，而三位领导人同意战后苏联将重新得到南库页和千岛群岛，租借旅顺口海军基地确立在大连——将国际化——的支配地位，并保留在满洲铁路——将设置一个中苏联合机构来管理——上的优势权益。没有同中国磋商作出这些让步使苏联在东北亚建立强大的势力范围合法化，同时使中国的地位相应降低。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是这样看待形势的；苏联在亚洲也像在欧洲那样将获得有影响的地位，苏联的这些势力范围，连同英美自己的势力范围，将决定战后全球的状况。包括中国在内的战后四强合作前景已经消逝。而美、苏、英——越来越明显，前两者将与众不同地成为一对超级大国——将作为和平后世界的决定者和保证人。这样的安排把中国置于何地是不清楚的。雅尔塔会议承认国民党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斯大林同意罗斯福的观点，在中国政治中，蒋介石应保留统治者的形象。3 苏联的兴趣是和蒋打交道，并使他承认雅尔塔会议在满洲的让步。当然斯大林不能忽视中国**人，但显然他不相信他们不久将成为政权的有力的竞争者。他也不坚持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他最关心的是占领东北亚战略地区，而且他断定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同美国协商，他向罗斯福保证，苏联将同国民党人谈判使满洲协定合法化。而重庆所担心的是牺牲中国主权和大国地位。唯一能表明三位战时领袖愿意视中国为主要伙伴的是，他们依然保证中国作为将建立的新联合国组织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也将增设法国为常任理事国，这意味着几乎没有考虑在满洲的让步和中国的分裂。这三个大国发表了一个关于解放后的欧洲的宣言，要求每一个被解放的国家建立代议制政府，而对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声明。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愿意让中国自行其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代议制政府，中国要求作为一个大国可能是令人惊讶的，但这三个西方国家既不鼓励产生这样的政府，也不支持这些要求。 这就是1945年初一度强大的民主伙伴关系的情况。中国曾被完全结合到所有反法西斯国家的联盟中去，但美、苏在世界事务中日益增长的霸权主义却使这个全球性民主阵线黯然失色。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既有赖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也有赖于美苏关系的发展。 此外，从雅尔塔会议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六个月里，美国的政策重新出现战前的国际主义倾向。先前的国际主义曾采取向德、日妥协的形式，以诱导它们重新加入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国，成为开放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这一策略已被全球民主联盟所取代，但是国际主义的想法从未完全消失；它保持着足够的弹性，为诸如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之类的战时宣言提供了思想基础。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国际主义的构思再次影响着美国的政策，因为美国现在必须澄清它对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对策。尽管美国的官员们在对待德国方面存在分歧，但对日本的看法却非常一致。他们认为，战败的日本应被剥夺它的战争机器，并彻底受到控制，使它不致对和平再次构成威胁；但同时也应鼓励重建的日本作为开放的国际社会的一员，发展它同其他国家的和平商业交往。美国将同这样的日本重建伙伴关系，像30年代日本开始寻求自己的道路之前那样。 这些观念虽然不是美国1945年亚洲政策的主调，但却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至少对结束太平洋战争有点影响。这反映在美国愿意考虑终止敌对行动，只要日本无条件投降；并向日本保证，美国及其盟国不坚持征服日本。7月底哈里·s.杜鲁门总统、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和斯大林会晤后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就是最好的例证，公告的思想是解除日本的武装，惩罚但不奴役或摧毁日本，日本终于将被允许参加世界贸易关系。并且，日本人民将得到鼓励去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爱好和平和负责任的政府”。 8月14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论法律上的细节怎样，这意味着日本将再次被纳入国际主义秩序，并在将来某时作为国际社会中一个尽责的成员出现。 1 f14155/13469/10，见fo371/27753，外交部档案。 1 《大公报》社论，1942年12月7、8日；1943年1月3、9日。 2 同上，1943年1月29日。 1 prem4，28/9和30/1，伦敦档案局首相文件。 2 美国国务院：《战后对外政策的制订，1939—1945年》，第553页。 1 《大公报》社论，1943年12月3、7日。 2 入江昭：《实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年》，第156页。 1 总统秘书档卷：中国，富兰克林·d.罗斯福文件（海德公园）。 1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183—187页。 1 入江昭：《实力与文化》，第199页。 2 prem4，30/11，首相文件。 1 艾赛亚·伯林：《华盛顿通信，1941—1945年》，第448页。 2 fe（44），cab96/5，内阁文件，伦敦档案局。 3 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211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一次统一战线内的紧张状态 对于陈独秀领导的中国**来说，唯一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是其与孙逸仙领导的国民党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致中国**起初并不愿意陷进去。在“一大”上它对中国其他党派的态度，不是如陈公博记载的那样是敌对的，就是像陈潭秋追述的那样，支持国民党的进步的政策，但采用非党派的合作方式。1必须记住，陈独秀当时正与广东的军阀陈炯明共事，李大钊则打算与北方的军阀吴佩孚进行一次会谈——两者都是孙逸仙的敌人。2但是，到中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时，陈炯明事件已经结束，吴佩孚也遭到马林和中国**关于当前事态的声明的严厉谴责。这个声明邀请国民党以及其他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团体联合组成一个民主统一战线，将中国从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3 统一战线的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无可质疑的；使中国**其后遇到宗旨上和组织上难题的，是1923年6月采用的“党内合作集团”的政策——据此，中国**的成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中国**党组织的独立性。4首先，这种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的策略，同**在意识形态上铲除资产阶级的承诺是矛盾的；另一方面，党员一致行动正是列宁主义的**概念的本质的组成部分。1夺取政权之前很有必要结成统一战线，这一前提由于中国**人数上的劣势，似乎是有充分根据的，但它也为统一战线在国民革命看上去正在取胜，联盟中较弱的一方可能被较强的一方抛弃时的最终分裂，播下了种子。因而，这个联盟必然是暂时的，因为从革命的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不大可能是平平静静的。继列宁的《两种策略》之后，瞿秋白的重要文章《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2似乎已准确地点明了这个问题。但共产国际更为乐观，谋求从内部控制和改造国民党。3 国民党由于接受了如其1924年的宣言所阐明的反帝反封建的双重目标，也由于其改组披上了列宁主义的外衣，的确发生了变化。4统一战线成立以后，中国**谋求通过把其成员安插进国民党中央的群众运动部门和黄埔军校，从而影响国民党。国民党员们对传统上被认为显赫而有实力的部门，例如财政和外交部门，而不是组织、宣传、劳工或农民部门，表现出更大的兴趣，这一事实表明，国民党对党的组织和革命的观点没有改变。保守分子们争夺有钱有势的政府职位或大元帅府的职位。与此同时，中国**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新青年》和《前锋》，从未停止批评国民党组织上的缺陷和妥协的倾向。这些努力，连同俄国的援助和俄国顾问的到来，有助于国民党中左翼的产生，因而在其创始人孙逸仙于1925年春逝世以后（见第11章），逐渐分裂了该党。1国民党的党组织落入左派之手，而政府则仍在右派的掌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国民党政治顾问的斯大林的特使鲍罗廷，希望形成一个中间派来团结和统治该党。2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导致中国**重新调整其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被陈独秀认定为“反革命的”3国民党右翼已背离了统一战线，而中间派则保持其暖昧态度，国民党左翼具有革命倾向但是容易妥协。陈因而从其早些时候只有资产阶级才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转变到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执掌这种领导权的立场上来。大约同时，斯大林在莫斯科提出了国民党实际上是四个阶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大（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集团的观点；4因而就中国**来说，留在其中以便保持“党内合作集团”联盟，尽力使国民党发生转变，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从更实际的方面说，中国**向群众进行宣传和组织群众，得益于国民党的合法旗号，5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随后的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以及1927年1月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的行动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这些胜利要归功于**在城市劳工当中的工作。6第一次统一战线将近完结之时，**大概能够影响约300万工厂、矿山和铁路的工人。与1920年仅仅385000人的数字相比，1这种显著的增长要归因于**在其1925年1月于广东召开的“四大”上所采取的展开工会工作的措施，以及五卅运动本身。工业方面纠纷的次数增加了——由1925年的348起增至1926年的435起，尽管大都出于经济原因。2北伐期间（见本书第11章），湖南的工人帮助北伐军运送军用物资，同时破坏了北方军队控制之下的铁路系统，3他们在汉阳兵工厂的同志们则举行罢工，阻止为吴佩孚部队生产军火。4迅速扩展也许导致了工会组织的脆弱。在广东，工会的领导和纪律都令人失望，因为工会本身在**和**产党的路线上存在严重的分歧。5在武汉，当时工会运动的一个杰出领导者**，承认工会群众基础薄弱、组织不团结、政治觉悟模糊。6 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的正统立场，把亚洲革命者的注意力引向他们本国的土地问题。在其1922年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着重告诫说： 东方各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如果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东方各国的革命党必须明确制定自己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应该提出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及其以大土地所有和土地租种形式出现的残余的要求。1 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1926年2—3月），还有第七次全会（1926年11—12月），都发出了同样的呼吁。2中国**的领导者们，陈独秀和张国焘尤为突出，往往低估农民对于政治问题的兴趣及其有组织的行动的能力。3中国**1925年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土地革命只表现出有限的兴趣。然而，这并不能否认某些党员个人为后来相当重要的农村工作倾注了精力：沈玄庐在浙江萧山的农民协会为减租而斗争；而彭湃在海丰和陆丰的农民协会创始于1921年，在1923年拥有100000以上的成员。后来，在国民党的赞助下，不过仍由中国**领导，这场运动波及广东全省，涉及大约700000人。青年团领袖恽代英以一种不那么系统的方式劝导团员们去乡下工作。4湖南的农民运动由于其巨大的规模和**在其中的作用，是别具一格的。它始于1923年，并且在1926年该省被国民党的军队攻占时，得到了有力的推动。据毛所说，那里的协会在1927年初拥有200万名会员。1当国民党军队到达湖北时，农民运动也在那里爆发了。到1927年5月，它声称有250万成员，而江西据说有83000人加入农民协会。2组织起来的农民试图推翻或削弱“土豪劣绅”的统治，攻击不合理的风俗和习惯，铲除**现象。3在湖南，他们超过减租减息的范围，提出了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4他们还通过提供军事情报和充当向导来支持国民党军队。5 到1927年6月，武汉国民党的农民部（见本书第11章）声称六省的农民协会拥有令人吃惊的900多万名会员。6如同工会一样，它们的飞速发展也导致了组织松散和纪律涣散。7曾是国民党农民部首脑的**人谭平山，公开地承认他在加强农民运动方面的失败。8更糟糕的是上层决策含糊而易变，造成了下层行动犹豫不决。如一位领导者所说： 而我们自己呢？当时实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既要与一切封建势力土豪劣绅资产阶级宣战，而在另一方面又要与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又要与封建余孽、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大小新军阀，讲亲善，谋妥协。对工农的要求，则制止工农自己动手来解决，而要他们等待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命令。这岂不是和俟河之清一样的无期吗？1 左翼国民党的领袖汪精卫更谴责了农民运动中的过激行为。2斯大林断言国民党左派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这被证实只是一种幻想；没收土地和组织农民自卫队，彻底剥夺了国民党左翼的利益，暴露了一场来自下层的革命和“党内合作集团”政策根本上的不相容性。 中国**直到1927年4月重要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才有了土地政策。就在这以前，毛提交给国民党土地委员会会议的决议草案，主张在政治上没收“土豪劣绅”和军阀的土地，在经济上没收所有出租的土地。3代表大会本身的土地问题决议要温和得多——仅仅没收公用的和大地主的土地，而将小地主和革命军官从这场磨难中放过了。4代表大会没有坚持没收以后的集体所有制，但是认为解除地主部队的武装，同时帮助农民组织农村的自卫武装来保护土地重新分配的果实是适当的。5在军阀和地主具有军事优势的条件下，没收和武装，能否如同期望的那样得以实现，是值得怀疑的。农民协会购买武器是被国民党的武汉政府禁止的。6这与在城市中将工人纠察队缴械的作法，有同样的结果。没有武装起来的农民，乡村的农民运动可能遭受残酷无情的镇压，长沙附近的“马日事变”（1927年5月21日）就是例子。这在后来将对秋收起义期间的第一个苏维埃的成立产生影响（见本书第11章）。 如前所述，陈独秀是反对依靠武力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在1923年4月18日《向导周报》的一篇文章中，他阐明了他的立场，使之与其马克思主义思想相一致；概括地论述了拥有武器的人民反抗拥有武器的军阀的革命，这完全是一幅人民武装与反动势力的正规军对阵的列宁主义的景象。陈未能想象出来的是一支能征惯战的政治化的军队。在中国**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青年军人联合会”，一个**人的前线组织，在黄埔军校的学员1当中创立了，稍后，又诞生了一个对立的团体，“孙文主义学会”。随着1925年9月国民党军队中总政治部的设立，中国**的一些党员（如第二军的李富春和第六军的林祖涵）专门从事战斗部队中的政治工作。2但这些军官是否具有可与苏联红军中同等军官的权力和影响，是成问题的。中国**在军事工作方面的弱点，在蒋介石于1926年3月20日发动政变（指中山舰事件——译者）时，就变得明显了，政变的结果之一是黄埔学员当中的左、右翼组织一同解散。彭述之当时曾为国民党对自己军队控制的放松而惋惜，3这种放松的标志是汪精卫赴法国，和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建议，禁止任命**人担任军队政治委员。最后，在1927年6月，军队的政治部和政治委员都被蒋取消了。4 中国**试图推迟实际上于1926年7月发动的北伐，同样不起作用。彭述之和陈独秀从政治、经济，甚至战略角度为推迟北伐而争辩，但也没有用。甚至鲍罗廷的异议也被拒绝。1统一战线完结时，无论中国**的群众工作在纸面上的数字给人多么深刻的印象，他们在战场上显然无法与蒋介石和其他军事首领的部队相抗衡，如汪精卫大加抱怨的那样。没有巩固的群众组织，没有武装力量，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来自下层的革命在来自上层具有毁灭性力量的革命下崩溃了。虽然在蒋1926年3月的政变后凶兆已现，斯大林一年多以后仍然有足够的自信，用压榨右翼国民党这个柠檬2的比喻的动情呼吁来劝告中国**，说它与国民党联合依旧是可行的最佳途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国民党左派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体为理由，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如果中国**在这个已变得单纯了的统一战线3中“不起领导作用”，“[它]就不能取得在全国的领导作用”。因此立即从联合中退出将是错误的；“根本不从其中退出”也将是错误的。4共产国际在这个紧要关头的劝诫，因而就是同武汉的国民党妥协，同时避免玩弄暴动的游戏。 共产国际的决议实际上否决了陈独秀在1927年4月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提议，他曾数次提出这一提议，即将联合变成“党外合作集团”的联合。1既然蒋已于1927年春开始在上海和南京对**人进行狠毒的镇压，还有什么选择余地呢？在代表大会上，只有相互矛盾的政策提案形成的混乱。不愿放弃统一战线，却又过于弱小而不能使合作者听命于己，中国**只能看着局势恶化。按照**人的用语或其他任何说法，这都是右倾机会主义。 **一旦决定实行暴力革命的策略，就不得不面对暴力迫害的可能性，无论是在1922年还是在1927年。**裸的事实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被军阀肢解的国家里，政权只可能来自枪杆子。第一次统一战线所造成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不像1922年那样只有大约130名成员了，到1927年中期它已发展为一个有将近60000群众的政党，尽管它随后遭受了损失，也已能够经受住国民党残酷无情但经常是效果不佳的镇压了。如果它在1922年和1923年选择单独作战而不与国民党联合，它可能干得更糟；如果它较早地为最后的决裂做好准备，它也许会干得更好。总之，1927年7、8月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必须拥有一支军队、一块地盘和一个政府。换言之，它必须缔造一个国中之国。 1 诺斯：《莫斯科和中国**员》，第59页。参见陈潭秋：《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共产国际》，美国版，14.10（1936年10月），第1361—1366页；英国版，13.9（1936年9、10月），第593—596页。 2 《华字日报》登载了许多陈独秀1921年3月以后，尤其是1921年9月10日在广东活动的报道；郭华伦：《史论》，1，第31页。 3 《红色文献》，第28和34页。学者们大都同意统一战线的主意来自莫斯科，中国**被诱骗而接受了这个主意。关于一种相反的意见，参见h.r.艾萨克斯对h.斯内夫利特（马林）的访问记，载《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文献》，《中国季刊》，45（1971年1—3月）。 4 布兰特等：《中国**文献史》，第68页。 1 许华茨：《中国的**》，第52页。 2 《新青年》，2（1923年12月20日），第79—102页，署名屈维它。 3 许华茨：《中国的**运动》，第52页；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148—150页。 4 国民党组织部：《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出版地不详，1927年8月。还可参见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172—174页。 1 陈志让：《国民党左翼——一种定义》，《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5.3（1962年）。 2 哈里森：《长征》，第58页。 3 《向导周报》，101（1925年11月7日），第844—845页。 4 德昂科斯和施拉姆：《马克思主义》，第228页。 5 陈志让：《**与中国革命》，第119页；哈里森：《长征》，第50页。 6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此后作《工人》），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编（北京，1954年），第546—549页。 1 陈达：《中国的劳工骚乱》，《每月劳工评论》，6（1920年12月），第23页。 2 哈罗德·r.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修订第2版，第123页；《向导周报》，159（1926年6月23日）；167（1926年8月15日）；和168（1926年8月22日）。 3 《工人》，第319—328页。 4 《民国日报》，广州，1926年9月21—25日，载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海，1947年。 5 《劳动周报》，5—8（1923年5月和6月），引用于李锐：《**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72页脚注12；《泰晤士报》，1926年12月1日；邹鲁：《回顾录》，上海，1943年，1，第166页。 6 参见湖北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1月，载《工人》，第407—408、413页。 1 简·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件选编》，1，第387页。 2 同上书，2，第279页；《红色文献》，第254—255页。 3 陈独秀文，载《新青年》，12.4（1924年），张国焘文，载《向导周报》，12（1922年12月）。 4 《新青年》，9.4（1921年8月1日）；9.5（1921年9月1日）；10.6（1922年7月1日）。又见尼姆·韦尔斯：《红尘》，第199—200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此后作《农民》），中国现代史资料从刊编，北京，1953年，第35—39页。关于彭湃的工作作风见《红旗飘飘》，5，第38—42页。关于彭和海陆丰，见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中国季刊》，8和9（1961年）；尤其是罗伊·霍夫海因兹：《浪潮》。关于恽的工作，还可参见《中国青年》，32，1924年5月24日。 1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63页；**：《选集》，1，第14页。然而，李锐提供的1927年4月的数字是5180000人。见《农民》，第288页。 2 《农民》，第391、410、413页。 3 毛的湖南报告，载竹内本，1，第209页。 4 《农民》，第289页。 5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1954年，1，第78—79页；《华侨日报》，香港，1926年9月7日。 6 《农民》，第18—19页。关于农民运动的夸大的叙述，也许是由于把“农会”（乡绅领导的农民团体）计入了“农民协会”（农民领导的农民协会）。 7 毛：《全国农协最近训令》，1927年6月3日，竹内本，2，第9页。 8 哈里森：《长征》，第113页。 1 柳直荀：《马日事变回忆》，《布尔塞维克》，20（1928年5月30日）。 2 《汪精卫集》，上诲，1929年，3（1927年7月5日），第141页。 3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89—290页。 4 郭华伦：《史论》，1，第240页；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季刊》，9，第162页；斯图尔特·r.施拉姆：《20世纪的政治领袖：**》，第98—99页。 5 郭华伦：《史论》，1，第241页。 6 《农民》，第400—401页。 1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35—36页。 2 《社会新闻》，1.14（1932年11月12日），第308—309页。 3 《向导周报》，167（1926年8月8日），第20—21页。 4 《蒋委员长全集》，沈凤岗编，5，第12页；《华字日报》，1927年6月13日。 1 《向导周报》，161（1926年7月7日）和165（1926年7月28日）；路易斯·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苏联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史》，2，第648页。 2 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62页。 3 哈里森的用语，《长征》，第96页。 4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其第八次全会上关于中国的决议，1927年5月，载《红色文献》，第277页。英译文载于埃克赛尼亚·乔柯夫·尤丁和罗伯特·c.诺思：《苏俄和东方，1920—1927年，文献概览》，第369—376页。中译文引自《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译者。 1 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2，第276—277页。参见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译文载于《中国历史研究》，2.3（1970年春），第224—250页。中国**的领导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采取的立场远不清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专题研究显然是亟待进行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中国战后的衰落，1945—1949年 在战争结束时，中国的对外政策必须对付两种倾向：一方面是重新结合主义的复苏，即先进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由于苏、美两大强国的成长，世界范围的民主联盟在消失，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中国的相对地位都将受到损害。1945年春和初夏，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了。随着罗斯福总统在4月逝世和德国在5月投降，美苏关系紧张已很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紧张关系出现在英美民主联盟与苏联发起的人民阵线之间。二者在1941年后，曾合并为全球性的民主阵线，但从未完全统一。在雅尔塔，这两个组织曾结成三强体制以解决战后问题，但三者未能维持联合行动的稳固框架。苏联一心想在东欧建立“友好的”政权，并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那里，美国在下列二者之间莫衷一是：顺应这种发展使大联盟中人民阵线这一成分继续保持下去，或者突出民主联盟这一成分以保证被解放的欧洲的代议制政府。 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但是没有一种把中国置于世界舞台的中心。在战争结束时，中国似乎在世界政治和战后经济发展的戏剧件中处于次要地位。当然这种情况，主要应归咎于中国内部的事件，因为中国人从未能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统一的政府。日本刚一投降，内战便爆发了。由于国民党人作殊死战以逃脱人的挑战，中国陷入一片混乱。 在紧接的战后几年里，国民党发言人和新闻界对国际合作和中国愿为世界秩序分担责任这一主题反复阐述。这些话题极好地配合了国民党人的内部计划。强调国际团结与合作意味着其他强国将帮助国民党政权进行战后建设事业。这样的合作将提高政府的声望。保持国际合作的框架是绝对重要的，否则国内反对派可能转向外国寻求帮助，或者外国政府可能对中国采取不一致的政策，以致损害国内的政治统一。① 与此同时，人担心大国的合作主要将有利于正在南京重建的被承认的政府，它将利用这个机会扑灭反对派。为此，有必要如等人在1945年所做的那样，强调国际合作应以促进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代议制政府为目的。他们奋力争取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并欢迎乔治·c.马歇尔将军的调停。这次调停始于1945年12月，1946年又持续了一年。然而人同时又担心美国、英国，甚至苏联可能默许国民党控制中国，并且相信甚至在支持国际合作这个主题时，巩固和扩大他们在满洲和华北的根据地也是重要的。①当马歇尔将军努力调停无效而内战加剧时，终于公开指摘国际合作思想是掩盖美国帝国主义野心的假面具，并谴责国民党人牺牲国家利益以迎合这些野心。而国民党人方面则越来越转向美国，寻求支持以对付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世界舞台伙伴地位的理想被两个大国集团之一的成员地位所掩蔽，这两个集团当时分裂了一度合作的大国联盟。 国际合作主题的消失，或者换个说法，美苏冷战的开始，很容易理解，如果人们回忆起战时合作曾包括三个成分：人民阵线、民主联盟以及重新结合主义。对德国和日本的胜利极大地削弱了人民阵线的理论，尽管国家领导人继续空谈它的反法西斯斗争基本原则。现在要把这个构想用于战后和平协商以保证根除轴心军国主义。但它难以应付原子武器和反殖民主义之类战后新问题。在这些问题以及有关问题上，出现了一种返回英美民主联盟的倾向，它强调西方民主的共同利益和方向。在美国和英国两国，英、美合作，而不是英、美、苏合作，再现为最合理的战后政策框架。与此同时，既然各国政府最为关心的是战后废墟的重建，重新结合这个主题的影响扩大了。恢复经济需要战时保持甚至增加了财富的美国的大力帮助；而美国官员劲头十足地制定关于地区的统一和发展、全球贸易的恢复和扩大以及世界财政的重新稳定等原则。到1946年底，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话题：欧洲经济的联合，亚洲地区的发展，德国和日本的重新结合。这些话题强调德国和日本的恢复和重新结合，使人回想起以前的绥靖政策同样强调发展先进工业国家的全球性网络，在它们之间自由交换商品和资金。 在这样的背景下，冷战意味着人民阵线的衰落及其因另外两个话题——英美合作和重新结合（绥靖主义）——而显得无足轻重。显然，就人民阵线曾经就是反法西斯的概念而言，它的衰落和绥靖主义的重新出现就不是偶然的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冷战意味着用美、英、德、日间的新的联合取代美-苏-英联盟。 这种发展将中国置于何地是相当清楚的。诚然，在美-苏对抗意义上的冷战起初并未冲击亚洲。中国的国民党人和人怠于把这种框架用于他们的国家。至少到1947年，国民党人仍强调全球合作的主题，他们显然相信美、英、苏、中之间的合作框架仍为亚洲的安全和国民党的生存提供最佳保证。当然，这种合作的一个关键是苏联遵守1945年条约。①就人而言，它从未甘心接受让莫斯科承认国民党政权为中国合法政府的这个条约。尽管他们并不掩饰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同苏联一致，但他们不能确定在多大程度上他们能指望苏联支持以反对国民党人。因此，假定苏联将卷入中国作为与美国全球对抗的一部分，从而制定他们在中国内战中的战略，那是不现实的。如冈边辰巳曾指出的那样，领导层想出一个两强之间中间地带的理论，认为它正在为摆脱美帝国主义而斗争。根据的看法，正是这种斗争，而不是冷战，提供了中国内战的直接背景，并证明了全面进攻蒋介石军队在战略上的正确性。② 国民党人和人双方的假定都是正确的，他们假定冷战对中国或对整个亚洲都没有直接关系。美苏竞争和对抗在伊朗、希腊和土耳其等国表现最为明显。在这些地区，美国正逐渐取代英国作为与苏联对抗的主要力量。此外，在1947年以后，西欧的恢复和集体防御成为美国政策的主要目标，而苏联则以巩固它对东欧的控制对这些动向作出反应。在这种形势下，亚洲大都处于附庸地位。战后遍及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国家主义浪潮使时局变得复杂，而这一浪潮在亚洲表现得最为显著。但是亚洲的国家主义同苏联的战略只有松散的联系，而与英美的牵制战略也不能适当配合。如伦敦外交部副大臣的干事在一份富有洞察力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面临强烈的国家主义，它在国际关系中是棘手的。尽管原来由日本倡导的泛亚细亚思想产生东方与西方分裂的危险，但事实上亚洲国家间几乎没有凝聚力，或许可以这样说，和亚洲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相比，亚洲邻国之间的恐惧、不信任甚至厌恶更为强烈。然而，亚洲国家主义对有西方统治或指导气味的任何事情都异常敏感……很不幸，东南亚及远东各国正当苏联寻求控制整个欧亚大陆的时候，将经历它们的这一发展阶段。① 这种情况使美国和英国很难设计出一个与亚洲国家共同抑制苏联的有效策略。事实上，早在1947年英国允许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这是英国作为亚洲强国地位下降的征兆——减少了它在该地区的承诺。美国犹豫不决，因为它担心会被看成是殖民主义的支持者。美国在东南亚除鼓励欧洲国家让给当地人民更多的权利外，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在这种环境下，英国和美国对待中国内战的方针几乎没有结合。在那里这两个国家从来没有像它们在欧洲或中东那样密切协调它们的行动；事实上美国在中国完全是单边行动，常使英国官员感到烦恼。 到1949年，当人在北京建立了政府并宣布它代表整个中国的时候，美国的“彻底失败”，像一位英国官员所说的，已很明显。美国既不曾阻止取得政权，也没有为接受既成事实而准备条件。事实上是没有政策。相比之下，英国已经开始调整它的方针，并考虑承认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1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伦敦的官员以及他们在亚洲的代表同意，“英国在中国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尽早从法律上承认中国的政府”。外交部通知美国：“国民政府是我们过去战时的盟友，并且在联合国中曾经是有益的朋友。今天他们只代表统治集团，而且他们对剩下的城市地域的控制是脆弱的。”英国必须接受事实，并通过承认新政权，为中国和苏联出现分裂的那天做好准备。①在这里，英国的政策再次没有像在欧洲那样以英美合作反对苏联为转移，而是以在同中国紧密连结的可能框架中寻求自己利益的意向为转移。与冷战本身无直接关系。 马歇尔的使命失败以后，美国政府继续对蒋介石提供少量的援助。但这更多地是为应付国内的压力。在美国，某些人民阵线往昔的倡导者（马克斯·伊斯曼，惠塔克·钱伯斯，弗丽达·欧特利等）正以冷战斗士的面貌出现，并指控其他人（阿尔杰·西斯，欧文·拉铁摩尔等）曾受苏维埃愚弄，或者更糟，曾是苏共的代理人。杜鲁门政府为了使这种不力的指责无效，扩大了对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共计35亿美元。但是这一援助计划并不意味美国站在国民党人一边大举卷入的承诺。在人们认为集中力量保卫西欧和中东部分地区现状最为重要的时候，无论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于1947年），都不愿意将国家资源分散。 苏联对中国局势的发展也非常谨慎。似乎是为了避免给人以莫斯科与中国人共谋的形象，苏联继续把国民党人作为中国政府对待，当国民党人被逐出南京后，苏联大使与他们一道去广东。为了怕激怒美国，斯大林不愿公开支持人。和杜鲁门或艾德礼一样，他不愿意把冷战扩大到中国。如果说有区别，那就是苏联政府企图与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建立联系，以保护苏联在中国东北（满洲）的利益。① 上述事态的发展意味着1945年后本应在亚洲，甚至世界事务中起领导作用的中国进入了衰落期。从1945到1949年，中国一直处在以美苏冷战为中心的国际政治主要舞台之外。它不与任何一方结盟，而两个超级大国也不希望把它们之间的争斗扩大到这块被内战撕裂的土地上。与此同时，国民党领导人未能利用抗战胜利的时机。他们既未得到美苏的合作，也未同其中一方结盟来反对另一方——这些可能性本可较好地保护其地位。 更确切地说，是由他们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对付日益自信的人，后者采取攻势。1949年，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带着大国地位的梦想去了台湾岛。也许再过20年，中国在一个不同的领导下，会以‘第三世界’领袖的角色重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相比之下，日本比它以前的敌人，甚至比日本人自己所预料的更早地被带回国际舞台。如上所述，按照定义冷战的意思是舍弃人民阵线以求重新结合，这等于恢复绥靖德、日的框架。事实上，由于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德国和日本与英国和西欧一起已成为国际稳定的基石，在此基础上苏联及其伙伴将无法破坏现状。到1949年，美日纽带正在取代美、中联系，成为亚太事务的关键。 1931至1949年中国国际地位的历史展示了日本侵略以及其他国家与其抗衡的对策，使中国从一个受侵略的弱小牺牲品逐渐转变为一个世界强国，确定和平的稳定框架中的一个伙伴。但这段历史也揭示，确定一个国家的地位，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困难。如克劳塞维茨很早以前指出的那样，在战争时期，知道谁是敌人就可制定国家的政略和政策。而在和平时期，就不容易说谁是潜在的敌人。国民党人给其后继者留下了一个提高了的国家地位，但也把确定和平时期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任务留给了人。20世纪是一个曾被战争和革命所震撼的世纪，在对它的长期观察中，仍有待于发现在没有战争时，国家的政策是否能被确定和巩固。国民党人没有机会回答这个回题。但这并不全是他们的过错。 ① 《中央日报》，1945年9月12日，11月21、25日。 ① 见冈边和中岛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① 《中央日报》，1947年9月6日。 ② 冈边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① f17397/1055/6109，见fo371/76030，外交部文件。 ① f16589/1023/10，见 fo371/75819，外交部文件。 ① 中岛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1章 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1923—1928年 组织革命运动 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党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中最使人感兴趣的一个事件，它的成功是因为它为爱国和革命的目标出色地动员了人力和物质资源。组织阶段从1923年后期持续到1926年中，在此期间，一批坚定的中国人以很有限的力量开始，组织了一个旨在统一国家、战胜外国特权和改变形形色色的不平等状况的革命运动。这些人得到一批俄国专家的建议和支援，后者提供了革命的教义、组织工作的知识、金钱、军事训练以及武器。随之而来的是持续到1928年年中的北伐阶段，在此期间，原来以南方为根据地的军队一路打到北方的北京。这次战役同时利用了军事技能、有效的宣传和敌后的策反活动。还有一出巨大的悲剧。在北伐期间，领导层在统一全国战争过程中的暴力社会革命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在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阶级对阶级的战争。在八个月的自相残杀的斗争中，成千的革命者丧失了生命。从此以后更为激进的和更为保守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内战，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 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提供了革命的潜力，但是这种潜力必须转化成一种革命的形势。革命的摇篮是广州，它是最大、最富饶和最进步的中国城市之一，位于三条主要河流汇合的肥沃的、人口密集的三角洲上。国民革命的主要鼓动者是不屈不挠的孙逸仙。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献身于提倡立宪共和主义和反对阻碍其理想实现的北京的政权。他在广州两次成立政府：一次在1917年，是为了反对被段祺瑞和安福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次是在1920年后期，是为了反对被直系控制的政府。在成立第二次政府期间，他组织了一个残缺不全的议会，以选举他为他所宣布的中华民国的“非常大总统”。1922年春季，他联合几个军事派系，试图对北京政府发动一次征讨，但吴佩孚打败了他的主要盟友张作霖，同时他自己名义上的部下陈炯明的部队在6月15—16日晚，把他从广州的总统府赶走。1922年8月，他回到上海，计划通过政治手段在北京担任总统，通过武力收复他在南方的根据地。 1923年孙逸仙虚弱的地位 孙博士的第一个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到1923年1月15日，他雇用的部队已把陈炯明赶出广州，他在2月21日回到那里。当时他56岁，但在以后不到两年，他将死于癌症。在这段短暂的时期中，他面临初期的巨大困难，开创了民族主义革命的组织阶段。 这些困难可以归结如下。孙回到广州后，他对南方根据地的控制是不牢靠的，因为他缺乏实力。他既不是为他夺回根据地的几支军队的真正控制者，又不掌握政府的财权。他的国民党在中国只有几千名组织松散的党员，没有完成其改良主义目标的设想周密的策略，这些目标也只引起了有表达能力的公众的一点点热情。这些目标在1923年1月1日的国民党宣言中被公诸于世，它提供了孙逸仙著名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①——的某些细节。他面临的问题是要掀起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运动，控制巨额收入的来源，建立一支能保卫和扩大南方根据地的听命于他的可靠军事力量。 军事问题有两个方面：内部的和外部的。当基本上是自治的杂牌军的师长、旅长和团长在香港被孙博士的助手收买过来时，他们的部队已占领了广州。来自云南的军队以杨希闵将军为首，但是有几支独立的滇军，其中一支由孙博士的比较忠诚的军事追随者之一——朱培德——率领。刘震寰将军和沈鸿英将军率领桂军。还有政治上分裂的粤军的几个师和团以及在最后时刻参加纷争的几支地方“民团”。这些部队的指挥官一到三角洲就在城镇竞相建立有利可图的根据地，争夺大部分可以创收的机构。约35000人的部队（根据当时一个有可靠情报的人估计）装备甚差，大部分人训练也很差；它们内部之间互相对立，并且面对与迫切地想夺取广州的陈炯明相勾结的军事力量。陈将军似乎与孙博士的敌人吴佩孚结盟了。要使孙逸仙大元帅的军队投入战争，需要额外的巨额现金，其中大部分来自广州市政府向当地的居民开征并由得力的广州警察征收的额外的税收。 在1923年春、夏期间，孙逸仙的军事支持者保卫他的根据地，使之不受沈鸿英将军的攻击，沈得到了吴佩孚以及拥护陈炯明的军队的支持。通过这些战争，根据地的面积向西和向北扩大到广东省的边界，但广州仍易受东面邻近的陈炯明的追随者的攻击。到秋季，孙博士最多只能对他的军队进行名义上的控制，而且军队的素质也很少有所提高。“客军”实际上是占领军。② 孙博士的财政问题是严重的。基本上有三种收入来源——捐献、借款和税收。在1922年秋季，他的党已经向他的中国支持者筹集50多万元（上海和香港的通货）的捐赠和贷款，以资助他收复广州。现在已难以再筹措经费。1923年春季，他试图与香港商人谈判一笔600万元的贷款，与广州商会谈判一笔100万元的贷款，但都没有成功。他还希望向英国工、商界借一大笔特许权贷款，但是他所处的危急的军事地位，也使此事不可能进行下去。为了使他根据地的税收潜力成为现实，他的行政机器必须置于他自己任命的人的控制之下。 孙的政府组织分成三级——大元帅大本营（有如一个全国性的政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而市政府最有实力。广州是一个富饶的城市。它有一个在孙博士的31岁儿子孙科领导下的比较有效率的政府。孙科在快到2月底时担任了市长之职。广州市还有一支高质量的警察队伍，孙博士任命他的一个老同事吴铁城为广州的公安委员。孙市长和他的六名受过西方教育的委员，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推动了广州的现代化，还使该市成为提供军费的主要来源。 根据1923年的官方市政报告，广州市除了城市的事业费外，还向大元帅大本营提供了600多万元（广州通货），用于军事给养。对比之下，省的岁入却比前一年减少了将近900万元，因为省财政局只能向省内的部分地区征税。孙博士夺得了地方盐税的控制权，使他从1923年5月至12月净得了近300万元，虽然这种外国人管理的盐务税应由北京政府的稽核分所征收，以偿还1913年签订的一笔外债。有利害关系的列强提出了抗议，但没有阻止这种“挪用行为”，不过，当孙博士在年底威胁要夺取最稳定的财源——广州海关征收的关税——时，它们为了阻止这个行动，使用武力进行了干涉。 这是一幅财政危机的景象，孙逸仙的政府与军人争夺征税权，二者都给民众加上了沉重的负担。可是在孙逸仙回广州后的八个月的时期内，南方政府逐渐增加了它的生存所必需的收入，并且扩大了它的地区根据地。 国民党从其前身（由孙逸仙组织和领导的几个革命政党）算起，已经有近30年的历史。在上海的中央党部有五个机构和一小批从事筹款和宣传的人员。在1923年，除了广州外，在其他城市显然没有活动的分支机构。党员的总人数不详，因为广东省几个地方分支机构的记录，由于陈炯明1922年6月的叛乱已经散失。总之，党员的数字是靠不住的，因为孙博士的做法是对诸如军队、工会和学生组织的整个组织进行登记，宣称其中的人就是党员。 可是，党仍具有一种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潜力，因为它有一批有经验的领袖，并有反满、反对袁世凯、谴责外国特权和主张行政改革的声誉。领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许多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有的人在清帝国政权中当过官。有的人得到了欧美大学的学位，许多人在日本的学院和军事学校学习过。这些领袖此时大部分已届中年，他们在国外时建立了友谊，曾以不同形式策划推翻政府的行动，筹措和分发革命经费，偷运武器，在部队中进行宣传，与下层的秘密会社一起活动，参加议会斗争，办学术和政治刊物，在学院中教书，组织工会，指挥军队，治理省份，以及进行工商业活动。他们来自中国所有的地区，各有其地方纽带，虽然其中大部分人来自广东和长江流域的几个省。他们与中国社会的传统成分及较现代的成分结成了关系网。 党需要受到激励而行动起来。显然孙博士被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占去了过多的精力，以致不能十分注意国民党，虽然他不时呼吁上海的办事机构去执行外交使命或开展对外宣传运动，并且无疑要它寄来经费。1923年10月，孙博士把注意力转到重新向党注入活力的方面。苏俄派给他的主要顾问鲍罗廷于10月6日抵达广州，在以后的七个星期中，两人定期就党改组计划进行商讨。 国民党内苏联利益的背景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俄在中国既有国家的战略利益，又有革命的利益。俄国和中国共有一条漫长的边境地带，苏联政府希望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因为这样会带给它许多好处。俄国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是取得对中东铁路（前俄国的一个国营企业）的控制，该铁路穿过满洲，是连接俄国滨海诸省与外西伯利亚的一条主要纽带。俄国和中国因争夺外蒙古的统治地位而对立，中国认为外蒙古是自己的领土，但是它被一个最近被红军树立起来的蒙古政体所统治。俄国不愿中国控制这块缓冲区，这是阻碍俄国的三个使团与北京建立政府之间正式关系的绊脚石。1923年9月，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作为全权公使来到北京，企图重开谈判。 作为应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区域，中国被纳入俄国的世界战略之中。1919年，列宁组织了第三（或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其总部设在莫斯科。在1920年的第二次大会上，他明确地阐述了一项在资本主义大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打进楔子从而削弱这些大国的战略。共产国际以及统治大国中的应把力量集中在解放斗争上，把这一斗争当作世界革命的准备阶段。列宁预见到，殖民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必然要领导这些解放运动；他坚持，殖民地每个新生的应该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帮助资产阶级。这是统一战线的战略。但是，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通过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和贫农来壮大力量，为第二个革命阶段——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做准备。共产国际精心制订了这一基本战略，并在那些其使者能够渗透的殖民地进行宣传。中国虽然不是殖民地，却被纳入这一计划，于是共产国际派代理人来到这里。 苏联的使者在中国有双重任务：帮助组织运动；寻找苏俄和共产国际在解放斗争中将进行援助的民族革命组织。俄国的领袖们不了解中国，需要侦察员几年的调查，才能选定国民党。（关于中国产生的根源和环境已在第10章进行讨论。）统一战线一旦组织起来，亨德里屈斯·斯内夫利特——荷兰籍共产国际代理人，化名马林——就超过这一战略，劝诱人（大部分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加入国民党，因为孙逸仙不愿意两党之间结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个策略，认为这是新生的党在华南接近无产阶级的一种途径，更重要的是，委员会希望人能使国民党趋于激进，并引导它与俄国联合。俄国的领导人计划为革命掌舵。 孙逸仙和苏俄相互之间的眷恋长达五年之久。在其革命生涯的不同时期，孙博士向所有的大国求助。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不久，他派出几个试探者，以求他的党与列宁的党缔结盟约。后来，他希望这个新型的革命国家将在军事上帮助他登上北京的总统宝座。列宁和外交人民委员格列戈里·契切林通过非经常性的通讯来引导孙逸仙。三名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吴廷康、马林和达林——试图说服他必须改造党。1922年6月孙博士被陈炯明打败后，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地想得到外国的援助，于是他开始寄厚望于苏俄。1922年下半年，他与俄国驻北京的外交代表越飞通信。越飞作出了几次努力而未能与中国政府谈成一个条约，于是来到上海，在1923年1月与孙博士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此时正是孙逸仙雇用的军队收复广州之后。他们商议的内部详情从来没有披露过，但是以后不久，苏联的领导明确地决定在财政上援助孙博士和国民党，并派顾问来帮助党复兴。①鲍罗廷是指导这项工作的人选。 根据共产国际的观点，鲍罗廷具有足够的资格。他生于1884年7月9日，从他在拉脱维亚的青年时代起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者。1906年他被驱逐出俄国，在美国度过了11年。然后在1918年夏季回到祖国，再次投身于革命工作。列宁很了解鲍罗廷，他的一部主要著作就是鲍罗廷翻译的。共产国际成立后，鲍罗廷成了它的使者之一，为组织工作访问了西班牙、墨西哥和美国，然后在英国被拘禁，因为他已在那里协助改组英国。1923年春季他回莫斯科不久，就被选定执行中国的这项任务。他抵达广州时年39岁，从各方面看，他是一个聪明和性格有吸引力的人。 鲍罗廷的指示没有发表，但他可能已经熟悉共产国际过去有关中国的决议。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一个指示，它清楚地说明了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应与国民党合作的条件。指示极力主张，必须积极地准备农村的暴动以扩大革命，必须改造国民党以使它成为民主的反帝反封建战线的领袖。对国民党的“基本要求”是它必须无条件地支持中国的工人运动。国民党应该吸引最广大的群众参加反对北方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不间断地影响国民党，使之支持土地革命，坚持有利于最贫穷农民的没收土地的做法；它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孙逸仙与军阀联合。它必须要求尽早召开国民党大会，从而全力建立广泛的全国民主战线，它必须坚决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条约和协定。①鲍罗廷的目标可能与此相似；这明显地表现于他在广州的早期活动中。 重振国民党 为了讨论国民党的问题和对即将来临的革命提出建议，鲍罗廷经常与孙逸仙会面。他还会见当地的员，重新向他们保证，归根到底，他的用心是为加强而工作。 ①10月25日，孙博士指定了临时执行委员会，要它起草新的党纲和党章，并为召开全国大会作好准备。他任命鲍罗廷为委员会顾问。鲍罗廷以联共（布）党章的结构为模式，为国民党起草了新的党章。他的党章草案与以后通过的相似，详细地谈到了五级组织——全国的、省的、县的、区的和区以下的。一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将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两次大会之间，中央执行委员会将主持党务，任命党的主要官员，管理财务，指导它的几个机构以及所有的下级执委会。国民党党员都要受严格的党纪约束。那些参加诸如工会、商会、省议会或全国议会的党员，要组成党团，而且必须在其他团体内始终保持一致的立场，以便掌握它的方向。 临时执行委员会开了28次会，起草了一份响亮的宣言和一个新党纲。它监督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办了一个刊物，以宣传打算进行的改组和解释党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成立一所学校，以训练区和区以下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它确定全国大会的议事日程，监督从中国各省和大城市以及海外分支机构选举代表的工作。① 随着陈炯明率领的部队威胁广州，孙逸仙对广州的控制在1923年11月变得不稳固了。人们担心大元帅可能会被迫出逃。在这次危机中，鲍罗廷极力主张采纳动员群众支持的激进的计划。他敦促孙及国民党的一批领导人让党颁布一些法令，内容是通过没收和分配地主产业把土地分给农民，保证一天劳动八小时、最低工资以及其他权利。他争辩说，这些诺言将使与陈炯明作战的部队得到支持。但是孙博士拒绝颁布土地法令，因为有些重要的追随者强烈反对。经过认真讨价还价，他同意——根据鲍罗廷的回忆录——颁布一项减地租25％的法令和另一项规定建立农会的法令。②对国民党人来说幸运的是，支持孙的部队赶走了敌人。军事危机度过了。孙逸仙没有颁布减租法令。 另一个使国民党人和人都心神不安的问题，是在鲍罗廷和主张孙博士倒向苏联的最坚决的人之一廖仲恺在11月底前往上海以后不久出现的，他们此行是向几个领导同志说明改组党的必要性。11名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有威望的党员（都是老资格的党员）上书孙博士，就党的新体制中和在起草文献过程中的的影响向他提出警告。他们指控的领袖陈独秀是幕后人物，并指责两党合作的政策是共产国际阴谋的一部分，为的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煽起阶级斗争以加速社会革命，在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煽起阶级斗争，以联合劳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掀起全国革命。他们断言，陈独秀已使他的信徒们进入国民党以便进行接管；他们警告孙博士，不出五年，陈独秀可能被选为国民党的领袖。这次请愿是一个早期的证据，证明在保守的老资格党员中不断有反对倒向苏联和让员进入老大哥政党之事。 孙逸仙拒绝了这一批评。在书面答复中，他说明鲍罗廷是新党章的作者，陈独秀根本没有参与此事。与国民党亲近是俄国的主意，建议党员在国民党内工作的是俄国。他断言，俄国必定同国民党而不是同陈独秀合作。“如果陈独秀不听从我党，他将被驱逐出党。”孙逸仙提出警告，不要因怀疑陈独秀，就怀疑俄国。①尽管有这种信心的表现，新党章的草案也被修正，取消了选举党的领袖的内容；取而代之的是，它任命孙逸仙为领袖，使他成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总理，并授予他对两会各项决定的否决权。 广州的海关危机在12月中旬发展到了顶点，这更加深了孙逸仙的反帝情绪，虽然鲍罗廷在此之前的建议——危机期间他不在广州——一定也起了作用。大元帅及其政府要求分享外国人控制的海关征收的广州关税，因为有过一个先例。当北京的外交使团没有按照孙的外交部长的要求，指示总税务司拨给海关收入时，孙大元帅宣布他将夺取广州海关和任命自己的官员。这危及了所有强国都承认的海关——北京政府的一个机构——的统一；这个行动还可能开始形成一种有损于两大赔款和许多外国贷款的趋势。有利害关系的列强派炮舰前往广州阻止夺取海关，以此对付孙的挑战。国民党人太弱，无力战斗；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转而求助于群众示威和在外国首都进行宣传。危机过去了，但孙逸仙由于他向外国统治挑战，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国民党更明显地趋向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成为它的重要主题，完全像共产国际所主张的那样。①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有196名代表被任命或当选，开幕式有165名代表出席。大部分是老资格党员，约40人代表国外的支部。约20名代表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员。10天的大会听取了孙逸仙的七次演说和关于党在中国和海外不同区域的活动的报告；大会进行了辩论，通过了宣言以及党纲党章；它选举了两个中央委员会。一份关于党员的报告宣称，经过大力吸收党员以后，在中国登记的党员数超过了23360人，国外的党员约4600人。大会休会三天，以哀悼列宁逝世。② 在开幕词中，孙逸仙号召全体团结一致和作出牺牲。这份宣言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同时强调群众——特别是贫农和工人——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可是，在幕后发挥重要作用的鲍罗廷未能说服孙逸仙把与苏俄结成运动的统一战线这一明确的声明包括在内。他也未能把剥夺大地主和不在地主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佃农的声明包括在宣言之中。①党纲是一个旨在安抚中国社会的许多成分的改良主义纲领；它答应通过合法手段解决中国的问题。 当一批代表试图把禁止任何国民党员参加另一个党派的修正案列入党章时，国民党内部的员的问题再次出现。李大钊为员参加国民党的意图进行了辩护：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对老大哥政党的革命工作作出贡献，而不是以它的名义去推行。他向代表们保证，他们的行动是正大光明的，不是秘密阴谋，并要求他们不要抱有戒心。经过辩论，修正案被拒绝了。孙博士通过任命10名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1/4），明确地表示他同意员参加他的党。② 新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会闭幕后开会，并组成了中央党部（这时设在广州）。委员们决定成立书记处和处理党务的组织部，以及八个职能部：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后撤消）、海外和军人。老资格的党员担任各部的领导，其中两个由以前加入国民党的员领导：谭平山领导组织部，林祖涵领导农民部。一个三人党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它由廖仲恺、戴季陶和谭平山组成，是一个左派集团。住在广州的其他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从此一星期至少开一次会，但是大多数委员和候补委员回到了北方的城市，在北京、四川、上海、汉口和哈尔滨成立地区党部，以推动党的发展。逐渐地，中央各部有了少量工作人员，地区党部开始发挥作用。领导集团的大部分力量用于进行全国范围的宣传；在全国吸收新党员；在广东组织劳工、贫农和学生；建立一支忠于党的军队。进行工作只有少量经费，在开始时鲍罗廷似乎每月捐献约3万中国元。①于是，国民党开始成为一个有坚强的领导结构、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最终在中国夺取政权的计划的大组织。 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 与鲍罗廷一起来广州或后来在广州参加他的工作的苏联军事顾问们，在1923至1924年冬对支持孙逸仙的军队的状况感到震惊。俄国人的意见是，部队的大部分训练不足，装备很差，由不够格的军官带领。俄国人认为，只有孙逸仙的150至200名卫兵完全效忠于他，其他部队只是它们指挥官的私人军队。如果国民党人要发动一次统一全国并有希望取得军事成就的战役，这个状况必须纠正。必须进行的改革将是：集中征收税收、采购武器和支付军饷；进行标准化的军事训练和向官兵灌输共同的革命思想；建立一个统一而有效的指挥结构。由于政府资源微薄，以及统一财政和指挥与一些高级指挥官的特殊利益背道而驰，而政府又要依靠这些人来维持它的地区根据地，所以这些是难以实行的措施。地方的兵工厂在开工时，一年只能生产装备一个（最多两个）满员师的步枪和机关枪，但是兵工厂的经营有如商业企业：任何将军只要付钱，就把武器卖给他。由于海关打算执行国际武器禁运，进口武器虽然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的。 孙博士通过让他的将领们担任国民党党内的重要职务，试图加强他的权力。他挑选在广东省的湘军和滇军的两名挂名指挥官谭延闿和杨希闵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任命挂名指挥一些支持孙逸仙的粤军部队的许崇智将军和指挥桂军和豫军小部队的刘震寰将军和樊钟秀将军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3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委托他们和率领一支独立的滇军的朱培德将军以及指挥一支杂牌军的四川人卢师谛将军，在他们的部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大元帅不时劝说各地将领让他指定的人收税并给他们的部队发饷，但成效不大。事实上，他似乎不得不任命或同意某些将领控制发赌场执照或“禁烟”的机构这一类有利可图的财源。 鲍罗廷和孙逸仙拟定的最重要的措施，是建立一个训练下级军官的军事学校，对这些人充分灌输忠于国民党的思想和其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党的代表大会一结束就开始计划，到1924年5月，位于广州南面黄埔岛上的陆军军官学校，已经准备向从全国各中学和高等学校中招收的第一期约500名爱国学生打开大门。孙博士任命蒋介石为校长，主要的教官是日本军事学校或保定及云南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得到几名俄官的帮助，这些人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经受过俄国国内战争的考验。蒋将军、管理陆军学校的国民党代表廖仲恺以及像胡汉民、汪精卫和戴季陶那样的老资格革命者教政治课。学校从一开始就得到俄国的资助，而由地方税收加以补充。 6月，俄国派精通军事的指挥官p.a.巴甫洛夫将军为孙博士的军事顾问。他提议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会于7月11日组成，其成员为支持军政府的主要指挥官和几名老资格党员。成立军事委员会是走向在联军中建立统一指挥部和政治机构的一步。他们的军事学校应当改进，在每支军队中还要为再培训而组织精英部队。巴甫洛夫抵达广州后一个月，在东江前线的一次侦察中不幸淹死。代替他的瓦西利·k.布廖赫尔将军（在中国化名“加伦”）直到1924年10月才来到。到那个时候，黄埔军校已有第二期学生，一个教导团也正在组织之中，它后来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即“党军”。第一批大量俄国武器也在1924年10月由伏罗夫斯基号游艇运到广州，它从敖德萨起航，同时送来了第三批俄事顾问。后来的船运则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① 组织一次群众运动的努力 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几次三番地敦促孙逸仙促使群众参加国民革命，这也是中国的议事日程，它打算在它指导下组织无产阶级，并使之与贫农联合。在群众运动问题上，两党成了对手。1924年初期，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几个部，但前两个部很快就处于朝气蓬勃的年轻员的影响之下。的助手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在有文化的青年中取得广泛影响。 工人部的领导廖仲恺打算把广州所有工会合成一个由他领导的单一联合会，但没有成功，因为许多很有根基的工会怀疑，在他部门工作的员将渗入这些工会并控制工人。希望把铁路工人、海员、报务员和接线员、邮政人员和电力工人组成一个它控制的单一工会。这些都是一次成功的革命所不可缺少的工业。尽管有这些对抗，广州的劳工确实团结了起来，共同支持沙面岛英、法租界的中国雇员，后者为抗议外国当局企图推行的通行制度——这个制度是越南革命者在6月19日企图暗杀正在访问该岛的印度支那总督未遂以后试图实行的——而进行了罢工。的劳工领袖刘尔崧被认为是沙面一次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总罢工和封锁的主要组织者，这次行动具有强烈的反帝色彩。从这次罢工取得的经验一年后在大规模的省港大罢工中被充分地利用了。 1922年11至12月，共产国际在召开第四次大会时，十分注意东方国家组织农民的问题。它的《关于东方问题的几个总论题》指出，为了吸引农民群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革命的政党必须迫使资产阶级一民族主义的政党采用没收土地并重新把它分给无地者的革命的土地纲领。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中国在准备土地革命时，要吸收农民群众参加，并把革命向前推进。①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因它的领袖之一彭湃的活动已经赢得一定的声誉；1922和1923年，彭在其故乡广州以东的海丰县，在其他青年团员的帮助下把佃农组织了起来。一场大规模的抗租斗争以许多团员的被捕而告终，但彭得以逃脱并在1924年春来到广州；他不久就成为国民党农民部的领导人。② 为农民部的工作制订计划的活动缓慢地开始了，但到1924年6月，国民党宣布了一项关于农民协会的简单方案，协会将是自治的团体，容许只从自己吸收的会员中组织卫队。地方部队将由拥地不到100亩（16英亩）的农民组成，必须排除某些不符合需要的分子。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20名特别代表的任命，由他们实地调查农村的状况，扩大宣传和组织农民协会。7月，农民部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培训这类工作人员；彭湃指导了第一班；学生接受了理论的和实际的指导，包括军事训练。（其他员为直至第六班的每个班讲课，1926年5至10月为第六班的教员。）到1924年10月，约175名学生从讲习所的速成班毕业，其中大部分人在他们本县组织农民协会。计划在全县和全省范围把这类农会联合起来，最后组成一个不归国民党或其政府控制的全国性组织。为什么这样的自治是必要的，这成了大部分理论争论的一个题目。① 中国打算控制农民运动。一名的作者，可能是罗绮园（他是讲习所第二班的教员和农民运动的有影响的人物），在一份1926年的报告中透露，在1924年组织了一个农民委员会以“指导国民党的农民部”。他断言，当农民委员会在1925年5月组成时，它指导省的农民协会以及地方的农民委员会和特别代表。报告还自豪地说，99％的特别代表是“同志”。②在俄事顾问就国民党敌视党员的原因进行秘密讨论时，“尼洛夫”（萨卡诺夫斯基）引了一个事实：员企图垄断工农运动，因而成立一个全国农民大会（将在1926年5月召开）的预备委员会，“为了门面”，员试图在委员会安置几名国民党党员。他说，他们没有成功，“因为没有在农民中活动的国民党员”。在1926年7月的一份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中，中央委员会宣称，农民协会必须在组织上独立于国民党，而不要成为它的附属物。但是，“我党必须尽最大努力，在所有的农民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①广东省“运动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是罗绮园、彭湃和阮啸仙；②他们都是广东省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的团员，然后既是员，又是国民党员。 农民协会的组织工作在广州郊区及附近的县开始；到1925年4月，大约有160个协会，报道的会员数为20390人——占革命的广州政府控制地区农村人口的很小一部分。③组织者在毗邻广西省的广宁县取得了巨大成功，讲习所的毕业生，在彭湃的领导下在那里把佃农组织了起来，他们得到广州的军事援助，在持久的减租斗争中成功地打败了地主。从此，他们能够在县内组织更多的协会，到1925年4月，据报道有294个协会，会员近55000人。④彭湃紧跟东征军，得以在1925年2月底回到海丰县，在那里重新发动遭到破坏的运动。据报道，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70000人，而邻近的陆丰县又有12000人，但是陈炯明的部队在夏季夺回了这些县，运动被迫又转入地下。① 农村骚乱引起了镇压。农民协会试图保护其会员免受压迫，就动员他们反对沉重的捐税，发动他们在减租运动中与地主斗争。有产业的人常常派雇用打手、盗匪或民团去强行征收通常的款项。组织者被杀害，有的村庄被焚毁。农民们进行回击，有时得到国民党军队的支持，在两个最有成就的地区就是如此。②农村革命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加以限制；它危及了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国民党与富于战斗精神的之间的联合。 革命阵营内部和国民党根据地中的冲突 到1924年7月，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领袖已经了解的渗透策略和操纵党的活动的一切情况，这在两个城市的国民党中产生了强烈的情绪。③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就各种危险向孙逸仙上书请愿，并用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央委员会决议中发现的文献证据与鲍罗廷对证，这些证据证明员是如何打算利用年长的党来为他们的革命目标服务的。他们特别反对小批员分散在国民党各级组织的制度，因为这种做法违反了李大钊在国民党大会作出的保证，即并非“党内之党”。请愿者为国民党的未来担心。在与国民党的两个坚定分子张继和谢持的辩论中，鲍罗廷明确指出，俄国的援助取决于继续参加国民党。① 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了这一问题，并发表了声明，敦促党员们不要互相怀疑。孙博士在鲍罗廷的建议下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政治会议——以处理重大政策问题：它由几名可靠的国民党领导人组成，他任命鲍罗廷为该会议的顾问。鲍罗廷对国民党内日益高涨的反对浪潮感到不安：他担心左派和右派正在联合反对，尽管他们由于担心他们的党会完全孤立而失去外界的（也就是俄国的）支持，还不敢采取断然行动。② 的领袖们也不肯屈服。中央委员会的陈独秀、蔡和森和主张与国民党决裂。中央委员会甚至发出一份告所有区党委会和基层组织的秘密信，指示它们要准备决裂。③但是此时作为共产国际官方代表的鲍罗廷和吴廷康，坚持这种有利的安排应继续下去。 由于8月份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批准的政治会议的决定，这个问题暂时被平息下来。全会发表了关于容共问题的指示，认为对无产阶级有特殊的责任，承认它有保守秘密的需要，告诫同志们要互相合作以完成国民革命。④这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国民党中新形成的左派人士来说是一个胜利。 另一个冲突起因于孙逸仙的军政府和贪得无厌的“客军”所征收的沉重赋税，以及日益增多的激进主义和社会冲突的迹象。为了保护自己，商界领袖们建立了商团作为对抗力量。当大元帅在1924年8月发现商人从欧洲进口了大批武器时，他下令没收，这一行动由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在广州海军舰只的帮助下完成了。经过两个月无结果的讨价还价和一次流血冲突后，孙博士命令他所能指挥的全部部队镇压商团。他们在10月15日照办，通过纵火和掠夺，摧毁了广州的大部分商业区。这个行动在国内外严重地损害了孙博士在广州商界的声誉。①但是在11月13日，这位上了年纪的领袖离广州前往北京，由于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对其上级吴佩孚发动的政变，他争取当总统的希望重新出现了。 当孙博士在北京死于癌症时，许崇智将军带领的粤军部队，会同由蒋介石指挥并配备黄埔军校的军官与学生的两个党军的教导团，对陈炯明及其支持者发动了一次征讨。这次行动现在称为第一次东征。在1925年2、3、4月，只得到云南和广西“客军”牵制性援助的联合革命军，成功地一路打到广东省东部边境，攻取了几个主要城市，缴获了大批装备，但是未能打垮陈的军队。6月，东征军返师，放弃了大部分攻占的领土；这样做是为了对付已经牢牢地控制广州的滇军和桂军。 东征的几个特征预示了后来的北伐。一个特征是党军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良好的纪律和高昂的士气，他们受到充分的教义的灌输，并在蒋将军制定的严厉的“连坐法”控制下作战。另一个特征是先行于革命军或随同革命军的宣传队，它们分发传单和向民众作调子高昂的讲话以取得支持。结果，农民提供给养，充当间谍、信使、向导和搬运工。如同后来的北伐，俄官担任军事顾问，他们制订战略，帮助运输和补给军粮，指引大炮的火力。19名俄官因在南方的实践而熟悉了中国战争的实际情况，从此他们生气勃勃地进行工作，以使革命力量为更有效的战斗作好准备。最后一个特征是，敌人方面存在对立和不团结，而革命阵营的指挥将领之间也出现了摩擦。甚至在低级军官中，在青年军人联合会之内组织起来的员和成立对立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其他国民党军官之间也存在冲突的隐患。① 1925年强化了的革命气氛 孙逸仙博士死于1925年3月12日，给他的追随者留下了一份汪精卫起草、垂死的领袖在3月11日签名的遗嘱。下一个月，在中国所有大城市举行了十分强调孙博士革命目标的纪念会。②国民党和中国合办的上海大学积极地进行革命宣传，并鼓励学生们投身于组织劳工的工作。领袖们恢复了他们具有强烈反帝色彩和矛头主要指向上海日资纺织厂的工人运动。5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全国约280名工会代表聚集在广州召开大会，并组成了领导的全国总工会。总工会的目的是把所有工会组织起来参加由富有战斗精神的单一组织领导的国民革命，不过有许多的工会拒不参加。26人的执行委员会由员控制，同时它的所有主要工作人员都是党员。①于是在上海，一个日本工厂的罢工点燃了导致五卅事件的导火线。 5月15日，日本卫兵向一批中国工人开枪，他们侵入了暂时关闭的工厂，要求工作，并砸坏了机器。工人领袖之一（是员）伤重而死。其他的工人领袖和上海大学的学生们立刻开始了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资本家的鼓动，把那个被杀的工人树为烈士，然后要求释放因示威而在公共租界被捕的学生。一个在本城安全地活动的新近组织的工会的领导们，用了一切办法劝说那个日本工厂的工人们坚持罢工。示威者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6月2日外国纳税人将表决公共租界的四个章程，他们反对租界内外国人为中国人制订规定。中国需要取消“不平等条约”，而不允许加以扩大。② 当5月30日星期六上海地区8个学院的学生在公共租界集会，进行反对不平等条约和中阀的宣传并要求释放他们6名被捕的同学时，可能没有人策划一场动乱，也没有人预料会开枪。租界的警察在他们上级的命令下，企图阻止街头示威，逮捕了拒绝停止游行的学生，并立刻发生了与学生和示威行动的中国旁观者的头破血流的冲突。当大批愤怒的群众涌向被捕学生拘留地及储藏武器的老闸巡捕房时，根据后来对当时在那里负责的埃弗森巡官的调查和听审时的证词，他担心群众会冲进巡捕房。为了阻止这个行动，他命令中国和锡克的巡捕向被激怒的人群开枪。下午3时37分，枪击使4名中国人死于人行道上，还有多人受伤。8人后来死于枪伤。5名，可能是6名被杀者是学生。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再也不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 五卅事件给了国民革命巨大的推动力。上海的地方领袖和政治活动家立刻组织全市抗议，在6月1日星期一早上，抗议进而发展成总罢工。遭到警察镇压的进一步的动乱持续了几天，又有10名中国人丧失了生命。随着万国商团和五强派出的约1300名海军陆战队在街上巡逻，公共租界成了一个武装的兵营。中国新闻界公布了详细报道，学生团体分发了无数传单和漫画，并向其他城市发送电报和信件，号召支持罢工者和反对帝国主义。至少在28个城市发生了示威游行。排外的动乱在镇江的英租界爆发；在汉口的动乱中有更多的中国人被杀和受伤，在九江的动乱中，日本和英国的领事馆被捣毁。经费从全国各地、华侨和苏俄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以支持罢工者。在6月23日的广州惨案中，数十名列队而进的中国人遭到沙面租界的机枪扫射，这更加剧了对外国特权的仇恨。由于旷日持久的罢工和抵制，英国和其他列强的政策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因此，“五卅运动”是一次全国性的抗议；它还激起了全世界反对旧条约制度的舆论。 国民党和都发展迅速。学生们涌向广州进入陆军军官学校。对罢工和抵制的有力领导吸引了数千名新党员。通过向罢工者发放救济款的办法，突然找到了一把使上海劳动力工会化的钥匙，从而成为上海劳工运动的支配力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广州的劳工变得更加富于战斗精神。同时，上海国民党内部的浪潮在高涨，许多城市的中国企业家对领导他们的工人的情况变得警惕起来。总之，虽然民族主义的情绪在沸腾，社会革命趋于更加激烈，但反革命的种子也得到了培育。 巩固南方革命根据地 由于留在广州的领导人处境危险，广州对五卅事件的反应被拖了下来。这个城市被杨希闵将军和刘震寰将军带领的滇军和桂军所控制，因为其他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在东征取得成功后正在广东东部重新组合。他们计划返回广州降服杨、刘两将军的部队，但在战斗打完之前，不可能在广州面对这两个将军的反对而发动反对外国的示威游行，因为杨、刘二人正在寻求外国的支持。 争夺广州的战斗从6月6日一直打到12日。东征部队返回，在6月8日夺取了石龙，它位于九龙通向广州的铁路沿线的东南通道上。其他国民党部队在城的西面和北面完成了包围圈。6月12日凌晨，国民党主力军攻打了广州之北的炮台，同时一支由黄埔军校学生率领的系着红色领带的混合部队从长洲岛渡江在广州东面的东山登陆，投入战斗。战斗从东山至城西北的白云山一带展开，到中午，广州部队从河南岛渡江对付城市的敌军。到下午3时，国民党部队胜利，刘将军弃军逃到沙面英租界，乘轮船前往香港；两天后，杨将军随后也来到香港。①以布廖赫尔将军为首的俄事顾问在制订战略和监督战略的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②在这次战役中起领导作用的蒋介石成了卫戍部队的指挥官，很快就控制了城市的混乱。现在，建立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广州财政的新政府和参加席卷全国的民族主义鼓动运动就有了可能。 一旦广州局势稳定，国民党领袖们就开始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以代替曾为孙博士的中央机关的大元帅大本营。6月14日，在鲍罗廷的建议下，国民党政治会议在广州重新召开，决定了政府结构，由政府委员会统一领导的九个部组成，还决定把军队改组成国民革命军，改革军事和财政管理以使武器和资金归国民党控制。所有机构都归党领导。政府委员会及平行的军事委员会将接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指导，但实际上这意味着接受法令规定之外的政治会议的指导，政治会议由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伍朝枢和许崇智（许在7月初进入政治会议）组成。汪、胡和廖似乎在政治会议、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中实行三头执政，但这三个机构的主席都是汪精卫。广州市长伍朝枢以外，谭延闿将军和许崇智将军也很突出。蒋介石在政治上还没有上升到重要地位，虽然他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陆军学校校长和党的军队的指挥。汪精卫显然是削弱了胡汉民的地位而上升的，胡汉民自从孙逸仙逝世后从代理大元帅降为新政府的外交部长，而新政府又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①国民政府在1925年7月1日宣布成立。 一个星期以前，6月23日的悲剧性的“沙基惨案”触发了长达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②随着滇军和桂军的战败，广州的爱国者开始对上海的五卅事件以及随后在其他外国租界区镇压示威游行的行动，组织相应的抗议。劳工领袖们前往香港，去说服那里的工会领袖参加预定在6月21日开始的罢工和抵制，而广州则为进行罢工的香港工人提供避难所。虽然四个控制的香港工会在此之前已经罢工，但总罢工却在指定的日期同时在沙面和香港开始。罢工工人涌进广州，组织者计划在6月23日进行一场大规模示威行动。忧心忡忡的英、法当局召来了炮舰和海军陆战队，并且准备保卫租界，因为担心它将受到攻击。 6月23日，在中午一次大规模反对不平等条约的集会后，一次秩序井然的中国人示威游行穿过拥挤的广州街道，走近面对沙面岛的沿江大道。它由100多支工人、农民、商人、学童、童子军、大学生、黄埔军校学生的分队以及党军、湘军和粤军的几支部队组成。当游行队伍经过架在两岸中间狭窄水面上重兵防守的英国桥梁时，有人先开了枪。哪一方先开枪立刻成了一件有争论的事。①在随之而来的密集对射中，沙面有一名外国人被击毙，8、9人受伤，但英、法一方的火力至少击毙了52名中国人，打伤了117人，其中包括学生、不同行业的平民、军校学生和士兵。 广州人的狂怒是难以形容的。许多人叫喊着要进行战争，但是政治和军事当局极力平息民众怒气以阻止对租界的进攻。广州当局对他们的外国敌人采用了经济战政策，再辅之以外交手段。他们支持香港中国工人的罢工（这在削弱这块殖民地方面只取得了部分成功），支持停止与香港一切贸易和抵制英国货的行动。在外交战线上，他们试图分裂列强，集中力量对英国进行报复。这些措施持续实行了许多个月，直到1926年10月在北伐和进行了多次谈判解决的努力以后才告结束。50000445_0623_0①广州成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力。公民集合起来支持政府。爱国学生涌向广州，许多学生报名进入黄埔军校。广州充满了失业的罢工者，对他们的支持耗尽了该市财力，虽然捐献源源不断地从国内其他地方、华侨和苏俄那里流入。中国商界由于强制停止他们与香港的广泛正常贸易，损失严重。有武装的纠察队并由中国领导的组织严密的罢工者，在革命运动中成了一支左右一切的力量。因此虽然罢工和抵制在一开始有助于巩固革命根据地，它也分裂了领导集团。这些结果是导致1927年4月在广州镇压组织起来的左派的乱成一团的冲突的一部分。 ① 见米尔顿·j.t.谢：《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1966年》，第65—70页。 ② 这一探讨以及以下几段的内容是根据韦慕庭的《创始一个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孙逸仙在广州，1923年》，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2（1974年12月），第665—727页。 ① 孙博士和苏联领导人走向结盟的行动的详情，可见于韦慕庭的《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 ① 赛尼亚·乔柯夫·尤廷、罗伯特·c.诺思：《苏俄和东方，1920—1927年：文献概览》，第344—346页。杰恩·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2，第25—26页，摘要。 ① 鲍罗廷的有关他早期几次会面的报告，见n.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在北京苏联使馆没收的迄今未公布的文献所揭露的内容》，第130—138页。这是部有敌意的资料集，但经与其他历史证据核对，证明这些文献是真实的。关于孙博士去世前鲍罗廷生活及其活动的最佳的学术性论述是莉迪亚·霍勒布内奇的《鲍罗廷和中国革命，1923—1925年》。叙述鲍罗廷一生的传记有丹·n.雅各布：《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 ① 临时执行委员会工作的详情分八期刊登在《国民党周刊》（广州）中，1923年11月23日—1924年1月13日。又见《革命文献》，8，第1077—1079页；关于宣言，见1079—1080页；关于党纲的起草，见1080—1084页（英译文载谢：《国民党》，第73—85页）。鲍罗廷的党章草案载《国民党》，第73—85页）。鲍罗廷的党章草案载《国民党周刊》，1923年11月25日；转载于《向导周报》第50期，1923年12月29日（这是的刊物）。 ② 路易斯·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苏联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史》，第637—638页。又a.i.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1924—1927年第一次中国革命内战的历史》，第37—43页。第1卷的译稿为亚历山德拉·o.史密斯所译，第45—49页。军事危机在孙逸仙的《国父年谱》，2，第1020—1033页中叙述甚详，但对鲍罗廷的建议和孙逸仙的拒绝没有提起。 ① 《中国国民党广东分党部弹劾的请愿及总理的批评和解释》（中文），载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两大要案》，第1—11页。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71—1273页，但缺孙之评论。几种评论的译文载康拉德·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中国文献史》，第72—73页。 ① 海关危机和孙日益敌视帝国主义列强的证据，见韦慕庭：《孙逸仙》，第183—189页。 ②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关于大会的系统的详细情况，见《革命文献》，8，第1100—1160页，关于总的看法，见《国父年谱》，2，第1052—1070页。 ① 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1，第67—71页；译稿，第85—92页。切列帕诺夫指出，他论述的根据是鲍罗廷的笔记。 ② 根据会议录的辩论记录，载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01—303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76—182页。李大钊陈述的最早版本可能载于《中国国民党周刊》，10（1924年3月2日），第5页。李大钊亲笔的文字载《革命文献》，9，第1243—1254页。 ① 《革命文献》，8，第1160—1167页。鲍罗廷早期的财政捐献是从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推断出来的（第2版，第390和399页，脚注21和22）。虽然邹鲁说党的领袖们决定以其他经费来代替鲍罗廷的资助，但有大量证据说明捐献没有中断。 ① 《国民革命军，其起源、发展和体制的简史》。1927年4月6日，这份文件在苏联武官处发现。英译文由北京的英国武官s.r.v.斯图尔德上校送交英国外交部。它可以在伦敦档案局找到（外交部371∶12440/9156）。齐锡生的《中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对中国黩武精神的制度化问题进行了研究。迪特尔·黑因齐格的《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1923—1927年》系统地论述了苏联军事顾问所作的种种努力。 ① 尤廷、诺思：《苏俄和东方》，第151、233、344—346页。 ② 关于他的传记，见唐纳德·d，2636，中国第1号（1926年），《关于1925年6月23日沙面事件中先开枪的文件》。又，美国国务院，893.00/6464，广州精琦士1925年6月26日快信；893.00/6314，6月24日沙面电报；亚细亚舰队总指挥给美国海军部作战司的两份电报，意译后交美国国务院，893.00/6352和/6359。根据我掌握的证据，我发现不可能确定何方先开枪的事实。 ① 大卫·克莱夫·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1924—1928年：英国和中国官方政策和观念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此文充分报道了间歇的谈判的努力，材料主要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也使用了中文材料。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1973年博士论文。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1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 战争持续了八年。它的直接或间接结果是大约1500万至2000万中国人死亡。①财产损失难以数计。而且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精神疲惫，风纪败坏。因此这场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惊人的损失，并直接有助于1949年的胜利。同日本的这场战争，确实是中华民国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① 确凿可靠的数字并不存在。有两种官方的估算：(1)蒋介石1947年说军队和 平民的“牺牲”是“一千万”，明显地是个粗略的近似数，见《国家总动员》， 第4页。(2)官方认可的《蒋总统秘录》，第13册，199页记载，官兵“伤亡 数”是3311419人（经查《蒋总统秘录》，原书记载为：官兵伤亡三二一一四 一九人——译者），非战斗人员伤亡数为842万人以上。死于与战争相关的原 因——饥馑、缺医少药、传染病蔓延、征兵、征募劳工等——的人数无疑是 很大的。何炳棣估计1500—2000万人死亡，似乎是可信的（《中国人口研究， 1368—1953年》，第252页）。陈启天提出死亡总数为18546000，但未指明出 处（《我的回忆》，第235页）。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最近提出“伤亡数”为 战斗人员320万，平民“大约二千余万”（《悼敬爱领袖》，第2部分，载 《中国邮报》，台北，1977年10月29日，第4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内部的竞争和不和 流产的反革命 反革命在1925年8月20日暗杀廖仲恺的行动中摊牌了；廖是孙逸仙的联合苏俄和大力动员群众的主张的热诚支持者。在悲剧发生后，鲍罗廷立刻提议组成一个全权处理这场危机的三人特别委员会。许崇智、汪精卫和蒋介石是委员会的成员，鲍罗廷任顾问。调查暴露了一批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和一些粤军指挥将领谋求推翻广州政权中激进分子的阴谋。不到一个星期，许多嫌疑犯被逮捕，有的被处死，有的阴谋策划者已经逃走。蒋介石和鲍罗廷决定派胡汉民去俄国。在一个月内蒋介石驱逐了他的对手粤军名义上的指挥官许崇智。两名阻止俄国影响扩大的老资格党员林森和邹鲁被派到北方执行一项“外交使命”。这些人后来成为国民党内部反对留在广州的领导集团的一个有威望的派别。① 危机还有其他重要的后果。汪精卫和蒋介石成了革命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在长达六个月的时期内拥有最大的权势。支撑广州政体的军事力量被改组成国民革命军的5个军：来自党军的第1军，由蒋介石指挥；湖南人组成的第2军，由谭延闿指挥；云南人组成的第3军，由朱培德指挥；从粤军抽调组成的第4军，由李济琛指挥；由李福林的私人军队组成的第5军。把驻于地方根据地的粤军的分散部队合成一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新命名的第4军逐渐地被改造成一支统一的和有战斗力的部队。另一个统一财政的努力也最后取得成功。② 从1925年10月到1926年1月底，改组后的国民革命军打了三次战役，巩固了它对广东的控制。到10月初期，广州在东面又受到陈炯明带领的重整旗鼓的部队的威胁，同时熊克武带领的一支川军在西北方向以及邓本殷和魏邦平带领的粤军在西南方向也威胁着该城。主要由第1和第4军的几个师和程潜率领的一支混合部队（后来为第6军）参加的第二次东征，决定性地打败了陈炯明的联盟。第1军第4团在10月14日攻占了陈的貌似攻不破的惠州要塞，根据目睹战斗并描述了军官和政治委员的勇气的切列帕诺夫的记载，第4团表现出非凡的勇气，许多人英勇牺牲。①在以后的一系列战斗中，在蒋介石全面指挥下的东征军攻占了前往汕头的沿途的城镇，同时程潜切断了敌人往江西和福建的退路。②如同前一次东征，政治工作者动员民众支持，俄国人为每支主力部队出谋划策。 也是在10月份，第2和第3两个军的部队把川军往北赶出广东省边境。在东征结束前，第1和第4两个军的部分部队不得不调往南线，在第2和第3两个军的帮助下在12月后期打败了敌人，并且往前推进，拿下了海南岛。因此在北伐以前，国民革命军的大部分成员经受了战斗考验而变得坚强了。 在国民党控制了广东以后，毗邻的广西省的三位将军使该省与广州联合起来。黄绍竑、李宗仁和白崇禧加入了国民党，让国民党在他们控制的区域活动。他们的部队被命名为第7军，由李将军率领。在湖南南部指挥一个师的唐生智将军，在1926年春季也就合并他的部队之事进行了谈判，他的部队被命名为第8军。这8个军在北伐开始时是国民革命军的主力。总兵力约15万人，不过只有约10万人可以用于两省根据地以外。③国民革命军仍是一支相当混杂的军队，但是在俄国人帮助下的两年半的改组期间，它在训练、装备、教义的灌输和战斗经验方面，都有了改进。 国民党的两极分化 1925年夏季，戴季陶出版了两本书，它们都对孙逸仙的哲学作了保守的解释，并且都提出了反对员参加国民党的论点。①戴季陶争辩说，三民主义是国民党唯一的学说；同时他断言，国民党是为国民革命工作的唯一的党。员和其他不是无保留地接受这些主义的人，应当从国民党清除出去。实际上，戴季陶号召结束容许员在年长的党内活动的制度；他指责员是寄生的，在领导人之间挑起冲突，设法把非员从国民党的岗位上拉下来，并且吸收国民党员参加和他们的青年团。戴季陶的朋友沈定一原来参加了，这时转而反对它。7月5日，他召开了国民党浙江省委员会的会议，发表了响应戴季陶思想和谴责阶级斗争观念的宣言。上海的执行部印了这份文件分发给它管辖的所有组织；它还发表指示，禁止国民党员提倡阶级斗争。② 对这一挑战作了反应。领袖陈独秀发表了一封日期为8月30日的致戴季陶的公开信，他在信中为员加入国民党的动机辩护，并且警告说，戴季陶的著作正被反动派用作宣传。③中央委员会在10月份举行了一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和国民党之间关系的决议。决议攻击戴季陶之流，认为他们是主要敌人，并且重新强调了联合国民党左派反对右派的政策。决议试图定出这两类党员的分类标准，但是表示了对左派真正力量的怀疑。① 一批国民党老资格党员，于1925年11月在北京附近的西山召开他们称之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会议。实际上国民党由于广州正在遵循的激进路线而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以致北京的集团和广州的领袖们都不能凑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定人数。可是，“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决定把员赶出国民党，并宣布国民革命和阶级革命不能共同前进。这个集团宣布中止鲍罗廷与党的关系，解散没有党章根据的政治会议，停止汪精卫的党籍六个月。这些措施没有约束性的效果。为了报复，广州的领袖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宣言，谴责邹鲁和谢持对西山会议派的领导；在一封公开信中，蒋介石为汪精卫、鲍罗廷和党员辩护。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成立党部，夺取了当地党员的登记簿，接管了《民国日报》作为它的喉舌，并且计划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② 但是，广州的领袖们先成功地召开了他们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于1926年1月4日至19日在广州举行，253名有投票权的代表到会；大会听取了关于党的工作各个方面的报告，其中包括谭平山关于党员问题的论述。党员仍不足20万人，虽然谭平山后来谈到国内外党员有50万人——这是夸大。他提供了11个正式组织起来的省的每一个省、5个在组织过程中的省和3个直辖市的党员的大致数字，共计183700名党员；但他不得不略去上海和汉口的数字（它们没有上报），也没有提到在陆军、海军和广州警察中吸收的数字，这些部门都有特别支部。① 约90名国民党代表（超过1/3）也是员。②他们作为一个核心小组发挥作用。大会讨论了对持不同意见的保守分子的处罚和处罚方式。出现了尖锐的不同意见，但是最后，汪精卫的从宽的呼吁——为了不致进一步使党分裂——被举手表决的大多数代表所通过。谢持和邹鲁将被开除出党，其他12名参加西山会议的党员应接到警告信，戴季陶将被告诫悔过，③作为对西山会议派驱逐鲍罗廷的直接反应，第二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给他一封感谢信，并送给他一件上面刻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银器。④ 由于西山会议派的主要要求之一是在国民党内清除员，分歧就不能避免。的确，争论表明有一股批评员秘密活动的暗流和没有言明的对他们是否忠于年长的党的怀疑。几名的发言人激烈地为他们的党辩护。于是这一问题又被搁在一边，决定由两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起开会，制订出一个解决办法。⑤从来没有举行过这样的联席会议。 左派的另一个胜利是选举国民党新的中央委员会。在持不同意见的北京集团中，没有人重新当选。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36个席位中，员赢得了7个（可能8个）席位，在24个候补席位中，赢得了6个，其比率稍高于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席位的比率。只有两名员赢得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席位，但在前一届则没有。身份不那么确定的左派赢得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9个正式席位、3个候补席位；在中央监察委员会赢得两个席位。蒋介石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新委员，与汪精卫、谭延闿和胡汉民一样，也是得票最高的。胡汉民显然是一个潜在的右派领袖，因在谋杀廖仲恺阴谋中所起的可疑作用，仍在俄国流亡。他实际上的全票当选一定是事先安排好的。① 向左转的最明显证据是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其九人常务委员会（真正的执行机构）一事。常务委员会包括三名左派——汪精卫、陈公博和甘乃光；三名员——谭平山、林祖涵和杨匏安；以及蒋介石、谭延闿和胡汉民。②广州的左派和领袖们享受他们的胜利只有两个月时间。 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化和的渗透 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被有意识地政治化，以使它成为有效的革命工具。武装力量由国民党的文官控制，官兵们被灌输了党的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工具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会议）、由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的政治训练部，以及武装力量所有较大部队的党代表。政洽部以苏联中央政治处（pur）为模式，党代表相当于红军中的政治委员。控制和教导的制度是逐步实行的，始于1924年春季黄埔军校成立之时；在1926年3月中北伐开始前不久，大部分较大的部队都设立了政治机构。政治化部分地代替了技术的现代化；它还被设想为一种控制对国民党的忠诚可能有问题的军官的手段。① 政治训练部是既用于控制又用于教导的工具。它约在1925年6月成立，到10月份开始行使职能。军事委员会经国民党政治会议批准，任命部的领导。陈公博在1926年3月担任这个职务，但不久就被替换。当时一张组织表表明约有29名军官在三个部门——总务、宣传和党务——工作。军队中的实际工作是通过党代表和政治部门来进行的，政治训练部至少在理论上控制陆军中的军和独立师、海军和空军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总参谋部和军需处的党代表。军队中一切党的工作及政治和文化工作应该在政治训练部的指示下进行，但是给高级党代表的指示必须有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及政治训练部领导的签名。但是在政治训练部和高级党代表（他们大部分为老资格党员）之间存在摩擦和冲突的因素。员周恩来是该部副主任，但常常代理主任的工作。 到1926年3月中旬，政治训练部已经为军队官兵制定了一个三个月的政治教导计划；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不识字的士兵编写一本读、写教科书；发行了一份名为《政治工作》的日报，发行18000份，大部分发给军队中的军官和政治工作者。《政治工作》的编者是一名员，中国的当地委员会为日报撰写专栏文章，作为教导政工人员的手段，再通过他们去教育军队的官兵。为了协调军、师政治部部门的出版活动，由这些单位代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计划出版16种小册子，其题目如《教士兵什么，怎样教？》《什么是“不平等条约”？》和《国民党史》等。五种已经付印；此外，其他的小册子、传单、书籍、杂志、情报、漫画招贴也由不同的机关大量发行。 党代表是国民革命军部队中的国民党的政治监察人和官方宣传员。到1926年3月，这个制度在所有陆军的军、海军的舰只以及中央军事行政机构中实行。《国民革命军党代表章程》的第一条宣布了它们的目的：灌输革命精神，提高战斗力，加强纪律性，开展三民主义教育。①党代表对其部队的政治和士气状况负责，并监督执行国民党的指示，领导党的核心，开展一切政治和文化工作。他必须熟悉他部队的官兵，研究他们的思想情况，并且力图纠正一切缺陷。他是有指挥权的军官，对他的命令要像对部队指挥官的命令那样服从。在战斗中，他是英勇善战的模范，在进行战斗时保护平民不受军队的骚扰；他应当在部队的驻地建立与农会和工会的联系。 党代表是独立的指挥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与军事系统平行而不是隶属于它。党代表观察军官们的忠诚。高级党代表由军事委员会向军部和师部、海军局、总参谋部以及其他高级机关指派，并与军事指挥系统的对应人员共同行动。军事指挥官颁布的命令如没有党代表的签署，不能生效。在发生分歧时，党代表应签署，但应向上级报告情况；但如果指挥官犯有某种不法行为，党代表应加以阻止，并立刻向其上级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报告。党代表即“政委”，与军事指挥官同为一体，不可分割，不论何时何地，都应共同工作，以求达到一个共同目标，即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统一中国。 根据我们利用的基本材料（约至1926年3月）的俄国作者所掌握的情况，在国民革命军中有876名政治工作者。他们之中的75％是员或国民党左派，约20％为无原则的野心家，所剩下的5％是极端仇视员和左派的国民党右派。附件之一提到在国民革命军中搞政治工作的员有241人，即超过了已知的政工人员数的1/4。已知有887名员在陆军中，其中一半以上在第1军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当时65000名战斗士兵中仍是一小部分。俄国顾问v.a.萨卡诺夫斯基（“尼洛夫”）在探讨3月20日的政变时指出，政工人员担任了军队中大部分重要职务，指派他们自己的人到不同的岗位，并且秘密执行各指挥官所不知道的任务，这就引起了各级指挥官以及非的政工人员的猜忌和愤怒。他报道，第1军的政治部主任、它下面各师的5名政委中的4名以及16名团政委中的5名是员。① 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一文的俄国作者的说法，所有员接到了向国民党组织渗透并在其内部取得影响的指令。当时流行的口号是：一个优秀员就是国民党核心组织的优秀成员。这种渗透，特别是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的关键领域的渗透强烈地引起有些国民党领袖的担心。而且，中国广东省委员会在广州成立了一个特别军事部门，以指导员在军队中的工作。它是一个秘密小组织，其成员广大党内同志都不知道；它指导军队产党核心小组的秘密工作。人们还猜想，它组织工农武装小分队，在秘密会社、地主小分队和其他武装集团中成立核心小组，在铁路干线和重要水道上组织核心小组以搞乱敌人后方和平息反革命暴动。披着国民党员外衣渗入军队的俱乐部和学会——像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人，要听从党的特别军事部门的指示。他们还要注意军官们的举动，并向的上级组织报告任何有害的活动。总之，的用意是尽一切可能去影响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化，虽然他们还不能完全指挥它。 这个秘密系统究竟多么巧妙地瞒过了国民党的领导集团，这不得而知。可是在军内的组织和宣传工作是不能完全隐瞒得住的。 北伐前对群众运动的领导 中国献身于组织中国的群众——工、农、兵和学生——并使这些集团激进化，为有朝一日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领导集团的意图是既要控制群众，又要在党自己的队伍中输入无产者，以使它成为一个大党。1925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党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就表明了这些意图。其中第二个决议案告诫说： ……一方面是要集中和组织无产阶级，别方面还要给他们以政治上的训练和教育，找着和农民结合的方法，及与一切民权主义分子联盟的正当道路。中国为着要执行这种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职任，第一便要扩大自己的党——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① 下一年的突出标志，是在扩大及其青年团以及改变它们成员的社会成分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例如，1925年2月改名而成的青年团，在1925年初期还不到2500人，至1926年11月已发展到约12500人。1925年5月30日以前，90％的团员为学生，但到9月份，他们只占49％。1926年11月，学生占35％；工人占40％；农民占5％。②由于1925年中期的革命，也迅速发展，快到1926年年底时，原来几乎全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党已经改变了它的组成成分，据报道，其中66％被划为无产者，22％为知识分子，5％为农民，2％为士兵。③但是，这些比率可能把党和青年团都包括在内。 员们勤奋地工作，试图扩大他们1925年5月在广州的一次大会所组织、并由他们控制的中国总工会。④到1926年5月召开下一次大会时，在组成的一些工会中党员人数据说已从540000人发展到1241000人。①但是，由于镇压，许多工会已被赶入地下。例如，上海总工会在1925年7月28日宣布，它在117个工会中有218000名会员。这一迅速发展，是6月爱国大罢工和许多工人只有通过他们的工会才能得到罢工津贴这一事实的结果。也有工会纠察队胁迫和恫吓的情况。一年以后，上海总工会宣称，在工会总部被强行关闭、像李立三和那样有战斗精神的领袖已在上一年9月被赶出上海以后，只有43000名会员（另一种报道说1926年5月有81000名）。②尽管有这样的挫折和非的工会和联合会的对立和反对，在五年工作以后，内仍有许多有经验的劳工组织者，其中不少人是真正的无产者。③此外，广州的员左右着指挥省港大罢工的罢工委员会，控制了武装纠察队，并且行使了某些方面的司法和治安的权力。 1925年5月和1926年5月在广州召开第一和第二次广东农民协会大会期间，农民运动大大地发展了。相当可靠的1925年4月的数字表明，广东省94个县中仅仅22个县的557个村或乡，就有会员172185名。①一份关于1926年5月的详细报告，表明在66个县的4216个乡协会中有会员626457人。②这仍占该省数百万农户的很小比率。由于始终由国民党内的员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积极组织，人数增加了将近四倍；讲习所从1924年7月至1925年12月期间办的五期，培养了478名专家，其中大部分是农民。③如果按县把协会标在广东省的地图上，它们最集中的地方似乎在东南（彭湃为领袖的海丰县、陆丰县和五华县）、广州附近位于三角洲的几个县（特别是顺德、东莞和香山）以及西北的广宁县（运动最初在那里取得巨大成功）。在国民革命军未控制的地区，如东北地区，或是在新近攻取的地区，如西南地区，农民协会很少，会员也不多。理由似乎是清楚的。农民协会是社会革命的推动者，也是国民革命的工具。在国民党军事力量尚未到达的地区，这些农民协会是难以组织和维持的。 地方农民协会一再进行消灭社会-经济苦难的斗争，这就使它们与诸如富裕地主和税收机关等地方的权势者对立起来，这些人和机构往往拥有民团。组织得比较好的农民协会有自己的受过训练的武装卫队。双方大量流血和进行威胁是这些斗争的特征。列入1926年头三个半月的164件冲突事件，大部分可分为以下几类：反对民团和“土豪劣绅”压迫的斗争；土匪的掠夺和杀戮；部队的骚扰和官吏的压迫。其他的冲突产生于更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原因。①领导的声明，强调农民协会对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进行的战役以及对香港罢工和抵制的支持，总之，它们进行阶级斗争，也支持革命。 1926年初期俄国人的作用 苏俄和共产国际向中国的革命运动提供建议和资金，并且试图在打败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军阀主义方面引导它走向胜利。（详细的论述超出了本章范围，但对到1926年初期的概括报道可能有助于说明事态的发展。） 俄国资助中国革命活动的规模仍是秘密的；这里只能提供一些以似乎可靠的证据为依据的例子。1923年3月，俄国领导集团决定援助孙逸仙，投票决定提供200万中国元的财政援助。②鲍罗廷提供了黄埔军校创办经费的一部分，后来他告诉路易斯·费希尔，苏联政府拨出300万卢布（约270万中国元），作为学校组建和开办时的费用。③布廖赫尔日记中的几段记载表明，1924年11月的按月资助为10万中国元。④1924年10月由伏罗夫斯基号运往广州的武器是赠送的，但是1927年4月从北京苏联武官处搜查到的文件表明，以后广州政府应该支付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运来的武器和弹药。武官叶戈罗夫于1926年7月起草的一份致“加伦”（布廖赫尔）的电报，通知他到〔1925年〕12月1日提供给广州的军事给养已达到250万卢布，必须立刻付款；以后，广州的订单只有在付现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予以履行。①1924年8月，孙博士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俄国答应支援1000万元（粤币），不过当时只汇去3万元。②根据10月份来广州访问的孙博士的密友马素的报道，俄国还通过鲍罗廷在1924年每月约资助国民党35000中国元；布廖赫尔12月1日的日记指出，鲍罗廷还一直支付国民党军官的薪水，并且资助党报和党的刊物。③ 当1925年2月中国工人在上海的日本纺织厂进行罢工时，《消息报》在3月3日报道说，“赤色职工国际”正支援工人30000卢布；它还公布了罢工委员会对援助的感谢信的译文。④按照莫斯科报刊的说法，在爆炸性的五卅事件以后，俄国一些工会迅速送来148000卢布支援上海的中国罢工工人。⑤也许人们需要查看一下鲍罗廷的帐本，以了解他究竟在1925至1926年持久的罢工和抵制行动期间，为了支持住在广州的香港工人而提供了多少钱，因为在北京的突然搜查中发现的一份文件（它提供了到1926年3月的罢工过程），只提到资金“部分地由中国国内外的中国人和无产阶级捐助”。①在北方，苏联顾问训练和装备了冯玉祥将军的军队。根据冯玉祥签名的收据，1925年4月至1926年3月期间，俄国给他提供了价值600多万卢布的武器和弹药。②我还没有见到共产国际给中国财政援助的可以核实的估计数。 金钱带来了影响，但没有带来绝对的权威。在华的俄国人遇到了挫折和失意的事。尽管在1925年下半年，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人数有很大的增加，在组织从香港来的罢工工人和广东的农民方面成绩卓著，但中国的党的领袖们对在国民党内工作的约束不耐烦了。共产国际的领袖们不得不阻止试图退出国内联盟。③1926年3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坚持“国民党与人的战斗联盟”；谴责党由于在吸收工人时的“狭隘的宗派主义观点”而使组织发展缓慢；对两种偏向提出警告：一种是“右倾主义”，即无原则地与一般民主民族运动合流，一种是“左的情绪”，即试图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而忘记了农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像1923年以来那样，坚持“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它号召中国同志们“把所有现存的农民组织团结在共同的革命中心之中……这些中心将能够唤起全体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以反对农村中支撑半封建制度的军阀、行政官员、中间人和绅士”。①莫斯科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定这项任务，但在中国执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在中国，晚至1926年7月，执行委员会的一次全会承认，仅有120人负责党的工作，而当时至少需要355名领导人员。② 俄国在华北已经大量投资，试图加强和争取冯玉祥和其他将领1924年10月对吴佩孚发动政变后组成的国民军。从1925年4月后期开始，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开始与冯将军的国民第一军一起工作，到11月份，有42名俄国人在他的张家口根据地工作。他们未能接近冯（更不用说控制冯为俄国利益服务），但是他们勤奋地工作，通过建立各种技术学校来提高下级军官团。他们没有取得像他们的同事在广州似乎取得的那种成就。1925年6月，43名俄国人抵达河南开封，与岳维峻指挥的国民第二军一起工作。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挫折，他们之中只有几个人留下来，看到了岳的军队在1926年3月初期在农村“红枪会”的攻击下土崩瓦解。俄国顾问们试图与国民第三军建立联系，但没有成功；国民第三军在1926年2月也崩溃了。 到1925年末，郭松龄推翻张作霖——俄国的敌人——的努力失败，这部分地由于国民军支持不力（虽然张家口俄国顾问团的18名成员协助冯进攻），部分地由于满洲的日本军队为保护张作霖而进行了干预。冯将军于是退隐，他的国民第一军的将领们准备撤到长城的那一边，避免与张作霖和东山再起的吴佩孚的联军交战，吴对俄国并不比张将军更友好。①在郭松龄叛乱时，张作霖从黑龙江调来援军，但中东铁路的俄国经理a.v.伊凡诺夫拒绝让军队不付费用而通过铁路行动。部队使用另一条路线南下，但是在平息叛乱后，回去的部队强行征用了几列火车返回哈尔滨。伊凡诺夫通过关闭长春至哈尔滨的一段铁路，进行报复，因而在1926年1月22日被中国部队逮捕。加拉罕发出一份最后通牒，问题通过在奉天的谈判得到解决。张作霖这时完全了解在他地盘之北的俄国人的力量以及俄国人对他国内敌人的援助。② 2月份，在发生这些事件时及以后不久，来自莫斯科的以a.s.布勃诺夫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在北京研究华北和华南的俄国顾问的工作，同时调查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总的问题。委员会会见了加拉罕大使和武官叶戈罗夫，以及几名协助冯玉祥的和在广州工作的顾问。尽管对冯将军是否真正献身于革命一事感到担心，但布勃诺夫和加拉罕仍决定继续讨好于他。③ 3月18日，北京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它使国民第一军与国民党和的关系紧张起来，并且可能使俄国使馆更加沮丧。这一事件是八个辛丑和约缔约国在3月16日交给段祺瑞政府的一份最后通牒引起的，它要求清除它们的北京至上海的通讯的一切障碍，以信守1901年的辛丑和约。次日，中国文职机关和政治组织的代表向政府请愿，要求拒绝最后通牒，但是他们被赶走，许多请愿者受了伤。3月18日上午，一次群众集会通过了取消辛丑和约以及所有“不平等条约”的决议。国民党和的领导共同组织了阐明两党一个根本目标的抗议。约2000名示威者（其中有许多学生）浩浩荡荡地朝执政府前进，但是遭到政府卫兵的攻击，47名示威者被杀，几乎与沙基惨案中被杀的华人一样多。政府发出了缉拿北京五名国民党著名人物的逮捕令，其中之一就是创始人李大钊。他们都隐蔽起来，李大钊到俄国使馆避难。段祺瑞政府是通过冯玉祥的支持而幸存下来的。一名国民军将军是北京司令和警察首领，但似乎没有采取行动以阻止这次屠杀。因此，国民党的北京市党部把这次事件归咎于国民军的领导，并且发表了一项决议，声明如不逮捕和处决段祺瑞和其他高级官员，国民党将断绝与国民军的友好关系。但没有发生这类事。① 在华南，俄国援助团在1926年3月初期可能有50名或更多的老练工作人员。六艘俄国船定期往返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广州之间，运来汽油、武器和拆散的飞机。②军事代表团团长是n.v.古比雪夫（“基桑卡”），他接替了布廖赫尔将军，但是他与党军领袖和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关系是紧张的。 这些问题和变化不定的局势，有助于说明俄国政治局的一个特别委员会1926年3月25日通过、政治局在一星期以后正式批准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决议。①以利昂·托洛茨基为首的政治局特别委员会，对中国国内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以及在1925年12月签订洛迦诺条约后帝国主义各种力量得到巩固的危险，表示了严重的不安。委员会担心英国和日本可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革命和苏俄。苏联需要延长它的休整期，中国革命需要赢得时间。为了对付这些危险和保护满洲的俄国利益，委员会决定，必须与日本和张作霖达成保证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地位的谅解。必须“甘心于一个事实，即南满在以后的时期将留在日本的手中”。这个迁就政策必须提交中国和国民党，取得它们的同意，鉴于中国对日本的仇恨，委员会认识到要它们接受这一方针是多么困难。“与日本达成某种谅解”的方针必须谨慎地拟定，以使中国的革命力量不会不正确地解释为“为了解决苏日的政治关系而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了正确地引导舆论，必须对中国报刊加强革命的和反帝国主义的影响。 如果满洲将成为自治区（委员会说这是日本所希望的），俄国应使张作霖不再“干涉中国其他地区的内部事务”。中东铁路应完全归俄国控制，虽然要以一种称之为汉化的文化性质的措施作为掩饰。在与张作霖谈判时，俄国应鼓励张与日本保持良好而稳定的关系。俄国不会损害这种关系，但应明确指出，为了在对日关系中保持某种独立性，满洲政府与俄国也保持良好关系将对它自己有利。可以向张作霖指出，某些日本集团准备以一位低能的将军来代替他，“但是当存在正常关系时……我们认为没有理由让别人来代替他”。与张作霖（以后并与日本）达成协议的几个问题之一应该是，保护革命的蒙古不受张作霖侵犯。 在与日本谈判之前，俄国应集中力量真正改善关系并影响日本的舆论。委员会酝酿一个可能的三方协定（苏联、日本和中国），但是“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应该这样打好基础：使中国人不可能把中国发现自己暂时被迫向日本作出的任何让步，解释成我们参加的一种势力范围的划分”。应让左派人士知道，俄国只准备容忍中国向日本帝国主义作出的那种让步，这种让步是保卫革命运动使之不受联合的帝国主义进攻所必需的。可能举行的联合谈判，将达到以下的目的：以某些让步为代价，在日本和英国之间打进楔子。 俄国公开宣布，它完全同情中国群众为争取一个单一的独立政府而进行斗争；但是它将反对俄国进行任何军事干涉的想法：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去解决。在实现一个统一的政府之前，苏联政府“试图与现存的所有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建立和保持忠诚关系”。因此，委员会在向南方看时，认为如果人民军队（即国民军）不得不长期把地盘让给吴佩孚，那么与吴达成一项协议以削弱他对英国（“中国独立的主要死敌”）的依赖是有利的。应鼓励广州政府把其地盘不仅看成临时的革命滩头阵地，而且看成是一个需要稳定政府的国家，还应鼓励它集中全力于内部改革和防务。斯大林对被批准的文字进行了补充，说广州政府应“断然放弃任何扩张性军事征战的思想，总的说还应放弃会把帝国主义者推向军事干涉道路的任何活动”——反对蒋介石北伐计划的一种告诫。一张便笺指示驻巴黎的苏联大使查明广州政府有无可能与法国妥协，是否会派代表去法国试探这种可能性。① 总之，正如研究这个时期中苏关系的一个专家所概括的这份文件的主旨，俄国的策略“是要分裂帝国主义阵营，其手法是把英国作为排外行动的主要目标加以孤立，并在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下收买日本”。①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广州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说明，俄国不能控制国民革命的方向。蒋介石3月20日政变的含义，莫斯科的领导集团到3月底显然还没有领会，或者至少没有影响他们关心北方的基本策略。 国民党内权力关系的再调整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的原因和蒋介石从此以后玩弄权术的手法，都非常复杂和使人迷感不解，这里不能详细论述。②由于广州三名最高级俄事顾问盛气凌人的态度和对俄国武器和资金分配的控制，由于他们缺乏对北伐的支持，还由于蒋怀疑n.v.古比雪夫与汪精卫和其他人勾结，企图把他送到俄国，蒋介石对这三名顾问的敌意显然加强了。他还敌视他的主要政敌汪精卫，怀疑汪与俄国人一起反对他。③ 从黄埔蒋介石大本营起锚的中山号炮舰3月18和19日的可疑的游弋，可能使蒋介石认为一个劫持他并把他送到俄国的计划正在进行之中。3月20日上午，他扣留炮舰，逮捕了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和一名员，在广州宣布实施戒严令，命他的部队解除保护俄国顾问住宅和控制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部的卫兵的武装。①这次突然行动没有与汪精卫商量，也没有预先警告俄国顾问，它造成了一次政治风暴，这次风暴以俄国人同意驱逐三名蒋介石最反对的顾问、从第一军撤去政工人员和汪精卫在5月9日去法国而告终。 4月29日，鲍罗廷与胡汉民、陈友仁和几名左派领导人一起回到广州。在此以后，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而鲍罗廷在谈判中似乎作了大部分让步。蒋介石同意排除一批比较保守的国民党官员，而鲍罗廷则同意继续俄国的援助和支持原来俄国顾问和中国所反对的北伐。员将大大地限制在国民党内活动。 蒋介石要求召开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在5月15至25日举行，决定对国民党内部的影响进行严格的限制。蒋介石系统地阐述了大部分建议，它们经过字面修改后被采纳。在第三国际的一名代表帮助下，计划再举行一次国民党和高级代表的联席会议，解决两党合作的障碍。国民党内“另一党”的党员，禁止批评领袖及其三民主义。另一党必须把参加年长的党的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这些党员在中央、省或市的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所占的席位不得超过1/3，也不得任中央机构各部的部长。另一党给它在国民党内的党员的命令必须先交给联席会议，再由它转交，国民党党员非经许可不得加入另一党。违反这些条件的人将被立刻开除出党。设立了拥有大权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新职务。蒋介石的庇护人张静江（人杰）当选担任这个职务，虽然他甚至不是委员会的委员。将对所有的国民党党员进行登记；他们要宣誓忠于指定的孙逸仙的几本主要著作以及第一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那些已经参加未经“我党”批准的其他政治团体的人必须立刻退出那些团体。①作为解决问题的初步行动，在4月10日把第一军中任国民党党代表的员撤出。②但是其他许多人仍留在他们的岗位上。 这些就是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谈判的几个结果。国民党中的员必须限制他们的批评，并在母党的高层中减少他们的积极作用；设计一个机构以裁决两党间的冲突；国民党多少更加集中化；员放弃国民党组织部以及宣传部、农民部和书记处中的重要职务。蒋亲自任组织部部长，以他的亲密助手陈果夫为副部长。随着胡汉民于5月9日去上海，吴铁城在30日被拘禁，外交部长伍朝枢被撤职而代之以左派陈友仁，右派也受到抑制。这时又以充分的决心继续制订北伐的计划。 ① 有关这一系列复杂事件的材料来源是：《从容共到清党》，第375—392页；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次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载《革命文献》，20，第3851—3870页；蒋介石：《军事报告》，载《革命文献》，11，第1756—1763页；蒋介石的日记，从8月15日至9月23日；广州英国和美国领事的报告。 ②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186—199页，集子收了一份“基桑卡”（n.v.古比雪夫）可能在1926年初期所写的有价值的报告，详细地谈到了军队改组和集中化中的重要成分。我在《民族主义制度下的军事割据和再统一过程》（载何炳棣、邹谠合编：《危机中的中国》，1，第203—263页，特别是227—233页）中论述了广东的军事统一。 ① 切列帕诺夫：《手记》，译稿，第334—354页。见以上脚注所引关于三次战役的其他报道。 ② n.i.康奇茨：《在中国国民革命军队伍中》（俄文），载《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苏联志愿兵；回忆录》，第24—95页。第37—62页的一份日记报道了程潜的战役。 ③ 《革命文献》，12，第1802—1805页；《北伐简史》，第46页后面的图。 ① 布尔曼：《传记词典》，3，第202页。已故的夏连荫小姐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分析了主要的几点，载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第206—207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411—412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保存的文件。 ③ 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载《向导周报》，130（1925年9月18日），第1196—1197页。 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34—237页。 ② 《西山会议关于在国民党内清除人的重要文献，1925年11月》，载《国闻周报》，4.14（1927年4月17日），第14—16页；邹鲁：《回顾录》，1，第180—189页；戴季陶：《戴季陶先生文存》，陈天锡编，3，第975—978、985页；《从容共到清党》，第413—434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09—212页。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年4月，第29、31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463页。 ③ 《会议记录》，第134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466—469页。 ④ 《会议记录》，第18—19页。 ⑤ 同上，第165—169页。 ① 选举结果载《会议记录》，第145—146页。前四人各得249张有效票数中的248张。当然会上三个得票最多的人不能在记名的票上投自己的票。根据参加大会的张国焘的说法，缺席的胡汉民实际上得票249张，但在汪精卫的怂恿下，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减了胡汉民一票，排在汪、蒋之后，名列第三（根据公布的会议记录，实际上在汪、谭以后，在蒋之前）。张国焘：《中国的崛起》，1，第282页和第708页脚注14。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473页和第519页，脚注33，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会议记录，附投票结果。 ① 以下的讨论主要根据1927年4月6日在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武官处的搜查中没收的一批未发表的文件。原件为俄文，英国驻北京的武官j.r.v.斯图尔德上校把英译文交英国公使蓝普森爵士，后者把文件转交给英国外交部。这些文件现存于伦敦档案局，档案号为f.o.371—12502（f8322/3241/10）。这一批文件包括《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和15份附件，其中3份已散失。它们的日期约从1926年3月起，第1份《关于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指导的规定》的日期为1926年3月15日；它与第6份未注明日期的附件《关于国民革命军中政治委员〔原文如此〕的规定》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26年3月19日颁布并转载于《革命文献》（12，第1814—1821页）的几乎一样的规定所证实。韦慕庭和夏连荫的《文献集》的修订补充本计划发表这些苏联的文件。 ① 《革命文献》，12，第1818页，上引文件附件6的译文不同。 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59页；推断的日期是1926年4月10日至16日期间。一份令人失望的关于员渗入政治部的含糊的报道，载《政工史稿》，1，第212—221页，特别是第221页，把这类渗透归罪于陈公博。 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文献集》，第100—101页。决议的其他部分教导党员如何吸收无产阶级分子，并且批判了群众运动中的过去的错误。 ② 《中国青年运动报告》，载《中华星期画报》，北京，1928年1月28日，第14—18页。这是在北京突然搜查时没收的文件；卡罗尔·安德鲁夫人提请我注意这份文件。又《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大会上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的报告》，载《列宁青年》，i，10（1929年2月15日），第69—94、84页。案卷存国会图书馆。 ③ 罗伯特·c.诺思：《莫斯科和中国员》，第131页；书中引了《共产国际活动的报告，1926年3月—11月》，第118页。1927年5月的中国第五次大会时期的党员组成成分的另一个报道提供了以下的数字：工人，53.8％；知识分子，19.1％；农民，18.7％；军人，3.1％；中小商人，0.5％。米夫：《紧急时期中的中国》（译自俄文），第37页。 ④ 见上《1925年强化了的革命气氛》第1段的第2条脚注。 ① 乐生（化名）：《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经过及其结果》，载《向导周报》，155（1926年5月5日），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219页。我没有见到使用的一件重要材料是的关于过去一年（即到1926年5月份）中国劳工运动的报告，载《政治周报》，14（广州，1926年6月5日），现可在美国国立图书馆缩微胶卷（第329号，第56卷，893.00/7980）中见到。 ② 切诺斯：《中国的工人运动》，第269页（根据1925年8月7日警察局的日报，我认为准确的数字是217804人）；又切诺斯，第339页。一名英国的劳工专家在1926年访问上海，被告知上海工会联合会——即上海总工会——声称在1926年5月，15个工会连同47个分会只有会员81000名。c.埃斯特朗热马隆上校：《新中国，调查报告》，第2部分，《1926年的劳动条件和劳工组织》。 ③ 这个主题在切诺斯的《中国的工人运动》（第400—402页）中有所发挥。 ① 见上《组织一次群众运动的努力》第7条脚注。官方的1925年5月的数字为21万，但我认为不可靠。 ② 罗绮园：《会务总报告》，载《中国农民》，6/7（1926年7月），第639—687、654页。报告提供了每个县的准确数字。还有以后在1926年的详细数字，列出在71个县的6442个协会有823338名会员。见t.c.张：《广东的农民运动》，第15—16页。 ③ 卫藤沈吉：《海陆丰》（1，第182页），根据《中国农民》的详细报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第78—92页），讨论了讲习所。 ① 罗绮园：《会务总报告》，第667—668页；t.c.张的《广东的农民运动》（第24—30页），举例加以总结。 ② r.a.米罗维茨卡娅：《米哈伊尔·鲍罗廷（1884—1951年）》，载《杰出的苏联人——中国革命的参加者》，第22—40页，特别是第24页，根据苏联档案。 ③ 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第640页。广州苏联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所写的《国民革命军》（约到4月19日为止）声称：“学校是我们在1924年组织的，并且在开始时是我们花钱来维持的。” ④ a.i.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1889—1938年）》，载《杰出的苏联人》，第41—65、62—63页。 ① 转载于《中华年鉴，1928年》，第802页。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是俄国内战中的英雄，于1925年后期来北京接任武官的职务。 ② 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212页、第352页脚注99。 ③ 美国国务院893.00/6393，快信，梅耶，北京，1925年6月9日，内有精琦士5月29日从广州发的快信，信中报道了与马素的一次会见，发表于5月27日的《香港电讯报》。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第62—63页。两个报道都认定廖仲恺作为国民党官员，与鲍罗廷，后来与布廖赫尔谈判俄国拨款之事。 ④ 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年3月9日，译文来自莫斯科《消息报》，第51期，3月3日。 ⑤ 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年6月17日。其他国家另外捐献的5000卢布也通过莫斯科汇来。 ① 英国外交部f6462/3241/10（现编档存于fo371/12501）并印于fo405/254，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15，1927年7—9月，第27号。邓中夏是这次罢工的领袖，他提供的材料是，到1926年6月，罢工委员会的总收入为517万中国元，列举的收入来源是整数；其中有：“其他来源——20万”。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4页。 ②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333页、521页脚注93。总计可能接近1100万卢布。 ③ 同上书，第92页。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载《国际报刊通讯》，6.40（1926年5月6日），赫尔穆特·格鲁伯在其《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57—461页）中引用。 ②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115页。 ① 根据已故的夏连荫为韦慕庭和她合编的《文献集》补充本所写的一章。她的基本史料是北京突然搜查中没收的文件，它们得到了当时其他的证据的证实。一名年轻的俄国妇女当时作为一名翻译在张家口与顾问们一起工作，1926年1月她在北京。她对这些事件的生动的报道见维拉·弗拉季米罗夫娜·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1925—1927年》，史蒂文·i.莱文译成英文，见第80—122页。 ② 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第282—283页；o.埃德蒙·克拉布：《中国和俄国：“大角逐”》，第217—219页。 ③ 见上段最后的脚注。 ① 同上。 ② 这是估计数，因为随着新顾问的来临，人数有变化，有的来自北方缩小的或撤消的军事代表团。伍朝枢可能在1925年10月后期告诉德国的领事，有38名俄国人在广州政府中工作，英国外交部405/248第251号（f5914/194/10）。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于1926年2月28日来到广州，她提到了同船的六名新来者，并叙述她在广州遇到了许多俄国人，但没有提供总人数。《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莱文英译本，第141、149、176—188页。 ① 文件藏于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馆。《我们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政策的问题》，载《利昂·托洛茨基论中国：彭述之导言》，第102—110页。格鲁伯的《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62—467页有摘要，但题目和译文不同；梁的《中苏外交关系》，第286—289页有评论。特别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是契切林、捷尔任斯基和伏罗希洛夫。 ① 格鲁伯的译文是“派广州政府的主席”，而不是派政府的“一名代表”。鉴于蒋介石3月20日的政变的一个结果是汪精卫于5月前往法国，这个说法是令人感到兴趣的。 ① 梁：《中苏外交关系》，第287页。 ② 近期两篇有价值的研究是吴天威的《蒋介石的1926年3月20日政变》，载《亚洲研究杂志》，27（1968年5月），第585—602页；《从容共到清党》，第489—494页。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中（第218—224页）有简要的报道。 ③ 蒋介石日益增强的疑心的证据，可以在他1926年1月19日至1926年3月15日的“日记”（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找到。他4月初期的《致汪精卫的复信》，对汪精卫进行了一系列指责，此信后来发表于文化研究社编：《中国五大伟人手札》，第246—253页。 ①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3月22和23日和4月20日的条目，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91—1300页，它们提供了蒋介石对这次事件的记载。 ① 摘自全体会议的会议记录，引于《从容共到清党》，第504—509页，和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5月15—25日。 ②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22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最初的战役和战略，1937—1939年 战事是在1937年7月7日午夜前不久的黑夜中开始的。按照庚子协定，从1901年起，日本就已在华北的北平和天津间屯驻了军队。而在那个和煦的夏夜，一中队日本军队在距北平15公里的卢沟桥（马哥孛罗桥）附近举行野战演习，那里是控制所有与中国南方交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枢纽所在地。日本人突然宣称，他们遭到中国士兵射击。①紧急点名发现，他们的一名士兵失踪了。于是，他们要求进入附近中国人驻防的宛平城搜寻。中国人拒绝后，他们妄图猛攻这座城镇，未能得逞。这就是战争的最初冲突。 日本终究必须对这场战争承担责任，这是不成问题的。起码从1915年“二十一条”要求起，特别是从1931年攫取满洲起，他们侵略中国的记录是声名狼藉的。然而，在卢沟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会发生，仍然是有争议的。通常中国人争辩说，日本人蓄意挑起战端。据称日本的目标是将华北从南京政府的管辖下分离出去；通过夺取对卢沟桥——宛平地区的控制，他们就能控制通往北平的通道，从而迫使二十九军军长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将军变成一个顺从的傀儡。再则——接下去的论据是——日本人眼看中国人日益团结，打算趁国民党人变得强大前建立起他们对中国大陆的统治。 支持这种论点的证据是不缺乏的。例如，1936年9月，日本人曾利用一次类似的事件，占领了横跨北平至天津铁路的丰台。同年晚些时候，他们曾枉费心机地试图购买宛平附近约1000英亩土地以建造兵营和机场。1937年春，日本的军事指挥官们也曾担心宋哲元正进一步受南京影响，从而威胁他们在华北的地位。还有，事变前一个星期里，北平曾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谣传日本人即将进攻；日本野战演习在卢沟桥这样敏感的地点持续了一周。这是异乎寻常，而且扰乱人心的；亲日的流氓正在北平、天津和保定制造骚乱。而且值得注意的是，7月9日日本人通知中国人，据认为失踪的士兵已经返回，显然他从未受到中国人的扣押或刁难。① 但是，这一时期的日本文件表明，日本人既未部署，也不希望在卢沟桥发生事端。1937年，东京政府正在实施一项着重发展工业的政策，作为加强其军事力量基础的手段；而参谋本部就在不久前的6月，曾再次命令其野战军司令官避免发生可能惹起“国际纠纷”的事件。当然，华北的日军军官是以不买他们东京上司的账著称的。不过，7月7日皇军在华北的规模和部署说明，野战军司令官们并未对事变作过准备。他们仅有5000—7000人（宋哲元的二十九军约为这一规模的10倍），而且大多数显然是在不准备应付卢沟桥冲突的地方从事演习。因此，日本军队仅约135人卷入了起初的战斗。② 不管是不是日本人蓄意挑起了卢沟桥战端，事变本来无须导致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因为7月19日宋哲元签署了一项从宛平撤军的协议，并在其他方面完全满足了日本的要求。但是，南京和东京的决策者们发生了较大的原则性争论，这些争论把两个国家推入全面战争。国民政府认为，任何仅由北平地方当局决定的解决办法，都会支持日本提出华北脱离其管辖范围的要求。因此，它坚持维护中国在华北的全部主权。它还把几个（2—4个）师从华中推进到河北南部，靠近保定，对华北日军形成巨大威胁。另一方面，日本人以把国民党权力排除出华北的原则作为其政策的基础。在中国人显示力量面前，他们决心不向后退。因此，他们开始在平津走廊上加强他们自己的兵力。 7月25日，日本人与宋哲元的军队再次冲突。三天以后，华北的日本司令长官宣布了“一场对采取行动损害日本帝国威信的中队进行的膺惩战”。①四天之内，数以千计的中国守军阵亡，而日本人控制了整个平津地区。当时双方政府的政策都变得强硬起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于7月27日声称，他决心取得“中日关系的根本解决”。②而蒋介石也于7月30日声明：“现在我们唯有领导全国民众，举国一致，斗争到底”。③ 8月7日，蒋介石和他的高级顾问们正式决定进行一场全力以赴的抗战。④于是，他冒了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一次风险。他决定把战争的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南京的战略家们认为，比起华北的开阔地带来，上海更适宜于与日本作战，因为该市的阻塞地区将抵消日本在大炮、坦克和后勤能力方面的优势。对上海日租界⑤的攻击，也会把日本的注意力从北方转移过来，使那里的中国人有可能加强他们的防御，特别是关键省份山西的防御。南方也希望得到政治上的报偿。中国舆论可能会像1932年一样支持政府，倘若它在上海采取坚定立场的话。再则，在靠近大的外国人社区的地方打仗，也会引起西方列强的关注和同情——还可能进行干涉。①虽然亲国民党的著述家们依然宣扬蒋的冒险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是，损失可能远远超出了他最坏的预料。 蒋介石于8月11日即已命令首批三个精锐师——以德国武器装备，并由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和他的德国参谋充当顾问——占领大上海界域以内（但在外国人地区以外）的阵地。该市的日本人在其控制区内（包括公共租界的杨树浦区和虹口区，以及这个中国城市的北虹口区一个1.5英里长半英里宽的凸角，见图8）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仓促增援。但是，当8月13日作战开始的时候（关于哪一方先射击，至今仍无定论），中队约有8万，日本军队只有1.2万。德国训练的中队，有一个星期几乎把日本人赶进黄浦江。然而，后来日本的增援部队在该市北面长江岸边登陆；战线扩展了；中队失去了他们起初的优势。 战斗是毁灭性的。停泊在附近长江和黄浦江中的日本战舰上的炮，猛击直射射程内的中国阵地。南京政府决心不撤退，投入更多军队。在三个月的作战中，大约27万中队——整整60%的国民党防卫力量和蒋介石现代化陆军的核心——或死或伤。②日本人的伤亡超过4万。不计其数的成千上万平民也遭屠杀。西方人的租界以外的该市大部地区遭到毁坏。 11月初，日本的一支两栖部队在上海西南50英里的杭州湾登陆，一周内这支军队威胁该市守军后方。中队向南京撤退。但是，他们的撤退如此慌乱，竟未在沪宁铁路上无锡附近模仿德国兴登堡防线精心构筑的混凝土防御工事前停住。南京于1937年12月12—13日沦于日本人之手。其后，日本的攻势放慢了。同时，他们的军队干出了这场战争中最可耻的一件事——“南京大屠杀”。在7周的暴行中，至少有42000名①中国人被残忍地杀害，其中许多人被活埋或者浇上火油烧死。约有两万妇女被强奸。②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了。 蒋介石曾经长期力图避免敌对行动。自从 1927年国民党人执掌政权以来，尽管日本曾多次进行干涉和侵略，他却始终奉行一种和解政策。他深信要抵抗强大的外国侵略者，中国是太弱了，并且又是分裂的，因此他曾默认日本侵占东北四省（满洲），缔结消除国民党在华北影响的停战协定，并屈服于日本的压力，镇压反日的学生运动。然而，从1935年晚些时候开始，反日情绪已经变得如此强烈，致使国民政府觉得对日反应非强硬不可。于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逐步开始了战争的准备。他大概口头许诺过他将抵抗外来侵略，换取了西安获释。因此，1937年2月他撤换了据说亲日的外交部长张群，而且他开始与他长期的敌人——人谈判和解。因此，当战事在卢沟桥爆发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抗击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行动。举国一致，异口同声都支持他，在整个一代人中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蒋介石的战略基于“以空间换时间”的原则。他锐敏地感到他的军队劣于日本，甚至在战前他即已构想了撤至中国西南偏远内地的战略。1935年8月他对一次政治干部集会说，“我们本部十八个省份哪怕丢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①蒋介石的信心建立在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仍然处于前现代、前工业阶段这样一种认识上。因此，他相信民族的抗战能够持续下去，不管有多少个城市和工厂沦于敌手。万一入侵的军队竟然前进到中国几乎无边无际的内地，他们势必要被截断补给来源而精疲力竭。偶尔如在上海，他并不坚持以空间换时间的原则，然而这个战略毕竟如他所预期的那样，得到了很大成功。日本人相当容易地占领了中国北方和东部的都市中心，并沿主要公路和铁路线持续攻击，迅速推进。但这些交通干线并不穿过华西的山岳和峻岭，而防守的中国人就隐蔽在后面。日本人因而逡巡不前。 不像蒋介石，日本人没有事先想好的战略，甚至没有要在中国追求的目标。1934—1936年，外务相广田弘毅系统地提出了日本对华三项总的要求：(1)镇压反日活动；(2)事实上承认满洲国，并建立满洲国、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亲善关系；(3)中、日间在铲除方面合作。但是，广田三原则的确切含义从来不是清晰的。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决策者们关于他们的下一着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主要代表军队参谋本部的一种意见，反对在中国本部扩张。这帮人争辩说，日本的战争潜力仍是有限的，而当前中国人越来越民族主义化并日趋统一，他们的反抗比前几年难对付得多。然而，日本大多数领导人——文职的和军方的——并不了解正在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潮流的重要性。他们记得1931—1932年他们曾轻而易举地占领满洲，对中队极度轻蔑。这些主战派是如此乐观，以致他们竟宣称三个月内就能获胜。① 在战争早期的几个月里，日本扩张主义者们对中国本部仍只抱很有限的野心。这在1937年11月5日东京政府提议以类似广田三原则的条款来解决中国“事变”时，变得更为明显。然而，一直到12月2日，蒋政府也不同意进行谈判。那时上海已经陷落，国民党军队正向南京败退，完全溃不成军。这些轻易的胜利刺激了日本的胃口，而东京政府不再愿意在其11月建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取而代之的，是它于12月22日提出一套新的更苛刻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法律上承认满洲国；华北和内蒙非军事化，偿付赔款，以及——最为不祥的——在华北建立一个“特殊的政治机构”，它将促进日本、满洲国和中国的“共荣”。蒋政府对这些要求不予答复，于是东京在1938年1月宣布它决心“消灭”国民政府。② 无论这时还是后来的战争期间，日本扩张主义者在和平条件中也从未打算在中国本部承担直接的行政管理责任。但是，日本的扩张主义者们确实提议实际征服中国，特别是北方五省，以满足日本的政治愿望和经济需要。在1937—1938年中国热情高涨的民族主义气氛下，这些都是蒋所不能接受的条件，即使他愿意也不行。南京陷落后，中国的抵抗并未像日本扩张主义者们曾经自鸣得意地预期的那样瓦解。相反，国民政府的所在地迁到了重庆，同时蒋介石宣布“焦土”政策，从武汉指挥抗战。 于是日本人以武汉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然而他们首先竭力夺取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主要铁路的控制权，以联结他们分散的部队。这一点他们最终成功了，虽然像在上海一样，他们偶尔遇到英勇的指挥得极好的抵抗部队。例如1938年4月初，日本军队集结在江苏北部交通枢纽徐州时，李宗仁将军的部队把进攻者诱入四周有城墙的台儿庄包围圈。李的军队使日军遭受惨重伤亡——中国人宣称有三万日本人被打死——迫使日军残部撤退。这是中国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如同过去屡屡发生过的那样，中国人不去追击被打败了的敌人，因而他们的胜利是短暂的。徐州于5月19日陷落。华北和南京地区的日本指挥官们，现在可以在即将来临的武汉战役中协同他们的行动了。① 日本人 1938年 6月初在开封遭到另一次显著的挫折。当他们沿陇海铁路西进时，中国人突然炸开了黄河的提坝。冲出河道的黄河漫过正在逼近的日本人的道路，继而穿越河南平原，进入安徽省，从那里在山东半岛的南面——而不是北面——入海。这项战略卓越地发挥了作用。侵略者暂时被遏止住了，武汉战役被延长了大约三个月。但是，改变黄河河道的决定曾遭到严厉的批评。确实，国民党人多年否认他们曾有意决堤。因为洪水对中国老百姓的损害甚至超过对日本人的损害。大约四五千个村庄和11个大城镇尽成泽国。据说有二百多万人无家可归，一贫如洗。甚至七年以后，在一些村庄里所能看到的，只是从几英尺河道淤泥中露出来的庙宇弧形屋顶，和光秃秃树木顶端的枝桠。① 然而，在上海、在台儿庄和在黄河上表现出来的决心，在战争初期国民党人的抵抗中是型的。许多中国指挥官犹豫而胆怯。②他们多数享有地方自主权已经很长久了，不会仅仅为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而去冒生命和权力的风险。例如，省主席韩复榘可耻地把山东省丢弃给日本人，虽然他与大多数人不同，因违抗蒋的命令而付出了生命代价。他于1938年1月被处决。 虽然日本人在攻克武汉的旷日持久的战役中蒙受了重大损失，但他们在大炮、坦克和飞机方面的优势，使他们终于能在1938年10月25日夺取这座城市。仅仅四天以前，他们实际上未遇抵抗就拿下了广州。日本战略家们确实认为，中国人现在要投降了。 国民党政府某些成员确实对战争可怕的破坏感到嫌恶。例如，蒋介石的焦土政策导致的1938年11月的长沙大火等灾祸，就是明证。此外，在英国和法国为了与希特勒和平相处，于慕尼黑献出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靠外国干涉反对日本的希望也于1938年9月受挫。只有苏俄向中国提供援助。有人认为，它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延长战争，从而削弱国民政府。因此，有人争辩说，战争的真正得益者是中国人，他们利用国民党剿共战役中断的喘息机会来扩张地盘。 政府中对抗日政策抱有疑虑的人的首要发言人是汪精卫。作为国民党的副总裁，他名义上是国民运动的第二号领袖人物。汪虽然是富有魅力的政治家，在国民党内有相当多的追随者，但他在蒋介石支配的政府中掌握的权力是很小的。因此，也许是受过大的政治野心，以及对不能改变那强加于中国人民的抵抗战略的绝望这双重动机的驱使，他于1938年12月18日从重庆逃跑了。后来，在日本人的实际支配下，他于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维新国民政府①来和重庆政府对抗。② 在蒋介石方面，他并不显得垂头丧气。他乐观地宣称，放弃武汉“标志着我们的斗争从防御到进攻的转折点”。③尽管这似乎是虚张声势，但连日本人也承认，由于未能在武汉把国民党军队打垮，他们已失去速胜的机会。这时国民党军队已经撤退到有利于日本军队前进的现代交通干线之外的崎岖山区。日本高级指挥部预料胜利的时间已经不是三个月，也许是三年了。④ ① 据说，最初开枪的不一定是宛平驻军，而是第三方，可能是人，他们希望 由此使国民政府卷入与日本的战争。但是，这种指责得不到有力证据的支持。 见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181—183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和革命：共 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54—55页；阿尔文·d.库克斯：《诉诸战争：中日 冲突，1937—1945年》，载阿尔文·库克斯与希拉里·康特罗伊编：《中国与日 本：寻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平衡》，第299页。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359—380页；李云汉：《宋哲元与 七七抗战》，第179—212页；李云汉：《战争的起源：1937年7月7日卢沟桥 事变的背景》，转引自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 年》第18—27页；t.a.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1—39页。 ②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 162—183页；库克斯：《诉诸战争》，第 297—300 页；詹姆斯· b.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1930—1938 年》，第310—328页；罗伯特·j.c.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 91—95页。 ① 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28页。 ② 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国家的安全与对外政策，1930—1938年》，第338 页。 ③ 同上书，第339页。 ④ 许朗轩、张明凯编：《中日战争史，1937—1945年》，第1卷，第357页；吴 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载薛光 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第52页。 ⑤ 上海没有日租界，仅有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日本自己宣称上海虹口日本人居住区为日租界，这是没有任何条约根据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译者。 ① 吴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第 52—54页；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第9—10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 民党中国》，第41—49页。 ② 刘馥：《现代中事史，1924—1949年》，第198页。 ① 南京大屠杀中被残杀的中国人的人数，说法不尽一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 30万以上，被强奸妇女也远远超过两万——译者。 ② 刘馥：《现代中事史》，第101和199页；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战 争期间的走私、傀儡和暴行，1937—1945年》，载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 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文集》，第293—296页。 ① 吴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第48 页。事实上，早在大约1932年，蒋介石就设想过在与日本作战的情况下在四 川建立国都的计划。见张其昀：《党史概要》，第2册，第914页。关于国民 党人的总体战略思想，见吴相湘：《总战略》，第37—72页，和蒋介石的演说 集：《抗战建国：1937—1943年六年抗战文电集》。 ① 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第230页；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53、75、124— 125页；布托：《东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109页；约翰·亨特·博伊尔： 中日交战，1937—1945年：通敌政治》，第53页。 ② 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年》，第68—82页；克劳利：《日本探求自 主》，第354—378页。 ① 刘馥：《现代中事史》，第200页；弗兰克·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 年：从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变》，第146—168页；《中华志，1937—1943年 六年抗战中国重大发展综述》，第354—356页。 ① 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第177—178页；柯乐博：《20世纪的中 国》，第225页；劳伦斯·蒂普顿：《中国的恶作剧》，第104页。估计溃堤时 被泻出的水淹死的人数高达325000，甚至达440000，见镜涵：《黄泛区的灾 情和新生》，《观察》第3卷第3期（1947年9月13日），第22页；《密勒氏 评论报》第105卷第12期（1947年5月17日），第319页。但是，其他资料 记载，中日双方的生命损失是相当轻的，因为中国居民已经预先知道毁堤计 划，又因为洪水前进得慢，见欧里渥：《特殊的不宣而战的战争》，第209—210 页；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中国专档119，2781函，《河南区办事处：历史， 迄1947年3月31日止》，第4页。 ② 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第167、201、205页；博伊尔：《中日交 战，1937—1945年》，第 139页。 ① 即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伪国民政府，也自称国民政府，不是维新国民政府 ——译者。 ② 论述汪精卫变节投靠日本人的权威记述有：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 年》；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及杰拉尔德·e.邦克： 《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国战争， 1937—1941年》。 ③ 董显光：《中国与世界新闻界》，第72页。 ④ 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135—136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向统一的中国的方向冲刺——第一阶段 制订北伐计划 制订从广东省北上至长江的军事征讨计划早就在进行之中。1925年3月和6月，布廖赫尔将军提出了部分计划，9月制订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当时他避开广州闷热的天气（既是气温方面的，又是政治方面的）正在张家口休养。①9月份的计划估计了敌人对重新组合和训练较好的国民党军队的讨伐的潜在抵抗力量，并预言在讨伐中攻占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以及随后夺取上海不会遇到困难。这是非常有见识的预言。 1926年4月16日，国民党的政治会议和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指定蒋介石、朱培德和李济深组成一个委员会，计划北伐。②在鲍罗廷回来并答应支持北伐后，中国和俄国参谋人员制订进一步的计划；当布廖赫尔在5月后期回到广州时，他完善了这一计划，并在6月30日提交军事委员会。③布廖赫尔强调经湖南直趋汉口一路的进攻，并在东面部署兵力，防备福建进攻广东，在北伐军右翼部署其他兵力，防备江西孙传芳进攻。只有当所有部队就位时北伐才能开始，这是因为部队之间简陋的通讯设备使协同作战难以进行。 在准备北伐时，蒋介石组织了最后代替军事委员会（一个由政治军事领导人组成的集体）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作为主要指挥机构。李济深将军被任命为参谋长，白崇禧将军为他的副手。李济深是第4军军长，将作为驻军的司令带领两个师留在广州。白将军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是统一广西和使广西与广东的国民党政府联合的年轻广西军官中的三巨头之一（另外两人是李宗仁和黄绍竑）。白崇禧是有名的战略家。作为改组的一部分，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置于司令部之下，改名为总政治部。邓演达代替陈公博任主任，郭沫若任副主任和宣传部领导。邓演达是一个热诚的革命者，在保定军校学习过，是1923年送孙逸仙回广州的广东第1师一个团的团长，又是黄埔军校的组织者之一，并担任过该校训练部副主任。1925年，邓到德国，在那里认识了一批中国人，并曾取道苏俄回国。蒋介石随即任命他为军校的教育长，但他在3月20日政变中与一批员一起被捕，不久就被派往潮州去领导军校的一个分校。邓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这使一个左派担任了负责职务。郭沫若是著名文人，在五卅运动中很活跃，并曾帮助一个文学团体创造社转变为推动国民革命的组织。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后来加入了中国。在总政治部下面，还有隶属于组成国民革命军的不同的军和师的司令部的政治部门。① 三个军事联盟阻碍了国民党人通过1926年春季一次军事-政治战役实现统一中国的希望。吴佩孚自1925年年中以来，一直试图在湖北、河南和湖南北部组成一个既可打败北方的国民军，又可打垮南方的国民党的联盟。在他直接领导下的师以纪律严明和骁勇善战著称，但他又要依靠许多不可靠的将领。吴的联盟的士兵号称20万以上，这很可能是大为夸大的数字。孙传芳在华东——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和江西——领导一支“五省联军”。以富饶的长江下游地区为根据地，这个联盟拥有巨大的财政资源，但是它是一个实用主义的联盟。它也号称有士兵20万以上。张作霖领导了一个最难对付的联盟，参加者控制着满洲、山东和直隶的大部分地区。人们认为，这支武器比较精良的部队约有35万士兵。张作霖和吴佩孚虽然是宿敌，却联合起来支持北京政府，并正试图把冯玉祥的部队赶出他们在南口和张家口周围的根据地。俄国以武器和顾问支持冯玉祥的国民第一军。1926年5月，冯玉祥前往莫斯科寻求更多的支援，并派一个代表团到广州，打算与国民党人结盟。在制订战略计划时，华西的其他军事集团必须加以考虑，虽然它们不是强大得足以构成威胁。两支集结在东海岸的海军在战略上可能起重要作用，一支在福州，一支在上海。上海的舰只特别危险，因为它们有可能被利用来破坏长江下游的军事渡江或部队的运送。① 由于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三巨头率领的桂军和唐生智率领的湘南一个师新近加入，国民革命军已有扩大；广西部队被命名为第7军，唐生智的师成为第8军。总兵力可能已达到15万人，但是由于许多士兵将不得不保卫根据地，可以用于北伐的部队在开始时可能不到65000人。 省籍、过去的历史和近期的政治关系决定了组成国民革命军的军和师的倾向性。第1军最初是从黄埔军校的几个教导团建立起来的。这些团的许多士兵是在浙江、江苏和安徽召募的。还有粤军第2军的部队组成的团和师。第1军军长何应钦是贵州人，日本军校的毕业生。他参加过1911到1912年的革命，是蒋介石的庇护人陈其美的部下。在进入黄埔军校工作以前，他先是黔军的军官，然后任著名的云南讲武堂的监督。在黄埔时，他负责训练组成第1师的几个团。第1军的大部分军官原为蒋介石领导的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第1军被认为是他的权力基础。保守的孙文主义学会控制着第1军的政治机关。第1军有5个师，总兵力有19个团，远远多于国民革命军其他的军。 第2军主要由湖南人组成。指挥官为学者-政治家谭延闿，谭在辛亥革命以后几度出任湖南省的长官，还与南方孙逸仙的独立政府合作过。他是孙逸仙去世后统治广东省的联盟的领导成员。该军的实际战地指挥官是湖南将领鲁涤平。在法国受训的员李富春领导政治部，许多团一级的政工人员是员。第2军有4个师，总兵力有12个团。 第3军基本上是滇军，由朱培德指挥。朱将军是一位老革命，曾指挥滇军的几支部队在邻近各省征战，还协助孙逸仙在1923年返回广州；孙博士选他领导自己的私人警卫队。第3军有3个师，由8个团和两个营组成，其中一个是炮兵营。 第4军是从忠于孙逸仙的粤军原第1师建立起来的一支经过战斗磨练的部队。李济深指挥该军，大部分军官与革命有长期的联系。除了4个师外，它还有1个由叶挺指挥的独立团；叶是员，曾在红军学院和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过；他从黄埔军校征募了一批学生当排长。第4军的总兵力有13个团和两个炮兵营，可与第1军相媲美。 李福林的第5军主要是广州南部的一支驻军。其中有些部队只在赣南参加过短期战斗。 第6军是在革命根据地组建的最后一个军。军长是程潜。程将军是湖南军官，长期以来从事革命工作，支持孙逸仙。第6军中的国民党代表是林伯渠（林祖涵），湖南人，程潜的革命同事。林是国民党和的一个领导人。3月20日以后离开第1军的政工人员被分配到第6军。这支相当混杂的部队有3个师，下有9个团和两个炮兵营。 被命名为第7军的桂军按旅而不是按师组成，有18个团和两个炮兵营。李宗仁指挥约占该军一半的参加北伐的部队。它的政治部主任是员黄日葵，他曾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以后在国民党青年部任职。但是李宗仁把黄日葵留在后方司令部，而任命曾在法国学习的一名非人士麦焕章负责前线士兵的政治工作。 唐生智的第8军刚刚组成。它很快发展到有17个团的6个师。国民党党代表是刘文岛，他是在中国、日本和法国受的教育，有丰富的革命经验。他在1925年加入国民党。 还有两个由黄埔军校改名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组成的步兵团，和两个第五期学员组成的团；还有1个负责治安的团和不久成为第14军的赖世璜的独立团。① 有两条路线从南方省份进入北伐的第一个目标湖南省。一条铁路从广州往北约140英里直达韶关，从韶关要艰难地爬高到一个关口，再经30英里联运路线而到湘江的一条支流，这条支流通过湖南往北流至长江。另一条路线从广西北部的桂林通过方便的联运而直达湖南西南的湘江河源。湖南南部的重要城镇衡阳是这两条路线的会合地。它还是唐生智的主要根据地，但是在1926年5月，唐将军对它的控制受到北面另一个湖南将军叶开鑫的威胁。成为北伐的第一个军事行动，是从广西调一个旅，从广东调叶挺的独立团进入湖南，以加强唐生智的抵抗力量。6月2日，唐将军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的职务，6月5日国民党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 北伐开始 到6月初期，第4军的两个师——陈铭枢的第10师和张发奎的第12师——已与叶挺的独立团在湖南东南会合，第7军的几个旅也已经进入湖南西南。在长沙南面约50公里，两条河流——西面的涟水和东面的渌水——流入湘江。前沿的指挥官唐生智命令已进入湘江西面和东面阵地的3个军的部队发动一次进攻。第8军的部队渡过了涟水，而第4军则在7月10日夺取了东面萍乡-株洲铁路线上的醴陵。涟水-渌水防线的突破使长沙暴露在敌人面前；叶开鑫经过省城，撤退到湖南北部，唐将军在7月11日进入长沙。当这次战役进行时，蒋介石在7月9日正式发动北伐的仪式上正式接受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于是，稍经战斗，革命军就夺取了湘江流域的大部分。 当吴佩孚开始派几个师南下，当第1军的第2师和第6军作为总后备军被派入湖南，第2和第3两个军奉命护卫右翼以防孙传芳从东面江西进攻时，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广州的国民党人一直在与孙传芳谈判，试图尽可能使他保持中立。他们还正在与西面的贵州省督军袁祖铭①谈判；7月11日，蒋介石打电报给唐生智，说袁祖铭和一名部将已经倒向革命。7月20日，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任命他的两名部将彭汉章为第9军军长，王天培为第10军军长。（这种任命潜在敌人或收编倒戈部队的做法，在北伐的大部分时期内继续采用，造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大膨胀，从而大大地降低了它的素质。）② 蒋介石在7月20日离开广州前往前线，随行的有他的参谋人员、布廖赫尔将军和一批俄国顾问。8月11日到达长沙时，他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以决定下一步行动。与会者有白崇禧、邓演达、领导战地政务局的陈公博、第4军副军长陈可钰、李宗仁、唐生智、几名师长、布廖赫尔以及其他顾问。这批人最后决定直夺湖北省省城武昌，推迟对显然是蒋介石的第一目标江西省省城南昌的进攻。第4军将率先进攻汨罗江上重兵把守的要塞平江，然后直奔通向武昌的铁路线上的汀泗桥。第7军将朝东北方向进军武昌，第8军在西面沿铁路线前进。 具有很大冲劲和勇气的第4军在8月19日拿下了平江，第12师黄琪翔的第36团首先进城。吴佩孚以重兵防守汀泗桥，人们认为不可能从南面把它攻下，8月26/27日夜当地农民引导第36团涉过浅水从后面对该桥发起进攻时，该团打赢了这一仗。吴佩孚将军亲自监督贺胜桥（下一个目标）的防务。第12师在第10师和第7军其他部队的支持下，又充当了先锋。尽管吴佩孚拼命阻止其部队撤退，但他们8月30日在许多地方战败而逃走。 吴佩孚将军险些被抓，乘火车逃到武昌，再渡江逃往汉口。第4军与第7和第8两个军伤亡严重，它们俘获了数千名敌军和堆积如山的装备。①通往武昌的道路现在打开了。 追击的革命军于8月31日赶到武昌的郊外，已来不及阻止敌人退到该城厚实的城墙以内。经过了三次“敢死队”夜间登墙的尝试后（叶挺的独立团在这几次战斗中伤亡参重），第4军、第7军和第1军的第2师定下心来围城，变成了40天的围城战。9月6日和7日，已经渡过长江的第8军在戍军司令刘佐龙将军倒戈后拿下了汉阳和汉口；后来刘被授予第15军军长的头衔。吴佩孚带领他的残余部队沿京汉线北撤到湖北北部边境的武胜关，但是追击的第8军在9月15日占领了武胜关，吴佩孚退入河南。最后，在10月10日，武昌的守军投降，湖北省归国民政府管辖了。 对江西的攻击证明要困难得多。该省最重要的地形特征是赣江，它从广东省北部边境附近开始，向东北流入连接长江的巨大鄱阳湖。省城南昌位于该省北部，在伸向鄱阳湖的一块富饶平原上的赣江的东岸。南昌城与长江江畔的九江由一条79英里长的铁路连接。当蒋介石和孙传芳通过代理人在谈判时，双方都派部队进入该省。国民革命军总的计划是派当时尚未进行很多战斗的部队从湖南往东夺取南昌，而从湖北来的其他部队将夺取铁路和占领九江。江西的南部交给已经倒向国民党一边的赖世璜的第14军。这些行动在9月份的头两个星期进行。 然后在9月19日，程潜的第6军通过急行军在地方守军以及城内的学生和工人的帮助下，在第1军的第1师支援下，成功地占领了南昌。但是一次敌人的反击把这些部队从这座城市和铁路线赶走，使它们受到惨重损失。第3军据认为袖手旁观而不提供任何支援。蒋介石带领第1军的第2师和第2军的两个师，亲自指挥夺取南昌的第二次攻击。到10月13日，这次进攻已经失败，第3、第6和第7三个军的几支部队夺取沿线城镇的努力也遭到同样下场，事实证明，它们不能守住这些城镇。双重失败引起了全面撤退和改组。与此同时布廖赫尔将军和他的俄国参谋进行指导，为一次协同的全面进攻作精心准备，这次进攻的所有部队要配备应有的通讯手段，根据一张时间表行动。第4军的4个团以及新近与国民党人联合的湖南将领贺耀组的第2独立师被从武昌召来。晚至10月28日，蒋介石仍在与孙传芳的一名代表谈判，但到那时，谈判显然是烟幕。更重要的是，敌人的几个团和旅正在谈判倒戈。 全面攻势在10月底开始，第7军、第2独立师和第4军的第12师进攻铁路线的中段和北段以拿下九江；第3和第6两个军攻打南昌附近的车站；第2和第14两个军从南面向南昌进逼。这次计划完善和战斗艰难的战役，持续了一个星期，成功地肃清了铁路的敌人，在11月5日夺取了九江，在8日夺取了南昌。除了约7000名倒戈的敌人外，国民党部队解除了40000多名孙传芳士兵的武装。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的两个月战役中伤亡近15000人。① 在进行江西战役的同时，何应钦将军正在沿海的福建省指挥另一个战役。第1军的两个师，即第3师和第14师守卫广东省的东部边境，以防孙传芳的盟友、福建省督军周荫人的可能进攻。何将军与一个敌军司令李凤翔和他的两个部将曹万顺和杜起云谈判与驻在福州的几名海军将领一起倒向国民党。在福建的国民党人与各种“民团”为协助驱赶北方人周荫人而进行谈判。蒋介石指示何将军商谈和平，条件是周荫人不派军队进入广东或广西。这些初步行动发生在8月和9月。① 据报道，福建的敌人在人员和装备上都超过国民党军队，其比率为5比1。9月27日，周荫人派军队入侵广东省，目的是夺取东江的几个主要城市，但是何将军得到了这些计划的内部情报，于是下令越过边境进攻周在永定的基地。10月10日，第1军的第3师夺取了永定，然后回到广东对付松口的入侵者。在这些开始的战斗中，国民党军队俘获了数千名战俘，还有他们的步枪、机枪和大炮。10月14日，敌福建第3师按预定计划倒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7军。这些初步战斗是如此之成功，以致蒋介石在10月16日任命何将军为东路军司令，东路军由第1、第17和第14（赖世璜的部队，它将从江西进入福建）三个军组成；蒋还命令何着手征服福建省。 平定福建的战事按部就班地进行，主力军沿沿海路线攻下了漳州（11月8日）和泉州（11月21日）等城市。当部队逼近闽江时，海军倒戈，困住了撤退的部队，数千名士兵被解除武装。12月3日，海军占领省城福州，12月18日，何应钦以第1军的两个师占据该城。在福建省多山的中部地区，“民团”协助第17军推进。周荫人带领残军退到浙江省边境，希望与孙传芳会合，但被正在谈判倒向国民党一边的陈仪将军所阻。 这样，到1926年12月底，除了原来的广东根据地和已经通过谈判而联合的邻近的广西省外，国民党人已经夺取了湖南、湖北、江西和福建的省城和主要城市。贵州省的军务督办也已把他的省名义上交给国民党政府管辖。这7个省有人口近1.7亿人，而4个被征服的省有1.1亿人。① 许多因素说明了只在六个月内就取得这样成就的原因。最重要的因素，是在俄国的帮助下对最初的国民革命军进行了两年训练和装备，以及1925年广东省几次战役的战斗磨练。另一个因素是对官兵们的政治教导，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而战——主要灌输一种热诚的民族主义精神。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因素，是在广东省进行了财政改革，它使该省的大部分税收进入国民党的金库，导致人们对通货的信任，使通过销售国库券借款成为可能。与敌军的谈判和使用银弹促使倒戈的办法也很有效。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国民革命军在期待已久的北伐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特别是第1和第4两个军的牺牲精神，虽然其他一些部队在战斗时也打得很好。 俄国顾问在几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布廖赫尔制订总的战略，他和他的参谋人员为特定的战役制订细致而内行的计划。每个投入战斗的军各有其俄国顾问，有的师也是如此。这些人力图保证他们的部队能准确地执行计划；在战斗时，他们给布廖赫尔提供情报网络，战斗后又提供有价值的总结。有的顾问实际上领导了进攻。他们还提供对他们为之参谋的中国将领们的政治评价。少数几个勇敢的俄国飞行员侦察敌军阵地，向被围城市投掷传单，引起敌军的恐怖，并轰炸战略目标。有几个俄国人得了重病，一人患霍乱，其他几人患痢疾。在江西战役后，“我们的相当大一部分工作人员”进了南昌美国人办的医院。① 动员群众 迅速取得军事胜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工作。随军的专职政治军官，以及在敌后的国民党和的党员，通过争取地方民众和试图策反敌军来支持战事。受过要友好地对待民众的教导的国民革命军士兵，不准抢劫或强征劳动者入伍。有许多关于他们受到热烈欢迎，农民卖食品给士兵、充当间谍、向导和搬运工以及为伤员抬担架的报道。有几次，武装简陋的农民部队攻击敌人后方。铁路工人破坏敌人交通。约400名安源矿工参加了叶挺的独立团。在被围的武昌，革命者秘密张贴标语和分发策反传单以破坏敌人士气。南昌的学生和警察协助第一次短暂地夺得该城的行动，当南昌丢掉时，许多人还牺牲了生命。② 一旦国民革命军拿下了大城市，劳工组织者就开始组织或恢复工会。大部分组织者为员，有的通过五卅事件后在上海工作以及在广州指挥香港大罢工和抵制，在劳工运动方面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在湖南，劳工运动在一名湖南员郭亮指导下，很快得到恢复，1922年郭在组织铁路工人时积极活动，结果在1923年却看到工会在镇压中遭受挫折。1924年他参加了国民党，是该党在长沙的地下核心组织的成员。在1926年5月广州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他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然后回到长沙。不久，该城被第8军攻占。数十个工会已经成立，随即出现了一个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鼓动和罢工的浪潮。政治军官支持工会运动，武装的纠察队强制执行罢工。9月，湖南省的工会联合会成立，12月的一次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它们设法使工会组织和管理正规化，加强劳工运动的纪律，制止未经批准的罢工。27岁的郭亮成了湖南省总工会的委员长。到1927年春季，省联合会声称其会员超过了40万，其中9万人是产业工人。① 9月份夺取汉口和汉阳以后，革命热情在那里不断高涨。两个城市很快就贴上了谴责帝国主义和军阀以及号召支持国民革命的标语。政治部每天组织集会和游行，国民党开始在学生、下级军官、妇女、劳工和其他集团中吸收党员。到12月底，它已经吸收了31 000名新党员。中央委员会派张国焘从上海前往武汉指导工作；他在9月11日抵达，随之而来的是几名具有丰富的组织劳工经验的同志：李立三、、项英和许白昊。在1923年2月残酷镇压京汉铁路罢工以后的几年，劳工运动已被压制，但没有被搞垮。这时它很快地恢复起来。9月14日一次工会代表的预备会议计划组织湖北总工会，它于10月10日正式成立。快到11月底公布的一张工会名单，列出了武汉三镇的73个工会（据报道会员有82000名）和大冶铁矿中心的6个工会（会员有11000名）。11月的某个时候，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以指导组织工会的进程。① 11月，一个罢工的浪潮冲击着武汉三镇，其矛头既针对本地的工商业，又针对外国的企业。印刷工、邮政工人、丝绸铺的店员、苦力劳工、日本家庭和商号中的仆人和雇员都上了街，英国的烟草公司停止营业。工会使用了武装纠察队，强制实行罢工，有几次干得相当粗暴。大部分罢工因工资增加而很快平息下来。但是工会试图强制行使它们的管理权，这反而加强了抵制情绪。罢工对工商业起了消极影响。11家中国银行（包括两家最大的）在11月19日的结算日无力结算。中国的工商界领袖开始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甚至威胁说，如果不对两项要求作出答复，将举行罢市；两项要求是：在没有工会干预的情况下，雇主和雇员直接谈判增加工资问题；纠察队不得进行威胁。政府的答复是成立调解委员会，国民政府、国民党、商会和总工会各派两名代表。委员会将调查上涨的生活费用和工商界支付增加的工资的能力。一批政府领导人从广州取道南昌于12月11日来到，很快设法成立更有秩序的政府。但是，分裂性的经济力量已经起作用了，最后促成了武汉政府的垮台。② 群众在革命中最具戏剧性和最不祥的参与，是新解放几个省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在北伐开始前，广州农民运动总部知道的情况是，在湖南、湖北和江西只有161个协会和43423名会员。六个月以后，在1926年年底，的农民运动领袖声称，单单遍及湖南和湖北两省91个县的参加协会组织的农民就超过了150万。这类数字不可能确切，但它们说明了能够全力投入这个阶段革命的少数几百名干部进行组织的狂热。① 在国民党军队来到前已经偷偷摸摸地活动的当地员，现在能够在政治军官的帮助和保护下公开组织农民了。在农村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中间，有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其中65人是湖南人、湖北人和江西人。10月初期，另外85人毕业于指导过的那一期。地方的组织者知道贫苦农民的苦难，他们掌握了宣传口号和组织技术的全部本领。在湖南，他们首先集中力量征募农民帮助革命部队，然后着手吸收他们进入协会和自卫队。在一开始，他们并不着重农村阶级斗争，而是强调贫苦农民的利益，办法是开仓，号召减租减息，重新议定租约，通过禁止从一地向另一地运送粮食以降低粮食价格。这类政策只能激起权势者的激烈反对，湖南的农村很快就卷入冲突。“土豪劣绅”连同大地主和“贪官污吏”，成了打击和侮辱的目标。他们的财产应予没收，而在可能时，这类财产是被没收了。但是，正在组织农民协会的不仅是员和国民党的左派。保守的省的国民党员以及地方权贵们也组织协会，或者给现存的农业团体起了官方的名称。一个以长沙为根据地的左派团体，试图引导农民运动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于是在土地运动的内部既存在阶级冲突，也存在组织之间的冲突。① 随着暴力行为的扩大，已有地方恶霸被处决的报告；在另一方面，也有农村被攻打和焚毁以及农民领袖被杀害的报告。在有些地区，贫农或他们的发言人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即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或采取其他“平均土地”的形式。农民运动按地区发展，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是在湘江流域和沿湖北省边境被国民革命军攻克的地区。到11月，据报道湖南省有6867个地方农民协会，会员总数超过1267000人。地方的团体被一个有462个区农民协会、29个正式组成的县协会以及若干正在组织的协会的结构连在一起。对协会的阶级成份的分析表明，60％以上是雇农，“半自给的农民”占18％。“自给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占所余20％的大部分。被左派领导组织起来的运动似乎明显地吸引了农村的穷人。② 湖南省的农民协会是在长沙的一次大会上组织起来的，这次大会在12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持续举行。170名代表据说代表130万组织起来的农民。开始的几次会议与据说代表湖南省326000名以上参加工会的工人的一个大会一起举行。花了好多天讨论和通过了组织者事先准备好的几项决议。10月2日湘区区委通过的宣言，提出了农民的政治和经济最低要求，它为12月大会通过的决议提供了轮廓。这些决议要求实行农民协会必须参加的地方自治，成立由农民自己控制的自卫组织，粉碎“土豪劣绅”的统治，支持国民党和中国的革命政策，减息减息，取消苛捐杂税和厘金，储粮备荒和实行其他救济措施，没收反动派——即军阀及其随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财产。省协会的缔造者之一柳直荀任协会秘书长，柳是湖南人，19岁，毕业于长沙雅礼学校，是的朋友。不久前已担任党的农民委员会的领导，参加了大会的后面部分，并作了两次讲话，他在讲话中坚持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除非它得到解决，否则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不可能被推翻，工业的进步不可能实现。他严厉谴责那些约束农民的人，号召不间断的斗争。①大会以后，到长沙附近五个县调查土地革命；他随即写了一篇激动人心的——后来著名的——报告。 在湖北，土地革命走了一条相似的道路。从6月3日报道的38个协会及会员稍多于4000人这一小基数，到12月在34个县据报道已上升到287000名会员。经过巨大困难才攻克的江西省，发展得并不那么快。在6月份，只有36个协会，约1100名会员；在10月份，据报道有6276名会员（可能大部分在南方），11月攻克南昌后，在为省农民协会举行筹备会议时，用的会员数字为5万人。不管怎样，江西省是蒋介石特定的势力范围：土地运动显然受到了抑制。① 反帝运动 国民党运动的核心是反对在华外国人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这些特权来自过去80年期间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国民党的领袖们用不断的宣传攻势，系统地唤起民众来支持他们收回中国丧失的权利的诺言。虽然许多国家的国民享受特殊的条约权利，国民党人的战略（后面有俄国人在出谋划策）是把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避免同时与日本、美国和法国对抗。英国在中国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是一个天然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当然是世界运动的根本宗旨，支持国民党人并为之出谋划策的布尔什维克俄国，把英国视作它的主要敌人。俄国特别担心被卷入与日本的冲突。把中国人的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的策略，在1925年的五卅事件和6月23日事件以后趋于明显，因为虽然日本是五卅事件的元凶，法国在6月23日事件中与英国一样有罪，但是在大力进行报复时，它们的作用被贬低了。在争取民众支持方面，反帝运动给国民党人和人带来了很大好处（两党从1925年年中都迅速发展），但它也包含着风险。情况似乎可能是这样：如果做得太过分，英国可能在军事上对广州进行报复，或者列强可能采用干脆支持国民党人的敌人——北方“军阀”——的政策。 当北伐开始时，针对香港的罢工和对英国的贸易抵制，在广东省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曾经几次间接谈判以求得解决，因为双方都需要结束这场冲突。罢工不再给香港带来不便，但是抵制严重地损害了英国的贸易和华南的航运。对罢工者的支持，严重消耗着广州政府的资源，而罢工委员会在广州已经发展起来的独立的军事力量是一件令人为难的事。不服管制的武装纠察队给广州领导集团制造了许多问题。罢工委员会本身就是终止抵制行动的主要障碍，因为它坚决要求一笔财务结算的巨款，以支付罢工者一年的工资，但是广州政府找不到这笔钱，而香港政府则坚决拒绝支付这笔它认为是讹诈的款项。对广州当局来说，当数千名前香港工人的财政救济结束时，雇佣他们也存在严重问题。国民党政府急于要结束冲突，同意直接与香港政府谈判，而不是继续装模作样地只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从7月15至23日的正式谈判又在支付问题上停止不前。其后，9月4日英国海军舰只在广州港口的一次短暂行动以及次日在长江上游发生的毫无关系的万县事件，显然使广州当局相信，英国打算通过军事手段强行结束抵制行动，虽然事实上并非如此。蒋介石从前线发来的电报就这一想象中的危险提出警告，他还下令停止罢工和抵制。9月18，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告诉英国驻广州的代理总领事，抵制行动将在10月10日或以前结束，他的政府将征收附加税以便支付罢工者。这样，在10月10日，罢工和抵制由于中国一方单方面的决定而终止，广州政府对进出口货物征收附加税，这符合华盛顿会议答应但从未正式实施的2.5％附加税。对新税的征收，英国政府视而不见。英国外交部高兴地见到烦人的抵制行动结束了，并正试图制订一项对国民党人更为友好的政策。① 长期以来，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已经是狂热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仇恨的目标，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藐视宗教，尤其反对外来宗教，坚决认为这种宗教奴役其信徒们的精神。由于外国人对中国青年教育的控制，教会学校更是众目睽睽的目标。始于1922年的全国范围反对教会教育的宣传运动，与国民党并无特别关系，但国民党和很快就支持谩骂性的反基督教运动。1925年的广东出现了许多情况：裸的反基督教游行、街头演讲和煽动性的传单、对有些教会财产的侵犯和破坏（有两次是国民党士兵干的）。其学生受到和国民党强烈影响的许多教会院校和中学，发生了破坏性活动。例如，在1924和1925年两年，煽动者都在长沙雅礼学校挑起了“学潮”。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签发了一项支持反基督教运动并指责传教士办的学校、刊物和教堂是“帝国主义的喉舌和爪牙”的措词强硬的决议。广西自与国民党政府联合以后，在1926年上半年发生了几起反基督教骚乱，并有掠夺教会财产的情况。总之，反基督教运动是更广泛的反帝运动的一部分，但外国传教士及其机构是直接的、很容易受到攻击的目标。① 但是，存在一种又恨又爱的矛盾心理。国民党的有些领导人是基督教徒（孙逸仙就是），有的本人就是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对基督教机构的暴力打击，损害了国民党在国外以及在中国基督教教徒中的名声。国民党的军事讨伐在开始时似乎就面临着危险的力量对比；有充分的理由避免激起外国的反对。1926年7月12至18日，正当北伐进行之际在上海召开的中国中央委员会的全会，通过一项决议，确定了对待基督教教会的态度： 在口头宣传上应引证许多具体事实，说明〔基督〕教会为外国帝国主义蹂躏中国人民之先锋……他们想把所有被压榨的民众一齐都欺骗下去，他们想引导一般被压榨的民众，都忘掉他们自身生活实际的痛苦，以保证帝国主义压榨民众基础之巩固与恒久。但在目前，我们不要故意造出一个与他们发生实际的冲突的机会，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他们与军阀勾结处处借口条约保护）使我们只能取如此一个态度…… 8月20日，总司令蒋介石在他来到长沙后，向全世界发表声明，说明了北伐的爱国目的：从军阀手中解放中国，赢得在各国中的正当的平等地位，并与所有国家友好相处。他答应保护在华所有不妨碍革命力量军事行动也不协助军阀的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两天以后，长沙湘雅医院和医学院得到命令，要求派几名医生护理蒋将军。为蒋介石拔掉一颗碰伤的牙齿的美国传教士外科医生，对蒋的明显友好态度深有好感。湘雅的教职员曾经担心他们的医院会被没收，但是蒋介石的指挥部反而在街对面设立了一所设备良好的军用医院，两所医院合作了一段时期。蒋将军答应他控制的部队不攻击外国人。① 在战斗转移到湖南省省外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省内发动了一次反英的抵制行动。长沙和其他城镇的示威行动带有强烈的排外性质。10月份，许多布道站受到袭扰，它们的房屋贴了敌对的标语，中国雇员或学校的学生被组织成工会或团体，提出了显然是共同安排好的要求。在醴陵和南县，传教士被赶出他们的布道站。在长沙，所有的教会学校都受到攻击。由于越来越担心，一名美国记者向在南昌的蒋介石提出几个问题。蒋在11月19日答复道：“我与基督教没有争吵，传教士将一如既往地受欢迎。我党党纲中并无在中国消灭布道团的内容，它们可以与往常一样在这个国家发挥作用。”可是在湖南，暴力的威胁和其他形式的压力发展得如此猛烈，以致到年底大部分教会学校关闭，几个国家的传教士逃到汉口的庇护所，或者正准备逃到那里。没有人被杀，但是许多教会和布道团的财产已经被工会或军事部队夺走。长沙的美国工商业没有受到骚扰，日本人和德国人一般地说没有被打扰。① 英国外交部于11月开始拟订一个能更充分地适应中国民族主义并改进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的政策声明。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亲自指导制订新的、向前看的政策的尝试，他的备忘录在1926年12月1日被内阁批准。备忘录文字用电报拍发给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他当时正从上海前往北京。这个声明（后来称之为圣诞节备忘录，因为它发表于12月26日）实际上是针对其他大国的。它敦促每个大国在一旦竟然出现一个有权威的中国政府时，应宣布它愿意就修改条约和其他的突出问题进行谈判；但是在此之前，它们应与地方当局打交道，并且应抱着同情的态度考虑任何合理建议（即使这些建议违背了对条约权利的严格解释），以争取地方当局报之以对外国利益的优待。应当保留抗议，把它用于试图全面否定条约义务或者打击在华外国人的合法和主要利益的行动；而且这种抗议应当通过列强的联合行动而产生效果。备忘录声称，英国政府的观点是，治外法权委员会的某些主张修正的建议应立刻实行，列强应立刻无条件地批准华盛顿会议所定的附加税，而不用指定收入应如何处理或使用。②备忘录虽然表示希望能迎合中国爱国者的渴望，但是在满足国民党的运动的要求方面，实在太缩手缩脚了。 认识到国民党人似乎在长江站稳了脚跟，英国外交部正考虑在国民党稳固得足以完全承担它将继承的政府的所有条约责任和其他义务时，立刻给予外交承认的可能性。在此之前，英国将努力以友好精神与在中国任何地方事实上行使权力的任何国民党行政当局打交道。英国外交部甚至在蓝普森就任北京的职务前，就授权他去汉口访问。因此，英国驻华公使从12月7日至17日，与国民党的外交部长陈友仁进行了他的第一次外交谈判。他们探索性的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可能发生的英国承认的条件，而主要困难在于蓝普森坚持，国民党人应同意现存条约在新条约商定前是有约束性的。会谈使各方得以评估对方能够迁就的限度。陈友仁富于想象力地试图找到一种能弥合对立立场的方式，因为他似乎急于想赢得外交承认给他政府带来的好处。他坚持蓝普森公使的离去必须被安排得好像会谈只是临时中断，蓝普森答应照此办理。① 夺取汉口的英国租界 但是在武汉的领导人中，另外一些人反对与英国达成协议的尝试。11月份已经高涨起来的引起汉口英租界惊慌的反英煽动，在蓝普森来访期间受到了抑制。12月18日他离去时，公众又系统地受到了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宣传。鲍罗廷显然热衷于使反英的狂热保持炽烈的势头，这可以从他在党政领导人临时联席会（武汉最高决策组织）上的建议，以及在12月26日举行大规模集会的武汉市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委员会通过的相应决议中得到证明。曾在1925年夏季因指导上海反英罢工而立功成名的老资格员、劳工领袖李立三，主持集会并演说，其他的领导人也讲了话。圣诞节备忘录同一天在中国公布。鲍罗廷提出了一条用来驳斥英国政策的宣传路线，这条路线并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采纳。一个使双方关系发生麻烦的问题，是11月23日17名国民党党员在天津英、法租界被捕。经过审判，他们被移交给中国当局，国民党的办事处被封。仍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提出抗议，宣布英国应对国民党党员在敌人手里的可能遭遇负责。12月末，此时在汉口的国民党领导集团在他们的七名天津的同志被处决时，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这个事件成了关于收回外国租界区的宣传论点的部分内容。可是与主要敌人英国的直接冲突必须避免。① 随着反英示威行动的恢复，汉口英租界当局在入界处安置了路障，在那里配备巡捕、海军陆战队的小分队和汉口的商团。单个的中国人可以通过，但成群的或武装的士兵则不准。1月份的头两天在武汉三镇有庆祝活动和游行，欢迎——即催促——国民党政府在这里成立。第三天出现了大规模的反英集会。那天下午，大批中国人聚集在一处路障外面聆听宣传队几个队员的长篇反帝演说。当有人突然开始向路障旁的士兵投掷石块时，群众仇恨英国帝国主义的情绪被煽动起来。这就导致了使用刺刀的海军陆战队和愤怒的群众之间的冲突。5名中国人和3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受伤，虽然没有人开枪。当有人报告这一危险的形势时，临时联席会议正在开会。它立刻决定设法阻止发生更严重的冲突，使用的办法是说服群众疏散，要求英国当局撤去海军陆战队，而留下由部队支持的华人巡捕来维持秩序。群众响应徐谦和蒋作宾的敦促而散开，徐、蒋二人答应在24小时内把问题解决。英国总领事葛福与海军少将卡梅伦商量后，谨慎地接受了陈友仁的建议（实际上作为最后通牒递交），以避免五卅事件和6月23日事件的重演。商团撤离，海军陆战队返回他们的舰只。华人巡捕在4日代替了他们。 但是事实上路障此时形同虚设。在煽动者的驱策下，群众冲进了租界，总领事不得不要求中国部队维持秩序。次日，租界的华人巡捕和锡克巡捕离开，当暴民向巡捕房投掷石头时，局势趋于紧张。租界的市政当局决定把巡捕房交由国民党当局负责。英、美的妇女和儿童被送上船而去上海，男人则集中在沿江附近的一座建筑物中，一旦情况需要，他们就能够迅速从那里撤离。国民党人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这样，不是通过预谋，而是通过对形势发展的危险性升级作出的反应，英国租界就从英国的控制下被夺了过来。1月6日，九江的一小块英国的飞地也由于群众的行动而被接管，英国人没有抵抗，但发生了许多抢劫和破坏。中国民族主义的这些胜利大大地提高了国民党的威信。它们也带来了没有预见到的后果。① 一个后果是内地来的传教士难民日益增多，他们奉领事之命离开布道地前往安全地点。另一个后果是对上海公共租界安全的担心，那里是外国侨民最集中的地方，又是英国在华经济利益的中心。上海显然是国民党军事讨伐的下一个目标。根据英国远东海军总司令和上海总领事的预测和估计，伦敦的内阁就派一支大为加强的军事力量去保护租界使之免被强行接管，进行了辩论。1月21日，内阁最后决定派一支巡洋舰分队和一个完整的英国师，而不是只派在香港待命的一个印度营。作出这个决定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它给国民党人带来了忧虑，即英国可能试图重新占领汉口和九江的租界，或者英军将协助孙传芳阻止实现夺取上海的计划。实际上英国政府已经很快放弃了用武力重新占领上述任何一个租界的想法。此时在北京的蓝普森派他公使馆的两名工作人员前往汉口，谈判归还租界之事。 参赞欧玛利和汉文参事台克满在1月11日来到汉口，陈友仁和欧玛利之间关于汉口租界问题的谈判持续到2月12日。对国民党一方来说，谈判带来了英国外交承认的表示，并且一次成功的谈判将提高国民党政府的威信。对英国人来说，谈判被认为是一种考验，看它在处理与国民党人的关系时有没有实利：英国政府所需要的，是在中国挽回面子，以及确保国民党人不企图用武力废除条约的条款。为了提供一个良好的谈判场所，国民党外交部在10月10日宣布，在谈判期间，反英和反基督教的运动将停止。为了报答的确出现的这种暂时的宁静，欧玛利在1月24日说服汉口的英国社区恢复营业。由于可以觉察到的危险，停业已在1月5日开始，但作为一种对已经在为贸易不景气和失业而斗争的城市的经济压力形式，停业仍在继续。140家中国银行中大约30家银行在阴历新年（1月26日）破产。陈友仁还发表了一项声明，大意是国民党政府愿意选择谈判和达成协议来解决它与外国列强之间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关于归还租界的问题，双方拟定了一个保留面子方案：中国的委员会将继续治理租界，而英国的工部局则结束未了的财政事务；然后一个纳税人会议将正式批准把权力移交给一个中英联合委员会（由中国人任主席，中国人占多数）；这个安排是根据几年前德国归还汉口租界的先例作出的。协定预定在1月30日签署，但是随着一个印度营于1月27日到达上海，并且得知更多的英国分遣队在来华的途中，新问题出现了。陈友仁这时要求得到保证，上海的英军只打算用于防御；他还威胁说，除非途中的军队停止前往上海，否则他不在协定上签字。妥协的办法是，陈外长正式声明，他的政府的政策是不使用武力去改变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地位，而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在议会声明，如果签订了汉口协定，又不再发生紧急情况，剩下的英军将留在香港。作了这些姿态以后，陈友仁-欧玛利协定在2月19日签订，关于九江的一个类似的协定在3月2日签订。中国一方通过谈判赢得了更高的威信，而英国则考验了它的迎合国民党人的新政策。此外，武汉的左派已经赢得了一次加强他们对其南昌政敌的相对地位的胜利。① ① a.i.卡尔图诺娃：《布廖赫尔1926年的“宏大计划”》，简·索尔斯基英译，韦慕庭加注，载《中国季刊》，35（1968年7—9月），第18—39页。1925年10月，俄国驻北京大使馆派a.赫麦列夫去广州调查情况，他报告“加伦”和鲍罗廷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结果布廖赫尔被迫离开广州。《a.赫麦列夫〈广州之行报告〉摘录（第27—30页）》，文件得自1927年4月6日的北京突然搜查。译文藏于加州斯坦福胡佛战争、革命和和平研究所，杰伊·卡尔文·休斯顿藏书。 ② 国民党政治会议记录，第131号。奇怪的是，蒋的日记竟未提起这次联席会议，虽然他确实参加了。 ③ a.i.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1880—1938年）》，第62—63页。那一天蒋的“日记”没有提到这类会议，虽然他主持了总司令部政治部的一次会议，讨论战斗开始时应做的工作。 ① 两人的传记见包华德：《传记词典》。总政治部及其附属机构的组织系统，载《政工史稿》，1，第264—272页。第281页有邓、郭二人的照片。 ① 《革命文献》，12，第1780—1789页；《北伐战史》，i，第62—68页；《北伐简史》，图，第46页以下。 ① 指挥官和主要政工人员的事迹在包华德的《传记词典》中有简要介绍。说明军、师、团、营指挥官的组织表载《革命文献》，12，第1802—1803页（我采用的）；也载《北伐战史》，2，第322页以下和《北伐简史》，第46页以下。 ① 时袁祖铭任黔军总司令——译者。 ② 关于广州谈判的一份有趣的报告见1926年6月3日根据鲍罗廷报告的文件。韦慕庭和夏连荫：《文献集》，第269页。唐纳德·a.乔丹：《北伐：1926—1928年中国的国民革命》，第276—286页。高级指挥将领之一回忆北伐的有趣报道，载唐德刚、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 ① 这些战斗在《革命文献》（12，第1904—1931页）和《北伐战史》（2，第355—431页）有详细论述；两者都列有伤亡、战俘和战利品的数字；《北伐简史》，第55—59页；乔丹：《北伐》，第75—79页；a.i.切列帕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第158—164页，此书根据俄国人的观点写成。 ① 一份日期为1926年12月5日，根据布廖赫尔指挥部情报的报道，为11月24至30日在南昌的a.赫麦列夫所写。存于俄国档案馆内的他的这份报告，引了11月15日“加伦”发来的电报，电报中提供了这些伤亡数字，同时又加上了以前几次战役伤亡的10000人。布廖赫尔显然只计算已在广东组织起来的军（原来的国民革命军）的损失。他贬低第7军和贺耀组的独立第2师在江西战役中的实际战斗，虽然这些部队缴获了敌人的大部分武器。布廖赫尔的关于在广东以外作战的部队的数字如下（11月中）：广东的军/外省的军第1：超过3000/第7：约7000在福建8000/第8：25000—30000（15000适合战斗）第2：6000，战斗力差/第9和第10：不详第3：3000左右/第14：约500第4：原有3500，新来2500/第15：5000至6000，素质差第6：超过3000/第17：8000《根据国民革命军北伐史的材料》，载《历史档案》，4（1959年），第113—126页，文件3，116。其他江西战役的报道有：《革命文献》，13，第2047—2179页（附多份电报）；《北伐战史》，2，第499—564页；《北伐简史》，第69—90页；切列帕诺夫：《手记》，第189—201页（对蒋介石抱有敌意的偏见）；乔丹：《北伐》，第83—92页。 ① 我使用陈训正的关于福建战役的记载作为基本史料。《革命文献》，14，第2187—2212页，有关文献见2212—2220页。a.i.切列帕诺夫是何应钦的军事顾问，但是他的关于战役的记载由于他缺乏文献，是简略的，而且不都是准确的。《手记》，第172—178页。其他记载载《北伐战史》，2，第575—596页；《北伐简史》，第91—98页；乔丹：《北伐》，第93—96页。国民党档案馆所藏《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纪略》，465/30，提供了大量的详细情况。 ① 乔治·鲍勃科克·克雷西：《中国的地理基础：土地及其人民概述》，第55页，根据1926年的中国邮政局的估计数。 ① 赫麦列夫的报告，载《根据国民革命军北伐史的材料》，第125页。切列帕诺夫：《手记》，第124—169页，和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两年》，第242—243、247页。三份来自前线的俄国顾问所写报告的译文，发表于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43、44和49号。其他的报告在即将出版的《文献集》修订本中有摘录。陈训正在夺取武昌和南昌的记载中称赞“我空军”的活动，而不提飞行员是俄国人。《革命文献》，13，第1991—1992、2163—2164页。 ② 两份关于给推进的军队特殊形式援助的报道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93—297页（1926年9月14日）和第298—301页（1926年11月4日）。一个澳大利亚观察家的早期报道是h.欧文·查普曼：《1926—1927年的中国革命：从国民党首都汉口所见的一份控制时期的记载》，第21—27页。在乔丹：《北伐》第75—79和241—246页，可见到几个例子和一种评价。安格斯·麦克唐纳：《湖南农民运动：它的城市根源》，载《近代中国》，1.2（1975年4月），第188—189页，以及他的著作《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64—270页；此书不承认农民支援部队的作用，认为城市工人更为重要。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16—374页有有关湖南工会化的文件。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22页。 ① 同上书，第321—322页；张国焘：《中国的崛起》，1，第532—550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597—601页。 ② 关于罢工、工商界的反应和调解委员会的情况，见上书，第612—622页。美国国务院893.504/40，汉口总领事罗赫德致国务卿，1926年12月28日，第15页，谈到罢工和银行无力结算的情况。《中华年鉴，1928年》，第984页论纠察队的蛮横行为。王健民：《中国史稿》，1，第400—404页，全面地论述了湖北组织劳工的情况。 ① 吸收的人数根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7—18页关于1926年6月3日的数字；第257—262页关于湖南11月份的数字；第395页关于12月末的数字。李锐断言，在北伐开始前4万多名农民在湖南已被组织起来，但他没有证实。同上书，第267页。 ① 后藤沈吉：《海陆丰》，1，第182页有关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生的材料。关于早期的发展，见《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70—275、281—284、293—301、322—325页的报道；霍夫海因兹：《中断的浪潮》，第130—134页。麦克唐纳：《湖南农民运动》，第190—195页，文中坚持对立的协会的多样性。 ② 关于处决的情况，见英国外交部报告405/252，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13，1927年1—3月，第44、74和91号；《北华捷报》，1927年1月15日，第62页；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第139—140页，一名国民党官员的报告的译文。强调处决的恶霸为数很少。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81、312、381页；第282—283、329页有关于杀害农村领袖的报道。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49—50页）倾向于这种解释。显然杀戮在进入1927年以后增加了。关于11月份的会员数和阶级成分，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57—262页，以及横山英：《湖南农民运动》，载《近代中国》，1.2，第204—238页，第217页之图，但可能根据不同的材料来源。 ① 关于李锐的大会的记载和毛的讲话，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75—278页；关于的宣言（横山英译成英文，见其前引著作第220—222页），见第322—325页；关于大会通过的宣言的决议，见326—380页。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7—18页有6月份的数字；关于湖北省的情况，见第395页；关于江西省的情况，见第420页。晚至1927年5月份，据报道江西省只有82617名会员。霍夫海因茨的《中断的浪潮》（第104页）提供了组织者声称的1924至1927年四个省（但没有江西省）的数字。 ① 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335—401页），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和中国公布的史料提供了谈判解决的审慎的报道。国民党政治会议1926年前半年的会议记录中，有许多关于罢工委员会或纠察队员行动的事例，政治会议发现这些事是不服管制的，并试图进行约束。罢工委员会的邓中夏和苏兆征，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常常出席这些会议。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8—194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544—546、551—556、583—590页中有关于结束罢工和抵制行动的各方面的中国人的报道。 ① 大部分反基督教活动的材料载戴遂良：《现代中国》，第5、6和7页报道了1924至1927年的情况；《美国外交关系》论述了那几年的中国。又，杰西·g.卢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和反基督教运动》，载《近代亚洲研究》，10.3（1976年），第394—416页；叶家策（音）：《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1922—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1970年博士论文，出版的书名为《宗教、民族主义和中国的学生》，1980年。 ① 的决议，载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299—300页。蒋的声明，载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参看1926年8月20日条；法译文载戴遂良：《现代中国》，7，第113—115页（日期为8月19日）。《现代中国》的下一个内容是第4军政治部发表的一篇反基督教的声明，日期为8月25日。关于拔牙齿的事，见鲁思·奥尔特曼·格林：《湘雅杂志》，第45—47页；鲁本·霍尔登：《1901—1951年大陆的雅礼和湘雅》，第157页，书中声称蒋“保持他部队的良好纪律，并答应不侵犯外国人”。 ① 蒋介石的声明载《北华捷报》，1927年2月12日，第230页；但与戴遂良的《现代中国》（7.51）中的摘要迥然不同，凯瑟琳·m.麦圭尔：《1926—1927年湖南的工会运动及其对美国社区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1977年历史硕士论文，文中引了驻长沙美国领事馆的档案和湖南各布道站发出的通讯。 ② 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34—441页；多萝西·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年》，第228—230页。 ① 威尔逊的《英国和国民党》第464—467页的叙述，根据蓝普森的电报。作者也在伦敦档案局见到此电报。陈友仁在1927年3月13日呈送给国民党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报道，载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89—90页。蒋教授的研究根据国民党档案馆的原始文件。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93—98页。鲍罗廷概括他对圣诞节备忘录的想法如下：“我们当前的政策是要使英国与日本、日本与奉天的冲突日益加剧。”在12月20日对数千名代表——可能是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委员会的代表——的一次讲话中，鲍罗廷声称：蓝普森“带着甜言蜜语来到这里，但是他内心是含有敌意的。英国人在我们的背后活动，企图消灭我们。与之斗争的唯一的方式是首先抵制一切英国货”。载《北华捷报》，1926年12月24，转引于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68页。12月26日反英集会的一份报道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83—384页。 ① 中国一方的报道载于蒋永敬：《鲍罗廷》，第99—104页，报道根据临时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国闻周报》，4.2和1月3、9日（有徐谦和蒋作宾的照片），以及1927年1月16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84—393页，转载了广州《民国日报》的报道；张国焘：《中国的崛起》，1，第562—566页，有一份回忆的报道。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84—497页，此文使用了英国档案和国民党文件，有说服力地断定，国民党领导集团没有计划去夺取租界。一篇英国目击者的报道由e.s.威尔金森所写，载《北华捷报》，1927年1月15日，第46—47页；关于1月份的事态，见《自由西报》。 ① 这一论述主要根据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98—530页，此文以双方的文件和报道为基础，考察了演变中的英国人和中国人对汉口事件的反应。关于这个事件的国民党的文件载《革命文献》，14，第2343—2378页。又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01—103页；蒋永敬：《鲍罗廷》，第104—109页。蒋先生认为鲍罗廷在订协定时图谋拖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中国的战争动员 尽管日本反复挑衅，蒋介石还是把那不可避免的战争推迟了好几年，他认为他必须首先镇压人，并提高军队的素质。但是，到1937年7月，国民党中国依然可悲地没有准备好战争。因此，在以后的两年里，他们仓皇失措地将国家置于战时体制。 在南京的十年中，蒋曾特别注重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一个德国顾问团——其中最著名的是汉斯·冯·赛克特和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开始训练新式的军官团。为中央军的精选部队进口了主要由德国制造的大量武器和装备。建立了空军的核心，并筹划用德国建造的潜艇、巡洋舰和鱼雷艇装备海军。① 冯·塞克特将军曾特别向蒋强调，高度发达的国防工业对维持一支现代化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就这种工业基础的明显的重要性而论，实际成就是太少了。直到1935年，为了发展重工业，才建立国家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于1936年开始一项发展工业的三年计划，但直到战争开始后资金仍严重不足。②因此， 1937年国家的国防工业仍停留在草创阶段，而军队仍继续大量依赖外国的武器和装备来源。中国的兵工厂的确生产了大量的步枪和机枪，但几乎所有的重武器以及载重汽车、石油和无线电设备仍然不得不进口。大约30万军队已经接受了德式训练，但其中只有8万全部用德国武器装备。大约170万国民党军队的其余部分，以欧洲和日本的标准看，训练很差，装备窳劣，而且分属于无数实际上各自为政而又互相猜忌的司令部。③ 政治上，中国也已开始为预期的与日抗争进行动员，但是进展同样很慢，令人忧虑。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第3章《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价》）后，国民党人与人开始谈判第二次统一战线。蒋介石同周恩来于次年头六个月会谈了五次，然而到 7月战争爆发时仍未达成协议。① 1937年春，蒋介石还曾采取不寻常的步骤，邀请全国400多位头面人物到旅游胜地庐山出席谈话会，共商国是。被邀出席会议的不仅有国民党的知名人士，而且有小党派（如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和学术及职业团体的杰出非党人士胡适、傅斯年和张伯苓）。谈话会实际上是直到战斗已经开始的7月16日才召开的。尽管政府早在战前就试图这样做，以便与不断高涨的抗日情绪保持一致，但它依然继续监禁如陈独秀等政治犯，并对抗日民族救亡运动的民众领袖即所谓“七君子”起诉。 不过，战事一开始，战争准备就加快了步伐。与人的统一战线终于结成。政府的领导结构全部更新。同时，绝非不重要的，是政府、民众和物资开始向中国西部内地省份大规模迁移。因此，国民党统治的结构和环境都改变了，虽然它的基本特征——一种依恃武力的独裁统治——依然没有变更。 为了在政治上动员全国，政府试图同时加强蒋介石中央集权的独裁权力，并扩大其民众支持的基础。早在1937年8月，蒋被授予新的广泛权力。难于控制的、曾负责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指导的党的机构——中央政治委员会被国防最高会议（1939年1月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所代替。蒋主持这个名义上的最高政府机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军事委员会也由蒋主持；它不仅控制军事，而且控制政府的全部行政职能。现在，按照军事委员会新修改的组织法：“（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肩负全部国防责任，拥有对陆、海、空军的最高指挥权，并指导全国民众。”①蒋介石根据这项授权在委员会内建立了八个部门，负责指导政策、重工业、轻工业和商业、国际关系、民防以及作战。行政院和国民政府各部仍然存在，但它们的职责大量被军事委员会接管。② 然而，在五个月里，战时状态的管理陷于一片混乱。军事委员会的司法权是如此广泛，其行政权是如此复杂并难于控制，而它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又是如此模糊不清，以致政府工作犹如一团乱麻。结果民事管理的责任，至少在形式上又还给政府和党的相应机构。而军事委员会再度单纯负责指导战争的军事方面。尽管作了这种调整，军事委员会在整个战争期间仍然是政府的实际中心。蒋介石在各个时期还担任了其他高级职务。例如，他是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即政府总理），国民参政会议长和国民党的总裁。但是，他更喜欢通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办公室③行使他的职权。 因此，在军事委员会内，他设立了参事室（由王世杰指导），它广泛地关注经济问题、财政问题和政府管理问题。即使在外交政策方面，参事室讲话往往比外交部更有权威性。还有侍从室，可理解为委员长的私人秘书处。这个机构配备过像陈果夫和陈布雷这样有影响的要人，它决定谁晋见蒋，什么情报上报给他，并就所有官职的任命向他提出建议。军事委员会还包含一个保密检查室和一个军事调查统计局，后者是一个由戴笠将军指挥的非常可怕的秘密警察组织。结果，军事委员会处于一种非正式政府的地位，在整个战争期间凌驾于国民政府正式官署之上，事实上拥有无限的权威。①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的个人领导权也是得到公认的。他追求党的总理职务已好些年了，在1924年党改组后，孙逸仙曾通过这个职务对国民党活动行使独裁的控制权。然而，孙逝世后，那个头衔永久为他保留着，而国民党至少自此以后在形式上实行一种委员会体制。蒋介石希冀恢复原领导原则，认为他应当得到这份尊荣；认为孙逝世后缺少一位独一无二的领袖，已经造成党的严重分裂和不稳定。在南京十年中，如在广东和广西聚集于胡汉民周围的党内的强大派别，曾经对蒋的不断增长的权力心怀妒忌。但在1938年3月于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上，他终于被授予总裁的头衔（在中文里，措词是总裁，不是总理，一种并无不同的差异）。他对党的控制实际上已经完成。他也洋洋自得，欢欣地说：“余为党国奋斗三十年，至今方得全党之认识。吾党动摇已十有五载，至今日方得稳定。”②随着1943年8月林森主席的去世，蒋也担任了主席的职务。因此，在战争期间，党、政府和军队的所有最高职务都集于他一身。 甚至当蒋巩固他的独裁时，他也力图扩大他的政治基础。1938年初在武汉，民族团结精神以空前未有的热情激荡着，并且绝未再现。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倡议设立国民参政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国民参政会是准备为民众参预国民政府事务提供讲台的一个类似议会的机构。起初，它由从各方面遴选出来的200人组成，企图保证非国民党员的贤达参与政事。结果小党派和得到大约50个席位；无党派人士得到70席；国民党员拥有的席位不超过80席。新的参议会是这样一个明显具有代表性并有能力的机构，在战争的头一年间它反映了民族团结的情绪。① 然而，参政会不是一个羽毛丰满的议会，因为它的权力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它可以提出政策，也可以批评，但是不能实施它的决议。它的权力仅仅是咨询性的。但直到大约1939年，参政会充满了合作气氛，它是一个有影响的政府机构。 三民主义青年团则是一个迥然不同的组织，它企图谋求全国青年的支持。当时所有非国民党的青年团体概行取缔（通过简便的拒绝它们所需要的政府登记的手段），而男女青年被鼓励群集于蒋介石领导之下。不过，组建青年团还有第二个目的，即恢复国民党的生机。蒋介石1938年依旧对国民党深感失望，他觉得国民党无能。他宣称： 多数的党员，大概都是意志消沉，生活松懈，兴趣淡泊，工作懒散。而且也同一般流俗，一样耽安逸，讲享受，甚而至于争权利，斗私见……于是党员几乎成为一个特殊的阶级……民众不但对党冷淡，甚至要生反感。② 蒋介石希望青年团能使国民党运动充满新的理想主义。他说：“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的新血轮。”③ 国民党中国几次战时动员行动中，最富戏剧性的是居民、政府、学校和工厂从沿海地区向内地迁移。在战前，中国国家生活的政治文化和工业中心，是华北以及华中和华南沿海和沿江地区的城市——而恰恰是这些地区最容易受日本人蹂躏。在那些地方以外，是辽阔的内地省份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陕西、西康和甘肃。①这些省份的生活自清代以来变化甚微，然而国民党人却在这里建造他们的战时根据地。 预料到与日本的这场争斗将是一场消耗战，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后立即把关键性的工业企业迁往内地。军事工业，如飞机装配厂，特别是南京、武汉、广东和山西的兵工厂，构成了1937年8月开始的重要的工业内迁的主体。私营实业家们也受到催促，把他们的工厂迁离日本人的进军路线。8月10日，上海战事爆发前三天，政府拨款给国家资源委员会，以帮助私人工厂从该市转移出来。战火迅速赶上这些准备工作。146家工厂重15000吨的设备，随同2500多名工人，甚至是在弹火纷飞下从上海迁移出来的。在战争的这个早期阶段，大多数内迁工厂的目地是武汉。但是，在许多机器还来不及拆箱和工厂恢复生产前，武汉自身也危在旦夕了。于是，向内地的迁徙再度开始。一些工厂横越洞庭湖，船运到广西或湘西；另外一些工厂则经铁路运往陕西的西安和宝鸡。许多设备放在木船上，拉纤溯长江而上。宜昌以西，江水穿过狭窄而陡峭的峡谷曲折回旋，这里船只时常由几百个拼命用力而汗流浃背的纤夫拖曳逆流前进。总共有623家私营工厂搬迁到未被占领的地区（其中大约3/4最终恢复生产）。武汉两家大型然而陈旧的钢铁厂，包括汉阳钢厂，是这次转运的主要部分（37000吨）。另外，还有119家纺织厂重32000吨的机器，以及320家机器制造厂重约19000吨的机器。随同这些工厂迁移的有42000名技术工人，其中12000人是靠政府的财政资助来的。① 国民党人曾把这次工业内迁，描述为中国人民英勇献身的证据。虽然成就是显著的，但它的效果被大大夸大了。迁移机器的总数共约120000吨，相对于当时拥有的工业设备和国民党中国的战时需要，实际上都是无足轻重的。更为重要的，假如政府事先就筹划了这次工业内迁（因为政府早已预料到要发生这场战争，它本可轻而易举地做到），这项工作或许会更加安全和更加广泛地完成。实际上，工业内迁非但不能作为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丰碑，反而适足暴露谋图私利达到令人痛心的程度。例如，当兵工厂搬迁时，不仅机器、原材料和工人以及他们的家眷都装船运送，而且工人们私有的每一件物品，包括房门和窗户都搬迁了。兵工厂的工人们为了有限的运输工具互相进行激烈的争夺，有时甚至互相射击。②私人实业家们受到来自政府保证赚钱的诱惑。他们得到保证，在5—7年的时间内获得5—10%的利润，并获准低息贷款和自择厂址。③未得到这种有吸引力的许诺的大部分私人实业家，宁愿要香港或上海公共租界的舒适，而不愿接受内地的艰苦和不安定。中国金融家们同样不理会政府要求把他们的投资转移到内地的呼吁。亿万元的法币闲置于香港和上海，或者抽逃到美国。于是，有些中国人表现了一种爱国献身和民族团结的模范精神；但大多数实业家和金融家觉得，中国的抗战事业与他们个人很少或者没有关系，并且对政府的战争公债很少信任。他们不愿让爱国主义使他们的商业本能变得迟钝。① 大学也加入了向内地的迁移。由于它们曾经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策源地，日本军队对它们进行了特别的报复。1937年7月29日，日本飞机轰炸了天津南开大学。翌日，日本的大炮轰毁了残存的校园。最后，他们用煤油纵火焚烧废墟，以彻底毁灭这一抗日中心。北平的清华大学先被日本抢劫者有计划地掠夺一空，然后它的建筑物被改成皇军的一座座兵营、医院、酒吧、妓院和马厩。其他在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的大学都屡遭轰炸。② 学生们和教授们成为涌往内地的难民潮的一部分。1939年后期，原来的大学、学院和职业学校只剩6所留在日本占领区，其余足足有52所教育机构已迁入内地，还有25所避入外国租界或香港。参加西行队伍的那些人，有时不得不走上两三千英里才找到一个战时避难所。例如，中国最著名的三所大学清华、北大和南开起先避难到湖南长沙，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所联合大学。③但是，到1938年2月，学生们和全体教员不得不再次迁移，这次是去云南的省会昆明。一批乘火车和轮船取道广州和河内。第二批由257名学生和11位教授组成，基本上是步行，跋涉一千多英里到达新校址。 战争使教育机构蒙受重大损失。17所学校被迫关闭；成千上万青年辍学。当然，有的学生待在家里，但其余学生成百上千地加入了国民党军队或的游击队，或者参加军队的文娱或护理队。对于那些继续学习的人来说，流亡大学的条件往往是极差的，课本、图书资料和科学仪器设备均严重短缺。教授们往往丢失了他们的讲稿和其他参考资料。学生们和教授们都觉得生活条件严酷。庙宇、祠堂或篱笆墙的棚屋变成了教室和宿舍。板条箱当课桌；照明不足。 精神昂扬至少部分地一度弥补了物资的匮乏。学生们感到，只要他们继续学习，就是对他们所痛恨的侵略者的蔑视。政府当局也认为他们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他们为战后国家重建作准备比在军中服务能更好为国效力。因此，除偶然的空袭和其他不便外，教育体制继续照常运转。再则，因为实际上所有学生都受政府贷金资助，并免予应征入伍，大学注册人数从1936年42000名学生增长到1944年的79000名。 几百万难民的涌入，深深地影响中国西部的省份。①直到当时，内地省份是与世隔绝的，它们仅仅从沿海地区接触到近代化的影响。相比之下，许多难民来自富有阅历的中等和上流阶级，习惯于财富、权力和现代舒适生活。他们常常屈尊俯就那些习惯古怪、语言难懂的比较土气的本地人。他们也怨恨当地的商人和房主索要歧视性的价格和租金。另一方面，当地居民怨恨下江人①的架子和傲慢。新来者确实试图垄断政府的主要职能，攫取对金融贸易和经济的全面控制权。政府机关和工厂中令人歆羡的工作拒绝雇用本地人，下江人认为他们懒惰和笨拙。几年过去后，语言上的差异不再阻碍本地人与难民之间的交往了，互相通婚愈来愈寻常，而且价格上的双重标准也大量消失。然而本地人对工作和社会地位上的歧视的不满，直到战争结束还没有完全消除。② ① 刘馥：《现代中事史》，第97页；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 第217—223页；于尔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580—585页。 ② 关于国家资源委员会，见本书第3章，1932年创办的被责成通盘研究军事、工 业、文化等国防需要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为该委员会之先导。见吴相湘：《第二 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292页。 ③ 同上书，上册，第324—326页；刘馥：《现代中事史》，第112、153—155 页；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第6—10页；陈诚：《八年抗战经过 概要》，第九表。 ① 见本书第12章（范斯莱克著）；关于蒋同周的会谈，见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0/14154，1937年7月23日，附件：毕恩来致雷蒙德·莱斯利·比尔信。 ① 《中华志， 1937—1943年》，第321页，重点号是著者加的。 ② 刘馥：《现代中事史》，第116—118页；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 第1152页；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185—187页。 ③ 军事委员会无委员长办公室，疑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译者。 ① 关于政府组织，见刘馥：《现代中事史》，第116—117页；钱端升：《中 国的政府与政治》，第185—187页；《中华志，1937—1943年》，第86、322— 323页。 ② 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第1214页。 ① 关于国民参政会，参见徐乃力：《国民参政会与中国战时问题，1937—1943 年》。 ② 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第1226—1227页；关于青年团的政治作用， 见易劳逸：《失败的根源：国民党中国在战争和革命中，1937—1949年》，第 89—107页。 ③ 张其昀：《党史概要》，第4册，1731页。 ① 因为一般地说，日本仅仅占据了城市、铁路沿线和沿海地区，其他省份，如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北和河南，相当大的地区或多或少仍在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 ① 《战时后方工业是如何建立的》，《新世纪月刊》，1944年3月15日，第10—13页；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12月13日），第27—33页；许涤新：《抗战以来两个阶段的中国经济》，《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第33—44页；《中华志，1937—1943年》，第436—439页；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211—218页；休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41—42页。 ② 《战时后方工业是如何建立的》，第12页。 ③ 《中华志，1937—1943年》，第438页。 ① 石西民：《抗战以来的中国工业》，《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第53—54页；林继镛：《抗战期中民营厂矿迁川简述》，《四川文献》第62期（1967年10月1日），第4—7页；休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42—43页；斯诺：《争夺亚洲的战争》，第149页；巴巴拉·w.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年》，第184页。 ② 关于战时的教育，见休伯特·弗雷恩：《战时中国教育》；威廉·p.芬恩；《日本侵略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约翰·伊斯雷尔：《西南联合大学：作为首要价值的遗风》，欧俊臣（音）：《战时中国的教育》，二文均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 ③ 称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译者。 ① 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61页。迁徙到中国西部的移民，其精确的人数不可能确定。陈估计，华北和华东主要城市有350万居民从日本人手下逃离出来。这些人大概构成了国民党区域永久性难民的主要部分。陈达估计另有1075万人从城镇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逃出。这些人中间许多无疑是农民，他们在战事发生时离乡背井，但是随后返回了。对逃往中国西部的难民数字，一些估计高达5000万。见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4、25页。不过，这确实是不准确的。白修德著《寻找历史》第79页谈到难民数字的估计是如何变得严重夸张的。 ① “下江人”，是四川人对长江下游省区的人的一种称呼——译者。 ② 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62—68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中事工业劳工研究》，第9—12页及各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关于革命目标的冲突 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 被派别活动搞得四分五裂的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成分中存在着不团结，而具有与众不同的哲学和独立的目标的参加了国民党指导国民革命的工作的状况也带来了不团结。关于“国民革命”应包括什么活动形式，还没有一致的意见。到1927年初期，国民党领导集团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军事讨伐的下一步行动应该是什么——矛头指向上海，还是指向北京？权力机关应设在哪里——武汉还是在南昌？在这个问题后面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国民党内部哪一方的领导人应作出重大的决定？在权力问题后面存在着一个更加造成不和的问题——对社会革命应鼓励到什么程度？应容许它以什么速度进行？一个类似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是，应推动还是限制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那一年头三个月在这些问题上的冲突，造成了国民党领导中间的分裂、4月份的再组合，以及在大部分革命地区内对员的一次清洗。 当留在广州的领导人启程北上，到武汉去成立国民党政府时，他们分两批从陆路前往蒋介石已在那里设立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的南昌。经过为时一周的几次会议后，第一批人前往汉口，于12月10日抵达。根据鲍罗廷的建议，这个集团成立了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几个成员组成的临时联席会议。他们选举徐谦为主席，鲍罗廷为顾问。这个属于约法之外的小团体很快成了武汉的主要决策集团，实际上篡夺了国民党政治会议的权力。左派占优势，联席会议成了鲍罗廷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工具。①它开始行使的权力很快受到另一个在南昌的有威望的集团的挑战，这个集团不但包括蒋介石，而且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委员会代主席谭延闿，他们随第二批人从广州出发而于12月31日抵达，中央党部和几名部长也一起来到。 在1月份的最初几天，蒋介石的南昌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几支日趋庞大的军队的财政和改编问题，并为下一阶段的战役制订计划。蒋介石的企图是分两路向上海猛攻，一路沿长江而下，另一路经浙江朝东北方向前进。布廖赫尔将军反对这个战略，唐生智和有实力的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反对。双方的理由既是战略性的，又是政治性的。对蒋介石及其追随者来说，胜利意味着控制富饶而比较工业化的长江下游地区以及有潜力成为首都的南京。对汉口集团来说，北伐可能意味着与俄国援助的冯玉祥的军队会师，然后可能取得北京这个巨大的政治战利品。会议采纳的战略符合蒋介石的意愿，虽然它的确也把唐生智的部队集结在京汉铁路北段的防御阵地上。① 南昌的集团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那里的大部分中央委员会委员主张党部和国民党政府应暂时设在军事指挥部所在地南昌。相反，徐谦及其同事要求立刻搬到武汉。两个派别，一个声称拥有联席会议的权力，另一个则利用政治会议的名义，都决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各在它自己的地盘召开！——以重新调整党的事务。蒋介石于1月11日前往武汉，去争取他在那里的同志，但是一星期后他离开时未取得什么成果，显然心怀不满。他受到鲍罗廷的谴责，而他在次日针锋相对，痛斥鲍罗廷。从此以后两派越来越独立而敌对地行动，虽然使者们往返于两地之间，试图弥合分歧，但是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私人方面以及政治方面的裂痕越来越扩大了。事实上有理由认为，鲍罗廷亲自煽起了一场反蒋的运动，以期削弱蒋的地位。① 中国的领导在这些争吵中支持武汉的左派。在一份日期为1927年1月8日的政治报告中，中央委员会强调下一个战役应沿京汉铁路北上，一切军事力量都应在那里集中。它赞成当时正在出现的上海自治的运动，这一运动将在国民党部队和奉、鲁部队之间制造一个缓冲区。（如果有效，这至少可能推迟蒋介石夺取上海这个战利品的行动。）报告还赞成联席会议，虽然它痛惜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出现冲突，并敦促蒋介石与汪精卫和解，后者已被国民党请回，重新担任他的领导职务。但是在2月份，武汉的员开始了反对“军事独裁”和“新军阀”运动的宣传，并开始专门对蒋介石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张静江进行谴责。蒋介石在2月21日的讲话中进行反击，谴责武汉的联席会议篡夺党的权力和徐谦独断专行，为他的立场和他支持忠于孙逸仙的老同事的决心辩护，并威胁要抑制咄咄逼人的。2月25日，南昌集团从陈公博那里得知武汉集团计划通过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要实现的目的：主要是把组织系统恢复到蒋介石集大权于一身以前的状态，蒋介石是通过去年5月第二次全会的决定和他被任命为总司令而做到这一点的。他们侦察到鲍罗廷的计谋，于是南昌的政治会议在次日打电报给共产国际，要求它召回鲍罗廷。当没有收到答复时，据说政治会议就直接去电鲍罗廷，敦促他离开，但是鲍罗廷干脆置之不理。裂缝到这个时候已经很宽了。① 革命的领导集团还在其他问题上发生了分裂。由于担心列强最后将支持孙传芳和张作霖，反帝运动应否加以限制？更难解决的问题是，由于担心一个强大的反革命浪潮将加强敌人，以致阻止国民党控制下的统一全国的讨伐的胜利，群众运动是否应加以控制？土地运动的暴力行为和劳工运动的过热情绪正在国民党地区内引起一个反对的浪潮。在武汉的有的领导人认为，劳工必须受到约束，因为连续的罢工正在破坏商业，减少政府收入，给失业救济制造问题。在农村，被发动起来的农民正在处决地方上的敌人，大地主和商人正逃向城市，在那里散布农村恐怖的消息。他们的出逃破坏了农村的商业，特别是米、茶和其他农产品的交易，这就导致了国民党管区内的长沙、武汉和其他城市商业的萧条。1月8日中央委员会在其政治报告中表达了它的担心： 在北伐军所占领的湘鄂赣等省的民众，的确是已走上革命道路上，革命已深入到乡中去……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的事数见不鲜……设使现时的军事失败，必不免来到一极大的反动。② 就在此时，正在长沙周围的几个县实地调查农民的暴动。在他后来成为经典的革命宣言的报告中，他为暴力行动和农民夺取地方权力而高兴。他强烈要求，如果穷人理应推翻他们多少世纪以来的压迫者，他的同志们就必须赞成这段绝对必要的暴力时期。按照的介绍，农民的暴力行动完全是自发的。① 但是的领袖们变得极为担心。1月26日的一份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评述了列强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和国内对在日益发展的革命中所起作用的政治舆论倾向。以下是主要的段落： 国民党右翼正变得日益强大……当前国民党内部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反对苏俄、反对和反对工农运动的动向。 向右转的动向，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和张静江认为国内只应存在一个党，一切阶级应该合作，阶级斗争应予禁止，不需要…… 第二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国民革命将很快成功，不久将出现一次阶级革命的运动，当前最大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而是……因此，一个巨大的浪潮已经在国民党内部发展起来…… 当前需要我们迫切地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翼及国民党所谓温和分子的结合，造成了内外反对苏俄、和工农运动的形势。这是极为危险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② 领导提出什么对策与这种危险斗争呢？首先，党应消除国民党的种种恐惧，这些恐惧是基于以下的意见：接近群众的反对国民政府，不久将有一次革命。为了消除恐惧，党应敦促群众向政府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同时通过宣传，解释国民革命的胜利仍很遥远，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不可信任，并且警告国民党不要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真正的革命者”，即工人和农民。在外交政策方面，党应集中力量搞反英运动，延缓把反帝运动扩大到日、法、美三国，以便孤立英国。报告很有信心地提出：这些政策如果正确地执行，将导致完全的胜利。它们将阻止外国列强对我们的联合进攻和消除国民党对的恐惧。① 还有涌现出来的一系列事件——诸如中国城乡中无数的行动和反行动（罢工、工商业倒闭、夺地和暗杀）、宣传、地方和地区有影响的中国人中发展起来的情绪、中国几个主要权力中心的决定以及莫斯科、伦敦、东京、巴黎和华盛顿作出的决定——它们正无情地导致革命运动内部面对面的冲突。 革命者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 2月份和3月初期，武汉集团与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之间的不和变得一清二楚了。他们各走各的路，激进的左派在武汉更牢固地扎下根来，并试图抑制蒋介石的权力；而总司令在他的地盘内镇压员，派军队去征服长江下游，并且寻求中外的新支持。 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人、湖北的领导人和几名俄国顾问已经工作几个月，建立了以唐生智为中心的反蒋军事联盟。3月5日，一份显然在汉口写的秘密俄文报告报道了反蒋军队的阵容，其中提到第3军（朱培德）、第4军（张发奎，当时为代理军长）、第7军（李宗仁）、第8军（唐生智）、第11军（从第4军的第10师改编，陈铭枢）以及其他几支战争力较弱的部队。但是这个文件警告说，倒蒋的内部斗争没有完全成功。①写报告的俄国人错误地估计了武昌戍军司令陈铭枢的观点，他已经被派到南昌去劝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到武汉参加那里的有争议的全会。他在3月6日从南昌回来，那天晚上他被迫放弃他对第11军的指挥权而离去。②该军转归左派张发奎指挥。 此时在南昌，布廖赫尔将军及在蒋介石司令部的俄国参谋们制订了攻占长江下游地区的战役的计划，虽然他们反对立刻向东面突破。布廖赫尔主张向河南推进去对付奉军，与冯玉祥的军队会师，然后沿陇海铁路向东移动。根据切列帕诺夫的说法（他的著作部分地根据俄国的档案），鲍罗廷主张一个与蒋介石针锋相对的行动。按照布廖赫尔的计划，在长江下游的战役之前，应该沿京汉线北上向郑州和洛阳挺进，为的是与冯玉祥会师，冯的军队此时集中在陕西-河南的边境。③双方都在与冯玉祥的代表谈判。事实上双方在1927年头几个月都在与几方面的指挥官谈判，以铺平胜利的道路——其中有河南的靳云鹗将军和魏益三将军、安徽的陈调元将军和王普将军、江苏的孟昭月将军、上海的杨树庄海军司令和毕庶澄将军。 蒋介石与“军阀”中最强大的张作霖间接谈判。他是根据12月7日一次会上，与鲍罗廷和国民党一批领导人作出的关于消灭孙传芳和联合张作霖的决定而这样做的。①如果要消灭孙传芳，重要的一步是劝说张作霖不支持他。孙传芳已经与张作霖及其部将张宗昌结盟；张宗昌于是派他的鲁军南下支持——或代替——孙传芳。蒋介石的谈判通过中间人一直进行到3月份，并打算推迟与强大的奉军的战争；但蒋介石可能在寻找更多的力量以反对他的武汉对手。张作霖的保持中立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条件，显然包括蒋介石与中国决裂并对它进行镇压。 在2月和3月份，一些作者抗议蒋介石与张作霖和日本谈判的“罪行”。②有大量证据证明，为了有助于与张作霖谈判，以及预期的对上海强攻，蒋介石正在谋求与日本达成谅解。通过各种方式，他试图使日本以及其他列强相信，他们不用担心他的军队夺取上海的后果。①对国民党阵营中日益发展的不和得到详细情报的日本政府，倾向于与蒋介石可能和解的意见。② 蒋介石始终需要钱去进行夺取上海的战役；他对武汉政策的抱怨之一是它不提供经费。蒋介石是宁波人，并曾长期住在有巨大宁波帮——在工商业和下层社会都有很强的实力——的上海，因此他在这个大都会有很有用的关系。1926年后期，上海华人商会会长虞洽卿到南昌访问蒋介石，据说提供了中国工商业巨头给他的大量支持，以帮助他拿下这个城市。下层社会的头子和法租界的华人督察长黄金荣据说也访问过他。蒋介石的结拜弟兄黄郛在上海充当筹措资金的中间人。他带给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一封蒋介石的密函，要求银行增加财政援助，张在1927年1月拨给几十万中国元。蒋介石还派他的军需局局长俞飞鹏前往上海安排借款事宜；俞成功地又从中国银行提取了100万，并据推测他使用类似的手法，在别的地方还搞到更多的钱。美籍犹太人索克思可能在劝说英美烟草公司提供200万元（以未来的印花税担保）贷款时起过作用，这笔钱存入中国银行，资助何应钦的第一军。① 行动和反行动 当薛岳的第7军第1师在1927年2月18日占领杭州时，蒋介石夺取上海的计划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从江西东部向浙江省省城的猛攻，得到了第2师和已在12月份倒向国民党的周凤岐将军率领的第26军的支援。何应钦全面指挥东路军，但是白崇禧将军指挥先头部队。②在夺取杭州（坐火车到上海的距离为130英里）后，国民党部队谨慎地向离上海约47英里的要冲嘉兴推进，双方都在准备一场不可避免的争夺上海之战。孙传芳元帅③与南京的新盟友张宗昌元帅④商量后，把上海的防务移交给鲁军。在过渡时期，孙的部将李宝章将军仍担任淞沪警备司令。在此期间城内的领导人从其他集团取得尽量多的帮助，发动了反孙传芳元帅的第二次“上海暴动”，暴动从2月19日持续到24日，有效地使这个城市陷于混乱。① 暴动显然有两个目的：扰乱孙传芳的后方，进而协助国民党人的推进；在国民革命军到达前尽量夺取对中国城市的控制，使它们成为和国民党左派的工具。暴动是通过总工会的恐吓团小组和暗杀几个反对罢工的中国工头及其他人的行动而强制进行的。②李宝章无情地镇压暴动，派大刀队到上海县城的街头砍煽动者——其中许多人为学生——的头。可是，暴动导致数十万工人（报道的几种数字大不相同）进行了一次政治罢工，表现了上海员的力量。它也坚定了中国工商界和国民党内右派反对他们的决心。它加强了英国政府防止另一次“汉口事件”的决心，法国、日本和美国作好了保护其国民的准备。这样，在蒋介石寻找盟友时，暴动很可能帮了他的忙，它同时还加剧了中央委员会1月26日政治报告预见到的危险：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翼以及所谓国民党温和分子结盟反对苏俄、和工农运动。 3月10日，期待已久和争论激烈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全会在汉口召开，有33名代表参加，但没有蒋介石；蒋留在南昌准备长江下游的战役。除三人外，与会者都可确认为国民党的左派（在当时），或是国民党内的员。①全会开了一个星期，通过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党的力量”的决议。它们重新组合了所有高级党政委员会，把蒋的对手、从莫斯科回国途中的汪精卫抬为这些机构的第一把手。这些决议使蒋在几个委员会中与其他人处于平等地位，但又把他排除在党的主要决策机构政治会议的主席团之外。主席团重新设立了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北伐即将开始时被撤消，以便于总司令部活动。蒋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七人主席团的成员，但是汪精卫在名单中名列第一，其他三名成员唐生智、邓演达和徐谦又是蒋的对头。汪精卫被选为党的重要机构组织部的部长，以代替蒋介石，国民党内的员吴玉章在汪抵达前领导该部。 对蒋介石及其集团的另一个侮辱，是宣布广东和广西省党部和广州市党部选举无效的决议，这些机构在张静江和陈果夫的指导下已经进行了改组。另一项关于统一对外关系问题的决议，禁止不负责外交工作的任何党员或政府官员——尤其是军官——直接或间接与帝国主义打交道（除非奉命打交道），否则将被开除出国民党。这项决议是针对蒋介石的，因为他的部队不久将不可避免地在上海与外国列强接触。①其他的决议号召国民党和之间更多地进行合作；决定停止在国民党刊物上批评另一党；恢复成立一个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以解决两党冲突的委员会的想法；呼吁指定其党员参加国民党政府和省政府；强烈地要求共同指导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决定派一个三人代表团去共产国际，商谈关于中国革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问题。② 当汉口正作出削弱蒋介石权力的决定时，他的集团在江西采取了反对员和左派的行动。3月11日，蒋介石的一个部下处决了赣州（江西省南部一个主要城市）总工会的一个领导人陈赞贤，并解散了工会。3月16日，正当蒋介石准备征讨长江下游时，他下令解散支持武汉集团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并命令他的部下对它进行改组。几天以后，当他抵达九江时，他的部下猛烈地镇压领导的总工会和国民党九江市党部。3月19日，蒋介石来到安徽省省城安庆，它由于陈调元和王普倒戈而投向国民党一边。23日，在五个匆忙组成的产党的省协会（其中之一取名总工会）和员之间进行的斗争，最后导致了员的离散。③这些是不祥之兆。 夺取上海和南京 蒋介石沿两条路线，组织夺取长江下游几个重要城市的猛攻。一路是沿长江两岸而下，其右岸的军队由程潜带领，目标是南京，其左岸，即北岸的军队，由李宗仁率领，目标是切断敌人南北向的生命线津浦铁路。另一路指向上海，上海位于一个三角地区的东端，其西南角是杭州，西北角是南京，大运河和太湖在西面形成了一条底线。到3月中旬，已经攻取杭州的部队在前沿指挥官白崇禧的率领下在离上海不远处进入阵地，同时何应钦的部队在太湖的两边向北进逼，以切断沪宁铁路，这是孙传芳的残余部队和毕庶澄将军的生力军的主要退路。驻上海的中国舰队的杨树庄海军司令，早已通过他在上海的主要代表钮永建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3月14日杨司令宣布他的舰队投向国民党部队；在此以前，他已派三艘船沿长江直抵九江，供蒋介石使用。3月份第三个星期的遭遇战以及在铁路线上的罢工和破坏，使张宗昌非把他的部队朝南京方向撤退不可，否则就面临被围的危险。 3月18日，国民党军队的一次进攻突破了松江的前线，北军撤入上海，但没有进入外国租界，租界由一支在各入境处布置路障的多国部队保护。毕庶澄就自己的投降进行谈判，把作战计划交给钮永建，①然后乘日本船逃到青岛再前往济南，他在济南被捕和处决。 3月21日星期一，当白崇禧的部队逼近城的南郊时，总工会开始了“第三次暴动”，到那个时候，工人纠察队约有3000人，由黄埔军校的学生训练，有的人有步枪和手枪等武器。几个游击小组也已渗入城中，恐吓小组——西方报道称：“黑衣枪手”——又在活动。暴动在中午开始，纠察队和枪手攻击街头的警察，攻占华界中的警察署，还抢夺武器。与此同时，数千名工人进行了一次总罢工（有的地方在必要时是强制进行的），虽然当时的气氛是庆祝和欢迎国民革命军。城内挂满了国民党的旗帜。经过一天的混乱以后，组织的地下力量，在群众支持下似乎已经解放了华界，虽然与国民党代理人共同制订计划的程度有多大还不清楚。约4000或5000名北军仍集结在通往南京的铁路的北站附近的闸北。根据当时的报道，发生多起抢劫、纵火和杀人事件，有的是北军干的，有的是已经夺得城市几个部分的非正规军干的。在这些非正规军中，有的可能既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可是，暴动看来是有的领导人作出的努力，即企图夺取对上海华界的控制，为他们已经组成的临时政府作准备。领导暴动的人中有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和汪寿华。 3月22日，白崇禧率士兵两万在城南部边缘的兵工厂设立他的大本营。他的部将、指挥强大的第1师的薛岳将军降伏了残留的北军，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随即被拘留在外国防线的后面。白将军宣布了他的维持秩序的权力，要求所有非正规军并入他的军队，或者缴出武器，并答应外国当局他不允许出现用武力接管外国租界的行动。他下令结束总罢工，他的命令在3月24日执行。在23日至26日期间，白崇禧的部队在对几个游击中心的一系列进攻中，围捕了20名自封的将军（其中有一名领导人）和许多“黑衣枪手”，大部分领导人据说被处决。几支武装良好的工人纠察队的大部队留在三个中心，纠察队把它的控制扩大到黄浦江对面的浦东。① 北军于3月23日撤离南京，晚上程潜将军指挥的国民党的右岸军随即进城。24日清晨，国民党士兵有组织地抢劫了英、美、日的领事馆，打伤了英国领事，在全城攻击和抢劫外国国民，杀死两名英国人、一名美国人、一名法国人、一名意大利神甫和一名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下午3时30分，两艘美国驱逐舰和一艘英国巡洋舰，向美孚煤油公司的住宅区周围发射了一阵组成屏障的炮弹，以掩护约50名外国人（大部分为美国人和英国人）逃离。根据中国人的单独的调查，向这个人口稀少地区的炮击杀死了4名、6名或15名中国平民和24名军人。②更早公布的中国和俄国的报告断言数千名中国人被杀。炮击很快抑制了对外国人的进一步进攻。下午进城的程将军恢复了他的部队的秩序；25日，所有希望离开的外国人都可以安然安排撤退，虽然外国财产又被掠夺和焚烧了几天。① 除了真正参加的穿国民党军服的士兵外，对南京事件直接负责的人似乎没有公正地确定下来。3月25日，程潜发表公开声明，断言南京的反动分子鼓动敌军和地方流氓抢劫外国人的财产和焚烧房屋，甚至还发生了伤人和杀人事件。同一天，第6军第17师师长杨杰告诉日本领事森冈正平，士兵受到了南京的党员的煽动。领事向其政府报告说，暴力行动是由第2、第6和第40三个军内的的政委和下级军官以及南京地方委员会的党员计划的。国民党军官在给武汉的报告中，继续把攻击归咎于北军和穿国民党军服的流氓，但是西方在华的外交官及其本国的外交部，很快就接受了日本领事的说法——的煽动。②这个解释后来也被国民党中的蒋介石集团所接受。 南京事件是北伐期间的一个独特事件：以前没有发生过这种造成死亡和大规模财产损失的对外国居民的广泛攻击。这次事件给上海的外国租界制造了危机气氛。在北京，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的公使们就报复问题在他们内部和与各自的政府进行了磋商。他们就报复的一系列要求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他们的政府不同意制裁，即使国民党尚未道歉和惩罚那些有罪的人。日本政府在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的影响下，试图抑制英国和其他列强，使之不采取过于好战的态度，同时希望说服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温和领导人去解决当前问题和最后稳定整个南方局势。总之，蒋介石被鼓励去反对他党内的激进分子。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通过蒋介石的亲密同事黄郛，把他的意见转达给蒋。英国政府对国民党人的政策强硬起来了。英国此时已经掌握了进行各种惩罚的力量，但美国政府不同意参加制裁。结果，经过持久的国际间的争论后，列强没有采取直接制裁的行动：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发展消除了这类想法。① 武汉政府在开始时对南京事件很不了解。外交部长陈友仁从英国驻汉口代表台克满那里了解到南京外国人社区所发生的一切详细情况，并得到美国和日本领事的证实。政治会议直到4月1日才充分了解南京事件的情况及外国首都反应的某些迹象，于是认真地考虑如何应付这个局面。英国和美国看来准备干涉，而日本的政策仍不明朗。鲍罗廷直率地指出——“如果帝国主义者真的帮助反革命，这能导致革命军的毁灭”。他的建议是人们很熟悉的：分裂英国和日本。通过平息日本人对革命的恐惧，通过担保在华的，特别是汉口的日本人能得到保护（根据陈友仁的说法，日本居民害怕他们的租界将被夺走），这是能够做到的。要每天对外国进行宣传，特别是对日本和英国的人民，让他们起来反对干涉，宣传内容是责备帝国主义应对南京事件负责，并辅之以道德的呼吁。同时，必须明确地向所有中国群众组织，“特别是向我们的武装起来的同志们”解释政治会议关于在华外国人应受到保护的政策。政治会议同意这个方案。① 事态的发展很快使政治会议向日本保证汉口日本租界安全的决定成为泡影。4月3日，在一名日本水兵和一名人力车夫之间的殴斗导致人力车夫被杀后，愤怒的群众杀了两个日本人（根据中国人记载，抓了10个日本人）。在这种一触即发的局势中，日本海军陆战队被派登陆，用机枪扫射，打死了9名中国人，打伤了8名。日本当局撤走了大部分日本妇女和儿童，关闭并派兵驻守日租界的边界，同时派来更多的舰只。为了与政策保持一致，武汉政府试图尽量缩小事件的严重性，同时使中国人的激情冷静下来。它下了禁止报复的严格命令。②它的命令是武汉领导集团为了控制迅速发展的革命事态而作出的许多努力之一。 控制上海的斗争 蒋介石在3月26日星期六下午来到上海，于是在争夺上海县城控制权的复杂斗争中，各派力量立刻开始组合，虽然这一斗争只是更大的争夺国民革命的权力的一个方面。员和国民党左派一边是拥有自己武装纠察队的总工会；几个学生、妇女、新闻工作者和街头商人的“群众组织”；以及当地的员。苏俄对这一边提供建议和一定数量的物质支援。另一边有上海及其周围几支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薛岳也许除外）；长期把上海当作自己据点并与中国的金融、商业和工业巨头有良好关系的国民党“老右派”，这些巨头有自己反对好斗的劳工运动的理由；最后是上海下层社会的帮派领袖，总工会在与他们争夺对上海工人的控制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外国行政当局和巡捕友好地倾向于这一边（维持法律、秩序和使特权继续下去的一边）；支持这些势力的是大部分外国领事；作他们后盾的是一支约有40艘军舰和16000名外国士兵的力量。看起来这是一场力量不平衡的争夺，但是它花了三个多星期才告结束。 左派试图发动上海的群众支持他们。星期日，总工会在闸北的湖州会馆设新办事处，汪寿华主持了一次集会，会上许多组织的代表通过了几项决议：要求归还租界；保证支持国民政府和上海平民的政府；强烈要求薛岳留在上海（谣传他的师即将调走）。在浦东，一批工人被指控为反革命，据报道已被总工会下令处死。下午，在靠近法租界的西门的一次大集会上，群众聆听了要求立刻占领租界否则就举行总罢工的措词激烈的演说。国民党部队阻止了随之进行的游行，以防拥入法租界。美国总领事报告说局势非常紧张，他怀疑蒋介石是否有控制这种局势的意志或力量。① 蒋将军试图缓和紧张局势，还可能想使他的对手平静下来。在同一天，即3月27日的晚上，他会见了几名美国记者，表示对他们国家的友好态度。他反对外国人准备保卫租界的行动，认为是“惊慌失措”的表现。他否认国民党内有任何分裂，并且承认党员是革命运动的参加者，而不管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他还把南京事件归咎于穿南方军军服的北方部队。在3月31日的另一次会见中，他抗议外国对南京的炮击，它已引起了强烈的排外情绪，并且呼吁不要把这个事件加以夸大。他要求上海的外国当局采取措施，以缓和中国民众和外国人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声称，他已经颁布了禁止暴民使用暴力或任何损害外国人生命财产的行动的指示。他要求外国当局结束戒严令，撤走他们的军队和军舰，由国民党军队来保护外国租界。总工会也已经在前一天发表了宣言，谴责国民党军队和劳动阶级已经分裂的谣言；它还宣布外国租界将被它指导的纠察队攻击的说法是不实之词。① 蒋介石受到几个方面的催促，它们要求镇压上海好战的劳工运动和约束员，但是准备工作要花时间。以虞洽卿、日本一家大航运公司的买办王一亭和伍朝枢为首的中国巨头，组成了一个商业联合会，在3月29日派代表去见蒋。他们强调立刻恢复城内和平和秩序的重要性，并提供财政支持。②总领事矢田在蒋来沪后不久几次会见蒋的结拜弟兄黄郛，敦促蒋将军镇压捣乱分子，以及收拾南京事件的残局。上海的主要的英国报纸《字林西报》的一篇社论评论说，如果蒋将军要“从赤色分子手中拯救他的同胞，他必须迅速而无情地行动”。③ 以吴稚晖为首的一个有威信的国民党老党员集团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清洗党内的员。这个集团是1926年1月在广州的“左派”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部分。3月28日12名正式委员中的5名非正式地开会，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从国民党驱逐员的决议。这一努力后来被称为“护党救国运动”。其他与会者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老前辈”蔡元培、孙逸仙和蒋介石的富裕庇护人张静江、辛亥革命的老战士和孙逸仙的财政负责人古应芬以及归国留法学生的领袖李石曾。4月2日，这个集团再次会见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陈果夫，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两名候补委员李宗仁将军和黄绍竑也在场。李、黄二人是广西集团的领袖，黄是应蒋之电召而来上海的。这次会见产生了一份列有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的197名员或可能是员的名单，并决定把名单送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把名单上的人置于监视之下。① 蒋介石与应邀来上海的国民革命军主要将领交换意见。他们包括：南京来的程潜、贺耀组和何应钦，江左军的李宗仁、广西的黄绍竑和广东的李济深，已在上海的白崇禧。其他的人是被赶出武汉的陈铭枢、安徽的柏文蔚和王普以及浙江的周凤歧。所有的人都是的。 汪精卫在巴黎“休假”后经莫斯科回国，于4月1日到达上海，受到盛大欢迎。很可能他是唯一有足够威信去弥合党内日益扩大的分歧的领袖。在以后的几天中，他与从武汉派来的宋子文，与监察委员会一派的吴稚晖、蔡元培和李石曾，与他的老同僚胡汉民，与他的对手蒋介石，以及与中国的总书记陈独秀进行了头绪纷乱的会谈。4月3日，蒋介石向国民革命军的全体指挥官发电，以奉承的字眼宣布汪精卫的归国，并声称一切军事、民政、财政和外交事务都集中由汪主席指导管理；蒋介石只是全面地指挥几个军，并将像所有其他的指挥官那样服从主席。这样，党内的权力将被真正地集中起来，以便完成国民革命和加速三民主义的实现。蒋介石在私下就驱逐鲍罗廷和清洗党内的员的必要性向汪精卫提出强烈要求。他警告汪精卫不要去武汉，他在那里必然成为的人质。其他的人请求汪参加清洗，但汪主张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决定这样重大的事，并强烈要求他的同志们不要擅自行动。① 汪精卫与陈独秀之间讨论的结果，是4月5日上午在上海报纸上发表的两人联合声明。声明首先强调革命阵营内部继续团结的必要性，认为不论有什么过错，从没有主张推翻友党，即国民党。甚至在将来，中国也不可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一切被压迫阶级用来对付反革命的民主专政。声明提倡两党党员之间的合作精神，并用领袖孙逸仙的联共政策提醒国民党员。它试图平息当时在上海流传的两种“谣言”——打算组织工人政府，侵入外国租界，搞乱北伐军和推翻国民党；国民党的领袖们计划驱逐，镇压工会及其纠察队。两党都没有这类意图。声明最后告诫所有同志要清除怀疑，制止谣言，为革命利益和两党利益互相尊重地善意地进行协商。② 同一天上午，汪精卫参加了一个情绪激昂的会议，与会者中有决心驱逐员的扩大的老党员集团和国民党的将领；然后他在傍晚偷偷地登上一艘轮船前往汉口。在致张人杰（张静江）和致蒋介石的信中，他说他正前往武汉安排准备于4月15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国民党内部的争端。①武汉中心通过中国报刊和大约是4月6日的程潜的私人报告，能相当充分地了解上海几次会谈的情况。程将军在上海与蒋介石商谈，又会见吴稚晖和李石曾后，已把他的军队留在南京，自己前往武汉。②武汉中心没有任何能约束蒋介石及其同谋者的有力措施，此外，武汉因自己的问题而分散了注意力。 革命者内部日趋激烈的暴力行为 在4月12日前的两个星期，激进行动和反激进行动在广为分散的许多城市中爆发了，这是革命阵营内部此时出现的激烈冲突的表现。这些行动不仅仅是权力斗争；在冲突背后的是一些有重大革命意义的问题。至少在现阶段，国民革命的目标是单纯地通过消灭军阀和清除帝国主义特权来重新统一中国呢，还是又是一场把贫困的群众从他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阶级革命？在农村，佃农被发动起来是为了夺取土地，还是满足于减租？在城市，无产者是否不但要强迫资本家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且要通过工会，对他们的企业进行某种控制？群众暴力行为，包括谋杀，是不是把下层阶级从封建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可行的办法？总之，随着国民革命的进行，社会革命应进行到什么程度？民族主义使革命阵营团结；社会革命使它分裂。 各界领袖对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的强烈信念，但是这些信念从激进到保守各不相同。为控制地方党部和政府机构以及竞相对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灌输的斗争，都产生于这些不同的信念。在革命者——所有自认为是革命的人——中间，存在对立的青年、劳工、农民、商人和店员的组织。有的受强烈的影响或被它所控制；而其他一些则是的。在劳工运动中，非工会组织者与决心把工会运动当作独占领域而加以控制的活动家之间的对立，在六年前就已开始。 城市中爆发的冲突有一种固定的模式。激进分子通过宣传和街头宣讲，通过动员群众参加爱国集会和游行（行动时分发传单和呼口号，其中有的谴责一些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试图赢得支持。典型地受员控制的总工会的武装工人——所谓“纠察队”——保护激进分子的机构，强迫举行罢工。反激进的行动也遵循一个指向主要目标的模式：例如，广为分散的地方都用“拥护蒋总司令”、“驱逐鲍罗廷”这些同样的口号。随着冲突在有的地方激化，军事指挥官会下令逮捕嫌疑分子和封闭他们控制的组织。有几次，忠于蒋的黄埔军校的学生也卷了进去。在部队的援助下，一个对立的劳工组织会进攻总工会的地方办事处，并解除它的纠察队的武装。4月12日对上海纠察队的毁灭性打击不是一次突然袭击。 在浙江的省城杭州，在2月18日夺取它以后，冲突的一方是左派的国民党党部、工会和学生会，另一方是的工会联合会、黄埔同学会和东路军的后卫部队。省国民党党部中一名很有影响的员宣中华，试图逮捕工会联合会领导人和解散联合会，但是公安局局长和后卫部队的指挥官反对。3月30日，在联合会的游行的职员和工人与总工会的武装纠察队之间一次血腥冲突以后，后卫部队指挥官禁止总工会在次日举行集会和游行，违者将以武装镇压。当学生和工人在纠察队率领下以各种方式游行时，士兵向游行者开枪，包围了左派的国民党党部并纵火焚烧，还解除了纠察队的武装。暴乱者砸了总工会总部。① 同一天，即3月31日，远在西面的四川省重庆出现了砸毁总工会和其他左派组织以及处决许多嫌疑分子之事。重庆的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冲突可以追溯到1925年。主要右派领导人之一为石青阳，他是老资格党员和1925年后期的西山会议的成员。在1926年的大部分时期，那里有两个省党部、两个总工会和其他的对立组织。左派领导人中的两名员是老革命吴玉章和后来闻名于世的刘伯承。1926年11月，控制重庆的四川将领刘湘突然倒向左派，下令驱散右翼组织。②这事发生在北伐第一阶段的高涨期，当时国民党左派似乎呈上升趋势。可能在1927年初期，蒋介石和南昌政治会议命令的向傅义和吕超回到四川，去敦促刘湘和重庆警备司令王陵基采取反对员的行动。2月，吕超带领一支黄埔军校学生的分队到刘湘军队中工作。其他的集团也正在组织之中，而且大部分军事指挥官显然表现出敌视激进分子的情绪。为了加强自己一方的力量，国民党左派计划在3月31日举行一次大集会，表面上是为了一星期前炮击南京的事件而反对英美帝国主义，但也是为了激起反对蒋介石的情绪。警备司令王陵基得到刘湘将军同意后，派士兵包围集会地点，逮捕了嫌疑分子；他还派部队搜查吴玉章办过的两所学校，封了省、县和大城市的国民党党部，省农会办事处，总工会和《四川日报》，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它们都被员所控制。①当工人纠察队抵抗部队的逮捕时，出现了大量流血事件。6名重要的地方员被殴打致死，根据另一名员给武汉中心的报告，有400多人被杀，纠察队全部被击溃。从此以后清洗遍及四川全省。② 4月2日在南昌，轮到左派去推翻他们的对手了。江西是国民党两派竞争的一个场所。在江西省被北伐军占领后，许多员在那里活动，虽然在蒋介石把他的指挥部设在南昌时，他们的影响受到了抑制。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和政府委员会主要由“纯粹的”国民党员组成。有威信的老革命李烈钧担任省长，但是南昌国民党党部被左派所控制。当蒋介石在1927年3月离开南昌时，他下令解散该城党部；但是随着他的离去，武汉中心加强了它在江西的影响。3月26日，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一个8人委员会去改组省执行委员会和省政府；8人中6人是双重党员。3月3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第3军军长朱培德为省长，以争取他的支持。为了执行武汉的决定，左派动员他们在学生和劳工中的支持者，在4月2日策划了一场暴动的政变。这一次，南昌警备司令、朱培德的部下王俊显然予以配合，或者保持中立。后来成为著名的将军、当时指挥军官教导团和主持南昌军校的朱德支持这场政变。在省政府任职的一批国民党员被捕，约20人被杀。李烈钧离去，朱培德担任了他渴望的省长并恢复了秩序。在收到蒋介石一封严厉的电报后，他保护了被捕的国民党官员，虽然有几人被人民法庭审判并判以死刑。① 在福州，力量的对比似乎比较平均，事态的发展呈现略为不同的形式。国民党内两名员马式材和李培桐控制了省党部，并派助手们在各县组织分党部和建立一所政治训练学校，其中的一批教员是员，通过党部，他们成立了通常的青年、妇女、农民和工人的组织。在另一方，“纯粹的”国民党活动家成立了青年、妇女和工人的组织，甚至成立的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此外，当时仍在福州的何应钦不准控制的工会组织纠察队，也不准成立农民卫队。在3月份，双方试图在示威行动中集结它们的力量，并出现了双方之间的街头冲突，但冲突被警备司令压了下去。3月19日，黄埔同学会福州分会成立，从而加强了一方的力量。4月4日，保守力量在一次“拥蒋护党”的集会上集结，保守分子通过了支持总司令为革命军领袖、驱逐鲍罗廷以及处分徐谦、邓演达和谭平山的决议。作出这类决议的指示只可能来自上海。集会还决定惩罚那些“破坏党的工作”的地方党员和左派分子，包括马式材和李培桐。美国驻福州的领事报告说，“实际上等于产党的政变，包括完全改变省的行政……据说是直接奉蒋介石之命进行的”。4月7日，一个更保守的党的领导集团正式成立了新的省党部。同一天，马式材和其他几个人逃离福州，但是失败一方的约10个人“或早或晚地陷入罗网而被处死”。① 4月6日，外交使团准许京师警察厅对苏联使馆的某些建筑物进行一次突然搜查。颁发搜查证的理由，是怀疑中国党员正在利用中东铁路和远东银行的办事处策划在北京搞一次暴动。在搜查中，警察逮捕了22名俄国人和36名躲藏的国民党党员，其中包括中国缔造者和主要理论家之一李大钊。国民党市党部执行委员会的9名委员中的6名被抓。警察发现了中国以及国民党的文件，以及党旗、印章和一定数量的武器和弹药。此外，当警察看到苏联武官处的俄国人正在烧他们的文件时，就扑灭了火，搬走了七卡车文件。②搜查的直接后果是破坏了国民党和在北方的行动，还可能破坏了俄事顾问与北京武官处的联系。次日，天津法租界当局搜查了租界内的俄国机构；在上海，工部局命巡捕包围苏联领事馆，禁止人们接近。这样，西方列强确实削弱了苏联对革命者的援助。经过北京中国法庭的审判，李大钊及其他19名在搜查中被捕的中国人在4月25日被处死。其他10人被判以徒刑。在被处死的人中，有几名是被北京组织怀疑的国民党党员。 在上海，许多行动预示着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与武汉中心和中国的最后决裂。据报道，蒋介石的两名心腹杨虎和陈群，是他与长江下游最有实力的底层帮会青帮的领袖之一杜月笙联系的中间人，他们劝说杜月笙领导一次行动。杜月笙成立“共进会”来进行这次行动。到4月3日，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已经得知青帮的领袖们已为青帮招募了几百名武装亡命徒，他们被安置在法租界；顺便说一句，蒋介石已经付给这些头目60万中国元。到4月7日，公共租界的巡捕得知，这些亡命徒的目的是攻打总工会的总部。①杜月笙与上海总工会的领导人汪寿华相识。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争夺对上海工人的某些部门的控制的对手。 在4月份的头三天，第1军第2师师长刘峙将军奉蒋介石和白崇禧之命派兵攻打包括一支纠察队分队的武装游击队，杀死了几十人，逮捕的其他的人被押到龙华受审。他的副官在4月4日告诉《字林西报》记者，“将近一个师”的非正规部队已被解除武装，但由于总工会的工人纠察队未干预军务，“队员没有被解除武装”。但是，如果纠察队有任何破坏安定的行动，“他们也将被镇压和解除武装”。4月5日，蒋介石颁布戒严令，并下令解除一切未正式加入国民党军队而携带武器的人的武装。次日，白崇禧封闭了武汉中央命令设立的中央政治部的办事处，并命令检查汉口发来的电报和信件。8日他对设在毗邻法租界的旧城南市的总工会总部进行搜查。19名嫌疑分子被捕。②同时，蒋将军把第1和第2师调往南京，①他在那里还有事要做。 蒋介石前往南京的目的是要控制与其盟友打算设立政府的所在地。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保卫该城免受北军的进攻和消灭内部的颠覆分子。蒋介石命令第2和第6两个军渡江去迎战敌人，并派第1军的两个师来加强城防。两个师的大部分军官是原来黄埔的教官和毕业生，他能够指望他们服从他的命令。② 在南京城内，一场复杂的斗争正在进行。第2军和第6军的两个政治部分别由双重党员李富春和林祖涵领导，李是留法的年轻归国留学生，属于激进派，林是辛亥革命老战士，又是重要的国民党领导人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在3月24日夺取南京后，在两个政治部的领导下开始了成立总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惯常活动。在第6军夺取南京时，林祖涵没有在这个军，而是在3月底来到军内逗留了几天，为武汉一方争取支持。4月1日，江苏省党部从上海搬到南京，它是一个左派集团，其中据说是员的张曙时和侯绍裘是引人注目的人。张曾经代表江苏省省党部出席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于4月3日从汉口沿长江而下到南京，他后来给武汉中心的报告虽然有偏见，却是关于南京正在发展的冲突的第一手材料。他已知道两名“反革命流氓”已经组织了一个对立的市党部，但是第6军的政治部关闭了这个机构，逮捕了它的几个党徒。他还知道一个不祥的消息：“安徽省党部的破坏分子，即流氓杨虎”将负责南京特区，而另一个“反革命流氓”进行破坏工作。这些人组织一个“主要雇用流氓”的劳工协会。政治部不能关闭它，因为它得到公安局首脑的保护。左派计划搞一次集会，试图通过群众行动关闭劳工协会，但是公安局禁止这次集会，违者将以武力镇压。省党部于是决定举行庆祝军民联合的集会，第二天再举行庆祝汪精卫归国的大会。第一个大会令人失望，因为第2和第6两个军已经渡过长江，只有第6军的政治部和少数武装同志出席。第1军无人参加。①这是军事力量发生变化的信号。与此同时，汉口的鲍罗廷在听了程潜和李富春关于蒋介石计划的报告后，在4月7日召开紧急政治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应搬到南京。②但为时已晚。 蒋介石和何应钦在4月9日午到达南京，留下白崇禧和周凤岐把守上海。南京实施了严格的戒严令。那些曾经计划举行欢迎汪精卫的盛大集会的人，感到应该加一些欢迎蒋介石的标语和旗帜！但是集会显然永远不会举行。一批武装流氓——雇用费每天四元——攻打和砸毁了国民党的省、市党部，捆绑了它们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省农民部和商人部的负责人、宣传部和妇女部的干事、书记处的职员，把他们交给公安机构。有几人据说是员。张曙时在搜查时躲了起来，但后来被捕，关了一夜。他就是这样得知蒋总司令是这些行动的幕后人物。为了反击这些进攻，左派派工人到总司令的司令部向他请愿，要求保护国民党的省、市党部和总工会，但没有奏效。第二天，左派成功地举行了一次大会，会后“群众”又去见总司令请求保护。这一次他们与军警发生了冲突，许多人受伤。4月10日和11日是恐怖的两天：武装流氓攻打总工会，宪兵搜查张曙时的同志居住的旅馆和其他地方，抓走了一批人。侯绍裘与另外一些人被杀。张曙时乘小船穿过水闸逃走，最后前往汉口。①南京对武汉的支持者来说再也不是安全之地了。 厦门和宁波在9日和10日发生的类似冲突，以保守一方取得胜利而告终。在广州，美国领事在4月9日报告说，局势正变得非常紧张，可以预料，温和分子和员之间的冲突会在任何时候发生。中国报纸发表了李济深的来电，电报声称，由于汉口的行政当局被员所控制，它的命令就不必服从。②这不过是即将在4月15日开始的可怕的清洗的一个暗示。 尽管有这些行动和不祥之兆，上海的领导集团几乎没有办法来阻止一次打击。由于没有掌握4月份头两个星期的党内文件，所以我们难以了解中央委员会和总工会的一些领导人所作的准备。陈独秀后来透露，共产国际曾指示把所有工人的武器藏好或埋起来，以避免与蒋介石发生军事冲突。按照a.曼达利安的说法，电报于3月31日发出。隐藏武器的命令显然没有执行。③相反，领导集团试图对工会和纠察队实施严格的纪律，争取公众的支持，和万一敌人试图解除工人武装时准备进行一次总罢工。在一次于河上一艘因罢工而停驶的船上开的秘密会议以后，上海总工会在4月4日举行了一次由总工会大胆敢干的领导人汪寿华主持的较为公开的集会，会上决定——也就是宣布——纠察队员在使用火药武器时必须明确地服从总工会的规定，工人如果没有工会的命令不得宣布罢工。公众应当被告知保持武装纠察队的必要性。第二天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联合声明，旨在缓和紧张的气氛和取得公众的支持。但是总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决定，如果任何人试图解除工人武装，就下令举行一次总罢工。在闸北，工人纠察队进行武装游行，以显示力量：7日，工会代表的一次集会决定，如果任何人危害纠察队，或者对它采取武力行动，全上海的工人必须奋起支持纠察队，用群众的力量来制止这种行动。同一天在一次左派集会上通过的决议，表明了激进分子所关心的问题：环龙路的国民党右翼集团应当被镇压，其成员应当予以逮捕和惩罚；上海的国民党应受汉口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节制和指导；刘峙应被撤职和受到惩罚；应力促薛岳将军留在上海控制军事；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应被镇压，所有工人应该武装起来。① 清洗的扩大 白崇禧、杨虎、杜月笙和他们的同伙，周密地制订了解除强大的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的计划。杜月笙征募的暴徒配备了手枪，组成有特定攻击目标的分队，穿着有“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装，几百名白崇禧部队的士兵也这样伪装。4月11日晚，汪寿华应邀至杜月笙公馆赴宴。当他正要离开时，他被劫持而遭杀害，尸体被弃于龙华。周凤岐的部队在晚上已进驻靠近工人纠察队集结地和总工会总部的阵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事先已接到通知。两租界当局午夜后被告知迫在眉睫的攻击，命令关闭租界周围的路障，以阻止有人逃入外国庇护地。可是正好在4月12日黎明前，杜月笙的“工人”却获准从法租界向外移动，白崇禧伪装的部队获准通过公共租界。① 在凌晨4时和5时之间，总数约1000人的几支进攻特遣队，向毗邻公共租界的闸北、紧挨法租界的老南市、黄浦江对岸的浦东以及黄浦江在那里流入长江的吴淞等纠察队集结地开火。有几个地方，防守者英勇抵抗，但有的地方，他们中计投降。在某些地方，周凤岐第26军穿制服的士兵参加进攻，在另一些地方，他们假装在冲突的劳工组织之间恢复秩序。根据早期的报告，约25至30名抵抗者在战斗中死亡。被捕的左派一方的领导人被解往白崇禧的司令部，根据一份新的报告，145人在那里被处死。周恩来和纠察队的一个领导人顾顺章，也与其他人一起被捕，不过两人都逃脱了。周凤岐将军缴获了大量工人的武器，约3000支步枪、两挺机枪、600支手枪、大量弹药以及许多斧子和长矛。在解除了纠察队的武装后，部队和流氓工人封闭了各种各样的左派组织的办事处。① 战败者试图集结他们的支持者。总工会领导号召举行一次总罢工；尽管白崇禧下令禁止，仍有10万多工人（许多人在纠察队的恫吓下）在第二天不去工作。但是罢工不能持久。13日在闸北集合后，示威者游行到周凤岐的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者和归还工人的武器，在游行的人中既有武装人员，又有妇女和儿童。当司令部的卫队向游行队伍开枪时，几十名无辜者被杀。在大约90名被捕者中，40多名为原来的鲁军，他们被雇佣而成为纠察队员。那天傍晚，新组成的工会统一委员会接管了总工会；它将是蒋介石把劳工运动纳入保守分子控制下的一个工具。4月12至14日的可怕的镇压，粉碎了左派指导的上海群众运动。数百人被杀，数千人胆战心惊地出逃。总工会领导别无选择，只能在4月15日取消罢工，并给武汉政府送了一份猛烈谴责蒋介石和请求援助的报告。② 革命摇篮广州也经历了一次对领导的组织的同样残酷的镇压，许多知名激进分子被杀。已被武汉中央“罢官”的李济深开完上海的保守会议后，得意洋洋地于4月14日回到广州，当夜他召开秘密紧急会议。会议参加者成立了以李将军为首的特别委员会，以计划和执行“清党”行动。广州警备司令钱大钧宣布戒严令在4月15日开始，广州公安局局长也颁发了类似的公告，说他已接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命令，命他立刻逮捕广州所有共党分子，解除工会纠察队的武装。在4月15日黎明前几小时，清洗开始。 几个营的士兵和2000名武装警察包围了香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和几十个激进工会的总部，解除了卫队的武装，逮捕了领导人。在通往汉口的铁路终点站黄沙车站，铁路工人工会与其老对手保守的机器工人工会之间展开了一场对阵战。在士兵的支持下，机器工人占了上风。中山大学、两所受激进思想影响较为厉害的中学和两家国民党报社，也遭到搜查，报社其后被改组而受保守派领导。4月16日，街上出现了支持蒋介石和支持把政府迁往南京（此事即将实行）的标语。由于影响被认为在黄埔军校学生中很强烈，他们都被解除了武装，但是大部分学生支持总司令。4月18日，约200名被怀疑是员的学生被捕，其他的学生逃走。少数几个工会能够发动一次从4月23日持续到25日的抗议性罢工，但结果约有20多或30多名工人领袖被捕。在散布宣传时被捕的7个人被处决，其中有两名女学生。43个工会被迫改组。突击搜查继续到4月27日。到那时，约2000名被怀疑为员的人已经被捕。在几十名被处死的人中，有刘尔崧、李森（李启汉）和萧楚女，他们都是已经加入的左派斗士。① 李济深和特别委员会还改组了省政府。孙逸仙的老同事和保守的国民党员古应芬成为广州的主要文官，而李将军实际上依然是军事长官。新政府向武汉中央宣布独立，这样对武汉的领导集团来说有两个严重的后果。有800万银元储备的广州中央银行不再支持武汉，这就削弱了武汉已经不可靠的通货。此外，追随武汉的三个省往南通海的路线被切断；它们只能通过长江在东面不牢靠地与海相通。 广西省的几个城市（根据上海会议的参加者之一黄绍竑的命令）以及汕头、厦门和宁波等口岸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的镇压。杨虎监督宁波的改组工作。广东、浙江和江苏省几个小城市的国民党党部和工会的左派领导人也遭到清洗。南方和东部几个沿海省份的这些行动并没有使1920年以来迅速发展的劳工运动结束，但是的影响急剧地减弱了。党员们或是转入地下，或是逃到武汉庇护地——而事实证明，那里不过是一个临时的庇护地。 武汉的一些激进的劳工领导人，可能对上海杀害他们的同志怀有报复情绪，而于4月14日处死了8名反对控制湖北工会的老资格工会组织者。他们被邓演达的政治部逮捕，并被谴责为“工贼”。4月10日，武汉的劳工领导人举行湖北总工会代表会议，会上决定把这8人交给“群众”处决。几天以后，郭聘伯、卢士英、袁子英和另外5人经法庭宣判，被行刑队在汉口街上枪决。①在激进主义的中心长沙，据报道估计有30至40名与外国工商业有联系的中国人已被处死。②其中有著名的学者和保守分子叶德辉。 建立南京政府 在上海的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在南京成立一个对立的中央机关和独立的国民党政府，从而扩大了他们与武汉的裂缝。他们在南京集合，表面上等待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以便举行一次应由汪精卫安排的全体会议。当汪精卫等人没有到来时，9名自封的中央政治会议的成员增选了另外9人；这个集团在4月17日决定第二天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人中，只有5人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而该委员会有委员36人，候补委员24人。8人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而该委员会有委员12人，候补委员8人。余下的5人是将军。③如果以在武汉活动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人数来衡量，武汉集团更有合法性，可是南京集团有几名很有声望的人，著名的有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和邓泽如。在此时由胡汉民主持的政府的正式成立仪式以后，它发表了一个语气既是革命的又是的宣言，因为现在重要的是使已在进行的“清党运动”合法化。在政治会议讨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的把党员清除出国民党的4月2日决议以后，新政府向总司令和其他军官及官员发出了一道相应命令，指名道姓地说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和林祖涵特别坏，又向各地领导人发出警告，并附了一份准备逮捕的197人的名单。就我们所知，名单中的人并不全是员；可能中央监察委员在拟定这份名单时主要是出于怀疑。①以后几个星期主要用于成立中央和各地清党委员会，以监督上海-南京集团影响所及之处的国民党的清洗。政府本身并没什么基础，它的地点也很不安全。 4月17日，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把蒋介石开除出党，并撤消其一切职务。武汉国民党政府发出一道详列他12大罪状的命令，中国在4月20日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声明说明了新的反动浪潮的阶级基础，声称无产者现在不必再受不与封建-资产阶级分子直接斗争的限制。②这类口头攻击几乎不能触动实际的权力结构。 ① 最初的成员有宋庆龄（孙逸仙夫人）、徐谦、邓演达、吴玉章、王法勤、唐生智、詹大悲、董用威（董必武）、于树德、蒋作宾、孙科、陈友仁和宋子文。除唐生智和蒋作宾外，他们是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唐生智是这个地区一支力量最强的部队的指挥官，是新起来的蒋介石的竞争者；蒋作宾是革命活动中一个重要的湖北领导人，孙逸仙的长期同事。吴玉章、董必武和于树德又是的领导成员。名单来自蒋永敬的《鲍罗廷》第33页，根据联席会议的记录。 ① 《北伐战史》，2，第606—614页，它列出了将参战的所有的军和几个师。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3—43页；《从容共到清党》，第530—541页；张国焘：《中国的崛起》，第556—562、567—568页。（以上的作者都讨论了不和，并认为鲍罗廷是煽动者。）关于鲍罗廷侮辱性的讲话，又见《上海来信》，载利昂·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问题》，第407页。蒋介石对这次对抗的记载在戴遂良的《现代中国》（7，第140—142页）中有法文译文。关于扩大中的裂缝，又见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381—388页；关于苏俄观点的记载，见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第205—210页。 ①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7号，第427—430页；关于的攻势，见第388—393页。关于蒋介石的讲话，见《革命文献》，16，第2782—2789页，摘录载《北华捷报》，3月12日，第402页，和3月19日，第439页。蒋永敬的《鲍罗廷》（第42页）提供了陈公博的电报报告和南昌的反应。《从容共到清党》第540页提到了致鲍罗廷的电报，但没有有根据的材料来源。日期为1927年3月17日的“上海来信”声称，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访问了蒋介石，然后要求召回鲍罗廷，因为“否则蒋介石将不作出任何重大让步”。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问题》，第406页。 ②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28页。 ① 《选集》（英文版）1，第21—59页（有几处有“更正”），部分英译文载布兰特、许华茨和费正清：《文献史》，第80—89页；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政治思想》，修订本，第250—259页。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310—311页有关于这篇报告的不同版本的书目注释。所有传记的作者都对报告作了评论。 ② 根据英文回译——译者。 ①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8号，第431—434页。 ①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35—436页，反蒋联盟的讨论，见第393—396页。切列帕诺夫的《手记》（第299—300页）引了布廖赫尔1927的1月份的意见，说第2、4、6、8四个军将支持左派和员反对右派的一次阴谋，但是第3和第7两个军将成为严重的障碍。 ②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541—542页；蒋永敬：《鲍罗廷》，第43—44页；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531页。李云汉、蒋永敬二位教授以国民党档案馆的材料为依据，把陈铭枢的被迫离去归咎于唐生智、邓演达和鲍罗廷。 ③ 切列帕诺夫：《手记》，第300页；关于制订计划的情况，见第225页。r.a.米罗维茨卡娅：《第一个十年》，载《苏联有关中国的列宁主义政策》。莫斯科，《科学》，1968年，第20—67页，第44页有《关于消灭长江下游地区的敌人的备忘录》的引文，备忘录的日期为1927年1月6日，现存档于苏联国防部。马克·卡萨宁：《20年代的中国》，希尔达·卡萨宁娜从俄文译成英文，第194至201页提供了他在南昌布廖赫尔参谋部工作的生动的报道。 ① 毛思诚：《国民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2月7日条。 ② 中央委员会致北方地区委员会的信（1927年2月13日），载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第119—120页；《一个警告》，以中国和一些控制的组织的名义签发，广州，2月27日，载罗伯特·c.诺思和赛尼亚·j.尤廷：《罗易之使华：1927年的国共分裂》，第150—155页。陈独秀之文，载《向导周报》，190、191期（3月6日和12日）第2045—2046、2056—2057页。 ① 在一次对访问南昌的一个日本人的采访（发表于2月9日的《时事报》）中，作者报道蒋介石曾说，他没有打算用武力取得上海租界的想法，如果任何国家出于同情心而要帮助国民党人，“我们不会拒绝这种援助，相反，我们将与那个国家握手……我们乐意与日本握手”。约翰·蒂利爵士于东京致奥斯汀·张伯伦快信，1927年2月14日，存英国外交部405/252，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的通讯》，第13313号（1927年1—3月），附件172号。蒋派戴季陶作为一名使者去日本。在2月27日东京的一次记者采访中，戴解释说，他的使命是取得日本对国民党的立场和未来政策的正确理解，同时他阐述了他的信念，即外国租界将通过和平方式收回。《北华捷报》，3月5日，第352页。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及黄郛遗孀的自传，黄郛是另一个重要的中间人，见沈亦云：《亦云回忆》，第247—290页。 ② 关于两起谈判的许多假设性的证据，见韦慕庭和夏连荫编：《文献集》，第389—391页。又见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10、119—121页。 ① 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第290页脚注，它引了一个后期的材料，大意是虞洽卿答应由浙江的金融集团给蒋介石一笔6000万的贷款。哈罗德·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修订本，第114页，书中叙述了黄“代表上海的银行界和商界”访问蒋介石之事。张嘉璈在存档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份未发表的自传中，报道了蒋介石争取中国银行支持他的战役的种种努力。1962年在与作者一次会晤中，索克思详细叙述了他的作用，文字现存于哥伦比亚特藏图书馆。 ② 乔丹：《北伐》，第102—105页；《北伐战史》，2，第619—629页；《北伐简史》，第104—108页。切列帕诺夫：《手记》，第227—236页。切列帕诺夫是何应钦的顾问。 ③ 孙传芳为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译者。 ④ 张宗昌为直鲁联军总司令——译者。 ① 有许多关于这次短暂的暴动的史料。主要的有：赵世炎（“施英”）：《上海总罢工史》，载《向导周报》，第189期，1927年2月28日，附文件，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50—472页；《三次上海暴动》，载《中国问题》，2，第10—11页。《上海来信》，第409—412页；《北华捷报》，1927年2月26日，第317—321页；关于2月份上海市警察局报告，见3月19日，第472页；《中华年鉴，1928年》，第820—823页，转载了《军事部门会议记录》，这是一份文件，在4月6日对北京苏联使馆的搜查中获得。美国国务院893.00/8822，1927年4月9日上海高思快信，《1927年2月上海劳工、学生和鼓动者的运动》，共34页，包括许多详细的事实。次要的记载有：《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37—640页；王健民：《中国史稿》，1，第276—279页；乔丹：《北伐》，第209—211页（都抱有敌意的偏见）。哈罗德·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32—136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54—355页（这两部著作都抱有同情的态度）。 ② 这里论述的证据来自《北华捷报》，3月19日，第472页，市政新闻：2月份警察局报告；《军事部门会议记录》，第823页，周同志（可能是周恩来）的报告，日期为3月10日以前，报告声称“红色恐怖已成功地在上海实行。10名以上的罢工破坏者、挑唆者、工厂中反对工人的人已被杀。这个运动对上述的人有清醒的作用……”（数字可能包括2月24日以后的几起处决。）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545页。李云汉根据国民党档案馆的文献，对全会作了详细的叙述，有的文献发表在《革命文献》，16，第2689—2695页。又见蒋永敬：《鲍罗廷》，第46—51页；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397—400页，主要根据发表于1927年3月8—18日国民党官方喉舌《民国日报》的决议的译文，载美国国务院893.00/8910，美国驻汉口总领事赫德1927年4月6日的快信。 ①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547页。 ② 同上书，第548页；蒋永敬：《鲍罗廷》，第50页。 ③ 《从容共到清党》，第565—568、594—598、660—662页：张国焘：《中国共的崛起》，第578页；刘立凯、王真：《1919至1927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55页。切斯诺的《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52页）概括地叙述了这些行动。英国的劳工领袖和1927年来华国际工人代表团成员汤姆·曼于3月19日途经赣州，他在那里得知处决陈赞贤的详细情况。当他在3月25日抵达南昌时，“革命者处于上升之势，但是其他的力量已经取得统治地位”。汤姆·曼：《我在中国之所见》。 ① 陈训正：《浙江和上海的夺取》，载《革命文献》，14，第2231—2309页，第2288页有毕倒戈的情况。 ① 关于当时几份夺取上海的报道，有：《国闻周报》，1927年3月27日。一篇赵世炎（化名“施英”）的文章和几份总工会的宣言，载《向导周报》，第193期，1927年4月6日，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73—490页。《北华捷报》，3月26日，第481—488、515页；4月2日，第16页。美国国务院893.00/8406、8410、8414、8415、8421、8422，上海总领事高思来电，3月19—24日，有几份载《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89—91页；和893.000/8906，高思的1927年4月21日的长篇快信：《上海领事馆区的政治形势》，报道了3月21日至4月20日的情况。《上海形势报告》，英国副领事包克本所写，日期为4月15日，载英国外交部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04，1927年4月—6月，第156号，附件2。次要的报道同关于“第二次暴动”的脚注。 ② 《北华捷报》，1927年4月26日，第108页，登载一名中国人的“孜孜不倦的调查”，他报道4名中国人被杀；《革命文献》，14，第2381—2382页，提到国民党第4师张辉瓒将军4月5日的电传报告，他报告有5或6个人被杀；右岸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领导李世璋4月5日的电传报告，谈到有1名军官、23名士兵和15名平民被杀。 ① 外国目击者的报道，载《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146—163页；英国外交部，中国第4号（1927年），《关于1927年3月24、25日南京事件的文件》，卷36，第2953号；《中华年鉴，1928年》，第723—736页《南京暴行》；艾丽斯·蒂斯代尔·霍巴特：《南京城内》，第117—124页。其他报道载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年》，第290—317页。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26—133页。 ② 《革命文献》，14，第2379页有程潜的发表于《东方杂志》（24.7〔4月10日〕第128—129页）的报告；第2378—2383页有其他的报告；入江昭的《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28—129页有森冈的报告。入江认为，杨杰的声明可能是捏造的。美国领事戴伟士认为张辉瓒指挥的第4师（第2军）士兵应对攻击负责。《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158页。 ① 入江昭的《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30—133页）详细叙述了币原的政策及他给其在华官员的指示，根据日本外务省文件。威尔逊的《英国和国民党》（第575—591页）根据英国外交部和内阁的文件，描述了英国的反应。美国的政策在以下的书籍中有报道：《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164—236页；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第296—317页。 ① 根据政治会议1927年4月1日的会议记录，存国民党档案馆。蒋永敬：《鲍罗廷》，第124—126页，全文引了鲍罗廷向政治会议提的建议。武汉对南京事件的反应在威尔逊的《英国和国民党》（第562—575页）中有详细的分析。 ② h.欧文·查普曼：《1926—1927年的中国的革命》，第72页。查普曼是当时在汉口的澳大利亚传教士医生。蒋永敬：《鲍罗廷》，第138—139页。美国国务院893.00/8555、/8608、/8609，罗赫德电报，汉口，4月3、4和6日，以及8952号快信，1927年4月14日；《北华捷报》，4月9日，第53、55页；4月16日，第112页，根据一封汉口来信。 ① 《北华捷报》，4月2日，第6、16、19、37和3页；美国国务院893.00/8506，电报，高思，上海，3月27日下午6时。 ① 《北华捷报》，4月2日，第2、9和18页。 ② 《北华捷报》，4月2日，第7、20页；《密勒氏评论周报》，4月9日。资助蒋的确切金额不详，但西方的报道提出的数字是300万、700万和1500万，根据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51—152页和第350页注27的材料。4月8日，总领事高思得知当地的银行家已给蒋提供了300万元，但坚持除非从国民党中清除员，否则他们就不再给他支持。美国国务院893.00b/276。 ③ 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30—131页及脚注。《北华捷报》，4月2日，第13页，社论的日期是3月28日。 ① 《革命文献》，17，第3086—3093页（名单在第3091—3092页）；《从容共到清党》，第611—614页；蒋永敬：《鲍罗廷》，第158—160页。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615—617页。蒋介石的电报载《革命文献》，16，第2797—2798页；《北华捷报》，4月9日，第52页，有摘要。 ② 《革命文献》，16，第2798—2800页；郭华伦：《史论》，1，第424—426页有英译文；摘录载《北华捷报》，4月9日，第74页。根据汪精卫后来的记载，陈独秀写了一个声明，反驳吴、蔡和李向汪精卫提出的对的指责。见《汪精卫先生最近演说集》第126页，1927年11月5日的演说。陈独秀本人后来称它是一个“可耻的”声明，谴责它对当时共产国际的政策所持的立场。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译文载《中国历史研究》，3.3（1970年春），第231页。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617—619页，附与会者的名单。新添的人包括李济深将军、白崇禧将军；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柏文蔚、宋子文和甘乃光。甘是常委，被认为是左派。汪的回忆见他的11月5日的演说，上引著作第123—125页。吴稚晖对汪的立场写了一篇很尖锐的批评文章：《书汪精卫先生铣电后》，载《稚晖文存》，第1集，第1—14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623页，引了武汉政治会议4月7日一次紧急会议的记录。程潜5月5日的书面报告，谈了他在上海的几次会谈及一次他拒绝参加的军事会议的情况。会议参加者是的。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第1—5/804号。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645—660页。李云汉报道了宣中华和另一名有影响的党员安体诚在5月初期被杀的情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69—670页。根据这份史料，浙江政治会议召集总工会和军队代表拟订了一个解决办法，即容许总工会继续存在，但把纠察队限制在总工会总部。后来，根据再登记的手续，联合会和总工会都被解散。《北华捷报》，4月9日，第67页，报道日期为4月5日。 ② 《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566—569页。 ①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66页。 ② 同上书，第666—668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49页）估计有70多人被杀，100多人受伤。《北华捷报》，4月9日，登载了一篇路透社4月1日发自北京的关于这场冲突的简短快讯（据推测取材于重庆英国领事馆）。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594—598页）和蒋永宁的《鲍罗廷》（第128页）提到了被处死者姓名。高荫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52页）提到20多人被总工会所杀，约800人被捕。作为省教育委员而被捕的程天放先生1962年在台北与作者的一次会见中，描述了他的惨痛经验。他写的《中苏关系史》（第138—139页）提供了简短的报道。写朱德传记的美国作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描述了朱在南昌的工作，但省略了4月2日的事件。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一生和时代》。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650—655页，根据包括马式材的一份报告在内的档案材料。没有谈李培桐的遭遇。美国国务院893.00/8615，电报，马克谟，北京，4月7日。 ② 韦慕庭和夏连荫的《文献集》（第8—37页）报道了这次突然搜查以及所发现的文件的可靠性。在搜查后的几个月，许多文件被公布，从而透露了俄国搞间谍活动、援助国民党和冯玉祥的详细情况以及它卷入两党革命运动的许多历史材料。 ① 杨虎和陈群在辛亥革命时和以后，与蒋介石一样参加了陈其美的组织。他们是相当神秘的人物，被蒋介石任命担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重要职务。杜月笙是上海最难以认识清楚但最有势力的华人。见汪一驹：《杜月笙（1888—1951年）：初步的政治传记》。载《亚洲研究杂志》，26.3（1967年5月），第433—455页。关于“共进会”，见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93—394页，书中引了4月3日和7日警方的日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92—493页，根据总工会4月15日的一份报告，报告说4月12日的前几天，工会屡次收到关于亡命徒将攻打工会和纠察队的报告。 ② 《北华捷报》，4月9日，第50、51、55、57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46页，根据4月8日的警方的日报。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4月9日，它暗示两个师已经到达。里昂·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的问题》第276页引了已从中国归国的奇塔罗夫的报告，说薛岳向中央委员会提议，他不服从蒋调动他的师的命令，而要留在上海与工人一起战斗。一些负责的领导人拒绝他的提议，因为他们不愿与蒋介石发生一次“过早的冲突”。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623页声称，蒋命令渡江要在4月6日完成，当时在武汉的程将军，打电报给他的指挥官不要前往，但电报被蒋的指挥部发现，因此“程的阴谋不能得逞”。5月5日，程潜给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封抱怨的信，详细叙述了这些事件和他的军队被破坏的情况。国民党档案馆1—5/804。 ① 张曙时：《江苏省党部代表报告》，国民党档案馆，江苏案卷，2/99，日期约4月27日。引用于蒋永敬：《鲍罗廷》，第133—135页。按照白崇禧的说法，薛岳的师和严重的第21师中的中下级员军官或是被撤职，或是被捕。白崇禧：《十六年清党运动的回忆》，广西省国民党重建委员会宣传部，1932年，第10页。 ②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23页。 ① 这一段是综合张曙时的第一手报道和李云汉的根据档案材料的报道写成。不清楚有多少人被捕和处死。《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46—647页强调这个事件的另一面。 ② 同上书，第670—671页；《北华捷报》，4月16日，第100页。美国国务院893.00/8642，马克谟，北京，4月11日。 ③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第231页；诺思和尤廷的《罗易之使华》（第54页）引了《真理报》（159〔1927年7月16日〕，第2—3页）的一篇文章；张国焘：《中国的崛起》，1，第587页。 ① 《北华捷报》，4月9日，第80页；《从容共到清党》，第570—571页；《北华捷报》，4月9日，第50页，决议8—12和18。 ① 关于汪之死，见《传记文学》，11.1（1967年7月），第97页；台北的《华报》，1961年10月4、5日的一篇前秘书胡叙五所写的关于杜月笙的文章。两者都说汪确被杜月笙的手下所杀，但暗示也与杨虎和陈群有关。在1962年白崇禧对所问的问题的书面答复中，他声称：“我抓了汪寿华……和主要的代表侯绍裘及其他人……领导人被绳之以法……”。美国国务院893.00/8906，快信，高思，上海，1927年4月21日，《上海领事馆区的政治局势》，声称汪于4月11日被捕，在白崇禧的司令部被处死。关于准备工作的白崇禧的回忆报道，见白崇禧：《十六年》，第11页。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94—500页，有关于一方的早期报告；《北华捷报》，4月16日，第102—104页，以及前面所引美国国务院893.00/8906号文件，有局外人的报道。次要的报道，载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75—177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69—370页；吴天威：《蒋介石的4月12日政变》，载陈福霖、托马斯·h.埃佐尔德合编：《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和革命》，第146—159、155—157页。白崇禧将军告诉作者，在《人类的命运》中，安德烈·马尔罗关于把被捕的激进分子投入机车炉膛去处死他们的报道，根本是不确的。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628—629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516—518页；总工会的报告，载530—533页。手写报告的原件的日期为4月15日，附有总工会信笺的说明信及印鉴，现存国民党档案馆，上海案卷，1.8/423。它们由王思曾携往武汉，在4月27日交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的文本是一样的。部分原文引用于蒋永敬的《鲍罗廷》，第161—162页。 ① 英国外交部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04，1927年4—6月，第127号，英国总领事璧约翰的快信，1927年4月21日，信中包括15日的公告及其他有关清洗的文件的英文译文。又英国外交部228，f3609/8135。美国国务院893.00b/286、290、292和296，美国总领事电报，广州，4月15、16、22和25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534—539页，登载一篇发表于1931年的文章。《从容共到清党》，第655—659页，和蒋永敬的《鲍罗廷》，第164—165页；两者都部分地根据5月15日韩麟符给武汉领导人的报告。（韩是员，从广州逃到汉口。）《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73—677页。刘立凯、王真：《1919至1927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57页。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568—569页；蒋永敬：《鲍罗廷》，第129页；《中国劳工运动史》，第601—602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26页。 ② 美国国务院893.00/8802，电报，罗赫德，4月17日；罗赫德报道的情报中称“被人肆意杀戮”。 ③ 《从容共到清党》，第632页；17日会议的记录载《革命文献》，22，第4211—4216页。 ① 一份不完整的名单载《革命文献》，16，第2826—2827页；更正的名单载《革命文献》，17，第3091—3092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635—637页。 ② 《中华通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周刊》，2.6（1927年5月1日）；《中华年鉴，1928年》，第1367—1370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1939—1945年的恶化：军事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和广州失陷后，战争的特征和国民党区域的状况起了深刻的变化。战事渐次进入一种僵持局面。尤其在1941年12月7日③日本攻击珍珠港后，国民党领导人预料西方盟国能够打败日本，无需中国作进一步的牺牲。毕竟他们已经单独与日本打了四年半仗。因此，他们对与日本人作战，不如对遏制人那么专心致志。人日益增强的势力和地区性的控制，对战后时期的国家统一和稳定呈现了不祥之兆。但是，最重要的是重庆国民党政府发现，它自己陷入了似乎不可逆转的军事、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恶化过程。这种恶化，到1945年使它处于虚弱和萎靡不振的状态。 国民党人于1938年10月在武汉战败后并未屈服。这时，日本的领导人认识到，他们对中国人的抵抗能力估计错了，皇军假如进入内地继续追击那些不可捉摸的防守者，只会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新战略，着重以政治手段确保对中国的控制。首先，他们巩固自1937年7月以来所占领的地区的控制。当时他们在华北和华中仅有效地控制大约10%的土地——基本上是主要城市以及主要铁路和公路沿线地区。他们需要消灭许多小股的抵抗力量，并利用占领区的生产能力为本国经济服务。① 其次，日本人决心拖垮国民党人，直到他们因“内部分裂”而崩溃。②因而，他们在加紧对国民党区经济封锁的同时，开始了一场破坏性的空中战争。1939年春，他们夺取了江西的南昌，切断了重要的浙江-湖南的铁路。11月，他们以一支两栖部队在广东西部的北海登陆，并挺进100英里攻取广西省会南宁。这是对国民党人的一次摧毁性的打击，因为它切断了通向河内的新铁路线，而中国人当时正通过这条铁路线取得足占他们极为需要的进口物资的1/3。其后，1940年9月，日本人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封闭了河内与昆明间的重要铁路线。此后，国民党人依靠新开辟的勉强可以通行的滇缅路、香港（日本人于1941年12月占领）的空运和通往俄国的漫长的队商卡车路，从外部世界取得供给（见图）。 日本人不加区别地空袭军事的和居民的目标。与破坏军事设施和工厂相比，他们的目的更重在使民众在精神上垮掉。实际上在国民党区的所有城市，包括桂林、昆明和西安，都遭到了空袭。然而，重庆遭受空袭最为严重。1939—1941年轰炸了268次，城市大部毁坏，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仅1939年5月大轰炸的头两天，就有4400人死于非命。① 但是，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既非空袭，亦非封锁所能摧毁。确实，重庆民众不屈不挠的意志，在轰炸持续期间一直是坚定的，只是到1941年晚些时候轰炸停止后才有所衰退。封锁未完全收效，部分是因为国民党人在1939年7月已经使从日本占领区运来多数货物的交易合法化，后来又对这种交易积极促进。日本人无法停止这种贸易。他们不可能在中国占领区与未占领区间二千多英里边界的每一英尺，哪怕是每一英里都加以监视。许多日本人也在这种贸易中主动勾结。因此，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国输入品中，相当大而又无法确定的一部分是通过这种所谓走私交易进来的。② 1940年7月，日本内阁的一场重大争论也影响了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日本领导人发觉，除非他们获得东南亚的丰富自然资源，在中国取胜将依然无望，而且他们确信西方列强全神贯注于欧洲的战争，他们商定把帝国扩张的范围扩大到中国战场以外去。他们希望——虽然不是确信——通过外交途径，他们能够在南方达到他们的目标。这一决定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对华战争的特征，也导致了在一年稍多一点的时间内进攻珍珠港。③ 在中国方面，战略和政治上的考虑已经使国民党领导人相信要打一场消耗战。蒋介石宣称，日本人在中国辽阔的地域推进，把他们的人力资源和装备摊得太开了。“我们的敌人打的时间越长，它陷入的困难也就越多；我们打得越久，我们就更坚强，更有决心。”①像日本人一样，蒋也希望避免决战，因为他预料西方盟国最终会被拖入反对日本的斗争。开始，他只期待盟国的物质援助和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但是，在珍珠港事件（这个消息在重庆受到兴高采烈的欢迎）后，他期待英国，特别期待拥有巨大技术资源的美国，会承担打败日本的主要责任。到1943年，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e.高思评论说：“中国人使自己相信，他们太疲惫，过于精疲力竭；装备也太差，不能出更大的力了，尤其是在无需再如此努力的时候；而且他们可以保持他们所有的抗日的东西，坐下来歇口气，并把注意力集中于规划中国战后的政治和经济问题。”② 把国民党的注意力从日本人那里引开的主要政治问题，是与中国人不断增长的磨擦。1941年1月新四军事变③（见第12章）后，统一战线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有影响的国民党领袖们——最著名的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党务工作者陈立夫——多次刺耳地鼓吹发动一场根绝赤祸的运动。蒋介石顶住了这些压力，主要是因为他害怕盟国将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如果它公开卷入内战的话。然而，自1939年年中起，他就调动他的许多最精锐的部队——不同的时候在15万至50万人之间——去封锁人在西北的根据地。④ 虽然国民党人与日本人双方从1938年后期起都甘愿打一场消耗战，但这并不意味着战斗已全面减少。日本人偶尔也发动一场攻势以达到有限目标。例如，1940年6月，他们攫取了重要的长江口岸宜昌，以阻断华中粮仓各省与重庆之间的货物流通，以及取得一个更靠近国民党地区的空军基地。1942年夏，在詹姆士·杜立德将军轰炸东京后，日本人以10万军队攻入浙江和江西，捣毁可能在将来用以对其本土岛屿进行轰炸的空军基地。他们也定期向国民党战线发起进攻，相比之下，他们较少占领新的土地，而较多蹂躏农村，掠夺或毁坏新近的收获，阻止国民党人积聚具有潜在危险的精选的部队，或者在实战中训练新兵。①在所谓相持的这几年内遭受的伤亡——特别是早期——是重大的。中国人承认死亡人数1940年为34万，1941年为14.5万，1942年为8.8万，1943年为4.3万。②但是从1939年到1944年初，战线并无重大变动。敌对双方之间的战略平衡，在将近六年中变化甚微。 在战争后半期，国民党军队人数在350万以上。③但是，它不是一支统一的国家军队，而是对中央政府忠诚程度不同，训练、装备和作战能力各异的军队联合体。这个参差不齐的集合体的中心是“中央军”。1941年，在全部国民党军队三百多个师的总数之中，中央军约有30个师近50万人。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蒋扩充了这支武装，以至到战争结束时，中央军约有65万人。在1937年，中央军的军官是中央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这是有代表性的。他们学习过现代军事技术——30年代时常由德国教官传授。政治灌输在他们的训练中显得很重要；军官们高度效忠于蒋介石。① 然而，大多数国民党武装是军阀部队的直接衍生物，由不受中央政府节制的名声显赫的人物指挥。因此，他们的忠诚是有条件的，淡薄的。他们妒忌和害怕蒋介石的日益增长的权力。例如，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抵制中央政府对他的省内权力的侵犯，并为批评重庆政府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避难所。华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像一位拥有自主权的总督那样统治着他的故乡山西。他阻止中央军进入他的战区，并保有自己的政党（民主革命同志会②）以对抗国民党。确实，从1941年起，阎甚至与日本人保持密切而和好的关系。其他具有省籍渊源的将军们，如李宗仁（广西）、薛岳（广东）、于学忠（满洲）和傅作义（绥远），均已失去他们特殊的地方性根据地，但仍对那些宁愿效忠他们，而不愿效忠蒋介石的军队保持着指挥权。③ 那些非中央军的指挥官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因战争爆发而起了变化。在南京十多年中，地方军阀的权力已经衰微。蒋的权力日益增长，最关紧要的是他已控制一支政治上忠实并且比较熟练的军队。但蒋的最好的军队，包括他那由德国教官训练的精锐师大部在上海溃灭，造成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军事天平向非中央军的指挥官们倾斜。蒋的政治权威相应减弱。 在整个战争期间，蒋通过在各省部队中安插国民党干部，用新近训练的军官和现代装备重建中央武装力量等手段，竭力矫正他本人与地区指挥官之间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平衡。这些努力激起了地方将军们的猜疑和敌意。他们抱怨中央政府歧视他们，把他们的师送去与日本人进行毁灭性的战斗，而蒋却安然保存自己的部队。他们因补给品分配不公而愤怒，因为蒋把从美国得到的武器弹药，包括根据租借法从美国得到的装备，大部分分配给他自己的部队，而不给不大可靠的地方部队。① 简言之，国内政治支撑着蒋对战争的指挥，而蒋则借此增强他的中央权力。当然，如蒋的支持者们所申辩的那样，没有哪个现代国家能够轻易容忍它的军事指挥官们起着破坏作用的独立态度。不过，蒋所采用的增强其中央政府权力的手段，本来就不可能是最有效的。不管怎么说，各省军阀们的不满随着战争的进展而越来越激烈。在1944年，主要的地方军阀结成了一个联盟，实际上阴谋推翻蒋的政府。②当时许多非中央军的指挥官干脆叛逃到日本人那边。这些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游击队。③ 国民党军队最严重的缺点之一是军官团的素质差，这个缺点在战争期间加剧了。美国在华高级军官艾伯特·c.魏德迈将军，在1944年10月后把国民党的军官们描述为“无能，愚蠢，缺乏训练，偏狭……全然不称职”。①这也是非中央军高级指挥官们的特色。他们中间大多数人获得荣誉和地位，并不是由于他们军事技能娴熟，而是由于他们在派系斗争中的机敏和及时转输忠诚。不过，即使是毕业于中央军官学校的高级军官们，也非常缺乏军事领导所需要的素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20年代黄埔军校前四期的毕业生，那时训练是初步的，而且只持续几个月。在他们因对蒋介石效忠而被提升到师和军的指挥官时，他们对军事科学技术的理解往往是狭隘而过时的。在30年代，这些高级军官本来可以趁机在参谋学院②里受先进的德式训练。然而，那时他们已经有这样高的军阶，以致他们认为再去当学生会有失尊严。③ 当然，也有些高级指挥官超越这种体制。例如，陈诚、白崇禧和孙立人，由于他们智慧，廉洁，具有军事才能而出类拔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白崇禧也好，孙立人也好，都不是蒋介石核心集团成员。蒋使用他们的才干，但把他们紧紧地拴住，因为他们不是中央军的人，并表现出了一种倔强的独立精神。蒋的一个亲信陈诚，由于在与自负而平庸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派系纷争中的失败，战争期间大都在政治风云之中度过。④ 战争开始时，总的说来下级军官比他们的上级更能胜任。1929—1937年间，中央军官学校平均每年有3000名学员毕业，并且有大约2000名参谋接受过高等训练。但是，战争深深地斫伤了下级军官团。他们中有一万人在最早的上海和南京周围的战斗中就牺牲了。这些损失绝不会完全得到补偿，因为战争期间由于降低入学要求以及缩短学习课程。军官训练大大地退化了。确实，在一个正规的步兵营里，军校毕业的军官所占的百分比，从1937年的80%降到1945年的20%。①由于好的军队莫过于有一批好的下级军官，这些数字为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的退化提供了一个粗略的指标。 然而，退化在最下层，在应征入伍者中间最为明显。战时中队大部由征兵组成。所有男子，凡在18—45岁之间——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患者——均得服从征召。按照法令，他们以抽签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选。事实上，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征兵的军官们往往甚至连抽签的手续都不顾。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②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① 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景往往仍是黯淡的。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②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① 原始的卫生和医疗同样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经常的伴侣。疟疾是一种最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战争期间，由于军队的体质状况恶化，痢疾发生率大为增加，这种疾病常被忽视，终至无法医治。最后，患者甚至不能进食，不久死去。疥疮、热带皮肤溃疡、眼感染、结核病和花柳病也很普遍。② 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③另外一位美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④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⑤国民党军队中受到特别照顾的，或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如青年军和在印度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不间断地得到良好的给养和装备；但他们是例外。 确有一个军医团，但它所提供的医疗被中国红十字医疗济难总会会长罗伯特·利姆（林可胜）形容为“前南丁格尔的”。①医疗队的正规机构——包括急救队、包扎所、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供不应求、人员不合格、设备和药品不足、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2000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率充其量大约为1700人有一名合格医生，相比之下，美军中大约每150人就有一名医生。另有28000名军医在医疗部队服务，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并且纯粹是从担架员到包扎员，到“医生”这样提升的。极少数真正胜任的医生，集中在前线重伤士兵所不能到达的后方医院服务。因为担架队常常人员不足，以及医疗运输工具稀少，在战斗中受伤——即便是轻伤——往往也是致命的。一名受伤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疗，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后他才需要转到包扎所和后方医院。1938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在伤口上蠕动。”②经这样的治疗，即使是轻伤员也会迅速感染，而多数伤情，如胃部受伤或丧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战时中国很少看到跛子。③ 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①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② ③ 因国际时差，中国记载珍珠港事件，日期为12月8日——译者。 ① 刘馥：《现代中事史》，第202—203页；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296—297页；卡尔逊：《中队：其编制和军事能力》，第73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573—574页。 ②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152页。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587—588页。 ② 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948年的历史综合分析》，第148—149页。 ③ 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153页；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年》，第300页；藤原彰：《日本陆军的作用》，载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合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1931—1941年的日美关系》，第191页。 ① 蒋介石：《抗战建国》，第108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3年，中国》，第142页。 ③ 即皖南事变——译者。 ④ 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303页；刘馥：《现代中事史》，第205页；l.p.范斯莱克编：《中国运动：美国陆军部报告，1945年7月》，第71—72页。 ① 史迈士致国务院：《1940年在中国的和有关中国的重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进展状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662，1941年1月29日，第7页；刘馥：《现代中事史》，第203—204页；白修德与贾安娜：《中国雷鸣》，第62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年》，第40—82页。 ② 中国官方关于战时伤亡的数字为3211419人，包括死亡1329958人，《中华志，1950年》，第182页。 ③ 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表9，不过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国民党军队的精确数字。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27页记载，军队从1940年的250万人增加到1941年近450万人。《中华志，1937—1943年》提出了一个600万的数字。 ① 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5页；刘馥：《现代中事史》，第112—113页。 ② 应为“民族革命同志会”——译者。 ③ 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云南与重庆》，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第329—355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83—131页。 ①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4页。 ② 参看本章《政治上的虚弱》一节。 ③ 战争结束时伪军人数达到近100万，因为有许多部队是在占领区征募的。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第284—292页。 ① 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233页，引用材料时有删节；并见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325页。 ② 即陆军大学——译者。 ③ 刘馥：《现代中事史》第55—58、81—89、145—152页。 ④ 唐纳德·g.吉林：《中华民国的中央集权问题：陈诚与国民党个案》，《亚洲研究杂志》第29卷第4期（1970年8月），第844—847页；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325页；斯诺：《争夺亚洲的战争》，第184—185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167页。 ① 刘馥：《现代中事史》，第149页。 ② 米尔顿·e.迈尔斯：《另一种战争》，第348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369—370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谢伟思文电稿汇编》，第33—37页；林沃尔特致艾奇逊：《这个中国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50，1943年8月14日，附件第2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征兵与士兵待遇方面的弊端》，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22/1144，1944年7月1日，第2—3页；刘馥：《现代中事史》，第137页；蒋梦麟：《新潮》，《传纪文学》第11卷第2期（1967年8月），第90页。 ① 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这一数字太大了，难以置信，可能是140万（见蒋梦麟：《新潮》，第91页）。徐复观也提出了同等数额的新兵大量死亡数（《是谁击溃了中国社会的力量？》），《》第1卷第7期（1949年9月16日），第6—7页。蒋梦麟：《新潮》，第90—91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第3页。 ② 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36页；又见《湖北省政府报告》（1942年4月—10月），第113页。 ①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65、243页；又见高思致国务院：《中队的健康状况》，国务院档案，89322/47，1942年9月14日函，附件第2页；和高斯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美国国务院档案740.0011太平洋战争/3559，1943年11月5日，函内附件第4—5页。 ② 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36—138页；高思致国务院：《中队的健康状况》，附件第2页；林沃尔特致艾奇逊：《这个中国兵》，附件第3页；赖斯致高思：《在兰州观察到的中队的健康状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52，1943年12月4日，第1—2页。 ③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245页。 ④ 包瑞德：《迪克西使团：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944年》，第60页。 ⑤ 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附件第5页。 ① 高思致国务院：《中队的健康状况》，附件第2页；关于军队的医药条件，见莱尔·斯蒂芬森·鲍威尔：《战时中国的一个军医》；罗伯特·吉伦·史密斯：《美国卫生部设法改进中国陆军卫生署效能的史实，1941—1945年》；刘馥：《现代中事史》，第139—140页；斯思明（音）：《中国的卫生问题》，第44页。 ② 罗兹·法默：《上海成果：在中国战争中的三年日记》，第236页。 ③ 法默：《上海成果》，第137页；多思在《中日战争，1937—1949年》第65页中写道：“中国人通常开枪打死他们自己的重伤员，作为一种仁慈行为，因为‘他们横竖只有死’。” ① 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第3页，附件第5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武汉政权日益严重的问题 武汉争取生存的斗争 武汉领导集团这时面临重重困难。北面是张作霖的强大军事力量；东面和南面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像要支持蒋介石；西面是显然与蒋联合的四川将领。在武汉看来，军事前景中一小块有希望的地方是在西北，冯玉祥在那里率领重振旗鼓的军队，准备沿陇海铁路而下，进入河南；他的军队正以俄国武器重新装备，并且有一批有经验的南方政治军官在他的部队中工作。帝国主义者表现得咄咄逼人。需要国际承认的伦敦阿尔科斯袭击和中国对苏联机构的突然搜查，引起了种种恐惧，担心会发生反对俄国支持革命运动的联合行动。存在外国报复的威胁的南京事件仍有待于解决，而上海的外国势力现在已有实力进行报复了。把武汉三镇分开的长江停满了外国炮舰。由于汉口日租界4月3日的事件，与日本的关系趋于紧张。 不管对外事件看来有多大威胁，威胁政权生存的却是内部的经济问题。几条河流和两条铁路线的汇合，使武汉三镇成为广大内地来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的集中地、长江下游和国外来的制成品的分散地。可是到了4月份，由于湖南和湖北的阶级斗争、主要城市的罢工和工商业倒闭，这种贸易处于停滞状态。有人甚至担心在革命的首都会闹米荒，因为湖南的革命者正在扣运大米，他们的理论是，如果不从一个乡镇运出，那里就会保持低价格，穷人就吃得起。在武汉，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有10万多名工人闲着，这对政府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和沉重的负担。外国工商界的活动大量减少，这部分是由于外国人离开汉口（4月12日，外国人从平常的4500人减少到1300人），部分是由于罢工和工厂不准工人进厂。日租界的工厂和码头荒废了。外国银行中国员工的一次始于3月21日的罢工助长了停滞，因为它们不能发挥贸易所必需的金融职能。长江中游的航运大量减少，部分原因是招商局的船只为了避免征用已经撤走，部分原因是汉口码头上偷窃船货和工作混乱阻碍了外国的船运。工商业的停滞使政府税收减少，同时它的通货正处于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为了保护日益减少的硬币储备，政府于4月18日禁止几家中国银行以银元兑换它们的钞票，并且禁止银元出境。正如英国公使馆的汉文参事台克满在汉口呆了三个月以后所指出的那样，“革命使整个华中的经济失调”。他怀疑“国民党政府中”像随着革命浪潮“沉浮的泡沫那样的平庸人物”能否控制他们制造的“风暴和混乱”。① 就在这个时候，武汉中央计划恢复北伐，以便与冯玉祥相连接。鉴于形势危急，鲍罗廷提议作一次“战术撤退”。4月20日，他向中央政治会议提出五条相当于激烈地改变路线的改善措施。（1）为了对工人执行“革命纪律”，政府和工会应成立一个委员会；工会应组成一个法庭，审判和惩处桀骜不驯的工人。（2）政府应与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达成协议，使它们在武汉管辖的地区内自由营业；政府和工会应组成一个委员会以执行协议，如果必要，可以使用纠察队和军队。（3）非经这个委员会同意，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的员工不准罢工。（4）政府应尽全力按铜币规定商品的最高价格。（5）政府应设立救济局和食堂以照顾失业者，财政部应拨给总工会3万元的铜币，用以兑换工人的纸币。鲍罗廷向会议的委员们保证，这些措施将消除外国干涉的借口，而外国经济活动的恢复将对工人自己有利。只经过短暂的讨论以弄清所建议的新组织的权力后，政治会议决定采纳鲍罗廷的建议，并任命国民党的工人部部长和政府的劳工部部长以及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去贯彻这条新路线。② 武汉领导人于是果断地行动。陈友仁在4月23日会见了外国工商界人士，答应为他们的企业改善气氛；然后他试图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新政策连同对工人的新的约束，同一天在《人民论坛》上宣布。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和两党领导人的讨论会；4月25日，中央委员会和湖北总工会的领导人的联席会议发表声明，重复了五天前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决议中的内容和大部分措词，虽然改变了措施的顺序以强调对失业工人的救济措施。第五点声称，非经贯彻与外国企业和银行达成的协议的委员会同意，在外国企业和商号不得进行任何罢工。决议最后说，当前根本的要求是革命力量的革命纪律、自我牺牲和团结。①4月30日，在孙科主持的一次所有主要政治和军事人物、军队政工人员和各地方群众组织代表都参加的会议上，鲍罗廷作了关于外交政策的长篇报告，报告一如既往地把英、美、日三国区别开来，但同时强调当前进行妥协的必要性。财政部长企图向会议参加者保证，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健全的；虽然经济环境严峻，但通过与湖南人民合作，这个城市将从那里得到粮食供应；煤很快就运来；河船现在可以自由地售盐；政府已购买大量的铜，打算很快铸造铜币；由于存入上海各银行100多万元存款，与上海的商业汇款将得到方便；由于限制了印发数，并以白银作担保，政府的钞票将趋于稳定。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② 武汉领导人还禁止省的领导人决定对外政策问题，如湖南没收所有美孚煤油公司的股票和组成一个销售这些股票的委员会的决定。他们派林祖涵到长沙和派陈其瑗到南昌去解释新的外交政策，他们回来报告，在他们召集的领导人会议上得到了一致的支持。由于工商业衰退，这几个省的税收惊人地减少。但是，不可能使革命的狂热冷下来。这既牵涉到感情，又牵涉到力量。在湖北的一些地方，湖北布道会的财产、教堂和学校交还给中国看管人，而在武汉附近，已被中国部队占领的几处外国人所有的财产被归还给所有者。按照工会和业主双方能够接受的条件解决罢工，证明是困难的，而且拖得很久（有的谈判拖延到6月），而汉口的外国经营者在5月份向陈友仁抱怨，工会的纠察队对恢复营业仍然在进行干涉。可是，码头秩序很快得到了恢复，航运也在好转。较大的中国企业及其工人在恢复营业时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对失业者的救济到5月中才开始实施。武汉各种各样纠偏措施的结果，是工商业在5月和6月稍有恢复，但是经济的破坏是如此广泛和严重，以致真正的恢复需要长得多的时间才能够完成。① 试图控制农村革命 武汉政府对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只拥有脆弱的权力；这三省的总人口约8000万，总面积大于法国。在这块广大地区的一些地方，被农民运动活动家中的激进分子推动的农村革命（因贫困、不平等和缺地而产生）正在取得势头，运动中处决土豪和佃农夺取土地的行动都没有得到中央当局批准。这些地方性的行动破坏了农村经济，还带来了残酷的报复。国民党和的领导集团都非常关心。怎样才能恢复这些受影响地区的秩序？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的参加者通过一项决议，并于3月16日发表告农民宣言，强调了党帮助农民的决心。所有地方武装集团必须由新的农村自治机构控制。自卫队受权推动反对“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的斗争。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国民党支持农民拥有土地的斗争，并提议没收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这些土地连同公地和寺庙的土地应交给区和村自治机关管辖的地方土地委员会，再在人民中间进行分配。大部分建议已经以湖南农民协会12月大会决议的形式出现，并且是共产国际的政策。全会还授权设立一个中央土地委员会，以制订新的、更有战斗性的社会政策的细则。① 根据这一指示，地方的组织者，特别是湖南的组织者，在3月份开始了一场在农民协会指导下把自治扩大到所有农村的运动。在4月中，湖南省农民协会根据第三次全会的决议，向所有县农民协会发出成立农民自卫队的指令；省国民党宣传部发了一份强调反封建斗争必要性的宣传提纲：它说，支持农民土地要求的时机已经来临。4月底，省农协搞了一个宣传周，为此时“解决”土地问题的必要性提出了成为激进分子标准论点的理论：必须动员农民支持国民党政府以拯救这个政府，但是为了动员农民，政府必须解决他们的土地需要。它争辩说，土地问题解决，也就解决了政府的财政问题，因为新的有地农民由于不再向地主交租，能够缴更多的税。解决土地问题将为未来的繁荣经济打下基础；但是如果农村中现存的封建制度不根除，将一事无成：地主必须打倒，耕者必须有其田，有其政治权力。①到4月份，省农民协会估计湖南有600万名会员，虽然在六个月以前，会员还不到140万。②不管实际的数字究竟多少，农民协会的迅速发展可能给了组织者一种新的力量意识，强行加快农村革命的步伐。 有许许多多的旧帐等待清算。在1926年的后半期，许多地方的有地绅士已经试图镇压日益高涨的威胁其威信、权力和财产的农民运动。他们已经组织成保护财产的社团，使用地方民团镇压新生的农民协会，查出活动分子，准备逮捕和处决他们。③大部分镇压可能最初来自地主一方，但是从1月份调查长沙周围几个县的报告和1月8日中国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它说，“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之事数见不鲜……设使现时的军事失败，必不免来到一极大的反动”——所表示的惊恐来看，在1926年后期，湖南、湖北和江西的某些地区，形势显然开始转变了。① 在农村，理论正被转化为行动。反对土豪的斗争意味着逮捕和杀人；争取土地的斗争导致地主的逃亡和分他们的财产。湖南财政委员一份关于省农民协会处决人的报告——他关心的是，恐怖最终使税收减少——在1月底引起了武汉联席会议的一场争论。应怎样控制这类行动？董必武报告了湖北几个县处死人的情况；他认为政府应对群众的要求采取宽容态度。鲍罗廷建议，人民应获准独立地行动，但应将处决的要求报有权决定这类案件的地方党政机构。联席会议于是决定，革命政府禁止人民及其组织执行处决；他们必须向地方党政机构提出控诉，那些机构将决定适当的处分。决定还规定了在省一级设立一个具有批准处决最后权力的革命法庭。显然中央当局希望把农村的惩罚性暴力行为置于某种控制制度之下。3月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一个杰出年轻员夏曦以赞赏的口吻报告说，到那时，他列举的八个县的党部通过处死和拘禁，能够代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辩论继续在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进行，赞成群众的直接行动，董必武介绍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惩办地方恶霸的规定，包括按照罪行大小把他们处死或终身监禁的规定。宣布判决的县法庭就是革命委员会，其成员由指定的群众在县长主持的会上以多数票选出。以类似程序选出的省的上诉法庭有最终的权力。长沙的省的特别法庭在4月5日成立，根据一份敌视它的史料，它像县一级的特别法庭那样，批准了许多集体处决的要求。长沙城中充满了从其家乡逃出的人。另一个湖南领导人凌炳在4月19日向中央土地委员会报告说，国民党省党部已经处死了几十名“土豪劣绅”，但这还不够。他争辩说，镇压反革命分子所真正需要的是农民自己的卫队的力量。① 在革命的狂热情绪中，有许多反常的情况和不法行为，以下所举不过是几个例子。著名的劳工领袖李立三的父亲，被他家乡醴陵县的农民协会处死，而不顾儿子来信保证其父将不反对农会。新化县（也在湖南省）县长向中央（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控制地方革命机构的一批人利用权力向其敌人报私仇，未经审判就处决地方恶霸，以便假借官方没收的名义在他们中间私分财产。根据指控，在“赤色周”中，他们处死了10多人，无人敢干涉。他们甚至未经审判就枪杀了征收厘金的负责人；他被拘留，本应交给县长审判。著名女作家谢冰莹在其自传性的记载中描述了对三个人的群众审判，她作为一个女兵，在晚上看守他们。判决的法官不过是一名经过那里的连的中尉。三人被断然枪决。② 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与武汉中国的领导人之间，以及在鲍罗廷与新从共产国际来的印度人罗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分歧在于土地革命应向前推进，还是在此时（即1927年4月）加以限制。①口头上，所有的人都同意土地革命是必要的，但如果这意味着大规模没收农地并进行再分配，这种行动将危及（可能还会破坏）员和国民党之间的革命统一战线，而这条战线是共产国际神圣不可侵犯的政策。当时正在动员继续北伐。鲍罗廷认为，当“扩大”革命根据地的这一军事行动正在进行时，土地革命应予约束。罗易反对北伐，力主在目前的根据地“深入”革命，即在湖南和湖北鼓动农村暴动。但是到4月份，有些地区的农民已经在夺取和分有钱人以及那些他们认为是敌人的人的土地。关于这些活动的报告含蓄地指出，它们是贫农自己自发进行的。② 在动乱日益加剧和对好战的农民运动的敌对情绪与日俱增的时期，中央土地委员会在4月2日至5月9日期间召开会议，制订土地政策以供国民党领导集团通过。邓演达为委员会主席；他最近担任了国民党农民部部长，但是他的主要职务是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其他成员是著名的法学家徐谦和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顾孟馀，两人在左翼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地位都很高。两名员是谭平山和；前者参加莫斯科的第七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后刚回来，后者是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委员们开了五次会，但发现问题是如此复杂，以致他们决定召开扩大会议来搜集更多的情报和意见。在4月19至5月6日期间，扩大会议开了五次，会议参加者有省一级的国民党领导人、与各省农民运动有关的官员、军事将领和政治官员以及几个熟悉北方几省——武汉领导人希望通过重新开始的北伐加以控制的省——情况的人。几名俄国顾问参加了会议，详细介绍了苏联“解决土地问题”的经验，并且提供了他们搜集到的关于中国土地情况的所有情报。鲍罗廷参加了一次，提醒不要在目前情况下制订过急的和过激的方案。① 许多小时的讨论和意见冲突的最后结果，是5月9日委员们签署的一份报告和七个决议草案。委员们报告说，会议参加者都同意，土地问题亟需解决，但对土地现时应该全部没收和国有化，还是应该部分地没收，则有很多争论。他们都同意，鉴于客观情况，目前只可能进行部分的，即政治上的没收。小地主和国民党军人的土地应予保护，因为据认为，大部分军官是地主家庭出身，并且部队中间似乎出现了一种敌视农民运动的日益发展的情绪。中央当局只应订出总原则，而把实施细则交给省当局根据当地情况制订。《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指出，大地主和官吏的土地、公地和荒地应分给无地的和拥有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农民。为了保证土地问题确实得到解决，农民必须拥有政治权力；因此，国民党政府在农民与大地主和其他封建分子的斗争中应该援助他们。处置反抗者财产的法令草案把以下各种人都定为反抗者：国民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工具、榨取和压迫人民的人、货币操纵者、军阀、官僚、贪官、“土豪”、士绅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他们的财产都应没收。可是草案还谨慎地规定哪些政府机关应根据何种证据进行没收，一切都要依据法律。此外，战争时期分配的敌产的收入将用于军政费用。就没收的农村土地而言，30％的地将用于农村的改进措施（如设立农民的银行），余下的留待分配给从战争中返乡的革命战士。受地人不得出售或转让分得的财产，他死后，这些财产要重新进行分配。更详细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草案表明，起草人把分出的土地看成是租用地，因为受地人要付租，收入归政府。 委员会的意图显然是要对没收作出规定，而不是让土地和其他财产被群众自发地夺走。可是无人能回答顾孟馀教授提出的“重要问题”：湖南和湖北搞农民运动的同志能否断定，村民们是否将遵守在委员会房间中精心制订的这些规定？ 委员会还全力处理租佃的复杂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规定，佃农缴租不得超过其收成的40％，不得再缴其他的东西。它甚至详细提到租约、永佃、缴租时间、困难时减租，以及中国租佃制中的其他复杂问题。委员会显然希望国民党将开始真正履行其保护佃农利益的未兑现的诺言。 中国领导人也正在为制订一项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而斗争，有的最高领导人极力主张克制，而在省一级工作的人则要加快步伐。5月9日，即国民党土地委员会送交报告的同一天，中国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多少更为激进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①没收一切公有田地以及祠堂、寺庙、学校、基督教教堂和农业公司的土地，交给耕种的农民。此等土地是否共同耕种或分配给农民，应由土地委员会决定。地主的地产应通过土地委员会转给耕种土地的人，但是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不予没收。无地的士兵在革命战争结束后，可领到一定数量的土地。没收的土地，除缴纳国家的累进地税外，免除一切杂税，而地租率应减至相当于地税的水平。耕种非没收土地的佃农应永久享有租佃权，只缴纳确定的佃租，免除其他一切租税。地主及绅士应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力，他们的军事力量将被解除武装而代之以农民自卫军。积欠的债务将被取消，利率将根据法律降低和予以限制。这种稍微更加激进的土地革命的处理方式，以及决议案序言中成为决议基础的分析，使在国民革命时期有了支持社会革命——“自下而上的革命”——的记录，但社会革命仍要一些规定来指导。 当土地委员会解决土地问题的建议在5月14日交到国民党政治会议等待作出决定时，几个领导人表示了他们的忧虑，认为如果它被通过和公布，它将对国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机会产生不利影响。结果，投票赞成决议（它虽然将保密）的三人——林祖涵、吴玉章（两人是双重党员）和邓演达——的票数被他们的八名同事的反对票数所压倒。拟议的法令被“暂时”搁置起来。其他决议中有几项被通过，虽然没有全部公布。结果，由于战场上的事件以及革命根据地内部不久发生的事件将使武汉领导人为革命立法的这些努力归于无效，这些决议通过与否都没有什么区别。 士兵决定问题 5月份，国民党的两派沿铁路线重新开始北伐，武汉的一翼进入河南，而南京集团则进入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冯玉祥从陕西沿陇海路东进，与武汉协同作战。武汉和南京各自部署了防卫部队，以防对方进攻。武汉在唐生智全面指挥下的推进先遭到吴佩孚的残部、然后遭到强大的奉军的对抗。南京则面对孙传芳的残部和张宗昌的更强大的鲁军。到6月1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唐生智的军队在京汉铁路与陇海路交叉的郑州会师，而奉军已经撤至黄河以北。两天后，南京部队拿下了陇海铁路与津浦铁路交叉的徐州，孙传芳和张宗昌撤至山东，重新集结他们的部队。①日本政府因战役推进到山东而有点担心，那里有许多日本侨民，于是派部队到青岛，后来又到省城济南，在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中国人中激起了一个抗议的浪潮。 武汉的进攻以张发奎的第4前线军和唐生智统率的第35军和第36军开始，兵力约6—7万人，他们沿铁路朝吴佩孚及其将领残留的地区——河南——的边境北进。吴佩孚的部下分成两派，一派希望联合张作霖反对武汉和人，另一派则选择冯玉祥。第二个集团中的几个人接受武汉军事委员会的津贴，他们开放了进入河南的道路。吴佩孚试图在驻马店死守，但在5月14日被彻底打垮。这样就结束了他长期而辉煌的戎马生涯。吴佩孚逃到四川东部而受杨森的保护。②他的战败打开了与有重型武器装备的、由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率领的奉军展开大战的道路。张发奎的“铁军”于5月17和18日在河南北部的一场血战中打败了奉军，而冯玉祥向东疾进，几乎未遇到抵抗就得到最大份额的战利品。武汉军队伤亡约14000人，冯玉祥只损失了400人。汉口的医院充满了伤员。③以何应钦、李宗仁和白崇禧为先锋的南京的行动代价要小得多。 武汉政权派出最精锐的部队北上，只留下很少的卫戍部队以保护湖南、湖北的铁路线和主要城市，从而给其敌人制造了大好时机。北伐初期倒向国民党一边并得到第20军——他自己的川军——军长任命的杨森将军，抓住这个机会从其根据地万县向东进军攻打湖北西部的宜昌。守卫宜昌并接受武汉军事委员会津贴的第14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为了攻打武汉三镇而撤离宜昌。夏宣称反对，并寻求守卫革命根据地的将领们的支持。这两个行动似乎都是蒋介石煽动的。① 武汉的危机在5月中旬出现，当时夏斗寅师的一个团（通过空中侦察，估计有五六百人），从南面来到可以打击武汉的距离之内，而该师的其他部队只离50英里之遥。很明显，在三镇地区的大部分守军虽然未与夏联合，却暗地里同情他。② 武昌驻军的司令叶挺及其新组成的、只是部分地装备起来的第11军第24师，在恽代英领导的武汉陆军军官学校几百名学生的增援下，决心赶走夏斗寅。叶、郓都是员，而另一名员张国焘负责武昌城紧急时期的安全工作。他特别担心附逆者可能试图从内部推翻左派政权。罗易为准备了一份声明，无产阶级的政党要它的伙伴“小资产阶级”放心，它无意推翻他们，同时还否认它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有责任。他还准备向夏斗寅的部队发出宣传性的呼吁，要求他们不要被他们师长的表白所欺骗；师长真正反对的是他们的“湖南农民弟兄”，因为他们正在取得地主和绅士的土地。5月19日清晨，叶挺的部队击溃了入侵军。① 武昌南面的战斗切断了与长沙的所有联系，长沙在当时是最革命的城市，在那里，员领导的群众组织正变得越来越好斗，并且4月份已发生许多处死其敌人之事。的仇恨情绪正在赢得群众，并有镇压激进分子的密谋。城内传遍了谣言：武汉已经失守，汪精卫已逃走，鲍罗廷已被处死。由于武汉政权已调其最强的部队北上，长沙的守卫力量很弱。唐生智的湘军第35军军长何键将军把许克祥带领的一个团留在长沙作为后卫；在城内以及遍及全省各地还有其他的湘军部队。在外围的几个地方，部队与农民协会发生冲突，杀死了几名领导人，同时长沙的卫戍部队和总工会的武装纠察队之间的摩擦正在加剧。显然双方都准备摊牌。②有种种谣言，说农民自卫队和工会纠察队计划解除部队的武装。商人关闭了店铺。为了缓和紧张局势，有些员在5月18日组织了一次群众组织和部队的联合会，保证遵守革命纪律和支持国民党政府。①但是形势发展迅速，任何人都不能控制。根据代理省主席后来的报告，第二天游行队伍的旗子上写着“打倒第35军；收缴他们的武器”的口号。同一天，城内的一些部队与总工会发生冲突，据报道，工会纠察队侵入何键住宅，拘留并殴打了他的父亲。② 两天以后，在5月21日晚，许克祥在其他许多指挥官的支持下，对省工会和农民协会的总部采取措施，杀死抗拒者，逮捕大批嫌疑分子，关闭许多激进的机关，实际上解散了省政府。汉口派来劝说省农民协会向首都放行粮食的购粮团在冲突中被抓，几名成员被杀。③在以后几天中，省会经历了一次血洗，反革命行动扩大到其他许多县。④在湖北，夏斗寅战败的部队横冲直撞地打砸农民协会，恐怖扩大到湖北南部和西部其他地区。⑤两省被杀的可能有数千人。 长沙的打击使陷于混乱，给国民党领导人提出了棘手的难题。当他们的部分部队在战斗时，在后方的部队未经中央认可显然已经采取了反革命行动。能否节制许克祥和其他湖南将领，要取决于唐生智和何键两位将军的态度，而他们当时在河南前线。政治会议对长沙已发生的一切心中无数，于是在鲍罗廷建议下，决定派一个特别委员会前去调查，并在可能情况下恢复秩序。它任命刚担任政府农民部部长的员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和唐生智将军指定的其他两人以及鲍罗廷为成员。委员会于5月25日出发，但刚到湖南省边境，就接到一封许克祥发出的以死相威胁的电报。委员会匆忙地回到革命的首都。在长沙，许克祥和其他分子成立一个清党委员会，在省内对所有国民党党员进行登记，对党务进行整顿。①湖南的一批领导人计划在5月31日反击，并开始在长沙附近的几个县动员农民自卫队。 不论在武汉还是莫斯科，试图引导革命的人都就如何应付危机的问题展开争论。5月24日，可能对形势的严重性仍不清楚的罗易，就与国民党的关系为政治局起草一份决议，它宣布在革命的现阶段，与国民党的合作仍是必要的。然后他试图定出这种合作的条件：发展民主力量；坚持与国民党的反动分子斗争，目的是孤立他们，然后把他们排除出党；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左派夺取领导权；捍卫无产者和农民的利益。②这个决议，连同在合作基础上的温和的许多细则，被搁置了起来。被共产国际的主要政策——继续参加另一党，并与其合作的政策——所钳制的政治局在5月26日决定，土地问题必须先经历一个宣传阶段；眼下要对士兵们进行宣传，并在村和县组织自治团体。①这个顺应形势的决议不过是重申了党的立场。更具体的是，同一天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农民协会（还没有正式成立）的名义发给湖南省农民协会和各工会的电报通知它们，政府已成立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正在解决长沙事件；它还指示它们要忍耐，避免进一步摩擦。② 在远方的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八次全会（5月18—30日），会上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就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对他们进行猛烈攻击，特别攻击他们继续支持国民党的武汉派，他们限制中国农民，拒绝立刻成立苏维埃。③中国委员会正在辩论中国土地革命的时机是否已经来临。5月27日，斯大林参加了讨论，出示了鲍罗廷的来电，内容是国民党决定为反对土地革命而战斗，甚至与共产国际决裂也在所不惜。根据在会上反对斯大林的艾伯特·特雷恩特后来的报道，斯大林问，应该战斗，还是搞策略？斯大林坚决认为，战斗意味着必败；搞策略意味着赢得时间，变得更强大，到以后在可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再进行战斗。他提出向鲍罗廷发出指示，命他反对没收和分配属于国民党党员或国民革命军军官的土地。④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最后决议号召建立一支真正革命的军队，“但是中国必须竭尽全力直接与左派国民党联合”。① 中国湖南省委员会已经在长沙附近的几个县动员一支强大的农民自卫队，准备对长沙及其附近的城镇发起总攻。正好在预定的5月31日之前，李维汉命令停止，这可能是对汉口的指示的反应。50000445_0739_1②命令没有下达到已开始向长沙进军的浏阳分队。他们的进攻在5月31日下午被粉碎，另一支试图夺取湘潭的分队被全部歼灭。③ 在这次灾难后的一天，斯大林指示其部下的著名电报到达这个革命的首都。④斯大林号召由群众“自下而上地”夺取土地，也号召与“过头的行为”斗争，这些行动都不要军队的帮助，而是要通过农会来进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动摇和妥协的领导人应被农民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人代替。必须停止依靠不可靠的将领，应通过动员湖南、湖北两万名员和约5万名革命工农来建立几支新军。必须组织一个以一名非员的著名国民党领袖为首的革命法庭，惩办那些与蒋介石保持联系和纵容士兵压迫人民的军官。斯大林告诫说：“劝说是不够的，应该行动了。流氓必须受到惩办。” 在当时中国的情况下，群众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又处于混乱状态，这类命令有如陈独秀后来所描述的，是“在厕所中洗澡”。所有中央委员会委员都知道这类命令不可能执行。据张国焘回忆，见到电报的人“哭笑不得”。因此，党的政治局复电说原则上接受指示，但明确表示这些指示不能立刻执行。①（罗易轻率地向汪精卫出示斯大林电报之事在下面讨论。） 显然，领导人能够全力做到的就是6月4日和5日在武汉组织群众示威行动，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在几个省杀人和惩办许克祥及其同伙。请求者承认土地运动由于一些幼稚的行动而受到损害，但又争辩说，这些行动在革命的初期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与许克祥及其同伙勾结蒋介石所犯下的暴行根本不能相比；他们的行动破坏了北伐的事业，危及整个革命行动。②一贯喋喋不休的罗易准备了一封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信中要求发兵镇压长沙的反革命分子，解散长沙各种各样的委员会，由国民政府颁发一项保证湖南工农组织和完全自由的法令。它要求下令归还从工农队伍没收的武器，要求武装农民，作为防备突然爆发的反革命行动的保障。罗易还写了向农民呼吁书，内容是中国号召农民通过夺取土地，继续与大地主、绅士和反革命军阀进行斗争。但是小地主和在前线作战的军官的土地不应侵犯。农民不应把士兵视为敌人，而应与他们建立紧密的联系，进而把大批士兵吸收进农会。罗易的这些话，力劝湖南农民要求长沙的反革命集团投降，组织一次武装起义把它打倒，“帮助国民政府恢复在湖南的权力！支持国民党反对反革命军阀！”① 这个问题不是靠言语而是要靠士兵去解决。许克祥从一开始就与何键将军和唐生智将军通过电报进行联系，他可能是他们的代理人。在调查委员会返回后，唐生智指派第36军副军长周斓作为他的特派员前往长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任他为特别代表。周将军受命指挥湖南所有部队和加强纪律。双方应停止冲突。省党部、省政府和工农组织将按照中央的命令重新组成。周斓到长沙后，中央收到一封6月7日由张翼鹏、四名教育官员以及41名包括许克祥在内的将领和政治军官签署的电报，表示感谢周副军长转达的指示，为他们5月21日的行为辩解，保证绝对执行中央政府的一切命令。② 虽然语气是服从的，但是那份令人生畏的别有用心地签名的名单，只能意味着表示他们团结一致。周斓在6月9日的一次市民集会上受到热烈欢迎，会上他被敦促参加清党运动。事实上他发现长沙的情绪是如此之强烈，以致他感到不能贯彻他的不偏不倚的命令。他打电报给中央，说农民协会反对中央，要求派部队消灭它们。① 湖南农民运动的面铺得太广，领导人又太少和分散，以致不能迅速控制混乱。几份送到中央的报告详细叙述了归咎于农民运动的冲突，其中包括夺取萍乡-株州铁路和包围萍乡的煤矿，使煤炭不能外运，粮食不能运给矿工。50000445_0742_1②6月13日在政治会议对湖南问题的讨论中，汪精卫报告说，在此以前的一次军事委员会上，曾经承认农民协会破坏了士兵的家，但是他归罪于湖南强大的秘密会社哥老会的成员，他说这些人已经渗入协会。汪精卫引了的话：“他们既不知道国民党，也不知道，而是以杀人放火为业。”关于长沙的马日（5月21日）事变，坚持，军队攻打了协会，协会不过是试图自卫，而不是想夺士兵的步枪。取得和吴玉章的同意后，政治会议于是决定派不久前从河南战场回来的唐生智去恢复湖南的秩序，但他在执行时不得使用武力。③ 在到达他的根据地并对局势进行审度以后，唐生智在6月26日打电报指出，应把两名已在领导许克祥的清党运动的人开除出国民党，对许克祥本人应予记过。但是许克祥不准备受唐的侮辱，他率领他的部队到湖南南部，在那里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参加清党斗争。① 另一名军人也采取了反对江西的行动。朱培德及其第3军保卫江西省，以防南京集团的可能进攻。在他军队中的情绪和长沙马日事变的影响下，他决定遣散他军队中大部分是员的政治军官。5月29日，他派其中的142人到武汉，他们在6月1日到达。他还释放了程天放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他们自4月2日起一直被禁，并担心会被处死。6月5日，他命22名为首的员离省，虽然他们备受优待，并得了旅费。此外，他命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停止活动，他的宪兵从南昌农民自卫队那里没收了800支步枪以及其他装备。任江西省主席的朱将军显然正在试图阻止已在邻省湖南爆发的那种冲突。他宣布，遣散政工人员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使环境平静下来。国民党的组织继续存在，群众组织保持其机构，只不过暂停活动，直到武汉中央命令恢复为止。他宣布支持武汉的国民政府，反对南京政府。此外他辞去了管理党务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并要求派一批新的委员。可以料想，他是在试探武汉的反应。在乡下，朱培德暂停农工运动的命令被解释为镇压它们的一个机会。省农民协会送给武汉的一份报告声称，运动的大约200名领导人被杀，在一批点名的县中，“土豪劣绅”已经横冲直撞地砸毁了地方农会，并且正在残酷地杀害农民。 怎样处理这种事态的发展？武汉的领导集团存在巨大的分歧。包括罗易在内的人要求惩办朱培德，并策划一次总罢工以支持他们的建议。鲍罗廷对这个主意极为不满。其他的人担心，搞垮朱将军的未遂企图将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当汪精卫在郑州与冯玉祥会谈后返回武汉时，向忠发要求他下令恢复群众运动领导人的职务。后来，当国民党政治会议考虑让朱培德辞职时，汪精卫明确地谈了这个问题：如果不宽恕朱培德的行动，他可能立刻倒向南京，大大地加强这个压迫人的邪恶之源。因此，政治会议连朱培德的辞职问题也不考虑了。为了寻求妥协，政治会议决定派陈公博、陈其瑗连同几名干部前往江西与朱培德会谈，同时谭平山应朱培德的要求，表示要派40名新近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人从事江西的低级别工作。6月20日，二陈及干部到达九江，在那里与朱将军会谈。双方都同意一个相当含糊的方案：权力集中在国民党手中，立刻约束不守纪律的人。问题就这样妥协地解决了，在江西省的影响虽然从没有像在湖南省那样强大，也已经明显地减弱。① 党员脱离左派国民党 6月5日，即武汉重要人物将启程与冯玉祥会谈的前一天，罗易向汪精卫透露了斯大林电报的内容。在汪的请求下，罗易后来交给他电文的中译文。汪精卫大为震惊，他和他最亲密的同事花了几个星期，才决定如何应付俄国人对其政党的政策这种危险的转变。② 6月6日。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团启程前往郑州与冯玉祥会谈。①冯玉祥掌握主动权，因为武汉军队遭到重大伤亡，其后方又是一片混乱。会议参加者同意冯玉祥控制河南省，批准了他在陕西和甘肃省任命的人，他们因而将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冯玉祥的军队和河南的杂牌军，将改编成七个由他指挥的前线军。武汉的部队将返师守卫他们的根据地。冯玉祥不同意参加对南京集团的战役，虽然他私下对汪谈到蒋介石背信弃义。会议参加者中有几人还讨论了斯大林的电报，并拟订了限制活动的计划。②武汉的队伍于6月12日匆匆地返回汉口，并带于右任一起离开。留下徐谦与冯将军在一起（他们是老同事）。顾孟馀也留在后面。鲍罗廷从他的观点出发，很快领悟到会议是一次失败。③ 武汉政权面临危险的战略形势。张发奎的第4军和第11军作了巨大的人力牺牲，河南的对立的军队才被清除了一些，但是那个靠不住的盟友冯玉祥此时控制着该省。最初的革命根据地广东省被李济深所控制，他反对工农的过激行为，又是蒋介石的潜在的盟友。他封锁了武汉入海的通道。在东面，隶属于南京集团的军队可能对武汉发起进攻，此时，它们已把孙传芳和张宗昌的部队赶入山东；并且人们怀疑蒋介石仍在与张作霖谈判停战。在三省——湖南、湖北和江西——根据地内，由于唐生智及其部下反对好斗的农民运动，他们的忠诚是靠不住的。朱培德刚把为首的员赶出江西，并命令停止农工运动的活动；他似乎试图当国民党两派之间的中间人。斯大林命令鲍罗廷和中国鼓动夺取土地，建立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惩办不可靠的将领，自下而上地改造左派国民党，这个问题使上述的难题又复杂化了。 左派国民党是否应该与员决裂以安抚那些将领，他们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从而又丧失了苏俄的支持。如果要决裂，在何时并应如何进行？是否有一个军事解决的办法：继续向北京挺进，或征讨南京，或南下重新夺取广东？当国民党领导人从郑州回来时，这些问题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向北京的成功的挺进，将要依靠山西阎锡山的积极参与，他的军队可以东进，在石家庄切断京汉铁路。试图说服阎锡山与冯玉祥一起参加北伐的工作在进行，但是他不可能同意。（事实上他不久宣布支持南京。）如果能劝诱以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为首的桂系转变态度，反对蒋介石，对南京的东征可能成功，但要进行这次东征，朱培德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罗易和少数领导人极力主张南下，左派最忠诚的军事支持者张发奎可能有兴趣，但他的军队仍需从河南的伤亡中恢复元气。汉阳兵工厂正在日夜开工，但是缺乏必需的原料供应：它能否为第二次征战提供足够的武器？ 到6月15日，国民党政治会议已经决定准备东征。根据蔡和森的说法，这是鲍罗廷的建议，汪精卫和唐生智接受此建议，指望俄国为这一行动提供资金。在准备东征时，军事委员会提出了新的军队番号。唐生智将指挥第4集团军，它由两个前线军团组成：第1前线军团，由唐直接指挥，下面有第8、第35和第36三个军；第2前线军团，由张发奎指挥，下面有第4、第11和新编的第20（由贺龙指挥）三个军。但在东征开始前，它们必须镇压仍在湖北横冲直撞的杨森和夏斗寅，派唐生智去解决湖南的事务，派陈公博去与江西的朱培德谈判（上面已叙述）。① 领导人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知道不可能执行斯大林的命令。员是否应该试图留在国民党党内，在它的旗帜下继续为国民革命工作？这项政策在扩大学生、城市工人和贫苦农民中的党员队伍和影响方面，已经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许多迹象表明，重要的国民党领导人的敌对情绪与日俱增，而且在将领中也出现了一股反对群众运动和本身的反动浪潮。只有通过抑制社会革命，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政策才能够继续执行，但是许多员把社会革命视为国民革命的精髓。群众组织是支持的真正的基础。经过激烈争论以后，领导集团在鲍罗廷的忠告下，约在6月中似乎已经决定顺应时势：党员应留在国民党内，并试图限制社会革命。党将支持一场反对蒋介石的战役，以期在胜利后重建支离破碎的队伍和群众组织。②但是，他们的种种算计没有把冯玉祥适当地考虑在内。 郑州会议后，冯将军派他的代表毛以亨前往徐州会见白崇禧和李宗仁，双方同意冯玉祥和蒋介石应该会晤。南京和上海的一个显赫的权贵人物集团于是赶到徐州，在6月20和21日与冯将军会晤。①会议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冯玉祥由于所许诺的每月一笔据说是200万银元的津贴，明显地投向南京一边，②此数远远超过了武汉支付给他的金额。冯玉祥还同意利用他的影响，迫使武汉把鲍罗廷送回俄国（这是2月份以来蒋介石一直试图实现的），驱逐员，说服忠诚的国民党员到南京，重新统一全党，组成一个单一的政府。③6月21日，冯玉祥向汪精卫和谭延闿发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冯玉祥回顾了他们在郑州谈到的情况，激进分子钻进党内，压迫商人、工厂主、绅士、地主和士兵，并拒不服从命令，然后提出了他的条件：鲍罗廷应立刻回国；应准许那些希望出国休息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这样行动；剩下的委员如果愿意，可以参加南京的国民党政府。电报又说：我希望你们接受以上的解决方案，立刻作出决定。第二天，他告诉记者们，他热诚地希望与国民党人合作，清除军阀割据和。他给了他们电文的副本。① 领导集团内部开展了关于策略问题的激烈争论。为了克服“当前危险的革命危机”，中国书记处在6月23日提出了一个不顾一切的计划：地下的上海委员会必须在一个月内制造一个比两年前五卅运动更加声势浩大的有战斗性的反帝运动，学生、商人和工人宣布罢课、罢市和罢工，在外国租界内示威游行——如果必要，甚至要求没收帝国主义财产和收回外国租界。书记处设想，如果在各界人民中间形成强烈的排外情绪（特别是反对已派军队到山东的日本的情绪），如果蒋介石军队中的士兵的这种情绪特别厉害，它就会促使帝国主义占领南京和上海。这样就会导致一场破坏蒋介石的根基和粉碎武汉政府右派造成的危险的全国性抗议。当蒋介石进攻武汉，或武汉进攻蒋介石时，这个运动就会爆炸性地爆发。能够在新的反帝战争的旗帜下进行社会革命。②政治局50000445_0749_2③撤消了这个对东部被破坏的群众运动的残余力量有潜在自取灭亡可能性的计划。武汉三镇日益敌对的形势迫使党的领导人作出新的决定。 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始在汉口举行，有400多名代表参加，他们有的来自上海和广州的被破坏的工会。①参加会议的还有亚历山大·拉佐夫斯基主席率领的赤色职工国际的兄弟代表团以及国民党、中国和青年团的代表。全国总工会和大会都受控制，可是冯玉祥此时明确地要求武汉政权与那个党分开；还有谣言说，几名武汉将领计划逮捕员和镇压劳工运动。谁也不安全。当由苏兆征任主席的大会在进行时，甚至汪精卫在会上讲话表示支持时，的政治局就如何处理总工会和李立三领导的湖北省工会的武装和穿制服的纠察队展开争论。纠察队是使中外工商界深恶痛绝的根源，而为了恢复萧条的经济和为数万名失业者提供工作，武汉政权正在想尽各种办法鼓励中外工商界。纠察队是否应放下武器，作为对国民党的让步？他们是否应渡江到武昌，参加张发奎的部队？6月28日，即大会的最后一天，政治局显然在鲍罗廷家里聚会，决定进一步后退：纠察队将自动解除武装。那天晚上（或是出于巧合，或是在取得默契以后），守卫汉口的军警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工会的总部，纠察队交出步枪，脱下他们的标记和制服。可是在第二天，办公地点还给了工会，并作了挽回面子的道歉，纠察队重新出现，但人数较少，又无武器。那天晚上，大会的代表在联欢会上招待士兵。汪精卫下令不准损害工会。② 要求两党决裂的压力不断增强。唐生智6月26日从长沙发出的电报，把湖南的混乱归咎于那些领导农民运动的人，电报在6月29日公布。同日，第35军军长何键将军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驱逐党内的员。他威胁要逮捕他的士兵能抓到的任何员。面临这一威胁，领导集团决定把党部搬到江对面的武昌，再在那里举行一次中央委员会扩大的全体会议，以确定一条政策路线。6月30日首先在鲍罗廷家中举行会议，政治局委员和两名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经过一番唇枪舌战以后，会议参加者接受了一系列其后在7月1日被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这些决议标志着为了与左派国民党保持工作关系而作的最后让步。这个无产者的政党决定，工人和农民运动应接受国民党有关部门的命令，并接受它们的监督，不过国民党及其政府必须保护他们的组织；工农武装部队应接受政府的监督和训练，而在武汉的那些仍有武装的纠察队应减少人数或编入军队；工人及其纠察队不得行使诸如逮捕和审讯的司法权，如无国民党党部或政府的同意，也不得在街上和市场巡逻。领导集团很快因迁就法律和秩序的要求而严厉地责备自己。另一个决议是处理在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机构中工作的员的问题。他们应作为国民党员而不是作为员进行工作，为了避免冲突，他们可以请假。① 6月份的最后几天，俄国的军事顾问和鲍罗廷的参谋人员开始离开，这些人在帮助国民党革命时曾用尽才能，耗尽精力，而现在，俄国的援助快要终止了。在7月初期访问鲍罗廷的记者们发现他在患病，并且很消沉，但是他决心尽可能久地留下。他的妻子在北京的监狱中，她是在2月28日乘俄轮巴米亚列宁娜号前往汉口时被鲁军捕获的。他在离开前必须先安排释放他夫人的事情，而日本显然愿意充当斡旋人。7月12日凌晨，一名中国法官驳回了对她和在巴米亚列宁娜号上被捕的其他俄国人的指控。法官然后失踪，只是后来才在日本露面，几名原来的俄国在押犯满心高兴地离开北京，只有鲍罗廷夫人被秘密地安排在城内。她在城内的事实被一系列假的消息报道所掩护，如说她已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外西伯利亚接受采访，在到达莫斯科时发表声明等。到8月底，她伪装成一名修女，成功地离开了北京。① 两党决裂的时刻发生在7月中。通过徐谦屡次向武汉的同僚发出敦促辞退鲍罗廷的电报，通过蒋介石把他的精锐的第1军调到南京和命令第7军及其他两个军开往江西，冯玉祥和蒋介石在施加压力。前几个月留在上海的武汉财政部长宋子文，在7月12日突然回到汉口，他肯定带来了南京集团的信件。在汪精卫家中举行的几次私下会谈，被较为保守的武汉领导人所左右，他们希望找到一个与其南京对手和平解决的办法。这将需要与员脱离关系和要求鲍罗廷离开。（鲍罗廷已经在作从陆路取道蒙古离境的准备。）① 7月14日，政治会议主席团通过了汪精卫的两项建议：派一名高级代表去莫斯科解释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指导下的联俄联共政策，以便澄清未来的关系；为了避免两党之间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冲突，特别是为了结束存在两个独立的互相对立的政策机构的制度，应寻找一个管理国民党内的员的办法。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听取了汪精卫关于斯大林6月1日那封曾经影响政治局的电报的报告，并得知罗易已经离开和鲍罗廷希望出走之事。会议决定在一个月内召开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考虑政治会议主席团的建议（这显然暗示要员脱离国民党），在此以前，它委托党部处理一些拒不服从命令的党员。会议参加者还一致同意政治会议应选代表去莫斯科，并通过了下令保护工农以及员人身自由的决议。这些决定对一般人保守秘密。②因此，看来这时党的文职领导人计划推迟分离，然后和平地采取行动。一个对自身存亡极为重要的因素，是希望俄国继续进行援助。但是就在这一天，何键将军的士兵在街上搜捕员，其中包括两名已经失踪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吴玉章和谭平山。 他们一定与武汉三镇其他许多有名的党员一起躲藏了起来，这是响应共产国际的紧急指示而在7月13日会议上作出的决定的结果。共产国际除了谴责中国的机会主义错误外，还要求发表声明，明确宣布员退出政府。但是，它禁止他们退出国民党。即使他们被开除，他们应秘密地与国民党的基层群众一起工作，以形成对领导集团的决定的抵制和提出改变党内领导机构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员然后应准备召开一次国民党大会。①这种表里不一的手法真使中国的缔造者和总书记陈独秀受够了，他多次主张退出国民党，但都被驳回。此时他辞去了总书记之职。中国7月13日的宣言，谴责国民党政府没有保护工商，实际上反而鼓励反动，它还宣布了谭平山和苏兆征辞职。可是还声明员既不退出国民党，也不放弃与它合作的计划。鲍罗廷前往九江附近的山岳胜地休养。此时正好是他妻子从北京狱中被释放以后。会讲俄语的瞿秋白伴随着他，瞿秋白不久在他28岁时将成为党的新总书记。② 两党分离此时已成事实。7月16日，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公布其限制员但命令保护他们人身和不损害工农运动的决议的那一天，中国的7月13日宣言出现在招贴和报纸上。这促使政治会议主席团公布它关于斯大林的危害性的电报的报道，并附有对员一方面退出政府同时又计划留在国民党内这种做法的谴责。主席团指责说，这等于破坏了国民党的容共政策。它命令所有双重党员退出这个党或那个党。每一方公布了更严厉的文件。但是几名左派国民党领导人则对这种分裂表示痛惜。邓演达发表了谴责声明，并辞去了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和国民党农民部领导的职务。他已经失踪，不久就启程前往俄国。孙逸仙夫人发表声明，谴责其同事已经走上反革命道路，同时她前往牯岭，后来去上海和俄国。两个声明都强调现在基本的中心问题——社会革命。它们指责说，武汉搞妥协的领导人已经转而反对社会革命。①陈友仁也正在准备离开。 反革命这时进入了左派的首都。武汉三镇实施戒严令，部队再次占领工会总部以及其他被怀疑的据点，并且处死了许多不幸的斗士。对领导人来说，似乎只有两种选择；逃亡或是暴动。有名的党员转入地下，或是逃到张发奎军队正向那里调动的江西北部。他的部队有许多的军官。到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随着两党合作的政策碰上阶级斗争的礁石而遭到破坏，的核心领导已经在计划进行暴动；这一计划此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鼓励。 鲍罗廷离开汉口，这象征着俄国想通过国民党促进中国革命——作为革命的第一阶段——这一努力的结束。7月27日下午，仍在发烧的鲍罗廷带了一小批俄国顾问和卫兵、陈友仁的两个儿子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坐火车前往郑州，火车上载着卡车、重型游览车、大量汽油以及行李，准备在漫长而路线不定的归国之途中使用。留在武汉的最重要的官员进行了隆重的欢送，汪精卫给他一封“致苏俄中央政治局同志们”的证明信。这表示中国同志们对鲍罗廷作为国民党顾问作出的杰出成就怀有永恒的感激之情。此信还宣布国民党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派几名重要同志前往俄国，以讨论使两国团结的途径。国民党和中国之间的合作仍等待指示，但是汪精卫公开表示，他相信鲍罗廷能对这件事的复杂性提供详尽的报道。信以“致革命的敬礼”的致意结束，落款是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团。① 在郑州，鲍罗廷受到冯玉祥殷勤的照顾，冯下令沿途对他进行保护；鲍罗廷然后乘火车西行，同行的是几名知道路线的冯玉祥的俄国顾问。在陇海铁路的终点站，鲍罗廷一行为危险的旅程作了准备，装了五卡车和五辆游览车的给养，往西和往北经过陕西和甘肃到宁夏城，然后穿过戈壁沙漠而至乌兰巴托，他们于9月中到达。经过一段长期的休息后，鲍罗廷飞往上乌金斯克，在那里乘快车前往莫斯科。他在10月6日抵达，时年43岁。②这两个有着对立的社会哲学的民族主义政党这时分道扬镳了——党员走向反叛，国民党人则在不同的派别中间搞不稳定的妥协。对互称“同志”并为了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割据中拯救出来而多年一起工作的政治家、劳工领袖、宣传家和军事将领来说，要分离是不容易的。有的人干脆引退了，但绝大部分的活动家则走这条道路或那条道路。分裂决定了今后几十年中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发展进程。 ① 英国外交部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04，1927年4—6月，第112号，附件，台克满4月7日发自汉口的快信。美国总领事罗赫德在他的电报和快信（包括他每个月的《工商业评论》）中，详细地报道了武汉的经济形势。离开的外国人的数字按国别载于《中华年鉴，1928年》，第755页。 ② 蒋永敬：《鲍罗廷》，第175—179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680—682页，两者都根据存国民党档案馆的4月20日政治会议记录。被任命的四人是陈公博、苏兆征、陈友仁和张肇元，陈公博为委员会主席，以代替缺席的宋子文。 ① 引于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86—187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112—113和115—116页，有罗赫德的几份电报。《人民论坛》，4月23、24日。艾萨克斯以反对的语气写到武汉政权采纳的限制劳工和恢复与外国友好关系的措施。《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04—206页。 ② 1927年4月30日会议记录，存国民党档案馆。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186—194、228—229页；查普曼：《中国的革命》，第134—136页。关于罢工的解决和救济措施，国民党档案馆有5月和6月劳工和外国资本关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汉口总领事罗赫德1927年6月6日致国务卿：《5月份工商业评论》，存美国国家档案馆，第59案卷组。 ① 3月1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决议全文引用于吴天威：《评武汉政权的垮台：1927年的国共分裂》，载《亚洲研究杂志》，29（1969年11月），第129—130页。又卡罗尔·科德·安德鲁斯：《中国对农民运动的政策，1921—1927年：国民对社会革命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1978年博士论文，第7章，第61—62页，根据1927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的文献汇编，国民党档案馆，436/138。蒋永敬：《鲍罗廷》，第268—271页引了决议的几个段落。告农民宣言又载于《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第359—365页。12月的决议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32—340、373—374页。国际共产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形势的论题》，载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39页。 ① 安德鲁斯：《中国对农民运动的政策》，第7章，根据国民党档案馆藏当时的文件。 ② 蒋永敬：《鲍罗廷》，第269页，4月19日凌炳的报告：湖南500多万组织起来的农民代表了约2000农民万。曼：《我在中国之所见》，第27页，他大约在4月20日在长沙被告知，在75个县的53个县中，不少于513万农民参加了协会。林祖涵：《湖南土地问题、财政问题和党的状况的调查报告》，5月2日（1927年），国民党档案馆，湖南5/53：现在（大约4月30日）65个县有农民协会，会员超过600万。林提了6个共有160万会员的“最先进的县”的县名。但他的数字都以10万计。1926年11月的数字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58—262页。 ③ 李锐：《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302—306页；书中有当时左派的长沙刊物关于反农民运动和残酷杀害的报道的引文。李坚持被杀的农民比被杀的土豪劣绅要多得多。 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选集》（英文），1，第21—59页，特别是最后一部分“十四件大事”。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28页。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257—264、269页。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49—51页，推断处决的地方恶霸为数不多，但没有可以证实的证据。李锐：《初期革命活动》，第306页，说被农民直接处死的不超过几十人。小安格斯·w.麦克唐纳统计到5月初期已报道的处决的湖南土豪劣绅，发现“全省约119人”。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312页。（但是，有的处决当时的新闻媒介可能从未报道过。） ② 张国焘：《的崛起》，1，第606页。张先生用李立三父亲的例子生动地说明农民运动已经失控的严重程度。县长李先培等人电报的日期是1927年6月6日，电报存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704。这个集团的大部分成员在与县长的部队的一次冲突中被杀，但几名为首者逃脱。电报强烈要求逮捕他们，为民除害。谢冰莹：《自传》，第120—125页，但这书本的译文有错误。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32—83页，论述了从1926年12月到1927年5月的争论，附争论各方的引文。 ② 曼：《中国之所见》，第27页回顾大约4月20至25日在长沙得知的情况，林祖涵：《关于湖南土地问题的调查报告》，有关于他在4月底了解的情况。5月9日中国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声称：“不但如此，两湖的农民斗争，已经开始要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并有分配土地的运动。”斯大林在5月13日的讲话中说，湖南、湖北和其他省的农民已经“在自下而上地夺取土地”。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86和260页。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276—308页，提供了最后的决议草案的文本和辩论的记录。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36—45页，有关于各会议参加者采取的立场的生动而颇不相同的记载，它部分地根据本文作者对存于国民党档案馆的会议记录所作的笔记。以下的论述根据这些笔记作出。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16，第254—263页。 ① 这些战役的报道载《北伐战史》，3，第677—755页，附地图；《革命文献》，15，第2412—2492页，附文件；乔丹：《北伐》，第129—132页；詹姆斯·e.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220—224页，附地图。 ② 吴应銧：《现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年》，第143页，有吴佩孚部下的派别活动和吴战败的报道。国民党档案馆，441/22，一份1927年4月的军事预算和帐目表明，4月份靳云鹗收到32万元，魏益三收到10万元，樊钟秀收到44000元，武汉集团希望与之联合的冯玉祥得到73万元，冯在武汉的代表得到37360元。除张发奎外，冯的津贴比其他将领多，张发奎为他的两个军获得90万元多一点。 ③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346页脚注45，引了汪精卫的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和总领事罗赫德1927年6月30日发的快信。 ① 美国国务院893.00/8929，电报，罗赫德，汉口，5月18日，报告说夏离汉口只有40英里，“相信已与蒋介石联合”。6月1日罗易在一篇为《国际通讯报》写的文章中也这样暗示，称杨、夏和当时也已叛变的许克祥是“傀儡，他们的行动由上海通过南京进行操纵”。孙科在6月20日的一份报告中也指责蒋。报告现存国民党档案馆，484/283。蒋永敬：《鲍罗廷》，第311、313页；关于同样的主张和证明蒋对事态的发展有准确了解的5月20日的文件，见《从容共到清党》，第693—694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696页引了一个武汉组织给南京的一份报告。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11—325页；《从容共到清党》，第693—699页，两者都对针对夏的威胁的活动作了敌视的报道，但也提供了战斗的有价值的记载。关于一边的材料，见张国焘：《中国的崛起》，1，第627—632页；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1、22，第286—292页。孙科在前面引的6月20日的报告中没有提到叶挺的作用，而是说，幸而第6和第2两个军返回，赶走了夏斗寅，然后打败杨森。（1930年，夏成为武汉三镇的戍军司令，1932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② 在《革命文献》，25，第5284—5285页，何键提了四个计划政变的人的姓名。一封代理省主席张翼鹏及许多军官签署的自我辩解的电报，指控激进分子计划对卫戍部队发动进攻。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2、695和700，日期为1927年6月1、4和7日。一个员回忆说，领导人知道进攻正在来临，并试图作准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83页。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28—320页，引了6月初期长沙几个人给武汉政府的报告。蒋教授把这次联合会说成是的防御策略。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258页，和布尔曼、霍华德合编：《中华民国传记辞典》，2，第61页。李锐：《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314页声称，只何键的岳父挨了一次打。他列举了从5月中到5月21日，除长沙外各地对农会的杀害行动。我没有见到证明侵入何键家中的当时的文献。 ③ 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709，1927年6月14日，提供了给委员会的购粮款（大部分损失）的账目，以及一名目击者关于攻打省农民协会总部的报道。 ④ 吴天威：《评武汉政权的垮台》，第133页脚注30列举许多关于“马日事变”（5月21日）的报道。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35—236页提供了关于处决的生动的、但基本上没有出处的描述。《从容共到清党》，第699和702页，说3000人被捕，70个机关被封闭。李云汉提了三名被处死的领导人和其他几个化装逃走的人的姓名。 ⑤ 湖北省农民协会送出的一份1927年6月15日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列举了19个具体的地方，并估计有4000至5000人被杀，许多村庄被破坏。协会请求国民党政府阻止这些攻击和惩办犯罪者。又《从容共到清党》，第699页。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27页，引了湖北屠杀农民的一份可悲的报告。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32—333、337页。 ②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3，第302页。 ① 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文献史》，第112页，引了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②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03页，引5月28日的《人民论坛》。 ③ 《利昂·托洛茨基论中国》，第220—248页，有托洛茨基在会议期间的讲话和文章。 ④ 《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文献》，哈罗德·艾萨克斯作导言，《中国季刊》，45（1971年1—3月），第100—115页，附艾伯特·特雷恩特在1935年所写但根据1927年11月发表的文本的英文译文和法文译文。英文译文转载于格鲁伯：《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90—494页。（斯大林提议给鲍罗廷的指示不过加强了当时既定方针的力量。）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92—93页。他们充分地讨论了5月份莫斯科激烈地展开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 ② 蔡和森和彭述之都指责李停止进攻的命令。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06页，和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文献史》，第487页脚注8。施拉姆断言是根据斯大林的指令下的命令。李锐：《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315页注。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同意李要为这个命令负责。 ③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38页，根据柳直荀发表于一年后的回忆。它的部分英文译文见李锐：《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315—316页。6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函湖南特别委员会，内附湘潭党部和农民协会发来的电报，描述了第8、第35和第36三个军的部队进攻工农组织的情况，使人相信5月31日以前侵略来自军方。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3。代理省主席张翼鹏于5月30日电汉口，描述了一些县的群众集会和对不同地方的进攻；后来，“今天上午10时”“数百名带枪的人和数千名携木棍的人”进攻长沙。经过两小时战斗，“农民被全部击溃”。他引了对俘虏的审讯，大意是省农会已下令在20日突入城市并抢劫。“因此，我们才杀人”。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2。（日期令人不解。） ④ 电文载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06—107页，译自斯大林的两篇1935年的文章。又载尤廷和诺思：《苏俄和东方》，第303—304页。1929年，陈独秀提供了斯大林指示的要点，他说，指示来自共产国际，见《告全党同志书》，第333—334页；艾萨克斯在《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45—246页）用了此信。不清楚电报是给鲍罗廷的，还是给罗易或中央的。 ①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第234—235页；张国焘：《中国的崛起》，1，第637页。罗易提供了6月15日发给共产国际电报的电文，他说电报是陈独秀奉政治局之命发出的。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9，第338—340页。电报详细叙述了危急的形势，表示当前无力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② 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6和697，6月4、5日。一份请愿书是武汉举行的湖北省各界代表大会递交的，另一份是武汉庆祝攻占郑州和开封的大会递交的。（有明显的证据说明它们是共同起草的。）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6、27，第314—320页，6月3、4日。 ② 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700。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38页，引了6月13日国民党政治会议的讨论。 ② 同上书，第343—344页，引了文件。夺取铁路之事在6月15日的政治会议上报告了。 ③ 同上书，第348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707页，两书都引了政治会议的记录。又郭华伦：《史论》，1，第243页也有引文。根据蔡和森的说法，鲍罗廷也用了这种解释：湖南农民协会的不法行为“是当地的歹徒和哥老会引导的，我们没有引导”。蒋永敬：《鲍罗廷》，第336页，不过没有说明确切的日期。 ① 唐将军6月26日电报的英文译文见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20—121页，译文取自6月29日的《人民论坛》。中文电文载《从容共到清党》，第708页；又蒋永敬：《鲍罗廷》，第350—351页。 ① 这一简要论述系根据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09—715页）和蒋永敬《鲍罗廷》（第354—368页）的材料综合写成，二者都根据当时的文件。 ② 汪在7月15日向中央执行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报告了日期和情况，根据《从容共到清党》，第736页，和蒋永敬：《鲍罗廷》，第403—404页。电报要点作为7月19日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团的报告，在1927年8月第一次公开透露，并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布。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见《从容共到清党》，第745页脚注94。1927年11月5日，汪精卫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详细地谈了当时的情况，但说罗易透露的日期为6月1日。汪精卫的演讲发表在11月9日的《民国日报》上，转载于《革命文献》，16，第2851—2865页，有关的部分在第2861—2862页。 ① 汪精卫在6月13日政治会议的第28次会上提名的主席团成员是谭延闿、顾孟馀、孙科、徐谦和他自己。汪提到其他与会者是武汉集团的于树德（唯一的党员）、王法勤、邓演达和唐生智以及冯玉祥、鹿钟麟和于右任。国民党档案馆，005/3。蒋永敬：《鲍罗廷》，第380页又加上了张发奎。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和雷纳·普罗梅同行；斯特朗小姐在一篇生动的报道中说加伦将军（布廖赫尔）也前往，但鲍罗廷因发烧和伤臂不能启程。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中国大众》，第46—48页。 ② 张发奎在与夏连荫的一次会晤中，想起了汪精卫报告共产国际决议——即斯大林的电报？——的内容，以及唐生智报告湖南农民动乱的情况。张将军回忆说，于是作出了“让员脱离关系”的决定。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225—227页，有根据不同史料写的郑州会议的报道。关于讨论问题的报道，见该书第7章的脚注50。可以推测，于树德和布廖赫尔未参加这些会谈。 ③ 美国国务院893.00/9106，电报，汉口，罗赫德致国务卿，1927年6月15日，电报报告了鲍罗廷的沮丧和他的信念：如果他参加，会议的结果本来会更有利。罗赫德补充说：“出现了一种日益强烈的〔意见〕，即从这里的国民党各委员会中，将逐渐地清除俄国人和中国的激进分子。”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93—394页。郭华伦：《史论》，1，第235页，有蔡和森的《机会主义的历史》的摘录。 ② 争论的热烈可以从罗易6月9日、15日的文件感觉到，载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第28、31、32号，以及从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对中央委员会政策的批评感觉到，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文献史》，第102—118页有摘要。又蔡和森关于以后几个星期的争论的记述，见他在几个月以后所写的《机会主义的历史》，郭华伦的《史论》，1，第255—261页，蒋永敬的《鲍罗廷》，第391—394页有摘要。张国焘在《中国的崛起》，1，第647—649页有回顾性的报道。快到5月底，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在指示中预测对蒋介石的一次征讨：“在蒋介石军队的内部和后方极力进行破坏士气的工作，以图消灭他们；这自然不是说，在适当时机不采取直接军事行动进攻蒋介石的军队。”尤廷、诺思：《苏俄与东方》，第275页。可以设想，这些指示已通过无线电传给鲍罗廷。 ①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第244—245页。南京、上海一方的会议参加者除蒋介石外，有胡汉民、蔡元培、张人杰（张静江）、李石曾、黄郛、钮永建、李烈钧、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和吴稚晖（他主持会议）。冯玉祥一方与会者为李鸣钟和何其巩。《从容共到清党》，第718页，根据转载于《革命文献》，15，第2566页吴稚晖的报告。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56页说徐谦和顾孟馀陪冯玉祥去徐州。 ②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第245页。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尔敦爵士在6月30日报告说，在6月份的最后两个星期，上海曾出现一次大规模的集资活动，他推测这是为了执行蒋介石资助冯以取得冯支持反对汉口和北京的徐州协定。英国外交部405/254，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第13315号，1927年7—9月，第43号，附件。 ③ 蒋介石6月6日的报告，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18—719页有引文。 ① 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56页，他引了1927年7月2日《密勒氏评论报》的电文的一部分。中文电文见《国闻周报》，7月3日；《从容共到清党》，第719—720页；蒋永敬：《鲍罗廷》，第382—383页。 ②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35，第361—365页。据罗易，书记处把有这些指示的信送到上海，但是政治局经过漫长的讨论后，以一个反帝斗争的决议代替它。罗易没有引用，而是引述自己的话，政治局推测，他是反对给上海同志们这个蛮干命令的。同上，第366—369页。 ③ 第五次大会以后，政治局由陈独秀、张国焘、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化名罗迈）、谭平山和蔡和森组成，据李又宁：《瞿秋白传：从青年到党的领导（1899—1922年）》，1967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第197页。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545页以下有会议和几个决议的报道；斯特朗：《中国大众》，第74—88页有会议的描述。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731页，有蔡和森后来对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报道；又见张国焘：《中国的崛起》，第649页。蒋永敬：《鲍罗廷》，第397页，有汪精卫对突然搜查的描述；美国国务院893.00/9159，电报，汉口，罗赫德致国务卿，6月29日，描述了占领的情况。斯特朗小姐观察了把全国总工会总部还给苏兆征的情况，并讥讽地描述了联欢会。她的报道是在莫斯科写的。见《中国大众》，第87—88页。显然是汉口驻军司令李品仙下令进行这次突然搜查。 ① 何键的宣言载《国闻周报》，4.29（1927年7月21日），该周报转载了八篇关于两党分裂的重要的武汉文件。这些文件连续刊登在以后的几期上。蒋永敬：《鲍罗廷》，第399页引了《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11项决议中的4项。郭华伦：《史论》，第259—260页，列了同一材料的7项决议。 ① 美国国务院893.00/9128，电报，北京，马克谟致国务卿，6月23日，转6月22日汉口电报，报告了俄国飞行员在早期离去。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第326页报道了她在6月20日以后不久，遵照鲍罗廷的命令与几名军事顾问离开。其他人在7月份也成批随之离开，根据卡萨宁：《20年代的中国》，第291—292页，布廖赫尔将军在8月11日离开。亨利·弗朗西斯·米塞尔维茨：《龙在活动：中国国民党革命概述，1927—1929年》；和文森特·希恩：《个人史》，第240—241页，两书都有对鲍罗廷的采访。希恩详细地叙述了鲍罗廷夫人的逃亡，他大约在这次逃亡中发挥了作用（第255—258页），前引卡萨宁著作第295—296页补充了希恩的报道。 ① 美国国务院893.00/9165/9194/9213，北京发给国务卿的电报传送了7月5、11、13日汉口和南京的情报；乔治·索科尔斯基论国民党，载《中华年鉴，1928年》，第1371页，里面有私下会谈的报道，材料可能是宋子文供给的。 ② 蒋永敬：《鲍罗廷》，第401—402页；以及《从容共到清党》，第736—740页。两者都引了会议记录。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735—736页引华岗：《大革命时期中国史，1925—1927年》。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66—267页从《国际新闻通讯》7月28日引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目前情况的决议》，其中有指示，但是它把通讯日期注为7月14日。 ② 宣言转载于《国闻周报》，4.29（1927年7月21日），部分英文译文载t.c.武：《国民党和中国革命的未来》，第323—333页。陈独秀的立场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有叙述。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大概根据俄国人的档案，提供了会议的谨慎的报道。《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第331页。李又宁：《瞿秋白传》，第221—222页。7月13日《中国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的英文译文载朴孝范（音）：《中国文献集，1927—1930年》，第21—29页。 ① 上引《国闻周报》有不同方面的文件，少数几件载《革命文献》，16，第2828—2840页。邓演达声明的节录收于美国国务院893.00/9216，罗赫德7月15日电报。蒋永敬：《鲍罗廷》，第409页提供了邓演达到7月18日在郑州时的证据。孙逸仙夫人的声明转载于t.c.武：《国民党》，第270—273页。根据国民党文献的关于分裂的一般叙述，见蒋永敬：《鲍罗廷》，第401—412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741—743页。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中有《武汉：它的垮台》一章。 ① 汪起草的日期为1927年7月25日的信的原件，存国民党档案馆，445/35。 ② 斯特朗的《中国大众》有旅途的报道。到达日期根据1927年10月7日《真理报》。鲍罗廷生于1884年7月9日。他在莫斯科担任过劳工副人民委员、塔斯社社长助理、纸张工业的经理，1932年起任英文《莫斯科新闻》的编辑。路易斯·费希尔在1929年2月26日至6月29日期间采访过他10次，据他的《人和政治：一份自传》第138页的材料。在《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2，第632—679页的一章中，费希尔间接地叙述了鲍罗廷告诉他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情况。鲍罗廷在1949年与其他许多犹太知识分子一起被捕，被送往拘禁营地，在1951年约67岁时死在那里。《纽约时报》，1953年9月3日和1964年7月1日。到最近时期，鲍罗廷的名誉在苏联已被恢复，已有关于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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