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 一、成都：蒋介石挥泪别大陆 1948年底到1949年底是蒋介石输得最惨的一年，东北被关门打狗、华北平津尽失、中原淮海失败，1949年4月23日总统府也被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大溃退，**大追击，真是兵败如山倒。12月10日，在成都凤凰山机场，蒋氏父子登上”美龄”号专机，向着渺茫的海岛飞去，此后，没有回过中国大陆。 1.东北，被关门打狗 在白山黑水之间，人民解放军经过1947年的夏季、秋季、冬季三次攻势作战，共歼敌30余万人，使东北战场成为全国各战场中惟一一个解放军数量超过国民党军的战场。当时，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达105万人，而国民党部队只有55万人，并分别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的据点里，成了瓮中之鳖。 蒋介石对此焦虑万分，为挽救东北败局，他三易东北主帅。首先，蒋介石选中了杜幸明这员虎将，结果，在1947年人民解放军的夏季攻势中，杜幸明遭到惨败，这使蒋介石极为恼火，选谁来接替杜聿明呢？想来想去，蒋介石只好把陈诚这张王牌派往东北。陈诚奉命走马上任后，曾大肆吹捧要”消灭共军，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并独揽东北的党政军大权。陈诚的嚣张气焰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而是输得更惨：解放军在1947年冬季攻势中，消灭了蒋介石的王牌军之一的新五军，活捉军长陈林达。面对此局，陈诚灰溜溜地离开沈阳，逃回南京。陈诚走后，蒋介石强令卫立煌接替东北”剿总”司令和东北行辕副主任之职。蒋介石和卫立煌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矛盾，在东北战局上两人意见更难取得一致：蒋介石主张国民党军主力驻守锦州，进可以守，退可以撤；而卫立煌则主张集中兵力守沈阳，以待时局发展。 辽沈战役前，东北国民党的兵力分布是：卫立煌率约30万人防守沈阳及附近地区，”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约10万人固守长春，而另一”剿总”副司令范汉杰率约15万人防护锦州。 根据东北局势，**运筹帷幄，确定由**、罗荣桓指挥东北野战军实施辽沈战役计划：首先攻取锦州，占领北宁路锦州、山海关段，关闭东北大门，形成关门打狗之势的战略方针。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首先在北宁路山海关、唐山段打响，解放军以迅猛动作切断北宁路，占领辽西走廊，将国民党军压缩在锦州、锦西两个孤立的据点。蒋介石见势不妙急飞往北平亲自指挥，并部署军队向葫芦岛结集增援。10月2日，他又飞抵沈阳召集军以上人员的军事会议，决定将沈阳的国民党军编为防守兵团和攻击兵团。防守兵团由周福成指挥留守沈阳；攻击兵团由廖耀湘指挥出兵辽西，解锦州之围。同时他不忘给将领们打气： 过去你们要找共军主力找不到，现在已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只要大家以革命精神下定决心，坚决服从命令，我想一定可以成功。 然后，蒋介石情不自禁以悲观的语调说：今日惟有死中求生，如此战失败，则与各位再无相见之期矣！以往的失败，就在于不听我的话哟！…… 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死了没什么，可你们还年轻，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个让**把你们抓了去，后悔晚矣！ 为了夺取锦州，**一方面指示在塔山坚决阻击由葫芦岛增援的国民党部队，一方面果断下令啃下锦州这块硬骨头。经过6天艰苦的配合作战，锦州解放，东北的大门随之关上，辽沈战役也就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下一步就该是打狗了。而东北野战军的下一步所指就是郑洞国率10万之众困守的长春市。 辽沈战役之前，长春之敌已被我严密封锁和包围，长春成了一个孤岛和死城。锦州战役打响后，随着战场形势日益恶化，蒋介石决心主持东北的大撤退。10月10日，他电令郑洞国率部撤出长春。面对解放军的铜墙铁壁，突围无疑是送死，无奈之下，郑洞国含泪给蒋介石回电：无法突围。蒋介石接电后认为：长春守军如不撤出，必将为**所用；如因撤出而遭歼灭，对南京团无所获，也不至于增加解放军的兵力。因此，他强令郑洞国突围，并派飞机到长春将手令空投给郑洞国。郑洞国接令后急与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第七军军长李鸿商量突围事宜。曾泽生未置可否，这位素与蒋介石不和的爱国将领在这生死关头正酝酿起义事宜。 16日晚，时不我待，曾泽生决定起义，并给郑洞国、李鸿连夜发信，内容如下： 杜庭司令钧鉴： 长春被困，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残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无能，官吏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迫剥削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于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潭。 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却反身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竭诚奉达，敬候戎绥！ 曾泽生敬启 郑洞国接信后说：”曾军长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17日，曾泽生率六十军起义，长春东半城获得解放。 这时，**中央考虑，如果争取第七军李鸿和郑洞国起义，不仅在政治上能动摇敌人的军心，而且不费一枪，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此，10月18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拟电报，对郑洞国进行劝降。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21日，郑洞国投降，长春和平解放。 长春已失，蒋介石决定命廖耀湘带西进兵团收复锦州，并由杜孝明代替卫立煌任东北主帅，以图起死回生。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黑山、大虎山一带坚决阻止敌人南逃和攻占锦州。结果，西进兵团全军覆灭，廖耀湘被俘。辽沈战役至此，只剩下沈阳这座孤城，东北全境的解放指日可待。 10月27日，东北野战军主力齐头并进，直插沈阳，而孤守沈阳的卫立煌更是坐卧不安。30日，解放军已占领部分市区，蒋介石眼看卫立煌又要作俘虏，他面子上既不光彩，又没人来承担丢失东北的责任。于是，蒋介石急令空军副司令王叔铭派飞机将卫立煌接出。 将帅一走，士兵也乱了阵脚。11月1日晨，东北野战军对沈阳发起总攻，沈阳多数敌驻区都树起了白旗。国民党士兵几十人一伙，结成湖南帮、广西帮、云贵帮，由前面一个戴红布条的人领着满街寻找解放军，见到解放军就说：”我们投降，蒋介石再也管不着我们了！”在市中心”剿总”战车团的院子里，汽车、装甲车、坦克整齐地排列着，驾驶员坐在车上，等着解放军接收。国民党军重炮十一团的军官把18门151重炮交给解放军时说：”美国送给蒋介石的36门最大的炮，那18门让你们在辽西缴了，这18门也请你们验收。” 当解放军接收蒋介石在东北的唯一高射炮团时，问团长该团有多少门炮，胖子团长后悔地说：”该死，该死，过去太粗心，本人确实不知道。”又问他炮火威力，他说：”没有使用过，遗憾！” 11月2日，沈阳，这座东北最大的城市宣告解放。随之营口也被我军攻克。辽沈战役至此宣告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人，东北换了主人。 2.淮海，被打开门户 济南战役后，山东和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可以畅通无阻地和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构成了威逼徐州、直捣南京，咄咄逼人的态势，蒋介石精心构筑的”重点防御”计划已被击破。蒋暴跳如雷，为挽救危局，决心固守徐州，确保京畿的外围。于是，国共两党又在中原地区展开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决战——淮海战役。 **中央命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率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共60万人投入淮海战役进行中原逐鹿。而蒋介石则任命刘峙为徐州”剿总”总司令，杜幸明为副总司令，统率黄百韬、黄维、邱清泉、李弥、刘汝明等兵团共70万人负隅顽抗。 1948年11月6日下午，华东野战军发布全线出击的进攻命令，淮海战役开始打响。根据形势，**和**中央军委决定，淮海战役的第一仗，是集中力量消灭黄百韬兵团，砍断国民党徐州集团的右臂，为下一步彻底消灭徐州之敌创造条件。当天，解放军即完成了对徐州黄百韬兵团的战略包围。黄百韬见势不妙，急忙收缩战线，人民解放军紧追不舍，层层压缩包围圈。最后黄百韬龟缩于碾庄一隅而不能动弹。 黄百韬被围，蒋介石急了。他训斥部下：”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最大的关键！”他给刘峙打电话说：”七兵团在碾应仍为敌围攻，情况危机，至为焦虑。万一七兵团为敌消灭，必影响整个战局，仰倾全力不顾牺牲及损失，兼程东进，限期与七兵团会师解围，倘有延误，决按军纪从严惩处，不稍宽贷。” 根据蒋介石的电令，黄维、邱清泉、李弥、孙元良部前往碾庄解围。**及**中央军委对此早有预料，坚决部署阻止敌人救援，这使黄百韬在包围圈内望援兴叹，坐以待毙。 11月11日，时机成熟，解放军对碾庄黄百韬兵团发动总攻击，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黄百韬步步后退，已无招架之功，何谈还手之力？ 蒋介石在南京如坐针毡，他亲命顾祝同飞抵碾庄上空，鼓励黄百韬向外突围，并带去大批粮食、弹药，散下大批传单、慰问信和”总统勋章”。黄百韬感激涕零，对着上空的飞机发誓：”总裁，请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到最后一兵一卒！” 确实，黄百韬是够顽固的，率部顽抵到底，直到22日，他见大势已去，才自杀”成仁”。剩下几个残兵游勇也分头散去，各自逃命。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已隐约觉得国民党的丧钟敲响了。黄百韬的尸体后被运回南京，由顾祝同报准蒋介石举行公祭和公葬，蒋介石特此下令，说黄百韬”忠勇壮烈，追赠上将”。 消灭黄百韬兵团后，下一步即轮到解决黄维兵团。黄维兵团在增援黄百韬兵团途中，已被解放军阻击、包围在双堆集地区。蒋介石见黄百韬兵团已无药可救，转而严命徐州的杜聿明，南部的李弥、刘汝明两部增援黄维。结果，旧戏重演，杜聿明被阻击、包围于陈官庄地区，其他各部亦自顾不暇。12月3日，中原野战军开始压缩对黄维包围。15日，黄维被俘，他的12万精兵被消灭，这对蒋介石无疑是釜底抽薪。 黄百韬、黄维兵团被歼后，淮海战场上就剩下最后一个包围圈——陈官庄的杜聿明。当时，几十万之敌被压缩在南北宽5公里、东西长20公里的狭小地带，敌我相距不过几米、十几米。这时，淮海战役总前委决定，暂缓攻击杜聿明，部队转入战场休整，并对包围圈内的敌人实行双管齐下：在军事上以武力包围杜聿明，在政治上展开攻心战。 在这寒冬腊月，包围圈内外，一个战场两个世界，一个四面楚歌，饥寒交迫，充满了恐惧与哀伤；一个粮充弹足，暖衣饱食，一片欢乐。包围圈外的解放军抓紧进行了20多天的休整，并开展了生动活泼的政治教育和学习。时值元旦，部队在战壕里丰衣足食，欢欢乐乐过了个节。而包围圈内的敌军物资供应紧张，仅靠空投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士兵们忍饥挨饿，而部分长官死到临头却寻欢作乐，饮酒跳舞，纵欲荒淫，一派末日王朝的景象。 针对这种情况，解放军开展了声势浩大、丰富多彩的攻心战，方式多种多样，有给敌人写劝降信、送衣物、招待敌人吃饭、阵前喊话等，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招待敌兵吃饭。战士们把自制的吃饭”招待证”抛向敌人，证上写明拿此证可到解放军阵地吃饭，以礼相待，决不侮辱，吃完饭，愿留则留，愿走则走。那些忍受不了饥饿的国民党士兵，开始试着三三两两壮着胆子来吃，后来成批成群地来吃，吃完还要带些馒头回去，解放军前沿阵地成了敌人的招待所。后来每次开饭，解放军就敲着盆喊：”喂，喂，喂！吃饭了。过来吧！”并相约，听到了就朝天开一枪，于是国民党阵地上枪声不断。元旦这天，就餐前，解放军战士拿出香喷喷的肉包子，一个战士用刺刀挑起一个放在洞墙上说：”蒋军弟兄们，请尝尝我们的包子！”隔壁敌军一把抓了过去。另一个解放军战士再送一个：”好吃吗？再来一个吧！”那些吃了解放军包子的，都愿弃暗投明。 蒋介石为使其官兵为他卖命，空投下近百万份的《黄百韬烈士纪念册》，鼓励部下以黄百韬为榜样。无奈，其作用适得其反，有人大骂蒋介石：”老子要饭吃，投这些废物有鸟用，真他妈的混账！”看到死撑下去是自取灭亡，蒋介石只好要求杜聿明突围，并计划空军配合投毒气弹协同突围。 1949年1月6日下午3时，解放军最后总攻杜聿明集团的时刻到了。包围圈四周突然炮吼枪鸣，流弹火花，漫空飞溅，滚滚浓烟，笼罩上空，解放军从四面八方涌进敌人的心脏。杜聿明集团早已到了不击自溃的境地，官兵争相夺路四处逃命。 10日下午4时，战斗结束，杜聿明部被彻底歼灭。 徐州”剿总”副总指挥杜聿明也被俘。 至此，历时56天的淮海战役宣告结束，解放军共歼灭、俘获敌人60余万人。 淮海战役打开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的门户，也使世界舆论为之震撼。纽约《先驱论坛报》惊呼：”在生活步调一向是缓慢的中国，局势正急转直下地接近了**……这一次将是一个伟大的**，因为南京政府遭到悲剧显示出一个时代的结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认为：”1948年最后一个季度里所发生的事颇带有希腊悲剧的味道。” 3.平津，部将起义 辽沈战役结束后，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失败的大势已定。华北战场上踞守平津的傅作义部，屡遭人民解放军沉重打击后，又失去了南北两面依托，军心动摇，孤立无援，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随时都有逃跑的可能。但不管跑到哪里，对迅速实现全国解放都是不利的。**中央决定抓住战机，将其就地予以歼灭，以加速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总崩溃。因此，**决定马上发动平津战役，击垮华北傅作义集团。 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早年投笔从戎，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是驰名中外的爱国将领。他与蒋介石多有矛盾，与之貌合神离，但由于旧观念的驱使，始终没有脱离蒋介石。傅作义集团所辖60万大军，20万是傅的嫡系部队，另40万是蒋介石的”中央军”。根据当时全国和华北的战争形势，傅作义集团采取”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在华北大地上，东起北宁线的滦县，西到平绥路的柴沟堡，东西约1200多里的狭长地带，以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新保安为重点，摆成一字长蛇阵，既可守又可逃，以静制动。 针对傅作义集团的情况，**中央决定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约计150万兵力，共同投入平津战役，由**、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总前委，负责具体指挥。作战方针上，鉴于国民党军可随时西逃绥远或向东由天津、塘沽从海上南逃，为了防止其跑掉，在战术上采取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法，决定首攻塘沽和新保安，切断敌人逃跑之路。 1948年11月29日，杨成武率领的华野第三兵团开始包围张家口，平津战役开始了。战役的第一阶段，解放军采取隔而不围或围而不打的方针，分东西两集团着手分割、包围傅作义部。到12月25日，傅作义的60万部队已被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地区。敌人的西逃或东逃之路被阻，傅作义集团欲跑不成，欲战不能，由”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被围在新保安的是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军长是傅的心腹干将郭景云，被围在张家口的是孙兰峰的第十兵团，他们均为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为了加快战役的进展，**中央军委命令华北第二兵团杨得志部、第三兵团杨成武部分别担任攻取新保安、张家口的任务。经过激战，解放军相继拿下了新保安和张家口，新保安守军将领郭景云战败自杀，张家口守军将领孙兰峰被俘，傅作义的老本基本上也打光了。平绥全线获得解放，北平之敌西逃的希望化为泡影。 这时，在军事打击的配合下，**展开争取傅作义和平起义的工作。经过一系列秘密接触谈判，在各方开导和形势的逼迫之下，傅作义于12月23日就起义事宜亲自给**发去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持现状。贵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底定。 傅作义 1月23日 **接电后，对傅作义的态度和目前的处境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后，傅作义在华北的地位有了明显改变，他对**的态度也趋向缓和，但蒋介石一直在对他施加压力，迫其南撤，故傅作义实质上还没最后下决断，处于动摇、犹豫之间。**从傅作义的处境设想，对他提出几条说明和建议：目前不要发通电，这样做很危险；**将其列入43人战犯名单，请其谅解；傅氏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扣留的危险；双方应进一步谈判。傅作义听了这些意见后，如释重负，派人与**继续会谈。 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又做好了进攻华北重城天津的准备，从而也争取到了谈判桌上的主动权。在谈判中，**明确要求傅作义在1月24日午夜前就和平起义问题进行答复，否则解放军将对天津发起总攻。 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傅作义正与解放军秘密谈判，有起义的可能，遂相继派要员到北平察看，拉拢傅作义。蒋介石先派军令部长徐永昌到北平要傅作义将部队由陆、海两路撤向青岛。接着，蒋介石又派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到北平，向傅说明其南撤有军统和美军的配合。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也来北平游说，表示美国的支持。傅作义内心斗争激烈，十分矛盾，他一面声言要与北平共存亡，一面对和谈抱有希望。 1月14日午夜，人民解放军限期傅作义答复的时期已到，傅作义仍没有下最后决心，人民解放军耐心督促守卫天津城的总指挥陈长捷投降，但是陈长捷拒不投降。人民解放军仁至义尽，按照预定计划，于14日午夜发动了对天津的总攻。经过29个小时的艰苦作战，到15日15时，天津战役宣告结束，陈长捷被俘。陈长捷炫耀固若金汤、能守三个月的天津是如此不堪一击。 天津战役的胜利，狠狠地教训了国民党残余力量，也及时警告了傅作义：坚持反抗，只有死路一条，企图拿武力抵抗作为谈判的筹码是枉然的。天津解放从而加速了北平和谈的进程。 形势已不容许傅作义再思考了，他需要做出最后的抉择！ 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武力压迫和政治攻势之下，傅作义决心以实际行动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经过和谈，双方一致同意签署《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协议共18条。另有附件一份，共14条。协议大意是：双方休战，并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务；傅部队在指定时间和地点接受整编；城内企业、银行、文化机关、学校、邮电、文物等暂维现状；保护守法的外国官员和外交；释放政治犯等等。 就在傅作义接受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的当天晚上，蒋介石获悉后来电，大意是：相处多年，彼此深知，你现迫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要求一件事，于1月17日派飞机到北平运走第十三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需一周，望念多年之契好，予以协助。 傅作义给蒋介石回电：”遵照办理”。同时，他把蒋介石的意图迅速告诉了人民解放军，要求城外解放军在蒋介石飞机飞来时，以祈年殿为目标，炮击天坛临时机场，阻止其着陆。如此四五天，终于粉碎了蒋介石企图用飞机运走他的嫡系部队及其装备的梦想。 1949年1月22日，《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正式履行实施，北平宣布和平解放。 无巧不成书。就在这天，南京也传出了一条特大新闻：总统蒋公于昨天的中常会上宣布”引退”。蒋介石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宣布引退，隐居溪口，这实乃被逼无奈之举，形势使然。 自1948年下半年以来，国共两党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战，人民解放军在北起松花江、南抵长江的广大土地上，前后经过142天的连续作战，消灭国民党军队173个师，共154万多人。 三大战役的胜利，给了蒋介石反动统治以毁灭性的打击，其军队主力已被消灭，作战部队仅剩下100多万人，并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的资本基本上输完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得到解放，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基础从根本上瓦解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 4.南京，总统府被占 1949年初，国民党主力已失，蒋介石病急乱投医，一方面抓紧编练新军，四处抓丁；一方面加紧长江防备，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解放军的滚滚洪流。同时，国民党政府为了保存残余力量及美国在华势力，为卷土重来赢得时间，发出了求和声明。**中央和**彻底揭穿了国民党的阴谋，并提出以包括惩办战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在内的八项条件为和谈的基础，而且郑重声明，不管谈判结果如何，人民解放军都要渡江南下，向全国进军。 面对解放军咄咄逼人之势，蒋介石匆忙布置长江防守：宜昌以西由宋希濂负责，宜昌到湖口由白崇禧部负责，湖口到上海由汤恩伯部负责，防御的重点在东段，东段的重点在上海。**中央和**为将革命进行到底，一面通过和平谈判进一步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一面指示第二、三、四野战军协同配合，加紧准备渡江作战。 1949年4月1日，以**中央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的和平谈判破裂。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全军指战军：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治恶不俊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协定。 （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达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蒋介石看到**和朱德《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后，犹如五雷轰顶，瘫软在沙发上，他强打精神命令汤恩伯、白崇神速、宋希濂死守长江。 4月21日午夜，朱德发布渡江总命令。从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战线上，百万大军强渡长江。守卫长江的国民党军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没有任何战斗力。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当人民解放军的士兵进人总统府蒋介石的办公室时，桌上的台历正好翻到4月23日。总统府前欢声雷动：”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在这伟大的胜利面前，**欣然命笔，写下了一首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七律诗：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老巢已去，蒋介石在溪口再也坐不住了，关于”敌军”神速推进的电报一封封来到溪口，蒋介石气急败坏，把电报往地上一扔，骂道：”娘希匹！敌军！敌军！为什么只报敌军进攻不见**抵抗！”他登上”泰康号”轮船，气势汹汹地亲到上海指挥部署淞沪决战。蒋介石认为淞沪战役一打响，美英等国便不再袖手旁观，坐视国民政府败北，所以他发誓要打好”第三次世界大战导火线”——淞沪决战。然而几昼夜的殊死战斗过去了，从华盛顿送回的消息却越来越令人失望：美国不会继续卷入中国内战。蒋介石这才突然醒悟：”淞沪决战已经没有意义了。”随之杭州、武汉、上海相继失守。 5.成都，蒋介石投下在大陆的最后一瞥 人民解放军在渡江战役后，分四路开始了对全国的大进军。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攻占西安古城，西安宣告解放。这时盘踞西北的国民党部队仅剩下陕西的胡宗南部和青海、宁夏的马家军，共约40万人。根据敌人胡、马联合抵抗我军的形势，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确定”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决心首先集中兵力聚歼胡宗南于扶眉地区。到7月份，胡宗南主力基本被歼，残部退入川北、川东地区，胡马联盟基本被粉碎，西北战场上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解放军由相对优势变为绝对优势，战争的主动权已完全掌握在解放军手里。 胡宗南主力被歼后，处于绝望中的蒋介石企图依靠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部，扭转西北战局，于是他积极策动二马与解放军在平凉地区决战。但是二马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在解放军尚未迫近时即各自后撤，一路向西逃去。解放军冒着烈日酷暑，千里追击敌人，最后造成西北野战军随敌向兰州、银川进军，各个歼灭马步芳、马鸿逵的有利态势。 8月26日，兰州获得解放，马步芳部全军覆没，宁夏马鸿逵集团更加孤立无援。解放军乘胜前进，不给马鸿逵以喘息之机，于9月份彻底消灭残余之敌，二马集团在西北八十余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从而为进军新疆创造了条件。 新疆境内的形势十分复杂，除了部分向往和平的进步人士外，还有继续顽抗的国民党势力，以及亲英美的鼓吹**立的势力。1949年，驻守新疆的国民党军，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所指挥的7万余人。蒋介石在军事大溃败后多次电令陶峙岳，只留1个旅担任新疆的防务，其余部队悉数内调人关参战。由于新疆的国民党军队派系复杂，在内调问题上态度不一，如强行内调则可能使新疆10万军队呈分裂瓦解状态。为了不使地方混战和替国民党充当内战炮灰，陶峙岳以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和经费庞大为借口，拒绝内调。 **中央和**对新疆的局势一直十分关心。1949年8月，**中央提出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并派邓力群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往新疆活动。在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在**代表的大力争取下，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率国民党驻新疆全体军政人员发出通电起义，宣布新疆和平解放，10月10日，解放军进驻新疆，蒋介石又丢掉了西北战场。 再说中南和西南战场，湘、赣、粤、桂等省由国民党白崇禧部、宋希濂部和余汉谋部所控制。解放军过长江后于7月从东西两面逼近长沙。长沙50万人民举行游行示威，提出”湖南人民不需要战争”、”战争贩子滚出湖南”等口号，要求湖南和平解放。对于湖南人民的正义要求白崇禧极力镇压，而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将军和驻守长沙的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将军却深知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表示愿意谋取湖南和平，避免生灵涂炭。在**的直接争取下，1949年8月1日，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 这时，白崇禧的防御体系正面出现了一个大裂口，他担心其嫡系被歼，急忙收缩战线，宋希濂集团、余汉谋集团携手建起一条以衡宝为中心，东起粤东，西至湘西的”湘粤联合防线”，以防止解放军南进。针对敌人的负隅顽抗，**巧妙部署，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战的作战方针，将天罗地网撒向华南、中南、西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了粤北和广州。10月，国民党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把西南作为最后挣扎之地。 为确保西南，1949年8月底蒋介石曾亲临重庆召见胡宗南、宋希濂等西南军政要员，密谋固守西南，称：”必须保住西南地区，作为复兴基地，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9月底，陆续退守西南和原驻防西南的国民党部队达90余万人，这成了蒋介石计划固守西南的最重要资本。10月，蒋介石抛出了在西南同人民解放军进行持久作战的计划，确定”以机动防御配合游击作战，进行持久抵抗，争取时间，等待国际事变”的应变方案。他调兵遣将，部署了以四川为核心，以川陕边界为重点设防，构成沿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并向南延伸的”大西南防线”，妄想依托这条”中国的马其顿防线”，争取时间进行反扑。 **早已明察蒋介石的意图，命令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统率60万解放大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包围西南诸敌，并力求全歼胡宗南集团于国境线之内。10月下旬，第三、第四野战军前委决定同时发起广西和西南作战。11月，解放军突破宋希濂、谷正伦防守的川湘鄂边防线和湘黔防线，蒋介石吹嘘的”大西南防线”被拦腰斩断。 蒋介石如热锅之上的蚂蚁，急忙命部队后撤，集中防守重庆，并策划退往滇、康地区。刘、邓大军果断深入敌后，切断敌人退路，对重庆形成包围态势。蒋介石见势不妙，于11月3o日凌晨，带着从广州来渝还不到50天的”国民政府”，匆匆乘飞机逃往成都。当天下午，重庆解放。 重庆既失，成都已无险可守，蒋军兵败，势如山倒。12月7日，蒋介石宣布将其”政府”迁往台湾。 树倒猢狲散，那些早就不愿为蒋介石卖命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争先恐后与解放军接触，联系起义事项。云南的卢汉和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王伯勋等相继起义。国民党各部起义**迭起，解放军推进日行几百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西南作战，从战役发起到结束，为时不过57天，前进约三千华里，提前两月完成战役计划……” 至此，蒋介石在大陆的军队基本被消灭，残部退往台湾岛、沿海各岛屿以及中外边境线附近。1949年12月10日，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同一天，蒋介石乘飞机离开成都，飞往台湾，从此后，蒋介石再也没有踏上过大陆土地。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南京，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蒋介石在推卸自己失败的责任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是因为**，而是被我们的内部某派系搞垮的。这当然有推卸之意，实际上也有被内部矛盾搞得狼狈之意。蒋介石和他的属下们的关系是根据这些人对他的忠诚程度、作用大小，以及姻亲、门生、同僚等而划分为嫡系和非嫡系，由此决定”总裁”对每个人的亲疏远近和地位高低。蒋介石把”五虎上将”、”十三太保”等各色嫡系亲信安置在党。政、军、经、特各个部门的要津。但是，对于非嫡系人物，蒋介石则小心谨慎，猜忌多疑，为达到控制之目的而煞费苦心。尤其是桂系，可算作国民党内蒋介石多年的老对手。在解放军大军迫近，蒋家王朝摇摇欲坠之时，窥觑王位已久而又屡不得志的桂系在美国的支持下向蒋介石发起逼宫，蒋介石被迫”下野”。 1.蒋桂”仇”史 1949年元旦之夜，南京黄埔路的蒋介石府邸，灯光耀眼，火树银花，溢彩流光，总统府举行迎新年便宴。前来参加宴会的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院长孙科、立法院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以及国民党中常委张群、张治中、邵力子、陈果夫、谷正刚、张道藩、吴铁城等40多人早已到齐。不多时，蒋介石从楼上下来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挥手请众人入席。尽管餐桌上有丰盛的山珍海味，宴会厅亦装饰得富丽堂皇，可是大家正襟危坐，彼此无斛筹交错，也看不到人们欢乐的笑脸，往日的热闹气氛消失了。 蒋介石首先开口，他以低沉的音调说：”现在局势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在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元旦发表。请岳军（张群）先生朗诵一遍，征求大家意见。”文告旨在声明保存国民党”宪法”、”法统”和军队的前提下向**”求和”，并且暗示：”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蒋介石）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文告读毕，全场鸦雀无声。蒋介石扭头问坐在身边的李宗仁对文告有什么意见，李宗仁回答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这时，有人表示文告可发，即同意蒋介石可下野，但cc系骨干分子谷正刚、张道藩等人却站出来嚎陶大哭，既反对与**和谈，又反对蒋介石下野，人们议论纷纷，争论不休。这使蒋介石更为恼火，他大发雷霆：”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我们是被我们内部某个派系搞垮的！”说罢愤然离去。 这”某一派系”人人都知道指的是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 在这形势非常时刻，蒋介石为何大骂桂系？ 原来，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和桂系有解不开的疙瘩，桂系屡屡给蒋介石制造麻烦也由来已久，说来话长。 桂系拥兵西南，以广西为根据地，其三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闳个个能力非凡，智力超群，其部队也能征善战，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屡建奇功，威震全国。这个有地盘、有军队、有战功、不易动的桂系，有争鼎之心，问鼎之力。这使蒋介石感到如卧榻之旁的猛虎，寝食难安。 桂系和蒋介石历史积怨颇深。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分裂为武汉、南京、上海三个党部和南京、武汉两个国民党政权。南京方面蒋介石搞得一团糟：军事上军纪败坏，战斗力不如其他派系，北伐孙传芳、张作霖连连败北；外交方面，日本出兵山东后，蒋介石又摸不透西方各国的态度而犹豫不决。”七一五”政变后，南京和武汉在**问题上达成妥协，渐有宁汉合流之势，但武汉的汪精卫坚持只有蒋介石下野，才能谋求宁汉合作，他们把蒋介石视为合作的主要障碍。汪精卫的这一主张就成了南京政权内李宗仁等桂系逼蒋下野的一个绝好借口。 恰在这时，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津浦路战事连遭失利，他想以军事胜利来缓和紧张局势的希望成为泡影。1927年8月6日，蒋介石从前线回到南京召开师长以上的高级军官会议，前敌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也列席参加。当王天培一进入会议厅，参谋长白崇禧就严肃地说：”你知罪吗？”王天培被突如其来的责问吓呆了，面色苍白，一句话也讲不出来。白崇禧接着说：”你不服从总部的战略部署，阳奉阴违，在进攻徐州的战役中，被敌人一打就垮，一直向南渍败，几乎影响整个战局，而且部下还控告你十大罪状……”在场的军官惊讶地看着这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蒋介石冷冷地注视着会场，他搞不清楚白崇禧是在斥责王天培，还是在影射他。许多军官也在偷眼看他，他猛然惊醒，大喝一声：”王天培，你知罪吗？带下去，军法处置！” 王天培成了蒋介石开脱战败责任和发泄羞愤的牺牲品，这更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恐慌，纷纷对他敬而远之而投向李宗仁、白崇禧一边。李、白曾为蒋介石立足东南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时他们与蒋已是貌合神离，遂抓住机会，加紧活动倒蒋。 8月初的一次国民党党部和高级军事会议上，白崇禧和孙科、何应钦等串通一气，寻机向蒋发难。孙科提出：”现在形势太紧张了，蒋先生是不是该出国休息一下？”白崇禧紧接着附和：”总司令太辛苦了，是应当休息休息。再说，此时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李宗仁、何应钦、邹鲁等人表示同意，主张蒋介石出国的占多数，认为蒋介石出国有利于宁汉合作。 在武汉汪精卫的直接逼迫和桂系的配合下，蒋介石经过种种考虑不得不于8月13日发出《辞职宣言》，回溪口老家去了。是为蒋介石第一次下野。 事后，白崇禧说：”革命是大家的事，蒋走了很好，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干革命工作，没他，我们一样可以做。”甚至蒋介石的亲信何应钦也说：”蒋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很好，从此我们也可以爱一爱国家了。” 而下野对于深谋远虑的蒋介石来说是以退为进，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与其成为众矢之的，不如暂时将计就计避开锋芒，观战局外，让宁、汉、沪各派争吵，待时机成熟时东山再起。对此，他在日记中写道：”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只有静镇谨守，持之以定，则待机而得，无不得最后之胜利也。”而同时，他对桂系也记恨尤加，指责桂系对他施加压力迫他下野。此有董显光的《蒋介石传》为据：”其时，广西将领威认为与汉口言和，始能解南京被围之险，由于蒋总统被视为和议之障碍，他的旧日同志遂不免对他施加压力。在此环境中，蒋总统雅不愿保持其权位。”可见，蒋介石记下了桂系反蒋的一笔账。 而蒋介石和桂系的第一次真正较量则是1929年的蒋桂战争。 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后对各派有拉有防，明拉暗防，相机收拾。为了整倒桂系，他颇费了一番心思。先是桂系为争夺地盘曾联合程潜攻打唐生智，唐生智大败后蒋又怂恿桂系回头打程潜，致使程潜被挤走，桂系进一步壮大。对此，蒋介石如坐针毡，必须拿桂系开刀！ 第一步，起用唐生智，打倒白崇禧。唐生智被桂系打败后隐居上海，蒋介石派人授以权计，拉拢唐生智，使原属唐生智部下。现已投靠白崇禧的李品仙、廖磊等回归旧主；第二步，瓦解桂系。桂系中李明瑞、杨腾辉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矛盾，蒋介石遂许诺给李、杨以高官厚禄，待其时机成熟率部倒戈；第三步，拆散粤桂联盟。李济深为粤系首领，陈济棠、陈铭枢为李济深麾下两员大将，粤桂向为一家。蒋介石趁李济深进南京的机会幽禁李济深，收买陈济棠和陈铭枢，使二陈投靠了蒋介石。 1929年2月，桂系将领夏威、胡宗铎中了蒋介石的诡计，向湖南鲁涤平开火，蒋介石抓住此把柄后下令讨伐桂系，进攻桂系中心武汉。这时，李宗仁困处上海，李济深被拘南京，白崇禧远在平津，黄绍闳踞守广州，桂系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两军一交火，早已做好倒戈准备的李明瑞、杨腾辉公开亮相，桂军乱了方寸，纷纷落荒而逃。在蒋桂第一次较量中桂系失败。 这次桂系被蒋介石打了个七零八落，但它时时图谋东山再起，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它也有脱不掉的干系。 蒋介石打败李宗仁后”削藩”信心大增，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两大派系即成为其眼中钉、肉中刺了，下一步即磨刀霍霍指向冯阎。但冯阎自知势力不足，火候欠缺，就主动联络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等共同反蒋。这时，李宗仁兵败退居香港。 193o年8月，避居香港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在寂寞无聊之际，应友人之邀到北平旅游。这本是一次私人性质的游历，谁知经新闻媒体报道后，云集北平的各派反蒋人物获悉桂系巨头李宗仁夫人北上的消息后，犹如注射了兴奋剂一般，彼此奔走相告。郭德洁抵达北平时，军政各界代表数百人在车站迎接，郭氏不知缘由，她内心一面猜测，一面笑容可掬地频频还礼。下榻之后，邹鲁、谢持、汪精卫、陈公博等国民党元老前来拜访这位年轻的李夫人。郭德洁做梦也没想到在丈夫走背运时她居然能受到如此隆重的礼遇。不过，她很快悟出了其中的奥妙：拉桂系入伙共同反蒋。聪明漂亮的郭德洁尴尬表情迅即一扫，竟假戏真做，谈笑自如地和各方代表应酬起来，居然成了桂系参加反蒋会议的代表。代表们一致推举阎锡山为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共举反蒋大旗。 1930年3月，蒋、冯、阎、桂中原大战爆发。中华大地硝烟弥漫，烽火连天。蒋介石借助东北张学良的力量力挫群雄取得胜利。李宗仁见势不妙将部队退回广西老巢，但部队给养困难，粮饷两缺，处境艰难。这时，蒋介石独霸天下的野心昭然若揭，而南京政府的胡汉民对此率起反对，蒋一怒之下把胡汉民扣押。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哗然。桂系乘机联合粤系和香港的汪精卫等扩充兵力，厉兵袜马，扬言北伐，蒋介石则调兵遣将，准备南征。正待在战场上决一雌雄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又一次成为众矢之的。 在四面楚歌中，蒋介石感到与桂、粤僵持下去不是高明之举，同时为了转移全国人民怒斥国民党抗日不力的视线，他再次以退为进，于1931年12月5日宣布下野，带着宋美龄回老家溪口去了。临走之前，他留给于右任、何应钦、孙科等人一封信称：”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拆阅也。”看，蒋介石下野的决心有多么坚决！但不过12天，他又上台了。这种拙劣的表演不禁令人哑然失笑。 鉴于几次遭桂系打击，蒋介石对桂系更是严加防范，甚至欲借刀除之，而桂系经过一系列挫折后也持重多了，他们采取了一套新做法：休养生息，保存实力，养精蓄锐，蛰居待机；对于广西以外的事，赚钱就干，赔本不来，更不买蒋介石的账。 2.总统竞选好戏连台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各战场连连失败；加之，国民党政治、经济的**使各界反蒋情绪日益增长；而美国眼看蒋介石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欲另觅新欢取而代之。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面临翻船的危险。为了安抚人心，1948年3月，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实行宪政，”还政于民”，选举正、副总统。这样，围绕正、副总统的权位问题，蒋、桂争斗又日趋激烈。结果，李宗仁如愿以偿当上副总统，并促使蒋介石第三次下野。 美国在对蒋介石失去信心的情况下默许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在美国的支持下，李宗仁做起了黄粱美梦，一心要参加竞选。对于这次选举，开始蒋介石公开表示希望”本党党员自由竞选”，眼见李宗仁真要参选，蒋介石露出了庐山真面目：我是当然的正总统，岂容老对手做副总统，不是自找麻烦吗？ 4月3日，他亲自召见李宗仁劝其弃选。蒋介石说：”你最好放弃竞选。” 李宗仁据理力争：”你已表示可以自由竞选，现在木已成舟，很难从命了。” 蒋冷冷地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一听这话，李宗仁很恼火：”这倒很难说，你看吧！我可能选得到！” 蒋介石霍地站起来口中连说：”你一定选不到，你一定选不到！” 李宗仁平静地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说完，李宗仁转身而去，谈话不欢而散。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蒋介石召集黄埔系重要干部开会秘训：”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无疑将一把利刃插入我的心胸，你们如果是我的学生，是我的忠贞干部，就应该替我把这柄利刃拔出来。”同时，为了打败李宗仁，他拉孙科竞选副总统，以此分散李宗仁的选票。此外，参选副总统的还有于右任、程潜、莫德惠、徐博霖等，而蒋介石、居正为总统候选人。 选举期间，为了阻止李宗仁当选，孙科受蒋之命动用了国民党党部、同学会、政府机关、宪兵、中统、军统等一切力量，对”国大代表”威逼利诱，甚至三更半夜还去”代表”家中”访问”，转达从蒋意者有官有钱，违蒋意者自毁前途的意思。”国大代表”不堪其逼，怨声载道，议论纷纷，认为蒋介石手法几近下流，李宗仁气愤已极声言退出选举。蒋介石无奈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又假惺惺地回头劝李参选。如此反反复复闹了几次。选举结果，蒋介石当选为总统，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孙科等人落选。 公布选举结果那天，蒋介石在官邸从收音机中听到李宗仁当选的消息时，盛怒之下竟将收音机踢翻在地。李宗仁对此毫无所知，竟傻乎乎地带着夫人郭德洁到蒋的官邸拜谢，结果，李宗仁夫妇在会客室等了足足半个小时，蒋氏夫妇才姗姗来迟，双方表情都不自然，话不投机，李宗仁只好寒暄数语而出。蒋介石故意给了他一个警告。 1948年5月20日，南京举行正、副总统就职仪式。这一天，南京各单位一律放假，通行大道上，张灯结彩，爆竹喧天，欢乐的南京似乎掩盖了国民党已经敲响的悠悠丧钟。就职典礼即将开始，李宗仁派人去侍从室问蒋就职时穿什么衣服。蒋说：”穿西装大礼服”。李宗仁听后，心中犯疑：老蒋从来喜欢提倡民族精神，在这庄重时刻为什么穿西装？不一会侍从室又传出蒋的手谕：穿军便服。典礼开始了，此时出台亮相的蒋介石一身长袍马褂，而李宗仁身穿军便服犹如一个大副官伫立在蒋的身后，形象极为难看。李宗仁顿悟出蒋介石在有意捉弄他，索性昂首挺胸不以为然。蒋介石斜眼看到李宗仁不伦不类的样子心中暗乐，多日来的恶气总算出了一口。蒋介石运用当年在上海滩从黄金荣那里学来的一套把戏，使李宗仁当众出了个洋相。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这一闷棍表面打在孙科身上，却痛在蒋介石心中。蒋不会对此善罢干休，他寻机对桂系进行报复。首先，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调任他为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几乎被这一纸任命气昏过去，他坚决不干，带着夫人马佩璋去了上海。马佩璋对此心存怨言，有一次对郭德洁说：”你的老公做了副总统，我的老公却把国防部长丢了！”其实，谁人不知白崇禧的国防部长是徒有虚名呢？ 白崇禧出走上海，蒋介石下不了台，只好派白崇禧的老搭档黄绍闳去劝驾，黄对白晓之以理，认为在南京做个国防部长不过是笼中之鸟，有名无实，不如趁此机会到华中”剿总”武汉团结实力，静观大势，然后迫蒋下台，到时由李宗仁出面来收拾局面，岂不大有可为？白崇禧一听言之有理，遂接受了南京任命，一心经营华中。这样，桂系迫蒋下台的军事形势开始形成，只待时机来临。 1948年底，**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国民党的战略决战，辽沈、淮海战役使国共前途渐趋明朗。眼看蒋家王朝已不可救药，美驻蒋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建议，”是否可建议委员长退位，让位于李宗仁。”蒋介石闻知美国策划换马后非常恼火，无奈人家是主子不敢得罪，只好涎着脸派夫人宋美龄到美国”哭秦庭”，陈情求援。这时，美国已失去了往年迎接蒋夫人时的热情，只允许宋美龄以私人资格访问，总统杜鲁门对宋美龄的求援不予理睬，并指出：”就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美**队外，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宋美龄空走一趟一无所获，只好暂住孔祥熙在美国的别墅，准备作长期努力。 在国共两军酣战的关头，蒋桂斗争也达到**。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队面临覆灭的危险，蒋介石心急如焚三番五次命华中”剿总”白崇禧增援，白崇禧却按兵不动，并且接连给蒋发来”亥敬”、”亥全”两电，策划”逼宫”，由李宗仁上台，以利和谈。李宗仁则宣布了包括”蒋总统下野”在内的五项和平主张，而长沙绥靖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也随电附和。其时，在解放军大军压顶的形势下，**宣布不以蒋介石政府为和谈对象，这又给桂系倒蒋提供了机会。 蒋介石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下野。对此，蒋经国在日记中有所说明：”父亲曾缜密考虑引退问题，盖以在内外交迫的形势之下，必须放得下，提得起，抛弃腐朽，另起灶炉，排除万难，争取新生。”因此，才有了本节开头所描述的1949年元旦之夜蒋总统的”最后的晚餐”。 几十年来，蒋桂之间风风雨雨，冲突不断。有时表面看来他们似乎是一前一后，如影随行，其实，他们大多貌合神离，泾渭分明，甚而兵戎相见。桂系之于蒋，是仅次于**的心腹大患。 3.李总统”总而不统” 1949年1月1日，新华社广播了**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同日，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但是，蒋的文告只有”求和”并无”下野”的字样。蒋介石还在有意拖延，恋栈不去。并且他还致电白崇禧作一说明： 亥敬亥全两电均悉，中正元旦文告，谅荷阅及。披肝沥胆而出，自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中正决无他求，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惟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借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 对于蒋介石的顽固不退，美国不答应，桂系不答应，全国人民不答应。司徒雷登大使的顾问傅泾波打电话给李宗仁，认为蒋总统的元旦文告有收回两周前辞职的决定，请副总统以适当形式对蒋总统予以劝告。李宗仁当下给白崇禧打电话要他采取更激烈的逼蒋举动。很快，沪宁一带传递着一条令人惶恐不安的消息：蒋氏如再坚持不下野，白崇禧的部队将退出武汉地区，让开长江一线给**。与此同时，武汉三镇大街小巷上贴满”蒋总统不下野，**将不肯和谈！””蒋不下野，美援无望！”的标语。 而蒋介石对自己的迟迟不去自有说法，他在日记中写道：”杜聿明部今晨已大半被匪消灭了，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脱险，忧念不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原来，他还挂念着杜聿明能使淮海战场起死回生。 1月14日，**中央主席**发表对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和谈条件： 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与此同时，桂系也在悄悄行动准备另立政府，加紧逼蒋行动。 1月19日，蒋介石只好再次召集孙科、张群、吴忠信、陈立夫等人开会研究下野事宜。蒋介石道：”**的时局声明大家想必都看到了。他提出八项条件下的和平谈判，这些条件太苛刻了。我是决定下野。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判，谈妥了我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来主持。”蒋说完，众人面面相觑，半晌无言。 吴铁成壮了壮胆，说道：”此事关系重大，是否召开中常会讨论一下？” 蒋失望之极，冷冷地说：”不必！什么中常会！我如今不是被**打倒，而是被国民党打倒的！” 陈立夫眼泪汪汪叫了声：”总统！” 不等陈立夫说下去，蒋不耐烦地站起来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我决定采取第二种办法。下野文告怎样措词，请大家研究。主要意思是，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必再为和平之障碍！明天我去找李德邻，叫他来干，后天我就走开！” 第二天，蒋介石召见李宗仁说：”德邻兄，我是决定下野了，由你顶起这个局面，和**讲和任务艰巨啊。”李宗仁推辞一番：”你尚且不能讲和，我更不行。”二人虚情假意客气一套自不必说，蒋介石决计下野。 1月29日上午，蒋介石在官邸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场气氛极为沉闷。蒋首先发言：”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和**和谈。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挽救党国危机。”蒋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 等他谈罢，谷正纲等人旧戏重演，含泪大声疾呼：”总裁不宜退休，应继续领导，和**作战到底！” 蒋介石竭力抑制自己的感情说：”事已不可能，我已作出此决定了，我今天就离开南京！”说罢起身欲走。 李宗仁连忙问：”总统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 蒋边走边说：”我还有事未办，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这时，老态龙钟的于右任忽然追上前去喊：”总统！总统！” 蒋稍停问道：”何事？” 于右任说：”为和谈之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把手一甩：”你找德邻办去！”说罢，扬长而去。大胡子于右任在众目睽睽之下讨了个没趣，尴尬地慢慢走了。 午饭后，李宗仁等纷纷赶往南京明故宫机场准备为蒋送行，岂料蒋介石离开会场便直奔机场乘”美龄”号飞机转道杭州回了溪口。李宗仁扑了个空，也再次尝到了蒋介石对他的戏弄。但他转念一想，总统职位已经到手，区区小事不必计较，不禁暗自高兴。而蒋介石这时心情则异常沉痛，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不得不离开这个我亲自建立的首都，和总理陵墓所在之地的时候，内心所不堪忍受的，就是自感今后我无死所了！”从此，蒋介石再也没回南京。 蒋介石离开后，张群将蒋介石的下野文告交李宗仁过目。李宗仁看到文告中并无”下野”、”辞职”、”继任”等字样，只有”代总统”，很是生气。白崇禧得知后也说：”德公，刘邦当年对韩信说过，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为假！我劝你要做就做真皇帝，千万别做什么代的！”李宗仁坚持修改文告，将”代总统”改为”继任总统”。张群打电话给蒋，蒋介石满口答应说修改到李宗仁满意为止。 第二天，各报均以头条位置同时刊登了蒋介石的”下野文告”和李宗仁的”继任文告”。李宗仁兴冲冲地细读两则文告。”下野文告”云：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恪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务望全**民暨各级政府，共关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 看着看着，李宗仁脸色大变，忍气细读自己的”继位文告”：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昌胜惶恐。惟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惟有龟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 读罢两则文告，李宗仁才知”下野文告”根本只字未改。他不禁大骂：”老蒋之为人，至此危急存亡关头仍不忘权诈，一意要把我作木偶任他玩弄！”无奈，事已至此，只好由他罢。 蒋经国后来在他写的《危急存亡之秋》中谈及蒋介石的第三次下野时说：”父亲之所以要引退，是考虑到下面三个因素：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基础。”而蒋介石后来追述他第三次下野时曾说：”我之下野的决心，固不能说全无国际环境之影响，但其重要因素还是由于我们内在矛盾的关系所多。”他还声称其下野是出于对台湾问题的考虑：”如果我不下野，死守南京，那台湾就不能兼顾，亦就不能成为**抗俄的堡垒。” 看来，蒋介石早就找好了退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并且下野之前，他还做了一系列安排：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薛岳为广东省主席。他把亲信安置在大陆西南、东南、沿海及台湾的重要部门，并密令将大陆的军械、黄金和文物统统运往台湾，以防不测。 4.蒋介石”垂帘听政” 蒋介石虽避居溪口，这和当年袁世凯削职回项城、段祺瑞下野回合肥一样，是职退权未退，退而不休。他在溪口小镇驾了七部电台，准备随时操纵局面，而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奔赴溪口请示总裁面谕的人也不绝于途。溪口小镇取代了六朝粉黛的故都南京而成为国民党新的政治中心，蒋介石也成为世界上最忙的闲人。 蒋介石回到溪口的第四天，便召集汤恩伯、何应钦、顾祝同等人开会部署长江防守计划，决定重点防守湖口以下，以确保上海的安全，将台湾作为最后据点，由汤恩伯负责总指挥。在会上，蒋说：”**是要我的命，而桂系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钱。”而在南京的李宗仁虽说”代总统”面子不够，毕竟蒋介石让位了，他要挽救危局，打出和谈的旗号，争取时间取得美援，保住半壁江山。为此他也加紧部署江防，决定重点防守湖口以西，确保南京的安全，以海南岛为最后打算，由白崇禧负责指挥。 1月27日，李宗仁致电**： 润之先生勋鉴： 自政协破裂，继八年对外抗战，内战达三年有余……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贵方所提八项条件， 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 李宗仁电报一发，蒋介石大怒，即命孙科将行政院和国民党中央迁往广州，以示和李宗仁领导的南京政府对立，而大批国民党党政要员既不去广州也不在南京却聚集上海，两边都不得罪，这就形成了”一国三公”的局面。 2月5日，**发表文章讥评道： 这个所谓”政府”究竟还存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于南京吗？南京没有行政机关。它是存在于广州吗？ 广州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上海吗？上海既没有行政机关又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奉化吗？奉化只是一个宣布”退休”了的伪总统。 同时，**中央发表声明宣布不承认南京政府。蒋介石对此幸灾乐祸，他在日记中写道： 共匪于今用广播明白表示不承认李宗仁所代表之 南京政府。未知李宗仁与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当作何感想也。彼等汗颜至此，尚计其革命历史与人格乎。 李宗仁见蒋一日不去，他不可能有所作为，遂策划逼蒋出国。和谈代表张治中和屈武对他深表同情，愿请缨前往溪口一劝。蒋介石一见张治中和屈武便没好气地说：”你们是要劝我出国的吧？”他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报纸上早就登出了。他们逼我下野尚可，逼我亡命不行！如今我是个普通公民，到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几句话把张治中的嘴封住了，他便只好就和谈一事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消了气，说：”你可以告诉德邻，我一定支持他。德邻现在所负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德邻的成败就是我的成败。我愿终老家乡，绝不再度执政。”可是谁又会相信他的话呢？蒋介石趁机就和谈规定了最低限度：划江而治，就地停战。 4月1日，国民党派出张治中、邵力于、屈武等代表赴北平和**谈判。这时，解放军早已饮马于长江北岸，随时准备过江。对于国民党的要求，**中央答复：不承认已停战，无论和战解放军均要过江，并且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订案）。 这不啻给李宗仁当头一棒，是战是和，他不敢作主，遂修书一封派人送给蒋介石：”和谈正在进行，结果未可预卜。回顾宗仁主政以来，形格势禁，难于集中权力，迅赴时机，如果和谈万一破裂，战争重启，则宗仁断难肩此重任，深愿引身求去，以谢国人。”蒋介石看罢信说：”现在我是退休的人，他是代总统，一切由他作主。不过我是支持他的。”4月16日，谈判代表黄绍闳带着《国内和平协定》回南京请示是否签字，李宗仁不敢签字，即派人送蒋过目。蒋介石一看，拍案而起：”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李宗仁无奈之下召集心腹桂系将领开会，研究和谈事宜。白崇禧认为**中央的和谈条件过于苛刻，决不能签字。黄绍闳则认为**已答应保留桂系军队和地盘，李宗仁还可做联合政府的主席，这已很宽大了，应抓住机会签字。其他人议论纷纷多不主张签字。最后，李宗仁也表示拒绝签字。 4月20日，和谈破裂。对日，解放军渡过长江。 黄绍闳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南京解放已指日可待，遂悄悄飞往香港。在机场，他遇到屈武，他对屈武说：”快到西北去！”屈武会意后也迅速逃离了南京。 4月22日，南京城内响起了零星的枪声，人们纷纷打起包裹细软出逃，交通一片拥挤，李宗仁决定离开这是非之地。23日晨，他乘”追云”号飞机飞往广州，飞机飞了1个小时后，他突然命飞行员转变航向，去了桂林。当晚，南京解放。 这时，蒋介石在溪口也坐不住了，遂乘车悄然驶离溪口，登上”太康”号军舰，驶往上海。从此，蒋介石父子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故乡。 27日，蒋介石在上海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发表文告，内称：”当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同时，他派人三番五次到桂林催李宗仁到广州主政。 而李宗仁感到蒋处处掣肘，自己手中无钱、无枪、无军队，实在难以一展宏图，他不想去广州，一到广州即无法脱身了，还是留在桂林桂系老巢安稳些。鉴于此，他和白崇禧等经过一番磋商，拟出五项条件： 代总统有权调整军政人事； 移存台湾的金钱应运回大陆以供军政开支； 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指挥； 中常委之决策，只能作为建议； 蒋先生出国。 对此五项条件，蒋假惺惺地表示答应，唯有出国一事他不同意。他说：”中正许身革命40余年，始终一贯为中国之独立自由而奋斗。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之领土，保持独立之主权，不信中正竟无立足之地。”他写信给李宗仁：”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正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正惟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李宗仁被蒋的花言巧语所迷，还是飞往了广州，继续做蒋的替罪羊。 在解放军咄咄逼人的进攻下，5月25日，蒋介石亲自指挥的上海又失掉了，如此”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蒋介石孤舟漂泊，不知何处安身。5月末，他终于来到台湾，落脚于台北十几公里处的草山，因忌讳”落草为寇”的”草”，便改草山为阳明山，以表示对哲学家王阳明的尊重。草山也就成了蒋介石的”总统府”。 草山，青山环绕，林木茂深，泉水叮呼，本是游览的胜地，但是，山河美景不能激起蒋介石的一丝游兴。烦闷之余，蒋开始拟定防台计划，决定以舟山、马祖、金门、澎湖一线为前哨，以防务台湾为第一。 不久，李宗仁和阎锡山两次来台，要蒋介石到广州”主持大局”，蒋经国觉得”尚非其时，亦非其地。”蒋介石则不然，认为复出的机会将要来临，遂于6月14日飞抵广州，李宗仁毫无思想准备，只得乖乖听从蒋的摆布，宣布成立非常委员会，主席是蒋介石，副主席是李宗仁，这无异于恢复了蒋的独裁。不久，他在对部下的一次训话中解释了他赴广州主持大政的理由：”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但想起总理生前的嘱托，勉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遗言，现在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同**作殊死战。”看，他的理由又是多么动听。 蒋介石酝酿从幕后走向前台。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华盛顿，美国人“等待尘埃落定” 美国是蒋介石的国际后台老板。多年来，美国给予蒋介石大量的政治和经济援助，尤其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中，美国更是从全球战略利益考虑，把蒋介石作为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但是，到了解放战争的尾声，美国的对华政策却发生了微妙变化，美国人开始试图从中国的内战中脱身。因为，美国人对中国的局势是清楚的，他们可不愿将政治和经济资本投入到蒋介石政权这艘”沉船”上，美国人要同他拉开距离，等待所谓的”尘埃落定”。 1.美国人失望了 对日战争结束后，在全球范围内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形成对峙状态，国际关系进入”冷战”时期，苏联上升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世界也由此也构成两极对立的格局。而在中国，**接近苏联，国民党接近美国。那么美国在中国利益的具体维护者，便当然地成了国民党。蒋介石则成为美国利益的具体执行者。 正是基于国际两极对立的战略利益考虑，在美国有一大批支持蒋介石的人。其中许多人后来被认为是些”利用中国问题来到达个人目的蛊惑民心的政客”。在国会中，众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和乔治·唐协罗不停地为蒋介石摇唇鼓舌。参议员布利特曾经建议，在今后的三年内，美国对中国经济投资十亿美元以上，派军事、文化顾问前去监督改革，并要派麦克阿瑟将军到中国充任”总统的个人代表”，以实行一项”防止苏联征服中国的计划”。布利特一本正经地警告说： 如果中国落入斯大林之手，那么整个亚洲，包括日本，都会或迟或早落入他的手心，亚洲的人力和资源将被利用来反对我们。在中国独立之后，不出一代人时间，美国的独立也将丧失。 蒋介石有了美国这个强大后盾，本该有所作为。美国人纳闷，蒋介石从美国手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美元和先进武器，为什么还不敌小米加步枪的**？最后，他们将其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和无能，他们用金钱催生出了一群寄生虫。美国确信如果要挽救国民党，避免其被**击败，必须将以蒋介石为首的”贪污腐化的一伙”赶下台，另选比较有作为的人上台取代蒋。这样，便出现了1948年美国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一幕。1948年4月，美国支持的李宗仁击败了蒋介石支持的孙科，李宗仁当选副总统。 在美国，支持李宗仁、指责蒋介石政府腐化堕落的主要是执政的杜鲁门政府。杜鲁门在1945年因总统罗斯福逝世，以副总统接任总统职位，三年来几乎处处和蒋介石作对，很多事情不让蒋如愿。1948年在美国也是大选年，从选举一开始，民意测验的结果就对杜鲁门大为不利，以后杜鲁门虽竭尽全力，但仍不能摆脱不利的局面，共和党候选人杜威的民意测验得分远远超过杜鲁门。 民主党候选人在选举前处境不利的形势使蒋介石看到了希望。共和党人杜威在**上虽然不像后来的麦卡锡那样歇斯底里，但也是非常坚决的，不像杜鲁门那样有缓和余地。杜威如果获胜，就意味着美国政府不仅不会像杜鲁门那样设法赶他下台，反而会坚决支持，杜鲁门控制很紧的对蒋介石的”有限援助”政策就会结束，大批美援会源源而来。再加上看到杜威胜利在望，蒋介石便毫无顾忌地以杜鲁门之道，还治杜鲁门之身，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杜威当选。他先是特命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向杜威授特种”吉星勋章”，并命当时在美国的孔祥熙、孔令杰父子大肆活动，为杜威拉选票。 为了表明对杜威的坚决支持态度，蒋介石命陈立夫携带四百万美元，以参加美国道德重整会名义，在美国两院议员中，大肆活动。蒋介石的活动，引起了杜鲁门的注意，他说：”他们使许许多多众议员和参议员听他们吩咐。”可是，蒋介石终于打错了算盘，在大选举行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杜鲁门神话般地扭转了局势。1948年11月7日，杜鲁门在美国大选中击败杜威，当选总统。这时，杜鲁门政府已十分确切地知道：蒋介石政府已经完蛋，必须在中国寻找机会的同时，保持政策的灵活性，并避免撞死在一条路或一个国家上。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蒋介石在焦头烂额、狼狈不堪的时候，不太赏识他的盟友杜鲁门继续执政，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厚着脸皮请求杜鲁门援助。 1948年11月9日，蒋介石致信杜鲁门，要求杜鲁门发一个坚决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宣言，以”维持军队的士气和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利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 但是，就连这个只是精神上的支持，杜鲁门也不答应，竟于三天后写信予以拒绝了。杜鲁门在彬彬有礼地回答蒋介石的一些问题后，这样写道： 阁下当已注意到，我在1948年3月11日之公开声明。我在该声明中谓，美国与中国政府维持友好关系，并力求援助被承认的中国政府维持和平。我又谓我不希望中国政府中有**参加。马歇尔国务卿于1948年3月10日公开声明，**现在公开反叛中国政府，容纳**于政府内是一件应由中国政府决定之问题，不应由美国政府命令。我相信这些声明与美国政府根据1948年援华法援助中国政府之行动，已明白表示美国政府之态度。 杜鲁门还婉言拒绝了蒋介石要求派遣一高级军官与蒋政府共商有关军事援助之具体计划的建议，只是提出，驻华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少将可常备咨询。 杜鲁门在给蒋介石回信的末尾像传道士宣讲福音书一样表示： 阁下当了解美国政府在全世界支持和平民主运动之愿望。此种愿望使美国政府对许多国家促进健全经济与稳定之情况的努力给予援助，如无此种健全经济与稳定情况，则世界人民不能期望和平，而民主原则亦不能滋长。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各种形式之援助实具有这种希望。我对中国政府与人民此时所面临之困难深表同情。 蒋介石接到杜鲁门的回信后，深感世态炎凉，他一心视为靠山的美国政府现在已不再是那样肝胆相照，意气相投了。尽管他在写给杜鲁门的信中哀号：”华中之**军队现在已到达沪宁甚近之地区。如果我不能阻遏这一浪潮，中国将失去民主。”杜鲁门也没有表现出蒋所期待的扶助”民主”的热情，只是泛泛地给予安慰和同情。 1948年底，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访美的反应也是冷淡的。 宋美龄在接受蒋介石让她向美国佬陈情的任务后，于1948年11月24日打电话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表示她要到美国访问。 马歇尔的回答如当头一瓢冷水，令第一夫人凉透了心。马歇尔说：”我代表鄙国政府并以个人名义至诚欢迎夫人的来访，但鉴于目前之时局，我们十分愿意你以私人资格访问。” 11月28日，宋美龄启程飞美。在华盛顿机场，宋美龄受到隆重的欢迎，一些亲蒋的国会议员在蒋介石政权危急存亡之秋，对蒋夫人表示了无限之同情。12月3日，宋美龄晤见了马歇尔，10日又同杜鲁门见了面。宋美龄按蒋介石旨意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援华计划：美国发表支持南京政府的**宣言；派遣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赴华主持**战争和供应工作；核准对华军援三年计划，每年提供十亿美元。但对她的如意算盘，不管是总统杜鲁门，还是国务卿马歇尔，均未予理睬。美方认为：”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美**队之外，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1949年后，杜鲁门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更加明显地与蒋介石政权拉开距离。 2.与”沉船”拉开距离 1949年1月3日，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就中国问题进行了汇报。 马歇尔问：”中国总统蒋介石在元旦发表了公开申明，不知阁下对此如何看待？” 司徒雷登答道：”我非常乐意向阁下汇报情况并对蒋委员长的新年文告加以评述。我对文告最初反应良好。它庄重而又调和，对**的辱骂之辞也明显减少。蒋以惯用的方式检讨了自己对民族困苦的责任，并表示个人的进退得失绝不有悖于新的民主精神。” 马歇尔听到此番话，沉默片刻后说道：”您认为文告发表后，**会采取某种缓和姿态吗？也就是说，该文告会达到其意图吗？” 司徒雷登不假思索地答道：”不，从目前看，这仅仅是一厢情愿，**的毛在元旦发表了意见相反的讲话。从蒋的文告方面讲，也暴露了不幸的缺陷。蒋的文告表现出一股傲慢的宽容，以一种掌权者的自负不凡的口气与反叛者交谈。从而忽视了残酷的现实：军队战斗力土崩瓦解，金融制度的最终失败，人民对和平的普遍愿望，以及本人下野的必然性。” 马歇尔随即问道：”蒋也许在采取实际步骤进行和谈吧？” 司徒雷登只得据实相告：”事实是令人失望的，蒋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作出让步，但实际上毫无表现。就在本周早些时候，他还决定让副总统行使全权，自由地采取任何能造福于民的新政策，但显然由于蒋固步自封，由于蒋被**的战犯名单所恼怒，由于宋子文及其他强硬派的影响，他又收回了起初的决定。蒋的文告看来是国民党内部各集团妥协的结果，他的五项条件每一项都代表了这些派系的态度。而蒋对这些派系的协调又必然加剧内部分歧。” 司徒雷登的汇报是早就拟好草案的，字斟句酌。他后面这一段关于**与国民党未来走向的估计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态度强硬，毫不让步。在步步取胜的形势鼓舞下，他们企图完成彻底消灭国民党凶恶势力（如陈立夫）的任务。而陈立夫的支持者们现在则在考虑如何应付**。至于说，**是想消除国民党的现存领导和组织结构，还是根除他们掌权道路上的任何障碍，这尚有待事态发展。 但看起来，由于国民党自身的缺陷，它必将让位于富有生气的**意志。一旦**铲除了这股势力，他们将计划组成某种形式广泛的联合政权，并与某些边远地区政治上的反对派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无论如何，新年伊始，一个新运动已经展开，并将是结束全**事冲突的开始。预计蒋委员长试图在必要时撤往台湾，在那里建立其抵抗基地。 国务卿马歇尔在听完司徒雷登的汇报后，马上同总统杜鲁门进行了磋商。现在，美国当局的决策者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的失败已属必然，蒋政权已腐朽不堪，继续把自己绑在蒋的战车上，等于自陷”烂泥坑”。 1949年1月4日，司徒雷登在大使馆内收听到新华社的评论文章，评论题目是《评战犯求和》。解放军女播音员抑扬顿挫，富于感情的铿锵之声使美国大使感到蒋介石政权的末日正在逼近。司徒雷登在日记里表达了他的心情。 1月8日，美国大使馆迎来一位身负特殊使命的客人，他就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吴铁城。司徒雷登按外交惯例给予热情接待。 寒暄过后，吴铁城满脸严肃地说道：”鄙国政府目前正面临严重危机，蒋总统元旦文告发表后，全国人民普遍支持蒋总统所宣布的恢复和谈的决心。他们在许多电信和公开宣言中，表示他们立即拥护和平解决政府与**人之间的争执问题。” 政治舞台向来都是凭实力说话，谁有实力，谁的主张就响亮，司徒雷登当然清楚这一点。身陷绝境的蒋介石能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这个论断和提法已经无法欺瞒对蒋政权有多年观察经验的驻华大使了。出于礼貌，司徒雷登还是点了点了头，并说道：”我们也热烈希望贵国政府与**能结束冲突。” 吴铁城吩咐随身秘书拿出一份黑色的文件匣，他很恭敬地用双手递给司徒雷登说：”这是鄙国政府请求贵国政府调解的备忘录，请大使先生早日递交贵国总统及国会。” 司徒雷登接过备忘录，仔细地浏览了一遍，只见其中写道： 美国政府过去曾经多次表示它对中国情形的友谊的关怀，而且曾与中国政府合作以增进国际和平。中国政府愿意向美国政府保证其与**和平解决的真诚愿望，并特别希望借此获悉美国政府对此项问题的态度。中国政府将欢迎美国政府可使中国的和平早日恢复的任何建议。中国政府更表示它已准备通过可能的美国政府的调解，开始与**谈判，以求达到上述目的。 司徒雷登看过之后，表示他会立即电报总统及国会。吴铁城补充道：”今天之内，我会把相同的照会送往法国、苏联和英国大使馆，希望贵国政府早日见复。” 1月12日，杜鲁门政府以下列备忘录答复蒋介石的调解请求： 美国政府已接获中国外交部长于1949年1月8日致驻南京美国大使的备忘录，并已从长加以考虑。 备忘录中说明中国政府十分渴望中国国内的局势，无论如何不应成为世界和平进展的障碍。备忘录并说明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后曾立即采取步骤与中国**进行和平谈判。 但美国政府殊难相信在当前形势下，按中国政府的建议，试图充当调解人，能达到任何有益的效果。 杜鲁门政府这份拒绝充当调解人的备忘录对蒋介石来说，是美蒋关系上令人难忘的一页。在蒋介石途穷日暮，四处求援的时刻，这份备忘录等于扇了蒋介石一个耳光。杜鲁门的理由非常充分，言外之意是对你蒋介石，我们帮得太多了，如今，我们已帮不了忙了。 美国政府拒绝调解，英法自然紧随其后。蒋介石求援之举在西方后台老板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有益之反响。据说，蒋介石在听侍从念完此备忘录后，狠狠推倒了面前桌子上的水杯，骂了一句：”娘希匹！” 1月15日，司徒雷登在致国务卿的信中说：”政府（指南京政府）从南京迁移的准备工作已日渐明朗化。虽然隐瞒这种庞大的迁移工作较为困难，但政府仍决定秘而不宣。” 蒋介石要迁都，美国人跟着走吗？ 不。司徒雷登在信中表明主张： ……我们极可能被请求转移。可以认为，目前迁都计划的采纳和实施，会使国民党有时间在南方建立政府，继续行使全权，因而它极有理由要求我们随之迁移。我们将根据国务院的指示随时报告这方面的信息，并汇报有关的形势发展和我们的观点。在国务院尚无指示或指示尚未到达之前，我们将根据先前的指示留驻南京。 1月20日，艾奇逊出任美国国务卿，次日，蒋介石”引退”。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取得辽沈、淮海战役的胜利，全国的胜利也指日可待。艾奇逊的对华政策成了引人瞩目的焦点。 艾奇逊认为美蒋关系的核心在于要不要继续出钱出枪支持蒋政权。他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令蒋介石伤心的大举动。 1月24日，艾奇逊指令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将军就是否颁发《1948年援华法案》项下剩余军需品出口许可证提出意见。 1月26日，巴大维复电，建议暂停启运，待中**事形势进一步明朗化以后再作决定。巴大维将军抱怨援蒋的物资被大量的贪污、侵占，而运到前线，则等于送到了不断取得军事胜利的**手里。巴大维的意见显然符合艾奇逊内心的想法。 2月初，艾奇逊在与国会议员的一次谈话中尖锐地指出：”不管有没有军事指导，再多的援助，也不能拯救国民党政权，”中国对美国”只是一个烂泥坑，而不是进攻的跳板”，因此”在灾难的烟尘落尽以前，美国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艾奇逊的谈话被美国各大报刊以醒目的大标题登载，转而传遍欧洲、亚洲舆论界，人们谓之”等待尘埃落定”说。杜鲁门政府现在已经不需遮掩对蒋介石政府的厌恶和绝望，艾奇逊的谈话是公开表明要与蒋介石国民党这艘沉船拉开距离。 这一政策认为，中国的发展显然正在进入一个变动极大和极其混乱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能就未来对华政策制订出任何”僵硬的计划”，而只能提出近期内一个大概的政策方向，以”保有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这一指导思想的逻辑上的结论就是，美国必须在这段时间里采取所谓”观望”、”等待”的态势。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心甘情愿地接受战后对华政策失败的现实，老老实实地把干涉之手从中国缩回去。所谓”等待”、”观望”，并非置身事外，而是继续执行其原来对华政策前提下的等待，这就决定了美国在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打交道时不会有多少”行动自由”。同时，美国在全球冷战中的态势规定了杜鲁门政府不可能坐待”尘埃落定”，而必然会利用一切机会，在不扩大卷入中国内战的前提下，阻止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持”行动自由”只不过是要保持**的”自由”罢了，也就是说，美国不愿意在蒋介石这棵树上吊死，而要寻找更有效的”遏制”中国**的手段。这正是美国和蒋介石政权拉开距离的动机，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2月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要不要继续执行1948年《援华法案》，艾奇逊在会上坚决主张停止向蒋介石政权运送剩余军需品，但此主张遭到国会方面反对。经过再三考虑，杜鲁门最后拍板，指示艾奇逊：”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 艾奇逊认真执行了杜鲁门决定的拖延启运政策。3月4日，艾奇逊通知司徒雷登，从美国港口开往中国华南的运输船只已经暂停，已载货的运输船大部分被推迟到两周以后才允许启航。”拖延启运”政策的实施，使国民党政权得不到所期望的迅速而大量的援助，这对于视美援为救命稻草的国民党集团，在实际上和心理上都构成了沉重的打击。 2月5日，当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时，美国政府正式决定大使留在南京，理由是：从东北到长江流域的大片中国国土即将归于中国**控制之下，而美国在华利益及商人大部分在这一地区，为保护美国的利益，必须有正式代表能与中国**接触，并认为司徒雷登作为正式代表最为合适。此外，如果整个使馆迁往广州，将被解释为对国民党支持到底，因而也就得继续给予援助，这是不合适的。 后来，**把美国大使滞留南京称之为”开设新店，捞一把。” 1949年8月5日，美国为了向世界交待在中国的失败，抛出《中美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国务卿为发表白皮书写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这些文件对中国发生的事，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它一方面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极端仇视，另一方面企图逃脱助蒋内战，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责，并阴谋继续利用所谓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来破坏中国革命。同时，文件也细细揭露了蒋介石政权的贪污、腐化、**和昏庸，指出国民党的失败实乃咎由自取，而非美国支持不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0月6-8日，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局邀请部分有关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讨论承认中国问题。与会者分为两组，结果一组赞成，一组反对。由于公众舆论莫衷一是，美国国务院无法做出决定。最后国务卿艾奇逊决定采取”静待尘埃落定”的袖手静观政策。 国民党撤往台湾后，杜鲁门继续采取放任**进攻，或让国民党在台湾自生自灭的政策。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在《关于台湾政策宣传指示》中说：”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它一点也不特别出色或者重要”。”大家都预料该岛将陷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那里的民政和军事情况已趋恶化，这种情形更加强了这种估计。” 1950年初，蒋介石在台湾大搞复职，美国目睹李、蒋之争，仍执行保李倒蒋的政策。 尽管美蒋在**反苏这一政治上存在重大共同利益，但随着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美国不得不考虑调整他扶蒋**的政策。从1949年年初开始，美国政府基本上开始实行从中国内战”脱身”的政策。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话说，1949年初美蒋关系开始”走向最低点”。蒋介石政权在美国当政者眼中只是一艘”沉船”，美国人要同它拉开距离。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北平，毛泽东宣告新中国诞生 随着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覆灭，**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成立新中国。而筹建新中国的重任便落在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成员身上。1949年9月21日，**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昭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筹建新中国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海外华侨等23个单位的134名代表，由**、李济深、沈钧儒等人主持。 **在开幕式上讲话，他说： 我们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中国人民是如此热烈地盼望我们召开会议和成立政府。我相信，我们现在开始的工作，是能够满足这个希望的，并且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就能满足这个希望。 **还指出： 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 （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 筹备会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名单。推选**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会议决定分六个筹备小组，并决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来自下列五方面的代表：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邀代表。 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工作，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把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案》。新政协筹备会的各项工作基本完成。 1949年9月对日下午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662人，代表着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等45个单位和特邀代表。人民政协代表的广泛性，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要求。会议宣布，人民政协暂时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大会全体代表推选出**、**、周恩来、宋庆龄等89人组成主席团负责主持。 大会第一天，人民政协筹备会主任、**中央主席**致开幕词，他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振奋人心的发言，令代表们激动不已，掌声经久不息。 会议历时10天，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决定定北京为国都、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五星红旗为国旗。尤其是《共同纲领》的制定，意义重大。它是一部人民民主的建国纲领，是新中国的临时大宪章。 《共同纲领》全文约8000字，包括序言、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7章60条，《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发展方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端重要的文献”。 9月30日晚，**主持会议闭幕仪式。大会在宣言中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 至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完成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历史使命后胜利闭幕。 2.开国大典 新政协筹备会议后，**中央即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开国典礼筹委会，彭真、聂荣臻为副主任，林伯渠为秘书长，并迅速展开了工作。 **将作为开国典礼的主席台。华北军区宣传部长张致祥受命负责**城楼的布置和大典的宣传工作。 当时的**，朱红色的宫墙剥落了，显得斑驳陆离，遍体鳞伤；门楼堞口上的荆棘长得有人高，精雕的菱花窗也七零八落。广场上杂草丛生，蒿莱满地；金水河淤泥堵塞，水腐发臭。 张致样发誓，**交在他的手中，他要让它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民面前。 几天后，一批能工巧匠云集到这里。 城楼的东山墙下，中央美术学院的周令钊讲师和几位油漆彩画工人，正站在高架子上绘制**主席的巨幅画像：**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脸部稍仰，洋溢出慈祥的笑容。原照片是新闻摄影局的郑景康在延安时拍摄的，是当时解放区最流行的一张**像。周令钊一手拿着画笔，一手扶着梯子爬上爬下，把方寸小照放大在高6米、宽4.6米的铁皮画框上。 9月30日夜晚，周恩来来到**审查，一眼就发现了问题：画像下沿有一行**的手体字：”为人民服务。**。”周恩来急了：”**怎么会那么不谦虚呢，在挂像下面还写自己的名字？”一时间，在场的人们忙搭脚手架，画家挥动刷子抹掉了白边黑字，涂成中山服的颜色，又加上了一个扣子，看上去天衣无缝了。 ”这八盏大宫灯，八面大红旗设计得好，象征着革命的欢乐，人民的胜利！”周恩来站在金水桥上，借着探照灯的银辉，面向**环顾四望，眉飞色舞，欣喜万状。 **城楼是庆典的中心，如何体现出全民族的大喜庆与古典的建筑格局相协调呢？半个多月之前，张致祥迫不及待地跑到东单洋溢胡同，”咚咚咚”敲响了华北军区文工团舞美队的院门。队长苏凡带着两个能手赶来了，一个叫小野泽，一个叫森茂，他们都是来自东瀛的日籍美术专家。在烽火连天的解放战场上，小野泽和森茂跟随抗敌剧社转战南北，设计出了大量的舞台布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像这块大地上醇酿的浓酒一样，溶人了他们汩汩奔流的血液中。苏凡和小野泽、森茂从城墙根跑到城楼上，又从城台侧跑到券门下，有时张致祥也来和他们一起量皮尺、出主意，几天后终于设计出了二十几张草图。其中大宫灯的设计备受周恩来的赞赏。 苏凡坐上一辆吉普车，满北京城去找扎灯的艺人，终于请来了一位过去专在清宫扎灯的花甲老翁，又找来两个徒弟，于是就在城楼上中间的大厅里干了起来。小野泽和森茂负责装饰宫灯的云头和金穗。临近大典的前一天，八盏瑞气盈盈的大宫灯终于做成了。 **城楼的两侧红墙上，是两幅巨大的横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这是由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拟定的。那端庄匀称的宋体字是出自森茂的手笔，显得庄重而又醒目，既突出了庆典的主题，又烘托出了隆重的气氛。到建国一周年的时候，东侧的”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改换为”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胡乔木说：”两条标语，一条中国，一条世界，无论什么时候都是适用的，要成为固定的、永久性的标语。” **前临时用沙杆、木板搭起了东、西两座简易观礼台，这是供友好外宾和英模代表及大会指挥部用的。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罗瑞卿来到这里检查，带了两个连的人往上踩。结果有的木板经不住人，一脚踩漏下去。于是立即动员了几十辆汽车，从永定门外往这里运沙袋，把观礼台垫撑起来，以保障大会人员的安全。 与此同时，工人们把马路修平了，破损的青石路面补好了，广场的电灯安装起来了；3万名青年团员、学生们义务劳动填平了凸凹不平的地面，开辟了17000多平方米的广场。 10月1日清晨，朝阳从东长安街冉冉升起，曦光中渐渐露出了**金黄的冠盖。城楼的内檐上通贯着巨幅会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阅尽天下兴亡多少事，终于迎来了它尊严伟大的一天。 9月30日傍晚，**城楼霞彩氤氲，云气缭绕。出席政协会议的全体代表沿着”千步廊”的石板御道来到**外，周恩来主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宣读了纪念碑碑文。随后，**、朱德、**、周恩来以及政协委员代表，怀着虔诚崇仰之情，为近百年来在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斗争中英勇捐躯的两千万英灵，铲下了一锹锹土…… 这天晚上，周恩来安排完开国典礼的一些具体事项，又前往**广场巡视检查各项准备工作的落实情况。 当夜，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内灯火通明，**伏案笔走龙蛇，起草准备第二天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十几个小时以前，周恩来曾来到中央外事组办公室，显得格外步履矫健，气宇高昂。他对大家说：”明天**在开国典礼上将发布一个公告，《公告》和我的随附公函一并发送给留驻在北京、南京等地的外国大使馆和领事馆。这将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件，是通过使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 10月1日黎明，当晨曦给中南海的楼阁亭榭镀上一层金辉的时候，**披着一件旧棉袄，手里拿着写好的”公告”草稿，神色从容地来到西花厅。 于是他们在桌旁坐了下来，共同商讨”公告”的内容和措词… 1949年10月1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一天，是令千千万万中国人铭记终生的日子。因为，从这一天起，中国在世界人民面前站立起来了，有了属于自己的自由、民主、独立的国家。 秋天的北京天高气爽，景色格外宜人。10月1日这天的早晨，**前焕然一新：黄灿灿的琉璃瓦大屋檐，吊着金黄流苏大红宫灯，朱红的宫墙、汉白玉的玉带河桥、秀丽挺拔的华表，都放出夺目的光彩，它们要成为一个辉煌时刻的历史见证。而更令人注目的是，身着崭新军装，全副武装、士气高昂的中央警卫师的指战员，他们列队肃立在**前。 下午1时，首都北京30万群众身着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列队来到**广场。**广场和东西长安街，锣鼓喧天，人欢旗舞，汇成一片欢腾的海洋。 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 2点55分，**和一代开国元勋们经西华门来到**，一步步登上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 罗浪目不转眼地眺望着**西城台，他手中的指挥旗和全体队员的动作都像定格一样纹丝不动。 张致祥站立在城台西南角上，右手擎着一条红绸子。当**还差两步就要登上城台的时候，他冲着广场中心的罗浪，将手中的红绸子用力地甩动了两下。 罗浪会意地点一下头。随着他的手臂动作有节拍的起落，黑管、短笛、长笛、小号、短号、长号、摇头土巴和大小军鼓一齐奏响，那首从黄土地上升起的熟悉又亲切的《东方红》乐曲，波澜壮阔地从广场上涌起…… 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红旗、花束、彩灯卷起了波涛。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人民领袖**走近麦克风前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伴随着罗浪手中指挥旗流苏的上下翻摆，200件乐器奏响了威武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 按照大会程序规定，”欢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就位时，升国旗，鸣礼炮时，及主席宣读文告后，均奏国歌。” ”请**升国旗！” 此时**神情庄重，两眼闪射出神圣的光芒。他用力按动了通往电动旗杆的电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亲手把它升起。参加大会的30万人都整齐肃立致敬，注视着人民祖国的庄严而美丽的五星红旗徐徐上升。各队带队指挥员都肃然立正。”新华广播电台现场播音员丁一岚，以她那清脆明亮的语调对听众解说。 ”轰——””轰——””轰——”……54尊山炮齐鸣28响，震天动地，更震动着每个人的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据说，54尊礼炮代表当时全国的54个民族，28响标志着中国**领导人民英勇奋斗的28年。国际礼仪中没有这样的规定，这是根据中国的”国情”确定的。 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中国**领导，四颗小五角星代表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每颗小星各有一角对准大星的中心点，表达亿万人民团结在**周围。旗面为红色，喻意革命如红霞一片。五星位于旗面的左上方，似闪闪星辰居高临下，金碧交辉映照大地。 检阅开始，人民解放军战车方队似铁流汹涌通过**前。突然从东天上落下一串霹雳，只见9架p-51战斗机排成”品”字形飞临**上空，随后是两架蚊式战斗机、3架运输机、3架教练机呼啸而来。几分钟后天空又出现了9架p-51战斗机。天上地下形成立体的武装阵容。 站在城楼上的**最先看到了天上的机群，他仰脸东望，略眯双眼，一只手不停地用力朝天上挥动着，眼窝里沁出了晶莹的泪珠。广场上的群众把头上的帽子、手中的报纸、毛巾都抛上天去，欢呼声盖过了飞机的隆隆声。 沉浸在兴奋中的人们没有注意：在机场起飞的17架飞机突然变成了受阅的26架飞机。有人从外电报道中得知这一个谜。后来，谜底解开了，原来是9架p-51战斗机飞过**后，又绕弯飞了第二圈。 阅兵结束后的当晚，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宴请受阅的陆海空部队代表。邢海繁、刘善本戎装未脱就赶来宴会大厅。觥筹交错，总司令来到空军代表席，气宇轩昂地说：”你们飞得很好嘛，从现在起，我才真正是陆海空军总司令了！” 夜幕降临，华灯齐放。光彩夺目的礼花飞上夜空，提灯游行的群众队伍像跳跃的火龙，蜿蜒拥进**广场。 4万多名学生汇成的游行队伍高举着鲜花、红旗、灯笼，浩浩荡荡地行进过来了。当他们踏进三座门的时候，雄壮的歌声便响起来：《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就没有新中国》……广场上的许多群众也随之应和起来。 一支近百人组成的大学生军乐队吹奏着《新民主主义进行曲》，在红光闪烁的”清””华””大””学”字样灯笼的簇拥下，引导着长龙般的大军向着广场中心拥来，那嘹亮高昂的乐曲迸发着青春的活力，洋溢着革命的豪情。这时候，排列在广场中心的联合军乐队自动停了下来。 **站在**城楼上四五个小时不曾坐一坐。他一手扶着栏杆，一手举在空中不停地挥动着。这时，**指着青年学生们的灯笼对旁边的朱德总司令说：”大学生们过来了！” 学生们抬着一丈二尺高的红纱扎的大五角星和八根火炬造型的红灯，30人横成一排，大纵队行进走过主席台前，年轻的声音清脆地高呼着：”中国**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万岁！” 这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青年学生队伍。1919年广大师生参加了划时代的”五四”爱国运动，1926年举行了”三一八”反帝爱国大示威，1935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大批青年学生奔赴解放区，为接管城市工作、建立新的政权、壮大革命队伍输送了大量的骨干。 ”把水银灯打亮！”**在扩音器里吩咐工作人员，他要亲眼看一看这年轻的一代。 刹那间，城楼上下雪亮的水银灯一起打开，把**前照耀得如白昼一样。 青年们听到了领袖的声音，顿时高兴得跳跃起来。华北大学和华北革命大学的14000多名学生潮水般地拥向五座白玉石桥，几十面大红旗挥舞招展，几百支火把熊熊闪耀，上万只红灯、花灯汇成了一片灯海。”**万岁！万万岁！”欢呼声像海潮迭起，汹涌澎湃。 面对着沸腾的场面，**的脸上焕发着庄严慈祥的光辉。在他的眼里，青年是早晨的太阳，是时代的太阳，未来属于他们，新中国的灿烂美景属于他们。**把身子探出栏杆外，一只手始终伸向空中，时而招呼着学生队伍，时而向青年们挥动致意。当”万岁”声直冲霄汉时，**终于遏制不住自己的激情 ”青年同志们万岁！” 蓦然，广播喇叭里传出了**那宏亮激昂的声音，随即这声音又从**广场四面的宫墙弹射回来，发出阵阵响亮的回声： ”青年同志们万岁！” ”**万岁！万万岁！” 伟大领袖和青年们的心在一起相互交融、激荡。无数只红灯举过头顶，无数只帽子抛向天空。青年们跳跃舞蹈，放声歌唱： ”在**的旗帜下，我们胜利地前进！ 万朵彩色的礼花从四面八方腾向**广场的高空，首都沉浸在狂欢里了…… 狂欢的人群直到午夜方才散去。 3.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开国大典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协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立即加速研究和确定政务院各部、委、办、署的负责人员以尽快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机构。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各部、会、院、署、行的负责人，同时通过任命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等负责人。 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全部组织机构完全建立起来了。其组织规模之宏大，机构之完备，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政务院之下，设有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监察4个委员会，并包括了内务、外交、公安、财政、贸易、工矿、交通、农业、文化、教育、民族、侨务等各方面工作的部、会、院、署等30个部门，负责执行全国人民所赋予的繁重艰巨的建设任务和对外关系。 中央人民政府是一个全新的机构，它拥有副部级以上人员500名，计：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人，副主席6人，委员56人；政务院总理1人，副总理4人，政务委员15人，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5人；四个委员会（即政法、财经、文教、监察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委员共170人；各部、会、院、署、行的部长、副部长、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院长、副院长、署长、副署长、行长、副行长等共175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委员、参谋长、副参谋长共30人；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委员共17人；最高人民检察署的检察长、副检察长、委员共14人；再加上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副主任5人。 这个中央人民政府的全部负责人的选定，经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充分协商，它集中了中国**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人物及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它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以及任命的政务院副总理中，**党员均只占一半。在政务院四名政务委员中，**党员10名；政务院所属4个委员会16个正、副主任中，非**员8名，其中2名是正职；在政务院下属3o个行政机构的93名负责人中有42人是非党人士，占45％以上，其中14人是正职。 如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朱学范、李德全，民主同盟的章伯钧、史良，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民主人士李书城，以及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作家沈雁冰，教授梁希等都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部长。他们都有职有权地独立负责领导各自部里的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成员的构成，表明了中国**同各民主党派平等协商、合作建国的真诚。 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成立，标志着建立新中国事宜的最终完成。从此，中国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了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人民民主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五、台湾岛，蒋介石的最后藏身之地 与北京**的领袖和他的人民欢欣鼓舞，走进新时代的豪迈心情极然相反，丧失大陆后的蒋介石心里一阵阵发紧，身处台湾仍心中无底，惶惶不可终日。当时，人民解放军拟乘胜前进，渡海作战，直捣黄龙。小小台湾岛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似汪洋中的一艘小船，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 1.中央来了更遭殃 大陆战场，国民党溃不成军，上下俱成惊弓之鸟。蒋介石在这前所未有的席卷一切的红色巨浪前不知所措。狡免三窟，蒋介石毕竟惯于权术，于败局已定的局势下，也不得不思考退路了。 1948年12月，南京政局发生重大变化，桂系李宗仁在美国支持下逼宫，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倒是给总裁指出了一条退路：”总裁可以出国考察。国内残局可由宗仁负责。”蒋介石明白，出国即意味着他政治生命的结束，蒋介石一生信奉力行哲学，每日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高调，输了便走，连自己也不服。蒋介石权衡时局，对于偏安西南，再图东进北伐曾抱有一丝希望。但西南是李宗仁、白崇禧老巢，卧榻之侧，岂有他老蒋插足的地方！所以合计来合计去，惟一的安身立命之所，便只有台湾了。 宝岛台湾，甲午战争后便被清廷割给了日本。日本盘踞50余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圣断”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在亚洲散尽硝烟，同祖国分离多日的台湾亦回归祖国。 日本刚宣布投降，蒋介石即着手安排台湾接收事宜。中国政府以中字第18号备忘录及其附件通知日军统帅冈村宁茨，将台湾和澎湖列岛为第十五受降区，任命陈仪为受降主管。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和台湾警备司令部也在重庆成立，陈仪任长官兼警备司令。 陈仪，字公洽，浙江绍兴人，生于1883年，如许多同时代人一样，童年读过私塾，后于1900年赴日留学，先在士官学校毕业，再进日本陆军大学，1907年毕业回国。1911年辛亥革命时，陈仪参加浙江独立运动。1912年中华民国诞生，陈仪被推为浙江都督府陆军部长（相当于厅长）兼任陆军小学校长。 陈仪平时曾夸口道：我担任过好几年浙江陆军部长、陆军小学校长，都不能说有什么成绩，惟有于无意中收了一个学生汤恩伯，总算对国家有了”贡献”。陈仪对汤恩伯极其信任，以为心腹，不料日后却被汤出卖。 陈仪和蒋介石一向不和，此次被任命为台湾行政公署长官，心情是复杂的。当即和蒋介石约法五章，要求在一年内不准美军、美资及中统、军统进人台湾。蒋介石为使陈仪痛快赴任，慨然应允。 国民党积极布置接收台湾的工作，国民党空军一路军司令张廷孟奉蒋介石口令携带中华民国国旗飞驰台北。张廷孟不敢怠慢，喘息未完即与台湾总督日本安藤利吉交涉：”我代表中国政府要求驻台日军放下武器，降下总督府上的日本国旗。”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日本人只得照办。随即，张廷孟命人升起中国国旗。台湾的天空，第一次飘起青天白日旗，在场的中国人欣喜异常，欢声雷动。 蒋介石又电令：国民党陆军第七十军先头部队七十五师在基隆登陆。第七十军其余两个师和第六十三军所属的3个师迅速完成在台登陆计划，海军第二舰队进驻台湾各重要港口。 台湾同胞，饱尝亡国奴的悲惨命运，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暗无天日的殖民统治切齿痛恨。一旦得以重返祖国怀抱，无不喜出望外。1945年10月17日，七十五师在基隆登陆，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先头部队乘火车进入台北时，30万市民夹道欢呼，齐声高唱《欢迎**歌》：”台湾今日庆升平，仰见青天白日亲，哈哈！到处欢迎，到处欢声。600万民众多欢乐，壶浆箪食表欢迎。” 10月25日，台湾地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市举行。出席受降仪式的有：台湾行政公署长官陈仪，公署交通处长严家淦、工矿处长包可永、警备副司令陈孔达、第七十军军长陈颐鼎、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美军联络官柏德尔以及台湾本地著名人士和新闻记者李万居、叶明勋、李纯青等共250人。日本台湾末代总督安藤利吉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一小时后，陈仪代表中国政府通过广播电台郑重宣布： 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怀抱。 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 10月25日遂被定为台湾的光复节，每年都要隆重纪念。 当时的蒋介石，值民族圣战初胜之际，拥兵百万，地方千里，洋洋不可一世。昂首四顾，企图消灭**于弹指之间，台湾乃弹丸之地，并不甚上心。并在台重谈”安内为重”的滥调，大肆搜捕抗日志士，肃清所谓”赤匪”。国民党接收大员，更是贪得无厌，大行贪污偷窃之能事，弄得民怨沸腾，台湾百姓有言：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终于酿成”二二八”事件。当局以武力血洗台湾岛。亲身经历使台湾人民认清了蒋介石真实的面目，光复之初对国民党的由衷拥戴，化作了满腔怒火。 ”二二八”事件后，为安抚受伤的民心，以巩固国民党在台的统治，蒋介石派遣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处理善后，并改公署为台湾省政府，撤换陈仪，改任魏明道为主席。 陈仪不是蒋介石嫡系，蒋介石为平息民怨，抓了他做”二二八”事件替罪羊。陈仪无可奈何，忍气吞声，道：”老蒋无是生非，自己犯下滔天的罪恶，反把一双血手向别人脸上涂擦。”自此萌发了反蒋的志向。 焦头烂额的蒋介石痛感中原鼎沸，根基动摇，失败将至。台湾四面环海、易守难攻，作为军事据点，他的海军优势可以发挥，且台湾地处东亚交通要道，可以很方便地从日本、南洋、美国得到外援，所以，在形势急转之下，布置退守台湾孤岛的措施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2.逃台准备 人事决定一切。蒋介石着手安排心腹之人控制台湾。他在1948年底下令，由陈诚接替魏明道任台湾省主席，蒋经国接替丘念台任台湾省党部主任。 国民党政治，最大特色便是派系林立，党国大伦各用私人，党中有派、派中有系、系中有团，种种关系盘根错节，争斗不休。蒋介石用人有两个特点：一是重用同乡。这也是民国政治的一大特点。如阎锡山用人，”会说五台话，便把洋刀挎”。张作霖口头禅好骂”妈拉巴子”，这是奉天人土骂，其用人便有”妈拉巴子是护票”的传统。二是利用师生情谊，重用黄埔学生官。蒋介石一生重视师道尊严，当与此有关。陈诚走的正是乡籍捷径，他是蒋介石的小同乡，1922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炮科。1924年在黄埔军校任上尉特别副官时，有一天，访友归来，夜不能寐，遂取案头《三民主义》挑灯夜读，直至拂晓。恰好蒋介石巡视，见陈诚如此用功，大加赞赏。后来在第一、第二次东征中，陈诚所率炮兵命中率高，威震敌胆。于是声威鹊起，得获蒋介石栽培重用。 ”西安事变”时，陈诚与蒋介石同时被扣。在整个事变过程中，陈诚表现出对蒋介石的极大忠诚，深获蒋之厚爱。蒋介石常对人夸奖道：”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陈诚字）。” 陈诚与蒋介石除了同乡、黄埔关系外，还有一层翁婿关系，陈诚的夫人谭祥为谭延恺的三女儿。大革命失败后，谭延恺任南京政府主席，谭是有名的和事佬，人称文甘草，是蒋介石的掌玺大臣。蒋谭素有交情，其三女儿又认宋美龄作了干娘，谭延恺死时，将谭祥托付给了宋美龄。在陈诚担任十八军军长时，宋美龄出面，将谭祥许配给了陈诚，陈诚可谓蒋之乘龙快婿。 其时陈诚早已赴台，受命后，当天即办了交接。而蒋经国则随侍蒋介石，实际上并没到省党部就职。 1949年1月16日，蒋介石加委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诚深知其权力来源，对蒋介石是俯首听令，对李宗仁井不买账。李宗仁曾以代总统名义命令陈诚立释张学良，并专派程思远到台督办，但陈诚假痴作癫，说：”辞修实不知张关在何处。待我令手下查查。”此后推脱不理。程思远只好无功而返，李宗仁由此知道蒋介石视台湾为私人禁区，便也不再过问台湾事务。 蒋介石积极准备逃台事宜。在1月16日当天紧急召见了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和中国银行董事长席德懋，命令他们立刻把两行在国外的存款化整为零，存人私人户头，以免将来遭被接收的命运。 从1月19日到zi日，连续发布五道命令，任命其亲信方天、朱绍良、薛岳、余汉谋为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省主要长官，任命汤恩伯为京（南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将屏障台湾的各省掌握在其亲信手中。 1月21日，蒋介石正式宣告下野，由李宗仁接任”代总统”。蒋介石当天飞离南京，在杭州笕桥机场小住，于次日早晨飞抵宁波栎社机场，然后乘车回到溪口。 陈诚也专程赶到溪口向蒋介石述职。蒋介石很高兴，他说：”辞修兄，我下野后即是平民，你当找李代总统述职才是。”陈诚诚惶诚恐，”学生认为党国惟一领袖是总裁，学生惟总裁之命是听。” 蒋介石微微一笑：”国难显忠臣啊。台湾必须确保万无一失，万事谨慎，当务之急是稳住经济。” 陈诚领命归台，对李宗仁更是概不买账，全部截留台湾地方收入，分文不上交，又更向中央索账80万两黄金。当时”中央”惟有两广及台湾的财政来源，陈诚此举无异釜底抽薪，为风雨飘摇的李记”中央”雪上加霜。 陈诚连使杀手铜，强行切断金圆券与台币的兑换关系，又直接截留外汇，”台币与美钞挂钩”，基本上使台省经济独立。 蒋介石又命令蒋经国监造定海机场，输送中央银行黄金储备至台。 蒋经国立即催促空军总部，突击建成定海机场。以后汤恩伯部队主要从定海机场撤往台湾。 随后，蒋经国持”总裁密令”，督促俞鸿钧将国库中的黄金、白银和外汇输运台湾。 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上海黄浦滩国民党中央银行前面不远的江面上，一艘军舰冒着浓烟，点火待发。附近的江面严格地实行管制，任何船只不准靠近，港口戒严，从外滩、南京东路直到外白渡桥，每个路口都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禁止任何行人及车辆通过。一队由国民党海军士兵伪装的”搬运工”将一箱箱黄金运上军舰。天未破晓，这艘满载黄金的军舰开出吴松口，驶向基隆。 没有不透风的墙，李宗仁到底知道了此事，大为震怒，立即将俞鸿钧撤职，委任财政部长刘攻芸代理中银总裁。然而三个月后，蒋经国拍密电将已在香港的俞鸿钧召回，在汤恩伯的协助下，利用俞鸿钧的关系，瞒过李宗仁和刘攻芸、将剩余的黄金、美钞又运往台湾。李宗仁气得发狠：”蒋氏阴险之极！无耻之极！”但却无可奈何，只好望天兴叹。 运往台湾的黄金共28o万两，美钞1537.4万元，银元1520万元。正是这笔资金，保住了台湾的金融命脉。 蒋介石亦在军事上做了相应调整。1949年5月，上海”斯大林格勒”防线被破，该城易手。蒋介石确定：立足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以舟山、马祖、金门、澎湖一线为前哨，使之成为”反攻复国”之桥梁，确定今后以台湾防务为第一。 蒋介石至此已基本上从政治、军事、政治上做好了”中央政府搬迁台湾”的准备。 3.怆然赴台 蒋介石布置好撤台措施后，乘”江静”号军舰南下舟山群岛视察各岛防务。”江静”号吨位4600吨，由客货轮改装，为总裁专船。内部设施豪华，舒适无比。但此时，再好的条件也使这位亡国的独裁者寝食难安。 一连几天，蒋介石在舟山各岛往来巡视，有时登上各岛了解战备情况。还特意带蒋经国登上普陀山，专访普济寺。面对寺内供奉的”果如”和尚塑像焚香祷拜。果如是溪口雪窦寺主持，蒋母王氏皈依佛教，即拜果如为师。蒋介石幼年亦常在果如和尚面前聆听教诲。蒋介石嘱咐普济寺主持将果如和尚的塑像、生前照片及遗墨好生保存，期望来年能再来祭拜。 6月21日，蒋介石飞赴福州。在福州南郊机场办公大楼召开临时军事会议。从上海逃出的汤恩伯、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和驻福建各军军长、师长八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蒋介石训示： 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但中正秉总理遗嘱，甘冒垢骂，领导大家同**作殊死拼搏。 见属下情绪低落，蒋介石强作欢颜：”处绝处也可以生，有我领导你们，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复兴。” 然而不到两个月，福建又失。 蒋介石又携蒋经国飞抵重庆，企图坐镇大局。此时重庆城虽有数十万国民党军队防守，但已成惊弓之鸟。11月28日，重庆被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第十二军和第十一军围得水泄不通。 第二天，市外炮声隆隆。蒋介石仓惶布署撤退措施，命令毛人民将关押在”中美合作”所的杨虎城一家及其秘书宋绮云夫妇及他们的儿子小萝卜头，用尖刀杀害，以泄”西安事变”之愤。 晚上10时左右，蒋介石驻地后面枪声大作，蒋经国催促赶紧离开危险之地。父子二人乘车离开，路上一片混乱，汽车拥挤，难以通行，在通往白市驿机场的途中三次被阻，蒋氏父子只好下车步行，午夜始达机场，当夜就睡在”美龄”号座机里。 11月30日凌晨，由衣复恩驾驶的”美龄”号专机离开重庆。”美龄”号起飞之际，人民解放军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仅10公里之遥。 专机抵达成都，蒋介石下榻中央陆军学校，重庆既失，成都已无险可守，蒋军兵败，势如山倒，很多军官拒不听命。12月7日，蒋介石宣布将其”政府”迁往台湾。 12月10日，已经起义的云南省主席卢汉给在成都的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发电，要求刘文辉会同四川将领将蒋介石扣留。此时，蒋的侍卫人员发现军校附近有可疑人物出现，侍卫副官党春明紧急向蒋报告，建议道：”情况危急，还是从后门走吧。” 蒋介石恼火地说：”我是从前门进来的，还是从前门出去，看他刘文辉能把我怎样。” 在蒋经国与党春明等人的护卫下，蒋介石乘车直奔凤凰山机场。下午2时，”美龄”号紧急升空，飞往台湾。 4个小时后，”美龄”号飞至台湾上空。蒋介石黯然无语，心中仓惶无比。想到一旦逃离大陆，丧师失地，台湾也将不保，更觉满怀凄凉。 蒋介石最后是怎样离开大陆的？蒋经国1949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道： 今晨，渝昆电讯复通；而第一封电报，却是卢汉拍致刘文辉的，要刘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父亲，期向共匪戴罪立功……当场文武官员一致要求父亲尽速离蓉回台，勿先飞西昌。父亲近数日来徒以胡宗南部未能如期集中，必须逗留成都，以掩护其达成任务；屡次准备起行又屡次中止。今日以昆明又告陷匪，乃循各方意见，决回台北处理政府迁移各种要务。临行复与胡宗南长官单独面谈三次，始觉放心。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下午二时起飞；六时三十分到达台北。 父亲近台之日，即刘文辉、邓锡侯公开通电附匪之时。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福祸之间，不容一发。记之，心有余悸也。 4.台海战斗对愁忙 中国**解放台湾的决心是早就下定了的，这时美国人有心抛弃台湾，为中国**以武力解放台湾自动清除了国际障碍。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声明，表明了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上海解放后，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根据中央的指示，由副司令粟裕负责组织第九兵团开始进行解放台湾的准备。 4月下旬，**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华东军区海军，任命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属部队主要由第三野战军教导师、苏北海防纵队和国民党海军起义、投诚人员及几十艘舰艇组成。初创的共和国年轻的海军，主要为了解放台湾之用。 国民党输红了眼，拼了命要摧毁刚刚诞生的人民海军。从4月下旬起，出动多批机群对我军舰艇实行狂轰滥炸，我军舰艇因防空能力薄弱，先后被炸沉炸伤十余艘。 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技术装备落后，而解放台湾就必须跨海作战，解放军战士虽英勇无畏，但对海峡对岸的台湾料有鞭长莫及之感。 **奋”宜将剩勇追穷寇”之感，决心痛打落水狗，渡海作战，井命令第三野战军以8个军的兵力投人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解放军势如破竹，于1949年5月开始了扫清台湾外围屏障的战斗。8月发起福州战役，解放福州。10月发起漳（州）厦（门）战役，解放漳厦地区及滨海一些岛屿。前线的节节胜利并没有掩盖我军力量的不足，尤其是海、空军力量的薄弱。 蒋介石惶惶不安，誓守台湾。他决心拼死顽抗，以国民党守军、援军和海陆空军联合反击。终于，10月和11月，解放军进攻金门和登步岛相继失利。 解放军及时修正计划，将计划投入台湾战役的兵力由8个军增加到12个军，加上特种兵和后勤共计50余万人，并将渡海作战时间推迟到1950年1月或2月，以便充分准备。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加紧固守台湾，他孤注一掷，招募五六千日本空军以加强防御力量。 1950年3月5日至5月1日，第四野战军一部发起海南岛战役，歼敌3.3万人，解放了全岛。此战可喜可贺，但美中不足的是，由于解放军没有海空军，无法封锁各港口和机场，薛岳得以率大部队7万余人逃往台湾。 海南岛失守，舟山群岛也难以维持。当时国民党仅剩的陆军部队有1／3在舟山，如再遭歼灭，守卫台湾就会更加困难，权衡再三，蒋介石决定将舟山守军撤往台湾。 1950年5月7日，舟山防守司令秘密赴台，听取弃守舟山的最高指示，随后，国民党军一些重要将领亲临舟山策划密商，决定从13日开始撤退。国民党军佯称”反攻”，大造夺回金塘岛的声势，并频繁轰炸，炮击浙东沿海地区和舟山外围岛屿，严密封锁航道。 撤退前，国民党军队采取”拂晓包围、黎明攻击”的办法，在各个村庄大肆抓丁，岛上共有2万多名青年男女被劫往台湾，不愿上船者便被枪杀。 舟山守军得以逃脱，还是由于解放军缺乏海空有效封锁力量！ 由于国民党军收缩兵力，台湾岛守备加强。解放军三度修改战役决心，计划参战兵力增至16个军。 这大大加重了战役准备时间，加上解放军船舰严重不足，蒋军争得了喘息之机。 国民党上下惶惶，对于守住台湾并无把握，将1950年9月台风来临前的3个月视为最危险时期。顾维钧对杜勒斯说，台湾估计，**的侵入可能发生在7月上旬。 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实力，陆军号称60万，其实很多单位徒具虚名，官多兵少，有官无兵成为普遍现象，更有甚者，官兵成分复杂，职业军人中，混杂着从大陆裹胁来的农民、渔民及流亡学生，在正规野战部队中，也有保安团等地方武装拼凑。这些未经整顿训练的乌合之众，根本无作战能力。空军当时有兵员8.5万人，各种飞机400架，但皆旧式飞机，且缺零件和汽油，只有极少一部分可供随时使用。海军官兵4.5万人，包括两个团的海军陆战队，拥有战舰70艘，包括6艘美制驱逐舰、1艘日制驱逐舰，以及一些扫雷艇、登陆艇等，但海军同样缺乏零件，实际作战能力低于编制能力。在美国拒绝提供军援的情况下，台湾的陆海空三军都经不起长时间的战争消耗。 上述兵力分布在南起海南岛，北至舟山群岛的万里海疆之上，战线太长，兵力分散，供给困难。到195o年4月16日，人民解放军一举攻破了蒋介石所谓的”海上长城”，海南岛解放。 经济上更令蒋介石忧虑，台湾面积3万平方公里，山脉占了2／3，可耕地不及1／3，原有人口600万，承继日本人留下的工业基础，人民生活尚可温饱。可蒋介石一下子带来200多万军民，人口骤增。加之大凡战乱时期远走他乡的人，都将金银细软带在身边。因此，台湾人口的骤增，又导致游资充斥，游资充斥又使地下钱庄应运而生，仅台北一地，就有几百家地下钱庄。当时台湾用的是旧币，但不可避免与金圆券有往来汇兑的情形，大陆金圆券发生动摇，台湾的金融物价也受到严重影响。台湾军队骤增后，军费只能靠超量发行钞票来维持，故此台湾又重蹈大陆通货膨胀的覆辙，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海南岛失守以后，很少有人再相信”共军只能陆战，不能渡海”的说法。在许多人看来，台湾步海南之后尘，落入**之手只是个时间问题了。90英里的台湾海峡挡不住郑成功的海师，今天溃不成军的**又怎能阻挡住排山倒海般的百万雄师？ 蒋经国慌忙代表”政府”发言，安抚人心：一、**压制大陆人民情绪，才进犯海南；二、苏联要用海南岛当海军空军基地，准备发动世界大战；三、以海南岛的铁砂运往苏联，制造武器；四、海南岛是”**”军事上的弱点。 墨写的谎言却也道出了一个真理：海南岛确实是”**”的弱点。但”**”的弱点又岂只海南一岛，台湾又何尝不处处是弱点呢？ 为了防守台湾，蒋介石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抵御解放军对台湾的进攻，蒋介石还制定了代号为”磐石”的防卫计划，并对人事作了精心安排。他让陈诚出任”行政院长”，亲美的吴国桢任台湾省”主席”，亲美的孙立人也受命于危难之时，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任用吴、孙，实是蒋一往情深追求美国，以获山姆大叔青睐的一种策略。 蒋介石摆出一副与解放军决一死战的架势。1950年1月27日的《中央日报》宣称： 在这东南亚大战烽火一天天逼近的今日，我们要加倍警觉共匪声东击西的策略。它一面装腔装势，压迫着越南，另一方面向台湾进行军事冒险，因此我们大声疾呼，台湾是进入战时了。 蒋介石亲自去澎湖，商议防御大计。宋美龄也不辞劳苦，赴基隆劳军。台湾省党部发出《告全省党员同志书》，呼吁”齐一步骤，齐一战斗”。国民党中央党部也举行宣誓仪式，”宣誓效死，确保台湾。”各部队纷纷歃血联盟，”誓死效忠领袖”，随时准备投入反登陆作战。 舆论带头提倡战时生活，6月4日，成立”战时生活运动促进会”，口号是”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要求”人人生产，戒除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 接着，公布检举”匪”谍条例，强制规定，各机关部队学校人员必须连保，发现可疑人物要告密检举，这是蒋介石在部队中惯用的”连坐法”。 为”保卫大台湾”，蒋介石在沿海加紧建筑碉堡防御工事，夜以继日，不眠不休。防空演习，组织训练民众备战，闹得鸡犬不宁。甚至效法二次大战末期日本法西斯的”神风队”故伎，发动组织”**敢死队”。 但住在涵碧楼中的蒋介石仍如热锅上的蚂蚁，暗地里已开始考虑各种退路。于是，有些官员曾试探提出到菲律宾建立流亡政府问题。5月26日，美国代理国务卿韦布曾向菲律宾政府询问，蒋介石及其军政要员是否可以去”避难”。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对此持不欢迎态度，外长罗慕洛说，如果蒋介石来菲律宾他将下令要蒋在24小时内离境。 1950年6月15日，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处对台湾局势作了公开评估：”台湾在7月15日以前可能遭到**全面攻击。由于国民党军队军纪荡然，民心浮动，**将于发动攻击数周之内顺利占领台湾。” 面对危局，台湾向美国发出呼救，要求美国派遣两个中队的战机进驻台湾，以及从冲绳速运上万吨武器弹药支援台湾，但美国对此反应冷淡。 一片肃杀！蒋介石真的已面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了！ 解放军很忙，为的是争取时间早日拿下台湾。 国民党也很忙，为的是苟延残喘拯救”民国”！ 真是台海战斗对愁忙。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我们的共同利益是反共” 节节败退的蒋介石不会束手待毙，他在积极活动，寻找**盟友，先后出访菲律宾、南朝鲜。同时，蒋最大的**靠山——美国，其”袖手”政策也是暂时的。随着美国国内各派系在对华政策上的争吵和斗争，杜鲁门政府渐趋右倾，蒋介石又看到了一线希望。 1.出访菲律宾、南朝鲜 1949年7月至8月间，蒋介石先后访问了菲律宾、南朝鲜。他的这次出访有着深刻的政治和军事背景。 在蒋介石出访前，解放军已攻克南京，占领杭州，解放了京、沪、杭大片土地。蒋介石此时出访旨在建立国际**联盟，争取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一些**势力的支持。为此，他不断制造舆论，宣扬国民党所发动的内战是抵抗共产国际对中国的”侵略”。他呼吁国际反动势力在**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当时的菲律宾季里诺政府和南朝鲜的李承晚政权，比国民党政府的处境虽然要好一些，但他们也同样遇到了国内**等进步力量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特别是朝鲜一半以上的国土被解放，严重地威胁着李承晚的统治。蒋介石乘机鼓噪说：”彼之国势与处境与我正同”，”实有风雨同舟之感”，”彼此命运相关”，”我们共同的利益是**”。 所以，季里诺、李承晚和蒋介石都主张结盟**。他们通过频繁的外交活动，一致同意组织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国家之军事、政治、经济联盟，籍以抵抗**之侵略”。当时由于菲律宾的形势稍许好一些，所以蒋介石、李承晚就怂恿季里诺出来领导，”主动组织太平洋联盟”。 蒋介石出访，组织**联盟，也是为了拖住美国，以便得到更多的支持。蒋介石竭力配合菲、韩政府领导人活动，尽力拉美国参加和领导**联盟。他们直言不讳，”联盟的目标是希望美国参加”。”组织太平洋联盟之海上行动，必须来自美国”。”美国之领导，可以形成一团结中心，由于经济与国力之限制，亚洲国家实力无力支持一真正有效之联盟”。因为只有美国有经济、军事实力，能为蒋介石、季里诺、李承晚等**政权提供经济和军火援助，甚至派出武装部队直接参战。 基于上述目的，蒋介石不辞辛苦，亲自出马，走访当时菲律宾、南朝鲜的领导人。 1949年7月2日，蒋介石接到了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关于欢迎他访菲，”面商远东大局”的电报，非常高兴，经过几天准备后于7月11日带着一大批随员赴菲律宾访问。蒋介石就建立地区**联盟等问题与季里诺进行了深人的会谈，随后发表了联合声明： 我们都认为中菲的关系应该强化，并且两国政府应该立即采取具体可行的措施，使经济与文化的合作得以促进和更形密切。同时，对于远东国家协力求取充分发展，以保障他们的稳定与安全之迫切问题，也曾加通盘的磋商。鉴于他们在过去的未能密切合作，又鉴于今日**对他们的自由与独立严重威胁，我们深深感到他们有立刻团结为一个联盟的必要，联盟的目的便在团结与互助以遏止并反抗此同一共同所遭遇到的威胁。 并向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国呼吁：余等希望亚洲及太平洋其他各国终能起而响应此种同盟之最高目标。 蒋介石感到自己当时既不是国家元首又不是政府首脑，与菲律宾总统发表联合声明，有点不伦不类，因而另外又发表了一个个人的声明： 本人虽然是以私人的资格应李里诺总统的邀请到菲律宾来与他会商，但本人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将建议并要求中国政府对联盟加以充分的支持，并采取行动完成上述联合声明中所说明的协议。 使蒋介石感到十分高兴的是，菲律宾总统为他留了一条后路，当联合社记者向季里诺总统问及在菲律宾成立中国流亡政府一事时，季回答说：”如果蒋氏提出这一计划，我们势将不加拒绝，因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能拒绝庇护另一国家的政府。” 7月19日，蒋介石在广州接到南朝鲜李承晚总统邀请其访问南朝鲜的来电。蒋为了结盟**，觉得”不能不有此一行”。8月6日，他带着一大批助手由定海抵南朝鲜访问。8月8日，跟李承晚发表联合声明： 吾人在韩国镇海会谈计两日，就亚洲各国或太平洋各国组织联盟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国际**之威胁，必须予以消灭，而且欲制止此共同威胁，吾人固须各自尽力，而同时必须联合奋斗，吾人之安全，只有团结，始能确保。 吾人深觉太平洋各国，尤其是远东各国，今日由于国际**之威胁，所遭遇之危机，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均为严重，所以，上述各国之需要团结，与需要行动一致，亦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均为迫切。 基于以上所述，吾人对于季里诺总统暨蒋总裁于本年七月十二日在碧瑶所发联合声明中，关于联盟之主张，完全表示同意。 吾人更进而同意，应请菲律宾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促上述联盟之实现。为此，吾人现正敦促季里诺总统于最短期间，在碧瑶召集一预备会议，以拟订关于联盟之各项具体办法。 蒋介石照例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对于本联合声明中所列举之点，一定全力予以支持。 蒋介石与李承晚为达到结盟**的目的，联名致电菲律宾总统：现在谨请阁下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召集联合声明中所建议举行的会议。季里诺还是比较积极的，他把在碧瑶召集预备会的事交给外交部长办理，自己则重点做美国的工作。其实，当蒋介石8月6日到达南朝鲜访问时，美国政府就发表了中美外交文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俗称白皮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讲蒋介石的失败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所造成的，而不是美国不支持。这给蒋介石组织**联盟泼了一大盆冷水。蒋介石十分气恼。季里诺为使蒋介石不过于失望，而硬着头皮于8月赴美国访问，力劝美国参加，”敦促支持**联盟”。 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美国不予理睬。李承晚、季里诺也不再感兴趣，蒋介石只能听之任之，他努力想促成的**联盟遂成为泡影。并且，季里诺、李承晚都看美国人的眼色行事，他们见美国人不再理睬蒋介石后，也见风使舵，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及至1950年5月，季里诺竟放出口风，连以前做出的接受蒋介石流亡的承诺也推翻了。 2.美国要筑一道**产党的墙 美国的弃蒋政策使蒋介石绝望到了极点，没有了美国的输血打气，何谈有东山再起之机。正当蒋介石在孤岛上默默祈祷上帝相助的同时，也注意到了美国政策的微妙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与国际、国内局势的发展密不可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由合作走向分裂，美苏关系逐渐恶化。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标志着国际关系进人冷战时期，美苏互视对方为头号敌人，双方发生了激烈对抗，这种对抗在中国表现为苏联支持**，美国扶持国民党，国共互不相让。1949年蒋介石退台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一气之下，美国将失败的怒火发泄在了蒋介石身上，从而采取”袖手”政策。 此时，正值美国在国际上全面推行其”遏制”政策的时期，冷战的格局使华盛顿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战后不安全感”。为了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在制订其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对苏联因素的考虑往往成为美国决策层政策取舍的依据。而中国本身的内在因素，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审议中，有时反倒退居其次位置。由此可知，美国不会真正退出中国事务。实质上，是否拉一把漂落孤岛的蒋介石，美国一直处于犹豫之中，因为，蒋介石的生死虽无关紧要，而台湾的”失陷”将直接关系到它在亚洲的战略利益。 原来美国所奉行的政策，一直是基于维持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以便使美国在亚洲能有一个亲美的中国作为其地缘依托的一部分。当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尚稳，也就是说当中国还能留在美国势力范围的前提下，美国对台湾尚不留意，支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要国民党对台湾的控制还牢靠，那就说明台湾尚留在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友邦”手中，于美国的东亚战略态势无害。因此，美国也没必要介入台湾问题。而现在，国民党在大陆已经失败，有消息表明**正”渗透”台湾，进而取代国民党在该岛的统治。那么，美国在亚洲势力范围内将要失去的，就不仅仅只是中国大陆了，台湾也可能保不住。 一旦失去台湾，使台湾陷于”一个受克里姆林宫指使”的政府之下，”对美国的安全将会产生严重不利的影响。”原因在于：一是如果在亚太发生战争，美国就无法接近中国大陆的战略要地，包括空军基地、海港和沿岸铁路集散站，所以，台湾具备潜在的价值，可作为美国的战时基地；二是一旦台湾失陷，苏联将控制从日本到马来西亚地区的航海线，甚至将控制区域”扩大到琉球和菲律宾”，这将威胁到美国的战略安全；三是当时日本的食物及其他补给主要靠台湾供给，如果切断这一来源，日本就会成为美国的负担，对美国的价值就会下降。基于以上种种考虑，”介入台湾”的问题就摆在了美国面前。 此时，苏联和新中国的结盟进一步刺激了美国，新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也在不断恶化。 新中国一成立，就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与各国建交问题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同社会主义国家建交，不需经过谈判过程；而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原则上是先谈判后建交，看看它们是否接受新中国的建交条件。 1949年10月2日，苏联率先断绝了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予以承认。随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承认了新中国。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此行的基本目标，用**自己的话来说，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即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认为，这样做有极大利益，在致中央的电报中，**强调指出：”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在他看来，”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经过近两个月的谈判和磋商，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一系列合作协定在莫斯科正式签订，这标志着中苏战略同盟关系的正式确立，同时也意味着新中国与美国和解的前景将更为暗淡。 事实上，在中苏关系接近的同时，中美关系则在不断恶化。10月3日，美国国务院宣称：由于**没有作出要承担其”国际义务”的保证，美国将不会对新中国予以承认，”国民政府”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6日，杜鲁门总统批准继续给予国民党7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在中苏谈判期间，美国国务院接连掀起了几次宣传攻势，力图低毁条约，破坏中苏结盟，艾奇逊在1950年1月12日的一次演说中声称苏联正准备把中国北方的四个地区并入苏联。3月15日，他又重复类似的指责。 但是，在**中央领导人看来，这类指责”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针对美国对中苏条约和协定的攻击，2月14日，在莫斯科的签字仪式上，周恩来表明了新中国所持的立场：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缔结是根据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将成为中苏两国兄弟友谊和永久合作的标志。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缔结，也特别表现了苏联在斯大林大元帅的政策指导下，热情地援助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这将使新中国人民感到自己是不孤立的，而且也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世界和平。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曾经千方百计，企图挑拨离间我们两国的友谊，现在这种无耻的企图已经彻头彻尾地失败了。 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我相信，拥护我们的条约和协定的将不只是中苏人民，而且将是全世界的进步人类，而仇恨这些条约和协定的不过是那些帝国主义者，那些战争贩子。”17日，**在发表离苏临时演说时更加明确地宣布：”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它的巩固与安全成为中央领导人所考虑的首要问题，而这种巩固和安全的最大隐患便是美国的干涉和破坏。为了减少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进行政治破坏和思想影响的可能性，新中国在与苏联接近的同时，决定对美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1949年10月24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沃德被市公安局拘捕，罪名是殴打领事馆的一名中国雇员。11月21日，沃德被判处6个月徒刑，并于12月初被驱逐出境。 与此同时，**中央还进一步讨论了挤走美国在华所有外交人员的策略。1950年1月，北京军管会下令征用美国总领事馆内的美军兵营。中国方面认为，兵营的存在是不平等条约的耻辱标志，决不能允许这些兵营继续为美国这样一个敌视中国的帝国主义大国所控制，中国人民理应将它收回。美国国务院立即作出表示，这是北京对于其国际条约”义务”的严重违反，威胁如果中国征收领事区的任何一部分财产，美国政府将视此举为侵犯美国的权利，那么美国将别无选择，只好关闭所有驻中国的官方机构并撤回全部美国外交人员。 然而，这种威胁丝毫也没有动摇新中国领导人的决心，为了维护自己的对外政策原则，他们决不会向美国的任何压力和威胁屈服。正在苏联访问的**于1月13日致电**，表示：”同意（刘）1月13日电贯彻征用命令征用外国兵营，并准备着让美国将所有在华之旧使馆全部撤走。”18日，**再次电告**，指出：”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此事对我们极有利，惟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能对我们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请注意解释。” 同日，新华社发表评论，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中国人民在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及保卫自己祖国的主权的立场上，是从不考虑一切帝国主义者的意志的；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制造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侵略特权，必须废除；帝国主义者撤退也好，不撤退也好，叫嚣也好，威胁也好，对中国人民的这个正义立场丝毫没有影响。 几年之后，**在谈到当时外交的战略考虑的时候说：这时，”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有了外交关系会给我们许多困难”。我们需要”先扫自己的房子”，而与美国这样的国家有外交关系则困难得多，暂时不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就使他们没有机会在我们内部制造麻烦。因此，建交与否，这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实际上我们希望客人迟一些来。我们希望他们来时使他们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处于后悔的地位。” 1950年4月10日，美国向中国表示它知道中国政府对于条约义务和西方国家的态度非常明确：只要美国政府继续帮助国民党打内战，要谈改进中美关系是不现实的，也是可笑的。到4月底，美国撤回其留驻中国的全部外交人员，双方不再有任何直接的接触渠道，继续相互指责和攻击，关系日趋恶化，一个全面对抗的态势在事实上业已形成，而随之而来的朝鲜战场上的军事较量使得这种敌对更加尖锐化和持久化。 在新中国与美国关系恶化的同时，美国国内亲蒋势力发出了保台的阵阵鼓噪。军方中国防部长约翰逊、远东司令麦克阿瑟等极力鼓动保台，国会中议员史密斯、诺兰、弗格森、塔夫脱及前总统胡佛则主张派遣美国海军”保卫”台湾，甚至海南岛，”在太平洋上筑起一道反对**的墙”。 不仅如此，保台分子也对杜鲁门1950年1月5日的”弃蒋”声明施加了影响，从而为”介入台湾”埋下了伏笔。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的要求下，杜鲁门在美国”无意在台……建立军事基地”句前加上了”现在”二字，并删去了原声明文本中的美国无意”使台湾脱离中国”这句话。布雷德利的理由是，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战争爆发时，美国则有可能要考虑使台湾脱离中国的问题，并有可能在台建立军事基地。艾奇逊在1月5日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说，”现在”这个词意味着”万一不幸我们在远东的部队遭到攻击，美国必须完全有自由在任何地区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来保卫它自己的安全”。显然，美国政府不干涉台湾问题的声明并不彻底，在措辞上已经为日后改变政策埋下伏笔；在另一方面，它也表明杜鲁门政府做出”弃台”的决定是十分勉强的，是迫于形势而做出的权宜之计。 但是，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做出的，是各派斗争的结果。1950年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被称为”划线”的讲话，明确划出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岛屿链防线，即比起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群岛至菲律宾，其中并不包括台湾。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似乎已下定决心，决意与台湾诀别。其实，这仅是以艾奇逊为首的”弃蒋”派一时占了上风。 不用说，美国政府把台湾排除在防御圈之外的战略是很不合亲蒋势力口味的。杜鲁门的声明非但没有统一美国朝野的意见，平息反对派的攻击，反而激起了更高一浪的反对，成为攻击的新靶子。诺兰参议员指责政府在执行一种”宿命的”对台政策，要求对国务院远东司进行改组，任命麦克阿瑟为美国远东政策协调人。塔夫脱参议员指出政府的对台政策是与在欧洲阻止**的做法背道而驰的。 资深参议员范登堡也尖刻地抨击了《开罗宣言》。他说：”我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感觉，在台湾的600万人民的最后命运就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下午在开罗牧羊人旅馆的阳台上永远地决定了。”史密斯认为艾奇逊在1月12日讲话中”错断”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因为艾奇逊把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垮台归因于该政权自己的**，是被中国人民所抛弃的。而史密斯的看法是，中国是为俄国争夺过去的，国务院完全忽视了台湾的重要性。 麦卡锡参议员则声称帮助俄国”夺取冲国的就是国务院内的一帮左翼分子。杜勒斯在1月底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对”防御圈战略”进行了攻击：”如果我们放弃了超出我们的军事和经济能力的所有目标，那意味着抛弃了1.8亿的人口；而与此同时，这些人就会招致长期并公开反对我们的苏联**的包围。”还有许多参议员对杜鲁门事先未与参院外交委员会磋商就决定了对台政策表示强烈不满。 虽然艾奇逊的对台政策得到了大多数美国公众的赞同，民意测验表明，50％以上的人反对进一步援助国民党，但国会内的”中国帮”和军方交相呼应，继续敦促政府采取断然措施，改变对台的”袖手”政策。毫无疑问，这给杜鲁门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也使其对台政策的决策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情势。为了寻求对外政策的”两党一致”，杜鲁门和艾奇逊也不得不做出一些新姿态。1950年3月，艾奇逊任命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库柏为顾问，负责协调欧洲事务；4月，又任命杜勒斯为国务院顾问，负责协调远东事务，并由与共和党关系密切的腊斯克接替巴特沃斯之职，担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同时还同意将《1948年援华法》的有效期从1949年延长至1950年6月。 但是，杜鲁门政府的让步丝毫也没有缓解反对派的压力。史密斯在1950年4月底把他的女婿和一位助手派到台湾，并指示他们定期向他提供报告。无一例外，这些报告都是要求美国政府承担起”保卫”台湾的”义务”的。史密斯将这些报告广泛分发于国务院、国会和五角大楼。诺兰于5月份致函国防部长约翰逊，声称鉴于**已同苏联结盟，并没收了美国使馆的财产，与当初杜鲁门发表声明时相比，此时形势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因而有必要重新考虑政府的对台政策。 与国会中亲蒋势力相呼应，美**方继续坚持要求援助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1950年1月20日，国防部长约翰逊建议从用于”泛指的中国地区”的7500万美元中拨出3000万以援助台湾。6月9日，约翰逊主张”美国应当尽一切努力保持台湾不落入**之手，即使这需要美**事力量对台提供援助也在所不惜。” 在军中亲台派中颇有影响的麦克阿瑟于1950年6月份声称：台湾是美国从阿留申群岛至菲律宾的远东防线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如果发生战事，美国能否守住”防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是否留在”友好”或”中立”的政权手中。他说： 一旦美苏爆发战争，台湾对于**来说就相当于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水艇供应站，其位置对于苏联完成其战略十分理想，同时也可以把美国远东部队在（西太平洋）中部和南部的反攻能力彻底消灭。 麦克阿瑟声称，倘若台湾”落入”**之手，美国的战略利益将受到严重破坏，等于给了苏联相当于数十艘航空母舰组成的舰队，美国的”防线”就可能被迫退至夏威夷和它的西海岸。麦克阿瑟竟然认为，虽然在二战结束时美国同意把台湾归还中国，但目前的政治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台湾的归属问题需要重新考虑。他还说，”台湾的最终命运无疑取决于美国”，并主张采取断然措施在此”划线”，不使台湾”落入”**之手。 麦克阿瑟要求美国政府”授权他立即就防止**占领台湾所必需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条件进行调查，并把此结果作为美国制订对台政策的基础，然后据此采取行动。”对于麦克阿瑟的这番鼓噪，约翰逊深为赞同。他在6月中旬赴东京访问并与麦克阿瑟会晤期间，就表示要向白宫施加压力，以改变其现行的对台政策。与此同时，美**方已开始煞费苦心在拟定”保卫”台湾和把它作为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的基地的紧急计划。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苏结盟，再加上美国国内保台势力的横行，使得杜鲁门政府的对台政策逐渐向右转，甚至连坚决主张弃蒋的国务卿艾奇逊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950年6月初，当约翰逊向艾奇逊询问关于1月5日杜鲁门总统的讲话是否意味着停止以1948年《援华法》军援部分的剩余款项向台湾供应军火时，艾奇逊回复说：”这1.25亿美元余款中尚存在海、陆、空军各部的部分是确定地、绝无变更地归国民党政府使用”，对国民党政府用这笔款购买军火也不要定出截止日期，可以一直到用完1.25亿美元为止。而且，艾奇逊还告诉英国人他们正在考虑台湾问题，不再坚持奉行弃蒋政策，而是努力防止国民党集团的”马上消失”。 正当逃台的蒋介石对前途恐慌到了极点，”台湾已到了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的时候，因为**的需要，美国对台政策已发生了变化。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杜鲁门政府重新卷入中国事务，从而也挽救了蒋介石政权。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蒋介石意外的惊喜 美国人估计，在1950年6月至7月间，**有随时进攻台湾的可能，台湾随时都存在失陷危险。不料，美国人又预料错了。战争没有在台湾发生，而首先在朝鲜半岛引发，朝鲜半岛便成了美、苏、中、南北朝鲜与台湾六方相互冲突的焦点。蒋介石的命运由此又有了转机。 1.蒋介石不敢相信 朝鲜半岛位于亚洲大陆东部，与中国大陆的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相望，东临日本海，西隔黄海，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群岛相对，北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与中国毗连，边界约1300公里，东北端有10多公里与苏联接壤，地处中、苏、日三国之间，扼日本海与黄海和东海的海上交通要冲，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朝鲜领土由朝鲜半岛和330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总面积约22万多平方公里。 朝鲜历史复杂，处在二战后美苏对峙的前沿。朝鲜在1910年8月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沦为日本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于1945年8月8日公开对日宣战，百万苏军在向中国东北日本驻军发起进攻的同时，其中一部也于8月13日在朝鲜东部清津地区登陆。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人为了防止更多的胜利果实落入苏联人手中，遂决定与苏联进行协商，划分日本占领区受降范围。经协商，朝鲜以北纬38度线（简称三八线）为界，以北为苏军受降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区。随之，苏军占领了三八线以北地区，美军分别在仁川、釜山登陆，控制了三八线以南地区。 根据开罗会议精神，1945年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达成协议，由驻朝鲜的苏军司令部和美军司令部组成联合委员会，协助南、北朝鲜迅速建立一个统一的临时政府。由于美、苏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使三国外长会议精神未能得到贯彻。相反，美国为使其永远控制朝鲜半岛并使之”合法化”，遂于1947年10月，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朝鲜问题国际化。11月，美国又操纵联大非法成立”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用以”监督”朝鲜的普选，继之，美国又于1948年2月26日炮制了”大韩民国”，扶植其傀儡李承晚上台。在此背景下，朝鲜北部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将军领导下，获得苏联的支持，也与同年9月9日，宣布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此朝鲜出现了南北分裂、对峙的局面。 1948年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苏、美战斗部队立即撤出朝鲜。苏军于同年12月25日全部撤退完毕。而美国出于全球战略考虑，一再违反了三国外长会议精神，大量增加军援，加速扩充李承晚军队，以巩固其统治。截止到1949年6月29日，美国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撤离朝鲜，但它已武装了李承晚军队11.4万余人，并留下约500人的军事顾问团。与此同时，李承晚大肆制造战争舆论，散布”北部侵犯南部的危险”，叫嚷要”北进统一”，并带军越过三八线。在此形势下，金日成在获得苏联军事支持的前提下，进行坚决反击。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 这一天是农历庚寅年五月十一日，台北的天空多云转晴。蒋介石逃台后，工作甚是”勤勉”，星期天也不偷闲。7点刚过，他已做完早操，结束祷告来用早餐，但对桌上的稀饭、腌竹笋却没有胃口。命人打开收音机，大陆新华社的广播，他是每天必听的，尤其是重要社论。 虽然7月在即，6月去日无多，但台湾海峡仍平静如西子湖，波舔沙岸，台风席卷而来的日子还未到来。新华社广播中的”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声音，蒋介石听来尤为刺耳。 突然，餐厅的门被推开，英文秘书沈谷匆忙走了进来： ”夫人，蒋先生，有重要消息。” 沈谷见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抬起头来看着他，接着说道： ”**广播，两个小时以前，北朝鲜部队越过三八线，韩战爆发。” 蒋介石挺直腰板，双目炯炯地盯着沈谷，仿佛要从沈谷的神情中探出这个消息的真伪。在旁的宋美龄先是一楞，旋即喜形于色： ”这可是上帝保佑我们啊！韩战爆发必能演成世界大战！” 沈谷在旁忙恭维道：”夫人，蒋先生真是料事如神，去年7月在厦门军事会议上，先生就曾说过只要坚持到明春，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这不，已经来了嘛！” 蒋介石的确说过此话，那是为了给守卫福建的官兵打气。蒋介石从内心深处期盼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好渔翁得利，重返大陆。去年12月在成都，他命令胡宗南死守成都，不许退师西昌，撤往滇越，就是希望美国能干涉中国政局，进而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立即给邵毓麟和陈之迈发电报，查实情况，了解美国动态。”蒋介石毕竟是久经大事的人，此刻头脑清醒，知道待弄清了情况再乐也不迟。 直到夜间10点，蒋介石才接到台湾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发来的首封电报，证实了沈谷的消息的真实性。半个小时后，续电抵达，蒋介石才对战况有了大致了解。 蒋介石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终露端倪。他对朝鲜战争的反应与邵毓麟在电报中的分析不谋而合。邵说： 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非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会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 如果韩战进展不幸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至今**渡海进攻台湾了。 2.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 事情果然如此。当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获悉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正在密苏里老家度假的总统杜鲁门。杜鲁门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动身回白宫，由于艾奇逊让他等一等更为确切的消息，以免夜间飞行危险和引起外界恐慌，他才没有于即日飞返白宫。当晚，他批准将朝鲜问题交联合国安理会处理。 第二天中午，杜鲁门匆忙结束休假飞返华盛顿。在途中杜鲁门妄然断定朝鲜战争是俄国人酝酿的。他说：”我敢肯定……必须以牙还牙，我得出的结论是，惟独实力才是俄国独裁者惟一懂得的语言。我们必须以实力为基础给予迎头痛击，痛击并击败他们。”杜鲁门从飞机上给艾奇逊打电报，要求他及其高级军官和外交顾问于当晚在布莱尔大厦举行战略会议。 战争爆发当天，美国远东司令麦克阿瑟在东京已得到了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团长布朗将军和驻南朝鲜大使穆西奥的报告。麦氏立即在东京盟军总部召开紧急会议。随后，战报不断传来，北朝鲜已占领江陵、瓮津、开城，春川被围，人民军主力直指汉城。在会上，麦克阿瑟提出了《从亚洲遏制**的战略计划》，该计划由国防部长约翰逊转达杜鲁门总统。内容为： 一、立即援助朝鲜，并建议由台湾调一个军驻援南朝鲜。 二、认为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应以海空军保卫该岛，并给予蒋介石以广泛的军事援助。 三、加强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的军事力量。 四、保卫日本的安全。 在华盛顿，6月26日晚杜鲁门与13位负责全**事、外交的高级官员在布莱尔大厦进行紧急磋商。一致认为朝鲜战争”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形势令人担忧”，为防止人民解放军渡海进攻台湾应采取措施”保卫”台湾。随后，杜鲁门归纳出三点建议： 一、授权麦克阿瑟向南朝鲜运送军援计划以外的武器和其他装备。 二、动用空军掩护美国妇女和儿童撤退，对企图阻挠撤退的一切北朝鲜飞机和坦克进行还击。 三、命令第七舰队从菲律宾向北移动，以阻止**进攻台湾，同时劝阻国民党当局不要采取任何针对大陆的行动，并告诫麦克阿瑟不要和台湾搞得过于亲热。 这时，美对台政策骤变。美国第一次公开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即所谓的”台湾问题中立化政策”。这实质上是放弃了它原来的”袖手”政策。随之美国不仅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而且还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议案，组成联合**开赴朝鲜。 第七舰队是美国海军四大主力舰队之一，与第三舰队同属美国太平洋舰队。其前身是美国大西洋舰队的一支特混舰队，二次大战时，由于对日作战，于1943年3月调归太平洋舰队，称第七舰队，由美国南太平洋战区司令指挥，主要在菲律宾至印度尼西亚一带海域执行作战任务。6月28日，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亲自飞往前线督战。6月29日，美国第七舰队的6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和1艘运输舰进人台湾海峡并开始游弋，担负起了”保护”台湾的任务。 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是对中国统一的阻挠和对中国革命事业的粗暴干涉。新中国成立后即确定的解放台湾的方针，因为美国第七舰队的重新部署和对台湾问题的武装干涉，而不得不搁置起来，从而使中国统一的日程表无限期地向后推移。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干涉台湾这个严重侵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行径，使得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本来就没有外交关系的大国，无可挽回地走上对峙的道路。台湾这个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也就成了中美关系中争议最大的问题。 1950年6月2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指出，美国行动”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他对美国在台湾立场上出尔反尔的做法感到十分愤慨：”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那是假的，并且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周恩来外交部长同日也发表了《关于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声明》。周恩来指出，”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中国政府领导人对朝鲜战争爆发的看法是：”美国政府指使南朝鲜李承晚傀儡集团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进攻，乃是美国的一个预定步骤，其目的是为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越南和菲律宾制造借口。”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 不管美国帝国主义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中国人民，必能胜利地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 关于美国决定武装干涉台湾问题的行径，对中美关系究竟产生什么样的消极影响，这恐怕是美国决策者所始料不及的。当时美国情报部门幼稚地认为，当时中国大陆百废待兴，美国在台湾的行动不仅不会引起大陆的强烈反应，反而还会使中国觉得朝鲜战争是苏联为了扩张其势力而一手策划的，苏联在此问题上根本没有顾及中国的利益。因此，美国人希望借此机会来离间中苏关系。 然而，美国对华政策的估计又一次出现了历史性的偏差。美国介入台湾的举动，不仅没有给中苏关系中打人任何”楔子”，反而使中国更加接近苏联。1950年新中国纪念其诞生以来第一个国庆时，中国对外政策已经基本定型。 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阐述新中国外交政策时，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并且与苏联建立了最亲密的兄弟关系。”至于中美关系，中国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仇视有加无已”，处处与中国为敌：美国在联合国组织里，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参加；美国阻挠中国代表参加盟国对日管制；美国借口朝鲜的形势派遣海空军侵入台湾；美国宣布台湾问题应由美国所操纵的联合国解决；美国空军还侵入中国领空，实行扫射轰炸。 上述种种，已经证明美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中国正警惕地注视着美军行动。因为”美国的侵略武力已经侵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并且有扩大这种侵略的可能”。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右翼政客和军方保台分子的鼓动下，妄断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和人民解放军将渡海攻台都是执行苏联的战略方案。如果美国在北部失去南朝鲜，在南部失去台湾，则日本将被南北夹击，菲律宾和东南亚各**国家将受到威胁，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将被斩成几截。因此，对朝鲜和台湾问题不能袖手不管。 7月1日，美国陆军开抵南朝鲜。7月7日，安理会授权美国指挥下的统一司令部使用参加干涉朝鲜的各国部队，由美国指派指挥这些部队的司令官。同一天，第七舰队司令史枢波到台北访问，随后美国派贾纳德少将出任驻台军事代表。贾纳德的赴台，使美国赴台人员级别由中校提高至少将，显示美国提升了美台关系，已走上了扶蒋保台的路子。 3.杜鲁门给”**”参战投了否决票 有了美国人撑腰，蒋介石腰板硬了许多。如果能乘机拖美国人下水，是不是可以从朝鲜半岛打回老家？在这一问题上，美国人的想法与蒋介石却不同。 虽然，在朝鲜战争之初美国重新承担起了”保护”台湾和蒋介石政权的”责任”，但杜鲁门政府还是希望把这个”责任”保持在最低限度。因为，如果美国过分干涉，不仅会激怒**，还会在亚洲各国激起强烈的反美情绪，这会促使中苏更加接近，并可能导致美国和两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一场全球性的战争。这与美国的全球战略背道而驰。因此，美国尽可以提供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给台湾，却不愿意与这一”地位脆弱”的政权紧紧地拴在一起。在此思想指导下，杜鲁门三次拒绝了蒋介石入韩助美的要求。 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晚上，蒋介石收到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发来的求援急电。他随即回电声援，并表示将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援助。紧接着，蒋介石在阳明山”总统官邸”召开紧急军政会议。陈诚、王世杰、谷正纲、黄少谷、何应钦、周至柔、孙立人、王叔铭、桂永清、蒋经国等人应召而至，研究局势变化及对策。会议决定：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从6月26日零时起，全面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实行宵禁，停止三军官兵的休假和外宿，大肆进行**宣传，叫嚣”打回老家”、”勘平共匪”，并发动民众请愿活动，以示反攻决心，加强台湾海峡和大陆沿岸的海空巡逻，加强各岛及台湾的防空和民防措施，加强对交通运输和经济活动的管制，加强特务活动。 25日晨，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兼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于东京接到了来自朝鲜的战况报告，他立即同约翰逊、布雷德利等人举行紧急磋商。会上，麦克阿瑟提出所谓”在亚洲遏制**的战略计划”，建议由台湾调一个军驰援南朝鲜。麦克阿瑟认为：台湾”这个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可以容纳10个到20个航空大队，包括喷气式飞机至b－29型轰炸机等各式不同的飞机，并可予短程海岸潜水艇以前方作战之供应。” 6月26日晨，李承晚再次急电蒋介石请求支援。蒋介石立即召开党政军要员会议，研究出兵问题。对此，军方持反对态度，认为国民党军装备很少，须首先考虑台湾防御；而文官则持赞成态度，力主出兵。经过4个多小时的争论，蒋介石发言说：”国民党之所以痛失大陆，就在于不敢痛下决心，不敢冒险。今日党国已无路可退，惟有拼死一搏，方可收复河山。诸公勿需再议。中正决心已下，定得参战。”蒋介石一表态，一帮反对的将官顿时噤若寒蝉，纷纷表示：”一旦校长立下决心，学生万死不辞，甘为党国舍身成仁。”于是通过了出兵朝鲜的决议。 26日中午刚过，以费尔德上校为首的美军驻台军事联络组，由东京飞抵台北。费尔德一下飞机，就前往阳明山，向蒋介石面交了麦克阿瑟的亲笔信。蒋介石说：”麦帅此举是理智仁义。中国政府不胜感激。”交待手下好好款待费尔德。蒋介石马上召集一班幕僚商议，并很快复电麦克阿瑟，表示愿派遣国民党最精锐的五十二军三万余人驰援南朝鲜。一经美国最后决定，该军即可从空中和海上前往南朝鲜投入战斗。 6月27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奉蒋介石之命对五十二军人员进行调整充实。逃台后的国民党军队，经蒋氏父子大力整顿，清除了所有异己力量，可称为不折不扣的”蒋家军”。郭永、李有淇、王楚英、刘廉一均是少壮派军官，**最为得力，一闻韩战，就立即请缨入韩”同**决一雌雄。”蒋介石手下，胡宗南、胡琏等均力主不参战，孙立人又非嫡系，为了警告反战者，同时培植新人，就用了这批资历甚浅的少壮派军官。由郭永任军长、李有淇任副军长、王楚英任参谋长。还决定：由六十七军军长刘廉一担任”援韩派遣军”司令官，”国防部”总政治部副主任韩伟克任政治部主任。除陆军以外，另配以装甲兵一个旅、运输机20架。 6月28日，台湾派顾维钧、胡适到白宫会见杜鲁门。胡适是个文化名流，又有民主声誉，深受美国人青睐，为了争取美援，蒋介石任命他做了”外交部长”。他们面交了蒋介石6月26日向杜鲁门建议派五十二军驰援南朝鲜的电报副本，以示台湾方面的诚意。杜鲁门表情愉悦，胡适将此情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也大为振奋，以为参战在望了。 美国政府内部在接受还是拒绝蒋介石援助南朝鲜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杜鲁门认为可以接受，国民党军队的使用可以减少美军伤亡人数。他对艾奇逊说： 我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应当接受这番好意。因为，正如我今天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说的，我希望看到尽可能多的联合国成员国参加朝鲜的行动。 但是艾奇逊却说： 总统先生，美国把第七舰队派到台湾，正是因为台湾是可能遭到攻击的地区之一。现在，一方面花美国的钱去保卫那个岛屿，而另一方面这个岛屿的理所当然的保卫者却跑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做多少是有些矛盾的。况且国民党新败之余，还有什么战斗力呢？ 后来，杜鲁门在艾奇逊、国防部长约翰逊和三军参谋长参加的联席会议上，仍表示倾向于接受蒋介石的建议。艾奇逊仍加以反对，他认为，如果台湾国民党出现在朝鲜，**中国就可能马上决定参战，因为**可以借此机会去打击蒋介石军队。三军参谋长们认为，蒋介石所提供的三万人”尽管他们说是他的最精锐部队，却很少现代化装备，其情况恐怕会像李承晚的军队无法对付北朝鲜的坦克一样。”而且还要动用美国的运输力量，这样做其实并不划算。最后，杜鲁门只好同意多数人的意见。 美国政府不敢贸然接受蒋介石的出兵要求，也由于英国的反对。1950年1月6日，中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英国政府同时宣布撤销其对国民党集团的外交承认。英国一再向美国表示，不能和台湾军队并肩作战，因为一旦这样，刚建立的中英关系势必受到损害。 在美国决策层内部虽然就对台基本政策已取得一致意见，但在具体行动上，以麦克阿瑟、约翰逊为代表的军方右翼势力却狂热得多。他们不断叫嚣出兵台湾，支持蒋介石军队入韩作战，并接二连三访台，这与杜鲁门、艾奇逊等主张对台保持谨慎、低调的态度格格不入。 7月31日，麦克阿瑟率大批幕僚飞抵台湾，与蒋介石举行会谈。麦克阿瑟此行出尽了风头，走下飞机时，麦克阿瑟还吻了宋美龄的手。麦氏此行是踌躇满志，极为傲慢，蒋介石心中颇为不快。但有求于人，况且人家毕竟是救命恩人，也只好强作欢颜。 晚上，蒋介石和夫人设宴招待麦克阿瑟。蒋介石不能用英语交谈，这给他造成不少麻烦，而宋美龄却使出了一切招数。麦克阿瑟和蒋介石都感到这次谈话十分重要，双方也感到有几分倦意，因为这种注重表面效果的谈话，花费在庄严礼仪上的精力要比花费在实质性会谈上的更多。 次日，双方经过协商后达成如下协定：双方陆海空军归麦克阿瑟指挥，共同防守台湾；增派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常驻台湾，在台湾设立军事联络办事处。 8月1日，麦克阿瑟离台前与蒋介石分别发表声明。麦克阿瑟说：”台湾本岛包括澎湖在内，在目前情况下，不得遭受军事进攻之政策业经宣布，是项政策之执行，即为余之责任与坚决之目的。余在台与各级人民所举行会议极为恳切而和谐。余统率下的美军与中国政府（注：指台湾国民党政权）军队间有效联系已经完成。”他还宣称：”大陆**倘若发动对台湾的进攻，则吾人当更能作有效之应付。” 蒋介石也同时发表声明： 吾人与麦帅举行之历次会议中，对于有关各项问题，已获得一致意见，其间关于共同保卫台湾，与中、美军事合作之基础，已告奠定。 麦克阿瑟离台赴日后一个星期，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副参谋长福克斯少将飞抵台湾，目的是了解台湾的军事需求，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个视察组。蒋介石大肆张扬，亦为福克斯举行了盛大欢迎宴会。他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国民党”反攻复国”时机已到，摆出了一付即将扫荡大陆，重登宝座的狂妄姿态。 麦克阿瑟亲台的嚣张态度使杜鲁门甚是尴尬，也进一步激怒了中国**，从而台湾问题进一步复杂化。1950年七八月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东南沿海岛屿上的蒋军发动进攻，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7月8日，长江口外的嵊泗列岛宣布解放；7月15日，浙江南部沿海的北麂山岛解放；7月16日，浙江东部沿海的披山岛解放；8月4日，珠江口外的所有岛屿已全部解放。中国**在东南沿海狠狠打击蒋介石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着朝鲜战场。 朝鲜战争爆发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朝鲜人民军就攻占了汉城和南朝鲜的大部分地区。韩**队此时已被击溃，紧急驰援的美军4个师亦被驱逐到掩护釜山通路的滩头堡里。9月15日，麦克阿瑟率”联合**”，趁朝鲜人民军主力南下，后方空虚之机，纠集5万余人，300多艘军舰，500多架飞机，在仁川港登陆，截断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并进入北朝鲜。10月1日，麦克阿瑟通过广播发出最后通碟，要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无条件投降。在此紧急情势下，当晚，金日成召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大使，希望中国出兵援朝，并派人前往北京向新中国领导人当面提出请求。 10月1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金日成的要求和朝鲜局势，决定出兵援朝。8日，**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揭开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序幕。 蒋介石见中国**派军队进入朝鲜，即于11月份再次向美国提出出兵助韩，美国再一次拒绝了蒋介石。 当朝鲜战场在激战正酣之际，蒋介石于1952年2月第三次向美国提出出兵朝鲜。但美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蒋介石的惟一希望在于挑起美国和**之间的大战，而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和中国都想把战争控制在一定规模内，因此不能让台湾通过出兵朝鲜来达到他的企图。艾奇逊曾清晰地道出了蒋介石的用心： 蒋总统知道，单凭自己实力，绝不可能打回大陆，而我国政府一旦答应其请求，朝鲜战争就有可能演变成美中战争，到那时，美国除了死心塌地帮蒋总统打垮**中国外，别无选择。可这场战争，一切成果归国民党政府，但一切负担只能由我国负担。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对我国利益会带来极大的损害。 所以杜鲁门像第一次一样，对于后两次的出兵要求，公开给予拒绝。 美国确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尤其是在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中，损失了39.7万军队，被击毁击伤1.22万架飞机，击沉击伤259艘军舰，击毁击伤2690辆坦克，消耗了7300万吨作战物资和200多亿美元。美国最终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后，更加认识到这一点。蒋介石幸好没有出兵，否则，3万多”健儿”还不成了炮灰。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美蒋共同防台 美国虽一再声明其对台立场是中立的，实际上，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已撕破了其伪善的面孔。朝鲜战争中蒋介石得以暂时生存下来，战争结束后又如何维持他的存在？于是有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1.甜果与涩果 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如一粒甜果呈送在蒋介石面前，他甚感满意，但一切支持都是有条件的，为了得到甜果，蒋介石不得不吞下这粒涩果。这在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和美国提供的军援、经援上表现最为明显。 在关于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问题上，美国人一方面很大方，一方面又很苛刻。1951年5月18日，美国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宣布：”我们对于台湾，除继续予以经济援助外，并将给予选择性军事援助，以加强台湾的防卫实力。”同时，美驻台军事顾问团宣布成立。此后，大量的军援和经援源源不断地运到台湾。 1951年2月，美国政府拨款5000万美元作为对台军援，5月份，又提供给台湾2120余万美元用于海、空军发展计划。1951年财政年度，美国给予台湾的经济援助达9804万美元，1952年财政年度，美国对台湾的援助总数为8148.2万美元，1953年财政年度，达到10550万美元。除了上述援助之外，美国还通过其他渠道向台湾提供援助，包括对应资金计划，联合农业复兴计划和技术援助计划。 在提供这些援助之前，1950年1月30日，美国驻台”公使”兰钦代表美国政府照会台湾当局，宣称这些物资美国政府要求须按照下列保证予以使用和处置： 一、台湾当局利用美**事物资以固内部安全与正当防卫。 二、台湾当局保证在每一事项上采取与美国政府商定好的安全措施。 三、台湾当局保证同意接待在台的一切执行美国 政府意图的美国政府人员，并接受监督美国提供的援助物资的使用情形。 四、台湾当局对美**援物资的处理，须征得美国政府的明确表示。 如果不按美国规定的要求去使用这些物资美国政府随时考虑停止对台湾当局的援助。 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为蒋介石撑起了保护伞，这正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但是，美国同时提出两个附加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台澎地位未定论”。事实上，早在日本投降之际，美国就有人鼓吹由”美国单独管理台湾”，或”由联合国托管”。当时，蒋介石正以”抗日英雄”自居，对此分裂台湾的主张给予了严厉驳斥和指责。 1949年，蒋介石大势已去，正计划把台湾作为最后的**基地，这时，美国有人主张”台湾之最后处置，须俟结对日和约后再定”，或者”把台湾交盟军总部或联合国代管”，均遭蒋介石拒绝。 10月，美国国务院向杜鲁门建议，由美国施加压力，逼国民党政权把军队全部调至海南岛，台湾则交联合国托管。提出这个建议等于是同蒋介石彻底翻脸，可能逼迫蒋介石投向中国**，故杜鲁门未予采纳。此后，美国右派参议员史密斯等又提出所谓”联合政权”的主张，即由美方、蒋方和”台湾人”共组一个联合政权，从而既可达到”友谊地、和平地占领台湾”的目的，又可避免使美国走上”危险的和没有止境的与**军事对抗”的道路。此时蒋介石尚有利用价值，而美国正企图从中国脱身，所以这种一厢情愿的主张，被杜鲁门拒绝。 美国的上述阴谋活动都有某种程度的官方背景，但是因美国政府的正式表态，如1950年1月5日杜鲁门的声明，都明确承认了”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台湾和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因此，台湾当局也就不再多言，但暗中却始终保持警觉。 1950年6月26日，美国向台湾方面提出备忘录，提出美国将向台湾海峡派出第七舰队，但并不是应”中华民国政府”的邀请协防台湾，而是美国视台湾海峡为归属未定海域，美国在这片海域拥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力”，台湾及台湾海峡的未来地位，将由对日和约决定。蒋介石接到备忘录后，即命顾维钧紧急约见美国务院顾问杜勒斯，希望美国能将第七舰队驶入台海的理由改为”应中华民国政府邀请协防”，而不能承认美国在这片水域拥有自卫权力。杜勒斯向顾维钧解释道，美国出兵的理由是反对北朝鲜”侵略”，如承认台湾海峡是中国领海，则美国在反侵略之前先侵略了中国，实在无法自圆其说。顾维钧称如改成”应中华民国政府邀请协防”，也就无所谓”侵略中国”了。杜勒斯答： 杜鲁门总统在1月5日已拒绝了贵政府协防邀请，不便在6个月后又出尔反尔，必须有新的托辞；而且美国此次出兵，是以联合国集体反侵略的方式，是国际行动，只有把台湾海峡说成是”地位未定”，美国才能以”保护战略补给线”为名，在这片水域要求自卫权力，如用”协防”提法，便从国际行动变成为美国和”中华民国”的双边行动，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的性质也就成了干涉中国内政，这同美国宣布的立场相悖，难以接受。 美国所附加的第二条条件是，要求台湾当局承认”台湾中立化”，即美国一方面用优势海军力量遏阻**在台湾海峡用武，但另一方面也要求台湾当局停止对大陆的军事袭击。 美国对中国政策，一贯坚持”两个中国”方针，以**制蒋（介石），以蒋制共，企图玩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手法。 顾维钧就此向杜勒斯指出，美国政府既然承认”中华民国”为中国推一合法政府，而**早已被国民政府定为”叛匪”，而今美国竟不许讨伐”叛匪”，岂不是**裸地干涉中国内政吗？杜勒斯答道： 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是为了保持这片未定水域的安宁，也就是确保朝鲜战场上”联合**”的海上运输线，国共双方谁在这片水域上用武，都将破坏安宁，因此美国都反对。但在大陆沿海岛屿，美国既不负防卫之责，当然也不管国民政府如何行动。 杜氏此话暗含讽刺，只要你有能耐，尽管上大陆闹去，我美国人不会干涉。其实他深知没有美国，国民党连台湾都守不住，又怎能跨海作战？顾维钧一时语塞，感叹”弱国无外交”，只好讷讷而回。 因急需美国的保护伞，蒋介石还是强咽下了这两颗苦果。 6月28日，台湾”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对美国建议”原则上接受”，但有两点保留：一是台湾系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乃为各国所公认，美国政府在其备忘录中向中国所言之上项提议，当不影响开罗会议关于台湾未来地位之决定，亦不影响中国对于台湾的主权。二是”中华民国”决不放弃”反攻大陆”的总原则，虽暂时同意”台湾中立”，仍保留”采取其他步骤抵抗**威胁”的权力。 8月29日，杜鲁门发表了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声明，除重弹”台湾地位未定”和”台湾中文化”的老调外，进而表示要把台湾问题交联合国讨论。9月20日，苏联提请联合国讨论美国侵华问题，美国则正式要求联大讨论台湾问题。 台湾是中国领土，国共之争是中国内政问题。联合国只能讨论国际问题，一旦同意联合国讨论台湾问题，即等于承认台湾问题是国际问题，变相承认了美国”台湾地位未定”和”台湾中立化”的滥调。为此，台湾方面向美国交涉，希望美国自动收回提案，并表示不惜使用否决权以阻止联大讨论所谓”台湾地位”。在双方谈判中，杜勒斯警告顾维钧说： ”如果中国政府（指台湾当局）强烈反对美国对台湾的立场而意欲与美国争论，则将更增加美国的困难而有碍美国确保台湾不为**所占及维持中国政府（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这个紧箍咒一念，台湾当局只得让步，默许联大讨论台湾地位问题。 中国**深知美国此举用心，强烈反对联合国讨论台湾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和苏联等国家的主持公道下，已与中国建交的英国提出”无限期推迟讨论台湾地位案”在联大获得通过。台湾当局也因此松了口气。尽管国共不共戴天，但双方对台湾主权是有高度默契的，此后，国共双方以特殊方式，心照不宣地共同维护台湾主权，使美国分离阴谋难以得逞。 为达到长期控制台湾的目的，1951年3月13日，美国国防部以正常命令形式宣布，美国协防台湾的责任由驻日远东统帅部转移到檀香山的太平洋舰队总部。这样，以指挥权调整的名义把美国协防台湾的政策，从临时变成无限。5月18日，美国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在纽约华美协进社年会上发表演说：”我们承认中国国民政府，不管它管辖下的土地是如何狭小，””台湾将继续获得美国的重要援助及协助。” 这样，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修改了它的远东政策，派重兵入侵台湾海峡，而中国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在两个地万同美国打仗，解放台湾的任务只好往后拖延。此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使得台湾问题的解决一拖再拖。而蒋介石因此得以在台湾苟延残喘，国民党政权也得以维持至今。 2.台美签约 朝鲜战争还没结束，杜鲁门即下台，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坚决改变了杜鲁门关于台湾”中立化”的政策。首先，他任命以**著称的杜勒斯为国务卿，其后又正式任命兰钦为美国驻台湾当局的”大使”。1953年2月5日，艾氏命令第七舰队放弃在台湾海峡从事的”中立巡逻”。 对于美国撤除”中立化”举动，有舆论称为”放蒋出笼”，目的就是要利用台湾问题，对中国大陆施加压力，使正处于微妙阶段的朝鲜停战谈判产生若干”心理上”的影响。当然，这也是对台湾的一种安抚政策。 艾森豪威尔的”放蒋出笼”政策，使蒋介石甚感满意，在艾氏发表声明的翌日，蒋介石便发表声明称：”无论在政治上以及国际道义上，实为美国最合理而光明之举措。中国今日之**复国，为自由世界**抗俄侵略之一环，但中国不要求友邦地面部队协助我国对共匪作战。” 同时，蒋介石见时机已到，乘机产生了与美国结盟的动机。因为没有美国的保护，他实在没有安全感，试想强大的美军在朝鲜战场拼了三年都没击败人民志愿军，他还用什么反攻大陆？如果与美结盟，不仅得到保护，而且还可借美国力量反攻大陆，所以，维持和发展同美国的关系是国民党继续生存下去的惟一出路。 1953年3月19日，蒋介石今驻美”大使”顾维钧正式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关于建立一项共同防御条约的建议。尽管蒋对缔约十分热心，但美国方面反应冷淡，并遭到了杜勒斯的拒绝。因为杜勒斯一直认为蒋介石不是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一旦被蒋拖入中美大战的深渊，则悔之莫及，加之其他盟国也不支持美国扶蒋，所以美国尚处于犹豫之中，迟迟没有给蒋以答复。 见此，蒋不断派人前往美国游说，美国国内保台分子一再劝说杜勒斯。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正集兵于台湾海峡，准备渡海攻台，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台湾海峡出现了战前的紧张局势，为了消除这一局势，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对抗，杜勒斯口气出现了松动。 1953年11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台湾时，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向尼克松正式提出缔约共同防御条约的建议。1954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访台时，蒋介石再度提出签约建议。6月，叶公超告知兰钦：如果双方能够缔约，台湾同意在采取重大事件行动之前，先征求美方同意。美国认为可以进一步控制台湾，签约对自己亦无害。 经过讨价还价，1954年12月2日，叶公超与杜勒斯在华盛顿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条约大意规定： 一、双方各自以自助及互助之方式，维持并发展各自及双方的能力，以抵抗武装攻击，保护领土完整及维持政治安定。 二、双方承认，”对在西太平洋区域内任一缔约国之领土上之武装攻击即将危及其本身之和平与安全，兹并宣告将依其宪法程序采取行动”。 三、就”中华民国”的领土而言，应指台湾与澎湖；就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土而言，应指西太平洋区域在其管辖下之岛屿领土。 四、台湾当局同意美国有在台澎及附近为其防卫所需要而部署其陆海空军之权利。 五、此条约并不影响台美在联合国宪章下之权利义务，或联合国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负之责任。 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不仅使蒋家小朝廷获得了美国的保护伞，而且使美国在台湾的驻军长期”合法”化。 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签字后，各方反应不尽相同。蒋介石通过顾维钧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出一封信，信中称：”条约不仅使两国民众在其抗击共党侵略中的连结更为紧密，而且将激发千百万珍视自由的亚洲民众之信心。”但是美中不足的是，条约对台湾协防范围没有明确包括金门、马祖，这使蒋介石很不放心，他一再要求美方给予公开解释，以澄清”误解”。 在蒋介石的一再要求下，1955年3月，艾森豪威尔宣布：”为了不损害自由中国的士气，及断绝他们的希望，美国决心协防金门、马祖，以巩固台、澎的地位。”直到此时，蒋介石一颗高悬的心才落下来。 在签约的同时，杜勒斯就发表声明称：”这个条约将成为美国同西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已经缔约的各种集体防御条约所建立的集体安全体系中的另一环节。这些安排合在一起构成西太平洋自由国家人民抵御**侵略的中心体制。”并宣称这一条约是”防御性质的”。 日本官方祝贺美国同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条约使远东形势大为明了。 英国宣布：”女王陛下政府对条约在实际上的纯防御性感到满意”，将”美国政府同国民党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置于这样一个基础上，使之能保持更密切的磋商”，很是赞同。 苏联《真理报》1954年12月10日登载署名文章，题目是《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的主权》。该文指出”共同防御条约”为”企图使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武装占领合法化”。该文说条约第二条、第五条说明：”美国不惜任何代价，甚至用战争，来干涉中国内政”。该文还援引并支持周恩来的声明。该文表示”中国人民对解放其古老领土台湾的要求为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所理解”，但并没有提及苏联在”解放台湾”中的义务。12月15日，苏联外交部就”共同防御条约”发表了一份声明，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立场，称该”侵略条约”，”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该声明未明确说明苏联将采取何行动，而仅称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对苏联人民来说是”可理解的”，并警告美国政府必须对这一”侵略性的条约”的后果”负全部责任”。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引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愤慨与谴责。12月3日，《人民日报》以”美国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为题，刊登了”美国与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条约的消息。12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中国人民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的社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12月8日发表声明，声明指出：该条约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一个严重的战争挑衅”。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声明： 台湾是中国领土，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公敌。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完全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他国干涉。任何战争威胁都不能动摇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只能增强中国人民的愤慨。蒋介石卖国集团没有任何权力同任何国家签订任何条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它是一个出卖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条约，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如果美国政府不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仍然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建立“反共同盟” 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台美”**同盟”的正式建立，蒋介石**有了强大的靠山。但蒋介石还不死心，也不满足于此，他四处活动，拉拢其他国家，在亚太以至世界建立”**同盟”。 1.接待李承晚 蒋介石在酝酿签订台美”共同防御条约”之时，收到李承晚将访台的来函后，认为这是进一步加强与南朝鲜合作的一个好契机。 1953年11月，时值朝鲜停战协定达成不久，遣返战俘问题正在紧张商谈之际，蒋介石在台北接待了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出人意料的”、”突然的”来访。此时此刻，蒋李之间，台湾当局与南朝鲜之间，围绕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局势，以及遣返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等问题，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在此以前，李承晚曾与蒋介石有过两次会晤。第一次是1947年4月13日，李氏由美返朝，途经上海时，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进行了会晤；第二次是1949年8月上旬，蒋介石以在野的国民党总裁身份访问南朝鲜，与李氏再次相晤。 1953年11月27日下午1时45分，李承晚乘坐美国远东军统帅部统帅赫尔上将专用的四引擎星座式专机，在台湾当局16架空军战斗机的迎护下，飞抵台北松山机场。随同李承晚抵台北访问的有：南朝鲜外交部长卞荣泰、驻台湾”大使”金弘一、前南朝鲜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德新等。台湾当局驻南朝鲜”大使”王东原亦同机抵达。蒋介石亲率”行政院长”陈诚、”外交部长”叶公超、”国防部长”郭寄峤、”参谋总长”周至柔等党、政、军要员至机场迎接。李承晚时年78岁，比蒋介石大12岁，眉发已经一片银白，着黑色西服，系花领带，外罩灰色外套。蒋介石则着五星上将军常服，外罩草绿色大衣。他们在舷梯旁边握手达数分钟之久。李承晚宣称，这仅是对蒋介石1949年访问南朝鲜的”礼节性”回访。实际上，在”礼节性”的背后，包藏着不寻常的内容。 蒋介石给予李承晚以特殊的礼遇。在其逗留台北的3天中，大部分的内容均为蒋李之间的交往。 27日下午，李承晚离开机场后，即被蒋介石接往自己的官邸休息，而卞荣泰外长以下的随员，则被安排在台北宾馆下榻。蒋介石夫妇于下午4时招待李氏进茶点，旋即陪同游览阳明山；7时，在简短的赠勋仪式上，李承晚将一枚南朝鲜的最高荣誉勋章——一等建国功劳大勋章，赠给蒋介石。李承晚称颂蒋介石为”全世界最早的**领袖”、”伟大之先知先觉者”，并在致词中说：”鉴于蒋总统对自由世界的辉煌贡献，以及历来对韩国独立自由之协助，故特以代表韩国最高荣誉之建国功劳大勋章赠予蒋总统。”蒋介石则除了表示”荣幸”、”愉快”之外，更表示：”相信中韩两国必能密切合作，共同奋斗，消灭共匪，驱除俄寇，完成我两大民族的共同目标”。接着，李承晚一行，出席了蒋介石夫妇所设晚宴。席间，李承晚又说了许多恭维、奉承蒋介石的话，呓称”中国大陆的亿万人民正期待蒋总统去拯救他们”，并表示”坚信”，”蒋总统必能完成光复大陆的伟大事业”。 28日李承晚的早、中餐，均由蒋介石夫妇陪同共进。上午蒋、李举行正式会谈，宋美龄和双方”外交部长”叶公超、卞荣泰在座。双方重申了**的共同立场，倡议建立亚洲”**联合战线”。他们在当日发表了《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称，他们吁请亚洲一切自由国家之政府与人民，组织**联合战线，并恳切期望其他爱好自由之国家，而尤盼位于太平洋之国家如美利坚合众国者，对于吾人促成世界此一区域团结之愿望，能予以道义及物质的支持，以消除**在此区域之威胁，而恢复亚洲之安全与和平。 他们在会谈中，还在”自由遣俘”的口号下，共同表示，决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分别强行扣留在南朝鲜和运往台湾。蒋李会谈结束后，即乘车前往”国防部”，听取双方幕僚人员关于军事情势的汇报。 当日下午，李承晚应邀出席台湾”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联合欢迎会，并作演说。李氏在演说中呼吁：亚洲国家举行”**会议”，由台湾和南朝鲜当局邀请东南亚**领袖，商讨采取**共同行动的方法，订立”东南亚集体安全协定”。他认为，”此种组织无须选出领袖或首长，所有参加国均将以同样的权利，以平等地位行动”，”所有这些国家的**团体，均应邀来集聚一堂，讨论方案，以便在东南亚全境发动普遍**运动”。 是晚，先由蒋介石、宋美龄以”总统夫妇”的名义，举行盛大的酒会，邀请台湾各界和外国”使节”出席，欢迎李承晚之来台访问。然后蒋、宋复以”国民党总裁夫妇名义，率全体评议委员和中央委员，邀李出席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之欢迎宴会。评议委员于右任首先致词，赞扬李承晚”领导韩国志士为独立自由而革命的伟大精神”；称颂蒋、李此次会晤，”不但象征两大民族的精诚团结，而且是**奋斗得到最后胜利的预兆”。李承晚在答词中竭力称颂国民党和蒋介石。 29日上午，李承晚与蒋介石举行40分钟会谈后，即借台北宾馆举行记者招待会，披露了他与蒋介石拟议召开亚洲”**会议”的情况。李承晚说：他与蒋介石对于拟议中的亚洲”**会议”的时间、地点、参加国家及其他事项，都没有任何成见，而希望太平洋国家的其他**领袖们表示其意见；他与蒋介石虽然连日举行磋商，但是除了呼吁太平洋**国家举行一次会议之外，并无任何秘密协定。他宣称：”中韩两国是**最坚决的太平洋国家，两国间宜于形成一种坚强的共同阵线，以充分发挥两国现有的力量。”有记者问：李蒋是否讨论到，一旦朝鲜战争再起，即由台湾军队赴朝驰援或通过”反攻大陆”来开辟第二战场？李答称：李相信蒋介石对于这个问题，已有某种程度的计划，一旦时机到来，他们将再作商量。 同日上午11时10分，李承晚一行在蒋介石夫妇和陈诚、叶公超等人的陪送下，仍乘美国空军星座式专机离台返回。与抵台时相同，台湾当局派出16架战斗机护送其出境。台湾《中央日报》宣布，应李承晚要求，没有举行任何送别仪式，即抵机场送行者，亦只当局最高层之数人。 蒋介石通过此次与李承晚一行的谈判磋商，进一步密切了台湾与南朝鲜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召开亚洲”**会议”的动议，交流了双方掌握的军事情报，协调了强行扣留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的步骤。这对于制造**舆论，加剧亚洲地区紧张局势，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执行，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建立亚太地区”**军事联盟” 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包括美、日等国在内的，以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目的的”**军事同盟”，来增加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力量，这是蒋介石自败退台湾以来一直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目标。但由于美国的暧昧态度，无论在朝鲜战争还是在越南战争期间，台湾均被排斥于任何亚太地区的军事集团之外。蒋介石不甘心仅局限于政治活动，他总是在寻找建立军事同盟的适当时机。 早在1966年2月，南朝鲜总统朴正熙访问台湾时，蒋介石就同其进行了3次长时间的密谈，据透露，会谈的重点是”如何加强亚洲**国家的**团结问题”。他们强调”亚洲侵略势力，尤其是**为亚洲一切祸患之根源，现正严重危害此一地区各国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并严重威胁世界和平”。除了要加强台湾和南朝鲜在军事上互相支持外，还号召亚洲**国家结成联盟。 同年6月14日至16日，亚太地区9”国”（日本、南朝鲜、南越、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台湾）外长第一届年会在汉城召开。会议的目的，就是筹组亚太地区**军事联盟。南朝鲜、台湾为促成会议起了主要作用。在开幕式上，朴正熙呼吁建立一个亚洲暨太平洋大同盟，并产生一个具有永久性的组织，并称”对付**非使用武力不可”。台湾”外长”魏道明声称”用谈判来对付共党的挑战，是绝对不适当的”，只有全体”自由国家”都拿出”坚决而协调的防卫行动”来，国际**运动才能被扼制。他指出，”亚太国家加强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以便对共党侵略者采取一致行动的时机现已成熟”。南越和菲律宾亦主张组织一个永久性的区域联盟。 但是日、马、泰、澳均不主张成立这类军事组织或联盟。泰国外长他纳认为，会议应通过合作而不经由”我们结合起来反对任何人”的方式，来谋求积极的结果。尤其是日本的态度非常明朗，日本参加9”国”外长会议的先决条件，就是只讨论经济文化问题，不触及政治军事。佐藤训令外交人士”避免采取任何迹近**的行动”。日本反对这次会议使用”组织”之类的名称，甚至威胁说，日本不参加任何具有强烈**色彩或谋求组织军事联盟的会议，如果不去除**军事色彩，日本将不参加翌年7月在曼谷举行的第二届9”国”外长会议。 尽管在汉城筹组亚洲”**军事同盟”的计划流产，蒋介石并不甘心，而是利用”外交”途径频繁地进行。 一是加强同泰国的关系。1967年3月27日，泰国总理他依访台。蒋介石曾三度同其晤谈，讨论的重点是亚洲**及集体安全问题。蒋介石借对越南战争及泰国**颠覆活动的关注为由，建议加强台泰之间的军事合作。1968年1月，蒋介石又派严家淦访泰，同他依两度会谈，终于使泰国倾向于建立一种亚洲**联盟。同年3月，泰国副总理兼陆军总司令巴博出访菲、台、日、韩，其目的就是游说建立亚太军事联盟。 蒋介石在巴博访台期间，多次同其晤谈，并颁赠特种大缓云麾勋章一枚，以表彰其”对反抗共党侵略，维护自由世界和平贡献良多”。巴博在接见记者时声称，”任何一种组织，只要有实力对抗**，都是好的”，并表示不论何种军事联盟组织，如没有台湾参加，”实力就不够坚强”。1969年5月12日，蒋介石再派蒋经国以特使身份访泰，经过同他依多次密谈，蒋经国表示双方已一致同意共同努力促进亚太地区的集体安全。声称”自由亚洲到处有我们坚强的朋友”。 二是争取澳、新、菲、马等国的支持。1966年5月初，蒋介石利用菲律宾副总统罗培士访台之机，鼓吹台菲利害相关、休戚与共，应加强相互合作。1967年4月，澳大利亚总理霍特来台访问，这是英联邦国家第一位政府首脑访台，蒋介石与霍特两次会谈的中心，均是亚太地区安全问题。双方在联合公报中表示： 亚洲现已成为抵抗共党侵略之关键地区，两国必须尽其最大努力，以促进任何地区自由国家之团结一致，尤其是亚洲及太平洋理事会会员国之团结一致。 盖惟有如此，此一由于中国大陆及亚洲他处共党穷兵黩武对世界和平之威胁乃得消除。 三是继续加强同**盟友南朝鲜、南越的关系。1969年2月，蒋经国访问汉城，朴正熙、丁一权（总理）同其多次会晤。此次蒋经国的使命是筹组东北亚”**联盟”，他呼吁台湾和南朝鲜结合成为一个力量，共同完成”反攻复国”的目标。在越南问题上，早在1966年10月30日，蒋介石就公开表示，如果**参与越南战争，”我将发动军事反攻”，并称他为此项计划及希望已经准备了十多年。1969年5月，南越”总统”阮文绍应邀访台，蒋氏父子同其一行先后密谈三次。由于尼克松政府正计划从越南撤军，其讨论的重点不外是”保卫亚洲自由国家抵抗**扩张与侵略之各种方法”。蒋介石再三向阮文绍保证，台湾将加强对南越的援助。自1965年以来，台湾先后向南越派出了军事顾问团和农业电力技术人员，并有大量的物资援助。 四是继续利用”世界**联盟”、”亚洲**联盟”、”亚洲国会议员联合会”等组织来促成亚太”**军事联盟”的建立。在严家淦、谷正纲等人的主持下，亚盟多次促请直接遭受”共祸”的国家组成坚强的军事联盟，将”亚太九国外长理事会发展成为真实有效的政治和军事联盟”。 但是由于美国态度消极和日本强烈反对，蒋介石所有的努力均属徒劳。1968年3月14日，游说组织亚太军事联盟的巴博访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表示，日本反对亚太军事集团的出现，”倘若亚洲太平洋理事会发展成为一个**军事联盟，日本将退出”。由于日本在亚洲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美国正在越战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更不愿意促成此种冒险举动，于是，泰、马、澳、菲等国再度表示反对此种军事集团的出现。 万般无奈的蒋介石，只好提出了”以合作代同盟”的主张。这是在1969年3月16日，蒋介石接受日本电视广播公司政论家御手洗辰雄电视采访时的一段回答： 问：关于对共党之政策，现在是否有在亚太地区组织军事同盟之必要？或究应采取何种方案最为有利？ 答：……我认为”同盟”两个字，以现在来说已经不太适时了。 因为亚太地区面积太广，各国有各国自己不同的国情，无法在军事上求其勉强一致的。但在这同一地区之内，无论军事或者经济，其对于**的成败利害， 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彼此之间，可以用一种合作的精神，合作的方式，来代替”同盟”一词，似较为相宜。 比如贵国因为宪法的关系，不能派兵出国参战，那就不能勉强你们参加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 但是责国经济力量很强大，如果以你们日本的经济力量，和亚太地区进行经济合作，来协助这些**国家，发展他们的经济，发展他们的科技工业，那对于**国家的利益，是足以和军事合作相等的。 这一番谈话，实际上是他承认筹组亚太”**军事联盟”计划的失败。 3.筹组”世界**联盟” ”世界**联盟”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它的成立是蒋介石和朴正熙精心策划的。在1966年11月汉城的”亚洲**联盟”第十二届大会上，由朴正熙公开提议，”亚盟”大会批准，决定正式成立这一国际性组织，并由谷正纲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 在蒋介石和谷正纲等人的安排下，”世界**联盟”第一届大会于1967年9月25日在台北阳明山中山楼举行。台湾方面非常重视这次会议，认为”这一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会议能够召开，而且**经济最丰富的我国，能够成为这一会议的地主国，这已经可算是我国在**斗争上的一大成就”，”这可以充分显示：与共党搏斗已有五十多年的中华民国，已经从最初的独立奋斗，进展到得道多助，并与全世界的**力量结合在一起。” 来自73个国家和地区及13个国际**组织的代表、观察员200余人出席了大会。其中，哥斯达黎加前总统费盖瑞、欧洲自由协会主席克拉夫特、南越前总理潘辉适、日本前大藏和法务大臣贺屋兴宣、美国百万人委员会主席周以德等，均是臭名昭著的**领袖。罗马教皇保罗六世、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南越总统阮文绍、南朝鲜总统朴正熙等发来贺电。 台湾”副总统”严家徐，”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以及”五院院长”、各”部会”首脑以及各界人士1000余人亦参加了这一**聚会。 谷正纲主持大会并致词，他称”世界**联盟”的成立，”是要以世界**人民的团结力量，共同粉碎共党的狂妄野心，阻遏共党的侵略，扑灭世界祸乱的根源”。接着，”亚盟”第十二届会议主席、南朝鲜的金贞烈发言，他指出，”不论何时何地，只要自由世界不对共党屈服，共党的威胁和侵略即可遏止。”他强调”必须具有**的远见，建立合作团结的基础，采取坚定果敢的行动，才能战胜共党”。他称”世界**联盟的建立，就是**胜利的前奏”。 开幕式行将结束前半小时，姗姗来迟的蒋介石夫妇进入会场，并以”东道国元首”的身份发表讲演，向在座的”**斗士”们传授”**技能”。 这次会议由于在蒋介石和台湾当局的控制之下，因而完全秉承他们的意愿行事。会议通过了3项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第一项建议联合国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加人，并呼吁各会员国继续支持台湾的”合法地位”。第二项呼吁”各自由国家继续对**实行物资禁运，减少经济贸易，严格限制与作战有关物资资敌”，”积极支持蒋总统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为拯救大陆人民所采取的**救国措施”。第三项呼吁”自由国家””摧毁中国大陆的核子设施”，保护”遭受**核子威胁之亚洲各国”。 会议还通过了《促请自由国家强化在亚洲击败共党侵略的坚定政策》决议案，呼吁”自由世界”彻底放弃能与亚洲**”谋致和解的任何幻想”；进一步加强”军事围堵政策，并全力协助增长自由亚洲各国的军事**力量”；”允许并鼓励中、韩、越等国恢复其国土统一及恢复其被奴役人民之自由所采取的必需行动”。 会议通过了”世界**联盟共同纲领”和”世盟首届大会宣言”，核心内容是号召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条坚强的**联合战线”，”消灭**”。 会议于9月29日闭幕，谷正纲被选为”世盟”主席。 很明显，成立”世盟”是蒋介石”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是通过”世界**联盟”这一组织，通过掌握组织大权的谷正纲来贯彻其**政策的。以图通过该组织中的成员去影响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如在1968年12月的”世盟”第二届大会上，就是通过谷正纲提出了”**五原则”：必须以保卫整个自由世界的自由与安全为目标，因此应该欧亚并重，而不是重欧轻亚；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建立区域集体安全组织；加强对**在思想、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攻势；掌握国际**内部的矛盾，集中打击**；清除一切对**的姑息主义与苟安政策。 可惜的是，蒋介石并没有如愿。”世盟”的成立不仅未能”促进”世界****的到来，相反，使许多西方主要国家政府对其避而远之，他所期待的世界”**体系”始终无法形成。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复职”视事 1949年底，蒋介石兵败大陆，企图在台湾继续经营蒋家小王朝，而李宗仁却在美国手握国家元首的名器不放，继续和蒋介石唱对台戏。为此，蒋介石为保住台湾这一立脚之地，为取得经营台湾的正统地位，就公开和李宗仁展开了夺权和护法的斗争。 1.蒋、李分道扬镳 其实，蒋介石从第三次下野的那一天起就开始酝酿复职，他手握实权在幕后处处牵制李宗仁，李宗仁代总统有名无实。 1949年7月1日，解放军横扫华南，李宗仁面对国民党四分五裂的烂摊子一愁莫展。28日，他飞抵台湾要求蒋介石调任白崇禧为国防部长，蒋以宋希濂、胡宗南不同意为借口，加以阻止，李宗仁空手而归。8月4日，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湖南和平解放。李宗仁叹息道：”可惜一个党国元老，一个**名将，被老蒋逼得走投无路，真是树未倒，猢狲就散了。”在此形势下，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刘斐悄悄回到广州，不失时机地劝李宗仁、白崇禧起义。事后，李宗仁试探白崇禧：”怎么样，你手中有枪杆子……”言外之意即你可以自由起义。但白崇禧却问：”将来如有必要，去台湾怎么样？”李宗仁一听这话勃然大怒，脱口而出：”乌龟王八蛋才去台湾！”由此可见，李、白已各有打算了。 8月5日，美国国务卿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公开宣布美国政府不再援助蒋介石。蒋介石得知后在日记中写道：”对美国《白皮书》可痛可叹，对美国国务院此种措置，不仅为其痛惜，不能不认为其主持者缺乏远虑，自断其臂而已……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他召集部下训话说：”美国竟至于不知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落井下石，为美国历史留下莫大之污点。”蒋介石对美国的袖手静观政策痛心疾首。而李宗仁见此，更是公开表明和蒋抗争，支持顾孟余等”第三势力”组党。不久，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黄绍闳、龙云、刘斐等人签署的《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联合宣言。人心向背已经昭然若揭。 8月17日，人民解放军占领福州。蒋介石重新布置防御，准备固守西南，重走抗战老路；而李宗仁则主张固守两广以保存实力，并派甘介侯赴美陈情以争取美援，请美国人出面收拾蒋介石。蒋介石不理会李宗仁的所做所为，在台北、广州、重庆间飞来飞去，做垂死挣扎。 10月1日，固守广州的李宗仁从广播中听到了一则震颤人心的消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国民党前方面对解放军的大军压境而节节败退，后方蒋、李之间斗争也呈白热化趋势。蒋介石急欲走上前台，他派吴忠信自台北飞来谒李，劝李宗仁让位。10月14日，广州失守，国民政府迁往重庆。这时，张群、吴忠信、朱家骅等人不断唠叨劝李引退，以致有一次李宗仁勃然大怒： 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在幕后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们又来劝我”劝进”。蒋先生如果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 而蒋介石则声称：个人的出处事小，国家的存亡事大，此时应研究应不应该再起，不能问再起后之利害得失，只要对人民军队与国家有再起之必要，即不研究或其他关系问题，一切只有自立、自强，始能获得外援。倘自己内部无药可救，即有外援，亦无能为力。 在蒋介石亲信的授意下，11月1日，《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刊出《川康渝人民竭诚效忠，电迎总裁莅渝领导》的新闻，内称200位”国大代表”呼吁：”现国府已西迁，李代总统亦经莅渝，冠盖云集，精诚共矢。甚盼钧座早日命驾驻节陪都，主持大计，共谋国事。勘乱救民，实深利赖。”蒋介石抛出”民意”的杀手锏要向李宗仁夺权。 对于蒋的咄咄逼人之势，李宗仁表示： 我不愿功进，并非个人对名位有所恋栈，只觉得蒋氏欺人太甚。他要引退，我就得上台，他要复出我就得功进，置法统于何地步？未免欺人太甚！如今国之将亡，宪法赋予我的总统职权，我绝不能助纣为虐，违反宪法与一平民私相授受！ 11月底，桂林、重庆相继解放，国民党”政府”迁至成都。李宗仁见大势已去，遂于11月20日自南宁飞往香港就医，并以求援为名飞往美国。对此，蒋介石在21日的日记中写道：”德邻出国，既不辞职，亦不表示退意，仍以代总统而向美求援，如求援不遂，即留居国外不返，而置党国存亡于不顾。此纯为其个人利害打算，其所作所为，实卑劣无耻极矣！”此后，蒋介石派人三番五次请李引退，李宗仁却偏偏抓住”代总统”的名器不放。 12日，卢汉、刘文辉、邓锡侯起义，大西南几天内由白变红，蒋介石感到大陆”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决定将”中央机构”迁往台北。12月10日，蒋介石父子边唱”国歌”边走出成都中央军校大门，从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飞往台湾。”俯视眼底大陆河山，心中怆然”（蒋经国语）。从此，蒋、李彻底分道扬镳。 总之，20多年来，蒋桂之间经历了风风雨雨、分分合合，但他们两派系间的斗争却从未停止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斗争的规模愈来愈大，焦点愈来愈集中，理由愈来愈动听，但性质却从未改变，他们所争、所斗、所抢、所夺的不过是那顶象征权力的王冠。 2.以白制李 桂系三将领中，李宗仁宽厚仁慈，稳健踏实，颇有长者风范；白崇禧足智多谋，号称”小诸葛”，用兵如神，有将帅之才；黄绍闳则深厚老成，深谋远虑。多年来三人患难与共，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使桂系始终在国民党各派系中独树一帜，从而敢与蒋介石对抗多年。但是，在最后关头，他们却走了不同的道路：李宗仁去了美国，白崇禧跟蒋介石去了台湾，黄绍闳到香港后通电起义，宣布脱离桂系，不久回到祖国参加了新政府。桂系三巨头的三位一体宣告解体，几十年的老搭档最终劳燕分飞。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蒋桂水火不容，白崇禧又多次参与反蒋、倒蒋，为何最后还是跟蒋介石上了台湾这条贼船？ 其实，桂系将领虽不乏优点，缺陷亦不少。李宗仁多稳重而少果敢，白崇禧多聪明而少大度和忍让，黄绍闳多深沉而少坦陈。这就给蒋介石提供了机会。蒋介石对李、白的悖逆之行恨之入骨，为了彻底整垮桂系，并使桂系为之所驱使，他在白崇禧身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他见白崇禧**较李宗仁坚决，又手握重兵，遂对李、白二人采取了一打一拉、各个击破、以白制李之术。 1948年4月底5月初，蒋介石忽然命令上海市长陈良给白崇禧送来3万两黄金，充作部队经费。白崇禧对蒋此举很是感激。蒋介石对桂系等非嫡系部队的供给向来斤斤计较，”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但这次却主动奉送这么多钱，这使白崇禧对蒋的看法大大改变。 4月27日，在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发表文告：”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之时，李宗仁尚滞留桂林有和谈的意向。白崇禧将蒋、李两人一对比，遂觉蒋抗”敌”之坚决和李之妥协。于是他受蒋之命，从广州飞往桂林，”促驾”李宗仁赴穗主政。白崇禧见桂林”主和”气氛浓厚就四处散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主战言论，并放言：”以后谁敢言和，给我抓起来！”在白崇禧的劝说下，李宗仁赴穗。蒋介石以白制李的计策初获成功。 9月下旬，蒋介石抵达广州，他一反过去先召见李宗仁的常态，而是先单独召见白崇禧，并闭门密谈。蒋介石说： 民国16年我们两人精诚团结，所以能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嗣后不幸为奸人挑拨离间，以致同室操戈。 但后来卢沟桥事起，我两人又复衷心合作，终于把倭寇打败，收复国土，建立不世之功。今共党虽极猖狂，国势虽极危险，只要我两人能一心一德，彻底合作，事尚有可为。 一席话使白崇禧受宠若惊，心中的天平慢慢倾向了蒋介石，后来他对李宗仁谈到此事时，不禁感慨地说：”蒋先生这次倒很诚恳。” 11月份，蒋介石想复职”总统”，见逼李”劝进”不行，他转过来又要逼他下野的头号人物白崇禧对李施加影响。吴忠信受蒋之托与白崇禧商洽，吴忠信说：”蒋先生说你不仅长于军事，政治也很内行，如今局势这么严重，非你出来不可。”白崇禧被捧得晕晕乎乎，假装推辞：”哪里，哪里，本人不才，只愿为总裁效犬马之劳。”这时，他正窥视着”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的宝座，不过他知道要想谋得个一官半职，没有蒋介石的点头是不行的，所以他虽然仍与李宗仁维系着老关系，但同时对蒋又暗送秋波。经过这次恳谈，白崇禧转而声称：”蒋之复出已成定局，不管环境如何恶劣，亦必力促实现。” 同时，白崇禧对李宗仁的所为也日益不满。他曾对程思远说：”过去三个月，德公不知误了多少事，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扶不起来的人。他不听我的话，以致陷于今日无所作为的境地。”他还抱怨说：”总结李宗仁上台十个多月来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教训，那就是蒋既不肯放手，而我们也搞不通。如果长此僵持下去，断非善策……只有蒋、李妥协，才能有利于挽救西南危局。”于是，他决心劝李让步，放弃”代总统”的名义，让蒋介石复出主政，消除当前危机。 此时，重庆迎蒋复职已如箭在弦上，白崇禧乘机劝李：”我建议德公去昆明休息一个月，由我出来调处，看看是否能够达成妥协，然后，德公再定行止。”在蒋介石的逼迫之下，李宗仁嘱托白崇禧见机行事，遂飞往昆明。 李宗仁走后，11月3日，白崇禧与程思远等商量拟出了一个蒋、李妥协的方案： 蒋介石宣布”复职”； 李宗仁回任”副总统”，但因李患胃病，亟须赴美就医，并借此在美进行”外交”活动； 白崇禧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11月7日，吴忠信将此方案转达到台北，蒋介石认为李宗仁不是真心求退，而是形势所逼，知难而退。吴忠信也说：”不应以研究李之有否诚意为出处之基准。”蒋介石感到此言甚是切中要害，遂对此方案作如下答复：一、蒋介石同意复职；二、李宗仁出国之议此时不能提，一提就表明蒋、李不能合作；三、白崇禧出任行政院长一事，不能作为蒋、李合作的条件。 蒋介石不同意李宗仁出国，那么李氏凭什么答应蒋介石复职呢？至此，白崇禧的调停活动宣告失败。 11月10日，程思远从重庆飞往昆明，向李宗仁汇报白崇禧的调停及结果。李宗仁借此向程思远倾吐他的想法。他说： 白健生（崇禧）的一些作法过于天真率直，他还指望同蒋介石合作，我则对蒋介石不寄予任何希望，因为我太了解他了。蒋对人毫无诚意，惟知玩弄权术，当他要利用你时，不惜称兄道弟，歃血为盟，一旦兽尽狗烹就要置人于死地。记得1928年9月，蒋介石一面命健生代行总司令职权，用兵冀东，一面派刘兴北上夺军，并授刘兴密令：”如果抓到白健生就把他杀了”。其人阴险狠毒，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台湾我是不去的。目前惟一的一条退路就是去美国，我将为此作准备。 11月11日，李宗仁自昆明飞往桂林，而蒋介石则由台北飞抵重庆。行前，蒋亲自电告白崇禧：”昨闻贵阳垂危，川东吃紧，已于本日飞渝，甚望德邻即日飞渝，策划全局，请兄力促命驾。”蒋介石还说：”余为革命历史及民族人格计，实不能不顺从众议，决心飞渝，竭尽人事。明其不可为，而在我更不能不为也……。乃决心飞渝，尚期李能彻悟回头也。” 李宗仁对蒋不予理会，决定先飞赴香港。白崇禧见李决心已定，知多说已无用，但他还是禁不住问：”你还是代总统，中枢重心所寄，可否先在政治上部署一番，然后再行出国？”李宗仁回答：”不必，依法代总统离职时可由行政院长代行。我到香港后当将此意电告间百川（锡山，此时为行政院长）。”白崇禧最终同意了李宗仁的这一做法。 11月20日，李宗仁包机自南宁飞往香港，当日白崇禧即往重庆拜谒蒋介石，报告李宗仁已飞抵香港。蒋介石听后不胜骇异，他实在料想不到李宗仁如此孤注一掷。当晚，白崇禧通过广播电台，发表了如下谈话： 本人于前奉总裁电命飞南宁，慰问李代总统病况，并促驾返渝，共商国事。奉电后，遵于昨自桂林飞抵南宁，晋谒李代总统，面报总裁意旨。代总统对总裁之慰勉，及各方人士之电促，甚表感谢。惟突因胃溃疡宿疾日渐加剧，十二指肠仍不时出血。体力难支，原拟派李主任品仙飞渝晋谒总裁，面陈一切。适本人抵吉后，李主任品仙始中止此行，由本人来渝复命……代总统已于今晨飞港就医，临行面嘱本人代陈总裁，谓当较艰危时会，以抱病之身，未能返渝与总裁及政府同人全体军民共挽当前危局，殊感歉疚。 11月21日，蒋介石再约白崇禧在重庆”林国”谈话，谓：”我已决定派居正、朱家骅等四人赴港挽留德邻，请你告诉他，我不在此时复行视事，但必须德邻立即回到重庆来，待商定对内对外大计后未尝不可以出国”。白崇禧应承转达此意，但不能强迫李宗仁返渝。他知道，李宗仁已坚拒同蒋氏合作了，这时让李再回重庆那将意味着什么。作为患难兄弟，他还不忍心出卖朋友。 28日，居正、朱家骅等到香港，带去了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以当前国家局势之严重，西南战役之艰危，中枢不可一日无人主持。仍望代总统宗仁迅返中枢，力疾视事。万一为病势所不许，再请总裁复行总统职权。”李宗仁接此决议后严肃声明：本人具有”法统”地位，不受中常会决议所限制。朱、居等人无可奈何而归。 不久，解放军相继解放桂林、柳州、梧州等地，桂系精锐大部被歼，白崇禧退守海口，李宗仁赴美就医，蒋介石回到台北。 12月10日，蒋介石命前”军政部军需署长”陈良和陆军”副总司令”罗奇到海口白崇禧住处。他们二人各有使命：陈良带去金砖数万两，说是清发所欠华中部队的军费；罗奇则请白崇禧去台北与蒋共商大局，并暗示蒋有意让他出任”行政院长”一职。对于蒋介石的恩宠，白崇禧自然心知肚明：老蒋与他”共商大局”是假，到台北”劝进”是真。因为蒋氏的复职活动一直没有停止，现在李宗仁在美养病，蒋就更振振有词了。但是，不管怎样，做”行政院长”组阁是极具吸引力的一件事，他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12月15日，白崇禧联名李品仙、夏威等桂系将领致电李宗仁：”蒋曾劝禧往晤，意在劝进。仙不日赴台谒蒋，劝蒋稍待公治病结果对自身问题有所表示后再谈复位问题。” 李宗仁复电云：”请总裁考虑复职事不必提出，因复职无法律根据，理由是：子、总裁既已引退，即为平民，决不能恢复已放弃之职位；丑、仁之代理，非代理总裁个人，乃代理总统之职位；寅、依照宪法，缺位为死亡，总裁非死亡，亦非因故不能行使职权，第49条全不适用，故用代理字样；卯、代总统引退，则由行政院长代理，三个月后另选，不能由前任总统任职。” 白崇禧接电后左右为难，一个要夺回”总统”之职，一个死活不让，他既曾是李宗仁的患难兄弟，又是蒋介石的一个马卒。权衡利弊，蒋氏复职是早晚的事，不如投靠蒋罢，或许能弄个”行政院长”当当。 为了探清蒋介石邀他赴台的真实意图，白崇禧特派李品仙飞台谒蒋。李品仙抵达台湾后不久致电白崇禧，说总裁请白先生组阁出于至诚，具体情况请到台后一叙。12月26日，白崇禧收到李品仙的信息后再次致电李宗仁：”鹤龄（李品仙）、燕谋（徐祖诒）电：在台与各方谈话结论，蒋复职事与德公今后作法有关：甲、德公病愈而辞代总统，则介公复职；乙、病愈即回国，愿效林子超（林森，任国府主席，仅是一个傀儡，不负政治责任）；丙、介公或不复职，病愈不辞又不返，对德公最为不利。”他想劝李宗仁回心转意以博取蒋介石的欢心。处于李品仙、罗奇、陈良包围中的白崇禧在蒋介石函电交驰的催促下，终于在12月30日乘专机飞台。 对白崇禧的这一轻率举动，程思远后来说：”白崇禧在过去22年中，曾经三次逼蒋下野，蒋介石对他自然恨得刻骨铭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蒋介石所以不立刻对他下手，是因为李宗仁在海外进行反蒋活动，白崇禧还有可供利用的余地，但这一次进入台湾就休想再出来了。””小诸葛”算计种种不及老蒋，最终自投罗网。 与此同时，李宗仁在美国通过他的外交顾问甘介侯提供的消息密切注视着美国正在酝酿的新的对台政策。1949年12月30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美国对台政策。他说：”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力或建立军事基地。它也不利用其武力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授或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队。”这无异于暗示如**进攻台湾，美国决不过问。李宗仁了解这些情况后更坚定了对蒋介石的态度。 1950年1月16日，白崇禧从台北致电李宗仁，指出其六条出路，其中包括李宗仁辞去”代总统”仍任”副总统”，请蒋介石复职等。18日，李宗仁回电白崇禧： 一、德公割治虽经过良好，但身体尚未复原，故一时不能返国；二、职位问题，德公团愿引退，惟一再考虑，认为现在既无法召开国民大会，则行政院长代理过三月即违宪，而德公并非代理介公，而系代理总统职位。因此，介公复职亦违宪，如同志不谅解德公苦衷，宁愿受责，不愿使本党毁法；三、美不援台，实因杜鲁门、艾奇迹对个公之成见，对德公则无此种情形。 同时，李宗仁派秘书黄雪屯来台。而黄雪屯进入台湾后就再也无法回去了。 白崇禧将此电转给蒋介石，蒋阅后大怒，更积极部署”复职”。等到白崇禧得知蒋氏定于3月1日发表”复职文告”后，遂立即致电李宗仁：”望公不持反对态度，以期留有余地。”李对此置之不理。 蒋介石于3月1日”复职”。但白崇禧仍不死心，他派李品仙到香港，并随身携带一件声讨李宗仁外交顾问甘介候的电稿，电稿罗列了甘介侯两年来在李宗仁身边所提的一些坏主意，因而使李氏陷于今日困难的地位，故追查责任，应由甘介侯负责。白崇禧想让留港的桂系将领夏威等人在电报上签名，一方面表明他的忠心，另一方面又可洗刷李宗仁的罪名。但是，夏威等人不愿签名，这使白崇禧大失所望。 3.罢免李宗仁 临近1950年年关，蒋介石被赶出大陆，惊恐不定，心情极为恶劣。蒋经国回忆说： 民国三十八年……父亲所处的地位环境，乃是空前未有的恶劣和复杂。国运正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中飘摇、震荡；存继沦亡，决于俄顷。……真令人动魄惊心，不寒而栗了。 **的追打，美国的袖手静观，李宗仁的顽固对抗，使蒋介石忧虑重重，如履薄冰。那么，向李宗仁开火，坚决夺回”总统”的名分就成为当务之急。 而李宗仁携妻将雏到美后很快住进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诊断李患十二脂肠炎后施行手术，术后康复很快。出国行前，李宗仁曾致阎锡山一电，声明他离国后对职责问题的态度： 仁以胃疾剧重，亟待割治，不得已赴美就医，以一个月为期，即当遄返，在仁出国之短暂时期，请兄把中枢军政仍照常进行，至于重大决策，尽可随时与仁电商。来电所云，似未明了仁之本意，特再电达，希仍就兄职权范围内处理一切。 由电可知，他并不想放弃任何职责。但是，蒋介石急欲”复职”，对他步步紧逼，甚至白崇禧也在推波助澜劝他引退，他真是体味到了人走茶凉的感觉。现如今，既然他们不仁不义，也就休怪我无情了。李宗仁决心和蒋介石斗争到底！ 1950年1月20日，台湾”监察院”致电李宗仁，促其返台，语多指责。李宗仁以”代总统”的名义连复两电称：”病体尚需休养，未能即返。””赴美就医未废政务，接洽美援，仍可遥领国事。” 此电一发，台北舆论大哗。2月4日，《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扫荡报》同时发表社论，刮起了抨击李宗仁的台风，要求蒋”总裁”复出，”绾领国事，统率三军”。李宗仁则以答复居正来信的形式作了答复。大意是：监察院之电醉翁之意路人皆知，我在国民党内三十多年的政争中，早已领教过了。我并无恋栈之意，因为在代总统任内，名为元首，实等傀儡，尸位素餐，如坐针毡，早拟引退以谢国人。又何以迟迟不退呢？因为考虑再三，我若下野，依法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为时仅限三月。今既无法召开国大选举总统，则代理如逾三月法定期限，即为违宪。同时，我现正与美国接洽**复国计划，美国虽对我政府现状、措施表示不满，然在其反苏政策下，并未放弃中国。我们宜以群策群力以图之，国家前途，尚大有可为。 从信中不难看出，李宗仁既不愿引退，更不想让蒋上台，他上台就是违宪。因为”蒋公首倡制宪，安可自负违宪之责！” 正在这时，驻美”大使”顾维钧派人向蒋介石报告：”李宗仁通过甘介侯与艾奇逊接洽，安排杜鲁门与李宗仁于2月21日晤面。据说李宗仁的想法是，游说杜鲁门，让他拿出政治家的眼光来，在经济方面全力支持李，让其团结海内外民主人士，回台着手改革，使蒋先生投鼠忌器，不敢过分阻挠。因李宗仁欲以元首身份见杜鲁门，依国际惯例，须预先通过使馆安排，顾大使请示办法。”蒋介石大惊，忙指示：”大使馆应设法推迟李、杜之晤面，”并”必须于李、杜晤面前解决总统职位问题。” 2月14日，”监察院”再电李宗仁，指责他滞留美国，遥领国事，为此向”国大”提出弹劾。同日，国民党非常委员会委员联名致电李宗仁，内称： 同人等佥认为总统的统帅职权不可再虚悬，政府更不能处于危疑奠定之境。如我公能于立法院开会以前令驾返台，主持国政，实为衷心所祷。倘公届时实在不能返国，则同人等怵于时局艰危，群情殷切，惟有吁请总裁依照中常会三十八年十一日二十七日临时会议决议，继续行使总统职权。 此电实是对李宗仁的最后通碟。 28日，李宗仁复电称：”余出院后，即准备返国，嗣据医嘱，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不能于此时遂作长途旅行。”李宗仁何以固执己见不返台呢？在《李宗仁回忆录》中他作了说明：”台湾是蒋先生清一色的天下，他掌握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在这局面下，我如贸然回台，则无异自投罗网，任其摆布。蒋的第一着必然是迫我劝进，等他复正大位后，我将来的命运如何，就很难预料了。以蒋先生过去对我衔恨之深，我一旦失去自由，恐欲求为张汉卿第二也不可得了。” 同日，顾维钧又紧急报告：”大使馆借故延宕，然李急不可耐，遂经甘介侯与艾奇逊接洽，定于3月2日李、杜晤面。”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决定不再等待，他激动地声称：”倘若我去年初不下野，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大陆各省会在一年之内断送干净。我下野的后果，终意如此，殊为痛心。””现在国家情势危急非常，如果我再不负起政治军事的责任，在三个月之内，台湾一定完结。我出来之后，台湾可望确保。” 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总统府”宣布复行视事，并发表”复职”文告宣称： 中正许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进退出处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际此存亡危急之时期，已无推诿责任之可能，兹于三月一日复行视事，期共奋勉，以光复大陆，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 第二天，蒋介石以”总统”身份，偕夫人宋美龄于中山堂举行茶会，招待在台的”立、监委员”、”国大代表”、台省参议员及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等中央委员共千余人，在此蒋介石宣布了”复行视事”后的四项方针政策： 军事上，先以巩固台湾为基地，进图”光复大陆”； 国际上，必须先要尽其在我，自力更生，并联合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共同**； 经济上，以劳动为第一要义，提倡节俭，奖励生产； 政治上，必须尊重民意，厉行法治。 3日，蒋介石着特级上将服，头戴军帽，携穿黑呢夹大衣、领系花绸围巾的宋美龄出席了10万群众参加的大会，接受群众的”拥戴”。蒋激动地表示自己”一方面感到惭愧，另一方面感到欣慰！今后决定和全国同胞共同努力，消灭全国共匪，收复一切失地，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大业。”他还亲拟了6句口号：”刻苦耐劳，笃实践履，组织第一，情报在先，防谍保密，铲除共匪。” 就在蒋介石踌躇满志登上”总统”宝座之时，另一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在大洋彼岸的纽约发表声明： 蒋氏会宣布他自己为中国总统，实令人惊异而难置信，蒋氏自一九四九年一月辞去总统职务后，已成为一介平民，现在竞不经选举，而自命为总统，实令人惊异。 李宗仁还写了一封致蒋公开信，散发给记者，信中说：”阁下的高压专横的行为，既无法以宪法来作解释，且非人民所赞同。当此我国历史紧急之秋，阁下此种严重错误，对国家命运将有深切影响。”同时，他声明，他将”代总统”到下届”总统”选举时为止。 在蒋介石”复职”的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邀李宗仁到白宫赴宴，以”总统先生”相称，从旁助威，以示对李宗仁的支持。当记者问杜鲁门：”您为何称李先生为总统？”杜鲁门答曰：”我以总统身份请他我就应称呼他为总统。”记者又问：”如此说来，您如何称呼蒋介石？”杜鲁门说：”我和蒋介石尚无往还。” 宴会结束，李宗仁给居正、于右任、阎锡山等人发出一电，电文说： 仁昨到华府。事前顾大使已奉台方令通知国务院，仁仅以副总统名义代表蒋先生往聘，但杜总统向记者宣称，仍以代总统地位对仁。招待午宴间与杜总统及国务卿、国防部长畅谈甚欢，举杯互祝，三人均称仁为大总统。餐后，杜单独与仁谈话，不令顾参加。内容未便于函电奉告。 其实，不用李宗仁奉告，当天下午白宫发表声明：国务院收到了蒋”复职”的正式通知，美国承认蒋介石为中国国家”元首”，杜鲁门无意决定谁是中国”总统”这一重要问题！ 蒋介石看到美国的声明后略为宽心，他更不理睬李宗仁的一套了。3月13日，蒋在总理纪念周发表了《复职的使命与目的》的讲话，称：”我一生中有三次下野三次复职”，第一次复职的使命是”完成北伐，统一全国”；第二次复职的使命是”抵抗日本侵略，争取最后胜利”；第三次复职的使命”就是要恢复中华民国，解救大陆同胞，而最后的目的乃是在消灭共产国际，重奠世界和平。”然而，历史早已证明，蒋介石的第三次使命不会完成。 蒋介石重新”登基”，李宗仁不肯善罢干休，屡揭蒋介石的伤疤，蒋感到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1950年5月5日，他指使”国大代表”胡钟吾等711人连名提出罢免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其罪状有三：其一，李自代总统以来，妄倡和平，而养痈成患，侈言抵抗，而失地丧师；大陆沦丧之际竟藉词出巡，擅行赴美，……迹近逃亡，置国家人民于不顾。其二，李在国外遥领元首职权，而不负丝毫责任，以国事为儿戏，视**弁髦。其三，蒋已复职，李”代总统”应自动解除，现存一”总统”和”代总统”，是李破坏”法统”，动摇国本，颠覆民国，理应罢免。胡钟吾等人将联名签署书提交”国大”，建议召开临时会议行使”国大”罢免权。由于众多”国大”代表反对，此提案暂予搁置。但蒋介石仍不死心，准备随时寻找机会。 恰在此时，”毛邦初案”事发，原来在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后命人将国民党在美国的存款以私人名义化整为零，分存入外国银行，以防不测。仅在国民党驻美空军购料处负责人毛邦初那里，就有1000万美元。及蒋复职后他令毛邦初将这笔钱电汇台北，毛邦初公然抗命并将一批机密文件交给了李宗仁。不久这些文件却散发到美国会议员手里，搞得蒋介石声名狼藉，十分恼火，遂加速了他罢免李”副总统”的步伐。 1952年1月，”监察委员”金维系等92人受蒋指使，提出”为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提请弹劾”一案，该案经”监察院”大会审查成立，并起草了报告书，称： 佥认副总统李宗仁于代行总统职权期间弃职出国，复于代总统名义解除后在外国擅发命令，显系违法失职。至其公开声明，”拟有恢复中国合作政府计划，不久即可宣布，此计划并非完全依赖武力”，显系有颠覆政府危害国家之意图，实触犯刑法第100条之罪行，当经决议……经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该案成立后，”监察院”将此案送交”国大”秘书处，”国大”秘书长依”法”致函李宗仁返台接受弹劾。李宗仁接电后未予理睬。但”国大”因代表不足法定人数不能按期召开，直到1954年1月才召开”国大”。会议通过弹劾案，并致电李宗仁返台对弹劾案提出答辩。李宗仁接电后认为弹劾案的提出和通过是非法的，并亲致蒋介石一函：”按照宪法第90条，全体监察人员的人数，确定为223人。又按宪法第100条，对总统、副总统之弹劾案，须得全体监察委员过半数之决议，向国民大会提出之。过半数则为113人。前年1月11日监察院出席委员只为93人，凑足法定人数尚少20人。吾兄竟唆使违法集会，对仁提出弹劾，所持理由，为若干委员未曾选出，若干委员未曾报到，若干出缺，若干附匪，擅将全体委员减为160人。宪法明文规定之人数，可以任意减少，毁法弄权，莫此为甚。” 蒋介石对此根本不屑一顾，在李宗仁未到台答辩的情况下，一手操纵”一届二次国民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国大”代表所签署”副总统”李宗仁”违宪背誓”罢免案与”监察院”所提”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的弹劾案。 至此，罢免李宗仁的闹剧终于落下帷幕，蒋介石把李宗仁的职权剥得一干二净。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国民党的改造 蒋介石退台以后痛定思痛，认为大陆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内许多党员对信仰三民主义的动摇，导致国民党人心涣散，战斗力不强。蒋介石”复职视事”重新获得了”总统”名分后，即着手整顿国民党。 1.检讨与反省 蒋介石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孙中山逝世后，他背叛了革命，在国民党内逐渐地夺取了领导权，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和国民党总裁，权倾一时。 然而，就是以此之盛，却于内战中节节败退，连外国势力大力支持也无济于事，其800万正规军队短短几年时间便差不多全部覆灭，他自己当然也很伤心，以至于痛苦反省。在节节失利中，蒋介石为失败所作的检讨主要有三次。 蒋介石第一次对国民党作全面性的检讨，是在1947年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此时内战爆发已有两年，1945年日投降后，蒋介石便积极准备打内战，以”消灭中国**”。初是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到1946年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战争，在华北麻北等地蒋介石的进攻虽遭顽强抵抗，但也算是连连得手。六届四中全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这次大会的中心内容，是”结束训政，促进宪政”和用武力解决**问题，会议公布了国民党四中全会宣言和现阶段的任务方针。 在宣言中，蒋介石把内战责任完全推到**身上，说**及其武力是国家”统一障碍”，发誓要用武力消灭之。然后又假意劝告**觉悟和知”武力之不可终恃”，把自己说成是和平的使者。这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法，他一方面要发动全面内战，一方面都又极尽粉饰之能事，还要把自己扮成圣人，目的在于掩盖刽子手的本质。 关于”现阶段的任务”问题，蒋介石分成四项来解释。由于其在军事上，尽管占据了不少地盘，但兵力损失不少，国民党的战斗力减弱，**盛行，已显败相，因此蒋介石把对过去的检讨放在首要位置来阐述。 蒋介石在此次检讨中，主要指出国民党对理论研究的忽视，致使”本党不足以满党员之意而厌国人之望”。具体说是研究不够，缺乏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政府工作又流于形式化和衙门化，缺少实际效果。”吾等忽视革命理论，对于三民主义与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农、工群众的关系没有深切的了解。” 他接着指出：在六全大会以前征收党员偏于知识分子。蒋介石认为这种知识分子，看重于个人自由，使党的组织训练纪律感到困难。这些人在生产不发达及其他各种事业未有开展的情形下，均往机关方面走，使国民党不能深人民众，当然更谈不上看重民众运动了。 蒋介石说，他所领导的国民党执政以来，许多人入党，都是想做官找事，等他们达到目的，大多与他的党疏远： 甚或转而利用党，压迫党；未达到者，亦多忙于做官找事，甚或由失望而怨望，发生反党行为，党不仅与人民不发生好多关系，且与党员亦不发生好多关系，一切孤立，一切空虚，党派成了有名无实。 蒋介石把一切归咎于党员对革命理论研究不够，只想做官，为自己谋私利。其实这也是在他的带动之下才如此的，他自己就是最大的入党作官主义者，上梁不正下梁歪。但蒋介石可没有如此反省过，即使他这样反省过，也不会真的就如此检讨出来。蒋介石最善于为自己抹红脸。由此可见，其检讨和反省本质上无非是为自己推卸责任。 他可不管别人是否会轻而易举反驳倒他，依然由上述的”定理”大加分析国民党在实践中失去政治中作用的原因： 因为党员忽视革命理论，对于”以党治国”的遗教，没有深刻的了解与正确的应用，以致”训政时期”的”党政关系犯了莫大错误”。党不能管理从政党员，更不可能根据政纲政策予以指导，因此党失掉了实际政治中心的作用，使党员不看重它。而从政党员又不执行党的政策，党亦无可奈何。反之，”对于他的贪污舞弊，不能批评，且须为了隐蔽。””而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则归因于党。”这样一来： 党除为从政党员诽谤外，不能有任何作用。党受从政党负的不良影响异常之大。 蒋介石的这个检讨对现实分析比较客观，但对原因的说明则基本上是错误的，党员不守法纪，并非理论学习不够，而是因为国民党对不法党员的询私舞弊进行包庇。比如四大家族中的孔祥熙在1943年至1944年间，贪污美金债券19159920美元，合当时法币264700万元，证据确凿，却没有被公开。1945年8月，《中央日报》只刊出一张孔氏辞职获准的消息了事，蒋介石并没有把他怎样。暗中包庇，世人不知其详，这是典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所致。 在这些方面，蒋介石总结失败原因时，却只字不提，因而其政府贪官污吏日益增多，以致全盘腐化。如此的政府，如何不灭亡呢？ 蒋介石于此坦白承认了其训政失败，”现不得不结束训政”。他更是坦白承认国民党的弊病： 党的病状确已陷于积重难返之势，非一人一事一时一地之改革所能为力，必须从根本上着眼，为全面之更张，大刀阔斧，由外及内，总检讨，大革新不必囿于现实，尤须要有革命理想。 蒋介石对其党病状的严重，的确有所明白，但是他所指的克服症状的方法却无法有任何效果，劝党人学理论，整顿思想，如何能够根治呢？所以蒋介石这次在国民全会上虽然厉言声色，但却无多少人听进耳朵里去，大家心照不宣地回到自己位置依如前行事，更何况随之而来的军事失败，如山崩裂，仿佛倾刻之间，蒋氏王朝在中国大陆便瓦解了。 第二次更猛烈的检讨和反省是在到台湾前后的日子里。 其实，对于军事失败之检讨，自抗战后期，特别是1944年春夏以来的军事失败后，蒋介石经常检讨失败原因和痛批他的高级将领，并狠抓军队建设，自反其军队中的**与军纪败坏，但效果不大。这一次大陆的全军瓦解，蒋介石是确确实实心酸不已，为求卷土重来，蒋介石更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理论等方面，不断进行深刻检讨和自省。 1949年4月27日，即国民党政府的首都被解放后第四天，蒋介石曾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败是”政治的缺点，经济的恐慌，内部组织的松懈”。同年12月底，他又于自己日记中认为自己：”党务、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 蒋介石败退台湾，当然得对天下人有个说法，这种差不多全军覆灭的事实蒋介石再会粉饰，也不至于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并为之检讨吧。在此时，蒋介石认为他的失败是由于军事的崩溃。而对于军事崩溃的反省，蒋介石认为是由于军人固有德性的失掉和制度的不健全与非科学化，或非现代化，还有人事制度、管理制度亦均不健全。1949年10月16日，蒋介石在阳明山讲话时说： 我们今天失败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军事之所以崩溃，是由于我们军事上的制度——诸如教育制度、人事制度和经理制度皆未能健全地建立起来，所以一切部队、机关、学校，在人事上不能新陈代谢，在经理上不能综核名实，而军事教育尤未能养成革命军人应具有的学问和精神。 1949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讲解《西南战局演变之经过》，对其部队战术，又有批评和补充。第一，解放军在川东作战中，一贯采取避正面，迂回渗透战法扰其背后，而其部队长官，却无此准备，防线很快即被击溃。蒋介石针对此认为，应当采用广泛的正面搜索，控制大量预备队，注意纵深配备。第二，解放军专门袭击其指挥部，使部队在作战中处处被动，不堪一击。为此，应当实行团以上指挥部设三处的办法。一处为假指挥部，对外公开；一处为幕僚办公处；一处是指挥官的驻地。这是蒋介石具体指出其部队战术方面的错误。 同时，蒋介石对其战略错误有所认识，他说： 至于军事失败的近因，乃是由于我们战略的错误。我们……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 1952年1月5日，他又说： 我们所以失败，第一在于制度没有建立；第二在于组织之不健全。””就制度而言，我们所以失败，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军队监察制度没有确立的结果。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从实施；同时因为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故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后来，由于各级部队长都受过党的教育，同时为求军队人事统一，乃将党代表制改为政工制。而这个制度实行之后，最大的缺点就是各级部队长的工作，无人负责监察，尤其作战成绩，更无从判断虚实，所有贪污**的现象，都发生出来。又由于政工人员本身程度的低落，对于主义的认识不够，于是官兵均缺乏政治训练，对敌作战就意志薄弱，战斗精神完全丧失，尤其对民众，则不知爱护联系，甚至恣意骚扰，以致军风军纪荡然无存。这种没有灵魂的军队，自然非走上失败的道路不可。 蒋介石这种检讨失败的原因，从来就没有一个成型的固定说法，到1950年1月23日，他在阳明山讲《今后军事教育的方针》时，又把四年内战失败的最大原因，归咎于他的官兵学习美**人生活方式，却没有学会美**人的奉公守法、认真负责。崇尚科学的长处。 后在1956年，蒋介石写《苏俄在中国》时，则又把其失败原因归之于战略和战术两大方面。关于战略方面：抗战时期和苏联建交，使苏联帮助**向社会各方面”渗透”。1937年接受国共合作抗战，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保存了**军队，使其在抗战时期发展壮大；抗战胜利后，接收东北，未便其由联合国处理，因而使精锐军队分散于东北，未能集中优势兵力于华北或华东地区；抗战胜利后，接受了和平谈判，未能抓紧时机，全力进攻解放军。关于技术方面：使**合法化；未实行全面战争对待**，特别是政治、经济、宣传各个方面的战争不到位；军队政治工作的忽略，等等。 蒋介石这些时期的反省，对于自己的错误却只字未提，只是空洞地说，这一切他有责任，可见他其实并未找到根本原因。当然也不可能找到根本原因，后来在国民党七全大会上的检讨系统全面一些，但依然是不入骨肉。 1952年10月10日至10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台北召开，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对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再一次重点检讨了大陆失败的原因，分为七个方面。 一是三民主义信仰不纯。蒋介石认为大陆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大多数党员对三民主义认识不正确，因而就谈不上什么信仰问题，加之许多问题认识不清，自然无法同**对阵。他说：”这些人一到他**的面前便迷们下来，拿他**来解释三民主义，……还有一些党员要借总理讲的民生主义就是**，一句话，曲解了三民主义，去靠拢共党。” 二是国际外交上的失败。”帝俄东侵”，造成日俄战争，从此东北问题已成国际问题；苏联对**的支持和帮助，而美国对自己帮助未尽全力；《雅尔塔密约》以牺牲中国权利换取斯大林对日宣战。 三是政治上的失败。政党政治的失败，主要是1948年副总统的自由竞选导致只争派系，不分敌我，而招致整个的崩溃；民主政治的弱点。认为中国**利用了他们”倡导”的民主政治。 四是经济上的失败。抗战时期经济已遭很大破坏，而1947年宋子文又擅自动用中央银行币制改革基金，从而导致经济全面崩溃。 五是教育上的失败。蒋介石一直很关注教育问题，他指责这些方面的失误：教育中的电影广播、书刊，”不是国际主义的文学，便是赤色组织的宣传”；大专院校充斥着**，自由主义思想，不学习三民主义为民生哲学；个人自由主义者要求学术自由，要国民党退出学校，结果让**把学校变成其城市活动的大本营；”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成为仇视民族文化的口号，使帝俄以此作为”消灭我民族精神的手法”。 六是军事上的失败。此检讨与反省是老生常谈，一切不着边际，完全归咎于”三人小组”的调处。 七是从战争本质上作综合的检讨。**打的是”总体战”，即从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和军事的一切可能作战；国民党军队动员作战的失败，没有搞总体战对抗**；”唯物主义的流毒”。蒋介石认为唯物主义是功利主义，是斯拉夫主义的伪装，它攻入我们中国文化的根源。 八是国民党本身的失败。蒋介石认为最主要的失败原因，是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曲解”三民主义，提出”革命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等，以致有些国民党人也相信；”毁伤革命领导者”，苏联和**集中”诬蔑于中正之一身”；逼他下野，蒋介石认为大家逼他下野，是国民党党德的丧失。 实实在在地说，蒋介石每次的检讨和反省，虽然不断更换说法，有时的确言语深刻，批评也极为严厉，但那也只是在某些无关痛痒的失误方面。而对于他自己的独断专横，在全国搞独裁，一切私有，政治**等等，特别是他个人既当政治家，又当军事家，还当文化领袖，这种个人领导作风的不民主和不科学，蒋介石一点反省也没有，倒是把下属和国民党骂了一通，却不明白，这一切实际上是他一手造成的。 蒋介石一直接照封建帝王的模式在统治中国，所以必然失败，在失败之后，他虽然不愿批评自己，但多少进行一定的检讨和反省，这一点还应当给以肯定。但最无意义的是这种检讨太表面化，所以对国民党的发展来说，并没有太大的价值和意义。 2.”改造”声势 失去大陆，蒋介石认为”是党的失败，而党的失败主因，是一般党员对三民主义之信仰的动摇，其应特别警惕者：（一）曲解三民主义；（二）毁弃革命领袖。因此，蒋介石下定决心要改造国民党，把台湾建成”**复国的基地”。 早在内战时期，蒋介石就觉得”应当彻底改造我们的党，改组我们的革命组织”。只不过那时国民党内外交困：外部方面既有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种种针锋相对，也有外国势力带给他和他的”党国”的种种压力；内部有国民党各派系的明争暗斗，其独裁统治引起普遍不满，倒蒋之势汹涌而起。以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节节退缩，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当然没有时间来整顿自己，蒋介石也无此心力。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出兵台湾海峡，蒋介石才获得喘息机会。加之，自己已复职”总统”后，也有了名分，为重新控制在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及其领导权，蒋介石遂决定全面改造国民党。 而实际上，中国国民党的这次改造，发轫于1949年7月18日，蒋介石于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改造决定，并获通过。 1949年9月20日，蒋介石发表《为本党改造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研讨改造方案，提出彻底肃清失败主义毒素，痛除派系倾轧，铲除官僚主义作风问题，从而明确了此次改造的宗旨。 蒋介石此时制造”改造”声势实际是一箭双雕，一方面可以利用改造机会，纯化国民党为其服务；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利用此机会彻底挤垮党内不同派系，特别是将桂系彻底击败。 1950年7月2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蒋介石发表《关于实施本党改造之说明》。该会通过了”党务改造案”，决定：中央委员会暂停行使职权，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开除认为不合格的党员，成立中央评议委员会；提出在”**救国”中吸收新党员，在政治改革中提拔干部。 同年8月5日，国民党组成由陈诚、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蒋经国等十六人组成的”中央改造委员会”。知名地理学家张其昀被任命为秘书长，该委员会取代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成为”太上内阁”，正式开始对国民党的改造。在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中央改造委员会大纲》。会后提出中国国民党改造纲要，称为《本党改造纲要》。共十一大项： （一）总则。中国国民党为民主政党并扩大其社会基础；对于其他**抗俄的民主政党尊重并与他们合作，共同”为拯救国家维护民主政治而奋斗”。 （二）国民党的构成。以广大民众为社会基础，以爱国的革命分子为构成。 （三）国民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权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四）国民党的组织整顿共十条。主要是”淘汰腐恶分子，加强革命阵容，实行彻底整肃”。其肃整对象为：”叛国通敌”者、”跨党变节”者、”毁纪反党”者、”贪污演职”者、”信仰动摇”者、”不正当经营以取暴利为目的”者。 （五）国民党的干部原则四条：大公无私、忠诚守纪和有领导才能以及接近青年、劳动民众”并能为其利益而奋斗”。 （六）国民党的作用。彻底改革过去错误作风，为实现主义而奋斗，深入民众；讲求效能；精诚团结。 （七）国民党的领导。1.以原则为领导：以思想沟通全党；以政策决定人事；以工作考核党员；以是非解决纠纷。2.一元领导：组织决定一切；”领袖采行组织决定，干部贯彻领袖的意志”；”以组织决策，以政策领导政治”。3.民主领导：上下意见沟通；”以讨论统一意见，以说服打通思想”；”以宣传号召同情”；”以实践取得信任”。 （八）党员权利与义务。权利是：有选举和被选举之权；”有受提名扶植之权，有爱党救国抚恤之权”。义务是：研究理论；宣扬主义；遵守党章；缴纳党费；出席会议等义务。 （九）纪律五条。不准违反肃整条款；保密规定；不准组织小组织和违背党的政策与命令和不缴党费；不准不出席小组会议。对违纪的制裁有四种：警告、停止党权、开除党籍、解散党的组织。 （十）凡处地下之组织，条款另定。 （十一）党政关系。实行政党政治，依主义定政策，以政策决定人事，以组织管理党员；党的政策应透过民意机关及在政府服务之党员，依法定程序构成法令及政令。 1950年8月16日，台湾”行政院”通过《台湾省各县市行政区域调整方案》。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中央改造委员会各处组会组织章程》，依据新的行政区划重建党的地方组织。 这段时期，国民党改造党的项目，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党员归队和整肃。1950年10月6日，蒋介石发出通报，党员重新登记，规定登记时间为20日，过期不等，以示其忠心，个别情形可以补办手续；整肃较为严格认真，既对党员整肃，也对干部整肃，同时处理党内外财物，等等。 二是关于党政关系改造。蒋介石改造国民党，很注重党政关系改革，1951年2月28日，”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党政关系大纲及其说明，指出在民意机关和政府机关均加强党的控制，设立党部或政治小组，以党组织管理和决策。但在司法、考核机关中不设党组织，使其独立行事。 在省市县机构中设政治综合小组，使党政民三方面领导人可以齐集一堂，沟通意见；遇有争执难以解决时，即由中央裁决。 三是加强民运工作。蒋介石认为自己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党群关系的对立。到台湾后，他吸收了中国**的党建经验，改造国民党时，所以特别注重改善党群关系，加强民运工作。具体表现为：为扩大农民的利益办事；为工人利益办事；关心青年生活；提高妇女地位等。 四是进行广泛社会调查，沟通全党思想，走群众路线，广征意见，以便于改造。 蒋介石对党务的改造，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对地方党务的改造。蒋介石认为党的改造成败在基层，基层就是地方党的组织。1950年9月，”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中国国民党省级所属党部改造之措施及组织规程》和《改造期间区党分部小组划编及改组原则》。10月又通过《中国国民党省级改造委员会组织规程》和《中国国民党县（市）改造委员会组织规程》，作为地方党改造的根据。同时规定地方党务改造期限：区党分部五个月完成；县市党部七个月；省级党部九个月。 二是职业党部和知识青年党部之改造。职业党部又分职业工人和产业工人两大类，其改造除归队、整肃、吸收的党员外，重在经济改造运动和社会改造运动。 三是海外党务改造。首先是恢复海外党部其次是通过改造强化组织力量；”培训**斗争精神”；实施党员训练；改进党部与使馆联络工作。再次是作好宣传工作，积极开展侨运。 四是掀起”**抗俄总动员运动”。此项运动1952年2月1日发起，蒋介石为达到动员目的，发起对台湾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四大改造运动。 五是革命实践运动。1952年3月，”中央改造委员会”又公布《革命实践运动纲要》，主要内容为：加强五院之间密切合作，充分发挥”五权宪法”精神；今后努力目标为建立”三民主义的国家”；一切从头重做，”能建设台湾就能反攻大陆”。 蒋介石在台湾进行的以上改造运动，自1950年起，到1952年10月10日国民党”七大”开幕之日止，经两年三个月而完成。蒋介石基本上取得了两项成绩： 一是重新整顿了国民党组织。蒋介石通过对国民党的改造，肃清了非蒋派势力。对党员训练加强，改造了党部，从而使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控制加强。 二是削弱了国民党内非蒋派别的政治力量。蒋介石总结以往经验，借”改造”之机，把一大批异己力量压了下去。对统军的，解除其兵柄；对从政的，剥夺其实权。 在”改造”运动中，损失最大的当数长期把持国民党组织大权的陈立夫、陈果夫及其牵头的cc系。同时，蒋介石还通过设立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把那些过去有势力的党内元老供起来，实际上是架空他们。 当然，通过改造，蒋介石也安置了一批忠于自己的人，其典型表现一是让他的儿子蒋经国进入国民党中央决策机构，二是让他的得意门生陈诚扶摇直上，三是让名不见经传的严家淦崭露头角。 轰轰烈烈两年多的国民党”改造”声势渐渐平静下去，国民党内部权力结构进行重新组合，蒋介石在台湾稳住了阵脚，在台湾的国民党小朝廷再也没有一支政治力量可以和蒋介石”对话”了，他自然也不再会担心被迫辞职下野，可以得心应手地在台湾大搞其独裁专政了，这一回由于地方小，人员少，再加上他已积累了丰富经验，通过改造，加强国民党为其服务的能力。而且，蒋介石将儿子蒋经国扶持起来，准备着接他这封建小王朝的班。这是蒋介石改造国民党的两个最大收获。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改造后的国民党 在国民党的改造运动中，权力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的当数蒋经国、陈诚和严家淦。对于蒋经国，大家心知肚明，无法相比，谁让人家是父子呢？而陈诚和严家淦为何能在”人才济济”的国民党内被蒋介石看好？ 1.陈诚只是一条狗 蒋介石与陈诚，是师生关系，因此陈诚被人称为”天子门生”。陈诚对于蒋介石的忠心，如同儿子对父亲。 早年陈诚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开始了为蒋介石卖命的戎马生涯，因其在军中表现突出，且是浙江老乡，蒋介石惭惭看中了他，先升他为师军、军长，升为集团军司令，内战爆发初，陈诚统率着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驻守东北。 蒋介石一直对军队控制得很牢，因为他深知”有枪便是草头王”，他控制军队的方法很多，其中比较重点的一个方面就是在部队中培养自己之亲信，要他们越过自己的长官，直接向他汇报，或者他可以直接指挥他们。 陈诚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惟蒋介石马首是瞻。在东北内战中，由于他接受蒋介石的指挥而不听东北最高军事指挥官的命令，企图单独将自己的精锐部队按蒋介石命令撤出东北，最终被解放军击败，本人也逃回南京。当时南京、上海一带的东北籍人士要蒋介石杀陈诚”以谢天下”。 但蒋介石内心明白，陈诚是由于忠于自己才导致那样，他当然不能杀他，更何况陈诚还有许多价值可以利用，遂批准陈诚辞职，以养病名义去台湾，这实际上是在台湾安放一枚棋子。 此时，蒋介石的日子也十分难过。军事上节节失败，国民党内倒蒋风起，蒋介石自知下野已成定局，失败也成定数，遂于1949年三月1日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这是蒋介石第三次下野之前的最大且最为重要的一次人事任命。 同年1月5日，原台湾省主席魏道明与陈诚在台北举行交接仪式。陈诚在仪式上作了演讲，提出”人民第一，生产第一”的施政口号，力求增产，达到生产合理化。 蒋介石是要陈诚控制住台湾，以便他将来作为退守的最后之地，仅仅当个主席，肯定不行，所以随后蒋介石又任命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同时，蒋介石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往台湾。还没有布置完，当年1月21日，蒋介石不得不宣布下野。 陈诚在台湾，很能领会蒋介石的旨意。1949年2月1日，台湾成立军管区，陈诚任司令，掌握了在台湾地区的军权。3月，他又兼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于是台湾的党、政、军大权完会控制在陈诚手中。南京政府同时也电令驻台各机构由陈诚指挥监督，陈诚名符其实地总揽台湾的一切权力，认认真真为蒋介石到台湾打基础，可以说，陈诚为蒋介石败退台湾并立住脚，立下了汗马功劳。 陈诚主管台湾事务后，推行种种措施以发展台湾经济。1949年2月4日，陈诚在庆祝”农民节”讲话时说：”农民为四民之首，耕者有其田必须实现。” 同月18日，陈诚在台湾取消烟酒专卖，规定民间可以制造、销售。3月12日，陈诚在台湾行政会议讲话时，声称：改组民意机构；实施地方自治；推行土地改革，实施”三七五减租”；当年稻谷要达到120万吨，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 陈诚在台湾搞的”三七五减租”有一些起色，他的决心很大。当年3月13日，他宣布强制执行这一措施，使地主农民两利，并于25日专门召开”三七五减租”讲习会，在台湾全面推行。此政策使农民有一定受益，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被看成是台湾以后实行”土地改革”的序幕。 陈诚在台湾帮助蒋介石打基础时，确实体现出他有一定的行政领导能力和政府管理能力。他就任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了台湾政局，推动了台湾经济发展。如抓台湾的治安；指示厉行节约，各机关带头，禁止奢糜，取缔地下银元交易；动用存留日本的美元外汇，购买民生用品，以稳定台湾经济与人心；在台湾成立”生产管理委员会”；实施台币改制，整顿公营事业；发展教育；加强护林，加强铁路、公路及港口建设。1949年7月18日，台湾设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陈诚又被任命为长官，该公署辖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和海南五省区。 更体现陈诚对蒋介石忠心的，是他始终没有忘记蒋介石的”思想”，他在台湾加强控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没有忘记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和积极**。 1949年4月3o日，陈诚在台北召集党政军座谈会，宣布台湾为**基地以”光复大陆”。5月19日，宣布实施宵禁，从夜10点至次日晨5点，台北及其他城镇一律不许人员上街露面，违者处死。20日，陈诚发表戒严令，在全台湾实施戒严，并延续了37年之久。27日陈诚颁布书报管理法令，控制新闻舆论。同时，陈诚还在台湾强征台湾同胞入伍，派到大陆打内战。7月13日，陈诚发布公告，收缴一切民间所藏武器弹药，防止台湾民众造反，有点像秦始皇”销锋镝，铸以金人十二”的作法。这些当然也使蒋介石对他极为满意。 陈诚在台湾风光了不到一年时间，蒋介石在大陆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只好逃到台湾。主子一回来，奴才当然就要退到后面去，夹着尾巴跟着主子东跑西颠了。而且，此一紧紧跟随，转眼一去又是14年，直到1963年12月3日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蒋介石怕他功高盖主，让他赋闲颐养天年了。 蒋介石在国民党政权迁到台湾后，陈诚还是原职，1950年3月1日，蒋介石不问”养病”美国的李宗仁意愿如何，匆匆”复职视事”。重新登上”总统”宝座，将权位一一安排他的有功之臣和亲信。 蒋介石在台湾重登”总统”宝座时，国民党政府还是原样，但8天后，蒋介石就让陈诚当上了”行政院长”，并让其改组”行政院”，将一大批”元老”换下马，排除异已。又因为陈诚在台湾的确功劳不小，”元老”们即使想说话，也无责辞，新班子当然是新人，蒋介石这一手不可谓不厉害，他以陈诚之”威”轻易地将”元老”们赶下台，而且看起来还不是出自他之手，而是陈诚所为。这实际上是借陈诚之手而排除非蒋势力。 陈诚当上”行政院”院长后，在蒋介石授意下，按蒋介石的调子又大干起来。要以台湾为三民主义的试验区，巩固**基地，积极准备反攻大陆。”三民主义至上，民生主义至上，团结一切**力量，抵抗苏俄侵略。” 在这一段时间，在台湾高喊”**抗俄”口号最响的除了蒋介石，就是陈诚。 正是因为陈诚对蒋介石紧紧跟随，蒋介石也着实没有亏待他，凡是可以让他当的大官都让他当过，除了”总统”宝座外，陈诚一时间成为台岛政权的第二号人物。 1950年初，蒋介石让陈诚当”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陈诚的确很能干，一面紧随蒋介石高喊”反攻大陆”，表决心，订计划；一面还是努力搞好台湾的建设，惟有如此，才能让老蒋满意，才能让国民党其他人员满意，才能让老百姓满意。由于他工作出色，又很听蒋介石的话，1954年，蒋介石任”总统”时，提名陈诚候选”副总统”，5月20日当选就任。第二天，陈诚在蒋介石的暗示下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由俞鸿钧接任。 陈诚对此心里也很明白，但他对蒋介石的为人已十分了解，所以并不辩白什么，依然老老实实地听从蒋介石的安排，因为他知道，他在国民党内发迹，全是靠蒋介石的赏识，下面恨他的人不会少，如果他有什么异动，肯定只会倒霉，所以干脆不想别的，惟卖命是从，听话去干，他毕竟有大功于蒋介石，适当时候，引退就是，只要不挡蒋介石的道，蒋介石该不至于无中生有，开罪于他。 故而陈诚到”副总统”任上又老老实实干了起来。谁知俞鸿钧能力有限，蒋介石对他并不满意，1958年6月3日，俞鸿钧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蒋介石又任命陈诚兼任”行政院长”。 这次陈诚二任”行政院长”，他深懂蒋介石的旨意，知道蒋介石对他有疑心，无非是想他的儿子蒋经国继承蒋家王朝的”事业”，所以总是在关键时候会出点问题，为难身边心腹。陈诚对蒋介石是忠诚无二的，自然也会全力帮助蒋介石推举蒋经国登上国民党权力高峰，这也是陈诚所以被蒋介石相中而信任的原因之一。 7月14日，陈诚组织的”行政院”，任命蒋经国任”政务委员”。蒋经国自此开始染指行政事务。过去蒋经国的权力影响主要是在军队和党务中，任此职以来，蒋经国进入政府高层，为其掌管台湾开通了行政道路。 1960年，陈诚再次当选”副总统”，同时兼任”行政院长”，在台湾可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由于陈诚居高位太久，而且陈诚能干但有时并不”老实”，蒋介石还是十分担心，一旦自己死去，他的儿子继位会成问题，故在60年代初有了换陈之意。 当时陈诚声威颇高，要换他得找一个”业绩”不错并且又十分老实的人才行，想来想去，蒋介石看好严家淦。 1965年初，蒋介石与陈诚几次谈话中，暗示他应当功高而退，陈诚明白自己做官已做到顶了，虽不乐意，但只得服从主子意旨，遂于1963年12月3日辞去”行政院长”职务。 蒋介石让陈诚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但还是保留了其”副总统”职位，但此举明显有排他之意，陈诚想到自己一生追随蒋介石，却也只得如此下场，虽然也还满足，但多少亦带了些心病，再加上年事已高，一年多后，即1965年3月5日，因病去世。 至此，蒋介石对陈诚的使用宣告结束，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束！在蒋介石看来，陈诚还是一个比较合格的奴才。 2.”我的短处是严家淦同志的长处” 严家淦则是”改造”运动中，在台湾政界脱颖而出的”新星”。 ”我的短处是严家徐同志的长处”。这话是蒋介石亲口说的。表面上看，蒋介石对严家徐极有赞美之意。这在蒋介石，的确很不一般，因为蒋介石很少褒扬过他的下属，纵使褒扬，也是话外有音。严家淦何以能得到蒋介石的如此肯定？ 严家淦，1905年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字静波。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38年，严家淦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这一年，严家淦干得很出色，建设好了几个小型水电站，并修建福建省道路，这种基础工业建设，有利福建省经济的发展。 1939年，由于其工作出色而改任福建省财政厅厅长，在任中创立”田赋征实制”，此一创举因其很有成效，后被推行全国，对抗战中的粮食供应作出了重大贡献。严家淦也因此在国民党政府中开始小有名气。 1945年初，调任重庆任战时生产局采办处长，具体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和中英、中加两个借款案物资之事。 1945年抗战胜利后，奉命代表经济部和战时生产局，首批飞抵南京，在何应钦手下协助办理受降事宜。 同年12月24日，又奉命赴台北，任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 1946年，任”台湾公署财政处长”，兼台行董事长，筹建台湾省金融机构和管理体制。 1947年，台湾省政府成立时，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主张台省实行币制改革，并在稳定物价中有特殊成绩，从而体现出他在经济方面的才能。 陈诚到台湾后，严家涂协助陈诚稳定政治、经济作了不少事，1950年蒋介石组建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时，没有忘记这位在台湾已工作过5年，对台湾非常了解的非台湾人。1950年严家淦被任命为”经济部长”，兼”美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年3月，又改任”财政部长”，掌管财经大权，推行现代预算制度。 1955年，严家淦继俞鸿钧任”台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并兼任”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和”**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63年严家淦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 据《联合报》介绍，严氏政绩卓著，颇有才干，就其从大陆到台湾的从政经历和从政业绩来看，严家淦似乎也不像外界所说的那样真的十分能干，而且其行政管理程度可能也不及陈诚，经济管理才能对于台湾经济的贡献似乎也比不上尹仲容，然而却只有他能够在蒋介石扶持儿子蒋经国的进程中能被蒋介石信任，并最终以他为蒋经国顺利接班开道。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确完成了蒋介石交给他的使命，可见蒋介石没有看错人，也难怪蒋介石对他赞许有加。 外表看来，严家淦待人接物，以宽和忍让为特长。凡事他认为”退一步想，易地而处，就会消除争执，化干戈为玉帛”。他对部属的要求是”公而忘私”或”先公后私”。他经常说能”先公后私”，”易地而处”的人，一定生活得愉快，并对个人、对国家，一定有所贡献。 这当然是冠冕堂皇的话，每一位政治人物都知道在公众面前或大众场合表露出衣冠楚楚或极为公正、平和的伟者样子来，而其内在呢？也许不过平平常常，也许更是自私之极。严家淦虽不与后者为类，却是个八面玲珑式的人物，以此他得到蒋介石的”器重”，当上了台湾蒋家王朝的”副总统”。 客观地评价严家注，他是一个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的老好人，凡事不敢做主，或频频请示或推下级研究，才具自不出众。不过他对为官之道却吃得很透。 蒋介石之所以选中他，显然是看中了他的这些品性。蒋介石到台湾之初，培养了陈诚，希望他的这位黄埔学生帮助他儿子蒋经国成为继承人，以延继其蒋家王朝的香火。但陈诚威信树立起来以后，似乎看不出他在蒋介石死后会没有异心，故而蒋介石感到陈诚实际上已成为他儿子蒋经国接班的潜在威胁，所以1963年，借陈诚多病为由，要他让出兼任的”行政院长”职位，陈诚当然只得听命令，然后蒋介石顺理成章地任命严家淦为”行政院长”。 所以，总的来说，蒋介石看中和器重严家淦，不过是为提升蒋经国，先找个陪衬而已。 蒋介石从1949年败退台湾后，起初是对台湾的形势十分忧虑，但美国的军事介入使台海局势足以让他在台湾生存下去，那时他已60多岁，已入”烈士暮年”时期，蒋介石当然要为自己考虑接班人延续他开创的事业。通过对蒋经国的长期考察后，蒋介石为儿子有继承江山的能力，遂有了培养蒋经国之意，先是让蒋经国抓青年工作，主持特务工作，让他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把政工渗透到台湾的各行各业，为他以后上台打基础。 蒋介石1960年连任第三届”总统”时，蒋经国晋升为二级上将，具体职务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家退除役官兵辅导会主任委员”、”中央常委”等。此时蒋经国已开始踏入台湾政治高层，但其要掌握最高权力，还需要时间、经历和能人相助，这些是由严家淦来帮助完成的。 严家淦一当上”行政院长”，领会蒋介石的意思又快又准，随即提名蒋经国任”国防部副部长”。此时”国防部”部长是俞大维，此人也是个年事已高、不问人事的人，蒋经国当他的副手，当然实际上就是代俞大维主持”国防部”。蒋经国又是”政务委员”，在”内阁”中和俞大维是同僚，更有取代俞大维职位的有利条件。 严家淦这件事为蒋介石办得十分好，既不太招摇，却又有实质意义，因为不可能把蒋经国升为”国防部长”，如果那样一来，连蒋介石也会认为极不像话，会招来党内外非议，所以严家淦不露声色，先让俞大维任”国防部长”，因为俞大维在军方资格较老，无人会指责，再将蒋经国定为”副部长”，这一步棋下得不可谓不妙。更何况，蒋经国在任”国防部副部长职务期间，很善于同俞大维处理好合作关系，他的女儿已嫁给俞大维的儿子，和俞大维结成了儿女亲家，有了裙带关系，自是更亲密了一层。俞大维也明白，蒋介石有意栽培蒋经国接班，他也乐得顺手推舟，所以俞大维在任职第二年，就愉快地提出辞职，并提名蒋经国继任其职。 1964年1月13日，蒋介石照准俞大维辞”国防部长”职，遂升蒋经国任”国防部长”。蒋经国在”副部长”位上呆了不到一年就当上”国防部长”，升职不可谓不快，这样一来，蒋经国不但名义上而且事实上牢牢地掌握了军界大权，在台湾国民党政府中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其直线上升如此神速，严金淦的功劳自然最大，从而也十分明显地表明：蒋经国将继承其父的蒋家王朝。 1964年，陈诚逝世，蒋介石的心中更是一块石头落了地，蒋经国接班的强大威胁力量没有了，这也为蒋介石回报严家淦提供了好机会。 其实，陈诚还没有死之前，蒋介石已有意架空他而代之以严家淦。比如1964年6月16日，蒋介石出席”陆军军官学校”建校40周年庆典，他就没有带上陈诚。因为依照过去惯例，肯定是”总统”和”副总统”一块儿出席。可这次蒋介石却让严家淦陪他去出席庆典，他走前面，严家淦跟在他身后，这是否是有意在党内提高严家淦的地位呢？是否是有意将严家淦培养成取代陈诚的台湾第二号人物呢？后来的事实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切。 1966年3月，台湾又进行”总统”选举，当然，蒋介石连任第四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早已将”宪法作了修改，他可以连任到老死为止。为何他此时不提名让他儿子竞选总统呢？因为时机还没有到，蒋经国资历和威信均还不够。所以蒋介石以79岁高龄，却依然挺住为儿子死守宝座。 关键是”副总统”人选，蒋介石的意见当然不言自明，但严家淦在国民党内却并无太大的威信，他不同于陈诚。蒋介石为了儿子以后能够顺利接班，所以致力扶持严家淦为”副总统”。 最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提名严家淦为”副总统”候选人，并对与会者说： 严家淦同志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我的短处，也正是严家淦同志的长处。 这两句话很有意思，既像是对严家淦的褒扬，让大家都投他的票；又像是在对严家淦的盖棺而定。不过，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蒋介石的话中也有几分真意，因为严家淦是个老好人，没有强烈的权欲，而蒋介石刚好相反。 投票前夕，蒋介石又举行全体”国代”的便餐招待会，并讲了几句话，又解释为何提名严家淦为”副总统”候选人问题。 投票统计显示：严以七十三比七十五票获选为”副总统”候选人。差一票就通不过，要是通不过，那对蒋介石必将十分难堪，由此也可见严家淦能当上”副总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国民大会”对严家淦更是不客气，不少代表要严答复福利条件，否则选举将出现”难产”；投票结果是发票1417张，收回1416，严得票为782张，勉强超过半数获选为台湾”副总统”，正式成为台湾第二号人物。当蒋死严继后，之下就是蒋经国的了。 这时蒋介石已为儿子蒋经国的接班准备就绪。严家淦的”优点”被蒋介石完全用上了，也许蒋介石所指的”缺点”，无非是严家淦可能比他要后死而已，他要先死，这是短处，要后死，这是长处，蒋介石以严的后死长处为儿子铺路，可谓用心良苦。 严家淦任”副总统”期间，对蒋经国极为照顾，这段时期蒋经国不断到国外出访，以加强国际社会对他的了解和认同。 1972年3月对日，蒋介石以1308票当选”总统”，第五次连任。严家淦以1095当选，说明他的威信已上升，而这段时期，蒋经国的地位和威信也直线上升，成为事实上台湾的第三号人物，同年5月26日，蒋经国任”行政院长”。 又过了3年，即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第二天，严家淦宣誓继任”总统”。台湾的一切大权似乎已转严家淦手中，但大家都很明白，他不过是个过渡人物。3年后，即于1978年3月21日，蒋经国以1184票当选”总统”。 严家淦的使命彻底完成了，因其对于蒋家王朝的忠心而至少名义上作过台湾国民党小朝廷的”总统”，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圆满的句号。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打垮老对手 大陆时期，国民党内矛盾重重，派系林立，许多人对蒋介石阳奉阴违，口口声声是他的”革命同志”，是忠诚的部属，实际上却是他对手，是他的”内部敌人”。到台湾后，蒋介石深知，要使国民党继续存在下去，必须消除异己，彻底打垮老对手。而蒋介石心目中的对手，当数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何应钦和陈立夫、陈果夫兄弟。 1.李宗仁落叶终归根 蒋介石隔着太平洋罢免了李宗仁的代总统职务，复职视事后，李宗仁单枪匹马留在美国，离开了国民党的生存土壤，实质上已不构成对蒋的威胁。但是，在此有必要对蒋介石的这个党内死对头做一个交待。 李宗仁和蒋介石隔着太平洋争吵平息后，在新泽西买了一幢房子定居下来，每日靠读书看报打发日子，这种生活对习惯于活动在政治舞台上的人来说，很是寂寞难耐。有趣地是，和李宗仁比邻而居的是俄国资产阶级政权的最后统治者克伦斯基，克氏十月革命后流亡到美国。上帝把被中俄两国人民赶跑的”白俄”和”白华”安排到了一起。不过两人无缘，对面相逢不相识，始终没有交往。否则，倒是可以交流交流两人失败的经验。 李宗仁在美国时刻关注着大陆的变化，对**的治国之术深为叹服。1955年春，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提出和平解决台湾的建议，李宗仁得知后极为振奋，遂提出了《对台湾问题的建议》，认为解决台湾之道不过甲、乙两方案：甲案，”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乙案，”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但目前暂划为自治区，双方宣布不设防，美国撤退第七舰队，使之成为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李宗仁在建议中对蒋推心置腹劝言： 我想蒋先生已逾70高龄，一生饱经忧患，至愿以苍生为念，毋使内战重起于中国，想蒋先生亦不致河汉斯言……以过去亲身的经验，观察今日的变局，自信颇为冷静而客观，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保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 李宗仁的建议如一枚重磅炸弹在台岛炸响，有人骂他为”共匪张目”，有人说他”年岁高而糊涂了”。周恩来则说这是李宗仁政治立场的一个重大转变。 1956年4月，李宗仁的挚友程思远秘密从香港回到大陆，受到中国**和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并亲眼目睹了新中国的欣欣向荣。程思远回港后写信对李宗仁谈了大陆之行的经历和感受，并亲自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给他的长信，劝李打消顾虑回到祖国。因此，李宗仁更动了思乡之情。 1963年中印边界发生冲突，李宗仁接受《欧洲人报》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的访问，谈及中印边界和台湾问题，他认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赫鲁挑起边界冲突是为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关于蒋介石，”我只能引用史迪威将军常说的话——他有许多缺点，就我个人来说，我很同情他，因为我们都是失败者。许多年来，蒋一直在领导台湾政府，但他的常识还没有一个村长多。他不懂历史，不会总结经验教训，每年他总是重复着这样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光复大陆，这完全是绝对不可能的一桩事。……蒋说我是一个**，我回答说我不是**，但是我不否认今天**为中国所做的事，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组织得这样好。”李宗仁心向祖国，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1964年中法建交，李宗仁深感兴奋，遂于2月22日在纽约《先锋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放弃不合时宜的对华政策，应紧跟法国政府调整中美关系。此信一出，台湾当局又紧张起来，只好抬出李的老伙计白崇禧来回击他。在沉重的压力下，3月18日，白崇禧从台北致电李宗仁，云： 总统蒋公率全**民，尝胆卧薪，生聚教训，正在待机执戈西指，完成反攻复国大业。而我公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邦家，为亲痛仇快。最近闻报，法国与**建交之后，我公竟于2月12日投函纽约先锋论坛报，劝说美国学步法国，与**调整关系。我公对国难既不能共赴，反为**张目，危害国家，是诚何心，是真自毁其立场矣！自毁其历史矣！自绝于国人矣！伏望我公激发良知，远离宵小，幡然悔悟，以全晚节。 白崇禧的老朋友程思远对白的电报评论道：”**复国的滥调，不值识者一晒，白崇禧发此违衷之言，当为明眼人所共谅。” 在**的帮助和程思远的疏通下，李宗仁下决心回国。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郭德洁夫妇摆脱了美国和台湾特务的跟踪，辗转瑞士、巴基斯坦后终于回到北京，受到了中国**和国家领导人及原国民党将领的热烈欢迎。李宗仁激动万分，在机场大厅欢迎仪式上当众宣读了他的《归国声明》： 首先我所欲言者，十六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一身，感于我全国人民在中国**和**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成功地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成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其次，我深愿以留美十多年所得的感受，寄语留台国民党同志。这些年来，美国表面上以”**”为名，实际上乃进行着一系列**、反世界人民的肮脏勾当，企图孤立中国，控制世界。狼子野心，路人皆知…… 我尤欲寄语留在台湾的国民党同志者，多年以来，美国必欲据台湾为己者，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台湾省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绝不容许美国霸占。…… 深冀我留台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民族大义，也与我采取同一步伐，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的最后统一作出应有的贡献。 李宗仁回国，震动了全世界，各方纷纷向台湾当局证实，均被一一否认。下面引纽约合众社16日电：”中华民国人士昨日否认外传前副总统李宗仁在美国长住后将返中国大陆的消息。他们说，李氏已出卖他在纽约的房屋并前往瑞士苏黎世市。同行的李夫人，曾由乳癌而动手术，将在瑞士休养；他们又说，李氏有一内弟在苏黎世。该方面人士强调称，李氏打算于他的太太痊愈后，返回纽约。”但是，李宗仁再也不会回纽约了，因为纽约不是他的家。 李宗仁回国2个月后举行了新中国建国以来的首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在会上有记者问及台湾问题，李宗仁回答：”蒋先生目前处境很尴尬，深望蒋先生和在台湾的国民党同志好自为之。” 当记者问李宗仁是否愿意去台湾时？他说：”我同蒋先生尽管在几十年中意见相左，但并无私人仇恨。如果蒋先生确有诚意解决这个内政问题，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有记者问李宗仁是不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者？李回答：”我是爱国主义者。” 李宗仁回归祖国后便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周恩来等领导人对他十分关心，亲自安排他的生活，使他在大陆安享晚年。 2.白崇禧成了笼中鸟 蒋介石”复职”后，掌握了台湾的党政军大权，便开始清算大陆失败的责任。有的被枪毙，如陈仪、吴石等；有的被判重刑，如李玉堂等。在蒋介石看来，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无疑是国民党江山垮掉的最大”罪人”。对于避走美国的李宗仁，蒋介石鞭长莫及，只得作罢。于是，送上门来的白崇禧就成为蒋介石清算的对象。 不过，由于李宗仁还在美国，蒋介石还要利用白崇禧来牵制李宗仁，虽对白崇禧乘危逼宫非常忌恨，但并没有立即公开处治，只是将白列为头号政治敏感人物，并给其取了个”老妹子”的代号，保密局在白崇禧公馆对面设了个派出所，对白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监视。 有一次，白崇禧跟一班朋友在一家咖啡店喝咖啡，临走时白将另外两桌客人的帐也付了。白的朋友对此莫名其妙。白偷偷解释说：我看出他们是监视我的人，这个客我应该请。后来这件事传开来，那些不速之客承认那么多桌人中，确实只有这两桌是有监视任务的。白某能一眼看穿，不多不少，小诸葛真是小诸葛。 1952年，蒋经国派遣特工人员将白崇禧和薛岳两人的家进行了彻底搜查，连地板都被挖开检查了一番。当时白很生气，立即打电话责问蒋经国。蒋经国回答说：”健公，这并不是我的意思，你不信，打电话去问总统好了。”白又打电话问蒋介石，蒋介石回答说：”我知道这件事，不仅对你们俩人如此，人人都应该这样来一次。”其实，别人却无此”待遇”。还有一次，白夫人马佩璋去香港，刚到机场，奉命盯梢的特工就对马说：”你的皮包里如果有信件，应该交出来由我们代你寄出，不应该由你带去。”马佩璋对此很生气，从包中取出信，随手撕毁，说不必麻烦你们了。 1952年10月10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第七次”全代会”，产生新的中央委员，六届中央常务委员除当选七届”中委”或”中常委”外，其余均推为中央评议委员，惟仅白崇禧一人除外。国民党元老们对蒋在中评委名单中排除白崇禧一举，大多不以为然，特推于右任、居正两人往见蒋介石，要求设法补救。蒋听取于、居的意见后，沉吟片刻即以决然的态度说：”健生，这个，这个，他的问题我知道。”以后卒无下文。 对于蒋介石的迫害，白崇禧本人倒似乎很坦然，他对人说：”经过这一次大失败，总要找个人来顶罪，任何时候都一样，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白崇禧来台后再也不像在大陆时权极一时，威吓一方了，那么与他积怨甚深的湖北人乘机找他算账。在一次设计委员会会议上，湖北籍”国大代表”对白提出弹劾案，抓住白氏逼宫案做文章。提案对白崇禧提出两点弹劾： 一、军费方面，吞没中行黄金7万多两；吞没汉口中央银行库存370多万两白银。 二、军事责任方面，拥兵不救援徐州，不遵从统帅调兵命令，拥兵自卫。 弹劾案要求”追究责任，以明是非，振纪纲而知复兴。” 对此弹劾，白崇禧非常恐惧，遂连忙出来托词辩护。不过，蒋介石暂时还没有借此清算白的意图，身为会议主席的陈诚且当场为白开脱：”华中的事，各委员所提的不是事实，有出入，你们要知道真相来问我。”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其后，蒋介石不知从哪里得到情报：白崇禧企图发展客家组织，再造势力。蒋介石岂容白氏东山再起，他迅速召见毛人凤，要立即查办。毛人凤得令后积极筹划暗杀行动。他先是收买了白崇禧的一名贴身副官。不久，这位副官提供消息：白崇禧要去花莲县寿丰山打猎。毛人凤当即派特务勘查现场环境，勘查者发现，有两条通往狩猎区的路，一条是只能步行登山的羊肠小道，一条是可乘人力轨道车登山的路。特务判断，年事已高的白崇禧只能以车代步，不可能走羊肠小道。于是，他们算准时间，将轨道车必经路上的一座木桥桥墩螺丝一一松开，特务们躲在远处树丛中静观白氏猎后下山。傍晚，从高山背后出现两辆轨道车，陪同白氏一同打猎的寿丰乡乡长林意双父子乘车在前，白氏和副官乘车在后。当林意双所乘的轨道车行至桥面时，只听一声惨叫，车人一同坠入50米深的谷底。白氏和两名副官眼见前车有失，急煞车已来不及，说时迟那时快，一名副官用力将白氏推下去，白崇禧跌倒在地捡了一条命，但眼见另一名副官和林氏父子谷底冤尸，望望四周山野，他顿时明白了一切。 从此，白崇禧学乖了，他深居简出，特务们绞尽脑汁也无从下手。 1962年12月4日，白崇禧的妻子马佩璋病逝，白于逆境中痛失老伴，心灵所受的创伤不可言喻，遂终日寻欢作乐。 后来，特务们得知白崇禧常去中医协会理事长赖少魂家买补药，他们便给赖挂了一个电话，对赖说蒋”总统”要你多”照顾照顾”白将军，不管什么病，都得下重剂量。赖少魂哪敢不从。几个月后，白崇禧从药中得到补益，有返老还青春之错感，就和照顾他的护士张小姐热恋起来，使白氏在身体方面入不敷出。 1966年12月1日，张小姐又宿于白宅。第二天，日上三竿，副官见白先生还不起床，在室外连喊数声不见回音，破门而入一看，张小姐早已离去，白先生赤身**俯卧在床上已气绝身亡。副官在给他穿白衣时，摇头叹息：”如今真是死在马上风了，先生成天喝药酒补阳，早知他身子会受不了的。” 这种杀人不见血的办法真是高明，亲朋好友无处诉，法律也无从干涉。因为从形式上看死者系性过度，脱阳而死。 有人说李宗仁回归祖国后，在台湾，蒋介石用以制约李宗仁的白崇禧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所以白崇禧在寓所不明不白地死去。 至此，蒋介石彻底肃清了桂系在台湾的影响，蒋、桂之间几十年的恩恩怨怨总算有了一个了断。 80年代大陆拍摄故事片《血战台儿庄》时，白崇禧的女儿白先慧听说后更动了思乡之情，她不顾在台亲友的劝告”冒险”来到桂林，悄悄地住在李宗仁元配夫人李秀文家，并再三叮嘱李夫人及其家人万万不可走漏消息。刚开始她不敢出门，李夫人劝她打消顾虑到街上转转。她终于在夜间走上大街，市面上的一切都使她发生了兴趣，也没人去干涉她。第二天，她胆子更大了，儿时的旧居，童年时的学校，亲友们的私邸，她都找到了。这些看似熟悉却又陌生，看似遥远却又在眼前的一切，使她不能自己，她越来越胆大，索性拍起了照片，住进了饭店。 在桂林住了几日她不得不回台湾。当她临走前在饭店结帐时，服务员微笑着对她说：”经理已经关照过了，知您是白崇禧将军的女儿，不收您的费用，今后欢迎您和家人常来旅游和居住。”她非常感动。到机场时，过磅员问她沉重的行李中装的是什么，她说：”是桂林山上和漓江水中的石头。”过磅员说：”好吧，是纪念物，那就免费了。” 她，怀着一颗激动的心登上了飞机。 3.”山西王”阎锡山赋了闲 随着解放大军的推进，1949年4月底，”山西王”阎锡山也从太原逃到南京。这时，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在这场斗争中，老奸巨滑的阎锡山表面以一个”和事优”的身份出现在蒋、李之间，实际上却完全站在蒋介石的一边，他知道蒋仍掌握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李宗仁斗不过蒋介石。 南京解放后，广州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阎锡山到广州后串通cc分子联合发起成立”反侵略大同盟”，这场闹剧为阎锡山政治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久何应钦辞去”行政院长”一职，这一重要位置便成了政客们角逐的对象，同时也是李宗仁和蒋介石斗争的焦点。李宗仁力荐国民党元老居正，蒋介石支持阎锡山，结果，阎锡山这个”败军之将”受老蒋之意担任了”行政院长”。 阎锡山组阁后，极力讨好蒋介石，决心”尽其力之所能为，以图匡救中华民国于不坠。””我决无回护，决无爱惜，决无畏葸，为**保民尽最大的努力，鞠躬尽瘁，必至胜利而已。”解放军的隆隆炮火打碎了阎锡山的决心，12月10日，蒋介石和阎锡山带领他的”国民政府”逃到台湾。 1950年3月蒋介石复职视事后，第一件事就是黜免阎锡山的”行政院长”职务，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从此，结束了阎锡山这个在大陆最后一届”内阁总理”的政治生涯。在国民党改造时，阎锡山出任”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在这个闲职上，阎锡山得以颐养天年。 阎锡山受命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危难之际，真可谓为挽救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呕心沥血”，”尽责尽职了。蒋介石在1954年2月19日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表彰阎锡山的功绩时说： 自三十八年底三十九年初，赤焰滔天，挽救无术，人心迷惘，莫不究极，甚至敌骑未至，疆吏电降，其土崩瓦解之形成，不惟西南沦陷，无法避免，即台湾基地，亦将发发欲坠，不可终日。……当此之时，中央政府幸有阎院长锡山，苦心孤诣，撑持危局，由重庆播还成都，复由成都迁移台湾，继续至当年三月为止，政府统绪，赖以不得，阎院长之功，实不可泯。 虽然阎锡山”功不可泯”，但仍然得不到蒋介石的重用和信任。阎锡山被免去”行政院长”职务后，移居阳明山公馆，从此闭门读书，著书立说，不再过问政治，过着隐居的生活。但实际上阎锡山的**反人民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 在任”总统府资政”和”中央评议委员”等职务时，还经常出席蒋介石召开的重要会议，并发表**演说，继续进行**宣传。他发表了《怎样胜过敌人》、《展开政治进攻奠定军事基础》、《对时局的观察》、《**抗俄的前途及收复大陆后重建国家问题》、《**为何必败》、《青年如何担起**抗俄的任务》、《收复大陆的根本条件》、《怎样收复大陆》、《我在剿匪战役中失败的经验》等**演讲。出版了《世界和平和世界大战》、《**哲学》、《****的错误》、《收复大陆与土地问题》、《**复国的前途》、《**的什么，凭什么**》、《大同之路》、《如何造成足够的**力量》、《**的哲学基础》等**著作。阎锡山不管是演讲，还是著书立说，或者是接待中外记者，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他的**思想。另外，阎锡山晚年还将他的政治主张集中起来，形成了一个”大同主义”，其代表作就是《大同之路》、《世界大同》、《三百年的中国》。他提出的”大同主义”，其目的就是扼制**思想的传播，阎锡山所提出的”大同主义”是非常反动和荒谬的。 1960年5月23日，一生与人民为敌的阎锡山，因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而死去，终年78岁。 在阎锡山的病危及病逝过程中，贾景德（煜如）一直在他身边。最后阎告贾说，他”痛惜已不能追随蒋介石回大陆去，而深感遗憾。” 阎锡山死后，台湾成立了以何应钦为首的治丧委员会，蒋介石致祭，并送了一块”怆怀耆勋”的匾额，随后葬于阳明山七星山之阳。 4.何应钦失权未失宠 在蒋介石一生的三次下野中，何应钦曾两次与桂系联手”逼宫”，蒋介石对他早已心存芥蒂。何应钦是有自知之明之人，识时务者为俊杰。到台湾后，他开始深居简出，不闻政事，表示要”闭门思过”。为了进一步让蒋放心，不使蒋产生猜忌，一方面他表示有归隐之意，另一方面他不放过任何表示支持蒋的机会。 1950年蒋介石”复职”后不久，3月13日，是黄埔时期的棉湖之役25周年纪念日。何应钦借招待酒会之机，发表《棉湖之战感言》，大谈当年在蒋介石领导下军队的勇敢精神，诸如”士气旺盛，有高度的攻击精神，人人抱定必死的决心，能够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云云。末了，则一再为台湾的前途打气，表示”一方面要改造我们的党，强化革命阵营，一方面实行军事革新、恢复冒险犯难的大无畏精神”，取得”**抗俄战争”的成功。 作为回报，蒋介石也为何应钦分了一杯羹。他把1947年何应钦在联合**事参谋团时已委任给他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从”代主任”龙云手里拿了过来，交给了何应钦。然而，这个”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名义上是蒋介石的最高军事决策咨询机构，实际上则是蒋介石愿”问”则问，不愿”问”则不问，不过是蒋介石用以安抚元老派的一个虚职而已。 既是虚职，虽然何应钦心中不悦，但还是高高兴兴地走马上任了。因为他毕竟有了一个”公职”，蒋介石毕竟还没有忘记他。6月16日，何应钦主持”黄埔军校26周年校庆暨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第一届大会”闭幕典礼，又在会上致词，要求人们”服从领袖，重振黄埔革命精神，发挥革命团体力量，完成**抗俄使命”。 为了取得蒋介石的青睐，何应钦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表现一下自己。可是，要想让蒋介石对何重新加以重用是不可能的了。1950年8月5日，中国国民党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个改造委员会，是蒋介石为”清理门户”，企图重振”党威”而设的。”改造”期间，该委员会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委会职权，原中执委和中监委职权停止使用。16名委员，陈诚、蒋经国、张道藩、谷正纲等，榜上有名，全是蒋介石着意扶植、重用的对象。而何应钦、阎锡山、张群这些元老派则榜上无名，自然成了”改造”的对象。曾是何应钦的手下，后来成为何的对手的陈诚，因是黄埔系、蒋介石的同乡，而又对蒋绝对忠诚，当上了”行政院长”。陈和何曾交恶甚深，由陈出面组阁，自然没有何的好果子吃了。 为了安抚一下这些政治上失势的党国元老，蒋介石又提名于右任、阎锡山、何应钦、张群等48人为中央评议委员。而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常务委员全是蒋氏父子的亲信。 在这一次重要的权力再分配中，何应钦确实被冷落在了一边。在蒋介石眼中，60多岁的何应钦，已是垂垂老矣！何应钦呢，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受到冷落是意料中事，但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至此，何应钦渐渐远离了台湾政界的权力纷争。 虽远离了权力中心，但何应钦的**热情却丝毫未减。朝鲜战争爆发后，为”联日**”展开国民外交。1951年1月4日，何应钦偕夫人王文湘同行，一方面为夫人因患癌症赴日求医，一方面则以”私人资格访问日本朝野人士”。此行的目的，正如他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的《韩国战局与远东形势》一文中所表露的：”远东问题的焦点，一是对日和约，一是台湾中国政府的地位，一是韩战战略的争执。”他希望日本尽快与台湾签订和平条约，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并在美国的支持下，拼凑”远东公约”，把朝鲜战争变成一场持久的有限战争，拖住新中国，搞垮新中国。 为拉拢日本，何应钦不惜出卖国格，向各方人士频送秋波。与侵华战犯，也是他的老朋友冈村宁茨的会面，就是颇为生动的一幕。1月16日，此时已是战友会副会长的前日本陆军大将冈村宁茨设宴款待何应钦，称赞何”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周知”，是”对日本了解最深的人”。他历数何应钦是如何”爱护日本”，尤其是对蒋、何在日本战败后如何”以德报怨”而感激不已。冈村在致词中，说到激动处，竟至失声痛哭，涕泪滂沱；何应钦出老泪盈眶，作饮泣状。 当蒋介石正在寻求国际上的合作与支持的时候，何应钦像说客一样，游说日本，极力鼓吹和怂恿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合作，对蒋介石来说，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在蒋看来，何虽无大用，倒也是丹心一掬，遂表示对何”面予嘉勉”。 1952年4月28日，日本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中日双边和平条约”。何应钦出席了签字仪式，接见了日方首席代表河田烈，并与河田烈同游乌来风景。”和约”的签订，何应钦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何应钦所谓以”私人资格”进行的”国民外交”，为日后台湾的对外联系，创造了一种孤立状态下的新形式。 此后，加强台湾当局与日本政府之间的联系，一直是何应钦效忠蒋氏父子的一个重要内容。1952年7月29日，何应钦又联系”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约集了雷震、黄朝、邵毓麟等一帮人，成立了”中日文化经济协会”，起初担任常务理事，后当上会长，终其一生。 一番热热闹闹的访日、联日之后，何应钦便致力于”国民外交”的另一方面——”道德重整”运动了。 何应钦和”道德重整”运动的头面人物早有接触。早在1947年在联合国安理会军参团时，何就同简称为”mra”的”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发生了联系，对其发起人弗兰克·卜克曼的”**”主张也略知一二。但是，何当时更迷信的是武力在”**”中的作用，真正矢志投身于这一运动，还是在1955年受到世界道德重整访问团访台的启发。道德重整基于对**的偏见和仇视，借提倡道德来对付**，这正中蒋介石下怀，在国民党改造完成后，蒋正希望借助”道德重整”和美国来增强台湾岛上”**复国”的信心，所以何应钦顺水推舟。从此热衷于道德重整运动，并不断得到蒋的支持。这一运动的开展，也成了维系蒋、何之间关系的一根纽带。 为了紧跟蒋介石，何应钦采取的基本手法是”捧”。一年之中，每逢蒋介石的生日或”七七”、”九九”、”双十”等重要的纪念日，何应钦总要发表文章或讲话，”捧”上一番，以表心迹。看一下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何应钦在这些活动日的言论，其良苦用心便十分清楚了。 1952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66岁生日，何应钦立即发表《蒋总统的远见》一文，以示庆祝。文中，何吹嘘说，远见是一个领袖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而蒋的远见，又远非世界上一般政治家所能及。正是由于蒋凭其远见，看得准，把得稳，所以能决人所不敢决，忍人所不能忍，才把中华民国从灭亡的边缘上救出来。何应钦的这番话，多少有些言不由衷。蒋介石在大陆统治几十年，最后被**和人民群众赶到了孤岛之上，走的是一条失败的道路，何来领袖的远见？如果说，蒋在逃到台湾后幸免彻底灭亡，得是得到地利和美国的帮助而已，又谈得上什么蒋的远见？显然，何应钦这是在不顾事实地吹捧了。 1953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67岁生日。何应钦又做起了纪念文章，这一次的题目是《总统的伟大人格——东征、北伐与抗敌》。何一古脑把国民革命军的东征、北代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都归功于蒋介石的领导，以此来证明”蒋公的军事天才、政治远见，及其领导革命的卓越人格”。 这一年，蒋介石正在打击、排挤吴国桢，何应钦这一向蒋表忠心的举动，自然得到了蒋的欢心。 进入1954年5月，正值蒋介石就任第二届”总统”。于是，何应钦又做起了”捧”的文章，题目是《**抗俄成功的保证》。”保证”在哪里呢？据何应钦说：”蒋总统对于任何艰巨使命，均具有成功的保证，而且-一实现了这些保证。”接下来，何应钦又是老生常谈。把东征、北伐和八年抗战这些胜利统统说成是由于有了蒋的”勇于负责贯彻任务之精神”。何应钦这里做的明显是应景文章。且不说这些战争胜利的原因应该如何分析，仅就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战争而言，蒋介石败下阵来，其”保证”又到哪里去了呢？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何应钦避而不谈，却说什么”保证”云云，实在是自欺欺人。 以后，每当蒋介石生日之际，何应钦总要表示一番。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对大寿，何应钦在台北各报发表《总统在广州》一文，要”全国同胞，仰体总统蒋公的意旨，发挥他一贯的**意志，……以成就来做我们祝福的礼品”。何应钦还亲率战略委员会全体顾问敬呈献词。 对于何应钦的这一番表示，蒋介石自然有着几分欢悦。何应钦虽然不能给他老蒋担起重担，倒也能在他的”**”事业上敲几下边鼓。这鼓声虽不是很响亮，倒也是有比无好。所以，蒋介石一方面让何应钦在政治上仍保持着几项荣誉的荣冠，诸如”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台湾mra联谊会负责人之类，生活上给予优厚的待遇，行动上则给予相当大的自由度。同时，蒋投之桃，报之以李。1959年3月，何应钦7o岁生日，蒋介石亲书”同舟共济”寿屏相赠，何应钦收到后禁不住热泪盈眶。1969年，何应钦80岁生日时，蒋介石以亲赠寿轴，蒋经国等一班人联名代表蒋介石书赠祝词，称何应钦在革命中”躬与其役”，”奇功屡建，贡献良多”，”上获总统之言依，下得部属之服膺”，极尽赞美之词。 何应钦除了不失时机地利用一些场合树立蒋介石的形象，在政治上紧跟蒋介石外，还高喊”反攻大陆”，极力反对、阻挠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尤其是日本与中国的交往使他极为愤慨。 何应钦在言行上确实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他虽然已不是大权在握，活得倒也快活。风光。 蒋介石死后，何应钦把对蒋介石的愚忠转移到他的继承人小蒋身上。何应钦又变幻花样，发起”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运动”来效忠蒋经国，就像当年以”道德重整”效忠蒋介石一样，不遗余力。为了感激他对蒋氏父子的不二之心，何应钦90大寿时，蒋经国在”总统府”向何应钦颁赠了台湾当局的最高奖赏——国光勋章。授勋之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台北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何应钦举行祝寿茶会。 这一天的军官俱乐部布置得富丽堂皇。进门处高悬着1927年9月龙潭战役胜利后，国民政府颁赠给何应钦的”捍卫党国”的奖额。奖额之上是仙鹤展翅及”万寿无疆”四个篆字；鲜花彩绸装饰一新的门墙一侧，立一高3米的寿星。参加祝寿活动的有蒋经国、前”总统”严家淦、”副总统”谢东闵、”行政院长”孙运璇、”资政”张群等台湾党、政、军要员千余人。何应钦身着四星一级上将戎装，如沐春风，满面红光。 蒋经国对何应钦谦恭地执晚辈礼。他在致祝贺词中称：”今天欣逢我们敬爱的革命前辈何敬之先生九秩大寿，看到敬公精神健旺，体气康强，我们每一个都感到非常欢欣。”他高度称颂何应钦”追随国父与先总统蒋公献身国民革命，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贡献国家民族，勋绩崇隆，而且致力于促进民主宪政，文化复兴，道德重整，革命外交，事功德业，树立了国人一致仰望的风范”。 听着蒋经国的颂词，何应钦一阵激动。他在致答词时连忙自谦地称：”自追随先总统蒋公献身革命，五十年来虽然竭尽忠悃，以图上酬知遇，但以并无过人的资质，未能对党和国家多所建树。今天以九十之年，接受国家最高荣典，缅怀先总统蒋公的至德大业，与三军将士的忠勇风范，内心的情绪，如同万壑松涛，激荡不已。今天已届九十，但时时谨记先总统蒋公的训示，而永远保持奋发的精神与意志，以期无负领袖的期望。”他还对与会人员勉励一番，认为现在正是国民党”极必复，转危为安的契机”，要”强化我们的领导核心，共同在蒋总统经国先生领导之下，团结奋斗，为突破逆境，复国建国而努力”。 茶会上，蒋经国还向何应钦赠送了寿轴，上书：”敬公九秩大庆松柏不于岁寒晚蒋经国”。何应钦当场将寿轴展示，并在热烈的掌声中举刀切开九层生日蛋糕。 国民党的一班要人也纷纷赠何应钦以寿文，尤称赞何应钦与蒋介石的”知遇”之交。谷正纲等”国民大会代表主席团”83人的寿文中，称何应钦与蒋介石的关系是”蒋公知先生，先生亦以国士酬知遇”，如同”管仲相齐桓，太公往周武，云龙契合，而成不世之业”。黄埔系中的老部下顾祝同等43人的寿文，亦称何应钦之于蒋介石国民党，”若汤有伊尹，周有吕尚”。 的确，何应钦在台湾蒋氏政治中，虽失去了权力，但并未失去荣宠，直到1987年10月以95岁高龄在台湾省去世。 5.陈氏兄弟去养鸡、卖报 蒋介石与陈果夫、陈立夫的政治裂痕始于抗战后期。解放战争中，随着蒋介石步入内政外交的困境，陈氏兄弟日益受到排挤。 1949年初，在蒋介石宣布下野的时候，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事实上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开始思考失败的原因，他借鉴孙中山在每次大的失败之后，都要从对党进行改造人手的经验，认为必须对国民党进行彻底的改造。他甚至有过彻底抛弃原有的国民党，另组新党的想法。1948年12月23日，他指使胡轨、叶青、徐复观等人组织”中国人民救国大同盟”，该同盟发表了《对时局宣言》，制订了一套类似党纲党章的组织章程和政纲，并成立了中央干事会。但后来蒋介石考虑到另起炉灶费力太大，才决定中止”中国人民救国大同盟”的活动，还是采取对国民党”改造”的办法。 1949年1月23日，蒋介石回到奉化溪口，随后，张群、陈立夫、黄少谷、郑彦芬等人纷纷赶往奉化，在蒋介石指示下，开始筹划国民党”改造”事宜。6月，蒋介石指定陈诚、陈立夫、蒋经国等人设计改造方案。7月14日，蒋介石亲自携带陈立夫等人起草的《本党改造方案》到广州交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7月18日，国民党中常会第204次会议通过《改造纲要及实施程序》。9月20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党员参加”改造”。 蒋介石此时虽然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并没有精力和条件认真去实行。一方面，此时战场上蒋军节节败退，蒋介石东奔西走，奔忙于奉化、南京、重庆、成都和广州之间，指挥军事，根本静不下心来谈党的”改造”；另一方面，此时国民党内部竞争正烈，李宗仁将蒋介石赶下了台，蒋介石正以他国民党总裁的地位，以自己的”党权”对付李宗仁代总统的”政权”，蒋介石不可能有大的”改造”行动，自乱阵脚；第三，美国此时极端厌恶蒋介石，蒋介石一方面需借”改造”之名与美国周旋，给美国人一种他要痛改前非的印象，同时也又不能痛下决心，首先搞乱了内部；第四，蒋介石退守台湾后，面临的是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他也不敢轻易动手；第五，在退守台湾之前，各地混乱不堪，地方党务已处于无政府状态，实际上即使想改造、也无从下手。 朝鲜战争的爆发，蒋介石虽然未达到将之扩大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目的，但台湾发发可危的情形却宣告过去。在外部压力减轻的情况下，蒋介石开始了整理内部的工作。 从1950年6月起，蒋介石开始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施加压力。为了表示对中央党部的不满，凡国民党中央党部呈送蒋介石的文件，蒋一概不阅，原封退还。国民党中央常会开的几次会，蒋也拒不出席。到6月22日，cc大将萧铮提出建议，鉴于国民党总裁不出席中常会，全体中常委应自动辞职。并以中常委的名义，派于右任、居正、邹鲁三人面见蒋介石，请他出席会议并指示”改造”国民党的方针。 随后，蒋介石召见陈立夫，询问他对改造国民党的意见。陈立夫知道，蒋介石对他成见已深，于是主动提出，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由他和陈果夫承担，因此他们兄弟不宜参加对国民党的改造。陈立夫此举，可谓一箭三雕，既向蒋介石承担了责任，表示了高姿态，同时又将了蒋一军，要挟蒋找出人来，承担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责任。蒋介石听后默然不语，但对陈立夫更加不满。 cc派退入台湾以后，陈果夫重病已不能视事，一切事情，惟陈立夫马首是瞻，陈立夫恶习不改，又和陈诚派闹得不可开交。按照1948年通过的国民党宪法，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行政命令须经立法院通过才有效。当1949年1月蒋介石下台时，行政院长先后是何应钦和阎锡山，蒋为使何、阎有和李宗仁抗衡的权力，授意立法院通过了一项在非常时期”行政院”可以不经”立法院”批准，直接下行政命令的权力。 李宗仁赴美国后，”立法院”已将此项权力收回。1950年3月，陈诚出任”行政院长”，他不愿事事经过”立法院”，尤其此时”立法院长”孙科不肯去台湾，立法院由”副院长”陈立夫主持，他更希望得到直接的行政命令权力。这样，等于是让立法院坐冷板凳，陈立夫当然不肯。于是，陈诚有一天当着蒋介石的面，向陈立夫交涉此事，陈立夫婉拒。陈诚不依不饶，随即以”行政院”的名义致函”立法院”，要求代行很多”立法院”的职权。”立法院”接函后开会讨论，结果否决了陈诚的提案。陈诚得到提案被否决时正在主持”行政院”院会，他当场大发雷霆，除指责cc派外，声称”行政院长”一职除陈立夫外，无人能够胜任，他本人决心马上辞职。 陈诚对cc派痛恨已极，立即向蒋介石建议，把陈立夫、萧铮等人统统送到火烧岛监禁。由于陈诚势大，而且蒋介石有意偏袒陈诚，陈立夫知道自己不敌，乃避往台中，并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出洋。最后，蒋介石亲自出面安抚了陈诚，并通过在家养病的陈果夫，转告陈立夫，批准他离开台湾，并送给路费5万美元。 为了让陈立夫早日束装就道，离开台湾，陈诚采取了进一步的压迫措施，特发请帖约cc系的大将余井塘及张道藩两人吃饭，余、张知道陈诚此举一定有其用意，在饭后就问陈诚：”院长有什么意思，请指示吧！”陈诚对余、张说：”我请你们传达我的一句话：陈立夫是个混蛋！”再没有说别的话，蒋经国也趁机在下边攻击陈立夫。 1950年7月2日，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会议通过《本党改造案》，决定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停止行使职权，授权蒋介石遴选15-25人组成”中央改造委员会”，代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职权。不久，蒋介石下令免去陈果夫”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裁撤由陈果夫任董事长的中央合作金库；由陈果夫任董事长的中国农民银行只保留名义，设立保管处。 7月21日，蒋介石召集全体国民党中常委谈话，在会上，蒋介石点名指责陈立夫。8月初，蒋介石又下令改组由陈果夫任董事长的农业教育电影公司，由蒋经国接办。8月5日，”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在蒋介石主持下，历名改造委员宣誓就职。蒋介石在训词中要求全体改造委员”从头做起”，担负起”改造党政，改造国家的责任”。国民党的改造工作正式开始。 在此前一天，即1950年8月4日，陈立夫怀着无比苍凉的心情，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振会”的名义，举家离开台湾。先赴欧洲，然后去美国定居。据说在他临行前，去向宋美龄辞行，宋送了他一本圣经，对他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陈立夫的反应颇出宋美龄的意料，他指着墙上挂着的蒋介石的肖像，语言低沉地说：”夫人，那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陈立夫临走时，陈诚曾亲自去机场为他送行。 国民党”改造”开始，实际上二陈的政治生命已基本结束，陈立夫出走，陈果夫卧病在床，二陈的政治影响不复存在。 陈立夫离开台湾后，在欧洲作短期停留，便迁居美国，隐居在新泽西州湖林城外的莱克坞镇。1951年8月，陈果夫病逝，旅居美国的陈立夫得此消息，痛哭一场，却未敢请求回台参加葬礼。经过此次打击，陈立夫心境大变，对政治变得心灰意冷，”绝口不谈政治”。1952年11月，国民党”改造”结束，蒋介石给了陈立夫两个虚衔，”国策顾问”和”总统府资政”。但除了给陈立夫按期邮寄薪俸外，陈一切都不能也不想参与。1957年8月，国民党八大召开，陈立夫被提名为中央评议委员，每月寄给他的钱”仅使其免于饥馁而已”。为补贴家用，陈立夫和他的夫人孙禄卿开始养鸡。 1958年以后，蒋介石曾几次托人告诉陈立夫，希望他回台湾看看，陈均托词拒绝。1959年陈立夫的老友蒋匀田去看他，当蒋同他谈及政治时，他婉转地拒绝谈下去，说：”已经失败了，还谈什么呢？”陈的夫人孙禄卿便说：”别看我们现在这样忙累，我倒觉得这是人的生活。过去在南京，哪里是人应有的生活呢？” 1961年初，陈父陈其业病重，陈立夫才回台湾探望。这时正值蒋介石迫张道藩辞职，cc拼命反对，陈立夫对此不闻不问。陈立夫回到台湾后，蒋介石找他长谈了三次，蒋经国亲自陪他祭陈果夫墓，蒋氏父子还多次去看望陈其业。陈其业死后，蒋介石夫妇亲往吊唁，蒋经国任治丧委员会副主任，陈诚、蒋经国率两千多名国民党官员参加葬礼。台湾新闻界也对陈立夫大加赞扬，说他是”有思想，有抱负，并且笃守儒家纪律的人物”，并要他”不要介意于十几年前早已烟消云散的往事而再次报效国家”。但陈不为所动，仅在台住了42天，就返回了美国。 1966年是蒋介石80大寿，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朋友敌人大半凋零，加上蒋年事已高，颇有怀旧之感。寿辰之前，他特派萧铮赴美劝陈立夫返台祝寿并定居。10月26日，陈立夫回到台湾，将其所著《四书道贯》第一册作为献给蒋介石的寿礼。这次蒋介石也颇为宽宏，不仅邀陈立夫多次长谈，而且为了表示对《四书道贯》的推崇，主动为该书题写”四书一贯之道”六字印于首页。因为过去的cc派事实上已不复存在，这次陈立夫的行动不受限制，在70天返台时间内，作了75次演讲。 直到1969年，陈立夫全家才迁回台湾。此后陈立夫在台湾埋头研究儒家文化，对政治更不关心。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保密防谍” 蒋介石在整顿党政军的同时，也着手加强了对社会秩序的管理。当时在台湾岛，甚至在国民党上层，**组织的活动也十分活跃。这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度恐慌，在”保密防谍”的口号，对**及一切进步力量进行打击，旨在配合”反攻复国”的”大业”以摧毁**在台力量。 1.严刑峻法 台湾社会治安恶化，既是历史问题，又是现实问题。原先人口不过600万的台湾岛，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一下子挤进200多万的逃台人员。这些国民党逃台人员，败兵如匪，有被骗来台的，有自知不能被**原谅而逃台的，有糊里糊涂来台的。在丢盔弃甲、抛妻别子、背井离乡的情况下，台湾小岛内兵痞、恶棍、特务、无家可归者比比皆是。这就使原本乏善可陈的台湾社会治安情况急剧恶化，从而也直接影响着国民党在台统治的稳固与否，蒋介石为此不得不全力以赴进行整治。 整治社会秩序不仅是为了搞好治安，更重要的还在于打击任何否定国民党和蒋家王朝的言论和行动。治理社会秩序的步骤是台前打好宣传仗，台后则以恐怖政治作辅助。 宣传的重点：第一，煽动起一股疯狂的**情绪，拼命吹捧蒋介石。在宣传中，竭力回避蒋介石在大陆失败中应负的责任，公然称赞蒋介石是什么”伟大的领袖和救星”、”古今往来最杰出的圣人”。大陆失败的教训使蒋介石悟出了一个道理，即要实现”**复国”的目标，国民党和其追随者必须树立起”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五大信念，誓死效忠领袖。 第二，千方百计使人们相信”**复国”能够成为现实，极力宣传反攻大陆计划是”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事实上，连蒋氏父子也知道仅靠台湾实力永无反攻成功之望，所谓的”五年计划”除了鼓舞士气外，就是避免当局在舆论上陷入被动，仅是自己”树靶打靶”。蒋经国还制定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进行**文化战、心理战、意志战、总体战、立体战”等所谓的反攻方针战略，给民众造成”**复国”从理论到实践都已不成问题的印象。 第三，夸大军事战绩。1949年10月26日，台湾金门守军胡琏、李良荣、汤恩伯三部利用海峡及潮汐涨落等有利条件，在金门古宁头以10多倍的优势兵力险胜登岸的人民解放军。此后，为了给台湾当局提供一个接近大陆的联系基地，为了有利于祖国统一，大陆停止了进攻金门岛的行动。为此，国民党的宣传工具大做文章，似乎金门”胜利”已成为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开端，明天就可重返南京了，并称此为”古宁头大捷”。此外，他们还子虚乌有地创造出”登步岛大捷”、”鸡冠山大捷”。但是，无论怎样”连战连捷”，国民党蒋介石还是龟缩在台湾小岛上不敢轻举妄动。 第四，鼓动人们为把台湾建成”反攻基地”、”复国典范”而作出牺牲。按照蒋经国理想化的构思，为把”反攻大陆”变为现实，光有”圣人领袖”和”大捷”报道还不够，尚须所有的台湾人民行动起来，要”追求保卫台湾的共同目标”，”忘掉个人私利，把所有的私人利益完全克服下去，过上战时生活，向奢侈者开刀，向腐化者开刀。人人生产，戒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为煽动民心，蒋经国还策划了一个又一个的”**敢死队”、”克难竞赛”、”毋忘在莒运动”、”文化清洁运动”、”道德重整运动”。同时，附之以严厉的制裁措施。 配合于正面舆论宣传的是在岛内全面推展特务工作，保密防谍。早在1949年7月，蒋介石在高雄召开秘密会议，就准备在台湾撒下特务的天罗地网，会上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指定蒋经国、唐纵、郑介民、毛人凤、叶秀峰、张镇、毛森、彭孟辑等人为委员，由唐纵充当召集人。该机构的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 蒋介石在台湾”复职总统”后，又指令成立”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简称”台情会”），彭孟辑任主任委员。该机构负责协调指挥国民党党、政、军、宪、特情报机构。不久，”政治行动委员会”改为”总统府资料室”，由蒋经国一手操持，并接管”台情会”，蒋经国掌握了统治各门派情治机构的权力。至此，蒋介石原先在大陆的”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已失去作用。”中统”改变为”法务部调查局”，”军统”演化为”国防部情报局”和”军事情报局”，统归蒋经国手下。 为了便于协调和指挥，蒋经国重新将各情治单位的工作范围加以明确：”法务部调查局”以负责进行社会调查，防止经济犯罪、贪污和漏税为主；”国防部情报局”以负责对大陆的”情报搜集”和建立特务网为主；其他情治单位以防共、防岛内”暴乱”的调查为主。与此同时，蒋氏父子还要求中央党部及社会、海外青年等各部门协同情治单位工作。 50年代初，蒋经国手下的特工已达5万人之多。蒋经国遵照父旨，为”台湾存亡的必要，实施铁腕政策，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白色恐怖笼罩全岛。 为了使”保密防谍”工作更加行之有效，1950年1月27日，台湾”行政院”根据蒋介石的意思，颁布了《**保民总体战纲要》。纲要规定动员全岛的人力和物力，实施各种**战略。纲要还规定，台湾公民必须宣誓：”我自己绝不通匪，并不容他人通匪，如违反此誓言，愿受民众大会制裁。” 4月14日，台湾”立法院”修订了”戡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扩大惩处范围，加重惩处标准，扩大军、警、宪、特的权力。 6月13日，蒋介石下令颂布”勘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该条例规定： 一、发现匪谍或有匪谍嫌疑者，无论何人均应向当地政府或治安机关告密检举。 二、人民居住处所有无匪谍潜伏，该管保甲长或里部长应随时严密清查。 三、各机关、部队、学校、工厂或其他团体所有人员，应取具二人以上连保切结，如有发现医谋潜伏，连保人与该管直属主管人员应受严厉处分。 四、治安机关对匪谍或有匪谍嫌疑者，应严密注意侦察，必要时得予逮捕。 台湾的特务机构在蒋经国的掌握下，权力无边，无所不能，可随时插手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等各个领域，上自国民党高级官员，下至平民百姓，他怀疑到谁头上，谁就倒了霉。特务在台湾一手遮天。 作为”领袖”嫡长子的蒋经国亲自干起了杀人放火、撬门捌锁的特务勾当，背后自然引起了不少人的议论。50年代中期，蒋经国看到岛内秩序渐趋好转，台湾生存的安全问题暂时不大，便考虑退居二线，以积蓄一点”德政”，为以后”太子登基”作铺垫。 1954年，台湾恢复”国防会议”组织后，蒋经国向蒋介石拟报成立”国家安全局”以统辖特务情治系统，自己退居二线。蒋介石很快批准了蒋经国的建议。10月，”国家安全局”成立。1967年，”国防会议”改为”国家安全会议”，蒋介石任”国家安全会议主席”，其主要机构负责人均由蒋介石选定：秘书长由”行政院副院长”黄少谷兼任，”国家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由国民党中常委周至柔担任，”国家总动员委员会主任”由”国防部长”蒋经国兼任，”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由国民党中常委袁守谦担任，”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主任”由吴大酞担任。”国家安全局”隶属于”安全会议”，并按美国中央情报局建制，调整该局内部组织与任务，使其成为督导和协调台湾各情治机构及治安机关业务的最高督导机构。”国家安全会议”的成立，既加强了蒋氏父子对台湾政治、经济、军事和特务大权的控制，又使蒋经国免遭众矢之的。 为了强化对台湾人民的统治，确保孤岛偏安，1949年5月19日，国民党在大陆全面溃逃前夕，陈诚秉承蒋介石之意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台湾从此开始了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时期，开创了中外历史上戒严时限的先例。 根据”戒严令”规定：戒严时期禁止工人罢工和集会游行，严格出入境手续，实行霄禁，禁止张贴标语、禁止散布非法言论，禁止藏匿武器弹药，人员外出必须携带身份证等等。尤其严厉的是，规定戒严时期禁止党外人士进行组党活动，如有违反者，将以军法惩处。 在颁布”戒严令”的同时，台湾又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条令，使军事戒严和高度集权的**独裁进一步强化。诸如”台湾地区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动员勘乱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会议组织纲要”、”妨害国家动员惩罚暂行条例”等等，花样达100多种。 这林林总总的”非常时期”法律，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权力大大扩充了，根据到台后历次”国民大会”修订的”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蒋介石获得了不少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状态处分权”、”连选连任权”以及设置”动员戡乱机构”、决定”戡乱大政方针”，调整”中央政府”机构的组织与人事，并在维持原有”中央民意代表”职务终身不变的基础上，继续充实所谓”中央民意机构”的权力，等等。另一方面，台湾人民的各种基本政治权利和生活自由被剥夺得越来越少。台湾人民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冠以违反”xx管制办法”，依据”xx惩戒法令”而遭到惩处。实在没有足够的理由来惩治你，就扣上一顶”私通共匪”的红帽子，让你有口难辩，永世不得翻身。 国民党迁台之初，形势发发可危，国民党官兵外逃成风。为了防止官兵纷纷外逃，1950年4月29日，”外交部”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急急忙忙宣布：停止办理出岛旅游、观光护照，同时公布因公出岛申请办理办法。这一措施，刹住了当时台湾岛上的外逃风。许多人感到上天无路，人地无门，在高压政治下，只有乖乖地听从蒋氏父子的摆布。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台湾当局于1952年成立”民防委员会”，并实施身份证制度，严格控制出入境人员，以”肃奸防谍”，稳定政局。 2.文坛奇冤 在”保密防谍”的高度**下，蒋氏父子对军队、青年和知识文化界的控制格外重视。在军队方面，蒋经国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派遣政工人员到各部队工作，其主要职责为”调查官兵思想行为”，”监察官兵思想，检举动摇分子”。蒋经国作为”总政治部主任”，在军队中形成了一个从上而下、纵横交错、滴水不漏的控制网。美国人在评论50年代初期台湾军队中的政工制度时说：”国防部下的总政治部，一般认为，效率尚高，手段毒辣，政治部在军方的任何机构，安置政工人员，进行控制监视，……美国驻台军官普遍厌恶。” 蒋介石在总结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认为，控制青年无力是其关键，所以到台湾后很重视青年工作。1950年4月28日，”中国青年**抗俄联合会”成立，并在北投训练干部。1952年10月31日，”中国青年**救国团”正式成立，蒋介石兼任团长，蒋经国将掌有实权的主任一职抓到手。自此以后，蒋经国直接控制”救国团”达20年之久，”救国团”自称是”一个具有教育性、群众性和战斗性的青年组织。”但实际上，它是第二个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预备队。”救国团”在台湾各县市及大、中学校均分别设有团委会、党支部、支部，并拥有幼狮通讯社、幼狮出版社、幼狮广播电台等一套文化宣传机构。”救国团”在台湾政治舞台上异常活跃，无事不过问，无事不插足，成为国民党控制台湾青年的”最大最活跃的政治团体”。 在知识文化界，台湾当局规定有五项不可触犯的禁令： 反攻无望论；有关社会主义和**的书籍和言论；任何报道中国大陆的进步实况；批评蒋介石和蒋经国的言论；统一中国的言论。如果谁触犯了其中的任何一条，轻则书报和刊物被查禁，重则坐牢杀头。 台湾当局的新闻检查极为严格，由7个警察特工机关专门组成”宣传会议”，对于任何报纸、杂志、书籍都可以正式或非正式地”过问”。他们可以任意撤掉记者的稿件，裁撤”不称职”的记者，处分任何一家报刊或出版部门。一次”文化清洁运动”，就有10余家杂志被查封。 为防止大陆的消息传到台湾，国民党当局强迫有收音机的人进行登记。凡是想购收音机的人，先要得到由”保安司令部”审核发给的准购证。一架收音机每年交30元的执照费，还要贴足16元的印花税，执照费和印花税的费用达收音机价值的10％以上，逾期交纳上述两项费用的需加倍处罚。凡是出售无线电器材、收音机和收发报机的单位，一律要将器材名称、数量及存放地点，详细填表后交”保安总部”。与此同时，一些关于收音机知识方面的书籍也被莫名其妙地查禁。如华南书局出版的《音响扩大机》、《单管收单放机》、《初级短波收音机》、《简易交流式收音机》等书道禁，其借口是”向不法分子传授收音机知识，窃听毛匪广播。” 更习以为常的是，许多杂志书刊一不小心，越出界限而触犯了禁令，那么从此就甭想得安宁。这方面有数不清的例子： 1960年9月，《自由中国》因冒昧给蒋介石提了几点建议，而以”掩护匪谍”和发表”**抗俄国策”等罪名被勒令停刊，刊物负责人雷震被判10年徒刑。 《自立晚报》因为刊载了对蒋氏父子”不敬”的文字，而被停刊5个月。 以刊载幽默文章著称的《人世间》月刊，曾因”几次影射当局”而被停刊几次。 专门谈论时事的《时与潮》周刊，被指责为”煽动民间不满情绪”，停刊一年，后又以”藐视法庭”的罪名，受到警告。 1975年8月创刊的《台湾政论》，刚出5期，就以”煽动叛乱”的罪名而被查禁，有关人员被逮捕。 与此同时，国民党利用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大办党营文化出版事业，企图实现垄断。50年代初，张其昀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一手操纵成立了”中国新闻出版公司”、”中央文物供应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等文化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中国一周》、《新思潮月刊》、《学术学刊》、《国事丛刊》等刊物，并出版《现代国民基础知识丛书》等300多种，这一切使得”党义书籍充斥书肆，**八股满天飞。” 在这种压抑、**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思想文化界一片死气沉沉。麻将流行，酒家泛滥，今朝有酒今朝醉，狂歌当哭。在百无聊赖的情况下，大家只好讲究一番荷尔蒙、维他命、固精、补肾了。在这孤寂、黑暗的包围下，个别知识分子间或崩出几点创作的火花，或发出几声呐喊，由此又引起当局的惊慌失措和对知识分子的一顿”大棒”，”文案”接二连三发生，其中以”《文星》案”、”柏杨事件”和”毛语录事件”最为典型。 ”《文星》案”：主要是围绕作家李敖和《文星》杂志而展开的。《文星》是一个侧重学术文化的综合性月刊，由肖孟能夫妇于1957年11月创刊于台北，以”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为刊物宗旨。创刊四年，成绩平平，没有什么社会影响。只是到了1961年由于李敖文章的大量出现，才使《文星》日益引人注目。 李敖，1933年4月生于哈尔滨，1936年随全家迁至北京，从小就养成读书、买书、藏书的癖好，小学六年级时即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图书馆，遍读《中山全书》、《我的奋斗》，还读了大量的左派书报，如《新华日报》、《观察》等。1949年4月，14岁的李敖带着500多本藏书，随全家迁居台湾，跳班考入台中一中读初二。在台中，他读书更加勤奋，在书库里泡了四年，渐之对台湾教育制度感到不满。读高中时，因反感台湾中学制度，高三只念了十几天，便自愿休学在家，继续广泛读书自学。1954年夏，李敖以同等学力考入台**律系，读了不到一年便又自动休学，不久再考入台大历史系。对于台大，李敖备感失望，于是只好”自由自在自己读书”。台大历史系毕业后，服完兵役，1961年夏进入台大历史研究所工作。 李敖自称是一个有”宗教狂热的人”，这种狂热包含着某种犬儒式的愤世嫉俗。他极度厌恶在传统伦理教育下滋生出来的好好先生、和事佬以及等而下之的好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和小人。基于对传统和传统势力的厌恶，李敖决定”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赤手空拳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让他们皱一下白眉，高一高血压。” 1961年，李敖的《老年人和棒子》一文在《文星》杂志刊出，引起全岛轰动，《文星》亦声誉大增，一跃成为台湾知识界最有影响的杂志，主编和肖孟能夫妇亦对李敖表示赞赏。很快，李敖的大量文字见之于《文星》，他大声呼喊全盘西化和自由主义，拉开了重塑胡适形象的序幕。他在批评胡适的保守主义，肯定其全盘西比思想的同时，提出超越胡适，并把抨击的矛头对准了传统文化和传统势力，这就引起了国民党政权的不安。 李敖以愤世嫉俗之笔抨击传统，嘲讽国民党”好谈道德和正统”，却”挂羊头，卖狗肉，而且狗肉也是当作羊肉贩给别人吃，自己吃美援。”李敖批判僵尸思想在台湾社会借尸还魂，政府空喊选贤任能，却无合理的投票法，喊”不必藏于己”却”屯积居奇的奸商比谁都多。”李敖从否定”传统”，继而发展到否定”道统”，并隐隐发出了”换马”的呼声。这对长期以来一直以中华民族传统和文化的继承者自居，自诩为中国”道统”和”正统”的象征的国民党政权来说，不啻为当头一炮。不仅如此，李敖还在文章中对台湾的党政要人和学者名流，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被李敖点名批评的人有：张其昀、陈立夫、陶希圣、胡秋原、任卓宣（叶青）、陈启天、郑学稼、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毛子水、徐道邻、萨孟武等。这顿时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胡秋原、郑学稼和任卓宣等人对李敖群起而攻之，并相互挖苦、嘲讽和对祖宗挖根。李敖抓住胡秋原当年曾参加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之后又去苏联避难1年半，抗战时期撰写大量”亲苏”文字的历史经历大作文章，最后给胡扣上了一顶”亲共”的红帽子。李敖在攻击胡秋原的同时，又揭开了任卓宣、郑学稼曾为**党员的老底。胡秋原也不甘示弱，以”立委”身份举行记者招待会，到法院以诬陷、诽谤罪控告李敖和《文星》，在指斥李敖是”西式太保”的同时，也给李敖查三代，提出李敖祖父曾在东北做”马匪”，其父曾在王克敏伪政权下任官的历史，给李敖扣上一顶”土匪后代”和”汉奸儿子”的帽子，更抓住李敖少年时代与中学教师严侨来往的旧事，称李敖是”匪谍嫌疑”。 双方争论闹到台北法院，胡秋原自恃”立委”身份，又有任卓宣、郑学稼等中老年知识分子为后援，毫不示弱。而李敖年轻气盛，既有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又有《文星》肖氏父子撑腰（肖孟能父肖同兹也是”立委”，与台湾大资本家辜振甫关系密切，许多国民党要人系文星书店股东）。双方互相谩骂，互抛红帽子，互称对方为”匪谍”，吵得不可开交，这场官司也持续了十多年。 最后，国民党从维护”道统”出发，支持胡秋原等人，下令于1965年12月封闭了《文星》杂志，但李敖并没就此歇笔。这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1967年，台湾高等法院以”防害公务”罪对李敖提起公诉，”警备司令部”也开始软禁李敖。1971年，李敖以”涉嫌叛乱”罪被押到保安处，交军事法庭审判，被判刑10年。 这位深通史学的硬汉作家在法庭上始终一言不发，法官问他为什么不说话时，他终于说了一句：”耶酥受审时，他也没有说话。” ”柏杨事件”：针对蒋氏父子”家天下”的局面，1968年1月3日，艾玫主编的《中华日报》副刊上，刊登了一幅《大力水手》的漫画，内容描绘了水手父子二人合购一个小岛，并在岛上建立起王国。这幅寓意深刻的漫画，立即引起轰动。”警备司令部”派人来审查此事，在原稿上发现了艾玫丈夫、作家柏杨的手迹。1968年3月4日，柏杨以”侮辱元首”罪而被捕。军事检察官引用”触犯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八条、第十条和”军事审叛法”第一百五十条，提起公诉，柏杨被判10年徒刑，并送绿岛执行。 ”毛语录事件”：1970年台北市日本新力电器公司的台湾总代理，为了推销公司新出品的一种小型录音机，特委托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宣传。很快，广告公司设计的广告在《中国时报》上刊出。在报纸第一版的1／2版面上，除了印有录音机的照片外，还有四句一号粗字套红的宣传广告文字： 直题上句是”复兴文化的新利器”； 直题下句是”录音器材的大革命”； 两句横题是”毫毛细语，传真实录。” 万万没料到，广告设计人员独具匠心的创作到了”警备司令部”检查人员的眼里，就简直就成了大逆不道。因为，当时大陆正开展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亿万人民正在热火朝天地学习马列著作和**语录。而这四句广告文字当中，正好组成”文化大革命”和”毛语录”的字样。这在本来神经过敏的特务眼里，当然就构成了大罪。”警备司令部”在广告刊出的当天上午，即派出大批人员，到《中国时报》调查广告来源，逮捕了广告设计人员，并命令广告公司撤回原准备第二天在《联合报》刊登的同样广告。广告公司、《中国时报》等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也因为工作”失察”而受到相应的处分。 在拼命压抑人民自由思想的同时，国民党政权还推行一系列愚民政策。退台之初，蒋介石提出要强化对教育的控制，”要建立以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教育”。针对此，台湾教育当局制订了”民族主义的伦理教育、民权主义的民主教育和民生主义的科学教育”的三民主义教育方针。 为了贯彻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对青年灌输蒋介石所一贯宣扬的民族伦理道德，即”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伦理为出发点来启发一般国民的父子之亲，兄弟之爱，推之以邻里乡土之爱，和国家民族之爱”。他们规定《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作为大中学生必读的基本教材，以控制台湾青少年的思想。同时，向学生强行灌输”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信念，把学生造成服从统治的顺民。 在文学艺术领域，一方面倡导体现传统”仁义道德”的作品，一方面极力炮制**之作，对大陆和**肆意歪曲和诽谤。同时，当局还大量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黄色文化。五六十年代，台湾文艺界盛行”两头主义”，即”枕头和拳头”。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书报，色情和武打充斥市场。 对于这种种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许多人十分反感。部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暗中收听祖国大陆的广播，秘密传阅**著作和各种进步书刊。有人甚至给蒋经国写信提出种种疑问：既说**”违反人性”，为何世界各国纷纷与**建交？既称**”乱象频仍”，为何统治大陆近30年未见崩溃？民生主义在台湾实施多年，为何还贫富悬殊？台湾《大学》杂志，1973年8月发表文章《莫把**当作遮羞布》，对蒋政权的**宣传进行猛烈抨击。文章说：”很多见不得人的丑事，都借**的名义来做，**变成了那些人的遮羞布。”《联合报》发表文章认为，”**宣传几乎成了最枯燥的读物，大多数人从不寓目”。 蒋介石”保密防谍”的结果，越保密越泄，越防谍越多，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没有偷”。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不可放过一人 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蒋介石一贯把军队和特务作为维持其统治的工具。50年代初期蒋介石到台湾后，大肆发泄其失败的怨气和对**的愤怒，进一步大规模地扩充警察和特务，依靠手中的暴力，强化法西斯专政。 1.用重典治乱世 在蒋介石”宁可错抓一千，决不放过一人”和”用重典，治乱世”的恐怖政策下，小小的台湾岛特务如麻。从党政机关到中小学校，从军队系统到社会各界，特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就七大特工部门中的警察而言，当时全岛就已超过10万人，分属于台省警务处，20个县市警察局，87个分局，187个分驻所，1268个派出所，5027个警勤区。此外，乡镇还有警卫股、警卫干事，警务处还有保安警察总队和铁路警察局、森林警察局、工矿警察局、港局警察局。城市还有流动派出所，专门负责用卡车载运警察巡查。警察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什么政治警察、情匪警察、文化警察、新闻警察、教育警察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警察占总人口比例之高，网点之密集，在世界实属罕见。 警察的任务有”户口查察，指导民众，紧急警戒，集会结社之取缔，组训民众”等90余种。人们的衣食住行、言论思想、学习工作，无一不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再加上六大系统的特工人员更使得人们的生活走不出警察和特务的阴影。 台湾警察经常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成群结队。以台北市为例，市区分成8个分区，一年就添置8辆警车，昼夜实行巡逻，警车狂叫着变成一个个的”活动派出所”。如接到警报，警察5分钟内就能赶到现场镇压。 按照台湾当局的规定，每户人家必须与3家进行连环保证，军、公、教人员则要与2人以上连保切结。如果被定为”不良分子”，其同事、同学、同工及亲戚、佣工中就有许多人被株连。户口管理也极为严格，统一印发身份证，身份证上明文规定，台湾人民不仅外出旅游，而且连出门做工、下田种地都必须”随身携带”，否则，将随时遭到警察的盘查和拘留。此外，警特人员还经常进行人口总清查和突击检查。1951年3月到7月，仅台北一地就进行398次户口突检，每次均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如临大敌，其中一次就逮捕了1.2万余人。 1975年，台湾”内政部”又公布了”流动人口登记办法”。规定凡因外出谋生、探亲访友或旅游，需要暂时在原警察分驻派出所管辖区以外的地方居住的人，都必须办理”流动人口登记”；凡在台湾有户籍的人家，如果遇到外来人来住宿必须在当天向警察机构口头申报”流动人口登记”。否则，遇到警察的突击检查，就有被逮捕的危险。 为了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控制，各学校设立所谓的”训导处”和”军训教官室”，并以此在学校秘密发展特务组织，安插特务学生，诱骗青年加入国民党，严格控制师生的言论和行动。各校校刊不经训导处审查，不得出版；师生举办讲演，没经训导处批准，不得举行。师生的私人信件，经常被训导人员拆阅，甚至公布和扣留。新生人学要向训导处交”思想保证书”，立”思想保证人”谁在生活中流露出一点不满情绪，训导处就会给扣上”异端”、”邪说”、”偏激”、”思想有问题”、”叛徒”等大帽子，轻则列上黑名单，受记过处分，重则以军法制裁，押火烧岛监狱管训。 台湾还规定，老百姓上街，不准随身携带刀具；三人以上聚会，必须登记，否则，警察会跑来干涉；工人不准罢工，学生不准闹学潮罢课；不准国民党以外人士组党，严厉实行”党禁”，只允许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可以合法存在。 台湾的特务如此之多，以至在一些公共场所以及旅馆的家具中、床铺下，经常有特务安放的窃听器；台湾的规定如此之严、之细，以至特务人员可以随时找到岔子：一个生活规矩的人，特务会认为”有问题”；生活浪漫的人，他们也要”研究”；多交朋友”有问题”；不交朋友更有”问题”，书读多了”有问题”；少读了也要”研究”，连多看一会报纸都会成为特务找麻烦的借口。 在此高压之下，台湾的**人当然只有死路一条，左倾或稍有牵连者也在劫难逃，有”通共嫌疑”者一律投进监狱，或用麻袋捆扎丢到海里喂鲨鱼，而无辜受害者更是不计其数。50年代初，台湾笼罩着”大屠杀大恐怖”的气氛。 据江南的《蒋经国传》记载： 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过去南京雨花台的地位。据执教东京国立大学的戴国辉说：”我当时在南海路的建国中学念书，有天我看到一辆卡车，载着七八位犯人，双手背绑，只用白衣扎着，大概怕他们声张，一忽儿，传来枪声。我心里想，他们做了革命的烈士了。”翻开1950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xx 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以”匪谍”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台北的一位化学工程师陈天民，江苏靖江人，因为出言不慎，告诉投奔他的乡亲们说：”台湾都快解放了，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经人检举，判刑15年。陈当然不是”匪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的指控，充其量，不过是对国民党的统治前途失去信心而已。 另据董显光公布的资料，仅在1950年上半年内，”台湾治安当局处理了匪党地下活动案300件。牵涉的嫌疑犯在千人以上。”其中主要有： ”**台湾省工委事件”：1949年10月，蔡孝乾领导的”**台湾省工委会”在成功中学、台湾大学法学院、基隆中学等处的分部，相继被国民党当局破获，多名负责人被捕。4月31日，”台湾工委高雄市工委会”被侦破，书记陈泽民、委员朱子慧被捕。10月份，”高雄市工委会”所属工人运动支部人员谢添火、庄识宰等18人，农民运动支部人员蔡国智、于开雄等8人，学术运动支部人员梁清泉、何玉麟等9人先后被捕入狱。12月，”台湾省工会”的张志忠、李法夫妇被捕并判死刑。1950年1月，蔡孝乾也被捕入狱，涉嫌此案者多遭枪杀。 ”吴石案”：195o年3月1日，时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吴石，据称由于受”**台湾省工委事件”牵连，被台湾特务机关秘密逮捕，罪名是”为**从事间谍活动。”受该案牵连的人有：吴石的妻子王壁奎、联络人朱湛之，老部下聂曦，前”联勤总管”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某公署主管人事的中校参谋方克华，某处主管补给的参谋江爱训，吴石的副官王正均等人。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湛之四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其余的人也被投入监狱。 ”两大企业案”：1950年3月，发生了震惊全岛的两大企业——台糖、台电事件。台糖公司总经理沈镇南因”故意不出售糖，保留物资让共党接收，准备以台糖铁路供共军登陆用”的罪名被枪毙，牵连枪毙的有人事室主任林良桐，部下多人被判刑，但熟悉沈镇南的人都不相信他是**员。 与此同时，台电公司总经理刘晋钰及职员严惠先均遭枪杀。刘晋钰的罪名是：其子在台大团参加左倾团体被逮捕，刘将其保释后纵之投奔大陆；严惠先在大陆失守后滞留一个时期后方来台，有通共嫌疑，而严住在刘家，刘对他甚好，有以女许之的传言，随翁文灏投奔新中国的台电董事长陈冲熙曾写信给刘晋钰。 其实，台糖、台电两公司的总经理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枪毙，主要是与他们的顶头上司有关。当时，主管”中华民国”公营事业资源委员会的正副主管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等前后投奔新中国。而到台后公营事业的头头们均系以前翁文灏等委派，对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等向心力甚强。钱昌照、孙越崎香港起义到北京后，受到新中国的重用，而翁文灏在撤出大陆时不愿跟随蒋介石到台，后寓居香港观望形势。台港当局请翁出港赴台，翁不愿意，蒋介石授意”经济部长”刘航琛赠美金5万元，请翁赴法国研究讲学，以免其北上投奔**。翁文灏在法国住了一年多，因思乡心切，向往新中国，终于辗转回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热烈欢迎。这样，国民党当局深恐台湾公营事业的头头们受翁、钱、孙的影响，特向台湾最大的糖、电两公司开刀，以杀鸡儆猴。 ”麻石事件”：1950年5月，台南县麻石镇”镇长”谢端仁等33名地方人士被国民党当局以”共同意图颠覆政府”罪逮捕。其中谢端仁、蔡国礼、张木火3人于9月30日被判死刑，孙清洁、李国民、林书扬、钟盖、陈永泉、黄阿华、王金辉、李金水、蔡荣宗被判处无期徒刑。郭天生、郭耀勋、庄顺田、吴登纂、侯颖川、柯士秘等18人被判处10－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陈丁弟、李清泉等6人以”知情不报”判处1年徒刑。直到1983年底，有关该案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案犯在关押了30年后，才获准减刑保释出狱。 ”桃园事件”：1950年6月，台北市”电信局”桃园收报台林清良等7名职员，因”共党嫌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林清良、赖凤朝、李涛译3人因以传阅**文件书籍”意图颠覆政府并着手实施”等罪名被判处死刑，徐文赞被叛处无期徒刑，其余3人被判10－15年不等徒刑。 ”陈仪事件”：陈仪系政学系的重要人物，任过国民党军政部次长、福建省主席，抗战胜利后又首任台湾行政长官，因参与镇压”二二八”台湾人民起义，而被轰下台。后来他主持浙江政务，鉴于有台湾”二二八”起义的教训，主张”效法东欧民主国家作风”。解放战争中，陈仪公开著文抨击蒋的内战政策，北平和平解放后，李济深派人来浙江联系和平起义事项，陈仪表示愿作傅作义第二，哪知，举事不成反遭杀害，这其实与汤恩伯有直接关系。 陈仪和汤恩伯，一是浙江绍兴人，一个是浙江武义人，虽说姓氏不同，他们的”父子关系”在国民党内是众人皆知，并传为美谈。汤恩伯出身于贫苦农家，早年就有从军报国的志向，而苦于无门可循。陈仪在浙江担任浙军第一师师长时，汤恩伯寻上门去向素不相识的陈仪作毛遂自荐。陈仪慧眼识”英雄”，满口答应，出面保送并资助汤恩伯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陈仪家兄弟虽多，却一直没有子嗣，仅收养过一个侄女，后来出嫁离家，陈仪膝下无子，甚是孤寂，因而将汤视为义子，汤恩伯亦以义父之礼待陈。据说，因陈有恩于汤，”恩伯”二字即为纪念陈的恩泽而起的名字。 汤恩伯在日本学成归国时，陈仪亦由孙传芳的军阀部队投入北伐阵营，甚受总司令蒋介石的器重，有了与蒋的这层关系，陈仪又向蒋举荐汤恩伯。汤恩伯后来获得机遇进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并担任大队长。抗战时期，国民党部队中有”军中三杰”，即指陈诚、胡宗南和汤恩伯。汤恩伯的从军就业，乃至后来的扶摇直上和陈仪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因此汤对陈，敬呼”先生”而不称名不及姓，数十年如一日。 1949年1月20日，蒋介石宣布引退，并要由杭州回溪口，陈仪专程从杭州赶去南京迎接，并亲眼目睹了蒋介石沮丧落魄的神情。蒋引退后，陈仪默察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决定起义，准备将浙江完整、和平地交到人民手中。他考虑到与汤恩伯的特殊”父子”亲密关系，故策动时任京沪杭警备司令的汤恩伯共举义事，汤恩伯满口答应。 待陈仪真要行动时，汤恩伯退缩了，而且还向蒋介石告密出卖了陈仪。蒋介石对汤恩伯的忠诚夸奖了一番并向他征询对此事的意见，汤恩伯坚决回答：”国家大事，义不徇私，自应以领袖之意见为意见。不过，我和陈仪的关系，素为人知，在不妨碍总裁及政府的威信之下，希望能予陈先生以善终天年之恩”。蒋介石毫不迟疑地立即授汤恩伯全权处理此案，井让其提供接任浙江省主席的人选，汤恩伯提出了3人，蒋介石从中圈定周睿。 **地下党得知此消息后，立即派人向陈仪作了汇报，陈仪死活不相信”义子”会出卖他。陈仪在交卸浙江省主席职务后还收到汤恩伯转来的一封蒋介石安慰电，电称：”汤总司令转会治见，交卸后务请来溪口一谈。”陈仪接电报后不屑于去溪口见蒋，乃乘车去上海找汤恩伯，可一到上海他便失去了自由。国民党退守台湾后，陈仪被押到台湾，囚禁于基隆要塞司令部，他心灰意冷，对任何人不再发一言一语，终日如老僧入定。汤恩伯不时派人携带日用品前去探望，希望陈仪安心颐养天年。 哪知，1950年6月，蒋介石落脚刚稳，便下令审判陈仪。汤恩伯闻讯急往台南求见蒋介石，侍从传话出来，蒋介石已去台中，等杀死陈仪之后才能接见。汤恩伯号陶大哭，四处求人营救，他先拜托在上海的患难之友谷正纲、雷震、方治和原上海市长陈良转求。雷震说，老头子是杀人立威；谷正纲认为蒋介石要用陈头镇压人民，他是死定了。汤恩伯又请毛人风求蒋介石遵守诺言，饶陈一命。毛人风事后答复说：”天威难测，我已恳求过了，没有用。”当时任参谋次长的林蔚，是蒋介石的亲信，与陈仪、汤恩伯交情亦深，林蔚在老蒋面前全力救陈，也遭蒋的拒绝。 1950年6月18日早晨，电台和报纸宣布枪毙陈仪。大家闻讯纷纷赶到台北市郊植物园附近的马场叮刑场。马场叮，自国民党政权迁台以来，就变成了南京城的雨花台，是当局枪决囚犯的刑场。尽管这里枪声不断，但却从没有拥过来如此之多的看热闹的民众。据统计，有2万多人前来围观，围观群众又可分为两部分人，一是台湾仇恨陈仪的人，因”二二八”起义发生在陈仪主台时期，这些人将屠杀台湾同胞的账算在了陈仪头上。有的人还带来了鞭炮，准备陈仪行刑后燃放庆贺。二是同情陈仪的人，他们认为陈仪是难得的”廉吏好人”，做了一辈子大官，一生无儿无女也无身外财产，操守廉洁又敢于仗义执言。密麻麻的人群从早守候到晚，最终也没见陈仪出现。 其实，所有来马场叮来观看行刑的人都上当了！陈仪早于19日凌晨1时就被押赴别的刑场枪决了。 陈仪被处死以后，蒋介石才召见汤恩伯。汤恩伯垂泪无言，蒋介石似余恨未消，斥责汤说：”你大义灭亲，还哭什么！不许立牌位祭奠！”汤恩伯原在家中为陈设立灵堂，祭奠尽孝，受到蒋的训斥后不敢不从，只得含泪忍悲焚牌除灵。可怜陈仪饮恨而死，死后也无人敢为之一洒同情之泪。 陈仪一死，汤恩伯在台湾军政界背上了”卖师求荣”的恶名，而蒋介石念其还算忠诚，赏给他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闲职，汤从此落落寡欢，情绪忧郁，加之本来患有十二指肠溃疡病，病情日益加重，1959年他去日本动手术，竟死于手术台上。溃疡本不是什么严重的病，有人怀疑他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因为汤恩伯系抗日将领，日本人可能记恨于汤，趁此报复。据手术时的目击者称：”汤似痛苦不过，虽然上了麻药，仍图挣扎，日医用力揿住，直至力竭而死！” 50年代初期，台湾军警和特务以”触犯刑律”为名，任意逮捕进步人士和无辜的工农大众及知识分子。连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和兄弟李崇道，因在家里留宿一位旧时广西大学的同学，竟也被误以”掩护匪谍”罪投进了监狱。还有一人因家有马克·吐温著的《汤姆历险记》一书，愚蠢的特务将此书视为”红书”，而连人带书一块扣押。待查清事实后，还将此人关了一段时间，以作”参考资料”。这位被押者以后谈及事情的过程还心有余悸，说：”那里无需法律程序，可以随时枪毙人。” 2.主子的虚伪和奴才的卑鄙 台湾特务以抓人办案作为邀功领赏的手段，恨不能台湾人人都犯法，以此抬高他们的身价。由于”犯人”太多，监狱和看守所常常人满为患，因此，当局不得不赶紧修建一座座新的”现代化”的看守所。为了更方便解决”犯人”，台湾”司法行政部”拨款250万元，在台北监狱建造了一座瓦斯行刑场。另据国际赦免协会报道，在台湾，被国民党以政治犯罪名投人监狱者约达8000人。为了”杀鸡儆猴”、”制变平乱”，他们动不动就对”囚犯”处以极刑。有一个台湾法官在宣判时公然说：”你要叛乱，我就要乱判！” 特务军警在台湾民众前面是太上皇，在美国人面前就成了奴才。由于有”美军在台地位协定作护身符，美国兵在台湾的犯罪案件层出不穷。对此，当局总是千方百计为之开脱罪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真正的犯法者往往逍遥法外。有时迫于民众舆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做做样子，将刑罚减轻到最低点。如1972年台中市美国兵普兹强奸、杀害吧女案等，都是敷衍塞责、装模作样地”了结”的。至于美国人在路上驾车横冲直撞、打架斗欧等事，更是习已为常。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台湾还实行大汉族政策，歧视和压迫高山族同胞。高山族原为台湾土著居民，主要分布在台湾北部、中部、南部和东部地区的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东、台中、南投、嘉义、高雄、屏东、花莲等12个县的30个山地乡，25个平地乡和离台岛49海里的兰屿岛，人口约占台湾省人口的3％。为了巩固国民党在台统治，他们对高山族严格控制。把高山族居住区划分为”山地管制区、山地游览区和山地开放区”三类。平地人要进入山地管理区，必须申报理由，领到入山证，方可进入。到山地旅游区，也必须领到游览证才放行。只有山地开放区才可允许自由进入。高山族大多居住在山区，环境恶劣，经济落后，加之当局的苛捐杂税、兵役劳役不断，许多人因无法生存下去而拥向城市，成为城市流民。在城市往往又受”流动人口登记办法”的限制，而永无宁日。对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这种反动民族政策，一家报纸指责说：”当局所采取的山地政策，竟同日占时期如出一辙”。 蒋介石的军事法西斯统治，引起人民的日益不满，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农民抗捐税接连不断。1957年5月24日，台湾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反帝爱国大示威，台北市3万多示威群众，愤怒地捣毁了美国驻台湾的”大使馆”和”新闻处”。据报道，1974年以来，台湾农民的各种抗捐抗税斗争多达百起。台湾青年十分痛恨特务统治，纷纷逃避和拒服兵役。有的公开宣称自己是”愤怒的一代”、”反抗的一代。”同时，以”民主自由”自诩的美国人对蒋介石的这种高压政策也多有指责。 为了讨好美国人，争取更大的美援以维持蒋家小朝廷，同时，也为了平息众怒，转移人民不满的视线，避免重蹈引发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的覆辙，蒋介石在实行法西斯**的同时，也不妨搞点”民主”作点缀。其表现，一是允许中国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合法”存在，二是实行”地方自治”。 根据”戒严法”，台湾严厉实行”党禁”，党外禁止组党，借以压制反对力量，但中国青年党和民社党何以能存在下来？ 青年党是由曾琦、李璜等人于1923年在法国巴黎创办的，该党信奉国家主义。解放战争时期，依附于国民党，1946年11月出席了”伪国大”，完全投靠了国民党。民社党的前身为张君劢于1934年创立的民主社会党，信奉国家社会主义，曾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但因后来参加”伪国大”投靠国民党而被开除出去。 中青党和民社党追随蒋介石到台湾后，各自内部矛盾重重，陷人瓦解状态。但蒋对这两个曾为自己出过力，又一同逃台的”小兄弟”也放心不下，在迁台初期，对两党的发展并未采取积极鼓励的态度。不仅如此，国民党还对其进行渗透和分化，造成两党内”有亲国民党与反国民党的派系冲突。”直到60年代中期以后，国民党面临着无党籍政治势力的挑战，才”两害相衡取其轻”，把后期分裂的民、青两党拉上政治舞台。但这时，两党党员人数更少，又无群众基础，在政坛上力量不足，更无法发挥作用，对实际政策的制定毫无影响力。它们的存在，仅表明了一点，即蒋介石急于表白自己实行的并非”一党**”。 所谓”地方自治”，1949年3月，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成立，并拟定出”台湾省调整行政区域草案”、”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草案”、”台湾省市议员选举罢免规程草案”和”台湾省县市议员选举罢免规程草案”。1950年3月，台湾省政府委员会通过上述四案，并交”行政院”审核，于4-7月先后公布施行，调整行政区域，分期实施选举。 1950年8月-1951年2月，各县在选出议员的基础上成立了县市议会，1951年12月1日，又成立了台湾省第一届临时议会，议员任期3年。到1959年6月，改为台湾省第一届省议会。自台湾实施自治后，县市长开始由公民直接选举，任期3年，后改为4年。县市以下乡镇及县辖市区村里长，亦由公民直接选举。 这一”地方自治”制度的实施，被台湾当局誉为一大”德政”。台湾的某些人也宣称此举”使得一般民众的民主意识大为提高，”奠定了台湾良好的民治基础。”其实，在蒋介石的极权**下，台湾人民哪有真正的民主可言。这一切不过是摆摆样子，走走形式而已。 蒋介石实行的是极权主义，蒋经国继位以后，在世界民主大潮的冲击下，在台湾人民的强烈要求下，政治稍微松动，蒋经国的作风也稍微开明一些。对此，作家江南列举了以下六点： ——以放逐代替监禁。国民党对付离心分子的一贯手法，是奉送一项红帽子，由”内调局”或”警总”罗织一些自白式的罪状，交军法审判，判处10至15年的徒刑，送新店或绿岛入狱、感化。雷震、柏杨、李敖等即是人尽皆知的近例，但高雄事件后已一反常态，故陈鼓应、许信良、陈映真之辈，获流放的机会。不能说，非中国政治史上一大突破。 ——释放系狱卅年的政治犯。这些人失去自由逾卅五载。个个七十衰翁，身心疲惫，无论从法律精神，人道观点，早该开释。现在让他们重见天日，家人团聚，经国恢宏的气度和宽恕的雅量，我们自当予以击节称赞。 ——放宽出入境限制。国民党多年使用的杀手锏，是限制一切他不喜欢的人行动自由。出入境管理处掌握详细的黑名单，凡有幸金榜题名，一律剥夺其宪法规定的迁移和旅行权利。这条法令，初订于陈诚任东南军政长官的时代。情治单位，承继发扬，拒不摒弃，完全是一种整人为快乐之本的心态。殷海光教授已患癌症，当局仍严拒出境。经国掌权，略予放宽，所以殷海光夫人、柏杨、陈映真、杨逵……等才相继展翅，遨游海外。 ——言论尺度放宽。当年台北《经济日报》为了登载记者阮大方所撰关于琉球问题的四篇特写，蒋先生一怒，下令停刊，经羿川人王惕吾挽黄少谷等多方缓颊，给予宽免。经国当政无复前期的严厉，《台湾日报》无理取闹，不过下令强迫收买而已。杂志书籍，查禁停刊的事，虽不绝如缕，”警总”滥用权力，藐视法律的事例，不胜枚举，但言论的尺度，和过去的确有天壤之别。否则李敖的《千秋评论》，今天”给宋长志上一课”，明天”给秦孝仪上一课”，早为当局查禁矣！ ——较公平地办理选举。历年公职选举，因国民党党工干部许多不名誉的做法，一直民怨沸腾，秽声四起。政府的威信，固大为跌落，党外的攻击，亦达于顶点。”中坜事件”后，遂见改善，这种进步的倾向，半归功于党外人士的争取促进，半得力于国民党人的知过能改的工作作风。 ——向极端分子开刀。前总政治部主任王升，四十年追随经国，受宠信之专，环顾左右，不作第二人想。他自己亦俨然以接班人自诩，公开场合，表示：”共匪最痛恨的是经国总统和我”，可见其狂妄之一斑。王升利用王少康小组名义，结党营私，专横跋扈，成为国民党的”中央文革小组”。经国因病，未予察觉，了解实情后，一纸命令，将其铲除。王升削权，且流放南美。 但是，江南又认为： 经国呢？和蒋先生一脉相承。如果说，有所区别，也是不过五十与百步之差。……承认与否，在别人眼里，经国是位独裁者。……但是，大家当同意，他是位”聪明的政治家”（哈里曼语），一位有良心的独裁者（dictator with heart）。 江南对蒋氏父子黑暗统治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一针见血。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集兵保台 蒋介石在大陆军事大溃败后，其主力部队撤退到台湾和东南沿海的一系列岛屿上，总共约60万人，其中1／3留守台湾岛，其余2／3分散在厦门岛、金门岛、海南岛、舟山群岛和万山岛一线，组成台湾岛的外围防线。这时，**中央和**决心痛打落水狗，乘胜解放台湾。由此，在解放军的隆隆炮火中，台湾岛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1.汤恩伯失守厦门岛 厦门岛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门户之一，面积128平方公里，东与金门岛隔海相望，西、南、北三面被大陆环绕，最近处与大陆仅相隔1海里，西南与小岛鼓浪屿邻近。该岛东南部多山，北半部为丘陵，地势开阔，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厦门岛上的守军为国民党军二十九、七十四、一六六、一八一师和要塞守备总队。国民党军在岛上构筑了以钢筋混凝土永久工事为骨干，以野战工事和障碍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坚固防御阵地。岛上有坦克、雷达、大口径火炮，并有海、空军火力支援，形成要塞式环形防御体系。企图以此守卫金门、台湾，并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为了给退守厦门的国民党官兵打气，蒋介石于1949年10月8日率国民党军政要人多次抵厦门巡视。汤恩伯则吹嘘厦门岛的防御”固若金汤”。 为了解放厦门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确定第十兵团之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一军为参战部队。 三野十兵团接受任务后，根据部队北方人多，大部分不识水性，不懂海情以及部分指战员中存在的恐惧心理和轻敌急躁情绪，在各部队开展了战前动员教育，统一思想，增强信心，以高昂的斗志投入紧张的渡海作战准备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征集到木船630余只，船工1600余人，并制作了大量简便的救生漂浮器材，夜以继日地苦练海上航渡、指挥、联络、救护和抢滩登陆等战术技术，经过勤学苦练，很快掌握了渡海作战的基本要领。 与此同时，二十八军八十四师二五一团和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五九团，于10月9日夜发起攻占金门岛北面大嶝岛的战斗，战至10日晚全歼守敌，夺占该岛。11日夜，二五一团又乘胜攻占小嶝岛。15日，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五团又攻占角屿岛。 1949年10月15日，三十一军首先对鼓浪屿发起攻击。强攻鼓浪屿的战斗由于准备工作不够充分，没能完全掌握潮汐、风向等自然规律，虽经指战员英勇顽强的作战，但结果还是失利了。 10月15日晚，在鼓浪屿战斗打响后，从北面攻打厦门的5个突击团，分乘数百只木船，在茫茫夜色中，顺风顺流，箭一般地驶向各自预定的登陆点，对北半部发起偷袭。经过激烈战斗，至16日晨，九十二师胜利突破厦门岛之石湖山、寨上一线，占领前沿阵地。 在三十一军左翼的二十九军八十五、八十六师，分别乘船向高崎两侧和钟宅至下马一线进发，准备在登陆突破后向南挺进，配合三十一军横扫北半部的国民党军，尔后继续向南发起进攻。八十五师二五四团于16日6时，攻克国民党吹嘘的”海上堡垒”高崎，八十五师二五五团也迅速冲过泥滩，在高崎西侧神山下登陆成功；至16日天亮后，八十五师和九十二师的突击部队，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厦门岛。 此时，八十六师第一梯队二五六团从刘五店、沃头起渡，利用夜暮作掩护，在钟宅附近国民党军七十四师与一八一师的结合部，迅速抢滩登陆。16日上午，八十六师后续主力部队到达，经合力攻击，很快登上海岸，并与第一梯队配合，占领钟宅。 至16日中午，十兵团突击部队在10公里宽的正面上，全线突破厦门北半部国民党守军的一线防御，建立了稳固的登陆场。突击部队乘胜向纵深猛插，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从各突破口上陆。16日午后，突击部队全部推进至岛腰部的仙洞山、松柏山、园山和薛岭山一带高地，控制了整个北半部，并以此为依托向南半部推进。 此时，汤恩伯急忙收罗残部，并调集机动部队向北反扑。解放军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命令已上岛的部队，迅速抢占岛腰部的一线高地，抗击国民党军的反扑。经激烈较量，至16日黄昏，国民党军向北反扑的计划彻底失败，其反冲击部队纷纷南逃。 北半部失守，反扑又未奏效，国民党军动摇了固守厦门的决心。汤恩伯疾呼台湾当局派舰艇接应，其所属残部向岛南黄厝、曾厝一线海滨溃退，准备下海逃跑。十兵团立即命令登岛各部队猛插南面海滨，围歼企图撤逃的国民党军。16日入夜后登陆部队多路并进，奋勇向南追击。17日拂晓，二七四团一部攻占塔头国民军七十四师师指挥所，该师师长李益智率部投降。在北线登陆部队勇猛向南追击的同时，九十一师二七三团一部，从厦门岛南面登陆策应。17日晨，该部顺利登陆，并突入市区。鼓浪屿的国民党军见大势已去，纷纷东逃金门，鼓浪屿遂为三十一军占领。17日9时，二七四团一部和二七五团一部将企图下海逃窜的国民党军压缩在厦门岛南端的白石炮台附近.将其歼灭。至此，厦门岛登陆作战胜利结束。 厦门岛战斗，从1949年10月15日开始到17日结束，历时两昼夜，共歼灭国民党军2.7万余人，其中俘虏2.5万余人。厦门岛的解放，清除了国民党金门、台湾的屏障，为金门之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2.所谓的古宁头”大捷” 1949年10月24日至28日，人民解放军一部在攻占金门岛的战斗中失利。 金门岛位于厦门岛以东，台湾岛以西，距大陆最近处约5.5海里。该岛处于台湾海峡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厦门岛解放后，国民党十二兵团部率十八、十九军从潮汕地区陆续撤抵金门，守军总兵力4万余人，企图固守大小金门岛，以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 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对国民党军估计不足，加之，厦门岛解放后，军队领导人的主要精力用于接管城市，虽然对进攻金门岛进行了多方面的渡海作战准备工作，但十分不足。 10月18日攻击大小金门岛的命令下达：于10月20日发起攻击。后因船只准备不足（最多只能装载1个营），不得不将进攻发起时间推迟到23日，后又推迟到24日。 24日19时，攻金门的第一梯队开始登船。深夜，第一梯队分别从莲河、大嶝岛、后村等地起波。由于指挥所未随船跟进，加之海上刮着三、四级东北风，通信联络不畅通，各团均失去上级指挥。还有，在起渡前没有组织协同，途中又遭国民党军炮火拦击，造成部分伤亡，因而船队已不能保持完整的航渡队形。 25日2时许，第一梯队左翼在金门岛蜂腰部北岸的琼林。兰厝一带登陆，俘国民党军100余人，夺占10余个碉堡。中路先头营虽在金门岛西北部的安歧以北、林厝以东顺利登陆，但其后续营上陆后，突然遭到国民党军炮火袭击，伤亡近三分之一。右翼在金门岛之西北角的古宁头。林厝河登陆后，于25日拂晓前攻占古宁头。各登岛部队不仅都没有组织船只返航接运第二梯队，而且除个别营巩固了团的登陆场，为整个登岛部队后来坚持3昼夜抗击创造了条件外，其余部队均未采取措施巩固登陆场。 25日4时叨分，国民党十八军一一八师、十九军十四师、十八师五十二团和十一师1个团，在坦克和炮兵的配合下，分三路向解放军登岛部队实施全线反击。8时起，国民党军又出动空、海军，反复轰炸、扫射解放军登岛部队阵地、未返航的船只和厦门至围头沿岸的解放军炮兵阵地及船只，战斗十分激烈。坚守古宁头的部队多次击退国民党军的反扑。 由于解放军第一梯队登岛时已开始退潮，加之又未及时组织船只返航，因而所乘船只全部搁浅，以后，又被国民党飞机及炮火全部炸毁，致使后续部队无船渡海增援，登岛部队处于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孤立无援的境地。上级虽急令各部集中所有船只运送第二梯队增援金门，但四处搜罗，也只收集到少量船只。增援部队登岛后，与坚守古宁头的部队会合，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连续向国民党军反击，但因兵少力薄，后援不继，终难挽回败局。 26日拂晓，国民党军在坦克、火炮和飞机的配合下，向坚守古宁头的解放军部队再次发起猛烈反扑。解放军登岛部队激战终日后，剩下少数指战员，利用坚固房屋同国民党军进行巷战，暂时阻止了国民党军的反击。22时，他们利用夜暗突围，摸到海边，但没有找到船只，遂决定向东南转移，到山区与国民党军周旋。27日下午，他们在**山附近隐蔽时，被国民党军发觉，遂继续转移。28日下午，在沙头附近陷入国民党军的包围，除团长孙玉秀负伤后自尽外，其余全部被俘。 金门岛之战，虽使国民党军付出伤亡约9000人的代价，但解放军两批渡海登岛部队3个多团9086人（含船工、民夫350人）大部牺牲，一部被俘。这是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的一次重大失利，教训非常沉痛。 国民党虽然守住了金门，但伤亡也极为惨重。蒋介石为了鼓舞士气民心，大肆宣扬**潜在的威力，吹嘘金门之战是国民党**复国的开始，各大报刊纷纷将古宁头之役称为”古宁头大捷”。**中央为了给台湾和大陆的国共两党提供一个联系的渠道，决定暂停进攻金门，从此，国民党占据金门至今。 3.薛岳丢失海南岛 海南岛又名琼崖，位于南海北部，与雷州半岛隔海相望，琼州海峡宽11-27海里，海岸线长1000余公里，全岛面积3.3万余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二大岛，有”南中国海的门户”之称，是华南的海上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为了固守海南岛将海南作为未来反攻大陆的跳板，蒋介石在这里配以重兵，苦心经营。海陆空三军总兵力约10万人。薛岳依仗海空军优势，组织了环岛立体防御体系，用他本人的别名命名为”伯陵防线”，并吹嘘这条防线”固若金汤”。他企图凭借这道防线和琼州海峡天险，阻止解放军渡海登陆，以长期固守。同时，也作了在情况不利时”主动撤离”的准备。此外，薛岳还指令加紧清剿琼崖纵队，企图消灭解放军渡海作战兵团的接应力量。 为了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海南岛，中央军委和**进行了缜密的筹划。1949年12月18日，**指示四野首长：”以四十三军和四十军准备攻琼崖”，”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1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与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进攻，而不要依靠后援”。 1950年1月10日，**又致电四野首长：”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遵照上述指示，四野命令四十、四十三军和加农炮兵二十八团、高射炮兵一、九团及工兵一部，共10万余人，组成渡海作战兵团，发起海南岛战役。 1950年2月1日，**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有渡海作战兵团首长、两个军和琼崖纵队首长参加的作战会议。会议根据**的指示精神，结合海南岛的敌情、地形等情况，确定渡海作战兵团必须采取分批偷渡与主力强渡相结合的作战方针。首先组织小部队分批偷渡，与琼崖纵队会合，以增强岛上的力量；尔后，以主力部队实施大规模的强渡登陆，共同歼灭岛上的国民党守军。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华南局的统一部署，解放军四十军、四十三军于1949年12月下旬开始，分别进至雷州半岛，投入了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渡海作战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动员；征集船只，雇请船工；积极进行海上练兵。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渡海部队共征集、修复大小船只2130余条，雇请船工近4000余名，指战员都学会了划桨。同时，还培训了6000多名水手，为渡海登陆作战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0年3月，渡海作战兵团指挥所根据四野关于派出少数兵力携带电台偷渡，取得渡海经验的指示，以及为大规模强渡海峡，顺利登陆，增强岛上接应力量，分两批组织了4次偷渡。一个月内，人民解放军两批四支先遣部队相继在白马井、文昌、美厚村、海口登陆成功，从而为主力登陆作战创造了条件。同时还证明薛岳精心设置的环岛立体防线并非坚不可摧，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渡海作战兵团广大指战员的胜利信心。 4月16日下午，东风拂面，平潮起伏，是解放军主力大部队南渡琼州海峡的理想时机。19时3o分，350只战船分为东、西两路，从雷州半岛南端各海港同时起锚，浩浩荡荡向海南岛进发。起波不久，便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和军舰的阻截，经过激烈战斗，渡海作战兵团第一梯队于17日6时登陆成功，并在先遣部队的配合下，突破了薛岳吹嘘的”固若金汤”的防线。 在渡海作战兵团第一梯队登陆后，薛岳还误认为是”小部队偷渡”，于是调集兵力，企图消灭威胁海口市的解放军登陆部队，并对海口附近解放军形成包围。薛岳自以为这着棋下得很高明，吹嘘说：”登陆共军即被全歼”，并在海口市布置召开”祝捷大会”的会场。 解放军渡海作战兵团首长决定将计就计，趁薛岳部队围攻海口解放军时，对国民党主力形成内外夹击之势。4月22日，解放军向国民党军发起猛烈攻击。此时，薛岳才弄清楚是人民解放军的大部队来了。他惧怕主力被歼，慌忙命令部队向海口市方向撤退。 这时，台湾的蒋介石密切注视海南岛战局的进展，看到如此死撑下去，国民党军将经不住消耗。他在反省大陆失败的原因时，认为兵力分散是国民党失败的致命伤，而目前最主要的是守住台湾，所以他决定改变策略，收缩防线，集兵保台，宁使海南丧失，勿使台湾陷入险境。基于此，他急令薛岳撤离海口，放弃海南岛，率领有生力量回台。 薛岳受命后，要求蒋介石火速指派舰艇接运部队回台，并命令岛上残部迅速南撤。解放军获悉后即分路追击，但由于解放军没有海空军可以拦阻海运，致使7万余名国民党残兵败将在丢盔弃甲之后逃到榆林等港口，并得到乘船撤往台湾。此次撤退，薛岳部600余人被解放军击毙，2.6万人当了俘虏。5月初，薛岳残部抵达台湾。 对于国民党的海南撤守，蒋经国曾向外界解释说：”海口对于海南岛，在军事上讲起来是个极重要的据点；而整个海南岛，在**抗俄战争中，自然亦有它的价值。””但是战争是最现实的，而且一切应以争取最后胜利为打算。””由目前的形势看来，自从国民党撤出西昌之后，海口已失去了跳板的作用，同时我们**抗俄和最高策略，就是集中一切力量，巩固以台湾为主的据点，准备反攻大陆。所以军事力量的分散，就是战略的失败。在过去政府已尽了最大的力量，在海南岛布置必要的防务，所以海口的放弃，就是基于全盘战略的要求而决定的措施。” 而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中对此也有说明，他列举了五点撤退理由： 一是海南岛离大陆太近； 二是供给困难； 三是1950年4月间，已有一支解放军部队在海口登陆，准备与该岛**游击队合击”**”； 四是海南岛国民党军失去抵抗信心（解放军一部已登陆，岛上守军时刻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故守军已成惊弓之鸟）； 五是此时**有攻台迹象。 由于上述原因，蒋介石决定放弃海南岛，海南岛之战，自1950年3月5日至5月1日，历时57天。至此，中国的第二大岛宣告解放。 4.撤出舟山群岛 舟山群岛位于浙江省东北部、杭州湾外东海中，是中国著名群岛之一。舟山群岛既是中国海上的交通要冲，又是沪（上海）、宁（南京）、杭（杭州）地区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舟山群岛的守军有国民党上海防卫司令石觉率领的七十五军大部、暂编一军和二十一军残部；有国民党浙江省主席周暑率领的八十七军大部。到1949年7月下旬，舟山群岛国民党军已有4个军13个师的番号，实际兵力约6万人，另外还有海军舰艇五六十艘和部分作战飞机。7月下旬，守岛国民党军组建了以石觉为司令、周暑为副司令的”舟山防卫司令部”，并进行了整编，调整了防务。 国民党当局在节节败逃、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企图将舟山群岛作为控制长江口和封锁、袭扰、反攻大陆的重要军事基地。同时，守岛的国民党军积极修建工事，扩建岱山机场，增调作战飞机，加紧封锁、轰炸和袭扰沿海地区。宁波市繁华的江盾大街在当时被炸毁烧尽；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由于遭国民党军的封锁、轰炸和破环，有70％左右的工厂陷于瘫痪。因此，解放舟山群岛已成当务之急。 1950年中旬，华东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意见召开陆、海、空三军联席会议，确定由50架苏联战斗机和轰炸机，加以100艘改装成的船只共同参战，以20万兵力于六七月拿下舟山群岛。 海南岛撤守后，蒋介石害怕舟山12万人马被解放军消灭，于5月初召守岛司令石觉到台面授机宜。石觉领命返舟山后，舟山撤退于5月中旬秘密进行，蒋介石调用载重15万吨的舰艇44艘进行接应。临撤退时，石觉命令将岛上2万多名青年男女强行赶上船运往台湾，同时炸毁了花费4000万银元修筑的定海机场和岛上的重要设施。 5月16日，解放军获悉舟山敌军撤逃，即迅速进占舟山本岛和外围诸岛，至7月上旬，舟山群岛解放。舟山战役历经10个月，共歼国民党军8000余人。舟山群岛的解放，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长江口的封锁，为保卫海防安全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却使蒋介石的近12万人马逃之夭夭。 接二连三的大撤退加剧了台湾社会的动荡。为了对撤军行动有所交待，蒋介石于5月16日发表了《为撤退海南、舟山**告全国同胞书》。此文说明了撤退海南、舟山的真相。蒋介石说：”当时衡量客观现实的情势，估计我们政府所有的实力，若非集中一切兵力与共匪作战，我们就无最后的把握，反将要被共匪各个消灭。” 为稳定人心，蒋介石说他在制定这一策略时，构想了四个步骤，即：第一步要集中一切兵力，第二步巩固台湾及其卫星岛屿，第三步”反攻整个大陆，来拯救全国同胞”，第四步”复兴中华民国，建设三民主义独立、自由的新中国”。 同时，蒋介石还发表《军人魂》的演讲，鼓励军民要与台湾共存亡，宣称：”我所以不在大陆牺牲，就因为我要保持台湾，如果台湾失掉了，台湾就是我最后牺牲的地方。”如果蒋介石真愿为”党国”牺牲，恐怕已经牺牲好几次了。 为了替父分忧，蒋经国现身说法，发表了一封《由定海到台湾》的公开信称：”这次全部**从舟山撤退到台湾，放弃了最接近大陆的陆海空根据地，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个惊人的举动。老实讲，我是一样的沉痛和难过，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感情有时会支持行动的，但是在环境愈是恶劣的时候，愈需要高度的理智，并且要拿出理智来控制感情，用理智支配行动。””保卫台湾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这一仗一定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和准备，才能保证一定胜利。” 蒋经国还在《中央日报》就舟山撤退问题指出，”我们所争的不是一时的成败利钝，我们所争的是国家千秋万世的大业。” 为安抚人心，蒋介石还让夫人宋美龄前往基隆”慰问”海南、舟山撤退来台的军队。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台湾省党部在此也表示了对蒋家小王朝的无限忠诚，纷纷举行宣誓：”效死确保台湾”。 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的爆发与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蒋氏父子再有”骨气”，再集兵，恐怕也保不住台湾。然而，在台湾许多人对蒋介石的话深信不疑，吹嘘道：”这两个地方部队撤退时的秘密迅速与顺利圆满，更可与二次大战时敦刻尔克撤退、巴丹撤退相媲美，使中外人士均为之惊服不已。” 美籍作家江南则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失去海南、舟山，相当于割断台澎的手足，**的下一步，将是渡海攻台，99英里的台湾海峡，假使荷兰人300年前抵抗不了郑成功的海师，**凭什么能确保呢？” 5.人民解放军占领万山群岛 万山群岛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香港与澳门之间的海面上，共有大小岛屿48个。万山群岛控制着港、澳进出的主要航线与珠江的入海口，是中国南部的一个海防要地。 万山群岛守军为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和岛上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广东突击军”等3000余人，有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和炮艇共30余艘，总吨位约1万吨。第三舰队中将代司令齐鸿章兼任”万山防卫司令部”司令，司令部设在垃圾尾岛。”广东突击军”的1200余人分驻在担杆列岛、外伶什、大小万山和东澳岛。企图依仗海上优势阻止解放军解放万山群岛，以达到控制万山，封锁海口，策应大陆，准备反攻的目的。 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根据中央军委和中南军区关于解放万山群岛的指示，确定参战部队为：四十四军一三一师三九二、三九三团，广东军区江防部队，珠江军分区炮兵团，四十四军一三二师炮兵营，中南军区炮兵100毫米加农炮连，一三○师步炮连和五十军无后坐力炮连，总兵力为1万余人。另配属5艘炮艇、16艘登陆舰艇、8艘运输船，总吨位约1000吨。为实现统一指挥，建立了由一三一师师长刘永源、副师长邵震等人组成的联合指挥所。联合指挥所在认真分析研究战区的地形和敌我双方的情况后，决定采取近战夜战的打法，以打兵舰为主，逐岛攻击，依岛攻岛，突然奔袭，稳步前进。 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在进行充分战前准备、海上练兵的基础上，在广东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于5月25日发起万山群岛战役。 5月25日凌晨2时，广东军区江防部队以16艘舰艇和8艘民船，载运一三一师三九二、三九三团各1个营、1个山炮连和配属的10余门火炮，组成火力船队和登陆运输船队，由唐家湾起渡。分别担任火力船队正副队长的三九二团副团长郭庆隆和江防部队炮艇队副队长林文虎，率领步兵登陆艇”桂山”号和炮艇”先锋”号、”奋斗”号、”解放”号、”前进”号、”劳动”号，分两路在青洲、三角山岛登陆。 4时许，炮艇”解放”号在后续舰艇没有跟上的情况下，首先驶进拉圾尾海区。”解放”号是一艘小炮艇，排水量只有28吨，最大航速10节。当它驶近马湾港口时，出乎意料地发现港湾内竟有二三十艘国民党海军舰艇。在”解放”号上担任指挥的林文虎，曾多次参加海上游击战，有比较丰富的海战经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了掩护登陆部队，他果断地令”解放”号隐蔽地冲击马湾，艇长梁魁庭从灯光信号的闪烁中，判明国民党海军护卫舰”太和”号是指挥舰，于是指挥全艇炮火，集中向”太和”号射击，从800米打到100米，使”太和”号舱面中弹起火，第三舰队代司令兼万山防卫司令齐鸿章被击伤。 在”解放”号的打击下，国民党海军登陆舰”中海”号也中弹起火。顿时，垃圾尾岛上的国民党守军慌忙向港湾内盲目射击，国民党海军官兵慌作一团，竟自相射击和碰撞，还有几艘炮艇仓惶外逃。这时，解放军”桂山”号赶到港口参战，英勇地阻击企图外逃的国民党海军舰艇。 天明雾散，国民党军发现港湾内只有解放军的1艘小炮艇和1艘不大的登陆艇，便组织港内舰艇和岛上的火力进行还击。负伤逃到港湾口的”太和”号和”中海”号也调头向”解放”号射击。”解放”号和”桂山”号寡不敌众，”解放”号被击中多处，全艇19名人员已有林文虎等13名伤亡。在此严重情况下，艇长梁魁庭不顾自己负伤，镇定地驾驶着炮艇边打边撤，巧妙地冲出密集的火网，安全返航。 ”解放”号冲出重围后，”桂山”号便遭到国民党海军舰艇的集中炮击，舰体多处中弹，损伤严重，有沉没的危险，三九二团副团长郭庆隆当机立断，决定抢滩登陆，把舰上的陆军送上岛去。”桂山”号冒着弹雨，拖着浓烟，急速冲向滩头，终于在垃圾尾岛钧庭湾抢滩成功。”桂山”号上的50多名陆军战士火速跳海登陆，猛力冲杀，子弹和手榴弹打光了，就同国民党守军展开肉搏战。在这次战斗中，郭庆隆等大部指战员英勇牺牲。 在”解放”号和”桂山”号与国民党海军舰艇激战的同时，在垃圾昆岛东侧海面待机的”先锋”号炮艇，与国民党军25号炮艇遭遇，”先锋”号指战员全速逼近，指战员跳上25号艇，开枪打倒2名国民党士兵，迫使7名国民党官兵投降。与此同时，解放军”奋斗”号在垃圾尾岛海面与国民党军86号炮艇遭遇。”奋斗”号不顾对方的炮击，全速前进，逼近对方，将其击沉。 在解放军火力船队与国民党海军舰艇激战之时，同时起航的输送登陆兵的船队，由于航速慢，至25日7时才分别在青洲和三角山岛登陆。26日晚，国民党海军舰艇主力撤至三门岛、外伶仃岛和担杆岛，三九二团主力趁机攻占垃圾尾岛。28日，该团又相继攻占赤滩岛和大、小蜘洲岛（今大、小蜘蛛岛）。当日，外伶仃岛上的国民党守军撤往台湾。 垃圾尾战斗后，台湾国民党当局命令受伤的舰艇返台，同时增派10余艘舰艇进至万山群岛，并决定由马壮谋接任指挥，企图以其占据优势的舰艇封锁海面，袭击解放军运输船队，切断运输线，阻止解放军继续攻占其余岛屿，进而炮击解放军已占岛屿，迫使解放军撤退。 5月29日23时，解放军江防部队509号登陆艇为登岛部队运送物资，航行至青洲、三角山岛西北海面时，遭国民党海军舰艇拦击。509号艇指战员急中生智，在艇上迅速架起运载的火炮还击，迫使对方后撤。30日下午，国民党海军又派4艘舰艇进至三角山岛以西海面，猛烈炮击解放军守岛部队，逼近三角山岛。解放军守岛指战员等这4艘舰艇距岛2海里时，以数十门火炮组成交叉火力，突然猛烈反击，击伤国民党海军3艘舰艇。 31日，解放军三九三团以一部兵力，从大头洲乘船起航，顺利地占领了东澳岛。6月5日7时，该团又以一部兵力，向大、小万山岛发起攻击，又相继攻占了白沥、竹洲和横洲岛，国民党海军退缩到外伶仃岛和担杆列岛等海域。 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在三角山岛遭到沉重打击后，台湾国民党当局从第一舰队调驱逐舰”信阳”号、炮舰”营口”号和”泰安”号增援万山群岛。国民党军除以主力舰艇守卫担杆列岛外，还派出大小舰艇10余艘游弋于外伶仃、三门岛海域，企图引诱解放军在海上决战。 解放军参战部队加强侦察工作，并注意掌握国民党海军舰艇的活动规律。经多方侦察，查明距外伶仃岛只有4海里的三门岛上没有国民党军，是设伏的好地方，以后又经过10多天的观察，比较详细地了解了国民党海军昼夜活动规律。据此，解放军参战部队决定派舰艇利用黑夜驶抵三门岛，设下伏击圈。 6月26日晚，解放军参战部队进至各伏击阵地，并于27日晨占领了海湾的三门岛。7月1日，江防部队攻占了外伶仃岛。 经过上述战斗，国民党海军舰艇收缩到担杆列岛海域。不久，这些舰艇又撤往台湾，只留下”广东突击军”一部孤守担杆列岛。8月3日15时，解放军参战部队一举攻占担杆岛，俘国民党军上校以下官兵140余人。8月4日，又进占佳篷列岛和直湾岛。至此，万山群岛宣告解放。 万山群岛战役，从1950年5月25日到8月4日，历时7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700余人，其中俘虏192人；击沉国民党军舰4艘，击伤12艘；缴获舰艇11艘、火炮14门和大批军用物资。万山群岛的解放，清除了台湾国民党在华南沿海的最后立足点，打破了国民党军对珠江口的海上封锁，但国民党海军舰队并没受到重创。 至此，蒋介石可调动之兵力悉数收缩到了台湾本岛。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中国只有一个 ”**”分裂祖国的政治主张，与国际上”台湾地位未定论”、”一中一台”等主张遥相呼应，并长期得到国际间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的支持。 1.”**”的起源 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大量的史籍证明这是无可更改的历史事实。可是，由于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祖国大陆间有台湾海峡相隔，交通不便。历史上，台湾又长期作为荷兰、葡萄牙和日本的殖民地，与祖国数次断绝过联系。1945年，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在台湾的黑暗**统治，引起了台湾人民的”二二八”起义。蒋介石政权对台湾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屠杀台湾同胞，造成了部分台籍人士对祖国的不信任感。部分与日本、美国等有密切联系的台籍人士开始策划”台湾独立运动”，否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要求建立独立的”台湾国”。 ”**”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初。当时驻扎在台湾的部分旧日本军人不甘心失败，以少壮派军官牧泽义夫、宫中捂朗等人为首，勾结台湾士绅林熊祥、许丙等，发动”台湾独立自治运动”，抗拒中国政府接收台湾。这一事件后来被制止下来，参与此阴谋的林熊祥等人，分别以”共同阴谋窃据国土”的罪名被判徒刑。”**”计划第一次胎死腹中。但少数对台湾依依不舍的日本人并不死心，继续联络台湾汉奸，秘密创立**组织，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 日本投降后，美国势力迅速涌入台湾。美国对战略地位重要而又物产丰富的台湾宝岛早已垂涎三尺。以乔治·克尔为代表的部分美国人主张由美国托管台湾。1946年夏，克尔、摩根等人率领10名日本翻译，搞了次”台湾民意测验”，得出所谓”台湾人不愿受中国管而愿受美国管”的结论。一时，这种谣言传遍全岛，说蒋介石要把台湾交给美国以偿还战债或作为大宗新军援的担保，这实际上是美驻台人员故意放出的试探气球。 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起义，美国驻台官员曾表示”台湾如愿脱离中国的统治，美国可以帮忙”。8月，美国特使魏德迈到台湾考察之后，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考察报告，称：”我们看到一些征象，就是台湾人愿意接受美国的领导和联合国的托管，他们惧怕中国的中央政府企图把台湾变为支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的基地，我认为他们这种惧怕是有充分根据的。”由于全中国人民的反对和蒋介石的抵制，美国托管台湾的企图一直没有得逞。 1948年底，蒋介石在中国大陆溃不成军，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指日可待。面对这种形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49年1月19日向白宫递交了一份《美国对福摩萨（台湾）的立场报告》，该报告建议： ”美国基本目标是不让福摩萨（台湾）和佩斯卡多尔（澎湖）群岛落入**手中。为此目标，目前最实际可行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岛屿与中国大陆隔离开来。” 具体可供选择的方案有4种： ”（1）与国民党谈判，使之同意由美国直接占领台湾；（2）与国民党签订协议，让美国在台湾拥有租界或基地；（3）支持在福摩萨的国民政府及其残余，承认他们是中国政府；（4）支持当地的非**人继续控制福摩萨，不使福摩萨成为国民政府残余分子的避难地。” 1949年2月，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莫成德代表美国政府前往台北，企图说服台湾省主席陈诚与当时在台湾训练新军的陆军副总司令孙立人联手，在台湾另立政权，对蒋介石则视为”政治流亡者”，允许其在台”避难”，或由美国安排前往第三国。此建议遭陈诚、孙立人的拒绝。此后，又有美国人提出台湾由联合国托管，或组成美国人、国民党人和”台湾人”的联合政权等主张。这种种设想，充其量只是不了解中国的少数美国人的一厢情愿，不仅中国**和国民党不答应，全中国人民不答应，甚至也遭到美国国内人士的强力抵制。 1949年底，杜鲁门政府决定对台湾采取静坐观望的”袖手政策”。 2.制服”**”分子廖文毅 由此，从40年代下半期起，在日本和美国种种分裂中国的阴谋的影响和支持下，中国第一代**分子粉墨登场，其中以廖文毅最为著名。 廖文毅，英文名thomas liao，美国人亲切地称其为”汤玛斯·廖”，台湾云林县人，其家乡是”台湾有数的几个大财主之一”，属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高等台人”，父母笃信基督教。他早年曾在日本读中学，20年代，廖文毅与其兄廖文奎被父母送往美国留学，廖文奎取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硕士学位和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廖文毅则获得密执根大学硕士学位和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工博士学位。1943-1944年间，美国为在台湾建立”军事临时政府”而培训了近千名”预备行政官员”，廖文毅就是其中之一。后来，美国此计划破产，廖文毅回到台湾做化学工程师，廖文奎则前往大陆，在大学教书。 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当局考虑到廖文毅的”美国背景”，曾提名他任台北市公共汽车管理处处长。廖对”公共汽车管理”不感兴趣，而投身于所谓”公共政治教育运动”，实际上秉承美国人的意旨，周游全岛，四处抛售”台湾法律地位未定”、”应把台湾交美国托管”等谬论，并且创办了”台湾民族精神振兴会”等组织和《前锋》杂志。 1946年4月，廖文毅竞选”国民大会代表”。据其好友乔治·克尔称，选举揭晓时，廖获得”足够当选的票数”，但当局称其得票的一部分”笔迹不完整”而宣布其落选。实际上，仅是有一票中”毅”字少了两点而被判废票。此事彻底打消了廖通过国民党的官僚阶梯向上爬的企图，他更加一意孤行，专心于**活动。 1946年9月，廖文毅、廖文奎合伙创办英文刊物《台湾杂志》，共刊出37篇文章，其中34篇是谈论美国问题的。通过此杂志，廖氏兄弟开始以”台湾人”的名义向国际社会散布”**诉求”。 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起义，廖文毅参与其事，在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下，廖文毅跑到上海与廖文奎会合，继续从事**活动。8月，廖氏兄弟向美国特使魏德迈递交了一份”处理台湾问题意见书”，要求台湾应先脱离中国，转交联合国托治理事会管理。后来魏德迈向美政府提出的报告即以廖氏兄弟的意见书为依据。 同时，廖氏兄弟串联若干台湾人士，在上海成立”台湾再解放联盟”，提出5点基本主张：（1）处理台湾应与处理朝鲜完全相同，台湾成为”独立国”一事，应获得美国援助；（2）联合国应调查中国于二战结束后接管台湾以来的处置不当处；（3）台湾人民系混血种，与其任何邻近国家并无必然联系；（4）台湾在日本人手中备受折磨，故应出席对日和会；（5）决定台湾前途的民主方法为由联合国监督举行公民投票。 9月，廖氏兄弟害怕国民党缉捕而逃往香港，”台湾再解放联盟”总部也由沪迁港，廖文毅自任主席，俨然成为**的盟主。廖文奎不久病死。 1948年5月，廖文毅在香港成立”台湾民众联盟”，并在日本设立分支机构。但**分子在香港受到**、国民党及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夹击。在民心思汉的大趋势下，**鼓吹分裂国土，受到人们的鄙视，廖文毅等在香港也难以立足，乃挟其”台湾再解放联盟”和”台湾民众联盟”总部迁往日本并得到日本支持。这时，岛内**人士也慑于国民党的追捕，纷纷逃往日本。日本取代香港成了**分子的大本营。 廖文毅在日本不断给国际要人写信，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印度总理尼赫鲁、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美国国会议员塔夫脱等，请求联合国尽速派兵占领台湾，对台进行托管，在国际监督下举行台湾公民投票，以决定台湾未来主权归属和统治形态。廖的一系列行动得到日本和美国右翼的支持。1949年底，廖文毅宣布已组织一支”台湾解放军”，似乎不久就能来乘坐洋人的军舰，打回老家去。 然而，峰回路转，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突然改变，杜鲁门宣布”袖手政策”，这使廖文毅失去了强大的后台，**前景更显暗淡。不仅如此，美国还出于利益考虑，对廖文毅突然翻脸，以”非法入境”的罪名，将其关进监狱。 可见，在国民党退台以前，蒋介石或者不愿承担分裂祖国的罪名，或者想以台湾作为与美关系的杠杆，始终对**嗤之以鼻，坚决镇压之。**在海内外既没有市场，也没成什么气候，对蒋介石政权也构不成直接威胁。 国民党退台以后，”**”主张则直接威胁到蒋介石政权的生存空间。因为实现”台湾独立”的先决条件是将国民党赶出台湾。若承认**主张成立，国民党就成了外来的侵略者，其统治台湾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加之，**的总部虽设在国外，却不断派人潜回台湾，进行反国民党宣传，挑拨台湾籍人与大陆各省籍人的关系，有些激进的**分子还在岛内进行爆炸等破坏活动，这对动荡不安的国民党政权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因此，在全国范围之内，蒋介石在政治上的敌人除了中国**外，就是”台湾独立运动”组织，蒋介石对**分子恨之入骨，**也一度成为蒋介石镇压台湾人民反抗的一顶大帽子。对反对国民党的人，若是由大陆迁去的，就会被说成是”共党匪谍”，若是原籍台湾的则被扣上”**”的罪名。 再说廖文毅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品被关在监狱里一愁莫展之际，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断然抛弃”袖手政策”，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为国民党在台湾撑起了保护伞。在美国眼里廖文毅又有了点价值，很快廖被释出狱。蒋介石要求引渡廖回台，美国拒绝了蒋的要求，并主动欢迎廖去美国，但廖考虑到其大本营在日本，最终选择了留居日本。 此后，在五六十年代，美国继续鼓吹”台湾地位未定”、”中台国”、”一个半中国”等种种论调，其实质是分裂中国。而日本追随美国，更是起劲地为**呐喊助威。在美日的支持下，廖文毅纠集一些与美日关系密切、在”土地改革”中丧失了土地、对国民党不满的旧式地主和留学生继续其活动，这些人的”美国情结”或”日本情结”远胜于”台湾情结”。 1951年，廖文毅与吴振南、郭泰成等在东京成立”台湾民主独立党”，标榜反蒋、**、亲日，要求在联合国托管下”高度自治”，进而建立”独立、中立的台湾国”。1955年9月，廖及其同伙在东京成立所谓”台湾共和国临时国民议会”，由24名”议员”组成，号称代表台湾24个县市，廖被选为”主席”。据目击者称，参加此会的约100人，其中台湾人仅40名左右，其余皆为日本人。 第二年2月，廖正式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作为**的流亡政府，他自任”大统领”，临时政府使用日本昭和纪年，”国旗”为日本太阳旗上附一轮新月，”国歌冲含有日式句子。这是一个**裸的日本”试管婴儿”。此后，**由”政党”升为”政府”，并由日本不断向岛内和美国分化势力。但其组织五花八门，政治目标和斗争方式也不尽相同，且内部涣散，矛盾重重。 为联合各地**分子更好地”斗争”，1960年廖文毅建立了”台湾独立统一战线”，自任”总裁”。他不断周游世界，到各地宣传**主张，寻求世界的同情和支持，”并不时派遣人员潜伏来台，从事颠覆活动”。 蒋介石对**活动的日益猖撅气恼已极，擒贼先擒王，通缉廖文毅，查封并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 到60年代中期，蒋介石对**分子的策略稍有变化，在严厉谴责的同时，发出暗示：在共同**的前提下，可既往不咎，实行合作。在国民党”九全大会”上，蒋介石建议成立由海内外各**政党团体、人士等组成的”**建国联盟”。并称：”在**建国过程中，非举国意志，更加集中，才智更加发挥，行动更加一致，不足以迅赴事功，加速胜利。九全大会允应掌握时期，恢宏襟袍，以与海内外仁人志士才智俊彦，推诚合作。”在1964年”元旦文告”中，蒋再次向**分子伸手，提出：”不是敌人，都是同志。” 为了制服”**先锋”廖文毅，台湾有关部门制定了详细的计划。根据**组织内部分裂、活动屡次碰壁、经济拮据及思乡心切等具体情况，一方面先派特工打入**组织内部，接近廖本人，乘机进言，传递台湾当局宽大处理的信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另一方面，又将廖文毅的大嫂、侄儿廖史豪及**分子数人逮捕，并将廖史豪给廖文毅的录音捎话送往日本：”……叔叔，我母亲患心脏病快死了，我和您的部下黄纪男也被判死刑，即将被枪决，国民党已保证，只要你回台湾，他们不但不追究您的罪行，我们也会马上得到释放，……叔叔，请赶快回来救我们吧！”国民党的恩威并用取得成功，廖文毅思前想后，决定放弃**主张。台湾当局闻讯立即派高级官员秘密与廖会晤，做出善后安排。1965年3月6日，廖文毅终于同意向国民党当局输诚。 5月15日，56岁的廖文毅从日本返回离别18年的台湾，他发表书面声明，公开宣布解散**组织，放弃**活动。并且”他希望过去受他领导的朋友们，也跟着放弃那种错误的主张。”在谈到放弃**返回台湾的动机时，廖文毅称，是受了蒋介石的”感召”，要”响应蒋总统**建国联盟号召，剑及履及，离日返台，贡献所有力量为**建国大业，坚决奋斗。” 廖文毅此举，造成”独立运动一时顿失重心，整个士气遭受极大的打击”。不久，海外许多**头目和骨干纷起效尤。1966年4月，郑万福解散其”台湾民政党”，返台定居；10日，吴振南宣布解散”民主独立党”返台；1971年，廖文耀、简文介等解散”台湾自由独立党”投蒋；1972年，”台湾青年会”的赞助人辜宽敏、廖春荣宣布放弃**，回到台湾；同年4月，原”台湾再解放联盟”秘书长、曾担任多种**组织顾问的邱永汉电宣布”反正回台。” 廖文毅和蒋介石化干戈为玉帛，”共同**”，被称为台湾当局”最近十年来在政治上成功的一件大事。”蒋介石更是喜不自胜，在廖返台的当天他就表示：”对廖文毅的幡然悔悟，参加**大业，予以慰勉。”随之，当局宣布，”对廖文毅的通缉予以撤销”。蒋依”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赦免廖文毅的”叛乱罪”，并发还所没收的廖家财产，廖的大嫂、侄儿也获赦出狱。廖文毅对蒋介石的”宽宏大量”感动万分。台湾”中央社”在播发这条消息时特说：”今后凡迷途知返，愿为国效力者，据悉均将获得自新之路。” 廖文毅刚刚返台，蒋介石就想见见这个”**英雄”，后来意识到这样急不可耐地与一个昨日政敌见面，有失尊严，遂延宕了一些时日。7日，蒋召见廖文毅，询问他返台后的生活情形和家人的近况，并自豪地告诉廖，他已把台湾建成了”三民主义的模范省”，”这也就是我们今后反攻大陆，复国建国的准据。” 是年年底，廖文毅被任命为”曾文水库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文水库是台湾当时最大的水利工程，预算投资台币60亿元，主任委员为台湾省主席黄杰，所以，廖文毅的这个职位也没多少实权。 3.对”**”势力毫不手软 廖文毅的招降，使海外的**势力元气大伤。60年代末，日本的**组织已江河日下，**大本营的地位已发生动摇，**运动的中心渐渐转移到岛内和美国。 对于岛内的**活动，蒋介石历来毫不手软，他决不会让眼皮底下翻船。对于岛内大大小小的**小喽罗，一经查知便一网打尽。因此，岛内、岛外的**案件接连不断，被捕判刑的**分子数以千计。其中较著名的有： ”台湾共和党案”：1959年底，台湾当局侦知高雄人黄阳辉接受廖文毅等的指令，秘密在台湾南部组织”台湾共和党”，并计划准备短期内在台湾各地发动小规模骚乱，激发台湾青年”民族意识”。同时，准备以10年为期，在军队中串连台籍士兵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事情败露后，黄阳辉等涉嫌人员30多人被捕，叶呈祥、叶江水、孙荣灿、俞姬填等被判重刑。 ”廖启川事件”：1960年上半年，台北市商人廖启川联络孙秋源、蔡国铿等，准备”以暴力推翻国民党统治”，以达到”台湾独立”的目的。他们举行秘密集会，筹募经费，组织敢死队，积极准备在台北、桃园、基隆等地举事。1961年9月，事机泄露，廖启川、孙秋源被捕。第二年，廖启川、孙秋源各判12年徒刑，蔡金铿被判8年，其余涉嫌人员判2-5年有期徒刑。 ”苏启东叛乱案”：此案与廖启川案有一定牵连。1960年底，云林县议员苏启东伙同嘉义县张茂钟、詹盖仁及部分驻防士兵，密谋成立”武装别动队”，并提出”政变须以军队为主，而军队又以装甲部队为中心，所以特别要注重争取装甲部队”的方针，计划3月9日晚起义，袭击军营。但当十几人按计划到达聚集点之时，又临阵退缩，害怕寡不敌众而停止行动。此后他们秘密与台北方面的廖启川取得联系，积蓄力量，同时行动。1961年9月，台湾警方在全岛范围内突然出动，逮捕苏启东等嫌疑犯300多人。1963年作出判决：苏启东、张茂钟、詹益仁等被判无期徒刑，其他涉嫌人员被判2-15年不等徒刑。此案受刑人数达50人。 ”高雄军校学生**运动案”：1962年，高雄炮兵学校候补军官第十三期学生施明德、陈三兴等，串联陆军军官学生蔡财源、吴炳坤和台湾大学法律系学生黄自得等，秘密组织”台湾独立联盟”，以”推翻国民党，建立台湾民主共和国”为宗旨，并分别在台中、高雄等地区发展力量，联络人员达200多人。1962年7月，台湾”警备司令总部”以”叛乱罪”逮捕施明德等骨干成员30余人。施明德、陈三兴被判无期徒刑，蔡财源等各被判半年至12年有期徒刑。 ”同心社事件”：侨居印尼经商的台湾屏东人陈志雄在日本加入廖文毅领导的”台湾民主独立党”后，被任命为该组织驻东南亚巡回特使。1962年6月，陈涉嫌**活动被捕，不久因证据不足而释放回屏东。在屏东，陈与戴村德、萧坤旺等密谋成立**组织。1962年底，陈志雄写给戴村德等人的信件被国民党特务截获。信中透露，美国将更换驻台”大使”，**有望，并要组织”同心社”，为”推翻**的国民党而斗争。”陈志雄等人被捕。1963年10月，陈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死刑，戴村德、萧坤旺各判6年有期徒刑。 ”台湾民主共和国革命案”：1964年4月，台北吴明丸和基隆杨国大等人在金门劫取蒋军枪支弹药，准备起义，建立所谓的”台湾民主共和国”。经人告密，相关人员被捕。吴明丸、杨国太被判死刑，同案60余人处不等的惩罚。 ”台湾人民自救宣言案”：1964年9月20日，台**律系教授、原被捧为”十大杰出青年”之一的彭明敏，联合他的学生、《今日中国》编辑谢聪敏，”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魏廷朝等人起草了《台湾自救宣言》，该宣言约2800字，开宗明义即断言： 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早已是铁一般的事实！……蒋政权只靠美国第七舰队苟延残喘，我们绝对不要被”反攻大陆”这一厢情愿的神话蒙住眼睛，走向毁灭的路上去。第七舰队一旦撤退，蒋政权在数小时内就会崩溃。”反攻大陆”云云，只是蒋介石用来维持非法政权和压榨我们的口实罢了。……十余年来，台湾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国家。……我们的目标是：（1）确认”反攻大陆”为绝不可能，推翻蒋政权，团结一千二百万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诚合作，建设新的国家，成立新的政府。（2）重新制定宪法，保障基本人权，成立国会，成立向国会负责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3）以自由世界的一分子重新加入联合国，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邦交，共同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宣言写好后还没来得及散发，1964年10月，台湾”警备司令总部”宣布彭、谢、魏三人被捕，1965年3月，台军事法庭判决谢聪敏10年有期徒刑，彭明敏和魏廷朝8年有期徒刑。不久在国际各种势力的压力下，彭获”特赦”，其余二人刑期减半。 ”林水泉、颜尹漠事件”：台北市议员林水泉受日本的**分子辜宽敏的指使，在台搜集情报、分发宣传品，并秘密联络颜尹谟、吕国民、张明彰等人秘密筹设”台湾独立联合战线行动委员会”。1966年3月，颜尹漠、吕国民等人以该委员会名义，散发”建立台湾共和国”、”台湾独立斗争决战书”、”三不三唯宣言”等**文件，并多次集会，组织”全国青年团结促进会”，张明彰、陈光英等被选为”中央常委”，而陈光英实为调查局的内探。1966年底后，该组织与日本**分子往来密切，并计划在台湾炸水库、桥梁、油厂及暗杀国民党上层要人。台警方对此了如指掌。1967年8月20日，台湾情治单位突然下手，逮捕了林水泉等247人。1970年8月做出判决：林水泉、颜尹漠、吕国民等处于15年有期徒刑，张明彰等人被判2-10年不等徒刑。 ”台湾大众幸福党事件”：1965年9月，宜兰县陈泉福、黄英武、林树枞等人组成”台湾大众幸福党”。因与林水泉、颜尹谟案有牵连，1967年该组织成员全部被捕，分别处以2-12年不等徒刑。 ”纽约刺蒋未遂案”：1970年4月，台湾”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访美。4月24日，在纽约布拉萨酒店门前，”**联盟”成员郑自才、黄文雄乘蒋出席宴会之际，图谋行刺。在蒋经国下车进入酒店正门之时，黄、郑二人从正门两侧的大理石石柱后迅速闪出，黄文雄刚拔枪欲射，美国警探眼疾手快，将其手腕托起，子弹向空中射出。黄文雄未及射第二枪即被打倒在地。与此同时，刚有动作的郑自才也被警卫制服。此案发生后，”**联盟”宣称黄文雄、郑自才的所作所为是”台湾民族英雄的除暴义举。”当有记者问蒋经国有何感想时，蒋经国说：”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拘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将他们释放。” 对于发生在美国的**分子行刺事件，根据国际法惯例，台湾当局没有权利直接审判。事后，黄文雄、郑自才分别被保释出狱。 ”美国在台机构被炸案”：1970年10月12日，台南市美国新闻处被炸，次年2月5日，台北市美国花旗银行被炸。涉嫌此案的**分子20多人被捕，谢聪敏、魏廷朝因出狱后再次作案，分别被判15年、12年徒刑，其余人员各有惩处。著名作家李敖被诬指为”**联盟”成员被判10年。 ”台湾独立革命军事件”：移居巴西的台湾人温连章参加日本”台湾独立革命军”，1971年10月，他返回台湾，陆续吸收姜启我、林国祥、张世明等人参加组织，准备进行恐怖活动。1972年3月，温连章及其同伙试制炸弹成功，这时，张世明告密，温连章等人被捕，分别处以5-12年有期徒刑。 ”郑评事件”：台湾面包店业主郑评在日本参加”基督教**联合会”并加入**组织。回台后，他吸收游进龙等13人参加**组织，并准备进行暗杀、攻占军事据点等活动。1973年10月，因人告密，郑评等人被捕。台军事法庭判郑评为死刑，其余也严加惩处。 总之，自50年代中期以后，**在岛内活动就日趋频繁和猖獗。**分子虽多系乌合之众，斗争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和统一的组织领导，但在美、日等海外势力的支持下，他们谋求”台湾独立”、反抗蒋介石白色恐怖的呼声日益增高。一些”**老斗士”屡捕屡释，屡释屡捕，其”斗争业绩”数不胜数。蒋介石在台主政时期，不管他是不愿看到中国分裂也好，还是妄想”**复国”也好，他始终对**采取打击策略，**在台湾也始终没有取得任何公开的生存机会。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三民主义光复大陆” 1.”新”理论哲学基础 从1950年起，蒋介石便在台湾苦思失败的原因，由于军事上有大的作为还看时机，更多的是不可能，于是转而从理论着手。日月潭边的沉思，使他为自己的失败找到了好的理论借口：他说国民党缺乏”革命哲学作基础”，”思想不统一”，”徒有完善的主义、高尚的哲学（民生哲学）而不能实践笃行。尤其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来的精神道德，摧毁无余”，由此”致使党内理论分歧，思想复不集中，一般同志陷于错误的思想之中，而不知何去何从。” 他认为这样就必然导致他的国民党在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同样也惨重地失败了。对此，蒋介石痛心疾首。他说：”由于军队失却了主义的信仰，没有思想的领导，……一旦与敌人作战，自然如摧枯拉朽。” 因此，蒋介石在台湾极力修补其**思想体系，严密控制社会思想和人民的生活。50年代初，蒋介石发表了《**抗俄基本论》、《三民主义的本质》、《解决**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等一系列文章和演讲，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系统攻击马列主义，把台湾社会的思想文化纳人**的轨道，其主要目的，在于从理论上反攻大陆，以达到政治目的。 在这种**思想体系指导下，狂热的**宣传，一时遍及台湾全岛。蒋介石俨然以”领袖”、”导师”、”救星”自居，大讲其思想，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内容上。 一是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维八德”。他概定自己、孙中山和国民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惟一继承者，攻击中国**是外来思想，并耸人听闻地说：随着国民党1949年在大陆的失败，”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也要随之毁灭了。**必欲摧灭我五千年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蒋介石由此大呼，要重振”四维八德”。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因此要把它们调整过来，从正面肯定：”四维既张，国乃复张。”蒋介石宣扬”四维八德”的目的就是”发扬我们固有的道德”，使青年成为国民党”继绝存亡之圣贤英杰。”他希望用自己的这套理论来武装台湾民众的思想，以反对**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反攻大陆。 二是曲解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为”革命哲学”，创造出他所谓的力行哲学。蒋介石斥责一般国民党党员缺少所谓的”革命实践精神”，”只知空谈幻想，不图改变”，和**一对阵，”力量便无形瓦解了。”他要求国民党党政等各级人员，”切实研读”他的《行的道理》讲演词，杜绝”消极”情绪的蔓延，防止”一旦外援断绝”，”就认为前途绝望。”蒋介石同时给国民党官兵打气，鼓吹培植起以**的”新武德”为核心的所谓”革命人生观”，要国民党官兵建立”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五大信念”，时时”乾乾惕惕.操危虑患”，一旦和**交战，则”不成功，便成仁。”其实，蒋介石的这种”革命哲学”（即力行哲学）就是替蒋介石、国民党卖命的哲学，其哲学的政治目的十分露骨。 这当然是蒋介石企图反攻大陆的政治理论需要，从根本上讲，谈不上有什么建树。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更有体系，更体现继承性和历史性，蒋介石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接班人，他的思想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发展。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蒋介石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发誓要用新的三民主义反攻大陆，用自己的理论发展三民主义，为此，在台湾开展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特别是其三民主义复兴大陆更有影响和代表性。 2.三民主义”新”解 蒋介石进行独裁统治，但没有忘记为自己的统治粉饰。为标榜自己，同时也为了说明自己确实是孙中山的最佳接班人，并借此掩盖其对孙中山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背叛，声称早在大陆时，他就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大有研究。当然，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研究和阐释，主要是为自己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服务，故在不同历史阶段，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就大不相同。 蒋介石统治大陆时，尤其是发起新生活运动以来，他对三民主义的讲解都是以礼义廉耻和明明德为其归宗，或者干脆说三民主义就是礼义廉耻。这也是他提出政府要经常采取的”研究方式”，只要他认为是那么一回事，就一定要反复重复，仿佛那就是真理一般，他这样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实不过是为自己进行的新生活运动找理论源泉，因为”新生活运动”是他的创造，是”科学的”，是有老祖宗的。蒋介石这样做，在国民党内自然不敢有第二种声音，只有附和和吹捧。 败退台湾后，一方面为适应其”反攻大陆”的新形势需要，另一方面要”发展”三民主义，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又有所改变。 1952年7月7日，蒋介石出席青年夏令讲习会并作演讲，在这次会上蒋介石专门重新讲解了三民主义的本质，后来他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一本小册子《三民主义的本质》，试图系统地阐释三民主义。为了适应潮流和形势，蒋介石换掉”礼义廉耻”和”明明德”，而代之以伦理、民主、科学。 关于伦理，蒋介石实际上把以前所认定的三民主义本质是礼义廉耻和明明德进行概括得出来的，因为礼义廉耻和明明德实际上属于伦理范畴。在对三民主义本质的重新解释中，蒋介石指出，伦理是本民族群体中个人对家庭、邻里、社会、国家所持的正当态度，由理性定出标准。因此，蒋介石说伦理是中华民族的立足点。有了他所说的伦理，才能有民族独立和自由。在此基础上，蒋介石进一步说伦理也可以称是民族灵魂。民族自信心。他说： 伦理其实是”礼”的渲化。这种人与周围各方面关系和态度，永远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标准。否则就会形成民族社会的混乱。例如在街上因一点小事，就出口伤人，或恶言相加，或破口大驾，甚至大打出手，就是由于民族社会缺少伦理和秩序而形成的混乱状态。 蒋介石是一个善于演讲的政客，特别是对青年演讲，他总是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来激起人们的热情： 作为人类社会，长的上下之间、平辈、同事之间，目不相视的同胞之间，以至于国际人际关系之间，都应有一个互相对待的仪态分寸或标准，而应以礼让、尊重、善意为基本原则。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之间，总是处于互相敌对、嫉妒、恶意、幸灾乐祸之中，试问这不是一种全国族的最底里的，也最大的内战吗？这样的国族办起事来岂不是难关千重，险浪迭起吗？！因此，新时代的新伦理关系，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命和灵魂，不可须臾离之。而且一个不文明的国家对本国任何人的有用的精神财富，都会拒绝参考的。如果拒绝，岂不是一种内战吗？！ 关于民主，蒋介石认为自”五四”以来所喊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不但正确，而且必须。一向标榜传统的蒋介石，在解释民主时也没有忘记民族的文化传统，他说： ”如果没有我们民族的文化来做民主与科学的基础，那么这两个口号，不仅不能救国，而且徒增国家之危机。” 蒋介石宣称三民主义所提倡的民主，是抽象的民主，不是阶级民主。民主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蒋介石认为是”自由与独立，亦是权利与义务”。他把自由上升为国家形态，认为自由应是”为国家争自由”。独立也是先争取国家的独立，只有国家独立与自由之后，才有个人的独立与自由。要达到国家的自由与独立，就必须先尽国民的义务，这个义务就是”守纪律负责任”，只有国民能够守纪律负责任，国家才能独立与自由。 这是一整套的”反攻大陆”的政治言论。因为蒋介石认定中国**领导的新中国是不独立和不自由的，所以三民主义要为中国争”国家的自由”。既然整个国家不独立不自由，个人当然谈不上自由和独立，而为了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每个人就应当”守纪律负责任”，这个”守纪律”就是听蒋介石国民党的话，”负责任”就是尽全力担负起”反攻大陆”的使命。 更何况蒋介石只讲如何争取国家的独立与自由，至于国民的民主权利问题，却连一个字也未提。看来蒋介石只要国民尽义务，为他的政权效劳，誓死保卫他，为他”反攻大陆”，而对国民的民主权利，蒋介石连讲也不愿讲了。 关于科学，蒋介石说是民生主义实现的手段。民生主义的科学是”保民”与”养民”的科学。是以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从事生产和分配。具体说，土地改革要实行农民偿还地价的温和土改；工业经济上，也要实行节制私人资本，而不没收私人资本的温和方法，实行”社会与人民均富”。他反对没收上地的土改和没收私人资本的全部国营化。他说私人”无产，就是大私有的集产”。蒋介石并说这种”大私有”的理论，”是以恨为出发点的”，也是以”反人性为出发点的”，因而是不科学的。 就表面看来，蒋介石在台湾时理解的三民主义，就是要人民敦伦理、守纪律、尽义务；国家行保民、养民的”均富”政策。蒋介石对此体系十分满意，号召全党全军要仔细研读，认真领会。 领会什么呢？无非是领会出蒋介石的解释三民主义本质的内在意义。说白了，就是要认真研习和领会如何用三民主义反攻大陆。 在新的解释中，蒋介石强调伦理，强调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这是中国独立和自由的基础。而**不讲，甚至反对中华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是外来伦理和理论，当然”不能够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所以他认为从伦理出发研究，就可以判定”三民主义必然光复大陆”。 接着蒋介石把三民主义的民主说成是争取国家独立和自由。显然，**不讲民主，国家不独立和自由。于是他号召人们站在中华民族的伦理基础之上，为国家独立和自由而奋斗，以实现三民主义的民主，”而就观当前形势，无非是尽一切力量，反攻大陆，从而实现国家独立和自由。” 如何实现呢？蒋介石把”科学”作为其反攻大陆成功的手段。认为依靠民生主义就可以达到目标，**的集体化是违背人性的。至此形成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为其在台湾继续大搞个人独裁**粉饰，同时为其苦心经营的”反攻大陆”作舆论宣传。 在蒋介石”三民主义光复大陆”的理论中，还有康乐和育理论。1953年11月，蒋介石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对人口、家庭、教育、城乡建设、文艺音乐等进行阐述。 在”育”的问题上，蒋介石反对马尔萨斯人口论，他认为人口增长并非以几何的比率或级数而增长，粮食增长很快，也不是按算术比率增长。蒋介石的内在政治目的，是不能在台湾控制人口生育，否则，台湾人口减少，青少年减少，哪里找人去”反攻大陆”？不能”反攻大陆”，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不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了么？ 在社会上，蒋介石主张不提倡离婚，控制离婚率，以免有更多家庭破碎，儿童悲惨。蒋介石甚至说，”收复”大陆后，要对大陆儿童实行”再教育”，使其重享家庭温暖。他认为大陆彻底破坏家族组织和拆散婚姻。为使他的三民主义理想化，并说要设立妇产医院，以低费和免费接生，建立儿童教养院、养老院等。蒋介石把自己的民生主义吹得神乎其神。 在教育方面，主张民主主义的教育，即从民主生活中培养自己的人格。其中包括学校教育、儿童强迫教育与识字运动、家庭生活教育、公民教育、职业生活教育、大学教育、成人教育、国民军训、童子军、劳动服务。蒋介石在教育方面的提倡，客观地说有其积极的一面，它为台湾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人的素质基础。不过，蒋介石之所以如此重视教育，其根本出发点并非在民，而在于他的政治目的：建好台湾，以反攻大陆，所以台湾的教育成就在整体素质上就大打了折扣。比如在其**理论指导下，对祖国大陆的歪曲认识，实在误了一代青年。 在”康与乐”上，蒋介石主张国民应德性善良，体格康健，理智或感情和谐。为此要以礼节制情感，以乐调和情感，讲求礼乐合壁。总之，要忍受蒋介石的独裁，要节制愤怒。同时要学会等待，即使”反攻大陆”喊了无数年不得实现，也得耐心等待，实在等不下去，只好以别情移开，比如兴乐代怒。 同时音乐也不能听那些不能令人振奋的东西。蒋介石认为音乐是以表现民族的盛衰，所以他反对萎靡不振的”亡国之音”，要大力纠正颓废音乐的**歌曲。蒋介石要求要以雄壮的音乐激发他的国民，激发他们干什么呢？就是要激发他们去为自己卖命，去”反攻大陆”，这才是蒋介石的最大目的。 因此，蒋介石在台湾对文学艺术和新闻定位方面控制得十分严，并大兴文字狱，以求统一于一切思想在三民主义之中，集中一切力量”反攻大陆”，并最终”收复”大陆。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反攻大陆变奏曲” 1.吹牛，还是壮胆？ 蒋介石一到台湾，便把”**”和”反攻大陆”作为其一切工作的核心。在台湾，他操纵下的各种宣传机器极尽一切能事大肆喊叫，整个台湾变成了一架**大机器。 1950年1月27日，国民党正规部队在大陆正式完结的第三天，蒋介石就指使”行政院”颁布”**保民总体战动员纲要”。规定：动员全部人力物力，实施各种**战略，男女必须宣誓，绝不通”匪”。 蒋介石在大陆统治时，就极力大搞个人崇拜，到台湾后在此方面还不悔过，居然让老百姓向他宣誓效忠，实行愚民政策，这跟封建帝王毫无二致。退一步说，如果他要求他的国民党各党员为其宣誓还可以理解，因为他可以说成是向”党国”宣誓的效忠，但让民众向他宣誓效忠就显得太不上道了，而此后这种宣誓却在台湾流行起来。下面略举一些史实： 1950年5月22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全体人员180人，集体宣誓效忠蒋介石，”誓死确保台湾”。 同月27日，蒋经国主持的总政治部，发动各部纷纷举行”歃血联盟”、”誓死效忠领袖”的活动。宣誓仪式于国民党各部进行，誓词：”宣誓效死，确保台湾。” 这当然是一种表决心的行动，在要求宣誓的同时，蒋介石在台湾绝没有少叫喊”反攻大陆”。如果去查一查他的任何一次宣讲和谈话，没有一次不扯上这个话题。 为”**复国”，蒋介石真是费尽了心思，并为此专门成立了”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更为可笑的是，在1955年，他指示，该委员会重点设计应在于”光复大陆”后之社会关系。而此时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正盘踞台湾一隅，在美国第七舰队保护下喘息未定，蒋介石实际上在台湾过着苟且偷生的日子。 即使如此，蒋介石的领袖状态却很充足，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人们要为”党国””不成功，便成仁”，而且在解释他丢失了大陆后还没有”成仁”的原因时说： ”我们所以不在大陆牺牲，就因为我要保持台湾。” ”如果台湾失掉了，台湾就是我最后牺牲的地方。” 这是1950年5月16日蒋介石在《军人魂》演讲中的原话。言外之意是说，他是领袖，当然要坚持到最后才死，你们军人得先为我党去死。当然，如果台湾真失掉，他蒋介石也不一定就真的会去死，还可以去其他地方，留得青山在，在那里搞一个流亡政府。真到那个时候，他又会说：反攻大陆还没有成功，我不能在此时死。究竟什么时候才该死呢？只有老死以后，蒋介石自己才会知道。 蒋介石叫喊”反攻大陆”，在早期最为常见，而且每一次均是一本正经，往往配之于许多理论证明和实践计划。 2.一、二、三、五计划 蒋介石最早开出”反攻大陆”支票的时间是1949年6月26日，此时国民党在大陆已遭到彻底失败，但其军队及权力中枢尚未全部退台，下野总统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遂于台北召开东南区军事会议，并发表《本党革命的经过和失败的因果关系》的讲话，提出经过整顿党、政、军各部门，不出3年，就可以消灭**。蒋还在讲话中提出下述口号，作为国民党当时的”努力的目标和进度”： （1）”湔雪耻辱，报复国仇！誓杀共匪，完成革命！” （2）”精兵简政，缩小单位！自动降级，充实战力！” （3）”半年整训，革新精神！一年反攻，三年成功！” 蒋介石宣称这是国民党最艰苦的阶段，但也是成功立业，千载一时的机会。希望全体国民党员记住历史教训，”坚定必胜的信心，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充实我们反攻准备，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的使命。” 在这里，蒋介石界定他的”反攻”准备为半年，一年后开始反攻，三年内完成。然而时隔不到一年，蒋不但没有完成反攻准备工作，反而被赶到四海茫茫的孤岛之上。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在复任总统职后的《复职的目的与使命》中，再度界定反攻时间表，改半年整训，一年反攻，三年完成为”一年整训，二年反攻，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就是说，从现在起，少则三年，多至五年，完成反攻复国使命。 是什么原因使蒋介石更动了反攻时间表呢，据蒋介石解释说： 我去年来到台湾以后，7月间在台北个寿馆召开东南区军事会议，检讨过去”剿匪”失败的原因，并拟定我们今后反攻的计划和期限，在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提出半年整训，巩固基地，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结论，那时候，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绥远、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各省，以及陕南，都还在我们**手中，所以我认为东南区一年之内反攻，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后来时局变化大快，整个的西北和西南，不到四个月时间，就全部落在敌人的铁蹄之下，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所以现在的情况，和当时不太相同了，我们要重新制订计划，徐图恢复，决不能好高骛远，只求速效，我们知道越王勾践在会稽失败以后，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后灭吴。今天我们要恢复整个大陆1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彻底消灭毒辣阴险的国际共匪，当然是需要长时间的艰苦奋斗，才能有效。 在这里，蒋介石用了一句”战局变化太快”和”始料所不及”就推翻了他原订的时间表，然而时隔不久，蒋介石在答记者问时，又提出”3月反攻论”。 当时有记者问蒋介石：”究竟什么时候反攻大陆？” 蒋氏立即回答：”今后3个月内，共匪如果来侵犯台湾，那就是我们**迎头痛击，乘机反攻大陆的时机。这样，3个月以后，我们就可正式开始反攻了。” 又有记者问蒋：”如果**始终不敢来台湾，我们何时反攻呢？” 蒋答：”如果共匪始终不敢来侵犯台湾，那我们亦要在一年之内，完成我们反攻大陆的准备，至迟一年以后，亦必能实行反攻大陆。” 很显然，蒋介石的”三个月反攻论”是建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进攻的基础上的，它的底牌实际上还是”一年以后”。然而就在蒋介石全力准备”反攻”之际，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闪电攻势，接近了台湾岛的外围防线，荒不择路的蒋军急匆匆奉令撤回台湾岛。 为了使部下更具信心，蒋介石讲了他”反攻大陆”的战略。他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讲：”过去**用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我们要用海岛包围大陆。”与会将领一听，虽都称总裁高见，心里却各有想法：”哼！过去你就让我们学习**战术打**，现在恐怕更是缘木求鱼。” 尽管将领们有议论，但”海岛包围大陆”的牛皮还是从军事会议大厅传向部队、民间。 不料，在海岛上的国民党军不给总裁争气，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驻守沪杭重地对面的舟山群岛和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上的数十万国民党军无力抵抗，被迫撤离。撤离舟山群岛时，还将2万名青年男女挟持台湾，不愿上船者竟遭枪杀。 消息传来，刚刚向公众宣布了蒋介石新战略的国民党的宣传大员们慌了手脚：从大陆沿海这么重要的岛屿撤退，该怎样才能向民众解释呢？还是蒋介石高明，他向手下的大笔杆子们如此这般交代一番，于是5月16日，台湾公众就听到了这样一篇广播稿——《为撤退定海、海南**告大陆同胞书》，声称，作此决定的根本大计与步骤，”就是第一步要集中一切兵力，第二步巩固台湾及其卫星岛屿，第三步反攻整个大陆来拯救全中国同胞，第四步复兴中华民国，建立三民主义独立自由的新中国。””撤退海南、定海的军队那是实现第一步。”至迟一年以后，必能实行反攻大陆。 同时，还发表了一份《告台湾同胞书》，提出要集中兵力确保台湾，拯救大陆同胞。蒋介石的名言：”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复兴”中华民国”，也是此时公之于众的。 这个计划可谓具体了，时间上安排得一清二楚，就是在一年时间里作好政治和军事上的准备，第二年开始反攻大陆，在东南沿海登陆到中国大陆，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花一年多时间完全占据东南沿海大陆领土，并以此为基地向中国大陆内地和东北、西北挺进，这要花大约两年时间或三年时间，最后，到第五年即1956年就可以取得”反攻大陆的胜利”。 当然这些只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或称其为空想主义论调也未尝不可，而实际上，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哪里能容忍蒋介石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驰骋”呢？ 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五年”计划听起来虽然十分动听，但无论是大陆人民还是台湾同胞特别是那些尝过人民解放军厉害的蒋军官兵，都很明白，其实现的可能程度实在太小。这五年里，蒋介石”反攻大陆”不但没有成功，倒是担心大陆解放台湾而受惊不小。 1950年金门战斗的担惊受怕过去，蒋介石为此还得意过一阵子，而且随后的形势开始也似乎对他有利起来。他发布”反攻大陆”的”五年”计划后1个多月，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极为兴奋，因为美国在此时已开始又来台湾向他致意了。 1950年下半年，蒋介石又开始成为美国的好伙伴，美国不但给他派来军队同他”合作”，而且没有忘记也给他经济支援，蒋介石的计划似乎还真的有了点苗头。 于是乎，这一年的下半年到1951年初，蒋介石便抓紧时间备战，而且组织”**游击军”，如金三角国民党军残部和大陈岛残军，要他们作好反攻的准备。事实上这些部队只是不同程度地对中国大陆进行了骚扰活动，反攻实在有点谈不上。 随之而来的形势便一天天粉碎了蒋介石”五年成功”的美梦。美国不同意蒋介石希望的在中国大陆沿海开辟战场的想法不说，蒋介石所信任的美**队自己也吃了大败仗，1951年10月以后，一度被迫退到朝鲜半岛38”纬线附近，同中国人民志愿军对峙起来，而且从那以后，直打到1953年，美国人已明白无法打赢这场战争时，只得同中朝军队谈判，灰溜溜地退出了战争。 连美**队和”联合**”都无法打赢中**队，蒋介石的心怎么会不冰凉呢？到1953年，他的”五年计划”还没有一点眉目，不过他并没有收回这句话，反而继续叫喊要反攻大陆。 3.”反攻”变”光复” 到1954年，蒋介石开始改了点说法，把”反攻大陆”变成”光复大陆”，虽然意义差不多，但毕竟换了个花样，有了点新鲜感。 1955年，是蒋介石”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这一年里，他不但无法反攻大陆成功，反而受到许多挫折。 原来前不久联合国对中国问题发表了一个声明：呼吁国共双方停火，而且事实上采取了承认**的立场。蒋介石对此很恼火，该年2月7日，他在台北大骂联合国，抨击其停火建议和”两个中国”的主张，声称只有一个”中华民国”。 而且，此时此刻，大陈岛不能再呆了，只得撤回其残部，为此蒋介石还郑重其事地发表《告海内外同胞书》，称此举为转移兵力，增加台、澎、金、马防卫力量，配合新战略，重新部置**阵线，避免无谓损失，作积极**准备。这里像要反攻大陆的样子，其实是在收缩守卫圈。 更何况，此时蒋介石在美国人眼里又有了些变化，美国在朝鲜无法占到中国的便宜，便有意想把台湾变成自己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即将台湾交给联合国来托管。 要达到此目的，当然得先剪去蒋介石的台湾与大陆的地域联系，放弃金门、马祖在美国看来是实现其计划的第一步，加之当时金门受到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连续炮击，所以美国人要求蒋介石放弃这两块地方。 蒋介石这一次倒还长了些心眼，他显然也不愿自己被美国吞掉，因此对美国的这一要求采取了抵制态度。1955年3月21日，与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塞资伯格谈话时，蒋介石就声称： ”我一定为金（门）马（祖）而战，决心战至最后一人。” 美**事顾问劝他撤军，蒋介石不予理睬美国政府的压力。在这一点上，是应当肯定蒋介石的。他退居台湾以来，一直也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并没有打算让台湾独立起来的意思，任何外国势力企图将台湾从大陆分离出去的打算，蒋介石均给以拒绝。 到1956年时，不知道蒋介石是否还记得六年前所说一、二、三、五计划，也许他年事太高，不大能记得自己以前说过什么，但是，在他80岁当选”总统”时说的一席话，却并没有显示出他神智不清，他说： 我本来希望国民党同志不要提名我为候选人，因为才德兼备，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很多。但是，最后大家仍然推我，我感到很惶恐。我今年已经八十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 又说： 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 这完全是发空炮，自我安慰而已，像这种明知不能为而却要说得一定能成的政客，世界上也绝非仅蒋介石一人，只不过蒋介石太具特色，到死都不忘记要”反攻！反攻！！光复！光复！！”看来他也只有死不瞑目了，因为蒋介石的”反攻”和”光复”的计划直到他死时也没有出现可能的任何苗头，新中国一天比一天更强大更繁荣，台湾的力量与其相对来说，距离越来越大，反攻之说越来越成了天方夜谭。 后来，蒋介石1959年还开过”再过10年便**复国”的时间表，可是到了他超过了越王勾践10年生聚，10年教训的20年，他仍然未能兑现自己的诺言。 4.”毋忘在莒” 蒋介石同样是一个爱读史的政客，特别是从历史人物的军事活动中，他深受启发。当他从大陆不得不退到台湾，并在台湾有了喘息机会时，蒋介石经常把台湾比作”莒”，要效法田单，以小莒而成就”复国”之志。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下专门刻了四个大字”毋忘在莒”，其目的在于激励众人，奋发图强，大家齐心协力反攻大陆，以实现”光复大陆”。 蒋介石自比田单，并对田单其人和其军事思想作了一番细致的研究。在多次讲话中，蒋介石就田单复国进行了详细阐述，他号召国人要有田单复国精神，不但要有其毅力，而且要学习其策略。终于在1964年重新发起意在反攻大陆的”毋忘在莒”运动。 1964年12月20日至22日间，蒋介石到金门视察，对金门、澎湖官兵发表了《毋忘在莒运动的意义和启示》的讲话，通过对大陆形势的分析，激励部下励精图治。蒋介石在这次讲话中重点介绍了田单恢复齐国的长期计划六条和启示七条。 蒋介石总结田单复国的六条计划为： 第一是采取持久消耗战略，以时间改变战力的劣势。 第二是以心理战、情报战配合谋略战，以削弱燕军的斗志，并迫使燕军自乱步骤。 第三是号召齐国各地志士，在敌后破坏燕军的行动和补给。 第四是与苫成互为犄角，对包围两城的燕军形成外线作战的优势。 第五是以战略上的攻击和战术上的防御，奇正互用，准备对敌奇袭。 第六是编练士民，补充兵力，在战局转趋稳定以后，即行反攻，号召忠义，光复全齐。 蒋介石从田单复国的六条计划出发，结合台湾和大陆的形势，又总结出七条启示，即如何在台湾进行反攻大陆。 ”第一，就是坚韧不拔的精神”。蒋介石把这一条放在首位，说明无论做什么事决心和毅力多么重要，他要求官兵要有必死的决心，只要如此，才会不惜用尽全力，这样，反攻大陆才有希望。 ”第二，就是团结的精神”。蒋介石到台湾以后，对台湾的党、政、军进行了彻底整治，建立了清一色的蒋氏政权，排除掉异己，消灭反对势力，因为他一直坚持在大陆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党内各派不团结。当然，此时台湾已是蒋介石在一统军队、政治和经济，强调团结奋斗，主要是指军民团结一致。 ”第三，就是研究发展的精神”。蒋介石认为，三民主义精神需要发扬光大，田单在退守宫时努力发展自己，不发展便注定灭亡。蒋介石占有小小台湾，如何研究发展以采取反攻策略呢？他认为是在政治战、谋略战、情报战和武力战中求得虚实、奇正的极致。 ”第四，就是以寡击众的精神。”既然已失败到十分弱小，要死而复生，若不能以小攻大，以弱敌强，当然无法最终成功，蒋介石借田单的历史事实，为自己和台湾军民打气，要以”小小台湾之寡、打败大陆之众”。蒋介石说，必须要有这种精神才行。 ”第五，就是主动攻击的精神”。蒋介石分析田单不以自己的小莒而示弱，反而采取强硬态度，在关键时候先发制人，先下手为强，从中获得巨大启发。这一点收获，蒋介石受用了后半生，所以他在台湾，虽然力量并不大，但是他的口号却喊得十分响，这实际上有点外强中干的味道。不过蒋介石的这种精神算来的确十分可以。蒋介石认为主动攻击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变防御为攻击，这是一种军事策略，是指一定具体条件下的军事行为，如果他真是要主动进攻大陆，恐怕只会早取灭亡。所以蒋介石的一切理论均是主要取其”精神”，至于实践，那又另当别论。 ”第六，就是防谍欺敌的精神”。这是蒋介石的拿手好戏，并非真的就是从田单那里得来的。在台湾，为强化其独裁统治，特务组织深入台湾的每个方面，军队和政府机关不用说了，甚而经济生活领域，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间谍活动均颇为广泛。对付大陆，蒋介石自然不会不用他的拿手好戏，在离开大陆前，他就作了布置，在大陆埋伏了许多国民党特务，极尽破坏之能事。同时，蒋介石还采用欺骗战术，引诱对方犯政治、军事错误，或借此激发台湾军民的同仇敌代之心。这一点，蒋介石算起来还十分坦白，蒋介石为了鼓吹”反攻大陆”，把这个理论运用得十分到家，有心无心不难看出。 ”第七，就是军民合作的精神。”蒋介石为加强台湾的战斗力，差不多已将台湾完全军事化了，他认为中国**在大陆已无群众支持，要接受大陆失去民心的教训，特别加强军队与人民的关系，达到军民一体，共同作战。 蒋介石讲，1964年的”毋忘在莒”运动，有四个目的： 自军中而言，毋忘在莒运动，也就是以军作家的再开展； 自社会而言，毋忘在莒运动，也就是革新、动员、战斗的再扩大； 自青年而言，毋忘在莒运动，也就是青年自觉的再号召； 自党而言，毋忘在莒运动，也就是党的战斗力的新生。 总之，一切均是为了”反攻复国胜利。”为此他洋洋动情： ”只要我们人人效法田单，念念勿忘在宫，就更将使雪耻复国的光辉史页，在我们的手里完成！” 蒋介石向来爱以古人古事作为师法，以此体现其高喊”复兴中华文化”的真实感，他从不拿当时人当做学习的楷模，因为他总认为他是伟大的领袖，别人无法与他相比，自然不能效法什么。 蒋介石这种效法田单的”复国精神”，从人的精神意志角度来看，的确有一定的价值，不过他这样做，无非是一种希望恢复其独裁王朝的自白而已。同时，他亦想以此精神”励精图治”，发展台省经济。 蒋介石在1964年发起”毋忘在莒”运动，主要基于他对当时中国大陆和世界形势的认识，他认定此时时机已成熟，可以动员台湾全体军民进行”反攻大陆”活动，特别是全力的”政治反攻”。 1966年5月，中国大陆爆发了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本想以此”反修防修”，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但**、**一伙却趁机篡党夺权，给亿万大陆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革”一爆发，就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似乎”毋忘在莒”的研究成果很快会转化为现实。 通过各种情报，蒋介石对”文革”有了初步的认识。他站在自己的政治立场，认定”文化大革命”已毁掉了中国**原有的组织，”文革”是要”重建毛家党”。他说1969年的**九大，是为此作准备，九大以前是**内第一阶段的斗争，九大是”第二阶段夺权斗争的开始”。这一阶段的斗争，将是军事、政治、社会、新旧派之间的”内战总爆发”。他说：”就九大主席团名额看，主席团之主要控制力，仍然在文革小组的手里，因前排就座的22人中，有十位元老已经失势，而前头的12人中，又有**等人为一个核心势力，**的军方只有4人，此外谢富治、于会咏又是属于**的势力。” 据此，蒋介石认为**与**两派相斗究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是由**接班，要看两个集团斗争的结果。 基于以上封建君王式的错误分析，蒋介石认定”反攻大陆”的时机即将到来。他说： ”苏联反对**，不反对中国**，一旦**内战爆发，苏联即助**反对派。那时，我们反攻复国的行动，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乃可断言。” 蒋介石认为”毋忘在莒”运动可以实现反攻大陆，关键还有美国支持他。他对当时世界分析，认为苏联和中国**虽有矛盾和边界之战，但对美的态度仍是一致，并在世界各地制造混乱，扶持亲**势力，假如时机一到，就会对美国进攻。所以美国绝不会真正抛弃他与**言和。他甚而批评美国的世界平衡论和”和平共存”政策，因为这是与他之反攻战略相背驰的。 他又自我吹嘘地说： 假如我统治中国大陆，就不会有中国**的存在和影响，就不会有今天世界局势的动荡和亚洲的混乱，美国也不必为此东挡西杀，永无宁日。 世界的祸根乱源在亚洲，而解决亚洲问题，在先解决越战，解决越战，又必须先解决这个祸根乱源的中国大陆。 分析到此，蒋介石的几何式推算就有了结果：要解决中国大陆问题，就必须由他”反攻大陆”。 由此蒋介石力劝美国支持他”反攻大陆”，不要错过现在的大好时机。如果现在不动手，**进一步强大起来，并完成洲际导弹的发射，将”扩大其对全世界核子灾祸”。 蒋介石指出当时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引起的混乱，从而认定他的”中华民国政府”才是”大陆人民归心向义的政府”，美国要对大陆人民友好，就应支持他”反攻大陆”，不能和**”搭桥”和联络，否则就是： ”求鱼而得蛇，索饼而予石，适得其反。” 蒋介石的”毋忘在莒”运动搞了很长一段时间，开初来势很凶猛，但由于他在台岛搞的种种”**运动”和”反攻大陆运动”实在太多，台湾军民对此并无多大新鲜感，虽然他对国际社会一再呐喊，但已没有多少人去听他的声音。美国虽然一方面保护着他，但另一方面对他也有厌倦之感。此时美国对于台湾的蒋介石，可以说是弃之可惜，食之无味了。”毋忘在莒”虽十分感人，但失败是自不待言的。 从1949年12月蒋介石兵败大陆，退到台湾，至1975年他梦断台湾孤岛，其间整整26年，他始终念念不忘的就是”反攻大陆”。蒋氏每年都要发四次文告（新年、青年节、双十节、台湾光复节），总是重申：今年是”反攻大陆”的决定年，关键年，明年是”反攻大陆”的胜利年的滥调。 在美国协防台湾之前，蒋介石深知自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反攻大陆”不过是政治宣传。时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后来回忆说：蒋介石自始至终就是没有真正”反攻大陆”的打算，但这一打算又不告知于人，为了维持国民党偏安孤岛的局面，蒋介石必须打肿脸充胖子，”反攻大陆”的曲调要一路唱下去。 为什么蒋介石明知”反攻大陆””难为”或”不可为”，却不断地发表注定”明天”不得不去做解释的”反攻大陆时间表”呢？ 蒋介石曾向蒋经国透露过此中玄机：只有使台湾全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才便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以外患整合内部，是强人政治的重要法宝。况且蒋介石对美国人一时还并没有失望，他相信随着自己力量的复兴、壮大，美国人总有一天会迷途知返的。 可惜在朝鲜战争爆发这一蒋介石自以为的”天赐良机”中，美国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为蒋介石逃台后首度从内心里萌发的反攻狂热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 后来，蒋介石在60年代初大陆发生自然灾害和”文革”动乱时，又有两次头脑发热，要实施”反攻大陆”，甚至在大陆”文革”时，蒋介石还同与中国**翻脸的苏联政府探讨了合作的可能性，但是，最终却又因美国人泼了冷水而梦断，蒋介石也只有再次大骂美国佬不成人之美了。进入70年代以后，蒋介石实际上就再也不做反攻梦了。”反攻大陆”更多地成了一种理想，一种政治需要，那样明确，又那样模糊。蒋氏父子在遗嘱中，都不忘向台湾军民强调这一追求。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大陆发生了持续近两个月的**。台湾海峡对岸有关国民党当局是否可以武力进军大陆的议论也就不期然地产生了。政治嗅觉敏感的新闻单位及时采访了掌管台湾军事大权的”参谋总长”郝柏村。郝氏在回答记者问话时，只字不提军事反攻问题，只说”**”有信心反击任何”武力犯台”的企图。郝氏还称：”今后台湾情势将是和平竞争，而非和平共存”。”三军统帅”李登辉召集临时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人有李元簇、李焕、宋楚瑜、郝柏村、郑为元、邵玉铭等人，会中除了漫骂中国**之外，也只是下令三军戒备，并未提军事反攻问题，相反地，倒是怕**乘机”武力犯台”。 国民党中央与军事巨头的上述举动，引起了台湾一些极右翼人士的极度不满，认为国民党未能把握住这次”反攻大陆”的最佳机会。莫非国民党当局不想”反攻大陆”了吗？此间，身为”立法委员”的关延环，曾在”立法院”提出质询：”政府面对大陆变局，竟然没有一点反应，太令人失望了，如果老总统还在的话，老早就打过去了。” 如果蒋介石不是死于1975年，而是死于1989年后，果真像关老先生所言，能够带兵渡海反攻吗？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反攻复国”行动 对于”反攻复国”，蒋介石时而毫无信心，时而头脑发热，对于何时能”复国”，他自己也很迷茫。但是，无论有无”复国”的希望，他对大陆的军事窜犯却一刻也没停止过，尤其是五六十年代，蒋介石或利用特务，或派遣残兵败将对大陆进行破坏或骚扰。蒋介石将各种形式的窜扰看作是”**复国”的序曲。 1.金三角”**游击军” 蒋介石的”反攻大陆”，主要着手在两个方面：先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利用其在大陆潜伏下来的特务搞暗杀和破坏活动；其次就是在大陆周边组织其正规军败退后的散兵游勇，盘踞一块地方，在大陆边界上不断骚扰。蒋介石把这种武装势力称为”**游击军”。蒋介石所组织和操纵的”**游击军”，其影响较大的是中国云南省境外缅泰交界的金三角地区所盘踞的国民党残部。 关于东南亚金三角的国民党残部，海外舆论习惯称其为”九十三师”。因为在1941年至1946年时，中国远征军九十三师入缅作战，曾在东佛南地区驻防5年之久，后留下了不少开小差、盗卖军火等的散兵游勇。他们在当地形成一支地方武装，后来被解放军击散，于1950年初逃到缅甸的三岛、孟瓦、孟育地区，自称”滇缅**游击队”，发展到500余人，这是老”九十三师”的来历。 1949年底，白崇禧、胡宗南集团在广西、四川被歼灭，1950年1月，在云南元江的第八兵团也被歼灭。至此，国民党在大陆的正规军全部覆灭。但该兵团第八军二三七师七○九团团长李国辉带领的1000余人，由于驻在元江下游，得以侥幸漏网，当他们知道主力部队已完蛋之后，迅速逃窜，奔出云南边境，4月21日到达缅泰边界湄公河两岸的小勐棒地区，在这里与另一股”九十三师”巧遇，这就是九十三师二七八团。 该团于2月19日，在中缅边界的打腊地区被解放军击垮，团长罗伯刚、副团长谭忠带残部500余人也逃到了小勐棒。罗伯刚因其妻已去台湾，便带上用武器换来的金条，独自经泰国去了台湾，而把部队交给了谭忠，让他把部队带到泰国，等候台湾飞机来接。可是谭忠与李国辉商定却不去台湾，就留在金三角，并把各自的部队合并为一支”复兴部队”，共1600多人。他们设法与台北恢复了联系，要求台湾空投物资，而台北回电要他们”自谋出路”。于是这帮残军就在此地开荒种地，修建营房，收税经商，在缅北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独立王国”，这就是新”九十三师”的来历，也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游击军”在金三角盘踞发展的开端。 其实早在1949年底，蒋介石飞到重庆指挥国民党在西南的残军顽抗之时，就曾考虑过把这批军队运到一个安全地方。因为他自知大陆丢失已是注定，蒋介石当初打算把这些集团军撤往台湾，但考虑到台湾地小人多，再加上这些均是杂牌军，他并不信任，所以在当时就为这些军队指过出路：向南退，可到海南岛，或是集结到云南边境。但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早已料到蒋介石残军会打算从云南边境逃出中国，所以采取包抄战略，先从广西打到广东再打到云南，切断了盘踞西南的蒋介石残军退路。因此，国民党集团军退出云南从陆上逃跑的路子被堵死了，只有小部分残军得以漏网。 当然，对这点人，蒋介石并没有费多大心思，他几百万大军丢了都只能痛苦一番，故而当这帮”复兴部队”向他要物资弹药时，蒋介石没有给他们，由此也可见蒋介石对自己部队的厚爱的程度如何了，这恐怕也是他失败的一个小原因吧。 没有办法，这支”复兴部队”只有依靠自己才能生存下去，不过，好在他们中原九十三师的人在此地已有许多年的经历，对此地十分熟悉。当初之所以打算逃到此地，也是因为此。所以他们不但在此地盘踞下来，而且日渐壮大。 先是李国辉、谭忠利用内线，凭借武力和引诱，使云南至东南亚商路上的武装商贩”马帮”投靠了自己的部队，这一下就为自己找到了财源。接着，这支部队派出人员去联系前面提到的那支”滇缅**游击队”，双方一接上头，当即一拍即合，别看这支”滇缅**游击队”人数不多，却有在此地长居的经验和势力基础。李国辉、谭忠搜罗到这帮人以后，势力大增，人员已达到了3000余人，其部队编制如下： ”复兴部队”指挥李国辉，副指挥谭忠。下属： 七○九团，团长李国辉兼； 二七八团，团长谭忠兼； 特务大队，大队长陈龙； 搜索大队，大队长马守一； 独立第一支队，支队长张伟成； 独立第二支队，支队长蒙保业； 独立第三支队，支队长石炳麟。 蒋介石的国民党残军在小勐棒成了”气候”，这引起景栋缅甸军的极为不安，遂有将其赶出缅境的打算。1950年6月初，缅甸军方通知国民党残军，限其10日内撤出缅甸国境。在经过几次谈判均无效的情况下，从1950年6月16日起，缅甸军集中数千人的兵力，在空军配合下，向残军进剿。看到缅军来势凶猛，李国辉指挥残军先撤出驻地，然后又反攻回来，结果大获全胜，不但重返驻地，而且还攻下缅军重要基地大马力。最后经过谈判，残军换个驻地到猛撒，以便让出公路两侧，减轻对缅甸的威胁。猛撒是有40多个自然村寨的大坝子，物产丰富，军需供应有保障，后来残军反而成了缅甸认可的驻军。 这一下，李国辉的”复兴部队”影响日益加大，蒋介石在台北也开始关注起这支部队来。当然，照理说，他应当内疚才是，可是蒋介石毕竟是老道之士，并没有因当初不理睬而脸红，这时反而名正言顺地问候起云南”复兴部队”来了。因为他感到他可以利用这支部队，从东南亚大陆上去”反攻”中国大陆。而蒋介石的台湾部队要”反攻大陆”，必须渡海，很不方便。 为控制这支部队，蒋介石找到原第八军军长李弥，要他到猛撒去指挥这支军队反攻大陆，军火和物资由蒋介石从台湾支援，空投到猛撒。李弥是李国辉的老上司，他去当然是最好的，所以李弥以视察的名义到了猛撒。 1951年2月20日，李弥正式到达这支”复兴部队”，并很快重整该部队，在蒋介石授意下于3月份正式成立”云南**救**总指挥部”，直属蒋介石台湾”国防部”，李弥任”总指挥兼云南省主席”，将七○九团扩编为第一九三师，李国辉任师长；二七八团恢复为第九十三师，彭程任师长，并将这两个师组成一个军。同时，收容了不少外逃出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还策动云南境内外土司、头人武装前来投附，”救**”很快发展到7000多人。 此时正值朝鲜战争时期，美国一面进行侵朝战争，一面要阻止**进人东南亚，也就由中央情报局对残军进行援助。1951年3月美国送去260驮武器弹药，用运输机每月空投5次物资。这实际上也是支援蒋介石，支持他建立”**游击军”以遏制新中国。在1950年4月至1952年6月前后，每月还给这支残军20万铢泰币，后改为7万元美金，让其作为军费开支。 2.历次窜扰失败记 金三角的”**游击军”发展壮大起来以后，蒋介石有了使用他们的打算，蒋介石也想看看这股力量究竟能否有所作为。借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之机，蒋介石认为中国大陆内部兵力空虚，特别是云南边睡，可以借此大捞一把。他派出这帮”**游击军”在云南发动攻势，如果得手占领了云南，那么蒋介石在大陆土地上又有了一块据点。这时候美国正在朝鲜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从军事时机上讲极为有利，关键是看他的”**游击军”的战斗力如何了。 从1951年5月起，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蒋介石的台湾”国防部”命令李弥的”**游击军”向云南边境开进，对云南边境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次窜扰美国人有自己的打算，在中国西南边境骚扰，以分散中国在朝鲜的兵力，实际上在中国的东北边境和西南边境采取军事攻势，取军事的夹击之势。 由于有美国的支持，蒋介石对此次窜扰又精心策划过，而且他也吸取了过去在大陆作战时狂妄过分的教训，加之这也是”**游击军”第一次反攻大陆，蒋介石特别用心布置，力求出师大捷，所以”**游击军”在云南边境的这次进攻一开始十分嚣张。 李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将”**游击军”分为两路向云南进攻，两路残军很快便攻占了云南沦沅县城和镇康县等地；东路残军到5月下旬已占据糯福、孟马和孟连县城。这次进攻由李弥亲自督战，蒋介石在台北指挥，美国出动c－47运输机空投武器弹药和补给。 当然，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会让这帮匪军嚣张多久，区区一万之众，哪里能够真的有所作为。从6月3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开始追剿这股残军，组织了5个兵团分4路追剿，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国民党残军还是像过去一样，大多望风而逃，当月下旬便将这部”**游击军”赶出了国境。 蒋介石对此失败并不罢休，而且美国也需要他的”**游击军”在云南边境再骚扰一段时间，以拖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兵力。同年7月，蒋介石又命令李弥组织其”**游击军”进行第二次窜扰，为避免出现上次逃跑场面，蒋介石关照李弥这次进攻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正儿八经地打几仗。但这一切均无济于事。第二次窜扰也没有坚持多久，不到一个月时间，解放军又将其击退，歼灭”**游击军”共549人。 两次窜扰失败，蒋介石明白了这股”**游击军”的力量实在太弱，为不使其全部被歼，蒋介石命令李弥将残军指挥部撤回猛撒，部队退缩至缅北果取至三岛一线，迅速在缅北三个省抢占地盘，企图以此扩大自己的实力。这批残军很快就控制了当地的鸦片贸易，收缴赋税、公粮，举办”**抗俄大学”。 蒋介石在别的国家发展自己的军队居然堂堂正正，这当然跟有美国的支持分不开。当扩充这股”**游击军”时，蒋介石还派遣军官和特工人员700多人，充实残军。1951年11月，蒋介石让李弥在猛撒修筑机场，打算长期潜伏于此，也方便台湾向此地运兵和武器弹药。到1953年1月，残军发展到1.85万人，编为1个总部、1个指挥部、3个军区、4个师、16个纵队。金三角的蒋介石国民党残军至此发展到最高峰。窜扰云南失败后，残军便想在缅甸内部有所作为。蒋介石在李弥离开台北到此赴任之前，就对他有过嘱咐，要他依靠当地形势，任其发展，一定要壮大起来。这个时候，李弥便勾结缅甸一些**武装，在缅甸国内搞破坏，甚至公开宣称要推翻缅甸政府。 蒋介石不是没有想过在这块地方再有点更大的军事作为，但他的军事专家和美国顾问们却劝他别太理想化，因为这里毕竟是缅甸的领土，弄得不好便会引起国际争端，到时候恐怕不但不能反攻大陆，还自找难堪，不能自拔，而后来的情形不幸言中。 由于这股”**游击军”对缅甸政府已构成很大威胁，缅甸政府十分紧张，他们一面于1953年1月集中3个精锐的步兵旅拦击残军，一面于3月份向联合国”告状”，要求台湾蒋介石撤走这股”**游击军”。 在如此情况下，蒋介石也明白金三角的”**游击军”不可能真正反攻大陆，也无法真的有所作为，美国迫于联合国压力，也劝他撤走这股军队。遂于1954年5月开始，在联合国的干预下，蒋介石被迫命令残军向台湾撤退，先后共撤走5472名军人，家属1035名。而李弥本人，蒋介石没有立即让他回去，直到1961年看到金三角的残军已完全无大的利用价值时才让他回到台湾。 李弥总部撤走后，留在缅北的”**游击军”还有1万余人，多数是云南及当地人，不愿去台湾。因他们没有统一的指挥部，蒋介石又曾一度停止供应，再加上缅军的进攻，残军大批逃亡。 虽然蒋介石在金三角的这股所谓”**游击军”并不真能对我云南构成威胁，但却严重影响了边境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当李弥总部撤走后，中国云南党政军民对残军发起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只要他们愿意回来，一律发给”回归证”，当地边民出境呼夫唤子，使民族土司头人武装纷纷回国，少数民族武装基本瓦解。1952年到1955年期间，被争取回国投诚的国民党残军官兵共达3296人，这一政治攻势收到较好效果，有力地瓦解了蒋介石在金三角地区的所谓”**游击军”力量。 到1954年6月，蒋介石在金三角的残军缩减至5800余人。虽然力量已大不如前，但蒋介石还是在充分利用这股”**游击军”。当年中国边境进行民主改革，蒋介石认为此时有机可乘，便派残军副总指挥、原第八军副军长柳之麟重返缅北，搜罗残部，组织了”云南人民**志愿军”，号称有一、三、五、七军4个军，蒋介石并给予补给。 1957年10月，台湾国民党召开”八全”大会，强调对大陆的”政治反攻”，蒋介石指令残军对云南地区进行情报、心战、策反、组织暴乱，并为此制定了一个”安西计划”，对云南进行长期的不间断的武装窜扰。 但是这种窜扰的规模均不大，对云南边境的破坏力也不太强。针对蒋介石利用这股残军的方针，新中国的云南军区在边疆成立了7万余人的军民联防队，专门对付蒋介石的武装窜扰和”政治反攻”，而且也摆好了长期作战的架势。不久，蒋介石用金三角残军进行的武装窜扰和”政治反攻”便被粉碎了。蒋介石又不大愿意理睬这股残军，打算让其在金三角自生自灭。这也是蒋介石的一贯作法，需要时就去拉一把，热情得不得了，不需要时就扔到一边。 然而在1959年初，蒋介石又有了利用这股”**游击军”的机会。当时西藏上层少数反动分子发动叛乱，西藏问题恶化，外国势力插手，蒋介石妄图以此为突破点，以成功其反攻大陆之”志”。为达其目的，便再一次加紧了对残军的控制。当年2月，蒋介石在台北亲自召见柳之麟，3月份恢复空投，4月份派台湾”情报局”副局长任剑鹏前往缅北调解残军内部纠纷，蒋介石要他们全心全力为了党国利益着想，团结起来，共同打回大陆老家去。 有了钱和物资，残军又开始发展力量，一方面他们搜编民族武装，煽动边民外迁外逃；另一方面在缅北召集早期外逃的大陆人，以高薪饷引诱。到1959年底，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柳之麟部残军已发展到5个军、1个军区、15个师、6个纵队、6个独立团、3个独立支队，共有9400余人。为加强其战斗力，更好地控制这支部队，蒋介石在1960年派台湾”特种作战部队”中将司令夏超、第六军中将政治部主任徐汝辑，到残军分别任副总指挥、政治部主任。 蒋介石这次扩大残军，还没有来得及反攻大陆，就被瓦解。先是西藏叛乱很快被平息，叛乱分子逃亡外国，蒋介石已无法利用这个机会。后因其在此处扩充军队严重威胁到缅甸政府的安全，缅政府于1961年1月出动5000人的主力部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勘界警卫部队的配合和支援下，迅速地攻占了柳之麟总部所在地江拉，蒋介石的这股残军只得分成三部分别逃往老挝、泰缅老边境和卡佤山区。缅甸政府利用缴获的美制武器弹药和击落的美国运输机，再次向联合国控告台湾部队侵犯缅甸主权，美国处境亦十分尴尬，不得不表示愿意协助残军遣返台湾。 既然美国同意了，蒋介石也没有办法。从1961年3月至4月，蒋介石先后撤走残军到台人数共4521人，柳之麟也被召回台湾，蒋介石让他任”国防部”作战督察研究委员会委员，给了一份闲差使。 3.”**游击军”的最终命运 柳之麟总部撤回台湾后，”云南人民**志愿军”这支”**游击军”也于1961年5月随之撤销，蒋介石停止了对不愿撤台残军的一切供应。留在缅北的残军共5000余人，分别由段希文、李文焕掌握，两部有矛盾，各霸一方，对外则称第三、五军。蒋介石还是想控制他们，先是请三、五军去台湾，两人均不肯。后又让他们配合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和配合东南沿海的军事窜扰，要三、五军同时窜扰云南。 这两人确也滑头，蒋介石说什么，他们也听，但执行时却大打折扣，他们也明白窜扰云南太凶必然要吃大苦头，他们可不想真为台湾蒋介石拼光老本，他们是想凭这些骗蒋介石的钱粮和军火。因而两人在云南边境稍稍骚扰了一番就退了回去，并且开始和台湾讨价还价起来。 1966年10月和1967年1月，蒋介石、蒋经国两次亲自在台北召见段希文和李文焕，商谈三、五军统一合作，以便于更有力量对大陆进行窜扰，同时蒋介石提出改编这两个军，补充人员和弹药，段、李害怕改编后自己被架空，因为前面他们的好几个上司均是如此下场，所以不愿同意，但又想要蒋介石的补给，故在改编一事上大做文章，长期和蒋介石讨价还价，始终没有结果。 由于蒋介石深感自己已无法控制段、李二人，当然不愿白白地给他们补给，两人乞求台湾蒋介石无望，遂产生了背蒋之意。经过与泰**方谈判，于1970年10月17日达成协议：泰**方同意三、五军以”移民”方式进居泰北境地，青壮年编入泰国自卫队，老弱病残官兵和家属迁入泰北清莱村地区居住，每人分给2.4亩土地。双方对此都很满意。 蒋介石知道此事后，十分后悔当初把二人”凉拌”，更怕丢了自己在金三角的这块**军事基地招牌。于是先致函后派人亲自去说项，要他们千万别投靠泰国，台湾同意无条件给他们恢复补给，但段、李已不再相信台湾蒋介石，再加上于此情形失言泰国，对他们以后立足相当不利，权衡再三，便拒绝蒋介石，开始为泰国效力。 至此，蒋介石在金三角的”**游击军”已彻底消失。蒋介石再也无法利用他们为自己”反攻大陆”了，其实这种所谓”反攻”，除了喊叫得厉害外，最多只是对云南边境骚扰了一番而已。 当然，这只是蒋介石”**游击军”的一部，是一支比较有影响的军事力量。他在东南沿海也扶持了一些此类的所谓**军队，比如在大陈岛盘踞了一支小部队，准备以此为据点，从浙江沿海反攻大陆，但大陈岛的这股残军很快就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掉了。 蒋介石的”**游击军”无论是数量还是装备都很差，大多是些散兵游勇，没有多少战斗力，与正规军相遇基本上均不堪一击，蒋介石之所以还如此看重这帮乌合之众，不惜代价扶持和控制他们，实在也是其台湾军事力量已无法对新中国构成威胁，只有借此力量敲敲边鼓，扩大自己”反攻大陆”的声势，让世界各国还可以听到他蒋介石的声音。 ”**游击军”对蒋介石的态度也是不尽相同的，他们大多是国民党正规军的余部，对蒋介石是服从的，但他们多年为蒋介石卖命，也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所以信任是谈不上的，他们不过还需要蒋介石给他们补给，所以也愿意完成蒋介石给他们的窜扰任务，但谈到卖命是说不上的。总之二者之间只不过是相互利用，所以蒋介石的”**游击军”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讲都无法完成其反攻大陆的使命，至多可以为其助威而已，其最终失败的命运也是注定了的。 4.海岛骚扰大陆 蒋介石除了将金三角作为较固定的**基地外，还屡次从台湾本岛及沿海岛屿对大陆进行侵犯。这可不是海岛包围大陆，而是海岛骚扰大陆。 1950年2月6日至13日，蒋介石在复”总统”职前夕为表明自己的军事实力，曾多次派飞机轰炸大陆沿海城市。此间，上海曾连续13次遭到空袭，发电厂、桥梁被炸毁，无辜居民死伤千余。同年2月19日，蒋介石又派轰炸机袭击南京市，导致14人死亡，40余人受伤。2-3月间，蒋介石再派飞机轰炸广州市、福州市、南昌市、青岛及蚌埠等大城市。同年5月9日，蒋介石动用3架美制飞机再次飞临福州轰炸，投弹16枚，炸死炸伤居民200多人。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令前线国民党部队依托金门、马祖为基地，向福建和广东进行小股登陆渗透，并依托浙东的大陈岛为基地，向江浙乃至山东沿海进行偷袭。在进行渗透、骚扰之前，蒋介石令对偷袭大陆的”游击队”展开训练工作。1950年6月，蒋介石首先在大陈岛成立了”大陈游击指挥所”，所属游击队五花八门，番号众多。 1951年9月，大陆败军上将，西北王胡宗南化名”秦东昌”被派往大陈，带罪立功。他被委任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和”江浙人民**游击总指挥”，具体任务是”秘密策划向大陆东南沿海发展敌后武力，准备配合国际间局势的演变，由大陈岛发起反攻大陆军事作战。”胡宗南接令后，先在台北筹划准备事项与工作计划方案。9月11日乘209号军舰抵达大陈岛。胡到大陈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在上下大陈建立军政基地，并划分三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自1951年9月至12月，是”纷乱时期”，”以建立军政秩序为急务”。 第二阶段：是”巩固基地时期”，”以建立大陈地区防务、部队训练、部队装备、地方保甲等为主要事务。” 第三阶段：是”发展时期”，”以充实**救**兵力，加强大陆情报网，扩大大陆边沿突击与海上游击，组训岛民充实后备力量，发展闽浙边区游击基地等。””并制订江浙**救**总指挥工作总计划方案，浙江省政府施政方案。” 胡宗南的计划虽不失宏伟，但英雄末路，时不予我，在大陈岛经营了不到两年便无功而返，于1953年8月悄然回台，读他的高级军事研究班去了，继续进行再学习、再提高。 在蒋介石展开训练大陆游击队工作之时，美**事顾问团从中大力协助，提供大量适合别动队和特务活动的装备器材。当时经蒋、美训练和武装起来的”游击武装”就达1万多人，其成员多是在大陆**的土改中受过打击的逃台人员和海匪。此后，蒋介石不断派出小的武装偷袭大陆沿海，展开同人民解放军的”游击战”。据记载： 1951年6月至9月，蒋军800人分6股分别向广东、福建两省沿海隐蔽登陆，企图偷袭，但部队一上岸便被解放军全歼。 1951年9月4日，”福建**救**”的”泉州纵队”、”永安纵队”共370人在福建晋江地区登陆，化装成解放军企图内窜，结果3天内被解放军全歼。 1952年后，蒋介石扩大了偷袭大陆的规模，采取”以大吃小，速进速返”的新战术。 1952年3月28日，大陈岛千余名国民党部队突袭浙东临海县白沙山岛，未果。 1952年6月，胡宗南亲率蒋军1200余人袭击浙江温岭县的黄焦岛，在损失310人之后渍逃。 10月11日，金门岛国民党军900余众，在”海军”舰艇和飞机的掩护之下偷袭福建省南日岛。因守军不明敌情，使得此次偷袭成功，当人民解放军准备反击时，偷袭的国民党军已经全部撤离。 1953年7月15日，国民党金门守军1万多人在海、空军的配合下，由金门防卫司令胡琏亲自指挥，发动了对福建东山岛的大规模武装进犯。因国民党军有海、空军支援，战斗相当激烈，解放军守岛部队在打退数十次国民党军的进攻后，坚守住了核心阵地。此次战斗国民党军空投了480名伞兵，企图切断东山岛与大陆的联系。但伞兵未着陆，就遭到守军的猛烈射击，空降兵死伤惨重。待人民解放军增援部队赶到后，胡琏匆忙率兵撤退，因解放军没有海、空力量，无法对撤退金门的国民党守军实施拦截，致使大部国民党军退至金门。此次战斗共歼灭进犯东山岛的国民党军3379人，取得了反击偷袭作战的巨大胜利。 总之，从1950年初至1954年8月，据不完全统计：蒋介石指使国民党军对大陆沿海地区共偷袭约42次，动用兵力近13万人。1950年至1953年，仅浙江、福建两省，遭国民党军上千人乃至上万人规模的偷袭达5次之多。从朝鲜战争爆发到1955年9月，台湾空军共出动飞机3500多批，6200多架次，袭击和骚扰大陆地区。台湾海军在台湾海峡共劫夺各种船只470艘。从1951年至1954年，台湾军事情报机关向大陆空投特工人员230多人，电台96部，各类枪支近千枝，弹药18万发。同时，蒋介石逃离大陆时，留下了大批地下”**游击队”，估计约有百万人左右，至1950年6月，还有40万人仍在有关地区活动。1962年，大陆破获国民党地下组织事件249102件，同年逮捕国民党伞兵2237名。1967年”文化大革命”后，蒋介石派飞机越过珠穆朗玛峰，空投藏文传单和收音机，遣送特务人员人境，蒋介石的v2型侦察机还深入西藏、新疆等内陆地区拍照。 蒋介石在对大陆进行军事进攻和特务破坏的同时，也发动宣传攻势。蒋对大陆的宣传战，主要对大陆使用四个波力强大的电台，每天24小时以8种方式向大陆播送特别节目，短、中、长波，可达新疆、西藏和内蒙古地区。内容主要是国民党的文告、新闻、国际大事和台湾人民生活等。 其次是传单，1970年，蒋介石指使在大陆的地下特务组织散布了340万张传单、220万张标语和77000份报刊。但蒋介石也因此损失1780名特务。1958至1957年间，蒋介石派飞机向大陆空投约32500万份小型报刊、100万张晚报、22万本小册子。以后又改以军舰将汽球从南朝鲜或金门，顺风向大陆发放，以气球散发传单，每个气球可携带90公斤传单。1967年空投传单约17500万份，1970年约4200万份，1971年增长至2亿份。其中1971年10月31日，蒋介石84岁生辰，空投100万份印有蒋介石像的标语。 自1950年至1967年夏天，共投20800万份”慰问与希望函”和143200万包生活必需品，甚至有的地区还空投药品。 ”文革”期间，大陆处于浩劫之中，台湾特务机关趁机寄包裹到大陆，内有仿印的《北京青年》和其他当时大陆的刊物，刊载介绍台湾的文章，对大陆起了添乱的作用。他们利用香港向大陆派遣特务建立情报网和设立地下组织，探得**一些重要机密。如1971年9月13日**坠机事件，台湾当日就已知道。1971年秋，台湾特务机关在大陆仍有70种”地下报刊”，并每月以《自由之声》、《反攻日报》和《革命》等名义发行。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究竟谁攻谁 蒋介石逃台以后，口头不断高喊”反攻大陆，**复国”，并不断侵犯大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蒋介石有了这个保护伞后胆子进一步放开，对大陆的窜犯进一步升级。针对蒋介石狐假虎威的嚣张气焰，**中央和**发动了收复一江山岛、大陈岛的战役，并炮击金门，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反攻复国”的幻想。 1.解放一江山岛 朝鲜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对退至台湾的国民党的政策是：肃清国民党残余，武力解放台湾，尽早实现祖国的统一。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舰队进人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中国**为了”保家卫国”和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不得不改变原定向台湾进军的计划，集中全力抗美援朝。因此，武力解放台湾的任务被推迟。 朝鲜战争结束后，**再次将武力解放台湾问题提到议事日程。1954年，**中央专门成立了对台3人小组。同年8月1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建军节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全**民”为解放台湾，使台湾人民重回祖国怀抱，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彻底胜利而奋斗。”与此相配合，人民解放军采取军事行动，于9月3日炮击金门。这次作战规模虽然不大，在国际上却掀起轩然大波，被西方舆论称之为”台海危机”。 ”九三”炮击金门使蒋介石极为恐慌，而且也使美国政府受到极大震动，艾森豪威尔开始认真考虑与台湾蒋介石签订”共同防御条约”问题。 1954年12月2日，美国和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由此引起了形势骤变。这一条约宣称美国和台湾当局双方有”为自己而抵御外来武装攻击的共同决心”，台湾方面如遭攻击，美国要立即采取行动。条约同时还规定：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利”。这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使入侵台湾合法化的侵略性条约。条约自12月初签订后，美国海空军在台湾海峡的活动加强了，美国提供给台湾的第一批f－86型喷气式战斗机也运到台湾。杜勒斯在芝加哥发表谈话，声称美国必须对**在沿海岛屿的挑衅作强有力的反应。 **与中央军委考虑到美国与台湾签定”共同防御条约”后不会改变其原先的态度，故而对美国炫耀武力既不必惧怕，也不可以示弱，准备给美国和蒋介石一点颜色看看。正如江南所说：”**紧接协约签订后不久而用兵，一方面考验美国的真实意向，一方面给蒋猛掴一掌，告诉台湾军民，有这个条约，解放军还是想打就打，别以为这个条约是万灵符。” 解放军首先将打击的目标对准了一江山岛。 一江山岛位于浙江省台州湾外东海中，由南江、北江两岛组成，面积为1.7平方公里。在南起鳌江口、北至三门湾口的110余海里的浙东南沿海面上，罗列着1100余个大小岛屿，形成一条南北走向的岛链，这就是台州列岛。台州列岛的上、下大陈岛居于这条链的中心地位，一江山岛处于上大陈岛的北面，为上、下大陈岛的前哨阵地，且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在这条岛链中有着特殊地位。国民党军队曾有”一江不保，大陈难保”，”大陈不保，台湾垂危”的说法。 驻守浙江东南沿海岛链上的有：国民党军四十六师、6个突击大队，并有海军舰艇10余艘经常在大陈岛海域游弋，总兵力达2万余人。总指挥为国民党原六十七军中将军长刘廉。经过多年经营，形成了经上、下大陈岛为核心，以一江山、头门山、披山、渔山、南虎山等岛为外围的海上防御体系。其中，驻守一江山岛的国民党兵力仅1100多人，并且该岛离大陆头门山岛仅5海哩，攻取较为方便。 在一江山岛上，国民党军层层布防，阵地间设有3道防御线4层火力，并筑有明暗地堡150多个。阵地与地堡之间都用堑壕、交通壕连接，阵地前密布着铁丝网和地雷，形成以永久和半永久工事为骨干的环形防御体系。由于该岛地位重要，防守坚固，国民党军把它吹嘘为”击不沉的航空母舰”。设若攻下一江山岛，必会给大陈岛蒋军以极大的震撼，使其可能不战而弃，从而一举解决整个浙东沿海岛屿问题，达到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胜利的目的。 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进行收复一江山岛之战。 1月18日拂晓，战区气象实况：云量0－3个，云高3500米，风向午前北至西北，午后东风，风速每秒3－4米，能见度10公里。 风平浪静，天朗气清。头门山登陆指挥所，电台嘀嘀嗒嗒，急促的响声传出了指挥所。 上午8时，数十架战鹰飞临一江、大陈海域上空，奏响了人民解放军首次陆海空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的序曲。3个轰炸机大队的60架伊尔28型轰炸机在2个强击机大队的掩护下，将120余吨的炸弹投向一江山岛。顿时，整个一江山岛被淹没在一片硝烟和尘埃之中。 在国民党守军还没有从解放军空军的轰炸中醒来时，数百门各式海岸远程大炮齐鸣，1.2万发炮弹又准确地射向一江山岛。炮弹轰炸时激起黑色和白色的烟尘，将一江山岛变成了一座海上雾岛。 强大的空、炮火力使国民党守军设置的三列铁丝网变成了一些尺许长的铁丝，许多地堡被炸塌，成堆的炮弹也被打得原地爆炸，爆炸声响彻天空。据被俘的蒋军回忆说：”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厉害的火力，飞机和大炮的猛烈轰击，震得我们心里扑通扑通地直跳。” 在空军、炮兵火力向一江山岛实施轰击的同时，海军的两艘驱逐舰和四艘巡逻舰组成的舰队也迅速封锁了一江山岛与大陈岛之间的海域，并以猛烈的火力将蒋军的赴援军舰阻截于数海哩之外。随后，近百艘军舰、炮船、炮舰及登陆艇也迅速向预定海域集结，等待最后出击的命令。 此时前线总指挥张爱萍来到海湾处的高地上，用望远镜巡视和检查了海上整个战斗序列。当一切就绪后，他满意地对记者们说：”再等一会儿，就是海里的龙王，今天也不能安宁了。” 到下午2时的预定时刻，登陆部队在岸炮、舰炮及战斗机的支援下，排成波浪队形，分成3个方向，以破竹之势向一江山岛进发。 14时29分，我步兵178团2营首先在乐清礁、北山湾一带登上一江山岛，迅速占领了蒋军第一线阵地，并立即向纵深挺进。14时32分，步兵180团2营的第二梯队在胜利村西侧，四岙湾地段登陆，也迅速攻占了第一线阵地。紧随其后，各营第二梯队也登陆成功，并迅速支援第一梯队向纵深发起进攻。 在纵深攻击阶段，蒋军虽然凭借有利地形和巩固工事负隅顽抗，但人民解放军登陆部队在空、海军的密切协同和有力支援下，英勇顽强，连续作战，仅用两个多小时就控制了整个一江山岛，至19日2时前，登陆部队全部肃清了守岛蒋军，收复了一江山岛。这一仗共毙敌519人，俘虏567人，岛上蒋军无一人漏网。 国民党的战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一江山岛之战，共军打了一场典型的三军联合由岸至岸登陆作战。” 在战斗全过程中，美军顾问团驻大陈岛首席顾问华尔顿上校和来接替他的麦克登上校整日都在大陈岛的山头上观察，据他们说：”共军攻击一江山，使用在这小岛上的火力，竟比韩战中还要猛烈。”国民党吹嘘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悄悄沉没了。 2.金刚计划 一江山岛丢失后，大陈岛暴露在解放军的炮筒之下，”台海危机”进一步升级。中国**针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所做出的强烈反应，促使美蒋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何避免进一步惹恼**。当初艾森豪威尔同蒋介石签订条约，决不是想帮助蒋介石守住这些岛屿，而是企图分裂中国，实施”遏制中国”的战略，蒋介石则企图通过与美签约将其拖人中国内战，以便火中取栗。朝鲜战争后，美国也曾考虑在金门等岛屿问题上与中国政府直接作战，但由于英。法等国的反对，以及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激烈，迫使美国政府改变同中**队直接作战的意图。在此情形之下，美国政府在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后，抛出了台湾海峡”停火”的建议。 1955年1月19日，艾森豪威尔在对记者的谈话中宣称要通过联合国斡旋，”来停止中国沿海的战斗”。美国关于”停火”的建议，目的有二：一是阻止人民解放军进攻金门；二是迫使蒋介石减少金、马驻军，甚至撤出金、马。美国此举的实质还是：分离台湾，制造”两个中国”。在美国的策动下，英国、新西兰等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个提案，要求由安理会审议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在中国大陆沿岸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的建议。这一提案将本属于中国内政的问题国际化，是在制造”两个中国”，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反对和拒绝，也遭到了蒋介石的强烈反对。 1955年2月8日，蒋介石在”国父纪念日”上发表长篇讲话，激烈抨击”停火”建议，称这将造成”被侵略者接受侵略者所造成的既成事实”，提出”台湾地位未定”的人是别有阴谋的歪曲历史，而”两个中国”更是”荒谬绝伦”，”中华民国领土，绝对不允许割裂”。蒋介石宣称誓死守卫金、马，决心战至最后一人。 1955年10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届六中全会上信誓旦旦，宣称：”坚持立场，固守金、马，确保我反攻基地”；”整顿内部，加强实力，准备独立应战”；”对盟国决履行条约义务，但对条约以外的事项，如与我国家主权和利益有损害者，决不加以考虑。” 面对中国**的严正立场和蒋介石的固执态度，美国在极端**分子杜勒斯的煽动下，掀起一股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叫嚣。美国国会于1955年2月通过了《授权总统使用武装部队协防台湾有关地区案》。”台海危机”达到顶点。 但美国政府害怕被蒋介石拖人中国内战而不能自拔，考虑再三，遂在答应蒋介石协防金、马的条件下，提出撤退大陈岛的建议。这样既缓和了**的压力，又安抚了蒋介石。尽管蒋介石信誓旦旦确保金、马，但一江山岛被解放军占领之后，只用105榴弹炮即可控制大陈岛，蒋介石就连飞机也不敢在大陈岛降落。在此局面下，蒋介石胸无良策，只好接受美方建议，同意撤兵大陈。 对于撤兵大陈，蒋介石拟定了一个”金刚计划”，并命儿子、”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具体负责执行这一计划。 1955年2月2日，蒋经国飞抵大陈岛，开始执行撤退大陈的”金刚计划”。经过蒋经国的反复动员和沈之岳”专员”发布的大陈岛将有”最激烈的战斗”的布告，岛上1.4万多民众被迫告别家园与军队相继撤离。蒋经国心情沉痛，他对随行人员说：”我们**复国，是一件大事，为了百年大计，一时的忍让是不能避免的。” 2月12日，蒋经国在临走之前，在大陈岛最后一次升起青天白日旗。当时参加升旗的有”海军副总司令”黎玉玺”专员”沈之岳和《中央日报》记者刘毅夫等人。蒋经国升旗后告诉在场的每一个人： 不要难过，不要失望，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蒋经国和他父亲一样，多次发誓要打回来。可是，随着1988年1月去逝，他的誓言也成了一场春梦。 大陈撤退，为蒋介石的”**复国”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赴金门视察，安慰由大陈岛”转进”的子弟兵，继续宣誓保卫金、马，但仍不能改变台岛民众”反攻无望”的心理。为此，蒋介石发表”为大陈撤退告海内外国民同胞书”，称大陈岛”孤悬于台湾基地250海哩以外，以今日军事形势而言，其对我反攻基地之台湾防卫上，实已失去其战略价值。””决定将大陈岛屿驻军调防金门、马祖等地，此为集中兵力，增强整个**复**事部署之重要措施，”是”适应新的战略”的需要。”要保证我反攻复国战争的胜利，首先必须巩固台湾、澎湖，及屏障台、澎之金门、马祖等外围岛屿为第一要务，自不能以一岛一屿之得失，只争一时之长短，而置根本大计于不顾。” 蒋介石撤兵大陈，”金刚计划”实施完毕，”台海危机”趋于缓和。 3.”台澎金马”的”金” 台湾一直是中国的一个宝岛，以台湾岛为中心，围绕着台湾岛的附近海域，另外还有许多小岛，其中尤以澎湖列岛、金门岛、马祖岛面积大一些，而金门岛在这三岛中面积又最大。更为人看重的是金门岛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它紧靠着中国大陆，就如一道通往台湾岛的桥梁，占有了金门岛，马祖岛便将不攻自破，而金门岛一失，蒋介石的台湾岛便会门户洞开。因而也有人据此戏称金门岛是”台澎金马”中的”金子”，意指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事实上也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必争之地。 蒋介石也深知金门岛的重要，他要保住台湾就必须先保住金门岛，所以当他输得只剩”台澎金马”时，他也输红了眼，在金门岛上布置了重兵把守，在此驻扎的都是他败退下来的残军中的精锐，给养好，装备现代化程度高，协同防守的还有海军和空军，其海上陆战部队也有一些实力。 1949年10月解放军乘胜追击强攻金门岛时，由于一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胜利进军的形势下，有轻敌麻痹思想；另一方面作战指导明显失误，从而导致解放军在解放战争后期的一次重大挫折。这一仗，蒋介石在金门岛得逞之后，非常得意，大肆宣扬其”**”的潜在威力，并从而更加看好金门岛，以为可以由此而发迹，其”在莒复国”也仿佛有了点亮光。 金门岛的面积不大，但岛屿峭壁陡崖，只有很短的一段海岸边界便于登陆，适宜军事驻守，易守难攻，强攻金门失利后，解放军厦门前线同蒋军占据的岛屿大小金门一直处于对峙状态。而且双方离得又很近，厦门距小金门只有2000多米，我军前沿阵地大、小嶝岛距大金门最近处不到1000米。 此时，国民党以一个兵团的重兵防守金门，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一个军的兵力防守厦门，双方对峙金门时，经常互相炮击。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从1950-1953年，新中国全力抗美援朝，空军未人福建，海军又是初建，所以在金门前线，无论在空军、海军，或是炮兵力量上，蒋介石的军队都占优势。 蒋介石也看到新中国福建沿海的兵力较弱，再加上美国此时也已同他站在了一道，他找到了强大的军事后盾，蒋介石此时在金门前线十分张狂。其海军基本上封锁厦门港和福建马尾港，并不断骚扰福建沿海地区；其空军经常空袭厦门、福建。更为可恶的是，其炮兵频繁炮击厦门及附近解放军所占岛屿，厦门成了一座战时城市。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做，既有做样子给美国和世人看的意图，也有以此造成反攻之势，来显示他至死不会认输的”血性”。另外还以此干扰大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极尽破坏之能事，在东南沿海间接地帮美国人一把。 1953年，抗美援朝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陆续集中了空军、海军和炮兵开赴厦门前线进行自卫，反击蒋介石的骚扰，双方曾多次发生激烈的空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8年。 当时为何出现此种状况？并不是蒋介石的军队真的就很难打，他在台湾的军队真的就存在什么潜在威力。主要是外国势力的插手，美国在朝鲜战场输红了眼，当然再也不愿在金门岛的战斗中赔光老本，其第七舰队不是一直游弋于台湾海峡吗？这些均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金门岛带来了很大阻力。 从1958年8月23日开始，解放军开始大规模的炮击金门，史称”八二三炮战”。这是一场震惊世界的炮战。这一场局部的军事斗争，是一场包括军事、政治、外交在内的事关全局和未来的复杂斗争，既有针对美国的目的，也有打击蒋介石国民党台湾势力的意图，如此种种，众所周知。但炮击金门至少在当时有四个内幕不为人知。 1958年夏粮收获季节，主持福建省委日常工作的叶飞突然接到通知：火速回福州作战室接北京总参保密电话。一接电话，才知总参有令：中央决定炮击金门，指定叶飞为指挥。 叶飞当时感到有点奇怪，因为这本该军区司令韩先楚指挥，所以他问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到底是不是中央决定的？” 王尚荣回答说：”是中央决定的，而且是**决定的。” 叶飞又说：”韩先楚司令员现在北京，应该由韩司令员指挥啊！” 那边回答：”这你就不用问了。” 叶飞这时只好接受命令，交代完省委工作后，他火速飞到厦门，开始作炮击前的准备工作，7月24日前完成了一切作战部署，单等中央下令。 7月27日，**指示：暂时不打。此后，又进行一个月的准备工作。这期间，空军以逐步推进的方式转场入闽，7月27日秘密进驻连城、汕头机场，尔后逐步向漳州等沿海机场推进，8月3日进驻龙母机场。随后发动了对台空战，因为掌握不了制空权，地面炮兵就会遭空袭。在最初的空战中，由于国民党空军没有想到我军一下子在福建前线装备了那么多空军飞机，所以轻敌致误，加之我空军刚从朝鲜战场回国，尽管成立时间不长，但战斗意志旺盛，经验丰富，所以在不长的时间内便击落国民党空军飞机50多架，我空军损失飞机20多架，最后我方掌握了制空权，为炮击金门创造了条件。 同时，海军舰队和岸炮部队也进人福建沿海，炮兵调来约三个师，还有一个坦克团。重炮加坦克夜间通过福州开往厦门，人们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但要解放金门，而且一定要解放台湾。蒋介石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也十分着慌，抓紧往金门岛增派兵力，同时乞求美国派驻更多的部队。 到8月上旬，地面炮兵全部进人阵地，解放军炮兵阵地长达30多公里，呈半圆形，大小金门及其所有港口、海面，都在解放军远程火炮的射程之内。而且炮兵与空军、海军的协同作战方案也已制定好，部队进行了战前教育和动员，这次准备工作十分充分。 8月20日，北京来电，要叶飞去北戴河。21日下午3时，**在住处召见叶飞，当时彭德怀和**都在，叶飞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和实施空袭的打法，汇报完，**突然问：”能不能不打到美国人？” 叶飞明白，美**事顾问全部同蒋介石的军队驻守一起，当然炮弹没有眼睛，他说：”主席，那无法避免！” 随后休会。第二天继续开会，**作出决策：”照你们的计划打！” 这就是金门炮战的内幕之一：炮击金门是北戴河中央会议决定的，**在北戴河坐镇直接决策和指挥，这就是最高决策层的直接部署。 8月23日中午12时，**一声令下，第一次急袭打响。短短一个小时密集发射了几万发炮弹，整个金门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火力之猛烈和密集，蒋介石从没见到过，蒋军防不胜防，死伤惨重。 据当时在场的”国防部新闻局”刘毅夫追忆，当日他和八位”副司令官”在宴会结束之后，大家余兴未尽，一同散步回寓所。他和另一位军官走在前面，过了小桥，其他几位副司令官则站在小桥上聊天，突然有阵奇怪的”嘶嘶”声掠过太武山头，落进翠湖，紧接着是山摇地动的不断爆炸声，整个翠谷烟雾弥漫，弹片横飞……在小桥上谈天的三位”副司令官”在第一群炮弹落地爆炸时就都被炸死了。另一位军官不知道发生何事，正欲起身查看，谁知刚刚站起身来，整个胸部便暴露在第二群炮弹之下，当即毙命。幸存的人急忙找到电话欲与军队和上级联系，谁知电话线早已被炸断，根本联系不上。岛上的官兵一时之间群龙无首，都自顾自地躲起来逃命了。有效的反击根本组织不起来。当日岛上官兵伤亡600余人，机场、弹药库、油库、炮兵阵地等设施均受重创。炮击从23日下午6时起，一直延续到10月25日，大陆解放军共发炮47万余发。这就是著名的”八二三炮战”。 然而，蒋介石得到关于金门被炮击的报告时，却连声叫好！ 这又是为何？ 原来，美国和蒋介石1950年握手以来，其实美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如此做，美国在给蒋介石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时，没有忘记同样也给他送来了苦果吃。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指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否定国民党政权统治台湾的”合法性”，蒋介石只得忍痛接受。1954年12月，台湾和美国签订”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坚持明确规定这个条约仅限于台湾、澎湖列岛，不包括金、马岛，而且还明确规定”中华民国”只能代表台、澎、金、马，不可再说代表全中国，蒋介石也只得忍着。 1955年8月，中、美开始在日内瓦，后改在华沙谈判，蒋介石也只得忍声吞气。1957年3月20日，美国顾问团上士雷诺在台北美军住宅区枪杀”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职员刘自然，蒋介石借题发挥，想反抗一下美国的压力，但最后还得向美国道歉才得以收场，这是第四颗苦果。1958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以削减美援为手段，力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这样既可以避免由于这两个小岛的战端被蒋介石拖人中国内战，又可以把台湾完全孤立起来。如果这步得逞，可以实施第二步”托管台湾”阴谋，制造”两个中国”，企图分裂中国。 对此蒋介石当然不会答应，故在金门炮战后，蒋介石立即对美国记者说：炮击金门是进攻台湾的前奏。既然这样，从金、马撤军，等于自动敞开台湾门户，那怎么能行？遂公开拒绝杜勒斯的建议，这也是他为炮击金门叫好的原因。 因而，蒋介石在炮击金门中虽挨了打，却没有吃亏，他凭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火，终于顶住美国力迫从金、马撤军的压力。这就是国共双方在基于”一个中国”立场上，对美国这个”第三者”进行不同性质斗争，这便是金门之战内幕之二。 炮击金门之后，解放军要不要解放金、马呢？蒋介石搞不清，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不清楚，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们也不明白。其实，炮击金门，摆出要解放台湾的架势，有吸引美国进行较量、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远东来，以支援中东人民斗争的意图。当时，美国借口”保卫黎巴嫩主权”、”帮助约旦政府稳定政局”，出兵黎巴嫩、约旦和利比亚等国。美国的武装干涉行径激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抗议，自然也招致了大力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国人民的反对。以**为首的**中央，决定转移美国视线，炮击金门，以实际行动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一开始就确定了此战略意图，而且这个目的也达到了。 炮击金门后，艾森豪威尔当即下令将把地中海美军第六舰队一半舰只调到台湾海峡，与第七舰队会合，加上从本国和菲律宾调来的，美军在台湾海峡就有航空母舰7艘、重巡洋舰3艘，驱逐舰40艘。美国第46巡逻舰航空队、第一海军陆战队和其它好几批飞机也调来台湾，美国第一批陆战队3800人已在台湾南部登陆。这样就把美国的注意力从中东吸引到远东来，中东紧张局势趋向缓和，支援了中东人民的斗争。这是内幕之三。 8月下旬，大规模炮击金门后，金门国民党军的海上补给被截断，不但炮弹将完，粮草也将尽，只得向台湾告急。蒋介石急得团团转，只有请求美军护航，以恢复金门的海上补给线。9月7日，美、台等舰混合开向金门，叶飞向**请示，要不要打，得到的回答是： ”照打不误，但只打台舰，不准打美舰，即使美舰开火，没有命令也不准还击。” 各炮群接此命令，十分吃惊，纷纷追问叶飞是不是命令下错了，叶飞命令前线坚决执行。当日中午12时，解放军开炮，谁料刚一开火，美舰竟丢下台湾国民党军队的运输舰不顾，立即一声不响地向台湾方向逃去。至此大家才明白，**所以下达那样的命令，目的在于试探所谓”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同时，力求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而美国在旁边也极力避免同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是第四个内幕。 炮击金门自8月23日开始，持续了44天，据蒋介石台湾当局公布，称炮战44天，金门40多平方公里区域共遭炮弹44万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目的达到以后，要不要解放金门、马祖呢？10月6日，彭德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名义发表《告金、马、台、澎军民同胞书》，提出：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并宣布：”从十月十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 10月13日上午，又宣布”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收复台湾是中国人民的主权，美国、联合国都无权过问。” 但台湾蒋介石却不接受善意，不但不接受和谈，还继续让美舰护航，于是10月20日我军恢复炮击。 10月25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奉**之命公布《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单日打炮，双日不打，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并声明今后对机场、码头、海滩和船只”四不打”的方针，文告说： 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并非当作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我们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就这样，打打停停，直到1979年元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正式建交的那天，台湾当局的青天白日旗从华盛顿双橡园的旗杆上降下来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宣布停止对大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其实自1958年后，炮击实际上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打一打。其深意在于，不攻下金门可以使之成为一种不在谈判桌上进行的谈判，留下”对话”渠道。 当然，蒋介石也可以此而沾沾自喜，他在金门和中国人民解放打了多年的炮仗。金门炮击差不多成了金门自1958年至1979年存在的历史价值，实际上，金门岛的意义由此也可见一斑。 蒋介石也一直看重”台澎金马”中的这点”金”。他把它作为和中国**对峙的一个点，也是其同中国**谈判的一个砝码，美国人要他丢掉”金”这颗棋子时，他又可以借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去抵制。可以说，蒋介石实际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走钢丝，而这根钢丝就是金门岛。 蒋介石早些年看重金门岛，是因为它离中国大陆十分近，便于他从此地出发登上大陆，如果他能够”反攻大陆”，那么从金门岛出发便最为省事。后来形势变得他根本毫无机会反攻了，至多只能空喊些口号，于是金门岛又成了蒋介石保守台湾的一道屏障。他可以在此关上门户，同时还可以利用金门的对峙一直保持着与大陆的接触，虽然这种接触是敌对的军事活动，但总算也是一种接触，不会使蒋介石的台湾与大陆彻底孤立起来。 金门岛之真正价值就在于此，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是国民党蒋介石台湾当局，都需要利用它的这个价值，所以它在”台澎金马”中的地位显得更为奇特。 蒋介石军事上的接连失败，使他明白了武力”**复国”是不现实的。蒋介石被迫作出让步承诺不以武力打回大陆。1959年元旦文告中，蒋介石不得不放弃了”武力反攻大陆”的口号。至此，”**复国”更加遥遥无期。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从大陆带去财富知多少 据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国民党中央银行时，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美钞荡然无存。这些钱运到哪里去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部分被蒋介石分存国外；大部分已运到了台湾。到底有多少？对台湾经济发展有多大影响，至今仍是一个谜。 1.黄金大转移 1948年冬，”徐蚌会战”（淮海战役）打响，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深知此次会战事关”党国存亡”，因此，调集精锐兵团约70万人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以期能守住”首都”南京的北大门。但是，随着战局的发展，”**”被一一吃掉，蒋介石心知大势已去。东北已经丢了，华北迟早要丢，华东眼看没了，华中靠不住，西南至多挣扎一段时间。惟一的退路只能是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岛可权作”死有葬身”之地。后来的形势”不幸”被蒋介石猜中了。经过大陆、海南岛及沿大陆海岸诸岛的丢失，蒋介石只得带着残兵败将近150万人涌进孤岛。 15o多万吃”皇粮”的人口突然涌入，对于当时只有600多万人口的台湾无疑增加了繁重的经济负担。那时的台湾经济在日本占据时代”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引导下呈畸形发展，大陆内战时期，国民党在台统治恶劣、**，台湾的经济并没有得到恢复，相反地，主要经济指数还呈下降趋势，如1949年台湾的大米产量仅为125.1万吨，食糖仅为64.7万吨。人口的激增使得财政赤字扩大，通货膨胀严重，批发物价在1949~1950年一年间陡涨4倍，外汇枯竭，而且还负有1050万美元的外债，……然而，在这种经济背景下，蒋介石政权居然挺过来了，而且还使台湾创造出令世人公认的经济增长”奇迹”，在1975年蒋介石去世时，台湾的外汇储备就达到了450亿美元，全省”国民总产值”达510亿美元，这一切其实都有着较深的基础和背景。 首先是发展基金问题。”徐蚌会战”尚未结束，华北局势已经吃紧，**的势力咄咄逼人，桂系巨头互唱互和，大演”逼宫”双簧戏，美国人已开始谋划以李代蒋的”换马”政策，……一切都对蒋介石不利。蒋介石以其”精明”之道，在退守台湾前，玩起了”一箭三雕”的计谋，将国库中的黄金、美钞、银元偷偷地运到台湾，来个釜底抽薪，使李宗仁的代总统”总而不统”，无法控制国民政权的局面，而且没有与**”和谈”的本钱；丢给将来的**、**政权一个烂摊子，使其难以维持大局；并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看，使他们知道，中国非有蒋介石不可。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按照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惯例，失败者可以以”出国考察、休养”的名义出去避避风头。当李宗仁把这个想法告诉蒋介石时，遭到了蒋介石”追随总理革命多年”，”现在仍为国民党总裁”，”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一类的”严辞”拒绝。李宗仁只得同意蒋介石回浙江溪口老家休养。 蒋介石回到故里后，并没有放弃对国民党军、政、财等大权的控制，在住所设立了7座电台，随意指挥，操纵党国各类事务，常常令李宗仁哭笑不得。 1949年2月上旬的一天，曾任上海市市长、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时已去职在香港逗留的蒋介石的亲信俞鸿钧，突然接到蒋介石从溪口拍来的电报，要他想方设法将国库中的黄金提出来秘密送到台湾，并叮嘱再三，”千万要守秘密！” 俞鸿钧接到蒋介石的密电之后，迅速与时任台湾省主席的蒋介石心腹陈诚取得联系，密商运送黄金事宜。经过蒋介石的秘密布置和调度，转移国库财产的工作开始。 2月14日下午，一架由香港飞来的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此时上海进入临战状态，机场四周，宪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对往来旅客悉数搜查。当头戴一顶黑色礼帽，身穿一袭黑色风衣，鼻梁上架着副金丝眼镜的俞鸿钧一出飞机弦梯口时，立即引起了宪兵们的警惕，他们把俞鸿钧引至候机室，进行了审问。俞鸿钧和颜悦色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但却拿不出任何证件和证明作说明，甚至身上连张名片都没有带，宪兵们哪里肯信，有的听了他的自我介绍，甚至在心里怀疑他是**的”探子”。百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向宪兵提出给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汤恩伯联系一下，在电话机旁守候了多时，终于和汤恩伯接上了话。汤恩伯立即派车到机场迎接。这时，宪兵们才知道他不是冒牌货，而是位大”长官”，立即向他道歉，请他海涵。俞鸿钧摆出长者风度，与宪兵们一一握手道别，嘉许了他们格尽职守的精神。 俞鸿钧在汤恩伯的帮助下，撇开了当时的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刘泗业，直接与自己原来的旧属取得了联系，转达了蒋介石转运黄金的旨意。这批旧属获知老长官的来头和来意之后，立即采取各种方案，将藏在中央银行的黄金、外币、银元做了明细账，告知了俞鸿钧，并协商了安全、可靠的运出方法。 安排妥当后，俞鸿钧立即找到汤恩伯，告知蒋介石一切安排停当，只等行动。蒋介石得到消息后，立即致电曾是自己机要秘书、时任联勤总部财务署长的中将吴嵩庆，让他在上海秘密组织运送工作。并指令：所有这些硬通货，全部交由蒋介石掌握，吴嵩庆只对蒋个人负责，在上海运送过程中，不得有误。 吴嵩庆接到命令后，立即与汤恩伯、俞鸿钧接洽，布置外运。吴嵩庆的私人秘书詹特芳负责向蒋介石报告外运的国库财产数目和外运详情。 2月18日黄昏，一艘外表破旧的海军军舰接到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密令后，停泊到了上海外滩中央银行附近的码头旁边。中央银行附近的街道，宪兵队奉汤恩伯的命令，临时戒严，过往的行人、车辆必须绕道而行。是日午夜，在一片细雨蒙蒙中，一群由海军士兵化装而成的民工进人中央银行，不声不响地将一箱箱黄金运上了军舰。凌晨4时许，装运完毕，这艘军舰驶出吴淞口，以最快的速度向东南方向驶去。 20日中午，这批黄金运抵台湾基隆港，台湾省主席陈诚亲自布置人马负责卸运、清点，将它贮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这日晚上，俞鸿钧接到陈诚从台湾打来的电报：货已收到。俞鸿钧放心地舒了口气，随即电告蒋介石。 随后几天，还是这条军舰将中央银行的美钞、银元从上海运到了厦门，有的放置几天后才运到了基隆。在厦门，这批硬通货由蒋介石的亲信负责看管，最后一批银元运往台湾时，海军司令桂永清亲自押运。 库存黄金运到台湾后，蒋介石看着清单，突然想起还有一箱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当即命令侍奉在自己身边的蒋经国迅速办理此事，将它运抵台湾。这箱珠宝多半系日军侵华期间，汉奸走狗们非法搜刮而来的，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返都南京，对汉奸们进行了逮捕、收审，没收其财产，珠宝落入蒋介石政权手中。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时，知道它的藏处，所以蒋介石让自己的儿子去办理这事感到放心、安全。蒋经国领命后，迅速潜入上海，然而很快其行踪和目的就让李宗仁的手下侦察得知了。李宗仁立刻下令中央信托局妥善保存，没有他的手谕，任何人都不得动用，并将保管这箱珠宝的人调到香港。 蒋经国无功而返，就劝说蒋介石：”据所知道的情形，这一箱珠宝已经用了不少，剩余的东西，仅值二三十万美金，我们何必为此区区之物，同人家伤和气”。蒋介石听了，非常生气，指责蒋经国道：”你懂什么，到了台湾，当军队粮切发不出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蒋经国被斥责得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只得再作努力，但最终还是没有把珠宝取出来，蒋介石为此很不高兴。 ”无粮不聚兵”，蒋介石尽管已经”下野”，但却操纵着国民党的兵财大权。随着南京被人民解放军占领，战火燃至江南，此时国民党四分五裂，人心惶惶。没有硬通货压阵，金融秩序更加混乱，李宗仁只得抛洒金圆券抵挡，但无济于事，反而抱薪救火，加剧了通货膨胀。 4月22日，也就是蒋介石偷运黄金到台湾的两个月之后，李宗仁飞到桂林，准备到广州找孙科协商政务，孙科致电给他，要李宗仁拿出钱来才能好办事。李宗仁苦笑之后，只得与蒋介石联系，索取运到台湾的国库黄金，并再次要蒋介石不要过问国事，早日出国。蒋介石对李宗仁的建议厌恶之至，致函何应钦，请他代转李宗仁，其中对黄金一事作这样的说明交待：”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至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问。一切出纳收支皆作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李宗仁在蒋介石那里碰了软钉子，仍不罢休，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直接致电陈诚，命令他与财政部配合，将运去的黄金送到广州，由政府支配。陈诚依蒋介石的指示，对此阳奉阴违。一会儿说风大浪高，航运不便，一会儿说即使运到大陆也不安全，敷衍了事。李宗仁催急了，陈诚干脆充耳不闻，置之不理。 蒋介石退到台湾之前从大陆带去了多少美元、黄金、银元？据有关资料显示：”外币约合8000万美元，黄金92万两（其中属蒋介石私人贮藏的有2万余两），银元约3000万元。此外，此时的宋孔两大家族也偷偷地把他们在大陆搜刮的财富近20亿美金（80年代的价格）存入美国的花旗、大众银行。” 蒋介石这些运往台湾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人民的血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推行所谓的”币制改革”，勒令国民交出私藏的黄金、美金、银元兑换成”金圆券”，不惜采取军事和特务手段强行索取、没收，不交的甚至被抓去坐牢、杀头。不少老百姓辛苦了一辈子、甚至是几辈子攒下的硬通货一夜之间变成了印有蒋介石头像的面值为50万、100万不等的纸币。而随着战局的紧张、银根的收缩，这些”金圆券”一夕之间狂跌几倍、几十倍，甚至千倍，老百姓欲哭无泪，这也是国民党政权不得人心，最终垮台的原因之一。 蒋介石运往台湾的这笔钱财，在今天看来兴许不算大数目，但对当时台湾的750万人口，对当时的金、银、美钞的实际购买水平而言，却是一笔巨额财富。正是靠着它，蒋介石才稳定了台湾的金融，控制了物价的上涨，支付了150万文武职员的工资、军饷，一句话，稳了当时的军心、民心。当然，蒋介石把它的作用看得更大，认为这是”反攻复国”的资本。 2.美元与侨资 在20世纪中叶，台湾的经济能够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除了蒋介石从大陆带去的巨额财富外，还有另外两大重要来源，即美援和华侨捐款。 1950年6月，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6月29日，美国第七舰队的6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驶人台湾，开始巡弋台湾海峡。美国政府视台湾为其全球战略，特别是太平洋战略体系中的”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军在朝鲜战场失败后，为了封锁和遏制中国大陆，建立起马尼拉——台北——东京——汉城的所谓”太平洋防御体系”。1965年到lpo3年，美国卷入了越南战争，台湾对美军的地位显得格外重要。从1950年到1973年的20多年时间里，美国提供给台湾的各种经济援助达20多亿美元。 195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共同安全法案”，向台湾当局提供大量”援助”，总称为”一般经济援助”，包括”军协援助”、”防卫支援”和”技术合作”，其目的在于帮助蒋介石和台湾当局稳定当时的台湾社会状况，因为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生产凋敝、物资蒉乏、物价飞涨”。由于当时蒋介石的台湾政权无力偿还，此种”援助”实为赠送。 两年后，台湾经济在”美援”的帮助下，趋于稳定，转入恢复发展时期，”美援”的目的转向支持台湾经济自给自足，弥补财政赤字。美国国会修正了1951年的”共同安全法案”，规定，以剩余农产品售往台湾，收取台币，并将售得款项赠与台湾使用；拨款的一部分由台湾采购美国剩余农产品，在台销售后收取台币，再将它赠给或贷给台湾当局；美国向台湾提供剩余农产品，台湾可用台币购买，所得款项贷给或赠予台湾，依照美国政府指定的用途予以使用，不得另作他用。 1957年开始，由于台湾的经济和货币的运行情况呈良性态势，”美援”转而扶植台湾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在”共同安全法案修正案”中增设”开发贷款基金”项目，把原用于防卫的援助转为发展各项工矿建设，并改为贷款方式处理，这种”开发贷款”一是为台湾经济由”进口”向”出口”作准备；二是为美国的私人资本进入台湾市场打下基础。这种贷款由于利率较低，偿还期较长，并没有给台湾的财政造成负担。 1961年，美国对台援助由”一般经援”向”开发援助”转变，美国向台湾的贷款其条件、利率逐步按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则进行运转。lop年5月，美国政府声明将在1965年6月终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计划，实质上，美国对台经援直到1968年才完全停止。 ”美援”加入到台湾经济运行过程中，稳定了50年代的台湾经济、社会秩序，1951年台湾的通货膨胀率由1950年的400％降至66％，1952年降至23％，1953年降至8.8％，1954年降至2.4％。”美援”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还平衡了台湾的外汇收支。 蒋介石退守台湾岛后，打着”总理信徒”、”三民主义”、”中华民国”等旗号，加上当时许多海外华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了解、误解，所以不少人出于各种目的向蒋介石和台湾当局捐款献金，这笔数目在当时达近10亿美元。 1958年到1962年间，台湾当局对原来的”进口替代”政策进行了调整、改革，先后颁布了”改进外汇贸易方案”、”外汇贸易管理办法”、”奖励投资条例”、”技术合作条例”等政策、法规，吸引华侨投资，外资企业进口自用机械设备、原料、半成品等可一律予以免税；合资企业开业后5年内可免除营业税、商品税及企业所得税，5年后的企业所得税仅征18％。1964年到1973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政策性调整，仅仅10年间，就吸收侨资10.25亿美元。 华侨的捐款及投资对台湾在蒋介石时代的经济稳定和初步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土地改革” 国民党在总结自己失败和中国**胜利时，起码有一点共识，即”土地改革”。所以到台湾后，国民党当局”痛定思痛”，进行”土改”。先是”三七五减租”，又是”公地改领”，再者”耕者有其田”。这种”土改”是不彻底的，但对台湾经济，尤其是农业的发展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1.乱中求稳之首计 中国以农立国，80％的人口是农民，农民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从古至今，无数的农民都曾为获得土地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要解决农民问题，就必须首先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就获得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拥护。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许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其中有三个方案最具代表性：一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天朝田亩制度》；二是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与耕者有其田方案；三是中国**的土地纲领。这三个方案恰好代表了三个阶级在土地问题上的政治主张。 《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农民土地纲领。它以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现农民平分土地为核心，力图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这一主张集中表达了当时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与美好愿望，对鼓舞农民斗争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封建社会，采用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土地，企图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平分一切社会财富，废除私有制，既不可能实现，也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土地纲领。它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目的，主张土地国有化，其最大的特点是，与农民的土地纲领相比较，不是采取土地农有政策，而是土地国有。具体办法是：在革命政权建立之后，由地主自报地价，国家向其抽1％的地价税，并保有照价收买的权利，以防止地主故意少报地价；以后土地增价部分则全部归国家所有。土地涨价归公就是孙中山讲的土地国有、平均地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根本不敢彻底废除封建剥削，更不敢发动农民，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平均地权的实施必须采取”温和的社会改良”，而不是激烈的”农人革命”。其结果也正如**所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但是，孙中山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能够将土地问题同发展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显而易见，比《天朝田亩制度》有高明之处。特别是在孙中山的晚年，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与中国**人的帮助下，他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即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非常遗憾，还没来得及实行，孙中山就与世长辞了。 中国**的土地纲领，则是从实际出发，真正为广大农民解决了土地问题的正确纲领。中国**土地纲领的总目标是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具体做法是： 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在土地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 由于中国**的土地纲领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而赢得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不仅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成为**战胜蒋介石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蒋介石兵败逃台以后，吸取大陆失败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的措施，以巩固其统治基础。事实上，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要想在台湾站稳脚跟，当务之急也是着手解决农村土地问题。 因为，在台湾历史上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占领时期，台湾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日本在台贯彻”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以土地重新登记、调查、丈量、收买为借口，以土地所有权申报为手段，把大量历代汉族和高山族农民辛勤开垦的土地没收为官有。在他们的巧取豪夺下，全台68.5％的耕地、山林归殖民政府、日本财阀及少数人占有，其中耕地面积的20.4％被日本财阀和私人占有，森林面积的97％以上为殖民地政府占有。这对以农业为主、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台湾来说，广大农民被”竭泽而渔”，台湾地主的剥削强度和农村阶级对立的尖税程度，比大陆诸省有过之而无不及。 1945年台湾光复后，日本殖民者退出台湾，但其土地占有关系却无多少改观，土地越发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台湾地主对农民层层盘剥，方式五花八门，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高地租，据1949年”台湾省政纪要”记载，台湾的地租额一般都在业六佃四的水准，甚至达到业七佃三。二是实行”铁租”，即不问丰欠旱涝、收成好坏，佃户必须向地主交纳不少于丰年总收获量的60％的地租。三是押租制，即预收一至二年的全部地租。四是副产物租，即地主在地租之外，还要平白无故地分享甚至全部霸占农民饲养家禽和种植果木的收人，尽管这些收人并非产自地主的出租地。 在这种深重的压迫之下，台湾农民饥寒交迫，哀声遍野，有的地区已爆发抗租抗息的自发运动。对此，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指出：”租佃双方矛盾无法调融，造成农村社会内部之不安，极易为外邪所感染”，**的”渗透工作，即多从此等空隙入手”，如”不加改善，乱源即由此发生，证诸往事，历历不爽，”而今”农村不安现象，已极显著”，”因此之故，台湾必须实行土地改革，是一种客观需要，虽有万难，不能顾及。” 鉴于形势的严峻，蒋介石一到台湾便宣称：”我们要为坚持。实现三民主义而战，满清革命时期，我们乃是以民族主义为重心；在军阀革命时期，则是以民权主义为其重心；在今日对共匪勘乱复兴的国民革命时期，乃是以民生主义为重心的革命”。而实施民生主义的，便是开展”土地改革”。 蒋介石在大陆统治22年都未实行”士地改革”，为何一到台湾便大刀阔斧地进行？除了他所谓的解决民生主义和蒋家小王朝的生计问题外，其”土地改革”的可行性也大大增加。 因为，这时台湾当局与地主阶级的关系已不同于大陆时期，在大陆时，地主阶级是国民党的依靠力量，国民党内的党、政、军高级官员，多与农村中的封建地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他们本人就拥有大批地产。1930年国民党曾颁布了《土地法》，规定要实行”耕者有其四”和”平均地权”，但是刚一实行就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他们纷纷到蒋介石面前托关系求情，”耕者有其田”根本行不通。而在台湾，国民党当权者与当地地主并无丝毫瓜葛，正如国民党的叛逆者孙家麟所说： 因为地主全部都是台湾人，所以国民党可以大慷他人之慨，以大刀阔斧的手法，毫无顾忌地认真推行。 假如当时百甲以上的大地主，有三五个是属于皇亲贵戚之流，我想台湾的土地工作，能否顺利推行成功，恐怕连陈诚先生也不敢作肯定的答复。 同时，实施土地改革，对国民党当局而言又是一箭双雕的大好事，既可以施恩于民，巩固统治基础，又可以削弱台湾地主的经济地位，间接打击”**”分子和台湾地方势力。 加之，国民党退台后，实权人物陈诚、蒋经国等又都是土地改革的坚定支持者。陈诚早年曾在江西、湖北等地积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但因种种原因而未奏效。蒋经国早年曾在苏联任集体农庄的苏维埃主席，对解决土地问题有较深的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在赣南时，他颂布了《新赣南土地政策》，规定”土地分配，依人口而决定，超额由中国农民银行照价收买，再转贷给佃农，地价由人民开会来决定，分五年还清。”由于国民党极右势力的阻挠和蒋介石的反对，其土改政策也付之东流。到台湾后，陈诚、蒋经国更加认识到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从而力促进行土改。 2.”土改”三部曲 国民党在台湾的”土地改革”是分三步进行的： 第一步：”三七五减租”。 1949年3月1日，陈诚在台湾省行政会议开幕式上宣布要切实执行”三七五减租”，他警告大地主：”仅顾及本身利益而剥削农民，将来会自食其果”。4月23日，陈诚公布”台湾私有土地租用办法”及实施细则，由此揭开了台湾土改的序幕，并开始执行”三七五减租。” ”三七五减租”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限定耕地租额。扣除种子、肥料等成本费25％，剩余75％由农民、地主各得一半，即37.5％。换言之，即地主收取地租，最多不能超过租地全年出产物的37.5％。原约地租超过37.5％者减至37.5％，不及者不得增加。这就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地租负担。 第二，确定耕地租期，巩固佃权。1951年6月，台湾当局颁布”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规定：废除租地押金制和预收地租制，租约必须以书面签订，租期不得短于6年，对不到6年而地主撤佃的情况作了种种限制。该法案颁布后，佃农只要与地主签订租约，即可取得至少6年的土地支配权，在此期间，只要每年交纳总产量的37.5％地租，产量增加租额也不变。因此，佃农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遂热心于加强田间管理和短期水利建设，保护了佃农利益。 第三，灾歉之年地租减免。因灾害等原因造成农作物歉收时，承租人可以请求乡镇公所耕地租佃委员会查勘歉收情况，认定减租办法。地方发生普遍耕地因灾歉收获量不及三成者，应予免租。 对”三七五减租”台湾当局十分重视。陈诚强调：”民意机关是否代表民意，县市长是否系革命的县市长，皆以其对三七五减租的态度为一大测验。”各县市也设立”三七五减租”委员会。到1949年7月，”三七五减租”基本实施完毕。 第二步：”公地改领”。 日据时期，日本殖民政府和日本移民占有大量土地，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这些土地，名曰”公地”。1948年4月，台湾省政府颁布《台湾省放领公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工作要点》，划出所接收土地中的零星部分，向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出售。这种小规模的试办公地改领，因次年推行”三七五减租”而暂时中止。1951年6月，台湾”行政院”核定”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开始以贷款方式向农民大规模实施公地改领。实施办法是以放领土地的作物全年总产量的两倍半为地价，按承租耕地的现耕农、雇农，耕地不足的佃农、半自耕农等顺序承领土地，承领者分10年向当局偿还地价，还清后即为土地所有者，承领土地按质量分为三等，按承领人的家庭人口和耕作能力酌定承领面积。 公地改领从1951年初至1976年分26年内分数期办理，共放领地13.9万公顷，占全部公地的76％，平均每户承领0.49公顷。公地放领的实施，将”国有”耕地的所有权转移给农民所有，既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增强了农业生产基础。因为，承领公地的价款负担较”三七五减租”轻，农民可从中获益，而放领公地的地价收入，则主要用作扶植自耕农基金和发展农业生产基金，以改良水利设施和增加农业贷款。 第三步：”耕者有其田”。 为进一步深化”土地改革”，1952年7月24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召开第371次会议，确定下一阶段的土改中心为实施”耕者有其田”，并提出三条基本原则：采取温和手段；在不增加农民负担基础上使其获得土地，兼顾地主利益；地主所获地价由政府引导转向工业。11月12日，陈诚主持的”行政院”通过”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但在送交”立法院”审议时，遭到”立法院”内保守势力的阻遏，陈诚坚持己见，并得到蒋介石的支持。1953年1月26日，蒋介石下令颁布《耕者有其田条例》，并规定自1953年5月1日起实施。 此条例内容是：台湾土地分为26个等级，第1等级为最肥沃的土地，依次类推，第26等为最贫瘠的土地。地主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为中等水田3甲，计43.5亩，或中等旱田6甲，计87亩。如保留上等肥田，则限额酌情下压。凡超过限额的地主所占耕地，一律由”政府”征购后转售给无地或少地农民。”政府”卖给农民的价格为耕地全年收获总量的两倍半，购地农民分10年向当局偿还地价，还清后即为土地的主人。 ”政府”也分10年向地主偿付地价，支付方法是采取债券和股票相结合的方法。其中刀％为土地债券，由台湾土地银行发放，按农作物如稻谷、甘薯等计值，年利率4％，本利合计分10年均等清偿。另外30％为股票，”政府”在征购地主土地的同时颂布了”公营事业转移民营条例”，将一些原由官办的企业卖给私人，其中水泥、纸业、工矿、农林四大官营公司转移民营，这样就直接迫使地主把卖地所得转为工业投入。 到1953年底，台湾当局已征购地主土地139300多公顷，占全部出租耕地的56％；被征购土地的地主计106049户，占地主总户数的59.3％；承领农户计194823户，占佃农总户数的64％。虽然”公地放领”和地主自行出售土地沿续到了70年代，但从总体上看，以1949年的”三七五减租”为，到1953年底，以”耕者有其田”为基本内容的”土地改革”已大体完成。 台湾的”土地改革”通过层层递进的”三部曲”，对台湾的农业、工业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首先，土改使台湾农村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量的无地农民成为自耕农。1949年台湾总农户中，自耕农占36％，半自耕农占25％，佃农占39％；到1960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自耕农占64％，半自耕农占21％，佃农则下降为15％。而地主也产生分化，一部分转变为自耕农，另一部分转人工商领域，实力得到发展后摇身一变又成为工业巨子。如号称台湾”四大豪主”的辜振甫、林犹龙、林伯寿、陈启清，就控制了台湾水泥。纸业、工矿、农林等四大公司的大部分股票。土改使大批农民获得土地，自耕农经济成为台湾农业经济的主体，取代了原来占统治地位的租伯经济。传统的地主佃农关系，已被经济业务往来关系所替代。 随着农民经济地位的上升，其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也得到提高，一些较富裕的自耕农担任了乡村政权中的领导职务。到50年代后期，乡镇代表只有23％是地主，69％都是自耕农，7％是工商业者。土改基本摧毁了台湾农村的封建租佃关系，从而建立了新的农村政治结构。 其次，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三七五减租”实施以后，一方面地租减少了，另一方面地价猛跌，使佃农购买土地的费用减少，增加了佃农转为自耕农的机会。”公地放领和耕者有其田”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而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农民愿意增加劳动投人和财力投资，以便在现有耕地面积下追求产量的极大值。农业的发展，为工业积累了资金，提供了原料，开拓了市场，准备了劳动力。正如台湾学者所指出，没有农业的发展，便没有工业的进步；没有”土改”，则没有农业的发展。因此，”土改”对台湾经济起飞作出了”基础性贡献。” 但是，台湾的”土改”也有它不尽完善之处。 首先，地主阶级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还得到了保护。在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一关键性的步骤中允许地主保留水田3甲，旱田6甲。而当时台湾农户平均的经营面积只有1.18公顷。在实行”公地放领”时，明文规定承领公地的佃农每户不得超过1甲。结果受领农户平均每户才0.49公顷。另外，很多从大陆迁台的官僚贵族，凭借随身携带去的金钱，也承揽了不少土地。地主即使得到一定限制，但仍然过着比农民优越得多的生活。在政治上，地主原来在村中称王称霸，加之其文化程度、经济实力、交际能力、社会影响等许多方面比农民占有更多的优势。土改虽打击了部分地主，但并未触动地主根本的政治权利。农村中农会、水利会等农村各级基层组织，仍多由地主豪门把持垄断。 其次，土改实际上是以自耕农的小土地私有制取代地主的大土地私有制。为了确保”耕者有其田”的成果，台湾当局严格执行私人拥有耕地的限额，并极力限制雇人佃耕，这固然防止了土地兼并现象的重演，但随着农民土地的世袭和分家增户，土地越割越细，单位农户耕地面积越来越少，这就严重影响了农业机械化和实施大型水利建设。从长远看，不利于台湾现代化大农业的实现。 台湾的”土地改革”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毕竟成功地使台湾农业迅速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并带动了台湾工业经济的恢复。正如台湾当局所称，这种”温和的土改”是一次”合理的、不流血的革命。”蒋介石也认为，这种土改方法”使经过”土改”后的地主，能同时参与国家的工业建设。” 总之，台湾”土改”虽是国民党政权乱中求稳的权宜之计，但也不失为蒋介石的明智之举。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管好钱袋子 如何稳定台湾的金融，是到台以后蒋介石国民党当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蒋介石成立了”生管会”，全权处理台湾的财政经济问题。在金融政策上，实行币制改革，割断台币与金圆券的联系；实行黄金储蓄政策，防止硬通货流失；实行高利率政策，吸收储蓄；加强外汇管理，合理使用外汇；实行增收节支，增强经济实力。一段时间内台湾金融业渐趋稳定。 1.台湾的欧哈特 国民党迁台之初，”就全盘形势而言，台湾只是个等待爆炸的火药库。”政治上，”内则谣琢纷传，人心惶感，其私蓄较丰而意志较薄弱者，纷纷避地海外，或预作最后打算”。经济上，”一下子涌来两百多万军民，人口压力随增，经济情况，早趋下坡，生产失调、通货膨胀，于今尤烈。这种情势，得不到改善，将无可避免地重蹈大陆时代的覆辙。”面对危机四伏、一片混乱的严峻形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从失败中产生出强烈的求生存意识。 蒋介石在检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除了对军队、组织、技术、政策和策略等方面有了深刻的认识外，还强调经济上之所以陷于崩溃，是因为全国金融紊乱，物价波动，乃使通货膨胀的趋势益加恶化，而无法遏止。所以，要接受错误的教训，确保这一生存基地，必须管好钱袋子，稳定财政经济。 1949年7月，台湾当局成立了”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简称”生管会”）。此组织名义上是管理台湾公私企业的生产事务，实际上除了生产以外，还管理物资分配、资金调度、对外贸易、日本赔偿物资处理、技术合作、工程调配等重要工作，成为一个以负责全面经济活动为对象的决策、计划、执行机构。”生管会”由台湾省主席陈诚任主任委员，实际主持日常事务的是尹仲容、徐柏园、王崇植、杜殿英、张峻、任显群、许金德、杨陶等8位常务委员。开始由徐柏园牵头负责，很快尹仲容接替徐柏园而主持全面工作。 尹仲容，台湾经济发展初期的探索者。湖南邵阳人，名国塘，1903年4月出生，1921年毕业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附中，并以优异成绩升人南洋大学电机工程系，1925年毕业后被保送至北京交通部电政司实习。1932年任交通部电政司科长，1935年升任电政司帮办，制定电政制度，开辟了全国长途电话网。1936年任中国建设银行公司协理，1939年到美国出任中华民国资源委员会国际贸易事务所纽约分所主任。1949年春，随蒋介石政权到台任”生管会”常务委员，不久升任”生管会副主任”。1953年9月，”生管会”改组为”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简称”经安会”），他成为该会下属的工业委员会召集人。1954年6月，出任”经济部部长”，此后他一直活跃在台湾经济界，作了台湾经济发展的掌舵人，直到1963年去世。正如尹仲容自己所说：”我对台湾十年来的经济行政，除了中间有两年外，可以说是无役不从。”在台湾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尹仲容贡献颇大，被誉为”台湾的欧哈特”。 在国民党政权风雷震荡中，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尹仲容作为财经方面的”第一号人物”，以稳定经济、阻止通货膨胀为前提，在搞好农业土地改革的同时，着手进行整顿财政金融。 2.在钞票上做文章 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其重要的地位，蒋介石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偏安于一隅小岛，不搞好金融，则无异于扼腕自杀。因此，尹仲容着手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第一，改革币制。 1945年台湾光复后，金融市场十分紊乱，台湾银行券、日本银行券、日本政府发行之硬币等多种货币在市面同时流通。针对此种局面，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了”台湾省当地钞票及金融机关处理办法”。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据此接收了台湾银行，并加以改组，台湾银行于1946年5月20日重新开业。7月1日，中央银行授权台湾银行在台湾发行新货币，即”旧台币”。旧台币分为1元、5元、10元券三种，共发行30亿元，并规定以等值收兑原来流通的印有”大日本帝国”字样的台湾银行券。 但是，鉴于战后重建，大陆人口突然拥入和庞大的军费开支等原因，所需资金颇多，加上财政部规定台币与大陆流通的法币相联系，而法币贬值甚速，故台币的流通量日增。1946年底，台币的发行额达53亿元，1947年又增至171亿元，到1949年6月竟高达17406亿元，较发行初期增加579倍。 为了稳住台湾的货币金融体系，在国民党全面退守台湾之前，蒋介石就令刚刚走马上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整顿金融。陈诚在得到蒋介石的允诺之后，以从上海运来台湾的中央银行库存的80万两黄金作为币制改革基金，着手进行第二次币制改革。 1949年4月，台湾银行宣布台币不再与金圆券挂钩，而直接与美元挂钩，台币与美元汇率为8 ：1。台湾省议会同时提出稳定台币币值的七项办法：开放公营事业、降低存放款利率、出售日本财产、抛售库存黄金、管制对外贸易、缩减行政机构、厉行节约等，并另拨一千万美元作为进出口贸易运用基金。1949年6月15日，台湾省政府颁布”台湾省币制改革方案”和”新台币发行办法”，规定币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 指定台湾银行发行新版台币，以旧台币4万元折合新台币1元，限于同年12月31日前兑换完毕； 最高发行总额为新台币2亿元； 新台币以黄金、白银、外汇作为十足准备金； 新台币直接与美元挂钩，采取1美元兑换新台币5元的固定汇率。 由于实际需要的增加，台湾当局又于1950年7月公布了”台湾省政府辅助生产限外临时发行新币办法”，授权台湾银行视生产资金季节性需要，以5000万元为限额，临时发行新台币。1951年2月，因电力建设需要，又将发行限额提高了9500万元。此外，由于金门、马祖等地区流通的需要，以省外名义增发了部分新台币。并根据1950年台湾省政府的”新台币辅币发行办法”，发行新台币辅币。到1951年底，新台币包括限内发行、限外发行、辅币和省外发行等四类，共发行5.945亿元。新台币面额分1元、5元、10元、100元四种，辅币为1分、5分、1角、5角四种。 币制改革以后，虽然通货膨胀未能彻底消除，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囤积居奇与高利贷盘剥现象也大大减少。 第二，高利率政策。 50年代初，凯恩斯经济学说盛行，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低利率货币政策。台湾也有不少人主张压低利率，以保证新产业能获得便宜的资金，刺激产业投资。但是尹仲容等人认为在通货膨胀和省内资本极为稀少的情况下采取低利率政策，会产生对银行信用的大量超额需求，这无异于给通货膨胀火上浇油，而且直接影响民间储蓄政策。因此，蒋介石、陈诚大胆采用尹仲容的建议，实行高利率政策。 1950年3月，台湾银行创办了优利储蓄存款的特别制度，规定： 该存款每次存进金额不得低于300元； 每次存储期间不得少于1个月； 利率定为月息7％； 各银行收受该项存款后即转存台湾银行，由台湾银行办理放款业务。 当时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年息为20％，而优利存款的利率高达7％，按月复利计算，即相当于年息125％。如此之高的存款利率实属罕见。 高利率政策实施后见效甚速，125％的利率对台湾财政压力过大，于是根据市场状况和物价上涨幅度，当局又及时对优利存款的利率进行了有增有减的调整，并拉开1月期、3月期、半年期、1年期的利率差，使长期优利存款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 在高利率政策的刺激下，存款量激增，定息和储蓄存款总额由3月底的600万元新台币增至6月底的2800万元。就占货币供给的比重而言，也由大约1.7％增为7％，通货膨胀很快抑制住了。据统计，从1953年3月开始，到1958年底停止收存优利存款为止，共吸收了多达15亿元的货币，大大减轻了通货对市场的压力，同时，”政府”将这些巨额游资通过银行放款业务，扶持了一些迫切需要发展的部门，从而有助于台湾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黄金储蓄政策。 为了多渠道地回笼货币，稳定物价，弥补财政赤字，建立币值信誉，1949年5月门日，台湾省政府制定”台湾银行黄金储蓄办法”，并于21日起，开始在台湾银行总行储蓄部及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各市分部办理。当天，台北市黄金市价为每两1750万元，台湾银行则按1200万元每市两的价格收存。即存入1200万元台币，一个月后可领取黄金一两。 6月15日，新台币发行后，当局便将黄金储蓄办法作了修正，规定每市两黄金订价为新台币282元。1950年6月1日又规定，黄金储蓄搭配两年偿还的”节约救国储蓄券”搭配比例，视官定金价与市场金价的差额而逐日浮动。7月16日，黄金储蓄改为搭配分年偿还的”爱国公债”。10月30日，黄金储蓄停止搭配，但黄金官价则调整为每市两新台币41o元。 通过这两项黄金储蓄政策，回笼了44000万元的货币。但这种收获的代价是昂贵的，因官定金价比市场金价低，比国际黄金价格更低，从而导致大量黄金外流。仅1950年，黄金外流量就达5080万美元，到1950年底，共有145万两黄金被卖出。这种政策虽回笼了黄金，但有点得不偿失，当局遂于1950年12月27日终止了这一政策的实行。 第三，加强外汇管理。 1949年6月，蒋介石在授权陈诚、尹仲容进行币制改革的同时，配套加强外汇市场的管理，实行新的结汇证签发放办法，规定新台币与美元的比价为5：1，并采用单一汇率制。随之，公布了”台湾省进出口贸易及汇兑管理办法”，将全部进出口商品分成四类：准许进口类、暂停进口类、禁止进口类和禁止出口类；出口所得外汇应以20％按汇率结售台湾银行，80％以结汇证明书的形式向海关报关进口。 但是，此”办法”实行之后，因准许出口货物范围较大，进口数量没有限制，导致外汇供应和调度困难，促使美金黑市猖獗。加之，市场商品缺乏，新台币发行额增加，刺激物价上涨，结果出现进口旺盛、出口衰退的现象。虽多次调整汇率，仍无济于事。 针对此症结，1950年1月，在”生管会”下专门设置产业金融小组，负责审定外汇的调度和供给。但物价和美金黑市依然无法控制。3月，无奈之中，台湾只好正式采用复式汇率，规定贸易商申请进口一般物资，得以新台币按结汇证价格和美元的比率为1：7.5，向台湾银行申请代购公营事业结汇证。但其他进口物资规定仍如前。 这种措施仍无法遏止通货膨胀，美金黑市继续上涨。台湾银行为控制局面大量抛售外汇，以致抛售外汇高达660万美元。外汇库存日益紧张，对外信用逐步恶化，最后陷于台湾银行签发的信用票被外国拒收的窘境。在这关键时刻，台湾国民政府被迫于1951年实施”金融紧急措施”，禁止美金黑市交易，实行严格的进口管制，议定新的结汇证中心汇率为每1美元比15.9元新台币，买进和卖出价差上下限各5分，并将原结汇证价格的每1美元比10.35元新台币订为官价汇率。同时规定生产器材、原料、日用必需品及美援进口按官价汇率结汇，一般进口按结汇价结汇；民营事业出口所得外汇的20％按官价结汇，80％按结汇证价结汇，而公营事业出口则全部按官价结汇。 新金融措施实施后，复式汇率与外汇审核制度相结合，有利于平抑物价、稳定汇率和节省外汇。复式汇率也使企业在进口重要生产器材原料时，可按较低官价汇率申请外汇，而其他一般货物则按较高的结汇证价结汇，这就方便于用汇率手段调节物资进口的数量和构成，尤其鼓励发展了民营企业。而属于进口管制范围的纺织品、水泥、肥料、汽车、缝纫机、肥皂、冰箱等，在台湾本土得到飞速发展，保护了台湾民族工业，这无异有利于台湾经济的发展。 3.敛财有道 国民党退台的最初几年内，财政一直处于人不敷出的境地。1950年财政收入为新台币168300万元。1951年度其收入为新台币231600万元，支出高达新台币243000万元，赤字为11400万元。蒋介石眼看腰包越来越瘪，虽然历经千辛万苦漂洋过海从大陆带来了厚实家底，但要坐吃山空，不免心里发慌，情急之下他责令国民党”财政部”采取新的举措，谋求财政收支平衡。”经济部”、”财政部”和”生管会”等部门遂联手合作，果断采取措施，挽救财政下滑局面。 首先，整顿税制。在台湾光复以前，各种捐税十分繁多，税种达52种之多。1951年，台湾当局颁布”台湾省内中央及地方各项税捐统一稽征条例”，将税目大大简化，税收主要包括赋税、国税、省市县税、关税、房屋税、货税、所得税、营业税、土地税等。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收税制度，调查税源，明确税基；统一实行发票办法，以发票的数额作为课税依据；实行惩处制度，对偷税漏税或欠税者，施以重罚；大量培养税务专业人才，举办税务培训班，吸收大中专毕业生进人税务部门。这种统一、严格的税收制度实施后，税收大幅度增加，由1950年的6.9亿元新台币增至1951年的11.4亿，1952年猛增至19.4亿多。税收成为台湾弥补财政赤字、回笼货币的一条重要渠道。 其次，发行公债。1949年台湾国民党当局制定了”爱国公债条例”，条例规定公债年息四厘，每6个月还本付息一次，分15年还清。从1950年2月至11月底，共售出”爱国公债”15370万元。此外还开始证券交易，发行股票。1961年台当局公布了”证券商管理办法”。1968年4月，又制定”证券交易法”，股票交易得到迅速发展。1962年已有18家股票公司，1972年增至49家，上市股票总面值也由1962年的54亿元增至1972年的68亿多元。 再次，压缩财政支出。在”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国防、外交”和日常政务支出占主要部分。1950年度，这类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74.2％，而经济建设支出仅占4.8％。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仓惶退台之初，有一种”狼来了”的心理，对**怀有天然的恐惧，为了固守保台，他加固防线，维持庞大的军队。同时，不断以美元开道，向各国游说以博得国际同情，而国民党庞杂的官僚机构也从大陆搬到台湾。而要压缩财政支出，在两军隔海对峙的岁月里，”国防”和”外交”丝毫动不得，所以只有简化行政机构，裁汰冗员。蒋介石对这些庸官、闲官也毫不手软，”行政院”的各”部”、”会”等下属机构，前后裁撤掉84个单位，裁退人员5000余人；对”立法院”下属机关也一次裁掉、合并几十个。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财政负担。 通过这一系列财政金融方面的改革，台湾财经逐渐走上有序运转轨道，从而有助于国民党政权在孤岛站稳脚跟。蒋介石摸一摸日益鼓胀的腰包，终于松了一口气。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工业的勃兴 到台湾后，蒋介石于1953年11月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其中在第一章第一节中提到经济建设时，他认为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是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和印刷工业，要解决台湾近一千万人口的吃、穿、用的基本需要，扩大就业，节省外汇，就必须在资金不足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劳力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依靠美援，发展农业，并相应发展轻工业，逐步以自产品代替工业产品。 在台湾，蒋介石放手让尹仲容、李国鼎等人，负责工业的具体规划、充实和执行。 1.两条腿走路 在蒋介石时代，台湾的工业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至1960年，为工农业平衡发展时期，第二阶段是从1960年至1972年，为工业起飞阶段。具体说来，在第一阶段内的举措有三： 第一，以农养工，以工促农。 台湾光复以前，在”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地经济形式下，基本无工业可言，农业仅以米粮为主，生产比较单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初期的混乱又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因此，迁台之初国民党的经济重心是增加农业生产，尽快解决紧迫的吃饭问题。1953年土改基本完成后，陈诚在台湾省行政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口号。具体目标是：增加农业生产，达到自给自足，同时增加农工投资，达到国际收支平衡。 在50-60年代，在台湾人口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为了解决粮食自给，国民党当局在有限的土地上增加农业投资，提高产量。1953年8月农业机构的主管人员、有关公营企业代表及外籍专家60余人组成粮食作物、特种作物、林业、渔业、畜牧、水利建设6个审议小组，研究制定两个农业四年计划。计划要求稻米实现出口，小麦、大豆、黄麻等减少进口，发展远洋及近海渔业，推广优良种畜，加强灌溉排水设施建设等，并规定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为平均每年增长4.8％。经过努力，两个四年计划各项指标均达到或超额完成任务。第一期四年计划农业年平均增长率为6.2％，第二期为5.3％，稻米、大豆、小麦等均实现大幅增产。 到60年代初，台湾农业迅速发展起来，农业发展带来了如下结果：第一，粮食自给有余，1959年台湾大米产量达到185.63万吨，出口量达9.096万吨；第二，”政府”提倡租税用实物交纳，在粮食的低价和肥料的高价政策下，稻米的1/4-1/3被征收，用于军用粮食和工作人员的实物给付，这就大大减轻了财政负担；第三，支持了台湾工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提供了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料和劳动力市场；农民的多余资金投入金融领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建立和发展了农产品加工、纺织、塑料、胶合板等轻工业，尤其是农产品加工外销以赚取大量外汇，购进了工业机器设备和原料。据台湾”行政院”资料表明，50年代台湾外汇收入的来源主要依靠农产品的出口。 台湾的农业结构一向比较单一，以种植业为主，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需求，农业生产结构的变革日趋必要。台湾当局适时实行”开放经济”和”内外结合”政策，以推动农业生产在自给基础上由传统的种植业为主转向发展用地少、价值高的农产品，如洋菇、芦笋、洋葱、鳗鱼等，并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50年代中期后，台湾成为世界最大的洋菇罐头和芦笋罐头的出口地区，又是香蕉和凤梨的主要出口地区之一。农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出口结构的变化，而出口结构和外贸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动，台湾经济重心由农业向工业转移。 工业的发展使”政府”有足够的资金以支持农业。50年代末60年代初，受世界农业绿色革命的冲击，台湾糖、米、洋菇、芦笋罐头等农产品及农产加工品的外销受到很大打击。为了帮助农业克服困难，”政府”果断采取降低肥料价格、直接拨款以支持农业建设、高价收购农产品等措施使农业得以渡过难关。 第二，发展耐用消费品生产为中心的进口替代工业。 经过从1949年到1952年的三年重建，台湾经济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但是由于物价上涨、失业严重、贸易逆差巨大等原因，在以农业作为稳固的经济基础上，台湾当局适时采取了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策略。即一方面进口机器设备、原料等生产资料，一方面在岛内发展关系民生、所需资金不多、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在满足本地市场需求的条件下，并争取大量出口，以挣得外汇，创造就业机会。 进口替代工业是一种内向型经济发展策略，为促进其发展，当局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性政策，除了前面提到的进口管制、复式汇率外，还有以下几种政策： 税务方面，实行关税壁垒政策，从1948年到1955年，所有进口货的平均名义关税率增加1倍以上，从20％上升为45％。1951年开始实施外销品退还原料进口税政策，1955年颁布”外销品退还税捐办法”，将退税范围扩大到所有外销品，退税项目也从原来的进口关税扩大到商港建设税、货物税及防卫税等。1955年，国民党政权还颁布”所得税减免办法”，规定凡属”政府”鼓励之工业，新设或扩充设备达到原有生产能力30％以上者，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3年。 资金方面，为弥补资金不足和高利率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当局对某些轻工业实行低利融资补助办法，由台湾银行为之提供低惠贷款。 在”政府”有计划的指导和帮助下，台湾以电力、化肥、纺织三项为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重点。此外，还鼓励私人投资那些加工过程简单、投资不多的其他非耐久性消费品工业，满足岛内市场需要。到50年代末，台湾的纺织、化纤、塑胶、食品、合板、自行车等以进口替代为目的的工业已经初具规模。 第三，官民企业并举，鼓励民营企业。 台湾光复后，原由日本把持的企业统统变成了公营企业。1949年，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又从大陆带去一批官僚资本，同台湾原有的公营资本相结合，形成了公营事业在台湾一统天下的局面。蒋介石到台之初，对公营企业采取优先发展政策。因为，公营企业是台湾的经济命脉，它主要包括电力、机械、钢铁、银行、交通、通讯、炼油等与国防密切相关的部门，其重要性决定了蒋介石不可能不对其采取抑制态度，同时，当时的大批美援绝大部分也用来扶植了公营事业。公营事业庞大的规模和雄厚的实力对50年代恢复和稳定经济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优先发展电力、交通等，为以后工业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50年代，随着国民党政权的逐步稳定，开始采取官民企业并举的方针，奖励私人在食品、纺织、水泥等所需资金少、回收快、技术含量低的领域有所发展。 台湾很早就有私人企业，但比重不大。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虎”，上海游资没有出路，纷纷以台湾为避难所，涌入岛内。在国民党的土改中，部分地主把卖地的收人转到工业领域，又为台籍私人资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0年，台湾当局以”尽量缩小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作为制订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美国也改变了援助台湾的资金使用方向，努力指导台湾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来发展经济，这直接影响了台湾当局发展私人资本的政策。 很快，国民党政权在财政、税收、外汇等政策上对民营企业加以扶持，并接二连三出台了一些法令条例，如”对民办企业贷款办法”、”扶持民营企业办法”、”公营事业转移民营条例”、”奖励投资条例”等等。1959年宣布除国防和外销事业外，一律向民营开放。这样民营企业活动的范围、空间和环境更趋宽松，民营企业迅速兴起。在50年代初，民营企业产值仅占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15％，到1959年其产值已超过公营企业，1964年民营企业产值上升为56.3％。从1953年到1962年，民营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6.2％，比同期公营工业产值增速高出0.8倍。 民营企业由于规模小，易于调整业务方向，对新市场、新产品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应变弹性，从而为台湾整个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逐渐成为带动经济发展和实现出口扩张的主导力量，形成台湾所谓”大厂主内，小厂主外”的经济形态。但是，由于民营企业存在资金不足、人才匾乏、技术落后、家族式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其发展也受到一定局限性。 2.台湾特色的现代化 进入60年代，在”军事反攻”无望的情况下，蒋介石开始提出”建设台湾，**复国”的口号，同时将施政重点集中于建设台湾、经营台湾。如何建设台湾呢？蒋介石在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 必须先经由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社会和现代化生活的建设，才能确实根基。 如何建设现代化经济呢？蒋介石提出惟一的途径就是发展”实业计划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其方针是： 由初期的以农业为重点建设，安定农村经济，支持并助进工业的发展，乃进而至于以工业为重点的建设，促进农工商事业，并以促进国民经济建设。 根据蒋介石的讲话基调，在50年代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到60年代，国民党政权又采取一系列加速工业发展的策略，即从发展内向型经济为主转向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拓展对外贸易，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由此，台湾工业发展进人第二阶级——起飞阶段。在此阶段内工业发展的具体措施有以下几点： 首先，进口替代转向出口扩张。 5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已能满足岛内市场需求，并拥有少量出口能力。但是，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也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一方面岛内自然资源贫乏，以本地原料为主的初级工业发展难以为继，投资和增产已达极限。而岛内面积小、人口少、市场狭小，消费水平和购买力有限，生产出现相对过剩。另一方面，进口替代经济的发展，虽然改善了进口结构，但进口货物总额却没有减少，并且建立在管制基础上的一些制度也限制了出口竞争工业的发展。此外，农业的发展虽为工业提供了资金和劳动力，但农业人口过剩和隐藏性失业，也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 在此背景下，50年代后期，当局决定将进口替代的内向型工业转向出口扩张的外向型工业，并通过健全金融体系、降低台币定值、简化汇率结构、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出口。结果到70年代初台湾工业顺利完成了这种转变，出口急剧增长，农产品的出口由1964年的6.5亿美元增至1973年的33.76亿美元，工业产品的出口也相应地由18.4亿美元增至379.5亿美元，出口总额由43.3亿美元达到448.3亿美元，至此，台湾的海岛型经济初具模型。 其次，创立加工出口区。 60年代，台湾经济的起飞与加工出口区的建立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台湾借鉴香港经济发展经验，早在1956年就提出设立出口加工区的设想，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付诸实施。1963年，台湾当局根据美国教授保罗·弗凯姆的建议，再次考虑建立高雄加工出口区。”行政院”认为此事关系重大，需谨慎行事，遂责成”美援会”专门拟订”加工出口区条例”。”加工出口区条例草案”拟出后，经过”行政院”、”经济部”、”立法院”层层把关，经济、财政、司法三个委员会联合审查后，于1965年1月30日公布”加工出口区设置管理条例”。规定在运输条件良好、劳动力充足、土地宽松的地区设立加工出口区，井给以加工出口区诸多优惠，如简化行政手续、放宽外汇和外贸限制、提供完备良好的社会基础设施、放宽外汇和外贸管理、减轻税收等，吸引岛内外的投资者到加工区投资设厂。 1965年2月，台湾”经济部”设立高雄出口区筹备处，谢贯一担任筹备处主任。1966年9月，筹备工作告一段落，便正式成立高雄出口区管理处，谢贯一担任首任处长。12月，高雄加工区举行正式开工典礼，共有12家工厂开工生产，52家工厂获准设厂。此后，随着投资企业的不断增多，当局决定另增辟新区。到60年代末，台湾共建成三个加工出口区：高雄加工出口区、楠梓加工出口区和台中加工出口区。 加工出口区，是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经济步骤，目的是为了依靠这些”工业飞地”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先进技术，增加就业机会，尽快地确立外向型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立足。确实，加工区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到1979年底，台湾加工出口区的加工业类别已有20余种，其中最主要的是电子制品业、塑胶制品业、金属制品业、成衣业、针织编织业等。加工区的设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到1978年加工区共有企业295家，投资额为2.55亿美元，出口值达9.48亿美元，进口值为5.58亿美元，增加就业7.73万人。加工出口区带动了整个台湾经济的飞速发展。 再次，引进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 6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资金需求日增，为补充资金来源的短缺，台湾当局及时调整外资政策，一方面继续鼓励引进华侨直接投资，同时以接受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性贷款为，开始举借外债。 为诱致外资侨资到台，台湾当局先后颁布了”华侨回国投资条例”。”外国人投资条例”、”奖励投资条例”和”技术合作条例”等，建立起完备的投资法律体系，从法律上对外资或侨资在出资比例、税收、建厂用地、公共设施等方面给以各种优惠和保障。 除了吸收外资的法律规范比较齐全外，当局还注意从其他方面优化投资环境。例如，保持货币和物价的稳定，加强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自由竞争机制，加强”政府”与企业间的联系和合作，改良投资者的生活环境等，尤其注重提高劳动力素质，大力开发人力资源，针对侨资外资对职工在文化、技能、纪律等方面有较高要求的特点，台湾当局通过普及教育、提高教育程度来改善劳动力素质，并且积极进行职业技术训练和在职培训，以适应外商、侨商的要求。 通过以上种种措施，大量侨资、外资涌入台湾投资市场。据统计，华侨和外国人在台湾的私人直接投资总额，从1952年到1977年底，累计为17.11亿美元，占同期台湾民营企业固定资本的10.15％，其中60年代中期美援停止后，侨资外资的投资额急剧增加，由1965年的约0.4亿美元增加到1975年的约1.18亿美元。在进入台湾的侨资外资中，又以美国和日本为主。外国主要投资重点为电子、化工、纺织、水泥、金融、旅游及服务部门。 除了吸引外商投资外，台湾还从世界银行、亚洲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大举借款。从1961年至1971年，累计借外债9.5亿美元。当局把这笔款项主要用于官营企业部门，如电力、钢铁、石化、交通等，以弥补资金的缺口。 数额庞大的侨资外资对台湾经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带动了产品的出口，并创造了就业机会，带来了新技术、新市场，对台湾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60年代，在台湾市场已趋饱和的情况下，产品要想生存必须走出小岛走向世界。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市场，台湾当局在工业方面着眼于增强管理效率和改良生产技术，努力使产品物美价廉。因此，引进先进技术成为台湾工业发展的又一支撑点。生产技术的改进主要依靠引进生产设备、聘用外国技术和管理人员、派岛内人员出国学习和考察等来实现，这使台湾产品以质量好、更新换代快而著名。 在台湾工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到60年代末，其经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一方面台湾的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转为以工业为主，以进口替代工业为主转为以出口扩张为主，另一方面，工业内部电子、电器和纺织业发展尤为突出。 总之，60年代是台湾经济的起飞时期。据台方资料显示，这时期台湾经济的综合年增长率为10.37％，农业年增长率为4.99％，工业年增长率高达19.67％。10年中有5年工业增长率超过20％，台湾经济以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持续之久，不仅在亚洲地区少有，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从1960年到1973年，平均每人每年国民生产值增长率高达7.7％，每人每年收入也从1955年的121.67美元增至1976年的965.83美元。人们的饮食、服装、家用电器等消费也得到改善。储蓄能力以当年币值计算，1973年比1960年增加了22倍，民间储蓄达新台币658亿元。 台湾经济何以在五六十年代能够得到迅猛发展呢？笔者以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日据时期比较好的基础设施为台湾经济迅速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美国的经济援助则是台湾经济起飞的一支”强心剂”；战后有利的国际环境与经济发展需求，为台湾经济迅速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国民党从大陆带走的大量黄金、美钞、工业设备与技术管理人员，是台湾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筹码；蒋介石吸取大陆失败的教训，并采取正确的经济发展策略，是台湾经济起飞的主观因素；台湾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成为经济起飞的重要杠杆。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苏俄在中国” 新中国和苏联同为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革命得到了苏联人民的帮助。蒋介石，这个中国**的手下败将对**是又恨又怕，因此，到台后他不断著书立说，对苏联和新中国极尽辱骂之能事，并力图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求”光复大陆”。 1.反苏”圣经” 1956年6月24日，蒋介石发表了继《中国之命运》后又一部”巨著”——《苏俄在中国》。该书共20多万字，440页，由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发行，其海外发行由香港集成图书公司经理，英文本的版权为美国纽约的最大出版商之一费拉尔·斯特劳斯·贾德希公司取得。台湾各家报纸、电台和通讯社倾全力为此书的出版发行作宣传，从而使更多的公众了解到国民党和苏联、**间的关系，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这本书也是蒋介石对历史上和苏联外交关系的一次反省和检讨。 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站在**的立场上，总结了近30年来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同苏联、**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经历及经验教训。全书共分4编21章，内容主第一编，”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该编将中苏关系分为三个”和平共存”时期：第一时期从1924年-1927年，为联俄溶共至全面清党和对俄断交。蒋介石认为由于与苏联绝交，中国大陆的赤化因此延迟了23年；第二时期从1932年-1945年，即从1932年12月中苏复交至抗战胜利。蒋认为抗战胜利使中苏关系变化到一个新的阶段。”莫斯科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中华民国从外部征服与从内部颠覆的整个计划，到了抗战初告结束之时，便全面展开了”；第三时期从1945年-1949年，即自抗战胜利后至撤退大陆。”从此1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仅成为其苏俄共产帝国肥美无比的新殖民地，且亦建立了他们所谓世界革命取之不竭惟一富庶的基地。” 第二编，”**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该编将”国民革命”分四个战役叙述：第一战役为北伐战争，其中”勘定中山舰事件”和”全面清党”为”北伐战争成败的关键”；第二战役为”长江剿匪战争”，其中第五次”围剿”取得了巨大胜利，贯彻了”安内攘外”的政策；第三战役为抗日战争，经过8年全面抗战，”最后终能与世界大战，获得共同胜利的结束”；第四战役为”抗战胜利后**斗争的挫折”，此其间”所有伦理道德立国的基础，乃完全动摇，而**意识亦就随之瓦解，”这正是”**战争之所以惨遭挫折的一个基本原因。” 蒋介石从组织、宣传、外交、经济等方面总结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一，**组织不够严密，警觉不够提高；二，宣传不主动，理论不够充实；三，**意志不集中，手段不够彻底；四，外交陷于孤立，经济陷于崩溃。 同时，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政策和战略上也有四个错误：一是对俄复交，这对于抗战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至少也是得不偿失；二是收编共军对于抗战也是无益而有害；三是对东北问题的处置，国民党曾决定停止接收东北，但又受到国内、国际各种牵制后转而同苏联直接谈判，使国民党精锐主力调赴东北，陷于一隅而不能自拔，从而导致整个战局一发不可收拾；四是关于停战协定的方针。 第三编，”俄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标及其最后的构想。”该编着重分析了苏联”世界革命的战略及其战争方式”、”战争思想来源及其基本原则”，以及”和平战术与备战计划之综合运用”。 蒋介石在该编中猛烈抨击了国际上对**采劝中立主义”的错误政策。他说：”我以为任何国家，对于中立主义的任何鼓励，是与其对**予以直接帮助，有同样的危险”。所以”必须认清中立主义，乃是**对民主主义作战的一道战壕，亦就是保护其**的一种武器。我们必须警觉，在今日这反侵略与侵略者双方的力量接近平衡的时期，中立主义的危险性更是特别重大。” 蒋介石并为”自由世界对俄共的长期战争”制定了一个总目标和基本方略，他特别强调了台湾当局在”自由世界**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他指出：中国大陆乃是亚洲局势的枢纽之所在。因为苏俄的世界战略阴谋，是以中国局势为其转移的枢纽。令日我们中华民国正是在他这个枢纽上，始终不懈的与之苦战恶斗。并且在自由世界**斗争之中，我们反攻复国的战斗，乃是国际反侵略阵线与民族革命**战争汇合的关键。 第四编，”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该编叙述了**在政治斗争中所采用的各种战术，如中立主义、统一战线、孤立战术、攻心战术、矛盾战术、群众运动、贸易战、基地战、宣传战、和平谈判与停战协定、联合政府等等。 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蒋介石颠倒历史黑白，对苏联和中国**进行了污蔑、谩骂和造谣中伤，把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帮助说成是对中国的侵略。全书通篇表现了蒋介石对苏联和中国**的仇视。 台湾当局开动各种新闻机器为《苏俄在中国》的出版发行捧场喝彩，大肆宣传。”参谋总长”彭孟辑下令，将该书分发到基层部队供广大官兵阅读；台北”军中广播电台”连续两个月定时广播该书全文；在短时间内该书被译成9种文字发行海内外；日本最大的报刊之一《每日新闻》很快用1个月的时间将其连载刊出。据统计，截至10月底，该书已销售50万册以上。 台湾各界交口称赞”总统”辉煌巨著的问世。”考试院长”王云五称这本书”的确是今日世界有关苏俄问题的杰作”，蒋介石是”举世认识苏俄真相最早和最深切的一位领袖”。陶希圣称这本书”一字一句都是总统心血呵成”。《中央日报》在编者按语中称这本书向全世界人士提供了一种认识”敌人”的方法，制订了一种制胜”敌人”的方案，对”自由世界”的贡献非常大，”给予世界**的打击非常沉重”。 在整个50年代，台湾顺应西方反苏**的大潮流，基本上是以《苏俄在中国》的思想作主导，和前苏联老死不相往来，苏、台处于对峙状态。《苏俄在中国》成为蒋介石的一本反苏”圣经”。 2.苏、蒋”私通” 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中、苏、美三国关系的变化，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台湾与前苏联这两个不可能接触的”宿敌”，也有过以”合作”为目标的奇妙行动，蒋介石在高举反苏**的旗帜下，对一股苏、台”合作”的潜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新中国刚成立之初，中、苏关系较为密切和友好。不幸的是，时间不长，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渐渐膨胀，他处心积虑地设法控制中国。1958年，苏联提出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租借中国的不冻港，被**严辞拒绝。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不帮助中国生产核武器。同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归来路过中国，要中国释放在押的美国特务，并说当年列宁曾有意在西伯利亚建立远东共和国，暗示可以支持蒋介石建立台湾共和国，这种强人所难的做法使**很恼火，中苏关系出现阴影。60年代初，中苏大论战和震惊世界的新疆六万人大逃亡，使中苏关系迅速恶化。 与此同时，台美关系也降温了。艾森豪威尔时期，台美关系最为密切，台湾在美国的护翼下找到了安全感。1961年，肯尼迪上台，台美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呈降温趋势。1968年，尼克松上台后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台美面临危机。 而苏美两极在战后长期的冷战中也吹来了一阵暖风。1959年9月，赫鲁晓夫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两国首脑在戴维营举行会谈，并达成了通过谈判来解决国际问题的协议。在以后几年，美苏两国一退一进，冷战局势也一张一弛。 在这动荡复杂的年代里，美苏两国为了争夺世界的需要，各自对大陆和台湾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美国政府暗中改善对华关系，苏联和台湾看在眼里，那么，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苏联和台湾为何不能加强联络呢？由此，蒋介石在贼喊捉贼的情况下自己做了一回贼，在反苏**的叫嚣下还在偷偷地联苏。 1968年10月，前苏联密使维克托·路易斯向台湾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参事卢为提出访台，卢为将此信息送达台湾高层。台湾当局认为，路易斯的出现或许可以给困境中的台湾”外交”带来某种转机，并希望促进路易斯访台，作为对苏联的一种试探。 而路易斯作为英国《伦敦晚报》的记者，背景可直通苏联高层，他本人认为第三国际已经行不通，**就像基督教一样，分裂成很多流派，每个**国家或各国的**都有各自的想法。 他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要探明台湾对打倒**的看法；台湾对毛之后的中国情势有何看法；并探明是否可能与苏联重修旧好，如果可以，如何修好？” 对于路易斯的访台提议，蒋介石亲自拍板定案，由台”新闻局长”魏景蒙负责一切事项，并随时报告事情的进展。 10月22日，路易斯到达台北。下午3点半，魏景蒙和路易斯首次会晤。 魏景蒙说：”我们过去与苏联合作有过惨痛经验。我们不想把我们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们，也不想其他国家把他们的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 路易斯笑笑说：”那是过去的老政权。苏联现在是个新而年轻的国家，台湾应该忘掉过去那些不好的事情。……虽然我不是苏联政府派来的，但至少可以传话，以发展成大使对大使级的会谈，例如说在南美；或者台湾可以开始在莫斯科派驻贸易代表或新闻记者。” 魏景蒙说：”这主意倒不错。” 路易斯接着问：”两个中国政策能否使台湾高兴？” 魏景蒙答：”不行。因为中国人不希望中国长久分裂。但中华民国没有理由担心与苏联合作，毕竟这样对国民党不会有任何伤害。” 魏景蒙感觉到。苏联是”希望在**覆亡后有一个由他们操纵的中国，还有一个由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国”。会谈在平静中结束。 此后几天，路易斯先后和台湾”新闻局”联络室副主任罗启、”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以及蒋经国进行了会谈。据现存的《王平档案》记载，会谈主要围绕以下几点进行：**是共同的敌人，所以台苏应该合作；关于在其他国家建立大使级接触问题，并互派新闻、商务或其他民间代表；对台湾反攻大陆，苏联的态度问题，如果苏联保持中立，国民党即使没有美国的帮助也可考虑；如台湾反攻大陆后，能否容忍亲苏的**员以政党身份存在；关于两个中国的问题。 蒋介石密切关注着路易斯在台湾的活动，魏景蒙则随时向蒋介石汇报路易斯的来访经过、谈话内容以及路易斯本人的家庭、生活等方面的事情。蒋介石表示支持他们会谈时所涉及的内容。 对于苏、台方面的秘密接触，美国和大陆已有耳闻。11月4日，《华盛顿邮报》在”瀛海珍闻”栏目中报道：10月底，苏联记者路易斯曾去台湾4天。 路易斯为斯大林之女所写回忆录的穿线人，系在东京取得”中华民国”签证。除了台北以外，并访问了金边。路易斯离台时，拟顺道进入香港，但为港府所拒绝，理由是香港不欢迎任何苏联记者。 同时，美国方面向台湾”新闻局副局长”叶梅生打听有关路易斯的事，台湾假装糊涂，以不知他是苏联人为由搪塞美国。11月18日，《华盛顿邮报》又发表了记者史丹利·卡诺写的有关路易斯访台的一篇报道，暗示台湾与苏联将在最近数月内于外交政治圈展开接触。 台湾对此紧急”辟谣”。 对于苏蒋之间的罪恶勾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掌握得一清二楚。1969年3月5日，新华通讯社专就此事发电揭露，电文如下：苏修叛徒集团同七亿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匪帮正在加紧进行反革命勾结。不久以前，苏修叛徒集团派出一名”记者”到蒋匪帮窃踞的我国领土台湾省登门朝拜，阴谋策划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恶勾当。这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无耻挑衅。 据西方报刊和通讯社透露，一个化名维克托·路易斯的苏联人（他的真名叫维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在苏修叛徒集团的授意下，于去年10月下旬，以记者身份去台湾省进行秘密活动。他在台北活动期间，同蒋匪帮”国防部长”蒋经国”举行了会见”，并就阴谋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蒋匪帮派遣”记者”去苏联”访问”。美联社发自莫斯科的一则消息透露，路易斯在回到莫斯科后发表谈话，无耻吹捧什么蒋匪帮的”积极的方面”，竭力美化蒋匪帮对台湾省的罪恶统治。 与此同时，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通讯社还纷纷报道，在华盛顿、东京、渥太华等许多地方，苏修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同蒋匪帮的”外交人员”和记者进行”非正式接触的事已显著地增多起来”。蒋匪帮也在”鼓励”它的”外交人员”和记者同苏修的外交人员和记者搞在一起。这些事实表明，苏修叛徒集团伙同美帝勾结蒋匪帮，恶毒地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恶行径已经达到何等卑鄙的地步。 1969年，中苏接火珍宝岛，边界局势更趋紧张。同年5月，路易斯再次提议和魏景蒙在维也纳会晤。蒋介石亲自审定会谈五项原则：中国大陆毛政权仍然存在，已经危害了甲乙双方的基本利益（甲为中华民国，乙为苏联），如再令其继续发展必成更恶劣的后果，此为甲乙双方合作之基础；有关合作之办法，首先应以双方如何共同推翻毛政权，以及推翻后甲乙双方应采取之政策为先决条件，故商讨各种办法之前必先决定政策；甲方与乙方共同合作推翻毛政权，可得到国内朝野及大陆人民之谅解。但决不能采取在历史上已经失败并因此而造成甲乙双方极大的祸患，即所谓国共合作之政策。任何以**名义号召之举，不仅遭到”中国人民”之恐惧、痛恨，就是**组织内之反毛分子亦将起而抵抗，对此乙方亦为绝对有害而不利的。 当年乙方如能遵照中苏友好条约，支持蒋委员长领导之国民政府谋得统一，则决不致形成如今对甲乙双方共同之祸患；甲方为吸收毛政权内各部门之反毛分子之政策，在政治上以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之下采取反毛救国联合阵线，其在全国各党派中成员之一参加共同讨毛复国之战争；至于甲乙双方之基本问题，如边疆、经济、外交等，应作为今后商谈之主要课题。 5月7日路易斯和魏景蒙在维也纳一家餐馆见面，路易斯带来了对上次会谈的正式答复，莫斯科对台保证：不论由台湾或任何中国之一部发生任何形式之争执，苏联认为纯为中国之内政，与苏联无关，如形成内战时，苏联决不支持**。以上文字请勿子外人道及。如有愿告美国者，希望先商苏联。 这次会谈双方”收效”颇大，并就贸易代表、下次会谈等事项做了协商，魏景蒙踌躇满志回到了台北。 就在台苏眉来眼去之际，中美关系也迈开了”小舞步”。继乒乓外交、基辛格来华后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2年3月中美发表《联合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这对蒋介石打击很大，更坚定了蒋”与俄帝往来”的决心。1973年2月17日，法新社转发了香港《南华早报》的一则新闻：一旦美国承认北京，国民党人将把他们的一个或数个沿海岛屿，诸如佩斯卡多尔列岛（即澎湖列岛），租借给苏联做海军基地，作为同莫斯科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交换条件。 此报道一发，岛内舆论哗然。为了平息舆论，台”国防部”发言人当晚发表声明称，关于台湾将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是”荒唐可笑的”。 蒋介石对美国的转变愤愤不平，但真让他离美”再嫁”，又多有顾虑。因为当时美国并不想真正退出亚洲，即使美国中断美蒋关系，也不愿看到台湾成为苏联的战略基地，岛内人民对苏联素无好感，蒋介石如一意孤行，势必引起公愤。再说把土地租借给苏联，中国**也不会放过他。因此蒋介石左思有想还是不敢贸然行事，只好暗中与苏联拉关系，以此为将来公开联苏铺路。而苏联对于台湾基地虽是垂涎欲滴，但真要联蒋，触犯了中国**最敏感的神经，中国**恐怕要跟他死干到底了，美国当然更不会让他得逞。所以，苏蒋虽是偷偷”私通”，终也没成气候。 蒋介石眼睁睁地看着”苏俄在中国”一天天强大，反攻是无望了。对美国是既亲近不得，又反抗不得；对苏联是既摸不透其底细，又拿不出彻底倒向苏联的勇气，只好夹在中、苏、美三大国之间，看人家的眼色行事罢了。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英法弃蒋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初期，大部分国家和台湾国民党还延续着这种外交关系，只不过得劳驾”中华民国外交部”把各国使馆从南京接到台北。随着新中国的日益强大，”中华民国外交部”又不得不把各国使馆从台北送回北京。他们高高兴兴迎来，悲悲切切送走，这种被国际社会抛弃的情景好不凄惨。其中，尤以英国、法国、日本等大国的离去对台湾打击最大。 1.英国率先行动 1949年2月，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英国政府即指示其驻华大使及使馆多数官员仍留在南京。4月底，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英国正在努力”同中国**当局建立友好关系”，同时又说”这并不影响它同国民党政府的现存关系。”英国政府的想法是，既不放弃同国民党政府现存的关系，又试图同未来的新中国发展关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英国并没有立即同新中国建交，他要同美国磋商。美国当然是竭力阻挠，国务卿艾奇逊声称，不仅承认新中国的时机不成熟，而且连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也没到来。但是，英国基于利益的考虑，决定单独行动。1950年1月6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长周恩来，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法律上的政府，并中止了它同国民党政权的正式外交关系，同时要求中国接受英驻南京大使临时代办胡阶森为英国临时代办。 英国政府为什么会采取这种不同于美国的政策？不少英国有识之士认为**的领导得到民众的拥护，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愿望，蒋介石政权的失败已无可挽回，承认新中国只不过是承认客观现实。英国希望通过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以维持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地位，并促进对华贸易，保护在华投资。同时，在美国势力撤出中国的情况下，英国感到应在西方大国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既可增强英国在亚洲的地位，又可阻止中苏结盟。贝文在同艾奇逊就对华政策问题进行会谈时争辩说：”如果我们大冷酷，就会把中国人赶到俄国人一边，若审慎从事，就能削弱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吸引力。” 1月13日，英国外交部指示格雷厄姆总领事向中国外交部声明，刚刚在中英两国之间互换的照会表示了外交关系的建立。 但是，鉴于英国同台湾的关系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等问题方面，中英两国分歧较大，新中国认为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英无法建交。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英国在对华关系上又倒向美国一边，不断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反对中国人民用武力解放台湾，这就更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制造了障碍，导致中英正式外交关系迟迟不能建立。 直到70年代，中美关系有了变动冲英关系随之迎刃而解。 1972年3月13日，中国代表乔冠华和英国代表艾迪斯在北京签署了中英关系正常化协议，并决定外交关系由代办级升为大使级。同一天，英国外交大臣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北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应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率先承认新中国，”避免了在中国周围筑起一道完整的篱笆——使中国与外界完全隔绝”，也给了台湾当局一个警告。而1964年由中法建交而导致台湾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则使台湾在国际间失去了一个重要据点。 2.戴高乐的”独立外交” 国民党退台后在欧洲努力争取英、法、西德等国的支持。当时，西德尚忙于战后建设，无多大影响力，英国因其香港的利益需大陆照顾，不愿太接近台湾，那么法国就成为与台湾”维持外交关系最重要的欧洲国家”。法国对台湾的重要性在于：法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加之在非洲有不少新兴独立国家原系法国殖民地，仍受法国影响，这些国家正是台湾在国际上积极争取的对象。 60年代后，法国总统戴高乐重新审视世界变化，采取了脱离美国羁绊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正视新中国在东方的崛起及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到1963年末，中法建交的各种条件均已成熟。 消息传到台湾，台湾当局宁信其无，不信其有，始终当作”谣言”加以”辟谣”。1964年1月，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宣称：”台湾和法国间关系素甚密切，双方在台北与巴黎经常保持接触，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然而几天以后，1月18日，中法就建交达成了协议。台湾对此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幻想由美国施加影响让法国改变态度，然而，法国”独立外交”的观念甚坚，美国的劝阻无济于事。最后，美国反而派人到台北，劝阻台湾不要为了面子急于宣布与法国”断交”，要让法国承担”断交”的道义责任。 1月23日，台湾官方第一次就中法建交表明态度：”行政院长”严家徐坚决反对法国方面的决定，”希望戴高乐总统慎重考虑”。但当被问及台湾是否准备与法国维持类似和英国的关系时，即法外交人员撤离台北改驻北京后，台湾仍与之维持领事级外交关系。严家淦答道：”此为一假想问题，本人不拟回答。”24日，台湾正式向法国提出”严重抗议”，称法国承认新中国”将严重损害中华民国及所有自由国家的利益，对于法国本身为害尤巨。今法国政府竟不顾一切出此下策，其对整个世界必将遗患无穷，此事所导致之一切后果，法国政府应负全责。” 1月27日，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台湾再次向法国提出”严重抗议”，但对人们普遍关心的台湾将采取何种行动却只字未提。依照惯例，一俟某国与新中国建交，台湾会立即宣布与该国”断交”。但鉴于法国地位的重要，且在中法建交公报中也未提及法国要与台湾”绝交”，故台湾尚犹存观望，不想”轻易放弃阵地”，而希望能找到变通的办法。台湾驻巴黎”使馆”的人员仍照常上班，无撤退的迹象。 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严正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同法国政府谈判并且达咸两国建交协议的。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因此这个国家的旧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不能继续被看作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同这个国家的新政府的代表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国家里或同一个国际组织中。 中国政府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同法国政府达成中、法建交和互换大使的协议的。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2月10日，法国正式通知台湾即将与中国政府互派代办。 台湾当局所有希望全部破灭，经”行政院”讨论后，”外交部”发表声明：”决定自二月十日起与法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并下令”驻法代表准备即日下旗闭馆返国”。 事后，一美国记者问蒋介石：”法国的行动对于中华民国的未来以及远东其他国家将发生何种影响？” 蒋介石答曰：”就整个自由世界**的总形势来说，法国政府罔顾利害，一意孤行，贸然承认**伪政权，势将削弱西方**阵营在亚非各地的声望，自然系一憾事。但对中华民国的前途则说不上任何影响。纵使它今后会在外交方面给我们增加一些困扰，我们自信必能加以克服。” 美国记者又问：”台湾是否会因法国之举而与东欧的波兰等**国家进行贸易，以示报复？” 蒋介石答道：”**是中华民国的基本国策，自无与任何共产国家贸易之理。” 一日本记者问：”对与法国断交，总统有何感想？” 蒋介石回答说：”法国承认大陆对我们有点不利，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朋友，但在国际情势上，也有有利的地方，因为由于中法断绝邦交而打破了国际的所谓两个中国的幻想，同时粉碎了国际间的这种阴谋。在对法关系上，我们认为正义与邪恶绝无并存之余地，已基于中国历史传统汉贼不两立的正义原则，正式和法国政府绝交。” 事实上，法国与新中国建交无疑是台湾”近十余年来在外交方面所遭逢的一次最严重的打击。”由于中法建交，台湾与欧共体建交的希望化为泡影。在此以前，台湾已与欧共体其他5个成员国达成同意协定，现在由于法国的反对，事情不了了之。紧接着，原法属领地刚果也宣布与新中国建交，台湾在非洲苦心经营的外交防线出现了新的突破口。 3.一衣带水的转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蒋介石在为英、法断交所困扰时，60年代末，台、日关系也面临着危机。 二战以后，同盟国一直在酝酿与日本缔结和约。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与日缔结和约更为积极。1951年3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对日和约草案，其中就台湾、澎湖列岛问题主张将来由英、苏、中、美四国决定，井提议由台湾当局参加和约会议，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对日和约国之外。提案公布后英国、苏联坚决反对，最后采取折衷方案：听任日本在会后自行选定其认为可以代表中国的政府与之缔约，而签订多边条约的会议则不邀请中国代表参加。 此消息一公之于众，立即引起了海峡两岸的强烈反对。蒋介石闻讯后异常气愤，他发表声明：中华民国参加对日和约之权，决不容疑。中华民国政府仅能以平等地位参加对日和约，任何含有歧视性之签约条件，均不接受。任何违反中华民国上述严正立场而订立对日和约，不但在法律及道义上，丧失其力量，亦押在盟国共同作战之历史上，永留不可洗涤之错误，其责任之重，影响之大，诚有非金所忍言者。因此种丧失真实性之对日和约，不但使第二次大战不能获得真正的结束，并将加深远东局势之混乱，更种下世界未来之无穷祸患也。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发表声明： 中国人民经过8年英勇抗战，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因此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参加，乃属当然之事。兹特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它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订和签订。 对于海峡两岸的反对之声，美国充耳不闻。1951年9月，由美国一手导演的《对日多边条约》49个国家签字，中国被排除在外，蒋介石对此失望之极。 美国虽当众打了蒋介石一个耳光，却很快又给他送来了一个馅饼以作安抚。在《对日多边条约》签订后，杜勒斯提议：日本应当在会后与台湾签订”双边和约”，即所谓”中日和约”，蒋介石听后余怒顿消。 几经周折，1952年2月20日，日本终于派出河四烈为代表与台湾叶公超在台北会谈”中日和约”。这次双方会谈最大的争论点是”和约适用范围”问题，大陆已不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又怎样去”贯彻执行”呢？日本人到底很聪明，提议：应适用于现在中华民国控制之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上。蒋介石对此则不同意，要求将”或”改为”及”。 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各作让步：在交换照会中，双方同意在记录中表明”或”字有”及”字之意。 1952年4月28日，《对日双边和约》签订，其主要内容有：日本放弃对于台湾、澎湖列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日本承认台湾及澎湖列岛居民，系”中华民国”之人民，台湾放弃对日本的一切战争赔款要求；1941年12月9日以前中国与日本缔结之一切条约均归无效；台湾与日本间关系，愿各遵守联合国宪章第2条各项原则；台湾愿尽速商订一切关于民用航空、运输、规范或限制捕鱼，及保存暨开发公海渔业之协定。 条约的缔结总算扫除了蒋介石心头的一片阴云，就此不必担心日本与中国大陆的建交了。对此”行政院长”陈诚在”立法院”宣称：”在这自由世界面临共产侵略的威胁的时候，中日和约的实现，尤有其特殊的意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日和约”的签订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日蒋”和约”，不承认日蒋”和约”。 ”中日和约”签订后，台日关系经过了几年的平稳发展，不久其裂缝便显现出来，焦点便是日本与中国大陆的贸易。 日本急于从战败国的废墟中站起来，中国大陆丰饶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对它有极大的吸引力，因而它一方面与台湾保持政治联系，坚持**，一方面又对中国大陆的资源垂涎三尺，左右逢源，难免会得罪人。 从1952年-1958年，日本民间与中国签订了四次贸易协定，双方贸易额不断扩大，政治限制渐趋宽松。蒋介石对此深感不安，他对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中所规定条款尤为关注：如双方可以在对方首都设立商务代表团，代表团可以享受外交特权，并得以悬挂本国国旗。蒋介石害怕国旗一旦挂起来，离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也就不远了。他派人到日交涉，甚至不惜以与日”断交”相威胁。他公开表示：如果日本政府准许共匪贸易代表团人员享受同等外交人员之待遇，或悬挂钩旗，即等于事实上承认共匪，我政府决不能谅解，亦不能接受。 后经美国周旋，日本保证：”尊重与中华民国之关系，且已声明无意子共匪驻日通商机构以官方地位或任何特权，更无意承认其悬旗之权利。”台日紧张关系渐趋缓和。 中国政府为了扩大与日本的联系，通过各种渠道使经贸关系由”民间”逐步向”半官方”进而”官方”迈进，这使台湾当局极为恼火。终于1963年，台日关系风波再起。 1963年10日，正在东京访问的中国油压机考察团成员周鸿庆走入与台湾”驻日使馆”一墙之隔的苏联大使馆，被日本警方拘留。台湾方面为此大为鼓噪，指出周鸿庆的目的是寻求”政治庇护”，”投奔自由”，要求日本将周鸿庆交给台湾。日本政府经过研究，决定将周鸿庆遣回中国。台湾为此召回了”驻日大使”及使馆成员，断绝台日贸易，并指使台湾青年冲击日本”驻台使馆”，台日关系跌入低谷。 不久，在美国的斡旋下，日本前首相吉田茂、首相大平正芳访台，双方互做让步，台日关系”恢复正常”。 但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中日交往不可阻。1966年10日，日本”日中友好协会”代表黑田寿男与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发表共同声明，承认周恩来”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及”政经不可分”等主张。1970年2月，日本首相佐藤声称，日本今后一方面与台湾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一方面促进日本与中国关系，并表示赞成在日本与中国间举行大使级会谈。 1969年尼克松上台，中美关系发生质的变化。不久，加拿大、意大利相继与新中国建交。在国际大潮流的推动下，日本决定加速改变对华政策。1972年3月27日，外相福田宣布关于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废除台湾同日本的”中日和约”。 国民党对此又急又恼。”行政院长”蒋经国发表谈话称：”最近日本政府首长一再声称，将与共匪进行所谓邦交正常化，并表示日本与共匪关系正常化时将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日本首相及外相并计划于9月间访问大陆匪区，此乃对于中华民国政府与人民最不友好之态度。” 蒋经国严厉声明：”警告日本政府，停止一切损害两国邦交与危害亚太地区和平安全之行动，以免造成历史上之重大错误。” 新上任的日本田中角荣首相不理睬台湾的警告，称中日邦交”势不可挡”，并请蒋介石”谅解”。蒋介石恼怒之下给田中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内称：**之欲赤化亚洲以及全世界，乃尽人皆知之事，贵国与**建交，在经济上又无近利可期，不知究何所图，而亟亟于背信绝义，引猛揖盗如此？ 字里行间，表达了蒋介石对日本的气愤和无奈。 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并发表联合公报，从即日起”日台条约”失效。 同日，台湾当局宣布与日本”断交”。 中日联合公报的发表，对风烛残年的蒋介石打击颇大。这时，台湾流传一则传闻说，田中角荣到中国访问时，应邀爬长城，爬得比尼克松还高。刚刚离华不久的尼克松爬长城爬了300米，田中角荣偏要爬310米。其意思是向中国暗示：”日本比美国走得还远。” 蒋介石听后，无力地摇摇头：”这个……这个日本……日本问题，使我死不瞑目。”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汉赋不两立”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等国提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恢复其在联合国中权利”的提案。在此之前，台湾当局”外交部长”周书楷已悄然离常台湾当局被赶出了联合国，许多国家纷纷与之断交，”外交部”成为”断交部”。连蒋介石都承认台湾进入了更艰苦的时期，”更要自己靠自己了”。 1.”控苏秦”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1945年6月，包括中国解放区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 1949年，中国人民推翻了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理所当然地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美国不甘心其在中国大陆扶蒋**政策的失败，为了扼杀新中国，维护其在远东的利益，它顽固地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大的合法席位，继续让台湾蒋家小朝廷的代表占据中国的席位。为了恢复新中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早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通过决议，否认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出席第四届联大的资格。不久，周恩来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联大主席罗慕洛，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已丧失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要求立即取消所谓”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面对新中国的正义呼声，蒋介石害怕被赶出联大，为此，他立即着手开展政治、”外交”活动。1949年11月，台湾当局”驻联大代表”蒋廷黻向联大提出《控苏案》，以迂回反击中国**。 在《控苏案》中蒋廷黻指责苏联违反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违反联合国宪章，而以军械及经济援助中国**。他请求联合国判定苏联为侵略行为，建议一切会员国停止向中国**供应物资和不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勾结一些南美小国家使此提案在联大通过。台湾的行为激怒了苏联，苏联驻联大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上提议将台湾代表从安理会开除出去，并支持周恩来的合法要求。由于英、美两国的联手反对，致使该案搁浅。对于剑拔弩张的安理会内争，秘书长赖伊企图打破僵局。他公布了一件备忘录，声明：建议将中国在联大的席位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国会员国地位问题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问题应分开，凡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国家，不应以此为理由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针对赖伊的这个妥协折衷方案，美国在1950年1月5日宣称将听任各国代表团自由接受**政权加入联合国。稍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进一步解释：”美国政府对**政权加入联合国只作象征性的反对，如果安理会赞成**政权加入，美国将不行使否决权。” 这意味着美国对**恢复联大席位问题出现松动，台湾当局在联大席位发生动遥蒋介石对此忧虑重重，他后来回忆道：记得民国40年的时候，我政府派驻在联合国的蒋代表问我，”万一共匪羼入联合国，则我们将采取何种态度？”当时，我即答复说：”我们的复国基础有二：在国际上，法律地位的凭藉，则为联合国；在内政上，则为复兴的基地台湾。这两个基础，皆为重要，但其根本，还是在台湾。如两者不可得兼，则我宁可放弃联合国，而确保台湾。这是我政府最后不得已时之惟一政策。 50年代，正当蒋介石对能否保住联大席位惶恐不安之时，朝鲜战争爆发，台湾乘机再度提出《控苏案》。在美国的操纵下，《控苏案》获得通过，并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的代表权问题再度搁浅。 2.”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到了六七十年代，随着新中国国际威望的不断提高，亚非拉一些新独立国家不断加入联合国，赞成新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国家不断增多。为了继续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1961年起，美国及其盟国每年都提出一项提案，硬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样一个简单的程序问题，变为必须由联大2／3多数票赞成才能作出决定的所谓重要问题。这就是所谓的”重要问题”提案。 但是，强权挡不住正义。在联大每年就中国代表权问题举行讨论时，支持新中国的国家逐年增多。1970年，在25届联大上，由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当局的提案以52票赞成、49票反对获得简单多数，提案虽没通过，但已接近”由量变到质变了。 随着尼克松对华政策的改变，在25届联大以后，美国也改变了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政策。1971年2月25日，尼克松在国情咨文中表示：”美国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组织中扮演一种建设性的角色，从而建立一个安定而和平的国际环境。” 蒋介石觉察到事情不妙，3月11日，他在接见美国合众社总裁汤姆森时说：联合国如果准许共匪加入，实即无异给它本身签署死亡判决书。如果子共匪以可乘之机会，它将无所不用其极地来破坏这一世界组织。如果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具备对共匪加以谴责的正义与公正精神，这是一不难解决的问题，中华民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阻止共匪加入联合国，……共匪伪政权如果获准进入联合国，则无异给联合国敲起了丧钟。 然而，美国既不想抛弃老朋友台湾当局，又要考虑中国的要求，就提出了”双重代表权”政策。1971年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发表《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声明》：美国将支持今年秋天联合国大会上要求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席位的行动。同时，美国将反对任何驱逐中华民国的行动，或者以其他方式剥夺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行动。……我们所作出的这项决定是完全符合尼克松总统希望使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以利于世界和平的愿望的，并且也完全符合我们的一种信念的，那就是相信中华民国继续在联合国中拥有代表权将有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8月17日，美国的态度更趋明朗化，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递交了一份解释性备忘录，正式要求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第26届会议议程，并提出”双重代表”提案：在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时，联合国应当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是存在的，并且应当在规定中国代表权的方式中，反映出这一不容争议的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有代表权，而同时应当规定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 这种办法实质上是制造”两个中国”。对此，新中国驳斥美国在联合国玩弄”两个中国”的阴谋，指出：只要在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 1971年10月18日，联大26届会议开始就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案进行专题辩论。蒋介石预感前途不妙，忙派他的”外交部长”周书楷到纽约亲自督阵，周书楷则跑到布什那里去求救。 布什见周书楷举止无措，便大模大样地给他吃”定心丸”说：”我得到尼克松总统的授权，再次保证，美国完全烙守它不仅同台湾，而且同太平洋其他缔约国家的条约关系，请放心！” 周书楷仍不放心，求布什想个万无一失之策。布什哈哈大笑道：”美国已和日本商量好反重要事项议案，把驱逐你们也作为重要事项处理，需要有2／3的赞成票才能通过！” ”有把握吗？”周书楷半信半疑地问。 布什大包大揽地说： 当然有绝对把握，起码有三个理由：第一，这个修正案的要害，首先是阻止联大驱逐你们的代表，2／3的赞成票，谈何容易！第二，明知北京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如果这一修正案得以成立，北京必然会拒绝参加联合国，结果仍会达到阻挠恢复北京合法席位之目的；第三，修正案本身就是”两个中国”方针的产物，灵验得很，只要有我布什在，保证不会出问题！ 事情的发展远远出乎他们的意料，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越来越受到代表们的支持，而美国的”双重代表”提案则越来越失去人心。在一周的辩论时间里，约有so 个会员国的代表发面对这一形势，布什比周书楷还急眼，布什拉上日本驻联合国代表四处活动，用允诺提供援助或暗示撤销援助等形式来施加压力，对许多国家威逼利诱，极力拉拢。有的国家代表不敢得罪美国和日本，被追不过，只好躲到厕所里，布什就让台湾”代表”等在厕所门外，搞得人坐卧不宁。 10月25日，第26届联大就中国问题进入最后表决的关键时刻。以阿尔巴尼亚等23个提案国为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的惟一代表为一方；以美国、日本等”两个中国”的提案国为另一方，双方展开了一场空前的投票”角逐战”。 首先，关于美国的”双重代表”提案，投票结果以59票反对。 55票赞成、15票弃权而给予了否决。接下来要投票表决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布什再耍花招，要求删去提案中”立即驱逐台湾代表出联合国”一节。各国代表齐声反对，联大主席马利克顺乎人心，毅然做出裁决：提案按原样付诸表决。 这时，台湾已注定失败，为避免出现当面被逐的尴尬局面，蒋介石今”外交部长”周书楷率台湾出席联大的”代表团”悄悄退出了会场，狼狈而去。 很快，关于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的表决结果出来了。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提案以压倒多数顺利通过。 提案宣布：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权利，承认其代表为中国驻联合国的惟一代表，同时从此自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排除蒋介石代表所非法占据的席位。 此时，联合国大厅里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第三世界国家衷心庆祝中国取得了巨大胜利。 这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美国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表决之后，美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发表谈话，不得不承认：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着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 真遗憾，有些答应支持美国提案的代表没有出席会议，有些做出承诺的代表弃权了，我无力回天！ 布什不愧是有见识的政治家，他话锋一转：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反西方集团在美国威信处于危险状态时，第一次击败美国。不论我个人对驱逐台湾的感受如何，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建立和北京的外交接触，显而易见，是高瞻远瞩和明智的。 当日，台湾”外交部长”周书楷宣布，台湾”退出”联合国。 第二天，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致电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通知联大会议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邀请中国派出代表团出席26届联大。 **亲自指示：”马上组团去联大！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让乔老爷做团长！”11月9日，由乔冠华、黄华、熊向晖、王海容等组成中国代表团飞往纽约。 乔治·布什代表东道国向前来参加26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表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到这里，联合国将更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美国人民同中国人民也有着长期的友好关系，美国相信，只要重新献身于宪章的原则，我们就能走向实现世界和平和正义。 日本代表随后也作了一分钟的发言。全文132个字，成为最简单的发言。 1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第一次在联大发言，对联大主席和支持中国的代表们表示感谢，并雄辩地阐明了中国在裁军、中东、印巴冲突等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有力地抨击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严厉谴责了美国。日本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的无限向往。 乔冠华的讲话震动了联合国大会，博得了各国代表的衷心赞扬，成为联合国的最强音。 随着中国代表的到来，美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各大报纸、杂志纷纷刊登文章，《中国的乔》、《乔的微笑》等风靡美国，中国代表的衣着、习惯以及吃饭用的筷子等很快成为美国的最新流行。美国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新中国有了重新的认识：中国虽历经劫难，但却永远不会趴下。 在联大驱蒋之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有20多个国家与台湾当局”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截止到1973年2月，仅有39个国家和地区同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到1991年，同台湾保持”外交”的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减少到30个左右。时任台湾”外交部长”的周书楷深感无”外”可”交”，”外交部”也被人讥讽为”断交部”。这时，一再提醒自己和国民”处变不惊”的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民党迁台以来的最大挫折”。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尼克松不是个东西”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美国尼克松政府更进一步加紧了与新中国的联系。先是基辛格访华，接着尼克松跨越大洋，与**在他的书屋中紧握大手。本来与蒋介石私交甚深的尼克松引起蒋介石极大的反感。蒋介石大骂：”尼克松不是个东西！” 1.”雷诺案” 美国，是国民党政权立足台湾的支柱。随着杜鲁门下台和艾森豪威尔的上台，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和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大批美援抵台，台美关系进入”蜜月”时期。但是，在台美亲热的过程中也不乏发生一些令人感到不快的小插曲。其中”雷诺案”一度给台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美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援助与协防台湾，是为了维护其在远东的利益，以与苏联、新中国等国家抗衡。但是，美国的帮助在客观上也使发发可危的蒋家小朝廷免受海外流亡之苦。由此蒋氏对美国真是感恩戴德，奉美在台人员为上帝。而这些美国人也以施主的姿态在台湾作威作福，肆意闹事。台湾人民不堪其压，各界酝酿着反美情绪，终于，1957年3月，”雷诺案”引发了台湾反美的浪潮。 雷诺，系美军驻台顾问团上士。1957年3月20日夜，当其妻在洗澡时惊呼有人从窗户偷看，雷诺一听，提枪冲出房门，将在他家门口的刘自然杀害。杀人本该受到惩罚，但是，由于美国在台官兵及眷属享有外交豁免权，雷诺只能由美军的军事法庭审判，台湾警方和法院对此无能为力。当此案报知”外交部”时，”外交部”照会美驻台”大使馆”，要求：在该案未解决之前，雷诺不得离境；在台湾公开审判；要迅速、公开地给以判决。美国对此要求表示答应，但不久，美军驻台军事法庭以”正当防卫”为由，宣判雷诺无罪，并决定将雷诺一家送回美国。 雷诺被判无罪后，台湾民众被激怒了。台湾《联合报》发表《沉默的关注》一文，指出：我们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此案，都在加以沉默的关注，大家在等待一个考验。中国虽是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但中国人生命的价值与美国人生命的价值是否”同值”，美国人在经援之外，能否进一步以公正的法律，赢得盟邦的人心。 台湾舆论界纷纷扬扬，要求对此案重新审判。 5月24日，刘自然的妻子奥特华手举抗议牌出现在美国”人使馆”前。牌子正中写着：”杀人者无罪？我控诉！我抗议！” 奥特华的抗议活动引来了众多群众的围观。奥特华当众对美国进行了声泪俱下的控诉，由此引发了群众蓄积已久的反美情绪。 6000多人冲向美”大使馆”，撕破星条旗，殴打了”使馆”人员，并袭击了美国新闻处和美军协防司令部。台湾警方奉命前往镇压，致使2人当场死亡，32人负伤，台当局连夜颁布”戒严令”，群众的反抗被**下去了。 美国对此事表示不满，艾森豪威尔发表声明，暗示了这次事件是有组织的行动。蒋介石怕得罪美国佬，遂亲自向美国致歉。 宣称这次事件是”非法的暴行”，是”犯罪的行为”。他还郑重声明：我们为贯彻**抗俄的国策，惟有与世界民主集团领导者的美国站在一条战线。在我们的阵营里，决不容许任何人反对这个国家。 蒋介石的一再致歉、表白。赔偿和制裁，终于博得了艾森豪威尔的一张笑脸，笼罩在台、美间的阴云顿时消散。 2.台美”蜜月” 为了表示美国对远东的重视，1960年6月，艾森豪威尔在离任前夕出访菲律宾、日本、台湾和南朝鲜。对于艾氏访台，台湾方面欢欣鼓舞，认为这对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显示台美间的特殊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蒋介石也深感艾氏给了他足够的面子，遂不惜一切讨好美国总统。 6月16日，艾森豪威尔由菲律宾搭乘第七舰队的旗舰”圣保罗号”重巡洋舰前往台湾，第七舰队的全部船艇出动，全程护卫。台湾则派出”洛阳号”等12艘军舰组成”护卫舰队”，远到南中国海迎接艾氏的座舰，然后，台湾军舰和第七舰队会合后浩浩荡荡来到台湾淡水港。第二天，艾氏改乘飞机抵达台北。蒋介石、宋美龄、陈诚、张群等国民党官员倾巢而出，到机场迎接艾森豪威尔。在机场的欢迎仪式上，鸣礼炮对响，24架军用战斗机组成整齐的编队飞过上空，沿途20多万市民夹道欢迎。接着，蒋介石致词，称艾森豪威尔”不但是一位当代大政治家和大军事家，而且是领导自由世界的一位伟大领袖和我们中华民国共同患难的忠实朋友。” 随之蒋介石和艾森豪威尔举行会晤，就世界局势、台湾防卫、台美友谊等问题进行了座谈，双方还就此发表了”联合公报”。 艾森豪威尔访台事后，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写道：”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60年访华之行，使中美关系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他是历来第一位在任内访问我国的美国总统。”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美国分裂中国的政策给予坚决反对，并发表《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声明”为了向美帝国主义示威，将循单日打炮”的惯例，以为艾森豪威尔送行。 肯尼迪上台后，台美关系明显降温。虽然肯尼迪仍然宣称坚持艾森豪威尔对华政策的三原则，即：承认台湾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但是肯尼迪主张重新考虑中国问题，并暗示新中国进入联合国仅是时间问题。对于蒋介石叫嚣的”反攻大陆”问题，肯尼迪政府表示：”无论**政权是否摇摇欲坠，美国不支待台湾对大陆进行任何进攻的尝试，同时美国也决不会放弃台湾。” 约翰逊继任美国总统后，对华政策更有了明显的改变。 1964年国际上发生两件爆炸性新闻，一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二是中国同法国建交，这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美国政府受国内。国际局势的压迫，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华政策。 1964年1月，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讲，美国忠于对”中华民国政府”的义务，但同时期待着有一天能同大陆中国恢复关系。 1965年6月30日，美国停止了对台湾的经济援助。1966年4月，腊斯克宣布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10点声明，其中包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保证美国无意攻击中国大陆；避免作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敌对是”无终止的，永不可避免”的假设；与**继续在华沙作直接的外交接触；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谈裁军及制止核子扩散等问题。 1966年，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抵台访问，当记者问他：”请问，您承认中华民国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吗？”腊斯克答：”我们承认中华民国作为中国政府”。”惟一”二字无形中消失了。 种种迹象表明，约翰逊欲改变美国对华政策。蒋介石心急如焚，不断接见记者对美国提出警告和建议。他在就任第四届”总统”时间接批评了美国：任何姑息主义，就是失败主义的变相！一切幻想。 等待、接触、姑息、求饶……亦就正是中了毛匪所说的”对敌人碉堡最容易的战法，是从其内部来攻破”的诡计。 1966年8月，蒋介石在会见美国记者时称：美国应当采取有效的步骤解救亚洲当前的危机，组成以美国为首的**联盟；美国不能退出亚洲，应注意共匪的阴谋，主动摧毁共匪的核装置，共匪有与苏联重修旧好的可能。 对于蒋介石的大放厥词，约翰逊不予理睬。1966年10月，约翰逊宣布将访问亚太地区6国，有意不安排访台，对于美国的冷落，蒋介石大为不满。 3.”庄敬自强” 1968年11月，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由于尼氏在艾森豪威尔时代曾担任过副总统，以坚决**著称，又同蒋介石私交甚深，因此，蒋介石对尼克松政府充满了希望。1970年1月，尼克松就职，他发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电：欣逢阁下当选为美国总统，本人与蒋夫人谨致哀心之贺忱。并祝：阁下政躬康泰，事业成功，尼夫人康健快乐。本人深信，贵国在阁下贤明领导之下，中、美两国间传统友谊，必将更加巩固，全世界自由国家之团结，亦将愈为增强。 1970年11月，蒋介石在回答法国作家的采访时，再次表露出对尼克松总统的期望：尼克松政府一如其前任历届美国政府，深知太平洋地区安全对美国本身以及整个自由世界和平与安宁的重要性，尤其尼克松总统本人对远东事务至为熟悉，对此更有深切认识，因此我相信他所领导的美国政府，在战略上将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蒋介石的希望落空了。美国从全球争霸的战略出发，为了对抗苏联，它要利用中国作杠杆对苏施加压力；同时，美国陷入越战的泥潭中不能抽身，它要尽快结束越战，必须取得中国的谅解；加之，随着中国力量的壮大，美国与中国对立已付出了巨大代价。鉴于以上种种原因，尼克松决心从根本上改变对华政策。 1969年7月，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与新中国的贸易及美国公民前往中国大陆旅行的限制。8月，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澳大利亚发表演讲，呼吁同新中国重开华沙谈判，以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9月，尼克松在联大表示愿意同中国领导人谈判。 12月，美国决定终止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定期巡弋，并取消向台湾提供18架f －4d战斗机。1970年12月，尼克松在向国会提出的外交报告中说：”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拥有7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想象的。”不久，尼克松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时表示：”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就是要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美国在有意疏远台湾，并表达了接近新中国的急切愿望。 蒋介石见此急忙修补台美关系。1970年1月，蒋介石与美国副总统阿格纽在台湾两度会晤，要求美国增加它在亚洲，尤其是东亚的责任感，并对美与大陆关系表示”关切”。阿格纽重申了尼克松的主张，会晤没有取得成果。不久，蒋经国访美，”来美抗议美国改变中的对华政策”，结果，台美”未对特定的问题达成协议”，也未按惯例发表联合公报。有人认为：很显然，美国不再支持中华民国政府是整个中国惟一合法的政府；美国不再和中华民国联合采取敌对**的同一立场；美国不再绝对将**排除于联合国之外……甚至在蒋先生访美期间，未见美国政要公开讲一句像以往一样具有实质意义的支持中华民国的话。 看到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发生了转变，一批跟在美国后面的”小兄弟”见势不好，抢先一步与台湾断绝关系而与新中国建交，由此发生了1970年台湾”外交”战场的大溃决。面对台湾”外交”江河日下之势，1970年6月15日，蒋介石作《我们国家的立场和国民的精神》的”外交政策”报告，也即”庄敬自强”文告，内称：在过去这五个多月中间，大家业已经历了可谓接踵而至的横逆、侮辱、痛苦，但也正由于我们”有以待之”，毕竟无畏于一切考验与试炼。 ……如果看到今天某些国家短视近利，违反理性，蔑视正义，修言和平而实在葬送和平的作为，吾人即为其所激怒，或为其所胁丧，甚或为其所协迫，而不能”持其志毋暴其气”，那就正是在”自毁其壮士”！只要大家能够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坚持国家及国民独立不挠之精神”，亦就是斗志而不斗气，那就没有经不起的考验，冲不破的难关，也没有打不倒的敌人。 处在日益孤立的国际社会，蒋介石不忘时时给自己打气，给部下鼓励。熬过了困难重重的1970年，等待他的1971年更是恶运连连。 这一年，美蒋关系全面恶化。2月25日，尼克松在发表的国情咨文中非常肯定地表示美国决心对”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对等的政策，并且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眼，这暗示了对新中国的承认。 第二天，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抗议：”我们对咨文中有关对共匪之想法不能苟同……尤其身居自由世界领导地位的美国，任何片面示惠的表示及举措，绝不能改变共匪的敌意”。3月2日，严家淦在”立法院”宣称：”美国总统尼克松最近发表世局咨文，称匪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当然坚决反对。” 不过，美国依旧我行我素。4月10日，在中国主动邀请下，著名的中美”乒乓外交”正式上演，这是20年来美国第一次官方性质的团体访问大陆。几天后，美国宣布废除继续了21年之久的对中国大陆的禁运政策。 这～系列举动，使蒋介石再也忍无可忍了，他借接受美国记者采访之机发泄了自己的不满：共匪邀美国桌球队前往大陆访问，乃其国际统战阴谋之一项作法，也是其对外渗透颠覆及赤化世界之另一战术获得初步之效果。大家如能有此认识，本人认为美匪关系之实质，应不致困共匪之各种欺骗行动而有所改变。中华民国之基本外交原则为立国之道应操诸在我，任何外在因素之变化，均不能影响中华民国之地位或其基本国策。 在蒋介石怒气冲冲之时，**果断地对中美关系作出战略决策。4月27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向美国总统尼克松捎了一封信：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最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尼克松获得此一消息后极为高兴。很快，他通知中国，派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来华，”探索重新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7月，基辛格转道巴基斯坦来华，打开了中美高层直接会谈的大门，并为尼克松访华探路。1972年1月，尼克松又派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先谴组到北京为总统访华进行技术安排。此后，尼克松访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4.尼克松主动伸出了手 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宣布将访问中国。 在宣布这一消息之前的20分钟，台湾驻美国”大使”沈剑虹才得知这一惊人的消息，他后来回忆了当时的反应：有几分钟时间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我简直不能相信方才听到的话是真的。我想打电话给台北方面，不巧的是美国这边的越洋电话接线生们那天正罢工。 我正在草拟电报时，电话又响了。这次是台北外交部杨西昆次长打来的，问我是否从美国政府人士那里，听到有关基辛格秘密访问北平的消息。台北方面的人士刚刚听到新闻快报，要我证实他们听到的消息是否正确。像我一样，台北方面对这消息最初反映也是觉得难以置信。 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如同一颗原子弹爆炸，强大的冲击波使年迈的蒋介石受到极大刺激，他竟没有发表公开的谈话和声明。 然而，整个台湾岛却沸腾了。台湾”外交部”、”国民大会”、”议会”、”工会”、”商会”、”农会”等纷纷声明抗议。 8月，埃伯特到台湾安抚蒋介石，转达了尼克松”永不背弃对中华民国的承诺，永不背弃我们忠实老友”的保证。蒋介石力图劝说美改变政策，他说：”中美两国长久以来原是邦交深厚的国家，而且每当中国艰难的时候，美国都能给予支持协助，使中华民国人民获得自由，不为暴力所奴役屈服，并保持我们完整的主权……中美两国人民即愈益需要彼此通力合作，增进其坚定不渝的情感道义。”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改变美国既定的安排。 1972年2月21日上午，尼克松乘坐”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跨越太平洋，飞向北京。 在北京机场，飞机停稳后，打开舱门，尼克松身穿厚实的灰色呢大衣，冒着凛冽的寒风，在身穿红外衣的夫人帕特的陪同下走出机舱。但是，奇怪的是，长长的舷梯上只走下来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两人。面对舷梯旁几十位前来欢迎他的中国领导人，尼克松一眼就认出了站在前面的周恩来，他不由地主动伸出了手，迈步走向周恩来。 后来，尼克松回忆了为当时一刹那所作的细致准备：为了表示对这次访问的重视和与众不同，在机舱里，我嘱咐随从人员，飞机停稳后不要急于出来，等我先下飞机看看中国领导人的表情后再做决定。 在1954年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事，表明周恩来对蔑视中华民族尊严的敏感程度……一天上午，当双方（中美）都提前到了会场时，他们彼此遭遇了。周恩来伸出手准备握手，杜勒斯摇摇头，走出了会议室，完全蔑视这位中国外交部长。六年之后，当周向他的朋友埃德加·斯诺重提这件事时，还露出痛彻心肺的表情……我深知这件事伤害了周恩来。因此，当我走下我首次抵达北京的飞机舷梯的最后一级向他走去时，就主动伸出了我的手。 这时，在寒风中迎候的周恩来不卑不亢，微笑着迎上去，紧紧地握住这位世界上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元首的手。两个昔日不共戴天的仇敌终于走到了一起。 周恩来用诗一般的语言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尼克松抬头看见机场迎风飘扬的美国星条旗和中国五星红旗，不禁感慨万千：一个旧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尼克松访华期间，中美双方拟发表一个联合公报，并为此举行了多次会谈，台湾问题成为会谈的焦点。中方坚持美方对台必须以断交、撤军、废约三条件作为恢复中美正常关系的前提，美方则不愿放弃”两个中国”的观念，双方争执不下。周恩来只好请示**，**听了汇报后，一语定乾坤：”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 经过一番艰苦的谈判和讨价还价之后，终于，2月27日下午5时，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公报涉及到台湾问题时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公报还规定了双方逐步开展中美贸易以及在科学、技术、文化、体育、新闻等领域的联系和交流。公报最后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正如尼克松在离开中国前夕的宴会上祝酒时所说，他对中国的七天访问”是改变世界的一周。”这确是一个并不过分的描述。 但是，在公报中，尼克松政府并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它尽管表示将从台湾撤出军事力量，却没有为撤军规定时间。这表明，双方还没有为实现两国关系彻底正常化扫清障碍。 尼克松北京之行，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复国”的梦想，蒋介石大骂”尼克松不是个东西”，同时声明，《上海公报》协议无效，台湾不予承认。而尼克松则不断地对沈剑虹下保证：”美国决心遵守对中华民国的承诺”。当蒋介石听到沈剑虹的报告后，不禁长叹一声：”从此以后，我们要比以前更依靠自己了。” 蒋介石从此卧病不起，直到去世。台湾报刊传言，蒋介石实际上是被美国气死的。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危难之时赴美求援 1948年年底，蒋介石政府败象渐生。一方面美援枯竭，军费无法维持；另一方面美式装备由于零配件的缺乏而成了一堆废铁，飞机停在机场，无法上天，坦克成了士兵宿舍，无法开动。请求美援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成了蒋介石政权的当务之急。 1948年11月28日，宋美龄带着创造”奇迹”的愿望秘密飞赴美国。这位第一夫人究竟要创造什么”奇迹”呢？ 1.美国人不给面子 1948年，蒋介石、宋美龄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已陷入了内外交困的深渊。在国内，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相继被粉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全面反攻。在国外，美国朝野对蒋介石政权的**和无能，已公开表现出失望和不满。 大厦将倾，蒋介石却不自知，抑或自欺欺人。他极力为自己鼓劲，表明自己并未失败。可是，无论怎样粉饰和辩护，蒋介石已无法挽回狂澜既倒之颓势。 蒋介石万般无奈之际，明知美国的厌蒋态度，却硬着头皮给杜鲁门总统写信，名义上是祝贺他连任总统，实际上是乞求美国政府继续支持他一次，蒋介石只要求美国政府给予他精神支持。他不要美元，也不要武器弹药，而是希望杜鲁门政府发表一篇支持蒋介石的”坚决的宣言”。他相信这篇宣言比原子弹的威力还大，可以维持蒋介石的”士气与民心”，”还可以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连这点可怜的要求也被杜鲁门立即拒绝了。 这无疑是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感到万念俱灰的他，不甘心就此退出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政治舞台，而要继续执政，就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其他都无济于事了。蒋介石冥思苦想，终于心生妙计，让善于交际又谙熟美国政界的宋美龄去大洋彼岸，施展夫人外交，乞求美国支持。 此时的宋美龄，眼看蒋介石大势已去，忧心如焚。她的失眠症再次发作，一睡下便恶梦连连。在兵败如山倒的困难时期到美国去履行如此”重大”的任务，宋美龄本不愿意，无奈自己的整个政治生命都押在蒋介石的前程上，自己不能不为之。 宋美龄赴美之前，杜鲁门通过国务卿马歇尔通知宋美龄，只能以”私人资格”访问。出师不利，给宋美龄此次访美罩上了不祥的阴影。宋美龄心里有一百个不痛快，但还是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她忘不了1943年的外交辉煌，她自信能代表蒋介石，凭这一私人资格也能解决一切难题，”奇迹”一定会发生！ 然而，今非昔比。1948年的形势不是1943年的再版。当年罗斯福总统支持的是一个”抗战的中国”，而现在杜鲁门总统无法给予一个气数已尽的”内战的中国”以无止境的援助。因此，宋美龄此次访美无”旋风”可刮，便也是意料中事。 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宋美龄一下子就感觉到所受到的待遇与五年前有天壤之别，没有红色地毯，没有欢迎仪式，没有国会的演讲，也没有记者席上传来的热烈掌声。白宫明显刻意地将这位中国”第一夫人”的来访作淡化处理。骄矜的公主一下子成了无人理会的灰姑娘！她寂寞地在马歇尔将军的官邸小住了一段时间，杜鲁门总统夫妇并未邀请她去白宫官邸作客。 宋美龄对美国人的冷淡感到很难过，她的一些美国朋友也为此感到很难堪。美国人看到这位”在中国的美国女儿”当年才貌出众而今魅力犹存的蒋夫人，如今成了落毛的凤凰，处境如此狼狈，心里有些许不安。为此，马歇尔于12月3日会晤了宋美龄，并与夫人设法将她安顿在弗吉尼亚自己的家里过夜。 在官方场合，宋美龄的到来，显得特别尴尬。只有共和党、院外援华集团和卢斯等少数同意帮助蒋介石政权的人，对她的乞援要求表示同情。 1948年12月10日，杜鲁门终于打破沉默，邀请宋美龄参加一次茶话会。杜鲁门看上去对她很客气，实际上对她很冷淡。茶话会进行了半小时后，杜鲁门有些不耐烦了，他请宋美龄进他的书房，给她半个小时为自己的要求进行辩解。宋美龄旧话重提，要求美国：发表支持南京政府**救国的正式宣言；派遣高级军事代表团来华主持**战争之战略与供应计划的制订工作；提供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杜鲁门接过话题，开门见山地说：”中美友谊在历史是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但感到抱歉，因为美国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的四十亿美元，这种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耗完为止，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政府）。” 宋美龄再三向杜鲁门说明中国的苦处，以及中国国民党军队失利原因，正如她日后在母校美国威尔斯利大学讲演中所说的，”中国大陆沦陷的因素很多，但是致命的打击只有一个。我们知道当时世界的舆论，大多受了俄共及其爪牙的影响，一致运用宣传的灵活，发表攻击政府袒护**的言论。你们一定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多少人相信**只是土地改革者。” 这一回，就像有人下了咒语，宋美龄的杰出口才，迷人风度全失了灵。杜鲁门根本就不为之所动，他对这类说词，似乎认为是陈词滥调，了无新意。杜鲁门不仅当时没给宋美龄面子，而且还不客气地向报界发表一项声明，透露美国给蒋介石的援助总额已超过38亿美元，离美国的承诺援助额很接近。 给宋美龄的尴尬不止于此。茶话会以后，杜鲁门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用挖苦的口吻说：”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认为她也不太喜欢住在白宫，但是，对她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此后，杜鲁门还向他的助手坦率地谈论中国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他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纽约列人中国私人的银行户头。不久，他听说他的估计过于保守了，1949年5月，亦即来美龄访美后的几个月，美国银行界传出，宋家和孔家确实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杜鲁门得知后，立即命令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以便确切了解这些存款的数额和储存地点。这次调查结果直至1983年之后才作了部分销密，并且仍然有所保留。通过这次调查，杜鲁门对蒋介石政权彻底失望了。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对美国作家默尔·米勒的一次谈话中，仍愤愤地骂道： ”他们全都是赋，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老蒋的38亿美元中，偷了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这就是曾经而且仍然在为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使用的钱。”对于”专款”未能”专用”，美国人怒不可遏。 由于杜鲁门”见死不救”，宋美龄万里乞授不仅一无所获，而且还丢尽了面子。宋美龄不甘就此罢休，她于1948年12月6日，1949年1月15日连续两次发表公开声明，呼吁美国朝野人士一如既往，救助危难中的国民党政权，以免”大陆陷入**之手。”然而，响应者寥寥无几。”奇迹”没有发生，宋美龄自感”有辱使命”，愤怒之余，想离开华盛顿，一走了之，但又感到无颜归国见”江东父老”。于是这位”纽约荣誉市民”便于1949年1月16日始悄悄隐居在纽约里弗代尔独立大道4.904号的孔家别墅里，从此再未踏上中国大陆之土。 孔宅是自成一体的社区之一，深宅大院，房子隐藏在树丛中，邻里间彼此相隔很远。隐居在此的宋美龄，并未偃旗息鼓。 1949年1月16日，宋美龄命人拜访当时的驻美大使顾维钧，以了解美国对于南京方面要求它从中斡旋以促成国共和谈的反应。 19日，蒋介石要来美龄回去，但宋美龄建议，改派别人回去汇报。宋美龄不急于回去是想再过一段时间以观察局势如何发展。 6月12日，宋美龄召见顾维钧，以了解华盛顿的情况。谈话中，宋美龄哀怨地说：目前的困境应归咎于美国国务院。她还透露：马歇尔曾答应她不反对援华。 与宋美龄里弗代尔的隐居生活相比，蒋介石在南京真是度日如年！ 1948年12月31日，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举行除夕晚宴，”党国”在京要人40余人出席。虽然华灯璀璨，签歌盈耳，却掩饰不了”最后的晚餐冲的悲凉气氛。席间，蒋介石让张群念了准备发表的新年文告，这是一个求和文告，也是一个下野文告。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南京城门实际上已向北洞开。蒋介石让蒋经国去上海，部署将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外汇秘密运往台湾。12日，又派蒋经国、俞济时等在老家溪口布设通讯网，为下野幕后操纵做准备。16日，又下令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将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被新政权接受。21日，驱车到中山陵谒陵。23日，住进溪口老家蒋母的墓庐”慈庵” 1月28日是农历除夕，也是蒋介石36年来第一次在老家过年。虽然蒋经国一家都在身边，但毕竟宋美龄远在大洋彼岸，未免有些欠缺。他怎能不想到还在美国的妻子？她为了他的”事业”，将个人的声誉置之度外，所幸的是，他主持修订的族谱，令他较为满意。原来，在新修的蒋氏族谱中，蒋介石解决了一个大难题，蒋经国生母毛福梅写成蒋母王氏之义女，他的义姐；蒋纬国改在宋美龄名下为宋所出。宋美龄名分已定，蒋家的人便皆大欢喜。 大年初一，溪口组织了盛大灯会，舞龙灯，狮子滚绣球……热闹非凡。蒋介石从上海聘请的京戏班子演了十多天，与乡亲们同乐，感谢他们对家人的关照。望着这场面，真令人有不胜沧桑之感。想起1947年4月2日，与夫人宋美龄荣归故里，溪口也是演戏三天三夜，既是庆贺他”凯旋”故里，又是为夫人祝寿。那时，他兴致很高，每晚都点一二出戏看。如今，这一切皆成过眼烟云，眼前的舞龙、演戏只是苦中作乐，自我麻痹。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过江，23日南京解放。25日，蒋介石离开溪口赴上海，对汤恩伯等做了部署。5月25日，上海解放。6月1日蒋介石抵达台湾高雄。后又返回福州安排防御事宜。21日，他乘”美龄号”返台。不久，他又回大陆活动。12月10日，由成都飞回台湾，从此再未回大陆。 2.离美前的演说 蒋介石”心有余悸”地逃往台湾，而蛰居美国的宋美龄日子也不好过。 1949年8月5日，杜鲁门打出了一枚对蒋介石政府具有摧毁性打击的巨型”炸弹”——《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杜鲁门政府为推卸国民党政权失败责任，为美国对华政策辩护，断言国民党政权已**无能，无可救药。 ”无可奈何花落去”，幻灭与怒火，使这位中国”第一夫人”脸上失去了昔日的妩媚与光彩。宋美龄决定离开美国。 但是她仍不”服输”，临行前，她要对美国人民发表告别广播讲话。1950年1月9日，宋美龄在里弗代尔寓所向全美发表广播演说。她首先向美国人民辞行，感谢他们”殷切的接待”。她无限伤感地告诉美国人民： 几天之后，我就要回到中国去了。我不是回到南 京、重庆、上海或广州，我不是回到我们的大陆上去，我 要回到我的人民所在地的台湾岛去，台湾是我们一切 希望的堡垒，是反抗一个异族蹂躏我国的基地。 为煽起”自由世界”的**情绪，宋美龄有点口不择言。台湾是她的”人民所在地”，那大陆人民如何处理呢？这不等于自绝于大陆人民吗？国民党政权发动内战，花了美国援助的几十亿美元，在战场上较量3年失败之后逃离大陆，却说是遭到了”异族蹂躏”。宋美龄将中国人民的胜利看作是苏俄对中国的”蹂躏”的结果，无疑是转嫁国民党政府**、无能的责任。 她讲道：”不论有无援助，我们一定打下去。我们数百万同胞正在致力于长期斗争。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只要我们对上帝存有信心，我们就要奋斗，无一日之一时不用来为争取自由而斗争。” 这番话无非是表表决心，撑撑面子而已。此行来美国不正是为了美援吗？至于”对上帝存有信心”云云，则不免令人联想起唐人的诗句：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800万军队都被人民解放军解决了，还想让”数百万同胞”去”为争取自由而奋斗”，恐不那么容易了。 宋美龄不点名地批评美国统治集团中对蒋介石失去兴趣的人们，说”那些贪生怕死不顾道义的人们，可能认为无可救药而要将中国予以注销了。” 她更加愤恨地指名抨击英国，对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愤慨。她说：”在道义上怯懦的人们现在正在抛弃我们了”，她”以沉重的心情””看见曾为盟友的英国，过去虽以数百万生命献在自由的坛前，而今竟已被它的领袖导入政治阴谋的魔窟。英国为了几块银子的代价出卖了一个民族的灵魂，我说她太无耻了！”骂完英国，她接着总结道：”大凡在道义上是邪恶的，就永远不会在政治上有公理的。” 和”那些贪生怕死不顾道义的人们”，”在道义上怯懦的人们”相对比，她的夫君蒋介石是值得赞颂的。她夸耀蒋介石的**经历，”蒋总统是世界政治家中首先揭发**徒阴谋的第一人，同时也是着手**的第一人”，”1927年的国共决裂，就是由他单独负责的。” 极强的自尊心驱使她讲道：”我不能再向美国人民需求什么。我在贵国停留的这几个月中，没有发表演说，也没有作过呼吁，我们国家虽然亟需你们的援助，但我从来未参加求援的竞争。”为了维护自尊，说出这种与实际完全相反的话，暴露出她求援不能而言之悻悻的情绪。”要告诉你们我为什么这样缄默。一个国家采取一个正义行动的时候，就和一个人行善一样，必须是出于他的良知，而不是出诸他人的请求或要求。行动有出于仁慈，有出于怜恤，有出于正义。而正义是善，因为它本身是善。” 接着，她不无感慨地说：”每次离开美国，我总不免意绪茫然。”在她所谓的”意绪茫然”中，也掺杂着几多自尊与骄傲。她将自己与蒋介石比作受过亡国耻辱的苏格兰国王布鲁斯。她说；”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国家受了屈辱，我们政府现在孤悬海外的岛上，苏格兰的布鲁斯，曾由山洞出来和他的人民站在一起，我们也要从岛上出来和我们的人民站在一起！” 这篇演说词是宋美龄亲自动笔的还是请人捉刀的，不得而知。她的文字的确是独树一帜，但毛病是华而不实。顾维钧曾与宋美龄的英国老师丘奇夫人谈论过宋美龄，当他为宋美龄的光辉业绩和流畅的英文向她致以敬意，并说我现在已知道蒋夫人是跟谁学的英语，恭维丘奇夫人时，丘奇夫人说：”不包括她用的那些华而不实之词”。对于她这次离美前的演说，美国听众们又有何反应呢？除了那些议院内外的政客外，大多数人并不关心她说了些什么。”流水落花春去也，一切均已成为昨日黄花。 ”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宋美龄专程赴美”创造奇迹”，结果两手空空，一无所获，无意中全美艺术家协会公布：蒋夫人美龄当选为”全世界十大美人之一”。宋美龄美在何处？《纽约时报》揭示：”蒋夫人之鼻列为世界最美。” 1950年1月，对宋美龄来说，是失望中夹杂着期盼的。马上，她就要结束美国之行，回到蒋介石的身边。此次美国之行留给宋美龄的恐怕是一番苦涩的回忆。历史真会作弄人！抗战时期，她在美国呼风唤雨好不风光，不仅要到了美援，还赢取了美国老百姓的好感。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的利益使它要得到中国响应。 可是在1948年以后，她在美国的影响力忽然就不见了，如同被废去武功的侠客，显得那般无助和沮丧。因为蒋介石政权**、**、倒退已为中国人民、中国历史所抛弃。日本已经投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警报已经消除，冷战刚刚开始，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对美国人说，当时还不那么凸现。 ”但历史上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公理终必战胜”，宋美龄默念着这句话，登上了离美回台的飞机。 3.”悲壮凄美” 宋美龄此次访美期间，蒋介石又一次放下地位和职权的”魔杖”，宣布”引退”，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下野。这一年，蒋介石已经62岁了，本也该结束政治生命，颐养天年。然而蒋介石心有不甘，下野前夕，他大犯”下野综合症”，又哭又骂，甚至还动手打人，朝天放枪，口口声声说有人逼他下台。他的骂很有威力，使得许多国民党要员都陪着哭。在一片哭声中，蒋介石暗中使法，为权力转移设置障碍。尔后，带着7部电台，愤然回到溪口老家。 ”退休”的蒋介石无心于山水之间，也不愿老在幕后操纵，随时都想”复职”。由于蒋介石玩弄权谋，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没有几个人买”代总统”李宗仁的账。国民党桂系军队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以后，李宗仁在大陆的根基被挖尽，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带着儿子及秘书、医生飞往美国。李走后，蒋介石实际上”复职”了，但他亲自指挥的成都地区保卫战却以失败而告终。10日，蒋介石飞离成都，下午6点到达台湾。21日，蒋介石批准胡宗南放弃成都，突围退保西昌。在西南与**对阵的希望破灭之后，蒋介石不免心灰意冷。 台湾是个孤岛，**军队随时都可能打过来。真的来了，能抵挡得住吗？还有那个李宗仁，离开大陆仍没有放下”代总统”的指挥棒，不让权力之”形”再次回到蒋介石身边，虽然实际上”复职”了，但”名不正，言不顺”，也颇令人大伤脑筋。 蒋介石不由得想起宋美龄，又由宋美龄想到美援。真的没有想到，12月30日杜鲁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美国的对台政策。蒋介石屏气聆听，结果令他心惊胆颤。杜鲁门宣布：”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取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它也不利用其武力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的，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授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队。” 在蒋介石听来，这样的对台政策简直无异于鼓励共军进攻台湾，美国抛弃蒋介石了！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是蒋介石在政治舞台上的一座靠山。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出钱、出物、出人，对蒋介石打内战没少帮忙，现在，美国政府对丧失大陆政权的蒋介石没有信心了。美国的厌蒋态度使一直求助于美国的蒋介石感到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在这凄风苦雨之中，宋美龄空手回来了。夫人返台的消息给蒋介石带来一丝温暖。 1950年1月10日，宋美龄飞离纽约。次日下午抵达檀香山时对记者说：”准备付出任何代价”，暗示她有彻国徇情的决心。她还对绘图专家称”你们也许要用红墨水标志中国部分，但我们必定要把这些颜色，滴滴点点，一步一步抹去的”，再次表达了她”反攻大陆”的斗志。国民党的溃退对宋美龄是苛刻的，竟然连向家乡海南、上海，夫家溪口告别的时间都没有给。 13日，宋美龄风尘仆仆回到台湾，蒋介石亲临机场迎接。夫妻相见，老沮纵横。宋美龄强作笑颜与文武官员逐一握手，然后在蒋介石的陪伴下驱车直驰官邸。宋美龄的台湾时代开始了。 此时的台湾岛，犹如汪洋中的一叶扁舟，真是天苍苍，地茫茫，风也急，浪也高。若假设惊魂未定的蒋介石是面临失败的楚霸王，那么宋美龄是不是要效法项羽的爱妃虞姬，在蒋介石处境维艰的时候与其共存亡？否则，她为何要选择台湾风云最紧急的1950年之初返台？在这个台湾局势最紧张，地位最暖昧的阶段，宋美龄如果善于逃脱，应是在美国避祸。此次回台湾，令人看见宋美龄性格中悲壮凄美的一面。 可是，在宋美龄背后，却有许多传言，其中有的是在蒋介石逃离大陆前就已广为流传。 有的政治观察家认为，宋美龄在1948年乞援失败后，深感国民党政权已无掌握中国政局的希望，所以她便决心滞留美国，不打算回中国了。 对此说法，一位宋美龄的老随从反驳说： 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宋美龄抱着必死的决心，决定到西安和蒋介石一起就难，她那时就没有带一向跟随她的蔡妈，由此可知，宋美龄当时去美国，连蔡妈都没带去，证明宋美龄那时不曾打算长久在美国。 还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称宋美龄所以呆在美国一年有余，是因为她在料理她的私人产业。因为，她若不在此时去把她在美国的私人产业作一个妥善处理，说不定中华民国政府垮台之后，**一旦接受了大陆政权，宋美龄名下的巨额财产会因美国畏惧新中国政权的压力，而把它拱手让子**。的确，宋美龄赴美时，孔家最善于理财的”大先生”——孔令侃也随行护驾。在1949年以前，孔令侃就已经是宋美龄的私人总管，除负责料理宋美龄的私人重要函电，还要为宋美龄管理财产。 谈到孔令侃，还有个小插曲。说的是在蒋介石晚年时期，宋美龄因孔令侃一生对她的奉献，而为其在蒋介石面前美言争取”行政院长”——或者是”副总统”职位，作为回馈孔令侃的方式。可是，宋美龄让孔令侃走上台湾政治舞台的想法，没有得到蒋介石的赞同，而是遭到拒绝。为此，宋美龄对蒋介石大为光火，并且一度与他冷战，拒绝共餐，拒绝共同散步。甚至有人说宋美龄在蒋介石死后，想浑水摸鱼，向蒋经国提出同样的政治请求，并要蒋经国就范。结果，小蒋与老蒋一样不吃”母后”这一套，因而致使宋美龄与蒋经国之间出现微妙裂痕。宋美龄一气之下离开台湾，带着孔令伟等人去美国与孔令侃等亲人同住。 其实，孔宋两家包括孔祥熙和宋子文在内的人，均对台湾的官位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虽然蒋介石父子未必会真给他们官做。不过，他们对钱财则非常上心。据传，孔宋两家有人向宋美龄提建议，建议她回台湾让蒋介石给她一定地位，因为蒋经国正受他父亲的命令，在大力整顿国民党的党务，并且藉机整顿异己。如欲巩固孔宋两家的人地盘，建立自己的地位，宋美龄呆在美国是无济于事的。接着，那些人又给宋美龄分析道：蒋经国虽然全力以赴在搞接班，可是在妇女儿童方面，他的太太蒋方良不可能得什么据点，毕竟她是个外国人，蒋家父子都不会放手让她去做的。况且她也没有什么政治天赋。此外，在这个特殊时期你到台湾，蒋介石会抱着感激的心理，并会让你在某些方面拥有绝对的权力。 4.士林官邸女主人的价值 宋美龄走下飞机，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环境。 国已不国。在大陆畅行无阻的”第一夫人”要适应已经缩小为60分之一的辖区环境和原来一个省机构上建立起来的所谓”全国政府”这一格局，真的很不容易。每想到这点，宋美龄那”反攻大陆”的决心就要坚定一分。 家已不家。”四大家族”仅剩蒋记一家。孔、宋两家不再与蒋介石为伍而去了美国。陈果夫到台湾不久便病故了，陈立夫不久则被蒋家父子排挤到美国养鸡。台湾成了地地道道的”蒋家王朝”。对此，宋美龄怎能不感慨万千？真是风水轮流转。谁能想到当年操纵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四大家族”全被赶出大陆，四方流浪？谁又能想到一起夺权、掌权、保权的”四大家族”内部会四分五裂？想不到的事情太多了！ 党已不党。蒋氏父子在台湾总结经验教训，一致认为大陆失败首先是国民党的失败。认识”提高”了，偏安一隅的蒋介石要亡羊补牢，所以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事在人为，改革后的国民党面貌发生了变化：整顿了刚退守台湾时的涣散状态，重建了党的组织系统，58万党员中，约有21万被开除，且从当地吸收了部分党员；削弱了元老们的力量，收回了他们的军政大权；蒋经国进入党的核心机构，”一枝红杏出墙来”。 政已不政。逃台后，蒋介石自觉年老，非常急切地向儿子转移权力。他企图把部分党务和政治系统的权力过渡到蒋经国手中，自己除了”国家大政”外，就是继续掌握军事大权。毕竟枪杆于是蒋介石手中重要的统治工具，可不能轻易放手。要从以蒋介石为中心转到以蒋介石父子为中心上来，对宋美龄来说从中分享权力是有一定难度。 宋美龄回来后，士林官邸有了女主人。 士林官邸，位于距离台北的8英里的士林区的一片树丛中，这里又称草山或阳明山。 这座官邸建造十分隐秘，除非在空中鸟瞰才能一睹踪迹，若在地面上，根本无法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因为官邸四周树木林荫，枝叶繁茂，无一空隙，即使人们走过附近的公路，充其量也只能看到裹得紧紧的外围树木而已。 官邸附近的马路，看起来没有实行军事管制，但上空却是飞行禁区。这里不可能听到飞机噪音——尽管松山机场近在咫尺，可是航道不能经过士林上空，任何飞机都不能逾雷池一步。至于机场的管制塔台，更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地控制飞机行踪，不得有误。因为如果飞机稍稍偏离航道，就可能鸟瞰士林官邸全貌，给官邸带来威胁。在充满噪音的台北市区，士林官邸实在是一块世外桃源。 官邸四周的活动空间相当宽阔，地上栽种着绿茸茸的高丽草，柔软苍翠，俨若铺上一块巨大的绿地毯。此外，还有丘陵假山、健行步道、泳池、蓝球及高尔夫球练习场，以及酷似奉化溪口的”小桥流水”等。 官邸内部原为日武装饰，因宋美龄不喜欢日式卫生设备，曾令人修建西式卫生间，内部摆设十分典雅，有价值连城的古董、精美的中式家俱、西式壁炉。据曾出人官邸的人士透露：这里每样家俱都非常值钱。官邸中挂了许多画，有名画，也有宋美龄的画。那些画中，有一幅是带毕加索抽象派风格的一头猪。这幅画，有一个来历：有一次，蒋介石看见宋美龄在画画，觉得她总是画山水，想试探一下能否画一些新的题材。那年是猪年，便要来美龄画猪。宋美龄毫不含糊，三下五除二就勾画出一头猪来。宋美龄颇为得意，这幅画也因此悬挂在住宅中。 宫邸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应有尽有，这里的电讯设施比一般电信局的犹有过之，如收发报、高速传真、数字式交换机等设备样样俱全，或许比不上美国白宫那样现代化，但是据说比韩国总统居住的汉城青瓦台官邸，则要齐备得多。 宋美龄一回来，不仅士林官邸有了女主人，蒋介石在政治上也多了一位重要助手。 蒋介石是离不开宋美龄的。在抗战期间，靠宋美龄和美国人周旋；如今，退居台湾这个弹丸小岛，”退无死所”，只有稳住台湾，才能进而谈反攻大陆。因此，蒋介石对美国的依赖与日俱增。而与美国人打交道，正是夫人宋美龄的强项。蒋介石怎能忘记，抗战期间，是她访问美国，呼吁立即援华，很有办法地博取美国国会议员们的同情。她对那些上了年记的参议员们大灌**汤，以致当时想先集中全力把欧洲战事了却的马歇尔将军向记者惊叹说，蒋夫人是他所见到过的最难对付的说客。 一个被她述得神魂颠倒的美国记者写道：”她那乌黑的眼睛犹如清澈见底的一汪清水；皓齿微启，发出美妙的乐章；纤雅的双手犹如夏夜微风中婆娑的荷叶。”还有开罗会议！在那次使蒋介石在国际上的声望达到顶点的会议上，若没有夫人相助，他真不知道该怎么熬出来。以至于罗斯福在返美后，对记者说：”在开罗，我所知道的都是蒋夫人向我讲的她的丈夫如何如何，以及她是怎样想的。她总是在那儿回答所有的问题。我可以了解她，却根本看不透蒋先生。” 宋美龄独特的魅力的确给蒋介石的外交增色不少。据猜测，”飞虎队”将军陈纳德长期热衷于支持中国抗战的重要情感原因就在于宋美龄。陈纳德在日记中曾记述了1937年他与宋的会面是他”终身难忘的会面”。当蒋夫人仪态万方，迈着轻盈的脚步走进房间，兴趣极高地发出咯咯的笑声时，陈纳德”完全给迷住了”，”她对我将永远是公主”，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遇到”另一个能使他那么仰慕，那么尊敬和那么爱恋的伙伴”。后来陈纳德娶了战地女记者陈香梅，还是宋美龄作的大媒。 据说蒋介石的”夫人外交”也曾给他难堪与尴尬。1942年8月，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访华。为取悦于威尔基，国民党政权予以”盛情款待”，宋美龄也施展了自己的魅力，威尔基带着成年人的激情，倾倒在宋美龄的石榴裙下。为了继续他们的”友谊”，威尔基提议宋美龄对美国作一次友好访问，在与宋美龄最后一次会晤时不停地要求她”明天”同机赴美。 据当时陪同威尔基访华的美国出版界大亨、《展望》杂志创办人迈可·考尔斯回忆，威尔基跟第一夫人宋美龄的”联系”倒真别开生面！ 迈可·考尔期后来出了一部书，叫《迈可回望》，书中道及这一别开生面的中美”感情上的密切联系”：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中国。宋子文那幢现代化豪 华巨宅，是我们在重庆六天的总部。 六天的活动相当紧凑，有威尔基和蒋介石委员长——国民政府领导人之间的数次长谈；有政府官员的拜会活动；还有委员长和夫人每晚的酒宴。其中，夫人的仪态和风度，令我和温德尔（威尔基）两人都感到心神荡漾。 有一晚在重庆，委员长为我们设了个盛大的招待会。在一些欢迎词之后，委员长、夫人和威尔基形成了一个接待组。大约一小时后，正当我与宾客打成一片时，一位中国副官告诉我温德尔找我。 我找到威尔基，他小声告诉我，他和夫人将在几分钟后消失，我将代替他的地位，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做掩护。当然，十分钟之后他们离开了。 我像站岗似地钉在委员长旁边。每当我感到他的注意力开始游荡时，就立即慌乱地提出一连串的有关中国的问题。如此这般一小时后，他突然拍案传唤副手，准备离开。我随后也由他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温德尔和夫人去了哪里，我开始担心。晚餐过后，不久，中庭传来一阵巨大的吵杂声，委负长盛怒狂奔而入。伴随他的三名随身侍卫，每人都带了自动步枪。委员长压制住他的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礼。 ”威尔基在哪？”礼仪结束后他问。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尔基在哪？”他再次询问。 ”我向你保证，委员长，他不在这里，我不知道他可能在哪里。” 我和侍卫们尾随其后，委员长穿遍了整栋房子。他检查每个房间，探头床底，翻开橱柜。最后，他对两个人的确不在屋里的事实感到满意后，一个道别的字没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见到温德尔站在一排射击手前的幻影。由于无法入眠，我起身独饮，预想着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凌晨四点，出现了快活的威尔基，他就像一个自傲如刚与女友共度一夜美好之后的大学生。一幕幕叙述完发生在他和夫人之间的事后，他愉快地表示邀夫人同运华盛顿。我怒不可遏地说：”温德尔，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 我列举一切理由来反对他这个疯狂的念头。……威尔基听了气得跺脚离去。当时我已经非常疲倦，于是倒头便睡。 我八点醒来时，威尔基已在用餐，我们各吃各的， 半句话没说。九点钟他有一个演讲。正当他起身准备 离开时，他转身对我说：”迈可，我要去见夫人，告诉她 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华盛顿。” ”哪里可以找到她？”我问。他腼腆地说：”在市中 心妇幼医院的顶层，她有一个公寓。那是她引以为自 豪的慈善机构。” 大约十一点，我到医院要求见夫人。当我被引进 她客厅后，我愚钝地告诉她，她不能和威尔基先生一起 回华盛顿。 ”谁说不能？”她问。 ”是我，”我说，”我告诉温德尔不能带你同行，因为 从政治上来说，这是非常不理智的。” 在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之前，她的长指甲已经朝我的面颊使颈地抓下去。她是这么的用力，以致在我脸上整整留下了一个星期的疤痕。 这件事，是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已无法知晓，也没必要深究。反正50岁的威尔基一回国，便把访华感受分十次在报上发表。在谈及中国”第一夫人”时，他不无崇拜地说： 她的才能出众——请恕我这种带有个人感情的说法——以及她对中国的献身精神，在美国是众所周知的。她到美国不仅会受到大家的爱戴，效果也必然可观。她的话比任何人的话都有分量。她具有才智和魁力，还有慷慨和谅解的胸怀，她的仪容优美，风度文雅，她的信念炽热，正是我们需要的人物。 在威尔基的推荐下，罗斯福总统发出欢迎宋美龄访美的邀请。蒋介石当然希望夫人能去美国拉拉关系，多争取一点援助。同时蒋介石还担心身体状况不好的宋美龄患有癌症，让她赴美检查身体。 这样才有了1943年宋美龄”访美盛况”，事后蒋介石常常夸奖宋美龄的才能，说”她的能力顶得上二十个陆军师”。 1948年赴美乞援，是在宋美龄失去”桂冠”前。这位爱权的夫人一回来，蒋介石就紧锣密鼓大搞”复职”活动。 经过一番巧妙运作，请蒋介石”复职”的呼声越来越高。3月1日应”非常委员会”的”要求”，蒋在台北复行”总统”职权。 宋美龄身着黑色旗袍、满面笑容地陪同蒋介石参加”复职”仪式。她又当上了”第一夫人”。后来由于蒋介石难改他的独裁本性，置”宪法”于不顾，一而再，再而三地”当选”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于是夫唱妇随，她又当了25年的”第一夫人”。 然而，此时台湾政治权力正在发生承传变化，宋美龄无奈地意识到，她对大政方针的影响明显降低。 在惆怅与失意中，宋美龄仍不忘展露余威，因此活动并没有减少。 宋美龄到台湾后，发起”**抗俄妇女救国运动”。搞妇女工作，做妇女领袖在国民党内当然是她的专项。妇女运动也无什么实绩，妇女们对此也无多大兴趣。围聚在她周围的只是一批爱吃政治饭的妇运专业户，其中不乏出人头地者，如主持台湾妇女界十年的王亚权、钱剑秋。宋美龄之重视妇女运动，不是为提高妇女地位，解决已成为社会问题的妇女问题，而是把妇女界作为发表政见，影响”中央”决策的主要政治舞台。 作为”第一夫人”，宋美龄在蒋介石参与的外事场合和外出视察时均相伴左右。蒋介石接见外宾时宋美龄是”夫人、助手、翻译”。在蒋介石的浙江话和英语之间，她是最适合的翻译；在蒋介石向外宾发表见解时，她是蒋记思想和观点的最好解释者；蒋介石宴请外宾时，她是名符其实的女主人。据说在蒋介石晚年病重时期，一些非蒋介石出场不可的外事场合，就由宋美龄代替主持。 宣传蒋介石，为国民党当局辩护，也是宋美龄返台后的主要活动之一。宋美龄发表过不少文章，做过多次演讲，宣扬自己的**主张，吹捧自己的丈夫蒋介石。 去美国活动，更是宋美龄返台后的主要活动。中美关系紧张时，台湾受到美国的重视，宋美龄到美国后还有一定市场，官方和民间右翼人士还给她捧场喝采，因此还能给台湾搞来一点美元（援）。不过，在对美外交上她已失去大陆时期的主导地位，而由蒋经国全盘控制。此外，对台湾政治气氛的不适应，也驱使宋美龄去美国活动活动，当然，不是活动美元（援），而是回”娘家”调剂一下。 为保持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宋美龄还大力在台北官场培植”夫人派”。对于出名的宋氏三姐妹，有一句既简单又含义深刻的评价：大姐爱钱，二姐爱国，小妹爱权。爱权的小妹说过：”我想起这些官员起先颇为意识到我是个女性，但是后来我全心地投入丈夫的事业，他们就不再视我为一个女性，而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在大陆时期，国民党官场就有不少人意识到宋美龄的权力价值，自觉不自觉地走拢到她的身边。 ”夫人派”到台湾后走向明朗化，一批骨干纷纷出任要职。形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大失败带来的大改组。蒋介石逃台后，开始有计划地让儿子蒋经国继承父业。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不宜再像大陆时期，事事由自己出马去争去抢，而是改变策略，让心腹、随从、助手出任要职，以保持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余威。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美国行动的重要性” 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外交”主力，主要任务是争取美国对台湾当局的支持，多次赴美演讲，讲其”反攻大陆”的信心，利用其影响要求美国协防台湾，干扰中美华沙谈判，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 1.海峡上空的云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8年近十年当中，国共双方在东南沿海，尤其是台湾海峡几乎无日不在剑拔弩张中度过的。其中由对峙升级为战斗行动的主要有1949年的”金门古宁头之役”，1954年至1955年的”大陈岛之役”和1958年的”八二三炮战”。 自1949年发生”金门古宁头之役”后，时隔数年，到了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蒋介石订立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图谋通过此条约使台湾”中立化”，由联合国”代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不能坐视美国的险恶居心而不顾。于是1955年1月，**一声令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浙江一江山岛发动进攻，陆海空协同作战，全歼了国民党守军1000多人，解放了该岛。 美国国会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然敢”在老虎身上拔毛”。国会通过了”共同防御条约”，并加强在台湾海峡的兵力，实际上是想对中国造成”划峡而治”的局面。 一江山岛解放，大陈岛与一江山岛唇齿相依，立即失去了屏障。蒋介石胁迫大陈岛居民撤往台湾，造成”大陈岛浩劫”。 依美国当时的意图，仅是想给蒋介石提供一顶保护伞，给其保护之盾而不给其进攻大陆之矛，有意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对此蒋介石坚决反对。 1955年1月7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表示”只有伸张正义才能克服侵略危机，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领土”，”曲解台湾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两个中国的主张荒谬绝伦。”这一席抱定”反攻大陆”信念，反对”一中一台”的主张使美国十分恼火。因为他们印象之中的驯服羔羊突然长出了犄角。 1955年4月24日，蒋介石与宋美龄亲自到马祖视察，既是为鼓舞士气，又是向美国示威，金门、马祖是蒋”反攻大陆”的前沿阵地，蒋决不放弃。在此问题上，宋美龄与蒋介石保持一致，对于国际上一些邪恶势力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宋美龄也深恶痛绝。1955年2月26日，宋美龄在接见美国《克利夫兰新闻报》记者福亨女士时说：”两个中国政策很像是信奉两个上帝”。 在”大陈岛之役”之后的几个月里，台湾海峡局势依然十分紧张。蒋介石动用了三分之一兵力来保卫金门、马祖。到了同年4月，在万隆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强烈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割裂中国领土的企图，要求美军撤离台湾海峡。同时，周恩来又将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同美中关系区分开来，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5月13日，回国后的周恩来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提出：解放台湾可能有两种方式，即战争与和平。中国政府在可能的条件下愿意以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美国对此颇感兴趣，于是同年8月，中美在华沙开始大使级会谈，进行正式谈判。 这对相互间已存有不信任感的美蒋关系来说，不啻一个晴天霹雳。面对如此局势，在1955年至1956年间，宋美龄利用其所处的地位和影响，积极活动，以求弥补。她多次发表讲话，在各种场合无不积极鼓动人们要有牺牲精神，旨在鼓舞士气，强调台湾增强自己的实力，反攻大陆，以求”天助自助”。同时，羔羊毕竟是羔羊，她没有忘记求助于老朋友美国。她在1955年1月29日《致美国妇女国家安全问题座谈会电》中称：”任何国家在求其自身生存之际，必须同时能为其坚守公平、正直与人道原则之国家觅取生存。”这实际上是哀求美国人：你们在讨论自身安全的同时，可千万别忘了我们这样的小友的生存。为了使美国人相信她的希望是真诚的，11月27日，她在《美国以外》的电视节目中，重弹”光复”中国大陆老调，”我们曾经努力，并在继续努力，为我们的未来建立力量。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深知此次战斗是长期的，而且必须是不惜牺牲的。” 到了1958年，国共双方内部都发生了一些新变化。新中国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台湾方面，蒋介石通过处理”吴国桢案”与”孙立人案”，消除了内部不驯服势力，台湾岛内局势比较稳定。在美**事援助和经济援助方面，也产生了相当的效益，其实力有所上升。面对双方实力的变化，蒋介石、宋美龄顿时信心倍增，”**抗俄、光复大陆”之念大炽，由此台湾海峡又兴风浪。尽管美国不支持蒋介石对大陆进行”反攻”，但在此期间，”协防”台湾的美军司令部仍然将”斗牛士”导弹部队开进台湾，对大陆进行”导弹威慑”，台湾海峡上空充满了火药味。 2.故地重游，故伎重演 在这紧张时刻，宋美龄显得有些心神不宁，坐卧不安，心中又在策划着一次对美行动。果然，到了1958年5月下旬，宋美龄又一次亲自出马，启程奔赴美国。表面上她以因蒋经国不断升迁，她不胜其烦，同时身体状况不佳，去美国休养为由，实际上到达美国之后，这位”病人”未见丝毫病态，反而还异常活跃，不断作巡回演讲，有时一个月里演讲三四次。 7月10日，美国密歇根大学授予宋美龄荣誉博士学位。她在接受荣誉学位的典礼上，作了题为《生活在苦难中》的长篇演讲。她对听众说：”**否认神的存在，并且从神那里窃取许多人性的哲言或基督的教义，**者窃取神的意识之光和理性之光。于是**似乎激发了人类所希望达到的想象。其实，**正是以暴力来否定这种希望。”接着她以东德、波兰、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动乱为例，宣称苏俄和**所控制的地方，现在正在以奴役和集体屠杀的方式进行着大规模的清算和整肃。”其规模之大，甚至超过当年希特勒有系统地消灭犹太人的野蛮行为。” 7月16日，宋美龄先后接受了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邀请，到该会各作了一次演讲。在参议院，宋美龄以《美国行动的重要性》为题，发表演讲，她说：”自一九四六年以来，除去两三个例外行动之外，自由世界不幸始终处于守势地位，历史显示出那些受到鲸吞蚕食而仍想保持被动和怯懦的人总是要失败屈服的。”接着她大谈”美国行动的重要性”，吹捧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委员先生们”负着擘划美国外交政策之巨而且重之责任”，不论他们”规划出何种途径，无不影响整个自由人类之前途。”她越说越起劲，使尽了浑身的解数，去说服这些委员们。 讲到得意之处，她竟一时忘了自己仅是身处台湾这弹丸之地的地位，以为自己仍似1949年之前一统中国大陆之显赫处境，竟代表”全中国人民”向这些议员先生们致谢，并向他们保证”自由中国人民以及那些暂时被关在中国大陆铁幕之后的不敢伸张其要求的人民”将与他们合作，”只要我们振臂一呼，中国人民必然会群起而响应。”这些话说得太轻松，似乎大陆政权仅是一个纸糊的人儿，一戳即破，一推即倒。这使得美国议员先生们不得不对从宋美龄那两片俏薄而美丽的嘴唇中光涌而出的言辞的可信度大打了折扣。 7月17日，宋美龄应邀在美国记者联谊会上谈”对**危险性的认识”。她从赫鲁晓夫三个预言被证实说起。这三个预言是：1957年初料定西方在中东遭受惨败；大西洋联盟的瓦解；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预言已应验，大西洋联盟的问题，由于法国**在国会的雄厚势力，也可能被证实。这样，”苏俄目前的和平宣传攻势，含有一种戏弄和威胁的意味”。她设想美国面对苏俄和平攻势与核大战这两种危机的反应，并反问记者们：”我今天所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击败共党的不断挑战？” 7月21日，宋美龄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午餐会的演讲中，对7月17日自己所作的设问以题为《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演讲作回答。她说：”世界局势演变到今天这个样子，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解决问题呢？”她认为，”要克制苏俄的计划，其答案就是协助和鼓励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大陆上的亿万人民，在精神上、政治上、特别是在军事上群起而反击。如此，共党将无法利用亚洲庞大的人力特别是中国大陆人力来侵略自由世界。那些一度跟着**走的知识分子，现在终于感觉到了他们所处的情形无法忍受而开始不听命令。”最后，她以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名言，赠送给参加午餐会的人们：”莫饮泣，莫激愤，当了解，当行动。” 正当宋美龄肩负游说重任，在美国四处积极活动，施展”口舌魅力”之际，台湾海峡的形势急剧紧张起来，8月6日，台湾”国防部”宣布：台湾海峡高度紧张，命令部队进入紧急戒备状态。8月17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决定炮击金门，攻而不取，目的在于粉碎美国”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同时打击蒋介石、宋美龄”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 8月23日，随着**的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福建沿海炮兵阵地万炮齐发，火力的猛烈密集”与攻击柏林的炮火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八二三炮战”是两岸武力对峙的顶点，以后便由军事对抗转向冷战对立。 ”八二三炮战”首先震惊了整个台湾岛，蒋介石虽早就预料到此场战争不可避免，但仍是准备不足，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极度的惊恐与愤怒之下，他命令俞大维向”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司令史慕德提出两项要求：一是美军尽一切力量协助，且增强外岛的防御，协助加强外岛的运补能力；二是建议美国派海军顾问与台湾协商运输问题。 8月27日，9月4日，蒋介石两次致电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立即采取具体有效的行动，此时正在美国的宋美龄更觉得自己任务之重大。在金门炮战以后直至1958年底，宋美龄顾不得旅途之劳顿，在美国各地奔波，竭尽全力继续进行**宣传，公开演说达到7次。 8月28日，在美国律师公会第八十一届大会的午餐会上，宋美龄发表了题为《不加分辨的乐观》的演说；9月3日，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演说，题为《对当前局势的认识》；11月16日，她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滩城作了题为《晚，犹未太晚》的演讲；11月17日，她出席全美**大会，发表《魔鬼虽恶，人性不会灭绝》的讲话；11月19日，她在美国罗德岛新港海军大学讲演，分析维系和平的最确实方法。12月9日，她针对大陆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表题为《匪对农民残酷剥削业已失败》的演说，以答谢邀请她出席美国农会联合会第四十届年会的主人。 一时间，美国上至国会，下至各州各地方，四处都留下了宋美龄的身影，各种场合皆能听到她那富于煽动性的演讲声音。这一时期，宋美龄在媒体中露面的频率恐怕要比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还要高。在这一系列演讲中，她不厌其烦地讲斯大林。赫鲁晓夫所推行的外交、内政政策，也讲金门炮战和台海关系，对大陆推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攻击更是不遗余力。与此同时，她还介绍台湾”解决土地问题及改善农村状况”的方案。此后几年，她不止一次地在”公社制度”上大做文章，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反攻大陆”进行舆论准备，争取岛内外**势力的支持。 1959年6月14日，在旅美长达14个月之后，宋美龄准备返台。在夏威夷大学她接受了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接受仪式上，她又抓住机会，讲演《思想摹拟之害》，主张独立思想，反对环境思想。认为”目前有一种倾向，个人让他自己在思想上完全为环境所同化，而摒弃一切外来的影响，甚至除了刻着环墙柱上的东西外，拒绝接受接触一切新的情操和新的思想。”提出”强调思想的集中主义，而不应仅只重视一种思想，摒拒其他思想，这是自由世界为对抗共党以瘫痪人心智的任何一种思想来控制思想的手段。” 回顾宋美龄此次美国之行，她负有游说美国的任务，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她的目标绝对不仅仅只是大谈”美国行动的重要性”，要求美国协助台湾保卫金门、马祖，而且要求美国当局，协助她的丈夫蒋介石，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实现她和他梦寐以求的再次踏上大陆土地的追求。宋美龄肩负的责任，是试探美国对此一梦想，此一行动的支持程度。 3.收效甚微 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早在1955年就同意美军协防金门、马祖外岛，这已经是美国对蒋介石友好宽容态度的最高极限。艾森豪威尔在面对当时日益严重的中东复杂局势的同时，已有些力不从心，无暇兼顾两边。他认为没有必要在处理中东这一”烫手的山芋”的同时，再在太平洋上轻启战端，直接对抗新中国，否则无疑是自己给自己”火上浇油”。所以宋美龄几次三番，三番几次地在美国各种场合游说，并且用犀利的措辞来刺激美国赶快行动，要美国立刻对**还以颜色，但是，这类的刺激显然收效甚微。 ”八二三炮战”使来美龄觉得可以以此为借口进一步试探艾森豪威尔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态度，可以刺激美国有所作为，但很明显她的热望落空了。美国从始至终没有表露出和新中国爆发正面冲突的任何意图，毕竟这是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相违背的，特别是”韩战”的失败使美国人清醒地认识到，新中国不好惹。宋美龄又遭遇到和几年前，也就是1948年同样的命运，她是一个无法忍受挫折，忍受冷淡待遇的”名门淑女”，为此她的心境一落千丈，陷入极度低潮的阶段。 可是”下雨偏逢屋漏”，就在她的心情开始萎顿的同时，两个更坏的消息传来了：一个是1958年7月，她在美国的友人陈纳德将军过世。陈纳德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最诚挚的友人，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飞虎队”，为蒋介石抗日出过大力。国民党政权退到台湾之后，陈纳德也到过台湾，与夫人陈香梅在台北武昌新村租了一幢房子，他的民航空运队也继续为台服务。1957年8月29日，陈纳德在美国作发炎的肺组织切除手术时，切片检查中发现了癌细胞。以后又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发现了恶性肿瘤。1958年7月15日，艾森豪威尔说服国会，晋升陈纳德为中将。这时候的陈纳德早已骨瘦如柴，高烧不退，气息奄奄。宋美龄闻讯后，特地赶到医院去看望他，他想说话却有气无力。宋美龄立即止住他，说：”上校（宋美龄一向如此称呼陈纳德），不要说话，这次，由我说”。7月27日，陈纳德去世了。宋美龄伤心不已，一方面是因为难过好友的过世，一方面也是哀怜自己的美国之行毫无结果。 另一个比这个更坏的消息，也是最令人气馁的是：美国不但对宋美龄的言语无动于衷，而且显现出对新中国的极大的兴趣。就在宋美龄尚在美国访问的1958年9月15日，美国开始和中国在波兰的华沙进行了首次接触性谈判。在两次会谈中，中国代表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而美国则主张中国应该首先停止对大陆沿海国民党占领的各个岛屿的炮击。双方由于争执不下、各不相让而未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但是却开了中美接触，讨论台湾问题之先河，为日后中美关系正常化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蒋介石对中美华沙会谈的气氛十分敏感，但为了先声夺人，在华沙会谈举行的同一天，他宣布派空军轰炸中国大陆沿海的城市以及重要的军事要地，以示对华沙会谈的强烈不满。美国于是派国务卿杜勒斯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到台湾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双方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在这个联合公报之中，蒋介石暗示”台湾将放弃”武力反攻大陆的计划而改用三民主义的方式来完成”恢复中国自由的目标”。蒋介石的此一让步实属无奈之举，一来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如不让步则无法换取美国政府对中国大陆沿海诸岛的（国民党军队控制之下）防卫条件。二来也是蒋介石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对”反攻大陆”的信心有些不足了。 蒋介石从此再也不喊什么”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在以往，每逢节日，蒋介石照例要向全岛发布文告，高喊此类口号）。”反攻大陆”，至少在国际社会上，是不再有人相信它的可行性和现实意义，而仅仅只是蒋介石心中可以空想、不敢公开落实的一场白日梦而已。 尽管如此，台湾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当务之急，那就是确保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而蒋介石自然把这一使命，交给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亲自办理。 在这个问题上，宋美龄总算是不辱使命。她通过美国国会议员，以及美国朝野人士的关系，加上孔家亲戚动用”美国百万人委员会”的力量，积极地在美国纽约运作关于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议案的行动。就在1959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支持台湾的联合国会员国，否决了印度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会案。4个月以后，在”百万人委员会”的会议上，该会重申了反对新中国人会的一贯立场。 尽管在这次的联合国争论中，台湾算是险胜，可是，这对长期以来始终不顺利的宋美龄的外交活动来讲，已经是一个难得的胜利成果了。每每遇到挫折，宋美龄总会回想这次”辉煌的胜利”，聊以自慰。在整个50年代末期，宋美龄的一个基本策略是在联合国的问题上，绝对不予以退让，而美国基于新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迄今未能软化，所以也一贯对国民党当局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持支持态度，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却视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为其最大月、最重要的外交任务，并把它提到外交日程上来。因而，相对于美国而言，加人联合国问题成为美国始终牢握在手的，对新中国最具优势的一张王牌。但是那种状态并未持续很久，到了1972年，对于宋美龄来说，最为沉重的打击终于来临了，这都是后话。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联合国代表权保卫战” 晚年宋美龄主要的政治活动仍以美台关系为主要内容。保住台湾蒋介石政权在联合国的位置，频繁奔走于美台之间是她的主要任务之一。正如台湾某人士所说：”宋美龄在历次联合国会议中国（台湾）代表权的保卫战中出过大力。” 宋美龄精心策划的”联合国代表权保卫战”历时20多年，前后一波三折最后以失败告终。 1.拉开架势，初遇挫折 早在1956年8月，宋美龄就发动她在美国的亲朋好友以及亲台人士组织了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拉开了保卫战的序幕。这个集团鱼龙混杂，包括筹措基金的人，组织集会的人，打电话的人，外勤记者，跑腿的人，政论家，国会议员，五角大楼的将军和实业界巨头等，它是个经济实力雄厚和煽动性很强的组织，专门进行低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声誉，阻止其进入联合国的活动，它的管理工作、方针和主要财源都不是美国政府提供的，而是由宋美龄的家庭和台湾当局支持和控制的。 由于宋美龄信奉基督教，并且经常”布道”，所以该组织的成员大都认为自己是为”上帝的更大光荣”而努力，或是为了”民主制度的生存”而工作的。但实际上，它是台湾当局对美宣传的”喉舌”。 在50年代的美国，到处都流传着”院外援华集团”的字眼，加入该集团成为一种时尚。美国人马奎斯·蔡尔兹曾经指出：”凡是对这里的事情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相信，一个强有力的院外集团对国会和行政部门施加了不寻常的影响。在外交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外国的代理人和外交代表施加这样压力的类似事例。国民党中国使用直接干涉的手法的规模是极为罕见的。” 这个集团中的许多活跃分子的家人或前辈曾经在中国当过传教士或做过生意，他们认为自己的遗产正在被抛弃，有些人则在台湾各地建有造纸厂、铝厂和电子产品装配线，他们认为自己的财产受到**中国的威胁。总之，他们都是”苦大仇深”，在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中都”奋不顾身”。 同年，在宋美龄的支持下，美国的一些**人士又组织了”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和”援助**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曾发表大量文件，敦促美国政府向台湾提供更多援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持否定立场。”援助**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的理事会中有一些有势力的人物，如美国劳工联合会第二副主席戴维·杜宾斯基，可口可乐出口公司董事长、前任邮政部长詹姆斯·法利等，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则是由进口台湾纺织品的大商人操纵的。 宋美龄对遍地开花的**组织还不十分满意，1952年8月，她亲自飞往华盛顿，充分显示其外交手腕，与她的老朋友亨利·卢斯等人创建了”中国游说团”（又称”百万人委员会”）。它的宗旨直接写明是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人联合国，后来游说团改名为”支持自由中国委员会”，直到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它仍然在进行游说活动，争取民间对台湾的支持。其成员中有23位参议员，83名众议员，和一些三军将领及许多实业界巨头，有些知名的华侨、华人由于对中国**的误解，对孙中山爱国情操的崇敬。对”中华民国”过去称号的依恋，加之误信了宋美龄和台湾当局的宣传，也加入了”中国游说团”。”中国游说团”在70年代以前，在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方面确实”功勋卓著”。 这个时期的宋美龄可以说是春风得意，看着自己的努力结出”硕果”，她喜不自禁。 可惜”良辰美景不长在”，这种情形持续了近10年左右，风云突变。自1963年以来，许多与台湾当局有”邦交”的国家，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就连台湾”最要好的朋友”美国，自民主党上台以来，与台北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国务院远东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倡言对**”封锁而不孤立”，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艾利诺·罗斯福建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代表中国，肯尼迪及约翰逊皆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一时间，风声鹤唳。蒋介石担心美中关系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影响他在台湾的统治地位，于是想方设法加以反对和阻挠，并将此事交宋美龄亲自督办。 宋美龄从1965年9月抵美，到1966年10月返台，在各种场合讲话达20次之多。她竭尽贬损人民政权之能事，制造舆论，阻止美中关系改善，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宋美龄抵美后，红地毯再次为她辅开。台北”驻美大使馆”为1500多名重要的政客和院外援华集团说客们举行招待会，宋美龄成了招待会的主人。她乘专机从纽约飞往华盛顿，受到国务卿腊斯克夫人的欢迎。她乘高级轿车来到时髦的克洛拉玛路专供她下榻的漂亮大厦，这座大厦离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住宅仅咫尺之遥。她与最高法院法官拜伦·怀特、参议员托马斯·多德接触频繁；她在白宫与伯德夫人一起喝茶；她与林登·约翰逊促膝谈心，她…… 9月22日，宋美龄应邀出席了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午餐会。这次午餐会上的演说，宋美龄不再采用以往那种乐观和肯定的语调，她一改既往，用沉深、激昂的语音告诉听众：”任何时代场合，自由非廉价可以得来”。她甚至表示： 为了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这种并非新奇的真理和思想，时常被那些醉于宴乐的人、愤世嫉俗和故意偏私、别有用心的人视为不合时宜的陈腔滥调，而它却荣回在我心里已数不清多少次了。每次都留下一些惨痛的回忆。冷酷的事实乃是：希望放弃它，设法逃避它，颠倒是非和摇尾乞怜都不能以廉价买到自由。 一位贵宾在酒席宴上说这些晦涩而悲枪的话，十分有煞风景，但是美国人将”反攻大陆”一类的壮志豪言斥之为陈腔滥调，使宋美龄愤愤不平。为了报这一箭之仇，她也顾不得许多，顾不得合不合宜，在议员面前骂将起来，发泄一下，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10月上旬，宋美龄在纽约参观了世界博览会。”双十节”在纽约举行的中美联谊会庆祝宴上，她引用《圣经》中的一句话”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让人们打开人类心灵，以使人们不致为了世俗的些许财货，把自己出卖给无神论和伪善不可知论者而自堕于恶行”。她以此含沙射影，谴责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暗喻英国是为了40块银币出卖自己，出卖台湾的”犹太”。 29日，宋美龄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卫斯里安大学讲话，进一步直接批评美国外交政策态度怯懦，以及用拖延、侥幸的手法对待新中国。 10月21日，在旧金山联邦联谊会上她发表演说，警告美国当局要”小心”，”不要走上耻辱之路”。在”美国广播公司”《问题与答案》电视节目记者访问她时，她一方面承认台北实际上并不代表中国大陆的大部分中国人民，但又表示不能想象一旦投票，台北不能在安理会中享有常任席位的情况。 总之，宋美龄此次访美与以往表现截然不同，一改过去委婉、充满溢美之词之常态，不留余地地指责美国。由于她的演说内容总是些”反攻大陆”，”不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大席位”等陈词滥调，已经缺乏初始那种引人入胜的魅力了。连宋美龄自己都承认，她现在是一个没有号召力的唠叨的老太婆角色。 2.被摒出局，无可奈何 尼克松人主白宫后，台美关系更是江河日下。早在1963年ic月，尼克松就撰文暗示结束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地位的时刻指日可待。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对关岛作暂短访问期间发表一项声明，指出：美国将执行条约规定的义务，但是美国越来越希望亚洲盟国处理自己的防御和安全问题，除了核武器的威胁以外。1970年2月，尼克松向国会提出的第一个外交政策报告中说：”长远来说，如果没有拥有7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想象的。”同年10月，尼克松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时称：”如果说我在死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这实际上是向新中国发出的改善中美关系的明确的信号。 与之同时，他采取一连串实际行动：允许具有特殊身份的美国人以观光名义访问中国大陆；允许美国人购买非以商业为目的的大陆商品；准许美国海外分公司往第三国和中国大陆进行非战略性物资贸易；同时停止提供f-5型飞机给台湾，停止美国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恢复中美华沙会谈等等。 对于尼克松的举措，宋美龄不禁心急如焚，但又无可奈何。在美国停止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之后，台湾当局对此提出质问，美国则以经济困难，难以继续维持作回答。宋美龄指责此为适词，对中美华沙会谈，台湾当局提出严正抗议。 正在此时，一个更沉重的打击来临了。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透露，他已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享利·基辛格博士秘密到中国同周恩来会谈，还说已接受了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国大陆的官方邀请。他说：”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寻求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台湾当局事前对此一无所知，就在尼克松宣布接受邀请前20分钟，台湾当局”驻美大使”沈剑虹才从国务卿罗杰斯给他的电话中得知此事。据他回忆说：”这件事实在令人震惊。””有几分钟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我简直不能相信方才听到的话是真的。”当他将此事告知蒋介石、宋美龄时，两人先是震惊得一言未发，接着便是极端的愤怒。在此情绪之下，蒋介石、宋美龄立即指使杨西昆约见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向他提出强烈抗议，并称尼克松的举动是最不友好的行为，必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同时还指示沈剑虹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抗议。 沈剑虹在拜会美国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格林时，向他转述了宋美龄、蒋介石是如何愤怒、困惑和震惊的情况。格林答称：尼克松如此行动的目的在于缓和东南亚紧张局势，并保证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所采取的行动决不会以牺牲台湾的利益为代价。 1972年2月zi日至2月28日，尼克松正式访华。2月27日，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其中声明： 美国认识到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毫无异议。它再次表示关……的是，中国人民自己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基于这种认识，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回全部美**队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美国将逐步减少在台湾的军队和军事设施，以减轻地区间的紧张局势。 这番话的用意十分明显：从现在起，蒋介石政权就要自己靠自己了。 台湾立即对此作出反应。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常会，专门讨论尼克松访华问题，提出要斗志不斗气，要坚定**信心与决心，不动摇，不妥协，要自强自立。此后，又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对于尼克松北京之行发表声明称：”勘乱**””国策”决不改变，不承认中美间任何协议，大陆**是”叛乱集团”，无权代表中国。 当《上海公报》否定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提出中美关系正常化时，蒋介石、宋美龄一时相对无语，多年来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宋美龄当时指示”行政院”就《上海公报》发表声明，称此协议无效，让台湾各界庄敬自强，对”反攻复国”应具有充分信心。同时她又电令沈剑虹立即会晤尼克松，当面澄清《上海公报》中未提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引起的不安。尼克松则保证说美国决心遵守对”中华民国”的承诺。蒋介石、宋美龄听后感慨地说，从此以后，我们更要比以前依靠自己了。 联合国代表大会第二十六届大会于1971年10月25日召开。早在8月2日，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就宣布：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并且同时保证台湾将不会被剥夺联合国的代表权，换言之，美国所要采取的政策是主张中国在联合国一国两席。 这一主张不但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严厉遣责和反对，而且当这一信息被”地下大使”孔令侃带回台湾后，也受到来自台湾内部强烈反对新中国人会势力的坚决反对。这一事件不但引起台湾内部的极大的震动，而且在蒋家内部也引起了一场争执。 据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侍卫官回忆：为了联合国的问题，官邸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就在台湾发生联合国代表权问题至为关键的日子里，沈剑虹几次来到”总统府”见蒋宋夫妇，然后，宋美龄开始忙碌起来： 她专心地伏在书桌上，拿了一支红笔，在一张纸上涂来改去的，不知在忙些什么。改了很久，夫人才把那张纸拿给沈剑虹取走。……稍晚，我才晓得，夫人是在批改由沈剑虹写的一篇有关台湾退出联合国的英文声明草稿，那时我才晓得，外交方面所有的重要事宜，几乎都是通过夫人参与决策并且在许多重要的文稿上，皆要经夫人过目，才能交给外交部门，送到相关的外国政府去。有人讲，夫人等于实质上的外交部长。为了那封信，夫人那天一直忙到夜里一点钟，才完成稿子的修改。我觉得她表情不似往常那样平静自若，明显有着重重心事。当时的那些天，我总觉得官邸上下，好像有什么事情不对劲，气氛不太好，孔二（孔令伟）总躲着蒋经国，甚至刻意不上餐厅一起和老先生（蒋介石）夫妇吃饭。我再回顾一下更大以前，孔大先生（孔令侃）也来过台湾，至官邸来商量什么事情，孔令侃那时住在圆山饭店；来了一阵子，就回美国去了。之后我听说，孔令侃和孔令伟他们事实上对先生父子提出所谓”汉贼不两立”，也就是只要**进入联合国，台湾就退出联合国的政策是极为反对的。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和**一起待在联合国，即使**获得了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也基本无损于台湾在联合国拥有代表权的既有地位，包括孔令侃在内的一批人认为，就联合国这个事情来看，台湾在作法上应该更有弹性和妥协的空间。 以孔令侃为首的这批人认为，要在当时艰困的国际局势中求自保，只有配合美国在联合国的运筹帷幄，争取”一国两席”，以灵活态度，将”一国两席”作为台湾的最低利益底限，而不应采取全然放弃，以亲者痛、仇者快的方式完全退出联合国的消极动作。这一主张得到了除亲美派势力支持外，还得到了包括外放的”大使”、”公使”，以至低级”外交”职员的一致拥护，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总比下旗归台要强得多。但是，蒋介石和他的儿子蒋经国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对联合国问题，台湾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否则就是纵容姑息主义，就是与虎谋皮。为此，孔家和蒋介石父子的意见有着天壤之别，两边谈得很不投机，气氛也搞僵了，把宋美龄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最后只有听从丈夫的意见，夫妻一命，和**”汉赋不两立”，并且以宣布”退出”联合国了事。 由于形势已很明朗，宋美龄想起了在1949年离开大陆之前，蒋介石转移政府财宝的预见能力，这时她又想起了转移另一种财宝，即”中华民国”自动撤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股份，总价值达5990万美元。在10月25日联合国进行决定性辨论的前一周，蒋介石下令提取所有的存款，以免落入新中国手中。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128个成员国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案并同时撤销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席位”这一提案进行表决。76个联大成员国投了赞成票，35个国家对此投了反对票，17个国家弃权。国民党代表团不愿等待痛苦的结局所带来的污辱，根据宋美龄指示，他们在投票之前就提前离开了会场。 国民党代表团团长是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周书楷，他在离开会场前说：”我愿意借此机会代表我国政府向几年来支持我们的友好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国政府将在今后几年里，进一步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将和那些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政府一起，为实现联合国基于成立的最终目标而继续奋斗。”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看来，提前离会使国民党当局保住了面子，并且能够宣布这是自己退出的，而非被联合国驱逐的。 10月27日，蒋介石发表了”为联合国通过非法决议告全国同胞书”，称”本届联合国大会，竟自毁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置公理、正义于不顾，可耻地向邪恶低头，卑怯地向暴力屈膝，则当年我国所参与艰辛缔造的联合国，今天也已成为罪恶的渊薮”，”对于本届大会所通过此次违反宪章规定的非法决议，决不承认其有任何效力”，同时又称”我们国家的命运不操在联合国，而操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对于主权的行使，决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扰。无论国际形势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从事不屈不挠的奋斗，绝对不动摇，不妥协。” 宋美龄更是为多年以来苦心经营的台美关系付出的努力一夜之间付之东流而愤懑不已。她紧随其夫，发表了《不要说它，但是我们要说》的文章，宣称：”联合国一批会员国，乃可以听任感情的驱使……采取集体行动，再度嘲弄联合国，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极为成功地敲响了这个国际和平组织的丧钟”。联合国驱逐台湾之举使蒋氏夫妇愤怒到了极点，伤心到了极点，因而对联合国进行攻击、指责，同时安抚因驱台造成的动荡的民心。 然而事情并不仅仅如此，继联合国驱逐台湾之后，不幸的事情接连发生，几乎在一夜之间，有20多个国家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任”外交部长”的周书楷深感已无”外交”可言，而”外交部”也被人讥讽为”断交部”。1972年11月17日，倍受打击的宋美龄在第22届”国际青年世界大会”上，作了题为《反击当前道德的卑怯和不健全的思想》的致词，怨恨”过去的一年中，很多政府为自身短暂的便利，甘愿屈服，背弃了他们日常一再炫耀的道德原则”，断言”历史将会裁决他们的行为是否奸诈。”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标志中美关系正常化已迈出决定性的一步，随之而来的是中日关系正常化，台湾失去这两个老朋友，”外交”上元气大伤，日见孤立，已不是来美龄在口舌上可以判赢论输的了。 3.弹性、实质”外交”序幕 面对”外交”形势的严重逆转，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宋美龄和蒋介石被迫采取应变的”外交”政策，确定了三点原则：即一是尽最大努力，维持与”友邦国家”的双边关系。二是运用各种力量，向多方面发展，建立实质性关系。三是始终不和任何**国家做任何接触。 在实质性关系方面，台湾当局意图通过与”邦交”国家的弹性经贸往来，保持与他国间的必要联系。在国际交往方面，欲维持在剩余国际组织机构和民间国际组织中的位置，与大陆抗衡。此外，还采取提供技术合作与参与国际文化体育交流的方式，争取建立”国际友谊”，并鼓动民间社团和个人从事”国民外交”，以求维持、争取台湾的”国际地位”。 这一时期，宋美龄备受打击的身心逐断好转过来。她对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心怀怨恨，觉得在维护台湾与美国的官方关系方面，她已无事可做，便开始把精力转移到经营实业方面来，争取以实业为手段，推动”民间外交”。她投资500万美元开发新墨西哥州的天然气，成为菲利浦石油公司的合伙人。1973年，投资创办休斯敦的魏斯兰石油公司及天然气公司。1974年，她组织了夏延石油公司，并控制了大信托公司、西部石油公司和阿托卡铝探公司。 在经历了对美外交，”联合国代表权保卫战”的风风雨雨之后，宋美龄又在新的战场上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外交人才”主考官 早年蒋介石的英文秘书人选是由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专门机构挑选或政府要员推荐，送到蒋介石身边的。但到了台湾之后，蒋介石的英文秘书的选定工作实际上由宋美龄拍板，这些人在蒋介石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如能获得信任，得到赏识，便可以到”外交部”获得较高的职位。宋美龄由此也就成了台湾”外交人才”的主考官。 1.必试课目是英文口语 钱复，台湾大名鼎鼎的才子，他的父亲是台湾大学已故校长钱思亮。钱复从小就显露出与众不同的才华，他才思敏捷，智力过人，年纪轻轻就已经很有成就，写得一手好文章，待到自美国攻读博士归来，则无论中文还是英文都已是无人可比了。 宋美龄早就得知此人是一位才子，可是，即使是如此一位名声在外的人才，要担任”总统”的英文秘书，还是要经过一定的考试程序。 那一次，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直接召见钱复，作最后阶段的口试。钱复的优点是稳健持重，反应敏捷，口齿清晰，英文程度自然更是不在话下。口试的时间比较长，大概作了将近一个小时。结束之后，只见钱复有些面红耳赤地走了出来。蒋介石问宋美龄：”你觉得这个青年人如何？”宋美龄很不以为然地干脆说道：”觉得他的英文还马马虎虎，算是不错了！”蒋介石知道宋美龄的意思，所谓的”马马虎虎”，以宋美龄的标准，便是可以录用了。 这样，钱复便正式进入蒋介石的幕僚群，后来正式踏上仕途。而改写钱复命运的，不是别的，正是宋美龄最后一次口试奠下的基础。钱复也不负宋美龄之信任，的确是一位青年才俊。每次”国宴”或是重要的外交场合，如果是由他担任翻译，他总给人一种大将之风的感觉，很少有翻译不清或听不懂的时候。 台湾外交界”三沈”之一的沈奇，当初即是因为口译能力强，被宋美龄一眼相中，深受宋美龄赏识，被宋美龄推荐给蒋介石作为他的英文秘书的。 宋美龄对沈剑虹的英文能力也相当赏识。当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来台湾访问，蒋介石和艾森豪威尔在”总统府”前的广场，对欢迎群众作演说，宋美龄亲自指名让沈剑虹作同声翻译。那次沈剑虹翻译得很好，从此以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就更加深了对沈剑虹的信任。沈剑虹的前途更是因此而一帆风顺，官至”外交部长”。叶公超、沈昌焕也深受来美龄赏识，都是她非常信赖的英文译员，只是他们都是在大陆时代就被用了，并没有躬逢其盛，让宋美龄直接口试，不然的话，在官场上必有更大的作为。 当上了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在其他人看来是千载难逢的幸事，但是就这些英文秘书自己而言，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有了出头之日。事实上，英文秘书也好，”总统”幕僚也罢，哪怕是一个”部长”，在蒋介石的眼中，也不过是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无关紧要的人物，并没有什么值得好炫耀的事。当过”外交部长”的沈剑虹，到了”总统府”见蒋介石或宋美龄的时候，连走路都是踮着脚尖，小心翼翼，放轻脚步，甚至是蹑手蹑脚，像溜进”总统府”准备盗窃的小偷一般。”总统府”内的服务人员每次见到他的这副模样都觉得十分滑稽。沈剑虹之所以连走路都如此小心谨慎，甚至有些恐惧，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知道蒋介石怕吵，特别是蒋介石睡午觉的时候，如果谁在这时候惊动了蒋介石，那就不得了了，轻则被蒋介石骂一顿，重则直接卷铺盖卷回家。所以在士林宫邸的地上走路，谁都不敢大声。 据沈剑虹自己回忆担任蒋介石英文秘书的酸甜苦辣道：当蒋介石出巡的时候，如有外宾晋见，则须陪侍。担任翻译工作的人必须是随叫随到，根本没有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候，有的时候如星期日，本来没有什么安排，正准备与家人和朋友出去玩玩，散散心，但只要”总统府”一个电话打来，就必须立即抛开家事赶到”总统府”去。 接见外宾时的口译工作并不难，如系一般外宾，则应酬性较大，至于”友邦使节”如美国使节或政界人物，则所谈的均是关系重大的事情，不得有丝毫的差池。蒋介石对于重要的外宾极为用心，接见前必先参阅有关部门——主要是”外交部新闻局”事先准备的背景材料，有时候还将他要说的先写下纲要，让英文秘书先行过目，以便口译时有所遵循。每次谈话后，蒋介石必然会嘱咐作成中文纪录，呈阅后再译成英文送对方作为备忘录。蒋介石对于说话、备忘录的措词十分严谨，有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后才能送出。 当蒋介石英文秘书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处理英文书信，信的内容应酬性的多于实务性的。重要的文件，一概由”外交部”起草。但有时也有例外，譬如蒋介石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往来书信中，不少是由沈剑虹根据蒋介石亲笔书写的要点，译成英文后呈”外交部”签发的。 蒋介石接见外宾有一套特定的程序，如白天都在”总统府”举行，有条无点；下午在”总统府”举行则有茶有点；如更具身份的外宾，而且是夫妇同来的，则在”总统府”设宴欢迎。至于”国宴”则分别在”总统府”大礼堂或圆山大饭店举行。当英文秘书的人例须陪侍担任口译。茶点招待的时间较短，英文秘书只有喝茶的机会，点心则只能眼看而不能动手。至于晚宴，则必须注意席间谈话，无暇吃饭，面对丰盛的酒宴，只有”望宴兴叹”，虽不至于完全饥肠辘辘，但多数时候只得半饿回家再吃些稀饭聊以补充。 每逢元旦、春节、青年节、”国庆节”等重要节日，蒋介石照例有文告发表。先由中文秘书，主要是秦孝仪拟稿核可后，交由英文秘书负责翻译成英文。蒋介石对于此类文告，用心良苦，一稿数易乃是常有之事。有的时候，中英文稿已交”中央社”签发，还需要追回修改。 如一般人所知，蒋介石并不太懂英文，所以需要有人替他口译，他与外宾会谈的时候，宋美龄往往在场，她觉得有必要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打断翻译人员的叙述而加以更改，此种情形在沈剑虹服务的十年内也曾发生过，”所幸次数不多，否则会动摇我对此项工作能否胜任的信心。”蒋介石是否完全不懂得英文，据沈剑虹回忆，蒋介石曾念过一两年英文，他的英文老师是日后作过”驻美大使”的董显光。记得有一次蒋介石在”总统府”设宴款待来自美国的某政要夫妇。席间，女宾问到蒋介石是否学过英文，蒋介石说他学过英文，但因为他的老师不好，所以没学到多少。外宾又问：谁是你的老师？蒋介石微笑着用手指着当时在座作陪的董显光说：他就是我的老师。那个晚上董显光似坐针毡般不安。 蒋介石晚年因为宋美龄的关系还记得不少英文单词和简单字句式，使他能听懂普通应酬的话。据沈剑虹讲： 我为他担任口译，因为段落特别长，末了我遗漏了一、二点以备稍后再行补译。蒋公不待我向他求助，就把这些要点重述了一遍，他如果完全不懂英文的话，怎么会知道我漏译了哪些要点呢？替蒋公担任翻译，曾有听不懂或翻译不出的时候，好在蒋夫人多半在场，她立即接口加以说明或补充。但有一次，蒋大人不在场，外宾是一位美国传教士，我虽系教会大学出身，但未读过《圣经》，蒋公在说话中提起《圣经》中的《约伯》篇，我一时不知如何口译才好，只好就字面作音译，好在对方能勉强听懂。还有一次，蒋公在接见外宾时提到”哲学”两字，我听起来好像他在讲”积蓄”，但上下文不连贯，我口译时稍加迟疑，蒋公知道我没听懂，所以他又重复说了一篇，我还是没有听懂，最后他说：是人生哲学的哲学。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蒋公说的是带浙江口音的官话。 在此十年期间，蒋公曾先后接待过约旦国王胡笙、伊朗国王巴勒维、泰国国王蒲美蓬、美国政要如副总统詹森、前任副总统尼克松，以及美国当时在位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等等。先后共有五位美国”驻台大使”晋见蒋公，这些”大使”从来不带翻译官，虽然他们早期的外交官生涯中曾学习过中文，但精通的程度仍不足以应付重要谈话，这种场合下，由我一人来回担任口译，所以有时候我自比一架电话机，惟一功能在于传话而已。 2.英文秘书的前程和秘密使命 纵观蒋介石身边的英文秘书，从大陆时代的查显光开始，接着是李惟果、沈昌焕、沈奇、沈剑虹，再到钱复，先后共有六人。从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可以看出蒋介石和宋美龄所选择的外交人才多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他们多是留洋学成回国者，他们专攻或政治、或法学、或经济、或新闻、或英文等，学贯中西，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第二，他们多属社会名士、贤达、专家、学者，往往满腹经纶，文韬武略；第三，他们多为蒋介石的同乡或与蒋、宋、孔、陈家族有亲缘关系。除了李惟果籍贯是四川外，其余五人都系江浙一带人士。董显光是浙江宁波人，沈昌焕是江苏吴县人，沈奇是浙江德清人，沈剑虹原籍是上海，钱复是浙江钱塘人。这主要是他们能听懂蒋介石的浙江官话。 除了李惟果之外，其他五人皆先后参加”外交”工作，查显光曾任驻日、美两国”大使”，沈昌焕两度主持”外交部”，还任过”总统府秘书长”。沈奇担任过驻西德办事处代表。钱复曾任”外交部政务次长”，驻美代表。沈剑虹则曾任”外交部长”，出任过驻澳州”大使”、驻美”大使”等等。他们做事多是忠实可靠，尽力效命，谨言慎行，万无一失。由此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得蒋介石、宋美龄青睐者多是忠诚可靠，机敏聪达，疏于派争之人士。惹其厌嫌者多为过于精明，锋芒毕露，狐假虎威，野心勃勃，政治**过强，立场不稳之人。 宋美龄选拔英文秘书，不仅需要他们作风正派，办事机敏，忠诚可靠，而且需要他们有较高的智能、信息灵通、知识全面、善于出谋献策，能应付紧急情况。其原因在于：外交尤其是对美外交，是蒋介石在台湾时期最为重要的”外交”内容。蒋介石、宋美龄对美国的仰赖事实上是太深了，特别是在早期的军事、经济上，可以说样样仰赖美国人扶持，仰其鼻息。因此凡是与美有关的问题皆不敢怠慢，包括英文秘书、”外交”人才的选拔上更不敢有任何疏忽，因为他们往往肩负着许多”神秘使命”。其中最关键的一项即是运送”政治献金”。 为了维系和美国的关系，许多国家都会对美国的共和党或者民主党下若干的”政治投资”，以求该党上台后的若干利益作为回报。一般来说，这种”政治投资”都是在私底下秘密进行的，为了保证秘密性，通常这类的政治捐献都是由各国政府政要的亲信亲自去处理的。当年台湾和美国政党之间的秘密交易，除宋美龄或她最亲近的孔家成员主要是孔令侃亲自执行外，其他皆需由其信任的英文秘书或其他”外交人才”奔波。 一位蒋介石夫妇身边的随从回忆时称： 每次届临美国总统大选的前夕，老先生夫妇就担心得不得了。有一回，我亲眼见到老先生的英文秘书某某，拎着一只硬壳大型旅行皮箱，从官邸正门进来要上楼。 就在他要上楼的同时，老先生恰巧打铃要我上楼，在楼梯口碰到某秘书，彼此打了个招呼，我见到他很吃力的模样，就好心好意地向前作势要帮他一起提，可是，他却很敏感地退后一步，连声说：”不用你帮忙，谢谢！我可以，我可以，你别来！”然后兀自吃力地双手拎着箱子，独自上楼。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那样神秘，我只不过要帮他提一把，没有其他的用意，而且我平时和他很熟悉，可以说是很好的朋友。后来，我从别的地方得知，原来那天某秘书来官邸，是提着一箱美元现钞，他是要把那箱现金，拿给老先生看。某秘书大概进去有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就一个人空手退出房屋。老先生的门口除了我之外，还有值班侍卫官坐在门口。如果某秘书拿出那只皮箱的话，一定难逃我们的双眼，显然那只皮箱是从老先生书房的另一扇门，由另外的人员取走了，而最可能的藏钱地点，就是老夫人的房间。 我从老夫人的亲信随从那儿知道，那笔美金是要送到美国去的，然而那段时间，台湾虽然慢慢已经脱离了美援，经济上还不算特别好，可是，台湾为什么要送钱去美国呢？那一大箱子的钱，如果全是百元大钞的话，少说也有一百万元。美元和台币的比例，在那时还是一比四十的年代，假设有一百万元，就价值台币四千万元。美国有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传统上国民党是支持共和党的，从二战后，国民党支持美国总统候选人杜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一直到台湾，老先生对共和党还是情有独钟，而我见到某秘书提着一箱子美元现钞的那次，正是美国总统选举前不久，而那次，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是尼克松。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五、“心战”主将 退守孤岛的蒋介石曾有言：要用**的方法对付**，于是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文攻武卫”开始了。用”心战”动摇大陆的军心民气，自50年代末成了”反攻大陆”的主要内容。”对大陆同胞广播”，”空飘”洒传单……宋美龄的”心战”更有独特之处。 1.政治”反攻” 在”反攻大陆”的方法上，蒋介石一直认为应包括军事”反攻”和政治”反攻”。对于军事”反攻”，屡攻屡败，不但对**无伤大雅，而且到头来自己反招致一顿狠打。所以，他对此已不抱什么幻想。在军事反攻无望的情况下，50年代中后期，蒋介石更强调政治”反攻”，政治”反攻”中又突出”心战”、”政战”。 1959年国民党在八大上，蒋介石提出在实施”军事反攻”的同时，应强调”心战政战的积极开展”。其心战包括广播、空投宣传品、办地下报刊、进行策反宣传等，以便”未制其人，先收其心”。 而张后生在《党务工作报告》中对”心战”。”政战”则有较详细的记载： 在心战方面基于工作之需要，经过43年（1954年）将心战综合小组改为”中央心理作战指导汇报，统一指导敌前、敌后、海外与台湾之心战工作”，目前每日能以9种语言，向大陆广播13小时以上，配合公民营及友邦电台集中宣传，并先后向大陆空投传单13亿份，日用品与食来23万袋，书信6万余封。 至于政战方面则分两部分进行：第一为疏导、联络、消解各方不利**团结之活动，争取、扶植各方**人士之组织……第二系以亚盟中国总会为中心，拓展国际民间**联合战线，广泛联络亚洲**非共国家与**团体，及铁幕国家之流亡**团体，以扩大其影响。 为了深入开展”心战”、”政战”，蒋介石在1959年的”双十节”文告中，提出对台岛居民的”六大自由”和对**分子的”三大保证： ”六大自由”包括工人劳动、择业的自由，农民温饱康乐的自由，人民思想、研究的自由，人民经济生活的自由，人民生命安全的自由及人民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三大保证”包括是”凡脱离匪军又来归的官兵，均与**袍泽一视同仁，论功行赏”；”凡参加**工作的各政治集团、各民间组织，除共产匪党外，不论其过去政治立场如何，一律享有平等合法的权利，循宪法规范与公平竞争的原则，共同努力，重建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凡参加匪伪政党组织分子，除万恶元凶以外，只要其愿为**革命效力，概本协从罔治和既往不咎的宽大精神，一律予以赦免，并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 1959年元旦时，蒋介石又在元旦文告中发出”四大号召”：”重建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恢复人民原有家庭的组织，保障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恢复人民学术思想、宗教信仰的自由，并保障人民私有财产权和实行平均地权制。” 在元旦文告中蒋介石还将反攻战略作了具体的阐释：”我们反攻复国的战略，始终以政治为主，以军事为从，以主义为前锋，以武力为后盾，以大陆为本战场，以台湾为友战场；而军事武力的奏效，必须以大陆革命运动与台海军事行动相配合，双方策应，为其一贯的指导方针。” 1963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九大奉蒋介石之令将”反攻”的方针确定为”**复国总体战”，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现阶段工作纲领案”，制定了”反攻复国”的各项具体部署。蒋介石认为： 党政军联合作战的战争，亦即总体战，是在武力上为以寡击众的革命战争，在人心上则为以众击寡的政治战争。国民党在联合作战中，是战斗组织的中心，也是战力的策源；对内必须贯彻国民党的政策，坚持组织领导，以发挥总体战的效能，对外团结内外一切力量，认识敌人的特性，掌握敌人所有失败的因素，构成政治作战的全面优势；对大陆应运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心战、宣传，展开对**的攻击，以为军事作战开拓道路，并保障军事作战的彻底胜利。 蒋介石在强调”军事反攻”与”政治反攻”并重，突出”政治反攻”的同时，还特别强调组织配合。他在国民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 ”反攻复国”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集中力量，统一意志。为此，他一方面加强党的组织配合，另一方面还千方百计地动员妇女与青年投入”反攻复国”的行列之中。蒋介石要求国民党中的每一个人的力量都集中起来，每一份物力、财力都集结起来，一切为**，一切为”战”，实现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心法，这样”反攻复国”才能成功。 蒋介石号召台岛居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积极”**复国”。蒋介石号召台湾妇女说： 我们一定要大家联合起来，领导全台湾的妇女同胞，在家庭、在社会，劝导自己的丈夫兄弟，使每个人都能动员起来，参加**抗俄工作，并劝他们努力救国，争取国家的独立自由，确保台湾，达成**抗俄的重要使命。 在蒋介石、宋美龄的”关怀”下，1950年4月17日，”中华**抗俄妇女联合会”成立，由宋美龄亲自主持。从此，宋美龄把持”妇联会”近40年。 继”妇联会”之后，蒋介石与蒋经国酝酿成立青年**组织，认为应把青年组织起来，做”**复国”的先锋。他们反省大陆失败的原因，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青年自不例外，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党团离开学校，**乘机而人，以致当时在校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做了**的外围，成为**的”工具”。所以今天”反攻复国”的行动，如果没有青年，就不能成功。基于此，1952年10月31日，台湾”中国青年**救国团”正式成立，蒋经国出任”**救国团”主任一职。蒋经国占据了”青年”这一地盘，乘机网罗人才，培养班底，为自己接班做铺垫。 在”青年**救国团”成立仪式上，蒋介石号召台湾青年提高战斗情绪，服从团体命令，严守革命纪律，学习战斗技能，厉行劳动生活，加强服务热忱，使”全国”青年在”**抗俄”总动员运动的号召之下，推行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全面改造。蒋经国在成立仪式上说：”青年失去了希望，国家就失去了青年，也失去了中心力量，责任是如此重大，我们仍要去完成它，因为我们无可推卸。” 该团的基本宗旨是使台湾青年接受”**复国”的思想教育，成为国民党的预备队。该团成立后，在台湾地区各县市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大中小学分别成立了”团委会”、”总支部”、文部”、”分支部”及”辅导站”等组织系列。在宣传舆论方面，建有”幼狮通讯社”、”幼狮出版社”、”幼源广播电台”等，定期出版《自由青年》、《幼狮文艺》、《幼狮少年》、《张老师》等日刊，并不定期出版各种**读物。 蒋介石在确定了”政治反攻”的方针，健全了”政治反攻”的组织机构后，遂实施对大陆的”政战”、”心战”。 2.”娘子军”总头目 1950年1月，宋美龄自美国回到台湾以后，蒋介石就琢磨该给夫人挂一个什么头衔，安排一个什么职务？而”中央评议委员会”的头号”评议委员”和”中华妇女**抗俄联合会”的会长之职，则是蒋介石为她安排的政治归宿。 ”评议委员会”是什么机构？宋美龄为何成为头号”评议委员”？这得从蒋介石搞的国民党改造运动谈起。 痛定思痛，蒋介石反思大陆失败的原因，认为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是其失败的根源，所以，到台湾以后”党的改造为当今根本之图”。乘改造之机，蒋介石对国民党进行了一次人事”大换血”，起用了一批精力充沛。忠心耿耿的新人，踢开了一批不太听话的”党国元老”和文武要员。 首先，蒋介石宣布实行军官假退除役制度，公布假退出后的人员名单包括一级上将：阎锡山，徐永昌；二级上将：何键、林蔚、朱绍良、杨爱源；中将加上将衔：孙震、杨森、李品仙、罗卓英、钱大钧、刘志毅；中将加上将待遇：秦德纯、俞济时；中将：陈继承、周垒、韩德勤、万耀惶、熊斌、徐庭瑶、谷正伦、贺国光、刘汝明等，中将计37人，少将80人。此外还有大批上校、中校和少校。 何应钦被任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席，白崇禧、顾祝同为副主席，汤恩伯被任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而张发奎、熊式辉等人也各奔东西，自寻出路。 其次，在国民党改造运动中，蒋介石设立”中央评议委员会”。通过此招，把一批元老在”党”的系统中的权力全都取消了，而只有”政”的官衔。如于右任虽是”监察院院长”，但在”党”的方面，却列为”评议委员”，既非”党”的中央委员，更非”党”的中央常委。 ”评议委员”，名位甚高，实权无有，敬之以礼，”礼之大本，以防乱也”，古人已把这个问题说透彻了。他们只是常常用来在国民党的重要会议召开期间对某一决议和人事安排作附合性的表态，或在某些重大节日抛头露出，发表些为蒋介石本人歌功颂德的讲话和文章。蒋介石创造出”总统府资政”、”国策顾问”、”战略顾问”、”评议委员”等闲职，给那些失势的”党国元老”送上这样一些有名无实的头衔，以”养老送终”。 其实，从蒋介石的角度来说，这样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造”，也是迫不得已。台湾面积不过3.6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千万，以这样小的舞台，岂容得下那么多的演员表演？ 1954年”双十节”，国民党在台北阳明山召开”七全大会”，蒋介石圈定夫人宋美龄为”评议委员”，在”十一全大会”上，宋美龄被选为”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成为国民党诸多”评议委员”中的首席评议委员，”评议委员会”的头一名。对此，据台湾有关官方文献解释，”评议委员”相当于外国的”元老院”中的”元老”，由国民党的总裁圈定，不是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如果这位元老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与好感，那么下一届”评议委员会”中就没他的份。而蒋介石把宋美龄列为”评议委员”的头一名，正是为了堵住了元老们的口：”你们看，连她也是评议委员！”所以，国民党逃到台湾40多年来，元老们只能老老实实吃”蒋家王朝”的皇粮，拿”蒋家王朝”的长俸。 宋美龄成了蒋介石平衡与国民党元老关系的一个重要筹码。宋美龄成为头号”评议委员”，也就失去了在国民党内的实际发言权。 宋美龄虽然在党内没有了自己的地盘，但重戴”第一夫人”的桂冠后，她仍一如既往地与蒋介石夫唱妇随。而此时蒋介石的注意力放在”**复国”上，为帮助丈夫获得”民众”的支持，以造成”**复国”的”民众基础”，宋美龄自告奋勇出任台湾妇女运动的领袖，以”文攻””心战”配合蒋介石的军事活动。 搞妇女运动，对于宋美龄来说是如鱼得水。1950年3月8日，宋美龄在台湾举行了第一个妇女节纪念会。此前，她曾先后到金门、澎湖、马祖等岛屿视察劳军，并接触了若干地方妇女领袖。在纪念会上，她要求大家在”大陆已经完全沦陷，苦难跟随而来”之际，”应以美国妇女工作和奋斗的精神为借鉴”，为”前线的伤患官兵服务”。她宣布：”我最近准备组织一个中华妇女**抗俄大会，成立后，希望每一个妇女都团结起来，发挥自己的力量；同时妇女们应该不断求进步，利用机会，多看书，多作研究，以求得到真实的学问。”她要筹设一个妇女团体的想法，早就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4月3日，宋美龄主持了这个”中华妇女**抗俄联合会”（以下简称”妇联会”）的筹备会。她要求在台湾的妇女”热情的慰劳”三军，并对民众做组训工作；她要求妇女界”竭力帮助蒋总统以此救济大陆饥谨同胞的运动”；”共同负起为国家为民族也是为自己的责任，保卫台湾，打回大陆去。” 宋美龄与蒋介石为怀念”大陆饥馑同胞”，于4月7日禁食一天。可是滑稽的是，在此之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大陆同胞诸如上海、南京那些处于极度饥饿的市民却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高的”礼遇”。蒋介石”复职”前后，曾对沿海都市进行无理性的空袭，仅1950年1-3月，就先后轰炸上海、南京、杭州、青岛、广州、象山港、雷州半岛等地。 所炸之地，无一处是军事目标。打不过**军队，迁怒于无辜百姓。尔后又通过广播呼吁海内外同胞”向大陆同胞实行粮食救济”，前后对比显得蒋介石是多么矫情，伪善。 4月17日，”妇联会”在台北宾馆举行成立大会。宋美龄自任会长，同时在这个孤岛上成立348个分会。一些蒋介石门生故旧、部属随从的官太太们，随即组成了一支”娘子军”，围绕在宋美龄的周围。连素不过问政治的蒋方良（蒋经国夫人）、石静宜（蒋纬国首任夫人）也被拉入该会。为了表明台湾当局对于该会的重视，特由”行政院长”陈诚、”内政部长”余井塘、国民党中央党部郑彦芬、”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等出席大会的开幕式。蒋介石亲临大会致词： 现在大陆沦陷，男女同胞均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妇女界各位代表在台北热烈集会，共同一致商讨**抗俄工作的进步，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大事。……我们饮水思源，台湾同胞就应该不畏危险，不怕困难，贡献我们一切的力量，光复祖国，拯救大陆同胞，奋斗到底。 为了配合蒋介石在台湾实施的白色恐怖政策，蒋介石给这个妇女组织几项”伟大”任务。这几项任务由蒋介石亲自交待，成为围绕在宋美龄身边的这些官太太们唯马首是瞻的指导原则。其中包括： 第一，希望台湾每一个妇女同胞，无论在家庭，在社会，应劝导她的丈夫、兄弟和子女，坚定**抗饿的决心，并且要督促他们贡献一切物质的或精神的力量，来完成我们**抗俄的使命。 第二，我们妇女同胞要时刻警觉，要检举匪谍，使他们无从活动，无法藏身。 第三，**抗俄是长期艰苦的斗争，无论男女老幼，都要节约消费，努力增产，来供应军事需要，而妇女同胞是家庭的实际管理者，格外要勤俭节俭、爱护物力，乃能建立健全的社会风气。 此后，每逢会长的生日、”三八”妇女节和”妇联会”成立周年纪念日，该会与蒋介石之间都一定有函电往还，或向”领袖”致敬，或由”领袖”指示。例如，”妇联会”成立2周年之际，向蒋介石发出致敬电，称颂蒋介石”高瞻远瞩，领导**抗俄，胄旰忧勤，勋劳丕著，大业幸兴，民族是赖”。 蒋介石也不断给予”妇联会”以鼓励和关心。”妇联会”成立4周年时，蒋在颁发的”训词”中称：”贵会成立以来，号召海内外妇女同胞，为**抗俄而奋斗，对军中，对社会，均有极大之贡献。而最近一年，各地分支机构逐渐增设，足见力量日益增强，工作日益展开，良可欣慰。” ”妇联会”成立6周年纪念大会之际，蒋介石亲自出席并致词。他在讲话中，为”妇联会”加油打气，说”妇联会的工作”可与美援武器相媲美。他是这样说的：由于贵会的工作，”使得我们的士气，逐日提高，此一贡献，可以说与美援武器有同样的价值。因为士气的提高，武器才有用处，才能发生更大效力。”最后，蒋介石又向”妇联会”发出新指示：设法推动农民，增加生产，以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实现”敬军爱民”的目标，以巩固”国防”；做好军队眷属工作，安定军心等。 在宋美龄的”妇联会”成立的同时，蒋经国的”青年**救国团”的组建工作也正在积极酝酿。该团成立于1952年10月31日，是日为蒋介石的生日，由此亦可见该团”忠蒋”之特点。”青年**救国团”是太子亲自创办的机构，而”妇联会”则是”第一夫人”一手操办成立的妇女组织，两者在早期可谓是”相映成辉”，在轰轰烈烈的程度上各有千秋。 ”妇联会”自始至终是宋美龄拉拢台湾妇女的权力机构，其最早的核心骨干包括蒋介石的红人陈诚的太太谭祥、”省主席”吴国桢的太太黄卓群及钱用和、陈继彝、林慎、皮以书等人。此外，当时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太太何相钦、”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的太太王青莲、”保密局局长”毛人风的太太毛向新、台湾”保安司令”彭孟辑的太太郑碧云、”金门防卫司令”胡琏的太太曾广瑜以及蒋方良、石静宜等，都是”妇联会”各地或各单位分会的主任委员。 除了”妇联会”会长之外，宋美龄还担任”台湾省妇女代表大会”名誉会长、”国民党妇工会”指导长等职，成了”娘子军”总头目。与她有密切关系的单位，在全盛时期达到五个，”妇联会”。华兴保育院、振兴康复医学中心、圆山大饭店、励志社等，在众星拱月的情况下，宋美龄成为全台湾最有权势的女人。 3.活跃在”心战”战场 宋美龄抓住”妇联会”这块地盘，将其发展成”心战”的一个重要战场。根据蒋介石的授意，宋美龄等人给”妇联会”明确了具体工作任务。宋美龄说： 我们的工作分宣传、慰劳、组训三种，……例如沦陷区人民逃出来的报告、共匪的种种虐政，报纸上常有登载，可是，山地和乡村的妇女和民众，还没有能知道，我们看过报纸，剪下来就可作宣传材料。……前线将士冒着生死，忠勇作战，伤病官兵躺在床上，痛苦呻吟，我们应该随时随地去慰劳服务。上次我们在台北曾发动义肢运动，对残废的官兵有不少的帮助，此后本会还想发起其他各种劳军运动，如为将士新兵做布鞋、衬衣、内裤及捐募药品等。……讲组训更是重要，有组织、有训练的民众，方能通力合作，例如肃清奸谍，推行国语，训练急救防空等，都是现在需要的。 基于此，”妇联会”开展了一些大型活动，以配合蒋介石的”军事反攻”，其主要”心战”政绩有： （1）安定军心：蒋军自大陆和海岛退至台湾后，绝大多数人算是背井离乡，他们或是被骗，或是被抓来的，望着茫茫大海，听着国民党文宣机构对**的造谣、诽谤，对生活在大陆**政权下的爹娘妻儿的处境忧心忡忡。加上，近200万军政人员及眷属涌进孤岛，台湾的经济状况恶化，士兵的生活境况很差。再者，他们对蒋介石能否守住孤岛信心不足。因此，”妇联会”的首要任务便是安定军心。宋美龄亲自出马，拉上自己的两个儿媳和一批官太太开展了”慰劳”工作。 为此，宋美龄自己还煞有介事地坐到缝纫机旁，让人拍上照片，登载在台湾各大报刊上，作宣传鼓动。一时间，整个台湾上下从9岁的小姑娘到73岁的老祖母，其中包括女民意代表、女公务员、女教师、女学生、”政府”各部门首长夫人、军工眷属、女工、商店老板娘、农人之妻，以至三轮车夫的太太都投入到缝制征衣的运动中来了。许多官太太为了争得头功，博取宋美龄的好感，还采取了”包干到人”制，定人头、定数量、定时间，争取多制征衣。尽管这项活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笑话，也令不少妇女怨声载道，但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士兵的衣着问题。 据”妇联会”自己的刊物宣称：”1950年4月25日，蒋夫人便亲自领导姐妹们开始缝制征衣了，募制50万套衬衣裤的运动，继续展开，各方的响应，如火如荼，一批批的材料运进来，一批批的成品运出去。” 许多当年的老百姓也经常看到宋美龄坐在一台缝纫机前面缝制衣服的照片和报纸报道。宋美龄是不是真的缝过征衣呢？ 一位当年跟在宋美龄身边的随从说：”什么缝征衣？你们看到的是她在踩缝纫机的照片，可是，照片又不是连续画面，我跟她那么久，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缝过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是要拍照的时候，她们妇联会的人说，恭请夫人来拍张照吧。于是，把她请到缝纫机前面，叫她摆个缝衣服的样子，再按照相机快门，一张夫人缝征衣的伟大照片就这样完成了，可是真正缝征衣的人叫苦连天。”当然，也有人认为宋美龄确实缝过征衣。 一些原本过惯舒服日子的官太太，对”妇联会”经常乱抓公差的行为极为不满。人不平则鸣，于是在某杂志的”缝征衣片语”专栏中，就闹过这样一则笑话：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空军眷属某女士，带着她的三个孩子，眼泪汪汪地跑到征衣缝制场所声言，要找总司令夫人，原来她打听了那天是空军眷属分会的值班日。一会儿，该分会主任委员王叔铭夫人龙祥云女士来了，这位空军眷属呜咽着说：”我们夫人虐待我，实在受不了，不能再和他共同生活了，求求总司令夫人，救救我，只要能在空军宿舍给一间屋子，便可以替人缝衣服，洗衣服过活了。”王夫人笑着说：”你别哭，看在孩子份上，你要忍耐点，我可以替你调解调解，若是离婚的话，你不是空军眷属，怎么可以住在空军宿舍呢？” 从上下文看，”我们夫人虐待我”应是”我的丈夫虐待我”之误。这样明显的错误，如果不是国民党所谓的”匪谍”暗中作祟，就是有不满”妇联会”做法的人动了手脚，故意出宋美龄的丑。 ”妇联会”缝征衣活动搞久了，即使有人心生不满，也只是敢怒不敢言。因为害怕被当局以”匪谍”整肃。可是，别人不能对缝征衣之类的活动感到厌倦，会长宋美龄却随时可以去美国养病、休假。1952年底，宋美龄便以”养病”之名，去美国度假。她在1953年4月17日，回台湾参加妇联会的3周年纪念会上演讲时说：”我在美国养病8个月，本会的工作比我在国内的时刻做得还要好，足见大家的努力和负责，使我觉得非常满意与快慰。” 此外，深入军队，开展文娱活动也是”妇联会”劳军的一项重要内容。”妇联会”成立之初，宋美龄常常拉上一些官太太，带着文艺团体深入部队营房发表演讲，鼓动士气，让士兵看戏，听音乐，鼓励士兵自己唱戏，活跃军队的精神生活。这种文宣劳军活动常常搞得军队人困马乏，宋美龄和那些官太太们常乘机出来散心、游玩，宋美龄本人出去时多是专列伺候，随从们前呼后拥。但对于长期受**蒙昧熏陶的国民党士兵来说，能一睹”第一夫人”及各位”长官”太太们的风采，还能看一次戏，并乘机改善一下伙食，也是件幸事。 （2）**宣传：为国民党争取台湾民众，煽动他们的仇共、**情绪。在宋美龄的倡议下，一些”妇运”骨干活跃起来，她们自办报刊，找些道听途说的材料登在上面，把**描绘成青面獠牙、无恶不作的恶魔，并把这些报纸、刊物、招贴画分发到下层民众中去。但这一招起初并不灵，因为台湾老百姓中没有多少人知道**怎样，倒是常想起国民党接收台湾之初镇压”二二八”起义的旧事，他们觉得**再坏也不至于坏到那种程度吧！ （3）推广国语是国民党当局逃到台湾时的一大政举，”妇联会”积极参与其中。国民党在扩大国语时文武兼用，”妇联会”主要是”文”的方面，鼓励台湾妇女在公开场所讲国语，时常搞一些国语演讲比赛、歌咏会等等。在”武”的方面，当局颁布文告，发现谁在街头巷尾用闽南话交谈，不说国语，轻则罚款，重则挨打。 在国民党退台的初期，”妇联会”在”心战”方面确实”劳苦功高”。后来，随着蒋介石”反攻复国”梦的破灭，”妇联会”的工作重点略有转移。 由于”妇联会”挂的是宋美龄的名字，该会的经费在早年十分充裕，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到了后期，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就没有过去那么积极。有些地方的”妇联会”分会甚至处于歇业或全歇业状态。”妇联会”门口原来都是由宪兵负责警戒保卫工作的，后来改由便衣承担。可见，由于蒋介石与蒋经国的去世，”妇联会”的地位有所改变，”妇联会”的黄金时代已不复再来，只是在蒋介石统治的历史轨迹上留下了特殊的记录。 自从1991年9月21日离开台湾，宋美龄一直在美国颐养天年，以练字作画自娱。虽然长期离台，但是，她对台湾妇女界的影响并未因此彻底消失。最明显的例证莫如国民党中央妇女工作会主任钱剑秋连任30几年主任不下台的事。 从1955年”妇工会”第一次会议开始，自任”妇工会”指导长的宋美龄，就把主任职务交给钱剑秋。钱剑秋当”妇工会”主任，一做便是30几年。到1983年，她已高寿79岁，在整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门中，恐怕难觅出第二个如此高寿的干部。国民党中央前副秘书长马英九（39岁）、国民党”社会工作会”主任赵守博，年龄几乎只有她的一半，但她仍不为所动地屹立在”妇工会”。”除非蒋夫人一句话”，否则谁也动不了她。 ”妇工会”一向是蒋夫人的地盘，钱剑秋当然有宋美龄撑腰，才能久居其位。据载，蒋经国在位时，国民党内部虽也有人不满钱剑秋，认为她年龄过大，任期过长，应该换人。但蒋经国有所顾忌，故迟迟未对钱下手。李登辉继位后，”钱剑秋下台”的呼声再度高涨。钱一面向宋美龄求援，一面上书李登辉，请求留任一年。李登辉与李焕（”行政院长”）当时即属意”救国团”主任李钟桂（国民党中常委、”法务部长”施启扬的夫人），李原本想当”妇工会”主任多年，因为”第一夫人”的缘由，这次却婉言拒绝，钱剑秋方得以再留任一年。 国民党”十三全大会”上，钱剑秋未能当成中央委员，自然”妇工会”主任也做不成了。这样，李钟桂便成为宋美龄失去这个地盘后的新一任”妇工会”主任。 宋美龄在台湾妇女工作中的影响，并未因钱剑秋下台而彻底消除。一是宋美龄挂着”妇工会”指导长的头衔，使得”妇工会”的上下隶属关系与指挥体系有点混乱；二是”妇工会”整个人事、组织与活动，未因主任更换而有大的变化；三是”妇工会”总干事王亚权是宋的另一员大将，李钟桂根本指挥不动。看来，宋美龄只要在世一日，对台湾妇女界的影响便会存在一日。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从“空军之母”到“华航”后台 在宋美龄的口头禅中有一句话，叫”我的空军”。把”中华民国”的空军比作自己的私产，确实有些过分。不过也说明来美龄与”中华民国”空军的不解之缘。宋美龄最爱戴的徽式是”飞行徽式”，到台湾后，仍不放弃插手”中华航空公司”事务，成了实际上的后台老板。 1.空军情结 早在1920年，国民党政府就已建立了空军，1933年便制定了空军军官制，但当时飞机不多，更没有实践经验，远称不上一支有组织有效率的空军。它的主要作用只是载着蒋介石、宋美龄到中国各省去视察。蒋介石、宋美龄当年几乎走遍全中国，就连大西南和大西北的边远省份也到过，大大加强了对全国的政治控制，这主要就是借助于飞机这种现代交通工具。宋美龄在《航空与统一》一文中夸张地说：”一切促进中国统一的新发明，或许要推飞机的功绩最为伟大。” 宋美龄对空军的重视，起始于她和弟弟的一次空中旅行。那天，姐弟二人乘坐一驾小型飞机在天空中飞翔，却迷失了方向，在天空中乱飞。后来因为天黑了，他们不得已降落在一块用她的话来说”四周全是匪类”的稻田中。这次历险，使宋美龄深深了解到中国航空事业的贫乏。此后，她经常宣扬要加强空军，使其走向现代化。 但是，真正促使宋美龄下定决心采取创建空军行动的，据西格雷夫在《宋氏王朝》一书中透露，还是西安事变。因为在事变发生期间，蒋介石在南京的一些最亲密的同事（包括他的连襟孔祥熙）曾密谋轰炸西安，完全置老蒋的生死于不顾，声称”虽然我们都渴望解救蒋委员长，……但是我们的态度是，不能允许一个人的个人安全妨碍……”宋美龄全力阻止了这个轰炸计划，但这无疑使她意识到，空军交给这样一帮人掌握是多么不明智！ 惊魂甫定后，宋美龄就对蒋介石说，她本人愿意接管这支军队，并保证把它变成对付敌人的有效武器，而不是仅仅充当政治工具。蒋介石同意这种主张，而且考虑到：空军这个新兴的外来兵种极需像宋美龄这样拥有杰出外语能力，并且能够和外国专家沟通有关技术和采购事宜的”自己人”。于是，蒋介石任命宋美龄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从此，宋美龄便和空军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了要对当时美**用飞机作一了解，宋美龄花了不少时间，对各种品牌的飞机性能作深入的研究工作，对有关航空理论、飞机设计、飞机零件等等，都作过广泛的了解和接触。以来美龄这样一个专攻文学、艺术、哲学的大学毕业生，这样的探索对她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考验，对国民党即将新建的空军，更无疑是一大冒险。 然而，这是蒋介石别无选择的选择，而宋美龄也没有令他失望。 她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聘请前美国航空队飞行员罗伊·霍尔布鲁克为她的顾问。一次，她询问霍尔布鲁克：能否推荐一位美国飞行人员帮助她把空军整顿好，于是，霍尔布鲁克向她推荐了陈纳德。这是一个曾经迅速发迹、锋芒毕露而又长期不得志的人。他一生都在等待遇到一位赞助人和完全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机会，而他一见到宋美龄就为之倾倒了，两人初次接触，交谈，就一拍即合。此后，他的余生都是在为蒋氏夫妇服务中度过的。 在宋美龄的要求下，陈纳德从西方雇佣了一些飞行员，还从美国飞机企业家手中购买了一批较为新式的飞机，把年轻的中国空军武装起来。抗战期间他组建的美国志愿飞行大队因为作战勇敢，被居住在昆明的中国居民称为”飞虎队”。 在陈纳德的全力参与之下，宋美龄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空军内部领导权。这可以从1937年宋美龄安排空军为蒋介石50岁生日作的祝寿表演中看出一些端倪。宋美龄要当时的飞行员，在蒋介石居住的洛阳上空作云雾排字表演，空军出动50架飞机，在空中以排气烟云排出中文数字”五十”的字形来，博得蒋介石连声称道。 这种表演现在看来不过是雕虫小技，但是在五六十年前，这样的一种祝寿方式，的确可以称得上是盛大仪式了。这正足以说明，宋美龄在整合空军人事和军力上已经作出相当的努力，至少，她已经帮助蒋介石，把空军这个现代兵种，在最短的时间内，很快地建立并且巩固起来了。 1938年2月，蒋介石改组空军，由他自己任”航空委员会”委员长，钱大钧任委员，由宋子文接替宋美龄任该委员会秘书长，空军由钱大钧实际负责。此后，宋美龄致力于妇女救亡活动和外交活动，但她仍十分关注中国空军的成长和中日空战的情况。 宋美龄经常在新闻电讯和写给朋友的信中，详细介绍或报道空袭、空战的情况，足见她对空军的关注。1938年5月17日，钱大钧派两架飞机去日本本土空投传单，并负侦察之责。5月20日清晨，两架飞机到达日本领空，顺利完成任务而后安全返航。正在庐山召开妇女谈话会的宋美龄，听到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马上向与会的妇女代表报告了这一好消息。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宋美龄都把国民党空军称为”我的空军”，于是一些人也投其所好，称她为”中国空军之母”。 2.特权公司 50年代以后，台湾当局在从中国大陆撤至香港的中国民航飞机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华航空公司”。宋美龄因为与国民党空军的特殊关系，对”华航”事务也具有很大影响力。 ”华航”性质很特殊，它成立于1959年，初时设资本额台币20.7亿元，均由国民党官方垫付。工作人员则由当时的国民党空军官兵以退役或停役的方式调用。因此，尽管历任台湾”交通部”的部长都信誓旦旦地表示：”华航百分之百是民营”，但却从来没有人相信。因为，”华航”实际上是百分之百的”公营”。 首先就体制而言，”华航”既是公司，就应该有公司注册，而且董监事名单要公开。但在台湾，这些资料均属机密，而在台湾官方，则有一个高阶层的”华航小组”的存在。据说它以前的召集人是前”中央银行”总裁合国华，后来改由国民党中常委、前”交通部长”连战担任。这个”华航小组”似乎也不负责监督”华航”，而只是负责帮助”华航”解决财务方面的问题。 截至1985年，”华航”的总资产已达11.47亿美元，但其负债总额亦达10.6亿美元。一般正常公司，这样高的负债比例已接近破产边缘。”华航”则不然，它有”华航小组”负责解决财务问题，有”交通部”和”民航局”编列预算支付。它是个特权公司， 除了体制上属于国民党公营外，整个财务上它亦属于公营的性质。”交通部”辖下设有”民航局”，”民航局”仅有一个”民航事业基金”，这个基金最主要任务即是协助”华航”。如果”华航”需要更新民航机队，出面向外国飞机制造公司购买的仍是”民航局”，款项由”国库”拨款而设的”民航事业基金”先付，然后再以低廉的价格租给”华航”。国民党政权出资本，”华航”作生意，而且亏损了也有政府可以依赖，这种特权生意人人会做！ 另外，”华航”经营不力，亏损累增，”民航局”就用基金收购”华航”的飞机作保护，但仍然租与”华航”使用。”华航”已连续亏损多年，这已超过”保护”，而等于是”特权”了。据估计，单是”民航局”的”民航事业基金”，到80年代末为止，为了”华航”即已亏损了100亿台币以上。 ”华航”的种种特权，据说肇始于”空军之母”宋美龄。自”华航”成立以来，她一直介入甚深，形同实际上的董事长。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华航”的董事长与总经理任命均由士林官邸决定，人事决定权也属于”最高当局”。所以有人说，”华航”不是公营，不是民营，它真正的可以说乃是私营！ 这种情形的出现，还是国民党那种”党”、”国”、”家”三者不分时代的产物。正因为三者不分，他们办的公司，当然不要去”登记”，反正在他们看来，整个国家都是他们的！他们的任何公司有了亏损，理所当然地用国库去贴补。”华航”即是例证。 不过，那个”党、家、国”不分的时代在台湾已经过去了。现在，”蒋家政治”业已衰微，应该到了一切都恢复正常，并且按制度办事的时候了，应该登记的就要去登记，应该自负盈亏的就不能再由纳税人负责，自蒋经国死后，岛内不少人士提出这种要求。 3.公私一体 来美龄对空军是情有独钟的，她数十年来最喜欢佩带的胸饰就是空军飞行徽章，1987年10月底，她在蒋介石逝世纪念会演讲”我将再起”时，仍然佩戴飞行徽章。当然，她对于”华航”事务是不舍得放弃的。尤其对于”华航”的人事，她的话更是有”一言九鼎”的神奇功效。 前台湾”空军总司令”、现任台湾”华航”董事长的乌钺，在1986年发生的王锡爵投奔新中国事件中，单独获得留任（总经理刘德敏等都被罢官），据悉此即由于宋美龄的插手。因为乌钺曾经为她驾驶飞机而受赏识，所以当时远在美国的宋美龄通过她在台的亲信传达的意见说：如果没有绝对的过失，乌钺不必去职。而且还问了句：”乌钺犯了什么事，为什么责任要由他来承担！”慑于老夫人的威风，当局未能对乌钺作任何处置，乌钺照坐”华航”的”宝座”。当然此后乌钺对于有关老夫人的一切事务，无不尽心竭力。1990年宋美龄离台赴美时，乌钺就为她运送那数量惊人的行李而帮了大忙。 当然，这样的”国事”当成”家事”办的例子不在少数。忠心耿耿为宋美龄效力的人，也会被她利用权力而安插进”华航”。 宋美龄有一位非常令她信任的武官，名叫来亨霖。他是早年上林官邸的一名空军武官，上海人，身材短小粗壮，精力旺盛充沛，他对于蒋介石夫妇交办的任何事情，都能处理得迅速得当、有条不紊，因而甚得蒋介石夫妇的宠信。蒋介石在1975年去世以后，宋美龄出于政治考虑和身体方面的原因，数度往返于台湾和美国之间。官邸方面的人员当然也得跟着两头跑。有的随员因为家在台湾，不愿这样长期离家赴美，另一方面，因为宋美龄常不在台湾，两边的事务都须要料理，急需一个信得过的得力帮手。 于是，宋美龄想到了一向精明干练的宋亨霖。在他以上校官衔退休以后，宋美龄就把他调到了”中华航空公司”，先是担任总公司的副处长，帮宋美龄处理台湾这边的一些事务。后来直接派他到美国纽约常驻，除了”华航”本身的事务之外，还肩负专门处理宋美龄交办的工作，也算是宋美龄在美国的”总管”，不但要办理宋美龄的各种事情，还要负责迎来送往，负责和台湾联系。从宋亨霖在”华航”工作的始末，可以看出宋美龄对”华航”的实际影响力窥见一斑。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圆山饭店是谁开的 宋美龄非常重视姐妹感情，尤其是与其大姐宋蔼龄一家更是关系密切到”打在你身上，就疼在我心上”的地步。在大陆时就有宋美龄劝蒋介石放孔令侃的故事。到台湾后，宋美龄仍不忘为孔家捞钱，台湾的圆山饭店，总经理就是大名鼎鼎的孔二小姐。 1.权钱互动史 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状况恶化到面临总崩溃的边缘。为了稳定经济，蒋介石决心先整顿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金融市场，进而控制经济局面，他把这个重任交给了蒋经国。于是，蒋经国在上海发动了一场轰动一时的”打虎运动”。他宣布”这些能够扰乱经济市场的人，不是一般的小商小贩，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因此，我们要给予严厉的制裁，要从一些为首的坏头头开刀。”为了从死亡线上挽救国统区的经济，蒋经国是下了大决心，也真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实干起来。他敢碰头面人物，连上海黑社会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为从事黑市股票买卖而被判了8个月的徒刑。蒋经国也因此获得了”经济沙皇”的雅号。 但是，不久蒋经国便发现扰乱经济秩序的主要是四大家族和江浙财团，要想起死回生，挽救危局，就得敢于去碰它们。于是，在杜月笙的检举下，蒋经国下令查封了”扬子公司”，要逮捕孔祥熙的大儿子、扬子公司总经理孔令侃。 这下可惹恼了宋美龄。当时她正在南京黄浦路的总统官邸里宴客，忽然接到从上海打来的一个匿名电话，告诉她说孔令侃将被蒋经国逮捕。宋美龄气得浑身发抖，放下酒杯，马上给正在北平的蒋介石去电，叫他回来放人。第二天早上，宋美龄乘专机飞往上海，要求释放孔令侃，交给她看管。孔令侃被宋美龄带回南京，不久，宋美龄便安排他乘飞机到香港，再飞往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扬子公司从此搬到美国迈阿密海滩重新开设起来。 宋美龄的放”虎”归山，给蒋经国的”打虎运动”以致命一击，蒋经国深感有心”改革”，无力回天，愤而辞去”上海经济督导员”的职务。他在日记中写道：”商人可恨，但是党内的政客更可恨。”他认为，”蒋家王朝”就是被这批皇亲国戚，贪官污吏推向灭亡之路的。 宋美龄在孔令侃事件中，大动肝火，采取不顾全大局的激烈行为，难道仅仅是因为亲情吗？当然不完全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孔祥熙、宋蔼龄一家与宋美龄在经济上早已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孔家借助宋美龄及妹夫蒋介石的权势，大肆聚敛财富，这当中自然不能少了给宋美龄的好处。 比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从美国借到的5亿美元中，有1亿美元作为公债推销。到1943年春，销售数量达5000万美元，孔祥熙突然下令停止销售，所剩5000万美元主要由孔祥熙与宋美龄等人鲸吞，用官价购人，再高价出售到黑市，一倒手获得巨额利润。这就是当时舆论界轰动一时的孔祥熙”美金贪污案”。 在”美金贪污案”中，宋美龄不必担骂名，却得到了巨额利润。类似的权、钱互动，以权换钱的事自然还有很多，在互相的利用中，孔、宋两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早已联为一体，蒋经国打在孔令侃身上，自然会疼在宋美龄心上了。 孔祥熙未能使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步上正轨，这显然有愧于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之公职，但宋蔼龄却藉孔祥照之便和其他皇亲国威之利，成功地维护了她自身的经济利益，造就了孔祥照成为当时中国的首富及至今其子女在美国的庞大财产。到1949年从大陆撤退之前，她已把大部分财产转移至海外，这些财富多在美国，少部分在香港、日本和欧洲。最早是经营房地产、股票，后来转投资到银行金融、旅馆业，他们的子女在石油、房地产投资方面也大有收获。 2.孔二总经理 孔家在台湾目前最大的产业就是圆山饭店，饭店的董事长是孔大小姐孔令仪，而大部分股权归孔二小姐孔令伟所有。 宋美龄因为一生未育，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的就是宋蔼龄的两男两女。尤其是孔令伟，更是最得宋美龄钟爱，以致外间关于”孔令伟是宋美龄亲生女儿”的说法甚嚣尘上。事实上，孔祥熙与宋蔼龄共有子女四人：长子孔令侃，次子孔令杰，长女孔令仪，次女孔令俊（即孔二小姐孔令伟，因宋美龄习惯于如此称呼她，故大家也跟着叫她孔令伟），宋美龄对于她的每一位外甥、外甥女，固然都很疼爱，可是，她对孔二小姐确实是有一种独特的关爱情怀，她们之间的亲密感情，甚至有逾母女，难怪别人会有种种猜疑。当然，熟知内情的人都晓得，这不过是无稽之谈。 圆山饭店，由这样一位特殊人物控制着，而且，它本身的地位也十分特殊，以致在台湾屡屡引起争议。 圆山大饭店矗立在台北近郊，其雄伟有使人觉得”连山在它面前都会变小”的气势。它是台湾最早的国际观光饭店，在国民党”外交”迎宾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圆山大饭店的建立较早，自国民党撤离大陆，迁到台湾，又经过朝鲜战争，”外交”局面算是渐趋安定，台湾当局对外关系也就跟着活跃起来。于是有了开建饭店，接待国际宾客之议。据台北市的老议员说，圆山大饭店设立时，乃是由士林宫邸出面，向台北市银行贷款2亿元而建成的。当时官邸的出面人乃是宋美龄的武官，后来曾任台湾”联勤”总司令的黄仁霖，他一直是宋美龄的亲信。 据说这2亿元台币的贷款，至今尚未归还。虽然饭店如今已发展为一个雇员600人，资产总额23.16亿元台币的大企业。1986年时，它的营业额已达15.82亿元台币。”台北市银行”由于是债权银行，因而特地组成了一个”圆山大饭店管理委员会”，由”台湾省府主席”担任主任委员。不过，谁都知道，圆山饭店后台强硬，这个管理委员会是不可能发生什么作用的。于是，这个既非国民党当局公营，又非民营，形态特殊的观光大饭店遂长期以非正常的状态维持着。它并未向台湾”经济部”作过公司登记，不过它似乎又有营利企业的身份，因此在财政资料上可以查出它的发展状况。 不过，据说自蒋经国逝世后，台湾传播媒体探讨了圆山大饭店的合法性问题后，圆山大饭店管理人士已开始和台湾”经济部”接洽，考虑取得合法之身份。当然这一过程中自然会有许多波折。 1988年3月，”立法院””立法委员”休钰祥质询”圆山大饭店究竟属于何人”？台湾”交通部长”郭南定不得不出面辩称；圆山饭店属非营利性的财团法人所有，其土地是向台湾省政府租用，并要缴付营业税的。 郭南宏表示：圆山大饭店的前身为圆山俱乐部，当初经济不发达，旅社很少，接待外宾有困难，因此，由黄仁霖借用台湾旅社成立圆山俱乐部，用以接待外宾，后来更邀请尹仲容、董显光、俞国华及周宏涛等四位共同捐款五十万台币，成立财团法人，经营具有国际水准的旅馆以接待”国宾”，发展观光事业，促进”国民外交”。其附属事业是圆山大饭店，已办妥营利事业登记，也领取发票，并缴纳税款，土地向台湾省租用，订有租约，每年要缴租金，且每年有完整的会计制度，其盈余及基金的利息都归财团法人所有，如财团法人结束，则归台湾省所有。因此，其营业状况都照规定办理。 郭南宏说，此财团法人设有董事9-11人，董事不能分取任何利益，或支取酬劳。在董事中有两位是当初的捐助人，也就是俞国华和周宏涛。郭南宏称：他们在公余之暇推动公益事业，不支取待遇。根据”司法院”的解释，公务员担任财团法人的董事，并不违反”公务员服务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特别是俞国华在担任”行政院长”以后就请假，并于1987年辞去了董事的职务。因此，圆山大饭店是属非营利的财团法人所有。 但是公众依然有很多疑问：这批捐资者为何有这么多钱？钱从何来？这么一件大善事，为何在事件未发生前，多年来这些人都未透露过？这许多疑点，都不是郭南宏这么一番话可以令人得到圆满答案。 尤其是蒋夫人宋美龄，更与圆山饭店脱不了干系。且不说初期筹建时由她的亲信出面借款。即是到了后来，饭店也一直控制在孔家手中，而孔家在台湾的坚实后台，谁都知道一直是宋美龄和蒋介石夫妇。 即使她一再声辩自己从未从饭店拿走过一分钱，也有人为她辩护说圆山饭店至多是”用公家的钱办公家的事”（此说又和上面的郭南宏的说法相抵触了），”宋美龄是无辜的，她一向不太重视金钱，也没有什么财务的概念”，可是，事实明显地在那里摆着，谁能相信在这饭店成立至今的过程中，她始终是清白的呢？即使她真没有得到什么直接利益，但是孔家的人得了利，这无论如何也应该说与她有关。因此，人们怀疑总归要怀疑，流言也不是一两句就可以平息的。 事实上，宋美龄对于圆山大饭店的事务，也始终很关心，以致外界有人说，这饭店是化公为私，一笔糊涂账，外人难于弄清楚，而这个企业，大概也是”宋家王朝”在台湾唯一的企业。1973年圆山饭店落成，宋美龄特地交待饭店的管理阶层，要在圆山饭店内，复制一幅宋朝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挂在圆山饭店顶楼的咖啡厅墙上。就在这幅复制的《清明上河图》完成的时候，宋美龄还亲自到圆山饭店视察，对这幅复制的图十分满意。 宋美龄的日常生活，她的发式很特殊，头上戴的”包包头”是假发做的类似一个头发的包包，她把里面像是一节马尾的真头发往上梳到后脑勺上，再扣上包包的假发，又以6-8支的长发叉竖插上去，就成了宋美龄独特的”包包头”。宋美龄偶尔会到圆山大饭店去洗洗头发，但是去的次数极少，一年难得去上一次，而她的”包包头”倒是经常拿到圆山饭店底层的女子美发部，叫美发部的师傅帮她清洗，清洗完毕再立刻送回官邸给宋美龄扎上。 这些都是小事，问题的关键是孔令伟是圆山饭店的经理，一切过往账目在相当长时间内由她亲自负责，孔令伟在台期间的主要活动一是管理饭店，二是陪伴宋美龄，特别是陪她夜间聊天，圆山饭店当然是主要话题，宋美龄自然要过问饭店的经营情况。是不是有朝一日，随着舆论的开放，政治的公开，台湾老百姓会追查圆山饭店的内幕，并顺藤摸瓜，查一查宋美龄及孔、宋两家从台湾攫取的财富，那就看将来了。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夫人的态度变了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权、钱、势结合的产物。宋家、孔家有钱是世人皆知的，但蒋家到底有没有钱，一直是个疑问。到了台湾的宋美龄，总有几日特别高兴，据说是与有位总管给送钱有关。到台湾后她不仅爱钱、有钱，更会赚钱。 1.小妹不只爱权 关于宋氏。姐妹——蔼龄、庆龄和美龄，现在中国人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大姐爱钱，二姐爱国，小妹爱权”。这一评价随着电影《宋氏三姐妹》的播映，更是广为人知。 二姐爱国，世人周知，无需多说。但大姐爱的仅是钱，小妹爱的仅是权的概括则有失偏颇。 宋蔼龄受老父母影响，从小就对金钱有着浓厚的兴趣，长大后敛财有方，丈夫、孩子均是钱迷，但宋蔼龄也有强烈的权欲，她深知中国人的权钱关系理论，年青时代即表露出很强的政治进取心，只叹身为女性，且时运不济，终身未能如愿。 热衷权势并终于如愿以偿的宋美龄，当然也并非只爱权势不爱钱。爱江山，更爱”孔方兄”。据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介绍的一份联邦调查局的保密文件来看，这份秘密文件的提供者熟悉该家族，他对他们的看法是：宋氏家族在中国最有影响，”实际上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宋氏家族”总是钱迷心窍，他们的每一个行动的动机都是想捞钱”，因此，”他们玩弄巨大的阴谋，骗取中国人通常通过租借法得到的物资，并把这笔钱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钱转移给宋氏家族。” 1948年11月宋美龄前往美国时，受到了杜鲁门的冷遇。杜鲁门当时对国民党已经丧失了希望，他一直在向他的助手们坦率地谈论中国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这些”贪官和坏蛋”当然首推孔宋两家族，他们在抗战期间，大发国难财，截留美援，用来兴办自己的公司，倒卖美国援华物资，从中谋利；内战期间，又向美国人伸手，把大批的美元投入自己的企业；在大陆政权即将丧失之际，又将金钱移向国外，特别是美国，这能不让杜鲁门生气吗？ 宋美龄在那次赴美求援失败时，也匆匆忙忙地在美国处理自己的私人财产，让她的外甥孔令侃帮助管理，这笔财产有多少？现在仍是个谜。可以肯定的是：数额巨大。 2.财神到，夫人笑 大概是受到父亲宋耀如精明的商人头脑和积聚财富手法的影响，宋美龄的一生从未停止过对金钱的爱好与追求。据宋美龄的一个侍从回忆：宋美龄每隔一段时间总有那么几天心清会特别好，她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侍从们对这种年轻人般的情绪起伏惊讶不已。她们发现，宋美龄特别开心，见到蒋介石的时候，常常是嘘寒问暖，眉开眼笑，一双美丽的丹凤眼简直弯成了两条细线，话也讲得多了，语气也特别亲热。 对于夫人这种周期性的态度变化，下人们自然很惊讶，于是也就分外留心，想找出个所以然来。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体观察和探讨，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原来那几天是总管蒋介石荷包的周姓总计长来的前后。他来的时候，总是拎着一只大包包，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生怕被谁看见似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士林官邸上下，早就传说，蒋介石每隔一阵子就会”送钱”给宋美龄，但蒋介石不可能自己拎着钱，大包小箱地送到夫人面前，于是自然由”总统府”负责会计工作的官员来张罗此事。 大家得出这个猜想以后，就刻意观察周总计长来的前后几天，果然宋美龄的情绪起伏，和平常不太一样，和蒋介石一起吃饭或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比较亲热不说，还经常是小鸟依人般地陪蒋介石散步，忽然间年轻了好多岁似的。隔不多久，周某某就会出现在官邸，按着老规矩，手上提了一只手提箱，脸色木然地走进官邸，然后，宋美龄就会告诉那些随从说：”请你们暂时离开一下，我有话要和周总计长商量。”随从们当然听命退下。不多久周总计长出来了，就会看到宋美龄高兴地走出房间，周总计长再向她鞠躬之后便退出官邸，搭车离去。 那几天里，宋美龄的心情就格外显得轻松，对蒋介石也相当亲热，会打破惯例，向他问东问西，关怀备至。大家就更确信，原来周总计长是送钱来了。 ”财神”到，夫人笑。看来千金一笑的典故在蒋介石、宋美龄夫妇间又有了新的诠释。 蒋介石在世的时候，每二三个月就会给宋美龄这样一笔津贴。蒋经国上台后也是如此。李登辉在党内权力斗争最表面化的时候，去士林官邸，要想取得宋美龄为代表的”宫廷派”人士的支持，对宋美龄表明其尊重的态度时，宋美龄知道李登辉有求于她，在和李登辉见面时，就打蛇随棍上地向李登辉提出要求：”你是知道的，经国在的时候，总统府每月都会按时给我一笔经费，现在经国去世了，不知道你是否还会给我这笔经费？”毕竟，依照法律，宋美龄应该享有去职”总统”遗孀的待遇，诸如每月薪俸的支领问题，但这必须经过李登辉的批准。对宋美龄的要求，李登辉一般都能满足她的愿望。 宋美龄早就拥有令人咋舌的庞大家财，但直到耄耋之年，还对此类”津贴”念念不忘，她攒的钱，自己这辈子肯定花不完了，有人说，有钱人里也是分级别的，他们的赚钱目的不同：有数十到上百万元资产的，还要为了生活得更加舒适而努力；有成千上万直至数亿元资产的，挣钱就成为一种惯性，一种乐趣；当钱多到一定程度以后，就要用它来实现精神上和名誉上的满足了。宋美龄攒钱的目的大概属于前两者，因为第三者，她的”第一夫人”身份及由此发挥的影响早已使她在精神上得到了满足。 3.为富未必为仁 但宋美龄却从没舍得从她的家私中捐出一部分来从事福利事业。大概因为她的权力已经够大，名声也已经够响，无须再借助金钱的效力了。就是当时在台北传为美谈，由宋美龄登高一呼兴办的岛内外知名的华兴育幼院、振兴复健医院等慈善机构，事实上也不过是当年到官邸摆龙门阵的官太太，大家一起玩桥牌把”财资”拿来筹措这些单位的开办基金。 早先，蒋介石要宋美龄搞”妇联会”的活动以配合他的**政策，并且随时作为”反攻复国”的后备军，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搞得有声有色，可是，”妇联会”到处”劳军”、演讲、缝征衣，这些活动做久了，宋美龄难兔觉得单调无趣。台湾也就这么大一点地盘，可以玩的地方实在太有限了。 宋美龄都觉得无趣，其他附和的人大概也不见得能持久。所以，自”妇联会”1950年4月17日成立起，最早的两三年，因为”反攻大陆”的口号叫得震天响，大家还对类似的活动，不敢放松。一旦夫人都不想做了，大家更是有理由改变玩的花样。 后来，也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玩笑话，说大家何不一起来玩桥牌，玩牌总会有输赢，输的一方就拿出钱来，把这些钱拿来做日后兴建若干慈善机构的经费。参加”妇联会”领导层工作的人本来就是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太太，谁也不愁拿不出这点打牌钱来，而且这样”寓工作于娱乐”之中，让打牌还显得有点社会意义，听起来还是一件很风雅的事，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个建议于是就真的付诸行动了，日后”华兴”和”振兴”的开办基金中，就有少部分钱来自当初官夫人玩桥牌捐献款项，而大部分还是由慈善机构捐献来的。 宋美龄对自己的家产一向是很”珍惜”的，国民党溃离大陆的前一年，国统区货币严重贬值，通货膨胀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宋美龄面临着”蒋家王朝”崩溃，自己的”第一夫人”桂冠也随之有丢失的危险，仅她并没有舍得动用她存在外国的巨额财产，来稳定国内的经济。”国事”和”家事”分得清清楚楚，而她自己又没有亲生儿女可以继承财产，人们不禁疑惑：她积存这样巨大的财产要干什么，又准备留给谁？ 这个问题随着宋美龄90年代的赴美隐居，答案渐渐明朗起来。根据圈内人种种迹象猜测，她不可能把钱交给蒋家的后人，大概会给孔家的后代，就是她的外甥孔令杰和外甥女孔令伟。 宋美龄与孔令杰关系密切。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一场雷阵雨中溘然长逝。宋美龄在新寡半年之后，以养病为由，到美国调养。之后，又几度到美国作短期或长期停留。她住在纽约蝗虫谷拉丁镇的一座别墅里，房子原是孔祥熙的，现归其子所有，宋美龄是客居于此。寓所门口有美国政府给她派的便衣警卫。 1984年的三四月间，美国休士顿一家华文报纸《美南日报》，刊出一则花边新闻大致上说：宋美龄有意迁往体士顿孔令杰的寓所居住。原因是：纽约地处美国东北，冬季时间偏长而又严寒，夏天虽短却又酷热。蒋夫人几十年来多居台湾，气候温和，四季如春，对纽约天气颇感不适，而有意迁居于与台湾气温相近的休士顿云云。这个消息在华人社会中传了一阵，其后因宋美龄改变主意没有下文而沉寂。 但紧接着，一个更轰动的消息，震惊了华人世界。孔令杰因为在休士顿建筑一座像”太空城”、”零零七海底城”的地下城堡，再次成为新闻人物。据说，这座神秘的地下防空洞，是准备为宋美龄躲避核战争用的。据该工程的主管人陶布森在与孔令杰闹翻以后透露： 孔令杰在休士顿郊区所设计修建的防空地下堡垒，甚至比德国过去的大独裁者希特勒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柏林的私人地下室，还要巨大，且其特殊的设备，也远比希特勒多得多。因为，这座防空用的地下堡垒，是来自加州的mx飞弹发射室的工程师所设计，上下两层的总面积，共计三万八千平方尺，所有钢筋水泥造的墙壁，约有两尺多的厚度，地下防空厅备有三套发电与紧急供电设备。此外，尚有三套消防灭火与各种防毒系统的设备，有五百到七百个简单的床位，十几个豪华的双人卧室，男女便所，盥洗间，一个急诊所，一间文娱康乐室，以及四间分别用钢栏杆隔开，但却是四四方方的所谓”拘留室”。 这座地下防空洞，建在一个人工湖的下面，目的是如果遭遇敌人核弹袭击时，湖水能阻滞中子的穿透力，还有两座高塔式的炮楼，大门上嵌装钢甲，可以瞄准炮轰来犯的坦克。孔令杰自己说，他之所以要修建这样庞大的防空处所，是要在发生核战争时，收容在美国的所有亲友。他还要建筑一个属于自己的市镇，要有自己的消防队和警卫队，以便充分保护这些亲友们的安全。 有一篇微型小说，曾假想地球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而毁灭，地球上最后一位居民该是如何情景。假使孔令杰的这个地下防空洞真的派上了用场，那么在防空洞中存活下来的人该成为全休土顿，甚至可能是全美、全世界人类最后的遗族了，这些人还能再造”孔家王朝”吗？ 孔家和宋家用金钱创造了这样一个近似”天方夜谭”的奇迹，虽令人惊叹，但也令人悲凉。凭借政治权势获得了如此难以计数的家产，究竟该用于何处，难道就只是处心积虑地设计如何保全自己的家族吗？这样的境界，只像是个目光短浅的暴发户，哪里还有什么”忧国忧民”的政治家风范？在中国政坛活跃了几十年的宋氏家族，离开产生它的民族和国家，只能显得如此单薄无根！家族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牢牢联系在一起，同生共荣，恐怕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它存在的意义吧。 4.不只攒钱，还会赚钱 宋美龄在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以后，对美国最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心怀怨恨，又觉得在维护台湾与美国的关系方面她已无事可作，便开始把精力转移到经营实业方面。在美国投巨资于石油、天然气产业，所获利息有多大，现在尚无人知晓。 1984年中，美国合众国际社一则电讯报导说：”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投资五百万美元，与德克萨斯州菲利浦石油公司签订契约，在新墨西哥州附近合作采勘一座石油天然气……”消息传出后，曾使各方震动。事后证明，这是孔令杰以姨妈的名义，”以广招徕”大生意而为。虽然宋美龄本人没有参与这笔生意，但孔令杰想到打她的招牌，无疑是因为宋美龄在石油、天然气领域还是有一定名头的。何况，孔、宋本就是一家。 由此看来，专心致力于商场，也是宋美龄被迫退出政治领域的无奈选择。先前从政的经历，使她的经营活动方面无形中有一种优越条件，比别人更易成功。看来，她一直追逐的”权”不但给她带来了”名”，也给她带来了”利”。得到”权”的辅助，”钱”无疑会来得更迅速。事实上，整个宋氏家族之崛起并影响近一个世纪也是源于蒋宋联姻的结果。”钱”与”权”的结合更加明显：若是没有蒋家王朝的政治支持，宋家孔家怎么可能”积聚了堪称这个时代最大的财富？”即使在蒋介石去世后的时代，宋美龄实际上还在利用着以往的权力给她带来的巨大利润，在她那里，”权”成了用之不竭的无形资产。 以往人们评论”蒋宋联姻”，往往认为是政治联姻，实际上，它也是为了经济目的的联姻，蒋介石固然是利用了宋家的财力，宋家又何尝没有利用蒋介石的权势来加速、加大聚敛的速度与程度呢？这实在是一笔双方互利的好买卖。 在”蒋家王朝”结束了的年代，宋美龄已失去政治影响力，只能用商场经营来维持昔日的奢华生活，比起当年”名利双收”的风光，自然是要黯淡得多了。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九十多个皮箱 1990年9月21日，一架”华航”专机静候在台北松山机场，这架飞机是送宋美龄赴美的”总统”座机。当时台北的《时代周刊》关于此一消息的专题报道是这样写的： 带着九十余箱托运行季，宋美龄女士挥别台北，直飞美国纽约。 1，都装了什么？ 这幕发生于9月21日（中秋节前夕）上午10时18分，台北松山军用机场的挥别场景，恐怕是这位九十一岁高龄的蒋家女主人，一个历史性镜头。 蒋夫人究竟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据华航人员透露，老夫人这次共有九十余件行李，大部分行李箱内装着夫人自用的衣料、旗袍、日用器物及盥洗杂物等，其中，还有一箱燕窝和月饼。 蒋夫人雅好艺术与绘画，据信，她离开台湾，原本自家收藏的古董、字画也应有一大部分随行托运，加上老夫人十分念旧，一些容易搬动的旧式精巧木雕家具，可能也经妥慎包装后，随机运往美国邸宅。 这架载送来美龄的专机，是当天上午6时50分，就由”华航”董事长乌钺亲自坐镇指挥，从桃园中正机场飞到台北松山机场的。 飞到了台北之后，机组人员就忙着装运行李，包括宋美龄的物品在内的行李，足足有100余箱之多，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是随员的私人物品，但是，不少是宋美龄的行李。 隔天，台北就有报纸以嘲讽的语气说：香港有97大限，台北有97大件。 关于这叨多个皮箱内的东西，报纸上只是作了如上的简介，这箱子里的”字画”、”衣料”、”日用器物”等究竟是些什么东西。 先说说她的”字画”、”古董”吧，其中有不少是原”故宫博物院”的东西。说起故宫宝藏，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根据张静江的建议，蒋介石就执行了”疏散”清朝第四代皇帝乾隆收集在故宫博物院宝藏的长远计划，他先是让人把这些瑰宝从北京运往南京。在后来日本人长驱直入的时候，蒋介石的代理人把艺术品装进数以万计的条板箱运往全国各地，”以免落入日本人手中以及**人手中。”这些艺术品最后被运到中国西部边远地区，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在这期间，这些杰作中有许多失落到海外有钱的鉴赏家手中。人们一直在焦虑地揣测这件事，但是由于有20多年的时间，这些瑰宝到处移动，因而无法肯定地说失落了什么东西以及失落了多少。在淮海战役结束以前，有将近25万件绘画、瓷器、玉器和青铜器最后被运往台北。 当初在大陆时期，故宫一共有三个处，包括了书画处、器物处、礼仪品处等。撤离大陆的过程中，管礼仪品处的官员投奔**去了，所以，到台湾的只有两个处的古物，可是，这些古物的数量已经叫人胜日结舌，叹为观止了。 宋美龄于1950年元月从美国回到台湾的时候，”故宫博物院”的管理编号列还没来得及健全，更谈不上完善。有许多都还是从大陆刚运到台湾，连箱子都未拆封，有些则是很零乱地堆放在台中雾峰一间设备简陋的库房里。 据宋美龄的老随从说，宋美龄刚回台湾来的时候，大概三天两头就往台中跑，但，宋美龄的主要兴趣还不在古董上，她一直对中国的古画有浓厚兴趣，而且当时正开始以学习国画来修身养性，消磨时光，所以她到台中的主要目的是看画，而以她的地位和权势，当然要看什么就可以看什么。保管员一批接一批地把库中的古画搬出来，毫无保留地供宋美龄观赏。也不知道是不是那时鉴赏古物的设备比较简陋，还是保管的人对宋美龄刻意”优待”，宋美龄观赏古画的时候，居然可以完全不戴手套和口罩，直接用手触摸古字画，和现在古物鉴赏专业人员鉴赏古物时，全副武装，慎重其事的样于，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许是受了这些”真迹”的熏陶和浸染吧，宋美龄的画技，进展神速，很快就敢挂在蒋介石的办公室里对外炫耀了。 当然，从后期士林宫邸摆设的一些古玩来看，宋美龄和蒋介石对古玩的爱好，还是维持着相当高的水平的。宋美龄在台湾时期，特别是蒋介石掌权时代，喜欢逢迎拍马的大有人在，那些王公巨贾，出手阔绰，动辄以家族收藏的古董相赠，这也是常有的事。 例如，有一回，宋美龄到林太太家串门子（林太太是清末名臣富商盛宣怀的第五个女儿）两人在聊天的时候，宋美龄忽然看到林太太家客厅里摆着一对明代磁瓶，觉得很喜欢，左右端详了一阵子，林太太见状，在宋美龄告辞之后，就吩咐家里佣人，立刻把那对磁瓶包装好，隔天马上差人送到士林宫邸。虽然来美龄从没向人开口要过东西，可是，基于友谊，或是基于利害，许多人都心甘情愿送她喜欢的东西，大家皆大欢喜，这也是威权时代，权力泛化的一种表现吧。 类似的馈赠，不限于本岛下属，一些和台湾友好的国家，也会在适当的时候，送来稀世珍品，而一些向以蒋氏夫妇马首是瞻的官家人，更是以送礼为能事，下面是一位官邸人员的回忆： 不管宋美龄在大陆时期拥有过什么样的财富，以我的观察，即使是在台湾时期，以”第一夫人”的身份，由于海内外的众多友人的私下馈赠，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拥有的财富，可说相当可现。 2.怎么来的？ 宋美龄的财富主要来源，除了本身的积攒之外，就是岛内外人士们自动赠与。古代进贡给皇帝，主要是选择重要节庆，或是新春，或是皇帝生辰，而当年岛内外人士对蒋介石夫妇的”进贡”，基本上也是选择蒋介石、宋美龄过生日的时候，作为取悦他们的一个手段。 原则上，只要是蒋介石生日，前夕照例是由一些部属或者是官太太，为蒋介石作先期的祝寿。一般，通知相关的官太太，在特定日期来官邸，为某事庆贺。 宋美龄很重视排场，以蒋介石诞辰为例，早在生日前好几个礼拜，她就已经通知官邸内部工作人员，安排好多少人的份数，再布置妥当餐桌上的食品、饮料。 在菜色方面，庆典时节以中菜西吃为原则。餐桌的摆置，更是大有学问。宋美龄照例是要官邸内务科的人，特别是两个负责开饭的人员，先在祝寿餐桌的桌面上，用染上五颜六色的米，排出一些祝寿的字形，然后再开始摆餐具。 为了让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官邸还将那两位负责开饭的人员，送到相关的单位去受训，受了训以后，不管是摆设餐桌，还是设计一些花样，都可以衬托出一种特殊的喜气，增添节日的气氛。 除了餐桌和吃饭聚会的地方，工作人员还要负责安排寿堂，让蒋介石家属可以有拜寿的地方，而在官邸大门外侧，也设一个寿堂，供外界来宾，比如说各级政府官员来拜寿。 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样的做法实在有点陈腐，可是，那时大家却习以为常，当时那样的环境，只要想官场上生存的人，谁敢不去奉承？所以，只要是遇到蒋介石华诞或夫人生日，大家都唯恐落在别人后面，有失颜面，对蒋介石夫妇的礼品，更是不可免。那时，当”台湾省主席”的人，大概是最好”表现”的一个官员，理由无他，就是因为台湾省有一个台湾独一无二的烟酒公卖局。 台湾省烟酒公卖局也负有一个任务，便是每逢每年阳历10月31日，也就是蒋介石的生日那天，前夕，就有装运寿烟寿酒的卡车一车一车地开到士林宫邸来，这些都是当时上好的烟酒制品，当”省主席”的人当然希望利用这种机会，大大表现一番。 真正给蒋介石夫妇的贡品，比较高贵的还是海外华侨和外国元首送来的一些名贵礼品。 当年，国际间还没有什么野生动植物和环境保护，部分从东南亚到台湾的华侨，为了讨好蒋介石，常常带回来诸如象牙和名贵雕刻品、装饰品的礼物，向蒋介石祝寿。 甚至还有些地区的代表团成员，送的是当地出产的熊掌和各式古董珍玩，令人瞠目结舌。这些”亲台华侨”，只要蒋介石生日一到，常常某某祝寿团或某某致敬团的名义，组团回台湾，向蒋介石拜寿。当然，人愈多，礼品也就愈丰富。 有一回，沙特阿拉伯国王费瑟来台湾访问，送给宋美龄的是一条相当贵重的用一粒粒钻石镶成的钻石项链。宋美龄倒是没有佩戴这条项链，因为她觉得这过份耀眼，也显得俗气，而是将它据为己有，收藏了起来。 费瑟送给蒋介石的，是一把镶着钻石的宝剑。那把宝剑也是一件稀世珍品，但是，这位国王根本不把这些宝物放在眼里，因为，当年以他们的石油产量，这些宝贝根本只是九牛一毛，不足挂齿。 蒋介石夫妇接受了费瑟的重礼，连跟在费瑟国王身边的一些台湾的高级工作人员，阿拉伯方面也送了礼。那次沙特阿拉伯国王来访，像”外交部”的高级接待人员，例如随从武官、随从的事务人员、荣誉事务长等人，国王王室的人都送每人一块表。这表是由瑞士专门的珠宝行加工订做的金表，价格不菲。 各界送给蒋介石夫妇的礼物，实在多得不胜枚举，”总统府”第三局还有专人负责清点礼品，并且将其汇编造册，在最短的时间内，呈给蒋介石看。 以蒋介石的华诞为例，蒋介石每逢他的华诞前后，照例会到”总统府”陈列各界礼品的大礼堂，亲自”点收”这些数额庞大的礼物。”总统府”都会把礼品整整齐齐摆放在大礼堂。 由于官邸堆积的礼物实在太多了，东西一多就不会去太珍惜，这是人之常情。有一位从日本来的亲台人士，在一年蒋介石华诞的前夕，送了一盆非常名贵的盆景到台北，给蒋介石祝寿。那只盆景据说价值数百万元台币，可是，蒋介石在他华诞前后，不过看了那盆盆景几眼，就差人把那盆盆景移走。后来，官邸工作人员觉得这盆景很好看，就把它放在另外的地方，培养一阵子，隔年再拿出来摆设。 在蒋介石在世的时代，各界并不把宋美龄的生日当作很隆重的事情来办，毕竟那时还是以蒋介石为主。但是，宋美龄也不以为件，毕竟，蒋介石的寿辰就等于是宋美龄的喜事。 某一年，为了庆祝宋美龄的生日，蒋介石特地为士林园艺试验所培养出来的一种新品种兰花，命名为”美龄兰”。因为宋美龄非常喜爱兰花，因而，她对于美龄兰的命名感到十分的高兴。 蒋介石晚年，每年只要是宋美龄的生日，就会要园艺试验所邀集各地的兰花业者，来试验所开一个兰花展览，算是庆祝宋美龄寿诞的活动。 从以上的回忆，我们不难想像士林官邸中赠品堆积如山的情况，这当然是宋美龄的行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宋家王朝》一书中谈到，宋美龄的晚年时，为了对来访者表示恭维： 她身边老是带着一些昂贵的小礼物——银盒子、银盘子、镶有珍珠翡翠的小抽木匣子。在为数众多然而看不到的人员帮助下，事先在这些纪念品上面刻了一个人的名字和谜一般的简短祝词。这一切足以在西方人的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东方人的这种已结人的小玩意。 这些东西，可能就是早年一些知名不知名的人送给她的赠品。 行李中的”衣料”也有不少是别人赠送的。士林宫邸有间小屋，里头堆了好几口大皮箱，这些超大尺寸的皮箱，全是用来放置别人送给宋美龄的布匹专用的，里头绫罗绸缎，应有尽有。这些布匹，大多数是动都未动过的，以常人的眼光来看，存放在里头的布匹都是最名贵的，可是，宋美龄早就见得多了，根本不以为意，一大半以上的布匹，从一开始，就一直摆在那儿，因为，宋美龄实在用不了那么多，而且，名贵的她不一定就都喜欢，所以多少年来，许多贵重的衣料就被尘封在官邸的那间小屋里，始终得不到这位”第一夫人”的垂青。 宋美龄的旗袍是出名的多的，在士林官邸，有数不清的壁橱，都是供宋美龄存放旗袍的地方。这与蒋介石的审美标准有关，他认为女人的衣服最美的就是旗袍，不然就是一般老式的长裙子，那种长度必须长过膝盖的裙子，只要露出腿，蒋介石就有意见。除了不喜欢女人穿短裙，他也讨厌女人穿长裤，他觉得穿长裤的女人，没有女人味。 受蒋介石这种观念影响，宋美龄很少穿长裤，在她的卧房里，有两个衣橱是挂着较好的旗袍，例如她穿的黑丝绒的旗袍就放在那里面。还有另一个橱是存放一般性衣服的。衣橱多，里面的衣服亦是不尽其数，但是，宋美龄喜爱的衣服，老是只有那几件，衣橱里面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衣服，是她这辈子从来没有穿过的，或是只穿了一二次，就被永远”冷藏”在衣橱里面的。 这大概是女人的通病吧，不管拥有多少衣服，她还是会觉得没有可穿的衣服。据说，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夫人拥有上千双皮鞋，以供不同场合、搭配不同衣服穿，想来，她亦不可能每双都常穿的，大部分还是会被常年打入冷宫。如此注重衣著，因是作为”第一夫人”，衣着打扮，举手投足都事关”国体”，但这样做未免过于奢侈。在宋美龄的行李中，有一箱是”燕窝和月饼”，这是真是假？无人查证。 即使如上面所述的行李中确是如许物品，其价值也不菲。宋美龄”迷财”，或者说是个”财迷”，究竟财富有多少，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来看，大概永远是个”迷”。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苗条的身材，靓丽的脸 美丽对于女人是至关重要的，上帝赋予了宋美龄靓丽的姿容，这也是宋美龄作为”第一夫人”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晚年宋美龄依然美丽、敏捷。关于她美容的故事有各种版本，但到底怎样，人们不得而知。 1.摩登女郎 早在美国读书期间，宋美龄就倍受老师和同学的欣赏。她曾经就读的美国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一位教员，对宋美龄作了一份保密的评价，一直收藏在该校的档案室中。她写到：”她是很受倾慕的，并不仅是因为当时她和她的两个姐姐一样的漂亮，而是因为她有激情，待人真诚。” 从1908年到1917年，宋美龄在美国学习了近10年，几乎在美国读完了从小学到大学的课程，她所受的教育是全盘的美式教育。1917年的宋美龄已经从一个圆脸蛋的小姑娘出落成一位姿容秀丽的妙龄少女。她身材丰满，体态轻盈，一条梳得一丝不苟的长辫子垂在身后，更把她衬托得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加之举止文雅，热情大方，宛如一朵夏日里盛开的红莲，饱满、热烈，深深吸引着同学和老师们的目光。 作为一个美国学校的女学生，宋美龄身着美国女孩的流行服饰，青春、健美，与当时中国的小脚女人不可同日而语。宋氏姊妹的衣服是从上海寄来的中国料子缝制的，但式样全是美国式。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三姐妹，宋庆龄被誉为”罗莎蒙德”，宋美龄则以”美”闻名。 宋美龄在韦尔斯利大学常被引用的一句口头禅是：”只有我的脸像个东方人”。美国记者埃米莉·哈恩曾写到： 从一张她和另外两位也穿着水兵服装、板着蓬松发型的学生一起拍的照片来看，连她的脸也不太像东方人。她看起来完全像战前那种类型的美国女大学生，回到了三弦琴、奶油糖的时代，墙上挂着三角旗，虽然有学问，却以仍然享有小姐的殊荣而骄傲。 毫无疑问，这样的评价除了说话人的主观意象之外，也印证了宋美龄的美国化之深。然而，长期生活在美国的宋美龄并未将自己喜好的中国风俗抛弃得一干二净。每当宋氏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她们喜欢换上中国旗袍，只有和外国同学在一起时才穿西装。那时，美国人视抹胭脂口红为伤风败俗，而宋美龄则对此不屑一顾。有一天，宋美龄用中国搽脸粉搽了脸，还涂了口红，后来有人注意到了她脸上的变化，便惊讶地叫道：”宋美龄，我想你脸上是化了妆吧？” ”是的，”宋美龄不以为然地回答：”搽的是中国粉！没什么奇怪的！”由于宋美龄的伶牙俐齿，往往能使她摆脱困境。1917年7月，宋美龄结束了美国的学习生涯，回到宋家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上一栋新买的小楼。 当时社会上乃至亲朋之中，有人对回国留学生有特殊的成见，认为他们穿洋服、说洋话，满身洋味，与国人格格不入，因此对之多有嫌恶。宋美龄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位中国教师，教她学习汉语。宋美龄的老师是位老学究，在他的影响下，宋美龄学习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颇有旧时学者的意趣，每每吟诗颂词，总要一边反复吟诵，一边有节奏地摇晃着身体，感受诗词音乐味。 时光荏苒，不懈努力的宋美龄已能像运用英语一样，以一口流利的汉语公开发表演说。 在衣着方面，宋美龄很快回归到中国服饰着装上。但是，极富创新精神的她，按着自己的审美情趣对中国服装的某些陈旧式样进行改革，糅合西装的优点。因而，她自己设计的时装总是赢得时髦女性的青睐。 例如，按中国惯例，青年女子只能身着筒式上衣，旗袍也是筒式的，而她总是将腰部裁得很合体。她还经常满不在乎地穿着一身剪裁时髦的女式骑装，头戴一顶秀雅的宽檐女帽。这种标新立异的时装改革，一经出笼，既引导当时时装潮流，又具有某种前卫特征，颇受时髦女郎的崇尚。合身的女装和旗袍很快推广开来，有的女孩骑马时也穿起马裤，这分明是受宋美龄的影响，因为，她有时在公开场合也着便裤。 服饰的个性化，充分表现了宋美龄充满激情与活力的性格。初回上海的留美姑娘，美丽、活泼，并积极参加社交活动，很快赢得了社交场上人们的关注。 上海，对宋家这样显赫的家庭来说，是一个游刃有余的地方。有人说，他们为上海西方式的奢华侈糜增添了中国式的富贵荣华。的确如此，宋家的友好都像宋家一样，拥有私人汽车。在挥霍无度的社交聚会上，他们纵情享乐。欧战结束后，上海商业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更为宋氏家族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当他们为某位家庭成员祝寿时，一般要举行为期几天的盛大宴会，还要聘请剧团的名角到家里来，为他们的亲戚朋友唱堂会。凡有如此场合，宋美龄必亲临现场，并担任主持人。 女人对美感的品味，各不相同，女为悦己者容，生长在豪问世家的宋美龄，亦不能例外。她的奢华和享受是极为著名的。 宋美龄的穿着非常讲究，最早喜欢洋装，后来一直习惯穿着旗袍，她的旗袍有一个基本的特色，就是都很合身，加之她钟情三寸高跟鞋，走起路来，摇曳生姿，丰姿高雅，如杨柳扶风，把她曲线优美的身材，衬托得淋漓尽致。 据载，抗战时期，宋美龄到江西、福建等山区的时候，她便收起丝制的礼服，换上宽松的裤子和坚固的便鞋。当她到华北、西北等地的大城市视察时，便穿上印有鲜艳夺目的大花朵的华丽衣服，佩以首饰，华服艳饰，珠光宝气，令人目炫；倘若严寒季节，常常是一件貂皮类的名贵大衣在身，雍容华贵，气度非凡。 几番公众场合亮相，宋美龄的奢华便蜚声海内外，据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引述的《痛告四万万同胞书》说：”宋美龄每年固定从法国定购的化妆品就有400万元，她使用的由外国药物溶液处理制造的每张卫生纸就要20元。她脚上穿的一双镶有钻石的鞋值80万元，一件外衣值50万元。”不管这种记录的可信度有多少，总而言之，宋美龄在当时社会消费水平极低的情况下，能在享受用上穷奢极侈，既因为她的特殊身份，也同她自幼的优裕生活及对生活的高标准分不开的。 2.驻颜有术 老一辈的宋美龄侍从人员都知道，宋美龄早在大陆时代，便十分注意身材的保养。她对饮食很苛求，也很考究，注意减食，以免肥胖。在台湾士林宫邸她的卧房，备有一具小型磅秤，每天她都要称称看自己的体重是不是增加了，如果超出她的预定标准，她立即开始控制自己的日常饮食，直到体重恢复她的标准为止。 她若是发现自己体重略为超重，正餐往往只吃一点蔬菜沙拉，一旦体重又恢复正常值的时候，她会兴致勃勃地要官评厨房为她上一客牛排，也许是从前留美期间养成的习惯，她对牛排始终情有独钟，对待烤鸡和猪排的兴趣，则不似前者，但也经常食用。蒋介石则喜欢吃肉丝咸菜汤、干菜炒肉等。 宋美龄和蒋介石常请客吃饭，但菜肴是普通的。在宋美龄的厨房里没有过多的酒肉，都是按少量、新鲜原则配置的。 因为宋美龄的皮肤有荨麻疹的毛病，所以，宋美龄非常重视日常饮水，在大陆时期，因为各地的饮水还不是那么干净，所以，宋美龄陪蒋介石到各省份视察的时候，总是要随从人员为她备一些蒸馏水，或是高品质的矿泉水，以免影响她的皮肤和健康。即使住在庐山，也要由好几个厨房的下手背上大瓶蒸馏水上山，供她使用。 宋美龄也喜欢喝柠檬汽水，在大陆时，侍卫人员随蒋介石夫妇外出，一定要备几瓶柠檬汽水，以备宋美龄口渴之需。 及至台湾，宋美龄又特别欣赏台湾本地的清茶，每天上午，在宋美龄还没起身之前，副官就为她沏好清茶一杯。她的茶杯非常特殊，为了不烫手，还在茶杯外部套了一个银制的茶杯套。 这些茶杯套子，每天清晨，都由值班副官或是宋美龄的副官，将其擦拭得锃亮。官邸上下所有的银制器，特别是餐具之类的物品，皆一尘不染，光鲜亮洁。宋美龄从小就有怪癖。早年在大陆，宋美龄邀请一位童年的女友到她家作客，见她走进起居室，按铃叫来一个女佣，然后环视一下房间，小声说：”灰尘！”她接着又解释道：”这些佣人简直不懂得如何打扫房间。”她叫那个女佣人看看那落满尘土的桌子，要她重新弄干净。女佣取来抹布笨拙地拂拭桌面，宋美龄则尽可能耐心地等待着，然后要过抹布，对女佣说：”不对！不能那样干！””看着，要像这样”。她边说边麻利地拂去尘土，擦拭需要擦拭的地方，并转身对她的客人说：”不教她们，你就别指望他们懂得怎样干活。……我料定，我这样做，好多人会说我丢面子。”她用一种极为轻蔑的口气补充道：”但是我顾不得考虑这些了。” 长期受宋美龄喜好影响的人，知道她的习惯，自然就对官邸的环境格外注意保洁。因为，宋美龄不但注重自身美感，更注重周围环境优劣。 媒介曾经一度盛传宋美龄洗的是牛奶澡，据士林宫邸工作人员指证，这完全系子虚乌有之谈，南京黄埔路官邸的服务人员也证实从来没有为宋美龄准备牛奶洗澡水。也曾经有资料记载宋美龄访美期间曾强烈要求美方为其床铺更换丝质床单，但据士林官邸服务人员讲述，宋美龄每天要换一次被面，这已是官邸习惯的一部分，这是与宋美龄的皮肤患荨麻疹的毛病有关系。 有关宋美龄沐浴的习惯，她的随从有这样一段回忆： 我们到官邸为宋美龄服务时，宋美龄已经年近七旬，但是有些盥洗习惯，却和金枝玉叶一样。宋美龄沐浴的习惯和美国人有些相似，并不是每天都洗澡，这多少和年纪大有关系，她沐浴的方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所有沐浴需要的物品，都白女副官郭副官帮她准备好，然后，她就进浴缸自己洗，不像传说中说的那样，需要别人为她擦背什么的。即使在夏天，宋美龄也并不是每天都洗澡，原因是少活动，很少流汗，何况，盛夏来临，蒋介石依惯例，是要到外地去避暑的，不是日月潭的涵碧楼，就是梨山宾馆，那些地方都是台湾最凉爽的旅游胜地。 虽说在洗澡问题上，宋美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但据一位跟在宋美龄身边多年的女性随从回忆，宋美龄对化妆的品位要求很高，可是，到了台湾之后，却对化妆品要求很少，尤其到了节俭的地步。有的化妆品，甚至是她叫官邸人员，用土法自行制造出来的。 在台湾时期，士林官邸内务科的服务人员，几乎每隔一定时期，就要拿不用的废旧报纸去烧，有些初来的侍卫人员不清楚这是干什么用的，便留心观察，结果，发现夫人的随从，竟然拿这些旧报纸烧过的灰烬，收集起来，然后再把这些报纸灰烬调成黑色膏状的液体，奉送给宋美龄。 原来，这些纸灰，是要给宋美龄纹眉用的颜料。一如所有爱美的女人一样，从年轻到老时，宋美龄每天都得花上许多的时间用于”对镜贴花黄”，然而，与众不同的是，别人可以请人代劳或者上美容院，可是，宋美龄别的地方几乎全部仰赖下人，惟有化妆是一定亲躬，别人绝对不得在她脸上”染指”。 ”不许人看见白头”是所有怕老又爱美的女人的心态。虽然来美龄习惯自己化妆，而她老年时代，若是发现头上长了白头发的话，就会叫郭副官到她书房去，为她把白头发拔掉。时光无情，红颜不再，纵有金钱万贯，地位至高无上，也不能阻止岁月的流逝。虽然美貌已渐渐逝水漂流，但她那颗爱美的心却依然跳动，这是人间对美人心不公，但对所有的人却是一视同仁，美人也不能例外。 到了80几岁的时候，宋美龄已经明显的手脚不太灵活了，化妆时难免漏洞百出，尤其在涂擦口红时，经常偏离了嘴唇，涂得不成口型，官邸里面又偏偏没有人帮她修整，因此，就有口红抹在嘴唇外缘的情形，加之皮肤因为罹染尊麻疹，就更减弱了不少姿色，哪怕再好的化妆品也回天无力了。 宋美龄虽然已离开大陆40余年，她的妆扮模式，还是承袭过去20年代的妆扮方式，柳叶眉、薄嘴唇，改变了的只是以前妇女惯见的额头前留的那撮刘海不见了。 然而，宋美龄的化妆术却令现代女性叹为观止。她的化装程序，是晨起盥洗之后，擦一些lotion之类的油在脸上，然后再画画眉、擦擦口红、梳头。通常她在化好妆以后，便开始梳她的”包包头”。她卸妆时，不是用肥皂，而是用一种油。她先是用那种卸妆油，把脸上的妆卸掉，然后，再用一块小的白毛巾，把脸上的卸妆油以及脱落的粉，轻轻擦去，直到那块洁白的小毛巾布满了一层白粉，她再用温水把脸洗一遍，整个卸装工作就完成了。 宋美龄所受的美式教育，使她把化妆当作是一种社会礼貌，而且很严格地划分”等级”，比如若是只见些比较亲近的人，像是陈诚夫人、孔二，或是几个她的副官，她是不化妆的。但，如果像是蒋经国、蒋纬国或是蒋孝文等儿孙辈来了，宋美龄是一定会化妆，其它正式场合更不用说了。 公认的，宋美龄的外貌是比较脱俗、美丽的，她的皮肤白皙，即使到了晚年，她的皮肤依然光滑如昔。一般人，也许年过40，脚板就会长出一些茧来，哪怕再珍惜、小心，只要走路，多少会长出一些老茧或厚皮来。然而，宋美龄的侍从却称，为其按摩时，竟然发现她的脚底，连一块厚皮都没有，在年过60时，依旧是冰肌玉肤。更令人不解的，宋美龄日常喜爱穿着三寸高跟鞋，全身盛装，官邸楼上楼下到处跑。1969年夏天，蒋介石夫妇在阳明山上发生车祸后，医生建议她不要穿太高的高跟鞋，她才穿鞋跟稍微矮一点的鞋子。此外，人们分析，她在官邸许多时候是穿着丝质鞋面的便鞋，这对保养她的双脚有很大的作用。 宋美龄有一口编贝皓齿，为人所羡慕。虽然宋美龄喜欢吃甜食，但是，她的牙齿保养，却是一流水准。在20几年前，她就拥有电动刷牙机，可以自动冲刷牙缝内的食物残渣。 3.吃喝拉撒 生活在士林宫邸的宋美龄可谓玉食锦衣。她是个夜猫子，约摸上午11点钟才起床。通常宋美龄醒来并不直接起床，而是要在床上待个把钟头，才会吃早点。 她的早餐没什么花样，一般是由厨房准备一只托盘，里面备有两片烤面包、一小片奶油，托盘内还放有一只高脚杯，里面盛有浸泡了盐水的西洋芹菜。宋美龄最爱吃的蔬菜就是这种生菜西洋芹。吃完西洋芹，再吃两片吐司，如果还有胃口的话，就再让侍从到冰箱里去拿一些点心，像是泡芙水果蛋糕之类的甜食，然后再加一杯咖啡，一顿早餐就完成了。 这顿量不丰、质不优的早餐几乎是经年累月，而宋美龄能够乐此不疲，主要还是出于保持身材苗条的考虑，多年来她的旗袍始终很少修改过，她的体重基本保持在50公斤左右，由此可见，在保持身型上，宋美龄也是用心良苦的。 宋美龄很尊重医生意见，有时她节食实在节得有些过火了，就有身体虚弱的症状，医官诊断后劝告她：”夫人！您的营养可能不够，您应该多吃一点，可以吃一些牛排嘛！”宋美龄一定会按照医生的嘱咐，告诉厨房早餐时为她准备一份牛排。 中餐的时候，她也是只吃一点，因为与蒋介石共进午餐，多少还是吃一些东西，蒋介石吃的是宁波菜，宋美龄对这些菜并不喜欢，只是吃一些青菜，像炒芹菜之类的素菜，加上一些鱼。晚饭稍有加量，但还是以精致为原则。 养生保健，是宋美龄比较注意的，但也并不苛求。以前，宋美龄喜欢抽烟，通常抽那种比较淡的香烟，气味较淡。有一次，宋美龄和一群官太太打桥牌，她忽然问一位副官：”x副官，你可有香烟？”那位副官有些吃惊，但还是明白了她的意思，对她说：”报告夫人，有是有，但是我们抽的是一四军烟，味道很浓的！”宋美龄不假思索地说：”给我一根试试。”副官为她点燃香烟，她还是很信然自得地把副官奉上的军烟抽完了。 早年宋美龄抽烟是浓淡不拘的，但是，她有一个原则，就是蒋介石在的场合尽量不吸，即使在官邸偶有烟瘾，也是在自己的书房或卧房独自抽烟，绝不干扰到蒋介石。后来因为身体罹病，接受医生的建议，很少吸烟。 宋美龄在饮食上一向有自己的特点，她特别爱啃火鸡的骨头。这与她长期生活在美国，受美国饮食文化影响颇深有关。 每天晚上，到了12点或是1点的时候，他会叫侍从到冰箱里拿些火鸡给她吃宵夜。当侍从把火鸡肉拿来，她会叫侍从把板凳搬到她的卧榻前，和她面对面一块儿吃火鸡肉。但宋美龄有一个怪习惯，总是把火鸡肉塞到侍从的碗里，自己啃火鸡骨头。她认为，只有火鸡骨头才有味道。所以一定要侍从和她搭档吃宵夜，这样可以侍从吃肉，她啃骨头。 士林官邸是从不在外面买点心吃的，所有的点心一律自制。通常，官邸点心味道很甜，这完全是为了涉足宋美龄嗜吃甜食的口味而调配而成的。 宋美龄自己有两个大冰箱，专门用来放各种进口水果和巧克力糖。 她有专门的副官，随时查看冰箱内的储存状况，有什么人送来了什么吃的东西，或者冰箱内哪些东西要处理，副官必须向宋美龄汇报。 宋美龄一般情况下并不知道冰箱里有什么东西，哪些是已经超过了食用的安全时限。某人送来吃食一份，副官就向宋美龄报告，要不要把这样东西放在冰箱里，宋美龄通常不假思索就命令：”哦！那就摆冰箱吧！”即使摆了一满冰箱的水果、巧克力之类的食品，她自己吃的不多，可是也极少把冰箱里的东西拿出来，大方送人。 偶尔她半夜想吃东西，就命侍从：”你帮我到冰箱里拿两块巧克力来。” 糖拿到宋美龄面，她满脸高兴，就两颗巧克力便可让她一饱口福，并且别无多求。很快，随着嘴巴的蠕动，她露出满足的笑容。而侍从却还未从刚才那满坑满谷的巧克力、水果中回过神来，要知道，哪些东西简直比糖果店里的货色还齐全，并且货源源源不断，不知要吃到哪一年！ 英国王妃戴安娜喜欢定期灌肠，据说，这样可以排出身体内毒素，保持肠胃循环通畅，对美容健身很有利。无独有偶，比戴安娜早大半个世纪的宋美龄，对灌肠早就深享其乐了。 从年轻时代开始，宋美龄就习惯每天定时灌肠，用灌肠器具，使自己不费什么大的力气，就可以完成人类每天的通便大事。 没有见过灌肠程序及灌肠器械的人，一定对此满怀好奇。其实，这项工作相当简单，它有点像是打吊针的器具，在灌肠之前，先要准备400-500cc的温开水，放在灌肠器具的一个小袋子里头。小水袋通着一根细水管，水管的头上接了一个肛管，由使用人把这肛管通到自己的肛门内部适当的位置，然后再由工作人员操作，把水袋中的温水，缓缓挤压，让温水注入肛门内。 一般情况下，温水只需注入200cc左右，使用人的直肠部位就会受了温水注人的刺激，而开始加速蠕动，在直肠蠕动的过程中，人体直肠内积存的大便，就会在温水的刺激下，顺着温水的流动激荡，慢慢排出。 每天晚上睡前，就是宋美龄灌肠时间，这种习惯数十年如一日，犹如同人们每天的洗脸、沐浴、盥洗……而许多年龄大的江浙一带人，都有这种以水袋通便的习惯，这可能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宋美龄身上积沉的传统习俗说明了她在某些习惯上的继承性，集中西文化于一身的特殊性。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虔诚的基督徒 宋美龄出生于上海既是传教士，又是牧师和实业家的家庭，同时也是一个热心政治的家庭。宋美龄的父亲——宋嘉树，人们习惯称他是”世界上最杰出的三位女儿的父亲”。的确如此，因为他的三个女婿孔祥熙、孙中山和蒋介石，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非同一般。 1.家教渊源 宋嘉树1861年生于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一个商人家庭。1875年，14岁的宋嘉树，随同哥哥到爪哇一个远房亲戚处当学徒，订立了3年契约。契约未满，1878年初，他就跟随堂舅横渡太平洋到了美国波士顿，在堂舅开设的绿茶商行当学徒。宋嘉树在波士顿生活了将近一年，美国人的进取精神和冒险性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他。他已经不能满足于帮帮堂舅经销绿茶的生活，在中国留美学生的影响下，3年学徒期未满的宋嘉树逃跑了。 1880年11月，宋嘉树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以顿第5号南大街卫理公会教堂的佩奇·里考德牧师处接受了洗礼，信奉基督教。在接受洗礼的仪式上，里考德牧师给宋嘉树改名为查理·琼斯·宋。 为此，11月7日的威尔以顿星期日《明星报》刊登了第5街卫理公会教堂的这样一则通知：”今天上午的洗礼仪式将在本教堂举行。一位皈依者将是享受这项庄严权利的人之一，也许是迄今为止在北卡罗来纳州接受基督洗礼的第一位天朝人。” 年轻的中国人在举目无亲的异国，选择皈依基督教，确实引起了威尔以顿人的不小震撼。然而，这一选择对宋嘉树来说至关重要，影响深远。无论是宋嘉树，还是他的几个儿女，因为基督教的关系，使他们日后在美国，在中国的地位非常人可比。 在中国近代史上，宋嘉树是传教士，商人，也是革命分子。他一生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鼎力囊助。他的牧师传教活动时间较短，因此所成事业难以与他的经商事业相比。 在家庭中，宋嘉树对儿女关怀备至，不仅给她们提供一个快乐而舒适的生活，尽情发挥孩子们的天赋，并且有意培养他们具有崇高理想和锻炼他们不怕艰难困苦、不屈不挠的意志。他希望他的儿女们都在具有中国传统的”家”中接受教育，培养民族意识、爱国主义精神。但宋嘉树毕竟在美国接受过教育，他深感美式教育的优点，及时把子女-一送到美国读书。 由于宋嘉树的远见卓识及基督教精神的激励，他把自己的经历和思想灌输给子女，在他的影响下，宋蔼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各自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著名人物，久为世人瞩目。宋嘉树也因此被外国人誉为”模范公民，教堂的台柱，出色的丈夫和最优秀的家长。” 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浙江余姚县人，1869年出生于上海，1931年病逝。据宋家子女后来为倪桂珍所著的传记中所记，她是中国最早接触基督教的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倪桂珍在思想上受西方影响较深，在上海教会开办的培文女校教过书，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1887年夏天，倪桂珍经人介绍与宋嘉树结婚。倪桂珍虽是名门之后，但她的丈夫未嘉树则家道衰落，生活贫困。然而贫困的生活并不影响他们夫妻之间的恩爱，她与丈夫在信仰、性格和志趣上情投意合，家庭生活美满、欢乐。 倪桂珍是一个极其要强的女性，她在家庭中操持着所有的日常事务。她不仅照顾、孝敬老人，教育子女，还要精打细算，操持家务。由于受到良好的社会教育和家庭的培养，她在管理大家庭、处理复杂事务方面表现了超人的能力，同时，她又是个富有牺牲精神的虔诚基督教徒，做事严谨，富于创新。她极有同情心，热心社会福利事业，对贫苦的百姓乐善好施。 倪桂珍格守宗教教规，并有刚强的意志，对家庭、事业、孩子都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极严格的要求。她按照清教徒禁欲主义的规范生活，视酗酒、赌博、跳舞为罪恶，不允许孩子们在自己家中做这些事情。她把这些视为违背神的意志，要求孩子们在上帝面前必须老老实实按照神的意志做事。 2.按神的旨意行事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父母的言行是孩子第一任教师。由于父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宋美龄的世界观当然是在家庭的熏陶下形成的。 1934年3月，宋美龄在《美国论坛》杂志发表《我的宗教观》一文，就父母对她宗教观形成的影响作了一些叙述。她动情地写到： 我而且多少带些怀疑心的。我常常想，所谓忠诚、信仰、不朽等等，不免有些近乎理想的。世上所看得见的东西，我才相信，否则我就不相信。别人承认的事情，我未必因而也加以承认。换句话说，适合我父亲的宗教，不一定能引动我。那只适口舌，宛如糖衣药丸的宗教，我并不信仰的。 我知道我母亲的生活，与上帝非常接近。我认识我母亲的伟大。我在幼年时，对于母亲强迫我的宗教训练，多少有些不肯受命，但我相信这种训练，给我的影响很大。那时的家庭祈祷，往往使我厌倦，我就借口渴为推托，偷偷地溜到外面去，这常常使母亲烦恼。那时，我也像我的兄弟姐妹一样，必须常常上教堂去，而冗长的说教，使我觉得非常憎厌，可是今天想起来，这种常上教堂的习惯，养成了我作事的恒心，这真是深可感谢的训练。 从上叙述中，可以看出，在宋美龄幼小的心灵中，父母就播下了宗教的种子，宋美龄长大后对此深表感激，足以证明她本人笃信不疑的态度。 1955年，宋美龄为《读者文摘》撰写《祈祷的力量》一文，写道： 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们自幼便去主日学校和教堂，每日举行家庭祈祷。我有时因为必须坐着听冗长无味的讲道而反抗，但幸而我在不自觉中吸收了基督教的思想。 在母亲看来，祷告上帝不仅是请求他祝福她的子女，乃是等候他的旨意。对于她，宗教不是单行道。她按照他的箴言生活，公正行事，爱慈悲，谦单地与他同行。她常向我强调这一点：我们不应当要求上帝做任何可能伤害别人的事。她的去世对于她的子女是极惨重的打击，可是对于我的打击也许比较更重，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曾十分依靠她而不自知。 作为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既是多方面的，又是深层次的。倪桂珍对宋美龄的影响，在宗教观上根深蒂固。宗教，毫无疑问地对宋美龄的个性、人生、意志及价值取向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日后宋美龄的谈话可以看出，她很喜欢引用《圣经》的话语作为观点，并时刻以此为训。 就拿宋美龄的婚姻来说，宗教在这种婚姻成败上所表现出的力量的昭然若著。 据载，蒋介石是在1922年参加一次宋子文的家庭晚会时，认识宋美龄的。5年后，天津《益世报》刊登上蒋介石写给宋美龄的”情书”，蒋在这封”情书”中说： 金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为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个兄姐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金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囊日之育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宋美龄对蒋介石的求婚是同意的，但宋氏家族中唯有大姐宋蔼龄赞成小妹与蒋介石成婚。看问题很有长远眼光的宋蔼龄深信这桩婚事对宋家有利。在她看来，蒋介石不仅能官复原职，前途无量，而且与蒋介石联姻可以为宋家攫取更多的财富。 可是，宋家除了宋蔼龄赞成这门亲事外，宋庆龄、宋子文都反对这门亲事。尤其是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坚决反对蒋介石成为自己的女婿，她有三条理由：一，蒋介石是个军人，而当时军人的社会地位在有教养的中国人眼里是极为低下的，倪老太太瞧不起蒋介石这样的职业军人。二，蒋介石有婚史，虽然这门婚事是在他15岁时由母亲包办的，实已离异，但社会上仍盛传着他同姚恰诚、陈浩如的排闻，倪老太太对此很不高兴。三，倪老太太坚决反对这门婚姻最重要的理由，蒋介石不是基督教徒。 虽然宋美龄同意蒋介石结婚，但得不到母亲——倪老太太的同意并不能成婚。为了避免同蒋介石接触，倪老太太到日本度假，到长崎拜访朋友。 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在张群等人的陪同下乘日轮”上海丸”东渡扶桑，并终于几经辗转在镰仓找到了宋母。 对于满怀渴求的蒋介石拜见倪老太太的场面，当时的上海《晨报》是这样报道的： 蒋介石于10月3日来晤太夫人，事前蒋系先致电，得大夫人的允可者。相晤时，太夫人正在室中研究新约圣经，盖大夫人系一极诚笃之基督教徒也。既见蒋，勉蒋为使徒保罗；蒋告太夫人，谓对基督之道，近日亦有信仰，并乞婚焉。时太夫人以蒋对于联姻之手续，既-一办妥，毫无其它问题杂处其间，遂允其请，许以女美龄妻之。 美国女记者埃米莉·哈恩描述说： 蒋介石提出他和太太离婚的证明，不过，仍然有宗教信仰的问题。宋太大问他是否愿意改信基督，很幸运的是，他的回答很令她高兴。他说，他愿意尝试；他愿意研究《圣经》和尽他最大的能力，不过，他不能答应什么时候会接受基督教。宋老大太的偏见开始动摇了，不久之后就宣布了婚约。 宋美龄在与蒋介石谈婚论嫁时，曾提出，蒋介石必须信奉基督教，受洗礼成为基督徒。蒋介石对此欣然应允。蒋介石日后果然兑现了诺言。1930年在宋美龄的挽扶下，他走进了教堂，接受了人教礼仪。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张学良扣押，宋美龄到西安营救，当蒋介石看到宋美龄走进住处时，大声嚷叫道：”我知道你会来，今晨我念《旧约》，书上说，耶和华要做件祈事，他要打发一个女人去保护一个男人。”似乎他的信仰达到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境界。 在蒋介石政府里头，乃至宋美龄生活圈子里，到处是和基督教有关的人，基督教不仅深深制约着蒋介石和宋美龄，也对国民党政府的决策起着一定的作用。 对张学良的优待，某种角度说是宋美龄基督教的精神的一个体现，宋美龄身边的人认为，要不是宋美龄的坚持，张学良恐怕早就没命了。西安事变后，许多人为讨蒋介石欢心，要杀掉张学良为蒋泄愤。宋美龄始终反对他们对张学良动手，并且一再要求蒋介石要保证张学良的安全。 是不是由于宋美龄的坚持，才保住了张学良的性命这很难考证。但是到台湾以后，宋美龄对张学良始终很客气，经常送些好吃的东西给他。虽然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了大半辈子，可他始终没有对蒋介石个人表示抱怨和非议，一则是不敢，二则可能对宋美龄不是那么敌视。张学良到台湾曾信奉耶稣基督，有人认为这也是宋美龄给张学良的影响，对西安事变的这一历史事件，在外界看来，宋美龄在张学良身上还是赋予了宽恕态度，这也许是引发张学良信仰基督教的重要原因。 3.把基督政治化 宋美龄是一位基督徒，由于从小就接触基督教的缘故，她把《圣经》奉为圭桌，甚至对教义的理解已经到了出神人化的境界，对《圣经》故事更是倒背如流，不在话下。她的许多演讲里面都大量引用《圣经》的原话，她经常引用《圣经》上的话说：”我要打的仗已经打过，要走的路已经走过！”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心迹。她常常以上帝的忠诚信徒自居，宣传基督教在政治中的作用。 1953年8月，宋美龄在华盛顿斯塔特勒饭店出席宴会，发表题为”中国将重获自由”的演说词，她大谈蒋介石的”抗俄**”历史，大谈台湾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自由的庇护地”，结束时，最后一句话是：”上帝的方法是不可测的。也许我们需要张大眼睛看看反基督的野蛮行为，我们的力量，对抗邪恶的意志，才可以重新获得。有上帝的帮助，我们不会失败，中国将重获自由，世界也将如是。” 这样的论调虽然已近乎苍白，但在宋美龄的心中，上帝依然神圣，尽管有些时候也有失误的时候，但终有一天上帝的眷顾会重来，那就是”反攻大陆”，重新获得政权。 1955年2月，美国《克利夫兰新闻报》记者福亨女士到台北，宋美龄在26日接见了她。宋美龄在与这位记者谈话时，仍念念不忘《圣经》，她对这位记者说：”两个中国政策很像是信奉两个上帝。”她把美国准备承认”中华民国”又承认新中国一事，比作《圣经》上所提及一面信奉上帝一面信奉玛拿的警告。 由此可见，《圣经》教义贯穿了宋美龄的政治信条和人生信条，也是她的精神支柱。 4.体会与实践 关于对宗教的情感，宋美龄把它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可以说是与宋家及蒋家政治、经济发展生死攸关。为此，宋美龄曾经这样解释： 第一阶段，我极度地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渴望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我虽有这样的抱负，但只赖我自己，我实在还缺少一种精神上的定力。 接着是第二阶段。我在上面已说过的种种状况，使我失望悲现，颓丧消极了起来。到慈亲去世，真觉得眼前一团漆黑。北方有强敌的铁蹄，南方有政治的裂痕，西北旱荒，长江水灾，而最亲爱的母亲，又给上帝呼召了去，除了空虚，我还有些什么呢？ 我母亲的宗教精神，给了蒋委员长很大的影响，我于是想到，我在精神方面，不能鼓励我的丈夫，实在觉得万分遗憾。委员长的太夫人是热心的佛教徒，他的信仰基督教，完全由我母的劝导。为了要使我们的婚约得到她的许可，委员长允许研究基督教义，并且诵习圣经。后来，我发现他谨守前的，我母去世之后，也丝毫不变初衷，但教义中，他起初很有一些不能了解的地方，读时很沉闷。他每天诵习旧约，苦思冥索，自多困难，所以我在日常谈话中，实有把难解之处，委婉示意的必要。 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园地，引导丈夫进去。同时我因生活纷乱，陷于悲愁的深渊，也想找一自拔的途径，于是不知不觉地重又回到了母亲所信仰的上帝那里。我知道宇宙间有一种力量，它的伟大决不是人们所可企及的，那就是上帝的力量，母亲鼓励委员长精神生活的任务，既由我担负了起来，我也日渐和上帝接近了。……由此而入第三阶段。我所愿做的一切，都出于上帝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因为家族信仰基督教，宋美龄自然而然接受了这种信义，并在婚后影响了蒋介石。然而，蒋介石则有些牵强附会，因为支持他的精神的还有王阳明学说。他把基督教揉进了自己的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基督教仅仅是他政治精神层面的一面挡箭牌。 在蒋介石的书房里，挂了三张照片，右边进门的地方是耶稣基督的画像，对面是他的母亲王太夫人的遗照，书桌的正上方，则是国父孙中山遗像，足以看出，基督教与他的政治信仰、家族观念杂合在一处，并没有特殊的地位。 信仰宗教的人，特别是基督教对做礼仪、礼拜极其重视。宋美龄与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毫无例外，表现得很虔诚，但蒋介石只是注重了形式。 大陆时期，蒋介石为了夫妇俩礼拜天做礼拜方便，在各地设立了许多”凯歌堂”，及至台湾，在士林宫邸旁，建了一处私人礼拜堂——”凯歌堂”。后来，凡是蒋介石和宋美龄足迹所到之处，哪怕是偏僻无人的郊野也要兴建私人教堂。台湾各地，有不少蒋家私人礼拜堂，南投日月潭的涵碧楼，其后侧就盖了一栋教堂，为蒋介石和宋美龄专用。所有各处的教堂都是用公款修成，这也是”第一家庭”享有的宗教特权。 宋美龄对宗教活动的热衷尤其表现在参加做礼拜这一活动上。为了保证”第一家庭”礼拜活动的安全，官邸警卫组每一次都要布置严密的警卫系统，严加护卫。当时做礼拜以宋美龄为主角，她还邀请了党政军高层人员和夫人们一起参加，这些人有的是基督教徒，有的则是投其所好，装模作样。为了控制进出人员，官邸警卫组还设计了特殊通行证，分发给被邀请人士。凡被邀请的人士都把这看成极为荣耀的事情，同”第一家庭”一起做礼拜，难道不令人兴奋吗？许多想在仕途上进步的人，更是巴望着这样一个与领袖和夫人接触的机会。在台湾政界，信仰基督教的人并不在少数，这其中与权力有极深的联系。 为了讨好宋美龄，一些官太太们紧随其后，对到”凯歌堂”做礼拜乐此不倦。但这些人中很有些是言不由衷的，并不像宋美龄那样全身心的投入，时间长了，难免就要叫苦不迭。 宋美龄虽然是个夜猫子，迟睡晚起。但是，每到星期日，必定起得很早，雷打不动。礼拜天上午10点钟左右，蒋介石、宋美龄夫妻连袂出现在”凯歌堂”后，仪式才正式开始。 宋美龄本人除了参加士林”凯歌堂”的活动外，还例行”妇联会”每周一次的小型祈祷会。在”妇联会”活动频繁的时期，宋美龄每个礼拜必亲临现场，一些巴结宋美龄的妇联会夫人们，也争先恐后地参加。随着政局的发展变化，到了60年代初期，”反攻大陆”的口号很少被提及后，”妇联会”的活动也开始清淡，加之宋美龄身体状况不佳，这类小型的祈祷会，也形同虚设了。 60年代末期，宋美龄遭受阳明山车祸，身体严重受伤，住在官邸休养，这一段时间来美龄较少参加礼拜，甚至连”凯歌堂”这样的地方也很少涉足了。有时，到了礼拜的日子，她会对属下说：”请告诉先生，说我身体不舒服，不去礼拜了。” 虽然礼拜的次数有所减少，但基督教的地位在宋美龄的心中永远还是至高无上的，从未动摇。读《圣经》、祈祷、唱圣歌是宋美龄每日的必修功课，即使生病，仍坚持不懈。她的书桌上摆着圣经、教义之类的灵修书籍，每天都要利用下午的时间，阅读一小时左右的《圣经》，读完之后还要用英文写日记，记录下自己的心得体会，这成了宋美龄反躬自省、修身养性、净化灵魂的必修课目，几十年来始终如一，从未中辍，可见其毅力之坚强，对待基督教之虔诚、忠信。 跟随宋美龄的人都知道，宋美龄的宗教精神始终如一，从无改悔。初到台湾岛的一年，她的随从有急事向蒋介石报告，一大早就赶往士林宫邸。蒋介石一般四五点左右就起床，这名随从4点多钟就到了士林官邸，得到允许晋见蒋介石，当他走进蒋介石的书房，只见蒋介石和宋美龄正跪在一起作”晨课”。随从们通常只知道，宋美龄是个夜猫子，过惯了夜生活，很晚才睡，然而并不知道她竟然能早起同蒋介石一起作”晨课”。这一场面让随从颇生感慨。许多人对宋美龄的宗教态度十分敬佩，并相信她由于信仰宗教的原因，才没有参与国民党内部的党派纠纷，退居圈外，过着淡泊宁静的晚年生活。 1994年9月，当宋美龄结束在台湾探视孔令伟病情的行程，返回美国时，她亲手送给李登辉一本名为《in god we tru-rt》（我们相信上帝）一书，表明自己的心迹。当时虽然岛内兴起了拥立宋美龄的风声，但宋美龄这一举动，无疑给世人一个明证，无论以前怎样，晚年的宋美龄全心向教，无意于政治，准备把余生都奉献给上帝。这符合宋美龄的几十年宗教心态，也许，只有宗教才是她最值得信赖的，正如她从前所说：”我想上帝是很善良的，不让我们深入了解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能了解我们的前景如何，我们就没有什么勇气通过最初的阶段了。”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上帝，任凭政治风吹雨打，基督给宋美龄的人生带来了光明和心灵的寄托。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第一夫人”生活片断 宋美龄的作息时间有别于常人，她是有名的夜猫子，喜欢投放精力于夜晚。白天她可以睡到上午11点钟，一到晚上则神采奕奕特别有精神。有人说她是一日之计始于夜，一点也不过分。 了解宋美龄的生活，首先要从她的夜生活入手，她的大部分生活内容集中在夜间，这种独特的生活习性养成了她爱静、专心的性格。 1.书房·舞乐·看电影 夜幕降临，宋美龄的一天正式开始。宋美龄喜欢在书房看书。她的书房陈设着她非常欣赏的两幅画，一幅是国画，画面是全副戎装的”香妃”；一幅是西画，”少女读书”图。 侍从们都了解宋美龄挂这两幅画的寓意，”少女读书”图象征着她勤奋好学，另一幅清画”香妃”图，描绘的是一个西域女武人，这两幅画从某种程度上表示着宋美龄的自我标榜和自我激励。宋美龄一直把自己看作拯救民族危亡、肩负国运兴衰历史使命的时代女强人，她希望自己是一个文武双全。德业双修的全才。因而，两幅画所表述的寓意和她的期许不谋而合。 夜深人静的时候，宋美龄会凝望着这两幅画陷入深思。从美国到大陆，从大陆到台湾，有多少个不寐的夜晚，宋美龄在苦思冥想中度过，除了研习《圣经》，宋美龄更多的是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一些”国政”大事。但是事与愿违，”蒋家王朝”终成衰落，宋美龄的”我将再起”徒留余音，那些不眠之夜终于随风而逝了。有谁还愿意了解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姐在青灯下的苦心呢？ 年轻时代的宋美龄喜欢跳舞，抗战前后，她经常去上海小住，为的是在十里洋场的氛围中享受一下洋化情调，跳舞自然是不可缺少的内容。从小就在美国长大的宋美龄，对跳舞颇有嗜好，不足惊奇。但是同浙江乡绅出生又受过日本武士道教育、生活刻板、了无情趣的蒋介石结婚后，情况就有些不同。大陆时期，宋美龄经常去参加孔祥熙公馆里举行的舞会，跳舞的人多半是自己家里的亲族和十分亲近的朋友，一般人员很难参与进来。每逢孔家举行舞会，大厅灯火辉煌，那些与孔家、宋家交往从密的政经人士，聚集于此，狂欢劲舞，间或谈政论商，真是热闹非凡，宋美龄自然而然地被捧为舞会皇后。 有关宋美龄跳舞的传言，野史比正史多。早年大陆的新闻比蒋介石时代的台湾开放，一些报纸特别是小报的花边新闻关于宋美龄跳舞的内容特别多。那时，一些小报上公开登载宋美龄和一位美国记者跳舞的轶事。宋美龄因为喜欢跳舞，难免去跳舞的过程中结识一些出色的人物。这位记者正是与宋美龄跳舞跳出了情谊。惯于跳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与某人搭配跳舞配合默契跳出感觉后，就会”舞情”专一了。由于宋美龄较多与这位美国记者合舞，且又颇多相见恨晚的姿态，难免有人看了要说闲话或望景生义。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故事的内容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离谱了。 没有不透风的墙，蒋介石也对此事有所耳闻，但有碍于当事的男主人公是美国人士，说不得，碰不得，加之是个记者，更不能轻易处置。让蒋介石颇费脑筋，有人说蒋介石投鼠忌器，然而，他终于想出点子把这位”红舞星”请出了中国国境。 由跳舞引出的夫妻风波到台湾以后就绝对没有发生了。一方面宋美龄年过半百，对跳舞的热情不复当年；另一方面，蒋介石绝对不允许在士林宫邸搞什么舞会，有关宋美龄跳舞的传闻从此销声匿迹。 宋美龄不仅喜好跳舞，对音乐尤为热衷。每天休息前，蒋介石和宋美龄总是叫侍从人员放留声机音乐，乐曲多半是世界著名的小提琴演奏曲。夫妻共赏音乐，看起来很有些琴瑟和呜的味道。 台湾时期，官邸通常会在下午以后，请副官放些古典音乐，这些古典音乐基本上是些节奏轻缓的轻音乐。如果蒋介石不想听的话，宋美龄就在自己书房放低音量听。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宋美龄偏爱西洋音乐，蒋介石喜欢一些”国剧”和绍兴戏之类的戏曲，一中一洋，径渭分明，蒋介石听音乐的习惯还是被宋美龄逐渐培养起来的。 宋美龄还是一个十足的电影迷，看起电影来不管白天黑夜。 蒋介石夫妇在晚年身体较好的时期，每天傍晚，只要宋美龄想看电影了，就叫副官把放电影的师傅喊来。宋美龄会问放片师傅，”上次叫你找的那部片子，现在有没有弄到？还有哪些片子比较好看？”待放片师傅逐一汇报完毕，宋美龄就选好要看的片子，然后吩咐在晚饭后，放映电影。 吃罢晚饭，内务科的人员就在楼下的饭厅重新摆好桌椅，腾出空间，摆好蒋介石夫妇和官邸人员的座位，放片师傅把所有的电影放映器材设置停当，一切准备就绪后，电影就开始放映了。 五六十年代，台湾经济并不景气，电影院设备比较落后，对于一般市民来说，看电影是一项很难得的娱乐享受，能有那份闲情逸致和多余的钞票看一场电影，是很被人羡慕的事情。官邸的电影设施就是一张平常的小型电影银幕挂在餐厅墙上，外加普通的电影机器设备，在当时这已算是难得的家庭电影院了，只有官邸能有这种设施，普通老百姓简直连想也不敢想。 等到晚上8点左右，蒋氏夫妇先后按位子落坐，放片师傅经蒋介石同意，就开始放映电影了。在电影放映期间，士林宫邸不论官阶大小，所有人员都可以自由观看，而蒋氏夫妇的侍从人员作为陪同，理所当然更要在一旁观看。 通常情况下，看电影的场面很热闹，人员济济颇有小电影院的气氛。有时，陈诚夫人谭祥等一些宋美龄邀请来的贵客，也会被安排在宋美龄隔邻的座位，与蒋氏夫妇一同观赏电影。 宋美龄喜欢看一些外国片子，她看电影的时候聚精会神，许多外文片子，没有字幕，但宋美龄的英文功夫极强，看外片如同看中片一样，理解内容毫无障碍，影片中的情节和对话对她来说，如临其境，看起电影来津津有味。 蒋介石对电影的态度与宋美龄不同，电影，对蒋介石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因为他看不懂洋片，听不懂英文，又没有西方生活的文化背景，因此自然没有兴趣。但是，蒋氏夫妇也有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看60年代流行的黄梅调电影，像《梁山伯与祝英台》、《七仙女》等等，乐此不疲，百看不厌。 一般情况下，宋美龄看电影一定从头看到尾，很容易沉湎到影片中去，而蒋介石则到了休息时间就停止观看。通常蒋介石在晚上10点前就寝，就寝之前，还要作些晚祷，故而，蒋介石看电影只看40分钟左右，最多不会超过一小时。每次他看看时间快要9点了，便高声叫道：”好！停！”这时，放片师傅就暂时关掉放映机，随从人员立刻打开电灯。蒋介石便会向宋美龄说：”我不看了！”宋美龄知道他要上楼睡觉了，就对蒋介石摆摆手说：”你不看了呀！很好看嘛，好，那我们继续看！晚安！”蒋介石一起身，所有工作人员也都跟着起立，目送蒋介石上楼。等蒋介石和一班人马上楼后，宋美龄就告诉放片师傅：”好！可以再开始了！”电影便又继续放映。 夫妻一起看电影有始无终，这已是多年来官邸的传统，蒋介石从来没有完整地看过一部电影，他的有些随从人员也经常自我调侃：”陪同蒋先生，还从来没看过一部完整影片哩！” 蒋介石只对一部美国影片《巴顿将军》感兴趣，但即使对这部能引起他军人情结的片子，他也只看半场就休息了。他是一个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的人，所以，定了作息时间表，他必定认真遵守，绝不逾矩。 一部电影放完，要到下半夜一二点钟，电影结束了，宋美龄仍然兴趣盎然，还要和谭祥、孔二小姐摆龙门阵。有时，她们也会摆出象棋下几局。孔二和宋美龄多半喜欢闲聊，直到夜深人静才回房休息。 及至70年代，台湾兴起电视剧，赶时髦的宋美龄自然不甘落后，当时蒋介石、宋美龄最爱看的是华视拍摄的《包公传》，每集必看，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宋美龄曾喂了两条狼狗，一条公狗晚上守候在蒋介石卧室，一条母狗就守在宋美龄卧室。有些新来的护士，往往被这两条狼狗吓得魂飞魄散。而宋美龄却很喜欢夜晚有狗作伴，虽然一有风吹草动，两条狗就狂吠不停，宋美龄却安睡如斯，不为所动。 2.手爪抓 年过60时，宋美龄晚间睡觉又添了新癖好，要人为她按摩。 曾服务于宋美龄的一位女士回忆：”那是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夜晚。我记得，在士林官邸大门口迎接我的是官邸的一位医官，被带到二楼宋美龄的卧房后，医官开始交代我：夫人刚吃过药，今夜就要多辛苦你了！过了一会儿，官邸管事的蔡妈——一位外表有些福态、个子小、操上海口音、约莫0岁的老太太走了过来，她交代我，夫人平时睡觉的时候，是要我们为她抓抓的，你不要忘了，只要她还没睡着，就要为她抓抓！ ”我起先不懂什么抓抓，后来才明白，所谓抓抓，其实就是一般人所说的按摩，马杀鸡！ ”宋美龄的床边，一灯如豆。我就坐在床边为侍卫副官和护士特别准备的没有靠背的小板凳上，陪伴宋美龄渡过漫漫长夜。然而，这一夜的经验，却是让我终身难忘。蔡妈交待我宋美龄醒着的时候，就要为宋美龄按摩，可是，说也奇怪，宋美龄似乎始终是醒着的。我从来没有帮人按摩的经验，所以，大概只按了半个多钟点双手就开始发酸，于是，我便本能地停下来休息片刻。但是，宋美龄似乎根本没睡着，她在发现后面替她按摩的手停止了按摩的动作时，便开始翻来覆去、辗转反侧，让我觉得她对我猛然停止按摩的手很不耐烦。她在翻了两个身后，把背部挨近我的方向，我当然知道她的意思，马上开始继续按摩。” 一般初到官邸服务的护士很少有懂得按摩的，然而，为了服侍好”第一夫人”，不管会不会，都得全力去做，那些双手不停地按摩的夜晚，至今仍让从没受过这种训练的随从们胆战心惊。 如有新来的护士当班，宋美龄便会告诉她：”小姐啊！你替我身上抓抓好不好？我的腿还是有些酸痛，你替我抓一下。”宋美龄发出了命令，有谁敢违抗？ 护士小姐先是从她在阳明山车祸中受伤的左腿开始按摩，一般病人受过外伤的肌体很容易血脉不通，按摩的确有助于血液流通。但是，按摩在宋美龄看来，不仅仅是单纯的舒筋活血，适当的按摩对她来说，还是一种享受。往往护士按摩过腿后，她又要求按摩背部。于是，护士就从她背部自上而下地每一寸肌肤开始按摩，直至最后。 宋美龄只要让人替她按摩，就不会轻易让人住手。当时护士值班坐的椅子，都是军中军人读训时用的那种板凳，没有靠背可以休息，一个夜班长达12个小时，护士就是这样僵直地坐在小凳子上为宋美龄按摩。一夜下来，护士腰酸背疼，大汗淋漓已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也许宋美龄能够体会护士的辛苦，但这个时候，她却没有表现出基督教徒的慈悲为怀，护士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不停地按摩，否则，不讨宋美龄的欢心，可能就要丢了饭碗。而一些人还把这种工作看作神圣的事业，毕竟，服务领袖，那要多么好的运气！殊不知，高处不胜寒，也只有亲身体会才品出它的真味。 为了宋美龄能舒舒服服地过好休息这一关，官邸上上下下都为这件事动脑筋。有一天，平时就以脑筋动得奇快闻名的孔二小姐孔令伟，送来了一件”宝贝”给宋美龄。一身男装打扮的孔二小姐从包里取出一个暗色的东西，很兴奋地告诉宋美龄：”这是一种新型按摩器，夫人你看，只要把它套在护士小姐的手掌上，再接上电，它就会产生震动，再从护士小姐的手心，把震波传到被按摩的人的身上，比单单用手按摩舒服多了，您要不要试试？”宋美龄是一个很能接受新鲜事物的人，立即要护士伸手出来，把那只酷似手榴弹的按摩器套在手上。 护士按照孔二小姐的命令为宋美龄按摩，宋美龄似乎发现按摩器的感觉很美妙，连连称赞。这样，”手榴弹”成了护士小姐服侍生活里的又一沉重负担。因为，这种按摩器只要接上电，配戴者也好像被通电一样，全身震动，十分难受。而且，使用这种按摩器要用力下压，很耗体力。日子长了，护士们都对”手榴弹”恨之入骨，可是，苦水只能往肚里咽，谁也不敢把愤怒发泄出来。 服侍宋美龄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官邸里的郭副官，丈夫原来是官邸轿夫班的轿夫，英年早逝，撇下三个小孩。孤苦伶仃的郭副官一个人无法抚育孩子的生活，承担孩子的教育。宋美龄因为抗战时搞过儿童保育运动，听说郭的丈夫死了，孩子又小，就答应将她的3个小孩送到设在台北的华兴育幼院，享受政府津贴。郭副官受到如此厚待，便拼着老命去报答来美龄了。而宋美龄自认对郭有思，并且郭副官也没有什么文化，所以就把当作一般下人对待，呵斥责备是常有的。因为常挨骂，郭副官脸上难见笑容，整天一付悲苦的样子。 郭副官每天的任务是帮宋美龄做一些按摩捶背、洗洗擦擦的差事，同时还要服侍全官邸最难侍候的孔二。孔二喜欢力气大的人，为她按摩，当她自己的副官不在的时候，就叫郭副官去代班，于是，服务两边，累得郭副官精疲力竭，连喘息的时间也没有了。 年老遭弃的日子总会来临，终于有一天，郭副官在官邸做不动了，被介绍到”荣总”做工人。日积月累的疲劳致使她的手连抬都抬不起来，就是因为戴”手榴弹”为宋美龄和孔二两人按摩留下的后遗症。官邸并没有给她多少荣光，相反，一肚子的委屈，一身的伤痛却不知向何人诉说。 后来，宋美龄要去美国定居，曾经问郭副官要不要随行，郭考虑自己尚未成年的孩子，拒绝了宋美龄的邀请。郭的拒绝令宋美龄和孔二大为光火，齐声指责她”忘恩负义”。在她们眼中，郭竟敢拒绝为她们服务，简直大逆不道，因为她们只记得自己给别人的恩惠，却不会对别人的付出想到多少。由于郭的抗旨，她的孩子被迫离开了宋美龄创办的华兴中学，郭从此也从她所忠心服务的官邸消失于茫茫人海之中。 3.业余级画家 台湾时期的宋美龄，由于环境所限及年岁渐增，逐步改变了年轻时代歌台舞榭、狂欢享乐的生活方式，转而对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请国画大师教自己画画，以此来修心养性。 宋美龄学画时已到了花甲之年，然而志气不输少年。手下特为她请到当时国画大师黄君壁、郑曼青传艺授业。宋美龄学画基础很浅，但她是一个十分好强的人，刚刚开始学画的几个月，宋美龄几乎茶不思，饭不想，每天下午钻进自己的书房，潜心作画，画室内到处是她废弃的画作。 有一天，当宋美龄正专心致志学画的时候，蒋介石跑到她的书房，在她背后观看，初学者的拙笔让蒋介石发笑了，宋美龄听见蒋介石的笑声，马上回过头来，娇嗔道：”笑什么？没见过画画吗！”蒋介石看出夫人不高兴，自觉无趣，便不作声，讪讪而去，回到了自己的书房。 宋美龄为了学画付出的心血可不少，对黄君壁等人，极尽恭敬，只要是学画的日子，一定要官邸内务科派车去接老师。 关于宋美龄的国画老师，还有一个传闻，据说，最早宋美龄属意的是满清遗族、国画大师溥心畲王爷，可是，当溥心畲听到宋美龄可能要找他当国画老师时，就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我们大清帝国就是被你们中华民国推翻的，我岂能教她来美龄作画？” 50年代初期，由大陆原来的故宫博物院搬来的古董书画全都存在台中雾峰。宋美龄知道雾峰有不少古画，就常到台中寻宝。保管人员知道宋的兴趣，便违例把库中的古画一批批搬出来，供其欣阅，宋美龄还可以不戴手套和口罩，直接用手接触古字画。 60年代，宋美龄的画已日臻成熟，连蒋介石对其画作也刮目相看，再也不敢在背后发笑了。蒋介石的办公室到处挂着宋美龄的”大作”。宋美龄也颇喜欢炫耀，当有重要庆典的时候，她便交待人把她的画作挂在蒋介石会见宾客的地方，让内外宾客都知道蒋介石有会画国画的夫人。 4.”我就是中华民国” 宋美龄很希望人们尊重她，蒋介石手下的将军或官员几乎没人敢得罪她，甚至连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惧她三分。 1954年4月，宋美龄到华盛顿，逗留了6个月，鼓动人们反对苏联等国提出的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得到席位的建议。她回到台湾庆祝蒋介石67岁寿辰的时候，在松山见到了一个表明她正在失去权力的迹象，感到很苦恼。年老的、白发苍苍的蒋介石呆在候机楼里没有露面，蒋经国和他的小儿子走到飞机旁边迎接宋美龄。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无礼行为。当蒋经国陪着她从一批要人和”中国妇女反侵略联盟”的一批妇女面前走过的时候，宋美龄的态度非常冷淡。她从他们面前匆匆走过，进入候机楼，向蒋介石嘟哝了一句谁也听不清楚的话以后，就一言不发走向在旁边等着的轿车。 卢斯夫人的朋友还谈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卢斯夫人与宋美龄乘车去购物，当她们卖到东西后回到轿车旁时，彼此推让，都请对方先上车。在说过三次”不，您先请”之后，卢斯夫人没有再让，上了车。宋美龄接着进去在卢斯夫人身边坐下。在回官邸途中，宋美龄满脸不高兴，一言不发。待宋美龄高视阔步回到自己房间之后，卢斯夫人问一位秘书，她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她说：”我让过三次啊！”这位秘书回答说：”你本来应该让四次。” 希望别人尊重她，她却未必会尊重别人。这位爱权的”第一夫人”颐指气使惯了，容不得别人对她有半点反对。60年代的某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说宋美龄是蒋介石的第三任夫人，不是原配。宋美龄当时正好在纽约，看到后怒不可遏，立即命令驻美”大使”周书楷前去交涉，要求该报更正道歉。这种事体颇令周书楷为难，因为它本身是事实，怎么好去更正呢？于是周书楷采取了拖的办法。但是，这更惹恼了她。她又将这位”大使”召唤到寓所，斜躺在床上问周为什么不遵令办事。周回答说，这不是在台湾，而是在美国，让人家更正、道歉，没那么容易。她对周的答话极为不满，争执之下，周书楷说了一句顶撞的话：我是”中华民国”的”大使”，不是你的仆人！这可不得了，宋美龄马上从床上跳了下来，打了周书楷一个清脆的耳光，尖声吼叫：”我就是中华民国！” 但是，宋美龄在面对西方人时又是另一副脸孔。西格雷夫的《宋氏家庭秘闻》一书中记载了她在这方面的表现： 蒋夫人是在现实生活中扮演这种事业已经失败的角色，而且永定终生。她在垂暮之年，怀有一种忧伤与怅惘的复杂情绪。她以最惊人的的恭维使客人们倾倒。她手头总备有贵重的小礼品——银盒子、银盘子、镶嵌珠母的微型抽木箱子。在一支人数众多但又不让人见到的工作人员队伍的帮助下，把这些纪念品事先刻上了一个人的名字和简短奥秘的题词。仅此即足以打动西方人，在他们的普通生活中，绝不会遇到如此讨人喜欢的东方式的微妙礼遇。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蒋介石的作息表 与夫人截然不同的是，不论春夏秋冬，每天凌晨5点左右，当整个士林官邸还在灰黑的天幕笼罩着的时候，蒋介石便穿着睡衣起床了。他一手拿着一支钢笔型的小手电筒，借着微弱的灯光，轻手轻脚，摸索着走进盥洗间洗漱。此时，”夜猫子”宋美龄刚刚入睡。 1.早起 就在蒋介石轻轻地带上门把，走出卧室的那一刻，值班的侍卫人员按响了一声电铃，通知贴身副官立即起床，到蒋介石身边伺候。通常蒋介石要人服侍是一声铃响，宋美龄是两声铃响，这是官邸的习惯。 在蒋介石每天起床之前半小时，副官、随从们就开始工作了。第一件事是烧开水，烧开之后先倒好一杯，冷却到60c左右，另一杯则保持在水沸时的温度，这是给蒋介石起床后喝的，喝的顺序是先凉后热。当蒋介石走进盥洗间时，侍卫已为他打开了电灯，一言不发地贴在他的身后，随时听从吩咐。 蒋介石洗漱的第一项程序是洗脸，用的是冷水，这是在日本当兵时就形成的习惯，他先将毛巾浸在水中来回搓洗，随后拿起来交叉绞扭，使劲地将毛巾中的水分拧干，然后再抖开毛巾捂在脸上，仔细地擦拭着脸上的每一寸肌肤，洗完后，再用于毛巾在脸部反复磨磋，这样能使脸部血液循环正常进行，人走出来满面红光。蒋介石洗漱时用的毛巾规格统一，每次官邸要到军队的被服厂为他订做20-30打，拿回来慢慢使用。他最喜欢的毛巾颜色是白色，洗脸、擦手用的上面印有蓝色线条，专供洗澡用的印有红色线条，蒋介石从未搞混过。 蒋介石的漱口也有一套顺序，漱前，侍卫们在他的洗脸台上，摆放一只空杯，一瓶凉白开。漱时，他习惯在凉白开中加放少许里思德林药液，这样既能使口腔卫生，又会使口中清爽并带股清香味。漱完之后，侍卫再送上两杯事先备好的300毫升左右的开水，一温一烫供他慢慢享用。 蒋介石平日里最大的饮食嗜好大概就是喝开水，每当他离开官邸去”总统府”上班，或去外地巡游时，副官、随从们都要事前就认真准备好一只茶箱，备有凉白开和热开水各一瓶，毛巾一条，牙具一副，还有从驻美军福利社买来的进口可口可乐。每隔10-20分钟，蒋介石就要喝水，何时喝凉，何时喝热，身边的侍卫都比较清楚，每隔20分钟，副官就得为他换一次开水，以便随叫随到。 蒋介石爱喝可乐那是来台之后的事情，往往在夏天外出巡游时，他总会心血来潮喝上一听，喝得还比较讲究，等到可乐开罐时，汽泡上涌，蒋介石会对着汽泡一饮而尽。这样喝下去能回肠荡气，面对美景美色，更是心旷神抬。 等到蒋介石盥洗结束，喝完开水，就开始在阳台上做柔姿体操和唱圣诗，背《圣经》。每当他念到有关”圣父”、”善哉”、”圣哉”一类的称谓及感叹词时，他便会立定站稳，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脱帽行礼，毕恭毕敬。 大约20分钟后，蒋介石便回到书房静坐祈祷。他先用毛毯盖好自己的膝盖，往眼睛上点上眼药水，一面点药，一面用一条白色手帕轻轻的擦拭按摩双眼。点药完毕，他闭上双眼，静坐40分钟，口中念念有词，静坐的时间之准确，能以分计。时间一到，他就用双手按摩几下双眼，算是静坐的收势。这样的静坐既能陶冶心性，又能保护眼睛，所以纵使到了垂暮之年，蒋介石的双眼依然是炯炯有神，咄咄逼人。 静坐完了之后，蒋介石就在书房里做”早课”，也就是写日记和看报纸。与常人不同，蒋介石的日记不是当年晚上写的，而是隔天早上写的，这样做一是由于蒋介石不善于熬夜，二是清早起来，头脑清醒，便于回忆，三是利于对前一天的事进行检讨和反省。 日记记完后，蒋介石就开始读报纸，阅读的种类较多，台湾出版的几家有名的诸如《中央日报》、《中国时报》、《联合报》一类的大报是每天必看的报纸。阅读的范围，上至国际大事，下至台湾地方民情，举凡他认为有意思、有意义的新闻，就交代读书秘书用笔勾画出来，等吃完早饭后，再念给他听。他常常能从报纸上得到下属没有提供的信息，并由此举一反三，对人又对事。 某天，蒋介石在一份地方小报上看到一条新闻，说的是某地有公务人员在上班时间内躲在宿舍打麻将。看完之后，蒋介石非常生气，不久，便召来”台湾省主席”黄杰要他好好整顿公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和工作状况，取缔在官署或宿舍打麻将的行为。这些由报纸曝光了的人员，只要被蒋介石知道的，他们的政治前途也就迅即变得渺茫、黑暗。 看完报纸的大标题和一些导读内容，侍从马上便端上托盘，盘中放一方半湿小毛巾和一小碟内装2片切得薄薄的木瓜片，蒋介石用叉子叉出其中的一片，放在嘴中，慢慢的蠕动、咀嚼，木瓜片是用来爽口和开胃的。 木瓜片吃毕，蒋介石便吩咐开早饭。副官听命后，即推着一辆可以折叠的餐车，停放在蒋介石端坐的沙发前，餐车上放着几色点心如年糕、汤包、花卷等，供蒋介石任意选用，一般做工讲究，蒸得松软，便于装着假牙的蒋介石咀嚼，另外还有一碗大米稀粥，一碟芝麻酱和一碟腌盐笋，蒋介石总是喜欢用腌盐笋蘸着芝麻酱吃，这样，清脆可口，咸味中带着一丝香甜。 早饭之后，大约8：40左右，蒋介石依然坐在沙发上，找来读书秘书为他念早餐前划出的重点内容。读书秘书一般文化程度较高，国学基础较好，口齿清楚，国语标准，当然还要会些宁波方言。秘书读报时，蒋介石一般背倚沙发，双手平放在扶手上，闭目养神，有时还打断秘书的念读，插话询问，对报中的一些遣词造句发表看法，但对其内容往往不当着秘书的面表明观点。 2.上班 9：00过后，蒋介石便更衣着装，吩咐备车去”总统府”上班。9：30正式办公，或是召开各部门”首长”会议，或是找人谈话，或是征询下属对某事某人的意见、看法，以听为主，一般并不轻易表态，或是批阅下面送上来的文件，蒋介石看文件首先看文上的字写得端不端正，如发现字迹潦草，他会非常生气，有时干脆退回重写。其次，看看文字、词语用得是否确当，如发现有不当，含糊之处，他也会非常不高兴。 蒋介石下班的时间没有定数，有的时候，为了一些令人挠首的公文和很重要的文稿，或者一些需要迅速处理的文件，蒋介石会工作到中午1点多才下班。 待到下班回来，宋美龄也已起床并梳理完毕，等蒋介石一起吃午饭。蒋介石的中午饭是地道的中国特色，品种较多，南北兼顾，精致细巧，每样菜肴都烧得很烂并都加进鸡场做调味品。餐桌上，有几样菜肴是必备的，一是腌盐笋和芝麻酱，二是一碗不腻的鸡汤，三是”黄埔蛋”，这道菜用料简单，用2-3个鸡蛋打开拌匀，撒上少许的香葱花和精盐，放在大火烧热的锅中，在沸油中煎炒片刻，迅速起锅，菜色黄、白、绿相间，香味四溢，蒋介石自青年起就对此百吃不厌。 宋美龄的午餐是西方特色，蒋介石偶尔也尝点酉餐，但始终提不起兴趣。宋美龄面前的西餐菜例中，生菜沙拉是必备的，每每蒋介石见她吃得津津有味，便会戏谑一番，”你真是前世羊投的胎，怎么这样爱吃草呢？”宋美龄往往回敬一句，不以为然地说，”你把咸笋沾上黑黑的芝麻酱又有什么好吃的呢？”蒋介石只是笑笑而已，继续吃他自己的饭菜。 午饭吃完了，侍从会端上一盘水果供蒋介石夫妇选用，通常有木瓜、香蕉、西瓜、美国大梨等时鲜果品，蒋介石除了苹果外，其他的水果都很喜欢吃。此外，蒋介石吃水果还十分节省，如果中午吃一根香蕉没吃完，他便留在盘中等晚饭后继续吃，如果有谁随便把它扔了，他知道后准得大骂一顿，他还用这种习惯教育孙辈。某日，蒋介石在高雄带着孙子蒋孝武、蒋孝勇一起吃饭，侍从为三人各端上一片西瓜，蒋介石从中挑了一片，拿来水果刀将其一分为二，分给孙子，告诉他们，”东西不要随便浪费，小孩子家只要够吃就行了。”而让待从把另一块贮存起来，过后再吃。 中饭之后，蒋介石便回到卧室睡一小党，时间有长有短，半小时到一个半钟点不等。午觉醒来，稍作洗盥，便走到户外，散散步，在花前、鱼池边逗留片刻，然后回到书房静坐祈祷20分钟，尔后开始办公。主要是看看邮差上午送来的报纸，剪贴一些”有意思”的报道、社论、综评、综述等内容。碰上几件急需处理的公文，批阅、批复一下。如有重要的外事活动，他也会利用这段时间在官邸接见、会晤。这些活动完了之后，蒋介石夫妇会坐在一起吃下午茶。 3.晚饭 傍晚时分，倘若宋美龄有兴致，蒋介石会和她一起乘车出去兜兜风，常去的地方是郊外田园、海滨渔港、空谷森林，新鲜的空气、怡人的美景往往令他们陶然自醉，流连忘返，宋美龄能由此激发出作画灵感，蒋介石也常想出佳句。 吃晚饭时，蒋宋夫妇依然同桌共进，但饭食不同，蒋介石仍是以稀饭、点心为主，外加腌盐笋和芝麻酱。 晚饭后，他们或是外出兜风，或是在官邸的室内、室外散步、聊天。 掌灯时分，官邸的夜生活开始了，宋美龄一天24小时最快乐的时候到了。陪宋美龄看电影或电视连续剧是蒋介石晚间活动的主要内容，影片通常是美国进口片或台湾公私立电影公司拍摄的新片，许多还没有公映。放映的地点就在餐厅。看电影前，蒋介石要在书房里静坐和祈祷40分钟。蒋介石一到，电影就开始了。他坐在宋美龄身旁，看美国原声片时，宋美龄还能给他做些翻译，讲讲其中的关键情节。 不管剧情的发展情况如何，一到8：00左右，蒋介石就会举手示意，”停！”随即起身，对宋美龄说：”我不看了。”放映员马上停机，并做上记号，以便蒋介石隔日再接着看。宋美龄则说：”你不看了呀！很好看嘛，好，那我们继续看！晚安！”蒋介石一起身，在场的人员，除宋美龄外，大家都起立，目送蒋介石离开。蒋介石平生最爱看的中文电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和《七仙女》等黄梅调影片，外文片是《巴顿将军》，常常连看几遍，亦不嫌烦。他和宋美龄一起看电视连续剧《包公传》时，热情很高，每集必看。 上床睡觉之前，蒋介石先静坐40分钟，再散步片刻，才入卧室。入睡之前，蒋介石平躺在床上，双手伸开，放在肚子上，先按顺时针方向按摩20下，再按反时针方向按摩20下，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让肠胃蠕动顺畅，对内脏和消化都有帮助。 做完按摩，蒋介石慢慢入睡，夏天他习惯盖床仿绸薄被，冬天盖条薄绒被，较冷时再加条毛毯。睡姿常年保持侧卧，从不将双脚露在被外。 等蒋介石进入梦乡，整个士林官邸天籁俱静，它们和蒋介石一样，等待着次日黎明的到来。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五、蒋介石生活片断 蒋介石是一位生活极其刻板而严格的人。人们常见的形象是一颗光头，一脸严肃。一口”娘希匹”。确实此人保有中国帝王的传统，军阀的粗野和基督教的刻板。 1.中正头 蒋介石的尊客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头，”蒋光头”是战争年代**领导下的军民给他起的绰号。美国总统罗斯福、尼克松等人与蒋介石见面之后，常用”花生豆一样的脑袋”来描述蒋介石的头。唐人认为，蒋介石是个秃子，由于年轻时代，生活不检点染上”杨梅大疮”。 其实不然，蒋介石年轻时代确有一头浓密的好头发，后来任孙中山的护卫领导工作才剃了个”作战头”，久而久之成为习惯，加之，这个”发型”使他更显精神，所以一直保留着。 来台之后，蒋介石仍然保留着这种”发型”。60年代起，蒋经国为顺利接班，在台湾大搞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活动。上有好者，下必胜焉，台湾当局的”教育部”领导人为巴结蒋经国，讨好蒋介石，居然要求全台湾的中学生都剃成光头，还誉其名为”中正头”。 当时，蒋介石的孙子蒋孝勇正在上初中一年级，有次回家，蒋介石愕然发现自己宝贝孙子的脑袋像个光葫芦，大惑不解，便问蒋孝勇这是怎么回事。蒋孝勇对蒋介石的发问也显得吃惊，说：”爷爷，您难道不知道，我们老师让我们大家理中正头，就是要剃个光头的意思，好像全台湾所有的中学生都是理这种头的。”听完孙子的回答，蒋介石当时应承了一下，并没有多说什么，后来越想越不高兴，甚至对外界说把他当成是”秃子”和”光头”而生气。 不久，在一次重要的党政联席会议上，蒋介石很直率地表明了自己对中学生剃光头的态度，”你们很多人会说我是个秃头或是理的光头，其实我是有头发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罢了，我认为办教育的，要中学生理光头是不对的……” 台湾”教育部”的官员拍马不成，反挨了一蹶子，有几位受到了蒋经国的批评，升官无望了。 2.微服私访 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权威人物一样，蒋介石也很喜欢微服私访，出其不意，检查下级官员和机关的办事态度及工作状况。 1966年夏天某日，蒋介石吃罢午饭，突然心血来潮，要去台北北海岸淡水公路兜风，卫队立即备车往淡水方向驶去。当车队行至淡水基督书院附近一处卫戍师某部营区旁边时，蒋介石要座车靠边停下来。 蒋介石下车后，沿着山路拾级而上，这时，营区门口的卫兵见有人戴顶礼帽，门头而行，想往营区直接间人，马上举枪，拉响枪栓，大喝一声：”什么人？”并作瞄准状。跟在蒋介石身后的护卫人员连忙冲上去围住蒋介石，以防不测。侍卫长疾步走到那名卫兵面前，亮出识别针，大声骂道：”混账！见了总统还不敬礼，成何体统？” 这时，蒋介石走上前去，非但没有责备卫兵的意思，反而夸奖他做得很好，并和颜悦色地询问了他的名字、年龄、籍贯、家庭情况。卫兵颇受感动，并干脆利落地回答了蒋介石的询问。不久，这位卫兵因工作负责而得到了提升。 蒋介石常常不打招呼，直接下连队视察，他常去的地方不是部队官长们的办公室和会议室，而是厨房、厕所、浴室这类生活设施场所。他认为，这些地方办得好坏直接反映部队的纪律状况和士兵的精神问题，他还特别注意士兵的衣着打扮。 某日下午，蒋介石乘车出去兜风时，经过一处铁路平交道，忽然发现车窗外有一个服装不整的士兵迎面走来。蒋介石见后，满脸怒气，发话下来，”这个士兵究竟是哪个单位的？怎么连衣服都穿得歪七扭八的，查一查是哪个部队的，要好好处分他。” 侍卫长立即命令座车停住，走上前去，向那个士兵亮出了身份，士兵当时就吓傻了，老老实实地回答了侍卫长的问话。到了一个歇脚的地方，侍卫长立即打电话给那个士兵所属部队长，要求他好好管束自己的部下。不久，这名回了营房的士兵被关了几天禁闭之后，开缺回家。 还有一次，蒋介石到部队视察，看到冬季到了，士兵睡的还是稻草铺的地铺，有的营房还是茅草屋，心中非常不高兴。次日，他将军团司令找到办公室，询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位司令回答是经费紧张，还没有来得及改建。蒋介石查实后，亲自下令，要求”国防部”编制预算，迅速将部队营合改为钢筋水泥结构，添置木板床铺和棉被、毡子等生活必需品。 3.咬文嚼字 蒋介石少小时代读了几年私塾，后来学军事，所在的军校也只是一般的培养下级士官的学校，所以蒋介石说不上获得过高学历，或者说谈不上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不过他却是生活中的有心人，工作之余，一有时间便埋头苦读，而且有个好习惯，要看一本书，必定凝神静气，一气呵成，读完为止。久而久之，也积累了不少知识。 蒋介石对文字素养非常重视，几达咬文嚼字的程度，尤其是逢上重大的庆典、节日，需要他发表文告，或书面讲话时，他对书面文章中的遣词造句看得更重，深怕有所闪失，以遗外界口实和把柄。 一般的情况是这样的：每当要以蒋介石的名义或声音发布训词一类文稿时，蒋介石便将他的文字秘书秦孝仪找来，当面向他口授训词大意。秦孝仪就在一旁作认真记录，然后连夜赶好草稿，再给秘书长张群过目、修改，直到张群认为可以了之后，秦孝仪再赶到蒋介石的官邸或”总统府”，请他审阅。这时，蒋介石会戴上老花镜，手握红蓝铅笔，像个教书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似的，在送交的文稿上左涂右抹，上下图句，折腾半天。有时，由于稿子内容太重要了，他会看上几天，字斟句酌，反复琢磨。还有的时候，当蒋介石看草稿时，秦孝仪则侍立在一旁，一站半天，随时回答蒋介石的询问。一稿完毕，还得准备写二稿、三稿，秦孝仪必须经常连夜加班。只要蒋介石要求发表文告，他就不能离开秘书室半步。 某些时候，蒋介石静下来突然想到刚给秦孝仪的修改过的稿子有个字词用得好像不妥，他就立即把秦孝仪找来拿回原稿，或者从印刷厂把稿子抽回来，再作修改，直到他认为差不多并最后审核无误了，才交代拿去印刷装订。秦孝仪匆匆奔往印刷厂，要其负责人赶快印刷，明天早上用，印刷厂才开机印刷。 1971年，当台湾被取消了联合国会员国资格时，一份”退出”声明，蒋介石召集幕僚、文书，修改了十几遍才正式公开发表，官邸上下忙成一团。 蒋介石对训词、文告字斟句酌，煞费苦心，因此，常常要求下属听众也要认真听讲，谁要是稍有懈怠，蒋介石就会认为这是对他的训词、对他的苦心、对他的学识，甚至对他本人的不尊重。 每次蒋介石召集党政要员开会，开始念他的训词时，必然准备两副眼镜，一副是老花镜，一副是用来看远的眼镜，轮流使用。前者是为了看清训词的内容，后者是为了看看听众，一边看训词，一边用眼光往台下左右扫视，如发现有人在他念训词时思想开小差，或乘机偷偷打瞌睡，他会立即停下来，大喝一声：”xxx，站起来，把刚才的训词复述一遍”。被指名者，往往站起来之后，不知所云。这样，蒋介石在会议结束做总结时，当众批评这个人，这个人的官运也就到头了。久而久之，只要是蒋介石召集训活，再想打瞌睡、开小差的人也要振作精神，洗耳恭听。 4.”面试”考官 早在蒋介石当黄埔军校校长时，为了拉拢人心，建立自己的圈子，他每天都要分别找一个军校学生到他的办公室见面谈话，犹如中医郎中一样”望、闻、问、切”，看看长相，听听回话，问问打算，估摸心理，以此来确定此人有无培养前途，确定与自己的亲疏关系。据说，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徐向前当年也被蒋介石找到办公室谈话，徐向前生性腼腆，一口山西口音，背还有点弯，人长得也不”威武”。蒋介石见了之后，没问几句话，便让他回去了，望着徐向前的背影，直摇头，”不可用也”。徐向前后来的人品。才干、功绩证明蒋介石的这一套并不灵。 来台之后，蒋介石继续沿用这种老方法对某项要职的候选人进行面试，确定正选。通常是”总统府”三局把有关候选人的名单、档案简要交给蒋介石，放在他的办公桌上，预选人员在会客室等候。 蒋介石上班后，翻阅一下面前的材料，完毕后，”总统府”武官就高声唱名，让应试者过来觐见。此时，蒋介石则端坐在办公桌后面，静等被召见的人，秦孝仪和侍卫长侧立左右。蒋介石的办公室入口有一约1寸高的门槛，有的被召见者，来时本来心情就忐忑不安，神情不安，待快进门时，只顾朝里面的蒋介石严肃的面孔上看，忘记了其他，一不小心，被门槛绊倒，顺势就扑到了蒋介石的办公桌前，好不尴尬，等到站稳后，蒋介石问话时，已经语无伦次，不知所云了，这个人也就因失态失言而落选了。 有的心细的候选人躲过了”门槛关”，直立在蒋介石的面前，蒋介石开始问话，当然先是从家常闲话开始，用的是半文不白的官腔，诸如”贵庚（年纪）多少？””宝眷（夫人）可好？””平时读什么书？”之类，有的被召见的人听不懂蒋介石的浙江话，或者不懂”贵庚”、”宝眷”一类的称呼，往往站在那里发呆，这个人的升迁机会就没了。蒋介石会从笔筒中，拿出红蓝铅笔在他的名字后面画个红圈圈。 有些知道蒋介石惯常面试内容和口音的候选人，在面见蒋介石前必先梳理一番，浑身上下收拾得干干净净，衣着还穿得朴素大方。见面时，坦然自若，气宇轩昂，有问必答，干脆利落。蒋介石心中就已经对他喜欢上了三分，如果这位候选人在回答蒋介石”平时读什么书”时，答道：”在研读领袖训词”，并能背出点其中的部分内容，谈些体会心得，必然博得蒋介石心中大悦。这个候选人就这么定了，以后还会高升。蒋介石当面勉励几句，然后拿起红蓝铅笔在这个人的名字后面画上蓝圈圈。 5.骂人、发火 作为一个中国近现代的旧军人、”新军阀”，并且浑身上下充满着**独裁气味的蒋介石，动不动发火、骂人是家常便饭，根本不用去考虑别人的人格尊严。 在大陆的时候，特别是蒋介石年轻气盛的时期，每每遇到部下没有按照他的指令办事，造成失误，蒋介石常把对方骂得狗血喷头，常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我要杀你的头！””娘希匹（细皮、西皮）！”后者是气愤之极随口而出的浙江宁波”脱口臭”，比国骂”他妈的”还难听三分。由于蒋介石有时喜怒无常，动辄骂人，往往又不分场合，赏罚不明，使得许多高级军官颜面上过不去，心怀不满，不少人在战争关键时刻，就是这样被蒋介石”骂”到**那边去的。 到了台湾，蒋介石已过花甲之年，早年的盛气已为岁月和失败平抑了不少，不过骂人的事还是经常发生的，根据生气程度分为三种骂法，一是轻度生气，骂一句”岂有此理”；二是中度生气，骂一句”混账”；三是极度生气，骂一句吓人的话”我要枪毙你！” 当然”要枪毙你”不是真枪毙你。1957年5月，台湾发生”刘自然案”，不明真相的市民和对蒋介石当局不满的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静坐，甚至发生了对美国人的打、砸、抢事件，越闹越大。蒋介石知道后，非常生气，将他的嫡系黄埔学生，当时的台北卫戍司令黄珍吾叫到官邸，操起拐杖，往面前的茶几上狠狠敲打了好几下，骂道：”你这个卫戍司令是干什么吃的？””发生了这样的事，开罪了美国人，怎么收场？””你该死！””我要枪毙你！” 黄珍吾作为”天子门生”，自然摸透了”校长”的脾气，赶快低头认罪，一个劲地说：”是！是！这都是学生的错！学生立即查办！校长息怒！”一听”校长”的称呼，蒋介石气顺了许多，黄珍吾非但没有被”枪毙”，反而照样做他的卫戍司令，而其他与此事相关的高级官员纷纷被撤换了职务。 做蒋介石的侍卫和勤杂人员的人，在他的心中只是”佣人”或奴仆。大陆时期，蒋介石对侍卫人员的称呼是”卫兵”，侍卫长是”卫兵头”。抗战时，蒋介石有一次生气时，抡起拐杖打过一个”卫兵头”，事后也没道歉过，只觉得是理所当然。来台后，蒋介石对副官、侍卫长的称呼有了点变化，只喊一声”喂”，这比过去算是亲切多了。 蒋介石吃正餐时总爱喝碗温度适中的鸡汤。有一次，厨房为他做的鸡汤上浮了一层油，端汤的副官忽略了温度，蒋介石也没在意，一口喝下去，烫得难忍，”噗”的一下，吐了一桌，勃然大怒，冲着副官大骂：”你这个混账！你想要害死我啊！”副官吓得不知所措，当天就被赶出了官邸。 有一次，一个侍从人员错把精盐放到糖罐里，侍候蒋介石喝茶的人加了一小勺盐（误以为糖）放在他的茶杯里搅匀了，蒋介石端起来刚喝到嘴里，就”噗”的一声吐到了桌上，好在宋美龄在场，蒋介石才没有破口骂人。 6.身必躬亲 蒋介石在许多问题上心细如麻，凡事对人不放心。在大陆时期，特别是在战争、战斗中，他常常对下属的能力、态度存有疑心，越级指挥，给下属造成很多想说又不敢说的麻烦，战争失败了，他们还要承担失败的责任，代蒋介石受罪、顶缸。 到了台湾之后，蒋介石仍不改心细习惯，凡事身必躬亲。1960年6月中下旬，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应蒋介石夫妇的邀请来台访问，蒋介石及台湾当局对此高度重视，深恐稍有闪失，得罪了美国朋友，失去了国际上的靠山。为此，早在两年前就成立了专门接待机构，由专人负责这次接待工作。艾森豪威尔快要到台湾前一个星期，蒋介石突然想起了一件”大事”，原来，蒋介石是不喜欢吹电扇的，更反感空调机，他一直是让人用大陆产的蒲叶扇为他肩风祛暑的，但是美国总统享受惯了空调冷气，不会认同蒋介石的蒲叶扇，为此，蒋介石只得委屈自己，让人从”空军总部””借”了两台由美国进口的约克牌空调，并十万火急地找来技工加班加点，赶在艾森豪威尔到来之前装好。 1958年5月，伊朗国王巴列维即将访台前夕的某日夜间10点左右，蒋介石和宋美龄突然来到”总统府”检查室内的布置情况，看看有无人员在认真值班。幸好副官翁元当时还是个单身汉，就住在”总统府”的值班室里值班，蒋介石夫妇见此比较高兴，给予了一番夸奖。不过，宋美龄看了”总统府”会客厅的布置情况好像不太满意，第二天让人送来了她自己作的画布置在客厅内，免得单调。 每年春节前夕，蒋介石照例要给副官们一点小赏头，鼓励他们明年好好服务，往往是给钞票，而且由蒋介石亲自点清了给。有一次，一名副官被蒋介石召进办公室，蒋介石拿出一沓钞票，说是要奖给他，正当他把钞票往这位副官手上送去时，便觉得不对，又把手缩了回去，坐下来再数点一遍，数着数着，发现多了一张，又从中抽了回去，再将这沓钞票赏给了副官。副官本来见”总统”亲自奖赏自己，还挺激动的，后来发现蒋介石为了一张面值为10元的票子还要数来数去，拿了之后，尽管口谢”总统”，但觉得特别窝心。 7.疑神疑鬼 蒋介石信风水、讲述信，早在20年代人们就有耳闻，当年国民革命第一次攻打南昌失败，据说就是因为蒋介石在布兵排阵上听信了”风水”、”八卦”一类的迷信预言。进入老年之后，蒋介石常常疑神疑鬼，顾忌太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60年代中后期，在台湾政坛上流传着一只笑谈：举凡高级官员身体欠安住院，只要蒋介石前去慰问、探望，这位病人的大限也就快到了。蒋介石自己当然不知道这些事。 某年，原台湾”空军总司令”，后任驻约旦”大使”的陈嘉尚任职期间回来治病。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有一天他突然来到”荣民总医院”探望这位部下、爱将。陈嘉尚早听人说过蒋介石有”勾魂”、”特异功能”，见”总统”大驾光临，又感动又害怕，当然还是十分感激地接收了”总统”的慰问。殊不知，没过几天，蒋介石”勾魂”的笑谈、传闻得到了验证，陈嘉尚因病不治而命赴黄泉。 蒋介石能”勾魂”，但绝不把鬼魂带回家。每次蒋介石以总裁、”总统”的身份参加完台湾政要和名流们的葬礼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到洗手间冲洗双手，一洗就是老半天。他从来也不会告诉别人这洗手的秘密，只有跟随他的人知道，在他的老家有这么一种迷信风俗：悼丧回家的人必须先洗手再进正房，不然，就会把秽气带进家门。 蒋介石到了晚年对黑颜色也极为反感，认为这是倒霉的象征。60年代初，侍从人员为了方便蒋介石看看新闻，在他的书房中装了台电视，但他的办公卧榻面对着荧幕有反光，干扰了他的视线，他就让人给做个套子或弄块布覆盖荧幕。官邸的专职裁缝师傅奉命去准备，不多时就做好了一块黑色的布幔，盖在电视机上。蒋介石一见，雷霆大发，高声斥责：”真是莫名其妙，谁叫你们搞块黑布来的，还不赶快给我拿走！这是谁的主意？” 1966年夏季，大陆发生了”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蒋介石在海峡彼岸隔岸观火，幻想着趁此机会”反攻大陆”，但又顾忌到台北与大陆距离太近，一旦战端挑起，解放军的喷气式飞机只需几分钟就可以飞到台北上空。基于此，蒋介石想找个能建起战时办公室的安全地方。恰在此时，台湾望族林本源有意捐赠一块土地给”总统府”，此地在桃源大溪，为林氏家族的发祥之地，不少风水先生认为这是”龙穴”。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后，心中大喜，当即命令”总统府”三局负责办理此事。 蒋介石在捐地手续办完之后，来到大溪实地考察，根据自己的”风水”知识，断定这是块难得的宝地，一来可以建一个安全的战时办公室；二来以后蒋家搬到林家的发祥地，可以借光兴盛。于是台湾当局禀承蒋介石的意见，在此大兴土木。命运似乎在这个问题上跟蒋介石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反攻大陆”是蒋介石选择这个地方的理由，但”反攻”一直没有举行，几年后，这个地方反倒成了他的”奉厝”之地。 选择在阳明山上盖中兴宾馆，以便蒋介石一家夏天来此避暑也是经蒋介石同意的。但万万没想到，1970年宾馆落成后，蒋介石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许多不幸的事情。中兴宾馆建在后草山的顶上，大门正对七星山，背对台北市区，入宾馆要经过蒋介石的昔日爱将胡宗南的墓地。当初选择地址时，蒋介石大概忽视了这一点。 8.洗澡、剪指甲 蒋介石在台湾时，洗澡是由副官来帮助的，他还自有一套规矩，别人不能不从。 首先是帮他洗澡的副官送他入浴室时，必须衣着整洁。帮他洗澡时，副官可以脱去中山装上衣，里面的衬衣可以不打领带，下身则穿着一般的长裤，天气热的时候，可以把衣袖卷起来。 其次是水的温度要适中，一般在40-50c之间。由于蒋介石喜欢泡澡，每洗一次，总在1个小时左右，所以要换2-3次温水。泡澡时，蒋介石从来不用肥皂，主要是觉得肥皂味道怪异，还有损皮肤，加上他一般也不大出汗，身上并无油腻感觉。 再次是泡完之后，副官为他擦拭后背，这能起到按摩作用，而后，再为他披上一条大毛巾，擦去身上的水渍。接着，把他送到浴室门口，由另一名副官把他搀扶到书房，让他坐在卧榻的沙发上，副官搬条凳子坐在他面前，用干毛巾为他擦拭双脚和脚趾间的水渍。 蒋介石的洗澡与剪指甲又是联在一起的，这项工作是由专人负责。这名专门帮蒋介石剪脚指甲的人姓吴，吴某原是上海人，来台后在台北中华路”安乐池”澡堂做服务员，专司修脚，手艺高超，在台北浴界堪称”一把刀”。士林官邸内务官知道吴某手艺不凡，曾几次将他接来为蒋介石修脚。由于吴某长相不错，又是上海出生，所以蒋介石对他和他的手艺很是欣赏。后来出于安全考虑，台湾”安全局”让他辞去”安乐池”澡堂工作，每天到”安全局”上班点卯，随时听士林官邸的调遣，为蒋介石修脚、剪指甲。有一次，蒋介石到台湾南部的梨山度假，住了几天后，发现脚上长了些茧子、指甲也长了，走路不太方便，就让随行副官通知吴某当晚从台北启程赶赴梨山为他修脚、剪脚指甲。 9.衣着，审美观 蒋介石对穿衣打扮是非常讲究的，总体特征是干净、整洁。利落、庄重，他最讨厌别人衣衫不整，邋退肮脏，而且注意在不同的场合穿不同的衣服。一般地说，在自己的家中与家人团聚时，蒋介石要保持家长的威严和慈祥，通常穿一袭长袍，冬季为棉质黑色，夏天穿绸缎浅灰色，春秋季节为棉质深灰和蓝色；在去”总统府”办公时或穿墨绿色军便装或银灰色中山装，这样显得庄严肃穆；外出视察或接待外宾时也多穿这两种服装；遇上节庆、典礼，或穿黑色长袍、或穿上将礼服，并佩戴勋章；到军队视察，往往穿上军便服，或正规军装；遇有重大军队节庆活动，如检查部队时，他总是穿上戎装，并披上他那件穿了多年的外黑里红的披风。 蒋介石对别人穿着的态度也是依他的服装审美标准来取舍的。一是不能花哨，他认为这样有伤风化；二是要朴素、干净，认为这是一个人内在修养的外在表现。以宋美龄为例，在公开场合都穿旗袍，但颜色却以黑色、暗红和墨绿为主。蒋介石的儿孙们的衣着一般以军装、西装、校服为主，除蒋经国喜欢穿茄克服外，其他人都是以蒋介石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 60年代中期，在美国文化影响下，台北街头流行起了白色半透明的mini（”迷你”或”超短”）裙。某日，一位张姓护士小姐被接到士林宫邸为蒋介石夫妇做护理工作。按照他们夫妇的惯例先得与来人见一面，这位张小姐这天穿的正是迷你裙，由于是官邸从外面挑来的，所以长相、气质都不错。当张小姐蹬着高跟皮鞋，走着模特步来到蒋介石的会客厅门口时，蒋介石一见，先是眼睛为之一亮，但随即暗了下来，脸色也更加严肃深沉了，待张小姐走后，蒋介石对宋美龄说：”你去跟她谈谈，她的裙子都露出大腿来了，以后不要穿那种裙子。” 按照中国传统男人对淑女提出的”笑不露齿，裙必过膝”的原则，张小姐的迷你裙显然是要不得的。 10.鲜花·金鱼·土狗 在蒋介石的士林宫邸有座”兰亭”，是蒋介石夫妇常去小憩的地方，这里摆放着许多名贵、稀有的花卉。蒋介石每到这里都要仁立、流连一番，仔细地观察着各种花卉的颜色、形状，还时不时地嗅嗅花香。园丁们还为蒋介石在官邸建了一座玫瑰园，蒋介石兴致高的时候，一边观赏，一边与园丁讨论改良品种、嫁枝移术事项，纵使是老园丁有时还不得不佩服蒋介石的”花道”。曾有一段时间，蒋介石想起了日本有种特别好看的牡丹，让人采购一百余株放到台湾高山地区栽种试验，但由于气候问题没有成功。在所有的花中，蒋介石最喜欢台湾本土生长出来的蝴蝶兰，这种花雅致、清艳。他不喜欢酉洋兰，认为它太艳了，这倒与他的衣着审美相一致。 蒋介石喜欢钓鱼，人所周知，不但如此，他还喜欢养鱼、赏鱼。在士林宫邸内有处水池是专门养金鱼用的，蒋介石在庭院散步时，常来池边石凳一坐，然后让副官拿些剩馒头碴来，他慢慢掰碎，一小块一小块地向水池中抛去，引得众金鱼欢腾、追逐，每见此景，蒋介石便兴奋异常。久而久之，金鱼们似乎对他熟悉了，只要见到他的身影，就向池边游来。蒋介石也对金鱼有些感情，还给他们取了名字。 蒋介石在大陆时曾养有一条德国名犬，后来由于战争失败，蒋介石心情不好，一枪把它打死了。来台湾之后，蒋介石在官邸又养了一条白狗，每天蒋介石快吃完午饭时，副官们就将这条狗放进餐厅内，然后侍从拿来一只盘子给蒋介石，他亲自为狗调拌饭食。这条狗也极是机警、灵通，只要是蒋介石的东西，不管放在官邻内的什么地方，它差不多都能找到。牧师周联华觉得这条狗很有趣，便问蒋宋夫妇，这条狗是什么名贵品种，宋美龄故意卖关子，让周联华自己先猜。周联华左思右想，不得其解。蒋介石见状非常开心，还是宋美龄揭了谜底，她告诉周联华，这条狗是土生土长的土狗。 10.基督·王阳明 蒋介石是为了能与宋美龄结婚，答应宋老夫人的条件而宣称信仰基督教的。不过，从此以后蒋介石还真的有模有样地每天起床后就与宋美龄一起读《圣经》、做祷告、交流读经心得体会。 西安事变时，宋美龄突然来到西安救蒋介石，使蒋介石切身感到冥冥之中，真有一个上帝在俯视着芸芸众生，因此，他的信仰更坚定了。 来台之后，随着年岁的增加，以及不少军政大事交给了蒋经国办，加之生活比在大陆安定多了，蒋介石对基督教的信仰愈加虔诚，卧室内始终悬挂着”耶稣受难”像，每天早晚必诵读《圣经》。 蒋介石特别爱读基督教典籍《荒漠甘泉》一书，并将它的内容演绎成提高”革命精神”的修养读物，这一点是很能让人理解的，因为该书中的”荒漠”意为人的处境犹如荒漠一样干涸，而”甘泉”则是上帝指给人们摆脱困境的光明大道。蒋介石到台湾后的处境，以及他追求的东西对他的诱惑正如”荒漠”与”甘泉”一样，所以蒋介石看重这本书，并将它推广到台湾军政要人当中，希望他们与自己同心同德，完成所谓”光复”使命。 为了表明自己的信仰虔诚，当他和孔祥熙一起在梨山修建了一座教堂，破土动工那天举行典礼时，蒋介石亲自为山胞证道、训话，使不少信徒至为感怀。 30年代时，蒋介石就非常推崇中国古代哲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哲理，并用它来解释法西斯主义的”超人”理论。来台湾后，蒋介石、阎锡山等人对王阳明的学说更是推崇有加。蒋介石在给蒋经国、蒋纬国的生日贺信中，都勉励他们细心研究，”法古今之完人，养天地之正气”，将他常去避暑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1972年7月，专门对”船山学会”颁词，称： 王船山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博学深思，卓然独立的大儒，穷理尽性，以弘扬传统文化；居仁由义，以匡正天下人心；几所言行，皆切合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儒家正学。其孤忠尽节，尤堪为后世楷模。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第一家庭”大家长 蒋介石的一生，如同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名人一样，在婚姻问题上，由于生活环境的不断变迁、人生道路的转徙曲折致使婚恋常有变故，被他抛弃的女人不乏一二。到了晚年，蒋介石对她们进行了较为妥善的安置，并由宋美龄和他一起出任”第一家庭”大家长的角色。 1.被抛弃的女人 1901年冬，14岁的蒋介石奉慈母之命，依媒妁之言，和早就被他看中的、芳龄19、性格温驯、长相秀丽的堂表姐毛福梅结婚。但婚后的蒋介石仍不改顽劣乖张性格，常常无缘无故地对毛氏又打又骂，毛氏忍气吞声，对小丈夫只能或哄或劝。随着蒋介石1905年离开故乡，去保定和日本学军事，蒋、毛之间原来就不太和睦的关系，又因蒋介石见了世面，长了本事，而导致感情冷漠，毛氏只能孤身一人在家侍奉蒋母。 1909年夏天，蒋介石从日本放暑假回故土探亲，越看毛福梅越不顺眼，加之，蒋介石剃着光头，常遭乡人讥笑，一气之下，他去了上海。蒋母见儿子成亲八年了，仍无子息，又感到儿子儿媳关系不睦，如再没有孩子，后果恐难设想。于是老太太带着毛氏千里迢迢地赶到上海，找到了蒋介石的住所，勒令他必须与毛氏同房，否则，将纵身黄浦江自杀。迫于母亲的斥责，加上朋友的劝说，蒋毛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于第二年春暖花开之际，毛氏生下蒋经国。 尽管蒋介石年纪轻轻便喜得贵子，但这并没有使他与毛福梅的感情错位得到修正。在封封家书中，蒋介石除了向慈母问安和督促儿子读书外，很少提及毛氏。在为数不多的探亲假中，蒋介石常对毛氏恶语相加，有时还大打出手，两人基本上形如路人。 1921年4月，蒋母患病，不久人世，蒋介石对毛氏的嫌弃之心日甚一日，甚至到了见其人影，闻其声响便到刺激神经的地步。5月，蒋母去世，蒋介石写了封休妻书给毛福梅的二哥，但由于毛氏坚决反对，乡亲们对蒋介石亦大为不满，蒋介石只得作罢。 1927年秋冬，蒋毛离婚战再度爆发。蒋介石为了与宋美龄结婚，下决心与毛福梅离异，毛氏及娘家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现实。但毛氏”离婚不离家”，仍住丰镐房，毛蒋之间以姊弟相称。毛氏于1939年12月12日被日军飞机炸死，儿子蒋经国从江西回家奔丧，抚尸痛哭，疾书”以血洗血”，发誓为母亲报仇雪恨。 姚恰诚是蒋介石纳的小妾，他们的认识倒有些传奇色彩。1910年，作为同盟会会员的蒋介石为革命需要常常往来于日本和上海之间，其时，蒋介石遭刺客追杀，藏身于上海一家名为”苏州东园”的妓院中，姚氏为这家妓院中的一名房侍，生得玲珑透剔，小巧迷人。与蒋介石一来二去，彼此间便产生了情愫。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蒋介石向妓院老鸨交了赎身金，纳姚氏为侧室，还带回老家，气气毛福梅。 蒋姚一起生活的最初几年，由于张静江的资助，生活有着，两人倒是十分恩爱。但姚氏性格暴烈，还嗜赌成癖，不会体贴关心人，这使蒋介石常常不满。久而久之，两人之间出现了矛盾和冲突。蒋介石本想与之分手，但考虑到养子纬国尚且年幼，无人照料，只得忍住。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前夕，在蒋介石的朋友们的劝说下，姚恰诚与蒋介石分手。1925年，姚氏带着蒋纬国住到了蒋介石的留日同学吴忠信家，生活开支由蒋介石负担。 而对于蒋纬国的来历，众说纷经，一般认为1914年1月，袁世凯解散国会，指革命党人为乱党贼人，下令缉拿逮捕。蒋介石和一大批革命党人匆匆登上了亡命之途，再赴日本。由于来得仓促，又不敢抛头露面，蒋介石和戴季陶同住一室。也是万般无聊，这两人遂和旅馆的一位侍女好上了，不久该女士便有了身孕，但蒋戴两人谁也说不清这即将来到人间的小孩到底是谁的骨血。好在两位情同弟兄，大家能互谅互让，又考虑到戴季陶在家中惧内，所以蒋介石便认他为子，起名纬国。1915年，蒋介石回国后过了一段时间，就将纬国带回，交姚恰诚抚养，而那位侍女自与蒋戴分手后，不久便染病而亡。 蒋纬国从小与姚抬诚生活在一起，二人亲如母子。国民党退台时，姚怡诚在蒋纬国的安排下到了台湾，同时到台的还有其侄姚金和。姚氏到台后，先住在桃园与石凤翔为邻。石凤翔是蒋纬国的岳父，他们也称得上是亲家了，至亲住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纬国在公务之余时常回到桃园，一来探望姚怡诚，二来看望岳父母。后来，为照顾方便，姚氏搬到离蒋纬国较近的台中市，和姚金和的妻子住在一起。蒋纬国则时常带些特产和点心看望姚老太太。1966年，姚氏病逝于台湾，蒋纬国原想把葬事办得体面一些，但蒋介石认为这将影响蒋家的声誉，蒋纬国只得为姚氏举行了秘密葬礼。直到1990年，因蒋介石、蒋经国均已作古，蒋纬国才在台北的善导寺为姚氏举行了百岁冥诞纪念追悼会，算是了却了一段母子情分。 在蒋介石的一生中还有一位妻子叫陈清如，陈清如与蒋介石相识时才13岁，当时名为陈凤。尽管年岁不大，但出落较早，身材高挑、丰满，两只大眼顾盼有神，举止娴雅大方。蒋介石初见陈凤时，便为之动心，神不守舍，苦苦追逐。然而，陈母对蒋介石却不放心，常叮嘱女儿自爱其身。1921年，陈父不幸辞世，家中生活困顿，蒋介石帮助陈家操办丧事，殷情万分，陈母才对蒋有些好感。经张静江出面保媒，陈家同意了蒋介石的求婚。 订婚时，蒋介石为陈凤改名为”洁如”，意为”如同纯洁”或”未受世间污染”，”纯洁得像宝玉一般”云云。年底，蒋陈正式结婚，由张静江、戴季陶主持婚礼，办得很是排场气派，颇得陈母欢心。新婚第二天，处在兴奋中的蒋介石不断对陈发誓”我会永远爱你的”。一个星期后，蒋介石将陈洁如带回老家见毛氏，毛氏显出大度雅量，欢迎陈清如加入到这个家庭来，这使陈洁如感动不已。在故乡的山水中倘祥流连时，蒋介石一再表白自己对陈洁如的爱心。 这时，蒋介石突然接到了孙中山从广州拍来的电报，要他赶往广州。陈洁如追随蒋介石先赶到上海。在上海，陈洁如见到了比她仅小4岁的正在读书的蒋经国，蒋经国用上海话喊了她一声”姆妈”，陈洁如十分开心。 陈洁如比起毛氏、姚氏，有较好的文化教养，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使蒋介石的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蒋介石常将她带在身边参加各种社交活动，甚至在与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结拜为弟兄时，在金兰谱上还附上”妻陈洁如”一语。 然而，蒋陈结合的第二年，由于蒋介石又迷上了宋美龄，所以，尽管两人还常相随从，但蒋介石已开始心不在焉了。1926年底，在江西九江，蒋介石正式向陈洁如摊牌，要她以大局为重，作自我牺牲。陈洁如听闻后，惊诧不已，一恼之下，返回上海老家。蒋介石亦感内疚，亲赴陈宅，做陈母和洁如的思想工作，劝她出国，陈洁如见木已成舟，无法挽回，只得同意赴美留学。 1927年8月19日，蒋介石委托杜月笙安排陈浩如出洋考察，临行前给陈洁如10万大洋作路费盘缠。当天夜间，陈清如便从收音机中听到《蒋中正家事启示》，《启示》中除了与毛、姚离异外，称与陈洁如”没有正式结婚”，双方自愿”脱离关系”。陈洁如此时如梦方醒，万念俱灰，准备纵海一死了之，幸得护送的人劝阻，才保一命。 陈洁如到美之后，失去了往日欢愉快乐的大方性格，变得沉默寡言，矢志终身不嫁他人，一心求学。5年之后，她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获硕士学位。1933年回国，与一养女在上海生活在一处，整日闭门谢客，索然寡居。 1942年春，陈洁如在”军统”头子戴笠的秘密安排下，只身来到了重庆，住到离蒋介石官邸不远的吴忠信公馆里。蒋介石又与陈洁如在吴公馆中频频幽会，不幸有一次被宋美龄发现，蒋介石的脸部被宋美龄用花瓶砸了个大包，一个星期没能会客。宋美龄气恼之下，带着孔令杰去美国度假，这倒又给蒋陈提供了机会。 1949年，蒋介石来到台湾后，陈洁如决意留住上海，受到了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及市府的尊重和欢迎，还当上了上海卢湾区政协委员，政府每月补助她生活费用200元人民币。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国内一系列的天灾**，陈洁如感到生活压力太大，请求移居香港。经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准，她于1962年只身来到香港，住在铜锣湾百德新街，为摆脱不必要的打搅，改名陈璐，闭门隐居。 蒋氏父子得知此讯后，立即通过国民党的驻港机构，花10万美金在九龙太子道买下一幢小楼赠给陈浩如。陈洁如本人并没有住进去，而是出租给别人以收取租金度日。后蒋氏父子又通过戴安国每月接济她500美元生活费。蒋介石还请戴安国传信一封致陈洁如，畅叙旧情，表示歉意。陈洁如接信后，颇不平静，复信中写道：”三十年来，我的委屈惟君知之，然而，为保持君等家国名誉，我一直忍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至死不肯为人利用。” 陈洁如于1971年2月11日死在家中，享年只有65岁，死时身边旁无他人，横卧在地上。死后一个星期才被人发现。 2.老来伴 与蒋介石维持夫妻关系时间最长、对蒋介石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是宋美龄，他们在一起生活了48年，直到蒋介石去世。 1922年12月初的一天，蒋介石应邀参加了宋子文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寓所里举行的基督教晚会，蒋介石本不是基督徒，参加这样的晚会纯属捧场，凑热闹，至多是开开眼界。孰料，就是在这个晚会上，蒋介石艳星高照，认识了宋美龄，并为之所迷，不能自拔。蒋介石决心将其追到手。 经过5年苦苦追求，蒋介石在接受基督教、与妻子离异的条件下，于1927年12月与宋美龄成婚。其时，宋美龄是孙中山的小姨子、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妹妹、山西财阀孔祥熙的小姨子和留美多年的宋家三小姐，集金钱、地位、容貌和学识于一身。蒋介石娶到宋美龄，也就娶到了一个后台和靠山。时人称： 这门婚姻是在蒋介石、洋化的华人和洋人之间沟通联络的一条渠道。在某种意义上，美龄是中国旧传统的一个人质，是家庭利益与政治利益之间维持信义的一项保证。但蒋介石是一个神气十足、仪表堂堂的军人，他个性强悍，野心勃勃。他们之间没有理由不能成为一对恩爱夫妻。 从此以后，蒋介石打开了通往西方基督教国家的通道，因为他有一位美貌而又洋化了的妻子。宋美龄由此找到了攀援权力顶峰的石阶。两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以后的历史也确实证明两人是一对政治夫妻搭档。 蒋介石退守台湾时，宋美龄已经年届五十又二。在台最初的岁月里，由于台湾犹如汪洋中的一条孤舟，后又成为美国”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因此，从生存计，与外接触，特别是和美国的关系显得特别重要，而宋美龄，尤其是宋氏家族与美国关系的特殊背景成了蒋介石、台湾当局对外联络的重要通道，加之，宋美龄本身的外交才能使得在蒋介石有生之年，台湾的”外交”大权实质由宋美龄控制。 不过来美龄到台湾之后，其职权范围仅限于”外交”和妇女等社会工作，与权力中枢的实际距离越来越远。在台大部分时间里，除一些”外交”活动和有名无实的社会活动外，她主要是在家里陪伴蒋介石，或让孔二小姐来陪她消遣、娱乐，打发光阴，这倒不是宋美龄自己想过这种日子，而是在蒋介石的个人权力过渡设计中，她不是正选对象，蒋经国的地位越来越高，使她心有余力而无法超越。 如果在来台之前，蒋宋联姻政治意味极浓的话，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革命同志”的话，那么来台之后，基于年岁和当时台湾内外的政情关系，两人之间相依为伴的情感色彩倒占据了主要地位。 来自浙江乡绅家庭、受过”武士道”精神教育的蒋介石与出生于豪门望族，受过洋化家庭熏陶和标准美式教育的宋美龄在生活习性上自然有很大距离，不过，长期的夫妻生活倒使他们能相互容忍、体谅，更多的时候是蒋介石向宋美龄让步。 宋美龄会抽烟，有时心情烦躁起来，烟量还不算小。但蒋介石自20年代初就酒、烟、茶不沾，他尤其反对自己的下属，特别是军人抽烟，他有个逻辑：会抽烟的人必然会逮着机会就抽鸦片，抽了鸦片不是败家丧产，就是想办法巧取豪夺，到最后身家性命难保。因此，蒋介石的下属，除了陈布雷外，谁也不敢当着蒋介石的面抽烟。蒋介石知道宋美龄抽烟，尽管没有明确地反对，但宋美龄对此还是谨慎小心，一是绝不当着蒋介石的面抽烟；二是绝不在大庭广众，特别是参加重要活动时抽烟；三是在自己的书房和私人小范围的聚会时拍完烟去见蒋介石之前，要洗盥一番，去掉烟味；四是只抽女性抽的那种清香柔和型的香烟。正因如此，蒋介石从来没有因为抽烟的事与宋美龄发生过口角。 在宋美龄不高兴的时候，蒋介石也有自己一套应付方法。宋美龄作为一个有教养、有地位的女性，发脾气、生气时常常表现为生闷气，往往能成天不吭不响，不与人说话，当然生气的对象是蒋介石无疑。每每到这个时候，蒋介石不管自己有无道理，见到宋美龄不愉快，都会主动地跑到她的面前，诚恳而又彬彬有礼地问候她：”达令（darling）！你有什么不舒服吗？”宋美龄听到这句问话时，常常不当回事，懒得理睬。蒋介石此时显得很尴尬、狼狈，但心里又很想知道宋美龄究竟生的是哪门子气，又连忙巴结似地走过来问她：”如果有不舒服，要不要请医官来看看啊！”宋美龄照样不理，这样的情形一般都发生在他们一起吃午饭的时候，或者宋美龄的卧室里。遇到这等不给面子的情况，颇好面子的蒋介石通常是低头独自离开，忍住自己的火气，免得节外生枝。不过，他相信过不了几天，夫人会高兴起来的。 60年代后，在蒋介石会见宾客的客厅里，多了件装饰品，那就是由宋美龄作画，蒋介石题诗的书画作品。50年代初，宋美龄回台后，迷上了国画，拜黄君壁、张大千等大师为师，专习水木花虫，几达废寝忘食境界。起初，蒋介石对此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夫人一时兴趣，但后来却发现夫人的画越画越好，能算上乘之作。宋美龄为了学画，还常常到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中借出历代名画观摩、学习。每每宋美龄作画时，蒋介石总是站在背后，一声不响地观看，画完之后，还得捧场几句，兴致好的时候，还要题上诗句，让人裱糊好后，挂在卧室、客厅，一为夫妻互相欣赏，二为在外人面前显示出他们风雅的一面。这一”妇唱夫随”书画表白，很长时间里成为台湾政坛的”美谈”。 进入70年代，蒋介石开始得病，后昏迷不醒达半年有余，宋美龄表示出了对夫君的挚爱关切之情，一直陪伴在医院。蒋介石去世时，宋美龄每天下午身穿黑色旗袍坚持去”荣总”和”国父纪念馆”凭悼一番。 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在一篇悼念文章中写道： 在这么多年来，我与先总统共处的日子里，几次听到他平静而又坚定地告诉我，他的目的乃是将自己奉献给国家和党。谈到上面的话，我要情不自禁的泪眼模糊了，并不是因为我对先总统精神之了解——而是在我内心那份油然涌出的骄傲感，我所骄傲的是在这个艰难的时代，我们有这么一位不平凡的领袖，使世界人们确认中国永远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我们不再被蔑视为历时约三个世纪之久的东亚病夫。 宋美龄对蒋介石的这段评价自然是出于一个政治强人对另一个政治强人的盖棺颂扬，其目的除了祭亡灵、树己威外，看不出常人夫妻间的儿女情长。当然，在蒋介石一生中，与他有夫妻之名之实的女性中，也只有宋美龄对他的认识较深。可以想见：在毛福梅的眼里，这个”小丈夫”生性暴躁，浪荡不羁，不知哪一天会惹下杀身之祸，因此，她每天为他祈祷，即使是与他”姊弟相称”之后，仍然用一颗慈悲心随他左右。在姚怡诚的心中，中正兄豪爽、大方、精明，肯定能做人上之人，发大财，做大官，这辈子攀上他准没错。在陈洁如看来，这位兄长有一颗仁爱的心胸，做事有板有眼，意志坚强，跟着他不为别的，只是他能给予她父辈。兄长、丈夫的关怀、爱护，她是那样的对他一往深情，根本没想到会有”没有正式结婚”而”自愿脱离关系”的那一天。后来，她理解他当初的选择，仍在心中爱着他。她所不懂的就是什么是”政治”。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经儿可教” 蒋介石一生有两个儿子，即蒋经国和蒋纬国。蒋经国为他的第一个妻子毛福梅所生。蒋纬国的身世则扑朔迷离，充满神秘色彩，现在人们基本上公认他是蒋介石抱养的。在早年，蒋介石长年在外，无暇亲自抚养教育儿子，但对两个儿子却寄寓了深切的厚望。有人认为，蒋介石给两子起名语出古典”圣迹神功，不可得而窥测，经文纬武，敢有寄于名言。””夫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太乙元和。”随着权势日重，他有能力安排儿子的成长发展道路，并按自己的理想来塑造他们。的确，蒋经国、蒋纬国两人是蒋介石按照一文一武的发展方向加以培养的。 1.父子情深 大儿子蒋经国在蒋介石眼里是个聪明、听话的好儿子，”将门出虎子”，孺子可教也，蒋介石遂刻意培养他做自己的接班人。 蒋经国，于1910年阴历3月18日生于奉化溪口镇。他出生之时，蒋介石远在日本，蒋介石虽不能亲尝初为人父的乐趣，却也为完成一件”母命”而高兴。原来蒋介石和毛福梅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婚的，蒋长期闯荡在外，眼界大开，早已看不上旧式女子毛福梅，以致两人感情失和，婚后长期无子。这可急坏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王氏抱孙心切，以”投黄浦江”相威胁，要求蒋介石和毛福梅和好。蒋介石是个孝顺儿子，深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只得勉强与妻子同住，这才促成了蒋经国的降生。 在蒋经国出生的第二年，蒋介石从日本”托故假归”，才得以亲践舐犊之情，享受喜得贵子的天伦之乐。回家不久，蒋介石即外出”革命”，蒋经国在祖母、母亲的照顾下，其乐也融融。到了5岁时，蒋经国进入当地学校接受正式启蒙教育，先拜当地周老夫子为师，后师从顾清廉。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塾师”，那就是父亲蒋介石。蒋介石让他接受了整整六年子曰诗云的传统文化教育。尽管当地先生给经国下了”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的评语，然而，蒋介石见儿子勤勉诚笃，始终认为”经儿可教”。 江南在他所著的《蒋经国传》里说：”蒋先生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长时代的限制，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事的指南针。经国仅十岁，硬要他读《说文解字》，寄给他一部段玉裁注解的《说文》，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到了第二年，又去信叮嘱他读《诗经》、《尔雅》。” 蒋经国也回忆道：”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父亲又常常把自己阅读过的各种书交给我读，书里不但有父亲亲笔圈点、批语和心得，并且还将重要的地方用记号提示出来。”蒋介石希望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在蒋介石的影响下，蒋经国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 到1922年，蒋介石不顾毛福梅的反对，接蒋经国到上海读书，开始逐步走出旧式教育的迷津，接受新式正规教育。此后，蒋介石因事务繁忙，尽管长期不能亲自施教，但对儿子的督促却须臾不敢懈怠。蒋经国在上海读书期间，差不多十天半月就收到父亲的来信，从读书到写字，从日常生活到为人处事，样样关心。 蒋介石也要求儿子勤于写信，以便他了解情况，他说：”你每一星期要写一封信给我，而且要写至二三百字以上，将近来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阅读的心得统共写出来，一则可以通信，二则可以练宇，实在是很有益处的，切记切记。我写给你的信，你要随时储存起来，没有功课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也自然会有进步。”殷殷父子情，跃然于笔端。 蒋经国在上海求学期间，适逢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动荡年代，往昔”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旧境界已不能满足时时受新思潮冲击的蒋经国，他也和许多激进青年一样加人到反帝反封建的行列。其时，国共合作正处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为支持中国革命，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为国共两党培养革命干部。许多进步学生也以留学苏联为荣。而蒋介石当时任黄埔军校校长，以革命”左派”自居，标榜”以俄为师”，与苏联顾问鲍罗廷打得火热。 1925年，蒋经国提出赴苏留学，蒋介石未持异议，同意让儿子到”世界革命的圣地”去锻炼锻炼，并祝愿儿子在国外”刻苦学习，鹏程万里”。蒋经国在赴苏前夕，匆匆回了一趟溪口。毛福梅听说独生儿子要去国外，放声大哭，不让他走。而蒋介石则来信催促，严词训戒：”这一回一定要出国深造广蒋经国对”革命父亲”深为敬畏，不敢有违父命，只得与母亲流泪依依惜别。 1925年10月19日，”远东号”巨轮载着22名中国学生驶向苏联。这22名学生中有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叶楚怆之子叶南、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于右任之女于芝秀和女婿屈武、冯玉祥之子冯洪国和女儿冯弗能等。从此，16岁的蒋经国踏上了新的人生旅途。 在苏联，蒋经国很快接受了**学说，开会发言他口若悬河，写文章他长篇大论。不久，他便加入了**，立志于献身中国革命。但是，国内政局瞬息万变，正当北伐战争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发展时，蒋介石叛变了革命。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举枪射向革命同志，上海滩被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群情哗然，全体师生愤怒声讨蒋介石。 蒋经国面临着考验，是大义灭亲，还是顾全父子之情而缄口不言？在声讨大会上，他选择了前者，慷慨陈词： 蒋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当他口声颂扬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同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的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蒋经国固态度鲜明、坚决反对蒋介石，而受到苏联人民和**的称赞。后来，中山大学毕业后，他辗转颠簸，先后在列宁大学、集体农庄和机械厂工作过，并且同苏联姑娘芬娜结成秦晋之好。这时，蒋介石在国内几次围剿**，消极抵抗日军人侵，倾全力打内战。这种倒行逆施的政策，激起民怨沸腾。蒋经国忧虑祖国、怀念母亲、怨恨父亲，激情之下，他写了一篇《给母亲的信》，并于1936年1月发表在《真理报》上，信中声称： 亲爱的母亲……1927年您给我的信要我马上回家，这个要求到今天还未能实现。但是您的儿子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的道路。他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也许永远不会再落入父亲那个笨蛋的手中，去做一个可怜胆小的孩子，您的孩子正要以坚定的决心在中国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迈步前进。 ……您以前的丈夫以极端野蛮的手段屠杀了数万、数十万的兄弟同胞，前后连续三次出卖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他是你的儿子的仇敌。我有这样的父亲在中国人民面前是不能不感到耻辱的。对这样的父亲不但没有任何敬爱之意，对这样的人物我恨不得杀戮他，消灭他。 这封信后来经过《纽约时报》一转发，引起了世界轰动，蒋介石看后气急败坏，暴跳如雷。此信发表后不久，蒋经国又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恳请批准回国，但是没有被批准，他的归国遥遥无期。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国共再度合作，蒋经国的个人命运也发生了历史性转折。 对于蒋介石来说，尽管儿子在苏联写信反对过他，但儿子终归是亲骨肉，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宋美龄又没有生育，他对这惟一的独苗更加思念。在国民党和苏联断交期间，他曾多次求助于第三国际，想把蒋经国弄回来，但都失败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前来会见蒋介石，言语之间，蒋介石处处流露出思子之情：”经儿赴苏十余年，现杏无信息，他生母日日烧香许愿，盼望儿子回家。唉！十二年不见面了！”周恩来满口答应，助他父子团聚。此前，1936年初，蒋廷黻出任中国驻苏大使，行前，蒋介石委托宋美龄转告蒋廷黻，希他帮助寻找蒋经国。 不久，周恩来通过**驻莫斯科的代表把蒋介石拳拳思子之情转达给斯大林。斯大林考虑到中苏、国共之间的微妙关系，为推动蒋介石抗日，同意蒋经国回国。行前，并且接见了蒋经国。 蒋经国获知被允回国后，兴奋不已，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他主动找到国民党驻苏大使馆，使馆安排他转道香港归国。 1937年4月19日。蒋经国携妇带雏到达上海，稍做停留后即去南京见蒋介石。蒋介石一听儿子来求见，大发雷霆，拒绝接见。蒋介石大骂：”他到处发表文章，骂我反革命，眼里早已没有我这个父亲。他不是在苏联当厂长、住洋房，一个月拿700卢布吗？还来找我干什么？”秘书陈布雷婉言相劝。过了一个星期后，蒋介石才接见儿子。蒋经国送给蒋介石一套乌拉尔黑色大理石制的装饰品，送给宋美龄一件波斯羊皮外套作见面礼，蒋。宋-一笑纳。然后蒋经国奉父之命回溪口拜见母亲。母子相见，一番悲欢离合，自不必细表。 蒋介石随后也来到溪口，他不放心儿子，特地要重塑儿子。他对蒋经国一直很钟爱，从小管教很严，懊恼的是自己走错一步棋，把他送到苏联，使儿子在苏联受到了十多年马列主义的熏陶。尽管蒋经国再三表示忏悔”攻击父亲的悖逆行为”，改信三民主义，但是，具体如何来”洗脑”，还得由他亲自来安排。蒋介石要他闭门静读，”重新回炉”，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同时，写一份详细的《旅俄报告》，重新认识在苏联的生活，以彻底”洗心革面”，清除**的一切”余毒”。 据传，蒋经国的这份《旅俄报告》送给蒋介石后，”父亲对此报告，批阅四次之多，曾嘱妥为保存”。1937年6月，蒋介石给蒋经国的信中也提到此报告：”你报告二部皆己阅毕，感慨殊多。回想经过之患难与苦痛，应知以后时时在家在国之难能可贵也。望常自觉，应将原文寄还保藏家中，可作宝贵材料也。”这篇《旅俄报告》一定写得很生动、很感人，否则，怎么能弥补父子几年的裂隙？对于儿子的报告和进步，蒋介石表示满意，他给蒋经国回信说：”溪口读书似有进步，还望按王阳明先生去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之意，深切体会。” 蒋介石一面命蒋经国在家静读，一面考虑着该给他安排个什么职务。正在这时，抗战爆发，浙江省主席熊式辉想借太子以自重，遂给蒋介石发来电报： 委座与**五年鏖战是在江西，新生活运动肇始于江西，军政训练团也是开办于江西，可见委员长之于江西情长谊深，所以敢请准予经国赴赣佐政！ 此正合老蒋之意。他想让蒋经国做个有实权的”父母官”，独当一面，考验一下，看看有无培养前途。蒋经国接父之命后回信表示： 中原激荡，志士归心。国家民族已临生死存亡时刻。儿子决心为国出力，即使条件最坏，也可以试试自己的身心和勇气。 1937年春天，年仅28岁的蒋经国来到江西，两年以后就任赣南专员。此时，蒋经国血气方刚，在父亲的鼎力相助下他雷厉风行地烧起了”三把火”，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恶霸，恢复地方秩序，严惩贪官污吏，禁止赌博和卖娼，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赣南地区出现了新气象。蒋经国本人的声誉也渐长。他将”新赣南”和革命圣地陕甘宁相比，向外界宣传说：”**有陕北，国民党有赣南，谁成功，谁失败，以后看。” 针对赣南的蒸蒸日上，外界评介不一。有人说蒋经国是地道的**，赣南是苏联的翻版，有人说他是带**气质的国民党。但是，无论怎样，他终是跳不出国民党的旧圈圈，正如江南所说：”分析他的新政，热闹有余，成事不足，禁禁烟赌，抓抓土匪强盗，尽可放手大干，且容易看见成绩。一旦动摇到国民党的根本，注定非败阵不可。”但是，对于留苏归来不久的蒋经国，还带有虎虎生气，较少国民党常见的官僚作风，赣南呈现的新气象无疑成为死气沉沉的国统区的一道绚丽风景。蒋经国也受到普遍的称赞，蒋介石对儿子几十年不见所取得的长进很是高兴，对蒋经国也略为放心。蒋介石对儿子的从政实习打了个满分。 1940年，蒋经国在赣州举办”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部干部训练班”，自己做班主任，号召效忠团长（蒋介石）和主任（蒋经国）。”三青团”共办五期，训练学员五百余人。”三青团”成员遂成为蒋经国的嫡系和”新太子系”的班底。1943年，蒋经国被调回重庆，他率领一批赣南培植的亲信人马浩浩荡荡开进”陪都”重庆，进驻”青干校”，牢牢地掌握了三青团的实权。不久，他又把青年军抓到手，并且表示要以”创办黄埔军校的精神来创办青年军。”到1946年左右，蒋经国的政治势力已经形成一个由三青团向国民党军队渗透，由青年军向国民党党团渗透的纵横交错的”新太子系”网络，并在国民党各派系中取得一席之地。 1947年9月，国民党与”三青团”正式合并，”三青团”的72名中央干部，包括蒋经国在内，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是蒋经国第一次脐身于国民党中央之内。此后，蒋经国开始全面染指国民党党、政、军部门。 1948年，蒋经国又获得新的任命——去上海打”虎”。面对经济渐趋崩溃的烂摊子，他渴望大显身手去扶持大厦将倾的蒋家王朝。当然，他也明白父亲的心照不宣：凭借尚方宝剑去建立权威，准备传位接班。8月20日，蒋经国刚抵达上海就给商人下达了”哀的美敦书”，喊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决心抑制物价，打击投机奸商，进行币制改革。几个月后，打”虎”初见成效，人心大快。正当蒋经国乘胜追击之时，却揪出了一只大虫子——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如此牵一发而动全身。孔令侃求救于宋美龄，宋美龄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只好命蒋经国手下留人。蒋经国也只好先”对父尽孝，再对国尽忠”了，打”虎”宣告失败。是为打虎不成，反被虎抓了一把。 到了1949年，蒋家王朝在大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蒋经国跟在父亲后面亦步亦趋，为老父排忧解难，不离父亲左右。如1949年10月，西南实力派人物卢汉自觉再战无出路，有心退出国民党阵营。蒋介石风闻卢汉动摇，在这关系”西南保卫战”的关键时刻，他决定到昆明对卢汉”申之以道义，动之以利害。”对此，蒋经国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冒险，如果父亲不顾一切的去了，可能有不可收拾的局面。”但他还是助父亲一臂之力以完成此行。 开始，蒋经国先出使昆明，捎话说蒋介石不来昆明了。等卢汉放松了警惕和准备后，第二天，蒋经国又突然通知卢汉，蒋介石即将到昆明。为防止卢汉对蒋介石采取”不轨”行动，他拉着卢汉一人到机场迎接蒋介石，并立即到卢汉家中用餐，餐毕蒋经国故意说：”刚才接到广州的消息，那边天气可能发生变化，请父芙立即启程”。蒋介石会意，将计就计，以此作借口迅速逃离昆明。事后，蒋经国说：”父亲昆明之行，固无异深人虎穴也。”多亏女子默契才逃离了虎穴。 在战乱中，蒋经国替父亲传递信件，发号施令，俨然是是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在国民党逃台的过程中，蒋经国所起的作用更大。他以”太子”身份出面处理要务，增加权威性，提高办事效率，以利于逃台的各种事项安排。实际上，蒋经国是国民党逃台的最重要的策划人和指挥者。是他，把大陆的”家私”统统运到了台湾，为日后台湾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是他，在大陆风雷震荡之际，为蒋家构筑了台湾小巢。患难之中见真情，父子情深经受住了考验。 国民党到台湾后，蒋经国的职务以火箭式的速度上升。1950年，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1954年，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1958年，任”政务委员会委员”。1965年，任”国防部”部长。……1972年，任”行政院院长”。 蒋经国在国民党官场上能平步青云，最关键的就是有个好爸爸。为了能让儿子继承自己的权力，蒋介石可谓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到台湾之后，在蒋家上下，宋美龄的地位在一天天下降，而蒋经国的权力却越来越大。蒋经国只要人在台北，不管政务多忙，居住在离士林官邸多远，每日必早请安，晚汇报。蒋介石卧病时，蒋经国每日要去探望三四次。一则形式上保持中国传统家庭的风范，”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二则实际上为自己确立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不可动摇的”传人”位置。 为了讨得蒋介石欢心，蒋经国在全台湾大搞对蒋介石个人的盲目崇拜，博得蒋介石”龙颇大悦”。当然，蒋经国本人对蒋介石确有发自内心的敬仰和崇拜。他曾写道： 自从我服务社会以来，年龄渐长，随侍父亲的时间较久从识父亲的思想、精神、德业和襟怀也益深，自愧不能仰学于万一，但在有知之年，我就一直在父亲的慈爱、教诲、督责之中。父亲于我可以说是领袖，是慈父，是严师。 蒋介石到台湾后，尽管其封建、独裁的本质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但大陆失败的教训迫使他变更了一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作风，而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又为蒋介石创造治台”业绩”提供了条件。尤其是蒋介石在长期的内外斗争中的阅历和本领更是蒋经国所无法俱备的，这些都令蒋经国顶礼膜拜。 蒋介石在台期间，利用了一些时间读了不少儒家政治学说和基督教教义方面的书籍，结合自己的经历和认识，加以发挥，提出了”以人为本”、”广施仁政”、”修明教化”、”政治与伦理相合一”等说教，通过大庭广众，父子深谈，给蒋经国及其同代人以教益。”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身兼父亲和老师的蒋介石为了”蒋家王朝”的香火延续，对蒋经国可谓海而不倦。蒋经国40、50、60岁生日时，蒋介石亲书”寓理帅气”、”立敬立极”。”精一执中”加以赐勉。当蒋经国59岁生日时，蒋介石在日月潭致信给儿子，畅谈陆王心学，理气之说，并发微阐幽，联系实际，批共骂毛，”光复大陆”，”解救同胞”。 蒋经国从蒋介石的”教导”中得到了不少”做人做事成功立业的大道理大学问”，但蒋经国生活的年代毕竟不同于蒋介石。蒋经国没有经过辛亥、北伐，没有见过”剿共”，对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只是在40年代才有切身感悟。蒋经国幼年在信奉佛教的祖母和母亲的教导和呵护下成长，又在苏俄生活、学习、工作了12个春秋，这12年是自然年龄和社会年龄中的”黄金岁月”。尽管蒋经国经过蒋介石”三民主义”的洗脑，但佛教的”普度众生”和**的”人类平等”教育使他一生保持着与蒋介石迥然不同的工作风格，即平民化，务实性。蒋介石从中看到的当然只是儿子接受他的所谓”爱人”、”仁政”的一面。 2.如此”母子”情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长子，照理，宋美龄与蒋经国应该保持一种和谐的母子关系，才更能维护彼此的尊严和利益。然而，正是这个”第一家庭”的利益太非同寻常了，谁成为这个家族的主宰，就意味着谁将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因此，母子之间的利害冲突必然表现为权利之争。蒋介石在世，宋美龄夫贵妻荣，无限荣光尽在其身，蒋介石死后，却没有子贵母荣的局面。宋美龄似乎只徒有老成凋敝的心态，历史上宫廷政治中，父子仇杀，兄弟自残的事情层出不穷，毋庸谈与皇后或外戚之间的争斗了。不要说蒋经国不是宋美龄的亲儿子，就是她的亲儿子，只要是为了权力，争斗就在所难免，她又能怎样呢？ 宋美龄在与蒋介石结婚之前，就知道有蒋经国这个人存在。结婚之时，蒋氏父子交恶，宋美龄对蒋经国并未放在心上。西安事变时，蒋介石曾给宋美龄写下”遗书”，希望她能在他不幸之后，教育抚养蒋经国、蒋纬国弟兄俩长大成人。 西安事变后，中苏关系得以改善。蒋介石委托驻苏大使通过外交渠道帮他找回多年来音讯不知的儿子。在苏方的帮助下，蒋经国得知了父亲要他回国的口信，并知道了宋美龄的一些情况。他请这位大使回国时代他转送宋美龄一件貂皮大衣。 1937年3月，蒋经国离开了生活、学习、工作了12年之久的苏联，辗转回到国内，第一次见到了宋美龄。尽管她在归国之前曾写信给自己的母亲，表示一回国即奔家拜见高堂大人，但迫于父亲的威严及从未来前途考虑出发，他还是先在蒋介石面前先认了宋美龄作”母亲”。 宋美龄见到蒋经国一家，寒暄之后，开口便教育蒋经国：”你勿晓得啊，我花了很大功夫把你要回来的呀！”蒋经国连声道谢。 自蒋经国回国到蒋介石败退台湾前夕，蒋经国和宋美龄在蒋介石的手下，一个忙于社会福利、外交、空军事务，一个在地方从事青运、政治工作，基本无什么冲突，相安无事。 两人发生不愉快是1948年底，蒋经国上海”打虎”。 ”打虎”行动开始后，蒋经国又组织了万余人的”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并调动了上海市6个军警单位，伴以”青年服务总队”严厉打击投机市场，搜查库房，检查市场及交通枢纽，甚至进入居民住宅进行搜索。他一时雷厉风行，首先枪决了泄露经济机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接着处死了上海警备司令部一位科长，外国记者称蒋经国为”中国的经济沙皇”。在他主持的一个月内，中央银行在上海收兑的黄金、白银及外币达3.7亿美元。 但是，金圆券的发行由于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一旦作为货币进入流通，必定会加速市场物价的上涨过程。上海商人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不顾一切地仍囤积居奇。物价虽平，但有市无货，蒋经国又进行物资检查，凡登记不实者，一律查封。他先枪毙了大商人王春哲。杜月笙的儿子拉维屏被查出囤积了6000万元以上的物资后，被判刑6个月。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在上海巨商大会上，杜月笙当着蒋经国的面表示： 我小儿子是囤积了物资，违犯了国家规定，是我管教不好，我叫他把物资登记交出，而且把他交给蒋经国先生查办。但是我有个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所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们亲友的物资登记封存，交给国家处理，也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以查封处理，这样才服人心。 蒋经国被杜月笙如此”将军”，只好答应一定派人去查一查，果然扬子公司囤积了不少东西，有棉花纱布，日用百货，粮食等等，共二万余吨。证据确凿，9月30日，蒋经国下令查封扬子公司，并逮捕了孔令侃。 当晚，南京的总统府内正在大宴宾客，宋美龄正在频频举杯之际，实然接到上海打来的紧急电话，说孔令侃被捕了。宋美龄十分气恼，神色至为不安，先行离席。她立即给在北平的蒋介石打电话，叫他回来放人。 这时蒋介石正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让傅作义出兵两个军救援辽沈战役中的孤城锦州。10月8月，蒋介石对傅作义说，他要到上海走一趟。傅作义劝他说，战局正处于紧张时期，离不开统帅的指挥，不要走。蒋介石说他此行有私事要办。其实蒋介石有所不知，宋美龄早已嫌他远水救不了近火，于10月1日即乘专机飞往上海直接把孔令侃带回南京，不久又将其送往美国避祸。蒋介石收到夫人的信，不敢有丝毫怠慢，抛下战事于百日飞回上海。当时蒋经国、宣铁吾、俞鸿钧等人求见，皆被宋美龄一手挡驾，说蒋介石过于疲劳，需休息一夜后再谈公事。经宋美龄一夜说服，蒋介石同意按宋美龄的决定行事。过了不久，蒋介石告诉蒋经国他们说：”人人都有亲戚，叫亲戚丢大脸的事情，请各位想一想，谁又能够真正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事情果然不了了之。 傅作义听说此事后大不以为然：”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这是我对蒋介石思想丧失信抑的又一个重要原因。”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 蒋经国打不了孔令侃这个”特大老虎”，借酒浇愁，饮泣痛哭，”打虎”使命的结束。此后，上海开始抢购物资的风潮，随之而来的是黑市猖撅，国民党的限价政策破产了。 到了台湾之后，蒋经国尽管表面上仍尊宋美龄为”母亲”，但在心里却恨死了孔、宋两家，认为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宋美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由此联系到历史上”女**国”的故事。 随着蒋经国在台地位的提高，蒋经国找到一个让”母亲”难堪的机会。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2月，蒋军退出大陈岛。大陈撤退，蒋经国主持其事。台湾上空笼罩着一片沮丧气氛。但以来美龄为支柱的”华美协进会”，却由陈香梅出面，在台空军总部大礼堂，举行岛上有史以来首次资助服装表演会，介绍流行美国的h绒条洋装，并打出旗号为”服装义演”。这天晚上，应邀赴会的有美国驻台湾”大使”蓝钦等各国”使节”及其夫人，都是些得罪不起的贵宾。但是，”军人之友社”总干事江海东却率领一批军官在马路上拦阻赴会贵宾的汽车，对”丧师失土”的悲痛时刻出现的这种歌舞升平的虚华现象，表示抗议。 宋美龄将拦阻汽车之事报告了蒋介石，蒋盛怒之下，下令扣押了江海东。江海东在狱中颇受优待，3个月后便恢复了自由。江海东事件，表面上，主事人受到处罚，但蒋经国自感出了口恶气。 到了60年代，随着”夫人派”在台湾岛内的元气大伤，宋美龄亦自感无力回天，在蒋经国升迁的仕途上，干脆来个顺水推舟。 1963年，陈诚因健康欠佳，提出辞去”行政院院长”的兼职，由严家淦组阁，事前，严家淦到蒋介石官邸商量”八部二会”及”政务委员”等的名单，到了初步决定的时候，宋美龄看到阁员名单上，蒋经国仍是”政务委员”兼”退役官兵辅导会主任”，便说：”经国呢？总不能让他一辈子做特务，做见不得人的事吧。”蒋介石听后沉思一会才说：”让自己的儿子做部长？这样合适吗？”接着又说：”就让他到国防部做副部长，跟俞大维见习见习吧！”宋美龄在旁边补充：”你不给他机会，怎么知道他不行？我的看法他很行！”于是，在宋美龄的提示下，蒋经国当上了”国防部副部长”，从此，掌握了台湾当局的”三军”，建立了巩固的权力基础，在通往”接班人”的道路上又进了一步。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孔家人借凭悼之机，劝宋美龄出山，做国民党总裁，但蒋经国先行一步，于28日召开中央委员会，修改党章，以”总裁”之名作纪念留给蒋介石为由，选举蒋经国担任党的主席，孔家失算，宋美龄不久也飞往美国定居。 远在美国的宋美龄并未放弃对台湾政局的关注，每周二中常会一结束，便打电话询问情况，因宋美龄年事已高，常常忘记纽约与台北的时差是12到13小时，她下午3点拨电话，而台北正是夜间，蒋经国还在睡梦之中。原来的”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是北方人，军人出身，反应不太机灵，常常穷于应付宋美龄的电话，有时说”总统”睡了；有时搪塞说，”总统”不在。宋美龄很是反感，后来，蒋经国得知后，换上了极善”外交辞令”的沈昌焕。宋美龄讲上海话，他答上海话；宋美龄说英语，他答英语。语言上的障碍扫除了，宋美龄很是满意。她与蒋经国之间的”热线”也就畅通无阻了。他们随时可以通过电话商讨有关台湾大事。 1976年，宋美龄为了追念蒋介石逝世一周年，特地从纽约乘坐”中美号”专机飞台。追思礼过后不久，宋美龄再度束装赴美，长居美国。 1978年，蒋经国在就任第六任”总统”前夕，曾两次致电宋美龄，热切地希望继母能返回台湾参加他的就职大典，并顺便祭奠蒋介石。宋美龄却称”深恐睹物生情，哀思蒋公不能自己”而未能成行。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就任”总统”，宋美龄从美国发去贺电”勉励”。 1986年秋，尘封11年的”士林宫邸”再现新貌。由于多年未使用，整修后既要符合宋美龄的生活要求，又要保持过去的原貌，这让台湾省有关部门着实费了一番脑筋。 1986年10月间，蒋经国的健康状况转坏，10月31日是蒋介石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就在这时，蒋经国派他的三儿子蒋孝勇前往纽约恭迎来美龄返台。10月23日，宋美龄在蒋孝勇的陪伴下返回台湾，住进了士林官邸。 在蒋介石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宋美龄发表了纪念文章，题目是：《我将再起》。文章发出后，岛内大多数政治人士评价，在经历半个世纪的权力波澜和人事沧桑后，年近90旬的宋美龄似乎早已看透了政治的本质，彻悟人类权力的险恶，她将不会再留恋”权力”了。 宋美龄在台湾活跃了几十年，她对台湾当局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台湾的夫人派，她的作用非同一般。 在台湾，所谓”夫人派”并不仅仅指年龄层次超过75岁以上的权力精英，还包括当年随侍蒋介石的国民党党政军的高层人物。蒋经国当政后，这些蒋介石的”老臣”多已退隐山林，但他们的影响力并未消失。 这些元老重臣，在政治上往往是保守的。他们对蒋经国提出的”六大革新方案”，特别是开放”党禁”、解除”戒严”、调整”中央民意代表机关”等”政治改革”方案，多有异议。无形中，这些异议便成了蒋经国”改革”的阻力。为了顺利改革，蒋经国只有求救宋美龄。 为什么宋美龄能助蒋经国一臂之力呢？因为这些元老重臣，诸如张群、黄少谷、何应钦、谷正纲、袁守谦、李国鼎、沈昌焕、秦孝仪等都与宋美龄有着亲密的关系。 如果宋美龄出面安抚元老派，调节蒋经国与元老派之间的矛盾，对双方都有好处。 宋美龄对此作了积极的调解工作。美国《纽约时报》1986年12月底刊载的一篇专文说，宋美龄对于开放”党禁”、解除”戒严”等”开放政治路线”不表反对；相反，她表示支持”政治民主化路线”。 宋美龄返台以后，蒋经国心情很好，家族成员间的来往也非常频繁。蒋经国经常到士林官邸向继母请安，互话家常。宋美龄对蒋经国也表现出特别的关心，常留蒋经国吃晚饭。蒋经国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为政事特别操劳，有时候心情郁闷，胃口不好，宋美龄便特别交待厨师，给他做几样家乡小菜，让他开胃口。蒋经国如果公事太忙，无法来吃饭，宋美龄便派人把菜送到大直官邸蒋经国住处。由此看来，在蒋经国执政后期，他们母子关系还是和睦的。 为了安抚反对”革新”的元老重臣，宋美龄陆续召开台湾当局党政高层人士，听取他们对政局变化的意见。此后，还特别召见了台军方人士”参谋总长”郝柏村及陆海空三个军种的”总司令”。宋美龄分别对其予以嘉勉，无形中肯定军方的作用，以便赢得军方对蒋经国”政治改革”的支持。 宋美龄的这些活动，对于调节国民党当局领导层的关系，巩固蒋经国的地位，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由于蒋经国这种特殊的母子关系，导致他们在权力上的龌龋纷争，有人说，蒋经国一直对宋美龄夺去其生母的地位而耿耿于怀，始终对宋不能原谅，这恐怕无从考证了。但无论怎样，在蒋氏政权内，他们既唇齿相依，又勾心斗角，才能保持各自的利益，保证家族的延续发展。 3.贤良慈孝 在蒋氏家族中，如果说来美龄是个”洋化的华人”的话，那么，蒋方良倒是”华化的洋人”。 蒋方良原名芬娜，出身于俄罗斯一个贫寒的家庭，与蒋经国结婚后于1937年来到中国。 当蒋经国领着芬娜来到蒋介石面前拜见他时，蒋介石上下打量着儿媳，见她低眉顺眼，很懂些中国礼数，心中的疑虑渐渐化解了。相处两三个月后，他发现这个俄罗斯儿媳个性温柔顺逊，处处体贴、关怀着自己的丈夫、孩子，孝敬公婆，有着天然的中国贤妻良母的德性。蒋介石从内心接受了她，并给她起名为”万良”，意为”端正”、”贤良”，冠以夫姓，名日”蒋方良”。 蒋方良初到中国，语言不通，文字不识，信仰不同，饮食不惯。不过，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品性坚忍，吃苦耐劳的俄罗斯女性，何况蒋方良还有与生俱来的聪明、干练。一年之后，在家庭教师的帮助下，蒋方良很快学会了中国话，能非常流畅地与人交流，并喜欢上了复杂而且有味的中国烹调技术。在蒋经国出任赣南专员期间，蒋方良除服侍婆婆外，闲暇之余，开始学习绘画、书法，山水画和颜体字的水平不断长进。蒋介石闻此，颇为满意，想不到一个生活在苏联**制度下近20年的异邦女性如此迅速地被中国文化同化了。 蒋方良是位大度、质朴、善良的女性，尽管贵为”太子太妃”，但始终保持着平民的品质，从不过问男人们整日奔波的天下大事，以家庭主妇的位置自处，对蒋经国更是百依百顺，纵使蒋经国在赣南”红杏出墙”时，她也只是到自己的”婆婆”宋美龄面前哭诉一番，寻求点安慰，并没有与蒋经国大吵大闹，相反，事后更加关怀丈夫，这使蒋经国大为感动，也让蒋介石心中佩服。 蒋方良随蒋经国来台湾之后，尽管蒋经国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她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质朴，丝毫没有”夫唱妇随”、”夫贵妻荣”的感觉。她远离自己的祖国，在台湾无依无靠，对政治不怀半点非分之想，因此在复杂的台北政治圈中，甚至在”第一家庭”的政治活动中，纯属异数。当初，有些官太太们不知道蒋经国的个性和蒋方良对蒋经国的影响，想方设法讨好、巴结蒋方良，幻想着她的”枕边风”能对自己的先生有好处。蒋方良并不知道这帮女人的用心，别人托她讲情面、拉关系的事总是盛情难却，满口应承，帮人说话。孰料，起初蒋经国并不在意，也没当回事，有了几次之后，蒋经国知道她这是被人利用了，当面对她说：”以后公家的事情，你最好别管！”蒋方良碰了顿钉子，从此再不敢提及别人托她的有关政务方面的事了。那些官太太们见托付无效，也就不怀希望，渐渐疏远了蒋方良。 在蒋经国的心目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观念非常明晰，他对女人过问政治，插手权力非常不满，甚至对宋美龄在这方面的言行亦有反感。因此，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蒋方良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纯属家庭主妇一类，政治上毫无作为，不过，她也习惯于这样。但是，这也给蒋经国在公开的政治场合活动带来些尴尬。在蒋经国当上”行政院长”后，为了应付一些场面，”院长夫人”必须露面，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前一个晚上，她肯定会彻夜不眠，第二天一大早，她在天不亮时就起床，翻来覆去地穿戴赴约时的正式服饰，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地等待出发。到场之后，在别的贵妇人们谈笑风生、穿梭来往时，她要么静静地坐在墙角，低眉顺眼，要么死死地盯着人家，当别人与她打招呼时，她或是点头微笑，或是站起来欠欠身子，算是回礼。 蒋经国整日在外奔波，回家之前，还得先到士林宫邸向宋美龄、蒋介石请安、问好。到家后，除了与蒋方良和一家人吃顿晚饭，几乎没有时间陪伴蒋方良，蒋方良孤独难忍自不堪言，也就想出了不少打发时光的法子。 饮酒、抽烟是她打发光阴的办法之一。饮酒对于出生在俄罗斯的蒋方良来说似乎与生俱来，她的酒量之大，豪饮的蒋经国都不是对手。在大陆时，顾及到影响，蒋方良饮酒习惯还有所克制。到了台湾后，由于孩子已大，都在读书，蒋方良白天无所事事，一到晚饭时分，蒋经国归来，夫妻便畅饮起来。伏特加是蒋方良最爱喝的民族酒，由于当时的苏联与台湾当局无任何往来，一些讨好巴结蒋经国的人便偷偷地从香港一批批弄来进贡。蒋经国对别人的礼品一般不收，但独此伏特加来者不拒，夫妻两人一顿晚饭，一两瓶伏特加不在话下。 从来酒烟不分家，抽烟也是蒋方良的一大爱好。年轻时，蒋方良就有此好，来华之后，由于身份所限，特别是老公公蒋介石忌讳别人抽烟，蒋方良一度戒烟。来台之后，由于与士林宫邸分门独户，蒋方良再续；日好，且烟量不小。与宋美龄专抽劲小的女士抽的烟不同，蒋方良特别好抽混合型外烟，诸如”良友”、”剑”牌等等。当然，每次去见蒋介石，或者与蒋介石在一起时，蒋方良是绝对不敢抽烟的。 在”蒋家王朝”来台之后，美国是它的保护伞，台美关系一直不错，美军驻进台湾，为了加强与美方，特别是与在台美军之间的，蒋经国开始下功夫学习英文，他还特地为蒋方良请来一位美国驻台”大使馆”参事的太太做英文教师。蒋方良天生就有学语言的禀赋，两年之后，他们夫妇在私下场合能用比较流畅的英文与美国人士交谈，令美方大为惊叹。蒋方良一人独自在家时，《中国邮报》（china post）、《中国新闻》（china news）一类的英文报纸是她消遣的阅读品。 京戏是中国的”国粹”之一，当蒋方良来到中国时，由于蒋经国的缘故，时常不情愿地听听南北各腔，看看生、旦、末、净、丑各种角色的表演。久而久之，看出、听出了些门道，结识了些名角。来台之后，由于文娱活动远不如大陆，加上60年代中叶起，台湾掀起”文化复兴运动”，京剧在各阶层和场所纷纷亮相，蒋经国夫妇也加入其中，蒋方良跟着名旦焦鸿英后面学了一段时间，成为一大”票友”，虽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但也能称得上”字正腔圆，有板有眼”。 蒋方良尽管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但却是一大玩家，且玩什么精什么，有段时间，她几乎每天都让人用车送她到圆山饭店的保龄球馆玩保龄球，时间不长，球技大长，不过玩兴也到此为止，半年之后，保龄球馆内再也见不到她的身影。打高尔夫球，是由王永澍夫人和蒋方良的长媳徐乃锦引导的，人们有段时间曾见蒋方良身穿白色短衣裤，头戴白色遮阳帽，挥舞着球杆的身影，但不久就消失了，因为她气喘病复发，高尔夫球也就不打了。 4.语言上的”联合国” ”第一家庭”成员复杂，来自海内外的不同地域，因此生活习惯有很大差别，最典型的表现是语言上可称得上是”联合国”。 宋美龄祖籍海南，长在上海，学在美国，后又随蒋介石奔走南北。因此宋美龄会讲粤语、上海话、英语，还会国语。 蒋介石生于浙江宁波，后到北方、日本学习，长期生活于上海，因此宁波方言、官话、日语、上海话讲得非常流利，国语说得并不标准，带有很浓的浙江口音，此外，他还会点英语。 蒋经国生在慈溪，后到上海、北京、苏联读书，会说宁波方言、官话、上海话、国语、俄语，英文水平在后来也不错。 蒋经国的太太蒋方良是俄国人，俄语是她的母语。来华后，蒋家特意为她请来了一位国文教师教她国语，她学得很快，一年之后，就能非常流利地与人交谈。还会说宁波话。 蒋纬国生在日本，幼年就被蒋介石带到慈溪抚养，不久又到上海、苏州读书，长大后被蒋介石派到德国学军事，学成后又赴美国学习考察，因此，上海话、英语、德语、国语都很流利。 在蒋家还有会说德语的，一位是蒋纬国的第二任太太邱爱伦，她是位中德混血儿，另一位是蒋孝文的太太徐乃锦——革命先烈徐锡麟的孙女，也是中德混血儿。 在平时的语言交往中，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一起时，用上海话交谈，在公开场合两人均操国语，尽管蒋介石讲得并不标准。在外事场合，宋美龄讲英语比她讲国语更流畅。 蒋经国的家庭语言是国语，大小人等都能听懂。夫妻在一起时，国语、俄语混着说。当蒋经国在外办事不顺，回家生闷气时，蒋方良为安慰夫君，会用俄语问候、关心他，使他感到家庭的平静，回想起年轻时代的浪漫岁月。蒋经国往往因此而愁云顿消，心情开朗起来，俄语的魁力在这种情况下的作用如此之大。 蒋纬国在公开场合讲一口流利的国语，平时讲课时，国语、英语、德语串在一起，往往能收到生动活泼，别开生面的效果。在家里，夫妻之间常常中、德语言混用，夫妻感情融洽。 宋美龄在家庭中使用语言分对象、场合。对蒋经国、蒋纬国讲上海话，以体现家庭气氛。对儿媳们、孙子们讲国语，以示长辈威严，当然这些人也不懂上海话。 在与孔家、宋家人的交流中，宋美龄通常是上海话、英语轮流用，与自己的同胞姐姐、哥哥、弟弟交往时，还常讲粤语，以现手足之情，再返少年时光。 蒋方良是一位以丈夫为重的传统妇女，蒋经国不喜欢她经常外出，或者到别人家串门，时间长了，难免与外界封闭，逐渐走上了自我禁锢的道路。蒋经国没做”总统”时，她还会到外面买东西、逛街、看电影，后来，蒋经国做了”总统”，家搬到七海，远离市区，她便不可能像一般平民百姓一样上街闲逛。 长期的足不出户、自我封闭，身心难免造成一些病症。病发的先兆是，她不和任何人说话，和蒋经国一天讲的话不超过10句，总是一个人静坐一旁发呆。日子长了，人们发现她出现了怪异的举止，才知道情况不妙。 蒋方良发病时，在官邸内翻箱倒柜，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金银首饰、衣服用品，搬得楼上楼下到处都是。而这个时候，再劝她出门散心已经为时已晚了。 嫁到蒋家就要奉行蒋家的规矩。蒋方良在生活中遵守浙江的传统风俗习惯，并用它教育孩子，逢年过节，带着孩子拜祖先，烧香、磕头，样样都学会。她还穿旗袍，讲宁波话。一心一意地做蒋家的贤妻良母。 长子孝文因纵酒导致血糖过低，昏迷不醒，脑部受损失后，蒋方良再也没有玩兴了，整日泡在儿子的病房里，常常神情黯淡，以泪洗面，尽着一份慈母的爱心。蒋家上下对此莫不动容。 蒋方良60岁生日时，蒋介石手书贺词：”贤良慈孝”，以表对这位异国儿媳的爱怜之心。 1988年1月13日晚，蒋经国溘然长逝，长子蒋孝文、次子蒋孝武也相继去世。亲生女儿蒋孝章长期旅居美国，惟一的儿子蒋孝勇一家，也迁居美国、加拿大，后染病而亡。独留蒋方良孤守偌大的官邸，她的际遇更受人们注目。 ”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蒋方良对关心她的人说。 事实上，满足现状，无所欲求，一直是蒋方良谨守的人生哲学。她平素视台北为第三故乡，默默地以坦然的心境面对不幸和哀伤。 有一次，蒋方良向一位甚为亲近的友人表示，要将自己的存款分为10份，分给儿子媳妇和孙儿女。在她的计算中，孝文的妻子徐乃锦、女儿友梅；孝武的太太蔡惠媚、子女友松、友兰；以及三子孝勇、孝勇的妻子与3个儿子，两代共10人，承继她的积蓄。蒋方良的每笔金钱支出，都精打细算，好不容易积存的一笔不多的存款，还要留给子孙，看来，她在世上为自己着想的事情实在没有什么了。 由于蒋方良的俄籍背景，社会上许多人士公开建议当局，应当允许她回俄罗斯安度余年，而她则表示俄罗斯毕竟已人事全非，不能算是家园了，台北才是她的家。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纬儿可爱” ”经儿可教，纬儿可爱”，这是蒋介石给他们少年时代的评价。蒋纬国生于1916年10月6日，其身世之谜一直为他自己和外界猜测。当年辛亥革命失败，孙中山被袁世凯通缉，蒋介石、戴季陶亡命日本，两人共处一室，与旅馆侍女重松金子发生恋情，生了这么个儿子，但谁是其父，不能确认，因戴季陶惧内，遂划名至蒋介石门下，算是他的二儿子。蒋纬国出生不久，便由日本人山田纯太郎带到上海，交姚怡诚看管，算做两人的儿子。蒋纬国尽管身世不明，但蒋介石一直视为己出，给他安排了一个”武”路，并且蒋纬国从小就立志从戎经武。 1.刻意做军人 蒋纬国生得聪明伶俐，招人喜爱，从小就被蒋介石带在身边长见识、开眼界，博得蒋介石的朋友、同事们的欢喜，有”军中少年”之称。蒋、宋成婚后，蒋纬国到苏州人东吴大学附中就读，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时，他就立志参军从戎，但因病未能如愿，遂人东吴大学学习，四年内，修完了两个系的课程。毕业后，到德国学军事，开始了军旅生涯。 宋美龄见到蒋纬国时，蒋纬国已是翩翩少年，风华正茂，眉清目秀，英俊潇洒。宋美龄见后，满心喜爱，真正相信了”纬儿可爱”一说。自1936年底起，蒋纬国回到了蒋介石、宋美龄身边，每次出国远行，宋美龄总有依依惜别之情，每次回来，总问长嘘短，真是视为己出。1949年，蒋介石下野回奉化修家谱时，蒋纬国的名字又划到了宋美龄的名下，算做她的儿子。 蒋纬国自1940年回国，次年下基层锻炼，凭自己的知识、能力、家庭，在军中不断升迁。1950年到台湾时，已升至装甲旅少将旅长，时年34年，后又被蒋介石派往美国进修。 回国不久，蒋纬国即接管装甲兵，晋升为少将司令，此前曾率部驻守金门。蒋纬国主政装甲兵后，对其进行了现代合同作战改革，首先提高装甲兵在”**”中的地位，克服过去的”步兵战车”思想；其次创建装甲兵中的八大福利，特别是提倡军官到民间大学深造、官兵储蓄、军犯辩护制。这些既使蒋介石感到高兴，但也触犯了军中的保守势力，尤其是蒋纬国本人性格直爽，为人宽厚，常常因一些”小节”问题而为官场中的小人把捏。 论蒋纬国的相貌、才华，自然是蒋经国所无法攀比的，但他的性格、身世、作风却使他成为”蒋家王朝”宫廷中的尴尬之人。他的治军方法已使军中元老反感，更重要的是他还得罪了蒋介石和蒋经国。 蒋介石的初衷是想让蒋纬国掌握军队，依蒋介石的经验，抓军队首在抓军官，抓军官自然是在抓军事教育，因此，从蒋纬国的学识出发，蒋介石先后支持他创设战争学院，后到”三军联大”任”副校长”，但蒋纬国却有些”不争气”，惹得蒋介石失望。 蒋纬国有一次在”三军联大”会议上说：”我的母亲受了一辈子委屈”。此语一出，传十传百，军中议论纷纷。因为蒋纬国的母亲既非毛福梅，又不是宋美龄，究竟何人？人们猜测不断，这自然就怀疑到他们的”领袖”蒋介石本人的品行上，而这对满口”仁、爱、信、义”的蒋介石来说无疑如坐针毡，宋美龄也局促不安。 还有一件事让蒋介石更为恼火。蒋纬国任”三军联大”校长时，把5岁的儿于蒋孝刚领到校长办公室，骑在自己的脖子合影留念，尔后交台北《联合日报》刊登。照片一出，舆论哗然，一则军事要地，岂容顽童涉足；二则军中首长竟视军纪为儿戏，该当何罪；三则中国人向主师道尊严，长幼有序，为何”第一家庭”中成员敢犯戒律。蒋介石得知后，狠狠责备了蒋纬国。蒋纬国知趣地辞去了”三军联大”校长一职。 蒋纬国曾在德国、美国学过军事，这两个国家以及其他欧美国家的军队中均无政工制度，而国民党军队自从孙中山”以俄为师”后，在军中建立了政工制度，到蒋介石时发展成军中的特务制度。蒋经国政工出身，到台后又掌握情治大权，自然狠抓军队的”政治工作”，但蒋纬国对此不屑一顾。1962年，”**”装甲兵发生了”湖口兵变”，主谋者系蒋纬国过去的亲信赵志华，公然反对台湾当局的黑暗、**政治，要效法当年”西安事变”，实行”兵谏”。正当他演讲准备时，被军中的”政治战士”上台擒住。此事轰动一时，蒋纬国虽不再是装甲兵司令，但赵志华却是其旧属，在他为赵求情时，蒋经国当面答应，过后在蒋介石面前狠狠参了他”一本”，蒋纬国自此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 蒋纬国因思想开放，谈吐率直，为人宽厚而结交了不少军界、政界朋友，但在官场中却郁郁不得志，又因不得志而不分场合，信口发泄。每逢几大杯”深水炸弹”（蒋纬国常把一小杯诸如”五粮液”之类的烈性白酒放入一大杯扎啤中，随后一口气喝下去，起名曰”深水炸弹”）下肚，一些”宫廷秘闻”也就随口而出，甚至常在大庭广众之下调侃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比如有段时间，台湾流行一首名为《哥哥爸爸真伟大》的歌曲，蒋纬国不止一次地在公众场合指着自己的胸脯宣称，”在台湾，只有我有资格唱哥哥爸爸真伟大”。 蒋纬国5o岁生日那天，蒋介石为他赠言，”为纬儿五十生日书勉：恕人责己助人，求己不求人，知埋头自修乃处世立业之要道也！”蒋纬国找人用一块青色大理石刻上，放在案旁，作为一生的座右铭，并以”蛀书虫”自居。 蒋介石去世那天，蒋纬国正在台中参加指挥一项军事演习，基于”军令第一”，未能赶往祭吊。次日，他亲书祷词，作为追念。 2.陆军二级上将 蒋纬国自1961年升为中将后，历时14年，蒋介石未再给予升级，一再让他去多读书，一读、二读、三读，回来之后让他办军事教育，从”战争学院”到”三军联大”，一干就是十多年。直到蒋介石去世，蒋纬国行将退役，在宋美龄的干预下，蒋经国才把他升为”陆军二级上将”。 1975年9月，宋美龄准备赴美散心，以解失去丈夫之悲痛和权力斗争中的不快。在宋美龄赴美之前，官邸一片忙乎，秘书、侍卫们都在帮助收拾行李，蒋经国兄弟也前来送行。在启程前一两个小时，蒋纬国便到了士林官邸。这一天，与往日不同，蒋纬国居然全副戎装，还佩带勋章勋标，进门便给夫人敬礼，宋美龄不禁奇怪起来，好好端详了好一阵子，问蒋纬国：”你穿军装的确很有精神，但平常来这里都不穿，啥事情今天给我送行又穿军装又行军礼？” 蒋纬国回答：”因为再过不久，我就没有资格再穿军服了。所以今天给妈送行，特地让妈看看我穿军装的模样。” 宋美龄不明白怎么回事，纬国怎么还会没有资格穿军装！问她”为什么？”蒋纬国说军中制度强制限龄退役，并谓今年已到了他中将退龄退役之年了，他已在报请退役了。宋美龄回来时，他已退役，自然看不出他穿军装的样子。对限龄退役之事，她还是不明白，因为何应钦、薛岳等常见到的老军人，一直都穿军装，就再问他：”何敬之为什么继续穿？””那是一级上将，终身制。”蒋纬国回答。 宋美龄终于明白了。这时，蒋经国一家也到了。蒋纬国站起来，向他行了个军礼。蒋经国不解地说：”在家里干什么来这一套！”宋美龄指着蒋纬国问蒋经国：”他做军人还行吗？””他本来就是军人，干得很出色。”蒋经国回答。”既然他干军人很出色，为什么听说他在办报请退役手续，要脱掉军装？”宋美龄问道。这时，蒋经国明白过来了：”纬国中将年龄到了，也听说他在报请退龄退役，不过我已经交代给他办升级上将的事情。” 这样，宋美龄走后不久，蒋经国便让蒋纬国当上了上将。 蒋纬国仪表不俗，才华横溢，仰幕他的女性很多，但在婚姻上却不顺当。1949年，他与西北豪富、纺织界大亨石凤翔三女石静宜结为连理。到台湾后，石静宜作为装甲兵司的夫人，威风八面，经常与装甲兵袍泽聚会，在装甲兵中影响颇广。 1953年，石氏身怀六甲，即将分娩，而蒋纬国却被派往美国考察。当时石静宜的预产期为农历九月中旬，而9月15（农历）是蒋介石的生日，石静宜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和公公同一天生日，请医生为她控制产期。但是到了农历九月十四晚上，仍没有阵痛，她又请医生施行催生，结果药物发生副作用，石静宜停止了呼吸，腹中胎儿也早已胎死。 也有一种说法，因为她父亲是从事纺织工业的企业大亨，商业世家，她本身也做些生意，因为她的身份特殊，就有人传说石静宜做生意如何如何，后来连蒋经国都听说了，就把这个谣言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听了之后火冒三丈，冲口就骂：”她去死好！”因此，有不少人认为，石静宜的死，蒋家脱不了干系。 虽然蒋介石不喜欢这个儿媳妇，但宋美龄却爱屋及乌，因喜爱蒋纬国而对石氏情有独钟，为了石静宜，宋美龄也曾经在蒋介石面前讲过好话，对石静宜之死很表痛惜，但儿孙自有儿孙福，隔了一代人，她也只有摇头的份了。 蒋纬国丧妻后，先后办了”静心小学”、”静心乐园”、”静宜女子英专”，纪念元配夫人。1957年，丧委四年的蒋纬国又梅开二度，在日本某一教堂，与当时台湾”中央信托局”副处长邱秉敏的女儿邱爱伦结婚，她是一位中德混血儿。蒋纬国原来打算在台北举行婚礼的，但蒋介石认为在日本成婚为宜。他便遵父命，在戴安国的陪同下，赴日本完婚。蒋纬国亦乐于此主意，一来日本是他的出生地，二来戴安国才是他的胞兄。 蒋纬国与邱爱伦生有一子叫孝刚。蒋纬国与邱爱伦关系一直和睦，宋美龄赴美定居时，蒋纬国为表孝心，让爱妻邱爱伦陪伴宋美龄到美国长住。 宋美龄对待蒋方良与邱爱伦的态度也大不一样，宋美龄和邱爱伦有较多的共同话题，聊得来。因为邱爱伦比较年轻，也爱打扮，在衣着方面比较新潮，宋美龄喜欢邱爱伦的衣着仪表，常问她这个首饰哪里买的，头发哪里做的，叫什么发式等等。 即使到了70、80岁的时候，宋美龄爱美之心仍未泯灭，只要是邱爱伦身上的服装或装扮，她觉得喜欢的，必然就叫人为她打点一套，让她也感受一下时髦的气息。 蒋经国和蒋纬国一般只是逢年过节，或蒋介石夫妇生日时才带太太到士林宫邸。这样官邸通常自然而然地少见蒋经国、蒋纬国两家的人影，尤其蒋方良，平素不喜欢出门，更是与宋美龄交往甚少，宋美龄对她也就不似对邱爱伦那般亲近了。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各怀异趣的孙辈们 蒋家人丁兴旺，到蒋介石的孙辈时已成为一个几十口人的大家庭了。蒋介石的孙辈主要有：蒋经国与蒋方良的4个儿女孝文、孝章（女）、孝武、孝勇；蒋纬国与邱爱伦的儿子孝刚，以及蒋经国与章亚若的一对双胞弟兄章孝严、章孝慈，总共7人。 1.蒋氏第三代 孝文、孝章是蒋经国夫妇在苏联的爱情结晶。孝文原名艾伦，是蒋经国的长子，蒋介石的长孙。当他随父母回到蒋介石身边时，蒋介石非常欢喜，给他改成中国名字。孝文小时候顽皮捣蛋，蒋经国经常训斥。在江西时，蒋经国将孝文、孝章带在身边读书，孝文一放学就到处乱窜乱跑。有一次，赣南公署的警卫人员逗他玩，跟他讲，如有人问你是谁的孩子，你就说：”爸爸是专员，爷爷是中国的皇帝！”孝文学着回去说给蒋经国听，被蒋经国痛打了一顿，并狠狠批评了教孝文说这话的卫士。每天早上，蒋介石都要通过无线电听听孙子、孙女向他请安。孝文、孝章请安完毕后，孝文总要加上一句，”爷爷，我爸爸打我”。蒋介石听了”嘿嘿”一笑了之。 到台湾不久，孝文便上了中学，但调皮依旧，常常夜不归宿，与三五个哥儿们啸聚达旦，蒋经国非常恼火，加强了管束，但一等蒋经国睡下，孝文就爬起来，让卫士帮他把吉普车推到门外，然后再发动开走，找朋友玩。长此以往，学习成绩一塌糊涂，偏偏蒋经国又望子成龙，每次检查成绩，孝文便挨训一次，久而久之，孝文就想出了骗父亲的招数。 孝文就读于成功中学，校长潘振球是蒋经国在赣南时的！日属，十分严厉，根据蒋经国的交待，要对孝文严加教育，因此，潘振球出于对蒋经国的”忠心”，不管孝文的身份，只要”不争气”，该打就打，该骂就骂，孝文很是怕他。成功中学有条校规，定期将学生的在校成绩和表现以书信方式通知家长。孝文的成绩和表现均不好，所以非常担心，便叮嘱官邸收发信件的卫士，凡学校寄来的信件，不要给他爸爸看。连续几个月后，潘振球发现每次寄给蒋经国的信都无回音，且孝文的成绩和表现越来越差，便直接跑到蒋经国的办公室询问。蒋经国回来之后，便责问孝文，孝文在严父面前只得老实坦白。蒋经国听完后，火冒三丈，拿起棍子打得孝文满屋乱窜。蒋方良急得眼泪汪汪，拚命拉住蒋经国。蒋经国余怒未消，命令孝文跪在地上，不许起来。蒋方良十分心疼，哭哭啼啼，硬是要蒋经国饶了孝文。 蒋介石对孝文在校表现并不关心，他很喜欢这个孙子，因为孝文喜欢枪支，他就常常向孙子介绍各种武器的性能，鼓励他去打靶、练枪法，带着他去打猎。因此，从中学时起，只要放学回家，孝文便枪不离手，左右摆弄。有一次，孝文回家，钻到卫士宿舍玩左轮手枪，一名叫李之楚的卫士回室休息，见孝文在玩他的枪，见他进来，便举枪喊”不许动！”李之楚开玩笑说：”唉！别随便拿枪乱指，会同人命的！”话音未落，”砰”的一声，李之楚就倒在血泊中，孝文吓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好在枪弹未能击中要害，李之楚被送往医院急救，捡了条命。 蒋孝文在学校和家庭中呆不下去了，蒋经国便把他送到美国读书，本想让他长进，但孝文一下子”自由”了，整日东游西逛，无所事事，有时还酷配大醉。有一次，酒醉之后，孝文向美国警方报案，称自己财物被窃。美方经过侦查，发现他谎报案情，意在诈钱。于是，美方不顾他爷爷、爸爸的面子，将他驱逐回台湾，并不许他以后再来美国。 回台后，蒋孝文与革命先烈徐锡麟的孙女徐乃锦结婚。蒋介石、蒋经国原指望他婚后能知事懂礼，干点事情。但蒋孝文却在下坡路上越走越远，酗酒成性，常为些小事与太太发生口角，甚至大打出手。有一次，与太太争吵后，出去喝酒解闷，酒醉后驾车奔驰，发生车祸，门牙撞断。还有一次喝醉后，在马路上又哭又闹，任人怎么劝，他也不肯回家，蒋介石、蒋经国得知后，伤心不已。 蒋孝文后因醉宿露天，脑部受伤，昏迷卧床，再也不能饮酒作乐，疯疯癫癫了。当然也不能去成就什么事业了，这对蒋介石、蒋经国刺激很大。 虽然孝文不成器，但其妻子徐乃锦却聪明能干。徐乃锦与蒋孝文成婚不久，即怀孕回国，生下女儿蒋友梅。徐乃锦虽贵为”太子妃”，但她待人非常和蔼可亲，在台北师大教育研究所任教时，对学生极为关爱，学生却均不知她的背景。 据台湾报纸宣传，她是一位充满活力与自信的职业女性，而且在工作中很少提及她的家庭，跟平常人没什么两样。 从前，每个星期她要去探望公婆两三次，到后还亲自下厨做菜送给公婆，蒋经国夫妇常为有这样一位能干、贤慧的儿媳而感到幸福和骄傲。她的最大兴趣在音乐，和蒋孝文结婚后，从美返台，蒋经国知道她喜欢音乐，在她回台的第一个圣诞节，就送她一架钢琴。 蒋孝文患病后，她曾在”中祝”国际事务室担任5年执行秘书，也是台北”国家剧院”及音乐厅的筹备委员之一，她把女儿送到英国念书，学的也是艺术，但不愿她马上回国工作，就是希望她女儿不被当时的特权气氛包围。 徐乃锦的朋友都认为，她的性格有些男性化，做事有魄力，要求完美，是个杰出女性。台北有家杂志著文说：蒋经国的大儿媳妇徐乃锦，作为一个献身于社会工作的职业妇女，她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可能是蒋氏家族中最难得一见的品质。 早年，蒋友梅还在童年时期，蒋经国和蒋孝文夫妇尚住长安东路18号，蒋经国每天回家第一句话必定是”友梅，grandpa回来罗”然后进屋抱起友梅又亲又吻，友梅是蒋经国除了蒋孝章外，最疼爱的女孩。 蒋经国曾对留学海外的孙女说：”友梅啊！你不要出去念书了，在台湾陪爷爷好吗？”可是年轻人总有自己的天空，不能了解老年人的心思，更不会明白蒋经国内心世界多么需要有人陪伴。对话，以驱赶与日俱增的孤寂。 蒋孝章是蒋介石惟一的孙女，也是蒋介石、蒋经国的掌上明珠，因为她生得眉清目秀，从小听话懂事。孝章在台北读女子中学时，拒绝父亲让人接送她上下学和父亲派人给她送去的午餐，而是跟其他同学一样，骑自行车上学，在学校就餐，尽量不使自己”特殊化”，不被同学轻视。这些使她受到了蒋家侍卫和服务人员的尊重。 蒋经国对爱女又喜欢又害怕，只要孝章一不高兴，蒋经国家的空气顿时凝重，蒋经国会想方设法逗她高兴起来，自己才放心。 蒋孝章长大后，根据自己的要求去美国进修深造。蒋经国委托时任”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帮助照应孝章的生活。谁知，没过多年，孝章居然爱上了这位比自己年纪大近二十岁的兄长。此事传到蒋经国的耳中，他亲自向孝章查实，还苦口婆心地开导她，但孝章主意已定，蒋经国无可奈何，气得泪水直流，半天说不出话来。蒋孝文、孝勇、孝武三兄弟更是义愤填膺，觉得孝章受骗上当，并让他们脸面丢尽，要去找俞扬和算账。 蒋介石初知此事，也觉溪跷，以为是俞大维从中搞的什么鬼把戏，待知道真相后，倒没有反对，而是让宋美龄出面，息事宁人，做蒋经国父子的工作。孝章回台结婚，蒋经国勉强应付了一些场面，蒋孝文三兄弟对孝章和俞扬和恶语相加，肆意污辱。蒋介石、宋美龄倒还很客气，请新婚夫妇在官邸吃饭、留影。 经历了这场婚姻风波，蒋孝章看透了蒋家宫廷的虚伪，坚定了做平民百姓的信念。当蒋经国打算安排俞扬和到台湾做”华航”总经理时，蒋孝章坚决拒绝，很长时间不回台湾探亲，自愿做家庭妇女。蒋介石去世时，她只能遥表哀思。 蒋孝章和俞扬和生有一子，职名俞祖声。蒋友梅和俞祖声共同分享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宠爱，蒋介石和蒋经国每见到两个孩子在一块玩时，便笑逐颜开，一手搂一个，又亲脸颊，又吻小手，无比幸福。 蒋孝武生于抗战胜利的那一年，从小心眼很多，而且吝啬。蒋介石每每端坐在椅子或沙发上看着两个孙子嬉闹时，常对身边的人说：”这个孝武啊！眼睛经常动不动就眨呀眨的，可见他是个计谋多端的鬼灵精”。 每年过年，孝武便让母亲为他和阿弟孝勇梳洗打扮一番，大年初一，提上小礼物到士林官邸向蒋介石、宋美龄鞠躬拜年，然后用小礼物换回爷爷手中的大礼物和红包。不一会便找个借口回家，把自己的礼物和红包藏起来，走到孝勇身边，哄他说：”阿弟啊！你的钱真多哎，我没有钱，我们一起出去玩，你要多花钱噢！”不费吹灰之力，孝勇手中的钱就被他骗光了。 有一次，孝武和孝勇上街买奖券，钱是孝勇花的，但孝武手中的奖券中奖了，他怎么也不肯分些给孝勇，后来家中的人哄他请客，他硬是一个子儿也不肯掏。 长大后，孝武的性格变得倔强、任性，与瑞士籍江长诗恋爱。结婚。婚后，两人相交甚恶，孝武处处耍性子，根本不把汪长诗放在眼里。有一次，蒋经国在慈湖守灵，忽然接到汪长诗的电话求见，原来他们又吵架了。蒋经国听完原委后，当着儿媳的面，答应让儿子赔个不是，让她先回去，但孝武对父命却置若罔闻。后来两人分手，留下一双女儿友松、友兰。 孝文昏迷后，蒋介石、蒋经国把蒋家权力香火的传承希望寄托在孝武身上，破格让他当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专门委员，与总干事平级。当时，不少人对此议论纷纷，因为蒋孝武刚从德国留学回来，正常情况下，他也只能先从一般的助理干事做起。蒋介石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给孝武”磨炼磨炼”。自此，孝武有了参与国民党重要和秘密会议的机会，成了蒋介石、蒋经国在中央党部的耳目。 不过，孝武似乎对金钱更感兴趣，他很快由中央党部转到了辅导委员会经营的华欣文化事业公司当筹备主任，而且干得很有起色。 从1976年起，蒋经国又有意安排他涉足情治工作，有关”心战”、情治汇报、反统战的”中央固国小组”他都参与，并且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安排似乎一如当年蒋介石栽培蒋经国的模式。蒋孝武对此也不遗余力，并很快控制了台湾的情治系统。他的政治前景一片大好。 此时，”江南命案”却断送了他的前程。江南，原是蒋经国一手培植的政工人员，后赴美定居生活，积多年之心血写成《蒋经国传》，揭露了蒋家王朝的一些弊端，引起了国民党的不满。蒋孝武手握特务大权，轻而易举派人将他杀害。此案发后引起世界轰动，后据查为蒋孝武所为，蒋家形象更是下降，受舆论所压，蒋孝武被父亲调出台岛，出任驻新加坡”代表”。从此未能东山再起。 江南命案后，蒋孝武出国避风头，但也掀开了家庭新生活的一页。他认识了台湾籍的小姐蔡惠媚。蔡惠媚是蒋孝武女儿友兰的英文老师，蒋孝武为了追求蔡惠媚，据说花了10年的时间，才感动了蔡惠媚本人和蔡家。当蒋经国明白儿子这次是真心要和蔡小姐结婚后，要蒋孝武以蒋经国的名义，把蔡惠媚的父亲访到七海官邸来，由蒋经国出面在官邸客厅准备茶点招待蔡家二老，谈话中把亲事定下来。为了减少外界干扰，婚礼决定在蒋孝武”驻节”的新加坡举行。蒋孝勇代表蒋家到新加坡去主持了哥哥的婚礼。 蔡惠媚虽然是台籍家庭，但家庭十分洋化。蔡惠媚自幼就读于美国学校，洋名”蜜雪儿”。蔡惠媚那年刚好18岁，与友人在圆山俱乐部咖啡厅闲坐，蒋孝武与朋友路过那里，一见之下，惊为天人，于是立志苦追不已。两人断断续续维持10年左右的爱情长跑，才修得正果。 蒋孝勇是蒋介石几个孙子中最令他宠爱的一人。蒋孝勇小的时候，有许多地方与蒋介石童年时相仿：玩刀弄枪，天不怕地不怕，整天风风火火，打打闹闹，只要出去玩，肯定是一身泥巴、一身伤，回家后又和孝武打架，厨房、卧室到处是”战场”，直打到犯困睡着。蒋经国也很疼爱孝勇，因为他生于1948年的上海，正值国民党经济危机之时，蒋经国总觉得孝勇生下来后，营养不足，在吃穿方面尽量偏袒着他。 孝勇长大后，决定步爷爷、叔叔的后尘，从戎学武，报考了军校。在军校，身为”皇孙”的他，经常违纪犯规，偷着抽烟、喝酒，被教育班长抓住后，不是罚他做俯卧撑，就是让他连烟带灰吞到肚子里。几次之后，孝勇非常害怕，行为有所收敛。后来在一次训练中，孝勇脚踝扭伤，从军校退学到台大政治系插班。 孝勇其实比孝武更精更鬼，在蒋介石、蒋经国面前乖如小猫，甜言蜜语，一离开他们就胡作非为。 蒋介石在世时，不管遇到什么烦恼的事，只要小孙子走到面前，喊一声”爷爷好！”就会转怒为喜，宋美龄也特别喜欢他。 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掌握了台湾大权，但他身患糖尿病，只得将部分权力交给了”持盈保泰”的蒋孝勇，每逢周二、周五，蒋孝勇必向蒋经国汇报公私杂务情况，人们称他为”地下总统”。 但是，蒋孝勇的兴趣不在政治而在实业，见此，蒋经国放手让他进人金融、工商界。这些年，孝勇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央电机与中央玻璃公司，其经济才能始初见成效。 蒋孝勇与”公路局”局长方思绪之女方智怡结婚后恩爱如初，两人生有一子蒋友柏。 蒋孝勇在不惑之年后，为避开台湾的政治旋涡，而与方智怡一起迁居加拿大，后为孩子上学和照顾宋美龄而定居美国，往来于加拿大、美国，经营电脑业务。身为蒋家后代，在近年家族几番变故后，他觉得任重道远，他说：哦不是政治人物，但被人认为政治人物；有时，我也觉得自己不像生意人，你问我20年后想成为什么？我可保证，那时我一定退休了。我是基督徒，不重形式，但心里很虔诚，回顾过去，我现在是满足的，上苍对我很公平。” 也许，这番话真是蒋孝勇对生活的总结，在蒋家的人员中，他好像还没有遭受什么重创，无论婚姻还是生活，因此，能坦然地说出这些话。 可是，侨居异乡，他的苦衷却非一般人所了解的。1997年1月蒋孝勇因患癌症去世。 2.章姓蒋门双星 在台湾第一家庭中还有两位曾不能认祖归宗的双胞胎兄弟，即章孝严和章孝慈。章氏兄弟系蒋经国在赣南时与情人章亚若所生，出生不到半年生母便病逝。为了不损害蒋家的名声，章氏兄弟未能正式进入蒋家，姓氏只能冠以母姓。虽不能姓蒋，但蒋介石却亲赐名孝严、孝慈，排在第三代”孝”字辈中。 章氏兄弟失去母亲，又得不到父亲的关爱，从小就跟着外婆、舅舅长大，受了不少磨难。1949年到台湾后，住在新竹，家境愈加困难，兄弟俩和外婆同睡一个房间，家里没有沙发，没有收音机和电扇，更没有电视机等设备了。但他们的外婆个性倔强，家教很严，一再教育他们做人要有志气，有骨气，不要轻易求人。 艰苦的环境对兄弟俩的个性成长有很大的影响，也锻炼了他们的韧性和奋发精神。中学毕业后，他们双双考上了东吴大学，孝严进了外文系，孝慈进了中文系、法律系。 兄弟俩在上大学时，才真正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但其身份是被严格保密的，他们也不能认祖归宗。1975年蒋介石去世，1988年蒋经国去世，他们都未置身家属其中。 章孝严是个处事冷静、反应敏捷、精明强干的人，外界评论说蒋家第三代孝宗辈兄弟中，论学问和才干，当属同父异母的章孝严。他大学毕业后服了兵役，然后参加”外交”特考，成绩优异。他从”外交”基层干部，经过考试和学习，曾担任过台湾”驻美国大使馆”的三秘、二秘；1979年他参与钱复、宋楚瑜等在台北和美国代表关于”实质关系”的谈判；此后担任过”外交部”北美司的科长、副司长、司长和北美事务协调会秘书长及至”外交部”次长，在台美关系和台加关系方面做了许多实际工作。由于章孝严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法语，台湾舆论界都称他是一位”双声带外交官”。 以前，在蒋氏家族中，章氏兄弟的出身背景使他们与”孝”字其他三兄弟有着难以沟通的障碍。在蒋经国生前，他对自己这一对”庶出”的儿子也有许多尴尬难堪之境，从而没有给予他们适当的父爱和照顾。在早年，鉴于章氏兄弟的为人和工作表现良好，各界早就对蒋家对章氏兄弟的态度感到忿愤。但岁月流转，两兄弟都迈入了成熟的中年时期，他们的亲情开始有所认同了。 多年来，章孝严并不忌讳别人谈论他的家世，不过，他也不愿别人过分张扬。1988年5月，他曾接受记者采访亲述了自己的成长过程。当记者问到在他成长过程中，有无特别人士相助的问题时，他说：”有人传说我小时候是由某一位先生或某两位先生帮忙抚养过，甚至说我是由某一位先生抚养长大，这是不正确的，把我抚养长大的就是外婆和舅舅”，”有人认为，我进入外交部后，发展比别人快得多，是因为某种关系的缘故。可是在这我可以很坦诚地讲一回话，这种看法并不是我所感受到的。换句话说，我不认为我进入外交部，然后逐步升迁的机会是由某种关系而产生的。我倒觉得很多地方……就算有某种关系好了，与其说它对我有所帮助，还不如说对我有过阻力！” 1971年，章孝严在比利时与黄美伦女士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当时，驻比”大使”根本不知他的来历，也没参加他的婚礼。1974年，章孝严被派往”驻美大使馆”任三秘，”大使”沈剑虹也未留意他的身世。直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章孝严回台奔丧，沈剑虹才恍然大悟。 据台湾方面报道：”据说，章孝严在外交部所设的灵堂上痛哭失声时，全会场的人不禁为之黯然。””章孝严、章孝慈兄弟，原本给外界的印象颇佳。虽然父亲辞世，却得不到应有的名分，颇令人同掬辛酸。但是，以章氏兄弟的努力，在正常的实政体制下，一分耕耘，则有一分收获，原属当然。或许孤臣孽子当更能体会民主政治的真意。””他们两人可能是催一不负蒋氏声名的儿子，但平常极少有父子相见的机会，不仅无法改姓归宗，最后父亲逝世，求做一孝子也不可得。” 章孝严的弟弟章孝慈，比起哥哥来更具学者风度。他在东吴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和法律学士学位后，又到美国德克萨斯教会办的南美一所大学就读，获政治学硕士，随后又到杜兰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再留校继续攻读，终获法学博士学位，直到34岁，才完成求学经历，共获两个学士学位、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 这位获得多个学位的学者，和兄长一样，在艰苦的环境中长成。在美国求学期间，他有6年是靠暑期打短工维持生活、交纳学费。他做过保安，在餐厅打过工。 1978年，章孝慈自美返台，任教于东吴大学法律系，两年后任命为法学院院长；1986年接任东吴大学教务长职务，仍美任法学院院长，1992年后出任代理校长、校长。别人评价他”头脑细密，办事有步骤，讲话有条理，思路清晰；平时虽然不大爱讲话，但教学、演讲都不错。” 章孝慈原来一直与政治保持距离，但是，他并非不懂政治，也并非对政治不感兴趣。事实上，身为法学博士的章孝慈，对政冶自有其想法和理念。蒋经国在世时，为保护蒋家声名，他一直否认他与蒋经国的父子关系。蒋经国逝世后，他才坦然声明：”他是我父亲！”章氏兄弟与蒋家关系已明确，与孝武、孝勇兄弟的交往也日渐密切。在蒋孝文和蒋孝武的葬礼上，章氏兄弟都以家属的身份出席。 蒋经国去世后，章氏兄弟更加发奋努力，其政治前景也一片看好。国民党十三大前夕，章孝严、章孝慈同时声明参加竞选。初听到这个消息，许多人感到很惊讶。章孝严在政界大发展，当属人们意料之中，而以学者出名，淡出政界的章孝慈也竞选十三大代表，实在是想象不到的事。因为在一般人印象中，他始终不带什么政治色彩，外界也极少的把他定型为”政治人”。 章氏兄弟经过努力，在国民党十三大上双双以高票当选为中央委员，按票数多少排位，章孝严列居第6位，章孝慈列居第11位。 正当兄弟俩踌躇满志之时，1994年10月，章孝慈在回大陆参加学术讨论会时，不幸因脑溢血而逝世。至今，只剩下章孝严作为蒋家在政治上的象征人物而活跃在台湾政坛上。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五、孔二小姐与宋美龄 1949年跟随蒋介石到台湾的”皇亲国戚”远远近近有几十人，有蒋氏本家叔伯、远房兄弟，有蒋介石外婆王太夫人娘家的支系，有毛福梅的娘家支系等等。其中蒋介石在大陆时最显赫的亲戚——宋美龄的娘家人孔祥熙、宋子文两家却去了美国。随着蒋介石在台湾的脚跟逐渐站稳，孔祥熙一家、宋子文一家虽不时穿梭于台湾和美国之间，或企图再从蒋家捞点政治”油水”，或纯粹的亲戚来往，大多都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在台湾住个一年半载即回美国。 1.溺爱有加 宋美龄一生无子女，在她心目中蒋经国、蒋纬国虽都是”儿子”，但却和她无任何血缘关系。因此，她更愿意把大姐宋蔼龄的子女看做自己的子女，一方面他们算是娘家人，有间接的血脉联系，另一方面，她和他们无多大的政治利害关系。基于此，在台湾只要”第一夫人”宋美龄存在一日，孔家子女借”皇亲国戚”的光就能威风一日。 孔祥熙、宋蔼龄共有子女四人：孔令侃、孔令杰、孔令仪、孔令伟，其中最受宋美龄宠爱的当数孔二小姐孔令伟。孔二小姐和宋美龄不是母女而又胜似母女，长期跟随宋美龄，成为士林官 对蒋经国以”大跃进”式的速度晋升为二级上将，既引起了不少人的喝彩，也免不了引来妒嫉的眼光。原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晋升为一级上将”参谋总长”，和蒋经国的二级上将”总政治部主任”同时任命。据说，周至柔曾对前来贺喜的人发牢骚说：”现在连老百姓都可以当上将，我在沙场拼了几十年命才升了这么个一级上将，想想也没有什么可喜！”这话后来传到蒋经国的耳朵里，他在”总政治部主任”任期内，从未穿着上将军服在公共场合露面。目前流传出来他穿军装的照片只有一张，是他私下拍摄照片的着装。 1950年，蒋介石将”政治行动委员会”改组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并交蒋经国一手包办。这虽说是一个小小的”组”，却指挥举凡一切党政特务系统。对于儿子的安排，蒋介石心里可清楚哪是重哪是轻。 此前，台湾权势炙手的最大特务头子是彭孟辑，他长期主管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直接指挥台湾最大的情报单位——保安处。彭孟辑见蒋经国已涉足情报系统，怕自己”势威震主”反而没有好果子吃，他深知官场中的奥妙，遂激流勇退，顺水推舟，将保安处变成了蒋经国”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执行机构。到了1954年，彭孟辑索性将自己手下的”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也双手捧给蒋经国。这使蒋经国的领导进入”统一情报的时代”，也是他真正掌权的开始。 经过一番清理整顿，蒋经国全面掌握了台湾党、政、军各个领域的特务组织大权，其权力凌驾于一切行政权之上，成为台湾时期的”戴老板”，一个惟我独尊的”特务王国至此形成。蒋经国通过对政治部和情治特务机构的控制，扩大了实权，成为台湾政局中炙手可热的人物。 有道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输诚”的彭孟辑官运亨通，扶邸的编外人员。 关于孔二小姐孔令伟的身世背景，曾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官邸里的服务人员总是把孔二看成宋美龄的”女儿”。他们认为，孔家的几个兄弟姐妹，除了孔令伟以外，大家都是高高壮壮的。老大孔令仪小姐，长得高高胖胖，很像孔祥熙；老二孔令侃，身高大约有175到180公分左右，体格魁梧；老小孔令杰，虽没有哥哥高大，可也有170多公分；全家就数孔令伟最矮小。单从身材看，孔二与另外几个的确不像，但若论长相，她则把父亲孔祥熙、母亲宋蔼龄相貌缺点集于一身。 据士林宫邸的服务人员讲，他们经常看到孔二对宋美龄撒娇的情景，这样的情景的确让人怀疑，孔二对宋美龄怎么那么亲呢？她们即使不是亲母女，她们的感情实在比亲母女还要深切、真挚。 因为宋美龄对孔二的宠爱、娇纵，导致外人把孔二视为宋美龄的亲生女儿。宋美龄对每位外甥都很疼爱，可是，对孔二更有一种独特的关爱，有人认为，孔二的聪明干练，是招宋美龄喜欢的主要因素。 不管怎样，孔二长期跟随宋美龄，官邸当年许多人便说，孔二是宋美龄的灵魂，如果没有孔二，宋美龄必然怅然若失、无精打采。 有一回，孔二和宋美龄因为一点小事闹别扭，几天都不去宋美龄房间请安。那一阵子，蒋介石身体状况也不好，平常下午两人出去散步、兜风的正常项目也取消了，一连好几天，宋美龄没出房门一步，孔二又对她发难，因此，宋美龄内心的寂寞真是难以排遣。 宋美龄在家里巴望了孔二好几天，孔二还是不来报到，这可急坏了宋美龄。宋美龄坐不住了，就派人传话，到孔二的书房看她。侍从不明就里，赶忙到孔二住的招待所传信，却见孔二一个人躺在床上看武侠小说，侍从向她报告宋美龄想见她。谁知，孔二根本就不理这个茬，她稍微挪动了一下身体，头朝里一偏说：”你告诉她，今天我身体不舒服，不能去了。” 侍从连连称是退出，回去向宋美龄汇报。宋美龄听了汇报，舒了一口气，大概隔了几分钟，她便招集随从陪同她亲往孔二住的招待所探视。 孔二见老夫人亲自来看她，面子攒足了，心中的不平也消了，这才又和宋美龄亲呢如初。宋美龄对孔二的迁就、溺爱，真是让这些侍从们也感到惊讶。 宋美龄对孔二的性格、爱好是了如指掌的。孔二特别喜欢喝酒，宋美龄有心管一管，却说服不了她。 有一年在阳明山的中兴宾馆，蒋介石、宋美龄在那儿避暑，孔二也陪同前往。虽是陪同，但孔二还是自己做自己的事，一连好几天不与宋美龄见面。宋美龄发觉孔二又不在了，就吩咐随从”怎么好久没见令伟了，你去帮我看看，她到底在干什么？” 随从奉命到孔二的房间询看，还没到孔二的房间，就闻到一股浓浓的酒气，原来，孔二又在饮酒作乐了。房门没有关紧，随从轻轻敲了两下，孔二应声回了一句：”谁啊！”随从回答：”老夫人派我来看望二小姐的！”她听了随意回了一句：”门没关，你自己进来！”随从一进门，就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只见孔二上身只穿了一件男式的薄汗衫背心，坐在那儿和蒋介石医疗小组的两个医生在喝酒聊天。随从说明了来意，孔二神色自若地说：”你回去告诉夫人，我在和朋友聊天，但是不准说我在喝酒！” 随从们都知道，孔二喝酒的时候就是她最高兴的时候，哪怕天塌下来，她也不管。除了喝酒，她更喜欢和朋友摆龙门阵，话匣子打开，就忘乎所以了，哪怕宋美龄叫她，她也不理。 随从向宋美龄汇报了孔二正在和人聊天，宋美龄心领神会地说：”聊天？聊天会聊那么久，根本就是在喝酒，对不对？”宋美龄对孔二的行为是非常了解的。 孔二除了喜欢喝酒，更喜欢吃一些小零食。自幼娇生惯养，她的癖好很多。她的零食和一般人的也不太一样，她最喜欢吃的一种牛肉干，便是要圆山饭店厨房特地为她制作的。这种牛肉干呈束状，用一条条的牛腿腌制而成，风味独特，鲜美可口。 在饮食上，孔二有自己的独特喜好，一般人尚可接受。然而在大陆及台湾五六十年代，孔二的穿着打扮常引得众人的非议。孔二喜欢穿男装，现在来看不算什么，在当时，却有人认为，女人男士打扮有伤风化。孔二平常喜欢穿西装，足蹬尖头绑带子皮鞋，走起路来，步履生风，好似男人一般。许多人为此侧目。 孔二的聪明干练，让官邸人士佩服不已。她给人的印象是学问渊博、无所不知。和她聊天，天文、地理、文学、科学出口成章，滔滔不绝。她对知识灵活掌握，非读死书一类人能比。 蒋介石心脏病复发期间，孔二为了研究心脏病，竟然把所有能找到的有关心脏病的书籍，全部找来阅读，整天埋在书堆里查找有关治疗心脏病的资料。那一段时间，她读了不少医疗专业书籍，整个人俨然医学教授，谈起病理医学来，头头是道。许多医生与她聊天都小心谨慎，深怕被露出破绽，显得无知。 蒋介石卧病期间，她就问医生：”老先生这种病，应该是配这种药嘛，你们怎么用那种药给他？”因为她老是提这种令人措手不及的问题，医生往往仓促间无言以对。有的医生会向她解释；各种病症有不同的状况，而且病症牵涉很广，用药就不可能一成不变。但别人的解释她不相信，她会拿出药书指给医生看：”你们看，这本教科书是这么说的，你们看过没有？”如此洁难，经常弄得医院的医生尴尬难堪，连一流的大夫也对她感到头疼。但医生们都知道她在士林宫邸的地位，都避免和她正面交锋，一般是敷衍了事，或恭维她几句。 由于孔二老是自作高明，弄得大夫为难，护士也不知听谁的是好。一会儿这个医师要配这种药，一会儿那个医师要配另一种药，孔二来了还要按她的方子重配，搅得整个医疗工作一团糟。 后来，宋美龄听说孔二充当行家的事情后，很是生气，说：”怎么可以这样处理，这是不行的。” 宋美龄发了话，孔二就收敛了许多，不再插手医药治疗的事。蒋介石的大夫们也成立了一个医疗小组，专门有一个人总负责，随时向宋美龄汇报。 蒋介石生病，官邸上上下下为之提心吊胆，惟独孔二独行其道，什么事都参与一下，即使不懂，也敢指挥内行，可见她在官邸权力和势力了。 2.宋美龄的耳目 收集情报，向宋美龄打小报告，是孔二小姐的又一专长，也是她能在宋美龄跟前玩得转的功夫。整个士林官邸的动态，不论是个人**、私人丑闻还是贪赃枉法，都逃不过孔二的法眼。官邸有什么风吹草动，宋美龄勿用劳动一根神经，消息马上就会传到她耳中，这都是孔二的功劳。有人说她是官邱的情报局长，官邸的人犯了过错，最怕让她知道。她知道了就等于宋美龄知道，到时候逃不掉一顿责骂。可是，孔二好像长了”千里眼”、”顺风耳”，官邸有什么动静都逃不过她的监视。因此，随从们最怕孔二过问工作。 工作人员为了让自己能顺利过关，不论官职大小，都要在孔二身上打通关节。现在多已是名人的一些军政要员，当年都曾是孔二坐前的俯臣。经常夜深人静时，这些人便集聚在孔二的房内，陪孔二喝酒、聊天，竭尽奉承阿谀之能事，趁着孔二酒酣耳热之际，把自己的想法要求透露给孔二，以求帮忙。 当年，官邸上至侍卫长，下至武官、秘书、侍卫官、副官……只要孔二晚上有兴致，都要到她的招待所报到，几杯洋酒下肚后，这些人就开始向孔二表白心迹，得到孔二欣赏、首肯的，就算功夫没白下。因为宋美龄在蒋介石面前讲话是有分量的，而孔二又能影响宋美龄。所以，过了孔二这一关，事情基本就没有什么阻力了。 也有人不识相，得罪了孔二，那么只要他有把栖落在孔二手上，早晚有一天，他会倒楣。 孔二每天要见一次宋美龄，见面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把她从外面听来的消息添油加醋地讲给宋美龄，如果宋美龄想了解某件事，即派孔二出马打探消息。对此类任务，孔二从来都会圆满完成任务。她会很认真地调查事情的来龙去脉，等完全弄清事实之后，便把所获悉的情报，原原本本地报告给宋美龄，这时，宋美龄只付出耳朵，并不用头脑思考，孔二说黑即黑，说白即白，宋美龄从来就深信不疑，以后，任凭谁来说情、解释也无济于事了。因此，熟悉官邸事务的人都心里有潜，如果想要成功某事的话，一定要先买通孔二，否则一定竹篮打水一场空。 孔二一般在晚上或者宋美龄休息前的一段时间，前来陪宋美龄摆龙门阵。宋美龄最喜欢听孔二同她谈官邸、圆山、”妇联会”等单位的是是非非，身边人的恩恩怨怨，听了孔二的报告，宋美龄不是点头赞同，就是双眉紧锁，陷入沉思。孔二和宋美龄聊天的话题，大都和人有关，她的小报告，为宋美龄寂寞的生活添了不少新鲜内容。 孔二和宋美龄虽非母女，但她们的喜怒哀乐却表现得很一致。尤其孔二，常常站出来为宋美龄伸张”正义”。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弹丸江山父传子，可叹孤臣生非时” 蒋介石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帝王思想影响的统治者，有极浓厚的传子思想。为培养蒋经国接班，可谓煞费苦心。越级提拔，铲除异己，任用亲信，顺利接班。 1.呼之欲出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正式宣布恢复”中华民国总统”职务。蒋介石”名正言顺”地从幕后走到台前，继续苦心经营蒋氏父子偏安台岛的这台”双簧戏”。台前，蒋介石导演”终身总统”；台后，蒋介石在秘密部署”父业子继”。蒋经国则惟父命是从，步步高升，真是父”慈”子”孝”。 蒋介石重登宝座后，第一件事就是认真清理门户，将追随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诸元老，纷纷打入冷宫，把台湾搞成名副其实的蒋氏”独家经营”。 蒋介石为蒋经国加入权力中枢做了精心安排。首先，他让陈诚任”行政院长”，陈诚对自己既忠心耿耿，又无独立野心，还能帮助自己支持眼前的残局，当然也不会妨碍蒋经国地位的稳步上升。其次，他安排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编阶为三星二级上将。此职务虽说不高，但权力却非常大，主管监督筹划情报业务，负责对大陆的特务派遣和指挥。 摇直上，最后竟爬至一级上将”参谋总长”的显赫之位；而不买账的”军统”后裔保密局局长毛人民则被架空，几近赋闲，时值壮年，竟抑郁而死。 蒋经国的官衔虽非至品，但实权却超越三军统帅，他深知自己资历甚浅，涉足政界，根基不够。因此，必须要培养自己的嫡系，网络自己的势力。 原来，蒋经国的班底有”两干一俄”。”两干”即指他担任赣南专员时的干部和”战干团”的学生，”一俄”指他留俄时的同学。 ”两于”是他旧时的嫡系和亲信，大多位卑名微，在老将云集的台湾，这些人自然登不了大雅之堂，还得经过一定的培养和锻炼方可成器；”一俄”虽有一些干才，但真正效忠于他的也为数寥寥，只有严灵峰、王新衡等几个，更何况个别人还讨不到蒋介石的欢心。 经过一番筹划，1952年11月，蒋经国的”第三干”——政工干校在台北复兴岗正式开学。蒋经国的嫡系胡伟克、王永树、王升先后出任校长。蒋经国的意图在于把政工干校变为第二个”黄埔”，把复兴岗变为”龙飞之地”，干校学生就是”太子”门生，以后脱下军服就是他掌权的班底。学校标榜信仰伟大领袖蒋介石和”青年导师蒋经国”，”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的政工干部。 1950年7月，国民党开始了”改造运动”。蒋介石便委蒋经国担任”中央改造委员”，借此机会，蒋经国大刀阔斧，向把持党务多年的cc系开刀，最终，cc系头子陈立夫被逐到美国新泽西州去养鸡，一改旧时”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从而形成新的”蒋家天下蒋家党”，”太子系”势力急剧膨胀。1952年10月，在国民党”七大”上，蒋经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至此，由老子撑腰，蒋经国进入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中枢，而其爪牙、亲信则遍布各处，羽翼渐渐丰满。 1952年10月，”中国青年**救国团”宣告成立，蒋介石任团长，蒋经国任主任，蒋经国赣南带来的李焕、萧昌乐等亲信落脚此处。父子二人一唱一和，使”三青团”得以借尸还魂，成为蒋经国培植私人政治资本的工具。 在蒋介石的精心策划和鼎力支持下，蒋经国在党、政、军、青、特各条战线全面出击，相互渗透，短短几年内，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太子系”逐渐成为台湾政坛最具潜力的政治集团，蒋经国也在国民党组织的最高权力阶层站稳了脚跟，一位令人瞩目的政治”新星”冉冉升起，新一代政治”强人”呼之欲出。 2.吴国桢被逼出走 对于蒋氏父子有背历史潮流的作为，许多人并不买账，指指点点。为使长子逐步接班，蒋介石不断清除异己，扫除障碍，为”太子登基”铺平道路，可谓用心良苦。在蒋经国的”接棒”之路中，打击最烈、轰动最大的是吴国核、孙立人两案。对此，美国纽约《中报》1988年4月17日发表了美籍华人叶一舟的一篇文章，题为《弹丸江山父传子，可叹孤臣生非时——吴国桢、孙立人在蒋家王朝中的悲剧命运》。文章评论说：”国民党退台之初，最具国际声望的文武官员吴国桢和孙立人，在侯门深似海的中国官场上，首先充当了蒋氏父子权力重新组合的牺牲品。” 吴国桢，湖北建始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过南京政府的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上海特别市长，以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49年12月，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 他是蒋介石眼中”红得发紫的人”，本来可以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但由于和蒋经国有过节，而最后导致流亡海外。 蒋介石器重吴国桢，是因为吴毕业于美国，和美国政界有相当的联系，向为美国人所欣赏，蒋介石也就”爱屋及乌”了。同时，蒋介石对吴国桢委以重任，也由于吴国桢从不结党营私，办事讲效率，令出必行，讲究法治，却也不失为一位”干才”。吴案发生后，曾任上海市参议会议长的潘公展回忆道：平心而论，吴国桢并不是一个庸才，他自有一套看家本领。他的漂亮的仪态，流利的演说，讲得一口很好的英语，十足一股洋派神气，以及按时到办公室（上海人叫写字间），见了什么人都飨上笑容，甚至和当时气焰很盛的闹学潮的学生，也表示着一种即使挨打也满不在乎的气度，的确使当时但现洋皮相的洋商和上海市民，仿佛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如此一位现代化的民主审长。 1949年12月，蒋介石退台后，一切行动皆以争取美援为主，而素有”民主先生”之称的吴国桢向来与美国交好，故而他就成了”台湾省主席”的最佳人眩吴国桢对此曾大惑不解，婉言相拒：”陈诚将军不是做得很好吗？最好由俞大维担任。”蒋介石毫不隐讳地说：”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吴国桢上任”台湾省主席”后夺了陈诚之权，陈诚对吴耿耿于怀，吴国桢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后坚请辞职，蒋介石对吴的辞职不予批准，并说：”辞修和你斗，你就和他斗，我支持你。”吴国桢听了蒋介石和他说的”贴心话”后，深受感动：”钧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遂依旧做他的”台湾省主席”，幻想励精图治，挽救党国。 吴国桢一时虽受宠于蒋介石，为何又遭贬呢？原来，吴国桢虽讨好了老子，可他却得罪了儿子。 1948年8月，蒋经国奉父之命到上海打”老虎”，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一方面对蒋经国没有积极配合，抱着看热闹的态度对蒋经国之举袖手旁观；另一方面吴国桢的权力被蒋经国架空，他又很不买蒋经国的账，致使蒋经国对吴国桢早已心存芥蒂。 到了台湾以后，蒋经国独揽台湾岛的安全、情报和特务系统大权，尤其是就任”总统府资料组”组长后，更是发号施令，借故打击异己和政敌。吴国桢对此深为不满。1950年，蒋经国逮捕了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吴国桢认为蒋经国随意抓人，证据不足，不服人心。蒋介石的秘书告诉吴国桢，抓王哲甫是蒋介石的意思。吴国桢坚持认为：”大家都为蒋先生做事，上级命令，无违抗余地。但王案涉及到一个是非之争，是非是原则问题。 此刻台湾既风雷震荡，敌人伺机而动，政府标榜民主法治，焉能言行不一？”结果，蒋介石将王哲甫由死刑改判7年徒刑。但吴国桢与蒋氏父子的间隙却越来越大。 后来，蒋经国曾令全省特务以清查户口为名，一夜间逮捕398个人，其中19人仅有轻微的违警记录。吴国桢获息后出面干预，蒋经国方将这些人释放，避免了一次滥害无辜。事后，吴国侦对蒋介石进言：”非改革不可，任何机构不通过保安司令部，禁止随意抓人，逮捕后14天，一定要释放，或起诉。”蒋介石未置可否。 吴国桢与蒋经国的矛盾还涉及一个经费问题。国民党退台之初，”中央”与地方的一切开支均由省府开销，而省府应付这样大的开支，难免捉襟见肘。吴国桢作为”省府主席”曾向蒋介石进言：”国民党党费应不用国家经费而向党员筹募，且应鼓励反对党之成立，俾能奠定两党制度。”对于蒋经国领导的特务机关一些预算外的要求和请托，吴国侦往往不客气地予以婉拒。他曾悄悄对朋友说：”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 吴国桢对蒋经国不俯首听命，早已被看成是蒋经国”登基”的障碍，而吴国桢竟还天真地向蒋介石进言：”如钧座原爱经国兄，是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忠言逆耳，蒋介石听后很是尴尬和气恼。遂产生了除掉吴的念头。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写道：”蒋先生器重吴显然事出有因。 但宠臣与爱子之间，有如鱼和熊掌，选择起来并不容易。（老蒋）派人向吴暗示只要愿意和经国合作，将以阁揆酬庸。吴坚持道不同不与为谋的原则，断然挂冠。蒋氏父子见拉不过来，只有杀。而此后钧座对于经国兄更加信任，不独任其控制特务及军队，且使之操纵党部并主持青年团。这使人们更加看清蒋介石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吴国桢的预料。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对台政策发生变化，蒋介石略微松了一口气，吴国桢的存在价值也大大降低，蒋氏父子遂对他突下狠手。吴国桢在《八十忆往》中讲述了如下一件事：1952年10月30日，蒋介石为过65寿诞，与宋美龄到台北郊外草山避寿，特邀吴国恢夫妇上山吃晚饭，并留他们过夜。第二天，吴氏夫妇要返回时，发现自己车子的驾驶员不见了，只得由蒋氏另派一名司机开车下山。那天该吴氏夫妇走运，正巧吴夫人肚子疼，开车不久就到一家饭店方便。等吴氏夫妇回到汽车旁时，发现司机脸都吓白了。原来驾驶员发现两只前轮的螺丝都被人拧掉了，如果不是吴夫人闹肚子，汽车爬坡或转弯时，车轮必飞脱出去，吴氏夫妇必将粉身碎骨。 吴氏夫妇死里逃生，深感惶恐。加之，吴国桢素与”行政院长”陈诚不合。他遂于1953年4月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湾省主席”一职，仍保留”行政院政务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常委身份，准备偕夫人赴美。5月24日，在宋美龄的周旋下，吴国桢夫妇离台。陈诚、蒋经国、蒋介石、宋美龄等五百余要人和亲友前往机场送行，盛况空前，破历史之记录。行前，吴国侦的好友张群赠送他曾国藩手书的对联一幅：”水宽山远烟霞回，天澹云闲今古同！”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述及吴国桢这次离台：”若非蒋夫人从中协助，在经国的阻挠下，绝无可能。然而，险象环生，请多插曲，先取得普通护照，第二天，外交部次长时昭瀛旋奉命收回，改发公务护照，吴最小的一个儿子吴修潢，时就读台北建国中学高二，不准偕行，在台北姨母家中寄居。79岁的老父吴经明先生，同时留台”。这样，吴国桢的父与子就双双留作”人质”了。 不料，吴国桢刚抵美不久，1954年1月，台湾就传出”吴国桢携资外逃”的流言。报刊推波助澜，接连发表社论，其中有《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吴国桢要求蒋介石：”转知政府对所传彻底查明，公布真相”，并作”辟谣启事”寄回台北的父亲联系报纸刊出，结果，吴老先生跑遍各报，无人敢登。吴国桢”含冤莫白”，1月29日，他在纽约《民声日报》以公开信形式辟谣：”桢之爱国，不敢后人。桢又何敢从个人一人或家着想？然而古语云：事有可行，有不可行；又云：合则留，不合则去；又云：忠臣去国，仍洁其名。桢恳贵报勿逼帧太甚，使桢不得不言所不愿言之言也。” 台湾当局见此，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函告吴国桢：”前次总裁指示不必登报，纯出于爱护之意，以为此类无稽之谈，不必与之计较，今兄在纽约侨报既有公开信谈及此事，此间自亦无妨同时发表吧。” 不久，台湾《中央日报》刊登了吴的”辟谣启事”：”此次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长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五千元，作为旅费，此外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为国服务三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混水摸鱼盗取公帑，实际自觉不挤于人类。” 2月7日，吴国桢在美国接受台电视台和合众社记者的访问，公开表示，他之所以离台，是由于”健康”和”政治”两个原因，并发表三点政见：台湾如不实行民主政治，将无法争取美国与侨胞的支持；目前的台湾政府过于专权，是一党专政，而他主张民主化；政治部完全拷贝苏联，若干人士竟认为”与**作战，必须采取**的方法。” 吴国桢登高一呼，美国和台湾议论纷纷。 不久，吴国桢在美刊出”上总统书”，批评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同时，把矛头直指”太子”，主张将其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否则，妨碍台湾进步。2月27日，吴国桢又趁台湾召开”国民大会”的机会，上书大会，提出如下建议：保障各方**人士均能在台公开成立政党，并有批评政府之权；撤消军中党组织及政治部；明白规定特务机关之权力，不得由当局派其戚属主持；组织委员会公开接受无辜被捕及非法受扰者亲友之控诉；对于过去之非法措施，应追究其责任，藉以树信于民，使言论自由得以保障；撤销青年团，不得有变相之组织。 吴国桢条条戳到了蒋氏父子的痛处，蒋氏父子岂可饶过他。 随即发动党政官员、报纸进行围攻，指责吴国桢与”外国的粉红色伙计携手，以自由破坏自由。”3月门日，”国民大会”通过临时决议：”建议政府以该员迅即吊销护照，勒令回国依法处办，如违即明令撤职通缉归案，以维国纪而正官常案。” 同时，蒋介石发表”总统命令”，内称：据行政院里：”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五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二月以来竞连续散播荒诞谣诼，多方低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复国大计，拟请予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鉴核明令示遵等情。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职责者20余年，乃出国甫与数日，即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妄图分化**，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这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 此后，蒋氏父子还不肯放过吴国桢，企图将他引渡回台，在美国的干预下，此事不了了之。但蒋氏父子对待异己之心狠手辣却已深深刻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台湾自由民主人士胡适曾对此评论说：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批评政府或许对于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因其系出吴国桢之口便拒绝加以考虑。 1984年，吴国桢含恨而死，葬于美国佐治亚州滨海小城。 遗憾的是，在他有生之年没有完成揭露蒋家父子统治内幕的著作。有幸的是，蒋经国的老部下江南在美留学期间，和吴国桢交往密切，从吴手中搜集到大量资料，著成《蒋经国传》。然而，正当此书刚刚出版之际，江南便遭枪杀，发生震惊海内外的”江南命案”。事后查明，枪杀江南的主谋便是蒋经国的二公子蒋孝武。蒋经国之所以急于将江南所掌握的秘密扼杀，是因为江南揭露了他们父子的种种劣迹。江南命案是吴国桢一案的继续，蒋经国的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引起了世界公愤。 3.孙立人遭遇横祸 正当吴国桢案在台岛余波未尽之际，孙立人又向”太子擅权”发难。由此发生孙立人”兵变”案。 孙立人，安徽舒城人，早年求学于清华大学，后人美国普渡大学、西点军校学习。归国后，参加过八一三淞沪抗战。在滇缅战役中，率军取得仁安羌大捷，享有”东方隆美尔”之称。抗战胜利后，任过陆军副总司令。1950年到台湾后任”陆军总司令”。 孙立人属于留洋生，不属国民党内任何一派，富有才干，屡有战功，本受蒋介石的赏识。可是，他与陈诚、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一大批蒋介石的心腹爱将不和，更要命的是，他还敢与蒋经国为敌，公开以”陆军总司令”的地位，抵制蒋经国的政工制度。 1950年12月，孙立人召开”新年第一次年终扩大良心会”，让高级干部们来听听士兵们的”良心”话。会上孙立人致词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孙立人是举，遭到蒋经国的怀疑，觉得他侵越了政治部的主权。蒋经国遂以召开”庆生会”来和他对着干。 孙立人以留美身份和抗战中的赫赫战功而为美国人所赏识，他与美军顾问团长蔡斯的关系尤其密切，两人对许多问题看法一致，都主张取消军中政工制度。而蔡斯作为蒋介石的”上帝”，又负责台湾军援的执行和美援的发票签字权，因此，颐指气使，法力无边。蒋经国迁怒于孙立人假外人以自尊，遂想借机收拾他。 还有，孙立人为了在军中培植自己的势力，于1952年11月指示部属郭廷亮将军官训练班的学生串连起来，使他们彼此之间发生”横的关系”。孙立人的这些举动，哪逃得过爪牙遍地的蒋经国的眼睛。孙立人与蒋经国间矛盾加深。 1954年6月，孙立人担任”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已满年限，调动是必然。但调任何职，却大有文章。凭孙立人的资历、能力，估计应任”参谋总长”之职。可是，蒋介石却将”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调来做”参谋总长”，孙立人屈就于”总统府参军长”的虚位上。不料，新任”参谋总长”桂永清到任两个月后即患病去世。 在众人看来，”总长”一职已非孙莫属。然而，孙的希望又一次落空。蒋经国的亲信彭孟辑一跃而上任”代参谋总长”。孙立人再一次受到打击后，更加速了和军训班学生的联络，准备时机成熟，”结成一股力量，以作苦谏之用”。 而对孙立人的再次打入冷宫，江南分析说：”蒋做这样的决定，客观原因是狡兔死，走狗烹，以孙做门面争取美援的作用消失；主观的情势，孙犯众怒，特别得罪了小蒋，导致内部的不和，且忧虑孙为美国所利用，怕祸起萧墙。” 1955年5月初，孙立人和部属郭廷亮商议，趁蒋介石到台南检阅部队之机，实行张学良式的”兵谏”，呈上意见书和改革方案。但由于特务机构早有觉察，台湾保安组织遂先下手为强，首先逮捕了郭廷亮和一批骨干成员。只有安徽籍军官刘凯英得幸逃脱，他迅速到孙立人公馆报告消息，但此时孙宅已被监视，他终没逃出蒋经国的天罗地网。 6月6日，蒋介石的台南之行按时进行，早晨4点30分，台南7万受检部队进入受检位置。但为了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军方两度用扫雷器在检阅台前反复检查，致使7万官兵空等了2个小时。检阅开始后，孙立人还在坐陪，几天以后，孙立人的影子就消失，孙立人以”兵变罪”被捕入狱。 孙立人等所准备的”意见书”内容，台湾方面一直讳莫如深，加以保密。据外电报道，要旨如下：反对蒋介石一人包办党务，要求结束政府私人化局面，实行美式民主；要面对现实，放弃”反攻大陆”的口号，努力把台湾建设好；反对蒋经国领导的特务统治，要求铲除政府和军队中的贪官污吏；反对军队政工制度和师以上主官任期制度；要求孙立人担任”参谋总长”。 由此可见，这又是一篇反对蒋氏父子的宣言，尤其对蒋经国多有指责。 孙立人被捕，台湾当局只字不提，外电首先报道了这一消息。在台岛内外舆论的压力下，2个月后，蒋介石见纸里包不住火，无奈之下于8月3日抛出了孙立人的”辞职书”，内称：近者陆军部队发生不肖事件，奉副总统谕言郭廷亮案情，日昨黄、傅两局长奉命交阅江云锦等供词材料，职涉有重大之罪嫌，钧座未即付之法局，仰见格外爱护之恩德，天高地厚，感激涕零！职随从垂30年，尽忠效死，惟恐不及，乃党发生郭廷亮及江云锦等案情，不但五内如焚，急悚万状，且愧对钧座，直欲剖腹以明心曲，连日深切反省，职实有错，应向钧座坦率自陈，请予惩处有：（1）郭廷亮为职多年部下，来台以后，又迭予任使，乃竞是匪谍，利用职之关系肆行阴谋，陷职入罪，职竞未警觉，实为异常疏忽，大立职责。 （2）两年前鉴于部队下级干部与士兵中，因反攻有待，表示抑郁者，为要好心切，曾指示督训组江云锦等于工作之便，从侧面联络疏导，运用波等多属同学友好关系，互相策勉，加强团结，以期领导为国效忠，原属积极之动机，不意诲导无方，竞致变质，该江云锦等不但有形成小组织之嫌，且甚至企图演变不法之举动，推源究根，实由职愚昧糊涂，处事不慎，知人不明，几至贻祸国家，百身莫赎。 上述二事，均应接受钧应严厉制裁，伏念弱冠之年，即追随钧座，今已两鬓俱斑。无日不在培植之中，感激知遇，应有以上报，乃今日竞发生此种不肖事件，扶忠自省，实深咎愧！拟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倘蒙高厚，始终保全，俾闭门思过，痛悔自新，则不胜感激待命之至。 8月20日，蒋介石发布”总统令”，准予孙辞职，并命组成案件调查委员会。命令称：总统府参军长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关于本案详情另组调查委员会秉公彻查，听候核办。 派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组织调查委员会，以陈诚为主任委员，就匪谍郭廷亮有关详情，彻查具报。 命令发布后，陈诚等9人调查委员会连日召开会议，展开调查，50天后，他们拿出了一份长达1.6万字的《孙案调查委员会报告书》，报告书指出：郭廷亮作为匪谍，穿插于孙立人和第四军训班少数学生之间，一面利用军训班学生的不满情绪煽动孙立人”兵谏”，一面设法使军训班学生相信孙立人已有意采劝行动”；而孙立人联络学生，其目的在于培植力量以寻求对所提意见的支持，他与郭廷亮动机和目的不同，但在行动上相互利用。 报告书结论为： 一、郭廷亮为匪谍并利用其与孙立人将军之关系执行匪谍任务，阴谋制造变化，其本人业已承认不讳。 二、孙立人将军对于郭廷亮信任甚深，不仅未觉察其为匪谍，且因孙将军企图利用郭廷亮在军中建立个人力量，乃至坠入郭廷亮匪谍活动之阴谋而不自觉。 在陈诚等9人委员会调查的同时，经蒋介石同意，另组成”监察委员”陶百川、曹启文、肖一山、王枕华和余俊贤的5人调查小组同时开展调查。不久，写成调查报告送蒋介石过目，但蒋却将该报告尘封于”监察院”，并列为”极机密”文件不予公之于世。对此，5人调查小组成员之一陶百川曾坦言，他们的调查结果与9人小组的调查报告颇有出入。到底出入在哪里，不得而知，反正里边大有文章。 10月底，蒋介石根据9人调查小组报告发布”总统令”，对孙立人一案作出最后的处理，该令称：兹据调查委员会主任陈诚、委员王宠惠等呈报彻查结果，一致认定该上将不知郭廷亮为匪谍，尚属事实，但对本案有其应负之重大咎责，姑念该上将久历戎行，抗战有功，且于该案觉察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兹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现后效。 对于此案，美国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杜勒斯等先后致电蒋介石，希慎重处理。蒋介石表明对涉嫌本案人员亦有”维护”之心，美方也就不好再过多干预。蒋介石所谓的”维护”就是”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在”七不”的原则下，孙立人长期被软禁在台北，成了张学良第二；郭廷亮被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其余案犯根据蒋”确属无知盲从、情有可原者，应予从宽发落”的指示，分别判处了3-15年不等的徒刑。 其实，关于本案，四十多年来海内外众说纷纭，说法不一。 其一，台湾当局的定论是”兵变”案，如上所述。 其二，有人认为这是蒋介石和陈诚的阴谋，孙立人是无辜受害者。因为孙长期和陈诚、王叔铭等人不和，远离了台湾军方主流派而遭入陷害。 其三，有人认为这是美国扶植自己势力的失败。持这种说法的人说，50年代初，美国在政治上支持”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军事上支持孙立人，企图形成另一个权力核心，这就对偏安台岛的蒋家小朝廷构成威胁，故吴国桢、孙立人先后遭到整肃。 其四，香港《祖国》杂志认为，孙立人的悲剧实为蒋经国和孙立人斗争冲突的结果。 孙立人一案虽疑点很多，但是蒋介石一锤定音后至今台湾当局尚无意再讨论此案。80年代，有记者采访孙立人，问孙立人：”您的案子很多人认为疑点太多，好像不少人想为您平反？” 孙立人答：”从未反过，何平之有？我只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政府能还我清白，如此，亦将含笑九泉。” 可是，孙立人经过33年漫长的幽禁生活后，于1990年11月19日病逝台北，至此，台湾当局也未能给他辨明冤屈。 孙立人只好在日记中呐喊：”谁能还我清白，又有谁能还我公正！”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自由中国》案 蒋介石着力培养和纵容蒋经国，在台湾实行家族专政，政界的吴国桢和军界的孙立人因对此略表不满，而遭到流亡和幽禁的下常但是，蒋氏父子的一举一动，无异于”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人人心知肚明，思想文化界对此更是早已洞察。可大多数人顾忌于政治的敏感和当局的高压，而不敢发表异见。少数追求自由民主之士稍有暗示或建议，即步入吴国桢和孙立人的后尘。《自由中国》案就是典型的一例。 1.终身”总统” 要说《自由中国》案，得先从蒋介石连任”总统”谈起。 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充任行宪以来的首届总统。按照国民党在大陆制定的《中国华民国宪法》第29条和47条规定，”国民大会”每6年召开一届，并且选举总统，总统任期也为6年。但是，面对解放军的风卷残云和桂系逼宫，蒋介石于1949年1月22日被迫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不甘心失败，于1950年3月1日宣布”复职”，又从李宗仁手里夺回了”总统”之职。这样，蒋把被逼下野一年多作为总统任内的小邪失误”，而决定按”宪法”规定于1954年召开第二届”国大”，选举第二届”总统”。 但是，蒋家小朝廷政令不出台、澎、金、马，又怎么召开代表全国的第二届”国民大会”？又怎能代表整个”中华民国”？不能召开”国大”，他就不能当上口口声声代表全中国的”中华民国””总统”。对此，蒋介石早有考虑，法是人定的，不能让人来适应法，要让法来适应人。他想起了”动员戡乱时期条款”，其中条款第一条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29条或第47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 由此，蒋介石于1953年9月27日批准，第一届”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继续行使职权至次届”国民大会”依”法”召开之日。可既然蒋介石”反攻大陆”无望，第二届”国民大会”何日召开也就成了未知数。如此一来，随蒋到台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也就一届推一届，无限期延长下来，而他们的任期也就从6年或3年一任延至终身制。台湾人讽刺这些代表为”万年国代”。直到90年代，在台湾民主政治浪潮的冲击下，这些代表才陆续退出台湾政治舞台。 然而麻烦又来了，”国民代表”的任期资格经如上规定虽解决了，但代表又不足法定人数，原3064名”国大代表”只剩下1643名，还有不少分布在美国、香港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无奈之下，蒋介石让”国民大会组织法”修改规定由”开议人数须半数”改为”三分之一”。这样，就保证了蒋介石连任万无一失。 在经过一番巧妙的准备以后，”国民大会”于1954年2月19日在台北举行，选举”正、副总统”。对于”正、副总统”，蒋介石早已内定，”总统”当然非他自己莫属，而”副总统”则由既没野心又深孚众望的陈诚担任。另据传闻，在大会召开之前，跑到美国的孔祥照也有意回台角逐”副总统”，他特派原台湾拾主席”魏道明回台打探，蒋经国获知此消息后，开动报纸等新闻机器大骂了这个”姨夫”一顿，孔祥熙只好就此打祝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蒋介石、陈诚顺利当眩5月20日，”正、副总统”宣誓就职。蒋介石身着蓝袍黑马褂大礼服，佩带大红授带，胸缀青天白日勋章，在”司法院长”王宠惠的监誓下，面对孙中山遗像和”国旗”，高举右手宣誓：余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余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谨誓宣誓人蒋中正中华民国四十三年五月二十日接着，蒋介石发表就职宣言，称：中正本子毕生革命的志节，把个人的生命和自由，早已献给于国家，今后更当根据宪法所给予我的职责，来勉任吊民代罪，救国复国的公仆，竭其忠贞，前驱效命！ 至此，蒋介石的”法统”地位不仅得以维持，并且为其当”终身总统”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到了1960年，每6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季风又吹临台岛，”总统”任期已到，蒋介石面临是进、还是退的选择，他的政治生涯再度走到了十字路口。 而按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一总统”任期为6年，连选得连任一次，即”总统”最多任期只能12年。蒋介石有心要当”终身总统”，可又有冒”违宪”之风险，怎么办？很明显，摆在蒋介石面前的有两个难题：一是如何修改有关法律，使其违法行为变为合法；二是”国民大会”代表的总额计算方法问题。 这时，有人提出修改”宪法”，蒋介石对此坚决反对，他说：”我们光复大陆的武器，亦莫过于尊重宪法。而此时言修宪，立意因极高远，然而大敌当前，见仁见智，徒起纷议，分心分力，转增时艰。”他可真有点”既要作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味道。这可难住了他的智囊团，后来，不知哪位叔孙通想出了一记高招，提议修订”勘乱时期临时条款”，条款新增：”动员敬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蒋介石连任的法律问题豁然解决。 而对于”国大代表”人数问题，随着岁月的流逝，并死、流亡海外的代表日渐增多，而在台的”国大代表”总数尚不及法定总额的一半，根据原”宪法”，代表总数尚不足一半，更不用要求”总统”的得票率为总数的一半，即使代表们100％投蒋介石的票，他也当不成。鉴于吸取上次”总统选举”的教训，蒋介石的幕僚们再出一计，函请”司法院**官会议”作出新的解释：”宪法所称国民代表大会总额，在当前情形，应以依法选出而能应召集会之国民大会代表人数为计算标准”，即”总统”得票率有台湾现有”国大代表”的一半即可。这对蒋来说，则易如反掌。 在蒋介石”终身总统”的障碍扫除之后，1960年3月21日，”国民大会”第三次选举蒋介石为”总统”，陈诚为”副总统”。5月20日，蒋、陈老调重弹，宣誓就职。然后蒋发表讲话：中正仍以负疚待罪的心情，基于对国家，对人民，殊有其未尽的责任，不敢诿卸自弃，自当竭智尽忠，效命奋斗，务期达成其复国建国的惟一任务，无负于全体国民所付托之使命。 他并且提出了实现三民主义与”光复大陆”，”解救同胞”的执政纲领。 当时，台北市22万人冒雨游行，欢呼蒋介石第三次任”总统”。 2.《自由中国》的呼声 蒋介石连任”总统”表明了他在台湾的地位不可撼动，也保住了蒋家小王朝，从而也就使权力向蒋经国过渡有了保证。蒋介石虽然受到了万民拥戴，可也有人敢于”逆流”而行，向蒋氏父子的封建、**之举开火，这便是《自由中国》杂志的一些工作人员。 《自由中国》于1949年11月20日在台北创刊，为政论性半月刊，发行人为胡适，雷震负责实际主持，主编傅正，经理马之骄、殷海光为主笔。杂志取名《自由中国》，意在效仿当年戴高乐的帕由法国》。在该刊诞生之际，胡适写下《自由中国社的宗旨》，作为本刊的发刊词，内称：我们的宗旨，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工作，有这些：第一，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第二，我们要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不让他扩张他的势力范围。 第三，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第四，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 由此可见，《自由中国》就是要”**抗俄”，建立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社会”。他们”**抗俄”得到了台湾当局的支持，而追求自由民主则不会被蒋氏父子所容。该刊创办初期被国民党利用来改善国际形象，拉拢海外第三势力的工具。虽然，刊物不时有批评当局的言论，可为了博得美国的好感和反击反对势力，蒋介石采劝小不忍则乱大谋”之策，对其没有过多干预。 1951年6月5日，《自由中国》发表《政府不可诱民人罪》的社论，揭露保安司令部有计划地设制诱人入罪的金融案，特务们勾结投机商，诱骗老百姓共同作案又破案，喊贼捉贼，目的是从中牟取暴利。社论要求给设计者严重处分。社论一发触及到了特务们的利益，在官方压力下，刊物不得不发表《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以作公开检讨。这使当时旅居美国的胡适很为气愤，特提出抗议：《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胡适的辞职当然没有通过，但《自由中国》却因指责特务而开罪了蒋经国。后由于吴国桢出面才使事态得以平息。 1954年12月，《自由中国》发表了一篇读者投书《抢救教育危机》的文章。文章主要抨击台湾教育当局与蒋经国主持的”青年**救国团”在中学推行党化教育，硬逼着学生作《我心中的国民党》等无聊的作文，这无异又是和蒋经国过不去。蒋介石听说后勃然大怒，命立即开除《自由中国》负责人雷震的党籍。 随从说：”雷震还没有归队，等于没有党籍”。 蒋介石愤愤地说：”没有党籍也要开除。” 雷震敢于对蒋介石的宝贝儿子指手画脚，雷、蒋冲突升级。 但雷震却无丝毫悔改之意，反而变本加厉，将矛头指向”反攻”。 ”法统”及蒋介石本人。 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70岁生日。蒋介石指示发下通知：”婉谢祝寿，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真情，集纳众议，虑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 《自由中国》乘机出版”祝寿专号”，在《寿总统蒋公》的社论中，雷震等人在对蒋介石歌颂备至的同时，对他提出三点希望：一是选定继位人才，学习华盛顿，不做第三任”总统”；二是确定责任内阁制；三是实行军队”国家化”，不在军内设国民党党部。 ”专号”还刊登了胡适的《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劝蒋介石要放手权力，不要管自己不懂的事。文章结论说：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势的元首呢？ 这一期《自由中国》因为言体制改革不敢言，在台湾引起了轰动，连印达7次以上。但是，它也捅了马蜂窝。蒋经国发出”极机密”的”特种指示”，将《自由中国》的言论摘编成册，逐条加以批驳，名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指责《自由中国》”最近企图不良，别有用心，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曲、滥调，以达到颠倒是非，淆乱听闻，遂行其某种政治野心的不正当目的。”鉴于胡适是国际知名人士，是”自由民主”的象征，对其不便轻率下手。1958年，蒋介石邀请胡适回台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对胡硬的不行来软的，以此封住胡适的嘴。在一片”围剿”声中，胡适毅然回台。 1959年，蒋介石在为他”第三次连任总统”鸣锣开道之时，《自由中国》依然坚决反对蒋介石不择手段的”当驯。6月，发表《蒋总统不会作错了决定吧？》一文，公开对蒋介石开火。在”国大”召开之际，《自由中国》更是连篇累牍地发文，反对蒋介石再度连任，如傅正的《护宪乎？毁宪乎》、曹德宣的《拥护蒋总统继续领导而不赞同连任》、杨金虎的《岂容御用**官滥用解释权！贰16渍鸬摹毒聪蚬蟠硗仕导妇浠啊贰19笏瓷摹段颐嵌曰傧懿叨叩木妗返任摹? 对于《自由中国》的反对之声，蒋介石置若罔闻。1960年2月，”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如期召开，并通过了修订《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为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办好了法律手续。 这时，有人来问胡适对此有何意见，第三次连任是不是蒋介石自己的意思？胡适回答说：如果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我想人家不会这样做的。 他老先生觉得他对国家的责任未了，身体还好。年纪大的人都有他的信心，像韩国的李承晚，大过蒋先生十岁，像西德的艾德诺（阿登纳），像英国以前的邱吉尔，都是年纪大过他的。凡是做过大领袖的老一辈的人都是如此，不能说是错的。问题是在修宪，尤其是为了三任连任问题而修宪，这是把大门打开了，现在大会出席的人数是合法了，以后随便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 你既然为连任三任而修宪，他们就为创制权、复决权等问题而修宪了。宪法并不是不可修宪的，大门一开了，给一班争权的人来要求创制复决权，就无法再关上了。 不论胡适对蒋介石的连任三任有多大的意见，不论《自由中国》的同仁们多么渴望自由民主，蒋介石还是在1960年3月21日当选为第三任”总统”，并且还自我吹嘘他的当选为”民主的典范”。至此，《自由中国》还是不买老蒋的账，发表了《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待》的社论，对蒋介石的”违宪”行为穷追不舍。 蒋介石暂时未对《自由中国》采取行动，雷震等人一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开始着手调查选举情况，揭发国民党违法选举的黑幕。蒋介石这时以静制动，静观事态的发展，以图最后一网打荆雷震等人对此毫无党察，得寸进尺，并天真地提出组党问题。 1958年春，《自由中国》公开刊文提出：”必须创立新党，始能解决台湾面临的任何重大问题。”他主张组织一个代表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不希望取得政权的在野党”。其奋斗目标是：向国民党独裁挑战，扩大人民的自由，裁减军事费用，对大陆不实施军事攻击，为台湾人民争取应有的政治权利。胡适对雷震全力支持，并提议新党命名为”中国民主党”。 对雷震等人筹建新党的工作，美国人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美国驻台”大使”庄莱德称赞新党使”中国可以步上民主国家，可以不使美国再受到扶持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的讽刺。” 在胡适和美国人的支持下，雷震加快了组党的步伐。1960年5月18日，雷震联合部分青年党、民社党和台籍人士，召开地方选举座谈会。6月26日，他们发表声明，宣布新党以李万居、高玉树、雷震为发起人，推举雷震、李万居、夏涛声、齐世英等17人为召集委员，由雷震任秘书长，负责实际领导工作，决定9日正式成立”中国民主党”。 蒋介石素来坚持”党外无党”的一党专政理论，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他对追随其来台的两个”友党”——青年党和民社党也大施手腕，使其内部分裂，实际陷于瘫痪。如今，面对一个新的反对党平地而起，他是决对不允许的，他要把新党扼杀于摇篮之中。 3.胡博士之苦谁人知 风云突变。1960年9月4日，在蒋介石宣誓就任第三任”总统”不满4个月后，台湾”警备司令部”就迅速拘捕了雷震，同时被捕的还有《自由中国》主编傅正、经理马之骄和会计刘子英。 ”警备总司令部”宣布，雷震等的罪名为”涉嫌叛乱”，将由军事法庭审判。当天，国民党宣传机关公布了《自由中国》的六条罪名：倡导反攻无望；主张美国干涉我国内政；煽动军队愤恨政府；为共匪作统战宣传；挑拨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同胞间的感情；鼓励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 雷震，是台湾岛内外令人瞩目的一种象征。他是浙江长兴人，1897年生，1917年中学毕业后赴日留学，此间由戴季陶和张继介绍加入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先后担任国民政府法制局编审、中央大学教授，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抗战时期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抗战胜利后曾任”政协”秘书长，是国民党内的开明分子。国民党到台后，他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和”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考核设计委员会委员”，负责与滞留海外的”第三势力”联络。从他的经历看，他是一位忠实的、元老级的国民党党员。他的被捕，立即引起了岛内外舆论的关注。 《自由中国》案发当日，国民党内已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监察委员”陶百川和”立法委员”成舍我、胡秋原旋即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依照”警备总司令部”发表的罪状，雷震纵使涉嫌违反普通刑法，但终究未触犯”惩治叛乱条例”，从而不应被认为叛乱而受军事法庭审判。随后，”监察院”提案指责此案有”诸多不合”，并组成陶百川等5人调查小组，对案情作进一步查询。但是，调查受到重重阻拦，后经多方奔走，当局终于允许调查刘子英、傅正和马子骄三人，却坚决不允许调查”主犯”雷震。调查小组只好屈服于上命。经过查询，结果表明：”警备总部”等机关处理雷震颇多不合或失当之处，此案有若干瑕疵，并建议将审判违法事项向”行政院”提出纠正案。 纠正案呈递上去后，就没了下文。 案件事发后，民社党主席、中国著名学者张君劢从美国接连电告蒋介石。第一封电报对雷震被捕表示抗议。第二封电报长达二千多字，措辞严厉，并寄给台北李万居的《公论报》发表，《公报论》不敢全文转发，只发表了部分内容。据外电报道，第二封电报的主要内容是：要求释放雷震；反对蒋经国担任重要职务；要求蒋介石辞职，将其责任交”副总统”陈诚，以达到民族复兴。 在美国的胡适听到雷震被捕，一方面对台北驻美”大使”沈昌焕表示：”此事曾经过长期慎重考虑，政府深知在今日国际形势下必发生于我不利之反响，但事非得已，不能不如此办”。他拍电报给陈诚，表明他不能不说话，因为事情已在国外发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如果四人中有一人自认”匪谍”，则此案更应移交司法机关审判，否则全世界无人相信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不久，他又给陈雪萍写信，内称：沈部长长电说政府深知此案的不良影响。我说，政府决不会”深知”，总统没有出过国，副总统也没有出过国，警备司令部的发言人也没有出过国，他们不会”深知”此案会发生的反响，所以，我不能不做这笨事：向政府陈说，我举出henry luce 对游建文说的话：”我是中华民国的好朋友，但我是杂志发行人、编辑人，我是一个报人，不能不替报人说话，不能不为言论自由说话”。 陈诚和陈雪萍将胡适的意思向蒋介石作了汇报，未引起任何反应。 美国上下也对蒋介石同声谴责。如斯卡拉皮诺在《纽约时报》著文质问美国政府：我们的大量经济及技术援助维持着这一政府当权时，我们必须继续装做我们不能有所作为吗？……我们必须制定新的对台政策，其中包括一项原则：所有台湾公民必须有意见决定他们的未来及参加政府工作，否则，……历史将再度指摘我们庇护一个衰微的独裁政体。 面对此起彼伏的抗议之声，蒋介石终于发话了。9月13日，美国西海岸记者访问蒋介石，当被问及雷震被捕的原因时，蒋说，雷震发行的《自由中国》”刊登的文章，对共匪是有利的”，”已有匪谍在该刊幕后活动”，与雷震同时被捕的刘子英是”匪谍”，雷震明明知道而”仍予隐匿”。蒋介石还表示：”这件事与雷震等筹组反对党的事无关，任何人可以自由地在台湾从事政治活动，但是绝对不可参加颠覆活动。”蒋介石这种栽赃于人和欲盖弥彰的做法只能引起人们的一片嘘唏之声。 10月3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法庭仅用一天的时间就匆匆审完了《自由中国》案。8日，公布审判结束：雷震因”明知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傅正为有期徒刑3年，马之骄为有期徒刑5年，刘子英有期徒刑12年。而对组织新党则完全不提。他们被扣上一顶”红帽子”，将永无翻身之日。 国民党对《自由中国》案的判决，在岛内外掀起了轩然大波。 美国《华盛顿邮报》对此发表评论说：”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之作为，似乎常可以差不多算做自由主义的模范，任何那样的印象，已经被《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雷震因叛乱而判10年的徒刑所严重戳破了。”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投书《纽约时报》，指出：”我们广大的援助背后，竟没有政治自由的意念吗？我们冒了战争的危险保障台湾，只不过是为了支持一个宁愿使用不必要的警察国家方法，而不愿意健全的政治进步的独裁政权吗？” 雷震被判以后，10月底胡适从美国回到台北。在机场，他受到《中央日报》、《联合报》、《公论报》等记者的包围，众口一词询问《自由中国》案。胡适口气缓和地回答了一些问题，主要内容有：首先，他认为此案不宜由军事法庭审判，而应由法院审理；其次，他相信雷震的人品，他可以作为品格证人出庭作证，雷震被判10年未免太重，这样有损”国家”的声望。雷震已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换来的是10年坐监，这是很不公平的；再次，谈到反对党，他主张”和和平平组新党，从从容容去获得政府的谅解”，不走极端，叫在野党，不叫反对党，”反对”两个字听起来比较刺激；最后，他反复强调”别的话可以不登，但我不是营救雷震，我营救的乃是国家，这句话是不能不登的。” 《自由中国》案中，胡适虽没遭到暴力，但逮捕雷震等人，则是杀鸡给猴看，无异于给了胡适一记耳光。而胡适的内心则是矛盾的，他既不满当局，而面对木已成舟的现实，又不敢太多刺激当局，在关键时刻，这个软骨头，既怕沾上”匪谍”之名，又怕引起蒋介石误会。 11月18日，胡适被蒋介石召见，关于此案，他们做了如下谈话。 胡适说：”我本和岳军（张群）先生说过，我见总统，不谈雷震。但现在谈到国防形势，我不能不指出，这三个月来，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措施实实在在国外发生了很不好的反应。” 蒋介石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决不会办他。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救国的政府，雷震背后有匪谍，政府不能不办他。我也晓得这个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应，但一个国家有他的自由，有他的主权，我们不能不依照法律。” 胡适沉痛地说：”雷震与匪谍的关系，是法庭的问题。这样大的案子，被告律师只有一天半的时间查卷和调查事实资料，开庭只八个钟头就宣告终结。这种审判全世界无人肯信。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 蒋介石面露不悦，说：”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雷震），不相信我的政府！” 胡适吓得赶紧搭话：”总统的话太重了，我当不起。我要向总统重述我在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很郑重说的那句话，我愿意用我的道义力量支持蒋先生的政府。我在十一年前说的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当时我也说过，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 这番话，我屡次对雷儆寰说过。” 胡适，这位所谓大名鼎鼎的学术权威，直言不讳的谦谦君子，原想借重于自己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为雷震求情，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反害得自己重表忠心，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竟在蒋介石面前卑躬屈膝，实在可叹！ 对蒋介石来说，胡适并不具有威胁性，容忍他，可利用他的”自由民主”形象以堵美国人的嘴，对政权有益无害。 而胡适所终生追求的自由民主达到如此程度，他对雷震有种”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愧憾，其心境是悲哀和凄凉的。对此，有人评论说：”近几年来，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征，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声誉，也正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自由民主，糟踏得不成样子了！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们的谈话中，充分流露出他们对胡适的失望。” 《自由中国》创刊11年，共出260期，因雷震追求”自由中国”锒铛入狱，刊物随之停办，而”中国民主党”也胎死腹中。 对蒋氏父子来说，谁要对其专权说个”不”字，等待他的便是吴国桢、孙立人、雷震的下常在一片”蒋总统万岁”声中，蒋介石开始试着让儿子蒋经国”主政”。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伟大的父亲” 对蒋经国来说，他的父亲就是领袖、严师和慈父，没有谁比他更”伟大”的了。确实，父亲不仅在精神上对他关怀备至，颇多传授，而且在政治对他寄予无限希望，帮他打败政敌，为他接班登基铺路开道。对于漂摇在汪洋中的这一点点江山，蒋介石当然”肥水不流外人田”，他要把这点”家业”留给儿子。 1.门生让太子 蒋经国染指国民党党、政、军以后，清除了异己，慢慢培植起了自己的力量，离最高之位还有一步之遥。因为，这时陈诚还占据着”副总统”、”副总裁”兼”行政院长”的要职。蒋经国只好暂时养精蓄锐，以待时机。 对蒋介石这样的独夫民贼来说，他为何能容忍陈诚如此位高权重？ 原来，陈诚作为蒋介石的同乡，自黄埔军校创办起就追随蒋介石，既属于黄埔系，又属于江浙派，和蒋介石亲上加亲。四十多年来他出生入死，成为蒋介石最重要和最可靠的亲信。在国民党仓皇逃台之初，蒋介石从众多的助手中挑选出三位可以作为一线决策的人物。这三位就是原任国防部参谋总长、东北剿共总指挥的陈诚，原任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和原任台湾银行董事长、台湾省财政厅长的严家淦。在三人中，蒋介石最宠爱的是陈诚，然后是俞鸿钧，其次是严家淦。尤其是陈诚，蒋介石早已暗中把他选为自己向儿子交班的过渡人物。 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在蒋介石的一手操纵下，陈诚官运亨通。先任台湾省主席，1950年3月他出任”行政院长”。1954年5月20日，在”国民大会”一届二次会议上，陈诚当选为”副总统”。1957年10月，在国民党”八全会”上成为”副总裁”。1958年7月，他在担任”副总裁”、”副总统”之时又兼任”行政院长”。 陈诚在台湾的地位，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有成为”法统”的准接班人之势。 陈诚红透半边天，难道说他没有一点政治野心？难道他不窥视着蒋介石之位？ 当然，不能说他没有这份心思，只是”有贼心无贼胆”，种种因素制约着他与蒋经国一决雌雄。首先，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军人，在权力角斗场上，他不善于玩弄”政治魔术”；其次，他对蒋介石忠心不二，很少培植私人班底充当其政治资本，他缺乏一个有力的政治性团体作支持；第三，他早已洞悉蒋介石的肺腑，摸透了蒋介石已决心把这片宝岛江山传给嫡嗣的打算。蒋介石决不会允许他人觊觎，纵有野心，也只得收敛；第四，陈诚患严重胃病，身体每况愈下，早不堪繁剧，他甘愿在与蒋经国政治角逐中，退避三舍，以保命为第一要务。因此，纵使陈诚有”政治强人”之称，但也仅此而已，永远成不了”九鼎之尊”，充其量他不过是蒋家小朝廷的一名”高级传达”。所以，陈诚对蒋经国的接班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 对此，蒋经国的亲信孙家麒后来在《我所认识的蒋经国》中谈到：这位先生（陈诚）真是名符其实的军人头脑，对于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经验，还太缺乏。他不晓得太子先生几年之间，在上下其手的搬运魔术下，所有的力量，都已无形中先后入了太子掌握，早非吴下阿蒙，而已后来居上。 而陈诚自任台湾省主席始，一直主持台湾事务，做了大量具体而有效的工作，舆论对他也赞不绝口，虽然他不敢居功自傲，不敢对蒋介石的地位发起挑战，但却严重地影响了蒋介石对儿子的权力移交。此外，陈诚的思想也有游离蒋氏父子的时候。 如，他在1960年公开表示支持反对党，从而客观上推动了雷震等人组建”中国民主党”；对于蒋经国建立”青年救国团”，陈诚以吸取历史教训为名，对此颇有微词；对于蒋介石的第三次连任，陈诚对《自由中国》也暗示过支持。同时，外界已谣传陈诚与蒋经国之间的种种矛盾，就连陈诚本人也隐隐地感到了这点，他在同卜少夫谈话时宣称：你大概也听到外面说我和经国冲突的谏言，这完全是匪谍在挑拨离间，散布谣言。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分辨绝无可能。从当前处境及奋斗目标来说，团结就是力量，静则安定台湾，动则反攻大陆，都需要集中举国意志，团结一切力量。从总统爱护提携培养我来说，我一定要做一个最忠实的干部，感恩图报，鞠躬尽瘁；在总统领导之下，完成复国大业，凡有损这神圣任务的，绝对不客许发生。 从经国个人的才具和努力来说，这十几年，他的辛勤建树值得夸耀，无论军中政治工作，无论退役官兵辅导工作，无论青年运动，他都做得有声有色，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我只有尽量帮助他，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也是使他负更重的责任，让他发挥更大的才能，俾国家得到最高最大的利益。我和他还有什么可争可夺的。 陈诚还叮咛卜少夫说：”你回到香港去，如遇到此种谈论，可以说明此乃子虚乌有。” 事实上，陈诚与蒋经国间确实存在磨擦，在关于”青年救国会”及一些人事安排等问题上，陈诚多次指责蒋经国。蒋经国虽以老子为靠山可以不理睬陈诚，但受到这种无端指责也颇为烦恼，他于1963年11月2日写下了《在每一分钟的时光中》以表心中痛苦。蒋经国说：”读了英国作家葛礼赛的一首诗——《如果》——以后，内心深受感动，月夜静坐思维，似有所悟，因师其意，写成此篇，以为自勉箴言。”兹抄录一段以示蒋经国心态：如果有许多人，都在怀疑你，就让他们去怀疑吧，同时，更要相信你自己。 不可因为来不及等待而感到不耐烦， 亦不可因为受别人的诬蔑而愤激； 如果园恼的心已到了崩裂的边缘， 你还是耐心地等待。 万一被人无缘无故地嫉忌， 切莫因此而畏却； 更要小心翼翼地埋头工作， 勿使锋芒外露。 把这首诗与蒋、陈矛盾联系起来就更容易理解了。 陈诚与蒋氏父子的裂痕日深，他深知胳膊拧不过大腿，识时务者为俊杰。1963年11月，在国民党九届一中全会后，颇懂蒋介石之意的陈诚坚辞所兼的”行政院长”一职，他声称：近半年来，本人健康不佳，时感疲乏，迭向总统请辞，这绝非逃避责任，而是恐怕有疏忽职守，但屡次均蒙恳切慰留，给假休养，九月初适逢葛乐礼风灾发生，深感救灾善后，责任重大，故提前销假。近两月来，健康尚未恢复，医嘱仍需休养周又请求辞职。 对于陈诚辞职，外界议论很多，健康是其中一个原因，恐怕又不是全部原因。美籍作家江南称陈诚”上焉者，处处要请示蒋先生；下焉者，要向蒋经国低头”，”陈军人本质，一向发号施令，且以果断闻名，处此尴尬境遇，内心苦闷，盖可想及。”香港《联合评论》1964年4月22日载文，认为陈诚是被迫辞职，其中分析道：众所周知，陈诚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可以说，也是蒋一手扶植的。可是，自蒋经国的势力逐渐扩张后，陈诚的地位就开始动摇了。尤其是三任总统非法连任以后，蒋介石对陈诚也颇疑意。 1963年12月，国民党中常会讨论”行政院”改组问题时，蒋介石提出了换人方案，同意陈诚的请辞：行政院兼院长陈诚同志，主持政务，卓著勋劳，惟以久任繁剧，体力渐感不胜，曾迭次申请辞职，均经恳切慰留，最近以健康关系，再度恳辞，为期陈诚同志能获较为充分的体养机会，俾能迅速恢复健康，爱拟勉徇所请，准予辞去行政院长兼职，并提名严家淦同志，继任行政院长。 陈诚自离开”行政院”后，病情加重，于1965年3月5日，以国民党副总裁、”中华民国副总统”的身份在台北逝世。至此，蒋经国”登基”之路上也没了最后一个障碍。 蒋介石和陈诚共事多年，除政治上陈诚对蒋忠心耿耿外，蒋、陈间还有一层密切的私人关系：陈诚的夫人谭祥是国民党元老谭延阎的女儿，192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时，谭延恺是介绍人之一，而1932年陈诚与谭样成亲时，又是宋美龄做的媒。 1964年10月，医生检查发现陈诚肝癌已到晚期，蒋介石获悉后即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来挽救他的生命”，由中外医疗专家组成”诊疗小组”日夜照顾。他还亲自打电话将陈诚两个在国外的儿子召回服侍其父。每隔时日，蒋氏夫妇就到陈宅探望病情。 无奈，陈诚身患绝症，不能起死回生，终于撒手人寰。临死之前，他口授三条遗言：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民共此患难。 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仔细推敲陈诚遗言，不知是其疏忽还是有意，竟未见”反攻”、”**”等字眼，很令人玩味。 陈诚去世当天，蒋介石发布”总统令”：全岛党、政、军、学校、团体一律从3月6日-10日下半旗致哀；任命张群、严家淦、莫德惠等组成治丧委员会；并对陈诚”盖棺论定”，表彰陈诚”功绩”。他称赞陈诚：革命圣战，无段不从，烛照机先，深谋果断，……不辞艰危，不避劳怨……镇抚东南，秉承总裁指示，贯彻党的政策，以土地改革安定民生，以工业建设增强国力，俾党建设台湾三民主义模范省，承担反攻复国之大业。 蒋介石送陈诚亲笔挽匾和挽联各一幅。挽匾手书：”党国精华”。挽联手书：”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 公祭之日，蒋介石先后在台北殡仪馆和墓葬地泰山乡两次向陈诚灵前致祭；蒋经国则整日侍候灵前，茶饭不进。在灵旁他曾对记者沉痛地说：”副总统的逝世，对党国来说，是一件无可比拟的重大损失；对我个人来说，乃是失去了一位追随近30年的导师”。 陈诚去世，一方面使台湾政坛一度出现权力真空，国民党”副总裁”一职从此取消，”副总统”一职也一度虚悬下来。另一方面，也客观上加速了蒋经国接班的步伐。因为，陈诚已死，”副总统”空缺，谁是陈诚的继任，谁就将是”法统”的准继承人。这时，蒋介石拨拉着儿子接班的算盘绕开了弯子，掩耳盗铃，以欺民众。 2.严家淦：yes man 60年代初，陈诚以重病在身，不堪繁务为借口，在蒋介石的暗示下提出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对于新任”院长”的人选，陈诚曾向蒋介石推荐台湾当局”驻日大使”张厉生，因张厉生是陈诚的人，又曾任过”行政院副院长”，蒋介石表示可以考虑。但蒋经国得知此事后表示坚决反对，他建议严家淦出任”行政院长”一职。 而对于权力重心之一的”行政院长”，蒋介石可不会轻易许人，他看到儿子资历甚浅，难孚众望，况且自己身体尚可，不急于让儿子锋芒太露，反而需要一位可靠之人，继续为太子”护航”。 他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决定让另一位亲信严家淦出任。 在台湾政权机构中，”行政院长”是仅次于”总统”之后的第二个实权之职，历来令人瞩目。从1950年后，台湾只有三届两位”行政院长”，即1950-1954年的陈诚，1954-1958年的俞鸿钧，1958-1963年的陈诚。这次蒋介石推出严家徐，真可谓用心良苦。 严家淦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一直不高，如此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在政治上以火箭似的速度上升。在国民党七大上，他当选为中央评议委员，在九大上又升任为中央常务委员。平步青云的严家淦为何能成为一匹政坛”黑马”，膺选阁揆，这虽一时出人意料之外，然而冷静分析，却又在情理之中。 严家淦个性谦和，治事严谨，生活朴素，不争功，不揽权，处事圆通，不得罪人。江南对他的评价是：”严的才具、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很困难。充其量他只是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yes man”；他是”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公民，不是好公仆”；”严没有野心，没有班底，庸庸碌碌，是汉献帝型，也是林森型。天时、地利、人和，使严因缘际会，扶摇直上。” 从严家淦的履历和个性看，他最合蒋氏父子之意：他1945年就到了台湾，与台湾渊源较深；他年纪不到60，身体不会有问题；最为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技术官僚，在国民党内无派系，淡泊权力，不会影响蒋介石向蒋经国移交权力，加之，他与蒋经国在”辅导会”合作期间配合较好。 1963年12月14日，国民党中常会，正式通过了严家淦”内阁”组成名单。严家淦代替陈诚，为太子登基担负起了”护航”的任务。 严家淦深知高处不胜寒，他明白蒋氏父子的良苦用心，自己无非是过渡性角色，为太子接班做做陪衬而已。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秉承蒋介石意旨，于1964年3月提名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并兼任”政务委员”。 此时的”国防部长”俞大维，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导弹专家。蒋经国一到职，俞大维便不是赴美检查身体，就是在家养病，”国防部”内的大小事宜均交付蒋经国办理。第二年，俞大维以病为由，自动让贤，力荐蒋经国任”部长”。见此情形，蒋介石召见俞大维，假惺惺地问：”你这样看得起经国，他行吗？” 俞大维答道：”这两年来，我为了检查身体，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国防部的事，大部分也都是经国兄在处理，可以说，他对整个部务都已娴熟，由他来做只比我做、或现在的其他任何人来做都更好。” 蒋介石满意地点点头：”你这样观察他，那就让他试试吧。” 1965年1月13日，蒋介石正式发布命令，任蒋经国为”国防部长”。由此，蒋介石心里踏实多了，儿子手里有了兵权，就不怕登不上总统的宝座。 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不到两个月，1965年3月5日，陈诚逝世，国民党副总裁从此取消。”中华民国副总统”也空缺下来，下一步安排谁担任副总统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 1966年3月，6年一度的总统、副总统选举又拉开了帷幕。 有了6年前雷震的前车之鉴，”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们心领神会一致呼吁80岁的蒋介石”俯顺舆情，竟选连任”。各界群众的”劝进书”也如雪片飞来。对此，蒋介石宴请”国大代表”，自是”谦逊”一番：我本来希望国民党同志不要提名我为候选人，因为才德兼备，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很多。但是，最后大家仍然推我，我感到很惶恐。我今年已经八十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么对得起国家？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我们必须把握时局发展的枢纽，俾完成历史的使命。此外，我本来希望民、青两党亦能提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可是他们很客气，一党提名，未始不是一种缺憾。 半推半就之中，80岁的蒋介石连任第四任总统。”总统”已经择定，”副总统”人选也至关重要，因为他关系传子的战略部署问题。最后，蒋介石相中了严家淦，提名严为副总统候选人。 为使严顺利当选，蒋介石对严大加称赞：来台之初，我派陈前副总统主持省政，实行三七五减租，成为日后平均地权的关键。保持币制信用，俞鸿钧先生贡献至大，而严家淦先生当时是俞先生最得力的助手。严家淦担任台湾省主席，养成守法习惯，实行地方自治，他做得很成功。过去16年，他所表现的经验、能力、学识、智识，充分证明他有资格担任副总统而不失职，我经过再三斟酌研究，决定提名他做我的副手。 蒋介石还说：”严家注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而他的短处，正是我的长处。” 蒋的助选演讲在后来选举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许多国民党元老听了蒋的这番话后投了严的票。 严家淦在听到蒋提他作副手后称：”内心感到很惶恐，不论资论、学问和经验，在座的人比我强得很多”，”希望人家多给我指教，多做点事情。” 然而由于严在3月10日才获提名，投票的时间极短，故在大会1417张选票，严得782张，得票率仅为55.2％，在开票过程中，由于严始终未能脱颖而出，使主持开票仪式的于斌坐卧不安，他翻阅了”总统、副总统选举投票及开票办法”，和属下研究废票鉴定标准，于斌害怕不能过半数，故主张放松废票标准，以免举行第二次投票。但于的主张立即遭到翟宗涛等人的驳斥，认为如果严得票不过半数，就应该举行第二次投票，这场争论直到严以极微弱多数票当选才告结束。 在蒋介石的帮助下，严家淦顺利当寻副总统”，蒋介石当晚亲赴严宅表示祝贺。严家淦对蒋感恩戴德，他对记者说：”今后6年一定竭尽所能，秉承总统意旨，以总统的政治抱负为抱负，听取各方意见，贡献个人力量。”蒋介石听后甚是满意。在条件尚不成熟之时，选择唯唯诺诺的严家淦做蒋经国的替身，不愧为蒋氏父子的一记高招。 对于严家淦当寻副总统”，外界评论颇多。香港舆论称：严家淦是行宪以来第一位文人出身的副总统，与亚洲各国比较，他的当选也有不平凡的意义存在，是台湾民主政治向前大迈一步的里程碑，也是蒋介石廓清暮气，起用新人的大手笔下，拔擢的一位政治新星。 但实际上，蒋提拔严的真正用意不是加速台湾民主化进程，而是为传子进一步奠定基矗3.”内举不避亲”蒋介石在为儿子准备”位子”的同时，他不忘帮儿子创造”政绩”，树立威信。因为有了”政绩”才能名正言顺地就位。 1956年4月，台湾当局创立了”国民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严家淦任主任，蒋经国任副主任，主持实际工作。1957年蒋经国又升任主任。对于这批长期置身军旅、背井离乡、谋生乏术的胡子兵，蒋经国费尽心机。他制定的辅导办法是：年轻而有志求学的辅导求学，有工作能力的辅导就业，需要休养的使之休养，病苦的使之就医。”辅导会”还创办了大批医院、”荣民之家”、公路、农场和工厂等等。蒋经国的”辅导会”主任一干就是8年，这8年也为蒋经国赢得了”政声”，妥善安置了退伍老兵，搞了一批成规模的基础建设和福利设施，一改他在台湾民众心目中”特务头子”的形象，这也为他日后的升迁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矗60年代后期，蒋经国虽为一名”国防部长”，在国际舞台上却频频亮相，并且规格很高。1967年11月，他应日本佐藤首相之邀访问日本，日本政府以外国副元首的礼仪举行欢迎仪式，出动2万名警察保卫他的安全。本不见部长级官员的裕仁天皇也破例召见了他。1969年2月，他以”国防部长”身份访问南朝鲜，数次同总统朴正熙、总理丁一权举行会谈。同年3月，他代表蒋介石赴美参加艾森豪威尔的葬礼，并成为第一位与尼克松会晤的台湾官员。5月，他访问泰国，泰国总理他依亲至机场迎接，并安排其下榻于专门接待国家元首的玛南加席拉宾馆，正在海滨避暑的泰国国王和王后也破例召见了他。所有这一切，无不显示了蒋经国的实力、地位和未来的政治前途。 1969年3月，国民党召开”十大”，蒋介石充分利用这次会议来巩固儿子的地位。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继续任总裁，其他一些国民党元老被送进了”中央评议委员会”，从而引进了一批”新生代”的中央委员，这些”新生代”大多是蒋经国的嫡系亲信。 这样，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有了自己的班底，其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1969年6月，台湾”行政院”改组，”院长”仍由严家淦兼任，”副院长”黄少谷辞职，由蒋经国接任。这一届内阁中，”国防部长”黄杰、”教育部长”钟皎光、台湾拾主席”陈大庆均是蒋经国的嫡系。蒋经国虽为”副院长”，但顶头上司严家淦本来就是个”花瓶”式人物，他也乐得只亮招牌，不问实事，清闲自得。蒋经国这个”副”职有蒋介石和一帮小喽罗的保护，简直比”正”职还要厉害三分。蒋经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是蒋介石公开将权力移交给儿子的又一个重要信号。 严家淦在蒋经国就职时发表讲话： 经国先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及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精神，不但为大家所熟悉，而且深为同仁所钦佩。 他担任副院长的职务，将给同仁们最大的帮助，因为经国先生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需要下决断的时候，能够下决断，同时他能为大家背责任，负责任。 他当然要”负责任”了，他不负责谁敢负责？ 1972年又是一个”总统”选举年，86岁高龄的蒋介石仍无意退休，”国民大会”的”总统”选举也例行公事般一致拥护蒋介石连任第五任”总统”，严家徐为”副总统”。 严家徐得以连任”副总统”，全凭蒋氏父子的栽培与提拔，为了报答蒋家的知遇之恩，他就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书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并推荐蒋经国继任。他指出：蒋副院长坚忍刚毅，有守有为，献身党国数十年，自地方行政单位作起，扬历军政要职，于整军经武，加强战备，安置退除役官兵，领导青年，延揽人才，充裕财政，发展经济，推进建设，以及折冲樽俎，肆应世局诸大端，均有卓越之成就……洵属最理想之行政院长继任人眩这时，在蒋氏父子的授意下，新闻舆论也大捧蒋经国为”行政院长”的最合适人选，并呼吁党和国家循”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荐贤求才原则，征召蒋经国。一些”国大代表”则联名上书蒋介石清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上书曰：蒋经国先生志行高洁，器识宏通，气魄雄厚，襟怀谦冲，在以往数十年献身党国之奋斗中，几所作为，皆有极卓越之成就。因此博得国际称誉……实乃当前主持行政院之惟一最佳人眩在昔钧座谦仰为怀，未尽发挥其才猷，诚为国家的损失，今当面临空前之变局，宜有开阖之作风，似不必有所瞻顾。 这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他冠冕堂皇地以”内举不避亲”为借口，1972年5月20日，正式提名蒋经国出任”阁揆”，并给”立法院”送去一个咨文：行政院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慈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蒋员坚忍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院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爱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 总统蒋中正 ”立法院”接到蒋介石的咨文，丝毫不敢怠慢。迅速举行投票选举，10天之内，蒋经国正式就任”行政院长”。如此一来，历尽沧桑、风烛残年的蒋介石高居”总统”之位，而精力充沛、经验丰富的蒋经国居”行政院长”之职，父子二人目标一致，方向明确，劲往一处使，力往一处拉，台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蒋经国时代。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也标志着蒋介石传子部署的基本完成。 对于蒋经国出掌”行政院”，各方议论颇多。一些文人墨客和台湾舆论纷纷为蒋经国登台捧场或寄以厚望，陶百川一段话显现出各界对蒋经国期盼甚殷。陶说：蒋经国先生在此时此地出任行政院长，可说是受命于危急存亡之秋，既要安内又要攘外，简直须旋乾转坤。任务的艰巨，恐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但如果真能加深廉能之治，恢弘志士之气，则国基家固，四海归心，他日以仁击暴，得道多助，国事国大可也。 蒋经国的老部下漆高儒说： 一般来说，都说经国先生子承父业，是蒋公的继承人，这话有点似是而非，实际上经国先生在府中担任较高的职位，都是有人推荐的，看了经国先生的历练过程，何曾有家天下的情况，若说蒋公微有照顾，并不损失民主国家的表现，如美国肯尼迪总统，任命其弟为司法部长，我国古有明训，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现在民主国家的领袖，无论内举或外举，还一定要有法定程序，要经过好几道考验关口，并不是什么金口银牙下一道圣谕便了事，所以父传子，子传孙，子孙帝王之业的事已经没有了，经国先生的工作岗位，并非世袭而来，乃是国人皆曰贤，爱拼才会赢的条件下出头的。 漆高儒此言实在令人惊诧，蒋经国出任”阁揆”明明是其父的精心安排与家天下的突出表现，他却公然否认，这只能说明他是蒋经国的忠实信徒，为维护其主子利益不惜撒谎。 台湾舆论称：蒋经国曾表白他不想做”行政院长”，其理由是：”我决不愿意因为我去做行政院长，而伤害领袖一生的德威，让人家误解，领袖在培植他自己的儿子。” 蒋经国这番话未免牵强，明明要做，偏说不愿，谁都认为是父传子，家天下，他却说是民意。蒋经国自己称，出任”行政院长”，主要出于以下几种考虑：一是”想到这正是可视之为自己向党国，向同胞赎罪的机会。” 二是”想到领袖曾经说过：我们革命者一向是孤军奋斗的，是孤立于艰难险阻之中，孤立于道义正气之上的。而且我们是常在为人侮辱打击分化不堪之后，一次又一次扭转劣势，而终于成功的。所以经国做行政院长，自己也认为是体认领袖的启示，和本党同志共患难共荣辱，来扭转今天的劣势，开创新局，共同奋斗的一个机会”；三是”想到我台澎金马的1500万同胞，都是善良的、勤劳的、守法的、忠厚的、爱国的同胞，我更要到行政院工作，作为替广大民众服务的机会”；四是”想到今后是经国自己和行政院同仁为了要实现我们所信仰的三民主义，把主义的理想变成一个努力的机会”。 为使儿子有更大的发展，蒋介石在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前后，曾对他作了5点指示：要注意内部的团结：自己的同志不可分彼此，干部不可分亲疏新旧，同时要信任自己的同志，多听取同志的意见，并且要一视同仁地培植同志，但是不可对某一部分同志有所偏心、偏听、偏袒，而且为了团结，应当放弃自己的成见，为了团结应当不计个人的利害，也就是说要使我们同志的精神和思想一致，意志和力量集中，这是促成内部团结最重要的条件；一切要坚持**复国的政策到底；要重视民众的利益；强化现代化的组织；要加强领导的功能。 为了不辜负蒋介石的期望，把台湾建成”**复国”的基地，克服危机，开创新局面，蒋经国在变革人事制度的同时，还在上台之初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新措施。在他新任”行政院长”当日的院会讲话中，提出了”平凡、平淡、平实”的六字方针，得到了”行政院”大多数人的赞同。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油尽灯枯 蒋介石的身体一直是很好的，特别是中年以后，生活较有规律，也无大病。但1971年以后身体状况日趋衰弱，先是卫士失职，使之多受皮肉之苦，以后在阳明山遭遇车祸。据说在蒋连任第五任"总统"时台湾电视上出现了"大哥不好了！"的字幕，而大触霉头。 1．多病多灾 蒋介石少小年代，由于顽皮任性，常常得点小病小灾。青年时代的军旅生涯使他的身体变得健康、强壮。三十多岁时，由于一度荒唐颓废，意志消沉染上淋病，病愈后，蒋介石备加爱惜自己的身体，不吸烟、不饮酒，甚至不喝茶，饮食起居极有规律，所以，在70年代之前，也就是蒋介石85岁之前，除了1962年作过一次前列腺肥大切除手术外，几乎没有得过什么大病。 然而，到了70年代之后，蒋介石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接二连三的疾病和意外灾祸将他送上了西归黄泉路。 1971年春暖花开的时季，蒋介石某天一大早起来做完早祷，用毕早餐后，到厕所小解，突然发现自己的小便中带着殷殷血丝，神情十分惊恐，急喊副官找个医生来查个明白。医生经过仔细察看后，告诉他这只是以前开前列腺手术后留下的后遗症，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并不相信，觉得其中必有不治病灶。不久，他们从美国请来专家作进一步检查，洋医生电疗的方法，将前列腺有问题的部分烧死，暂时稳定住了小便带血的症状。 但是，电疗手术的第二年春天，蒋介石小解时，发现尿中带出的已不是过去的血丝，而是一块一块小血块，一时间，他紧张惊悸、方寸大乱。医生赶到官邸，对尿样做了检查后，告诉他，这是电疗手术后的正常现象，因为如果当时电疗结疤后没有及时处理好，多半会造成这种习惯性出血情况，不必紧张。蒋介石听后，哪里肯信，但多个医生都作出同样的诊断结果，他也不好再问了，只是从此以后，他的神情变得十分沮丧，走路无精打采，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了，每到厕所小便一次，似乎都是在与阎王派来的夜叉小鬼过招一回。 自此之后，士林宫邸的洗手间内摆上了空瓶子，只要蒋介石发现尿中有小血块，总是大声呼喊副官赶快来到，将尿瓶立即送给医官检查。起初，当尿瓶送到时，医官们还真当回事，日子长了，他们倒不以为怪了。 蒋介石每年春天就尿血的事久而久之成了士林宫邸的正常现象，侍从们大都习以为常了，只是蒋介石本人越来越对此心存惊悸，小便出血几乎成了他的心病。 一天，副官站在蒋介石身后侍候他小便，忽然见到他惊慌万分，副官连忙将一只尿瓶递到蒋介石手中，蒋介石双手发抖，握着尿瓶接完血尿，毫无血色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情，"快！快！你赶快把这瓶血尿送给医官检查，看看里面到底有几个红血球？" 副官不敢怠慢，疾步奔到医官的办公室要求立即化验。医官一手拿着尿瓶在眼前晃荡了几下，一手夹着一支雪茄，嘴角上露出无奈的笑容。他朝副官面前吐了一口烟后，说："老弟呀，回去禀报老先生，这种毛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要害怕，当然也没法根治，还要检查什么红血球？你去把它倒到厕所里去吧！不用化验了！" 副官只好按医官的吩咐将血尿倒进了马桶，并如实地向蒋介石禀报。但蒋介石对此并不放心，没过多久，蒋介石传医官到自己的书房，非常紧张而又十分慎重地问医官："我的尿里到底有多少个红血球？"医官十分干脆地回禀道："报告总统，大概有五六个吧！没问题，这属正于正常现象，请总统放心休息。"其实，蒋介石并不知道什么是红血球的单位，医官如此汇报也只不过是随便说说安慰他而已。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整日忧心忡忡，萎靡不振，真可谓杯弓蛇影。 尿血的事情经过美国专家电疗控制住不久，由于蒋介石年事已高，加上对尿血疑神疑鬼，身体状况大不如以前。1971年夏天，蒋介石的血管硬化病状开始显露出来。 蒋介石到台湾后，几乎每天都抽出时间在官邸的林荫小道上散步，不需别人搀扶照料，行走自如，兴致高的时候，还常与家人、随从谈笑风生。但到了1971年夏天，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随从及家人们发现，蒋介石每走几步就要停顿下来，张开嘴大口地呼吸，舌头不断地往外伸，说话的时候舌根发硬，口齿不清。跟随的副官几次见到这种情形后，立刻向医官作了报告，医官随即给蒋介石作了检查，结论是：蒋介石可能血管硬化，进而肺部缺氧，因此呼吸时只能将舌头伸出，大口呼吸。医官叮嘱侍从们平时多加小心注意。 这个夏天之后，血管硬化引起的周身反映渐渐表露出来了，蒋介石的四肢功能在退化，走路打晃，拄拐杖有时都不顶事，常要人搀扶，双手颤颤抖抖，不要说写字了，连点眼药，剪指甲都要请人代劳。 1972年春天，蒋介石、宋美龄一行到日月潭度假，住进了涵碧楼招待所。某日上午，蒋介石从宋美龄书房前路过准备往外走，侍从们见状立刻要走过去跟随，但因为宋美龄的卧室就在附近，侍从们怕声音大，吵醒了熟睡了的老夫人，只得绕过一个回廊，快步跑到蒋介石的面前。但还没来得及赶到，蒋介石站立不稳，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响声惊动了宋美龄，她大惊失色地走出房门，厉声责备道："这是怎么搞的？你们怎么可以让老先生摔倒在地呢？副官干什么去了？"副官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搭腔。蒋介石在一名副官的搀扶下，一面慢慢地站立起来，一面上气不接下气地打圆场，"这不是他们的错，是我自己不小心，没事！没事！"但宋美龄并不肯就此罢休，余怒未消，"以后不要管我是不是在房里，只要先生一出房门，你们就给我直接过来扶着老先生。" 蒋介石摔倒的消息，加上宋美龄这次少有的厉声训斥，立即惊动了官邸上下，医官迅速赶到现场，做了检查，发现没有造成外伤和骨折后才算舒了一口气。从此，随从们半步也不敢离开蒋介石。 蒋介石的身体因血管硬化而在不断地恶化，他吐出舌头喘气的那种姿势令官邪的人看了十分揪心和害怕，不祥之云笼罩在官邸上空。 1971年秋，正是台湾岛瓜熟果香、气候宜人的季节，身体不如以前的蒋介石打算出门散散心，饱览一下田园风光。11月某日，在随从们的照护下，他来到高雄清湖度假。那天中午，蒋介石突然想上厕所大便。按惯例，值班的随从副官陪同看护。 由于蒋介石身体不如以往，常有便秘现象，有时必须借助甘油球来软化大便，这天他在马桶上坐了半天也没拉好，就命令副官拿甘油球帮助，润一润肛门，由于副官连日随他奔波不歇，又适逢午后犯困，心不在焉，一连住蒋介石肛门里塞了两个甘油球，但蒋介石还是拉不出来，心中十分着急，便叫另一个副官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名副官赶到之后，趋前一看，顿时面如土色。糟了，整个马桶全是鲜血，蒋介石知道后，不知所措，着急地说："你快点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钱副官往我肛门里塞了两个甘油球，可大便就是解不出来，你看看！"这名副官低头仔细打量了蒋介石的肛门，发现在他之前来到的那个钱副官根本没有把甘油球塞进肛门，而是塞到了肛门旁边的肌肉里去了，把肌肉插破了，导致蒋介石肛门鲜血淋漓，流淌不止。 副官立即通知医官赶来抢救，医官发现蒋介石肛门旁的肌肉已被甘油球腐蚀，开始溃烂，就急忙打电话给"荣民总医院"。"荣总"的直肠外科主任给蒋介石止住了血，并将他急送往"荣总"住院治疗。 第二天，蒋经国接到报告，赶紧从台北到了高雄，走到蒋介石身边。蒋介石见儿子来了，气急败坏地对他说："给我把他关起来！"蒋经国领命，转身对侍卫长说："把钱副官送军法处处分！" 侍卫长当时还算理智，出于对同仁的爱怜，加之这又不是故意的，于是接过蒋经国的话头，向蒋介石报告道："在官邸有个比较好的禁闭室，把他暂时先关在那儿吧，这样也省得事情外泄，影响不好，既达到了处分的目的，又能保密，不是一举两得吗？"蒋介石听后觉得有道理，就依计行事，下令将这位钱副官关在禁闭室，时间长达近5年，直至蒋介石去世后，钱副官的遭遇受到台湾当局有关部门的注意，加之，他自己的家人和过去的同僚多方打通关节，经宋美龄同意才放了出来。 在"荣民总医院"住院治疗的一个多月里，蒋介石受尽了皮肉之苦，因为肛门旁边的肌肉是人体肌肤中相当敏感的一部分，若是溃烂了，不但治疗困难，而且疼痛难忍。但蒋介石每次大夫打针换药，都积极配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整整一个月，蒋介石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整日整夜地俯卧在床上，吃尽了苦头。 2．路遇横祸 7月上旬，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与往年一样，从士林宫邸搬到了阳明山官邸避暑。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蒋介石、宋美龄在军警们的严密保护下，乘车由士林方向回草山官邸。车队行驶在阳明山的仰德大道上，这是一条由台北市政府和阳明山管理局联合拨款，专为蒋介石上下阳明山方便而修建的高级公路，谁一缺陷就是路势陡峭。 当蒋介石的车队以快速经过仰德大道岭头附近的弯道时，前导车司机发现前面有一部要下山的公路班车正停靠在站牌前接送旅客上下车，前导车因为刚刚转了个陡弯，所以没有来得及看清楚这部公路班车的后面还有没有车过来。正往前疾驰的时候，突然一部军用吉普车正从公路班车的后面猛然超车，并且速度未减，直接下冲。前导车发现情况紧急，若不马上煞车，很可能与冲下来的军用吉普车迎头相撞，司机见情况紧急，猛地将车煞住。 就在这关键的一瞬间，紧跟在前导车后面的蒋介石夫妇的座车来不及反应，司机没有急踩煞车，车头猛然地向前导车的车尾撞去，幸好跟在后面的随从车司机反映机敏，一见前面情况不对，赶紧煞车，要不然撞到了前面的蒋介石夫妇的座车，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在座车与前导车相撞的刹那之间，剧烈的冲撞力量，使手握拐杖，正闭目养神的蒋介石的身体猛烈地向前抛去，撞到了前面的玻璃隔板上，蒋介石的胸部当场受到了严重的撞伤，阴囊也被撞肿了，嘴中的假牙也飞了出来。 汽车相撞时，宋美龄正坐在蒋介石的左侧，就在她随汽车的撞击力量整个身体向前冲的一瞬间，她的双腿撞到了前面的玻璃隔板上。宋美龄当时疼痛万分，忘了身份、年龄，厉声叫喊，呼天抢地，好不凄惨。 车祸一发生，现场一片慌乱，警笛厉叫，救护车随即赶到，军警封锁了现场，并尽快疏散过往车辆，蒋介石夫妇立刻被送到医院急救。侍卫长官立即向"行政院长"、蒋大公子蒋经国汇报，并且急忙命令手下通知各哨卡拦截肇事的那辆军用吉普。阳明山、台北市、甚至整个台湾岛一时间空气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蒋经国闻报后，当即指示情治当局，要想方设法查到已经逃离现场的军用吉普。随后，蒋经国立即驱车赶赴医院看望蒋介石夫妇，并指挥抢救工作。 情治机构会同相关军警单位，根据蒋经国的紧急命令，在整个台北市设关置卡，对过往军车一律严格盘查，然而，一天一夜过去了，事情毫无进展，什么线索也没有查到。这令蒋经国气恼不已，他明令情治单位，要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 台湾军方"联合指挥部"、"宪兵司令部"、警察当局接到"行政院长"蒋经国的指令后，成立了专案调查组负责追查这起车祸的肇事者。经过多方努力，几个月后案子真相大白。原来当时坐在军用吉普车中的是名陆军少将师长，当时他刚参加完上峰召集的军事会议，见天色不早，急忙叫司机开车下山回营房，万没想到闯下如此大祸。事情发生时，他见对方来头不小，又见自己车辆未受损伤，赶忙让司机加速逃离现场。待到第二天，当他得知出事的竟是"总统"的座车时，一时吓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还是司机提醒，俩人一合计，借故请假，想躲一阵子，避避风头再说，但最终还是被查了出来。"国防部"立即作出处分决定，将这位少将师长予以撤职处分，罪名是"伤害最高领袖"，司机也按军法判刑蹲牢。 这起事件的当事人中，惟一没有受到过分指责和处分的就是给蒋介石开专车的那名酿成事故的座车司机。 阳明山车祸后，蒋介石在医院小住几日，作了些治疗后，很快出院了。但车祸后，蒋介石连病带惊，一蹶不振，身体状况急剧变化。有一次，他在会见一位国民党老将军时曾不无忧伤地说："自从这次阳明山车祸后，我的身体受到很大影响，不但腿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最终，心脏肿大一项要了他的命。 3．迷信 晚年的蒋介石十分迷信。在他走向人生尽头的最后一段岁月里，神秘色彩不断。 自车祸发生后，蒋介石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生性迷信的蒋介石忙让人给看风水。经"大仙"指点，蒋的病是由以下几个场景不适造成的。 第一个场景，是蒋介石办公的地方——"总统府"。1966、1967年左右，当时的"总统府"有关单位，为了美化的目的，在"总统府"前方的左右两侧，请水泥工设了两只彩色喷泉。这两个喷泉的底座是水泥制的，颜色是白色，做好之后，夜晚把喷泉打开，五彩的水花，美丽炫目。可是，到了白天的时候，有人却私下在议论着，说什么"总统府"的那两个喷泉，活像是两根白蜡烛，"总统府"整个远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一座坟墓。这个说法甚嚣尘上，不久，大概有关方面自己也发觉不对，就立刻把那两座白色底座的喷泉移走。 第二个场景，就是蒋介石统治整个台湾的权力核心——国民党的中央党部。本来，就风水来说，一总统府"的大路冲直对介寿路，已经是犯了风水大忌。没想到，在"总统府"正对面的中央党部，左右两侧刚好有"信义"和"仁爱"两条大马路经过，从"总统府"的方向，往中央党部看，只见"信义"、"仁爱"两条马路上的车水马龙，从中央党部的两旁飞驰而过。有人说，难怪国民党无法再统一中国，因为连中央党部旁边都分叉为两条路线，中国怎么可能在国民党的手上统一？国民党内部怎能不闹分裂？这个说法说归说，但是，没有人能够改变"信义"和"仁爱"两条路的方向，更没有人能够有本事，说过"信义"和"仁爱"路归为一条，来影响台北交通流畅，所以，这个问题始终得不到任何改善，难怪国民党近年会进入多事之秋。 第三个场景，据说是蒋介石当年在世时最喜欢去的阳明山中兴宾馆，目前是所谓的"阳明书屋"，也就是国民党的党史会的会址。当年，蒋介石还未遇到阳明山车祸前，就开始在兴建这座宾馆，但是在这座宾馆落成前后，就发生了不幸事件，造成宋美龄和蒋介石身体严重后遗症的阳明山车祸。而在蒋介石搬进中兴宾馆后，身体始终是每况愈下，于是有人就绘声绘色地说，这完全是中兴宾馆风水出问题造成的。因为，在中兴宾馆的正对面，居然是蒋介石以前最赏识的一位将领胡宗南的坟墓。阳宅和阴宅居然正面相向，许多人都认为这是蒋介石搬到中兴宾馆之后，诸事不宜的起因。 第四个场景，就是现在台北市新生北路高架桥北端尽头，那贯通圆山山麓的隧道。那条在70年代初期开挖的隧道，被官邸的工作人员传为蒋介石的"龙心"被挖走了。自从蒋介石没有"龙心"以后，身体就出现了警讯，等到隧道挖通，蒋介石竟然同时心脏病发作，一病不起，这个传闻，在官邸之间广泛流传，大家谈起风水无不色变，都觉得蒋介石这次大概没救了。 当然，这些都是穿凿附会的说法，不足采信，可是，在60、70年代之交，确是蒋介石夫妇二人运气最背的时期，风水说也成为官邸上下私下茶余饭后的话题。 就在风水说闹得沸沸扬扬之时，又发生了一件让蒋家上下心惊胆寒的事。 1972年是台湾的"大选"之年，年届86岁高龄的蒋介石在遭到"内政"、"外交"等一连串的打击之后，自感时日无多，"传子"之念愈加迫切，因此，他竭力想利用连任"总统"的机会将手中的党、政、军大权彻底地让渡给自己的儿子蒋经国。3月21日，在"国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蒋介石以1308票的高票额当选为"中国民国第五任总统"。 就在蒋介石就任"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时，不幸的事件发生了。因前列腺肥大他住进了医院，作了一次大手术，后又转为慢性前列腺炎。 5月20日，台湾举行连任"总统"蒋介石宣誓就职典礼，如同以往蒋介石历次就职和重大节日一样，这天全台湾岛放假一天，举"国"欢庆，各大媒体率先进行了炒作，电台和电视台将作现场直播。 然而，刚刚出院，身体较弱的蒋介石如何应付这场壮观的典礼？不去，显然不行。因为没有"总统"本人参加的"总统"就职仪式不成体统，反给外界以种种不安猜测，宋美龄和士林宫邸人士坚决不同意这样做。去，身体能支撑得住吗？万一倒在就职典礼上，岂不贻笑天下万世，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还是孔二小姐拿出绝招：在"总统府"阳台上及大客厅蒋介石与宋美龄站立位置的后边各摆上一张沙发椅子，这样就可以防备蒋介石身体突然支撑不住倒下来时不会有致命之险，还可以让蒋介石时不时地有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来歇一歇。此外，蒋介石的医疗小组还在会场后方安放了氧气桶，以备急用。 如此准备了一番之后，5月20日上午10时许，蒋介石和"副总统"严家注走到"总统"府阳台上，接受前来参加祝贺的20万人群的欢呼。身着礼服，胸佩勋章，斜披勋带的蒋介石一手扶着阳台的栏杆，一手举起来缓缓地向通过"总统"府广场的三军受阅部队、游行队伍招手致意，尽管他脸上偶尔挤出几丝笑容，但双腿却在不住地打颤…… 就在就职典礼顺利进行之际，大煞风景的事情出现了，每一位坐在家里收看当天现场直播的台湾观众都不由得大惊失色。原来，在"总统"接受欢呼的画面转到"副总统"的特写境头时，荧幕的下端居然出现了当时台湾流行的一部电视剧中的一句对白字幕："大哥不好了……"，这就好像是"副总统"严家淦在诅咒蒋介石。好在蒋介石当时没有看电视，不然的话，非得气昏不可。 事发之后，下层民众议论纷纷，不祥之兆缠绕在人们的心头。政界元老们更是惶惶惊惊，他们联想到清朝末代小皇帝溥仪登基，在皇帝宝座上哭闹不止，而摄政王载沣在一旁哄他不哭时随口说的那句不吉利的话："快了！快了！快完了！"蒋介石的儿孙等人更认为这是有人在故意让蒋家触霉头，于是，经蒋经国默许，蒋孝武带着情治人员组成调查组到台湾电视公司调查，经过一折腾之后，发现这完全是一起过失事故，由于电台副控制室的值班人员一时疏忽造成的，事情到此只得作罢。但蒋家上下更相信"大哥不好了……"事件是"天意"。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病床春秋 1972年6月以后，蒋介石基本上是在病床上渡过的，士林官邸成了医院，身体时好时坏，异常痛苦。 1．昏睡半年 "大哥不好了……"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月，即1972年6月，士林宫邸的医官特别为蒋介石做了一次全身体检，检查结果让在场的医生们大吃一惊，原来蒋介石的心脏比前一段时间大了许多，如果不好好静养，将有生命危险。 医官将检查报告直接送到了蒋介石的面前，告诉他检查出来的结果，建议他立即停止一切对内对外活动，休息半年，最好能在一个全封闭的状态下，安安静静地以养为主。 蒋介石听了医官的建议后，大为紧张，马上去向宋美龄说明了检查结果和医官的建议，并且征求她的意见，"陈医官要我立刻休息半年，你的意思怎么样？" 蒋介石本来只是纯就自己的身体状况询问宋美龄，孰知，宋美龄听后想了很多：一旦先生突然半年没有音讯，"总统"的职权由谁来代理？难道就没有人趁机怀有僭越之念？蒋家的荣耀又由谁来承传？是自己——蒋夫人，还是大"太子"——蒋经国？再者，如果先生半年不露面，台湾岛内，中国大陆，还有友邦人士又会有什么不利的反映？……想到这些，宋美龄不由得怒火中烧，柳叶眉倒竖，不假思索地对蒋介石说； 你不要听陈医官夸大其词，你的身体不是还好好的嘛，为什么他让你休息半年，真是岂有此理！这个陈医官太不识大局了，我去找他去！ 宋美龄怒气冲冲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让人传唤陈医官来见。陈医官一到，便遭到了她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 你应该对事情有个轻重主次观念，你这样跑去跟先生乱讲一通，会影响他情绪的，这个责任谁担负得起啊！你这样只会让他心里感受到更大的压力，你知道吗？何况他刚刚就任总统，他怎么可以就这样休息半年，我们的老百姓会怎么想啊？先生是绝对不能在这个时机上休息半年的，这对国家会有很大的不利影响的，你想过没有啊？ 因为宋美龄的干扰，医官建议蒋介石休息的治疗计划只得落空，蒋介石本人也似信非信地继续工作、生活着。 阳明山车祸事件不久，连病带惊的蒋介石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但医护人员迫于宋美龄的压力还不敢明说，只是交待蒋介石身边的副官及随从人员，让他们把蒋介石每天的饮水、排尿的量一一记录下来，以便随时掌握他的身体状况。每天晚上，蒋介石一躺下便感到胸闷难忍，气喘吁吁，医生建议随从们将他扶到外边的阳台上呼吸几口新鲜的空气后再回来就寝，并视情况给他一片名叫"麻地黄"的药片让他服下，强化心脏和血管中的血流通畅。每当蒋介石向医官询问自己的病情时，医官们只是用"没关系"、"多休息"等词搪塞过去。 蒋介石的病情越来越重，医官们往他的书房跑的次数也愈来愈勤，向宋美龄作的病情通报也越加严重，宋美龄也渐渐地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她逐渐地认识到，一旦蒋介石的病情得不到及时的控制和治理，她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经过医官们的说明，宋美龄决定加强"总统"医官阵容，立即征调荣总心脏科主任姜必宁、心脏血管科主任李有柄这两位当时台湾岛内的顶尖心脏科权威加入"总统"的医官队伍。 1972年7月下旬，蒋介石的心脏病恶化，吃一顿饭，中间要停下来好几次，喘上几分钟气，再慢慢进食。有几次，吃到一半，竟然全都吐了出来。7月22日中午，蒋介石在副官的照应下用午餐。这天，由于室内特别闷热，又不能开电扇，蒋介石吃饭时便感到没有胃口，勉强吃了几口，边吃边喘，吃到一半时，便觉胸口堵得慌，连忙向副官招手示意，副官明白后，立即在他的座位旁放上一只痰盂。蒋介石一转脸，"哇"的一声，将吃下去的饮食全部吐了出来。医官们连忙赶到餐厅，只见蒋介石双目紧闭，大口喘气，四肢无力地垂在座位上，脸色泛青泛灰。 在场的医官都知道这是心脏病突发的症状，但是谁也不清楚如何紧救，等到蒋介石稍微安静下来之后，一位医官给他一粒"麻地黄"随一杯清水服下之后，侍从们将他抱到了旁边的沙发床上休息。殊不知，休息了没有多久，蒋介石又感到胸闷难受，医生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想把他移到房间的卧榻上休息。可就在副官准备抱他时，蒋介石突然昏厥了过去。此时，阳明山蒋介石住的中兴宾馆上下乱成一团，医护人员人心惶惶，甚至有人紧张得连怎样打开氧气瓶都忘了，好在从荣总回来的陈医官及时赶到，才开启了氧气开关，为蒋介石按好了氧气管。 由于蒋介石昏迷得突然，台湾岛的心脏病权威人士又离岛赴美，一时联系不上，大家不知所措。有人建议将蒋介石连夜送到荣总第六病房，但又怕在运送途中，稍有不慎，心脏病发作的蒋介石的病情会一发不可收拾。医官们斟酌了半天，最后决定就在中兴宾馆内成立一个"总统"急救站，让荣总的医护人员赶到中兴宾馆抢救"总统"。 在大家手忙脚乱之际，宋美龄例显得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她向所有的在场人员发出命令：从先生昏迷的那一刻起，你们必须停止一切休假；所有的文武服务人员，一律不得与家人联系；如有家属来电话询问工作人员去处，一律回答到南部出差，需要数天之后才回台北；医生必须及时将病情监测结果和发展情况作详细汇报，不得有误；必须尽快与美国方面联系，争取心脏问题专家余南庚博士早日回台，参加"总统"的抢救治疗工作。 宋美龄在镇静、伤心之余，内心已作好了蒋介石撒手人寰的准备，甚至连怎样从阳明山上移灵都作了预先安排，还指挥工作人员进行了模拟演练。 就在蒋介石昏迷不醒，众人失望、担心的时候，第二天黄昏，守候在他病榻旁的一名医官突然发现他的嘴唇在嚅动，似乎想要说些什么。这名医官赶忙喊住长年随从蒋介石鞍前马后的副官："翁副官，快来听听看，老先生好像在说什么，你应该可以听出一些什么来吧！" 这位翁副官赶忙趋到近前，侧耳到了蒋介石的嘴巴边，只听得蒋介石气若游丝般地喉管中发出了一些不连贯的词节，"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大陆……救中国……" 当贫副官把他所听到的这些告诉了在场的每个人时，大家心中总算释然了些。 7月27日，距蒋介石昏迷算起的第五天，世界上治疗心脏病的顶尖高手余南庚博士在宋美龄派出迎接的医官卢光舜的陪同下，来到中兴宾馆，检查了一遍医疗小组为蒋介石做的一些处置方法，他对医护人员的抢救工作作了肯定。通过几天的观察，余博士认为让蒋介石住在阳明山中兴宾馆并非万全之计，不利于抢救和恢复，他建议应尽早住进"荣民总医院"治疗。 8月5日白天，蒋介石的侍从和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们奉命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将蒋介石送进"荣民总医院"六号病房。晚上6时左右，从阳明山的中兴宾馆到石牌的"荣民总医院"的道路上布满了军警的哨卡，全面封锁，任何车辆不得出入。夜幕降临了，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蒋介石抬上了一部从美国进口的新型军用救护车。8时许，救护车在随护车队的保护、引导下，缓缓驶出中兴宾馆向荣总开去。为了防止车身颠簸给蒋介石造成生命危险，车开得极慢，十几公里的路程，花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完。之所以选择夜间行动除了此时路上人少，车行安全外，更重要的是防止消息泄漏，动摇"军心民气"，再者，到了夜间，"荣总"的病人稀少，医护人员也多下班休息，利于保密。 六号病房本来就是为蒋介石专门设置的特别病房，与其他部门隔离，医疗器材一应俱全。蒋介石这次住院不比寻常，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近二十余人一同住进了六号病房，宋美龄、蒋经国、孔二小姐在六号病房内还开了单间住下，以备不测。但正是因为宋、蒋、孔三位不懂医术之道的"总统"亲属的介入，特别是孔二小姐对蒋介石病情关心过切，加之又有颐指气盛的工作、生活作风，因此，她和医生之间常常为用什么药、取什么疗程发生龈龋，弄得"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官和专家们常常很不开心。不过，由于进入"总统医疗小组"的成员都是经过宋美龄、蒋经国反复挑选和核查过的"党国"忠臣，因此，尽管精神压力很大，但却还是做到了任劳任怨，尽忠竭智，正是由于他们这份"忠心"，蒋介石的生命才得以维持了近三年时间。 住进荣总之后，蒋介石仍然昏迷不醒，身上插上了好几根管子：供给氧气的氧气管、输入流质食物的胃管，还有手臂上的点滴管，靠着这些管子的作用，蒋介石的各项检验报告显示出的身体指标数反映出好转迹象，病情渐渐地稳定了下来。但由于这次蒋介石昏迷卧床的时间长，又靠打点滴维持生命，所以，昏迷了一个月后，护理人员发现，他的双手有了蜷曲现象，由于血管硬化，血液循环不畅，他的双腿的肌肉也开始萎缩，不过，他的肠胃吸收灌食营养流质食物的状况十分良好，这也是他能挺住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蒋介石躺在床上小便失禁，大便不畅，所以换洗床单和衣裤，从肛门中用手掏粪成了医护人员最苦恼的事情，幸好孔二小姐智谋多端，这些难题常常化解无遗。 1973年元旦那天，昏睡在病床上长达半年之久的蒋介石突然睁开了眼睛，除了体力不如病前外，记忆力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对蒋介石来说，这次长时间昏迷不醒恰如做了一场大梦一样，蒋介石一家人，以及身边的随从、侍卫、"总统医疗小组"的成员们都对此感到莫大的欣慰。 犹如所有得了大病的老人脾气变坏一样，蒋介石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之后，原来古怪的性格变得更加古怪了，常常为些小事无端地脾气大作。台北的夏季常常潮湿、闷热，蒋介石却是个平生最怕热，但又忌讳吹电扇和冷气的人，一般都是由身边的副官拿做蒲扇、芭蕉扇为他扇风。 从昏迷中醒来之后，蒋介石更怕热了，不分白天黑夜地要人为他扇风驱热，否则就无法入睡，副官稍一停下来就会遭到他的呵斥。蒋介石生来就是个好动的人，整日躺着便觉躯体四肢乏力酸疼，所以只能靠让人为他按摩来缓解苦楚，但由于双手的萎缩，他已经难以感觉到为他按摩的副官用力的大小，因此，常常觉得副官们在应付他，往往大声骂人："叫你们力气大一点，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腌！"即使他身上插着管子，总是闹着让人将他抱到轮椅上，推到户室外转转。 有一天，蒋介石居然创下了一天上下床23次的记录。每次刚起床几分钟，由于气喘吁吁，不能自持，就吵着上床躺下，而队躺下不久缓过气来，又喊着要起床，如此折腾，让副官、随从们叫苦不迭。还有几次，蒋介石在床上躺烦了，居然提出要看电影，官邪人员连忙找来影片、放映机到病房放映，但看不到几分钟，他又烦了，不想看了。 折腾归折腾，蒋介石对自己的行为失常也常感内疚，因此，每逢节假日，蒋家为感谢医疗小组成员及官邸随从们的辛劳而摆宴感谢时，蒋介石总要从床上起来，到酒宴会上，向大家致谢。问好。"总统"如此大驾屈尊，委实让这些人感动万分，原来心中有些不愉快的人此时也原谅了他，并更加尊敬他。 对于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结合，很多人习惯于归类为政治婚姻，似乎两大家族纯粹政治斗争的需要使二者牵着手进入教堂。其实，宋美龄与蒋介石还是感情蛮深的，尤其是"西安事件"时的"美人救英雄"成为一时佳话。特别是到了晚年，宋美龄本人无子息分心，要论对亲人的感情，当然首推蒋介石了，正是所谓"少年夫妻老来伴"。可以说宋美龄与蒋的婚姻，既是政治需要，又是两人感情努力的结果。但是，人的生老病死的规律是不可抗阻的，风云一世的蒋介石没法让自己永远健康地活下去。 蒋介石昏迷这段时间，是宋美龄这一生最大的考验。 一位宋美龄的资深随从回忆她在蒋介石昏迷期间的生活时说："蒋介石生病那一阵子，宋美龄生活真的作了很大的转变，为了蒋介石，宋美龄曾经作过相当大的牺牲。"他所谓的"牺牲"，包括宋美龄日常生活作息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和她一向喜欢和官太太交际的习惯。 2．宋美龄陪床 为了让蒋介石的病早些好起来，宋美龄也陪同住进了"荣民总医院"六病房，并一直陪在蒋介石的左右，虽不用她亲自端水送饭擦身子，但也可以问寒问暖，体贴入微，尽到了一位做夫人的责任。对于蒋介石用何种药，实施何种治疗她都详细过问，听取医护人员的分析，然后最终决定采取何种措施。 在病榻上，宋美龄是决定蒋介石要不要见人，要什么时候见人的最后授权人，也是士林官邸的全权总管。易言之，蒋介石的病威胁着宋美龄的权势，也相对地增长了她的权势，她一方面担心若是蒋介石一旦一病不起，她的地位显然将立即受到威胁，而这威胁可能来自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有可能来自其他对台湾的政治权位有野心的任何人。另一方面，她却在许多地方，给人一种更为举足轻重的感受，认为她是操纵日后台湾的政治方面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两个最明显的例证，一是她安排美国"大使"马康卫晋见蒋介石，二是有几次为了排解民众对蒋介石已经病人膏盲的疑惑，为蒋介石故意作的几次公开亮相拍照活动。 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岛内外人士，都曾经对宋美龄在当时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抱以极大的兴趣，虽然，包括美国cia在内的人，都相信蒋经国即使掌握了那时台湾的武力和情治系统，可是，宋美龄却有充分的能力让中国东汉末年曹操那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情发生。如果宋美龄真有政治上的野心，她在日后的影响力和作为，绝对不会输给蒋经国。 最明显的例证，一是由她安排为了排解民众对蒋介石已经病入膏盲的疑惑，为蒋介石故意做的几次公开亮相拍照活动，二是由她安排美国"大使"马康卫晋见蒋介石。 蒋介石昏迷和卧床不起的事情尽管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但是自从他担任"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后不久，抛头露面的事在一年内几乎没有，台湾岛内谣言、传闻不胫而走："总统"已经不在人世了，蒋夫人开始把自己的财产转到美国去了，蒋经国与严家淦为争当"总统"干起来了，蒋"总统"死因不明，等等。岛外"友邦"国家也十分关切。对此蒋府上下起初没当回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感到事体不小，于是由擅长外交的宋美龄直接导演、策划了几幕蒋"总统"身体康健的"活剧"。 1973年7月24日，岛内各大报纸均在显眼位置登出了一条重要消息，并配上了真实照片。7月23日，蒋介石最小的孙子蒋孝勇结婚，尽管此时的蒋介石神志清醒，但是不能作长距离移动，所以不能赶到设在士林宫邸的礼拜堂凯歌厅的婚礼现场接受新人们拜见。蒋孝勇夫妇举行完结婚礼仪之后，按照祖籍浙江奉化的家乡习俗来到"荣总"六号病房会客厅，给祖父、祖母大人奉茶行礼。蒋介石身穿长袍马褂，端坐在客厅的椅子上，消瘦的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严重下降的眼眶中的双眼闪烁着幸福自足的光泽，由宋美龄代表他接受了蒋孝勇夫妇的奉茶礼献。报纸提供的消息说： 蒋总统伉俪与其孙蒋孝勇新婚夫妇合影照片，是一年多以来，中华民国政府发表之第一张蒋总统照片。足以显示总统健康情形良好。国人及关切蒋总统的友邦人士多表欣慰。金门前线军民在报端获悉蒋总统政躬康泰，认为这是国运中兴的象征。 台湾省议会议长蔡鸿文表示，省民自报上看到蒋总统玉照后，都神情欢愉，争传总统康复的消息。足见省民爱戴领袖的热忱。 1973年11月，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在整个大会期间，身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没有能亲临会场参加会议。按议程，大会结束那天，参加全会的其他9名主席团成员严家淦、蒋经国等人到"荣总"六号病房会客厅晋见蒋介石。此时的蒋介石由于右手肌肉萎缩十分严重，即便坐着的时候也无法控制而不自觉地垂下来，而要面对镁光灯和摄像机，使右手显得无所障碍就必须想个办法加以解决。一名副官灵机一动，想到了一条妙计：用透明胶布把蒋介石萎缩的右手绑在椅子的扶手上，然后再给他穿上长袍马褂，这样从外表上看，看不出他右手有多大问题。这条妙计立刻得到宋美龄和孙二小姐的赞许，随从人员立即依计行事。布置停当后，晋见大员鱼贯而入，向总裁行礼致敬，蒋介石也用左手微微招呼一下，算作回礼。这次召见时间不长，医护人员全体戒备，一旁待命。第二天报上登出了蒋介石接见四全主席团成员的消息，又使岛内有关蒋介石健康状况的种种猜测安定了一阵。 12月22日，蒋介石觉得身体状况好转，在宋美龄的一再要求下，经医生检查，同意他出院回士林宫邸过圣诞节和新年并长期休养。然而，这年圣诞、元旦、除夕三大节日中，人们除了听到一次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的元旦文告外，关于他的健康状况一直毫无准确音讯，谣言又起来了。为了平息种种不利猜测，宋美龄又给蒋介石排演了身体健康的节目。 新年刚过，适逢蒋介石的曾孙女蒋友松过周岁生日，蒋介石的孙子蒋孝武带着孩子来到士林宫邸拜望蒋介石夫妇。在宋美龄同意之后，蒋家决定向外界发表一张全家欢聚照片，证实蒋介石依然幸福、健康地活在人间。照片上，身穿黑色长袍马褂的蒋介石坐在沙发上，用左手逗着小孩的下巴颏玩，面带慈祥的微笑，在左侧毗邻坐着宋美龄，而右侧立站着的蒋经国则帮助父亲用右手揽着孩子的身躯，后面蒋孝武夫妇和蒋方良则姿势、表情"自然"的围拢在蒋介石夫妇的身后。其实，蒋友松在蒋介石手上仅仅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蒋介石生前最后一次在媒体中露面是在他病入膏盲的1975年初，接见美国驻台湾"大使"马康卫。此前的1973年和1974年，马康卫曾几次向台湾当局要求拜见蒋介石，均因蒋介石病重而被宋美龄以种种借口谢绝，为此美国外交部和中央情报局从各个方面均判断蒋介石将不久人世。这次是马康卫离职回美的最后一次请求，宋美龄考虑到台湾与"友邦"关系的维持和发展，与孔二小姐等人密商后，决定还是接见马康卫为好，于是吩咐士林官邸的侍从人员和医疗小组为此作好准备。 那天下午，马康卫依约准时来到士林官邸客厅，蒋介石强作欢颜，打起精神坐在客厅中央的沙发上，宋美龄面带笑容，陪伴在侧旁。医疗小组的成员在后侧隐蔽着以备不测，侍从副官们退在客厅后方等候调遣。 马康卫一行坐在蒋介石、宋美龄不远处，不时用眼光打量着蒋介石。一番寒暄之后，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蒋介石表情木然，偶尔嘴唇龛动，喉咙间挤出几个不连贯的词汇，而一旁的宋美龄则用流利的英文将蒋介石对马康卫为发展"中美"友谊所作的贡献之类的颂扬之词"翻译"出来，与马康卫侃侃而谈。马康卫只能将目光移向蒋夫人那张生动、靓丽的脸庞上，与蒋宋会谈。 接见很快就结束了，蒋介石没能起来送客，由宋美龄送到客厅门口。客人一走，医疗小组成员、侍从副官们面如土色，满头大汗地把蒋介石抱进了卧室，大家舒了一口气。 蒋介石久卧病床，不能视事，外界猜测颇多。蒋经国自1972年当上"行政院长"后，实权在握，"副总统"严家徐乃一介书生，自知纯属"蒋家王朝"的摆设。在这种层峰权力结构中，宋美龄的地位发发可危，但又不甘心失去往日的势力，因此她急切地希望蒋介石能迅速恢复健康，正常工作。 1974年冬天，一场病毒性流行感冒在台湾岛内，特别是台北市蔓延开来，蒋介石也不能幸免，高烧持续不退，处于半昏迷状态，不得已又住进了"荣总"六号病房，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才脱离了危险，在医院养病。 临近岁末年底，宋美龄心情急躁难耐，不顾医疗小组的一再劝说，非要搬回士林官邪过圣诞节，"我不管！他如果不搬，我还是要搬回士林官邸过christmas （圣诞节）！我搬回去！"医疗小组只得听从她的意见，把蒋介石送回士林宫邸，将六号病房的几乎所有医疗设备搬到了官邸。 1975年3月，过完春节之后，天气渐渐转暖，蒋介石的身体仍不见明显好转，宋美龄为此几近病急乱投医的程度，在一位心腹的建议下，她特邀一名美国胸腔专家来为蒋介石作进一步的诊治。这名洋大夫看了蒋介石的病历之后，认为他的病所以不见起色，与他的肺脏有2／3浸泡在胸腔积水中有关连，由此，洋大夫建议对蒋介石作"肺脏穿刺手术"，把积水抽出，方可使心脏病好转。此建议一提出，便遭到"总统医疗小组"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像蒋介石这样年届90高龄的病人做这种手术危险极大，他们不是不知道蒋介石胸腔积水甚多，而是觉得目前最好的方法是让积水得到控制，不再增多，能拖一天是一天，根本不能将积水抽出，否则蒋介石的心脏病会加剧，并可能伴发其他病状。 宋美龄听了赞否两方面的意见，相信洋医生并盼望蒋介石迅速康复的心理使她态度坚决，主张立即进行穿刺手术，并表示："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很好，我们何尝不试一试，这事就这么定了，有什么事，我负完全责任。" 医疗小组出于对宋美龄威严的惧怕以及一般的医疗责任原则中尊重家属意见一款，只得顺从了她的意见。 一切准备就绪后，美国专家开始对蒋介石施行背穿刺手术，从蒋介石的肺脏中抽出了近半升脓水，手术算是做得圆满成功。但伴发病和后遗症随之而来，当晚蒋介石的体温猛升至41℃，官邸上下人员立即危恐惊慌，乱成一团，宋美龄也顿时黯然失色，不知如何是好。第二天，蒋介石的小便较之往年提前出血，且来势凶猛，医疗小组不得不在一夜之间为蒋介石输入250cc血浆，才将尿血病状稍稍稳定下来。蒋介石的心脏在持续高烧和小便大出血的困扰下，停止跳动的频率越来越大，间隔愈来愈短，一夜之间达到数次。医官私下里讲："老先生的大限怕是不远了。"不祥之兆从天而降，官邸上下人员满脸愁云，少有声息。 3月29日，蒋介石从昏迷中醒来，虚弱的身体使他难以坐起来说话，自知来日无多的他气喘吁吁地吩咐宋美龄、蒋经国将台湾的党、政大员召到身边，口授遗嘱，由国民党副秘书长秦孝仪执笔记录。蒋授完遗嘱后，病情忽好忽坏，蒋府上下一片愁云。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驾崩” 1975年4月5日，中国人传统的清明节，蒋介石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据说由士林官邸移灵"荣民总院"，天突降暴雨。4月16日大殓，暂厝于台湾慈湖宾馆。据蒋生前遗言，今后要葬于南京紫金山麓中山陵旁。 1．病逝 一个星期后，即4月5日，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人们会在这一天烧纸化钱、或用佛教的规矩做些仪式祭祀死去的先人或亲朋故旧。这天清晨和上午，台北的天气异常晴朗，幽静的士林宫邪到处是鸟语花香，景色宜人。 蒋介石这天早上身体和心情似乎比往常好了许多，神志也特别清醒，让人扶他坐到了轮椅上。蒋经国一大早就赶来向蒋介石请安，在厅外稍等了片刻，就来到了蒋介石的身边。蒋介石满面笑容地招呼儿子坐下，询问他清明节和张伯苓百岁冥辰的有关事宜。蒋经国细细作了禀报，随后告辞。望着儿子走出家门的背影，蒋介石慈爱地关照道："经儿，你应好好多休息。" 接近中午时分，强烈的阳光使得天气变得闷热起来，蒋介石的情绪也烦躁不安，躺也不是，起也不是，满脸怨气和怒气。医生们劝他安静地在床上躺着，但他一言不发，一会儿起床，一会儿躺下，反复无常，医生和随从们都觉得情况不对，但都闷在心中，谁也不敢多说一句。 晚上，蒋经国又回到士林官邸陪宋美龄共进晚餐后，他照例先向蒋介石请安，然后在他房内两人谈了几分钟。蒋经国见父亲似乎有些倦容，就说："阿爹！你累了就休息吧！"走出房门之前，他吩咐医生给蒋介石吃几颗镇定剂。所谓的镇定剂是假的，因为自蒋介石心脏不好以后，医生就不主张再给他吃安眠药或镇定剂之类的药，以免影响他的心脏。因而都是以一些维他命药丸来哄骗蒋介石，叫他吃了还是可以在心理上产生"催眠"效果。 医生把药丸给蒋介石服下后，已经是晚间8点钟。晚上8点55分左右，蒋介石已沉睡多时，可是谁料心电图机上的脉搏曲线，忽然变成一条直线，当班的护士召唤所有的医护人员立刻到蒋介石身边进行急救。那天值班的医生是俞瑞章，他身穿睡衣，狼狈不堪地冲到蒋介石病榻前，二话不说，就给蒋介石施行急救，包括实施电击。可是连续做了几次电击，蒋介石的心脏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时，医疗小组知道事态非常严重，这次要救活蒋介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立刻向宋美龄和蒋经国报告这个不幸消息。蒋经国从士林宫邸刚回到七海官邸，正要上床就寝，没想到电话铃声大作，心知不祥，等他赶到士林官邸，蒋介石早已西归。 病房内外嘈杂一片，蒋经国在房间角落的壁炉边低声啜泣，宋美龄则在病榻边面色冷峻而忧戚，显得非常难过，现场一片忧伤悲戚的气氛。医生放弃了急救之后，已经开始在为蒋介石戴上假牙，然后通知"副总统"严家淦等，请他们速来见蒋介石最后遗容。严家检等来瞻仰了遗容以后，就准备为蒋介石移灵。移灵用的是"荣总"为蒋介石新买的进口救护车。侍卫人员刚要把蒋介石遗体移上救护车，天上忽然响起了隆隆雷声，紧接着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移灵车队不能受气候影响而延误时间，所以，车队在滂沱大雷雨之中，从士林官邸缓缓前进。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移灵车从士林官邸走到中山北路的时候，雨却又奇迹般地停了，于是有人半认真地说，大概刚刚是老先生升天了。 蒋介石病逝之时，台湾当局党政军要员在接到蒋病危通知后，于当夜赶到士林宫邸，并在此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的仪式。首先是由蒋夫人宋美龄签，继之由"副总统"严家淦签。当"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在其父遗嘱上签字时，"双手发抖，已不成书"。其后，"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田炯锦。"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诸人都颤抖着提起笔在遗嘱上签了字。 当时，蒋经国以长子身份同宋美龄商量治丧有关事宜。经商定：暂厝蒋介石灵枢于台北市南60公里外的慈湖湖畔，慈湖背依草苓山，湖水终年碧绿清澈，风景秀美。宛如江南蒋介石的故乡浙江奉化县的溪口镇。60年代初，蒋介石途经此地时，便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他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蒋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咐在他死后灵柩暂厝此地，"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进蒋介石"心愿"。 蒋介石病逝后2小时零10分，"行政院"于4月6日晨2时发布经主治医师签字的医疗报告及蒋介石遗嘱。 蒋在遗嘱中称： 余自未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年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之革命职责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勉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对于蒋介石的遗嘱，留美知识分子刊物《新泽西通讯》与《石溪通讯》合刊载文称： 以"总统"身份向国民党发表遗嘱，竟然把耶稣基督放在第一位，不明了台湾情况的人，还以为基督教是国民党的国教呢。 该刊还称：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已四十多岁，直至那时蒋才成为耶稣信徒的。蒋、未结合是"为了金钱而结婚，为了结婚而信教"的典型例子。各种蒋介石的传记中都找不到蒋介石早年和基督教发生任何关系的记载。难道蒋介石是四十多岁才束发的吗？ 至于"总理信徒"，如果我们把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拿来和孙中山所讲的三民主义对照一下，就会发现蒋介石不但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而是一个三民主义的叛徒。 所谓"实践三民主义"，无非是说非有一个以三民主义为理想的政党当权不可，其他思想体系和政治系统的人士若想要和国民党"轮流做庄"，对不起，办不到！ "光复大陆国土"这句话是宣称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仍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代表大陆各省的"立法委员"、"国大代表"决不能取消，所谓"政治革新"谈谈可以，真正实行嘛，不可造次。 "复兴民族文化"，这句话的中心是要说"父业子承"。"坚守民主阵容"的另一说法是紧抱美国人的大腿不放。 上述评论虽然尖刻，但也切中要害。 台湾当局则对蒋介石遗嘱采取了同上述看法截然不同的立场。就在蒋介石病逝第二天凌晨7时，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会议对蒋介石的遗嘱决议如下： 全党同志，敬谨接受总裁遗嘱，并愿全民，共同以反攻复国之决心，团结奋斗，完成总裁遗志，亦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誓达目的，毋怠毋忽，谨此决议。 1976年11月中国国民党十一大召开时，又通过了《全党奉行总裁遗嘱决议文》，宣称： 我们誓言，坚决奉行总裁遗嘱——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以此为全党党员革命的职志与战斗的决心。承担并完成艰苦奋斗的革命任务。以上慰总裁在天之灵！ 在十一大重新修订的《中国国民党党章》中，蒋介石遗嘱写入党章，以使国民党员"遵行"。修订党章云： 总裁遗嘱所示："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四大革命任务，为总裁毕生的志事，全党同志自应奉为共同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努力贯彻实现，故本草案拟予纳入总纲第二条，期以相互勉行，并使革命民主政党之涵义更为具体而明显。 国民党当局的上述做法未免过于牵强，如果接任国民党中央主席职位的不是蒋经国，恐怕对蒋介石的遗嘱未必如此重视。 4月6日的国民党中常会除了对蒋介石的遗嘱作出决议外，还作出两项决定： 第一项决定："副总统"严家涂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位，宣誓就任总统职。"严家淦在就职后发表谈话称： "力行总统蒋公遗训，继承未竟之业，竞智尽忠，驰驱效命。 第二项决定：对蒋经国辞职决议"恳予慰留。"蒋经国于其父病逝第二天便以行政主管官员身份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 经国不孝，侍奉天状，遂致总裁心疾猝发，既尔崩殂，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伏恳中央委员会矜念此孤臣孽子之微忠，准予辞除行政院一切职务，是所至祷。 国民党中常会对蒋经国的辞呈决议如下： 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同志，以总裁崩殂，恳辞行政院院长职务一节，中央常会成以国家内遭大变，外遇横逆……革命之事功未竞……至望蒋经国同志深维古人墨经之义，勉承艰大，其谒其效死勿去之忠尽，即所以笃其锡类不匮之孝恩。 蒋经国对国民党中会会"效死勿去"之议，发表谈话称： 敢不衔哀受命，墨经从事，期毋负于全党同志与全民之督望。 对于国民党中常会两项决议，作家江南发表评论称： 两项决议十分荒唐，严家淦宣誓就任，法有明文，无须常会多此一举。经国因父丧辞职应向新任总统提出，因行政院长非党内职务，如辞国民党中常委，那又当别论。 阮大任就国民党中央上述决议也提出疑问： 即使党决定予以慰留，其仍须向新任总统提出辞职，党的慰留只是表示党支持其留任，并不表示新任总统亦予慰留，虽然严家淦总统身为中常委，在常会中亦表示希望蒋经国留任，但是严家淦总统与严家淦中常委的身分不同，虽然同是一人，两种身份的法定地位不同，严家淦中常委在党内的意见不能取代严家淦总统在宪法上应有的权力。 江南与阮大仁均从法理上指责国民党中常会两项决议不妥，确切中要害。但殊不知国民党的领导体制是"以党领政"。"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国民党中常会的两项决议，也就不再让人感到费解了。 严家淦在蒋介石病逝7个多小时后便继任"总统"，时间之快为历史罕见。严继任"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 特派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张群、何应钦、陈立矢、王云五、于斌、徐庆钟、郑彦芬、黄少谷、谷正纲、薛岳、张宝树、陈启天、孙亚夫、林金生、沈昌焕、高魁元、赖名汤等21名大员组成治丧委员会。 与此同时，"行政院"宣布三件事： （1）自4月6日起，历时一月为"国丧"期，"国丧"期间停止娱乐、宴会及各项庆祝集会（后改为4月6日至17日）： （2）军公教人员一律着素色服饰并佩带2．5寸宽的黑纱； （3）蒋介石遗体停放国父纪念馆5天，供民众瞻吊。 4月6日凌晨2时，蒋介石遗体由士林宫邸移至"荣民总院"。翌日，允许民众瞻仰蒋介石遗容。在蒋介石灵堂四周插了88根白蜡烛，正中供奉着蒋介石的巨幅遗像及遗嘱。灵前有5个用素菊缀成的十字架，正中一个为宋美龄的，上款为："介兄夫君"，下款书"美龄敬挽。" 4月9日，蒋介石灵枢移至国父纪念馆。移灵前，蒋经国亲自为其父穿衣服，按照乡例，给蒋介石的遗体穿了7条裤子、7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遗体贴身包着丝棉、黑袜、黑皮鞋，胸佩大红彩云勋章，左右两旁佩戴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最喜爱读的《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也被宋美龄放在灵柩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块、手杖一支，这些都是蒋介石晚年平日常用之物。一切料理就绪之后，才由"荣民总院"移灵至国父纪念馆。 移灵时，由于蒋经国在蒋介石遗体前一次又一次地"长跪致哀"，并把照片登在报纸上，于是，他手下的一批人也就纷纷上行下效，率领各自手下人在灵堂或路边跪祭蒋介石。为了证明蒋介石得到台籍民众的拥护，《中央日报》刊登了"省政府主席"谢东阂率各县市长长跪蒋介石灵前泣悼的照片。在20世纪70年代号称民主社会的台湾，竟然出现了穿西服官员匍匐跪地"吊祭先王"的场面，实在是可悲又可笑。 从4月9日起，严家淦和全体治丧大员轮流在国父纪念馆为蒋介石守灵。其间，台湾当局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发表"告大陆同胞书"，号召"完成蒋介石遗愿"，"推翻政权"，同时继续奉行贯彻蒋介石对大陆同胞的一切"保证"。大陆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平淡，新华社消息说，中国仍视他的老对手蒋介石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双手沾满了中国革命人民的鲜血"，他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是死有余辜。 外国对蒋介石的去世态度不一，有些国家把蒋介石贬得一文不值，有些国家又把他说成是20世纪的英雄。蒋介石一生中最"忠实"的外交盟国美国，对蒋之死表示十分冷淡，福特总统只拟派农业部长前来吊丧，后经台湾当局要求，才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前来。福特对蒋介石病逝只作了礼节性的声明，称： 蒋介石"是一个具有坚定正直的品质、巨大的勇气和深切政治信念的人"，是"最后一位在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重要盟国领导人。"他的病逝"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 美国人之所以对蒋介石的死反应冷淡，是因为蒋介石并不是他们在台湾的理想统治工具。国民党退台前后，美国人就想扶植吴国桢、孙立人取代他，后又企图以陈诚代蒋。美国人的做法激怒了蒋介石，致使吴、孙、陈一一被清除或架空。美蒋失和后，积极改善中美两国的关系，蒋介石病逝之时，正值中美两国建交前夕，从其全球战略考虑，美国人不能不对蒋介石表示遗憾了。 蒋介石另一"外交"伙伴日本，对蒋介石病逝表现出出奇的狂热。4月7日，各大报刊均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蒋介石病逝的消息，多数日本报纸称蒋介石是"近代中国所产生的英雄。" 日本人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是因为日本人本身就同情有如凋落的樱花似的"失败英雄"，在相当一部分日本人的观念里，蒋介石之所以成为中国的"英雄"，是因为蒋到日本留学的缘故；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日本发动战争的罪责"既往不咎"与"以德报怨"，也使一些日本人认为这是"东洋人的信条"。 正是在上述观念的支配下，使日本对病逝的蒋介石产生了好感。日本的井田官房长官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一个"非官方式"的谈话，称赞蒋介石并以示哀悼。其后，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给蒋经国拍了一个唁电。同时，自民党决定派前首相佐藤荣作以"自民党总裁代理"的名义前往台北吊丧。由于中国的抗议，日本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也不用，佐藤荣作与另一位前首相岸信介以"友人代表"身份出席了蒋介石的葬礼。 2．葬礼 4月16日是蒋介石的大殓日，8时5分仪式开始。8时8分45秒，蒋介石灵枢的棺盖放在7尺铜棺之上。之后，由张群、何应钦、陈立夫、薛岳、谷正纲、黄少谷、黄杰、谢东闵等8位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将一面青天白日旗覆盖在灵枢之上。接着，严家淦与"五院"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总统府资政"王云五、"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于斌等在灵柜上覆盖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然后，严家淦恭读祭文。 礼毕后，台湾当局还怕蒋介石不能升"天堂"，又在蒋介石的大殓日，以基督教仪式行之。牧师周联华为蒋介石主持了追思礼拜与安灵礼。周联华在证道中引述了蒋介石的所谓"嘉言"： 忍爱试练越深，赞美的歌声越高。属灵的奥秘祝福即在训练之中。丰盛的生命必须经过在狂风暴雨之中生长的。以信为本的人必定有1000次顶大的试练等在前面。 其后，周联华领导读经文，诗篇第23篇，读启应文。追思礼拜结束，响起圣乐，纪念馆外鸣礼炮21响，接着，蒋介石的灵枢在执绋人员的护送下，停放在灵车之上。 灵车前身用20万朵深黄色的菊花装饰，两边各有几条白绋，车前挂一青天白日"国徽"及鲜花十字架。灵车队99辆由宪兵队开道车在前领道，包括"国旗"车、党旗车、统帅旗车、奉行蒋介石遗嘱令车、捧助车、遗像车。车队后面是宋美龄挽蒋介石的大型黄菊十字架，家属随其后。两千多执绋人员缓缓驶向蒋介石灵枢的暂厝地——慈湖。 据台湾报载：在蒋介石灵枢驶往慈湖的路上，当局发动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在灵车所经途中"迎灵"。绝大多数行业停止营业、鲜红的建筑上一律奉命改漆素色。不合丧悼气氛的广告，也一律修改。交通路口则搭牌楼，各家要挂挽额，平常失修的马路和未铺柏油的路面一律要整修，害得沿路各商家和修路工人日夜赶班，满肚子的怨言无处申诉。当日，治丧委员会的大员们还想出"路祭"这个名堂，沿途分配各机构行号另设供桌，同时规定灵车经过时不许迎灵的人抬头正视。此外还要求民众在大典鸣炮之时，在原地悼念3分钟。 下午1时10分，安灵礼在慈湖宾馆完成。蒋介石的灵枢停放在正厅中央的灵堂上，灵堂是以漆黑光亮的花岗石建造的，长3．2米，宽1．8米，高1．43米。灵堂上镶着青天白日徽，灵台基层四周缀满白色雏菊。正厅东侧，蒋介石原卧室房内一切布置保持原状，靠窗子的地方有一张深咖啡色的书桌，桌上有一架蒋介石生前使用的电话机，大理石笔筒和一个白色的碗，书桌南侧有一架黑白电视机，还有蒋介石的鸭舌帽和眼镜，并排放在电视机上，北面靠墙地方有一个书架，放着蒋介石生前读过的各种书籍，墙上挂着一幅宋美龄画的画。在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一张便条："能屈能伸。"台湾当局设计这一情节想要告诉人们什么呢？《蒋总统秘录》作者古屋奎二对此解释说： "顺应环境，当忍则忍，当屈则屈，以待未来伸展之意。" 蒋介石死在海外孤岛，灵枢暂厝慈湖，可谓"屈尊"。蒋介石还能伸吗？还有"反攻大陆"的未来吗？没有了。 安灵礼完成后，蒋经国对参加大殓的大员表示答谢说： 先君崩逝，野祭苍哭，敬礼致哀，悲恸之深刻，与虔诚之愿意，令人万分感动。经国遽遭大故，哀恸逾恒，无法踵谢，惟有奉行遗命，鞠躬尽瘁，以报答我国同胞之至诚厚望。 至此，蒋介石的丧礼才算完毕。此次蒋介石丧事排场之大，实为古今中外所少有。 丧事处理完毕，国民党中央于1975年4月28日举行会议，商讨党权归属问题，会议作出三项规定： （1）接受蒋介石遗嘱，并即具体规划，坚决执行； （2）保留党章"总裁"一章，以表示对蒋介石"衷敬"与"永恒之纪念"。 （3）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推选蒋经国担任。 1976年11月，中国国民党十一大召开时，蒋经国正式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主席。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名称三易其名，由"总理"，"总裁"，演变为"主席"，由个人集权体制开始过渡到委员制，为日后台湾"民主改革"奠定了基础。蒋经国当选中央主席是意料中事，除了其父的精心栽培之外，也有蒋经国本人的努力，更有阿谀之徒的趋炎附势。 后来蒋经国当了"总统"，在称呼上与其父发生矛盾，无论称"总统蒋公"，还是"蒋总统"，都会发生对上下两代"总统"不明确的问题。后来不知是哪一位"孙叔通"想通了，通知所有机关、团体、学校、部队，规定在公文书、公开场合的称谓：称蒋介石为"先总统蒋公"，形成文字时，在蒋字前面空一格，以示对蒋的"崇敬"之意。称蒋经国为"蒋总统经国先生"，形成文字时，蒋字前面不空格，以体现蒋经国崇尚民主之意。再后来，由于大家为求简化和方便，称蒋经国为"蒋总统"或"经国先生"，对蒋介石也渐以"蒋公"二字代表了。 蒋介石病逝后，遗体作了防腐处理，他的灵枢一直停放在慈湖"行宫"，不断有人前去参观，台湾当局为了永久纪念蒋介石，并把他奉为的精神领袖，决定筹建"中正纪念堂"。在蒋介石病逝2个月后成立了"中正纪念堂"筹建小组，成员有俞国华、材金生、蒋彦士、高魁元、赵聚钰、费骅、赖名汤、谢东闵、蔡鸿文、周宏涛、秦孝仪、张丰绪、然挺生、辜振甫、徐有庠、王永庆等16人。 翌年10月又成立了"中正纪念堂"筹建指导委员会，成员主要有何应钦、张群、陈立夫等25人。经筹建小组广泛与慎重的考虑，拟定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以西、中山南路以东、爱国东路以北、信义路以南之间地段为建堂基地。其后，筹建小组又公开征求海内外建筑师提供的建筑设计构想，前后收到43件，后采用杨卓成建筑师的设计方案。 1976年10月31日蒋介石诞辰之际，"中正纪念堂"举行破土典礼，蒋经国、蒋纬国、何应钦、谷正纲等人出席典礼仪式。经过日夜赶工，终于在1980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5周年之际完工。台湾当局举行了"中正纪念堂"落成典礼，蒋经国主持典礼仪式，出席典礼仪式的有四千余人，蔡培火等32名亲国民党人士向蒋经国呈献"中正纪念堂"模型。 新修建的"中正纪念堂"，坐东朝西，遥望大陆；平面用方形，以寓"中正"之意；堂顶八角，造成多数之"人"字形，聚于宝顶，上与天接，以寓"天人合一"之思想；屋顶用天坊宝蓝玻璃瓦顶，蓝中带紫，顶上有青天白日"国徽"。"纪念堂"高70米（三层台阶高14．5米，主体墙高24米，斗拱至宝顶尖31．5米）。内部隔为上、下两层，上层为正堂、平面为40米见方，四角各突出7．5米。后方居中矗立蒋介石坐姿铜像，铜像高6．3米，厚6-12厘米，1全重约21．25吨，由陈一帆承铸，台座高3．5米。铜像基座正面刻了蒋介石遗嘱，大理石壁上，正中刻有蒋的遗墨"民主"二字。蒋一生独裁，却以"民主"相标榜，真不知参观者作何感想。左右两边分刻了"伦理"和"科学"。在正厅两侧的大理石壁上，刻着两句蒋介石所谓的"嘉言"："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纪念堂"下层为展视室，陈列着蒋介石的遗物、文献及喜读书目；放映室放映蒋介石的所谓"功绩"，"生活电影与录音。" 距"纪念堂"中心线470米处竖立一高30米，横宽长67米的正牌楼，一列大小五个拱门，象征"五权宪法"。牌楼正中匾题置4个大字"大中至正"。这4个字包含了蒋介石的名讳，它源自王阳明弟子所撰记师生论学答问的《传习录》一书。该书有这样的句子： "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人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蒋介石在讲述《中庸》要旨时，也曾提到： "……中也者，天下之正道，固之更可了解这中庸之'中'，乃是'大中至正'。'中立不倚'，'屹立不摇'之谓，亦即'主敬所谓立极'，所谓'择善固执'，所谓'允执厥中'之意。" 在纪念堂"南北两侧，竖立两座格式相同的高13．8米，长19．7米的牌楼，一为"大忠门"；一为"大孝门"，寓意"大中至正'"的蒋介石是一个"忠"、"孝"两全的人。 台湾当局还在其他地区建造了一些纪念馆或铸刻了一些铜、石像之类。如果蒋介石地下感知，一定会对他的传人的"杰作"大加赞赏。然而，无论台湾当局建造多少座纪念堂或纪念馆，铸造多少个铜、石像，也无法改变全体中国人民对蒋介石公正的评价。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蒋经国接班 蒋介石死后，其子蒋经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主席。过渡性"总统"严家淦任满后，力言不连任。国民党推举蒋经国为"总统"候选人，顺利接班。 1．"严蒋体制"告终 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当上了国民党中央主席。当他抓到党权之后，眼睛又瞄上了"总统"宝座。其实，蒋经国身为国民党中央主席兼任"行政院长"，党政大权归于一身，"总统"严家洼不过是虚位以待，下面一个小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一天，"行政院长"蒋经国有一件事要找严家淦商量，于是先由"行政院"秘书打电话给"总统府"秘书："蒋院长有事想到总统府看望总统，请你向总统请示一下，过半个小时总统有没有时间接见蒋院长"。严家淦的秘书说："我马上请示总统，立即给你回话"。过不久，严的秘书打电话到"行政院"，"总统说他有事要出去"。"行政院"的秘书听到这话先是一愣，接着听下去就不同了，"总统说他出去后顺道到行政院看望蒋院长，时间最多也是半小时，请转告蒋院长"。 罗浩对此评论说： 在严家淦担任总统的3年中，除了扮演宪法上的国家元首角色外，对于重大决策决定，莫不与蒋经国先生密切协商，共谋解决之道，使政治体系的运作，并不因权位的名实不符而生龃龉之感，这也是严家淦政治艺术高明之处。 江南则认为： 严家淦，过渡人物，他当总统没有人意外……反正，中华民国的宪法，不伦不类，既是总统制，也是责任内阁制，好像扑克牌上的老k那样上下一体，经国做行政院长，自然是内阁制，总统是苏州的红漆马桶。等经国扶正，内阁无权，恢复总统制。 还有人说： "凡事都得听蒋经国的。""严家淦只是供小蒋走向老蒋的一座私家桥梁。" 的确，严家淦登上"总统"宝座后，没有人歌功颂德，他在蒋介石生前是默默无闻的"副总统"，蒋介石死后又成了默默的"总统"。他颇有自知之明，小心谨慎，决不敢越雷池半步，本分地充当好"过渡总统"的角色。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名在严家淦，权在蒋经国，这种"严蒋体制"使无为和有为得到了绝妙的结合。因此，当一届六次"国民大会"来临之际，严家淦非常知趣地以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给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家淦盱衡革命情势，深感愈接近最后成功，困难愈多，冲击念大，非有坚忍。弘毅与睿智之革命领导，实不足以克服重重险阻，达成复国之艰巨任务。本党主席及行政院长蒋经国同志追随总裁力行总理遗教达40年，志节坚贞，勋绩卓昭者；尤以出任本党主席及行政院长以来，主持国家大计，实践本党政策，推行重大建设，顺应国际变局，操虑忠纯，群情悦服，其朴实平易，勤政亲民，更为国内外一致推崇。蒋主席经国同志乃本党提名为第六任总统选人之最适当人选。 严家淦的推荐书正中蒋经国下怀，但又不能不表示谦让，遂两次请党国大员们劝严继续留任，但严的回答十分简单，"当然经国同志担任了，"坚决表示放弃竞选"总统"。 严家淦何以态度坚决地放弃总统竞选而举荐蒋经国呢？究其原因，严的动机是： （1）顺水推舟，落得做一个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 （2）感恩图报，即报蒋介石对他的知遇之恩； （3）知难而退，免得承担以后的政治风险； （4）荐贤自代，为"国家"与"民族"的长远利益着想。说到底是为了国民党的利益。 严家淦的自动让位与举荐，使蒋经国处于十分微妙的地位。1978年1月7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同意严家淦建议，决议向十一届二中全会提案，提名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同日，国民党中央评委会主席团集会通过决议，建议即将召开的二中全会，请提名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1978年2月14日，国民党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台北阳明山开幕，会议由蒋经国主持，主要讨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问题。出席会议人员以起立方式通过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全会结束时，蒋经国发表讲话称： "经国承全会厚爱督责，征召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本党候选人……经国谨以临深履薄的心情，提出个人的感受和感激的至诚。 "经国今后责任加重，自更当殚精竭虑……为党尽忠，为国效命，为民服务，奉献一切。" 对于严家淦的识时务，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蒋经国也表示感激之情。他在3月17日国大代表餐会中赞扬严家淦说： "严总统多年以来，辅佐蒋公，后来继任总统，主持国政，盛情隆勋。全国同胞莫不崇敬，经国个人尤其多年以来，在严总统的指导之下，受益很多，而严总统谦德冲怀，……提名经国为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执政党候选人，经国对此深深感到惶恐。" "以经国个人的才德，何敢仰望严总统的盛德大业，又何以能承担如此的重大责任。" 既如此，蒋经国为何又接受了严的推荐呢？据蒋经国自己称： 余"再三考虑，以为当此国家民族多难之秋，个人决不能自外于革命的责任。同时内心也怀有一种恳切的期望，如果得到国民大会代表先生的支持和督勉，自足以共济时艰，所以经国毅然接受党的征召。""我接受中国国民党提名竞选第六任总统，是以战斗兵的身份，接受作战命令"，"作战只有服从。"蒋经国既要当"总统"，还要唱高调，这与当年乃父在台重登大宝有何区别。 蒋经国在赞扬严家淦的同时，制订并通过了"卸任总统礼遇条例"。根据此规定，卸任"总统"享有7项待遇： 邀请参加"国家大典"；依现任"总统"月俸按月致送终身俸；供应房屋及其设备；供应交通工具；供应处理事务人员及事务费；供应保健医护；供应安全护卫。 如此礼遇可见蒋经国对严的厚待与感激之情。不仅如此，严卸任后，蒋对他一如既往，仍予以重任，由严主持党内若于重要会议，并就重大决策征询严的意见。1978年7月，蒋经国核定由严继续担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同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决定以严为召集人，成立由7名常委组成的"提名审核小组"，负责对参加增额"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党籍候选人审核、提名。1979年，严家途还被推为台湾"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86年4月，严家淦担任国民党中常会12人小组召集人，对政治革新要务进行研议。当严家淦在家中渡过80岁生日时，蒋经国亲往住所祝贺。还在严寿辰前夕，蒋就派"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代表他致赠寿屏，寿屏上的祝词为： "穆穆君子，邦家之光；智隆学富，勋盛德彰；百川来汇，五岳在望；以壁仁寿，山高水长。" 尽管严家淦对蒋氏父子亦有看法，但还是很有感情的，他称赞蒋介石为"一人之庆，世界赖之"，"一位世所罕见的伟人。"对蒋经国他也很尊敬，1988年1月当他获悉蒋经国突逝的消息后，相当惊愕，悲恸不已。那几天因心情沉重，十分难过，饮食也觉无味。 1993年12月24日晚10时，严家淦因心脏衰竭，病情转危，经急救无效而病逝于台北"荣总医院"。 严家淦病逝后，台湾报刊才刊出歌功颂德的文章，有舆论称其为"台湾经济起飞和政治稳定的大功臣"，可说是"最无争议的一位政治人物"。台湾《传记文学》发表的《敬悼严家淦先生》一文，对严的评价颇具代表性，抄录几段如下： 他（严家淦）与赏识他技擢他的蒋介石与陈诚，没有任何亲戚或同乡的关系，也没有在官邸或侍从室任过职，更不是党校、政校、干校、黄埔的"天子门生"。 他是一个平民，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没有留过学，没有博士学位，没有带过兵，甚至没有受过一天军事训练，但是他一步一步登上文官的最高峰，文人"总统"，也是"的三军统帅"。 他虽然长期担任阁揆高位，且一度贵为"国家元首"，却没有班底，没有小组织，没有自己的人，无论在位或下台，没有一本传记，没有一本回忆录，更没有什么言论集或什么选集之类的书籍出版过。 这样的一个人，照理说应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但我们（台湾）史料机构中却没有他的档案，在强人政治阴影下，历史上几乎没姓严的这么一章。其史料机构出版物罗列举"总统"父子以后就是姓李的，竞没有姓严的这一任。 台湾政局相当微妙，看似安定，实际上蒋家父子与陈诚等人之间，仍存在许多矛盾，严家淦以其政治智慧与政治艺术，不仅调和问题，而且化解了若干可能发生的重大矛盾与政争。从陈诚"院长"过渡到蒋经国"院长"，从蒋介石"总统"过渡到蒋经国"总统"，政治传承与政治安定，严氏应居第一功。如果40年政争不断导致政局不安，则一切经济起飞、经济繁荣，经济奇迹都可能化为乌有了。何况……严氏在台湾财政经济决策上也付出了最大的心力，并作出许多决定性的贡献。 2．蒋经国接班 2月19日，"国民大会"一届六次会议如期在台北召开。3月20日，大会进行"总统"选举，蒋经国以1184票当选为"总统"。当蒋经国得知此信息后，便于当日下午4时偕夫人及次子蒋孝武赴慈湖蒋介石"陵寝"谒祭，以感谢生父的刻意栽培。翌日，蒋经国以国民党中央主席的身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发表谈话称： 我们今天必须冷静，很坚定，很沉着，体认这不是一个足以祝贺的时候，因为大敌当前，困难当头，我们需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用自己的血汗来完成总裁遗留下来的使命，以慰国人的殷切期望。 3月25日，蒋经国在接受"总统"当选证书后发表谈话称： "经国在敬谨接受当选证书之时，并以郑重、严肃、坚定和感谢的态度表示，在……宣誓就职后，谨当遵循宪法，贯彻国策，牺牲奉献，服务全民，为贯彻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而全力奋斗。" 5月20日，遵循程序，蒋经国宣誓就任"总统"，并发表讲话称： "经国服务公职以来，无时无刻不是以民族大义、革命责任和国家荣誉，作为自己效命致力的目标和志事，经国此后在全国同胞的信任和督策之下，必当奋我精诚，竭我智能。" 至此，蒋经国成为继蒋介石、李宗仁、严家淦之后的"中华民国"第四位"总统"，从1938年初次从政到1978年当选"总统"整整40年，蒋家王朝的香火在台湾再度得以延续。 对于这种父传子，当时台湾民间流传着不少符谶和传说，其中有一篇为《黄药禅师预言诗》，诗云："中兴事业付麟儿原后牛前耀德仪！继统偏安三十六，坐看境外血如泥，赤鼠时同运不同，中原好景不为功，西方又见南军至，时到金蛇赤运终。"黄药师是郑成功、郑经父子的军师，后东渡日本做和尚，郑经曾派人去日本向他请教台湾将来的前景，他便写了一首预言500年的长诗，其中就有这八句。第一句可以解释为把"复兴大业托付给儿子"；第二句可解释为"豕"（猪）年后"牛"年前即"子"年，而1972年正好是子年，"耀德仪"谐音为"要得意"，总括第二句则为"1972年要得意"。这一年蒋经国做了最高行政长官，蒋介石父传子基本完成，当然要得意，值得高兴了。后边几句就不好谈了。如此种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渲染，意在营造子承父业的天意。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皇权统治的国家，虽然封建王朝早已被推翻，但皇权主义观念仍在中国有相当市场。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俩都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培养出来的，尽管蒋经国比其父开明一些，但在他的思想深处，也同其父一样，仍未摆脱皇权主义观念的束缚。昔日有蒋介石传位于子，今日蒋经国在接班人问题上也企图效仿乃父传位于子的做法，历史又在重演，特别是在进入80年代之后，蒋经国身体似动荡的台湾政局一样，力渐不支。1982年2月以来，台湾各界一直关注蒋经国的后事问题。蒋经国也预感自己身体状况日趋衰弱，开始把接班问题作为首要问题来考虑。 就蒋氏家族而言，蒋介石可谓是第一代，第二代指蒋经国。蒋纬国兄弟俩。第三代是指蒋氏兄弟子女辈。 蒋经国与蒋方良夫妇膝下共有三子一女。即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章、次子蒋孝武、三子蒋孝勇。三男一女的文、章、武、勇名字均为蒋介石所赐。此外还有蒋经国与红颜知己生下的一对孪生兄弟章孝严、章孝慈，因姓了章，难以列入蒋氏宗族之后，不过在蒋经国病逝以后，兄弟二人已自将身份公开。 在蒋家第三代中，当时以蒋孝武政治行情最被看好。蒋介石、蒋经国都非常欣赏他。蒋经国上台后，开始让蒋孝武抓权。 从25岁起，蒋孝武就一直官运亨通。先是担任"官员退役辅导委员会"顾问，除此之外，蒋经国还让他熟悉党务，不久他当上了中央政策会委员和组织工作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秘书。与此同时，蒋孝武还担任"中央广播电台"主任、华欣文化出版中心主任等职。从1976年起，蒋孝武逐步涉足情报工作、心战、情报、反统战等部门。以上各职位及职务均属握有实权的工作，虽与台湾的文官制度无涉，但却涵盖常务、军特、文宣等重要控制系统。 蒋经国临终前，为使蒋三世接班，不惜采取托孤的方式，开始重用那些既无个人班底又对蒋家绝对忠诚的第三代人物，如陈履安、宋楚瑜、连战等人。蒋经国之所以刻意培养国民党第三代人，其目的就是使他们逐步抓到实权，以便为蒋孝武接班护航保驾。但是形势的发展打破了蒋经国这一既定方针与部署，迫使他不得不改变传位于子的初衷。那么是什么因素迫使掌握台湾生杀大权的蒋经国改变既定方针呢？分析台湾当时的形势，不难看出，是江南命案的冲击迫使蒋经国重新考虑新接班人问题。 江南，本名刘宜良，江苏省靖江县人，后为美籍华人。他早年丧父，由祖父抚养长大。17岁那年正逢国民党兵败大陆，随蒋经国到台湾。1950年入国防部政工部学习，后又被送到蒋经国任校长的政工干校第二期受训，是蒋经国一手培植起来的政工人员。1954年毕业前夕，决心脱离部队，他先后就读于台北市师范大学英语系，后担任《台湾日报》记者。由于成绩突出，江南被派往香港、菲律宾及东南亚各国采访，回台后写成《香港纪行》与《动乱的东南亚》两书。1967年底，江南被派往美国驻外记者站，工作之余，江南申请进美利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72年他读完课程，准备撰写论文，其题目正是蒋经国之生平及政治理想。以后因所申请之奖学金无着落，遂在华盛顿市区朗芳购物中心开设礼品店，经商谋生，并继续写作。1978年，江南举家迁人旧金山，于渔人码头开一磁器店。1982年，他又在圣马泰市另开一磁器店。在经济上无后顾之忧后，江南遂用余力全力贯注于写作。《蒋经国传》就是在此情形下于1984年正式出版的。 《蒋经国传》一书是江南积多年心血之作，且史料价值颇高，美籍华人任丹佛大学等校教授的谢善元认为，《蒋经国传》可说是多年来第一本以公正的第三者立场，以他自己的是非标准，在自由写作的环境下，全面地为蒋经国先生所作的一个勾画。该书取材广泛且严谨，文笔生动，感觉敏锐。尽管书中还有错漏之处，但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该书出版以后，立刻成为中文畅销书之一。由于该书对蒋氏父子的劣迹作了深入揭露，蒋氏家族对此极为恼怒，视江南为国民党叛逆，欲去之而后快。旋经蒋经国之子蒋孝武秘密策划，经台湾当局情报部门指派台湾黑社会"竹联帮"分子陈启礼、吴敦、董桂森等人前往美国旧金山刺杀江南。 陈启礼一伙暗杀江南后，为防止国民党情报局杀人灭口，录下了如何接受暗杀使命、如何执行暗杀情节的录音带。陈启礼说： 国家培养他（江南）而他却投靠了共匪，还著作一本书《蒋经国传》，恶意丑化元首，在海外影响侨胞的向心力，也使得一些作家肆无忌惮乱写，攻击政府，而党外杂志摘录部分《蒋经国传》，在岛内四处传播，影响人心，最近又准备着手写《吴国桢传》，内容又有许多不利元首的地方，一定要杀死他。 1984年11月29日，美国警方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初步查清江南命案，系台湾情报人员勾结黑社会所为。 1985年1月15日，台湾"国防部"声称，情报局长汪希苓中将"因故停职"。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上校因涉及江南命案已被逮捕。4月19日，台"国防部"高等法院匆忙审判，叛决汪希苓"假借职务上的机会，共同杀人，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台北地方法院判处陈启礼等凶手无期徒刑。" 纷纷扬扬的江南命案随着判决暂告一段落。该案主谋人本想在充满暗杀的美国铲除所谓叛徒，以防蒋家丑闻大量泄露。但事与愿违，该案直接导致了蒋经国的传子部署失控。 事件发生后，美国及地方势力抓住蒋孝武为谋杀事件的主谋，暗里明里给蒋经国施加压力，反对他的传干部署。海外报纸报道，"美国势将反对蒋孝武接班，并以此为要挟予以抵制。"岛内钱思亮之子钱煦等"中央研究院"10名院士联名通电蒋经国，要求蒋经国严惩真凶。他们表示，一旦"国府"轻纵，他们将不惜登报，公开宣布放弃"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身份，与"中华民国"划清界线。 在内外压力下，国民党中央社4月3日报道，蒋孝武答复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越洋电话访问时称：他从未在"国家"安全事务机关任何机构中担任过任何工作，也不认识陈启礼，外界有关他的报道，纯系恶意捏造的谣言。这种论调立即遭到岛内党外势力与海外舆论的抨击。对此蒋经国被迫于12月25日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届总统。"与此同时，蒋经国还将蒋孝武外放新加坡，任台湾当局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 在传子部署无望的情况下，蒋经国在接班人问题上开始筹划新的对策——集体接班。 从江南命案到1987年之间，蒋经国提拔李焕、蒋纬国担任要职。到1987年，蒋纬国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一蒋二李（蒋纬国、李焕、李登辉）为代表的集体领导班底已经形成，蒋纬国抓军队、李焕抓党务，而李登辉抓政府，这就是当时所谓的"一国三公"体制。但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蒋纬国渐渐失势，至今，蒋家已无掌门人。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五、“我将再起” 蒋介石去世后，夫人派和孔家曾推来美龄为国民党总裁，但为宋所推脱。蒋经国上台后，宋美龄曾有一些干政行为，但并不力。蒋经国晚年病重，有人又想到了宋美龄，但宋终是垂暮之人，没有再起的可能了。 1．老夫人碰壁 自蒋经国出任"阁揆"之日起，便宣告了蒋经国时代的来临。经过蒋介石的精细安排和扶植，国民党的政权顺利交接。 而作为蒋介石夫人的宋美龄，在蒋去世前后也在积极活动，为在蒋以后的政治舞台上谋求自己的一席之地。蒋介石生病住院期间，宋美龄陪侍经月，亲自安排蒋的治疗和活动。一方面尽妻子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在为自己打算。 宋美龄是亲美派，在她周围集聚了一帮人。在家族人情的包围内，有人提议让宋美龄多出面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在蒋介石百年之后能学武则天而继任总裁。 宋美龄是聪明人，她深知凭着自己的这点影响力根本击败不了蒋经国，而采取守势，以静制动，静观其变。但她也不甘寂寞，就以"行政院长"人选问题开始向蒋介石施加影响。 1972年，严家涂"内阁"辞职风声一出，宋美龄就想向蒋介石建议，提名他的侄子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为"行政院长"，因为在大财阀孔氏家中，只有孔令侃对政治具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借此机会，孔令侃多在姨妈来美龄耳边吹风，希望她能帮帮忙。 逃台以后，孔家在政治上一直受冷落。宋蔼龄、孔祥熙都客死异国，孔祥熙当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孔家也希望孔令侃能继承这一权位，像他的父亲那样，当上国民党当局的"行政院长"。 客观地说，以孔令侃的能力，以及在美国元老政治家间的良好人际关系，他当"行政院长"也未尝不可，甚至有人认为，当年孔令侃若真的被蒋介石任命为"行政院长"的话，美国大概也不会那么快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与台湾当局断交。 孔令侃希望担任这个国民党当局最有政治上表现机会的职务，况且，那时台湾的经济力量刚刚起飞，如果当上"行政院长"，不但可以有机会表现一番，说不定可以名利双收，让孔家在国民党的权力圈里东山再起。 事与愿违，由于蒋介石传子心切，他根本听不进来美龄的话。蒋介石一心一意想让儿子继承他的事业，在关键时期，他当然不会去听从宋美龄的话。于是，严家淦辞职后，蒋经国顺利当上了"行政院长"。 宋美龄很明白蒋介石的心思，所以他对当国民党总裁一事兴趣不大，因为她知道自己不是蒋经国的对手。蒋经国此时已牢牢地把军权、政权掌握在了手中，而宋美龄此时再想捞取党权，确是难上加难。 没有蒋介石的支持，宋美龄办不成任何事。从孔令侃身上，宋美龄掂量出了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其他人也看出了蒋介石的传子企图，而自觉地投身到太子身边，在国民党元老中，能为宋美龄说话的人真是少而又少。 蒋介石去世后，谷正纲等夫人派曾提出可否让宋美龄出任国民党的总裁的议案，但广大国民党元老已不再把昔日光彩照人的蒋夫人放在眼里，因为他们知道，失去蒋介石的宋美龄，已经是没有任何权力可言，因此，他们舍弃了夫人，不同意宋美龄出任国民党总裁。 1975年4月28日，国民党中央开会，讨论总裁一事。谷正纲提出由宋美龄继任，但张宝树则说： 总裁，必须功勋卓著之人方可胜任，蒋公新丧，至今尚未发现能担当此任之人。以我之见，不如将总裁一职暂时保留，以表示对蒋公的哀敬与永恒的怀念。至于党的领袖则不可无人，拟立即推举一人为之。 张宝树此言既出，附和者众，遂决定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最后何应钦指出，设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我认为蒋经国同志比较适合。 随着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及随后就任"总统"，宋美龄觉得蒋经国应放弃"行政院长"一职，此时，她又多次托人暗示能否让孔令侃组阁，但蒋经国仍然不买她后母的账，而是让孙运璇"组阁"。 孙运璇，号曜气，1913年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1934年毕业于哈尔滨大学机电系，随即参加陇海铁路连云港发电厂建厂工作。1937年参加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出任工程师，被派往湖南主持湘江电厂建设，时年24岁。1942年底，他被资源委员会选派赴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开发局工作3年。 1946年5月，孙又被派往台湾，出任台湾区电力监理兼接收委员。后出任台湾电力公司机电处长，1950年升任协理兼总工程师。1962年又被委以台湾电力总公司总经理的重任。在任台电总经理期间，蒋介石长孙蒋孝文到台电任职，多蒙孙运璇的照顾和栽培，使蒋经国对孙很是感激。1967年，蒋经国通过其父将孙提拔为"交通部长"。作为没有任何前景的孙运璇，如果没有蒋氏父子的提拔，出任部长级职务是非常困难的。同年，孙运璇再度高升，被蒋介石提名为国民党中常委。 1969年10月孙又转任"经济部长"，当蒋经国担任"总统"后，念念不忘孙运璇对蒋孝文的恩泽，与他对蒋家的绝对忠诚，要他出面组阁。1978年5月24日，蒋经国以国民党中央主席身份对新任"行政院长"提名发表谈话时称： 新任行政院长孙运璇的获得提名，系在衡酌国家需要，并经过多方面的深思熟虑之后，才作的决定。 孙运璇先生历年对国家的贡献很多，表现也非常突出，尤其是在他任职台电总工程师任内，孙运璇先生经常是上高山，到海边，凡是有电厂的地方，都有他的足迹出现，这种精神令人感佩！此后在交通及经济两部首长任内，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贡献更大，所花费的心血，也较以往为更多。孙运璇先生在立法院历次的报告或答复质询中，对立法委员的态度的诚恳负责，更是一件尽人皆知的事实。也由于此种态度的影响，常被他能在不知不觉之间，既多成了困难的任务，并达成贯彻政府决策的目的。 有了蒋经国对孙运璇的推荐与说明，"立法院"自然不敢怠慢，通过此一提名是意料中事。5月26日，孙运璇就任"行政院长"。为了报答蒋经国的知遇知恩，孙运璇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按蒋经国的择人标准，于5月29日公布了他的"内阁"名单： "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 "政务委员"：俞国华、李国鼎、高玉树、陈奇禄、张丰绪、费骅、周宏涛。 "内政部长"邱创焕，"外交部长"沈昌焕，"国防部长"高魁元，"财政部长'然继正，"教育部长"朱汇森，"司法部长"李元簇，"经济部长"张光世，"交通部长"林金生，"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崔垂言，"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毛松年，"行政院秘书长"马纪壮，台湾"省主席"林洋港，台北"市长"李登辉。 同年6月7日，孙运璇第一次以"行政院长"身份发表讲话，宣称将继续推动蒋经国首倡的行政革新，以提高工作效率，层层负责，纠正偏差，加强考核，不辜负蒋经国对他的期望。孙的讲话颇受蒋经国的赏识，台报对孙运璇任职6年的政绩评论说： "不仅顺利地克服了内外环境的挑战，且表现出政通人和的和谐气氛，于是焉，政治声望与日俱增，在中常会的排名逐届上升，隐然成为后蒋经国时代的领袖人物。" 宋美龄没想到在"行政院长"人选上又碰上了一鼻子灰。她意料到了，蒋经国一点也不尊重她，她成了多余的人，于是，她远走美国，去过清静的日子，除非有大事决不返台。 2．无法再起 来美龄除了本身无子息外，一生在政治舞台上占尽风头，自己又拥有大量财产，在一般人看来，应是命运富贵的一个人了。她称自己一生最伤痛的事，是蒋介石的死。 人们普遍认为：蒋介石的逝世，使得宋美龄的政治生涯宣告结束，但她的影响仍不可低估，尤其是在蒋经国主政时期，蒋经国一定程度还就政事咨询她。 1975年4月28日，台湾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改用"主席"。党"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他人不得再用。会议推举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宋美龄失去一切职权，郁郁不得志，平时只用"蒋夫人"身份接见外宾。但国际形势突变，世界各国纷纷与台湾"断交"，既无宾可接，又不受人尊敬，昔日的显赫、荣耀一去不复返了，其内心痛苦不堪。加上身体欠佳，宋美龄便下决心去美国隐居，顺便诊治多年未愈的旧疾。 9月17日，行前，她发表了长达3000字的《书勉全体国人》一文。文章称：自己此次赴美一是因自己的同胞手足不幸过世，自己却无从诀别；二是侍候蒋介石三年，身心俱乏；三是"两年前，余亦积渐染病"，没有及时治疗，因此，这次到美国的目的是放松身心并治病。文章最后写道："当兹小别，特抒所怀，敬致余由衷的感谢，并祝同胞们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宋美龄的告国人书，充满悲凉的气氛，这篇告别词当然少不了要讲继续一类的套语，但通篇并无只字表示要民众支持新主席领导以竟"反攻大陆"大业，这是耐人寻味的。 可是，宋美龄到底是得了什么病，严重到必须要远走美国治疗？脑子灵活的读者一定怀疑，当年连蒋介石那么严重的病，都可以在"荣总"获得世界一流的治疗，所谓世界一流，是连美国医学专家都承认的事实。然而，宋美龄为何要舍弃"荣总"世界一流的"总统"医疗小组的悉心照料，反而舍近求远，要到美国去，这其中到底是不是还有其他内情？ 这可以判明，外传其母子不和，宋美龄要避开与蒋经国权力抗衡，是有根据的。 9月17日上午9点3o分，宋美龄乘坐她的"中美号"专机由台北松山军用机场起飞前往美国纽约。当时的"总统"严家徐夫妇，"行政院长"蒋经国夫妇及家人，"总统府资政"张群，"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席"何应钦，国民党秘书长张宝树，以及一些外国使节团的大使及夫人等一百余人到机场送行。 宋美龄身穿她一向喜欢穿的长旗袍，带着黑色墨镜，神情肃穆，在机场上接受华兴小学四年级学生献给她的一束玫瑰花，然后与在场的亲友，"政府要员"一一话别。登机时，蒋经国亲自搀扶他的继母宋美龄进人机舱。这对一生未育的宋美龄来说，是莫大的安慰。与宋美龄同机赴美的还有十多名侍从人员和医护人员。 "挥手自兹去"，宋美龄告别她为之奋斗，为之辉煌的台湾，远飞异国他乡。 宋美龄于美国时间17日晚上9时35分抵达美国肯尼迪机场。欢迎她的场面并不热烈，只有几个警察和一些安全人员，美国官方代表和侨领都没出现。下机后，宋美龄随即由6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护送前往纽约的长岛。当时合众社和路透社消息报道，她来美是为了医治乳腺癌。 宋美龄赴美，本已脱离了台湾政治圈，虽远隔千里，但她却未退出"三界"之外，台湾、美国两地跑，对台湾政治仍具影响力。 1976年4月2日下午，宋美龄为了追念蒋介石逝世一周年，特地从纽约乘坐"中美号"专机飞回台北。她身穿黑色旗袍，神情肃穆，在蒋经国的搀扶下，步下飞机扶梯。严家涂夫妇、倪文亚、谷正纲、张群等"党国元老"都到机场迎接。追思礼过后不久，宋美龄再度束装赴美，长居美国。 1978年，蒋经国在就任第六任"总统"前夕，于3月27日、29日两次致电宋美龄，热切地希望他的继母能返回台湾参加他的就职大典，并顺便祭奠蒋介石。宋美龄却称因"深恐睹物生情，哀思蒋公不能自己"而未能成行。她在4月1日从纽约发给蒋经国的回电中，叙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与蒋介石相依为命的情感，让人读之生情。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就任"总统"，宋美龄从美国致电"勉励"。 在美国，宋美龄仍然经常接待台湾和美国客人，但都不公开报道。每年她过生日时，生活在美国各地的国民党军政遗族子女都会从各处赶到长岛为她过生日。曾由宋美龄一手惨淡经营起来的"遗族学校"毕业的学生，都已年过半百，他们依旧称呼宋美龄为"妈妈"，多少安慰了宋美龄孤独的心。每次一折腾，起码要花费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人老了爱热闹，尤其在异国，这样欢聚的日子太少，宋美龄与他们尽情欢乐，直到曲终人散。 台湾岛内政界与妇女界人士赴美访问时，也多半抽空到纽约郊区宋寓一晤。但就这方面而言，岛内妇女界能够会晤宋的也已经不多，惟有钱剑秋、王亚权、赵筱梅等几人。由宋美龄直接提拔起来的台湾"妇工会"主任钱剑秋年岁较高，很少访美，访美必获接见。王亚权因为近年来执掌"妇联会"业务，而"妇联会"系宋美龄当年的手创，所以也是宋美龄愿意接见的人士之一。赵彼梅则是昔日为宋美龄主持过育幼院的人。其他一般的及近年来崛起的政要，宋美龄对他们不感兴趣。 宋美龄隐居长岛期间，对台湾当局的人事安排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保护着自己的亲信。前台湾"空军总司令"、现任台湾"华航"董事长的乌钺，在王锡爵投奔大陆的事件中，单独获得留任（总经理刘德敏等被罢了官），据悉即出自宋美龄的意图。 1986年6月，蒋纬国出任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的讯息，从台湾传到纽约宋美龄那里，宋美龄对自己一向喜欢的二儿子，曾特电致贺，勉励他坚持岗位，做好"政府"及"国家"所交付给的一切任务。台湾当局高层人士变动获得宋美龄致电称贺的，蒋纬国似乎还是第一人。 同年10月，蒋纬国因病住进"荣民总医院"时，据说宋美龄还曾打电报询问他的病况。电报由台北转到"荣民总医院"蒋纬国手中时，蒋纬国至为感动，立即电复其病情。 宋美龄虽然隐居山林，然而对政事的关心程度丝毫不减。在岛内有她的耳目。与她长期保持通信的人，计有中文及英文两要员。中文是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英文则是沈昌焕这位被称为外交上的大档头人士。秦孝仪自1953年间因在阳明山受训时一篇古朴简练的自传获得蒋介石的赏识。当时，秦孝仪只是国民党中央四组的专门委员，四组即今之"文化工作会"。于阳明山结业后奉令调官邸服务，到了蒋介石去世，他一直随侍在蒋身边前后逾二十余年。由于常年随侍的关系，获得宋美龄的赏识，宋美龄的一些对外中文文稿，均出自秦孝仪的手笔。由于宋美龄信任秦孝仪，所以未离台11年，中文方面的文件仍由美国电告秦孝仪代笔。1983年，宋美龄先后发表的《致廖承志贤侄》、《致邓颖超女士》的公开信，据悉也系由宋美龄指示要点后，由秦孝仪执笔。 岁月沧桑，虽说宋美龄在美国长大，并在美国受教育，可是，11年如一日，身边都是陌生之人，二次大战中依然健在跟她有过多面之缘的美国友人，几乎寥若星辰，他们即使在，也多半风烛残年，行动不便，所以几乎没有来往。而在美国政坛上的要角，对宋美龄来说，多半已经是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了，与她更无联谊。 在美国的蒋家后代中，只有蒋经国的长女蒋孝章一直住在美国的旧金山，她经常到纽约来看望孤寂的祖母。同时蒋纬国也曾数次代表蒋经国专程到美国向母亲请安，聊以宽慰老夫人寂寞的心。 一人独居，宋美龄对蒋介石的思念有增无减，愈久弥坚。她的居处到处可见蒋介石的照片，奉祭蒋介石的香花长年保持鲜洁。 1986年，蒋介石诞辰100周年，为了参加此活动，宋美龄决定结束11年的隐居生涯，返回台湾。 9、10月间，台湾士林区蒋介石宫邸和武陵农场蒋介石行馆正在加紧整修装潢。宋美龄要回国的消息不胫而走，台湾上空疑云滚滚，种种猜测不一而足。宋美龄为何返台？成了台湾舆论界的热门话题。 有人说，宋美龄返台与蒋经国的健康状况有关。星相家、预言家的预测和美国国务院的调查报告都说明蒋经国的健康状况不佳，甚至断言他熬不过1986年。谁能继承蒋家王朝的"未竟之业"？蒋氏的孙辈都没有条件，蒋经国也没有时间再培养自己的儿子了。蒋纬国因个性直率，在台湾军、政、党各界都树了不少政敌，也不足以服众。在接班人没有安排好以前，如果蒋经国突然逝世，那么国民党内在权力结构势均力敌——"谁也不怕谁"的情况下，势必要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权力斗争和更迭，才能建立起新的领导中心。显然，仍有相当影响力的老夫人宋美龄返台，将有助于新的领导中心的建立，并减少权力斗争所造成的混乱，有利于台湾局势的稳定。 也有人说，宋美龄返台有稳定民心、稳定经济的作用。当时国民党赖以统治台湾的法宝就是经济增长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显著。正逢蒋经国统治末期，台湾蔓延着"信心危机"，有钱人不仅纷纷把钱偷运海外，甚至还将子孙安排到国外去了。这种"信心危机"，在蒋经国去世后，很可能对台湾经济和民心产生更深远的负面影响。宋美龄返台，对台湾的经济和民心将起到重大的安定作用。宋美龄此次返台，把部分财产引进台湾，将刺激海内外人士的投资意愿，对一心想把资金移往海外的"香蕉人"（即所谓"黄皮肤，白心肠"之人）也有缓和作用。 也有人指出：宋美龄返台与海峡两岸形势缓和有关。尽管中国人从未宣布放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国民党方面也从未放弃备战的努力，但是，在力争有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而台湾当局把"光复"大陆的重点由军事转向政治的情况下，两岸动武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接近来美龄的人士说，她经常关注大陆局势，分析大陆未来，她此次返台定居，与海峡两岸的和平共处形势的判断分不开。 又有人说，宋美龄对美国有一种怨厌之气。她对蒋介石的失败，不是从国民党的自腐这一角度观察，而是认为这是美国政策错误造成的，认为美国没有拿出朋友应有的助力，甚至出卖朋友，因而，她不愿在美国长期居住。 还有人分析说"宋美龄回台可能旨在为蒋孝武的上台作准备"，这显然是一种穿凿附会之词。如果说，经过江南命案后，蒋孝武还有接班的可能，那实在太离谱了。因为蒋经国和宋美龄都明白，如果蒋孝武接班，台湾人必定造反无疑。 不管怎样，1986年10月25日，宋美龄返回台湾，住进了士林官邸。 宋美龄由孙子蒋孝勇陪同回台。1986年10月，蒋经国的健康状况转好，蒋纬国出任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蒋经国的二儿子蒋孝武远赴新加坡，蒋经国的私生子章孝严出任"外交部"次长，蒋家王朝表面上看来似乎还颇"兴旺"。 据台湾《雷声》杂志介绍，宋美龄回台后，蒋孝武、蒋孝勇的孩子们均前往官邸陪伴，远在美国的惟一孙女孝章，也专程回到台湾陪伴祖母。"孙子女及曾孙绕膝，使老夫人又恢复了1975年以前'老总统'仍在世的情景，据说心情极为愉快。"邱爱伦整日陪伴着婆婆，照料饮食起居，蒋经国夫人蒋方良，也每天到官邸请安。其乐融融的大家族欢聚，使宋美龄格外开心，颇领颐养天年的快乐。 蒋经国也恪尽孝道，晨昏定省。早上上班之前，必至士林官邸转一下，晚间回家之后又去一趟。后来宋美龄告诉他，你事情太忙，不必每天均来，但他仍抽空前往。当时宋美龄与蒋经国经过几度长谈，"对岛内外若干重大的政治以及人事上的部署，均已获得肯定的共识。""经国先生的政治革新计划，闻更获得蒋夫人的全力支持，使得经国先生更为宽心。" 从11月10日起到12月5日止宋美龄在士林官邸接见台湾方面的官员，开锣戏由俞国华唱，压台戏由李国鼎唱，这中间包括"副总统"李登辉、"省主席"邱创焕、"五院院长"、"各部会"首长、"台北市议会议长"，台北、高雄市"市长"；在武人方面，接见了"五虎上将"。只有两人未露面，97岁的元老张群和96岁的老将何应钦。这两人以岁龄言，是应由蒋夫人登门拜访的。 10月30日是蒋介石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宋美龄在蒋经国夫妇及家人的陪同下，一起到台北西南的慈湖为蒋介石扫墓，次日在台北"中正纪念堂"举行的蒋介石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首次公开露面。当宋美龄拉着蒋经国的手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欢迎。 会开得很短，仅40分钟，会上，蒋家惟一讲话的是宋美龄。宋美龄仪表端庄，由两名侍卫相扶，站立台上好几分钟，她致词强调"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能享受更多的自由幸福。" 当天她还发表了纪念文章，题目：《我将再起》。旨在弘扬基督教的博爱、宽容、忍耐精神，并表达了她对蒋介石的无尽哀思，向众人宣示了自己晚年坚定不移皈依基督的信念。这题目倒不新鲜，因为抗战之初，宋美龄曾写过同名作品，旨在呼吁同胞抗争，挽救民族危亡。但此时此地讲这种话却颇令人玩味。 虽然此次返台，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轮椅上，但她仍保留着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天主教辅仁大学信托基金会"主席和多个妇女及慈善团体的头衔，她在台湾仍然有一个根基雄厚的班底。 1986年11月30日《纽约时报》将已经移到社文版的宋美龄报道复原，在头版登出了宋美龄的照片。照片的小标题和说明文字是："仍具影响力：蒋介石夫人在美国待了11年后，已返回台湾。"在第28版上，刊出了一则美联社发自台北的长篇电讯，标题说，蒋介石的遗漏在台湾仍是"一股力量"，其影响力被认为仅次于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领导国民党50年的她的丈夫。 《纽约时报》的报道并非空穴来风。回台后，宋美龄曾多次接见台湾政要。由于她对蒋家和岛内党政军人物的深远影响力，在台湾的政治运行中，自然难免流露出她影响力的痕迹。 有的报道认为，与官邸具有深厚渊源的"励志社"系统和宋美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官邸的侍卫人员均出自此一系统。蒋经国死后，这些人又活跃了，言外之意，是这些人有宋美龄支持。"励志社"确系宋早年创设，从事"服务性"工作，官邸某些事业性工作，也由"励志社"负责，惟侍卫一责由军警系统甄选可靠人员充任。当时"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确为宋手下大将，她对外的联系，常由黄仁霖负责。张学良"西安事变"前要见蒋介石，则先通过张群安排，而他要见宋美龄时，则不通过张，必须请黄仁霖先行联系，由此可见黄仁霖在宋面前分量之重。 据台湾《纵横》周刊记述，在1986年她返台前，近半年中，她与蒋经国之间联络相当频繁，除了专人专使的报告，不断从台北直奔长岛外，她经常在每周三上午，国民党中常会例会散会的时间，直接给蒋经国挂电话，垂询台北的近况。 鉴于以上议论种种，有些比较敏感的人，都认为她的"我将再起"和以前的"我将再起"，在意义上似乎不太一样，有着意在言外的暗示作用。那些人士因而认为，蒋经国若是看了这篇文章，心里一定别有一番滋味。 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蒋经国在世最后的这段岁月，他对权力接班的布局，虽然已经作了一些安排，可是，包括宋美龄在内的人，都对蒋经国未来的权力布局，充满了惶恐不安的心情。那时，大多数的"宫廷派"人士，对蒋经国选定的接班人李登辉了解的程度仍然相当有限。可是，他们实在对这位台湾的"副总统"是不是能像以前的"副总统"严家淦那样放心，万一在蒋经国不幸病故后，当一个不恋栈权位的"过渡总统"，则充满了怀疑。这种怀疑，其实不是对李登辉怀有任何成见和敌意，而是植基于威权时代一种家天下的潜意识惯性，植基于国民党撤退来台湾的第一代人士根深蒂固的"恐台心理"——伯台湾人掌权之后，尾大不掉，反过来打压外省人，发生养虎反噬的悲剧。 "宫廷派"人士的忧虑，后来证明不是一种多虑。可是，在当初，当"宫廷派"人士包围宋美龄，对蒋经国一旦亡故，在权力结构上可能的肘腋之变，不断提出警告时，宋美龄则是陷入极大无力感之中，她一再向人明白表示，"经国主政，我不便再插手干涉！"她对宫廷人士提出的看法，尽管心存留意，但是，她有什么力量能左右蒋经国呢？ "我将再起"基本上只是一个小插曲，它没有办法改变蒋经国的权力布局，也没有办法改变政治舞台台湾人时代的潮流。当宋美龄看完《我将再起》的讲稿，并且为草稿签上自己的名字时，她的脚上已经长满了静脉瘤，她的健康虽然没有明显恶化的迹象，可是，她站起来的时候，偶尔还需要护士从旁扶持，她即使还有心"再起"，然而，她是用危颤颤的姿势，站立在世人面前的。事实已经摆在阳光底下，宋美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在政治豪赌的大轮盘中，已经轮不到她下注的机会。 自从此次返台，台湾各界估计她不会停留太久，就会离开台北。因为一些亲密人士及团体的"执意挽留"，她一住4年零11个月，及至蒋经国去世后，她才发现台湾并非久留之地，悄然飞向美国。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手足凋零多感慨 宋美龄在蒋介石去世后，赴美前发表《力勉全体国人》一文，开篇便说： 近数年来，余迭遭家人丧故，先是姊文庸之兄去世，子安弟、子文兄相继溘逝，前年蔼龄大姊在美病笃，其时总统方感不适，致迟迟未行，造赶往则姊已弥留，无从诀别，手足之情，无可补赎，遗憾良深。 世事沧桑，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宋氏家族的宋蔼龄、宋子文、宋庆龄、宋美龄等就活跃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舞台上，他们或纵横捭阖、或联外援内、或指点政津。可是，历史虽将其载人史册，却不会对他们加冕。多少威风、多少激昂都定格为历史，那些活生生的日子，随着宋家人的凋亡，渐渐远去了。 1．先兆 宋氏家族第二代中较早离开这个世界的是孔祥熙。大陆解放前夕，这位山西富商、民国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带着一大笔巧取豪夺的财富，领着一家人逃到美国，静观政局变化。1952年，他曾有意去台湾岛立脚刚稳的蒋介石政权中担任"副总统"，但遭到蒋介石父子的拒绝。1962年，孔祥熙在长期寄居异邦之后，回到台湾。据说，他想在国内颐养天年，不想再当寓公了。 但当局并未因为他的所谓"德高望重"而重新起用他，仅安排了一个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的委员。这个职位显然不合孔祥熙的意，在台湾住了3年，未免有些失落，于是1965年2月28日，孔祥熙在女儿孔令仪的陪同下，去了美国。此次离台赴美，他连"中国银行"董事的头衔也不要了，与夫人宋蔼龄住进纽约长岛蝗虫谷菲克斯巷的一幢新房子。1967年8月16日，孔祥熙病逝于纽约一家医院，时年88岁。 孔祥熙的葬礼在纽约第五街马布尔联合教堂举行。宋美龄闻讯，偕蒋纬国带一行5人护旗队从台湾赴美国参加葬礼。在葬礼仪式上，中外来宾数百人与孔祥熙啼嘘告别。居住在美国的宋子文没有参加葬礼，人们猜测，宋子文与孔祥熙大陆时期结下的积怨仍没有化解。孔祥熙的棺材埋在纽约市北郊哈斯代尔的斐思克立夫墓地。 孔祥熙的死是宋氏家族开始衰亡的征兆。大陆时期，曾在国内政治舞台上风云一时的孔祥熙，也躲不过死神的索命。岁月是无情的，谁能永立潮头而不倒呢？孔祥熙的去世，给这个家族带来的悲凉气氛再也无法消除了。 1969年2月25日，时任广东银行（在香港）董事长的宋子安，因脑溢血病逝。3月5日宋子文由美国飞抵香港，6日在香港坚尼地道口的基督教堂，举行了宋子安的安息礼拜仪式。 2．宋子文之死 1971年4月，宋子安去世以后两年，宋子文与妻子张乐恰去旧金山访友。4月24日晚，他们的老朋友，广东银行的爱道华·尤在旧金山家里设宴款待他们。宋子文在进餐时，因食物呛入气管导致心力衰竭猝然去世，终年77岁。4月27日，台北《中央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宋子文的遗像，报道了他在旧金山去世的消息，并对宋的一生作了这样的评价："宋故院长热爱国家，于北伐、抗战与勘乱诸役，或主持政府度支，或折冲于国际垓坫，或主持中央与地方政务，皆有重大贡献。" 宋子文在青年时代，曾是宋氏家族的优秀代表。在孙中山的影响下，热情投入国民革命，但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后，他却以政治丑角、侏儒的角色下台、消逝。 1949年1月21日，由于蒋介石同桂系之间矛盾尖锐起来，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 为了逃命，宋子文于1949年贝月24日，辞掉了广东省政府主席之职，同他的妻子张乐怡逃往香港。当宋子文夫妇在启德机场走下飞机时，一脸的沮丧、失败的情绪溢于神色。张乐恰披着一件貂皮大衣，戴着一副墨镜，以免人家看到她那双哭肿的眼睛。 宋子文在香港停留了近4个月，其间，人民解放军彻底摧毁了蒋介石苦心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宋子文知道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彻底覆亡已指日可待，就于5月16日，携眷属离开香港飞赴法国，同年6月9日选择美国作为最后的定居地。至此，曾在中国政治舞台叱咤风云的宋氏家族代表宋子文便无声无息地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退出政治舞台并不意味着宋子文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宋子文在美国继续应蒋介石之命，作为其私人代表向美国乞援，伺机反攻。他曾要求陈纳德组织一支空军志愿队，乞求美国派一个正规军事代表团，以望作最后一搏。但落花流水春去也，所有这些努力全都失败了。 在宋子文流亡美国之前，四大家族的重要成员宋美龄、孔祥熙、宋蔼龄也都先后飞赴美国。孔氏夫妇由于贪污中饱，在政界名声不佳，到美国后，便借口身体状况不好，谢绝一切社会活动，闭门作了寓公。杜鲁门在选举中获胜的消息，无疑更让这个充满悲哀情绪的家族雪上加霜。他们明白白宫不会再像从前那么慷慨解囊了。非但如此，杜鲁门还指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宋、孔家族在美财产进行调查。 初到美国的宋子文曾对蒋介石提出的"反攻大陆"积极支持，并要求美国增加援助，增加台湾的军备装备。不料，这一要求立即遭到美方的拒绝，本来美国人就对其资产大兴调查，宋子文还赶在这当口要援助，岂不是自找没趣！美国舆论界对国民党当局不断要求资助的态度，予以了毫不留情的抨击。 1950年5月1日《华盛顿明星晚报》的专栏作家布朗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台湾的中国政府与其请求美国国会的援助，不如动用中国私人存美的资产。蒋总统目前所急需安全金融、建设经济的款项共约3亿美元，实在可由孔祥熙与宋子文两氏私人借款，不必再向美国纳税人民乞求。因为根据美国官方确切可靠的统计，孔宋两人在美国的银行存款达5亿美元之多，从这中间借款3亿美元给蒋介石将军，决不会使他们两人当真"贫穷"起来的，何况以他们和蒋总统的亲戚关系，过去都曾先后拜膺财政部长兼行政院长的高官巨职，荣辱同当，患难安乐共尝，于公于私都有贡献援助之义。省得蒋总统的政府为求一点有限的美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向美国政府和国会申请，多方活动，还不断遭受到误解和抨击。所以由孔宋等豪富来"援助'冲国的政府和他们的至亲蒋总统，实在是天经地义不过的。 孔宋豪门"捐献助国"的话题一经打开，在新闻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台湾和香港报刊纷纷就孔宋财产问题发表评论。台湾国民党中央也电召宋、孔来台"共赴国难"。对此，宋孔都装聋作哑，不肯出面解释。 宋子文似乎遭受到这次挫折后，更加心灰意冷，从此，深居简出，交际圈子大大缩小。虽然私产亿万，但生活十分乏味，愈来愈觉孤独、凄凉。只与大陆时代的几个故知相聚打牌，美国社会尽管热闹繁华，远远弥补不了宋子文思乡的创痛。他不愿去台湾，更不敢回大陆。 1958年12月，宋子文以"看朋友"、"度一个圣诞节"的名义，在香港住了20来天。当地记者采访了他，他表示，他来香港是为了看朋友、过圣诞节的，没有政治使命。记者提了一系列尖锐、敏感的问题，宋子文只是以一句"我已是望七之人了，和政治生活已隔开得太久了，不准备再搞了"，作为所有问题的回答。彼时，宋子文苍老而消瘦，头发已经灰白，对世事完全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度，与昔日政坛上的风流倜傥不可同日而语。及至1963年2日，蒋介石夫妇邀他到台湾小住了几天，并请他为争取美援再为蒋介石政府出把力时，宋子文拒绝了。 1971年5月1日，在纽约市中心举行了宋子文的追思礼拜，宋氏遗孀张乐怡、三个女儿、宋子良、顾维钧、刘锴等五百多人参加了仪式。蒋介石"颁挽"一块题有"勋猷永念"四字的匾额表示哀悼。 宋美龄没有出席葬礼。台湾官方解释说，宋美龄原定4月30日上午飞赴纽约，参加翌日举行的殡仪，但由于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可能派宋庆龄赴美，"立即决定取消此行"。 原来，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决定，通过热衷于为中美建交而奔走的美籍华裔政界人士出面，分别电邀住在北京、台北和纽约的宋氏三姐妹参加宋子文的葬礼。 4月27日电报发往北京后，当天即收到北京方面的通知：宋庆龄副主席将赴美参加宋子文葬礼，因无直达航班，现正通过英国航空公司联系专机，拟经伦敦转飞纽约。同时，尼克松也得知，宋美龄已由台北乘专机启程赴美。夜宿檀香山，翌日直飞纽约。 1971年，中美之间关系面临解冻，台湾方面时刻关注中美的政治风向。蒋氏父子听说宋庆龄也赴美国，便通知在檀香山的宋美龄"避免误人统战圈套，停止飞赴美国参加葬礼。"张乐。抬随即也得到了孔家的电话通知：宋蔼龄临时决定不参加胞弟葬礼。美国方面知道这些情况后，非常失望。尼克松只得依基辛格的建议，立即通知有关部门，电告蒋介石，说明宋子文的葬礼是宋家的私事，与无涉，出于人道主义，希望宋美龄女士能应邀来美出席其胞兄葬礼。 电告并没得到台湾方面的理解，两天过去了，台湾方面仍没有动静。4月30日，中国方面通知美国，由于包租不到专机，宋庆龄副主席不能应邀赴美参加其胞弟的葬礼。到这时，尼克松束手无策，只得将宋庆龄不能来美奔丧之事通知蒋、孔两家。无奈为时已晚，宋美龄乘飞机回台湾去了，宋蔼龄还在犹豫不决。为了等她，葬礼也推迟到下午举行。宋氏三姐妹因为政见的不同，又一次失去了相见的机会，这种遗憾终生的事情让三姐妹心中隐隐作痛。 宋美龄没有出席哥哥的葬礼，悲痛心情难以名状。想当年，在美生活、学习时，长兄如父，给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而今日，竟因种种原因，不能诀别送葬。回到台湾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郁郁不乐，借助每天为宋子文在天之灵的祈祷，排遣心中的痛苦和压抑。宋子文的去世是宋氏家族的一大不幸，宋代家族老成凋谢，没有人能改变得了自然的生死代谢规律，日出日落，谁能阻止生命的轮回呢？ 3．第一个离开"蒋家王朝"的"国戚" 1973年10月19日，85岁高龄的宋蔼龄，死于纽约哥伦比亚长老医院。作为宋家的主心骨，宋蔼龄为"宋家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生前，宋蔼龄足智多谋，腰缠万贯，从1912年任孙中山的秘书开始，到她辞世，她的政治生涯长达60年。由于她的撮合，宋美龄与蒋介石联姻，蒋宋两家族统治中国达20年之久。宋庆龄曾对她的大姐作了这样的评价："倘若大姐是个男人，委员长恐怕早就死了，她在15年前就会统治中国。" 有人说，宋蔼龄在金融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世界最富有的女人，她的财富全靠她个人狡黠聚敛而来。 早在1946年下半年，宋蔼龄就在上海对孔家家族的财产进行了最后的清理，并在美国的里弗代尔独立大道购买了一幢新的住宅，作为自己流亡海外的居住地。1947年初，宋蔼龄在最后告别她生长于斯的故土之前，先到南京看望小妹宋美龄。在南京期间，宋美龄陪伴大姐，或作竟夕长谈，回忆几十年来未氏家族的兴衰沧桑；或游览名胜，对名山大川作最后的惜别。最后，宋蔼龄巡游北方的一些城市，先后访问了北平、天津、太原、青岛等地。从此以后，宋蔼龄、孔祥熙终生再没有踏上中国大陆一步。有人说，从前宋氏家族中，宋蔼龄第一个站出来支持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从而催生了"蒋家王朝"。如今，宋氏家族中又是宋蔼龄第一个离异了"蒋家王朝"，漂洋过海到美国。的确，宋蔼龄的离去为蒋氏在大陆覆灭及早地涂抹了一笔悲剧色彩。 来到美国后，宋蔼龄初在里弗代尔独立大道4904号居住。之所以选中这个地方，是因为这里比较偏僻，一幢幢楼房隐蔽在绿树丛中，很适宜喜欢神秘生活的宋蔼龄隐居。 不久，她又挑选到一个更好的隐居地点，纽约长岛蝗虫谷的菲斯克巷。这里风景优美，地价昂贵，安静偏僻，是豪富们聚居的地方。宋蔼龄和宋美龄合资在这里购买了37英亩土地，兴建了一组庄园式豪华建筑。这对于渴望欢聚的姐妹来说，真是无人打扰的胜地了。 经年累月，宋蔼龄在蝗虫谷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她与任何外人都不来往，也不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除了孔氏家族成员与宋美龄等至亲外，没有人能得到她的邀请。她喜欢做的惟一事情就是扶助子女们在国际经济圈于里大显身手。 宋蔼龄无声无息地死去了，生前，人们关心的是她口袋里的钱；死后，让人们感兴趣的仍然是她遗下的钱袋。 4．国之瑰宝 在宋氏兄弟姐妹中最受世人尊敬的莫过于宋庆龄了。宋庆龄在国际上是有重大影响的人士。她早年留学美国、出居日本，流亡欧洲，先后被选为世界第二次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和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家领导人，她出访过苏联、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为加强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长期的国际活动，使她受到广泛的尊敬，被世界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 宋庆龄加入中国、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写下了生命最光辉的篇章。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不幸因病逝世。为此，中国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沉痛地向世界宣告： 我国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的伟大战士，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同志因患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于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宋庆龄同志的逝世，是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损失，决定为宋庆龄同志举行国葬，以表达我国各族人民的沉痛悼念。 同日，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发表公告，决定： 一、5月31日至6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中央党政军机关、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北京市各方面的负责人、各方面的群众代表以及外国驻华使节、在京的国际友好人士，参加吊唁、瞻仰遗容。 二、6月3日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举行追悼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转播追悼会的实况。 三、从5月30日至6月3日，在北京新华门、、外交部和中国驻外使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6月3日举行追悼会的当天，全国下半旗志哀，同时停止娱乐活动一天。 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向在台湾和海外的宋庆龄亲属发出邀请，邀请他们前来北京参加丧礼。这些亲属包括妹妹宋美龄、孙科夫人、宋子良与夫人、宋子文夫人、宋子安夫人、蒋经国、蒋纬国、孔令仪、孔令侃、孔令伟、孔令杰等。治丧委员会还通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专机可在北京及上海降落，一切费用由该会负担。 但是，台湾电信局受命拒收这些电报。住在台北的孙科夫人派人送了花圈，上面写道："沉痛悼念亲爱的妈妈——儿媳陈淑英敬挽"，花圈摆在棺前。其他到场的亲属也献了花圈。从美国发来唁电的有二弟宋于良及夫人，小弟宋子安的夫人，大弟宋子文的长女。 宋美龄对大陆拍来的电报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一向安静的蝗虫谷这时也为世人注意起来，大批记者蜂拥而至，挤满了宋美龄宅前院后。记者们想知道宋美龄会不会前往北京奔丧，或派人去奔丧，但是，宋美龄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举动。有人说，蒋经国曾派人到美国阻拦，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政见胜关山，这才是姐妹至死未能相见的主要原因。 宋美龄和姐姐宋庆龄的手足之情是很深的。虽然表面上看她们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但事实上感情联络很亲热。 在大陆时期，宋美龄经常给宋庆龄打电话，每次通话时，宋美龄总是先开口说：一阿姐吗？"宋庆龄那边也说："美龄吗？"h人都用上海话交谈，双方常常谈得亲热、投机。内容不外是妹妹关心姐姐的饮食起居，不然就是一些嘘寒问暖之声，彼此之间，从来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口角。宋美龄要想同宋庆龄见面，事先就打电话同宋庆龄联络，如果宋庆龄同意宋美龄去看她的话，宋美龄就自己开车子，一路直奔宋庆龄住处。有的时候，姐妹二人会相聚在大姐宋蔼龄家中。 有一次，宋子良、子安兄弟同时到了重庆，蒋介石想邀请朱家姐妹兄弟一起到南岸的黄山举行一次家宴。宋美龄先和二姐通电话："这是我们姐妹自家聚会，没有其他人……"，宋庆龄听后犹豫了一下说："不来啦，这两天我身体不适意……"美龄马上说："我派医生来看看……"宋庆龄说："不用了，我正在吃药，好些了"。因为是蒋介石倡议的家宴，宋庆龄干脆回绝。宋庆龄对蒋介石向来就没有什么好感，二个人的政治立场鲜明对抗，加上宋庆龄早在宋美龄还未嫁蒋介石之前，就强烈反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一方面宋庆龄对蒋介石过去的婚姻记录不满，另一方面，对蒋介石的一些政治主张和作法不以为然。宋庆龄连宋美龄请她去参加单纯的家宴，都不理睬，也在情理之中了。 在宋庆龄去世前3个月，廖承志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从您的亲戚和妹妹那里得到的消息知道，您妹妹是想着您，并想找机会看您。而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信中还说，宋美龄得知里根的信使到中国后，"她表露她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义更多些。""更有趣的是，大卫·金把您妹妹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了我们。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我想大卫是为您而这样做的。""大卫·金"就是宋蔼龄的长子孔令侃，孔令侃的英文名字叫david。 如果给廖承志有关宋美龄台北地址和电话的人，确是孔令侃的话，这就证明宋庆龄未去世之前，姐妹二人至少有过鱼雁往来，或者直接电话联系。按照宋美龄昔日的习惯，只要重大事情，外面的通常是交由孔令侃去办，但光凭孔令侃一个人主观判断。恐怕还不能决断，自然要经过宋美龄的授意。这说明在宋庆龄的晚年确实双方已经开始取得一定程度的联系。 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也开始想与自己的亲属联系。1979年，她给理查德·杨的信中打听她在美国的亲属： 你有没有见过戴维（指孔令侃），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最近听上海的一个老朋友谈起，子安的妻子婷婷（指朝其瑛）嫁给了一个埃及人！ 大约六七年前，我的亲爱的小弟弟在香港突然去世之后，她就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去念书了。他们有两个儿子，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因为子安是战时在美国结婚的。后来我又听说我的第二个弟弟子良病得很厉害，自己的积蓄已经花先了，现在靠亲属赡养他，战时我同这位单身的弟弟同住，后来他同银行家席德懋的女儿结了婚，也是在美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位弟妹。…… 但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他非常宠爱。 不久，宋庆龄就同宋子安的遗孀联系上了，在一封信中写道："婷婷终于把子安的照片寄给我了。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对他的猝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泪。" 其后，在给理查德·杨的另一封信中，宋庆龄询问宋子安的两个儿子做什么工作，并关心张乐怡，"听说劳拉（张乐怡）得了帕金森氏症，这种病很难治，"……在宋庆龄的心中，亲人们从未淡忘。 据中国福利会前秘书长邹韬奋夫人沈粹缜回忆： 宋庆龄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她很思念美龄。她告诉我，如果美龄来了，觉得住在她家里不方便，可以安排她住到钓鱼台去。她把许多细节都想到了。现在她已经故去了，但我还是要把这话传给宋美龄：她姐思念她，甚至于想到她可以在哪儿住。我愿意亲自到 台湾去传这个口信。 宋庆龄生前留下遗言，要求身后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埋在她父母墓的左边。1981年6月4日，宋庆龄名誉主席的骨灰，由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等护送，上午由专机从北京移送上海安葬。当日上午宋庆龄的安葬典礼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隆重举行。宋庆龄父母之墓位于宋氏墓地中央，立于1932年8月的墓碑上刻着宋庆龄父母以及她姊妹兄弟的名字。遵照宋庆龄的遗言，她的墓穴安置在她父母的东侧。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白发人送黑发人 中国人总结人生有三大不幸，其中有一大不幸，即老年丧子。宋美龄晚年接连丧子、丧孙，白发人送黑发人，其悲惨情景可想而知了。 1．大厦将倾 从大陆时期到台湾时期，蒋经国的职务随着蒋介石的交棒而不断升迁，他是台湾近40年来实际的权力支配者。随着蒋介石的辞世，他由幕后走到台前，这个凡事必要躬亲的强人，最后也躲不过缠绵于病榻的命运。 自1978年后，蒋经国的身体已经出现了明显退化的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糖尿病让他的体力大量虚耗。大概早在60年代，蒋经国就发现自己有糖尿病这种疾病，主要是遗传自他的生母毛氏夫人。 蒋介石卧病后期，蒋经国照例每天到士林宫邸探望父亲的病情。他到士林官邸时，总是由士林官邸的护士小姐，先为他在耳垂上抽血检验血糖含量，再为他按血中的血糖比例施打胰岛素。那时，谁也不会想到蒋经国会有一天走在宋美龄的前面。 为了控制蒋经国的血糖，"荣民总医院"特别派了两位医生，24小时轮值，随时为蒋经国检查血糖，只要发现他的血糖含量超过正常值，就立刻给他打胰岛素。 80年代中期，蒋经国的糖尿病有严重恶化的倾向，主要原因仍是他不知节制饮食，完全无视医生开出来的饮食禁忌，无所顾忌地吃各种他喜爱的点心、餐饮。好几次，他因自己吃的点心是用代糖制作的无法入口，便要侍卫们拿冰淇淋给他吃，医生明知吃冰淇淋一定会提高他的血糖指数，因为经常被蒋经国骂，都不敢阻拦。蒋经国有一句给医生的名言是："我的病由你们负责控制，我吃东西则由我自己负责！" 血糖的骤然上升，让蒋经国的眼睛发生了病变。最严重的一次，他的左眼水晶体突然因为旁边的新生血管大量破裂，流出的血使之不能发挥透视光线的功能，左眼的视力也因此而完全丧失。后来，医生为了控制眼睛内部不再发炎，只得给他吃最有效的类固醇，尽管消炎的功能发挥了，可是他的内脏却因为大量服用类固醇，健康状况开始极度恶化。 晚期蒋经国的双脚有麻痹的现象，他不愿意老是坐轮椅，这有损他的形象。西医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蒋经国听人介绍，说台北市南昌街有一位中医师很有权威，立即将他请到"总统府"，大夫开了不少中药，可并没有起色。 后来，又有人献策，说吃鹿筋可治脚病，于是，人们又忙着给他找鹿筋，吃了若干日子，还是没有效果，鹿筋治疗又告失败。 由于经常服用类固醇，蒋经国食道过敏，甚而导致全身过敏症状。 奇怪的是，蒋经国每次食道发生过敏病症，几乎都在礼拜三。礼拜三为国民党中常会开会日期。蒋经国对中常会非常介意，认为出席中常会就意味着他仍掌握权力。所以，每次会前，他都作充分准备，把它当做一件重要的工作看待。 由于太慎重，导致身体反应也相当强烈。每逢礼拜三，他的食道敏感的老毛病，一定会准时发作，这个毛病发作的时候，蒋经国一面流鼻涕眼泪，一面恶心呕吐，只有用类固醇药丸来缓和肠胃的极度不适。有一段时间，蒋经国几次连续好几次没法出席主持中常委会议，再不去的话，恐怕外界出现动荡的局面，于是只好硬撑，坐轮椅到中央党部开会，可是，会议进行中他就体力不支，中途退出。为此，曾有一次，在中央党部工作的人员问蒋经国的侍卫："你看主席怎么回事！头歪倒一边，眼眼都闭起来了，他到底有没有听开会的发言？" 尽管如此，蒋经国还要忍痛出席中常会，否则，一旦大权旁落，比死更可怕。 1987年8、9月间，医官程寿山为蒋经国量血压，量完后吓了一跳，蒋经国的血压居然只有正常人指数的一半，他立刻向蒋介石医疗小组的召集人报告，然后连忙把蒋经国送往"荣总"急救。 蒋经国进入"荣总"五号"总统"病房，医生作了初步检查，立刻为他作紧急输血处理，输了500cc，才将病情稳住。 这次蒋经国人院被检查出大部分内脏功能都已明显衰退，有的已出现严重坏死的倾向，这对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意味着离死期不远了。这事除了蒋孝勇及医生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 为了稳住人心，蒋经国的车队还是"早出晚归"，就是早上开出官邸，晚上再开回官邸，车里是空的，蒋经国人躺在医院里。 1988年元旦前后，蒋经国的病情加剧，服侍他多年的侍卫们对他的心理起伏周期了若指掌。一般每个礼拜二晚上，蒋经国就开始心情烦躁，因为明天要开中常会。 蒋经国开始焦躁时，没有人知道他在烦什么，也没有人帮得上忙。照料他吃饭就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有时候他火气上来了，或病痛难忍，他就用力拍床，但怕惊扰到隔壁的蒋方良，闹一会就平息了。 元月12日晚上，又是礼拜二，蒋经国依然烦躁不安，从他的表情判定，蒋经国又将难熬此夜了。可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蒋经国在人世间度过的最后一夜。 七海官邸一片寂静，在他幽暗的房间里，侍卫人员看着这位"元首"在和死神作最后的搏斗。他身边没有任何亲人，只有隔壁房间躺着患病的妻子蒋方良。儿女中蒋孝勇在台湾经常陪侍身边，长子蒋孝文由于生活奢靡，饮酒过度，加上糖尿病病变，导致意识丧失，俨然成了一个缺乏意识的"植物人"。次子蒋孝武在新加坡工作，长女蒋孝章在美国，身边缺少子女的护爱，更增加了蒋经国的孤独凄凉情绪。 第二天早上，秘书王家骅很早就来了，经过一夜折腾的蒋经国显得疲惫不堪，他吩咐了王家骅几句，叫王家骅先走，去中央党部叫今天的轮值中常委再代表他主持中常会。王家骅走后，蒋经国粒米未进，不停地上床下床，在轮椅和床铺之间徘徊，他的情绪比往常更为浮躁，侍卫副官只有不停地将他扶上床，扶下床，整个上午都在重复这组动作。 蒋经国很快就向侍卫说明自己的胃不舒服，那天官邸里恰巧只有姜必宁医师，而姜必宁是来官邸看蒋方良的心脏病的，姜必宁问蒋经国哪里不舒服，蒋经国告诉他肠胃。但是，姜必宁不是肠胃专家，忙联络负责蒋经国肠胃科的罗光瑞医师，谁知不巧的是那天一大早罗光瑞到外地去了。姜必宁听了十分紧张，后来好不容易才同罗光瑞联络上。 此时，蒋经国已经忍不住身体的疼痛，告诉一旁当班的翁元："你们找人想想办法，我实在痛苦得不得了啊！我全身都不舒服啊！"侍卫们除了安慰他外毫无办法。蒋经国不断地在床上翻来覆去，样子十分痛苦。 到了11点多钟，蒋孝勇到父亲房间探视，之后，他告诉侍卫门，他要到士林官邸和老夫人吃饭，便离开蒋经国的房间。蒋孝勇没有想到这是自己同蒋经国最后一次告别。 蒋孝勇走了不久，蒋经国还是不舒服，他找副官翁元进去，问："孝文呢？"翁答道："在餐厅外面用餐"。蒋接着问，"孝武呢？"副官回答："孝武先生在新加坡。"蒋"哦"了一声，又躺回床上。 大约11点40分，蒋经国开始呕吐。他大口大口吐了一床，全都是诸黑色的血。官邸里一阵忙乱，所有的医生、原先服侍蒋方良的护士都开始过来帮忙处理。12点50分他再坐起呕吐，大量鲜血从口鼻中冒了出来，就在侍从及医师们惊慌措乱之际，蒋经国倒卧在床上，再也没有醒过来。 病床边只有心电图还在显示蒋经国的心搏，医生说，那是蒋经国心律调节器的声音。医师们不敢停手，因为心律调节器制造着生命现象稳定的假象。 蒋经国便这样没留下一句遗言，猝然离开人间。 中午1点钟，蒋孝勇赶回七海官邸，他冲进卧房，望着医师们急救已无声息的父亲，蒋孝勇没有哭。然后他跪下来，磕了3个响头，告诉尚在急救的医师们，"好了，不要再救了"。 蒋方良得知消息后，坐着轮椅，带着氧气袋进来，到蒋经国身边抓着他的手，边哭边唤着他的名字，但蒋经国再也不能应声了。 当时，宋美龄正在士林宫邸。蒋孝勇随后前往官邸向祖母宋美龄报告父亲的死讯，并陪宋美龄到七海见蒋经国最后一面。 蒋经国曾在身体状况遽然恶化之后，指示儿子，母亲毛氏生前，他未能在膝前尽孝，所以他适当时机，希望能迁葬在母亲坟旁，永世陪伴母亲。 1988年1月13日晚，台湾"行政院长"俞国华宣布蒋经国于当日下午3时50分病逝。终年77岁。 蒋经国的去世，使宋美龄的感情世界及生活圈子又少了一角，蒋家王朝的大厦彻底开始倾覆了。 宋美龄从来就对蒋家的男人无可奈何，生也罢，死也罢，宋美龄已是耄耋之年，在权力上也不想多争什么了。蒋经国丧期，宋美龄也身着黑色旗袍，佩戴白花，为儿子戴孝。 2．孝文、孝武离世 紧随蒋经国之后，1989年，54岁的蒋孝文因喉癌过世。 蒋孝文是蒋经国和蒋方良在苏联那段艰苦岁月中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所以，对蒋孝文，夫妇俩情有独钟。可是他们倾注了大量心血，收获却有限。 蒋孝文自幼聪明伶俐，颇受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喜爱，但也正因为过分受宠而养成了他胡作非为、吃喝玩乐的习性。上中学时，学习成绩一塌糊涂，有好几门功课每学期都亮红灯，不仅如此，他还常常撒谎哄骗家长和老师。见此，蒋经国对蒋孝文的管教非常严格，所以蒋孝文也最怕他。即使这样，蒋孝文仍恶习不改，住在长安东路时，蒋孝文经常深更半夜在侍卫的帮助下，把吉普车推到官邸外面的长安路上，为的是怕吵醒蒋经国，然后，才敢发动引擎，开车去和狐朋狗友们聚会，吃喝玩乐。 一次，蒋介石率众去高雄西子湾打猎，蒋孝文也一同去了。他在侍卫的陪同下，来到寿山要塞的山林里找猎物，折腾了半天，一无所获，蒋孝文又极要面于，没打着猎物似乎很难为情。侍卫们就特地到山里捉了一只山羊绑在地上，让蒋孝文在数步之远的地方，用猎枪瞄准射击。然后，他就带着那只被他打死的"猎物"，得意洋洋地回到住处，向蒋介石炫耀一番。 由于蒋孝文生长在"天下第一家"，自幼受到太多人的恭维、纵容和拍马屁，虽有蒋介石、蒋经国的苦心培养，仍不能阻止他的堕落。在台湾，蒋孝文无法学习下去了，蒋氏父子又把他送往美国，入加州柏克莱商业学校读书，学习企业管理。在美国留学期间，蒋孝文继续恶习难改，放荡不羁，险些入狱，美国移民局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 蒋孝文从美国返台后不久结婚，可是他的个性并没有因此稳定下来，反而染上酗酒的恶习。有一次他酒后驾车回家，把门牙全部拉断，最后只好装上了假牙。 60年代，蒋孝文在台北统一饭店喝酒以后发酒疯，将饭店所有可以摔的东西都摔烂、砸坏。餐厅的主人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蒋经国，控诉蒋孝文把他的店全砸了。老板不客气告诉蒋经国，蒋孝文三天两头来店里白吃白喝，还要打人、砸店，如果蒋家不赔偿损失，他以后就撤回所有投资回侨居地。 连夜，蒋家就派人去清算蒋孝文到底砸坏了多少东西，蒋经国按原价赔偿无误，这才平息了一场几乎要演出"国际"纠纷的风波。宋美龄听此类似的传闻，越听越多，总是无奈地摇摇头，有时便口中喃喃念道："唉！蒋家的男人！……"这种事，蒋经国作父亲的都管不了，何况一个非嫡亲的祖母呢！ 蒋孝勇曾说，父亲为了劝他大哥戒酒，想到身教重于言教，自己首先戒酒，然而为长子费了那么大的劲，蒋孝文却仍闹出事故。 蒋孝文在35岁那年一次醉酒之后，因为血糖过低而昏迷醉宿在外。他昏迷了两天两夜，才被人发现，送医院急救，医院都不愿收。以后勉强救活了，大脑受到严重损伤，从此，蒋孝文的举止有如4、5岁的孩子。 蒋孝文昏迷后不久，蒋经国到医院去看望他。看着昏迷的儿子，蒋经国禁不住悲痛万分，不停地对爱子喃喃呼唤；"爱伦！爸爸对不起你！"蒋经国愧疚的是蒋孝文患了蒋经国从毛氏夫人遗传来的糖尿病。天命如此，谁人能抗拒得了呢？蒋经国再次慨叹命运捉弄人。1989年，蒋孝文在他父亲去世的第二年也撒手西归，到九泉下伴随疼爱他的祖父和父亲去了。 蒋经国的二公子蒋孝武，1945年生于奉化老家。蒋介石也想让二孙子学武，但由于一次意外事故受了伤，最后选择了政治学。他毕业于前西德慕尼黑政治学院，与汪长诗结婚后回国。 蒋经国让他担任"官兵退役辅导委员会"顾问一职。不久又当上了中央政委会委员、组织工作会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与此同时，这位二公子还担任"中央广播电台"主任，华欣文化出版中心主任，"广播事业协会"理事长等职，在文化宣传界崭露头角。 从1976年起，蒋孝武涉足情报工作，心战、情治汇报、反统战的"中央固国小组"，他均参与其中，并担任"国家安全会议"执行秘书。他的管辖范围，涵盖党务、军特、文宣等重要系统。当时在蒋家第三代中，蒋孝武一度政治行情被人看好，曾被风传为"蒋家王朝"的"接棒人"。但好景不长，先是因"江南事件"的牵连，后又因蒋经国过世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本土化"、"非蒋化"彻底封绝了蒋孝武的崛起之路。 "江南命案"给蒋孝武的政治生命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这也是他出国避风头的主要原因。蒋孝勇对此评论说，他哥哥对政治一直蛮有兴趣，如果不是被别人利用的话，他可能还在传播界。兄弟二人曾经失和，原因是，蒋经国死后，弟弟没有通知哥哥，哥哥回来后质问弟弟父亲可否有遗言，弟弟又回答不出，于是兄弟发生矛盾。 宋美龄在兄弟二人中，一直喜欢蒋孝勇，有人说"江南"案是宋美龄、蒋孝勇联手整垮蒋孝武的，但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 从蒋孝武的人生经历来看，如果他的性格不是那么倔强，而且不发生"江南命案"，他是不可能就此从政坛上消声匿迹的。 1990年"总统"大选前夕，李登辉任命蒋孝武出任"驻日代表"。在日任职期间，蒋孝武密切注视岛内政治动向。因"总统"、"副总统"选举发生党内政争后，曾致函中国国民党领导人。信中对"非主流派"进行了批评，并声言："我将终生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衷心呼吁中国国民党领导同志捐弃一己之私，尽速推动党的第二次改造，为创建统一的新中国共同奋斗。" 1991年5月，蒋孝武请辞"驻日代表"返抵台北。7月1日，因急性心率衰竭，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终年46岁，留下汪长诗为他生的一双女儿——蒋友兰、蒋友松。 蒋孝武逝世期间，蒋家老少都到"荣总"料理后事，惟有宋美龄没有去，但据说她对孙辈之死表现得"相当坚强"，虽然精神又受了沉重的打击，尤其是蒋孝武之死，"间接向人宣告，掌握台湾政局长达4d年的蒋氏家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了。" 岁月无情，短短几年时间，让宋美龄承受了这如此之多的亲人罹丧的痛苦。有人说蒋家的人即使一时仍未彻底从台湾政治上消失，但是人脉势力已逐渐散去，仍想要以强人政治的姿态"再起"，恐怕是永远不可能了。 3．宝贝孙子西归 在蒋氏家族的孙辈中，最得来美龄宠爱的是老三蒋孝勇。这位昔年深得祖父蒋介石宠爱的孙儿，在宋美龄心目中依然是别人不能替代的。蒋氏家族中如果有什么讯息需要转达时，蒋孝勇是惟一的最佳传讯使者。宋美龄迁居美国后，蒋孝勇几乎每年都要前往纽约，拜见祖母一次。据说，在宋美龄眼里，蒋孝勇仍然被视为当年可以坐在蒋介石办公桌上撒尿的小孙子。 而蒋孝勇对宋美龄的感情也很深挚、独特，他曾把祖母宋美龄与母亲蒋方良作了对比： 母亲和祖母的教育背景完全不一样，我母亲可以说是个农村妇女，我待母亲也就是对待一位农村母亲，你没法跟她谈问题，她只要你在就好，就是纯粹的母亲，她是不理会政治之类事情的，对我而言，母亲给我的，就是母亲。而祖母则不一样，她受到非常好的教育，不单和我谈信仰，也教我哲理、观念、做人处事等等，等于是个有高深学问的祖母。所以她俩的差距在于：一位是农村的母亲，一位是哲人的母亲。 不仅在感情上，蒋孝勇对母亲与宋美龄的不分轩轻，甚至，在对两人的态度上，蒋孝勇可更敬佩宋美龄。 从小，蒋孝勇就深得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宠爱。长大后，每到逢年过节，蒋孝勇一家必定到官邸去与祖父母一起用餐。与蒋介石用餐时，必然要讲究许多规矩。蒋孝勇很小就被教会了用餐的规矩，如大人放下筷子，孩子们也必须一起放下筷子。蒋介石、宋美龄喜欢蒋孝勇，每每吃饭的时候，总给他夹满一碗菜；让他尽情吃。可蒋孝勇回忆，那些美味也有来不及品尝的时候；小孩吃饭慢，大人吃完了，他们也得跟着放下筷子。美食虽说没吃到，但宋美龄的种种至爱关怀还是难以忘怀的。 有一次，才3、4岁的蒋孝勇，在官邸饭桌上，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允许，喝了一杯酒，喝完就发了"酒疯"，逗得蒋介石、宋美龄开怀大乐。 蒋介石对这个孙子是抱着不少期望。他曾带着这位幼孙去视察部队，也曾亲自教过小孙子读书。在日月潭的行宫，蒋介石在那里单独教蒋孝勇《四书》，一句一句地教，详细解释句子的意思。 蒋介石一直认为，他的后代应该努力学好中国传统文化，如王阳明哲学、《四书》等，如此才能对治国理念一以贯之。他希望蒋孝勇能在这方面打下牢固的基础。 蒋孝勇相当聪明。但他在小学及初中的成绩差强人意，这是因为他并不太喜欢上学。有一天，天真的蒋孝勇问蒋经国："爸爸，什么叫做应酬？"蒋经国想了想回答："应酬嘛，就是心里头不想去，又不得不去的，就叫做应酬。"蒋孝勇就对爸爸说："那我读书就是一样的。" 1964年初中毕业之后，他选择了陆军军官学校，打算步爷爷和叔叔的后尘。蒋介石的孙子、蒋经国的儿子读军校，对军校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军校每年在招生之前，总会做一番宣传，蒋孝勇在预备班读书，顿时成为宣传的重点。当年《新生报》记者随军中访问团到陆军参观，记者特别访问了蒋孝勇。在专访中，蒋孝勇侃侃而谈读军校的抱负。他打算于预备班毕业之后，继续升为陆军军官学校正期生。蒋孝勇的想法其实就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愿望。蒋介石非常希望他的三个孙子中，至少有一个读军校，以后在军中发展，蒋经国在这方面的想法也不比蒋介石少。只是天不遂人愿，蒋孝文、蒋孝武都没有读完军校，蒋孝勇才读了一年就出了意外。 在陆官一年级下学期，有一次军校进行野外单兵攻击练习，他跳进一条干沟，干沟里都是石头，一不小心，脚踝扭伤。这次意外发生后，蒋经国先请美军一位对足踝手术很有经验的医师动手术，那位美籍医师认为蒋孝勇年纪轻，软骨应可重新长好，于是只修掉旁边伸出关节的软骨。但手术过后，蒋孝勇依然无法正常步行，只好二度进行手术，这回由"荣总"医师主刀，把整个硬化的软骨取出，改以两根钢钉固定。这次手术之后，蒋孝勇的足踝只能上下动，不能左右动。两根钉子辅助他行走一辈子，也使得他失掉了快速移动时的平衡能力。 蒋孝勇足踝动手术，这对蒋介石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宋美龄也曾数度前往探视。蒋介石为鼓励蒋孝勇写下如下一封信： 勇孙：昨天电话未尽所怀，如你足疾久不愈，恐难成健全军人，实为我半年以来最大的忧虑，乃非言语可形容也。现在既然如此，只有一切听从医生之言，凡使你足疾能愈办法，都得照办，再不可有勉强"充好汉"之行动，手携拐架，无论上课或上餐厅，亦只有提用，勿以为羞是要。石膏如未得到医生许可，亦不应拆除，虽不方便，亦只有忍之。若非如此，持久自制与勉强行之，则恐难望痊愈了。务希切实遵办，再不可自充好汉。 切记毋忘。 五十八年二月四日祖父母示 同年3月4日，蒋介石夫妇收到蒋孝勇信后，又写第二封信： 勇孙：你上次来信，我已接到了，祖母亦高兴。昨闻你已病入医院，不胜系念，今特写信交孝武孙带来慰问，如你下周仍未痊愈，我与祖母就要南来看你，想与你同住几日，在西子湾养病或以医院为佳易念也。余不多言，望早痊念。 祖父母，三月十四日晨 由此可见，宋美龄对孝勇关爱至深。然而，经过评估，蒋孝勇显然已不适合留在军中，最后只好在三年级时转学。蒋介石所梦想的蒋孝勇将来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能统帅百万大军为"光复国土"作贡献也成了泡影。 依蒋孝勇的意愿，他被安排到台湾大学政治系理论组二年级。多年后，蒋孝勇回想这段学习经历，觉得这是上苍的安排，如果他成为一名军人，历史也许又要重新改写了。 毋庸讳言，蒋孝勇当年能够从军校转学到台大政治系读书，完全是家庭背景因素所致。1972年，蒋孝勇自台大毕业，翌年，与恋爱8年的方智恰结婚。 蒋孝勇的婚礼简单而隆重，就他的三兄弟而言，只有他的婚礼曾对外发布新闻。方智恰如今回想，深觉自己比她的妯娌们——蒋孝文的妻子徐乃锦及蒋孝武的前妻江长诗与再婚妻子蔡惠媚，幸运得多：她和蒋孝勇是蒋经国子女中，在台湾成婚的惟-一对，只有他俩的婚姻，不单公婆亲自参加了，而且结婚当天还按蒋介石、宋美龄的意见，依家乡之礼俗见面并且合影。 婚礼是在1973年7月23日上午10时举行的，参加婚礼的都是双方的至亲，人数并不多。婚礼一结束，一袭白纱礼服在身的方智怡就与蒋孝勇匆忙赶到"荣总"拜见蒋介石、宋美龄夫妇。 到了"荣总"，除了礼俗上一对新人要向祖父母致敬外，还有一个目的——和已经久未露面的蒋介石合照。蒋孝勇仍然穿着结婚礼服，方智抬则被要求换上旗袍。旗袍在前一天就已经准备好送到了"荣总"。小夫妻俩才到"荣总"六号病房，侍从武官就非常紧张地频频催促："快点！老先生及夫人老早就坐在那里了！"方智怡换过装，然后和蒋孝勇到客厅依家乡习俗向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行跪礼并且奉茶，宋美龄则很自然地向她招手："来来，照张照片！" 方智信站在宋美龄后面，但宋美龄笑着拉着孙媳妇的手，把她拉到旁边来，这对新人就这么和蒋介石夫妇合照了。 宋美龄很喜欢方智怡。早在1968年，蒋孝勇还是陆官二年级学生，因足踝扭伤到"荣总"二度开刀，方智怡到病房陪他，临时突然接到通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要来看孙子。不多久，蒋氏夫妇就到病房，蒋孝勇先把方智怡介绍给蒋氏夫妇。 宋美龄一眼便喜欢上了方智恰，看着方智恰圆圆的脸庞说："啊！我觉得你应该是'圆'小姐。"这么一逗，方智怡的紧张情绪也化解了，蒋介石似乎对方智怡也很满意。 蒋孝勇幼年及少年时，由于父亲太忙，他几乎是跟着祖父母过的，到了成年后，与父亲倒是愈来愈像朋友，可以无话不谈。因此，某种程度上说，蒋孝勇成了宋美龄与蒋经国之间情感甚至是信息沟通的桥梁。 蒋经国于1978年上台，到了1985年以后身体渐差。由于蒋孝勇个性谨慎、细腻，对蒋经国夫妇非常孝顺，在生活细节上，尤其照顾得周全细致。蒋方良过生日，蒋孝勇会先把蒋经国要送给蒋方良的礼物准备好，放在蒋经国的书桌上，连包装纸都用心选择。礼物内容事先都想得好好的，正是蒋方良所喜欢的。对蒋经国，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小自穿衣，大至关心父亲身体健康状况，可谓凡事都全心投入。有一次，蒋经国的脚后跟被热水袋烫出水泡来，不能穿鞋，蒋孝勇就开始动脑筋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他想出办法来，把一双皮鞋的脚后跟部分切掉一块，这样鞋子就不会磨到起泡部位了。 蒋孝勇后来所以能够得到蒋经国的信任，就因为他平时细心周全，对父亲之事全力以赴，成为蒋经国的左右手，被外界戏称为"地下总统"。 蒋孝勇的嘴巴很甜、反应快，又颇得宋美龄欢心，为宋美龄传递口信，通常是蒋孝勇的长项，逢年过节，他会殷勤随侍蒋介石、宋美龄身边，蒋介石、蒋经国过世后，他仍然与宋美龄保持密切的往来，共同关注着台湾的政局变化。 蒋经国辞世时，宋美龄正住在士林宫邸，蒋孝勇亲自前往官邸向宋美龄报告父亲的死讯，并陪宋美龄到七海见蒋经国最后一面。对于外界怀疑宋美龄与蒋经国之间心存结隙的事，蒋孝勇从来都予以否认。他曾对台湾《远见》杂志总编辑王力行发过愤慨："祖母历年来至少跟我讲了不下十次——她说："孝勇啊，我自己没有生小孩，即使我有小孩，也不可能和经国一样！'外面的谣言中伤，可恶至极！"对宋美龄，蒋孝勇极尽维护其形象之能事。他还多次公开谈到宋美龄于两蒋逝世后的际遇及对政治的态度。 蒋介石于1975年辞世后，严家淦继任"总统"，国民党面临谁来接任总裁的选择。蒋孝勇也承认，当年"孔家"曾有拥立宋美龄接任党领袖的意图。他对宋美龄对蒋家的忠诚非常得意，"祖父刚过世，'孔家'天天坐在床旁边磨着她，不断地劝进，但是祖母坚决反对。当然了，能够在她身边提建议的，没有几个。那时没有两个礼拜，起码也有十天，但祖母从头no到底！" 他还声称，当时宋美龄房间里面"孔家"在劝进，他及其他人待在房间外面则是紧张到以"打颤"形容，"然而祖母真是位难得的女士，她那时候身体很好，头脑也很清楚，她就是坚持不肯。" 蒋孝勇还说，蒋经国去世后，"一方面孔家也的确想要重施故伎，但我祖母也是不肯。另一方面，祖母的惟一的立场是，推举党主席，应该要有党的应有秩序，这是她的一贯立场。" 至于蒋孝勇所谓"孔家"指的是谁，显然是孔令侃。当时，蒋介石辞世期间，孔令侃人在台北，蒋经国过世之后没多久他也抵达台北。 对于孔家，蒋孝勇始终疏而远之。孔令仪、孔令伟在世的时候，他们之间更是彼此保持着距离，这恐怕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但是，也有记载，蒋介石刚去世时，宋美龄俨然以权力的继承者自居，并想借蒋介石的遗孀的地位，替孔令侃在台湾谋个重要职位。孔令侃想得到的"行政院长"这个头衔，但为蒋经国坚拒。孔令侃还想在群龙元首之际争捞一点好处，这个打算就是将"官邸派"大将秦孝仪送到上层。当时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连夜奔走于各政要之间，紧急会商如何能挡掉这件事而又不伤害宋美龄的尊严。最后，决定将国民党总裁一职空起来，由"副总统"严家徐提名，另举蒋经国为国民党代理主席，才解决了这个难题。为此，宋美龄负气出走美国。 究竟这里的明争暗斗有多激烈，或者真如蒋孝勇所述宋美龄主动退让，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不过，宋美龄终究在蒋介石死后，不再在政治舞台上频繁表演，由辉煌归于孤寂，不能不说这里没有无可奈何的成分。 及至李登辉上台，蒋家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面对现实，蒋孝勇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哀叹： 父亲一过世，我就感到气氛不对了。我晓得台湾要变，会变得和父亲在世时不一样，所以我决定要出去。我的心愿是，蒋家涉足政治，要到我这代结束，不要再让下一代有这个包袱，蒋家过去和中国现代史似乎是连在一起的，但总是要有个结束，不是别的原因，是因为人家总是用有色眼镜来看。我不愿意我的小孩跟我有同样的遭遇。 1988年，当蒋孝勇受到民进党"民意代表"的攻击之后，即向加拿大当局提出全家移民申请。 准备离境前，蒋孝勇带着两个儿子到士林宫邸，向宋美龄辞别。宋美龄告诉两个曾孙："你们要出去，我绝对赞成，但是出去要记得两件事——第一，不要忘记你们姓蒋；第二，不要忘记你们是中国人！" 蒋孝勇的家安在蒙特利尔市郊的半山坡上。房子不算大，约百坪左右。离开台湾之前，家里有管家、佣人，方智怡甚至没有下过厨。然而一家人到蒙特利尔之后，生活由绚烂到平淡，身边再无佣人服侍，只有两个儿子，四人"相依为命"，富贵之气断然不如台湾那么茁旺了，一切都得靠自己。蒋孝勇甚至还帮儿子缝扣子。 加拿大虽然远离台湾，可并不能因此而抚平蒋孝勇心中的不快。当初他为了避开政治争斗及商业纠葛而来到加拿大，由紧张忙碌的生活进入节奏缓慢的悠闲岁月，不能不让蒋孝勇有些失落。远在加拿大的他，不能忘怀台湾的一切，时刻关注台湾的政治动向，剪报、摘记重点、写感想，是每日的必修课。蒙特利尔当地有华文《世界日报》，也可以收看华语电视台，这为蒋孝勇提供了更多了解故园风雨的机会。 1990年，蒋孝勇夫妇意外得子友青，这样蒋孝勇一家成为五口，长子蒋友柏、次子蒋友常。在加拿大的生活了三年之后，蒋孝勇全家取得加拿大护照。 1993年，因长子蒋友柏高中毕业法语不过关，无法就读英文大学，蒋孝勇一家搬到旧金山，住在东湾一个紧临高尔夫球场，风景优美的社区。 在旧金山，原来蒋孝勇主持的中兴电工在此成立了分公司，由蒋孝勇担纲。这样一来，蒋孝勇一家在美国生了根，与宋美龄的接触就更多了。 自从蒋孝勇全家移居加拿大后，全家每年过圣诞节都赶到纽约与宋美龄一起过。当初蒋孝勇移居海外时，宋美龄曾说："这样好，回家更方便了。"有人认为是指回大陆方便，但更准确的可能是说回到宋美龄那里更方便了。 在信仰上，蒋孝勇和宋美龄是很好沟通的。基督教，是蒋家三代不少人的宗教信仰。究其渊源，蒋家信仰基督教起于宋美龄。蒋介石、宋美龄都是虔诚的基督教，两子蒋经国、蒋纬国也称自己信奉基督。 蒋孝勇从小就随蒋介石上教堂，10岁时就应蒋介石、宋美龄的要求，在凯歌堂受了洗礼。 蒋家的宗教信仰并非完全是基督教。蒋孝勇的大哥蒋孝文终其一生没有宗教信仰，大嫂徐乃锦则是天主教友；二哥蒋孝武虽然小时候和他同时受洗，长大之后却皈依佛教。只有姐姐蒋孝章，是虔诚的基督徒。 宋美龄对蒋孝勇的宗教信仰影响是深刻的。蒋介石辞世不久，有一天晚上蒋孝勇陪着宋美龄。窗外，微风拂动树叶，摇曳起伏。宋美龄说："上帝就像这风一样，你看不见风，你只能看到风所造成的影响。"虽然，当时还没有经历过太多挫折的蒋孝勇无法完全明白宋美龄这番话的道理，若干年后，当蒋孝勇不再以蒋家三公子的身份操纵世事的时候，才明白，上帝的力量超出人类的想象，谁能预测蒋家王朝的兴衰荣辱呢？恐怕只有上帝了。 1995年12月16日晚，蒋孝勇在旧金山家中用晚餐，先是觉得不舒服，后到盥洗室去呕吐，结果吐出一口鲜血，妻子方智怡打电话给远在台北的"荣民总医院"院长彭芳谷，彭芳谷认为不能等闲视之，最好住院详查。蒋孝勇则打电话给"荣总"加护病房副主任陈云亮。陈云亮曾长期照顾蒋经国遗孀蒋方良，与蒋孝勇关系甚厚。陈对蒋孝勇直言不讳："毫无选择，立即做胃镜检查！"蒋孝勇当时回答，他们一家已经预定要在纽约陪老夫人宋美龄过圣诞节，所以要到圣诞节假期过后才回台湾检查。 元月4日，经过"荣总"医院医师们的检查，确诊蒋孝勇患食道癌。10月，"荣总"医师王良顺为蒋孝勇做了晚期食道癌手术。依王良顺的诊断，蒋孝勇的晚期食道癌以手术切除来完全治愈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看得见的肿瘤组织固然切除干净，但是还有许多看不见的癌细胞不知潜伏在何处，必须再辅以化学治疗。 1996年6月，早已返回太平洋彼岸家中的蒋孝勇颇感一丝兴奋，台湾政坛，中生代夺位战已经拉开了序幕。"总统"选举之后"内阁"重组，由"副总统"连战兼任"行政院长"，"台湾省长"宋楚瑜推荐入阁的人马纷纷落选。蒋孝勇在台大政治系读书时，系主任是连战，并且还在他大三时教过他"西洋政治思想史"这门课。蒋孝勇特别喜欢历史课程，同学认为，这与他的家世有关。对于连战，蒋孝勇不会有恶感，老师的情分，他还是十分念及的。因此，连战入选"副总统"兼任"行政院长"，蒋孝勇并未表示反对。 时逢次子19岁的蒋友常中学毕业，要赴纽约就读纽约大学。蒋孝勇带着全家飞往纽约，在中央公园旁的寓所见了宋美龄。蒋孝勇大致地向祖母说明了自己的病情，他对宋美龄简单地叙述了自己如何发现罹患了食道癌，作手术、化疗。虽然蒋孝勇明显消瘦，不过讲起话来仍然中气十足。 宋美龄最是关切蒋孝勇的病情，对于她来说，蒋孝勇是最后一个孙子，也是最讨她喜欢的人，如果病魔就此夺去蒋孝勇的生命，未来的岁月岂不更加孤寂？ 身为虔诚基督教徒的宋美龄仍然以上帝的教义宽慰蒋孝勇，要学会交托："要对上帝有信心，把一切交给上帝，你要随时祷告，上帝会照顾的。" 蒋孝勇向宋美龄汇报了自己准备带着一家人前往大陆的想法。此行大陆有两个目的，一是这场病下来，让他感受到生命的有限，大陆对癌症治疗的经验也相当丰富，他准备到北京寻医；另一方面，父亲蒋经国生前有遗命，死后安葬在母亲毛氏夫人坟旁，生前蒋经国未能在毛氏膝前尽孝，所以希望过后世的某一天，大陆准允他移灵奉化溪口，生生世世陪伴毛氏。在大陆故乡探访，应该是蒋孝勇最重要的动机。 宋美龄对蒋孝勇的行程打算并不反对。早在1995年，她即把自己百年后的安排对蒋孝勇做了交待，宋美龄告诉蒋孝勇，她过世后要葬在何处，要视蒋介石未来奉安何处而定。 蒋介石生前亲选南京紫金山中山陵附近的紫霞湖为墓址，并先建正气亭为标志。宋美龄说，如果未来蒋介石能够葬于正气事，因为紫金山先后葬了孙中山先生及蒋介石，不是一般人可以随着安葬，所以她希望能葬于上海她母亲的墓旁。如果大陆方面未能让蒋介石葬在紫金山，而归葬浙江省奉化溪口家乡，则她愿与蒋介石一起葬在溪口老家。 1996年7月14日傍晚，蒋孝勇偕长子蒋友柏搭机在香港启德机场落地。方智怡和次子友常及三子友青三天后抵达香港。为了避免记者的追踪，他们在香港滞留10天之久。7月25日，蒋孝勇一家分成两批，搭机飞赴大陆。 此行大陆，对蒋孝勇而言，极具历史意义。踏上祖父、父亲曾经风光、下半辈子却未能再回来的大地，各种滋味齐涌心头。特别是到北京还要找医生医治体内的病癌，倒让他认真思考生命可能即将结束的问题。 由北京直奔家乡，他们一家五口先在宁波落脚，以免被外界发现行踪，到了次日，才雇车前往溪口，在溪口该看的都看了。剡溪依然，人已全非，在"蒋母之墓"，蒋孝勇一家人献了花，行了礼。"蒋母之墓"经过修茸，气派非凡。而祖母毛福梅的坟墓，孤零零地矗立在一所中学的操场上，除了褐色的花岗石墓碑及坟家之外，再无其他。蒋孝勇心生凄凉，难怪父亲生前交代身后要葬在祖母的坟旁，这座孤坟实在太寂寞了。 1996年12月1日晚上9点多钟，蒋孝勇又住进台北"荣总"思源楼-一七房。思源楼起初楼名中正，是为了身体状况日益恶化的蒋介石而建，但是尚未完工，蒋介石即已辞世。以后十一楼靠北的一一七病房，对蒋家别具意义，除了蒋经国生前曾在此住院外，第三代的蒋孝文、蒋孝武都在这间有着客厅、侍从室的宽敞病房离世。 蒋孝勇住进思源楼一一七房，这是蒋家第三代的宿命之地，但也是蒋孝勇夫妇的选择。蒋孝勇曾经考虑，要把人生最后一段路交给旧金山，但以后还是决定返回台湾，对母亲的顾虑是个主要因素，另外就是希望"荣总"能起死回生。 人生的最终阶段，蒋孝勇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最后一次回旧金山，该办的事情都已办妥，他也在家中渡过最后难忘的日子，除了祖母宋美龄及母亲蒋方良两位难以割舍之外，其他的已不容他多想了。 仍有政界人士来探视蒋孝勇。宋楚瑜夫妇、连战夫妇都来看过他，只是与李登辉之间的怨隙使他不能平静。对于李登辉，他想，李登辉不喜欢他是应该的，"因为，他挡下了李登辉太多的事情。"1994年李登辉把蒋介石的办公室搬到中正纪念堂；1996年又把蒋经国的办公室搬到桃园大溪头寮宾馆去了；蒋经国过世后，李登辉答应宋美龄，大溪档案暂不公布，然而就在1996年，国民党把整个大溪档案交给"国史馆"，准备公之于众。无疑是对宋美龄的毁约。李登辉不会再把政权轻易拱手送给蒋家，对蒋家的种种顾虑和尊重，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去，这对蒋孝勇及宋美龄不啻是沉重的打击。 1996年12月22日下午，孝勇病情恶化，逝世前，方智怡的双亲、姐姐，蒋孝武的遗孀蔡惠媚都到了，三个儿子围绕床前，最后弥留时刻母亲蒋方良带着氧气管来到儿子床前，她深情地注视着她最后的这个儿子，安慰儿子安心前往天堂。强心针已不起作用，蒋孝勇——蒋家第三代最后一名男丁，默然自世间隐去。宋美龄听说孝勇去世，悲不自己。 至此，蒋家一门六寡，何其不幸！ 在台湾有人说，蒋介石、蒋经国二人浮厝，对后代不好。也有人说蒋经国的头寮陵寝后面是断壁，表示没有靠山，很不好，因此而引发了蒋家要移灵大陆的争论。 宋美龄则表示如果允许蒋介石移灵大陆，如百年之后就选择大陆作为最后的墓地，否则，她将考虑安葬在纽约市郊的哈斯代尔的斐思克立夫大墓园里，那里安葬着孔祥熙、宋蔼龄夫妇和儿子孔令侃、女儿孔令伟等人。 4．孔二之死 在孔家随着孔祥熙、宋蔼龄的去世，其子女孔令侃、孔令伟也步属其后离开了人间。尤其是孔令伟的死对宋美龄打击很大。1994年11月18日晚，躺在台北振兴医院半年，已经昏迷多日的孔令伟，终于结束了她神秘的一生。 孔令伟之死，早在振兴医院医生的预料之中，人们似乎早就在等着这一大。孔令伟已经昏迷两个礼拜，振兴医院的医生几乎已经要宣告放弃治疗，宋美龄的台湾之行，本打算是为孔令伟送终的。9月10日，宋美龄四台当天的行程本来是先到慈湖谒陵，再到医院探视孔令伟，随后就回官邸。没想到当宋美龄踏进孔令伟的病房、一讲话之后，不醒人事许久的孔令伟居然睁开了眼睛，这个奇迹似的现象，不仅令医护人员目瞪口呆，宋美龄更是惊喜万分，稍后，她便决定暂时不回官邸，留在振兴医院陪孔令伟，以期她的病情好转。宋美龄不知孔二这是回光返照，还以为是医生们有回天之术，一时心血来潮，说是要把医生的薪水加到"荣总"的标准。 由于宋美龄陪伴身边，孔令伟的状况持续好转，为方便抽痰，医疗人员为她施行了气管切开术。那几天，只要宋美龄跟孔令伟说话，孔令伟似乎都能听到，而且也有一些反应。而在这之前，孔令伟的状况相当不稳定，一直处于昏迷状态，高烧不退，癌细胞已转移到肺部、泌尿系统……宋美龄的到来，也使令伟的治疗有很大起色，这不仅让医务人员惊异，更让人们对孔令伟与宋美龄之间的深厚感情，有了更深的了解。 原先，宋美龄没有回台的打算，最后决定回台是突然决定的。在宋美龄回台湾前的两个礼拜，振兴医院的副院长宋怀锟曾到美国向她报告孔令伟的病情，宋怀锟告诉宋美龄，孔令伟的情况很不好，她听完心情相当难过，但并未表示回台探视，一直到朱怀锟回台一星期之后，美国方面才突然来电说，宋美龄要回台湾探视孔二小姐。 宋美龄要回台湾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忙坏了"总统府"的要员们。秘书长蒋彦士立刻到振兴医院探望孔令伟，而此前，几乎没有政府人员前来探视，除了前"行政院长"郝柏村、蒋纬国等少数人外，医院里人普遍认为，孔令伟的病情倒不是蒋彦士关心的，他到医院主要是了解宋美龄返岛的状况。 振兴医院的董事名单中曾列有李登辉，因为孔令伟对李登辉没有什么好感，便把他从董事中除名了，于是，李登辉对孔令伟也颇有看法，"总统府"的人自然要巴结李登辉，孔令伟难免门前冷落车马稀了。 振兴医院一般的员工对孔令伟都没有什么好感，因为她专横、脾气大，她身边的护士对她更是又怕又恨。但孔令伟也为振兴医院做过好事，就是把"三总"的换心权威魏锋医师，延揽到振兴医院，并且花了两亿元采购了心脏手术方面的器材。 振兴医院的医师们都认为，孔令伟个性孤僻、自以为是，又喜欢自己当医生，是她自己把自己医死了。1992年，孔令伟因为肚子痛，在美国就医，结果美国的医师告诉她是肠梗阻，必须开刀，自认对自己健康很有把握的孔令伟很不以为然，没多久就搭乘"华航"的飞机返台。 回台后，孔令伟就住进振兴医院，振兴医院的医师们对其进行全面检查后，认定造成肠阻塞的因素很多，必须先验血，结果，发现她的直肠癌指数很高，医师们便推测孔令伟可能得了直肠癌。但孔令伟坚称她的肠阻塞是以前动盲肠手术留下的后遗症，固执地请来中兴诊所心脏科的俞瑞璋帮她开刀——要医师当成因盲肠手术造成的一肠阻塞来开。 结果，刀一开就发现直肠附近有一垛东西，医师们判断可能是直肠癌就立即缝合，拖了几天才由"荣总"的周良骐医师二度开刀，把癌细胞切除。由于孔令伟当时的癌症还属早期，再加上手术相当成功，因此，医师们判断她大约能再活5年。 手术后，本应该进行化学治疗，但孔令伟认为没有必要，随后又飞往美国替宋美龄祝寿，没多久，癌细胞转移到肺部，孔令伟再度飞回振兴医院。 回台后，医师建议使用化学治疗，但孔令伟坚持要照钴60，奇怪的是，她的癌细胞已蔓延到左右两边的肺，孔令伟却只愿意一边肺照钻60，最后，一边肺的状况好转，另一边的肺则日渐恶化，癌细胞从肺转移到肾脏、泌尿系统、淋巴腺……终于导致不治。 在孔令伟过世的前一天，病情已经很糟，不仅呼吸、血压都靠药物维持，人也完全昏迷，随时都可能死去。振兴医院向宋美龄报告，孔令伟的病情相当危急，并询问她是否准备回台看孔令伟最后一面？回答是，宋美龄年事已高，不适合密集长途飞行，不能再回台湾，请孔令伟的姐姐孔令仪回台料理后事。 孔令伟的丧礼为1994年11月14日和15日两天在纽约市曼哈顿上东城著名的堪贝尔殡仪馆，"孔二小姐"孔令伟安详地躺在沉重硕大的铜棺里。 银白色的铜棺，下半部缀满了鲜花，上半部棺门打开，躺着传说中达官贵人都怕三分、喜作男子打扮的"孔二小姐"，只是此刻的她，俨然一位中年贵妇，深蓝色的长袍，头发松松地向后梳拢，面部表情平静而安详，脸上完全没有皱纹，丝毫不像七十多岁。 孔令伟的灵堂设于这家著名的殡仪馆四楼，这一层楼有三间灵堂，孔二小姐所占的是梅迪森北厢房。这一中型大小的灵堂四周摆满了花牌，90％的花牌下款都是英文，中文的只有几面，上书"总经理……"几行字。 据说，在蒋介石官邸，上上下下都尊称孔令伟为"总经理"。而这位女总经理，即使在白宫作客，也着男装，当时的罗斯福总统即直呼她为"boy"。 由于事先殡仪馆职员就向媒介表示这是一次"私人性质的丧事"，严禁记者进入殡仪馆，那些风闻宋美龄要前来吊唁，苦苦守候在此的记者们，只得在大门口望穿双眼。由上午一直等到了下午6时，"第一夫人"始终没有出现在视线内。 16日上午9时，孔令伟的灵柩移至到附近的方砖教堂，安置在讲坛上，四周布满香烛花牌。10时10分左右，3o多位亲友先后抵达教堂，包括孔令杰、蒋纬国夫人、蒋孝勇及"协调处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吴小丹等。宋美龄则于11时前，在随侍挽扶之下，步入教堂。 当时，只有一两位记者被准进入教堂，参加了这次历时20多分钟的追思礼拜。据述，宋美龄开始时，尚能自持，但到了牧师祈祷时，对孔令伟"视同己出"的宋美龄，曾一度失去控制，掩面哭泣。 孔二小姐的追思礼拜结束之后发引灵柩，送葬车队在寒风飒飒的初冬，向北方的上州疾驶。大约50分钟之后，抵达了威斯彻斯特哈斯岱市附近的芬崖公墓。孔家墓园是一个室内墓园，位于一座专门安置灵柩及骨灰的大厦三楼。 记者们先行抵达，在大厦门口守候，宋美龄乘轮椅进门时，大家纷纷举起镜头。但这时哀痛已极的宋美龄表示她不想拍照，记者们也很尊重地停止动作。 在三楼的孔氏家族室内墓园，典葬牧师行礼祈祷之后，银启色的铜棺被嵌入第四层，下面依次是其兄孔令侃、父亲孔祥熙。母亲宋蔼龄。 葬礼后，宋美龄要求众人暂离，让她单独在墓前哀悼。众人离去时，惟留这位白发苍苍的90多岁的老夫人，站立墓前，极尽哀思。宋美龄完全沉浸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之中，让所有同行人备觉凄凉。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老干新枝不结果 蒋经国去世，预示着蒋家王朝的结束，人们对宋美龄这样的元老，再也是提不起兴趣了。传说宋、李不和，二李（李登辉、李焕）打败了蒋纬国，宋美龄只能望位兴叹了。 1．政治"余温"消失了 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飞逝如梭，1988年，蒋经国去世了。宋美龄悲痛已极，连续4天不思饮食。举行追悼会时，她坐着轮椅从侧门进入灵堂。从电视屏幕上人们可以看到她哀戚满面。 蒋经国病逝，标志着蒋氏父子两代政治强人统治的结束。如果将蒋经国病逝时的台湾政情同蒋介石死时台湾政情作一比较，即可发现蒋经国病逝时台湾政情逐渐趋向复杂与动荡。大陆台湾问题专家李家泉对此评论道： 蒋介石死时，其后事已完全安排就绪，故有蒋经国顺利接棒。蒋经国因病逝前对后事虽已有部署，但远未完毕，岛内政治革新和大陆政策的调整还仅仅是开始。再一方面，蒋介石死时，台湾全岛基本上是国民党的一统天下，国民党以外的各派反对势力还不成气候。如今，党外反对势力已羽毛渐丰，有了一批政治骨干，出现了10多个有组织的政党和政治团体。同时，岛内的思潮和势力的举动有所蔓延和发展。这一切，对于国民党，正像港报所说那样："已从潜在性危险演变为现实性威胁。"其三，蒋介石死时，台湾社会基本上是安定的，但如今，随着台湾经济结构的变化与民众参政意识的加强，社会问题丛生，冲突有增无减，尤其是解严、开放党禁与报禁之后，长期受压抑的各种矛盾越来越激化与表面化，社会不安因素增加。其四，蒋介石死时，中国大陆还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美国等国仍同台湾当局保持官方联系，台湾当局日子较为好过，今日，情形则大变，大陆政权在国际上地位日益巩固，台湾则益加孤立。 上述四点道出了国民党当局在蒋经国病逝后面！临的形势比蒋介石在时更加艰难，更加复杂。副"总统"李登辉就是在这种艰难、复杂的情势下接棒的。 蒋经国病逝当晚7时，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紧急会议，俞国华主持会议，会议听取"荣总"副院长、蒋经国医疗组召集人姜必宁报告蒋经国病逝经过，会上宣读了蒋经国遗嘱，最后会议议定三件事： （1）全体国民党员烙遵蒋经国遗嘱； （2）由李登辉继任"总统"； （3）立即展开治丧事宜。 会后7时30分，"行政院长"俞国华在国民党总部发布蒋经国病逝的消息，三家电视台和各广播电台中断了正常节目。随后，台湾最高当局宣布哀悼期为30天，此间不得举行聚餐、集会、游行及请愿活动。台湾军方也宣布，从1月13日晚8时始，台湾"三军"部队一律停止休假、加强戒备。晚8时8分，李登辉依"宪政体制"继任"总统"，并举行宣誓典礼。"司法院长"林洋港监督，李登辉的宣读誓词： 余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余必遵守宪法，尽 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 弗誓言，愿受国家严厉制裁，谨誓。 李登辉继任"总统"后，立即向民众发表谈话，宣称将继承蒋经国遗志，推行"民主宪政"，坚守"反攻复国"决策，早日完成"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使命。 对于李登辉依法继任"总统"，台湾各种政治势力不以为意，各界关注的焦点是由谁来当国民党主席。事实上，李登辉继任"总统"后，并未解决权力继承问题。如果蒋经国在生前安排一位副主席，今天就不会有这个麻烦。蒋经国在生前有足够的时间与足够的精力来做这件事，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原来在蒋经国时代，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经过调整，形成了"官邸派"与"开明派"。"官邸派"属于保守营垒，主要是沈昌焕与国民党当时"第一文胆"秦孝仪。《联合报》董事长王惕呈、"行政院长"俞国华等，他们获得了宋美龄的支持。而"开明派"的关键人物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副秘书长宋楚瑜，及中常委、《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他们获得了"副总统"李登辉的支持，两派斗争激烈。 宋美龄虽已年老，但政治嗅觉依然敏感，她看出台岛内外和"开明派"台前幕后的各种行动，想急急推出李登辉当国民党主席是想借李登辉夺"官邸派"的权。而"官邸派"碍于"宪法"规定，知道要阻止李登辉继任"总统"是不可能的，他们想推出俞国华与李登辉争夺国民党主席职位，若争夺失败，再拥宋美龄在党内充当党魁。在此新旧权力交替的关键时刻，李登辉显现出他娴熟的政治手腕，全力向国民党主席的位子发起冲击。 首先，他在继任总统后，立即向国民党元老执弟子礼，上任第二天，他先拜访了宋美龄；第三天，李登辉前往"荣总"探望严家徐，就当前国事恳切交谈，严称："团结合作，互助互信，是当前国人应有的共识，惟有如此才能胜利成功。"16-17日，他又分别登门请教张群、陈立夫等6位国民党元老，表示自己多年追随蒋经国，今后将遵循蒋介石、蒋经国遗愿。与此同时，李一有时间就往蒋经国灵堂致敬，由于李登辉的多方努力，他获得了国民党忡央日报》的高度评价："谦和、勤政。" 其后，李登辉策动少壮派写拥戴书。蒋经国病逝后，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暂不推举党主席，在国民党十三大召开之前，将维持由国民党中常委轮流主持中常会的做法，以便确保过去领导中心的稳定运作，但处在历史转折关头，形势瞬息万变。1月18日，以少壮派赵少康为首的39名国民党籍立法委员联名签署了拥戴李登辉为国民党中央代主席的声明，表示： "推李登辉为代理本党主席，以维护全民信心，并维护本党形象。" 随后，"国大"代表，不同党派"监委"分别联署签名推举李登辉任代主席，以赵少康等人的主张及出身看，李登辉很难脱掉策动拥戴的干系。 随后，李登辉拉拢李焕、宋楚瑜等开明派。在李登辉接受国民党中央主席一职问题上，李焕、宋楚瑜的作用至关重要。本来，李焕也主张到国民党十三大时解决党主席人选问题。赵少康提出推戴书后，李焕作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接见了赵少康。李焕表示：赵少康在此时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国民党主席到十三大召开时，自然会有结论。同时，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马英九也在台北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国民党中央主席的人选问题仍留待7月份召开的十三大来解决。原定明日召开的中常会讨论是否推举主席之事已取消。 但由于问题的重要性，李焕和副秘书长宋楚瑜等人代表国民党中央自1月20日起，陆续分别拜访国民党中央常委、元老派及部分中央委员，听取他们对继任主席问题的意见。据台报报道，征询意见的结果，党内意见分歧颇大，但以支持李登辉代理主席的人数较多，认为李兼任主席"可收党政一体化的统合领导之效。"于是，国民党决策机构方面初步决定，推举李登辉为代理主席，并立即进行意见协调，如果顺利，可望于27日的中央常会中提出讨论。 经过连日来李焕与宋楚瑜等人正式向所有中常委及中评委展开征询与沟通之后，逐渐消除歧见，保守势力知大势已去，于是初步取得一致意见，决定由中常委推举李登辉出任代理主席职务，待7月7日举行十三大时，再循党章规定程序选出党主席。同时还决定由俞国华提案，其余中常委联署的方式在27日的中常会提出，以显示安定团结的表现。 1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上，原协调中常委俞国华领衔联署推举李登辉接代理党的主席提案，竟然未列入议程。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据台湾权威人士透露，27日常会召开前夕，宋美龄对推举代理主席时持有不同意见，她认为国民党十三大决定此事更为合适。26日晚，她写信给李焕，表达了上述意见，信由蒋孝勇传递。 另据《民进周刊》载文说：元月26日，以宋美龄为首的"夫人派"及"官邸派"集会研究，宋美龄力主由李焕取代李登辉，担任代理主席，以免出现台湾人"总统"兼台湾人党主席。宋美龄本意是拥立俞国华充当党主席，不料俞国华本身形象太差，不是李登辉的对手，在民意及舆论的压力下，节节败退，形成李登辉的优势，"夫人派"一度打算由宋美龄披挂上阵，但宋已年过九旬，如果出马，恐怕阻力太大，而且也不易获得党内一致支持，于是退而求其次，致支持形象、声望俱佳的李焕出任代理党主席，但被李焕拒绝。 李焕等人决定按原计划进行。27日中常会由余纪忠（《中国时报》老板）任轮值主席，除严家淦、谷正纲因病，李登辉请假，宋长志驻节巴拿马外，其余力位常委均出席会议。由于会议议程并未列入推举李登辉为代理主席的提案，列席此次会议的国民常中央副秘书长宋楚瑜即席发言，他表示外间对主席继承问题议论纷纷，诸多揣测，为党国利益，实不能再拖，应在此次会议讨论原定议程。 余纪忠表现了会议主席的应变能力，先是准宋楚瑜提议放到会议桌上讨论；然后见形势可为，请原提案人俞国华表态，俞本来想按宋美龄意旨行事，至少也要拖一拖，但此刻大势所趋，被迫提议李登辉任代理主席。俞是与李登辉争夺最激烈的对手，提议时不免百感交集。待俞国华表态后，其余中常委也声称李登辉任党代主席。中常委发言完毕后，余纪忠表示，为示慎重，请所有中常委以起立方式表示同意，在与会27位中常委一致起立鼓掌之后，正式通过李登辉代理国民党主席。至此，国民党内围绕主席一事的权力角逐暂告一段落。 对于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主席，评论颇多，但意见较为一致。据台报报道：蒋纬国在列席1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时说："虽然我只是列席，不能举手，如果我也能举手，当时我一定会举双手同意，由登辉先生出任执政党代主席。"他还声称：李登辉出任党代主席是众望所归。蒋孝武也声称党政一体化制度好。 民进党主席姚嘉文声称：李登辉是国民党领导人中最理解台湾的人，他表示欢迎李就任"总统"和国民党代主席。但他又声称，民进党仍坚持历来主张与目标，"在应该同国民党对抗的情况下进行对抗。"学术界对李登辉出任"总统"与国民党代主席深表赞同。军界三度声明支持李登辉。此一行动稳定了台湾局势，并避免了党内分裂。报界28日纷纷发表文章，认为李登辉被推举为国民党主席是民主与民族团结在最后一刻"取得的胜利"。《联合报》发表文章说："李登辉能够以虚心坦诚的态度在国民党内实行民主。"《台湾时报》的一个标题这样写着：《李登辉的时代已经到来》。 可见，机会不会等待被动的人。"宫廷派"人士对国民党权力布局的忧虑和恶梦，果然成为事实，一个新的台湾时代隐然成型，蒋家的权威，就在宋美龄的弹指之间溜走了！ 在"中常会"举行的同时，李登辉在"圆山忠烈祠"向蒋经国遗体行礼致哀，由于心挂"中常会"，李登辉神情凝重，心情不佳，拒绝摄影记者进人灵堂摄影。侍卫人员表示，李登辉今天心情不好，希望记者不要接近。 李登辉获知"中常会"通过他的职位之后，并没有欣喜若狂。在"十三全大会"之前，李登辉的假想敌除了俞国华之外，又多了一个重量级的李焕，加上"官邸派"及部分台籍政客的掣肘，李登辉是举步维艰。 自1988年在国民党"十三大"上以微弱的声音问"各位同志，你们好吗？"并由李焕代读一篇《老干新技》的讲话稿之后，宋美龄就没有公开露面。一位接近蒋家的人士指出，宋美龄虽然外表看似坚强，但内心却无比落寞。她的政治影响力既已消失，她也就只好呆在士林官邸颐养天年了。 2．宋李不合 据说，宋美龄这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星期中去官邸的小型教堂祷告或阅读圣经要占用2小时，牧师每天不间断地主持教堂圣事，并分别以中、英文讲解教义；每当星期三和星期日，蒋纬国及"孝"字辈的家人，都要齐集在官邸教堂做礼拜并聆听讲道。每周两次与家人聚会，这是宋美龄最开心的时刻。 宋美龄经常祈祷，她最喜欢的祷文是罗盲拉（1491-1556）西班牙耶稣会创始人）所作的。她常常反复祷诵： 哦！主啊！请接受我的全部自由、我的记忆、我的了解和我整个的意志。所有我的存在，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赐予我的。现在我愿将它还给你，凭你的意志处置。只要将你的爱和你的仁慈赐给我，有了这些，我便足够富有，我不再奢求其他。 除了在教堂外，透过电讯传真机立即传送的几份美国当天报纸，亦属宋美龄每天的"必读"课程。著名的英国维氏新闻社（vis）通过人造卫星传送给台湾三家电视台播出的国外重大新闻，宋美龄也每日必看。此外，她还利用晚饭后的闲暇时间观看"精简"过的台湾电视新闻。至于台湾报纸，宋美龄则仅看"剪报"而已。英文《新闻周刊》和《时代论坛周刊》也都是宋美龄心爱的读物。 几年来，台湾岛内的政治环境变化很大，对宋美龄越来越不利，不断的批评与翻旧账，给她的身心造成很大压力。当初，民进党的"监察委员"和一些"民意代表"要进士林宫邸，去调查官邸的产权等问题，还带了些人去抗议。"行政院"根本就不出面抵挡。按照台湾岛内的法令规定，宋美龄是"老总统"的遗孀，她有资格住士林宫邸，可是没有什么人出面解释，伤透了宋美龄的心。 1989年4月间，为了参加蒋介石去世14周年忌辰而专程回台的孔家兄妹，曾劝宋美龄回到纽约去住，以免去身心上可能受到的困扰。可是，孔令侃、孔令伟兄妹的建言，并未发生应有的效力，宋美龄及其侍从仍然留在士林宫邸，丝毫不为所动，并没有在适当时间内离台的计划。 宋美龄不愿再兴师动众离台远行，有人说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健康的因素，坐在轮椅上远走异国，不胜其烦；另一个是旅行事务的因素。蒋家已经不当权，李登辉恐怕无法为她拨专机、拨专款，以及支付官邸内费用等。宋美龄为此曾经会晤李登辉，向他询问自己的养老金问题。李登辉迫于压力，应承下来。 如果有一天出去的宋美龄要回来的话，是否会有"归不得"的情况发生？因此，"官邸派"智囊考虑的结果，仍以不走为宜。宋美龄也确实不想走，"这是我的国家，我为什么不能长住。"这句话常常挂在她的嘴边。 政治的玄妙，只有置身其中的人才能体味它的多种滋味。1989年6月岛内举行国民党"十三届二中全会"时，有人预测，宋美龄可能再以"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的身份露个面，这样也给李登辉面子上好看。可是，结果并未如报纸上的所料，在"二中全会"5日闭幕当天下午，会议通过了一封向宋致敬电文，让始终未出场的宋美龄，来个风光的下场。 宋美龄虽然未曾出席国民党"十三届二中全会"，但是却在这之后的半个月时间内，先后两次公开露面。她给人的印象是，除了步行稍稍困难以外，健康情况看起来良好。有人猜疑她为什么对国民党"二中全会"这么重要的集会不参加，反而参加两个完全属于私人事项的集会呢？也许是为了报复，给李登辉难堪。 原来，1989年2月中旬才从"荣总"出院的宋美龄，曾指示侍从电邀党政大员到士林官邸祝寿，宋美龄还曾乐观地估计说："士林宫邸很久没有热闹过了，这也好，人多一点总是有面子。"为了不浇"老夫人"的冷水，侍从逐一打电话给党政机关，请大员们务必参加，否则"老夫人"会不高兴。 侍从的电话也打了，据悉上至李登辉以及军方将领都是他们函邀的对象。可是宋美龄的估计过于乐观了，22日前来官邸祝寿的人士，除了沈昌焕、黄少谷等极少数"夫人派"之外，现任党政军的要员几乎不见踪影，顶多只送来了花篮和喜幛，李登辉也只是派人送上寿屏一个。这使得宋美龄震怒不已，把侍从人员教训得体无完肤。一位官邸人士曾就此感叹："老夫人现在是寂寞的老人，3年前她回国定居时，谁不把她捧得高高在上，如今蒋经国一死，当年对她马首是瞻的人却一个个退避三舍，这真是政治的现实与无情。" 彼时，岛内还掀起了"批蒋"的风潮及污辱蒋介石铜像的作法，蒋介石的铜像不是被破头，就是被泼油漆。在高雄凤山陆军军官学校的操场上，有五十多个蒋介石铜像摆在那里，景象可能是世上绝无仅有的。这些事情，让宋美龄耳不忍闻。有人就顺势喋喋不休地批评李登辉没有魄力，让异议人士于取予求，置当局的威信不顾，实有"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之嫌。还有人认为，李登辉一上台后，不只是"外交"违反基本"国策"，许多政治走向也都在打蒋家的耳光，叫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有人拍胸脯断言，凭其在"国民大会"的影响力，必定要使1990年3月的"总统"大选，让李登辉栽个大筋斗不可，即使拉不下李登辉，也要叫李登辉在得票数上极为难堪。由此，国民党内一项"反李拥蒋"的运动悄然酝酿。 1989年10月15日，以军系"国代"滕杰为首的"国代"及"立委"组成了"中华民国各界支援贤能人士竞选委员会"，正式揭开了1990年台湾第八届"总统"选举战的序幕。 据台湾《民进周刊》透露，"中贤会"的幕后策动者不是别人，正是一直想重建"蒋家王朝"的宋美龄。她为了取信于办事者及显示"复辟"的决心，还特地从美国汇回20万美金，作为"中贤会"的活动经费和"总统"选举时贿选之用。 滕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否认这个组织是为"总统"选举而设，它只是一个助选运动，目的是要集合"国会"中资深的"国代"的力量，用行动来援助具有同样理想的外省籍人第二代、第三代参与选举。但明眼人一看即知，"中贤会"成立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完全针对1990年"总统"大选而设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展现实力，逼李登辉接纳他们的主张。二是如果李登辉不顺他们的意，他们也不惜推出人选，和李登辉决一死战。 "中贤会"的打算一共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仍然支持李登辉当"总统"，而"副总统"由外省籍人出任，理想人选就是蒋纬国；第二方案则是根本推翻李登辉，而另行推出"总统"与"副总统"。后者又分两个方案，或由外省人（蒋纬国）搭配本省人（林洋港）；或顺应本土化潮流，由林洋港搭配蒋纬国，与李登辉针锋相对。 面对这种情势，李登辉的回击办法，除了通过国民党的系统极力疏通"国民大会"之外，并拉拢"行政院长"李焕，有意以李焕作为"副总统"人选，借重李焕在"国民大会"中的力量。对此李焕倾力相助，在"立法院"公开表示服从李登辉领导。 "二李"联手，蒋纬国自然不是对手，败下阵来。随着蒋家在台湾的日益没落，使宋美龄的身心深受打击，决定改变以往的主意，到美国"长期休养"。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曲终人散 夫死儿走，孙不争气。昔日政治舞台上的明星，无法忍受孤独，决定到美国安度晚年。美国蝗虫谷多了一位孤独的老人。 1．归宿在美国 1991年9月21日清晨，一架"华航"专机在台北松山机场升火待发，这架飞机就是接送宋美龄赴美国的"总统"座机。 当时台北《时报周刊》关于此消息的专题报道是这样写的："带着九十余箱托运行李，宋美龄挥别台北，直飞美国纽约。" 宋美龄这次飞往美国，并非像以前那样由"总统府"安排，而是由孔二小姐孔令伟负责一切事宜，载送宋美龄的飞机，当天上午6时50分，就由"华航"董事长乌钺亲自坐镇指挥，从桃园中正机场飞到台北松山军用机场。"华航"为送来美龄，将头等舱改装卧铺，并精选7名优秀空服人员随机提供服务。 当天，受邀到机场送行的国民党高级官员，上有李登辉，下至"副总统"李元簇、"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五院院长"等各级首长夫妇，"行政院长"李焕等人因为迟到，被挡在松山机场门外，吃足了闭门羹。 李登辉等人曾在松山机场贵宾室和宋美龄略事话别。10时18分，飞机飞离机场，直入云霄，台湾报刊比喻说，宋美龄带走的将是蒋家王朝的最后一片云！ 在美国的蝗虫谷，宋美龄依然过着寂寞、孤独的日子，似乎比从前更不关心政治了。 自从蒋介石死后，宋美龄断断续续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她所居住的地方是长岛蝗虫谷一座庄园式的房子，这幢房子是她当初与孔祥熙、宋蔼龄夫妇合买的，1976年她刚来时，与孔令侃四姐弟相互照应，比邻而居，并不觉得太寂寞。加之，这幢位于拉丁镇的古老住宅占地15公顷，距纽约大约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风光秀丽，景色宜人，很适合老年人居住。在孔氏姐弟在世时，宋美龄为了排遣寂寞，也时常到第五大道孔令侃、孔令仪的另一处住宅中作客，偶尔也到得克萨斯州孔令杰的庄园里走走。有时，她还到曼哈顿参观画廊和艺术馆。 而这次回来，由于老迈衰暮，亲人离去，故旧日稀，日常生活更显平淡。她深居简出，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新闻界也不大报道她的消息。平常除了读书、看电视外，空闲的时间多半用来看自己喜爱的《圣经》。 宋对一般的畅销书根本看不上眼，她喜欢读历史、传记之类的作品，而阅读的速度很快，几天就可以读完厚厚的一本。此外，她还练习书法、绘画，有时养花种草，消磨孤独的时光。她擅长画兰花、山水，这与她追求平静、淡泊的生活情趣有关。 据《联合报》报道，宋美龄在美国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十分良好，尤其罹患已久的过敏毛病，比在台北时有明显好转。她每天不但定时阅读各种报纸、杂志书刊和《圣经》，还经常接见一些来自美国当地及台北的访客，闲时常在护理人员和家人陪伴下，到花园或草坪散散步。她的家庭医生说，以宋美龄的高龄来说，能有如此的体质、精神及健康状况，非常难得。 1994年5月，海外忽然传播宋美龄在美国因癌症病逝，其随行人员因处理财产问题而发生内江的小道消息。消息传得很盛，后来因宋美龄公开露面而不攻自破。这一年，台湾煤矿不断发生灾变，宋美龄在美国除发表关切的声明外，还汇巨款慰问。同年，她的外甥孔令杰花了数千万美元在美国德州兴建了一座大防空洞，给宋美龄避核弹之用。 宋美龄每天作息时间均有一定规律。早晨6时起床，梳洗后即用早点，而后休息片刻，接着阅读各种英文报纸、杂志及《圣经》，偶尔也看看台湾方面的通讯，了解岛内政情的发展变化。宋美龄对台湾的政情也仅止于关心，一些前往长岛寓所的客人和她见面时都不谈及敏感的政治领域，只是叙旧和问候。 宋美龄的小字辈中时常来见她的只有孝章一家及蒋友梅、友柏等"友"字辈。此外，虽然身边有三十余位侍从人员侍候她，这些人大部分也是由台湾派来的，其中不少是蒋纬国的亲信，但他们与宋美龄并非血缘关系，貌合神离，不能给她多少温暖和关怀，也有许多人不想留在美国侍候她。为此，她真正尝到了"人去茶凉"的滋味。试想，假如老"总统"在世，谁不以侍候她为荣？ 2．随从不愿随同 曾经为了宋美龄要去美国"治病"，士林官邸内部人员掀起了一场骚动。问题起因于要派什么人去美国为这位卸任的"第一夫人"服务。在一般的台湾政府机构，职员只要听说可以放洋，谁都乐得赶快私下活动争取，但在士林官邸一听到出国，大家都避之惟恐不及。 在宋美龄美国官邸人员要比在台湾辛苦得多。从侍卫人员本身来说，到美国其实和在台湾时的任务大相径庭，毕竟美国不是台湾。尽管早期宋美龄和孔家，与美国政坛关系非浅，而宋美龄1975年出国时美国和国民党当局之间还有"外交"关系，安全工作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帮忙打点。例如，宋美龄每次出门的时候，总有美国警车为其座车开道，在宋美龄的宅邸，还派了便衣警察布哨保护。侍卫人员根本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任务。蒋介石去世的4年后，美国已经和台湾"断交"，尽管宋美龄的地位已非从前，但"断交"之后的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还是十分密切的，所以，宋美龄的侍卫还是非常轻松的。 又出国，又没事做，为什么还没有人愿意出去呢？ 有过官邸工作经验的人说："不管你是侍卫或副官，如果每天的三餐饭吃饱了，除了在一个小房间内只能盯着一扇门看，其它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而且两星期才放一次假，绝大多数的时间全部在官邸，与世隔绝，你会作何感想，你会喜欢这样的放洋吗？" 开始，每隔2周放2天假的方式，侍卫们还觉得新鲜。一两次以后，他们就觉得跟当年在台湾新兵训练时一样了。美国宋美龄宅邸侍卫们的作息几乎同部队里别无二致，放假采取分批方式，放假时，放假人员便在门口集中起来，等候由"大使馆"派来的旅行车接他们出去，通常"大使馆"方面负责派一名司机，官邸负责由一名武官之类的官员随车接送。 因为官邸的侍卫人员有一大半不会英语，十有是从军中或士林官邸外围或是情报局等单位的退休人员，经过聘雇签约两年志愿服务手续来美国的。这些人多半年纪一大把，年轻时代因战乱没有好好读过书，文化层次不高。年轻人不愿来美国，有不少人明明被上面挑选上了，指定要去美国为宋美龄服务，可是，这些人为了躲避这份差事，不是借故托病，便是提前办理退休或退伍，及早脱离宫邸的势力范围。于是，官邸选来的人大半是这些老兵，没有退路，只有跟着宋美龄来。因为有不少人最后不想去美国工作，当初美国官邸服务人员的挑选工作，很让官邸费了些周折。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士林官邸方面只有通过"总统府"三局和"联指部"的系统，向情治单位和军方要人。最后有人认为，不如找一些已经退休，以往记录又不错的官邸老人，抵这些空缺。 宋美龄的用人心态非常传统，自认为只要是官邸的人，哪怕是只待一天，如果上面指派到美国去，就应该没有二话，马上整理行李准备上路，假如胆敢在临行前提出辞呈，就是不忠。 有一位厨房里的工作人员，因为不愿离开台湾去美国，就在去后不久，向宋美龄的总管孔二小姐提出请辞。哪知，孔令伟跟宋美龄一个鼻孔出气，冲着此人就说："蒋家哪一点亏待你，你竟然如此不忠心！" 一阵怒责，这位厨工大概还是不愿屈服，执意要离开美国，吵着回台湾。后来，孔二小姐气愤已极，便告诉了宋美龄。最后这位厨工在台眷属，立刻接到限期搬出公寓宿舍的"命令"。这似乎在强烈暗示其他同仁，这就是不够忠诚的"下场"。 因为不愿在美国或者中途想离职，陆续又有不少人被处分。但是，当时尽管蒋家的势力曾经如日中天，可是民主气氛比从前多了些。尽管宋美龄、孔二对某人十分不满，后来顶多也只能把此人调差，或者干脆叫某人走路，还不至于受到什么不测。这样一来，一些在台湾原本就有美差的官邸人员，就竞相设法走路，离开宋美龄的身边。 也有一些忠心耿耿的人，宋美龄和孔令伟对这些人绝对给予适当的回报。许多从美国回到台湾的人员，多半经过官邸的引介，到台湾一些公家金融单位，做做闲差事，坐领金融机构的高薪，这就是为宋美龄官邸工作的人，等着熬出头的最高代价。 在官邸，有一些尽职尽责为宋美龄服务的人维护着官邸秩序，也会得到宋美龄及同仁的喜欢。深得来美龄宠信的空军武官宋亨霖就是这样一个人。 每周放假时，官邸的大多数放假人员不会讲英文，出门连地铁都不会坐，宋亨霖每逢同仁放假，便要随着"大使馆"的交通车出去，到了地铁站，再向放假同仁一一解说如何搭车。 在异国他乡，闲着无事，或因皮肤病夜间难眠，宋美龄常常挥毫作画，以消磨时光，客厅、卧室挂满了自己的杰作，偶有客人光顾，宋美龄就向他们炫耀一番，客人们连连称道，这些画也确实画得不错。除此之外，对于耄耋之年的宋美龄来说，她还能做什么惊人之举呢？ 3．难得风光一回 在美国平淡无奇地生活了几年之后，1995年7月26日，宋美龄却不畏骄阳，进行了她人生旅程上的另一次"历史性华府之旅"。她应美国国会之邀，前往华盛顿国会山庄，出席庆祝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而为她举行的敬酒会。 98岁的宋美龄，重临旧地，风光程度虽不比1943年2月18日应邀分别向美国国会两院演说的"中国第一夫人"，但人们从布置在国会参议院罗素大楼致敬会场及双橡园的历史镜头里，仍可一睹她当年的风采。 她从步出专机的那一刻起，就展现了过人的体力，在平地上她时不时地从轮椅上站起来，向致敬的人们招手致谢。步出户外，她在当时尚在世的孙子蒋孝勇及外甥孔令杰之子的搀扶下，高声向美国各地侨界及台湾来的听众问安，并不时含笑挥舞手帕，还以飞吻致意。 下午2时左右，宋美龄进入双橡园休憩，并进午餐。刚接受七百多侨界人士夹道欢迎的她心情特别好，胃口亦佳，吃完一份牛排。 下午5点，宋美龄在别人的扶持下步入会场，她身穿枣红黑底条纹旗袍，外罩黑白相间的披肩，胸前别着蝴蝶形翠玉，搭配翡翠耳环与手镯，神情愉快。美国参、众议员及来宾们列队向她致意，她坐定后，先由被看好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多尔趋前向她致敬。 致敬会主人赛蒙在致欢迎词时表示，很荣幸能在二次大战结束50周年时，有机会向二次大战硕果仅存的重要人物致敬。他说，宋美龄的光临让大家得以重温历史旧梦。 距离上次在美国国会的演说，已经52年，此次宋美龄在国会致敬会上的致词"返璞归真"，没再使用当年令美国新闻记者都得去翻字典的晦涩用语。 致敬会现场的一位美联社的资深记者说："我觉得她的腔调及咬字比撒切尔夫人的演说还要吸引人、有力。" 前美国总统尼克松之女翠西亚在夫婿陪同下，也参加了致敬会。 翠酉亚回忆大约30年前，尼克松出任美国副总统时，宋美龄曾在她家拜访。当时她大概只有9岁，她请宋美龄在宾客签名簿上签字，宋美龄特别在上面写上了"给我的小朋友翠西亚"。 7名热爱中国的飞虎队成员，26日也出席了国会向宋美龄的致敬会。他们个个精神饱满、兴致勃勃，曾任14航空协会会长的当年美国空军上尉副官黎满伦，在会场拿着宋美龄当年给的中文名片献宝。他还带来飞虎队队员给宋美龄的纪念牌。 宋美龄在华盛顿这一天，并没有遇到任何不愉快的场面。不论在国会大楼外或是双橡园内，围绕在她身边的都是敬爱她的黄埔、"妇联会"、官邸旧属及支持台北执政当局侨社的人士及他们的下一代，台湾新党也发动了上百位群众加入了欢迎阵营。 傍晚，宋美龄出席国会山庄的致敬会后，再回双橡园，一向被认为很神秘、老是避开群众的宋美龄此刻又走向了群众。 台北驻美代表处在双橡园楼底人口处铺设了一条长长的红地毯，以便宋美龄能在前往欢迎的侨胞及新闻界视线所及处，由礼车有后门下车，接受鲜花。但宋美龄却选择从礼车左后门下车，在孙女蒋孝章及孔令杰之子的搀扶下，走向一妇联会华府分会"的代表。 来自美国侨界的代表和台湾来的故旧们来到双橡园。"妇联会"秘书长章严悼云、"中国国民党如工会"主任林澄枝和"黄埔同心会"代表、分赠礼物、纪念品给宋美龄。她接过这些礼物，非常开心，直说不敢当。 国会山庄和双橡园的热烈气氛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大使馆似乎也相当节制，没有对历史上的确记载并扬名于国际的"二次大战中华民国第一夫人"作任何负面评论。 美国国务院曾表示，行政部门将不会有任何官员参加这项致敬活动。实际上，若干在战前出生的华裔美国政府人士，曾以个人身份出现在国会致敬现场。克林顿政府也已作出决定，不反对来自台湾的民间人士，以战时盟友的身份应邀参加9月在檀香山举行的二次大战结束50周年纪念活动。 宋美龄返回纽约寓所后，特别交代孙子蒋孝勇代她向国人及旅居美国的侨胞诚恳致谢。蒋孝勇事后说，宋美龄很感动，内心非常欣慰，并由衷祝福大家。 美国的媒体一直对宋美龄很关注。这次"历史性的华府之旅"是一个例子。在此之后，在来美龄101岁生日，看破红尘的宋美龄不想把生日搞得太隆重，不想引起媒体的注意，婉言谢绝了很多人为她祝寿的提议。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美国一些报纸上还是出现了介绍宋美龄的文章，透露了她鲜为人知的一面。 有一次，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的数学大师丘成桐希望宋美龄能够捐款，成立科学发展基金。 丘成桐透露，他曾向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私下提议，希望能带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艾伯特去专程拜访宋美龄，请她向这个科学交流基金会捐款，目的是鼓励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并由美国国家科学院每年给优秀人才颁奖。 然而，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丘成桐遭到了人们的嘲笑。美国和台湾的媒体说，丘成桐只知道宋美龄腰缠万贯，拥有数不清的钞票，但他不知道这位"百岁寿星"却是一个一毛不拔的守财奴。 一位熟悉宋美龄的记者说，她过去在慈善和公益事业上所花的钱，并不是从她的腰包里掏出来的，也不是从她的银行账户上提出来的，而是花台湾当局的钱。 宋美龄也许不像法国历史上的玛丽·安东尼王后那样刻薄，但士林宫邸过去的侍卫官翁元说，宋美龄是个小气的人，巧克力在冰箱里存放不知多少年后，才对下人说："这些糖你们拿去吃吧。" 不久前，美国老作家、画家兼杂志发行人弗洛尔·考尔斯女士出版了一部《交友录》，谈到了她的老朋友宋美龄。但在封面图片和书内所附的数十帧友人照片中，却独独把宋美龄漏掉了。 宋美龄和弗洛尔过去关系非常密切，她曾为弗洛尔取了个中国名字：梅花，并送她一个刻有"梅花"的印章和一幅国画。弗洛尔在1978年曾出版《朋友与回忆》，书中专门谈到了宋美龄，然而，时过境迁，《交友录》已把宋美龄遗忘到一个角落。很多书评家认为，弗洛尔这样安排，或许是因为今日世界已很少有人知道"蒋夫人"了。 弗洛尔的社交面很广，她把朋友分成10种类型，把宋美龄与菲律宾的伊梅尔达、阿根廷的庇隆夫人和印度的甘地夫人等女强人相提并论，说她属于"权力型"的女人。 不管宋美龄的过去如何，历史究竟不能更改了。蝗虫谷风景依然，林幽草绿。经过60年波谲云诡的国际国内风波后，如今一切都平静下来。 不管别人怎样说，总有一天，生前身后事都得交付历史。林泉多新鬼，老迈故人稀。风烛残年的宋美龄，活像一只风中摇曳的蜡烛，说不准哪一刻就被上帝招了去。瞻念前程，故国情、故土情，多么的愁煞人心啊。随着她101岁诞辰过后，人们会把她同政治越来越分开，人们关注的焦点将是她如何度过日趋衰迈的岁月，为蒋家划好最后一个句号。 □ 作者：何虎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后记 本书是在台湾和台湾问题日益成为国际、国内关注焦点的时刻出版的一部有关蒋介石、宋美龄及其他台湾高层人物在内的传记作品。 作者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详细记述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及台湾"第一家庭"生活、工作、娱乐的实情，介绍了其后辈目前各自的境遇；书中也记录了台湾高层政治斗争和权力更迭的内幕，介绍了蒋介石和蒋介石之后的台湾和台湾问题。 本书由刘健美、杨德山、陈静娴、张文嫡、李之阳、王言敏、刘养卉、刘艳宇、康清玲、何虎生共同撰写，刘健美、杨德山审阅了初稿和二稿，最后由何虎生审阅。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华文出版社有关部门和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 1999年8月于人民大学 □ 作者：何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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