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康痛》 一、中国全面小康什么样 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标志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统计局会同国家计委和农业部共同制定出了《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全国农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和《全国城镇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三套小康标准。此后，这些标准成为衡量全国人民跨入小康的基本条件。从标准规定的五个方面看，我国当前经济水平和精神生活已达到小康标准，物质生活、人口素质和生活环境实现程度分别为94.6%、88.4%和91.5%。具体体现为：城乡居民的收入日益提高。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农村居民的年人均纯收入2476元。 按《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指标测算，到1999年我国总体已走完温饱阶段94.6%的路程，200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900美元，2002年年底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100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则突破了1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我国进入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十几年前，一家三代挤在一间房子里并不罕见，如今，我国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超过10平方米，农村达到25平方米。 从1998年开始，我国个人购车已占销售量的50%以上。目前，城市居民中每万人拥有轿车已达100多辆；假日旅游也正成为中国人新的消费热点。2002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达到了87782万人次。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公民出境人数只有300万人次，到2002年，已经达到1660万人次。 通信业发展异常迅猛。截至2002年底，我国固定电话用户数已突破2亿户，达到21442万户；手机的用户数也超过2亿户，达到20662万户，均居世界首位。我国网民人数早已超过6000万户，名列世界第二。 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到2002年底，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县市区达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全国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1%，小学和初中升学率分别为94.4%和50%。1999年底成人识字率达87.6%，超过85%的小康标准值。到2000年底，全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重为4.7%。 文化事业不断发展。2002年底，我国文化馆达到2847个，公共图书馆2689个，博物馆1451个。2002年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3.2%，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4.5%。 环境生态保护有所改善。2002年全国自然保护区总数由1995年的793个扩大到1757个；全国自然保护区面积也由1995年的7172万公顷发展到13295万公顷；全国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数达82个。可喜的是，1999年我国森林覆盖率已达到16.55%，首次超过15%的小康标准。 卫生事业稳步发展。2002年末全国共有卫生机构29万个，其中医院、卫生院6.5万个；病床床位321万张，其中医院、卫生院220万张；卫生技术人员444万人，其中医生211万人，护师、护士130万人。全国共有卫生防疫、防治机构5687个，卫生技术人员22万人；妇幼保健院、所、站3047个，卫生技术人员14万人。农村乡（镇）共有卫生院4.8万个，床位75万张，卫生技术人员103万人，已有89.8%的村拥有医疗点，乡村医生和卫生员129万人。国民平均寿命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1990年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至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十年提高2.85岁，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岁，比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高7岁。 社会保障工作进一步加强。2002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14731万人。其中，职工11128万人，离退休人员3603万人，离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人数达到1434万人。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10182万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440万人，比上年增加127万人。全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9400万人，增加1770万人。全国共有2054万城镇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救济。社会福利事业持续发展。年末全国各类收养性社会福利单位床位119万张，收养各类人员89万人。城镇建立各种社区服务设施19万个，其中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8820个。全年销售社会福利彩票170亿元，筹集社会福利资金近60亿元，直接接收社会捐赠款12亿元。 另外，在农村，到2000年底，全国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00万村民获得最低生活保障救济，发放保障金7.3亿元。 以上各类数据和指标表明，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 全面小康的主要内涵 什么是“全面的小康”？人们可以用“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再翻两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等指标来说明，也可以用平均工资水平、人均住房面积以及家庭机动车拥有量等指标来描述。但仅有这些量化指标还不充分，联系**报告的基本精神，就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方面来说，“全面小康”的内涵还应当包含以下方面内容。 1.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将更多表现为发展需要的满足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脱贫攻坚战”以来，我国已经在总体上实现了小康社会。但这个阶段的“小康”是以温饱为主要参照物，以“衣食有余”为基本体现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是以生理意义上的需求，也就是生存需要得到越来越高程度的满足为特点的。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人们在吃、穿、用、住等方面的物质消费状况，在量和质上都普遍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仅以城镇住房为例，我国2001年末时城镇居民人均居住（使用）面积为15.5平方米，比1980年时的5.0平方米增长了两倍半还多！要知道，同期我国的城镇人口从1.91亿人增长到了4.81亿人，增长了一倍半还多！但人毕竟不只有生存的需要，还有发展需要。全面的小康，就应当是人的发展需要不断得到更高程度满足的小康。人的发展需要不仅包括生理意义上的需求延伸，如健康、休闲等，而且包括社会意义上的需要，如提高文化水平、掌握更多社会竞争技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等。**报告提出，要“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所揭示的就是“全面小康”这一内涵。 2.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将更多表现为私人资产的加速累积 在过去20余年中，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上。 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6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366元。而在1980年、1990年和1995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478元和191元、1510元和686元、4283元和1577元。我国目前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1980年相比，即使扣除物价因素，增长幅度也在300%以上。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目前的小康水平是指从社会整体看，人们的收入水平已经能够保证人们温饱有余。 符合规律的是，当人们的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私人财富就会不断实现累积。通俗说，就是人们的“家底”会变得越来越厚实。在过去一些年中，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不断超过收入增长速度，反映的就是这种私人财富的变动趋势。从国际经验看，在社会收入增长的过程中，不但一部分收入会沉淀下来实现为私人的存量财富，而且当这种累积达到一定量时，其构成还会出现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早期的私人财富以金融资产为主，以后不动产的比重不断增加；二是早期以满足远期消费的储蓄为主，以后为获取更多收益的投资部分会不断增加。 事实上，在住房商品化的改革和股市、债市的不断扩张中，我国社会已经明显出现了私人财富资本化的趋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过程中的“私人财富的资本化”并非仅仅是发展私营经济、产生更多私人老板，更重要的是要让社会大多数人都成为“有产者”，要让普通老百姓都能有机会分享投资收益。**报告中不仅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发展目标，而且明确提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提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提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些重要认识，并非仅仅是要证明一个少数群体利益的合理性，而是要证明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利益的合理性。在今后二十年左右的周期内，我国人民的富裕程度将更多表现为私人资产的累积规模而不仅是收入水平。 3.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风险将获得更完善的制度保障 在任何意义上，小康生活都和安居乐业的状态密切联系。而“安居乐业”不仅和富裕相联系，而且和安全密切联系。在工业化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在经济生活中面临的各种风险会明显加大。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各种资源成本上升，天灾、疾病等自然属性的风险单靠个人的力量已经无法承受；另一方面，失业、养老等社会属性的风险也需要依靠社会化的方式才能抵御。收入、财产、保障和环境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国民福利的基本组成部分。全面的小康社会，一定是一个依靠社会化的力量、制度的力量来抵御各种风险的社会。社会化、制度化的保障体系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社会保障体系是发达国家在其200余年的工业化历史进程中始终未能解决好的一个重大社会难题。迄今美国仍有15%的人口享受不到医疗保险，欧洲的“高福利”社保体系早已骑虎难下，日本养老保险的负担是其目前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现在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真正为市场经济体系最终回答这项制度挑战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人头上。 社保体系不仅是一项用社会化的统筹方式抵御各种风险的系统工程，而且是实施财富再分配、贯彻社会公平原则的重要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保体系是一项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是政府弥补市场机制缺陷时最基本的战略与政策输入点。全面的小康社会不仅要让人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困有所靠、难有所帮”，而且要实现城乡之间经济关系的充分协调、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充分协调、效率与公平之间关系的充分协调。实现这些协调，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保体系的完善。在一定意义上说，完善社会体系将是我们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一项最大的制度创新任务。 当然，我们所要建立和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从目前看，有限的社保资源将重点配置在四个方面：一是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二是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是发展城乡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四是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就是在上述目标实现之后，我国的社保体系也仍然是以“有限标准、广泛覆盖”为基本特征的。对此，我们需要保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4.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得到更大程度的调整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工业化真正起步的时间还不长。由此造成目前国民经济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等诸多方面的明显不平衡。 2002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400美元，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超过了3000美元，而西部九省区的平均水平还不到600美元。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5309元，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还仅为1741元。正如**报告指出的，我们“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 全面小康的建设过程就是一个使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得到更大程度调整的过程。党的**报告对调整和缩小发展不平衡差距的努力规定得相当具体，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向纵深发展，要“争取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二是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使“城镇人口比重大幅度提高”；三是把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来抓；四是救助弱势、困难群体，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以此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使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全面小康”是和“共同富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缩小发展不平衡的差距，可以说是“全面小康”最重要的内涵之一。但应当强调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还不可能消除这种差距。不平衡仍将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不可避免的现象。如同**报告所指出的，一方面，我们要“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但另一方面，在未来二十年左右的周期内，我们所能做到，仍只是使“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得到扭转”。 5.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更加协调 全面小康社会一定是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界之间关系协调的社会，惠及子孙后代和长远发展的社会。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要充分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相处。 我国新的经济发展仍处于高资源指向性的工业化阶段。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在我国格外尖锐。以能源为例。我国的资源禀赋并不丰饶，而且资源的品位不高。在我国的一次能源中70%以上只能靠低热值、高运输成本和高污染的煤；我国的水能资源大都蕴藏于开采、利用成本极高的西部与西南地区。在我国的一次能源构成中，液体、气体能源资源严重短缺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 可持续发展不仅涉及资源，而且涉及环境。从历史上看，如果说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始端于工业文明的出现，那么在我国，人类活动对可持续性发展条件的破坏早在农业文明推进过程中就已经大规模开始。在特定生产力条件下，超过土地承载力的人口繁衍造就了几千年来对土地、对环境的反复过度索取，造成了黄土高原的植被破坏，造成了对长江中下游众多河流、湖泊水系的不断围垦，造成了长江中上游地区人口超高密度聚集和林木资源不断消失，造成了西北地区沙化侵袭的普遍存在。 可以说，我们要还的环境“债”可迁延上溯的时间要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长得多。从现实看，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一般保持同步。但在我国，城市化进程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建国后的前三十余年，工业生产力主要向少数超大型城市聚集；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余年中，“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政策又造成了大量乡村工业的遍地开花。城市化进程缓慢和城市结构的严重不合理使我国克服工业文明负面影响的难度要比其他工业化国家大得多。大城市工业治理和分布极广的乡村环境治理，是我们面临的重点，是难度最大的两头。 保护资源，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迫切之需。党的**报告强调，“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因为“全面小康”之路应当是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发展之路。 全面小康社会的十项基本标准 **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各方面。我国有关部门参照国际上常用的衡量现代化的指标体系，考虑我国国情，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准包括了以下十个方面： 一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这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标志。200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54美元。按照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发展速度测算，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3000美元，达到当时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二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元（2000年不变价，下同）。过去二十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倍。预计今后二十年，我国经济将继续快速发展，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能够保持过去二十年的增长势头，到2020年达到18840元，可以稍微超过小康指标。 三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8000元。过去二十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了3.5倍，其中近十年增长了1.6倍，到2000年为2253元。可以预计，今后二十年，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农民收入有可能增长3.2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达到7210元，基本实现小康目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所缩小。 四是恩格尔系数低于40%。近十年，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下降了1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正处于新的升级过程。2000年，全国恩格尔系数为46%。预计到2010年下降到40%，2020年前后下降到35%左右。 五是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平方米。近十年每人年均增加0.5平方米，2000年达到19平方米。预计2020年可以超过30平方米。 六是城镇化率达到50%。我国近十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2000年为36.2%。今后二十年，我国将坚持城镇化战略，工业化也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率每年可以提高1个百分点,到2020年达到56%。 七是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20%。2000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约为4.2%左右，其中城镇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为9.7%。这几年，计算机普及率呈现加快提高的趋势，到2020年可以基本实现计算机普及率20%的目标。 八是大学入学率20%。目前，我国大学入学率为11%。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力度的加大，社会力量参与办学，我国大学入学率到2005年可以达到15%，到2020年有可能超过20%，达到25%。 九是每千人医生数2.8人。到2000年，我国达到每千人医生数为2人，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到2020年预计每千人超过3人。 十是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95%以上。2001年，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达到71.6%，预计到2010年就可以达到小康水平的95%。 在以上内容里，对于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没有提出具体的量化指标，所以只能作为一个基本标准。 党的**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命题。这个命题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小康的一系列论述，总结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借用了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所熟悉的“小康”概念，又赋予崭新的含义，使其成为一个与现代化紧密联系、内容丰富、衡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的科学概念。这既便于人民群众形象生动地接受和理解，又有利于发挥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团结人民群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共同奋斗。 “总体小康”离“全面小康”有多远 1991年国家统计局等12个部门提出全国人民生活小康水平标准，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恩格尔系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十余项指标。据国家统计局介绍，到2000年，以上指标中，除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蛋白质摄入量、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的三项指标外，其他各项指标均完成或者超额完成。国家统计局用综合评分方法进行测算，2000年为96%，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总体上的小康是一个低标准的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一个较高标准的小康。2000年底，我国人均gdp只有800多美元，属于中下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而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过3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小康水平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总体上的小康只能说是刚刚跨过小康的门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使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宽裕。 总体上的小康是一个偏重于物质消费的小康。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除了注重物质生活提高外，还特别注意人们的精神生活，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追求的是物质、政治、精神和生态文明的共同发展。单就消费而言，人们可以衣食无忧，把更多的时间和金钱花费到精神消费和享受消费上来。 总体上的小康是一个发展不均衡的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缩小地区、城乡、各阶层的差距。到2000年，我国尚有3000多万人温饱还没有完全解决。城镇也有一批人口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口虽然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但尚未达到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加快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发展，体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惠及十几亿人口，所有现在没有达到小康水平的，都要努力争取尽快达到。就消除城乡差距而言，二十年后基本实现工业化，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将从目前的50%降低到30%。 从生活水平总体上的小康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是继续消除局部贫困的阶段，是逐步提高小康水平和富裕程度的阶段，是由片面发展逐步转向全面发展的阶段。它所指向的目标是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解读中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 关于成就与问题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我国政府率先组织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作为指导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开始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为了全面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明确21世纪初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基本原则、重点领域及保障措施，保证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在总结以往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形势和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科技部、外交部、教育部、民政部等有关部门制定了《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纲要总结了10年来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成就与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与原则，规定了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领域，提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保障措施，是进一步推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文件。 《纲要》指出：经过10年的努力，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经济发展方面。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0万亿元，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和世界第六大贸易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结构逐步优化。 在社会发展方面。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遏制，科技教育事业取得积极进展，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消除贫困、防灾减灾、医疗卫生、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方面。国家用于生态建设、环境治理的投入明显增加，能源消费结构逐步优化，重点江河水域的水污染综合治理得到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有所突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通过开展退耕还林、还湖、还草工作，生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取得成效。 在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方面。各地区、各部门已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了各级各类规划和计划之中，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有了明显提高，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并正在得到不断完善和落实。 但是，《纲要》同时指出：我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仍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问题。 首先，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矛盾主要是：经济快速增长与资源大量消耗、生态破坏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人口众多与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一些现行政策和法规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等。 其次，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人口综合素质不高，人口老龄化加快，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城乡就业压力大，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不完善，能源结构中清洁能源比重仍然很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国民经济信息化程度依然很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中的浪费现象突出，环境污染仍较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立法与实施还存在不足。 《纲要》进一步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与共同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行动步伐有所加快。我国应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进一步发挥政府在组织、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正确处理好经济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抓住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成功召开的契机，进一步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保障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指导思想、目标与原则 1.指导思想 《纲要》指出了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线，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以科技和体制创新为突破口，坚持不懈地全面推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协调，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2.发展目标 《纲要》提出了我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效，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一是通过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完成从“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向“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转变。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减轻资源环境压力，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缩小城乡差别。 二是继续大力推进扶贫开发，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落后状况，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巩固扶贫成果，尽快使尚未脱贫的农村人口解决温饱问题，并逐步过上小康生活。 三是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建立完善的优生优育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目标；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公共服务水平大幅度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全面提高，灾害损失明显降低。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建立健全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到2010年，全国人口数量控制在14亿以内，年平均自然增长率控制在9‰以内。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进一步提高，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超过9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0％左右，青壮年非文盲率保持在95％以上。 四是合理开发和集约高效利用资源，不断提高资源承载能力，建成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保障体系和重要资源战略储备安全体系。 五是全国大部分地区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基本遏制生态恶化的趋势，重点地区的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得到基本恢复，农田污染状况得到根本改善。到201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0.3％，治理“三化”（退化、沙化、碱化）草地3300万公顷，新增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000万公顷，二氧化硫、工业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比前五年下降10％，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60％以上。 六是形成健全的可持续发展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共享和决策咨询服务体系；全面提高政府的科学决策和综合协调能力；大幅度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程度；参与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领域合作的能力明显提高。 3.基本原则 《纲要》指出了21世纪初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 一是持续发展，重视协调的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解决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坚持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是科教兴国，不断创新的原则。充分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和教育的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作用，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大力发展各类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的紧密结合。 三是政府调控，市场调节的原则。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四方面的积极性，政府要加大投入，强化监管，发挥主导作用，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公共服务，充分运用市场机制，调动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 四是积极参与，广泛合作的原则。加强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参与经济全球化，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推进可持续发展。 五是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原则。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选择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进行突破，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六个重点领域 《纲要》所指出的我国21世纪初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点领域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经济发展 按照“在发展中调整，在调整中发展”的动态调整原则，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全方位逐步推进国民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初步形成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可持续发展国民经济体系。 （1）产业结构调整。 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提高土地和水资源的利用率，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调整种植业、养殖业内部结构，优化农业生产区域布局，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乡镇企业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对工业进行改组改造和结构优化升级，减少产业发展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有重点地改造一批骨干企业和发展一批高技术工程。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生活质量日益增长的需要，发展以住宅为重点的房地产业，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优化配置和充实社区服务设施，壮大社区服务业，改造提升传统流通业、运输业和邮政服务业；发展信息产业，实施信息化战略，推进政务、金融、外贸、广播电视、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公用事业等重点领域信息化进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以大江大河治理为重点的防洪工程建设，加快南水北调等水资源宏观配置工程，加快重点公路国道主干网建设，建设改造主要铁路通道。 （2）区域发展与消除贫困。 调整区域结构，减缓区域发展不平衡，通过扶贫和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部地区的水利、交通、能源、通信、广播电视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特色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逐步消除绝对贫困和减少相对贫困，继续实行开发式扶贫，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采取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综合配套的扶贫措施，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医疗卫生等基本条件；积极稳妥地开展生态移民，减轻生态恶化地区的压力，促进生态保护和恢复。 （3）城镇化与小城镇建设。 加强城镇体系规划，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适时、科学、稳妥地调整城镇行政区划设置，构建适应我国城镇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框架、政策框架和规划体系，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进程，完善城镇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规划，分类指导不同类型的城镇发展。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市场，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步伐。把引导农村中小企业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以繁荣小城镇经济，提高小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镇的就业容量，健全城镇居住、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等功能；加强城市社区管理，建设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加强城镇综合治理，改善城镇环境，形成各具特色的城镇风格，全面提高城镇管理水平。 （4）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 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完善进口商品管理，扩大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和禁止影响人类健康、安全、破坏环境的商品和技术进出口；逐步提高进出口商品的环境质量标准，建立健全保护人类健康、动植物健康和环境的管理体制；大力发展国际经贸，吸引外资投向我国鼓励发展的领域和地区，鼓励有实力的国内企业向海外发展；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将传统的资源密集型产业调整为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积极参与多边贸易、环境等规则制定，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反对利用环境、人权等问题制造新的贸易壁垒，切实保障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2.社会发展 建立完善的人口综合管理与优生优育体系，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总量，提高人口素质。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医疗卫生体系、劳动就业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大幅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建立健全灾害监测预报、应急救助体系，全面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1）加强人口综合管理。 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加快我国有关人口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切实加强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工作，农村抓村组，城市抓社区，落实企事业单位计划生育法人责任制，加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管理和服务水平；加强社会主义新型生育观念和生育文化宣传教育，加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加强与计划生育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采取多种综合措施，鼓励家庭实行计划生育，加强计划生育人群权益保护；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综合管理；高质量、高水平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搞好学前教育，在城市和发达地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加强高等教育，发展继续教育，提高人口素质。 （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和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稳步推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努力扩大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稳步推进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加强和完善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救济制度，加快社会福利特别是社区老年福利事业的发展；在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加强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和管理；加快社会保障立法步伐；加快社会保障信息系统建设；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广开就业门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引导全社会转变就业观念，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 （3）发展卫生事业。 建立健全卫生法律法规体系、监督执法体系。继续深化医疗卫生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政府调控下的各项医疗卫生管理政策；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合理布局，逐步形成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分工合理、方便、快捷的新型城镇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农村卫生事业建设，建立适应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具有预防保健和基本医疗功能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实现农民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目标；提高对突发事件、紧急疫情的迅速反应和处理能力，加强对重大疾病的预防与有效控制；切实加强妇女儿童的预防保健工作，提高儿童全程免疫接种率，全面提高妇女儿童的保健水平；加强社会养老保障建设，完善老年医疗、康复服务以及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与家庭护理服务体系；加强职业病的防治，保护从业人员健康；全面普及卫生知识，提倡健康的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 （4）加强灾害综合管理。 进一步完善灾害管理法律法规，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识；制定防灾减灾规划和应急方案；建立和完善主要自然灾害以及重大事故的监测、预报预警系统，全面提升和整合信息处理能力，提高预报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加强部门协作与配合，建立完善的灾害处理应急指挥系统和减灾救灾综合协调机制，加强防灾减灾工程建设、救援物资和设备储备，形成一支快速反应的救灾力量，提高紧急救援能力，减少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推进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网络建设和制度建设，逐步形成良好的社会化灾害救助机制。 3.资源优化配置、合理利用与保护 《纲要》要求，合理使用、节约和保护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综合利用水平。建立重要资源安全供应体系和战略资源储备制度，最大限度地保证国民经济建设对资源的需要。 （1）水资源优化配置、合理利用、有效保护与安全供给。 健全水资源开发、管理与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实施更严格的水资源管理政策；实施水资源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明确水权，实施流域与区域水资源总量的分配制度，合理调配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重大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促进水资源利用与人口、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建立合理的价格机制和激励机制，实施计划用水与定额用水相结合的综合管理措施，推行用水审计，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利用；鼓励发展节水农业、节水工业，建设节水型城市和节水型社会，全面节约用水，提高水的利用率；实施水功能区划管理制度，有效保护水资源；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改善水资源的宏观布局；大力提倡污水再生利用等非传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在沿海地区积极开发利用海水资源，推广应用海水淡化技术，补充陆地淡水不足。 （2）土地合理利用。 贯彻执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坚持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加强土地资源调查、评价和监测，科学编制和严格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加强耕地保护和基本农田建设，防止耕地质量退化，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强林地保护和森林资源建设，确保国土生态安全；合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加强建设用地管理，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促进农民居住向城镇集中、工业向工业园区集中，保障经济建设必需的土地；积极开展土地整理和复垦，适度开发土地后备资源；加强土地资产管理，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大力推进土地使用权市场建设，完善地价管理制度和土地税费体系，引导集约高效利用土地资源；完善土地产权制度，保障农户承包经营权；改革征地制度；深入开展土地科技的研究与应用，扩大土地遥感监测，逐步完善土地利用管理信息系统；加强土地法制建设，完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健全土地执法体制，加大土地执法力度。 （3）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 大力发展天然气、水电、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等清洁能源，发展清洁燃料公共汽车和电动公共汽车，积极利用国外油气资源，努力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大力发展清洁利用煤炭和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技术，强化能源节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在适宜地区大力发展沼气、节能灶、太阳能、风能等，改善农村能源结构；实施“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重大工程，改善能源布局。 （4）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加大森林资源保护、管理、监督和执法力度，制止乱砍滥伐林木、毁林开垦等行为，提高全民保护森林资源的意识；积极落实森林资源管护经营责任制，明确“责、权、利”关系，理顺森林资源管理体制；深化林业的分类经营改革；调整和完善不适应的林业政策，切实减轻林业税费负担；提高科技含量，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淘汰落后生产方式，加快发展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和林业产业；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全面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等林业重点工程建设。 （5）草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加强草原管理机构建设，强化管理职能，加大执法力度；积极落实草原承包制，明确草原使用的“责、权、利”关系；提高科技含量，改变草原资源利用方式，变传统的粗放数量型为质量效益型；加大以人工种草、飞播种草、围栏封育、草场改良、划区轮牧和草地鼠虫害防治等为主要内容的天然草原保护建设实施力度，防止超载过牧，强化“三化”草地治理，恢复天然草场植被。 （6）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进一步健全矿产资源法律法规体系；科学编制和严格实施矿产资源规划，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宏观调控，促进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利用的合理布局。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和勘查工作，提高矿产资源保证程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实行保护性开采。健全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依靠科技进步和科学管理，促进矿产资源利用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资源和市场，建立大型矿产资源基地和海外矿产资源基地。加强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和保护。 （7）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制定合理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发展规划；严格执行海洋功能区划，强化海域使用管理，加强海域使用审批，全面推行海域有偿使用制度；加强海洋监测、执法管理系统建设；开展全国性海洋生态环境调查与研究；大力发展海洋高新技术，积极开发利用深海和大洋资源。 （8）气候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进一步增强全民的气候资源意识；建立和健全气候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制定气候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规划；及时修订、更新气候资源区划；采用先进的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和遥感技术，加强对气候资源的监测与评估；建立气候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试验示范基地。重点做好农业气候资源、风能、太阳能的监测、区划、规划和试验示范工作。 （9）矿产资源战略储备。 建立战略矿产资源储备制度，完善相关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建立战略矿产资源安全供应的预警系统，在大城市实行多水源供给的水资源战略储备制度；采用国家储备与社会储备相结合的方式，实施石油等重要矿产资源战略储备。 4.生态保护和建设 在生态保护和建设方面，《纲要》提出：建立科学、完善的生态环境监测、管理体系，形成类型齐全、分布合理、面积适宜的自然保护区，建立沙漠化防治体系，强化重点水土流失区的治理，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加强城市绿地建设，逐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1）生态环境监测及安全评价。 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监测与安全评估技术和标准体系，形成国家级、区域级、保护区等多层次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采用遥感和地面监测等现代技术手段对森林、草地、湿地、农田、自然保护区、沙漠、水土保持、农业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大型生态建设工程、重点资源开发区及土地利用变化等进行有效监测与管理，对严重突发污染事件和海上赤潮、石油污染、沙尘暴等灾害进行应急跟踪监测；建立生态环境安全评价及预警预报系统。 （2）建设林业重点生态工程。 重点保护长江上游、黄河中上游和东北国有林区天然林资源，治理水土流失，减少风沙危害，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建立速生丰产林基地，逐步满足人们对生态环境和林副产品的需求。加快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等重点防护林建设、野生动植物及自然保护区建设、重点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六大林业生态工程。 （3）建立自然保护区。 加强现有森林生态系统、珍稀野生动物、荒漠生态系统、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等类型自然保护区建设，强化现有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野生植物、地质遗迹、古生物遗迹等类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在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源头区域及青藏高原的重要天然湿地，西南、东北以及西北荒漠地区等生物多样性丰富、原生生态系统保存较好且生态敏感区域以及珍稀濒危物种的栖息地，有计划地建立一批质量高、有实效的自然保护区。合理空间布局，加强生物走廊带建设。 （4）建立生态功能保护区。 加强现有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在江河源区，长江、黄河和松花江等流域重要湿地（湖泊），塔里木河、黑河等内陆河流域，南方红壤丘陵区、黄土高原、北方土石山区，农牧交错区、干旱草原地区，近海重要渔业水域建立生态功能保护区；调整生态功能保护区内的产业结构，发展生态“友好型”的产业，最大限度地减轻人为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坚持“封育为主，宜治则治，宜荒则荒”的原则，尽快恢复与重建生态功能。 （5）防治土地沙化。 制定适合土地沙化地区经济发展的经营机制和政策，研究、推广防治土地沙化的适应耕作制度；形成防、治、用有机结合的土地沙化防治体系；干旱沙漠边缘及绿洲类型区以保护现有植被为主，在绿洲外围建立综合防护体系；半干旱沙地类型区主要是保护和恢复林草植被；高原高寒沙化土地类型区主要是在做好现有植被保护的前提下，对人类经济活动集中地区的沙化土地进行治理；黄淮海平原半湿润、湿润沙地类型区应全面治理沙化土地并适度开发利用，南方湿润沙地类型区应对沙化土地进行综合治理和开发。对不具备治理条件和不宜开发利用的连片沙化土地，采取措施，严禁开发。 （6）加强水土保持。 完善水土保持政策，落实国家对退耕还林、还草的各项政策，加强基本农田和草原水利建设；坚持水资源保护与开发相结合，水土流失治理与群众脱贫致富、发展地方经济相结合的原则，实施以大流域为骨干、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防止大规模开发建设过程中造成新的人为水土流失；建立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耕作措施相结合的综合防治体系；研究、开发和推广水土保持实用技术，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引进和推广先进技术、优良品种、管理方法和手段。 （7）发展生态农业。 加大对农业野生生物资源保护的监督管理力度，抢救性收集重点地区农业野生生物资源，建立农业野生生物原生地保护示范区或保护点；大力开展保护性耕作，继续开展旱作农业示范县和生态农业示范县建设；制定有效的政策及管理机制，研究、推广生态农业关键技术和模式，鼓励农民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开展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态系统；健全无公害农产品法律法规、标准、检测体系，完善农业生态环境检测、评价及预警系统；强化农产品生产基地及产品安全管理，创建各类特色的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及品牌。 （8）加强风景名胜区保护。 按照“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原则，编制风景名胜区规划，并严格实施。风景名胜区规划中要划定核心保护区（包括生态保护区、自然景观区和史迹保护区）保护范围，制定专项保护规划，确定保护重点和保护措施。核心保护区禁止与资源保护无关的工程建设。风景名胜区规划要与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协调一致。 （9）重视城市生态环境建设。 合理规划城市建设用地，建立并严格实施城市“绿线”管制制度。按现代化城市的标准，确保一定比例的公共绿地和较大面积的城市周边生态保护区域。加大城市绿化建设力度，提高城市大气环境质量。大力推动园林城市创建活动，减轻“城市热岛效应”。加强城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及市容环境管理，减少扬尘和噪音。 5.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 《纲要》同时在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方面提出要求：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开展流域水质污染防治，强化重点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加强重点海域的环境综合整治。加强环境保护法规建设和监督执法，修改完善环境保护技术标准，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和环保产业发展。积极参与区域和全球环境合作，在改善我国环境质量的同时，为保护全球环境做出贡献。 （1）流域水污染防治。 加大重点河流和湖泊水污染防治力度，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富营养化湖泊治理、河源污染控制；推行清洁生产，进一步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实行流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提高污水处理率，在一些行业推行污水零排放；继续加大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力度；优化产业、产品结构，发展环保高技术，加快研发和推广适合国情的重污染行业污染治理技术工艺，提升我国整体产业水平和水污染治理水平。 （2）海洋污染防治。 完善全国海洋环境监测网络，强化海洋污染及生态环境监测；逐步减少陆源污染物向海洋排放和各种海洋生产、开发活动对海洋造成的污染，实施污染物入海总量控制制度；开展重点海域的环境综合整治，加大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力度。 （3）大气污染防治。 控制致酸物质、有毒有害工业气体排放，防治酸雨、可吸入颗粒物、光化学烟雾和室内空气污染。 （4）城市交通管理。 整合城市交通结构，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特大城市要注重发展轨道交通，建立公共交通优先的路网系统，控制城市机动车尾气污染和噪声污染。 （5）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逐步实行垃圾分类收集，实现垃圾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综合利用率；进一步提高固体废弃物中可利用物质的综合利用率，加强矿山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治理；加强危险废物的安全处置。 （6）环保产业发展。 规范环保产业市场，优化环保产业结构，通过推进污染治理市场化、企业化、产业化，构筑面向市场的环保技术服务体系和良好的市场运行机制；制定引导环保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加强环境保护关键技术和工艺设备的研究开发，提高高效实用环保设备的生产能力，促进重大环保设备的成套化、系列化和标准化；通过环境标准、技术政策、示范工程和重点实用技术等引导环保产业发展；实施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制度，大力加强环保中介、环保技术和工程服务。 6.能力建设 在能力建设方面，《纲要》提出：建立完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法律制度，加强执法力度，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教育媒体，全面提高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建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与监测评价系统，建立面向政府咨询、社会大众、科学研究的信息共享体系。 （1）可持续发展的立法与实施。 加强可持续发展立法，完善有关法律制度；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制定和完善人口、资源、生态环境、自然灾害防治以及信息资源共享和利用等方面的法规；根据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世贸组织的规则，修订相应的法规。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实施保障体系，严格依法行政，加强执法监督，切实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各项法律制度得以实施。 （2）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与监测评价。 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多层次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和监测评价系统，开展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监测评价，定期发布监测评价报告。 （3）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共享。 建立公共基础数据、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生态、环境和灾害等信息库，实现基于高速网络基础上的、面向社会各界的、具有数据分析与处理能力的信息共享和信息服务体系；建立适应于政府决策的信息共享网络。 六项保障措施 面对新世纪的国际国内环境，为了实现本《纲要》中提出的各项目标，必须采取行政、经济、科技、法律等手段，从加强部门协调、拓宽融资渠道、依靠科教支撑、健全法规制度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保障措施。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为此，《纲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 1.运用行政手段，提高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决策水平 （1）加强领导，抓好管理。 各级政府都要认真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将《纲要》所确定的有关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任务纳入日常工作议程。继续坚持和认真落实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的制度，逐级建立和完善严格的责任制。由政府负责，协调部门制定政策、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督促检查，做到责任、措施和投入“三到位”。不断提高政府统筹规划和政策协调以及规范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2）强化监督，狠抓落实。 结合完善规范、科学的公务员政绩考核和奖惩制度，使各级政府主要领导关心和重视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各级政府应当确保将可持续发展工作纳入相关的战略、规划和计划，并且贯穿到计划实施的全过程。逐步将领导干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评估结果和最后验收结果作为定量考核和评估其工作实绩的主要依据。 （3）统一协调，综合决策。 建立和完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统一协调机制与综合决策激励机制；制定有利于综合考核地区和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试行将资源环境成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重大项目和重大决策的可持续发展影响评价制度，建立公众参与综合决策的渠道，提高政府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水平。 2.运用经济手段，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投入机制 一是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相对稳定的资金投入筹措机制。逐步加大各级政府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必要投入，引导非国有资金甚至国外资金投入可持续发展领域，大幅度提高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资金保障程度和稳定性，提高对投入可持续发展资金使用的管理水平和投入资金的经济效益。 二是建立有利于引导各类利益主体参与可持续发展的价格调节机制。通过价格调节，引导各类相关利益主体的法人强化节约资源，严格保护城乡生态环境，真正发挥价格机制在资源的市场供求和可持续利用等方面的调节功能。 3.运用科教手段，为推进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1)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通过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逐步形成既顺应市场经济要求，又符合科技发展自身规律的科技体制。优化科技资源配置，进一步加强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科学研究体系、技术开发体系、科技服务体系建设，调动科技人员从事可持续发展领域研究和产业化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依靠科技，大力开发、推广和应用先进适用的生态“友好型”实用技术。 集中力量研究开发一批对可持续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关键技术，提高可持续发展技术水平和能力；在加快企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推行清洁生产，并与企业技术进步、节能降耗、资源综合利用和加强企业管理结合起来，加快各类企业环境污染由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的根本转变。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开展清洁生产为重点的工业污染综合防治模式，鼓励和支持企业采用高新技术，使用新型能源，走低能耗、物耗、少排污的清洁生产发展道路；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或企业，扶持建立若干生态和环保研发中心，组织开展技术和装备攻关，提高环保设备成套化、系列化水平。 （3）积极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提高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 强化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文化素质。在基础教育以及高等教育教材中增加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在中小学开设“科学”课程，在部分高等学校建立一批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园（区）。政府有关部门要在经费投入和工作安排上加大面向全社会宣传、普及、推广、应用等软环境建设的力度。科研机构定期向社会开放。利用大众传媒和网络广泛开展国民素质教育和科学普及。加快培育一大批熟悉优生优育、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绿色消费等方面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科研人员、公务员和志愿者。积极鼓励与支持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参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各项活动。 4.运用法律手段，提高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法制化水平 （1）继续加强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立法工作。 研究、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法规，加快修改完善现有法律法规，形成基本完善的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各地区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一些地方性法规，以促进发展各具特色的区域性可持续发展模式和道路。 （2）做好相应的配套制度建设和标准制定工作。 建立健全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各项管理制度，包括现行的各项环境管理制度、自然资源权属管理制度、有偿使用制度和使用权（产权）流转制度、流动人口综合管理制度等，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管理制度体系。 （3）大力提高全社会的公共监督和法制化管理水平。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加大执法力度，注意发挥新闻单位、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督作用，切实保障各级政府和执法部门依法行使管理职能；注重人口资源环境有关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普及和教育，尽快提高社会大众的可持续发展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5.运用示范手段，做好重点区域和领域的试点示范工作 加强可持续发展的试点示范工作，总结经验，逐步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通过开展试点示范工作，建立一批可持续发展基地，形成集技术、管理、政策、机制于一体的综合示范；围绕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重大问题，开展政策、战略和关键技术研究。通过典型区域和领域的试点示范，解决地方普遍遇到的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方面的问题，形成不同类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并向周围其他地区辐射推广。 6.加强国际合作，为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积极参与全球环境合作，就参与各类环境条约问题制定对策，认真履行参加的各类国际条约，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等相关国际会议达成的决议和决定；重视并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利用各种渠道促进国内环境保护，维护我国利益，为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逐步建立和完善以绿色产品、技术、服务为主导的投资贸易政策体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正视中国客观的社会形势 冷静面对良好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展望新的世纪，世界科技、经济和政治发展将经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将日趋复杂；同时，中国国内改革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将面临一系列更为复杂的矛盾，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既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和有利条件，也会面临更多重大挑战和不利因素。 如美国国防部1997年5月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随后几年的《国防报告》不厌其烦地叫嚣：“到2015年前后，可能出现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全球性对手，中国和俄罗斯都具有这种潜力。”美国必须抓住2015年前的“战略机遇期”，竭力遏制中国变成强国和俄罗斯东山再起。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在《预防性防御》一书中就把21世纪的头一二十年称为“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 在党的**报告中，**同志提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提出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依据。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客观存在的良好机遇，认真应对各种迎面而来的严峻挑战，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奋斗。 进入新的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和有利条件，这就是： 1.执政党强大的政治凝聚力和丰富的现代化建设领导经验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证 执政的中国**已经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成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把“三个代表”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这就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凝聚力，能有效保持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并且积累了领导现代化建设的丰富经验，对跨世纪发展作出了切实可行的战略部署，完全能够从容地驾驭宏观经济和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及时果断地处理各种新的问题。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本的政治保证。 2.长时期的积累和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20余年的快速发展之后，积累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仍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基础。 物质基础的薄弱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但经过20年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不断加强和发展，物质基础薄弱的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目前，我国经济总体规模和粮食、棉花、煤炭、钢铁、电力、石油等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前列。对外开放成效显著，国际经济地位大大提高，已经跻身于世界贸易大国的行列。科技教育发展迅速，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能源、交通、通信等“瓶颈”制约状况大为缓解。这些都为21世纪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我国经济仍然可以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这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 3.持续深入的改革和开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全面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在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历经20年高速发展之后，将继续发挥强大的体制驱动作用，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动力所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以来，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全面改革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总体而言，前一时期的体制改革，主要是破除旧体制，最大限度地挖掘改革开放前所积累的增长潜力，释放被旧体制所压抑的发展动力，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进入小康社会，体制改革的重点主要是建立和完善新体制，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和法律体系，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这将是新世纪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尚待完成的改革任务。所以，中国还需要进行改革的最后冲刺，而改革的成功，将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为经济增长创造新的活力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使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获得持久的、内在的推动力。 另外，香港、澳门的回归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加强，乃至未来祖国的完全统一，将加强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港澳地区在内的整体经济实力和国家的整体竞争，为建设小康社会创造有利的条件。 4.在可预见的将来，国际环境较为有利 新世纪国际经济、政治和科技、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利的外部条件。 当今世界正处于历史变动的时期，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总体上仍然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尽管天下仍很不太平，世界部分地区战乱不断并有增多的趋势，和平与发展受到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极大挑战，不排除进入新世纪后发生大规模局部冲突的可能，但在较长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 从国际政治格局发展的趋向看，美国仍将致力于形成和维持单极世界格局，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但这一历史方向不可逆转。从21世纪中国的周边环境看，中国与周边国家在许多方面的利益冲突将进一步凸显，不稳定因素会不断增加，但只要处理稳妥，仍可继续维持和平与稳定的发展环境。所以，我们完全有可能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继续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从未来国际经济发展的总趋势看，虽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仍将主宰全球化进程，但是，全球化、区域集团化的总体趋势不会逆转。近年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集团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十分迅猛。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框架，全球经济正在迅速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目前，世界上有大小不等、形式各异的区域性经济集团24个，参加的国家和地区达140多个。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将会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为我们进入世界市场、扩大出口、引进技术和资金提供更多的机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知识化潮流加速发展，科技经济一体化、国际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强，同时，世界文化发展潮流也将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向，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双重趋势并存。这都将为我们全面扩大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直面诸多不利因素和重大挑战 眺望新世纪，希望是诱人的，但困难却是客观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当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更将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和不利因素。 1.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的矛盾将进一步复杂化 进入小康社会，我国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社会转型处于加速状态，体制改革、社会转型、意识形态矛盾和文化冲突都将带来不稳定因素，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世界银行的专家指出：“中国正处于两个历史性转变的转型过程之中：即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的工业社会的转型；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两种转型的合力，产生了强大的旋涡和逆流，它们是可能破坏稳定的潜在因素，而且总是难以预测。”(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从第一个转型来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进入小康社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攻坚战，以往未曾触及的一些高风险的改革领域已无法回避。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不仅过去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会显现出来，而且还会出现新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从第二个转型来看，小康社会也是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和社会结构将经历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在富裕的工业国家中，这一转型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而在中国，这一进程被缩短到一代人或两代人的时间。”(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其风险是相当大的。这一发展阶段是产业结构变动剧烈的时期，结构调整加快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企业淘汰、破产增加；这一发展阶段是城市化进程扩展的时期，城乡格局迅速变化会引发城市化过程中的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就农村问题来看，能否有效转移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关系到农村发展的全局和城市的稳定。这一发展阶段也是社会结构快速转换阶段，收入差距、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现象进一步滋生蔓延，社会治安不同程度地恶化和政府管理能力的下降，等等，都蕴含着不稳定的社会因素，构成了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现实威胁。 综合起来看，进入小康社会，我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条件要优于前十余年，而社会条件则趋于复杂，面临更多的社会矛盾。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以改革促发展，在发展中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在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实现发展，是我们面临的关系小康社会建设全局的重大挑战。 2.科技、教育发展滞后与知识经济时代兴起提出的新挑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发展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科技教育文化落后，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而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进一步兴起并将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因此，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面临全球知识经济兴起所提出的严峻挑战。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科技、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而且，我国的科技和教育体制也不能适应当代科技发展的要求，旧体制下存在的科技与经济相对脱节、研究工作与市场机制缺乏紧密联系的局面并未根本转变，远未走上产学研相结合的良性发展的轨道。 更为严峻的是，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又面临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重大压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现端倪”。知识经济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那种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时代已接近尾声，正在步入一个智力资源为主要依托的知识经济时代。 按照普遍的定义，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最重要要素的经济形态”。这是一种全新形态的经济，而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区别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代的全新的时代。知识经济所引发的经济革命，实现了物质生产能力开发手段的进步，将是重塑全球经济的决定力量。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本推动生产发展、促进生产力水平提高不同，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因素和生产要素。 知识经济的崛起，源自以信息技术等高技术及其产业迅猛发展为标志的科技革命；知识经济的发展，又给这场科技革命注入了强大活力。21世纪，知识经济将逐步占据国际经济的主导地位。据国际经济学界预测，21世纪的前二十年高科技产业的产值将逐步超过传统产业，传统产业的高科技成分也将逐步超过传统技术；在21世纪30～40年代，改变世界面貌和人类生活的高科技产业化将全面实现，产业结构中的高科技产业和传统产业中注入的高科技成分，均将接近或达到70%以上；人类将在21世纪下半叶进一步提高高科技产业化程度，全面步入知识经济时代。 根据我国“三步走”发展战略，我国将通过建设小康社会，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显然，这个目标是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的动态目标。根据目前发达国家知识经济发展的趋向，小康社会将面临国际社会知识经济蓬勃发展并逐步成为经济主体的时代潮流。因此，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加快工业化和追赶知识经济的双重任务。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知识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不仅意味着我们在某些领域或某些发展阶段有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是一种机遇；另一方面，知识经济对发展中国家也是一种挑战，甚至存在某种威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本质上是知识的差距。世界银行《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分析认为：“缩小知识差距不是轻易就能完成的。由于高收入工业国永远在不断扩展知识的疆界，因而发展中国家所追赶的是变动着的目标。”“比知识差距更大的差距是创建知识的能力上的差距。与收入上的差异相比，穷国与富国在知识创建方面用某些重要标准来衡量的差异要大得多。”(世界银行：《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该报告还分析指出：“如果知识差距扩大，那么世界将进一步分化，不仅在资本和其他资源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且在知识差距上会进一步扩大。资本和其他资源流向那些有比较巩固的知识基础的国家，从而进一步加剧不平等。”(同上书，第14页。)可见，如果我们不能迎头赶上知识经济的潮流，将会再一次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种差距就像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的差距一样，不是量的差距，而是质的差距。这是一场决定着我们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新的国际竞争。因此，在我国工业化还远远没有完成，农业经济所占比例还较大，科技、教育发展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促进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梯次推进，就成为我们必须解决的战略课题。 3.农业和农村发展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面临更加突出的问题 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农业和农村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基础是否巩固，农村经济是否繁荣，农民生活是否富裕，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关系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战略的全局。所以，必须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继续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问题来看待。 从长远看，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农业和农村发展将面临如下严峻挑战： （1）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矛盾。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还比较落后，呈现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农村基础设施脆弱，抗灾能力低，旱涝成灾，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按《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我国1994～1996年的农业生产率（每个农业工人创造的农业附加值）为193美元，不到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97美元的一半，与印度（404美元）、巴西（2384美元）、日本（16712美元）、美国（17719美元）和荷兰（41245美元）相比，差距依次更加巨大。农业的这种落后状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2）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严重失衡。 农业不同于工业，既受市场风险制约，又受自然风险制约，是国民经济中社会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的产业，无论在商品市场的竞争中，还是在经济资源的竞争中，常常处于比较软弱和不利的地位。因此，农业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中是需要加以保护的产业。但长期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过于向工业倾斜，农业投入不足，发展滞后。工农业发展速度之比由1979～1984年的1.25∶1扩大到1986～1990年的2.09∶1，进而又扩大到1991～1998年的3.68∶1，大大超过2.5∶1的经验值。与此相连的是，城乡差距较大，且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农村自身发展在地区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平衡性。 （3）社会不断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同日益严重的农业资源短缺间的矛盾。 进入小康社会以后，随着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进行，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将有很大的提高，对农产品需求的数量和质量都会迅速增加。但是，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危机，耕地资源减少、水资源不足、草原退化、沙化严重、水土流失、农田污染等问题十分严重。这说明，资源约束与农业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农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将会在较长时期内存在。 在预测中国21世纪的发展前景时，许多经济学家都对中国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的需求和供给产生忧虑。其中，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的报告把问题提得最为尖锐。他在报告中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居民收入的空前提高、粮食消费的大幅度增加，同时，耕地又大量减少、水资源严重不足、环境污染和单产难以迅速提高等因素作了综合分析，尔后得出结论说，到2030年，中国粮食需求将比1990年至少增加41%，即由1990年的3.35亿吨增加到2030年的4.79亿吨；而这一期间，由于迅速工业化，耕地大规模减少，粮食的产量至少下降20%。供求之间将出现2.16亿吨的缺口，超过1993年全世界2亿吨的出口量。在非洲、印度次大陆、拉丁美洲等地区粮食供求也出现巨额短缺的情况下，即使中国有能力进口，世界上谁也不能供应中国如此巨额的粮食。一旦中国在不断扩展基础上转向世界市场，中国的粮食短缺将成为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短缺，中国的耕地和水的短缺将成为世界短缺，如果中国失去对人口的控制将立即影响全球。尖锐的食物短缺和伴随而来的政治不稳定，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奇迹中途夭折。(［美］莱斯特·布朗：《谁来养活中国》，刊载于《世界观察》1994年9/10月期。译文见《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4期。) 布朗的观点不仅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在国际上也引起轰动。对于布朗的悲观估计，中国的专家们是不认同的。他们认为，中国有条件、有能力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同时也认为，布朗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制约因素的分析是值得重视的，对中国未来粮食供求矛盾的严重性和对世界影响的判断也值得注意。根据中国有关方面对2010年粮食供给状况的预测，届时供给缺口将高达2000万吨以上。所以，布朗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警惕。 （4）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滞缓的矛盾。由于中国向工业、向城市倾斜发展战略延续的时间较长及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存在的诸多弊端，使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据国家统计局预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2000年和2010年将分别达到1.65亿和2亿人（实际数字可能会更多）。所以，进入小康社会以后，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将非常困难。 （5）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农民全面实现小康的矛盾。 农民收入缺乏新的增长点，地区间、城乡间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到2000年底农村没能全面实现小康目标和全面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规定任务。所以，增加农民收入，增大扶贫攻坚力度，使农村居民在21世纪前10年内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6）农村社会发展滞后与经济发展不协调。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很快，农村社会也有很大进步。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农村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农村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民素质在近期内难以有较大提高。从农村的发展前景看，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局面也难以根本改变。 4.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将日益突出 小康社会历史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与20世纪80～90年代相比将更加突出。 （1）小康社会是我国人口持续增长的时期，在此，我们面临的人口问题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剧。 人口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发展的重大问题。首当其冲的是人口数量问题。根本的问题在于，不管我们采取多么严格多么有效的人口控制措施，今后几十年内中国人口的增长始终不可避免。关于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官方人士曾谈到三种方案：高方案预测到2039年左右，可能达到人口峰值，总人口约16亿。中方案预测在2030年左右达到人口峰值年，总人口约15亿。低方案预测在2025年达到人口峰值年，总人口约14亿。(邢俊芳主编：《中国21世纪经济走向》，**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页。)而国内外学界普遍持第一种观点。认为在人口达到16亿的峰值后，中国人口才可能实现零增长，并开始缓慢下降。(张维庆：《人口问题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学习时报》2000年1月31日。) 其次是人口老龄化问题。进入小康社会以后，我们将面对老龄化的挑战。据中科院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数据，到200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总人口的10%，达到1.3亿人，按照目前我国采用的老龄化定义（按60岁以上人口比重计），我国已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按65岁以上人口比重计），我国将在2020年左右，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按我国现在的实际国情，这种预计明显较为保守，我国可能会更早的达到这一比例。因此，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相对超前于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西方老龄社会的到来和经济现代化大体是同步的。而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时，属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仍然很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城乡养老体系面临转轨，在这种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对21世纪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另外，随着总人口的增加，小康社会也面临劳动人口的增长高峰。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10亿，届时就业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交通、住房、基础设施、社会福利等等问题将会变得十分突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劳动人口的增加，又表现为低素质的人口膨胀。这和21世纪知识经济兴起的时代潮流是不相适应的。所以，我们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人口危机表现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这对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极为严峻的挑战。 （2）小康社会是我国工业化飞速发展并全面完成的历史时期，我们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将进一步加剧。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入了工业化起飞阶段，并从90年代起呈现加速发展趋势。21世纪小康社会，将是我国全面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时期，资源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格外尖锐，资源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我国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度。资源总量虽不低，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均占有量却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关系到人类生存的淡水、耕地、森林和草地四类资源，中国的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8%、32%、14%和32%。随着我国人口的持续增长和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人均占有资源偏少的情况将日益加剧。以土地资源为例，目前，我国人均耕地1.2亩，并且每年减少1000公顷，预测到21世纪中叶，人均耕地将减少到0.9亩。此外，我国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资源质量相对较差，加上资源的不合理开采和浪费，更加剧了资源短缺。 进入小康社会，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将进一步加大能源消费，加剧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表现在： 其一，环境污染。据预测，未来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格局不会发生大的变化。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的消费量也将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造成酸雨的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将继续增加。 其二，生态失衡。人口膨胀、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造成自然生态失衡。据统计，我国有大约4600种高等植物和400种野生动物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状态。36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遭受水土流失的威胁。以地震、水灾、旱灾等为主的自然灾害频繁，削弱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 （3）进入小康社会以后，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问题的压力将越来越大。 我国的环境生态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国现已签署和加入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等8项国际环境条约，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等10多项履约方案和规定。这意味着，中国要在全球环境保护中履行国际责任。例如，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居世界第三位；根据《关于保护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要求，我国必须在2010年或更早的时间内停止损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和消费；我国的酸雨传输已受到周边国家的关注；珍稀濒危动物保护也上升为外交与贸易的争端，影响着我国的国际形象。此外，在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旗帜下，国际经济贸易中的“环境壁垒”更加森严，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入市场的形势日趋严峻。 在进入21世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经济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必须扭转我国环境恶化的趋势，实现可持续发展。 有关专家预测，我国目前处于环境压力上升阶段。由于2030年以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伴随着高污染的传统产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可能根本转变，所以，我国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压力将日益加大，发达地区的污染有向落后地区转移扩散的趋势，估计到2020～2030年期间环境压力将达到峰值(陈淮主编：《对话“十五”——中国中长期发展战略再审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2页。)；2030年以后，由于我国工业化过程基本完成，经济实力大大提高，经济结构转向高级化，能源结构得到优化，治理污染的技术和能力大大提高、环境压力会逐步缓解。 5.急遽变化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与国家开放战略和安全战略的矛盾 从建设小康社会的国际环境看，与发展机遇相伴而来是严峻挑战和种种不利因素。 展望21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国际经济格局的不平等性将进一步加剧。发达国家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进一步拉大同落后国家的距离，而落后国家既要实现工业化，又要追赶知识化的潮流。与此时同，国际经济竞争也将更加激烈，南北矛盾会继续激化。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较量中，各大国都力图在国际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争夺世界经济、科技的主导权，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经济发达国家在经济与科技方面占有优势的巨大压力。 从对外经济关系看，随着我国与世界经济交流的扩大，日益增强的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将使我国参与世界经济合理分工和扩大出口形成制约，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以及吸引利用国际先进技术方面面临着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激烈的竞争。所以，进入小康社会以后，对外贸易的增长幅度可能会降低，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将面临一定挑战。 国际经济大循环是一个开放性体系，必然存在各种隐患，这是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外部危险和威胁。一些外部因素越来越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新的挑战，如环境污染、跨国犯罪、金融危机、知识霸权、核心技术控制、地下经济、国际贸易、跨国公司等。而随着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全面接轨，世界经济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给中国经济以深刻影响。我国在扩大开放的条件下，如何积极地防范可能出现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是一个尖锐的问题。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必须高度重视国家经济安全，特别是信息安全、金融安全和重要短缺资源的保障。 从国际政治环境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一步抬头。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乃至一国的领土主权问题都可能引发战争。所以，从战略全局看，世界单极化和多极化的斗争将会进入更加复杂的阶段。 以上情况表明，进入小康社会以后，国家安全问题将面临严峻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经济安全上升为国家安全的核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扩张已经成为对我国政治安全的最主要的外部威胁；地区冲突上升，裁军势头减弱，地区性军备竞赛上升，我国与外部摩擦的增加，说明军事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石，仍然需要大力加强；而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跨入全新的信息社会，信息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心所在。 总之，全面建设中国小康社会，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只要我们能够充分认识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深刻分析客观存在的严峻挑战，紧紧抓住新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那么，在本世纪中叶如期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大有希望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客观评价：“中国总体上达到小康” 国民经济改革和发展势头良好 统计资料确凿地表明，人们从现实生活中也切身感受到：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当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的时候，我国目前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使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1979～2000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5%，是全世界最快的，按可比价格计算，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是1980年的6倍以上，超过原定20年翻两番的目标。总的判断，我国已经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开始走上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道路。 改革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创的新的历史时期，是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从世界第三十二位上升到第六位。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全方位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也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同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相适应，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取得明显进展，各方面的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和健全。这既是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 人民生活实现两大历史性跨越。20世纪80年代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90年代由温饱达到小康。千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在中国**的领导下得到了根本解决；祖祖辈辈关于小康生活的梦想，今天已经开始成为现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但是，正如**报告所说，我国社会目前的小康，是总体上的小康，水平低、不全面、发展极不平衡。 客观评价——“中国总体上达到小康”一总体形势：成就令人鼓舞 就总体而言,我国已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开始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 1.经济持续较快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从1997年的7.4万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0.2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7.7%。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明显。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传统工业改造步伐加快。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国家税收连年大幅度增长。全国财政收入从1997年的8651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8914亿元，平均每年增加2053亿元；国家外汇储备从1399亿美元增加到2864亿美元。五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7.2万亿元，特别是发行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带动银行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形成3.28万亿元的投资规模，办成不少多年想办而没有力量办的大事。社会生产力跃上新台阶，国家的经济实力、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2.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 我们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关系全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水利建设。过去五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3562亿元，扣除价格变动因素，相当于1950年到1997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的总和。一批重大水利设施项目相继开工和竣工。江河堤防加固工程开工3.5万公里，完成了长达3500多公里的长江干堤和近千公里的黄河堤防加固工程，防洪能力大大增强。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二期工程即将完成，黄河小浪底等水利枢纽工程投入运行，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建设。交通建设空前发展，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初步形成。过去五年全国公路建设投资12343亿元，扣除价格变动因素，是1950年到1997年全国公路建设投资总和的1.7倍。公路通车里程由1997年的123万公里增加到2002年的176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由4771公里增加到2.52万公里，从居世界第三十九位跃升到第二位。铁路营运里程由65969公里增加到71500公里；五年建成新线5944公里，复线4603公里，电气化线路5704公里。新建、改扩建机场50个。港口万吨级码头泊位新增吞吐能力1.44亿吨。邮电通信建设突飞猛进。长途光缆线路长度由1997年的15万公里增加到2002年的47万公里；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用户由8345万户增加到4.21亿户，居世界首位。能源建设继续加强。发电装机容量由1997年的2.54亿千瓦增加到2002年的3.53亿千瓦。城市规划和公用设施建设明显加强，许多城市面貌有很大改观。基础设施的显著改善，大大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 3.西部大开发开局良好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三年来，国家通过加大建设投入、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实施优惠财税政策等措施，有力地促进了西部地区发展。新开工建设36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6000多亿元。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水利枢纽、干线公路等重大项目建设进展顺利。“油路到县”、“送电到乡”、“广播电视到村”等工程加快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加大。农村公路、中小型水利、人畜饮水和科技、教育设施建设加快。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技术合作进一步加强。 4.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 过去五年全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投入5800亿元，是1950年到1997年投入总和的1.7倍。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六大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全面实施。五年内，全国造林面积2787万公顷，封山育林3153万公顷，退耕还林382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6.6万平方公里，治理沙化土地570万公顷。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总体上得到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降低，重点城市和地区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资源保护取得新进展。地质调查成果丰硕。防灾减灾成效明显。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6.45%，进入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时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1.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公有制经济在调整和改革中发展壮大，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取得成效。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控制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国有企业三年改革与脱困目标基本实现。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涌现出一批有实力、有活力和有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国有中小企业进一步放开搞活。垄断行业管理体制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城乡集体经济得到新的发展。股份制经济不断扩大。个体、私营等大量公有制经济较快发展，在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活跃市场、扩大出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全面展开 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公用服务和能源、交通领域价格改革不断深化。资本、产权、土地、技术和劳动力市场加快发展。现代流通和营销方式不断拓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取得阶段性成果。在全国先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打击走私、骗税骗汇、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专项行动，对文化、旅游、建筑、集贸等市场和安全生产秩序进行专项整治。依法查处了一大批经济违法案件，惩治了严重破坏市场秩序的犯罪分子。市场环境和消费环境逐步改善。 3.金融财税、投融资体制改革继续深化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体系初步形成。逐步完善金融调控方式。改革了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建立了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保险监管体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改革不断推进，中小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得到优化。整顿和规范非银行金融机构取得重要进展。坚持“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方针，证券业在逐步规范中发展。保险业改革不断深化。清理和撤销了农村合作基金会。依法取缔社会乱办金融等违法活动。金融监管逐步加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取得成效，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逐步降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框架初步建立。财政体制在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实行了所得税分享改革。中央和省两级实行部门预算制度，“收支两条线”管理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试点稳步推进。税制改革和税收征管改革成效显著。投融资体制改革逐步深化，投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投融资方式实现多样化，初步建立了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合同制、工程监理管制。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4.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基本确立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建立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全国城镇参加其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人数大幅度增加，符合条件的城市困难居民已逐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基本做到应保尽保。建立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已积累资金1242亿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开始试点。社会保障体系的加快建设，为维护社会稳定、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和促进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5.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扩展 对外贸易连续跨上几个台阶。外贸进口总额由1997年的3252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6208亿美元，世界排名由第十位上升到第五位；出口总额由1828亿美元增加到3256亿美元，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服务贸易稳步发展，入境旅游人数和外汇收入大幅度增加。利用外资水平明显提高。过去五年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2261亿美元，超过1979年到1997年的总和。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服务业吸收外资明显增加。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投资、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不断扩大。经过15年的艰苦努力，我国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信守承诺，履行义务，行使权力，赢得较好声誉，促进了对外合作。 科技和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基础研究、高技术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积极推进 信息技术、生命科学、航空航天技术等领域成就突出。水稻基因组精细图完成、10兆瓦高温气冷核反应堆实验工程建成、超大规模并行处理计算机研制成功、“神舟”系列飞船试验成功等，标志着我国在相关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建成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实施一批重大科学工程，建设一批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明显加快。过去五年获得国家登记的科技成果14万多项，授予专利权52万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一批可喜成果。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加强。 2.教育事业迅速发展 全国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人口地区覆盖率，由1997年的65%提高到2000年的91%。高中阶段教育得到加强。高等学校从1999年起连续扩大招生规模，高考录取率从36%提高到59%；2002年高等学校在校生1600万人，是1997年的2.3倍；五年内全国本专科毕业生1300万人，毕业研究生31万人。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新建和改建学生公寓4800万平方米，超过1950年到1997年的建设总规模。基本建成结构比较完整、专业门类齐全的职业和成人教育体系。特殊教育、早期教育得到重视。民办教育迅速发展。素质教育不断加强，促进了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1.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 各级政府自觉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主动加强与人民政协的联系，认真听取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人民团体的意见。基层民主进一步扩大，村民自治、城市居民自治和村务公开、厂务公开、政府法制建设进程加快。过去五年间，国务院提出法律议案50件，颁布行政法规150件；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对2000年底以前发布的756件行政法规进行全面清理，废止71件，宣布失效80件。国务院各部门共清理涉外规章和有关政策规定2300件，废止830件，修订325件。普法宣传教育深入进行，公民的法制观念增强。社会法制化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强化行政监察、审计和经济监督，在推进依法行政、反腐倡廉和查处大案要案等方面发挥了要重作用。陆地行政区的界线勘定任务全面完成，海域勘界工作全面铺开。社团管理工作得到加强。坚决取缔邪教组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进一步落实，社会治安状况好转，人民群众安全感增强。 2.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果 学习宣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活动深入开展。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以讲文明、树新风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蓬勃展开。思想道德建设继续加强。科学知识进一步普及，科学精神得到弘扬。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事业全面发展，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广播电视覆盖能力和质量明显提高。文化、卫生、体育领域改革和发展加快。文化设施建设和各类专项经费投入力度加大，新建和改扩建了一批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档案馆、文化馆等。文物保护和档案工作取得新成绩。“扫黄”、“打非”斗争不断深入。对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城乡卫生工作得到加强，重大疾病预防控制取得成效。加强灾后防病防疫工作，实现了特大洪灾涝灾害之后无大疫。颁布并实施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青少年的教育和保护工作得到加强。老龄工作进一步开展。残疾人事业有了很大发展。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展开，竞技体育屡创佳绩。五年间，在重大国际比赛**获得485个世界冠军，创造世界纪录193次。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获得成功，上海赢得2010年世界博览会举办权，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3.民族、宗教、侨务工作得到加强 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一步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完善。少数民族平等权利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得到保障。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大，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进一步贯彻落实，宗教事务管理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侨务政策继续落实，侨务工作不断加强。 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1.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7年的5160元增加到2002年的7703元，平均每年实际增长8.6%。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2090元增加到2476元，平均每年实际增长3.8%。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由4.6万亿元增加到8.7万亿元。居民拥有的股票、债券等其他金融资产也有较多增加。农村贫困人口由4960万人减少到2820万人。过去的五年，在经济较快增长、物价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2.消费水平明显提高 城乡市场繁荣，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97年的2.73万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4.1万亿元，平均每年实际增长10.5%。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17.8平方米增加到近22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由22.5平方米增加到26.5平方米。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进一步普及，电脑、轿车越来越多地进入居民家庭。公共服务设施、人均绿地面积不断扩大。法定节假日期增加，外出旅游人数大幅度增长。体育健身和文化娱乐消费明显增多。医疗保健条件不断改善，人民群众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人均期望寿命2002年达71.8岁，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五、经济形势：击溃“中国崩溃论” 全球经济的“亮点” 1984年，美国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布朗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一说，继而引起了一场全球性的大争论，最终以中国的持续稳健发展、人民生活稳步提高而平息了这场争论。然而，自2001年以来，一种针对中国经济的新的论调又在国外盛行起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国际经济乌鸦”之称的克鲁格曼教授提出疑问说，中国这个亚洲奇迹中的最大奇迹，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崩塌的神话？他还说，看中国的统计数据，就像看科幻小说。2002年3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索洛在香港的一次亚洲投资会议上预言，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长期负增长。认为，“如果体质健全的香港经济增长率为零，那么中国7.3%的高经济增长率怎么可能办得到？”更为直白唱衰中国的莫过于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了。2001年7月，章家敦出版了《中国即将崩溃》一书，认为“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 针对又一波有关中国经济的“崩溃论”，国内经济专家和学者都一致地给予了反驳，国际上也有相当数量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对此论调表示了不解。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经济总体上是健康的，尽管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 1.2002年经济的表现 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跃上10万亿元的新台阶，达到1023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4883亿元，增长2.9%；第二产业增加值52982亿元，增长9.9%；第三产业增加值34533亿元，增长7.3%。 价格总水平小幅下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0.8%。其中，城市下降1%；农村下降0.4%；商品零售价格下降1.3%；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2.2%；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下降2.3%；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0.2%；居民消费价格中，服务价格上涨1.8%。 就业规模继续扩大。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374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15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24780万人，增加840万人。年末国有企业下岗未实现再就业职工人数为410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05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比上年末增加0.4个百分点。 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全年对外贸易顺差304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52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5%。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2864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742亿美元。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年末1美元兑8.2773元人民币。 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稳步推进。电信、民航、电力等垄断性行业改革不断深入，市场竞争格局逐步形成，军工企业改革和脱困工作稳步推进；财税、金融、社会保障、粮棉流通体制等改革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农村税费改革试点逐步扩大，取得明显成效。西部大开发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明显加快；农业生产加快向区域化、优质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工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比重提高；商业流通手段不断创新，现代流通方式发展加快。 2.展望2003年的中国经济 刚刚过去的2002年，中国经济实现了8%的惊人增长。经济专家们乐观地预测，2003年中国经济将开始新一轮起飞。如果不出意外，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可达7.9%至8.2%。 经济运行的态势，离不开大环境的影响。无论是专家还是政府官员，在分析2003年的中国经济形势时，大多认为国内外大环境整体比较有利。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2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为2.8%，2003年将达到3.7%，世界经济自2001年陷入2.2%的增长低谷后出现转机，进入了一个增长相对平缓的时期。全球经济的领头羊美国经济出现回升势头，虽然复苏平缓，但缓慢爬升、总体好转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2003年的中国国内环境也是比较有利的。专家们指出，今年是召开后的第一年，也是政府换届的第一年，各地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会进一步高涨。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司长郑京平认为，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特别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5年来的集中建设，中国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资金储备都有了高速的发展，足以支撑经济的快速增长。 然而，2003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危机在全国蔓延开来，其对中国社会的冲击是全面的，经济自不例外。因此，国内外对中国经济走向如何，还能否保持较高的增长纷纷提出疑问，并展开了一场全球性的大讨论。 （1）sars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际结果好于预料。 2003年5月初，国家统计局和各地方统计局分别公布了2003年4月份全国和各地区经济增长率及主要经济指标数据。这也是国家统计局首次按月份公布全国经济增长率，使我们能够及时地了解sars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尽管这一影响开始显露，但影响相当有限，比人们想像的或预计的小得多，随着sars疫情的发展，可能在5月份或者6月份对经济增长影响进一步扩大，但是众多经济界专家和学者仍对中国经济增长，包括sars疫情重灾区的北京、广东经济增长表示乐观的看法。 2003年4月份，我国经济增长率为8.9%，比一季度经济增长率9.9%下降1个百分点；按此数据计算，2003年1～4月份我国gdp增长率为9.65%，比一季度低0.25个百分点。这表明，sars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影响已经显露出来，但相当有限，只有0.25个百分点。 需要说明的是，随着sars疫情发展，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可能还会在5～6月份进一步显现，今年经济增长率可能是一个先高、中低、后高的趋势。但是我们宁可把冲击影响估计的严重一些，采取各种应对措施果断有力一些，才能有效应对sars危机。为此国务院于2003年5月6日提出的8项促进经济发展的举措，是十分必要、及时和富有针对性的。 （2）sars难阻中国经济发展，世界看好中国未来。 由于sars的爆发，2003年4、5月以来，全球许多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著名的投资银行都相继调低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但稍加分析就可发现，其调低的幅度都相对较小。如亚洲开发银行仅将2003年中国gdp的增幅下调了0.2个百分点，而全球8家主要投资银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也仅从7.6%下调至7.4%……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国际经济机构几乎一致地表示，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其中，世界银行的报告就明确指出，“sars对中国将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走势”。而瑞银华宝更是提出，在sars疫情得到控制之后，中国将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的焦点。 与此同时，众多跨国公司的实际行动也表现出他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据统计，即使是在sars疫情最为肆虐的2003年4月份，北京市新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仍然达到了143家，同比增长了53.8%；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也达到了2.23亿美元，同比增长50.7%。而摩托罗拉、诺基亚、沃尔玛等跨国集团的新建项目也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正如德尔福集团政府事务总监约翰•安德森说的，“尽管我们对sars疫情密切关注，但在中国的经营活动将一如既往。” 这些权威的、活生生的事例让“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比亚洲金融危机还要严重”、“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等声音，显得格外孤单。是什么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这样的信心呢？我们似乎可以从最近一段时期国际舆论以及经济学者、企业家们的言谈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首先，中国对sars的控制已走上正轨。 国际舆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首先就建立在他们对中国政府及时控制sars疫情的信心上。摩根大通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郑杏娟指出，如果sars在2003年第三季度内得到控制，则不会对第四季度的投资活动造成显著影响。美国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尼克•拉迪也认为，尽管sars大面积扰乱了中国的经济活动，但如果在近期sars能够得到控制，中国今年依然可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幅度。 目前，随着我国政府防治sars措施的不断加强，特别是2003年5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解除了对香港和广东发出的旅行警告，以及前些时候p;#8226;兰伯特也指出，中国政府对sars的预防与控制已经走上正轨。从经济层面上看，虽然一些产业部门会暂时受影响，但影响将仅局限在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在2003年第三季度将完全恢复年初迅速增长的势头。因此，中国仍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体。 其次，sars不会动摇中国经济的根基。 2003年5月的《远东经济评论》指出，sars“是一场影响到经济的危机，而不是一场经济危机”。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经济学博士点主任陈智琦教授则进一步分析指出，sars属自然灾害，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动摇不了中国经济的根基。 在北京，法国家乐福中国区总裁施荣乐认为，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大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使得经济调整回旋余地比较大，因此sars对中国经济暂时带来的负面影响总体来说是局部的、暂时的和有限的。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在其新近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国的警醒》中则分析指出，sars的影响至今似乎主要局限于中国的服务行业，而中国经济并非以服务业为主。高盛公司提供的数据则表明，由于中国的大部分农产品都就近销售，占gdp14%的农业有可能免受太大的冲击。瑞银华宝的中国策略师陈昌华认为，sars疫情对消费的影响仅限于如北京、上海、广州那样的大城市，对整个中国的影响有限。香港在疫情爆发的最初一个月里，也曾出现消费明显下降的情况，但在疫情得到控制后，消费即出现回升。ac尼尔森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也表明，中国的消费者信心在sars爆发前一直很高，这种全国上下共同的乐观情绪不容易被改变。 第三，不进入中国市场，损失是无法承受的。 2003年5月，《华尔街日报》曾登载文章指出，sars所引发的危机并未夺去中国经济长期的光彩。相反，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需求普遍疲软的情况下，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被视为一个罕有的亮点。 在北京有很大投资项目的爱立信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卡尔亨利克•斯万伯格也强调：“sars对我们在华的投资计划没有负面影响，对我们在中国经营活动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因为这里有着独特的中国速度。”家乐福中国区总裁施荣乐也认为，目前中国的消费潜力很大，各项经济指标开始逐步走向世界前列。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是家乐福关注的投资目标。家乐福在中国的拓展计划将如期进行。德国工商会主席约尔格•武特克则说：“我们谁都没有考虑取消对华投资计划。中国经济在劳动力成本和生产力方面已经变得很具竞争力。” 对于国际投资者的这种坚定和热情，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中国市场巨大，劳动力成本低廉，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对外资的强劲吸引力依然存在。而《远东经济评论》发表的文章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原材料和廉价技术工人这些吸引各国公司的因素，要比sars的影响更持久。国际投资如不进入中国市场所带来的损失，才是他们所无法承受的。 第四，中国政府的果敢面对。 突如其来爆发的sars疫情，可以说是对我国新一届政府的一次严峻考验。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政府为遏止疫情发展、稳定市场、拉动经济，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和政策，在“非常时期”表现出了异常果断、总揽全局的风采与魄力，赢得了全世界的肯定与赞赏。 美国商会执委会主席史提夫•温安洛于2003年5月指出，美国企业界非常满意地看到中国政府面对这场罕见的疫情所表现出来的负责态度。中国政府迅速、果断的措施为贸易伙伴、雇主及投资人树立了信心。 《欧洲时报》也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在本次的抗sars战役中，中国人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同时表现出了自己的优势与劣势。中国人如果能扬长避短，锐意改革，sars必将成为推进中国新一轮发展的宝贵契机。 更有不少著名的国际学者指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奋起应付危机，反映出他们崭新而独立的领导能力。而这些因素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在战略上极具重要性。中国新领导层对sars初期危急局面的处理手法，反映出中国政府具有惊人的应变能力。 法国《欧洲时报》发表的评论代表了很多国际舆论的共同声音。这篇评论指出：这次sars危机表明，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公共卫生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卫生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它不再是某些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的问题。sars危机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这一方面已经显示出大刀阔斧的决心。抗击sars，将使中国人更加深邃地融入世界。 打破“崩溃论” “中国崩溃论”的论据是中国经济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有的还是严重问题。的确，中国经济中是有很多问题，而且，问题还特别的复杂，因为中国不是有一套问题，而是有两大套问题。 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像东南亚和拉美等落后国家一样，面临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如“三农”问题、贫困问题、失业问题、收入差距问题、法制不健全问题、市场不健全问题以及问题等。 还有另一类问题，即转轨经济问题。这类问题与其他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相似，有国有企业、国有银行、计划控制、政府审批、政府体制和法律结构等问题。 由此可知，我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与转轨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互相制约，更加复杂。再加上有13亿人口，地域宽广，所以在中国的许多问题很容易就会被世界所瞩目。如坏账、失业和等待就业人口、国企下岗人员、收入差距问题等。 认识到问题的难度，就可以明白中国问题不是短期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很长时间来解决。我国已经进行了20年的改革，如果能再用50年解决这些问题，比起美国和欧洲用三四百年时间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仍然算得上一个伟大的成就。 有了长期的观念，我们就可以比较冷静地看待这些问题，并进行冷静的分析：中国的机遇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中国可以实现比较平稳的改革和增长？对于世界来说：中国有这么多的严重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却没有崩溃，恐怕在可预见的将来也肯定不会，反而仍在持续高增长？更重要的是，中国解决问题的出路是什么？ 其实，中国两套问题——发展中国家问题与转轨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性，既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中国之所以能相对平稳地进行改革和保持增长的原因。 俄罗斯和东欧等转轨国家，在改革之初已经是经济高度工业化、高度国有化的经济，90%以上的人口都是国有企业职工，100%的人都享受社会福利。而中国与这些国家不同。改革之初，我国有80%的农业人口，因此基本上还是农业社会。当时中国人均gdp只有100美元左右，享受社会福利的人在我国超不过20%。按这个标准计算，中国从来就没有超过80%的社会主义，农村人口也从来没有享受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 然而，由于我国不是一个高度工业、高度国有化的经济，改起来也就相对容易，比较容易实现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实现在发展过程中的体制改革。加上政府政策的作用，不断推进改革，中国就能够实现“带着问题增长，在增长中解决问题”。 问题之一：关于收入差距 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在扩大，存在的社会贫困化问题导致了一些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社会犯罪率也在提高。现在真正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绝对贫困化”的问题。在经济学逻辑上，只要一个社会里绝大多数群体的绝对收入水平能够不断有所提高，不发生大面积的绝对贫困化情况，这个社会就会维持基本稳定。这里是指扣除了其他因素——、公正，完全根据经济因素来推断的——加上其他因素问题则会更复杂。 目前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农民是最苦、最穷的人群，但是，农民却不一定是绝对收入水平下降的人群。由于农业价格的下降，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是降低了，纯粹农民的收入在最近两年出现了绝对下降。但对于许多农户，只要其家庭当中有外出打工者，非农收入的增长，总收入还是会增长的。 中国过去几年有25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再加上集体企业下岗职工，下岗职工总数至少有4000万人。但是，中国没有因为下岗发生大的动乱，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得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重新获得了就业，政府也实施了一定的社会保障措施；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人感觉到的绝对贫困化程度，不一定像他们收入变化所显示的那么大。 因此，我国现在不是不存在绝对贫困化，而是规模不是很大，社会反感还没有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社会在改革进行到现在，虽然有如此大规模的下岗职工，仍然相对来讲还能保持稳定。但是，政府必须看到潜在的问题，积极采取措施防止大规模的人群发生绝对贫困化。 问题之二：关于城乡差距 城乡差距的问题体现在我们说了多年的“三农”问题——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上。“三农”问题的根本性难题在于，中国在有限的土地上聚集了太多的人口，而其中大部分又为农业人口。 我国只有7%的耕地，利用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是使用不了多少劳动力的，从发展的角度看，根本无法承受如此数量的农民在这些土地上生产。中国农业现在不能用集约化生产，也并不是缺乏技术，而是因为过剩的人口没有出去，这些土地还在支撑着庞大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 在我国加入wto以后，靠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已不现实，因此，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不再成为农民。这是中国几千年的问题，现在面临着一次解决的机会。农民之所以在过去两年中收入仍然在增长，也正是因为农民在不断地转变出来，在非农产业里获得了新的就业岗位。 问题之三：关于地区差距 中国的地区差距很严重，但是，地区差距也不会成为中国经济崩溃的原因。 首先，目前我国并不存在分裂的倾向，而且可以说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愿意统一的时期。因为落后地区想利用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而先进地区想利用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和市场。在市场的作用下，各个地区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地寻求市场的一体化。两年前，香港对于与大陆合作建设经济开发区没有多大兴趣，现在则积极性很高，就可以看做一个例子。 此外，我国内陆与沿海地区之间人口的移动可以缩小地区差距。如果未来中国地区差距缩小了，也必然是人口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沿海地区目前的经济，如果扣除外来民工创造的（这一部分流向了内地），剩下的gnp（本地居民产值）规模一定会比其gdp少，而内陆地区加上这一块（等于从沿海地区流入的），gnp必然会增加。 在开发西部问题上，对于政府投入我们也应当有正确的认识。当前，即使有政府的投入，内陆地区比如青海、甘肃等省份的经济仍然不可能达到与沿海地区一样的规模，仍然会存在差距。但是，这种差距并不是我们真正能消灭的差距。地区差距只有在一个意义上可以消灭，就是人均收入的差异。更多的人去分享经济发达地区较大的gdp，更少的人去分享落后地区较小的gdp，人均收入就会实现均等。没有一个大陆国家能实现所有地区经济规模或绝对发展水平的均等。 问题之四：金融问题 国际上讨论的中国金融问题，主要是指中国的银行坏账，其次还有政府债务。 根据最新公布的数字，我国国有银行的坏账与gdp比率差不多在25%左右，如果加上从银行转到资产管理公司的1000多亿元资产，坏账总额大概占gdp的35%～40%。可以说在银行的坏账方面，中国算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比如日本——我们常常称之为深受银行坏账困扰的国家，日本经济学家争论的是银行坏账比例究竟是6%，还是10%、11%。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坏账，中国的银行仍然在运作，老百姓没有挤兑，反而还在往银行里存款。根据最新的数据，我国的银行存款已经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而且仍然保持经济增长7%～8%，没有出现金融危机。因此，对于中国的金融问题，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宽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银行坏账一定意义上属于国债。因为它是国有银行给国有企业的债务。在这个意义上，这属于“准国债”。所以，这最后都要由国债清理，由国家来承担责任。 在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看，中国的政府债务则可以说是属于最低的之一。实施了五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每年发行1500亿特殊国债，到现在为止，中国的政府国债占gdp的比重也不过是16%左右。16%在世界上几乎是最低的。根据《马斯特里赫条约》规定，欧盟国家加入欧元区的标准是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超过60%。而意大利的政府债务占gdp达到90%，日本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140%。 因此，银行坏账加上国债，相对来讲，我国并不算太高。如果再加上另一块——外债（通过亚洲金融危机可以看到，外债过高——韩国短期外债占gdp的比率当初将近40%、泰国近30%——是导致一国金融危机的主要缘由），中国的外债是比较低的，占中国gdp的比重是15%，其中短期商业外债只占到gdp的1%。银行坏账、政府债务以及外债，都是属于国家债务，最终需要全社会来偿还。这三者累计起来，占中国gdp的60%～70%。如果不算长期外债，则只有57%～58%。这样的比例是在警戒线以内，也是处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即使有很高的银行坏账，但是却没有那么大的金融风险——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说中国有金融危机的话，也不是类似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外部风险，而是在于内部，即银行坏账太多导致的信贷萎缩问题。 至于外在金融风险（对外支付危机）方面，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中国甚至是过度保险的。中国出口顺差每年超过200亿美元，经常账户保持盈余，资本账户上外国直接投资不断增长，并且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目前已达到3600亿美元左右。从经济学角度上讲，一个发展中国家是缺资金的国家，拥有如此数量的外汇储备并不合理，更多的是起到金融保险的作用。 综上所述，由于问题长期存在，不可能一夜之间解决，危险也就经常会存在；而在问题不断地解决过程中，中国经济却又在持续地增长。因此，总体上看，中国总有问题，但又总不崩溃，崩溃论也就总会有市场。然而，我们的任务，则是不断地去推进改革，确保中国永不崩溃。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六、社会形势：阶层结构的裂变与整合 深刻变化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 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正发生着并已经产生了重大改变。这种改变所带来的是阵痛与希望并存，是一种裂变与整合，但也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必然产物。然而，备受全社会关注的是，在全面建设中国小康社会之际，这种改变应该顺应社会进步的潮流，各阶层之间应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以及进一步的整合。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这些迹象表明，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并且，这种结构正在趋于稳定。与1978年以前的阶层结构相比，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在基本构成成分、结构形态、等级秩序、关系类型和分化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将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正在进行的小康社会建设。 1.我国十个社会阶层的界定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这是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具体包括：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辖市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处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各省、市、地区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乡科级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目前，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这一阶层在趋于等级分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最高或较高的地位等级，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这一阶层的社会态度、利益及行动取向和品质特性，对于正在发生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将要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的主要特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在改革的最初十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改革的推动者，但却处于政治与社会经济地位不一致的状态，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在改革的后十年，他们仍是改革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并且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较大获益者之一。另外，由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执政党和政府意志的代表和体现，所以，各社会阶层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之间的关系——与他们的合作或冲突，经常转而表现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支持或不满。目前，这一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约为2.1%；在城市中的比例为1%～5%；在城乡合一的县行政区域中比例大约为0.5%。 （2）经理人员阶层。 这是指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高中层管理人员。这一阶层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干部）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之间的区分界线还没有完全明晰化，其阶层内部不同来源的成员，在社会政治态度和利益认同方面还有明显差异。这一阶层的社会来源主要是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原来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干部。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这一部分企业干部逐渐从行政干部系列中脱离出来，成为职业经理人。第二部分来自较大规模的私营企业或高新科技产业领域中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开始出现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趋势，一些企业主聘用职业经理人来为自己经营管理企业；另一些业主则通过企业股份化而使自己从业主型的创业者转变为职业经理人。第三部分人是“三资”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经理人员阶层是市场化改革的最积极推进者和制度创新者，他们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现代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这一阶层的成员支配着大量的经济资源，他们都有较高的学历和专业知识水平，同时，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也较高，被称为“老总”。许多大中型企业处于国有或产权不清的状态，实际上是经理人员在支配这些企业的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同时，这一阶层的主导成分与国家权力和海外资本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种状况决定了经理人员阶层在当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也是主导阶层之一，他们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影响力特别是对政府经济决策的影响力，甚至要大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还在继续扩大。这个阶层还在发展之中，在目前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约为1.5%，但在地区之间的分布极不平衡。这一阶层的成员多数集中在大中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城市。据调查，在深圳市这类经济中心城市，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例高达9%，远远超过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占比例；但在经济不发达的贵州省等地，经理人员就非常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例以及这一阶层的经济回报率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 （3）私营企业主阶层。 这是指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的人，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即包括所有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的业主。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他们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之一，而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实践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织者，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在二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员最初主要来自于乡村和城镇社会的较低阶层，但在1992年以后，具有文化专业知识的原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开始大量加入这一阶层，使这一阶层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有了极大提高。但是，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阻碍，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无法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受到很大局限。私营企业主阶层内部拥有资本规模大小不同，他们自身的政治文化素质也有很大差异，因而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声望是很不相同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社会上对他们的评价也会有很大的争议。 在人数上，中小企业主构成了这一阶层的主体。就全国而言，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0.6%，但地区差异比较大。在私营经济较发达地区，这一比例可达3%左右；而在私营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该比例在0.3%以下。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这是指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全民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事业单位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他们大多经过中高等专业知识及专门职业技术培训，并具有适应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专业分工要求的专业知识及专门技术。 专业技术人员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中等阶层的主干群体，他们既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之一，也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者之一。而且，他们还是社会主导价值体系及意识形态的创新者和传播者，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激励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当代中国社会，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和市场经济理念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目前，专业技术人员在中国的阶层结构以及社会中间层中所占比例还比较低，他们主要集中于城镇。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随着教育、科技和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这一阶层将日益壮大。目前，专业技术人员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5.1%，但城乡差异很大，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差异也很大。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所占比例为10%～20%,而在城乡合一的县(市),其比例仅为1.5%～3%。 （5）办事人员阶层。 是指协助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专职办公人员，主要由党政机关中的中低层公务员、各种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中的基层管理人员和非专业性办事人员等组成。这一阶层是社会阶层流动链中的重要一环，其成员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后备军，同时，工人和农民也可以通过这一阶层实现上升流动。这一阶层也是现代社会的社会中间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目前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大约为4.8%。在城市中，其比例约为10%～15%；而在城乡合一的县（市）中，其比例在2%～6%之间，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将会有大量的体力劳动者上升流动进入这一阶层，在未来十几年中，这一阶层的人员比例将会有明显提高。 （6）个体工商户阶层。 是指拥有较少量私人资本（包括不动产）并投入生产、流通、服务业等经营活动或金融债券市场而且以此为生的人。如小业主或个体工商户（有足够资本雇佣少数他人劳动但自己也直接参与劳动和生产经营的人）、自我雇佣者或个体劳动者（有足够资本可以自己开业经营但不雇佣其他劳动者）以及小股民、小股东、出租少量房屋者等。 个体工商户阶层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主要获益阶层之一。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一些城市搞所谓的形象工程，大拆大建，把许多较为简易的商业设施拆掉了，把马路市场取缔了，致使不少个体工商户因失去经营场地和经营条件而歇业。另外，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对这一阶层的管理变得日益严厉，向他们征收的税费也有所增加，他们所能分享的利益相对减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20世纪80年代，其经济地位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也有所下降，所以他们的不满情绪较多。目前，个体工商户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为4.2%，这一比例是根据国家工商部门的登记数计算出来的，但该阶层的实际人数比登记人数多得多。 （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 是指在商业和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性的、非体力的和体力的工作人员。由于中国目前的商业服务业还不发达，而且产业层次较低，这一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产业工人阶层较为类似。但在一些大城市中，在与国际较为接轨的商业服务业部门中，商业服务业人员的社会经济状况较接近办事人员阶层。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一阶层的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 目前，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12%，但城乡之间的差异极大，因为这一阶层与城市化的关系最为密切。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够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因为中国目前的服务业发育程度较低，尚停留在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领域。可以预计，随着旅游业、体育事业、科技教育事业、文化娱乐业以及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这个阶层会迅速发展起来。 （8）产业工人阶层。 是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建筑业工人及相关人员。产业工人阶层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随着中国工业化、社会化的继续发展，这个阶层将会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政治、科技、文化素质，其劳动技能也将不断提高，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产业工人阶层内部一直存在着企业所有制和户籍身份制所导致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收入、福利、社会地位、劳动保障等多个方面。近几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深化，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人之间的差异相对缩小，但户口因素的影响仍然很强。“农民工”应该是产业工人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却成了这个阶层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做的是与城市工人相同的工作，但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农民，所以在工资、劳保和福利等方面的待遇明显不如城市工人。 除了户籍因素导致的差异之外，单位部门因素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产业工人阶层内部的分化。福利和劳动保障较好的正规部门的工人与缺乏福利和劳动保障的非正规部门的工人，经济效益低的传统部门的工人与经济效益好的新兴产业和国家垄断部门的工人，在社会经济状况方面有着明显差异。 经济改革以来，产业工人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下降，这使产业工人阶层的人员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工人阶层中一部分成员通过接受成人教育和技术培训离开了工人队伍，进入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其他社会阶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工矿企业改革，实行减员增效等政策，导致大批工人下岗，从而在事实上改变了原来那种终身雇佣格局。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在“铁饭碗”被打破以后，处于就业无保障的状况。这使他们在心理上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应当指出，这种变化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好的一面是，促使大多数工人有了学习技术和专业技能并做好本职工作的积极性；不好的一面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阶层长期没有就业压力，因而没有竞争意识，一旦他们的这种既得利益状况被改变，且一时又不能适应这种改变，他们便难免会有牢骚和不满。与此同时，进城的农民大批涌入产业工人阶层，他们成为产业工人阶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整个产业工人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则为22.6%左右，其中农民工占产业工人的30%左右。当然，这一比例在城乡之间差异极大，不同经济结构的城市之间，不同发展水平的乡村之间，差异也都很明显。 （9）农业劳动者阶层(这里之所以用“农业劳动者”，主要是为了区别于身份制下的农民概念，西方国家的农民就是农业劳动者，没有身份制含义。)。 该阶层是指承包集体所有的耕地，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或主要的职业，并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收入来源或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这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一个阶层。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农业劳动者阶层曾经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真正突破者，是农村经济体制的率先改革者，是市场经济的最早实践者和推动者。而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尤其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民得到了自主和实惠，解放了生产力，农业连年获得丰收，不仅在较短时间内一举解决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推动了中国整个体制的改革。另外，这个阶层还是通过分化而产生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产业工人等阶层的母体阶层。 尽管如此，由于这个阶层几乎不拥有组织资源，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往往也低于上述所有阶层，所以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比较低。本来，按照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要求，这个阶层的规模理应进一步分化并大规模缩小，但在目前，这种分化和缩小受到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制度与政策（如户籍制度等）的阻滞。当然，不可否认，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农民阶层的规模已经有了显著的缩小，纯粹的农业劳动者和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民在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经从1978年的70%以上减少为1999年的44%左右。但是，农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也从1978年的28.1%下降为1999年的17.3%，两种比例仍然是很不相称的，在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这种不相称状况更为明显。这种状况决定了农民阶层的较低收入水平和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 尤其严重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农业劳动者阶层是改革和发展的受益阶层，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阶层便逐渐成为利益受损的阶层了。特别是在1997年以后，由于大宗农产品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销售困难，价格显著下降，乡镇企业不景气，进城做工变得更加困难，以农业为惟一收入来源和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民的收入，实际上是减少的，而各种税费负担却没有减轻，不少地方反而在不断加重。所以，这个阶层利益受损的状况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是很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 （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这是指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人群（排除在校学生）。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一批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就业机会不足使许多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劳动力长期待业。城市大量征用农用地，则使大批农民无地可种，而这些农民在城镇一时还找不到合适的职业。另外，还有不少城乡居民因残障或长期卧病的困扰而不能就业，他们多数也陷入贫困境地。目前，这几部分人的数量还在继续增加。 任何社会都会存在部分的失业者，但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构成一个阶层，却是中国目前这一特殊历史过渡阶段的产物。一方面，无业、失业、半失业人群数量比较庞大；另一方面，这些人具有类似的社会经济背景，比如大多是原国有、集体企业工人及其子女。以及无法依靠农业维持生计的中青年农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层中，相当部分人的失业、半失业状态持续数年之久，给他们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失业、半失业人群的这些特征使他们构成一个过渡性的特殊阶层，这一阶层的许多成员处于贫困状态。目前，这一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3.1%。 2.我国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雏形形成 （1）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在逐步缩小。 1)农业劳动者不断地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农业劳动者阶层正在逐渐缩小。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缩小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在发达国家，农业劳动者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阶层，一般都仅占其总人口的15%以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者数量在大量减少，他们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67.4%下降到1999年的44%。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农业劳动者的数量还将继续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速度。 农业劳动者阶层所占比例下降，对于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从金字塔型结构向橄榄型结构过渡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与西方现代化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者所占比重还是过大，甚至还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 2)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阶层在分化。伴随着农业劳动者的逐渐减少，整个社会结构的中下层（或底层）部分也在逐步缩小。当然，社会结构的中下层部分不仅包括农业劳动者，通常还包括传统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与产业工人。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商业服务业劳动者的数量有所上升。与此同时，产业工人的数量及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工业化中也有明显上升。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与产业工人阶层规模的扩大，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将会继续发展下去，这种变化将与农业劳动者的减少一起，正在并将继续为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部分逐步缩小做出贡献。 (2)社会中间层已经出现，并且正在不断壮大。 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以社会中间层为主体，社会阶层结构形态不再是金字塔型，而是橄榄型，社会大部分成员处在中等和中上层地位，只有少数人处于高层和较高层，而处于最低阶层的人也是少数。社会中间层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而是几个具有相近或相似特征特别是收入处于中等或接近中等以上水平的阶层的合称。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分类，社会中间层主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会中间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是所谓新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和技术工人等，他们不但在收入上处于中等及中等以上水平，而且在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声望上也处于中等或中等以上水平。 1978年以来，我国的社会中间层规模有了非常快的扩张，可以说是扩张最快的阶层结构部分（见下页表）。比如，从1978年到1999年，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占比重从0%上升为0.6%，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重也分别从0.03%和0.23%增加到4.2%和1.5%，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则从2.2%左右增加到12%左右，都翻了几番。这样，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便开始从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 （3）掌握或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 在中国社会结构较上层的部分或者说居于优势地位的社会阶层中，掌握或直接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在这类阶层中，除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外，还有私营企业主与经理人员。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私营企业主阶层从无到有，经理人员从干部队伍和企业主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这两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比例都在逐年稳步上升，而且还将继续上升，尤其是经理人员阶层的比例将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形式的发展，企业主的数量将稳定在一定水平或者相对减少，而企业经理人员的数量将会明显增加。不过，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规模增长还未达到顶峰，在未来几十年中，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还会有所上升。 （4）现代化社会阶层的基本构成成分已经具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不再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原来的阶层发生分化，新阶层已经形成和壮大，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层和企业家阶层。与发达国家相比，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成分在中国已经具备，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都已经在中国出现，有的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见上表），只是各个阶层规模有大小区别而已。当前中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员工等属于中间层的阶层规模过小，还没有达到1950年美国和1975年日本的规模，而农业劳动者阶层还过于庞大。当然，尽管中国的中上阶层规模过小，但是已占有一定的比例。今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在构成成分上还会有大的变化，可能变化的主要是各个阶层的规模，其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会大大地扩张，这是与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变化趋势。 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社会阶层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是相匹配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阶层结构的发达程度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第三产业将会越来越发达，会使各个职业的比重出现比较大的变化，从而影响和改变各阶层的比例。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来说，阶层比例的变化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社会中间层的规模会大大扩张，农民阶层和贫困阶层的规模会大大缩小，一些过渡性群体（比如农民工群体）会逐渐融合在其所属的阶层之中。如果中国社会阶层比例没有出现这样的变化，那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还没有实现。 （5）现代化的社会阶层位序已经确立。 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雏形还体现在社会阶层位序的确立上。所谓社会阶层位序指各个阶层在社会地位等级中的排列次序。阶层位序取决于各个阶层拥有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与组织资源数量，拥有三种资源数量越多的阶层，其阶层位序就越高，反之越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阶层拥有的资源量不可能是绝对均等的，其差别将长期存在。在现代化社会，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企业主和经理人员阶层，由于他们拥有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最多，所以一直处于最高或较高阶层的位序，农业劳动者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由于拥有资源量有限或比较少，所以阶层位序就比较低。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基本上呈现出这样的位序，表现在他们之间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上。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经理等阶层不论在收入上还是受教育水平上都属于比较高或最高的。只是这些阶层之间的位序在各地有所不同。例如，在深圳，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教育和收入方面都是最高的；而在合肥，他们的教育水平是最高，但收入水平并不是最高的。这是因为，虽然合肥科技人员创办的民营科技企业较多，但这些企业都是新办不久，所以他们的收入还不是很高。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不合理性 1.现代化的国家需要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建设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继续发展完善之中，社会阶层结构同样还处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那么，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演变呢？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呢？这不仅是一些理论问题，更是一些亟待回答的现实问题。 （1）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 历史经验表明，如果一个社会的社会中间层规模小，并且占人口比例很小的上层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占人口多数的下层则处于贫困状态，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稳定，就有可能发生社会动荡甚至战争和革命。相反，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经济社会分配差距比较小，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从事体面的职业，获得比较丰足的经济收入，生活比较安定。这样的社会中间层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他们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利益一致，他们同时也是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型消费群体，他们还是社会变迁中缓冲社会矛盾的稳定力量。无疑，在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中，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或者不会那么尖锐，大多数社会成员很少对社会感到不满。这样的社会是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的。 国际社会的实践经验表明，在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的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现代化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仅有经济的现代化还不够，还必须在经济结构现代化的基础上，形成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这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不形成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那么，经济现代化是不巩固的、不稳定的，仍有倒退的危险。这样的例证已经不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要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就要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这一点更为重要，也更为本质。 （2）公平性、开放性和合理性是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本质特征。 从社会阶层结构演变的客观历史过程来看，现代社会分化和社会阶层结构形成的机制与前现代社会显著不同。 首先，现代社会的阶层分化以成就为取向，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取得，不是依靠其先天的或与生俱来的条件，而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努力，也就是说，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是后致性因素，而不是先赋性因素。当然，这么说既不意味着后致性因素在前现代社会的阶层分化过程中毫无作用，也不意味着先赋性因素已与现代社会没有关系。 其次，社会阶层的边界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既不一定是与生俱来，也绝对不是不可改变的。在这里，任何限定某人或某些人参与竞争的制度性障碍都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法的。在现代社会，实际上很少有这样的制度设置。每个人只要有能力，肯努力，便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社会阶层地位。由于教育的普及以及就业的市场化，每个人都可以受到一定的教育，参与就业竞争，因而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第三，现代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程度非常高，其结果是降低了传统社会所讲究的特殊品质（比如特殊的家庭身份、宗教、种族等）对个人的阶层地位形成的重要性，社会成员资格被标准化、普遍化。任何一个人，只要达到某种职位的最低标准要求，则不论其出身地位如何，都有机会在竞争中赢得这种职位。 第四，各精英群体，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等，能够相互协商、合作、妥协和制衡。在现代社会，利益一致可能使社会精英们走向结盟，利益差别则可能使他们走向对抗和冲突，这两种状态对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是不利的，前者容易损害其他阶层的利益，后者则容易造成国家的动荡甚至分裂。而在现代化水平高的国家，既存在着各精英群体相互协商、谈判、妥协和合作的渠道及机制，又具有限制他们在协商过程中结成同盟的制衡机制。比如法律规定，企业家一旦参政，就必须离开企业界，脱离经济活动；参加这个政党的精英不能参加那个政党，等等。此外，各种各样的社会中间组织的存在，也是促使不同精英相互制衡的结构机制。 第五，贫困阶层享有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和提升生存能力的制度性保障。在现代化社会，贫困现象仍然存在。现代社会存在种种制度性的和民间性的机制，如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培训体系以及慈善机构等，一方面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帮助提升那些还有一定条件但暂时陷于贫困的人的就业能力和竞争能力。 第六，社会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认可合理的阶层分化机制和层级体系。在现代化水平高的社会，后致性的地位获得机制和竞争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对竞争舆论、法律监控制度也相当健全，“能者上、不能者下”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所以，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对社会地位等级和合理分化机制的认可，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一个重要标志。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代社会的阶层分化机制以及由此形成的阶层结构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社会理念和文化价值，关键在于，通过这些机制和体制而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具有公平性、开放性和合理性等本质特征，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正因为具有上述本质特征，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每一个社会位置都不会被某个人或某些人永远占据，保证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能够充分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还能够增强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阶层等级地位的认同，进而有效地化解因资源稀缺和利益分化而产生的社会紧张与冲突。所有这些，既是社会的活力之源，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由此可见，不同时期的社会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时期也就有相应的社会阶层结构，或者说，现代化国家需要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而我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仍然凸显出与上述要求不相符的诸多不合理性。 （3）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需要其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的既定目标。我国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当前，中国不仅在进行工业化，而且还显露出后工业社会的一些特点，商业服务业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表现出强劲的势头。 经济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势必会带动职业结构的变化。现代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工人和管理人员，商业服务业发展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高科技的发展更是促使对技术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快速增长。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历来看，社会阶层结构与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化具有很高的相关性。一个社会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不能仅仅看它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还要看它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水平，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一方面，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要以经济现代化、科技现代化为基础，只有在现代产业结构调整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才会形成如下的趋势与格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以及技术工人等社会中间层不断扩大，农民人数则不断减少。另一方面，经济的现代化也需要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如果没有社会的发展和社会阶层结构的相应变化，经济的发展终究会难以为继，甚至会因为社会的动荡而陷于停滞或滑坡。 （4）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本质特征。 综观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说，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中最为本质的层面。 首先，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科技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社会支持力量。没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企业家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工业化是不可能达到非常发达的水平的；如果没有一支有相当规模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就不可能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可能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同样，如果没有农业劳动者向非农领域的大量转移和流动，那么农业不可能走向产业化、现代化，农业劳动者自身也不能很快地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其次，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稳定基础。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意味着社会成员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受益，绝大多数人享受着体面的生活和社会经济地位，而不仅仅是少数人受益。例如，巴西、阿根廷、秘鲁、墨西哥等拉美国家以及伊朗、伊拉克等亚洲国家，曾于20世纪60～70年代取得世界上最快的经济速度，但是它们的社会阶层结构没有出现相应的现代化转变，结果，城乡差别急剧扩大，规模最大的农民阶层利益受到损害，普遍处于贫困状态，而少数权势者阶层则大发横财，从而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乃至社会动荡和暴动。 总之，在判断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现代化水平时，不能只看到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速度，还要看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否带动其社会阶层结构朝着现代化方向变化，还要看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什么样的形态，即能否将其归入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范畴。所以，判断一个国家、地区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仅有3000美元的人均国民收入是远远不够的，这还只是表面性的现象，只有研究和揭示出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具有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才足以更深刻、更本质地判断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现代化水平。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国情、区情，或者说，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本质特征。 2.我国现有阶层结构不合理，存在引发社会危机的结构性因素 与上述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要求相对照，可以认为，现阶段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并不合理。客观地说，可以把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不合理的基本表现概括为两句话：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社会中间层的规模过小，而像农业劳动者这样的构成社会中下层的阶层规模还过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系统调查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尤其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是，从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来看，阶层结构比例失调往往是引发经济—社会危机的深层次因素，或者会使一个社会难以应对由其他原因引起的经济—社会危机，难以迅速从危机中恢复过来。 （1）该缩小的阶层没有小下去。 在真正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农业劳动者实际上是一个规模很小的阶层，例如，1992年，农业就业比重在英国为2%，在德国和美国为3%，在日本为7%，在韩国也仅为17%。相比之下，中国在这方面落后很多。 首先，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与中国现有的工业化水平严重不相称。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近几十年的工业化发展一直未能起到缩小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的作用，劳动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极不相称。据200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在199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仅占17.3%，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合计占82.7%。也就是说，44%的农业劳动力，由于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太少，仅仅创造了17.3%的gdp，而他们所能分享的gdp就更少。这种状况，是与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趋势相背离的，也给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累积了沉重的结构性负担。 其次，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观念和文化素质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农业劳动者阶层不仅规模过大，而且还存在着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发展的观念与文化素质。中国的农民大部分还是小农生产者，更多地习惯于家庭生产的经营模式，缺乏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文化教育水平较低。社科院的一项调查表明，1999年，湖北汉川与贵州镇宁两地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是所有阶层中最低的，分别为5.38年与3.15年，各相当于其本地各阶层总平均水平的60.4%与76.6%。若与合肥和深圳各阶层的总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则更大。这种状况，无疑限制了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市场竞争能力，这也是农民外出找工作难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他们即便向非农产业转移了，往往也只能干一些收入低、工作条件差的体力活。可以说，目前农业的过剩劳动力从某种意义上看，基本上是低素质的过剩劳动力，这种低素质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严重软约束，也是中国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一个瓶颈性问题。 （2）该扩大的阶层没有大起来。 前文已述，从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来看，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必定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属于这个阶层的人口构成总人口的主体，这是社会稳定的坚实力量。日本曾有“一亿皆中流”的说法，美国的中间阶层约占总人口的60%。相形之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中间阶层不仅出现得较晚，而且规模过小：目前能够将其归入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仅为15%左右。社会中间层过小的结构性后果，在许多方面与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的结构性后果相同，都意味着社会结构的不稳定。 首先，社会中间层规模过小的一个结构性后果是不利于社会稳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直接意味着社会资源分配较为不平等，贫富差距巨大。因为这种结构形态意味着：大多数社会成员处于社会中下层和下层，他们所享受的社会资源的份额很小，小得与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严重不相称；少数人处于社会上层和中上层，他们享受的社会资源份额很大，大得同样与他们在总人口所占比例严重不相称，其结果就是大多数社会成员未能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和好处。 其次，社会中间层规模过小，使国家缺乏抵抗风险和持续发展的结构性条件。一个国家如果拥有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就可具备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发展的实力，否则，便难以抵抗各种经济风险或危机，难以迅速从各种经济—社会危机中恢复过来，难以获得持久的发展潜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东南亚各国（地区）由于有着不同规模的社会中间层，在应对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暴时就表现出很不相同的能力。在此次危机中，韩国是应对危机的能力最强、恢复得也最快的国家，而这与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层不无关系。有资料显示，早在1980年，韩国的中间阶层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就已经达到55%以上，此后这一比例还一直在提高。 相反，作为中下等收入国家的印度尼西亚，迄今尚未从此次危机中恢复过来，除了其他原因外，也与印度尼西亚社会缺少一个庞大社会中间层有关。例如，1998年，该国城市化水平为38.8%；另外，1996年该国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为44.0%，1998年甚至还上升为45.0%。这种城市化水平和就业结构，当然无法产生一个支撑社会稳定的社会中间层。 韩国与印度尼西亚的正反经验还表明，一个国家，即便在经济上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但如果其社会结构没有实现现代转型，没有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中间层，便仍然不能算是一个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国家。显然，中国目前的社会中间层规模同样过小，还跟不上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3.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秩序尚未得到全社会的充分认可 尽管在我国目前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雏形中，各阶层的位序关系已基本形成，但调查表明，迄今为止，这种位序关系尚未得到全社会的充分认可，因而缺少必要的社会群众基础。这种状况明显地影响着社会心态的稳定，从而也影响着社会阶层结构的稳定。社会各阶层的现有位序关系缺乏社会的广泛认同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之处，影响阶层位序等级的合法性。 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多元化，其中既有合理合法的机制，如市场机制和国家再分配机制等，也有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机制。无论是怎样的配置机制，都将影响人们所享有的资源的份额，从而影响人们的阶层地位。然而，形形色色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存在，却严重地影响着人们对现有阶层位序关系的认可和认同。 在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相应的制度改革与创新，基于能力主义—业绩主义的资源配置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落实，但同时也出现了各种非法获取资源和机会的做法，譬如权钱交易、坑蒙拐骗、贪污、买官卖官、任人惟亲、拉帮结派等，这些现象严重损害了人们的社会地位获得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一些人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实现的向上流动，不但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而且还广泛地引起了社会的不满。一旦人们普遍对各种社会地位获得的合法性产生怀疑，整个社会对各阶层位序关系的认同就会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 此外，某些制度性的垄断现象的存在，也影响着人们对现有各阶层的社会位序关系的认可。在这里，引起广泛争议并且得不到认可的垄断现象，主要是各种行业垄断和部门垄断，尤其是金融、电信、民航、铁路等部门的垄断。这种垄断之所以会引起广泛的社会争议和不满，就是因为它使社会分化机制不合理，在让一部分人获得不合理的高收入的同时，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与制度性垄断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各阶层在收入分配结构中的实际地位的评价。正如实地调查所表明的，这种状况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不少人认为，现在是该富起来的人没能富起来，而不该富起来的人却富起来了。 （2）制度改革和创新滞后，一些阶层的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制度性确认。 社会各界对一些阶层或群体的阶层地位给予否定性评价、甚至出现认识混乱的原因，不仅与各种不合理不合法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存在有关，也与国家未能及时从制度上充分确认各种合理合法地获致的阶层地位的问题有关，其结果是使得一些阶层或群体的职能、角色和地位未能获得制度性的一致化。这同样不利于社会阶层结构的稳定与持续发展。 在这方面，受到严重不利影响的社会群体之一是农民工。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怀着对城市生活的美好憧憬，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现有制度无视他们对城市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迄今为止还没有承认他们进城并在城市生活的合法性。十多年了，他们至今还过着候鸟式的生活，还是城镇的边缘群体，由此人为地形成了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农民工群体”。 据统计，目前全国有农民工约8800万人（实际数字要大得多）。按照户籍制度的规定，他们的身份是农民，但他们实际上已经在工业、商业和服务业领域里工作。这样，他们的身份与他们工作的产业性质和/或地点不一致。尽管农民工的出现无论对农村还是对城市来说都是有好处的，但是，由于这样的不一致，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首先，虽然农民工个人进了城，但他们的家还在农村，由此造成的往返费用以及给家庭生活带来的诸多不便，是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直接承担的并非必要的巨大代价，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估算这种代价究竟有多大。其次，农民工进城以后，即便其家属随迁，但由于身份的限制，在居住、生活、子女就学等方面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如果他们的子女因为身份的限制而失学、辍学，社会还将为此付出额外的代价，即低素质人口的复制。而这恰恰是一个经常发生的问题。最后，由于上述情形，农民工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的阶层。一个无法融入工作于斯、生活于斯的城市社会的人口群体；一个每天耳闻目睹身边的城市生活的便利和奢华、而自己却只能以最艰苦的劳动挣取一份最简陋的生活的群体；一个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在城市里到处受到歧视的群体，是绝不可能去热爱城市社会的，在遇到政治经济的新变故时，他们难免会成为城市社会的异己力量，许多社会问题就由此而产生了。我国许多城市的公安部门在谈到社会治安形势时，常常把犯罪人员的外籍化作为治安状况恶化的重要因素，却很少对实际情况做进一步的分析。其实，正是这种不合时宜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安排，才是产生这些不该产生的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 4.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存在区域不均衡性 与经济发展一样，我国社会的阶层结构的发育也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均衡现象。越是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社会阶层结构越是简单，越是具有传统社会的特点：即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中间阶层规模过小；越是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社会阶层结构越是复杂，越是具有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特点：即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越来越小，中间阶层规模越来越大。例如，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湖北汉川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贵州镇宁，相应地，汉川农业劳动者阶层所占比重为54.9%，镇宁的相应比重为64.6%，前者比后者低约10个百分点。当然，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前者要以后者为基础。但与此同时，阶层结构的不发达也反过来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应当看到，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的区域不均衡性已经日益显得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适应。一方面，国家现代化建设不允许大片地区处于经济落后状况，所以急需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这样一个举措。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落后，这些地区不仅留不住本地专业技术人才，也难以培育出一个足以改变当地经济不发达状况的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在这种情况下，要开发这些地区，无疑需要国家采取措施，从外部吸引专业技术人员和私营企业家等去参与当地的经济发展。但这又使中西部的大开发更多地停留在国家行为层面，缺少当地社会各阶层的有力参与，而当地社会阶层的参与，却是开发中西部地区的社会基础。可见，实现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从经济层面设计若干个大项目，推动经济发展，这无疑是必要的，但仅仅这样做却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考虑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全面发展，要考虑培育和改善本地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成能够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代中国日益凸显的主要阶层矛盾 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彻底实现了拨乱反正，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全国各族人民满怀豪情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当中。全国各阶层人民空前团结，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把人的精力、人的思想、人的追求全都集中在经济建设这个核心问题上。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乱打棍子、乱扣帽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早已变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摆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的根本任务。 但是，社会是由各种矛盾组成的，矛盾的存在是客观的，是无处不在的，是绝对的。在现阶段，随着中国社会十大阶层的分化和不断整合，社会各阶层之间矛盾的必然性也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变化。虽然尖锐复杂的敌我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存在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广泛的人民内部矛盾仍然是不能忽视的，突出的表现就是以下若干阶层之间的矛盾。因此，只有科学揭示这些矛盾，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才能使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更大的胜利，中国小康社会的建设才能顺利进行。 1.先富群体与贫困人口的矛盾 现阶段，随着我国“先富群体”的出现，社会生活中所谓的“仇富心态”也越来越明显。不断恶化的社会治安，更有“仇富”者心态失衡因素的存在。全社会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正确认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重要意义，还有一部分人对于“平均主义”、“大锅饭”仍然津津乐道。他们看到自己的收入与先富者的收入相差遥远，特别是前几年出现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现象，再加上我国先富群体中确有不少是非正当性致富，这些都激化了民众对“先富者”的仇视情绪。 （1）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现状。 1)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从农村居民来看，农民人均纯收入1997年超过2000元，2002年达到2476元，平均每年实际增长3.8%。从城镇居民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加速增长，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年均增长率达到8.6%。 2)从总体上讲，平均主义分配逐步在打破，“脑体倒挂”正在走向“脑体正挂”。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分配逐步被打破，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正在合理拉开，分配开始向科学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向新兴产业倾斜。传统的体力劳动、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的收入在相对降低，科技含量高的行业、新兴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在显著增长。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型领域的劳动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 3)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 当前，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6.42%，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平均增长率16.23%高10.19个百分点，说明资本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力度加大。 4)国有单位职工的收入增长势头较强。 “八五”和“九五”时期，我国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单位的工资基本上都呈现正比例线性增长势头。其中，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平均工资增长了2.74倍，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另外从工资的绝对增长水平上看，其他单位工资水平一直最高，国有单位次之，城镇集体单位最低。 5)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宏观经济发展保持了协调一致。 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三项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6.25%、16.23%、16.33%。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2）我国先富群体的构成。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一些率先丢掉“铁饭碗”的勇敢者，有的干起了个体户，有的搞起了长途贩运，有的搞起私人工厂。由于国家在政策上对于这些先批“下海者”给予了优惠，使他们很快走上了富裕的道路。 通常人们所说的富裕群体大至分这样几种： 第一，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他们中许多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企业家，其资产高的已达几亿元。例如，东方集团张宏伟、希望集团刘永好、长沙远大集团张剑等。 第二，部分各类企业的承包者、企业经营者阶层。前些年他们利用租赁、承包和承销等手段，得到了丰厚收入。现在许多承包者已成为老板，拥有了自己的企业。 第三，外商企业、三资企业的管理阶层或白领员工。他们的经理层平均年收入在5万～15万元之间，高的达到50万～100万元之间，一般员工平均年收入也在3万元左右。 第四，部分影视明星、歌星、小品和戏剧创作者及演艺圈里的穴头。他们收入通常是普通工人的几倍或几十倍。 第五，部分获得发明专利，技术转让、遗产、馈赠等特殊富有者。有海外关系的一些人士，一些华侨家庭收入靠外界供给者。 第六，一些有权势、有关系、有门路的“能人”。他们依仗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依靠“炒批文”、“炒贷款”、“炒股票”、“炒房地产”、“炒外汇”、“炒产权”而获得暴利者。他们的资产是巨大的。 第七，利用国家体制变革时期的管理漏洞，大搞走私贩私、贪污受贿、偷税欺诈，特别是利用价格双轨制的漏洞，转手倒买倒卖，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亲朋好友及夫人子女谋私利的人。 林林总总，先富者阶层有一些是利用诚实的劳动而致富的，有一些是国家税收政策的特殊照顾故意放宽而产生的致富者。许多个体经营者或私营企业若按照正常的税收政策，其私人财富积累不会达到如此快的程度。 （3）问题不容忽视。 然而必须看到，在收入正常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不容轻视的问题。 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加剧。 主要表现为：一是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为0.282，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十年上升1.62倍。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2.2，1995年为1∶2.71，2000年为1∶2.79，2001年扩大到1∶2.9。三是地区间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四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80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五是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国有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资差距为1.25∶1，2001年扩大到1.63∶1，其他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差距为1.49∶1，2001年发展到1.77∶1。六是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近两年，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2002年第一季度的统计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7.66倍。 2)财产的集中度越来越强，居民家庭财产的差别越来越大。 最新的调查统计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53.6%。与此同时，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比例目前约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户均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1.3%。 当前，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51，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0.32。 3)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 “平均主义”并没有彻底根除，主要表现在工资收入（不包括工资外收入）分配上，多数国有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内部工资收入分配差距偏小。 与此同时，在工资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现象。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 4)收入分配不规范。 一是工资支付不规范，全国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拖欠职工工资现象；二是工资提取不规范，实行工效挂钩企业的计划外、基数外提取工资现象较普遍；三是部分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超过工资总额的4%的标准进入，变相提高收入；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务消费”随意性太强，缺乏合理有度的约束。 5)整体收入结构仍不合理。 主要表现为：一是工资收入结构不合理，制度内工资低，制度外劳动报酬高，项目繁多，未纳入工资内；二是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与中央关于“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我国城镇居民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格局还远远没有真正调整到位，其他要素参与分配还需要进一步增加比重。 （4）差距过大影响社会稳定。 其实，这个问题在前面已有所涉及。收入分配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可以细分为分配结构、收入差距、获取收入的途径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1)分配结构与社会稳定。 不同收入群体的不合理分布是当前收入分配领域需要重视的首要问题。如果有相当一部分人绝对生活水平下降，将成为社会稳定严重的隐患。如果收入最低的一部分人群只是相对生活水平下降，而绝对生活水平上升，他们实际上是共同富裕中的相对弱势群体，政府有能力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这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如果有相当大的一个底部收入群体，而且这个群体不断地相对扩大，这意味着简单劳动力以及失业、半失业人数在相对增多，或者说，需要社会进行保障的人群在相对扩大，这将是社会稳定的又一个严重隐患。 如果中等收入人群保持适当大的规模，同时有一个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且相对稳定的高收入人群，这是经济良性运行的一个显著特征。如果中等收入人群过小，容易造成人们对收入差距拉大的心理失衡，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果中等收入群体过大，其实质是社会分配处于平均主义状态，市场分配机制没有真正形成，这是社会稳定的长期隐患。科学的提法应该是“中等收入人群保持在适当大的规模”。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2)收入差距与社会稳定。 人们通常用基尼系数描述收入分配差距，基尼系数高，表明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不稳定；基尼系数低，则表明收入差距小，社会稳定。应该说，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判断，对基尼系数的运用实际上要复杂得多。 收入差距可分为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两种差距都将呈拉大的趋势。主要理由有：首先，中低素质劳动力总体供大于求的局面不会改变，使得低素质劳动力市场价位提升较慢；其次，市场竞争和对稀缺人才的争夺，必然使高素质劳动力的市场价位迅速提升；第三，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将更积极地参与世界范围的人才交流与分工，而且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价位高于国内，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助长收入差距拉大；第四，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合法途径首先致富，客观上也将使收入差距继续拉大。这四个方面造成的收入差距适度拉大是合理的，不会带来明显的社会不稳定。 3)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与社会稳定。 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是引起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合理收入主要表现为不少单位工资外收入失控；少数行业存在着垄断而导致收入过高等等。这些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对社会稳定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不合法收入主要指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走私贩私、制假售假、偷税漏税等所得的收入。不合理、不合法收入虽然是局部现象，但它在全社会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应下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尽快加以解决。 我们知道，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尤其是中国社会，历史上就有“均贫富”的传统，所以，财富分配的不均等与社会不稳定是一对孪生姐妹。 （5）对我国先富群体的客观评价。 在怎样对待“先富群体”的问题上，社会上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有人认为先富者绝大多数是靠合法致富渠道成功的。现在过严地去追究怎样致富，将会影响党的富民政策贯彻。不如正确引导致富者合法把资金用于投资社会生产，扩大社会就业，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先富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靠非法手段致富的，是不正常的“暴富”者群体，他们是社会的“毒瘤”，是应该彻底清算和趁早铲除的。 调查表明，对于绝大多数百姓来说，对于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倒卖批文、逃汇骗汇的非法暴富群体有着较深的仇视和敌意。而对于靠劳动致富的群体，也有敬佩和仰慕的成分。 当前，对先富群体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躺在财产簿上贪图享乐，只消耗财富，不再创造新的财富。其心理状态是，有钱就花掉，生带不来，死带不走，应该尽情地享受玩乐。有些人怕政策变或怕自己的钱被没收，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去，带着孩子老婆到国外享受去。还有些先富者干脆把钱存在银行吃利息。这类靠吃利息生活的先富者，给社会带来的财富仅仅是自己的“消费支出”和“银行存款”。另一类先富者，把财富作为自己大展宏图的一个条件，作为资本金再投入到社会，其主观上是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但客观上已经为社会创造了新财富，提供了就业机会，创造了新的国家税收。这种投资我们应该给予积极鼓励。存在于先富群体中的财产转移现象很值得重视，许多先富的老板以到国外办厂的名义，把资产转移到国外。这种情况的出现反映出两个重要问题：一是部分私营企业出资者担心国家的政策有变，认为转移到国外更为保险；另一部分人的资产来源确有不合法的因素，担心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现在当务之急是引导先富者阶层把积累的财富拿出来投入生产，增加社会就业，创造新的财富。对于一些违法犯罪分子，应该依照国家的法律给予严肃惩处。 另外，对于先富群体，国家应出台相应的引导消费的政策措施。近两年社会出现的需求不旺的现象，有人认为是先富者因基本需求已饱和而没有可消费的商品；对于基本需求没有饱和的广大城乡居民来说，因手中无钱而不能消费。这就形成了两个消费的“空白”。有钱人基本上不购置一般性商品；而依靠工资收入的许多低收入家庭，生活费来源很有限，绝大部分用在了吃饭上，没有形成有效的购买能力。致使中国的消费市场低迷。这种观点的确反映出消费市场的一个客观实际。但是再从深层上分析，中国市场需求出现低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自己制造出的产品不能有效满足市场的需求。中国整体产业水平过低，高新技术产业化、商品化速度太慢，许多消费者买不到高档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加速技术进步，加快高新产品进入市场的速度是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2.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矛盾 在整个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系统之中，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占有突出的地位。正如所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页。) 社会利益分配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管理与被管理的矛盾体现出来。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组织功能很强的社会制度。在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上，各级干部往往成为利益分配工作的操作者。这样，各级领导就处在许多矛盾的焦点上。由于改革是对原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的重新调整，难免要触动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各项改革政策又都需要各级领导来贯彻，因而这一矛盾就显得更加突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者以及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严重违法乱纪等分子，虽然为数不多，但严重危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对。由现象导致的当前我国社会的干部和群众矛盾，在相当一些地区和部门正日益激化。 （1）权力现象导致党和政府威信下降，广大群众强烈不满。 首先应当肯定，我们的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分子只是极少数。但是同时应该承认，由于面临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与我们党和国家以往的历史时期，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相比，人际关系日益出现金钱化趋向，商品交换原则已经比较显著地侵入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家公务活动中，因此，程度不同的以权谋私的现象相当普遍地存在，其中触犯党纪政纪，进而触犯国法的尽管是少数，但违法乱纪的行政级别、人数、大案要案均有逐年上升的势头。 中纪委在总结近年反斗争情况时曾指出：1995年1月至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22476件，比上年同期增长51%；涉及县（处）级以上干部4813件，比上年同期增长6.5%；共处分102317人，比上年同期增长7.5%，其中县（处）级干部3084人，地（厅）级干部279人，省（部）级干部24人，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29.2%、43.8%和66.7%。199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68389件，比上年同期增长8.3%，涉及县（处）级以上干部共7403件，比上年同期增长6.84%；共处分165906人，同比增长12.76%，其中县（处）级干部5868人，同比增长20.25%，地（厅）级以上干部490人，同比增长8.17%，省（部）级干部（不含军队）17人。来自2003年“两会”的数字，据权威部门统计，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61917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特别是出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青、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等一批位高权重的分子。这些党政干部虽然是少数，但却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激化了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构成了我国社会稳定的一个极大隐患。 （2）相当一部分干部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致使干群关系高度紧张。 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权力盛行，严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是毒害我党肌体的大敌。如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在大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5年之间受贿66万元）的同时，为了继续往上爬，以获得更大权力，大搞浮夸虚报、哗众取宠的一套骗术。1994年泰安市村及村以下产值实际是40多亿元，他却报260多亿元；财政收入5亿多元，他吹成12个亿。下级上报的数字他不满意，就指示再去好好算算，看能不能算出新的数来。其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可见一斑！如此行政，让国人更加愕然的莫过于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了。他不仅贪污、受贿，好大喜功，而且买官卖官、生活糜烂，但仕途都一路升迁。以至于在他任职过的安徽省阜阳市，广大干部从上到下都形成了如此畸形的政绩观：“只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就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 更为普遍的事情是，许多领导干部只顾为自己子女、家属、亲友和小团体谋福利，而很少想到基层广大的老百姓，特别是那些还处于贫困状态的老百姓。正如有的群众批评他们：坐的车子越来越豪华，通讯手段越来越发达，但却距离老百姓越来越远了，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越来越少了。他们主要靠听汇报指导工作，而汇报的水分又往往非常大。即使坐车子下去，也是走马观花，根本无法了解实情。总之，过去我们党的干部和群众那种亲密鱼水关系，在相当一些地方和部门已经变成了若即若离的油水关系，这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事实。 端正党风，密切与群众的联系，牢记我党的宗旨，深入进行“三个代表”教育，是当前我们的一项中心任务。 3.新时期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一直以来，工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群体。二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也是社会主义的主体依靠力量。这两支建设力量社会分工不同，但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虽然处于不同的岗位，生产出不同产品，但是都是为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做出贡献的劳动群众。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正在迅速地分化。许多人已经长期从事工业、商业和其他非农产业，许多农民已经成为企业家、科技工作者、城市个体劳动者和具有一技之长的专业劳动者。传统意义上的工农矛盾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工农业产品价格所反映的利益剪刀差的矛盾；在文化教育上主要表现为教育程度的精神产品的享有和消费水平的差异；公共社会设施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主要差别主要表现为城乡建设速度不一致的矛盾。而在当前，工农之间的差别主要反映在城乡之间的差别上，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也主要表现在越来越突出的农民、农村和农业这一“三农”问题上。 （1）政治上。 由于城乡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不同步，农民居住分散，管理上的困难，干部的素质参差不齐，造成了一些新的矛盾。1)农民日益强烈的平等要求与某些党政机关和干部中的作风形成尖锐矛盾。有些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以权谋私、欺压百姓，农民对这些现象切齿痛恨；2)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民主意识和政策观念普遍增强，可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严重，不倾听群众意见，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3)农民安居乐业的要求与社会治安严重失控之间的矛盾。近几年农村社会治安秩序混乱，使农民失去稳定安全感，他们既痛恨犯罪分子横行，又深怪国家惩治不力。 （2）经济上。 由于我国多年来形成了工农剪刀差的历史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考虑到在农村解放生产力，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和经营权到农户的“大包干”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最大限度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化结构，农村占比重大，城市占比重小，用城市的工业去背农村的手工劳动和八亿农民，是难以承受的。现实中选择了先发展城市，先富裕工人，然后逐步带动农村，逐步促进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这种选择确有很大的不公正性，也有很大的剥削性。 工业品与农业品的剪刀差是由于历史的工农劳动效率的差距而形成的。当然也有政策上的偏差。我国由于农业自然条件不好，人均占有土地仅占世界人均占有土地的27%，中国拥有世界土地总面积的7%，而养活了占世界总人口22%的人。自然条件制约了我国农业的发展，也给农民的生产效率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由于农民与工人的比例严重失调，因此，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的比例长期在一个极不合理的水平上。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从1990年到1998年，粮食价格上涨1.2倍，而工业品价格却上涨了3.5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4倍。国家给予农民的利益让价格差给抵消了。自1990年到1998年，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剪刀差剥夺农民总价值约在12000亿元以上。国家在用电、用水和赋税政策上，对农民也实行了不平等待遇。城市道路都是由国家出钱修造的，而农村修路多数由农民集资修建；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几乎是零。大型水利建设也考虑到城市防洪、工业用水和居民用水等。 （3）在公民应享受的基本待遇上。 尽管我国宪法规定，全部公民享有共同的教育权益，实际上却存在很大的差异。现如今在落后的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达标率远远低于城市。人均拥有的教师、医生相差3倍以上。在农村，不但教学条件差、学习条件艰苦，而且考大学也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同样的高考分数，农村学生可能难以达到建档分数线，而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却能上很好的大学。例如1999年北京地区高考录取比例部分已高达82%，而在四川、安徽、河南、甘肃农村地区，高考入学率仅有5%。许多很好的农村学生，分数很高也上不了大学。还有许多考生经过艰苦努力考上了大学，也因家庭交不起学费而辍学。这就是农村与城市在教育上的不平等。其次，工人和农民竞争机会不平等。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村乡镇企业的崛起，农民的生产方式走向多样化，农民在生产经营和销售的许多环节上与城市工人发生多方面的联系，形成相当激烈的竞争。但这种竞争机会，无论是起点、过程还是结果都是不公平的，因而加剧了农村对城市的对立情绪，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农副产品的价格，难免又影响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劳动热情，又引起工人的不满情绪。有些机关、单位的部门利益膨胀，推销假冒伪劣商品，以及名目繁多的摊派和收费，坑苦了农民群众。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把这些部门单位统统看成是“国家”的，是“城市”的，一经上当，便把气出在“国家”、“城市”身上，加深了农村与城市的矛盾。 （4）工人与农民的负担不同。 中央一再强调，农民负担不得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事实上，自从这一政策出台至今，多数地区农民负担一直高达10%以上，农民负担重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仍然是农民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之一，有些地方还相当严重。有些地方和部门巧立名目，向农民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乱摊派、乱涨价；有些地方虚报农民收入，超限额提取村提留、乡统筹费，强迫农民以资代劳；少数基层干部作风粗暴，目无法纪，挥霍、侵吞集体和农民的资财，甚至强行向农民收钱收物。这些都严重地侵犯了农民的合法权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伤害了农民对党的感情，已引起了农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指出：“中央认为，农民负担重，已成为影响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如不坚决加以解决，势必妨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实现，影响基层政权的巩固，危及国家的长治久安。”(参见《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9月版。) 另外，坑农、害农事件屡屡发生。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非常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民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还是政治问题。然而，部分地区基层领导没有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他们对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肯花力气去调查研究，寻找对策，而是把精力放在见效快的产业上；他们随意挪用农业资金，或用于工业等开发项目，或耗巨资盖办公楼、买豪华轿车，给农民的劳动报酬却是打白条，农民成了随意被挤轧的对象；挤农、挖农、坑农等恶件时有发生，国家供给农民的粮棉“挂钩”、平价化肥和柴油被截留倒卖等问题反复出现；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忘记了自己的人民公仆的身份，不关心群众疾苦，只知道运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交纳各种税款，等等。上述现象的存在，严重破坏了党政干部的形象，破坏了干群关系，损害了农民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再有，工业、城市的发展忽视了环境保护，给农业、农民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据农业部调查：目前，全国被污染的农田达1000万公顷，每年损失粮食120亿公斤；江河湖泊的82%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2800多公里河段的鱼虾基本绝迹，265万公里的河流水质污染超过渔业水质标准，全国每年因污染造成的突发性鱼、虾、贝类大批死亡达20万吨。由于一些企业领导管理不善，没有严把质量关，生产的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等质量不合格，甚至故意以劣充优，以次充好，把一些假冒伪劣产品卖给农民，结果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些都激发了农民对工业及工人的对立情绪。 （5）工人与农民在流动上自由程度不同。 在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由于我国长期城乡分割，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当开放程度扩大和人口自由流动增大后，城市设施不适应需要，上百万外地流动大军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徘徊，不仅增加了社会成本，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人口膨胀、住房紧张、交通拥挤、治安混乱、环境污染、资源紧张，一些地方政府便采取带有浓厚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措施。他们过分夸大外地劳动力流入带来的问题，采取一些轰、堵、罚的政策，如在就业问题上采取“先城市、后农村，先本地、后外地，先本省、后外省”的“三先”政策，以保护城市和本地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引起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不满情绪。 另外，由于法制不健全和管理上的疏忽，民工们的利益得不到可靠的保障。如：一些企业为压低农村劳动力的工资，经常以招学徒工或新工人的名义招工，发低工资，三个月试工期后绝大部分都不被录用，又新招学徒工或新工人；企业要求民工加班加点的事经常不断；农村劳动者的安全卫生、医疗保障等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尤其是安全卫生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些企业还采取缓发工资、扣工资等手段控制工人；女工的人身安全在一些企业也成了问题。 同时，由于劳动力流动带有一定盲目性和无序性，外地人口进入发达地区的城市后，在其就业需求得不到满足，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加之在城市中受到的各种不公正对待的情况下，易产生犯罪动机。据1999年北京市调查，北京市外来人口达450万，在所有该年犯罪案件中，由外来人口作案的占56%，在外来人口聚居地所发生的案件中，外来人口作案的占70.8%，而在浙江村更高达91%。另据《光明日报》报道：外来人口犯罪案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的比例，上海占53%，深圳达97%。城乡矛盾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是很复杂的。历史的因素和现实的因素都可引发我国的城乡矛盾。解决好我国城乡矛盾，对我国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工农联盟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持政治稳定的力量源泉和可靠保证。在社会进入全面转型、加速进行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的新时期，由于在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中，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明朗化，物质利益成为人们行为的主要驱动力，使工农、城乡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影响到我国的政权巩固、社会稳定。因此，正确地对待、分析我国的城乡矛盾，以及由此表现出的“三农”，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出路，成为当前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关于我国农民的生存现状，后文有专门章节给予说明。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七、中国人口：亟须关注的因素 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1.城市劳动力：供给总量大于需求，结构性压力加剧 城市劳动力市场继续保持供大于求的状况。2002年第三季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通过全国89个城市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获得的城市就业状况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检测中心：《2002年第三季度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城市劳动力市场继续保持供大于求的状况，总体求人倍率（需求人数/就职人数）约为0.78。其中，东部求人倍率为0.81，而中部和西部为0.74。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有所减少，再就业更加困难。2002年，国有企业（含国有联营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下岗职工逐月减少。2001年12月底，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15万人；2002年3月底，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489.9万人；6月底，国有企业下岗职工464万人；9月底，国有企业下岗职工439万人。(季度数据来源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季度公报。)这一数据是199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应该看到，这些下岗职工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的就业机会远少于东部地区；这些下岗职工主要是大龄、技术水平低的再就业困难群体。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增加，领取失业保险人数达到历史最高峰。2002年9月底，全国共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752万人，较2001年底增加了44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9%，较2001年底增加了0.3个百分点。2002年底失业人员总量又有所增加，实际上的城镇失业率已超过4.5%。 在就业总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一是求职者年龄结构发生了变化，青年失业人员增加。据劳动保障部2002年第三季度89个城市劳动力市场状况调查，16～34岁的求职者约占总求职人数的70%。其中，16～24岁之间的求职者占38.2%,25～34岁之间的求职者占31.8%。青年求职者已经占到主体，这与过去求职者主要为35岁以上大龄群体有明显的区别。且求职者文化程度较高，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成为求职主体，占全部求职者的45.9%；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含大专）占了总求职者的27.3%；而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为26.8%。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首次毕业分配时也只有70%能够就业，大专以下的比例则更低。二是县域就业问题突出。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几个经济状况属于该省较好的县进行的典型调查，不包括农民在内的失业率已经超过2位数。三是资源枯竭的城市就业形势严峻。全国共有大小资源型城市400多个，其中20%处于资源枯竭或衰退期。根据中国矿业协会的数据，我国20世纪50～60年代建设的国有矿山有2/3正进入老年期，440座矿山即将关闭，50座矿山城市资源衰竭，约涉及300万劳动者的就业问题。 2.农村劳动力：流动增加，流向增强 输出地外出人数为返乡人数1.76倍。2002年，农村劳动力输出地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同比减少了2.2%，盲目流动减少。但输出地外出人数仍然多于返乡人数，两者之比为1.76∶1。返乡后外出人数远远高于初次外出人数，占外出总量的72.9%，为初次外出劳动力的2.69倍。培训后外出农村劳动力占外出总量的31.6%。在外出农村劳动力中，去省外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仍然最多，占50.7%，比重较上年减少了0.8个百分点；去省内县外务工的其次，占28.6%，较上年增加了1.1个百分点；去县内乡外务工的最少，占20.7%，较上年减少了1个百分点。(数据来源：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 2002年，输入地企业使用的农村劳动力人数比2001年同期增加了4.3%，农民工的工资也略有增加。新招农村劳动力比2001年同期增加了10.7%，企业新招用的农村劳动力，占其季末使用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0.1%。 输入地使用的农村劳动力有一定的地域偏好。黑龙江、山东和江苏省新招东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比重最大，分别占新招人数的85.8%、66.3%和54.9%;北京、辽宁、福建和浙江省新招中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数量较多，分别占新招人数的93.5%、59.5%、44.4%和43.６％。企业新招用的农村劳动力分别来自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其结构比例为31.8∶42.2∶26.0。 2002年,农村劳动力求职人数增加，成功率也上升。农村劳动力求职人数较2001年同期有所增加，增幅为18.2%。增幅最大的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江苏省和浙江省，增幅分别为821.2%、426.6%和30.8%。(同上。) 3.未来就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就业挑战加剧 2003年至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就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就业的挑战加剧。这些挑战主要来源于几个方面：一是新生劳动力增加。因人口出生高峰的原因，“十五”期间新达到劳动年龄的新生劳动力较“九五”期间平均每年多290万人。二是wto对就业的影响会逐步加大。wto的影响有一种“临近效应”，即越是临近我国兑现承诺的时间，企业结构调整的力度越大，造成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三是就业的困难群体增加。下岗职工再就业率不断降低，失业人员不断增加，青年失业和长期失业问题，地区性就业不平衡等。四是农村劳动力流动增加。受到wto的冲击，影响粮食价格，并进一步影响农民的收入，可能会导致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五是sars疫情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就业矛盾。 但未来也有一些利好的消息：一是国民经济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对增加就业岗位，为解决就业困难群体的问题提供了基础保证。二是小企业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党的“”提出的要保护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将极大地促进创业和小企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三是2002年9月30日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出台了10项促进再就业困难群体再就业的政策措施，随着相关配套文件的出台，将能够大大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维护社会稳定。 劳动群体现状问题突出 1.不同劳动群体的收入差距在扩大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迅速增长，1994年突破0.4，目前已超过了0.45。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过快，且收入分化带有明显的群体特征，居民收入水平与地域、行业和所在企事业单位有很高的相关程度。公众对收入分配现状已产生不满，特别是对高收入者的部分高收入没有认同感。70%以上的人认为“贫富悬殊”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稳定，对依靠行业垄断的不合理高收入，以及贪污、权钱交易等违规违法收入表现出强烈不满。 2.社会保险基金收不抵支问题突出 在各地普遍加大扩面征缴力度的情况下，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仍呈下降趋势。到2002年6月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人数为10567万人，比上年底减少235万人，其中企业参保职工为9033万人，比上年底减少165万人。全国实际缴费人数为9253万人，比上年底减少344万人，其中企业缴费人数为7949万人，比上年底减少252万人。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员为10095万人，比上年底减少260万人。 3.职业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 据统计，2002年全国死于各类安全事故13.94万人,相当于一天非正常死亡380人左右。2002年全国工矿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13960起，死亡14924人；2003年1～3月全国工矿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2501起，死亡2836人。其中，仅在2002年上半年，一次死亡3～9人重大事故1680起，死亡6886人，同比增加160起，增加245人，分别上升10.5%和3.7%；一次死亡10～29人特大事故93起，死亡1413人，同比增加15起，增加214人，分别上升19.2%和17.8%；一次死亡30人以上特别重大事故5起，死亡372人，同比减少8起，减少232人，分别下降61.5%和38.4%。以至于有不少学者预言：“中国正进入第五次安全事故高发期。” 4.劳动争议和群体件上升 2002年上半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共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7万多件，涉及劳动者20多万人，均比上年同期有所增长。引发劳动争议的主要原因以劳动报酬、解除劳动合同及工伤赔偿为主。其中，集体劳动争议的高幅增长是近两年来劳动争议发展的重要特点。集体劳动争议的增长率已高于同期劳动争议案件总量的增长率，涉及人数也占到当年劳动争议涉及总人数的50%以上。此外，2002年企业职工及退休人员由于劳动和社会保障问题引发的群体件也比往年有显著增加。 “先富群体”与“弱势群体”分化明显 这一问题前文已有涉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整体的富裕水平大为提高，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2年的近3000万人，年均减少近1000万人。我国的贫困人口占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也由1978年的25%降到目前的10%以下。无论是从我国的情况或是全球范围的情况来看，社会总财富都是呈现迅速增长的势头。但是应该看到，在我国社会整体走向富裕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几千万贫困人口与几百万个百万、千万和亿万富翁并存，进而形成了两大群体：先富群体和弱势群体。 1.我国社会的先富群体 目前，我国社会到底有哪些人先富了起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份报告对此做出了回答。从地域看，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先富。1981～1997年，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了12倍、10.6倍和10.3倍。从就业者经济类型看，私营、三资企业等其他经济类型的从业者先富。以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为100，1984年，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为128，其他经济类型为129；1990年，国有企业为136，其他经济类型为177；1997年，国有企业为150，其他经济类型为195。由于在分配格局中，通向个人收入的分配渠道变化极大，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先富者，如利用国家垄断掌握社会和自然资源者、权钱交易者、偷税漏税者等。 对于先富群体的成因，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使我国多数居民受益，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相当数量的高收入者。这其中又分为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金融部门和金融行业的发展、个人财产的滚雪球效应等。 第二，经济改革催生出数量可观的先富者。如企业改革使得部分国营大中型企业的老总或国营中小企业的经营者和承包者以及在公司改制过程中获得股份或分红的公司管理人员和资深职员迅速致富，其资产的增长速度是呈几何级数的；住房改革使那些通过各种方式占有较多住房的人，也就成为先富群体的一员；教育收益率迅速提高使得一些紧俏特长技艺的家教教师，收高额讲课费的官员、专家或学者等都成为先富群体中的一员。 第三，政府政策的作用，使财富向高收入者手中集中的进程大大加快。如农村政策、特区政策、税收政策、行业垄断等。 第四，不正当致富。表现在：一是权力寻租让四类人获取了大利，如部分社会资源的管理者、部分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有能力将这种权力变换金钱的中介者、驻国外及港澳等地的中资机构的掌权者；二是投机致富，如“十人九倒”，批地、占地、圈地、炒地皮、炒楼房、炒楼花等“圈地运动”使多少人一夜暴富，难以尽数。 第五，其他一些先富者。如具有一技之长的歌星、影星和头脑灵活的文化、艺术人士，也充分利用了社会发展提供的各种“卖点”成为先富者。 总之，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组成我国先富群体的人群、致富的手段和方式、富裕的程度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富裕起来的一些人也由最初单纯追求财富到现在同时追求社会政治地位。 2.我国社会弱势群体透视 与先富群体相对应的，是我国正在形成的弱势群体。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伴随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而出现了一个社会弱势群体。 所谓“弱势”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他们的现实生活处在一种很不利的状况之中。从更现实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其物质生活的贫困状态。“弱势群体”这个概念与“贫困人口”是高度重叠的，弱势群体中的一些人，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第二，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我国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个人的地位、个人从社会中能够得到的报酬，更多地要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和竞争能力。这样的机制有助于造就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同时会对个人造成极大的压力。而弱势群体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地位，有社会的原因，如社会的制度安排；也有个人的原因，如身体的原因、智力的原因、性别的原因、受教育程度的原因等。第三，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他们也往往处于弱势的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他们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有钱有势的强势群体，可以运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影响公共舆论，影响政治家的态度，甚至可以影响选举过程，影响政府的决策。而弱势群体，他们掌握的资源很少，尽管可能人数众多，但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发表出来，他们自己也很难有效地表达和追求自己的利益。 （1）我国弱势群体的形成。 目前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主要由如下的几个部分构成： 第一，贫困的农民。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的能量基本释放完毕，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便开始明显放慢，1986～199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423.76元增加到708.55元，平均每年增长10.8%，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2.7%。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困境越来越明显，加之粮食等农副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农民的弱势特征开始逐渐显露出来。据估算，在90年代的最后几年中，粮食的价格下降了30%多。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民近年来实际收入是下降的。一方面是农民实际收入的下降，另一方面是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结果就是城乡差距的迅速扩大。1978年中国城乡人均收入之比是2.4∶1，到1983年缩小到1.7∶1，呈明显缩小的趋势。但到了1997年，又迅速扩大到2.5∶1，2000年扩大到2.79∶1，2002年达到了3.1∶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历史上的新水平。从占有的金融资产来看，1999年末农户储蓄余额约为10000亿元，不到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1/5，而农民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近65%。更严重的问题是，只要农民被束缚在“乡土”这一不变的结构性条件上，就看不到希望的前景。中国农民的收入，即使是在丰收之年也没有增加，甚至反倒是下降的。即使中国已经“入世”，但国内大部分农副产品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故依靠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显然是不可能的。 第二，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这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底层群体。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向城市。到目前为止，从农村涌向城市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上亿人的规模。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农村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1.3亿人，平均每年转移591万人；动态地看，据“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的研究结果，今后几年，每年新增外出打工农民将不少于800万人，即使考虑到回流因素，新增外出打工农民的数量也不会少于600万人。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已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身份和社会地位相当独特的社会群体。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民工一开始就是以一种不平等的社会身份进入城市的。对于其中的许多人来说，他们虽然是居住在城市，工作在城市之中，但在制度上他们不是城市社会的一员，僵硬的户籍制度仍然将他们排斥在他们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之外，他们无疑是下等人。而在工作场所中，他们的基本权利经常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民工所从事的都是城里人所不愿从事的工作，工作环境差，待遇低；二是基本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三是工资经常被拖欠。 第三，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失业下岗的问题日益严重化。在城市中，失去职业意味着基本生活来源的断绝。因此，在最近的几年间，我国城市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失业下岗人员为主体的新的贫困阶层。对城市失业下岗人员的人数和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在官方和学者中有着差异非常大的估算，相差10倍！ 弱势群体是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的现象。关键是我们应当认清特定社会中弱势群体的特征，以便采取正确的对策。 （2）我国社会弱势群体的结构性特征。 在2002年“两会”中，有代表用了“改革中的弱势群体”这样一个概念，这也是目前我国弱势群体形成的一个特殊的背景。“改革中的弱势群体”的概念是相对于传统的“弱势群体”的概念而言的。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往往是由于自身生理、经历、家庭背景、文化等特征形成的。而“改革中的弱势群体”，则主要是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个群体主要指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低素质人员，非公有制企业中部分妇女、中老年人、城市待业青年、打工者和农村贫困农民等。 这个背景提醒我们注意到，目前我国弱势群体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其同质性、群体性很强，是群体性贫困。他们的经历、特征都比较类似，也往往居住在一起，甚至还有原来的单位的或同事的联系，这就使得他们具有很强的同质性、集中性和群体性。这些特征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使他们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更强，另一方面是他们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可能带来更多的社会动荡的因素。 转型期的特定社会背景是影响弱势群体特征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目前的情况看，还应当注意到弱势群体的问题是与一个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这个时代中的许多因素，比如科技进步的因素、全球化的因素、社会结构变动的因素，都会造成弱势群体中的一些独特的特征。在这些特征中，尤为值得注意的，就是通过弱势群体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断裂”的结构性特征。 以失业问题为例。由于新技术革命的作用，一些传统职业正在被淘汰，一些新职业被创造出来。但新的工作位置并不会给失业或下岗者提供多少再就业的机会。目前的下岗和失业者大多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年龄基本在35岁或40岁以上，大多数只受过中等教育，过去所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的工作。而新的就业机会，则需要相当高的受教育程度，这些工作岗位主要是提供给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对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来说，第一，根本没有可能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第二，在目前的体制下，根本没有可能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第三，朝阳产业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这也就意味着，目前的下岗和失业者，事实上是社会中的被淘汰者，已经成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一个群体，而且这个群体的规模很大。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如果将现在的失业者和下岗者仅仅看做是由于某些暂时的原因而失去工作，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创造再就业的机会。如果承认这些人将永远也不可能回到社会的主导就业机会，甚至无法找到稳定的就业机会的同时，做出某些制度性的安排，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经济和社会需求。两种不同的思路，具有完全不同的政策含义。 社会断裂的另外一种表现是城乡之间。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整个社会要从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城市为主的社会，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够顺利实现这种转变，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如果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转变，也将不会继续保持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而会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而由于户籍制度的作用，在大量农民以农民工的方式流动到城市之后，这种断裂的城市中又以另一种方式映射出来。绝大多数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时候，并没有从事投资经营的资本，他们有的只有劳动力，只能从事那些城市人不愿从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特别是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差或具有某种危险性的工作。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由政府制定了种种规定，明确规定许多工种是不许他们从事的。因此，他们事实上是被排斥在城市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之外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城市的户口，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和其他城里人能够享受的社会福利。他们的孩子不能在城里的学校里念书，他们往往居住在狭小拥挤、秩序乱和卫生差的城乡结合部。同时，他们还要为取得在城里居住和工作的资格支付多种费用，有的甚至因此而走上流浪乞讨的生存困境。以北京市为例，一个外地农民工要想在北京合法打工，首先要在户口所在省市区办理《流动人口证》，同时缴纳管理服务费50～80元/年，到了北京之后需要办理的证件又多达六七种，每个打工者每年至少需要支出450元。而遭到公安、城管、工商等等执法人员的粗暴对待，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无疑会滋生出社会仇恨。 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可能出于不同考虑，一种考虑是基于社会稳定因素。弱势群体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威胁。所以，即使是出于对社会稳定的关注，我们也应当处理好弱势群体的问题。还有一种考虑，则是出于对弱势群体本身的关怀。这两种关怀都是正当的，而且也是不矛盾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八、环境保护：我们永远的警钟 生态环境与我国居民的健康安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除了公认的指标之外，还有其他多种指标。如世界银行提出的环境可持续性指标。因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是永恒的主题。然而，土地的沙漠化、洪涝灾害的四起、全球气候变暖……人类在改造自然、发展经济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在破坏着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中国政府和人民在经历了沙尘暴疯狂的洗礼和洪水肆意的警告之后，采取了积极的措施，退耕还林、保护生态、大规模减少污染源、防风护林、保卫家园。但是现实仍在不断地提醒我们：敲响了的环保警钟依然在头顶回荡，必须正视随时可能出现的环境风暴！ 不是任何环境条件下都可以孕育生命的。人类的生命是适宜环境的产物，当环境质量发生不良变化时，人类的健康也就相应受到影响，甚至难以生存，历史上一些古老文明的衰亡就与环境的退化有密切关系。工业革命后，人类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与此同时，也给自己的生存环境带来了巨大危害。人类确实到了该全面权衡利弊，选择正确发展道路的时候了。 从整体上看，地球生态环境正在向着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趋势变化。比如国际公认的大气污染引起的气候变化、臭氧层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迅速减少、森林和草原的急剧消失、土地沙化的蔓延、水资源的短缺和污染、有毒化学品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等等，这些问题都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其中环境污染特别是有毒化学品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 我国虽然对环境污染和有毒化学品的危害缺乏全面的调查评价，但从目前掌握的情况和监测数据看，形势不容乐观。从大气污染来看，我国北方城市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的年平均浓度为336μg/m3，超出国家一级标准2倍以上，超出国际标准数倍甚至十多倍，令人触目惊心。无怪乎在联合国有关机构公布的世界十大污染严重城市中，中国竟占据了7个。据测定：我国华北某大城市大气中有害污染物130种，其中7种为苯系物，13种醛酮类，9种为卤化烃类，25种低分子烃，5种为环境激素，25种为农药类；另据在广东一个县级市主干道测定，在气溶胶中有70多种多环芳烃（pah）且浓度很高，类似这种大气成分的城市在我国并不鲜见。 另外，水环境中的有害物质种类繁多，据江苏省对全省25个源地监测，含有有机污染物质504种；在辽河沈阳段，检出有机污染物143种；松花江中检出有机污染物374种；沱江检出175种；珠江检出241种；近海海域污染也很严重，据大连与日本北九州合作对大连湾的监测，共检出有机污染物220种，其中有一些属优先控制的物质。 再有，我国在各类食物中和日常用品中的有害物质与国际标准相比差距悬殊。国际食品法典对176种农药在375种食品中规定了2439条农药最高残留限量标准。我国的现状与这种标准相比差距悬殊。据对部分城市的调查显示：由于长期食用含激素的食物，女孩的月经初潮已由20年前的平均14岁左右提前为现在的10岁左右，育龄男性的平均精子数量已比40年代降低了60%，肿瘤患者呈上升趋势，特别在城市更为明显。 上述事实表明，我国环境污染严重，环境质量低下，对人民群众的健康造成了一定危害，是我国生态安全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可以说，我国环境污染是严重的，构成了对人体健康的威胁。这反映了我们对市场经济管理能力的不适应，特别是法规不健全，政府监督管理能力低下。 中国生态环境安全态势不容乐观 当前，我国的生态环境在一些地区经过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的多方面努力，虽然日益恶化的势头有所抑制，但总体上，生态环境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近两年，某些特定的生态环境恶化引起了全社会的震动，也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因此，客观地看，环境问题已成为损害我国人民的健康和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安全发展的严重问题。 1.水资源缺乏，污染严重 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7%，居世界前列，但是人均水资源量为2304立方米/人，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1%，属于水资源紧缺的国家。目前全国总用水量约525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量占73%左右，全国人均用水量只有450立方米。根据用水现状分析，全国总缺水量在30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缺水占80%）以上，不少地区过度开采地下水已造成地下水位逐年下降，地表下沉。(数据来源：魏昕主编《wto与中国经济安全管理干部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总体上，我国水资源面临的态势是水多、水少、水脏、水浑和水生态失衡。水多是指洪涝灾害和水资源时空分布与经济发展的布局和要求不匹配；水少指水量型和水质型缺水；水脏是指水环境遭到破坏，使水源达不到生活和工农业用水的要求；水浑指水土流失，使水资源难以对土壤、草原和森林等资源起保证作用；水生态失衡指江河断流、湖泊萎缩、湿地干涸、土壤沙化、森林草原退化导致土地荒漠化等一系列主要由水引起的生态蜕变。 2.土地荒漠化发展迅速，耕地资源不足 我国1996年10月底统计的耕地面积为19.51亿亩，约13003.92万公顷，经过近两年的退耕还林和退耕还草，实际现有面积要少于该数字。从人均耕地看，全国人均耕地面积0.106公顷（1.59亩），不到世界人均的一半，且地区分布很不平衡。与此同时，我国的土地污染状况令人堪忧。全国遭受工业“三废”污染的耕地达3亿亩，遭受化肥和农药污染的耕地也有2亿多亩，二者占全国耕地总量的20%强。 我国土地荒漠化发展也十分迅速，形势严峻。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大、分布广、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1999年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262.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总面积的27.3%，并且每年还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遍及13个省（区）、市，近4亿人口深受其危害。 综上所述，我国人口多，人均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这是我国国情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珍惜并合理利用土地、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实现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是我们执行基本国策的重要措施和目标。 3.森林面积急剧减少，覆盖率过低，水土流失面积进一步加剧 1998年的长江、松花江洪涝灾害，使国人惊醒：森林植被人为的破坏已十分严重，并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国家的经济安全发展。据测算，1999年，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为13.92%，人均森林面积居世界第119位。如按人均占有林地面积算，则列为第121位。我国森林总蓄积量97.89亿立方米，占世界森林总蓄积量的2.55%。我国人均森林蓄积量是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世界人均拥有森林蓄积量为71.8立方米，我国人均森林蓄积量仅为8.6立方米。森林植被贫乏造成了水土流失严重和土地状况恶化，这是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核心所在，也是水旱灾害不断加剧的总根源。 我国的干旱半干旱地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52.5%，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38%，主要分布在昆仑山—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广大地区，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较差，农业基础薄弱，经济落后，主要原因就是天然降水不足，干旱缺水。这也是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先天不足的一个根本原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国山地农业经营方式对水土流失的影响，每年土壤流失量约占全国土壤流失总量的60%。由于土壤流失严重，需要不断弃耕，另开辟新地补充，人口增加也需要扩大耕地，这是水土流失面积扩大的重要原因，也是南方石灰岩地区石漠化加速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这部分耕地只种草本的五谷杂粮，又加重了流失程度和弃耕速度。只有解决我国山地农业的改造问题，实行草本和木本作物并举的农林复合型经营，才能解决水土流失和富民的问题。 4.治理大气污染迫在眉睫 目前，我国的主要能源仍以煤为主，每年向大气中排放污染物4300万吨，其中粉尘约2000万吨，二氧化硫约1200万～1500万吨，氮氧化物约400多万吨。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污染物排放大国之一。根据我国历年的资料估算，燃烧过程产生的大气污染物约占大气污染物总量的70%，其中燃煤排放量则占整个燃烧排放量的96%。燃煤产生的有害物质占排放于大气中同类有害物质的很大比重，烟尘占总排放量的60%，二氧化硫占总排放量的87%，氮氧化物占总排放量的67%。可见，我国的大气污染是典型的以排放烟尘和二氧化硫为特征的煤烟型污染。 以我国目前大气污染的状况与发达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数据相比较，我国几个重要城市的降尘已经超过这些国家几个有代表性城市的数值，颗粒物也都超过发达国家一些城市的水准，二氧化硫接近或稍低。 5.酸雨的危害严重 我国是世界上受酸雨危害严重的地区之一，仅次于欧洲和北美。仅江苏、浙江等7省因酸雨造成农田减产年经济损失达37亿元，森林受害面积128.1万平方公里，木材损失6亿元，森林生态效益损失约54亿元。广东省酸雨控制区面积12.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71.6%，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40亿元左右。陕西省以西安市为中心，包括铜川、商州和略阳，秦岭林区均为酸雨侵蚀区。目前，我国酸雨区已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西南局部地区发展到西南、华中、华南、华北地区，超过了国土面积的40%。1997年我国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达到了2346万吨，62%的城市大气中二氧化硫的日平均浓度超过国家三级标准，而我国能源结构仍然是以高硫燃煤为主，如果不改变我国的能源结构，酸雨问题将是长期困扰我国的环境问题。 6.生物安全问题 首先，保持生物多样性是生态安全的重要方面。保持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生态安全的重要方面。据估计地球上有500万至3000万种生物，包括了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人类只是这群生物中的一员而已，当然是一个智慧最高和影响力最大的成员。地球上的生物，相互制约、相互依存，构成了一个有机共生体，人类也是靠自然界的生物群落而生存和发展起来的。人类食物的90%来自20多种动植物，衣物也来自生物，就是医药也主要来自生物，只是到了近代出现了人工合成药以后才减少了这种依赖，但是一大半的药品原料仍来自自然界的生物。今天，世界人口正在不断增长，粮食的需求和其他方面的需求愈来愈多。这些需求向哪里索取？还是要向自然界索取，主要的还是要向生物界索取。生物多样性是物质资源的巨大宝库，对于这座宝库，人类只不过利用了其中的微小一部分，大大小小加起来也不过200种左右的生物，还有大量的生物有待人类去认识和利用，来为人类谋福利。 但是，人类在开发利用大自然中，不顾后果，进行掠夺式的开发，造成了森林被毁、草原破坏、水源污染、环境被毒化，庞大的生物群落因失去了适宜的环境而急剧消亡。 在我国，据估计在3万种的高等生物中有3000种处于濒危灭绝境地，中国政府颁布的第一批《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共389种。中国被列入世界濒危动物“红皮书”的种数共有123种，列为国家保护名录中的一二级保护动物有277种。中国是生物多样性比较丰富的国家。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野生动植物的滥捕滥猎，加剧了生物消亡的速度，因此保护我国的动植物资源迫在眉睫。 其次，转基因生物技术和生物体潜伏着极大风险。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转基因西红柿在美国面世，如今转基因大豆、玉米、油菜等已开始大面积播种。美国55%的大豆、50%的棉花和30%的玉米都是转基因品种。美国市场上已有各种转基因食品4000种。加拿大60%的食品包含了转基因成分。我国也开发出了一批转基因作物，转基因抗虫棉已开始大面积播种。现在转基因农作物已在很多国家推开，生物技术和农业的结合，正在创造一个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 然而，转基因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利益的同时，也潜伏着极大风险。全球已有许多事例和众多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转基因食品可能潜伏危险。科学家指出，“基因污染”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从长远看对农业生产是不利的。另外，人们还对基因种子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基因污染”而忧虑，一些基因种子公司在世界各国不断注册基因专利，目的是实现种子垄断，进而实现对一些国家农业和食品的垄断，操纵一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如1999年美国孟山都公司生物技术和基因种子销售额达到51亿美元。全球前10名大种子公司则控制了世界种子商业贸易的1/3。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九、人民生活：客观评价中国小康的实现程度 我国小康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程度 党的“”报告提出了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具体部署，要在2020年全面建设中国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10年是新三步的第一步，这是承上启下的阶段，也是现代化建设的新起点。为加快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设计了一套指标体系，初步制订了201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并以2001年各省市区实际达到的水平进行了实现程度的综合分析。(指标体系确定的原则就是根据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内涵，参考了英格尔斯提出的10个现代化指标，并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增加了社会发展、知识化和科技创新、生活质量和环保、法制等28个指标组成指标体系，共分五个子系统。它能全面反映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的特点，突出反映了“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为加强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广泛征求了30多位专家的意见，确定了指标体系和权重。2001年的统计数字主要是根据《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向各部委收集的。2010年的发展目标是参考了近五年的发展速度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推算出来的。) 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所订目标对于发达地区可能偏低，而对中西部地区可能偏高，但只有用同一目标来衡量，才能有可比性，才能从比较中看到本地区的进步和差距，了解本地区处于哪个发展阶段。以下即是2001年各省市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程度的综合评价和分析。 根据28个指标计算的综合指数为68.7%，也即到2001年已实现了2/3多，从五个子系统看，社会结构实现78.8%，经济与科技发展实现61.5%，人口素质实现72.0%，生活质量实现62.5%，法制与治安实现71.0%。 分地区看，实现程度综合指数在70%以上的有10个省市，它们是：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广东、江苏、辽宁、福建、山东、黑龙江；实现68%～60%的是吉林、湖北、陕西、河北、山西、海南、重庆、内蒙古、湖南、青海；实现59%～51%的是：四川、宁夏、新疆、安徽、云南、甘肃、广西、江西、河南、贵州、西藏。 1.关于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的优化是实现小康和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由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等五项指标组成，反映了社会化、城市化、非农化、外向型经济和智力投资。全国平均结构实现指数为78.8%，实现程度较高的是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辽宁、江苏、福建、吉林九省市，在95%～81%之间（各指标如超过100%的均按100%已达标计算，实际达标率京、沪已达110%和105%，以下同），实现不足60%的是云南、河南、西藏。 从主要指标看，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全国平均为27.7%，实现目标79.1%，比重最高的地区，除京、沪、津三市达55%～41%已超标外，比重在30%以上，达标在85%以上的还有辽宁、江西、湖北、广东、浙江、吉林、内蒙古、海南、重庆九省区，比重较低的是河南和云南，不足20%；城镇人口比重，反映了城市化水平，2001年全国总体已达37.7%，已实现目标45%的83.8%，沪、京、津已达88%～72%，超标的还有广东、辽宁、黑龙江，在55%～52%之间，在40%以上的还有吉林、浙江、内蒙古、福建、江苏、湖北、海南，城市化水平较低的是甘肃、贵州、云南、西藏，只有24%～19%；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只有2.3%，实现目标4%的57.5%，比重最高的是西藏，为6.5%；其次是北京，为6.2%，比重较高的还有西北五省区和云南、贵州，在3.8%～3%之间；吉林、上海、山西、内蒙古、广西、重庆在2.9%～2.3%之间；比重较低的是浙江、山东、江苏、河北，在1.7%～1.5%之间。 2.关于经济与科技发展 经济与科技发展是实现小康和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和知识创新手段，由人均gdp等七项指标组成，反映了综合经济的投入产出率、就业率、知识创新投入和发明创造能力。由于这些指标发展速度较快，制定的目标相对较高，所以实现程度就较低，只有61.5%，实现程度较高的均是东部地区，有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在95%～72%之间，在40%以下的是广西、甘肃、江西和贵州。 从主要指标看，人均gdp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成果。2010年的目标是1.28万元，2001年已实现7543元，实现58.9%，最高是上海，达3.74万元，京、津分别为2.55万元和2.02万元，超标和接近目标的，在万元以上的还有：浙江1.47万元，广东1.37万元，江苏1.29万元，福建1.24万元，辽宁1.20万元，山东1.05万元，不足0.5万元的是云南、广西、甘肃、贵州，贵州只有2895元；研究发展经费占gdp比重，全国平均为1%，实现目标1.3%的76.9%，比重最高为北京，达6.3%，陕西3.0%，超标的还有上海、天津，分别达1.6%和1.5%，除广东、四川达1.1%外，其他地区均不足1%，内蒙古、新疆、西藏只有0.2%；每万人口专利受理量平均为1.3件，实现目标3.5件的37.1%，最高的是北京，达8.8件，上海7.8件，广东、天津为3.4件和3.1件，不足0.3件的是甘肃、贵州和西藏。 3.关于人口素质 文化科技素质的高低是对实现目标起决定作用的，它由人口自然增长率、专业技术人员等六项指标组成。全国平均实现72.0%，沪、京、津超标较多，在98%以上，达标80%以上的还有辽、吉、黑、陕、苏，不足60%的是云南、西藏、贵州。 从主要指标看，全国每万名职工拥有专业技术人员平均为2829人，实现目标4500人的62.9%，在3000人以上的有广西、云南、四川、北京、湖南、浙江、贵州、陕西、青海、河北、江西，较低的是海南，只有2154人；大专以上程度占六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全国平均为3.8%，仅实现7%目标的54.3%，北京最高，达17.5%，上海11.4%、天津9.4%，在5%以上的还有辽、吉、黑和新疆，比重较低，在2%左右的是贵、云、藏。 4.关于生活质量和环保 生活质量和环保是反映生活现代化和电气化的，由恩格尔系数等六项指标组成，全国平均实现62.5%，生活质量较高的均为沿海地区，除京、沪、津三市已实现90%以上外，在75%以上的还有浙江、广东、福建、江苏，西部地区均较低，云南、青海、宁夏、甘肃、江西、贵州、西藏均实现50%以下。 从主要指标看，恩格尔系数是反映消费结构优化的指标，一般认为40%～50%为小康型，降至40%以下即为宽裕型。2001年全国城镇为37.9%，农村为47.7%，城乡加权平均为44.2%，总体水平仍为小康型，按逆指标计算，全国平均已实现目标33%的74.7%，北京最低为36%，在40%以下的有天津，河北、浙江、山东、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在50%以上的有四川、云南、海南、贵州、西藏；人均生活用电量是反映家电普及的综合指标，平均为140千瓦小时（简称度），实现目标320度的43.6%，最高为上海、北京、广东，均在300度以上，在200度以上的还有天津、浙江、福建、黑龙江，而江西、青海、西藏在56～20度之间。工业三废处理率全国平均为76.1%，实现目标85%的89.5%，三废处理率在90%以上的是津、沪、京、山东、江苏五省市，较低的是西藏、宁夏，只达45%和40%。 5.关于法制与治安 法制与治安是现代化建设的稳定机制。由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律师数和交通事故死亡率四项指标组成。按逆指标计算，全国平均实现71%，实现程度在80%以上的是海南、山西、陕西、湖南、内蒙古、青海六省区，而发达地区均较低，如上海、北京、广东、浙江，均不足60%。 从主要指标看，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率，全国平均为35件，已实现目标22件的62.7%，浙江、上海、广东、北京、天津都在66～56件之间，西藏、山西、甘肃、海南较低，在17～13件之间；每万人口律师数全国平均为0.96人，实现目标1.1人的87.3%，最高的是北京，达6人，上海3.9人、天津2.1人，在1人以上的还有广东、重庆、浙江、宁夏、海南、辽宁、新疆，最低是贵州、西藏，只有0.3人和0.2人。 小康中国必须关注的几大关系 由温饱向小康的转变，由低水平小康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转变，包含着社会各界对发展的理解的深化和必然由此产生的需求的多样化，如何处理好以下关系，从而确保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社会各阶层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并进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城乡关系的协调，是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处理好发展、改革、稳定、公正的关系的关键。 首先，怎样在体制和结构层面上既鼓励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辛勤劳动与合法经营的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的行业和职工居民，特别是使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缓解失业压力并逐步改善生活条件；怎样具体落实在再分配过程中确保社会公平原则，切实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规范分配秩序，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其次，如何从制度、法律、政策以及舆论上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有序转移，以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严峻制约，同时又在广大农村地区探索可持续发展、使农村社区形成人际关系协调、老有所养、病有所治的格局，从而缓解贫困，减轻仍然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的负担、保护他们的基本权益。 第三，如何从人才、资金、技术、政策和体制上避免或减缓东南地区高速增长的同时，中西部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被甩在后面的不平衡发展局面；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避免社会道德沦落、犯罪猖獗的“社会病”、“城市病”。 第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后，各地都在积极响应、贯彻，但是，如何防止一些地区和单位以此为由又搞新一轮不切实际的贪大求快？在经济、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如何根据具体情况探索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路子？ 第五，在民主决策和政务公开方面，怎样建立和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民主化和政务公开制度，确保各级决策按规则、程序和制度（包括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社会听证制、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等），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上确保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包括舆论监督），从源头和体制上预防和解决，从而实现以经济—政治—文化统合与高度的社会凝聚为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最后，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领域，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怎样相辅相成，从而平衡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原则与传统伦理中的互谅互让美德，个人、私人利益与公民义务、职业道德之间的张力。 报告提出：“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了做到这一点，除了继续保持比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之外，合理调节收入分配、逐步缩小城乡与地区差异、维护和保证社会公正，既是基本的前提，也是今后开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新局面工作的重点、要点和难点所在。为此，要积极稳重地开好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十、居民心态：一幅社会的晴雨表 我国城乡居民的社会心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步入21世纪的中国变化越来越大。为了解与把握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势及城乡居民的目前状况与未来预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社会意识与社会流动课题组”于2002年3～8月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抽样问卷调查（抽样框的设计采用了区分城乡两个区域的概率成比例方法）。调查样本覆盖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发放问卷3780份，回收有效问卷3183份。(调查样本的基本构成情况为：城乡构成：城镇户口居民54.9%，农村户口居民44.9%，无户口居民0.1%；性别构成：男性50.5%，女性49.5%；年龄构成：18～30岁17.0%，31～45岁40.4%，46～60岁26.9%，61岁以上15.7%；教育程度构成：不识字或小学没毕业26.0%，小学毕业16.7%，初中程度27.7%，高中、中专、中技19.8%，成人教育（包括电大、业大等）3.6%，全日制大专以上6.0%；政治面貌：党员13.1%，共青团员9.2%，民主党派0.1%，群众77.4%。) 1.关于国家整体经济形势的判断及自我生活满意度评价 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三个问题请受访者从纵向角度对我国的整体经济形势进行判断：一是就目前形势进行评价，二是将目前状况与五年前做个比较，三是对五年之后可能发生的变化做出大体估计。从下表列出的统计结果看，无论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对三个问题回答“好”（包括“非常好”、“还算好”、“好很多”、“好一些”）的比例均在70%以上。显然，受访者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大都持乐观与肯定态度。 那么,受访者对于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又是何种评价呢?问卷中同样设计了三个与上面类似的问题请他们回答,下表为区分不同职业群体后统计分析的结果。不难看出,受访者对于自家，尤其是自家目前经济状况的评价不那么乐观。在城市居民中，除“党政机关”、“国家事业单位”和“私、民营企业负责人”中有过半数的人认为自家目前经济状况还算好之外，其余群体均不过半数。在“集体企业”、“个体工商业者”和“其他不便分类者”群体中，认为自家经济情况不好（包括“不太好”、“很不好”）者均高于认为家庭经济状况还算好者；而在“下岗员工”群体中，更是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自家经济情况不好（50.3%），远远高于认为自家经济情况还算好者（12.5%）。不仅如此，“下岗员工”中高达50.3%的人甚至认为自家目前经济状况比五年前还差。这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回答未来五年家庭经济情况变化时，有近20%的人选择了“不知道”或“不回答”。下岗人员中，有31.1%的人做此选择。 与城市居民比较，拥有农村户口的受访者对自家目前经济状况的评价更低。从总体看，认为还好者为30.1%，低于城市总体的36.3%，而认为不好者则有30.7%，高于城市总体的27.1%。此外，无论是“在外打工者”，还是“本地从事非农职业者”，或是“本地农业劳动者”，认为目前家庭经济状况还算好者最高也只有34.5%，近1/3的人认为目前家庭经济情况不好，且除“本地非农职业者”外，其他两个群体认为目前家庭经济情况“不好”的比例均大于认为“好”者，尽管大多数人承认目前情况与五年前相比要好一些。 值得欣慰的是，对五年后家庭经济情况变化的预计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还是持乐观态度的，虽然有近20%的人选择了“不知道”或“不回答”。 再有，受访者对自身收入、工作及生活状况的评价。下表是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统计。在城市居民中，认为自身收入合理者过半数的群体有：“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国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私、民营企业员工”，“个体工商业者”和“私、民营企业负责人”。认为自己收入不合理过半数的受访者则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其中尤以“下岗员工”为甚，仅有17.9%的人认为收入合理，而高达82.1%的人则认为自己收入不合理。另外，“国有企业负责人”中仅26.5%的人认为自己收入合理，需要引起注意。 关于“生活满意度”的测量是这样进行的，从0～9，共设计10个等级，其中“0”代表非常不满意，“9”代表非常满意，请受访者据此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总体评价，给出相应的等级。 在回答自己的“能力和工作是否得到相应的重视与肯定”时，城市大多数群体“得到了”的比率都高于前面关于得到“合理”收入的答复，只有“集体企业员工”、“个体工商业者”的回答明显低于前者。在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下岗员工”的回答降到了16.9%。也就是说，有83.1%的下岗人员认为自己的能力与工作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和肯定。不仅如此，他们关于“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同样大大低于其他群体。这一结果再次向我们敲响了警钟：虽然改革的深化与结构的调整不可避免地要加剧社会分化，但应采取有力措施防止造成新的贫困群体，防止两极分化。 就农村户口受访者而言，认为收入合理者占绝大多数，整体上高于城市居民。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目前状况的满足。只要与上表另一列中关于自己“能力与工作是否得到相应的重视与肯定”所做回答对比一下就可看出，无论哪个群体，在这一问题上回答“得到了”的比率均大大低于回答收入“合理”的比率。这说明，尽管受参照群体与所从事职业的局限，他们对于自己劳动付出所得的回报还算认可，但就自己具有的实际能力来讲，他们是不满足的。如果将后面关于职业评价与择业取向的分析结合起来看，这一点就会清晰地凸显出来。 2.我国城乡居民职业声望评价 职业声望作为工业化社会核心价值的一种反映，一直被社会学家广泛应用于从社会层面测量社会结构分化的程度与方向。本次调查问卷中，一共设计了51种职业，请受访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感觉对所列职业的价值进行评价。每一职业的价值均分为5个等级，并采用美国社会学家诺斯与哈特标准赋予一定的分数，依次为：“最佳职业（100分）”、“较好职业（80分）”、“一般职业（60分）”、“较差职业（40分）”、“最差职业（20分）”。 从总体看,声望在80分以上的职业共有22个，其中除对“影视明星”的评价差异较大外（标准差为15.93），其余职业的标准差都不是很大，说明受访者对这些职业的共识很高。对这组职业的特征进行概括，可以看到几个明显的标志：一是丰富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二是较高的政治权威，三是较多的经济收入。在这些职业中，声望得分在90以上的有5个，分别为“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大学教授”、“大城市市长”、“政府部长”。显然，这些是人们心目中的最佳职业。有意思的是，在1999年对全国63个城市居民进行的抽样问卷调查中，“（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职业声望大大低于其他三个职业的，分别只有85.3分和83.9分。短短三年时间，这两个职业的声望大幅度提升，应该说与国家近年来对科研工作的重视密切相关。2000年国家对袁隆平等具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给予500万元重奖，2001年8月7日、2002年4月28日、7月16日，同志先后三次就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发表重要讲话。这一切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整个社会引起巨大反响，促进了科研工作职业声望的迅速提升。 声望在65分以上，80分以下的职业共19个，可视为中等声望的职业。这组职业的政治权威、知识技能，以及经济收入水平相对于上一组职业来讲较低，其构成也比较多样化。声望在65分以下的职业共10个，属于低等声望的职业，基本上以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职业为主。不过，若与1999年调查相比，“商店售货员”、“环卫工人”、“国有大中型企业工人”、“公共汽车售票员”、“乡镇企业工人”、“保姆”和“建筑业民工”这些职业的声望得分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就业压力的加大，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对体力劳动已不再像从前那样轻视。 如果将城市与农村受访者区分开来分别计算职业得分，那么，差异显著的职业共有29个（见下页表）。仔细比较就会发现，农村受访者评价低于城市受访者的职业基本上是那些距离他们较远，他们对其不太熟悉的职业。而农村受访者评价高于城市受访者的职业则多为那些他们有所接触的职业，并且越是体力劳动职业，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评价差异越大。如：“乡镇企业工人”、“国有大中型企业工人”、“公共汽车售票员”、“商店售货员”等，差异都在5分以上。而被城市受访者给予最低评分的“建筑业民工”，农村受访者则给了比其高出9.8分的评价，这个评价高于他们对自身职业“农业”的评分。在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受访者对自身的评价最低，显然，在对其他职业进行评价时，他们在以自身为基础做比较。由此可见，我国广大农民对于他们与生俱来而不得不从事的职业并不满意。 党政领导干部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 2002年10～11月，“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中央党校部分地（厅）级党政领导干部学员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33份，有效回收率为88.7%。(本次调查的具体样本分布情况是：①性别：男性占78.9%；女性占21.1%。②年龄：45岁及以下占45.1%；46岁及以上占54.9%。③文化程度：研究生占36.8%；大专或大学占62.4%；高中及以下占0.8%。④职业身份：国家机关干部占51.9%；党务干部占19.5%；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干部占18.0%；国有大中型企业干部占7.5%；其他干部占3.0%。⑤来自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占30.8%；中部地区占44.4%；西部地区占24.8%。) 1.对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的评价 （1）对社会形势的总体评价。 领导干部对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的总体评价是：2.3%的人认为“非常好”，69.9%的人认为“比较好”，24.1%的人认为“一般”，3.8%的人认为“不太好”。认为“非常好”和“比较好”的合计占72.2%。值得重视的是，与前两年相比，领导干部对2002年社会形势的评价要低一些。 （2）对所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比变动情况评价。 领导干部对2002年所在地区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同比(与前一年相比)变动情况的判断如下： 与前一年相比，2.3%的人认为“上升很多”，这一比例与2000年持平，稍低于2001年的2.9%；51.1%的人认为“略有上升”，比2000年的53.1%和2001年的68.6%有所下降；43.6%的人认为“基本持平”，这一比例均高于前两年（2000年为38.3%，2001年为25.5%）；3.0%的人认为“略有下降”，与2001年的2.9%基本持平，但低于2000年的4.7%。与前两年的调查数据相比，领导干部认为所在地区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与前一年相比基本持平者所占比例有较大的上升，认为比前一年上升者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但认为比前一年下降者所占比例也是下降的。 值得特别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对所在地区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同比变化情况的估计，还存在相当大的地区差异。其中，61.0%的东部地区领导干部估计，所在地区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是上升的，没有人认为下降了；西部地区有51.5%领导干部也认为所在地区居民实际生活水平是上升的，但也有3%的人认为下降了；中部地区则只有49.2%的领导干部认为所在地区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上升了，但有5.1%的领导干部估计所在地区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比前一年降低了。 （3）2002年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工作的进展情况。 为了便于比较，与往年的调查一样，本次调查仍然分“显著”、“不太显著”和“很不显著”三个等级，由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2002年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19项工作的进展情况进行评价。 与2001年调查结果相比,给予各项工作进展“显著”评价的人所占比例出现了比较大的升降变化。给予“显著”评价的人所占比例上升10%以上的工作只有一项，即“扩大对外开放”，从59.8%上升到了78.9%，升幅近20个百分点。给予“显著”评价的人所占比例出现小幅上升的工作有“调整收入分配”、“减轻农民负担”、“解决失业下岗问题”、“实施教育科技体制改革”、“推进医疗制度改革”等，分别从2001年的2.0%、10.8%、6.9%、26.5%和27.5%上升到4.5%、15.0%、16.5%、30.1%和28.6%。给予“显著”评价的人所占比例降幅在10%以上的工作则有：“惩治”，从53.9%下降为26.3%；“整顿社会治安秩序”，从49.0%下降为32.3%；“处理国际事务”，从81.4%下降到69.2%；“推进理论创新”，从69.6%下降到51.9%；“实施住房制度改革”，从52.9%下降到42.1%；“打击走私”，从72.5%下降到48.1%。给予“很不显著”评价的人所占比例升幅比较大的工作主要是“调整收入分配”、“惩治”、“改革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失业下岗问题”等。 （4）关于2002年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领导干部对2002年存在的最严重社会问题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收入差距”、“失业”、“”、“社会治安”和“农民负担”等几个问题上。 从限选四项的选中率来看，与2001年调查相比，排序有所变化：“”（66.8%）仍居第一位；“失业”以64.5%的高选中率紧随其后，居第二位；“收入差距”（57.1%）居第三位；“农民负担”（43.7%）居第四位；“国有企业”（39.2%）居第五位；“社会治安”（33.8%）居第六位；“社会风气”（30.8%）居第七位；“地区发展差距”（25.6%）居第八位。 2.对改革的总体评价及对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若干判断 （1）对2002年改革的总体评价。 领导干部对2002年我国改革进展的总体评价见下表。除4人没有回答外，63.9%的人认为“进展正常”，3.8%的人认为“进展太快”，22.6%的人认为“进展太慢”，6.8%的人认为“没有进展”。与前两年的调查结果相比，领导干部对2002年改革进展的评价高于2000年，但低于2001年。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探讨的变化。 2002年有3%未做回答。不同组别的领导干部，对2002年改革进展的总体评价存在比较大的差别。进一步分析显示，男性、46岁及以上、大专或大学文化程度、国有大中型企业以及西部地区的领导干部，对2002年改革进展的总体评价要比其他组别的干部高一些。 （2）对2003年改革的关注焦点。 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不同的时期，改革的重点和着力点是不一样的，人们对改革的关注焦点也会有所区别，此次的调查结果再一次说明了这一点。 领导干部对2003年体制改革的关注情况见下页表。问卷要求被调查者从各项体制改革中选择三项自己关注的改革，并依重要性排序。调查结果显示，在领导干部最关注的改革中，列第一位的是政治改革，36.1%的领导干部把其视为自己最关注的改革；其次是机构人事改革，选择率为24.8%。这两项改革的选择率如此之高，是其他体制改革选择率不能相比的。一方面，这两项改革与领导干部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这两项改革也确确实实是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以后必须突破的重要方面。被领导干部选择为第一关注点的其他体制改革依次是：国有企业改革（9.8%）、收入分配改革（9.8%）、劳动就业改革（9.0%）、教育科技改革（4.5%）、医疗改革（2.3%）、住房改革（2.3%）和财税金融改革(1.5%)。 从三项选择合计的结果来看，排序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变动。60.2%的领导干部关注收入分配改革，居第二位的是政治改革（56.4%），第三位是机构人事改革（46.6%），第四位是国有企业改革（39.9%），第五位是劳动就业改革（33.8%）。关注其他几项改革的，则都在20%以下。与2001年调查结果相比，领导干部最关注的体制改革的排序，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3）关于今后一段时期顺利推进改革的决定性因素。 在今后一段时期，关于改革的顺利推进将取决于哪些重要因素，调查结果见下页表。问卷提供了10个封闭式选项和1个开放式选项（“其他”），根据限选三项、并依重要性排序的调查统计结果，在第一选择中，“保持社会稳定”高居榜首，57.9%的领导干部认为这是今后一段时期顺利推进改革的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三项选择合计则更高达74.4%，这样高的认同率，这也是其他因素不可比的。这说明，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已经成为领导干部的共识。综合前几年的调查数据，更说明了这一点。1999～2001年，“选择保持社会稳定”为顺利推进改革的第一位决定因素的人所占比例，依次是46.7%、50.8%、54.9%，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比较历年的调查资料,我们发现一个值得重视的信息，就是“缓解一些突出的矛盾（如失业、犯罪、）”，不仅排序前移了，从2001年的第四位上升到了2002年的第三位，而且选择这一因素的人所占比例也是逐年上升的，1999～2001年依次为4.9%、5.5%和6.9%。确实，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从来没有遇到而又绕不开的问题，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突出矛盾。缓解这些突出的矛盾，已经越来越成为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决定因素。 （4）关于今后一段时期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效的决定性因素。 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分量越来越重。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要求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 在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诸多因素中，如果只能选择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首选因素是“扩大党内民主”、“进一步转换行政机构职能”和“处理好党政关系”；如果选择两个重要的因素，那么在第二选择中，“严格推行干部任期制”、“加大反斗争力度”和“强化舆论监督”等，则成为了优先考虑的重要因素。 与2001年的调查结果相比，出现了一些意料中的变动。主要是在第一选择中，根据选择该因素的人所占比例，“进一步转换行政机构职能”从21.6%上升到了24.1%，“扩大党内民主”从23.5%上升到了33.8%，相应地，在第一选择因素的排序中，分别从2001年的第三位和第二位，上升为2002年的第二位和第一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处理好党政关系”则从30.4%下降为13.5%，在第一选择因素中从第一位降到了第三位。这一变动说明了我国的党政关系是比较顺畅的。 3.关于社会稳定的标志和今后一段时期保持社会稳定的条件 （1）判断社会稳定与否的主要标志。 此次的问卷提供了八个判断标准，由被调查者选择出自己判断社会稳定的两个主要标准，并依重要性排出顺序。在第一选择中，“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被52.6%的人选中，成为他们判断社会稳定的最主要标准。其他主要判断标准依次是：“政治稳定”（23.3%）、“人心稳定”（15.0%）、“生活水平稳定”（4.5%）和“治安秩序稳定”（2.3%）。这一排序与选择两个判断标准合计结果的排序是完全一致的，与历年的调查结果也基本一致。这说明，一个社会是稳定的，至少要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政治稳定、人心稳定。 （2）今后一段时期保持社会稳定的主要条件。 问卷列出了12个选项，由被调查的领导干部从中选出保持社会稳定的三个主要条件，并依重要性排序。在第一选择中，“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69.2%）居第一位，“解决失业下岗问题”（7.5%）居第二位，“加快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6.8%）和“惩治”（6.8%）并列第三位。 与往年的调查结果相比，在领导干部心目中，“解决失业下岗问题”对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有了明显的上升。在第一选择中，选择这一因素的人所占比例，2000年居第五位，2001年居第四位，“加快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和“惩治”2002年首次超过了历年，分别居第二位和第三位。近年来失业下岗问题比较严重，对社会稳定产生了十分不利的消极影响，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诱因。解决这一问题，对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意义重大。 另外，从三项选择合计结果看，“调节收入差距”（29.4%）和“减轻农民负担”（25.6%），也有相当高的选中比例。说明这两个因素对保持社会稳定同样非常重要。 4.对社会前景的信心和未来居民生活水平的预期 （1）对今后一段时期改革、发展、稳定前景的信心。 在被调查的133位领导干部中，对今后一段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前景，27.1%的人“充满信心”，66.2%的人“比较有信心”，只有3.8%的人“信心不足”，3%的人表示“说不清”有没有信心。这说明绝大多数的领导干部对中国的未来是持积极、乐观态度的，也预示着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将有一个美好的前景。 （2）对2003年所在地区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预期。 93.3%的人对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前景有信心，从领导干部对所在地区居民未来一年实际生活水平同比变动情况的预期中也得到了验证。与2002年相比，2003年所在地区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2.3%的人估计会“上升很多”，48.1%的人估计会“略有上升”，48.1%的人估计会“基本持平”，只有0.8%的人估计会“下降很多”。 总体而言，领导干部对所在地区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同比变动情况的预期还是比较乐观和实在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十一、“立国之本”：中国国民经济的软肋 从数字看发展 当前，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农业包括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我国多年来通用的农业涵义，其范围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 五业中所指的农业，就是指种植业，也就是指人们利用植物的生活机能，采用栽培措施，以取得产品的生产部门。种植业是人们取得基本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又是农业内部其他部门发展的基础，种植业的生产水平愈高，农业中其他部门发展的基础也就愈坚实。在中国的农业中，种植业是比重最大的部门，对林、牧、副、渔生产都有重大的影响。其次，五业中所谓的林业，是根据树木生长繁殖的特点，通过种植或经营以取得木材和各种林产品，或获得森林所发挥的各种防护效益的生产事业。林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重要的生产事业。第三，五业中所谓的牧业，也即畜牧业，是指人们运用动物的生活机能，通过饲养繁殖以取得各种动物性产品或役用牲畜的生产部门。畜牧业是农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它和种植业都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五业中的第四类是副业，意指农业生产单位及其成员从事的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的附属生产。我国乡镇企业的许多部门，都是从这些所谓副业中生长出来的。时至今日，也可以说它们之中有的已经远远超越副业而向当代工业迈进了。五业中最后一个是渔业，又称水产业，指人们利用水域养殖与捕捞水生动植物、微生物，以获得各种水产品的生产部门。渔业为人们提供营养丰富的食物，为食品、化学、医药等工业提供原料，并为农业提供优质肥料和畜禽精饲料。 农业是人类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得以独立化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相互比较而言，在当前我国“三农”问题之中，农业令人稍感欣慰。 农业是立国之本，但发展后劲不足 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中国农业，自改革开放以来，不仅解决了中国十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物质基础。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农业的基础地位开始被不断削弱，农业的发展后劲也明显不足。细究其因，则是农民、农业和农村这一“三农”问题的错综复杂所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我国“三农”问题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不可撇开其一而求解的原因所在。 自我国农村实行改革以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粮食生产连上新台阶，目前已基本形成5亿吨的综合生产能力，从而结束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求长期短缺的局面，实现了总量供求平衡，丰年有余。 1.主要农产品供求实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 2001年农业增加值达14610亿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1.85倍，比1989年实际增长60.4%。农业生产总体上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实现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求由短缺向总量供求平衡、丰年有余的转变。1989年以来，中国粮食生产连上4.5亿吨、5亿吨两个台阶。粮食产量于1996年突破5亿吨大关，提前实现“九五”计划确定的粮食产量目标，在1996～1999年间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四年间年平均产量超过5亿吨，表明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台阶。粮食供求实现由短缺向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目前国家粮食储备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00年、2001年的粮食产量受严重旱灾和结构调整因素的影响减产，2001年产量仍达到了46218万吨，比1989年增长13.4%。棉花生产在适应纺织工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受到出口及库存变化的影响，年际间产量波动较大，但供需仍然达到了总量平衡有余；油料产量稳步增长，2001年产量达到2865万吨，比1989年增长1.21倍，年均增长6.8%，肉类总产量2001年达6334万吨，比1989年增长1.41倍，年均增长7.6％；渔业快速发展，2001年水产品产量已达4381万吨，比1989年增长2.8倍,年均增长11.8%。 农产品产量的不断增长，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源，大大提高了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改善了生活质量。2001年，肉、蛋、奶、水产品的人均占有量分别达到49.8公斤、18.3公斤、8.1公斤和34.4公斤，分别比1989年增长1.12倍、1.86倍、1.38倍和2.44倍。 2.新一轮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增添后劲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结构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调整，这就是改变以粮食为纲，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实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这次结构调整，使农村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种植业、乡镇企业都有了很大发展。近年来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受资源与市场双重约束的新阶段，突出地表现在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农业生产效益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为了适应新阶段变化的要求，农业生产以市场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着力调整和改善农产品的品种、品质，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提高农业适应市场能力和综合经济效益，实现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经过几年的努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所发挥的作用渐渐显现。从农、林、牧、渔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看，农业比重不断减小，畜牧业、渔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2001年，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为55.2%、3.6%、30.4%、10.8%，与1989年相比，农业所占比重下降了7.6个百分点，牧业、渔业则分别上升了2.8和5.5个百分点。从各业内部看，种植业中大宗农作物调整力度较大，优质农产品发展迅速。2001年我国优质专用小麦面积占小麦总面积的比重已达25%；优质水稻面积约占水稻总面积的50%以上，优质油菜面积占油菜总面积的比重超过57%；优质专用玉米、水果“高接换种”、无公害蔬菜等优质农产品开发进程加快。种植业生产正逐步向专业化分工、区域化生产方向发展。全国已初步形成东北的大豆、玉米带；黄淮海地区花生带、小麦带；长江流域油菜带；新疆棉花产业带。据统计，2001年位于黄淮海地区的河北、安徽、山东、河南四省小麦种植面积占全国小麦面积的比重约为52%，小麦产量占全国的62%。 畜牧业生产适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需要，由偏重数量增长向数量和质量并重的方向转变，畜产品结构逐步优化。猪肉在肉类产量中的比重由1989年的80.8%下降到2001年66.1%，牛、羊肉的比重分别由1989年的4.1%、3.7%上升到2000年的8.7%和4.6%，草食性家禽和家畜的比重不断增加。优质品种普及率提高，特种养殖规模扩大。据有关部门统计，“九五”时期，猪牛羊的良种覆盖率分别达到90%、30%和55%。 渔业生产结构调整重点是增加名特优新水产品的养殖面积和产量，从保护和利用资源的角度出发，近几年来渔业生产减少捕捞，进行伏季休渔。与1989年相比，2001年水产品总产量中，养殖产量比重提高12.3个百分点。 为保护生态环境，保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启动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并开始实施中西部地区的退耕还林（草）战略性结构调整。2001年完成造林面积495万公顷，其中，重点生态工程造林331.4万公顷。 3.农村非农产业较快发展 农村改革以来，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非农产业异军突起，1987年乡镇企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1989～1991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出现徘徊。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国家出台一系列支持和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乡镇企业再度出现高速增长。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乡镇企业发展所面临的宏观环境日益严峻，通过加快体制创新，依靠科技进步，乡镇企业逐步实现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化增长方式转变，继续保持了一定发展的势头。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统计，2001年乡镇企业增加值达到29356亿元，比改革之初的1978年增长近140倍，比1989年增长13.1倍。1989～2001年年均增长24.7%，占到国内生产总值净增部分的34.5%。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一方面优化了农村就业结构、增加了农民收入，另一方面推进了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2001年，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中，农业（农林牧渔业）所占的比重为67.3%，非农产业所占比重为32.7%，非农产业所占比重比1989年上升了11.9个百分点。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所得到的纯收入由1989年142.4元提高到2001年的1066.4元，增长7.5倍。农民人均非农产业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1989年的23.7%提高到2001年的44.7%。 农村非农产业尤其是乡镇工业的发展改变了我国工业的布局。据乡镇企业局统计，2001年乡镇企业工业增加值达20315亿元，比1989年增长12倍，年均增长23.8%，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47.8%。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出现城市工业和农村工业优势互补、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农村工业化带动了农村城镇化发展。各类乡镇工业小区的建设与完善，促进了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乡镇企业与小城镇互为依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开创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我国城镇化水平由1989年的26.2%提高到2001年的37.7%。 4.投入增加，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 为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力，国家逐年加大对农业投资的力度。1999年，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达到1085.8亿元，比1978年增长6.2倍，比1989年增长3.1倍。在努力增加财政农业支出的同时，通过社会筹资、资本市场融资、吸引外资等形式多渠道增加农业投资。1999年中央在新增的1000亿元财政国债中，有375亿元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水利设施、保护天然林、治理生态环境、节水灌溉工程等。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善，农田排灌能力大大提高，2001年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5425万公顷，其中机电排灌面积3621万公顷。与此同时，大力实施农业综合开发，改造中低产田；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重要农产品商品生产基地，已建成商品粮基地县1000个左右，优质棉基地县200多个，以及“双低”油菜籽、糖料和“菜篮子”产品生产基地，在全国形成了稳定的农产品商品供应体系；种子工程、动植物保护体系、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重点地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十大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全面展开。这些都极大地增强了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 为启动内需，政府加大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鼓励集体和个人投资。2001年，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达到7212.3亿元，比1989年增长4.7倍，年均增长15.5%。农村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2001年，在全国的行政村中，自来水受益村所占比重达到47%；全国农村有95%以上的行政村通了公路；87%的行政村通了电话，农村电话用户2001年达6843.1万户；95%以上的行政村通了电。农村交通、通讯、水电等公共事业的发展，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方便了城乡经济、文化交流，为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 1.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 （1）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 自然经济是与商品经济相对立的。商品经济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它的发展趋势是把每一种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一种产品的每一部分的生产都变成专门的部门。自然经济与此相比，则很少社会分工，每一个生产者或经济单位利用自身的经济条件，几乎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列宁说：“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同类的经济单位（父权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作得可供消费。”(《列宁选集》第1卷，第164页。) 在我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中，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农民不仅从事农业，而且从事手工业，“男耕女织”就是这种自然经济的生动写照。指出，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第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的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选集》第2卷，第623～624页。)我国在解放前，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广大农村的绝大多数农民，还处于自给半自给的小生产状况。在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集体农民基本上还在从事手工业式的劳动。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以及轻视分工协作，轻视商品交换，有意无意地追求单位自给的思想，都是和实现国民经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不适应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逐步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品生产，已不同于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商品生产，农业生产也已基本上实现了上述根本性转变。 （2）由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向多种经营和农工商综合结构转变。 所谓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是指只从事或基本上从事一个门类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单一经营还可分为自然经济性质的单一经营和高度商品化的单一经营两种。 我国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在结构上属于自然经济性质的单一经营，重视种植业，主要是粮食作物的生产，忽视林、牧、副、渔业的生产，以致整个农业生产得不到发展。建国初期我国农业的产业结构一如建国前长期以来的情况，在农、林、牧、副、渔五业中，种植业产值一直占着绝对的优势，占80%以上，而牧业只占12%左右，其他三业合起来只有8%。这样，不仅种植业排挤了其他农业的发展，而且种植业自己的发展也非常缓慢。这种结构不合理的现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进行体制改革才得到逐步改进，从1984年起种植业的比重已落到70%以下，到1996年已落到58%，而牧业却达到30%，渔业也达到8.6%。到了2001年，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分别为55.2%、3.6%、30.4%和10.8%，农业比重不断减小，农业产业结构正在优化。 以上统计数字说明，我国农业生产随着自然经济性质的单一经营的改革，逐步向多种经营的方面发展，同时某些农村还会向高度商品化的单一经营发展，这在有些农村已见端倪，但总的趋势仍然是向商品化和专业化的方向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往往首先通过开展多种经营来改变那种落后的自给性粮食单一经营的状况，发展商品经济，然后再根据市场需要和自身最有利的条件，确定和发展自己的专业化方向。在发展专业化方向的过程中，有的将形成具有明显专业化方向的多种经营类；有的则形成高度商品化的单一经营。 另外，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方式，也是我国农业近年来发展的热点之一。在多种经营和专业化发展的基础上，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以及为之服务的有关经济单位联成一体，或组建一条龙的若干层次的经营公司，这是农业产业化的更高发展形式。许多乡镇企业其生产组织就是围绕着这个组织方式取得了较大发展的，这是农业现代化社会化发展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这一方式在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开始建立，后来逐渐在其他国家推行。各国农工商结合的程度不尽相同，到现在我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我国各种不同性质的农业公司已如雨后春笋，形成了我国农业新的生长点。我国农业生产发展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是由于农业结构优化的结果。 2.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首先，农业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物质生产部门。人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并发展的核心因素，而人总要活下去才能工作，而要活下去总不免要吃粮食，要穿衣服等等，因此农业不发展或农业生产遭受到损失，就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发展，但就是这样浅显易明的常识，因为太平凡了，却常常被人们所忽略，特别是被有些国家行政人员所忽略。建国以来，往往这一年农业丰收了，下一年各项事业就好办，但往往一丰收了，人们嘴里吟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美好诗句，而其行动就忘乎所以，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甚至吃光用光。这就是说，这虽然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性的道理，但却往往最容易被人们轻视，从而犯了错误。因此，粮食安全必须时刻谨记。 其次，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人类能够进行工业及其他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的先决条件。马克思从他的剩余价值学说的角度申明：“重农学派正确认为，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如果人在一个工作日内，不能生产出比每个劳动者再生产自身所需的生活资料更多的生活资料，在最狭窄的意义上说，也就是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如果他全部劳动力每日的耗费只够再生产他满足个人需要所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那就根本谈不上剩余产品，也谈不上剩余价值。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885页。) 第三，农业是最早出现的生产部门，在人类社会的初期及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曾经是惟一的生产部门。恩格斯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现在它更是这样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9页。) 第四，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反过来说，这一条也可以看做是农业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制约作用。其表现为：(1)农业是发展工业和其他事业所需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只有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才能从农业中解放出更多的劳动力，并把他们输送到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去。(2)农业既然是粮食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来源，那么，农业能提供多少商品粮，不仅关系到城市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直接影响到工业和其他事业发展的速度与规模。(3)农业又是工业，特别是轻工业所需原料的重要来源。当前中国轻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大部分来自农业。随着工业和生产技术的发展，由工业本身提供的原料的比重将会逐步增加，但农业原料在可望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占重要地位。(4)农村是工业的重要市场。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特别是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农村不仅是轻工业品的重要市场，它们作为重工业产品重要市场的作用将会日益显露出来。(5)农业是国家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发展国民经济需要的资金来源有很大一部分同农业直接间接相关。(6)农业是出口物资的重要来源。建国五十余年来，我国出口商品构成，虽然工业制成品的比例逐渐增加，初级产品的比例逐渐减小，但如果从农业产品为内容看，在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中都有以农产品为生产原料的制成品或直接以原料出口的农产品，这些项目为食品、饮料及烟草、动植物油脂、纺织品。农业产品在出口比重中，建国初期约占80%左右，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逐步降低到40%～50%，目前则进一步下降到10%以下。但比重的降低并不表示出口绝对数量的降低。例如农副土特产品是我国传统的出口商品，品种繁多，并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如我国出口的猪鬃、猪肠衣、羊绒、兔毛、兔肉、羽毛等三十多种产品，长期居世界出口第一，其中猪鬃的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量的70%～80%，兔肉占70%以上，猪肠衣和兔毛也占到一半以上。农副土特产品一般是出口成本较低，换汇率高，国外又无配额限制，竞争对手也少，在国际市场上我国占绝对优势。 总之，正如同志所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是稳民心、安天下的战略产业，任何时候都要抓得很紧很紧。”(1998年1月10日《人民日报》第1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主席会见代表时的讲话》。) 3.现时农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贡献 要说明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就不能单就农业论农业。“三农”问题之所以放在一起也是因为每个都不是独立存在的。 （1）国内生产总值的城乡分解。 对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城乡分解的基本方法，采用生产法将国内生产总值按三次产业分解为城市和农村两块，包括城市第二、三产业和农村第一、二、三产业五个部分。 2002年，农业实现增加值14883亿元，按可比价格比上年增长2.9%，增幅比上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但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之间的差距有所扩大。本年度农产品价格仍然处于低位运行。与上年相比，按现价计算的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了0.7个百分点，为14.5%。2002年，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52982亿元，按可比价格比上年增长9.9%，在现价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比上年有所提高，为51.7%；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34533亿元，比上年增长7.3%，在现价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略有提高，达33.7%。 2001年以前的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结构数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2年三次产业比重根据统计公报等有关数据计算。 资料来源：《2002～2003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2002年，由农村各部门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估计为49.2%，比上年有所下降。其中，第一产业所占份额为14.5%，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农村第二产业所占份额为23.1%，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农村第三产业所占份额为11.5%，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 长期来看，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而农村非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则稳定提高，特别是农村工业和建筑业的发展速度一直维持较高的水平，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提高。 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农村各部门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上处于稳定并略有下降的态势，主要是因为农业份额的下降速度快于农村第二产业份额的提高。而且，近几年由于农民收入增长有限、农村消费乏力，农村第三产业增长受到制约，不如城市第三产业增长迅速。 （2）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份额。 利用往年的不变价数据和各个产业的年度增长指数，可以将国内生产总值以及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数据折算为不变价数据，然后，利用上面有关第二、三产业的城乡分解比例对以下变价计算的第二、三产业增加值进行分解，衡量城乡各部门的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份额。 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8%。在本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农村部门贡献了3.27个百分点，贡献份额为40.9%，比前两年有所减少。在农村部门中，第一产业贡献了0.42个百分点，贡献份额为5.2%,比上年有所下降；农村第二产业贡献了2.42个百分点，贡献份额为30.2%，比上年有所提高；农村第三产业贡献了0.43个百分点，贡献份额为5.4%，比上年有所下降。 近年来，农村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份额逐步下降，而农村第二产业对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份额也一直徘徊在30%左右。由此导致农村部门对整个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份额持续下降，由1997年的57.3%下降到目前的40.9%左右。 严峻的发展环境 1.国际环境影响 2003年开始，世界经济总体上将趋于好转。尽管世界经济运行存在着通货紧缩加剧、需求缺乏热点、伊拉克战争及sars等不利因素和一些不确定因素影响，但一些国际性权威机构都预计2003年世界经济总体运行将好于2002年，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保持加快的态势。世界经济进一步好转将为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农产品出口创造一个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 尽管世界经济总体上可能呈现出恢复趋势，但不同国家经济走势，尤其是我国主要农产品贸易伙伴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走势不确定性还很大，它们的实际经济状况对2003年我国经济运行，尤其是农产品进出口会产生一定影响。 目前，日本、韩国、美国、欧盟和香港是我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地，美国、澳大利亚是我国农产品的主要进口地。日本、美国和欧元经济区作为世界三大经济区，它们的经济恢复不确定性因素很多。据2003年初美联储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通过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赤字政策，2003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在3.25%～3.5%之间。但伊拉克战争后，至少在短期内可能会阻碍经济扩张，美国经济能否全面恢复仍然是个未知数。日本一直没有走出经济萧条困境。欧元经济区经济近年来形势也不好，增长呈现下降趋势，失业率出现上升势头，财政赤字逐渐加重，通货膨胀水平继续走高。世界三大经济区的不确定性对我国实施全方位开放的影响可能是双重的。从积极意义上来说，我国吸引外资形势可能继续保持良好势头，这对于发展农村经济，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会产生有利影响。 其次，国际农产品价格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形势会产生直接影响。估计2003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多数农产品价格会沿袭2002年的走势。2002年，国际市场上一些农产品价格大幅度波动性上扬。国际市场粮食品种的现货价格都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经历了2001年的价格低迷后，国际市场棉花价格自2002年第二季度开始回升，目前已经走出低谷；植物油品种价格涨势强劲，全都达到了1999年以来的最高点。 价格的波动，与国际农产品供求形势的变化密不可分。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预测，2002～2003年度，由于谷物产量下降，全球期末库存将下降19%，小麦、玉米、大米等品种的库存下降幅度更大；由于产量下降、需求旺盛，全球棉花期末库存下降18%；全球植物油产量上升，库存下降，下降幅度为12.2%。 在国际供求形势影响下，估计国际市场上部分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方向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据美国农业部估计，谷物品种价格将继续上升，小麦贸易量将受影响而下降；大米贸易有望持平，粗粮品种贸易由于需求旺盛继续上升。在全球棉花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棉花价格还有继续上升的空间，贸易量将上升。植物油价格将在高位波动，糖料价格将继续在低谷徘徊。从总体上来说，目前国际环境有利于我国农产品出口形势进一步发展和乡镇企业外向型的发展。 2.国内的大经济环境 2003年是党的召开后的第一年，也是政府换届的第一年，各地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还会进一步高涨。据国家信息中心对2003年经济预测，全社会投资将增长16%左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有望达到8%。从目前来看，上半年尽管受到sars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仍保持了8.2%的幅度，因此，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完全可能。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2003年我国仍然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建设国债和基础货币的发行规模可望维持甚至超过2002年的水平，国民经济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将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而且政府将在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就业和增强社会保障能力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 我国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如消费需求不足、就业压力较大、投融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尤其是2003年通货紧缩趋势估计不会根本改变，物价可能会保持低位运行。2002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又下降了0.8%，表明通货紧缩压力仍然存在。 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高速度增长、通货紧缩，以及采取的财政金融等政策会对农业农村经济产生影响。如果能够有效地避免不利因素影响，在各种有利因素的主导作用下，加上促进出口的有效措施的逐步到位，我国部分农产品的需求会增长，这虽然无法改变农产品价格低位运行的局势，但将有利于农产品销售量的增加。国民经济若能进一步扩张，无疑会给乡镇企业发展带来更好的机遇。 3.现行农业政策带来不少弊端 近年来，国家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做了不少探索，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就当前来讲，针对我国农业的各项政策措施弊端不少，改革尚未到位，深度远远不够。 （1）农业结构调整需要体制创新。 从国际范围看，发达国家的农业一般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和发展的，市场机制发挥了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其农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发达、完善和规范的市场体系。我国改革二十余年的实践也充分说明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有效性，市场化改革是农民增收的主要动因。考察二十多年农村改革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诸如家庭承包制的普遍推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产业化的蓬勃发展，等等，都是以减少计划控制和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的结果。相反，一些违背市场化改革的逆向操作，如对粮食市场的垄断控制，对农民进城的不合理限制，结构调整中的行政命令，等等，都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近几年，政府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主要思路是进行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和效益。然而，在事实上，体制因素比结构因素对农民收入影响更大。农业结构调整需要一系列的体制创新，也可以说结构的深处是体制。很显然，如果市场机制得不到应有的发育，那么以市场为导向的结构调整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基础，区域化布局和比较优势的发挥也就无从谈起，结构调整就容易陷入数量框架内的增减变化，并随时可能反弹，不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2）向城市偏斜的财政政策导致农业发展滞后。 从国际范围看，随着农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变，物质和资本投入量将大幅度增加，尤其是进入现代农业发展阶段，投入增长速度都快于产出增长速度。农业发展的过程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单位产出所需要的资本量不断提高，而所需的劳动量明显减少。 在外部投入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从国外的成功经验看，在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政府一般都承担了主要投资主体和组织者的责任，发挥着主导作用。在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韩国的新农村运动。1970年开始的新农村运动中，韩国政府不仅是强有力的组织者，而且是积极的直接参与者，政府为新农村运动的顺利进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到1980年4月的十年间，政府投资总额达到了27571亿韩元，兴建了大量的农村基础设施，包括农田水利设施、乡村道路、农村市场体系、能源设施等，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 为了改变农业相对于其他部门的不利地位，保证务农者与其他就业者大致相当的收入水平，美国和欧盟对农业部门给予了巨额补贴。比如2002年5月美国颁布的新农业法，以为农场主“提供可靠的收入安全网”为主要目标，出台了一揽子支持措施。据美国农业部测算，新农业法规定，今后十年（2002～2011年）政府补贴农业的资金为1900亿美元，比1996年法定农业补贴增加约830亿美元。2002～2007年六年间，按1996年农业法，法定农业补贴为666亿美元，2002年农业法在此基础上增加了519亿美元，六年总计达1185亿美元。(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网站。) 相比之下，我国多年来一直实行的是向城市偏斜的财政政策。按wto协议计算口径，将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的财政支出、粮棉油糖价格补贴计算在内，1996～2000年，我国财政对农业支持总量分别为1083亿元、1267亿元、1826亿元、1709亿元和2200亿元，分别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4.9%、5.3%、7.4%、7%和8.8%。按照相同的口径，发达国家约为30%～50%，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约为10%～20%。在wto规则允许的12种“绿箱”政策措施中，我国使用了6种（政府的一般服务支出、食物安全储备、国内食物援助、自然灾害救助、生态环境保护和地区发展援助）。“黄箱”支出在1996～1998年计算基期内年均297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23%，与谈判允许的8.5%（1740亿元）相比，我国“黄箱”政策的支持空间还有1443亿元。而且我国的农产品补贴主要在流通环节，其中相当一部分又用在了国有粮食企业身上。1998年以来，每年用于粮、棉、油、糖流通的补贴在500亿～700亿元之间，占农业支持总量的30%～50%。2001年我国财政农业支持总量（预计执行数）2047.58亿元中，农业基本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和扶贫支出合计占33.1%，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支出合计占34.6%，流通补贴占30.1%，其余占2.2%。 这种政策偏差直接导致了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使得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同时，农村的社会经济却缺乏活力；也使得城市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农民收入却陷入了低迷状态，城乡收入差距被显著拉大。可以说，离开了政府的保护和支持，我国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就不可能顺利地对接，也很难应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冲击，他们的处境必然会相对地日益恶化。 （3）政府部门控制多、服务少的计划经济做法甚浓。 国际经验表明，一国农业竞争力的高低与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效率密切相关。发达国家一般都建立了结构合理、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农业管理体系，这首先体现在政府管理机构完全是按照市场体制下农业产业运行特点和政府调控需要而设置的，各部门有明确的工作范围和严格的权力边界，同时有规范的行政程序；其次，与农业有关的各部门之间，分工也很明确，关系比较协调，较少发生摩擦、冲突和相互争利或推诿；最后，政府部门有较强的服务意识，能够为农民和企业提供便利的金融信贷服务以及信息和技术服务。 我国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但政府部门中计划经济的做法仍然是不绝如缕，甚至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必须对政府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减少控制，增加服务。 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以下两个方面：首先，重建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其次，加强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4）农民组织不被重视，难以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综观国际经验，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高度重视民间的力量。政府、市场和民间组织是现代社会相互作用又各司其职的三驾马车。民间组织又称“社会部门（socialsector）”，它对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利，弥补市场缺陷和政府调控的不足，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其声誉日隆，有的学者甚至指出“21世纪是社会部门的世纪”。 由于农业的产业特性和农民的分散性，民间组织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具有比在其他产业和部门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许多国家都鼓励农民组织起来，提高自我服务的水平，以期能够节约交易费用，降低成本和市场竞争的风险，增加获利的机会。在发达国家，农民普遍参与了合作组织，在购买、销售和市场开拓、加工、贸易、信贷等多方面实行联合，已形成了一套健全的组织体系和有效的运行机制，对降低成本、减少风险和提高效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的是，由于历史和体制因素，我国农民自己的组织一向不被重视，得不到扶持，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限制农民协会等民间组织的成立。这使得我国农民自己的组织发育程度很低，难以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迎接wto挑战的需要，也显然难以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为此，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鼓励和支持农民组织起来，促进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和各种专业协会的发展，并在农民组织发育的基础上，成立各种全国性的协会，为农业生产、贸易和国外市场开拓提供技术指导、市场信息和贸易政策等方面服务。这样，就可通过合作机制，在不改变农户家庭经营这个微观基础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解决小规模农户经营与社会化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在体制转型和结构调整过程中，为广大农民提供以较低的成本和快捷的方式与市场对接的途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十二、农业产业的非市场化行为 （一）我国农业市场化进程中的逆市场行为 对于我国农业市场化程度，国内学术界进行了初步探索，但由于指标选择不同，结果差异很大。农产品和投入要素的市场化，只是农业市场化的一部分内容，农业市场化还应包括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市场化和农产品与生产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市场主体行为、政府对农业市场化发展的宏观调控等多方面的内容。基于此，有学者测度，到1998年中国农村市场化程度达到48.69%，其中，农产品和农业要素市场化程度为30.67%，农村市场体系发育和健全程度为62.61%，农村市场运行机制健全程度为45.63%，农民适应市场和政府调控市场的自我发展程度为55.83%。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教授也指出，1999年我国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不会高于50%。 由此看出，我国农业市场化进程刚刚过半，呈现出整体滞后与结构非均衡性特征：农业市场化程度滞后于经济总体市场化程度，农业要素市场化程度低于农产品市场化程度，农业要素中土地市场化程度最低。以上主要缘于在农业及其支持系统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了许多逆市场行为：制度性过度竞争，行政性经济规制，单向性双层经营，部门性市场分割。 1.制度性过度竞争 要素流动的利益导向是市场化的题中之意，但我国农业存在着过度竞争。按照鹤田俊正的定义，过度竞争指这样一种状态：在集中度很低的产业中，尽管许多企业利润率很低或陷入赤字状态，但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企业却不能顺利地从这个行业中退出，使低或负的利润率长期继续。我国农业实行家庭分散经营，集中度低是不争的事实。根据胡鞍钢教授的研究，全国每个农民农业剩余（指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减去用于农业现金支出）1997年为655元，到2001年下降为340元，如果计入农民自身的劳动工资，实际农业剩余为负值。 2.行政性经济规制 市场经济中，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应该由行为主体分散决策，但我国农业中的经济规制现象严重。我国农民在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方面没有充分的自由决策权。在“三农”问题成为政府关注焦点的情况下，部分地区更多地出现了“逼农致富”的现象。然而，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地方政府领导的政绩偏好，用行政命令手段统一规划进行结构调整。农户常常需要完成上级有关部门布置的种植和饲养计划，甚至要求完成规定种植的种类和品种，无法独立进行生产经营决策。由于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存在，再加上农户结构调整的合成谬误，一旦失败，农产不但不能增收，反而要赔上结构调整的投入成本，因为政府在统一规划时很少投入，在失败后不愿意也无力对农户进行补偿。 3.单向性双层经营 我国实行以农户家庭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本来统的层次与分的层次应该按照市场化方式互动起来共同面对市场，但目前统与分是行政结合，而不是市场交换关系。统与分本来应该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按照“使用者付费”原则，收费就要提供相应的服务，但现实往往是：统的层次借服务之名来向农户索取各种费用；农户进行生产经营不断受到来自统的层次的干预；农户与市场的连接往往受到统的层次的阻挡。 4.部门性市场分割 顺畅高效的产业链是市场竞争力的核心体现，但我国农业产业链处于部门性市场分割之中。农民只有在农业“产中”的权利，但没有充分自由进入产前、产后环节。我国传统体制把农业产前和产后生产加工环节界定给工业部门，把农产品流通界定给商业部门，这种农工商对立体制事实上把农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内在联系人为阻断，为农工商三部门的不平等贸易提供了条件。改革以来，我国农业产业链被割裂的情况虽有所改善，但迄今农用生产资料（种子、化肥等）与农民的需求脱节，农产品流通不畅，农产品加工环节过度侵蚀产中农民利益等现象仍不时发生，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要素市场处在农业、林业、经贸、外贸、劳动等不同部门的分割之中，在一些地区，畜牧、水产、水利等管理部门也参与了市场分割。 （二）诸多因素制约我国农产品加工业 农产品加工业按国家标准分类，包括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橡胶制品业等12大类。 农产品加工业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工业的重要力量。据统计，2001年底我国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有56526个，占全部工业企业数的33%；从业人员占全部工业从业人员的27.8%；实现增加值6968.39亿元，占全部工业的24.6%；出口产品交货值占全部工业出口的31.3%；实现利税总额占全部工业的26.4%。 1.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特点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经过几年的发展，如今已出现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发展速度增长较快。2001年，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不考虑价格变动因素较上年增长13.1%，比全部工业增长率高1.6个百分点；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上年的24.3%上升到24.6%。在11大行业中，除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和纺织业的增幅低于全部工业平均水平外，其余各行业都保持高速发展态势。 二是区域特色初步形成。特别是乡镇企业植根于农村，与农业、农村、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很多农产品非常适合就地（近）加工，农产品加工业正在成为乡镇企业的优势产业。一些地方出现了一批农产品加工业专业乡、专业村；也有一些地方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了由众多农产品加工企业组成的特色块状经济格局。例如浙江的水产品加工，山东、陕西的果品储藏与加工，河北、河南的优质专用小麦加工和肉类加工，黑龙江的优质大米和土特产加工，湖南、四川等省的水稻和饲料加工，内蒙古的乳品加工和羊绒加工，河北的皮革加工和羊绒加工，江苏、浙江等省的羽绒制品，新疆的棉花、葡萄和番茄加工等等，都已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 三是规模企业大批涌现。近年来涌现出一大批上规模上水平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截止到2001年底，全国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56526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平均年产值4176万元。其中像三元、伊利、双汇、华龙、旺旺、汇源、德大、鲁花等一大批企业，不仅规模大，效益好，而且带动能力强，辐射面广。 四是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户的关系日趋紧密，企业与基地、农户的利益连接机制在很多地方已经形成。一些龙头企业把基地和农户作为“第一生产车间”，通过公司加农户、契约加服务、服务加农户、科农工贸一体化等经营模式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把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与大市场衔接起来，延长了农业产业链。例如四川绵阳光友薯业有限公司，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红薯资源进行深加工，生产的方便粉丝是快餐精品，年产值2亿多元，带动农民约10万人，联系农户约60万户，带动农户户均年增收400元。 2.制约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诸多因素 当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总体发展势头不错，但整体发展水平还不高，有些行业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要实现更快的发展和质的飞跃还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 一是加工总量不足，精深加工程度较低。据专家介绍，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为3∶1，而我国为0.7∶1；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食品占消费的90%，而我国仅占25%；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程度达到80%以上，而我国只有45%，其中二次以上的深加工只有20%。 二是技术装备落后，企业规模较小。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80%处于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平均水平，15%左右处于90年代水平，只有5%左右达到目前国际先进水平。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很多企业包括生产名优特新产品的企业仍处于前店后厂的作坊式加工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 三是利益机制不完善，产加销脱节。多数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户还是一种简单松散的买卖关系，企业与农户之间没有形成利益共同体，签订的合同缺乏履行保证机制，双方互不信任。 四是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差距很大。无论是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数量，还是企业的规模和水平，东部地区都占有绝大的比重和明显的优势。 五是管理体制不顺，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很多地方农产品加工业的指导和管理涉及好几个部门，没有形成统一规划和统一管理的局面，导致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落后和无序竞争。同时，农产品加工业的标准化体系、检测体系、食品安全体系、技术推广服务体系、质量认证体系以及信息网络体系不健全。 六是缺乏有效的政策扶持，资金投入不足。首先是缺乏必要的投资和信贷政策扶持。由于农产品加工业一次性投入大，农产品收购时间集中，资金占用时间长，数额大，周转慢，农产品加工企业普遍缺乏启动资金和流动资金，尤其是玉米、大豆、小麦、水稻等大宗农产品加工企业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其次是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进步缺乏必要的支持。目前我国在农产品加工领域的投资较少，导致农产品加工业装备和工艺水平落后，产品开发和科技创新能力较弱，科技成果转化率很低。 农业的国际化进程充满挑战 作为中国改革的先驱领域，二十四年前中国农业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曾经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和促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农业发展不仅受到资源短缺的约束，而且越来越受到市场的影响，农产品卖难、价格下跌问题日益突出，农民收入已经连续数年下降。中国农业发展正处于一个艰难的转折时期。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成为wto成员，像其他产业一样，中国农业也被迫开始走上了国际化的进程。人们期待走向国际化的中国农业，应该分享经济全球化和wto农业多边贸易体制的巨大利益。尤其是希望改善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环境，促进中国有优势的农产品的出口；进一步推动中国农业的对外开放，创造更为宽松、透明、稳定的投资环境，有利于吸收更多的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中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发挥比较优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维护国际农产品贸易秩序，建立稳定、公平、公正的贸易环境。但是，中国可能分享的这些农业国际化利益，有的是潜在的，需要国内系统、配套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才能转化为现实；有的是长期的，必须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才能真正体现。 正如2002年的各种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一年后，原先担心受冲击最大的农业并没有像预计的那样伤痕累累。于是，不少人悠然自得起来，认为中国的农业还是具备较强的竞争力的。然而，事实却是，在加入wto一年后的今天，农业免受强大冲击得益于国家各种保护手段的运用，农业开放进程也远未达到加入wto时的承诺，且离过渡期结束已时日不多，因此，此时轻松起来恐怕为时过早。 （一）加入wto对我国主要农产品的影响 1.我国农业的资源约束与比较优势 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数的43%。从长期看，人口增加、耕地减少、耕地资源紧张的矛盾将始终存在。不仅如此，中国还是世界上水资源最短缺的国家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如此严酷的资源条件，始终约束着中国农业的发展，也在根本上使中国农业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有关中国农产品比较优势的研究表明，中国粮、棉、油料等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下降。如从资源成本角度看，1997年中国每生产1公斤小麦和玉米将分别亏损0.15元和0.11元，资源配置缺乏效率。而大米、畜产品、园艺产品等具有比较优势。研究进一步显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产品生产国内资源机会成本的上升，是导致比较优势下降的主要原因。可以认为，在目前中国农业资源禀赋条件下，土地密集型的小麦、玉米、大豆等产品明显缺乏比较优势，不具备参与国际商业竞争的基本条件，而劳动密集型的畜产品、园艺产品等，具有比较优势，应考虑提高其竞争能力。 从资源角度观察的中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是农产品的潜在竞争力，并不完全等同于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把资源优势、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和市场优势，还需做出艰苦的努力，包括农产品品质、营销战略、企业经营经验、运输和流通成本、企业信用等。资源优势是决定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长期因素，但从短期来看，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应更多地体现为市场竞争优势。比如，2001年美国硬红冬麦在中国南方销区市场的批发价高于河南优质小麦的价格，目前约高出160～190元/吨。但目前国产小麦绝大多数都是三等普通小麦，在质量等级上与美国小麦差距较大，因此价格实际上不具可比性。所以，相对国产麦而言，美国小麦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优势。 2.加入wto对我国主要农产品的影响 我国执行wto承诺、开放国内市场，究竟对中国农产品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从国际竞争角度可将农产品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进口敏感性农产品，按照敏感度排序为大豆、植物油、玉米、棉花、食糖等。另外一类为出口竞争性农产品，如肉类、蔬菜、水果、加工食品等。根据中国农业资源禀赋特征，执行wto承诺对敏感性农产品将带来不利影响，但有利于竞争性农产品的出口。无论是进口敏感性农产品，还是出口竞争性农产品，如果对其市场竞争要素作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执行wto承诺会使中国农产品面对巨大国际竞争的压力和挑战。 粮食被认为是所有农产品中对市场开放最为敏感的产品。中国承诺取消粮食进口的非关税限制措施，今后对粮食进口实行关税配额管理。中国承诺的粮食（小麦、玉米和大米）配额2002年为1830万吨，占商品量的13%，2004年达2216万吨，占商品量的15%。2004年小麦、玉米和大米配额分别相当于其商品量的27%、12%和10%。按中国粮食口径，将配额折成原粮（包括将豆油配额折成大豆），2002年的粮食配额达3349万吨，占国内粮食总产量的7.4%。2004年达4107万吨，占9.1%（不包括用单一关税管理的大豆进口，2001年中国大豆实际进口1400万吨）。如果这些粮食全部进口到国内市场，将对国内产生深刻的影响。第一，有可能影响中国粮食生产总水平。2002年粮食进口配额占国内粮食总产量的7.4%，2004年达9%以上，已经超出1996年中国关于进口粮不超过国内产量5%的判断。这要求我们重新评估中国粮食自给率的安全政策。第二，将影响到粮食主产省粮农的生计。第三，进口粮食极有可能挤占东部主销区腾出的市场空间，使中部主产区增加粮食销售困难和库存压力，对中国农业区域布局调整和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不利。具体分析来看，形势也十分严峻。 （1）小麦。 国外小麦将在数量、质量、价格和疫病传播等方面，对中国小麦生产构成压力。与外国小麦相比，中国商品小麦质量普遍较差，种植规模小，生产成本高，进口小麦的竞争优势明显。 （2）玉米。 中国承诺的玉米关税配额量较大，且国营贸易管理比例逐年减少，加之今后不能采取出口补贴措施。因此，今后国内玉米将面临较大压力。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玉米生产成本较高；玉米生产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低，劳动效率低，玉米价格没有优势，使中国玉米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竞争能力。 （3）大豆。 与美国、巴西及阿根廷比较，中国大豆单产低、种植规模小、成本高；含油率不高，与国外相差2%～3%；质量参差不齐；国内大豆流通渠道不畅、供货不稳定，履约率差，使大豆加工企业无法建立国产大豆稳定的供货渠道。大豆进口实行单一低关税管理，且进口调控手段受限，意味着大豆进口将继续对国产大豆的市场扩张构成压力。 （4）植物油。 中国承诺的过渡期内豆油及其他植物油关税配额量较大，而且将在2006年全面开放市场，如果管理不当，其冲击将极其严重：一是国内大豆压榨企业将受到严峻挑战，面临全线停工、关闭的危险。二是由于压榨企业受到影响，国内豆粕生产也将受到冲击，届时中国不得不通过进口来解决豆粕需求，而进口豆粕实际相当于进口大豆。三是国内大豆生产者将受到开放大豆市场更为严重的挑战，国产榨油用大豆将完全没有出路。 （5）肉类产品。 肉类是中国出口竞争性产品。中国对牛肉、猪肉及禽肉产品降税幅度较大，而且对美国取消了检验认证限制，进口管理手段受到极大约束。在市场开放条件下，美国的猪、禽副产品可能会涌入国内市场，对中国禽肉、猪肉等生产及防疫产生严重冲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肉类产品具有成本和价格优势，具有出口潜力，但由于在品质方面等问题，影响了竞争力的提高，限制了中国肉类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总的来看，在农业国际化进程中，中国农产品可能将面临严峻冲击。一方面，由于中国农户经营规模偏小，大宗农产品生产经营成本高。粮食、油料、棉花等农产品已不具备商业竞争优势。随着对wto承诺的执行进口压力增大，对主产区及其农民会产生较大冲击。另一方面，肉类、蔬菜、水果和花卉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出口潜力，但这些产品长期以来在质量、卫生、技术标准上考虑国际市场要求不够，受国外较高的技术壁垒的限制，这些产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很难达到国外市场要求，使比较优势难以转变成竞争优势和出口现实。 （二）我国农业经济体制难以适应国际化 农业国际化对我国的农业经济体制和支持政策也带来严峻挑战：首先，现行的农业管理体制与机构的设置，是适应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格局而形成的，主要问题是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和对外贸易管理相互脱节，地区封锁，行业分割，部门垄断。不能对农业发展、农产品市场进行有效、灵活的调控和管理。 其次，现有农业政策、法律、法规体系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农产品供给短缺问题，在价格、投资、分配政策等方面，侧重于支持提高农产品产量，忽视了对农产品品质的改善和结构优化；侧重补贴农产品流通环节以及消费者利益，对生产者利益支持不够；在国民经济分配格局中，对农业的支持在总量上不足，在结构上不够合理。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农业补贴仍然很高的国际竞争背景下，中国目前仍然实行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特产税、“三提五统”等负保护政策，这在根本上使中国农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地位。 第三，农产品流通体制不顺，削弱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目前中国农产品流通体系存在着部门分割、垄断经营，市场运行无序，交易行为不规范，营销手段落后，尤其是农产品市场体系、质量标准体系和市场信息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产品竞争力的提高。 第四，我国农业经营主体不具备参与农业国际竞争的能力。中国千家万户小农的分散经营，在农业进入国际化阶段后，无论是在规模、效率，还是在竞争能力上，都不能适应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挑战。特别是，一方面，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没有大粮商、畜牧商、园艺商和食品加工商参与国际市场分配和竞争，另一方面，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服务于农户与市场之间中介组织发育不良，缺乏参与市场竞争的经营主体，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使中国农业在根本上不具备与那些在生产组织上已经产业化、集约化、规模化和商业化程度极高的国家的农业进行竞争的能力。 显然，如果我国不抓紧制定正确的应对战略，及时转变发展战略，调整政策，改革体制，全面提升农业竞争力，中国农业将很难在国际化进程中掌握主动权、赢得竞争。 在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农业国际化背景下，中国农业不仅关系到近13亿人口的吃饭和7亿近8亿农民的生计问题，而且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和中国经济发展全局。从现在起着力解决中国农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和紧迫。显然，传统的农业发展战略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中国农业参与国际化进程的新形势。当务之急，必须选择一个能够应对wto挑战、趋利避害，在农业国际化进程中保持持续稳定发展的长期战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十三、底层中国——哺育革命、开创改革，如今依然贫困 我国底层社会分化加速 1927年，带领一小部部队走上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自此开创了中国革命由农村包围城市的新局面。中国人带领广大劳苦大众，历尽腥风血雨，终于在“农民们用小车”的推动下迎来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崭新的新中国。开国元勋们真诚地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农民们用小车推出来的！ 1978年，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终于又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出现了转机。百年不遇的大旱、长期的食不果腹又一次激发了中国农民的智慧和创造力。8亿农民终于挣脱了“两个凡是”所坚持的“左”倾政策的束缚，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并一举扭转了困难重重、岌岌可危的中国经济。于是，国内外一致公认：这是中国农民的又一次伟大创造。 而今，我国农村各部门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49.2%，且呈继续下降趋势。其中，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降为14.5%。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扩大为3.1∶1；占国民总数2/3的农村居民消费总额占全社会消费总额的1/3；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46.2%和37.7%。在城市，居民们开始纷纷购买汽车，而农村，不少农民仍因为付不起0.8～1.5元/度的电费而重点煤油灯；在城市，有保障的市民们纷纷囤积药品、保健品，而农村，不少农民辛苦劳作一生却有病不敢医；在城市，高档别墅成片崛起，而农村，土房草屋却仍在为不少农民遮风挡雨……农民们说：我们可以吃饱饭，就是没钱买药片！有良知的农村基层干部们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 底层中国——哺育革命、开创改革，如今危机重重一加速分化的中国底层社会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转型期，目前则是处在加速转型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用20余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百余年的现代化之路，并且将在今后的几十年内以赶超的方式继续浓缩完成它们已走过的200余年的现代化历程。在当前这个加速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正发生着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社会结构也由整合型社会开始向分化型社会快速转变。这种转变即使是在我国传统势力比较浓厚的农村地区也是如此。 1.我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结构无论是在水平方向上，还是在垂直方向上都发生了迅速的分化。 第一，领域的分化。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领域的分化是农村社会结构分化的背景和前提。在高速转型期以前，我国是一个低分化高整合度的社会，且这种“高整合度”主要是靠国家对社会采取强制性的、高度的政治整合来维持的，经济活动和精神文化也同样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因此，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形成了很强的同质性。在高速转型期，随着社会分化的加深，社会分工的细化，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逐步从政治领域中分化出来并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与此同时，政治领域本身也不再以全社会代表的身份，而以履行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的职责，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这样，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由“大一统”向各自独立承担的功能分化，并为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分化打下了基础。 第二，区域的分化。区域分化主要表现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上。我国东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良好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领先的发展地位，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发展却相对缓慢。不仅如此，其发展的差距也越拉越大，表现在人均纯收入上，以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为1作标准，1996年东部、中部、西部三者的比例为1.99∶1.37∶1，2000年三者的比例为1.92∶1.30∶1。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北最低，且这种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区域分化越来越剧烈，但中部和西部差距在减小。此外，根据有关部门对农村调查的数据推断，现在全国有65%～75%农村的农民收入水平普遍低于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水平，这也说明农民人均纯收入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很大。 第三，阶段分化。1978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后，长期以农为本缺少变化的农民阶层内部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形成了农民工人、农民个体工商户、农民私营企业主、农民知识分子、农民企业家、农村管理者等不同的地位群体，而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却只占有60%左右了。农民阶层内部的分化打破了长期以来刚性单一、相对封闭而又具有较强独立性的农民身份，使其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出现了诸如农民身份的工人和农民身份的干部等边缘性群体。这种边缘群体的出现正是社会分化的直接结果，他们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将会使其缺乏稳定而长期的预期，在丧失原有的文化价值和组织归属地——农村的同时，很可能会陷入一种“游民化”的状态，从而对整个社会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 第四，组织的分化。进入高速转型期后，社会组织结构也由一元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并形成了大量新型的经济组织和民间组织，其结构模式多样化，异质性十分明显，尤其是原来中央控制社会的权力逐步向地方和部门组织转移后，加强了后者的封闭性，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隐患。它们既无力担当起在新的基础上整合社会的功能，又加剧了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引起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大为增加。与此同时，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削弱，使已经解体的传统社会群体，包括宗族、种姓、宗教等团体重新聚合，且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农村社会帮会组织不断勃兴，流氓、娼妓、乞丐等次生社会集团重新滋生，成为威胁农村社会稳定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第五，利益的分化。在加速转型期，伴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各类利益主体的自主权也在不断扩大，利益的分化也势必发生。农村社会分化产生的许多利益群体和阶层，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会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对利益的追求会成为广大农民社会行为的一种强大动力，而利益的分化实际上也是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过程，这必然会在不同利益主体间产生广泛的矛盾和冲突，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农村基层组织管理者与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已成为影响我国农村社会的重要因素。 第六，观念的分化。农村社会分化的加速也必然会在农民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有所反应，尤其是随着外来文化和城市文明的传播，广大农民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将会不断趋于丰富和多元化，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也会大量涌现，致使各种观念相互碰撞与冲突频发。社会所倡导的价值标准与实际生活中人们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在许多方面相背离，使得人们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公与私、义与利等重大问题上愈来愈向后者偏移，表现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则是农民的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不满情绪的增加和蔓延。而这种观念与心理上的分化和冲突，将成为高速转型期农民行为越轨和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大量产生的思想基础。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使农村社区成为具有许多层次的多元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又由许多处于不同地位、拥有不同权力以及担任一定职责的社会群体组成。毫无疑问，社会分化在促使社会结构功能更加完善、更加充满活力的同时，也使社会结构更加多样化、复杂化，从而给社会稳定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总的来说，社会分化对我国农村社会稳定施加的影响可能有：一是动摇传统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二是引起社会地位群体的重新排序，从而使一部分地位群体因成为社会的突生力量而对社会现有的制度结构和组织状况提出新的要求，这种要求一旦得不到满足便会形成群体间的利益冲突，从而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三是分化瓦解原有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交换规则；四是分化的不均衡性导致新的结构性失衡和冲突。 当然，我国当前社会分化引起的社会非稳定性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会导致社会结构的解体、社会秩序的动荡和社会问题的增加，因为社会分化的过程本身也可以孕育着新的交换模式的建立和新的整合方式的出现。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加速转型的实质是要摆脱不发达状态，以逐步实现现代化，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也是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和重新整合并逐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并冲破业已僵化、停滞的社会定势结构，以促使新的社会结构要素不断生成。这就需要对已经分化了的社会结构不断进行社会整合。 2.我国农民的阶层分化 前文也已指出，在农村社会结构分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农民也同时在进行着阶层的分化。若以职业为标准对当代中国农民阶层进行划分，根据当前我国农民所从事的不同职业，当代中国农民可划分为以下几个阶层： 一是农业劳动者阶层。 该阶层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主要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并且大部分或全部生活来源依靠农业生产的收入。其内部又存在四个层面：一是农业承包大户或种田能手的农业专业户，这部分人大部分是拥有较高的种田技术的经验，且有较强的劳动经营能力、较多的农机具和较充足的资金、向社会提供较多的农副产品，家庭收入较高，生活富裕，在村子里有一定的影响，在农忙时一般都雇有雇工，有的长年雇工；二是农业收入比较稳定，生活比较安定的农业劳动者；三是温饱型农业劳动者；四是贫困户。 二是农民工阶层。 农民工阶层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到大中城市或异地打工的农民，这一部分农民的收入相对较高，眼界都比较开阔，观念都比较新，大部分人都有一技之长，是未来回乡进行再投入和发展各种产业的主要力量；二是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工人，他们离土不离乡，下班和农忙时兼顾农副业生产，这部分人的收入较农业劳动者要高，比外出打工的要低，尽管这个群体是产业工人的一部分，但由于离土不离乡，其观念与务农农民差别不大；三是雇工，是指被乡、镇和村、队里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和农业专业户雇用的工人，这部分人尽管由于在以上三种不同的雇主那里打工所得到的收入有所差别，但他们的共同点是劳动强度大，工作和收入不稳定，缺乏稳定的安全感。 三是私营企业主。 指社会身份是农民，且开办私营企业的那部分人。据国家工商局统计，截止到1999年底，全国办在农村的私营企业共有614877家，私营企业投资人约100万人。另据有关单位对全国百家乡村私营企业主的调查，乡村私营企业主的年龄有10.3%的人在30岁以下，52.6%的人在31～40岁之间；23.7%的人在41～50岁之间，51岁以上的只占13.4%；在文化程度上，文盲和半文盲占9.3%，小学和初中占76.3%，高中以上占14.4%。所以乡村私营企业主大多年富力强、文化素质高、懂技术、会管理、见识广，而且他们的经历一般比较丰富。据统计，在社会经历上有10.3%的人曾经是国营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或者是国家干部，有11.3%的人当过军人，有7.2%的人当过老师，有18.6%的人当过乡镇集体企业的管理人员，有17.5%的人当过村干部。而开办私营企业的那部分人，尽管只占农民总数的0.1%～0.2%，但是由于他们拥有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大量雇用劳工，他们在农村有着区别于其他阶层的价值观念和不同的政治追求。他们与乡村干部及税务工商等部门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他们的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他们都有要在县、乡或村谋个头衔和职务的政治需求，这一方面可以有效地保护已有的财产和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又可以影响地方政治和政策来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 四是农村管理者阶层。 农村管理者阶层包括农村干部和乡镇企业管理者（后文将乡镇企业管理者单列说明）。农村干部又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在乡镇党政机构里工作的脱产干部。他们一般都属于普通业务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常年在乡镇机关工作，享受地方财政给予的工资和相应的福利待遇，但他们的户口仍在农村，村里仍有责任田。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到1998年在基层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金融、保险等单位工作的农村干部有148万人。第二类是村务领导干部。他们是半脱产干部，包括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村务会计等享受常年固定补贴的村级领导干部。他们负责全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组织管理工作。他们的身份是农民，同样承包有土地。他们的实际收入一般都比普通农民高，在农村有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第三类是村务一般干部。主要包括妇联主任、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治保调解主任和村民小组长等不脱产的一般村务干部。这部分干部协助村务领导干部负责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具体工作，或者是全面负责一个村民组的工作。这类干部人数不固定，如按每个村平均6个村民小组来测算，加上村级其他一般干部，粗略估计，全国大约有600万这类干部。第四类是乡镇企业管理者，他们是准乡镇干部身份，但他们的职业不同于乡镇干部，户口在农村，他们的收入要比乡镇干部高得多。 不过，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村管理者与农村社会其他阶层的关系并不好。在一些地方，农村干群关系高度紧张。这里的原因比较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农村管理者的管理缺乏透明性和公开性，农民群众对社区决策和公共资源配置没有发言权和监督权；二是在执行国家政策时缺乏回旋余地，特别是许多政策没有给他们提供应有的回旋余地，所以容易招致群众对他们的不满；三是1996年以后，农村经济发展出现波折，农产品价格连续几年下挫，乡镇企业发展受阻，乡村两级财政普遍困难，多数乡村财政入不敷出。在中西部地区和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多数乡镇不能按时给干部发工资。有些乡镇就设立各种名目向农民摊派收费，加重农民负担，引起农民不满。所以，近几年来，一部分地区的干群关系比较紧张。为了改善这种不利局面，多数地区现在正在采取精官简政的改革，有些地方则采取撤乡并镇和合并行政村的措施，其目的之一是为了减少庞大的农村干部人数。 五是农村知识分子阶层。 农村知识分子阶层的职业类型比较多，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乡镇、村的农民干部中、私营企业主和乡镇企业管理者中，大部分都是由农村知识分子出任的。但由于他们的职业和政治、经济地位不同，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取向与农村知识分子阶层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这里所指的农村知识分子阶层包括农业技术员（负责农业技术的普及推广应用）、农村教育工作者（主要是民办教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都转成公办教师，这个群体越来越小）、医务人员（负责农村的卫生、防疫、计划生育等）。这部分人的收入中等偏上，并相对稳定，由于他们在农村具有相对比较高的文化知识、认识水平和法制观念，是农村改革的积极推动者，但如果乡村吏治比较或社会有失公正时，他们也是挑起群众进行抗争的原始动力。 另外，还有不少数量的农村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上，都是一种向上的流动。 分化现状不适应小康建设的要求 1.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是一个自发的过程 尽管改革开放催动了中国农村社会趋向现代化的分化和变迁，但是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农村社会内部的一种自发的选择过程。以曾一度红红火火的乡镇企业来说，是农民在中国城乡二元格局下做出的一种非农化选择。既然农民一时不能进城，那就通过办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使一部分农民先改变职业，由农业转到第二、三产业劳动就业，使乡镇企业成为国家工业化的另一翼。但是，并非任何农村地区都能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来实现非农化和工业化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西部农村的乡镇企业生长发展的条件改变了，市场已经被城市工业和东部乡镇企业占领，而且创办乡镇企业的条件也严苛了，当年国家鼓励发展乡镇企业的优惠贷款、减免税等政策都被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中西部农村再要发展乡镇企业，就困难重重了。 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外部环境也改变了，乡镇企业发展遇到了结构性困难。一方面，整个国民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由卖方市场转入买方市场，工农业产品普遍过剩，市场疲软，销售困难；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存在“二国营化”管理体制问题，产权不明晰。于是，乡镇企业纷纷开始改制，转变为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以适应市场化竞争的需要。 另外，小城镇建设之所以一度勃兴，也是因为在二元结构格局下，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是一种自发过程。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要继续发展，就必然逐步集中起来，可这时城市并不允许它们进来，于是它们只能到小城镇集中，乡镇企业的职工及其家属也随着企业的搬迁而迁居小城镇。从表面上看，小城镇发展是农村发展的内在要求，但实际上这是整个国家社会结构格局限制的结果。然而，这一本质问题往往被有关方面忽视，提出了“农村城镇化”的口号。按现代化的要求，城镇化是不够的，城市化才是合理的、必然的现代化选择。当然，与改革前不允许农民进城的局面相比，小城镇建设确实是一大进步，但是城市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中国现代化是绕不开这一规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农村要通过社会结构变迁实现现代化，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性前提是，必须彻底打破城乡二元格局，消除身份制的影响，把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纳入到国家整体的社会流动，使农村人口的职业转移与居住变迁、社会地位变迁同步进行。 2.农民阶层分化存在若干矛盾 首先，职业分化趋势明显与生活方式分化和身份变更滞后的矛盾。 从当前农民阶层分化状况来看，虽然大量农民从传统的农业生产领域分离出而向其他社会行业领域转移，成为其他领域日益增加的就业人员，从而呈现出农民阶层分化过程中职业多样化的趋势，但这种阶层分化仍停留在职业分化的表层结构上。尽管有30%的农村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但他们绝大多数仍居住在农村，过着传统的农民生活方式，仍然保留着许多农民的角色意识与心理。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与观念并没有发生深刻的变化。换句话讲，这些由农民转换过来的各种职业人员并没有成为成熟稳定的真正意义上的各种新型角色人员，尚未发生身份的彻底转换，农民依旧是“农民”，农民的特性仍然非常显著。这种农民生活方式分化相对滞后无疑反过来又成为制约农民阶层分化的阻碍因素，不利于农民阶层分化过程进一步深化。 其次，阶层分化过程中行业之间的矛盾冲突日渐突出。 在农民阶层不断分化过程中，由于行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经济利益差异性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各行业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日渐突出，值得注意。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农村管理者阶层与劳动者阶层之间的矛盾。由于政出多门而引起的农民负担加重，加之一些村务干部等，使得国家利益与农民阶层的利益矛盾集中表现为农村管理者阶层与劳动者阶层的矛盾，甚至激化为干群关系紧张局面，也是后文中农民各阶层参政行为非制度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行业宗派家族倾向与行业社会化趋向相矛盾。农民阶层分化在许多地方并不是完全按照社会化程度自觉进行的，而是依靠血缘关系、地域关系建立起的，具有明显的传统宗法血缘与地域限制倾向。如许多私营企业，或属于家族式企业，其管理主要靠血缘关系来维持；或属于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垄断性地方行业，各村分割为政，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行业仍保留着传统作坊的色彩。在某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带有黑社会势力倾向的行业区域，画地为域、各霸一方经营。显然，农民阶层这种行业分化倾向与现代社会的以社会化程度为基础的阶层分化趋势是有矛盾的。建立在这种非社会化分化基础上的各行业之间的矛盾冲突会带来整个农民阶层分化过程的无序性，影响社会稳定。 第三，片面追求城市工业化，缺乏独立创新特色，专业独立化相对滞后。 农民的阶层分化无疑首先是受城市工业化利益的吸引带动而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工商业等模式效应成为其分化的直接动力，对农民阶层打破自身传统封闭状态而进行多层次的对外分化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直接受城市化模式的影响，必然造成农民阶层分化的片面倾向，即片面地追求城市化，一切都被动地适应传统城市化模式，完全按照传统城市既成模式来简单重复地改变自身结构。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农民大量地盲目流向城市打工，简单重复地充当城市就业人员角色；另一方面，许多农民打工回乡后，在乡村，无论是生产何种项目、产品还是进行管理的方式，都简单盲目按照城市工业化现有模式，缺乏独立的创新意识，不善于依据本地实际资源和情况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地发展有自身特色的工矿企业，缺乏阶层分化过程的专业独立化特点。显然，这种照搬传统城市模式的片面化倾向，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以牺牲了农民自身独立发展前途为代价的，是传统城市在乡村区域的简单重复扩展，既加重了城市在传统意义上的扩展压力，也限制了在更新意义上的发展，不利于城乡之间在更新层次上的交流和互补发展。 第四，行业分化不平衡，特别是科技文化阶层比例偏低，其活动效率低下，自然资源的浪费与破坏较为严重。 有关资料表明，在农民分化的阶层结构中，农业技术人员、教育工作者和医务工作者等科技文化阶层所占比例很小，而其他绝大部分则是农民劳动者阶层和文化素质较低的企业主管理阶层，他们所占的比例很高，二者很不平衡。显然，这种技术密集型阶层所占比例甚微的农民阶层分化结构不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最优阶层结构。在这种粗放型劳动阶层结构中，其活动效率较为低下，并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浪费与破坏。如许多乡村小煤矿、小金矿、小化工等企业，不仅造成了我国自然资源的浪费与破坏，而且还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了生态污染。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农民阶层分化过程中科技化和专业化程度不高。 第五，农民各阶层参政行为的非制度化倾向日渐明显，民主法制建设、文化教育等相对滞后。 农民阶层的职业分化，必然带来自身政治文化行为的变化。就农民阶层政治行为来讲，近几年来，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活动形式为信访活动、投诉活动、行政诉讼等几种。虽然较之过去而言，农民阶层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按照社会整体发展要求来讲仍然算是很低的。他们的参政行为主要以单纯维护经济利益为目标，而缺乏政治文化的自觉。值得指出的是，部分农民的参政行为存在着非制度化倾向，即不按国家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进行政治参与，甚至也包括违反法律的非法参与。常见的主要有行贿、暴力攻击执法人员、冲击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等。这些问题近年来有扩大趋势，给农村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非制度化参与往往又与暴力参与合二而一，特别是近年来农村出现了一些非法团伙、恶势力特别是黑社会势力，成为破坏农村社会秩序稳定的政治因素，应该值得重视。就农民阶层的文化行为来讲，其文化行为、文明程度也是较低的，缺乏高度文明文化生活的自觉性与精神。因此，就农民阶层分化过程来讲，其民主法制文化的发展程度相对滞后。 3.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在某些方面还出现了与现代化发展方向相背离的趋势 如果从国家的整体社会结构角度来看，尽管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变迁比80年代有更多的进步，但是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没有发生新的突破性进展，也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在某些方面还出现了与现代化发展方向相背离的趋势。 第一，尽管农村社会在进一步分化，但是农村人口却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越来越多。 第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分化存在着结构性不合理问题。 第三，农民工人数有所减少，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和非农化进程。 第四，农村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增加缓慢，从1989年到1999年，仅仅增加了两个多百分点。 第五，农村一些社会阶层在经济上处于劣势，最近几年，他们的收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这种状况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第六，农民工和雇工阶层的经济状况比农业劳动者稍好一点。但是，一方面，他们的收入不是很稳定，他们随时都有失去工作的可能；另一方面，他们的工资收入一直没有多少增加，十多年来基本停留在400～500元的水平上，而他们的劳动强度却非常大，工作环境差，几乎没有任何保障，他们面临经常性的人身安全问题，在经济和事故纠纷中大多是受害者。 最后，我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还存在着区域性不均衡的问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十四、不和谐的中国农村政治 不稳定的农村政治现状 中国农村政治状况总体上也不如城市，在这里引用不少有识之士的话说就是：中国农村已出现了严重的政治不稳定因素。 1.农村社会格局由国家主导，但基层干部行为失范、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等问题突出 目前，国家主导我国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代表国家权力为基本特征的乡镇政权掌握着农村社会最主要的权力资源，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但存在乡镇干部行为失范、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等诸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最直接的目标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否定，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实行政社分设。而政社分设后生产的“乡政村治”体制，成为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乡政村治”体制的“乡政”，是指乡级机构的功能运转主要体现在乡政权上，特别是体现在乡政府的职能上，从乡级政治事务、行政事务和经济事务的管理方面，都突出一个“政”字。而“村治”则是指村级组织对村域事务在自治基础上的具体管理。在这一体制中，“乡政”代表着国家权力，具有系统而完整的组织机构，而且掌握了农村社会最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控制和主导着农村的发展。 主要表现在： 其一，人民公社体制废除时，国家政权的基本属性通过新的“乡政”体制顺延了下来，特别是经过近二十年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全国各地的乡镇普遍建立了完备的党委、人大、政府及政协等政权组织。这些组织机构分别从党务、立法、行政和统战等系统强化着国家政权，以保证国家权力自中央到地方的统一性。 其二，各乡镇政权配备了大量的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随着公务员制度在乡镇的推行，大批有文化、懂法律的优秀知识分子充实了乡镇干部队伍，乡镇干部的整体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他们在乡镇政权的各个岗位上，确保了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实施。 其三，普遍建立了乡镇财政制度，乡镇政府具有了一定的财政自主权，提升了乡镇政权在经济、文化事业和社区发展等领域上的政治能力。 其四，乡镇企业有所发展，增加了乡镇政权对经济的影响力。特别是那些由乡镇政府直接管理的具有资源性质的乡镇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乡镇政权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工具。 但是，目前的“乡政”也存在诸多问题，极大地影响了乡镇政权的施政能力，乡镇政权的社会动员能力呈下降趋势。 首先，体制上冲突。乡镇政权体制存在诸如党委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运作的现状与党政分开的改革目标及乡镇长负责制之间的冲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定权力受到一定程度虚置；政府职能部门条块分割，乡镇政府的管理职能受到肢解，政府功能和权力残缺不全等问题。 其次，人员“臃塞”，乡镇财政负债严重。目前我国乡镇政权吃“财政饭”和“事业饭”的人数普遍在100～200人之间，有的甚至超过500人。乡镇政权人员的“臃塞”，势必增加乡镇财政的负担。据对全国81个农民负担监测县调查，平均债务额1098.6万元，平均净负债708.2万元。乡镇财政濒临破产。 其三，乡镇干部整体综合素质较低及激励机制欠缺，工作效能差和制度化程度低，其行为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寻租性，贪污现象较为严重。特别是有些地方为了缓解乡财政的负担或乡镇干部自己获利，采取各种名目增加农民负担，并在与民争利时采取许多非法的失范行为，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乡镇政权处于从农村获利和维护农村安定的两难之中。 2.村民自治正在改变农村政治的性质和运作路径，但农村政治制度化建设落后极大地影响了村民自治体制的绩效和发展空间 目前，中国村级治理体制正在实现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结构性转型。这种转变是与农村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相联系的。从1984年开始进行的农村第二步改革，使市场成为了配置农村社会资源的主要形式之一。农村社会一定程度的市场化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促使社会流动增加，并使中国农村社会的分层结构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因市场化取向而产生的社会分化，又受到了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约和影响。具体来说，一方面，由于市场化取向的冲击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约，形成了农村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特别是农民阶级的大分化，瓦解了中国社会非民主、非法制的社会根基，中国农村社会正在进行以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过程。然而，分化本身并不足以导致现代化。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人民群众自治，即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其目的是使广大农村居民在本村范围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有效地处理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本村公共事务，将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最基层，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但是，村民自治在实践中普遍存在深层次的体制性冲突。表现在： 第一，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村委会在权力关系上的冲突。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国家实现对农村社会一体化整合的工具，在村级正式组织中处于领导核心位置。可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是以国家法律的授权为依据、以全体村民的民主选举为基础的，在法律上并不具有服从村党组织的义务。两者权力来源和职权不同的客观存在，必然影响到农村政治的统一性。而为了解决这些冲突，有些地方在乡镇党政的支持下，采用控制选举、用党支部会议代替村民会议、以党组织替代村委会行使职权等所谓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运作的方式来控制农民自治组织。其结果是改变了村民自治的民主性。 第二，国家行政权力与村民的自治权力之间的冲突。从国家立法上来看，村民自治否定了公社体制时国家政权与农村组织特别是乡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将过去那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转变成为国家政权对基层自治组织的指导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的变化，最主要表现在：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农村权力的基础已由上级授权而改变成了村民授权。这种改变必然影响到国家行政权力对村委会的管辖权限及行为习惯等问题，也必然影响到乡镇政权的权威。乡镇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施政能力，一方面通过强化对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并通过建立村级党组织来控制村民自治组织；另一方面则是实行“村财乡管”等措施来削弱村民自治组织的职权。 第三，村委会的自治权与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之间的冲突。根据《村组法》的规定，村委会不仅管理着村集体的土地和财产，还具有支持和组织全村发展经济的责任和义务，并需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因此，人们按照人民公社时期的习惯思维，将村委会视为集体经济组织。有些地方就借发展集体经济为名，将村委会职能扩大，不断强化村委会的经济功能，使之向经济组织方向发展，并以此来剥夺农民的经营自主权。 3.农民公共参与意识正在加强，但是，非制度性参与、非法参与和宗族性参与影响着农村政治权力运作过程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政村治”体制之后，农民成为了“村民”，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并拥有了参与社区管理的民主权利。事实上，在国家大力推行村民自治过程中，特别是在近几年进行的第四届和第五届村民选举时，每届选举全国有6亿、占总数90%的农民参加了村委会的民主选举，表现出空前的政治参与热情。在一些村民自治搞得好的地方，村民已在事实上享有了村务的管理权。而当这些选举权和管理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有部分农民已能够拿起法律武器，与各级党组织或干部对簿公堂。特别是部分农民通过组织或参加新型的经济合作组织，在农村形成了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这些都表明，我国农民的民主观念和权利保护意识不断加强，农民的公共参与已经到了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我国农民的公共参与还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表现在： 一是公共参与主体的分化，形成了新的政治上“有权群体”。据调查，目前许多地方虽然进行了形式上的民主选举，但是并没有建立相应的民主管理体制，村务的管理权在事实上被大约11%的管理者和特权者掌握，大多数村民处于农村政治权力的边缘。 二是农民非制度性参与大量存在，采取集体行动对抗基层党政的事件增多。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和农村干部的行为失范。特别是近几年来，农民的增收较为缓慢，而有关农民负担却日益增加，乡镇政权的财政收入以及乡镇干部的工资及福利补贴都直接依赖于农民的税费，而村级组织在代理国家和乡镇收取上交提留任务时常“搭便车”的行为并有些过激手段和方式，这样不断积累了村民的不满对抗情绪，一旦有动员性力量加入，就可能以非理性的、难以控制的方式发泄出来，农村社会就会处于动乱之中。 三是农民非法参与有扩大的危险。近几年来，部分农民通过贿赂、暴力威胁和恫吓等手段影响乡村干部决策或村委会选举的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有些地方，黑恶势力侵入到村级政权，出现了恶人治村，地痞村霸气焰嚣张，扰乱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农民的财政和生命权益受到极大的侵害和威胁，民主和法制遭到了无情的践踏。 四是村民通过家族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现象有所增加。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家族势力作为农村社会的一种自在秩序，得到了国家政权的扶持，家族现象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外观形态。但自中国进行转型期之后，稳定的家族势力遭到了冲击，特别是随着农村社会的集体化和公社化的开展，宗族组织逐渐瓦解，家族势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国家对农村政治的高压式的控制有所减弱，家族势力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具有完整文化内核的历史悠久的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宗族组织的复兴并成为农村政治参与的主体，一方面为目前缺乏社区归属感的农民提供了精神上的依托和经济上的保障，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一定的意义；另一方面有些宗族组织通过操纵或暴力破坏村民选举来控制农村基层组织，破坏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随着我国农村市场化进程的发展和乡镇体制改革的深入，乡镇将在组织形式和职能方面由国家基层政权组织向社区自治组织转变，农村社区务的范围将有所扩大，而国家政治层面将往县级政权提升。而为了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强化法律权威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就成为必然。 “条”和“块”的农村组织结构 目前，我国农村的组织结构分为县、乡、村三个层次。在这三个层次中，既有横向关系，也有纵向关系。 1.县级组织结构 在中国地方行政体制中，县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级行政建制。直至今日，县仍然具有直接面对农村和基层、功能完整、结构齐全的行政管理特征，发挥着联系上层机关与基层组织及广大农民的关键性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行政体制中，县级建制包括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四种平级建制（直辖市所辖区不包括在内）。县级建制的上级地方行政建制有两级，一级是设区的市或自治州，通常称为地（市）级建制；一级是省、自治区或直辖市，通常称为省级建制。 在中国的县级地方，既有领导机构，也有权力机关和行政管理机关，还有政治协商机构和审判机构。 在目前的政治体制模式下，中国的县级委员会是县级地方的领导机构。县委设书记1名，副书记若干名。县委下设的工作机构，一般是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三部”和纪委、政法委、保密委（或保密局）“三委”。有的县还设立了政策研究室和老干部局等机构。县委书记是县级地方名副其实的“一把手”，但是为了强调“集体领导”，本地方的重大问题都要由包括县委常委在内的“县委一班人”讨论决定。县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以及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的部长，一般都是县委常委。 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法律规定的县级地方的国家权力机构，拥有“三权”，即县级地方重大事务的决定权，对本县其他国家机构的监督权，对本县其他国家机关负责人的任免权。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主任1名，副主任和委员若干名。县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主任、副主任、委员）为11～23人，人口超过100万的县级地方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超过29人。县级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为办公室、代表联络科（或代表联络工作委员会）及财经、法制、教科文工作委员会或科、室。 县级地方的人民政府，是本地方的国家行政机关和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执行机关。县级人民政府实行县长负责制，设县长1名，副县长若干名（一般为5～7名，其中包括1名常任或挂职的科技副县长）。县级人民政府下设的工作机构最为庞杂。按照1993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确定的机构设置标准，县党委和政府设立的工作机构应在25个左右，政府应设办公室、计划与经济局、农业局、教育局、公安局、民政局、财政局、人事局、卫生局、计划生育局、审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局等机构。但实际上各县级人民政府下设的工作机构一般在40个左右，机关人数一般为800人左右（2003年前的一般情况）。 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方机构，县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是县级组织结构中的重要咨议机构。政协委员会设主席1名，副主席若干名。 在县级地方，设立初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并设立兵役机构人民武装部。此外，还有各种人民团体，如县妇联、县总工会和共青团县委等机构的设置。 县级地方的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和人民政协委员会所谓“五大班子”，构成了一种特定的横向关系。“五大班子”的相互协作，已成为开展以“农政”为核心的县级工作的固有模式。 县级地方的各大班子，与对口的上级单位（省与地、市），既有纵向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如党委、纪委和人民政府），也有指导关系（如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协委员会）。在下一级的乡镇，县级地方各机构大多设有相应机构或人员，实施垂直领导或指导。 2.乡级组织结构 中国古代长期在县以下实行乡里制的行政管理体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县以下基层政权实行区、乡（或行政村）两级制。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八二宪法”）又恢复了“五四宪法”对乡、民族乡、镇政权形式的规定。1983年10月12日，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全国农村随即开始撤社建乡工作，至1985年基本完成，大多数地方以人民公社为基础建立乡镇，少数省建立了区公所和乡镇两级建制（如广东省、云南省和湖北省），后来区公所逐渐撤并，全国实现了基层政权的划一制度。恢复乡镇行政建制之后，新的领导体制和组织机构逐步形成，在乡镇一级同样建立了领导机构、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 与县党委相同，乡（包括民族乡，下同）、镇党委是乡镇的领导机构。乡镇党委设书记1名，副书记若干名（一般为2～4名，一般由一名副书记兼任乡镇长，一名副书记管理党务），较大的乡镇还设立纪委书记。乡镇党委成员一般包括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和乡武装部长等。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是本级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设主席1名，副主席1～2名，秘书1名，组成乡镇人代会闭会期间的办事机构。乡镇人大主席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职务。有的地方模仿县人大常委会模式，将乡镇人大主席团设定为人代会闭会期间代行人大职权的机构。 乡镇人民政府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设乡镇长1名，副乡镇长若干名（一般为3～5名），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副职协助正职工作。乡镇政府下设的办公机构，有政府办公室、民政办公室、工业办公室、农业办公室、教育组、信访办公室、计划生育办公室和综合治理办公室等。 乡镇党委、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构成乡镇的“三大领导班子”。此外，有的地方还设立了企业委员会（或称企业经济委员会）或农工商联合总公司，由一名副乡镇长兼任主任或总经理，直接领导本乡镇各企业，实际已成为“三大领导班子”之外的又一个领导班子。乡镇的领导体制，原则上仍由乡镇党委统一领导，但由于党委成员中不直接处理政务的纯党务人员占绝大多数，并且行政级别较低，无力领导较高行政级别的乡镇政府领导人，所以乡镇事务往往由全体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和正、副乡镇长等参加的党政联席会（或称党扩大会）共同讨论决定，党政联席会实际上已成为乡镇一级的基本决策形式。 与此同时，乡镇一级除了各大领导班子的横向关系外，县对乡镇还存在纵向领导或指导的关系。 首先，就党的系统而言，县级党委与乡镇党委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种领导关系，既包括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并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具有实政领导意义。 其次，就人大系统而言，县级人大常委会指导乡镇人大工作，但是在选举时，乡镇一级的选举委员会要受县级人大常委会领导，使两级人大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既有指导关系（长期）、又有领导关系（短期）的特殊上级关系。 再次，就政府系统而言，县级人民政府与乡镇人民政府同样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这种领导关系更为全面和具体，并通过完备的机构设施得以实现。乡镇政府的大多数工作机构，如民政办公室、工业办公室、农业办公室、教育组、信访办公室、计划生育办公室和综合治理办公室等，都是县级政府相关部门的对口机构。此外，在乡镇一级还设有大量的县、乡“双重领导”机构，即所谓“七所八站”（所一般为政府机构，站一般为政府所属行政业机构，总数往往不止15个），实际上构成了县级地方各种职能部门（包括中央和省设在县一级的管理部门）在乡镇的有效延伸。 除此之外，在乡镇一级亦有妇联和共青团等人民团体（或称群众团体）的设置，有的乡镇还设置政协干事，这些机构或人员，亦受县级对口机构领导。 3.村级组织结构 在乡里制下，中国曾长期实行保甲制度。新中国成立后，自1983年撤社建乡开始，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组织形式亦随之发生变化，原来的大队多改建为村民委员会，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但不少地方习惯上仍称为队），少数地方实行村公所或管理区制度，即在原大队一级单位设立乡政府的派出机构。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之后，未建立村民委员会的地区都加快了改制步伐。 村民委员会的建立和“村民自治”工作的逐步展开，使村级组织有了一套新的模式。 村级党支部是本村的领导核心。党支部一般由5～7人组成，设书记1名，副书记1名，支部委员3～5名（包括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等）。村党支部书记作为全村的“一把手”，其政治权力不可低估，而且还往往掌握着村里的部分或全部经济大权。 村民委员会被定位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设主任1名，副主任1名，委员3～7名（一般为会计、妇女主任、治保主任等）。为有效地对“村政”进行管理，在村民委员会之下，一般还设有人民调解委员会、治安保卫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社会福利委员会、经济建设委员会等机构。 村民委员会之下，还设立村民小组。随着“村民自治”的不断深化，在不少地区出现了村民代表会议的组织形式。村民代表由村民选举产生，村民代表可以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制定村规民约并对村委会实施监督，有的地方还特别设立了由村民代表组成的理财小组或村务公开小组，定期检查村里的财务情况和政务情况。 在村级组织中，还有一种需要注意的机构是经济合作委员会（有的地区称为经济合作社）或覆盖全村的总公司、集团公司。这类机构虽是经济组织，但往往带有一定的行政职能，其主要负责人一般由村党支部书记或村民委员会主任兼任。 在村一级也有共青团、民兵组织，设立团支部和民兵营（或民兵连），团支部书记和民兵营长（或连长）成为党支部、村民委员会、经济合作委员会之外的村干部（但有不少地方的团支部书记由一名党支部委员兼任，民兵营长或连长由治保主任兼任）。 村级组织在党、政两方面受制于乡镇。从党的系统上，村党支部在乡镇党委领导下工作，乡镇党委对村级党支部，同样是既有政治领导，亦有组织领导甚至实政领导。此外，有的地区乡镇政府的职能部门还派人住在村里，直接插手村里的财政、税收等事务。 农村基层组织选举极不完善 1.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实行全国普选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县、市辖区和区设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乡设立人民代表会议。在选举程序上也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采取了指选、派选、特邀等代表产生方式，并普遍采用举手表决方式。 1995年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任期改为五年，乡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仍为三年，两级人大的选举从此分开举行。 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扩大了民主的范围，每次选举不仅是一次农村及城镇公民的整体动员，亦是选民政治参与的一次重要机会。经过多次选举实践之后，农村的选民已经比较熟悉人大代表选举的程序，并基本能够按照选举组织者的意图，顺利完成选举工作。 县、乡两级的国家机关领导人员都要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以下四种国家机关领导人员：(1)县（自治县、市辖区、不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2)县（自治县、市辖区、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县（市、区）长和副县（市、区）长；(3)县（自治县、市辖区、不设区的市）人民法院院长；(4)县（自治县、市辖区、不设区的市）人民检察院院长。此外，县级人民代表大会还要选举产生出席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乡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两种国家机关领导人员：(1)乡（民族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2)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乡（镇）长、副乡（镇）长。此类间接选举，由于在较小范围内进行，并具一定的封闭性，始终在各级党组织密切关注下进行，选民对其知之甚少。 2.党组织系统的选举 从《中国章程》（中国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1997年9月18日通过）对县级以下的党内选举规定可以看出，在党内选举中，亦是既有直接选举，也有间接选举。农村的党组织系统的选举，分为三个级别：一是村党支部选举，二是乡镇党委选举，三是县级党委选举。村党支部实行党员的直接选举，乡镇党委和县级党委都由党的代表大会（简称党代会）选举，实行的是间接选举。 村党支部的任期与村民委员会的任期相同，都是三年，换届选举的时间往往在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之前。村党支部选举的形式，大多是在本村党员大会上公布支委委员候选人名单，由党员投票选举，有的地方实行等额选举，有的地方实行差额选举。选举产生新一届支委会后，在支委会上推选支部书记、副书记，并确定其他支委的分工。需要注意的是，多数地方的乡镇党委都要在选举前指定各村党支部书记人选，选举不过是走形式；有的地方乡镇党委甚至直接任命村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乡镇党委对村级党支部的组织领导，在党支部换届选举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参加乡镇党代会的代表的选举，亦是走形式，村党支部书记往往是出席党代会的当然代表。 乡镇党委属于党的基层组织，任期三年，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相同，换届选举往往同步进行。乡镇党委由党代会选举产生，书记、副书记及党委委员人选一般由县级党委组织部门确定，无论是实行差额选举还是等额选举，都不过是走形式而已。县级党委对乡镇党委的组织领导，在乡镇党委换届选举时表现得同样突出。参加县级党代会代表的选举，同样需要内定名单后履行投票手续。 在村党支部和乡镇党委换届选举中，如果出现意外情况，使上级党组织的意图不能实现，上级党组织还可以有效地利用党章赋予的审批权，否定选举结果或撤换当选者。 县级党委是党的最低一级地方组织，任期五年，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相同，换届选举亦往往同步进行。县级党委亦由党代会选举产生，书记、副书记及党委委员人选一般已由上级和同级党委组织部门确定，无论是实行差额选举还是等额选举，同样是走形式，选举出席上级党代会的代表亦如此。 如前所述，县、乡、村三级的“一把手”，是三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从形式上看，他们都是由党内选举产生的，那么党内选举在基层就具有了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但实际上这种选举不过是上级党组织意图的确认过程，离真正的党内民主还有遥远的距离。在2002年的中国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国章程》中，针对加强党内民主已有多处表述，新时期的党建工作将会因此而得到加强。 3.村民委员会选举 全国范围的村民委员第一次选举，是在1983年至1985年之间进行的。1985—1987年之间，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村民委员会第二次选举。这次选举与第一次选举在做法上基本相同，选举不但不规范，还具有明显的指选、派选性质。 1987年11月24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暂行）》，对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作了如下原则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任期三年，其成员可以连选连任。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村民会议有权撤换和补选村民委员会的成员。” 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使暂行了12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终于成为正式法，并在村民委员会选举方面大大细化了暂行法的内容。主要表现在： (1)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村民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届满应当及时举行换届选举。村民委员会成员可以连选连任。 (2)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名单，应当在选举日的二十日以前公布。 (3)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由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由村民会议或者各村民小组推选产生。 (4)选举村民委员会，由本村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名额。选举村民委员会，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数投票，选举有效；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村民的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选举实行无记名投票、公开计票的方法，选举结果应当当场公布。选举时，设立秘密写票处。具体选举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 (5)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当选的，其当选无效。 (6)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罢免要求应当提出罢免理由。被提出罢免的村民委员会成员有权提出申辩意见。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召开村民会议，投票表决罢免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须经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数通过。 法律规定在12年中有如此大的进步，是其间村民委员会选举不断实践和科学总结经验的结果。然而，村民委员会选举虽然发展很快，但是全国并不平衡，真正引入“竞选”机制的地区还不是很多，选举违法现象层出不穷，有的地方还因此出现了不少血案。 总之，要使全国村民委员会的选举都达到公平和公正的标准，显然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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