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与真文人》 自序：至性真情有几人 何谓“真文人”？ 其一，真文人肯定是性情中人，内心一派天真浪漫，善感多情，不圆滑，不世故，以良心为王，以良知为帅，待人、处事、接物决不走虚伪和阴暗的路线； 其二，真文人的个性十分鲜明，无论狂狷、桀骜、固执、刚强，还是恬淡、平和、谦退、渊静，均达于巅峰，趋于极致，不落入中庸的窠臼； 其三，真文人都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倾向，更容易看到人生的破绽和社会的疮孔，更容易滋生失望的念头和痛苦的情绪； 其四，真文人身上有主人性而无奴隶性，他们只相信道义，不畏惧强权，只相信智慧，不畏惧野蛮，有时要他们低头竟比要他们断头还难； 其五，真文人崇尚精神之独立，心灵之自由，他们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其六，真文人风流用情，不藏掖，不躲闪，不怕流言中伤。 文化只有新旧，无所谓真伪；文人只有真伪，无所谓新旧。像辜鸿铭、王国维、易顺鼎、陈寅恪、梁漱溟则是典型的旧文人，而张竞生、苏曼殊、徐志摩、郁达夫则是典型的新文人，但他们都是本色原味的真文人。 辜鸿铭貌似狂妄，其实天真，他性似顽童，专好玩智力游戏和语言游戏，以调侃他人、嘲弄他人、敲打他人、讥刺他人为赏心乐事；王国维貌似冷漠，其实热忱，他对王室至忠，对朋友至信，对家人至亲，一旦精神顿失凭依，便毅然投身湖水，舍弃生命；陈寅恪貌似荒寒，其实情热，他“痛哭古人，留赠来者”，内心爱慕的竟是古代的才女陈端生和柳如是，他惟恐二人沦没，竟调用其渊博的学识精搜力探，为她们考证身世之谜，撰写长篇传记，盲翁晚岁雅兴亦可谓不浅啊；梁漱溟貌似倔强，其实平和，他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却始终以入世的态度做事，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从不汲汲于名利；易顺鼎貌似淫荡，其实深情，他爱慕刘喜奎、鲜灵芝、金玉兰等一众坤伶，用心留意至极，人谓其花痴，并不公平；张竞生貌似荒唐，其实严谨，他以科学的态度研究性学和人口学，颇多真知灼见，却因超前而受诟病，因惊世骇俗而无处容身；弘一法师貌似严肃，其实悲悯，他多才多艺，名满天下，却一朝尽弃，皈依佛门，连柳亚子都看他不懂，世人更看他不懂；苏曼殊貌似放浪，其实坚贞，他出入青楼，阅人无数，却一直守身如玉，不破佛门戒规，人谓其癫实为痴；八指头陀貌似慈柔，其实刚猛，他遵循佛祖“千疮求半偈”的苦修精神在长明灯上烧断两指，此种毅力，常人难以想像；徐志摩貌似婉约，其实奔放，他在情场上的那股认真劲、执著劲举世少有，为了追求十六岁的美少女林徽因他主动离婚，为追求二十四岁的美少妇陆小曼他吃尽苦头，他硬是把这条路走到两眼发黑，直到飞机坠毁；郁达夫貌似洒脱，其实冲动，他太在乎王映霞，方式却不得法，他怀疑妻子有外遇，于是写下《毁家诗纪》，最终家丑外扬，婚姻解体，一代才子流落海外，竟至尸骨无存；沈从文貌似笨拙，其实精明，他追求心仪的女子，一味地使用书信攻势，终于大功告成，他面对政治的高压，毅然放弃文学创作，钻研古代服饰文化，卓然而为专家。 无论在乱世，还是在治世，真文人都是率性的，从真里面求善，从善里面求美，从美里面求真，要看一个文人是不是真文人，就看他愿不愿走进这样的循环圈。伪文人热中于名利权位，他们不得不用厚黑学的手法立命安身，还哪肯去走真—善—美这个循环圈呢，就算他们走过一遭，戴着假面具，走了也还是白走，无济于事。 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尝言：“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则无足观矣。”他蔑视的实际上是那些无真知、无傲骨、无操守的伪文人，这些“三无产品”充斥于市，人间遂平添出许多的扰攘和喧嚣。 至性真情有几人？这样问，多少带点悲观的意思，但我们还是有乐观的必要，无论在何时，真文人都不会像恐龙那样绝迹，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使那些伪文人藏头则露尾，藏尾则露头，根本无法遁形。 2006年09月25日 于长沙梦泽园 作者简介 王开林，1965年出生于长沙市。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迄今已出版散文随笔集《站在山谷与你对话》、《灵魂在远方》、《落花人独立》、《火焰与花朵》、《穿越诗经的画廊》、《湘军百家文库/王开林卷》、《表演与旁观》、《天地雄心》、《她故事》（中国卷》、《她故事》（外国卷）、《生命如歌》、《纵横天下湖南人》、《心灵的巷战》、《不疯魔不成活》等十四部。作品入选一百多种散文、随笔年鉴和精选本。多次获奖。现为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文学界》执行主编。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辜鸿铭：菊残犹有傲霜枝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西方人眼中，辜鸿铭具有极大的魅力和神秘感，他们视这位古怪老头为北京城内比三大殿更重要的人文景观，到了京城不去见他，简直就跟入宝山空手而归没什么区别。 档案案主：辜鸿铭（英文名是amoy ku） 籍贯：福建同安 属相：蛇 生年：1857年卒年：1928年 享年：72岁墓地：不详 父亲：辜紫云母亲：不详 配偶：正室姑淑，侧室吉田贞子出身：留学生 好友：凌福彭、梁崧生等 职业：先做幕僚后做官 著作：《张文襄幕府纪闻》，《春秋大义》（翻译）等 经典话语：你们见过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可曾见过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游历中国，他首途上海，西方友人约翰斯与他握手话别，善意地提醒道：“你到了北京，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见辜鸿铭啊！” 辜鸿铭自嘲为crazy ku，这位辜疯子的魅力和神秘感究竟何在呢？看其晚辈学者和作家对他的描述，单是外表，就令人觉得有几分滑稽可笑：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发，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周作人《北大顶古怪的人物》） 先生喜征逐之乐，故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然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梁实秋《辜鸿铭先生逸事》） 袍作枣红色，衬以无领铜钮，肥大马褂一袭，下着杏黄套裤，脚着挖心式“夫子履”，青云遮头，鼻架花镜。每谈国事，则曰：“你们中华民国！”盖先生发辫长垂，小帽红结，大如小儿拳，迄其天年，从未忘情于清室。（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 枣红色的旧马褂，破长袍，磨得油光闪烁，袖子上斑斑点点尽是鼻涕唾液痕迹，平顶红结的瓜皮小帽，帽子后面是一条久不梳理的小辫子，瘦削的脸，上七下八的几根黄胡子下面，有一张精通七八国语言，而又极好刁难人的嘴巴。脚下，终年一双梁布鞋。（王理璜《一代奇才辜鸿铭》） 这个小老头，像禁欲者一样瘦削，但面孔很有神采，直着脖子，身体微微前倾，颧骨突起，宽宽的额头下闪烁着两只带笑意的大眼睛。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著、如此固执地坚持己见、坚持确定信念的人。（弗兰西斯?波里《中国圣人辜鸿铭》）从以上的描述，我们总能看到一个词，那就是“辫子”。中华民国推翻清王朝，最大的成就即是剪掉了辫子，剪掉了被洋人称之为pig-tall（猪尾巴）的耻辱。辜鸿铭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意、日等多国语言和古拉丁文，他为何独独对那条不甚雅观的辫子敝帚自珍？辜氏尝言：“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别人将他的辫子视为前清遗老的残留物，他却将自己的辫子视为“一个标志和象征——几乎是一个宗教符号，一面中国民族性的旗帜”，或者说，是一本中华传统文化的护照，他如此高估一根辫子，这确实有点匪夷所思。 1919年8月间，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3期上登出一篇随感录，批评辜鸿铭由于“立异以为高”的潜在心理作祟，别人留辫子他偏要剪辫子，别人剪辫子他偏要留辫子，完全是玩世不恭，为了出风头，引人注目。对此，辜鸿铭很生气，要求胡适登报向他正式道歉，否则就要去法院控告胡适诽谤罪，这当然只是威胁之词。 求“西学”到学“中学” 1857年，辜鸿铭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幼而岐嶷，被乡人目为神童。其父辜紫云是华侨的后裔，受雇于当地双溪吕蒙牛汝莪橡胶园，在苏格兰人福布斯?司各特?布朗（forbes scott broe one（第一页），等到最后一堂课他还是要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授课时间全在嬉笑怒骂中过去，但他的嬉笑怒骂全是学问。辜氏的课上座率极高，并不逊色于胡适多少。以怪论耸人听闻，以嘲骂语惊四座，以诡辩独擅胜场，眼瞧着那些青年听众两眼发直，挢舌不下，被牵着鼻子走，这才是辜鸿铭乐此不疲的事情。又有谁比北大的学生更合适做他的听众？要领会他的幽默讽刺，必须有点悟性。胡适初至北大任教时，辜鸿铭根本没把这位二十七八岁的留美博士放在眼里，他批评胡适讲的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与高雅不沾边。胡适开哲学课，更让他笑掉大牙，他指出，欧洲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会拉丁文，又不懂德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辜鸿铭在课堂上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饭碗不一样，他们的饭碗很大，里边可以装汽车，装洋房，装姨太太。又说，现在的作者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站不住脚，譬如“改良”一词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的，你既然是“良”了，还改个什么劲？莫非要改“良”为“娼”？有一次，他向学生表示，他百分之百拥护君主制度，中国社会大乱，时局不宁，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他举出一个小小的例子，以证明此言不虚：比如律吧，你要讲“法律”（说时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讲“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绝对不行。说到王法，还有一个笑话，辜鸿铭讨了一位中国太太，还讨了一位日本姨太太，她们对他很好，但有时也会联手对付这位古怪老头，因此辜鸿铭多少有点惧内，别人抓住这个题材调侃他时，他的回答出乎意料：“不怕老婆，还有王法么？” 辜鸿铭经常将孟子的那句名言挂在嘴边，“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雄辩滔滔，亦诡辩滔滔，其雄辩与诡辩如山洪暴发，势不可扼，难以阻截，当之者莫不披靡，不遭灭顶之灾不得解脱，英国作家毛姆和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都曾领教过他的厉害。有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严、林二人均在同席，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听者为之面面相觑，林纾也无从置辩。王森然在《辜鸿铭先生评传》中如是评论传主：“其为人极刚愎，天生叛徒，一生专度与人对抗之生活，众所是则非之，众所喜则恶之，众所崇信则藐视之，众所反对则拥护之。只得到与人不同之处，便足快乐与骄傲矣。林语堂谓：‘辜为人落落寡合，愈援助之人愈挨其骂。若曾借他钱，救他穷困，则尤非旦夕待其批颊不可，盖不如此，不足以见其倔强也。’” 尽管辜鸿铭与其日本夫人和中国夫人相处得都很和睦，在家里也不像普遍的中国男人那样喜欢颐指气使，作威作福，但他脑子里并没有女权的影子，他对女性的轻视往往出之以诙谐。譬如他用拆字法将“妾”字解释为“立女”，妾者靠手也，所以供男人倦时作手靠也。他曾将此说告诉两位美国女子，对方立刻加以驳斥：“岂有此理！照你这么说，女子倦时又何尝不可将男子作为手靠？男子既可多妾多手靠，女子何以不可多夫？”她们甚为得意，以为这样子就可轻易驳倒辜鸿铭，使他理屈词穷，哑口无言，她们太低估自己的对手了。辜鸿铭果然祭出他的撒手锏，这也是他被人传播得最广的一个幽默：“你们见过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可曾见过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与此说相类同，他还在北京大饭店的宴会上戏弄过一位英籍贵妇。那位贵妇跟他搭讪：“听说你一向主张男人可以置妾，照理来说，女人也可以多招夫婿了。”辜氏大摇其尖尖的脑袋瓜，连声否定：“不行不行！论情不合，说理不通，对事有悖，于法不容！”那位英籍贵妇正要提出质询，辜氏又反问道：“夫人代步是用黄包车？还是用汽车？”她据实相告：“用汽车。”辜氏于是不慌不忙地说：“汽车有四个轮胎，府上备有几副打气筒？”此语一出，哄堂大笑，那位英籍贵妇顿时败下阵来，面红耳赤，嗒然若丧。 辜鸿铭曾针对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爱卫生，喜欢随地吐痰，很少洗澡的说法反驳道：这正是中国人重精神胜过重物质的表现。实在是强词夺理，只能当作笑话去听。但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辜鸿铭极其欣赏三寸金莲，他娶的中国夫人，裙下双钩尖如玉笋，莲步跚跚，绰约多姿，仿佛凌波仙子。他将小脚之妙总结为七字诀，流播士林，成为定论。他说：“小脚女士，神秘美妙，讲究的是瘦、小、尖、弯、香、软、正七字诀。妇人肉香，脚惟一也，前代缠足，实非虚政。”他还说：“女人之美，美在小足，小足之美，美在其臭，食品中其臭豆腐、臭蛋之风味，差堪比拟。”辜氏有嗜臭奇癖，常常捧着夫人的三寸金莲捏捏嗅嗅，顷刻之间即如服下兴奋剂，简直应验如神，于是灵感骤至，文思泉涌，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辜氏喜欢巡游北里，逛八大胡同，其意不在选色征歌，而是专找小脚的妓女下单。他常说：三寸金莲乃中国女性的特有之美，中国妇人小脚之臭味，较诸法国巴黎香水，其味尤醇，能使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若让一位强悍的女权主义者听到他这些谬论，必会踹其裆，唾其面，批其颊。辜氏运气好，他游历东西方多国，喋喋不休，居然没有遇到过一位凶巴巴的铁娘子，不用口舌，只用拳脚，使他感到窘迫和尴尬。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作文《一个有思想的俗人》，尝言：“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了。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这也许算得上是一针见血之言。辜鸿铭刻意追求与众不同，大凡别人赞成的，他就反对；别人崇拜的，他就蔑视。时兴剪辫子时，他偏要留辫子；流行共和主义时，他偏要提倡君主主义。由于他才智出众，凡事都能谠言高论，自圆其说，也就决不会穿帮。有人骂他为“腐儒”，有人赞他为“醇儒”，其实都不对，他只是一位天生反骨的叛逆者。 辜鸿铭天才踔厉，欧美名校给他颁赠过十余个荣誉博士头衔，他的小脑袋中装满了中国的孔孟老庄和欧洲的歌德、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仿佛一座大英博物院的图书馆，随便抽出几册黄卷来抖一抖，就能抖人一身知识的灰尘。他恃才玩世，恃才骂世，恃才劝世，不知得罪了多少人，他至死依然我行我素，不投机，不曲意，不媚俗，以不变应万变。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此牢固不拔，行之终身而不懈，举世能有几人？在中国官商士民被洋鬼子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年月，只有他能捅出几个气孔，给洋人和洋奴一点颜色瞧瞧，这已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有人说：“庚子赔款以后，若没有一个辜鸿铭支撑国家门面，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成连鼻子都不会有的。”辜鸿铭、陈友仁被西方人评为近代中国两位最有洋气最有脾气也最有骨气的人，辜在思想上，陈在政治外交上，最善大言不惭，为中国争面子。乱世有了辜鸿铭，乱世因而添出一份意外的美丽，这是无疑的。辜鸿铭对中国的道德文化具有坚深的信仰，自视为“卫道之干城，警世之木铎”，他生平最痛恨中国人唾弃旧学，蔑视国俗，可惜他悲天悯人的善意无人心领，他洞察古今的睿识无人神会，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惟有出之以嬉笑怒骂之言，伤时骂座之语，因此被人贬为“怪物”，诮为“狂徒”，讥为“彻头彻尾开倒车的人”，徒然弄出许多纷扰。林语堂在《八十老翁心中的辜鸿铭》一文中由衷地赞美道：“辜鸿铭是一块硬肉，不是软弱的胃所能吸收。对于西方人，他的作品像是充满硬刺的豪猪。但他有深度及卓识，这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应该承认，林语堂对辜鸿铭的推崇不是没有道理的。 书生传记及相关推荐阅读书目：著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 多人《旷世怪杰》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李玉刚《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辜鸿铭《辜鸿铭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 多人《辜鸿铭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王国维：义无再辱 死者已逝，生者的种种臆测无法就证，可谓瞎子摸象，各得一偏。有道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王国维身在民国，心存清室，这是一个实际的矛盾，也是他精神痛苦的主要根源。当代学者杨君实有一持平之论，“王国维在学术上是新典范的建立者，在政治上是旧典范的坚持者”，这句话颇为中肯，以此为纲，则其他一切均可张目。 档案案主：王国维 籍贯：浙江海宁 属相：牛 生年：1877年卒年：1927年 享年：51岁墓地：清华园东二里西柳村 父亲：王乃誉母亲：凌氏 配偶：元配莫氏，续弦潘氏出身：秀才 好友：罗振玉、陈寅恪等职业：教书 著作：《人间词话》《殷周制度论》等 经典话语：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 1926年9月26日，由于“中西两医并误”，王国维的大儿子王潜明患伤寒终告不治，病逝于上海，年仅二十七岁。王潜明是王国维的原配莫氏所生，莫氏病殁后，王潜明对继母潘氏不甚服帖，他妻子罗曼华（孝纯）与婆婆也多有龃龉，王国维平日只顾读书写作，对家事很少留心，身居其间，调解乏术，犹如“金人”一个。罗振玉一向视孝纯为掌上明珠，听说爱女在王家受了委屈，心中老大不快，他认为婆媳之所以不和，皆因王国维偏袒潘氏，遂使继室养成雌威。对此指责，王国维隐忍缄默，未置一辩。此外，王国维从日本回国后，赁居上海石库门一所凶宅，风水不好，别人在意，他不在意，及至他北上应聘清华讲席，仍让新婚的长子长媳住在原来那个鬼地方，以至于好端端的儿子暴疾而死。待到丧事完毕，罗振玉恼怒未消，即负气携女儿返回天津，给王家一个老大的难堪。事情闹到这步田地，王国维生气地说：“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王潜明生前服务于海关，死后获得一笔抚恤金，再加上一个月工资和罗孝纯变卖首饰所付的医药费，合计三千元，王国维将这笔钱寄至天津罗家，作为儿媳的生活用度，罗振玉不肯收，退回来，王国维再寄，并于1926年10月31日写信给罗振玉：“亡儿与令嫒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夫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连这样愤激的重话都讲了，罗振玉仍旧把钱退回来，太扫人面子，王国维气得不行，便从书房中清理出大叠信件，撕碎后付之一炬，信上分明写着“静安先生亲家有道”、“观堂亲家有道”之类的字样，都是罗振玉的亲笔。长子早丧，儿媳大归，老友中绝，经此变故，王国维伤心之至。 独赴清流 1927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三），这是清华学校放完暑假后的第二天，王国维八点钟去公事室，九点钟向湖南籍助教侯厚培商借二元银洋，对方无零钱，借给他五元纸币。十点钟左右，他雇用校中第三十五号洋车，前往颐和园，购一张六角门票，即踅进园子。颐和园与清华园同在西郊，王国维常到这座前清帝后的花园里舒舒眼，散散心，看看风景，想想事情，他以颐和园为题材为背景写过多首诗词，可以说，他对颐和园有很深的依恋。只是今天很奇怪，他并不留意景物，而是径直前往佛香阁排云殿附近的鱼藻轩，兀坐在石舫前，点燃纸烟，于烟雾袅袅腾腾间，陷入沉思。 十年前，张勋复辟，王国维说：“今日情势大变……结果恐不可言，北行诸公只有一死谢国，曲江之哀，猿鹤虫沙之痛，伤哉！”“末日必在今明，乘舆尚可无事，此次负责及受职诸公，如再觍颜南归，真所谓不值一文钱矣！”张勋复辟失败后，向外界宣称“志在必死”，王国维赞叹道：“三百年来，乃得此人，庶足饰此历史，余人亦无从得消息，此等人均须为之表彰，否则天理人道俱绝矣。”1924年，冯玉祥逼宫，溥仪危在旦夕，南书房行走王国维与罗振玉、柯劭忞即有同沉神武门御河的打算，后因形势缓和，逊帝溥仪脱险出走天津，他们才放弃自杀计划，留下性命，以图日后报效。王国维心想，当时死了，倒是好了。眼下，冯玉祥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他又将挥师出潼关，直取京城，一旦与南方的北伐军会合，必定危及流寓天津张园的逊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君辱则臣死”，乃是古之遗训，今日惟有一死，别无选择。王国维早年精研德国哲学，当然还记得叔本华关于自杀的那段话：一般都会发现，只要生存的恐惧达到了一个地步，以致超过了死亡的恐惧，一个人就会结束他的生命……王国维曾作《教育小言十则》，其中第八则将国人废学之病归咎于意志薄弱，“而意志薄弱之结果，于废学外，又生三种之疾病，曰运动狂，曰嗜欲狂，曰自杀狂”。患此狂疾，则一生万事皆休。第九则他专论自杀，讲得更透辟：“至自杀之事，吾人姑不论其善恶如何，但自心理学上观之，则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必其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而后出此也。”这就对了，王国维忠于清室，忠于逊帝，自知复辟难成，大势已去，逊帝行将受辱，他的感情承受不住残酷现实的掊击，已经濒于绝望。他还有学问要研究，还有著作要撰写，还有弟子要栽培，还有妻儿要照顾，俗世的一切计虑，只能悉数抛开。他选择颐和园，不为别的，三天前他曾对好友金梁透过口风：“今日干净土，惟此一湾水耳！” 王国维扔下快要燃尽的烟蒂，踱到昆明湖边，他不再迟疑，纵身跃入水中。一位园工正在距离他十余步远的地方打扫路面，看见有人投湖，立刻奔过去施救，前后不到两分钟，由于投水者头部插入淤泥，口鼻堵塞，遭到窒息，仓促间即已气绝。再说同来的车夫，他一直在园外静等，迟至午后三点多，仍不见王国维出园，他前去门房打听，才知一位拖辫子的老先生投湖自尽了，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赶紧跑回清华学校报告噩耗。 可悲的是，尽管清华校长曹云祥亲自出面交涉，但由于警局尚未验尸，不得移动。王国维湿漉漉的尸身上覆盖着一床芦席，芦席的四角镇以青砖，就这样，死者面目紫胀，四肢拳曲，仰卧在鱼藻轩中，足足横陈了二十多个小时，令人惨不忍睹。当时警方办事效率之低，由此可见一斑。法警验尸时，从衣袋中找到银洋四元四角，还有一份死者于自杀前一天草拟的遗嘱，遗书背面写明“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是王国维的第三个儿子。纸面虽已湿透，字迹完好无损。全文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蒿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入敛之后，众亲友弟子扶柩停灵于校南的刚秉庙。当天到场送殡的，除了亲属和研究院部分学生，还有清华学校教授梅贻琦、陈寅恪、梁漱溟、吴宓、陈达和北京大学教授马衡、燕京大学教授容庚。1927年7月17日，家属遵照遗命，将王国维营葬于清华园东二里西柳村七间房的麦垅中，送葬者，自曹云祥校长以下数十人，多为学界名流。 王国维自杀后，最感到愧疚和后悔的要数罗振玉，他失去的不只是一位学术上的畏友和政治上的盟友，还永远失去了一个与密友和亲家消释嫌隙的机会。出于补救心理，罗振玉画蛇添足，伪造了一份王国维转呈逊帝溥仪的遗折，通篇皆是孤臣孽子的口吻声气，不乏忠谏之词，溥仪读后大为感动，遂颁下“上谕”，加恩“谥予忠悫”，并赏赐给王国维家属陀罗经被一床，治丧费二千元。 1927年8月25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手持鲜花，带领学生数十人前往王国维墓地酾酒祭拜，他的悼词充分肯定王国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违心苟活，比自杀还更苦；一死明志，较偷生还更乐”。悼词中分析了王国维的死因：“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这一途。”梁启超对王国维的学术成就评价极高：“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辨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 自沉之谜 用公正的眼光去看，无论何时，中国翘翻一个居于九五之尊的皇帝，根本算不了什么，折损一位正当盛年的学者，就有些可惜。更何况一位正当盛年的大学者竟为一个提拎不起的逊帝而牺牲性命，那就更是折本到家的生意。王国维毅然殉清，投水自尽，事、理、情三者本已极为分明，身后荣辱他也懒得去管，只是大家惋惜他这种死法，为他感到不值，便要寻出他自杀的别种原因，以冲淡他身上那股子比樟脑丸、红花油还要冲鼻的遗老气息。较有代表性的有五种说法：一是殉清说；二是尸谏说；三是受罗振玉逼迫而死说；四是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而死说；五是厌世说。 殉清说 最早提出殉清说的是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他在王国维自尽当晚即向众人宣布：“顷闻同乡王静安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池，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梁启超也力主此说，他认为王国维是古之节士伯夷、叔齐、屈原那样的人物，在颐和园投湖自尽，正为了忠于前朝，明行显志。随着国民革命军不断北进，王国维的复辟梦想宣告破灭，他自觉无法顺应新时代，倒不如一死了之。梁启超在致长女梁令娴的信中特别谈及这个话题：“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日本人川田瑞穗也认为王国维自杀意在“殉国”，他称赞道：“其气节凛凛足以廉顽立懦，际有清三百年之末运，能明此意以捐其身者，公一人而已。” 王国维早年赞同康有为的变法维新主张，戊戌政变后，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逃亡日本，后党嚣张，国家元气大丧，王国维深感悲愤失望。1898年9月26日，他在致许家惺的信中写道：“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他视保守派为“病人”，视维新变法的志士为“医者”，这种思想在当时够激进的了。王国维的头脑中不太在乎满汉夷夏之辨，对民族革命素来不抱同情，他对中国同盟会的少年始终缺乏好感。王国维游学日本时，曾在复罗振玉的信里预卜革命党的前途：“诸生骛于血气，结党奔走，如燎方扬，不可遏止。料其将来，贤者以殒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万一果发难，国是不可问矣。”日后的事实证明，他所料不差，宋教仁、陈其美被袁世凯暗杀，黄兴、蔡锷未获中寿，贤者凋零殆尽，而汪精卫、蒋介石这样的不肖者则窃据军政大权，国事蜩螗，终于不可收拾。王国维曾与陈寅恪谈及时政：中国民智未开，教育落后，如骤行民主，必为野心家所乘。他身在民国，心系前朝，留恋典章文物，对国家祸乱感受深切，君主立宪也好，民主共和也罢，都是政客们手中的幌子，国计民生何尝有丝毫改善？反而更趋恶化。他怀念故国前朝，与溥仪既有君臣之名，复有师生之谊，溥仪赐宴时为他挟菜，区区小事，他尚且念念不忘，对家人津津乐道。 取殉清说的还有大学者王力，他是亲炙于王门的弟子，挽诗中亦将恩师视同屈子：“竟把昆明当汨罗，长辞亲友赴清波。取义舍生欣所得，不顾人间唤奈何！”清华教授吴宓的挽联亦属同调：“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今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他将王国维的节操比屈原，将王国维的学问比郑玄。在战国时期，屈原怀沙自沉是大事件；在民国时期，王国维投水自尽也是大事件。说到底，他们的自杀都是由于环境恶劣、时势凶险、情绪低落、精神苦闷等多种因素交相煎迫的结果。其所恶有甚于死者，则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毫无疑问，王国维心目中的“仁”、“义”与诸君子所持守的“仁”、“义”大相径庭。在同样的处境下，他毅然寻死，而诸君子则奋然求活，完全由价值取向和精神韧度决定，无所谓谁高尚谁庸常，褒美一个，贬低一群，更无必要。《清史稿》的作者将王国维列入“忠义传”，而不是“儒林”或“文苑”，自有深意存焉。 尸谏说 金梁力主此说，此说由殉清说派生而出。他在《殉节记》中写道：“公殉节前三日，余访之校舍，公平居静默，是日忧愤异常时，既以时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张园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为代达，愤激几泣下……”当时溥仪蛰居天津张园，郑孝胥等数位亲信环侍左右，罗振玉、王国维等遗老根本无法接近，更别说进言献计，逊帝受奸小包围，不顾危险，不谋进取，王国维对这种情形充满忧虑，却又无可如何，便采取尸谏的极端方式去激醒溥仪，这一逻辑推理未免失之简单。 逼迫而死说 郑孝胥、溥仪、郭沫若等人力主王国维受罗振玉逼迫而死说。此说的源头当是郑孝胥，郑孝胥与罗振玉交恶，于是借王国维自杀放出冷箭，不仅令逊帝溥仪深信不疑，还使历史学家郭沫若信以为真。传言说，罗振玉与王国维同在日本时，即合作做过生意，饶有盈利，王国维名下分到一万多元，但他并未收取，存放在罗振玉的账号上，其后罗振玉做投机生意，大折其本，王国维的一万多元全打了水漂，他还欠下一屁股债务，单是偿还利息一项，就差不多要耗去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百元月薪，王国维自感经济上没有出路，便投水自尽。另有传言，绍英曾托王国维变卖清宫流出的字画，罗振玉将这桩美事包揽下来，可是出货之后却将所得款项（一千多元）悉数扣留，作为归还的债款，王国维极爱面子，无法向绍英交待，索性跳了昆明湖。此外还有传言，王潜明死后，罗振玉为女儿向王国维索要每年二千元生活费，使王国维无力招架。逼债说在情理上很难站得住脚，罗振玉识拔王国维于上海东文学社，当时王国维二十二岁，罗振玉三十三岁。罗氏之于王氏，犹如伯乐之于千里马，他对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多有帮助，还解除了王国维在生计方面的窘困。罗振玉经商有道是不错，但总体而言，他是一位颇具素养的学者，不是那种钻进钱眼就出不来的市侩，他研究学术，从来不吝啬银钱，他向王国维逼债，纯属无稽之谈。王国维的幼女王东明曾作证，罗振玉与王国维之间没有任何债务纠纷，王国维从未经商，也没有倒腾过字画古董。王国维自尽后，罗振玉追悔莫及，他曾在旅顺对表兄刘蕙孙说，“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自咎之情溢于言表。 由罗振玉逼债说更衍生出王国维早年为罗振玉捉刀写书说。郭沫若、傅斯年等人断定《殷虚书契考释》的真作者是王国维，陈寅恪曾向傅斯年透露罗氏用四百元买断此书的著作权，只因王国维性情厚道，“老实得像香肠一样”，急于报恩，便让罗振玉独享其名。陈寅恪确曾在挽词中有所暗示，“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郦寄骗吕禄出游，使周勃乘隙潜入北军，尽诛诸吕，是卖友的典型人物。在陈寅恪眼中，罗氏为人竟如是不堪！王国维死后，古器大出，罗氏却反而搁笔，偶辑大令尊，居然不及初学水平。罗氏晚年学力大退，著书立说，与早年自相矛盾，令大学者杨树达疑窦丛生：“一人著书，竟自忘其前说，虽善忘不至如此。”多年后，陈梦家购得《殷虚书契考释》的原始手稿，证明作者实为罗振玉，此说才不攻自破，归于平息。 为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而死说 陈寅恪力主此说。应该看到，他的观点前后有不小的变化，起初他在悼诗中认为王国维之死旨在殉清，“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其后深入思量，他认为殉清一说太窄狭，不足以彰显王国维的精神境界，于是改造前说，作出新的推断和进一步的发挥。王国维素以学术为性命，他的死旨在殉中华传统文化。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其所谓“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大伦”之意除指君臣之伦，已有更宽广的外延。陈寅恪在《清华学校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更是迈进了一大步，彻底颠覆殉清说，他判定王国维并非为殉清而死，“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乃是为确保“其独立自由之意志”不遭践踏而死。从精神深处分析王国维自尽的根源——“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陈寅恪颇得要领，应该说，这一通识颇有见地。王国维屡经世变，眼看诗书弃如土苴，冠裳沦为禽兽，却无力振颓流于万一，展抱负于少顷，思想不得自由，精神无法独立，于是愤而投水，毅然断绝外缘的纷扰和威胁。王国维自杀七年后，陈寅恪在《王静安遗书序》一文中重申前说，对故友投水自尽深表同情，认为这是极少数人才能理解的壮举：“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无辙迹之可寻。……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王国维在遗书中嘱咐陈寅恪为他整理遗稿，委托之重，信任之深，非比寻常。事实上，也确乎只有陈寅恪这位大智者堪称他心印神契的知己。 厌世说 周作人、萧艾等人力主王国维悲观厌世说。周作人在《偶感之二》中写道：“王君以头脑清晰的学者而去做遗老弄经学，结果是思想的冲突与精神的苦闷，这或者是自杀——至少也是悲观的主因。……以王君这样理知发达的人，不会不发现自己生活的矛盾与工作的偏颇，或者简直这都与他的趣味倾向相反而感到一种苦闷……徒以情势牵连，莫能解脱，终至进退维谷，不能不出于破灭这一途了。”王国维体质瘦弱，面部苍黄，鼻架玳瑁眼镜，乍一看去，就像是六七十岁的衰翁，他早年患有严重的脚气病，肺部也有纰漏。1904年，二十七岁时，他写《红楼梦评论》，深受叔本华悲观哲学的影响，已露出厌世的端倪，视人生之全过程无时无处不有苦痛：“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终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为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又此苦痛与世界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王国维饱经忧患，乱世的种种怪象、险象、恶象和凶象使他的厌世思想牢不可拔。脚气病能导致肌肉萎缩、步态失常，还严重影响视神经，王国维的高度近视实乃脚气病暗中作祟所致。他死前数月，染上肺结核，一度咯血，疾病的折磨，使他更为悲观。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已论及解脱：“而解脱之中，又自有二种之别：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然前者之解脱，惟非常之人为能，其高百倍于后者，而其难亦百倍。但由其成功观之，则二者一也。通常之人，其解脱由于苦痛之阅历，而不由于苦痛之知识。惟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王国维既观苦痛，又觉苦痛，自然更要求取解脱之方。 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和绝对。王国维的同庚好友蒋汝藻一度经商失败，藏书抵押殆尽。王国维深感惋惜，致书相慰：“然山河尚有变移，不过当局者难为情耳。”其后，他又在致蒋氏之子榖孙的书札中强调：“天道剥而必复，人事愤而后发。”这说明，勉旃他人则易，宽解自己则难。王国维特别喜欢清人黄仲则的诗，尤其爱赏《绮怀》一首，“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读之心有戚戚然。王国维诗词俱佳，他“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诸如“已恨年华留不住，争知恨里年华去”、“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这样的名句，都与黄仲则的风格接近。 其他说法 顾颉刚和王国维同在清华学校任教，他独出新论，认为是国家当时没有研究机构，良好的治学环境难得而易失，使王国维走上了绝路。在《悼王静安先生》一文中，他先讲时势：“湖南政府把叶德辉枪毙，浙江政府把章炳麟的家产没收，在我们看来，觉得他们是罪有应得，并不诧异。但是这种事情或者深深地刺中了静安先生的心，以为党军既敢用这样的辣手对付学者，他们到了北京，也会把他如法炮制，办他一个‘复辟派’的罪名的。与其到那时受辱，不如趁党军未来时，索性做了清室的忠臣，到清室的花园里死了，倒落一个千载流芳。”这仍是殉清说的滥调重弹，但顾颉刚真正要表达的是另一层意思：王国维之所以成为“遗而不老”的遗老，投到清室的怀抱，以至于骑虎难下，惟有一挺到死，乃是受了罗振玉的影响。“罗氏喜欢矫情饰智，欺世盗名，有意借了遗老一块牌子来图自己的名利”，王国维在经济上长期仰仗于罗振玉，因此才能不问外事，专心读书，积累精湛的学问。这样一来，其思想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罗氏的羁绊，与逊帝溥仪生出瓜葛，因而难以自脱。顾颉刚的结论是：“倘使中国早有了研究学问的机关，凡是有志研究的人到里边去，可以恣意满足他的知识欲，而又无衣食之忧，那么静安先生何必去靠罗氏，更何必因靠罗氏之故而成为遗老？”顾颉刚还谈到王国维的辫子，认为“这是他不肯自居于民众，故意立异，装腔作势，以鸣其高傲，以维持其士大夫阶级的尊严的确据”。在文章结尾，顾颉刚高呼口号：“国家没有专门研究学问的机关害死了王国维！”“士大夫阶级的架子害死了王国维！” 除了以上几种说法，刘雨的王国维受梁启超排挤说，商承祚的衅由中冓说，都是后起的。前者纯属无稽之谈，不值一驳。梁启超自身为天纵之才，他心理健康，没有嫉妒天才的毛病，决不是作伪欺世的小人。吴其昌（清华国学院首届高材生）在《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的演讲稿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时任公先生在野，从事学术工作，执教于南开、东南两大学。清华研究院院务本是请梁任公先生主持的。梁先生虽应约前来，同时却深自谦抑，向校方推荐先生（引者按：指王国维）为首席导师，自愿退居先生之后。”王国维潜心治学，不愿受俗务牵累，院务遂由吴宓教授主持。梁启超衷心佩服王国维的学问，每遇不易解答的疑难，他总是对弟子说：“可问王先生。”王国维遽然谢世后，梁启超即前往外交部（清华学校当时属外交部管辖）为王家争取抚恤金。此后，他还带学生去墓地追思，扶病撰写《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序》，对王国维的学问推崇备至：“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严正之学者的道德贯注而运用之。……先生没齿仅五十有一耳，精力尚弥满，兴味飙发曾不减少年时，使更假以十年或二十年，其所以靖献于学者云胡可量？一朝嫉俗，自湛于渊，实全国乃至全世界学术上不可恢复之损失，岂直我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同学失所宗仰而已！”这已充分说明，梁启超与王国维之间没有任何嫌隙。至于商承祚的衅由中冓说，倒是有些线索可寻，据陈鸿祥的《王国维年谱》透露：王国维的续弦潘夫人是原配莫夫人的姨侄女（姊姊的女儿），姑侄同嫁一夫在旧社会也属，固为禁忌。王国维的续娶乃是依从了莫夫人临终的遗言，他与年轻的潘夫人结缡后，伉俪情深。但他的儿辈很难做人，昔日的表姐摇身一变成了继母，不仅感情上不服帖，就是称呼上也难办。潘夫人耳根软，容易受仆媪挑拨，长子王潜明的娇妻罗孝纯与婆婆处不好关系，即在情理之中。商承祚撰文暗示，正是婆媳不和，导致罗振玉携女大归，罗、王友情一朝破裂，成为王国维自杀的导火索。 性格因素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忽略，那就是性格，性格即命运。王国维幼女王东明在《先父王公国维自沉前后》一文中写道：“先父生性内向耿介，待人诚信不贰，甚至被人利用，亦不置疑。在他眼中，似乎没有坏人。因此对朋友，对初入仕途所事奉的长官和元首，一经投入，终生不渝。”王国维深沉质朴，性情“于冷静之中固有热烈”，凡事以不违心为基本原则，费行简在《观堂先生别传》中赞叹道：“心所不以为是者，欲求其一领颔许可而不可得。”王国维自视甚高，但他对时事不轻置可否，对时人不轻加毁誉，平日拙于交游，终日不出户，相对无一言，而意气相感，自觉亲切。他与人交流，多采用书信方式，笔端意气洋洋，又颇似性情中人。王国维在1898年6月18日致许家惺的信中说：“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由于他平时很少展露笑颜，又不大开口讲话，给外人的印象便是严肃冷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性格开朗，嗓门大，到哪儿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但每次见了王国维就会立刻噤若寒蝉。王国维五十寿诞时，办了三桌酒席，杨步伟硬是避让着不肯与寿星公同桌，她是爱笑爱说爱热闹的，寿星公那一桌只知闷头闷脑喝酒吃菜，她受不了。这些当然都只是皮相。叶嘉莹教授作过更高层次的分析，将王国维的性格特点归纳为三：“第一乃是由知与情兼胜的秉赋所造成的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有着感情与理智相矛盾的心理；第二乃是由于忧郁悲观之天性所形成的缺乏积极行动的精神，但求退而自保，且易陷于悲观绝望的消极的心理；第三则是追求完美之理想的执著精神所形成的既无法与自己所不满的现实妥协，更无法放松自己所持守之尺寸，乃时时感到现实与理想相冲击的痛苦心理。”当处境变得愈益艰难，诸事均不惬意时，他就会选择自杀，毕竟自杀是一个避免受辱的最彻底的解决方式。 书生传记及相关推荐阅读书目：著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 陈鸿祥《王国维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 多人《王国维之死》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陈鸿祥《王国维年谱》齐鲁书社1991年 刘恒《王国维评传》百花洲出版社1996年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陈寅恪：不疯魔不成活 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陈寅恪虽自谓“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却长期以淑世为怀，终身探索自由之义谛，极其珍惜传统历史文化，崇尚气节，严守操持，不降志，不辱身，自少至老，始终不渝，真正做到不侮食自矜，不曲学阿世，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批判之态度，实属不易。 档案案主：陈寅恪 籍贯：江西义宁（今修水县） 属相：虎 生年：1890年 卒年：1969年 享年：80岁　墓地：江西庐山植物园内 父亲：陈三立　母亲：俞氏 配偶：唐筼　出身：留学生 好友：王国维、吴宓、傅斯年等 职业：教书 著作：《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 经典话语：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1919年，吴宓在美国哈佛大学得与陈寅恪交往，后来，其《空轩诗话》写到他对陈寅恪的印象：“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吴宓的这一夸赞，直到今天，依旧不可推翻。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最狂妄自大的教授非刘文典莫属，他研究《庄子》，堪称国内独步，曾宣称：“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即便是这位目高于顶的狂夫，也打心底里服膺陈寅恪是国内最渊博的学问家，他曾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 苦学海外 十岁时，陈寅恪即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和佛书中；十五岁时，他陪二哥隆恪去日本，开阔了眼界；二十岁时，由亲友资助，他考入德国柏林大学，其后，又入读瑞士苏黎世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他游学欧洲，以自修为主，精研英、德、法、意等国家的语言、文字、学术，但求学问上的进益，不计学位之有无，绝不以收藏名校博士文凭为莫大之荣幸；三十岁时，陈寅恪入读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古希腊文，由于吴宓为之八方延誉，其博学之名广为人知；三十二岁时，陈寅恪重游欧洲，入柏林大学研究院。“读书须先识字”，“从史实中求史识”，其成熟的治学观点从此确定不拔。 1923年底，毛子水抵达德国柏林，傅斯年从英国前来相晤，他对暌违多时的好友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同年，赵元任打算辞去哈佛教职回国，须觅一位哈佛出身者代替，他脑海中第一闪念便想到陈寅恪，陈的回信很风趣，说是“我对美国一无所恋，只想吃波士顿醉香楼的龙虾”。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留学欧洲的我国青年多涉足声色犬马场所，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的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傅斯年）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由于国内时局动荡，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枯竭，陈寅恪生活极苦，惟以干面包果腹，身体相当虚弱，犹自手不释卷。有一回，陈寅恪和俞大维买票请赵元任夫妇看德国歌剧，他们把客人送到剧院门口就止步不前，杨步伟觉得奇怪，问他俩为何不看戏，陈寅恪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要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赵元任夫妇领了这份情，自然是又感动又难过。 执教清华 1925年春，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欲以现代方法整理国故。起初，校方聘请梁启超统摄院务，梁氏婉辞，转而推举王国维负责。论学问，王国维够大，足以服众，但他向来不喜欢纠缠于俗事，院务遂由吴宓主持。既然陈寅恪在吴宓心目中是当世最博学的中国学者，吴宓力荐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收到聘书后，陈寅恪由德归国，以父病为由请假一年，昔日清华园翌年七月始就教职，住清华园工字厅，与吴宓为邻，吴赠律诗给陈，项联为：“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四大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还有一大讲师——李济之，一时间声名鹊起，号召力极强，首届研究班即招收到三十八名新生。据蓝孟博《清华国学研究院始末》一文介绍：“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常引起许多人的羡慕。”陈寅恪口风幽默，曾撰联送给学生，调侃得很到位，也很诙谐，他称清华国学院的学生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梁启超的弟子自然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王国维曾任清室南书房行走，教溥仪读过书，也完全可以说，他的弟子与逊帝有同学之谊。 人生五痛 陈寅恪生活在多灾多难的乱世，身体屡遭病厄，心灵极富敏感，他的痛苦和忧伤几乎超过了他的承受力的极限，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挣扎着，抗争着，居然活够八十岁高寿，真可说是人间奇迹，粗粗计数一下，这位国学大师一生所遭逢的愁惨经历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亲友伤逝之痛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历任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湖南巡抚，其为人足智多谋，且有实干能力。曾国藩以两江总督驻安庆时，待陈宝箴为上宾，视之为“海内奇士”，赠联给这位青年后辈，下联为“半杯旨酒待君温”，足见其看重之意。陈宝箴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为席宝田建策，生擒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和大臣洪仁玕，这是第一件，是福；赞成维新变法，荐举刘光第、杨锐辅佐新政，并在湖南巡抚任上励精图治，开学堂，办报纸，兴实业，勇为天下先，百日维新失败后，他坐滥保匪人罪，被革职，永不叙用，退居南昌西山，两年后即郁郁而终，这是第二件，是祸。祖父陈宝箴去世时，陈寅恪十一岁，对人生无常尚只有肤表的认识。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清末四公子之一（另外三公子为丁慧东、谭嗣同、吴保初），其人饶有诗才，在清末诗坛是首屈一指的名家。陈三立进士及第后，不乐做官，随侍其父陈宝箴，于政务多有谋划，多有襄助。六君子被斫头，陈宝箴遭严谴，陈三立对政局极感灰心绝望，他自号“神州袖手人”，从此远离政治漩涡，致力于开办新式学堂，但其爱国的心火并未熄灭。1932年，日寇占领上海闸北，十九路军奋起抵抗，陈三立从报纸上得悉战况不利，愀然而有深忧，梦中狂呼杀日本人，全家都被惊醒。及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倭陷北平，欲招致先生，游说百端皆不许。诇者日伺其门，先生怒，呼佣媪操帚逐之”（汪东《义宁陈伯严丈挽诗序》）。陈三立因此忧愤成疾，他拒不服药，拒不进食，五天后便溘然弃世。父亲死时，陈寅恪四十八岁，国恨家仇，燃眉灼睫，人间悲苦，味道转浓。 陈寅恪的长兄陈衡恪，字师曾，画坛一代大家，山民齐白石蛰居京师多年，寂寂无名，润格甚低，多赖陈衡恪逢人说项，为之广为延誉，且携齐白石多幅国画赴日本展销，引起轰动，卖出天价。墙内开花墙外香，齐白石对陈衡恪自然是感铭肺腑，从他的悼诗——“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可以见出他们的交情之深。1923年秋，母亲俞氏病亡，陈衡恪冒雨去市中购买棺材，晚间席地而睡，寒湿侵身，竟尔英年早逝（48岁）。一年之内，一月之间，母、兄双双亡故。母、兄死时，陈寅恪三十四岁，正游学德国，噩耗传来，痛断肝肠。 陈寅恪与国学大师王国维相识相交仅一年时间，王国维生性孤僻，木讷寡言，独独与陈寅恪相见恨晚，两人互相推重，互相欣赏，论书论世，意气发舒，至为契密，风义师友之间。1927年6月初，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绝命书中委托陈寅恪为他整理遗稿，信任之重非比寻常。陈寅恪猝失知己，不胜悲痛，他为王国维写下《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清华学校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王静安遗书序》等多篇文章，还有挽联挽诗，其哀悼深惜之意见于字里行间。在“碑铭”中，他特别强调“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可以说，这十个字是王国维的人生基调，也是陈寅恪的人生基调，为了坚持不离谱，不走调，他们都是孤注一掷，以命相争。 二、生计之痛　抗战时期，陈寅恪与夫人唐筼备历艰苦，贫病交加，自不待言；内战时期，物价飞腾，陈寅恪曾穷到以书易煤的地步。1947年冬，清华大学绌于经费，无力供应暖气，即便是陈寅恪这样蜚声海内外的大教授，所得薪酬也难以维持体面的生活。冰窟中岂能住人？他只好忍痛割爱，将珍藏多年的巴利文藏经和东方语文典籍卖给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用以购煤取暖。1948年12月，陈寅恪夫妇与胡适夫妇同机离开北平去南京，在南京仅住一个晚上，即搭车离开，后来胡适到上海劝陈寅恪同赴台湾，陈寅恪婉言谢绝。半年后，他就欣然接受了岭南大学代理校长陈序经的聘书，享受该校最高薪水，开“唐代乐府”一课，却只有胡守为一个学生选修，他照样认真讲解。傅斯年与陈寅恪素有交谊，且为姻亲（傅斯年的妻子俞大彩是陈寅恪的表妹），他在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前后，致力于实施“抢救大陆学人”的计划，多次电催陈寅恪去台大任教，甚至要派专机来接，最后连“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徐堪和教育部长杭立武都登门来请，敦促陈寅恪去香港，答应给他十万元港币和一幢洋房，陈寅恪始终不为所动。他对蒋家王朝的种种倒行逆施多有领教，在和平时期，一个政府连中央研究院院士、国内第一流学者冬天取暖的小问题尚且置之不理，大溃败之际，再来临时抱佛脚，还如何能够收拾人心，聚拢人气？ 1949年5月，中山大学教授不堪忍受生活的悲苦，力请当局清偿积欠多月的薪酬，竟集体出动，在广东教育厅门前挂出“国立中山大学教授活命大拍卖”的醒目大招牌，当街变卖首饰、衣物、图书、字画，招致市民围观，也引起舆论哗然，成为中外教育史上的一大丑闻。陈寅恪住在一江之隔的岭南大学，对中山大学众教授内心的苦处显然感同身受，把最爱体面尊严的教授都逼上大街丢人现眼，这样的政府令陈寅恪失望之极。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举国饥荒，各地饿死人的事虽被遮捂，但已算不上什么新闻。陈寅恪就因为享受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亲定的住房、吃饭、穿衣的若干照顾，以致引起某些教职员工的不满，这些人质疑道：“我们没有饭吃，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他？”显然，他们只记得老祖宗的那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却忘了往深处想一想，这一切是怎样造成的。 三、失书之痛　陈寅恪嗜书如命，却屡遭书灾书劫。关于藏书受到损失的情况，陈寅恪在写于“文革”期间的第一次交代稿中有这样一段话：“抗日战争开始时清华大学迁往长沙。我携家也迁往长沙。当时曾将应用书籍包好托人寄往长沙。当时交通不便，我到长沙书尚未到。不久我又随校迁云南，书籍慢慢寄到长沙，堆在亲戚家中。后来亲戚也逃难去了，长沙大火时，亲戚的房子和我很多书一起烧光。书的册数，比现在广州的书还多。未寄出的书存在北京朋友家中。后某亲戚家所存之书被人偷光。”1938年，陈寅恪为避兵燹，将另外两大箱书籍交由滇越铁路托运，却不幸失窃，其中最珍贵的是他亲手批注的中文史书和古代东方书籍及拓本、照片。多年后，安南（越南）华侨彭禹铭在旧书店意外淘到陈寅恪那批失书中的《新五代史》批注本两册，无奈越南政府严籍出口，这两册书便迟迟不能物归原主。其后，越战爆发，彭禹铭所藏古籍数千卷尽付一炬，陈寅恪的史本同为劫灰。这一损失严重影响到陈寅恪后来的著述。 陈寅恪遭遇到的最大书灾当然还是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学生多次去这位史学大师居住的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楼抄家，将大字报贴得满院满室，甚至贴到陈寅恪的床头。红卫兵常常顺手牵羊，生活用品尚且不肯放过，书籍更是被他们抄得魂飞魄散。1969年5月17日，陈寅恪八十寿辰，女儿陈小彭回家探亲，陈寅恪气愤地说：“我将来死后，一本书也不送给中大。”同年10月7日，陈寅恪含恨去世，家人迫于外界压力，只好让学校将剩下的书籍全部搬走。最可痛惜的是，陈寅恪晚年口述的回忆录《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以及他的完整诗集，经此劫难，踪影全无，竟没人能够讲清楚这些手稿的下落。 四、病魔纠缠之痛　陈寅恪中年目盲，晚年足膑，半生吃尽苦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陈寅恪曾对“民进”中央副主席杨东莼谈及自身命运，用十二个字概括：“左丘失明，孙子膑足，日暮西山。”满怀悲怆意绪，尽皆溢于言表。 1939年春，陈寅恪的命运本已露出一线曙光，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他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夏日长假，他离开昆明，前往香港，准备全家乘船去英伦。不幸的是，他抵港后不数日，欧战爆发，远航成疑。及至秋天开学，他重返西南联大，惟有感叹“人事已穷天意远，只余未死一悲歌”（《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一年后，陈寅恪再去香港，等待赴英时机，战争阴霾越发浓重，较年前更难成行。为生计考虑，他只好就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1941年12月8日，日军空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事爆发，不久，香港即告沦陷，陈寅恪失业在家，赋闲半年。早在1937年11月初离开北平时，陈寅恪的右眼视网膜即已出现剥离迹象，如果两年后能顺利前往英伦，眼疾很可能得以治愈，不致失明。天欲废斯文，必先废其人；天欲废其人，必先废其眼。一代史学大师，所患眼疾，国内竟无医能治。1945年，由于战时生活苦，营养差，再加上治学不倦，陈寅恪的左眼视网膜亦加重了剥离，不得已，他住进成都存仁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回春乏力，终告束手。当年，先生诗作皆充满悲凉惨淡之意。“少陵久废看花眼，东郭空留乞米身。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此其一。“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柴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此其二。最令人读之揪心凄绝的是《五十六岁生日三绝》的第一首绝句：“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人间何世，陈寅恪视生日为祭日，视做人为做鬼，给书房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其深心的苦闷分明已经达至极点。抗战胜利后，机会姗姗来迟，陈寅恪辗转飞赴英伦，由于最佳治疗时机一再被耽误，他的眼睛再也无法复明。一位盲眼的教授，即使清华大学、岭南大学给他配备多位助手，治学上的种种不便还是难以全部解决。陈寅恪的平生志愿是要写成一部中国通史，总结中国历史的教训，这一愿望终于未能达成。陈寅恪晚年与好友吴宓在羊城见面，为诗自嘲曰：“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惟剩颂红妆。”其注意力完全被柳如是和陈端生这两位才高命薄的奇女子吸引去。“痛哭古人，留赠来者”，最得其心的是柳如是，陈寅恪精搜力探，撰成皇皇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决意为这位遭“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的才女和美女洗扫烦冤，表彰其远胜须眉的民族气节和侠义精神。他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寒柳堂”和“金明馆”，将自编论文集总称为《金明馆丛稿》，即源出于柳如是感伤身世、题旨为“咏寒柳”的“金明池”一词，其中有句，“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正击中了陈寅恪内心最脆弱最敏感之处。他是柳如是的异代知己，钟情思慕，老而弥狂。史学界对陈寅恪晚年放弃正业，一门心思钻研女性精神世界颇有质疑之声，还是老友吴宓暗中为之辩护，他在1961年9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吴宓撇得太清，其实并无必要，岂不闻“太上忘情，其次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陈寅恪即是“我辈”之一。 1962年夏，七十二岁的陈寅恪在家中跌断右腿骨，因其年老体弱，医生不敢动手术。蒋天枢建议恩师请上海中医骨科专家王子平、魏指薪治疗，由于母兄皆死于庸医之手，陈寅恪向来对中医印象不佳，遂婉言谢绝。腿断之前，眼虽失明，有家人搀扶，陈寅恪尚可在门前白色甬道散步。腿断之后，他惟一的户外运动即告取消，无论住院居家，都等于自囚，老人内心感到更加凄苦寂寞，体质也变得越来越羸弱。1962年，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指示医院派遣三名护士轮流照顾陈寅恪的饮食起居，并给老人送去牡丹牌电唱机一台，唱片三十二张，以名伶新谷莺领衔的广州京剧团也多次到中山大学演出，听戏遂成为陈寅恪晚年惟一的娱乐。“文革”之初，电唱机被造反派学生抄走，陈寅恪每日能听的只剩下挂在院中的高音喇叭，全是红卫兵的高亢噪声，声讨和批判“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的愚蠢言词更令老教授怒不可遏。陈寅恪的工资被削减了，牛奶被断掉了，他的健康失去了最根本的保障。一代鸿儒，遭此折磨，究竟是谁之罪？！ 五、晚年之痛　1954年春，国务院派特使去广州迎接陈寅恪赴京，就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件亦喜亦荣的好事，家人、朋友都劝他成行，他却以“贪恋广州暖和”、“宁居中山大学，康安便适（生活、图书）”和“从来怕做行政领导工作”为由，不愿挪窝。在某些领导看来，陈寅恪这般矜持，显然是不识抬举。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运动开锣，陈寅恪首当其冲，遭到攻击，在政治排队中，也被列为“中右”。他一怒之下，不再授课，从此潜心著述。1959年，中宣部长周扬在广州探访了陈寅恪，尽管他没把那句“政治先行，学术跟上”的口头禅挂在嘴上，两人的交谈仍然欠缺愉快。后来，周扬在一次大会上提及自己与老教授的“正面交锋”：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一（按，这是周扬记忆偶误，错父为子）。1959年我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大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从以上的交谈可以看出，陈寅恪性格耿直，竟然斗胆诘问中宣部长，他真是有什么讲什么，心中藏不住话。从另一方面看，周扬也该感到幸运，毕竟他还见到了陈寅恪的真容，康生想要登门拜访，则吃下一道冷冷的闭门羹。年纪愈大，陈寅恪就愈不待见要人，这完全是由他内心的感情和理智决定的。 1961年7月，吴宓从重庆到广州，探望老友陈寅恪，他们自西南联大一别，已经暌违了十多年。故友重逢，把酒言欢，自然是推心置腹。陈寅恪当年的心迹在吴宓的日记中都有详细的记录。吴宓在1961年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我辈如陈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逊，但屹立不动，决不从世俗为转移。”吴宓在1961年8月31日的日记中又记道，“陈寅恪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然寅恪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与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斯诚为人所难及。”从这两段日记我们可以看出，1961年前后，陈寅恪的总体状况还算不错，虽然他遭到一些攻讦，自己的旧著也迟迟不能重印，难免向胡乔木发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的牢骚，但其史学大师的地位未曾有丝毫动摇，其所执信念也未成为标靶。 1964年夏，陈寅恪毕尽十年之力，钩沉稽隐，殚精竭虑，《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初稿终于杀青，后易名为《柳如是别传》。稿末有《稿竟说偈》一首：奇女气销，三百载下。 孰发幽光，陈最良也。 嗟陈教授，越教越哑。 丽香闹学，皋比决舍。 无事转忙，燃脂瞑写。 成卌万言，如瓶水泻。 怒骂嬉笑，亦俚亦雅。 非旧非新，童牛角马。 刻意伤春，贮泪盈把。 痛哭古人，留赠来者。1966年，“文革”爆发，运动伊始，陈寅恪十分信赖和依赖的助手黄萱即被红卫兵赶走，其后不久，连护士也被撵得逃之夭夭。红卫兵扬言：“不准反动文人养尊处优！”老人身心迭受摧残，再加上缺医少药，心脏病日益恶化。有一天晚上，红卫兵到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楼抄家，打伤了陈寅恪的夫人唐筼。当时，谁想抄家，随时可去，并非都出于政治原因，有的只是为了勒逼财物，珠宝首饰之类。运动升级后，红卫兵欲强行将陈寅恪抬到大礼堂批斗，唐筼出面阻止，又被推倒在地。结果，是中山大学前历史系主任、陈寅恪的清华弟子刘节代表老人去挨批斗。会上有人问刘节有何感想，刘节回答道：“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在关键时刻，有这样毅然护师的弟子挺身而出，陈寅恪不枉一生树艺桃李。 陈寅恪一家被强行迁至中山大学西南区五十号后，工资和存款同时遭到冻结，两位老人经济至为拮据，因无钱偿付工友工资，家具亦被人抬走。陈寅恪计无所出，万不得已，只得硬着头皮，口授一份“申请书”，由夫人唐筼代为书写，交给中大革委会。其词为：申请书：一、因心脏病须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二、唐筼现担任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作和清洁杂工工作，还要读报给病人听，常到深夜，精神极差。申请暂时保留这位老工友，协助厨房工作，协助扶持断腿人坐椅上大便。唐筼力小头晕，有时扶不住，几乎两人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资二十五元，饭费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筼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为老工友开支。又，如唐筼病在床上，无人可请医生，死了也无人知道。表面看去，这份申请书措词简洁，语气平淡，其实是泣之以泪，继之以血。今人眼中，这份申请书与控诉书无异，一代史学大师竟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用自己的钱请工友照顾生活，尚须诚惶诚恐地向校方申请，这是什么世道！陈寅恪在作“口头交待”时，曾大声抗议：“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他完全丧失了人之为人所必不可少的那点生意和生趣。 谁曾见过活人给活人写挽联？1969年，陈寅恪便为夫人唐筼写过这样一副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他原以为夫人唐筼终日劳累，心力衰竭，必定会死在自己前头，孰料他比夫人早死四十五天。两位老人逝世时，仅有小女儿陈美延和及门弟子刘节守护在旁，场面颇为凄凉惨淡。 六十七岁初度时，陈寅恪有诗自道：“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他晚年的遭遇，业已证明那个兽性疯狂的时代实实在在是知识分子的血泪场，斯文扫地乃是斫丧中华民族元气的极大不幸。在炽热的炼狱中，在阴冷的地狱中，在死神的威逼下，陈寅恪断然不肯与魔鬼签订卖身契，他因此而惨死，也因此而重生。 陈寅恪在《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中写道：“知我罪我，请俟来世。”他的诗中也有类似的句子：“今生所剩真无几，后世相知或有缘。”应该说，他并不担心人亡学废，他是有所期待的，也是信任后人的。 书生传记及相关推荐阅读书目：著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 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 蔡鸿生《仰望陈寅恪》中华书局2004年 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2001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梁漱溟：一代直声 一个人豁出性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单有道德勇气是不够的，他必定还有一种信念作为后盾：天地间有一个我，天地间就多一份正气，浩然正气是不灭的，它与日月星辰相辉耀，与宇宙天地相始终。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软弱，缺乏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精神，就是因为胸中没有养成这股滂沛的浩然之气。梁漱溟曾写过一副赠友兼自箴的对联，“无我为大，有本不穷”，他的勇气和信心皆源于佛家精神和儒家精神。他具有菩萨心肠，是现世的君子儒。　档案案主：梁漱溟 籍贯：广西桂林 属相：蛇 生年：1893年卒年：1988年 享年：96岁墓地：山东邹平黄山广场附近 父亲：梁济母亲：张春漪 配偶：元配黄靖贤，再娶陈淑芬 好友：李大钊、张申府、杨昌济、熊十力、马一浮、陶行知等 职业：教书，参政议政出身：记者 著作：《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 经典话语：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使我不得不有所行动，并耽玩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诸学。然一旦于中国前途出路若有所见，则亦不复以学问为事。 梁漱溟自命不凡，自视甚高。1942年，他从香港脱险，返回大陆，居然毫发无伤，他写信给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惟我能作。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作。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假如我是一个寻常穿衣吃饭之人，世界多我一个或少我一个皆没有关系，则是安是危，便无从推想，说不定了。但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大概想去前途应当没有问题。——这一自信，完全为确见我所负使命重大而来。大凡才雄气壮之人，大都类此。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说：“夫天不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后儒更有“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的雄心。梁漱溟深信自己是上苍的骄子，负有重大使命，降临人间，自当众鬼辟易，百毒不侵。正如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这份自信帮他挺过了一道又一道夺命难关。 若细细打量梁漱溟的外貌，我们确实会得出他是一位神奇人物的印象：高大而挺拔的身板，大大的光头，像钢一样坚毅的眼神，紧抿着的倔强的嘴唇，低沉而有力的声音，桀骜而高贵的气质。这些外貌特征都充分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 狂傲的少年 1893年，梁漱溟出生于一个日趋式微的贵族家庭。他祖父梁承光晚清时做过山西永宁知州，为防堵捻军，三十五岁即瘁力而死。他父亲梁济清末时做过内阁中书，后晋升为候补侍读，为人忠厚诚悫，好学精思，不愿与世浮沉，不肯随俗流转。尤其难得的是，梁济潜心儒学，却非常开明，他并不逼迫子女死读圣贤书，甚至认为好人家的子弟出洋留学乃是一件正当事，应该“勿惜费，勿惮劳，即使竭尽大半家资也不为过”。梁济平生最痛恨舞文弄墨的文人，认为他们总是以浮夸粉饰为能事，不讲求实际。他不尚虚务，专重实效，以利国惠众为高明。梁漱溟平日耳濡目染，接受言传和身教的熏陶，自然潜移默化。小时候，梁漱溟体弱多病，每遇天寒，则手足不温，梁济对他格外放宽尺度，和颜悦色，从不打骂，读书也任他杂览，不设范畴。 十四岁那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班上人数不多，却是藏龙卧虎，后来出了三位大学者：张申府、汤用彤，还有梁漱溟。同学少年，最富热情，梁漱溟与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结为自学小组，廖的年龄稍长，脑筋灵活，点子多多。有一次，四人上酒楼吃蟹饮酒，廖福申一时兴起，说是同辈间称兄道弟义结金兰很无谓，倒不如以各人短处命名，借资警诫。此议一出，众赞，大家都请廖来主持，他也不谦让，略一思索，即给王毓芬取名为“懦”，给姚万里取名为“暴”，给梁漱溟取名为“傲”，给自己取名为“惰”，均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梁漱溟读中学时傲的表现确有一端，那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特别喜欢作翻案文章，有时出奇制胜，有时弄巧成拙。一位姓王的国文教师十分恼恨梁漱溟的作文方法，便在梁的作文卷上批了这样一句话：“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差不多要算是诅咒了。好一个“傲”字，犹如硬币的两面，既是梁漱溟的短处，也是他的长处，他一生吃亏在此，得益也在此。 梁漱溟的傲可说是一种向上的力量，他能见贤思齐，并非目无余子。读中学时，他钦佩郭人麟的学问，郭比他低一班，对《老子》《庄子》《易经》和佛典颇有心得，尤其推崇谭嗣同的《仁学》，其境界相当不俗。梁漱溟将郭人麟平日言谈集为一巨册，题为“郭师语录”，遂被同学讥为“梁贤人、郭圣人”，梁漱溟恬然处之，全无愧色。 时势往往能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取向。梁漱溟血气方刚，身处一个急剧动荡变革的时代，要么改良，要么革命，没有第三条路好走，在同学甄元熙的影响下，梁漱溟放弃君主立宪的改良主张，选择了革命。1911年，梁漱溟剪去辫子，毅然加入汪精卫领导的京津保同盟会。梁济是改良派，他告诫儿子不要铤而走险：“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倘大势所在，必不可挽，则孰不望国家从此得一转机？然吾家累世仕清，谨身以俟天命而已，不可从其后也。”父子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第一次发生了冲突，各执一端，相持不下，梁漱溟年轻气盛，自以为真理在手，不遑多让，出语颇不冷静，梁济的感情受到伤害。 从顺天中学堂毕业后，梁漱溟未再深造，即去《民国报》做记者。《民国报》的社长是梁的同学甄元熙，总编辑是孙炳文。梁原名焕鼎，字寿铭，写稿时常用笔名“寿民”和“瘦民”，孙炳文则想到另一个谐音的“漱溟”，古人只有枕石漱流的说法，漱于沧溟则是何等空灵，何等气派！从此，“梁漱溟”三字便精诚团结，永不分离。梁漱溟刚肠疾恶，又如何看得惯民国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再加上那班猪仔议员全然不以国事为念，只知嫖赌逍遥，蝇营狗苟，令梁漱溟感到极为厌恶。他遭遇到有生以来的第一场精神危机，读过日本人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之神髓》后，他对私有制的憎恨难以平息，对人世间触目可见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难以释怀。烦恼愈积愈多，却无法开解，无处宣泄，梁漱溟感到极度的精神苦闷，于是他决定自杀，寻求一了百了的解决方式，所幸室友及时察觉苗头，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经此变故，梁漱溟放弃了社会主义，转而信奉佛学，他决定遵照袁了凡的那两句话——“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认真做去。梁漱溟啃读大量佛典，悟到人生是与苦相始终的，人一降生，就与缺乏相伴俱来。缺乏是常，缺乏之得满足是暂；缺乏是绝对的，缺乏之得满足是相对的。人生的苦乐并不决定于外界环境的好坏，纯粹取决于主观，根源在自身的，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无穷尽，一个满足了，另一个又会冒出来，很难全部满足。当时，梁漱溟颇有点走火入魔，他十八岁即立誓不结婚，十九岁开始吃素，他想得最多的就是普度众生，他决定从实处做起，精研医术，悬壶济世。 执教北大 1916年冬，梁漱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上连载《穷元决疑论》，其中心内容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名家理论，独崇佛学。说来凑巧，蔡元培刚从欧洲回国，已接任北大校长，他读到这篇文章，发生兴趣，便决定聘请梁漱溟为北大讲师，讲授印度哲学。试想，一位二十四岁的青皮后生，没上过大学，没喝过洋墨水，只因一篇文章得到蔡元培的青睐，就可以手执教鞭，登上北大哲学系的讲堂，别说现在我们无法想象，当年也无法想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间，群贤荟萃，百家争鸣，梁漱溟跻身其间，感到不小的压力，他深恐不能胜任这一教职。蔡元培慰留道：“你不必担心难以担当这个职位，只权当来这里研究、学习好了。”天下有这样香喷喷的馅儿饼砸中梁漱溟的脑袋瓜，他不吃才是咄咄怪事。梁漱溟在北大既开“佛教哲学”、“印度哲学”课程，又开“孔子哲学之研究”，既替释迦说个明白，又替孔子说个明白，佛儒并举，两不偏废。 正当梁漱溟的思想迈向豁然开朗之境，其父梁济却走向生命的末途。早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梁济就做好了殉清的打算，他既痛心于清朝的覆亡，更痛心于“风俗”和“正义”的堕落。他一度也想寻求精神的出路，两次投书刚由欧洲归国的梁启超，五次踵门拜谒，求写一副扇联，均未得一字回音，未获一面之雅。其后，他从报纸上得知梁启超为伶界大王——“小叫天”谭鑫培题写刺绣“渔翁图”，有“四海一人谭鑫培”的溢美之词，不禁深感失望。1918年11月14日，离六十岁生日只差几天，梁济完成《敬告世人书》后，即自沉于北京积水潭，他期冀以自己的死产生震惊作用，让毁弃传统道德的世人扪心自咎，迷途知返。他在遗书中写道：“其实非以清为本位，而以初年所学为本位。”他认为世局日益败坏，竟至于不可收拾，乃是由于一班政客军阀朝三暮四反侧骑墙，不识信义为何物所致。梁济的自杀早于王国维的自杀，他的死确实产生了轰动效应，报章连篇累牍地报道，国务总理不甘人后，也写了还愿匾。废帝溥仪则乘机颁“诏”，赐谥褒奖。有哀感生敬者，当然也不乏批评蔑视者。梁济自杀后，梁漱溟深感内疚，他回忆父亲对他的多年教诲，反思自己的一贯忤逆，不禁深深自责。经此人伦惨变，梁漱溟闭关读书，苦苦思索，两年后，他宣布弃佛归儒。对此，他的说法是：“我不是个书生，是个实行的人。我转向儒家，是因为佛家是出世的宗教，与人世间的需要不相合。其实我内心仍然持佛家精神，并没有变……佛家也有派别。小乘过去被人称为自了汉。大乘则要入世，但入而不入。入世是为了度众生。度众生就是人不能自私，自私是惑，惑就是有我……”可以这么说，梁漱溟的道德勇气源自佛家精神，而指导他实践的则是儒家精神。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他正是如此恭行的。 两次婚姻生活 梁漱溟独崇佛学期间，不仅茹素不婚，还发愿要出家，直到父亲自杀后，他才自咎不孝，放弃披剃的念头。1921年，梁漱溟经友人伍伯庸作伐，与伍的小姨子黄靖贤结为夫妇。梁在相貌、年龄、学历上都无计较，只要对方宽厚和平，趣味不俗，魄力出众就行。黄氏识字不多，体格健壮，毫无羞怯之态，夜晚就睡，或侧身向左而卧，或侧身向右而卧，终夜睡姿不改变。黄氏为人木讷，性格乖僻，梁漱溟忙于治学，忙于社交，偶得闲暇，仍是老僧入定，陷于冥想而不能自拔。黄氏看不惯梁漱溟这副呆相，梁漱溟对黄氏则是能避则避，能让则让。黄氏曾指责梁漱溟有三大缺点：一是说他好反复，每每初次点头之事，又不同意，不如她遇事明快果决；二是说他器量狭小，似乎厚道又不真厚道，似乎大方又不真大方；三是说他心肠硬，对人缺少恻隐之情。夫妻相处十三年，一直貌合神离，同床异梦。1934年，黄氏病逝于山东邹平，梁漱溟的悼亡诗居然毫无感伤色彩： 我和她结婚十多年， 我不认识她， 她也不认识我。 正因为我不认识她， 她不认识我， 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 多一些时间工作。 现在她死了， 死了也好； 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 她死了可以使我更多一些时间思索， 更多一些时间工作。黄氏说梁漱溟心肠硬，这似乎是最好的佐证。梁漱溟此时年届不惑，已经勘破生死。鳏居十年后，梁漱溟方才续弦，与陈淑芬结缡。婚宴上，一向拘谨的梁漱溟居然老夫聊发少年狂，摆开功架，唱了一出《落马湖》，令众宾客捧腹大笑。陈淑芬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比梁漱溟小六岁，性情温和，修养到家，她不仅使梁漱溟拥有安乐的后院，还使他冷峻孤傲的性格染上浓厚的暖色调，有了轻松愉快的一面。 思想家贵在践行 梁漱溟从来都只认为自己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他晚年接受美国学者艾恺的访谈，特意讲到了这一点：“我不够一个学问家，为什么？因为讲中国的老学问，梁漱溟手迹得从中国的文字学入手，可中国的文字学我完全没有用功，所以中国学问我也很差，很缺少。再一面就是近代科学，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国学问也不行。从这两方面说，我完全不够一个学问家。我所见长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如果称我是一个思想家，我倒不推辞，不谦让。思想家与学问家不同。学问家是知道的东西多，吸收的东西多，里边当然也有创造，没有创造不能吸收。可是思想家不同于学问家，就是虽然他也知道许多东西，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一些知识，他也没法子成思想家。但是他的创造多于吸收。所以我承认我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梁漱溟是一位思想家，难能可贵的是，同时他还是一位亲力亲为的实践家，他长期主张教育救国，而且是从最基础的教育入手，为此他不惜辞掉北大教职，去山东菏泽担任中学校长。他还致力于乡村建设，实行社会改造，在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感召一批知识分子与乡村平民打成一片，提高村民素质，发展乡村经济，改变乡土中国的落后面貌。梁漱溟身边常有一些弟子追随，他便仿照宋明讲学的模式，每日清晨，召集众人，或默坐，或清谈，意在感悟人生，反省自我。他把这样的集会称为“朝会”。梁漱溟在朝会上的发言，后来被弟子们辑为《朝话》一书，颇似孔子的《论语》。梁漱溟的“朝话”通常是点到为止，以精警取胜，譬如这一句：“在人生的时间线上须臾不可放松的，就是如何对付自己。如果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对于一切事情也就没有办法。” 由于外患日深，“村治”理想被迫放弃，偌大的中国居然没有地方能放下一张宁静的书桌，梁漱溟别无选择，便毅然决然投入政治的洪流。他曾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的自序中说：“……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使我不得不有所行动，并耽玩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诸学。然一旦于中国前途出路若有所见，则亦不复以学问为事。”抗战期间，民族的生死存亡悬于一线，许多知识分子都走出书斋，服务于国家。胡适一向远离政坛，喜欢扮演政府的批评者角色，此时也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去了大洋彼岸。早在1916年，梁漱溟有见于乱兵为祸之惨烈，即写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他是有参政意识的人，此时不参政更待何时？但有一点他撇得很清——只站在中间立场，既不偏左，也不偏右，既不亲共，也不与国民党沆瀣一气。 “文革”遭难与两次被批 “文革”期间，梁漱溟受到冲击，家被抄，房屋被占，夫人挨打，书籍、信件、字画被焚，手稿被没收，在这样的惨境下，他倒是没有自杀，而是顽强地活下来，在资料全无的情况下，写成《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 喜欢出风头的人，永远都有风头可出；喜欢冒险的人，也永远有险可冒。“批林批孔”运动一起，梁漱溟就认为与孔子既不当门又不对户，风马牛不相及，将他们捆绑在一起加以批判实在太荒唐。当时全中国只有两个人不肯批孔，一个是梁漱溟，另一个是吴宓。梁漱溟认为孔子的思想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一概抹杀。至于，是鬼不是人，完全没有人格。这家伙假扮马克思主义者，编语录，唱赞歌，说假话，既无思想，也无路线，只是一门心思想夺权。将他与孔子强行牵扯，甚至相提并论，是愚蠢可笑的。当年，谁会像梁漱溟这样直来直去地说话？批判会不断升级，从1974年3月到9月，历时半年，大会小会一百余次，火力够猛够烈，竟然轰不垮这位八十一岁的老人，真是不可思议。梁漱溟有幽默感，而且是非同一般的幽默感，他在批斗会上调侃道：“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会上同人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待到批林批孔运动快要结束时，有人问他对批斗的感想如何，梁漱溟亢声回答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没办法夺掉！”这话差点没把那人当场噎死。 梁漱溟最后一次挨批判，则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1978年2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同时在北京开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制定新宪法。在政协会上，梁漱溟再次放炮：“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法统、法制、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所习惯的……中国由人治渐渐入于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制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此炮一放，一大堆罪名便噼噼啪啪落在了梁漱溟头上，只是今时不同往日，批判只是装个样子，谁也不再认真，火力之弱形同挠痒。后来，事实证明，梁漱溟的话讲得对，他的预见也在逐渐成为现实。 1988年，梁漱溟逝世后，冯友兰以九十三岁高龄撰写纪念文章，称赞梁漱溟“百年尽瘁”，无愧为“一代直声”，这一评价允为确当，理应万世不磨。 书生传记及相关推荐阅读书目：著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马东玉《梁漱溟传》东方出版社1993年 景海峰、黎业民《梁漱溟评传》百花洲出版社1997年 阎秉华《梁漱溟年谱》（增订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易顺鼎：三副热泪 易哭庵虽算不上叱咤则风云变色的伟丈夫，却也不愧为吟哦则天地增色的奇男子。天生尤物总归是要给人好看好受，天生才人也同样出此初衷。任何英才、霸才、鬼才、魔才附丽于人身，都绝非偶然，必有其因缘宿命，强求不得。 档案案主：易顺鼎　籍贯：湖南龙阳（今汉寿）　属相：马 生年：1858年　 卒年：1920年 享年：63岁　 墓地：湖北汉阳 父亲：易佩绅　母亲：陈氏 配偶：元配刘氏，继配沈氏出身：举人 好友：樊增祥、陈三立、袁克文、罗瘿公等 职业：官员著作：《四魂集》等 经典话语：人生必备三副热泪：一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二哭文章不遇知己，三哭从来沦落不偶佳人。此三副泪绝非小儿女惺惺作态可比，惟大英雄方能得其中至味。 有这样一句诗——“男儿有泪不轻弹”——总令我将信将疑。 春秋时，齐景公登牛山，悲去国而死，泫然不能自禁。明摆着，这是昏君的一时之悲，难怪晏子既要笑他不仁，又要谏他归善。 屈原的泪水则全部流向社稷苍生，且听，他在《离骚》中高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隔着两千多年，我们都听见了，可昏聩的楚怀王居然听不见，或许是根本不愿听见吧。 贾谊继承了屈原的传统，尽管汉文帝执政时已到处歌舞升平，但其《治安策》劈头第一句就发出哀声：“臣窃惟时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倘非爱国爱民的痴情者，怎会居安思危？又怎舍得“痛哭”“流涕”？ 东晋之初，过江的诸公常萃集于新亭，多设美酒佳肴而怫怫不乐，座中一人悲叹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于是群情惨然，犹如楚囚对泣，齐刷刷流下失国者忧伤的泪水。石头城的石头不怕风吹雨打，怕只怕这蚀骨的男儿泪，滴沥得太多了，滴沥得太久了，磐固的城池也会软若一盘蛋糕，任人分食。 杨子为歧路而哭，歧路容易亡羊；阮籍为穷途而哭，穷途毫无希望。阮籍喝下那么多醇酒，统统化作了泪滴，他比谁都醒得更透啊！ 杜甫为社稷哭，为黎民哭，还为朋友哭，他岂非天下第一伤心人？《梦李白》第一首起句便是“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不知你如何读完此篇，读时是否有深深的感应？我只知道自己早已泪眼迷蒙。 辛弃疾豪迈卓荦，奔放不羁，他也要哭，那份忧伤留在纸上，至今仍如通红的钢水，令人不敢触及。他既不是雄着嗓门吼，更不是雌着喉咙唱，而是仿佛从高高的岩缝里啸出悲声：“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问得好，然而谁也不肯给他答案。 轮到大才子曹雪芹哭时，他不想当众表演，只将一部《红楼梦》摊开在众人眼前，就急忙走开了，犹如身披猩红斗篷的贾宝玉，悄寂寂地踏过空净净白茫茫的雪原，离人世越远越好。还说什么呢？书中不是明白写着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他倒是把那个“？”捶直了，又或许是时间捶直的吧。 我认为最不可能哭的男儿该是甘心为近代变法流血牺牲的第一人——谭嗣同，他既然只相信热血救世，泪水又岂能夺眶而出？可是这回我又错了。1895年4月17日，清王朝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赔银割地，丧权辱国，他闻此消息，悲愤填膺，亟作一诗：“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都说男儿“落泪如金”，又岂止如金？那是亘古难磨的灵魂的舍利子。 往历史黄卷中打量一番后，老实说，我吃惊不小。太多伤心事，创巨而痛深，人非木石，那些刚毅的男儿还能不挥泪如雨？泪水之阀原本不是由他们自己控制的，一切均为时势所控，命运所扼，谁也无法预计泪水何时何刻猝然而至。有人说：“任何一页历史，你都不可轻看，每个字都是用成吨的鲜血浸成的！”既然如此，我便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其“蓄泪量”更为丰足，我只须轻启黄卷，万古泪河水，便向手心流。 天下可悲事既多，男儿痛苦椎心，虽欲不哭，岂可得乎？欲不哭而不得不哭，方为真哭。虽一哭再哭属不得已，但天地间的伟丈夫奇男子决然不肯以哭为美事为壮事，盖因哭者不祯不祥，男儿泪落如珠的时代，绝非好时代，若非处于铁屋一般黑暗的大局，谁肯效儿女子掩袖涕泣哉？世间以哭为常事的才子，纵然狂诞不羁，也断然弗肯将那不祯不祥甚矣的“哭”字嵌入名号。明末清初的画家八大山人（朱耷），本是明朝皇室苗裔，明亡后，隐居南昌。他常将“八大”二字连笔写出，其形貌宛若草体的“哭”字，可谓寄意良深。清代“文坛飞将”龚自珍取其诗集为《伫泣亭文》，也遭世人否决。到了清朝晚期，竟然有人驾乎其上而行之，公然将“哭”字嵌入名号，时人斥之为异端。此人是谁？他究竟是疯子，还是狂夫？ 他是近代诗歌王子易顺鼎（1858—1920）。多少美的、奇的、壮的、勇的、野的、豪的、逸的、雅的名号他不取，却拗着劲，偏偏取了一个凄冷之极的别号“哭庵”。对此，他自有说法：人生必备三副热泪，一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二哭文章不遇知己，三哭从来沦落不遇佳人。此三副泪绝非小儿女惺惺作态可比，惟大英雄方能得其中至味。“三副热泪”这一说法的版权应归属于明末姑苏才子汤卿谋名下，哭庵稍加改造，化为己有。照他的意思，至味便是苦味、涩味、咸味、酸味、辣味。苏东坡曾说：“盐止于咸，梅止于酸，食中不可无盐梅，而味在咸酸之外。”易顺鼎所说的“至味”也须往苦、涩、咸、酸、辣之外去寻吧？ 一生十六字 易顺鼎曾问学于湘中大名士王闿运，受过后者的点拨，可算是王闿运的寄名弟子，王闿运也很赏识易顺鼎，将他和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并称为“两仙童”。至于易顺鼎自号“哭庵”，则遭到王闿运的严厉批评。据钱基博《湖南近百年学风》所记，王闿运曾为此专门驰书：“仆有一语奉劝，必不可称‘哭庵’。上事君相，下对吏民，行住坐卧，何以为名？臣子披猖，不当至此。若遂隐而死，朝夕哭可矣。且事非一哭可了，况不哭而冒充哭乎？”王闿运也算是清末性情豪宕放任的高士，但仍被易顺鼎的后浪盖过了锋头。单从这封信的词色来看，你很可能产生误会，以为王闿运其人过于古板。 易哭庵虽算不上叱咤则风云变色的伟丈夫，却也不愧为吟哦则天地增色的奇男子。天生尤物，总归是要给人好看好受；天生才人，也同样出此初衷。任何英才、霸才、鬼才、魔才附丽于人身，都绝非偶然，必有其因缘宿命，强求不得。哭庵的第一声啼哭落在清末儒将易佩绅家。易佩绅是湖南龙阳（今汉寿）人，长年陷身官场，带过兵，与太平军交过战，工诗善文，笔头子过硬，“儒将”之名并非浪得，到了中年之际，同僚正犯愁如何才能钻营到更磐固更肥美的官职，正打算趁手中权力尚未作废赶紧刮薄地皮，捞足实惠，此公却突发奇想，携两位美妾入山为僧，剃个光瓢，敲了几月木鱼，觉得荒山野地太寂寞，估计伙食开得也不够水平，便又打道回府，并无一点愧色。王森然在《近代名家评传》中对易顺鼎的早慧赞不绝口：“生而颖敏，锦心玉貌，五岁能文，八岁能诗，父执多奖借之。”小小年纪，易顺鼎就被誉为“龙阳才子”。 哭庵晚年在书札中喜欢钤一方朱文大印，印文为：“五岁神童，六生慧业，四魂诗集，十顶游踪。”这十六个字并非胡吹瞎侃，字字都有来历。他五岁（1863年）时，恰逢江南战乱，因与家人失散，落入太平军之手，幸获生还。僧格林沁亲王见他肤色白皙，如小小璧人一个，便抱在膝上问他家世姓名，易顺鼎虽为孩提，面对虬髯虎将，竟应答如流，半点不怯场。僧格林沁又问他识不识字，他便索性将平日所读的经书琅琅背出，小舌头仍无一处打结。众人当即呼之为“神童”。 对于因果轮回的佛家说法，哭庵终生持信不疑，他曾由扶乩得知自己是明朝才子张灵的“后身”，心中十分欣喜，他原本就自信宿慧有根。哭庵意犹未尽，又一口气“考证”出张灵的“前身”为王子晋、王云首二人，“后身”则递次为张船山、张春水、陈纯甫三人，绵绵瓜瓞，无有断绝。以上六人均为哭庵的“前身”，合成“六生慧业”，他真是渊源有自的“鬼才”啊！哭庵的《眉心室悔存稿》集入他十五岁前的少作，其中的丽句已早早地暴露出这位才子的好色天性，且看：“眼界大千皆泪海，头衔第一是花王。”“生来莲子心原苦，死伴桃花骨亦香。”如此绮艳悱恻的妙句，决不是普通少年可以写出，其超悟可谓早露端倪。哭庵弱冠打马游南京，一日写诗二十首，捷才惊人，其妙句为“地下女郎多艳鬼，江南天子半才人”、“桃花士女《桃花扇》，燕子儿孙《燕子笺》”，古艳鲜新之至矣。他撮取自己历年所作之要妙者，分别编次为《魂北集》（作于京师）、《魂东集》（作于津门）、《魂南集》（作于台湾）、《魂西集》（作于西安），总称《四魂集》。照此看去，他真还有点魂飞魄散的意思呢。易顺鼎一生作诗近万首，《四魂集》是其精华。哭庵有山水癖，脚著谢公屐，游踪遍南北，他虽不是职业登山队员，却曾将泰山、峨嵋山、终南山、罗浮山、天童山、沩山、普陀山、庐山、衡山、青城山这十大名山一一践在脚底。杜甫《望岳》诗中有豪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哭庵终生乐此不疲，所谓“十顶游踪”，即十度登峰造极。游山必有诗，他的山水诗真是恢诡得厉害，且看：“一云一石还一松，一涧一瀑还一峰，一寺一桥还一钟。”“青山无一尘，青天无一云。天上惟一月，山中惟一人。”“此时闻松声，此时闻钟声，此时闻涧声，此时闻虫声。”这样的诗一天写十首是不会太难办的。 性情中人 易哭庵用十六字总括自己的一生，固然妥切，但还有一项重大遗漏，那便是“无边风月”。太上忘情，其次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易顺鼎无疑是“我辈”，人间少了他，好似《红楼梦》中少了贾宝玉，那个“情”字必定大为减色。天生尤物，又生才子，一幕活剧还能不热闹好看？ 易顺鼎十九岁即中举人，人生路起始一帆风顺，而且大名鼎鼎，能有多少悲愁苦痛？可是轮到考进士，他就没那么走运了，累试不第，已经是头顶天花板。他以诗酒泄恨，发些“三十功名尘与土，五千道德粕与糟”的牢骚。他自号“哭庵”，当然不是无病呻吟。易顺鼎中年丧母，痛极心伤，形销骨立，只差没“呕血数升”了。他自撰《哭庵传》，历历道来，卒章显其志：天下事无不可哭，然吾未尝哭，虽其妻与子死亦不哭。及母殁而父在，不得渠殉，则以为天下皆无可哭，而独不见其母可哭。于是无一日不哭，誓以哭终其身，死而后已。自号曰哭庵。慈母归西，他在墓旁筑庐守孝，且为此庐取名为“慕皋庐”，他仰慕皋鱼子的孝风。《韩诗外传》中记载了那位大孝子的言行：“皋鱼子被褐拥镰于道旁曰：‘树欲静而风不宁，子欲养而亲不待，往而不可得见者，亲也。’遂立枯而死。”易顺鼎没有像皋鱼子那样当即枯死（中风或脑溢血）在路边，却也孑影茕茕，念及母死不可复生，心中大为悲恸，为此他哭了整整三年，直哭得目成涸辙，舌为枯根，哭得多了，哭声竟仿佛三峡的湍流，有万马奔腾之势。从此，他便自号“哭庵”，笃定了做个伤心人，终其一生。他在《哭庵记》中写得十分清楚：“吾之哭与贾谊、阮籍、唐衢、汤卿谋等不同，只哭母而不哭天下。”孝子哭慈母之颜不可见，忠臣哭昏君之心不可回，英雄哭用武之地不可得，志士哭天下之事不可为，四者本无高下之分，只不过伤心人别抱琵琶，曲调各异而已。 哭庵曾筑屋于庐山三峡桥一带，取名“琴志楼”。他喜爱此地松林邃密，兼有流泉可听。他为新居自制两联：筑楼三楹，筑屋五楹，漱石枕泉聊永日； 种兰百本，种梅千本，弹琴读易可终身。 三闾大夫胡为至于此？ 五柳先生不知何许人。他大有远避红尘，栖此长林之意。然而，其骨子里却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又如何能久过山中绛雪为饭，白云为田的生活？ 哭庵隐居庐山期间，作了许多意兴遄飞的诗歌。他这些得天独厚的佳作深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激赏。张之洞不仅是封疆大吏，同时也是学问大家，他在武汉创办了两湖书院，延请天下名师主讲其中，培养了大批人才。张之洞评点易顺鼎的《庐山诗录》，颇多溢美之词：“此卷诗瑰伟绝特，如神龙金翅，光彩飞腾，而复有深湛之思，佛法所谓真实不虚而神通具之者也。有数首颇似杜、韩，亦或似苏，较作者以前诗境益深造诣，信乎才过万人者矣。”能让张之洞这样不吝其词地奖誉，哭庵想不名满天下都不可能。其后不久，他被张之洞聘去主持两湖书院的经史讲席，也因此成为了张之洞的寄名弟子。 哭庵手挥凌云健笔，一生作诗近万数，“杀诗如麻”。汪国垣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将他提点为“天杀星黑旋风李逵”，诚可谓慧眼识英雄，其评语如下：“（易）平生所为诗，屡变其体，至《四魂集》，则余子敛手；至《癸丑诗存》，则推倒一时豪杰矣。造语无平直，而对仗极工，使事极合，不避俗典，不避新辞，一经锻炼，自然生新。至斗险韵，一时几无与抗手。”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则将易顺鼎提点为天哭星双尾蝎解宝，评语赞中有弹，褒中有贬：“樊、易齐名，哭庵才大于樊山，自丁戊之间行卷至《四魂集》，各体具备。山水诗最工，其游庐山诗，经张之洞评定者，皆异彩辐射，眩人眼目。晚年老笔颓唐，率多游戏。”也有人更欣赏易顺鼎晚年的诗作，这人就是易顺鼎的儿子易君佐，诚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易君佐也是诗人兼名士，他在《我祖我父之诗》一文中评论道：“先父一生爱游山水，崇拜美人，少年以公子身份，抱卓越的才华……一入晚年，身世之感更深，而诗力更雄。……古诗樊篱，在晚年诗内已不复存在，虽有些涉及醇酒美人，但全是真性情流露，绝无道学家假面具。”诗人的生存状态原本与世俗常人有很大不同，易顺鼎尤其爱走极端，反映到他的诗歌里，自然就看不到多少障碍。 易顺鼎放浪形骸，他喜欢做官，却不会做官。哭庵在官场里混来混去，混了半辈子，直到四十多岁才混出点名堂。己亥年（1899年）冬，他得两江总督刘坤一荐举，奉旨晋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居然还记得易顺鼎曾是“五岁神童”，她问了些江南的情况，哭庵一一作答；当谈到皇上读书一事时，他不失时机地称道恩师张之洞学问精深，如果皇上要请师傅，张是顶好的人选。哭庵有才智，又得强力者引荐托举，却未能青云直上，固然有其诗人性情频频作祟的一面，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兴趣容易转移。转移至何处？便是风月场温柔乡的“彼美一姝”。美人可以养目，又岂止养目这样浪费资源？哭庵锦心玉貌，平生喜欢顾影自怜，风流自赏，早就入了登徒子的班次。 乱世浮沉 文人狎伎，由来久矣，即便大雅如苏东坡，也未能免俗。清末文人眼看国势危殆，前途渺茫，更是醉生梦死。哭庵与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交情颇深，又与大诗人樊樊山（增祥）雅相投契，“北樊南易”并称于世，平日间惯游花街柳巷，尽情狎邪，好惹倡条冶叶，多所攀折。他曾毫无觍颜地坦承自己有两大癖好：一为山水，二为女色。他的诗文十之七八为这两方面的内容，其艳诗尤遭世人诟病，被斥之为伤风败俗的诲淫之作。哭庵好色，如痴如狂，金樽檀板，舞袖歌扇，到处留情，虽老姿婆娑，兴犹非浅。他尤其喜好观剧捧角，常与樊樊山等同好者去各大戏园选色征歌，比之当今追星族，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此辈名士衰翁，喧哗跳踉，得意忘形，仿佛吃下了催情药，焕发了第二春。他有《秋作》一首，泄漏出晚年的风流消息：“旗亭说梦一衰翁，说梦谁复在梦中？才替荷花作生日，又看梧叶落秋风。……还共少年贪把臂，真成临老入花丛。”其侧帽癫狂之态，由此可见一斑。湘中大名士王闿运曾驰书半规劝半恐吓道：“……乃至耽著世好，情及倡优，不惜以灵仙之姿，为尘浊之役，物欲所蔽，地狱随之矣。”对待这样的善意批评，易顺鼎通常是一笑置之，左耳进右耳出，依旧我行我素，放荡如故。 民国五年（1916年）二月，梅兰芳在文明茶园献演《黛玉葬花》，哭庵、樊樊山等名士前往捧场。此剧由姜妙香饰演贾宝玉，哭庵诋之不相称。有人当即打趣他：“您去演如何？”哭庵答得轻巧：“应当差强人意。”于是满座为之欢哗。翌年，张状元（謇）整顿江淮盐务，得暇款款进京，诸多老友为之日日排宴，并请他欣赏梅（兰芳）剧。看戏时，张謇击节赞美，“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哭庵则风格迥异，依着性子，扯开嗓子，高声叫好，调门之大，足以震落梁尘。张謇的清兴一再受扰，不胜其烦，便对哭庵说：“都白发衰翁了，何必学那些浮浪轻佻的少年叫破喉咙？”哭庵立刻反唇相讥：“我爱梅郎，大声喝彩不失为光明正大的表达方式，不像酸状元，习惯用文字取媚于人。”张謇是晚清状元，此前曾赠诗扇给梅兰芳，哭庵揭发的就是这件事。张謇见哭庵语锋侵人，便引《打樱桃》中的台词加以讥刺：“怎奈我爱平儿，平儿不爱我！”意思是，臭美什么？你捧梅郎，纯属一厢情愿，再怎么咋呼，也终归没用的。矛盾顿时激化，哭庵也弦外有音地说：“莫非你硬是要听了《思凡》才说好吗？”他这话也捏中了张状元的痛处，张有一宠姬，因色衰爱弛而遁迹空门。张状元闻言好不难堪，一怒之下，便要绝袂而去。恰巧樊樊山坐在他俩身旁，见情形不妙，马上出面当和事佬，他用《翠屏山》的剧词劝解道：“‘你说石秀，石秀也说你。’两位还有什么好争强怄气的？”一语解纷，两只斗鸡火气顿消。这桩轶事妙就妙在双方（哭庵和张謇）墨守输攻，第三方（樊增祥）裁定为和局，用的都是戏剧台词，急切之间用得如此妥帖，恰如其分，非修养有自而莫办啊。虽只是一场短兵相接的舌战，那种文采风流着实令人拍案叫绝。 论捧角之狂热，易顺鼎堪称古今第一人。哭庵与老情人何翠琴住在一起，又与天桥艺人冯凤喜过从甚密，但他意犹未尽，对于绝色绝艺的坤伶依然倾心以予。起先他最喜欢刘喜奎，常与罗瘿公、沈宗畸等戏友去这位名伶的家中看望她，以博美人一粲为快。他每次登门，必定狂呼：“我的亲娘，我又来了！”诗人刘成禺以此为调侃的题材吟诗一首：“骡马街南刘二家，白头诗客戏生涯。入门脱帽狂呼母，天女嫣然一散花。”刘喜奎索性也称哭庵为干爹，两相抵消，并拜他为师，学习诗文。 民国初年，鲜灵芝与刘喜奎各树一帜，鲜灵芝在广德楼，刘喜奎在三庆园，争巧竞妍，比拼声容之美，几十个回合下来，刘喜奎被一群色魔纠缠不休，不得已只好悄然引去，从此鲜灵芝独擅胜场，一时无人可与争锋。哭庵创作了多首长诗纪其演出盛况，其中数句活生生描画出他的癫态狂形：“……我来喝彩殊他法，但道‘丁灵芝可杀’。丧尽良心害世人，占来琐骨欺菩萨。柔乡拼让与丁郎，我已无心老是乡。天公不断生尤物，莫恨丁郎恨玉皇！”使哭庵在诗中垂涎吃醋，掀髯讨伐的那位“丁郎”，便是鲜灵芝的丈夫丁剑云，艺名为丁灵芝。当时艺人中叫“灵芝”的，除以上二位外，还有年长的崔灵芝和李灵芝。灵芝号称仙药，能起死回生，清末民初的人多半醉生梦死，优伶以“灵芝”为艺名，显然含有把戏院当医院的意思，除了讳疾忌医者以外，谁能拒绝他们的救死扶伤？鲜灵芝芳龄十九，鲜嫩欲滴，哭庵形容她是“牡丹嫩蕊开春暮，螺碧新茶摘雨前”。鲜灵芝有倾城之貌，唱腔玉润珠圆，再加上她善于暗送秋波，撩逗看客，因此不少观众为之疯魔，喝彩时，甚至有大叫“要命”的。于稠人广座之中，哭庵的喝彩压倒一切，别出心裁，他嚷嚷的是：“丁灵芝可杀！”此语一出，其要篡位的心思便暴露无遗了。 另有一事为人哄传，有一次鲜灵芝在台上演《小放牛》，小丑指着她说：“你真是装龙像龙，装凤像凤。”哭庵坐前排，闻言一跃而起，大呼道：“我有妙对，诸君静听：我愿她嫁狗随狗，嫁鸡随鸡。”闹了个哄堂大笑。管他娘的是丑态百出也好，四座皆惊也罢，哭庵眼中除了有一个鲜灵芝，早已目无余子。那段时间，他的诗首首必及鲜灵芝，好比俗语所讲的“阵阵不离穆桂英”。 哭庵，哭庵，自哭母三年之后，眼泪的大闸即无法关闭，由其早年所坚称的“天下事无不可哭，然吾未尝哭”变为“天下事无不可哭，吾遂哭之”，在他的心目中，薄命的美人尤为可怜，尤为可哭。哭庵年虽向暮，其火热情肠并不逊色于青皮后生，他长期以怡红公子自命，将一班美貌金嗓的女伶视为大观园的诸姐妹。他曾作诗《数斗血》，即有愿为众姝流血牺牲之意，此诗腾于众口，传诵一时。诗中对名伶金玉兰赞誉极高。他偶然得知玉兰本姓张，祖籍直隶（今河北）南皮，与其先师张之洞同姓同籍，遂于人前称玉兰为“张南皮”。哭庵曾对人说：“我看见玉兰，就仿佛看见了文襄（张之洞死后谥‘文襄’）先师，假如能让我跟她晤言一室之内，哪怕是当场给她磕三个响头，我也在所不惜！”这想法简直将哭庵魔魇住了，于是，他用巨金贿赂金玉兰的干爹许玉田，再三哀恳，许玉田才勉强应承为他安排。这金玉兰具有一般女伶所不易具有的坚贞品性，对那些趋之若鹜的好色之徒，一律拒之门外。哭庵名声狼藉，自然更属于她所轻蔑的首选对象。许玉田受人钱财，替人消灾，答应略施小计：由他创造时机，让哭庵与玉兰无意间撞见，然后再婉转陈辞，疏通款曲，大抵不会惹怒美人。哭庵闻言，拊掌大喜，数日后，他着盛装，携厚礼，依约去访许玉田，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美味玉兰片”也。讵料金玉兰一听“易实甫”（哭庵字实甫）三个字，顿时怒火攻心，痛骂不止，迅疾转身返回自己的房间，再不肯出来。如此场面，如此结局，哭庵既丢脸，又扫兴，只好自恨无缘。此后，玉兰回乡省亲，正逢党狱兴起，直隶一地捕杀多人，传闻金玉兰也被捎入此案，而且惨遭枪决。哭庵悲愤莫名，无以自解，便写诗抗议道：“天原不许生尤物，世竟公然杀美人！”感伤数日后，才知这条噩耗纯属愚人节的误传，又不禁癫喜万分，有若杜甫当年听说官军收复蓟北，“漫卷诗书喜欲狂”。金玉兰患白喉逝世，年仅二十六岁，尚是云英未嫁之身。哭庵在印铸局代局长任上，接罗瘿公来电，得知这一消息，顿时如丧考妣，昏厥在地，良久才苏醒过来。玉兰尚未装殓，哭庵坚请抚尸一哭，玉兰家人再三挡驾，但见他哭得惊天动地，不得已，就应允了他这个不情之请。哭庵进了内室，果然抱着玉兰的寒尸，大放悲声，丝毫不低于当年哭母的水准。他素日体虚，竟因此染上重病，委顿久之。玉兰发丧时，哭庵仍力疾前往，扶棺致哀。当时报上有诗纪事：“如此兰花竟委地，满座来宾皆掩泣。座中泣声谁最高？樊山、实甫两名士。”还有同调者撰文激其颓波：“……闻易哭庵先生，亦感玉碎于须臾，悼兰摧于俄顷，曾演双吊孝（樊樊山也有份）之活剧，入芝兰之室，号啕而痛哭焉。噫！钟情之甚，不觉过于悲痛耶？然而泣尽眼中之泪，难回既逝之魂，抑或借金玉兰以自哭耶？伤心人别有怀抱，吾于易先生之哭有同情矣。”哭庵赋诗悼金玉兰，劈头四句为：位比花王称武色，籍同修县附文襄。 美人短命真为福，女子多才定不祥。是真名士自风流。哭庵怜才好色，出于天性，故能至老而不衰。其昵友樊樊山每每取笑哭庵“贪财，好色，不怕死”，又有促狭鬼将三事并为两案：一为“贪财”，二为“好色不怕死”。说哭庵“贪财”，是因他月收入高达千元光洋（民国初年，普通百姓平均月收入不及十元），却依然经常哭穷。说哭庵“好色不怕死”，则事例比比皆是，已无烦一一枚举。其实，哭庵是怕死的，他怕冷枪，怕流弹，怕乱匪，怕冤狱，所以他要躲，直躲进风月场温柔乡去，耽于女乐，以安孤心，以慰惊魂。他成长于幸福的家庭，从小受尽呵护，鲜尝痛苦，应该说，他的性格比一般人更脆弱，因此一旦直面惨淡的人生，他便无可奈何，惟有束手裹足。作为一位真情至性的天才诗人，他爱美，爱艺术，爱那些名已喧腾而身犹卑贱的女伶，又有什么可奇怪的？这种异常强烈的爱使他忘记了乱世的苦雨悲风，也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每每用真情去爱，爱得轰轰烈烈，真爱能使懦夫变为勇士，所以他敢去抚尸痛哭，不怕可畏的流言，不怕夺命的疫病。从这个角度说他“好色不怕死”，大抵还是对的。他爱女伶，固然有好色的一面，但其情至深，其意至诚，对美丽的女伶尊重有加，并非居心玩弄，从未使出猥亵强求的霸王手段来。一事能狂便少年，其用心之痴癫，亦说明他为人真挚，不耍贼奸，比那些道貌岸然，心实龌龊的家伙不知要强出多少倍。 你也许会说，一位堂堂七尺的男儿，他理应深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这话当然是不错的。哭庵早年也想有一番作为，可他在广西龙州署理道台只三月，即因忤逆上司意旨而被两广总督岑春煊斥之为“名士画饼”（讽刺他只是画饼样的名士，不切实用），逼他愤而离任。哭庵目睹国土凌夷，也曾上书言战，力主“罢和议，褫权奸，筹战争”，辞锋勇锐非凡，披肝足以见胆；他还曾横渡海峡，抵达台南，投奔黑旗军统帅刘永福，决意抗击倭寇。其《寓台咏怀》一诗写得壮气充盈，豪情澎湃：宝刀未斩郅支头，惭愧炎黄此系舟。 泛海零丁文信国，渡泸兵甲武乡侯。 偶因射虎随飞将，曾对盘鸢忆少游。 马革倘能归故里，招魂应向日南洲。易顺鼎愿意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还，但事与愿违，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弃台湾，刘永福也因粮饷不济最终放弃了台南。于是，几声“奈何”之后，他便一任颓放而不可收拾，将“爱国主义”移情而为“爱帼主义”，沉醉其中，难以自拔。任凭其恩师王闿运的警训响在耳畔：“乃至耽著世好，情及倡优；不惜以灵仙之姿，为尘浊之役。物欲所蔽，地狱随之矣！”他不怕恐吓，反倒觉得“地狱”比人间要好得多！ 哭庵心中有一腔孤愤和深情，他最终用近乎癫狂的姿态保存了自己残剩的人格和自尊，这可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1920年，哭庵病殁于北京，终年六十三岁。有好事者别出心裁，代鲜灵芝撰成一副语气戏谑的挽联：灵芝不灵，百草难医才子命； 哭庵谁哭，一生只惹美人怜！是啊，哭庵的生命已被死神席卷一空，惟独三副热泪仍长留人间。“不知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西风？”自古才子就是这样问的，却至今仍无答案。 书生传记及相关推荐阅读书目：著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 多人《易氏作家群》（内部资料）1988年（印制） 易顺鼎《盾墨拾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易顺鼎《琴志楼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张竞生：性博士 性博士张竞生遭到最深的误解、最多的诟骂、最狠的攻讦，不仅旧派人物看他不顺眼，连一些新派人物也站在他的对立面，张竞生得了个“性博士”的花名，还得了个“大”的恶号，被人斥为“下流坯”，可谓谤满全国，蚁满全身。他早早地就被撵出了学术领地，被剥夺了话语权，惟有独守一隅，默默而终。历史会将他彻底遗忘吗?我想是不大可能的，他毕竟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最有胆，最有识，最有趣的人，像他这种五星级的“怪物”，放眼现代中国，充其量也不会超过三十个。 档案案主：张竞生 籍贯：广东饶平县 属相：鼠 生年：1888年 卒年：1970年 享年：83岁 墓地：广东饶平县境内 父亲：张致和 母亲：不详 婚姻：十七岁时有过一次盲婚，六十岁时再婚 好友：论敌甚众，而好友难寻出身：留学生 职业：教书，经商，当文史馆员 著作：《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性史》等 经典话语：在情人制之下，社会如蝶一般狂，蜂一般咕啜有趣，蚊群一样冲动，蚁国一般钻研。人尽夫也，而实无夫之名；人尽妻也，但又无妻之实。名义上一切皆是朋友；事实上，彼此准是情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编纂《性史》的张竞生，主张在美术课堂中公开使用人体模特儿的刘海粟，以及谱写“靡靡之音”《毛毛雨》的黎锦晖，被传统势力指斥为“三大文妖”。在“三大文妖”中，张竞生遭到最深的误解、最多的诟骂、最狠的攻讦，不仅旧派人物看他不顺眼，连一些新派人物也站在他的对立面，决计不肯给他好果子吃。大儒梁漱溟“谅解其人与下流胡闹者有别”，这样的高姿态已属难能可贵。 险些成为革命者 张竞生（1888—1970），出生于广东饶平县，他幼名江流，学名公室，1912年底赴法留学后，才改名竞生，取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当时，围绕着这八字经，新派青年取名取号为“竞存”、“天择”、“竞生”的颇多。孙中山的爱将和叛将陈炯明即自号竞存，胡适有两位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杨天择，胡适的学名是洪骍，表字为适，也是他二哥从八字经中捞出一个字。张竞生的父亲壮年时曾到新加坡淘金，颇有些积蓄，回饶平后，买田造屋，还娶了一房姨太太。张竞生小时候多次看到本村张姓与邻村杨姓的血腥械斗，日后回想，仍然心惊胆战。他童年不快乐不幸福的最大根源是他父亲所娶的小老婆太阴险太狠毒，逼得他两位哥哥去南洋做工，还逼得他两位嫂嫂相继服毒自杀，由此他对旧式家庭的冷酷无情和惨无人道体验良深。 好在还可以求学念书，张竞生读完汕头的同文学校后，即入广州的黄埔陆军小学，这所学校由两广总督兼任总办，规格不低，派头不小。他若好生挨到毕业，将来当军官，混出点名堂并不难。可是他天生就不安分，暗中偷看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还是小错，他居然与姓韦的监督对着干，带头剪辫子，闹食堂，这就是大逆不道。张竞生被黄埔陆军小学开除后，他认为革命要冒险，也不失为一条好的出路，毕竟清王朝太太无能了，它不灭亡简直就是没有天理。于是，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与另一位同学结伴前往新加坡，投奔孙中山。孙中山并没有接纳这两位懵懂青年，此前他得到消息，清廷已派枪手到新加坡暗杀他，出于防范，他以养病为由，对来历不明的客人一律避而不见。张竞生在新加坡挨了一个多月，最终耗尽盘缠，一无所获，惟有怅然而返。他回到饶平，服从父亲的命令，娶了一位十五岁的女子为妻。在回忆录《浮生漫谈》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新娘：“我娶她那一日，她的容貌，虽未像某先生所说的那位她，如猴子一样的尊容。但我的这一位矮盾身材，表情有恶狠狠的状态，说话以及一切都是俗不可耐。我前世不知什么罪过，今生竟得到这样的伴侣。”这种盲婚，毫无爱情基础，很难让他留恋。他决定逃避家庭，去上海求学，入法国教会所办的震旦学校。一学期后，他不安分，跑到北京，考入京师大学（北大前身）法文系，谋求更进一步的深造。当时的京师大学，就像是一所官办的大私塾，从教制、师资到课目的安排都乏善可陈。学生得闲，不是逛八大胡同，就是请吃请喝，忙于交际应酬，为将来做官预先垫步。张竞生烦闷得要死，便去藏书楼把尘封的佛经大阅特阅，直读得满头雾水，如堕五里雾中。他居然在那所禁锢甚严的藏书楼中发现一本德文奇书，此书将世界各民族的女子影印为图像，赘以说明，多方比较研究，这本书让张竞生大感好奇，也大开眼界，他日后从事性学研究，这可能是最初的起因。除了此番刺激，还有一个刺激也找上门来。有一天，革命党人张俞人找到张竞生，告诉他，汪精卫因刺杀摄政王载沣，被囚禁在刑部大狱里，极有可能被杀头，同盟会拟设计营救，请他从中出力。张竞生闻言，又惊又喜，惊的是此事万分机密，他竟能参与，喜的是他所救助的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党人。当时，陈璧君（汪精卫的妻子）和方君瑛已潜入北京，具体计划是：陈璧君出巨资（大约一二万元）给一位可靠的党人捐取主事一职，然后为他谋求刑部监狱官的实缺。这样一来，就有机会接近汪精卫，寻隙将他放走。这个迂缓的计划好像是出自于笨蛋的头脑，虽有一点想象力，却毫无可行性，终于作罢。1911年10月，武昌新军发难，汪精卫获释，张竞生加入汪氏组织的京津保同盟会，得到汪的赏识。待南北议和，汪精卫推荐张竞生充任南方议和代表团秘书，事成后，即鸿运降临。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稽勋局遴选合格的革命青年以官费生资格赴东西洋各国留学，公布的头批二十五人名单中为首五人是：张公室、谭熙鸿、杨杏佛、任鸿隽、宋子文。张公室即张竞生，他名列榜首，可见当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对他是何等器重。 刚到法国时，张竞生想学外交，有位好友劝他学习社会哲学，这一选择也合乎他的心愿。巴黎大学的哲学系太自由了，他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闲暇，完全可以心猿意马。他起初想到邻国比利时去学园艺，又想兼修与哲学风马牛不相及的医学，将来好寻求一个切实的职业。他修完医学院的预科，只能算是过屠门而大嚼，然后就打消了做医生的想法，这一放弃令他终生引以为遗憾。学医期间，有件事令他记忆深刻，仿佛一道阴影久久挥之不散。某一回，他参观解剖室，好戏谑的友人手执利刃对那些尸体横切竖割，他看在眼里，顿时感到反胃，更过分的是，那位友人用刀尖指着一具女尸的阴部说：“不知你生前用这玩艺害了多少人，到今天竟沦落到如此下场，任人宰割如砧上肉！”张竞生闻言，悲愁和痛惜之情齐集三寸灵台。 巴黎情场 虽生长于乡间，张竞生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求学，也算是有点见识的，再加上他本性浪漫，是个多情种子，到了花都巴黎——全世界猎艳者的第一天堂，他肯定有所斩获。他的回忆录《十年情场》对于自己在花都“打过一些的擂台”津津乐道，描写极其大胆，儿童不宜的地方非常之多。张竞生好与女人玩精神恋爱的游戏，他初到巴黎时，住在“人家客店”，对一位学图案的女子发生兴趣，那女子声称要守身如玉，张竞生自惭缺乏手段，便只好偃旗息鼓。其后不久，他在海边的一家咖啡店认识一位娇巧玲珑（他最欣赏这种身形）的女招待，彼此情投意合。他最得意的是，他的竞争者是一位英俊的德国大学生，他居然能够漂亮地胜出。“我以为能打败德人的情敌，是我以弱国的地位，也算莫大的光荣。”简直就是为中华民国挣了脸，应授勋章一枚。他们相爱了两年有余，其间，这位情人为他生了一个女婴，不幸夭折。世事总有不如人意处，这位法国情人性格温柔，礼貌周全，却患有精神疾患（歇斯底里症），遇到刺激，便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张竞生好几次被惊吓得魂飞魄散。此外，她的文化程度很低，连法文字母也写不清楚，久而久之，张竞生便对她的病况和智力水准产生顾虑，再加上家中还有黄脸婆，他对于重婚怀有恐惧，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风花雪月事就打上了休止符。 巴黎岌岌可危，张竞生跑到英国伦敦，与房东的女儿在白天上演对手戏，只是那女子性情不够热烈，所以这份感情终归是形而下的，无法升华。其后，在法国里昂，张竞生与一位瑞士少女相恋，却因为老板娘监视极严，始终无从下手。所幸他与一位女教师搭上了线，在圣诞前夕进入实证阶段，有趣的是，那位女教师看见床头耶稣受难像，如遭电击，立刻起身，表情严肃、悲哀地说：“耶稣既然为人类而死，我辈在这个死难节日，怎能谋求的快乐呢？”于是，两人的欲念云收雨霁，相拥而眠而不及于乱，他们之间横隔着一位耶稣，以后也一直是精神恋爱。 张竞生崇尚卢梭热爱自然的浪漫主义，散步于野外是他的一大爱好。他在巴黎近郊的圣格鲁林区遇到一位避难的女诗人，二十余岁年纪，生得娇小玲珑，从外形、气质到谈吐，都是张竞生喜欢的类型。这女子的品德也是上佳，张竞生问她：“你是为钱财而爱我吧？”她简直如同受了侮辱，面露鄙夷之色，连一杯定情的咖啡也不肯喝。他们在林区中享受到人生无上的快乐，这位金发女子所写的定情诗才思斐然，通过张竞生的翻译，诗味犹醇：云霞头上飞，思归不必悲。偶逢有情郎，我心极欢慰！东方游子不忍归，西方娇女正追随。你痴情，我意软，稚草同野卉！洞房花烛日，骄阳放出万丈光辉。紧紧相拥抱，好把心灵与共完美！好好记起我洁白清净的身份，任君上下左右周身一口吞！末一句真是惊人，非发乎至情写不出。这位女子有一宗好处，是张竞生从别的女子那儿不曾得着的，那就是她不仅吐气如兰，浑身也是香馥馥的，这位法国的“香妃”使他的欲念异常高涨，甚至疑心山间的花蕊都散发出特殊的味道。战争期间，总之是好景不长，胜会难再，这位法国“香妃”接到未婚夫的来信，他在战场上受伤，将去南方疗养，她与母亲要前往陪伴。两人执手泪眼相看，张竞生译出苏曼殊的四句诗给她听：“谁怜一阕断肠词，摇落秋怀只自知！况是异乡兼日暮，疏钟红叶坠相思。”情到深处人孤独，总归是这样的收场，“终久是倩影渺渺，余怀茫茫”！ 最深挚的一段爱情如风筝断了线，张竞生好一阵消沉与落寞。所幸他总不会缺乏新的艳遇，去填补内心的空虚。有一回，他到巴黎北站送客，遇到一位明眸善睐爽朗矫健的女子，堪称西方的史湘云，她崇拜卢梭，信奉浪漫派的人生哲学，因此与张竞生一拍即合。尤其难得的是，她醉心于考究东方人的情操，此前，她对日本人、印度人、南洋的华侨都失望了，现在碰到张竞生，偏偏这位“支那人”为东方世界争了光，赢得西方史湘云的爱情和赏识。一位浪漫的中国男子遇到一位浪漫的法国女子，他只好甘拜下风，当对方提出三个月期满就各奔东西，永不相见，张竞生简直觉得一颗心仿佛从天堂掉到了炼狱，所有的“为什么”都没有答案，“西方的史湘云”只留下一本小说《三个月的情侣》，让他仔细琢磨情爱的变幻无常。 回国执教 1920年，张竞生获得法国巴黎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即收到潮州金山中学校长的聘书。船到香港，按例他要去广州领取校长的任命书，也就是说他有机会见到广东省长兼督军陈炯明，当面向他递交条陈，做些建议。有趣的是，张竞生别的不关心，只关心限制人口，提倡避孕，这似乎是在讽刺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旧思想，也有点嘲弄陈炯明本人的意味，陈炯明妻妾成群，子女扎堆。陈炯明读了这篇字迹潦草的条陈后，对潮属议员兼财政厅长邹鲁说：“这是一位神经病！”言下之意是，让这家伙当校长岂不是误人子弟？张竞生到底还是当了几个月的金山学校校长，他大刀阔斧，辞退了一些名声不好、水平不够的教师，因此惹发风潮，有人在校内对他动武，有人打电报，发传单，散布谣言，诬蔑张竞生有神经病，是“卖春博士”（指他在《汕头报》提倡避孕节育），闹得满城风雨，一塌糊涂。张竞生悲愤填膺，灰心到了极点，险些跳海自杀。所幸不久后，云开雾散，蔡元培聘请张竞生去北大哲学系当教授。 在北大哲学系，张竞生任教五年（1921—1926），他的讲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相继出版，在学界为他赢得了崇隆的声誉。周作人对《美的人生观》评价相当高：“张竞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总之，张先生这部书很值得一读，里边含有不少好的意思，文章上又时时看出著者诗人的天分……”当年，蔡元培倡议以美育替代宗教，提高全民素质，张竞生的思想与此暗合，理论与此呼应，甚得青年学子的欢心。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中，他主张建设一个情爱与美趣的社会，其极端处，便是竭力提倡“情人制”、“外婚制”和“新女性中心论”。在封闭、愚昧和男权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张竞生的浪漫派理论无疑是一根专捅马蜂窝的竹竿，招来无数身著长袍马褂的论敌。其“情人制”的理论大体如下：……男女的交合本为乐趣，而爱情的范围不仅限于家庭之内，故随时势的推移与人性的要求，一切婚姻制度必定逐渐消灭，而代为“情人制”。 顾名思义，情人制当然以情爱为男女结合的根本条件。它或许男女日日得到一个伴侣而终身不能得到一个固定的爱人。它或许男女终身不曾得到一个伴侣，但时时反能领略真正的情爱。它或许男女从头至尾仅仅有一个情人，对于他人不过为朋友的结合。它也准有些花虱木蠹从中取利以欺骗情爱为能事。但我们所应赞美者，在情人制之下，必能养成一班如毕达哥拉斯所说的哲人一样，既不为名，也不为利，来奥林比亚仅为欣赏；也必有些人如袁枚所说的园丁，日常与花玩腻了，反与花两相忘。实则在情人制的社会，女子占有大势力，伊们自待如花不敢妄自菲薄。男子势必自待如护花使者的爱惜花卉，然后始能得到女子的爱情。爱的真义不是占有，也不是给予，乃是欣赏的。 ……在情人制的社会，男女社交极其普遍与自由，一个男人见一切女子皆可以成为伴侣，而一个女子见一切男人皆可以为伊情人的可能性。总之，社会的人相对待，有如亲戚一样：笑脸相迎，娇眼互照，无处不可以创造情爱，无人不可以成为朋友。门户之见既除，羞怯之念已灭，男女结合，不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全恃他创造情爱的才能，创造力大的则为情之王情之后，其小的则为情的走卒和情的小鬼。 ……在情人制之下，社会如蝶一般狂，蜂一般咕啜有趣，蚊群一样冲动，蚁国一般钻研。人尽夫也，而实无夫之名；人尽妻也，但又无妻之实。名义上一切皆是朋友；事实上，彼此准是情人。张竞生在法国生活八年，多次猎艳寻情，拈花惹草，深得其中乐趣。再加上他读过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他主张“情人制”，乃是顺理成章。可是国内那些观念保守的人、头脑僵化的人、性格沉闷的人、感情板滞的人，更别说以捍卫世道人心为己任的卫道士们，实在不能接受这套“歪理邪说”，他们视之为洪水猛兽，痛加攻讦和诋毁。有人认为，张竞生以蜂、蝶、蚊、蚁四物为喻，等于自己抽自己的耳光，已足证“情人制”是下三滥的货色。他们全都是情绪化的，不讲道理的，轻则恼怒，重则忿恨，张竞生还哪有辩解的地方？至于他所提倡的“外婚制”，从优生强种的立场出发，建议中国人多与俄国人、欧美人、日本人通婚，汉人多与满、蒙、回、藏人通婚，南方人多与北方人通婚，也被人嘲笑为瞎扯淡，当时表兄妹开婚尚被赞为亲上加亲，是人间美事，张竞生的优生强种说就显得过于超前了，非一般智力者所能接受和赞成。像德龄女士（近代华裔旅美作家）那样见过世面的女子，不愿由慈禧太后作伐嫁给王孙公子，而愿嫁给美国人，实在是不可多见的范例，由她来支持张竞生的理论当然不错，可是显得太势单力薄了。一向主张“肥水不落外人田”的中国人，对“外婚制”的理解和接受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1922年4月19日，美国生育节制专家山格夫人访华，由胡适担任翻译，张竞生陪同，在北京大学讲演其理论。张竞生一向主张节育，乘此机会，极力介绍山格夫人的主张，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收效甚微。乱世中保种不易，再加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积谷防饥，养儿防老”的旧思想作祟，正确的节育主张无疑是出现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一个错误的地点，难怪在知识分子密集的北京也很少有人喝彩。 有一次，张竞生经过上海，汪精卫请他吃饭，汪氏子女满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是赞成节育的，但结果竟是这样呵！”这说明赞成节育的人尚且不能少生，更何况那些反对节育的人。张竞生认为：“男女交媾的使命，不在生小孩，而在其产生出了无穷尽的精神快乐。”他还改动古诗句“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为“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儿孩”，劝女人不要轻易怀孕。若要小孩，则须出于优生的考虑，选择惠风和畅的日子，以大自然为洞房，以树影为花烛，享受和谐的，由此而孕的胎儿，将来不是英雄，便为豪杰，其次也会是才子佳人。张竞生的节育理论大受社会的咒骂，招致许多侮辱之词，他反正久已习惯了，即使大粪浇头，他也不再抱怨什么。 1923年4月29日，张竞生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引发关于爱情的大讨论。事由是：1922年3月，张竞生南北议和时的同志、留法时的同伴、北大生物系主任谭鸿熙丧妻后不久，即与妻妹陈淑君同居，而陈淑君在广东尚有未婚夫沈原培，彼此未曾脱离关系，结果沈氏感觉受骗受害，赶到北京，大办交涉，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斥责谭鸿熙败德，陈淑君负义，闹得乌烟瘴气，满城风雨。张竞生发表此文，显然是支持和声援谭熙鸿的，他指出爱情的定则有以下四项：（一）是有条件的； （二）是可比较的； （三）是可变迁的； （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从1923年4月到6月，《晨报副刊》共发表讨论稿件二十四篇、信函十一件。梁启超、鲁迅、许广平、孙伏园都参与了这场争论。全盘反对的人不多，完全支持的人更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关于“爱情是有条件的”这一项争议最大，张竞生列举的条件有六项内容：感情、人格、状貌、才能、名誉、财产。“地位”包含在“名誉”中。条件愈完全，爱情愈浓厚。极端的人认为爱情是神秘的，是无条件的，次者认为爱情只以感情、人格、状貌为条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若以财产为前提，爱情就未免庸俗和势利，沾染上了铜臭味。殊不知空着肚皮是无法恋爱的，鲁迅在小说《伤逝》中已痛切地总结出，“爱情要时时更新、生长、创造”，首先必须保证温饱，保证衣食无忧，否则爱情必定夭折，幸福更是无从谈起。 反对缠脚，提倡天足；反对束胸，提倡大奶；反对偷生，提倡殉情；包括制定爱情的游戏规则，张竞生觉得这些还远远不算过瘾，他真心想研究想讨论的是进乎其上的男女，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座荒芜的园地，或谓之禁区也不为过。1923年5月，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风俗调查会”，张竞生出任主席，他拟定风俗调查表，列出三十多项，其中有“性史”一项，教授们讨论选题时，觉得性史的调查和征集应另立专项。1925年深秋，张竞生在《京报副刊》上发出《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征稿启事，正式向社会征集性史。来稿出乎意料地踊跃，他从中选出有代表性的七篇，加上序言和批语，编为《性史》第一集，1926年4月，由性育社印行。几乎是立竿见影，许多学校贴出查禁此书的公告，它们反而起到了促销的作用，《性史》不胫而走。卫道士们犹如祖坟被挖，无不暴跳如雷，遂引发轩然大波。这七篇讲述性经历的文章涉及到女性被欺凌、性冲动、性觉醒、、性饥饿、性冷淡、、偷情、性和谐、等多个方面，张竞生在批语中一一给予针对性的评论。尤其出格的是，张竞生提出“新淫义”：“我们所谓淫不淫就在男女之间有情与无情。若有情的，不管谁对谁皆不是淫；若无情的，虽属夫妇，也谓之淫。” 《性史》第一集摆事实，讲学理，对症下药，对国人的性蒙昧有拨云见日之效，却不为保守派所容，在他们的青光眼看来，《性史》乃是，张竞生的所作所为全是诲淫，不仅误导青少年，而且败坏了世道人心。百口莫辩，千夫所指，到了这个地步，当然没有了学术领域正常讨论的余地。 后来，张竞生在《两度旅欧回想录》中忆及往事，有一段话算是自我辩白，值得一读：有人要这样问：“既是学者，又有钱游历全世界，别项学问又那样多，偏去考究那个秽亵的问题，实在太无谓吧！”现先当知的是对这个问题的观察点，常人与学问家，根本上不大相同。常人不肯说，不肯研究，只要暗中去偷偷摸摸。学问家则一视同仁：他们之考究与别项性问题，也如研究天文之星辰运行，日月出没一样。这个并无所谓秽亵，与别种学问并无所谓高尚，同是一种智识，便具了同样的价值。且人生哲学，孰有重大过于性学？而民族学、风俗学等，又在在与性学有关。学问家，一面要有一学的精深特长；一面，对于各种学问，又要广博通晓。无论哪种学问，都可研究。而最切要的，又在研究常人所不敢，或不能研究的问题。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礼教依旧森严，《论语?颜渊》中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仍是中国人的行为规则。张竞生冲决网罗，破坏陈规，纠正陋俗，惹发众怒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科学要战胜蒙昧，需要胆识，也需要时间。张竞生是急切的先行者，遭到误解和打击，自然无法避免。生物学家周建人提倡新文化，观念并不保守，他对《性史》也感到不满足，认为“一般人所需要的是由论料得来的结论，而不是论料本身”。殊不知英国性学研究大家蔼理士的煌煌巨著《性心理研究录》中也附有数十条性史以为佐证。光有论证而无论据，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性史》第一集给张竞生惹来一身蚁一身膻，第二集便被扼杀于印刷厂中，然而坊间立刻有多种伪本流行，还有一本《性艺》盗用张竞生之名出版，赚得瓢盈钵溢，骂名则全由张竞生背负。正是在此期间，张竞生得了个“性博士”的花名和“大”的恶号。 离开北大后的岁月 1926年夏，张竞生依照蔡元培校长所定的成例——北大教员授满五年课程后，即可带薪去国外游学一二年——前往上海，打算买舟泛洋。不巧的是，这时候奉系军阀张作霖攻入北京，赶走了冯玉祥，免去蔡元培的校长职务，任命刘哲为北大新校长。奉军入京后，疯狂屠戮民主人士和人，《京报》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北大政治系教授李大钊先后遇害。在这样白色恐怖的局面下，蔡元培所定的规则自然被推翻，张竞生出洋游历的资格和资金已没了戏，北大教职也泡了汤。他滞留在上海，为生存考虑，便与友人谢蕴如合股贰仟元，谢任总经理，张任总编辑，在书局林立的四马路开办美的书店，专门发行张竞生编译的“性育丛书”，还出版一本《新文化》月刊。由于张竞生的知名度和感召力，再加上美的书店所招收的漂亮女店员的吸引力（此前，书店普遍只用男店员），开张之后，门庭若市，张竞生在附近的饭店辟有专桌专座，每天开流水席，朋友来了随时管个酒足饭饱。生意太好，遭人嫉妒，当年，上海的书店业由江苏人把持，张竞生是广东人，谢蕴如是福建人，都不在这个体系中，两个书呆子又不肯去拜码头和多方打点，江苏帮便串通警局，专找美的书店的晦气，每过一段时间，张竞生即遭法院传讯，警察即来罚款数百元，并且搬空店中书籍，这样频频捣乱，红红火火好端端的美的书店即被摧残得生气全无，惟有关门大吉，宣告倒闭。 张竞生真是一个极度恪守个人信念的人。像他这样臭名昭著的“性博士”，居然有人请他证婚，已属一奇；他证婚时大谈特谈夫妻生活，则更属奇中之奇，堪称惊世骇俗。这次证婚大约在1926年冬天，地点是上海东亚旅馆内，一次集体的文明婚礼，证婚词刊登在1927年1月《新文化》杂志创刊号上，题目是《如何得到新娘美妙的鉴赏与其欢心》。张竞生劝导新郎要有耐心，要知体贴，以三日为期，尽得新娘的欢心，然后收获圆满的夫妻生活快乐。 张竞生的理论和他推广这些理论的行为确实太超前了，别说一般智识的人难以理解，就连担任过北大代理校长和校长的蒋梦麟，也认为张竞生是北大教授中的害群之马。1927年，张竞生携同家人到杭州游玩，适值蒋梦麟担任浙江教育厅厅长，正是他向省府提议，拘捕张竞生，罪名是“宣传性学，毒害青年”。所幸张竞生得到老朋友、民国元勋张继的关照，才被从轻发落为：驱逐出境，三年不许踏入浙江半步。 军阀当道，民不聊生，教育凋残，文化衰敝，国内的环境实在太恶劣了。蔡元培旅居欧洲去了，张竞生亦步其后尘，第二次赴法游学。他得到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的私人资助，遂以翻译外国名著为职志，他原想集合同道翻译二三百种，但由于大笔经费无法筹措，终于只译出卢梭《忏悔录》《歌德自传》等数种，凑成一辑“浪漫派丛书”。张竞生第二度旅法，亦有多次艳遇，但他对此涉笔不多，显然是意兴阑珊了。 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张竞生已经六十多岁，枯木逢春，老树开花，经人介绍，与南京的一位资深美女（37岁）建立恋爱关系，在张竞生的提议下，两人在石头城与五羊城之间频频鸿雁往返，张竞生美其名为“通信试婚制”，结果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算是彻底勾消了张竞生长期得不到一位知心伴侣的恨憾。张竞生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即不再研究性学，又由于“名声不好”，得罪的学界权威太多，各大学皆不肯聘他为教授。1953年，广东省成立文史研究馆，他被定为首批馆员，写了几篇回忆录，较有价值的有1959年4月撰写的《南北议和见闻录》，更重要的是他的三部自传：《浮生漫谈》《十年情场》和《爱的漩涡》，先后在香港和新加坡出版。 他的晚景终归于恬淡，“文革”对他的冲击似乎并不大，这位发誓要活到一百岁的老人，八十二岁时因脑溢血猝死于故乡的茅屋中，而不是批斗场。他一生有三大憾事：一是没有娶欧妇，二是没有办成现代化的潮州大学，三是没有完成翻译二三百种世界名著的宏愿。至此，他只有饮恨九泉了。 有人称张竞生是中国人口学和性学领域的拓荒者，这大致是不错的，他倡导节制生育比马寅初要早出许多年，而高揭性解放性自由的大旗，更是先驱中的先驱。还有人称张竞生是中国文坛的一颗流星，是中国文化界和出版界的失踪者，他失踪了半个多世纪，在国内图书馆中很难再找寻得到他的著作。 鲁迅曾在杂感中写道：“至于张竞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鲁迅的调子太悲观了一些，他的预言完全失准。张竞生的许多主张（节制生育等），如今都已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甚至超出了他的原意。 显而易见，张竞生身上也有凡人难以克服的弱点，以至于实践与理论常常无法同步合拍：他极力标榜“新女性中心论”，赞成情人各得自由，互不干涉，可是他对自家那位动不动就玩出走游戏的情人褚问鹃女士（“中国的娜拉”）不够厚道，不够宽容，在《新文化》月刊上发表《恨》一文，自曝家丑，极尽谴责之能事，不仅吐了恶言，还动了拳脚，被人捅到报纸上，好不难堪；他主张节制生育，自己却有五个孩子。凡此种种，大醇之中确有小疵。但他整体上还是有趣的，可爱的，甚至是了不起的，国人能忘记他半个世纪，甚至一百年，但绝对不可能将他从集体记忆中永久删除，他激活人性的壮举终将为中国有识之士所赞赏。 书生传记及相关推荐阅读书目：著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 杨群《张竞生传》花城出版社1999年 张竞生《张竞生文集》广州出版社1998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弘一大师：悲欣交集 在纷争不息的乱世，在名缰利锁的红尘，弘一法师堪称为佛门龙象，他究竟开解了多少欲海中迷溺的心灵？这个基数应该是不小的。他涅槃了，灵魂却久久盘旋于大地之上，他依然满怀着悲悯，俯瞰这不完美的人世，为苦苦挣扎在红火坑中的众生默默祈福。 档案案主：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籍贯：浙江平湖 属相：龙 生年：1880年 卒年：1942年 享年：63岁 墓地：泉州北郊清源山千手岩东北侧 父亲：李世珍 母亲：王氏 配偶：元配俞氏，侧室福基（原名雪子） 好友：夏丏尊、马叙伦、陈师曾、叶圣陶、许幻园等 出身：留学生 职业：教书，为僧 著作：《华严经集联三百副》等 经典话语：度群生那惜心肝剖！ 年纪还小的时候，我天真地认为，作一首歌曲，如在云霄筑一座仙楼，永久地“住”在里面，那是最令人艳羡的幸福。 百年之后，千年之后，这首歌曲依旧在众人的口齿间传唱，那幸福自然得以加倍地抻长放大。作者是谁？唱的人知道也可，不知道也可，反正他的灵魂是活着的，活在曲调歌词之中，比天空上展翅高飞的鸟儿还要快乐，还要轻盈，还要自在。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我听得痴了，不止一回两回，心想，在这样的歌声中落泪又有什么奇怪？在这样的歌声中瞑目，绝不会真的死去。 我当然知道，这首歌曲的作者是弘一法师（1880—1942）。 有三位近、现代爱国诗僧，一直是我心中所钦佩、激赏和喜爱的，他们是八指头陀、弘一法师和曼殊上人。八指头陀专精于诗；曼殊上人能诗，能画，能文，能翻译；弘一法师则更为多才多艺，他除了精诣于诗、词、文、画，还能演剧弹琴，书法和金石也得心应手。这样的大才子总使人好一阵纳罕，他的宿慧何以得天独厚？ 有人开玩笑说，弘一法师出生时，父亲六十八岁，母亲十九岁；孔子出生时，父亲七十岁，母亲十七岁；欧阳修出生时，父亲四十九岁，母亲二十岁；胡适出生时，父亲四十九岁，母亲十九岁。这就是诀窍。老夫与少妻的搭配，天高与地厚的结合，往往产得麟儿，纵然不成圣人，也会成为颖秀的才子。 在弘一法师身上，有许多个“想不到”，这样一位奇人和畸人（他与苏曼殊被称为“南社两畸人”），竟然会不小心投胎世间，可能连造物主也感觉意外吧。想不到，他是第一个将西洋的油画、音乐和话剧引入国内的人；想不到，他在东京的舞台上演出过《茶花女》，扮演的不是阿芒，而是头号女主角玛格丽特；想不到，他是才子，是艺术家，本该落拓不羁，却偏偏是个最严肃、最认真、最恪守信约的人；想不到，他在盛年，三十九岁，日子过得天好地好，却决意去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 尘世俗缘 弘一法师俗姓李，幼名成蹊，字叔同，祖籍浙江平湖，先世移居津门，经营盐业。其父李筱楼是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的进士，当过吏部主事，后辞官经商，先后创办了“桐达”等几家钱铺，挣得偌大一份家业，被人称为“桐达李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乐善好施，设立义塾（提供免费教育），创立“备济社”，专事赈恤贫寒孤寡，施舍衣食棺木，有“李善人”之口碑。他晚年喜好内典（佛经），尤其耽爱禅悦。很显然，他的言传身教对儿辈影响极大。童年的李叔同常见僧人到家中来诵经和拜忏，即与年纪相仿的侄儿李圣章以床罩作袈裟，扮和尚念佛玩。他儿时的教育还得益于一位姓刘的乳母，她常教他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虽只在岁间，他居然能理解荣华尽头是悲哀的意思。李叔同的悲剧感可谓与生俱来，他十二岁时，即写下了“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瓦上霜”的诗句，其悟性已赶上甚至超过了《红楼梦》中二十岁的贾宝玉。 李叔同五岁失怙（父亲去世），十八岁时遵奉母命与津门茶商之女俞氏结婚。百日维新时，他赞同康有为、梁启超“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主张，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因此在当局眼中他成了不折不扣的逆党中人，被迫携眷奉母，避祸于沪上。我自二十岁到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直到出家。 这正是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时期。他参加城南文社的集会，与江湾蔡小香、宝山袁希濂、江阴张小楼、华亭许幻园义结金兰，号称“天涯五友”，个个都是翩翩浊世佳公子，不仅才华出众，而且风流倜傥。许幻园的夫人宋贞曾作《题天涯五友图》诗五首，其中咏李叔同先生的一首尤其传神，其诗酒癫狂之态活灵活现：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 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他竟把杜甫呼作“小友”，真是比盛唐侧帽癫狂的“饮中八仙”还要奔放。李叔同风神朗朗，是俊友中的最俊者，他的才艺不仅使朋辈折服，也使北里的名妓为之倾心，朱慧百、李苹香和谢秋云都曾以诗扇就正于他。此时此际，国事日非，好男儿一腔热血，无处发泄，乃寄托于风情潇洒间，“走马胭脂队里”，厮磨金粉，以诗酒声色自娱，果真能“销尽填胸荡气”？“休怒骂，且游戏”，这无疑是一句泄露少年风怀的说辞。 辛丑年（1901年），李叔同二十二岁，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与黄炎培、邵力子等人同学。有趣的是，这个特班中举人、秀才居多，普通资格的教师根本镇不住，结果总办（即校长）何梅笙专诚请来翰林学士蔡元培先生作国文教授，自然是一物降一物，名师出高徒了。 李叔同天性纯孝，丧母之痛乃是其人生之至痛。二十六岁那年，他成了孤儿，心中再无牵挂，遂决意告别欢场，留学东瀛。他特意赋了一阕《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其壮志奇情半点也未销磨：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辜负？母亲弃世后，李叔同改名为李哀，自号哀公。他既哀自身孤茕，也哀万方多难。次年（1906年），他在日本感慨故国民气不振，人心已死，挥笔赋七绝以明志：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 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这年秋天，李叔同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改名李岸。其留学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举动是，他与同窗学友创立了春柳社演艺部。翌年（1907年），祖国徐、淮告灾，春柳社首演《茶花女遗事》募集赈资，日人惊为创举，赞赏不绝。我国戏剧家洪深也誉之为“中国戏剧革命先锋队”。据欧阳予倩回忆，李叔同演戏并非图个好玩，而是十分认真的，“他往往在画里找材料，很注重动作的姿势。他有好些头套和衣服，一个人在房里打扮起来照镜子，自己当模特儿供自己研究。得了结果，就根据着这结果，设法到台上去演”。他还特别喜欢扮演女角，在《茶花女遗事》中饰演茶花女，被日本戏剧界权威松居松翁赞为“优美婉丽”；在《黑奴吁天录》中则饰演爱美柳夫人。从留存至今的剧照看，李叔同居然将自己的腰束成了楚宫细腰，细成一握，真是惊人。为了演剧，他很舍得花本钱，光是女式西装，他就置办了许多套，以备不时之需，他饰演茶花女时穿的就是一件粉红色西装。 东京美术学校学制为五年，李叔同毕业时已是1911年春，三十二岁。这一年，他家中遭到了两次票号倒闭的池鱼之灾，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对此他竟能处之泰然，不以为意，倒是对于辛亥革命成功，大好河山得以光复，他感到异常欢忭，填词《满江红》一阕以志庆贺：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叶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作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这又是一个想不到，像他那样文质彬彬的书生，居然轻易将满腔豪情铸成伟词，再次爆了冷门。毕竟是琴心剑胆的高才，他挥动如椽巨笔，哪怕一生只挥动这样一次，一生只铸成这样一首伟词，也足够了不起了！ 素心人夏丏尊对素心人李叔同有一个简明的评价，即“做一样，像一样”。果然全是做的吗？当然啦，行者常至，为者常成，总须用心用力去植一棵树，才可望开花，结果。但对自然的助力，即天才，绝对不可低估。 素心人俞平伯也如是说：“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又岂止“像”，活脱脱就“是”，样样都能从一个“真”（真性情、真学识、真才具）字中抽绎出人之为人的一等一的神韵，够好了。是真公子自翩翩，是真名士自风流，是真高僧自庄重。世人真不了的时候，才会去追求“像”，而在天地间，“像”字背后总不免藏着一个狐媚和猫腻的“假”字，让眼力不济的世人轻易辨别不了。 李叔同学成归国后，起初任教于上海城东女校，开始参与南社的各项活动，旋即出任《太平洋报》画报副刊主编，刊发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画报停办后，他欣然接受旧友经亨颐之聘赴杭州出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1913年改名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图画音乐教员，但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即必须给每位学生配备一架风琴。校长以经费拮据、市面缺货为由，想打折扣，李叔同则答以“你难办到，我怕遵命”，硬是逼经亨颐乖乖地就范。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称赞李叔同先生“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真是赞得到点到位。据画家刘海粟先生回忆，李叔同是中国最早使用模特儿进行美术教学的人，在民智未开的当年，能如此引领风气，真是不简单不容易。李叔同的教学方法颇为别致：“弘一法师的诲人，少说话，是行不言之教。凡受过他的教诲的人，大概都可以感到。虽平时十分顽皮的一见了他老，一入了他的教室，便自然而然地会严肃恭敬起来。但他对学生并不严厉，却是非常和蔼的，这真可说是人格感化了。”（吴梦非《弘一法师和浙江教育艺术》） 李叔同教得用心，弟子也学得上劲，身边有丰子恺和刘质平那样的高足，还有夏丏尊先生（他为人忠厚，调皮的学生暗地里都谑称他为“夏木瓜”）那样的素心人做朋友，日子应该不会太难过。但他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认真的人决不会让任何一个日子变得骨质疏松。姚鹓雏在《乐石社记》中对李叔同的评价颇为切当：李子博学多艺，能诗能书，能绘事，能为魏晋六朝之文，能篆刻。顾平居接人，冲然夷然，若举所不屑。气宇简穆，稠人广众之间，若不能一言；而一室萧然，图书环列，往往沉酣咀啜，致忘旦暮。余以是叹古之君子，擅绝学而垂来今者，其必有收视反听、凝神专精之度，所以用志不纷，而融古若冶，盖斯事大抵然也。关于李叔同的认真守信，戏剧家欧阳予倩先生也回忆得水镜般清晰：自从他演过《茶花女》以后，有许多人以为他是个很风流蕴藉有趣的人，谁知他的脾气，却是异常的孤僻。有一次他约我早晨八点钟去看他……他住在上野不忍池畔，相隔很远，总不免赶电车有些个耽误，及至我到了他那里，名片递进去，不多时，他开开楼窗，对我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罢。”说完他便一点头，关起窗门进去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头就走。（《春柳社的开场、兼论李叔同的为人》）弘一法师谈及他在俗时的性情，曾向寂山法师坦承：“……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曾用意于世故人情，故一言一动与常人大异。”他在母亲的追悼会上自弹钢琴，唱悼歌，让吊客行鞠躬礼，便曾被津门的亲友称做“李三少爷办了一件奇事”。夏丏尊先生为人敦厚，他所写的回忆文章中也颇有些令人不可思议的内容，比如这一段：“他（李叔同）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宿舍里学生失了财物，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指示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他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说明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说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惭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弘一法师之出家》） 李叔同并非拿夏丏尊先生逗乐子，这样冷峭尖刻的幽默也不是他的长项。严肃认真到那样不耍半分虚伪的地步，他又怎忍看着自己的国家沦为军阀刀下的“蛋糕”？怎能容忍政府比妓女还要鲜廉寡耻，比奸商还要缺乏信用？又怎忍看着老百姓流离失所，草间偷活？苦闷的灵魂别无出路，他惟有去寻找宗教的精神抚慰。 遁迹佛门 说起来，李叔同出家的远因，竟是由于夏丏尊先生的一句玩笑话。有一次，学校里请一位名人来演讲，李叔同先生与夏丏尊先生却躲到湖心亭去吃茶。夏丏尊先生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正所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李叔同内心顿时受到很大的触动。民国五年（1916年），李叔同读到日本有关断食（即辟谷）的文章，称断食为身心更新之修养方法，他认为值得一试，便在十一月间择定虎跑寺为试验地点，断食二十余日，不但毫无痛苦，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象，好似脱胎换骨过了，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他竟因此治好了纠缠多年的神经衰弱症。这无疑使他的道心大增。李叔同体弱多病，自忖不能长寿，也是他决意出家，早证菩提的一个隐因。远离浊世，寻找净土，与其清高的性格也正相吻合，他在《题陈师曾画荷花小幅》中已透露出个中消息：“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断食期间，李叔同先生对出家人的那种生活非常喜欢，而且真心羡慕，对于素食也怀有好感，因此这次断食便成了他出家的近因。 真要出家，李叔同仍有不少挂碍，他的发妻俞氏和两个儿子李准、李端在津门还好安排，他的日籍夫人福基则不好打发，她曾求过，哭过，或许还闹过，但李叔同心如磐石，志定不移。在致刘质平书中，他说：……不佞以世寿不永，又以无始以来，罪业之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自去腊受马一浮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多荒。近来请假，就令勉强再延时日，必外贻旷职之讥，内受疚心之苦。……当然，还是李叔同口述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说得更详尽些：及到民国六年（1917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典，而于自己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去过年。有这样的觉悟，有这样的愿力，李叔同便注定要披剃出家，皈依三宝。佛门广大，方足以容此心，容此愿。他原本就是看重器识的，“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话，他多次讲给弟子听，其实也是讲给自己听。“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这就对了。1922年春，弘一法师在给侄儿李圣章的信中已表明了自己对文艺事业尽心尽力之后的欣慰之情：“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就此告一结束。”诚然，文艺毕竟只是身外的附丽之物，只是枝叶，性命才是最紧要的根本。 李叔同于民国七年（1918年）农历正月十五日皈依三宝，拜了悟老和尚为皈依师，法名演音，法号弘一。当年七月，他正式出家。出家前，他将油画美术书籍送给北京美术学校，将朱惠百、李苹香所赠诗画扇装成卷轴送给好友夏丏尊，将音乐书和部分书法作品送给最器重的高足刘质平，将杂书零物送给丰子恺，将印章送给西泠印社。出家之后，他自认“拙于辩才，说法之事，非其所长；行将以著述之业终其身耳”。 李叔同的突然出家引起外间不少猜测和评议，丰子恺猜测他是“嫌艺术的力道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陋巷》），只算是挨边的话。南社诗人柳亚子对故友弘一法师的苦行精修更是从未表示过理解。他认为，一位奇芬古艳冠绝东南的风流才子什么不好干？却“无端出世复入世”，偏要“逃禅”，是不可理喻的。 李叔同出家后，谢绝俗缘，尤其不喜欢接近官场中人。四十六岁那年，他在温州庆福寺闭关静修，温州道尹张宗祥前来拜望。弘一法师的师傅寂山法师拿着张的名片代为求情，弘一法师垂泪道：“师父慈悲，师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抛弃，况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见客可也。”（丁鸿图《庆福戒香记》）张宗祥自然只吃到了一顿好不扫兴的闭门羹。弘一法师五十八岁那年，居湛山寺，青岛市长沈鸿烈要宴请他，他征引北宋惟正禅师的偈句婉言谢绝：“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杖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火头僧《弘一法师在湛山》）这一回，市长的面子倒还好搁一点。 弘一法师以名士出家，钻研律部，发挥南山奥义，精博绝伦，海内宗仰。他日常以“习劳、惜福、念佛、诵经”为功课，以“正衣冠、尊瞻视、寡言辞、慎行动”为座右铭。他喜欢以上乘的书法抄写经书——他曾打算刺血写经，为印光法师所劝阻，并集《华严经》中的偈句为三百楹联，凡求书法者则书之，作为礼物，送给有缘者，使人对佛经起欢喜心，他将此视为普度众生的方便法门。弘一法师早年“以西洋画素描的手腕和眼力去临摹各体碑刻，写什么像什么。极蕴藉，毫不矜才使气，意境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叶圣陶《弘一法师的书法》）。总的来说，弘一法师早年的字得力于张猛龙碑，高古清秀，少著人间烟火气，晚岁离尘，刊落锋颖，更显示出平淡、恬静、冲逸的韵致。用这样的书法抄写佛经，自然是绝配佳侣了。 弘一法师深恐堕入名闻利养的陷阱，他律己极严，生怕接受了许多善男信女的礼拜供养，变成个“应酬的和尚”，因此每到一处，他必定先立三约：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嘘。他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他不吃菜心、冬笋、香菇，理由是它们的价格比其它素菜要贵几倍。除却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他身无长物，一向不受人施舍，挚友和弟子供养净资，也全都用来印佛经。夏丏尊先生曾赠给他一架美国出品的真白金水晶眼镜，他也送给泉州开元寺，以拍卖所得的五百元购买斋粮。弘一法师对重病视若无事，工作如故，他曾对前往探病的广洽法师说：“你不要问我病好没有，你要问我有没有念佛。”他这样虔敬的宗教情怀岂是常人可及？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是弘一法师所书的偈句，其光风霁月的怀抱历历可见。他晚岁驻锡闽南（栖止地主要是泉州，泉州相传为八仙之一的李铁拐所居之地，风俗纯古，有如世外桃源）十四年（1929—1942），弘扬律法，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僧徒，训导他们“惜福、习劳、持戒、自尊”，使东土八百年来湮没无传的南山律宗得以重新光大。同时，他也使相对闭塞的闽南人文气象蔚然一新。大师就是大师，如惠风朗月煦日酥雨，能使天地间生机盎然。 具足大智慧大悲心的高僧虽超尘脱俗，但在乱世之中，绝不会无视生民之苦和国家之难，早年作《祖国歌》、发誓“度群生那惜心肝剖”的弘一法师，其爱国心老而弥坚。他五十四岁时，在闽南潘山凭吊韩偓的墓，收集这位“唐末完人”和大才子的生平资料，嘱高文显作传，便是因为他钦佩韩偓虽遭遇国破家亡的惨痛，却不肯依附逆贼朱温，仍耿耿孤忠于唐室的情怀。弘一法师经常吟诵宋代名臣韩琦的两句诗，“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对于保全晚节一事，他真是极为用心。1937年8月，他在青岛湛山寺作“殉教”横幅题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其护佛殉教的决心跃然于字里行间。同年10月下旬，他在危城厦门致函道友李芳远：“朽人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归厦门。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1941年，弘一法师作《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题记，更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爱国之心不泯，护佛之志尤坚，弘一法师晚年的精神力量即凭此得以充分外现。 曾有人统计，弘一法师一生所用的名、字、号超过二百个，真可谓飘然不驻。其较为常用的名、字、号是成蹊（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意）、叔同、惜霜、广平（参加乡试时即用此名）、哀（母亲去世时所取的名，足见当时心境）、岸、息霜（在东京演剧时所用的艺名）、婴（断食时所取的名，取老子“能婴儿乎”之意，后将此名赠给丰子恺作法名）、黄昏老人、李庐主人、南社旧侣、演音（出家时的法名）、弘一（法号）、大心凡夫、无著道人和二一老人。大师在俗时与出家后的名、字、号虽然繁多，要之在俗时以李叔同之姓字，出家后以弘一之法号为世所通称。差不多每一个名、字、号的来历都是一个故事，其中“二一老人”的别号来得尤其特殊些。弘一法师在《南闽十年之梦影》一文中以谦冲自责的语气说：“到今年民国二十六年，我在闽南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却是很少很少，残缺破碎的居其大半。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十分欠缺！因此近来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二一老人’。什么叫‘二一老人’呢？这有我自己的根据。记得古人有句诗，‘一事无成人渐老’。清初吴梅村（伟业）临终的绝命词（《贺新郎?病中有感》）有‘一钱不值何须说’。这两句诗的开头都是‘一’字，所以我用来做自己的名字，叫做‘二一老人’。……这‘二一老人’的名字，也可以算是我在闽南居住十年的一个最好的纪念。”弘一法师将自己一生的功名看得很轻很轻，才会有此一说。如果像他那样成就了慧业的大智者都要归入“二一老人”之列，世间又有几人能侥幸不归入“二一老人”之列呢？ 五十六岁时，弘一法师即对自己的后事作了明确的处分，其弟子传贯在《随侍音公日记》中有绘貌传神的描述：“师当大病中，曾付遗嘱一纸予贯云：‘命终前请在布帐外助念佛号，但亦不必常常念。命终后勿动身体，锁门历八小时。八小时后，万不可擦体洗面。即以随身所著之衣，外裹破夹被，卷好送往楼后之山坳中。历三日有虎食则善，否则三日后即就地焚化。焚化后再通知他位，万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终前后，诸事极为简单，必须依行，否则是逆子也。”及至1942年10月10日（旧历壬午年九月初一），西逝前三天，弘一法师手书“悲欣交集”四字赠送给侍者妙莲，是为绝笔。这四个字很完整地表达了他告别人世前的心境，悲的是世间苦人多，仍未脱七情六欲的红火坑，欣的是自己的灵魂如蜕，即将告别娑婆世界，远赴西方净土。他在致夏丏尊、刘质平和性愿法师的遗书中都附录了两首偈句：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忘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第一首偈句是警劝他们：执著于外缘，执迷于表象，最是妨碍获取正觉正悟；第二首偈句是对自己的灵魂归境美好颇感欣慰。大智者的告别仪式的确有些不同，弘一法师大慈大悲的临终关怀（死者关怀生者）给人留下了至为深切的感动。 听，那缥缈的歌声又从远处传来，惟剩苍凉别梦，酒杯已空，余欢将尽，还残留下多少回忆的温馨？该上路的终归要上路，该告别的终归要告别。人生是一段不长不短的夜行，惟独智慧才是我们手中的明灯，所以要学佛（“佛”的原意是“圆满的觉悟”），所以要修般若波罗密（“般若波罗密”的原意是“抵达彼岸的智慧”）。极少数人修持了慧业，经历这段夜行之后，便能抵达光明的净土，弘一法师无疑便是这极少数成就者中的一个。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人生也是一场为了告别的宴会，让我们别把满满的肉身看得太重，别把此时此际的享乐看得太重，且为各自灵魂的出路设想得更周全些吧。 书生传记及相关推荐阅读书目：著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 多人《弘一法师》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徐星平《弘一大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 林子青《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 金梅《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陈星、赵长春《弘一大师影集》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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