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吐大荒》 序：悲鸿生命 你知道徐悲鸿吗？ 二十一世纪的某一天，我向身边熟悉或不熟悉的人，问起这样一个问题，人们都是不假思索地扔给我一个自己的答案。 徐悲鸿谁不知道，不就是画马的吗？ 哦，就是那个很早把西洋画引入中国的人吧！ 似乎不难回答，似乎又说不完全。 于是，寻找徐悲鸿就变得很有点意思了。 翻开最权威的辞典找吧。一代巨匠，静静地躺在《辞海》2247页：“徐悲鸿（1895-1953），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画家、美术教育家。江苏宜兴人。少时刻苦学画，后赴法国留学。曾携中国近代绘画作品赴法、德、比、意及苏联展览……” 理性，简约，凝重，冷静的事实陈述。能在《辞海》占有一席之地，自然是一种人生辉煌，尽管无法概括这位艺术大师的一生。 它们却如同指示牌，引导人们靠近他。 今天，人们对徐悲鸿的名字，确实并不陌生。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许多日常用品上，类似搪瓷盆、暖水瓶、饼干筒和各种器皿等，时常绘有徐悲鸿那独具风采的马与鹰。 我记得那时家里墙上挂着的月份牌：一天撕一张的日历本，钉于一块长方形的硬纸板，上面就是一匹墨笔酣畅的“悲鸿马”。 我还记得搪瓷脸盆里的图案。天冷时我把手伸进热水里，抚摸着凹凸不平的马的“肌理”：为啥靠近看是几条黑墨块，离远点儿看却是奔跑如风的骏马？ 没有版权意识的时代，孕育了一个时代的奇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悲鸿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大众画家。 一位熟悉中国画坛的加拿大画家说，在中国，徐悲鸿画的马使无数招贴画、明信片、邮票、刺绣工艺品、壁毯等受到启发，并且时常得到未成熟的青年画家的摹仿。与徐悲鸿的马一起出现的惟一的问题是，人们如此经常地看到它们，以至于人们忘记了徐悲鸿除了画马以外，还同样能画其他的很多题材。 去徐悲鸿纪念馆吧。 在北京我坐上出租车，司机听我说的这个目的地，一脸惘然。我成了个引路人，把出租车引到纪念馆门前。司机恍然大悟，说长了见识。 其实，专门珍藏徐悲鸿画作以及藏品的纪念馆，并不在小街小巷，就坐落在北京新街口一条主干道上，闹中取静。 初来徐悲鸿纪念馆的人，会惊奇地看到，在徐悲鸿塑像的背后，也就是纪念馆库房的前面，站着武警哨兵。若干年前，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专程来此参观。将军也是位著名书法家，他仔细观看了这些丰富而罕见的藏品，连连赞叹。当他询问纪念馆的馆藏状况时，担心地说，这么多的国宝，没有人守卫怎么行！随后，一个排的武警官兵奉命进驻，直到今天。春夏秋冬，日出日落，他们与徐悲鸿朝夕相伴。 这是共和国的历史上，第一个军人站岗的艺术家个人纪念馆。 据说，至今这里还是共和国的“惟一”。 活在孩子们稚嫩的声音中的徐悲鸿是幸运的。 二○○五年五月，我在北京东较场小学三（1）班的语文课上，看到粉笔在黑板上写出的题目《画马》，听到学生齐声朗读这篇课文：“四十《画马》：徐悲鸿是我国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他一生都酷爱画马，以擅长画马而闻名，徐悲鸿喜欢画马，是因为他爱马……” 二○○五年新版的全国小学三年级统编教材，将中国画坛上这位无法忘却的巨匠编入必读课本，使这段不应断裂的文化历史重新得到连接。经历了太多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人们似乎重新意识到文化传承对于一个民族本身的意义。 徐悲鸿一生浩瀚而博大，似乎很难让三年级的学生完全明白。然而，将徐悲鸿编入教材的意义不仅在于诉说一段往事，更是在讲述一种品格，一种风范。在种植无数梦想的少年时代，让他们认识中国的一位文化巨人。 真实的徐悲鸿是怎样的一个人？ 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仍然令无数人心向往之。 他的妻子廖静文写过《徐悲鸿一生》，在大陆引起轰动。 他的前妻蒋碧微写过《我与徐悲鸿》，在台湾风靡一时。 她们写出的，是属于她们自己的徐悲鸿。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徐悲鸿？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怀念徐悲鸿，他的魅力究竟在哪里？为什么徐悲鸿在新中国诞生时已是一代大师，以往却总是回避徐悲鸿生存与成长的时代，以及与之交往的民国人物？ 二○○四年，在徐悲鸿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前夕，我终于踏上采访之路，基本沿着这位艺术大师的生命足迹，苦苦地寻觅。 当初的想法很简单，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民族的文化复兴，而要复兴民族文化，就不能不去找寻我们文化历史上的那些先贤们。 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一本太大的书。徐悲鸿的生命包含了如此宽广、如此丰富的内容，几乎勾连着一部中国近代史和当代史。比如，在先生最初的人生旅途上，他的身边就已经站满了历史巨人，荟萃着一代大师。而先生早年生活在太湖之滨的江南宜兴，一个乡村僻静之地，他何德何能，竟可以走入这样的境界？ 至于徐悲鸿与艺术、徐悲鸿与女人、徐悲鸿与这个纷纷攘攘的尘世，有着太多的话题。一个已为人所知的徐悲鸿，一个仍鲜为人知的徐悲鸿，急需从光环或泥淖中抖落出来。无论徐悲鸿走得多远，成就多大，似乎他总是摆脱不了贫寒的出身、私塾的熏陶和早年经历所铸就的执拗个性，这又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徐悲鸿站在今人的视野里，他还是那么神采飘逸，魅力十足。一个被这么多人关注乃至议论的人，本身就有着未被遗忘的荣耀。 又一次拜访北京徐悲鸿纪念馆，从这里出发。 泱泱大国之都，名人纪念馆甚多，但鲜有如此炫丽璀璨的。徐悲鸿猝然离世之时，妻子廖静文把留在徐悲鸿身边的一千二百余件呕心沥血之作和一千二百余件唐宋以来的名人书画，以及徐悲鸿生前从国外收集的一万余幅画册与绘画资料，全部无偿地捐献给国家，才使人们得以目睹这些罕世之宝的惊人风采。 这些以一位艺术巨匠特有的眼力和其毕生积蓄，苦苦收集到的艺术珍藏，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它们中间的很多身价，早已达到天文数字。 当你仔细观赏面前这些藏品的时候，会有一个发现，在一些徐悲鸿格外珍视的藏画上，盖着一方专门的印章，题有四个字：“悲鸿生命”。 何为“悲鸿生命”？ 也许在徐悲鸿的眼里，生命即为艺术。 上帝并没有特别眷顾徐悲鸿，依然让他饱受磨难和忧患。 与常人不同的是，当这位伟大智者以艺术眼光，看待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的时候，痛苦变成了收获，坎坷转化为资本，给一个普通的生命注入了活力，苦苦挣扎的平凡生活，也就变成了一条追求与理想的康庄大道。 “悲鸿生命”，一把开启大师心灵的钥匙。 于是，我注定无法去说一个关于文人雅士的孱弱经历。 我想说的，其实就是一个在上海滩饿得想要自杀的贫困小子，一个在人生与艺术的海洋中不断寻觅的美术青年，铁着心去打拼天下的生命故事。 一个外国友人把徐悲鸿叫做“中国鸿”，是他想像中的一只大鸟。“中国鸿”是怎样起飞的，又是怎么越过千山万水，飞向一片理想的天空？ 让我们一起，跟着徐悲鸿上路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万里云霄一羽毛 一 乡土的馈赠 一九三四年，当徐悲鸿走出国门举办近代中国画展，第一次使中国艺术佳作在西方得以整体亮相的时候，人们发现，有一幅中国画醒目地挂在展馆前厅，纸质发黄，笔墨严谨，技法也与其他画不同，画名曰《松荫课子图》。 此画作者就是徐悲鸿的父亲徐达章。他在三十岁时画的这幅画，可谓解读徐悲鸿的范本：松树下的童年悲鸿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诵读书桌上的一册书，徐达章手摇鹅毛扇，正在凝神倾听儿子的朗朗读书声。他们身后有一个女孩在探头嬉笑。徐达章题诗于画旁：“无才济世怀惭甚，书画徒将砚作田。落落襟怀难写处，光风霁月学糊涂。” 在众多欧洲报刊的评介中，柏林《西方日报》注意到了中国这对父子：“画展中第一幅，是徐悲鸿父亲的一张画，画他父子二人的像，徐君于此表示他对于父亲的孝敬。但这幅画尚拘守传统的范围，儿子的画是进步多了。徐君的用笔是自由雄肆的，无论在写景或构图方面，他的着色深厚，笔力雄健而有个性。” 有一天能漂洋过海，伴随儿子周游欧洲列国，这当然超出一个私塾先生的期许。这也表达着徐悲鸿成功之际对父亲、对故土的眷念。 一五年，徐悲鸿出生于江苏宜兴屺亭镇徐家老宅。教私塾的徐达章给长子起名徐寿康。平安而健康，一个带有好运的名字，未能免俗，但很吉祥。 也就在这一年，甲午海战惨败，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及辽东割让给日本，巨额赔款二万万两。进京应试的各地举人群情激奋，甚至痛哭流涕，广东南海人康有为与弟子梁启超联络十八省会试举人一千三百人，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救国主张，成为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太湖之滨的屺亭镇，与京城相距遥远。康有为因爱国壮举而声名大噪，几乎无人不晓。徐达章没料到，日后他的儿子能得到康有为的赏识。 二○○五年初春的一天，我前往江苏宜兴屺亭镇，那是徐悲鸿的出生之地。一个世纪前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镇，一个世纪之后在中国分省地图上仍然找不到踪影的小镇，却因徐悲鸿而载入中国艺术史册，成为托举一代名家的摇篮。 此时，蓝天下的油菜花开得正旺，一片一片的金黄灿烂，淡淡飘香，点缀着蜿蜒曲折的塘河堤岸。周围两三层楼的一大片新房，烘托着一长溜黑瓦白墙的平房，新中有旧，仿佛留着几份逝去的记忆，这就是徐悲鸿故居了。 故居门前是奔泻不息的塘河。据说屺亭镇之名来自屺亭桥，昔日石拱桥真有遮风避雨的八角亭。而今塘河拓宽，机帆船卟卟作响，屺亭桥也成了一条通汽车的钢筋水泥大桥。给我当向导的，是在宜兴的徐悲鸿外甥潘公慎，他是徐悲鸿二妹徐爱贞的次子，七十出头，思路极为清晰，如数家珍地讲徐家老宅的布局。这是一个临河而居的水乡人家。天井中的阁楼写有“澹我楼”，照徐达章当年题写的样式复原。 徐悲鸿就在阁楼上呱呱落地，楼下厅堂是徐达章办的私塾。潘公慎说：“家里种六亩多田水稻，还种八分地西瓜。其实我外公画画、教私塾，比其他人家收入好多了，为什么还穷？因为子女多，兄弟三个，姐妹三个，加上外公、外婆，八口之家。” 多子多福，在当时中国农村是普遍的生存观念。徐家有六个子女，徐悲鸿是长子，次子徐寿安，三子徐寿恺，大女徐爱娥，二女徐爱贞，小女徐静贞。 徐悲鸿幸运的是，有个不同凡俗的父亲。 徐达章窝居乡间，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师。虽然他没取功名，诗书画是一方之绝，据说县太爷都曾登门拜访，他躲之不及，颇有陶渊明遗风。清末仍是八股社会，熟读《四书》、《五经》可以考秀才举人，画而优则仕并不容易，画师只是一种手艺人。 在徐悲鸿成名后写下的长篇“自述”中，父亲徐达章的分量很重。他用敬佩的口吻说起他的父亲：“生有异秉、穆然而敬、温然而和、观察精微、会心造物。”徐悲鸿故居保存着徐达章画作《阳羡十景》，阳羡是宜兴的别称，徐达章挚爱至深，他的笔墨之酣畅、色彩之丰富、布局之恰当，把宜兴山水传达得如此美妙，着实令人吃惊。 而徐悲鸿的母亲，似乎少有记载。 后来我在上海拜访一百零一岁的任佑春老人，她是徐悲鸿的大弟徐寿安的夫人。老人告诉我，徐悲鸿母亲姓鲁，按当地习俗叫鲁氏，是个一生忙碌、乐善好施的农家妇女。她对我说的是宜兴话：“徐悲鸿的娘，为人很能干，她长得个头不长（高），人胖胖的。她又是小脚，要领大六个小孩是不容易的，真不容易啊。她的心肠好，自己蛮困难的了，但是她还能够帮助比她更困难的人。” 我离开上海后，任佑春老人叫她女儿打电话给我：“我妈妈还有一句话没说，徐悲鸿的娘有一只眼睛是坏的，那是个好人啊。” 遗憾的是，徐悲鸿生前自述中没有母亲鲁氏的只言片语。我找不到鲁氏的照片，也找不到她的画像。似乎可以隐约感觉到，徐悲鸿的早期成长中，父亲的影响超过了母亲，而徐悲鸿不甘作为长子彻底牺牲的叛逆心态，与父母的希望值都是相冲突的。然而识字会画的父亲，让徐悲鸿感到了改变命运的可能，这是母亲做不到的。 但徐悲鸿很孝顺，他成名之后在上海安家，曾把母亲鲁氏接到上海住，只是鲁氏不习惯楼上楼下的都市生活，又回到屺亭镇老宅，直至去世。 一九○一年，徐悲鸿六岁，已经可以摇头晃脑地背几句诗文了。清廷推行新政，宣布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徐达章没把长子送进新式学堂，而让他跟自己读私塾，先习文，后习画。显然，徐达章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要把他的一身“武艺”传给儿子。 徐悲鸿的弟媳任佑春向我叙说了许多有关徐悲鸿的趣事： “有一次，悲鸿父亲对他讲，我要出去一趟，谁来找我，叫他留一个名。父亲出去后，有个人来了。问悲鸿，你父亲呢？悲鸿说，他不在。这个人就走了。等悲鸿父亲回来，问他有人来吗？悲鸿答：有人来的。他姓什么叫什么，悲鸿都答不出来。父亲就骂他，你这个孩子，一点不懂事。悲鸿笑笑，把手摊开。手心里画的人与来访父亲的人一模一样。 “悲鸿家隔壁邻居的老太太死掉了，家人在哭。为什么哭呢？生前没有给老太太拍个照片。悲鸿听见了，他说，不要紧，我来我来。他就画了一个老太太在河边洗衣裳。一看悲鸿画的老太太的样子，老太太的儿子说，这是我的母亲嘛，你怎么画出来的呢？悲鸿说，我经常看到她在河边洗衣服，我看见过她的样子，我就画了送过来了。 “还有一次，悲鸿父亲出去，关照悲鸿要好好读书。他等父亲一走，马上就叫许多学生来让他画，将这些学生的面孔画成小生、老生。悲鸿叫一个学生看门，当心他父亲回来。他父亲回来了，这个小孩子回来说，来了，先生来了！大家吓得不得了。大家脸上都画着大花脸。悲鸿父亲很生气，我走了，你就这种样子。回头一看，悲鸿把这些人画得真好，小生、老生都画得很好。 “悲鸿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有天才。从此以后，就教他画画。” 可见，像天下所有望子成龙的父亲一样，徐达章，这位普通的私塾先生，想让自己心爱的儿子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前程，而这几件小事，最早让父亲看到了儿子潜藏的慧根。徐达章无疑是徐悲鸿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一九○五年，十岁的徐悲鸿跟着父亲走江湖，乘船到附近的乡镇。父亲画画，儿子诗兴大发，写下一首五言绝句：“春水绿弥漫，春山秀色含，一帆风信好，舟过万重峦。”这诗出自一个少年之口，叫乡里乡亲们刮目相看。 二○○五年三月的一个上午，在南京徐悲鸿侄女徐泳雪家，她拿出不轻易示人的一卷画轴给我看。上面是徐悲鸿抄录的这首十岁诗。徐悲鸿写道：“先君率我过西至溧阳舟中小诗，忽忽三十余年　录此安弟丙子元月　悲鸿” 时隔三十二年，徐悲鸿之所以偏爱他的十岁诗，记得一字不漏，这是他对于少年生活的一种怀念，也是他给父亲交的一篇作业。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辛亥革命推翻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徐悲鸿时年十七岁，虽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但他消瘦的肩头却是沉重的。支撑全家生计的徐达章积劳成疾，病倒在床。徐悲鸿接过了养家的担子，他到宜兴县初级女子师范、始齐小学、彭城中学应聘国画教师，都被录取了。他同时兼职，谋得三份薪水补贴家用。他的一技之长，在徐家最无奈的关头，又撑起一片天。 人生的第一个机遇也就出现在这一年。 当时，传播新思想的报刊在上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临近上海的江南地区得风气之先，人们手中居然有了报纸。一天，少年徐悲鸿在一份《时事新报》上读到一则征稿启事，性情之下，斗胆给报社寄去一幅新近完成的大作。画题有趣，描绘了《水浒传》的一个角色，也是一出乡村舞台的戏剧画面：《时迁偷鸡》。 《时事新报》是中国最早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主持人张元济，清末秀才，一位开创中国出版业的元勋。老先生在一大堆画作来稿中，偶尔翻到了《时迁偷鸡》，觉得这幅画蛮有趣，画中的人物仿佛从《水浒传》跳到了农家的门前，乡土气息浓郁，姿态夸张而鲜活生动，竟然爱不释手，大笔一挥，给了二等奖。 这个小小奖项，在徐悲鸿一生诸多荣誉中微不足道，但它却似残夜的一道光，点亮了无名者的才华，给了这位乡村少年征服天下的极大自信。 尽管民国了，剪了辫子，父母包办的婚俗并没变。十七岁的徐悲鸿也订婚了，对方是一个未曾见面的农家女。他曾逃离家乡，徐达章抱病外出寻找，硬把他拽回家完婚。徐悲鸿婚后生有一子，取名劫生，似乎饱含着他的痛苦与愤懑。 不过，在家境贫寒的徐家看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长子能娶上媳妇，善莫大焉。而徐悲鸿的儿子出生，使得徐家有了第一个孙子，传宗接代有望。徐悲鸿父母做了爷爷奶奶，自然非常满足。徐达章给孙子改名吉生。 一个劫生，一个吉生，一字之别，差之千里。 对徐悲鸿的第一次婚姻，最了解的莫过于徐悲鸿弟媳任佑春，老人道出当年那对怨偶毫无感情的原因所在：“徐悲鸿十七岁那年，家里给他娶了一个姓周的老婆，徐悲鸿为什么嫌她呢？嫌她小脚，不识字，不懂事。” 徐悲鸿反抗旧式婚姻的尝试失败了。而他对父亲的不满，似乎随着两年后父亲的病逝，一起消散了。徐达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带着人生遗憾撒手人寰，惟一安慰就是他的儿子。儿子是父亲最好的作品。 父亲教给他的不只是画技，还有中国人历代承传的道德与人品。尽管他后来求学西方，但他尊奉的私塾教诲，就像他晚年喜欢穿的中式长袍，言谈举止间无处不在，甚至影响到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直至后来的人生轨迹。 他要带着父亲的灵魂，外出闯荡。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 千里良驹 一九一三年深秋，十八岁的徐悲鸿毅然离开宜兴故乡，再次投奔他心目中的福地——大上海。他在内心里感到了那座中国最大都市对他的召唤。尤其是《申报》多次登出广告，上海图画美术院成立并正式招生：“专授各种西法图画及西法摄影、照相、铜板等美术，并附属英文课。讲义明显，范本精良，无论已习未习，均可报名。” 在此之前的一天，在上海美租界乍浦路的一家日本料理店，三个闯荡上海的年轻人在聚餐，摩拳擦掌地谋划生存大计。挑头的人叫邬始光，二十七岁，另外两个小兄弟，是十七岁的刘海粟与十九岁的汪亚尘。刘海粟原名刘，取意苏轼《前赤壁赋》“渺沧海之一粟”，更名海粟。汪亚尘原名汪松年，以“亚洲之尘”自诩，改名亚尘。 此时，一改中国画拜师求艺的传统做法，集体授课的美术学校已草创多处。官办的，有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国画手工科，教师是赴日习画回国的郑锦。私立的，有上海布景画传习所，主持人是学过英文与西洋画的周湘。而邬始光与刘海粟就是周湘的门徒，而汪亚尘早年喜爱绘画，后跟随浙江同乡邬始光学画。 这三个美术青年从日本料理店的后窗看出去时，不约而同地看到一张出租告示，贴在对面弄堂的墙上。他们兴奋地嚷嚷，吃过饭，就去租那间房子。因为他们谈论如何在上海立足，不如筹办一所传授绘画技艺的学校。于是，那间房子就成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地址：上海美租界乍浦路８号洋房。 一身乡土味的徐悲鸿，走进上海美租界乍浦路８号洋房。他交了半年学费十八元，外加膳宿费三十元。这笔钱对于他，绝对是个大数字。然而，他失望了。虽然名称好听，却不过几间租的房子，空空如也。仅有几位敢上讲台的，只是略知一二的初学者。他气愤的是，他画的几幅画竟被拿去，当了学校教材。 于是，他在一个夜晚不告而别。如果说，他有什么收获，那就是懂得绝不能误人子弟，老师就得善待学生，这成为他的终生信条。 若干年后，徐悲鸿已是画坛翘楚，一个名叫曾今可的评论家在《刘海粟欧游作品展会序》中提到“刘海粟和徐悲鸿这对师生”，徐悲鸿当即在《申报》发表启事，说当年上海图画美术院“纯粹野鸡学校”：“今有曾某为一文，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 刘海粟在《申报》反唇相讥：“美专二十一年生徒遍海内外，影响所及，已成时代思潮，亦非一二人能以爱恶生死之。”他嘲讽徐悲鸿自命“艺术绅士”。 但刘海粟的回击，激起徐悲鸿的更大反感。《申报》新发《徐悲鸿启事》毫不客气：“汝乃不及(除非撒谎)，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过。(乞阅报诸公恕我放肆，罪过，罪过)” 这是徐悲鸿一生中极为罕见的勃然大怒。 对于轰动沪宁的这一场笔墨官司，拥护徐悲鸿与拥护刘海粟的人，各执一词，有不同解读。其实很简单，这两位大师立身为人的个性不同。在徐悲鸿看来，对于一个学校而言，学生有没有教材之类，并不是什么大事。而对于一个学生，尤其是家境困苦的学生，根本学不到东西，等于一次被骗的经历。 作为一个富甲一方的世家子弟，刘海粟则是另一种心态。后来邬始光退出，由刘海粟接手，继续主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又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徐悲鸿的定语是“野鸡学校”，刘海粟却看作是以后上海美专的起点。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主教水彩画与函授的汪亚尘深感愧疚，“误人误己，两不相宜”。他在《四十自述》中说，“那时自己瞎画，还要用现在望平街一带还留着的擦笔画做范本，去教学生，连讲义都写不清楚，真是害人！”他不愿“莫名其妙地干下去”，自己赴日学画，还写信劝刘海粟也出国看看。他回国后在上海美专任教，又创办新华师范学校，亦为著名画家，培育人才无数，也是徐悲鸿终生挚友。 一九一五年，回到宜兴的徐悲鸿并没有放弃做一个画家的理想，他还得走出去。一个在上海当教授的同乡回来探亲，看到他的绘画出众大为赞叹，一口答应帮他找份工作，他便再次辞职，去上海寻找人生出路。 徜徉在黄浦江边的徐悲鸿，少年老成，踌躇满志。他的背囊里揣着砚台、毛笔和他的书画之作，长衫口袋里叮当作响的，除了几枚借来的银元，还有两枚自己亲手篆刻的方章，一枚曰“神州少年”，另一枚为“江南贫侠”。 怀抱幻想的青年贫侠，很快感受到了生活的苍凉。那个当教授的同乡虽然答应帮他找份工作，而且给当时复旦大学李登辉校长写了介绍信，李校长也答应可以考虑，谁知考虑的结果却是拒绝。其他的出路没个头绪，宜兴老家又来人捎信，说他媳妇得了病，叫他赶快回去探望。他匆匆赶回老家一趟，但并不打算就此作罢。 徐悲鸿弟媳任佑春说：“徐悲鸿回到家，他的妈妈陪媳妇到外面去看病了，不在家里。徐悲鸿买了一件皮背心带回去，和三十块钱摆在一起，他关照家里人说：我实在不能够等，有急事得到上海，我马上回去了，皮背心给老婆暖暖心，三十块钱给她去看病吧。以后徐悲鸿就回到上海，没有多少时候，他媳妇就病死了。” 乡村妻子病故不久，儿子劫生也因天花而去世。一年之间，徐悲鸿失去了他最亲近的父亲，也失去了虽然没有任何感情，却能给母亲带来安慰的妻子，还有年幼的儿子。尤其是失去父亲在艺术上的指教，让这位年轻人尝到了孤独的滋味。 无尽的痛苦之中，他将自己的名字徐寿康改名为徐悲鸿，浪漫地将自己比喻成一只悲哀的孤雁，决心要穿越茫茫长空。 再来上海的徐悲鸿，抱着最后的希望在街头奔走，依然四处碰壁。上海滩如此之大，却没人愿意收留他。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黄警顽。这个与他素不相识的热心人，在他走投无路的倒霉关头，拉了他一把。 黄警顽说：“当时徐悲鸿穿了件蓝竹布长衫，对分的头发披拂在前额，手里拿着个纸卷儿，年龄同我仿佛，约二十多岁，但有些瘦弱抑郁。他经熟人介绍，到商务印书馆找《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我代他打电话给恽铁樵的。徐悲鸿回来告诉我：‘商务出版教科书画插图，恽先生说，我的人物画得比别人好，十之七八没问题。’ “过了几天，发行所刚下排门，徐悲鸿就带着满脸沮丧、憔悴的神情走进店堂，说是情况有变，人家不同意让他画，他难受地说：‘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在上海，我举目无亲，只有你一个朋友，永别了！’说完，他快步走出门去。 “最初我还不很介意，过后一想：糟了！他不会去自杀吧？我感情一冲动，连假也没有请，就跟了出去，由四马路向外滩赶去，怕迟了会出事。我在外滩找了好久，才在新关码头附近找到了他。他正在码头上不安地来回走着，连我走近他身边都没有发觉。我一把拉住他的手膀说：‘你想干什么?书呆子！’徐悲鸿一看是我，禁不住掉下泪来。我们俩抱头大哭，招引好些人围着看。徐悲鸿头脑清醒了，听从了我的话，跟我回发行所。 “在路上，徐悲鸿告诉我，他因欠了旅馆四天房钱，老板在两天前就不许他继续住宿，并把箱子扣下了，铺盖已经当掉，他没有地方容身，只好在旅馆门前的台阶上过夜，还常常受到巡捕的驱逐。昨夜通宵风雨，他饥寒交迫，想马上自杀，但想到我多次诚恳招待他，这才来向我告别。如果我不赶上去，很难说他最后怎样安排自己。 “我的人缘不错，就跟一个房间的同事和门房商量，让他晚上同我们住宿。我俩睡一张单人床，盖一条薄被子。伙食这样解决：中午他到发行所楼上饭堂，坐在我的位子上跟同事一桌吃。我熟人多，轮流上朋友那里吃。早点和晚饭呢，我每天给他一角钱，也就过去了。徐悲鸿每天到发行所店堂，看美术书籍，也看翻译小说。” 当徐悲鸿给一个宜兴同乡送画时，又结识了吴兴书画收藏家黄震之。黄震之把一间棋牌室借给他栖身作画，不过和他约定，只能在他们不打牌时暂用。即便如此，对徐悲鸿也是雪中送炭。他后来曾用名“黄扶”，以示他对两个黄姓友人的感激。 黄震之后来做生意破产，但徐悲鸿没忘记他。人们在以后出版的徐悲鸿画册中，可以看到一幅国画《肖像》，题目并没说画的是谁。画面是一位身着长衫的老先生，慈眉善目，神态安详，背靠着松柏，悠然坐于石上，旁边是翠竹与秋菊。落款是一行字“震之黄先生六十岁影”，原来是徐悲鸿为黄震之六十大寿画的祝寿图。 徐悲鸿在祝寿图上题了一首长诗：“饥溺天下若由己，先生岂不慈！衡量人心若持鉴，先生岂不智！少年裘马老颓唐，施恩莫忆仇早忘！赢得身安心康泰，矍铄精神日益强。我奉先生居后辈，谈笑竟日无倦意。为人忠谋古所稀，又视人生等游戏。纷纷来世欲何为，先生之风足追企。敬貌先生慈祥容，叹息此时天下事！” 这是徐悲鸿成名后的画作，说明徐悲鸿曾上门答谢恩人。 而黄警顽到四十年代生活无着，徐悲鸿请他到国立北平艺专主管总务，后来转入中央美院。五十年代初美院学生，还会记得这位个头瘦小的老头。 我原先以为，黄警顽不过是徐悲鸿偶尔认识的一个普通店员。到上海查阅老杂志《良友》，在“现代成功人士自传系列”栏目中，意外地发现一篇人物专访《二十年社交经验谈：交际家黄警顽自述》，照片中的黄警顽极其英俊而潇洒。 黄警顽居然有上海滩“交际博士”的雅称。他读过私塾，也读过小学，正愁没钱念中学，商务印书馆附设书业补习学校招生，录取标准除国文与算学，还要应对敏捷、态度活泼。他一考即中。当年朝夕相处的老同学，就有留法的著名画家颜文梁。十五岁派往商馆发行所做学徒。辛亥革命成功之时，他报名参加北伐先锋队，曾在临时政府当过宪兵。解甲归来，商务印书馆看中其才能，委以干事一职，专门负责与外界交际。 黄警顽说到他所交际的人物，提到“画家徐悲鸿和我曾有过困苦的生活”。但他绝对博爱，并不以为徐悲鸿的成功，就可以记在自己的账上。“我帮助别人，只是出于一点至诚的心，并不希望人家的酬报。至于我要扶助的人，我更不分畛域，无论是老小贫贱，男女各界，我也一视同仁。一切的人物，在我眼中都是一样的。” 黄警顽可以不在意，但徐悲鸿在意，他终生未曾忘却黄警顽的一臂之力。当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的杨先让教授说：“抗战胜利后，徐悲鸿先生由重庆回到上海，了解到黄警顽当时处境不佳，为掩护抗日地下工作者，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备受苦刑，心身受到了极大摧残。徐悲鸿先生到国立北平艺专上任，也请黄警顽到北平来，让他当了管发学生助学金的出纳员，逢年过节还必接黄警顽到家同聚。” 黄警顽生前写过《记徐悲鸿在上海的一段经历》，他说：“在徐先生逝世前半年，徐先生曾约我到院长室谈过一个多小时，他提到当年经历时说：‘如果我先死，你给我写出来，如果你先死，我给你写。’我的一生没有什么值得写的，他这位在凄风苦雨中成长起来的大艺术家，才应该把事迹留下来给后人知道。由于这一段事迹离不开同我的关系，有些地方容易形成喧宾夺主，但我毕竟是配角，我保证不夸大不渲染。” 黄警顽遵守对徐悲鸿的承诺，如实记述他在上海与徐悲鸿的交往，发表在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丛书中。徐悲鸿并不忌讳自己穷困中想要自杀的惨痛经历，也愿意将黄警顽救他于水火的恩德留存于世。黄警顽在老上海广为交际的能力，帮助过许多人，包括感念不已的徐悲鸿，但在阶级斗争风暴来临之时，并不能保护他。 一位当年徐悲鸿的学生说，“我一九四八年入学住校，黄警顽先生就住在楼上，给了我们新生很多的照顾。那时他孑身一人，未老先衰，走路驼背，全校师生他都能叫出名字来，哪个人有困难，他都会帮忙，好人一个啊。徐悲鸿先生念旧，亲自来看黄警顽先生的起居，逢年过节请他到家吃饭，都派汽车来接的，一谈就谈到半夜。可惜在徐悲鸿先生逝世后，一九五七年黄警顽被划为‘右派’，最后惨死于‘文革’中。” 此时，徐悲鸿被迫在大上海的马路上游荡。他在绝望中挣扎，脑子里成天琢磨着百折不挠、狂放不羁的奔马形象。他把这匹马画在了宣纸上，直接投给了商务印书馆对门的《真相画报》社。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挑战，把一匹马投给叫做“真相”的画报，好像穷困潦倒的自己，真正面目其实是一匹不为人识的千里良驹。 在上海滩众多报刊中，《真相画报》是著名岭南派画家高剑父、高奇峰创办的美术刊物。高剑父早年赴日本学画，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曾负责主持同盟会广州分会。高氏兄弟据说是受孙中山嘱托，在上海传播先进思想。这本杂志，是众多画家孜孜以求、登堂入室的专业画刊，选稿标准十分苛刻。 在广州盘福路高剑父纪念馆，王坚研究员告诉我：“上海审美书馆出版《真相画报》，负责人是高剑父，编辑和发行是高奇峰。高剑父看到徐悲鸿寄来的那幅马，回信称赞他比古代画马大师韩干还过之，审美书馆要印刷出售。” 徐悲鸿赢了。他卖出了一生中第一匹马。 似乎这是天意。他想去考大学，正为学费发愁，一匹马使他时来运转。其后，徐悲鸿成为审美书馆的特约作者，稿酬可以支付学费。徐悲鸿报考的是震旦公学法文系，他看到法国油画复制品，直接读懂法国大师原作的渴望愈加强烈。 一匹弩马和一匹千里良驹，根本区别就是志向迥异。 徐悲鸿没上过一天正规学堂，但他父亲给他开的乡土大学，比任何学堂都来得丰富扎实，尤其是日积月累的深厚国学修养，使他与生俱来的艺术天分疯狂生长，有一天真的走出家乡，就是一个出口能诗、提笔能画的奇才。 生活的玫瑰花似乎开始向他绽开了微笑。 哈同，犹太人，声名遐迩的大班，威震上海滩的西方冒险家。当时上海最大的私家花园爱俪园，即为他的公馆，就在今天上海延安中路的上海展览馆一带。公馆建成伊始，这位一掷千金的阔佬即行善举，在公馆附近开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登报征求仓颉画像。 在纷至沓来的应征作品之中，夹杂着出自徐悲鸿手笔的画稿仓颉像。 仓颉乃中国传说中创造汉字的仙人，谁也没见过，因而各式各样的相貌不一而足。而徐悲鸿笔下的仓颉颇有人间气息，像一个邻居家的大爷，不同的是长着四只眼睛。也许是与众不同，也许只是看着顺眼，评委们一致选中了它。不仅如此，主办方还特地派了一辆小汽车，专门接徐悲鸿去他们那儿讲授美术。 大千世界，冷暖皆不为个人所知。徐悲鸿自己也没想到，创造汉字的仙人，居然成为照耀他绘画之路的太阳。从此，他似乎变得前途无量。 其实，人生之路最要紧的，就是那么几步。在此时出现的康有为，成为徐悲鸿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关键人物。寓居上海的康有为，在经历了戊戌变法、亡命东洋、周游列国之后，此时已对政治心灰意冷，似乎只剩下学贯中西的艺术素养。在一次爱俪园举办的名流沙龙的聚会上，康有为意外地见到了年轻的徐悲鸿。 当时，沙龙名流们带着各自收藏的碑贴古画，相互炫耀赏玩，惟有徐悲鸿怀揣带着体温的自家手卷。康有为一眼就为这个年轻人的画中透露的极大潜质惊叹，从而另眼相看。而徐悲鸿也为结识康有为深感庆幸，专门行了拜师礼。上海滩招徒称师的人太多，徐悲鸿根本看不上，这才是他第一次拜师。 康有为对徐悲鸿与其他弟子不同，聘请徐悲鸿到自家斋馆担任图画教师。从此，徐悲鸿自由出入康家府宅，可以随时翻阅大量碑贴和藏画。康有为主张“合中西以求变，开拓中国绘画新纪元”的见解，令徐悲鸿为之一震。 在康有为看来，眼下的中国画是没有前途的，似乎只是书斋玩味，笔笔都要仿古，处处都有来由，画来画去的题材也无非是深堂琴趣、柳溪归牧、寒江独钓、风雨归舟、秋江暝泊、雪江卖鱼、云关雪栈、春江帆饱……他认为，国画要想有前途，必须融入到世界文化的潮流中，完成自身的丰富和改造。 康有为对徐悲鸿说，你一定要出国，去西洋，去看看人家的绘画！ 当初，听说徐悲鸿后来给康有为画过一幅油画肖像，但是没发表过。为此，我开始了寻找。几经周折，在上海博物馆书画部，我看到了这幅徐悲鸿给康有为画的肖像油画，这是康有为女儿康葆庄、康葆娥捐赠的。康家姐妹的名字，和上万名捐赠者的名字一起，烫上金色，镌刻于博物馆前厅一面大理石墙上。 给我讲解的书画部主任单国霖也与徐悲鸿有缘，他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中央美院，那一所渗透着徐悲鸿心血的高等学府。他虽是著名文物专家，但他说，他的绘画鉴赏基础，得益于中央美院延续徐悲鸿的那一套训练方法。 在康有为的肖像画前，单国霖说：“这幅画作于一九二六年，到现在七十多年了，色彩还是非常地鲜艳。留学回来的徐悲鸿在上海办画展，为康有为画了这张肖像。康有为鼓励徐悲鸿到西方学画，因为他在欧洲看到文艺复兴三杰的写实风格大为惊叹，而徐悲鸿为恩师作画，也就是用学到手的写夫。他画得非常用心，画的是康有为作为学者的那种风度与神态，似乎在倾听徐悲鸿的慷慨陈辞。” 在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幅未曾发表的油画《康有为夫人像》。康有为请徐悲鸿为夫人何旃理画像时，何旃理已经去世。单国霖说：“这是根据照片画的一张像，它与康有为肖像画一样，记载了他们很深的一种友情。” 徐悲鸿为康有为的学识而倾倒，他曾在“自述”中写道：“南海先生，雍容阔达，率直敏锐。乍见觉其不凡。谈锋既起，如倒倾三峡之。相与论画，尤具卓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水天中说：“康有为影响了一代人。康有为对中国绝对不是虚无主义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都有非常深的研究。他提出中国画衰败极矣的观念，不是他个人创造，而是清末以来有识之士共同形成的观念，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改革。” 至今沉寂已久的画像，似乎验证了这两位大师当年的对话。绘画是有生命的，似乎不难感觉到画家与画笔下的对象水乳交融的情感。 此时徐悲鸿不再留恋于十里洋场的上海，出自恩师的指点，他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的绘画之都巴黎。然而，人生困惑不在于旅途的遥远，而常常在于鞋子里的一粒沙子。欧洲正在发生战事，况且徐悲鸿也没有钱。康有为建议他先去日本，那里资费低，还题词鼓励：“写生入神悲鸿仁弟于画天才也”。 资费再低，也不能没钱。仓圣明智大学的管家给了徐悲鸿两千块钱，代价是留下他的画作和一些收藏。说好了画作由那位管家暂时保管，后来却没能取回。徐悲鸿当时画作仅有几幅流传至今，有风景，有人物，还有三匹马，马的神态临摹于古画，不是以后的“悲鸿马”，但能看出运笔挥墨相当老到。徐悲鸿一生酷爱藏画，对于自己早期画作也非常珍惜，似乎自信会有出头的一天，用画来换旅差费实出无奈。 只有康有为对他的前途深信不疑，而那位管家只是附庸风雅，证据是徐悲鸿留下的画不知去向，这些画的价值远不是数字可以换算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 私奔东瀛 与徐悲鸿结伴去日本的，还有一个人。 这是一个在悲鸿生命长河中不可或缺的女性。她以自己的美丽与勇敢，给了徐悲鸿第一次爱情，也由此诞生出一段跌宕起伏的感情纠葛。 在哈同花园旁边哈同路的民厚南里，徐悲鸿结识了宜兴同乡蒋梅笙一家。蒋梅笙先生在复旦大学当教授，徐悲鸿时常到蒋家做客，他的学识与教养，深受蒋梅笙和夫人戴清波的喜爱。他们的小女蒋碧微已经许配他人，却对青年徐悲鸿萌发了爱意。 按蒋碧微自己的说法，她出生于光绪二十五年（一九），当时正巧家院的一株海棠树繁花盛开，文采出众的祖父为她取名棠珍，字书楣。蒋家是宜兴有名的大户人家，位于宜兴城南门大人巷，曾是典型的江南深宅大院，可惜未能保存至今。 我曾到宜兴寻找原大人巷故址，据说那里做过宜兴县政府，后来县政府迁走，而今造起了一片高楼群，这块土地上显赫一时的蒋家已踪迹难觅。 蒋碧微祖辈历代为官，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父亲蒋梅笙在光绪年间县乡试和院试皆获第一，有“少年才俊”的美誉。此时晚清朝廷风雨飘摇，不久废除科举，满腹诗文的蒋梅笙打消做官念头，转而潜心学术，教书育人。母亲戴清波也是知识女性，能与丈夫填词作和。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雅家风，让蒋碧微熏陶其间。 十八岁的大家闺秀蒋碧微，让二十二岁的徐悲鸿眼前一亮，仿佛点燃了他被无爱婚姻所压抑的青春情感。而蒋碧微对徐悲鸿一见倾心，“钦佩和同情兼而有之”。 蒋碧微晚年在回忆录中说：“那时候我只十八岁，刚刚从古老守旧的宜兴来到五光十色的上海，在这接受新潮流思想最快最多的中国第一大都市，我的生活天地仍局限于一楼一底的家里，我所接触的人物只有家人邻居和至好的亲友，我对我自己的生活目的懵然无知。徐先生这时闯进我们的家庭，给我带来了新奇的感觉，秘密的喜悦。我觉得他很有吸引力，不仅在他本身，同时也由于他那许多动人的故事，以及他矢志上进的毅力，都使我对他深深地爱慕和钦佩。” 相互爱慕的年轻人，只能眉目传情。 “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因为在我那种守旧的家庭里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也从来没有交谈过一句私话，即使有偶然的机会，我和他都会尽量地避开。” 这似乎是一个带着古典意味的爱情故事。 没有花前月下，也没有私定终身，彼此像是前世注定。 当徐悲鸿又到蒋碧微家做客时，蒋母在给蒋碧微梳辫子。蒋母随意说起，查家明年就要迎娶女儿了，想来受震动的，是待嫁闺中的蒋碧微，也是暗中倾慕的徐悲鸿。因此，徐悲鸿告辞之后，母亲忙着下楼做饭，蒋碧微独自悲伤，伏在桌上哭泣。而徐悲鸿走出蒋家，借口掉了一条手帕，又返回楼上，似乎也想找机会和她单独面对。 碰到蒋碧微正在伤心，徐悲鸿拍了拍她的肩头，只说了一句“不要难过”，就匆匆离去了。但是蒋碧微觉得，“他像是很了解我的心情”。 徐悲鸿请友人朱了洲给蒋碧微传话：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想带你去外国，你去不去？蒋碧微仿佛被突然带到了悬崖旁，不知所措。担负朋友信使的朱了洲低声道，这个人就是徐先生，他最近要去法国留学，很想带你一同到法国。 蒋碧微尽管觉得突然，她听说过徐悲鸿想去法国留学，并没想过与自己有关，但她的内心积蓄的好感与爱慕，战胜了所有的犹豫与恐惧。她一口答应了。 悄悄与蒋碧微相约，一起去国外学画，其实是徐悲鸿的一次人生冒险。他怎么能肯定蒋碧微会同意，跟着一个前途未卜的年轻人，离家出走？ 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蒋碧微的性格。 衡量父母许配的查先生与她倾心的徐先生，其实哪一个她都不曾了解得更多。但她之所以对查先生抱有敌意，是因为那位仁兄的一个动作。原先在苏州念书的查先生，转学到上海复旦大学，也就转到了未来老丈人门下。而查先生弟弟读小学，与蒋碧微弟弟蒋丹麟同班，时常到家里来玩。在一次暑期大考之前，查小弟跑来找蒋梅笙，说奉哥哥之命，索要蒋先生出的国文试卷。蒋碧微由此认定查先生没出息，刺激极大。 对比徐悲鸿到上海独打天下，靠真本事吃饭的奋斗，蒋碧微认为，这才像个真正男儿。情窦初开的少女，选择所爱的人，依凭的仍是她受到的传统道德的熏陶。大丈夫立身之本，需堂堂正正，投机取巧的那一套，是遭人鄙视的。 时至今日，蒋碧微的勇敢私奔，还是令人羡慕的壮举。她不愿嫁给一个她不爱的人，愿意跟着她倾心的青年悲鸿，去闯未知的世界。徐悲鸿是横下一条心要出国闯荡的人，而蒋碧微却未必非得背井离乡，她本可选择另一条风平浪静的路，嫁到有钱人家安心地做少奶奶，然后是阔太太。这是许多中国女人梦寐以求的归宿。 蒋碧微知道父母都是要面子的人，定亲之人岂能悔约，说出来肯定通不过，干脆留了一封信，说得含糊其词，与父母不辞而别。 试想，在封建色彩浓厚的世纪之初，逆来顺受是受到社会夸赞的女人美德，而蒋碧微能以反叛之举追求个人幸福，绝非一般女子所能比。女人并非生来弱者，蒋碧微性格中的刚烈一面，在她义无返顾、勇敢私奔时，表现得最为动人。 在康有为家，蒋碧微与徐悲鸿会合。这时，徐悲鸿表面上仍在设法去法国，其实已经把目光从法国收回，转向了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 颇有意味的是，恪守传统道德的康有为，对于徐悲鸿蒋碧微相爱的反叛之举，是给予祝福的。这里有康有为接受新思想的开明一面。徐悲鸿早买好两只戒指，送给蒋碧微一只，留给自己一只。徐悲鸿给他心爱的人取了个新名字曰“碧微”，刻在戒指上。 这就是蒋碧微名字的由来。显然蒋碧微非常中意徐悲鸿给她起的名字，她与徐悲鸿的感情大起大落，直至分手，她都不曾改名。 当蒋碧微与徐悲鸿乘坐海轮，在大海上颠簸之时，上海蒋梅笙家乱成了一锅粥。蒋梅笙与戴清波看到次女蒋碧微的信，自然万分焦急。他们设想了无数可能，就是推断女儿的个性，认定女儿不可能自杀。他们回顾女儿出走前的蛛丝马迹，觉得此事可能跟徐先生有关，而徐先生说要出国，他们也曾请家宴送行的，徐先生走了，女儿怎么也同时不见了呢？他们找徐悲鸿友人朱了洲询问，朱了洲说不知道。 结亲的查家来要人怎么办？蒋梅笙夫妇无奈之下，商量出了个“瞒天过海”的招数，对外说女儿突然“病亡”。怕人家看出破绽，他们从苏州买回一具棺材，大办丧事。可是，活着是查家人，死了是查家鬼，查家会不会把这个定亲的媳妇安葬在查家墓地呢？他们又商量一番，吹吹打打送进一家寺庙寄厝。抬着空棺材会被人发现，戴清波问一个老友怎么办，老友安排人手，偷偷把石头装进棺材，抬起来沉甸甸的。 以假乱真，瞒天过海，总算把这件事糊弄过去。查先生家不再追究，又给查先生提了亲，蒋碧微母亲戴清波还亲自前往贺喜。直到蒋碧微的姐夫从复旦大学毕业，也到东京留学，找到蒋碧微与徐悲鸿，蒋碧微父母的心才放下。 “死”过一回的蒋碧微，陪同徐悲鸿来到东京。他们在中国留学生聚集的地方，租了间小屋，像一对真正的夫妻，开始属于他们的共同日子。 徐悲鸿在日本这一段，以前中国学者涉及甚少。日本学者松谷省三先生填补了这一空白。他是神户女子学院教授，研究徐悲鸿二十多年，曾多次自费到徐悲鸿故地考察，写出日文版《徐悲鸿传》等研究专著，和友人自发成立了日本徐悲鸿研究会。 松谷省三论证说：“当时一九一七年五月，徐悲鸿到了日本，是和他当时的夫人一起来的。根据回忆录会发现，当时他似乎是想去欧洲的。而且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因为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时期，或者说是刚结束的时候，无法去欧洲而来了日本。” 徐悲鸿揣着康有为亲笔书写的信函，拜访了中村不折等日本绘画界前辈。中村不折早年研习中国山水画，于一九○一年赴法国留学，是最早倡导西画技法的日本画家。康有为流亡日本时，与中村不折友情甚深，曾把康有为的著作《六朝书法论》翻译成日文。 在东京有一个中村不折书道馆，这是中村不折先生个人纪念馆。留着短髭、身着西装的中村不折铜像，仍然用他的睿智目光凝视芸芸众生。在寓所接待徐悲鸿时，这位日本绘画大师从二十三岁的中国青年的身上，似乎看到了昔日意气风发、拼命学画的自己，他毫无保留地回答徐悲鸿的提问，谈得最多的，还是在巴黎留学时的收获。 当时徐悲鸿虽然学了点日语的问候词，但议论书画远远不够，他们找到一个最佳途径，中村不折懂得法语，而徐悲鸿也学了法文，可以用法语交谈。好在他们还有笔墨。中村不折第一次看到一个中国青年的画作和书法，感到很吃惊。而徐悲鸿也是第一次遇到一个西方留学归国的画家，急迫地想知道留学生活的细节。 就这样，徐悲鸿带着求知的渴望在东京寻找着。 对照当时东京的老地图，松谷省三研究了现存资料，发现当时中国留学生大都聚居在东京神田附近，徐悲鸿也不例外。神田的书店街是一条东京老街，艺术品店铺与画廊鳞次栉比，步行不远就是上野的国立博物馆。徐悲鸿流连忘返，他看到一批日本画家的创新画风，还看到日本印刷的法国文艺复兴时的名画。当时日本从欧洲进口印刷机械，已经研制出油墨材料，抢在了发明印刷术的中国的前头。 徐悲鸿从中村不折的切身感悟里，也从日本绘画的现实中，发现日本画风嬗变的源头仍在欧洲，使他对巴黎的向往更加迫切。 在东京的生活，对于徐悲鸿与蒋碧微这对新人而言，是初次的磨合。他们走到一起非常不容易，彼此是珍惜的，然而，甜蜜之余也有些苦恼。他们手头的钱，就是仓圣明智大学给的两千元大洋,这在当时绝不是个小数目了。但徐悲鸿看到他觉得喜欢的画集或画片，爱不释手，就会掏钱购买，不会想到日子怎么过。而蒋碧微从小生在大户人家，当一个主妇也没准备，不敢加以干涉，只能暗暗地着急。 徐悲鸿在日本的行踪，在蒋碧微的回忆录中有客观的描述。她说：“日本的印刷术优美精良，他们所出版的艺术书籍相当丰富，还有许多仿印的原画，都是徐先生视为珍宝，爱同拱璧的。于是他经常到各书店去浏览观赏，碰到合意的便毫不考虑地买它下来。有时候他也要我陪他同去，当时我太年轻，对于艺术简直一窍不通，根本就不发生兴趣，往往是坐在一旁等他，一等就是半天，那种滋味实在不太好受。” 在蒋碧微翘首以待的目光中，可以看到一个如饥似渴，痴迷在艺术海洋中的徐悲鸿。蒋碧微对逛书店没兴趣，并不影响徐悲鸿对书店的挚爱。 平心而论，蒋碧微的担心也有她的道理。 半年之后，徐悲鸿带着一大堆书画，与蒋碧微黯然离开日本。至于回国的原因，蒋碧微这样说：“我们在东京住了半年，旅费和生活费用花得不多，倒是徐先生大量地买书买画所费不赀，因此我们带来的两千块钱很快就要用完了。东京居家大不易，再拖下去就得挨饿，于是我们只好在当年十一月间，又从东京黯然地回到了上海。” 蒋碧微在日本写信给父母，请求他们原谅。对于女儿的出格举动，蒋家父母并没责难，只是写信表达关切。他们真的回到上海，不敢回家，先是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但戴清波很快找到女儿，要她领着徐悲鸿回家。而蒋梅笙对徐悲鸿素来看重，曾经说过，要是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徐悲鸿作为女婿上门，蒋家父母也就接纳了。他们在民厚里租了一间就近的房子，让蒋碧微徐悲鸿住，招呼他们到家里吃饭。 因为徐悲鸿的大胆示爱，也因为蒋碧微的勇敢回应，从而奏响了他们爱情之曲的第一个音符。两个年轻人携手踏上的人生道路漫长而曲折，他们似乎毫不畏惧，充满着战胜艰难险阻的自信。一旦沉浸在幸福之中，人们往往忽视两个人的不同之处，譬如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性格与不同的爱好，以为这些种种的不同，不过是一种性格的补差，并不知道，或者不愿相信，彼此差异也会带来不幸，甚至可能隐藏着杀伤力。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四 京城砺志 在日本未能尽兴的徐悲鸿回到上海，不久就来到北京。此时，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出现了另外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中国知识界举足轻重的巨人。此时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本着他“兼收并蓄”的办学方针，在为自己的学校招兵买马。当蔡元培从康有为那儿听说了徐悲鸿之后，毫不犹豫地聘请他出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 蒋碧微随徐悲鸿一同北上，她在回忆录中对这一段有记载：“蔡先生也是热心而爱才的人，北大没有艺术系，他便专为徐先生设立了一个画法研究会，聘请徐先生担任导师。北大同学中凡是对艺术有兴趣的，都可以参加研究。” 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王震对徐悲鸿研究多年，他得天独厚的条件，是他所在的单位图书馆保存着浩如烟海的旧报刊。他的考证结果与蒋碧微说法大不相同：“一九一八年北大画法研究会成立，徐悲鸿先生经蔡元培提议任导师，有人说，北大画法研究会是蔡元培特意为徐悲鸿先生专门设立的，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我去访问蔡元培之女蔡盎。她同意接受采访后，已经翻阅大部头的《蔡元培文集》，把几篇与北大画法研究会有关的文章找出来。蔡元培在北大画法研究会成立时的讲话，其中列举与徐悲鸿同时受聘的导师名单：校内教员有李毅士、钱稻孙、贝季美、冯汉叔，校外名家有陈师曾、贺履之、汤定之、徐悲鸿。 蔡元培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到北京大学上任，倡导“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组织许多艺术性的团体。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画法研究会成立，蔡元培亲自任会长。六月二十三日，北大画法研究会举行休业式，宣布暑假期间暂时休业。担任会长的蔡元培作了演讲，他说，“本会在暑假中闭会，原非得已。假期中研究画法，最为适宜。现在本校在西山租赁房屋，以为同学避暑之所。西山风景清旷，山水峻秀，研究画法，更有特别兴趣。然赴西山图画部报名，仅有六人。今导师徐悲鸿先生亦决定赴西山避暑，在彼从事研究画法。诸会员盍此机会，同赴西山，又有导师就近指授，互相砥砺，受益匪浅。” 显然，二十三岁的年轻导师徐悲鸿愿带学生到西山写生，使得蔡元培非常欣慰。北大租赁的房屋在西山碧云寺，虽然画法研究会导师只去了徐悲鸿，但北大其他教授和学生去了不少。与徐悲鸿同行的蒋碧微说：“每当月明星稀，大家三三两两，坐在碧云塔下，石台阶上，听钟声梵唱，谈生平抱负，海阔天空，无所不至。” 值得一提的是，徐悲鸿结识了六十六岁的著名诗人陈散原。 赫赫有名的陈散原，清末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他曾辅佐父亲开办新政、提倡新学、支持变法。百日维新失败，以诗文抒发积郁心头的愤激之气，在京城久负盛名。徐悲鸿与陈散原一见如故，虽然维新变法时的“陈公子”已是陈老夫子，但他国学知识渊博，诗、书、画俱佳，使徐悲鸿想起去世的父亲，备感亲切。 陈散原也很欣赏徐悲鸿，认定徐悲鸿是可造之才，让他与自己儿子交朋友。这个名扬京城的“学者之家”向徐悲鸿敞开大门。陈散原后代非同小可。长子陈师曾是著名画家，号称北京画坛首领，次子陈寅恪是著名历史学家。 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聘请的导师中，就有比徐悲鸿年长十九岁的陈师曾。他曾赴日留学，任江西省教育厅长，后至北京任教育部编纂，倡导成立中国画研究会。他的山水画既重视传统技法，又能推出新意，他画出《北京风俗画》三十四篇，描述了劳苦大众的贫寒生活。陈师曾与徐悲鸿谈诗论画，极为投缘，痛感中国绘画自明清以来，临摹代替创作，陈陈相袭，了无生气，不革新就没有出路。早年留学日本的陈师曾，鼓励徐悲鸿说，你比我年轻，要到法国去！我们一起来改革中国绘画！ 可惜一九二三年陈师曾英年早逝，年仅四十七岁，梁启超叹为“中国文化界的地震”。后来徐悲鸿留法回国，专程看望陈散原老人，画了一幅题为《诗人陈散原像》的油画，画出了一位国学大师的气度，也铭刻着他对陈师曾的怀念。 可以说，蔡元培把徐悲鸿请进北大，实际上给予徐悲鸿的最大影响，是把他从“绘画中国”引导到“现实中国”里来，使他不再只是一个书斋画家，不仅对于绘画技法，也对于自身民族历史命运产生了深深的忧患。 徐悲鸿在北京大学找到符合自己气质理想的氛围。此时是“五四”运动前夕，知识界精英云集北大。陈独秀由上海而至北京，以《新青年》等著名刊物传播变革中国的理念。北大校园思潮奔腾，仿佛是中国新文化的思想中心。 当徐悲鸿在北京新文化思潮中脱胎换骨时，京剧改革也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帷幕。是墨守陈规，还是锐意革新，梅兰芳选择了后者。 徐悲鸿从上海到北京前，康有为给他大弟子罗瘿公写了信，罗瘿公是著名编剧与诗人，在京城有名士的人缘。他曾包下戏院头几排座位，请朋友看戏，徐悲鸿也在被邀之列，因此他头一次亲眼目睹了梅兰芳的京戏。 梅兰芳比徐悲鸿只大一岁，但名气却有天壤之别。不过，梅兰芳喜欢画点梅兰竹菊，对含而不露的徐悲鸿大为钦佩，与他谈画论艺。当梅兰芳推出新戏《天女散花》，徐悲鸿对其中大胆创新的艺术理念大为赞赏。当罗瘿公出面，请徐悲鸿给梅兰芳画像时，徐悲鸿一口应承，并且许诺，他将尝试用一种新的画法。 在徐悲鸿《天女散花图》中，一片云海中升腾而出的天女，俏丽的脸部是西洋写真画法，眉眼神态呼之欲出，给人一种诗意想像。但是天女的服饰与花纹，则用了国画的勾勒手法，似乎随舞飘动。徐悲鸿题款：花落纷纷下，人凡宁不迷，庄严菩萨相，妙丽藐神姿。戊午暮春为畹华写其风流曼妙、天女散花之影。江南徐悲鸿 梅畹华，是梅兰芳原名，当时人称畹华大师。在《天女散花》这出创新戏目中，梅兰芳敢走前人未走之路，第一次突破程式的束缚，在京剧中糅进了绸舞。伴随激越的琴弦与鼓点，大红长绸在台面上伸展翻卷，观众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 碎步小走的女性形象，竟然也能大起大落、狂放不羁！ 徐悲鸿将绸舞的飘逸瞬间在宣纸上定格。 在《天女散花图》上题字的，不光是徐悲鸿，还有罗瘿公。罗瘿公久居京城，阅画无数，而徐悲鸿这幅画让他感到不曾有过的畅快，便提笔题诗一首：后人欲识梅郎面，无术灵方更驻颜，不有徐生传妙笔，焉知天女在人间。 罗瘿公牵线搭桥的一段佳话，蒋碧微曾不屑地写成“为戏子捧场”。而把梅兰芳这样的京剧艺术家看作“戏子”，似乎仍是下九流的角色，不是陈腐之极，就是知识欠缺。何况蒋碧微如此形容梅兰芳，已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京剧在国际上被视为中华国粹，在台湾也备受推崇，梅兰芳早已是举世公认的京剧表演大师。 但是很不幸，无知者不只在海峡对岸。“文革”动乱，也有人把梅兰芳骂成“戏子”，这幅画被人从梅家老宅墙壁拆下劫走。所幸“文革”结束，这幅画竟在某个仓库角落被发现，幸运地躲过灭顶之灾，而今陈列在梅兰芳纪念馆。 徐悲鸿也喜欢唱京剧，有时画画，画得高兴了，他会哼几句。有一回在北平家中聚会，徐悲鸿一时兴起，唱了一段京剧老生西皮二簧，味道醇正，中气十足，在座的朋友大惊。徐悲鸿说，画画要很熟练，就好像唱戏，熟能生巧，巧能成精。徐悲鸿的话简单，有的人觉得没什么意思，但喜爱京剧的人，就会有无限感慨，知道徐悲鸿用京剧来比喻画画，“我画画，跟梅兰芳唱戏一样，熟练才能精彩。” 绘画与京剧一样，不变革就没有出路。 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保存着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一本刊物《绘学》。翻开刊物的目录，第一页就是徐悲鸿的画作《搏狮图》，一个男子赤手空拳，与一只张大嘴的狮子搏斗。徐悲鸿用画笔印证自己的思想轨迹。 近朱者赤。人们惊讶地发现，徐悲鸿不仅是个凭画笔吃饭的画匠，居然也怀揣着一大堆改变中国文化的革命思想。在北大画法研究会，徐悲鸿慷慨激昂：“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颓废原因是“守旧”。他发表《中国画改良论》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 这番高昂的改革呼声，虽然振聋发聩，但也不免让人担着心。与其说，这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导师的美术主张，不如说这更像一个美术青年的留学宣言。因为此时，徐悲鸿正向北洋政府申请官派出国名额。 徐悲鸿能否去法国，决定其命运的，是一个叫傅增湘的人。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傅增湘的名字不可或缺。傅增湘是清末进士，思想开明，力主教育救国。他曾创办中国第一个女子师范学堂，民国初年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在他的任内倡导国语拼音的实施，主持向欧洲派遣留学生。 如同任何一个求见高官的青年人一样，徐悲鸿认识傅增湘，但傅增湘对徐悲鸿一无所知。据傅增湘孙子傅延年说：“徐悲鸿先生当年和我祖父素不相识，他手持着康有为先生写的一封介绍信，请北京的罗瘿公先生引路，拜访了我祖父。祖父只说了一句话，能不能看看你的画。徐悲鸿带去的画，我祖父非常喜欢，鼓励他说，你画得很好，很有发展的前途。徐先生提出来，希望我祖父帮助他争取出国留学名额。” 傅增湘让徐悲鸿在北京等一等，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等战事结束，会给他个机会。当徐悲鸿得知，一战结束后的第一批中国赴法留学生名单，只有刘半农与朱家骅，没有徐悲鸿，马上给傅增湘写了封信，措词激烈，口气尖刻。 据蒋碧微说：“同在北大任教的朱家骅先生，将从北平启程赴欧洲，徐先生一听朱先生要动身了，马上就去见傅增湘先生，问他为什么朱先生走了，我还不能成行？傅先生劝他不用着急。徐先生回家，为这件事还很不高兴。” 徐悲鸿年轻气盛，求学心切，初生牛犊不怕虎。而一个年轻人直接指责教育总长，傅增湘当然不快。但傅增湘毕竟胸襟开阔，蔡元培与罗瘿公出面说情，也就释然了。事实说明，傅增湘毕竟是爱才的，他并没有卡徐悲鸿，还是秉公办事，把徐悲鸿列入第二批赴法留学的名单。徐悲鸿知道误会了傅增湘，深感羞愧。 傅延年虽是傅增湘的孙子辈，但他很早就听家人说过。傅延年说：“这件事其实我祖父并没放在心上，是力所能及的一种帮助，但是徐先生很重感情，他曾经和很多人说过，和廖静文先生也讲过，他说他永世不忘。” 二○○五年二月的一天，北京仍然是朔风不止，寒气逼人。我随傅延年来到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寻访一幅未曾公开发表过的油画。画的作者是徐悲鸿，而画中的人物则是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傅增湘夫人把这幅肖像画连同一大批图书，赠给北京图书馆。我能一饱眼福，是因为傅延年作为傅增湘直系亲属，向中国国家图书馆申请，写下担保字具。当保管员戴着白手套，从仓库把油画捧出来。傅延年激动不已：“这幅画过去就挂在爷爷的书房，对我们来说非常亲切。这幅画上的书案，是当年爷爷书房的书案，我印象最深了。我们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到爷爷书房，给他拜年的嘛。” 徐悲鸿给傅增湘画的这幅肖像，画得很传神。具体作画是在哪一年，傅延年找出傅增湘的《藏园日记》，查到傅增湘当年的记载： 甲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徐悲鸿来，谈至五点乃去，此人新周历法、德、意、俄诸国，开画展颇声动一时，倾来欲为余写小像，故定新正初二三四日下午来。”“除夕。二点后，徐悲鸿来，为写炭笔小像，薄暮乃成，神采恒似目，作诗一首赠之。” 己亥年，“正月初二日。午后徐悲鸿来画像，薄暮乃去。”“初三日。下午悲鸿来对写，近暮乃罢。初三。夜宴徐君于园中，约梦麟、适之等同饮，二时乃散。”“初四日。悲鸿来画像，暮乃去。”“初五日。徐君来画像，一时许，脱稿。”（标点系本书作者加） 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底至一九三六年初，徐悲鸿专程北上看望退休家居的傅增湘，花了六天时间给他画了肖像。而徐悲鸿上门找过傅增湘求助留学之事，已经过去十六年了，徐悲鸿此时再度登门送画，绝不是什么交换，而是感恩之举。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欧洲的战争平息，中国选派留学生计划又启动了。徐悲鸿再次求见傅增湘。傅增湘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叫他热血沸腾：“好了，你现在可以出国了。”果然，傅增湘不计前嫌，给徐悲鸿争取到官费生赴法留学名额。 一九一九年三月，回到上海与家人告别的徐悲鸿携蒋碧微，登上赴法国的轮船。一个立志改革中国绘画艺术的年轻人，一个昔日的农家子弟，终于如愿以偿，可以去向往已久的巴黎，亲眼看看伦勃朗、鲁本斯、米勒、德拉克洛瓦、提香、安格尔……这些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西方大师们的原作，看看引领西方艺术潮流的源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五 名校与名师 海轮在一望无际的波涛上航行五十多天，途中徐悲鸿携蒋碧微在伦敦上岸，初识了大英博物馆的丰富与辉煌。当一九一九年五月徐悲鸿到达巴黎时，他刚离开不久的北京，已经有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北洋政府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不平等条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迅速席卷全国，震惊了世界。 以前人们以为，徐悲鸿在“五四”前夕离开北京，与“五四”运动没有关系。其实，徐悲鸿身在欧洲，不曾忘怀北大精神。最有力的证据，来自九十三岁的徐悲鸿学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冯法祀。他看过徐悲鸿写于法国的两篇诗文。“我一看就是他写的，文言跟白话掺杂在一起，就是他特有的文风。他如果在现场的话，也会振臂疾呼。” 冯法祀的记忆力果然超强。在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徐悲鸿书画册》中，收录有二十四岁的徐悲鸿以行草体书写的文稿，其中一篇曰： 今日何日乎，吾等齐处烈风猛雨里，往者暴君污吏贪官孱将殃民害国，罪恶不可谏，偏今日白手空拳，排难御侮是吾事，振臂束襟同奋起，可以凿开道捍狮虎，猛兽实无知，不似戈龙勃入美洲，野人容易制。今日乎，空间尽处是吾敌，众贼频起来不息，吾有双臂并两拳，当与道者尽格杀。黄帝吾祖乎，吾为汝裔勿羞戚。 八年夏，国人奋起击贼，有死者，吾居海外，只能悲歌一掬同情之泪，成词二首，敢奉仲子学长匡谬。悲鸿 这篇写于民国八年（一九一九）的激昂之作，读来悲愤满腔。人们看到了一个虽在异国他乡，却同样感受“烈风猛雨”的热血青年。将自己的振臂疾呼溶入“五四”大潮的徐悲鸿，在开始欧洲留学时，就有了一个激励自身发奋的定位。 二○○五年五月，距离徐悲鸿当年赴法留学八十六年之后，我和同事前往巴黎。中国和法国的地理位置在世界地图上没变，不同的是，在徐悲鸿的时代，人们坐着蒸汽发动机的海轮穿行大海几个月，如今国际航班只要十多个小时，就能轻松完成。 拒绝改变是法国巴黎的主调。塞纳河对岸老建筑在车窗外移动，给人一个强烈的感觉，尊重历史仍是巴黎人的传统。像其他古迹一样，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校园一切如故，地面由碎石砌成，高大的主体建筑浮雕精美绝伦。 当初徐悲鸿是个默默无闻的中国学生，而中国当时在西方根本被人瞧不起，大师云集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会保存他的学籍档案吗？ 法国人果然信守承诺。行政主任薇诺妮卡和几位男士，已经等候在大门里的停车场了。薇诺妮卡向我们介绍，这所著名学府前身是巴黎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建于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也有部分二十世纪的建筑。它的艺术品收藏极其丰富，有些是当年皇家绘画与雕塑学会遗留的。她给我们引见了学校档案馆研究员艾玛奴尔。 档案馆在学校主楼一侧。推开沉重的大门，档案馆内有三层楼那么高，穹顶装饰很讲究，用富丽堂皇来形容毫不逊色。这里有一百多年间学校所有的学籍档案。艾玛奴尔抱出一册很厚的大本子，翻译朱明宇念出封面上的法文：“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存档，男生的档案。”原来这是当年新生签名簿。 艾玛奴尔打开夹有字条的一页，指着其中一栏鹅毛笔的字迹。徐悲鸿名字后面填着：出生地：宜兴（中国），导师：f·弗拉孟，被画室接纳时间：1920、11、15，参加入学考试时间：1921、4、4，被允许开始学习时间：1921、5、13。 那一年，徐悲鸿二十六岁。徐悲鸿的素描和文史考试都取得了好成绩。而在此之前，徐悲鸿曾在巴黎朱丽安画院学了一段时间素描。 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国驻法国总领事赵颂南曾发函给高等美术学院，以国家的名义，证实学生的身份。这份文件等于是当时中国驻外机构给徐悲鸿的担保：院长先生：我很荣幸向您推荐中国学生徐悲鸿，现住在巴黎少姆哈路9号（音译），他刚向我表达了在您学校注册的愿望。另外，我证明他出生在中国江苏省宜兴。非常感谢您为这个学生提供的方便。我请求您接受我非常崇高的致意。 摄制组翻译朱明宇告诉我，有一张照片中的留着胡髭、面色严峻的学者，就是徐悲鸿的导师弗拉孟教授。弗拉孟教授的一封信，发于一九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校长先生：我很荣幸地请求您，将徐悲鸿先生注册在我画室的学生名单中，请您接受我诚挚的感谢。弗拉孟教授的另一封信，则是代表校方的接受函，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录取通知书。这封信写的是：徐悲鸿先生，我荣幸地接受你为我的学生。 和徐悲鸿当年入学的时候一样，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延续的，还是导师制。学生选择导师，导师也选择学生。选什么样的人作为自己的导师，徐悲鸿非常明确，第一是最好的，第二是写实的。他觉得，中国画之所以让他不满意，因为它被关在书斋，不关心现实，这和他内心的叛逆和在北大所受的熏陶，完全不合。 在诸多导师中，徐悲鸿之所以看中了弗拉孟教授，是觉得他的历史画与主题肖像画创作，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精华，气势宏大、流畅自然。而弗拉孟也喜欢徐悲鸿，他看到徐悲鸿不只是一个学生，而且是一个成熟的中国艺术家。 徐悲鸿具有中国绘画基础，理解西方绘画技法的角度与众不同，他对西方透视学、解剖学以及色彩学、光学原理的把握，很快高出于其他同学。他练习素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从人体结构的变化关系，到物体的明暗层次，从质感、体积感到色彩感，深受弗拉孟教授的称赞，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徐悲鸿上过课的教室还在吗？ 薇诺妮卡女士在前面引路，陪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院子三面是相互连着的一幢楼房，而楼下草坪正面有一扇紧闭的大门。这扇门以前是朝着街面开的，而今已经封死了。我踩着嘎吱作响的楼梯，登上侧楼的二楼。满墙刷满各色颜料，可能是学生涂鸦之作。通道尽头的一间宽大画室，就是徐悲鸿学画的教室。 阳光从天窗洒落。基本保存原样的画室，充满着油彩的气息与艺术的氛围。徐悲鸿是个勇于寻找机遇的人，他百折不挠地努力，终于站在这间画室里。而那时这所学校没有其他的中国人。说徐悲鸿是凤毛麟角，几乎代表着一个中国，在当时西方人眼中其实并不夸张。在他之前，确实没有哪一个中国人到这里来过。 巴黎国立美术学院离卢浮宫不远。从学院门前的波拿巴巷走向塞纳河畔，在法兰西学院前走上艺术桥，桥的斜对面就是卢浮宫。艺术桥的桥面木板没有变，塞纳河水依然静静流淌，今天卢浮宫仍是法国人最自豪的艺术圣殿。不同的是，中国游客的面孔似乎很普通。中国留学生和艺术家的出现，也已司空见惯。 而徐悲鸿在卢浮宫的感受，却是震撼性的。那是少年徐悲鸿投射无数梦想的地方。他时常一待就是一天。冯法祀曾听徐悲鸿亲口说他的求学临摩：“他有的时候，一个面包拿到卢浮宫就是一天。一天吃一个面包怎么行呢，他也就是因为这种冷热饥寒，不协调吧，造成了他的胃病。他在画上就写到：我画这个模特儿，在我这个病很痛，很难支持的时候画的，人家看我这个画，不知道我的胃疼到这种程度。” 徐悲鸿有备而来，他不是一个盲目的小青年，而是一个理智的中国画家。他时常思考着“大道”，那就是一个民族的使命和一个画家的责任。徐悲鸿与当年留学法国的中国青年一样，抱定明确的目的。积贫积弱的中国，使他们过于早熟，充满革命激情。他们在不同方向、不同领域，寻找他们自认为的真理。 绿树成荫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坐落在巴黎市区一条街道旁。早就听说，西方人对于死亡的理解与我们不同，墓地常常紧挨生活区，死者与生者和睦相处。走进公墓，如同走进一个雕塑世界。伟大的作家雨果、作曲家肖邦、画家德拉克洛瓦等辉煌的名字，与各式各样雕塑相伴。飞翔天使与优雅少女，还有盛开的花木等，展示着生命气息。 在这个西方的“人生后花园”，我们找到了巴黎公社社员墓。与其他巴洛克风格或罗马风格的墓园相比，这里显得很简洁，但简洁中表达着无言的庄重。只有一块很不起眼的墓碑，沉默地护卫着为社会正义而流血的先辈。 八十多年前，徐悲鸿曾在这里写生。如今斯人已去，现场依旧。阳光洒满草地，微风吹拂树枝，偶尔有游人走过，但闻声声鸟鸣，给人一种幽远的怀念。 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生前说：“周恩来和徐悲鸿在巴黎就相识了。”也就在这块墓碑前，年轻的徐悲鸿邂逅了同样年轻的周恩来。 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廖心文是《周恩来传》的主笔，她说：“当时周恩来到巴黎公社社员墙前凭吊死难烈士，遇到了正在这里写生作画的徐悲鸿。两个人相见以后，可能因为两个人都是江苏人，而都有美术爱好，也是自己的追求，所以觉得特别地亲切。他们在巴黎产生的这种感情呢，延续到解放以后。” 这也许是一幅让无数中国人怦然心动的画面。两个同样怀揣理想和抱负的中国青年，在这里殊途同归，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周恩来与徐悲鸿的一个共同话题，就是步入巅峰的欧洲绘画与雕塑。 在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保存着周恩来留法期间给亲友寄回的卡片，印证了周恩来对徐悲鸿取法西方写实传统的共鸣。一张贺年片是米勒油画《拾麦穗》，一张明信片是罗丹雕像《大卫》，周恩来在背面用钢笔写道：“这是有名的罗丹雕刻，不用我介绍了，此像陈列在卢森堡美术院中。”另一张明信片是英国油画肖像。“这是一张英国名画片，画册藏在巴黎鲁沪（卢浮宫）博物院，英国美术天才不算多，所以英国的好作品很少，不过近年来也渐渐发达，他们爱画儿童的像，这张画可以说很传神了。” 周恩来在巴黎住过的公寓，虽然房子已经面目全非，但法国政府仍在临街的墙上挂了一块刻有周恩来像的铜牌，以示纪念。就在这条街的斜对面，就是徐悲鸿在巴黎住过的公寓，我们按照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提供的法文地址，也找到了门牌号码，楼的外观还是当年模样，里面却已经很现代化了，是一个非常讲究的旅店。 徐悲鸿总是这么幸运，尽管他在法国的日子依然没能摆脱贫困，可是他的身边总是巨星闪耀，使他能够沐浴在思想的阳光下。 一九二○年冬，徐悲鸿认识了他的艺术道路上又一个引路人，他就是当时法国画坛的泰斗、公认的画坛领袖达仰·布佛莱。 那是一次文化名人茶会，受著名雕刻家唐泼特的邀请，徐悲鸿也前往参加。知道这位中国留学生才华的唐泼特，把徐悲鸿引见给与会的达仰·布佛莱。应达仰的热情邀请，徐悲鸿来到他的画室，看到大量的素描、速写和油画，体会达仰艺术语言的魅力。二十五岁的徐悲鸿从六十七岁的达仰那里，读到了天才画家的执著。 在徐悲鸿看来，欧洲绘画传统是一个独特的艺术体系，与中国绘画风格迥异，同样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而达仰继承文艺复兴精华，引导他借鉴吸收，是他求之不得的。中国并不缺乏写意和抽象的元素，缺乏的正是写实训练。 徐悲鸿惊奇地发现，达仰已经是画坛大家，每天一大早，还是到画室作画，直到天黑才离开，即使是星期天也不例外。人们都知道，徐悲鸿画马名扬天下，而达仰也是画马的高手。巴黎大学教授彭昌明出生在巴黎，是中国台湾移民画家的第二代，她的研究方向是美术史，曾将达仰·布佛莱作为研究对象。她给我看了一张达仰油画复印件。画面是一个人带着马喝水。 她说：“马的题材，徐悲鸿是非常喜欢的，常常在他的画里，看到对马的兴趣。徐悲鸿的老师达仰先生画马画得也很好。我想从这些马的比较，可以看出，徐悲鸿先生当时来巴黎的时候，希望了解的是整个西方的艺术传统，从最古老的希腊一直到十九世纪的欧洲。他想把非常丰富的西方传统，系统地带回中国去。” 我们来到巴黎大学大会堂，看到达仰的画作，造型逼真，气势恢宏。徐悲鸿与达仰相识的那一年，达仰的画作在世界博览会上卖到10万美元，是当年参展画家的最高价，被人们誉为“法国当代最著名的画家”。只要有达仰的画，徐悲鸿都会去看，仔细品味大师的创造力。当时巴黎不少重要建筑，都以请到达仰作画为荣。 在法国巴黎大学给我们当向导的，就是在此任教的彭昌明。她帮我们与校方联系，把大会堂的门打开。她说：“巴黎大学是十九世纪盖的，整个建筑是十九世纪下半期的风格。当时要求法国最重要的艺术家画壁画，达仰在世界博览会，巴黎大博览会，一九○○年的时候得了大奖，是非常著名的艺术家，因此也受到了邀请。” 如果说，徐悲鸿出国之前对西方绘画有所了解，但真正踏入欧洲，是从他的导师弗拉孟，以及达仰等好几位前辈大师的身上，领悟到西方绘画的精髓。二十世纪初的法国，只是描写宗教圣经故事的古典主义，已经让位于关注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主体完成了由神向人的大转变。徐悲鸿追溯着欧洲文艺复兴的绘画传统。 文艺复兴后西方绘画界派别林立，优秀的写实传统已经登峰造极，到二十世纪初叶，西方造型艺术进入现代派“春秋战国”：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达达主义、超现实派、表现派、抽象派等等，新潮喷涌，目不暇接。喜新厌旧固然推动着艺术的创新，但徐悲鸿也看到，许多西方现代派大师曾有过写实的扎实基础。 中国绘画需要从西方“拿来”些什么？ 徐悲鸿想的不只是个人的爱好，而是民族文化的更新。他何尝不知，由日益成熟的写实传统向写意抽象转化，将现代派推向极致，在西方蔚为大观，因为写实在西方已经走过漫长的历程。而他觉得，中国绘画改革则相反，急需汲取西方绘画的写实精华，尤其是引入西方绘画的科学理论与训练方法，因为中国需要补上这一课。 中央美院人文学院副院长赵力，是一位年轻的美术史学者，他曾仔细寻找上个世纪初赴法国学美术的中国学生踪迹，完成了相关的研究课题。他说：“作为一个学生，去选择创作的一种方向的时候，徐悲鸿先生是非常有定力的。所谓的定力，就是说他有自己的主张和观点，而不是随波逐流。徐先生选择的是法国的写实主义，他认为这种写实主义是一个艺术传统，或者是欧洲的古典主义传统的一个基本点。” 刻苦求学的徐悲鸿，痴迷的程度，当时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是出了名的。他的画进步很快，老师们不再吝惜赞扬，同学们也对这个黑头发的学生不再看轻，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徐悲鸿取得成绩并不奇怪，因为他太刻苦了，没人比得了。 《美术研究》主编邵大箴告诉我：“徐悲鸿先生他为什么当时学习写实主义的艺术，非常尊重达仰，而且要把现实主义的艺术引进到中国来，这就是他有个基本的、历史的、文化的思考，认为现实主义艺术是永恒的，这一点在他所有的文章里都反复强调。第二个他坚定的信念，就是中国需要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的艺术。” 一九二一年夏，中国的国内政局动荡，留学生的学费中断了。徐悲鸿很难维持在巴黎的生活，加上他的肠胃病时好时坏，处于贫病交加的困境。他不愿意半途而废，再难也要坚持学下去。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国通货膨胀，马克贬值，徐悲鸿所剩的一些法郎在德国可增值数倍。于是，他和蒋碧微来到了柏林。 柏林向徐悲鸿打开了又一个天地。他亲眼看到伦勃朗、门采尔、绥干第尼的绘画和脱鲁倍斯柯依的雕塑，他向柏林美术学院院长康普等德国前辈画家求教。在柏林近两年，他每天作画达十小时以上，到博物馆临摹从早到晚。他住的是柏林“唐人街”，德语叫做“堪得斯塔德”，一般中国人称它康德大街。 徐悲鸿每天走过这条飘散着中餐香味的街道，熟悉的气息勾起乡思，让他想到万里之外的故土。逢年过节，民间舞狮子，而父亲徐达章也会画狮子，可惜他终老乡间，只能凭借想像。也许徐达章没见过狮子的遗憾，徐悲鸿并没忘记，他在柏林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动物园。狮子形象在他的速写本上占的页数很多。他观察狮子的站、卧、走、跃的姿态，把狮子的结构一丝不苟地画下来。到了吃饭时间也舍不得离开，忍着饥饿和阵阵肠胃痛，去捕捉着狮子吞食的动作特点，手中的画笔不停地画着。 徐悲鸿画的狮子达到惟妙惟肖的境界，逼真传神。他凭着记忆能将一头雄壮的狮子画得活龙活现，绝非偶然，他渴望他的祖国像一只真正的雄狮，如同拿破仑所预言的那样，有一天早上会醒来，向世界发出觉醒的吼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六 欢乐与痛苦 徐悲鸿在欧洲求学既是富有的，又是寒碜的。富有的，是巴黎强烈的艺术氛围。寒碜的，是徐悲鸿和同行的蒋碧微囊中羞涩。徐悲鸿由素描班升入油画班，购买油画工具和颜料要花钱，只得从捉襟见肘的生活费用中挤，有时连吃饭的钱都付不起。徐悲鸿帮百货公司画广告，蒋碧微帮人家缝补衣物，挣点钱补贴家用。请不起模特儿，徐悲鸿只好画自画像，也给蒋碧微画了不少素描与速写，还以此为蓝本画了油画。 对于留学期间的生活窘迫，出身贫寒的徐悲鸿并不当回事。他是贫苦出身的人，也是艺术至上的人，看到艺术品就想买，在他看来，苦日子只不过是人生的一段插曲，是朝拜艺术高峰的代价。而蒋碧微是大家闺秀，也不善理财，但她想要体面的生活，更想要一个关心自己的丈夫，她不满徐悲鸿一门心思只顾画画，不管其他。蒋碧微后来说：“悲鸿的一颗炽热爱好艺术的心，驱走了我们所应有的幸福和欢乐。” 庆幸的是，徐悲鸿每逢危难常有好人扶持，在欧洲也不例外。时任中国驻法国总领事的赵颂南，就是一个慷慨相助的好心人。作为一个外交官，赵颂南非常敬业，也非常爱才。他在法国接触了很多中国留学生。但是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小同乡，一个是官费留学的徐悲鸿，还有一个是勤工俭学的周恩来。 赵颂南拄着拐棍，坚持爬上徐悲鸿住的楼顶看画。这个衣食简陋却发奋努力的留学生，让赵颂南大为感动。徐悲鸿手头最紧的时候，赵颂南送他500法郎，解燃眉之急，万分感激的徐悲鸿画过一幅油画《赵夫人像》，送给赵颂南。 同样年轻的周恩来，当时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具体做什么，赵颂南也不清楚。法国当局通令驱逐周恩来，找到中国领事馆。赵颂南买了船票，送周恩来上轮船，要他去另一个国家。过些日子，周恩来又悄然回来，赵颂南佯装不知。 赵颂南在法国安度晚年时，总是以骄傲的心情，和后辈谈起周恩来与徐悲鸿这两个当时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说他们特别英俊，特别有出息。事实证明，赵颂南有眼力，这两个人或从政，或从艺，在中国当代都有重要地位。 也是赵颂南，使徐悲鸿结识了黄孟圭。那天，黄孟圭到领事馆拜访赵颂南总领事。非常凑巧的是，徐悲鸿也来到领事馆，蒋碧微催促他到领事馆查询中断多时的官费。赵颂南的引荐，使留法的徐悲鸿与留美的黄孟圭一见如故。这位徐悲鸿后来尊称为大哥的南洋华人，此时出现如及时雨，给徐悲鸿带来了转机。 次日，黄孟圭如约前往徐悲鸿家欣赏画作。当时徐悲鸿家安在巴黎一栋楼房的顶层，其实是第七层阁楼，房屋面积较大，可以用作画室，租金也相对便宜。黄孟圭曾患关节炎，痊愈后留有腿疾，一步一拐登上七层。黄孟圭欣赏徐悲鸿画作，钦佩不已，但也感受到画家的窘迫，听徐悲鸿坦率相告困境，决定拔刀相助。 黄孟圭出身于闽南望族，黄姓族人、上海中南银行老板黄奕柱每月寄20英镑，供其留学所用。黄孟圭将这笔生活费分给徐悲鸿一些，以解燃眉之急。不久，南洋华商陈嘉庚捐助厦门大学，电催黄孟圭回国任厦大校长，眼见徐悲鸿的留学官费没恢复，连回国路费都不够，黄孟圭写信给在新加坡经商的二弟黄曼士，请他帮忙。 黄曼士时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总经理，也是个爱好交友、仗义疏财的热心肠。他很快复信大哥黄孟圭，愿意接待徐悲鸿，也愿意介绍他给南洋侨领画像。徐悲鸿与蒋碧微商量，蒋碧微留在巴黎，徐悲鸿只身前往，等筹到一笔经费，再一同回国。黄孟圭写了一信，嘱二弟善待徐君，让徐悲鸿当面交给黄曼士。 这是徐悲鸿与蒋碧微共同生活后第一次分别。 一九二六年的新春前夜，八年来第一个蒋碧微不在身边的除夕之夜，徐悲鸿在黄曼士宴请他的餐桌旁沉默无语，情绪低沉。黄曼士担心地问他，是作画太累了，还是身体不适。徐悲鸿突然掩面大哭，黄曼士非常惊愕，问徐悲鸿有什么心事。 徐悲鸿如实相告，他失态的缘由，是想起了远在法国的蒋碧微。他担心她付不起房租水电，连买面包的钱也没有，他实在没心思吃年夜饭。 黄曼士为徐悲鸿的患难之情感动，问他需用多少钱。徐悲鸿说，至少500法郎。黄曼士当即拉着徐悲鸿，到附近邮局给蒋碧微电汇800法郎。徐悲鸿感动地说，我不知道将如何报答你。当晚他举杯畅饮，大醉，至次天傍晚才醒。 此后，徐悲鸿终生称黄孟圭、黄曼士为大哥、二哥。 在星洲的几个月，黄曼士帮助勤奋的徐悲鸿又筹到数千元。黄曼士向商绅推荐徐悲鸿说：“你们有钱有地位，可百年之后，还是默默无闻，惟有生前请名家画像，后代为研究名画，同时考据画中人物，能与名画一同留芳千古啊。” 当徐悲鸿在年夜饭桌上泪落之时，蒋碧微在巴黎自有乐趣。蒋碧微回忆录中坦白：“悲鸿去新加坡设法筹款，我一个人暂留巴黎。起先以为他走了，我会寂寞无聊，这时我已无需再做洗衣烧饭的日常家事。想不到正相反，以后的日子竟过得愉快轻松。朋友们照顾我十分周到，道藩是其中最热心的一位，常常请他充任我的男伴。” 张道藩是徐悲鸿蒋碧微在法国留学的共同朋友。当时留法的几位年轻人成立了“天狗会”，会员以兄弟相称，推选谢寿康当老大，徐悲鸿排老二，张道藩是老三，邵洵美为老四，还有“军师”、“行走”若干。蒋碧微作为惟一女性被尊为“压寨夫人”。徐悲鸿不在身边，蒋碧微却不乏鲜花美酒、赞美阿谀。其中最殷勤的，是贵州富家子弟张道藩。他们以“二嫂”与“三弟”相称，张道藩身边不乏女人，但对蒋碧微体贴入微。蒋碧微毕竟是有夫之友，在谢寿康撮合下，张道藩与法国姑娘素珊订了婚。 徐悲鸿筹款后由新加坡回到上海，探亲访友并举办画展。这是徐悲鸿第一次个人画展。三十一岁的徐悲鸿在欧洲画的四十多幅油画，令人耳目一新。徐悲鸿请来视为恩师的蔡元培和康有为，康有为题词称赞：“精深华妙，隐秀雄奇；独步中国，无以为偶。”许多人以前没听过徐悲鸿的名字，短短几天之间，这个名字就红遍了上海滩。 一夜，徐悲鸿梦中惊醒，思念留在巴黎的蒋碧微，赋诗曰《梦中忆内》：衫叠盈商阁，椽侵万卷书，梦中惊祚异，凄绝客身孤。不解憎还爱，忘形七载来，知卿方入夜，对影低徘徊。他随后乘船赶回巴黎。理应小别胜新婚，然而两人相见，却爆发一场争吵。原来，蒋碧微问起在星洲筹款所有，徐悲鸿告诉她非常可观，但他购买金石字画，交给蒋碧微的数目有限，蒋碧微大为不满。 其实，无论是艺术家的潇洒，还是艺术家夫人的现实，他们各有各的理。徐悲鸿把艺术放在生活之上，这是他挚爱艺术的天性流露。而蒋碧微牵挂的是维持生计，她的担忧也并非无事生非。苦撑十个月，他们又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欧洲打工挣钱不可能，徐悲鸿只得再赴新加坡，筹到费用再寄给蒋碧微，以作回国旅费。与蒋碧微的担忧不同，痴迷在艺术世界的徐悲鸿坚信“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也许是艺术家与一般人的区别吧。 一九二七年春，回到巴黎的徐悲鸿与蒋碧微同赴瑞士和意大利，游览欧洲诞生文艺复兴三杰的艺术圣地。在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罗马等地，徐悲鸿欣赏着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大师的传世之作，心中升腾着一种使命感。 也就在一九二七年，在徐悲鸿即将结束留学生涯之前，他有九幅作品入选这一年的法国全国美术展览会，其中有一幅名叫《箫声》。 在徐悲鸿传世之作中，这幅《箫声》意味深长。徐悲鸿画的吹箫女子，以蒋碧微为模特儿，但又不拘泥于写生，而是画出了一种中国式的氛围。徐悲鸿曾经自信地对学生说，很多的人画油画，技术不过关，作品跟世界级大师的油画摆在一起，经不起比较。而《箫声》这张画可以跟伦勃朗的画摆在一起，还站得住。 法国诗人保尔·瓦莱里，这位日后的法兰西院士，在《箫声》的素描稿上题写了几行诗，意思是说，他看到的这位东方画家，是一位能够把握瞬间的魔术师，因为在这张画之中，我们仿佛看到美好的景致从竹箫中间流淌出来。 说到瓦莱里与徐悲鸿，不能忽略徐悲鸿的一个友人，就是以《我的母亲》一书轰动法国、曾获得法国“总统奖”的著名小说家、翻译家盛成。 他是与徐悲鸿在震旦公学读法文的老同学。一九八四年，他曾回忆说：“我与悲鸿的关系，一般人知不甚详。当时我已是国际知名的作家，我写了许多信，介绍他给法国朋友，尤其代我作长篇序言的瓦莱里。当时及至今，瓦莱里在法国文坛及世界文坛上具有不可一世的地位，瓦莱里有自画像在robert字典上，他在当时一字一金（金佛朗），他代我写十六页序言，当时尚未出名的海明威说我是‘百万大富翁’。” 盛成又说：“我写了一封信给瓦莱里，特别介绍悲鸿，还有一封信给瓦氏的志愿秘书莫诺，是一位大银行家。悲鸿到巴黎后去看了他们，瓦氏在悲鸿画碧微吹箫的画上亲笔提了两句诗，这幅画于是轰动巴黎，画由莫诺重价买去。悲鸿因此成名。” 有关此画在《蒋碧微回忆录》的“附录”中这样写道：“我的画像《箫声》，油画在巴黎第八区六楼画室作，画我在吹箫，画面于朦胧中颇饶诗意。法国大诗人瓦莱里极为欣赏，曾在画上题了两句诗。大约有三尺高，一尺五寸宽。” 与入学考试一样，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学生结业考试也很严格，解剖、透视、美术史等理论科目是必考的，而且要全部及格，才能承认其学历。 徐悲鸿是第一个通过全部考试的中国学生。 徐悲鸿回国前，去向达仰先生告别。这是他来过无数次的院落，这里有他心向往之的画室，他曾站在达仰先生的画作前，感受达仰的博大胸怀和超凡的技法，他也曾与达仰交谈，总是满载而归。然而这一次，他的脚步有些沉重，眼眶也有些湿润。徐悲鸿在自述中说，他预感到他与达仰的离别可能是永诀，心情颇为凄楚。 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彭昌明说：“达仰老师当时身体不好，病得很厉害，但是还是给他讲，说你已经学习了西方的传统，希望你回到中国之后，可以丰富自己的文化，不一定是要完全按照西方的画，一味地模仿西方的画，而是可以变成你自己的创作的一部分，丰富你自己，以后创造出属于你的独特的、新颖的中国绘画。” 尽管达仰是西方写实大师，但对东方写意手法却十分欣赏，徐悲鸿拿着中国清末名家任伯年的水墨画卷，送给达仰看，达仰题写了文采飞扬的赞语：“多么活泼的天机，在这些鲜明的水彩画里；多么微妙的和谐，在这些如此密致的彩色中。由于一种如此清新的趣味，一种意到笔随的手法——并且只用最简单的方术，——那样从容地表现了如许多的物事，难道不是一位大艺术家的作品么?任伯年真是一位大师。达仰巴黎” 徐悲鸿珍藏着达仰的题字，他把法文翻译成中文，带回国内，写进了推荐达仰的文章，还讲给他的学生听。他意识到，称任伯年为大艺术家，出自“持论最严”的法国恩师的见解，在告诫中国学生，你的民族精神不可或缺。 徐悲鸿与达仰相差四十三岁，他感到的不只是一段普通的师生之情，似乎还有一种超越国籍的父子之情。达仰对这位心爱的东方学生，也是心存依恋，早已当成了一家人。达仰夫人做了一双精致的小鞋送给徐悲鸿，送给他将来的孩子。 若干年，我再来巴黎，也曾想寻找达仰先生的后人，彭昌明教授告诉我：“达仰夫妇的独子是一名医生，不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徐悲鸿在法国乃至欧洲，前后度过八年的留学生涯。这是一个中国学子对西方绘画的朝圣之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耿耿星河月在天 七 喷薄欲出 一九二七年四月，在欧洲刻苦研读八年的徐悲鸿，带着精湛的写生技法和广博的艺术知识，也带着他的热情与渴望，从巴黎回到上海，他要给怀孕的妻子找房子。随后蒋碧微也回国，托运回了徐悲鸿视为珍宝的装满几大箱子的书画，有他节衣缩食买来的，有他自己的许多习作和绘画作品，还有他临摹的欧洲名画。 正在上海艺术大学担任文科主任的田汉，请徐悲鸿到艺大做美术演讲。徐悲鸿渴望改革中国美术教育的想法，得到田汉的共鸣。 一九二七年岁末，在霞飞坊徐悲鸿家，田汉、欧阳予倩、徐悲鸿，三位日后在中国艺坛上举足轻重的大师，在数次深谈之后，决定成立自己的艺术团体“南国社”，并起草章程。后来，他们又决定筹办南国艺术学院，培养时代需要的艺术人才。田汉是院长兼文学部主任，欧阳予倩是戏剧部主任，徐悲鸿是绘画部的主任。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南国艺术学院举行开学典礼，田汉致辞，把徐悲鸿与欧阳予倩介绍给大家。他讲述学院的教学方针与大体规划后说，“本学院是无产青年所建设的研究艺术的机关，师生应团结一气，把学校看成自己的东西。” 此时，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与徐悲鸿接洽，聘请徐悲鸿任艺术系教授，固定收入每月法币三百大洋。他表示接受，但提出一个条件，自己家仍住上海，不放弃南国艺术学院的教职，每个月有一半去南京，可以来回奔走，中大当即同意了。 经历八年欧洲艺术历练的徐悲鸿，不再是旧日的徐悲鸿。八年的卧薪尝胆，八年的兼容并蓄，八年的励精图治，已使得他的艺术激情过于饱满，简直随时可以喷薄欲出。徐悲鸿那几幅撼动国人的大画，正是集中地产生于其后的一段时间。 在徐悲鸿留学回国的执教生涯中，南国艺术学院是他的第一次尝试。由于经费紧张，田汉主持的这所简陋的大学，事务由学生担任，全院没有职工，以减少办学开支。徐悲鸿名声鹊起，他有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津贴，还有他应邀给他所敬重的名流画像，人家给的润笔费。至于到南国任教，则不收分文，连上课的车费都自己出。 不久，学院由善钟路原艺术大学校址，搬迁至西爱咸斯路。这里的租金较为便宜，但地段偏僻，住房条件也差，租了两栋石窟门的旧楼房。田汉与徐悲鸿设计，和师生一起改造用房。把两栋楼打通了，隔出了教室。又商得房东同意，在顶层给徐悲鸿建画室。具体做法是，揭去楼顶屋顶的一半，拆了房顶换玻璃，成了一间采光明亮、宽大敞亮的画室。以当时上海来说，也是一流的漂亮画室，徐悲鸿觉得非常满意。 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徐悲鸿要画出中国的油画。 徐悲鸿似乎急于要将他在西方学画感受到的宏大史诗气势，挥洒在巨幅画布上。他的耳畔，时常回响起法国绘画大师德拉克洛瓦的名言：“绘画会引起完全特殊的感情，是任何其他艺术所不能代替的。这种印象，是由色彩的调配，光与影的变化，总之一句话，是那种可以称之为绘画的音乐的东西所造成的。” 狂飙般的情感在徐悲鸿内心冲撞，要急切地寻求一个突破口。不是小桥流水，不是古树昏鸦，而要画出他心中的洪钟大吕。 也只有徐悲鸿，不满足于画几张静物或者画几幅单个人物，尽管他已经画得相当出色，他要选择一个让中国人怦然心动的画卷。于是，他的这幅构思已久的大作，就截取了司马迁《史记》中的一个典故，一个古人杀身取义的悲壮场面。 徐悲鸿画的是汉高祖刘邦的时代，却不是一代枭雄刘邦，而是一个站在刘邦对面的失败英雄。当刘邦消灭群雄、统一天下之际，率众抗秦的齐国后裔田横，率五百人困守一个孤岛(现名田横岛，在山东)。汉高祖刘邦下诏曰：如田横来降，可封王或侯，如不来，便派兵围剿。刘邦对田横显然是看重的。田横带两个部下离岛，向汉高祖的京城进发。离京城三十里，田横举刀自刎。刘邦用王礼葬田横，封随田横来的两个部下做都尉，两个部下埋葬田横，然后也自杀。刘邦派人去岛上招降，五百人都蹈海而死。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徐悲鸿一生写过无数次的人生格言，鲜明地展现在画布之上。他选取田横与五百壮士诀别的悲壮场面，悲莫悲兮生离别！徐悲鸿为什么处心积虑，要刻画出慷慨赴死的坦荡气质，把一个民族的无畏之气推向极致？ 也许还是一句老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是徐悲鸿的第一幅巨作，也是中国第一幅人物众多的大型主题油画：高198厘米、宽355厘米。徐悲鸿对每个人物揣摩于心，画了精确的素描稿，然后画到画布上去。除了教课，他就置身于南国艺术学院的画室，后来又带到南京中央大学继续完成，他时常沉浸在忘我的激情中，每天工作到很晚才依依不舍地放下画笔。 田汉之子田海男说：“《田横五百士》画中的田横，就是以我父亲的形象为主画的。”徐静斐说：“我记得我父亲画《田横五百士》，有一个妇女抱一个小女孩蹲在地上，那是我母亲和我给他当的模特儿。我父亲画了几十个人的素描，然后根据素描再画。画了两年多时间，那么大的一幅，也是我父亲的代表作。” 历时两年多才最后完成的这幅大画《田横五百士》，用纯粹的西洋技法，说了一个纯粹的中国故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当西方人还用一盘散沙的观念看待中国的时候，徐悲鸿画出了一个东方民族的坚韧之魂。 一九二八年九月，北平西郊的未名湖畔，又出现了徐悲鸿夹着画卷的匆匆身影。他此番再度北上，应邀出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此时蔡元培已经辞职，在上海闲居。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后，北京更名北平，北京大学更名为北平大学。执掌北平大学的李石曾，曾与蔡元培、吴稚晖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他推举徐悲鸿的。 徐悲鸿一个人前往。但他在北平大学不到三个月，就无奈地辞职了，他留下了筹划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种种设想。至于徐悲鸿辞职南归的原因，其实不复杂。因为改掉北京大学名称的动议激怒了学生，他们愤而抗争。徐悲鸿不愿面对空荡荡的教堂，也不愿站在学生对立面，权衡之下，他提出了辞呈。 当“南国”给了徐悲鸿一间宽敞的画室后，他把所有的画具也搬到“南国”，每天在“南国”教课之后，抓紧接着作画。 徐悲鸿与南京这座六朝古都有着深厚的渊源，不仅因为他执教南京中央大学，还因为他曾经为保存南京的古城墙奔走呼号。 今天，南京人提起绵延在紫金山下的城墙，就抑不住地自豪，已经在着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砖石结构的南京城墙，明代建造33公里，至今保存20多公里，是地球上现存最长的古代都城城墙。现在依然壮观的南京古城墙，却曾经差点被拆掉。最主张拆除的，正是当时独掌军权的蒋介石本人。 一九二八年的南京，随着国民政府定都于此，众多办事机构迁入，急需建造办公用房，于是各部门纷纷打报告给国民政府，请求拆除南京城墙，认为既然古代城墙已失去其军事意义，不如拿城砖建造新房子。大兴土木在即，许多部门官员都盯着城墙，毕竟城砖是厚重而结实的最佳建材，可以古为今用，节省不小的经费。 蒋介石兼任校长的南京陆军军事学校已抢先行动，准备拆一段离学校很近的明代城墙。蒋介石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只是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别人，他得注意公众形象，便指示学校起草给国民政府的报告。 在南京明城垣博物馆的办公室，曾写出《南京明城墙》专著的学者杨国庆，给我看他收集的当年一批城墙文件档案复印件。其中有蒋介石亲笔签名的报告、南京特别市政府的呈文、南京国民政府的批复、徐悲鸿先生的电报。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当时南京特别市政府的市长刘纪文，将一份呈文上送国民政府。其中说，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和南京市特别市政府同意批准拆除一段城墙，所拆的城砖用于修建陆军军事学校的校舍。南京特别市政府查无此事。刘纪文否定了南京特别市政府的参与，实际上也就否定了蒋介石的提案。 蒋介石自然不爽，他让何应钦重新草拟一份报告，承认保护古迹的重要，重点保护台城一带的城墙，因为是六朝的古迹，具有保存的价值。但他主张拆除的是明代的这段城墙，从太平门一直到神策门，没有保存必要，可以拆掉。 蒋介石签署的这份军方报告，令当时的国民政府不敢怠慢。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政府会议下发232号文件，决定同意南京特别市政府拆除这段城墙。这是正式发文，依此可以拆除这段城墙，并且由南京特别市政府公务局派员和陆军军事学校共同商讨如何拆除，这段城墙具体位置从太平门到神策门。批文下达以后，当时南京市各大机关高度重视，认为既然有这样的批文，拆除城墙以解决政府机关办公建房的用砖问题就好办了，于是打报告给南京特别市政府，要求提供城砖。 十一月三十日，南京特别市政府感觉到压力太大，写了一份报告给国民政府，提出这么多机关要城砖，究竟满足谁？这些城砖怎么给？国民政府下达批复：所有拆下的城砖，由南京特别市政府妥善保管与调配，各机关不得擅自做主。公文履行之间，南京城墙岌岌可危，就等着全面开工的拆除令了。 此时徐悲鸿正在上海，他刚被聘为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还兼任南京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听说南京明城墙将被拆除的消息，他万分焦急。其他人还在议论，徐悲鸿却拍案而起，当即给北平政治分会拍电报，坚决反对拆除这段明城墙。电文说，这段城墙在两个方面有重要的保存价值。第一，在历史上；第二，在艺术上。这份电文很快被转发到南京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 徐悲鸿作为一位社会名流，在发这个电文的同时向报界公布，在社会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蒋介石恼火了，认为明代城墙没有用处，保存它毫无必要，而陆军军事学校校舍各项工程已开工，急等城砖。于是他再写一份呈文，以陆军军事学校校长的名义给国民政府，说工程全部开工，不能停止拆城砖。 在蒋主席、蒋校长对立面的，竟是一介书生徐悲鸿。他拍发电文，阻止当权者拆除古城墙，并且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广为宣传。 徐悲鸿写了文章《对南京拆城的感想》，以西湖雷峰塔倒地为例，痛陈南京拆城是“续貂之举”，其中说：“而欲毁世界第一等之巨工，溯其谋乃利其砖。呜呼！刘伯温胡不推算，令朱元璋多制亿版而甲比，埋之于今国民政府所欲建造之地，而使我四万万人拱戴之首都，失其低徊咏叹，徜徉登临，忘忧寄慨之乐国也。” 在世俗常人的眼里，这是一次不成比例的针锋相对，一方只有丹青墨笔、势单力薄，另一方却手握中国的最高权柄。许多人为徐悲鸿捏了一把汗，但他毫不退让。 徐悲鸿的呼吁得到多方面的响应，社会各界的支持之声日高。蒋介石也不愿触犯众怒，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下令停止拆除南京明城墙。 一位艺术家与一位政治人物的掌故，铭刻于白纸黑字之间，完好地保存在原民国政府的中央档案馆，现在的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大声疾呼的徐悲鸿，最终顺从民意的蒋介石，都以自己的方式在南京城墙史上留下了一笔。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八 教授之家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当回国后的徐悲鸿跻身于名流之时，拖着有孕之身踏上回国之路的蒋碧微，生下一个健康漂亮的儿子。徐悲鸿给他起名伯阳，蒋碧微也赞同。伯是老大，阳是太阳，徐家的长子长孙，像初起的太阳是个好兆头。 霞飞路霞飞坊的徐悲鸿家如同过节，喜气洋洋，友人云集，吉祥话不绝于耳。蒋碧微说，“伯阳的出生，给全家带来无比的欢乐和兴奋，朋友们也为我们非常高兴，纷纷跑来送礼道贺。结合十年，才有这个儿子，大家认为应该大事庆祝。” 我注意到，这段出自于《我与徐悲鸿》一书的话，提到“结合十年”，而不是“结婚十年”，可见蒋碧微还是对当时走入事实婚姻的方式，有些顾忌。也许是无意的，却道出了一个女人的复杂内心，似乎没有“明媒正娶”仍是隐痛。 蒋碧微当时是快乐的：“徐先生却不过新友的盛意，满月那天，假一家饭店大开汤饼之筵，到贺的亲友极多，劳累了名摄影家朗静山先生，义务担任摄影记者，也不知道拍了多少照片，此外他还送了伯阳一个金锁片，作为贺礼。” 徐悲鸿天生喜欢孩子，他曾发表过一篇谈艺录，叫做《儿童如神仙》。“儿童画之可贵，以其纯乎乐趣。至真无饰，至诚无伪，此纯真之葆，乃上帝赋予人人平等之宝物，其赋与之期间，与人智能之启发进化，成正比例。” 在蒋碧微的记忆中，整天四处忙碌的徐悲鸿，却愿意为儿子挤出时间。“这时候伯阳极获徐先生的钟爱，经常抱他逗他。一天伯阳在床上小睡，徐先生抽出纸笔为他画了一张素描；神来之笔，使睡态可掬的伯阳，活脱纸上。” 一年零十个月后，一九二九年八月，女儿徐丽丽出生。这一对儿女，让徐悲鸿品尝到身为人父的乐趣。他饱含深情，用画笔描绘儿女天真活泼的人生之初。儿女长大了，他还画过一幅油画，徐伯阳一身小西装，丽丽梳着童花头，令人羡慕。 当了母亲的蒋碧微心满意足。她不再漂泊异乡，丈夫留洋荣归，已在国内最高学府当了教授，名气正在不断上升，蒋家父母也接来同住，一切时来运转。当年私奔出走，使家人受到讥讽与嘲笑的内疚，似乎在生活的富足与家庭的团圆中，一点点消散了。外界对于徐悲鸿的尊重，使她这位教授夫人如沐春风，心旷神怡。 一九二八年三月，徐悲鸿大弟徐寿安与任佑春结婚。徐悲鸿与蒋碧微还在法国期间，在宜兴老家的徐寿安，就被接到上海的蒋碧微父母家，被他们收为义子，上学读书，后来到一家纱布交易所做学徒，满师后留用。徐寿安二十一岁时，蒋碧微母亲戴清波做主，把蒋碧微三姑母的女儿任佑春许配给徐寿安。 新娘任佑春是蒋碧微表妹，可谓亲上加亲。任佑春随丈夫徐寿安，与徐悲鸿和蒋碧微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日常交往中的徐悲鸿和蒋碧微，他们个性迥异，对人对事也不一样。我采访任佑春时，她说：“徐悲鸿是我老爱人的阿哥。蒋碧微是我表姐，舅舅的女儿。蒋碧微妈妈是我的舅妈。徐悲鸿比我大十岁，蒋碧微比我大六岁。” 等任佑春住进上海霞飞坊，做了徐家二媳妇，并不清楚徐悲鸿在外面的名气，她只觉得，徐悲鸿很有涵养、和蔼可亲。“就是一家人嘛，我们叫他鸿哥。他人很好，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好。从来不骂人。蒋碧微，我从小就认得。我是她表妹啊。蒋碧微是我舅舅家的二小姐。我小，蒋碧微她们大，她们跑，我也跑。她们笑，我也笑。蒋碧微蛮大方的，待人接物蛮好的。她这个人嘛，能干很能干，但是，厉害蛮厉害。” 我问她：“怎么厉害啊？” 她说：“蒋碧微凶一点，徐悲鸿软一点。两个人一道，蒋碧微说得再难听，徐悲鸿不太出声。蒋碧微处处都要徐悲鸿听她的。” 我又问：“蒋碧微长得好看吗？” 她说：“蒋碧微爱打扮，头上梳两个髻。她长相并不好看，就是打扮跟人家两样的。黑旗袍，戴顶红帽子，高跟皮鞋，看上去漂亮。” 我说：“蒋碧微对徐悲鸿好不好啊？” 她说：“好是好啊。嗨，徐悲鸿不是蒋碧微的对手。蒋碧微高明得很哎。她骂起徐悲鸿不得了。骂徐悲鸿就是三句话：乡下人，语无伦次，交朋友不论贵贱。徐悲鸿不是这种人哎。她为什么对徐悲鸿这么凶啊？我不懂。” 难得遇上一个与蒋碧微、徐悲鸿一同住过的人，我就想多问几句。而人过百年的任佑春有啥说啥，不必看任何人眼色。她与徐悲鸿蒋碧微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一年，那些细碎回忆的真实感无庸置疑。显然，蒋碧微享受着苦尽甘来的荣耀，以往在大户人家养成的小姐脾气也不再收敛，她希望按她的理想塑造丈夫。 当徐悲鸿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任校长时，儿子伯阳不满周岁，蒋碧微未能同行。等徐悲鸿从北京回来，又在南国艺术学院继续任教。蒋碧微早就想让徐悲鸿与南国分手，一门心思做国立中央大学教授，说服不了徐悲鸿，她强烈不满。 蒋碧微反对的理由并不深奥，还带着爱护的成分。因为南国没有薪水与任何待遇。尽管有些霸道，蒋碧微干涉徐悲鸿有她的资本，那就是她曾经含辛茹苦地在海外这么多年的伴读。她用非理性方式表达一种理性，她强势地转变丈夫事业的航向。作为一个任性自负的女人，她向丈夫索要体面而稳定的生活，似乎也没什么错处。 几次吵架没结果，不甘示弱的蒋碧微突发奇想，干脆用她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她说：“再三考虑，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决定采取行动。有一天，徐先生到南京去，我叫寿安陪着我，雇车到南国社，在那间乱糟糟的画室里，把徐先生所有的东西全部搬走，同时我正告南国社里的人，说我们就要搬到南京去住了。” “不久，徐先生由南京回到上海，听说了这件事，他当然不好意思再到那边去。南国社知道徐先生回来了，派学生到家里来请愿，要求徐先生再去教他们画画，徐先生由于我曾经宣布过要搬南京，只好婉言谢绝。” 徐悲鸿对蒋碧微的独断专行很生气，而蒋碧微以离婚相威胁。徐悲鸿不愿撕破脸皮，也不愿家里闹得不得安宁，只得同意离开南国艺术学院。田汉对老友的矛盾处境表示非常理解。南国的学生依依不舍，其中有两个他最看中的学生，吴作人与吕霞光，他们想跟着老师到中大去旁听。徐悲鸿同意了，这两个学生就跟他到了南京。 虽然徐悲鸿与蒋碧微闹得不痛快，毕竟是短暂的，徐悲鸿不是个记仇的人，很快就不再跟蒋碧微计较。当曾经留学法国的颜文梁主持苏州美专，约请徐悲鸿前往演讲，徐悲鸿当即答应，蒋碧微也一同前往。这是一次难得的夫妻出游，在徐悲鸿演讲之余，他们遍览苏州园林名胜，登虎丘，游灵岩，一览天平山的一线天。 蒋碧微告诉徐悲鸿，她跟苏州还有一段特殊的因缘，“死过一回”。原来，当年她跟徐悲鸿私奔离家，她父母曾在焦急忧伤之时，生怕订了亲的查家跑来要人，想到过一个以假棺材出殡的主意，这装了石头的假棺材就放在苏州的一家庙宇。 其实不必蒋碧微念叨。徐悲鸿第一次出国、艺术之帆刚刚起锚的时候，蒋碧微勇敢相伴，是徐悲鸿一直感念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蒋碧微脾气再大，徐悲鸿也能忍让的根本原因。即使蒋碧微口无遮拦，再说难听的话，他都一笑了之。 蒋碧微伯父伯母住在苏州，徐悲鸿好友朱了洲成为蒋碧微堂妹婿，与他们同住。当年徐悲鸿约蒋碧微私奔出国，就是请朱了洲在中间牵的线。徐悲鸿与蒋碧微去看他们，感觉朱了洲夫妇貌合神离，关系不太融洽。数年后，这一对夫妇真的离了婚。当然他们不会想到，他们自己也会步朱了洲夫妇的后尘。 举家搬到南京这个民国首都，蒋碧微感到了胜利的喜悦。 她说：“我常常想，像我这样结合十年方始有‘家’的女人，在世间恐怕不多，此后，上天总不会再把我的幸福快乐剥夺了吧。如今徐先生是一位声誉鹊起的画家，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他就像一位精神抖擞的斗士，站在他未来康庄大道的起点，用他这支如椽画笔，辟出他的远大前程，那时，我将分享他的成功果实，并且为他骄傲。” 这一年冬天，蒋碧微突然喉痛、发高烧，医生诊断是猩红热。这在当时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基本无药可医，只能给病人打点营养剂。蒋碧微咽喉肿痛，头脑发热，身上出现红疹，苦不堪言。发烧得厉害，又没有降温的方法，最想的就是吃冰。有一次，徐悲鸿与友人聚餐回家，想起蒋碧微想吃冷饮，忙迎着寒风上街，到处找冰淇淋。这件事被记者捕捉到了，在报上登出一条花边新闻，说徐先生伉俪情深，对夫人实在太好了。 当时他们度过的，是一段温馨美好的日子。 徐悲鸿把他的教学重心，由上海南国艺术学院，转向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徐悲鸿到苏州美专讲演，大受欢迎。苏州美专请徐悲鸿定期前往授课。精力旺盛的徐悲鸿，从原先上海与南京间奔走，转为南京和苏州间奔走。徐悲鸿是受人瞩目的画家，一幅幅新作不断问世。他又是诲人不倦的教授，最受学生欢迎。 此时距离他一九一九年赴法留学超过十年。十年磨一剑。他急切地把他在欧洲的所学所思，带入中国画坛，并在讲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九 美丽的悬念 一九三○年，一个时常漫步南京城墙的年轻才女闯入了徐悲鸿的情感世界。她叫孙多慈，祖籍安徽寿县，蒋碧微回忆录中称她孙韵君，据说是她的原名。 徐悲鸿对刻苦而有才华的学生非常欣赏，其中就有女学生孙多慈。 这是一个令无数后人感叹与疑惑的美丽悬念。 孙多慈如何由“敬爱吾师”延伸成“平生知己”？而徐悲鸿又如何由欣赏之情转化为刻骨之爱？究意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促使他们冲破年龄差距与世俗藩篱？ 性格即命运。简单地以情人来形容，实在是太表面化了。 孙多慈与蒋碧微一样是大家闺秀，不同的是性格有天壤之别。蒋碧微刚烈如火，她想得到什么，就会舍命争取。孙多慈则柔情似水，她会为别人着想，宁可委曲求全。 一九二九年，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一女中高中部的孙多慈，到南京投考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没能录取，转而到中大艺术系作旁听生。孙多慈写诗作画的天赋加之勤奋，使她在学生中脱颖而出。徐悲鸿只要发现哪个学生才华不凡，就毫不吝啬地加以赞扬，愿意多给些指导。 次年暑期，孙多慈投考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阅卷的徐悲鸿给她的绘画作业打了95分，孙多慈以本届考生最高分被录取。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央大学校园，中国的顶尖学府，孙多慈的出众也不难理解。命运把美貌、聪慧、善良、温婉都给了她，加上贵族家世和优雅举止，塑造了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子。其祖父孙家鼐，清末进士，官至光绪年间工、礼、吏、户四部尚书。其父孙传瑗，国学教授，古诗文造诣浓厚，对长女多慈疼爱有加，自称“平生爱女胜爱男”。 大户人家的见识，使孙多慈幸运地逃脱旧式女子的命运，可以不缠足，可以从小跟男孩子一样上学念书。如果说美貌毕竟与生俱来，那么学识与教养无疑是后天的。有的人家虽然有钱，也不愿送女孩子读书。而孙多慈家人却有些现代教育理念，对女儿同样栽培，这也影响到孙多慈的人生态度，对父母言听计从，恪守孝道，不敢越雷池一步。 徐悲鸿发现孙多慈内秀而外美，像发现一块璞玉，对她备加呵护。他画孙多慈肖像素描，题道：“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愿毕生勇猛精进，发扬其艺mire实凭式之，噫嘻！其或免中道易辙与弛然自废之无济耶！” 课堂上的素描课，徐悲鸿关注着孙多慈的动作，细心地给她修改习作。看徐悲鸿做绘画示范，本身就是一次艺术享受。而在徐悲鸿的画室，孙多慈有时是一个观摩者，有时是一个被画者。他们从艺术谈到人生，从写生谈到油画，孙多慈对恩师的点拨心存感念，但她毕竟出身书香书门，并无非分之想，而徐悲鸿，也不曾有舍弃家庭的念头。 风言风语传到蒋碧微的耳朵里，她大怒，甚至大吵，不能容忍。她有她的判断：“尽管徐先生不断地向我声明解释，说他只是爱重孙韵君的才华，想培养她成为有用的人才。但是在我的感觉中，他们之间所存在的绝对不是纯粹的师生关系，因为徐先生的行动越来越不正常。我心怀苦果，泪眼旁观，我察觉他已渐渐不能控制感情的泛滥。” 在徐悲鸿与孙多慈相识初期，并没有超过师生之情，应该是真实的。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赴法留学十年的老同学盛成回国，去看望徐悲鸿。巴黎一别，南京再见，畅谈甚欢。徐悲鸿一本正经地问盛成，成家了没有，盛成给了他一个否定的回答。徐悲鸿一听连忙说道：“中国的情形与法国不同，在法国单身生活不足为奇，在中国可不行，很不方便。我给你介绍一位最得意的女学生。” 徐悲鸿向盛成介绍孙多慈的身世，拿出孙多慈的诗作，盛成一看，字迹漂亮，文采飞扬，果然是一个少有的才女，也非常赞赏。徐悲鸿告诉盛成，明日他为孙多慈画像，蒋碧微去宜兴了不在家，请盛成也过来，大家一起聊聊。 盛成说：“第二天，我如约来到丹凤街中大宿舍的悲鸿寓所，一上楼见悲鸿正在给孙画像。因为昨日同悲鸿通了消息，我就坐在一旁，注意观察孙多慈的言谈举止，但直到结束，我对她也没有产生什么好感，至少我感到她是个没有个性的人。头脑中产生了第一个印象后，我就起身告辞了。第二天没有再去丹凤街。” 盛成与孙多慈无缘，徐悲鸿的媒人没有当成。这也说明，徐悲鸿当时对孙多慈只限于一个师长的关怀，也许他欣赏孙多慈的内在之美，是年轻的盛成无法体会的。徐悲鸿为孙多慈画肖像，画出的眼睛美丽无邪，清净如水。 我在重庆采访了一位九十八岁的老教授，他是孙多慈的同班同学。 对徐悲鸿的敬重，老教授是由衷的，说起徐悲鸿对每个学生的关爱，可以举出许多生动事例。但他说到孙多慈，就是不承认孙多慈比其他学生画得好。只是说：“徐先生看中孙多慈画，还不是因为喜欢她这个人，孙多慈画的画，也就是这样啦。” 虽然过去这么些年，我似乎仍感觉到小男生的醋意。 徐悲鸿对孙多慈的偏爱很公开，他说孙多慈聪慧绝伦，无人能比，惹得个别男生暗生不满。其实做徐悲鸿学生，早已习惯老师对尖子的夸赞，可孙多慈受表扬却让人妒忌。班上难得有个美女同学，本该是男生梦中情人，却不给同龄异性一点机会，自然叫人酸溜溜的。有人跑去找徐师母蒋碧微告状，说徐先生和孙多慈太近乎，别人像在陪公子读书。 学生们是冲着徐悲鸿来报考中大艺术系的，指望老师广布恩泽，确也无可厚非。找徐师母打小报告的学生并不知道，蒋碧微听来并不新鲜，徐悲鸿确实对孙多慈极为喜爱，已经当面向她坦陈了一切。显然，徐悲鸿开始在感情旋涡中挣扎了。他的坦陈说明他做人的真诚，也期待蒋碧微的理解和宽慰，他说：“你不信，我可以和你一起再到国外去。” 徐悲鸿太天真了。他以为坦白是个契机，能弥补他与妻子情感的空白。蒋碧微的大声哭骂，像一盆凉水劈头盖脸，叫徐悲鸿幡然猛醒，内心的愧疚随之冲去。他懂得蒋碧微不会知道他需要什么，彼此隔阂更加深刻，渐行渐远。 而对孙多慈的无辜牵连，徐悲鸿尤为焦虑。他绝非怕事之人，拔刀相助的个性使他不会抽身而退，反而点燃了他久违的激情。一团死水的家庭气氛，是怜香惜玉到萌发爱意的催化剂，难舍难分的情愫冲击着横亘于师生之间的道德之藩。 试图给孙多慈与盛成牵线一年后，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又是一段众说纷纭的史实，幸而徐悲鸿自己给出了答案。 如果说，徐悲鸿与孙多慈之间，开始并非一见钟情，有徐悲鸿友人为证。但他们后来超出了师生之情，这也是一个事实，而且也有人证。他不仅是一个父亲和一个丈夫，也不仅是一个画家和一个教授，他还是一个情感充沛、有血有肉、义字当头的七尺男儿。 徐悲鸿感情的丰富层面，实在是太复杂了。 一九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徐悲鸿给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写信，谈到了他不能不面对的矛盾感情。舒新城是著名出版家，也是徐悲鸿极其信赖的挚友。他们之间无话不谈。徐悲鸿说：“小诗一章写奉，请勿示人，或示人而不言所以最要。”此诗为孙多慈而写：“燕子矶头叹水逝，秦淮艳迹已消沉。荒寒剩有台城路，水月双清万古情。” 在正式出版的《中华书局收藏名人书信手迹》长卷中，我查到徐悲鸿给舒新城写的这封信原件。舒新城理解友人的苦衷，他自己也经历婚变，似乎并没有太多麻烦，可能在他看来，是徐悲鸿太多愁善感了吧。于是，复信作答曰：“台城有路直须走，莫待路断枉伤情。” 读来怅然，不知是劝告，还是鼓励。 诗以言志，画以抒怀。徐悲鸿少有的委婉柔情，一泻无遗地倾注在油画布上，完成了人物油画《台城月夜》。可惜，我们无法看到这幅徐悲鸿创作鼎盛时的画作，只有蒋碧微回忆录中有文字记载：“画面是徐先生与孙韵君，双双地在一处高岗上，徐先生悠然地席地而坐，孙韵君侍立一旁，项间一条纱巾，正在随风飘扬，天际，一轮明月。” 这是一幅真人大小的画作，当初是想送给盛成的，徐悲鸿很满意，摆放在学校自己画室最显著的地方。蒋碧微陪着朋友到学校找徐悲鸿，徐悲鸿在画室泰然自若，倒是蒋碧微颇为尴尬。徐悲鸿给朋友看别的画，蒋碧微动作很快，把《台城月夜》和另一幅孙多慈肖像拿来，请旁边一位学生替她送回家，等于把画没收了。 蒋碧微说的这件事，有另一个当事人，就是徐悲鸿的老同学盛成。 盛成晚年回忆说：“过了很长时间，我从北京回到南京，还住在友人欧阳竟无先生那里。悲鸿来看我们，谈话间欧阳竟无先生提出想观赏一下悲鸿新近创作的画，悲鸿也很高兴，约定翌日在中大等我们。第二天早上，我陪同欧阳竟无先生坐车来到丹凤街见到了蒋碧微，我们邀请她一起去中大参观悲鸿的画室，她欣然表示赞成。 “到了中央大学，一行人先参观艺术系的画室，里面放着不少悲鸿的作品。欧阳先生说希望看看悲鸿刚刚完成的新作《田横五百士》。悲鸿一面答应着，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了钥匙，蒋碧微上前一把拿了过来，转身向后面的画室走去，我跟在她后面也走了出去。打开后面画室的门，蒋碧微一步跨进去，四下寻找，发现了那次悲鸿为孙多慈画的半身像，还有一幅题着《台城月夜》的画，她的脸色一下子变了，把两幅画抓在手里。 “我一见这种情形，赶紧向她讲：碧微呀，这幅画是悲鸿为我画的，他已答应把它送给我了。她抓住不放，我正要动手向她抢，欧阳先生和悲鸿一行人进来了，我见悲鸿的气色很不好，只得放手做罢。我们又陪着他们回到了丹凤街。第二天，我去看望悲鸿，一上楼蒋碧微就对我讲，悲鸿病了。我问她，人在哪儿。她板着脸说，在他房间里。我疾步来到悲鸿的房间，他一见我就拉着我的手，开始唠叨孙多慈如何如何之好，对这些我感到无力去劝解他，只得支吾其词。将近一点钟的光景，我退了出来，对蒋碧微说：你们不要再闹了，这件事都怪我。她硬邦邦地顶了我一句：这里哪有你的事体！我听她的话头不对，马上离开回家了。” 塞在家中角落的《台城月夜》，无疑是蒋碧微大发脾气的导火索。 徐悲鸿当时画在一块大的三夹板上，当他要给一位老友的父亲画像时，忍痛把油彩刮掉，重新画了新画。这幅可能成为一幅名画的杰作，就这样香消玉殒了。然而，另一幅孙多慈的肖像画，画着一位坐在竹椅上的青春女子，却保存至今。 蒋碧微曾经动不动就拿离婚说事，她对徐悲鸿不能说没有爱，但她的优雅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徐悲鸿总是一味退让，而不去跟她争辩。当孙多慈被中央大学艺术系录取后，蒋碧微怒不可遏，焦虑异常。她担心这位才貌双全的女生在中大一念四年，可以与徐悲鸿天天见面，那可能真是分不开了。她对徐悲鸿说：“你和孙小姐的事情发生之初，你曾亲口承诺，让我们设法到国外去，你该实践诺言，辞职，出国吧。” 徐悲鸿当然听出蒋碧微的言外之意，他不再声辩，沉着脸，写了一封辞职信，叫她转交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蒋碧微舍不得放弃教授夫人的地位，没把这封信交出去。徐悲鸿这回是铁了心。当晚他们一同赴友人宴，徐悲鸿说他胃痛，提前退席了。等她回家，佣人告诉她，徐悲鸿匆匆回家，把衣服装进一只小箱子，没说什么话，就不告而别。 徐悲鸿在南京离家出走后到了哪里？又发生了什么？研究徐悲鸿生平的王震，找到了一段当时的文字资料，可作翔实的补充。 “舒新城日记里记着，徐悲鸿跑到上海，第二天中午，徐邀请几个留法的老同学，搞文学的，在舒家吃饭，蒋碧微追到上海舒家。她说，不许中央大学收孙多慈这个学生，或者你辞职到法国去。徐说：你跟着我在外面闯了十几年了，你应该自立于社会，我每月三百大洋，给你一百五十大洋。蒋不同意。看到蒋打上门的泼辣性格，舒新城担心地说，这样下来，必然成为悲剧。” 不知何故，蒋碧微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这件事。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以往徐悲鸿与蒋碧微的争执，总以徐悲鸿的默然作为结束。而徐悲鸿竟然出走，令一贯占上风的蒋碧微措手不及。蒋碧微自己回忆说，当她托友人四处寻找时，徐悲鸿从上海寄了封信给她，诉说他离家的原因。信中说：“我观察你，近来唯以使我忧烦苦恼为乐，所以我不能再忍受。吾人之结合，全凭于爱，今爱已无存，相处亦已不可能。此后我按月寄你两百金，直到万金为止。总之你在外十年，应可自立谋生。” 据说，在上海舒新城家聚会的几位友人，包括舒新城在内，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婚姻生活都有了变故。有的是在上海结识富家小姐或者知识女性，有的是在异地遇到红颜知己，好在西风东渐，离婚并不是难事，他们快刀斩乱麻，无一不与原配夫人离异，组建了新家庭。他们看着百愁莫解、坐拥愁城的徐悲鸿，劝他尽快作一个了断。 徐悲鸿却说：“我没有想过跟谁离婚，也没有想过跟谁结婚。”他在上海舒新城家这么说，回到南京对蒋碧微也这么说。上海友人笑他太书生气了，而蒋碧微则认为他心口不一。其实徐悲鸿是典型的艺术家思维，他任凭情感泛滥却不愿伤害别人的初衷，是发自内心的真实。而他处理感情与家庭的方式，未免书生气，又新潮又守旧，一败涂地。 一场家庭暴风雨过后，没有雨过天晴。 徐悲鸿蒋碧微所执掌的家庭之舟，似乎偏离方向之后，又进入以往的生活轨道，他们仍成双成对地出入社交场合，在众人面前带着微笑的面罩。徐悲鸿继续走在成功的路上，而蒋碧微也并不拒绝徐悲鸿成功带给她的一切。但是冷漠在他们之间默默滋长。只有他们心里明白，他们曾经有过的爱已是昨日黄花，比争吵更无情的是日益增多的冷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十 讲台内外 南京师范大学与徐悲鸿的名字分不开，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徐悲鸿曾经执教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划入南师大美术系，美术系近年又扩展为美术学院。而今南师大老校区，是原来的金陵女子学院旧址。 在南师大美术学院的资料室，保存着徐悲鸿亲笔批注的石印教材，这是美术学院引以为自豪的珍贵文物。我去采访时，资料员抱出一大包来，深灰的封面，遒劲的书法，原教材的题目与徐悲鸿的批语浑然一体。《吴昌硕画册》：“须深会此意，不可仅徒以貌求之。”《吴兴金北楼画册》：“绿肥红瘦，可称佳作。”《郎世宁画乾隆皇帝春郊试马图》：“虽无韵致不失精”。《某山水画集》：“恶劣”，《某花卉合册》：“秀色可餐”，《某仕女花鸟草虫合册》：“略有可取”。 我碰上南师大绘画系主任高柏年，他在指导学生画素描。面前的石膏教具生动逼真，似乎在它们周围，仍萦绕着徐悲鸿教课的声音。高柏年说：“徐悲鸿带回来的，都是全身大石膏，有的两米高，有的超过两米多。其中包括，一个全身的《维纳斯》，两个全身的《奴隶》，一个全身的《掷矛者》，还有一个全身的《斗士》和一个《掷铁饼者》。” 在欧洲留学期间苦练素描写生的徐悲鸿，曾经得益于西方大师的雕像。当年赴欧洲留学、游学、考察的人数不胜数，惟有徐悲鸿带回了巨大的六尊石膏像，而且无私地献给中大艺术系，填补了中国美术教育的空白。它们曾经培养过几代学生，让一代又一代人受惠，其中不少在它们面前写生的学生，早已成为很有声望的画坛名家。 学生画石膏像写生熟练了，徐悲鸿就安排人物写生课。先从上海请来一位女模特儿，又在南京物色了三位。徐悲鸿对模特儿很尊重，也要求学生尊重。有的其他系教授不怀好意，曾问艺术系学生徐风说：“学生作实物写生为何要用人物？狗也可以用嘛！”徐风照搬徐悲鸿的话反唇相讥：“人为万物之灵，五官端正，身体曲线多美，兽类怎么可以相比！” 徐风把这段对话告诉徐悲鸿，徐悲鸿感慨道：“你讲得对！封建残余思想严重存在，无怪鼠目寸光的人少见多怪！知道这种观念不合时代潮流，转变也不容易。根本的办法，还是大力宣传和推广现代艺术教育，我们做努力吧。” 同样作为徐悲鸿的学生，曾经主持过中央美院研究生班的著名画家韦启美至今难忘的，是徐悲鸿与众不同的教学风格。学生不出国门，就能体味西方绘画写实传统的精华。此时，徐悲鸿的美术教育思想开始形成，那就是重视基础、师法造化、中西结合、提倡写实主义。中国美术走改革之路的理念，已经融入徐悲鸿的教学之中。 国立中央大学的旧址，是在今天的东南大学主校区。中大的礼堂还在，圆型苍穹的标志性建筑，曾经是包括徐悲鸿在内的中大著名教授讲演的地方。可惜中大艺术系老屋大多不在了，一片树丛中留有一处平房，屋檐中间横匾曰“梅庵”，是仅存的中大艺术系教室。踏在吱吱作响的红木地板上，似乎徐悲鸿和他的学生并没走远。 “梅庵”前一棵老松树，高大的躯干上绑着支架，柔韧的树枝成弧状低垂，一部分已是光秃秃的，另一部分仍有蓬勃绿色。这就是有名的“六朝松”，据说是六朝人种植，与南京古城一样古老。站在“六朝松”下，徐悲鸿和他的学生有一张合影照片。时间应该是春天，穿着西装的徐悲鸿怡然含笑，旁边的同学也都放松自然，女生则身着毛衣，把脱下的外套挽在胳膊上。微笑着的孙多慈亭亭玉立，脸上没有任何苦恼的痕迹。 命运似乎对她格外关照。在国立中央大学校园，满足了一个女子追求艺术的愿望，而遇到画坛大师徐悲鸿的悉心栽培，学业大有长进，前程不可限量。她太美丽，太年轻，在校园如鲜花一样开放，很难想像世事的艰辛、人心的叵测和莫名的妒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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