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源》 序 言 中华民族，犹如一部神秘莫测、亘古久远的童话，两大文明的源头——黄河和长江就穿过它的腹地，滔滔不息，奔流入海，哺育了灿烂辉煌的五千年华夏文明。而在这五千年以外呢？当我们的目光穿越五千年甚至几万、几百万年的光阴，回到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沿着考古学家的足迹，我们看到，祖先们创造的远古中华文明犹如一朵奇葩，在世界古代文明的百花园中怒放。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的文明之一，又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延绵至今的文明。但在国外学术界，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或宣扬中华文明外来说，或贬低中华文明的发展水平和成就，或对我国夏代及其以前的历史传说的真实性抱着极端怀疑的态度，否认我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认为我国的历史只能从商代开始计算。 我们中华民族灿烂的史前文明呢？被他们一笔抹掉了。 20世纪初，正当人类起源“非洲论”成了无可争议的论断的时候，我国的考古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们不愿遗漏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在庞大的版图上搜索着任何一个有关古人类起源的信息。首先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现，随后是蓝田人、元谋人遗址等旧石器时代遗址相继被发现，把中华民族的历史推进到了170万年以前。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家开始被欧美知识界所关注。 我国的史前时期，即有正式历史记载之前中国境内人的发展史，包括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母系氏族、以及有关三皇五帝的传说史，直到最后建立夏朝。这时期时间的跨度最大，从约200万年前到公元前21世纪。 我国的史前文化遗址按照年代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及夏商周的“青铜器时代”。云南元谋直立人大约生活在距今170万年左右，曾被誉为我国最早的直立人。近几年，考古学家又在海河流域的泥河湾盆地发现了距今200多万年的人类遗址，把我国的人类历史再次向前推进了几十万年。大约在一万年前左右，古人类社会进入了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阶段，母系氏族社会渐渐瓦解，父系氏族社会确立，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也形成了。 随着社会进程的推移，大河中下游地区成为人口聚居区，关中平原、河东盆地则形成了华夏部落群，我们神话传说中的炎帝、黄帝、蚩尤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在这里上演了一段段美丽的神话，尧、舜、禹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向奴隶社会过渡的阶段，随着夏朝的建立，史前时期也宣告结束了，中国进入了古代文明时代。 我国的史前文明延续了200多万年，先民们凭借着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创造了伟大的原始文化。目前已发现旧石器古人类遗迹三四百处，遍布祖国25个省、市；新石器时代遗址更已达到了六千多处，这些发现纠正了对我国文明史存在的各种偏见，盛及一时的人类起源“非洲论”不攻自破。 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以及东北地区的石器时代遗址也相继被发现，出土了大量的珍贵遗物，对于我们研究史前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状况以及探讨我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过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另外，夏商周时期的都城、居住址、墓葬、手工业作坊也被发现和大规模发掘，夏商周时期的历史及其文明的发展脉络也渐渐清晰，为研究古代的政治制度、官僚体制、工艺技术、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国有史可考的文明史一再被提前。 本书也是按照上述的年代分期进行阐述的，区域范围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海河流域、东北地区以及珠江流域等其他地区。由于篇幅限制，本书只挑选了31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通过考古学家对这些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将考古的真相娓娓道来，把曾经失落的古代文明的秘密层层揭开，全方位地展示了古人类创造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成就，以及他们留给我们的难解迷团，更由此提示了华夏文明的根基所在。 然而我们所讲述的，不过是我们先祖所创造的灿烂文化的一小部分，因为有更多的人类遗址还等待着考古学家的发掘和研究，东方文化悠久的传统和深邃的内涵，也必将由考古学家们深入研究，更加完整地阐发出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黄土层下的万年回溯——蓝田猿人文遗址 遗址名称：蓝田猿人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陕西省蓝田县泄湖镇陈家窝村、蓝田县九间房乡公王岭 发现及发掘时间：1963年，陈家窝遗址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人员发现并发掘，次年，公王岭遗址面世。 距今历史：陈家窝地点距今65万年左右，公王岭地点距今110-115万年左右。 考古地位：我国三大猿人遗址之一，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蓝田猿人化石是亚洲北部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把人类活动的时间上溯了五六十万年，填补了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缺环。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旧石器时代早期，从母系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 蓝田县南傍秦岭，北临漏河，是我国古代文化发源地之一，曾为十多个朝代的京畿之地及古代中国南北交通要道，在更早的110-115万年前，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森林茂密，犹如当今长江以南地区，正是这样的蓝田，孕育了我们中华文明最古老辉煌的文化。蓝田猿人的发现,丰富了人类的物质文化记录，也提供了黄河流域古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佐证。 考古发现过程 上个世纪的20年代，国内外考古界把目光聚集在周口店龙骨山，在这里工作过的考古学家却意识到，要弄清北京人的来龙去脉、生存状况等诸多问题，就必须要走出龙骨山。1929年的春天，在周口店进行过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杨钟健等赶赴陕北、山西、内蒙古，对这一带的黄土层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虽然他们并没有发现蓝田，却由此揭开了蓝田考古的序幕。 1963年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派考察队到蓝田寻找化石，考察队由张玉萍、黄万波带领。结果在蓝田泄湖镇陈家窝村厚30米左右的红土层底部，发现一个老年女性的下颌骨化石，这是继周口店“北京猿人”化石之后，在中国土地上发现的又一处重要的早期人类化石，一起出土的还有翁氏野兔等一批温带草原的啮齿类动物化石，以及北豺、虎、葛氏斑鹿等动物化石。消息一经传出立刻轰动了学术界。 1964年春，受全国地层委员会委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负责组织一次“蓝田大会战”——由全国12个科研、生产系统和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几十名科研人员组成的多支野外考察队奔赴蓝田，由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统一率领，对盆地内和周边地区的新生代地层开展了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工作，希望能在这里获得新的发现。 5月的一天，考察队的一个小分队准备到蓝田北岭的三官庙地区去考察，因为当地老乡曾传说该地出现过“龙骨”。 但天公不作美，考察队走到半路就被大雨阻拦住了，队员们只好去公王岭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避雨。当地的老乡们听说有考察队要来挖“龙骨”，立刻主动找到了考察队，并告诉他们一个重要的消息：在东山（公王岭）上也有“龙骨”。 对于“龙骨”考察队员们并不陌生，在中国，许多古人类化石的发现是由“龙骨”引起的，甲骨文的发现也是如此。可实际上，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龙”，所谓的“龙骨”就是脊椎动物化石，特别是以哺乳动物骨骼为最多，其中有象、犀、马、牛、羊、猪、鹿等，“龙齿”就是这些动物的牙齿。“龙骨”在我国早年的收购站和中药店非常走俏，实际上他们所收购和卖出的“龙骨”都是远古动物化石。 “龙骨”对于考古队员具有重要的意义，于是他们当即决定改变原来的路线，首先去公王岭考察。第二天，考察队的几个人便来到了公王岭上，公王岭在蓝田县城东南17公里，是一个小土岗，前临灞河，后依秦岭，其前缘高出当地河床大约100米。 在公王岭确实有许多“龙骨”，经过进一步的考察，队员们发现，公王岭的地层相当完整，在俯视河谷的断面上，可以看见三个互相叠压的地层，在黄土层中有厚约30米的砾石层，上面覆盖着厚约30米的“红色土”，红色土的下部夹有两层埋藏土，这些土层年代久远，地层一层叠一层，几乎每层都有能够鉴定地质年代的各种各样的古动物化石，由于许多地段层暴露出地面1300米高，这就为队员们提供了难得的考察场所。 但考古发掘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许多化石都被包裹在坚硬的钙质结核里，这种化石很软，但是围岩却十分坚硬，给发掘和修理工作带了不少困难，由于经验不足，很多化石都没有完好取出。当贾兰坡知道了这些情况后，就把发掘技术十分娴熟的技工武英调来公王岭，武英也不负重望，就是他首先发现了蓝田猿人的遗迹。 5月22日，武英从一块坚硬的钙质结核中发现一颗牙齿，它当时只露出一半，后来在发掘时又裂开了，另一半还包裹在结核里，一时无法确定它是人类的还是普通灵长类动物的牙齿。那几天武英牙病发作，但当晚他强忍着疼痛，在灯下一点点地剔除那半颗牙齿牙面上的胶结物。当两个清理好的半颗牙齿合到一起时，一颗完整的人牙出现在人们面前。发掘工作的这一重大突破让队员们兴奋异常，一个月来的疲劳、辛苦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二天，武英冒雨赶赴县城向大队部汇报，见到贾兰坡后，武英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这个纸包不大，但包装纸竟用了十多层，贾兰坡是一位和化石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科学家，武英递上的这个特殊对待的纸包令他意识到里面的内容绝非寻常，随着包装纸被一层又一层地打开，他的两只手禁不住颤抖了起来。最后一层终于打开了，贾兰坡一看，激动得一下子大声叫了起来：“人牙!”大队部其他同志立即围拢过来，共同庆祝这一重大发现。当夜，贾老拿出他珍藏的关中佳酿西凤酒犒赏大家。 有了这个发现，考察队员们的工作热情一下子高涨起来。为了精心寻找，队员们把在公王岭发掘出的40多个大大小小的化石堆积物套箱，运回北京。发现人牙下方的那块重约800多公斤的套箱受到特别关注，由青年技工李功卓在柴凤岐师傅指导下运回。陆续剥离出来的化石有剑齿虎、熊、三门马、貘、大角鹿和丽牛等，就是不见人们渴望的人类化石。10月9日，从剩下洗脸盆大小的堆积物里修出一颗人牙，这是一个好兆头，李功卓再接再厉，沉着细致继续剥离，10月12日上午，轰动世界的蓝田直立人头骨终于亮相了。 1964年11月3日，中国科学院宣布，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在陕西省蓝田县发现一个猿人头盖骨化石，死者为女性，年龄约30岁。头盖骨枕部宽阔而圆钝，轮廓是楔形，头骨壁板厚，前额低而宽平，眉脊粗壮，眼眶略呈方形，鼻子短而扁，颌部前伸，牙齿粗大，齿冠粗短，吻部向前突出，表现出较为原始的形态。颅内耳高7l毫米，脑量仅有789毫升，低于北京猿人的平均脑量(1000毫升)，更低于现代人的脑容量(1400毫升)，是比北京猿人还古老的猿人化石，与印尼爪哇人相当。 爪哇猿人是荷兰人类学家于1891年在印度尼西亚中部州特里尼尔地方发现的，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的猿人化石。地质年代属更新世中期。所发现的化石有头盖骨一具、臼齿二枚、左侧股骨一根。形态特征是：颅骨低平，最宽处接近颅底；额骨倾斜，眉脊呈屋檐状；脑容量约900毫升。我国的蓝田猿人脑容量甚至要低于印尼爪哇人，蓝田猿人是我国发现的第二个猿人头盖骨，也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之一。目前，世界上发现猿人头盖骨的仅有中国、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和坦桑尼亚等少数几个国家，而中国发现的头盖骨化石就有蓝田人、北京人等几处。 我国第一个猿人头盖骨是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下落不明。因此，1964年发现的蓝田猿人头盖骨弥足珍贵。猿人化石由于发现于蓝田县，属于亚州人种，按照国际科学记名惯例，定为直立人蓝田亚种，通常称为蓝田猿人或蓝田人。迄今为止，公王岭蓝田直立人仍保持着亚洲北部年代最早的人类化石的纪录。 除蓝田猿人头骨化石外，蓝田猿人遗址主要出土的都是一些粗石器，1964年后，对蓝田猿人遗址再也没有进行过二次发掘。 2001年3月，蓝田猿人遗址文管所在建造第四纪地层蓝田猿人头骨化石出土剖面保护厅时，发现了4件旧石器。这4件石器又把古人类生活的年代提早了10多万年。 这批旧石器距蓝田猿人化石发现地约11米，其中3件系用乳白色石英岩砾石打制而成。乳白色石英岩质地坚硬，但石质硬脆，器形并不十分标准，与元谋人使用的石英岩石器非常近似。在打制方法上，较蓝田猿人打制和使用的旧石器更为粗糙。 经过专家研究鉴定，这批旧石器的出土地层，在第四纪早更新世的顶部，所以这些石器的地质年代应该在132.7万年以上，同时也不排除其地质年代更老一些的可能性，由此专家推断：如果这批旧石器是蓝田人使用过的，说明蓝田人的生存年代距今已有132.7万年以上历史；反之则表明在蓝田人生活之前，这里已有过古人类活动。 蓝田猿人的发现，增加了对古人类地理分布范围的认识，丰富了人类发展物质文化的记录，填补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为这里远古流传的女娲炼石补天抟土造人神话增添了一段科学补注。 蓝田猿人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 蓝田猿人遗址主要出土的文物就是古人类及伴生的动物化，制作粗糙的旧石器等。 陈家窝出土的下颌骨化石属于一位老年女性个体，比较完整，其特征是具有多的颏孔，有明显的联合部突起和联合棘。 公王岭的猿人头骨由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大部分上颌骨和附在它上面的第二、第三臼齿，以及一些零星碎块组成。经过研究，为30岁左右的女性，头骨壁极厚，额部明显后斜，前额低平，没有额窦，眶上圆孔硕大粗壮，在眼眶上方几乎形成一条横行的眉峭。圆枕两侧向外延展，向后明显缩窄。头骨高度较小，脑容量为778毫升。 复原后的蓝田猿人头骨倾斜并有明显的颏三角，从整体看比北京人和陈家窝出土的下颌骨化石都要原始，尽管如此，由于他们的主要特征所显示的阶段性相似，故可定为同一类型。 蓝田人遗址出土文物主要为旧石器，共发现200多件，石器种类有大尖状器、大型多边砍斫器、中小型多边砍斫器和单边砍斫器，还有刮削器和石球等。 大尖状器，断面呈三角形，也称三棱尖状器。这种石器用于挖掘和撕裂，在以后的黄河流域旧石器文化晚期遗址中屡有出土，而在这些旧石器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蓝田猿人的手斧了，因为在蓝田手斧出土以前，考古学家把这种石器视为欧洲旧石器早期文化的特色，手斧在亚洲东部的出现使得学术界感到困惑。它们究竟是远古文化交流的结果呢，还是蓝田猿人的独立发明，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 出土的石器中比较有特色的是用脉石英打制的盘状器，这种盘状器很可能用于割裂和刮削，它中心凸起，周围成刃，直径约10厘米，有明显长期使用的痕迹。这种盘状器在黄河流域旧石器晚期遗址中也有发现。 遗址中出土的石球则是狩猎工具，不过，我们不清楚它的使用方式。除上述几种外，还有砍砸器、刮削器等与北京猿人相似的工具，但器形大得多，更显得粗笨。 蓝田猿人制造石器采用的材料，多为脉石英、石英岩、砾石，石器加工技术粗糙，有单面加工和交互加工者。器形多不规整，对原料的利用率也较低，制造石器的技术较差，他们只会用锤击方式制造工具，器物以单面加工为主，对较大的石块进行撞击后，再经过第二步加工的较少，制作得相当粗糙，器形尚不规整，石器类型不多，往往一物多用，这些表明当时的石器制作技术仍具有一定的原始性。 蓝田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总量多达1200多件，专家经过研究认为，与蓝田人伴生的动物群有41种，有三门马、大熊猫、鼢鼠、李氏野猪、葛氏斑鹿、中国鬣狗、东方剑齿象、剑齿虎、爪兽、硕弥猴和兔等，有明显的南方动物群色彩，于是，他们被科研工作者命名为“蓝田公王岭动物群”。根据出土的动物化石与古土壤分析，表明蓝田猿人的生活环境是一个气候比较温暖、湿润的森林草原地，根据动物群及其所在的地层判断，年代应属中更新世早期。 这些珍贵的史前文物为研究古气候、古动物、人类进化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被国际考古界誉为20世纪60年代考古重大发现。 蓝田猿人文化遗址的现状 蓝田猿人化石是亚洲北部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蓝田猿人文化遗址也就成为了我国著名的三大猿人遗址之一。自蓝田猿人文化遗址面世以来，陕西省蓝田县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县城成了大批国内外考古专家向往的宝地，蓝田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研究古人类文化的重要资料。 为了保护好蓝田猿人文化遗址，1974-1978年间，蓝田县政府在公王岭建成了第一座蓝田遗址出土文物展厅，作为一个临时的遗址保护单位被确定了下来。 在蓝田县政府的批准支持下，1979年组建了蓝田猿人遗址文管所，为股组级全民事业单位。建所以来该遗址得到了妥善保护，接待了一大批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以及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为考古科学考察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基地，更成为一个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科普知识教育的最佳场所。 蓝田猿人遗址纪念碑亭建在蓝田县东灞河边公王岭的山腰间。这是一座飞檐高翘，精致玲珑，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六角碑亭。亭内竖立着蓝田猿人化石出土纪念碑，碑头雕刻蓝田猿人的复原胸像，碑身下面镌刻“蓝田猿人头盖骨化石出土处”，背面有郭沫若为纪念蓝田猿人发现书写的题词。 以纪念碑为中心，周围环绕文物陈列室与附属设施。文物陈列室是跨度7间，宽28米，呈歇山顶外貌的仿古建筑，建在青砖砌就的台基上，形成房廊与台室高下随峰峦地势伸延的完整建设群。依山坡而建的猿人展厅有亭、殿、花园等，整个遗址显得落落大方、错落有致。 1982年国务院公布蓝田猿人遗址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蓝田猿人的发现被评为中国20世纪百项重大发现之一、陕西省20世纪十项重大事件之一。 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的蓝田猿人遗址是值得自豪的，但贫穷使它一直难以摆脱冷清的命运。从1997年至2002年，遗址平均每年的门票收入不足8000元。遗址的“新生代地层剖面保护厅”的建筑底部已经出现裂缝，表明整个展厅在随地基下陷。但因为维护修缮经费来源相当困难，所以进一步整体加固等工作迟迟未决。 为解决这些问题，保护古人类文化遗址，蓝田县政府加大了资金的支持，按照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原则，加大了对猿人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力求改变猿人遗址捉襟见肘的面貌。为了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县政府制订了详细的发展规划，加大对蓝田猿人遗址的宣传策划包装力度。蓝田县将按照蓝田旅游总体规划，不断挖掘蓝田猿人的历史内涵，科学包装猿人遗址项目，演绎以山地、森林、草地、狩猎为特色的“猿人情景生活园”，吸引游客，让人们在文物旅游中增长知识。 蓝田县正在为申请将蓝田猿人遗址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而积极准备，争取国际援助资金投入，进一步改善遗址基础设施。 远在百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蓝田这块襟山带河、苍翠葱笼的地区，用简陋粗糙的工具与大自然进行艰苦的斗争，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生活，推动着人类的发展，社会的前进。100万年后，先民们创造出的文化已经深埋地下，但他们利用勤劳和智慧创造出的文化却仍然吸引着我们，吸引着大批的中外学者前往考察研究，蓝田为人类的进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珍贵的资料，而考古学家也将通过进一步的发掘研究让蓝田更加辉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飘扬在汾渭间的文化纽带——山西襄汾丁村遗址 遗址名称：山西襄汾丁村遗址 发掘地点：山西省襄汾县城南5公里丁村 发现及发掘时间：1952年秋发现，1954年9月，由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带队，对丁村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1976年以后，对丁村遗址又进行了几次规模较大的发掘。 距今历史： 2-12万年 考古地位：丁村遗址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化石和文化的缺环，为了解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为早期智人文化阶段，是黄河中下游、汾渭地堑文化体系的传统纽带，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山西省襄汾县城南5公里，有一个叫丁村的小村子，它位于同蒲铁路东侧，东依塔山，西傍汾水，与著名的丁村民宅文化遗址同处一地。就是在这里，发现了举世瞩目的丁村人遗址，让10多万年前的丁村人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考古发现过程 丁村位于汾河岸边，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在这里留下了它的足迹。 1952年，临汾和侯马飞机场准备扩建，可大量的建筑用沙愁坏了施工人员，经过苦苦地寻找，他们看中了丁村的一片沙砾地，这一年的秋天，一个专为机场建筑用沙的取沙场在丁村的断崖沟壑中开辟出来，就在这里，发掘出了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址丁村。 在丁村挖沙的过程中，奇怪的现象接二连三地发生，巨大的骨骼碎片、牙齿、腿骨，还有一些黑色的有棱有角有刃的石片子随着工人的铁铲陆续出土，这些都是些什么东西，工人们当然不清楚，但大家的心里都不免生出疑问。尤其是挖到的那些骨骼化石，被人当做“龙骨”去卖，曲里村的一位农民一次就卖过30多块钱，如此下去，后来那3枚惊世的牙齿也可能被挖走，被卖掉。 所幸，这事让挖沙的总指挥郑怀礼知道了，并引起了他的注意。郑怀礼曾担任过文联主席，文革后还恢复了传统戏曲剧本创作，正是他对文化的热爱，使他能对出土的文物产生特别的敏感，当他听说了挖出“龙骨”的事情，立刻到沙场去现场勘察，并将沙场的化石收集起来，逐级上报到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是他的行动使得丁村的骨化石有幸进入北京的研究所。 不久，山西省文管会派专家下乡调查。专家来到丁村后，马上深入到当地群众当中去了解情况，并到工地现场去勘察，结果惊人的发现在短短数天内就出现了。他们收集到一对长达1.1米的原始牛角化石和两具象的下颌骨化石，并在沙砾中找到了若干破碎的石片和带棱角的石球，石片不像是天然力所破碎的，石球也不像是受到河水冲磨而成的。 为了认真研究这处遗址的价值，专家带走了收集到的这些化石标本，赶到省城去做仔细的研究，可一年下来，分析结果却不甚明显。于是，这批标本辗转运到了北京，并最终到了贾兰坡、裴文中等国内一流的化石和古生物专家的手里，他们马上召集会议对这些标本进行了“会诊”。经过初步的观察研究，专家们认为：这些石片和石球，人工的痕迹很清楚，石片上虽然没有第二步加工，但是有清楚的台面和打击出来的半锥体，台面和破裂面的交角保持着大角度，石片肥厚，石球的棱角也具有打制的斑痕，可以判定它们是旧石器时代的遗物。 当时，旧石器时代的地点在我国发现的不多，并且这还是解放后我国发现的第一处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因此更显得丁村发现的重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遂决定对丁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1954年9-11月，由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带队，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为主，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襄汾县文教局组成了发掘队，队员包括裴文中、周明镇、吴汝康等我国著名的学者专家，在北起史村（今襄汾县城）南至柴庄火车站，南北长11公里、宽5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为期52天的调查发掘。 发掘队9月22日开进丁村，当日即到丁村以南了解情况，并在村南约半公里的沙丘中拣到一些石器和化石碎片。9月25日，正式开始试掘，通过试掘，不仅对地层有了详细的了解，同时又掌握了地层中所含化石的石器分布情况。 试掘之后，贾兰坡将发掘队分成几个小分队，在不同地点同时进行发掘。10月15日，从丁村考古发掘现场传来喜讯，一枚古人类的右上内侧门齿出土了，3日后，在距这枚门齿1米远的地方又出现了一枚右下第二臼齿。半个月后，又一枚右上侧门齿出现了，连续发现的三颗牙齿让考古队员雀跃起来，同样也震惊了全世界。 这三枚牙齿发现后，全国著名考古学家纷纷云集丁村，现场参观考察。这3枚牙齿就这样走出了汾河边上的荒滩，伴随考古学家一同来到了北京的实验室。 紧张的测试研究很快有了结论：这三颗牙齿分别是右上内侧门齿、右上外侧门齿和右下第二臼齿。虽然只有三颗牙齿，但在当时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根据三颗牙齿的大小、形状、颜色、磨蚀程度以及出土时的距离判断，它们同属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儿童个体。 随后，在一面汾河水侵蚀而成的峭壁上，考古队员在砾石层中找到了许多动物化石。在砾石层上约1米的地方，发现一具犀牛骨架，它背向汾河侧卧着，除一条后腿脱离身躯，离得较远以外，其他部分几乎都完整地相连着。 11月12日止，发掘工作结束了，这52天里，考古队员的足迹踏遍了汾河东岸的土地，挖掘的石制品2005件，哺乳动物化石27种，鱼类化石5种，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当然就是那3颗人牙化石。 根据这些化石的特征和地层堆积的情况判断，含化石及石器砂砾地质时代为上更新世下部，距今约有10多万年之久。 在丁村遗址和丁村人发现之前，我国大陆上，仅在北京周口店、内蒙萨拉乌苏和宁夏水洞沟等少数几处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至于中期的人类化石和文物尚属空白。同样，在我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也只有属于直立人阶段的中国猿人和属于晚期智人阶段的河套人和山顶洞人，而早期智人阶段的化石的发现还是一个缺环。而丁村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化石和文化的缺环，是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代表，在古人类学和考古学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1958年，在对丁村出土的化石与石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贾兰坡和裴文中先生编著了《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对1954年发现的石制品、人类化石、动物化石以及丁村一带的地质地貌作了全面总结和系统研究，确立了“丁村文化”，吴汝康根据牙齿化石的形态特征确定“丁村人”为早期智人阶段的化石。这以后，丁村这个曾经偏僻的村落，便驰名中外，成为考古界关注的中心。尽管后来发现许多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址和与之相对应的早期智人化石，丁村文化和“丁村人”还是最早填补这一空白的文化和人类化石。 然而，丁村遗址发现的文化遗存还不仅仅限于旧石器时代中期。1976-1980年间的第二次发掘证明了这一点。1976年，“文革”刚刚结束，压抑了许久的学术界突然地欢腾起来，丁村这个中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自然引起了考古学家的关注，对丁村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很快就提上了日程。 第二次的调查发掘意义重大，它证明丁村遗址不仅仅只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而是一个涵盖早、中、晚三期，文化性质一脉相承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群。 1979，考古人员在丁村村西汾河东岸又发现与1954年性质相同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两处，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了丁村遗址的早期遗存。 丁村遗址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发现于汾河东岸柴庄以北的白马西沟和县城附近的解村西沟、南寨塌河崖、上庄沟等地点。其文化层为红色土相夹的砂及砾石层，与石制品共生的动物化石发现的很少。根据地貌地层判断，地质时代应该为中更新世晚期。从石制品的器类、形态以及打制技术来看，它们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丁村文化不仅性质相通，而且有着清楚的传承关系。 为了深入系统地研究丁村文化，1994年又对丁村遗址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发掘。这次在汾河东岸又发现含有细石器的文化遗存一处，这些新的发现说明，丁村遗址已不是仅限于1954年汾河东岸的单一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而是扩及汾河两岸、地点达27个、时代跨越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遗址群。 同年，著名学者王建等人对1976-1980年期间丁村遗址群范围内调查发掘的资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研究，一个新的丁村文化诞生了。 丁村文化早段，即丁村遗址群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其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早期。出土的石制品一般较为粗大，石核、石片占绝大多数，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与1954年所获石制品性质大致相同，但是有些石器的名称有了新的发展变化。 丁村文化晚段，即丁村遗址群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由地层和地貌部位以及文化遗物认定，其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晚期。经碳14年代测定为距今26400±800年。这是我国目前测年最早的细石器文化遗存。1994年在丁村附近汾河东岸也发现了同样石器性质相同的文化遗存，进一步扩大了丁村文化晚段的分布范围。 丁村文化晚段的石制品由两种成分构成。一种是沿袭丁村文化传统的粗大石器，一种是以燧石为主要原料制作的典型细石器。这些石器的器类组合、形制特点都与下川文化极为相似，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石器的打制风格和器物组合与丁村文化早、中段者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同时也融入了典型的细石器成分，使丁村文化晚段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对于丁村文化晚段文化性质的认定，应该是区别于早中段的走向更高层次的丁村文化或者称为“新丁村文化”。 丁村遗址的发现使我国的旧石器考古工作由北京周口店转向了更为广阔的中华大地。丁村遗址发掘之后，山西成了中国旧石器考古工作最重要的地区。截至目前为止，考古工作者在汾河流域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了许多与丁村文化相关的古文化遗存，山西境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达300余处，这些都与丁村遗址的首次发掘分不开。 在整个汾河流域，几乎都有丁村文化的踪迹可寻，相继发现的丁村文化遗址地点的地质时代与丁村遗址群不相上下，在文化遗物方面又与丁村石器风貌一致或器型相似，说明丁村文化在汾河流域有着较为广泛的分布。 在黄河中下游的晋、陕、豫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也发现了几处地质时代比丁村文化早或相当于丁村文化早段的遗存。时代最早的是西侯度遗址，其次是地质时代属中更新世早期的匿河遗址、蓝田公王岭遗址、三门峡水沟和会兴沟石器地点等。这些遗址或地点发现的石器虽然比丁村文化中的石器原始古拙，但其器类和打制特点，尤其是三棱大尖状器和厚大尖状器，与丁村文化者极为相似或相近。 三棱大尖状器和厚大尖状器虽为丁村文化的典型器物，但是如果把它与上述遗址或地点中的这类石器依次排列，可以发现它们除共同保持了厚大和三棱的特点外，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着由粗到精的变化。三棱大尖状器和厚大尖状器作为黄河中下游、汾渭地堑这一文化体系的传统纽带，将上述遗址或地点紧密地连系在一起。丁村文化作为这个一脉相承的区域文化体系中的关键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山西襄汾丁村遗址出土文物 丁村遗址出土的最重要的文物就是1954年出土的3枚丁村人的牙齿化石，这三颗牙齿是当时我国首次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从牙齿的大小、形状、腐蚀和石化程度相似以及发现间距之近，可以确定它们是属于一个12-13岁的儿童个体的。其齿冠和齿根的尺寸比北京猿人的同型牙齿细小，下第二臼齿的嚼咬面的模式比现代人复杂得多，但在许多细节上与现代人接近，表明丁村人是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在人类发展史上属于早期智人阶段的一种人类。丁村人上门齿的齿面和北京猿人的一样，都呈明显的铲形，这是现代黄种人上门齿常具有的性质，表明他们与白种人的关系较远，而接近于现代黄种人。 1976年山西省文物部门又在丁村发现幼儿顶骨化石一块。其骨壁较薄，后缘和上缘骨缝的锯齿保存完好。颅内矢状窦沟和脑动脉沟都很明显。后上角有一天然缺刻，可能意味着此个体生前有印加骨，说明丁村人与北京人及蒙古人种的亲缘关系。据吴新智研究新发现的幼儿顶骨化石与1954年发现的牙齿化石一样，在人类发展史上属早期智人阶段。 在丁村人生存的时代，丁村一带生长生活着茂盛的动植物，河湖沼泽里是繁盛的香蒲、黑三棱、泽泻等水生植物，水边大片的草地上就是蒿、藜、野菊等旱生草本植物，距离教远的东山坡上长着许多落叶阔叶树木，种类十分丰富，有栎树、榆树、桦树等等。 所以，在丁村遗址出土的动植物化石是十分丰富的，从丁村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动物化石来看，与丁村人同生的动物种类十分多，这些动物主要有惯于在森林中活动的獾、狐、貉、野猪和熊，还有经常在森林和草原过渡地带活动的赤鹿、斑鹿、河套大角鹿、野牛、原始牛和大象，在宽阔的草原上活动着的野马、野驴和举步安详的披毛犀。 就连在丁村一带的河里也生活着很多动物，这些河又大又深，河水清澈见底，于是水中生存的鲤鱼体长竟然达到70厘米，甚至还有体长1米以上的青鱼、鲩鱼和体长1.5米的鲶鱼。 考古学家通过对出土化石进行统计，确定在远古丁村，和丁村人同生的哺乳动物就达28种，鱼类共有5种，此外还有30种软体动物。 在丁村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经过研究发现，这些石制品绝大部分以角页岩为原料。据统计，1954年调查发掘所获的2005件石制品中角页岩占了94.7％，角页岩是一种灰黑色变质岩，质地均匀，产于丁村以东7公里的低山基岩上。角页岩砾石在汾河东岸的各条冲沟中都可见到，在地层中也较常见，这为丁村人打制石器提供了优质丰富的原料。在丁村出土的石器中，以燧石、石灰岩、绿色页岩、砂岩、石英和闪长岩为原料的特别少。 丁村人的石制品一般都较大，可分为石核、石片和石器三大类。这些石制品虽然都埋藏于汾河的砂砾层中，有一部分石器有被水冲磨的痕迹，但大部分还保留着较为锋利的棱角，证明丁村人就在附近就地取材制作石器。即使有的石器被河水搬运过，距离也不会太远。 丁村人制作石制品的方法也比较简单，首先从大石核上打下石片，然后再把大石片加工成各种各样的石器。丁村的石器类型有砍砸器、似“手斧”石器、石球、单边形器、多边形器、三棱大尖状器、鹤嘴形尖状器、小尖状器和刮削器。这些石器有的适用于砍伐树木，有的可做挖掘的工具。 在丁村遗址出土的石器中有一中最为特殊，它就是三棱大尖状器。这种类型的石器首次发现于丁村，所以又称它为丁村尖状器。这类石器多数是用大厚石片加工而成，器身一端为截面呈等腰或等边三角形的三棱状器尖，另一端为厚钝的手握部分；器身的加工多由石片破裂面向背面修制。 丁村发现的石器中还有一种较为特殊，就是石球，它也是最先在丁村遗址出土，如今在华北地区的许多遗址中都能见到，说明它在旧石器时代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丁村的石球一般在300-500克之间，与丁村遗址中的其他石球不同，这些石球大多数不用角页岩打制，而是用质地较软的石灰岩、闪长岩制成。可见这些石球不是用来砸击硬东西的。通过考古学家的研究分析，石球是一种打猎的武器，或是俩俩成对地用皮条链起来当作飞石索缠绕动物的四肢，或是单个投掷打击猎物。 从丁村石器的类型来看，丁村人过着既采集又狩猎的集体生活，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小伙子们用石球追猎大兽，老少和妇女们用三棱大尖状器挖掘植物块根，他们只能平均分配劳动产品来勉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 山西襄汾遗址现状 丁村，汾河边上的一个名不经传的小村子，却因为发现了古老的“丁村人”而著称于世。经过先后进行过几次阶段性的调查发掘，发现分属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20余处，对研究我国的旧时期时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1961年，丁村遗址被国务院首批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襄汾县没有足够的资金建立丁村遗址博物馆，1984年秋，县政府筹建了丁村民俗博物馆，1985年11月10日开馆。丁村民俗博物馆位于襄汾县城南5公里丁村附近的汾河两岸，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主要展出的是丁村四十余间明清民宅，也就是在这里，丁村遗址的出土文物得以向游人展出而大放光彩。 在丁村民俗博物馆，陈列着丁村遗址的动物化石和石器。其中，有3.5米的古象门齿化石，也有方块犀牛角、排列整齐的马牙……这些都说明，丁村在旧石器时代曾经生长着犀牛、野马、大象等野生动物，同时，也说明了古人类在大自然中所处的位置。 但是，村民的生存和文物的保护存在着一些冲突。丁村文化遗址在经历自然剥蚀后，又遭受人为严重破坏。近年来，附近农民在此肆意掏挖，致使遗址坍塌严重，到处千疮百孔。甚至有农民在遗址发现地沙砾石层中不断盗挖蚌和其他化石，用来制作家畜饲料。 目前，临汾地区已经同襄汾县协商，准备共同保护、开发、利用丁村遗址，襄汾县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丁村文物缺乏保护的现状，正在积极有效地保护文物、利用文物，坚决制止农民挖沙取土和盗挖遗址内的各种化石，并在群众中广泛开展保护文物的宣传教育。最近，保护丁村文物的规划已经出台。 丁村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也正在筹建当中，馆址在景区入口东南方向150米，占地40亩，展厅总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预计总投资2500万元人民币，项目建设期2年。建成后的丁村遗址博物馆将以丁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万余件文物和襄汾县文物局、丁村民俗博物馆收藏的二万余件各类文物为展出主体，全方位地展现悠远绵长的丁村文化。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多元文化的大融合——鄂尔多斯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鄂尔多斯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萨拉乌苏河畔的邵家沟湾、范家沟湾等八个地点 发现及发掘时间：1922年由法国人类学家发现并发掘，50年代后我国学者开始了对其的调查发掘工作。 距今历史：7万年 考古地位：中国境内第一个发掘的旧石器遗址，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以蒙古文化为主体，融合吸收了匈奴文化、西夏文化、中原文化等多元文化成果，文化面貌十分独特。 萨拉乌苏，蒙语的意思是黄色的水，由此可知这里的河水终年浑黄；在河的两岸长满了摇曳多姿的红柳，所以人们也称这条河为“红柳河”。这条河流一带，曾经是古老而灿烂的鄂尔多斯文明——萨拉乌苏文化的发祥地。 考古发现过程 鄂尔多斯高原是黄河环抱的一块台地，地形起伏迭次，在莽莽沙原之上，河流纵横。这一地区，秦汉时称“河南地”、“新秦中”， 15世纪中叶，蒙古鄂尔多斯部开始驻牧于此，故又称之为鄂尔多斯地区、鄂尔多斯高原。 萨拉乌苏河在鄂尔多斯高原南部流过，向北进入鄂尔多斯东南角的毛乌素洼地。在那里，它犹如一条生猛的游龙，蜿蜒曲折地穿行于茫茫沙海之中。所经之处，切割出七八十米的深谷，又在身后留下一片又一片串珠状的绿洲，正是这里孕生了伟大的鄂尔多斯文化。 在欧洲，科学家和诗人向来对遥远而神秘的亚洲充满幻想，他们认为许多世界难题的答案应该到这块古老的大陆寻找，甚至在20世纪初，西方流行着“亚洲是人类的摇篮”的假说。在我国著名的北京人发现以前，国际上很多人类学家先后来到中国，寻找先祖的踪迹。 1903年，一位在北京行医的德国人哈贝尔回国时随身带了一包从中药店买来的“龙骨”，抵达德国后把它交给著名古生物学家施洛塞尔，结果施洛塞尔在这些化石中发现了一颗“类人猿”牙齿，这颗牙齿预示着在中国有可能找到人类化石。很快的，西方人类学家涌入了这片埋藏着巨大秘密的土地。 1922年，桑志华到达陕北靖边，然后沿萨拉乌苏河向北进入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考察。萨拉乌苏河发源于陕北黄土高原，弯弯曲曲地穿过毛乌素沙漠，形成了许多串珠状的沟湾，是村庄、农田聚集的地方。桑志华在当地蒙古族人旺楚克的帮助下，很快便采集到许多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些是保存完整的披毛犀和水牛骨架。 第二年7月，著名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加入到了考察工作中来，他和桑志华风尘仆仆地再次来到萨拉乌苏河谷。这次桑志华仍旧找到了旺楚克，根据他提供的线索，这两位科学家在萨拉乌苏河边的邵家沟湾发掘了一处化石聚集地。结果不仅收获大量动物化石，还意外地发现早期人类留在宿营地的丰富的石器、骨角器和用火遗迹。 更令他们惊喜的是，在带回整理的羚羊牙齿标本中，他们发现了一颗人牙，兴奋之余，两个人赶快找到了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经过步达生的研究表明，这是一颗人类牙齿，为上左侧门齿恒齿，年龄在7至8岁之间。1927年，三个人在此基础上，宣布萨拉乌苏人牙是“亚洲迄今已知第一件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骸”，并称之为“鄂尔多斯人”牙。 40年代以后，我国的石器时代考古学家也开始关注鄂尔多斯地区。1956-1960年间，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的考古学家汪宇平曾三次赴萨拉乌苏河一带调查发掘。他从萨拉乌苏河范家沟湾一带的堆积物中找到了一件人类顶骨和一件股骨化石。后经我国古人类学家吴汝康研究，认为鄂尔多斯人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另外，汪宇平还后在此采集了80多件石制品和一些人工打碎的动物骨头，发现了一些烧骨和炭屑。 60年代以来，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裴文中、贾兰坡多次组织考古队来到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一带进行综合考察，陆续发现了一些人类化石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 经科学界研究初步认定：鄂尔多斯人的体制特征接近于现代人，但还保留着某些较现代人原始的特点，它在人类的进化阶段属于晚期智人。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实验室测定，鄂尔多斯人的年代为距今35000多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1979-1980年，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的考古学家董光荣来到了萨拉乌苏地区，在这里发现了4件人类化石和200余件石器、骨器工具，伴随出土的还有古人类用火的遗址及一些动物化石。20世纪90年代末通过多种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测定，4件人类化石的原生地层地质年代为7-14万年前，从而将原来早期发现的“鄂尔多斯人”的生存年代3.5万年前大大提前。 “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分布在萨拉乌苏河上游约34公里长的狭长地域内，主要由邵家沟湾、范家沟湾、清水沟湾、嘀哨沟湾、杨树沟湾、杨四沟湾、米浪沟湾、三岔沟湾八个地点组成。这一遗址因其重要的形成史和特有的历史价值、科研价值和文化价值，在东方乃至世界考古界具有重大影响力，被认为是目前国内仅次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重要古人类文化遗址。 鄂尔多斯人生活复原图 古代鄂尔多斯地区，沃野千里，又有大河环绕，水草丰美，气候湿润，资源富集，是人类生存的理想家园。鄂尔多斯人是一群体质上和现代人已经没有太大差别的晚期智人，他们的食物来源以狩猎为主，猎杀对象主要是羚羊。在遗址出土的大量兽骨中，羚羊的肢骨、下颌骨等比例最大。 鄂尔多斯人居住在河湖边上，为他们猎杀食物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众多的草食动物为了饮水不得不来到河、湖边上，尾随而来的鄂尔多斯人充分利用地形来猎杀他们。他们依靠群体的力量把这些前来饮水的动物驱赶到湖里、河里，让它们无法脱身，这种方法轻易就可以捕获到大型的猎物。 鄂尔多斯人已经会制作石器，但一般是工具，而不是打猎的武器。除羚羊外，他们还捕杀野马、野驴、鹿，甚至还包括体态庞大的披毛犀。从这些动物的化石来看，无一不带有人工砸击、切刮的痕迹，清楚地表明鄂尔多斯人利用石器肢解猎物，甚至敲骨吸髓。 毛乌素洼地缺少合适的石头，工匠们必须到40公里以外的西部高地上去采集小卵石，并用这些小石头做打制石器。由于材料缺少，所以史前的工匠们对来之不易的原料特别珍惜，工作时特别认真，并努力做到物尽其用。 鄂尔多斯人有用火的能力和熟食的习惯。在萨拉乌苏河畔有大量的炭屑遗址，遗址附近还有很多烧焦的兽骨碎屑。这一发现说明鄂尔多斯人已经懂得利用火来烧烤猎物，并且还非常懂得开发能源，即利用吃剩的兽骨充当燃料维持营地篝火。高原上的夜晚不仅寒风刺骨，而且不远处闪烁着狼群凶狠的目光，传来悚人的嚎叫。有了火，劳累了一天的人们不仅可以吃得饱，还可以有个温暖而安宁住处。 鄂尔多斯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鄂尔多斯高原上的萨拉乌苏遗址是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领域内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迄今为止共发现了人类化石、石器化石等遗物380多种，还有大量的更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化石及鸟类化石等45个种类。 遗址出土的“鄂尔多斯人”牙，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件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纪录的人类化石。“鄂尔多斯人”的体质特征属于人类进化史上的晚期智人阶段，中国专家认为它更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 萨拉乌苏河畔还出土了大量的工具，包括石器、骨器和角器。石器多是钻具、边刮器、凹缺器、锯齿刃器、端刮器、微型砍斫器等，是用来处理猎物的工具。萨拉乌苏石器的尺寸特别小，长度一般不超过2厘米，有的甚至在l厘米以内，最大的两件也不过7厘米左右。像这样小的石器，很难想像在和野兽搏斗时能够发挥威力。目前，在萨拉乌苏没有发现打猎的武器。 出土的骨角器，大多是羚羊角和一些被截断的鹿角。前者看来是采集植物块根和挖洞捕鼠时使用的挖掘工具，后者则是用来打制工具或敲骨吸随的手锤。和石器一样，它们也是一般工具而不是武器。 经过多位专家的测定，萨拉乌苏遗址的年代不晚于距今7万年，是现代人多地区起源说的重要证据。除此以外，萨拉乌苏遗址还被认为在地质研究方面具有重大价值。 鄂尔多斯的民族交融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鄂尔多斯的文化面貌即十分典型地反映出这样的特征。鄂尔多斯文化是匈奴文化、西夏文化、中原文化、蒙古文化等多元文化的汇合与交融；是以蒙古文化为主体，融合吸收了汉族等多民族文化的成果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它凝聚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无数悲喜，承载着不同朝代、不同国家的绵延起伏。 “鄂尔多斯人”牙齿的发现揭开了鄂尔多斯文化史的第一章，它不仅是中国出土的第一件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的人类化石，同时揭开了中国乃至亚洲古人类考古研究的第一页。 朱开沟文化遗址位于鄂尔多斯地区的四道柳川与束会川之间、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境内，发端于4200年前新石器龙山时代晚期，延续到距今3500年前商代前期，早晚延续约1000年。朱开沟文化遗址纵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总面积达50万平方米。朱开沟文化内涵丰富，历史跨度较大，它上承古老的鄂尔多斯文化，中经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又下启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先河，是鄂尔多斯文化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十分发达，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日常生活的见证。鄂尔多斯青铜文化起源于商代，鼎盛于春秋、战国，衰落于西汉。其实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均出土过具有浓郁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和金银制品，但以在鄂尔多斯地区分布最集中，出土数量最多，故命名为“鄂尔多斯青铜器”。 鄂尔多斯地区还是匈奴民族最早的栖息地和活动摇篮之一。匈奴文化是鄂尔多斯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匈奴文化遗存主要有青铜器、青铜饰牌、铜镜、铁器、陶器、汉字瓦当、官印及金、银、玉、玛瑙、琉璃等物品，内容丰富，数量之多，工艺之精，均属罕见。出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包括迄今世界上唯一一只匈奴金冠，证明了鄂尔多斯是匈奴活动和栖息的重要领地。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周围地区诸文化的吸收，也有对周围地区诸文化的影响。当今的学者，正是通过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对驰骋在中国古代北方历史长卷中那些游牧民族的意识形态、社会生活、文化艺术有了具体的认识和了解，也为以游牧文化为主流文化的西方古代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佐证，可以说它是北方游牧民族日常生活的见证。 据历史记载，匈奴分为南北二部之后，南匈奴入塞，在鄂尔多斯地区居住百余年，共传19代单于。北匈奴西迁，驰骋于欧亚草原，推动了欧洲古代史的发展。历史证明，匈奴民族对于鄂尔多斯的开发，对于丰富我国的古代文化宝库，对于沟通中西文化交流，均有重大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边疆各民族与中原地区的接触日益频繁，出现了北方各民族纷纷南下入居中原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的局面。此时的匈奴人大多集中于鄂尔多斯东南部地区。而早先居于漠北的鲜卑族占据了鄂尔多斯大部地区。到了公元407年，镇守朔方的铁弗部在鄂尔多斯建立了大夏国，并在此兴建了大夏国都。 鄂尔多斯是生态的高原，也是文化高原。它以独特的人文精神和生态风貌形成了鲜明的民族地方特色和文化个性，尤其是其多元文化的融合和统一，展示给我们一个丰富独特的鄂尔多斯文化。 独特的古代鄂尔多斯民俗 鄂尔多斯的婚礼习俗集鄂尔多斯祭祀、民俗、民族音乐、舞蹈、服饰和智慧、幽默之大成，它产生于蒙古远古时代，形成于成吉思汗时期，是我国少数民族中颇具特色和魅力的婚礼之一。 鄂尔多斯婚礼依旧保留着男到女家娶亲的习俗。结婚时，男家要在附近另设一座披红挂绿的蒙古包，作为新房。新郎换上崭新的装束，准备去迎亲；新娘则在自己家的蒙古包内梳洗打扮迎接新郎的到来。 迎亲一般在傍晚，新郎身着红绸长袍，腰束金黄宽带，脚登高统马靴，在领头人、祝颂人的陪同下扬鞭策马向新娘家驰去。 传统礼节里迎亲队伍首先要在新娘所在的城市骑马绕跑一周，然后才可以去新娘家。在新娘家等待了许久的亲友立刻迎上来，装作拒娶的样子，还用一条条丝带将迎亲者挡住，这叫“彩带隔门”。 进包后，新娘家举行盛宴招待迎亲的人，歌声不绝，直到深夜。第二天，新娘要离开家时往往泪如雨下，似乎很伤心。这其实是鄂尔多斯婚礼中的“哭嫁”习俗。这时新郎就要“抢亲”，陪亲的姑娘则假意将新娘保护起来，场面十分热闹。 新娘到了男方家里还要举行“跳火”仪式，进入蒙古包，婆婆揭开儿媳妇的蒙头纱，然后赠送礼品，并给新娘起新的名字，接着全羊席开始，持续到天明。 蛮汉调也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民间艺术精品。在鄂尔多斯的文化艺术殿堂中，有很多被人们传诵的经典，其中在鄂尔多斯准格尔山区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和汉族群众共同传唱的蛮汉调是鄂尔多斯高原文化的产物。 千百年来，鄂尔多斯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民族、地域文化，并且以其特有的功能价值，丰富和发展着各种门类艺术，蛮汉调就是鄂尔多斯民族、地域文化的一个宠儿。 鄂尔多斯高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风水宝地，突厥、匈奴、党项等部落都曾经先后驻牧于这块地方。原始的蒙古族民间传统音乐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交融在一起，为蛮汉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蛮汉调既体现了鄂尔多斯蒙古族的传统的“短调”歌曲的特点，同时又融入了准格尔汉族人民的乡音土语，形成了独特艺术风格。 1996年准格尔旗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蛮汉调之乡”。随着时代的发展，蛮汉调的演唱群体越来越庞大，已经成为鄂尔多斯高原准格尔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鄂尔多斯文化遗址现状 鄂尔多斯高原上的萨拉乌苏遗址作为中国境内第一个发掘的旧石器遗址，正式揭开了中国旧石器考古的历史。 1992年7月1日，萨拉乌苏文化遗址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5月28日列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25日，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根据萨拉乌苏遗址开发保护的需要，乌审旗成立了“萨拉乌苏”遗址开发领导小组和文化产业开发协调领导小组，把文化产业纳入经济和社会总体发展规划。投资1500万元修通了“萨拉乌苏”遗址旅游专线，兴建了民族民俗博物馆，并特邀中国文化研究所专家对“萨拉乌苏”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后进行了全面规划。 2005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针对萨拉乌苏遗址的保护进行了专门调查研究，并出台了详细的保护规划。保护规划主要分为四部分：一是防沙治沙，防止沙漠掩埋；二是水土流失治理，防止萨拉乌苏河冲刷；三是迁移遗址范围内的400多居民，防止人为破坏；四是做一个地质剖面，并建成一处地质博物馆。规划中的保护工作正在进行，预计到2010年完成，总投资额约9600万元。 目前，“萨拉乌苏”遗址雕塑及标志性大门正在建设当中，地质公园也已初具规模，投资千万元的文化中心也将在近期交付使用。 被误译的“鄂尔多斯文化” 鄂尔多斯文化起初被称为“河套文化”，源于最初发现的那颗鄂尔多斯人牙。这颗著名的鄂尔多斯人牙发现于1923年，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对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于1927年在发表论文中称它为“鄂尔多斯人牙”。后来，因汉译将“ados”误译成“河套”，于是，“河套人”成了中国化石人类家族里的一员。其实，位于内蒙古中部阴山南麓黄河河谷里的河套平原与鄂尔多斯高原互不相干。2004年，在“河套人”发现8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考古专家提出，“河套人”理应正名为“鄂尔多斯人”，“河套文化”也应更名为“鄂尔多斯文化”，即“萨拉乌苏文化”。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中华文明的第一道曙光——仰韶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仰韶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河南省渑池县城北9公里处的仰韶村 发现及发掘时间：1920年发现，次年首次发掘；1951年和1980年对该遗址又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与研究工作。 距今历史：距今5000-7000年前 考古地位：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它的发现为人们揭示出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黄河流域主流文化的面貌，中国近代考古学也由此开端。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文化面貌与表现风格十分复杂，可分为半坡、史家、庙底沟、大河林、后岗等多种类型。 仰韶村遗址座落在渑池县韶山脚下三面环水的台地上，这里气候宜人，土地肥沃，正是这样的环境孕生了黄河流域影响最大的原始文化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纵横二千里，绵延数千年，早在20世纪初，考古学家们就试图穿过这片神秘的氤氲，穿越6000年的时光，来到仰韶寻找华夏先民的足迹，为我们揭开6000年前的秘密。 考古发现过程 黄河流域是人类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很早以来就被国内外的考古界所关注，当世界各地大都还处在蒙昧状态的时候，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就在这块广阔肥沃的土地上刀耕火种，劳动生息，创造了灿烂夺目的古代文化，尤其是有“彩陶文化”之称的仰韶文化。 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一直活跃在20世纪初的中国考古界，对于任何可能发现古人类化石的线索都不放过。1918年10月，一位老家在仰韶村的王某告诉安特生，河南仰韶村出土过古生物化石，凭着职业的敏感，一个多月后，安特生来到了河南省渑池县，立刻投入到了采集古脊椎动物化石的勘测中。 这次的勘测收获并不大，但安特生并没有放弃仰韶。1920年的秋天，安特生再次派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刘长山去河南仰韶村采集古生物化石，正是这次调查之旅拉开了仰韶遗址发掘的序幕。 那一年仰韶地区闹旱灾，农民们生活十分艰难，突然听说京城来人出高价钱买些破石器，村民们乐坏了，纷纷把那些耕地时翻出的石头卖给了刘长山。看着搜集来的石器，刘长山欣喜若狂，一再请求当地农民带他到挖出石器的地方去看看，就在这片祖先居住过的废墟上，刘长山首次发现了陶器的碎片，这一发现更激起他的新奇。他在仰韶村整整停留了三天，每天都亲自实地采集石器和陶片，几天下来共收集到石器和陶片600多件。 次年1月，刘长山带着他采集到的各种磨制石器和陶片回到北京，安特生看到这么多的石斧、石镰、石刀、陶片非常震惊，并推断仰韶村是一处庞大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文化层堆积一定十分丰富，立刻决定亲自到仰韶村考察证实。 4月18日，安特生和他的同事一行五人第二次来到渑池县，并立刻奔往仰韶村对遗址进行试掘。当时正下着细雨，泥泞的道路十分难走，但是安特生在雨雾中仍然处处留意，时时下马细心观察地形的差异和变化，此时他已经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他的事业中。 这次安特声在仰韶村停留了8天，采集、收购了大量的石器和陶片，并初步调查了已知的范围、地层及遗物的出露情况，确定仰韶遗址分布在仰韶东沟和西沟之间的南北长900米、东西宽300米的冲沟内，为正式的发掘做好了铺垫。 经过北洋政府农商部和地质调查所的批准，并取得河南省政府同意，1921年10月23日，一支由安特生带领的发掘队伍来到仰韶村，对仰韶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参加这次发掘的共有七人，除安特生外，还有安特生邀请的骨骸专家布莱克博士，地质所古生物学名誉技师斯坦斯基博士两名外国人以及我国地质所的袁复礼、陈德广等学者。 发掘工作从10月27日开始，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工地上搭起了小帐篷，架起了行军床，点着汽灯、马灯，夜以继日地工作，结果就在这块长900余米，宽300余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土层下面，出土了一大批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及一具人骨架。湮埋于地下6000年的仰韶文化用它瑰美的图案，为整个中国历史涂上了绚丽的色彩，举世闻名的仰韶村遗址就这样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这次发掘在当地被传为美谈，安特生的到来给封闭的仰韶村民带来了少有的快乐。他每天晚上把八音手摇留声机放在所住农家小院的门前“唱洋戏”，还经常为村民拍照，给小孩散发糖果，并对当地的天井窑院、农民犁地、放羊赶车等生产、生活场景进行写生，村民们对安特生的考古队也是极尽支持，留下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许多趣话。 通过对发掘出土文物的系统整理，安特生撰写了《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这是关于仰韶村遗址的最初报道。袁复礼还测量绘制了中国考古学史上最早的一幅田野考古作品“仰韶村遗址地形图”。按照考古学的惯例，将首次发现古文化遗存的地名命名为该文化的名称，从此，一种在渑池县仰韶村首次发现的以彩陶为主要标志的远古文化系统便被称之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的发现，揭开了我国原始社会考古研究的第一页，填补了中国远古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白。 在仰韶村遗址发掘之前，一些外国学者或传教士曾经宣扬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的史前文化，没有自己的石器时代，后来的中国文化乃至人种都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不但有石器时代的遗存，而且还相当发达，这在学术界是一件非常重大的成就。 仰韶村遗址被发现后，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高度重视，为了进一步了解该遗址的文化内涵、来龙去脉，1951年6月，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河南调查团夏鼐等专家学者对渑池仰韶村遗址再次进行了发掘。 7月2日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考古工作者在仰韶文化堆积层最丰富的地方，开了一条长20米、宽2米的探沟，发现墓葬9座，出土了彩陶罐、碗、小口尖底红陶瓶、灰褐陶鼎等，还发现了龙山式的黑陶、压印方格纹灰陶、蓝纹陶、灰绳纹鬲、陶杯等。通过这次发掘，确定了遗址的性质，证明该遗址是一处包含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 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风行一时，苏联考古学家甚至把仰韶文化的渊源归结到乌克兰的特里波列文化和中亚细亚的安诺文化。国内的学者坚决地站了出来，以铁的事实对其进行了强有力的驳斥。 这次大辩论，又一次引起世界范围的仰韶热。从此大批的国内外学者到仰韶参观和考察，考古学界开始酝酿对仰韶遗址的第三次发掘。 第三次发掘是在1980-1981年间进行的，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同渑池县文化馆共同主持。这次发掘进一步澄清了仰韶村古文化遗址的渊源，证实了该遗址含有仰韶和龙山两个考古学文化，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层叠压关系，强有力地否决了仰韶文化西来说，并为研究我国社会发展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仰韶村遗址发现以来的80多年里，考古学家在黄河流域的其他地区，又陆续发现了同样性质的村落遗址1000多处。按照考古学的惯例，它们统称被为“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西和陕西，这些文化遗址中有很多考古发现，如陶器制造、纺织、绘画、雕塑、文字、历法、宫室营建等等，同文献记载中炎帝黄帝时代的创造发明相吻合。这对我国继完成夏、商、周断代研究后开展的“五帝探源”工程意义重大。可以说，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将从仰韶文化遗址中找到源头。 仰韶人生活复原图 仰韶村位于渑池县城北韶山脚下，距县城9公里。遗址北依韶峰，三面环水，风光宜人，山水秀美，土地肥沃，是我们祖先狩猎、渔牧、定居的理想场所，7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长久地过着定居生活。 仰韶人的农业生产主要是集体劳作，他们用木锄或石制的斧、刀、锄、铲进行开荒和播种，种植的作物以粟为主。由于生产工具的粗糙，劳动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仰韶人对抗自然的能力十分弱小，当洪水、干旱来临时，他们只能束手就范，所以为了生存，先民们除了农耕以外，还必须靠狩猎和捕鱼来维持生计。 狩猎在新石器时代是一项重要的生活手段，在人们居住的村落附近就会有一个较好的狩猎和捕鱼的场所。壮年的男人为了捕获野兽，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深山野林中同凶猛的野兽进行殊死搏斗。集体围猎是他们对付大型野兽的唯一方式，他们必须依靠集体协作才有可能战胜野兽生存下去，否则就会遭到猛兽的攻击身受重伤或死亡，仰韶人集体围猎的场面十分激烈和悲壮。 那时的仰韶人已经会制作陶器。起初仰韶人多是用手工制作陶器，中期开始出现轮制陶器。 陶器是一种以黏土加上其他混合物为材料做成的器物，要在取得材料之后加以成形，在胚土未干之前施以装饰，然后经过火的烧焙，形成坚硬的器皿，可以用作容器、烹饪器、饮食器等。 制作小型器物时仰韶人就直接用手捏成，大型的用泥条盘制成形，或分段做出再加以粘合成形。器形造成之后用木片、印石等将陶胚的表面打磨光滑。陶胚干后用含铁或锰的矿物颜料图绘纹样。有些在绘制前先加一层白色陶衣，使颜色能够更为亮丽，然后放进窑里烧制。 仰韶人把陶窑分成火膛、火道、火眼及窑室心四部分，主要的目的在于累积火候使达到一定的温度以烧造陶器。史前时期的陶窑建立在村落的附近，两三座成一组，三五个为一群。有的文化直接将陶放在地上起火烧制，并没有建窑，至今如此，可见史前时期仰韶人制陶的讲究及技术的进步。 仰韶人制作的陶器以红陶为主，器形有盆、钵、罐等，器物表面多彩绘，有的陶器上面还绘有鱼、人面等图案。仰韶人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通过对自然界细致的观察，感受和体会到了自然物的节奏、形体、色彩之美，然后把在采集、渔猎、农耕等生活中接触到的鱼、蛙、鹿、鸟、花、叶等通过综合和概括创造出了彩陶的纹绘艺术，丰富多彩，优美实用。一些陶器上留有布和编织物印下来的纹路，由此可见仰韶人已经有了编织和织布的手工业。 仰韶人起初没有固定的村落，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农业的出现，便迫使人们必须走出山洞，到平原和丘陵地带去创造一种更适合他们生存的田园式的定居生活。这个时候，仰韶人就来到了河流两岸，居住在近水的高台地上，那里土地肥沃易于种植和养殖。 仰韶人居住的村落或大或小，比较大的村落的房屋有一定的布局，一般分为居住区、公共墓地和窑场三部分。在居住区往往能发现建筑遗存，虽然建筑技术还不十分发达，但却具有开天辟地的创世之功。 从发掘资料看，仰韶人已经由穴居发展到半穴居，然后才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房屋建筑。那时候的房屋异常简陋，但人们从穴居地下走了出来，这无疑又是人类发展史上一次重大的飞跃。 发掘的建筑遗迹表明，仰韶人的房屋分为地上建筑和半穴居建筑两种，而且地面建筑已经很普遍，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村落内的房屋主要有圆形或方形两种，早期的房屋以圆形单间为主，后期以方形多间为主。房屋的墙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里面的，也有用木头做骨架的。墙的外部多被裹草后点燃烧过，来加强其坚固度和耐水性。 那些圆形的或方形的房子四周已经有了木骨泥墙，这是地面建筑关键性的技术。一般房间内都有四根或六根中柱，中间有火塘，出口有高门槛，屋内的地基压得都比较坚实。 就这样，6000年前的仰韶人在自己安置的天地里，安静地走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创造出了丰富而优美的仰韶文明，显示出了自己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 仰韶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仰韶文化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南达湖北，北抵内蒙，是黄河流域非常强大的一种远古文化。仰韶文化的发现，宣布了“中国无石器时代文化”论调的彻底破产，因而仰韶文化遗址被中外考古界誉为“文化圣地”。 仰韶文化遗址从发现至今共经过三次有计划的发掘，主要出土器物有石器、骨器、陶器、蚌器等。用于农耕的石器有斧、铲、凿、锛等工具；用于狩猎的有石镞、弹丸、石饼等；用于纺织的有线坠、纺轮、骨针、骨锥等。当时人们的生活用具均为陶质，有陶鼎、罐、碗、盆、钵、杯、瓮、缸等。 陶器的出现以及大量被使用，表示新石器时代人类智能的提升及生活水平的提高。陶器可用以贮存农业生产的谷物，烹饪味美的食物，陶器变化多端的优美造型和装饰更满足了人类审美需求的天性。史前时期陶器的制作及使用是世界各地共通的现象，各个文化生产的陶器都有其特色，而且不乏精美器皿的生产。 在这些陶制品中最具特色的要数精美的彩陶，所以一度以“彩陶文化”泛指中原地区这一时期的原始文化。彩陶，是新石器时代最富有艺术性的美术作品，开创了中华民族绵绵不断的绘画艺术的先声，为后世提供了一份最古老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 彩陶利用赤铁矿粉和氧化锰作颜料，使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在陶坯表面上彩绘各种图案，入窑火烧后，在橙红的底色上，呈现出黑、红、白等颜色的图案。仰韶彩陶的纹饰有宽带纹、网纹、花瓣纹、鱼纹、弦纹和几何图形纹等。这些纹饰，充分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对生活美的追求。彩陶纹饰的特点是密集，以线为主且粗细变化不大。用线的曲直表现动静，以线的方向变化表现旋转。这时期旋动的纹样，由于线的密集和加粗，动感特别有力，粗壮而浑厚，像黄河漩涡，因而也称为涡纹。这种动的纹样，往往配以规则的水平线，以静衬动。而且还常常用大的圆点压在线上，这是以前的彩陶纹样上所少有的，使流动感的线条中出现凝冻的效果，有相对静止的感觉，这样显得动中有静，增加了纹样的节奏美。 自1912年仰韶村出土彩陶后，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四川、湖北等省区均陆续出土，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其中彩陶文化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半坡型，发现于西安的半坡村及临潼、宝鸡、渭南等地；一是庙底沟型，发现于河南陕县的庙底沟等地。半坡型彩陶有陶盆、陶罐、陶壶，等等。制作者在这些陶器上描绘出各种纹饰，如几何图形、人面纹、鱼纹、鸟纹、蛙纹、鹿纹及花叶纹，等等，形态别致，富有生活气息。丰富多样的彩陶纹饰，反映了它已初步具有对比调和，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与浓郁的民族风格，体现了当时劳动者淳朴、健康的审美情趣，以及人们对美的认识和追求。 五千年前的盛水器皿彩陶钵是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是当时盛水的器皿。大口便于注挹，鼓肩深腹既增大了容量，又防止了溅溢，平底则便于安稳的放置。这种造型极具实用意义，同时也显示出优雅之态，并为彩绘图案的布局埋下了伏笔。由于口部内敛而形成肩部外鼓，将观者的视线吸引在口肩部位，所以彩绘图案的主题部分便集中于此。形态与装饰的结合，也体现出设计的独到之处。 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一幅《颧鱼石釜图》，堪称原始艺术的瑰宝：一只身躯健美的老颧，从河中叼起了一条鱼，河岸上则有以木棒为柄的石釜。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卓越的表现力，描绘了先民们的早期生活，在我国工艺美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还发现了三组蚌砌图案，可能是一大型祭祀活动的遗迹。该遗址中坟墓主人的右侧有一龙，左侧一虎。龙、虎皆为蚌砌成的图案。遗址中还有一浅穴，穴中有蚌砌的龙、虎、鹿、蜘蛛等；鹿卧龙背上，蜘蛛与鹿之间，置一精致的石斧。浅穴南 25 米处发现第三组蚌图，为一人骑于龙背，龙昂首长颈，舒身高足，作腾飞状。虎在龙之北这三组蚌图反映出墓主人乘龙驭虎，升空飞天的**。有人把西水坡的蚌龙图称为“中华第一龙”，这很明显是一祭祀遗址。 仰韶文化中已出现了文明的要素。继仰韶村文化遗址后，在其他仰韶文化类别的遗址中发现大量的铜、城堡等文明社会标志的文物。姜寨遗址中出土一万多件重要文物，其中包括半圆形的铜片一枚，经化验，铜占 65% ，锌占 25% ，余为少量的锡、铝、硫、铁等，属于黄铜。仰韶文化姜寨遗址除发现黄铜片，还有黄铜管，其时代约在公元前 4700 年左右。 仰韶文化遗址现状 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影响最大的一种原始文化，它纵横二千里，绵延数千年，在世界范围内来说，也是首屈一指的。1961年，仰韶村遗址被确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几十年来，为了守护好象征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这块圣土，当地政府在国家、省、市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在遗址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一方面大力宣传文物保护法规，并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了《渑池县仰韶文化遗址保护管理办法》，使遗址保护工作有章可循；另一方面，又多方筹措资金1000多万元，在仰韶村遗址上修建了断壁保护室、文物陈列室，整修了道路并完善了各项保护设施，从而为该遗址的保护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1985年11月6日，由河南省考古学会组织召开的仰韶文化学术讨论会在仰韶村遗址所在地渑池县举行。全国11 个省市的研究石器时代的学者、教授和文物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确立了仰韶文化在中国史前研究中的价值，认为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和仰韶文化的研究在中国原始社会研究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中，都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2001年是仰韶村遗址发现8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河南省文物局、三门峡市政府在渑池主办了“仰韶文化发现80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对仰韶文化进一步深入研究。 2002年，渑池县博物馆落成，以“华夏文化曙光”为主题的博物馆以陈列仰韶文化发掘文物为主，集中展示了历年来渑池及周边地区的重大考古成就。 仰韶文化以其堂堂正正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放异彩。仰韶村古文化遗址也从此驰名中外，成为中外史学界、考古学界向往的古文化“圣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凝聚在彩陶上的辉煌——半坡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半坡遗址 发掘地点：西安以东约6公里，河东岸的半坡村。 发现及发掘时间：该遗址1953年春发现，发掘延续近4年时间（1954年9月-1957年夏季）。 距今历史：5600-6700年 考古地位：是我国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原始社会遗址，也是黄河流域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继承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遍布陕西各他，尤以关中比较密集。 半坡遗址的发掘，是我国首次对一个原始氏族聚落遗址进行大面积的揭露，并且确立了一个新的文化类型，学术上称它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这为研究中国黄河流域原始氏族社会的性质、聚落布局、经济发展、文化生活等提供了完整的资料。 考古发现过程 陕西省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悠久的历史，给陕西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物。也许是不经意间，就会给细心的人们带来许多重要的发现。 1953年春，西安东郊半坡村，国家投资的灞桥火力发电厂专用铁路路基工程正在紧张施工。推土机推过，人们看到了一幕令人惊奇的场面：大量石制工具和人的遗骨出土，还发现了不少彩色的陶器。这就是日后被称为仰韶文化典型标志的西安半坡遗址。 施工单位迅速向文物主管部门汇报了情况，文物专家闻讯前往工地。在工地，专家们收集了已被发现的所有石器和陶器，并进行了仔细鉴定。结果表明，石器为人工磨制，种类有石铲、石斧、石锄、砍伐器等，初步判断应属于新石器时代。陶器都是彩陶，彩陶上的图案符合陕西、河南等地已有大量发现的仰韶文化类型。最后，专家初步认定，这应该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遗址，具有重大的发掘价值。 经过精心准备，195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半坡遗址进行考古挖掘。在接下去的4年里，经过5次大规模的发掘，一个尘封6000多年的完整母系氏族部落遗址赫然呈现在世人面前，其保存的完好程度令中外学术界为之震动。 发掘后的半坡遗址现存面积约5万平方米，一共分居住区、制陶区和墓葬区3个部分。考古学家根据出土的文物，用科学严谨的方法，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6000多年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鼎盛时期的半坡先民们的生活情景。 半坡人生活复原场景 半坡的时代是一个女人地位高于男人的时代。女人掌管着农业，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她们是氏族的管理者。在她们的管理下，先祖创造着人类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母系氏族社会。 距今六千多年前，渭河的支流河水畔，有一座古老的氏族部落——半坡。这里东依白鹿终南山，可常年进山打猎；北边是开阔的平原地带，适合于发展农业；河之水流经这里，为半坡人提供了大量的水产资源，也是一个绝佳的捕鱼场所。经过考古专家测定和实物分析，半坡村当时是处于亚热带气候条件下，气候温暖而湿润，终年绿树葱笼，很适合人类的发展。 这个半坡部落已经有人口400-600人，在当时的社会来看，已经是一个颇具规模的部落聚集地。半坡人的“村庄”被一条大围沟分成三部分。沟东是制陶区，北面是集体墓地，大围沟围住的，则是居住区。 一座面积约160平方米的大房子是整个半坡部落的中心，前面是一片很大的中心广场。这座大房子是氏族部落的公共建筑，是大家举行集会、商讨事务的地方，氏族部落首领及一些老幼都住在这儿。大房子与所处的广场，是整个居住区的核心。大房子四周遍布着一系列小型的房子，所有房间的门都朝着大房子而开，分区、布局极有章法，其建筑形式也体现着原始人由穴居生活走向地面生活的发展过程。小房子里住着过婚姻生活的妇女以及不确定来访的其他氏族男子，当然，也会有男女相对稳定的对偶婚，但绝不同于后来的一夫一妻制，子女仍旧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考古学家还在半坡发掘出了近万件生产和生活工具，就其种类看可以分为农具、猎具、渔具、炊具、食具、纺织具；就其材料看可分为石质、陶质和骨质。从这些出土的工具来看，半坡人不仅从事农耕、渔猎、采集等，同时还要进行制陶、纺织、工具制造等生产活动来维持生存。 春天，半坡人用石斧、砍伐石器砍倒树木，芟除杂草，并放火焚烧地面的残余物，再用石铲翻掘土地，石锄和尖木棒挖穴种粟。到了秋天，半坡人用石镰或陶镰收获庄稼，把粮食储藏入公用的窖穴中。如果需要食用这些粮食，就把它们用石磨盘、石磨棒脱皮碾碎。在遗址中就出土了半坡人盛粟的罐和粟腐朽后的遗物，证明半坡人学会了栽培粟。 在村子的中间，还有一个保存火种、吃“大锅饭”的地方。这些火种在一个很大的连灶坑中，由椭圆和圆形两部分组成，中间相距1米，火道相通。两个灶的侧壁和底部都有很厚很坚硬的红烧土层，因为这里被长期使用才流下了这样的痕迹。这些遗迹仿佛使人们看到一幅画面，展现了半坡人日出共同劳动、日落围着篝火唱歌跳舞的原始社会的生活场景。 从出土的许多石或骨的箭头来看，半坡人已学会使用弓箭，并大量驯养了狗。“农闲”的时候，男人们带着驯养的狗去树林里打猎。女人们则会到野外采集植物的果实，或者到河边用自己发明的渔叉、鱼钩甚至渔网捕鱼和螺蛳。被驯养的猪悠闲地在圈栏里闲逛。姑娘们用部落人发明的尖底瓶沉入河里汲水。 半坡人是出色的匠人，会制作各种有用的陶器。在半坡社会中，陶器的使用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制作技术上也已经采用了模制法和泥条盘筑法。在半坡时代的后期，半坡人逐渐以慢轮修整器口器形，使器形更加规整。半坡人的陶器主要用于生活用具，他们已经制作出了做饭用的陶甑。这种陶甑与我们现在人的蒸锅在原理上并无区别。 半坡人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有自己的精神生活。从出土的陶器上，我们还看到，他们有了抽象的刻画符号。陶器太单调了，于是他们在上面印一些类似麻袋或粗布的纹路。他们具备了原始的数列和多边形的概念；他们制作了最古老的乐器陶埙，闲暇时来上一曲。彩陶上画着游动的鱼，奔驰的鹿，这是渔猎的写照；陶器外壁有图案逼真的抽象画，笔划流利疏朗，显然具有装饰的作用，这就是工艺品了；他们还在陶器上刻画上自己崇拜的图案，例如人面鱼纹图案，人面涂彩，口部衔鱼，三角头饰，或许这就是半坡氏族的图腾或族徽。所有这些，在6000年后，都成为文物重见天日。 初步的“纺织”已经在进行，天冷的时候，大家穿着麻线般粗的纤维御寒；天热时，我们的先民们更多的是光着黝黑的脊梁，把蓬乱的头发用精心磨制的骨笄别在头上。 原始部落的大家庭生活是温馨的，也是时刻受到外界威胁的。野兽、自然灾害以及大大小小的其他灾祸，时刻威胁着半坡人的生活。为了抵御野兽和灾害，半坡人修建了大型的防御工事——围绕半坡村落的大围沟。这个大围沟宽7-8米，深5-6米，底径1-3米，全长300多米。沟的内沿高出外沿约1米多，靠居住区的沟壁坡度很大，外壁则接近陡直。这显然是挖沟时有意为之的。夏雨时节，村落积水可以疏导到大围沟中去；而遇到有野兽袭击或外族侵袭时，大围沟便成了第一道防护的屏障，这堪称后世城壕的先驱。 大围沟，起初应是为了防御敌人进攻、野兽侵袭、洪水泛滥等重大灾难或灾害而修建起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灾害和氏族矛盾的不断增加，人们的防御意识也随之不断提高。在这样强烈的保卫家园的意识支配下，后来的人们更是不断创新，围沟渐渐地被高大的夯土城壕所取代。再往后，人们就地挖土，既筑了墙又建成了壕沟，并在壕沟里注水，形成护城河，从而形成了更加完善的防御体系。大围沟让半坡人有了远离外部危险世界的安全感。对此，至今无法解释的是，如此浩大的工程，在没有运输工具，只有简单石制和骨制挖掘工具的半坡时期，是如何完成的？有人计算了一下，整个大围沟的废土量，放到今天，用能拉3立方米土的卡车去运输，也需要来回3600多趟。 半坡人是否和其他部落发生过战争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一个问题。也许，村落和村落、氏族和氏族之间也会争夺猎物，也会有矛盾和冲突。 大围沟的北面是墓葬区，这是一片完整的氏族公共墓地。墓中死者一般都头部向西，以单人葬为主，也有二人、四人葬；有仰身葬，也有俯身葬；有直肢葬，也有屈肢葬，以及瓮棺葬。在半坡人的丧葬习俗中，对儿童的丧葬习惯十分特别。半坡儿童大多不葬于公共墓地内，而是置于瓮棺内，考古学称之为瓮棺葬，从而形成了半坡人的一大特色。由于当时自然条件很差，人们的生活十分艰苦，加之疾病流行，儿童死亡率是很高的。儿童夭折后，大人先在房屋附近地上挖个坑，放个大陶瓮或罐，把孩子尸体放在里面，上面盖个陶钵或陶盆，并在当中凿个洞，可能是供死者灵魂出入的通道。较大的孩子则用两个陶瓮对起来埋。孩子埋葬在房屋附近，这充分表达了父母对子女的眷恋之情。半坡出土的儿童瓮棺共有73个。 半坡遗址的出土文物 半坡遗址现存面积约5万平方米，发掘遗址面积1万平方米，共发现房屋遗址46座，圈栏2座，储藏物品的地窖200多个，各类墓葬250座，烧陶窑址6座，以及大量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约近万件文物。 半坡的彩陶几乎就是半坡文化的代言，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人面鱼纹盆。古代的艺术品，人面鱼纹是半坡彩陶画的典型作品，这一生动的形象反映了半坡人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人面鱼纹线条明快，人头像的头顶有三角形的发髻，两嘴角边各衔一条小鱼。此图反映了半坡人和鱼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特殊的感情，可能是半坡氏族崇奉的图腾。 埙是半坡出土的比较有特色的陶制品。埙是最古老的乐器，具有典型的仰韶文化特点。埙的起源与先民的劳动生产活动有关。最初可能是先民们模仿鸟兽叫声而制作的，用以诱捕猎物。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被当成单纯的乐器，并逐渐增加按音孔，发展成可以吹奏曲调的旋律乐器。中国音乐学院曹正教授自本世纪30年代即制作仿古陶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79年以来，天津音乐学院陈重教授改进研制成九孔陶埙。九孔紫砂陶埙已在民族乐队中较普遍使用。中央民族乐团杜次文曾用此乐器在多国公开演奏，赢得广泛的赞誉。贾平凹在作品《废都》中也曾有描述。 尖底瓶是半坡出土的最具特点的陶器之一，是当时比较先进的一种汲水工具。它的巧妙之处在于运用了重心原理，具体方法是在双耳上系上绳子，由于水的浮力，瓶子一接触水面就自动倾斜，灌满水后又因为重心移动而自然竖起。用它盛水还有两大特点，一是便于手提与肩背，二是口小，灌满水后从河边到居住区的路上水不容易漫出。这也许是重心原理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应用了。 陶甑。古代的蒸锅。先民们通过长期的实践发现水蒸汽可以熟食，于是制作了陶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蒸汽的范例。 半坡彩陶纹饰的艺术成就非常高。比较常见的有较多的动物图像，描绘了奔趋的鹿、爬行的龟和伫立的鸟。这些“绘画作品”有的丰富生动，有的神秘难测，有的则图案化，多绘在盆、钵、罐、细颈壶上，多绘在小口器肩，腹和口部，直口器多绘在外壁或口缘外侧，大口器多绘于器内壁。多见黑彩，还有少量红彩。这些象征图案同史前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形态生动的动植物纹样是农耕和渔猎生活的反映。 半坡彩陶中最有代表性的花纹是鱼类纹，数量最多，并贯穿于半坡类型文化的始终。半坡早期彩陶上鱼类纹的形象较写实，常见的是单独的鱼纹，多为平展的侧面形象，以直线造型，比例虽较准确，然略显平板。到了半坡文化的中期，彩陶上的鱼纹已经富于变化，造型以直线与弧线相结合，圆点、弧线和弧边三角穿插运用，故使鱼纹显得活泼灵动。纹样格式除平展式外，还出现了回旋、蹦跃等姿态。甘肃王家阴洼出土的一件彩陶瓶，环绕腹部画着4条不同姿态的游鱼，或舒展平泳,或俯冲疾下，或相对背向地屈身蹦腾，构图活泼，堪称原始绘画的佳作。晚期彩陶上的单独鱼纹，采取了夸张变形的艺术处理。鱼纹头部的变化最大，突出表现了张大的嘴和露出的牙，鱼纹变成上下对称的式样，而且鱼纹用弧条形统一造型，趋于几何形化，富有装饰性。 人面纹也是半坡类型的文化彩陶上的一种具有特色的纹样。甘肃省正宁县宫家川就出土了一种在瓶腹上满绘着人面图像的葫芦形瓶。人面獠牙突露，双目眦睁，威武猛厉，表现出超人的勇力。 半坡早期的彩陶上，还有鱼与人面相结合的奇特形象，比较常见的有人嘴两旁各衔一鱼，人嘴外廓与鱼头构成共鱼形；另外还有在鱼纹头部圆框中填入适合形的人面图像。这种鱼与人面相结合的形象,人和鱼互相寄寓,又互相转借,意味着人和鱼是交融的共同体，被人格化了的鱼类图像和各式鱼类图纹可能是半坡部族的图腾，具有氏族保护神的性质。 除了动物造型彩陶外，半坡还出土了大量的几何纹钵，绘有大量几何图案，有三角形，方格纹、编织纹等，这类图案多在钵、罐、盆、壶类器皿外璧上部，许多钵类器口缘外侧绘黑色宽带纹，部分大口浅腹器皿的彩陶图案多绘在内壁上，小口器的图案则绘在口唇和肩腹部，这些部位多是容易看得见的地方，多数图案清晰，笔画疏朗，这些几何图案中，三角纹可能是由鱼纹图案变化而来，波折纹则可以看作是山或水的写意。 半坡人头像复原 半坡人的头像复原问题也是现代人比较关心的问题。2004年，6500年前的“半坡人”被赵成文教授成功复原的消息在考古界传得沸沸扬扬，被复原的半坡人头像也成为一些地方科普教育的材料。 这个被复原的“半坡人”是一个男性，长方形“国”字脸、浓眉、眉梢外翘、眼睛炯炯有神、高鼻梁，容貌非常英武。但经过考古学家的最后核实，这个“半坡人”并不是生活在6500年前的“半坡人”，而是同一时期的“姜寨人”。主持复原工作的是中国刑警学院的赵成文教授，但由于他弄错了“底版”，所以复原成功的人为“姜寨人”。 赵成文在头像复原方面颇负盛名，早年就曾成功复原过马王堆汉墓女尸辛追夫人和“楼兰美女”，有中国“警界神探、古尸复原大师”之美誉。因此很多人对复原的“半坡人”深信不疑。 赵成文专门将其选择复原的颅骨照片和复原成功后的“半坡人”（男性）照片寄给半坡博物馆留念，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看了颅骨照片以后都觉得很奇怪，因为这张照片中的颅骨不是半坡遗址出土的。为此他们专门找到赵成文拍摄过的图册进行核对，发现这张照片上的颅骨原来出自姜寨遗址，是姜寨遗址第一期文化中第177号墓主人的颅骨。正是由于把照片弄错了，所以复原成功的人是“姜寨人”，而不是“半坡人”。 上个世纪60年代，中科院也曾对“半坡人”头像（女性）进行过复原，在短暂展出后“束之高阁”，遗憾的是，中科院版的“半坡人”形象仅存留在学术圈内，社会上鲜为人知。至今未公开亮相。可能受当时技术条件限制，当时复原的头像较为粗糙。此后，“半坡人”再也没有进行过严谨的、科学的复原。 半坡遗址的现状 西安半坡遗址是我国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原始社会遗址，距今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属于仰韶文化。 1956年3月，当时主管文教工作的陈毅元帅视察了半坡遗址，当他看到那一件件精美的文物时，不禁感慨万千。回到住处，陈毅元帅即兴赋诗一首，题为《半坡村访古》：“半坡村是原人居，彩陶纷陈世所稀。绝无甲骨方块字，七千年前往可稽。” 陈毅元帅在第二天就向中央发电报，建议拨款30万元人民币修建半坡博物馆。1958年4月，中国第一座遗址性博物馆在西安的河东岸建成。1961年，它被列入中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58年，文物保护部门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第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博物馆的大门装饰十分具有原始村落风格，鱼池中耸立着正在汲水的半坡姑娘的石雕，大厅正面为郭沫若先生题写的“半坡遗址”四个遒劲隽美的大字。走在半坡博物馆，使人们产生一种回归自然、回归历史、回归艺术的真情实感。 半坡博物馆陈列展览面积约4500平方米，分出土文物陈列、遗址大厅和辅助陈列三部分。出土文物陈列由第一展室和第二展室组成，主要展出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出土的原始先民使用过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艺术品等，包括石斧、石铲、石刀、刮削器、敲砸器、箭头、磨盘、纺纶、骨锥、骨刀、骨针、鱼钩、鱼叉、陶钵、陶盆、陶碗、陶罐、陶甑以及尖底瓶等，此外还有陶哨、人头、鸟头、兽头等艺术品和一些装饰品，在半坡遗址出土的22种刻划符号也展示在陈列室中；遗址大厅是就地发现、原貌保存的半坡先民居住过的一部分，面积约3000平方米，包括半坡先民居住过的房屋，使用过的窖穴、陶窑、墓葬等先民遗迹，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我们祖先开拓史前文明的艰难足迹；辅助陈列有第三、第四两个展室，主要举办一些与史前学相关的专题性展览。这些融知识性、趣味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展览受到了中外游客的广泛称赞和欢迎。 西安半坡博物馆1958年4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迄今已接待中外游客2000多万人次。 半坡母系氏族村是半坡博物馆陈列的有机延伸。它以积极保护遗址为前提，依据考古发掘资料，将珍贵的遗产从地下搬到地上，立体地再现人类母系氏族社会。它丰富博物馆的内涵，弘扬华夏悠久文化历史，荟萃了黄河流域史前艺术、风俗人情、民居田园的生活。它发挥了文物的优势，集科研、考古、教学、旅游、娱乐于一体，被中外游客誉为“华夏第一村”。 1996年半坡博物馆被确定为全国一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1997年西安市政府将半坡博物馆评定为“西安旅游十大景”之一，半坡遗址为国务院颁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最早的人类指纹 1988年，中国刑警学院痕迹检验专家赵成文在西安讲学时，到半坡遗址进行考察。遗址现场有许多坛坛罐罐的碎陶片，这在外行人眼里是不值一看的，但赵成文却对那些坛坛罐罐情有独钟。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后，赵成文发现其中有4个陶罐的碎片上似乎有人类的指纹，轻轻刷掉陶片上面的灰尘和泥土，其中一个陶片上，清晰地露出了一个6000多年前的制陶人左手大拇指的立体指纹。随后，赵成文与遗址的主管部门进行了交涉，将指纹拍了照片，并制成指纹模型带回沈阳研究。 那是一个细小的指纹，借助放大镜的帮助，可以发现上面的一些汗孔。指纹很细小，可能因为制陶者是女人或是10多岁的儿童，不过指纹上显示的信息表明，这个指纹的汗孔比现代人的要大和密，而且指纹也比现代人密一些。现代人的指纹线是每一厘米有17条左右的纹，而陶片上的指纹则有19条之多。尽管有这些细小的差别，但总体上这个指纹与现代人的差别不大，这说明人类在6000多年前，已进化到与现代人差不多的生理情况，只是有文字的文明史短了一些，没有对这个时期的社会情况有所反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远古人的高品质时尚生活——大汶口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大汶口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山东省泰安市郊区大汶口镇 发现及发掘时间：1959年发现并发掘 距今历史：4600-6100年前后 考古地位：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现，否定了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流行学术界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二元对立学说，使对中国文明起源进程的研究又前进了一大步。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已经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其陶器文化十分发达，为龙山文化的前身。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后期父系氏族社会的文化典型。以泰山地区为中心，东起黄海之滨，西到鲁西平原东部，北至渤海南岸，南及今江苏淮北一带，安徽和河南省也有少部分这类遗存的发现，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将龙山文化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两千多年。 考古发现过程 大汶口的发现十分偶然，当时的考古界并没有把山东地区作为考古发掘的重点对象，而把目光聚集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可1959年的发现，把一个名叫大汶口的文明突然呈现在考古学家的面前。 那是5月的一天，铁道部门在修筑京沪铁路时，在泰山南麓泰安市郊区大汶口镇发现了很多陶器碎片，看上去年代十分久远。铁道部门虽然不清楚这些碎片是不是文物，却也不敢耽搁，立刻把情况报告给文物部门。很快，山东省文管处的考古学家们赶到了，并对现场进行了保护和考察，认定大汶口是新石器时代遗迹，并立刻决定对这里进行大规模的发掘。 经过磋商，山东省文管处制订出了详细的发掘方案，正式的发掘工作于同年6月开始了。首掘地点选在汶河南岸的宁阳县堡头村西，考古学家们发现这处遗址内涵非常丰富，有墓葬群、房址、窑址等，同时还发现有氏族社会的公共墓地。这次发掘共揭露面积5400平方米，清理墓葬133座，出土随葬品2100余件，属大汶口文化中期和晚期。从出土的随葬品来看，当时的贫富差距已经十分悬殊，其中一座大墓的女性墓主全身都挂满了装饰品。她头上有象牙梳，手上有指环，左腕戴着一只玉臂环，颈部戴着大理石和松绿石串起的装饰品。此外，还有大量的随葬陶器、雕花象牙筒、猪头骨等。相比之下小墓的随葬品极少，有的只有一件獐牙，或有一个纺轮、一把蚌镰、一件陶鼎等。 考古发现，大汶口人喜欢用猪头骨或下颚骨陪葬，以此作为死者生前的财产的象征。清理的大墓中，多者用六十多个，少的只用一、二个。 1974年和1978年，在汶河北岸又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揭露面积1800平方米，发现墓葬56座、房址14座、灰坑120余个，发掘出了不少的陶、石、骨、牙、蚌等质料精美的随葬器皿。主要遗存的年代属大汶口文化早、中期。 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发掘，目前已经初步确定了大汶口遗址的范围。遗址东起宁阳县的堡头村，西南部为汶河所淹没，西北至汶河北岸卫家庄村南，东北角靠近大汶口镇，现存面积82.5万平方米。大汶河自东向西，把遗迹分割为南北两部分。三次发掘证明，大汶口遗址包括大汶口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距今4600年至6400年前左右的新石器中期文化遗存，以翔实资料揭示原始社会解体、阶级社会产生的全过程。 通过对这些墓葬群的发掘和出土的大量随葬品的研究论证，文物、考古工作专家认为，大汶口遗址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特点，随之将其命名为“大汶口文化”。 大约从80年代初到现在，大汶口文化的新发现进一步增多，研究工作也稳步向纵深发展。此后，相继在古黄河三角洲广阔的地域内发现同一类型的遗迹两百多处，包括山东省的兖州王因、邹县野县、胶县三里河、诸城呈子等。另外，在江苏、安徽、河南等省也相继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遗址，均以大汶口文化遗迹命名，由此可见大汶口文化分布范围广阔，影响也十分深远。在这些新发现的遗址当中，经过发掘的也有50多处。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使黄河下游原始文化的历史，由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证明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大汶口不仅为山东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也为考古学家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对研究史前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内涵十分丰富，不仅有造型美观的陶器，如背壶、镂孔豆、高柄杯、彩陶豆，还有大量磨制精细的石器，出土的大型墓葬、房址等遗存也同样展示了大汶口时期灿烂的建筑文明。 大汶口的陶器是最负盛名的，以手制为主，个别的利用慢轮，对器物口部和其他局部进行修整，所以制作器物不够规整。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器型以三足器、圈足器、平底器为主。大汶口的陶器精品要属1974年出土的八角纹彩陶豆。八角纹彩陶豆为泥质红陶，微敛口，腹部微鼓，口沿和底部均为白衣，上面绘着竖线纹和圆弧纹，图案设计简洁新颖，彩绘线条刚劲流畅，装饰色彩鲜明绚丽，风格独特。 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八角星纹陶豆，陶器表面用白彩画了4个对称的八角星纹，表示四面八方，天地通泰。八角形含有天地无边的概念，表现出先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对天地自然的敬仰。大汶口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有这种八角星纹图案，是大汶口陶器的明显特点。 彩陶在大汶口文化中也较为发达。与仰韶文化不同的是，大汶口出土的彩陶不以黑红二色为主，有黑、赭、红、白等多种颜色，纹样的种类也很丰富，多用波折纹、方格纹，稍后出现红色圆点彩绘。大汶口彩陶的图案布局合理、线条流畅，据推断应是专门的陶器制作部门生产的。 黑陶、灰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期的陶器精品，由于烧造技术的改进使烧成温度和烧成环境都得到了改善，这时期陶器以大镂孔花纹陶器为精品。这一时期开始使用慢轮制陶，不但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提升和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出土的典型器物有篮纹鼎、袋足、折腹豆、瓶、磨光黑陶高柄杯、篮纹大口尊等。大汶口中期的彩陶数量已经减少，并开始流行螺旋纹。 在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中，白陶是最为惹人注意的，它是大汶口陶器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白陶是大汶口人用一种新的制陶原料——高岭土烧制成的，用这种材料可以烧成质地坚硬、胎壁薄匀、色泽明丽的白色、黄色、粉红色细砂陶，统称为白陶。白陶的烧制温度需要达到1200c以上，烧成的器物轻薄而坚硬。这种陶窑的结构合理，一直为后人延续采用，龙山文化闻名遐迩的蛋壳陶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 大汶口遗址还出土了仿动物造型的陶制工艺美术品，中期所生产的兽形提梁器堪称工艺美术史上的珍品。 大汶口出土的石器不多，石器通体光滑，有角有棱，刀口锋利，大多选用高硬度的蛋白石、流纹岩等为石料，石器的造型更加规整，器类、器型增多。在大汶口出土的工具中，甚至出现了成套的大、中、小型石锛。 大汶口的骨器也十分出色。早期墓中出土了不少精致骨雕品，一般以表面雕花为主要装饰手法，如邳县大墩子遗址有一串10粒的雕花骨珠，刘林遗址有刻有猪头纹样的牙质饰物，有的獐牙钩形器的器柄刻有纤细的花纹。到了中晚期，镶嵌工艺、透雕技术还有剔地手法都相继成熟起来。大汶口墓地出土的透雕十六齿象牙梳、花瓣纹象牙筒和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精品，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骨工艺的精品。 大汶口人生活复原图 早在3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泰山南麓大汶河两岸定居，大汶河横贯东西，良好的农业环境使大汶口人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农业是大汶口居民主要的经济活动，在这漫长的1500年里，农业生产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起初，大汶口人的农具类型十分简单，只有少量的石刀和石铲。可随着耕作实践的增长，农具数量、种类都开始增加，制作较为精致，石器多经磨光，刃部锋利，有的还穿孔，用肩的工具开始流行，这是为绑缚于木柄上，提高生产效率。 大汶口人种植的谷物主要是粟，这是黄河流域被普遍栽培种植的一种谷物。由于自然环境优越，粮食产量很高，当时的粮食储备已经达到一定的数量。这就助长了大汶口人饮酒的习气。在大汶口时期的45座墓葬中出土了600多件高柄杯，这是一种饮酒器，它在所有遗物中所占的比例高达40％以上，尚酒风俗可见一斑。这也反映了大汶口剩余粮食的丰富和农业生产的发达。 大汶口的手工业已经十分发达，其中以制陶业为代表，早期的大汶口人还是手工制作陶器，陶器种类也不多，造型简单。到了中期，大汶口人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轮制技术，采用轮制技术烧出的陶器多为灰白色的陶器。晚期的大汶口人已经会使用快轮生产大件陶器。 快轮的发明是大汶口人智慧的结晶，快轮陶车由轮盘和轮轴组成，使用时，要由一人转动轮盘，并使其急速旋转，另一人则借助陶轮转动形成的离心力，配以双手灵巧的动作，将陶土塑成需要的器皿。 用快转陶车制坯，数量多，质量也好。烧制技术也有提高。这时的大汶口人已经扩大了窑室，缩小了火口，使热力分布更加均匀，并采用了高温下严密封窑技术，使陶土中的铁元素得以还原，有的还在陶土中掺过炭，因此烧成的陶器多为黑色。 大汶口的手工业发展迅速，除制陶业外，制石制玉业、制骨制牙业、建筑、纺织和木材加工等行业也十分发达，并且出现了社会分工。大汶口文化中的男女分工已经十分明确，这从男女两性的墓葬中使用不同的随葬器物表现出来的。男性墓中多数随葬石斧、石凿等生产工具和石钺一类的武器，而纺轮这一类纺织工具只有在女性墓中才被发现。并且男尊女卑的风气也逐渐形成，大量出土猪下颌骨的一般都出自男性墓，女性墓中几乎没有如此奢侈的葬俗，男性墓内的随葬品整体上要比女性的高级一些。 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产品的交换也日益频繁。制陶业的发展，表现出商品化的趋势。制陶技术的提高，陶器的规格形态都进一步固定，生产效率也大大进步。例如，在大汶口墓葬中出土过大量的“明器”，这种器物没有实用功能，制作粗糙，但所出土的“明器”个体大小相仿，形制完全一致，应该是在专门的生产单位生产出来的。 晚期在山东东南地区十分盛行的黑陶高柄杯，在当地的墓葬中成排放置，往往一座墓中放置二三十个，而在其他地区却只有高等级的墓葬中才有一两个。这似可说明，当时这一类比较特殊的产品，主要在山东东部生产，但产品的流通则十分广阔，遍布整个山东半岛。 大汶口人的家畜饲养业十分发达，种类有猪、狗、牛、羊、鸡等。猪是大汶口文化居民肉食的主要来源，大汶口人对猪的偏爱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以猪随葬是大汶口人攀比财富的一种主要方式。三分之一的大汶口人都用猪随葬，随葬方式一般是用猪的下颌或是猪头来作为猪的代表，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如大汶口墓地中，最多的一个墓随葬猪头达到了14个；三里河墓地中，最多一个墓随葬猪下颌骨达到37个。通过与其他随葬器物的组合比较，可以发现，随葬猪骨的数量和其他遗物的数量、质量成正比。由此也可以看出大汶口人已经进入划分阶层的社会，贫富分化正在逐步的加重。 渔业在大汶口人看来是农业、家畜饲养业的有益补充。捕捞对象主要是鱼类和蚌、贝类。在沿海和沿湖地区，渔猎生产活动是以捕捞为主和狩猎为辅。当时的大汶口人制作了各种骨质的鱼镖、鱼钩以及陶网坠等，大汶口人不仅捕鱼捞虾，也能捕猎大型的水生动物，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超过20个个体的扬子鳄残骸就是证明。 大汶口人早期的房子还是半地穴的，就是在平地上向下挖掘一个圆形或长方形的坑，在坑的基础上再建一部分墙。整个村落有规划，房子之间排列有序，大汶口人已经具有比较高的建筑设计和技术水准。后来，除了半地穴形式之外，也出现了地面建筑。开始出现挖墙基槽，在槽内栽埋木柱的建筑方法。这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在大汶口文化遗址曾出土过3件陶质房屋的模型：屋前有门，三面有窗，攒尖式的屋顶。这就为复原大汶口居民的房屋样式提供了证据。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的房址仍以半穴式建筑为主，地面式建筑较少，但房址平面以正方形或长方形居多，出现多间相连的平房，圆形房屋依然存在。 大汶口文化晚期还出现了类似文字的图象符号。这些符号一般都刻在陶质大口缸的外表面，有的刻于缸的口部，也有的刻于靠近缸底的腹部。这种个体很大的陶器非常厚重，只有在高等级的墓葬中才出土，所以被认为是一种祭祀礼器。经过研究发现，这些符号都是单个出现的，出现频率最多的是被古文字学家释为“旦”的太阳和山字形图案组成的符号，很多符号的分布范围超出了大汶口文化的势力所在，在长江下游以及整个东部沿海地区都有零星发现。由于山东大汶口文化出土的数量和种类最为丰富，专家们都认为这类“早期文字符号”是在大汶口文化中最先创造使用，以后随着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到其他地区的。 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形制以长方形土坑墓为主。单人一次葬入的方式最多，也有多人合葬，并且还有相当数量的成年男女合葬的现象。死者大多是仰身直肢的。从早期到晚期，成年男女合葬墓的数量逐渐增多，多人合葬的形式则渐衰至无。棺椁一类的葬具也逐渐增多，墓葬的等级差异逐渐显著。 大汶口文化在原始宗教方面有很多突出的表现。在大汶口墓葬中常常出土一种称为“龟甲器”的特殊器物，这种器物将龟腹甲相组合，内部有数量不一的小石子。对这类器物的功能，研究者们有很多的推测：有的称其为“响器”，即巫师在进行巫术活动时手中所持的法器，随巫术舞蹈摇动而发出声响来配合施法；也有的认为这是最早形式的占卜工具，根据摇动后小石子的数量来判定是非、预知未来。尽管我们无法获知这类龟甲器的真实功用，但对龟甲的特殊认识以及相随出土的鳄鱼皮鼓、象牙雕筒等器物，似反映了当时活跃的巫师活动。 大汶口文化遗址现状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山东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为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对研究史前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1977年，山东省政府公布大汶口文化遗址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开发和向世人展示大汶口文化，1993年，卫驾庄70多岁的老人卢继超联合当地17位村民，筹集资金达64万余元，筹建了一个“大汶口文化遗址博物馆”，展馆很小，却填补了遗址开发的空白。他们把从民间收集来的大汶口出土的大量石器、陶瓷、陶片等加以鉴别、整理，重新陈列布展，丰富、充实、完善了博物馆。 1994年，大汶口镇政府投资13万元，兴建了一处1300平方米的大汶口文化博物馆，展示出土文物和原始部落风貌；1998年，镇政府又投资60万元建起大汶口陶艺研究中心，生产的仿古陶器畅销全国。该旅游区每年接待游客3万人次，年均利税12万元，促进了大汶口文化和当地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 为了更好的保护大汶口文化遗址，泰安市政府出台了《泰安市大汶口镇总体规划》，将大汶口文化遗址保护区分为遗址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三部分。其中重点保护区以保护单位标志碑为基点，总面积约达83万平方米，在重点保护区不准进行其他工程建设及深挖。一般保护区从重点保护区的外缘线外扩170米，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不得拆除、改建或迁移地上文物。如因建设特殊需要，必须按法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建设控制地带从一般保护区的外缘线各外扩100米的范围内，在这一范围内不准修建两层以上的建筑物，不准深挖2米以下。建筑物或构筑物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其设计方案应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同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目前，大汶口文化遗址的保护已经日趋法制化、完善化。 大汶口人追求的“时尚美” 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盛行青春期拔牙和枕骨人工变形的习俗。在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发现很大比例的人骨没有门齿或侧门齿。考古学家据此推测，大汶口人是在成年后拔除门齿，并非死后才被拔掉。对于现在的人来讲，没有门牙是一件很丑的事情，而大汶口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由他们带动的这种风俗甚至持续了很长时间。在《高僧传》中都曾记载北朝时有一个叫“习凿齿”的人，与名僧道安有过“普天释道安，四海习凿齿”的精彩应对，可见“凿齿”之风多么盛行。 除了拔牙，大汶口墓葬中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很多人骨都有头骨枕部人工变形的特征。这种特征的形成自然也是墓主人生前很长一段时间有意压迫头部的结果，有数例在变形处置有小石球或陶球，变形当是由于长期口含小球所致。由此也能想像大汶口人以“扁脑袋”为美的奇异风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中国考古第一案”——龙山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龙山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首次发掘地为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此后在黄河中下游发现龙山文化遗址1000多处，发掘60多处。 发现及发掘时间：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随后的发掘工作陆续展开，迄今为止仅黄河中游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已发现和发掘几千处。 距今历史：4100-5000年 考古地位：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和龙山文化的确认，使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有力的证明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辉煌。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龙山文化属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私有财产已经出现，开始跨入阶级社会门槛。它继承大汶口文化因素发展起来，其后的二里头文化是继承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 山东历城龙山镇（今属章丘市）有一处被村民称为“城子崖”的地方，后来经考古学家考证，这是一处史前文化遗址，即龙山文化遗址。随后，我国对于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大规模展开，迄今为止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址已达上千座，而龙山镇的“城子崖”因其独特而大放异彩。 考古发现过程 龙山镇城子崖遗址位于章丘市龙山镇境内，是一处高出平地3-5米的长方形台地，因其外形像城垣，故当地村民称之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要追溯到考古学刚刚引入中国的20世纪20年代。 1928年4月4日，年仅28岁的吴金鼎准备去汉文化平陵古城去进行考古调查，那时他还是北京清华学校人类学专业二年级的学生。平陵在山东章丘龙山东北，早在春秋时期就是一个重要的城邑。到汉代，因长安附近也有个平陵，所以这里就改名叫“东平陵”，是济南王国的都城。 吴金鼎到达平陵后，登上一个高埠东眺，一个小城状台城进入了他的视野，一问才知道“城子崖”，当地人俗称“鸭鹅城”。这个城子崖让吴金鼎莫名的激动起来，立刻奔到城子崖下。 城子崖西面的断崖上，火烧的痕迹十分明显，仔细一瞧，还有陶井、贝壳和动物的骨头。吴金鼎随手挖了几下，竟挖出两枚骨锥，而且制作特别粗糙，一个想法涌上了吴金鼎的脑海：它们是远古遗物。经过认真的勘察，吴金鼎又发现了大量的陶片、贝壳、兽骨，却不见有金属、瓷器碎片，于是吴金鼎断定这是一处远古文化遗址。 同年7月31日，吴金鼎再次到城子崖，这次他从三四米深的地下挖掘出一只完整的石斧。紧接着他又先后两次来到龙山，并在遗址深处挖掘出了一种从没见过的漆黑发亮的陶片。 吴金鼎很快就将自己的发现报告给他的老师李济先生。李济素有“中国考古学奠基人”的美誉，毕业于著名的哈佛大学，当时正在主持河南殷墟的发掘工作，但殷墟发掘因故暂停，便计划到临淄的齐国故城开展工作。他在吴金鼎的陪同下，到城子崖进行了考察，当那些陶片、贝壳、兽骨跃入他的视野后，他立刻决定要在这里开展进一步的发掘工作。 随后，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政府联合组建了“山东古迹研究会”，并于1930年11月对城子崖进行了首次挖掘。就这样，城子崖在沉睡了4000多年之后，又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卜骨，出土的陶器以黑陶居多。城子崖的黑陶质地细致，有的厚度仅1-2毫米，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关注。 1931年，为了获得更多的研究资料，在考古学家梁思永的主持下，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第二次挖掘，这次发掘正式确认城子崖为一处以黑陶器为特点的新石器时代的遗留。 从两次挖掘情况来看，城子崖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很厚，一般为四米左右，最厚可达六米以上。从文化层可分两层，上层出土有陶器、石器、蚌器和少量铜器，其中陶器以灰陶为主，所以专家把上层称为“灰陶文化期”。下层厚三米左右，是早期居民的遗存，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因这一层出土的黑陶居多，便称为“黑陶文化层”。 下层挖掘出土了大批的黑陶器皿，大都制作精良，“黑如漆、亮如镜、薄如壳、声如磬”的蛋壳黑陶，更是稀世珍品，这种黑陶新文化距今约4600年左右，与我国西部发现的彩陶文化迥然不同，由此，城子崖遗址便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块圣地。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 城子崖遗址是中国近代考古学产生后由中国学者发现、发掘的第一个史前时代遗址，发掘中首次运用了考古地层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城子崖》。城子崖的独立发掘对后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 城子崖遗址由于发现在龙山镇，故被命名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在以后的数十年里成为了山东地区史前研究的一个重点，而龙山文化这个名称，后来更是成为了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原始文化的代名词。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不仅发现了龙山文化，也揭示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篇章，即龙山时代。这一重大发现为探索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提供了线索，也指出了方向，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偏见。 吴金鼎发现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后不久，考古学家又在山东东部沿海地区发现了多处龙山文化遗址，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日照两城镇，被称为“一级龙山文化遗址”和“中心聚落即都城”。日照两城遗址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家王献唐于1934年发现的，1936由梁思永等主持发掘，共发掘了五十多座墓葬，随葬品特别丰富。后来经中美联合调查组仔细考察证实，日照两城遗址中心区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全部面积约在200万平方米之内，其文化内涵相当丰富，对于了解龙山文化的总体概貌，确立其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均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参考价值。 解放以后，山东地区的考古工作一直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对于龙山文化的研究也在逐步积累的基础上不断的深入。自1984年以来，寿光边线王，章丘城子崖，临淄田旺，邹平丁公，阳谷景阳岗、王庄、皇姑冢，茌平教场铺、大尉、尚庄，东阿王集及日照丹士村都发现了龙山文化古城。目前，龙山文化遗址的总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多座，其中经过正式发掘的就有60多处，龙山城的陆续发现，以及文字和铜器的出土，更是将龙山文化的研究推向了**。 龙山城址的大小从数万平方米到35平方米不等，一般周围都有城墙、城濠围绕，有些城内还发现有夯土台基。邹平西公古城内还出土了具有辞章性的陶文。在这些龙山城内也发现了大批的墓葬，从墓葬出土的陪葬品来看，这时绝大多数居民已沦为穷人。潍坊呈子发掘的87座龙山文化墓葬中，没有和很少随葬品的墓多达71座，占总数的74%，其中身无一物的竟有54座。而富人墓中不仅有众多精美的陶器，还有代表财产的猪下颌骨和玉、骨装饰品。这时的龙山时代已经出现了国家，社会步入了文明时代。 虽然龙山文化遗址已经发现1000多座，但各地龙山文化的面貌、来源并不相同，一般区分为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山西陶寺类型等几大类。其中山东龙山文化作为龙山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区，以造型精美、漆黑透亮的黑陶和蛋壳陶著称，成为龙山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一支。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和龙山文化的确认，使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有力的证明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辉煌。 龙山人生活复原图 龙山人分布在今山东全境、河南大部、陕西南部与山西西南一带。龙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的继续，龙山人相较仰韶人来说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龙山人已经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定居时期，稳定的定居生活构成了龙山人农业生产大力发展的前提。龙山人农业的发达主要表现在农具种类和比例的变化上。生产工具中，石、骨、蚌类的农具特别多，而且种类也十分丰富多样，特别是石镰和石刀的出现，形态大小都和现在当地人使用的铁制工具十分相似，正是这样先进的生产工具使龙山人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化。酿酒也是龙山人掌握的一项新技术，并且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储酒饮酒器具，丰富了龙山人的精神生活。 龙山人的家畜饲养业十分发达，同时渔猎活动也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一定比重。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动物和鱼类骨骼以及渔猎工具，尤其是位于鲁东南沿海地区的龙山遗址，渔猎类遗存特别丰富，说明龙山人会依据环境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生存方式。 农业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也促进了社会的分化和劳动力的剩余，龙山人的手工业生产十分发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陶器制造业的高超成就。 龙山文化的制陶工艺已经发展得十分合理，能够根据不同的功能来配制不同的陶土原料，并使用拼接技术使陶器可以十分巨大而又坚固。原始的陶器成形技术为手制，用泥条盘筑法，其器胎较厚重，表面亦少光亮。后来龙山人发明旋转的陶轮，由慢轮修整过渡到快轮成形。陶轮普遍采用后，便出现薄陶器，多灰黑陶，流行于中原和南方，彩陶便衰落下去。龙山人也对陶窑进行改进，并掌握了封窑技术，使工艺有了极大的提高。 龙山人制作黑陶的技术堪称一绝，是继半坡彩陶后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陶业出现的一个高峰。其造型较仰韶彩陶亦有所不同，更多从生活实用出发，设计新颖巧妙，讲求实效，且更具美感。黑陶的制作是龙山人的伟大发明，就是在器物烧成的最后一个阶段，从窑顶徐徐加水，使木炭熄灭，产生浓烟，有意让烟熏黑，从而形成黑色陶器。 与仰韶文化的住房相比较，龙山人房屋面积有所缩小。但这时的某些聚落已扩大为城市。建筑除半地穴外，还出现了地面房屋。龙山人已经有了室内装修的意识，建筑的室内地面与墙面都被涂以白粉，以使室内整洁明亮。在龙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夯土城堡，例如河南安阳的后岗古城，残长七十余米；河南淮阳平粮台的正方形城址，面积有五万多平方米；河南登封王城岗，面积共一万平方米；山东章丘城子崖，面积达二十万平方米，是现今所见龙山文化最大的城址。 中国在5400多年前已有骨卜的习惯，但在龙山人生活的年代，骨卜才真正普遍起来。用骨占卜不是容易的事，非一般人所能施行，因此龙山人对巫的权威十分推崇。龙山人已经有了大型的祭祀活动，在龙山文化陶寺遗址中，蒙了鳄鱼皮的鼍鼓和大型石磬等乐器一起出土，这些都是祭祀活动中的重器，一直到商代西北岗的王陵中，都还有这种成组的鼍鼓特磬出土。从社会形态看，龙山人所在的社会已经进入父权制社会，私有财产已经出现，开始跨入阶级社会门槛。 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龙山文化起初叫“黑陶文化”，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在城子崖发现了大量的黑陶和蛋壳黑陶，所以考古学家们给了它起了个名字“黑陶文化”。龙山文化是后来的命名，由此可见黑陶之于龙山的重要性。 山东龙山文化黑陶，器形品种较之彩陶更加丰富，亦渐规整。主要有罐、盆、鬲、豆、杯、鼎等。黑陶的装饰极简朴，除早期采用泥条盘筑法而留有编织纹、篮纹、绳纹及某些以镂空的手法雕镂出的花纹外，一般不重装饰，而是以器体造型的丰富多变和设计新颖巧妙取胜。山东龙山文化黑陶在轮制过程中，在器体上留下了许多意外的凹凸线条，也具有一种韵律美。 在城子崖出土的众多文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举世闻名的蛋壳黑陶杯。这件比较完整的黑陶杯高20厘米，最薄处仅0.2毫米，整个黑陶杯重量不足50克。考古专家们形容它为：“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壳，掂之飘忽若无，敲之铮铮有声。”就是这件蛋壳黑陶杯被世界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 在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炊具中，独具特色的要属鬲了。鬲是在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空心三足，其中足底的中间是空的，这样能够在煮水和食物时缩短炊煮时间。而鬲的造型也十分优美，3只丰满的袋足显得尤为稳定和匀称，稳重中含有一种灵活轻快的韵味。 的造型可能受鸟类的启示，很像一只伸着长喙的鸟，也有3只丰满的袋足稳定而立，然在形体结构上与鬲有所不同，它一侧鸟喙式长流向上、向外伸展，显得非常活泼、灵巧，形成新的平衡，使它既便于握持和提取，又便于倾倒，成为黑陶工艺的杰出代表，体现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发达水平和制陶匠师高超的设计能力。其他像杯、豆、簋等器物的设计制作亦颇具匠心，器物各部件比彩陶要丰富多样。 在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些铜冶制品，在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曾出土了两件黄铜锥形器，杨家圈遗址也出土过1件铜条和一些铜渣，临沂大范庄遗址甚至还出土了铜制工具，这说明龙山时期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正处与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 龙山文化类型遗址还保留有很多古城址，近年来一些古城址和古城墙频频被发现。这些建筑普遍采用了挖槽筑墙技术，在我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84年在寿光县边线王村发现一古城址。城址分大小两处，大城面积约5.7万平方米，呈抹角方形，小城面积约1万平方米左右，两座城的格局已经十分成熟。小城在大城之内，居中偏南，四边城墙之中部各有一道门，门宽约10米。大城址距今约3800年左右，小城距今约3900年左右。 在山东城子崖博物馆有一段古城墙遗址，经考古专家们研究推断，复原后的这段城墙高约10米，城墙宽13-15米，南北长450米，东西宽390米，城址呈长方形，总面积17.55万平方米。这段古城墙是原始人用堆筑的方法筑起的。首先是清挖地基，然后聚土，再用木块、石块夯筑而成的。城子崖遗址所保存的这段城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城墙。 城子崖之谜 作为黄河流域新时期时代文明的代表，龙山文化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那发达的建筑文明，高超的手工业技术，同时留给我们的还有许多未解之谜。 被世界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的蛋壳黑陶杯说明龙山人制作陶器的技术已经相当纯熟。蛋壳黑陶杯“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壳，掂之飘忽若无，敲之铮铮有声”，面对着如此精致的文物，考古学家们心里的疑问也随之产生。 蛋壳黑陶杯是从龙山文化层里出土的，已经有着4000多年的历史，身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人到底是如何制作出这样的惊世之作呢？是用手工捏制出来的，还是轮转拉制而成？ 考古专家为了解开这个谜团，专门模拟了当时所处的环境，仿制了当时的一切工具，想尽了一切办法，终究没能烧出蛋壳黑陶。还有专家提出，别说模拟当时的环境进行烧制，就是利用现代的一切科学技术手段，也无法克隆出这样的蛋壳黑陶杯。 龙山文化留给考古学家的难题还不只这一个，更让考古界争论不休的是关于城子崖城墙夹缝中商代消失的问题。 山东城子崖博物馆有一段古城墙遗址，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城墙，这段土墙明显地分为三个层次，就在这三个层次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历史的断裂。 这段古城墙最下面的土墙颜色为深灰色，就是距今46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土墙。再往上，土墙的颜色变淡了，成了黄褐色，就是后来的岳石文化时期的古城墙，在这一段古城墙明显变得窄了，说明筑墙的方法也改变了，由简单的堆筑变成版筑。城墙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主要作用便是防御了。接下来是春秋时期的城墙遗址。 这段墙向我们展示了夏代之前、夏代以及东周时期的历史。但处在夏、周之间的商代却没有任何标志性的文物出现。商代在这里，仿佛奇迹般地消失了。 难道，在商代，地处城子崖的古城成了空城？至今考古学家也没有找到答案。 龙山文化遗址现状 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这其中又属山东地区的黑陶文化最为典型。 1961年，龙山遗址的首掘地城子崖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经有关部门批准，筹划建立城子崖遗址博物馆，博物馆位于章丘市龙山镇政府西1公里处，于1994年9月正式落成开放。 城子崖遗址博物馆设计独特，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著名古建筑专家扬洪勋为城子崖量身订做，仿照原始社会土城之建筑风格建造，是全国唯一的一座土堡式建筑博物馆。 博物馆共有三个展厅，展出了龙山镇及附近出土的数百件文物，其中包括西河遗址出土的文物、城子崖遗址出土的文物和东平陵遗址出土的文物。城子崖遗址博物馆是济南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1994年成为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龙山文化的考古发掘，至今仍保持着中国考古界的几项“吉尼斯”纪录：第一次把地层学的理论引进到田野考古发掘中来；第一次发现了龙山文化城址；第一次发现了龙山文化陶器上的象形文字；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城子崖》。 目前，已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已经多达上千处，已发掘60多处，对于强大的龙山文化来说，还有更多的遗址等待考古学家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场漫长的寻夏之旅——二里头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二里头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河南省偃师市西南约9公里二里头村西南 发现及发掘时间：发现于1959年，同年秋首掘。此后对该遗址的发掘陆续进行，多达数十次，目前仍在继续。 距今历史：距今3700年至4100年 考古地位：二里头遗址是一处曾经拥有辉煌历史的夏都邑废墟，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基址，为研究中国历史早期国家的出现及其特点，提供了最原始的研究资料。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青铜器时代的早期。为夏代中晚期文化，一直延续到商早期。 河南偃师境内有一个著名的洛阳盆地，盆地内是广袤的平原，自古被认为是“天下之中”，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帝王建都之所。二里头遗址就坐落于盆地内的古伊洛河北岸，几十年来，众多的中国乃至东亚“之最”在这里揭晓：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 考古发现过程 上个世纪中期，我国的考古学迅速发展，甲骨文和安阳殷墟的发现和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可是对商以前的夏朝，考古发掘却迟迟没有提供其存在的证据。有外国学者提出疑问——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夏朝？ 翻开我国古代史籍，上面有夏王朝的明确记载，更有至今脍炙人口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但夏朝究竟在哪里？难道仅仅是个传说？中国学者不甘心夏朝的历史就这样被否定，一场漫长的寻夏之旅就此展开。 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就有学者运用文献资料来考订夏代都邑，但却无法有效辨认出夏王朝的物质遗存特征。于是学者们开始尝试运用考古学方法探讨古史，即在文献大致限定的地域范围内去寻找夏文化。 到了五十年代，中国各主要地域考古学文化体系相继建立，有关研究不断深入。考古学家徐旭生全面整理了古代文献中有关夏代的记载，发现先秦文献中关于夏代并包含有地名的史料不到七十条。经过对这些材料的缜密的考证，他发现夏人的活动范围并不大，虽然史料涉及到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但与夏代重大史实有关的主要地点，都不出今天的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两处，应该缩小范围，集中精力在这两个圈里搜索。 但以当时考古界的人力来看，仍旧很难进行全方位的考察。1958年的一天，徐旭生再次打开文献，有关夏代的只言片语在他眼前跳动着，当他看到“伊洛竭而夏亡”这句话时，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意识到夏的都城就在古伊洛河畔的洛阳地区。就这样，查找范围缩小了，真正的寻找夏代古都的历程开始了。 1959年的4月14日，徐旭生及助手周振华从北京动身，经郑州达登封。根据历史记载，他们来到登封、禹县一带进行夏文化的调查。就凭着“伊洛竭而夏亡”这句话，他徒步在数千平方公里的伊洛平原苦苦寻觅。 数月间，徐旭生几乎踏遍了伊洛平原，却一直没有找到有价值的发现。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天途经偃师二里头，一位农民见他在地上看来看去，便问他是不是掉了什么东西。徐旭生乐呵呵地说掉了一座城。没想这位农民一听也乐了，赶忙将他领到村东水塘边。徐旭生一看，塘壁上布满陶器碎片，用手一摸，哗啦哗啦往下掉！这真是意外之喜。 二里头遗址四周环山，中间为一个狭长的盆地，遗址恰好坐落在伊、洛河之间的夹河滩上面。这里地势平坦，自然环境十分优越。兴奋之余，徐旭生马上展开发掘调查，结果竟然发现这片遗址上密布着宫墙、居住址、道路、铸铜遗址、陶窑墓葬等重要遗迹，甚至还有属于贵族才能使用的铜器、玉器、卜骨。这些遗存都在启示着他，二里头遗址决不是一般的村落遗存，而是一处曾经拥有过辉煌历史的都邑废墟。 1959年开始调查夏墟时，徐旭生已近70岁。他外出做调查时，随身总是背着一小卷行李，每到一地都借当地政府机关、学校的空房作为临时的住处。白天在外面做调查，经常误了吃饭时间，他就到附近小饭铺里买红薯馍充饥。一次在偃师境内调查二里头遗址时，忽然下起大雨来，暴雨如注，道路泥泞。大家都劝他到老乡家避避雨，可徐旭生却坚持顶着雨把调查做完。等他们走了四五公里泥泞的土路回到住所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 在徐旭生调查的基础上，1960年，中科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前往二里头复查，确认这里是一处大型遗址，面积约4平方公里，立刻决定对二里头开展正式发掘。发掘工作是在这年11月进行的，由中科院考古所委派考古学家殷玮璋为领队，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钻探发掘。 惊人的发现很快就来了，12月的一天，考古队在遗址中部发掘出了一座宫殿基址，这座宫殿基址总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他们在基址西北角沿着台基的边沿开了一条探沟，很快，在耕土层下发现了扰动过的夯土块，再向下挖，他们找到了夯土基址和相关的地层。夯土基址上面圆形的小夯窝清晰可辨，从地层中出土的陶片表明，夯土台基的年代比郑州商代城址的年代还要早。 1960年，正值国家经济形势严峻的时刻，发掘者们只能靠薯叶和青菜来充饥。12月的河南已经十分寒冷，时常会有下雪的天气，考古队员们就在冰天雪地里进行发掘，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大家心里始终是热乎乎的，因为他们找到了这个年代最早的、规模巨大的宫殿遗址，这一发现，像一支兴奋剂，让大家不知疲惫地埋头苦干着。 二里头遗址就像一个发掘不尽的宝藏，从1960至1964年间，考古队在二里头遗址共进行了8次发掘，仅出土的陶器就包括了早、中、晚三期不同的类型特点。当时，一部分考古学家把二里头文化划分为介于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冈商文化之间的一种新型文化。 1964年秋至1972年春，因政治运动，二里头发掘工作暂停，直到1972年秋季才得以恢复。 政治运动的几年中，参加发掘的考古学家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二里头，工作恢复后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发掘中来。1974-1977年，二里头考古队相继发现了两处大型宫殿遗址，为我国古代建筑及绘画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到了八十年代，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1980年，在二里头发现了大型的铸铜遗址，出土的既有铸铜遗迹，又有铸铜遗物，如陶范、坩锅、炉壁、炉渣及小件铜器等等。这对于研究夏商青铜文明的源流和发展十分有意义。同时发掘出制骨业的遗迹、遗物，清理了大批的墓葬，墓葬的随葬品非常丰富，大量的铜器、玉器、漆器、象牙器等珍贵文物出土。 八十年代以后，考古学家陆续在二里头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群、宫墙、居住址等遗迹，以及贵族使用的铜器、玉器、漆器、陶瓷器等，这些遗存启示人们，二里头遗址不是一般的村落遗存，而是一处曾经拥有辉煌历史的都邑废墟。 通过对出土文物的年代测定，专家推断，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880年-公元前1540年，它在同类的文化遗址中最有代表性，所以这类文化遗址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发掘者和研究者们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属于夏代中晚期都城，而二里头文化的末段，则进入商早期范围。 目前对的发掘工作还在进行，由于二里头遗址总面积近400万平方米，所以目前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还不到整个遗址面积的百分之五，核心区的宫殿群也才刚刚露出“冰山一角”。殷墟的发现曾震惊了世界，有理由相信，二里头将像二十世纪的殷墟一样，引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历史发展到二里头时期，无论是农业、手工业、建筑业都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陶器、青铜器以及宫殿基址，但对于二里头文明来说，最璀璨的部分莫过于它发达的青铜冶铸业了。目前在二里头遗址已发现有万余平方米的铸铜遗址，从出土的一些铜渣、坩锅残片、陶范残片等可以看出，二里头的冶铸已分化为专门的手工业部门。冶金专家曾用电子探针检测过一件铜爵，得知含铜92％，锡7％，是地地道道的青铜。 出土的青铜器种类比较丰富，有鼎、铃、牌等，这些青铜器造型简单，质朴无纹，器壁较薄，显示出早期阶段的特点。另外遗址中还出土了空心青铜器物，说明这一时期已经掌握了内外合范技术。 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以爵为代表，虽然二里头出土的爵还不足十件，但在铸造史上却极为重要。爵的特点是流和尾细长，器壁也比较薄，高度都在20厘米以下。爵的体型分长体束腰式，长体分段式和短体束模式等几种，二里头的青铜爵是纯粹的实用器。二里头青铜器一般无纹饰，但有些爵的杯体正面有一排或二排圆钉形状的纹饰，虽然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上未见动物形纹饰，但二里头出土的青铜戈的内部，已有变形的动物纹饰，因而不能排除青铜礼器上出现动物纹的可能。 青铜不仅用来制作高贵的礼器，还用来制作武器，其杀伤力远远高于以往的石制武器。除铜戈、矛等外，还发现多种铜镞，即铜箭头，这被认为是一种消耗性武器。从铸造简单的兵器、工具到铸造容器，在技术上是一个飞跃。一方面表明人们对战争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青铜铸造业的一定规模。 二里头的玉器制作精美，甚至有琮、圭、璋等玉礼器，出土的玉器上大多带有纹饰，其中以夔龙纹、饕餮兽面纹最为奇特，开启了中国美术史的先河。 2004年，在二里头还出土了一条绿松石龙，这件龙形器放置于墓主人的身上，与骨架相比略有倾斜。这件龙形器是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全器整体保存较好，图案清晰可辨，仅局部石片有所松动甚至散乱。 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色彩绚丽。龙身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龙头置于由绿松石片黏嵌而成的托座上。托座表面由绿松石拼合出有层次的图案，多处有由龙头伸出的弧线，另外还拼嵌出圆孔的弧形纹样。 这一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堪称国宝。 二里头出土的陶器以灰色为主，多拍印绳纹装饰，流行鸡冠耳饰和花边口沿，模仿绳索的箍状泥条堆纹比较发达。炊具以底部涂泥的夹砂圜底罐和鼎为主。出土的供贵族使用的白陶和施釉陶器，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二里头文化艺术品多见陶塑，有蛤蟆、羊、龟、龙、鱼等造型，陶刻有人像、蛇纹、鱼纹等图案，其中有一片陶器残片上刻有两条龙的形象，巨眼、利爪，身上饰有鳞片。在二里头出土的陶器上，偶而遗留有刻划符号，目前发现的刻划符号达几十种，其中有的造型十分接近商代的甲骨文，专家认为此无疑是中国早期的文字。 二里头遗址出土相当数量的海贝、蚌贝、骨贝、石贝、铜贝，除用作装饰外，有的可能充当货币的职能。 在二里头发现的大型宫殿建筑遗址是目前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整体略呈方形，长宽各约一百米，表面有许多排列有序的柱子洞。据专家研究，这些柱子洞是夯土台基、廊庑的建筑群遗迹。从已发掘的部分来看，二里头时期的宫殿建筑已经初具规模。二里头遗址还出现了由大道和小路构成的道路网，辐射面积可达12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洛阳皂角树遗址发掘出土的1块陶盆残片上发现表现车辕、轴和车轮形象的刻划符号，初步释为“车”字。 二里头的建筑 二里头建筑在我国古代的建筑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目前二里头遗址的规模与布局已经大体被掌握。 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平方公里，沿古伊洛河北岸呈西北-东南向分布，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遗址的中心区位于遗址东南部的高地，这里分布着宫殿基址群、铸铜作坊遗址和中型墓葬等重要遗存。遗址的西部地势略低，为一般性居住活动区。 夏代的宫殿建筑都有大型的夯土台基，整个建筑一般包括殿堂、庭院、围墙与廊庑等几大部分。坐北朝南的殿堂为整个建筑的中心，位置在建筑群的北部，它与南大门之间构成了广阔的庭院，形成了我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基本式样。这样的建筑格局非常适合集会、祭祀、行礼与发布政令等大规模的集体活动。 二里头文化的宫殿遗址共有二处，从中可以看见夏代宫殿建筑的规模和体系。 一号宫殿遗址是1974年发现的，为一座大型的夯土台基。整体略呈正方形，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这座台基基本上是坐北朝南，高出当时的地面约0.8米，四周边缘为缓坡，夯土台基上建有成体系的建筑群，包括堂、庑、门、庭等建筑单体。 建筑群的主体是一座殿堂，从整体上看，这座殿堂位于台基的中央偏北。殿堂的基座要略高出周围的台基面，并且在底部铺垫有三层鹅卵石，显然是用以加固基址的。根据残留的檐柱洞和柱础石判断，这座殿堂是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双开间的建筑，并且是四坡出檐式的屋顶，当时还没有瓦，因此屋顶应是用茅草加以覆盖。 大门在殿堂的正南，是一座面阔八间的牌坊式建筑。从殿堂到南大门是平整宽阔的空地，应是一片庭院，殿堂与庭院被一组完整的廊庑建筑所包围。其中西面廊庑是外面起墙，里面立柱，为一面坡的形式；南北两面的廊庑是中间起墙，两面立柱，是两面坡的形式。 二号宫殿发现于1977年，主要也是由中心殿堂、庭院、大门以及廊庑组成，在殿堂与北墙之间还建有一座大墓。二号宫殿的基址小于一号宫殿的基址，其东西约为58米，南北约为72米。二号宫殿的建筑格局与样式，根据现存的墙基、檐柱洞和柱础石来看，与一号宫殿基本相同。 两座宫殿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考古发掘证明，一号宫殿东北部的廊庑建筑中还开有后门，而二号宫殿基址刚好坐落在一号宫殿基址的东北方150米左右，显然，它们应该共同构成为一组宫殿建筑群。如此庞大的宫殿群的存在，表明二里头文化遗址应是夏王朝某一时期的王都所在。 二里头的民居建筑样式则比较简单，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平地起建式。这种建筑都有夯土台基，房屋为土木结构，比较宽敞，个别达到80多平方米，是一种从地面上建立起来的比较宽敞的房子。有的房子内部还设有瓢形烧灶，建筑结构也是以木架为骨，草泥为皮。 民居的另外一种样式是半地穴式，这种建筑以较为垂直的坑壁作为墙壁，南边进门处挖有台阶和走廊，靠近北壁有椭圆形的火坑。一般面积不超过10平方米，比较简陋。和半地穴式比起来更为简陋的就是窑洞式建筑了，这种房屋是选择断崖或沟崖经过修整后掏挖而成，面积一般在4平方米左右。 从民居不同的建筑样式和规模来看，当时的社会贫富分化已经十分严重，经济条件和政治地位对平民的影响已经非常深远。 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及其与夏的关系 目前，二里头文化在河南全省、山西省西南部、陕西省东部和河北省南部均有发现。现根据资料可以分为豫西地区的二里头类型、晋西南地区的东下冯类型、冀南豫北地区的豫东类型、豫南地区的下王岗类型，在这其中豫西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址数量最多，于是，二里头遗址就被当作这一时期的典型遗址，并作为这类文化的代表被考古界确定下来。 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文化体系确定以后，学术界就开始对展开讨论。争论的内容是二里头究竟是夏代的一处都邑，还是汤灭夏后建立的都城西亳，有一部分学者持第二种观点，认为二里头实际上是汤都西亳。学术界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了长期激烈的争论，两派学者各有自己的理由，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竟成了一桩考古界的著名悬案。 直到1983年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发现，才为解决二里头遗址的文化性质提供了一把开门钥匙。 尸乡沟商城遗址因与《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尸乡条班固自注：“尸乡，成汤所都”相和，所以“偃师商城为汤都西亳”替代了“二里头遗址为汤都西亳”的观点，并最终被确证为汤都西亳。西亳的始建被认为是夏商王朝更替的界标，因此二里头遗址应为夏王朝的一处都邑。 1999年11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河南郑州、偃师组织召开“夏、商前期考古年代学研讨会”，与会多数学者在参观比较相邻不远的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出土遗物之后，基本认同“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学术观点。于是中国古代文明也就可以上溯到夏代了。 作为都邑的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以及二里头文化被推定为夏文化，使得我国史学界原本就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始于夏代的学者，找到了考古学上的依据，这也成为目前我国学术界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即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在考古学上为二里头文化时期，在历史朝代上为夏代。 由于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所以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遗存就被作为夏文化的特征来描述。二里头文化的发现验证了中国史书上最早的“三代”之说，中国的西周、东周，夏和商的记载基本都是信史，为下个世纪的学者们修建了一条伸向远古的、长达千余年的陆桥。新时代的考古学家将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探索夏及更古时期文明起源的秘密。 二里头文化遗址现状 由于二里头文化遗址总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包括二里头及其附近7个村子的所有耕地，所以无法实施封闭保护。目前，遗址内的耕地半年交给农民耕种，并规定犁田不准深过30厘米，以免损害土层下的遗址；另外半年由考古队进行发掘研究。 虽然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但发掘面积还不到整个遗址的百分之五，核心区的宫殿群也才刚刚露出“冰山一角”，发掘研究工作仍十分艰巨。 1981年，二里头文化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保护二里头文化遗址，发扬二里头文化，洛阳市已经拟建“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具体工作正在进行中。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千年宫殿群的复出——郑州商城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郑州商城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郑州市老城区周围 发现及发掘时间：1950年发现，1951年开始发掘，目前发掘工作仍在继续。 距今历史：3620年左右 考古地位：该遗址为盘庚迁殷之前的商代都邑，填补了商代前期文化的空白，为早商文化和夏文化的研究开阔了视野，也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处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文化期，其青铜器文化十分发达。 郑州商城遗址位于郑州老城区周围，即今管城回族区的大部、伊多水区的南部，是一座商代前期的城市遗址，距今已有三千五百余年的历史。还是在50多年前，一位小学教师与商代古城不期而遇，从此遥远的古都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考古发现过程 商城的发现是从一个小学教师开始的。郑州市南学街小学教师韩维周，因为喜爱古迹，就经常到郑州城外施工现场去搞调查。1950年的秋天，韩维周再次来到郑州城南二里岗一带察看，结果发现了一些绳纹陶片和磨光石器。酷爱考古学的韩维周意识到这些前所未见的东西非同寻常，立刻拿到文物部门进行鉴定，结果，这些绳纹陶片和磨光石器被确定为商代遗物。这些不起眼的陶片和石器，无意中撩开了一座商朝王都的神秘面纱，立刻引起了考古专家的注意。 1951年春天，中科院考古所河南调查发掘团，来到郑州对该遗址进行调查，他们根据采集到的标本，进一步推断这里为重要的商代遗址，时代要比安阳殷墟更早。这一重大发现，立刻引起国内考古界的重视和一片哗然。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还没有正式的考古机构。1952年夏天，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考古人员训练班，经过3个多月的培训后，全体师生分批到郑州、洛阳两地进行实习。郑州实习分队，以二里岗遗址为重点进行了试探性的发掘。自此以后，郑州商代遗址考古发掘缓缓拉开了序幕。 为配合郑州二里岗的兴建工程，1953年秋，郑州市文管会再次对商城遗址进行发掘，钻探出古代墓葬445座，后经发掘得知其中绝大部分为战国墓。考古学家安金槐将这批墓葬遗址资料进行了整理，并编写出《郑州二里岗》一书。 1954年春，郑州市城市基本建设工程全面开展，考古学家安金槐带领郑州市文管会的工作人员在二里岗一带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这次他们发现遗址地下存在着密集的商代墓葬群，共清理出的商代墓上百座，但绝大多数是小型土坑墓，极个别为中型墓。在这些规模较大些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品，包括铜器、玉器、陶器、原始瓷器、石器和象牙器等。 随着郑州市城市建设工程的大规模展开，1955年秋，郑州市开始在商代遗址东北部较高地带挖掘一条东西向的壕沟，铺设地下污水管道。在此以前，群众在该土岗周围取土时，曾暴露过一些商代的墓葬。河南省文物部门听说此事后，立刻赶到施工现场，经过与城建部门交涉，决定暂时停工，等待考古部门钻探后再行施工。 考古学家安金槐率领考古队，在这里进行了紧张的考古发掘。几天下来，虽然没有太大的收获，但时常能够发现商代二里岗时期的文化遗迹，令考古队感到十分振奋。一天，安金槐蹲在一座商代墓中小心翼翼地刮探着，他清理完墓底，拿起铁锹向下试探，但是土质很硬，像是经过夯打一样，这一现象立刻引起了他的警觉。 中国古代的建筑方式多采用夯筑，亦称“版筑”，所以当安金槐看到夯土层的时候，马上意识到，这里不是夯土墙或夯土台基，就是墓葬。随着考古队员的进一步清理，夯土层的分布状况也逐渐清晰，但让安金槐不解的是，他们始终都没有挖到夯土的边缘。 为了探明情况，安金槐又在东、西、南、北四面开出探沟，并在南、北探沟中找到了夯土层的尽头，宽20多米，但东、西两面的夯土仍然不见边缘。大家在一起反复推论和探讨，最后认定夯土层可能是商代二里岗期一座大墓中的填土。 为了弄清楚大墓的轮廓，考古队沿着夯土层继续发掘，可夯土层似乎没有尽头一样，继续向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不断地延伸，一直挖了五六十米，但是还没有找到它的尽头。当时已发掘的长度已经远远超过武官村大墓的长度，疑问不断的涌上考古队员的心头，这些不断延伸的夯土层似乎带着巨大的秘密，在地下向着未知的远方延伸。 考古学家安金槐着急了，这夯土层的秘密整日在他脑里盘旋，为了揭开谜底，1956年年初，安金槐组织发掘力量，以白家庄附近的商代夯土为，沿着夯土层的走向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考古钻探。 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勘探，夯土层的走向渐渐清晰，它的一端由白家庄沿城东路西侧向南延伸，与郑州老城东城墙的夯土连在一起；另一端从白家庄西侧向西延伸，又沿杜岭街东侧折而向南，与郑州老城西城墙内的夯土相接。这四面相连接的夯土，组成了一座规模巨大的近似长方形的城垣。发掘者们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座古城。从1952年至1955年在这里发掘的青铜器作坊、制骨作坊、制陶作坊和四处墓群等重要遗迹，正是分布在这座古城外附近一带。于是，沉睡了3000多年的商代城垣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 郑州商城的发掘工作正待进一步展开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郑州商城的发掘也被迫告一段落。直到1971年，考古学家安金槐才有机会回到郑州，他再度组织文物工作队的全部人力，准备展开一次大规模的郑州商城考古发掘。 1973年，为了寻找郑州商代宫殿遗迹，考古队在郑州商城内展开了全面的考古钻探与试掘。他们在城东北部发现了许多大小不等的商代夯土建筑基址。其中有多处规模宏大，不同于一般的建筑房基，被确定为宫殿基址所在地。 到1979年，考古队在郑州商城内相继发现宫殿基址20多处，宫殿区的范围不断扩大，约占城内总面积的一半。通过发掘探明，城址东北部的宫殿区建筑物分布密集，已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宫殿建筑群。其中较有特色的一处宫殿遗址，东西长65米，南北宽13.6米。根据柱槽可复原成一座带有回廊的“四阿重屋”式建筑，这种建筑风格和《考古工记》载的“内有九室，九宾居之；外有九室，九师朝焉”的建筑相似。 在宫殿建筑区内还出土了不少制作精美的工艺珍品，这些都是在郑州商城之外的发掘中少见的。因此可以断定郑州商城东北部，就是商代二里岗时期王室贵族的宫殿区。 到了20世纪**十年代，郑州商城外城郭的发现，把郑州商城考古推向了历史的高峰。1986年6月，郑州市城建部门拟建设一座大型商场，按照惯例，建设前首先由文物考古部门进行文物勘探，结果发现了一段南北走向的夯土墙。这消息立刻引起郑州商城工作站的重视，随即组织人力对夯土墙进行了解剖性发掘，并验证了外城墙的存在。在商城外围，考古队还发现了多处商代青铜冶炼、骨器制作、陶器制作的作坊遗址，并有大量的墓葬区；城池内外，还发现了青铜窖藏和祭祀场地。截至目前，商代遗址出土的文物数以万计，其中有很多都是稀世珍宝。 郑州商城复原图 郑州商城的发掘，是一次宏伟的，旷日持久的考古活动，它的发掘与认识过程很可能比它最初兴建时还要复杂。郑州商城的探索，曾经历了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古老商城的轮廓一步步清晰，一个完整的商都遗址徐徐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郑州商城的平面呈南北长方形，东城墙长约1700米，西城墙长约1870米。南城墙长约1700米，北城墙长约1690米，总计周长近7公里。地面城墙保存最高处有5米左右，最低处为1-2米，底部宽为20米。考古学家根据发掘资料研究，确认城墙高度复原约10米，顶部宽度约5米。 《诗经·商颂》曾记载了当年商城城墙的壮丽雄伟：“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根据估算，郑州商城共用夯土量达174万立方米左右，即使每天有上万名奴隶筑城，也需要三四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巨大的工程。 考古学家还在四周城墙上发现11个缺口。这些缺口，推测可能与商代城门有关。城墙是用版筑法分段分层夯筑的。在每层夯土面上，布满了密集的圆形尖底或圆形圜底的夯窝，这是用成捆圆木棍作为夯具夯打的结果。目前郑州商城的西墙和北墙西破坏较严重，大部分被埋在地面以下。东墙和南墙的大部分还保留在地面之上。 商城宫殿区基址发现于城址内东北部，总面积达375000平方米。在这一范围内，先后发现20多处成组的或大型的商代夯土建筑基址。其中的10号房基，现存南北长34米，东西宽10.6米，由十多层夯筑硬土堆垫而成，在房基地坪上清理出7排用料礓石块砸成的圆形柱础或底部为坚硬平面的柱子洞。房基内还出土有铜簪、玉簪等，这些遗物在郑州商城之外的发掘中基本不见，说明这里居住的是大奴隶主贵族，是商代二里岗期奴隶主贵族们居住的宫殿建筑基址群。考古学家根据发掘资料分析，这座大型宫殿应当有重檐，四周有宽大的回廊，也可能是“堂”一类的建筑。此外，在城内还发现一些形制较小的房屋基址，以及相当数量的商代遗存，这可能是一些平民居住区。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还证明，在郑州商城的中部偏东、偏南、偏西处，也有较大的夯土建筑基址。 除宫殿基址外，最能反映当时文化面貌的，便是在城址周围发现的铸铜、制陶遗址、制骨作坊遗址和窖藏坑了。 铸铜作坊遗址发现两处，一处在城址南墙外，发掘面积达1050平方米；另一处在城址北墙处，发掘面积275平方米。这两处作坊遗址内，均发现有冶铸工作面，地面上粘附一层含有铜渣的硬土。遗址内出土有残坩埚、炼渣、红烧土块、木炭和数以千计的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当时的生产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从陶范的器形看，制作的主要是生产工具，包括镬、铲、锛、刀、凿、锥等，约占一半以上。商代用陶范铸造青铜器，已能铸造高达一米的方鼎，也能铸出精细繁复的花纹。当时已能用分铸法铸造各种礼器，其工艺技术已远远走在世界前列，灿烂辉煌的商代早期青铜文明正是由此孕育而生的。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三处青铜器窖藏，出土了大方鼎、大圆鼎等商代王室的重器，铸艺精湛，纹饰繁褥，代表了商代二里岗期铜器的铸造水平。 制陶作坊遗址在城址西墙外，发掘面积达1400平方米，清理出14座排列有序的陶窑和小型房基。陶窑多为圆形，个别为椭圆形，陶窑分上下两部分，上面是窑室，下面是火膛和火门，中间以带圆孔的炉箪相隔，箪下有长方形土柱支撑，箪上放置陶坯，箪下可以烧火。陶窑和房基的附近，出土了数十件陶拍子和陶印模等制陶工具，还出土了大量的残陶器以及未经烧制的陶坯。这些陶器有模制、轮制和轮模合制等，表明轮制技术己被广泛地采用。 制骨作坊遗址位于城址北墙外，遗物极为丰富。在一个长方竖井形窖穴中，出土上千件成品和带有印痕的骨料以及十余块磨制骨器用的砺石等。骨器的成品和半成品大多是骨簪和骨镞，也有少数骨锥和骨针。由此可见这是一个以生产骨簪和骨镞为主的作坊。骨料经鉴定，除牛骨、猪骨和鹿角外，半数以上是人骨。另外，在城址中部东侧一条壕沟发现有商代遗弃的近百个带有锯痕的人头骨与牛骨、猪骨堆在一起。在安阳殷墟曾发现过人头骨刻辞，《战国策》中曾有赵襄子用智伯的人头作为饮器的记载。因此，壕沟内的人头骨应是用来制作器具的。 从郑州商城已发掘的百余座墓葬来看，似乎没有集中的墓地，而是零星分布在商城城垣以外。依据墓的形制、规模、随葬品多少，大致可分为奴隶主贵族墓、平民墓和奴隶墓葬。奴隶主在墓中有珍贵的用品随葬，并且还殉有奴隶；自由民墓室狭小，随葬品只有少数几件，而且多为生产工具；奴隶们则有的与猪狗同穴，有的被砍头致死，身首异处，甚至粉身碎骨，惨不忍睹。这些充满血腥的考古资料，为我们勾画出一幅极为残忍的奴隶社会面貌。 郑州商城文化遗址出土 文物 迄今为止已经在郑州商城的城址内外共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文物，其中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数量多，而且有很多珍品。 在商城西墙外杜岭土岗出土的两件铜方鼎，通高分别为1米和0.87米，两鼎东西并列，端正地放在一起。鼎的腹部分别饰以饕餮纹和乳丁纹，鼎足为圆柱形，饰饕餮纹和凸弦纹。两鼎造型雄奇，制作精美，纹饰古朴，是我国青铜器中有代表性的杰作。从铜方鼎的形制和纹饰看，表明当时已掌握了冶炼铜矿、精工制范和浇注等铸造技术，所以才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青铜器。在年代上，“杜岭方鼎”比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要早，距今3400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 另在城址东南外侧也出土了两件大型铜方鼎和一件大型圆鼎。三处青铜窖藏坑的发现，出土的铜器之多，规模之大，器物之华美，令人叹为观止。这些青铜重器，造型雄厚，纹饰华美，气势磅礴，再现了辉煌的商代青铜文明。 二里岗时期的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岗上层尊、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玉器有青、白、淡黄和墨绿等色，光泽晶莹，反映了制玉工艺有较高的水平。其中出土的玉璋，为淡青色，后部微残缺，前部为斜刃，后部两侧有牙状突起，安柄处钻一圆孔。据《周礼·考工记》记载，最大的玉璋只有九寸，折合现在的尺寸不足30厘米，这件玉璋长66厘米，实为罕见。玉璋除用作六器之一外，还是天子巡狩的时候祭祀山川的器物，所祭的如果是山，礼毕就将玉璋埋在地下，如果是川，礼毕就将璋投到河里。《周礼·典端》载：“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 在城址内东北角的一个祭祀坑内，出土有一团极薄的金箔片，展开后却是一件罕见的夔龙纹金叶，很可能是镶嵌在某种漆器上的装饰。这件纯金饰物，做工精制，造型奇特，说明商代的工匠不但熟练掌握了高超的铸铜技术，而且还掌握了黄金冶炼技术，并且已经能够制作精美的艺术品。 郑州商城还出土了我国最早的瓷器原始青瓷尊，这件青瓷尊出土于城西墙外一座商代墓内，高27厘米，轮制，纹饰为席纹和篮纹，胎骨灰白，器表和器内通施光亮晶莹的黄绿色釉，火候高，质地坚硬，叩之清脆悦耳。这件瓷器是我国最早的瓷器，它把我国生产瓷器的历史向前推到距今3500年前。因此，它被誉为瓷的鼻祖。 郑州商城文化遗址现状 郑州商城是迄今发现的我国商代最早、最大的一座王都，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建有城垣的王都。郑州商城自3600年前建城以来直至清末，除个别朝代外基本都以现存城墙遗址为基础不断的修复而加以使用，直至今日，它还位于郑州的城市中心区，是一座持续使用三千多年的东方古城。虽然经历了数千年风雨的侵蚀，周长近7公里的古城墙大部分还保留在地面上。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郑州商城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近年来，郑州市累计投入资金近4000万元，对商城东城墙部分地段进行了成功的保护和环境改造。目前已拆除了商城遗址重点保护区内1.5万多平方米的违章建筑；清除了2万立方米的各类垃圾；改造了600米长的东城墙外污水沟；兴建了2.26万平方米的商都文化广场和4个绿化游园；并对部分城墙实施立体绿化，使1700多米的城墙得到了较好的保护。 但商城遗址保护重视程度仍然差强人意，人为地对城墙遗址进行的建设性破坏仍然时有发生。客观上城市中心区的建设与商城遗址完全重叠，也使古城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2000年，郑州市政府颁布了《商城遗址保护管理办法》。 2004年，郑州市投资5亿元启动商城博物苑建设工程，并对郑州商城遗址进行分片保护整治，以探索城市型历史遗址展示与整体开发的新模式。 目前，对商城遗址的保护正逐步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之中。 郑州商代城址是哪个王的都城？ 郑州商城的规模之大，内涵之丰富使人们确信它是一处以商代二里岗文化为主的商代城市遗址。然而，它是哪个王的都城？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依据文献中“帝仲丁迁于瞰”的记载，认为郑州商城可能是仲丁所迁的瞰都；有人认为郑州商城应为商代的第一个王商汤所建的亳都；1959年，郭沫若先生看完郑州商城考古工地后，随即题诗：“郑州又是一殷墟，疑本仲丁之所都……”郭沫若认为郑州商城可能是仲丁所迁的（阝＋敖）都。几种观点相持不下，目前仍没有统一的结论。不过，郑州商城早于安阳殷墟，是商代的王都，这一点则是学术界所一致公认的。目前，郑州商城遗址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进行，我们相信，随着郑州商城考古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必然还会有许多新的考古发现，向我们展示出这座古老城市更多的奥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片甲古惊醒的神秘都城——殷墟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殷墟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小屯村 发现及发掘时间：1908年发现，正式发掘于1928年，此后的发掘工作陆续展开，持续至今。 距今历史：3000多年前 考古地位：殷墟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经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素有“中华第一都”之称。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处于青铜器时代，已经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是商代后期文化的写照。 河南安阳，一个神秘的地方，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频频吸引着世人的目光。正所谓“一片甲骨惊世界”，这片土地连同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一起闻名世界。这个商代后期的都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定的都城，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城之一。这就是古老而神秘的都城——殷都！ 考古发现过程 100多年前，河南安阳的小屯村有个名叫李成的剃头匠，有一年夏天身上生了疥疮，疼痒难耐，只好向村里人求助。村民告诉他，自家田地的“白骨片”什么病都治，李成就回家试了试，疼痒竟神奇地止住了，如此几番，疥疮竟不治而愈。李成是个有经济头脑的人，立刻抓住了这个生财之道，开始在田地里收集白骨片，送到城里的药店去卖。 李成收购贩卖“龙骨”的生意越做越大，药店老板为了赚钱，又陆续把“龙骨”转卖给各地的药店。就这样，大批“龙骨”进入了京城的各大药店。 最早发现甲骨文的学者是金石学家王懿荣。1899年秋，正是国家内忧外患之际，王懿荣受命回乡督办团练，但因诸多困难，无功而返，眼看着国家处于败亡边缘，王懿荣病倒了。 王懿荣服药时，在一味名叫“龙骨”的药材上发现了刻痕，引起了他的注意。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年代久远的骨头上怎会有刻划的符号呢?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些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不是大篆也不是小篆。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 他对这批龙骨进行仔细研究后认为，它们并非什么“龙”骨，而是几千年前的龟甲和兽骨。他从甲骨上的刻划痕迹逐渐辨识出“雨”、“日”、“月”、“山”、“水”等字，后又找出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由此肯定这是刻划在兽骨上的古代文字，从此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甲骨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轰动，文人学士和古董商人竞相搜求。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于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以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直到1908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县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并于1915年亲自来到安阳小屯村进行土地勘察。这是甲骨学者第一次亲临安阳进行的土地勘察。 这时的小屯村遗址已经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和盗掘，对甲骨及其他文物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而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先后持续了近30年之久。这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不满，而国内有识之士为此更是忧心忡忡。为了使殷墟不再遭受破坏，他们东奔西走，四处呼吁，希望政府出面干预，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其加以保护。 在这种形势下，1928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中专门下设考古所。考古组成立之初，便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殷墟遗址上，就这样对殷墟的考古发掘拉开了序幕。为了尽早开展工作，1928年8月，史语所考古组委派董作宾为前锋，先行到小屯考察，看是否还值得进行发掘。 董作宾是河南南阳人。几年前他曾带学生到小屯做过多次调查，1928年，董作宾在好友陪同下再次来到小屯村，他亲眼看到很多新出土的甲骨，因此断定目前仍然有发掘的重大价值，而且“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 中央研究院接到董作宾的报告后，也认为政府如不出面采集，“恐以后损失更大矣”。于是决定由史语所考古组负责，对殷墟进行全面调查与发掘。这次发掘由董作宾制定出了全面发掘计划，连一些细节性的问题都考虑到了。在董作宾的积极倡导下，历时70多年的殷墟大规模考古与发掘正式开始了。 1928年10月13日，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它早已载入了殷墟考古和中国考古学史的史册。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直接领导下，董作宾又一次来到安阳，主持殷墟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发掘。 第一次的发掘，重点放在寻找甲骨上。当时的中国考古刚刚起步，不仅设备简陋，工作方法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时的发掘范围仅限于小屯村中和南北一块不大的地域内。参加考古发掘的工作人员一共才6人，工人也只有15人，可以说仅仅是一次规模较大的试掘而已。这次共发掘了40个坑，揭露280多平方米的面积，掘获石、蚌、龟、骨、贝、玉、铜、陶等器物近3000件，获得甲骨854片，其中提字甲骨784片，这在很大程度上坚定了考古工作者继续殷墟发掘的信心。 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被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继续主持对殷墟的全面发掘。殷墟发掘的范围不断扩大，到1932年10月第七次殷墟发掘时，发掘范围已经由殷墟扩大到殷墟以外，由小屯扩展到四盘磨、后冈、南霸台、王裕口和侯家庄等地。 1933年冬季和1934年春，史语所又进行了第八、九两次发掘，均由董作宾主持。第九次发掘在洹河北岸侯家庄侯新文的地里发掘出东西两组居住基址，在基址中的灰坑底部意外地发现了“大龟七版”。 侯家庄的发掘实属意外收获。侯家庄的地主侯新文看到别人在自家地里挖出大批的财宝，不免心里十分羡慕，1934年早春的一天，他带着几个要好的兄弟来到他家地里，他们在地南头开始挖掘，结果一整天下来只挖到30多块带字的甲骨。那时候甲骨已经卖不到好价钱，他一连跑了几家古董店，没有找到一家出价合适的店铺，让侯新文失望透顶。 这件事像笑话一样在当地传开了，却被董作宾无意中听到，于是派人充做古董商从侯新文手中买到一小块有字骨版，拿回来详加辨认。从字形、书体来看，这是一片商晚期的卜骨，这表明洹北有可能是和小屯一样重要的一处遗址。考古组立即停止小屯的发掘工作，移师侯家庄。 考古组把注意力集中到侯家庄西北冈的台地上。据当地农民传说，有人从那里不断盗掘出许多青铜器、玉器和其他珍贵物品。所以发掘地点首先选择在冈峰的制高点，分为东西两区同时进行。在侯家庄考古队发现了十分密集的墓葬群，这些大墓一般长100多米，深10米以上。只是这些大墓曾经多次遭到盗掘，墓内所剩无几，但是仍有珍贵的青铜器、玉器、漆器出土。“大龟七版”就是在这里出土的。 “大龟七版”实际上是六块腹甲和半个背甲，龟版上刻满字迹。七版共有137条卜辞，分为祭祀、田猎、风雨……“大龟七版”的发现，非同一般，它对于判断洹河北地遗址的性质、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36年春季，西北冈王陵大墓发掘之后，史语所考古组继续回到洹水南岸的小屯村工作，这是他们第十三次在殷墟发掘，在这里考古队意外发现了一整窖穴的甲骨，在殷墟多年的发掘中，虽然有过“大龟四版”、“大龟七版”的重要发现，但是像这样完整的，没有盗扰和搅动过的整坑甲骨的发现还是首次。经考古学家辨识，这些甲骨是殷人后代废弃的殷商档案典册。 在1928年秋到1937年夏这10年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小屯村一带共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新中国成立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组建了安阳工作站，并把工作站直接驻扎在小屯西地，此后便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殷墟考古与发掘。 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1976年春妇好墓的发掘，把殷墟考古推向了极致，使得近百年来轰轰烈烈的殷墟考古，又笼罩上一个巨大的光环。 妇好墓位于小屯村西北的一片岗地上，现在的殷墟博物苑西南侧。妇好墓的发现纯属偶然。1975年冬，安阳掀起平整土地的**，小屯村西北的一片高岗地，是小屯村的棉花田。岗地南部由于历年农民取土而形成一面断崖，断崖高出周围平地近1米，因此也被列入平整范围。但是殷墟是国家重点保护区，所以任何建设工程都得向文物部门汇报后方能动工。当时在安阳工作站工作的陈志达和郑振香夫妇负责这一工作，开始了对这片岗地的考古勘测。 具体的钻探工作由郑振香主持，经过钻探，在棉花地边缘的耕土层下果然发现了殷代夯土层，岗地东部夯土较厚，往西渐薄。为了进一步了解遗址内涵，发掘队在岗地东南边进行了试掘，当揭去耕土层后，他们看到一座座夯土房基，但这时已经进入严冬，一夜之间大雪覆盖了这片岗地，发掘被迫停止。 1976年春天，考古队揭开覆盖的填土，继续发掘这片建筑基址。郑振香清理一个灰坑时突然发现了一层红色的夯土，而且土质坚硬，清理后竟然呈现出一个长方形夯土坑。郑振香吩咐几名有经验的技术工人，从夯土的四周向下打探。当探到6米以下，已经接近潜水面时，土质变得又湿又黏，郑振香嘱咐工人和她一起轻轻地摇动探杆，慢慢向下挤压，猛然间探杆下陷70厘米，出现了空头，这时他们一鼓作气又一用力，倏然又下陷约50厘米。再往下就探不动了，出现了硬底，根据经验他们知道已经到底了，这时深度已达到8米。工人轻轻地拔出探铲，令人们惊喜的是满铲都是湿漉漉的红色漆皮。样土被轻轻地从探铲中挤压出来，郑振香用手小心翼翼地拨开泥土，一枚晶莹剔透的玉坠，完好无损地带着地下神秘的信息，率先来到人间。顿时工地上一片欢呼声，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墓葬！” 第二天，考古队组织人马全力以赴投入了发掘工作，发掘工作从开始就形势喜人，他们不断地在大墓填土中发现有遗物，越往下挖，遗物就越丰富，而且始终没有发现盗洞，这种现象在殷墟实属罕见。根据随葬器物的规格，可以判断出墓主的身份，应为王室成员。该墓共出土各种随葬器物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以礼器和武器为主。特别重要的是随葬的200多件青铜礼器和乐器上，绝大多数铸有铭文，记述了墓主的身份。在这些铭文中出现最多的是“妇好”及“司母辛”字样，根据甲骨文关于“妇好”的记载，考古学家们推断墓主“妇好”应该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庙号为“司母辛”，因此这座墓被称为“妇好墓”。 近年来，对殷墟的发掘工作仍时有收获，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又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可就在这2平方米的小坑中出土了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这说明该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族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经过这些发掘和调查，目前已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殷墟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 殷都找到了，却是一个废墟，这正是殷墟遗址名称的由来。这个曾经在世界上最为辉煌的城市在数千年前烟消云灭，考古学家只能沿着它旧日的痕迹，一点点地将它的辉煌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殷都复原图 公元前十四世纪，商朝第二十位国王盘庚将其都城从“奄”，即现在的山东曲阜，搬迁到风景秀丽、土地肥沃的“殷”地，即现在的安阳小屯村一带。直至商朝灭亡，“殷”作为商之首都，共经历了八代十二王，历时273年。后人称这段历史为殷朝，此地也被称为殷都。殷都被西周废弃之后，逐渐沦为废墟，被人们冠以“殷墟”之名。 从1928年至今的70余年间，殷墟遗址的发掘工作陆续进行，时时有新的基址被发现。这些发现不断改变着人们对殷——中国最古老都城的认识，昔日商代首都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对殷墟遗址面积的认定，从最初的约16平方公里扩大到24平方公里，现在这个数字已增加到30余平方公里。从目前已知的情况看，整个国都布局合理，沿洹河而建。殷墟东西延伸约6公里，南北宽约5公里，中心区域是宫殿区和王陵区，其外为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再外则是墓葬区。宫殿区和王陵区均处在洹河南北两块高地上。王室作坊分布于宗庙区周围，呈卫星状分布着家族墓地以及其他邑落。 殷都皇城南北长1000多米，东西宽600多米。在其中的宗庙宫殿区，发现并发掘出53座王宫建筑基址，自北向南，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为居室、宫殿建筑，时代最早；乙组是宗庙性建筑，时代次之；丙组是祭祀坛台，时代最晚。它的北、东两面有洹水环流，西、南两面为人工大壕沟，两端与洹水相接，构成长方形的防御带。1989年，在附近又发现一处面积为5000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基址，基址呈工字型，规模宏大，气势宏伟，这一发现，促使人们对殷王宫区的布局作出新的思考。 从小屯殷王宫区北渡洹河，到西冈，便是殷代王陵区。在这里已经先后发掘十三座殷王大墓。每个陵占地面积都很大，有的竟达1000多平方米。墓中有大量文物，司母戊大鼎就在这里出土。每座墓的四周都有排列密集的用以祭祀祖先的人祭坑，共发现1400余个。武官村大墓中殉人多达200多人，其中有墓主人的亲属、侍从、驭手、领班、奴隶等，按不同的身份，等级森严地排列在墓主人的四周，尊者近，卑者远。 殉葬的奴隶多是未成年的儿童，有的被砍头或锯手、足等，许多奴隶还带有刑具，其状况惨不忍睹。贵族墓内还随葬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如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中随葬各种礼器、武器、车马器、装饰品等2000余件，其中许多都是商代青铜器、玉器中的珍品。 在王陵东区，有大型祭祀场，商王经常在这里进行各种祭祀活动。经考古调查与发掘，共发现250座祭祀坑。在清理的191个坑中，杀殉奴隶有1178人。这些祭祀坑，大部分南向，少部分为东西向，共22组。同排坑之间的距离、方向、坑深和骨架数目，基本上是相同的。 在洹河南，环绕王宫区外周，则有面积广大的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铸铜作坊遗址，最有名的是位于铁路苗圃北地的铸铜作坊，铸铜、烧陶、制骨，被称为商代的三大手工业。 考古发掘证明，殷墟是一座布局规整严谨的都城遗址，是高度发达的奴隶制社会的缩影。这座神秘而宏大的古老都城，构成了殷墟独特的文化内涵，展现出这座殷商王都的宏大气派。 殷墟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殷墟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经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这里出土了包括司母戊大方鼎在内的上万件青铜器、玉石器、陶器、骨器等，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青铜器是殷墟出土文物中绚丽的文化瑰宝。我国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即在殷代。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无论是从数量上，外形上，还是从质量上讲，都是不可比拟的，尤其是被誉为世界青铜器之冠的司母戊大方鼎。 司母戊鼎不仅是当今世界上最大最重最古老的青铜器，也是全世界的艺术珍品。它鼎高1.33米，长1.1米，宽0.78米，重875公斤，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饰纹。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此鼎形制雄伟，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在殷墟范围内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戈、鬲、爵、觚、盘、壶、车马具等等。大到每件128公斤，小到1公斤以下，丰富之余，不可胜数。商代晚期青铜器的纹饰很发达，在艺术装饰方面，同样呈现出高峰。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纹饰种类繁多，以动物和神怪为主题的兽面纹空前发展。这时装饰特点是集群式的，以多种物象或作为主纹或作为附饰布满器身，甚至视线所不及之器物的底部也有装饰，有的一件器上有十几种动物纹。 以表现手法而言，商代纹饰中的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底纹通常是繁密的细雷纹，与主纹构成了强烈的对比。纹饰主体用浮雕的现象很普遍。浮雕有圆浑和竣锐的两类，浑圆的如妇好鼎和同墓出土的兽面纹鼎；峻锐的如妇好长方彝和司粤母方壶，有的浮雕表现为几个层次，有一个层次做成一面高的坡形，这种层叠式的浮雕市肆称之为“三层花”。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已经刻有铭文，这些铭文大多是器物所有者的族氏徽记，以后加上甲乙等若干的被祭人称，直至帝乙帝辛时代，才有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出现。所谓长铭文，也不过二三十字。从整体看，商代铸铭的青铜器还不是多数，二三十字的只有十余件。 殷墟玉器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上承夏及商代早期玉器的优良传统，下启西周玉器的先河，经200多年的生产实践，提高了设计水平和雕琢技术，创作了很多精美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殷墟究竟出土过多少玉器，已难以考查。据不完全统计，截日至2000年，经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约有2300件左右。 殷墟玉器的色泽瑰丽多彩，晶莹光润。以妇好墓的玉器为例，以深浅不同的绿色最多，黄褐、棕褐次之，淡灰色、白色、黄色的较少。多数杂有与主色相异的玉斑，纯色的较少。殷墟玉器的质料，有新疆和田玉、透闪石软玉、南阳玉、岫岩玉，还有河南密玉。其中以新疆和田玉占多数，南阳玉和岫岩玉的数量很少。 殷墟玉器的造型多样化，在人物和动物的玉雕中尤为突出。妇好墓中出土了一件圆雕人像，作跽坐形，双手抚膝，人体比例大致适当。它们面部表情不尽相同，发辫、衣纹各有特点，精细入微。圆雕中的兽、畜、昆虫形象逼真，有些还突出其外形的主要特点，如虎的利齿、象的长鼻、螳螂的刀足等，勾画神似。对于龙、凤等神话动物，造型和纹样也很优美，多数浮雕的兽、禽设计成侧视形，以作静止状态为多见。 殷墟玉器的种类相当齐全，包括礼玉、仪仗性武器、工具、用具、装饰品等，其中装饰品数量最多，总数达千件以上，品种也较齐全，其中不少作品雕琢得相当出色，堪称殷墟玉器中的精华。 殷墟玉琮出土数量不多，从出土的实物看，这一时期琮的形体普遍较矮小，多光素无纹。玉琮切割规整，中孔较大，琮体较新石器时略薄。殷墟妇好墓曾出土了两件有纹饰的玉琮，一件上下各饰一组弦纹，四角有凸棱，侧面饰竖道弦纹，该造型很少见。 殷墟出土的陶器数量与种类都很多，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灰埙。灰埙是我国最早的吹奏乐器之一，灰陶埙以出自安阳殷墟的陶埙为蓝本。古书曾记：“伏羲氏灼土为埙”，说明这种陶土烧制的乐器出现在三皇五帝那遥远的年代。殷墟出土的埙呈倒置的螺形，顶端有一圆形吹口，为五音孔埙，近低处一面有倒品字形音孔3个，另一方面有左右对称的音孔2个，一大一小，形制相同，均作平底，经测音，可发11个音，从测音结果看，可以吹出七声音阶，已有若干音阶与调式，制造也已趋向规格化，可能已有标准音或绝对音高的概念。音色苍凉忧郁，如泣如诉。这种中国特有的闭口气振乐器，保存了一个古老的音响世界，引导人们走入一个苍茫悲怆的意境之中。 殷墟司母戊大方鼎出土始末 1937年3月至6月的第15次发掘结束之后，仅隔18天，“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随着华北地区的沦陷，地处河南安阳的殷墟亦无法幸免，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被迫停止。 日本的侵略战争给殷墟带来了沉重的灾难。1938年春，日本庆义应塾大学文学部组织了北支学术调查团，曾由大山柏率领来安阳考古。同年秋，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岩间德也等人曾来安阳侯家庄考察发掘。1940年至1941年，东京帝国大学考古学教师曾来安阳发掘。1942年至1943年，驻河南的日本军队也曾利用奸匪大事盗挖，将出土的大批文物都运往日本。 殷墟遭受的浩劫还不仅于此，当地的一些不法之徒也乘机暗地盗挖，企图发一笔国难财。 日军占领安阳后，侯家庄西北冈上的大片柏树林被日军砍伐殆尽。这一带有殷代王陵的传闻一直在民间流传，趁着混乱的时世，当地不法之徒的盗掘黑手很快地伸向了这块土地。 1939年，一件无价珍宝被掘盗者发现了。当地农民吴玉瑶约了几个村民在自家的田地里挖宝，结果发现了一只器体巨大的铜质方鼎。只从其初露的鼎耳上看，这件方鼎就不同一般，这令盗掘者欣喜若狂，发大财的机会终于来了!但鼎的形体庞大，要挖出十分困难，而此时天色渐明，这些人只得重新掩埋，作好标识，相约明日再来挖掘。经过几番折腾，这只大鼎的真面目大致显现在人们面前，它的巨大让在场的所有人无比震惊，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但是，任凭人们左摇右晃，猛拉死拽，大鼎却根本不动分毫。在各种办法想尽仍不见效后，他们只得锯下一只鼎耳而结束，这件稀世宝鼎此后被重新埋入地下。几位掘盗者相约决不泄漏秘密，等待恰当时机，继续他们的发财梦。 但不知是谁泄露了秘密，农民挖出大鼎的事情还是传了出去，后来竟让日本侵略军听到了一些风声。日本侵略军派人到村中寻访，还派遣了大约一个连的士兵在殷墟上找来找去，企图探寻宝鼎的下落。几位盗掘者虽然都想发财，却不愿中国的宝物落入日本侵略者的手中，他们很好的坚守了秘密，还拒绝了日本人出价70万元的诱惑。但他们担心日军找不到宝鼎会进行报复，只好忍痛割爱，将另外一只鼎交了过去，才得以蒙混过关。大方鼎从此一睡7年。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这座宝鼎才被挖掘出来，得以重见天日。但围绕其归属又发生纠纷，人们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结果闹到了当时的安阳县政府。政府官员听说有此国宝，立即力排众议，将此鼎收归国有。 司母戊大方鼎不仅是殷墟考古史，也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它不仅反映出殷商时代冶铸青铜的高超技艺，也为我国古老、灿烂的文明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殷墟甲骨文 安阳的名字，是和“甲骨文的故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却是以“龙骨”的方式走进人们视野的。 安阳出土的“龙骨”其实是商代占卜用的工具。在科学不发达的商代，人们普遍比较迷信，从商王到平民的一切活动，都是依靠上苍的意志来行事的。在商王宫廷里有一位地们极高的占卜官，他平时准备好一些乌龟的腹甲、牛、羊、猪的肩胛骨。每当商王要决定一项活动、或询问一件事情，他即拿出一片甲或骨，在其背面挖上槽或凿上几个洞。然后用燃烧的木枝去炙，炙到一定温度，甲或骨即随着“卜”的一声响爆开一些裂缝。占卜官就根据这些缝的深浅或走向来判断上苍的意志，并向国王报告。国王据此来决定一切行动。占卜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刻在卜兆的近处，这就是卜辞。刻有卜辞的甲骨被当做档案资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遂得流传于后世。 甲骨文发现的故事，后来被人们称为“一片甲骨惊世界”的奇迹，在中国和世界考古史上写下了带有传奇性的篇章。 甲骨文的内容十分广泛，明确记载了商王室的活动和当时的经济社会生活情况。如祭祀、年成、战争、猎游、王事以及年月、风雨、阴晴、疾病、王室生育等等。有的还记载着起居、幻梦等生活琐事。因此，甲骨文的大量发现，不仅标志着中国有了将近4000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而且为我们研究商朝的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半个多世纪以来，殷墟出土的带字甲骨共约16万片之多，其中有的完整，有的只是没有文字记载的碎块。据统计，所有这些甲骨上的各种文字总计为四千多个，其中经过学者们考证研究的约三千个，在这三千余字里面，学者们释读一致的是一千多字。这些文字中已经出现了会意、形声、假借等比较进步的造字方法，具备了后来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通过释读甲骨文，人们已经可以大致了解有关商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况了。 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先后流散到12个国家和地区。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以收藏有中国的甲骨文而荣耀。甲骨文的发现同流沙坠简、敦煌写经、内阁大库档案并列为“四大发现”，蔚然形成了几种举世瞩目的新学问，改变了学术界的面貌。现在，研究甲骨文历史、结构、含义及其书法的学者越来越多，而安阳则成了这门学科的研究交流基地。研究甲骨文最早的专著是1903年出版的刘鄂的《铁云藏龟》。随着甲骨著录的出版，甲骨文研究也接踵而至。 1904年，甲骨文研究著作——《契文举例》由孙诒让写成，并于1917年正式出版。这是中国甲骨史上的“开山”之作，需要有丰富的知识和极大的勇气。正因为如此，孙诒让也就成为进入甲骨学研究领域的第一个学者。 迄今为止国内外所出甲骨著录近百种，刊布了近10万片甲骨，约占全部15万片甲骨的三分之二左右，有的甲骨资料尚未公布。将已经发表的甲骨资料尽可能地集中起来，将没有公布的资料尽可能地公布出来，就成为甲骨学研究中一项迫切的任务。为此，从1978年10月至1982年12月，一部由郭沫若任主编，由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陆续出版。它不是过去甲骨著录汇总，而是从过去著录中选其有价值者，并增加尚未公布的新资料编辑而成。《甲骨文合集》共收录甲骨41956片，约占全部15万片甲骨的四分之一。 殷墟文化遗址现状 安阳是一座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著名中国历史考古学家郭沫若写诗赞誉“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殷都安阳被公认为中华第一古都。目前对殷墟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新的发现层出不穷，而奇迹总是在人们不曾预想中出现，在和平年代里，人们再也不必担心殷墟遭到破坏。 1961年3月4日，殷墟文化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殷墟博物苑位于安阳市西北郊小屯，因其坐落在“殷墟宫殿区”而命名。殷墟宫殿区驰名中外，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占有重要地位。据考古专家评价，殷墟“发掘着一个典型的奴隶社会”。殷商文化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要素”，“是一个灿烂的中国文明”。 殷墟博物苑犹如一座展示华夏历史瑰宝的艺术殿堂，它给人以古代文明的陶冶和启迪。它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地，甲骨文发祥地，又是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和首批全国旅游景区全国青年文明号，属历史遗址类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5年，在司母戊大方鼎出土地又建起了殷墟博物馆，司母戊大方鼎、妇好墓三联飌以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发掘的500多件在殷墟出土的国宝级精品文物陈列在馆内。殷墟博物馆由中国建筑设计院设计，为地下一层建筑。建筑面积3535平方米，展厅面积2354平方米，包括展厅、文物库房、研究室、报告厅等设施。从建筑设计平面上看，新的博物馆酷似甲骨文的“洹”字，即取依附洹河之意，象征洹水在孕育商代文明中的重要作用。所有的建筑全部修建于地表之下，地表植被覆盖，继续维持殷墟遗址的原有面貌。 目前殷墟文化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正在进行中。殷墟的发现和研究，为正史和补史提供了许多实物资料，将我国的信史提前到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殷墟的遗迹和遗物，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学者称道殷墟为“中国考古学的发祥地”、“甲骨文的故乡”、“奴隶社会的缩影”。 中国的第一位女将军妇好 1976年，在小屯村西北约100米处发现了一座未经破坏的殷代墓室。根据墓中铜器铭文，参照甲骨卜辞中有关记载，确认此墓主便是殷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妇好是我国史载的第一位女将军，相传妇好武艺高强，并善于带兵。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独立的小国，立下了赫赫战功。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方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由于积劳成疾，妇好先于武丁而逝。痛苦不已的国王破例把妻子妇好安葬在了自己治理朝政的宫殿区里，以便时时祭奠。正因为葬在了宫殿区，妇好墓是唯一没有被盗的墓，而且从中出土的文物最多，可以想见武丁对她的宠爱。妇好不愧是中国古代妇女中的一位传奇式人物。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泾渭之间的东方“特洛伊”——周原与丰镐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周原遗址、丰镐遗址 发掘地点：周原遗址的发掘地点为陕西省凤翔、岐山、扶风、武功4县；丰镐两京遗址的发掘地点在西安市西南沣河两岸。 发现及发掘时间：周原遗址自汉朝起就出土了很多文物，对它的正式发掘始于1949年，第一次大规模的发掘则是在1976年；丰镐遗址发现于1933年，正式发掘开始于1951年，此后的50多年内发掘工作基本没有中断。 距今历史：周原与丰镐遗址距今均为3000多年 考古地位：对探讨西周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当时的生产生活情况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及甲骨文，大量的文字资料使学者对周朝的考证更加科学可信。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周原与丰镐文化遗址是西周时期遗址，为青铜器时代文化，已经进入阶级社会。 西周是个让人着迷的朝代，其都城和王陵经过半个世纪的考古追寻，依旧充满变数。从周原，到丰镐，再到洛邑，周朝的先人们历次迁都，考古学家们也在追寻着先人的足迹一路踏访而来。一路上，灿烂的西周文化让我们唏嘘不已，3000年前的文明就这样慢慢展现在我们眼前。 考古发现过程 根据《诗经》记载，泾渭之间土地肥美，周人的祖先，便在此间辗转迁徒，辟草莱，作畎亩，起宫室，攻城略地，成就大业。于是，像西方的考古学家捧着《荷马史诗》寻找特洛伊一样，我国学者按照《诗经》的记载，来到泾渭之间，寻找起周人的足迹。 周原遗址考古发现过程 1. 周原地处陕西关中盆地西部的宝鸡一带，是周人的发祥地，遗留有大量大型宫殿、宗庙遗址及众多王室、贵族的祖茔。由于西周末年政治经济中心东迁，众多王室、贵族为避战乱，多将青铜礼器埋入地下，因而在周原一带形成了大规模的青铜器窖藏群，世人便给了它一个好听的称誉：青铜器之乡。 早在西汉时期，生活在周原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发现了埋藏在地下的西周铜器，到了清代，不少有名的铜器，例如大丰簋、大小孟鼎等都在周原相继出土。但缺乏连贯、详细的记载，失群的青铜器比比皆是。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周原遗址的任家村，一个叫任致远的农民在村南的土壕里挖出了一个青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达120多件，著名的毛公鼎、大小克鼎和卫鼎等均出土于此。扶风县任家村地处古周原的中心地区，地上地下文物遗存特别丰富。千百年来，村民们在生产劳动中常常会挖出宝物来，在这一带广为流传着挖宝、藏宝的许多故事，任致远的发现便成了铁证。 1940年，任致远的孙子挖出了各类宝贝多达170多件，再次引起轰动。由于文物商贩、土匪多次来村侵扰，致使宝物下落不明。曾有考古工作者试图寻找这些宝物的下落，但在与村民谈到宝物的相关故事时村民们滔滔不绝，一提到藏宝及下落时，村民们便回避或说不清楚了。 周原地区的盗掘、私藏、买卖之风的盛行，引起了陕西省文管会的重视，从1949年正式开始，文物主管部门开始了对周原遗址的调查和发掘。 1957年岐山董家村出土一窑青铜器共37件，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了西周中期有关征伐、租田、诉讼等事。1974年在扶风县黄堆云塘村又发现一批青铜器，征集到七件青铜器，其中的师魏鼎腹内铭文19行，每行19字，铭文内容肯定了是共王八年的器物。 1975年在岐山县董家村又发现一处青铜器窖藏，清理出铜器37件，制作时代从周穆王到宣王时期。其中有30件铸有铭文，铭文记载着西周中晚期以物换田、土地交换、林场易主、诉讼判决、赏赐判决、赏赐策命等重要事件，反映了西周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土地制度、阶级关系等多方面情况，其中出土的碳叵铭文，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篇诉讼判决书，是研究西周法制史的重要资料。 对周原遗址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是在1976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考古单位联合组成的周原考古队，对周原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经过两年时间，召陈村和凤雏村旁边两处大型建筑基地基址被发掘，这组建筑基址随后经过测定，大约是在3100年前建造的，属于周人的宗庙建筑。在岐山县发现了凤雏西周宫室建筑基址并出土甲骨21050片，其中有字卜甲293片，共900余字；在扶风县一次出土青铜重器103件，成为当时轰动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 周原文物出土的消息，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纷至沓来对周原进行学术考察和研究，专家们逐步把目标锁定在歧山北麓以扶风县法门寺为中心的数十平方公里的区域。他们把这一代遗存比较集中的地方称为周原遗址。他们认为这一带应该具有很大程度作为都邑的可能性。这以后的几十年里，对周原遗址的发掘一直没有间断。 1999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联合组成了周原考古队，对周原遗址再次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2003年1月19日，在周原保护区范围内的眉县杨家村，5位农民在村北坡取土时发现了青铜器窖藏，他们立即报告文物部门并妥善保护现场。经文物部门发掘清理，共出土青铜器27件且均有铭文，铭文总字数达4048字，内容涉及西周11代12王，并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与其对应关系。同年，周原考古队在扶风县李家村发掘一处西周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陶范，其年代跨越了整个西周时期，对西周历史文化及铸铜工艺研究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003年是收获颇丰的一年，轰动考古界的周公庙遗址也在这一年被发现。周公庙是周原的一部分，位于今岐山县城西北7.5公里的凤凰山南麓，总面积61万多平方米。2003年12月，北京大学副教授徐天进在周公庙附近进行田野考古调查时，发现了两片有刻辞的西周卜甲，共有文字55字。这个重大发现立即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在国家文物局的直接指导下，陕西省文物考古所和北京大学联合组成了周公庙考古队，对这一带进行考古调查、钻探和抢救性发掘，第二年5月7日下午，周公庙考古队成员、北京大学副教授雷兴山在周公庙东边一座山梁上考查时，发现了具有4条墓道的西周墓。经过大规模勘探，钻探出大型墓葬19座，这座墓地成为目前所知周代的最高等级的大型墓地。 在这处新发现的大型墓地外围，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大型西周夯土城墙，总长达1500余米，分布在墓地的东、北、西三面，个别地方发现城墙的残存部分高出原地面2米多。 周公庙遗址是周人发祥地周原的一部分，大型墓地的发现将为寻找和确认西周王陵、西周都城等提供重要的考古资料。迄今发现的诸多迹象表明，周公庙遗址很可能是周公的采邑。就其多处发现甲骨而言，很可能成为“西周的殷墟”，对研究中华文明史、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等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周公庙遗址大型墓葬群尚未正式发掘。目前考古调查和钻探才进行了已知面积的三分之一，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将会有更多、更重要的发现面世。 丰镐遗址考古发现过程 2. 丰镐是继周王朝在周原的都城岐邑以后所建的都城，位于陕西省长安县内，它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武王灭殷开始，直到平王东迁洛邑，其间三百多年，它一直是西周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从上世纪30年开始中国考古人就从理论论证和实地考察两方面开始了寻找先周都邑的漫长探索。1933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先对丰镐遗址进行了调查。 解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省的考古部门对沣河两岸进行了多次的调查和发掘。1957年，在张家坡发现殉葬车马坑10多座，清理了4座，其中保存较完整的一座为长方形，长5.6米，宽3.4米，深约2米，内有并列的二车六马和一个殉葬的奴隶。其中有驾四马作战用的戌车，和驾二马乘坐用的轺车。戌车驾马全部以青铜为饰，轺车驾马大部用海贝填饰，工艺考究，造型精美。车系木质，有木辕一根，马驾两旁，称为独辕马车。从发掘出来的车马及装饰品来看，说明三千年前的金属工、木工、皮革等手工业已相当发达。遗址中还发现有许多窖藏，出土器具100余件，其铭文记载了周王朝的一些史实。1961年在沣西马王村清理了一座青铜器窖藏，共出了53件青铜器，其中有铭文的32件。 从1977年到1984年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队在陕西省长安县客省庄发掘了四处夯土建筑基址，还在其周围探出了十处夯土基址，其中一处夯土基址最大，它比在周原发掘的凤雏甲组基址和召陈三号建筑基址面积还要大，总面积达182698平方米。此外，在四号基址附近还发现排水设施。 1983-1984年间，考古队在镐京遗址内的官庄村、斗门镇、下泉村砖厂及花楼子发现西周建筑基址10余处，其中位于花楼子的五号宫室建筑基址规模宏大，错落有致。1992年又在沣西马王村发现了西周陶窑，手工业作坊是城市遗址不可分割的部分，对了解沣西遗址的全貌具有重大意义。 周原遗址建筑复原 周原与丰镐遗址建筑复原图 1. 在对周原与丰镐遗址的发掘中，建筑基址是十分重要的遗迹，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基址虽然没有几千年前的建筑宏伟壮观，但在这些基址上复原后的建筑群，仍能让我们领略到古代建筑师们精湛的技艺。 周原遗址的建筑群分区很明显，经考古发掘查明，今岐山县贺家村、礼村是密集的西周墓葬区，凤雏村周围是西周宫殿建筑群遗址区；扶风县支塘村是西周制骨作坊遗址，任家、召李家是西周平民住宅和制陶作坊遗址，齐镇东是西周制铜作坊区，召陈村北直至下樊村是大型的西周中、晚期建筑群区。 1976年对岐山京当凤雏村西周甲乙两组官室建筑基址和扶风法门召陈村西周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清理，使我们了解到西周宫殿建筑的大致情况。 凤雏甲组建筑基址，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筑，坐落在夯土台基上，始建年代在武王灭商之前，废弃年代约在西周晚年，距今三千多年。此建筑属文献记载的“茅茨土阶”，布局规整对称。房基南北长45.2米，东西宽约32.5米，建筑面积约为1469平方米，整体建筑呈南北向。由影壁、前院、门厅、中院、前堂、东西小院和后室、过廊、东西厢房、排水设施等组成。 门厅部分由西塾、门道和东塾组成。中院东西长18.5米，南北宽12米，东西两边各有两个侧阶，分别通往东西厢房前的回廊。中院北边设三个台阶，前堂也就是大殿为该建筑群的主体，从柱础石排列看，应面阔6间，每间宽3米，进深6米。后院由西小院、过廊和东小院组成。东西小院面积各约63平方米，各有一个台阶通向后室前的回廊。 后室共5间，东西排列，面朝南，面宽23米，进深3.1米。东西厢房位于门厅、庭院、前堂、后室的两侧，南北排列，左右对称，每侧厢房各有8间，前檐墙都带有回廊。 这些建筑群的排水设施共有两个，一是在东门房下部设一条南北走向的陶管水道，使中院的水顺水道排向前；一是在后院中的东西小院之间的过廊下部用石块叠砌水道，再加上东厢房下部有一条阴沟，使院内的积水通过此水道和阴沟排往东边的大水沟。 凤雏甲组建筑基址反映了周人在周初时的建筑水平已非一般。房屋的隔墙，大部分用黄土以圆夯头分层夯筑，墙身有一定收分，墙体厚度不一，说明周人对墙体的选择是按实际用途。墙面和室内地面均用黄土、细砂、白灰搅拌的“三合土”涂抹，使之光滑坚硬。在房顶的屋脊和天沟处使用板瓦覆盖，又在较重要台基的边缘处用土坯叠砌。这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用瓦和土坯的较早范例之一。 扶风召陈建筑群址，目前已发掘面积约6375平方米，清理出15座房基。其中下层房基2处，上层房基13处，皆有卵石散水。它和风雏甲组基址一样也是由多组建筑组成的建筑群，前后左右对称，布局规整，也属于“茅茨土阶”，但它规模、体量更大，所以其构架可能更复杂。其中一个房基长22米，宽13.4米，东西两侧中间略凹，使建筑平面呈“工”字形，在台基四周有九个台阶，南面三个，其余三面各两个，台基四周设卵石散水，可作屋面排水之用。其性质应属西周中、晚期建筑的一座大型王宫。 以上两组大型建筑基址均由单组建筑组成群体，而且从构造上看已非雏形，而是相当成熟。这就纠正了以前认为我国群体建筑始于秦汉的论点。建筑中大量用瓦的事实，也把我国建筑用瓦的年代提早到距今三千年左右的西周时代。两处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西周的宫室布局提供了证据。 除凤雏和召陈两组大型建筑基址外，在礼村和齐家村也发现了建筑基址，但规模要小的多，且礼村的属土窖式房屋遗址。 丰镐遗址建筑复原 2. 西周的丰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城市，丰、镐二京相距甚近，实际上一桥相通，是一个城市的两个不同功能的分区，完全可以以丰镐相称。 丰镐都城建有宗庙、宫殿以及大池等一系列建筑，以周天子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在这些地方举行册命、庆功、赏罚、祭祀、出征等活动。关于丰镐的平面布局文献记载十分具体，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城市平面布局的最早、最完整的记载，它一直指导着中国都城的平面布局，被视作中国都城平面布局的经典。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当时的都城方九里，每边辟三门，城内纵横各九条街，王宫居中，左为祖庙，右为社坛，前为朝堂，后为街市，提出了城市布局的一般参考原则，可见在当时，城市的布局就已经有了一定的规划思想，布局规整有序。 经过考古考证，丰镐遗址中心区域面积约15平方公里，已发现大型夯土基址约30多处，这些基址往往数座连成群，虽然目前尚无文字资料可证明他们是周代的宫殿、宗庙等建筑，但可以肯定这里是贵族统治阶级居住的地方，而非一般平民的建筑基址。 目前发现的最大的西周宫殿基址是1983年发现的花楼五号宫室建筑基址，这处基制址规模宏大，布局错落有致。其总长59米，宽23米，面积1357平方米。主体宫室建筑面积为85l平方米，平面呈“工”字形，由主体建筑和南北对称的附属建筑、夯土墙及墙基组成。它建筑在一高约1.5-1.8米的大型夯土台基上，台基的主体部位高达5米左右。五号建筑被认为是天子的宫殿，建筑年代在西周中期偏晚，可能毁于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或西周末年的犬戎之乱。它与西距53米并且同处于东西平行线上的四号建筑似乎组成建筑群组，因为四号建筑探出了象征大型宫室建筑的大型石柱础，两者似乎存在一定的联系。这些建筑群屋顶施瓦，有较完善的排水设施。 在长安县客省庄发掘的四号基址也是一处高级贵族的建筑，其规模宏大，与过去在沣西发现的深土窑式或半地穴式基址形成鲜明对比。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陶器判断，其年代始建于西周早期的后段或西周早中期之交，毁于西周晚期的前段。 丰镐两京一带还有供天子渔猎游玩的苑囿。诗经记载丰镐有“灵囿”，苑内草木繁茂，獐鹿成群，苑囿之内有水泊，名“灵池”，池边飞鸟丛集，池中游鱼竞跃。丰镐遗址西周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还记载了周王在池中泛舟渔猎的情景。灵囿内还建有“灵台”，台高6米，周围166米，是一座巍峨的建筑。 只是在当时的西周都城，这种高台建筑都是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居住之地，普通贫民只能栖身于仅可躲避寒暑的土穴之中，潮湿、阴暗。在丰镐遗址中发现很多小型居址分土窑式和半地穴式两种，是周民族“陶覆陶穴”的反映。 丰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大城市，开创了中国城市平面布局方整、宽畅、宏伟的先河，一直是后来城市总体布局的楷模。但遗憾的是，考古工作者迄今还没有找到有关丰镐二京城墙的迹象。 周原与丰镐遗址出土文物 丰镐出土的文物不少，有许多青铜器、骨器、玉器、蚌器、陶器和其他各种饰物，其中以青铜器数量最多，价值最高。如张家坡一处窖藏出土了53件铜器，其中有铭文的32件；马王村一处窖藏有铜器25件，其中有铭文的10件。虽然丰镐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质量较高，但和“青铜器之乡”周原遗址比较而言，丰镐的青铜器就略显逊色了。 周原出土的青铜器有墓葬出土，也有窖藏出土。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既有造型精美的实用器，也有粗劣简单的明器。从窖藏青铜器来看，当时手工业的分工较细，青铜铸造业尤为发达。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造型精美，纹饰华丽，许多还铸有铭文，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西周社会的珍贵史料。 周原的窖藏青铜器风格大不相同，全是宗庙重器和实用宝器，庄严、凝重、纹饰精美，铸造得富丽堂皇，有很多长篇铭文，如著名的大克鼎、毛公鼎、大丰簋等。目前周原发现的青铜器窖藏有68处之多。 1850年在岐山县出土的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重器之一，造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因作者毛公而得名，铭文铸在鼎上，有32行，共497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毛公鼎铭文，全文首先追述周代国君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感叹现时的不安宁，接着叙述宣王册命毛公，委任他管理内外事务，拥有宣布王命的大权。宣王一再教导毛公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并赐给他一些器物以示鼓励。毛公将此事铸于鼎上，以资纪念。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帖，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阶段。 在白家村出土的103件青铜器多造型浑厚，纹饰繁缛精美，充分表现出西周人民高度的创造力。这批青铜器有著名的商器、陵器、折器、丰器、墙器、庆器、伯先父器等，其中有名的史墙盘铭文最重要，在腹底有铭文284字，其中重文5字，合文3字，它历述了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功绩，还记述了史墙以前五代的世系，加上史墙之子痰，共七代，这就为西周铜器断代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 到了西周中后期，青铜器纹饰变化很大，删繁就简，陆续淘汰了不少以前使用的纹饰，保留下来的传统纹饰，在此时发生剧烈的变形，如兽面纹，兽体变形纹之类，产生了一些新的纹饰，如波曲纹之类。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无论形制和纹饰都比较简单，出现少量新的器形，但整体的变化不大。 周原出土的文物中还有十分著名的西周甲骨。1977年和1979年在发掘凤雏甲组建筑基址西厢房第二号房基时，发掘了两个窖穴，两窖共出卜甲和卜骨17275片。甲骨都经过修整，钻凿有方孔和圆孔等，其中有292片有字甲骨，共计字903个，合文12个。每片字不等，有一片一字的，也有一片数字的，最多的达三十余字。 目前发现的西周甲骨，年代上限到周文王，下限到周穆王。它的内容广泛，有卜祭、卜告、地名、人名等，反映了西周时期多方面的情况。如反映周与当时殷朝关系、周与其他诸国关系等。 甲骨中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卦象甲骨，均由奇数和偶数排列组成卦画，是我国后来盛行的阴阳八卦的渊源所在。 此外，西周甲骨的雕刻艺术十分精湛，它细如发丝，刚劲有力、刀法娴熟，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是我国微雕艺术的最高成就，从而使我国的微雕艺术可以上溯到商末周初，即距今约三千一百年。 历史上的周原与丰、镐 周人是一个与神话和传说息息相关的民族。他们的祖先是后稷，传说是一名叫姜的女子在野外踩上了周人祖先的足迹后怀孕生下的。 后稷对耕种有着天生的兴趣和才能，耕种的谷物繁茂、收成好，还教会了其他人耕作，并且开辟了以谷物祭祀上帝的传统，带着周人进入到农耕文明时代。 大约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一天，由于不堪少数民族的骚扰，周人在首领古公父的带领下，从“豳”(今天的陕西彬县一带)出发，来到了位于今天岐山县箭括岭下的平原地区——周原。 对于这一历史事件，《诗经》上有详细的记载：“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周人在周原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一天天强大昌盛起来。经过近百年生息，开始了灭商的大业。这时的商纣王荒淫无度、败坏朝纲，而周人的领袖“西伯侯”姬昌对有才能者十分敬重，于是不少才干卓著的人投奔周国，其中就有颇富传奇色彩的姜子牙。 根据《诗经》的记载，3000多年前的历史渐渐清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在灭掉了位于沣河流域的崇国后，姬昌根据姜子牙的建议，在沣河中游建立了新的都城丰京。约公元前11世纪，姬昌把都城从岐邑迁于丰京。姬昌病故后，武王即位后，准备伐商，并在沣河以东建镐京。 据记载，武王伐纣是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3000勇士、45000甲兵，联合一些军队，讨伐纣王，双方军队会战于牧野。商军大败，纣王**。 武王伐商的事情在陕西临潼零口发现的西周青铜器利簋铭文上也有记载，具体的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随后，周武王在镐京宣布西周王朝建立，分封诸侯，设立礼制，建宗立庙，开创了西周初年的兴盛。 由此，丰镐二京开了建都的先河。成为西周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的丰镐二京，近300年间并行不废，经历了11代12位帝王。西周王朝开创了一个以血缘和军事为纽带的封邦建国体制，到成王和康王时期，中国历史上迎来了第一个盛世。 周原与丰镐遗址现状 周代是我国古代文明达到繁荣昌盛的时期，周文化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乃至中国近代文化、世界文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更使中华文明未曾中断地传承至今。周原出土的青铜器造型精美华丽，铭文记载了西周王朝及方国的一些重要史实，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 为了保护周原文化遗址，1976年国家文物局在周原遗址召开了一次现场会议，就周原遗址的保护问题进行了磋商。1979年春，国家文物局又于扶风召开了一次古建专家会议，研究如何保护岐山凤雏村周初甲组宫殿基址和扶风召陈村西周巨型建筑群基址。 1982年，周原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成立周原岐山和扶风两个文物管理所，负责保护周原遗址和出土文物。 但由于技术、财力等条件限制，周原遗址及文物的保护、研究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周原遗址面积大，遗址保护范围内村庄密布，居民众多，文物保护与群众生产生活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部分遗址已经遭到人为破坏。同时，地方财力有限，可以用于文物方面的经费比较紧张，许多文物只能搁置库房，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展示和研究，使周原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98年，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建成，这是中国第一座青铜器专题博物馆。该博物馆共收藏文物15000多件，青铜器5740余件组。但其中拿出来陈列的仅629件组，其余的都存放在库房。由于缺少足够的资金，各项本应开展的工作都受到了限制。周原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还由一些小型博物馆收藏，其中包括周原及扶风博物馆，以及凤翔、岐山、陈仓、麟游等地的文物管理所。 目前宝鸡市政府正在积极筹建中国青铜器博物院，中国青铜器博物院的建设将以政府投入为主，以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为龙头，但又不单是一座博物馆，而是一个园林式的人文景区。这里将汇聚宝鸡各地出土的青铜器珍品及馆藏青铜器珍品，建成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博物院。 丰镐遗址的地面建筑除灵台台基外，其余已荡然无存。但大量的调查和考古发掘又为人们了解丰镐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而吸引着许多游客前往参观、考察。1961年国务院公布丰镐遗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为了保护丰镐文化遗址，西安市政府划定保护区25平方公里，修整丰镐车马坑博物馆，开辟宫殿遗址和墓葬遗址等。在严格保护丰镐遗址的基础上，适当发展与其周围环境相协调的经济，做到保护和开发利用相结合。遗址保护区周边规划100米宽城市绿化隔离带，大遗址范围内的新农村建设将相对集中，建筑风貌将与古遗址相协调，大遗址环境影响区范围内禁止建设污染环境的产业。 三千年分离终相聚 这个故事发生在周原遗址出土的三件青铜器上。1961年，齐家村的农民种田时挖出了三件形制完全相同的青铜器，它的名称叫周我父簋。在中国的周朝，像这种青铜簋都应该有盖子，但这三件簋却都没有盖子。文物管理人员知道，要找到盖子犹如大海捞针一般，所以并没寄希望能够找到它们。可23年后，奇迹出现了，就好像这些簋在召唤它们的盖子一样。 1983年春天，一个青铜器窖藏出土了有四件带盖的完整的方座簋，但却多出来三件簋的盖子，对比当年挖出的周我父簋，铭文相同，刚好合适，3000年前的东西分离，终于破镜重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水东西的王室二都——东周都城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东周都城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洛阳市东部 发现及发掘时间：发现于1928年，我国考古学家于1949年开始发掘，目前发掘工作仍在陆续进行中。 距今历史：2000多年 考古地位：对东周考古的研究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对研究东周时期的社会形态、墓葬形制、结构具有重大意义。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进入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文化发达，与西周文化一脉相承。 王城与成周是西周的东都和东周的王都，在今河南洛阳市及其东的远郊区。据《尚书·洛诰》记载：洛邑（即王城）在水之西；成周在水之东。今水在洛阳市东部，故此二都的方位大体可定。建国以来对东周都城遗址的探索取得了很大成果，基本确定了东周王城、东周成周城的位置，尤其是东周王城遗址，目前已经基本弄清了它的历史面貌。 考古发现过程 东周都城遗址的发现还得从洛阳市孟津县平乐镇一个名为金村的小村子说起。金村有金龙溪水常年不断，打井应该是件很容易的事，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据说，在金村打井，打六七米深水就很旺，但奇怪的是当天水旺，第二天就可能滴水全无；当天井水伸手可及，第二天就可能水落三四米；当天井中水深不足一米，第二天就可能从井口往外溢水。当地人称之问“串井”。 为何金村会有这种现象呢？谜底直到1928年才被揭开。 1928年夏秋之际，大雨多日不停，村东的农田忽然塌陷，露出一个大洞。村民进洞探奇，发现了编钟，这才知道下面是古墓。原来，这一带是东周王陵和贵族墓地，墓中陪葬了无数青铜礼器。这些文物虽历经千年，仍完好如初。编钟等乐器仍可演奏，声音洪亮，音律动听。每逢雷雨天气，雷声和古乐器振动的频率一致，于是便有了天上地下的共鸣现象。百姓不知其中缘由，传说这是“龙脉”在跳。 金村的“串井”现象正是由于金村地下古墓很多，影响了地下水的分布。金村古墓重见天日后，立刻遭到了一场浩劫。 住在开封的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和美国人华尔纳听闻金村发现古墓，闻讯而来，胁迫当地农民挖掘。 从1928年至1932年的六年间，他们荷枪守卫，搭棚立灶，共掘开八座大墓，出土文物数千件，大部分被运往国外卖掉。 据不完全统计，金村古墓被盗文物至今流散在十多个国家的数十个城市。日本人梅原末治搜集资料，编成了《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一书。仅书中记载就有238件，都是我国古代工艺品杰作和稀世珍品。 为了保护文物，新中国成立后，洛阳地区的科学考古工作迅速开展起来。30多年来，曾经多次进行发掘，其重点在寻找周的都城，并初步确定东周成周城的位置应在汉魏洛阳城遗址附近。 50年代初，在今洛阳火车站西南发现了汉河南县城。据《诗·王风谱》等史书记载，汉河南县即周王城。以此为线索，考古工作者终于在汉河南县城的外围又找到一座春秋时期的古城。1954年，考古工作者对王城遗址进行了发掘，通过发掘可知：王城北依邙山，南傍洛河。筑城的年代不晚于春秋中叶，西汉后开始废弃。最早的夯土城垣宽5米左右，后来经过多次修补、增筑，墙体加厚至10米以上。西南、西北、东北三个城角，以及长2890米的北城墙，保存都比较完好，唯东南角已被洛河冲毁。北墙之外还发现有深5米左右的护城壕沟。城郭周长约15公里，与文献记载大体相符。城中部偏西南的位置，堆积着大量破碎砖瓦砾石，结合文献自量，说明这一带很可能是王城的宫殿区。 1954年秋至1955年春，在洛阳中州路发掘出260座东周墓葬。这260座墓葬，根据随葬陶器的形制和组合，可以分为七期，从春秋早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纵贯整个东周时代。从这些墓葬出土的随葬品来看，反映出东周王室在战国时期衰微至极，名存实亡的历史事实。1957年，考古队在王城中的小屯东北发现4座相毗连的甲字形大墓，这些墓葬都带有墓道，在墓道两壁、墓室四壁尚存有彩绘痕迹，为红、黑、黄、白四种颜色组成的图案；出土的随葬品中，有一件白色玉圭片，上有墨书“天子”二字，显示了墓主身份的高贵。 自1973年以来，在洛阳老城以北，北窑村西、河两岸发现了一处颇具规模的铸铜作坊遗址，表明成周王室高度的手工业发展水平。遗址面积近20余万平方米，发现的重要遗迹有房基、烧窑、灰坑和百余座殷遗民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陶范和熔铜炉壁残块，同时还有少量的车马器和兵器。从陶范的结构成分分析，当时制陶的工艺过程相当复杂。研究表明，这里是一处由西周王室控制下的一处官营铸铜手工业作坊，其规模之大，品种之丰富，在所发现的西周青铜作坊遗址中是首屈一指的。 现已探明，洛阳市涧河以东的王城公园一带，是东周时期王城的所在地。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和探索，目前对东周王城的内涵和布局已基本了解。东周王城平面近于方形，南北长约3700米，东西宽约2890米。除东南部因地势低洼未发现城墙遗迹以外，其余部分基本上保存完好，城外有护城壕。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天子之乘”的发现。2002年7月，在新近开工修建的洛阳“河洛文化广场”工地，考古工作者发现了397座东周墓葬和18座车马坑，这是洛阳50年来考古发现的车马坑之总和。其中最大的车马坑长42米，宽7.2米，清理出两排排列有序的车马，规模之显赫，令人叹为观止。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可以确认，这座车马坑当属目前全国仅见的东周时期规格最高的大型车马坑。令人兴奋的是，在这里发掘出了由6匹骏马驾驭的“天子之乘”，对研究东周历史和探索东周王室墓地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接连不断的考古发现与众多精美文物的出土，向我们展示了两周时期王室都城与文化的繁荣和丰富多彩，它是我国早期文明发展的重要体现。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东周的辉煌文明，同时还可以寻出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轨迹。 东周都城遗址出土文物 从著录以及考古发掘的青铜器来看，洛阳一带是出土青铜器较多的地区之一，而且多为青铜礼器。另外也有不少较为罕见的新器形，如方盒形器，带流觯、双面人座器、兽面纹方座簋、人形车辖等。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是洛阳金村东周墓出土的金银错狩猎纹铜镜。铜镜上饰有骑士博虎图案，这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人物镜。 金银错狩猎纹铜镜为圆形，直径17.5厘米，小圆纽，座外饰一周凹面形宽带。其外侧弦纹圈上向外等距饰以3个银色扁叶纹。纽座之外，饰以六组金银错纹饰。其中三组为错金的涡纹，还有三组不同纹饰，尤以骑士博虎图最为著名。画面右侧是一武士头戴插两根羽毛的冠帽，身披铠甲，左手执缰，右手持剑，蹲在披甲的战马之上，正向一猛虎刺去。左侧的立虎作欲噬状，全身饰以鳞纹；第二组为二兽相斗图；第三组是一只蹲立于扁叶之上，展翅欲飞的凤鸟。三组纹饰皆嵌以金银丝。镜缘为金黄色卷缘。 该铜镜原存日本东京细川侯爵家，现藏日本永青文库。金银错狩猎纹铜镜是经过特殊制作工艺加工而成的铜镜，它不仅质地精良，而且铜镜铸好后又经过特殊的加工——错嵌金银，这是其他地区所不及的，反映出该地区有较高的水平。 出于王城东北部的“繁阳之金”剑和“吴王夫差之元用”剑也十分著名，有二者可见吴楚之物流转周王室的情况。比较著名的青铜器还有“马羌”钟，尤其是钟上铭文十分宝贵，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三晋伐齐入长城之事。方国器物汇集王城，周天子以“天子之乘”仍具有君临天下的威仪，这些发现都证实了两周时期“天下共主”这一传统观念所占据的主流地位。 此外，都城遗址还出土了很多青瓷，堪称为中国已发现原始青瓷中的精典作品。北窑西周墓出土的玉器达200多件，种类丰富，其中以璋、璧、璜、圭为代表。礼玉占有一定的比例，反映出礼玉在西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金属铸币的出现是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它与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铸造手工业的发达密切相关。 70年代洛阳附近发现了三批空首币，分别是1970年在洛阳南35公里伊川县富留店村挖出一瓮空首币753枚；1971年在洛阳西30公里的新安县牛丈村发现401枚空首币；另一处是在洛阳北孟津县后海资村出土的72枚空首币，是马坡村群众捐献的，合计1226枚，保存基本完好。可分为大型平肩空首币、斜肩空首币、小型平肩空首币三类，年代为春秋时期。这三批空首币有明确的出土地点，为研究我国货币史提供了科学资料，货币上的文字又为研究我国古代货币文字提供了许多新资料。这三处出土地点均在洛阳通往四方的交通要道上，当与洛阳是当时繁荣的商业城市有关。 80年代在洛阳地区发掘的东周墓葬中，有6座出土先秦货币，同时出土有组合关系的陶器，为洛阳地区先秦货币的断代提供了依据。 东周王城建筑遗址复原图 东周王城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洛河和涧河(古名“彀水”)交汇处，城址平面呈不规则的方形，筑城年代在春秋中叶以前，战国及秦汉叠加修补，西汉后期逐渐荒废，隋末毁。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王城的城墙为夯土版筑，目前保存比较完好的是北城墙，全长2890米。西城墙较曲折，北段位于涧河以东，南段位于涧河以西，中间断开，应当是被涧河水冲毁的。东、南城墙大部分残损。在北墙外还发现了深5米左右护城壕沟，在紧贴墙根之北1米左右还发现陶水管一段，直径约20厘米左右，管口沿城墙稍向外斜行，通往城外壕沟，当为排水设施。从以上设施可以看出，当时的城市建筑已经十分发达。 城址西南为宫殿区。在今小屯村东南和瞿家屯一带，发现大片夯土遗迹，并有大量板瓦、筒瓦和瓦当堆积，应为宫殿建筑群所在。《国语·周语》曾记载：“毂洛斗将毁王宫”，此处正好位于毂洛交汇处，所以很可能是王城的宫殿区。 王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高级名城，也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城市。它的建筑规模，据《元康地道记》载“王城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城呈长方形状。 内部建筑布局，据《郡国志》和《考工记图》载，城郭四面各有三门，共十二门。城门有三条道，道宽十二步，规定男子走左边，女子走右边，车辆走中间。城内有经纬道各九条，王城筑在中央大道上。 宫南有五门，宫内有六寝，前为路寝，下余五个总称为燕寝。东北一寝春天住，东南一寝夏天住，西北两寝秋冬住，中央一寝夏末住。王宫左有宗庙祖堂，右有社稷神坛，前有朝会群臣的殿厅，后有商业交易的市场。即所谓“前朝后市，左神右社”。城内近郊设有祷祭天地的明堂，并由斗拱、壁画等装饰得异常华丽。上古时代一个王城的建筑，规模之宏大，布局之合理，排列之井然，节奏之明晰，开创了当时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城址的南部为东周时的粮仓所在。城址北部为手工业区。尤其是西北部发现大面积窑场。窑场附近发现战国时期灰坑88个，陶窑15座，水井3眼，房子1座，出土以陶器为主的大批遗物。据文化堆积及包含物推测，窑场始建于战国中晚期，延至西汉初年以后废弃。窑场东南发现了骨器场，西南发现石场，窑场西南方发现制铜器的陶范，范上附炼渣。 王城的建筑，对中国后世的城郭建筑、宫殿建筑、宗庙建筑以及陵墓建筑等，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秦代的咸阳、汉唐的长安、宋代的开封、明清的北京等，皆可看出这种中华传统建筑的艺术美。这种建筑艺术的美学风格，是理性精神与浪漫情调的结合，宗教膜拜与人文世俗的结合。 洛邑与王城、成周的关系 洛邑被称为“天下之中”，自然地理条件优越，所以被选为控制东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左传》桓公二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1963年在宝鸡发现的何尊铭文上记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人民。’”由此可知武王时就很想营建东都洛邑。东都的建成是在周成王时，《史记·周本纪》：“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均。” 当时在洛阳建成了两座城：一座叫王城，一座叫成周。王城是诸侯朝见国王、居住西周贵族的地方，其址在今王城公园一带。成周是驻防军队，安置殷民的地方。其址在今白马寺东南。从此，西周有两座都城。西方的镐京称为宗周，东部为洛邑。西周自成王始，诸王均来成周居住、施政。洛、镐二都均设有中央最高官署卿事寮，周公居洛，召公居镐。周公死后，他的儿子君陈又承袭周公的职位，继续镇守在这里。洛阳作为西周的东都城，从成王五年至平王二年，历时262年。 西周为犬戎所灭后，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从镐京东迁到洛邑，居于王城。从此西周结束，东周开始。 东周时期，洛阳仍有两座城：一为王城，周公所建。时为周王所居。一为成周，武王所建，周公复营，时为军事要地。周敬王元年（前519年），为了避王子朝之乱，从王城迁都至成周，位于今白马寺东，即以后的汉洛阳，两城相距30里，至慎靓王共十世。因成周在洛水之阳，改称洛阳。公元前510年，晋人率诸侯修成周城，因周王居此，此处便成为都城。这段史实在《史记·周本纪》中有记载：“敬王元年，晋人人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泽。四年，晋率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为臣，诸侯城周。” 成周作为首都，从敬王开始，经十世，至战国时周赧王(公元前314至公元前256)又迁回王城。 关于洛邑与王城、成周的关系，至今学术界没有统一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洛邑城包括王城与成周，一种认为洛邑即王城，也有说法认为成周改名为王城，还有说法认为洛邑即成周。一般学术界采用的说法是洛邑即王城。 洛邑与成周文化遗址现状 东周王城遗址，因为地处市区，遗址的绝大部分被建筑物覆盖。为了保护文化遗址，洛阳市为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文物按照专家论证的意见，得到了妥善保护。 洛阳市王城公园始建于1955年，因座落在东周王城遗址上而得名，是河南省最大的综合性公园。 王城公园位于洛阳市中心，占地约39.77公顷，集牡丹文化与历史文化、人文园林与自然园林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周鼎雄踞”、“河图洛书”、“靓思飞瀑”、“凤阙迎毂”等王城景观。在公园内的历史文化区展示有河图洛书碑、根在河洛碑、纪胜柱、周鼎、九鼎壁、朱雀阙、周王城地面模拟图、韶乐台、东周故事墙等。王城遗址，记录着历代洛邑之兴废，见证着重大的历史事件，彰华夏之文明，无不张扬着“王”气。 2002年，洛阳市兴建河洛文化广场，在规划区域内相继发现东周等时期墓葬397座，其中车马坑18座。为了保护文化遗址，洛阳市政府对地下人防工程原建设方案前后进行了3次大的修改，为突出广场的东周文化特色，把城市中心广场的名称由原来的河洛文化广场改名为王城文化广场。? 洛阳周王城车马坑博物馆就位于洛阳市中心东周王城文化广场上。展出主体为原址的东周时期大型车马坑，是一个以“王城·王陵·王器”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 博物馆占地1700多平方米，对东周王城作了详细的介绍，对东周王城的概括，以考古实测图为背景，以考古发现为依据，标明了城区内各个功能区的部位。 博物馆同时还展示了几件陶质建筑材料，介绍了东周王陵考古的探索与发现，为了更加形象地展示周王朝的恢弘气势，博物馆还用模型展示了位于洛阳市二十七中内的“亚”字形天子大墓、西小屯“甲”字形积石积炭墓和复原展示的解放路大型器物陪葬等重要遗迹。同时展出的还有一些珍贵的东周文物，有青铜列鼎、钫壶、盂、车马器、夹层镜，彩绘鼎、豆、壶，玉龙、玉璧，空首币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人类童年的摇篮——云南元谋人遗址 遗址名称：元谋人遗址 发掘地点：云南省元谋县的上那蚌村、竹棚村及小河村等地 发现及发掘时间：正式发现于1965年5月1日，1973年冬首次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此后的发掘工作一直进行。 距今历史：元谋人距今170万年，在附近出土的东方人距今210万年，蝴蝶腊玛古猿距今400万年。 考古地位：迄今所知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直立人发现遗址，云南元谋因此享有“人类童年摇篮”之美誉。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人类发展、演化的重要地区。 云南省境内约有6％为山间盆地，在这些盆地的地层中保存了气候环境变迁的信息，更蕴藏着宝贵的动植物化石，是考古学家眼中的“聚宝盆”。元谋盆地就是这样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地方，在这块土地上，“元谋人”沉睡了170万年，40多年前的一个伟大发现，揭开了古人类研究史上崭新的一页。 考古发现过程 上世纪2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来到云南寻找古代的人类，他们活动的地点当然都是一些繁盛的盆地，而在这众多的“聚宝盆”中，专家们最青睐的就是位于昆明西北大约110公里的元谋盆地。 “元谋”，傣语是“飞腾的骏马”的意思。这个南北狭长的盆地是云南中部高原上海拔最低的盆地，它周围高山的海拔约为2500米，而盆地内地面平均海拔仅为l100米，纵贯盆地的龙川江自南向北汇入著名的长江上游支流金沙江。 元谋盆地属于南亚热带气候，雨季受印度洋西南季风影响，雨量充沛。根据对地层里出土动植物化石的研究，元谋盆地从距今100万年到500万年的气候变迁与东非大裂谷相似，经历过从温暖、湿润到变凉、变干的过程。两地虽然相距遥远，但却具有相似的地质与环境变迁背景，同样适合于早期人类进化。 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科学界组织中亚考察团赴蒙古高原考察，以寻找远古人类的祖先。在去蒙古之前，他们于1926年冬至1927年春来到元谋盆地进行短期考察。在那里，他们未能找到人类的祖先，但发现一些时代比较晚的史前遗物。这些材料现在保存在纽约国家自然博物馆。 到了30至40年代，美国古生物学家在元谋盆地发现了早更新世动物群化石，使元谋盆地成为南亚重要的早更新世河湖地层的标准剖面所在地。可惜的是，他们还是没有遇见古老的人类化石或文化遗物。 我国学者对云南的考察也在同一时期开始了。1937年春天，中国地质调查所派遣卞美年和贾兰坡去云南开展调查，他们把这次行动戏称为“拦路打劫”。到达云南之后，他们首先在昆明附近开展调查，在山洞里发现一些动物化石和旧石器，虽然未能“劫”到北京人和爪哇人的先辈，但已经感觉到了远古人类的气息。正当他们准备扩大云南的考察成果时，新任务传达下来了，要他们回北京进行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掘。 在这次“拦路打劫”过去将近30年后，地质学家钱方的发现如“一石惊起千层浪”，使元谋真正地走入了考古学家的视野。 1965年初，为配合四川攀枝花地区的建设和成昆铁路的勘察设计，在中国地质科学院黄汲清教授的部署下，组织了一个西南地区的新构造研究组。这个研究组由地质研究所的钱方、赵国光、浦庆余和王德山四人组成。四人在出发前经过收集资料和研究分析后认为，在拟开展的工作地区中，元谋盆地是首选。于是，3月下旬他们在组长赵国光的带领下，从北京经由昆明来到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 当时元谋县交通闭塞，仅有一条土公路与昆明相连，汽车要开两天。整个元谋县内除一趟班车外，只有一辆汽车——医院救护车。所以在日常勘测时，地质队的队员们只能靠两条腿跑，一般每天要跑四五十里路。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找到了已经有170万年历史的元谋人的踪迹。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们经常要向当地老乡打听情况。有一天老乡告诉他们，上那蚌村附近“龙骨”很多，传说有十条龙死后埋在那里，所以叫它“十龙口”。地质队的队员立刻赶往那里，展开踏勘和调查访问。几天下来，他们确认上那蚌村这一带地层出露好，化石多，构造现象清楚，因此，决定把这里作为工作重点。 他们住在一位当地老乡家，由于勘测任务繁重、时间紧，他们不得不争分夺秒地开展工作。有时地质队员们清晨就出发了，天黑才回到住地，饿了就吃几口带的馒头，渴了就喝几口泉水。 5月1日是劳动节，是法定的节假日，可地质队员仍把它当工作日对待。这天一早，钱方、浦庆余和王德山这几个年轻人带上地质锤、小铲和装化石的书包，赶往勘测点工作了。元谋盆地受盆地气候和西南季风气候的影响，才4、5月份就闷热难当。这天天气晴朗，三人分头在一个个小土包上，一条条沟沟坎坎里搜索化石，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但几个人收获了不少化石，最多的是云南马牙、鹿牙和破碎的鹿角、牛牙，也有少许象牙及啮齿类的牙床，还有一些动物肢骨。每当找到这些化石，他们都用预先准备好的棉纸把它包好，化石比较集中的地方还给它编上号码，并将化石所在的层位记录清楚。一天下来，三个人的书包都是满满的了。 下午5点左右，钱方在距上那蚌村西北800米的一个土包下，发现了几颗半露出地面的云南马化石，在这几颗化石旁边还有一些类似牙齿的化石。由于这些化石大部分埋在土中，表面只露出一些痕迹，还无法做出辨别。钱方用地质锤的尖端，小心翼翼地进行挖掘，一枚化石渐渐地露出地表，挖出后仔细观察，应该是人牙！带着兴奋的心情，钱方在这颗牙齿的出土处继续寻找新的化石，很快又挖出一颗。经过比较，这两颗牙齿似乎是两枚上两侧门齿，一左一右，他把牙齿化石捧在手中，如获至宝。这时浦庆余和王德山两人也先后来到这里，当他们看到这两颗浅灰白色的、石化程度很深的牙齿化石，非常兴奋，也认为这应该是猿人的牙齿。几个人又在这小土包周围寻找化石，希望能找到更多的人类或猿类化石材料，但可惜的是只找到其他一些哺乳动物化石碎片和牙齿化石。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又开始下起雨，他们只得回到上那蚌村住地。 回到住地，三个人马上取出这两颗门齿化石，仔细地琢磨起来。他们翻开找出“北京人”的门齿素描图跟这两颗门齿进行对比，甚至张开嘴将这对门齿和自己的门齿进行比较，结果一致认为这对门齿很可能是猿人的门齿。可没一会疑问又来了，这对门齿比现代人的门齿要粗大，会不会是巨猿的门齿？由于他们不是古人类研究专家，所以当时无法对这对门齿得出一个较肯定的结论。但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两颗非常有价值的门齿化石，便把它用棉花包好，装在一个带有玻璃盖的方纸盒里，准备带回北京请有关专家作详细的研究和鉴定。 第二天一早，他们又回到发现牙齿的小土包，进行了搜索和简单挖掘，结果找到了几颗马牙、牛牙、鹿角和一些化石碎片，但再没有找到其他的人类化石。 回到北京后，他们专门向有关专家汇报了这两颗牙齿的发现情况，并提出了初步的看法。经过中国地质博物馆胡承志的初步研究鉴定，认为基本形态可以与北京人同类牙齿相比较，故被定为直立人种中的一个亚种，并以发现这一化石产地的元谋县城命名，定为“直立人·元谋亚种”，简称为“元谋人”。这是我国首次在早更新世地层中发现的古人类化石。 1972年2月22日，新华社报道了这一重要发现和初步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科学界的极大关注。元谋人的故乡吸引着中国和世界古人类学家纷纷来这里考察研究，围绕元谋人开展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元谋这个人类文明的孕育地，也在默默地等待人们进一步揭示它的奥秘。 第二年的冬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县文化馆等单位组成发掘队，对元谋人遗址及元谋盆地进行多学科科学考查和发掘工作，在该地点同层位内找到刮削石器3件，有人工痕迹的石块3件，地表采集到石器10件，石料均为石英岩，不过，最让考古队员兴奋的就是炭屑的发现了。 1974年的一天，考古工作者们像往常一样紧张有序地工作着，忽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快看，是炭屑！”大家立刻扔下手里的活围上前去，经过研究后初步认定是炭屑遗存。经过深入发掘，炭屑遗存越来越多，最让考古队员兴奋的是炭屑与哺乳动物化石“共生”的现象，发现有炭屑的地方就能找到动物化石，有动物化石的地方大都也能找到炭屑。是自然火还是人工用火的遗迹？考古队员们苦苦思索，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根据地层来看，这里是靠近湖边的浅水地区，粘土层中常夹有砾石，哺乳动物化石上常有豪猪咬啃的痕迹等等，说明这里不是远古人类的住地。那这些炭屑是哪儿来的？考古队员在发现炭屑的附近展开了调查，认定这些炭屑不是火堆原处的灰烬，而是从附近岸上被雨水冲下来的，说明元谋人的居住地距这里并不远。 “用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用火使人类支配了一种自然力，是人类文化上的巨大进步。看来元谋人不仅制造和使用石器，很可能已经会用火了。 1984年12月中旬，北京自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又在该遗址南偏东300米处，比牙齿化石出土层稍高的地层内发掘到元谋人胫骨化石一段，尖状骨器1件，有人工痕迹的骨头2件。 两年后，元谋县又有了新的重大发现。这些新发现为人类的演化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化石资料。1986年10月5日，元谋县物茂中学初一学生、彝族姑娘李自秀在竹棚村西偏南约1公里的豹子洞箐发现了重要化石。她和她的舅舅一起，将80公斤重的化石扛到昆明，交给了云南省地质矿产研究所工程师。工程师当即从化石中挑出了一颗人类牙齿，经考证，这颗牙齿距今约210万年，专家将这一人类命名为“东方人”。 为了进一步考古发掘，这一年的12月，云南省成立元谋古人类考古联合发掘队先后分别对豹子洞箐进行了6次试掘和发掘工作，在该地区共获古猿牙齿化石67枚，以及上千件约40个种类的三趾马动物群化石标本。与此同时，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云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初步对豹子洞箐地区完成了地层划分、年代测定样品的采集等工作。经初步研究，这些古猿化石可分为两大类型，即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其时代为上新世，距今约400万年。 元谋古猿化石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上新世该类型古猿化石材料的空白。同时，对研究人类起源与演化及其地理分布，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物茂乡的发现并没有就此停止，1987年1月中旬，李云芬、李自秀母女俩按元谋人陈列馆安排，在物茂乡小河蝴蝶梁子采集化石时发现一件古猿左上颌骨化石、单枚牙齿化石21枚。3月，由云南省博物馆、楚雄州文物管理所、元谋人陈列馆组成的元谋古人类联合考古发掘队，对小河地区进行正式发掘。考古队员陆续又在元谋县小河村地区的蝴蝶梁子出土了比“东方人”更早的人类化石，距今约270万年。化石中有一段左股骨，比现代人的略粗，从这段股骨可判断，当时的人类己能直立行走。专家将这一人类命名为“蝴蝶腊玛古猿”，认为“蝴蝶腊玛古猿”是东方人的直系祖先。这个结论将中华民族史推前了100万年。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1990年，先后发掘共7次，共获元谋古猿头骨1件，上颌骨4件，下颌骨7件，单枚牙齿1093枚，以及大批哺乳动物化石标本。经初步研究，这批古猿化石和竹棚村豹子洞箐遗址出土的古猿化石一样，属于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两大类型，其时代均为上新世，距今约400万年。 我国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地区，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人类发展、演化的重要地区。考古学家还认为，“元谋人”北上越过金沙江，到甘肃、青海成为古羌戎人，继续往东北越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成为印第安人的祖先。 元谋人遗址出土文物 石器是人类远古祖先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武器。工具的制作标志着人具备了自觉的能动性，并最终脱离了动物界。在元谋人遗址中先后出土的石制品共7件，在地表还采集到10件石器，人工痕迹清楚。原料为脉石英，器型不大，有石核和刮削器。它们和人牙虽不居于同一水平面上，但层位大致相同，距离又不远，应是元谋人制作和使用的。有些加工较为精细，其中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这说明元谋人已经开始制造工具。根据已发现的细石器材料看，其中有很多凹口深的刮削器，它们被认为是用来加工箭竿、骨针之类的器具的，这证明当时人类的狩猎活动已很发达。 在元谋化石层出土了大量的碳屑，这表明元谋人在当时已学会用火了，元谋人亦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用火人。发现的炭屑多掺杂在粘土和粉砂质粘土中,少量在砾石凸镜体里。炭屑大致分为3层，每层间距30-50厘米，最大的炭屑直径可达15毫米，而且常常和哺乳动物化石伴生。此外还发现两块黑色的骨头，经鉴定可能是被烧过的。研究者认为，这些是当时人类用火的痕迹。这一发现，如确系人工用火证据，则把人类用火的历史大大提前。 与元谋人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泥河湾剑齿虎、桑氏缟鬣狗、云南马、爪蹄兽、中国犀、山西轴鹿等29种，绝灭种数占总数的84％。动物群中在上新世和早更新世的占38.8％，这表明元谋人的生存时代不会晚于早更新世。有人根据动物化石及植物孢粉分析，认为当时的自然环境呈森林草原景观，气候比现在凉爽。 元谋人化石包括两枚上内侧门齿，一左一右，属于同一成年人个体。齿冠保存完整，齿根末梢残缺，表面有碎小裂纹，裂纹中填有褐色粘土。这两枚牙齿很粗壮，唇面比较平坦，舌面的模式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原始性质，被命名为“元谋直立人”，俗称“元谋人”。 另外，在元谋遗址还发现了比元谋人更加古老的“东方人”，以及距今有400万年之久的“蝴蝶腊玛古猿”化石。 元谋人文化遗址现状 元谋人化石的发现与研究，将我国人类历史推前了100多万年，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早期类型直立人的代表，因此云南的元谋有“人类童年摇篮”之美誉。 1982年2月23日，该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元谋县人民政府在县城中心修建了“元谋人陈列馆”，同年9月建成，由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题写了馆名。陈列馆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采用宫廷式仿古建筑形式营造，庄严古朴。 陈列馆展厅分三个部分，主要陈列有珍贵的元谋猿人化石，元谋人制造和使用的骨器、石器，以及同年代的云南马、剑齿象、剑齿虎等40多种哺乳动物化石。同时陈列的还有元谋县境内出土的约400万年前的古猿头骨、颌骨、单枚齿列牙齿化石，三趾马、古乳齿象、剑齿虎头骨等50余种哺乳动物化石。陈列的方式十分独特、新颖，反映出人类社会史前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详细介绍了人类起源与发展的简史，系统地展示了原始人类的进化环节。目前，“元谋人”陈列馆被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人类的第一个化学发现 人类的第一个化学发现是什么？答案是对火的认识和利用。火产生的方法很多，比如火山爆发、雷电袭击、陨石落地等都可能产生火。元谋人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接触到火，并且慢慢了解到火可以带来光明、取暖御寒、烧烤食物、驱走野兽。于是，他们开始了对火的利用。元谋人的火种都是从野火中引来的，并且努力维持火种，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的炭屑和被火烧过的动物骨骼，距今已经有170多万年，这是已知的人类最早的用火遗迹。火的使用使人类自身的体质和大脑得到进一步进化，从而最终把人和动物分开，使我国古老的猿人慢慢开始了向现代人的转化。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湖底淤泥中的惊世文明——跨湖桥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跨湖桥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城厢镇湘湖村跨湖桥 发现及发掘时间：1990年发现并首掘，2001年进行第二次发掘，此后发掘工作持续至今。 距今历史：7000-8000年 考古地位：是浙江境内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为探讨长江中游和下游的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研究当时整个长江流域的文化格局以及此后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其器物特征不同于长江下游地区已知的各支考古文化，是一支全新的、独立的文化类型。 浙江省跨湖桥遗址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西南约4公里，浙江第一大河钱塘江与浦阳江流经这里。遗址及周围地区是古湘湖，现已大部分淤积，正是这些三四米厚的湖床淤泥有效地保护了下面七八千年的古老文化。跨湖桥遗址发现以来却受到了“冷落”，直到2004年，跨湖桥文化才作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一种独立的文化类型被考古界所确认。 考古发现过程 跨湖桥遗址处在旧湘湖湖床的下面，早在20世纪初，湘湖就已经名存实亡。古湘湖湖底千百年来形成的淤泥，成为制造砖块的优质原料，淤泥保护了跨湖桥文化，也同样使这古老的文化遭受了严重的灾难。 1970年前后的某一天，湘湖村的村民听到一个消息：杭州砖瓦厂要在冷饭滩附近设立一个新的取土点。消息一传开，湘湖村村民连夜突击，围堤抽水，抢占阵地。当时冷饭滩一带属于无法正常耕种的沼泽地带，取土的第一步必须围堤抽水。那一晚，一家新的砖瓦厂诞生了，这就是后来的萧山城厢砖瓦厂，挖土制砖的人们便在不知不觉中蚕食旧湘湖底下的这座文化宝库。 跨湖桥真的是河姆渡的“后辈”？参加跨湖桥遗址发掘的工作人员不愿意相信。但由于第一次发掘出土的文物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跨湖桥遗址重要性的认识，研究工作未能进一步深入，跨湖桥遗址就在这些怀疑中被“冷冻”了十年。就在它受“冷落”的几年间，跨湖桥遗址第一次发掘现场已遭到破坏，考古学家再也难以找回这一远古人类的居住区。 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浦阳江流域进行新石器时代遗址专题调查，调查步骤是从上游往下游走，跨湖桥是调查的最后一站。12月20日，考古调查队来到跨湖桥进行试掘，没有新发现。几天后，根据当地民工的指引，转移到取土坑东部继续探掘，终于发现了文化层堆积。这时，这一地带已经被列入砖厂冬天的取土计划，为了保护遗址，考古队马上决定再一次进行抢救性发掘。 这次发掘于2001年5月正式开始，发掘的面积并不大，仅为350平方米左右，却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其中陶器复原器近150余件。出土器物形态及其组合迥异于河姆渡、罗家角等附近地区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址，可明确为一个新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为了再次给跨湖桥的文物测定确切年代，考古队把取到的标本送到北京大学等5个不同的权威机构进行科学测定，测出的数据达28个之多。得到的结论却是惊人的一致，这些科学研究无可辩驳地说明，跨湖桥文化距今为7000至8000年。“冷冻”了十年的跨湖桥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入选了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次发掘还传出一个“垃圾堆里捡珍宝”的美谈，因为这次发掘挖出了一个远古垃圾场，而品种繁多的千古垃圾又是传递古人生活、生产、思想、文化等重要信息的载体。古人往往将村落临水的湿地当作倾倒垃圾的场所，跨湖桥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结果，再次证明了这点。出土的大量牛骨、鹿骨等正是古人吃剩的垃圾；大量的陶器碎片正是古人的遗弃物；破碎的骨耜正是古人丢弃的已不能使用的生产工具…… 但跨湖桥文化却不能理解为仅仅是古人遗弃的垃圾，跨湖桥遗址在第一次发掘中，就已发现了建筑遗迹和多处房屋遗迹。更为重要的是，还发现了两座贮藏窖，里面贮满了橡子，这是古人贮藏的食物。显然，第一次考古发掘，挖到的是古跨湖桥人的居住区。?结合前后两次的考古成果看，跨湖桥是一个完整的文化遗址。 这次发掘的结果使跨湖桥遗址作为独立的文化类型引起国内专家的极大兴趣，为了补充更多的资料，同时也是为了抢救地下文物不受进一步破坏，2002年9月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了对跨湖桥遗址的第三次发掘。 由于跨湖桥遗址被破坏严重，第三次开挖的探方大多处在遗址的破坏边缘，所以大都不完整，实际发掘面积约350平方米。但就在这里，却“驶出”了人类最古老的独木船。 考古工作人员以前就听村民说在这一带发现过木船，跨湖桥的发现者郑苗也曾报告发现过“小船”，但在前两次发掘中并没有发现古船。跨湖桥真的有古船吗？考古队暗暗地把寻找古船的踪迹作为这次发掘的目标之一。 最早发现古船的蛛丝马迹是在11月11日，当时考古人员正在探方里整修台阶，在地下第9文化层里，突然发现了一个木制品，形状看起来很像是木船的一个角。一下子，在场所有人的精神都振奋起来，似乎重大的发现立刻就要揭晓一般。随着清理面积的扩大，独木舟的一个凹面显露出来。因为早就相信这里有古船，这个发现让现场的考古队员兴奋异常：“我们发现了独木舟！” 经过不断发掘，在相临的三个探方里都发现了船身。独木舟的船头直到19日才被发现，由于当时船身中段还埋在一个隔梁里，而且船宽度不一，所以还以为这是两条各长2米多的独木舟。21日，考古队员打掉了中间的隔梁，世界第一古船的真面目才完全地展现在今人面前，而且长达5.6米。在这条独木舟的两侧，还发现了许多木棍，专家推测这些木棍是用来固定或支撑独木舟的，并推测这里是一个独木舟的生产或修理作坊。 2003年10月初，考古学家再次对跨湖桥遗址进行发掘。这次发掘从2002年发现的遗址东侧开始，出土了一批陶器、木器、骨器碎片，其中有一只保存完整的骨哨。考古人员希望通过对跨湖桥遗址的深入发掘，更全面地了解距今八千年的跨湖桥遗址文化。 目前，对于跨湖桥遗址的发掘仍在有序进行。 跨湖桥遗址出土文物 跨湖桥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木器、骨角器等，还在遗址中发现了灰坑、黄土台、残存墙体等建筑遗迹。由此，专家确认跨湖桥遗址是一处内涵丰富、文化面貌独特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在出土的文物当中，陶器最为精致和独特，其制作的精致程度要高于河姆渡时期，除器形规整匀薄外，主要指彩陶与黑光陶工艺。彩陶保存的鲜艳程度十分好，而且发现的完整器物较多，彩陶的分布位置及组合形态也十分清晰。 陶器的彩饰分为厚彩和薄彩两种，都施于均匀细腻的陶衣上。薄彩一般施于圈足盘的内壁，有红、黄、黑等色，从口沿向内垂挂的环带纹、半月纹最为普遍。另外，还有一些双腹盘从上到下分层设组，各有题材，十分讲究，专家推测这类器物不是实用器皿,而已经被充任礼器、祭器。最有特色的是厚彩，施于器物的外部，如罐的肩颈、圈足盘的圈足等位置。彩纹一般为以圆形镂孔为中心的放射线，肩颈部位多以组合纹饰出现，其中“太阳”纹引人注目。在手法上，点彩别具个性，往往与条纹、波浪纹相配合。厚彩材质似乎加了某种作为粘合剂的泥料，脱落后留下的乳白色痕迹仍旧清晰可辨。 黑光陶一般见于豆、罐两类器物。浙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也出土了很多泥质黑皮陶，初见很容易相混，其实胎质完全不同，外露的光泽也是不一样的。跨湖桥出土的这种黑光陶主要是一些红内黑的器物，如钵类器，内壁十分光亮，为江南其它考古学文化所不见。专家推断，这些黑光陶除了应用还原焰烧造技术外，还经过精心的打磨。器物上常见周正的弦纹、棱纹，分明使用了轮制技术。考古界一直认为距今6000多年前才有了慢轮修正术，跨湖桥出土的陶器却把这一时间推进了1000年。 跨湖桥陶器的群组合也十分新颖。从器名上看，也只有釜、罐、钵、豆、甑几种，但形态却完全是新的。如钵型釜、扁腹双耳罐、盅型钵、双腹豆。而且纹饰也愈加丰富与成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拍印的方格纹的出现，在以往的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这种纹饰从未出现过，但在跨湖桥遗址却出土了相当的数量，而且多呈菱形。另外还有蓝纹、篦纹、指甲纹、戳印纹以及“工”字、“卜”字、三角形、方形、圆形等镂空形式。 出土的有机质遗物中，骨器数量不少，包括耜、镖、镞、哨、针、纬刀、簪、双尖叉形器及一些功能不明的复合工具。骨耜用大型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作，端部有圆型插孔用以装柄，经研究发现成孔方式是用火烫灼后再行挖凿的。另外还有很多用动物肢骨的骨壁、肋骨加工而成的骨具，磨制精致。出土的一件骨针长9厘米，最大径不足2毫米，孔径不足1毫米。同时还出土了纬刀、双尖叉等纺织工具。 跨湖桥的动物群比河姆渡遗址简单，从出土的动物遗骨来看，包括鹿、猪、牛、狗、獾、鹰、鳄和豚等。猪、牛等动物的牙齿磨损度普遍较高，这是跨湖桥人肉食大多来自狩猎的证据，因为老迈的动物缺乏抵抗力，容易成为捕杀对象。说明狩猎在跨湖桥时期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跨湖桥遗址还出土了很多木桨，其中一半是半成品，上面满是清晰的刀砍斧削痕。数量最多的是木锥形器，尺寸近似筷子，中间稍粗，一端平头，另一端尖；另一种木锥的一端削成扁舌形。另外还出土了数件木“簪”。 遗址出土的石器也很有特色，器形主要有斧、锛、凿，还见有极少量的镞、石片形刀、石杵、磨盘等。石质多为青灰色的硬质沉积岩，附近地区无法找到这种岩材，应该从远方交换得来。 充满疑团的跨湖桥 2002年3月27日，来自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的20余位专家会聚萧山，针对跨湖桥文化类型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面对着疑团重重的跨湖桥文化，许多在场的专家学者禁不住发出了“太意外”、“看不懂”的感叹。 1.高超的彩陶制作技术 跨湖桥文化是一种高龄文化，它的稻作农具骨耜，在制作上十分粗糙，远不及河姆渡骨耜精细，出土的大量兽骨也表明古跨湖桥人还是以狩猎为主。但是，7000年前的跨湖桥人却掌握了高超的陶器制作技术，特别是通体磨光的黑光陶器，似乎与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中的黑皮陶器有着某种联系。难怪当初会有专家认为跨湖桥文化是河姆渡文化的后辈，至今专家们也无法解释跨湖桥文化遗存中的这种“青春色彩”。 2.骨针和蚕丝线 在跨湖桥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不少负载重要信息的宝贵物品，其中就有一枚精巧的骨针。这枚骨针针眼相当细小，即使采用今天的棉纱线或涤纶线，要穿过这个小针眼也不容易。那么，古人究竟用的是什么线？当时不可能有棉纱线或涤纶线，要穿过这么细小的针眼，只能使我们想到了蚕丝线。难道距今七八千年的跨湖桥人已经在接触蚕桑了？考古学家至今也不能得出答案。 3.使用中药的祖先 跨湖桥遗址中还有一个小陶釜，底部有烟火熏烧的痕迹，釜内有一捆植物茎枝，共约30余根，长度在5至8厘米之间。由于陶釜已烧裂，古人将其丢弃了。陶釜内的植物成了考古工作者关注的重点，他们推测这捆植物是远古的中草药，遂将标本送往药品检验所进行检测。但由于标本的有机质不足，难以确定其具体的药性和名称，只能定为“茎枝类”。虽然至今也无法确定是什么中草药，但这一考古新发现对研究我国中草药的起源，尤其是煎药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4.黏合剂 细心的考古工作者在清理陶片时，还意外地发现一块黑光陶片上有修补的痕迹，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古人是用什么黏合剂来修补陶器的。 5.跨湖桥的毁灭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跨湖桥文化是突然之间消失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作为跨湖桥文化继承者的证据不足，这种文化缺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尚是未解之谜。 有很多专家认为，跨湖桥文化的毁灭，最可信的推断就是毁于海水侵袭。据地质水文资料载，从全新世初期开始，东海大陆架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侵，这次海侵在距今6000-7000年达到高峰，包括会稽山脉在内的宁绍平原周围地区，沦为一片浅海。这次大规模的水淹对跨湖桥文化的前途带来了根本性的影响，钱塘江、浦阳江泛滥更加速了这一带环境的恶化，今日凶猛的钱江大潮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结合历史记载来看，今天会稽一带的自然环境最符合大禹治水的历史条件，如果这段神话是史实，那么跨湖桥遗址大约不幸落在治水无为的鲧的时代，治水的失败就是跨湖桥遗址结局的写照。 跨湖桥文化的难解迷团给江南沿海一带的考古科研提出了一个个新的课题，只有等待着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让这些迷团大白于天下。 跨湖桥之最 1.弓钻取火 跨湖桥遗址出土了很多奇形怪状的木器、石器，这些器具的本来面貌是怎样的？跨湖桥人到底将文明推进到什么程度？经过对这些奇特器具的研究，考古学家做出了解答。 据考古资料显示，一万八千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可能掌握了钻木取火技术，但遗址中并没有出土取火工具。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奇怪的工具，经考古学家考证是弓钻取火的工具，说明跨湖桥人已经掌握了人工取火技术。 通常一个弓钻是由钻柄、钻身、钻头和弓等部件组成，从跨湖桥文化遗址发掘的一些史前文物看来，弓钻的主要部件已经具备——从弓钻的组成看，骨制复合器就充当钻柄。 在跨湖桥文化遗址发现的复合器由动物骨头做成，因为被长期使用，其表面表现出古玉所特有的包浆状。木质管形器是钻身，木锥则充当钻头，尖端有黑色炭化现象，炭化稍上方有一个“小台阶”，这是为了防止木锥尖端无限制往下钻取。 这些工具拼接起来就成为弓钻，然后在木块里加入引火物质，再配上一个用木条做的带绳索弓弦的弓，将绳索绕在转杆上，将弓来回拉动，就能取得火苗了。 2.慢轮制陶术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黑光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罐口的7条环状平行弦纹。这些环状平行弦纹到底是用什么技术制作出来的，一直是个谜。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一个木质陶轮底座出现在考古学家的面前，这个木质陶轮底座不仅解开了环桩平行弦纹的谜底，更由此证实了跨湖桥人已经掌握了慢轮制陶的技术。 黑光陶器的弦纹就是用陶轮修整技术加工成的。制作黑光陶时，只要将未干的陶胎置于陶轮的转盘上，并仔细对中，用一手转动转盘，另一手用木器、骨器或石器接触要修整的胎体，经过多次转动后，就可以在胎体上留下所需的环状弦纹了。 陶轮的出现是制陶业的一场革命，以往陶器制作都是用泥条盘筑，然后通过手工捏拍制作而成。这样制作出来的陶器不够圆，厚度不均匀。而慢轮制陶技术使得陶器形状更好，厚度均匀，弦纹则能大大增加陶器的美观。之后，在慢轮制陶技术上发展起来的快轮制陶技术则更先进，它曾制作出厚度只有2毫米的“蛋壳陶”。 世界最古老的陶器发现于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距今12500年前。而跨湖桥文化遗址是8000年左右的，也就是说，其间经过近5000年的劳动探索，先民们终于发明了慢轮制陶技术。 据考古资料认定，世界最早的陶轮出现于西亚两河流域，距今5700到5300年。以往，在我国距今7000年左右的半坡遗址已经发现了陶轮加工特征，但没有发现陶轮。而此次跨湖桥文化遗址发现木质陶轮底座，也就证实了中国的陶轮技术先于西亚两河流域2000多年。 3.海水制盐 在研究跨湖桥“黑光陶”黑亮之谜时，专家发现8000年前湘湖人已会海水制盐。 考古学家在对40件黑光陶陶片的表面和内部化学成分进行测试时发现，被测陶片基本是夹碳陶，而且氧化钾和氯化钠的含量非常高。 黑光陶中高含量的氧化钾并不完全来源于陶器的胎土，还来源于草木灰。同时，黑光陶表面氯化钠含量最高达1.83%。这些盐和氧化钾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后，形成钠钾铝硅酸盐玻璃相，从而使黑光陶又黑又亮。 但这些盐是从哪里的来的？实验数据表明，通常海水的食盐含量是大大低于黑光陶表面所测出的食盐含量的，由此可能推断，古人制黑光陶时应该是有意识地加入一些利用古老海水制盐法制作出来的原始食盐。同时，古人还在制陶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利用草木灰、食盐和黄铁矿作泥釉的制陶工艺。 4.最早的独木舟 在跨湖桥遗址还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这只独木舟出土时船头朝东北，船尾向西南，非常狭长，接近船尾有一小部分因为砖瓦厂取土而被截掉。船现长5.6米，船身最宽处为53厘米，船体深20厘米，船帮有部分被损坏，因而宽窄不一。考古专家依据古船出土的地层年代，推断出独木舟的“年龄”约为7600到7700岁。 跨湖桥的这条独木舟的发现，把迄今发现最早古船的年限再次向前推移。在此之前，江苏武进曾发现距今2000多年的独木舟，这条独木舟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古船。河姆渡遗址也曾出土过7000年前的船桨，以及可冲气浮于水面的兽皮，但并没有发现木船的整体。从世界范围来看，最早的古船要算是埃及墓穴出土的“太阳船”，距今约5000年。在英国约克郡曾经出土过距今达9500年的船桨，但并没有发现整船。跨湖桥古船的发现，把全国纪录和世界纪录一下子向前推了2000多年，堪称一个飞跃。 5.我国最早的稻物遗存 在跨湖桥遗址中还出土了农用工具骨耜，这些骨耜使考古学家开始关注跨湖桥的农业遗存。 为了深入了解跨湖桥是否开始种植水稻的问题，研究人员对跨湖桥遗址进行了植物硅酸体分析和植物遗存调查。植物硅酸体分析结果显示，除第11层外，其他各层都有来自稻叶片运动细胞的遗存，并且形状较大，与现代栽培粳稻的相似。稻物遗存调查显示，湖桥遗址中有大量的稻谷、米和谷壳等古稻遗存中，谷粒型与现代栽培稻的籼稻相似。研究结果表明，跨湖桥遗址的古稻可能是尚未完全分化的群体。虽然，跨湖桥人以狩猎为主，并没有创造河姆渡人那样辉煌的农业文明，但他们已经掌握了水稻种植技术。 跨湖桥遗址现状 跨湖桥遗址是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内涵特殊，不同于以往确立的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体系，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1999年跨湖桥遗址被萧山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点。 为了保护跨湖桥遗址，2001年，萧山区政府禁止当地砖瓦厂在遗址范围内取土。第二年萧山区人民政府又下达文件要求当地砖瓦厂停产，在遗址范围内取土二十多年的萧山城厢砖瓦厂也在停产之列。2003年，萧山区政府在遗址现场设立了值班人员。 跨湖桥遗址独木舟及相关遗迹的保护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4年10月召开了有全国及省、市有关专家参加的独木舟保护方案论证会，通过了《跨湖桥独木舟遗迹原址保护可行性方案》，各项保护工作正有序进行。 2004年12月17日下午，在“跨湖桥遗址考古学术研究会”上，来自著名权威机构的35位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跨湖桥遗址的文化面貌新颖独特，其器物群基本组合、制陶技术、彩陶风格等不同于浙江境内任何一支已知的考古文化。因此，可将跨湖桥遗址视为一个单独的文化类型，这意味着“跨湖桥文化”作为一个全新概念，成了中国考古界的一个共识，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等全国数十个考古文化概念并驾齐驱。跨湖桥文化的命名，不仅是萧山历史文化悠久的实证，也给江南沿海一带的考古科研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是中国考古学中一个崭新的研究成果。 跨湖桥遗址陈列馆建设工程也于2005年12月18日开工，建筑面积700平方米，位于湘湖旅游度假区内，并于2006年4月20日正式对外开放，馆内集中展示跨湖桥出土的珍贵文物，是萧山8000年历史的缩影。 馆中的陈列厅分为三部分，第一展厅以出土陶片精心拼接成的釜、罐、钵、盘、豆等陶器为主，并展示部分牛、鹿、狗等兽骨，十分引人注目的太阳纹彩陶和黑光陶陈列其中。第二展厅展出的有独木舟以及船桨、禾科类纺织物、石器、骨器等，其中的骨器和石器非常精致优美。影视厅播放的是全面介绍跨湖桥遗址考古过程及其意义的纪录片，全面展示了8000年前跨湖桥人类制造独木舟、古老磨床以及畜养的家猪骨骼、种植的稻谷的场面。 目前，萧山区委、区政府决定结合湘湖开发，在跨湖桥建立遗址公园，并为跨湖桥遗址积极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湖底淤泥中的惊世文明 最早走近跨湖桥遗址的是杭州砖瓦厂的一位厂医，名叫陈中缄。陈医生多年来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巡视湘湖一带砖瓦厂取土坑。每次他都能在这些土坑里找到一些被路人视作破烂，他却称为文物的东西。随着拣到的“破烂”越来越多，陈中缄把情况报告了县文物主管部门，却没有得到回应。 真正让跨湖桥遗址走进考古学家视线内的是一个叫郑苗的学生。郑苗家在湘湖边，从小学开始他就对这些出土物感兴趣，看到一些精致奇特的，便拣回家里。就这样，郑苗一直到上大学还保留着收集古物的习惯。由于在学校他多少接触了一些文物方面的知识，意识到自己收集到的古物很可能是珍贵文物，就把他的发现告诉了老师。 1990年5月30日，萧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接到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萧山分校的电话，告知有同学在城厢的挖土现场发现了文物，这个同学就是郑苗。文管会的工作人员立刻赶到学校，看到了郑苗出示的一些石器、骨器。第二天下午，工作人员在郑苗的带领下来到城厢砖瓦厂的取土现场。现场一片狼籍，随处可以见到陶片、兽骨。凭着职业的敏感，他们马上发现了挂在取土坑剖面上的文化层堆积。 跨湖桥遗址在迟到近20年后，终于被正式发现，而此时，该遗址已历经20年的取土。为了抢救文物，文管会在取得砖瓦厂的支持、配合后，决定进行考古发掘。 1990年10-12月，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和萧山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地处杭州萧山湘湖之滨的跨湖桥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这次发掘的总面积为330平方米，除发现建筑遗迹、房屋遗迹外，还发现了一些陶器、石器、木器、骨器等。由于遗址深埋于古泻湖底部，长期的浸水环境及深厚淤土的隔绝作用，一些有机骨质的骨木器很好地保存下来。 这些出土的文物中，引起考古工作人员极大关注的就是彩陶。当时发掘的陶片大多由考古队员自己清洗，彩陶就是在清洗陶片时发现的。从此跨湖桥遗址发现太阳纹彩陶的话题在浙江考古圈中流传开来。因为在浙江乃至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极为罕见，河姆渡遗址只发现过三片，而且无论是用彩还是图案均很生涩。从跨湖桥出土的彩陶来看，跨湖桥时期彩陶的制作工艺远比河姆渡成熟先进。 这些文物让考古学家们兴奋不已，为弄清遗址年代，考古工作者将出土的木块送到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进行年代测定，经测定得知跨湖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7000年至8000年之间。 结论出来后，很多专家都表示怀疑。在浙江有南北两支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两者距今都有7000年的历史。新发现的跨湖桥遗址虽然年代比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都早，但在文化类型上却不像是二者的源头。那么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马家浜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由于跨湖桥出土的陶片展示了陶器制作技术上的“成熟进步”，并且明显比河姆渡的早期陶器要先进得多，于是专家推测：跨湖桥文化遗存是河姆渡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并且年代与河姆渡文化晚期相当。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水稻发源地“罗家谷”——马家浜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马家浜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嘉兴市南湖乡天带桥村马家浜；嘉兴市桐乡县罗家角等 发现及发掘时间：1956年发现罗家角遗址，但并未发掘；1959年春发现南湖乡马家浜遗址，并于3月首次发掘。此后在长江流域陆续发现和发掘大量马家浜文化类型遗址。 距今历史：7170年左右 考古地位：马家浜文化代表着长江下游、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新时期时代中期以血缘为纽带的母系氏族社会文化，是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发源，其后续文化为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三者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区系文化特色。 江南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多年来，人们一直众说纷纭。其实，只要稍加考证与研究，便不难发现，江南文化的源头就在嘉兴，即马家浜文化。江南文化源头，之所以多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首先在于对江南地域概念的理解不同，文化源头便也论说纷纭。 考古发现过程 按照以往的学术惯例，各种遗址文化大多是以首次发现及发掘地命名的。但马家浜文化却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它的首次发现地并不是马家浜，而是在嘉兴市桐乡县一个叫罗家角的地方。 桐乡县地处杭嘉湖平原中部，罗家角在县西石门镇的东北约2公里的地方。遗址北临大运河，南依罗家角村，有小河自罗家角村流过，向北注入运河。遗址四周全为岗地，中部也有岗地将其分隔成两块水田。 1956年，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热火朝天地搞生产，结果农民们在罗家角的水田里挖出了大批兽骨和陶片。当地农民没有看过动物遗骨，但听说过“龙骨”可以入药的事情，便纷纷将其拿到中药铺出售。结果“龙骨”越掘越多，中药铺不收购了，农民就转卖给废品收购站。最后是收购站向文物部门反映，才使罗家角遗址出现在考古学家的视野里。 10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前往桐乡县罗家角调查，采集到石器、陶器、兽骨等若干，确定罗家角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由于当时人力不够，对这一文化遗存也并不了解，认为没有太大的发掘价值，只是加以保护。1961年，罗家角遗址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罗家角遗址就这样沉寂了下来，历史的风霜湮没了曾经灿烂辉煌的远古文明，如果不是1959年马家浜惊世骇俗的重大发现，也许美丽的太湖流域还背着那“古来是蛮夷之地”的名声。 马家浜坐落在嘉兴市城南7公里的南湖乡天带桥村，东北面临九里港，西至坟屋浜，南为马家浜，是一个三河交叉的平原。1959年春，嘉兴南湖乡天带桥大队马家浜村在沤肥挖坑中发现大量兽骨和古代遗物，赶紧报告了文物部门，得到了很大的重视。同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委员会与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大学历史系、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等6个单位组成考古队来此进行了发掘，出土骨器53件、石器12件，同时还出土了很多玉器、陶器和兽骨。 这次发掘坑位于遗址中部，总计2l3平方米。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分为两层，上层以灰黑色粘土为主，并有红烧土层和淤泥层，出土有兽骨、石锛、砺石、骨镞和各种质地的陶片，还有建筑遗迹；下层含有大量腐烂的兽骨碎片，另外还有骨镞、骨锥、骨针、骨凿以及石斧、砺石和陶片等。 考古学家还在这里发现了长方形房屋遗迹。这座房子南北7米，东西3米，门朝东。室内是经过加工的黄绿色土面，还有带树枝和芦苇痕迹的红烧土块堆积。下层中的居所较简陋，房基为椭圆形凹坑，还发现了碳化圆角菱，与现在的南湖菱相仿。经测定，马家浜文化的年代距今约为7170年左右，甚至比先于发掘的河姆渡遗址年代还略早一些。 最让人震惊的发现是位于上下层交接处的墓葬，共出土了30具人骨架。这些骨架埋葬密集、重叠，南北向放置，其中6具身旁有随葬品，生产工具置于腰部，装饰品置于头部，陶器位置不一。遗憾的是，当地农民害怕这些骨架给他们带来晦气，半夜起来把这些“马家浜人”偷偷捣毁丢到河浜里去了。 马家浜的遗憾还不止于此。发掘马家浜遗址时，考古人员还没认识到这是一处史前文化遗址，而是把它作为“吴越古战场”来认识、考证的。发掘前就已经探明马家浜遗址有15000多平方米，由于条件限制只发掘了213平方米。后来由于考古队员吃住问题难以解决，对马家浜遗址的发掘工作只好中止。 197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吴汝祚先生首次提出了马家浜文化的命名。1977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学术讨论会上，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根据长江中下游、太湖流域新近的考古成果，提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摇篮”这一划时代的论点，并确认以嘉兴马家浜遗址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 从此，马家浜文化正式定名。它的首次发现地罗家角遗址也于1979年开始了第一次发掘。 1979年11月下旬至1980年1月底，为配合罗家角农田基本建设，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考古队对罗家角遗址进行了局部发掘。这次发掘开探方41个，发掘总面积为1338平方米，出土的完整器物达794件，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陶片、兽骨以及稻谷等植物遗存。 罗家角的遗址分4个文化层，都属马家浜文化，代表了马家浜文化的若干个不同发展阶段，丰富了马家浜文化的内涵。罗家角遗址的发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注意。1987年日本农耕史代表团专程到罗家角遗址考察马家浜文化；1989年，日本东亚稻作文化起源考古代表团也来到罗家角遗址进行考察，并认为罗家角遗址发掘出土的稻谷，证明中国的长江流域是日本栽培水稻的发源地之一。在日本出版的有关马家浜文化的书刊都把罗家角写成“罗家谷”，就是因为罗家角是水稻的发源地的缘故。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对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发掘及研究逐步深化，浙江一带的马家浜遗址像雨后春笋一样层出不穷。1981年3月，考古队对余杭吴家埠遗址进行发掘；5月，嘉兴平湖大坟塘遗址出土泥质喇叭形红陶豆、腰沿釜、猪鼻形支座等，为马家浜文化堆积层；10月，对余杭吴家埠遗址进行发掘，清理马家浜文化时期墓葬7座。 1984年1月，嘉兴博物馆与上海自然博物馆及常州、苏州、无锡、湖州市博物馆联合在嘉兴举办“太湖流域古人类、古遗址、古文化展览”，并召开学术讨论会，将太湖流域作为一个单独的区系类型文化提出。到目前为止，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共发现了2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马家浜遗址出土文物 马家浜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十分丰富，出土了大量完整或可复原的石、骨、木陶器物，其中石器包括石斧、石锛、石纺轮等，陶器有釜、盆、盘、钵、豆、鼎、碗、壶、纺轮等，骨器中有骨耜、骨哨。 马家浜的陶器独具特色，分为三期。早期陶器以灰黑陶和灰红陶为主，陶器成形基本采用手制。器表多素面或磨光，纹饰较少，主要纹饰有弦纹、绳纹、划纺、附加堆纹及镂孔等，器型以釜为主。马家浜出土的黑陶中有一件镂空黑衣陶壶十分精致，此陶壶器表施黑陶衣，撇口，短粗颈，折肩折底，圈足高而外撇，通体镂空装饰。此件镂空黑衣陶壶是马家浜文化的象征器。 马家浜文化中期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仍有一定数量的灰黑陶和灰红陶，以素面的为多，绳纹基本消失，器型仍以釜为主。同时还出现了少量的鼎和较多的豆，还有牛鼻形耳的罐。晚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衣陶为主，主要器型是釜、鼎、豆。马家浜文化最独特的是一种“腰沿釜”，鼎足一般为扁平或铲形，甚至有的鼎足为鱼鳍形。以腰沿釜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陶器，体型大，器形多，已出现了三足器和袋足器。 罗家角遗址出土的四片白陶片也尤为引人在注意。白陶是瓷器的先祖，据当今科学分析，制作白陶的原料主要是高岭土，高岭土由于铁含量低而铝含量高，较红、灰陶耐得起高温。白陶烧成后外型洁白美观，坚硬耐用，人们对高岭土的认识和使用，为后来瓷器的发明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马家浜文化的白陶比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的白陶早了1500多年。 从制作工艺和焙制方法上看，马家浜的陶器是由手工捏制，泥条盘筑，轮盘旋制逐步发展起来的。焙制方式的演变则更加漫长，最早是原始的篝火式，把制好的陶坯堆放在一起，四周围上柴火烧制，但温度不高，难以焙制大的器皿。后来逐步形成陶窑。据考古学家推测，罗家角白陶应该是轮制的，否则不会这样光滑、均匀。焙制方法可能是用炉灶式。可见马家浜人的生产力水平比同时代其他部落要高得多。 马家浜、罗家角遗址还出土了很多磨光穿孔石斧、弧背石锛和角骨制耜、凿、锥和网坠等生产工具，说明当时的先民已经用磨制石器和骨角器开垦农田、栽种水稻、饲养家畜等。农业经济是马家浜时期主要的经济生活，特别是栽培水稻，培育出粳稻，是水稻种植的一大发展。为适应当地自然环境，渔猎经济在马家浜人的生活中也占有一定地位。 草鞋山遗址还出土了三块炭化了的纺织品残片，经过科学分析，这种织物用的原料是野生葛，纬线起花的罗纹编织，说明编织工艺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水平，是迄今为止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织物标本之一。这说明马家浜人不再是赤身**，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 从出土的遗迹看，地面木构建筑住房、公共墓地和俯身直肢葬式等等都表现出一种与黄河流域原始文化不同的文化形态。 马家浜之最 马家浜文化的“浮出水面”向世人展示了长江下游的远古文明，打破了古代文明起源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逐渐向四周辐射的“一元”说，并创造了很多堪称“之最”的辉煌文化。 1.最早的水稻栽植地之一 在罗家角遗址曾出土了156粒稻谷，经科学鉴定是距今7040左右的人工栽培籼稻和粳稻。这些稻谷颗粒较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略小，和现代栽培稻籼亚种的硅酸体十分相近。 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栽培水稻最早的国家有泰国、印度尼西亚，但其栽培年限不到6000年。日本发现的栽培水稻花粉距今约3200年，都比罗家角的水稻遗存晚了许多年。应该说嘉兴市是迄今所知我国水稻的最早栽培地之一，也是世界最早的水稻栽植地之一。 2.最早的织物标本 在罗家角遗址和最近发掘的宜兴骆驼墩遗址都发现了不少陶纺轮，专家考证后认为是是马家浜人用于纺织的工具。因纺织品是有机物，要保存六七千年非常困难，但在一些马家浜文化遗址出土了纺织品实物，有力地证明了马家浜人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穿上了衣服。 草鞋山遗址出土的三块炭化了的纺织品残片，说明了马家浜人编织工艺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水平。这三块纺织品残片是迄今为止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织物标本之一。 3.全国领先的生产生活工具 马家浜人在其他许多领域也都处于领先水平。石器的制作已基本定型且大多磨制平整，并普遍使用了管钻法的钻孔技术。对石刀的使用马家浜人也远比河姆渡人先进。 从交通工具上看，马家浜文化遗址出土了完整的木桨，同时还出土了形体硕大的木橹，说明马家浜人已能驾驭大型水上交通工具。在家畜饲养、捕鱼方式的掌握等方面，马家浜文化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如邱城遗址下层发现的遗物中，有陶网坠等捕鱼工具，而在河姆渡遗址两期发掘所出土的七千件遗物中却未见一件网坠等捕鱼工具，仅发现两件鱼叉，这可能不是一种偶然现象，都说明当时的马家浜在工具的制作上已经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江南古文化之源 江南文化源头应该是哪一种文化呢？答案只能是马家浜文化。 太湖地区耜耕农业的出现，以马家浜文化为最早，较河姆渡遗址发现稻谷的年代还要略早一些。马家浜文化遗址不仅有相当多的稻谷遗存，更重要的是还发现了水稻田。这些水稻田都分布在地势低洼的原生土上，包括草鞋山遗址的44块，绰墩遗址的46块，共计90块。这些水稻田的灌溉系统，可分为以水井和水塘两种灌溉系统，后者既可通过水口灌溉，又可排水。 马家浜文化之后的崧泽文化时期，发现了小型的三角形石犁。到良渚文化时期，这种石犁已经得到改进提高，器体得以增大，并广泛地应用到农业生产当中，犁耕农业发展起来。良渚文化发达的犁耕农业并不是良渚人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在马家浜耜耕农业的基础上，不断总结提高发展而来的。 马家浜、崧泽、良渚三个文化前后相继，一脉相承，但在田野考古和室内研究工作上，由于良渚文化出土了大量制作精致、纹饰新颖的玉器，促使了学者们对良渚玉器展开了较深入的研究。研究发现，良渚发达的玉器文明正是在马家浜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进步得来的。 礼制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良渚文化礼制的出现，与马家浜文化的丧葬习俗有很大的关系关。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墓葬中，都是以俯身葬为主，这是葬俗上的一个主要特点。随葬品主要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陶器，炊器主要是釜，食器以豆为多，也有用罐、盆、杯。马家浜文化的丧葬习俗，随着社会的发展，到崧泽文化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逐渐向礼制—方面靠近，演变到良渚文化时期出现了礼制。 马家浜文化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巫术活动。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白陶豆，器壁厚薄均匀，造型规整，器表压印凸起的弦纹、勾连纹、曲折纹、菱形纹、月牙纹等组合成的图案。这样的白陶豆，与马家浜人日常使用的陶器有明显的区别，专家推测是与巫术活动有关的一种用器。由此可见，马家浜时期人们的巫术活动是相当盛行的，直到东周时南方的几个主要的国家，如陈、楚、吴、越等都十分盛行巫术，巫风的来源正是马家浜。 马家浜文化遗址现状 马家浜文化遗址与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一脉相承，它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重视，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摇篮。目前发现马家浜文化类型遗址已达200多处，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 1961年，罗家角遗址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7月16日，国务院将罗家角遗址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 罗家角遗址的发掘证明了马家浜文化在我国史前文化考古中的地位，也雄辩地说明了嘉兴史前先民的智慧和创造，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罗家角遗址的发掘已载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确定了它在史前文化考古中的地位。 1989年，马家浜文化遗址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4月，浙江省文物局和嘉兴市人民政府在嘉兴联合举办纪念马家浜遗址考古发掘40周年座谈会，确立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脉络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同时，在嘉兴博物馆开展了“马家浜考古标本展”。 但马家浜遗址发掘后并未在社会上产生普遍影响，目前仍有很多人认为马家浜文化晚于河姆渡文化。浙江省博物馆史前文化陈列中有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介绍，但却没有马家浜文化的陈列内容。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嘉兴市委、市政府把宣传、弘扬马家浜文化列入了议事日程。浙江省政府有关部门也开始重视马家浜文化的历史地位，大力支持嘉兴建设马家浜文化遗址公园，兴建马家浜博物馆。规划中的马家浜文化遗址公园概念设计已经完成，并于2004年3月，嘉兴马家浜遗址公园规划启动，由中国美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 2004年4月，为纪念嘉兴马家浜遗址发现45周年，嘉兴市文化部门出版了《马家浜文化》一书，填补了马家浜文化专著的空白。马家浜文化，作为古代太湖文化的摇篮，随着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的深入，将继续展现给我们更多有关“江南之源”的宝贵资料。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耜耕农业的世界颠峰——河姆渡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河姆渡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浙江省余姚市罗江乡河姆渡村 发现及发掘时间：1973年发现并首次发掘，1977年进行第二次发掘。 距今历史：6500-7000年 考古地位：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其发达的农业文化，为研究古代农业文明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与马家浜同属于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但目前未发现其后继文化。 杭州湾宁绍平原的南缘有一处十分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就是河姆渡。河姆渡遗址的南面是连绵逶迤的四明山麓，北面是一片平畴，西南就是碧波荡漾的姚江。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就在这样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居住、生息、繁衍，并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后来，河姆渡突然地消失了，直到1973年那场惊世的发现，河姆渡才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考古发现过程 世界上的许多重大发现都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河姆渡遗址也不例外。 1973年，我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发展农业提出了“以粮为纲”的口号。河姆渡村所在的罗江公社地势低洼，洪涝灾害频频发生。为了使境内地势低洼的稻田旱涝保收，获得稳定高产，村里决定对姚江边上一座旧排涝站进行改造。 排涝站需要安装大功率的水泵，所以地基一定要挖到生土层。这项工程从6月下旬开工，计划在9月投入使用。开工没几天，挖土的工人就遇到了困难，因为泥土中混有很多石头、瓦片甚至骨头。罗江公社负责人罗春华到工地检查工程进展情况时，工人就把情况向他作了汇报。 罗春华曾经在浙江大学进修过，对文物有一定了解。他认真地查看了挖出来的破罐、碎盘，意识到这些很可能是古代的器物，很快把情况报告给了县文化站。为了避免文物流失，罗春华还把流散到工人手中的器物集中保管起来。 经过调查，工作人员认定这里是一处含量非常丰富、年代相当古老的文化遗址，立即要求暂停施工，保护现场。 第三天，浙江省文管会工作人员王士伦来到工地，立刻就被出土的精美器物惊呆了。王士伦认为这是浙江省境内最为古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当即携带许多实物标本和动物骨骼，返回杭州做汇报。第四天，省博物馆派出一支专家小分队到河姆渡进行抢救发掘和试掘。一个举世瞩目的遗址就这样被发现了。 1973年11月至1974年1月，河姆渡遗址的正式发掘拉开帷幕，重大发现陆续面世。首先，工作人员在探方里发现了一些木头，上面有人为加工过的痕迹，专家推断这是一口水井的井架。经过进一步发掘，验证了推断的正确性，并确定水井深为1.4米。 在商周时期的金文中，“井”字中间有一点，与井的构造十分相似，四排木头相交搭成井架，中间的一点为汲水之处。由于这口水井的出现，考古人员推测，这一带很可能是古人类居住的村落。 紧接着，考古人员在探方中挖掘出11座墓葬和3个灰坑，还有大量的陶片、石器。这个文化层出土的陶器大部分是灰黑色夹砂和夹碳的陶器，这些陶器的质地比较粗糙，从表面留下的痕迹，专家判断它们应该是在距今6000年左右加工出来的。 当考古人员挖掘到距地面3米深的地方时，在黑褐色的土层中闪出一些金黄色小颗粒，但很快就变成泥土的颜色。考古人员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居然是炭化了的稻谷！这些稻谷在与空气接触之前，还保持着原来黄灿灿的颜色。难道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人就开始种植水稻了吗？ 工作人员把河姆渡出土的稻谷和人工栽培稻谷、野生稻谷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结果是：野生稻谷颗粒瘦而长，人工栽培稻谷要比野生稻谷的颗粒宽将近一倍，而河姆渡出土的稻谷颗粒更接近人工栽培稻。 不断有稻谷被发掘出来，如此大量的囤积，为考古人员提供了重要证据，六千年前居住在这里的古人类已熟练掌握水稻种植技术。那么他们是如何种植水稻的呢？考古人员在泥土中发现了许多骨制的东西揭开了谜底，这正是河姆渡人的生产工具——骨耜。大量骨耜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六千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进入了耜耕农业阶段。 接下来的发现更让人费解。考古人员除了挖掘出大量的石器、骨器、木器和陶器外，还发现了很多的木板和木桩。据当地人传说，这里以前是海湾，所以这些木板和木桩很可能是当年的木船。地质探测的结果也证明，远古时代，这里果真是海湾。但这些木板是当年的木船吗？那么在这些木板旁边为什么会有大量囤积的稻谷呢？而周围的墓葬又该怎么样解释呢？ 带着这些谜团，考古人员继续向下挖掘，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些木桩和木板的两端，居然出现了榫卯的痕迹。考古学家断定，这些木板和木桩和木船没有关系。以往的考古发掘证据表明，人类发展到了青铜时代，出现了金属工具，才会出现榫卯。而河姆渡人生活的那个年代比青铜时代早了两千多年，根本不可能有金属工具，这些木头的榫卯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发掘工作中的新问题不断出现，而谜底也常常随着进一步的发掘而陆续解开。考古人员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石器工具，河姆渡人正是用这些石制的锋利工具去加工木材，至今这些工具仍旧十分锋利。在遗址中出土的芦苇编织的席子也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极大关注，这些苇编与今天当地苇编的图案及编制方法几乎完全一样，专家推断，这些苇编在当时很可能是铺在屋顶上用来遮风挡雨的，也可以作为席子铺在房屋地面上，还能作为房屋之间的隔断。于是，考古人员将这些木板、木桩及木构件、芦苇席子进行复原，一件震惊世界的发现展现在人们面前，那就是凝聚了河姆渡人智慧结晶的干栏式建筑。 接连不断的新发现向考古工作者透露出这样的喜讯：这是浙江境内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碳十四的测定也证实了考古学家的推断，河姆渡遗址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 1977年“文革”结束，全国的考古工作者都憋足了一股劲，想要好好地大干一场。因此，河姆渡遗址发掘的报批手续之快，发掘面积之广，参加人数之多，到现场专家之众，大概都是史无前例的。发掘工作于1977年10月8日至次年1月28日进行的，地点选在河姆渡村东北隅水渠两侧。为了做好发掘工作，宁波市成立了河姆渡遗址发掘领导小组，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严文明亲临现场指导，古建筑专家杨鸿勋等在现场分析木结构房屋遗迹和地质情况。 这次发掘历时112天，共布探方20个，揭露面积2000平方米，出土木、石、骨、陶质等各类文物达4700多件，其中墓中随葬品42件，还有大片的木结构干栏式建筑遗迹和大面积的稻谷堆积层，以及大量的动植物遗存。墓葬中还出土了数十具河姆渡人遗骸，他们或仰身直肢或侧身屈肢，少数保存完好。据出土骨骼分析，这些河姆渡人曾患严重脊椎骨变形、增生等疾病，应该是长期从事繁重体力劳动所致。 河姆渡如一座藏品极为丰富的地下博物馆，形象地展示了南方远古先民生产、生活的真实情景。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令长江史前文明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重视，中国古文明的另一个源头从此进入了研究者的视线。 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内涵丰富，具有十分鲜明的区域特征，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出土的陶器以夹炭黑陶为主，少量为加砂、泥质灰陶，均为手制。器型有釜、罐、杯、盘、钵等，陶器表面常有绳纹、刻划纹。陶器上刻画的图案写实性强，手法夸张，想象丰富，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例如双燕比翼齐飞，小狗饱食后小息等。 出土陶器的经典之作是著名的猪纹陶。猪纹陶出土于1973年，通体由炭黑色的陶制成。陶体呈长方形，但四角都具有一定的弧度，底是平的，两个长的边壁上各刻有一条猪纹，虽然线条较为简单，但形态却非常逼真。 这件陶器的胎质较疏松，器壁较厚，还处于陶器制作的原始阶段。猪的头部向前伸而且稍微有点低垂，猪的嘴很长，双目圆睁着，好似在寻觅食物。猪的身上还刻有简单的圆圈和叶子似的花纹，脊背上的鬃毛簇立着。从整体上看这头猪形状更像野猪，只是比野猪要温顺些，介于野猪和家猪之间。从这件猪纹来看，河姆渡时期的猪偏瘦、偏小，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食物不足，人们不等猪长大就宰杀造成的。 从这件猪纹黑陶钵我们可以了解到7000千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开始进入了定居生活，也反映了当时河姆渡的畜牧业水平，对研究猪的进化具有极高的价值。 河姆渡人已经有了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其原始艺术已达到一定水平。在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玉制作的装饰品，而玦、璜、管、珠、环等饰品大多用玉和莹石制成，开创了用玉之风的先河。河姆渡人并不满足于对这种装饰类物品的追求，他们还发明了吹奏、打击乐器的发明，在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一些吹奏、打击乐器有骨哨、陶损和木筒等，其中出土的骨哨已达5孔，音乐工作者以此仿制的鸡腿骨骨哨能吹奏完整的七声音阶。 河姆渡出土的雕刻艺术品也相当讲究，用料有象牙、骨、木等，设计奇巧，寓意更是十分深奥。最为神秘的就是一件神秘的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它是经过加工的象牙，部分已残缺，外形像一只展翅的蝴蝶。牙雕长16厘米，宽5.9厘米。牙雕体的正面刻有精美图象，正中为光芒四射的太阳，用五个同心圆表示日面，园心附近有一个圆点，位置在日中稍微偏左。这件象牙雕刻的时间，据推算大约距今6000至6700年。 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太阳崇拜的图形。太阳外侧为一对昂首相望的鸟，鸟羽下垂，与太阳下方水面波浪相接。这幅图象表示，旭日从海上喷薄而出，群鸟飞而相迎，代表古越族人民欢欣鼓舞，迎接初升太阳的情景。这是一件象征着古越族兴旺发达美好前景的圣物。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是对生殖崇拜的象征。虽然很难判断这个图案的含意，但无论如何这是出现在荒蛮时期的一件精美艺术品。 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了一件漆碗，说明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髹漆工艺。?这件漆碗，胎为木质，器呈椭圆瓜棱状，敛口，底有圈足。器壁外表有薄薄一层红色涂料，微有光泽。这种朱红色涂料经裂解后，涂氯化纳盐片，用红外光谱分析，其光谱图和马王堆汉墓出土漆皮的裂解光谱图相似。 早在7000年前，河姆渡人已经学会了缝纫，出土的缝纫工具主要有骨针、细小的骨锥、管状针及小石锛等，缝纫、纺织、编织，河姆渡人的技术已经比较娴熟，类似机件在太平洋沿岸也曾发现，而在时间上则要晚两三千年。 河姆渡之最 1973年，河姆渡文明重现世间，立即震惊了华夏，震惊了世界。河姆渡先民的智慧与成就，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添上了最辉煌的一笔。 1.世界最发达的耜耕农业 7000年前的河姆渡地势低平，地表平均海拔高仅1米左右，这里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气候温暖湿润，是动植物的天堂，仅出土的动物遗骸就达61种。河姆渡遗址所在的平原是“工”字形地质结构，具有良好的促淤功能。遗址的西部紧临江边有一座海拔仅9米左右、面积不到100平方米的小石山，当时的河姆渡人就依山聚居在小山坡的东面和北面。特殊的“工”字形地貌使这里最先成为陆地，当周边还是一片浅海时，河姆渡已是一块“风水宝地”了。每当洪水过后，这里都是最早露出陆地，并迅速变成绿洲。河姆渡先民正是借助“工”字形高地的优势，在这里栖息、繁衍，并创造了长江流域璀璨的河姆渡农业文化。 原始农业是从采集发展而来，原始居民在年复一年的采集果实的过程中逐渐掌握某些植物的生长规律，把这些植物加以栽培，由此产生了原始农业。河姆渡人种植的水稻是由野生稻逐步培育而成，并创造了当时的世界上最发达的耜耕农业。 栽培水稻在先后两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中均有发现，其谷粒外形、颗粒大小已接近于现代栽培稻，粒重远远超过野生稻，经鉴定大部分属于栽培稻的籼亚种中晚稻型的水稻，少部分属粳稻。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和谷壳，换算出稻谷应当在12吨以上。出土的稻谷数量之大，保存之好，不仅堪称全国第一，就是在世界史前遗址中也是十分罕见的。河姆渡栽培稻较传说神农植稻早2000年，比泰国奴奴克塔遗址出土稻谷早数百年，填补新石器时代考古“有粳无籼”空白。 河姆渡的农具也十分先进，骨耜就是其中的代表。骨耜看上去很像现代的锨或铲，它的主要用途是松土，在河姆渡遗址共出土骨耜170余件。骨耜大部分取材于大型偶蹄哺乳动物的肩胛骨。骨耜使用时安装竖直的木柄，木柄的下端一面削平，以与骨耜的浅槽吻合，同时在上端绑定木柄，为了操作方便省力，木柄和上部做成y形或t形。在浙江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弥足珍贵的骨耜，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令人称奇的是在它上面还残留着一圈当时缠缚的葛藤，以及嵌于其中的木片。由于长期使用刃部十分光滑。磨损严重，特别是中间作为刃部的扁蒲扇面，磨蚀破损尤甚。 从国内外有关骨耜的考古发现来看以河姆渡出土的骨耜年代最早、制作最精，而且数量也最多，堪称世界第一。 稻谷和骨耜的发现，生动地告诉我们：当时先民们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撒下谷种，就是用骨耜这种农具进行耕作。他们手执耒耜，开田翻土、引水灌溉，辛勤耕作。他们还用动物肋骨制作了一大批劳动工具，如磨成锯齿状的骨镰、中耕农具鹤顶锄和谷物加工工具木杵等。这些都表明，7000年前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稻作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农业已成为河姆渡人当时主要的生产活动，它的稻作农业耕作形态堪称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耜耕农业。 但是，根据考古资料显示，河姆渡人的水稻生产主要在湖滨的低洼地利用自然水源进行灌溉培育，农业的好坏完全取决于自然条件。风调雨顺时收获就多，倘若遇上了洪涝或干旱，很有可能就会颗粒无收。而河姆渡遗址背山面水、土地狭小，非常容易遭受水灾。据《河姆渡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描述，河姆渡遗址经常遭受水灾，给水稻生产带来严重威胁。因此，河姆渡人产生了原始的对太阳神的崇拜，实际上是祈盼农业丰收。河姆渡人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去精心制作“双鸟朝阳”象牙雕刻蝶形器，正是把它作为太阳神的像具，作祭祀之用。 世界最早的木桨 2. 河姆渡地处江南滨海平原，气候温暖，降水充沛。遗址周围湖泊沼泽遍布，河流纵横交错，有着辽阔的水域，因此河姆渡人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已有的考古发现及研究证实，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南岸两个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而又平行发展的原始文化。滔滔钱塘江水和波涛汹涌的杭州湾并没有阻碍这两支近邻文化间的文化交流，而舟楫等水上交通工具的发明就成了他们交流的前提。 在河姆渡遗址共出土了6支木质船桨和1只陶舟，桨柄和桨叶用同一块原木削制而成，长63-92厘米，木柄上刻着各种斜线组成的图案，精细美观，桨叶呈柳叶状，阻力很小，大小和形状跟现代游船的划桨很接近。7000年前的木桨，不但在我国是首次发现，而且在世界上也属首例。 同一遗址还出土了一只陶舟。该舟长7.7厘米，高3厘米，宽2.8厘米。陶舟两端有小孔，可以系缆，全舟下半部的弧形，轮廓自然流畅，可以减少水的阻力。木桨和陶舟的出土，否定了国外一些学者关于中国古代没有独木舟的观点。虽然河姆渡尚未发现完整的独木舟，但从遗址出土的独木舟的遗骸、木桨，可推知河姆渡先民能够制造出较为先进的独木舟。 3.古井的发明者 考古学家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很多重要的古遗迹，而这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一口木构浅水井，距今已有5600余年，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水井。 这口井的井口为方形，边长约2米。据考古学家的复原推测，水井遗迹的周围都是黑色淤土层，井旁一角放置几块平整的大石块，所以这口井是选择了低洼处开挖的。河姆渡人在原有的水坑中部，先打入四排桩木，组成了一个方形的桩木墙，然后再将排桩内的泥土挖去。为了防止排桩向里倾倒，再在排桩上部套一个方木框。排桩之上平卧十六根长圆木，很可能是构成井口井架或为了加固井口而设置的构件。井底距当时井口地表深约1.4米。考古学家还在水井外围发现了一圈呈圆形分布的栅栏桩，又在井内发现辐射状的小长圆木构件和苇席残片等，据此推测水井上当盖有简单的井亨。这个比较完整和高级的水井，是我国发现的属于最早的一流水井。它和河姆渡文化农业定居的社会经济生活是完全相应的。历史传说中的所谓“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就是这个时代的标志。 《周易》记载“木上有水，井”，千百年来人们百思不得解：井怎么会是木上有水呢？正是这口方形木构井的发现，才使这千古之谜彻底揭开。也许在五六千年以前，海潮是河姆渡一带的常客，又因常年雨量充沛，暴雨、洪涝常使水浑浊而不能饮用，木井的构筑使先民饮到了洁净的水。由此可见，古井是先人净化水、讲究饮水卫生的杰作。 河姆渡古井的形制，在我国象形文字中还大致有迹象可录。金文中的井字，有时也写作“井”字，在井字中间增加了一点，井干是四面横直相交之形，而中间的一点则是汲水用的陶器，以区别于捕兽用的陷井之井。可见，象形文字也反映了历史上事物的微妙差异。 水井的发明，是人类与大自然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自从发明水井以后，人们可以在远离河流、湖泊的地方生活，开辟新的生活居地，可以战胜干旱的威胁，对于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毫无疑问，水井的发明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原始社会的建筑师 河姆渡遗址河流沼泽密布，地下水位很高，一般不能采用半地穴式建筑解决居住问题，于是河姆渡人发挥聪明才智，开创了人类居住方式的惊人之举——干栏式建筑。 干栏式建筑是一种以桩木为基础，构成高于地面的基座，再用桩柱绑扎立柱、架梁、盖顶的半楼式建筑，是巢居的继承和发展。干栏式建筑的功能十分强大，首先可以避免野兽的袭击，一般性洪涝对其生命安全也不构成灾害，另外还可以脱离潮湿的地面。“干栏式”建筑是我国南方传统木构建筑的祖源，至今华南有些地区仍存在。 发明和创造干栏式建筑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河姆渡人的住房经历过好几个阶段。首先是在一棵大树上构巢，紧接着发展到在相邻的三、四棵树上架屋，直到最后才有了现在我们熟知的干栏式建筑。 河姆渡遗址木结构技术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其干栏式房屋的建筑工艺已经十分科学。 首先就是在房屋朝向的选择上。根据河姆渡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的建筑遗迹平面图分析，3幢建筑均呈西北——东南的走向。这样建筑的朝向与现在的座北朝南方向选择有很大差别，对采光、通风、取暖、避寒都不利。河姆渡文化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很高，这种建筑方式与其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成反差。可经过仔细考证研究，却发现，这种安排十分合理。 当时的建筑还未开窗，而门的位置与傣族的干栏式建筑一样是开在山墙面的，具有出入、通风、采光、排除烟尘的诸多功用。干栏式建筑呈西北——东南走向，门的朝向向南偏东10度左右，这个朝向在江浙地区冬季日照时间最长而夏季最短，避开了夏季的炎热，增加了冬季的采光时间。所以对长坡檐，无窗户的干栏式建筑，这个朝向选择是非常符合实际的。迄今当地的建筑仍继承了这个合理的朝向选择，门户向南偏东5-10度是最好的朝向。当然这是通过实践和生活积累得来的。 干栏式带来的建筑困难比一般地面建筑大得多。万丈高楼平地起，建筑能否成功，基础是关键，干栏式建筑显得尤为重要。河姆渡的建筑基础桩木有圆桩、方桩、板桩之分，各种形式木桩的底部一律砍削成尖刺状或刃状，用打入法处理。接下去架设地梁。从上面基础工程看，开工前需要对建筑负荷有个计算，以决定用材的规格和数量。然后根据建筑面积，室内分隔要求，在现场放样。最后选择座标，以保证木桩的平行垂直，保证下步的梁柱安装工程。 在河姆渡遗址干栏式建筑遗迹中，最有影响的是出土了上百件带榫卯的木构件。河姆渡人的榫卯技术，把我国应用榫印技术的历史推前了3000多年。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在没有金属工具的生产条件下。仅以粗劣的石器和骨器，创造了多达十余种形式的榫卯，令人惊叹不已。这种木结构建筑设计之科学，规模之宏大，不仅为我国所罕见，也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早的杰作，被考古学家称之为7000年前的奇迹。 河姆渡的建筑师已经有了室内装修的意识，居宅是人类生活、生产、社交的重要场所，也是装修方面的重点。由于石质生产工具的制约，当时的地板比较粗糙，而且高低不平，从出土的“人”字形土块看，室内坐卧处重要区域的地板曾经用泥土抹平，然后铺上苇席，使得这些部位比较平整，容易打扫干净，有利于休息。此外根据建筑学家分析，建筑遗迹中显露出当时室外留有1米多宽的走廊，从出土的直板栏干卯孔看，走廊外侧还安装着栏杆。 在室内装修中，他们还着意进行美化，出土的刻花木构件，马鞍形五叶纹陶块可能是室内悬挂于门框或中柱上的艺术品。居宅装饰中最突出的是竖立于屋脊上的鸟形器，它们用石、骨、木和象牙材料制作，正面刻有鸟和太阳的纹饰，顶端两旁有穿孔，用于穿引细绳把鸟形器与木棒绑扎起来，再把木棒绑扎在脊梁上。许多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鸟形器可以和铜屋模上的立鸟联系起来，反映古越人爱鸟、崇鸟的习俗。总之这些艺术品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原始宗教信仰，把居宅的装修提高到了艺术的阶段。 由于干栏式建筑适应江南地区多雨、潮湿的自然环境，还具有防蛇虫猛兽和饲养家畜、堆放杂物的多方面功用，因此历数千年不衰。继河姆渡遗址以后，考古工作者在江苏吴江梅堰、海安青墩、浙江吴兴钱山漾、广东高要县茅岗及湖北蕲春县毛家嘴、四川成都十二桥等遗址中都发现干栏式建筑的遗迹。干栏式建筑直接启示了楼阁的发明，并利用了下部空间，最终导致阁楼与二层楼房的形成。 河姆渡消失之迷 河姆渡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处氏族聚落生活遗址，其发展的轨迹是两千年。但奇怪的是，考古学家并没有发现他们延续下来的证据，河姆渡文化的突然消失引起了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种种猜测。 1998年的一次洪灾，给研究者带来灵感。他们对河姆渡周边地理环境作了长达3年的调查，发现几乎在姚江所有的拐弯处，都有大洪水冲刷的痕迹。 研究人员发现，河姆渡遗址地层的堆积表明河姆渡文化时期至少发生过两次特大洪水。分别发生在距今六千年和五千年前后。第二次洪水不仅淹没了河姆渡人的家园，还使“工”字形高地被冲出一个大缺口，姚江完成了由北流改道东流的剧变。 于是，海水沿河道上溯，河姆渡开始遭受洪水的威胁，变成一片水乡泽国，祖先赖以为生的水稻连遭淹没，甚至颗粒无收。于是先人开始大规模迁徙，离开了生息两千年之久的土地…… 河姆渡人迁徙到哪里去了？考古学家一直苦苦追寻，却没有答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考古学家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几十具河姆渡人骸骨，对于研究河姆渡人去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经复原测量鉴定，河姆人头骨均为长颅类型，颅骨的高度大于宽度。鼻骨宽而且平，齿槽突颌，上齿槽弓狭长，缺乏腭圆枕和下颌圆枕。头骨眉弓不特别粗壮，眉间不突出，鼻根凹浅平，眶角较钝，颧骨大而突出，具有典型的蒙古人种形态特征。根据两个成年男性的股骨和胫骨长度推算，身高分别为162厘米、170厘米，均属中等身材。 复原后的河姆渡人与蒙古人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至今考古界也无法确定二者之间的关系。 河姆渡文化遗址现状 河姆渡遗址蕴含着巨大的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被学术界公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1982年2月23日，国务院公布河姆渡遗址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1986年开始，浙江省、宁波市和余姚市三级政府共同出资，实施河姆渡遗址的保护、建设工程。 首先划定遗址4万平方米的保护范围和3.5平方公里的建设控制地带；搬迁叠压在遗址上的全部农民住宅和3家乡办工厂企业；迁移渡口南岸的采石场等，避免遗址内人为的破坏。 1991年，开始兴建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并于1993年5月12日落成开放，**总书记亲笔题写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馆名。博物馆由文物陈列馆和发掘现场馆两部分组成。文物陈列馆紧邻遗址西侧，主体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由6幢用连廊相接的建筑构成。建筑造型根据河姆渡7000年前干栏式建筑风格而设计，象征着7000年前榫卯木作技术，并配以土红色波纹陶瓦，古朴而富有野趣。序厅高18米，屋面形似一只展翅飞翔的大鸟，表现河姆渡先民崇鸟、爱鸟习俗，整座建筑古朴、野趣，有河姆渡文化特色。 河姆渡文化遗址经过两次局部发掘，已经开挖了2800平方米，仅占全部面积的7%。目前，有关部门正准备对河姆渡遗址做第三次考古发掘，并在那里再建一座发掘现场的纪念馆和原始部落村。随着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必将发现更加丰富的文化内容，也一定会有更多的惊世发现在等待着考古学家的发掘研究。 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现，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近几年来，己有二十多个国家、地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官员前来考察。2001年经国家文物权威部门评选，河姆渡遗址被列入“中国二十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大发现”名单。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太湖地区的文明纽带——崧泽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崧泽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上海市青浦城区东4公里处 发现及发掘时间：1957年发现，并陆续进行了小规模发掘。第一次大规模发掘是在1961年，此后崧泽文化遗址的发掘一直有序进行。 距今历史：4900-5800年 考古地位：是太湖地区具有一定典型性代表的文化，为联接马家浜文化与良渚文化的重要环节。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类型，它前承嘉兴马家浜文化，后接余杭良渚文化，是太湖地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环节。 崧泽古文化遗址位于青浦城区东约四公里处，地势低平，海拔仅3.03米。村北首有一土墩，高4米，长阔各90米，俗称假山墩，相传这里为古代葬地。清光绪《青浦县志》有“晋左将军袁山崧墓在崧泽镇后”的记载，正是这句记载，引领着上海的考古工作者拉开了崧泽考古的序幕。 考古发现过程 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历来就有捧着史卷找遗址的作风，当年殷墟遗址就是这样被发现的。上海的考古工作者也承袭了这一作风，当他们在《青浦县志》上发现“晋左将军袁山崧墓在崧泽镇后”的记载后，凭着对古遗迹的敏感，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崧泽这片神奇的土地。 1957年，上海市考古工作者在青浦县进行考古调查，在假山墩采集到数片新石器时代夹砂红陶和泥质灰陶片，这一发现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 次年，上海市出版局饲养场的同志在村北农田发现了一些鹿角、陶片及石器，经上海文管会鉴定，为一处古文化遗址。1960年冬对假山墩遗址进行试掘，面积44平方米。在发掘的探方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包括一个灰坑和一座墓葬，以及大量夹砂红陶、泥质红陶和灰黑陶片。 对假山墩遗址第一次有计划的发掘是在1961年5月21日进行的。这次发掘揭露面积457平方米，清理墓葬50座。1974至1976年又进行了一次发掘，揭露面积202平方米，清理了新石器时代墓葬46座。 通过几次发掘，考古学家对崧泽文化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崧泽文化的堆积层主要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居住堆积层，出土的典型器物为石器、陶器、骨器、玉器和动物骨骼、植物种子等，为马家浜文化晚期类型，距今约6000年。下层是一处墓地，随葬器物少，一般只有1至3件。有的墓葬甚至没有随葬品。 1982年，全国考古学家在杭州举行中国考古学会年会，崧泽文化被认为是上海地区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的延伸，并下启距今4000多年前良渚文化。同时，崧泽文化还接受了外地文化的影响，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也有一定联系，因此考古界确定崧泽文化为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具有一定典型性代表的文化。 最能让崧泽考古引起世人瞩目的就是2004年“上海第一人”的出土。 2004年2月到4月，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在对崧泽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时，首次发现了6000多年以前的建筑遗迹，清理出7座墓葬，填补了上海地区这一时期墓葬出土的空白。就是在这些整理出来的墓葬中，“上海第一人”面世了。 那是在3月31日的下午，考古队队员陈杰在清理探方，突然在土中显露出人头骨的一小部分，他立刻惊喜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考古队负责人，当时就有人猜测这是上海最老的老祖宗，全场都跟着沸腾起来了。 有了这个重大发现，考古清理的过程就停了下来，发现头骨的地方被遮盖保护起来。经过周密的安排，4月8日终于将头骨全部清理了出来。出土时，头骨的的上下颌牙齿看上去都是完好的，但由于历史太久，上颌齿已经全部风化，出土后的头骨已经没有了上颌齿。 在这次发掘中，还发现了比良渚文化早1000多年的祭坛，也是太湖地区最早的人工堆筑祭坛。在祭坛北部分布着同时期的建筑遗址，形制较完整的有1座，房址平面呈圆形，外圈柱洞15个。房内地面硬实，面积约5.5平方米，据专家分析，这些房子不是居住用房，而是和祭坛密切相关的。 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批石器、骨器等。其中石斧双面管钻穿孔。过去一直认为管钻穿孔技术出现在崧泽文化晚期，此斧的发现，将这一技术提前了1000多年。 崧泽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继浙江河姆渡和江苏马家浜之后，崧泽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在玉器方面，显示了长江下游地区玉文化发展的强劲势头。 崧泽文化早期出土的玉器并不多，品种上多玦少璜。到了中期，璜、环、珠、坠等器形出现，器物也更加精致。崧泽晚期出土了较大型的玉镯、玉璧和超大型的玉斧。这些玉器器形规整，器表光洁，打磨精致，钻孔熟练。在崧泽文化时期，女性佩带这种玉璜和玉镯成为一种风气。 崧泽玉器在产品造型上富于变化，如同一处出土的三件玉琀，样式各不相同，一件是淡绿色，圆饼形，一侧穿一个小孔；另一件同是淡绿色，却做成了璧形；还有一件是墨绿色，鸡心形，中间穿一个孔长达4.2厘米。崧泽遗址出土的玉璜数量较多，这些单璜被当作项饰，制作精细的玉璜受到社会重视并开始具有一定的礼仪性质。玉璜的使用者多为身份较高的权贵阶层，为后世中国玉文化、“德佩”等观念和习俗奠定了基础。 出土的陶器以灰黑色为主，基本上用泥条盘叠加轮修的方法制成。崧泽的陶鼎较具特色，器型以深腹釜形为主，也有少量罐形和盆形的。陶鼎多是扁铲形或凹弧形。崧泽的陶豆大多为浅盆形，豆把的样式很多，有高把的、低把的，还有是多节形。陶豆的纹饰主要是弦纹和圆形、三角形组成的镂孔为主，也有再加压划纹和彩绘的。 崧泽的陶器艺术品十分特别，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一只上有红彩的陶塑小猪。这只小猪圆咕隆咚，肥头肥脑，双眼鼓突，吻部前拱，腹圆鼓下坠，四腿短短，野猪的特征几乎荡然无存，是一只已被驯化、圈养的家猪。这只陶猪的出土，将人类驯化猪的历史向前推到距今6000多年之前。家猪在原始人生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不仅是人类肉食的重要来源，也是人们征服自然的象征。憨态可掬的家猪具有一种古朴美，因而其形象常常出现在原始艺术中。 出土的石器数量也比较多，其中石斧多为磨制石斧，斧身厚实，双面管钻对钻穿孔，刃口锋利。出土的石锛比较短小，并出现弧背。从出土的石器来看，崧泽时期已经出现了管钻穿孔技术，这一技术在良渚文化时得到了普遍应用。 在崧泽古文化遗址的上层还出土了一件西周晚期的瓷器，它色彩青绿、敞口坦腹，内壁布满旋纹的瓷器，反映出我国当时的劳动人民对瓷器的制造已有了相当高的水平。 崧泽遗址共发现136座墓葬。葬式是将人体平放在地上，堆土掩埋，一般都是头向东南，仰身直肢。在身体周围摆放着随葬品，主要是生前使用的石器和陶器。另外，也有些口内放有玉琀，颈部佩带玉璜，手臂上有玉镯，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崧泽人的墓葬方式与北方黄河流域挖土坑埋葬的习俗有明显不同，葬式包括直肢葬、俯身葬。在崧泽遗址还发现了祭坛遗迹，祭坛形状是东西窄、南北宽，现存面积超过230平方米，这是太湖地区最早的人工堆筑的祭坛。 崧泽人生活复原图 5000年前的崧泽地处海滨，东临大海，西和南是丘陵山地，大部为沼泽地带，自然环境有利于早期崧泽人的定居生活。崧泽人的茅舍村落聚集在较为高爽的高阜处，在村落周围，人们已经垦植了小块水稻田。崧泽文化延续约900年，是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要生产的原始文化。 水稻是崧泽人主要种植的作物。人们将居住地周围的小块田地平整为栽植水稻的田块，经过长期的培植已有两种不同的稻种，即粳稻和籼稻，并能按照不同生长期分别栽种。崧泽人已经制造各种生产工具，包括收获后或播种前用来锄耕整地用的石锛、石斧，以及脱粒和去谷壳时使用的石块或陶拍。崧泽人还发明了我国最早的石犁。 崧泽人对生产、生活用具的改革创新，成效显著，标志着崧泽农业率先进入犁耕阶段。石犁的出现说明崧泽文化农业生产水平比马家浜文化进步，而石犁到后来成为良渚文化的主要农业生产工具。 崧泽人制作石器的石料来源于崧泽附近几公里至数十公里的范围内，以火山喷发形成的沉凝灰岩类为主。这种沉凝灰岩质地致密、坚硬，崧泽人经过打制、切割、磨制、钻孔等多道工序把它们制作成斧、锛、凿、镞等多种石器。崧泽人也较多地使用骨质生产工具，用动物的肢骨、獠牙劈、削、磨制成器，用于射猎、切割、缝纫等生产活动 这个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陶器制作技术大幅度提高，崧泽人掌握了慢轮修整技术，并趋向专业化。陶器造型多样，朴素美观，纹饰主要采用压划和镂刻的方式。崧泽陶器代表了我国新石器时代一种成熟且极具特色的制陶工艺水平，反映了上海先民的审美情趣。 渔猎也是崧泽文化时期人类的生产活动之一。崧泽人附近的水域中有鱼、虾、龟、鳖等水产食品，人们就在纺轮中间插上树枝木杆，用植物纤维或动物毛捻线结网渔猎。大型动物水牛等栖息水边，有时也会被崧泽人多所猎食。 在湖沼的周围或沿海的土地上，生长着茂密的芦苇、杂草，湖沼间土岗上生长着桑、柳、榆等树木，野禽、獐、四不象等栖居奔窜其间，他们是冬季草枯时崧泽人主要的猎食对象。稍远处林边草地梅花鹿成群，平时崧泽人就对这些动物进行大规模的猎杀。不过，危险也时时不在威胁着崧泽人，在常绿阔叶和落叶阔叶树木混交的林间，时常有等待觅食的老虎等猛兽，所以崧泽人仍需群居生活，共同对抗来自各个方面的危险。 崧泽文化遗址现状 崧泽文化作为太湖地区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联接马家浜文化与良渚文化的重要环节，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意义。1959年崧泽村古文化遗址列为青浦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青浦博物馆建于1958年10月，博物馆占地积22.4亩，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博物馆展厅的陈列面积为3000余平方米，是一个现代化的综合性历史博物馆。崧泽文化作为“上海古代文明之源”，出土的文物都陈列在这里，并建立完善了青浦区文物库房的保管制度，有效地保护了出土文物。 青浦县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建立了文物保护网络，发展到目前已形成三级保护组织，现全区设有11个文物保护小组、54名文物保护员，负责日常保护监管责任。 2003年，经上海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批准立项，崧泽遗址博物馆着手筹建。崧泽遗址博物馆是上海市重要文化建设项目。博物馆就建于遗址原址上，项目占地33亩，北起沪青平公路，南至崧泽小学，东至距油墩港120米处的村民住宅，西到油墩港，共分北陈列区和南遗址两大部分，建筑面积约1500平方米。项目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青浦区人民政府共同筹资建设。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玉器文化的颠峰——良渚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良渚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浙江省余杭区良渚、安溪、瓶窑三镇 发现及发掘时间：发现于1936年，并于同年进行发掘，此后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发掘。 距今历史：4200-5300年 考古地位：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为研究长江下游的文明起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良渚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继承崧泽文化发展而来，但是去向不明，与后来的吴越文化之间有一段认识上的空白，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 60多年前，浙江省杭州湾的一个小镇——良渚，引起世人瞩目。一个曾经灿烂辉煌千年的远古文化，一个消失了数千年而无任何历史记载的远古文化，由中国考古学家的双手发掘出来了，这就是当今享誉中外的良渚文化。 考古发现过程 “良渚”在宋代被称作“梁渚里”，到了清代，才改为“良渚”。“良”是美好的意思；而“渚”则指水中可居的小洲，良渚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是一个“美丽的小洲”。 清末之际，良渚及周边地区出土古玉的消息在村民中广泛流传。到了民国时期，良渚一带的农民为利所驱，盗挖古玉成风，大量的良渚古玉流失民间。正是这些流失的古玉吸引来几位学者，为良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作出了尝试。其中，复旦大学的何天行在良渚采集和购买了很多陶器和石器，并于1937年4月出版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开了良渚文化研究的先河。 但何天行等人的发现都是零星的采集品，而且数量很少，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其成就与施昕更主持的第一次科学田野发掘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施昕更是浙江余杭镇人，是西湖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是他真正把良渚文化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施昕更从小生长在良渚，对当地农民的“盗玉”、“掘玉”有深刻印象，于是产生了回老家调查的想法。 1936年6月，施昕更回良渚作了一次深入调查，但毫无收获。一个月后，施昕更再回良渚进行调查。6月的野外考古十分艰苦，由于疲劳过度施昕更几次晕倒，幸好被村民发现及时送回家里。施昕更并没有因此放弃调查工作，病好后又回到乡间田野，寻找先民踪迹。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1936年的11月3日的下午，施昕更在朱村兜附近发现了几片“黑色有光的陶片”。陶片的发现让施昕更兴奋了很久，这说明良渚地区的确埋有重要的文化遗藏。 1936年12月，施昕更主持了良渚遗址的首次发掘，也是江南地区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对良渚的发掘陆续进行了3次，积聚了一批实物资料，但当时的施昕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独立的文化，而是把它定为龙山文化的分支。1938年，考古发掘报告《良渚》出版了，年轻的施昕更作为良渚文化研究的开拓者留在了良渚的史册上。 《良渚》的发表，使这个美丽的名字进入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关注起良渚，对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也逐渐展开。尤其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环太湖的考古工作陆续展开，良渚遗址像雨后春笋般钻出地面，它丰富的遗址内涵和文物，在考古界掀起了一阵良渚风。 1959年12月，考古界专家夏鼐先生在长江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良渚文化”从那时候开始在学界得到了公认。经测定，良渚文化距今4000年到5000年。 60年代后期开始，太湖地区变得沉寂了，直到1973年夏天，苏州附近一个叫草鞋山的遗址重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草鞋山位于唯亭镇阳澄湖南岸，发现于1956年。当地砖瓦厂在取土时发现了珍贵的玉琮和玉璧，立刻报告给上级文物部门。江苏省文物部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来这里进行了文物普查，并确认这里是一处良渚文化遗址。 1972年10月，南京博物院对草鞋山遗址组织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550平方米，直到第二年初结束。这次发掘初步弄清了草鞋山叠压文化层的关系，发现墓葬70座，出土了大量的穿孔石斧、石锛、玉璜、玉坠饰以及各种陶器。 1973年4月，南京博物院再次来到草鞋山进行发掘，当地政府又调派了六七十位农民参加发掘。他们白天在工地发掘，晚上开会讨论，学员们夜晚和雨天听课记笔记，偶尔还有假日，生活紧张而又富于情趣。 6月下旬，各个探方已经发掘到水位以下，为了排除积水，不时要开沟挖坑，工地上多次发生塌方。6月26号中午，位于最高处的一个探方再次发生塌方，在清理过程中，竟然在土堆里斜躺着一件六节玉琮，大家立即兴奋起来，反复在附近寻找新的线索。 7月1日，是个难得的好天气。开工后一个小时，重大的收获就接踵而来。当考古队员们看到大件玉璧、玉琮与带盖的大陶鼎、细刻花纹的贯耳壶躺在一起时，高兴得跳了起来，一个良渚大墓渐渐展现在他们面前。这个墓葬内涵丰富，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陶器和璧、琮、斧、钺等玉器，对于研究良渚文化的内涵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20世纪70年代，余杭县长命乡的一个农民在农田翻地时，意外地挖出了一些古玉器。经过文物部门鉴定，这个农民挖出来的古玉，是距今5000年前的玉器。考古人员沿着这个线索寻找，终于找到了一个叫反山的地方。说它是山，不过是比其他地方高出4、5米的一个大土堆，可经过勘察发现，这个土堆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人工堆筑的熟土堆。考古人员立即想到了“良渚文化”。 1986年是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就是在这一年的5月8日，浙江考古研究所组成的挖掘小组进入反山工地进行发掘。有一天，突然天降暴雨，考古队员们不得不暂停工作，结果这场雨一下就是三天。第三天下午，终于雨过天晴，考古队再次回到墓坑边上进行清理工作，重大发现从这一天开始接连出现。一名考古队员在坑下清理墓葬时，突然在泥土中发现了一个带有温润光泽的绿色器物，全场的目光立刻都它吸引了过去。随着工作人员的逐步清理，一件精美的玉器渐渐出现在人们面前，而且还是一件在史籍中有过记载的玉琮。在以往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中，像这么大、这么精美的玉琮从没有见过，现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紧接着，一件更大的玉琮出土了，这个玉琮重达6.5公斤，被称为玉琮王。这个墓葬的陪葬玉器特别丰富，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这些玉器从头到脚围绕着墓主人，摆放十分讲究，似乎在表达着某种信仰和理念。 反山遗址的发掘收获颇丰，共发掘出11座墓，出土了1200多件(组)的随葬品，特别是一大批精美绝伦的玉器，完全超过了以往发现的规格。甚至有专家推测，反山是一处良渚人的“王陵”。 接下来的十年里，常州、苏州、上海一带，一座座“山”、“墩”被发现，原来它们都是良渚人的墓地，一个个大墓打开了，同样的玉器，甚至更加精致、数量更多。不仅仅是这些精致的手工艺品令人瞩目，随着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的工作，考古学家们发现，原来有些“山”是人工堆筑起来的，这比精美的玉器更加令人震惊。 以今天的建筑技术，要堆筑一座人工的山尚需时日，在几千年之前，良渚人又是花费了多少的人力物力才能堆筑起这样的“山”，由此可以推断，这时的良渚社会已经有了强大而集中的权力。 1987年的春天，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考古学家们发掘了与反山遗址仅仅相距5公里的瑶山遗址。在这里发现的是一处良渚文化的祭坛遗迹和11座墓葬。祭坛台面平缓，构筑规整，发现的墓葬都集中在祭坛上，分成东西向的南北两排，排列十分整齐。这个祭坛墓地的时代与反山大致相当，出土物品的规格也与反山类似。反山和瑶山的发现令良渚文化成为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对象。 也许是历史特别垂青于良渚故地的人们，到了20世纪90年代前后，良渚文化研究进入了。继浙江反山、瑶山等遗址发现后，上海福泉山、江苏花厅、赵陵山等遗址也先后发掘，重大的发现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在海内外掀起了良渚文化研究热，至今方兴未艾。 90年代末，江阴高城墩良渚文化遗址发掘，出土了一批墓葬与数百件玉器，使良渚文化研究再掀，考古专家学者纷至沓来，并根据出土文物推定江阴在良渚时代是江苏省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 随着一系列的发现，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5000年前的太湖地区，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遗址群考察时，曾经感慨的称其为“古杭州”。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良渚，这个美丽又充满神秘气息的名字，曾经在5000年前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古代文化，这其中最具盛名的就是它精湛而神秘的玉器文化。良渚出土的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制作技艺精湛，是我国文化中的瑰宝。 玉琮是良渚玉器中最具代表的种类。玉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为我国古代重要礼器之一。良渚文化的玉琮最发达，出土与传世的数量很多。玉琮的玉材为江浙一带的透闪石质玉石，质地不纯，以青色居多，部分黄色，土浸后呈雾状乳白色。少数玉琮也呈圆筒状，多制成规整的内圆外方形。琮体切割规整，中孔为管钻对穿而成，中接处常留有两层。 良渚玉琮的形体大小高低不一，一般早期矮，晚期高。玉琮的纹饰十分特别，多为兽面纹。纹饰以四角线为中心，分成四组，随着琮的高低不同，以相同的纹饰分组饰于琮上。部分玉琮在主体兽面纹外，还用细阴纹刻细“神人”图形和云雷纹。反山遗址出土的神兽纹玉琮，高8.8厘米，重6.5公斤，分四节，为现今所见最大的玉琮，被称为琮王。 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璧尺寸较大，一般直径在1尺左右，制作不够规整，璧体往往厚薄不匀，有的表面留有锯痕。玉璧的特征是外缘薄，内缘厚，中央孔径较小。打孔有对钻、单面钻两种。玉璧大多素面无纹，打磨较光亮。 良渚玉钺也很负盛名，目前所见最大的玉钺，也是唯一一个有纹饰的玉钺就是在良渚出土的。这件玉钺于1986年6月在反山遗址被发现，整个玉钺全部用采自同一块白色带紫赫斑的软玉制成，玉外观形体为扁平状，呈“凤”字形。两面的刃部上角均以浅浮雕加阴文细刻琢成神人兽面图象，下角均有鸟纹，其纹样均与同墓所出的大玉琮上形象完全一致。玉钺的表面抛光精致，光洁闪亮。良渚文化玉钺上雕琢的文饰，仅此一件，为同类器物中罕见的精品。 良渚人制作玉器的工艺十分发达，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而多工序的劳动过程，因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良渚时期的玉器制作者必须从事单一的玉器加工制作，其生活资料则需要广大社会群体为其提供。同时，玉器器形比较规范，图案花纹雕琢规范，体现其制作过程中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出现相对独立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趋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差别已经形成。 良渚玉器上的纹饰十分精细。在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上，不论是玉璧、玉琮，还是玉钺，都雕有一个神秘的图案，即神徽图案。这些刻有神徽的精美玉器应该与良渚人的祭祀活动相关。 在近几年的考古发掘中，多次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祭坛。祭坛是用来祭祀天地的，在祭台上发现的大量墓葬可见墓主人的身份不同一般。据推测，墓主人很可能是巫师。巫师是神的代言人，是神人合一的象征，他们是当时社会的特权阶层，行使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在这些墓葬出土的大量玉器都刻划着“神徽”和兽面纹。 对于“神徽”图案，研究者在识读时将它分作上、下两部分，上部是带有羽冠的人面加上身的形象，下部则是兽形，具体讲多认其为虎形。这一图案被认为具有鲜明的宗教象征性，表现了一个巫师骑着虎在天上飞行的样子，也就是所谓“御虎跻”的写照。虎是巫师通天的坐骑，图案两边的鸟纹常常被认为是助巫师升天的伙伴。有研究者认为，这一图案的象征意义说明良渚的宗教信仰是一种“萨满崇拜”的巫术信仰，而这一信仰在中国有久远的历史。 良渚玉器主要出土于墓葬，从不同墓葬出土数量的不同，可以看出当时的的良渚已经出现了私有制，贫富分化差距很大。良渚贵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种类达20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但在一些居址周围的小墓中，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包括管、珠及单件锥形器等，几乎没有贵族墓中所见的其他玉器种类。这些差别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由此可以看出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已经发生变革，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 礼制的核心是体现人们之间贵贱、上下、尊卑、亲疏的隶属关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关系。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表明了良渚文化礼制的产生，这无疑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良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会。 良渚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三角形犁形器，即石犁。石犁是一种适应江南水田耕作条件的特定农具，其前锋有尖角，两腰微微弧出，中心带孔，可固定在犁床架上连续翻土，与以往的农具相比在效能上有了巨大的进步。 除石犁外，良渚人还发明了破土器、耘田器以及收割用的石镰等分工极细的农具。良渚人采用斜把破土器、石犁开垦土地，撒上种子，然后用石耘田器除草，稻谷成熟后，再用石镰收割。从这些出土的农用工具来看，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经十分发达。 良渚文化之谜 随着考古发现的深入，一个问题明确地摆在考古工作者的面前：良渚文化在距今4000年左右突然消亡。对于良渚消亡的原因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良渚文化自身跌落文化低谷，自然消亡，然后神秘失踪；还有学者认为是当时的特大洪灾使良渚人举族皆灭；但最有生命力的是良渚的迁移学说。 一部分考古学家认为，在距今4000年左右，长江流域发生了持续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难，良渚文化的种种设施顷刻间便被摧灭了，良渚人失去了继续生存的外部条件，于是举族向山东迁移。 黄帝、炎帝的扩张打破了良渚人的宁静，被后代称为“蚩尤”的良渚人首先与进入山东的炎帝发生了战争，并将炎帝打得一败涂地。黄帝也随后与良渚人发生了战争，良渚人起初连连告捷，但最终，黄帝联络了商人将蚩尤彻底打败。 这个在古籍中出现的“传说”近年来屡屡被考古资料所证实，良渚文化对中原文化的诸多影响似乎也可以从这种推测中得到解释。 在良渚发掘出来的玉器上，有一个神秘图案反复出现，形态像一尊英武的战神。这引起了考古界的注意。这些古玉有多少年的历史了？神秘的“战神”图案又隐含着什么深意？ 考古学家开始实地调查，随着研究的深入，“战神”图案之谜渐渐破解。玉器上威风凛凛的“战神”很有可能就是古史传说中的蚩尤。蚩尤出现在距今四五千年的传说中，他可能是“良渚”这个地方的战斗英雄，是良渚古人崇拜的偶像。 良渚遗址中出土的石钺非常发达，手执石钺的人往往是军事领袖，这说明良渚人也崇尚武力、权威，喜欢战斗。传说蚩尤部族中有一支首领叫九黎的大部落联盟，这个部族的分布范围正好包括了良渚文化的所有地域。因此，强悍的良渚人应该就是九黎族中的一支。 九黎族中有一支叫羽人的，他们信奉鸟、兽，因而有了鸟、兽图腾。而良渚古玉上的神秘图案下部分似乎也像鸟、兽，也是良渚人崇拜的一种图腾。所以良渚人可能就是蚩尤部落中九黎族中的羽人联盟。 良渚玉器的制作工艺也十分令考古学家不解。良渚玉器制作工艺十分复杂，包括切割、钻孔、刻纹与打磨，玉是坚硬致密的物质，制作玉器必须采用琢磨技术，但一般认为良渚时期冶炼技术尚未出现，因而制作、切割、雕刻十分精美的玉器便引起了人们无尽的遐想，甚至一些外国专家曾断言良渚玉器是“外星人”所制。 经过我国考古专家不懈的探索与考古资料的不断完善，近年来一些有关良渚玉器制作方法的推测不断涌现。但令专家们无法解释的是，他们曾用良渚人可能使用的制作方法多次试验，但仍无法完成极少量相同于良渚玉器的制作。专家推测有些良渚玉器上的孔必须要用金属作为钻器高速旋转才能完成，甚至有人提出假说，良渚时期已经有了冶炼技术，后来随着良渚文化的突然消亡而失传，但这种假说找不到任何实物依据。良渚玉器到底是如何制成？只有等待着发掘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来考证。 良渚文化遗址现状 良渚文化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全国大遗址保护项目，浙江省政府将其列为文化大省建设的重要内容，并将“良渚遗址保护与开发”列入城市建设十大工程。 1994年，由国家主席题写馆名的良渚文化博物馆落成开放。博物馆占地12.88亩，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兼具古文化的古老气息与现代建筑的恢宏气势。主楼前矗立一座高13米的玉琮模型。博物馆内设一个序厅三个展厅，共展出良渚文化器物400余件（组），是唯一的一座良渚文化专题博物馆。良渚文化博物馆现已被列为余杭市、杭州市和浙江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被十多个中小学校列为德育教育基地。 早在1995年，浙江省政府就批准公布了《良渚遗址群保护规划》，将良渚遗址的保护纳入法制化道路。由于104国道穿过良渚遗址，对遗址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1997年，浙江省交通厅决定将国道南移，绕开良渚遗址区，并于1999年2月23日竣工。 由于良渚遗址分布面积近40平方公里，面大点多、遗存密集而有规律，良渚遗址的保护仍是个难题。良渚、瓶窑地处经济快速发展地带，要使遗址在城市发展进程中不受破坏，更是一项极为困难而艰巨的任务。 2001年9月，浙江省政府批准划定良渚、瓶窑两镇242平方公里区域为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确立了“以保护为目的，以开发为手段，以适度开发实现真正保护”的工作思路，标志着一种全新的保护模式进入实践，由此拉开了良渚遗址保护崭新的一页。 良渚遗址区北侧的天目山余脉蕴藏着丰富的优质石材，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石矿开采业在当地兴盛。为了保护良渚遗址，2000年10月，瑶山遗址附近的6家石矿首先完成关停，至2002年10月底，遗址区附近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家石矿安溪石料一厂完成关停。 随着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等一系列重要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学术界对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的认识不断深入，为了更好地凸显良渚遗址的地位和价值，浙江省将良渚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上日程。目前，遗址公园已进入规划阶段，拟建的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将有机连接莫角山、反山、汇观山、瑶山、塘山等著名良渚文化遗址，通过遗址现场的剖面展示、复原展示等形式，形成一个点线面结合的大众化的良渚文化认知体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神秘消失的古蜀祭祀文明——三星堆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三星堆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广汉城西鸭子河畔 发现及发掘时间：发现于1929年，首次发掘于1934年，此后对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发掘研究持续数十年。 距今历史：2800-4800年 考古地位：三星堆文化遗址曾为古蜀国都邑所在地，出土的大量器物为研究古蜀历史及古代祭祀提供了大量资料，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该遗址发源及后继文化不明朗，文化延续时间近2000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发展至商末周初，是古蜀王国统治和宗教祭祀活动的中心。 历史悠久的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城西南兴镇，遗址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三星堆遗址是四川境内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纯属偶然，但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研究却数十年持续不断，也给人们留下一串串难解的千古之谜。 考古及发现过程 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冲积扇上，北临沱江支流湔江，当地人俗称其为鸭子河。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下撒下了三把土，落在了湔江边上，就成了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这三座黄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故称三星堆。与三星堆隔河相望，是一处弧形台地月亮湾，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就从这里开始。 1929年早春的一个下午，农民燕青宝在自家院子旁伺弄菜田，结果挖出了一坑玉石器，赶紧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燕道诚。第二天，燕道诚率领全家大小，把坑中的玉石器取出来，拿到房中清点。共有璧、璋、钏、珠、刀、斧及玉料共几百件。在坑底还有一个用石板盖着的小石槽，里面装着五个玉琮。就这样，燕道诚家一次偶然的劳作，拉开了隐藏在历史舞台深处的古蜀王国的帷幕。 燕道诚知道这是一批古物，但家里有吃有穿，也没有想到拿去变卖。倒是一些朋友，到乡下他家做客时，他会拿出来，让大家鉴赏把玩一番。如果有朋友开口索要，他也会很大方地馈赠几件。 转眼四年过去了，直到燕道诚将一件玉琮送给当地驻军的团长，才引起了古董商们的注意，燕家的玉器一下子成了抢手货。燕家挖到宝贝的消息迅速传开了。 很快，消息就传到了华西大学，美国人葛维汉当时正在华西大学博物馆担任馆长，当他看到燕家出土的几件玉器后，一个强烈的预感产生了：月亮湾一带是一处重要的古文化遗产。 1934年的春天，葛维汉组建起了一支考古发掘队，在军队的警戒下，三星堆的第一次发掘开始了。这次发掘地点位于燕道诚家院子旁，在长12米的探沟内，他们发现了大量的玉器、石器以及陶器残片，共计600余件。但是这一次他们和仅仅600米外的三星堆遗址擦肩而过。虽然这次发掘并没有找到三星堆，却由此拉开了对三星堆长达半个世纪的发掘研究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考古学家数次来到三星堆、月亮湾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并认为三星堆一带存在着古文化遗产。但由于种种原因发掘工作迟迟没有提上日程。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搭建起了大型的砖瓦工厂，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遗址遭受破坏。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开始了面积为1200平方米的抢救性发掘。 经过一年发掘，共出土陶、石器数百件，并清理出房基18座、灰坑3个、墓葬4处。这是一次真正科学的发掘，尽管没有发现以往那些精美的玉器，但是出土的一批重要遗迹足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两年后，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拨专款专项考古发掘，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尽管断断续续，但是一直没有放弃。 1986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这一年，四川省考古所在陈德安、陈显丹带领下对三星堆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工作，发掘采取田野考古中常用的探方方式，将残存的三星堆进行了大面积揭露，发掘总面积达到1300多平方。共发现9座房基、101个灰坑、10万多块陶片和500余件铜、陶、玉、石、漆器，其中10件鸟头陶勺柄制作十分精美。这些出土的文物既有与中原文化相似的因素，又有明显的地方文化风格，它浓郁的地方风格正是探索早期蜀文化的重要线索。考古发掘在临近夏天的时候暂时告一段落，大部分考古队员们撤回成都休整。 好像上天专门与考古工作者开玩笑，考古队离开没几天，三星堆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发现终于在人们的期盼中出现了，而首先见证这一重大发现的不是考古队员，而是砖瓦厂的工人。 7月18日，砖瓦厂工人杨远洪、刘光才正挖土方时，只听得“砰”的一声脆响，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一根长40厘米的玉器。考古队队长陈德安闻讯赶到现场，看到一件精美的玉璋被挖断了，不免有些心疼，但是内心又有着抑制不住的兴奋，他有一个强烈的预感，一个期盼多年的夙愿，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马上就要诞生了。于是当机立断，立即指挥封闭现场，一边报告省文管会，一边简单部署之后，迅速召集考古队员进行紧急抢救性发掘。 考古队员们连续奋战了七天七夜，重大发现由此开始接连不断，共发现两座商代大型祭祀坑，坑内出土的文物大多带有象征意义，被赋予了较多的神秘色彩。这些文物包括雕有人和动物图案的纯金卷包的金杖，还有与真人面貌同比例的青铜头像和黄金面罩、青铜面具、象牙以及大批青铜和玉制礼器。 考古工作者根据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很快推断出这两个坑的年代分别为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1世纪左右。 这次发掘发现的文物震惊了世界。英国《独立报》撰文说三星堆的发现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奇怪的是，这些器物或被损毁或被火烧过，并有许多牛、羊、蚌壳以及人骨渣。从烧得发白的骨渣情况来看，这些动物经过了放血的过程。也许，这些迹象和当时人们的宗教祭祀礼仪是有关系的。 1989年，四川考古部门对三星堆进行解剖，证明三星堆是由人工夯筑而成；1990年，发掘东城墙局部并获确认，同时发现3000多年前的土坯砖；1992年，试掘西城墙并获确认；1994年，发现并发掘南城墙。至此，确证三星堆古城的存在，其东、西、南被三面城墙包围，北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其面积超过3平方公里，这样大的古城在中国同时期文化中也是罕见的。 三堆土实际是这个千年古都的南城墙，城墙上有两个缺口，因年代久远，城墙坍塌剥蚀而成。三星堆的实体已在七八十年代烧砖瓦的热潮中夷为平地。而仅存的半个堆也是在1986年砖厂取土中发现两个祭祀后停止挖土才保存下来。 考古发掘还显示出，在三星堆城墙两侧分布有密集的居住遗址，在遗址群中也发现有众多的房屋建筑基址，表明这里曾长期有大量先民居住。这些房屋建筑具有比较浓郁的古蜀地域特色，显示了当时建筑技术的发达。这些考古发现充分说明，这里作为古蜀时代的重要都城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曾有一段相当长的繁荣昌盛的社会生活，后来由于某种我们尚不清楚的变故，致使这段辉煌的文明遭到了湮没。 经考古发掘证实，三星堆遗址文化距今2800-4800年，延续时间近2000年，该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发展至商末周初，曾为古蜀国都邑所在地，其影响之大、价值之高，堪称世界文化遗产。 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种类繁多，其中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造像十分珍贵。这些青铜造像铸造精美，形态各异，按其造型，可以划分为青铜人像、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青铜兽面像以及众多的青铜铸造的飞禽走兽。 二号坑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通高2.6米，重达180公斤，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和最大的青铜造像，该铜像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通高2.6米，其中底座高0.9米，人像高1.72米。人像头戴华美的冠冕，上有太阳图案，身着龙纹左衽长襟衣，佩戴方格纹带饰，粗眉大眼，双手夸张地抱握成环状，脚戴足镯，赤足站立在双层方座之上。给人以高贵雍容、生动精美之感，特别是炯炯的大眼和坚毅的阔嘴显得气质非凡，表明了其非同凡响的身份。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通观整尊人像的比例尺度，可以看到唯有双手大得出奇，显然是做了故意的夸张放大，双手以及手中的器物都应当是被突出和有意渲染的部分。可以推测，已经遗失的手中器物一定是一件“重器”。但究竟双手所执何物，费人猜思。一般认为此像是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最具权威性的领袖，是神权与王权最高权力的象征。 在一号祭祀坑还出土了一根精致的金杖，金杖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系用纯金箔包卷而成，重463克。金箔表面雕刻有长达46厘米的精美纹饰图案，平雕的人面、鸟、鱼等图案，十分精细。对于整个图案的内涵，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有认为是鱼凫氏的遗存，有认为描述的是鱼凫族败亡的故事，还有认为鱼、鸟即鳖灵与杜宇的象征等。关于金杖的性质，也有各种推测，有认为是权杖，是由最高统治者执掌的王权和神权的象征，还有认为是巫祝之类使用的法器，是祭杖或魔杖。普遍认为金杖就是权杖。金杖上的图案内涵，既有族属意识的象征含义，也有对当时蜀人社会生活以及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的综合反映。其画面内容显然与当时古蜀王国盛行的太阳神话和渔猎活动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多样。最具代表性的是斧形玉器和戈形玉器。三星堆遗址所出的玉器主要是用于礼仪和宗教祭祀活动之中，这一点具体形象地表现在祭山图和执璋人像上面。 在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边璋的器身上，两面线刻有两幅“祭山图”，每幅分上下两组，每组图最下面一层为两座神山，山腰两侧各插一璋。此璋为牙璋，它被单独放置于祭祀场所的神山之上，具有鲜明的祭祀性质。三星堆遗址采集的一件跪祭小铜人像，双手捧着一只“牙璋”，器形与“祭山图”上的璋大体相同。这两件图像说明三星堆时期的玉璋是可以放在山上或握在手中进行祭祀活动的。 三星堆古城内外有许多制作玉石器并遗存下来大量半成品的遗址，表明三星堆玉器主要是在当地制作的，玉料来源以本地附近的山区为主，也有一些来自远方的玉料，已经出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玉器加工业。三星堆遗址的不同地点都出土有玉器半成品和玉料，表明三星堆古城自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玉石制作地。根据玉器的质地和玉料的状态分析，这些玉器原料主要来自距三星堆遗址不远的西部山区。根据三星堆玉石器的数量、品种、使用范围、加工技术、原料产地等情况综合分析，三星堆古城的玉加工业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 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还有大量的海贝，共包括四种类别。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最早的货币也是海贝，其使用单位为“朋”。三星堆遗址出土海贝“数以千计”，其种类则基本包容了商代中原各地以及春秋至西汉云南各地的用贝品种。三星堆虽处内陆盆地，但在商代，与中原有东北商道相通，与云南有西南商道相连，因而三星堆海贝极有可能是通过这两条商道引入海贝的。引入地区包括台湾、海南岛、南沙群岛在内的西太平洋及印度洋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客商带来了作为商品与货币的海贝，并影响促成了三星堆古蜀人也用海贝作为商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即货币。 三星堆人的祭祀文化 三星堆惊人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两个祭祀坑的相继发掘，终于揭开了千百年来笼罩在古蜀历史上的神秘面纱，使我们看到了湮没达数千年之久的古蜀王国的真实面目，展现了远在4000年以前的三星堆人的雄伟神圣的祭祀文化。 1.神树崇拜 对“树”的崇拜，在三星堆时期表现得极为生动而具体。大约在3000年以前，三星堆的工匠们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复杂的项目中包括制造许多颗青铜树，耗资之大足以伤及国力。三星堆的人们相信他们祭祀的场所一定是世界的中心。当神圣的树木耸立起来的时候，膜拜的人们实现了天与地的沟通。 目前在祭祀坑中发现的6株青铜神树，神树形态基本相似，又各有特色。总体上均呈现为下端有云山状基座、主干挺拔直达树巅、9条树枝分成3层弯曲下垂，树上有立鸟、飞龙、仙果、光环、以及璧瑗等神器祭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特殊的社会意义。 最高的一株约4米，三道如同根状的斜撑扶持着树干的底部。树干笔直，套有三层树枝，每一层三根枝条，全树共有九根树枝。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在每层三根枝条中，都有一根分出两条长枝。在树干的一侧有四个横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的龙固定在树干上。 三星堆的二号铜树仅保留着下半段，整体形态不明，下面为一圆盘底座。三条象征树根的斜撑之间的底座上，各跪有一人，人像的双手前伸，似乎原先拿着什么东西。能够复原的树干每层伸出三根树枝。它的枝头有一长一短叶片包裹的花蕾，其后套有小圆圈，与一号大铜树基本相同；但枝条的主体外张并且上翘，鸟歇息在枝头花蕾的叶片上，这却不同于一号大铜树。 这两颗大铜树体量巨大，尤其是一号大铜树上还有龙盘绕，它们应当不是普通的树木，而是具有某种神性的神树。现在的疑问是，如此巨大的青铜神树会由于重心的上移而倾斜，青铜神树如果全部按原型组装竖立起来，原来的三足底座根本无法承受其全部重量。由此推测这棵青铜神树应该是为一次大型祭祀而临时铸成，而不是作为长期陈列而设置的。 用青铜铸造许多颗带有神意的树木在当时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因为那是一项十分庞大复杂的制造过程。 从青铜神树的铸造过程来看，三星堆的工匠们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手段，目的仿佛是完成一批不朽的祭祀礼器。但是，当时的工匠们在制造这批作品之前，知道作品在完成后即将被焚烧、损毁和掩埋吗？如果知道，却仍然消耗大量的精力，以至于对任何一个细节都孜孜不倦？ 也许，神树的制造者认为“制造和完成”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有依照祭祀的终极仪式“彻底砸碎”，才算真正“完成”！ 三星堆神树群体造型之优美、内涵之丰富、体态之硕大、时代之久远，大大超过各地发现的表现树崇拜的文物，表明在三星堆时期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中，它可能处于连接人与神、天与地的中心环节，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充分体现了古蜀的神树崇拜和太阳崇拜观念。 2.太阳及鸟类崇拜 三星堆文化尊崇太阳的特征直接表现在青铜器物上。三星堆二号器物坑中，有一种类似车轮的圆形铜器。轮形铜器是象征着太阳的太阳轮。英国学者罗森认为，轮形器是常设在神庙中的神器，或者是用于某种祭祀仪式，钉挂在某种物体上，作为太阳的象征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而对太阳最敏感的莫过于鸟禽类，所以三星堆人在青铜神树上就精心安置了一些铜鸟。这些鸟好像是依照统一的规格铸造出来的，表明它们担负的是同一个明确的使命。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述了十个太阳都由鸟来背负着上升或下沉。不过，三星堆一号神树上的鸟却为九只。另外一只哪去了呢？日本学者布川宽先生结合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内容认为，根据太阳的运行规则，值班的太阳已经出发，所以扶桑上只有九个太阳，树木顶上就没有了那一只鸟。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林巳乃夫通过观察青铜神树的枝叶与鸟，联想到三星堆另外一件名为璋的器物。并认为璋的功能与背负太阳的鸟之间有一个隐秘的关系。 这件璋的顶部雕出了一只鸟，其形态好像是栖息在璋的洼刃上。林巳乃夫认为，在三星堆，作为太阳之神的鸟相互交替，每天有一只绕天巡行，而璋则是它们停歇的树木。观察二号坑出土的小铜人捧璋而跪的姿态，恐怕就是呼吁光明与火的太阳神让自己在此栖息，并祈愿太阳神的赐福。 三星堆人相信他们的图腾祖先与鸟有关，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青铜兽面具，五官非常特殊，两只凸显的眼睛直径13.5厘米，长度达16.5厘米，所以也有人称其为凸目面像。有学者认为，凸目面具代表的是鸟的形象。纵目面具实际上是人鸟合体的一种正式表现形式。古蜀国的第二代王叫鱼凫。凫就是鸟，具体指的是水上的鱼鹰。古人相信，人和图腾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三星堆遗址和古蜀文明的关系 古文献记载中的古蜀历史，从蜀山氏、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到杜宇、鳖灵，都显示出比较浓郁的神话传说色彩，特别是古蜀的起源和古蜀三代的历史，更是笼罩在一片神秘的迷雾之中。李白在《蜀道难》中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四万八千岁当然是一种文学的夸张，但也透露了古蜀历史的邈茫和久远。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文献记载中的古蜀历史提供了重要物证，直观地展现了数千年前古蜀文明的灿烂辉煌。表明传说中的古蜀王朝是并非子虚乌有，成都平原在商周时期乃至更早的时代确实存在着繁荣昌盛的古文化、古城、古国。 三星堆文化形成以前，成都平原已经出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它以宝墩村文化和鱼凫村文化为代表，已被发现的古城共6座。当鱼凫村古城崛起以后，三星堆古城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成都平原的古城群中，三星堆遗址的始建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城垣面积达350万平方米以上。那时，有一支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和具有较高玉石器加工工艺的外来人群来到了成都平原，他们被三星堆人所接受并形成了某种联盟。 三星堆古国在这个新加盟的族群的协助下，最终毁灭了鱼凫村古国，成为了整个成都平原的惟一的中心。 但目前发现的三星堆文化古城究竟是古蜀哪个时代的都城？祭祀坑是究竟哪个古蜀王的遗存？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简略和模糊，目前依然是个谜。 根据《华阳国志·蜀志》关于“鱼凫王田于湔山”的记载，可知古蜀鱼凫时代已进入农耕，到杜宇教民务农的时代，蜀地农业已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已相当繁荣发达，成都平原这时已经出现了城市文明的曙光。所以有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早商时期蜀都城墙，很可能是鱼凫王统一蜀国后所筑。三星堆遗址和两个祭祀坑中的器物也透露出与鱼凫氏有关的历史文化信息。 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来看，三星堆古城很可能营建于鱼凫时代，并成为杜宇时代的重要城邑，后来由于政权变更和都邑的迁徙而被开明时代所废弃。 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反映出当时蜀人社会生活以及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等多方面的情况。比如三星堆灿烂的青铜文化，即反映出当时古蜀王国已经拥有高超复杂的制造技术和繁荣强大的生产能力，具有明确的社会分工和明显的阶层分化，带有巫术色彩的祭祀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三星堆古城正是古蜀王国统治和宗教祭祀活动的中心。 三星堆遗址的七大千古之谜 三星堆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拨开迷雾见太阳，澄清了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起到了证史、补史和创史的作用。与此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一串串难解的千古之谜。 第一谜，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目前有其来源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关、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等看法，即人们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但究竟来自何方？ 第二谜，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目前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关系密切，其主体居民可能是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 第三谜，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或是兼而有之？ 第四谜，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 第五谜，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 第六谜，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坑属何年代及什么性质？年代争论有商代说、商末周初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等，性质有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器物坑等不同看法。 第七谜，晚期蜀文化的重大之谜“巴蜀图语”。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可以说，如果解开“巴蜀图语”之谜，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 三星堆文化遗址现状 三星堆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揭开了川西平原早期蜀国的面纱，将蜀国的历史推前了两千多年，填补了中国考古学、青铜文化、青铜艺术史上的诸多空白。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星堆博物馆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星堆遗址东北角，地处历史文化名城广汉城西鸭子河畔，于1997年10月落成开放。博物馆主馆的面积为7000平方米，共分四个不同类别的展厅，馆内展厅面积4000平方米，展线长逾800米。展线以《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陈列》为主体内容，全面展示三星堆遗址及遗址内一、二号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的陶器、玉器、骨器、金器和青铜器等上千件珍贵文物。 博物馆自1997年10月建成开馆以来，先后接待了国内外游客200多万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由于该博物馆设计上的缺陷，致使三星堆博物馆长期存在展厅狭窄、展线过短、展线不畅、展品密度太大等问题。2003年经国家文物局同意，决定修建三星堆博物馆新展馆。新展馆已于2004年5月1日正式向游人开放。 三星堆新展馆位于老馆以东，主体建筑面积为4200平方米，连同广场、贵宾接待厅、服务大厅等附属设施，博物馆群的总面积已达到11000平方米，已跻身于全国大博物馆行列。 两个展馆在展品类型的设置也各有侧重。新展馆以玉石器、金器、陶器、神树为主，综合展示。老展馆则为青铜器专馆。陈列充分运用各种现代表现手法，通过精心的空间组合，力求在内容设计和艺术形式有所突破和创新，使三星堆这一大批精华荟萃的文化瑰宝在博物馆得到充分的展示，文物内涵得到更深的发掘，从而使更多的观众熟悉中华历史，热爱中国文物。 在三星堆大遗址的保护上，遗址区管委会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实施遗址保护。自2001年以来，三星堆管委会先后投入了上千万元对遗址进行有效保护，对遗址城墙、祭祀坑等重要遗迹地共420亩土地实行统征退耕，有效避免了农民长期耕种造成的破坏。同时，搬迁了遗迹区内的410座现代坟墓，最大程度的恢复了遗址原有的风貌。 在保护好遗址的基础上，三星堆遗址管理委员会还加快遗址区景点的建设。计划开放西城墙、月亮湾——燕家院子、三星堆——祭祀坑三大遗址展示区。目前，三星堆遗址区保护与展示工程正在抓紧进行。建成后的三星堆古遗址文化旅游区，将成为原始、古朴、自然、生态的具有国际旅游精品地位的大遗址景区。 三星堆文物，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物，在中国浩如烟海蔚为壮观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且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三星堆文物已多次出国巡展，从1993年起，先后在瑞士、德国、英国、丹麦、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国展出，所到之处无不引起强烈震撼。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复活的古蜀祭祀文化——金沙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金沙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 发现及发掘时间：2001年初发现并开始发掘，发掘工作一直持续至今。 距今历史：3000多年 考古地位：是四川省继广汉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也是21世纪中国第一个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对研究古蜀国历史和成都城市发展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器时代过渡阶段，继承三星堆遗址文化发展而来。 三星堆遗址是四川境内目前所知一处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可是，三星堆文明在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它似乎没有来源也没有去向，神秘得不可思议。多少年来，考古学家一直在寻找三星堆的去向，直到20年后，金沙遗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遗址一经发现，专家们就意识到，它和三星堆可能有着密切关系…… c.考古及发现过程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总面积在三平方公里以上，是一处地势平坦、河流众多的冲积平原。一条叫磨底河的小河由西向东流过，把遗址分为南北两个部分。最初发现的象牙和玉器残片就在磨底河南岸的金沙村出土。 2001年2月8日，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接到报告，民工在开挖蜀风花园大道工地时挖出了很多像象牙的东西和小玉片，可能跟三星堆有关系。王毅迅速安排考古所最优秀的专家组建了支考古队，随即进驻金沙进行发掘整理。根据出土陶器的器型，考古学家初步判定，金沙遗址的年代大约是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也就是距今大约3000多年前。? 为了便于查找，考古队员把施工队挖出来的泥土拿回去仔细清理，没想到，就在这些泥土中竟然埋藏着1000多件珍贵的文物。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这里的发现有着十分重要的考古学价值。 考古队员们陆续在金沙村的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发现了一些房屋、陶窑、灰坑和墓葬遗址，被判定是生活区和小型墓葬区。而位于磨底河北岸的黄忠村遗址，很有可能属于宫殿区。显而易见，金沙遗址曾是一处古代人群聚居的地方，有着严密的布局和精心的设计。 由于其他区域出土的文物有限，人们都把期望放在了金沙村的中心区域，考古人员清理完浮土后，按照正规的考古程序，小心地开掘探方。 在最先出土的一个土坑里，密集着各种金器、玉器、青铜器和象牙，器物堆积得虽然拥挤，但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着某种特别的次序安排。 接下来，一个又一个的堆积坑出现了。有的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石璧，有的里面放着许多野猪獠牙、鹿角和少量的象牙、玉器、陶器等物品。经过研究专家认为，这里是一个专门的祭祀区域。 不久之后的一个发现更证明的专家的推断。在金沙遗址的中心区域，考古队发掘出了19具龟甲，它们并不是普通的动物骨头，每块龟甲上，都有烫烧后戳成的小孔，和殷墟甲骨十分相似，虽然在卜甲的背面没有发现文字，但已足以说明它们是用来占卜的龟卜甲。 在遥远的古代，巫师们占卜时，常常会用烧红的金属棒在龟壳上烫烧，然后根据烫烧后的小孔边缘的裂痕来确认凶吉，预测未来，而龟壳的大小往往代表了统治者的权势。金沙发现的甲骨中有一块长达59厘米的龟甲，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发现的最大的龟卜甲。这不仅表明当时祭祀者有着极高的地位，很有可能是国王，而且也有力地说明，遗址中心区是一个庞大的祭祀区。 目前对金沙文化遗址的发掘仍在进行，整个遗址的发掘尚未进行过半，另外更多的发现仍在等待着我们，也将有更多的谜底将一步步揭开。 金沙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金沙遗址目前已陆续出土金器、玉器、石器、青铜器、象牙器等珍贵文物1200余件。从文物年代来看，绝大部分为殷商晚期和西周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从出土的文物看，金沙遗址毫无疑义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留下的遗址，而且这些人肯定是当时成都平原的最高统治者之一。 在这批文物里最著名的无疑是“太阳神鸟”金饰。“太阳神鸟”金饰是一件圆环形金箔，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仅0.02厘米，重量却有20克。它看起来像一张工艺精美的剪纸艺术品，采用镂空的表现形式，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为12条弧形齿状芒饰，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图案的外层由4只首尾相接的飞鸟构成，飞行方向与内层图案的旋转方向相反。整个金饰的中心图案很像一个喷射出12道光芒的太阳，于是专家将其命名为“太阳神鸟”。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已成为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大标志。太阳神鸟反映了古蜀先民崇拜太阳，认为太阳有着万物复苏的超自然力量的思想。 金沙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主要有玉琮、玉璋、玉剑、玉戈等10多种、400余件。其中一件堪称“国宝”的翡翠绿玉琮高约22厘米，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上面有极其精细的微雕，花纹细若发丝。这是迄今为止四川地区最大的玉璧，大小超过了此前发现的国宝翡翠绿玉琮，专家认定该玉璧为国宝级文物，对研究古蜀王室演变及祭祀制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件残损的玉璧，上面阴刻着罕见的孔雀图案，该玉璧雕刻之细腻，纹饰之丰富，堪称一绝。 金沙出土的玉器多是用来祭祀的礼器，在《周礼》记载的六种祭祀玉器中，金沙就发现了五种。金沙玉器与祭祀相关，也或者是特殊礼仪中王权的象征，由此可知，金沙人对玉十分崇尚和尊重，也说明金沙文化和中原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金沙玉器多是就地取材，玉石材质不算上佳，但金沙人对色彩、线条有很强的鉴赏力。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石虎雕刻，身子是写实风格，头部却凿刻得有些夸张，尾巴别出心裁地由另一块石料做成，用木屑与虎身胶合，静态的石虎立即呈现出动感，由此可见金沙匠人的别具用心。 目前金沙遗址出土的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龟等，是四川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其中其中一件“石跪坐人像”，其头发如流水般朝两边分开，辫子长及腰际，嘴唇和眼眶涂着黯红色的朱砂，双耳穿孔，两手被牢牢地绑在身后。考古学家推测说，这有可能是3000年前的一个奴隶形象，这个形象同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奴隶石雕仿佛一母同胞，其造型之生动逼真、刻画之细腻入微反映出古蜀时期的石雕工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除上面提及的玉石器外，金器也是金沙遗址出土文物中较为引人注目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薄如蝉翼的金箔，它们被打造成形状各异、寓意不同的器形，包括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喇叭形金饰、凤凰图案金饰等30多件。金沙出土的金面具与三星堆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十分相似，眼部镂空，充满了神秘感。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无论从用途上还是制作技艺上，都显现出和中国其他地区不同的文化内涵。 出土的400多件青铜器也十分别致，主要有铜立人像、铜瑗、铜戈、铜铃等。出土的铜立人像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几乎完全一致。此外，金沙遗址还出土了40余件象牙器和大量陶器。 金沙遗址再次证明了成都平原在商周时期便有了非常辉煌的青铜文明。出土的玉戈、玉瑗表明，金沙文化不是孤立的，它与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再次证明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 金沙人生活复原图 长久以来，考古学界以为当中原的人们过着富足和文明的生活时，古代蜀国仍旧一片荒凉，生活在这里的人类还处在蒙昧的状态。而金沙的发现为我们更准确和生动地描述了三千多年前古蜀人类的生活状态。 三千多年前四川盆地到处是茂密的森林，成群的动物生活其间，其中有一些凶猛的动物，例如老虎和大象。金沙人十分敬畏的对象，捕获大象的日子也许就是一个节日，人们将象牙献给国王，当作祭祀品或者装饰品。 在金沙出土的象牙数量惊人，能够像金沙人这样奢侈地使用象牙，在古代中国是绝无仅有的。金沙出土的这些象牙尺寸都很大，明显大于中国境内乃至亚洲境内现存象牙的尺寸。从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来看，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中国的中原地区还有大象，甲骨文里就有商王捕象的记录，殷墟考古也发现了一些象的骨头。 不过，打猎已经不是这个原始民族主要的生存方式了，金沙先民懂得如何生产粮食，他们处于先进的农耕文明状态。 在金沙遗址出土了农耕用具耜。耜的起源很早，《易·系辞下》中有“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的记载，它是一种翻土用的农具，适用于稻作农业。成都平原地区的稻作农业历史，经考古资料证明存在于4000多年前。耜的长度约1.42米，珍贵的原因是“木质器物，一般难以保存下来，在考古中极少发现”。耜的出土有力证明了金沙人的农业已经相对发达，安定的农耕生活使人们有很多的空余时间从事手工业劳动，大量的陶器出现了。 金沙人是制作陶器的能手，从器形种类来看，包括了各种炊器、食器、饮器、水器、酒器，还有大量的贮器。这些丰富的器形，充分反映了当时金沙人饮食的多样性。这些陶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酒具或酒器。酿酒活动的前提是有多余的粮食，说明当时农产品的富余。 金沙人的陶器制作加工，已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行业，很多金沙人从事这种行业，并有比较完善的分工合作。金沙人制作的陶器大都为夹砂褐陶和灰陶，制作工艺以手工制作和慢轮加工为主，器形以实用为主，纹饰较少，素面居多。金沙遗址范围内发现有多处窑址，均是小型馒头形窑，每个陶窑的面积约六平方米，由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室组成。窑室多呈前低后高的斜坡状。烧制时火焰由火膛进入圆形窑，对充分燃烧提高窑温是比较有利的。 金沙作为古蜀族商周时期的一处重要中心遗址，遗址发现的城市规模和布局可以想像当时的繁荣情形。其中有大面积的居住区，有墓地，有宗教仪式活动区和大型的祭祀场所，还有大量的手工作坊和烧制陶器的窑址。当时的社会已经有了一整套礼仪制度，统治阶层通过神权和王权控制着整个王国。 衣食富足的金沙人已经有了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其祭祀方式十分独特，在国内外考古发现中十分罕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蜀先民所特有的精神世界。 金沙文化与三星堆的祭祀文化的关系 在距金沙村60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个举世闻名的考古发现——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里出土了1700多件风格特异的文物，曾有一支神秘的种族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高度的文明。考古证据显示，三星堆文明在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它似乎没有来源，也没有去向，让人感到无比的神秘和不可思议。 有人说，是外族的入侵毁灭了三星堆，也有人认为是肆虐的洪水逼迫三星堆居民举国外迁，但所有说法都没有证据。多少年来，考古学家一直在寻找三星堆的去向。 直到二十年后，金沙遗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当金沙遗址第一批文物从泥土中被发掘清理出来时，考古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惊叹：它们跟三星堆器物简直太相像了。专家们立刻意识到，它和三星堆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金沙遗址的考古年代比三星堆晚大约500年左右，时间顺序上这种衔接显得顺理成章。 在金沙遗址中出土了一具19.6厘米高的青铜小立人是金沙最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而当年在三星堆出土过一个高达2米多的青铜大立人。虽然高矮差别悬殊，但它们的造型极其相似，同样的长衣，同样的姿态，空空的手中似乎都握着什么东西。 仅仅这两个青铜立人，就足以说明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之间的深厚渊源。奇怪的是，揭示金沙与三星堆神秘关联的各种文物，几乎全部集中在4个主要发掘区中的一个，也就是位于金沙村的祭祀区。当年，三星堆的祭祀坑也让人们迷惑不解，大量的象牙、青铜器堆积在一起，似乎是某种特别的仪式，而出土的文物中，很多都有被灼烧过的痕迹，有些则被人为地破坏过。金沙遗址中的青铜器也一样，很多已经碎裂成残片。 在金沙遗址还发现了一些青铜神鸟，它们和三星堆神树上的挂件极为相似。这个青铜小立人的下部，很明显可以看出，它是插在某个大件物品上的。一些青铜器的残片经过拼接复原后，整体尺寸至少超过30厘米。 它与三星堆遗址的关系密切，其性质与三星堆遗址的性质十分相似，出土器物在造型风格和纹饰特征方面也与三星堆的器物基本一致。金沙遗址的年代又略晚于三星堆遗址，这种种迹象都表明，三星堆文明因某种特殊的原因从广汉突然消亡后，迁徙到了以金沙为中心的宽阔地带，并在此延续和发展。可以说，金沙遗址是处于古蜀文化分期的中段，它晚于三星堆文化。 之所以说它晚于三星堆文化，另一个依据是以出土文物的造型以及古蜀文化的整体流向来加以判断的。从该遗址所出金器、玉器的制作水平分析，已明显比三星堆时期成熟高超。此外从地域上讲，古蜀文化的发展和迁徙规律，是从四周的山地逐渐向盆地中心聚拢，因此可以推断，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明突然消失之后在成都平原腹地的再次复活。 不论这种猜想是否准确，金沙遗址的出土终于解开了一个巨大的疑惑。三星堆文明在突然消亡以后，它并没有从这块土地上“蒸发”，而是悄然迁徙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继续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发生发展着。 当然，金沙遗址所显现的文明特征也有与三星堆文明不尽相同之处。三星堆文明是以青铜器见长，而金沙遗址是以玉器见长。大型玉琮的出现又叫人想起良渚文化，不过，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规律看，这些现象都是可以得到合理阐释的，因为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孤立和突然生长起来的，它必有内部和外部的推动力量。 现在要对金沙遗址作出全面的分析和判断，看来还为时过早，因为整个遗址的发掘尚未进行过半，许多未知的文化因素尚未被揭示出来。我们无法预测这里是否埋藏有类似三星堆青铜神树和大立人像那么巨型的古蜀时期青铜制品，这一切都只有依靠时间的推移，最终把结局呈现在关心和喜爱古蜀文化的人们面前。 金沙跪立神像之迷 金沙遗址出土了12件跪立石像，让考古专家百思不得其解。这些跪立石像一丝不挂，男性身上也涂着艳丽的朱砂，双手都被反缚在身后，手指大残缺，有的为9根，有的7根，最少的只有5根。 这些奇特的石像在考古界顿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中原地区的远古遗址中，也时常有跪立玉像的出土，不同的是，跪立玉像身上都有衣服蔽体，而且身份高贵。金沙出土的这种的石像在中原文明中从没有发现过。 专家们首先对石像的一丝不挂展开了研究。根据流传的神话或传说，古人只有在与神交流的时候才可能一丝不挂。因为在古人眼中，神灵是至高无上的，只有面对神灵才是完全的崇敬。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人像也有的，这是一个长相端庄的古蜀女人，上身，头上顶着一只庞大的尊。她被认为是一位专门为神灵服务的女人，并且，也是跪立的，很容易便使我们与金沙遗址的石像联系了起来。于是，考古学家推测，金沙石像可能与三星堆女人像一样，都是奉献给神灵的。 接下来的问题又来了，既然要奉献给神灵，为什么要捆绑住身体呢？考古学家又进行了种种的推测。一种说法认为这些石像是金沙古国在战争中俘获的战俘，所以才被金沙人捆绑起来，扒光衣服。这些从石像的表情上也有所体现。他们大多表情痛苦不安，甚至诚惶诚恐。所以，金沙人雕刻这些石像也许是为了炫耀战争的胜利，这些石像被当作战利品到处巡展。 也有学者认为，这些石像是古蜀人祈雨的巫师。《吕氏春秋》中曾记载了一些上古先民独特的祭祀方式，商王成汤的祭祀方式十分有代表性。 成汤灭夏建立商朝后，便遇到了百年难遇的大旱，整整五年天上没有落一滴雨，庄稼五年没有收成。成汤在桑林中设立祭坛，他剃掉了自己的头发，把手反缚于背后，向天祈祷，瓢泼大雨这才倾盆而下。 这段记载给考古学家很大的启示。金沙石像也是剃了头，双手被缚，这和成汤的祭祀方式是一样的。一边是商朝尊贵的商王，一边是金沙古国身份神秘的石像，这其中有什么联系？ 在古蜀金沙，巫师是一个重要而必不可少的职务，一个王国内部可能有许多巫师，有的是“大巫”，有的是“小巫”。一般来说，“大巫”在祭祀中处于中心地位，“小巫”协助“大巫”进行祭祀活动。考古学家认为，金沙石像有可能就是“小巫”。 在祭祀，这些“小巫”通常跪立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嘴里发出奇异的声音，脸上流露着虔诚和期盼的神情。在他们脚下，成千上万的古蜀人仰视着他们与神灵的对话。 在我们的阅读习惯中，“跪”带着浓厚的贬义味道。其实，在远古时代，古人一直是跪立的。所以由此推测，这些石像为神职人员的可能性比较大。 金沙文化遗址现状 金沙文化是一处十分独特的文化类型，它的出现再次证明了成都平原在商周时期便有了非常辉煌的青铜文明，证明了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由于金沙遗址内涵丰富，分布范围比较广泛，目前对金沙文化遗址的发掘还不到一半，仍需要更多的考古学家进行深入的发掘和研究。 为了保护金沙遗址，成都市政府正在筹划建立金沙遗址博物馆。规划中的博物馆总建筑面积为37895平方米，包括遗址馆展示、陈列馆展示、室外景观展示三大部分。 遗址馆主要以发掘现场原生态保护展示为主，让观众对金沙遗址和考古发掘本身产生真实的现场体验；陈列馆将以古蜀文化的发展脉络为纲，时间跨度是从公元前2800年左右至公元前316年；室外景观展示将通过相关雕塑、复原等景观雕塑，从时空上延伸博物馆陈列展示内容。博物馆还将大量使用现代化技术，通过场景复原，营造出现场体验感，原生态展示象牙挖掘过程。预计2006年年底，金沙遗址博物馆陈列馆将全部建成并对外开放。 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十分珍贵，如何保护挖掘后的象牙成了博物馆的重要问题。为此，国家科技部已经将金沙遗址的象牙保护问题，列入国家级的重要课题进行专题研究，以确保文物在展馆开放的同时得到安全的保护。 目前，国家文物局已决定采用太阳神鸟图案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金沙太阳神鸟”图案十分别致，中心的太阳向四周喷射出十二道光芒，呈现出强烈的动感，象征着光明、生命和永恒。环绕太阳飞翔的四只神鸟，反映了先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自由、美好、团结向上的寓意。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从龙骨山走出的龙的传人——北京人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周口店北京人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 发现及发掘时间：1921年发现，1927年起进行发掘。1929年12月2日，中国考古学者裴文中发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此后的发掘工作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 距今历史：约20-70万年 考古地位：是世界上迄今为止人类化石材料最丰富、最生动，植物化石门类最齐全的古人类遗址。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旧石器时代早期，为古猿与智人之间的原始人类。 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距北京城约50公里。1929年，北京人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证实了70万年前北京地区已有人类活动。北京人虽然不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的直立人化石，但它的发现却奠定了直立人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是目前我国研究最深入的古人类遗址。 考古发现过程 在周口店西面有两座东西并列的圆形小山，比较低的一座叫龙骨山。龙骨山南北长约220米，山顶最高海拔145米，高出龙骨山下的坝儿河河床66米。龙骨山的北坡有一个很大的洞穴，根据堆积物的范围估计，东西长约140米，西部最窄只有2米多。这个洞穴就是发现北京猿人化石的猿人洞。 北京人的发现有些偶然。1918年，一位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外国人吉布，在北京周口店鸡骨山采集到了一些化石，并把这些化石交给了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安特生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地质学家，1914年受聘于我国商务部，负责查找矿源。 安特生接到这些化石后，立刻赶到现场进行勘察。这里出土的化石大多是一些鸟类化石，看起来和鸡骨十分相象，怪不得当地人称之为鸡骨山。这次勘察并没有发现人类化石，但从地层关系来看年代十分久远。1921年，安特生和几位助手再次来到“鸡骨山”寻找化石。 在那个年代，周口店一带是偏远的郊区，突然出现了几个洋人，成了当地的大新闻，发掘现场经常有很多围观的人群，一边看一边七嘴八舌地议论。突然一个人站出来对他们说：“这里挖不出什么好东西，我带你们去个地方，那里的龙骨有多又大。” 这个地点在周口店火车站以西的龙骨山，就是后来名闻世界的北京猿人遗址。安特生跟随老乡来到这里后，很快就发现了大量的大型动物化石。在堆积物里，安特生还发现了几块白色石英碎片。石英的硬度很大，碎片的刃口也非常锋利，十分适合用来做工具。根据地层关系，安特生断定这些石英碎片是“外来之物”，很有可能是远古人类的工具。 此后，安特生安排助手在那里进行了两次小规模的试掘，发现的化石标本被运送回瑞典进行清理。1926年9月，清理出两颗人牙的消息从瑞典传到了北京，从此引发了对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大规模发掘。 龙骨山，地产权属鸿丰煤厂，1929年由裴文中出面和鸿丰煤厂几经交涉，最后由新生代研究室出资4900元高价获得了永租权。永租权的范围包括整个的龙骨山和西小山头的一半。对龙骨山的正式发掘于1927年4月16日开始。在龙骨山，有很多悬在半空中的危险角砾岩，所以发掘的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些危险的岩石炸下来。另外还要对遗址做系统调查、消除地面乱石堆，炸下来的角砾岩也要进行检查。这些工作都完成后，就要对那些保存下来的原生洞穴堆积进行系统发掘了。 1928年，裴文中加入到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中来，那时他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不久，年仅24岁。1929年，原周口店发掘工作的负责人进赴陕北一带考察新生代地层，具体主持北京人遗址发掘工作的重任落到参加工作不到一年的裴文中身上。对于年轻的裴文中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挑战，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裴文中主持考古队在1927年和1928年发掘区的中间开始发掘，渐渐地，发掘的部分开始缩小，堆积的体积也渐渐地狭窄了。当发掘的地方窄到无可再窄，只能容得下几个人发掘的空间时，忽又见到向南伸出一段空隙。这个小小的空隙，以后被称为“猿人洞”。当初次见到这段空隙的时候，裴文中同一个工人一同下去作了详细观察，他们腰上系好绳子，上面有些人拉着绳子的一头，坠绳而下。洞内化石非常多，这些发现让裴文中等人兴奋异常。 第二天，也就是1929年12月2日，发掘工作照常进行着。下午四点多钟，已经日落西山，北风习习吹来，使人感觉寒冷。由于工作面小，运土的办法是最原始的，用绳子一筐一筐地拉上来，然后再用人工一筐一筐地抬出洞外。在接近收工的时候，突然，裴文中大声叫起来：“这是什么？是人头！” “人头”两个字刚出口，发掘的几个人就围拢来伸头向下观望，为防止出现意外，大家决定当天晚上就把它挖出来。这个头骨化石，一半埋在松土中，一半埋在硬土中，把周围的土掏空，裴文中用撬棍轻轻地把它撬下来，头骨的一部分虽然由于些微震动而破裂开来，但这并未使后来的研究受到任何影响，黏接后很完整。 头盖骨挖出来很潮湿，一碰就碎，裴文中等人日以继夜地生上火盆烘烤它，干了之后，又用水糊上几层棉纸，厚厚的，又糊上石膏加麻袋片，然后再放在火盆旁边烤。裴文中看见外面的石膏既干又坚固了，就把它裹在行李中——用他的两床旧棉被先包起来，外面再用褥子毯子与普通行李一样捆好，1929年在12月6日，他把头盖骨送到北平地质所。当时参与这项研究工作的加拿大古人类学家步达生抱着这个头盖骨化石，激动地双手颤抖，差一点将头盖骨掉到地上。当他缓过神来后，突然在头盖骨上亲吻了三次。经研究，确认这是一个少年男性北京人的头盖骨。 不久，发现第一个完整北京人头盖骨的消息，像一声春雷震撼了学术界。全世界的史前学家、古人类学家以及对人类进化问题感兴趣的人们，一下子都把目光集中到周口店龙骨山这个小小的地方来了。 从1921年发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以来，历次的发掘工作仅注意于动物化石或人类化石的搜寻，而完全忽略了人类的文化遗存。1929年，考古工作者经常能从猿人洞内挖出一些似乎被烧过和被炭化的兽骨化石。发掘人员想，这会不会是北京猿人用火遗留下来的证据？但是当时由于学识和经验不足，不敢肯定。那时法国是旧石器考古学最先进的国家，于是把一部分黑色的骨片送到巴黎鉴定。化验的结果证实了这是人类用火活动的证据。由此，考古学家对遗址中的石器、烧骨和用火灰烬加大了研究，从而明确了北京人的文化性质，将北京人的研究纳入考古学研究的范畴。 1935年，裴文中赴法国留学深造，只有高中文化水平的贾兰坡登上了主持周口店发掘工作的大舞台，并演出了发掘三个北京猿人头盖骨的世界人类史上的大剧目。 1936年11月，考古工作者在猿人洞靠近北边的洞壁处挖出一块骨片。贾兰坡见到碎骨片的形状，立即意识到是人的头盖部分，细看是人的顶骨。他立即把出露头盖骨碎片附近大约6平方米的范围作为特别区域，选了几位发掘能手进行发掘。结果在半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已经发现了大量的头骨碎片，包括枕骨、眉骨、耳骨，都相继露出来了。情况表明这是一个头骨无疑。下午，从挖出上述头盖骨北1米、下半米的地方又发现了另外的一个头盖骨。保存的情况与前者相仿佛，也裂成多块。 11月26日，贾兰坡发现了另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这个头盖骨不像过去发现的那样破碎，保存得比过去所有的都完整得多，连部分大孔、鼻骨和部分眼眶骨等都有。头盖骨也比较好修复，当天即把它修复完毕，连夜由贾兰坡亲自送回北平。至此，由贾兰坡主持在12天内连续发现3个“北京人”头盖骨成为古人类学科学史上的永恒事实。 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正在顺利进行，重要材料不断被发现，可到了1937年，周口店近旁蓦地响起了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它葬送了周口店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已经连续十年的发掘由于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而被迫于7月9日中断。此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周口店，留守技工赵万华、董仲元、萧元昌被日军杀死在房山县城南门外。裴文中和贾兰坡建在周口店的办公室也全部被拆毁。研究工作人员撤回北平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内仍勉强维持工作。龙骨山这块闪耀着古人类学圣洁光环的科学殿堂，一任日寇铁蹄践踏。 北京解放后，在中财委和地质调查所领导下，由贾兰坡和刘宪亭主持，于1949年9月27日重新开始了对龙骨山的发掘，发掘工作一直到1951年。1958年至1960年间接进行了发掘。 1966年，在裴文中领导下又对龙骨山进行发掘。在发掘的同时，国家在龙骨山建立了“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 十年动乱期间，龙骨山发掘工作停顿。 解放后龙骨山最有代表性的发掘，非“新洞人”莫属。新洞的发现得益于来北京串连的红卫兵。当时正值1967年2月，几名红卫兵怀着敢想敢干的好奇心到周口店游玩。他们沿着发掘点北边的石缝钻入洞中，走过一条约3米宽的孔道，向前走了约10米远，发现了一个深20米、宽10多米的洞穴，这个洞穴保存完好。这些青年人从洞中钻出来后，便向有关部门汇报了洞中的情况，这个洞便是“新洞”。 1973年2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的乔琪主持清理了新洞的堆积物。发现有一条很厚的灰烬层和一些动物化石，目前已知这些动物化石至少有33属40种之多，同时还发现了石器以及烧过的石块。令人高兴的是，在灰烬层中，还发现一颗牙齿化石，这颗牙齿比“北京人”的牙齿进步，其时代介于“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之间。20世纪80年代用铀系法测定洞中化石，得知“新洞人”当在距今四五万年之间。 从“新洞”中的灰烬层看，“新洞人”食肉居多，而且善于“烧烤”。结合解放前发现的磨制骨片，说明“新洞人”已经掌握了磨刮技术。这件磨制品，标志一种新的磨制工艺技术的开端。这个时期，属于原始群晚期向母系氏族的过渡时期。 1978年以来，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持下，由全国18个科研、教育和生产部门参加，加强了对北京猿人及遗址的综合研究。北京人遗址成为目前我国研究最深入的一处古人类文化遗址。 北京人及其生活状况复原图 北京猿人时期周口店的自然环境与今日的变化不大，只是山体高差略小些，从拒马河以东到房山城关一带，是一片低丘宽谷，还没有形成平原，气温属于温带性质。北京人就在这一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了几十万年，创造了辉煌的猿人文化。 北京人的身体各部发展非常均衡，四肢发展较进步，头部比较落后。在四肢中，手的演化最进步，手腕的灵活程度和现代人的手腕很接近。头盖骨的主要特征是头盖低平，前额后倾，眉嵴粗大，左右两个眉峭互相边接在一起，向前突出，像房檐一样遮盖两眼。脑容量小，平均数为1075毫升，大于类人猿和和爪哇直立猿人的平均数，但和现代人的脑容量比起来好相差约275毫升。吻部突出，下颏后缩，牙齿粗大，这些特征都表明了北京人的原始性，和现代人仍旧有一定差距。 北京人的体质形态比蓝田人进步，其四肢骨的大小、形状、比例和肌肉附着点基本上具有现代人的形式，身长约156厘米。人类学家根据已发现的遗骨对北京人的年龄进行过研究，研究结果是：死于约14岁以下的儿童占39.5%，死于约30岁以下的占7%，死于40-50岁之间的占7.9%，死于50-60岁之间的占2.6%。这说明北京人的生活很难苦，人类的生存能力低下，人的寿命较短。 北京人使用的劳动工具主要是石器。砍砸器制作简单，用鹅卵石的一面或两面打出刃部，主要用于砍伐树木，制作木棒和猎取野兽等。刮削器用大小石片做成，用来刮削兽皮，切割兽肉或修理木棒等。尖状器用石英石片加工而成，呈三角形用于割剥兽皮或采集植物根茎等。这些石器都是将天然石块打制成的有刃石器，虽然制作简单粗糙，但却是经过人类思考而制成的，是真正进行劳动的标志。 北京人已经懂得用火，他们生活的猿人洞内火烧过的灰烬最厚处可达六米。鸽子堂是北京人“聚餐”的地方，这里有很多烧烤食物的痕迹，灰烬、烧骨等堆积非常多。这时的北京人不仅会使用天然火而且已能有意识对火进行控制使用。有了火，他们可以熟食，缩短食物消化过程，利于摄取食物营养，促进体质的发展，尤其促进大脑的发展和健康。同时，北京人还用火驱逐野兽，增强自卫和狩猎能力。中外史学界一致公认，北京人遗址的用火遗迹，是世界上最早人类用火证明。 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是群居。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北京人不得不十几个人或几十个人生活在一起，过着群居生活。这种原始群，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在这个组织里，北京人共同制造、使用工具，共同采集狩猎，共同享用劳动成果。采集和狩猎是北京人维持生活的主要手段，狩猎为他们提供了大批肉食。北京人除了能够捕捉肿骨鹿、斑鹿、羚羊及其他小动物外，还能靠群体力量，捕获象剑齿虎、犀牛、豹等凶猛的野兽。 北京人周口店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北京人出土的化石材料十分丰富，尤其是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对于研究人类的发展进化过程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目前，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化石材料包括完整或比较完整的头盖骨6具、头盖骨残片9块、面骨6块、牙齿152个以及断裂的股骨、胫骨、肱骨等，全部材料分属于40多个不同年龄的男女个体，从幼儿到老年均有代表。 1959年，根据出土的北京人头骨，古人类学家复原了一具北京猿人中年女性头像。这具头像如今成为了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形象大使”，标志着我国从事古人类复原像研究工作的开端。 在发现的北京人头骨中，1929年裴文中发现的完整头骨是最为珍贵的，被考古学界称作科学之宝。令人遗憾的是，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停泊在珍珠港内的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与珍珠港相距万里之遥的周口店也劫数难逃，保管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内的全部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从此下落不明。现存惟一真标本是1966年从顶部堆积处发现的一个北京人头盖骨。 北京猿人遗址共发现100多种动物化石，其中有90多种哺乳动物，包括54种大型哺乳动物，它们所代表的个体数量和层位分布情况不同，有的差别悬殊，其中个体数量最多的，要数食肉类的中国鬣狗、偶蹄类的肿骨鹿和葛氏斑鹿，还有奇蹄类的周口店双角犀和三门马。根据这些化石的研究，北京猿人并非是洞穴唯一连续的居住者，中国鬣狗也曾在这里安家。北京猿人遗址中的鸟类化石，共有62种1000件以上，这些鸟类化石大都经过火烧，说明鸟类也是北京猿人食物的来源之一。 在北京猿人遗址发现的石器，原料主要是脉英石、水晶石和燧石打制的。方法是砸击，北京猿人的工具以石片工具为主，多从背面加工。北京猿人遗址发现的石器数以万计，远远超过其它同时期遗址。 北京人文化遗址现状 周口店是北京猿人生活了几十万年的地方，是人类起源和发祥地之一，名声十分显赫，是世界上唯一保存纵贯五六十万年的史前人类活动遗迹和人类最早用火证据的遗址。在世界范围内，直立人和智人演化与生存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周口店遗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该遗址的发掘揭示了人类在东方大陆的起源，并为人类进化理论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在生物学、历史学和人类发展史研究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级政府和部门对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与保护十分重视。1953年，由中国科学院拨款，在北京人遗址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建立了300平方米的“中国猿人陈列馆”，于同年9月21日正式对外开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最早建立的博物馆之一。 1972年，在遗址上又建成了一座北京猿人展览馆，面积达1000平方米。展出内容分6部分，包括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发现及发掘经过；北京人的体质特征，根据北京猿人遗址出土的北京猿人骨骼化石，描摹出北京猿人相貌及四肢形态；北京猿人的行为，通过出土文物以及一幅幅画面展示出北京猿人采集、狩猎以及用火等生活图景；从地质科学角度，阐释北京猿人所居住的洞穴形成及发育的过程；北京猿人生活时期的气候和环境等。1994年，北京猿人展览馆改为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 1987年，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清单”，这表明，北京猿人遗址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它是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具有世界意义”。第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保护考察团来中国考察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并于1991年正式颁发证书，把中国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等6处遗址列入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992年4月28日，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被北京市政府公布为青少年教育基地，同年6月被评为北京十大旅游之最。1997年中央宣传部又将其列入全国100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为了保护北京人遗址，2002年8月，北京市政府与中科院签署了《关于共建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协议》，决定“改变遗址现行管理体制，实行市院共建”。北京市负责遗址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保护、建设、管理及科普教育工作，中科院负责遗址的科研。 对周口店遗址的发掘一直陆续进行，目前的周口店仍有很大的发掘潜力。2003年11月中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周口店猿人遗址博物馆与法国电力公司合作，对龙骨山西坡进行了探测，探测结果显示，周口店猿人遗址中很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古代化石，遗址发掘的潜力巨大。 2004年7月，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加固保护工程正式启动。 目前，周口店遗址的价值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美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约翰·澳尔森说：“国际学术界认为，由于周口店能比亚洲、欧洲或非洲其他地点在有关更新世人类生活方式和环境方面提供更准确的图式，所以它无疑是世界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 反穿裤子的魏敦瑞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外考古专家都在关注着北京人遗址的发掘进展，期盼着重大发现再次出现。结果，三个“北京人”头盖骨就在人们的希冀中来临了。 1936年11月，贾兰坡在11天之内连续发现了三个“北京人”头盖骨，兴奋之余，他把头盖骨包了又包，裹了又裹，亲自送回北京。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德国古人类学家魏敦瑞当时正在北京，贾兰坡回来时他还在睡觉，当有人报告魏敦瑞这一消息时，他惊喜得一下子跳了起来，兴奋之余赶忙穿衣，结果竟连裤子都穿反了。出门后，大家见了他都禁不住笑了起来，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疏忽。他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说：“对于这次伟大之收获，我们不能不归功于贾兰坡。”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盆地里的古人类大聚集——泥河湾盆地遗址群 遗址名称：泥河湾遗址群，包括著名的许家窑文化遗址、小长梁文化遗址、马圈沟遗址等早期文化遗存80多处。 发掘地点：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东西长82公里、南北宽27公里的桑干河两岸区域。 发现及发掘时间：1921年首先被国外传教士发现，解放后引起了我国考古工作者的关注，1965年我国学者第一次走进泥河湾进行考古。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是在1976年的许家窑遗址。 距今历史：1.17万（虎头梁遗址）-250万年（小长梁遗址） 考古地位：泥河湾不仅为探索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人类及文化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证据，也为了解近200万年来自然环境变迁规律提供了丰富的科学材料。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泥河湾遗址群涵括整个旧石器时代，其文化关系一脉相承，前后连贯，从最古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马圈沟到新石器时代遗址，文化发展脉络十分明晰。 二十世纪初，人类起源“非洲论”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论断，但仍有一些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关注着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神秘东方。随着大清王朝的覆灭，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类学家涌入了这个充满神秘的伟大国度，开始了他们寻访古人类的历程。泥河湾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发现的。 考古发现过程 位于河北省阳原县境内的泥河湾，是一个依山傍水、景色诱人、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在这里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旧石器时代化石，从此泥河湾就成了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的代名词，成为驰名中外的古人类、古地质、古生物学家探索寻根之圣地。 对泥河湾的关注源于一名外国传教士。1921年，在泥河湾附近矗立起了一座天主教堂，教堂里有一位很特别的神甫文森特，平时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对教友们随和平易，爱问人们各种种样的问题。他还有一个古怪的爱好，就是喜欢收藏一些人们看来既不值钱也不好看的骨头、石块之类的东西。在他极为简陋的居室里摆满了各种动物遗骨、化石和石器。 也就是在这一年，天津“北疆博物院”开始动工。为了搜集文物，博物院的倡导者，法国的考古学家桑志华写了一封《向传教士呼吁》的信中，他恳请在华北各地的天主教的传教士们帮助补充标本。不久，文森特看到了这封《向传教士呼吁》的信，立刻将收集来的动物化石送交给了桑志华，并引起了桑志华的兴趣。 此后的3年中，文森特走遍了化稍营、大田洼、石匣里和深井一带的坡沟山梁，在桑志华不间断的书信指导下，采集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化石，成为了一名业余的考古学者。 1923年5月，考古学家德日进应邀于来到天津，先后几次与桑志华赴西北考察。1924年夏，他俩在萨拉乌苏考察返回途中，会同美国地质学家巴尔博在泥河湾进行了短暂的地质考察。 正是这次短暂的地质考察离开了泥河湾盆地科学研究的帷幕，从那一年起至今80余年，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位专家、学者对泥河湾进行了考古发掘和研究。在这片东西长82公里、南北宽27公里的桑干河两岸区域内，发现了含有早期人类文化遗存的遗址80多处，出土了数万件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各种石器，几乎记录了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发展演变的全部过程。 1930年，德日进和皮孚陀在《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专著中首次提出泥河湾盆地更新世初期有人类活动的可能性，并生动描绘出古人类生活的场景：在早更新世，三趾马常来泥河湾饮水，泥河湾湖滨地带有古人类在那里出没、狩猎和生活。 1935年，在某一本法文杂志上，考古学家步日耶进一步把想象的空间生动化，因为他在泥河湾发现了一件沉睡了许久的古人类“手斧”，还发现泥河湾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上有被石器砸击过的痕迹。步日耶断言：在泥河湾盆地曾经有过一种人类生存着，他们可能是中国猿人或者其它人类。但有科学家说这还需要进一步考证，那柄所谓的“手斧”只是一件形状酷似天然的石块，还不能证明有人类制造工具的痕迹。泥河湾远古人类的存在与否便又成了悬而未决的疑案。 解放以前泥河湾盆地的调查。研究工作，大都是由外国学者完成的，且多局限于第四纪生物地层学的研究，直到上世纪50至60年代，我国考古学家才走进了对泥河湾的考古行列。主持周口店北京人发掘的考古学家裴文中一直在寻找着北京人的去向，而最让他关注的就是太行山山脉东麓一带。于是，这个横跨河北、山西两省的泥河湾盆地进入了我国考古学家的视野。 泥河湾盆地东端与北京距离大约150公里。从山西省吕梁山发源的桑干河自西南向东北贯穿大同盆地后进入泥河湾盆地，然后从东端的石匣里切开盆地边缘向南流出。沿途汇合了宣化、怀来、延庆几个盆地的河流，成为了北京地区最大的河流——永定河。桑干河、永定河成为连接泥河湾盆地和包括周口店在内的京西地区的通道。 1965年，为中国旧石器考古调查做出巨大贡献的王择义，带领王向前、武文杰来到泥河湾，他们在盆地中部桑干河北岸的虎头梁村找到了第一件旧石器。尽管这一发现与前人的愿望还存在一定的距离，甚至与早更新世的三趾马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们毕竟率先叩开了追寻泥河湾盆地原始人类活动的大门。 1972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卫奇走进了泥河湾，发现了阳原县东城镇虎头梁遗址。 卫奇和泥河湾的缘分由来已久，早在大学地质系读书时，泥河湾的故事就深深的影响着他。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中国科学院，专门从事古人类的考古和研究，桑干河成为卫奇破解悬案实现梦想的阵地，从此桑干河两岸到处都留下他的足迹。但是古人类化石像幽灵一样，似乎总在躲避着卫奇的追踪，年复一年，在一次次希望和失望之中，他在顽强地坚持着探寻。 虎头梁遗址位于虎头梁村东南约800米处，是一处距今约1.17万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72年，卫奇和盖培对这一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出以楔形石核和尖状器为主的大量石器，还发现了古人使用过的灶坑。 卫奇对泥河湾的关注并没有就此结束，反而愈加迷恋上了泥河湾。一天，卫奇在药品收购站意外得到一个线索：在许家窑，有人曾看到过类似人类头盖骨的化石。 许家窑位于河北山西交汇处，这里人烟稀少，临近两省的农民疯狂抢挖“龙骨”，卖给药品收购站赚钱。循着“龙骨”的线索，卫奇来到了许家窑。当他急匆匆地赶到当时的挖掘现场时。映入眼帘的除了一堆堆不能换钱的石头，就是深沟大坑。 来晚了，卫奇懊悔地坐在石堆上。不经意间他抚摩着手下的石块，突然振奋起来。这不是普通的石头，而是石球，是传说中的古人类的投掷器——飞石索。有了这一线索，卫奇认定这里也一定有古人类化石，发掘价值非常大。 但是，当时的许家窑由于村民挖取“龙骨”，地层已经遭到破坏，想要找到古人类化石有如大海捞针。卫奇没有放弃，他像就地打井般一铲一铲的挖，一点一点的找，终于17件古人类化石相继出现。卫奇兴奋地把这些发现拿给他的老师贾兰坡教授。 泥河湾遗址的发掘很快就提上了日程，1974年秋，贾兰坡利用短暂的时间在许家窑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极其丰富的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1976年春，对许家窑遗址的发掘取得了重大突破，除获得万余件石制品。大批哺乳动物化石外，还找到了9件人类化石。贾兰坡、卫奇根据最初的调查估计，许家窑遗址的年代为距今6万至10万年左右。 随后的几年中，“许家窑人”的化石越来越多，包括顶骨、枕骨、颞骨以及上下颌骨等。这批人类化石十分耐人寻味，头骨骨壁之厚、牙齿之硕大竟与北京人不相上下。但是，许家窑人的脑量比北京人的大，已经超出直立人而进入早期智人的水平。另外，许家窑人石器的工艺水平比北京人的高，但是两者在技术和类型上存在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于是，贾兰坡决定将遗址时代提前，国外的考古学家也曾就许家窑遗址的年代做过研究，并最终将遗址年代确定为距今50万年前。 许家窑文化和许家窑人的发现与研究，毫无疑问地被载入了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研究的史册。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找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发现了至今仍然为数不多的晚期智人化石，更重要的是它在文化渊源的探索中，充当了过渡的桥梁。 泥河湾考察更大的收获是在盆地东端发现一批时代更早的文化遗址。 1978年8月21日，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再次进入泥河湾盆地考察，并在阳原县小长梁发现了很多用燧石、石英和火成岩等岩石、矿物打制的石器。这些石器都埋藏在地面以下67米深的湖相地层里，人工痕迹清楚，制作精致，而且数量很多。专家们命名它为小长梁遗址。 这里发现的石器共2000多件，同时还出土了若干打击过的骨片，或留有刻划痕迹的骨片以及吃剩丢弃下来的三趾马、马、羚羊、牛、鹿、象等动物的残骨和牙齿。从考古学角度鉴定，石器与动物群的时代是一致的，也与泥河湾组地层的时代相同，确实比北京猿人的时代要早得多。 从遗址出土物来看，在远古时代，这里一定有人类活动，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发现人类骨骼的化石。至于遗址的年代，经古地磁的测定，顶部为150万年前，底部为300万年前，所以，考古学家把遗址的层位定为243万年-255万年之间。这是目前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文化的遗址，根据石器的分析，当时人类已有语言，不然技术传授会有困难。 自发现之日起，小长梁遗址就倍受学术界的关注，对中国早更新世的旧石器考古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着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此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泥河湾盆地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从未间断过。 1981年，卫奇在小长梁东北方再次发现了一处遗址——东谷坨遗址。新遗址的石器埋藏在地面以下大约45米深处，附近有适于打制石器的岩层露头，发掘出的石器数量多得惊人。第二年，我国女地质学家李华梅对东谷坨遗址进行年代测定，证明遗址的年代距今100万年。后来，参加中美合作计划的美国科学家重新对其年代进行测定，得出的结论和中国科学家的结论相同。 1991年到1992年，泥河湾中美旧石器联合考古项目启动，它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中外考古合作项目，由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美国加州大学及印第安那大学等共同合作，由此揭开了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研究新的一页。泥河湾中美联合考古队在东谷蛇遗址的发掘，是改革开放以来经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中外考古合作项目，中美联合对泥河湾的考古研究推动了中国考古与世界的接轨。 20世纪最后10年，是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研究发展迅猛、成果荟萃的时期。这一阶段的成就，除中美合作所取得的成就之外，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的调查质掘和研究工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提高。正当人们为东谷坨和小长梁的发现惊喜不已的时候，一个更加古老的遗址发掘和研究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它就是小长梁与东谷坨北面不远的马圈沟遗址。 马圈沟遗址位于阳原县大田洼乡岑家湾村西南，于1992年发现的。那年卫奇培养出来的农民技工白日有在马圈沟发现了一根动物化石，成为发现马圈沟遗址的重要线索。同年，河北省文物局由考古学者谢飞领队，对马圈沟进行了连续发掘。 重大的发现是在2001年9月出现的，谢飞带及其助手在马圈沟进行探方清理，突然，几十个大小不一的圆形痕迹出现了，经验丰富的考查队员们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痕迹。这些奇特的圆形到底意味着什么？ 挖掘一下子变得谨慎起来，土被一层层剥开，痕迹的形状也清晰起来，专家通过地质层的年代和各种综合分析做出了结论：这些圆痕是200万年前大象的脚印。紧接着相邻的探方又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发现，大量的象牙、象骨化石伴随着散落的各种石器出现在人们面前。 这是一个宏大的场面，象骨周围散落着大量的石器，仔细观察下发现他们摆放得井然有序，这似乎是一个有着特定意义的现场。象骨上清晰的刮痕和紧紧贴放在上面的刮削器，为学者们揭示真相提供了机会，这是古人类群食大象，刮肉取食、敲骨吸髓的情景，这里是200万年前人古人类“餐桌”！这一结论让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欢欣不已，马圈沟遗址的发现对研究当时人类的行为提供了珍贵的科学资料。 这次发掘发现了极为难得的人类餐食动物的场最，这么完整的古人类行为遗迹，在目前全世界的旧石器考古发掘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泥河湾的学术价值高不可测，它传达给人类的文化信息，在亚洲、全国首屈一指，意义非常之深远。随着发掘工作的进展，不排除有人类遗骨的可能。如果这个预测成为现实的话，将有可能推翻此前所有关于人类起源的论断，引起世界性的轰动。 目前，对泥河湾遗址的发掘工作仍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有更多的发现等待着考古学家去揭开。 泥河湾盆地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在阳原的大地上，古人类、古动物化石和各种石器、石片、石核等文物随处可见，俯首可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是展示古人类活动的天然博物馆。在近一个世纪里，这里出土的上万件化石和石器制品，几乎记录着华北地区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历史。 泥河湾出土了我国最早生产的陶器，其历史距今已有1.17万年的悠久历史。这些最早的陶器出土于阳原县泥河湾盆地虎头梁遗址群中，下部细石器文化阶段的堆积分上中下三层，出土的陶器主要集中在上层与中层。出土的夹砂黑褐陶片器形难辨，质地粗糙，表面不平，有的保留捏压刮抹痕迹。有些陶片夹杂云母片，蚌屑或石英粒等。陶胎较厚，烧成温度不高，比较疏松，容易破碎。器壁多有烟炱，表面有细绳纹或植物页茎的压痕。最大的一件胎厚1-1.2厘米，从断面看胎体中心黑两侧黄，故表面呈灰褐色，像是一件平底器的下部。 这些陶器是泥河湾人伟大的发明创造。我们祖先对粘土的认识由来已久，早在原始社会的生活中，祖先们是处处离不开粘土。泥河湾人发现被水浸湿后的粘土有粘性和可塑性，晒干后变得坚硬起来。同时，泥河湾人已经掌握了对火的利用和认识，他们发现晒干的泥巴被火烧之后，变得更加结实、坚硬，而且可以防水，于是陶器就随之而产生了。陶器的发明，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做斗争的新的一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人类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许家窑遗址是目前我国旧石器中期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最为丰富、规模最大的遗址。目前发现古人类化石的顶骨11块、枕骨2块、左上颌骨1块、单个牙齿2颗，代表10个男女老幼不同的个体。其体质特征十分明显，头骨骨壁厚，顶骨内面脑膜中动脉分枝不像北京猿人那样粗大和分叉简单，枕骨圆枕不及北京猿人宽突，嘴部不太突出，下颌较低而宽，牙齿粗大，齿冠嚼面比较复杂。许家窑人本身具有不少北京猿人的原始性状，又有接近现代人的特征。 许家窑出土哺乳类动物化石也比较丰富，共存的哺乳类动物化石有中华鼢鼠、似步氏田鼠、诺氏古象、野马、披毛犀、赤鹿、河套大角鹿、普氏羚羊、扭角羚羊、原始牛等约20多种。发掘出的动物骨骼数以吨计，但未见一具完整的个体，基本上是人们食肉后的抛弃物。这个时期，狩猎业非常发达，许家窑遗址中的马牙，就代表了360多个个体，说明狩猎出现专业化的倾向，狩猎技术进一步提高。 许家窑遗址中与古人化石共存的石器遗物也非常丰富，共出土石器3万多件，还出土许多骨器。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小石钻和小型砍砸器。石球极多，共有1000多件，重量80-2000克不等，球面匀称滚圆，是重要的狩猎工具。刮削器形制远比以前的复杂精巧。短头圆形刮削器，刃部经过精细加工，已带有细石器技术的部分风格，与后来发达的细石器有文化传统上的密切关系，表明了我国细石器文化渊源久长，也表明这个时期经济生活领域的较大发展。 小长梁文化遗址也是泥河湾盆地重要的一处石器遗址，所出土的石器有1000多件，主要有四种类型，包括石片、石核、尖状器、刮削器。在不同的区域，在很长时间内，石器的型式几乎没有变化。 马圈沟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的石核、石片、石锤、刮削器等石制品，另外还发现了古人类食用的象类、犀类、鹿类、马类等动物遗骨800多件。 马圈沟的人类进餐遗迹面积约60平方米，遗址中陈列着一根粗大的象牙，旁边散落着数根大象的肋骨，同时摆放着残留的食物化石，在发掘探方的南部区域，散落着一组以象的骨骼为主，间有石制品、天然石块遗物密集分布区域。散落在遗址中间的石核、石片、刮削器等是“餐具”，发现的3件石锤是用来制造“餐具”的。在多数动物的遗骨上，保存有十分清晰的砍砸和刮削痕迹，其中一件燧石刮削器恰巧置于一条肋骨之上，展示出一幅形象的古人类刮骨食肉的场景。这组文化遗物的分布状态，揭示当时人类、石制品和动物遗骸间的内在联系，勾画出远古人类群体进食的场面，这种完整展示远古人类生活场景的遗迹非常罕见，这一发现对研究当时人类的行为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科学资料。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猎马人——许家窑人的狩猎文化 “猎马人”，是考古学家送给许家窑人的一个好听的名字，原因起于他们高度发达的狩猎文化，而且，他们主要的狩猎对象就是马。 许家窑时期，正是泥河湾古湖大规模萎缩的阶段。那时的气候年平均温度比现在稍低。冬季严寒，夏季凉爽，降水稀少、空气干燥，属草原、灌木和森林相交混的地带。许家窑地区的食肉动物很少，只有为数不多的狼与虎，因而草食动物得以大量繁殖，草地上多有很多马群和羊群。与许家窑伴生的动物十分多，包括野驴、扭角羊、原始牛、大角鹿和野兔等，而在这些动物中，属野马最多。在遗址中就出土了4300多枚马的牙齿，至少代表了210匹野马。由此可见，野马在当时的许家窑人一带十分众多。 许家窑人的食物来源以狩猎为主，辅之以采集植物。兔、鼠一类的小动物也是许家窑人猎食的对象，但这些小动物或者跑跳速度快，或者善于钻洞，往往使人束手无策。比较起来，猎取马和羊一类的动物虽然困难一些，但收获却往往很大。于是，马、驴、羊便成了许家窑人主要的猎食对象，学者们就送给许家窑人一个好听的名字——猎马人。 许家窑遗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石球，说明猎马人经常开展大规模的集体狩猎。他们事先大量制作飞石索、石球等武器，然后有计划地组织很多人到野马集中的地方进行突袭。许家窑人能够识别每种动物的足迹、叫声和习惯，也能够从树上的爪痕和地上的足迹发现动物的所在。他们的狩猎技能十分高超，特别是石球的使用令人叹为观止。他们用野兽皮将石球包裹起来，并留下一段长长的兽皮作为链绳，象现代体育项目中的链球一样，利用投掷出去的石球击中动物的腿部，将其打断或裹紧，使其失去奔跑能力，然后捕获。许家窑人还经常将动物驱赶到湖边泥潭里，将其累垮后擒获。 然而，由于肉食动物的稀少，使得草食动物大量繁殖而失去节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这样草地的破坏导致了草食动物的锐减，人类觅食的困境终于出现了。这时猎马人的生活是艰难困苦的。他们不仅要与风、雪、雨、水、野兽作斗争，还遭受着疾病与饥饿的折磨。因此，死亡时刻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命。根据发掘出的猎马人化石材料，从骨缝的愈合程度和牙齿萌出及磨损程度判断，他们的寿命大都较短，平均年龄只有20岁左右。 泥河湾盆地文化遗址现状 泥河湾遗址群不但数量庞大，而且年度跨度大，几乎覆盖了旧石器时代的各个方面，已经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各种石器有数万件，全国25处一百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里就有21处。 泥河湾的学术价值引起了地质、考古界的普遍关注，很多国外专家学者对泥河湾也寄予了极大的期望。1988年4月23日，应中科院邀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者前来考察，拉开了泥河湾开放的步伐。1990年，经国务院的批准，泥河湾中美合作旧石器考古项目拉开帷幕，成为建国以来的笫一个中外合作考古项目。到目前为止，泥河湾已接待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学者和专家，发表了有关论文700多篇，泥河湾的历史、科学、文化、旅游、经济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泥河湾遗址群的学术价值使它成为我国考古界的一颗明星，它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1997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将泥河湾一带列为全省第一个省级地质遗址保护区；2000年泥河湾旧石器考古被评为中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其中小长梁遗址作为人类活动最北端的见证和中华大地古人类早期发祥地之一，被镌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270米长的青铜甬道的第一个台阶上。 2001年泥河湾旧石器遗址群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7月，国务院批准河北省泥河湾省级地质遗址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正在积极筹备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河北省市县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乃至泥河湾盆地地域内的人民群众，对泥河湾这一文化遗产保护，做了许多工作。为了保护好泥河湾盆地遗址，各级政府在泥河湾设置了文物保护范围，修建了通往主要遗址区的道路5条，近40公里，构筑了防护工程，结合退耕还林还草，核心区及道路两旁绿化总计15000亩。2002年2月，河北省政府在阳原主持召开了泥河湾遗址群保护、开发和利用现场办公会，确定了保护开发泥河湾的12项具体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建设泥河湾博物馆。 2006年，泥河湾博物馆已经开土动工。建设中的泥河湾博物馆位于张家口阳原县新区府前街和西宁路交汇处，建设用地20亩，工程预算总投资3150万元。 泥河湾博物馆拟用大阶梯和塔的形式构成整体轮廓，体现泥河湾苍凉、雄浑拙朴的地貌特色。主体由主展馆和现场展馆两大部分组成，主展馆共两层，主要功能是对泥河湾遗址的复原和对出土文物的展出，现场展馆主要是对重要的遗址现场进行保护和展示。博物馆建筑结构上由文物展示储藏区、科研办公区和培训接待区三大块组成。 博物馆建成后，总面积将达到4560平方米，其中展厅面积2173平方米，库房面积850平方米，其他面积1537平方米，将满足5万余件出土文物的陈列展示，规模在我国属于中型博物馆，并兼具保护收藏和科学教育功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辽河流域的小龙骨山——金牛山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金牛山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辽宁省营口县田屯村 发现及发掘时间：发现于1974年，并陆续进行了一系列发掘工作。1984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在此发现了重要的古人类化石。 距今历史：21-30万年 考古地位：金牛山猿人化石的丰富完整性史无前例，为了解直立人向智人过渡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填补了人类学发展系列上的重要缺环。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金牛山猿人头骨化石形态比北京猿人头骨为进步，与陕西大荔发现的早期智人头骨更为接近。处于直立人向智人过渡时期。 世界闻名的周口店龙骨山是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地方。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辽河流域也发现了一个周口店，只不过它的名字叫金牛山。听人说，一到吉庆的日子，山顶上就会有金牛出现。可是，村里的人却从没有真正见到金牛，却在二十世纪末的一天见到了28万年前的祖先。 考古发现过程： 金牛山位于离营口县辽河入海口20多公里的西田屯村，海拔69米，周长1240米，面积仅为0.3平方公里。就在这里，一具保存较为完整的古人类化石重见天日。 那是在1974年的5月，辽宁省营口市博物馆进行文物普查，当营口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正在金牛山开山挖石，当地的一位农民拿来一块石头给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崔德文看，崔德文一下子怔住了，他如获至宝地对其他人说，这正是我们要找的动物化石！ 得到一块动物化石并不能让崔德文满意，他顺藤摸瓜，结果发现了4处动物化石地层。这一年秋天，由辽宁省博物馆、市文化局、县文化馆组成的联合发掘队，对金牛山的两个地点进行了3次发掘。 1978年，营口市博物馆又单独进行了第4次发掘。4次发掘共发现石器30余种，肿骨鹿、剑齿虎、变种狼等哺乳动物化石和爬行类、鸟类化石87种近千件，以及烧灰、烧骨遗址等。经考古工作者认定，这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 发掘工作并没有就此停止，到了1984年，考古学家又对金牛山进行了一次发掘，发现了20多万年前的完整猿人头骨化石以及猿人肋骨、脊椎骨、尺骨、腕骨等化石。因此，这座小山就被考古学家誉为小龙骨山。 金牛山发掘出猿人头骨化石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引起了在北京大学执教30多年的吕遵谔教授的注意。他正想为他的学生选择一个合适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实习地点，便专程来到金牛山。 吕遵谔一踏上金牛山，便被这典型的猿人旧居深深吸引，他仔细观看了金牛山发掘资料后，当即断定金牛山洞穴堆积的性质、动物化石及它们所代表的时代等都很像北京周口店的龙骨山。 经过分析，吕遵谔认为这里发现人类化石的可能性极大。1984年9月16日，吕遵谔和他的学生开始了金牛山正式发掘，并于10月2日在一块大石头下面发现了一个完整的猿人头骨化石，但它已破碎成数十片，而且化石很酥松。经过漫长的地质时期，它和石灰岩紧紧地粘在一起，想要把它取下来，实在困难得很。 事有凑巧，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修复古器物的专家因公来沈阳，在他们的帮助下，终于将这个头骨取了出来。此刻，在地下沉睡了20余万年的辽河远古祖先与现代人见面了。随后，吕遵谔和他的学生们又在紧贴头骨的西边发现了两个脊椎骨，在头骨东面发现了一根完整的肋骨，一根尺骨和一根髋骨残块。 过去，我国发现的属于猿人阶段的人类化石，有云南的元谋人、陕西的蓝田人、河北的北京人、湖北的郧西人和郧县人、安徽的和县人、辽宁的庙后山人、山东的沂源人等。这些人类化石多是头盖骨、下颌骨和零星的牙齿、锁骨、月骨和残缺的肱骨、股骨和胫骨。像金牛山猿人化石这样丰富完整是没有的，采用铀系法测定，金牛山人骨出土堆积物的年龄为21-30万年，在晚期北京猿人的时限范围内。 金牛山猿人化石的发现与发掘，是中国考古学上重要成果，它除材料丰富外，最大的特点是保存较完整。它的发现，不仅对研究猿人的体质特征是极为珍贵的资料，还可以了解当时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对研究早期人类历史有重大意义。同时，在人类学上对研究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转变也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金牛山遗址出土文物 金牛山出土的人类化石十分珍贵，包括一个中年男性颇为完整的头骨和椎骨、肋骨、尺骨、髋骨等在内54件骨人类化石。这些重要标本，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十分珍奇的发现。其中头骨部分是目前世界上保存下来的同时代最完整的人类头骨化石。金牛山猿人头骨化石的形态明显比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头骨为进步，化石颅骨厚度比大荔人薄得多，比大荔人更进步些。采用铀系法测定人骨出土堆积物的年龄为21-30万年，在晚期北京猿人的时限范围内。 贾兰坡教授把这种原始与进步类型交叉存在的现象，称之为“演化上的重叠现象”。即进步的金牛山人已经出现，晚期北京猿人成了遗老遗少。 猿人怎样向智人过渡，由于过去发现的材料太少，知道的还不清楚，因此，在人类演化的关键问题上还是一个空白。金牛山猿人可能处于这个转变时期，对金牛山猿人化石的深入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直立人向智人过渡的具体情况，从而填补并连接上人类学这一发展系列上的重要缺环。 另外，在金牛山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同时出土的还有肿骨鹿、剑齿虎、变种狼等哺乳动物化石和爬行类、鸟类化石87种近千件，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古环境及地质的变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金牛山遗址现状 长期以来，世界范围内属于猿人阶段的人类化石十分稀少，尤其是体骨化石更为罕见。人们对猿人体骨特征的研究只能在极少的材料基础上想象推测。而在金牛山古人类遗址中发现的金牛山古人类化石，有头骨、椎骨、尺骨、掌骨、指骨五十余件。对研究当时手足结构、灵活程度和行走步态，提供了珍贵材料，同时对研究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间的过渡有重要意义。 1979年金牛山古人类遗址被辽宁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国务院将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9年，营口市政府为了保护金牛山遗址，在遗址范围内大规模修建了保护性围墙。并与1992年组织建立了金牛山遗址陈列馆等6项工程。 1991年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技术研究所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对金牛山发掘地洞穴的洞顶和洞壁进行了加固和初步复原。2001年，金牛山遗址的发现被评为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发现之一。 目前，金牛山古人类遗址陈列馆已经建成，陈列馆内展示当时发扬出土的部分人体骨骼化石和当时的生存环境及生活场景。 2004年11月，辽宁省加大了古生物化石的保护，《辽宁省古生物化石资源保护管理条例》正式出台，条例明确规定，对省级化石资源保护区采掘化石或者在省级化石资源保护区外采掘重点保护化石的，必须向省国土资源部门提交采掘方案，并由省国土资源部门组织化石专家进行评审，经省国土资源部门审核认定后，方可采掘化石。这项法规的出台，使金牛山遗址的保护有法可依，逐步完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唯美时尚的洞居人——山顶洞人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山顶洞人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北京猿人洞上的山顶洞内 发现及发掘时间：发现于1930年，1933-1934年由斐文中主持发掘。 距今历史：约18000年 考古地位：是人类发展史上“新人阶段”的代表者，对于研究北京猿人也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为晚期智人的主要代表，处于猿人向人类演变的最后一个阶段。 大约在30万年前后不久，龙骨山失去了往日的喧闹，因为古老的北京人已经离开了这里。于是龙骨山长时间地保持着一种“休眠”的状态，这种“休眠”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大约3万年前。一批相貌、身材与现代人没有太大差别、可以说是已经“现代化”的早期人类来到这里，他们在这里安营扎寨，繁衍生息，创造了繁盛的史前文化，他们就是著名的山顶洞人。 考古发现过程 山顶洞人到达龙骨山的时候，“北京人之家”的巨大山洞几乎完全坍塌，幽深的洞室几乎被碎石和泥沙填满了。幸好靠近山顶的地方还存留一个洞穴，山顶洞人就在这里安了家。 1930年的一天，为了查明周口店遗址的南部边界，裴文中和其他考古人员一起清理山顶的浮土。在清理遗址发掘区的西南角时，一个被浮土掩盖着的小洞口出现在了他们眼前。这个小洞口面朝北，里面充满了灰色的胶结物。在堆积的胶结物中，混杂着大量化石。 考古人员对这些化石整理后发现，一个比北京猿人进化程度更高的新人种曾在这里生活过，距今只有18000年的人类寄居地——山顶洞就这样被发现了。周口店的考古又一次震惊了世界。 为了进一步了解山顶洞人与北京人的关系，1933-1934年，考古队集中力量对山顶洞进行了开掘。山顶洞文化的底层直接堆积在“北京人”遗址的文化层上。今天的山顶洞洞口并不是当年山顶洞人出入的地方，而是挖掘山洞时为方便运土而人工炸出来的洞口。 山顶洞的洞口高4米，南北宽8米，共由四部分组成：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窨。上室在洞穴的东半部，南北宽约8米，东西长约14米。在上室文化层中发现有婴儿头骨碎片、骨针、装饰品和少量石器。在地面的中间发现一堆灰烬，底部的石钟乳层面和洞壁的一部分被烧炙，说明上室是山顶洞人的“居住室”。 通过洞穴中的灰烬遗迹，专家们得出结论，山顶洞人已经可以人工取火。从保存火种到人工取火，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恩格斯认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山顶洞人取火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将人类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洞东面的壁墙向西延伸，洞穴慢慢变窄，同时向下凹陷，形成一个深约8米的大坑，这就是被称为“下室”的地方。在这里发现老年男性、中年女性和青年女性头骨各一具，在老年头骨的左侧发现穿孔的介壳，穿孔的狐狸犬齿，在骨盆和股骨周围找到赤铁矿粉和赤铁矿石。这些发现表明下室是一处公共墓地，也是至今所知国内这个时代唯一的墓葬遗存。 考古工作者发现，山顶洞人遗骨排列基本整齐，周围撒有赤铁矿粉末，但这些遗骨发现有轻微破坏。但破坏程度并不是很严重，因为遗骨基本保持原来的连结状态。 下窨在下室深处，是一条南北长3米、东西宽约1米的裂隙。发现了许多完整的动物骨架。 人们在山顶洞中还发掘出了大批异常完整的哺乳动物遗骸，其中数量较多的是各种年龄的虎的化石。学者们推测，人类占据这个洞穴的时间不长，而老虎才可能是这个洞穴长期的主人。 通过发掘，共获得完整的头骨3个，头骨碎片、下颌骨、体骨和一些零星的牙齿。经过对这些化石的综合研究，确认这些化石分别属于8个男女老少不同的个体。由头骨缝的愈合程度和牙齿的生长情况看，其中5个是成年人，包括男女壮年和超过60岁的老人。 从头骨和其他骨化石看，山顶洞人跟现代人在体质上已没有大的区别。山顶洞人及其文化的发现，不仅使人类发展史上的“新人阶段”在中国有了代表者，而且对于对比研究代表直立人阶段的北京猿人，也具有直接的、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目前，对山顶洞遗址的发掘工作基本结束。 山顶洞人生活复原图 山顶洞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现在当地的情景相似。山上有茂密的森林，山下有广阔的草原。虎、洞熊、狼、似鬃猎豹、果子狸和牛、羊等生存于其间。 山顶洞人的体质已很进步，脑量已达1300-1500毫升，这些特征和现代人一致。山顶洞人的身高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男性身高一达到1.74米，女性为1.59米。山顶洞人仍具有一些原始性质，他们头骨粗壮，较长，属长头型；额部倾斜，眉弓发达，眼眶低矮，梨状孔宽阔；下颌骨颏孔位置较低，且较靠后，颏部突度较小，按人类进化过程属于晚期智人阶段，为蒙古人种祖先。 狩猎是山顶洞人主要的食物来源，他们猎取最多的是兔、赤鹿、斑鹿、野猪、羚羊、獾、狐狸等动物。令人惊奇的是，在山顶洞中竟然发现了鸵鸟和其他鸟类的化石，这说明山顶洞人有可能连天上飞的鸟都可以捉到，并把它们变成自己的“盘中餐”。 山顶洞人已能捕捞水生动物，把生产活动范围扩大至水域，这标志着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界的能力的提高。遗址中发现的鲩鱼、鲤科的大胸椎和尾椎化石说明了这一点。 远在一万八千多年前的山顶洞人，己经有了美的观念，己经会制作和佩带装饰品了。山顶洞人项链的原料是一些色彩各异的石珠、砾石、兽牙、鱼骨和海蜕壳等，他们把这些漂亮的小玩意儿磨光、钻孔，然后用绳子穿起来，一条项链就这样做成了。山顶洞人还在绳子上和装饰品的小孔中染了色。染料就是山顶洞附近的红色石块，就是现在的赤铁矿。他们用石器把这种红色的石块刮磨成粉末，然后涂抹在需要染色的物品上。山顶洞人制成的项链，虽不能与现在的各种项链相媲美，却也是十分漂亮的了。红色的绳子，串连着洁白的石珠、兽牙和淡绿色的砾石。他们把这种项链佩带在胸前，有时也会带在手腕上。 山顶洞人还长期佩带兽牙，山顶洞小伙子着背脊，身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穿在一起的兽牙。这种兽牙项链很能表现出他的强悍，挂的兽牙越多越表明他的矫捷健壮，也更能说明他狩猎技术的高超，很能得到异性的青睐。他们佩带的穿孔兽牙以猩、狐等小型食肉动物的犬齿最多，也有鹿类的大齿。 山顶洞人也已经进入了原始的宗教信仰时期，他们将死者埋葬在下室就说明了这一点。山顶洞人的发现，为人类历史研究添上了极为重要的一笔，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山顶洞遗址出土文物 在山顶洞发掘出的化石中，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代表了山顶洞人文明水平的各类文化遗物，如装饰品。 山顶洞出土的装饰品中，有穿孔小石珠、穿孔小砾石、穿孔海蚶壳、穿孔鲩鱼眼上骨、穿孔兽牙和有刻沟的骨管等。遗址出土的穿孔小石珠一共有7颗，分布在一个女性头骨周围的土层中，是这位女性的头饰或项饰。石珠用白色石灰石制成，大小基本相同，表层都有涂过赤铁矿红色的痕迹。 在山顶洞文化遗物中，石珠可以说是最能代表山顶洞人高超技术的一种饰物。穿孔石珠用白色石灰岩薄片制成，轮廓近似四方或多边形，底面磨平。虽然山顶洞人已经对工具的利用较北京猿人发达，但出土的大量石器说明，他们主要的劳动工具仍是石器。穿孔小石珠就是利用石器钻磨而成。他们先用尖状器在小石块上钻制，钻到一定程度，再从钻孔的背面进行打磨，直到磨穿为止。 另外还有一件钻孔的砾石，制作十分精美。它是一块蛋圆形的砾石，两面扁平，非常像现代女性挂在脖子下的鸡心形项链坠，可见山顶洞人在制作这件装饰品时，在原材料选择上肯定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这件古朴的饰品在刚被发掘出来时就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几乎到了“人见人爱”的境地。小石珠和钻孔小砾石是代表山顶洞人石器工艺最高技术水平的制品。因为对石头进行磨制和钻孔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世界范围来看，对石头磨制和钻孔是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才流行起来的工艺，而它在3万年前的山顶洞遗址已经出现了。 山顶洞的出土物中还有很多穿孔穿孔兽牙，有120多颗。其中又以獾牙最多，有60颗。其次是狐牙、鹿牙、黄鼠狼牙，最少的是老虎和野猫，各l颗。此外，还有2颗犬齿弄不清是哪种食肉类的。这些穿孔兽牙除了1颗虎的门齿和3颗鹿的门齿外，其余全是犬齿。 为什么当时人们偏爱犬齿呢?考古学家贾兰坡研究后认为，犬齿比其他牙齿的齿根长、齿腔大，容易穿孔，另外犬齿在齿列中数目最少，同时犬齿形状美观、尖锐有力，比其他牙齿更能显示猎人的英雄气概。 山顶洞遗址还出土了一支磨光鹿角。有人猜测它们是当时巫师使用的魔杖，也有人认为这是投矛器，用它做依托，猎人们投掷尖端装有石矛头的标枪时可以成倍地提高有效射程。山顶洞的鹿角表面光滑，可能因为在地层里长期被化学侵蚀的缘故，看不出原来是否有图案。 大约在5万午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就会制作和使用针了。这种针是用细骨制作的。山顶洞人遗址出土的一枚骨针，制作水平十分高，针长82毫米，直径3毫米，比火柴棒咯粗，针身略弯，表面光滑，尖端很锋利，针孔很清楚，是用尖利的器物挖出来的。遗憾的是，出土时针孔己损坏。据推测，山顶洞人用这种骨针来缝制简单的皮衣。据专家分析，山顶洞人使用的线，极可能是鹿的韧带。从一种称为狞鹿的身上取下来的韧带，可长达半米以上，又细又白，犹如生丝，用这种韧带做线是很理想的。 山顶洞出土的动物化石内容很丰富，脊椎动物化石共54种，绝灭动物只有洞熊、最后斑鬣狗和鸵鸟3种。哺乳类动物一共发现49种，包括最后鬣狗、野驴、狍、斑鹿、马鹿、羚羊、貉等中国北方常见动物，还有一批适应草原环境的啮齿类，如鼢鼠、仓鼠等。这些出土的动物化石对于判断山顶洞人的时代、生态环境和生活情形有重要意义，遗址中有很多花面狸、猎豹和象等喜暖种类，说明山顶洞人生活的时期这一带气候比较温和。 遗址中还发现用鲩鱼眼上骨钻孔做成的垂饰和一些鱼的脊椎。根据鱼类学家研究，那件眼上骨和几件脊椎骨属于大鲩鱼和大鲤鱼。鲩鱼生前的体长达80厘米，鲤鱼也多半为大中型。大鱼生存需要比较深和宽的水域，说明山顶洞时期这些带不但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得多，而且草木茂盛，河湖充盈，一派生机。 山顶洞之迷 山顶洞遗址的发现给考古学家们带来许多惊喜，同时也留下许多有待解开的谜团。 1.举横越万里的异族通婚 德国人类学家魏敦瑞于1939年发表关于山顶洞人化石的研究报告。对于3个头骨，他认为它们的结构特征差别很显著：老年男性头骨在测量数据上很接近欧洲的克罗马农人，但形态上又可以确定为原始的蒙古人种；两具女性头骨中那具中年的可能属于今天生活在北极地区的爱斯基摩人，而青年的那具则与南太平洋岛屿上的密克罗尼西亚人相像，后两者也是蒙古人种，但分别属于不同的支系。魏敦瑞解释这种不同种族组成一个家庭的现象是当时盛行不同人群的掠夺婚姻造成的。不过，在几万年前的交通条件下，这些相距遥远的人们是怎样走到一起来的呢? 于是这位美国人类学家发挥了他超常的美国式想象力，他说，山顶洞中发现的人类化石代表了一个家庭，一位老人娶了一老一少两位妻子。 对于这样一个可能是跨越洲际的婚恋事件，学者们没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合理的解释。 我国的考古学家裴文中在1952年提出，山顶洞人时代人种尚未分化和定型，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个体之间的差别。后来，它们中一些人留在本地，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蒙古人种，一些向北迁移并且最后定居在北极地区，成了今天的爱斯基摩人。另外还有一部分向东南迁徙到太平洋岛屿上，成了今天适应海洋生活的密克罗尼西亚人。 人类学家吴新智也在1960年发表论文指出，魏敦瑞的一些测量数据不够精确，造成3个头骨之间的一些差异被夸大了。和裴文中一样，吴新智主张3个头骨的种种特征实际上是处于形成中的蒙古人种变异范围之内。 实际上，在整个人类进化过程中，无论哪一时期、哪一地区都不存在“纯之又纯”的人种，今天生活在地球上各地的人群是人类经历长期进化、迁移、交流和融合的产物。 2.山顶洞人的墓地 目前来看，在山顶洞遗址发现的人类化石大约代表10个个体，包括不同的年龄段，从老年、壮年、青少年到幼儿都有，甚至包括一个新生婴儿。上述化石并不是集中在同一个地方，其中在下室出土了3个头骨和部分体骨。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就提出了疑问，这些尸骨已经被扰乱过，但到底是谁扰乱了他们的遗故，目的又是什么呢？上世纪60年代，学者们就开始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讨论。有人认为是敌对的部落跑来“挖祖坟”，也有学者认为是鬣狗所为，与人无关，山顶洞不是出土过这种喜欢吃腐肉的“草原清道夫”的完整骨架吗?我国考古界的权威贾兰坡则认为“二次葬”比较可信。 3.穿孔贝壳的来历 在山顶洞出土的装饰品中还有三只穿孔贝壳，经过鉴定它们不是淡水贝类而是生长在海水里的海蚶。现在的山顶洞距离最近的渤海湾大约为165公里，山顶洞人不顾路途遥远，亲自到海边采集贝壳的可能性不大。那么，这些贝壳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有专家认为，山顶洞时期已经出现了物品交换，这些贝壳就是山顶洞人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从生活在海边的部落那里交换来的。也有专家认为，是海陆变迁缩短了山顶洞与海洋的距离，使山顶洞人有机会采集这些贝壳。据测定，山顶洞人生活在末次冰期中的一个暧期，这时华北一些沿海地区曾经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海侵现象。于是部分专家认为，当时的海平面大幅度上升，缩短了山顶洞与海边的距离。不过，这些推测是否正确还有待于详细的地质钻探资料来证明。 山顶洞人文化遗址现状 山顶洞人文化遗址位于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上，距市区50公里，是闻名世界的古人类遗址，素称“北京人之家”。出土的化石及遗址已经构成了一个天然的生物史和人类史“博物馆”。 不过可惜的是，在山顶洞遗址中出土的8个山顶洞人的遗骨，已经在抗日战争期间和北京猿人化石一起丢失了，只留下3个完整的头骨、几个下颌骨以及少量其他骨骼的模型可供人们研究。 目前这些模型展出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 近几年，位于山顶洞遗址附近的爆破和火车震动的影响，对山顶洞遗址危害较大，这些震动有可能造成岩石从较陡的斜坡滑落，产生塌方。当年在遗址旁边采石厂的爆破作业，对遗址也造成了比较大的损毁，而周围水泥厂的粉尘所形成的酸雨更是直接侵蚀岩石。 为了保护山顶洞遗址，2005年，北京市政府对动用了大量资金对山顶洞局部地段进行加固，为了防止雨水的腐蚀，在山顶洞遗址上设置一个钢化玻璃罩当作防雨棚。目前，这些工程正在进行当中。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来去无常的远古人——东胡林墓葬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东胡林墓葬遗址 发掘地点：北京门头沟区东胡林村 发现及发掘时间：1966年发现，正式发掘开始于1991年。 距今历史：9000-10000年 考古地位：对于再现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东胡林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的一段空白，对人类尤其是北京人从山顶洞居住向平原居住发展提供了重大科研依据。 东胡林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东胡林村，处在永定河支流清水河北岸。东胡林背山而面水，避寒风而迎暖流，适合古人类生生不息。清水河的两岸是绵延不断的山丘，山丘下散布着一些低矮的黄土台子，就在这些黄土台子里，埋葬着距今约一万年前的先人，他们被称为“东胡林人”。 考古发现过程 在东胡林村，清水河安静地向东蜿蜒而去，在不远处汇入永定河。这是一处安静了几百年、上千年的小村落，可就在50年前，它开始被人们所关注，原因就是那著名的“东胡林人”。 “东胡林人”第一次露出土层是在“文革”前，那是一次掘土造田时的偶然发现。四清运动中，北京市派了一支十多个人的四清工作队，和东胡林村里的生产队社员共同劳动。那时的东胡林村共有4个生产队，当时23岁的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学生郝守刚在第三生产队负责青年团工作。 1966年的3、4月份，天气已开始转暖，生产队决定派18个人到村西山坡上挖黄土垫河滩造田地。正在人们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突然，在山坡的土墙下方几十厘米处，一具无头尸骨随着人们的铁锹露出了地面。接着，他们又在相距5米远的地方挖出了另一具尸骨，其中一具尸骨的手骨四周还有一厘米的小贝壳串成的手镯、项链，在土里埋藏的形状也比较完整。 当时大家谁都没有在意这几具尸骨，那时，在地里挖出尸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所以他们胡乱地将这堆尸骨扔在一边，又开始埋头干起了自己的活儿。 但，这些尸骨的突然出现却引起了郝守刚的注意，他在地质地理系读书，多少懂得一些土层分布的专业知识，于是，郝守刚初步断定这是个古人类尸骨。为安全起见，他特意抱了几捆玉米秸盖在尸骨上保护，并立即报告给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有关专家很快就来到了现场进行勘察和发掘，并一致认为这一带很可能是原始人生活的区域。研究发现，这3具遗骨中有2具是成年男性，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3具遗体，她属于一位16岁左右的少女。这位少女的尸骨在被挖出来时呈弯曲状，腕部发现了用牛肋骨制成的骨团。这副手镯比较完整，在被挖出来时还保持着圆圈儿的形状，但搞不清楚它们是用什么串起来的，原物可能是长短相间，因而显得错落有致。 在少女的胸前，遗落有50多个小螺壳，就是郝守刚最初发现时所说的项链。螺壳大小匀称，排列整齐有序，每个螺壳上都磨有小孔，看来这串螺壳是用绳子串连起来，挂在少女胸前的。这个墓葬中仅有的两件装饰品都佩戴在这位16岁的少女身上，一些专家据此认为，这一现象表明了当时人对妇女的尊敬，有可能是母系社会中女权制的一种体现。另一具较完整的是个小女孩，女孩手上还戴着骨镯。 正待人们进一步研究珍贵的骨骼之际，一场政治风潮席卷整个中国，这里很长时间没有再进行过深入的发掘。十年过去后，当人们打算对这些骨骼做深入研究时却发现，出土的三具远古的残躯锈骨早已了无踪迹。虽然尸骨已经不见了，但东胡林人墓葬地却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很多的专家学者来到了东胡林，希望能在这里再次发现点什么，但却一直没有收获。 1995年5月的一天，当地农民在刨土时第二次挖出了“东胡林人”尸骨，郝守刚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赶到现场。遗憾的是，发掘出来的头骨已经成了像钮扣大小的碎块，郝守刚心疼得不得了。为了证实东胡林人生活的年代，郝守刚还到美国对遗骨做了碳14鉴定，证实“东胡林人”生活在距今9000至10000年间，属新石器时代。 对东胡林的关注由此多了起来，东胡林墓葬往日的宁静被打破了。在多次调查的基础上，国家文物局批准，1999年，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合组成东胡林考古发掘队，对东胡林进行一次大规发掘。 2001年7月，东胡林考古发掘队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了，出土了一批重要的石器、陶器、骨器、人骨、螺壳、兽骨等，另外还发现了多处东胡林人的烧火遗迹。考古队在这些遗存处采集到了丰富的木炭、土样、骨骼、螺壳等。为测定年代、进行孢粉分析以及进行dna研究提供了标本。 2003年9月24日，考古发掘队对“东胡林人”遗址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挖掘。在不到40天的时间里，人们相继挖掘出了3个“灶坑”以及一些贝壳、陶片、动物的骨骼等一批重要文物。这次发掘最大的收获是发现1座保存完好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出土了一具东胡林人的尸骨。 这具尸骨是在发掘工作进入尾声时发现的，考古队的副领队郁金城是最先发现者。10月19日下午，考古队本打算按今年计划进行最后阶段的勘察，准备再寻找些石器。在挖掘时，郁金城突然发现了一块腿骨。于是，他马上调集人力对该地点进行扩方，寻找墓葬。第二天，一具完整的人骨终于出土了。 这具尸骨身长约1.65米，头部左眼眶略微有些破损，其他部位保存非常完好。令人惊异的是，在尸骨的口鼻之间还发现了一块小拇指大小的玉制品，只是还搞不清楚这块玉是否为装饰品。在这具尸骨南侧是已经清理好的3处用火遗迹，其中一处可明显看出用石块垒成且有火烧过的痕迹。 挖掘区还出土了大量大小不一的石制品，旁边还分布有一些兽骨和兽牙。这说明1万年前这里还生长着大片茂密的森林，包括鹿在内的许多动物成群地出没于此地。北京西部地区属太行山余脉，永定河、清水河等京城几大水系都从此流过，优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环山聚水”的独特生态气候，非常适合古人类居住。那时的东胡林人已经离开了祖辈居住的山洞，开始在黄土坡上建造自己的房屋。 东胡林发现完整尸骨的消息传出后，国内大批考古学、地质学、体质人类学和古生物专家齐聚东胡林村，对这一重大考古发现进行了鉴定。东胡林村的新发现填补了我国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一段空白，对研究华北地区乃至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及其文化具有重大的意义。 2005年9月至10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及东胡林考古队，再度对东胡林遗址进行挖掘。10月10日，在永定河支流清水河北岸，考古队发现了一具身长一公尺多的人骨，很完整并且蜷曲着。根据勘定，考古队确定这次发掘的是曲肢葬。在这座包错比较完整的墓葬出土了很多小型磨制石器、螺壳项炼等陪葬品。在这次发掘中还首次发掘出赤铁矿，这种物质是东胡林人早期用来染衣服或者染身体的颜料。 目前，有关“东胡林人”的研究还在继续，对东胡林村遗址的发掘，使得北京地区人类演化的版图得以完善。从距今约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到距今1.8万年左右的山顶洞人，再到距今1万年的“东胡林人”，进化过程十分清晰明确，把北京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人类演化史图圆满地描绘了出来。 现在看来，“东胡林人”曾经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万年前的东胡林人静静地躺在属于自己的地层里，似乎是在等待有那么一天，他们从沉睡中醒来，向世人诉说这已经掩藏了万余年的沧海桑田。目前，东胡林村大部分地区被视为东胡林人遗址，而这里有无古人类居住过的山洞、窑洞还有待发现。 东胡林墓葬出土文物 东胡林遗址是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2001和2003年先后对东胡林遗址进行发掘，出土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器、陶器、骨器、蚌器、赤铁矿颜料以及数量较多的鹿、猪等动物的骨骼等。 出土的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包括石片、石核、砍砸器、尖状器等，原料主要为凝灰岩、砂岩、页岩、石英，大多取自就近的河滩。细石器有石核、石叶、雕刻器及数量较多的石屑，原料主要为燧石。磨制石器有磨制的小型石斧以及琢磨成型的石磨盘、石磨棒、小型石容器等。 陶器均为夹砂陶，胎厚薄不一，以夹粗砂的厚胎陶数量为多。器表颜色不匀，以灰褐陶为多，多为素面，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等。骨器有锥、鱼鳔、骨梗刀等，骨梗刀制作较精，发现时仍有细石片嵌在骨柄槽中。蚌器主要是穿孔蚌饰。赤铁矿颜料有的有明显的研磨痕迹，并且在遗址中发现了用来研磨赤铁矿颜料的磨石。 遗址出土两座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墓葬保存完好，都是土坑竖穴墓。其中有一座葬式为屈肢葬。墓葬中还发掘出一具完整的东胡林人骨架，填补了华北一万年前左右人类遗迹的空白，这一时代的完整古人骨架在华北是首次发现，对人类演化和人类分布的研究十分重要。 这些骨架的颈部及胸腹部发现有多枚穿孔小螺壳，应为墓主人生前佩挂之物，这种穿孔螺壳的装饰品在很多东胡林人墓葬中都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磨光的小石斧。两座墓葬的发现，不仅可以丰富对东胡林人埋葬习俗的认识，也为北京乃至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科学资料。 在东胡林还出土了多处早期的烧火遗迹及打制石器等文化遗存，为寻找时代更早的古人类及其文化遗存提供了重要线索。 东胡林的万年谜团 1.消失的大河 1983年，一位叫刘德小的村民在村东头的黄土台上开荒，一镐下去觉得有东西哗啦一声响，刨出来一看，原来是个脸盆大小的贝壳。可能是他用力太大，这个贝壳的中间部位碎了。刘德小十分惊奇，在山坡上怎么会有贝壳这种东西，于是，赶快把这个挖出来的大贝壳送到了区文物所。 据考古专家推测，曾经有一条大河流经东胡林村，东胡林人的挖掘现场就在当时的河边附近，而现在东胡林村的位置则是河底，但这条河流是什么时候消失的，考古学家目前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 2.来去无常的东胡林人 作为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东胡林人”究竟来自何方?专家们有许多的猜想：他们有可能是从北京的山顶洞人演变来的，也可能是从周边地区迁移过来的。“东胡林人”与北京周口店人、山顶洞人究竟有什么样的历史渊源，专家们也无法确定。 东胡林人的离去也一样充满迷团。考古学家从几次挖掘出土的残骸分析，认为东胡林古人不是正常死亡。东胡林出土尸骨的残骸部分不是坐北朝南，而是头东脚西。 东胡林人生存的一万年前正好是地球上自然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遗址内的文化层有约一米厚的全新世早期含湖沼沉积的冲积层，这些冲积层是解开东胡林人离去原因的研究对象。东胡林人是否适应了这种巨变而得以存活?他们又是怎样适应了这种气候的?这些只有等考古发掘的进一步深入来获取答案了。 东胡林墓葬遗址现状 在中国华北地区发现的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为数很少，而这其中既发现有石器、陶器、骨器、蚌器，又发现火塘和墓葬的仅东胡林一处。东胡林遗址中的文化堆积十分完整，对于研究华北地区环境变迁以及人地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对东胡林遗址的保护却并不完善，致使这个发掘了数年且有重要价值的遗址在日晒风吹雨淋下裸露着。 2005年年底，首都博物馆落成开馆，新馆总建筑面积63390平方米，是目前国内同类建筑中面积最大的。其中东胡林墓葬出土的项链、骨镯等文物现均被首都博物馆珍藏、展览。 目前，社会各界正在倡议建立东胡林遗址陈列馆，作为研究和展示东胡林丰富古文化的重要场所，也可以成为科普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基地，并且可以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神秘恢弘的女神崇拜文化——红山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辽宁省西部丘陵山区建平和凌源两县交界处 发现及发掘时间：红山文化发现于20世纪初，作为红山文化重要遗址的牛河梁遗址发现于1981年，并于当年开始发掘。 距今历史：5000-6000年 考古地位：把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并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对中国上古时代社会发展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筑史、美术史的研究产生巨大影响。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牛河梁遗址为红山文化的重要类型，遗址范围内的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群组成了一个独立于居住区以外规模宏大的史前祭祀遗址群，是祭祀文化的典型。 红山文化的发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但直到80年代初，辽宁省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才彻底改变了红山文化在史前文明史中的地位。大量的积石冢、重要的女神庙、神秘而又精致的玉器随着牛河梁的名字在考古界大放光彩。随着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唯玉独尊”的埋葬制度和恢弘真实的女神崇拜使红山文化作为一出重头戏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徐徐上演。 考古发现过程 红山文化因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的红山而得名。红山在蒙古语中为“乌兰哈达”。乌兰为赤色、红色，哈达意即山峰，赤峰这个名字也是由此而来。最先来到红山考察的是日本考古学家鸟居龙藏。他于1908年来到赤峰，调查了赤峰市北郊英金河畔的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但没有对红山遗址进行调查。1919年起，法国著名学者桑志华、德日进也在内蒙古东南部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对其中重要的红山前遗址进行过调查。 中国的学者也很早就加入到早期红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工作中，1930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曾作过专门调查，在当时材料匮乏的情形下，他很有预见性的指出了西辽河南北之间的文化差异。50年代初，考古学家尹达在编写《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的时候，根据梁思永的意见，将这类物质遗留单独分列一章来讨论，并且正式给它定名为“红山文化”。从此，这一类史前遗存在研究长城南北的史前文化互动关系上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伊始，对红山文化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广泛展开。最初的工作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师生进行，后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也加入这一地区进行考古工作。 到了60年代末期，经过多年的调查，红山文化的范围已经基本确定，所属年代也基本推定为距今5000-6000年。这一时期，红山文化同全国其他各地区的史前文化一样，只是通过它的陶器群、房址、窑址给了研究者一定的印象，对其文化发达程度和特殊性的认识是不全面的。 直到1981年牛河梁文化遗址的发现，彻底改变了红山文化在史前文明中的位置。 牛河梁遗址坐落于辽宁省西部丘陵山区，位于建平和凌源两县的交界处。这一带是历代的交通要道，北京至沈阳的铁路和公路都在牛河梁地区通过。山区中有一座辽西名山努鲁儿虎山，山谷间为绵长的山梁，因有大凌河支流牛儿河流过，所以这个山梁被称为牛河梁。山梁不是小范围的一两个山头，而是蔓延达10余公里的多道山梁。牛河梁遗址的发掘点都坐落在这多道山梁的冈峦之巅。 近几十年以来，牛河梁地区一直有考古工作者的足迹。40年代，佟柱臣曾在这里采集到彩陶；60年代这里发现过汉代墩台；1979年还发掘出三官甸子玉器墓。但以往的每次发掘都是匆匆而过，直到80年代初才得以长期驻足。 那是1981年4月，辽宁省的文物普查在建平县境内进行。考古工作者得知牛河梁一带经常有玉器出土，立刻赶到现场进行调查，并确认这里为一处单纯的红山文化遗址。经过试掘，发现石棺墓一座，随葬的玉器十分丰富，就此牛河梁遗址被正式被发现。 1983年，考古学家孙守道和郭大顺率队在玉器出土地点进行正式发掘，确定墓葬为积石冢性质。从这一年开始，牛河梁的秘密一点点被发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女神庙。 女神庙的发现十分偶然。那天傍晚，考古队正打算结束工作拾掇物品下山。一位考古队员收拾好东西后，来到旁边的一处冲水沟边小解。突然他发现脚下有一块像石头又不是石头，像陶片又不是陶片的东西，他立刻弯腰拾起它。待他认真一看，心里禁不住一阵狂跳，原来是一件人像雕塑的鼻子！他们马上在附近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终于发现了轰动世界的牛河梁女神庙。 女神庙遗址位于牛河梁第二道梁的最高处，海拔为671.3米，这道山梁明显高于其他山梁，应该是牛河梁的主梁。在这里，考古队员发现了结构复杂内容丰富的女神庙建筑群，把红山文化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女神庙是整个建筑群中保存较好的一座主体建筑。庙为土木结构，完全不用石料，这和大量石灰岩构成的积石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表现出红山人精神世界中的两个不同侧面。庙从平面上看，是个窄长形状，南部一端有圆形的主室，两侧各有一个圆形的侧室，北边则是一个长方形房间。女神庙的墙面有很多层，是人工一层一层粘合而成。在墙上还有壁画装饰，有红白两色的几何形回字图案。庙内堆满了遗物，除了坍塌的墙面，屋顶残块以外，就是大量的人物、动物塑像和陶质的祭祀用器。 那具神秘的女神像发现于1984年10月31日。当女神像露出地面时，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整个现场悄然无声，只有小铲和小刷子剥离泥土的声音在沙沙响着。慢慢地，女神头像完全显露在大家面前，她的表情如此镇定而坦然，似乎正带着微笑注视着5000年后的人们，神秘而自信。 更令人惊奇的是“中国金字塔”的发现。在牛河梁遗址群南部一个山岗上，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座类似积石冢的金字塔式建筑，与山丘浑然一体，总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这处建筑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建造十分考究，内部夯土，外部砌石，台体顶部有炼铜坩锅等遗物发现，说明其文化内涵的复杂性。作为一座单体建筑，它是至今发现的中国史前建筑中规模最大的。 1984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遗址旁建立了考古工作站。从目前的发掘情况来看，牛河梁遗址由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等16个地点组成，占地约50平方公里。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高度重视，从此以后，红山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着，红山文化上演了中华文明起源中的一出重头戏。 牛河梁的坛庙冢 “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组合是牛河梁遗址群总体布局的一大特点。不仅有冢坛结合，还有庙与墓的组合。 冢，积石冢，顾名思义就是墓上积石，以前只在辽东半岛发现过，其时间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这种积石冢规模大，形制规整，结构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也复杂而多样。红山文化的积石冢专门选择在高度适中的冈丘顶部，一般为一冈一冢，也有一冈双冢、一冈多冢的情况。 在建造积石冢之前，要先把山头进行平整，然后确定冢的四周圹界，圹内筑墓。墓越大，下挖的墓圹就越深，然后在圹底砌筑石棺。主要墓葬安置后，在墓群顶部先封土，再积石，最后用加工好的石块砌筑规整的冢界。冢界要按照由外向内层层起台阶的趋势堆砌，极像埃及的“金字塔”结构。冢上顺石台阶成排立置陶筒形器，初步形成冢的规模。 积石冢所用石材主要是白色的硅质石灰岩。冢的形状一般被砌为正方形、长方形或圆形。 与积石冢密切相关的是祭坛，在红山文化中，有一种祭坛的形式就是以冢为坛。由于红山文化中的积石冢规模宏大，建筑得宽敞又平坦，形状有方有圆，而且大多气势宏伟，本身就具备祭坛的功能。所以，红山文化时期，很多积石冢被用做祭坛。在中国史前时期，这种祭坛与墓地在一起的形式并不少见，但在良渚文化中出现过类似情况。 另外，红山文化时期还常常在冢的附近设立祭坛，其中以牛河梁第二地点的祭坛最为独特。这个祭坛为圆形坛体，三重圆层层叠起。石料为红色花岗岩，其砌法也和积石冢有很大不同，采用立置“石栅”式。石坛所处位置在诸冢的中心，并与主冢紧邻，使这座祭坛处于十分显要的中心位置。这样，祭坛和积石冢有了一个固定的组合，祭坛在积石冢群中也处于一个与主冢相当的地位。 由于红山文化积石冢结构具有祭祀功能，那么其祭祀对象应是墓主人，是对祖先亡灵的祭祀。但女神庙的祭祀对象则是祖先的偶像，与积石冢的祭祀功能存在差异。不仅于此，上古时代的宗庙同时具有政治中心的功能，是政权的象征。 红山文化时期已有了天、地、人的观念，还可以从牛河梁冢坛遗址的结构和祭祀功能找到进一步答案。在牛河粱遗址的建筑规则中常可见到对“三”和方圆结合的运用。本来古人对数目“三”和方与圆在建筑上的使用都是十分慎重的。牛河梁冢坛结合中的坛大都是圆形。牛河梁祭坛的三层圆结构，与它酷似的就是明清北京城天坛的圜丘，那是皇帝祭天的场所。牛河梁遗址中的祭坛建筑更有方有圆，方圆结合，或前方后圆，或方圆依次叠置，基本上是下方上圆。有人认为这样的建筑布局已是天圆地方观念的反映。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女神头像是牛河梁遗址最珍贵的出土的文物，它保存的完好程度、内容的丰富多彩，尤其是女神像的逼真和巨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女神头像除了发顶部分、左耳、下唇有残缺，面部整体得以完整保留。头像长约22.5厘米，宽23.5厘米，塑泥为黄土质，黏性较大，掺草禾一类，未经烧制，内胎泥质较粗，捏塑的各部位则用细泥，外皮打磨光滑，颜面呈鲜红色，唇部涂朱。头的后半部分断缺，但较平齐，推测当时是贴在墙上的。在头后断裂面的中部可见一竖立的木柱痕，直径4厘米，由颈部直通到头顶部，上有包扎禾草的痕迹。此即塑像时所用“骨架”。头像看来具有典型蒙古人种的特征，鼻梁低短、圆鼻头、无鼻钩、方圆形扁脸、颧骨突出、两眼斜立。尖圆的下颌、圆润的面部和小而纤细的耳部，又具女性的特征。耳前鬓角明显，鬓角部位塑有细而长的竖带，应为与头饰或帽饰一类有关的系带。双眼内均嵌淡青色圆饼状滑石质玉片为睛，玉片直径2.5厘米，正面凸起，为睛面，经抛光，滑润而有光泽，背面正中则琢出一细而短的玉钉，使整个睛体形如现代的图钉，从而可以牢牢嵌进泥塑的眼眶内。虽然只余头部，却可由此想见一个富于生命力的女神形象。 从女神庙的出土遗物可以看出，红山人有着女神崇拜的思想。在古代，女神象征生命的繁衍和大地的收获。作为一个民族生命力延续的象征，在世界各地各原始部族中受到广泛的崇拜。但在中国早期文化中，这种崇拜的证据却不多见。 女神庙还出土了珍贵的人物塑像，它们大部分是由较粗的泥土为胎捏制的，在外表涂抹细泥质，再打磨光滑而成，有的表面还涂朱或有彩绘。可以看出形状的残件大约有眼球、手部、上臂、肩部、、腿部等，表现出明显的女性特征。通过分类，可以推测至少有7个不同的个体。 泥塑动物大多残损，能够辨识出来的有龙形和鸟形两种。龙形残件分属两个个体，其中一个发现于主室堆积上部，龙头向北正卧，眼睛为泥塑，身体巨大。鸟形的其实只是一对鸟爪，长度大约15厘米，但是指节分明，爪尖锋利，造型十分生动，看来是一种大型的猛禽。 红山文化惟玉为葬，遗址中成组出土的玉器十分精美，在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只有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堪与其媲美。 红山文化的玉器可分为三类，包括兵器、动物雕塑和一些被赋予一定意义的器物，如勾形玉佩、连环饰、琮、箍、璧、环、璜等。这些玉器已具备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中“礼”的雏形。 牛河梁遗址墓葬随葬玉器数量一般为三至五件，大型墓葬也只有七至九件，所知最多的一座墓为二十件。目前出土玉器数量并不多，如与良渚文化出土玉器的数量相比则要少得多。然而，红山文化玉器种类之繁多，造型之多变，尤其是内涵之深奥，却为其他史前文化所少见。在红山文化墓葬里，经常有出人意外的新造型、新题材出现。 勾云形玉佩是牛河梁遗址玉器中最常见、又具文化特征的一个品类。它的造型和纹饰富于变化，但又万变不离其宗，似鸟非鸟，似兽非兽。这类玉佩背面都有孔，但出土时却是竖立放置，而且有孔的一面冲上。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它不是简单的缀在衣物上，而是单独存在，另有用途，可能是墓主人入土时手握权杖一类的端部。有考古学家认为它是红山文化先民“古城古国”的徽帜，玉佩上急剧旋转的涡形纹和勾云纹体现了巫师在同至上神沟通时那种旋狂迷醉的感觉。 玉龙显然是红山文化玉雕中最夺目的亮点，其独特而精美的器形以及众多的出土数量使它成为红山文化出土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种类。同时，“龙的起源”这一流行多年的热点问题又因红山龙的出土而再度升温。红山文化中的玉龙大体分为两类，一类玉龙体形细瘦，有飘动的长鬃，主要呈c形；另一类则环体肥厚，首部硕大，有双耳，吻部有皱纹，形象似猪，因而这类玉龙被称为“猪龙”。 以玉猪龙为代表的动物形玉器，还包括了龟和鸟两类，这些是红山玉器中内容丰富、制作技术很高的一类器物。不少器物背面有穿孔。从出土情况看，它们有特殊的功用，绝对不会是一般的装饰物件。比如玉龟就常常是成对出土，分握于墓主人的两手，可能具有某种神性的象征。 红山文化冶玉的技术比较先进，制作颇费人工。一般将玉材切割成大致外形，然后通过再加工，将边缘部分磨得圆钝光滑。在装饰艺术方面，红山人对玉器表面的刻画十分慎重，但对于刻画动物形象时，总是在头部、羽翅位置适度刻划，然后是通体磨光。红山文化玉器最具特色的装饰技法，是在玉器表面磨出很浅但宽窄深浅十分均匀并随器物形态变化的浅沟纹。这种技法的难度大大高于一般的切割、刻画、钻孔和打磨，使玉器温润的特质得到了最大的体现。由于红山文化玉器从器形到制作技法方面的这种种特点，使其在同时代的史前文化中成为姣姣者。 对于研究者来讲，红山文化的价值却不止于玉器。同时期一般墓葬中常见的石、陶、骨器等随葬品在红山文化的积石冢中基本不见。实际上，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和堆砌于冢四周的陶器也都制作精良。 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非常特别，它们一般都摆在冢上，是一种红色的筒形陶器，很厚，腹部一面会有黑色彩绘。特殊之处是这些陶器都没有底部，然后它们被成排地竖立放置在冢周围的一圈台阶上。由于这种现象十分奇特，很多学者对这些有意摆放的陶器的功用作过讨论。有人觉得是和墓葬祭祀有关的陶鼓；比较权威的认识是从力学角度分析得出的，认为它们起到保护冢顶和周围石砌不至于坍塌的类似“坝”的作用。 由于红山文化遗址处于长城南北交汇的独特位置，它的辉煌成就就更为发人深思，它那充满神秘气息的玉器，“唯玉独尊”的埋葬制度和恢弘真实的女神崇拜，构成了这个有5000年历史的北方原始文化的立体形象。毫无疑问，红山文化将是中国文明起源历程中一个精彩的前奏。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现状 牛河粱遗址以其“中华文明发祥地、东方文明的曙光”的普遍价值，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1988年，牛河梁遗址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牛河梁遗址被世界遗产中心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04年牛河粱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全国三十个大遗址之一重点保护。 牛河梁遗址位于万亩松林中，自然环境很好，但由于历史原因，在50平方公里范围内，一些采矿点和选矿厂的存在威胁着遗址安全。为加强保护，朝阳市决定对建平县和凌源市境内遗址保护范围内所有的碎石场和采矿点一律停产，企业建筑物、构筑物全部拆除，并搞好地貌恢复，严防死灰复燃。 目前，牛河梁遗址正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牛河梁遗址多年来一直按照申遗的标准在进行保护。朝阳市政府为了制止遗址范围内的破坏文物等违法活动，发布了《朝阳市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保护管理规定》和《关于保护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通告》。2002年7月，朝阳市政府还在遗址成立了公安值勤室。并对重点遗址点，如女神庙、2号积石冢、16号积石冢进行重点看护，24小时值班。 2003年，辽宁省文化厅和朝阳市政府在北京召开了《牛河梁遗址保护规划》专家论证会，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组讨论并原则通过，并于2004年批准实施。 过去，一直认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华夏历史的源头，红山文化只是一个分支或者是一种长城南北“混合文化”。可是随着红山玉器的进一步考定，特别是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把史前文化的研究重点由黄河流域向北转移。红山文化在我国文明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具有中华5000年文明发源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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