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王朝》


 序

    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体系，几千年的奴役**、独裁统治固若金汤，几千年来可以说是风雨如磐，雷打不动。成千上万次的造反、起义、暴动，无数次内忧外患都不能动摇它磐石般坚实的基础。按照中国学者葛剑雄的观点，这个基础就是统一。客观去看，一个领导人率领自己的家族，凭着家天下的信仰，吸纳一群追随者，然后管理一个地域广袤的国家，经营数十年甚至几百年不倒，这在现代管理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和其他古老文明一样，中国的帝国时代，王朝更替犹如喷溅的万花筒一般，接连不断。比及其他古文明来讲，中华文明在国家治理上似乎更加充满智慧。科学还没有当家、民主缺乏制度保障的年代，同样的政治神秘主义，西方讲究“君权神授”，中国讲究“受命于天”，两者虽然意思差不多，不过具体操作起来区别就大了。中国的“天”是个虚的概念，就好像“道”一样，虚无飘渺而又无处不在。

    在对王朝更替社会现象的诠释上，中国的帝王们也有一套自己的理论。该理论发轫于中国先哲的一个称作阴阳家的流派。他们主张用“五行相胜”来揭示王朝更替，为帝王们所欣然接收。（这套理论至今影响匪浅，蜕变成玄幻小说，算命风水的理论基础。）

    五行论，简而言之，就是说世界的基本元素是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相生相克，天下万物都是出自他们克来生去的复杂关系。朝代的兴替，其实也是天人感应，有着规律可循的，这规律就是五行相胜。每一朝代都有它的一德，就好像每一个人都有属相一样。一德克一德，所以一个朝代才取代另外一个朝代。

    《吕氏春秋》有这样的记载：最早的黄帝，碰见过一条十余丈长，几米粗的大蚯蚓，蚯蚓属土，所以黄帝是土德；而大禹曾经在郊外碰到过青龙，青是木色，木又克土，所以夏朝就是木德；而取代了夏朝的是商朝，赶上过山上冒出来银子的好事，故而商属金，金克木，于是商就是金德；到了周代的时候，周王曾经看到过一个火流星在宫殿上空盘旋一周，火克金，周自然就是火德了。五德就是这么循环交替，贯彻始终。

    在“五行相胜”理论的运用上，再次体现了统治精英们的变通睿智。按五行相胜的本意，只有拥有正德的势力才能推翻前朝创立新政权；但是大家全都反着用，先捏掉前朝，然后再给自己配一个合适的“德”，以证明自己是受命于天的合法政权。

    比如，周朝是火德，大秦取代周朝，水灭火，秦朝就确定为水德。五色里配合水德的颜色是黑色，于是大家都纷纷把衣服染黑。秦王嬴政还特意把黄河改名为“德水”，以炫耀自己的正统性。

    中国文明固若金汤的另外一个因素，在于人民的宏大胸襟及其无与伦比的忍耐力。中国元代张养浩的散曲中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对中国百姓生活状况的最好概括：无论那些坐江山的怎样更来换去，百姓永远也脱离不了苦难的境地。帝王将相们追捧的“治世”、“盛世”，今天看来，不过是人民安居乐业和平发展的正常时期罢了。中国人把忍作为一种伟大精神来追求，（“忍”字的构造正是“心”字头上放着一把刀），一方面是因为无权无势的无奈，另一方面是因为统治精英的刻意追求使然。他们在对各种流派的统治主张进行海选后，选中有利于自己统治的儒家理论，进而进行了改造，利用它来宣传灌输这种内敛意识。尽管王朝更替与农民起义不无关联，但是，这种反抗行为更多的表现为极端的被动。按照你们民间故事的说法，叫做“逼上梁山”。古中国历代王朝末年的境况，正如威廉·戚美尔曼博士在《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导言中所指出的：“一方面是统治者的滔天罪行，另一方面是被逼上绝路的人民的伤痕累累的心灵。”

    以上这些，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粗廓认识。历史统一稳定的一面，比较容易看出，而其间的治乱交替，才更具有历史的致命吸引力。然而，真正能解密王朝更迭真相的却只有身临其境的龙的传人。抱着这样的信念，我寻觅着中国的相关出版物。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这本书的作者。他在出版之前给予了我优先拜读的机会。这本书为我解读中国厚重历史提供了一条便捷途径，也使我的学术研究获益匪浅。这本书，作者牺牲了很多研究的理论性，更多的考虑了当下中国读者休闲阅读的心理，在统筹理论性和可读性上，似乎花了很大的功夫。这本书精选了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典型王朝，以关键人物关键事件为线索，人性化，现场性的笔触铺陈了帝国衰败历程当中的政界往事。在还原了历史鲜活生动的同时，每部分结尾都有一节翔实的凝练总结，使读者在历史漫游之后，有一个全景把握。关于12法则，作者在绪论中论述的已经很多，不再赘述。

    最后，特别感谢作者的信任，给予这个作的荣幸机会！

    （日）吉田一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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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中失控：历史前进中帝国在惆怅

    《三国演义》的开篇句就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老子在著名的《道德经》里说：“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学者邹牧仑也说：“人类历史上没有长盛不衰的帝国，犹如没有永远富贵的家庭一样。”盛衰循环，王朝覆灭似乎成了过往帝国的“历史魔咒”。

    中国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具体王朝的年限较短。少的只有数十年，如秦、隋等；多也不过三四百年，如汉、唐、宋、明等。这与西罗马立国近千年、拜占庭帝国享国近千年相比实在显得太短。中国文明保持总体连续性的另一面是频率较高的周期性振荡。尽管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带来生灵涂炭，社会文化、经济则随之遭到严重破坏，有时甚至于遭到外族的奴役，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历史在大踏步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似乎总在给浮沉帝国开玩笑。

    尽管后来人可以在品完一壶浊酒后，潇洒而歌“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但是，对于每一个生活在本朝现实中的人来说，偌大一个帝国的衰亡，决非是一件人人都能承受得起的事件，尤其对于帝国的经营者来说。

    黄炎培先生曾问过**：“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可惜的是，过往帝王们显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都缺乏**的思想高度，他们没能幸运地找到基业长青的“新路”。相反的是，他们基本上都怀着虔诚之心，不自觉地走向了覆灭之路。

    前段热播电视剧《中国式离婚》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婚姻就像抓在手中的沙，在死死抓紧的过程中走向了解体。这个道理同样适合王朝历史，帝国衰败正是在帝王集团的精心控制下失控，最终走向了崩溃边缘。有人曾总结：“汉以国强而恒亡，唐以兵盛而主熄；而明，恰恰是以权独而遭祸！”此为证。

    历史总叫人惦记。传统理论在谈论王朝衰败的时候，总是习惯以“凝练的语言”简洁地一言概之。然而，帝国并不都是“崩溃一亏”，数字与表格之外，历史的精微幽深，很难“作一总结”。于是，笔者选择了“勤于总结”，用求全的12法则来分析帝国“全线崩溃”的恢宏历程。

    法则1：武装积弱，帝国在对军队的控制中失控

    以武夺权，以武控权，军队对任何帝国政权来说都是必须的。帝国初年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保持重兵，来巩固政权。

    冗兵冗费是帝国武装衰败的一个原因。一般说来，在和平时期没有必要在军事上花费太多的人力物力，但由于统一政权能够获得的人力物力相当丰富，不少王朝还是保持着庞大的常备军。如北宋初年仅养兵20万，至至道时（995～927年）为66万，增加了两倍；庆历年间（1041～1048年）为126万，又翻了一番；八十年间增加到原来的六倍多。《水浒》中所称“东京八十万禁军”并非完全虚构。

    穷兵黩武是武装衰败的另一个原因。经典之作《三国演义》充分肯定有道者的正义战争，推崇以弱胜强的战略思想和以奇用兵的战术原则，但小说旗帜鲜明地反对穷兵黩武，主张有道者遵循客观规律藏器待时，通过清静无为施行仁政的方式夺取天下。这种战争观与《老子》兵家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一旦皇帝穷兵黩武，造成的破坏就特别大。像汉武帝远征大宛，隋炀帝征朝鲜，都曾造成生命财产的极大损失，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

    法则2：吏乱坏纲，帝国在对官吏的治理中失控

    孔子说，可得到贤明的人时，政治就兴盛；得不到贤明的人时，政治就衰落。

    战国时期政治家韩非说过:“明主治吏不治民。”意思是说，明智的国君只要把官吏管理好，老百姓自然也就好治理了。可惜历史上鲜有王朝能真正把官吏治理好。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中特有的法文化心理结构是：“法——情——权交相胜的三元模式。这三元结构中，‘权’自然居于重心地位。权大于法，有权人物可以权生法，以权抗法，以权压法，以权曲法。”在中国封建社会，除了掌握全国最高权力的皇帝以外，一切大小官吏几乎都可以凭借权力、政治地位而得利。因而，谁要想发财致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步入官僚的行列。

    古代有一句尽人皆知的俗语：“无官不贪。”那么他们都倚恃什么权力谋私呢？兵权、财政收支权、荐举考试权、官吏任免权、工程修建权、司法决狱权、监督纠弹权等。一般采用这样一些手段：强取夺豪、侵吞粮铜、卖官鬻爵、侵盗财物、枉法决狱、恣意聚敛、走私漏税、私弄工银、敲诈勒索、监守自盗、巧名贪贿等。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无限感慨地总结吏乱国败的教训说：“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任何掌权者都对吏治相当敏感，但吏乱似乎又在所难免。

    法则3：国库银断，帝国在财富控制中破产

    国穷民困，是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国富民困，照样失天下，比如隋朝，仓廪丰盈，二世即亡。孙子在《孙子兵法·谋攻》云：“上下同欲者胜。”在制定和实施税收政策时，能切实考虑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做到“与民同利”，财富控制才是良性。

    一般来讲，帝国初期，一般都会考虑到朝代更替带来的破坏，实行不同程度的“修养生息”政策。随着帝国统治铺展开去，在越来越大的开销面前，经营者就会忘记“与民同利”的原则，纳税比例超出了人民的现实承受力，导致积怨重重。遇到一些好大喜功，追求排场的帝王，财政负担就会额外加重，盛世因此转衰。史学家王学泰就说：“那些好大喜功的皇帝，即使给王朝带来一些转瞬即逝的辉煌，老百姓除了为这些辉煌买单外，这辉煌又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天子万年，百姓花钱’！”

    土地兼并是导致帝国后期财富危机的一个根源。一般而言，如果一个新王朝开国时对地主、财阀扫荡得越彻底，这个王朝的寿命也越长，如唐、明、清等；反之，则较短。所以宽厚如光武帝为了“度田”就杀了不少官员、豪强，残暴如朱元璋更是将功臣集团一扫而空。

    每一个王朝的中晚期，土地兼并都会变得十分严重，富者往往跨州连县，贫者则无立锥之地。地主利用其强势的地位进行非法的土地兼并，同时却又转嫁应承担的相应负担。如在唐朝实行“两税法”后，一些大地主往往会利用天灾**收购自耕农的土地，却又不向国家正式登记过户，而是用双方私契的方式约定。这样，地主得了土地，而国家的税收还是得由自耕农来承担，当自耕农无力负担时，只好成为流民，这反过来又加重了国家维持秩序的负担。因此国家的大量资源会落于私人之手，国家的力量会因此而遭到削弱。

    法则4：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帝国在意识控制中失控

    谭嗣同认为民族衰败沦落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的钳制，他在《仁学》中指出：“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術；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且即挟此土所崇之孔教为缘饰史传，以愚其人而为藏身之固！”

    为了使人们相信皇权是合理的，为了保证“治安”的稳定，帝国的经营者都挖苦心思寻求控制臣民思想的利器。秦始皇崇尚法治的尝试失败之后，汉代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王霸道并行，打开了思想控制的历史密码；南宋继而提出“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宣扬对社会资源的寡欲内敛，经过元代的完善，明初善加利用使**制度达到历史高峰。

    对于有碍大一统局面的社会异音，历代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强硬打击的措施，于是就有了被鲁迅称为“脍炙人口的虐政”的文字狱。杨乾坤先生曾经做过总结，帝国对于社会舆论的处理手段大致有13类：

    一、反对本朝狱。“指斥、毁谤、中伤、谋反、谋大逆”的造反者，罪当至死。

    二、冒犯皇帝狱。天子自诩君权神授，尊严不可凌辱，臣民只能顶礼膜拜，不得指摘。

    三、离经叛道狱。离经者，远离官方所重之经，致生异端；叛道者，背叛官方所奉之道，另辟蹊径。不驯服官方，不承认官方哲学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文字狱主角的命运可想而知。

    四、讪谤怨望狱。揭露当局的**与无能，或讪讥，或毁谤，或怨望，定性治罪，永绝逆耳之言，凑合统治之现状。

    五、朋党狱。皇帝最惧怕的是权臣树朋党威胁皇权，为排除异己势力，最有效最简捷的手段就是，陷之以朋党，然后剪除。

    六、触忌犯讳狱。**帝王的忌讳是绝对的禁区，万万不可触犯。

    七、妄议朝政狱。朝政大事，帝王权臣断之，肉食者谋之，妄加干政的“非所宜言”，必遭横祸。

    八、妖言煽惑狱。与统治思想相抵触的“妖言”，被视为洪水猛兽，严酷打击，“避邪说而正人心”。

    九、恶逆为伍狱。恶逆之徒，株连九族，宁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人。

    十、冥顽不化狱。朝廷明令禁毁和收缴的“违碍”书籍，隐匿不首者，一经查出，都以冥顽不化的罪名治罪。

    十一、狂悖狱。独裁者总希望臣民俯首恭顺，无思想无棱角，无希图无反抗，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一些伸张正义，表达**的臣民，其步入规范的“极端行为”，就被无情惩治。

    十二、华夷狱。少数民族得天下后，对汉族“诛心”，要汉族人民心死，于是以华夷之辩为由，以示自己得天下之正。

    十三、诬民惑世狱。这是清朝对于精神病患者的一大发明。精神病患者病发失控，言语不利，则以“诬民惑世”的罪名，而横遭刑戮。

    正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住百姓的嘴，比堵住河流还要危险。汉朝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中说：“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也就是要让人民说话，统治者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不让老百姓发牢骚，以言定罪，大兴“莫谈国事”，用堵的办法来牵制思想，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王朝时代，大抵文字狱猖獗之后，国家肌体便病体羸弱，引起社会的大衰败。秦朝“焚书坑儒”，人们在恐怖气氛下惴惴其栗，英才丧尽，统治质量下降；宋朝的“莫须有”罪名，忠良扫荡殆尽，两朝尽受外辱之苦；明初大兴文字狱，朱元璋身后一片凄凉，皇太孙继位，国无柱石，致使燕王朱棣发动靖难，夺了江山。

    法则5：“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心向背是决定王朝兴衰的关键

    《孔子家语·五仪》云：“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能覆舟。”意思就是，君和民的关系如同舟和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可以拥戴君，也可以推翻君。这个比喻是帝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辟警语，帝王们总是拿它来教育后来者要善待人民，注意民心向背，否则会被人民推翻。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代王朝盛衰兴亡演变史上颠扑不破的规律。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实现统一，“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即秦朝的统一是得到人民支持的。一统天下之后，他们渴望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贾谊认为，假如秦始皇能够认识到“攻与守不同术”，顺应民心，就不会那么短命。秦朝不行仁政而亡，给汉帝国留下了深刻教训，汉初基本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汉武帝时，士人徐乐认为“天下之患在乎土崩”，帝国最大的威胁来自农民起义所形成的“土崩之势”，要想长治久安，就要避免农民“不安其土”，把“土崩之势”扼杀在萌芽。王莽托古改制，大失民心，短暂而亡。隋炀帝重蹈秦辙，唐太宗在总结其教训时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这是农民对统治者的态度。所谓抚，就是还能容忍的剥削；所谓虐，就是不可容忍的剥削。统治者注意这个限度，才有可能取得农民的妥协。

    帝国中晚期总伴有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秦之陈胜、吴广，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唐之黄巢，明之李自成、张献忠等。而这些农民军的主力几乎都是流民。什么是流民？流民就是衣食无着被迫流亡的人。当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能得到满足时，起来与社会既成秩序作殊死对抗的可能是很少的。而王朝的中晚期有这么大的流民队伍出现，显然是有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生计成了问题。这就是说，帝国做得过火了。

    法则6：修为无度，帝国领导人在统治过程中英明丧失

    传统的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君主的好坏决定着他们执政的成败。

    历史呈现这样一个规律：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华、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经过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代，往往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如果被贤臣辅佐，天下就会大治；如果被小人包围，天下就会大乱。虽然有时候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者一个能干的、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是总的趋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

    怎样才算是英明呢？《左传》云：“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兴也忽焉。”意思是说，夏禹商汤这样的圣王在出现政治失误时每每责罚自己，国家因此兴旺昌盛；而夏桀商纣在出现政治失误时则归罪于人，政权于是迅速灭亡。帝国的盛衰兴亡，大多与帝王的“罪人”与“罪己”有关。隋炀帝“性不喜人谏”，竭诚进谏的大臣不是被杀，就是罢官，结果搞得“普天同怨，何止一人”。崇祯帝虽有回天之志，然而刚愎自用，临终竟留言：“臣为社稷忠臣，而未能保江山，臣之罪也！”

    法则7：防御过度或乏力，帝国在抵抗外患中走向式微

    翻开中国的历史，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战争的记载，甚至有人戏称中国的历史是由战争堆积而成。

    对于外患，“华夷之辩”一直作为历代帝国的基本国策。“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尊王攘夷”，这是帝国统治阶层达成了共识的信仰。

    一旦蛮夷入侵，像秦皇汉武这样的雄主，自然无法容忍，秦汉帝国因此就屡次发动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讨伐。但是穷兵黩武可以逞一时之快，遗患无穷。秦始皇无可奈何的匈奴再次扰乱西汉时，汉武帝远征导致西汉急剧中衰；唐玄宗的开拓边疆，坐大边帅，盛唐从此一蹶不振。

    宋帝国汲取前世地方割据教训，收天下精兵于京师，导致边疆空虚，外患不绝，最终亡于蒙元，开了国破夷族的先河。明帝国与宋朝相似，中后期民变与外患交织，双鬼扣门，江山终落他人之手。值得注意的是，宋明都是超级富裕的帝国，科技发达，军事实力极强。

    无论进攻还是防御，历代帝国留给历史的剪影都无一例外：在积极抵抗中走向国势式微。

    法则8：天灾**火上加油，帝国在储备赈济中加速度坠落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灾之国。天灾**是导致王朝更迭的一个重要因素。据学者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中不完全统计，从秦汉到明清，各种灾难和歉饥就有5079年次。其中，水、旱灾最多，还有蝗、雹、风、疫、地震、霜雪奇寒等灾害。

    频繁的灾荒给帝国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尽管诸帝国在救灾过程中，都表现了一定的姿态，甚至不乏有塌实措施，但是帝国末年一旦遭遇天灾**，往往是致命性的打击。每次大范围的严重灾荒，随之而来的是饿殍遍野，流民涌动，“盗贼窃发”，直至扯旗造反，抢粮抗官。

    帝国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几乎没有不同天灾**有关。秦朝末年，大雨成灾，道路不通，触发陈胜吴广起义。崇祯末年，华北西北六省特大旱灾，引发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最终导致明朝灭亡。

    法则9：宫廷乱政，帝国在后院灭火中失火

    理论上讲，后宫是无权干政的，开国帝王们也都竭力防范王后与宦官过问政事。但是在帝国的运行演变中，历史总喜欢违背开国大帝的初衷。朱元璋最讨厌阉党干政，但是明朝的宦官乱政偏偏最为汹涌。

    而很多史学家认为后宫作乱是一种“正常现象”。儿童皇帝和早死的皇帝都会没有子嗣，以致帝位常在空缺之中。从根本**上说，没有太子，就会由皇太后及其外戚家实行摄政，因此，他们要从旁支挑选一个新皇帝，从而使“新枝发自新枝”。

    自然，他们会挑选一个年轻的皇帝，以便他们能延长自己的权力。同样自然地，如果皇帝长大成人，他不会满意摄政的影响，而会开始寻找同盟者。官僚们对他没有用处。他们要么被收买，要么屈从于外戚家的威势，而且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皇权的扩大是不符合官僚们的利益的。结果就是皇帝投向宦官的怀抱：他们往往成为他的惟一宠信者。当摄政被搬掉的时候，作为皇帝旨意的惟一解释者和执行者的宦官，便来填补了权力的真空。这样，宦官的统治被说成是妇人之治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妇人之治又反过来被说成是男人系统虚弱的无可避免的结果。

    法则10：变革成恨，帝国在振衰起废中无力回天

    历来王朝中期都有危机出现，都有针对危机的改革，这类改革往往收到一定的效用，然而行之不久，或因遭反对而废罢，或者因种种原因而走了样。这样，王朝危机还是延续下去，原来的矛盾继续激化。到了王朝末世，终于引发了更严重的危机。

    正如心理学家弗罗姆所说：“停滞不前、故步自封和倒退，简而言之，依赖于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这是一种很大的诱惑。人们害怕没有把握和不确定的事物，所以避免接近这些事物。”

    从大一统的帝国建立产生之日起，每一个朝代的开创者所制定的治国策略就成为祖宗之法，不允许任何继承者加以修正、调整和改良；而改革或者改良的行为成为国家的最高禁忌，触犯者从来没有好下场。王莽、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以儒家理想改造现实，却都在儒家群体的围攻之下惨遭失败。王莽身首离异，王安石败走金陵，张居正死后成大狱。

    不敢改革，缺乏改革；一旦改革又阻力重重，这就使得帝国在内外矛盾交侵时，注定大局危如累卵。

    法则11：夷族兴乱，帝国在民族融合中失衡

    儒家提倡“华夷之辨”，同时又主张“以夏变夷”，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且重点不在华夷之辨，而在以夏变夷。

    民族融合得力，落后的少数民族就会泯然于汉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帝国就会少去很多不稳定因素；民族融合不力，崛起的夷族就会趁机作乱，侵蚀中原。匈奴、鲜卑、羯、氐、羌就曾经趁乱进入中原，分别建立了十几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

    恩格斯说：“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时间，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要注重民族融合才行。元朝实行严格的民族隔离政策，结果像风暴一样倏忽而去。

    法则12：地方坐大，帝国在加强中央集权中失控

    中央同地方势力能否均衡对国家的安危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央权力过分强大形成地方势力疲弱无法对抗外强；如地方势力过强，则会令地方独立倾向日益膨胀，最终同中央政府抗衡，严重损害中央权益，令野心家有机可乘。

    史学大家范文澜指出：“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其中包括贵族、文武官吏、地主、大商贾四种人，归根只是一个地主阶级。这四种人都含有割据性，只有在皇帝和他的朝廷坚强有力的时候，他们才拥护统一，成为中央集权的支持者。如果皇帝和他的朝廷力量衰弱了，他们便为扩大自己的利益，加紧割据活动，一直到统一被破坏。皇帝一方面要满足他们的要求，换取对朝廷的支持；一方面又要限制他们的过度活动，减轻对朝廷的损害。”

    纵观历史，真正能对帝国构成威胁的有三种势力：一是封王，历史上的削藩，就是因为此；一是豪强，汉帝国中衰正是豪强势力膨胀的结果，而其复兴又是凭借地方豪强的支持才得以实现；一是边帅，以唐朝最为典型，安史之乱发韧于藩将实力的坐大。

    梅朝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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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秦 逶迤而来戛然而止 楔子

    史学家葛剑雄在其名作《统一与分裂》中感叹过，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也不是领土最大的国家；但是中国却在世界史上拥用独一无二的地位。因为，在今天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几个国家中，中国是惟一拥有历史悠久的稳定疆域的国家。我们拥有一项举世无比的遗产——统一，历史悠久的统一：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文字、统一的纪年、统一的……甚至统一的思想。

    这份伟大的遗产正是源自大秦，源自千古一帝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以一抵六，结束了混乱的战国闹剧，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自此揭开了王朝时代的扉页。

    这里需要还原一个事实。传统的作史者在总结秦灭六国的历史意义时总是习惯说：“华夏文明从此进入了封建时代。”学者樊树志在其《国学十六讲》上指出，事实上，这是一种颠倒的说法。大秦建立，是封建时代的结束，而不是开始。

    所谓“封建”，其本意是“封邦建国”、“封建亲戚”。周朝一共“封建”七十一国，其中少数是异姓诸侯，多数是周王室的同姓（姬姓）诸侯，目的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即用同姓诸侯构筑一道屏障，来捍卫周天子的中央权威。

    欧洲中世纪有“feudalsystem”或“feudalism”，（feudal的本义是“封地的、领地的”），近代日本学者在翻译时，借用周朝的“封建”一词，译作封建制度、封建主义。于是“封建”的含义发生了异化，现今人们习以为常地说“封建社会”时，已经不再是“封建”的本意了。

    史学家吕思勉从“封建”的本意出发，在《中国制度史》中，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一）部落时代，（二）封建时代，（三）郡县时代。今人习以为常的“封建社会”其实是吕思勉所指的郡县时代。

    易中天对此也有精辟的阐述。在《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中，他认为秦始皇灭六国以后，就不“封建”了。因为中华大地上的国家状态，由“许多国家”变成了“一个国家”。原来那些各自独立分散的“国”和“家”，则变成了这个统一国家的“郡”和“县”。他进一步指出了郡县制和封建制的区别：第一，封建时代的国和家是封给诸侯和大夫的，土地和人民归诸侯和大夫所有，诸侯和大夫对他们的国和家拥有主权。郡县时代的郡和县却是统一王朝的，土地和人民归统一国家所有，郡守和县令对他们的郡和县决不拥有主权。第二，诸侯和大夫是世袭的，也是终身的，因为国或家原本就是他们的。郡守和县令则是任命的，也是流动的，因为郡和县原本不是他们的。第三，诸侯和诸侯，国与国，虽然也有等级（公侯伯子男），却相互独立，并不从属。郡和县与最高当局则是从属关系。县从属于郡，郡从属于朝廷，它们又都从属于皇帝。皇帝的命令朝廷要听，朝廷的命令郡县要听。皇帝是这个统一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最高领袖，同时也是惟一的领袖。总之，这个时候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国家，一个主权，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国家的象征不再是诸侯而是皇帝，国家的实体也不再是诸侯的封国，而是由皇帝统一起来的天下。这样一种制度，当然不好再叫“邦国制”，只能叫做“帝国制”。“所以秦灭六国，实在是一场革命。因为它彻底颠覆了旧制度，建立了一种新制度。”

    促诞这一新时代，可谓代价重重。尽管秦始皇一生殚精竭虑，他一心想递延千秋的秦王朝却只有15年寿命，像流星一闪，轰鸣而逝。秦始皇的严于律己从皇冠的设计可以反映出来。皇冠前后两端各缀珍珠12串。这些珠串在眼前脑后来回晃动，使他极不舒服，用意就在于提醒他必须具有端庄的仪态，不能轻浮造次。这也作为一个传统为后来者继承了下来。

    秦始皇的最大贡献是满足了当时社会的最紧迫需求：政治统一和经济、生活的标准化。这些成就凭借被史家称为“自杀政策”的残暴手段实现。这些政策的霸道，我们同样可以从一个细节管窥。在先秦时代，“朕”是第一人称代词。不分尊卑贵贱，人人都可以自称“朕”。秦嬴政统一天下后，规定：“天子自称曰朕。”从此，一般人不能自称“朕”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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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历史疲倦让秦王拣了个大便宜

    在著名的《六国论》里，苏洵认为：六国破灭在于六国本身，而非秦国。其实，导致战国结束的，不是秦国，不是六国，而在于历史的疲倦。决定历史的主角，是被史家偏好封杀了的失语大众。经过春秋战国数世纪刀光剑影的洗礼，人民厌恶混战，渴望统一，正是在这样一股强大的暗流作用下，秦国才讨了一个大便宜。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说：“秦并六国，中国历史第一次走上全国大统一的路。此不专因为秦国地势之险要及其兵力之强盛，而最重要的还是当时一般意向所促成。”

    秦本为地处偏远的一个西方部落，其远祖多以驯兽驾车见长，各方面都比较落后，尽管后来相当强大，但还是被中原各国视为戎狄，没有参与盟会的资格。当时的人恐惧地称“秦为野兽”，把秦无情的扩张比作“蚕食”。

    被孤立者总是容易放卫星，诚如历史学家柏杨所形容的：“这个最落后、最不惹人注目的偏僻小国……就像一条闯进瓷器店的蛮牛一样的闯进了国际社会，令各国惊骇失措。”

    七雄征战初期，韩、赵、魏三家结成联盟，打败了齐、秦、楚等大国，成为较强盛的国家。后来起了内讧，不仅联盟破裂，成员国也自相残杀起来。

    魏国是战国前期的“大哥大”。在没有建立王国之前便以霸主的姿态出现，称雄国际舞台六十余年。魏国占有地利优势，位于中国之心、中原的中央，拥有最肥沃的耕地，国民收入因而位于各国之上。开国国君魏斯对此也很为得意：“山川如此险要，正是魏国的珍宝。”魏国的强大还得益于三位杰出人士：一位是宰相李俚；一位是西门豹；一位是吴起。李俚当宰相期间，制定法律，调整赋税，使社会治安长时间稳定如磐。西门豹兴办灌溉工程，使经济更富上加富。吴起镇守西河，像泰山压顶一样，紧压住秦国的北疆，如果再多给他十年时间，没准儿秦国会被他片片蚕食。然而，魏君敏感度不够发达，频频选中其他诸国攻打，独独不把秦国放在眼里，致使一个疏忽，不仅给了秦国膨胀的机会，还毁了自己。

    魏**队先瞄准了赵国。赵国请齐国帮助退兵。大军事家孙膑带领军队直接去打魏国的首都。魏**队本已攻破赵国首都，听见自己的国家情况危急，便急忙从赵国撤军去救魏国，刚走到半路，就遇上了埋伏的齐**队，齐**队堵住魏**队，打了个大胜仗。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战例——“围魏救赵”。

    两年后魏国进攻韩国，齐国又充当了“维和”角色。孙膑故伎重演，指挥齐军围魏救韩。齐军假装后退。第一天撤出后营地留下的炉灶足够做10万人的饭；第二天留下的炉灶只够做5万人的饭；第三天留下的炉灶减少到只够做3万人的饭。魏军从炉灶的数量推测，以为齐军大量逃亡，于是挑选了精锐的士兵，追赶齐军，一直追到马陵(今河南省境内)，结果被埋伏在这里的齐军彻底打败。这就是著名的“马陵之战”。

    其实，魏国是很倒霉的，因为它启用了一位历史小人——庞涓。庞涓和孙膑同是鬼谷子的门徒，学生时代关系相当不错。庞涓先离开老师，当了魏国的大将，最初还怀着纯洁的友情向魏国国君魏斯推荐孙膑。可是庞涓不久就发现孙膑的才干远超过自己，可能被国君赏识而夺取自己的位置，他决心采用冤狱手段，排除孙膑。于是，他命人告发孙膑谋反，相当“证据确凿”，然后自己虚情假意的一再哀求，国君魏斯才勉强赦免孙膑一死，但仍砍断他的双足，以防逃亡。从此孙膑不能走路，只能在地上爬行。庞涓所以没有杀他，是为了要他写出记忆中鬼谷子所传授的一部兵法。孙膑感激老友的救命之恩，当然愿意写出。但写了一半，他发现了被陷害的真相，就伪装疯狂，啼笑无常，有时候连屎尿都吃下去。等到庞涓的防范稍为松懈，孙膑就逃回他的祖国——齐国，成了齐**师，作战时他不能骑马，就坐在特制的车子上指挥。

    在魏国发动的第二次侵略战争中，庞涓和孙膑作为双方的军师相遇了。魏军大败后，指挥官魏申被俘自杀，庞涓在黑夜中被引到一棵上面写着“庞涓死此”的大树之下，当他命卫士燃起火把，察看上面写的是什么时，伏兵万箭俱发，把他射死。庞涓临死都没有丝毫对他的负义行为感到惭愧，反而诟骂孙膑侥幸成名。

    两次战役后齐国取代了魏国称霸中原。得了势的齐国也不是省油的灯，总是喜欢对邻国虎视眈眈。

    公元前314年，齐宣王趁燕国内乱之际，出兵进略。燕王国的内乱源自对禅让制度的东施效颦。燕国国王姬哙是一个糊涂虫，他非常谦卑地走下宝座，把王位禅让给他的大臣子之，自甘为臣。子之虽夺取了王位，却不能控制局势。另一位大臣市被和姬哙的儿子姬平先后起兵反抗，首都蓟城陷于混战。子之在位三年，内战就打了三年，死亡数万人。

    齐兵团侵入燕王国本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蓟城，把混战的各派军队击溃，姬哙、子之一齐死在乱军之中。齐宣王当下得意洋洋地宣称：“一万辆战车的国家攻击一万辆战车的国家，只五十天工夫，就全部征服。”

    然而燕国人民偏偏爱国心极强。两年后，新崛起的民间武力把齐军驱逐出境，拥立太子姬平继任国王。这位燕昭王为报一箭之仇，任乐毅为大将，联合秦、楚等国大举伐齐，联军只用半年时间便攻占了齐国除莒和即墨两城外的大部分国土，险些亡国。此后，齐国大将田单以此两城为基础，以少胜多，大败燕军于城下，才使齐国免遭亡国之祸。田单是用他新发明的秘密武器“火牛阵”吓跑敌人的。火牛阵是将利刃绑到牛角上，然后燃烧它的尾巴，这一群尾巴着了火的牛群，就成了无数坦克车，排山倒海般地冲进燕军阵营，燕军被这种从没有见过的武器吓坏了，霎时间大败。燕军这一败像一场连锁的雪崩，齐王国人民群起响应，向燕军攻击，只几天工夫，就把所有的燕王国占领军全部赶走。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一次奇迹胜利，但在这五年的战争中，齐国损失惨重，元气大伤，从超级强国的地位上跌下来。从此，只剩下一个霸权——秦王国霸权。只因齐国远离秦国，才不致立即灭亡。

    被魏国一直压制、蔑视的秦国，于默默无闻中憋足一股气：坐大！坐大！郁闷的秦王赢渠梁主持的虽然是一个贫穷的小国，但他始终保持雄心勃勃的状态。他秉信“人才决定命运”，求贤若渴。很庆幸，他遇到了政治知音公孙鞅。

    公孙鞅是卫国人，但卫国池小，根本容不下这条大鱼。所以就到魏国“漂”，在魏国宰相公叔痤手下做事。公叔痤很赏识他，可惜没来得及向魏王推荐，公叔痤却一病不起。魏王亲自前往探望，公叔痤说：“公孙鞅的才干，高我十倍，我死之后，请把国政交给他。魏国前途，在他身上。”魏王不禁大吃一惊。迟了一会，公叔痤又说：“大王如果不能用公孙鞅，那么请把他杀掉，不要让他出境。一旦被别的国家延揽，将成为魏国第一大患。”魏王告辞出门后，对左右说：“公叔痤病势沉重，已经语无伦次了，竟然教我把国家大权交给公孙鞅。而且一会工夫，又教我杀了他。”大臣魏昂深知公孙鞅的才能，也向魏王推荐，魏王一笑置之。

    失业后的公孙鞅决定前往秦国闯一闯。这时，碰巧看到了秦王的招聘启事，就应聘了。面试时，赢渠梁对公孙鞅可谓相见恨晚。公孙鞅告诉赢渠梁说：“对一项学问怀疑，绝对不能成功。对一件措施怀疑，也绝不能成功。一个有真知灼见的人，必被世人排斥。不可跟愚昧的人讨论进取开创，只可使他们看到丰富的收获。高度智慧的见解，跟世俗不同。成大功的人只跟少数人相谋，不去征求多数人的意见。要国家强盛，只有彻底地改革。”赢渠梁把大权交给这位新人，命他依照他的计划和步骤，进行变法。

    通过商鞅变法，秦国逐渐摆脱了半野蛮状态，从一个侏儒演变成一个巨人。大约用了十九年时间，秦国就雄厚百倍于一向藐视它的魏国。

    被战乱蹂躏太久的大量逃亡农民和中原各国具有知识技能的有志之士，在对混战厌倦和无奈中，纷纷投靠了悄悄绽放的秦国。无论这里是天堂也罢，地狱也罢，在这最后的栖息之所或者说是立足之处，疲惫的乱世子民渴盼最后了断。人口众多，人才济济，兵源充足，使得秦国瞬间拥有了强大的战斗力。同时，多年的厮杀屠戮，使得各国已经似“强弩之末，其势不能穿鲁缟”，战国后期，其他六国都不能单独抵抗秦国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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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合纵连横，最早的历史博弈

    当现代经济学家为自己发明一个新术语——博弈能够诠释市场竞争而沾沾自喜时，早在战国后期，我们的先知祖先们已经对其大加运用了。六国采取合纵战略，弱弱联盟，却因为众心不齐，关键时候分崩离析，屡屡挫败；独秦采取连横战略，离间左右，灵活合作，相机拆桥，频频得手。正所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场分分合合的博弈，使秦国成了历史大赢家。

    面对突然强大的秦国，六国断然没有像欣赏施瓦辛格健美肌肉的心情，因为他们的耳边充斥仿佛拳击前噼噼啪啪的热身骨骼声。六国对自己之前毫无警觉于秦国的磨刀霍霍而懊悔不已。

    痛定思痛，六国决定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在六国首脑决策过程中，以秦国为对象，产生了两种崭新的但也恰恰针锋相对的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这两种政策，由两个平民出身的战略家苏秦、张仪提出。苏秦曾经联合“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战国策·秦策》三），他游说六国诸侯，要六国联合起来西向抗秦。秦在西方，六国土地南北相连，故称合纵。张仪曾经游说六国，让六国共同事奉秦国。秦在西方，六国在东方，东西相连，故称连横。

    苏秦字季子，出身寒门，少有大志。曾追随鬼谷子学游说术，《史记》有记载：“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学成之后，曾先后游说周、秦、赵等国，都不为所用，遭受到很多困难、挫折，只得回家。正在织布的妻子看见久别的丈夫落魄归来，连身子都没有移动。苏秦向他正在煮饭的嫂嫂索饭充饥，他嫂嫂装作没有听见。妻嫂暗地责怪他不务正业：“东周人的风俗，都是治理家里的产业，致力于工商，谋取十分之一二的盈利，他却丢掉根本而去从事耍舌头，还不应贫困吗？”苏秦听了这些话，受了很大刺激。于是发愤读书，得周书《阴符》而读之，领会出如何方能投主所好的奥秘，留下了“锥刺股”的千古佳话，他“弓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战国策·秦策》一）。

    苏秦学有所成后再次踏上了游说列国的征途。苏秦知道秦国绝没有用他的意思，因而，改往向东游说六国。苏秦首先到了赵国，又碰了一鼻子灰。他并不丧气，又向燕国进发。在燕国，苏秦的游说终于被燕文公所重视。燕文公又资助苏秦，再到赵国，向赵肃侯游说苏秦的计划，赵肃侯这次接受了苏秦的游说，拜他为相国，又派他为“纵约长”，去游说其余各国，合纵以抗秦。经苏秦游说，赵、楚、齐、魏、韩、燕六国订立了合纵条约，苏秦也被拜为六国之相，形成了合纵抗秦的阵营。

    第一次合纵对抗，爆发于公元前333年。秦国向魏国表示让步，愿把从前侵占魏国的襄陵（山西襄汾）地区7个城市归还。那7个城市距魏国前首府安邑（山西夏县）80公里，是防务上最需要的屏障，如果能把它们收回，首府就可安枕。魏国不能抵抗这个诱惑，于是同意脱离合纵。而且为了扩张土地，还向赵国发动攻击。齐国在秦国的鼓励下，认为可以从赵国瓜分到土地，就也参加魏国这一边。两**队虽然被赵国击退，但第一次合纵对抗盟约，只维持一年便告瓦解。苏秦在赵国无法解释魏齐两国的叛盟行动，只好前往燕国，专任燕国宰相。

    公元前318年，第二次合纵对抗产生，这次由楚怀王担任纵约长，集结五国联军，进攻秦王国东方边界重镇函谷关。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人人都预料将爆发一场大战。可是，当秦王大开关门，盟军震于秦军的声威，竟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先行攻击。僵持了几天之后，楚兵团粮道被秦王国切断，在惊恐中第一个撤退。其他五**队也跟着仓皇拔营回国，合纵对抗盟约又一次瓦解。

    公元前306年，楚、齐、韩三国第三次缔结合纵对抗盟约，可是盟约刚刚签订，楚怀王又第一个变卦，秦王赢稷邀请他在黄棘私会，当面把从前占领的上庸土地，归还楚王国。楚怀王十分满意这一次外交上的胜利，合纵登时瓦解。

    正如《资治通鉴》卷二评说的：各国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自动形成合纵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苏秦游说合纵时，自己没有一个合纵的蓝图，至少他游说各国时用的不是一个蓝图。合纵虽然是六国共同利益，但各国承担的成本和风险却未必一样，苏秦更多的是劝以各国自身利益为重，而没有强调合纵的同舟共济的集体利益。苏秦合纵游说极尽促合之能事而忽略合纵后长远运作方式的讨论，是合纵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合纵的失败，直接表现为鬼谷子的另一位高徒张仪的连横化解。同师一师，我们只能说，张仪的心理学学得不错，对合作心理的揣摩比苏秦强：在利益面前，合作总是倾向于俯首诱惑。

    张仪是魏国人，苏秦的同窗好友，也是一位贫穷的学人。公元前338年，张仪一腔热血报效祖国，结果被魏王一口谢绝，只有到楚国去发展，再次被谢绝。无奈，只好在楚国令尹昭阳门下做客卿。有一次，昭阳设宴，款待群僚。在酒兴宴阑之际，炫耀楚王对他嘉奖的“玉璧”时，忽然变天，群僚纷纷脱离露天宴避雨，慌乱中传阅玉璧不知所终。令尹大怒，责令追查。众食客为表白自己，新人张仪成了替罪羊，张仪哪能容忍如此无端受辱，争执后遂被驱逐出境。

    张仪于是决定投靠同窗好友苏秦，不料见到苏秦，苏秦傲慢无理，张仪遭此冷遇后相当生气。怒斥：“我和你同窗数载，今天才知道你是如此得意忘形的小人！既如此，绝交就是！”言罢，拂袖而去。

    张仪越想越气，决定跟苏秦对着干，报复他。盘算再三，锁定苏秦的目标秦国，让他的合纵计谋不能得逞。当时秦国处于孤立地位，的确一筹莫展。但是张仪实在太潦倒了，连去秦国的路费都承担不起。正发愁，巧遇贵人——赵国大贾舍仁，几句寒暄，舍仁愤愤不平，愿倾囊相助。张仪自是求之不得感激涕零。有了盘缠，顺利参加完面试，秦文王印象不错，拜为上卿。舍仁一路相伴，告辞时张仪恳切地说：“我对您大恩未酬，仓促离别，岂不使我愧疚终生吗？”舍仁说：“一切全仗苏相安排，我只不过是个执行者罢了。”张仪这才明白苏秦是用激将法，间接助他谋得肥缺。当即做出承诺：“回禀苏相，我在秦一日，决不使秦犯赵！”张仪果是信义之人，从未撺掇秦王主动犯赵，倒是苏秦自己如上所示，主动离赵。

    其实，据《资治通鉴》揭秘：苏秦之所以帮助张仪在强秦找工作，不仅仅是出于私人感情，更是为了利用张仪对秦的制衡，为自己的合纵大业获取宝贵时间。

    公元前313年的一天，作为秦国的使臣张仪来到楚国，对楚怀王说：“秦王愿意和大王结成兄弟之国。大王如果能同齐国断交，秦国愿献地六百里，两国永远和好。”楚怀王听了非常高兴，便一口答应下来，并派使者同张仪一起来到秦国，打算接收土地。可是刚入秦国境内，张仪就假装从车上摔下来，称病不出，拒绝会见楚国的使者。楚怀王见秦王迟迟不肯献地，以为秦王担心楚与齐的断交不够彻底，于是又派人北上大骂齐王。齐王被惹怒了，坚决和楚国绝交，并且与秦国建立了联盟关系。当楚使再次向张仪索讨献地时，张仪却说：“哪有六百里地献给你们，一定是听错了，只有六里宽罢了。”楚怀王发觉上了当，决定发兵攻秦，结果受到秦、齐两国夹攻，楚国大败而归。接着，在蓝田交战中，楚国又被秦国打败。

    秦王很大方地宣称不采取任何报复行动，而且仍愿继续和解，并且提议用商於地区（陕西丹凤至河南西峡）的六百华里，交换楚王国黔中地区的六百华里。楚怀王把张仪恨入骨髓，他回答秦王说：“我不要交换商於，只要交换张仪。”秦王拒绝，但张仪表示他愿意交换。秦王说：“楚怀王会杀了你。”张仪说：“杀了我而国家可得到黔中地区六百华里，死也值得，何况楚怀王并杀不了我。”张仪一到楚国，楚怀王就把他投入监狱，准备选择一个好日子行刑。而张仪的谋略——贿赂，适时产生力量。楚怀王最宠爱的美人郑袖向他哭泣说：“张仪是秦国的宰相，秦王最得力的智囊，你轻率地把他杀掉，秦王国岂肯罢休。一旦大军临境，我跟孩子死无葬身之地，不如早一天向南逃生，免得受秦军凌辱。”楚怀王最亲信的宦官靳尚也秘密建议说：“人臣各为其主，本身并没有什么恩怨。杀了张仪，秦国不过少一个人罢了，我们却要失掉黔中地区六百华里。”楚怀王考虑的结果，决定把张仪释放，而且跟张仪做了好朋友。

    这就是张仪采用连横政策，帮助秦王离间敌国联盟，扩张秦国势力的一个缩影。当时的有识之士景春曾这样评价张仪说：“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

    秦王国一再得到甜头之后，对东方诸国的侵略，更加凌厉，直搅得各国筋疲力尽，丧失了最后一点反搏的力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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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催诞王朝时代的智慧脸谱

    外交官范睢

    “睢字叔游，魏人。为魏齐所辱，更姓名曰张禄，入秦，秦昭襄王以为客卿。寻相秦，封应侯。”

    同现在普遍盛行的“睦邻友好”外交关系截然不同，一代奇才范睢主张“远交近攻”。

    范睢少时家境贫寒，但他人穷志不短，从小抱有远大政治抱负。首先想到的是报效自己的祖国——魏国。但因为范睢家里贫穷，苦于没有机会面圣，一直寄身于大夫须贾门下当门客。

    这须贾却是个心胸狭窄的势利小人。有一次范睢随须贾出使齐国。齐王以当年齐国遭到五国联合进攻，魏国拒绝援齐这一例旧账指责须贾，把须贾弄得很尴尬，范睢站出来为须贾解了围。齐王见范睢是个人才，就赠给范睢黄金、牛肉、白玉、美酒等，诱惑其跳槽，都被范睢谢绝。回国后，须贾因为嫉妒，反倒向魏王诬告范睢接受了齐国的贿赂。魏王怀疑范睢出卖了魏国的情报，把他打入了死囚牢，亲自拷问，打得范睢肋折齿落，体无完肤，昏死过去。魏王尚不解恨，又让人把范睢用苇蒿卷起来，扔到厕所里，让宾客们往死尸上撒尿。

    到了夜里，范睢慢慢苏醒过来。看守他的小卒很同情范睢的遭遇，就把他背回家，对魏王谎称把范睢的尸体扔到茅坑里了。魏王也就信以为真。

    范睢有一个结拜兄弟叫郑安平，得知后把他隐藏到一个秘密地方，精心治疗，这才救了范睢一条命。范睢伤好后，化名张禄，藏居深山。范睢吩咐妻子大举丧礼，使魏王对他的死深信不疑。

    半年后，秦国派使臣到魏国招聘“空降兵”。郑安平设法见到了招聘专员王稽，说：“我有个朋友叫张禄，才能卓越，同已故的范睢不相上下，不知秦国可否愿意聘用他？”王稽答应见上一面。这天夜里，张禄打扮成狱卒的模样，低调面试。王稽认定这是个难得的人才，带他到了秦国。

    好事多磨。秦昭王当时正为国舅穰侯专横跋扈而发愁，没空搭理新人。范睢就只好在驿舍里耐心等待。后来，他听说穰侯要派兵去攻打齐国，就实在耐不住了，给秦昭王写了一封信，请求昭王接见他。秦昭王这才安排会见。

    在去往王宫的半路上，正好碰上前来迎接的秦昭王的仪仗队。范睢也不让路，径直入前走。侍卫高喝：“秦王来了，快让开！”范睢更大声：“我只知道秦国有个穰侯，没听说还有秦王！”这话刺中痛处，秦王就把范睢请到宫中密谈。

    秦昭王佩服范睢的才能，向他请教统一中原的方略。范睢说：“无他，四个字而已：远交近攻。具体地说，就是对离我们远的齐、楚等国搞好关系，使他们不再干预我们去攻打邻近的国家；而对离我们近的赵、魏等国，可以像蚕吃桑叶一样一个城一个城地去攻占，占领了就派我们的人去管理，统一中原，何难之有？”秦昭王听罢，高兴得眉飞色舞，便封张禄为客卿，下令把攻打齐国的军队撤了回来。过了几年，又拜范睢为丞相。

    范睢当了丞相，便在内政外交上采取一系列的大刀阔斧的革新。在内政上，他建议昭王把穰侯撵到了封地去养老，接着又剥夺了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这些与穰侯狼狈为奸者的大权，送到边远地方去居住。随后又逼着太后退位养老，不让她再干预朝政，使国内政权得到了巩固。对外，则实施“远交近攻”的策略，派人与齐、楚通好，然后把进攻的目标对准了赵国和魏国等邻近的国家。经过几年的征战，把韩国拦腰斩为三截，把魏打得俯首称臣，接着又把赵国打得大败，一下子伤了元气，从而为秦最后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行管大师吕不韦

    民间关于吕不韦的传说很多，其中吕不韦慧眼识嬴异人“奇货可居”从而利用生意人的思维投机政治的故事更是神乎其神。其实，吕不韦作为行政管理大师的业绩远远要比传说渲染的功劳大。因为是生意人出身，吕不韦要比一般的行政人员务实得多。

    秦始皇刚继位时，始皇尊母庄襄王后为太后，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因始皇年幼初立，一切国事皆委于不韦。在这期间，吕不韦为推行秦国统一全国大业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在政治上，吕不韦“委国事于大臣”，自己并不独揽大权。他还注意起用老臣宿将，调整好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以稳定国内的统治秩序，让这些人才在统一大业中发挥作用。如老臣燕人蔡泽，曾因受人攻击，早已被迫告老称病。吕不韦请他出山，参与朝政；后请他出使燕国，促成了秦燕连横。王龀、蒙骛这些昭王时的名将，吕不韦也继续委以重任，使他们在兼并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吕不韦还十分注意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任相后招致宾客三千人，目的就是网罗人才，组成一个计谋统一的“智囊团”。“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司马迁语）。如后来当上秦始皇宰相的李斯，原是楚国上蔡的一个平民，战国末年入秦，为吕不韦门客。吕不韦发现他有才干，任为郎官(宫廷侍卫)，李斯才得以出入宫廷，有机会向秦王献上“灭六国、成统一”的计策，从而逐步受到重用。12岁的少年甘罗因有奇才，也受到吕不韦破格重用，派他出使赵国，说动赵王割五城与秦，再联秦攻燕，掠地以偿。赵王后又献十一城于秦。甘罗因功封为上卿。

    吕不韦认为对人才委以重任后就要赏罚严明。这一点实属难得。赏罚要不凭关系亲疏、个人好恶，而要考其实绩，做到因功授爵，赏罚必当。尽管在事实上他不可能真正做到事事赏罚严明，但提出这些主张，对整顿秦国吏治，加强国力是起了作用的。

    实力决定命运。吕不韦深谙此理。他强调要重视农业，兴修水利，增强实力。劝民务农，不夺农时，用政策法令保证农业生产的进行。还注意兴修水利，他第二次任相期间，修建了著名的郑国渠，大大改善了关中地区的灌溉条件，明显地提高了产量。这虽然增加了地主阶级的剥削量，但也带来了“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的历史成果。

    吕不韦还很注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战国末期，各诸侯国有喜宾客和著书立说之风。吕不韦齐招天下贤士，给以厚禄，至食客三千。是时荀子等人已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便使宾客人人各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言，号曰《吕氏春秋》，也称《吕览》，它以儒、道思想为主，兼及名、法、墨、农、阴阳，集先秦各派之学说，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集中表达了吕不韦的政见，为秦统一天下打下思想基础。

    吕不韦当政期间，秦国政局稳定，国力增强，比东方六国相比，明显地占了优势，为秦的统一奠定了稳固的基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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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勤劳的嬴政和他富有想像力的臣子

    文人说起秦始皇极易义愤填膺，然而和其他消失了的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无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只有它无论在民族上还是文化上都延续了下来，而这种延续下来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幸运地在秦始皇时代就统一了起来。

    当经过秦国几代君主们长长的铺垫之后，一个石破天惊的帝国雏形就要诞生了，单等着他们的非常继承人快快长大，来为这宏图伟业作最后的点睛之笔。

    人世间**的巅峰，无非是做一位显赫的帝王。公元前238年，22岁的秦始皇亲政后，夙兴夜寐、呕心沥血，倾全力投身于祖国统一大业之中。他选拔了许多得力武将，继续用“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对其他六国家施展分化离间、各个击破的策略，前后用了十年的时间，于公元前221年灭掉了最后一个国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在西方人眼里，秦始皇俨然就是中国的拿破仑。

    “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六国残余还有不少，武装叛乱的可能性始终存在，还有匈奴在虎视眈眈。

    以楚国残余势力最强，散布在岭南地区，负隅顽抗。对自己的蓝图相当负责的秦始皇，不惜远涉千里，征战两广，扫荡了最后一批“恐怖分子”。大约于始皇三十三年，秦设置了桂林（治今广西桂平）、南海（治番禺，今广东广州）、象（治临尘，今广西崇左）三郡，把南方蛮荒纳入到自己的文明框架之中。

    在进军岭南时，为了转运粮饷，始皇命史禄率士卒在今广西兴安县，截断了湘江上游，另开两条分水渠，一条较短，为北渠，引水七分下流，绕道再入湘江，可上下通航；另一条长达33公里，为南渠，引水三分西流，而入漓江。南渠就是著名于世的灵渠。后代有歌谣说：“兴安高万丈，水把两头流。”就是描述灵渠情况的。灵渠东通北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对我国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自战国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对于中原的威胁是今天无法想像的。当时匈奴的实力范围已经达到黄河南岸，今天的内蒙、山西、宁夏、河北均已是匈奴的势力范围。秦始皇委派帝国最杰出的军队统帅蒙恬和太子扶苏指挥对匈奴作战，一直把他们赶到了漠北老窝。后来干脆在边境设置了34个县，从中原迁来人口，充实边境人气。而且，修缮、增补旧秦、赵、燕长城，衔接起来，延袤万余里。不过，始皇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天，这万里长城的附加值远远要高于他所认定的使用价值。

    当一切看得到的帝国隐患，都从眼底消失之后，始皇心中还是不很踏实，总觉得还有什么危险的地雷藏在人间某个地方。为了图个心静，他下令没收天下的兵器，然后熔化铸成12个巨大的铜人，每个有24万斤，防止天下人作乱。修建官道，即驰道。以咸阳为中心，共修成三条，一条向北通到了内蒙，叫做直道；一条通向东面的河北和山东，直到海边；一条向南，通两湖和江苏。驰道宽达50步，两旁每三丈远就种一棵青松树。驰道的建立，大大缩短了信息传播的时间。为了根绝先前六国后裔的反叛行动，秦始皇将后裔贵族们连同富豪一块迁到了咸阳，这样便于监视，结果也繁荣了都城的经济。

    “天下归于一统，四方无不归顺”最终实现。秦始皇并不像后来的其他君主那样，一旦得天下就要讲究享受了。极尽能事装扮自己的帝国版图，似乎才是他不变的追求。尽管后来修建阿房宫有个人享受之嫌，但据《史记》记载，“始皇认为咸阳人口多，先王宫廷窄小，听说周文王建都在丰，武王建都在镐，丰、镐两城之间，才是帝王的都城所在。于是就在渭水南上林苑内修建朝宫。先在阿房建前殿，东西长五百步，南北宽五十丈，宫中可以容纳一万人，下面可以树立五丈高的大旗。四周架有天桥可供驰走，从宫殿之下一直通到南山。在南山的顶峰修建门阙作为标志。又修造天桥，从阿房跨过渭水，与咸阳连接起来，以象征天上的北极星、阁道星跨过银河抵达营室星。”由此可以看出，修建阿房宫还是主要从事业出发的。事实上，作为一个要超越以前的泱泱大国，国家形象也是很重要的，可以说，阿房宫相当于现在美国的白宫，花点心思是可以理解的。

    在秦始皇的身上，散发了一种以坚决的态度创造未来的倔强精神。开国伊始，他每天都日理万机，白天审理案子，晚上还要批阅公文，而且给自己定下了工作量：每天必须批完一石公文才能休息。一石在当时是120斤，相当于现在的60斤。可谓勤劳之极。

    膨胀着的万世帝国梦想，使他的大脑潜层，蕴藏着持续不断的创新意识。在不断地统治摸索中，在富有想像力的臣子们的激发下，他大搞了很多发明。

    首先，改变了历来的帝王称号。他让大臣们讨论他的称号，有的主张用“帝”，有的主张用“皇”，这主要来自远古的传说三皇和五帝。三皇指天皇、地皇和人皇，是传说中的三个古代帝王；“帝”原来指宇宙万物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天帝，后来王国混战，各自称帝，出现西帝、东帝、中帝、北帝等，使天上的“帝”来到人间，成为超越“王”的人间尊号。秦始皇觉得这些都小家子气，而且自认“德兼三皇，功高五帝”，于是，索性将“皇”、“帝”两个人间最高的称呼结合起来，作为自己的帝号，从此天子称为皇帝。

    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又规定了一套称谓：皇帝自称用“朕”，皇帝的命称为“制”，令称为“诏”。皇帝的印信专门用玉做成，叫做玉玺。而且只有皇帝的印信才能叫做玺。同时，皇帝的妻子称“皇后”，父亲称“太上皇”，母亲称“皇太后”。

    其次，他发明了三公九卿作为各式助理，编制了一张控制大网。三公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同时负责对文武百官的管理。太尉则是最高的军政长官，负责军事事务，但他平时没有军权，战时也要听从皇帝的命令，只有拿到皇帝的符节才能调动军队。御史大夫是负责监察百官的，也是副丞相，皇帝的诏令一般由御史大夫转交给丞相去执行。

    三公的下面是九卿：奉常，掌管宗庙礼仪；郎中令，负责传达皇帝命令，以及皇帝的警卫；卫尉，就是宫廷的警卫首领，负责皇帝住所的日常守卫；太仆，主要工作是负责侍从皇帝，掌管皇帝的车马；廷尉，掌管全国的司法事务，负责审理重案要案；典客，负责国家的外交事务，同时负责内部少数民族的事务；宗正则是专门管理皇室事务的官员；治粟内史，管理中央财政，并负责全国的税收工作；少府是皇帝个人的财政官员，管理归皇帝私有的山泽湖泊和宫廷手工业。

    秦始皇还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发明了郡县制，以管理地方。在全国设立了36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是郡守，县官则有两个名称，一是县令（万户以上），一是县长（万户以下）。县以下依次是乡、亭、里、什、伍，是一种准军事化的管理体制，基层百姓五家为一个单位，由伍长负责。什则由十家组成，由什长负责。

    一如史学家柏杨揭示的那样：“帝国的领导人，上至嬴政大帝，下至包括宰相李斯在内的高级官员，都精力充沛，具有活泼的想像力。……做出几乎比此后两千年大多数帝王所做的总和还要多的事。”近代的政治改革家谭嗣同有证：“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也发出了“历代皆行秦政治”的感慨。可见，勤劳的秦始皇和他富有想像力的臣子所设计的这一卷恢弘蓝图，对于此后中国命运的发展所起作用有多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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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王气十足的秦始皇不懂管理

    汉初政论家贾谊认为，秦之速亡的原因是“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因此，他提出一个很有意义的命题：“取与守不同术也。”“取”是战争、是进攻、是夺取，“守”是安定、稳定、保全。换用现代的话语方式诠释，秦始皇的失败在于用创业的暴力惯性来进行经营管理。一如当前某些短命企业的创业英雄一样，秦始皇也是一个不懂管理的创业型领导。

    在结束了“兵革不休，士民疲敝”的战乱局面下，秦始皇并没有从一个创业者适时实现管理者的角色转换。帝国的统一是依靠相对强盛的国力，采用武力统一的。其间有不少血腥战斗、阴谋诡计。在快速统一后就面临着如何治理国家的现实。他那随着战胜攻取而膨胀起来的战争思维不但没有及时冷却和及时得到置换，反而在一片关于“成功盛德”的颂歌里飘然起来，明显表现出面对治世的应对缺陷。

    今天，缺乏远景是很多企业短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方面，秦始皇并无过失。他在创立帝业之初，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远景设计，“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不过对于这一基业长青的美好愿望，如何实现它，却心中没底。秦始皇付出极大的努力，却只是建立起靠武力支撑、貌似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官僚结构系统。嬴政沉湎于帝王极端权力的嗜欲之中，忙于皇帝至高权力威势的刻意营造。“群臣上书奏事一律要采用‘臣冒昧死言’的格式”，可见一斑。这张辐射全国的中央集权制大网，正是其权力张扬的工具。权势的过度膨胀实际在窒息着封建统治权力系统内部的自我调节能力，大大降低了体制本身应付社会变化的弹性，因而常常会引发统治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统治权力威势达到相当高度的时候，也就埋下了权力危机的种子，并且随着权势趋于极端的发展，权势崩塌危机的趋势愈烈。这正是一个适度分权的管理问题。

    秦始皇被世人诟病的最大把柄莫过于焚书坑儒。其实焚书坑儒的动机也是很好的。一向破旧立新有创新精神的始皇，对旧势力当然决不妥协。当时除了秦以外六国各有其思想文化体系，不少六国遗族在统一后利用思想文化体系的差异谋求反对帝国秩序。焚书坑儒的目的就是实现帝国思想文化体系的惟一性，与任何时期任何统治者的目的都一样。

    秦始皇三十四年，淳于越在朝议中批判王朝统治，提议师古，分封同姓王以屏藩。始皇“下其议”，反对师古分封，引起朝廷的辩论。李斯认为私学有害于大一统，有损“主势”和“法令出一”应予以禁止。秦皇“可其议”，于是有焚书之事。可以说，焚书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观点不一、主张分歧引发的。以淳于越、王绾为代表的儒生，希望实现政治仁道化，希望自己的学说能付诸实行。而秦始皇当初重用这些儒生的目的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他们能尽力为其集权统治服务。两者的意图发生冲突。冲突本来可以温和的化解，可是秦始皇最终选择极端做法。

    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去审视，焚书坑儒反映了一个沟通不畅的管理问题。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始皇偏听李斯一人，别人的意见在上就输了一筹。揣摩君王之心，阿其意，顺其志，正是李斯仕途腾达的秘诀之一。秦王曾因郑国间秦一事而下逐客令，人皆受撵，惟李斯紧紧抓住秦王欲兼并天下之野心，慷慨陈词：“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结果，“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李斯因祸得福，从此青云直上。这样的人以唯上为出发点，只会助纣为虐。

    其次，始皇也缺乏管理者必要的耐性与胸襟。发现有不同意见就“焚书”，有人抵触就“坑之”。这种武断做法，是对人才的极其不尊重。当时，被坑的人，相当一部分都是“高知”。这些人在战时可能作用不大，但是和平时期，对于抚慰民心却是极为有用。始皇就因为他们的异议，一味铲除，残暴之外，堪称愚蠢。

    坑儒的结果，并未起到巩固秦王朝统治的目的，却造成大批人才的流逝，使高管内部的关系破裂，削弱了秦王朝的统治基础。

    对于异己的人才如此暂且不论，始皇对于南征北战有功于帝国的实力派人才，也采取了敷衍的态度，致使下属对其颇有微辞。大将尉缭就曾经说过：“秦王这个人，高鼻梁，大眼睛，老鹰的胸脯，豺狼的声音，缺乏仁德，而有虎狼之心，穷困的时候容易对人谦下，得志的时候也会轻易地吃人。我是个平民，然而他见到我总是那样谦下。如果秦王夺取天下的心愿得以实现，天下的人就都成为奴隶了。我不能跟他长久交往。”

    秦始皇一直对自己的帝业充满忧患，然而这种忧患并不等于我们现在倡导的危机意识。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对待外族的态度上，虽然秦始皇把他们赶出了中原，但接下去的长远对策就多少有些可笑。修个长城把自己一圈，圈子中间是中国，圈子外面是外国，自以为“皇图永固”了。这样做，除了束缚自己的发展降低了自己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之外，其作用为以后的历史证明，收效甚微。

    在远景渗透上，秦始皇采取的形式化宣传做法，根本不奏效。战争刚一结束，秦始皇就首先宣布了山东六国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同时，他还着手确立秦王朝的正统地位。战国时流行五行学说，所谓“五德始终”。这种学说认为，五德相克，导致朝代更迭，虞舜为土德，夏朝为木德，商朝为金德，周朝是火德，虞、夏、商、周各占一德，都是历史上的正统朝代。秦始皇推论五德始终说，以为周得火德，水克火，秦代周，所以秦朝应得水德。于是颁布新的“正朔”，以十月初一为一年的开始，表示新朝代的诞生，并把黄河改名为“德水”。按五行学说，水德具有黑暗阴冷，严酷无情的特征，于是秦朝以黑色为上，衣服旗帜皆为黑色，明确秦朝得占水德，也就肯定了秦朝的合理性。秦始皇又到泰山举行封禅典礼，告祭天神地祗，把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正统地位进一步确立起来。

    始皇还采取了强迫性的广告宣传。这种与今天广告“标王”铺天盖地的王婆卖瓜式相仿的做法，似乎秦的子民并没有买账。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到东方去巡视郡县，登上邹县峄山。在山上立了石碑，又跟鲁地儒生们商议，想刻石以颂扬秦之德业，商议在泰山祭天、在梁父山祭地和遥祭名山大川的事情。于是登上泰山，树立石碑，筑起土坛，举行祭天盛典。下山时，突然风雨大作，始皇歇息在一棵树下，因此赐封那棵树为“五大夫”，接着在梁父山举行祭地典礼，在石碑上镌刻碑文。后沿着渤海岸往东走，途经黄县、腄县，攀上成山的顶峰，登上芝罘山，树立石碑歌颂秦之功德。南行至琅邪山，十分高兴，曾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月。

    史书对此有记载：秦王兼有天下，建立名号称做皇帝，亲临东土安抚百姓，到达琅邪。列侯武成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随从着在海上一起议论皇帝的功德。都说：“古代的帝王，土地不超过千里，诸侯各守受封之土，朝见与否各异。互相攻伐侵犯，暴乱残杀不止，还要刻金镂石，立碑夸耀自己。古代五帝三王，知识教育不同，法令制度不明，借助鬼神之威，欺凌压迫远方，其实不称其名，所以不能久长。他们还未死，诸侯业已背叛，法令名存实亡。当今皇帝统一海内，全国设立郡县，天下安定太平。显明祖先宗庙，施行公道德政，皇帝尊号大成。群臣齐颂皇帝，功德刻于金石，树作典范永恒。”

    事实上，除了簇拥他的大臣们一片附和声外，并无百姓的认可。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曾进谏说：“天下初定，远方的百姓还没有安下心来，诸位先生都诵法孔子，陛下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望陛下三思。”秦始皇怒扶苏多嘴，把他轰出咸阳，让他到北边的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去执行监军任务。不仅士人，百姓也在怨恨秦始皇。楚地流行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歌谣，诅咒秦王朝灭亡。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东郡（今河南濮阳一带）落下一块陨石，有人在石上刻了一行字：“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知道后，派遣御史追查刻字人，由于无人承认，便把陨石附近的居民全部杀死，然后销毁陨石。尽管如此，朝野的怨恨不能稍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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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法家胜也？败也？

    许多人把中国两千年来的治国史看成是“内法外儒”，意思是说，口头上都大肆宣扬儒家思想，行动上却实践法家思想，或者通俗地说，就是“两手都要硬”，一手抓法家思想，一手抓儒家思想。这个硬道理是后继者从秦始皇的“统治偏瘫”病总结而来的。

    始皇独独青睐法家，在依法得天下之后，又依法治天下，从而让法家从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红极一时，因此，法家可以说是胜者。然而大秦帝国的衰落，与采用法家思想“苛政于天下”不无干系，法家又可以说是失败了。

    汉朝独尊儒术，从此儒家独步历史的舞台，法家成了没有名分的幕后杀手。距离韩非时代整整两千多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次提出了反对儒家思想的口号。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也难以给法家胜也败也一个定论。

    史册有证，秦自孝公以后的历代君主，几乎都是“法治主义”者。这种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秦国的君主代代都是天生的“法治主义”者，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商鞅变法使“法治主义”在秦国扎下了深深的根。

    公孙鞅第一次向秦孝公说以“帝道”，秦孝公昏昏欲睡，怪他是“妄人”；第二次说以“王道”，秦孝公仍不感兴趣；第三次说以“霸道”，秦孝公愈听愈朝前靠，听得有味，“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听了几天，还要听。

    于是公孙鞅得君行道，大变其法。

    他的基本理论是：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诸至德者，不和子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公孙鞅的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又最成功的一次变法。但是他自己最后被兔死狗烹，车裂以殉。这是法家思想胜而提出者亡的第一个历史讽刺。

    真正把法家推向独尊地位的是韩非。韩非在批判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学习吸收了法家前辈和道家前辈的思想，将法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巅峰，牢牢地吸引住了秦始皇。

    韩非原是韩国的国姓爷，可是没有机会得君行道，于是他出了一本十几万字的书，以抒抱负。这书很快流传到秦国，被秦始皇看到了，秦始皇深为喜爱，当即表示“但恨不见古人”。李斯说：“韩非不是古人，是我的同学。”于是，秦始皇就向韩国发兵抢人，就这样，韩非到了秦国。为了得到一个人才而专门发动了一场战争，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秦始皇是多么重视韩非的法家理论。但到了秦国，韩非被秦始皇捧了一阵，便因为李斯的妒嫉，冤陷而死。韩非死后十二年，秦始皇统一了天下。这是法家思想胜而提出者亡的第二个历史讽刺。

    究竟，法家的什么魅力打动了秦始皇呢？

    其一，法家的政治理想是寻找一个具有“法治”思想的铁血君王，让他去收拾天下的残局。在法家看来，一个平易近人、感情丰富，或者一个慈悲为怀、懦弱无能的君王，根本无从承担起推行“法治”的重任。这位铁血君王应是这样的英雄：他能够用最强力的手段去奴役民众，然后使民众获得解放。据法家说，寰宇要想“大定”，海内要想“清一”，苍生要想“获救”，天下人就得先忍受这位“救世主”的奴役。法家学派为了制造这类英雄，拼命鼓吹“明君独断”、君主极权。有学者认为，秦始皇嗜权成痴的个性与攻击性极强的人格力量，容易与“严而少恩”的法家理论一拍即合。秦始皇从年轻时代起就被秦国的特殊的文化环境熏陶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家人物，从而表现出极强的“法治主义”精神，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家理论，对法家大师韩非钦佩得五体投地，四处网罗各国的法家人物，坚决按照法家的“君主极权论”和“暴力万能论”来建构新国家的模型，坚决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铁血政策。

    其二，法家崇尚统一，即“法令由一统”、“政令皆出于上”。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与秦始皇的宏伟理想不谋而合。在法家理论合法化的指导下，秦始皇统一了天下，统一了货币，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文字。

    其三，法家思想主张“法治”重刑罚，这与秦始皇“治乱世用重典”的信念又非常一致。在统一国家草创之初，基于六国初定，人心未稳的局面，为确保大一统局面而严刑峻法治天下，定人心，诛叛逆，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那么，法家的遗憾又在哪里？

    关键在于，秦始皇对于法家的理解与篡改。换句话说，法家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完整体被采用过。

    公孙鞅在主张“重刑”的同时，没有忘记“去刑”、“重赏”。不过，公孙鞅的“重刑主义”在秦国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很快就发生了形变，他的“重罚厚赏”逐渐演变成“重罚轻赏”。而韩非本人也极力鼓吹“重罚少赏”了。他说：“重罚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即是说，在坚持恩威并施的“赏罚论”的前提下，把重点有意转移到突出“罚”的作用上。不过韩非也保留警告：“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不过，秦始皇采纳的更干脆。他认为“法治主义”的最大威力就在于它的“重刑主义”，主张“专任刑罚”的“重刑不赏”。他的宠臣李斯则更露骨：“名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

    法家思想的另一个致命缺陷是只能严厉处罚违法的臣民，却不能保障守法的臣民不受到非法的伤害。换句话说，韩非的法治对于臣民来说只会受其害不会受其惠。连商鞅、韩非本人都无法依法保护自己的生命，难免会受到臣民的反对。

    为了落实被精简为重刑的法治，秦帝国制定出了名目繁多、让人毛骨悚然的“法”条。以死刑为例，有戮刑、磔刑、弃市、定杀、生埋、赐死、枭首、腰斩、凿颠、抽肋、绞、剖腹、族刑、具五刑等等。

    在《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中有段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个范阳令，他在任十年，“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在执行过程中，一个小小的县令竟然如此凶残横暴，其他的各级官员就更不在话下了。

    “法治主义”彻底成了一把虎虎生风的统治工具，秦始皇挥舞着它，鞭笞着他的还没有完全脱离奴隶命运的子民，按照他的绝对意志，去建造宏伟的宫殿，去修筑豪华的骊山墓，去赶筑举世震惊的万里长城，去铺筑四通八达的驰道，去远征匈奴和南越，去巡游全国，去寻找长生不老药，去妄杀无辜和焚书坑儒……

    但是，严刑峻法只可当一时而不能持久，把在战场上用来对付敌人的办法拿来对付自己统治下的民众，势必会导致“民不堪命”的后果，无异于自掘坟墓。</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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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末世之劫

    7、末世之劫——必然毁于一旦，奈何扶苏抑或胡亥

    秦二世胡亥使秦始皇“皇位传万世”的好梦彻底破灭。太子扶苏继承了秦始皇的帝王气质，然而因为多了一点仁义天下的美德，终究与秦帝国的风格不符，而被历史所排挤。纨绔胡亥虽然丝毫不具备大写人物的任何迹象，却因为传承了秦始皇肃杀残暴的基因而登上了历史的席位。

    在帝国轰然倒塌的历史一瞬，围绕着权位的竞争，竟发生了一连串血腥的pk活动：胡亥pk扶苏；赵高pk李斯；赵高pk胡亥。这些pk活动，既搅乱了秦帝国龙气的纯洁，也耗尽了王朝最后一点底气。

    扶苏，秦始皇长子，因其母郑妃喜欢吟唱当地流行的情歌《山有扶苏》，秦始皇便为其取名为“扶苏”。“扶苏”是古人用来形容树木枝叶茂盛的词语。秦始皇以此命名，显然是对第一个儿子寄托无限的期望。

    年少时的扶苏机智聪颖，深得始皇喜爱，但他却有一副悲天悯人的慈悲心肠，让嗜暴的始皇有所顾虑。这扶苏长大后，常常在政见上也与始皇背道而驰。最为激烈的一次冲突就是扶苏反对始皇焚书坑儒。嬴政大怒，认为其性格软弱，不加以锻炼无法成才，于是下旨让扶苏协助大将军蒙恬修筑万里长城，抵御北方的匈奴，希望借此培养出一个刚毅果敢的扶苏。

    几年的塞外征战果然使扶苏成熟了许多，他身先士卒、骁勇善战，立下了不少功劳；敏锐的洞察力与出色的指挥才能让众多的边防将领自叹不如；爱民如子、谦逊待人更深得广大百姓的爱戴与推崇，大将军蒙恬也因此与他结下了深厚的情义。

    历史似乎注定与秦始皇过不去，这一次有意识的接班人培训，却事与愿违地毁掉了扶苏。天妒英才，能人与能人的结合总是会无意间触犯小人们的利益。大将军蒙恬一心扶植扶苏，他们的这种纯洁关系早已被人由惧生恨。这似乎也是一条历史规律：皇帝驾崩，不在身边的太子常常是很倒霉的。

    可怜始皇病危，思子心切，曾写过一封盖上御印的信给公子扶苏：“回咸阳来参加丧事。”信已封好，却一直被赵高扣留下来，没有交给使者。始皇终究未能见到扶苏，直到在沙丘平台逝世。丞相李斯认为皇帝在外地逝世，恐怕皇子们和各地重臣乘机制造变故，就对此事严守秘密，不发布丧事消息。棺材放置在既密闭又能通风的凉车中，让过去受始皇宠幸的宦官做陪衬，每走到适当的地方，就献上饭食，百官像平常一样向皇上奏事。宦官就在凉车中降诏批签。只有胡亥、赵高和五六个曾受宠幸的宦官知道皇上死了。正赶上是暑天，皇上的尸体在凉车中发出了臭味，李斯就下令随从官员往车里装一石有腥臭气的腌鱼，让人们分不清尸臭和鱼臭。

    赵高本是宫中的一个太监，但他也有一些才干，如精通刑法，不但身高力气大，字也写得很好，所以深得秦始皇的宠信，提拔为车马仪仗队长。赵高经常教胡亥书法和如何断案，加上一张三寸不烂之舌，胡亥很快被他牢牢地控制住。赵高清楚李斯的影响力，就对他说了自己的打算：矫诏立胡亥为太子，赐命公子扶苏、蒙恬自杀。李斯一口回绝。

    于是，赵高就劝他说：“李丞相，您最好好好考虑一下：在朝中，您的功劳、您的威望、您的计谋能和蒙恬相比吗？况且，扶苏对您的信任也没有对蒙恬的深，假如扶苏继位，那丞相的职位肯定就是蒙恬的了，哪还会有您的地方？丢掉丞相倒是小事，身首异处也不是没有可能。”

    李斯权衡再三，决定与赵高合作。只是李斯未来得及去想：一旦胡亥继位，自己跟胡亥的关系，能比得过赵高么？这一疏忽，让李斯背负上死亡的阴影。

    扶苏接到假诏，号啕大哭后，旋即执行自杀令。大将蒙恬起疑心，力劝其不要轻生，“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但扶苏为人宽厚仁义，不愿怀疑父亲，就一头撞死在石崖上，而得到消息的胡亥便忙不迭地登基称帝了。

    据说，扶苏撞了那块石崖后，迸出一股泉水来，人们为它起了个悲伤的名字，叫“呜咽泉”，同时把此地叫作“杀子谷”。唐代诗人胡曾在其《咏史诗》有证：

    举国贤良尽泪垂，扶苏屈死戍边时。至今谷口泉呜咽，犹似当年恨李斯。

    赵高借李斯之手除掉扶苏后，就着手借胡亥之手除掉了这个盟友。赵高设计使胡亥对李斯不满，然后又找机会向胡亥诬陷李斯总抱怨不受重用，似乎有异心，想和胡亥分土做王。

    胡亥听信了赵高的话，就派人监视李斯。李斯听到消息，马上反攻，上书揭发赵高的劣迹。胡亥不肯相信，反而将书信给赵高看。赵高就进一步地罗织罪名诬陷李斯。胡亥终将李斯抓捕，交给赵高负责审理。赵高自然不肯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对李斯用尽了酷刑，屈打成招。公元前208年，即胡亥即位的第二年，李斯被处以极刑：先是在脸上刺字，然后割鼻子，砍断左右脚，又拦腰斩断，最后剁成肉酱，即“具五刑”。李斯一生侍奉秦二主，皆力主酷刑，没想到自己最终也吃了个“套餐”。

    作为臣子，李斯的地位已经达到最高级别，不能再升高。而赵高，作为宦官，位卑言轻，很想升官掌权直至位极人臣。李斯要保，赵高要争，这个李斯是知道的。但李斯不知道的是，赵高的野心，原来那么大！独揽朝廷大权，篡位夺天下，这不在李斯的职业规划里。

    胡亥在秦始皇的儿子中是出名的纨绔子弟，一点不入始皇的眼睑。胡亥的劣根性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管窥一斑。有一次，秦始皇设宴招待群臣，让皇子们也参加。胡亥也遵命赴宴，但他不愿和大臣们循规蹈矩地在父亲面前喝酒，便早早吃饱借故退席。按照大秦的规定，大臣进入宫殿时必须将鞋子脱下放在殿门外。参加酒宴的群臣的鞋子摆放得整整齐齐，这却成了胡亥胡闹的道具。他借着酒劲，边走边随意地将群臣的鞋子踢得横七竖八。

    胡亥信奉庄子的逍遥理论：“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坐上帝王宝座之后，便极尽享乐。而且大搞**，残害兄弟姐妹和忠臣，崇尚严酷厉刑，苛政盖过其父。

    赵高唆使胡亥大开杀戒。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劫为免遭羞辱而死，选择了自尽。在杀死大臣的同时，赵高将自己的亲信一个个安插进去，他的兄弟赵成做了中车府令，他的女婿做了都城咸阳的县令，都是要职，其他朝中的要职也遍布赵高的党羽。胡亥只知道自己享乐，对赵高的这些阴谋动作毫无知觉。

    赵高为了达到自己彻底专权的目的，对胡亥说了一大通很有“道理”的话，大意就是说胡亥年轻，经验不足，而且皇帝也应该少和大臣们见面，以免在大臣们面前暴露自己的弱点。如果能居住深宫中听取赵高他们的汇报，有他们这些“栋梁之才”来辅佐，那国家会治理得更好。胡亥一听有道理，而且他也愿意呆在后宫中享乐，从此，朝中大小政事都由赵高一人来独断专行。

    赵高虽然大权在握，但他也害怕大臣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为了试验大臣对他的真实态度，赵高精心策划了一起遗臭万年的政治事件：指鹿为马。

    公元前207年，即二世三年，在一次朝会上，赵高让人牵来一只鹿，满脸堆笑地对秦二世说：“陛下，我献给您一匹好马。”秦二世一看，禁不住笑了：“丞相搞错了，这里一只鹿，你怎么说是马呢？”赵高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请陛下看清楚，这的确是一匹千里马。”秦二世又看了看那只鹿，将信将疑地说：“马的头上怎么会长角呢？”赵高一转身，用手指着众大臣，大声说：“陛下如果不信我的话，可以问问众位大臣。”大臣们看到赵高脸上阴险的笑容，两只骨碌碌轮流盯着每个人的眼睛，明白了他的用意。一些胆小又有正义感的人都低下头，不敢说话，因为说假话，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又怕日后被赵高所害；有些正直的人，坚持认为是说明书而不是马；还有一些平时就紧跟赵高的奸佞之人立刻表示拥护赵高的说法，对皇上说：“这确是一匹千里马！”事后，赵高通过各种手段把那些不顺从自己的正直大臣纷纷治罪，甚至满门抄斩。

    赵高过起了皇上皇的生活，直到陈胜吴广的军队逼近都城咸阳，胡亥才了解了天下的真实情况。等胡亥言谈之中流露出不满情绪时，原来就有篡位之心的赵高干脆先动手了。赵高的女婿阎乐领着上千人，假称抓捕盗贼，直闯胡亥的行宫，最后胡亥抽剑自刎。

    有人说，假如胡亥换作扶苏，秦始皇帝业千秋的梦想也许会实现，至少不会如此短暂。其实非然，扶苏与胡亥争夺的只是王位，胡亥在位仅仅三年，其苛政并没有来得及铺展开来。也即是说，秦始皇留给他的继承人的已经是一个濒临崩溃的烂摊子，只不过调皮的胡亥一不小心嘎嘣弹断了“秦”弦罢了。诚如韩唐在《博弈生存：中国历史现象的博弈论解读》中所说：“无论是扶苏还是胡亥，都不能拯救秦王朝的即将灭亡的命运。这种谁都无法拯救秦王朝的无差别现象，就是因为秦王朝推行的政策，造成了当时最高统治者与臣民之间处于一种相背离的博弈状态，统治者想要控制人民，人民想要摆脱控制，二者之间没有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这个博弈对局就只能以一方的失败而告终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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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亡命之徒的人权叩问与造势才智

    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过：“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一个王朝的灭亡，首先从道义上的灭亡开始，道义灭亡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肯定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

    公元前209年秋，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敲响了秦王朝覆灭的丧钟。仅九百人的起义队伍赤手空拳，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面对强大的秦王朝镇压机器毫不畏惧，一往无前，犹如干柴堆上，点起一把火，风助火势，越烧越旺，一举烧毁了秦始皇精心搭建的帝国大厦。帝国的如此不堪一击，这是仰卧在地下王宫里的秦始皇如何也想不到的结果。

    说陈胜、吴广起义是农民起义其实有些牵强，因为二人身份尚带有奴隶性质。

    陈胜年轻时，常被雇佣从事耕田，没有一个固定的雇主。《史记》里说此人素有大志，在田埂休息，会突然冒出一句：“富贵了，不要相忘。”同伴们笑他：“就你呀？啥时候会富贵呢？”他会自嘲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尽管说陈胜有点追求，但不到万不得已，他也决不会造反的。从起义小胜后陈胜的骄奢表现来看，可以推断这人断无坐拥天下的胸襟与抱负，也许不过是个农村里游手好闲的莽汉罢了。日子但凡太平，他的“鸿鹄之志”，可能就是摆脱不断跳槽的苦命，谋得一个稳定的职业罢了。说他有谋反基因，也只是古代史家演绎造势罢了。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连个半农民的职业都做不了了。在发配服兵役到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守边的名单里，就有陈胜、吴广的名字，所幸二人都当上了小头目，不枉“鸿鹄之志”。当时二人各负责押解一批壮丁去大泽乡集合，结果碰上连绵大雨，道路不通，按照路程计算，已不可能如期到达。不如期到达，依秦法都得处死。陈胜、吴广于是商议说：“如今逃亡是死，起义也是死，同样是一个死字，死于国事，不更好些吗？”可见，已是到了不起义活不下去的地步。

    二人手下的那一组命运的俘虏们自然都同意。接下去，就是给自己起义找个理由，借以号召更多的人投入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两个都是在人堆里混出来的人，深悟底层人的习性。所以，他们不从讲大道理开始，而是从扫除群众心理障碍开始。陈胜、吴广先利用戍卒的迷信心理，制造“鱼腹丹书”“篝火狐鸣”之类的异象，煽惑人们的情绪；又“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

    二人先是找了算命先生卜卦。算命先生了解他们的用意，就说：“你们的事一定能成功。是不是还要问一问鬼神？”陈胜、吴广揣摩算命人的暗示，说：“这是教我们先从心理上给群众施加影响。”于是在一块红绸子上写上“陈胜王”三个字，置入所网鱼腹中。伙夫买鱼煮食，发现鱼肚内的红绸书，十分惊讶。间隔不久，吴广在屯留之处附近祠堂荒庙中，夜间点起篝火，装着狐狸的叫声说：“大楚兴，陈胜王。”戍卒们一夜惊恐，天一亮就交头接耳，对陈胜指指点点。舆论宣传效果相当不错，成本也不是很高。

    仅仅靠舆论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说服力的标杆人物及事件。吴广平时关心人，有一定的人格魅力，士卒多愿为他效力。押送的将尉喝醉了，吴广故意说想逃走，逗尉官发怒，挑动尉官辱骂自己，以激发士卒对自己的同情。尉官果然鞭打吴广，并举剑刺过去。吴广跳起夺剑，反身刺死尉官，陈胜在一旁助力，一连杀了两名将尉。

    事情惊动众人，陈胜、吴广趁机游说众人：“大家遇上大雨天，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已误期，误期罪当杀，即使不杀，在边境戍卒，十之六七要累死饿死。壮士不死罢了，死要死得有名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句带有人权叩问的呐喊，无论在当时还是对于此后的起义者，都产生了非凡的煽情效果。生存权与平等权，这是再低级不过的生命诉求了，然而在此前的历史岁月里，却没有人敢于如此豪壮地喊出来。秦王朝对人性的肆意蹂躏，让多少在战国时代就已支离破碎的心灵，更加零零碎碎。这一句有感而发的呐喊，仿佛甘露洒在炸裂很久的旱地，唤起了人们积聚许久的满腔义愤。这满腔义愤化为一团火，汇集起来，就有了燎原之势。当时根本不存在“星星之火”，因为为了活着这一基本的生命主题，无论是性善性恶的人，此时都不折不扣地成了亡命之徒。要么彻底燃烧，要么完全熄灭，这就是当时的生命之火。

    众人当即表示听从。于是陈胜、吴广借太子扶苏和楚国大将项燕的名义起义，迎合广大民众之愿望。起义者袒露右臂，拉起大楚旗号。在野外筑坛宣誓，用将尉的头祭旗。陈胜宣布自己为将军，吴广为都尉，率领起义队伍攻打大泽乡政府，占领之后又攻蕲县。之后继续东征，连克、苦、柘、谯等地。打到陈县时，已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一千多，步兵几万人。于是陈胜称王，国号张楚，当此时，许多郡县民众苦于秦吏压迫，都把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吏抓起来判刑，或杀掉以响应陈胜。

    随着反秦战争的发展，陈胜变得骄傲，听信谗言，诛杀故人，与起义群众日益疏远，派往各地的将领不再听从他的节制。围攻荥阳的吴广也与义军将领田臧意见不合，田臧竟假借陈胜的命令杀死吴广，结果导致这支队伍全军覆灭。章邯在荥阳获胜之后，乘胜猛扑陈县，陈胜接战不利，突围逃至城父(今安徽蒙城西北)，为叛徒庄贾杀害。此后陈胜的部将吕臣率领的苍头军虽两度收复陈县，处死庄贾，但张楚政权已不复存在。

    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战争。要发动区区九百人，赤手空拳去对付武装到牙齿的几十万秦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陈胜、吴广起义虽不到一年而败亡，但恰似一声春雷，震倒了徒有一具庞然空架的秦帝国。

    造反是大逆不道，天诛地灭。但陈胜吴广不信这个邪。他们打破了束缚农民思想的传统陈腐观念，打破了唯心史观和宿命论思想，给风起云涌的农民革命以一次新的思想解放。“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振聋发聩的名言，鼓舞了后来的造反者。他们成功的舆论宣传和对大众心理的拿捏才智，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效仿的模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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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秦始皇与奥古斯都·恺撒

    “历史上的事情经常是千篇一律、殊途同归，相同的令人奇怪。当东方的秦帝国正进行完毕了一场统一中国的殊死搏斗；在地中海北岸的南欧，罗马帝国与迦太基及马其顿刚刚开始了一场为地中海的霸权而展开的生死之战。随着迦太基城邦的覆灭和马其顿帝国的军事失利，罗马确立了其在地中海上的空前霸业。”（邹牧仑，《梦断神州》）

    秦之作为大帝国，略早于西方的罗马帝国，但大体上是同时代的。在古朴粗犷的铁器农耕时代，大秦帝国与西方罗马帝国一起，成为高悬于人类历史天空的两颗太阳，同时成为东西方文明的正源。但是，大秦帝国与罗马帝国的历史命运却是截然不同的。一方面，秦帝国统一大政权存在的时间极短，只有15年；而罗马帝国却有数百年大政权的历史。另一方面，秦帝国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文明体系，奠定了中国文明的根基，而且绵延不断的流传了下来；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罗马帝国，却在历史更替中变成了无数破碎的裂片，始终未能建立一脉相承的统一文明。

    西方作家偶尔把秦始皇与拿破仑相提并论，但是若把他与罗马帝国的创始人奥古斯都·恺撒相提并论似乎更加适宜。两者所建立的帝国在面积和人口上大体相同。将东西两大帝国的创始人、对历史影响举足轻重的伟大人物放在一起比较，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罗马帝国的奠基人奥古斯都·恺撒35岁得到“奥古斯都”这个皇号。奥古斯都在拉丁语里有“皇帝陛下”的意思。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自称皇帝，时年38岁，二人功成名就的年龄差不多。

    奥古斯都·恺撒生于公元前63年。他是儒略·恺撒的侄孙，儒略曾是罗马的政治风云人物，他自己没有儿子，十分喜爱年轻时的奥古斯都·恺撒，为他铺下了从政之路。但是在公元前44年当儒略·恺撒遇刺之时，他还只不过是个不满20岁的学生。这与秦始皇被怀疑非秦人后代的民间传说有几分相似，而秦始皇继位时也不过20出头。

    老恺撒遇刺，因为他要结束罗马共和政体、自称帝王的意图昭然若揭。老恺撒死后，在经历了多年内战和共和政体的罗马遭到明显失败以后，大多数罗马人愿意接受一位仁慈的**君主，只要他表面上继续实行民主统治就行。奥古斯都·恺撒俨然是理想人选。而且，与秦始皇不同的是，奥古斯都·恺撒顺应了民望和形势需求，他没有武力得天下之后武力治天下。

    虽然奥古斯都·恺撒在登上权力顶座的斗争中残酷无情，（他利用老恺撒最亲密的朋友马可·安东尼，把其他政治死敌一一歼灭后，回头再灭了安东尼。）但是一旦地位巩固，他就采取出人意料的和解态度。公元前27年，为了稳定元老院议员的情绪，他宣布要恢复共和国，主动辞去了自己所有的政治职务。但事实上他保留了作为西班牙、高卢和叙利亚诸行省的元首职务。由于罗马的大多数军队都在这三个行省，所以实权仍牢固地掌握在他的手中。元老院推选他为名誉奥古斯都，但是他从未接受过帝位。在口头上，罗马仍是一个共和国，奥古斯都只不过是第一公民，但实际上，奥古斯都想要得到任何官职皆是开口之劳，感恩戴德、温良驯顺的元老院对他总是一呼百诺。奥古斯都·恺撒在余生的岁月中，成为了一位强有力的独裁者。到公元14年他去世时，罗马完成了由共和国向君主国的转变，他的养子轻而易举地成了他的继位人。

    与秦始皇置天下于不顾、死死抓中央集权的做法相比，奥古斯都·恺撒的做法要英名得多。他出类拔萃，可称得上是历史上才干卓绝、仁慈大度的君主的最佳楷模。他的安抚政策为愈合罗马内战所带来的深刻创伤起了重大作用。奥古斯都统治罗马四十多年，他的政策在随后的许多年中对该帝国都有影响。

    与秦始皇灭六国合天下的显赫军功相比，奥古斯都·恺撒丝毫不逊色。在他的领导下，罗马军队完成了对西班牙、瑞士、加拉西亚和巴尔干半岛许多地区的征服。在他的统治完结时，罗马帝国北部边界与莱茵河—多瑙河河道没有多大区别，该河道在随后几个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里均为北部边界。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改革军制，把财政大权和军权牢牢控制在中央手里。奥古斯都也修改了罗马的税务结构和金融制度，改编了罗马军队，建立起一支永久的海军队伍；他还组建了一支贴身护卫队──罗马皇帝侍卫队，这支侍卫队在未来的世纪里对挑选和罢免皇帝起了重大的作用。

    秦始皇兴修水利、建长城、打造阿房宫，把中国装扮得气势恢弘。而在奥古斯都的领导下，一个庞大的宽阔公路网遍布整个罗马帝国，许多公共建筑在罗马城市内拔地而起；罗马城的面貌美饰一新。

    秦始皇焚书坑儒，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而奥古斯都时代则是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文艺百花盛开。罗马最伟大的作家维吉尔、霍里斯和李维等人就是出现在这个时期。作家奥维德引起了奥古斯都的不快，被逐放出罗马，比及秦始皇的活埋，显然比较幸运。

    两个伟大人物不同的政治态度造成了令人揪心的迥然后果。同样作为一个**统治的开始，秦始皇和恺撒的意义是大不一样的。西方的坏统治者，也许会从恺撒那里学到一些有益的东西；而东方的好统治者，也许会从秦始皇身上学到一些坏榜样。东方和西方的体制是从秦始皇和恺撒的种子上长出来的大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人的想法和作为决定了两个世界以后的格局。恺撒要的是重整山河的权力，并不是君主所能有的排场，即使身为罗马的绝对主人，他的举止不过是一个党派领袖：圆通平和、和蔼近人，从不把军事上的威胁带到政治上来，即使在成功的顶峰上也能识别出成功的自然界限，不去做力所不及的诱人之举，所以，奥古斯都开创的国内和平即所谓的“罗马和平”持续了大约两百年之久；而一心梦想千秋万代的秦始皇辛苦创立的帝国历二世，不足15年即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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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法则在大秦

    ◆秦帝国对军队的控制——武装失控指数8′

    秦朝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军队，并置于皇帝的严格控制之下。凡调动士卒50人以上，必须持有皇帝的虎符为凭，才准调动。否则，就是违法。秦始皇解除了除他自己军队之外的所有士兵的武装，还下令将民间兵器尽数收缴，熔为铜人，剥夺了百姓反叛的手段。秦朝的军训制度较为严格。秦律规定，射手发弩不中，驭手不会驾车，骑士和马匹课试最劣者均要受罚，有关督训官吏及负责选募者也要受罚，由此可以推断秦军的战斗力甚强。

    但是，当陈胜吴广掀起的农民起义者即将踏进咸阳的时候，奋起抵挡的并不是帝国的正规军，而是一支由囚犯拼凑而成的部队。在秦始皇下葬以后，规模浩大的地下陵墓仍然没有完工，几十万囚犯一直在忙碌善后。当起义军离秦始皇陵不到10里的时候，即位的秦二世赦免了修建囚犯，命令他们拿起武器，镇压反叛。问题在于，秦军的主力部队在哪儿呢？

    秦统一以后，军队有过两次最大的集结。一是广西桂林附近一个叫严关的要塞，50万秦军曾从这里南下，与土著人作战。当起义突然爆发的时候，这部分秦军正在戍守刚刚平定的南部疆土。在帝国存亡的关头，他们选择了沉默。司马迁记载，当地的最高长官下令，堵塞南北之间所有的通道，军队严禁北上作战。南部秦军就这样彻底抛弃了自己亲手创建的大帝国。

    秦军的另一支主力在帝国的北疆。打败了匈奴骑兵以后，30万精锐并没有南撤，而是镇守在长城沿线。当都城告急的时候，这支秦军开始南下。但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它的行动为什么异常缓慢。保卫都城的任务只能托付给那支由囚犯临时组成的秦军。

    由此可见，到了帝国末年，军队控制权已经不在当政者的手里了。这就是秦帝国亡于一批缺乏武装的亡命之徒的原因所在。

    ◆秦帝国对官吏的控制——吏治**指数7′

    秦始皇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帝国体制，一个管辖全国的有三公九卿组成的中央政府。帝国的整个官僚体制可谓相当严谨。秦朝对于官吏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制定了很多处罚官吏的法令。官吏犯法，不是像西周那样享有特权，而是加重处罚。《云梦秦简·为吏之道》载：“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但是事与愿违，这些官吏如同秦始皇一样迷恋刑法，滥用权力，鱼肉百姓，“刑人不能极”，比如前面第6节提到的范阳令。秦朝的灭亡，直接源于官吏的不得人心。

    学者黄仁宇认为秦始皇开创的这套政治体系是一种“早熟”，这种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可是中国人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其下端粗率而无从成长发展……”

    秦朝官吏的执法过于粗暴。秦朝的地方官吏多为军人（如灭韩的将领叫内史腾，之后即为秦守韩地），他们缺乏应有的执法素质，手段往往粗暴。比如押送陈胜吴广的那两个将尉，“吴广忿圭尉”，“尉果笞广”。正因为这样，在陈胜起义之后，“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甚至有的秦朝官吏已经表明态度要依从起义转而伐秦，百姓仍然不原谅他们。

    ◆秦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9′

    秦始皇经济统一措施中着力最多的应该是统一度量衡，从历史考古见到的许多标准量、权刻诏器和反复强调“明一之”的诏文内容可以体察得出。秦始皇不仅颁行标准器，而且在许多标准器上刻出诏书，同时要求每年对标准器进行校验，还对有问题的衡量器有明确的处罚规定，并进行市场监督，要求明码标价“各婴其贾”(《金布律》)。度量衡统一不仅是统一国家经济运行的要求，重要的是与皇室对财富的控制关系很大，统治者在上面下力气是不难理解的。

    秦帝国大搞工程建设，修建皇宫，修建皇陵，修筑长城，修造驰道。这些工程规模浩大，必然要耗费惊人的财力、物力，这些都需要有强大的税收来源支撑。

    《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陵中葬有数量巨大的珍奇宝物，并用水银制成百川大海，“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让墓中永久保持光明。面对如此奢靡情景，盛行厚葬之风的汉代贵族也不禁感慨道：“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在这个“盛”字中，不知消融多少民脂民膏。

    秦朝的赋税很重，是前朝的20倍。《汉书·食货志》：“（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人民要把全年收获的2/3交给政府，而汉朝“收秦半之赋”。这么重的赋税，使“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人民只能“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了。

    ◆秦帝国对意识的控制——舆论钳制指数10′

    在秦始皇的大一统体制里，包括一条：就是统一舆论，控制意识形态。秦始皇为此而采取的“焚书坑儒”酿成了悲惨的文化浩劫，遭致后世无穷非议。“焚书”措施有三个方面：一是焚烧秦记以外的史书，以及诗、书、百家语，只保留医药、卜筮和种树之类的技术性书籍，命令颁布后30日内不焚书者治罪。二是令下后若再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族，杜绝以历史反现实的行为。三是有愿意学习法令者，以吏为师。可见“焚书”的要点是剥夺人们学习知识的自由，剥夺人们政治思考的自由；或者换句话说，人们只有阅读某种书籍、学习某种知识的自由，知识和思想被强行拉入以皇帝为最高代表的集权统治所认可的轨道之中。

    所谓“坑儒”，是处死私下诽谤秦始皇的方士和儒生。“坑儒”事件的血腥气息，进一步增强了“焚书”带来的文化**主义精神，将春秋战国以来生气勃勃的自由思索精神拦腰斩断，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事实表明，用“焚书坑儒”的手法来统一舆论，控制意识形态，是不可能成功的。正如晚唐诗人章碣《焚书坑》所言：“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秦帝国人心向背问题——人民痛苦指数10′

    世人皆曰秦亡于暴政，正所谓秦王无道，天下俱反。唐代文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下了一句名言：“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为家，肴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过秦论》）

    费正清总结秦灭亡说“秦二世的残暴不说，原先六国的贵族仍然忠于各国的王室，而精英知识分子也对其禁锢诸子学说的政策十分不满，平民百姓更是不堪远征和大兴土木的沉重负担。”可见，秦朝失去的真是各个阶层的民心。

    秦国的统一进程具有殖民征服般的政策，以及后来大兴土木，沉重的徭役和兵役让平民百姓吃尽了苦头，“秦政治的失败，最主要的在其役使民力之逾量”（钱穆语）。秦朝严酷的刑法，更使人民苦不堪言。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可以说，还没有哪个王朝的人民所受的痛苦，比得上秦朝末年。所以，秦朝末年爆发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光到项羽刘邦，可谓经久。

    ◆秦帝国领导人的统治魅力——帝王糊涂指数7′

    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秦始皇自满，不愿意纳谏，犯错误后还不准备改正。秦二世胡亥也大致如此，子婴软弱而生性孤独。“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国）不亦宜乎？”

    “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李斯语）。君主失去了外在的约束的压力，那么约束君主的只能是君主自身的修养和自制力了。统一后的秦始皇与统一前的秦始皇心态已发生重大变化，如对自身**权力的极端维护，使秦始皇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他好大喜功，怀疑一切，猜忌一切，这就使他既未能建立一套有效的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更迭机制，也破坏了中央行政中枢的运行，更使社会受到巨大的创伤。其继任者秦二世更将秦始皇的人治特点推向极致。二世的荒唐可笑，世人皆知，他没有受过磨难，对手中权力更是恣意挥霍，“重之以无道，坏祖宗与民，更始作阿房宫，而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能受恤”，从而使“天下苦秦久矣”。

    对于秦始皇的深层认识，有史学家认为他过于追求完美，是“具有乌托邦倾向的激进政治家”。他迷信法家，试图用国家制度整合一切社会问题，大刀阔斧，规划宏伟。他过高估计了自己个人的力量，不懂得治理国家是一个复杂的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综合工程，也严重忽视了当时人民的生存权利，忽视了人民是其需要协调的各种利益关系中最重要因素。他设计出了改革社会制度的伟大蓝图，并不顾社会承受能力，采取强制措施，驱使全体国民去实现这个蓝图。

    ◆秦帝国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防御薄弱指数6′

    秦朝统一全国，匈奴经常南下侵犯。为了保证中原地区的安定，秦始皇派大将蒙恬举兵作战，镇守边关。并且大规模修筑长城，在长城附近设立郡县，从中原地区迁徙3万多户人家在此定居。

    很多人对秦皇神鞭北击匈奴赞不绝口，但是一些很有见地的史学家敏锐地指出：秦帝国对于匈奴入侵问题，一直是消极防御，很被动。学者邹牧仑就认为：“秦帝国短暂存在期间，虽然一时间解决了北患，但终秦始皇有生之年，匈奴问题并没有获得根本解决，这些游牧人虽然一时被震慑却绝对没有屈服。”秦始皇自己也一直慨叹：“灭秦者，胡也！”却无可奈何。

    对于采取长城力求防御上一劳永逸的做法，一直遭后人质疑。事实上，长城的作用确实很有限，明朝的兵部尚书刘焘说：“长城之设，古为无策。是以修筑愈炽，而患虏愈炽；钱粮愈耗，而士马益疲。无一岁而不请修边之粮，而一秋有修边之效。”（《明经世文编》）

    ◆秦帝国抗击天灾**的能力——物资储备不足指数9′

    “抑洪水而天下平，驱猛兽而百姓宁。”中华早期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水灾。古代传统上，习以治水业绩来品评王者英明度，比如大禹治水，流芳万年，因此秦始皇在这方面很是注重，而且也颇有卓迹。秦始皇派李冰修都江堰以治水，都江堰分流洪水，有效避免了下游的洪水灾害。

    不过《剑桥中国史》在分析秦帝国崩溃原因时，尖锐地指出：秦朝失败不可避免，原因在于资源的过度紧张。

    “秦始皇死前的紧张情况，只能在史料里隐隐约约地见到，但是肯定存在。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东游时，有‘盗’惊驾，尽管在全国大索了10天，他们都逃之夭夭。公元前216年，秦始皇微服夜行时，又遭遇强盗，被卫兵所杀。这一次，在秦周围大索20天。可能更重要的是，同年一石粮食值1600钱；虽然其他商品的价值不祥，但这无疑是个大数目。人们对帝国在秦始皇身后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可能不会大吃一惊了。”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发生天灾**的岁月，盗贼才会猖獗。物价之暴涨，也反映了当时资源储备的匮乏。

    ◆秦帝国对宫廷后闱的控制能力——宫廷不稳定指数9′

    秦朝祚命虽短，却已大演宦官乱政的把戏。秦始皇性疑，猜忌朝廷的文武外官，总防着他们有外心；但却认为朝夕侍候在自己身边百依百顺、出身低下而又没有后代的宦官可靠。所以从秦朝开始，宦官就有了市场。秦始皇在位时，就很宠幸宦官赵高。秦始皇死后，赵高权倾朝野，指鹿为马。前文讲过，建设皇帝政治功劳最高的文官李斯和处于军事重要地位的武将蒙恬先后被赵高谗害，帝国文武两方并失依据，造成严重的内部衰乱。后来，赵高更是野心勃勃，极尽谗言，游说二世怠政，图谋有取而代之。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赵高极力对二世瞒天过海，致使因为情报的堵塞，帝国失去了及时平乱的时机。当二世责难赵高，赵高指示亲信在望夷宫逼杀秦二世，又以继任的秦贵族子婴“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取消帝号。因此，有人认为：秦朝非亡于六国旧势力，也非亡于秦统治者自身，而是亡于后院起火。

    ◆秦帝国振衰起废的变革能力——应变力匮乏指数7′

    战国时代，各国在纷争中都注重变法图强，惟独商鞅变法取得了明显效果，帮助半蛮荒的秦国惊奇胜出，一统天下。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成也变法，败也变法。

    变法主张“以法治国”和“明法重刑”。其一，强调“以法治国”；其二，“轻罪重刑”；其三，不赦不宥；其四，鼓励告奸；其五，实行连坐。这些主张在执行过程中，又被过分拉大。所谓“乱世用重典”，统一前期，这些严厉措施确实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有利于巩固统治。但是，到了治世，民心思安，百业待兴，就应当采取积极政策，“广施仁政”，而不应当继续拿严刑酷法来约束天下。

    老子《道德经》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贾谊云：“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商鞅变法过分强调法刑法，秦帝国的社会问题反而更多，因为，一个社会法令越多，犯法的人越多。因此导致秦朝烙下了苛政的罪名。“主要的一点是，法治和政治修明不可分，一旦政府官员颟顸**，法律反而成为毒素，成为迫害善良守法人民的一种残酷工具，结果形成暴政，官逼民反。”（柏杨语）

    ◆秦帝国对地方的能力——中央权力分散指数7′

    众所周知，中央集权始于秦朝。秦王朝控制的是一个北起长城，南抵今越南北部，东达朝鲜半岛，西临澜沧江畔的辽阔版图。在农业社会落后的资讯交通环境下，如何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有效的治理，是统治者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政治课题。年轻的王朝和同样年轻的统治者在应对这个课题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老练和成熟，创造性地提供了内容丰富的政治统治资源。

    那么，实际效果如何呢？陈胜吴广也不过是一群亡命徒，但是就是这样的亡命徒在起事之后，以数百人之众，就能“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由此可见秦朝政府运作失效和地方控制的乏力。

    有人形象地将之比喻为“大一统的消化不良”。秦始皇不遗余力把天下划分板块，分区治理，由于初创帝国，人民对大一统的依赖性还没有形成，所以和版图并没有和为一体。

    ◆秦帝国处理多民族融合的能力——民族不和谐指数7′

    在民族融合上，秦帝国大致采取了这一途径：征服+移民。

    北伐匈奴后，在河套以北阴山一带地区，设置了34个县，重设九原郡，并从内地移民3万户定居，对边疆开发和民族融合起了重要作用。

    南征百越，经过大约六年的战争，占领了岭南，在那里设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并向岭南大量移民，使落后闭塞的岭南得到开发。

    在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的少数民族总称为西南夷，秦统一六国后，修建了“五尺道”，加强了西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联系。秦还在这一地区任命官吏进行统治。

    需要指出的是，大秦对各少数民族的融合是通过武力途径实现的。各民族更多的是屈服，民族融合刚刚开始而已。

    结论：大秦末年的衰败指数=武装失控指数8′+吏治**指数7′+税赋沉重指数9′+舆论钳制指数10′+人民痛苦指数10′+帝王糊涂指数7′+防御薄弱指数6′+物资储备不足指数9′+宫廷不稳定指数9′+应变力匮乏指数7′+中央权力分散指数7′+民族不和谐指数7′=96分

    (始皇继位)（统一全国）（胡亥继位）（胡亥）

    前246年前221年前209年前206年（灭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0′80′96′120′

    绿灯区黄灯区红灯区

    指数说明：良1－2分；中3－4分；及格5－6分；差7－8分；很差9－10分。分数越高，危险系数越高。最高分合计120分。其中，绿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区，黄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警惕区，红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危险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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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汉 长寿王朝摇摆而终 楔子

    纵观中华大历史，不乏让后世人千古敬仰的朝代。周朝以仁义而兴起，秦朝以法治立国，唐以文治武功一统天下。然而，它们没有刷新我们民族的称谓，惟独汉朝的出现，使中国人在“华夏子孙”之外又多了一个称谓——汉人。由此开始，“汉”与“华夏”在中国大地乃至世界范围内并行、延续了几千年。

    中国古人向来崇尚大物伟物、崇尚具有阳刚之气和壮美气象的事物。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黄帝、尧舜等人之所以受万民敬仰，也恰恰是因为他们所建立的业绩太大，因而才可以与天地相媲美。华夏民族尚“大”情结，在“汉”字的本义里也有所体现。

    “华夏”在远古时的意义为：华者，花也；夏者，大地；华夏者，花之大地。“汉”字的本义是“国之大水”，来源于汉水，汉水古称夏水（大水），因为汉江水是天上的银河。因此，“汉”字上继承华夏之“夏”字，也包含着大的意思。这样，天上的大水银河借用地上的汉水，崇“大”的心理内涵就接进了“汉”字之中。

    汉族、汉字、汉语，这些称谓乍一听起来，就容易让人联想起汉朝。它们确实和汉朝有关系，而且是非常密切的关系。

    中华民族是经过逐渐融合而形成的，春秋战国大融合时期已经基本完成。秦统一六国，但是秦王朝太短暂，直到刘邦建立了汉朝，汉承秦制并发扬光大，中国的版图才确定下来。中国的主体民族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基本融合完成。后世的人们就习惯称逐渐融合了其他民族的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民族为汉族，到后来，其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字也就叫汉语、汉字了。

    把汉与华夏相提并论，也不夸张。我们现在的生活基本上处处离不开汉帝国的影响。

    现在，还有很多农民依旧扶着和汉朝大略相同的犁，赶着和汉朝大略相同的车，住着和汉朝大略相同的屋舍，吃着和汉朝大略相同的饭食……

    春节如今成了我们一年里最重要的节日，那为什么一年非得从正月开始呢？这与司马迁主持制定的历法有关。新制定的《太初历》虽然只使用了189年就被《四分历》代替，但是《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也就是以正月为一年中的开头，这一制度，后来被一直沿袭。

    世界女权主义研究者一向对中国当代女性的相对高地位大为赞叹。其实，在汉代，女性的地位也很高。只是后来的王朝又把她们束缚起来罢了。汉代的女性有很多的爵位，甚至同男人一样可以封侯。对女性的伦理要求也不是那么严格。女性可以再嫁，有的公主就嫁了好几个男人。卫青和公主结婚时，公主比他大了十来岁，原来还有丈夫。包括汉武帝本身，他的母亲也是再嫁的，而且有过孩子的。

    在鉴赏汉代铜镜时，鲁迅对汉代文化特征曾有过一番评论。他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这位虽不专门治史却对历史有透彻理解的思想家在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时往往多有悲凉感慨，独独对于汉代之“豁达闳大之风”深嘉赞赏。

    不过鲁迅的“遥想”二字，也不由警醒我们去对比，同是汉人，现在与汉时，时空玄变，我们到底有无遗失？

    有史学家考证，当时的汉人，要比后来一些历史时期有更多的率真。比如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考古曾出土了一系列文字瓦当，如汉长安城遗址采集到的“富贵”、“严氏富贵”、“万岁宜富安世”、“千万岁富贵宜子孙”文字瓦当；陕西华县汉京师仓遗址出土的“大富”文字瓦当；西安南郊春临村采集到的“富贵毋央”文字瓦当等等，这些文字毫不掩饰对富贵、对金钱的炙热追求，这种热望，其实是历代人们共同的心理，只是汉代人表露的更为坦然，更为直接，更为公开罢了。

    我们国民性中为近代激进学者所深恶痛绝的虚伪，曲折与阴暗，在当时还并不明显。有人说汉朝是中国文化的少年时代，是有一定道理的。少年的纯真和质朴，真是汉代主流文化风格的特征。

    汉朝让我们如此地骄傲与遐想，然而，这一切辉煌的来临，却是由一位出身相当卑微的贱民开拓出来，而且，帝国也曾经剧烈的摇摆过，因此史学家习惯地把汉帝国硬性拆分为西汉、东汉两部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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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刘邦摆平部下的得与失

    刘邦夺得天下更多是靠团队。打下天下后，团队的潜在问题就出现了。团队的优秀分子，在打天下的时候，个个都是一把好手；太平盛世，就容易成为造反的怀疑对象。犹如抗日战争时期纷纷埋下的地雷，当时为了炸掉更多的敌人，当然是多多益善，解放后，遗留的地雷立马就成了隐患，谁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响呢？

    对于那些历代开国皇帝来说如何对待开国元勋是个很头痛的问题，尤其是像刘邦这样从底层一步登天的皇帝对于这个问题更是觉得棘手。因为是从底层上来的，皇室的势力不大，甚至不及那些开国元勋，就无力荫蔽天下。在历史上，皇室势力不及开国元勋的情况下，对待功臣的方法有两个典型：一是大屠杀；二是厚待却不给实权。刘邦就是第一种做法的开创者。韩信临终前所说的那句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就准确概括了刘邦对待“危险分子”的态度。

    西汉初年，天下初定，不宜再起干戈，为了加强中央权力，刘邦采用了西周的分封制，“分而治之”。分封了七个功臣战将为异姓诸侯王：楚王韩信、长沙王吴芮、越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赵王张敖、韩王韩公子信。这七个王所辖的领土几乎占了全国之半，对于中央政府的稳定和巩固造成很大的障碍和威胁。所以，从分封之日起，刘邦就在策划如何一一消灭。

    猜忌——削权——杀头，是功臣枉死的三部曲。韩信功高，有奇谋，善用兵，刘邦早有防范之心。当年，韩信扫荡北方如风卷残云，到处都在绘声绘色地传说着他神奇用兵的故事，刘邦联想到自己的一连串惨败的狼狈相，心如刀绞：彭城大逃亡，在楚军追杀中，三次将自己的一对亲生骨肉推下车去；荥阳突围，让纪信去假扮汉王从东门降楚，自己由西门仓皇逃遁；成皋被围，他又单独与夏侯婴乘一辆车从北门逃到了小修武……相形之下，他显得无能和渺小。“说不定有一天，他也会成为自己的催命鬼。”想到此，刘邦顿时打了一个寒噤，像朗朗晴空，一片阴云从天际袭来。当时，韩信派使者来要齐王头衔时，刘邦怒不可遏，愤然拍案时把面前的酒樽都震倒了。张良、陈平及时踩了一下他的左脚和右脚，他才冷静了下来。那时，刘邦尚无力阻止韩信自立为王，担心稍有不慎，逼急了韩信去投靠项羽，后果不堪设想，才强忍住怒火。

    在把韩信封为楚王后，刘邦一直视他为眼中钉，后采用谋士陈平的计谋，在陈地诱扣韩信，将他贬为淮阴侯。大臣田肯向刘邦道贺，建议刘邦在关中建都，那样就像站在高屋之上向下泼水一般势不可挡。刘邦十分高兴，大赏了田肯。这就是成语“高屋建瓴”的由来。

    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95年，七年之间，汉高祖借口他们谋反，将韩信、彭越、英布、臧荼等杀掉，张敖被废为列侯，韩王信进入匈奴，仅留下一个势力最小的吴芮。平心而论，被刘邦消灭的7个异姓王中，除了韩王信以外，没有一个是真正主动谋反的。臧荼反得莫名其妙，韩信、彭越明显是被栽赃，吴芮只是处置不当，张敖更是冤枉，英布原来只是防止被刘邦偷袭。从刘邦的用意看，韩王信即使不投降匈奴，也不会有善终。

    蒯通曾搬出“兔死狗烹”的典故警示过韩信，韩信却听不进去，依然如故。结果招致杀身之祸。而聪明的张良，就深知“兔死狗烹”之理，托言辟谷，跑到深山里去避祸。辟谷原是聪明人用自残的方式以达避祸之目的的方法，饱读史书的张良学而习之，才得以终老安死。

    刘邦同秦王嬴政一样，是个痴迷“血缘治国”的野心家。崇尚世袭制，采用加强血缘关系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对自己的家族负无限责任，对天下子民只负有限责任。为了净化刘姓王权，达到帝业千秋的目的，也为了给自己的大屠杀寻找借口，刘邦在总结秦灭亡的原因时，十分强调秦始皇没有分封同姓王（即，没有分封具有血亲关系的诸侯王）是其重要原因。

    公元前195年，刘邦感到自己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就决定分封同姓，他把群臣找到大殿前，吩咐手下人宰了一匹白马，和大臣们歃血为盟。大臣们一起重复着刘邦的誓言：“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声震屋瓦。在一片响声中，刘邦把全国二分之一的土地分给了刘家的9位子弟，每块土地上建立一个诸侯国，刘家的9位子弟是诸侯国中的最高统治者——王，王是一个仅次于皇帝的等级。

    至此，帝国的元老们，亡的亡，苟生的退居权力的二线，早期团队的威胁力可以说荡然无存了。后世人当然可以指责刘邦的残酷无情，但却无法回避一个事实:从刘邦灭英布以后，整个西汉再也没有受到异姓诸侯的威胁，新建的汉朝走向统一的道路没有出现反复，秦亡以后的分裂割据终告结束。从客观效果上讲，刘邦杀了功臣后，加强了中央的实力，使得汉王朝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

    不过，刘邦大屠杀、种姓净化的做法，也直接导致了帝国的摇摆。他死后出现了权力真空，致使吕后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刘家人经过了艰难的争夺后，才再次执掌江山。而他搞的同姓分封制更是给帝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史学家公认，刘邦的分封是倒行逆流。的确如此，秦之后，分封制偶有复发，每次都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比如东晋分封引发了“八王之乱”，朱元璋分封造成了“靖难之变”，洪秀全分封最终导致了“天京事变”。

    周灭商以后，周从一个西部小邦变成了一个大国。为了巩固和扩大周王朝的统治，有效地管理广大被征服的地区，镇抚各地原有的邦国，周初实行了分封制。后来，一些诸侯发展壮大起来，向四周扩展，成为雄踞一方的大邦，到春秋时期，形成了诸侯割据、列国争霸的局面。刘邦的分封也没能摆脱这样的命运。

    在分封之初，诸王大多是幼童，王国的重要官吏也是中央政府派去的，所以干弱枝强的矛盾并不突出。但是到了后来，这些封王对汉朝中央产生了严重地威胁。文帝时，贾谊鉴于淮南王、济北王的谋逆，曾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文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汉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削藩建议，结果引发了“七王之乱”。景帝迅速平定了叛乱，并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使诸侯王的势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但至武帝初年，一些大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骄奢淫逸，阻众抗命，威胁着中央集权的巩固。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布“推恩令”。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为列侯，不少王国也先后分为若干侯国。这个难题才得以缓和。

    刘邦的清洗运动，使权力落在了自己人手里，这样做也带来了另外一个结果：**退化。在靠世袭途径获得权力的人眼中，他们手中的权力并不是人民给的，而是父辈或其他有权人所赐。于是，他们掌握权力后，视公共权力如同他们的私器和家产，把权力当作荫庇自己或给予他权力者的手段、谋取家族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他们的子弟以及子弟的子弟掌握权力后也如法炮制，国家从而陷入家族政治或朋党政治的恶性循环。随着被排斥在体制外的人越来越多，在体制外就会形成一个既无政治地位也无经济地位但有能力、有知识的特殊人群——民间精英群体。上下沟通、流动的渠道被堵塞，民间精英就会进而寻求体制外的极端方式，新的国家动乱就产生了。这也就是从汉帝国开始宦官、外戚等各种历史角色都登上了舞台的原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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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让子民效忠的历史密码

    镜头一：

    公元前198年，未央宫落成，刘邦在宫中大宴群臣。席间，他起身向他的父亲太上皇敬酒时，志得意满地说：“从前您老人家总认为我不成材，是个无赖，不能创家业，比不上二哥能干。现在您看看，我所挣得的家业同二哥相比，谁更多呢？”老父亲甚是尴尬，还是群臣解的围，大伙欢呼万岁，纷纷赞扬刘邦：“陛下，你创下了‘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这份最大的家业！”

    镜头二：

    公元前195年十月，刘邦在会甀击败了英布的军队。在回京途中，路过沛县时停留下来。在沛宫置备酒席，把老朋友和父老子弟都请来一起纵情畅饮。挑选沛中儿童一百二十人，教他们唱歌。酒喝得正痛快时，刘邦弹击着筑琴，唱起自己编的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歌声充满了帝王诗人烈士暮年的忧叹。刘邦继而起舞，情绪激动心中感伤，洒下行行热泪。

    刘邦的一生，与秦始皇无甚差别，既为开创帝业骄傲，更为基业永续操劳。

    出身“细微”的刘邦自然对自己辛苦打来的江山倍加珍惜，他也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像黄河、泰山那样长久。“怎么保住他这份家业”就成了他一辈子劳心苦思的大事。值得庆幸的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刘家人，在几代人的辛苦努力下，终于找到了让子民效忠的历史密码：外儒内法，霸王道并用。

    汉初自刘邦至景帝，一直信奉黄老之学，清静无为，结果“百姓安居，国家大富”。刘邦接受谋臣“马上可得天下却不可治天下，治天下当以富国安民为第一要义”的建议，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意思是通过休息调养来达到延续繁衍生生不息的效果。在肃清政治隐患的同时，他对子民广施恩惠，轻徭薄税，大赦天下，鼓励生产生育，使经济和人口很快得到了恢复。

    刘邦死后，继承人尚幼。公元前193年，萧何死，以曹参代。曹参上任后，诸事一无变更，专拣文辞木讷的忠厚长者进入丞相的秘书班子，而精明深刻、追逐名声的，一律赶走。曹参自己也日夜饮酒，不治事务。有来提工作建议的，曹参让他坐下先喝酒，灌醉了，就赶走，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说上一句话。汉惠帝大为不解，以为相国小看自己，但当面责问又嫌无所退步，就把曹参的儿子找来，让悄悄问一下曹参。曹参一听大怒，将儿子打了200鞭。第二天早朝，惠帝说：“那是我让问的。”曹参于是问惠帝：“陛下自己认为与高帝（刘邦）比谁厉害？”惠帝说：“我怎敢与高帝比？”曹参又问：“陛下看我与萧何，谁能干？”惠帝说：“似乎你不如他。”曹参说：“陛下之言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现在你只需垂拱而治，我等恪守本职，不就结了吗？”曹参为相三年，国家清静，万民颂扬。

    到了汉武帝时，汉初所奉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发生了撞车。汉武帝刘彻即位不久，就向全国征求人才，求治国之道。董仲舒以他的“天人三策”脱颖而出。他的三通政策，以三句话著称：

    其一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在他眼中，三皇五帝之治理天下，跟汉帝治理天下差不多，百姓干的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活。如此，古代有的治国之道，今人遵循就得了，翻不出什么新花样。也就是说，他想不出“天”还会变。

    其二是：“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意思就是说，做事情只求正义而不要去谋求利益，要宣明大道而不要去计较功效。

    其三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意思是说，离开孔子之道的诸子百家，都应灭绝，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第三次提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也就是上面的第三句话，受到了武帝的称许，于是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事件。原本处于九流十家之一的儒家从此脱颖而出，取得了统治地位。朝廷设研习儒术之官，并且以儒术教育百姓并取舍士人，所以有“遗子满籝金，不如教一经”的说法，儒家的影响力可想而知。公元前124年，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擢居相位。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儒学得到了独尊地位，成为法定的封建统治思想。

    汉武帝“独尊儒术”所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虽然为汉朝统治者找到了马下治天下的工具，但是从儒家和人民的角度来看，有人称他是“儒家的罪人”、“民族的罪人”。国外汉学家约翰·密尔就指出：“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

    儒家被钦定为正统学术，固然有利于儒学的留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行为对儒学的打击更甚。首先，它扼杀了儒学通过与其他学派论辩争执而发展自身的可能性。其次，它堵塞了儒学内部自我发展的可能性。既然它已被权力宣布放之四海而皆准，又有什么必要再来研讨考索自身的不是？所以，儒学鲜明的概念和活生生的信仰首先丧失，留下的是一些与人心无关的僵死教条。

    尽管汉武帝是“霸王道杂之”的实践家，但是把“霸王道并用”5个字郑重提出的却是汉宣帝。宣帝所立太子从小学习儒家经典，心里边全是仁义道德，于是觉得父亲所为很不合圣人之道，常在宣帝身边劝谏，有一次忍不住正面进言说：“陛下对刑法太重视，我看还是得多用些儒生才是。”宣帝感到太子太不像自己，恐怕日后生祸，于是拉下脸来，严肃地说：“汉家朝廷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并用而治天下，怎么能够纯粹用儒家的一套呢？何况俗儒不识时务，喜好赞扬古代而非议当朝，使人搞不清事实与表面的界线，不知道如何行事，怎么能够委以重任？！”

    霸王道并用，但霸道最好闭口不提；换句话说，即强力统治不妨大胆做去，口头上则一定只能谈王道。这是汉代统治者通过对兴亡思索以及政治实践得出来的最宝贵的经验，也是中国几千年来治国的成功之本。所以说，汉朝打开了王朝统治的历史密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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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汉武大帝武功惹的祸

    中国两千年历史上，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皇帝不多，汉武帝算得上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大人物。秦皇汉武，秦始皇统一中国，汉武帝征讨匈奴，他们两人在中国人心里占有很高的位置。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以其前无古人、雄视百代的生命之旅，铸造了中国历史上震古烁今的伟业。但是，武帝的大功与大过并存。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从理学道德史观的角度出发，评价：“孝武帝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资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爱忠直之言却恶人欺蔽。好贵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在《哈佛商业评论》一篇关于“中国企业领导人素描”的调查中，研究者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将领导者分为4种类型：先进型领导、成长型领导、威权型领导、隐匿型领导。汉武帝属于典型的“威权型领导”：由领导者发号施令，追随者遵照执行。“威权型领导”在“展示权威”上得分高于平均分，而在阐述远景、监控运营、创新和冒险、联络沟通、体恤关怀上低于平均分。

    国际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教授在接受《哈佛商业评论》采访时指出，“威权型领导”常犯的六个错误是：第一，我要胜过别人；第二，不愿意听别人数落我的过失；第三，喜欢辩论；第四，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第五，逞自己的威严；第六，拒绝别人的谏言，刚愎自用。

    汉武帝非常强调“大赌大赢”的策略。在武帝时期，最有名的就是对匈奴的战争。汉武帝在位54年，战争持续了43年，武功极盛。其用兵少则数万，多则30万人，军费动辄数10亿，军功赏赐黄金一次达数10万斤；连年劳民兴役，如筑朔方城沿边屯田，“衣食皆仰给予县官”。公元前90年，汉武帝66岁，他再派将军李广利率领6万大军出塞进攻匈奴，结果全军战败，李广利投降匈奴，士卒死亡数万人。消息传来，汉武帝中止了与匈奴的战争，此后汉不复出兵。《汉书》上说，“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全国人口死亡过半。他即位之初，本来“人给家足”，府藏皆满，但连续征战之后，变成“海内虚耗”。

    汉武帝的自以为是表现为穷奢极欲，大兴土木。汉武帝征发大量农民修建上林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专为皇家游猎的上林苑，把终南山和原来皇家林苑之间的全部土地都划进去。上林苑建成后，周长400余里，周围有围墙环绕，苑中山林巧布，草木葱茏，湖泊清澈，麋鹿成群，70多座离宫错落有致。苑中有21观、10池，名果异卉种类繁多，南方的龙眼、槟榔、橄榄等等，也都移植于苑中。

    汉武帝以为自己的“至德”足以超过历代帝王，“天命”行将开始新一轮周期。于是，他要封禅泰山，祭告上天，得以“再受命”。从元封元年至征和四年（前110～前89），武帝共举行了六次封禅泰山活动。每次封禅，开支都十分巨大，花费的钱财难以计算。

    为满足自己的**，汉武帝抢了民间工商业者的财富，这些举措极大的压抑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即位，当时仅16岁，在他21岁前后，马上开始对民营工商业连下重手。首先将盐、铁、酒等重要行业强行收归官营，由官府对重要物资的运输和贸易进行垄断，对民营工商业征收重税。责令民营商人自报财产，陈报不实者，罚充军一年。鼓励告发民营工商业者，被告发者，没收财物一半。于是告发一发不可收拾，《汉书》上说，“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中等财产以上家庭都被告发了，结果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中等以上的工商业家庭全都破产了。汉武帝仅仅是通过告发和没收财产一项，就“得民财以亿计”。贪官污吏趁机鱼肉其间。朝廷下令逮捕的工商业者就有六七万人，上层官吏自己私自增加逮捕数量，达到十多万人，搞得“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受伤害的民营工商业者比对匈奴战争中被打败的匈奴人还多。

    汉武帝的**独裁和暴行，与秦始皇十分相似，但不同的是：武帝的政策是“文武并用”，皇权与神权并用；面对社会现实，他又能改变统治政策。汉武帝晚年开始悔过，下罪己诏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这正是他“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根本原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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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新世纪的帝国耻辱

    当公元纪年终于摆脱一个“前”字，汉帝国迎来了它的新世纪时，刘邦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刘姓天下易手了。“双面人兽”王莽以他的乖戾权术，不使兵刃的“拿”走了汉王朝。尽管王莽的新帝国昙花一现，历史闹剧一般，但是，它的可怕意义在于，它直接导致了汉帝国的摇摆。

    王莽出身豪门，父辈人在汉成帝时代出将入相、封侯受赏，王氏一门显赫之极。王莽因为父亲早逝，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靠亲戚周济生活。因此王莽从小练就了一套为人处世的本领，可谓少年老成。喜怒哀乐隐于形，在亲戚长辈或外人面前，始终表现出乐观平和的样子，颇为宗族人赏识。

    有一次，王莽的一个伯父病重，他得知后立马跑来，守候在病人床前，端药送水，守夜看护，一连几个月衣不解带，蓬头垢面、憔悴不堪，看上去“比病人还病人”，比“亲儿子还亲儿子”。这件事感动了宗族上下，再加上平时的刻意表现，他的伯父决定上书皇上，为他请求封赏。王莽的讨巧卖乖终于得到了回报，从此走上权贵之途。

    汉成帝封他一个新都侯称号，并命他任宫中侍卫，成了皇帝身边的一位近臣。王莽这人的确具有帝王风格。尽管地位不断增高，权力不断变大，王莽从不露出半点骄矜懈怠神色，反而越发谦恭有礼，把讨巧的一贯作风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广为结交公卿将相、名士大儒，一方面又赈济贫穷、轻财好施。自己的生活作风也相当讲究。粗茶淡饭，素衣短装，十分俭朴。于是赢得了好口碑，朝野众人一致以一个“贤”字称赞他。后来，他的叔父、大司马王根病逝，临终推举他“接班”。朝廷上下全票通过，年仅38岁的王莽，凭着自己做人的老道，爬上了军权的巅峰：掌握全国最高军权的大司马。

    好景不长，汉成帝很快去世，汉哀帝上台。汉朝从此开始飞速下滑。哀帝有治国之志却无治国之才，因为有“断袖之癖”，他只知道宠信一位男宠董贤，赏赐田，令限田变赐田。董贤除贪婪、善媚外一无本事，却位居大司马，大将军三公之职。汉哀帝继位后，哀帝祖母为首的傅家人、哀帝之母为首的丁家人地位窜升，排挤掉了王氏家族。为了避祸全身，王莽忍痛辞官家居，那一段时间，他时常歇斯底里大发作，动辄怒骂、暴跳、哭嚎、惨笑，把隐忍了大半生的真性情尽情宣泄，整天为多年用心付之流水而痛苦不已。

    好在汉哀帝薄命，不久就去世了。因为皇族无后，连个主持丧事的男人也找不到。于是，当时已是太皇太后的王莽的姑母王政君，就把王莽宣进朝来，让他主持丧事，而且重新任命他为大司马兼任尚书。司马掌最高军权，尚书掌最高行政权。两职加于一身，王莽顿时又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重新掌权的王莽心里很不平静：汉朝自开国以来，已历十一个皇帝、二百余年。近几十年内，几个皇帝都是庸才，大臣又多贪鄙，国困民穷、怨声四起，可见大汉气运将尽了。王莽决心利用这次时机，大显身手。他第一步是拥立年仅9岁的汉平帝为新皇帝，由他总揽朝政。他趁机诛灭异己，广植党羽，以此获得了许多人的拥护。

    公元2年，中原发生了旱灾和蝗灾。由于多少年来，贵族、豪强不断兼并土地，剥削农民，逢到灾荒，老百姓没法活下去，都骚动起来。

    为了缓和老百姓对朝廷和官吏的愤恨，王莽建议公家节约粮食和布帛。他自己先拿出一百万钱，三十顷地，当作救济灾民的费用。他这样一起头，有些贵族、大臣也只好拿出一些土地和钱来。

    太皇太后曾把新野（今河南新野）的两万多顷地赏给王莽，王莽推辞了。王莽派八个心腹大臣分头到各地方去观察风土人情。他们把王莽不肯接受新野封地这件事到处进行舆论宣扬，说王莽怎样谦让厚道。当时，中小地主都恨透了兼并土地的豪强，一听王莽连封给他的土地都不要，就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好人。

    据说，朝廷里的大臣和地方上的官吏、平民上书请求加封王莽的人共有48万多人。有人还收集了各种各样歌颂王莽的文字，一共有3万多字。王莽的威望就越来越高。

    王莽的儿子王宇颇有远见，深感忧虑：父亲只顾眼前、不虑今后，等于为王家埋下了祸根。于是王宇经常自作主张地为王莽善后，比如，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在外地任职的外戚，联络感情、互称朋友。看父亲动辄以天意鬼神吓唬欺弄臣民，便想警示一下他，就派人在夜里到家门口泼猪血、狗血，想以此说明天神亦责怪父亲的无情。

    不料，王莽知道后，十分震怒，立刻深夜把王宇及王宇的夫人叫到面前，冷冷冰冰道：“你身为朝臣，私交外藩，知罪吗？！”王宇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王莽。

    王莽轻蔑地一笑，接着板起脸，坚持以公事公办。在场家人及属员都吓了一跳，忙跪下为王宇求情。求情没用，为了保自己、求权势，两年前王莽就残酷地杀死了长子王获。于是王宇说：“为保全父亲美名，儿甘愿一死。只是儿妻现有身孕，即将分娩，求你轻饶她一命，使儿的这一点骨血得以留存。”

    不料王莽冷酷道：“与其再生个不肖的孽种，倒不如不生！”

    王宇愤怒之极，跳脚骂道：“你这沽名钓誉的伪君子！贪权揽势的奸臣！你以为你可以一手遮天、骗尽天下人吗？！你早晚要自食恶果！！……”就这样，亲生儿子、儿媳及儿媳腹中的孩子，被王莽残杀了。除尽了挡他夺权的人，王莽渐渐露出本相，在朝中开始为所欲为。

    王莽不准平帝的母亲留在身边，还把国舅家人杀光，渐渐大了的汉平帝自然很不是滋味。只是年纪过轻，免不得背地说了些抱怨的话，引起了王莽的杀心。

    有一天，大臣们给汉平帝上寿。王莽亲自献上一杯毒酒。汉平帝没有怀疑，接过来喝了。第二天，宫里传出话来，汉平帝得了重病，没有几天就死了。王莽还假惺惺哭了一场。此刻，太皇太后对王莽的野心已有所察觉，但无奈其羽翼已成，势力绝顶，也只有叹息的份儿了。汉平帝死的时候才十四岁，当然没有儿子。王莽从刘家的宗室里找了一个两岁的幼孩为皇太子，史称孺子婴。王莽自称“假皇帝”（假即代理的意思）。从此离做真天子只有一步之遥了。

    公元8年，王莽废孺子婴，自称皇帝，改国号为“新”。刘家天下生生被拦腰截伤，从此开始了痛苦摇摆的挣扎。所幸的是，王莽的新朝并没有扎稳脚跟，历时15年，就垮台了。

    王莽也是一个只懂得权术、不擅长治国的皇帝。他打着复古改制的幌子，希望通过变法来治理天下。第一，把全国土地改为“王田”，不准买卖；第二，把奴婢称为“私属”，不准买卖；第三，评定物价，改革币制。

    这些改革，听起来都是好事情。可是没有一件不是办得挺糟糕的。土地改制和奴婢私属，在贵族、豪强的反对下，一开始就没法实行；评定物价权掌握在贵族官僚手里，他们正好利用职权投机倒把、贪污勒索，反倒增加了人民的痛苦。币制改了好几次，钱越改越小，价越做越大，无形之中又刮了老百姓的一笔钱。

    这种复古改制，不但受到农民反对，许多中小地主也不支持他。三年以后，王莽又下了命令，王田、奴婢又可以买卖了。

    王莽还想借对外战争来缓和国内的矛盾，这一来又引起了匈奴、西域、西南各部族的反对。王莽又征用民夫，加重捐税，纵容残酷的官吏，对老百姓加以重刑罚。这样，就逼得农民不得不起来反抗了。新朝后期的农民起义，帮了汉帝国光复的大忙。</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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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刘秀的中兴之路

    自王莽篡汉自立新朝开始，广大刘姓皇室成员就无不以复兴刘氏汉家天下为己任，暗中积极进行活动。新朝乱政，天下大乱，绿林、赤眉等大规模农民起义在全国风起云涌的时候，各地刘氏皇族纷纷揭竿而起，投身于反新莽、复刘汉的斗争之中。其中，以刘秀为代表的长沙王后裔一支，在反新莽起义中异军崛起，最后推翻新政，平定群雄，光复汉室。中国历史从此便又被拉回到刘姓统治的时代。

    刘秀是西汉皇室后裔，长沙定王刘发之子舂陵节侯刘买的后代。刘秀自幼好读书，有志向，又能刻苦耐劳。他年轻时多历磨难，少时在乡间耕读，9岁丧父，由叔父刘良抚养。刘秀13岁时，西汉被王莽篡夺。20岁时，他到长安入太学。太学毕业后回到南阳（今湖北枣阳），不久因受牵连逃到新野（今河南新野），曾一度被捕入狱，出狱后仍回南阳故乡，继续过耕田种地读书交友的生活。

    刘秀的长兄刘也是一位为人刚毅有大志的优秀皇族后裔。王莽篡汉后，他不惜倾家荡产，广交天下英雄豪杰，收养侠义之士，暗中积蓄力量，决心恢复汉家天下。刘秀年轻时深受哥哥的影响。公元22年十月，当农民起义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绿林军进逼南阳时，刘秀和长兄刘在舂陵老家组织起一支以舂陵刘氏宗室子弟为骨干的“舂陵兵”，响应绿林军。不久，刘、刘秀率部加入绿林军，与绿林军一起多次击败王莽军队，成为绿林军中一支很重要的力量。

    公元23年二月，绿林军拥立汉室后裔刘玄为帝。刘玄本是刘氏皇室中一个平庸的成员，毫无雄才大略和帝王资质。公元22年七月，平林人陈牧率千余人起义，响应绿林军，号称“平林兵”。正在这里避难的刘玄参加平林兵，从此走上反新复汉的道路。因为他是皇族成员，而平林起义军在反王莽斗争中需要借助刘氏宗族的号召力，便将刘玄推上皇帝宝座。刘玄能登上帝位，纯粹是因为比刘秀兄弟参加起义早的缘故。

    刘玄即位后，改年号为“更始”。刘被任命为大司徒，刘秀则任太常偏将军。刘玄称帝后，令刘攻打南阳，又派王凤、刘秀等率军北攻昆阳。在昆阳一役中，刘秀以非凡的军事才能，一举消灭了王莽军队主力，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优秀战争范例，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昆阳大捷”。

    当时，王莽下令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发精兵42万，号称百万，围攻昆阳（河南叶县）城。刘秀从容自若，说：“今莽军多，我军小。如果我们拉力抗争，尚可取胜，如果望风解散，必至玉碎，万难瓦全。”又劝说王凤、王常等率**千人守城，自己与李轶、宗佻率壮士十人，夜晚潜出南门，疾奔郾城和定陵发两邑守兵数千人进援。又率敢死队三千人直冲莽军中坚，击杀王寻，莽军阵乱。昆阳城守军乘胜出战，内外合攻，莽军大败。王邑率数千败兵逃往洛阳；严尤、陈茂投降汝南郡割据者刘望。

    昆阳之战的胜利，使王莽的主力丧失殆尽。接着，起义军乘胜直捣长安。更始元年十月，绿林军攻克长安，斩杀王莽，新朝灭亡。同月，刘玄定都洛阳。公元24年二月，刘玄迁都长安，完全恢复刘氏汉家天下。史学家柏杨曾感叹过：“这是一件千年难逢的奇迹，紊乱一团糟的庞大帝国，霎时间恢复秩序。可惜刘玄所建的汉政府，由一群无知无识的人物组成。三个月之前他们还在荒野中大喝小叫，三个月之后忽然成为国家领导人，他们还没有被训练出领导能力。于是，各地民变再度蜂起。这一个奇迹政权，从纪元后二三年到二五年，勉强支持三年。”

    昆阳之战结束后，起义军阵营中的分裂也爆发了。威望日增的刘、刘秀兄弟受到绿林军内农民将领和更始帝的猜忌和排斥。在李佚等怂恿下，刘及其部将刘稷被更始帝刘玄杀害。正将兵在外的刘秀闻兄遇害，自知势孤，遂强忍悲痛，迅速驰回宛城，向更始帝“谢罪”，不和刘的旧属往来，不替刘服丧，不提昆阳战功，饮食言笑如常，终免除杀身之祸。

    更始帝以为刘秀不记他的仇，反倒有点过意不去，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但是毕竟不敢重用。后来，长安攻下来了，王莽也给杀了。更始帝到了洛阳，才给刘秀少数兵马，让他到河北去招抚河北郡县。从此，刘秀摆脱了更始诸将的直接监控，走上了独自发展的道路。当时河北形势纷繁复杂，各种武装林立，群龙无首，正好让刘秀得到一个扩大势力的机会。刘秀依照冯异“理冤结，布惠泽”和邓禹“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的建议，废除王莽时期的一些苛刻法令，释放一些囚犯，“所过郡县，考察官吏，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民喜悦，争持牛酒迎劳”，争得了各阶层民众以及一些地方实力派的支持，逐渐组成了建立政权的基干力量，并在邓禹的参赞下，暗自定下了先巩固河北根据地，逐步夺取天下的根本大计。

    刘秀在河北势力的发展，再次引起更始帝的不安，于是以加封刘秀为萧王作借口，下令调刘秀及其部将返回长安。暗令屯军于邯郸的尚书令谢躬乘便袭击刘秀，另遣苗曾、韦顺、蔡充分别任幽州牧和上谷、渔阳太守，以控制幽州精兵。刘秀觉得时机已成熟，便决定脱离更始政权，与刘玄决裂，乃“辞以河北末平，不就征”。接着，先后收斩苗、韦、蔡三人，掌握了幽州十郡突骑；继而，用计袭杀谢躬于邮城，吞并所部6军，清除了隐患。之后，在当地官僚和地主的支持下，刘秀消灭了假冒汉成帝儿子刘子舆而在邯郸割据称帝的王郎势力，又镇压和收编了铜马等100多万农民起义军，势力迅速壮大，人称“铜马帝”。

    公元25年六月，在众将的极力拥戴劝进下，刘秀在镐（今河北省柏乡县）正式即位称帝，国号“汉”，改年号为“建武元年”，定都洛阳。至此，中国历史又恢复了刘姓汉家天下，进入东汉时期。

    刘秀复汉称帝之时，西有更始政权，东有赤眉军，此外，还有刘永割据豫东、皖北，隗嚣割据西北甘陕、内蒙一带，公孙述割据巴蜀、汉中，以及其他大小割据势力。刘秀用了10多年的时间，先后镇压了赤眉起义军，削平了刘永、隗嚣、公孙述等各地的割据势力，于公元36年统一全国。刘氏宗族复兴汉家天下的计划，至此才最终宣告完成。

    值得称颂的、难能可贵的是，刘秀不仅拥有夺天下之“势”，而且具有治天下之“实”。在完成了统一大业后，刘秀不忘先祖“霸王道杂之”的古训，采取“以柔道行之”的治国方针，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安抚周边少数民族，帝国恢复了兴盛局面，因此被后人誉之为“光武中兴”。至此，汉王朝彻底衔接上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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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帝国的惆怅：“沙尘暴”与“娘家人”

    尽管汉帝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命王朝的身份出现，但是应了刘邦建业时的忧患心境，帝国自始至终充满了惆怅。一个王朝的陨落，无外乎四个字：内忧外患。汉帝国也不例外，而且可以说，是汉朝把惆怅遗传了下去。从汉朝起，北方大漠，崛起的匈奴开始向今天的沙尘暴一样，时不时狂劲袭击中原。刘邦“家”天下的强烈灌输，把排挤外姓势力摆在政治首位，却忽略了“裙带关系”的力量。从刘邦去世，吕后执政开始，皇族的“娘家人”就一直伺机干预刘家的天下，成为令刘氏帝王头疼的另一个隐患。前面介绍过的王莽就是一个突出例子。

    当西汉王朝在中国本土完成统一时，匈奴部落也在漠北完成统一。匈奴在其杰出冒顿的统治下，向四面扩张，东到辽东半岛，西到西域（新疆），南部收回被中国秦王朝夺去的河套地区。面积比汉王朝的版图还大。然后宣称他们是中国夏王朝的后裔，宣称中国也有他们的一份，便开始锲而不舍地骚扰汉帝国。自此，中国以后两千年间的外患，就差不多固定的来自北方。

    汉王朝开国时，刘邦不能忍受这种侵略，就乘着刚刚击败项羽、统一中国的余威，亲自率领大军向匈奴进攻。结果，刘邦在白登（山西大同东）被团团围住，几乎被俘，后来还是用一种不名誉的方法，才突围逃出。之后，刘邦采用大臣娄敬的建议实行和亲政策。作为一种绥靖政策，娄敬的分析确实很透彻：“冒顿单于是一个弑父凶手，除了武力，什么都不认识。惟一降服他的办法是把中国公主嫁给他，嫁妆一定要丰富，他既然用不着抢掠就可得到这么多金银财宝，而又成为中国的女婿，女婿自不能跟岳父作对。将来公主生的儿子，继任单于，就是中国的外甥外孙，中国是他的舅父外祖父，外甥外孙更不能跟舅父外祖父作对。”刘邦下令他的独生女儿鲁元公主离婚远嫁，结果被皇后吕雉哭闹阻挠，没能成功。刘邦就选了一位皇族的女儿，封为公主，送到匈奴汗国。和亲政策自此也成为中国对付野蛮民族的重**宝。

    帝国对匈奴的大量馈赠示好，不但没有能满足匈奴人的贪欲，相反更加激起了他们对帝国巨大财富的觊觎之心。帝国上下已经对匈奴这毫无信用、反复无常的卑劣行径感到无比的厌烦，明确无疑这是一群不可以用道义来约束的野蛮部落。汉武帝时，汉王朝已经壮大，于是决定反击。

    公元前133年，大将王恢统军三十余万，埋伏马邑左右山谷之中，把两个死囚的人头悬挂在城门上，告诉匈奴使者说：“我已把马邑首长杀死，请单于进击，里应外合，以图天下。”匈奴单于信以为真，亲自率领十万骑兵，从武州塞入境，距马邑尚有不到一百公里时，只见牛羊遍野，不见牧人，感觉到有点异样。于是攻陷附近一个塞亭，俘虏了一位雁门郡的官员，要杀他时，那官员泄露了全部机密，单于大惊说：“是天老爷把你赐给我们。”把那官员封为天王，急令撤退。

    汉朝诱敌深入之计落了空，50年之久的和睦邦交，从此破裂。匈奴汗国再次开始了风暴般的侵略行动。汉帝国的反应也十分严厉。

    公元前129年，大将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分别出上谷、代郡、云中、雁门四路进击。大败匈奴，再度把匈奴驱出河套，兴筑朔方城。

    公元前121年，23岁的大将霍去病两次出击匈奴，横穿河西走廊，如入无人之境。单于大怒，迫究失败的责任。浑邪王害怕被杀，就带着他的部落和他的土地，向汉帝国投降。这对匈奴是一个重大打击，其哀歌为证：“亡我祁连山，使我牲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联手向匈奴总攻。卫青兵团深入匈奴汗国五百公里，伊稚斜单于仓促迎战，大败，向北突围逃走。这是对匈奴汗国最重要的一战，从此瀚海沙漠群以南再没有王庭，匈奴不像过去那样沙尘暴般袭击了。之后，匈奴虽然再次复兴，但终不成气候，内部分裂极其严重，都不曾对汉王朝构成大威胁，“便宜”了那些东汉的软天子们。

    像匈奴一样，皇后的娘家人也一直令汉王朝坐立不安。随着汉王朝的成长，外戚政治也在成长着。从下边的长长列表中，就可以看出，外戚对帝国的“纠缠”有多深：

    皇帝姓名当权外戚

    惠帝刘盈皇太后吕雉主持国政

    文帝刘恒吕产、吕禄（吕雉的侄儿）

    景帝刘启窦婴（窦太后的侄儿）

    武帝刘彻田蚡（王太后的同母异父弟弟）卫青（卫皇后的弟弟）霍去病（卫皇后外甥）

    昭帝刘弗陵上官桀（上官皇后的父亲）霍光（霍去病的弟弟，上官皇后的外祖父）

    宣帝刘询史高（太皇太后史良娣的弟弟）许延寿（许皇后的叔父）

    成帝刘骜许嘉（许皇后的父亲）王音、王根、王凤（王太后的弟弟）

    哀帝刘欣傅喜（太皇太后傅氏的弟弟）丁明（丁太后的弟弟）

    平帝刘王莽（王皇后的父亲）

    和帝刘肇窦宪（窦太后的哥哥）

    殇帝刘隆邓（嫡母邓太后的哥哥）

    安帝刘祜邓（伯母邓太后的哥哥）

    顺帝刘保梁商（梁皇后的父亲）

    冲帝刘炳梁冀（梁太后的哥哥·梁商的儿子）

    质帝刘缵梁冀（堂兄刘炳的舅父）

    恒帝刘志梁冀（堂侄刘炳的舅父）

    灵帝刘宏窦武（伯母窦太后的父亲）

    献帝刘协伏完（伏皇后的父亲）

    刘邦的妻子吕雉，虽跟他一样，只是一个不识几个字的乡下女人，但却是一个不平凡的女野心家，帮助她丈夫创立事业。当刘邦在外作战时，她在后方留守，不惜发动最大的冤狱，以巩固政权。刘邦死后，她以皇太后之尊，在接着第二任、第三任、第四任皇帝在位期间，独揽大权，把刘邦临终的歃血之盟废除，而把她的兄弟侄儿，大批封王。她死之后，刘姓皇族反攻，吕姓戚族全部被杀。可是刘姓皇族可以杀尽吕姓戚族，却不能杀尽所有戚族。先河已经开辟，杜绝岂非易事。

    吕后事件之后，一连两任皇帝，对外戚都保持相当距离。第七任皇帝刘彻，虽大量任用外戚，但他能够控制局势。而且还在防范工作上采取了残忍的手段。他死的前一年（公元前88年），最心爱的小儿子刘弗陵，只有九岁，他想立其为太子，于是先行把年轻美丽的母亲钩弋夫人杀掉，说：“我死之后，她当了皇太后，一定为非作歹，重用她的家人。为了避免前朝故事重演，不得不如此。”

    西汉后期和几乎整个东汉，太子们都很低龄、软弱，当母亲的皇太后自然成为权力中心。皇太后仓促间掌握全国最高的权力，面临着十分陌生的政治行动，她的能力和心理状态，都无法适应。自然就会求助于自己熟悉的亲人。外戚再刻意排斥年纪较长的继承人，就会形成一个循环。

    外戚当政虽然会引起天下人的心理不平衡，但是，如果外戚能够真心诚意地拿出业绩来，也是能够抚平的。可惜，外戚们大多数只知道滥用权力，诛杀政敌；只知道贪污暴虐，一味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这必然引起刘姓人，乃至天下人的普遍不满。

    汉王朝在如此的内忧外患中，能够存活400余年，真是一个奇迹。也许，正是政治角色多元化，天子、皇太后、外戚、宦官、士大夫、儒臣，加上侵略势力，他们的角逐博弈，营造了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维持一种历史的平衡，才使汉王朝在危机中酣然长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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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宦官敲响了汉帝国的丧钟

    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宦官，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阶层，从汉朝起，就开始给中华大历史以重创。

    说起宦官，东到中国，西至罗马，上溯至古老的埃及，下追至年轻的奥斯曼帝国，古今中外到处都是。据史料考究，中国宦官起源于农业社会的多妻制度。公元前12世纪，农业而多妻的周部落，灭掉商王朝，遂把这一兽性的野蛮制度带入中国，延续3000年，直到20世纪，随着帝王制度的消灭才消灭。

    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男人高兴阉割自己。那些没有被奴性完全控制大脑的宦官，一旦掌握权力，就会以百倍的疯狂来报复给他们身心以巨大伤害的社会群体。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宦官被剥夺了生产后代的权利，比正常人相对缺少希望和未来，为非作歹不用担心殃及子孙，所以屠杀行为更为歹毒。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王朝时代，宦官掌握权力的机会比正常人大得多。皇帝既然自称“天子”，自然要营造一种社会距离。缺乏现代的先进媒体，一般的子民一生见不到“天子”一面，再正常不过了。就连大臣，也只能在上朝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和皇帝说上几句场面话，说心里话和打小报告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相比之下，宦官整天围着皇帝打转，对于权力可谓近水楼台。如果皇帝勤劳明智，上朝理政的时间比呆在宫廷的时间长，宦官的影响就小些；如果皇帝懒惰糊涂，大部分时间呆在深宫，宦官的影响就要大得多，这时就极有可能出现宦官专政的情形。

    汉朝用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来称呼处宫刑的地方——“蚕室”：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尽管鉴于大宦官赵高为非作歹把秦王朝拉下马的教训，刘邦打建国伊始就对宦官深有戒备，“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但是这群“丑陋的蚕”之蜕变势头还是令高祖防不胜防。不过他们没有变成“美丽的蝴蝶”，而成了吞噬江山的毒蝗。

    汉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开始泛滥。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中，汉元帝始终依赖宦官，他错误地认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结果造成宦官石显之流得势。司马光这样评述：“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身体多病的元帝自己不理政事，希望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石显极尽阿谀奉承，元帝称心如意。其实石显之流早有“外党”，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结成朋党，还与长安豪侠交往甚密。

    东汉时，继任皇帝完全摒弃了刘邦的训诫，常侍全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皇帝旨在利用宦官牵制外戚，没想到宦官却“不是省油的灯”，趁机作乱，异军突起。

    翻开东汉年谱，很容易发现王朝皇族有一个不幸的特征，即皇帝的年龄都很小。除了开国皇帝刘秀跟他的儿子刘庄外，其他皇帝屁股坐上宝座时，最大的只有18岁，最小的还抱在怀中喂奶，殇帝、少帝、冲帝和质帝都没有机会庆祝他们的10岁生日。弱小的皇帝自然要寻求外力支持对付虎视眈眈的外戚。要么跟士大夫结合，要么跟宦官结合。跟士大夫结合可能性很小，因为皇帝与他们平常太过疏远，而且也不知道谁是外戚圈子里的人物。惟一的一条路只有依靠宦官，此外别无其他选择。

    汉冲帝刘炳即位时年仅2岁，由梁太后临朝听政，太后兄梁冀掌管朝政。冲帝在位只有半年便夭折。年仅8岁的汉质帝刘缵继位，朝政仍旧由梁氏家族把持。梁冀专横跋扈，胡作非为，残害百姓，甚至公开贪污、勒索。东汉政治从此开始进入最黑暗时代。

    刘缵继位时虽不懂事，但这位少年皇帝却天性聪明伶俐，对梁冀的专横跋扈极为不满。某日上朝时，小皇帝当着满朝文武大臣，指着梁冀说：“此跋扈将军也。”梁冀大为恼怒，担心质帝成年后难以控制，就想将他铲除。公元146年闰6月甲申，梁冀命令内侍把毒药掺进饼中，将汉质帝毒死。此时，质帝在位才一年多，年仅9岁。

    梁冀毒死汉质帝后，不顾群臣的反对，拥立另一个少年皇族刘志做皇帝，即汉桓帝，继位时年仅15岁，梁太后继续临朝听政，大将军梁冀仍旧掌握朝政大权。公元159年8月，忍无可忍的桓帝刘志与宦官单超等5人合谋，发动御林军一千多人包围梁府，一举消灭了梁氏集团。桓帝依靠宦官消灭梁氏，为了报恩，上台后封单超等5个宦官为侯，史称“宦官五侯”。东汉政权从外戚手中转到宦官手中。

    一个王朝一旦形成宦官专政的局面，它覆亡的命运也就注定了。因为宦官既无智慧也无德行独揽行政大权，宦官专政千篇一律地结出两样苦果：一是王朝的解体，导致尸横遍野的改朝换代大混战；一是宦官惨遭灭种式的大屠杀，给国家和宦官自己带来巨大的灾难。

    有人说，宦官是儒家的克星。并非无稽之谈。“宦官五侯”当政时，“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他们比外戚更加贪纵，竞相奢侈，虐遍天下，搞得民不堪命，怨声载道。以司隶校尉李膺为首的儒臣，就与一班有才识的太学生联合起来，以整治天下、造福百姓为己任，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公元166年，宦官诬陷李膺与太学生勾结诽谤朝廷，昏庸的汉桓帝竟下诏将李膺等200多人逮捕下狱。第二年将李膺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另一个领袖范滂进监狱前对送行小儿子的这段话今天听起来仍令人心灵滴血：“我要是教你做坏事吧，坏事毕竟不是好人应当做的；我要是教你做好事吧，为父的结局就是做好事的下场。”

    汉灵帝刘宏比他的前任刘志更信赖宦官，他曾指着两名恶名昭彰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一个皇帝说出如此没水平的话，可想这天下还能撑多久。当时，窦太后临朝听政，欲振兴刘氏天下，挽大厦于将倾，遂任太傅陈蕃主持朝政，并重新征用李膺等天下名贤参与政事，并准备消灭宦官腐朽势力。不料宦官得到情报，先发制人，于公元169年劫持汉灵帝和窦太后，夺取玺缓，诛杀陈蕃和外戚窦武。接着，宦官迫桓帝刘宏下诏大兴党狱，捕杀李膺、杜密等100多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1000多人。这便是历史上第二次“党锢之祸”。

    宦官的胡作非为很快敲响了东汉王朝的丧钟。公元184年，太平道教主张角鼓动几十万信徒武装暴动，全国笼罩在一片血光之中。此时帝国的根基已被宦官掏空，东汉政府既无财力军力又无统帅人才来平息这场暴乱。公元189年8月，袁绍、袁术起兵攻入宫中，大杀宦官2000多人。东汉历史上的宦官专权至此以惨剧结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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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黄巾起义的震撼

    在西方传教士的眼里，中国人骨子里是不信教的，很顽劣。其实非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宗教的社会作用势不可挡。汉帝国末期发生的黄巾大起义，就是在宗教形式掩护下展开。这场带着宗教色彩的大运动，以震撼之势，“震”倒了腐蚀已久的帝国大厦，也直接成就了帝国流窜军阀们的“流氓三国史”。

    汉王朝自和帝以后，年幼的皇帝受外戚、宦官轮番欺侮，政治日趋腐朽。比如，汉灵帝刘宏时竟然公开卖官鬻爵。汉灵帝和他信任的宦官们，因为只知道吃喝玩乐，库房里的钱很快糟光了。为了搜刮钱财，就在西园开了一个挺特别的卖官铺子。并且在鸿都门外张贴榜文，明码标价：郡太守定价二千万，县令定价四百万。一时付不出钱的可以暂时赊欠，等他上任以后加倍付款。这些花了钱买官的官吏，一上任当然更加起劲地搜刮民脂民膏。

    自安帝以后，羌族兴起犯汉，朝廷长期对羌族用兵，耗费军饷四百多亿，这一沉重负担又全部落到农民头上。再加上各种自然灾害，以致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严重局面。大批农民四处流亡，饿殍遍野，连京师洛阳也死者相枕于路。

    当时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人民的愤怒情绪由此可以想像。黄巾起义前的七八十年间，先后爆发的农民起义有一百多次。不少农民起义的领袖自称“皇帝”、“黑帝”、“无上将军”、“真人”等，或建年号，或置百官，或利用宗教为组织形式。此伏彼起，日益频繁。黄巾大起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发起人张角酝酿十年后有准备有组织地爆发了。

    据后汉书卷六十记载，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传布太平道为名，利用画符诵咒行医治病为手段，在农民中秘密进行组织起义的活动。

    张角知道农民受地主豪强的压迫和天灾的折磨，内心深处盼望有一个太平世界，能够安安乐乐过日子。于是，他决定利用宗教把群众组织起来，创立一个“太平道”，收了一些弟子，跟他一起传教。向贫苦的农民宣传“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的平等思想，提出要建立一个财产公有的“太平”世界。加上他很会做人，给穷人治病，从来不要钱，所以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开始，东汉政府认为，太平道是劝人为善的“善道”，并没有引起朝廷的注意，有一两个大臣倒是看出苗子，奏请灵帝下令禁止太平道。汉灵帝正忙着建造他的林园，就没把太平道放在心里，使太平道得以顺利的发展。经过组织扩张和渗透，参加太平道的人越来越多，遍及中原八个州，入道群众达几十万人之多。为了将分散在各地的力量组织起来，张角把入道群众编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立一“渠帅”，由他统一指挥。

    自度时机成熟，张角计划在甲子年（公元184年）三月五日举行起义。为此，他提出了“苍天（指东汉政权）已死，黄天（指太平道）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让弟子们广泛传播，为起义做舆论准备。他们又派人在京城洛阳的寺门及州郡官府的墙上，用白土写上“甲子”两个大字，作为起义的暗号和标志。

    但是在二月间，起义军内部出了叛徒唐周，起义计划泄密。东汉政府立即采取措施，首先在洛阳实行大搜捕，对起义进行残酷的镇压。结果，信奉太平道的一千多名官兵、百姓，遭到了屠杀。同时，东汉政府又下令冀州官府，搜捕张角等人。张角被迫提前发动起义。几天内“八州并举”，数十万农民同时拿起了武器。他们头裹黄巾，因而史称“黄巾军”。

    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统一指挥战斗。黄巾起义爆发后，声势十分浩大，史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就是说，不到十天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京师为之震动。

    黄巾起义军在对敌战争中，逐渐形成了三支主力部队：一支是张角亲自领导的队伍，活跃在河北一带；一支是由张曼成领导的，战斗在南阳地区；另一支则由波才领导的，像一把尖刀直插东汉王朝的心脏颍川附近。他们互相配合，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这时，汉灵帝慌了手脚，惊呼：“万人一心，其害甚矣！”

    在灾难面前，历代的**统治者都是同一个态度：天灾能不管则不管，听之任之；而对于兵变和民变这类政治灾难，则坚决予以歼灭，无论花多少代价。东汉末年的统治群体们，面对黄巾起义，一下子空前的团结起来。在一阵的惶恐不安之后，急忙调兵遣将镇压起义：任命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御林五营屯兵都亭，以保卫京师；在函谷、太谷等八个险隘要冲设置八关都尉，以加强洛阳外围的防御；解除“党禁”，以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拿出宫中藏钱收买官兵，用西园马匹装备军队，扩充骑兵，增设西园八校，以加强军队实力，尔后，东汉王朝派皇甫嵩、朱儁、董卓率领拼凑的几十万人队伍，向起义军猛扑过来。

    黄巾军面对野蛮凶暴的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搏斗，连续打了许多胜仗。四月，波才领导的颍川黄巾军，在围攻京师洛阳的战斗中，击败了皇甫嵩和朱儁的4万多东汉主力军。六月，南阳黄巾军攻击了宛城（今河南南阳市），赶走了新任太守秦颉。张角兄弟亲自领导的河北黄巾军攻占了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南）等地。八月，东汉政府被迫发出最后一张王牌，把皇甫嵩调到河北前线来，两军在广宗相持。

    在这紧要关头，张角不幸病死。黄巾军由他的弟弟张宝、张梁率领，继续与敌人作战。农民军打得皇甫嵩不敢出营应战。后来，由于缺乏战斗经验，骄傲轻敌，放松了戒备，遭到了敌人突然袭击。十一月，张梁与3万勇士战死，5万多黄巾军将士舍身投河，壮烈牺牲，许多随军家属遭到敌人惨杀。与此同时，张宝指挥的10万大军，与皇甫嵩在下曲阳决战，全部牺牲。张角被剖棺戮尸。其他几路黄巾主力军也被敌人孤立包围，分别镇压。

    虽然黄巾大起义失败了，可是经过的冲击，东汉政权已经摇摇欲坠，名存实亡了。“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的平等思想深入人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比起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更近一层，足以响彻历史的天空。

    黄巾起义也促使了东汉末军阀势力的壮大，开启了乱世之门。有史学家尖锐指出，那些被《三国演义》津津乐道的英雄人物，其实也不过一群趁乱打劫的流氓罢了。在黄巾军浴血奋战的时候，这些后来的所谓英雄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也曾联合向农民军施加压力，其中就有袁绍、袁术、公孙瓒、曹操、孙坚、刘备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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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末代之劫——协游天下委屈禅让

    汉王朝的末代皇帝汉献帝是十分地道的倒霉皇帝。他9岁时被立为皇帝，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做过一天真正的天子。刚即位时，董卓把握朝政；董卓死后，李傕、郭汜争斗不已，献帝成了他们争来夺去的战利品；逃到洛阳，又落到曹操手里，成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工具，最后被迫“禅位”给曹操的儿子曹丕，还要奉献出自己的两个女儿给曹丕享乐。

    在《谥法》中，“献”的解释是“聪明睿智曰献”，可见献帝不是一个糊涂皇帝，甚至可以说他极为聪明睿智。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是：董卓马前叙乱。十常侍之乱的时候，刘协和少帝刘辫逃出宫外，正仓皇间，迎面遇上董卓率领的十万陇西大军奔腾而来。小皇帝刘辫见这情况，吓得哆哆嗦嗦，双股战栗，口不能言。小皇帝刘辫手下的内侍太监和一众文官没人敢出口大气，只怕稍有闪失，便惹来杀身之祸。此时，刘协挺身而出道：“你是来劫驾，还是来救驾？”董卓见是一个小孩，不由一愣道：“当然是来救驾！”刘协高声道：“既然是来救驾，为何见了圣上不跪！”遂朝少帝刘辫指了指说：“这就是当今天子，你还不下跪！”当时的刘协才9岁。能以稚龄之年面对这么大的阵仗而毫不慌乱，实属胆识过人。这次大胆的应答，既是他一生中惟一的最亮点，也是使他走向悲惨命运的转折点。

    （十常侍指汉灵帝时期操纵朝政的宦官集团。实际上有12人。当时宦官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高望、栗嵩、段珪、张恭、韩悝、宋典12人都任中常侍，封侯贵宠。十常侍自己横征暴敛，卖官鬻爵，他们的父兄子弟遍布天下，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无官敢管。人民不堪剥削、压迫，纷纷起来反抗。当时一些比较清醒的官吏，已看出宦官集团的黑暗**，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形势。郎中张钧在给皇帝的奏章中明白指出，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正是十常侍为所欲为逼出来的。）

    在后来的李郭混战，汉献帝被各路军阀抢来抢去，又追又杀，受尽了逃亡之苦。这一两年里，汉献帝在军阀战乱的海洋里漂来荡去，完全不能自主。一番周折之后，汉献帝好不容易率领百官回到了帝都洛阳，找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根据地。他开始封赏有功的大臣、将军们。10岁出头的他已经非常懂得怎样为自己巩固势力。当时，洛阳已被乱军烧劫一空，物质基础非常薄弱。不过汉献帝并没有气馁，而是和百官一道出城采野谷，找野菜，以渡过眼前最危难的时期。可是命运偏偏和他作对，就在汉献帝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爬上政治的拳击台，还没来得及喘上一口气时，便遇上了气势正旺、不可一世的超重量级人物曹操。正是刚离狼窝，又进虎口。

    汉献帝不同于白痴皇帝晋惠帝，也不同于乐不思蜀的后主刘禅，有时还显得颇有一点才干。如：194年天大旱，长安城内谷一斛值钱30万（而梁武帝天监四年时米斛30钱），人相食。献帝令侍御史侯汶开仓济民，饿死者如旧，献帝怀疑侯汶作弊，于是亲自检验，用米、豆各5升于殿熬粥，竟有两大盆之多，和平时大不相同，轻而易举地弄清了侯汶的假公济私，结果是“乃杖汶五十，于是悉得全济”。（《资治通鉴》卷61）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是这样评价汉献帝的：汉献帝并不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之所以在他手里终结东汉一朝，是因为他只不过是一空头皇帝而已，“威权去已”。

    献帝也曾经尝试着挣脱“傀儡”的命运，但没有成功。与曹操的其中一次交锋就是名扬后世的“衣带诏”事件。建安四年（199年），献帝18岁，任命外戚董承为车骑将军，秘密写下衣带诏赐给董承，授意董承联络汉室大臣诸侯，联合铲除曹操。可他最终却无功而败，如此机密之事竟然被曹操获悉，以至于“除曹”尚未开始，与谋者董承、吴子兰、种辑等人就在次年被灭三族了。

    综上，汉献帝最大的悲剧在于他本人并不是一个低能儿，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表现了一定才干，但最终无力回天。他想有一番作为，但最后一事无成；他不想成为傀儡，却先后作了别人政治斗争的工具。汉献帝的一生空有大志却抑郁难舒，空有帝号却被人视如儿戏；没有穷奢极侈，也没有暴戾专横，却一样被人灭国。从他被董卓推上帝位到被曹丕拉下帝位，从头到底都是一幕傀儡的悲剧。天时、地利、人和，他不占其一，悲惨的命运也就注定是必然的结局。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病死，他的儿子曹丕袭爵为魏王。献帝以为曹操一死，自己就可亲政，于是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其实这早已是个美丽的不可实现的梦想。曹操死后不久，曹丕就让手下人捏造出种种祥瑞来，说汉代的气数已尽，将由魏来代替。曹丕还命华歆等人先行到许都，胁迫献帝让位。华歆已经起草好了退位的诏书，逼迫献帝颁布。献帝含糊答应，派御史大夫张音将诏书送给曹丕。曹丕正在曲蠡，得到诏书，心中大喜，但表面上不肯接受，上表推辞，如此再三。华歆等人连忙致书劝曹丕登位，一面胁迫献帝交出玉玺。

    禅让在儒家的字典里代表着上古圣贤政治，是儒家道统战胜政统的标志。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执掌政权的领袖同时也应该是道德的完人，这就是所谓的圣人治国。而在控制政权的王霸的视角里，天下惟有力者居之，夺取天下和保全天下，需要的只是富国强兵。

    献帝“禅让”，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汉朝400余年命运的终结。如今，经历了1800年风雨，作为这一历史事件重要见证的受禅坛和“三绝”碑，仍然存世。受禅坛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境内，距许昌市仅15公里。据考证，原来的受禅坛有三层，非常高大，十分壮观。当年汉献帝刘协在坛上请魏王曹丕受禅，亲手将玉玺奉上，坛下有400余名大小官僚和30余万禁军将士目睹了这一事件。当时，接受“禅让”后的魏文帝曹丕说了一句引人深思的话：“舜禹受禅，我今方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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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汉帝国与罗马帝国

    “汉朝与罗马”这个话题如今被广泛探讨的程度，超乎想像。它甚至被做成了电脑游戏。的确，作为东西方的两大非凡帝国，当时相对封闭的信息传播条件下，竟然能产生出相像的两极，后来人不能不慨叹历史的大巧合。伟大的事物总有其相似的地方。虽然东方和西方互相隔绝善，但面对永久性的问题时，人类的举动却没有太大的区别。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行动者们做的是类似的事业，思想者们思考的问题也大致相同。

    从王朝寿命上看，汉帝国繁荣了将近4个世纪，约相当于罗马帝国的统治时间。就辽阔的领土疆域来看，汉帝国也与罗马相似。汉初，帝国主要集中精力恢复国家的力量和巩固王朝的统治。但是到了好战的皇帝汉武帝时期，帝国的疆域大大地向四面八方扩展。南面的部落地区被并吞，最大的扩张发生于西面，中国的探险队穿过中亚，与印度西北部的贵霜帝国建立了联系，从而大大增加了取道丝绸之路的贸易量。

    就人口数量上，汉帝国也可以与罗马帝国相比较。公元1年的人口调查表明，汉帝国有1220万户人家，总人口是5960万人。而奥古斯都（公元前27～公元14年）时期罗马帝国的人口据估计是，在欧洲有3000至5000万人，在亚洲要稍微少些，在非洲有不到2000万人。（数据来源：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西方学者墨菲在《亚洲史》中写道：“中国和罗马这两个在领土大小、发展水平、国力和成就方面都相近的帝国，除旅行者讲述的故事外，基本上互相不了解。如果中国人与罗马或印度帝国及其先进文明有过接触，他们很可能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不同的更开放的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与中国一样，罗马和孔雀印度都修建了道路、堤防和规划完善的城市，在扩张主义的世界性体系下融合了不同的文化，与自己帝国边境的‘野蛮人’进行斗争。三国之中，汉帝国最大也可能人口最多和最富裕，尽管它的文化发展水平和技术成熟程度也许与古印度和罗马相当。”

    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在武器方面就追上了世界的步伐，到了汉代，武器装备更是领先于世界，中国冶金术令罗马人自愧不如。武器的种类也十分繁多。从攻城类到野战类划分极为详细。随着车战的消失，适用于马战的武器繁盛起来，从骑兵用的槊到步兵的弓弩，无不是针对马战产生的。而且出现了用于迟滞敌人的武器。

    罗马的冶金术虽然逊于汉朝，但罗马军队的武器以沉重著称，这表明罗马军的体力要胜于汉朝的农兵。罗马的威力同样在于野战，不过罗马人是以步兵闻名的，骑兵在罗马军队中的作用似乎只是突袭和追击。罗马的主要武器是剑，远程武器主要是标枪和飞镖。罗马军的主体在共和时代是普通的公民，政府不必提供武器。到了帝国时代，雇佣军是罗马军的主体。罗马拥有大量的常规部队，在早期，费用可以由战败国来补偿，而到了中后期就成为国家的极大负担。不过物有所值，雇佣军的战斗能力比起一般的公民要强许多。

    关于汉朝和罗马有没有可能发生过直接的交锋，墨菲对此持肯定态度，他指出，在中亚塔什干附近的塔拉斯河两岸，汉朝军队击溃了包括一些雇佣军的匈奴联军。根据中国史书记载，这些雇佣军可能是罗马帝国派来的援军，因此中国人也许看到过罗马士兵——用盾牌交搭头上以避箭矢的龟甲形连环盾编队，这可能是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惟一一次直接接触。

    由此也引申出另一历史之谜。据说，公元前53年，古罗马“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率领大军东征安息，在卡莱尔（今叙利亚的帕提亚）遭到安息军队围歼，统帅克拉苏阵亡，罗马军团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克拉苏的长子率领第一军团六千余人突围，以后却神秘地失踪了，成为罗马史上的一桩悬案。

    经过中外学者的研究，这批古罗马人后来在中国西北建立了一个城市——骊靬。有的学者在《汉书·陈汤传》中发现，公元前36年，西汉王朝的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领四万将士西征匈奴，注意到匈奴单于手下有一支奇特的雇佣军，其独特的阵法、战法带有古罗马军队的特色。这支军队可能就是失踪的罗马第一军团。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河西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叫做“骊靬”的县，修建了骊靬城堡。史学家樊树志在《后汉书》中找到佐证：“汉初设骊靬县，取国名为县。”骊靬是汉朝对罗马帝国的称呼，所谓“取国名为县”，就是用罗马国名为县名。失踪的罗马第一军团的后裔，以后就在这里繁衍生息。

    骊靬古城位于今甘肃省永昌县，现在只留下一些遗迹。据考古学家研究，骊靬遗址的古城墙是“重木城”——城墙外加固重木，这种防御方式是古罗马所独有的。当地的村民带有欧洲人的体格特征：个子高大，眼窝深陷，头发呈棕色，皮肤呈深红色。最有意思的是，村民至今保留了古罗马人的斗牛遗风。

    这一骊靬之谜，如果得到证实，可以再现二千年前世界上东西方两个帝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再现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对话，让历史的魅力显露得淋漓尽致。和其他学者一样，樊树志认为，要解开这一谜团，历史依据尚嫌不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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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法则在大汉

    ◆汉帝国对军队的控制——武装失控指数9′

    汉以募兵制渐代征兵制，使国家军力遭到削弱。应募者对将领的人身依附关系加重，演变成私家部队，造成地方势力膨胀，为军阀的形成提供了方便。中叶以后，外戚任大将军者操纵国政，把持兵权，成为朝廷最高军政长官。至帝国后期，地方牧守权力增大，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产生大大小小武装集团乘乱崛起，致使国家重踏分裂。

    当黄巾叛乱爆发时，灵帝组建西园军。在平定叛乱的时期，许多私人都已开始招募自己的部队。西园军是使这些部队得到某种合法化，保证他们能为皇帝去作战。公元189年的最初几个月，当起义军威胁到京师时，派去打仗的竟不是西园军，而是一位带领私人军队的大臣。当灵帝弥留之际，董卓已进到距京师的东北约80英里处，待机“以观时变”。

    汉帝国实施的是全国皆兵制，但是一旦战事发生，却总是不够用。缘何？钱穆认为：“全国皆兵制，在中国论，一则军队数量太多，二则训练太简略，调动不方便，结果全国皆兵，弄得有名无实，一旦起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汉帝国对官吏的控制——吏治**指数7′

    汉帝国吏治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上派下举。

    汉初设“太学”，全国独一家。这里面的学生，考试毕业分两等，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郎官是属于光禄勋下面的皇宫里的侍卫，依旧例，凡做二千石官的，他们的子侄后辈，都得照例请求，送进皇宫当侍卫。待他在皇帝面前服务几年，遇政府需要人，就在这里面挑选分发。而考乙等的，回到其本乡地方政府充当吏职。不难发现，这一制度，虽非贵族世袭，但贵族集团，同时便是官僚集团，仕途仍为贵族团体所垄断。

    察举制从制度上讲，还是比较严谨的：不仅有科目、有考察、有评议，而且还有考试，甚至还有连坐制度。正如钱穆所言：日子久了，好制度也会变成坏制度。察举制的主要缺陷在于标准比较笼统，考试不够严密，给徇私舞弊者以可乘之机。特别是推荐人实际上掌握着选人的主动权，所以公卿守相，多把自己的门生故旧举荐上来，造成风气日坏，东汉末年士家大族势力崛起，士大夫及门第由此形成。汉末，民间流传的谣语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策良将怯如鸡。”

    而汉武帝时还允许“酷吏”杀戮某些豪强及其徒党，借以抑制豪强的过度横行。酷吏之一的宁成，革官回家，发誓说：“做官不到二千石，经商不到黄金一千斤，不能算作人。”他强占水田一千多顷，奴役贫民数千家，不多几年，积钱数千万。人都怕他，说：“宁愿碰见母老虎，不要碰见宁成发怒。”

    ◆汉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8′

    汉高祖刘邦吸取了强秦死亡的教训，在汉初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经过70余年的经营，神州大地出现了所谓“文景之治”的盛世。但是，享受繁荣之果的人，不是农民而是地主和商贾。汉景帝末年，地方官府的仓里装满了粮食，库里装满了铜钱。朝廷所藏的钱，积累到好几百万万，钱串子烂了，散钱无法计算。朝廷所藏的粮食，新旧堆积，一直堆到露天地上，让它腐烂。

    实际上，帝国从汉武帝开始已经出现了财政问题。好战的汉武大帝虽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但是帝国的资源因此耗费过度，引发了危机。为了应对危机，他采取了种种措施，包括货币贬值、出卖官爵和重建国家对盐铁酒的垄断经营。虽然在他统治期间，他仍能设法对付支出，但他的后继者们由于纳税自耕农的数目下降而陷入困境之中。

    两汉交替的长期战乱，许多旧贵族和大地主被消灭，因此在王朝复兴的初期，税收是足够的。但是纳税农民很快又被压榨，于是，向下的螺旋运动又一次开始了，恒帝、灵帝时“加亩税十钱”。帝国末年，大地主们公然蔑视政府，他们逃税，并用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地产。无依无靠的农民们为了逃避蛮族入侵者或政府税吏，只好沦为地主们实际的农奴，以求经济和人身的保障。

    对于财富失控的根源，钱穆认为是“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足之地，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全失功效。”

    ◆汉帝国对意识的控制——舆论钳制指数6′

    正如前文叙述的，汉帝国找到了统治子民的密码。帝制意识形态的立场经过综合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所谓“儒术”经过了别有用心的修改。

    “扩展之后又延长，以至于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往重农桑贬斥商业原为法家宗旨，也一并拿来构成武帝御制意识形态之一部。其他法家的措施，如官方专利盐铁，以严峻刑法维持人民纪律也同样被袭用。”

    “更有很多信条，既不出于孔子之主张也不见于孔子语录仍被收纳于这体系之内。……笼统地称之为儒教，固然符合了某种目的，但其流弊则是一经摆布，今后两千年则再难以摇撼之。诚然，它所遗下之影响时至今日犹未衰竭。”（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不管后世如何评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当时的统治来讲，无疑是成功的。汉帝国通过这一举措，在天下人民心中植入了所谓的正统意识，三国逐鹿，刘备凭借“正统”身份得天下，就是明证。对于有些人来说，魏王朝的建立一直不合法，因此它的违法性玷污了魏国的皇帝及其继承者。

    西方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深刻地指出：“以只承认一家学说为基础，这就产生一种顽固的正统观念，并引起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傲慢，而这些东西正是若干世纪后中国随西方的入侵而败落的一个原因。”

    ◆汉帝国人心向背问题——人民痛苦指数8′

    西汉前期，农民与地主间的阶级矛盾，一般说，还没有发展到激化的程度，地主与商贾间矛盾也是和缓的。但是汉武帝对外连年大用兵，战争使国内各种矛盾都激化起来。

    汉武帝为取得大量财物，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农民穷困破产，富人乘机大掠夺。董仲舒说：富人拥有大片田地，穷人连放个锥尖的地方也没有。农民在朝廷与富人双重剥削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进行小规模的武装反抗，但还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汉武帝打击了一部分地主豪强和大部分商贾豪强，这些都是农民所痛恨的。汉武帝在临死前三年，表示对战争的忏悔，下诏说：“今天的要务在于力农。”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用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改善的农具和技术。这样，渴望休息的广大农民，开始稳定下来，汉朝统治也就转危为安。

    西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是长期的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王莽改制造成的混乱加速了大起义的爆发。起义军逐渐汇成为三大支，就是在今湖北地区的绿林军、山东地区的赤眉军和河北地区的铜马军等。

    光武中兴并没有解决社会的尖锐问题，东汉末年，广泛流传的歌谣：“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预示着农民革命的大风暴即将到来。黄巾大起义引发各地的斗争前赴后继。黄巾大起义使东汉王朝的统治分崩离析，名存实亡。

    ◆汉帝国领导人的统治魅力——帝王糊涂指数9′

    司马光把后汉的历史分为四大段。第一段是光武帝、明帝和章帝时期，每一个人——“下至虎贲卫士”——都经明而行修。和帝、安帝和顺帝三朝则缺乏此等优良风气。所幸的是，最初三位皇帝的遗化对高级官员仍在起作用，因而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政治家。他们往往拼着性命来防止国家的垮台。如果顺帝能有好的继承人，汉王朝可能会再度兴盛，但很不幸，顺帝之后却是接着“桓灵之昏虐”的时期。这几名皇帝不仅坚持其先辈皇帝的愚蠢，而且他们更进一步残害忠良，以致朝廷污浊，仇恨滋生。在最后阶段，汉献帝成了“乘舆播越”的游荡者。

    现代史学家雷海宗也认为：“汉和帝以下百年间是汉室逐渐灭亡的时期，也是古代中国大崩溃的开始。”和帝以后，天子多年少，基本上不掌握实权。

    灵帝和桓帝两朝甚至成了政治最黑暗**的代名词。诸葛亮在《出师表》里云：“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汉灵帝则兴趣不在国家大事，所以大权旁落于外戚、宦官。灵帝另一昏聩之处在于卖官鬻爵。灵帝朝卖官明码实价、公开招标。巨鹿太守司马直刚上任，朝廷就伸手要钱。司马直是个清官，决定辞官。朝廷不准，司马直只好在上任的路上自杀，临终前写下一份遗书，痛斥朝廷卖官，实在是祸国殃民，是亡国的象征！司马直死后朝廷卖官变本加厉。曹操的父亲曹嵩官居太尉，都是花钱买的。

    ◆汉帝国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防御薄弱指数7′

    秦始皇没有解决的匈奴问题，到了汉朝，成为了入侵的常客。

    西汉前期，对匈奴实行羁縻政策，主要是汉匈“和亲”政策；可是这时的匈奴一再南侵，曾火烧汉朝的回中宫（在今陕西陇县），“烽火通于甘泉、长安。”迫使文、景二帝一面继续执行与匈奴“和亲”政策；一面储备军粮，增殖马匹，训练士卒，准备反击匈奴。汉武帝即位以后，开始对匈奴进行战争。从此，匈奴北徙漠北。汉自朔方，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以六十万吏卒屯田，加强防守。汉元帝以宫人王嫱（字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汉、匈从此友好相处。

    东汉，匈奴贵族为争夺单于继承权而分裂为南、北两大部，史称南匈奴和北匈奴。光武帝后期，北单于向汉求和亲，遭拒绝。明帝时，北匈奴又一再侵扰边郡，汉联合南匈奴及乌桓兵连续进击北匈奴。北匈奴一再被击败。

    ◆汉帝国抗击天灾**的能力——物资储备不足指数10′

    两汉的灭亡都与天灾**直接相关。

    西汉汉哀帝时，鲍宣曾上书说：“当今农民有七种损丧：水灾旱灾，一损丧；朝廷横征暴敛，二损丧；官吏假公济私，贪得无厌，三损丧；豪强大姓，兼并不止，四损丧；徭役繁多，农桑失时，五损丧；主管乡里的人鸣起鼓来，农民不分男女，都得抛弃作业，赶到路上去搜捕盗贼，六损丧；盗贼掠夺农民财物，七损丧。单是七种损丧还好，更有七条死路：官吏任意打死人，一死路；刑罚苛刻，二死路；冤狱陷害无罪人，三死路；盗贼横行，四死路；报怨寻仇，互相杀害，五死路；饥饿无救，六死路；时疫流行，七死路。”

    平帝时黄河决口，淹了大平原的南部。许多人在两次水灾中死去，幸存者逃离了受灾区。在邻近地区，供应的物资不足以供养难民。饥荒蔓延，越来越多的人成了黄河几次改道的积累性后果的受害者。农民开始逐步地放弃大平原南部，缓慢地向南方迁移。沿迁移的路线出现了动乱，挨饿的农民结伙抢粮。

    东汉末年，豪强争霸，**不断，天灾也似乎特别流行。据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记载如下：

    屠杀——190年，董卓驱迫洛阳地区百姓迁往长安，沿路死人无数。洛阳二百里内所有官私房屋，全部被烧毁。193年，曹操攻徐州，杀男女数十万口。192年董卓死后，部将们连年互斗，烧毁长安城，关中居民数十万户，死亡略尽，长安成了空城，附近几百里内不见人迹。219年曹仁屠宛。长安、洛阳、南阳三大城市全毁灭了。这只是几个例，其他屠城杀人，规模大小或有不同，残暴性却并无不相同。

    抢掠——曹丕叙述190年以后豪强割据的情形说，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都以讨董卓为名，纷纷起兵。大豪强占据州郡，中豪强占据县城，小豪强占据乡村，各依武力，互相吞灭。这种豪强军队在割据地内过着“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的野兽生活，他们等到生产彻底被破坏，人民饿死得差不多的时候，自己也就很难生存下去。袁绍军在河北吃桑椹充腹，袁术军在江淮吃蚌蛤过活，不久都溃败了。豪强占据州郡，到乡村象蝗群那样吃人民，吃完这一处再吃别一处，吃到无可吃时，即人民死亡略尽时，他们才算做完了事情。

    疫病——《续汉书·五行志》记汉灵帝时有五次大疫。大医学家张机在《伤寒论·序》里说，我的宗族原来很大，人数在二百以上，建安纪元以来，还不到十年，族人死了三分之二，伤寒病患占十分之七。让一族人死去三分之二的疫病，在《五行志》上并没有记载，因为它连年发生，不算是值得记载的大疫。汉献帝时大疫，据《五行志》所记是在217年（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说，那一年疫病，很多亲友遭了灾。曹植也说，家家有死人，室室有哭声，或一门尽毙，或举族灭亡。以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为例，孔融、阮瑀早死，其余王粲等五人都死在这次大疫中，可见丧亡确极严重。疫病是暴政战乱的自然产物（例如二一七年的大疫，从曹操攻孙权军中开始），它不是所谓天灾，它同杀死饿死一样是统治阶级制造的**。

    人民不是被杀死就是饿死或疫死，中原成了一片大荒原。王粲《七哀诗》描述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所，何能两相完。”202年，曹操在他的原籍谯县（安徽亳县）下了一道命令说：“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枪伤怀”。

    ◆汉帝国对宫廷后闱的控制能力——宫廷不稳定指数9′

    外戚和宦官乱政激烈是汉帝国的一大特点。

    从帝国伊始，吕后就开辟了后宫干政的风气，因此汉代女性地位很高。与此相对应的外戚势力崛起。光武中兴之初，极力抵制，但是到了章帝之后，外戚又渐渐抬头。在西汉时期，外戚很有势力，宦官对政治生活还没有施加过分的影响，只有为数很少的宦官晋升而拥有大权。这个时期还没有出现那种有时能破坏王朝统一或改变朝廷性质的宦官和其他集团之间的激烈斗争。

    东汉时期，宦官的人数和权力缓慢而稳定地增长。他们在和帝朝开始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在公元92年，中常侍郑众帮助和帝消除了外戚窦党。宦官开始当权。郑众死去时，安帝准许他的养子继承封地。公元125年宦官们拥立顺帝和清除窦党后，他们的18名为首者都被封侯。在桓帝的整个在位时期，他依靠宦官为他出谋划策。灵帝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极力讨好宦官，竟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父，赵常侍（赵忠）是我母。”

    宦官弄权，政治更加**。《后汉书·朱晖传》曰：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他们抢夺民财，略取民女以为婢妾。中常侍侯览侵夺宅舍381所，侵夺田地118顷，起立第宅16区，还虏略良民为奴婢。他的哥哥侯参任益州刺史，为了侵夺民财，诬人以“大逆”之罪，捕杀后，霸占财产，前后侵夺民产以亿计。

    ◆汉帝国振衰起废的变革能力——应变力匮乏指数7′

    学者费正清说：“汉元帝的登基可以视作帝国发展过程中的新阶段的开始。”在他之后的几位皇帝都开始注重改新。“政治家们这时专门注意周代的而不是秦代的范例；他们选择节约和紧缩以取代挥霍和扩张；他们放手解除以前对中国黎民日常生活的各种管制。在有些情况下，如在减少铺张浪费和减轻国家刑罚方面，他们是成功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如在建议限制土地的占有面积方面，他们的想法过于极端，难以实行。在前汉结束之前改造一直是政府施政的目标，尽管中间短时期内也出现过争议。”

    在成帝时，甘忠可和夏贺良等历法家和巫术家声称他们有预知改朝换代的能力。按照他们的说法，刘皇室的气数将尽。王朝需要振兴的建议得到了一些征兆的支持，如成帝未能生子，许多凶兆上报和皇帝的健康不佳等。汉成帝为此选用了“太初元将”四字，新年号暗含振兴之意。但是公元前5年王朝振兴的希望是短命的。不到两个月，诏令中的一切规定除大赦令外全被撤销，倡导者夏贺良被判死罪。采用新年号将会恢复帝国力量和繁荣的希望未能实现。西汉王朝为振兴帝国实力而作的最后努力失败了。

    虽然王莽篡权作为汉帝国的一个插曲，但是有很多学者认为这也是一次拯救汉王朝的不成功改革。

    王莽的悲剧在于，过分迷恋于风靡一时的儒家经学，企图用儒家经学重建一个理想世界。前朝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实在太多，西汉末年，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一代不如一代，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烂摊子。为了摆脱困境，必须改革。问题是怎么改，沉迷于经学的王莽，选择了按照儒家经典《周礼》的教条来进行改革，被史家称为“托古改制”。王莽企图按照儒家经典重建一个“大同”世界，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其初衷似乎无可厚非，关键在于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要解决社会问题，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他大胆处理根本的经济问题，下令将私有大地产收归国有，重新分配给纳税的农民。这一改革和其他一些改革也使富裕的家族疏远了他。

    钱穆先生有云：“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政治。……这不是王莽的失败，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国史大纲》)樊树志也认为“王莽的改革就是一场腐儒们的闹剧”。

    张传玺进一步揭示：“王莽那样的乱改货币，乱改国家和地方的政区、机构、官名，乱改少数民族名称，并非当时国家的政治、社会或民族关系的需要，而是在盲目附会所谓西周制度或迷信思想，以抬高他个人的声威。不仅毫无积极意义，相反的，还为国家、社会制造了更大的混乱。一再改变币制，使币制混乱，大批人民破产。一再改易地名，甚至主管官吏都弄不清其辖区应叫什么名字。乱改民族名称，破坏了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加剧了民族矛盾。王莽又征发30万士卒准备进击匈奴和东北各族，内地的人民抗拒征发，长城沿边的人民亦相继起义。”

    ◆汉帝国对地方的能力——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

    纵观整个汉帝国，一直在为地方豪强作斗争。

    西汉采取分封制，导致诸侯王国与中央的矛盾日益加重。汉高帝消灭完全割据的异姓王，代之以半割据的同姓王。当时封王多是幼童，军政用人大权，实际掌握在王国丞相手中。汉文帝时，封王长大了，开始驱逐汉官，图谋叛变。汉景帝消灭七个叛国，改定王国制度，王国权力全部被削去。公元前127年，汉武帝行推恩法，允许国王分城邑给自己的子弟，从此大王国分成许多小王国和侯国。汉景帝以后，皇子可以封国称王，但不可能拥兵割据。不过，分封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王莽篡权后，就是以光武帝为首，以南阳豪强为基干的豪强集团，推翻了王莽的新朝，建立起豪强统治的东汉。在东汉前期，对豪强还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汉和帝时，朝廷向豪强让步，比如，废除盐铁官卖制，放任私家经营盐铁业。豪强势力更加强大了，转过来实行对朝廷的控制。

    ◆汉帝国处理多民族融合的能力——民族不和谐指数9′

    汉代主要是根据“五服”理论来管理统治秩序的。按照这种理论，中国划分为五个同心的和分层次的地带或区域。中心区甸服是皇室管理区，在帝王的直接统治下。直接环绕皇室管理区的是帝王建立起来的中国人的列国，被称为侯服。侯服之外是为统治王朝征服的中国人的国家，构成所谓绥服或宾服。最后两个地区是留给“野蛮人”的。生活在绥服或宾服外面的蛮夷居地称为要服（受管制的地区），这样命名是因为假定蛮夷隶属于中国人的控制之下，即使这种控制是很松散的。最后，在控制地区以外的是戎狄，他们在荒服（荒凉的地区）中基本上是自己做主，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在荒服到达了它的自然的终点。

    被汉朝视作野蛮人的民族注定是帝国的隐患。比如，匈奴属于荒服，汉朝不能指望他们表示常规的效忠，所以匈奴侵犯的次数就多。184年凉州发生大规模叛乱，它实际上是羌人、匈奴人和月氏人，共同反对汉帝国的一次叛乱。

    结论：大汉末年的衰败指数=武装失控指数9′+吏治**指数7′+税赋沉重指数8′+舆论钳制指数6′+人民痛苦指数8′+帝王糊涂指数9′+防御薄弱指数7′+物资储备不足指数10′+宫廷稳定指数9′+应变力匮乏指数7′+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民族不和谐指数9′=99分

    (刘邦)（元帝）（和帝）（汉献帝）

    前206前4889220（灭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0′80′99′120′

    绿灯区黄灯区红灯区

    指数说明：良1－2分；中3－4分；及格5－6分；差7－8分；很差9－10分。分数越高，危险系数越高。最高分合计120分。其中，绿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区，黄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警惕区，红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危险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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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隋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楔子

    秦隋二代的国祚不长，秦仅维持15年而亡，而隋也不过39年而终。两国衰亡之速，其间有颇多相似之处，因此人们在谈论隋朝时往往一句“隋蹈秦辙”作结。

    秦和隋都是典型的“为他人做嫁衣”的过渡型王朝：大统一结束长期分裂，倏忽而崩，之后开始一个新的长寿王朝。它们创立的制度，却都对以后的朝代产生了深远影响。秦朝郡县制和隋朝科举制是中国封建社会赖以长治久安的两项重要的管理制度，使得中国古代社会远较西方稳定。郡县制取消了世袭领主，为大一统的庞大国家提供了良好的管理模式，为中央集权创造了条件。统治者手中集中了大量财富和人力，可以进行许多大型工程建设。科举制可以吸收大量社会各阶层的精英分子，参与到土地的再分配中来。通过国家俸禄，购买土地的方式生产大量新地主，使大量基层人士吸收到地主阶级内部，如唐太宗所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两代君主都喜欢大兴土木。我国最著名的两项大型公共工程——长城、大运河是在秦代和隋代初步完成的。秦隋也因此落下劳民伤财的罪名。秦始皇视人民如草芥，为了应付建造阿房宫，筑骊山陵墓，修长城，筑驰道、御道，疏浚河道等庞大工程，动辄征调数十万人从事一项工程，可说空前。隋炀帝劳役人民，有过之而无不及，开运河，建离宫，营两都，无不征用数以百万计的百姓，而其巡幸江南，仪仗队竟达数百万之众。两代如此严苛地劳役人民，自然引起民怨。

    二朝都以穷兵黩武印证了苏秦的一句话：穷兵者必灭，好战者必亡。始皇雄才大略，拓展疆土，命蒙恬北修长城以防匈奴，又令屠睢南平百越，置象郡等四郡，扩充中国版图，但军民无异被流放于外，遂使人民生叛逆之心。炀帝好大喜功，在位期间，曾三次亲征高丽，可惜无功而还。此外，伐琉球、林邑等，造成国库空虚，民怨沸腾，以致动摇国本。

    崇尚严刑峻法是秦隋的又一共同点。秦代行法制，但用法之苛，杀戮之惨，皆前所未有，如赴刑衍期者斩；一家犯事，比邻连坐；一人犯法，诛及三族。隋之法令，也很严苛，当时有偷粮一斤者死，偷银一文弃市，并且任意杀戮功臣。炀帝时，功臣如贺如弼等，皆被杀，以致众叛亲离，怨声载道。

    秦隋两代的灭亡又都与嗣君不仁有莫大的关系。秦始皇临终时，意欲传位于太子扶苏；但宦官赵高与李斯合谋，矫诏立二世胡亥，杀扶苏，然二世昏庸懦弱，加速秦亡。隋文帝受独孤皇后之怂恿，废太子勇，立次子杨广为储，结果炀帝喜暴政，使国家走向衰亡之途。

    尽管有着如此多的相似之处，然而，隋朝之与秦朝，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比如，隋朝灭亡后的富足连盛唐都唏嘘不已。秦始皇在一统天下之后不懂得顺乎民心，而隋文帝显然努力做到了这一点。始皇虽然暴政，毕竟留给世人更多的是王气十足，而炀帝却在暴政之外，增添了更多的骄奢淫逸，成了不折不扣的亡君。如果说秦朝时子民来不及形成效忠惯性，那么，隋炀帝时就是想效忠都没有法子。</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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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杨坚得天下“其做法蕴藏大乱”

    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感叹说：“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安坐而登帝位。”对历代开国皇帝颇有研究的**，对杨坚的评价也只有草草一句“其做法蕴藏大乱”，可见他对简易得天下的杨坚并无多少敬仰之情。

    杨坚能够得天下，托了贵族身份的福。杨坚是东汉太尉杨震的第十四代子孙。杨氏家族从汉朝以来，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名门望族。公元537年，杨坚的父亲杨忠追随独孤信投靠了西魏专权的宇文泰。因在宇文泰执政以及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建立北周过程中功勋卓著，杨忠被赐鲜卑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封随国公。

    杨坚出生在冯翔县的波若寺，幼时为尼姑智仙抚养成人，后来杨坚在回忆时亲昵地称她为阿阇梨（梵文为ācārya，意即导师），13岁还家。青少年时期并不见其聪颖过人之处，惟好音乐。可以说，跟一般的纨绔子弟并无二致。后来虽然上了王公子弟的贵族学校，学业却并不理想，常常被别人挖苦，他也深知自己在学业方面不行，时不时地自嘲“不晓书语”。

    尽管如此，因父亲的缘故，他14岁就得以踏入了政坛，在宇文泰麾下任武职，不断地青云直上。566年，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意识到杨坚前途无量，便把自己14岁的七女儿独孤伽罗嫁给了杨坚。从此杨坚因为拥有双重身份，左右逢源，作为周明帝的连襟，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之莫不尊敬；以汉人的身份，得到北周统治集团中大多数汉族官僚的拥护。公元568年，杨忠死，杨坚继承了随国公的爵号。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杨坚立下战功，又晋封柱国。

    杨坚并无突出的功绩，地位却扶摇直上，逐渐引起一些朝臣和贵族的嫉恨。北周初年，宇文护专权，多次想除掉杨坚，都因大将侯伏、侯万寿兄弟求情而没有得逞。

    隋朝文人李德林在《天命论》中这样形容隋文帝:“帝体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龙自通，天角洪大，双上权骨，弯回抱目，口如四字，声若钏鼓，手内有王文，乃受九锡。昊天成命，于是乎在。顾盼闲雅，望之如神，气调精灵，括囊宇宙，威范也可敬，慈爱也可亲。”如果这些描述的水分不大的话，杨坚俨然就是一幅帝王之相。加上他飙升的地位与声望，连皇帝都生忌了。

    齐王宇文宪曾对周武帝宇文邕说：“杨坚相貌非常，人颇狡诈，臣每见之不觉自失，请早除之。”本来宇文邕对杨坚早存疑心，听宇文宪说后，疑心更重。

    但是否立即剪除杨坚还犹豫不定，于是便问计于大夫来和，来和也说杨坚不凡，但暗中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便谎称：“杨坚这人是可靠的，如果皇上让他做将军，带兵攻打陈国，那就没有攻不下的城防。”杨坚避免了第一场杀身之祸。

    宇文邕还是放心不下，暗里又派人请星相家赵昭偷偷为杨坚看相。赵昭与杨坚有私交，当着宇文邕之面佯装观察杨坚脸庞，然后毫不在意地说：“皇上，请不必多虑，杨坚的相貌极其平常，无大富大资可言，最多不过是个大将军罢了。”

    之后，内史王轨再次提醒：“杨坚貌有反相，及早除掉为妙。”无奈作为星相专家，赵昭的权威比较大，宇文邕相信无疑，便不悦地回王轨说：“要是真的天命所定，那有什么办法啊？”使杨坚第二次化险为夷。杨坚借机把长女杨丽华嫁给皇太子宇文赀，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宇文邕死后，宇文赀即位。宇文赀对杨坚的疑心更大，他曾直言不讳地对杨妃说过：“我一定要消灭你们全家。”甚至命内侍在皇宫埋伏杀手，再三叮嘱说：“只要杨坚有一点无礼声色，即杀之！”然后他把杨坚召进皇宫，议论政事。杨坚几经化险为夷，心中早有准备，不管宇文赀怎样激，怎样蛮，怎样讲，杨坚都神色自若，宇文赀无杀机可乘。

    最后，杨坚想出了两全之策，通过老同学、内史上大夫郑译向宇文赀透露出自己久有出藩之意。这正合宇文赀的心意，当即任命他为扬州总管。这样宇文赀放心了，杨坚也安心了。

    宇文赀是皇家世袭之君，根本不是治国安邦之君。不问朝政，沉湎酒色，满朝文臣武将敢怒而不敢言。相比之下，杨坚的声望依然很高。

    宇文赀荒淫无度的生活使他年仅22岁就丧命了。他的儿子周静帝即位时才8岁，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孩，所以任命杨坚为丞相。受够了“伴君如伴虎”折磨的杨坚，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取代北周。

    杨坚深知自己的地位还不巩固，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第一步，建立自己的统治核心。杨坚利用丞相之职，拉拢真正具备政治才能的高敏等一帮人作为自己的亲信；利用掌握军权的司武上士卢贲，用武装力量压服朝廷文官。

    第二步，铲除宇文皇室的势力。杨坚初执政时，周宣帝的弟弟宇文赞仍以皇叔身份居上柱国、右大丞相职，在朝廷中与杨坚平起平坐。杨坚指使亲信把他劝回家中，不要过问朝政，答应以后由他做皇帝，只需在家里等。宇文赞年轻无才，信以为真，于是杨坚排除了皇室中潜在的干扰。对于有直接危险的宇文子弟，杨坚毫不手软地大开杀戒，灭其九族。

    第三步，收买民心。杨坚宣布废除周宣帝时的严刑峻法，停止洛阳宫的营建，以此取得臣民们的广泛支持。这样，杨坚在京师的统治已基本稳固。

    第四步，搞定地方。杨坚一方面利用自己已经取得的政治优势拉拢地方将领，对反对者进行分化瓦解；另一方面，投入自己所能控制的全部军队，经过半年的战争，地方武装反抗被全部平定，杨坚控制了北周政局。

    从辅政之日起，杨坚要做皇帝已是公开的秘密。在平定武装反抗的过程中，杨坚又为自己做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布自己由左丞相改任大丞相，废左、右丞相设置，不久改称相国；让自己的长子杨勇出任洛阳总管，监督东部地方势力；杨坚由随国公改称随王，以20州为随国，封独孤氏为王后，杨勇为世子，随王位在诸侯王之上；为进一步削弱宇文氏的影响，废除宇文氏对汉人的所有赐姓，令其各复本姓，这一措施得到汉人的普遍拥护。

    准备就绪后，公元581年，杨坚导演了一出“禅让”戏，轻松登上了帝祚。杨坚派人为周静帝写退位诏书，内容极力称赞杨坚功德，希望杨坚按照舜代尧、曹丕代汉献帝的典故，接受皇帝称号，代周自立。诏书由朝廷大臣捧着到随王府送给杨坚。杨坚假意推辞，经过朝廷百官的再三恳求，杨坚才同意接受。仪式结束，杨坚穿戴上皇帝的龙袍，在百官簇拥下坐上皇帝的宝座。

    杨坚也很有自知之明，清楚父亲对自己一生的影响，把自己新王朝的国号定为随（父亲杨忠被人尊称随国公），以此来表达感激之情。后来又感到随字与走同义，不太吉利，便改随为隋。

    杨坚的女儿杨丽华自从知道其父有代周自立企图后，“意颇不平，形于颜色”。杨坚称帝后，愧疚之余，封杨丽华为乐平公主，并想逼其改嫁，杨丽华誓死不从。后来，杨皇后于炀帝年代在随帝巡游途中生病，病死张掖，时年四十九。</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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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荒唐陈叔宝“兵久不决，令人腹烦”

    同样是外戚篡权，杨坚之所以没有像王莽那样被历史扬弃，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件最得意的事情——结束西晋以来长达300年之久的分裂局面，使中国重新归于统一。

    杨坚得天下后，当时隋朝领域大体包括长江以北，汉代长城以南，东至沿海、西达四川的广大地区。北有突厥，南有陈国，客观上呈现三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杨坚夺取政权不久，内部不稳，虽有吞并江南之志，却也不敢轻易造次。

    本来，刚开始，杨坚只想同陈国搞好“睦邻友好关系”，因为当时陈宣帝在位。这位有作为的君主倒对杨坚不大在乎，也不约束陈兵侵掠北境。杨坚正要光火，陈宣帝崩逝，“兵不伐丧”。

    偏偏陈国继任皇帝陈叔宝，又是出名的昏君。他只爱宫廷生活，每天沉湎在酒和女人之中，不问国家大事。他最宠爱的姬妾有八人，在经常举行的宫廷宴会上，每次都邀请十余位诗人，跟八位美女杂坐在一起，饮酒作诗，互相赠答。再挑选最艳丽的诗句谱成歌曲，由千余宫女歌唱，其中以《玉树后庭花》、《临春乐》为最有名，内容都是赞扬八位美女的美丽和风情。

    八位美女之中，陈叔宝尤其宠爱两位：张丽华和孔贵嫔。其中张丽华更是美人中的美人，秀长的头发可以垂到地面，光彩焕发。她性情宽厚而绝顶聪明，政府中大小事件，都了如指掌。陈叔宝头脑不清，凡事不太了了，批阅公文时，张丽华就常坐在他膝上指点。于是大臣透过宦官，跟她勾结，从而买卖官爵和制造冤狱。宰相孔范，则与孔贵嫔结为兄妹，引进一批很有才华但不识大体的官僚，像玩弄木偶一样，玩弄陈叔宝。

    面对如此君主，隋文帝觉得时机可行，就对大臣高颖说：“我是天下百姓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而不拯之乎！”

    在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杨坚遂于开皇八年（588年）十月部署进军。任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指挥水陆军51.8万人，同时从长江上、中、下游分八路攻陈。

    当大军进逼长江时，陈叔宝听到消息，大笑说：“王气在建康，北齐侵略过我们三次，北周侵略过我们两次，都被击败，杨坚为什么不接受历史教训？”佞臣孔范在旁打边鼓说：“长江本是天险，自古隔断南北，敌人岂能飞渡？边将贪功，往往夸张战报。”有人报告消息说，隋军战马大批死亡，孔范愤怒地喊：“那些都是我们的马，为什么让它们死？”

    隋军进至江边时，陈将施文庆以元会（春节）将至，拒绝出兵加强京口（今江苏镇江）、采石（今安徽当涂北）等地守备。589年正月初一，杨广趁建康周围的陈军正在欢度春节之机，指挥诸军轻而易举渡江。

    陈叔宝纳闷的慨叹：“兵久不决，令人腹烦！”遂决定孤注一掷，命令各军出战，在钟山南20里的正面上布成一字长蛇阵，鲁广达率部在最南方的白土岗列阵，向北依次为任忠军、樊毅军、孔范军、萧摩诃军。但陈军毫无准备，既未指定诸军统帅，又无背城一战的决心，各军行动互不协调，首尾进退不能相顾。很快一部溃败，全军随之瓦解。

    建康陷落，陈叔宝正在金銮殿上坐朝，听到敌人入城，急向后逃。大臣拦住他，建议他衣冠整齐，在正殿上等候变化。陈叔宝大惊说：“刀枪之下，非同儿戏，我自有妙计。”他的妙计是，跑回后宫，躲进景阳殿一口深井之中。隋军入宫搜索，在井上呼唤，不见回答，扬言要向井中投掷石头，这才听到应声。士兵们抛下绳索把他拉出来时，震惊怎么如此沉重，等到拉出井口，才发现竟然有三个人，除了陈叔宝外，还有张丽华和孔贵嫔。士兵搜查皇宫，在陈叔宝床底下，发现很多将领们向政府告急的十万火急文书，还没有拆封。真的是爱美人肯舍江山的顽主。

    隋文帝认为“叔宝全无心肝”，一大家子没人能对隋朝构成威胁，所以没有杀他。事实的确如此，有一次，隋文帝东巡游幸，陈叔宝还献诗一首：“日用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称颂隋文帝功德，表请封禅。隋文帝心中十分快意，他目送陈叔宝下殿时，又叹息说：“如果陈叔宝把作诗和喝酒的心思用于治国，又怎会有今天呢？”

    汉朝灭亡后中国经历了漫长而混乱的四分五裂的时期。汉民族陷入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厮杀战乱之中。相仿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的黑暗时代。有史学家在评价大分裂时代时说，经过漫长战乱蹂躏的汉族已经消沉、疲惫、颓废、迷惘，中国已经接近死亡了，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已不是汉人，而是被汉人称之为蛮夷的民族。从这个高度出发，他们认为杨坚的这次大统一，拯救的不仅仅是河山，更是汉文化。所以，有人甚至把杨坚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相比之下，陈叔宝尤显荒唐。</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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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开皇的另一面仁慈脸孔

    杨坚登上帝祚不久，大杀周朝宗室文帝子孙25家，闵帝子孙及明帝子孙6家，武帝子孙12家。宇文的儿子宇文衍禅位后即被杀，时年9岁；宇文另外两个幼子还在怀抱之中，为斩草除根，也被杨坚诛杀。其余宇文宗室疏属，几乎为杨坚诛杀无遗，成千上万的凤子龙孙均于一年多内惨遭屠戮。开皇六年，又把三个老朋友刘昉、梁士彦、宇文忻一并杀掉，殃及其子辈。这些巩固帝祚的血腥屠杀，使得杨坚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猜阴狠”的印象。

    其实，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夺天下只是基业常青的第一步，如何治理天下才是最为关键的。在治理天下上，杨坚为之献出了他的余生，可算是一位有为之君。

    《尸子》曰:“德者，天地万物得也；义者，天地万物宜也；礼者，天地万物体也。使天地万物皆得其宜、当其体者，谓之大仁。”德义礼兼备，就是大仁。

    杨坚对平民百姓实行宽仁的政策。即位当天，悉除北周苛政，大赦天下。长安城内万民欢呼雀跃，新贵名流欣喜若狂。长安东西两市一百一十坊，四面立邸，夜不闭户，彩光缤纷，载笑载乐，共庆隋皇朝之兴。

    北周的法律既残酷又混乱，“内外恐怖，人不自安”。在他的直接组织下，著名的《开皇律》诞生了。《开皇律》是在北魏北齐的刑律基础上，废除了许多酷法，减轻、剪裁了一些刑律删修而成的。律法明晰，比北朝先前的朝代宽明许多，并取消了枭首、车裂等酷刑（后来又被炀帝恢复）。其中有冤可以逐级上诉，直至皇帝亲自处理这项规定，是以前各代所没有的。日后著名的《唐律》，基本脱胎于《开皇律》。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对此大加赞赏，“今之律，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裴）政之泽远矣，千余年间，非无暴君酷吏，而不能逞其淫虐者，法定故也”。隋文帝统一了币制，废除其他比较混乱的古币以及私人铸造的钱币，改铸五铢钱。度量衡在隋文帝时重新统一。

    杨坚特别注重奖廉惩贪。据史载，岐州刺史梁彦光治理本州“甚有惠政”。杨坚到岐州视察，对他的政绩十分满意，当即下诏予以嘉奖，并号召各地官员向他学习。汴州刺史樊叔略，由于在任内“甚有声誉”，遂升迁为相州刺史。在相州任上，他每当考核时，又都被评为政绩第一。杨坚非常高兴，也对他亲下玺书嘉奖，赐物300段，粟500石，颁示天下。赵轨任齐州别驾时，在职4年，“考绩连最”，杨坚又嘉奖他物300段，米300石，随后召入朝廷任职。当他离升齐州时，父老乡亲挥泪相送，纷纷说：“别驾在此任官，从不收受贿赂，犹如水火不相交，所以我们不敢以壶酒相送。您清廉若水，请饮一杯清水为您饯行。”赵轨双手接过那杯水，一饮而尽。杨坚闻听此事，又先后提升赵轨为硖州刺史、寿州总管长史，将他树为全国官吏学习的榜样。

    相反，对贪官污吏，杨坚则严惩不贷，毫不手软。杨坚的第3子、秦王杨俊，曾在灭陈战争中立过大功，颇受文武百官的敬仰，也深得杨坚的宠爱。后来却“渐奢侈，违犯制度，出钱求息，民吏苦之”。杨坚获悉此情，立即派人查办，杨俊不思悔改，仍旧我行我素。杨坚极为愤慨，毅然罢了他的官，将他禁闭起来。有人为杨俊求情，杨坚坚决表示：“法不可违！”还说：“以周公之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公远矣，安能亏法乎？”杨俊临终前遣使奉表向父皇谢罪，杨坚还是不宽宥，对使者说：“我戮力关塞，创兹大业，作训垂范，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为我子而欲败之，不知何以责汝！”杨俊既惭愧又畏惧，致使病情日益加重。开皇二十年，病死于秦邸。

    独孤皇后有位姑表兄弟，名叫崔长仁，官任大都督。他依仗自己和独孤皇后的关系，经常搜刮民财，索贿受贿，还逼死了7位年轻貌美的女子。杨坚闻报，遂将崔长仁判了死刑。

    杨俊、崔长仁的下场，大大震慑了朝廷内外所有官吏。于是，贪污案件急剧下降，廉洁风气日趋浓厚。

    杨坚还很崇尚节俭，他曾教训太子杨勇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如果奢侈就一定不能长久，你一定要厉行节俭。”

    开皇初有户三百六十余万，平陈得五十万，后增至八百七十万。隋文帝大行节俭之风，提倡储粮备灾，积谷防饥，故广设仓库，分官仓、义仓。官仓作粮食转运、储积用，义仓则备救济之需。隋朝的官仓、义仓储积粟帛为历朝之最，“资储遍于天下”，能供五、六十年之需。经过隋末天灾**，唐朝立国二十年后，隋朝在各地的库储尚未完全用尽，可以想见其数量的骇人之巨。义仓制度后世王朝都跟着实行。

    “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先王，足以参踪盛烈。”这就是隋书里的“开皇之治”。

    杨坚所兴隋帝国是经济最富庶的朝代之一，仅凭开皇之治就足以彪炳千秋，名传万载。于历史而言，杨坚堪称“大仁”之帝。</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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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倒霉的突厥

    突厥崛起的时候，整个中原四分五裂，无比混乱，广大百姓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本来，这几乎可以说是历史上游牧民族进攻中原的最佳机会。局面对突厥来说，绝对比后来蒙古南下灭掉宋朝更要有利。然而，倒霉的突厥，遇上了善用权谋的隋文帝和尚武喜战的隋炀帝。中原政治阴谋的历史远比游牧民族丰富，在隋文帝的一手策划下，突厥内讧更加剧烈，有限的精力和人力都用在了内耗上，实力大为削弱。后来在炀帝御驾亲征、铁血统治下，突厥始终难成气候，直到隋末乱世纷争时，势力圈终于变大，结果还被李渊利用，此为后话。

    汉朝之后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逐渐汉化。北匈奴逐渐西迁，进入欧亚大陆，给当地的政治格局带去了剧烈的变化。匈奴的一些散支，依旧生息繁衍在他们的家乡——广阔无垠的北方草原。突厥人就是其中的一支。

    与中原作战失利后，突厥人迁居到金山（新疆阿尔泰山）之南，以游牧为生。当时柔然汗国强盛，突厥人不得不受其奴役，为他们充当“铁工”，但势力渐盛。

    公元546年，突厥部落酋长阿史那土门，向柔然主求婚。柔然主不但不许，还辱骂道：“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这一句话使柔然汗国遭到了灭国之祸。公元553年，阿史那土门发兵击柔然，趁势灭掉柔然汗国，自号伊利可汗。自此，建立了突厥政权。突厥建国后，牙帐设在都斤山（今蒙古国境内杭爱山脉）。突厥人以狼为图腾，帐前大旗称“狼头大纛”，在漠北称雄一时，声威大振。

    突厥初起时，中原正逢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分裂和动乱时期，无力应付边防事务。突厥人强盛后，逐渐骄横起来，时时闯入中原劫掠财富人口。当时，北齐、北周都没有力量跟它抗衡，只好竞争呈献珠宝财货和公主美女，希望获得援助。突厥的木杆可汗就曾经骄傲地说：“我在南方有两个孝顺儿子，我想要什么，他们就会送什么。”

    隋初天下方定，不宜动武。隋文帝采纳了大臣长孙晟的建议——远交近攻、离间强部、扶助弱部，以谋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长孙晟到过突厥，熟悉突厥的情况，他的策略避免了大规模的用兵。突厥各可汗间很快相互猜疑，隋乘机出兵，坐收渔利。

    583年，隋朝兵分八路反攻突厥。突厥本是一个靠军事力量在很短时间内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国家，部落之间、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综合能力的强弱参差不齐，各种矛盾在“可汗”的铁腕强权政策下被压制下来，随着突厥对隋朝军事行动的不断失利，突厥内乱，各可汗都遣使入朝，请和求援，但隋文帝一概不许，让他们继续互斗。584年，阿波可汗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号称西突厥。自此，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则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

    公元585年，隋文帝遣使联络阿波可汗，表示对他的支持。这样，东突厥西面为西突厥所困，东面还有契丹的攻击，只得遣使来求救，请率部迁往漠南，寄居今内蒙呼和浩特市北部地区。隋文帝允许了他的请求，并命杨广出兵援助。东突厥得隋军援助，击败了阿波军。东突厥与隋定约，承认了隋皇帝为真皇帝，自己为藩属国，受隋保护。隋文帝册封其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隋政府并迁其属民于河套等地定居。603年，西突厥“达头可汗”在西突厥的国家内乱中流亡到中国的青海，最后不知所终。

    615年，突厥始毕可汗部势力日益强大，威胁隋北部边境，突厥始毕可汗趁隋炀帝出巡北塞，率领数十万骑兵进行攻击。炀帝提前得到消息急返雁门。突厥始毕可汗率军进攻雁门，雁门郡41城被突厥军攻占39城，只剩雁门、崞县两地。炀帝被重兵包围，幸得可贺敦（可汗妻的称号）义城公主（隋朝公主）说好话，才被狼狈的放了回来。史称雁门事变。炀帝召各地隋军援救雁门。各郡援军汇集在忻口(今山西忻县北)。突厥始毕可汗得知隋各路援军到达，又得到北边有急的情报，九月撤军出塞，隋军乘机追赶到马邑，俘虏突厥2000余人后撤回，并收复雁门各郡。

    此后到唐朝李世民统一中国的时候，东突厥一直是盘踞在蒙古草原的一只强势的军事集团。以致隋末乱世时的军阀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王世充，甚至李渊，为夺取中央政权都先后向东突厥“始毕可汗”俯首称臣，以换取东突厥的军事援助。

    统一是立国的生命，分裂是败亡的根源。历史上无数的事实证明了这一规律，隋与突厥的胜败变化就是其中一例。隋获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内统一，而突厥败亡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其内部分裂。统一与分裂造成了力量的转变。北朝时，齐、周分裂，争向统一的突厥进贡求援；隋文帝时国内统一，击败了分裂的突厥；隋末大乱，北方割据的势力又再次向统一的突厥称臣献礼，突厥给他们封号，助长其分裂的势力，借以坐收渔利。</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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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独孤皇后的忠贞观酿下历史悲剧

    “从一而终，忠贞不二”，本是寻常夫妻之间互相尊重、情感约束的一种美德。但是用这一套伦理来约束天子，实在有点荒唐，独孤皇后敢想敢为，可谓千古绝唱独一无二。为了贯彻落实她的这一忠贞观，独孤皇后不遗余力地干预皇帝丈夫和太子们的私生活，从而酿成大祸，杨坚晚年最大的失误——废嫡立储，不肖天子杨广弑父夺位都与独孤皇后的忠贞实践直接相关。

    独孤皇后14岁就嫁给杨坚，她当时让丈夫发誓：“一生之中不能与除了我之外的任何女人生孩子。”杨坚严格遵守誓言，他的5个孩子全都是由独孤皇后一人所生，即太子杨勇、晋王杨广、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几个人确实是同父同母的“真兄弟”。因此隋朝后宫佳丽三千，形同虚设，文帝“惟皇后当室，旁无私宠”。宫中诸嫔妃宫女，也在独孤皇后严厉的目光下噤若寒蝉，春心冻结，无人敢冒生命危险去与皇上**。

    独孤皇后本性俭约，不好华丽。又好读书，识达古今。每当文帝临朝听政，她便与文帝一起坐辇去朝堂，到了门阁才止步。杨坚能顺利登极，她积极地参与谋划，功不可没。独孤皇后暗中遣宦官监察朝政，若有不妥的地方，等文帝退朝后，她必然婉言进谏，文帝常常采纳她的意见。她曾劝动皇帝从酉城商人手中买下价值十万两黄金的宝玉，理由是“有了这笔巨资，将来可以养活一万名士兵”，仅从这一点，就能确信独孤皇后是位才智过人的女性。宫中上下都十分敬重她，把她与文帝称为“二圣”。

    独孤皇后有一个毛病，就是天性奇妒，不容别的女人接近杨坚。隋宫里面虽然美女如云，杨坚却只能空望着咽唾，终不能够开怀一下。有一次独孤皇后受了些风寒小病卧床，在宫中调养。杨坚在梅花别苑邂逅妃子尉迟贞，一见倾心，于仁寿宫偷偷临幸。一觉醒来，杨坚既喜又怕：“今日方知为天子的快活！但只怕皇后得知，怎么处理？”一个天子，居然纯洁如此，惧内如此，真是可作一叹。

    独孤皇后卧病后宫，两个心腹的宫女平日专替独孤皇后侦察他人的**，得了杨坚留宿在梅花别苑的消息，便报告了独孤皇后。独孤皇后顿时气得脸上转色，咬牙道：“我与贱人，势不两立！”马上抱病起床，率领了八个宫女，到梅花别苑杀了尉迟贞。

    杨坚知道后又悲又怒，负气单骑从御花园中抢出，直入荒山三十多里。大臣追上，拦马苦谏。杨坚叹息：“我贵为天子，不得自由！”驻马良久，半夜才回宫。仅此而已，一点反抗的实质行为都没有。

    杨坚曾得意地说：“前代皇帝内宠太多，往往由于嬖爱而废嫡立幼，我没有姬妾，五个儿子都是皇后所生，必然会和睦相处，不会像前朝那样发生争夺。”杨氏兄弟纷争本来不致残杀，结果也因为独孤皇后的忠贞实践而升级恶化，甚至可以说，改变了历史运行轨迹。有人说，假如杨勇继位，隋朝不至于二世而亡。

    对皇帝丈夫进行忠贞约束，已经滑历史之大稽了，独孤皇后仍不满足，对她的皇子们也灌输“忠贞不二”的思想，要求他们学她和杨坚一样从一而终。她为杨勇挑选的妃子元氏很受杨勇冷落，多年不得召见，突发心脏病而死。杨勇宠爱云妃、高妃和成妃等人，并和这几个妇人生下一大堆孩子。对此，独孤皇后非常生气，不断在文帝耳边吹风，指摘杨勇的过失。太子杨勇为人宽厚，率意任情，优礼士人，宽接大臣，深得人心。杨坚本来也相当赏识，听得多了，渐渐有些不悦。

    矫饰伪装的晋王杨广一直觊觎太子宝位，为了取悦独孤皇后，平日只和正妻萧妃住在一起，后庭有宫人怀孕，都把胎儿打掉，以免外人知晓，独孤皇后因此十分喜爱杨广的“忠贞不二”。其实杨广绝对是个好色坯子，攻灭陈国后，他马上想把陈叔宝妃子张丽华弄到手，其手下大臣高颍先入建康，不仅没有按他的意思把美人送上，还说：“从前姜太公蒙面斩妲己，今天怎能留下张丽华这个祸水？”下令斩美人于青溪。杨广由此十分仇恨高颍，继位后不久就借故杀了这位功臣。

    杨广经常派关系亲密的大臣在杨坚夫妇面前百般诋毁太子杨勇。当上扬州总管后，还借与母后独孤氏道别的机会，直接挑拨：“儿臣非常看重兄弟情谊，不知哪里得罪太子，一直想杀掉我。每想到我自己不知哪天被毒死害死，真是恐惧得不得了。”独孤皇后闻言大怒，下了废掉杨勇的决心，日夜不停在杨坚面前说杨勇坏话，加之杨勇在冬至于太子宫中张乐接受百官朝贺，犯了大忌，杨坚最终也决定废嫡。

    公元600年，杨坚废掉太子杨勇，押回东宫看管。立晋王杨广为太子，并命杨广负责看押杨勇。杨勇被囚于府内，也感冤屈，几次上书诉冤，杨广命人把书信全部销毁，不许上闻。杨勇爬到树顶大声叫屈，希望老皇上听见自己的声音，亲自讯问。杨广的心腹大臣杨素趁机上奏说杨勇得了神经病，胡喊乱叫，不能治愈。杨坚听信此议，就没有再给杨勇诉冤进见的机会。

    602年八月，皇后独孤氏病逝。杨坚终于作了“真天子”，正式“起用”后宫佳丽三千，没两年就疾病大生。杨广作为皇太子入居大宝殿，杨素等大臣入内殿侍疾。

    杨广不放心父亲弥留之际会发生什么变化，秘派人问杨素内宫父皇的病状。杨素把老皇帝的病情一五一十写明，封上信口回送杨广。送信的宫人转了几道手，误以为是送给皇帝的上奏，呈给杨坚。病危的杨坚见信后又恨又悔。忽见陈夫人进来时神色慌张，就问缘由。陈夫人回答：“太子无礼！”原来是陈美人出去更衣时，差点被杨广强奸。老皇帝闻言，一口气上不来差点气死，大叫：“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皇后误我！”这一句，加速了杨广杀父的罪恶行为。

    废长立幼，是历史的大忌。王位纷争本就激烈，经过更改变动，极易引发动乱。杨坚废杨勇立杨广，确非明智之举。而促诞这一事件的独孤皇后，也难辞其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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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隋炀帝的理想与现实矛盾

    “本期济仁义，今为众所嗤；灭名竟不试，世义安可支！”借用柳宗元的这段诗词来形容隋炀帝一生的郁郁寡欢，也许很贴切。

    根据谥法，好内怠政曰炀，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杨广的一生都活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子民“不理解”的苦恼中。他为了使自己的历史形象很“帝王”，宁负天下人，逆流而上，坚决要“有所作为”，大有法国路易十四“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架势，所以他死后，李渊给他的谥号就是一个“炀”字。

    隋炀帝主观上极欲成为圣君，他素来崇拜秦皇汉武，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那样的帝王，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名垂千古的伟大功业。所以，他的一生几乎没有消停过，一直按照自己的意志，固执地践行着。只是他的帝王冲动让他无暇思考“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奥妙。在他的王者词典里，似乎不做出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枉做帝王一场。

    隋炀帝即位后，一开始就办了两件大事：一是在洛阳建造一座新的都城，叫东都；二是开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第一件事纯粹是为了改善王室居住环境，于“史”无补；第二件事则可以“罪在当时，功在千秋”概之。

    公元605年，隋炀帝派管理建筑工程的大臣宇文恺负责造东都。宇文恺是个高明的工程专家，他迎合隋炀帝追求奢侈的心理，把工程规模搞得特别宏大。建造宫殿需要的高级木材石料，都是从大江以南、五岭以北地区运来的，光一根柱子就得用上千人拉。为了造东都，每月征发二百万民工，日夜不停地施工。他们还在洛阳西面专门造了供隋炀帝玩赏的大花园，叫做“西苑”，周围二百里，园里人造的海和假山，亭台楼阁，奇花异草，应有尽有；尤其别出心裁的是到了冬天树叶凋落的时候，他们派人用彩绫剪成花叶，扎在树上，使这座花园四季长春。

    《隋书》对此的评价甚为精湛：“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一意孤行的隋炀帝一生追求排场，自然对此道理不屑一顾。

    隋炀帝杨广的一生一直与古运河紧紧相连，无法分开。在建造东都的同一年，隋炀帝就下令征发河南、淮北各地百姓一百多万人，从洛阳西苑到淮水南岸的山阳（今江苏淮安），开通一条运河，叫“通济渠”；又征发淮南百姓十多万人，把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的一条“邗沟”疏通，自山阳至扬州入长江，渠宽四十步，两旁皆筑工整平坦的御道，夹种杨柳。从长安到江都，修建离宫四十多座。这样，从洛阳到江南的水路交通就便利得多了。

    以后五年里，隋炀帝又两次征发民工，开通运河，一条是从洛阳的黄河北岸到涿郡（今北京），叫“永济渠”；一条是从江都对江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到余杭（今浙江杭州），叫“江南河”。最后，把四条运河连接起来，就成了一条贯通南北，全长四千里的大运河。

    浩大的工程完成之后，隋炀帝就乘着龙舟，由修好的运河浩浩荡荡巡游扬州。在民间，隋炀帝此次扬州之行被更多地说成是看琼花。

    虽然他在后人心目中更多地被说成是荒淫无度的暴君，但他开凿大运河沟通南北的历史贡献却不容否认。这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早，跨度最长的一条人工河，也是世界工程史上的一个奇迹。大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世界水利史上的伟大工程。即使从现代的眼光看，这样巨大的工程，无论是设计、施工还是管理使用，都需要综合应用测量、计算、机械、流体力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需要解决一系列科学技术上的难关，还要考虑复杂多变的地理环境，确实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科技成就。

    这条河的开凿，致使当时役死工匠无数，给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另一方面，却大大加强了漕运和军运的功能。唐代诗人皮日休就作诗道：“万艘龙舸绿丛间，载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把修建此河的功劳同大禹治水相提并论。

    在建工方面，隋炀帝还做了不少大项目。如掘长堑，置关防，修驰道，筑长城等大型工程。隋炀帝是个皇宫圈不住的人，他接受南朝灭亡的教训曾经对给事郎蔡征言道：“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对曰：“此其所以不能长世。”因此他几乎每年出巡。有一次，他从陆路到北方去巡视，征发了河北十几个郡的民工，开凿太行山，铺一条巡行的道路；为了保护他巡行的安全，又征发了一百多万人修筑长城，限期二十天筑成。这样，他才在五十万将士的护卫下，在北方边境上巡行了一转。北方没有现成的宫殿，好在隋炀帝身边的宇文恺是个巧匠，专门为他造了一个活动宫殿，叫做“观风行殿”。这种行殿上面可以容纳侍卫几百人，使用的时候装起来，不用的时候可以拆卸装运；下面装着轮子，可以随意转动。这在当时可算是一种发明，可惜只是供隋炀帝一个人享乐罢了。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武力是彰显实力的表现，也是最刺激的事情。对于一个好大喜功的帝王来说，战争是最令他兴奋的事情。隋炀帝为了炫耀武功，尽显帝国风范，先后发动了三次对高丽的战争。正是这三次用兵，加速了大隋的灭亡。

    对杨广来说，高丽必须像突厥、高昌、吐谷浑等部落一样臣服于隋并经常遣使入贡，二者关系方可和平、稳定。根据《隋书》和《三国史记》记载，高丽入朝的情况为：开皇元年一次；二年两次；三年多达三次；四年一次。又据《资治通鉴》载，开皇四年之后，高丽只是在开皇十一、十二、十七年三次遣使入隋，其余时间皆不见记载。隋炀帝曾在启民可汗帐内对高丽使者言道：“归语尔王，当早来朝见。不然者，吾与启民巡彼土矣。”高丽的“不臣”，既威胁到了隋的主子地位，也鼓励了其他小国对隋“不忠”，成为杨广的隐忧。征伐高丽，既可达到臣服高丽的目的，又可以威慑诸国，以保边疆无事。无怪乎在第一次攻打高丽之时炀帝“引（突厥）曷萨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观战处以慑惮之”。

    第一次出征是在612年春，四方兵众共一百一十三万三千人聚集涿郡，分左右各十二军，由宇文述等率领，经辽东进入高丽，而炀帝就亲往辽东督师。水路方面，来护儿率江淮水师，由山东渡海先行登陆，至平壤郊外，因遭高丽伏兵突袭，败退。陆路方面，三十万隋军渡鸭绿江，高丽兵佯败退，大军追至平壤城下，被围击。隋军大溃，仅二千七百人退还辽东。

    613年春，隋军第二次出征高丽，炀帝亦亲至辽东前线督师。战事互有胜负，杨玄感趁隋军征高丽，乘机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反叛，并攻东都，炀帝大惊，急引军还。

    614年春，炀帝又亲至涿郡，督师第三次出征高丽。来护儿率水军直趋平壤，高丽王元乞降。由于连年战争，双方均损失惨重，加上隋朝内部发生农民起事，几遍全国，炀帝只得从辽东罢兵而归。出征高丽耗时四年，所花之人力、物力极巨，代价极大，隋王朝的国力也从此转向衰落。

    东征高丽的失败，既有军事原因，也有杨广个人的原因。隋朝百万大军分成24军，日发一军，相去40里，首尾相继，长达960里，漫山遍野式地杀向辽东，这极不合理。而且，大军远征，利在速战和野战，隋兵部尚书段文振就曾向炀帝指明了这一点，但隋炀帝的诸般部署却都反其道而行之。在出兵之前，炀帝下令：“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致使前线指挥失措，屡遭不利。隋炀帝满心以为高丽必定屈服于隋军的威压，因而对可能发生的战事，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反倒限制军队的行动，一心等待高丽来投降，甚至招引各国首领一同观战。而隋炀帝第三次征伐高丽，便仅仅因高丽主动请降，并送回叛臣斛斯政，让炀帝面子上过得去了而结束。

    有后人如此评价隋炀帝，甚为中用：“虽有荒外之功，无救域内之败，穷兵黩武，滥赐横赏，最终把国家给败得精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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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末世之劫

    7、末世之劫——“普天同怨，何止一人”：文武双全的罪过？

    凭心而论，隋炀帝的确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帝王将才，他文武双全，战功卓著，统一江山、修通运河、修建东都、西巡张掖、三驾辽东，是后人对他一生所为的精练概括。隋炀帝还是一位大文豪。他的诗文在中国文学、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后代文人评价极高，“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隋炀起敝，风骨凝然。隋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隋炀帝一洗颓风，力标本素。古道于此复存。”

    隋炀帝也自负才学，常常认为他自己的诗文天下第一，他曾对侍臣讲：“天下都讲朕是因为父皇余烈而有四海，假设让朕与士大夫以文章竞争，朕也应该为天子。”

    隋炀帝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万国博览会时所做的《饮马长城窟行》，已成为千古名篇。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合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北河见武节，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撞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旗动，饮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另一首隋炀帝写的《春江花月夜》被认为“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也足以显示他的文采：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遗憾的是，就是这位与秦皇汉武有着相似资质、与后朝太宗有着相似经历和功业的罕世英才，最终却沦为与前朝昏庸之君齐后主、陈后主等辈为伍，落魄自戕，实在让人扼腕叹息。

    616年，隋炀帝不顾大臣们的劝阻，乘着新龙舟第三次巡游江都。在路上有个地方官冒死拦路劝阻说:“如果你到了江都，天下就不是你的了。”隋炀帝觉得晦气，把他杀了。到了江都，继续醉生梦死，日夜沉浸在声色酒宴之中。

    其实，杨广是知道江山在闹地震的，只是他不明白自己殚精竭虑一心成仁义，怎么就招惹谁了？或者说他不愿意去相信这样一个事实。

    不管杨广不屑还是掩耳盗铃，天下大乱已成事实，超负荷的隋子民们纷纷造反。鲜卑皇族宇文家族的两个后代宇文智及、宇文化及乘乱复辟，密议发动宫变，废掉隋炀帝。他们先散布谣言，讲炀帝听闻禁卫军想叛乱，正酿毒酒，尽杀关东人，只留南人在身边。禁卫军大相惊骇，互相转告。兵士惊惧惶恐之下都豁出去决定造反。

    炀帝发觉有变，逃入西阁。其宠妃魏妃为兵士开门。炀帝忙逃入永巷躲藏，又有一位恨透了他的美人告诉兵士其所躲藏之处。

    面对环立提刀的兵士，炀帝叹道：“我何罪落到这个地步？”

    有个名叫马文举的，善于辞令，答道：“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怎能说无罪呢？”

    炀帝仍不解：“即便我有负天下百姓，可是你们这些人，荣禄兼及，怎会干出这种事来？今天之事，谁是带头人呢？”

    另一人司马德戡答道：“普天同怨，何止一人！”

    当时，炀帝爱子杨杲是个12岁的小孩子，一直跟在炀帝身边，看见如此剑拔弩张的场面，吓得嚎哭不止。隋炀帝昔日的贴身侍将裴虔通火起，一刀砍掉小孩子的脑袋，鲜血溅满炀帝一身。

    事已至此，众人一拥上前，想砍杀炀帝。杨广仍不失天子威仪，厉声说：“天子自有死法，何得加以锋刃！拿鸩酒给我！”事起仓促，一时间也没找到毒药。炀帝就自己解下白练巾交给一人，众人合力绞死，时年五十。

    可怜杨广文武双全，想不到，一腔热血、几年艰辛，竟成了天下小人的笑柄。少年壮志和一生功名都化为泡影。后人对此，褒贬莫衷。

    唐太宗就瞧不起隋炀帝，在《贞观政要》里多处可见他直指隋炀帝的言论，但无一处是好话，全是说他昏庸。新王朝的缔造者为了突出自己的文治武功，不免要对推翻它的王朝大加贬斥，这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唐太宗的某些评论还是很中肯的：

    “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隋炀帝仗恃自己富足，不考虑后患，不顾及百姓。他常常以天子自居，处处表现自己的最高权威，喜欢挥霍性的“赏赐”。为了在外国人面前显示本国的高度富足，竟下令将许多丝绸披悬在树木上作装饰，以证明如此昂贵的东西在中国已经多得无处可放了。他还让人领着外国人进饭馆大吃大喝，当客人酒足饭饱要付钱时，得到的回答竟是：“在我们这里吃喝向来是不要钱的。”

    “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以自奉，采域中之女，求远方之奇异。”隋炀帝不但不思国事，而且还极端纵欲。在王土之内划拉美女，满天之下寻找珍宝，以满足私欲。在杨坚末年，隋朝臣子就有好多人讲林邑（今越南中部）有许多中原罕见的奇异珍宝。隋炀帝继位之始，一边大营东都，造船制舟，一面下令平定交州的大将刘方进击林邑。缴获林邑国王家庙纯金铸制的金人十八座，在林邑刻石记功而还。虽然大胜，但由于水土不服，士卒在返程路上死掉近一半，大将刘方也在半路病死。

    “宫苑是饰，台榭是崇，罄徭役无时，干戈不戢。”隋炀帝大动土木，搞一些楼堂馆所等供观赏享乐的“形象工程”，广征民工劳作却欠发民工工资，还无休止地用兵打仗，劳民伤财。一日，隋炀帝驾幸甘泉宫，对泉水山石等“美化”工程很称心，但责怪没有搞“亮化”。那时没有电，但开动脑筋一想，萤火虫可以“亮化”，于是下令“捉取多少宫中照夜”。结果派几千人去抓萤火虫，共计抓了五百多箱。隋炀帝统治的十多年间，前后服德役、兵役的超过一千万人。当时全国的人口是四千六百多万人，若男子占一半，是二千三百万人，除去老弱病残，也不过一千多万人。成年男子不足以服役，就由妇女充当，无休止的徭役和兵役，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农村的劳动力所剩无几，土地荒芜，农民无以为生，只得吃树皮、树叶，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

    “谗邪者必受其祸，忠诚者莫保其生。”杀害忠臣，重用小人。上下相象，君臣道隔。隋炀帝杀死忠贞规谏的崔象、元善达不说，他派於土澄去追捕一桩盗窃案的罪犯。於土澄怀疑谁就抓谁并严加拷打，含冤承认自己是贼的达两千多人。结果两千多人中只有九个人在案发那天行踪不清，其中有四人官吏中有人认识，根本不是贼。隋炀帝下令全部处死，最终将两千多人全部杀掉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由此而来。

    “仁义不修，群下怨叛，民不堪命，率士分崩。”由于隋炀帝自身要求不严，作不了表率，因此道义相背，百姓怨恨，不能忍受暴政，国土分崩离析。永济渠的运粮船，首尾相接，长达一千多里，走在路上运粮的民工和士兵有几十万人，很多人死在路上，尸体丢弃在路旁腐烂发臭。农民无法忍受如此繁重的徭役和兵役，不少人忍痛砍伤自己的手足，还说是“福手”、“福足”。

    “大有文章，而所为多不得法。”隋炀帝好做文章，并命臣子将其文章编辑成集到处乱发。对于文人名士，隋炀帝心有嫉妒。大臣薛道衡被赐死后，他恨恨而言：“还能作‘空梁落燕泥’的诗句吗？”王胄被杀，炀帝又背诵这位臣下的佳句，并阴狠地嘲弄：“‘芳草无人随意绿’，王胄再也作不了吧。”隋炀帝这个人，做人很不讲究。外表很威严持重，内心却充满狠毒与猜忌，一味迷信邪道。居然还公开对大臣宣称过：“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敢言直谏的人，都说他们忠诚，但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

    唐朝史官魏徵寿在其《隋书》更是义愤填膺，旁征博引，如此作结——

    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传》曰：“吉凶由人，祆不妄作。”又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观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征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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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法则在大隋

    ◆隋帝国对军队的控制——武装失控指数7′

    杨坚出身军事贵族，又凭借军政权力攫取了帝位，深知集中军权对于巩固统治的重要性。北周末年，地方豪族拥有私兵的情况增多，为消除这些地方割据因素，杨坚把这些豪强升迁为兵府的下级将领。把他们的私兵、乡兵改编为国家的府兵。隋初兵府各级将领的数目比北周时增多，而品位则普遍降低二、三级。全国统一后，为加强山东旧齐地区、江南旧陈地区和四川地区的统治，杨坚在并、扬、荆、益四州设四大总管府，分派自己的儿子和亲信领重兵镇守。并且一再下令，禁止民间私造武器、大船。

    府兵是当时的职业军人，兵士都由军府统领，并不列入各州县户籍，其家属也随营居住，居不定所。改革后，军人除仍保留原有军籍、隶属军府外，同时与其家属一起编入各州民户，可以按均田令分得土地，平时从事生产；并按规定轮番到京城宿卫，或执行其他任务。

    学者黄冬云在最近的研究中认为隋二世而亡，与文、炀二帝的军事改革关系密切。“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积极作用不可低估，但由于炀帝的为所欲为使其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弊端却暴露无遗。废地方总管府制、降府兵将帅名位、分十二府和兵部之权、内重外轻的兵力部署等举措虽能使军权高度集中，但在实施中遇到许多新的矛盾冲突，亦为政权的巩固留下了隐患，最终导致隋政权土崩瓦解，隋朝最终直接灭亡于军阀兵变。

    ◆隋帝国对官吏的控制——吏治**指数8′

    隋炀帝杨广以科举和酷吏制度并举。“谗邪者必受其祸，忠诚者莫保其生。”忠臣不重用，酷吏很吃香。酷吏一方面协助隋炀帝厉行统治。隋炀帝曾派於土澄去追捕一桩盗窃案的罪犯。於土澄怀疑谁就抓谁并严加拷打，含冤承认自己是贼的达两千多人。结果两千多人中只有九个人在案发那天行踪不清，其中有四人官吏中有人认识，根本不是贼。两千多人全部处死。“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由此而来。另一方面充当了盘剥人民财富的抽水泵。隋炀帝每年远出巡游，从行的有大批士兵、官吏和宫女，大业三年有一次竟达到五十万人。沿途郡县长官要负责整修道路，还要供应最精美的食品。为了隋炀帝的挥霍，很多郡县官吏强迫农民预交几年的租调。另外，炀帝时恢复酷刑，官吏在执行过程更是为所欲为。隋朝子民深受吏乱之苦。

    ◆隋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9′

    隋朝是一个国计富足的朝代，钱穆称“隋室虽然短暂，然其国计之富足，每令治史者所盛赞。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

    有史学家却认为错误的经济政策是加速隋灭亡的又一因素，隋唐史专家岑仲勉先生认为“隋亡以经济崩溃，农民起义为主因。”魏承思等也认为“隋王朝的经济政策，只是一味追求增加财政收入，而不顾封建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使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

    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对人民的剥削是比较苛重的。农民一夫一妇，每年要交租三石，和北齐、北周时期的租税额大致相等。从开皇十六年（596年）起，政府又借口防备灾年荒歉，强令百姓在租税以外按照每户的贫富等差，每年再交纳一石到四斗的粮食，实际上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夺。“资储遍于天下”的富足景象背后，尽是全国人民被无情搜刮。于是，在“帑藏充实”的同时，隋朝社会的阶级矛盾却逐渐尖锐起来。

    《剑桥中国史》指出，隋朝实行均田制，全面征税，在技术上也存在困难。纳税的义务遍及于匹夫匹妇，当中缺乏各种有权力能裁判折衷调整或甚至带服务性质的机构，于是制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面，向下加压力。文帝杨坚的晚年，就尽瘁于此事。他又嫉视属下官吏贪赃。凡受者必死。他自己在朝堂讯问臣下，召对不如意，立时诛杀之。所以《隋书》说他“好为小数，不识大体”。

    司马迁在总结秦王朝灭亡和西汉王朝建立的经验教训时说，在一个分裂战乱时期结束后，统治者一定要连续实行五十年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才能使经济发展。隋朝就是一个刚刚结束魏晋南北朝四百年割据动乱状态的时代。但是，从隋开始，就赋重役勤，没有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特别到了隋炀帝统治时，更是苛暴无比。这就把全国阶级矛盾推到了极端尖锐的境地。

    ◆隋帝国对意识的控制——舆论钳制指数8′

    皇帝是古代社会的最高代表，他们口含天宪，言出法随，为了维护九五之尊，冒犯皇帝的言论，自然没有好下场。隋炀帝时，大臣薛道衡因为一篇《高祖颂》而被诛。

    隋炀帝曾公开对大臣宣称过：“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敢言直谏的人，都说他们忠诚，但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

    裴矩、宇文述、郭衍等佞臣，皆以谄媚得宠。以佞为忠，怎能长治？司隶大夫薛道衡“不识时务”，上书《高祖颂》，对隋文帝杨坚大嘉称颂，杀父以立的杨广听着逆耳，怅然道：“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鱼藻》是《小雅》篇名，诗序谓刺周幽王。炀帝以道衡隐喻讥刺，已伏杀机。

    又有一次，朝廷讨论新法令，久不能决。道衡对人道：“向使高颍不死，令决当久行。”官拜太常卿的高颍执政二十年，朝野推服，后来因为议论隋炀帝荒淫侈靡，被人告发，被杀。有人将道衡之言告诉炀帝。佞臣裴蕴趁机弹劾道衡负才怨望，目无君上。炀帝立即令道衡自尽，其妻被发配到新疆且末，天下称冤。

    重臣如此，庶民自然噤若寒蝉。

    ◆隋帝国人心向背问题——人民痛苦指数10′

    史载唐太宗曾问魏征，为什么隋炀帝仅仅动用了全国一半左右的人力和财力去经营辽东就导致民怨沸腾，而大禹竭尽九州之财、力治天下山川，前后达十年之久，竟没有遭致反对和抱怨？魏征的回答是，大禹与隋炀帝的差别在于“与民同利，故天下虽竭而民不怨”。隋炀帝修建了各项巨大工程，发动了对高丽的三次战争，使“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

    无休止的赋役、徭役和兵役给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人民再也无法忍受，纷纷揭竿而起，反抗隋炀帝的残暴统治。611年，山东人王薄在长白山率众起义，点燃了全国农民战争的燎原之火。以后瓦岗起义、河北起义和淮南起义三支农民起义军纷纷响应。农民起义的同时，军阀趁机兵变。618年，隋王朝就在全国人民的讨伐中灭亡了。

    ◆隋帝国领导人的统治魅力——帝王糊涂指数9′

    史界一般认为，隋炀帝骄横残暴的统治是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也有人认为，隋文帝在灭陈之后，由于由俭入奢，恣意享乐；听信谗言，重用奸佞；又严刑峻法，淫刑滥杀，制造冤狱，废立太子加剧了统治高层的内部矛盾，隋朝的短命而亡，其严重过失也不可否认。唐太宗时大臣魏征就曾一针见血地说，隋朝的灭亡，是自始就酝酿下的，“祸起于炀帝，而根于隋文”。

    暴君和圣君的根本区别在于心中是否存有百姓，是否对人民实行仁政。隋炀帝是典型的暴君，他不是那种贪图个人享乐而无所作为的人，他很有才能，想成就帝王之业，但是以滥用权力而演变成暴政。隋炀帝兴办的每一项工程，包括营东都、开运河、修长城、巡行等，表面上看对国家有利，但实际后果却是不顾民众死活的暴政。作为帝王，过于看重自己的功业，而忽略了其统治下的生存状态，这是有才无德者成为暴君的一条途径。在这种情况下，越是主观上想成为圣君的人，越是具备大英雄资质的人，就越能搅动天下，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隋炀帝就是这样一种帝王，想干好事、干大事，乘圣王之业，但干好事的心太大，结果走向了反面，成了亡国之君。

    ◆隋帝国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防御薄弱指数4′

    隋朝一代，可称得上入侵者的只有突厥族。隋朝对之防御算是有效。

    隋初，天下初定，不易动武。隋文帝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突厥汗国开国后不久，爆发内斗。隋文帝杨坚对突厥采取和亲政策，但他的目的不是和解而是分化。杨坚把安义公主嫁给小可汗之一的突利可汗，突利可汗遂偏向中国。599年，当大可汗都蓝可汗准备攻击中国大同城（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时，突利可汗向中国报信告警。都蓝大可汗大怒，跟另一小可汗达头可汗，联合攻击突利可汗，突利可汗部众溃散，投奔隋朝。杨坚改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安义公主去世，杨坚再把义城公主嫁给他，又在朔方地区（河套）筑大利城（内蒙古和林格尔），划出河套地区三万平方公里，安置启民可汗陆续来归的部众。另派边防军驻屯黄河北岸，防御都蓝大可汗和达头小可汗的攻击。隋炀帝时，多次到启民可汗牙帐巡视，突厥始终归附隋朝。

    ◆隋帝国抗击天灾**的能力——物资储备不足指数8′

    经过隋末天灾**，唐朝立国二十年后，隋朝在各地的库储尚未完全用尽，可以想见其数量的骇人之巨。不过，正如王夫之一针见血的指言：“隋文帝之俭，非俭也，吝也，不共其德而徒厚其财也。富有四海，求盈不厌，侈其多藏，重毒天下，为恶之大而已矣”，并深刻指出“义仓”是“有名美而非政之善者”，并非真正“爱养天下”。比如，开皇十四年大旱，当时仓廪丰盈，“乃不放赈，令民逐粮”。而隋炀帝更不消说，只知道放任自己奢华极欲，而一任天下饥民饿殍遍野。纵观隋朝，国家储备并没有使人民得到好处，文帝用它满足了囤积嗜好，炀帝用它穷奢极欲。

    ◆隋帝国对宫廷后闱的控制能力——宫廷不稳定指数9′

    史学家张鸣说：“皇帝怕老婆，以隋唐为最。”原因在于独孤皇后和武则天这两位“母仪天下”的顶级河东狮吼。独孤皇后的奇妒和武则天的**有一拼。

    正文前文揭示，独孤皇后积极干政，在这一方面，并无大的过失，王朝政治没有因此浑浊，也没有酿成外戚弄权的大祸。另一方面，独孤皇后不遗余力地干预皇帝丈夫和太子们的私生活，不允许他们亲近别的妃嫔，从而酿成大祸。杨坚晚年最大的失误废嫡立储，杨广弑父夺位都与独孤皇后的干预直接相关。

    ◆隋帝国振衰起废的变革能力——应变力匮乏指数8′

    隋朝统治虽然短暂，却得益于改革。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为实现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经济上的改革最富成效。从开皇元年开始，隋文帝、隋炀帝曾经三次继续推行均田制度。这种制度多少也可使无地农民得到一些土地，地主兼并土地的**稍稍受到一些限制，从而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社会经济有所发展。隋文帝相对的轻徭薄赋政策，也顺应分久必合、民心思定的局势。南北朝时，豪强地主把大量的朝廷编户变为依附佃客，还有一些农民为了逃避赋役的负担，诈老诈小，使户籍与实际情况不符。隋文帝下令，“大索貌阅”。就是朝廷按照户籍上的年龄和本人体貌进行核对。查出有谎报年龄者，基层官吏保长、里正都要流徙远方，并鼓励民户互相检举。结果，朝廷的户籍当年就增加了四十四万三千丁，一百六十四万余口。

    隋文帝的改革使隋朝很快富强起来。但是，诚如一切改革的历史宿命，初衷是美好的，效果却是短暂的。隋炀帝的政治张狂很快毁掉了这一成就。

    ◆隋帝国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

    隋朝统治的短暂，使得其对地方的控制并不牢固。炀帝的不得人心，也使地方产生谋逆之心。隋朝末期，形成军阀割据地方的局面。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候，一些隋官趁统治力量削弱的机会，起兵割据，称帝称王。

    隋炀帝侵高丽，以涿郡为后方，积储大量的器械资财，屯兵数万，守卫郡城。各路豪帅常来攻夺，都被罗艺击败。罗艺有了声望，616年，贬黜隋留守官，据有涿郡及附近诸郡，自称幽州总管，成为威振燕地的大势力。

    617年，朔方郡（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东南）守将梁师都杀隋官，自称大丞相。勾结突厥，夺得雕阴（陕西绥德县）等郡，自称梁帝，受突厥封，称大度毗伽可汗。

    马邑郡（山西朔县）军官刘武周杀隋官，勾结突厥，据郡自称太守。刘武周击败隋兵，夺得汾阳宫，受突厥封，称定杨可汗，又自称皇帝。

    军士郭子和被流放到榆林郡（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郭子和袭杀隋官，自称永乐王。勾结突厥，受封为屋利设。

    金城郡（甘肃兰州市）军官薛举逐隋官，据陇西全境，自称秦帝，成为西北地区的一个大势力。

    武威郡（甘肃武威县）军官李轨逐隋官，据有河西五郡地，自称河西大凉王。

    巴陵郡（湖南岳阳县）军官董景珍等推梁后裔萧铣为主。萧铣据巴陵郡，自称梁王。618年，称梁帝，都江陵，梁地扩大到岭南，有兵四十余万，成为一个大势力。

    自梁师都至萧铣，都在617年起兵割据，创立唐朝的李渊，也在这一年起兵夺得长安，隋朝势力只剩下江都、洛阳两个据点，隋官就在据点里发生变乱，使隋朝完全覆没。

    ◆隋帝国处理多民族融合的能力——民族不和谐指数7′

    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隋朝很有一套，但各民族并没有达致真正融合的效果。对契丹、靺鞨等胡族施行“怀抚”政策，不听话的就先打后抚；大败吐谷浑军队后，又送宗女与之和亲；慰抚“流求”（即现在的台湾），派船舰、军人到当地“视察”；经营西域，削弱突厥在当地的影响，发展贸易；派人出巡南海以及海东的百济、新罗、倭等国，宣示“皇威”，询访风俗等等。

    结论：大隋末年的衰败指数=武装失控指数7′+吏治**指数8′+税赋沉重指数9′+舆论钳制指数8′+人民痛苦指数10′+帝王糊涂指数9′+防御薄弱指数4′+物资储备不足指数8′+宫廷不稳定指数9′+应变力匮乏指数8′+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民族不和谐指数7′=97分

    (杨坚)（杨广继位）（远征高丽）（隋恭帝）

    581605612618（灭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0′80′97′120′

    绿灯区黄灯区红灯区

    指数说明：良1－2分；中3－4分；及格5－6分；差7－8分；很差9－10分。分数越高，危险系数越高。最高分合计120分。其中，绿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区，黄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警惕区，红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危险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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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 黄金时代光明坏空 楔子

    佛家文化讲究“轮回”，认为世界是周而复始，永无止境的。之所以会产生更替轮回现象，是因为在发展过程中会遭遇很多劫难。“劫”分小劫、中劫、大劫。每一场大劫，都经历成、住、坏、空四中劫，八十小劫。

    在前一轮回，空了二十小劫之后，后一轮回，因众生合力驱使，又会成立。成劫，就是生成期。生成之后，众生安住，经二十小劫，是为住劫。住劫，就是安住的时期。此后世界便开始毁坏，初十九小劫，坏众生世间，后一小劫，坏器世界，是为坏劫。坏劫，这是世界破坏的时期。坏尽后，俱成虚空，如是经二十小劫，是为空劫。空劫，是坏劫之后的空虚时期。空界之后，又再转到成、住、坏、空的另一个周期，如此循环往复，永无休止。

    王朝更替犹如佛家所讲的轮回消长，每一个王朝的陨落就是一场历史大劫，这每一场大劫也有一个成、住、坏、空的过程。

    唐朝历22代，前后共289年，与汉朝并称为中国历史上两大强盛王朝。若与汉朝再较真儿，唐朝的影响力更高一筹。在王朝历史上，唐朝是一座不可企及的高峰，是一个令后人神往的时代，使所有中国人最自豪的光荣与梦想。正面看，唐朝气象万千；侧面看，唐朝一泻千里。飘逸的纱裙露着女人性感的躯体，肥胖的身躯就是富人的象征，哪里是用文字能够描写出来的。一直到现在，国外的某些地方仍然称中国为唐国，称华人为唐人。唐朝荣尊“大光明帝国”，当之无愧。

    然而事实上，它的强盛其实只是开始的100多年，而且唐朝的很多制度都是延续了隋朝的旧制，正如秦朝建立的制度在后来大部分被汉朝继承一样。开国皇帝李渊直至玄宗开元年间，帝国一直处于大发展阶段，期间出现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构成了中华民族引以为骄傲的盛唐气象。尽管如此，在唐朝的成与住中，也发生了像“玄武门之变”、“武后易周”、“韦氏乱政”这样的小劫，不成气候，不足以动摇大唐的根基。

    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就由盛转衰了，正因为璀璨夺目，其衰落最让人叹息。兴则万国来朝，衰则一落千丈，大唐日落也颇具个性。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赫赫大唐“成住”与“坏空”泾渭分明。

    到了后来的近200年，唐朝陷入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牛李党争坏劫之中，尤其是藩镇割据，使中央权力日趋式微，全国形势如同东周列国。755年，改变唐朝整个情况的“安史之乱”发生了，这场祸乱一开始，大唐的盛世也就结束了。一个时代，不论什么样的时代，或许战争的双方有胜利者，但是发生战争的那个社会注定要承受重大的灾难。或许战争中损失的钱财事小，通过多年仍然可以积累起来；但是损失的人心，和战争对于社会制度的破坏再也没有办法挽回了。唐帝国虽然借助夷族，凭借郭子仪、李光弼等人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但是战争导致人员大量损失，并使得君臣之间，君将之间，群臣之间失去了基本的信任。此后的政治制度经过多次的变革，而每一次变革都是彼此之间的相互牵制，官僚集团、社会力量不是用来建设国家，而消耗在彼此的内斗当中了。对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弱，吐蕃、大理、契丹趁机而起，地方节度使也各自割据，唐朝已走向了分裂衰退的边缘。唐玄宗后的几任皇帝，也再也没有雄才大略的了，只能够勉强的维持局面，而没有能力进行整个社会的整合了。

    最后给唐朝统治致命一击的，是黄巢起义。它在唐僖宗李儇即位不久就爆发，一度攻占首都长安，将李儇赶到了四川。而这个王朝的掘墓人，则是黄巢起义的叛将朱温，一个无赖式的人物，成就了唐帝国最后的空无之劫。</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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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李世民的错觉

    1、李世民的错觉：“天下英雄都被我装到口袋里了”

    一人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如何选拔利用知识型人才来构建一个官僚团队，“选拔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是历代帝王的梦想。天才的隋炀帝创立了科举制，宣布公开向社会吸纳人才。于文人和统治者而言，科举制都是一件的温和的、可以接受的文治工具。文人向来反对暴力，通过考试来谋取功利，比起血酬，自然成本很低。聪明才智人士为了从这一条窄窄的缝隙进入政府，把全部生命消磨在儒书之中，就没有精力谋反作乱了，统治者因此很省心。但是因为隋朝的短暂统治，这一发明没能得到很好的实践应用。后起之秀的唐代继承并大大发展了杨广的这一伟大设想。

    当年，唐太宗李世民从宫殿高处望到进士们鱼贯而入的肃穆行列时，曾兴奋地表达了他对科举的看法：“天下英雄都被我装到口袋里了。”

    科举制度确实有很多好处，它冲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抑制门阀的作用；扩大了官吏的来源，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参加了政权，扩大了唐朝的统治基础，也使士族制度逐渐消亡。科举考试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斛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

    ——古谚

    然而李世民真的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这个口袋搜罗下所有的天下豪杰吗？

    让我们先来看看科举考试的实际情况：

    科举考试很辛苦。考试时间持续24小时到72小时不等。考生需要长途跋涉去参加考试，有时候整个村落会集资资助一名考生。考试的时候，考生在一间非常小的房间里，一张休息的长椅、一张答卷与吃饭用的桌子和一盏照明用的油灯，这就是数天智力劳作的道具。科举考试的通过率大约2%，落榜考生为了终身前途，不惜连年重考。有很多因为心理脆弱者为此而自杀。

    唐政府为了避免因一次考试失误，遗漏人才，故有试前品评的惯例。此法初衷虽好，但衍生出不少毛病。考生为增加中仕机会，皆行“公卷”，就是先把平日作品送呈京师名人品评。杜甫就曾以三大礼赋供人品评，李白也上书韩朝宗称自己“身长七尺，心雄万丈”。士人此举，用意是争取名人品评，先博得考官美言，增加中试机会，甚而在应考前已定名次。

    由于试前推荐的重要，考生争相要求名人品评，甚而不顾廉耻。先是为登访名人，奉上大量金钱要求接见，进而呈上自己的文章望得好评，名为“求知己”，若名人不阅不评，则再投，谓“温卷”，甚至温卷亦不得品评，更会当路拦截，要求接见。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孟郊

    此外，当时还有相当于破格录取的“通榜”，即考官取士，仅取品评者或考生名声，不问应试答题的优劣。如韩愈因负文名，经其好评的士子便多被录取；又如陆贽知负责主考，梁肃、崔元翰所推荐者皆予录取；再如裴思谦更凭宦官仇士良推荐而得状元。这就违背了最初的公平准则。

    科举考试设计上也有一个致命缺陷：习非所用。唐初进士、明经、明算、明法等科并行；其后以进士，明经二科为主，实用性科目不复受重视。人们皆以当官为荣，实用技术既不能凭之入仕，学习者自然减少。唐初所开的科目，如明法、明算，明字诸科，颇能切合实用，拔取真才，但其后仅重明经，进士二科，明法科更随之而废，流弊因而产生。影响所及，实用之学渐受轻视。客观上造成了中华民族之后长时期在自然科学方面底气不足。明代以后，中国科技发展日渐放缓，与此不无关系。

    因为明经科重视帖经，考生于是对经籍努力背诵，久之“试学者以帖字为通经，而不穷义旨”，进士科则重诗赋创作，久之“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唯择浮艳”，不论明经或进士科，演变至后期，都各走极端。所有这些机械的学习和记忆并不能鼓励学生质疑和反驳所学习到的知识。

    与之相对比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创立的大学，重在鼓励学生进行辩论和质询。所以，文艺复兴全盛时期，诞生了许多天才：米开朗琪罗、达·芬奇、莎士比亚、哥白尼和伽利略等等。自由、创新、质疑的学风，为后来社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科举考试的质量与预期效果如何，我们姑且不去再多讨论，我们来探讨一下它的长期后果，看看它与唐王朝衰落的关系。

    史学大家钱穆曾指出：“科举制让人自由应考，就是广泛的开放政权。这一制度也容易引起士人充斥、官少员多之患。”

    据史料记载，高宗时刘祥道在奏折中说：“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年取五百人，三十年得一万五千人。”武则天当政时，魏玄上书说，“诸色入流，岁以千计。群司列位，无复新加。官有常员，人无定限。玄宗时，每年通过人数过两千，“过明经、进士十倍”。可见每年的录取人数只增不减。玄宗时已经是人择官，而不是官择人。“官倍于古，仕十于官，求官者又十于仕。于是，仕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政府只好论资排位，发放俸禄。职位有限，资格无穷。论资排位便具有一定的“弹性”，于是有了朋党之争。

    朋党的形式之一始于“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座主就是主考官员，经其“提拔”中仕的考生，成为他的门生，门生对座主多有知遇之感。主考官为将来得到协助，也必尽力提携其录取的门生。同年及第者，为求友朋，则互称年兄，彼此结合，于是师生、同年很自然的结成团体，甚至虽不同年而同为及第进士的，也因声气相同而结合而互助，由感情结合的朋友，进而成为福祸相同的朋友。

    朋党的形式之二始于贵族联谊。进士固然是做官的正途，但是做官的不一定全由进士出身，出于辟举(推荐)者有之，由隐逸而召用者有之，由上书而得官者亦有之，但为数均不多。比较多的则为门荫。所谓门荫，就是借其先人之功，循例而得官的。这些借其先人之功，不由进士出身而得官的门荫们，又以出身于世族的为多。这些世族，也称世家大族。科举精神，虽是把政权向人民开放，颇有打击门第之意，然而，考试的一些技术问题，令门第始终占优：首先是品评方面，能否得到名人品评，则视其与京中名人的交情及联系，这便与家世有关，形成门第在科举中占优。其次，门第在教育机会上条件优越。唐初的学校颇为完备，寒门子弟亦可入读州县学。安史乱后，唐室无力支持教育发展。中唐以后，学生人数大减，据韩愈记载，中唐的国子监学生只有以往的八分之一(274人)；宪宗时只有650人，可见开元以后，教育渐渐衰落。只有大门第拥有经籍及家庭教育的条件，故门第中人于科举始终占优。其三，在科目方面，唐代科目多涉经义，而明经科重视诵习经籍尤甚，门阀士族在此的优势更为明显。此外，唐代重视吸收民意，各科多考“策论”，就是考生对时事的意见。而当时了解时事的捷径有二:一是官僚家族子弟，可以预闻各地政治动向；二是居于首都者，因首都的资讯比较灵通，这两项条件，多是门第中人享有，使策论时门第占优。

    世家大族与及第的进士，都要求官，而官的名额又不能容纳，势必发生竞争，竞争时个人力量有限，需要结纳志同道合的人彼此相助，自然要结合。世家大族因长于经学，就主张科举应注重经学，进士们仗着他们及第的诗文，就主张科举应注重诗文。对科举的见解不同，进而至于对政治的见解不同，党争遂无法避免。

    朋党之争的突出表现就是宪宗元和二年（808年）开始的牛李党争。李党以世族为主，也有由进士出身者，重要人物有李德裕、李绅、郑罩；牛党以进士为主，也略有出身世族者，重要人物有李逢吉、牛僧孺、李宗阂。李党代表世家士大夫，出生高贵的门第。牛党代表寒门上大夫，出身平民，但并非绝对的泾渭分明。

    他们所要争的目标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位，和中央的重要官职。又因当时宦官专政可以左右皇帝，所以两党都要结纳甚至侍奉宦官以为援助。牛党利禄心较重，不得志时尽力钻营，得志时又要排除异己引进同类，因之在政治上难有建树。李党具有事功心，得志之后，对内对外都有政绩表现。但为求得建树事功的机会，又不得不以击败牛党为先决条件。所以两党都难免意气之争。

    李党为建立事功，必须强化中央的权力，所以对内部的藩镇和国外的外患，都主张用武。牛党为适应他们的理想(把持政权过其浮冶生活)，就对内对外一概主张息兵和平。

    牛党、李党水火不兼容，自宪宗时两党开始结怨起，互相倾轧计四十年。两党的人士，因精力多用于排挤异党，对国家政治大事不能专力，导致政治混乱，间接促成唐亡。清代王夫之《读通鉴论》指出:“朋党争衡，国是大乱，迄于唐亡而后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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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浮华背后的帝国隐患

    一说到唐朝，中国人就开始自豪。唐朝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最强盛的时代。民间就有“上有天堂，古有盛唐”的说法。有人形容当时的首都长安“罗绮铺地，冠带京华”，繁华贵气真是神乎其神。诗人郑綮《开天传信记》里有云：“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杜甫在《忆昔》里也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粮食多得吃不完，扔到地上没人捡，人们不愁吃喝，生活富足，当时又没有现在这么大的生存压力，这该是一件多么令人神往的生活。

    除去一定的夸张修辞，唐朝的繁华还真是让历史开颜。但是，沉浸之余，我们不能不去思考一个事实：一个如此繁华的盛世，怎么遇到一个安史之乱，说垮就垮了呢？一个有作为的大帝国不可能一昼夜之间由盛而衰；也不至于因一段突然的事变即无法立足。浮华幕后的因素，尚需要发掘。

    对于《红楼梦》里四大家的败落，尽管原因很多，但千说万说最终离不开一条：经济出问题了。俸禄少了，人员庞杂了，**严重了。贾母死后，办个囫囵丧事都做不到，就是最强的说服力。唐朝的败落也应该从经济上找原因。

    作为以农业为本的王朝，唐帝国的财路主要来自田赋。唐代的田赋制度称为“租”“庸”“调”。租是配给人民以耕种的田地，年老时再缴还政府。在授田时期，负担相应的租额。这是一种均田制度，继承北魏。唐代租额为四十税一，较之汉代三十取一，更为优减。“庸”即是役，是指人民对国家履行的义务劳役。唐制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比起汉代每人每年服役三十天又减轻了。“调”是一种土产贡输，各地人民须以其各地土产贡献给中央，大体上只是征收丝织物和麻织物。在孟子书里即有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三项目，租即是粟米之征，庸是力役之征，调是布帛之征。

    租庸调制实施的基础在于对全国人口的统计与控制。为此，唐朝设计了很多官位从事人口管理工作。唐朝的文官集团有18805个建制的职位，加上其他辅助人员，案牍之士与军官一并计算凡受薪者共368668人，这在农业社会，是一个极可观的数目。这些人的俸禄自然占去国民收入的不少份额，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冗员带来的附加产物，到武则天统治时，从已揭露的案件看来，舞弊与欺诈的事情已相当普遍。

    因为田赋是以人头为基数的，为了增加税收，历代都鼓励通过人口的增殖以获得大量的劳动力。也正因为这样，个体小生产农业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而人口的增长往往就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人口的减少，则标志着生产力的衰退。唐朝也不例外。永徽三年（652年），全国有三百八十万户，到神龙元年，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户，即在武则天执政期间人口的数量增长了一倍。

    人口剧增，再反过来考验政府的统计能力。当实情远超过统计过问的能力时，唐政府才派员到各处搜查未登记的户口，通常令这些户口自首，最初准予免税一段时期，以后也只付应付额之一部分。新税也在原有租庸调的组合之外颁布。不同的官吏则到各处将一种不能继续的制度一再修缮整补，就越发无系统了。

    唐代社会在武则天时代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就制度而言，首先是均田制开始瓦解，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致使户籍大坏，逃户问题严重。695年李峤上疏说：“今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浪，苟免岁时，偷避徭役。”韦嗣立也说：“今天下户口，逃亡过半。”不言而喻，“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而受到严重影响。府兵制“则自显庆五年以来，……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渗逐，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均田制规定按官品、勋阶均可授田，府兵卫士通过军功受勋可以获得土地，曾经吸引了大批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均田制的破坏使他们不再愿意应征入伍，“由是，府兵始弱矣”。可见，财政统计能力的下降，流失的不仅是金钱，还有国力。

    唐帝国金钱流失的另一个大豁口就是奢靡的宫廷生活。宫廷生活历代很奢侈，只不过以唐朝尤甚，黄仁宇认为唐朝女子以丰腴为美也与此不无干系。唐朝宫廷里的伺候人众多到了不能管驭的程度。及至8世纪中叶，仅仅就宫内参与音乐和娱乐的人众而言，多至一万余人，宫女可能加倍。据史料记载，西安每逢节日，宫女拔河多至数千人。当时生活优越的女性，眼眶上开始着色有如今日所谓眼影。各种画幅及模型证实她们穿着印花的丝织品，作马球戏，演奏室内音乐。李隆基宠爱杨贵妃后，因为两人都好音乐，宫廷几乎日日歌舞升平。他们每年一度往华清宫过冬，除了给今天旅游增加了一种魅力之外，糟蹋了多少银两实在难以计数。

    唐朝具有自信及安全感的时候，对信教自由极端地保障，这也是滥花钱的光堂项目。公元645年，高僧玄奘离中土16年之后由印度回国，唐太宗李世民亲予接见。当日龙颜大悦，御前传旨，使玄奘有了各样的助手和各种方便，将梵文经典657件译为华文。创业之主李渊则于624年兴建一座道教的宇观。另外一种法令于638年准许景教的传播。至于拜火教的介入较少为人提及，可是他们在西安寺庙里的僧侣也受到同文官五品和七品的待遇。庞大的透支，使得之后连续发生了一连串的排佛行动，845年的诏书，下令捣毁了4600所寺院，强迫26.05万僧尼还俗。

    唐朝惨败给阿拉伯帝国致使中国失去了对丝绸之路的控制，从而失去了另一个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750年左右，阿拉伯发生了以中亚为中心的内乱，白衣大食灭亡，黑衣大食建立。大搞扩张宗教战争摧毁佛教的白衣大食哈利发及其后人竟被屠杀干净，几代哈利发的尸骨也被从坟墓中拽出焚骨扬灰，这场大食内战得到唐王朝的支持。

    中亚各国一直是以大唐为后盾不断反抗白衣大食，后黑衣大食局面稳定了就和唐帝国争中亚，公元751年阿拉伯诸国准备联兵进攻唐朝，被唐将高仙芝侦之，高仙芝便率兵3万翻过帕米尔高原主动进攻，阿布-穆斯林率中亚各国联军共17万在坦逻斯迎战唐军，激战三日、阿军不支便收买唐军胡部叛变、夹攻唐军，唐军因而惨败。这一战令唐朝失去了对宝贵的丝绸之路的控制权。

    综上，人口增加后的财政透支与统计不力，致使大量逃税现象发生；宫廷奢靡生活与浮华工程的广建，使唐初靠俭政累积的财富滔滔流失；兵败阿拉伯又痛丢丝绸之路的统治权。所有这些浮华背后的亏空实相，导致了唐王朝遭遇安史之乱后“不可思议”的江河陡下。

    世家大族与及第的进士，都要求官，而官的名额又不能容纳，势必发生竞争，竞争时个人力量有限，需要结纳志同道合的人彼此相助，自然要结合。世家大族因长于经学，就主张科举应注重经学，进士们仗着他们及第的诗文，就主张科举应注重诗文。对科举的见解不同，进而至于对政治的见解不同，党争遂无法避免。

    朋党之争的突出表现就是宪宗元和二年（808年）开始的牛李党争。李党以世族为主，也有由进士出身者，重要人物有李德裕、李绅、郑罩；牛党以进士为主，也略有出身世族者，重要人物有李逢吉、牛僧孺、李宗阂。李党代表世家士大夫，出生高贵的门第。牛党代表寒门上大夫，出身平民，但并非绝对的泾渭分明。

    他们所要争的目标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位，和中央的重要官职。又因当时宦官专政可以左右皇帝，所以两党都要结纳甚至侍奉宦官以为援助。牛党利禄心较重，不得志时尽力钻营，得志时又要排除异己引进同类，因之在政治上难有建树。李党具有事功心，得志之后，对内对外都有政绩表现。但为求得建树事功的机会，又不得不以击败牛党为先决条件。所以两党都难免意气之争。

    李党为建立事功，必须强化中央的权力，所以对内部的藩镇和国外的外患，都主张用武。牛党为适应他们的理想(把持政权过其浮冶生活)，就对内对外一概主张息兵和平。

    牛党、李党水火不兼容，自宪宗时两党开始结怨起，互相倾轧计四十年。两党的人士，因精力多用于排挤异党，对国家政治大事不能专力，导致政治混乱，间接促成唐亡。清代王夫之《读通鉴论》指出:“朋党争衡，国是大乱，迄于唐亡而后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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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从此君王不早朝，盛世大转折

    从唐太宗的贞观时期，到唐玄宗的开元、天宝之际，唐朝一直处在蒸蒸日上的盛世之中。但是当人们还陶醉在盛世气象，唐朝开始从顶峰上跌落下来，踏上了由盛到衰的道路。这一转折，正是发生在风流皇帝唐玄宗在位的几十年间。唐玄宗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皇帝，他的一生前期励精图治，英明有为；后期纵欲荒政，昏庸出奇。因此历代史学家对唐玄宗的评价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说他是过甚于功，有的说他是功大于过，真可谓“盖棺尚不能定论”。

    任何英明人物掌握无限权力如此之久，都会堕落。唐玄宗李隆基六十岁，居然把儿媳妇——26岁的杨玉环，召唤进宫，封为贵妃，从此不问政事，开始了“**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淫逸生活。

    **者就像裂了缝的臭鸡蛋，迎来蝇蚊无数竞折腰。晚年失节的唐玄宗，身边就围绕了一群蝇蚊之徒。安禄山就是其中一员“识时务的俊杰”。自古以来，少数民族的剽悍总是输于汉族统治者的权术。在中原“权术文明”的对比之下，夷族的精英分子总是显得野蛮有余。蛮人不善权术的相对真理被安禄山“一票否决”了。

    安禄山是混血胡人，父亲是康姓粟特族人，母亲是突厥族人，因母亲改嫁安姓突厥人，改姓安。他精懂六种民族语言，初为互市牙郎，又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他抓紧一切机会，厚赂朝廷来往使者，逐步取得玄宗的信任。

    其实安禄山得到李隆基宠信并不像多数史学家说的那么偶然。少年安禄山生得异常俊俏美丽，给人第一印象就不错；中年安禄山深谙揣摩他人心思之功夫，完全不像李林甫所说的“胡人粗鲁，没有学识”。这个出身行伍的大老粗，很有手腕，精通升官的诀窍：贿赂与献媚。

    安禄山身材高大而肥胖，腹垂过膝，唐玄宗曾开玩笑地问他：“你这个胡人，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大到如此程度。”安禄山巧妙地回答：“没有多余的东西，只有赤胆忠心而已。”

    安禄山入朝不拜太子，有人提醒他，他居然说不知道太子是什么官。李隆基告诉他，那是未来的大唐天子。安禄山装作恍然大悟：“为臣愚笨，从前只知有陛下一人，不知道还有个储君！”诸如此类**裸地阿谀奉承，唐玄宗却听得很受用。

    走夫人路线，是攻关权贵的一条捷径。安禄山也成功利用了这一策略。他把讨好杨玉环作为巴结李隆基的最重要一环。天宝六年，安禄山入宫，请求比他小16岁的杨贵妃认他做养子。是年，杨贵妃29岁，安禄山45岁。

    得到李隆基允许后，安禄山马上跪倒杨玉环脚下，给“母亲大人”行礼。按照规矩，当先给天子行礼，李隆基不解，问他为什么先给贵妃行礼。安禄山说：“胡人礼俗，先母后父。”乖巧之语，既不得罪皇帝，又给杨玉环大大的拍了一次马屁。

    东北的珍贵禽兽、好玩意儿，安禄山尽力收集，络绎不绝的送往西京。李隆基深居长安，杨玉环长在四川和河南，哪里见过如此多宝贝，当下自然大开眼界。天宝九年，李隆基生日时，安禄山以贵妃养子的身份给李隆基送来了厚重的礼物——山石功德和幡花香炉。李隆基和杨贵妃见这些好东西，自然更加喜爱这个“儿子”。

    次年安禄山生日时，玄宗与杨贵妃分别赐给安禄山大量的衣服、宝器、酒撰等物，当时的王公贵族也难有机会受到这样多的赏赐。所赐的物品与食物，许多盛在金银器中。这些金银器和所盛的物品与食物都一同赐给，可见玄宗与杨贵妃对他的宠爱。

    第三天，安禄山又被召入宫中，杨贵妃独出心裁，用锦绣做了一个包裹婴儿的大襁褓，把安禄山像小孩子一样裹起来，派宫人用彩车把他抬起来，嬉笑玩耍，欢呼之声不绝于耳。玄宗十分高兴，亲往观看。“自此禄山出入官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

    安禄山受宠，也不是完全无功。东北边疆的契丹经常叛乱，唐玄宗束手无策，安禄山出兵平定了叛乱，使唐玄宗喜出望外，多次嘉奖，称赞他是“万里长城”。自称“年事渐高”的唐玄宗为了追求逍遥，一手把朝廷政务交给宰相，一手把边防军务交给边将。在李林甫、杨国忠获宠的同时，安禄山也获得特殊的宠信。在唐玄宗心目中，这个胡人边将的地位与宰相不相上下。

    正是唐玄宗的“政治滥情”，给帝国带来灾难。杨国忠与安禄山为了在玄宗面前争宠，互相倾轧，都想压倒对方，抬高自己的地位。杨国忠的智慧和能力都不能够胜任宰相，但他的“中国式人脉”却使他游刃有余，仅兼职就达四十余个。除了弄权和索贿外，他并不关心对国家的责任是什么。杨国忠曾向安禄山索取巨贿，被一口拒绝。杨国忠不能忍受这种轻蔑，遂决心打击他。于是，诬以谋反，向李隆基一再告密，李隆基却一再不相信。

    天宝十四载(755年)二月，安禄山要求以蕃将32人代替汉将，吏部侍郎韦见素与杨国忠坚决反对，玄宗派宦官辅璆琳到范阳去观察安禄山的动静。安禄山对辅璆琳行贿，辅璆琳回京对玄宗盛言安禄山竭忠奉国，没有二心。杨国忠、韦见素又建议把三镇节度使由三人分担，以便削弱安禄山的兵权，玄宗也未采纳。

    安禄山“外若痴直，内实狡黠”，是一个野心家。他一身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时，“兵雄天下”。三镇总兵力已经超过20万，当时中央直辖军不过10万而已。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力量对比，一旦与中央分庭抗礼，后果将不堪设想。安禄山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日增骄恣”，“包藏祸心，将生逆节”，就是要反叛。他积极囤贮武器、马匹、粮草，还训练了一支私家武装，绝对效忠于他个人。

    就在安禄山反叛前几个月，唐玄宗还派官员带亲笔书信给安禄山，说：“朕已经为你修建温泉，十月间，朕在华清宫接待你。”大祸临头还浑然不觉。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白居易《长恨歌》

    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策略以来，历代的野心家都把“清君侧”奉为至宝，作为反叛的遮羞布。安禄山也不例外，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他打出“奉密诏讨杨国忠”的幌子，起兵“平祸乱”。似乎他不但不反对皇帝，而是接到了皇帝的秘密诏书，命他发兵讨伐杨国忠。

    特地修建温泉池要为安禄山洗尘的唐玄宗，接到安禄山反叛的消息，既震惊又愤怒，立即调兵遣将，东征平叛。不过安禄山的大兵团一路势如破竹，深入六百公里，渡过黄河，攻陷洛阳。756年，再向西进击，攻陷潼关。李隆基从长安仓促逃出。到达咸阳时，咸阳县令已逃跑，故而逃难的皇帝狼狈不堪，只得以杨国忠临时买来的胡饼充饥。其他随从人员，看见农民送来的粗饭，争相抢食，也未吃饱。晚上到了金城(今陕西兴平)，县令也早逃走，皇帝的随从也不断有人离队，食宿无人安排。夜间无灯，不分贵贱，混睡一起，皇室贵族的威风扫地以尽。

    又西行至马嵬驿(陕西兴平西北)，由于所随将士饥饿疲惫，怨声载道，陈玄札等乘机发动兵变，把杨国忠杀掉，屠灭他的全家，包括他的儿女和杨玉环两位拥有极大权力的美丽姐妹。为了防备复仇，禁卫军要求李隆基处置杨玉环，李隆基只好把她绞死。马嵬事变以后，玄宗逃向成都，太子李亨逃到灵武(今宁夏灵武西)，七月李亨即皇帝位，改元至德，他就是唐肃宗。

    安禄山似乎装孙子太久，命中无富贵。在长安刚登上皇帝宝座，就因眼病而双目全盲，心情烦躁，动辄杀戮。最后，当他要杀掉他的长子安庆绪时，安庆绪反而杀了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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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肃代二宗的血酬：开门揖盗，以夷安内

    唐玄宗逃到四川做“太上皇”逍遥去了，留下一个安史之乱的烂摊子，总得有人去处理。倒霉的唐肃宗正赶上了这一茬，在安史之乱中登台，注定要与叛军做个了断。

    唐肃宗有勇不可挡的郭子仪等将，初大败，缘何？唐肃宗李亨不能集结足够的兵力，玄宗时20万精兵都死在云南。善将之将匮乏可将之兵，败局亦在常理。

    8世纪30年代，六诏中最南的一个“诏”皮罗阁，统一了其他五个“诏”，建立南诏王国，定都大理，向大唐朝贡，请求册封。大唐于738年册封他为云南王。南诏王国的建国，宰相杨国忠任用大酷吏鲜于仲通当剑南战区（四川成都）作节度使，鲜于仲通任用小酷吏张虔陀当云南郡作太守。云南郡是南诏王国到唐王朝的必经要道。使节入境之后，依南诏的礼节，夫妇要共同拜会地方首长，于是，张虔陀就要求留下使节的妻子陪宿。并且一再索取巨额贿赂，稍不如意，要么派人到大理辱骂，要么向中央政府诬告南诏王国种种罪状，要求惩处。南诏王国第二任国王阁罗凤忍无可忍，于750年，奇袭云南郡，把张虔陀杀掉。751年，鲜于仲通动员八万大军进攻，阁罗凤表示谢罪，并表示愿意退出所占领的土地。他警告说：“如果唐逼我太甚，我就投降吐蕃王国。那时整个云南地区，恐怕都非唐所有。”鲜于仲通这种昏暴人物是不会为国家着想的，他继续进兵，结果被南诏兵团诱到洱海旁，全部歼灭，士卒死亡六万余人，一万余人被俘。阁罗凤乘胜占领现在的云南省全境。阁罗凤在太和城下立了一个石碑，叙述事件经过及原因。他说：“我的后裔终有一天仍会归附大唐，到那时可把这个碑指给唐使节看，让唐人知道，我们今天这样作，不是我们的本心。”杨国忠接着发动了一连串攻击，每次都在万山丛中被击败，前后共死二十余万人。只为了张虔陀和鲜于仲通两个酷吏，使唐王朝所能征调的最精锐的部队，死亡殆尽。

    不幸的是，正如前面已经揭示的，安禄山叛军军力盖过**近一倍。大敌当前，内力不足，求助外援，是弱势者的天然本性。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想获取帮助，必须付出代价。

    当时，唐肃宗可以求援的只有在北方沙漠刚建国不久的回纥汗国。乱世中的大唐失去了咄咄逼人的影响力，回纥不肯轻易出兵。如何搬到救兵，唐肃宗向回纥第二任可汗英武开出的诱饵是“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就是说：收复长安时，土地子民归大唐，所有美女和财产，任凭回纥奸淫烧杀和掳掠回国。

    泱泱大国开出如此耻辱条件，相信唐肃宗在情理上并非甘愿。而且此举多少有些开门揖盗的意味，大国求助，明显就是弱势凸现，此种情况下，引入一直对中原有觊觎之心的外族，不能不说是一种风险。

    这就牵涉到吴思先生所开创的“血酬定律”。吴思认为，血酬就是对暴力的酬报。为了一定数量的生存资源，当事者可能冒伤亡风险，以生命为赌资。为了短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合法的暴力集团可以退化出匪性。唐肃宗为了保住自己的江山，迅速平定眼前大患，不惜以牺牲子民为筹码。

    至德二载九月，长安收复，回纥首领欲践约，幸亏太子李豫的一番理论才得以缓冲：“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就是说，现在刚刚收复长安，如果进行抢掠，那么洛阳的百姓知道后就必然帮助叛军死守。请等收复洛阳后再履行约定。回纥方同意了。然而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至德二载十月，东京洛阳收复，“回纥纵兵大掠”，洛阳人民蒙受了空前的灾难。

    唐肃宗对回纥暴力的汇报，也付出了自家的血亲。自西汉高祖刘邦采取和亲来换取边境暂时安宁的妥协政策后，一大批公主含悲远嫁，在这众多的和亲公主中，大多只是宗室女或者宫女，真正以真公主即皇帝的亲生女儿下嫁的，却只有唐代，宁国公主就是第1位。

    758年，在基本平息了“安史之乱”后，回纥可汗派使节向大唐求婚，唐肃宗为表示对回纥的感谢，答应将女儿宁国公主嫁之。

    宁国公主是唐肃宗李亨的次女，在肃宗的7个女儿中，容貌最为出众，她先嫁郑巽，又嫁薛康衡，不幸两个丈夫都先后死去，公主还没从丈夫去世的悲痛中醒来，就被选定和亲。

    到了出发这一天，肃宗亲自将女儿送至陕西咸阳市，在那里设宴告别。宁国公主根本无心下咽，她哭着安慰父亲：“国家事重，死且无恨！”唐肃宗也十分伤心，流泪送走女儿。

    宁国公主到达回纥，可汗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封宁国公主为新王后，并派王子率领骑兵继续帮唐天子平叛。可是仅仅三个月后，可汗便去世了。回纥人按本国风俗，准备让宁国公主殉葬。在此生死关头，宁国公主表现出了大唐公主的威严与镇定，她据理力争：“按我国风俗，丈夫亡故，妻子为其服丧三年，服满，就可以改嫁，这叫终礼。现在回纥既然万里迢迢与唐通婚，不就是仰慕大唐的风俗习惯吗？所以，我是不应该为可汗殉葬的！”回纥人见公主言之有理，只好作罢。不过，为了照顾回纥人的情绪，宁国公主也用刀划面，自毁容貌，痛哭流涕。

    一年后，因宁国公主没有子女，新可汗允许她返回长安。宁国公主既是不幸者，又算幸运者，毕竟和亲公主能重回故国的屈指可数。

    史思明投降后，唐肃宗李亨不能容纳这个过去的叛将，秘密计划把史思明杀掉。阴谋不幸泄露，史思明再度叛变，循着安禄山南下旧路线，渡过黄河，再行攻陷洛阳。然而他也重蹈安禄山的覆辙，当他凶暴地想杀掉他的长子史朝义时，史朝义也反过来杀掉他。

    肃宗死后，代宗李豫接任，李豫开出比父亲李亨更肥厚的条件，再向回纥汗国乞援。762年，回纥军团第二次收复洛阳，洛阳遭到第二次厄运，距上次厄运仅只五年。回纥军进入洛阳时，毫无忌惮的大肆奸淫烧杀、劫掠抢夺；居民死亡以万为单位计算，大火数十天不熄。

    吴思先生所说的“官变匪”此时也出现了。唐政府的军队趁乱效法回纥，借故东京（洛阳市）、郑州（河南省郑州市）、汴州（河南省开封市）、汝州（河南省汝州市）都是“贼境”“匪区”，所经过的地方，同样奸淫烧杀、劫掠抢夺，三个月才算停止。于是家家户户，只剩下空荡荡的房屋；仍活着的人，不管是官是民，是男是女，衣服因为全被剥光，只好用纸裹到身上。

    肃宗、代宗的暴力酬报滋长了回纥对中原的野心。765年，唐大将仆固怀恩受不了宦官骆奉仙的诬陷倾害，起兵叛变，效法李姓皇帝的传统作法，向回纥汗国和吐蕃王国分别乞援。回、吐两国联合向长安进军，长安震恐。幸好仆固怀恩适时的逝世，而中国一位大将郭子仪乘机挑拨回、吐两国感情，吐蕃兵团怀疑回纥已被郭子仪说服，可能袭击它时，即行拔营撤退。回纥不能独留，只好撤退。

    回纥的恣意横行，也助长了其他异族乱唐的气焰。自代宗时，“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

    刘昫在《旧唐书》感叹：“肃宗诱回纥以复京畿。代宗诱回纥以平河朔。戡难中兴之功，大即大矣！然生灵之膏血已干，不能供其求取；朝廷之法令并弛，无以抑其凭陵。忍耻和亲，姑息不暇。仆固怀恩为叛，尤甚阽危；郭子仪之能军，终免侵轶。比昔诸戎，于国之功最大，为民之害亦深。”

    肃代二宗好不容易摆平了安史之乱，却依然没有遏制住大唐江河日下的大势。因为肃代父子的血酬之举，唐朝也背负上了骂名——“第一个签订条约割地丧权辱国的朝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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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不厚道的“钦差大臣”

    在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的讽刺戏剧《钦差大臣》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狐假虎威的巡察官形象。钦差大臣微服出访的消息使市长安东和他属下的众官吏魂飞魄散、手忙脚乱。惊惶失措的众官吏，心虚胆怯，误将饥肠辘辘、因拖欠房租、餐费被困在旅馆的彼得堡十二品小文官赫列斯塔科夫当成微服私访的钦差，大献殷勤。赫列斯塔科夫趁机向市长借钱，进而住进市长家中。众官吏轮番晋见，想方设法行贿，赫列斯塔科夫以借为名，一一照收，还逢场作戏地与市长的妻子、女儿**，并与市长女儿订下婚约。随后坐上特意为他准备的三套马车扬长而去。当市长一家大宴宾客，幻想着飞黄腾达之时，邮政局长偷拆赫列斯塔科夫寄往彼得堡嘲弄众官吏的信件，得知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钦差。

    戏剧自始至终都是围绕一个“冒牌货”而展开，从中我们却不难看出当时俄国钦差大臣的影响力有多大。尽管如此，俄国钦差大臣终究还没有失去本分，他们仍旧在执行巡视地方的职责。比起大唐的“钦差大臣”，可谓小巫见大巫，厚道多了。

    那么，大唐的“钦差大臣”到底有多厉害呢？“钦差大臣”与藩镇割据有什么关联呢？

    据钱穆大师考察，大唐的“钦差大臣”叫观察使。唐中宗后，御史台分左右御史，左御史监察朝廷中央政府，右御史监察州县地方政府。监察中央的叫“分察”，监察地方的叫“分巡”。唐德宗时，分巡把全国划为十道，派去监察之御史，称为监察使，后改巡察按察诸称，最后称为观察使，意即观察地方行政。

    从此可见，唐代监察使，论其本源，是一御史官，履行监察之职。但因为常常停驻地方，逐渐演变成了地方长官之最高一级。把府县地方官压抑在下面。地方行政，本来只有府县二级，因此变成三级。“然其最高一级则名不正，言不顺，遂形成一种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

    巡视边疆的观察使，在边防重地停驻下来，中央要他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临时得以全权支配，就成了节度使。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

    节度使在其地域内，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掌控用人大权。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于是就形成为“藩镇”。藩是保卫，镇指军镇。朝廷让巡视边疆的观察使设置军镇，本意在中央集权，保卫自身安全，而演变所极，尾大不掉，发展成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

    763年，安史之乱以史朝义自缢，其党羽纷纷投降唐朝而告结束。朝廷无力彻底消灭这些势力，便以赏功为名，授以节度使称号，让他们统治原安史所占之地。其中：

    李怀仙为卢龙（又名幽州或范阳，今北京）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东北部；

    李宝臣为成德（又名镇冀或恒冀，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中部；

    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大名北）节度使，统治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

    薛蒿为相卫（今河南安阳）节度使，统治今河北西南部及山丁、河南各一部。

    其后相卫为田承嗣所并，则成为三镇，即河北三镇。这三镇名虽服从朝廷，实则独立。军中主帅，或父子相承，或由大将代立，朝廷无法过问。

    与此同时，淄青（又名平卢，今山东益都）镇大将李正已逐节度使侯希逸，唐亦授予节度使称号，统治今山东地区，世袭相承达三代4人。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梁崇义也实行割据，统治达19年。781年，梁崇义被消灭，782年，淮西（今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希烈据镇反叛，自称建兴王，并联合已称王的淄青、魏博、成德、卢龙四镇节度使抗拒中央。唐德宗调集淮西邻道兵攻讨李希烈，诸道兵都观望不前。783年，又调泾原（今甘肃泾川北）兵东援，十月，该军发生叛乱，拥立留居长安的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秦帝。德宗出奉天（今陕西乾县）。784年正月，李希烈称楚帝，改元武成。二月，入援朝廷的朔方（今宁夏灵武）节度使李怀光也叛乱，德宗又奔梁州（今陕西汉中），唐朝政权处于极危险的境地。

    同年六月，平定了朱泚，785年八月平定李怀光，786年四月李希烈为部将所杀，河北、山东四镇表示重新服从中央，表面上又归统一。但德宗经过这些恐慌之后，转为推行姑息政策，求得暂时安定。

    从唐宪宗起，忍无可忍的唐帝国开始讨伐叛镇。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唐宪宗即位，开始执行削藩政策。

    806年，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刘辟求兼领三川，因朝廷不许，就发兵霸占东川节度使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宪宗即派高崇文统率神策军出征，很快平定。同年，还平定夏绥节度使杨惠琳的叛乱。次年，镇海（又名浙西，今江苏镇江）节度使李叛变，宪宗调邻道兵征讨，李被部将所杀。这3次平叛的胜利，使宪宗及主战派大臣增强了信心。

    809年，河北三镇中之一的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承宗自为留后，宪宗以宦官吐突承璀领兵讨伐，没有取得胜利，只得暂时妥协，承认承宗继位。812年，魏博节度使田李安死，子从谏年幼继位，军中推立大将田兴，田兴表示服从中央，遵守法令，申报户籍，请朝廷任命管内地方官，送从谏入京。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中出现了一个突破口。淮西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所杀后，吴少诚又杀陈仙奇，仍割据自雄，吴少阳继位。元和九年（814年）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在对淮西镇的处置上，朝中大臣分为主战、主抚两派。宪宗主战，征集邻道军队围攻淮西。淄青、成德两镇暗中支持淮西，派人焚烧河阴转运仓，刺杀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企图阻止朝廷进攻，但宪宗没有动摇，以裴度为相，坚持平叛。这是藩镇势力和唐朝中央的一次大决战。

    由于平叛军队中有不少将领迁延观望，作战无力，战争拖了4年。宰相裴度亲临前线督师，817年十月，节度使李愬雪夜袭克蔡州，擒吴元济，取得最后胜利。次年宪宗又发兵攻淄青，819年二月，淄青将刘悟杀节度使李师道降唐。

    于是成德王承宗、卢龙刘相继自请离镇入朝，朝廷另委节度使，长期割据的局面似乎都解决了。

    然而，好景不长。宪宗伐叛所创下的新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长期战争，中央府库的积蓄已经枯竭，宪宗晚年任用聚敛之臣，遭到百姓怨恨；新的统一局面，也使大臣们思想麻痹。宪宗死，穆宗即位后，“销兵”（即裁减兵员）的主张盛行一时。销兵虽可节省财政开支，但被裁的士卒无可靠生计，却是一个乱源。河北三镇的将士几十年不识中央委派的官吏，如今看到的却是一些趾高气扬把河北士兵视为降虏的昏庸骄奢的人物。821年卢龙首先发生兵乱，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接着，成德军将又杀自魏博移镇成德的节度使田弘正（即田兴），朝廷命裴度统兵讨伐，又命魏博节度使田布（田弘正之子）出兵助讨成德，但将士不肯出力，要求田布行河朔故事（即恢复独立状态），后田布自杀。于是“河北三镇”又脱离了中央控制，被裁的士卒，纷纷投奔其下。

    新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实行原先的旧传统。裴度的讨伐军无功而还。朝廷因军费浩大，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现实。经此，唐朝中央再也没有恢复河北的打算。

    火上浇油的是，在唐朝尚能控制的区域，也出现割据者，如徐州大将王智兴逐节度使崔群，自领军务，朝廷即授以节镇。泽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悟擅囚监军使刘承偕，朝廷无可奈何，宣布流放刘承偕，刘悟才将其释放。后来刘悟子孙三代据有泽潞。

    柏杨说：“历史的规律是，纯高压并不能制止叛乱。”藩镇的抗拒，使割据愈演愈烈。

    让我们再梳理一下大唐“钦差大臣”的演变过程吧：唐帝国追求中央集权，由中央派大吏到外面去巡察；观察使剥夺地方官职权，成为领地“大哥大”；“钦差大臣”定居，全权代理，坐大地方。一句话，藩镇割据的实质是，中央派去的“钦差大臣”在剥夺地方职权之后，回头来反抗中央，最终把唐朝消灭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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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藩镇遇上流寇还畏惧三分

    唐末的天下呈现了三足鼎立之势：长江以北，大体以黄河为界，大河以北是藩镇割据所辖区；大河以南是唐朝统治区。长江以南则为流寇流窜之所。

    藩镇割据，军阀作乱，虽然把天下瓜分成条块，严重的时候一片乌烟瘴气，但是军阀永远不成气候。因为军阀往往以单纯的武力来压制很小的地区，讲究“我的地盘我做主”，彼此间本身就是一个制衡。自身利益的过多考虑，使得彼此间形成强大凝聚力的概率很小。

    而流寇的杀伤力就要严重的多了，流寇的可怕在于一个“流”字，就是流动性，他们见缝扎针，“打一炮换一个地方”，危害范围广，袭击也不确定。所以，藩镇割据多年，唐朝依然有招架之力，而流窜南北的黄巢起义军，短短六年，一举使唐帝国全面崩溃。

    藩镇遇上流寇还畏惧三分呢。黄巢起义本来不能持续那么久的，唐王朝命令各地将领，镇压起义军的时候，各地藩镇都害怕跟义军交锋，互相观望，使起义之势愈演愈烈。

    **说过：“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起义造反，无论怎么演义，都脱不了一条：被逼无奈＋有机可乘。

    873年，唐懿宗死，僖宗立，政治黑暗，财政亏空年达300万贯。这一年又逢黄河中下游遭受旱灾，夏季麦收一半，秋季颗粒不收。农民只好以野菜、树皮充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徭役，赋税仍未减轻，逼得农民无法生活。

    农民不好过，商人更不好过。纯商人不容易立足，必须与官员结合，或是商人兼任官员，或是官员兼营商业，官商之间，很难区别。当权官员的惊人奢侈和必须付出的惊人贿赂，使他们永无间断地需要大量的外国珠宝，如玛瑙、翡翠之类。购买这些珠宝的巨款，全靠冤狱。举一个例子即可明了，当农民们辛苦织成绸缎之后，官员并不需要拿钱购买，他只要把农人逮捕入狱，指控他谋反就可以了。等到农民悉数缴出他的产品之后，自然会得到平反或赦免。占中国出口货物大宗的丝织品，所带给农民的不是财富，而是灾祸。

    当时盐税特别重，加上奸商抬高盐价，百姓买不起盐，只好淡食。有些贫苦农民，为了逃避官税，就靠贩私盐挣钱，但贩私盐是很危险的，要有一些伙伴一起干，日子一久，就结成一支支贩私盐的队伍，在他们中间，涌现了一些首领，有的后来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

    公元874年，盐贩首领王仙芝，聚集了几千农民，在河南长垣起义。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发出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这个号召很快得到贫苦农民的响应。不久，盐贩黄巢也起兵响应。

    唐末诗人林宽有诗云：“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皆解诗。”此话不假。黄巢从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射箭。他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考试。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中。唐王朝后期的科举，几乎全在场外决定。安史兵变后，大权操纵在宦官之手，士子则完全靠毁灭自尊心的谄媚和屈辱，才能榜上题名。稍微有点才干和性格的人，都不愿向宦官屈膝。黄巢在长安看到唐朝廷的**和黑暗，心里十分气愤，曾作诗托菊言志。他先后写过两首与菊花相关的壮志诗。第一首这样写道：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另一首诗更犀利：

    “待得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巢和王仙芝两支起义队伍汇合之后，转战山东、河南一带，接连攻下许多州县，声势越来越大。唐王朝非常恐慌，命令各地将领，镇压起义军。但是各地藩镇都害怕跟义军交锋，互相观望，使唐王朝束手无策。

    唐王朝硬的一套不行，就采用软的手法。在起义军攻下蕲州（今湖北蕲春）的时候，他们派宦官到蕲州见王仙芝，封他“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衔。王仙芝听得有官做，软了骨头，表示愿意接受任命。

    黄巢不同意，说：“当初大家起过誓，要同心协力，平定天下，现在你想去当官，叫弟兄们往哪里去？”

    王仙芝还想搪塞，黄巢抡起拳头，朝王仙芝劈头盖脑地打了过去，打得王仙芝满脸是血。旁边起义将士也你一言，我一语骂王仙芝。王仙芝自知理亏，只好认错，把唐朝派来的宦官赶跑。经过这番波折，黄巢决定跟王仙芝分两路进军。王仙芝向西，黄巢向东。不久，王仙芝率领的起义军在黄梅（在今湖北）被唐军打败，他本人也被杀死。

    王仙芝失败后，起义军重新会合，大家推黄巢为王，称冲天大将军。当时，官军在中原地区力量比较强，黄巢选择官军兵力薄弱的地区，带兵南下。他们顺利渡过长江，打进浙东。起义军一路上势如破竹，接连打下越州、衢州（今浙江衢县）；接着，又劈山开路，打通了从衢州到建州（今福建建瓯）的七百里山路。经过一年多的长征，一直打到广州。

    黄巢也曾经希望朝廷招安，让他为广州节度使，此计未成，偏偏岭南地区发生瘟疫。黄巢决定再带兵北上。唐王朝命令荆南节度使王铎、淮南节度使高骈集合大批官军沿路拦击，被黄巢起义军一个个击破。起义大军顺利地渡过长江，吓得高骈推说得了中风症，躲进扬州城不敢应战。

    黄巢起义军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横扫江南，不纯靠军事攻势，主要靠动人心魄的政治号召和当地穷苦无告的农民的响应。起义军渡过淮河时，曾向官军将领发出大意这样的檄文：“我们进攻京城，只向皇帝问罪，不干众人的事。你们各守各的地界，不要触犯我们的锋芒！”

    公元880年，黄巢带领六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潼关。潼关周围满山遍野，飘扬着起义军洁白的大旗，一眼望不到边。守潼关的官军还想顽抗。黄巢亲自到阵前督战，将士们见了，一齐欢呼，声音在山谷间回响，震天动地。官军将士听了心惊胆战，哪敢抵抗，纷纷烧掉营寨，四下逃命。

    起义军攻下潼关，唐王朝惊慌失措，唐僖宗和宦官头子田令孜带着妃子，逃到成都去了，来不及逃走的唐朝官员全部出城投降。

    蔡东藩在《唐史演义》中这样诗评价唐僖宗：

    世衰总为主昏多，丧乱相仍可若何？

    十五年来无一治，虚名天子老奔波。

    当天下午，黄巢坐着金色轿子，在将士的簇拥下，在长安大明宫即位称皇帝，国号叫大齐。

    一入国都，黄巢被自己所设的陷阱困住，从此失去流动性。黄巢在当皇帝之前和当皇帝之后，好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称帝前战无不胜，攻无不取，称帝后则困守长安孤城，一筹莫展。黄巢从当皇帝的那一天开始，就陷入千万争宠的宦官与宫女之手，与宫门外世界，完全隔绝。创业时代跟下属那种亲密相依的无间感情，化为乌有。下属们在猎得官位后，也沉湎于他们过去所痛恨所反对的纸醉金迷生活。

    起义军政权建立后，黄巢也没有乘胜追击，也没有消灭关中附近的禁军，使逃到四川的唐僖宗站稳了脚，并集结了残余势力，联络各地军阀武装，反扑过来。在起义**中一些暂时投降的节度使，也乘机起兵。黄巢军没有根据地，很快陷入唐军包围之中。长安城里的粮食供应发生了严重困难。黄巢就更大开杀戒，因之他和居民的关系日益恶化。

    在起义军最困难的时候，另一个重要流寇朱温竟投降了唐朝，做了可耻的叛徒。唐王朝又召来了沙陀（西北少数民族）贵族、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率领四万骑兵进攻长安。起义军十五万迎战，遭到大败，只好撤出长安。

    黄巢带领起义军撤退到河南，又遭到朱温、李克用的围攻。884年，黄巢在攻打陈州（今河南淮阳）失败之后，受到官军紧紧追赶，最后，退到泰山狼虎谷，英勇牺牲。

    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起义，渡过长江四次、黄河两次，从北到南，再从南回到北，这一来一回，耗尽了唐帝国的元气。同时，起义也削弱了藩镇割据势力，打破了原来中央与藩镇之间、藩镇相互之间的均势。

    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里认为起义反响大还反映了王朝机构失控的因素。黄巢这位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流寇之所以能够纵横南北，是因为唐帝国中有无数的罅隙可供他自由来去。黄巢揭竿而起的时候，距安禄山之反叛又已130年。唐帝国的低层机构已经发育成长，超过当初的设计很多，已不是既有的高级权威所能管制。

    尽管黄巢没有直接摧毁唐朝，这朝代却在他造反之后崩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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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唐昭宗壮志成空，枭雄朱温篡唐

    盛世晚景，尤为惨烈。落日余晖下的挣扎身影，分外揪心。

    唐末34年中，唐僖宗、唐昭宗、唐哀帝三位皇帝相继登场。僖宗和昭宗是一母所生的兄弟。僖宗在位15年间，实际在长安度过的时间充其量只有7年多，他为避难不得不两度逃离长安。当一个皇帝不能安定地在京城生活的时候，政权大厦即将倾覆的风雨飘摇之势已很难逆转了。

    三位末世天子中，昭宗算是最有帝王魄力的，可惜生不逢时，大厦既倒，回天无力。昭宗在位16年，在军阀的胁迫下不得不迁都洛阳，长安城从此成为梦中遥想的故都。他本人不仅被跋扈的军将杀死在寝宫，死后也只能孤零零地埋葬在河南偃师。昭宗是第一个葬在关中以外地区的唐朝皇帝。

    昭宗的儿子哀帝13岁登基，16岁就将帝位“禅让”给了强悍的军将朱温，成为唐朝的亡国之君。哀帝被杀死的时候不过17岁，是唐朝21帝中最为短寿的皇帝。“哀皇帝”就是在他死后不久所加的谥号。哀帝死后，只是按照亲王的规格葬在了山东菏泽的定陶县，不仅远离了故都长安的列祖列宗，而且与他的父亲昭宗也永违地下，再无相见之期。

    与之相对比的是，黄巢手下贼将朱温在篡唐成功后上演了一幕乐极生悲的画面。

    907年，朱温如愿以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得意之余，招呼众亲戚在皇宫内饮宴、戏乐。吃喝已毕，大家簇拥着朱皇帝站在一个大圆桌子前玩掷骰游戏，笑语喧喧。已经有八、九分酒意的朱温大哥朱全昱忽然抓起几粒骰子，狠狠砸向掷骰用的金盆，大叫道：“朱三儿，你本砀山一贱民，因天下饥荒，跟从黄巢做贼。降唐以后，唐天子用你为四镇节度使，富贵已极，奈何忽发狂想，灭他李家三百年社稷！现在高兴还太早了点吧，我真不忍看见我们老朱家日后家族尽灭的惨状，你还有心玩乐！”酒宴不欢而散。

    黄巢带着遗憾离去了，唐僖宗几经恐吓，好不容易得返长安都城，未几暴疾而亡。僖宗膝下无子，在太监杨复恭拥戴下，僖宗同母弟寿王李晔柩前即位，是为唐昭宗，时年22岁。比起遇事吓得哭泣的僖宗来说，唐昭宗算是一个胸有大志的皇帝。昭宗听政以后，颇有重整河山、号令天下、恢复祖宗基业的雄心壮志。史书上说：

    “帝（昭宗）攻书好文，尤重儒术，神气雄俊，有会昌（唐武宗）之遗风。以先朝威武不振、国命浸微，而尊礼大臣、祥延道术，意在恢张旧业，号令天下。即位之始，中外称之。”

    唐昭宗的王者气质首先表现在他对待宦官的态度上。他虽为宦官杨复恭推立，但却不像一般软天子那样乐于依附于他们，昭宗内心十分厌恶宦官。特别是杨复恭，“多养壮士为假子”，每次入朝时均“肩舆上殿”，太上皇一样的排场。有一次，唐昭宗就他蓄养干儿子一事加以质问，杨复恭大言不惭：“我收养义子是为了捍卫朝廷，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既然是为了国家，为什么不让这些义子姓李反而姓杨？”昭宗一句反问，把他噎住。

    在彻底处理掉杨复恭的做法上，唐昭宗也充分体现了作为一个帝王的睿智。他采用的是“父子离间计”。杨复恭义子杨守立拥有胡人血统，本名胡弘立，孔武力大，手中掌统一部内廷禁军。为了拉拢禁军势力，唐昭宗收为自己的义子，赐名李顺节，大加利用。李顺节得宠后，与从前的干爹争权，“尽以（杨）复恭阴事告上（昭宗）”。有了禁军“总司令”支持，唐昭宗逼迫杨复恭退休。杨大公公怒极，派人杀掉皇帝前来宣敕的使人。

    唐昭宗亲自登上皇宫的安喜楼，命李顺节等人率兵进攻位于昭化里的杨复恭大宅邸。李顺节率领大批禁兵前来叫战，杨复恭望见对方势众，率数位干儿子马上逃出长安，奔往兴元，联合在外任职的干儿子们“举兵拒朝廷，以讨李顺节为名”。逐走了前干爹，李顺节“恃恩骄横，出入常以兵自随”，唐昭宗趁机铲除之。唐昭宗暗地里设计，两位掌兵的公公以议事为名，召李顺节入宫。三人寒暄坐定，刚刚端酒要喝，埋伏在堂内的一名将领突前，一剑就把李顺节脑袋砍落在地。

    一计除二患，稳住了宫内宦官势力。唐昭宗的英明可见一斑，放置盛世，完全可以扛鼎天下。

    但是唐昭宗总体来说，还是很不幸的，接手一个气息奄奄的断壁残垣，手下还严重匮乏能臣干将。一心想干点大事的唐昭宗，为了重立皇威，决定拿藩镇开刀，结果麻烦事接踵而来。事情似乎并不像他设想的那样简单。多年来，各地强藩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与朝廷百官、内廷宦官的关系盘根错节，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年轻气盛的昭宗想要毕全功于一役，不仅难以成功，而且还引发了更大的政治危机。

    头回倒霉是征讨李克用和李茂贞，皆失败而还，不仅没壮皇威，还露出自己的巨大缺陷。

    朝内宰相张浚为了给自己立威，同时，又听说李克用到处对人讲：“张公（张浚）好虚谈而无实用，他日必乱天下。”愠怒之下，添油加醋，撺掇唐昭宗出兵。张浚蜜谏：“陛下如此英明睿智，竟内外受制于强臣，臣窃以此痛心！”唐昭宗听得爽心，下诏张浚为总司令，孙揆为副，统大队京城禁兵出发前去征讨李克用。张浚只善权术，自是指望不上，希望落在孙揆身上。这孙揆却也非放心之徒。

    李克用义子李存孝率三百精兵埋伏于道，很快把孙揆先行一行人杀个精光，生擒了孙揆。李克用劝孙揆给自己干，孙揆倒有几分气节：“我乃天子大臣，怎能给一个节度使当属官。”李克用大怒，派兵士拿来大锯锯杀孙揆。两个大兵锯了好久，手忙脚乱，血流一地，也锯不死这位孙大人。

    孙揆怒，大骂：“死狗奴，锯人要用木板夹上来锯，连这点技术也不懂，死笨的杀才！”军士忙把孙大人以木板夹捆，大锯一拉，果然生效。孙揆“至死，骂不绝声”。气节归气节，唐军一出师就丧掉“副总司令”，败局可想而知。

    对于攻打藩镇李茂贞，唐昭宗显得意气用事。李茂贞在上表昭宗：“陛下贵为万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指王环被杀）；尊极九州，不能戮复恭一竖。”藐视与揭丑，令唐昭宗盛怒，就促宰相杜让能将兵出讨李茂贞。杜让能是书生，泣谓皇帝说：“臣不敢避命不从。但此时情势与宪宗时代大异，臣恐日后徒受晁错之诛，也不能免七国之祸！”唐昭宗根本不审时度势，仍命杜让能安排调动军队。一战即溃，李茂贞大军乘捷直趋长安，要求诏杀宰相杜让能。杜让能马上入宫，说：“臣早知道有今日之事，请陛下牺牲我一人以救社稷。”唐昭宗下泣，不忍心斩杜让能，只是下诏贬其为梧州刺史，收斩西门君遂等三个太监来应付李茂贞。李茂贞仍勒兵不退，一定要杀杜让能才还镇。不得已，唐昭宗下诏赐死杜让能兄弟两人。

    唐昭宗最大的倒霉来自于朱温。朱温可谓乱世枭雄。在看准时机，出卖黄巢后，僖宗重用朱温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诸镇之师，皆受朱温节制。唐昭宗征讨李克用和李茂贞失败后，李克用和李茂贞相互纷争，朱温渔翁得利，越发坐大。后与宰相崔胤勾结，上挟朝廷，下制诸侯，废唐称帝成了朝夕之间的事。

    朱温出身贫贱，砀山县午沟里人，因排行第三，小名叫朱阿三。朱温兄弟三人，在幼年时失去了父亲，母亲携他们寄住在萧县人刘崇家里做佣工。朱温渐渐长大，好逸恶劳，以雄勇自负，乡人都很讨厌他。刘崇因为朱温懒惰，经常用鞭杖抽他。只有刘崇的母亲可怜朱温幼小，常常袒护他。

    有一次，朱温把刘崇家的饭锅偷着背走了。刘崇追住朱温，又准备狠狠地揍他。刘母又出来说好话，刘崇才罢手。刘母劝朱温说：“你都这么大了，不该再这样，你若不愿耕作的话，又能做什么呢？”朱温回答：“儿平生只会骑射。不如给我弓箭，到深山里猎些野味。”刘母取了旧时弓箭，交给朱温。从此朱温每天在深山里追逐野兽，练就了一身硬本事。投身黄巢起义后，朱温纵横沙场，有万人不敌之勇。

    也许从小追杀野兽习惯所致，朱温残虐成性，杀人如草芥，但其妻被称为“五代第一贤后”的张氏聪敏贤惠，在世时以柔克刚，时加婉言规劝，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朱温动不动就处死将士，用兵法令严峻，每次出战，一个分队主帅若出战而不回来的，其余士兵一体处斩，称作“跋队斩”。因此战无不胜。手下士兵不耐酷法，多窜匿州郡，朱温疲于追捕，下令全军纹面，士兵纹面自此开了先河（据《五代史补》）。朱温暴怒杀戮过后，张氏加以救护，许多无辜的人因此得以保全。可惜张氏红颜薄命，临终遗言：“君人中英杰，妾无他虑，惟‘戒杀远色’四字，请君留意。”朱温性格使然，根本做不到。

    昭宗征讨受挫后，锐气消失殆尽，终日饮酒麻痹自己，脾气也变得喜怒无常，这引起了宦官的恐惧。有一天，昭宗在禁苑中打猎，大醉而归。当天夜间，手杀宦官、侍女数人。左右神策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借机要挟宰相召百官署状同意“废昏立明”，随即带兵突入宫中。昭宗交出传国宝玺，被囚禁东宫，刘季述迎皇太子监国，假传昭宗之命自称太上皇，并令皇太子登皇帝位。

    宰相崔胤在朱温的支持下，发兵打败了刘季述，天复元年（901年）正月昭宗“反正”。朱全忠随后与凤翔的李茂贞围绕争夺昭宗展开了激战。朱全忠大军围困凤翔一年多，凤翔孤立无援，城中百姓多饿死，昭宗也不得不在行宫自磨粮食以求生存。最终，凤翔城破，昭宗成为朱全忠的战利品。天复三年（903年），昭宗在朱全忠的押解下还京。他赐朱全忠“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并亲解玉带相赐。

    据《五代史阙文》，朱温迎昭宗于凤翔时，昭宗曾有过一次杀之以除后患的行动，不过失败了。昭宗假装鞋带脱落，对朱温说：“全忠(朱温归唐时赐命)为吾系鞋。”朱温不得已，跪下系结，汗流浃背。当时昭宗身边还有卫兵，昭宗的意思是让左右擒朱温而杀之，但左右没有敢动手的。

    昭宗返回长安以后，朱全忠很快发兵将朝中宦官全部杀死，同时下令各地藩镇将担任监军的宦官一律杀死。多年来宦官专权的局面因宦官**上被消灭而结束了，但是唐朝政治**黑暗的局面并不能得到扭转。朱温为了更有利于控制昭宗，天祐元年（904年）正月，提出要皇帝迁都洛阳。为了杜绝唐朝故旧对长安的念想，朱全忠令长安居民按户籍迁居，宫室和民居被毁，房屋被拆后的木材扔在渭河当中，顺河而下，月余不息。数百年古都经过这一浩劫，元气大伤。长安城哭声一片，关中百姓在道路之上大骂崔胤是“国贼”，斥责他引来朱温倾覆社稷，连累众生。

    唐昭宗一举一动，都处于朱温心腹蒋玄晖的严密监视之下。当时，李茂贞、王建、刘仁恭、杨行密等朱温的敌对势力往来信使繁切，“皆以兴复为辞”。朱全忠又怕唐昭宗在洛阳生变，便下令蒋玄晖等人见机干掉唐昭宗。

    公元904年夜，蒋玄晖率龙武牙宫史太等一行兵卒入宫。昭宗正饮得大醉，闻声而起，“单衣绕柱走”。兵卒追上昭宗，把他捅个透心凉。杀完人，蒋玄晖矫诏称李、裴二妃弑逆，立昭宗第九子辉王李祚为帝，是为唐哀帝，时年十三。

    天祐二年（905年）十二月，朱温借故处死了枢密使蒋玄晖，又借口“玄晖私侍积善宫皇太后何氏，又与柳璨、张廷范为盟誓，求兴唐祚”，将哀帝母后何氏杀死，并废黜为庶人。谋士李振，绰号“猫头鹰”，因考进士不成，十分痛恨朝臣。他对朱温说：“这些人平时自命清高，自称‘清流’，不如扔到浊流里去。”朱温便在一个深夜，把三十多名朝臣扔到了黄河里。

    朱温生杀予夺，大权在握。天祐四年（907年）三月，经过一番假意的推辞，接受了哀帝的“禅位”。建国号梁，改元开平，以开封为国都，史称后梁。从此，唐帝国不复存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相继，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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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法则在大唐

    ◆唐帝国对军队的控制——武装失控指数9′

    唐前期，军队以府兵为主体。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高宗以后，土地兼并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加之士兵逃散，府兵制急剧衰落，府兵土崩瓦解。

    到了唐中期，唐玄宗穷兵黩武，用募兵制逐步代替了原来的府兵制。这样一来，边镇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各地节度使的权力也随之膨胀，这导致了地方武装割据局面的出现，这是安史之乱的直接祸根。

    唐后期，全国有四五十个藩镇，各藩镇节度使都拥有军队，少则数千，多至10万人。如河北三镇牙军，长期父子世袭，互通婚姻，享有种种政治、经济特权，形成桀骜不驯的骄兵集团，动辄发起兵变，驱逐将帅，或支持节度使窃地割据，反抗朝廷，危害极为严重。

    ◆唐帝国对官吏的控制——吏治**指数8′

    武则天时期开始使用酷吏。武则天厉行残酷的镇压来防止唐臣的继续反抗。她在朝堂放四个铜匦（音gui），其中一个收受告密文书。有些告密人，她还亲自召见。擢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人，专办谋反密件。来俊臣撰《罗织经》一卷，教党徒按经文布置，被告人就无法自辩。他们造多种可怕的刑具，使被告忍受不住酷刑，宁愿承认谋反罪求早死。朝臣人人自危，不知死在什么时候。

    唐德宗贪财物，节度使多以迸奉名义来讨喜欢。节度使额外刻剥百姓，所得财物大部分自吞，进奉只是十分中的一二。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史也有进奉，幕僚也有进奉。所谓进奉，就是鼓励地方官加紧剥削，皇帝坐地分赃。在京师，使宦官为宫市使。宫市使手下有白望数百人，专在市上抢掠货物。所谓宫市，就是皇帝作窝主，宫中用物不买就会得到。

    唐朝规定做官不许兼营商业，工商算是贱业，不许入仕。随着宦官势力的兴盛，商人入仕的禁例逐渐消失；另一方面，士流兼营商业，在开元年间开始，此后愈益盛行，禁例也逐渐消失。官商合流，都增加了刻剥民众的力量，同时，也加剧了宦官与士流的冲突。

    ◆唐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8′

    盛唐时期，国家殷富，长安、洛阳以及地方的仓库，都堆满了粮食布匹。唐玄宗被这种繁荣冲昏头脑，奢侈浪费，挥金如土。《资治通鉴》说他“使金帛如粪土，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例如，把全国各地一年进贡的物品全部赏赐给李林甫。加上连年战争，军费开支浩大。从唐玄宗时，帝国已经出现了财政危机。据《新唐书》记载：“自天宝以来，大盗屡起，方镇数叛，兵革之兴，累世不息，而用度不能节。田坏而为兼并，租用调之法坏为两税。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借商、进俸、献助，无所不为也。盖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焉。”9世纪政府已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845年武宗灭佛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解决这些紧迫的财政问题。在宣宗统治时期（847～860年），政府每年平均收入（包括两税和盐、茶、酒专卖在内）为9220000缗。但这比通常和平时期岁出尚差整整3000000缗，因此，就必须预征以后年份的赋税来弥补亏空。专卖税继续全面推行，但是弊端和有组织的逃税造成了政府实际收入的下降。

    ◆唐帝国对意识的控制——舆论钳制指数6′

    唐朝并无文字狱之类的冤狱事件。但是，在思想控制上，唐采取了新的措施，那就是利用宗教。唐朝初期，佛教影响达到顶峰。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时被称为“佛教时期”。国家试图按照典型的中国人的观念——宗教应为国家利益服务，应作为国家精神机构发挥作用，来控制甚至贿赂拉拢寺院和庙宇。后来控制的企图结果失败了，政府最后采取了彻底的迫害政策，使佛教在中国虽不像在印度本土那样完全消失，但却遭到了极大的削弱。

    ◆唐帝国人心向背问题——人民痛苦指数9′

    唐太宗对朝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刻剥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民众就要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要危殆，国危了人君哪得不丧亡？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他的后继者做到这些的却很少。

    武则天主宰朝政时，重用酷吏，肆其淫威，士大夫人人自危。据史载，当时朝臣多遭不测，乃至族诛，故入朝之时，必与家人诀别，说：“不知重相见不？”前朝的一切开明措施，此时已经废弃殆尽。安史之乱以后，政局多混乱，国体不安，人民所受苦痛在所难免。

    纵览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大抵明暗相间，开明理知与**暴行相伴而生，两种势力消长交替，最后则酿成持久严重的社会大动乱，并导致唐王朝的完全崩溃。

    ◆唐帝国领导人的统治魅力——帝王糊涂指数9′

    范文澜说：“政治上的腐朽倾向总是要得势的，武则天的政治就不及唐太宗，唐玄宗又不及武则天，也就是说，腐朽倾向愈来愈增长了。自开元末年起，腐朽倾向压倒了进步倾向，因而唐朝前期转入中期，统一与和平的唐朝变成分裂与战乱的唐朝。”

    唐玄宗是半明半昏的皇帝。他曾行施有利于统一与和平、有合于民众愿望的政事，在这一方面，他是代表前进趋势的明君。同时，他滋长着骄和侈两个恶性。这些恶性愈来愈严重地表现出来，骄表现在言莫予违，侈表现在贪立边功，轻易用武。

    而唐肃宗以后基本上都是昏君。对功臣猜忌，对拥兵者姑息，对财物贪得无厌，唐德宗就是这样的一位典型昏君。唐宪宗基本上是腐朽势力的代表，他信赖宦官，本人却被宦官推倒，以宦官权力大于皇帝为特征的唐后期就此开始。唐穆宗、唐敬宗是驯服在宦官手下的两个皇帝，他们只要求奢侈放纵的生活得到满足，根本不关心朝政。

    唐文宗有心铲除宦官，结果被宦官监视，只好饮酒求醉，赋诗遣愁，自称受制于家奴。唐宣宗自恃有智术，察察为明，相信自己的见解一定都是对的。他的意旨，只许群臣顺从，不许违反。

    唐僖宗专事游戏，政事全部交给中尉田令孜，呼田令孜为阿父。唐僖宗任意耗费财物，敢出面反对的人，一概交京兆尹杖杀。宰相以下朝官，没有人敢说话。

    到了唐昭宗，倒是壮志不小，为时已晚，无力回天。

    ◆唐帝国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防御薄弱指数8′

    唐代的抵御外侵史可从唐代的边塞诗中窥出几斑。初唐时期，国力正强，抵御外敌，那时期的诗人对现实生活充满着自信，对民族充满着自豪。社会中人人都想投笔从戎，立功塞外，故成就了许多英雄壮美的诗歌。盛唐时期，国力极强，积极拓边，许多诗人慷慨出塞，造就了边塞诗的黄金时代。此时的诗人更是拔剑而起，存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壮志，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回”最具代表。但自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由盛而衰，内乱外患，接踵而来。诗人身经战乱，目睹战乱所造成的惨状，许多盛唐诗人的浪漫豪情消失了，而被诗人对社稷华胄沦为夷狄的爱国情绪，以及悯恤无辜厌战的反战情绪所取代。这从王昌龄的《塞下曲》以及李颀《古从军行》中可见。

    公元763年（广德元年）十月，吐蕃大军又占领了奉天（今陕西乾县），兵临长安城下，吓得代宗仓皇逃到陕州避难。结果唐朝首都长安不止被吐蕃攻陷而且吐蕃人还立了伪皇帝，他们把唐宗室广武王李承宏立为皇帝，作为自己的统治工具。唐朝和吐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割地卖国条约——《唐蕃清水盟约》。

    ◆唐帝国抗击天灾**的能力——物资储备不足指数9′

    唐朝末年，发生严重的干旱和饥荒，作物只有一半收成，秋天的庄稼几乎颗粒不收，冬天的蔬菜很少。饥荒地区面临着大批人饿死的危险，百姓被迫以野果和树叶为食。但是即使面对这样的灾难，政府仍不能豁免任何附加的赋税，农民为了完纳正式的赋税被迫卖掉房屋的木头，将自己的子女卖为奴婢，他们的妻子受雇为仆人。贤臣极力主张立即采取救济的措施，在百姓“无生计”以前应停止征税。朝廷决定听从他的建议，但很快发现这样做是不可能的，皇帝发布的救灾诏令成了一纸空文。

    政府赈济不力引发大规模的盗贼活动。盗匪的发生率在黄、淮之间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最高，在那里政府频繁的压榨和经常的自然灾害结合在一起，引起了严重的社会混乱，致使许多人被迫亡命，出没于荒地原野之中，流为盗匪。

    ◆唐帝国对宫廷后闱的控制能力——宫廷不稳定指数10′

    宦官弄权是唐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唐中宗时宦官开始用事，人数多至千余人。唐玄宗更信任宦官，即帝位以后，人数渐增至三千余，穿紫衣（三品以上）、绯衣（四品五品）的就有千余人，有些得三品将军职位，职权远远超出内侍省的规定，朝官的职位开始被侵夺，不过，一般是武职，妨害还不大。自唐肃宗时起，宦官权力一直在上升，侵夺官职的范围也一直在扩大。宦官统率神策军，尤为工商杂类大开仕进的门路。到唐朝后期，皇帝的废立和生命，都落在宦官手中。宦官自从杀唐宪宗立唐穆宗以后，对皇帝有废、立和生、杀的权力。皇帝在宦官操纵下，有些完全驯服，有些不甘屈辱，想夺回已失的实权。朝官也是这样，有些明显依附宦官，宦官拥有这种权力，被当作既成事实为朝官所默认。

    ◆唐帝国振衰起废的变革能力——应变力匮乏指数7′

    德宗在位期间，废除租庸调制，采纳宰相杨炎建议，改行两税法，并试图裁抑藩镇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但是，由于措置失当，猜忌将领，不但未收成效，中兴梦断，反而使战祸日益扩大。顺宗继位后，任用王叔文、王伾为翰林学士，领导改革，起用韩泰、韩哗、柳宗元、刘禹锡等革新派改革德宗以来的弊政，他们围绕打击宦官势力和藩镇割据这一中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革除了一些弊政，受到了百姓的拥护。史称永贞革新。顺帝做皇帝时间不长，致使永贞革新中途失败。宪宗继位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平定河北三镇，一时间人心振奋，大唐一派中兴气象。不过宪宗对宦官的信任有增无减，宦官大大得势，宪宗也因此不明不白死于后宫，令人惋叹。之后大唐江河日下，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深渊。帝国末年，唐昭宗也有心图新，却壮志成空。

    ◆唐帝国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

    地方割据直接断送了大唐。唐中期自742年（唐玄宗天宝元年）至820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共79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安史之乱表面上被平定了，但是其实际效果如何呢？学者樊树志说：“唐肃宗、唐代宗都积极鼓励叛军自动投降，准许他们继续为唐朝效力，在原地任官。因此，与其说是中央政府平定叛乱，还不如说是以妥协方式结束叛乱。这种妥协的代价是高昂的，它使全国处于混乱多事和分裂割据的状态之中。”可以说，唐中后期，一直处于安史之乱造成的地方割据的阴影之中。

    ◆唐帝国处理多民族融合的能力——民族不和谐指数8′

    如唐太宗就说，自古“贵中华，贱夷狄”，而今四海一家的新形势下，就应该是“胡、越一体”。唐前期的对外关系，比两汉有更大的发展。唐取得巨大成就，首先由于战胜强大的突厥国，从而中西交通畅达无阻，中国和四邻诸国都得到益处。唐前期与四邻诸国大抵有四种关系，一是反对侵略，例如灭突厥国；二是进行侵略，例如攻高丽国；三是保护弱国，例如在西域等地设都护府；四是单纯的经济、文化交流，例如对天竺、日本、大食等国。

    安史之乱改变了大融合的和谐局面。安史之乱靠回纥的协助，方得平服。中原自己逐渐无可用之兵，外族势力愈加强大。回纥与吐蕃相继扰乱西北内地。西南的南昭，唐政府也感到无从应付。大唐天可汗的藩属实际完全丧失。

    结论：大唐末年的衰败指数=武装失控指数9′+吏治**指数8′+税赋沉重指数8′+舆论钳制指数6′+人民痛苦指数9′+帝王糊涂指数9′+防御薄弱指数8′+物资储备不足指数9′+宫廷不稳定指数10′+应变力匮乏指数7′+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民族不和谐指数8′=101分

    (李渊)（玄宗，安史之乱）（宪宗）（哀帝）

    618741820907（灭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0′80′101′120′

    绿灯区黄灯区红灯区

    指数说明：良1－2分；中3－4分；及格5－6分；差7－8分；很差9－10分。分数越高，危险系数越高。最高分合计120分。其中，绿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区，黄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警惕区，红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危险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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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宋 国富民强苟且偷安 楔子

    “得国由小儿，失国由小儿”。这是蒙古大军前敌总指挥、后来当了元王朝宰相的伯颜，在拒绝南宋议和使臣的口头语。简简单单一句话，点破了宋帝国的来去之道。

    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巧合。前有曹魏王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然后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汉王朝的江山，一万个不情愿的汉献帝，无奈拱手把祖宗的基业送给曹氏。但是，后来曹魏的江山，也是由孤儿寡母拱手“禅让”给了晋王朝的司马氏。后有大宋王朝，赵匡胤兵变后，从后周孤儿寡母——7岁后的周恭帝柴宗训与二十多岁的后周符太后手中夺得江山。320年后，宋王朝的江山，也是由赵氏孤儿寡母拱手让给了元王朝。

    赵匡胤的母亲是极具远见的非常女性，她看到了宋帝国“得国由小儿”的事实，千叮咛万嘱咐，却终究未能使宋朝摆脱“失国由小儿”的命运。她在临终前与赵匡胤有过这样一次对话：

    杜太后：你自己知道你能够取得天下的原因吗？

    赵匡胤：这都是祖宗和太后的余荫啊！

    杜太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是因为柴氏让幼儿做天下之主，众心不能亲附的缘故罢了。你和弟弟赵匡义都是我生育的，你身后应当传位给你的弟弟。天下四海至广至大，能够册立年长君主，是社稷的福分！

    赵匡胤：一切遵照太后的教诲！

    杜太后：那就让赵普记下我的话，以后不得违背！

    孝顺的赵匡胤确实谨遵母命，把帝祚传给了弟弟赵匡义。北宋前期几代还真是受益匪浅，鲜有王室恶斗。只可惜赵太后的训诫是有保鲜期的，宋帝国后期的接班人，并没有把她的话时刻装在脑边。

    说起来，像宋帝国这样的王朝，还真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它有着经济的发达，文化的辉煌，但却也有着军事上的屡战屡败，外交上的丧权辱国，最终却也能够苟安了三个世纪。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一个最为奇特的例子。

    黄仁宇甚至还认为“北宋时期，中国仿佛进入现代，物质文化蓬勃发展。”证据是“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的确，宋帝国的外弱形象下，掩藏着一种务实的气质。

    宋朝还有不少善政：比如，整肃宫闱，没有女祸；抑制宦官，没有阉祸；睦好懿亲，没有宗室祸；防闲戚里，没有外戚祸；罢典禁兵，没有强藩祸。从内政绩效上看，汉、唐逊它一筹。

    然而，宋王朝在历史地位上，却历来被史学家毫不客气地排在汉唐之后。

    最大的把柄就在于祖国统一问题。说来可怜，两宋320年间，始终被夷狄所制。赵匡胤改国号为宋，但它事实上只控制了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作为一个超过三个世纪的长命政权，宋朝始终没有能够真正统一中国。即便在全盛的时候，也没能收复燕云十六州。

    北宋抑兵太过，外乏良将，南宋任贤不专，内乏良相。辽、金、元三国，迭起北方，屡为边患。宋朝撑不过三代就国势日衰，无人专阃，寇兵一入，如摧枯拉朽一般。今日失两河，明日割三镇，帝座一倾，主子被虏；到了南渡以后，残喘苟延，已成弩末，稍稍出了几员大将，又被奸臣佞相多方牵制，有力没处使，有志没处行。风波亭上，冤狱构成，西子湖边，骑驴归去，大家心灰意懒，坐听败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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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宋为什么一任国门洞开？

    燕云十六州的割让，直接影响到了此后四百年间中国历史的格局。燕云十六州所辖的土地东西约六百公里，南北约200公里，全部面积差不多为12万平方公里。它们分别是：幽州，即今日北京市区，当时称为燕京，又是辽帝国的南京；蓟州，即今日天津的蓟县；州，即今日河北的河间；莫州，即今日河北任丘；涿州，今日河北涿县；檀州，今日北京密云；顺州，今日北京顺义；新州，今日河北涿鹿；妫州，今日河北怀来；儒州，今日北京延庆；武州，今日河北宣化；云州，今日山西大同；应州，今日山西应县；寰州，今日山西寰清；朔州，今日山西朔县；蔚州，今日河北蔚县。包括了今天北京、天津、河北西北部和山西大同周围的大部分土地。

    翻开历史地图，我们就会发现，燕云十六州实际上囊括了当时中国东北部与北部地区最重要的险关要塞与天然屏障。这一地区的丧失，使本地区的长城及其要塞完全失去作用，敌人已经越过它，直接进入了中国本土，致使整个中原地带门户大开，华北大平原全部裸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从新划定的边防第一线，到当时的中国首都汴梁，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八百公里间，一马平川，没有任何一个关隘和险要之地可以阻挡骑兵大兵团的冲击。从此四百年，中国完全失去了军事上的战略主动地位。

    作为卓越的军事家、战略家，赵匡胤完全了解燕云十六州的重要地位。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相当理性地制定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规划。他认为必须先统一中国本土，然后才能积聚力量，考虑夺回燕云地区。

    北宋的建立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以宫廷政变方式取得政权;二是在“君弱臣强，方镇太重”的历史背景下建立的。因此对赵宋统治者来说，如何加强皇权，巩固其统治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乃以此作为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于是“防弊”成为赵宋统治的最大特点。所谓“防弊”就是对一切威胁赵家统治之处皆预先防范。南宋叶适对此一语道破:“赵氏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

    政治上，赵宋采用分散事权的办法削弱臣下权力，以防君弱臣强之弊。这种对臣下的不信任，使已被削弱的国家机器更加软弱无力。甚至造成“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的可悲局面。唐末五代，君弱臣强，地方势大，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力量。赵宋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虽扭转了这种局面，但矫枉过正，由于是以刻意分散削弱臣下与地方权力来集权的，旧疾虽去，新弊又生，结果走向反面:造成国家机器几同虚设，极大削弱了北宋的政治力量。

    大宋克服唐末五代藩镇之弊，始终把军队将领视做潜在威胁，对之采取了一系列严密防犯的措施。其一，削弱地方军队。其二，实行养兵政策。从军者以当兵为职业，以军队为衣食父母，统治者养兵的本意就是要化害为利，增加稳定因素，也不愿强制淘汰老弱而影响军队的稳定。由于不能正常去弱留强，加上荒年大量从饥民中募兵，军队日益庞大而素质却日渐下降。养兵政策使宋军量增质降，数量虽众，军事素质不高，战斗力不强，难与强悍的辽军争锋。其三，使兵将分离。赵宋皇帝把将领掌握兵权视作最大威胁，为消除隐患，就须使兵将分离。很难想像，一个对自己手下将卒一无所知的统帅能率领他们去打胜仗；同样，将卒们也不会心悦诚服地听从陌生统帅的号令，为之赴汤蹈火。兵将分离的军队绝不会是能征善战的军队，宋人已经在担心，这样的军队“缓急恐不可恃”。兵将分离违背了战争规律，进一步削弱了宋军战斗力。其四，越俎代庖，遥控指挥。北宋将权最弱，连其在外领兵作战，皇帝也要多方干预。自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领兵作战，将帅须审时度势，因敌制宜方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北宋将领却不得不按皇帝亲定的方略或授以的阵图指挥作战，并受其所派心腹监军的监视，监军代表皇帝，都不能违抗。战场情况千变万化，事前闭门造车而成的方略阵图往往不合实际，遵从则于事不利，置之不顾便是抗旨，弄得将领们进退维谷，手足失措，宋军许多失利都与此有关。其五，用将非人。为使将领易制，防止“帅强则叛上”之患，大宋皇帝选用将帅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其军事才能如何，而是是否恭顺听话，忠心不二。于是一些才能平庸但唯上命是从的人被委以重任。其六，军队配置重内轻外。北宋军队的全国配置也是以“防弊”为宗旨的。兵力配置不以御外敌为宗旨，专以防内患为目的:在京师置重兵以防诸道叛乱，其余军队则诸道分散配置，以免造成尾大不掉之势。重兵屯于内，兵势分于外。专意防内的军队配置，不能不削弱北宋对外的力量。

    总之，赵宋防弊之政给其军事造成的损害最为严重，极大削弱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使其在辽宋军事力量对比上居于劣势。“守内虚外”的政策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将收复之事搁置一旁，故终北宋之世，燕云失地也未能收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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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帝国最大的政治疑案

    赵匡胤之死及其弟赵匡义之即位，给后人留下了“烛影斧声”(或“斧声烛影”)与“金匮之盟”这两桩北宋初年最大的政治疑案，成了历史上的“千古之谜”。

    正史中没有赵匡胤死亡的明确记载，《宋史·太祖本纪》中的有关记载只有简单的两句话：“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受命杜太后，传位太宗。”因此他的死为历史留下了又一桩悬案。

    司马光《湘山野录》中记载，开宝九年十月，那天天气极为寒冷，宋太祖赵匡胤急唤他的弟弟晋王赵匡义进入寝宫，宋太祖斥退旁人，只留下他们两人自酌自饮。酒过三巡，已是夜深了，他见晋王赵光义总是躲在后边，极其害怕，自有几分得意。见殿前雪厚几寸，便用玉斧刺雪，还不时对他弟弟说：“太容易了，真是太容易了。”当夜赵光义依诏没走，留宿于禁宫。第二天天快亮时，禁宫里传出宋太祖赵匡胤已经死了的消息。赵光义按遗诏，于灵柩前即皇帝位。历史上所谓“烛光斧影”的疑案就指此事。

    近年有些中外史学研究者提出，赵匡胤实为病殁。日本学者荒木敏一在《宋太祖酒癖考》一文中认为，赵匡胤素嗜酒，可能是得了高血压脑溢血之类的急病，抢救不及，才一命呜呼的。学者刘洪涛对此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既然宴会在宫内，太宗是仓促应召，宴席左右不曾离人，太祖入睡时无异状，又有侍寝守护，说是受了太宗谋害，就不可思议了”。“赵匡胤的死因是遗传性家族病，即是由于躁狂忧郁病愈后，又患了脑动脉破裂(脑溢血)症。”所以他的死亡实是病殁，不足为怪。因此，太祖之死并非太宗所杀，而“烛影斧声”之谜及历史传说，乃是后人捕风捉影的虚妄猜测。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太祖是太宗所杀。太祖之死极有可能是赵匡义在酒中下毒所致。酒中下毒是宋太宗的惯用手法，赵匡义早在开宝初年就结交豪俊，图谋不轨。到开宝九年(976年)，他认为时机已到，就利用进宫饮酒之机，在酒中下毒，杀了宋太祖。也有人从宋太宗好色这一事实出发，指出，宋太宗因调戏太祖宠妃费氏，被太祖发现，遭到斥责，太宗乃起而杀兄，篡夺了皇位。

    如果说宋太宗未杀其兄，那他是怎样登上皇位的呢？学者侯扬方认为，太宗即位并无太祖顾命，实属自立，他之所以顺利而毫无阻碍地登上皇位宝座，其原因就在于太祖统治时他有着显赫的地位。太宗年轻时曾参与策划陈桥兵变，有开国之功，后又为开封尹，封晋王，位尊权重，恩宠无比。而唐末到宋初，太子制度废置近百年，朝廷多以亲王兼京尹为储君。随着反对太宗即位的赵普罢相，太宗为亲王京尹俨然居储君之位。其时太祖诸子已成年出阁，但均未封王，更无太子之位，太宗故得以于太祖猝后无顾命而顺利入继。

    如果说宋太宗弑兄篡位，那原因何在？皇权再分配不均，是赵匡义弑君杀兄、篡位夺权的一个原因。赵匡胤统治十七年，极力强化中央集权，但对其弟赵匡义发展私人势力缺乏应有的警惕。宰相赵普虽曾劝他除去匡义，但未被采纳，致使最后赵匡义起而杀掉其兄，登上皇位。在对待北汉、契丹的政策上，二人存在着严重分歧，这是另一个原因。另外，围绕着是否迁都洛阳的问题，也加深了赵氏兄弟之间的矛盾，而“烛影斧声”事件的出现，则是这种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太宗篡权成功的原因：太宗蓄谋已久，太祖毫无思想准备;太宗选择了最好时机;太宗在宫中收买、安插了内线。太宗弑君杀兄，篡位夺权，在封建社会实属大逆不道，他自知难以服众，因此，除笼络收买当时的文人学士外，还想法为自己的即位制造合法的根据:所谓“金匮之盟”、“手足之情”、“天命所归”、“真命天子”。

    关于“金匮之盟”，据文献记载，是说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在临终前要赵匡胤按立长的原则，在死后把皇位传给其弟匡义，再由匡义传给廷美，并要宰相赵普写成盟书，藏之金匮，交宫人密藏，所以又叫“昭宪顾命”。研究者们大都认为“金匮之盟”是伪造的，也有人认为所谓“金匮之盟”，实际是宋太宗的杜撰和虚构。

    侯扬方认为，应考虑到宋初方承五代之乱，当时不仅北方的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威胁中原，而且中央集权局面尚未形成，四方割据，强藩军权未削。在此形势下，需要一位有丰富阅历及威望的君主，来承担君临天下、统一四方的重任。而继太祖后君位非太宗莫属，德昭难以胜任。太祖实际上是出于现实的需要，才以太宗为亲王京尹居储君之位，何况太宗又有开国之功。而昭宪太后临终前有此顾命，是有可能的。

    无论是真是假，却都体现出一种扑朔迷离的宫廷暗斗，其政治影响与社会影响却是深远的。

    我们探讨一下“烛影斧声”与“金匮之盟”两件政治疑案对后世的作用和影响。太宗处心积虑，夺得帝位，而皇位继承之谜，又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因此，宋太宗心理压力极重，急于建威树望，关注于防范内患，结果威望未建，而内患频作，导致无暇顾及政治大计，仅能循太祖之政而行，是以太宗时期，尽管经济文化均有发展，但积贫积弱之势已现，给大宋后世带来了莫大危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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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政治名医王安石的寂寞

    历史上著名的变法:

    战国初期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

    汉代王莽变法

    唐代杨炎改制，推行两税法

    宋代范仲淹“庆历新政”

    明代张居正改革

    清代百日“维新变法”

    改革家在中国一直是悲剧性的、千古以来大多屡遭非议、谤声不断，更不幸的是身首异处者有如商鞅。不过，追论成功与失败，它们曾经存在于历史就不会了然无痕，至少为今天的改革者们提供了经验与教训，让这些不畏艰难的后来人，沿着漫漫的变革路，继续走下去。

    北宋帝国、星汉灿烂，气象万千，已然处身于中国文化的高峰处，然而，繁华背后，内忧外患，积重难迈。于是，一场希求破旧立新的变革就应运而生了，只是它一路走来步履蹒跚。而就在变法几十年后北宋王朝还是承受不了千疮百孔的命运，终于掩埋在了历史的废墟中，却将这段道不清功过是非的往事，永远地留给后人去评说。

    公元1068年，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正月，36岁的宋英宗病逝，年轻的皇太子赵项继承大统登上皇位，是为宋神宗。史书记载说，这位皇太子是个志向非凡的人，自幼便痛心于对辽国和西夏的屈辱退让，焦心于国家的财政紧张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它振作强大起来。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只是，这样敢作敢当的人才又该向何处求呢？

    正是这样的历史潮流把王安石推向了政治的前台:他进取的姿态与改革的主张与神宗无疑一拍即合。于是，从熙宁二年(1069年)到九年，他陆续施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一系列新法，涉及面广泛，几乎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史称“熙宁变法”。

    一个锐意进取的皇帝，一个意气风发的臣子，抱着相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共同构筑着富国强兵的理想。若说是时代的要求促成了变革的诞生，那么也正是这场变革才成就了他们这种非凡的气度。列宁很赞誉王安石，称之为“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然而从变法开始，王安石就遭遇到了同僚的反对。这其中既有不满王安石为人而反对变法的，如在苏洵眼里，王安石日常一些怪异的行为就是一种奸诈的伪装，甚至写了一篇被认为是针对他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也有对变法应该如何“变”这一问题持不同看法的人，像苏轼便希望渐改渐进，而不是“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更有力主“祖宗之法”不能变的保守派，比如司马光。此外，新法也触犯到了宗室、外戚的利益，因而招致他们强烈的不满，并抓住一切机会毁新法。自从新法颁行之后，各地就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大风，陕西华山崩裂，一时间人心惶徨。于是有人把这些说成是上天对人间的盛告。同时在历史上也就留下了一幅图打倒了一位当朝宰相的故事。据《宋史·王安石传》载:熙宁七年，北方大旱，民不聊生。神宗为此忧心忡忡。正在此时，一位叫郑侠的官员向神宗上了一幅《流民图》，图中描绘了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的惨境，并上言：“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神宗深受震动，遂罢王安石为观文殿大学士。

    苏轼曾言:“法相因而事有成，事有渐而民不惊。”可惜的是，什么是“民不惊”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加上人类天性中本就无法肃清的因循守旧的基因，都使得改革者们在尝试变革的道路上始料未及地发现，他们满腔的热忱从新法开始那天起，就已经与背叛、流离彼此相系了。

    熙宁八年，神宗又复用王安石。但这时，变法派阵营早已分裂，昔日的战友曾布和吕惠卿或离去或反目。而神宗这位少年天子经过近10年的磨炼也日趋成熟，不再事事依靠王安石，君臣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加上自己的爱子在这期间病逝，心力交瘁的王安石终于在熙宁九年再度辞相，挥泪离开了他主持的变法事业，也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应该说，变法曾一度使国力得到提高。但长远来看，其弊端也日益浮出水面。比如，均输法与市易法原本是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却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此外，王安石冒失地启用了一大批急功近利的新人，也导致了变法声名狼藉。

    1085年，宋神宗病逝，“熙宁变法”因政局为之一变，而以失败告终。元元年(1086年)，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王安石忧愤成疾，突然离世。

    理想终归是虚幻的，即使生着双翼也并不能轻而易举地飞越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不过，历史始终是公正的:即使新法当时存在不少失误，但我们仍能在后世许多当权者推行的政策里隐约看到它们的身影，至少从某些方面说明了王安石也是有远见的。王安石主持的“熙宁改制”本来已经初步改变了宋初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却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变法最终还是流产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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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欲罢还休的积贫积弱

    自从钱穆在《国史大纲》里提出宋代“积贫积弱”说以来，人们几乎都将它看作是宋王朝的基本特点，最近有不少大陆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这并不符合事实。比如，陕西师范大学的李裕民教授就曾经多次撰写文章，探讨过这一问题。他认为，如果从综合国力考虑，宋不仅不能说弱，还应该说是相当强的。

    “积贫”顾名思义就是长期的贫困。从整个国民经济看，宋朝并不“贫”。首先看一下农业状况。唐代耕地为620万顷，宋代524万顷，宋代疆域虽然比唐朝小得多，耕地却比唐还多。在土地开发的程度上，宋已超越了唐，最能反映农业发展水平的是宋代单位面积产量很高。宋代的手工业也非常发达，宋代的铁的产量之多超过了英、法两国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总和。商业的繁荣更是有目共睹，城市坊区被打破，商店再不受城坊的限制，大量市镇兴起，开封、杭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大都市。海外贸易大发展，指南针的发明和广泛运用，宋钱成了许多国家的通用货币，至今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经常出土宋钱，即是明证。宋代经济发展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少人将“积贫”解释成政府贫，即指财政长期出现赤字。事实上，宋代政府财政收支的具体状况并非长期赤字。北宋太祖、太宗、真宗时期，一直是收入超过支出，仁宗初期和中期仍然如此。清代王夫之就在《宋论》卷6中说：“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国既以是弱矣。”“仁宗之过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神宗之误，在急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

    从表面现象看，宋朝疆域远不及汉唐，先后受辽、西夏、金、蒙古欺负，直至亡国。然而事实并不那么简单。

    辽国确实很强大，宋方几次出兵，想收复幽云等地，均以失败告终。但随后辽兵屡屡南下，在河东(今山西)没有任何进展，在河北，也只夺走易州，连后周世宗从辽方夺到的瀛、莫二州，也不曾夺回去，后来双方终于达成澶渊之盟，宋方的代价是每年奉送岁币。王安石在《澶州》诗中写道：“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他不但不认为澶渊之盟是耻辱，反而认为那是寇准的丰功伟绩。和议的达成本身，反映了双方的军事实力相当，论骑兵，辽比宋强，但宋方虽然进攻力量不足，防守则有余，而且经济实力远胜于辽，比辽更有耐久力。这样打下去，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消耗战，这对双方来说都是灾难，惟有议和对双方都好，可以有一个稳定的环境，生产能正常发展，生活也会有相应的改善。用现代的语言说，花钱买安定。

    就西夏而言，宋方的实力应当说要强于西夏，但西夏投靠辽，以辽牵制宋，使宋无法全力对付西夏，战争互有胜负，而逐渐往有利于宋的方面转化，到哲宗、徽宗时，宋已形成三面包围西夏之势，而经济实力不足的西夏，禁不起消耗战，宋夏的和议，虽然西夏以辽为后盾，取得宋的岁币，但它还是以承认宋正统地位为代价的。

    南宋与金的实力相比，起初，金强宋弱，但过了十来年，情况不同了，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于是出现了第一次和议。不久，兀术掌权，撕毁和约，全力南伐，企图灭亡南宋，但在岳飞的连连打击下，不得不步步后退，宋方开始转入反攻。如果不是高宗与秦桧蓄意破坏，解除大将兵权，甚至不惜杀害名将岳飞，宋方是完全可能收复失地，至少黄河以南之地是能拿回来的。双方终于达成和约，宋以岁币了结。后来完颜亮南下，仍以失败告终。总的说来，宋、金双方实力基本相当，宋略弱一些。

    南宋与蒙古相比，军力不如蒙古，这是事实，但应该看到，蒙古军在当时是打破天下无敌手的超级大国，被西方视为黄祸，他们往往只用几个月就踏平一个国家，惟独南宋坚持抵抗了好几十年，让蒙古可汗死于钓鱼城下（这在后文具体叙述）。以它的实力而言，几乎可以说仅次于蒙古，也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

    唐朝曾经辉煌过100多年，但“安史之乱”后到灭亡150多年，时间和整个北宋差不多，地盘比北宋大不了多少，如果减去藩镇割据的地区，中央所能控制的地方比北宋还少得多。它还常常受回纥、吐蕃等国的欺负，农民造反的困扰，军阀的威胁，也曾被攻破京城，也曾为了酬谢回纥帮助收复东、西二京，每年付给岁币绢二万匹，甚至还有极不平等的互市，用大量钱财换得一批不能用的劣马，这连宋代也没有发生过，但在唐代发生了。要说贫和弱的程度，恐怕比宋还糟一些，至少也是难兄难弟。从现在的角度说，衡量国家强弱的标准，更主要的是看它的综合国力。倘若按综合实力分析，宋应当说是超过了辽、金的。前面说过，它的经济实力比辽、金强。它的科学技术更远远超过辽、金。

    世界史上起革命性作用的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都是在宋代出现或得到推广的，火药的大量使用是在宋代，造纸、印刷术虽发明已久，但只有在大量使用时才真正对国民经济和文化发挥重大作用，唐代主要是印佛经和历本，科技文化的书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种而已，到了宋代就完全不同了，各个学科的书无不大量印刷，靠印刷生活的专业户纷纷出现，印刷事业的大发展，又使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成为现实。丝绸之路虽然不通，但更重要的航海之路更加通畅、更加发展了，因为有指南针的大量使用。

    看来，无论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大宋帝国的积贫积弱都有待商榷。因此，评价一代盛世的陨落，真的难以简洁予以盖棺定论。也许，我们只能尽力将那段历史铺展回放，于彼时之境中寻觅江河日下的信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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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靖康耻，犹未雪

    宋钦宗统治的靖康年间，北宋王朝危如累卵，随时面临着灭顶之灾。迫于多种压力，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宋徽宗赵佶“忧勤感疾”，将皇位让给其长子赵桓，即历史上的宋钦宗。次年（1128年)，改年号为“靖康”。从宋徽宗退位至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北宋灭亡，宋钦宗在位时间不到一年半。“靖康之难”的成因固然不可一言而断，但仔细考察这一年多时间中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所作所为，实有诸多发人深省之处。

    宋钦宗接过来的赵宋江山，实际上已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几年前方腊揭竿而起，席卷东南，此事虽经兴师动众得以最终了结，但全国各地的“盗贼”仍此起彼伏。最为严重的是，金兵在基本上灭辽、迫使西夏臣服之后，其铁马金戈复南向北宋，势不可挡。

    国门洞开，强敌压境，更大规模的战事势所难免。而当时北宋王朝的军政和军备又怎样呢？早在此前，张舜民在出知定州后就上疏反映过河北一带的情形:“以臣观之，今日河朔之势，正如陕西宝元、康定之前，将不知兵，兵不知战……又为将者，多是膏粱子弟，畏河东、陕西不敢往，尽欲来河北。百年之间，未尝知烽火之警，虽有出屯，不离本路，唯是优游暇日，安得不骄且惰也。”

    “近年以来，上之师臣监司，下之守卒将副，多违法拘私，使禁卒习奇巧艺能之事，或以组绣而执役，或以机织而致工，或为首饰玩好之事，或为涂绘文缕之事，皆公然占破，坐免教习。名编卒伍，而行列不知;身为战士，而攻守不预。至有因缘请托升迁，阶级或在众人之上。遂使辕门武力之士，困于差役之劳;末作庇身之人，复享安闲之列，所以兵阵教习之法日废，工匠使巧之事日多”。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可以获知:宋王朝耗费巨大财力所豢养的禁军，也多因宋徽宗集团穷奢极欲之需，转而专习“奇技淫巧”了。

    宋廷一方面不修军政，不事边备，使军队的战斗力丧失殆尽;另一方面则又为了粉饰太平，防止其腐朽糜烂的所谓“太平之乐”受到骚扰，常以“御笔”严诫臣僚通报实际军情。宋徽宗集团为了及时行乐，不仅将统治区域内的黎民百姓弃而不顾，而且连其自身的生死存亡也达到了“乐”而不顾的境界。

    历经“靖康之难”的剧变，宋高宗群臣于风雨飘摇中，在临安（杭州）重续宋朝命脉。南宋是北宋王朝的继续，它着力经营长江流域，使我国南方社会经济持续向前发展，呈现出高度繁荣。但在军事上却一直屈服于北方强敌，最终为元所灭。

    宋高宗，赵构，徽宗第九子，钦宗弟。北宋灭亡后，他逃至南京即帝位。靖康元年(1126年)，他于金兵大举南侵时，奉钦宗之命，与张邦昌一起出使金国求和。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灭亡。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县南）即位，改年号为“建炎”。赵构即位后，在金兵追击下不断南逃。据说，赵构有一次在黄河北岸被金兵追逼，只剩下了他单身匹马，后有忠臣之子李马舍生忘死地背着他逃至河边，又驾船过河，才幸免于难。事后，赵构为了标榜自己是真命天子，有天神相助，捏造出了“泥马渡康王”的故事。

    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八年(1138年)的十余年间，高宗一直辗转在东南沿海各地，躲避金军。他否定了张浚“权都建康，渐图恢复”的建议，南逃至临安（今杭州市）定都。东京留守宗泽欲渡河北伐，力劝高宗回汴京坐镇，高宗置之不理，沉迷于偏安一隅。在他逃抵临安后，又为形势所逼，任用岳飞，韩世忠等主战派将领抗金，后却又任用投降派秦桧为宰相，对金以求和为主，一味地屈膝妥协。1140年，金军大举入侵，宋军在反击金军的南下中，取得了顺昌、郾城等役的胜利，岳飞军收复西京(即洛阳)，前锋直抵朱仙镇，离汴京仅45里之遥。然而宋高宗却惟恐有碍对金的和议，他与秦桧迫令张俊、杨沂中、岳飞等撤军，完颜宗弼(金兀术)则乘机率重兵进军淮南，形成大军压境之势。为了彻底求和，高宗召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入朝，明升官职，实解兵权。同时还撤销了专为对金作战而设置的三个宣抚司。不久，更诬陷、冤杀了岳飞，以割地、纳贡、称臣的屈辱条件，与金朝订立了“绍兴和议”。绍兴和议后则全力排斥打击抗战派，朝政完全被议和派所把持。致使大批主战派官员被贬谪被迫害。

    公元1161年9月，金废帝完颜亮撕毁和议，再次大举南侵。在采石矶（今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为虞允文统帅的宋军所击败，使南宋再次转危为安。不过高宗屈辱求苟安的国策遭到了军民的强烈反对。而使他的统治难以继续维持，高宗和宰相陈康伯等商议后，以年老厌烦政务和想以“淡泊为心，颐神养志”为借口，在次年6月宣布退位，禅位于太子赵慎，自称太上皇，退居德夺宫。淳熙十四年（1187年）10月，赵构病死于临安宫中的德寿殿。死后的庙号为高宗。

    南宋小朝廷在152年间，从高宗赵构到赵昺换了7个皇帝。有作为的不多，统治者为维护赵家既得利益，把天下安危当作儿戏。这些不肖子孙到了杭州以后忙于享受，在“暖风吹得游人醉”、“西湖歌舞几时休？”的腐化生活中，在“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偏安心理主导下，无心收复北方的国土，他们每一朝里，都有勾心斗角排除异己的权利之争，错过了许多复国的机遇。

    史学家普遍认为，南宋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着忠奸斗争的历史。比如，宰相贾似道专权三朝，到了赵显时代，这个4岁的小皇帝上台时，蒙古铁骑还在继续南进。大敌当前贾似道无抗敌之策，忙于享乐腐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南宋小朝廷于德佑二年（1276年）2月5日，在杭州皇城里向元兵屈膝投降了。小皇帝赵显被俘，起先被逼出家为僧，到元至治三年(1323年)又被赐死。

    有奸必有忠。南宋还有许多义士忠臣不甘愿投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海上转战、抵抗元兵的战斗中，11岁的小皇帝端宗赵病死于漂泊百日的广州湾。陆秀夫害怕军中无主，中兴无望，与群臣议决拥立8岁的赵昺为皇帝。把朝廷移到大海中的厓山岛上准备再战。厓山决战失败，陆秀夫与赵昺一起投海殉国。

    另一方面文天祥拒降被杀。在他的衣带上写下绝命书：“孔子说过‘成仁’，孟子说过‘取义’，只有义尽，才能仁至。读圣贤书，所做何事？从今以后，我问心无愧！”他的民族气节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大诗人陆游盼望着收复失地，临终前写下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遗嘱。

    至上而下的，是所有王朝覆灭的不能算根本但也不可小觑的原因。古往今来，如何用人往往是决定一个国家兴亡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任人唯亲，坏人当政，缺乏监督，谎报政绩，欺上瞒下，滥用权力，贪污腐化，胡作非为，必将祸国殃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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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失势的英雄——岳飞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满江红》

    岳飞，字鹏举，宋朝著名的抗金将领，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岳飞生性刚直，深沉宽厚，勤奋好学，苦练武功，还特别爱读《左氏春秋传》和孙、吴兵法，读起来常通宵不寐。

    宋高宗赵构即位后，岳飞经人介绍参加了赵构统帅的军队，因作战勇敢，升为秉义郎（从八品的武官）。靖康二年（１１２７年），岳飞在澶州（河南濮阳附近）和曹州（山东曹县西北）两次小胜金军。因赵构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等人，企图避地东南，岳飞不顾自己位卑言轻，上书赵构，反对南逃，力请赵构返回东京，亲率六军北渡黄河。这触怒了赵构及黄、汪等人，以“小臣越职，非所宜言”的罪名被革职。三个月后，岳飞投奔河北路招抚使张所，不久升为统制，随都统制王彦渡河收复新乡，在太行山刺杀金将。旋归宗泽，为留守司统制。

    建炎三年（１１２９年）冬，金兀术率军大举南侵，攻入建康（今南京）。建炎四年，岳飞率军北进，在清水亭、静安等地袭击北撤金军，连连获胜，金兀术险被活捉。并一举收复建康，升为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接着，他受命领兵救援楚州（今江苏淮安），在承州三次大败金军。岳飞的部队军纪严明，英勇善战，称“岳家军”，深得百姓爱戴。绍兴四年（１１３４年），岳家军大破伪齐刘豫军队，收复了襄阳府及唐、邓、随、郢州、信阳六郡，岳飞被提升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兼管襄阳府路，不久进封武展郡开国侯，时年32岁。是年冬，金齐联军攻陷滁州，进逼庐州（今安徽合肥）。庐州告急，岳飞接旨率军东下，又一次大败金军。

    绍兴八年（１１３８年），秦桧以宰相身份接受了金朝的议和诏书，向金称臣，每年进贡银子25万两、绢25万匹。岳飞向朝廷再次申述他一贯反对“和议”坚持抗敌的主张，坚决表示愿制定方略，收复河东、河北，直捣燕云，为国复仇。赵构为了取得武臣对和议的支持，授予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三大将新的封号和官爵，提升岳飞为开府议同三司。岳飞连上四奏，表示不受，并指出，现今的形势只可引以为危而不可引以为安，只足以使人忧虑而不足以使人祝贺，应加紧训练士兵，以备不测，要求朝廷追回成命，以便“保全臣节”。岳飞屡次反对“议和”，引起赵构的不满和秦桧的痛恨。

    绍兴十年，金撕毁“和议”，大举伐宋。岳飞接到赵构“乘机取胜”的亲笔诏书，立刻调兵遣将，挺进中原，在河南郾城，大破兀术的“铁浮陀”和“拐子马”，金军全线崩溃。此后，又乘胜进军朱仙镇，以猛将带领背嵬军骑兵五百名出击，杀敌金军。朱仙镇之捷，更增强了岳飞乘胜渡河收复河北的决心，他再次上书赵构，要求深入敌境，复取旧疆，报亡国之耻。北方忠义军纷纷来归，士气高涨，以“直抵黄龙府”相激励。赵构、秦桧一天之内用金字牌发出十二道诏书，催岳飞班师。岳飞悲愤地说“十年之力，废于一旦”，“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被迫下令撤军。岳飞在撤军前，故意放出风声，说明天渡河，兀术害怕城内百姓作岳家军内应，连夜弃城，北逃一百余里。岳家军班师后，金兵乘机夺占了郑州、顾昌、陈州、蔡州等地。

    岳飞回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后，兵权被夺。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年）七月，秦桧唆使右满议大夫万俟首先发难，上书指责岳飞“爵高禄厚，志满意得，平昔功名的志向，日渐颓情”。这年八月，岳飞的枢密副使之职被免，改任万寿观使的闲职。之后，秦桧唆使岳飞手下的副统制王俊出面诬告，说岳飞部将张宪准备谋反。十月，朝廷张榜，说张宪一案“其谋牵连岳飞，遂逮捕归案，设召狱审问”，并将岳飞及儿子岳云逮捕入狱。十二月，赵构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当天，大理寺执法官遵旨作最后处决，逼岳飞在供状上画押。一生光明磊落的岳飞在供状上写下八个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即服毒酒身亡，时年仅39岁。

    岳飞一生出入疆场，英勇抗击侵掠，坚决反对异族压迫，其爱国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历代人们所敬仰，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岳飞死后20年，被南宋朝廷平反。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人才逆淘汰现象，学者潘光旦就中国的人才选择问题有言：小人必得势，得势必小人。君子不得势，得势非君子。“天下人心”和“千秋名节”，并不是对所有人都一样重要的。糟糕的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偏偏是这样的人能够大行其道；更糟糕的是，中国人很长时间里不知道如何防止这类人得势；最糟糕的是很多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以至于此类人士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不过，也有历史学者认为岳飞之死，并不仅仅是小人秦桧和昏君宋高宗所致，还有岳飞自身的原因。比如李亚平就在自己的作品里，赫然论断：“岳飞必须死。”（《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而南怀瑾在论及奸臣时也有过这么一段相关分析：

    历史上说秦桧杀了岳飞，哪里是秦桧杀的，宋高宗本来就讨厌岳飞，秦桧只是迎合宋高宗的意思，代高宗承罪而已。大家都知道岳飞的口号：“直捣黄龙，迎回二圣。”这是岳飞不懂宋高宗的心理，以为直捣黄龙就可以了。迎回二圣以后，宋高宗怎么办？二圣一个是他父亲，一个是他哥哥，二圣回来，宋高宗还当不当皇帝？第二点，岳飞当时才三十多岁，年纪太轻，偏要涉及内政。当时宋高宗还没有立太子，而岳飞天天催高宗立太子，这在高宗的想法，认为你岳飞希望我快死吗？而且这是我赵家的家务事，你在外面好好打你的仗就行了。可是岳飞偏要回来管这件事，固然岳飞是了不起的人物，书也不能说读得不好，但是人生经验到底不够，他的老师硬是没有教好他，这是“批其龙鳞”的事，不可以做的。秦桧就知道宋高宗这个心理，更主要的是两个政策思想不同，一个主战，一个主和，作风上不同，而岳飞遇害了。所以一个人要贯彻一个思想，很不容易。奸臣就是心存阴险，看起来很小心，很会说好听的话，态度上讨人喜欢，而最严重的是忌贤，好人他都妒忌，他要提拔的人，专门在领导人面前说他的好处，隐瞒他的缺点。对于真正的人才，他就在领导人面前，不表示意见，冷冷的态度。点点滴滴造成坏印象，就够了。结果使上面的赏罚不当，该赏的不赏，甚至反而罚了，该罚的没有罚，反而赏了，于是命令下去不能贯彻。这一类的，就是奸臣。（《历史的经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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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韩胄功亏一篑的“开禧北伐”

    韩侂（音tuō）胄为南宋权臣，一再企图推翻和局。他的父亲与皇帝赵构为姻亲兄弟，韩本人又娶皇后侄女为妻，当太皇太后秉政时，韩势倾内外，有权废立天子。他既为宰相又掌枢密院事，更领有太师头衔，自是能单独决定和战。只是他在南宋朝中极不孚人望，在私生活方面也有骄奢之名。所以当他在公元1206年定计北伐却出师不利时，很少有人同情他。

    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4月，宁宗采纳韩侂胄的建议，崇岳贬秦，追封岳飞为鄂王，削去秦桧死后所封的申王，改谥“谬丑”，有力的打击了主和派，大快了人心。同年5月，宁宗下诏北伐金朝，史称“开禧北伐”。开战初期宋军收复了一些地方，后因韩侂胄用人不当，于第二年被战败。况且这1206年又是多难之秋，更北的蒙古，铁木真在此时自称“成吉思汗”，千秋功业正待展开，此是后话。刻下则金人在战场得势，胆敢向南宋要求韩侂胄之头颅，杨皇后与主和派礼部侍郎史弥远趁机杀死韩侂胄，将其首送往金朝。由一个礼部侍郎谋杀太师，事成之后才由朝廷公布其罪状，剖棺割尸将头颅送金。朝政被史弥远、钱象祖把持，嘉定元年（1208年），与金订定了屈辱了“嘉定和议”。嘉定十七年（1224年）闰8月，宁宗病死于临安宫中的福宁殿。不过事虽如此，也有作史者为韩抱不平，谓攻击他的罪名太多虚构，况且他的贤愚不肖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即韩侂胄为了一项宗旨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其北伐不仅被《宋史》认定为“自不量力”的行动，而且韩侂胄本人也以“奸臣”之名被载入史册。到底如何评价开禧北伐及其最高统帅才合乎历史实际？有人认为韩侂胄和开禧北伐都应该给以肯定。韩侂胄领导的开禧北伐，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都作了较充分的准备，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故能以胜利开始，但由于朝廷的腐朽、投降派的猖獗、主和派得势、秦桧余党的卑劣、内部的叛徒和用人不当等等原因，终以失败告终，故开禧北伐并非没有准备和自不量力，更不能把韩侂胄当奸臣对待。

    韩侂胄本来就是抗战派，他又是在抗战派支持下上台的。韩侂胄和抗战派要北伐中原、统一中国，首先就必须反对道学，从思想上统一认识，这显然是北伐的需要。如果不先从思想理论上反对阻挡北伐的道学集团，就无法开展北伐的活动。韩侂胄从1195年开始执政起，同理学进行了4年的斗争，为开禧北伐在思想上作了充分地准备工作。反道学的斗争从组织上搬掉了北伐的绊脚石，稳政局、扬岳飞、贬秦桧是北伐政治上的准备，启用军政人员、推举将帅、训军备战是北伐军事上的准备。此时北伐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金朝国内阶级矛盾尖锐，金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加剧，西夏、蒙古的入侵，严重威胁金朝的统治，南北人民要求统一的爱国情绪高涨，南方经济大大超过北方是北伐的物质条件。

    由此可见，开禧北伐的失败，并非败于战场，韩侂胄虽一度同意谋求适度的妥协，但从总体上讲始终不愧为开禧北伐的最高统帅，也自始至终坚持了民族抗金的路线，符合南北统一的历史发展趋势。开禧北伐的失败，主要是投降派的卖国，朝廷的，主和派的妥协，吴曦的叛变。秦桧余党史弥远等“国贼”是造成北伐失败的罪魁祸首。当然，韩侂胄用人和指挥的失误，也是一条不可忽视的原因，加上他对投降派镇压不力和失去警惕，从而最后酿成了开禧北伐的失败和自己丧命的悲剧。

    《宋史》和好些论著，认为韩侂胄领导和发动的开禧北伐是为了巩固个人的地位和“立盖世功名”。朱绍侯主编的一直作为高校教材的《中国古代史》也说“南宋重臣韩侂胄想趁机用兵，树立盖世功名”，把韩侂胄作了“几年准备工作”后进行的正义战争，就简单地以“立盖世功名”和“自不量力”的“趁机用兵”而横加贬斥，实在不能使人苟同。如果这样看待历史人物，那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都得全盘否定，因为他们的政策和行动无不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韩侂胄发动的开禧北伐反映了南北人民渴望统一的愿望，是主战派对主和派长期斗争的结果。这正是韩侂胄能发动北伐的不可忽视的历史条件和背景。北伐成功，南北一统，韩侂胄当然就有了“盖世功名”。他为中国的统一立下了盖世之功，当然，也就应该享有盖世之名。这一点，清初颜习斋在《宋史评》中为王安石翻案时，也为韩侂胄作出了中肯的评价:“独韩平原(侂胄)毅然下诏伐金，可谓祖宗雪耻地下者矣。仗义复仇，虽败犹荣矣！乃宋必欲诛之以界金也，尚有人心哉。”虽败犹荣，正是韩侂胄民族精神的体现。而这样一位爱国重臣，却被投降派暗害并“函首”金人，这种卑劣的行为确实丧失了“人心”和民族气节。

    韩侂胄当时不失为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蔡美彪等史学家的话是经得起咀嚼的:“岳飞因抗金而被谋害，韩侂胄因出兵失败而被暗杀。他们都是因为坚持抗敌遭受迫害而牺牲。但由于韩侂胄大力反对朱熹，长期遭到孔、孟、程、朱门徒的咒骂。元代儒生修《宋史》，特立《道学传》不列入史弥远，反而将韩侂胄与秦桧并列，辱骂他是‘奸恶’。这段被歪曲了的历史，应该被恢复其本来面目了。”

    岳飞是爱国抗金的民族英雄，韩侂胄也是民族英雄。从总的方面讲，韩侂胄与开禧北伐都应该同时肯定。这才是最公正的评价，也才最合历史实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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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贾似道现象

    南宋王朝为什么会灭亡？其实，要想简而化之，答案并不神秘，汉族封建统治集团的造成了国力衰弱，以致不能抵御强敌蒙古人的入侵。其间，权奸贾似道的胡作非为，大大加速了宋朝的覆灭。然而，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贾似道这类人物？却值得分析。如果我们把贾似道看作是宋末官僚的典型，那么，我们不妨把造成贾似道这类权奸的社会契机及其演化过程，称之为“贾似道现象”。这一术语，是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俞兆鹏最先提出的。

    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贾似道的同父异母姐姐贾氏因长相出众，被理宗皇帝封为贵妃。贾氏欲提拔弟弟，常向皇帝吹枕边风。贾似道无功无德，因有贵戚关系。加上他善于使弄权术，就连年升官。从淳元年(1241年)至宝五年（1257年)，他从澄州知州陆续爬到了两淮制置大使兼淮东安抚使知扬州、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两淮宣抚大使的高位。在用人唯亲的封建时代，只要是贵族或大官僚的后裔，也就是说只要是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不管他有才还是无才，无论他是好人或是坏人，都可以当官，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制度使然。

    贾似道不断升官的时期，也正是蒙古贵族不断率军进犯南宋的时期。蒙古兵杀人抢劫，致使城无居民，遍地荒芜。宝六年(1258年)二月，蒙古大汗蒙哥调动三路大军全面侵宋;次年九月，他的弟弟忽必烈进围鄂州，并准备进攻南宋都城临安。理宗万分惊慌，即派贾似道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前去支援鄂州。正逢蒙哥病死，忽必烈急忙去争位，就与贾似道和谈。贾似道擅自以宋理宗向蒙古称臣和赔款的屈辱条件求和。昏庸的理宗对前线战况毫无所知，贾似道回朝后还被晋官加爵。贾似道本是个毫无军事才能又十分怕死的胆小鬼，却掌握了国家的军政大权，谎报军情，排除异己，瞒上欺下，骗得了朝野的信任，从此他就独擅朝政，权倾中外，权力失控使他胡作非为。

    宋度宗时期，贾似道见度宗比理宗还要昏庸，就更专横跋扈，目无天子，稍不如意，就以辞官相要挟，度宗唯恐他不辞而别，总是卑躬屈膝地跪拜，流着眼泪挽留他，特授贾似道平章军国重事，许他三日一朝。后来放宽到十日一朝，而且每次退朝，度宗总要离座目送他走出大殿，才敢坐下。又为他在西湖葛岭建筑了绝精美的住宅。贾似道大肆，致使朝政昏暗。而忽必烈夺得蒙古汗位，稳定内部之后，即派兵侵犯南宋四川地区，并沿汉江南下。于度宗咸淳四年（1268年）包围襄阳，次年又围攻樊城。贾似道却隐匿不报，也不派兵增援。以至襄樊被围攻了三年，形势十分危急。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樊城被元军攻破，同年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献城投降。消息传来，贾似道假装率军出征，胆小无能的度宗偏死死拖住贾似道，不让他出征。

    贾似道是南宋政权这个机体中生长的一个毒瘤。他的所作所为，既体现了南宋封建统治集团的没落，也加速了南宋王朝的灭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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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与慈禧一般无奈的末代太后

    谢太后，名谢道清（1210～1283年），度宗生母。主持朝政2年，被元军俘住北方，病死，终年74岁，葬处不明。

    开庆元年（1259年），元军大举进犯南宋，包围鄂州（今湖北武昌），大有顺长江东下，消灭南宋之势。南宋朝廷一片慌恐，宦官董宋臣向宋理宗建议从临安迁都到四明（今浙江宁波），以避元军锋芒。谢道清坚决反对迁都，对宋理宗说：“如果迁都，军心、民心必然动摇，后果不堪设想。”宋理宗因此没有迁都。景定五年（1264年），宋理宗病逝，16岁的宋度宗即位，尊谢道清为皇太后。由蟋蟀宰相贾似道专政。襄阳受到元军围攻了2年，形势危急，贾似道却隐匿不报，也不派兵增援。谢太后眼看南宋气息奄奄，忧忿于心，却无能为力。

    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宋度宗病逝，年仅3岁的宋恭帝即位，尊谢道清为太皇太后。因恭帝年幼，由谢道清垂帘听政。时蒙古军已经占据襄阳，又于12月攻占鄂州，沿长江东下。

    京城官员害怕，乱成一团。谢太后命令在朝堂贴出告示：“我宋三百年来，对士大夫待遇优厚。现在正逢多灾多难之时，大小官员不能提出挽救时局办法，甚至京官弃官离位，外省官弃城而逃，还算人吗？国法依然存在。凡坚守岗位，尚书省记上一功；叛国逃亡，由御史查明情况上报。”

    谢道清命贾似道率军13万迎敌。次年二月，结果贾似道在丁家州（今安徽芜湖）被元军击溃，南宋主力尽丧，蒙古军乘势长驱东下。贾似道兵败误国，朝野震动，群情激愤。宰相陈宜中奏请诛杀贾似道，谢道清没有答应，只是将贾似道罢官放逐。在途中，贾似道被监送人郑虎臣所杀。贾似道死后，由谢太后主持朝政。时丞相王越，陈宜中，留梦炎，有的老迈多病，有的庸俗懦弱，因此，前线屡告失利，元军长驱直入。谢道清急忙一方面下令紧缩国家开支，减少冗官，以助军费，一方面下哀痛诏，号召各路军民起兵勤王。

    不过各地文武将官都心存观望，奉诏起兵勤王的只有文天祥、张世杰两人。文天祥、张世杰等主张与元军决一死战，但时任南宋宰相的陈宜中却要向元纳贡求和。谢道清同意走议和的路，她先派柳岳等三人前往伯颜营中，主动提出称侄或称孙并纳币的屈辱条件。请求元朝罢兵议和，当即遭到伯颜拒绝，向元请求“奉表求封为小国”，也遭伯颜所拒。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元丞相伯颜率领的元军云集临安城下，陈宜中请谢太后逃出临安。谢太后不同意，陈宜中再三请求，谢太后才同意，但到整装待走之时，陈宜中、留梦炎等人又不知去向。谢太后忿怒之极，她所下的最后一道任命，是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要他与元军接洽。不过文天祥前往元营和谈时却被伯颜扣留。大局至此，谢太后无奈，涕泣说：“只要生灵不受涂炭，向元称臣亦不计较了。”只得向伯颜奉上传国宝玺和降表，开城投降，并按照伯颜的命令下诏要坚守扬州的李庭芝等将领投降，为李庭芝所拒。

    同年二月，元军进入临安，三月，掳走恭帝等南宋君臣押往大都，谢道清正患病在床，由元兵监视，暂时留在临安。八月，元军将她从宫中抬出，押送到大都（今北京市），降封为寿春郡夫人。七年后，即1283年，南宋亡国太后谢道清，默默地病死于异国他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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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末世之劫

    ——不是只有顺治帝才为僧

    赵显（1271～1323年），度宗子。度宗病死后继位，在位2年，被元军俘虏后送西藏为僧，又被冤杀。终年53岁，葬处不明。

    宋恭帝赵显，曾封为嘉国公。度宗病重时，贾似道反对立杨妃所生度宗长子赵继位，度宗只得按贾似道的意思立赵显为皇太子。度宗于咸淳十年（1274年）7月病死后，他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德祐”。恭帝即位时，年仅4岁，由谢太皇太后主持国政，初年实际上仍由贾似道专权。咸淳十年（1274年）12月攻下鄂州后，沿汉水长驱直入，沿途宋将纷纷降元。太学生和群臣上表，一致要贾似道亲自督师抗元，德祐元年（1275年）贾似道又被大败于丁家州（今安徽芜湖），宋军主力尽丧，元军势如破竹，进逼临安。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恭帝随谢太皇太后投降。2月，他和母亲全太后及随从被押离临安北上，5月到达大都，被元世祖忽必烈降封为瀛国公、开府议同三司检校大司徒。1282年12月，恭帝又被迁居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石别苏克），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了解了自己过去至尊的地位和眼下屈辱的处境，心情凄伤，抑郁不开。当南宋旧臣汪水云被释放回江南时，他曾作诗相送，诗云：“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表露了他怀念故国故土，却无法归去的悲苦思绪。

    公元1288年，恭帝已经18岁，元世祖担心留着他将成为后患，准备除掉他。他得知这消息后，请求脱离尘世，永生为僧，以绝元世祖的疑虑。元世祖应允，于同年12月遣送他入吐蕃，习学佛法。从此，他长期居住于西藏萨迦大寺，更名为合尊法师，号木波讲师，过着清苦孤寂的庙宇生活，终日以青灯黄卷为伴，潜心于学习藏文，研究佛法。多年的苦读，使他通晓了藏文，贯通了佛学，成为佛门学问僧，一度担任过萨迦大寺的总主持。他进而从事佛经的翻译，译成《因明入正理论》、《百法明门论》等经文问世，被藏史学家列入翻译大师之列。

    据说，恭帝在西藏为僧时，一次，元朝皇族赵王经过寺院，见他年老孤单，颇为同情，留下一回族女子与他作陪，公元1320年，回女生下一子，正巧元明宗经过，十分喜爱这刚生下的婴儿，便要了去作为养子，取名为妥欢贴睦尔，就是日后的元顺帝。又说明成祖朱棣在观看历代帝王像时，见到元顺帝画像时惊异地说：“他怎么不像元朝列帝而像宋朝列帝？”不过，不少学者认为此说不可靠。公元1323年，恭帝因诗文而遭受文字狱之灾，被屈杀。藏史学家都对他的冤死而深表同情。

    纵观恭帝一生，就地位而论，他从南宋的皇帝被降为元朝的臣子，最后成为吐蕃的佛门高僧，不可谓不奇特；就居住的地方而论，他从景色如画的江南迁居北方的幽燕，又迁居于天高云淡的蒙古高原，最后长期定居于西藏境内，不可谓不罕见；从相处的民族而论，他出身汉族，后和蒙古族相处，最后与藏人生活在一起，不可谓不富于传奇性。恭帝一生的经历，在中国列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但是，就他本身而言，坎坷的经历给他带来了不幸，然而，就历史作用而言，他却为增进汉、蒙、藏等族人民的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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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南海边的悲壮续曲

    在论及历史上南北对峙时，人们对东晋、南朝以及南宋的实力往往估计过高，对其君臣的“苟且偷安”大加贬抑。南宋等偏安王朝君臣醉生梦死、苟且偷生固然应该否定，宋高宗为了“恋位”而不愿“还我两宫”尤值批判，作为历史上南渡诸王朝中惟一还不是完全不愿收复失土、扩大权力的王朝，南宋有屡屡北伐之举。不过当时北方异族的势力正方兴未艾，一时难以阻挡。正如中外一定历史时期内，野蛮民族常会战胜文明民族，要待前者被后者所同化，文明民族才得重新大显身手。

    宋端宗，名赵。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进逼临安时，他由驸马都尉杨镇等护卫，出逃福建。欲对宋室斩草除根的伯颜派兵追赶，未果而还。3月，赵等人到达福州，得知临安沦陷，恭帝被掳往北方。5月，陆秀夫、陈宜中、张世杰等人在福州拥立他为帝，改年号为“景炎”。端宗在位时，年仅8岁，朝臣陆秀夫等坚持抗元，力图恢复宋朝，但在元军的紧紧追击下，他只得由大将张世杰护卫着登船入海，东逃西避，疲于奔命。左丞相陈宜中对大局绝望，远走占城（今越南境内）。景炎三年（1278年）3月，端宗为躲避元将刘深的追逐，上船避入广州湾，一天夜间，坐船不慎被颠覆，端宗落入海中，后被左右救起，已经喝了一肚子的水，而且就此起病，吓得好几天都讲不出话来。因元军追兵逼近，他又不得不浮海逃往冈州（今广东省雷州湾），经此颠簸，又惊病交加，于4月病死。

    帝昺，名赵昺。与此同时，南宋右丞相文天祥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被元军统帅张弘范的弟弟张弘正所俘，其统领的督军府从此瓦解。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元将张弘范率水陆两路元军直趋崖山。崖山背山面海，地势险要，张世杰下令焚烧岛上行宫军屋，人马全部登船，然后依山面海，将1千多条战船排成长蛇阵，用绳束连接在一起，船的四周筑起城楼，船上涂上一层厚厚的湿泥，缚上一根根长木。将帝昺的座船安置在中间，诏示将士与舰船共存亡。张弘范见宋军战船集结，行动不便，就先用小船装满柴草，浇上油，点火后乘风攻击宋水军。宋军船上的湿泥阻止了火势蔓延，长木又顶住了火船，使元军的火攻归于失败。张弘范又阻断了宋军的水源，封锁了海口。宋兵饥渴交加，处境日益困难。张弘范派人劝降，被张世杰拒绝。

    2月6日，双方进行了最后的决战，张弘范分兵四路，发动猛攻。宋军正在拼命抵抗时，忽听得张弘范所在的指挥船上奏起了音乐。宋军以为这是元军将领在举行宴会，战斗就松懈了一下。不料此乐声是元军总攻的讯号，张弘范的指挥船直扑而来，箭如暴雨。元军在乱箭掩护下，夺走了宋军的七艘战船。各路元军又一齐猛扑过来，从中午到傍晚，海战进行得异常激烈。忽然，张世杰见到一条宋船降下了旗帜，停止了抵抗，其他战船也降下旗帜，知道大势已去，急忙一面将精兵集中到中军，一面派出一只小船和十多名士兵去接帝昺前来，准备突围。

    帝昺这时正由左丞相陆秀夫守护着，待在一艘大船上。小船来接帝昺，陆秀夫不知这是真是假，又担心帝昺如突围不成而被元军截获，坚决拒绝。他知道君臣都难以脱身了，就连忙跨上自己的座船，仗剑驱使自己的妻子投海自尽。然后，换上朝服，回到大船礼拜帝昺，哭着说：“陛下，国事至今一败涂地，陛下理应为国殉身。德祐皇帝（恭帝）当年被掳北上，已经使国家遭受了极大的耻辱，今日陛下万万不能再重蹈覆辙了！”帝昺则给吓得哭作一团。陆秀夫说完，将黄金国玺系在腰间，背起九岁的帝昺奋身跃入大海，以身殉国。顷刻间君臣二人就沉没得无影无踪。其他船上的大臣，宫眷，将士听到这个噩耗，顿时哭声震天，几万人纷纷投海殉国。

    张世杰率领水军余部突围出来到海陵山脚下，不久，有人带来了陆秀夫背负帝昺共同殉国的噩耗。张世杰悲痛不已，此时，飓风再来，部下劝他上岸暂避。张世杰俯视着在风浪中飘摇的宋军残船，拒绝暂避。绝望地回答：“无济于事了，还是与诸君共甘苦吧。”又说道：“我为赵氏，也算竭力了，一君身亡，复立一君，如今又亡，我在崖山没有殉身，是望元军退后，再立新君，然而，国事发展到如此地步，难道这是天意？”说完坠身入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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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法则在大宋

    ◆宋帝国对军队的控制——武装失控指数9′

    正如李亚平先生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里说的那样，赵匡胤一直有“卧榻”情结，宋朝军事上的孱弱源于赵匡胤种下的祸根。他所设计的军事制度的核心就是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说到底，是防止黄袍加身发生在他的武将身上。宋朝的军事制度非常错综复杂，总的来说，武将没有调兵权，也不能带兵，只能在发生战事时临时统领，并且结束后要立刻交出兵权。这个制度的核心是把武将全部假设成会窃国的盗贼，所以，整个宋朝，最高军事权力几乎没有掌握在专业人士手中过，即便是打仗，武将也必须是在文官的管理下才能开展。

    宋帝队控制的另一个可怕后果是：冗兵。宋太祖时，全国有禁军20万，真宗时增到44万，仁宗对西夏用兵，禁军激增到80万，后来《水浒传》中称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就是这样来的。加上服杂役的厢军，总人数已达140万。当年北宋总人口只有2200万，国家的近十分之一人口是军队，宋朝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80%。

    钱穆认为，宋代冗兵的根源在于其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用意始终在防守。“把募兵制度与长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这却差误了。一个士兵募了来，轻易不脱行伍，直养到六十岁，还在军队里，其间只有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可用。三十岁到六十岁这三十年，他已老了。而且在军伍十年，精神也疲了。这样的军队，有名无实，于是只有再招新的。因此军队愈养愈多，纪律又不好。队伍多了，虽不易捍御外侮，却很能引起内乱。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来的骄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骄卒悍。国家不能不给他们待遇，而且须时时加优，否则就要叛变。政府无奈何，刻意崇奖文人，把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地位抑低。节度使闲来没事做，困住在京城，每年冬天送几百斤薪炭，如是种种，把他们养着就算。养了武的又要养文的，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待遇亦逐渐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

    整个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如何叫武人立功？结果宋代成为一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宋帝国对官吏的控制——吏治指数9′

    宋代自开国起就尚文轻武，大小官吏多用文人，有时连军事将领也是文人担任。宋太祖临死有遗嘱告诉后人说：你们子孙相传，绝对不能杀一个读书人。他们牢守此家训，都尊重文臣士大夫。直到南宋，还是守着不杀士大夫的遗训。

    科举制度把政权开始向平民开放，尽管这种开放是有限制的、不彻底的，却总算是进了一步。但是宋人把这个传统破坏了。宋代的读书人，只要科举及第，立即就委以官职，不必再经吏部考试。这其实是不对的。会读书的人不一定会做事，而国家需要的是管理人才，怎么能只看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不要历练？何况所谓考试，原本指的是考绩和试用。现在士人“榜下即仕”，无绩可考，不试而用，就违背了考试的初衷。再说此门一开，天下士人蜂拥而来，朝廷哪里招架得住？用钱穆先生的话说，读书人成了“政治脂肪”，而且堆积在“心脏”周围，这个国家还有不得冠心病的？

    所以宋帝国出现了冗官现象：表现之一，官僚机构重叠，官职混乱，出现过一官三人共之的现象。表现之二，科举取士越来越多。咸平三年，真宗下诏说：“去岁天下举人数逾万人，考核之际，谬滥居多。”但这年，真宗亲试举人，仍取进士、诸科（包括屡试不中者）共一千八百多人。表现之三，“恩荫”法。皇族宗室和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甚至门客都可由恩荫授官，数量极大。皇族宗室原来七岁时即授官。仁宗时，甚至出生不久，还在襁褓之中，便有官做。文武官员中地位高者，家族亲属都恩荫授官，小至郎中、员外郎也可荫子孙一人得官。正官之外，等候官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大约三员守一缺，略计万余人”。真宗时十数倍于初，仁宗时又两倍于真宗。

    ◆宋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9′

    宋帝国是历史上公认的富裕之国，黄仁宇甚至惊呼：“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宋代鼓励商业，使得财富积聚甚丰。但是，宋帝国又是公认的弱国，原因之一就是冗费。

    军队和官员数量激增，费用大量增加，同时，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宋代统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银和布匹，以金钱财富买得一时平安，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冗费的局面。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冗官冗费》云：“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

    为了应对冗费问题，汪圣铎在《两宋财政史》中揭示，北宋“用尽前朝敛财之术”，在基本保留唐末五代重额赋税之外，赋税政策上呈现竭泽而渔的倾向。北宋衰亡时期，因地方财计困窘而造成横征暴敛；南宋“中兴”时期，财政上表面的、暂时的好转，实际上紧张状况持续与危机潜伏，地方财政困窘与人民赋税负担空前沉重；南宋后期，财政恶化和崩溃，楮币成灾，造成了“通货膨胀”。

    ◆宋帝国对思想意识的控制——舆论钳制指数8′

    尽管宋朝并未出现意识问题造成的大冤案，但是出于单纯追求安定团结的局面的考虑，赵宋在不遗余力地推行僵化保守的政体的同时，也在科举制度上和文化导向上极力加大对文化思想界的控制，由此催生了宋儒理学这一儒家的衍生物。而宋儒理学这一改变了原始儒家宗旨的学说，虽然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开创性产物，却形成了半宗教化的模式，这一点恰恰被赵宋当局利用，成为对士人阶层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从此可以看出来，宋朝“守内虚外”的政体和汉唐两朝“人本”的政体是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的。

    “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欧阳修、韩琦都是最顽强的保守派，只不过在父子至情上偶尔流露一点灵性，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柏杨语）

    ◆宋帝国人心向背——人民痛苦指数8′

    宋代建国后，不但不抑制兼并，而且纵容功臣、大将们兼并土地。土地买卖与典卖相当普遍，土地集中的趋势加速，农民失去土地的数字在增加，“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

    宋廷担心的不是土地分配不均而是土地兼并后带来的赋税不均，所以主要利用租佃制来解决“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的矛盾，而宋廷只需关心按土地的多少收税就行了。宋代人民的负担很沉重。他们要负担各种名目的人头税，还要承担各种徭役。

    宋朝这种对农民不负责任的态度使宋自建立到灭亡充斥着农民起义和暴动，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不断，正如欧阳修所说“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从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再到宋江，方腊的农民起义，直至南宋钟相，杨玄领导的农民起义，及南方福建广西等的农民起义。

    ◆宋帝国领导人的统治魅力——帝王糊涂指数9′

    马上皇帝赵匡胤统一了中国，通过杯酒释兵权，实现了向文官治国的转变，宋朝重文轻武和儒家教化，开创了自宋朝之后再无大臣篡位的开端。赵匡胤不仅未杀有功大臣，而且密誓“誓不诛大臣、言官”以及专门建立了许“风闻言事”的言官制度，这是中国历史的一次大进步。赵氏后代都遵循了赵匡胤开明和宽容的以及推崇儒家的政策。在安内方面，宋朝天子的宽容基本上算是英明。

    但是，在攘外上宋朝天子多奉行“苟且偷安”的立国精神，领导人的这一决策直接导致了宋帝国长期受凌辱的局面。名将岳飞的不得志，韩侘胄的悲剧都反映了宋天子的软弱与卑劣。

    ◆宋帝国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防御薄弱指数10′

    对于古代的统治者来说，一大要务就是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一点宋朝实在让人失望。

    宋的外祸一直没有中断过。宋初军事实力最强大的时候，赵匡胤至死也没有夺回燕云十六州，还曾颇没有志气地说过“俟满五百缗，当向契丹赎燕蓟。”意思是说，打不过，可以买回来。然而契丹人并没有给他机会。

    后人认为，正是赵匡胤先南后北的战略给了北方少数民族以喘息，从此他们再也没有给宋留下翻身的机会。宋太宗时，精心策划的北伐在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失败，这一打击彻底使宋彻底丧失了激进的勇气。之后，对西夏先是招降，而后妥协，对辽订立澶渊之盟，对金既拉拢又畏惧，直至对元最后的抵抗。宋都处在消极抵抗的态势，灭亡是必定的。

    宋朝科技的发达是世界闻名的，四大发明中有三项都出自宋朝，其中指南针和火药在军事上大有可用，但它们在宋廷的军队作战过程中是否起到很大的作用呢？大多的教科书对这一点持肯定态度，但很多学者持怀疑态度，认为科技的发达对宋朝的国力没有明显帮助，至多只能算是点缀。有防御实力而频频受辱，的确让人愈加痛心。

    ◆宋帝国抗击天灾的能力——物资储备不足指数4′

    关于宋帝国天灾的史料不是很多，学者张文在其论文《宋朝的自然灾害与荒政等级管理思想刍议》有过相关研究：

    两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灾害多发期。在诸种灾害中，以水旱两灾最为频繁，也最具危害。根据受灾情况，宋人将灾害分为不同等级，并据此进行不同程度的赈济，此举大大提高了宋朝的荒政管理水平，显示了两宋时期在荒政制度建设方面所取得的较高成就。与先秦时期相比，宋朝的荒政等级管理思想更为明确，也更为制度化，并成为指导宋人赈灾救荒实践的主要原则。宋朝的荒政等级管理思想及其实践是对中国古代传统荒政的一次重要超越。

    看来宋帝国凭借超强的财富实力，在赈灾方面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宋帝国对宫廷后闱的控制能力——宫廷不稳定指数5′

    宋帝国另一个值得称颂的是，少有阉祸作乱，也无后宫政变和外戚当权。当然，历代后宫争斗不可避免，但是只要是不窜乱朝纲，就是帝国大幸了。宋朝末年谢太后当政也是出于无奈，诚如前面分析的那样，谢太后尚算是一位主观上进的辅佐者，只是时运不济罢了。

    ◆宋帝国振衰起废的变革能力——应变力匮乏指数7′

    在宋帝国中期，曾经发生过两次企图振衰起废的变革，结果都未能如愿。

    宋仁宗的“庆历新政”时，范仲淹认为当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之人。结果新政的推行，触犯了那些势官权贵的利益。如庆历三年十月，由中书与枢密院共同选拔各路的转运使。范仲淹在提名时，翻阅名册，凡庸碌无才的就一笔勾去。富弼对他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说：“一家哭，怎比得一路哭呢？”改革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遭到了极大的阻力，有人于是诬蔑范仲淹、富弼等是“朋党”。很快范仲淹、富弼被以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新法宣布作废，“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夭折了。

    王安石变法设计的改革方案可谓全面出击，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但改革的结局也未能实现富国强兵的预想，没有拯救宋帝国的衰败命运，甚至连改革者本身也遭不幸。

    纪宝成教授认为，宋朝变法失败的原因，主要是面临的社会危机及其深重，内忧外患交相侵逼，而且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阻力无比强大。

    ◆帝国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

    “讲到中国的地方行政，只能说是汉代好，唐代比较还好，宋代就太差了。”（钱穆语）

    宋朝鉴于大唐藩镇割据的教训，对于地方的控制相当重视。观宋一代，确实无地方作乱中央的事件。但是，物极必反，宋朝对于地方的控制实际上过了头。

    举个简单的事实：金兵内侵，汴京一失，全国瓦解，缘何？宋帝国把财富兵力都集中到中央，不留一点在地方上，造成地方日趋贫弱，所以中央一失败，全国土崩瓦解，再也没办法。

    钱穆甚至认为，若正名定义来讲，则宋代根本无地方官，只暂时派中央官员来兼管地方事。在唐代的州县，只要奉承一个上司，即观察使，而宋代则要奉承四个上司，即帅、漕、宪、仓，那可想地方官之难做了。

    ◆宋帝国处理多民族融合的能力——民族不和谐指数9′

    宋朝开辟了亡于夷族的先河，很多史学家认为与其民族政策有关。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宋帝国采取了和平善让的政策。这一政策为辽金的汉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辽宋议和之后，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共处（共119年，1004～1122年）。而金朝则成为一个典型的北方民族汉化王朝。金朝中期，金世宗和章宗为了遏止女真人的汉化趋势，发起一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企图保存女真民族传统，但却未能达到其预期的目的，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对汉文化的抵抗。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和平善让的民族政策虽然使得宋夏金得以共存，但是由于这一政策对于强悍的蒙元不管用，导致宋帝国的和谐之梦始终难以实现。相当一部分史学研究者认为，正是宋帝国的忍让刺激了蒙元的崛起，导致了宋金的亡国。蒙元初期，人们就曾以“金以儒亡”说来解释金朝的亡国原因。

    学者刘浦江对此的解释是：其一，女真人的汉化改变了他们质朴的民族传统，养成懒惰奢靡的生活作风，使这个民族最终走向衰落；其二，女真人的汉化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使得这个昔日强大无比的马上民族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变得不堪一击。梅毅先生在他的新作中作了这样一个很让人期冀的假设：“如果南宋对金不搞姑息议和那套投降伎俩，不断深入进击，派军队攻伐中原，这样的话，不仅可以练兵鼓励士气，更可以宣威北方，使女真以外的后起少数民族闻之警惕，对宋朝心存畏惧之心。反过来讲，宋金争斗不息，金也会持志不懈，日习于战，不会消沦其昔日的勇武好斗。”（《刀锋上的文明——宋辽金西夏的另类历史》）

    历史毕竟经不起假设，宋帝国在危机四伏的非常时期，采取了内敛外放的民族政策，非但未能奏出大和谐之音，反而引火上身。

    结论：大宋末年的衰败指数=武装失控指数9′+吏治指数9′+税赋沉重指数9′+舆论钳制指数8′+人民痛苦指数8′+帝王糊涂指数9′+防御薄弱指数10′+物资储备不足指数4′+宫廷不稳定指数5′+应变力匮乏指数7′+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民族不和谐指数9′=97分

    (赵匡胤)（神宗，王安石变法）（高宗）（帝）

    960106911271279（灭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40′80′97′120′

    绿灯区黄灯区红灯区

    指数说明：良1－2分；中3－4分；及格5－6分；差7－8分；很差9－10分。分数越高，危险系数越高。最高分合计120分。其中，绿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区，黄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警惕区，红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危险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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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元 超级帝国风暴而去 楔子

    用蒙古人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自己是苍狼和白鹿的后代。蒙古人自己编的《蒙古秘史》有记载：苍狼和白鹿是成吉思汗的祖先，他们奉上天之命降生到人间。

    《多桑蒙古史》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蒙古人告窝阔台言：前夜伊斯兰教力士捕一狼，而此狼尽害其畜群。窝阔台以千巴里失购此狼，以羊一群赏来告之蒙古人，人以狼至，命释之，曰：‘俾其以所经危险往告同辈，离此他适。’狼甫被释，猎犬群起杀之。窝阔台见之忧甚，入帐默久久之，然后语左右曰：‘我疾日甚，欲放此狼生，冀天或增我寿。孰知其难逃定命，此事于我非吉兆也。’其后未久，此汗国死。”从这段故事分析，放狼生，天可增寿，说明狼是吉祥物，吉祥物被毁，必是凶兆，自己的生命也难于久留人世。窝阔台把帝王的休咎与狼的生死联系起来的看法，可窥视蒙古人对狼的崇拜心理积淀至深。

    蒙古民间也流传着狼童的传说故事：从前，一群猎人在克鲁伦河畔狩猎，发现一只母狼带领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奔于荒野，猎人们赶走了狼，带回了男孩，不知他为何人所生，便起名为“沙鲁”。及其能言，沙鲁能听懂各种动物语言；及壮应征入伍，随成吉思汗征战。一次宿营，沙鲁听狼嚎，便告诉头领有洪水之灾，必须易地扎营。果然夜间风雨交加，原营地被洪水淹没。从此，凡夜宿营，头领问沙鲁便知吉凶。

    前不久流行的充满怀旧与野性呼唤的蒙古题材小说《狼图腾》，更是把蒙古与狼的关系再次“实证化”。在蒙古人眼里，狼是腾格里（上天）派来保护草原的使者。蒙古牧民对狼相当敬畏，人死了尸首还要喂狼，认为只有这样灵魂才能升上腾格里。

    苍狼在蒙古语中读为：勃儿帖赤那。有人说中国的名称“china”是来源于蒙古语“狼”的音译。

    元朝(1271年～1368年)自忽必烈定国号起，历11帝，共98年。从成吉思汗建国算起，历15帝，163年。元朝统一全国后的疆域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北至鄂霍次克海。其疆域之广，居中国各朝之冠。据《元史》记载：“元”的命名，是元世祖忽必烈定的。取《易经》上“大哉乾元”句中的“元”，有大、首等意思。但也有人认为与蒙古人的风俗与图腾有关，有的认为与佛教有关。元朝的国号全称是“大元”，不同于大汉、大唐加大为尊称，而是本身就为国号的一部分。

    孔子作《春秋》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意思是，夷狄到了中原，习用了华夏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了华夏族，而华夏族如果进入了边远地区，习用了夷狄的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为了夷狄。然而，蒙古族在入住中原后，显然让孔子失望了。尽管忽必烈也听从了耶律楚材“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的规劝，但是在汉化问题上始终大打折扣。

    蒙古以游牧民族而入主中国，所凭借的是强盛的武力。蒙元的统治者重武轻文，统一全国后，元室惟恐汉人不服，遂施行高压统治方式。比如采取强分民族等级，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实行军事管制，加强对汉人的防范；掠夺民间财富，夺取农民耕地，改做牧场；压抑士人地位，据史料记载，当时社会的职业有官、吏、僧、道、医、工、猎、倡、儒、丐十等，儒生的地位仅在乞丐之上。

    今天，有的地方还有立夏之日称人的习俗。据说，立夏时称人的来历源于元朝。元朝统治中国时，每10户居民要供养一个来监督的蒙古人。此人来时，要称一称体重，直到立夏这天要复称一次，少一两要用银子来补凑，所以这10户居民天天要将上等食物供他吃，恐怕体重减了要赔银子，赔不出银子轻则坐牢，重则丧命。后来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统治，但这个习俗民间一直流传下来，而称的对象改作称自己的家人了。

    元朝的高压政策，造成不少负面的影响，加速了自身的灭亡。自从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全国各地的抗元斗争，始终未曾止息过。汉族的反抗本已使元室统治不得安宁，而元朝皇室又经常内讧，宫廷政变、后妃之祸、权臣专政不断出现，使国家的元气大伤。末代皇帝元顺帝的执政时间虽然不短，但他后期不理朝政，恣意淫逸，使元朝统治更加岌岌可危。当时正好水旱疫疾及地震山崩等灾害相继而作，民生困顿，饥荒四起，而元室却仍然纵情挥霍、滥发钱钞，以致“物价腾涌，价逾十倍”。老百姓终于忍无可忍，铤而走险，由白莲教所创立的红巾军大起义爆发了。

    在元末起事的群雄中，平民出身的朱元璋在至正十六年(1356年)攻下集庆(今江苏南京)，并以此为根据地，改称应天府。后来朱元璋先后扫平群雄，统一江南各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国号明。八月，明军攻陷大都，元顺帝北逃，结束了蒙元对中国的统治。以后，逃到漠北的元君臣仍沿用元朝国号，史称北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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