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悲剧》 皇权统治下的中国古人 漫无边际的中国皇权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先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7世纪初的英国。当时，英国处于国王詹姆斯一世的统治下。1608年的一天，詹姆斯一世忽然心血来潮，想去皇家法院亲自审理几件案子。 一进皇家法院，正好碰上首席**官柯克爵士。等詹姆斯一世说明来意，柯克却略带遗憾地说：“对不起，陛下！我很理解您的意图，但是您没有审理案件的权力！”国王听后大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便厉声质问柯克法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整个英国都在朕的统治下，区区几桩案件，朕竟然无权亲自审理，这是哪门子道理？” 柯克法官毕恭毕敬地听完后，不慌不忙地答道：“陛下，请您暂息雷霆之怒，容臣禀告！陛下，您是国家元首，总揽国家的内政、外交大权。但是，您要亲自审理案件，却是万万不可！” “哈哈，国王不能亲自审理案子，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官阁下，我国的法律历来是以理性为依归，你不让朕审理案子，是否认为朕智商低下，不如你和你的同僚有理性？” 在国王的步步紧逼下，柯克并不退让，反而说出了下面一番话： “不错，陛下您确实是知识丰富，而且天资聪颖。但是，陛下对英国的法律并不精通，而法官要处理的案件动辄涉及臣民的生命、财产，只靠自然理性是不够的，更需要人工理性。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没有达到精通以前，任何人都不能审理案件。陛下，不知您意下如何？” “这……”听完柯克的话，国王的口气顿时软了下来，“爱卿，你说得不错，句句在理，于我心有戚戚焉，真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啊！”国王一面打着哈哈，一面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然后就打道回宫了。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德国。 1866年10月，在一大群文武百官簇拥下，威廉一世来到波茨坦行宫。此公向来刚愎自用，早就因为血腥镇压1848年革命而得了一个绰号——“炮弹亲王”。现在，这位“炮弹亲王”已经贵为普鲁士国王，在两个月前他又被推举为北德意志联邦主席，更是威风得不可一世。 这一天，威廉一世兴致勃勃地登高远望，忽然发现宫墙外面不远处耸立着一座旧磨房，挡住了自己的视线，真是扫兴！于是，他就派一个大臣去和磨房主交涉，准备把磨房买下来，然后拆毁。 不料，磨房主却不识抬举：“这磨房是我们家祖传的产业，是无价之宝，我要把它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威廉一世也不气馁，又开出很高的价钱来。可是，这位磨房主就是“死心眼”，偏偏不肯买他的账。威廉一世勃然大怒，便大手一挥，派人强行拆掉了磨房。 没想到，第二天，磨房主就将威廉一世告到最高法院。结果，几位法官一碰头，作出判决：国王违反了法律，必须重建磨房，并赔偿磨房主的损失。威廉一世知道后，苦笑着说：“唉，我这个国王有时也会头脑发热，做下一些错事。幸亏我国还有这么好的法官，能够刚正不阿地办案，实乃国家之幸！”于是，威廉一世命人重新建造了一座磨房。 读了这两个故事，我实在是大惑不解：都是**君主，为什么人家的“国王”没有我们的“皇帝”威风？看上去，詹姆斯一世和威廉一世都还挺遵守法律的。在封建社会里，法律不是君主统治老百姓的工具吗？ 贵为“一国之尊”，詹姆斯一世想去法院（而且还是皇家法院）亲自审理案子，这件事无论是对法院，还是对法官，都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情，对于英国今后的司法工作也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所以柯克法官真应该列队欢迎国王。可是，詹姆斯一世却在这里吃了一个“闭门羹”。这位柯克先生是不是有两个脑袋，竟敢对国王说“不”？他胆大包天，就不怕詹姆斯一世一怒之下会将他“就地免职”，甚至推出去开刀问斩吗？在君主**时代，这可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威廉一世贵为“万乘之尊”，想拆掉一座又老又旧的磨房，还要和磨房主反复商量，这已经让人不可思议了，而且他还肯出重金，不是白拆。对此，我都快被感动得流出眼泪来了：这位威廉一世还像是一个国王吗？看上去，他似乎连中国古代的一个“县太爷”还不如呢。过去，一位县太爷想拆老百姓的房子，简直比拆一个鸡棚、狗窝还容易！可是，威廉一世要拆一个磨房都这么困难，那他还如何“大展宏图”，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呢？这位磨房主的胆量也真够大的，竟然敢控告国王，他哪来的胆量？普鲁士的最高法院怎么敢受理这么“棘手”的案子？那几位**官怎么敢判国王败诉呢？他们是吃错药了，还是得了神经病，就不怕威廉一世在背后给他们“小鞋”穿？……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情，那第确实是令人不可思议！几千年来，中国人从来就不相信法律，只敬畏执掌法令的人——大大小小的官吏（特别是**帝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是因为中国古代是一个皇权至上的时代，是一个典型的“皇权社会”。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强大的国家机器对人民实行长期而又残酷的统治，特别是皇帝高高在上，凌驾于一切法律和社会力量之上，主宰一切，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惟一的、至高无上的皇权就像天罗地网一样覆盖、笼罩着中华大地。所以，在历史的天平上，一位**帝王的重量要远远超过另一端的亿万子民。 在这块土地上，皇权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的意志、权威可以主宰一切：在政治上，是绝对的君主集权；在经济上，实行国家垄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在思想文化上，竭力控制人们的思想，等等。在这种皇权国家体制下，全国臣民都像奴仆一样诚惶诚恐，等待着那深不可测的“天威”或“天恩”的突然降临。而且，中国的**帝王拥有无上的权威，没有任何机构和力量可以制衡他，足以令其他国家的帝王“相形见绌”，“自愧不如”。例如，威风凛凛的罗马皇帝要受到元老院的制约，不能一意孤行；埃及的法老、印度的国王，对于强大的宗教势力也不能任意干涉。所以，在封建社会中，中国人崇拜的是权力（特别是皇权），而不是法律。 在政治学上，权力、财富和荣誉，并称为人类的三大“价值维度”。关于权力的分量，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实，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对权力有那么一点“崇拜心理”，但是，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封建社会中的中国人对权力这么痴狂，这么深入骨髓！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不惜一切代价去投机钻营，买官卖官？还不是只要当了官，就有权、有势、有钱！这也难怪，在皇权社会里，权力实在是太重要了：权力既是地位，又是利益和荣誉；与权力相伴，既有无上的荣耀，也有无比的风险。或许，正因为如此，它才多姿多彩，对许多人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魔力和诱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皇帝：天使与恶魔的混合体 古往今来，权力几乎是无处不在，只要有人类，就会有权力。那么，产生在中华大地上拥有绝对权力的**帝王们，到底是天使，还是恶魔？ 1.天使，还是恶魔？ 这个故事发生在三千多年前。 一位国王高踞在宝座上，他头戴王冠，身穿描花绣彩的锦袍，豹头环眼。在宝座两边，笔直地站着十几名手执长戈、腰挂利刃的卫士；在殿下，站立着一排排神态惶恐、连大气也不敢出的文武臣僚。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夏桀。此时，在他的怀里还半躺着一个风骚美女——妺喜，她是夏桀心爱的宠妃。 在大殿阶沿下，有一群武士正在向一个大铜柱里面添炭加火，铜柱的颜色逐渐由青色变成紫红。这时，一个武士端来一盆清水，朝铜柱泼去。只听“嚓嚓”几声脆响，清水顷刻之间化成几缕青烟，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夏桀“别出心裁”发明的一种酷刑——“炮烙”。 当时，因“炮烙”而丧生的人不知有多少，今天厄运又轮到了大臣关龙逢的身上。那么，关龙逢究竟犯了什么罪？很简单，就因为他说了几句真话！ 原来，夏桀生性荒淫而凶残，经常肆意妄为。例如，他大造宫室，派人四处搜寻美女，整日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在后宫群芳里，他最宠爱妺喜，而妺喜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爱好：喜欢听撕裂布帛的声音。于是，夏桀就派人把成捆的布帛撕碎，逗她开心。 这一天，夏桀在凉台上纳凉，忽然发现市场里人头攒动。于是，他又“心血来潮”，命人将几只斑斓猛虎装入铁笼，送到闹市上。正当大家围着铁笼观赏猛虎时，夏桀突然下令打开铁笼。这几只老虎已经饿了好几天，正又饥又渴。所以，铁笼一打开，几只老虎就狂啸而出，张开血盆大口，扑向密密麻麻的人群。一时间，虎吼人哭，血肉横飞，真是惨不忍睹，夏桀却站在一旁仰天狂笑。 对于夏桀的荒淫暴虐，上大夫关龙逢实在是看不下去，便犯颜直谏：“大王，您这么做，会丧尽人心，微臣担心要出大乱子！”夏桀却把嘴一撇：“你又在胡说八道了！天上有太阳，地上有我夏桀；太阳不亡，我就不会灭亡！” 关龙逢听后，长叹一声：“大王，现在已经是民怨沸腾了。因为您自比太阳，民间有一首歌谣：‘太阳啊！你什么时候坠毁，我们宁肯和你同归于尽！’”夏桀大怒：“好你个关龙逢，竟敢诅咒孤王！那我就让你也尝一尝炮烙的滋味，让你自己灭亡！” 这时，铜柱已经被烧烤得红中泛白了，风骚妖媚的妺喜急忙娇滴滴地催促夏桀：“大王！快动手吧！我还要看一场好戏呢！”“好！好！我的小美人儿，这就动手！”说完，夏桀在她的脸蛋上重重地亲了一口，然后放下妺喜，杀气腾腾地来到白石阶沿上，冷笑一声：“关龙逢！今天，我要让你明白：我是太阳，是绝对不会灭亡的！”说罢，夏桀仰天狂笑，声震殿堂，群臣纷纷低下了头颅，有的竟然吓得尿了裤子。 面对死亡，关龙逢却毫不畏惧：“苍天啊！你快拯救天下的生灵吧，我纵然死在炮烙之下也瞑目了！”这时，夏桀大喊一声：“行刑！”四名武士用铁索将关龙逢抬到铜柱边，然后一声呐喊，猛地迫使关龙逢当胸抱住铜柱。只听一声惨叫，关龙逢顿时毙命，顷刻间变成了一副发黑的骨架…… 在中国历史上，像夏桀这样**裸的恶魔，绝非只有他一个，诸如商朝的最后一个国王——纣王，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清朝末年的女独裁者——慈禧太后，他们也都是十足的**魔王。 尽管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恶魔来，但是，对于大多数的独裁者，却不能如此简单地冠以“恶魔”的称号，例如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清朝的康熙大帝玄烨，等等。 令人不解的是，甚至还有一些独裁者备受后人的颂扬，诸如消灭殷商、建立周朝的周文王和周武王，以及后来辅佐周成王的周公姬旦，都是后人眼里的“圣君贤相”。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手里，大唐王朝“天下太平”、“万方来朝”，是当时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至于李世民本人，也以善于“用人”、“纳谏”的一代明君的形象而彪炳史册。 一些农民起义领袖也是受到许多人称颂的独裁者，诸如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明朝末年的李自成，以及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等等，他们无一例外地被称为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伟人。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独裁者，例如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威震世界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明成祖朱棣、后金皇帝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十全老人”乾隆皇帝，以及“窃国大盗”袁世凯等人，他们究竟是天使，还是恶魔？ 衮衮诸公，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掌握最高权力的独裁者，除袁世凯已经被后人定为大开历史倒车的“窃国大盗”外，其他人似乎都很难简单地用“天使”或者“恶魔”来评价。可以说，他们既是“伟人”，又是“罪魁”；既是“天使”，又是“恶魔”。一句话，他们是天使与恶魔的混合体！ 2. 绝对权力将“天使”变成“恶魔” 古往今来，人们都是敬畏“天使”而害怕“恶魔”的，因为天使和恶魔都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他们或者给世人带来福音，或者给人类带来灾祸。总之，是权力造就了“天使”和“恶魔”，没有权力的“天使”，谁会敬畏？没有权力的“恶魔”，谁会害怕？ 在神话里，天使就是天使，恶魔就是恶魔，都是固定不变的：无论是真主，还是上帝，或者释迦牟尼，永远都是庇护苍生，降福人类，他们绝不会有朝一日突然变成祸害人类的妖魔。但是，在人间，“天使”却常常变成“恶魔”，促使他们蜕化和变质的是绝对权力。 对此，中国人有一句古话——“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就是对这种变化的生动概括和写照！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在起义之初，他们都称自己是“救苦救难”的“天使”，而一旦大权在握，胜利在望，就会撕下脸上的面具，逐渐变成“恶魔”，从陈胜到洪秀全莫不如此。 早年，陈胜家境贫寒，“尝与人佣耕”。不过，他胸有大志，不肯忍受这种生活。有一次，在田间劳动时，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苟富贵，毋相忘！”和他一起干活的穷伙伴们听了，都很好笑，就问他：“若为佣耕，何富贵也？”意思是，现在我们为别人耕田，哪来的富贵？陈胜长叹一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几年后，陈胜在大泽乡起义，打进陈县，当上国王，就开始讲究享受和排场了。这时，一些老伙伴来找陈胜，谈起了陈胜过去贫贱时的情形。本来，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陈胜却认为揭了自己的“老底”，脸上无光，就把这几个老伙伴全杀了，将自己昔日“苟富贵，毋相忘”的誓言忘得一干二净，因而丧尽了人心。最后，陈胜众叛亲离，被车夫庄贾所杀。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领袖，陈胜之所以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他手中掌握了从未有过的大权。 黄巢，是唐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领袖。早年，在科举考试落第后，他曾愤然写下一首《不第后赋菊》：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首诗充分表现了黄巢对于**帝王的仇恨，以及决心要推翻腐朽的李唐王朝的壮志豪情。 乾符二年（875年），黄巢发动起义。不久，他自称“冲天均平大将军”，展现了均平富、铲除恶邪之类的“天使”一般的胸襟和抱负，因而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般的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 当黄巢率领起义军攻进京城长安时，也是秋毫无犯，惟恐惊扰了穷苦的老百姓，无愧为“天使”。据《旧唐书·黄巢传》记载： “贼陷京师。时巢众累年为盗，行伍不胜其富，遇穷民于路，争行施遗。既入春明门，坊市聚观。尚让慰晓市人曰：‘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不恤汝辈，但各为家。’巢贼众竞投物遗人。” 当时，黄巢命大将尚让安抚百姓，并表明他同李唐皇帝的根本区别在于：他是爱护百姓，而李唐皇帝则是坑害百姓。而且，起义军也不是光耍嘴皮子：起义军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向周围的老百姓抛送钱财。这时，黄巢及其部下真应该被称为“天使”。 没过多久，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当黄巢从春明门浩浩荡荡地开进皇宫，登上太极殿，数千名宫女一齐下拜，高呼：“黄王万岁！万岁！万万岁！”那燕语莺声传入耳畔，黄巢真是觉得心旷神怡，顿感自己已经不是凡人了。所以，他仰天大笑：“今日之事殆天意欤！” 随后，黄巢就向封建统治阶级学习，自称皇帝，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又封自己的妻子曹氏为“皇后”。然后，黄巢登上丹凤门，向众人宣布大赦令，并得意地说： “唐帝知朕起义，改元廣（广）明，以文字言之，唐已无天分矣：唐去丑口而安黄，天意令黄在唐下，乃黄家日月也。” 身为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竟然也向封建皇帝学习，耍起文字把戏来：把“廣（广）”字解释为“唐”字去掉“丑口”而安“黄”字，以说明自己当皇帝是天意。 同时，黄巢又重用唐朝的旧官僚，赐给他们高官厚禄，甚至派人到处去寻找唐朝的宰相，让他们来做大齐的宰相。 此时，黄巢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新的王朝的独裁者了。所以，他对人民就变了一副嘴脸。 有一次，在与唐军作战时，起义军不利，一度退出长安城，“坊市百姓迎王师（指唐军）”。稍后，起义军反攻，又杀回长安。于是，黄巢迁怒于长安百姓，下令屠城，血流成河，这是何等残暴！这时，黄巢已经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恶魔”！ 明朝末年，闯王李自成以“均田免粮”为口号，到处宣布：“三年不征，一民不杀”，“平买平卖”。在进北京前，起义军纪律严明，不许私藏金银、占住民房、踏坏田苗，因而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许多人就像“大旱盼云”似地盼望李闯王！ 就是在进北京城之初，起义军也是秋毫无犯，“上将刘宗敏整军入，军容甚肃”。可是，没过几天，起义军就很快由“义军”变成了“害军”。作为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实，早在进入北京前，李自成就开始一步步地走向自己的反面。 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前后，李自成可以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此前，他是农民起义军领袖；此后，他逐步蜕化为封建帝王。这年春天，李自成一攻克襄阳，就“改襄阳为襄京，修故王宫殿居之”。第二年正月，又改西安为西京，定国号为“大顺”，当上了**帝王。随后，他又学着封建统治者那一套，给自己的祖宗八代各加“谥号”。 同时，李自成又忙着给自己整修宫殿，“据秦府为宫，收姬妾数百以充实之……发民夫，大修长安城，挑濠堑，具楼橹，视前制倍壮丽”。此时，李自成虽然仍是头戴白毡笠，身着蓝箭衣，胯下乌驳马，但他已经蜕变成一位封建帝王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在黄龙旗的簇拥下，李自成攻进北京，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吊死在煤山，大顺皇帝取代了崇祯皇帝。搬进皇宫后，李自成册封妻子高氏为皇后，以谋士牛金星为宰相，大将刘宗敏掌管军队，下面的文臣武将也大多是明朝的高官显贵。 作为文官之首，大学士牛金星“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享受起“大顺宰相”的滋味儿来了。至于刘宗敏这个铁匠出身的将领，也抓紧时间享福发威：一方面亲自拷问豪绅大富，大肆搜刮金银；另一方面把正在镇守山海关的明朝大将吴三桂的小老婆陈圆圆给霸占了，促使吴三桂叛变降清，带来千古祸害。 “上梁不正下梁歪”！集结在北京的40万起义军（也许应该称他们为“大顺官兵”）也跟着变质了，“贼将各踞巨室，籍没子女为乐”。当时，有人曾提醒刘宗敏，这样下去会激起民变，刘宗敏却说： “此时只忧兵变，民何足言！军兴日费万金，安所取给？” 这等于是公开告诉40万大顺官兵：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奸淫掳掠，胡作非为，谁也不会制止你们！ 倘若大顺皇帝李自成不同意（至少是默许），刘宗敏又怎么敢如此纵容？他有几个脑袋？ 由于新建立的大顺王朝迅速**，老百姓对他们大失所望，“始愤痛思旧矣”。现在，人民竟然怀念起腐朽的明朝来，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不久，吴三桂投降清朝，引八旗兵入关。其实，这也并不是十分危险的情况，因为此前清兵也曾多次绕开山海关南下，最后还是退回关外，何况清军面对的是比明军强悍十倍的大顺军！所以，清军统帅、摄政王多尔衮对李自成也心存畏惧： “我军三次围困明都，不能立克，（李）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肯定过人，如今率大军而来，志在不小……” 这句话，可以说是既正确，又错误：说它正确，是因为李自成的确比清军厉害，竟能一举攻克北京；说它错误，是因为多尔衮没有看到大顺军队已经迅速腐化，不再是昔日斗志昂扬的农民军！ 据《明季南略》记载，大顺官军东征山海关时，将士们一个个腰缠万贯，“多者千余金，少者亦不下三四百金。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在八旗铁骑和拼死报仇雪恨的吴三桂的军队面前，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胜仗呢？至于那位喜欢抢别人小老婆的大将刘宗敏，此时虽然仍是气冲斗牛，但毕竟是“中气不足”了，在与八旗兵交锋时挨了一箭，只好落荒而逃！ 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匆忙退回北京。这时，他不是设法坚守北京，而是急着要正式登基当皇帝，过一回“皇帝瘾”。在撤退前一天，李自成匆匆忙忙补办了一个“登基大典”：他头戴皇冠，身穿皇袍，登上武英殿的蟠龙宝座，就算是正式即位了。然后，他又追尊七代祖先为皇帝。这当儿，文武大臣一个个蟒袍金带，跪在下面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随后，李自成又颁发一道“大赦令”，宣布当年为“大顺永昌元年”。就这样，一个短命的、不被后人认可的王朝——大顺王朝正式诞生了！ 在清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李自成还有心思演出这么一幕“加冕登基”的闹剧，实在是荒唐之极！ 更可气的是，“登基大典”一结束，刚登基的“大顺皇帝”李自成竟然向西楚霸王项羽学习，下令焚毁皇宫和北京城。也许，这就是中国人的怪毛病：只要我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这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这时，李自成还是进北京前那一付装束：白毡笠、蓝箭衣、乌驳马。在他的身后，是一大批愁眉苦脸、心怀鬼胎的明朝降官，还有几百名花枝招展的宫女，以及数不清的金银财宝。至于那几十万大顺官兵，当然是个个腰间缠着沉甸甸、鼓囊囊的钱袋儿，活像一批抢饱后的强盗。 现在，北京城里的老百姓家家关门闭户，透过窗棂望着被大火映红的夜空，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到底是恐惧、惶惑，还是幸灾乐祸？总之，他们再也唱不出“迎闯王，不纳粮”的赞歌了。 算下来，大顺朝在北京号令了40天，李自成只坐了二十几天的金銮宝殿（其中，有14天是东征山海关）。退出北京后，在清军的穷追猛打下，李自成一蹶不振，最后战死在湖北九宫山，年仅39岁，这位“一代人杰”走完了自己从农民军领袖到封建帝王，即由“天使”变为“恶魔”的短暂旅途。很明显，造成这种剧变的巨大动力是“绝对权力”！ 李自成死后二百多年，另一位“天使”——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了农民起义，这就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 洪秀全，原本是一位“名落孙山”的秀才，仗着自己读过一些西方书籍，便借用基督教的一些教义，创立了一个中西糅合、“不土不洋”的“拜上帝会”。当时，洪秀全自称：天父上帝派他到人间剿灭清妖，建立“人间天国”。于是，洪秀全就成了一位半“人”半“神”的“天使”。 至于他的助手杨秀清，则是做得更绝！有一天，他忽然手舞足蹈地宣称：天父上帝附体。从此，他就成了“天父上帝”的代言人，地位仅次于洪秀全；在特殊情况下，杨秀清还可以宣称上帝附体，假借“天父上帝”的名义责问甚至鞭笞洪秀全。 当时，洪秀全、杨秀清以“上帝”的名义号召群众，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明确宣布：要彻底废除私有制，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 不久，洪秀全打进南京，在那里当上了“天王”，杨秀清当上了“东王”，下面还有北王、翼王等一大堆王。太平天国建立了！这时，洪秀全虽然没有自称皇帝，但他是天王，照样大权在握，可以作威作福。 在金田起义之初，洪秀全这位“天使”曾明确宣布：世间有许多不平之事，他要把这个“乖离浇薄”、“凌夺斗杀”的社会改造成为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世界。但是，就像陈胜说过的“苟富贵，毋相忘”一样，这些话只适用于未富贵时。一旦洪秀全做上天王，他就立即下诏，“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并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任何人都不能越雷池一步。 起初，太平军官兵之间是平等而亲密无间的，彼此之间见面也就是一拱手而已；就是群臣参见洪秀全，也只是一膝着地，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礼节，以至于“打躬叩首，皆呼为妖礼”。但是，在定都天京后，洪秀全就下诏，命全体官兵“学习为官称呼问答礼制”，如果见到大小官员，军民人等必须“各回避道旁呼万岁、万福、千岁……”，否则就要受到严厉处分。 在绝对权力的驱使下，洪秀全这个“天使”的面目越来越狰狞。当时，他长期深居宫中，头上戴着皇冠，身上穿的是绣龙描云的龙袍，说一句话就是“天旨”，“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至于他的嫔妃（也就是大小老婆），多达200人，宫女更是不计其数，其他几个王也是姬妾成群。可是，根据天平天国的“天条”，一切官兵、百姓，都不能嫁娶婚配，连娶老婆都不准，更别提生孩子了。 总之，洪秀全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帝王。至于那个神圣的光环——《天朝田亩制度》，说穿了只是一个“乌托邦”而已，早就成为一纸空文。而且，没过多久，天王洪秀全就下诏“照旧交粮纳税”，恢复旧的生产关系，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 此外，洪秀全还亲自签署告示，明确宣布： “业户固贵按亩输粮，佃户尤当照额完租……倘有托词延宕，一经控追，抗租与抗粮同办！……各军乡官，设局照料弹压……如有顽佃抗还吞租，许即送局比追……严禁霸租、抗粮、盗树，犯者处斩！” 类似的告示、命令比比皆是！ 好一副杀气腾腾的面孔！ 一般的穷苦老百姓谁会想到，他们那样虔诚信奉、并为之浴血奋战的“太平天国”，竟然会是这个样子！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我们只能看到“绝对权力”又在作怪！ “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 洪秀全这个“天使”明明知道这个非常朴素的“真理”，但他还是重蹈了“黄巢李闯安在哉”的覆辙。这个现象很复杂，我们似乎不能用一句“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来简单地概括！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皇权国家体制的悲剧 读了这么多故事，有人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会从“天使”变成“恶魔”？ 有人说，权力之所以让那么多的天使中“毒”变质，甚至变成面目狰狞的恶魔，是因为这些“天使”的体内潜藏着一种邪恶之气——“权势欲”，这些人平日也许像“天使”，一旦大权在握，权力就会与肌体内的权势欲迅速结合，从而发生质变。 不过，这种看法仍然是停留在表面，失之肤浅，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天使”般的人物，他们主动放弃最高权力，结局却是“出人意料”——引发了一场杀戮，以对权力的残酷争夺而告终。下面，让我们来读一则故事。 在中国历史上，吴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说它特别就在于，它曾具有数百年让国、让权的历史，虽然这一点没有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多大影响，但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遗产，我们还是有责任将它发掘出来，传之后世。 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都很敬佩和崇拜英雄。其实，中国人真正应该为之“奏黄钟歌大吕”的，并非杀人如麻的**帝王，而是那些主动“让国让权”的英雄。可惜的是，中国人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然淹没在对**帝王的崇拜里。君不见这些年各色各类的“帝王戏”、帝王小说，一直在国内红红火火、长盛不衰？ 原来，吴国的始祖是太伯、仲雍兄弟，他们都是周太王的儿子。当时，周太王想把君位传给第三子季历（周文王的父亲）。于是，两个哥哥——太伯、仲雍主动出走，将太子之位让给季历。在南方，他们建立了一个名叫“句吴”的国家，所以吴国本身就是“让国让权”的产物。 周灵王十一年（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病死。临终前，他想把王位传给第四子季札。可是，季札坚决不肯接受，寿梦只好把王位传给长子诸樊，并留下遗言：自诸樊开始吴国的王位先不传子，而传弟，意在最终把王位传给季札。 就这样，王位传到了老三余昧手里。周景王十八年（公元前527年），余昧病死，遗命季札继位。但是，季札宁可离家出走，也不愿意当这个国王。“国不可一日无君”，最后，大臣们一商议，决定改变“兄终弟及”的定例，另立余昧的儿子王僚为吴王。 于是，在“权力合法性”的问题上，王僚与公子光发生了严重分歧。这位公子光是诸樊的儿子，他坚持“兄终弟及”的原则（实际上是他想当国王），认为自己才是吴国的“合法继承人”。 “一山不容二虎”，这个问题总得解决。不过，“请神容易送神难”，要想结束让国、让权，就必须采用暴力手段，付出生命的代价。最后，公子光抢先发难了。 当时，通过伍子胥的介绍，公子光待勇士专诸如上宾，把“宝”全都押在他的身上。 周敬王五年（公元前515年）四月，公子光请王僚赴宴。“宴无好宴”，王僚也很谨慎，身穿重甲，身旁又有许多士兵保护。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专诸把匕首藏在鱼腹中，假装送菜，突然抽出匕首，一剑刺穿王僚，王僚当场毙命。事后，公子光如愿以偿，做上了吴王，是为“阖闾”。吴国“让国让权”的悲剧，也就此收场（阖闾死后，是他的儿子夫差继位）。 读完这则故事，真是让人心酸！面对王位和最高权力，上一代人（诸樊、余昧、季札）是谦和、仁爱的“让”，到了下一代人（王僚、公子光），就变成了残酷无情的“争”，正好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可同日而语！ 阴差阳错，这些“让国让权”的先辈们做梦都不曾想到：温文尔雅的“让国让权”非但没有达到消灭互相杀戮的目的，反而酿成了一场悲剧，而这场悲剧竟然要以鲜血来结束。所以，后人从中吸取了一个“宝贵”教训：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绝对不能有“妇人之仁”，只能“先下手为强”，否则就要遭殃！这不，公子光就是一个聪明人，他下了狠心，而且下手比王僚快，结果笑到最后，还挤进了“春秋五霸”的行列，名垂青史，成为后人仰慕不已的英雄。 遗憾的是，在尧、舜、禹之后，让国让权在皇权社会就几成绝响，仅此一例，剩下的全都是尔虞我诈的杀伐。 所以，吴太伯、季札等人反而成为中国历史的“反面教材”，为后人所不齿。其实，在皇权社会的“权力场”上，根本没有让可言，“让”的结果只会使自己一无所有，一事无成。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即使你肯主动让权，又如何自保，善始善终？ 看来，还是大思想家韩非子说得好：“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帝王大搞**、独裁，他们的资本就在于掌握了最高权力，而最高权力不争何来？在这里，“专诸刺王僚”的血腥一幕，是让国让权的必然结果，也是“让权＝乌托邦”这条政治铁律的最好佐证。 皇权时代，中国实行的一直是“人治”，而非“法治”。在这种政治框架下，让国让权缺乏制度的支撑，只能是一个永远也实现不了的“乌托邦”。古代，“让”最多只是一种品德（也许该称为“美德”），虽然可歌可颂，但并不具有普遍性。一个社会要想正常发展，品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确立一套能够“持之以恒”的运作机制，靠机制来约束人。 在皇权社会的政治斗争中，“争”才具有普遍性。问题不在一个“争”字，而在于如何“争”。是否一定要依靠暴力，要以杀戮为代价？看来，我们的先人最多只考虑过“让”，没有认真考虑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政治运行机制，进行公平、合理的“争”。 几千年的皇权社会，正因为迟迟没有确立一套文明的“游戏规则”，所以，在权力（特别是皇权）面前，大家无法“和平共处”。那时的中国人可以说是被权力这头“怪兽”弄得日夜不宁，哪怕哀鸿遍野、白骨遍地，也没有人过问。 在皇权国家体制下，那些异姓的“局外人”觊觎最高权力自不待言，就是在皇族内部也没有一天太平过：父亲杀儿子，儿子杀父亲，哥哥杀弟弟，弟弟杀哥哥，甚至连母亲也可以杀死亲生儿子。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权”字。“权”，这个字眼，让多少人为之朝思暮想、魂牵梦绕、黑白不分，甚至六亲不认，干出一些禽兽不如的事情来。 千百年来，这种皇族内部的杀戮早就是“家常便饭”了，中国人已经见怪不怪！唉，反正皇帝的大小老婆多，既然可以多生几个龙子龙孙，那么为权力的殿堂多供奉一些“祭品”也是应该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至于天下臣民，都是**帝王的奴隶，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听任他们的践踏、宰割。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帝王“受命于天”，是天下的主人，依次而下构成臣属关系，形成了一个一人为主，其他人均为臣仆的局面：除了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最自由”之外，其他人的人格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扭曲，没有一个人具有独立的人格。 更有甚者，历代帝王大力推行“愚民政策”，致使中国人愚不可及，成了一盘散沙——这就是中国古代皇权国家留给我们的最大“治绩”——即使已经“治”到了这般已经“不成其为人”（马克思语）的略高于畜生，甚至不如畜生的境界，还要山呼万岁，对**帝王顶礼膜拜，感谢“皇恩浩荡”！ 总之，在皇权社会里，只有至高无上的“皇权”，没有“民权”，也就扼杀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生机，这真是中国历史上皇权国家体制的罪恶与悲剧！ 几千年来，中国的皇权社会不知经历过多少沧桑巨变，既有过“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也有过“暗无天日”的黑暗年代。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皇权主宰下的“权力场”却一直存在着，如同一座永不谢幕的大舞台。 为了争夺权力，有的人殚精竭虑于金殿之内，有的人奔走于草莽之间；有的人喋血宫门，有的人在疆场上浴血拼杀。时而祸起萧墙，时而乱起边陲。在“权力场”这个大舞台上，皇帝、宰相、文臣、武将、后妃、外戚、宦官，形形色色的人物粉墨登场，上演了无数个“悲剧”和“喜剧”：崇高的令人肃然起敬，悲壮的让人扼腕叹息；滑稽的让人捧腹大笑，丑恶的令人痛恨不已；有的让人既怜又恨，有的让人又喜又忧，真可谓五光十色，异彩纷呈。 不过，要想在“权力场”上取得立足之地，并飞黄腾达，又谈何容易？可悲的是，长期生活在皇权国家体制下的中国人，只知道对权力（特别是皇权）顶礼膜拜，把皇权和权力场看得无比神圣，甚至陷入权力场而不可自拔。纵观古今，真正看透**皇权和权力场，达到“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意境的，又有几人？ 总之，皇权政治和权力场是一部永远也读不完的“百科全书”，博大精深！既然皇权政治和权力场如此令人着迷，“引无数英雄竞折腰”，那么，对其奥秘进行全方位揭示，就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也正是本书的宗旨所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皇帝的宝座——耀眼而血腥的权力碑 引 言：血光闪闪的龙椅 巍巍紫禁城，金镶玉嵌的天子御座，充分显示出**皇权的无限威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龙椅就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为了能够坐上这把龙椅，多少人杀得头破血流、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为了它，在金銮殿里上演过多少次父子反目、骨肉相残的历史悲剧！ 从夏朝开始，到清朝灭亡，中国历代王朝始终没有确立一套君位继承的机制，在皇位更替之际经常会发生政治危机，老皇帝一驾崩，天下就大乱的事情屡见不鲜。从理论上说，中国的皇位继承不外乎“子承父业”和“兄终弟及”这两种方式（在个别情况下，也有隔代继承）。不过，在政治实践中，发生在皇位继承环节上的故事花样不断翻新，数不胜数，读后真让人既恐怖，又凄凉，唏嘘不已！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皇帝素来享有“半人半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可是，自从皇帝制度在中国诞生，它的“共生伴侣”——围绕皇位的拼死厮杀也就随之而来。几千年来，在中国历史上，不知发生过多少个血腥的宫廷故事！一般人读起来，往往是“一头雾水”，稀里糊涂，根本就无法理解。 可是，只要我们把它放到“中国古代皇权社会”这个大背景之下，就会豁然开朗，洞若观火。 汉武帝晚年，出于一片“护犊之心”，非常喜爱自己的小儿子刘弗陵，很想立他为太子。为了防止他的母亲临朝称制，威胁皇权，刘彻一狠心，就提前将这位曾经备受自己宠爱的“钩弋夫人”赐死。 在今天的人看来，立儿子为皇太子，却要处死太子的母亲，这是难以理解的事情。但是，在皇权**时代，这件事却备受后人的赞扬，更被视为汉武帝“雄才大略”的一部分。类似这样糟糕的故事，在中国史不绝书，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帝制文化最深处，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凶残，为了确保皇位和**皇权不受侵犯，最高统治者可以不择手段。 这也许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我们民族“劣根性”的一部分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专制帝王如何实现“绝对领导”？ 在中国皇权社会的权力金字塔里，皇帝高踞于最顶端，拥有最高权力，对天下臣民拥有生杀予夺的支配权。很显然，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君臣关系只能是一种以权力为基础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样一来，如何维护皇权，实现对天下臣民的“绝对领导”，就成为**帝王们要考虑的“核心问题”。 几千年来，历代帝王都秉持这样一个信条：对于**皇权的威胁，主要是来自臣下，即所谓“萧墙之祸”。每当一个**帝王将要谋求或登上大宝时，对皇权的渴望和失去权力的恐惧就“如影随形”似地跟定了他，所以，帝王们都把主要精力用于防范臣下，控制万民。在中国历史上，凡是能够有效地行使皇权，并创造出辉煌业绩的帝王，在权谋方面都很有一手，他们可以说是无愧于“权谋大师”的称号！ 历代帝王在驾驭臣下时经常玩弄权术，不断推陈出新，其手段之卑鄙、圆滑、老练，真是让人“叹为观止”！下面，我们择其荦荦大端，看看他们是如何运用权术来驾驭臣下、统治万民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帝王秘诀之一：集权力于一身 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国家的权力体系是以皇帝为核心营建的，而这个权力体系是否完善，关键就看皇帝能否有效地控制权力中心，指挥整个权力系统运转。为了完善权力中心，更好地支配这个权力体系，历代帝王绞尽脑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千方百计地强化自己手中的皇权和对整个权力系统的支配能力，而且越到皇权社会的后期，这种集权的趋势就表现得越发明显，甚至达到了朱熹所说的“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的地步！ 1. 赵匡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宋朝初年，南唐后主李煜曾经对赵匡胤奴颜婢膝，以求苟延残喘。可是，赵匡胤在做好充分准备后，还是毫不犹豫地发兵进攻南唐。这时，李煜派使节去质问赵匡胤：南唐究竟有什么罪过，为何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不过，赵匡胤却“振振有词”地说出了一句直到今天还萦绕在我们心头的一套“歪理”：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这句话，一语道出了皇权国家体制最真实的内涵，那就是**皇权具有绝对性和独断性，它不允许有任何威胁自己的权力存在。 原来，“安史之乱”以后，各地的节度使们逐渐演变为“藩镇”，成了一群不受朝廷约束的骄兵悍将，兵变层出不穷，上演了一幕幕“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闹剧，皇权**的国家体制遭到了极大的挑战和破坏。 在“陈桥兵变”后，赵匡胤“黄袍加身”，夺得帝位。这时，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坐稳龙椅，让“赵家的天下”永不变色！ 在皇权国家里，皇帝之所以至高无上，关键就在一个“权”字，即所谓“印把子”。如果皇帝大权旁落，那他就会变成傀儡，一钱不值，非但不能支配天下臣民，相反，他自己还得看别人的脸色行事。 于是，对“卧榻”非常热爱的赵匡胤在制度设计上颇费了一番心思，竭力加强皇权，削弱臣权，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政治体制。在他的手里，中国的皇权国家体制被推到了一个绝对**的新阶段，这是皇权国家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在政治上，赵匡胤建立了一套“三权分立”的新制度，将过去由宰相统一掌管的行政、军政、财政三大权力分开，使中央政府由互不隶属的三大部分构成：中书省（管理行政）、枢密院（管理军政）和三司（管理财政）。 中书省，就是政事堂，又称“中书门下”，是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它的首长是同平章事（即宰相），意思是与皇帝共同商议朝政；副首长是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意思是与宰相共同商议政事。 枢密院，是全国最高军政机构，最高首长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首长为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 中书省与枢密院分掌行政权和军权，号称“二府”。其中，中书省又称为政府、东府，枢密院又称为枢府、西府。在地位上，枢密使与宰相差不多，号称“执政”，二者互不隶属，自成体系，直接对皇帝负责。 至于中央政府的财政大权，则由三司执掌，最高首长是三司使（号称“计相”），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个部分，是仅次于“二府”的中央权力机关，也直接对皇帝负责。 在赵匡胤时代，宰相的地位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当时，赵匡胤除了竭力削弱宰相的权力之外，还在礼仪体制上刻意打压宰相。为此，这位赵匡胤先生还故意耍了一个“小花招”。 在中国古代，宰相的地位一直比较特殊。秦汉时期，宰相的地位极为崇高：在朝廷上，宰相甚至可以和皇帝一起共同接受百官的叩拜；要是在街上遇见宰相，皇帝要下车向宰相施礼；宰相生病了，皇帝应该到相府探视。到了隋唐时代，宰相的身份虽然没有那么尊贵了，但仍然可以面对面地坐在皇帝面前，一起商讨政事，轻松而从容，遂有“坐而论道”之说。 等赵匡胤当上皇帝，看到宰相们居然可以坐在自己面前，他心里就很不舒服。有一天，他吩咐宰相们：“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们把奏章递给我。”几位宰相都是读书人，哪知道“皇帝陛下”的“花花肠子”，便走上前来。这时，赵匡胤悄悄地使了一个眼色，几个小宦官心领神会，趁机撤掉了宰相们的椅子。其实，赵匡胤这时才35岁，所谓“眼睛昏花”云云显然是他耍的一个小把戏。从此以后，在皇帝面前，宰相的地位“一落千丈”。特别是到了明太祖时，宰相竟然要跪着伺候皇帝了，再也没有人可以站在皇帝的面前。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此外，赵匡胤又“独出心裁”地设计了一套军事制度，其核心理念就在于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这对此后中国历史的影响更加深远。 为了从体制上杜绝武夫干政可能造成的危害，将兵权集中到皇帝的手里，宋朝开国之初就确立了“皇帝—枢密院—三衙”的统兵体制。在中央，枢密院负责掌管全国的军政事务，权力很大，类似于今天的国防部。至于尚书省下属的兵部，则是形同虚设，顶多是一个负责收发文书的机关而已，大权都掌握在枢密院。 “三衙”的全称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其职能是“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实际上是负责管理中央的禁军。至于各部队的统兵将领，则是由皇帝临时委派，称为“率臣”。通常是，遇到战事，就临时委派元帅；一旦战争结束，元帅就要立即交出兵权，离开部队。 即便是一个对军事是“门外汉”的人，也能看出，这套纵横交错的军事体制，实际上把军权一分为三：枢密院虽有调兵权，却没有管辖权；三衙虽有管辖权，却没有调兵权；至于对部队有实际指挥权的统兵官，则是由皇帝临时任命。这种制度设计，完全符合相互制约与平衡的精神。在这套体制下，如果还有某一位将军想要拥兵自重、反抗朝廷的话，那么他要克服的困难实在是太多了。赵匡胤由此奠定了大宋王朝三百多年的江山，除了南宋初年外，他的子孙都可以高枕无忧，不用再担心“黄袍加身”之类的兵变了。 2. 朱元璋：乾纲独断，废除丞相 明朝初年，继承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设立三大府：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其中，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大，以左、右相国（不久改为丞相）为长官，还设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高级官僚，以及作为具体办事人员的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中书舍人等等，而中央政府的各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只是中书省下属的机构，六部的长官尚书、侍郎只不过是丞相的属员。 当时，中书省不但有“综理机务”的职权，而且全国各地、各部门给皇帝的奏章也要“先白中书省”，一切以皇帝的名义发出的诏令、谕旨，也要经过中书省传达，俨然是设在皇帝和各国家机关中间的一级权力部门，是皇帝与各国家机关进行联系的“中转站”。所以，丞相是处在皇帝一人之下，高踞于百官之上的“特殊人物”。 明朝一建立，最早担任左右相国（丞相）的是李善长、徐达。李善长是文官之首，而徐达是军队之帅，真可谓位高权重。后来，出任丞相一职的李文忠、汪广洋、胡惟庸等人，也都是勋贵之臣，更说明中书省的地位非常独特。 可是，设置中书省这样一个机构，并授予这么大的权力，不仅与中国传统的皇权国家体制几千年来不断压抑相权、抬高皇权的趋势相抵牾，而且也不符合封建社会晚期高度集权的皇权**统治的需要，更是一贯喜欢独揽大权的明太祖朱元璋所不能容忍的。特别是，最后一任丞相胡惟庸独断专权，“专生杀黜陟，以恣威福。内外诸司封事入奏，（胡）惟庸先取视之，有病己者辄匿不闻。由是奔竞之徒，趋其门下”。由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激化，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掀起大狱，以“谋反”的罪名处死了胡惟庸。 其实，“胡惟庸案”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为了铲除胡惟庸，朱元璋硬给他扣上了私通日本和蒙古，图谋造反的罪名。罪名其实都是“莫须有”的，究其根源，是因为中书省（丞相）对于**皇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对此，朱元璋早就心怀不满，而死到临头的胡惟庸却不知收敛，恃功骄纵，跋扈揽权，更促使朱元璋下定决心，作了断然处置。 其实，在此之前，朱元璋就已经着手削减中书省的权力，削弱中书省对各级国家机关的控制。早在洪武十年（1377年），他就下令设立“通政使司”，负责公文的上传下达，并规定“奏事毋先白中书省”，明显是要限制中书省的职权。但这些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并不能从体制上解决问题，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依然存在。 在处治胡惟庸的同时，朱元璋又以此为“突破口”，宣布对中央政府的官制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1. 撤销中书省，永远废除丞相制度。朱元璋特别强调：自古以来，丞相制度“弊多利少”，“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贤相，然其中多少人专权乱政”？所以，他在《大明祖训》里明确规定：永远“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 2. 提高中央六部的官秩和职权，将原来中书省的职权分给六部，并直接向皇帝负责。 3. 将过去统领军政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在职权上，五军都督府与中央的兵部也是互相牵制：各都督府对军队虽有管辖权，却没有调兵权；兵部虽有调兵权，却不能直接管辖军队，无法向军队直接发号施令。 这样一来，在行政上，是皇权完全兼并相权，皇帝实际上成为“总尚书”，领导和指挥六部；在军事上，则是由五军都督府瓜分军队的指挥权，皇帝实际上也是“总都督”。于是，一切军政权力完全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中，并在制度上获得保障。朱元璋试图通过官制改革，“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皇权与相权、帅权的矛盾，使自己的统治“安如磐石”，确保大明王朝的万里江山“永不变色”。 所以，朱元璋得意地向大臣们夸耀： “我朝罢相（指丞相），设五府（指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指皇帝）总之，所以稳当。” 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可以说是“最勤政”的皇帝。因为朱元璋不相信臣下，一味地集中权力，所以他真可以说是“日理万机”，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批阅奏章，一直忙到深夜，非常辛苦，没有休息时间，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三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丝毫不敢懈怠。特别是，在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各种奏章就像潮水一般涌来，他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章，处理四百多件政事。从朱元璋的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对于绝对权力，**帝王们真是有一种难以遏制的贪欲，甚至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名言。其实，在皇权社会里，这种情结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几千年来，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哪一次皇族内部的争夺不是骨肉相残？所有这些围绕皇权的殊死搏斗，无不植根于这个情结。 诸如赵匡胤、朱元璋这样的**帝王，具有这种“卧榻情结”一点也不奇怪；相反，假如他们没有这种情结的话，倒是很让人惊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帝王秘诀之二：愚民政策 在皇权社会里，最高统治者需要大批宦官为后宫服务，因为帝王至高无上，占有成百上千的后宫嫔妃，而宦官已经被阉割，绝对不会**宫闱。为了一己之私，最高统治者肆意践踏人权、灭绝人性，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在历代帝王的心目中，与后宫佳丽相比，“天下”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拥有“天下”是他们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的基础，所以他们处心积虑地加强对天下臣民的控制。从夏启“家天下”开始，到西周以后，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把天下的土地、人民都当成**帝王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并世代相传。 因为人是有意识的生物，他们的行为是受到思想支配的，所以，要想让天下臣民俯首帖耳，甘当最高统治者的“顺民”，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丧失犯上作乱的思想。那么，能否像阉割人的生殖器，把他们变成宦官那样，把天下臣民的思想阉割掉呢？这是历代帝王无时无刻不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了种种“锦囊妙计”！ 1. 焚书坑儒 在秦朝统一全国之前，中国境内邦国林立（据说夏朝时有万邦，商代有3000方国，到武王伐纣时仍有800诸侯）。在诸侯割据的情况下，各邦国的统治者互相争斗，时刻都有危机感，他们既要自保，又要夺取别国的领土、财富和人口。因此，各国统治者非常重视人才，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重士”、“养士”成风，思想界非常活跃，他们相互争论、诘难，相互吸收、融合，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可是，好景不长，自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皇权**国家之后，消除内部的威胁已经成为历代帝王们的主要任务了。为了让万里江山流传万世，自诩“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时刻都在盘算着如何防止臣民们起来犯上作乱。 这时，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出场了。 李斯，这位来自楚国下蔡的士人、学术大师荀子的高徒，素来对时局和政治走向非常敏感。在全国统一后，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形势的变化和秦始皇的心理变化。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在与博士淳于越辩论“分封问题”时，他竟然“史无前例”地提出： “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听了李斯这番高论，秦始皇当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结果，嬴政一声令下，大秦帝国境内到处点燃了焚书之火，秦朝以前的古典文献除了秦国史书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尽皆化为灰烬，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遭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摧残，这就是著名的“焚书”事件。 为了消除文人对自己的非议，秦始皇又实施了残忍的“坑儒”政策。其实，在秦朝统一后，秦始皇一度对知识分子实施“拉拢政策”：“吾……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结果，这个政策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起到了反作用：一些文人不识时务，居然“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更要命的是，一些文人本性难改，竟然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或为妖言以乱黔首”。表面上，是知识分子的不驯服导致了秦始皇政策的转变。其实，在“焚书”之后，“坑儒”也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坑儒”还不只一次，前一次是在咸阳公开坑杀的，后一次是在骊山陵谷中用欺骗的手段秘密坑杀的。所以，“坑儒”完全是秦始皇有预谋的一个政治事件。 在秦始皇的高压统治下，一切学术书籍几乎都被焚毁，一切思想流派都被禁绝，“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不过，这并不能改变秦朝二世而亡的命运，因为起来造反的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他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推翻了秦朝。看来，秦始皇推行的“焚书坑儒”政策成效并不明显，只是一个笨办法，属于“下下之策”。 其实，“焚书坑儒”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从秦始皇开始在后宫推行宦官制度，而全国性的思想禁锢也是从秦始皇开始的。“焚书坑儒”可以说是对中国人的第一次思想阉割，它揭开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推行“愚民政策”的大幕。 2.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朝灭亡以后，思想界又开始复苏。汉朝初年，实行的是“无为而治”的政策，黄老之学占了上风。当时，在学术上，各家学派相互论辩，一时热闹得很。 到了汉武帝时，经过卫绾、窦婴、田蚡等人的努力，儒学一步步占据了中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特别是汉武帝采纳了儒学大师董仲舒的提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的统治地位上升到了无法动摇的程度。对此，顾颉刚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秦始皇失败了，汉武帝成功了。” 打一个比方，就好像对付一头驴子：不是把驴子捆起来，不让它行动，甚至把它杀掉，而是蒙住它的双眼，让它在那里为你拉磨。因为被捆起来的驴子总是要反抗、挣扎，杀掉驴子就不能让它为人类服务了，而拉磨转圈的驴子就活得很“安分”，甚至心甘情愿地被利用。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专门指定一个磨，让知识分子去拉，让他们在那里转圈（就是在儒家思想的框框内转圈圈）。 所以，这个政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使汉代的儒学得到了很大发展，并使儒学成为历代王朝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极大地限制了人民的思想，使学术自由成为知识分子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中华民族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不过，虽然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为知识分子画了一个圈圈，但是，如何让他们自觉、自愿地进入这个圈圈，又是一个大问题。当时，汉朝统治者采用“察举”和“征辟”的办法选拔人才，分为孝廉科、茂才科、贤良方正科、明经科、明法科、童子科等等。可是，因为选拔人才的大权掌握在地方官吏手中，而且选拔的标准也不统一，这就给他们提供了徇私舞弊的机会，不少知识分子因为没有门第和靠山，被摒弃于政权之外。至于那些被举荐的“人才”，也实在是让最高统治者失望。当时民间有这样一首歌谣：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后来，在魏晋南北朝时，推行“九品中正制”，将士人按家世和才德分为九品，根据品级来授官，更是违背了公平原则，极大地堵塞了一般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的道路，他们愤愤不平，发出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感叹。 3. 科举考试 从隋朝开始，又推行科举制度。开科取士，给了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的希望，使他们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荣身之路。从此，统治者不仅为知识分子划定了学术的范围，更进一步指明了学术的目的：“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天下知识分子都被阉割了！所以，当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们鱼贯而入时，得意洋洋地发出了“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的感慨！ 在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可以自由报名参加考试，根据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此举，不仅使得统治者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也比以前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公平。于是，就出现了“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的盛况，甚至有士子累死在科场上也毫无怨言。当时有诗云：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不过，在唐宋时，考试的科目比较多，内容也比较广泛，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发挥的余地还比较大。例如，唐朝的常科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医举等科。在常科中，明算科考《九章算术》、《周髀算经》、《海岛》、《孙子》等，道举科考《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医举科考《本草》、《脉经》、《素问》、《伤寒论》等。至于制科，更是五花八门，甚至有“不求闻达科”、“高蹈丘园科”。在宋代，尽管曾对科举考试进行多次改革，科目、内容和方法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然是诗赋和经义并重，文体也是以比较自由的散文为主。所以，当时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主要被引导到文学方面，中国人的诗词、文章达到了一个高峰。 4. 八股取士 在中国历史上，阉割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最为锋利的“利器”莫过于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制度。这一制度，可以说是吸收了秦代“焚书坑儒”、汉代“独尊儒术”、唐代“开科取士”的精髓，在阉割中国人的思想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据《明史》记载，明朝的科举制度是这样的：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一方面，将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限制在“四书”、“五经”里，另一方面要求天下士子代圣人立言，采用古代圣贤的口吻和思想，不能越雷池一步，在文体上也必须采用八股文，按照一定的格式和字数答卷，丝毫没有自由发挥的余地。 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既苛酷、繁琐，又等级森严，集中体现了皇权**体制的全部精神。**帝王们之所以推行死板的“八股取士”，就是要将天下读书人囚禁在“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的枷锁中，在文字狱的屠刀下瑟瑟发抖，奴化、禁锢他们的思想，使这些社会精英萎缩、沉沦，拜倒在**皇权的脚下，彻底丧失独立、自主精神。 其实，对于“八股取士”的危害，许多有识之士早有指责。例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大声疾呼：“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心，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在《校邠庐抗议》里，冯桂芬也指出：“明（太）祖以时文取士，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太）宗‘英雄入毂’之术，其心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心。” 总之，**皇权竭力打造一种单一的思想体系，然后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整套人才选拔制度，把天下知识分子都纳入这一制度内，很少有人能够逃脱他们的魔爪！ 对于那些**被阉割的人，他们的出路是进宫当太监，为皇帝服务。至于思想被阉割的人，他们的出路在于做官，当臣子，辅佐皇帝治理天下，阉割其他的人。正如太监难以产生**的冲动，那些被阉割了思想的人又怎么会产生思想的冲动，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呢？ 在《管锥篇·昭公十八年·愚民说》里，钱钟书先生曾历数历代封建社会统治者推行的愚民政策。几千年来，正是这种思想上的阉割，使天下读书人丧失了活力，思想极大地萎缩，最终导致了全民的愚昧。经过长期的思想阉割，中国人的思想变得异常封闭，对皇权和权力场顶礼膜拜，如同行尸走肉，出现了一个“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 自由是创新的基础。**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明朝前期，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当时，“三保太监”郑和带着永乐皇帝的圣旨，七次远航，先后到过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孟加拉、印度、伊朗、沙特阿拉伯，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的莫桑比克。 郑和下西洋非但比西方探索新航路早得多，其规模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哥伦布第一次远航时，整个船队只有3艘帆船、100余名水手，船上装的主要是生活用品；而郑和的船队非常庞大，仅第一次远航就“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装载了无数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两相比较，真是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 可是，这一历史壮举却遭到了思想已经被阉割的朝臣们的强烈反对，他们一致声讨郑和： “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万计，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 所以，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次跨出国门，向全世界展示它的财富、力量、勇气和智慧。从此以后，它便关起国门来，安心靠吃老本过日子了。在明清时期的五百余年里，中国皇权社会迅速走向腐朽、没落，失去了生机，无务阻挡西方殖民者用大炮来撞开国门，只能任其羞辱和欺凌！ 而西欧则不同，地理大发现以后，新兴的资产阶级如鱼得水，欣喜若狂，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大批殖民者涌向海外，实行侵略、殖民，在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大肆掠夺，无数黄金、白银源源不断被地运往欧洲，使原本落后、分散、贫穷的欧洲迅速崛起，古老的中华帝国则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和指南针传到欧洲，反倒使欧洲各国强大起来。特别是，他们利用中国的火药技术造出威力巨大的大炮、机枪，乘着战舰，飘洋过海，来到东方，对古老的中国进行一次又一次武装侵略。这时，西方的新兴资产阶级就像一个身强力壮又手执枪炮的年轻人，而经过思想的阉割，中国封建王朝已经变成一个身体虚弱、步履蹒跚的老头儿，手里只有原始的大刀、长矛，简直不堪一击，除了遭受侮辱、瓜分之外，还有能力反抗吗？ 可见，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历代王朝推行“愚民政策”，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行一次又一次阉割，最终导致了整个民族的愚昧和中华文明发展的相对停滞落后。不过，对于那些“言必称三代”、迷信“祖宗之法”、梦想“传之万代”的帝王们，这种愚昧、停滞和落后又算得了什么？ 这既是中国皇权社会的悲哀，也是中国人的悲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帝王秘诀之三：赏赐笼络 战国末期，作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创立了一套“君人南面之术”。在韩非的眼里，君主控制臣下的手段可以简化为“二柄”，即“赏”和“罚”： “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在皇权社会里，韩非的这套理论被历代帝王奉为“至宝”，并运用到政治实践中。其中，赏赐笼络是**帝王们最常用、最基本的驭臣权术，主要是驱使臣下为君主效力。这里的“赏”，既有实实在在的官爵、财富、美女，也有“精神鼓励”，例如嘉奖、感情、荣誉等等。就像马儿离不开草料一样，这些东西从来都是君主控制臣下最有效的手段。 1. 汉元帝：赐匈奴单于“公主”以和亲 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更何况是皇家的公主！只要美人媚眼一抛，或者是娇躯一送，再厉害的英雄也会笑口大开，沉迷于温柔乡中，也就消磨了他的斗志，达到了“以柔克刚”的目的。 当然，皇帝的女儿也就那么多，要嫁给谁，选择什么时候嫁，也是“大有学问”的。其实，在那些**帝王的眼里，婚姻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手段。这不，汉元帝就曾“忍痛割爱”地将美女王昭君远嫁匈奴，作为笼络、控制呼韩邪单于的一种伎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西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单于呼韩邪前来长安朝觐，迎娶汉朝“公主”王昭君，使得匈奴和汉朝的关系迅速升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原来，自从汉朝建立后，匈奴与汉朝的关系一直是时好时坏。后来，匈奴发生内乱，分为两支，那支单于领导北匈奴，呼韩邪单于领导南匈奴。这时，汉朝西域都护甘延寿乘机发兵击败北匈奴，将那支单于的首级送往长安。呼韩邪单于知道后，真是又高兴，又害怕，赶忙上书西汉朝廷，请求来长安朝觐，以尽“藩臣”之礼。汉元帝知道后，当然是“龙颜大悦”！ 于是，呼韩邪单于携带大批贡品来到长安。汉元帝大喜，便大摆筵席，招待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宾”。在筵席中，呼韩邪单于忽然提出愿意迎娶一位汉朝的公主，成为“天朝之婿”。汉元帝早就想笼络呼韩邪单于，自然是满口答应，当即下了一道圣旨，让那些未曾临幸的宫女前来敬酒。 听说“万岁爷”召见，后宫佳丽们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引起皇帝注意的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以佳丽们个个使出浑身解数，希望获得汉元帝的“青睐”。 当时，宫女们一队队鱼贯而入，花枝招展，彩袖在眼前飞舞，香气在席间飘散。呼韩邪单于自幼生长在蒙古草原，哪里见过如此多姿多彩的场面，不禁心醉神驰，进入了“忘我”的境界。汉元帝见了，不禁暗暗得意，便随口说道：“呼韩邪单于，只要你看中谁，她就归你了！” 呼韩邪单于大喜过望，便睁开双目，顿时看得眼花缭乱。众里寻她千百度！突然间，他发现了一枝出墙红杏，犹如那万绿丛中的一点红，那么美艳！呼韩邪单于太高兴了，用手一指，喊道：“就是她！”汉元帝转眼望去，只见一位风华绝代的美女，云鬟雾鬓，光彩照人，两道黛眉轻颦微蹙，微露一丝幽怨。真是太美了！连汉元帝都看呆了，不禁怦然心动，但自己是皇帝陛下，又当着呼韩邪单于的面，金口玉言，无法反悔。无奈，汉元帝只好一狠心，册封她为“公主”，下嫁呼韩邪单于。 这位风情万种的美女，名叫王昭君，她出生在著名的长江三峡中一个叫“秭归”的地方，这里江水日夜咆哮，两岸都是悬崖峭壁。战国时，这里曾出过一位“大人物”，他就是屈原。 汉元帝即位后，下诏挑选天下美女补充后宫。王昭君当时年方二八，仿如空谷幽兰，被朝廷的“选美使”一眼看中，选入后宫。 当时，从各地挑选入宫的美女数以千计，汉元帝精力有限，无法一一欣赏，便命画工毛延寿给她们各画一幅肖像，进呈御览。这样一来，这些宫女的命运可就掌握在毛延寿的手里了。所以，那些富贵人家都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渠道贿赂毛延寿，只有王昭君家境贫寒，又自恃美冠群芳，不屑于行贿。毛延寿见了，自然很不是滋味，就在画像上做了一点“手脚”，不但把她画得非常平庸，还在面颊上点了一颗硕大的黑痣。所以，5年过去了，王昭君还是一个“待诏宫女”。 其实，5年的时间不算短，比现在读一个大学本科的时间还要长。在这段时间里，王昭君生活得比较自在，经常读书习字，唱歌跳舞，不断充实自己。然而，漫漫长夜，备感凄清与孤寂，不知何时才有出头之日，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所以，这次一听说皇帝召见，王昭君便把自己着实装扮了一番，本想博得汉元帝的“垂青”，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竟然让呼韩邪单于看中了。 筵席结束后，呼韩邪单于心满意足，飞一般地赶回驿馆，准备择吉日迎娶汉宫美人王昭君。汉元帝却是追悔莫及，回到后宫，便找出了王昭君的画像，只见画像上面的女子平淡无奇，与本人真是有天壤之别，更何曾有什么黑痣？ 刹那间，汉元帝就明白了，这都是毛延寿捣的鬼，便把痛失王昭君的懊悔心情转化成对毛延寿的无比愤怒，立即下令将毛延寿斩首示众。对此，后人有一首诗： “曾闻汉主斩画师，何由画师定妍媸？ 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 临行时，王昭君一身戎装打扮，在妩媚之中更见几分英爽之气，来到未央宫拜别天子后，等出了长安北门，带着一种异样的感情，王昭君望了长安城最后一眼，便怀抱着琵琶上马而去。在大街两旁，万人空巷，人们都来争睹王昭君的风采。眼见如此风华绝代的“美人儿”离开繁华的京师，前往荒凉的蒙古草原，陪伴一位垂垂老矣的呼韩邪单于，人们无不为之嗟叹不已。 一路上，随行的乐师弹奏着琵琶，以消慰王昭君的离愁别恨，声声令人肝肠寸断。没几天，她就在漫漫长路上病倒了，车队只得暂时停止前进。在养病期间，王昭君想起了父母兄弟，便挑灯披衣，给皇帝写了一封信： “臣妾有幸得备禁脔，谓身依日月，死有余芳，而失意丹青，远适异域。诚得捐躯报主，何敢自怜？惟惜国家黜陟，移于贱工。南望汉阙，徒增怆绝耳。有父母有兄弟，惟陛下少怜之！” 为了让王昭君更好地完成“和亲”的使命，汉元帝派人把她的父母、兄弟都接到长安，赐给田宅，给予妥善安置。 等出了雁门关，大队的匈奴骑士前来迎接。抵达王庭后，匈奴人张灯结彩，欢腾达旦，呼韩邪单于封她为“宁胡阏氏”（意思是安宁胡地的皇后），对她百般迁就，以博取她的欢心。可是，胡笳悲鸣，异邦风月，王昭君依然对故土充满思念之情。 自从得到王昭君这位绝色美人后，呼韩邪单于大为高兴，整日置酒作乐，又向西汉朝廷进贡大批珠宝、骏马，以报答汉朝天子的“隆恩”。 第二年，王昭君就为呼韩邪单于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伊督智牙师”，被封为“右日逐王”。又过了一年，老迈的呼韩邪单于去世，长子雕陶莫皋继位。依照匈奴礼俗，年仅24岁的美艳少妇王昭君又成为雕陶莫皋单于的妻子。这位年轻的单于对她更加怜爱，夫妻生活十分甜蜜，接连生下两个女儿，后来分别嫁给匈奴贵族。 汉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在与王昭君共同度过11个美好春秋之后，雕陶莫皋单于与世长辞。这时，王昭君已经35岁，正是灿烂的盛年，没有了婚姻的束缚，她更可以“好整以暇”地促进匈奴与汉朝的友好关系！ 2. 苻坚：给王猛“加官进爵” 《周礼》云：“爵以驭其贵。”在以皇权为中心的权力场上，大小官吏们追求的核心就是一个“官”字，因为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拥有了地位、名望和财富。对于投身权力场的人来说，这个“官”字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就像贾宝玉脖子上的“通灵宝玉”一样，是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的。对于那些在宦海中沉浮的臣子们来说，对高官厚禄的追逐无疑是他们为君主效力的最重要的动力。 所以，在皇权社会里，**帝王们经常利用官爵来驾驭、控制臣下，这是他们手中“屡试不爽”的“法宝”。当大臣们为皇帝一次又一次给予的加官进爵而弹冠相庆时，同时也自然会为“龙恩浩荡”而山呼万岁！ 在这一点上，前秦皇帝苻坚就很有一套：对名士王猛，苻坚连连给他加官进爵，促使他为自己效命，终于统一了北方。 王猛（325～375年），字景略，北海（今山东寿光）人。他自幼博学多才，喜欢阅读兵书战策，气度宏远，当时的浮华之士都拿他取笑，说他是一个“痴人”。 东晋永和十年（354年），权臣桓温第一次挥军入关时，王猛披着一件破长袍来见他。当着“桓大将军”的面，王猛一面摸着破衣服里的虱子，一面大谈天下大事，旁若无人。桓温见了，大为惊奇，认为他是一位“当世奇才”，拜他为督护，委以重任，并邀请王猛与他一起回南方。 对于“桓大将军”的这番好意，王猛有点举棋不定，就回华山请教老师。没想到，老师的态度“斩钉截铁”：“你怎么能和桓温相处呢？依你的才华，在北方也不愁富贵，又何必舍近求远？”所以，王猛就没有和桓温一起南下。 当时，前秦的东海王苻坚素有大志，要创立一番事业。一听说王猛的“大名”，他就派人携带重礼聘请他。等两个人一见面，便推心置腹，宛如平生好友，王猛成为苻坚的主要谋士。得到王猛后，苻坚真是“如虎添翼”，很快就发动政变，登上了大宝。 升平元年（357年），苻坚即位后，立即重用王猛，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在王猛的治理下，前秦法制严明，豪强们规规矩矩，谁也不敢欺负老百姓，一时间秦国大治。苻坚大喜，觉得自己真是没有看错人，便连连给他加官进爵，一年之内5次提升王猛的官职，让他做到了尚书左仆射、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当时，苻坚对王猛真是言听计从，荣宠莫比。 这时，东方的前燕内部矛盾激化，皇室又起内讧，大将慕容垂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带着一家老小前来投奔前秦。苻坚素来爱惜人才，自然大喜过望，一面派人迎接慕容垂，一面命王猛加紧谋划进攻前燕。 太和五年（370年），王猛率领邓羌、杨安、张蚝等十余名大将、精兵六万大举伐燕。临行前，苻坚亲自为他送别。当时，苻坚表示：自己将坐镇长安，支援前线；王猛可以专心伐燕，不要有后顾之忧。 为了报答苻坚的大恩，王猛挥军东进，一路所向披靡，相继攻下了壶关、晋阳等战略要地。没多久，前秦军队和燕军主力在渭源遭遇，准备展开决定两国历史命运的“决战”。 就在决战前的一天晚上，前秦小将徐成不慎犯了军规，依照军法应当处斩。因为徐成是大将邓羌的部下，所以邓羌出面替徐成求情。哪知道，王猛这个人倔得很，就是不买他的账。邓羌大怒，气冲斗牛，扬言要与王猛决斗。这时，王猛急忙派人告诉他：“刚才，我只是试探一下将军。既然您对自己的部将尚且如此爱护，对国家一定会忠心耿耿！” 第二天决战前，两军摆开阵势，燕军有好几十万，一望无际。这时，王猛计上心来，便故意“激”邓羌：“现在敌军众多，只有将军你出战才能马到成功。”邓羌却乘机摆开了架子，和王猛讲开了“条件”：“除非你答应让我做司隶校尉！”王猛有些为难，认为他开的条件太高：“战后，我保你能当上安定太守、封万户候。至于‘司隶校尉’那样高的职位，我可不敢答应你！” 说话间，两军已经开战，秦军不利，开始退却。可是，邓羌乘机耍开了无赖，躲在军帐中不出战。王猛最后狠了狠心：“也罢！只要将军出战，我就把自己这个‘司隶校尉’让给你！”于是，邓羌就在军帐中摆开酒席，猛灌了一通老酒后，与徐成、张蚝等人飞身上马，冲入燕军大营，杀了一个七进七出，如入无人之境，斩将夺旗，杀得燕军抱头鼠窜。才半天的时间，秦军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一举歼灭十几万燕军。 于是，王猛一面派人向苻坚报捷，一面挥军猛进，攻打前燕国都邺城。苻坚闻报大喜，连忙出动10万骑兵，以“帝王之尊”御驾亲征。结果，秦军很快就攻陷了邺城，俘虏了前燕末代皇帝慕容■、太傅慕容评，夺取了燕国157个郡、1579个县，获得998万人口。 消灭前燕后，王猛又写信给割据凉州的军阀张天锡，向他陈明利害。结果，不用一兵一卒，张天锡就向苻坚“俯首称臣”。苻坚大喜，立即提升王猛为大丞相，总理朝政。随后，在王猛的指挥下，前秦军队又攻取了梁州、益州，西南地区都划入前秦的版图。 到王猛逝世前，前秦已经基本统一了中国北方。当时，苻坚与王猛的关系非常融洽，只有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才可以相比。所以，苻坚经常对太子说：“汝事王公（指王猛），如事我也！” 不幸的是，到了宁康三年（375年），王猛就一病不起，享年51岁。在弥留之际，苻坚亲自前来看望。这时，王猛说出了自己内心的忧虑：“南方的东晋虽然地域狭小，毕竟是华夏正统，我们应该与他们和睦相处！鲜卑、羯羌和我国是世仇，如果留着他们，将来必为大患。” 可惜的是，在王猛生前，苻坚对他是“言听计从”，惟独没有听进他的临终遗言。几年后，苻坚一意孤行，坚持攻打东晋，结果在淝水之战中惨败，鲜卑、羯羌纷纷起来造反，苻坚也是身死国灭。 3. 宋太宗：对杨业“示以恩宠” 在皇权**时代，对于那些投身于权力场的人来说，主要有三样东西在吸引他们的眼球——权、利、名。对于臣下来说，君主可以给予他们高官厚禄，可以满足他们对权和利的渴望。至于名，一些**帝王也有自己独特的办法，经常玩弄一些无形的手法，通过某种表示，给予臣下某些特殊的荣耀和宠遇，使他们的内心得到极大的满足，而对皇帝感激涕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千百年来，杨家将的故事一直在中国流传很广，脍炙人口。可是，谁又知道，身为北汉“降将”，杨业为什么会对大宋朝廷那么“忠心耿耿”？ 原来，杨家本来是麟州（今属陕西神木）一带的土豪，在当地也是一霸。在五代时，像杨家这样的“草头王”有很多很多。杨业，便是武侠小说里的“杨老令公”，他从小就喜欢舞枪弄棒，武艺精湛。平时，大家出去打猎，杨业得来的猎物总比别人多一倍。所以，他曾经自信地说：“如果我当了将军，带兵打仗，也会像今天驱使鹰犬追逐野兔一样所向披靡。”后来，杨业投奔北汉，成为北汉国主的养子，改名为“刘继业”。在北汉，他前后当了20年的将军，屡立战功，人称“杨无敌”。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御驾亲征，讨伐北汉。经过一番苦战，北汉国主穷途末路，被迫出城投降，只有杨业不肯归降，仍然坚持抵抗。宋太宗早就听说“杨无敌”的英名，想把他收罗到帐下，便命北汉国主出面劝降。直到这时，杨业才痛哭一场，放下了武器。在归顺大宋后，宋太宗命他复姓杨，单名业，给予他很多赏赐，命他保卫北部边疆。从此，杨业又忠心耿耿地为大宋而战。 当时，杨业驻扎在代州，这里的冬天非常寒冷。平时，将士们就是穿着毡衣皮裘，还要躲在大帐里面烤火取暖，惟独杨业每天穿着单衣，在露天里督促大家练武，旁边也不生火，身旁的侍卫经常冻僵倒地，而他却照样谈笑风生，众将士都对他敬佩不已。 第二年，北方的辽国发兵10万进攻雁门关，杨业奉命率兵迎敌。这时，他领着几千精兵，绕到辽军背后发动突然袭击，打得辽兵丢盔弃甲。从此，辽兵经常是一见到写着“杨业”二字的旌旗，便望风而逃。因此，杨业受到了宋太宗的特别嘉奖。 当时，在与辽军作战时，其他将领带领的宋军经常打败仗，所以，一些将领对杨业这个“降将”非常嫉妒，就经常向皇帝打“小报告”，这个说杨业贪污军饷，那个说杨业暗中勾结辽国，将对大宋不利。可是，宋太宗看后，只是付之一笑，还把这些奏章“原封不动”地转给杨业。杨业看后，对宋太宗真是“感激涕零”，从此对太宗皇帝更加忠心了。 雍熙三年（986年），宋军第二次北伐，进攻辽国。当时，宋军兵分三路，宋太宗命东路军和中路军慢慢进军，以牵制辽军主力，而让潘美、杨业率领西路军出雁门关，迅速插入敌后，打击辽军。 起初，西路军以杨延昭（杨业的儿子）为先锋，一路势如破竹，把辽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很快就攻占了云州、应州、寰州、朔州。这时，东路军、中路军见了，非常眼红，便沉不住气了，不顾宋太宗的部署，挥军冒进，结果被辽军打得大败。宋太宗知道后，惟恐西路军孤军深入，寡不敌众，急忙命令他们撤退，并将云、应、寰、朔四州百姓迁入内地。 接到命令后，杨业对潘美说：“现在辽军势大，我们不能正面迎战，可以让百姓们先走，再派3000弓弩手在沿途阻击，并派一些骑兵骚扰敌军，我军就可平安撤回。” 可是，众将早就对杨业嫉恨在心，所以都对他的建议不屑一顾，撇着嘴冷笑。监军王诜仗着“钦差大臣”的身份，阴阳怪气地说：“我们有数万精兵，还要胆小如鼠吗？只要正面迎战就行了！”其他几个将军也跟在后面起哄，连声说好。 杨业一听，可真着了急：“万万使不得，这是下下之策！”王诜却瞪起了一双白眼珠，指着杨业的面门吼道：“杨业，你号称‘杨无敌’，却遇敌不战，是不是有什么企图？” 一听这话，杨业的脸涨得血红，急忙争辩：“我杨业绝非贪生怕死之辈！现在，形势对我军不利，如果白白牺牲，又有什么意义？我只是一个降将，本来应该被处死，皇帝陛下非但不杀我，还让我继续带兵，对我真是有天高地厚之恩。既然你们责备我不肯死战，那我就先去迎敌吧！” 临行前，杨业哭着对潘美说：“元帅，请您一定要在陈家谷口设下埋伏，等我转战至此，就对辽军来个两面夹攻。否则，我们就真要全军覆没了！”潘美也不禁被感动了，连连点头：“杨老将军，请您不必担心！” 杨业率军出发后不久，就遇到了辽军主力。由于辽军人多势众，杨业的部队又很少，寡不敌众，便向陈家谷口且战且退。 这时，潘美等人在陈家谷口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中午，还未见到杨业的踪影。监军王诜站在一旁，恨恨地说：“杨业肯定是打了胜仗，我们可不能让这小子一个人抢了头功啊！”众将一听，便带着部队往陈家谷外跑。潘美急忙下令不许跑，却制止不住，只好随着他们奔过去。可是，他们只跑出二十来里，就遇到了前方退下来的败兵。一听说前面打了败仗，众将可就慌了神，再也不去和杨业争什么“功”了，转身就往雁门关内逃去。 没多久，杨业转战至陈家谷口，本指望潘美等人来接应，却连一个宋兵也没有。望着空空荡荡的陈家谷口，杨业不禁抱头痛哭。这时，他手下还有一百多名亲兵，杨业急忙告诉他们：“你们个个都有父母妻儿，快点儿逃走吧！”可是，众亲兵跟随杨业多年，都痛哭流涕，没有一个人肯离去。 不一会儿，大队辽军追了上来，这一百余人浴血奋战，无一人生还，杨业的儿子杨延玉也倒在血泊之中。最后，杨业受伤数十处，被辽兵俘虏。 当时，辽兵押着杨业，准备回去报功。在半路上，杨业看见路边有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李陵碑”三个大字，便仰天长叹：“皇上待我恩重如山！我本想杀敌立功，作为报答，却被奸臣嫉恨，被迫走上绝路。现在，我还有什么脸面在异邦苟活下去？”说完，杨业抢行几步，冲着“李陵碑”一头撞去，壮烈殉国。 看来，宋太宗真是玩弄权术的高手，他只是把别人打的“小报告”交给杨业，就起到了神奇的作用，使杨业对他“感激涕零”，简直比给予高官厚禄还要厉害。所以，“示以恩宠”可以说是一种“一本万利”的手段，是一种最为高明的权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帝王秘诀之四：严刑酷法 在唐朝贞观年间，西域进贡了一匹宝马“狮子骢”，能够日行千里，但是性情暴躁，没有人能驯服它。这时，武则天却说：“我只要三件东西就能降服这匹马：一支皮鞭、一柄铁锤、一把锋利的刀子。我先用皮鞭把马打得皮开肉绽；要是马还不听话，就用铁锤敲它的脑袋，使它痛彻心肺；如果还不能制服它，就用刀子割断它的喉咙！” 在这里，武则天讲的虽然是制服烈马的方法，但是这番道理完全可以用来驾驭天下臣民，即严刑酷法，这也是最高统治者驾驭臣下的一种手段。 如何更好地驾驭群臣，使他们对自己服服帖帖？这是许多**帝王日思夜想的一个问题。赏赐笼络固然是一个办法，但还不够，有时甚至行不通，因为人的**是一个“无底洞”，永远也填不满；如果臣下受到的封赏太多，还可能反过来威胁皇权，甚至会出现“奴大欺主”的现象。 所以，在皇权社会里，**帝王们经常交替使用赏、罚二柄，胡萝卜和大棒并用，恩威并施。在很多帝王看来，刑罚甚至比赏赐更重要、更容易见效，因为赏赐只能诱导、激励臣下，诱使臣下为皇帝效力；而刑罚则是威慑、胁迫臣下，使他们不敢犯上作乱，不得不为皇帝卖命。 对此，曹操有一句名言：“宁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这是**帝王们的共同心声。反正，只要能驾驭臣下，中国的皇帝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干出来！ 1. 周勃父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是处死人也要给一个说法，给一个罪名。这是小人们的一项“基本功”。为了陷害别人，即使对手并没有什么“把柄”落在他们的手里，但这也难不倒他们，因为他们是一群“魔术师”，可以“无中生有”地凭空捏造出许多罪名来。 乍看起来，给对手加一个“罪名”似乎要比随意杀人符合人道精神，实际上却为某些暴君滥杀功臣提供了堂而皇之的口实。这一点，在皇权**国家建立的初期就表现得非常明显：西汉初年，周勃父子的遭遇，可以说是开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先河。 原来，周勃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汉高祖刘邦对他十分倚重，对他的评价是“重厚少文，然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所以，在临死之前任命他为太尉（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周勃果然不负重托，在关键时刻铲除吕后余党，迎立代王刘恒（即汉文帝），使刘家的天下转危为安。 因为他的功劳太大，开国功臣陈平主动把“右丞相”的职位让给他，而自己屈居“左丞相”。后来，周勃自觉能力比不上陈平，便主动辞职，让陈平“专为丞相”，但在陈平死后，他又当上了丞相，位极人臣。此外，他和汉文帝还是儿女亲家。像他这样有大功又位高权重，而且和皇帝是亲戚的大臣，历代王朝能有几人？ 可是，在退休后，这位周勃大人却被人诬告“谋反”，被廷尉逮捕，结果在监狱里吃了好多苦头。后来，还是他善于善随机应变，花重金买通了一位狱吏，托人传递消息，请身为“当朝公主”的儿媳妇进宫向薄太后（汉文帝的母亲）求情，才被释放。等走出牢门，周勃不胜感慨地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我曾经统率雄师百万，到现在才知道狱吏的尊贵！” 写到此处，我不禁鼻子一酸：倘若周勃没有和皇帝联姻，这次他恐怕真是在劫难逃了！不过，他总算走运，最终脱离了牢狱之灾。而相比之下，他的儿子周亚夫可就要惨多了！ 周亚夫自幼通晓军事，也是汉朝初年的一位名将，所以汉文帝临终前专门叮嘱太子：“若遇到危急之事，周亚夫可以依靠！”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叛乱，声势浩大。汉景帝手忙脚乱，忽然想起了周亚夫，急忙任命他为太尉，率兵迎战。 在这场战争中，周亚夫运筹帏幄，指挥若定，终于平定了叛乱，使天下重新归于安定，真可以说是立下了“不世之功”。不过，他却因为顾全大局，不顾皇帝的谕旨，没有派兵救援汉景帝的亲弟弟梁孝王，得罪了这位窦太后最宠爱的小儿子，这就为他后来的杀身之祸埋下了“伏笔”。 不久，景帝要废去栗太子，周亚夫坚决反对，使汉景帝很不高兴。稍后，窦太后让汉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列侯。作为丞相，周亚夫却很是“邪门”，竟然搬出汉高祖的“白马之盟”——“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认为王信没有资格封侯。一句话，就把皇帝陛下、窦太后和王皇后全得罪了。 这时，梁孝王乘机在皇帝面前大讲他的坏话。汉景帝听信谗言，对周亚夫产生了恶感，在赐给他肉时不给筷子，故意冷落他。最后，连周亚夫也觉得自己在朝中待不下去，就称病辞职。汉景帝早就看他不顺眼，便来了一个“顺水推舟”，将他免职。 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已经退休的周亚夫却未能安度晚年。当时，周亚夫的儿子买了500件盔甲盾牌，准备作为父亲去世时的随葬品。结果，被人告发，周亚夫也受到牵连，被逮捕入狱。 真是可怜得很！一代名将周亚夫能把军营治理得井井有条，让汉文帝肃然起敬，也能指挥百万大军叱咤风云，却不知道该怎么对付狱吏！所以，当狱吏一上门，周亚夫就准备自杀，被夫人拦住，没有死成。结果，到了监狱里，他不堪狱吏的凌辱，绝食五日，吐血而死。一代名将就这样含冤而死！ 与周勃一样，周亚夫被安上的罪名也是“谋反”，这让人怀疑是“皇帝陛下”或者窦太后要诬陷他。据说，在审理此案时，周亚夫曾辩解：我儿子买的是葬器，就算违法，怎么能说是谋反呢？不料狱吏却是振振有词：“君纵不欲反于地上，即欲反于地下耳！”在阴间谋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样的“逻辑”真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让周亚夫还有何话可说？也只有含冤而死了。所以，后来名将李广宁肯引刀自杀，也不愿意去接受狱吏的羞辱：“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按说，周勃战功赫赫，又有拥立汉文帝之功，“安度晚年”应该没有问题。像他这样一个曾经统兵百万、出将入相的朝廷重臣，还会把小小的狱吏放在眼里吗？入狱前，如果有人要是提出这个问题，肯定会被周勃当成“弱智”，都懒得回答：狱吏他算老几！但是，如果谁真的这样小瞧狱吏，那就说明他的历史知识极其缺乏——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就这样，中国历史往下演绎，越来越离谱，越来越荒唐，越来越让人不可思议。翻阅《二十四史》，比周勃父子更冤枉、更悲惨的功臣不计其数。到了南宋初年，则是做得更绝，索性把“罪名”这块遮羞布扯了下来，直接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处死，这简直是荒唐至极。 其实，在皇权社会里，对于那些**帝王来说，杀戮只是一种游戏，是每个帝王都得玩的游戏，至于具体安个什么罪名，那都是“小问题”。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帝王们看来，杀人除了“治罪”的功用之外，还是维护皇权**体制的一种手段。无论这把刀有没有用，时间长了，都应该拿出来磨一磨。为了显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就有必要开一开杀戒，吓唬吓唬臣子们，让他们不要仗着一点“功劳”就翘起尾巴来！至于那些“刀下鬼”，究竟是罪有应得，还是冤死鬼，**帝王们又岂会在意呢？ 2. 万历皇帝：“秋后算账” 在这里，“秋后算账”说的是等候时机实施惩罚。在皇权社会里，小皇帝继位后，因为年幼，无法亲自处理朝政，只好临时指定几位重臣辅政。这时，不管愿不愿意，小皇帝也只能暂时抑制自己对皇权的渴望，与重臣们周旋，对他们优礼有加，示以恩宠，甚至言听计从，仿佛甘心做一个大权旁落的“傀儡皇帝”。 但是，“忍字头上一把刀”，一旦时机成熟（例如重臣去世、病危），**帝王就会立即发起击，将积压在心头的新仇旧恨一齐发泄出来，对那些重臣“新账老账一起算”！例如，万历皇帝亲政后，就翻脸无情，将自己过去“奉若神明”的张居正抄家，打翻在地！ 经历正德、嘉靖和隆庆三朝近七十年的风风雨雨，大明朝早已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开国皇帝朱元璋留下的“祖宗之法”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现实。说起来，也不能归咎于朱元璋，这位从凤阳乡下杀出来的“和尚皇帝”，做梦也不会料到二百多年后大明帝国的社会状况。不幸的是，只要大明帝国存在一天，他留下来的那一套“祖宗之法”就会被奉为“金科玉律”。到了万历初年，大明帝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都面临着危机，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面对这种局面，万历帝这个还不满10岁的小皇帝自然是无能为力。幸运的是，帝国出现了一位“治世能臣”——内阁首辅张居正，他承担起辅佐幼主的重任，大胆地改革，使大明朝一度呈现出“中兴”的势头。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人。作为明朝最有作为、最有争议的权臣，在本质上，他属于那种才华出众、很会玩弄政治手腕的杰出文官。隆庆六年（1572年），隆庆皇帝驾崩后，张居正利用上层矛盾，很快就踢开了绊脚石高拱，爬到了“内阁首辅”的高位。 在万历朝最初的10年中，在李太后、司礼监太监冯保的大力支持下，张居正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过，张居正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和太监冯保的私交不错，取得了内廷的支持。其实，张居正这样做也不足为奇，因为他虽然贵为“顾命大臣”、内阁首辅，但他的所作所为，只有凭借皇帝的名义进行，才具有政治合法性。可是，万历年幼，并不具备亲政的能力，张居正自然要设法取得冯保的支持。 当然，张居正也希望通过严格的教育，来引导小皇帝早日走上正路。尽管在天下臣民的心目中，万历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张居正深知万历还是一个孩子，只有严加督导才能成为“一代明君”。当初，高拱曾说万历是一个10岁的幼童，“何能尽理天下事”？这句话虽然在政治上犯了大错，但也是“一语中的”，道出了实情。所以，张居正对小皇帝进行严厉管教，其“不敬”的程度当然要远远超过高拱那句话，以至于只要一听说“张先生来了”，小万历就打心眼里害怕。不过，张居正后来也为自己这种轻率的做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享年57岁。这时，万历已经21岁了。在悲伤之余，他也隐约感到了一些轻松，因为那位令他敬畏的“张先生”终于走了。 张居正一死，冯保就失去了“政治靠山”，铲除冯保的时机成熟了。当初，冯保依仗李太后的宠信、张居正的支持，有恃无恐，对小皇帝管制过严，必然要引起反弹，一旦时机成熟，他的垮台也在意料之中。这年十二月，万历下了一道圣旨： “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竽考付托，效劳日久，故从宽着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 这是一个“政治信号”：既然冯保可以被推倒，张居正又有何不可？于是，弹劾张居正的奏章就像雪片一般飞来。打响头一炮的是善于窥伺的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他率先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万历看后，正中下怀：只有把“威权震主”达十年之久的张居正打倒，才能树立自己的威权！所以，尽管杨四知的奏章写得空洞无物，却给万历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口实，正好把自己积压在心头的怨恨发泄出来： “（张）居正腾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顾乃怙宠行私，殊负恩眷。念系皇考付托，待朕冲龄，有十年辅佐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 原来，张居正死后，一些反对派就开始试探性地放出风声，旁敲侧击地把张居正生前的种种“罪行”揭露出来。在不知不觉之中，万历也受到了影响：原先那位令他敬佩的“张先生”的形象，已经逐步被欺君害民、卖官鬻爵、任人惟亲的“奸臣”形象所取代。 对于张居正的政治清算逐步升级！起初，张居正被剥夺了生前曾获得的“太师”的头衔，几个儿子也被罢官。到了万历十二年（1584年），万历又下令查抄张居正的家产。圣旨一下，为了防止张家暗中转移财产，湖广的地方官员立即派人封锁张府，不许任何人出入，以等待“钦差大臣”前来查抄。没想到，钦差姗姗来迟，却导致张府饿死了不少人。 按照万历的估计，张居正这个“大贪污犯”死后留下的家产一定非常“可观”。没想到，查抄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并没有多少值得瞩目的奇珍异宝。于是，钦差大臣就对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严刑逼供，张敬修受不了这样的折磨，自缢身亡。临死前，他留下了一纸“绝命书”，真实地记录了张府遭受抄家浩劫的惨状： “……至五月初五日，丘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审，其当事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平生所未经受者……丘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 不过，既然抄了“张先生”的家，万历皇帝当然要给他安一个罪名。至于到底是什么罪名，无关紧要，只要能证明“万岁爷”明察秋毫就行了。在张府被查抄4个月后，万历终于公布了张居正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府府第、钳制言官、专权乱政，等等。按照这些“罪名”，张居正罪大恶极，本该“剖棺戮尸”，还是“龙恩浩荡”，加恩宽宥。对于张居正80岁的老母亲，万历“格外开恩”，还给她保留了空宅1所和1000亩薄田！ 其实，在张居正的问题上，万历皇帝玩弄的是一种高超的驭臣权术：即便你功劳再大，哪怕是朝廷重臣，朕照样可以治你；即使生前不能把你怎样，在你死后朕也可以让你全家不得安宁，瞧以后谁还敢专权？ 就这样，“张居正时代”凄凉地结束了。在事过境迁之后，许多人才想起了这位“权臣”的种种好处，甚至盼望大明朝再出一位类似的人物来扭转乾坤。所以，天启二年（1622年），皇帝下诏，给张居正平反，恢复官爵，并发还张府没有被变卖的房产。崇祯二年（1628年），朝廷又恢复张居正的官荫与诰命。后人有感于此，曾在江陵的张居正故宅题诗抒怀：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帝王秘诀之五：深藏不露 在皇权**体制下，有一种叫做“无为而治”的统治术，它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无为”是一种治国方针，主张无所作为，顺其自然，“与民休息”；另一方面，“无为”是一种统治手段，即“深藏不露”。 在时机尚未成熟之时，帝王们往往是冷眼旁观，不动声色，暂时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不让臣下摸清自己的“底细”，臣下也就难以钻空子，会对君上感到神秘莫测，产生一种畏惧感。这样一来，**帝王就可以在暗中观察臣下的一举一动，伺机捕捉臣下的过失，然后发起反击，一举铲除对手。在政治上，这实在是一种非常高超的驭臣之术。 在这方面，唐宣宗李忱和明朝崇祯帝朱由检堪称“高手”，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痴呆”的皇太叔 在唐朝国都长安城的西北角，有一大片华丽的宅宇，殿楼逶迤，飞檐相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坊区，这是亲王们居住的地方——“十六宅”。在唐朝后期，十六宅里竟然出了好几位天子。 按照常理，皇太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是根本轮不到十六宅的那些王爷的。可是，在唐朝后期偏偏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好几位皇帝都是不享天年，不是绝种，就是皇子年幼。在这种情况下，由宦官们做主，皇位常常改由天子的兄弟继承。所以，十六宅里就有戏了！ 第一个是文宗，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被神策军请到大明宫，首开十六宅诸王入登大宝的先例。接下来，是他的弟弟武宗，在皇太子被废黜的情况下，被大宦官仇士良迎为天子。奇怪的是，武宗也是英年早逝，他去世时长子杞王也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童。于是，十六宅里再出一位皇帝又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十六宅里，有一位光王非常特别。这位光王，是宪宗的第十三子李怡，虽然不是嫡子，但若论起辈分来，却是敬宗、文宗、武宗三位皇帝的叔叔。所以，在十六宅中，这位“三朝皇叔”是一个很受人注意的角色。 让人吃惊的是，光王有些名气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功绩，或者有什么过人的才华，而让人感到他有觊觎皇位之心。大家之所以记得光王，是因为他似乎是一个痴呆，至少是一个智力不健全的人。 据说，小时候，光王就有严重的心理缺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没有多大改观，无论在哪方面都比不上正常人，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文宗在位时，光王的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起来。平时，不管什么事，他都是一言不发，让人无法捉摸。 对于这位“光叔”，文宗虽然也是由十六宅出去的，但他对光叔却没有什么好感，有时甚至故意作弄他，类似于“恶作剧”。这一天，文宗大摆宴席，款待诸王。席间，大家无话不谈，光王依旧是一言不发。这时，文宗笑道：“谁能让光叔说话，朕就有重赏！”于是，诸王哄然叫好。可是，不论大家怎么逗他、哄他、骂他，都是徒劳，这位“光叔”始终是三缄其口。看着大家无可奈何的样子，文宗被逗乐了，大笑不已。 时光如梭，一天天、一年年就这样过去了。朝廷里虽然是风起云涌，李党、牛党斗了个你死我活，也没有影响到十六宅里的平静，诸王们依旧在声色犬马中打发着时光。只有这位“光叔”，似乎与众不同：虽然也参加各种聚会，但在曲终人散之后，又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宅第，谁也不清楚他到底在做什么。 不过，一个人如此韬光养晦，总会引起一些“有心人”的猜疑，唐武宗就是其中的一位。继位前，他在十六宅的日子比较长，也比其他人更了解这位“光叔”，同时也比别人更加疑惑，更加摸不着头脑！ 武宗这个人虽然性格粗率，喜欢不拘小节，但他似乎有一种预感：“光叔”的沉默、与世无争，全都是装出来的。所以，在登上大宝后，这种“第六感”就会时常涌上武宗的心头。特别是，当他望着光王那无动于衷的表情时，武宗总觉得那张脸背后“深不可测”。 于是，光王李怡就经常出现一些“意外情况”：不是今天在与皇上击毬时突然落马，便是明天在入宫时突然失足。种种灾祸，似乎都在“不经意”间突然降临到光王的头上，让人猝不及防。可是，光王依然顽强地活着，而且不出一句怨言，仿佛他是一位不谙世事的“顽童”，只要没有受到大人的斥责，就感到无比幸福了。 幸亏武宗在位的时间不长，还没等他弄清楚这位“光叔”的底细，就因为仙丹吃得太多毒发身亡，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得是这么急，着实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在这个关键时刻，总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出来主持大局。于是，宫里的宦官们又一次“义无反顾”地担当了这个角色。 会昌六年（846年）春，武宗突然得了一场大病，有两个多月不能上朝，就连宰相都见不着他的面，朝廷内外顿时人心惶惶，忧惧万分。 俗语云，“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作为皇帝的“贴身人”，宦官们比朝臣更懂得：如果天子是在我们的手里产生的，而新天子又是一个平庸、懦弱之辈，那么好处岂非多多？ 这时，内侍仇公武提出：皇叔光王可当大任！左军中尉马元贽一听，眼珠子转了几转，马上就明白这里头的“奥妙”，立即随声附和。至于枢密使和右军中尉，虽然没有他们反应快，过了一会儿也都恍然大悟。 这个主意真是妙！对于文宗、武宗两位皇帝的厉害，他们都有切身体会，所以，在拥立新天子的问题上，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斟酌再三。但在此时此刻，他们的意见竟然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统一：只要这位有几分痴呆的“光叔”坐在龙床上，他们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于是，宦官们马上就忙活开了。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程序，首先是发布遗诏： “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为皇太叔，更名忱，应军国政事令权勾当。” 随后，皇太叔在少阳院接见文武百官。当朝臣们步入大殿时，大概谁也没有对这位“皇太叔”抱有任何幻想，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唐朝的命运竟然要系托在这么一位天子的身上，大家在无可奈何之余，还有些许感慨！可是，宦官当权，遗诏已经发出，他们又有什么办法？ 这时，皇太叔出现了，他的脚步是那样沉稳有力，目光炯炯有神，他的面容满含着一种悲哀，一切都如常人。不过，从那坚毅的表情来看，他的聪明、睿智绝对要超过一般人！ 所以，大家都被皇太叔不凡的气象震住了，他们都惊在当场。 随后，皇太叔开始处理已经积压了好几个月的奏章，一件件地处理，无不明白、合理。短短一个上午，皇太叔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们以往的认识真是大错特错了！所以，在场的人先是惊诧，然后是欣慰，最后竟有一阵寒意袭上心头。当一阵料峭的春风吹过时，他们忽然发现：自己的衣衫已经被汗水湿透。当然，没人能料到：这样的冷汗竟然要流上13年！ 随后，皇太叔正式即位，这就是唐宣宗！这一年，他已经36岁了。这是忍耐、毅力的胜利，也是处心积虑和坚忍不拔的最好回报。这件事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只有很好地保存自己，才可能战胜强敌，取得最后的成功。 宣宗一上台，首先要做的便是推翻武宗所做的一切。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了很久，再也无法忍耐了。所以，新天子立即开始行动！ 第一个倒霉的是宰相李德裕。在会昌年间，李德裕可是“首席宰相”，威权赫赫，也是唐武宗最信赖的大臣。但是，对于宣宗来说，李德裕既然代表着先帝武宗，就是要打击的对象。于是，在新天子即位后的第8天，执掌朝纲近6年的李德裕就被罢相，从他的政治顶峰跌落下来，连他的政敌也没有料到会这么快！两天后，李德裕最有力的助手和同志、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也被贬出京师。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大唐帝国就没有一天安宁过：今天是这个藩镇叛乱，明天是那个地方发生兵变，后天又是朝廷内部闹党争，一直闹腾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不过，在宣宗当政的13年里，帝国竟然是出奇地平静：河北的几个藩镇虽然继续割据一方，却也老老实实，没有野心；朝野上下虽有波动，却很快就趋于安宁，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在大中（宣宗的年号）年间（847～859年），即使比不上本朝的盛世——“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却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太平之世”。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只要天下太平无事，就是无上的幸福。 在唐宣宗的“超绝睿智”面前，所有的朝臣、家奴都要冷汗淋淋。其实，宣宗整日面对这些人，心里又何尝“轻松”：因为他不能容许自己有丝毫的懈怠，更不想被人欺骗，所以只能全力以赴。在他执政期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法治，使天下太平，但这种“法”的实质依然是“天子之法”，仍然是一种“人治”，而人治的最大悲哀就在于：它只能在短期内将国家治理好，而不能使国家永远强盛！ 不错，在唐宣宗面前，所有人都变得“循规蹈矩”了。可是，倘若今后的天子不再是如此聪明的天子，这些藩镇、朝臣还会这样俯首帖耳吗？至于宦官们，也不得不收敛了许多，因为他们选错了人，竟然“种豆得瓜”，让一位“大智若愚”的人登上了皇位。虽然宦官们确实斗不过宣宗，但他们手中却有一件“百战百胜”的“法宝”：再造就一位新天子，难道你宣宗还真能“万寿无疆”不成？果然，13年后，唐宣宗病危，宦官们就把他扔在一边，另外拥立了一位昏庸无能的“懿宗”，使刚刚有一点起色的大唐朝又迅速走向衰亡。 所以，在皇权**体制下，唐宣宗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因为他只看到了眼前，没有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套制度，确保大唐的万里江山“永不变色”，确保国家永远太平无事。不过，放眼历代王朝，像他这样“韬光养晦”而登上大宝的又有几人？ 崇祯帝：不动声色，铲除巨阉 明朝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天启皇帝驾崩。根据遗诏，信王朱由检登基，改元崇祯。虽然崇祯帝即位时还不足18岁，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位“少年天子”，因为他比哥哥天启帝、父亲泰昌帝要强得多。特别是，在即位之初，他就“不动声色”地铲除了那位人见人怕的“九千岁”魏忠贤及其党羽，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建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 朱由检虽然从小长在宫廷里，锦衣玉食，但有一件事对他打击很大，使他有“切肤之痛”，那就是养母李选侍之死。对于朱由检，李选侍可是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母爱。就是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最后却忧郁而死，朱由检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震动。很快，他就明白了养母的死因。原来，养母为人正直，不愿与客氏、魏忠贤之流同流合污，招来忌恨，被百般刁难，最后忧郁成疾，撒手归西。 养母的死，对朱由检幼小的心灵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使他逐渐感到人世间的复杂，开始对身边的人持怀疑态度。对于魏忠贤和客氏的一手遮天，他也有所警觉，开始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注意保护自己。 对于弟弟朱由检，那位爱做木匠活的天启皇帝倒是十二分地爱护，两个人的关系十分融洽。据说，有一天，当时还不太懂事的朱由检，竟然当面问过天启皇帝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 “你这个位子我能不能坐？” 也许是兄弟情深吧！对这个“大逆不道”的问题，天启皇帝竟然笑着答道：“可以，可以！过几年，就让你来坐！”当然，这只是天启皇帝的一句戏言，没想到后来真的应验了。 不过，命运往往就是造化弄人，由不得你自己做主！天启帝突然撒手归西，竟然使朱由检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匆匆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天启七年（1627）八月，皇宫里突然传出天启帝病重的消息。到了八月二十二日，天启已经不行了，望着弟弟朱由检，眼光中包含着无限的哀怜、惜别之情：“你当为尧舜之君！” 一听这话，朱由检真是如“五雷轰顶”一般。不过，他很沉着，知道这是关键时刻，千万不能出错，所以他急忙回头与旁边的魏忠贤搭话，称赞他侍候皇兄劳苦功高！ 这时，朱由检大概是悲喜交集：皇兄英年早逝，自己当然很悲痛；皇兄之死，竟意外地把自己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心里自然有一阵欣喜之感。可是，魏忠贤权倾朝野，自己能否坐稳龙椅，朱由检也是心里没数。此番心境，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 所以，在天启驾崩后，朱由检就在乾清宫里坐着，绝不轻易开口，一切顺其自然，没有人能摸透他的心思。 过了几天，朱由检正式登基。至于《即位诏书》，还是老一套：先是歌颂列祖列宗，再对刚刚过世的天启帝大唱赞歌，然后是叙述登基经过，公布新朝的年号——“崇祯”，最后以新天子的口吻说出了他的“治国大计”： “朕以冲龄统承鸿业。祖功宗德，惟祗服于典章；吏治民艰，将求宜于变通。毗尔中外文武之贤，赞予股肱耳目之用，光昭旧绪，愈茂新猷。” 不过，这份《即位诏书》只是内阁大学士们的杰作，并不代表新天子的“真意”，因为内阁这时仍然是由阉党分子把持，所以在字里行间自然也充溢着魏忠贤的“旨意”。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魏忠贤给新天子今后的大政方针划出了一个“框框”，大有“既定方针”的味道。 对于这一切，新天子能甘心顺从吗？他还能容忍魏忠贤之流继续一手遮天吗？因为新天子在许多问题上不动声色，所以群臣暂时还找不到答案：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仍然心存一丝侥幸；而他们的对手，似乎看到了一点朦胧的希望；当然，更多的人还在拭目以待！此时此刻，这位新天子的心里到底在盘算些什么呢？那只有他自己清楚！ 与前朝皇帝大不一样的是，崇祯对朝政是事必躬亲，认认真真地处理。 对于魏忠贤，崇祯像皇兄天启一样非常器重，该赏赐的照样赏赐，该荫官的也照样荫，绝不吝啬。至于皇兄天启帝原来准备赐给魏忠贤的匾额，崇祯也照赐不误。所以，人们似乎看不出新天子和魏忠贤之间有什么“不和”的迹象。不过，人们也不免有些怀疑：他们两个人之间果真如此融洽吗？就是新鞍配老马，也还需要一段“磨合期”，更何况是两个活生生的人呢？ 最后，就连魏忠贤也感到有点不对劲！九月初一，魏忠贤终于沉不住气了，便来了一个以退为进，假意提出辞去“东厂提督”一职，以试探崇祯的态度。奇怪的是，崇祯非但没有批准，反而好言相劝，命他安心任职。所以，魏忠贤这一招就像打在棉花上，没有发出力来。 当时，崇祯的处境依然非常险恶，因为他孤身入宫，周围全是魏忠贤的党羽，政府各部门也大多是由魏忠贤的死党把持。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帝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成问题，哪还敢贸然出击呢？ 不过，崇祯深知魏忠贤的为人，也明白：魏阉一日不除，自己就无法亲掌大权，更谈不上什么“中兴大业”。所以，他还得耐心等待机会！崇祯心里非常清楚：新天子即位后，总会有人跳出来，或者是想翻旧案，或者是想投机，讨好新天子，而把矛头指向魏忠贤及其党羽。 在阉党中，第一个倒霉的是兵部尚书崔呈秀。他不仅位高权重，而且手握兵权，一直是魏忠贤最得力的助手。所以，崇祯就把矛头首先指向崔呈秀，利用阉党的内部矛盾，迫使他于十月初辞职。崔呈秀的垮台，既斩断了魏忠贤的一条臂膀，又发出了一个政治信号——魏忠贤快要完蛋了。 于是，许多官员闻风而动，攻击的矛头也开始直指魏忠贤。十月二十六日，嘉兴贡生钱嘉征上疏，公开声讨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并帝、蔑后、弄兵、无君、克剥、无圣、滥爵、滥冒武功、建生祠、通关节”！ 自从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以来，还没有人如此公开尖锐地弹劾魏忠贤。所以，魏忠贤非常恐慌，急忙跑到崇祯面前，连呼冤枉，痛哭流涕。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魏忠贤是一个太监，可能已经算不上男儿，而且痛哭流涕对他来说也是“家常便饭”：想当初，杨涟上疏弹劾时，魏阉就是用痛哭流涕取得天启的同情和支持，从而反败为胜的。不过，他这一次却是失算了：崇祯似乎根本不相信他的眼泪，反而让人当场宣读钱贡生的奏疏，还要魏忠贤洗耳恭听，魏忠贤当时的心情如何，就不难想象了！ 魏忠贤实在是受不了这种“羞辱”，立即称病辞职。在权力场上，“病”真是一个好东西，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魏忠贤本来是想以“病”为托词，躲过这个风头，好以退为进。没想到，崇祯竟然来了一个“将计就计”，命他去白虎殿为天启守灵。 这时，魏忠贤就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似的，上疏辞去爵位、诰券、田宅。崇祯倒好，也来了一个“得理不饶人”，竟然全部批准，并趁机对朝廷的人事安排进行调整。 这一次，魏忠贤是彻底失算了！魏忠贤虽然老奸巨滑，却忘记了官场上的一条“铁律”——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或许魏阉自作聪明，想以退为进，伺机东山再起；或许他高估了自己，没想到自己会有那么多对手。无论如何，他走了一步“臭棋”！ 现在，魏忠贤既然已经是一条“落水狗”，许多人便赶来痛打。于是，讨伐魏阉的奏章就像雪片一样飞进皇宫，送到崇祯皇帝的龙书案旁。或许，崇祯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几年前，镇压东林党人时，天下人都是口诛笔伐，几乎是人人喊打；对魏忠贤，则是歌功颂德，无以复加。 最后，对魏忠贤进行“总清算”的时机成熟了。十一月一日，崇祯公开宣布魏忠贤的罪行： “朕闻去恶务尽，驭世之大权；人臣无将，有位之炯戒。我国家明悬三尺，严惩大憨，典至重也。朕览诸臣屡列逆恶魏忠贤罪状，俱已洞悉。窃思先帝以左右微劳，稍假恩宠，忠贤不报国酬遇，专逞私植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难以枚举，略数其概……” 结果，魏忠贤被发配到凤阳祖陵，客氏被送到浣衣局，他们的家产也全部被查抄。没几天，这一对狗男女就双双自杀，到地下追随天启皇帝去了。 到了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崇祯又对魏忠贤、客氏、崔呈秀这三位“祸首”加重处罚，虽然他们本人已死，但他们的尸体仍然被处以“凌迟”（民间俗称为“杀千刀”）的极刑。 这时，崇祯也许早就忘了当初进宫接受皇兄遗命时，口口声声称誉魏忠贤的情景，也忘记了自己刚即位时对魏阉的态度。当然，有人会替崇祯辩解，说他是迫于形势，韬光养晦，故作姿态，为的是日后彻底清除阉党。既然崇祯贵为天子，尚且迫于形势，要羁縻魏阉，那么群臣是否也可以仿效他，大捧魏忠贤的臭脚呢？如果崇祯这样做是英明的抉择，为什么群臣这样做却被视为“附逆”，受到清算，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在政治上永远不能翻身呢？可是，在皇权**体制下，这种没有道理的、无情的“宫廷政治逻辑”偏偏大行其道！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官场红人——皇权体制下的“众生相” 引 言：皇权社会中官场是一个巨大的权力舞台 在中国皇权社会中，官场可以说是一个古老而又久远的存在。几千年来，中华大地不知经历过多少沧桑巨变：一个个王朝兴起，一个个王朝垮台，国家治乱无常，既有过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也有过一次又一次的大动乱。在皇权社会中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官场却一直存在着，如同一座永不谢幕的权力大舞台，既令人垂涎三尺，又让人望而生畏，无数的悲剧和喜剧在上面启幕，又落幕，不断地上演着。 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台湾的柏杨先生曾以“酱缸”来比喻中国文化。我以为，柏杨先生有胆有识，说出了许多人不敢说出来的话，只是比喻的对象有点不正确：不应是“中国文化”，而应是中国古代的“官场化”社会。 自皇权体制诞生以来，中国皇权社会就一直是一个以“官场”为轴心的特殊社会（我们称之为“官场化社会”），一切以权力（主要是皇权）为中心，一切为权力服务。长期以来，中国古人已经习惯于生活在皇权**体制下，整日追逐权力，更习惯于被权力支配，离开了权力，人们反而会不知所措。 在这个“官场化”的皇权社会里，权力就代表着荣耀、财富、幸福，权力就是生命价值的体现，权力就是生命本身，而权力的背后却是一个“鬼魅横行”的世界：暴力、凶杀、冷酷、无情、残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只要细心一点，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8部著名古典小说——《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金瓶梅》、《红楼梦》，无不围绕权力展开，以权力决定论为主线。翻遍《二十四史》，满纸都是帝王、后妃、外戚、宰相、文臣、武将、宦官们在肆无忌惮地上演数千年的传统旧剧。一部中国皇权社会历史，充斥着无数个杀父、杀母、杀夫、杀妻、杀兄、杀弟、杀子、杀友的故事。数千年来，这种蛮横的“权力逻辑”竟然在皇权社会里大行其道！ 在中国皇权社会，官场既是戏场，又是战场，生活在官场上的人既要会逢场作戏，更要会耍弄真刀真枪。为了争夺更多、更大的权力，全社会的人无不使出浑身解数，拼命厮杀，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小到个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在这里，没有什么情义可言，只有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就这样，皇权社会里的中国人一直忙于“窝里斗”，陷入了争夺权力的沼泽烂泥之中，不能自拔，顾不上什么“建设”和“发展”，更丧失了信仰和求知精神，人性价值的光辉几乎全部被淹没。 几千年来，这张由**帝王们编织的天罗地网笼罩着中华大地，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几乎没有人可以逃脱，成为“漏网之鱼”！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皇帝与宰相：难解的“矛盾体” 在皇权社会里，作为“天下第一人”，皇帝是国家元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皇帝的下面，最重要的人物当属宰相。不过，在中国历史上，除了辽国以外，其他朝代都没有“宰相”这个官职，宰相只是一个俗称！ 对于**帝王来说，宰相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祸害”，他们对宰相真是既恨又爱。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皇帝纵然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一个人包揽所有的事务，所以皇帝必须找一个“助手”，而这个助手就是宰相。 在皇权体制内，作为最高行政首脑，宰相的地位非常特殊，堪称是整个皇权国家的“二把手”，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多少年来，中国人一直用一句话来描绘宰相的特殊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宋朝人张方平指出：“君为元首，宰相乃其股肱，动静休戚，义犹一体。”所谓元首，指的是脑袋；股就是大腿，肱就是肩膀。毫无疑问，如果把整个国家机器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皇帝就相当于脑袋，而宰相则处于全身运动的枢纽部位，行立俯仰，莫不关之。 宰相的职权有多大？ 关于宰相的职责，西汉初年的丞相陈平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一句话，宰相对内要辅佐皇帝，为皇帝出谋划策，并统领百官，指挥内外百司；对外，要妥善处理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真是国防、内政、外交无所不管。所以，《宋史·职官志》称“宰相之职，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 具体来说，宰相大致有以下几项权力： 一是谋议权。所谓“谋议权”，就是宰相就国家的方针、政策、法令、措施提出建议，并与皇帝共同讨论。所以，西汉初年，宰相曹参推行“无为而治”的方针，不主动入宫向皇帝提出建议，汉惠帝就责怪他“无所请事”。 二是副署权。就是皇帝的诏令、制敕和上谕要由宰相签署，并由宰相机构发布。在制度上，如果宰相没有在诏书上签字，诏书也就没有法律效力，有关部门可以拒绝执行。例如，武则天当政时，曾派肃州刺史王本立去“宣敕”逮捕宰相刘祎之，结果遭到刘祎之的抗议：“不经凤阁（即中书省）、鸾台（即门下省），何名为‘敕’？”意思是，这道“敕书”没有经过中书、门下两省宰相的签署，仅仅是武则天的一纸命令，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怎么能称为“敕”呢？ 三是用人权。包括选任贤才与罢免不称职的官员。在宰相拥有的各项权力中，用人权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往今来，那些“良相”大多能够充分并恰当地行使用人权。在唐玄宗初年，有两位名相——姚崇、宋璟：姚崇“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宋璟“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 四是裁决一般政务权。对于朝廷内外的一般政务（即所谓“小事”），宰相有权直接处理，无须请示皇帝。譬如，唐代的宰相可以以“政事堂”的名义发布堂案、堂帖，直接指挥内外百司，处理各种“小事”。 总之，宰相的地位非常特殊：“受命天子，总理万揆。”古往今来的无数事例表明，在皇权**政体下，宰相与皇帝的关系至关重要，与王朝的兴衰存亡关系甚大，相权的消长可以说是观察历代政治得失的一个重要“指针”。政治的“秘诀”就是对权力进行互相制约，每一种权力都不能无限膨胀，皇权和相权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平衡，什么时候就能实现政治清明。 在皇权国家里，在某种程度上，宰相的作用甚至比天子更为重要，因为**帝王虽然高高在上，大权在握，但宰相处在皇帝与各部门之间，在皇帝与各级官吏之间充当“桥梁”；同时，宰相又是道德和忠诚的象征，它是确保皇权不被滥用的一道防线、一种保证。所以，宰相必须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灵活的政治手腕，才能处理好朝廷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宰相制度的演变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中，宰相制度居于核心地位，是连接政治制度的中心环节。从中国历史来看，宰相制度的起源甚早，而且复杂多变，其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萌芽期、创立期、鼎盛期、调整期、衰落期。 （1）萌芽期：黄帝至西周。 在史书中，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宰”、“相”、“百揆”等一些关于官职的记载。在政治实践中，这些职位已经有辅助君主处理政务的职责，但宰相尚未成为正式的官称，更谈不上建立宰相制度。 （2）创立期：春秋至秦 这是一个大分裂的时代，内外矛盾交织，国家政务日渐繁忙，国君一个人实在是难以应付，于是出现了一个以宰相为最高首长的官僚集团。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各国纷纷招贤纳士，选贤用能，一批名相也应运而生，如管仲、晏子、商鞅、张仪等人，他们活跃在周秦之际的历史舞台上。 经过几百年的政治实践，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创立完整、成熟的宰相制度便水到渠成了。其实，早在战国后期，秦国就率先设立“丞相”一职。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中央设立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使之成为正式制度。 （3）鼎盛期：汉初至汉武帝时 到西汉初期，宰相的权力迅速膨胀，并很快达到了顶峰。当时，宰相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所不管，并出现了萧何、曹参、陈平等一大批名相。不过，就在相权膨胀之时，相权和皇权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显露出来。由于相权的膨胀对皇权构成了威胁，所以皇帝就想方设法地制约相权，一些宰相很快“厄运当头”：从西汉建立到汉武帝时期，共有三十多位宰相被杀，被贬黜的更多。 （4）调整期：汉武帝时期至元朝 在两汉时期，由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开始显现，宰相制度很快进入了调整期，核心是：皇权日益集中，相权不断被分割。因为历史条件不一样，不同的皇帝又有不同的特点和喜好，所以宰相的权力也有变化：时而强化，时而弱化。 汉武帝以后，皇帝开始倚重身边的心腹——尚书台，削弱相权。不过，时间一长，尚书台逐渐坐大，又形成一个实际的行政中心，分割乃至取代了相权，最后形成了内外朝互相消长的局面。 在进入调整期后，宰相制度也多有变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多相并存、三省出现。在曹魏时，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只是名义上的宰相，只有录尚书事、尚书令及尚书仆射才能实际执掌朝政。至两晋时，中书监、中书令、侍中的地位提高，又分割了尚书省的权力，宋、齐、梁、陈时多有沿袭。北魏、北齐时，门下省逐渐发展起来，侍中的权力大增。西魏时，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大冢宰”为宰相，后来又改设左、右丞相。隋朝建立后，杨坚废三公，以三省长官知政事，称为“真宰相”。 唐朝是中国宰相制度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宰相机构与宰相名称复杂多变。在唐朝前期实行的是三省制，中后期演变为中书门下体制。在唐前期，真正掌握实权的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作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左、右仆射；中书省负责处理表章、起草诏令，长官为中书令，副长官为中书侍郎；门下省负责审查奏抄、签署诏令，长官为侍中，副长官为黄门侍郎。 在三省之外，又有“政事堂”。政事堂本来是三省长官商议军国大事的场所，从唐太宗时起，皇帝经常指派别的官员去政事堂，参与讨论国家大事：一是给资历较浅的官员加上“参与朝政”、“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专典机密”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号；二是给一些资历较老的元勋功臣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名号。至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使其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政治体制又发生了很大变化。 宋朝时，设置“中书门下省”作为宰相机构。为了分散相权，皇帝有意设立多位宰相，一般是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宰相，“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起初，参知政事的地位还比较低，后来与正宰相没有多大差别，使宰相的权力更加分散。此外，又设立枢密院（长官是枢密使）、三司（长官是三司使），负责掌管全国的军队、财政，以分割相权。 金国入主中原后，废去中书省、门下省，以尚书省总揽政务。元朝时，在中央设立中书省，负责统领六部，长官为中书令，下面有平章政事等多位官员，相权又有所恢复。 （5）衰落期：明朝至清朝末年 宰相制度无论怎么调整，都不能彻底解决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下令诛杀丞相胡惟庸，并废除中书省，命六部直属皇帝，同时，将相权分给六部，朝廷的权力都集于皇帝一身，君主**制度发展到了顶峰。明成祖时，设立内阁，以内阁大学士负责批答奏章、草拟圣旨。其实，内阁大学士只是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其权力要比原来的丞相小得多，但世人一般把内阁大学士比作宰相。 清朝初年，设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宏文院等三院，不久改为内阁，但也只能处理一般政务，军国大事是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至雍正时，设立“军机处”，负责商议军国大计、草拟上谕，皇帝集权达到了极点。清朝末年，进行官制改革，废除军机处，另设“责任内阁”，以内阁总理大臣为首长，相权又有所回升。最后，随着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朝灭亡，宰相制度也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帝相关系”的范式：刘邦与萧何 古人云：“读史使人明智。”在皇权国家体制下，要想探究宰相和皇帝之间的微妙关系，不可不读《史记·萧相国世家》。 在大一统的皇权国家体制下，皇帝与宰相的关系范式，是在汉朝初年确立的。总的来说，这一范式是由以下内容构成的：皇帝用人，以权、术、势掌控大局；宰相主事，从各方面为皇帝效力。 若论起才干，中国古代的皇帝大多属于二流甚至三流人才（刘邦只是一个无赖，他再精明，也顶多是一个二流人才），而宰相则多为一流人才（在这一点上，萧何是没有争议的）。作为皇帝，他们的心思主要用在坐稳龙椅，防止大臣（特别是宰相）谋反，保证政局稳定；而宰相的心思，主要是用来谋划国事，只有极少数宰相有僭越、谋反之意。 总之，皇权与相权既相克相制，又相辅相成，皇帝与宰相因而构成了一对难解的“矛盾体”，这个矛盾贯穿于整个皇权**国家的始终。所以，对宰相这个“二把手”，皇帝是时而相信，时而猜疑；反过来，宰相对皇帝往往是始终如一（正所谓“忠臣不事二主”），有“反骨”的极少，多数是愚忠不改。 具体来说，萧何这个人既精通法律，又很有经济头脑，善于调配钱粮，是宰相的最佳人选。但是，在传统的皇位争夺战中，萧何的优势发挥不出来，只有选择一位好的主子，为他效力。刘邦与萧何，一个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心，一个是行政部门的最高首脑，只有通力配合，才能使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政治清明，百姓乐业。在实践中，虽然刘邦和萧何是多年的“老关系”，相处得比较融洽，但刘邦对萧何也难免猜忌，不太放心。 当时，就发生了这么一件怪事：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淮南王英布举兵造反，刘邦命萧何留守京师，自己御驾亲征，去讨伐英布。可是，就在出征期间，刘邦不放心，几次派人打探萧何正在做什么。探来探去，也没发现这位萧宰相有什么“劣迹”，只听说他正在变卖家财，努力支援前线。本来，萧宰相做的是好事，但“万岁爷”刘邦一听，却是脸色大变。 不知怎么的，这件事被萧何的一位门客知道了，赶忙告诉萧何：“萧大人，您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现在，您功高盖世，又位居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民心归附；而皇上又远征在外，他能不起疑心吗？眼下，皇上多次派人打探您的情况，就是怕您功高震主啊！您为什么不做一些坏事情，比如广置田园、放高利贷，来让皇上放心呢？” 于是，萧何便依计而行。果然，当刘邦得知一向清廉自守的萧何竟然也贪起“小便宜”来，才长出了一口气，原来他心中早就有一把“算盘”：只要萧何贪图小利，他就不会有什么政治野心。其实，在**帝王的眼里，贪污**虽然可恶，但还不至于危及“国本”——**皇权，有政治野心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由此看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贪污**之风之所以愈演愈烈，也不能完全归咎于那些贪官污吏。在一定程度上，是皇帝怂恿（有时甚至是逼迫）官员们贪污，他们搞**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对于皇帝来说，官员贪污**固然不好，但也有一个莫大的好处：谁只要贪污，就在无形中将“把柄”交给皇帝了，一旦皇帝看他不顺眼，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处置他。所以，在圣明的“万岁爷”面前，本身手脚就不那么“干净”的群臣也只有俯首帖耳，皇帝的万里江山反而因**更牢固了。 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一定限度内，**或许是维持**皇权的“良方”；要是贪污**过了头，也要付出惨痛的政治代价，许多王朝就是被贪污**搞垮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暂且不论。 汉高祖刘邦虽然是地痞无赖出身，但在玩弄权术方面却是“无师自通”。萧何是大汉帝国的开国宰相，真可谓劳苦功高，对“老板”——刘邦更是忠心耿耿，即便如此，他还是遭到刘邦的猜忌，甚至下过大狱，坐过几天牢房。可悲的是，后世的帝王纷纷效仿刘邦，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恶劣的传统：宰相或要么故意装傻充愣，要么无所作为，二者必居其一，绝对没有“第三种选择”。总之，宰相的地位虽然崇高，是“二把手”，但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宰相与“一把手”——皇帝之间却有天壤之别，实际上没有完整的人格可言，必须要看皇帝的眼色办事，夹起尾巴，老老实实地做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宰相得人，利国利民 在某种意义上，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作为帝国的最高行政首脑，宰相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可能不亚于**帝王。因为在“家天下”的格局下，皇帝是世袭的，这就决定了皇帝不可能都是贤明的，但是宰相并非是世袭的，在贤明的几率上当然要远远高于皇帝。 几千年来，在中国历史上，不乏一些贤明的宰相（如管仲、曹参）。他们对上辅佐天子，对下统率百官，既有眼光和能力，又有手腕，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对人民有好处，因而备受后人的颂扬。 管仲：“中国第一宰相” 在中国历史上，管仲可是一个“大大有名”的“重量级”人物。管仲之所以能够浮出水面，得益于齐桓公不拘一格地任用贤才。 周庄王十二年（公元前685年），齐国国君无知在雍林被杀。当时，有资格继承君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逃往莒国的公子小白，有鲍叔牙辅佐；另一个是逃往鲁国的公子纠，有管仲辅佐。一得知无知死去，这两个人就急着赶回齐国，展开了一场争夺时间的竞赛。 为了铲除竞争对手，管仲率领一队人马在半路上拦住小白的去路，并一箭射中了小白的衣带钩。小白这个人很聪明，当即咬破舌头，口吐鲜血，躺倒在车上。管仲以为小白已“死”，急忙回去报信，公子纠大喜，便放慢了行进的速度。结果，小白捷足先登，抢先赶回国都临淄，成为国君，这就是齐桓公。 随后，齐桓公和公子纠血战一场，公子纠惨败，被杀。本来，齐桓公打算处死管仲，以报一箭之仇。不料，师傅鲍叔牙出面力谏：“您如果只想做一国之君，就可以杀了管仲；如果您还想称霸列国，就要重用管仲，因为他是一个绝世奇才。”于是，齐桓公不计前嫌，起用管仲为“相”，并拜他为“仲父”，委以重任，终于成就了辉煌的霸业。 其实，管仲这个人并非以计谋见长，他擅长的是治国安民，特别是具有战略眼光。周釐王元年（公元前681年），齐桓公与鲁国国君在柯地会盟。当时，鲁国大将曹沫突然把匕首架在齐桓公的脖子上，要求他将齐国占领的土地归还鲁国。经管仲出面疏通，齐桓公才勉强答应。事后，齐桓公视之为“奇耻大辱”，打算抵赖。幸亏管仲及时进言，陈明利害，齐桓公这才履行了诺言。结果，此举赢得了诸侯们的拥戴，使齐桓公威信大增，最终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取得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成就。所以，就连孔老夫子也很佩服管仲先生。 管仲不仅政绩突出，人格也很高尚。周襄王四年（公元前648年），齐桓公派管仲去洛阳朝见周天子。本来，周襄王准备用“上卿”之礼欢迎管仲，管仲急忙推辞，最后勉强接受了“下卿”之礼。 不久，管仲病重，他留给齐桓公的遗言是：不要重用易牙、开方、竖刁这三个小人。可是，管仲一死，齐桓公就将这句话置之脑后。结果，齐桓公一死，这三个家伙就兴兵作乱，齐国的霸业随即烟消云散。不过，这也是“人亡政息”的中国古代政治所不可避免的现象。 在君主**体制下，政治的好坏主要是靠政治家个人的努力，而不是依靠制度与机制来设定、规范的，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经常是遇到能人就昌盛，否则则衰落。春秋前期，齐国之所以能够强盛，主要是因为“伯乐”——鲍叔牙慧眼识人，向齐桓公鼎力推荐管仲，使他可以人尽其才，协助齐桓公称霸。所以，管仲对鲍叔牙十分感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 管仲与齐桓公这一对“最佳搭档”，为后来的中国皇权政治确立了“贤君■良相”的标准模式。不过，在君主**体制下，这种模式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不是君主不贤明或宰相不好，就是有好宰相却不被君主重用，再不就是君主和宰相都是平庸之辈，无所作为。可是，皇权社会中的中国人却对这种纯粹是碰运气的“标准模式”注入了极大热情，希望天降贤人，恩泽万民。 其实，这种“贤君■良相”的模式依然属于“能人政治”。多少年来，能人每每是人们竭力赞美和崇拜的“偶像”。若是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考查，我对这种政治模式却不大敢苟同，因为它的成本极其高昂（每个能人只能被动地被君主使用，完全没有主动性）。此外，能人政治很难持久：能人在，国家就强盛；能人一旦不在，大家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一天天地衰落下去。 当然，管仲的历史功绩是抹杀不了的，后来有许多人要向管仲学习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管仲对于自己死后齐国的混乱和衰落却是无能为力的。这不，八百多年后，“自比管仲”的诸葛亮死后，蜀国的政局也是乱得一塌糊涂。 所以，100个管仲也都比不上一个合理而又切实可行的政治制度。可悲的是，几千年来，皇权社会的中国人一直不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不知有多少人拜倒在**帝王的脚下，对权位孜孜以求，陷入“权力场”而不能自拔。在他们眼里，制度与机制又值几个钱？ 曹参：“萧规曹随”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的70年间，西汉政府信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使得国力迅速恢复，达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究其原因，宰相曹参“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曹参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乡，也是西汉初年的开国元勋之一。所以，刘邦一坐上龙椅，就任命他为齐国的“相”。 当时，齐国总共有七十余座城池，是最重要的诸侯国，统治着山东沿海的大片地方。 曹参新官上任后，首先就如何治理好齐国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可是，大家意见纷纭，众口不一，弄得曹参也是一头雾水，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曹参听说胶西有一位盖老先生德高望重，就恭恭敬敬地向他求教。盖老先生只说了一句话：“治国之道，贵在清静无为，不扰民！”曹参听后，大受启发，便以“黄老之术”治理齐国。9年过去了，齐国国泰民安，成为一片乐土，曹参声名大震，被人们称为“贤相”。 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丞相萧何病故。曹参知道后，就让手下人立即收拾行李：“我要去长安当宰相了！”听了这话，许多人不相信，有人还在等着看他的笑话。哪知道，几天后，朝廷的使者就到了，命他进京担任丞相。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曹宰相”倒好，却是一把火也不烧：在处理政务时，他全都按照萧何留下来的规矩办理；在任免官吏时，也只选拔那些年龄比较大、忠厚老实的人，对于那些口若悬河、喜欢追求功名者，他是一概不用。总之，他这个宰相当得倒是挺“自在”，可以每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弄得屋子里是酒气熏天。 时间一长，许多人都搞不清楚这位“宰相大人”卖的究竟是什么药。于是，一些好心人就忍不住想找他探个究竟。谁知道，一见到曹参，话还没有说出口，曹参就会热情地拉着他去喝酒，不醉不休。所以，整个丞相府里鸦雀无声，国家也是太平无事。 在丞相府旁边，有一座小花园，本来是相府属吏们休息的地方。既然曹宰相整天饮酒作乐，“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帮家伙也就跟着整日聚会狂饮，三杯酒一下肚，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大家玩得忘乎所以。最后，有一个官员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把曹参拉来，想让“曹宰相”把这帮家伙好好教训一顿。可是，让他大吃一惊的是，曹宰相竟然也欢呼着拿起酒杯，和大家一起喝开了。 没几天，这位曹宰相的“德政”就传到了皇帝刘盈（惠帝）的耳朵里了。听说曹宰相这副做派，汉惠帝刘盈也很疑惑。正好曹参的儿子就在宫里做侍从，刘盈便命他回家打探一下，看曹参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没想到，儿子的话刚出口，曹参勃然大怒，一拳把他撂倒在地，接着就是一顿胖揍。打完后，曹参只说了一句话：“小子，你给我滚回去，好好做你的侍从，天下大事不是你这个小孩子应该过问的。” 最后，刘盈实在忍不住了，便派人把曹参召进皇宫，并责备他：“是朕让你儿子劝你，你怎么把他打得那么惨？”曹参急忙脱掉帽子，跪下道歉，然后问道：“陛下，您觉得自己与高祖（指汉高祖刘邦，刘盈的父亲）谁更英明？”刘盈答道：“我怎敢和高祖相比？”曹参又问：“那么，在您看来，我和萧何谁更贤明？”刘盈答道：“与萧何相比，先生似乎要差一点。”曹参说：“现在，高祖和萧何已经制定了很好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法令，我们只要坚持不变，不就可以‘无为而治’了吗？”刘盈这才恍然大悟：“对，你说得没错！” 这就是著名的“萧规曹随”的典故，也是西汉初年一直坚持以黄老之术治国，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的由来。 乍看起来，这位曹宰相一切都按汉高祖和萧何留下来的规矩办，似乎是坚持“祖宗之法”，无所作为。其实，曹参抓住了传统的中国皇权政治的一个最深层的“要害”：在皇权国家体制下，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各级官吏。只要这些“如狼似虎”的官吏能够不生事、不扰民，人民就可以过上太平日子；只要不给官吏们敲诈勒索百姓的机会，不让他们乱来，老百姓就可以安居乐业，创造出无穷无尽的财富，使国家富强起来。后来，曹参的这套治国思想和方略被汉文帝、汉景帝继承，终于促成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嫉贤妒能、残害忠良的宰相 古人云：“相者，君之贰也。”意思是宰相可以相当于半个君主。平心而论，这句话大体上还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一旦宰相不好，要想“天下大治”的可能性至少丧失了一半。 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就有那么一些宰相，比如李林甫、贾似道之流，不是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如何治理好国家上，反而是忙于内斗，排斥异己，导致朝政混乱，社会动荡不安，最后他们自己也是“身败名裂”，受到后人的指责和唾骂！ 李林甫：“一雕挟两兔” 唐玄宗开元初年，李林甫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子中允”。不过，他这个人野心还挺大，总嫌自己官职太小。这时，有人劝他走科举之路，到考场里显显本事。李林甫自己掂量掂量，觉得腹中空空，没有多少学问。此路不通，怎么办？这也难不倒他，因为有一条“终南捷径”，就是拉关系、走后门！ 于是，他就设法巴结上了侍中源乾曜的儿子源洁，通过源洁向他的父亲央求“司门郎中”一职。不料，这位侍中大人平日看不起李林甫，认为他根本不是“那块料”，又迫于情面，就安排他做了一个太子喻德。不过，这也是一个闲职，形同虚设，李林甫当然感觉很“委屈”。 所以，他又四处活动，巴结上了正红得发紫的御史中丞宇文融。“工夫不负有心人”，开元十四年（726年），经宇文融引荐，李林甫也爬上了御史中丞的高位。这位“李中丞”一上任，就伙同宇文融一起弹劾当朝宰相张说，使许多人对他“刮目相看”。 在报答了宇文融的引荐之恩后，李林甫便来了一个“鲤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再不来”，另攀高枝，当上了吏部侍郎。 李林甫相信“枕边风”的力量，竭力巴结、讨好那些贵夫人。侍中裴光庭的夫人，原本是武三思的女儿，李林甫便大献殷勤，讨得她的欢心。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裴光庭一病死，李林甫就伺机而动，瞄上了宰相的高位。于是，他就通过新寡的裴夫人请求大宦官高力士帮忙。正好唐玄宗准备起用尚书右丞韩休为宰相，李林甫一从高力士那里得到“喜信儿”，就抢先去向韩休报喜。“投桃报李”，韩休就向玄宗推荐李林甫有大才，应当重用。 为了能爬上宰相的高位，李林甫又施展开了浑身解数，去巴结后宫，再次展开“夫人外交”。这时，武惠妃宠冠后宫，她的儿子寿王也深受玄宗的宠爱，而皇太子李瑛则逐渐受到疏远。于是，李林甫趁机向武惠妃大表“忠心”——“愿保护寿王”。这一招虽然有点冒险，却大见成效：武惠妃很感激，就在皇帝面前大吹“枕边风”。这样一来，李林甫外有宰相韩休引荐，内有武惠妃暗中帮助，很快就官拜黄门侍郎，受到玄宗的“青睐”。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李林甫正式出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跻身宰相的行列，成为朝廷“三巨头”之一。当时，朝廷里还有两位宰相，一位是中书令张九龄，一位是侍中裴耀卿，都是有名的贤臣，敢于当面直言进谏。在这一点上，李林甫倒是很有“自知之明”，与他们同列，自觉相形见绌，心虚得很！ 不过，李林甫自知才能比不上别人，却不设法提高自己的能力，与张九龄、裴耀卿展开“公平竞争”，而是在暗地里“放冷箭”，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这正是中国几千年来奸佞小人惯用的“鬼伎俩”。 因为在位时间长了，唐玄宗志得意满，也就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警惕，开始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对此，张九龄、裴耀卿很不安，经常当面进谏，闹得玄宗心里很不痛快。这时，李林甫却是唯唯诺诺，经常顺着皇帝的心意办事。为了及时掌握皇帝的想法，他又在玄宗身边的宦官身上下功夫，送给他们许多礼物。这么一来，皇帝的言行举止，李林甫“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讨得了玄宗的欢心。 李林甫一面迎合皇上，一面找机会煽阴风、点鬼火，攻击张、裴两位宰相。为了打倒太子瑛，让寿王取而代之，武惠妃开始在玄宗面前大进谗言：“太子结交外人，将谋害妾妃母子，也指斥至尊（指皇上）。”唐玄宗大怒，就要下诏废去太子瑛，张九龄坚决反对，使玄宗很不高兴。对此，李林甫表面上中立，不发表意见，背后却对人说：“废不废太子，是皇上的家事，外人瞎掺和啥？”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使李林甫的阴谋得逞。当时，户部侍郎萧炅是李林甫的亲信，此人不学无术，竟然当着中书侍郎严挺之的面，把“伏腊”读为“伏猎”。严挺之很不高兴，就向中书令张九龄反映，结果萧炅很快就被贬出京城。 李林甫知道后，暗自怨恨严挺之，就抓住严的“一朝之错”，要严办他。严挺之获罪后，张九龄急忙出面为他说情、开脱。于是，唐玄宗就怀疑张九龄在拉帮结派，便将他和裴耀卿免职，改任没有什么实权的左、右丞相，并提升李林甫为中书令。 这份诏书一下，李林甫毫无谦恭之色，喜气流露于眉宇之间，幸灾乐祸地说：“唉，我的左、右丞相哟！”所以，大臣们都在私下议论：“这不是一雕（指李林甫）挟两兔（指张九龄、裴耀卿）嘛！”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监察御史周子谅上书弹劾宰相牛仙客“非才，滥登相位”，并援引谶书为证。没想到，此举犯了玄宗的大忌，当即下令杖责周子谅，将他活活打死。这时，李林甫认为时机难得，又在一旁落井下石：“周子谅是张九龄推荐的人啊！”于是，玄宗下诏将张九龄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永远不许他返回京城。随后，在李林甫的怂恿下，玄宗下诏废去太子瑛，命他自尽。 “功高盖世”的贾似道 贾似道（1213～1275年），字师宪，台州天台（今浙江台州）人。此人其貌不扬，原本是一个轻薄寡耻，经常出入青楼的“花花公子”。 他的姐姐被选入皇宫，因为姿色超群而受到宋理宗的宠爱，被封为贵妃。从此，贾似道可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嘉熙二年（1238年），通过一场“徒有虚名”的科举考试，年仅25岁的贾似道就摇身一变成了太常丞、军器使。从此，他仗着姐姐作“靠山”，更加放荡不羁，白天出入于秦楼楚馆，夜间则泛游西湖，整日过着声色犬马的糜烂生活。 一天夜里，理宗信步来到御花园，凭栏远望，只见西湖上波光、灯火遥相辉映，歌舞之声隐约可闻。这时，理宗叹了一口气：“这一定是贾似道在宴饮取乐。”然后，派人一打听，果然不错。 不过，要说贾似道这个人不学无术，只知道寻欢作乐，那也太低估他的“政治能量”了。因为他出生在一个腐朽的官僚家庭，对于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自幼耳濡目染，无师自通，所以，没过几年功夫，这位“国舅爷”就已经进入了“宰执”的行列，做到了“知枢密院事”的高位（当时才41岁），一时权倾朝野。 且说从高宗到理宗，南宋的皇帝都换了好几位，可是北方金国的侵扰、欺凌倒是日甚一日，南宋帝国从皇帝到平头老百姓竟没有过上一天“扬眉吐气”的日子。这时，一个更加强悍的民族——蒙古开始在北方崛起，并派使者王檝前来游说南宋君臣，希望蒙宋结盟，共破金国，并许诺将河南的土地归还大宋。可笑的是，南宋的庸君懦臣又忘记了宋徽宗联金灭辽的教训，贪图小便宜，只顾“眼前之利”，不顾事后之危，轻易与蒙古订立了盟约。 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派大将孟珙北伐，与蒙古合兵一处，灭掉金国。不料，强悍的蒙古人却践踏了盟约，派兵攻打南宋。这场蒙宋战争一打就是几十年，到宝祐六年（1258年），蒙古大举兴兵伐宋，大汗蒙哥兵分三路：自己率兵进攻四川；弟弟忽必烈进攻鄂州；元帅兀良哈得由云南进入交趾，然后北上。南宋王朝真是倒霉，才离虎口，又入狼群！ 宋理宗闻讯，非常恐慌，忽然想起了平素喜欢说大话的小舅子贾似道，认为他既然敢吹牛皮，肯定有两下子，便命他统率大军奔赴汉阳前线。为了给贾似道壮胆，理宗又在临行前来了个“突击提干”，任命他为右丞相。 真是可怜得很！这位素来只知眠花宿柳的花花太岁，一走出秦楼楚馆，来到两军战阵，一见刀光剑影、血流成河，早就吓破了胆，哪还谈得上跃马横枪、统率三军？更何况，对于打仗他根本就是外行。不过，作为元帅，贾似道虽然不懂，还得不懂装懂，否则着实有损这位宰相大人的威风。于是，独断专行、瞎指挥等错误就层出不穷，导致宋军节节失利。 到最后，连大将高达对“贾宰相”都失去了信心，只好拒绝执行他的指令，曹士雄、向士壁等将领也不买他的账。对此，贾似道虽然恼火万分，但大敌当前，他也无可奈何，便私下派人去与蒙古人议和，并擅自表示：愿意称臣纳贡。这时，蒙古军连打了好几个胜仗，士气方盛，对议和不感兴趣，他的“如意算盘”破产了。 不久，蒙古大汗蒙哥死在四川钓鱼台。正在汉阳前线的忽必烈闻讯后，急着要赶回去和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大汗之位，就准备火速班师。一探得这个“最高机密”，合州守将卫坚立刻派人飞报贾似道。这位贾相爷倒好，不是利用敌人无心恋战之机一举破敌，而是赶紧派使者再次去求和，并表示：愿意称臣，以长江为界，每年进贡白银20万两、绢20万匹。此时，忽必烈归心似箭，当然求之不得，立即拍板同意，然后率军拔营北归，只留下张杰、阎旺率领少数人马，接应正从湖南北上的兀良哈得。 在与兀良哈得会师后，蒙古军撤到新生矶，准备渡江北还，这就为南宋一举歼灭这支蒙古军提供了大好时机。不过，这位贾大帅倒好，只是采纳了刘整的计策，命大将夏贵切断浮桥，杀伤垫后的敌军170人。与已经撤走的数十万蒙古军相比，这个数目简直是微不足道，无异于丢了西瓜，捡个芝麻。但是，在贾宰相的历史上，这可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大捷”，难怪他要借题发挥，向朝廷“报捷”： “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福！” 远在临安的宋理宗接到这个“特大喜讯”后，真是心花怒放，还当自己慧眼识人，选中了一位军事奇才，便立即晋封贾似道为太子少师、卫国公，并亲自草拟圣旨，嘉奖这位“功高盖世”的贾宰相： “贾似道为吾股肱之臣，隐然殄敌，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于再造。” 随后，在贾贵妃的怂恿下，理宗又命文武百官出城30里，欢迎贾似道“凯旋”！ 这位贾宰相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在与蒙古军作战时，他是一个孬种，但在与政敌交手时，他可是厉害得很！ 想当初，贾似道在汉阳前线督战时，正执掌朝纲的左丞相吴潜采纳了监察御史饶应子的建议，命贾似道将指挥部转移到黄州（今湖北黄岗）。这黄州虽然地处长江下游，却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蒙古军早就对它虎视眈眈。所以，一接到调令，贾似道就惊呼：“吴潜啊！吴潜！你竟然要借蒙古人的刀置我于死地，我又哪里得罪你了！”不过，“军令如山”，贾宰相虽然心里是十二万分的不愿意，也只好硬着头皮，命亲信孙虎臣率领700名精锐骑兵护送自己去黄州。 一行人马刚到茅草坪，就有向导前来报告：“前面有一队蒙古兵正往这里开来！”贾似道一听，顿时面如土色，慌慌张张地跳下马来，躲到路旁的草丛里。这时，贾宰相已经泪流满面，只当自己半世的荣华富贵今日休矣！ 可是，等这些“蒙古兵”来到眼前，贾宰相才发现并非什么“虎狼之师”，而是蒙古人押送俘虏的队伍，为首的是南宋降将储再兴，他正骑在一头牛上，一颠一簸地赶路。这回，贾宰相可神气了，赶忙把孙虎臣叫来，对他“面授机宜”。然后，孙虎臣呼啸一声，大家一齐冲上去，不费“吹灰之力”，就活捉了储再兴。这时，贾宰相急忙擦干眼泪，又抖擞精神，奋笔疾书，向朝廷报告“茅草坪大捷”的喜讯！ 不过，他从此可是把吴潜给恨透了，就经常派人去临安打探消息。没多久，这些人就回来报告：在指挥作战时，吴潜经常不请示皇帝，就先斩后奏；理宗欲改立次子赵孟启为太子，遭到吴潜的反对。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在“班师回朝”的路上，贾似道就“迫不及待”地奏了一本，建议改立皇太子。理宗看后，自然对“贾爱卿”非常赞赏，认为他既有“军事才华”，又具有独到的“政治眼光”。随后，贾又指使亲信沈炎上表弹劾吴潜目无圣上、指挥无方，致使全、衡、永、桂等州被蒙古军攻陷。理宗本来就对吴潜不满，所以他当即御笔一挥，就把“吴宰相”流放到循州，并提升贾似道为“当朝宰相”！ 其实，贾似道这个人本来就是“鼠肚鸡肠”：凡是对他“不敬”的人，他都是睚眦必报。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汉阳前线曹士雄、向士壁对他不够“尊敬”，贾似道就给他们扣上了一个“贪污军饷”、“侵盗官钱”的罪名，贬谪到偏远之地。大将高达仗着自己勇武过人，经常嘲笑贾似道：“彼何能为哉？”每次作战前，都得要“贾大人”亲自来“请”，高达才肯出战。为了讨好贾似道，大将吕文德曾当面呵叱高达：“贾大帅在此，你敢怎么样？”对这一切，贾似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所以，在“奏凯还朝”后，他多次在理宗面前“告御状”，想害死高达。幸亏理宗明鉴，认为高达有大功，没有同意。不过，在论功行赏时，贾似道却耍了一个小花招，把那位军事才能和自己“不相上下”的吕文德排在第一位，而把骁勇善战的高达放在后面。 最后，等他把这些不顺眼的人一一打发干净，贾宰相又动开了“脑筋”，指使门客廖莹中、翁应龙等人编撰了一部《福华编》，颂扬他在汉阳前线抗击蒙古军时立下的“赫赫战功”，好名垂青史，“永垂不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得过且过，太平宰相 俗话说得好：“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历代王朝，在皇权体制下，就有那么一些宰相，如冯道、曹振镛之流，原本庸庸碌碌，根本不是当宰相的那块“料”，只是因为机缘巧合，才爬上了宰相的高位。 所以，当上宰相后，他们只想保住自己的位子，不敢放开手脚，经常是模棱两可，一味地摇摆于皇帝和权贵之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可悲的是，在皇权社会里，这种“尸位素餐”的宰相往往是无灾无难，偏偏是政坛上的“不倒翁”！也许，中国的皇帝就喜欢这样的“庸相”！ 冯道：“政治不倒翁” 在中国历史上，五代前后不过54年的光景，却跟是走马灯似的，总共换了5个朝代，出了十几位皇帝。古人常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既然短命，当然会有一批短命的大臣，他们往往当不了几年官，就随着王朝的垮台而成“过眼云烟”。但是，也有一个人创造了“政治奇迹”，在这不断的王朝更迭中，他竟然泰然自若，从未跌倒过，他就是“长乐老”冯道：终其一生，先后在5个政权当官，侍奉过10位皇帝，均能处变不惊，进退得当。 那么，是不是冯道先生怀抱“经天纬地”之才，这么多皇帝都离不开他呢？恰恰相反，这个人在政治上既无多大建树，又没有什么气节，一旦大难临头，他就会比泥鳅还滑，另攀高枝，溜之大吉。这位冯大人毕生追求的只是高官厚禄，从不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背君弃国对他来说简直就如同“家常便饭”。 冯道（882～954年），字可道，河北瀛州景城人。相传，在未成名时，他曾赋诗一首以表心志：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唐朝末年，冯道曾在幽州大军阀刘守光的手下担任参军一职。刘守光失败后，他转而投靠大宦官、河东监军使张承业。张承业对他很器重，任命他为巡官，不久又将他推荐给晋王李克用，担任河东节度使掌书记。后唐建立后，冯道便官拜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唐明宗时，他再拜端明殿学士，并当上了宰相。 唐明宗死后，愍帝即位，潞王李从珂在凤翔起兵，愍帝只好逃往卫州。愍帝前脚刚走，冯道这位“当朝宰相”就率领文武百官夹道欢迎潞王。既然冯道这么“识时务”，李从珂也不能亏待他，便命他继续担任宰相。 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在契丹的武力支持下，石敬瑭灭掉后唐，建立后晋。冯道倒好，“打个包”，又来投奔后晋。经过一番巧言游说，石敬瑭仿佛被灌了一碗“**汤”，竟然任命他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晋封鲁国公。石敬瑭死后，晋出帝石重贵上台，冯道又被加太尉，封燕国公。 不久，契丹大军压境而来，攻入开封，晋出帝被俘，后晋的大臣们或死或逃。至于冯道先生，依然是“临危不乱”，就像一位没事人似地前来朝拜契丹国主耶律德光。耶律德光起初很生气，“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斥责：“冯道，你在后唐曾事奉四位皇帝，可谓‘君恩深厚’。后唐灭亡，你又投靠后晋，也经历了两位皇帝。如今，你竟然还要改换门庭，如此不忠不义，我怎么能相信你？”要是别人，这时恐怕早就羞愧而死。冯道的脸皮大概特别厚，所以能“心平气和”地站在那里听耶律德光责骂。 最后，耶律德光骂完了，又问冯道：“你为什么来朝见我？”冯道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我既没有城池，又没有军队，怎么敢不来？”耶律德光又讥讽他：“那你是什么样的老头儿？”冯道一听，故意装疯卖傻：“我是一个无才无德的痴顽老头儿！”听了这话，耶律德光哈哈大笑：“冯道，你倒也乖巧。我再问你一句，如何救得天下苍生？”冯道答道：“此时佛出救不得，只有皇帝陛下救得。”耶律德光大喜，当场封冯道为太傅。 后来，契丹军队北归，刘知远建立后汉，冯道又来归附，被封为太师。几年后，郭威灭掉后汉，建立后周。冯道先生“处变不惊”，依然脸不红、心不跳地来到郭威的旗下，凭着两排伶牙利齿和一张老脸，博得太师兼中书令的位子。 三年后，周世宗柴荣即位。这位柴荣先生可了不得，他是郭威的养子，其文治武功在五代可谓“空前绝后”。他刚即位，北汉就对其来了一个“下马威”，大举进攻上党。柴荣闻讯，急忙召见群臣，说：“我国新有大丧，北汉欺朕年少，以为朕一定不敢出兵迎战。眼下，只有出其不意，才能击败敌军，朕准备亲自出征！” 这时，冯道却站出来劝阻。起初，柴荣感到很奇怪：“过去，唐太宗平定天下，经常亲自出征，朕为何不可？”冯道欺负柴荣年幼，所以出言无忌：“依为臣看，陛下还比不上唐太宗！”柴荣一听，勃然大怒。原来，他早就看这个已经事奉过9位皇帝的“老家伙”不顺眼，所以他立即下诏免去冯道的“太师”一职。随后，柴荣亲自率兵出征，在“高平之战”中大败北汉军队。冯道这个“老滑头”过去不知闯过多少大风大浪，这回倒好，竟然在小小的柴荣这里翻了船，他不禁又羞又恼，很快就病死了。 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这位冯道不同于以往或以后的大多数奸臣，他从不盛气凌人，仿佛是一位刻苦、自励的“忠厚长者”。当后唐、后梁两军在黄河沿岸决战时，冯道住在一个茅庵里，晚上他就睡在一捆枯草上。当时，有一位朋友怕他晚上寂寞难熬，就把从别人那里抢来的一个美女送给他，冯道实在推辞不掉，就将她安置在别的屋子里。等过了一段时间，冯道又将她送还给原来的主人，因而受到许多人的称赞。 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五代时期，天下纷纷扰扰，战乱不休，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冯道却怡然自得地做起“政治不倒翁”，非但不以为耻，还反以为荣，亲自著书津津乐道地讲述自己的光荣史，自号“长乐老”，给自己戴上一顶“高帽子”： “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读后真是令人作呕！看来，在厚颜无耻上，冯道大概是天下第一人、古今中外第一人，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曹振镛：“多磕头，少说话” 历史进入清代，在道光朝满朝文武中，最得宠、最走红的当数曹振镛。 曹振镛（1755～1835年），字俪笙，号怿嘉，安徽歙县人。最奇怪的是，曹振镛这个人政绩平平，并没有多少建树，却仕途通达，上升得很快。 在嘉庆皇帝逝世后，朝廷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等几位军机大臣草拟遗诏，其中说到乾隆皇帝生在热河避暑山庄。这份遗诏颁布后，文武百官（包括道光皇帝）都没有挑出什么毛病，偏偏让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挑出了一个“小毛病”：乾隆不是生在避暑山庄，而是生在雍和宫。 乾隆是道光的祖父，竟然把祖父的出生地都搞错了，这还了得！所以，道光龙颜大怒，很快就将这几个军机大臣赶出军机处，并命曹振镛在军机处行走。三个月后，曹振镛又交上了红运，荣任军机处领班，成为名副其实的“首辅”。 奇怪的是，曹振镛不仅得宠让人吃惊，其固宠也让人吃惊。在随后的那些岁月里，也没见这位曹大人有什么“不寻常”的事迹，却见他仍然一个劲地往上蹿，许多荣耀接连不断地落在他的头上。道光三年（1823年），道光在玉澜堂赐宴15位老臣，曹的年龄最小，却也分享到了赐宴、绘像之荣。第二年，他出任上书房总师傅，成为未来皇帝的师傅头儿。道光六年（1826年），平定张格尔叛乱，曹振镛又晋升为太子太师。次年，张格尔被擒，道光将曹振镛提升为太傅，赐予紫缰，在紫光阁陈列画像，进入显赫功臣的行列。此外，道光还亲笔题词，嘉奖曹振镛： “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学问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 道光十一年（1831年），万寿节庆典，曹振镛被赐予双眼花翎，他们曹家真是“祖坟冒青烟”了。道光十五年（1835年），曹振镛病死，道光十分伤心，下诏对他“盖棺定论”： “大学士曹振镛，人品端方。自授军机大臣以来，靖恭正直，历久不渝。凡所陈奏，务得大体。前大学士刘统勋、朱珪，于乾隆、嘉庆中蒙皇祖、皇考鉴其品节，赐谥‘文正’。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人不知。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媿。其予谥‘文正’。” 所以，《清史稿》称：道光帝对曹振镛是“恩眷之隆，时无与比”！ 可是，只要我们细心点，就会发现：无论是品德，还是功业，这位曹大人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看来，平平庸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曹公的一贯作风。据说，嘉庆十八年（1813年），当天理教首领林清突袭紫禁城时，嘉庆帝正在热河行宫，群臣都劝皇上暂时不要回京，先调兵镇压再说，只有首席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董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劝皇上回銮，以亲自掌控局势。至于正留守北京的曹振镛，则把功夫下在当好“维持会长”上，设法维持城内的秩序。所以，当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讥讽曹、董二人： “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 因为确实没有多少大事可以记述，所以《清史稿·曹振镛传》的篇幅很短，只有700多字。那么，既然曹振镛平平庸庸，无所建树，为何能在政治上平步青云，长盛不衰呢？其中肯定大有“奥秘”！ 据《瞑庵杂识》记载： “曹文正公（指曹振镛）晚年恩遇日隆，声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在这里，“多磕头”是肢体语言，表示顺从、谦恭，人见人爱（皇帝也不例外）；“少说话”，就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言简意赅。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曹公“多磕头、少说话”就能让“万岁爷”满意，能让道光皇帝15年如一日地满意，曹公的这份功夫绝对高深。 在曹振镛的手里，“多磕头、少说话”上升做为之官道，成为官场上屡试不爽的“葵花宝典”。虽然曹振镛的一生没有什么事迹可以“名垂青史”，但这个“做官六字诀”绝对可以流传百世。要不然，这条只传授“得意门生”的做官真经又怎么会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呢？ “多磕头、少说话”是曹振镛为官几十年切身体悟的智慧结晶。至于他为什么要奉行这一“六字真经”，关键是他切实读懂了道光皇帝。因为道光是一个守成的皇帝，但他所处的时代又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大清王朝正在由盛转衰；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皇权国家体制正在走向尽头，即将分崩离析；东方文明正在与西方文明进行大碰撞。面对这个“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中国这条古老大船的船长，道光皇帝显然是不合格的：他缺乏进行变革的魄力和能力，只能抱残守缺，一味坚持“祖宗成法”，使中国失去了变法图强的良机，眼看着这条大船日渐沉没。 在政治上，曹振镛和道光跟得很紧：道光喜欢求全责备，曹也喜欢挑小毛病。曹振镛一生曾3次充当学政，4次主持乡试，肯定会做文章、看文章，但在文章的评判标准上，此公却与皇帝保持高度一致——专挑小毛病，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要八股文做得好，滴水不漏，道光帝肯定喜欢，否则“龙颜震怒”，可就不得了了。至于文章里有没有治国安邦的“真知灼见”，那倒是无关紧要。 其实，道光也想治理好国家，但他个人能力有限，力不从心，又缺乏革除积弊的勇气和措施，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命令很多，落实的很少，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小”。到最后，连他自己也对朝政失去了信心，心灰意冷。 当时，道光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章，但他一个人精力毕竟有限，实在是苦不堪言：要是仔细看，夜里不睡觉也看不过来；不认真看吧，又怕被臣下欺骗。这时，对皇帝的心态“了如指掌”的曹振镛便献上一条“妙计”： “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知乙览所及，细微不遗，自不敢怠忽从事矣。” 道光一听，不禁暗暗称绝。于是，他依计而行，果然省时省力，大臣们都战战兢兢，惟恐被皇上抓到一朝之错，只好把许多精力花在“细枝末节”上。所以，台湾史学家苏同炳称： “曹振镛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糜泄沓，所以他实际上是道光帝的罪人。在他所养成的风气下，官吏以不负责任之圆滑弥缝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销磨殆尽，国事亦因之而不堪闻问。” 古人云：“上有所好，下必有效者焉！”在高度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下，既然有道光皇帝，就会有曹宰相；有了曹宰相，就会有曹振镛式的大小官吏。曹振镛的这套做官之道，对道光一朝的官场风气影响很大。对这种圆滑、颓废的官场习气，有人作了一首《一剪梅》以讽之：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这首《一剪梅》，可以说是对曹宰相“多磕头、少说话”的六字做官真经的绝妙注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文臣：帝王的“网中鱼” 士大夫，是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统称，这是一个社会精英群体。他们学习知识，既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又直接参与国家政治，是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几千年的皇权社会中，活跃在“权力场”上的主要就是这个集团的代表。 不过，在大一统的皇权国家体制下，“天下定于一尊”，士大夫的出路非常狭窄，入仕做官是最理想的人生设计。于是，中国的读书人只能像被豢养的狗一样，纷纷拜倒在**帝王的脚下，向皇帝讨饭吃，成为帝王的“网中鱼”。 因为天下文人太多，**政权需要的少，供远远大于求，对**帝王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充分的挑选余地，自然不需要珍惜。反之，为了衣食富贵，士人们奔走在“羊肠小道”上，必须多方钻营，一方面互相争斗，抢夺那一点残羹剩饭；另一方面，对**帝王阿谀奉承，曲意逢迎，希望能分享到一点点“龙恩雨露”。 纵观皇权社会，中国古代的文人们不论是得意，还是失意，他们始终是**帝王的奴仆和工具。所以，从根本上说，他们不可能脱离“权力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由于士大夫们的一生总要围绕着皇权和权力场进退取舍，缺乏独立的人格，所以，他们虽然掌握着知识，却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相去甚远！ “学而优则仕” “书中自有黄金屋”，古往今来，多少中国文人就是在这一信条下读书、做学问的。反之，真正为了做学问而读书的文人，则是“凤毛麟角”。对于那些**帝王来说，这些文人真是又可爱又可恨：没有文人，便不能治理天下；有了文人，他们又可能翘起尾巴，时而掀起一些政治波澜，甚至与皇帝对着干。 于是，在**帝王们的精心策划下，这条“康庄大道”便铺就了：只有把那些喜欢兴风作浪的文人都纳入自己直接控制的范围内，**帝王才能高枕无忧；只有驱使读书人为做官而读书，才能最大限度地磨灭文人们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千百年来，在高官厚禄的诱惑下，多少读书人趋之若鹜，拥挤在那条越来越窄的“独木桥”上，乐此不疲。所以，中国古代文人虽然被戴上了一副“政治枷锁”，在思想上被阉割，却浑然不觉，心甘情愿地接受着**帝王的“嗟来之食”。 皇权社会中，在这条羊肠小道上奔走的汹涌人潮中，能够完全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权力场”的又有几人？当然，也有个别洁身自好、不为名利所动的“真正的文人”，譬如陶渊明，但也是“凤毛麟角”！的观念，恐怕早已深入中国古代文人的“骨髓”了。其实，人们并不是不知道“学”与“仕”之间是对立的，但中国古代文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竟然将两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天衣无缝。 几千年来，中国皇权社会有一支“举世罕见”的文人队伍，但是这些素来以宏扬民族文化、启迪智慧为己任的文人却是“囊中羞涩”，没有留下多少可以流传后世的好作品，岂非咄咄怪事？细想一下，一点也不奇怪：这些“御用文人”热衷于功名利禄，为此孜孜以求，连“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独立性”都丧失了。试想一下，他们连“独立人格”都不具备，又怎么会写出发人深省、启迪智慧的作品，创造出好的民族文化呢？ 其实，中国古代文人“独立性”的丧失由来已久。自从孔老夫子以来，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就大都怀着一颗“治国、平天下”的雄心，走上了的道路，自觉地与权力场贴近，这是古代文人们丧失“独立人格”的主要原因。对此，国学大师王国维颇有感慨： “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昭雪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 王国维的这段话寓意深远，揭示了中国古代文人没有自己的“独立价值”，只知道追逐功名利禄的心态。 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早年曾周游列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至理名言，诸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鼓励读书人积极投身名利场。于是，在“孔圣人”的号召下，无数读书人受到错误的诱导，都拼命地往官场这条“独木桥”上挤，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天职——“治学”、“著文”，丧失了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受到功利主义戕害的又何止是天下读书人，更贻害整个民族，毒害后世。 几千年来，加强思想控制一直是历代王朝的“既定方针”，并且愈演愈烈。中国的皇权国家体制一建立，秦始皇就迫不及待地“焚书”、“坑儒”，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天下读书人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到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刚刚苏醒过来的文人迷失了自我，投身于“名利场”，丧失了自主性。 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皇权国家体制进一步完备，对于文人的压迫更加残酷，使无数读书人不敢进行独立思考，更不敢批判社会现实，只好钻入故纸堆中，以考据为业。至于那些真正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读书人，从来都是处于文化的边缘地带，所以，关汉卿只能写剧本，施耐庵、曹雪芹只能写小说，而那些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墙头草”——骑墙文人，如洪承畴、曾国藩，却受到统治者的高度礼遇。在这种客观现实面前，为了生存，中国皇权社会的文人又怎么能不为“五斗米”而向**帝王们折腰？ “东门犬”李斯 “牵犬东门岂可得乎？”这是秦朝丞相李斯（？～公元前208年）对和他一起奔赴法场的儿子，既是临终，也是临别时的一句话。死到临头，还能说出这么一番名言的人，肯定不是一个“平常人”。纵观古今，除了一些有着坚定信仰的文人外，恐怕再也找不到类似李斯这样坦然面对死神、勇于解剖自己的“硬汉子”了！ 至于封建社会或旧社会的芸芸众生，大多是在苟活着，只有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在被绑赴法场时对着围观的人群“无师自通”地喊出了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至于一般文人，也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一碰到这样的场面，实在是让我们泄气：他们可以向**统治者叩头求饶，乞求活命，却很少有人能够像秋瑾烈士那样写出“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命诗。所以，在临死前，李斯能说出“牵犬东门岂可得乎”的名言，的确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 李斯相秦，后功至伟，我们可以这么说，“千古一帝”嬴政的功绩，有一半得归功于李斯；同样，秦始皇的万世骂名，也有一半得归罪于这位“李丞相”出的坏主意。可是，奇怪的是，李斯这个计谋高深的“非常之人”，竟然干出一件“非常之事”：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在秦始皇驾崩后，他竟然与赵高、胡亥策划了一场宫廷政变，为虎作伥，害死了秦始皇临终前指定的“法定继承人”扶苏，并篡改遗诏，将胡亥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真是让人无法相信，李斯这位曾经纵横捭阖一时，为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出谋划策，无不得心应手的“超级政治家”，怎么会如此缺乏远见卓识，被智商不高、六根不全的宦官赵高玩弄于股掌之上，竟然“近视眼”似地拥立一个“政治低能儿”——胡亥？看来，权力还是太诱人了，以致于迷住了李斯的双眼，使他丧失了进行正常判断的能力。 等胡亥坐上龙床，昧着良心的李斯终于松了一口气，认为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如泰山”，今后再也不用担心了。他哪里想得到，这仅仅是拉开一场权位争夺战的序幕，好戏还在后头呢？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发动起义，各地人民纷纷响应，秦朝在全国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了。这时，作为“当朝丞相”的李斯非常着急，准备进谏，劝胡亥改变统治政策，以缓和社会矛盾。赵高知道后，眼珠滴溜溜一转，计上心来，就找到李斯，告诉他：“现在，关东盗贼出没，皇上却拼命征发人民修建阿房宫，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我本想规劝皇上，无奈人微言轻，丞相大人为何不去劝谏皇上呢？” 听了赵高的这一番“肺腑之言”，李斯也很感动：“现在皇上深居简出，我想向皇上进言，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赵高暗喜，急忙说：“丞相要是能进谏，真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哪天皇上有空，我就派人告诉您！” 其实，这是赵高设下的一个圈套，李斯倒好，这只“傻狗”竟然不识好人、坏人，顺着他的道来了。 于是，赵高就趁秦二世正在寻欢作乐之时，派人通知李斯。李斯这个“傻冒”竟信以为真，来到皇宫门前求见。如此次数一多，秦二世非常扫兴，对李斯很不满。 这时，赵高趁机“火上浇油”，大进谗言：“听说李丞相的长子李由是三川郡太守，和盗贼陈胜等人是老乡，所以故意不派兵镇压，致使楚国盗贼横行。此外，我还听说，他们在暗地里有书信往来，勾勾搭搭，不知干些什么勾当。”秦二世听后，认为赵高说得“头头是道”，真是自己的“知心人”，便派人调查李斯的“劣迹”。 不过，李斯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很快就知道了其中的“道道”，便立即上书揭发赵高“心怀不轨，阴谋篡权”，说得有理有据。可惜，他碰到的是秦二世，竟然不进盐酱：“你说了些什么胡话呀？赵高只是一个宦官，向来安分守己，从不恣意妄为，对朝廷忠心耿耿，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可你却无端怀疑他，是何道理？”对于李斯的“金玉良言”，秦二世非但置之不理，反而怕李斯对赵高不利，又派人传话给赵高，让他小心。 当时，关东地区的盗贼越来越多，朝廷派兵前去镇压也不能解决问题，就像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割而复生。于是，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联名上书进谏，劝秦二世暂时停止修建阿房宫，减轻对老百姓的压迫。胡亥不但听不进去，反而下诏，要把他们统统抓起来，投入监狱。冯去疾、冯劫知道后，认为“士可杀，不可辱”，就自刎了，只有李斯这个“软骨头”没有自尽。 李斯一下狱，赵高就对他严刑拷打，鞭子就像雨点一般落到了他的身上。李斯平生哪里吃过这个苦，最后屈打成招，被迫承认自己“谋反”。但是，李斯心里不服，自认为劳苦功高，便在狱中上书秦二世，给自己“评功摆好”，恳求他发一发“善心”。没想到，这些奏章全都落到了赵高之手，他连看也不看，就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囚犯无权上书！”说完，他就将这些奏章付之一炬。 最后，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李斯一家老小，一个不漏，全都被“腰斩”于咸阳。眼看就要行刑了，刽子手已经将那把磨得雪亮的鬼头大刀擎在手中，这时李斯才长叹一声，对即将人头落地的儿子谈起陈年往事：“小二子，你还记得吗？那时，我领着你们哥儿几个，牵着黄犬，走出上蔡东门去追赶狡兔的情景吗？看来，这样的闲情逸致，这辈子是再也不可能了。” 就这样，在临死前，这位杀出上蔡的河南人，对自己追逐权力的一生进行了一次全面否定！ 几千年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大多对“权力场”有着一种异常的嗜好，有着强烈的权力癖。也许是受孔子“学而优则仕”的金科玉律影响，许多人从一开始读书识字，就有一种强烈的要“出人头地”的愿望。正是这种愿望，才产生一种内在的冲动，促使许多读书人拜倒在**皇权的脚下，上窜下跳，不择手段地争权夺利。为了权力，他们可以阿谀奉承，磕头巴结，摆出一副诚惶诚恐的“奴才相”。一旦在官场上失意，他们就会如丧考妣，怨痛万分。许多古代文人就是这样一辈子沉迷于“权力场”中，自以为得意，却丧失了做人最基本的人格，李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直到临死前，李斯才大彻大悟，但是为时已晚。如果他一直在老家上蔡纵狗猎兔，又何至于此；不过，要让他在上蔡一辈子啃干馍、喝糊糊，也真够他受的！ 李斯杀了一辈子人，现在竟然轮到自己被人杀，这滋味不好受啊！作为秦始皇的“铁杆屠夫”，在骊山脚下坑杀数百名儒生、方士时，他大概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眼下，自己身边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才唤醒了李斯早已泯灭的人性。此时此刻，这位大秦帝国的丞相、《秦律》的制订者和执行者，也不由得为自己效命的这个残暴的朝廷痛心疾首。本来，以“指鹿为马”著称的赵高要处死李斯，只要砍掉他的脑袋就行了，人只有一死，何必来一次腰斩，再剁成肉酱呢？可是，这种匪夷所思的刑罚，也许就是李斯担任廷尉时制定和颁行天下的呢！ 其实，李斯应该明白，正是自己给刽子手们创造了机会，才使他们练出了这种又割又剐、又凌迟又腰斩的职业本领。最后，李斯咎由自取，只好痛苦地领受自己制定的酷刑，在自己亲手培养出来的刽子手的刀下俯首就刑！这时，李斯是多么怀念那早已逝去的牵着大黄狗，走出上蔡城东门，在秋日的夕阳下追逐成群狡兔的岁月啊！ 所以，后人就把李斯的这句话缩成“东门犬”三个字，既表示悔不当初，也表示对自己一生沉溺于“权力场”的彻底决绝。孔老夫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对这位河南汉子来说，这也就够了！ “华亭鹤”陆机 除了李斯，还有一位“大彻大悟”的读书人，同样值得大书特书，他就是西晋的陆机。无独有偶，他也在临死前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表示后悔不迭的典故——“华亭鹤”，正好与“东门犬”对仗工整。据说，在被砍头前，他曾说过一句“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这时，距李斯之死已经511年了。 陆机（261～303年），字士衡，吴郡（今江苏苏州）人，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因为他曾经担任平原内史，所以被世人称为“陆平原”。他的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都是东吴的名将，他们家是江东数一数二的大贵族。 华亭，是一个地名，在今天的上海市郊区的吴淞口。西晋时，这里有大片的滩涂，许多迁徙的候鸟都在这一带停留。 据史书记载，陆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这样一位出身高贵的风流才子，想必仕途是一帆风顺吧？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在他跟随成都王司颖之后没几年，陆机却接到了一纸军前处决的“斩首令”。当时，陆机告诉部下：“当初，成都王司马颖托给我重任，我想推辞，却没有成功；今日，竟然要遭受诛杀，难道不是命运的捉弄吗？”直到临死前，他还镇定自若地给下令处死他的司马颖“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长信，然后“面不改色”地受刑。 其实，陆机被杀原本并非必然，完全是他自己找上门的。倘若他一直呆在华亭，完全可以继续听他的鹤唳声，可以吟诗作赋，根本没必要来首都洛阳谋求发展。如果说李斯把上蔡这个小县当成“厕”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陆机竟然把人才济济的江东看成是“厕”，那他也未免太“狂妄自大”了吧！ 想当初，陆机刚到洛阳时，也曾大大地风光了一番：京师万人空巷，夹道欢迎他。这时，陆机真是如登仙境，只要他一开口，想做官，不是宰相，也是公卿。退一步说，凭他的才华和声望，由他来领衔文坛，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对他来说，高位、盛名、权力，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 可是，一个好文学家，不一定会做官；同理，一个官做得好的人，也不一定能成为好文学家。陆机的名作《文赋》，是用赋的形式写出来的文学评论，具有独创精神。他的那篇《辨亡论》，探讨了东吴的兴衰存亡，如果他坚持写下去，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一定“非同小可”。但是，一个人文章写得好，不一定就得做官，我们这位“陆先生”有了这点本钱，便骄傲起来，以为可以伸手要官，可就令人不敢恭维了。到最后，失败、杀头，完全是他“咎由自取”。 刚来到洛阳，陆机就利欲熏心，喜欢结交权贵。可惜，他所交非人，竟然与臭名昭著的贾南风的外甥贾谧“亲善”，结果被大家看不起。不久，他千不该，万不该，竟然卷入了“走马灯”似的“八王之乱”，惹来杀身大祸。 起初，他是在吴王司马晏手下做一个郎中令；后来，他投靠赵王司马伦，当上了相国参军。不久，赵王司马伦登上大宝，陆机投机成功，被破格提拔为中书郎。哪知道，没多久，赵王司马伦又被齐王司马冏推翻，陆机也被抓了起来，等着杀头。幸亏，成都王司马颖和吴王司马晏出面为他说情，才发配3000里，没有丢掉脑袋。 过了几年，朝廷颁布大赦令，陆机也被放了回来。按说，“吃一堑长一智”，这回他该“金盆洗手”了吧！不，这位“陆先生”竟然“负其才望”，要“志匡世难”，救万民于水火。其实，他对洛阳恋恋不舍，恐怕是另有所图，也许是贪慕官位，还想再赌一把。权力好比“醇酒”，不饮自醉，何况他已经投身“权力场”，饮出一点味道了呢！ 可惜的是，他把“宝”押在了成都王司马颖的身上，“谓颖必能康荣晋室，遂委身焉”。不过，司马颖偏偏是一个“形美而神昏，不知书”的大笨蛋，陆机焉有不败之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陆机最后竟然遭到小人的陷害，被自己心目中的“中兴之主”——司马颖下令处死于军前。本来，他身为一军之长，还可以起兵“清君侧”的，或者是交出军权，逃到天涯海角，司马颖恐怕也拿他无可奈何。但是，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害了他，加上他素来喜欢感情用事，最后竟然乖乖地交出脑袋，作“华亭鹤”之叹！ 几千年来，在皇权社会里，不知道还有多少文人经不住权力的诱惑，在“权力场”上随波逐流，甚至拜倒在**皇权的脚下，依附于权贵，沽名钓誉，为当权者（主要是皇帝）卖命，最终迷失了自我，甚至于被当权者所杀悔之晚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白发童生，寿星举人 俗话说得好，“七十二行，官为首行”。几千年来，“官本位”一直是中国皇权社会的特征。 皇权社会里，享有特权的“官位”具有“收益高、稳定性强、风险小”的行业优势，因而成为许多人追逐的对象。一旦捞到“一官半职”，马上就能成为“人上人”，光宗耀祖，人前显贵，那份荣耀真是令人羡慕。 从隋唐以后，历代王朝大力推行科举制度为了能够挤进官场，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倾尽毕生精力，在浩如烟海的经书中苦苦攻读，那种悲壮精神就连皇帝老儿见了，也会为之动容。 为了能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多少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前赴后继”地埋头于“四书”、“五经”，一方面极大地缓解了读书人的“逆反”心理，强化了知识精英对于**皇权的依附，造成对普通大众弱势群体的有力统治；另一方面，科举取士也为官僚队伍增添了许多新鲜血液，促使官僚集团更新速度加快，从而巩固了皇权**制度。 古人云：“十年寒窗苦！”中国古代的文人之所以要皓首穷经，埋头在故纸堆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一旦金榜题名，就意味着他们可以飞黄腾达，享受富贵荣华。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在金榜题名的背后，却隐含着无数莘莘学子艰难、苦涩的故事！ 漫漫科举路 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奉行的是“学而优则仕”的方针，书读好了就可以做官，而衡量一个人学识的依据就是科举考试。自从隋朝以来，这种开科取士的制度就成为**帝王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也是天下读书人获取功名利禄的主要途径。 不过，要参加科举考试，也不容易。打个形象的比喻，科举考试就好像是一架伸向云端的阶梯，士子们只能一级级地向上爬。下面以清代科举考试为例加以简单说明： 第一步，是考童生（就是考秀才）。要取得秀才的资格，考生们必须要“过三关”——县考（由知县主考）、府考（由知府主考）和院考（由本省学政主考）。 只有考中了秀才，才可以去省城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又叫秋闱）。乡试是本省的考试，是科举考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考试的试题由皇帝“钦定”，监考官也是由皇帝任命。乡试的竞争非常激烈，平均10～20个人才录取一个人，考上了就成为“举人”。 考上举人，就有资格进京赶考，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也叫春闱）。清代会试的考场设在北京顺天府的贡院，连考9天，共考三场，录取率连10%都不到。通过会试的人，就取得“贡士”（又叫“进士”）的称号。 考上了“进士”，就可以做官，但是究竟做什么官，却要取决于殿试的成绩。殿试起初是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举行，乾隆以后移到了保和殿，前十名是由皇帝“御笔钦定”。殿试的一甲录取三名，就是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共录取100～300人不等。 只要考中进士，就可以披红挂彩，骑马游街，那是何等风光！反之，“名落孙山”的人却是面如死灰，有的人昏倒在金榜之下，甚至找一根麻绳上吊，从此永诀考场。当然，也有乐极生悲的，就像《儒林外史》里的范进，考上举人却发了疯。 在科举制度下，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困死在考场，读死书，死读书，最后却一事无成。 在皇权社会里，**帝王将天下读书人视为“网中鱼”、“池中物”，竭力提倡和灌输一种“科举文化”。这不，大宋真宗皇帝赵恒就曾“亲自上阵”，作了一篇《劝学文》，公开鼓励读书人从小就为“金榜题名”而奋斗：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科举考试，好就好在：“使草野寒酸登进有路，不假凭藉，可致公卿。”所以，历代王朝一再宣称科举考试为“抡材大典”，标榜“选无遗珠”，目的就是将天下贤才“咸纳于其彀中”。 可是，科举考试的名额毕竟有限。就拿清代来说，全国秀才的名额大约有25000名左右；乡试的名额在1500名左右；会试的名额更少，只有250名左右。从童试到会试，淘汰率都在95%以上。对于那些寒窗苦读的士子们来说，层层淘汰的现实是无法绕过的。 有人曾经做过统计：在清代，一个人从童试到殿试，前后总共要经历十几次考试。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计算，是建立在每一级考试都能一次通过的基础上。在现实中，许多士子往往是在某一级的考试上止步不前，蹉跎岁月。例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的状元王式丹，他20刚出头就考上秀才，等到考上举人时已经是58岁的老头了。也就是说，王式丹花了将近40年的时间，才走完了从秀才到举人的路。其实，王式丹还算是一个“幸运儿”，更多的士子则可能“科场蹭蹬”，永远看不到“金榜题名”的那一天。 对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来说，“名落孙山”从精神到**都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对此，清代大文学家蒲松龄有过一番“诛心”的描写： “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闱）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吏骂，似囚；其归号舍（即考棚）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考）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指发榜）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以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报矣。” 为了能“金榜题名”，无数读书人依然义无反顾，前赴后继。在清代，“白发童生”、“寿星举人”的现象十分普遍。例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在曾孙的陪同下，广东顺德县的百岁老人黄章，千里迢迢地赶到北京参加会试。进入考场时，黄章还特意让曾孙打出“百岁赶场”的灯笼，轰动了整个京师。至于蒲松龄，16岁就考中秀才，但在乡试中他却是“屡战屡败”。直到72岁，他还顶风冒雪去赶考，总算博得了一个“举人”的功名。在悲喜交加之余，他写了一首《蒙朋赐贺》： “落拓名扬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亦羞。” 考场如战场，瞬息万变，有时还会发生一些“乐极生悲”的事情。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武科殿试后，举行隆重的传胪大典，状元徐开业、探花梅万清居然没有来参加。这时，兵部尚书丰绅济伦的脸可就挂不住了，奏请严加处分。最后，还是刚刚即位的道光皇帝“开恩”，没有砍掉他们的脑袋，但是“鸡飞蛋打”，他们的状元、探花还是丢掉了。 读书人苦啊！且不说漫漫长夜浸泡了多少凄清、寂寞，就是那一场场噩梦般的考试也够人受的。例如，乡试和会试都是连考三场，每场三天，吃喝拉撒睡全在考棚里，就连大小便也要在棚中“自行解决”。在考场四周，岗哨如林，戒备森严，任何人不得出入。对于那些富贵子弟，倒也不用发愁，因为他们可以多带一些补品（如人参）；至于那些寒士，就只能靠干粮充饥了。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的状元李幡，因为出身寒微，殿试时只在篮子里放了36个馒头。在考试时，因为高度紧张，加上疲惫，许多人实在是撑不住，还没有考完，就病倒了，被抬出考场。不过，这一切还是挡不住天下读书人“义无反顾”的脚步！ 可叹的科场黑幕 因为科举考试竞争激烈，录取率非常低，一些考生就想方设法地作弊。对于那些作弊的考生，清政府的处罚十分严厉：一旦发现，按照《大清律》，就要杖100，枷号三个月示众，还要发往边疆充军。 尽管如此，作弊之风依然屡禁不止。2003年2月，在苏州发现了一本清代考生作弊的小书，只有半个巴掌大，竟有9万个字的考试内容，一粒米就能盖住6个字！ 此外，出钱请“枪手”冒名考试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当时，甚至出现了一批专门代人考试的“枪手”，这些“枪手”风险大，报酬也很高，代考一次就可以得到白银30两，如果考中了，还有重谢。 在考场外面，许多人也没闲着，他们积极运作，经常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找同乡、拜老师、走后门、打关节，甚至行贿考官。 清代的科场**，主要来自官员。例如，嘉庆六年（1801年），刑部尚书张若廷帮亲戚夹带考题；嘉庆十六年（1811年），湖南学政徐松带头倒卖官学名额，还亲自主编了一本“科场宝典”，高价卖给学生；咸丰八年（1858年），顺天乡试又出丑闻，主考官、内阁大学士柏葰等人收受贿赂。东窗事发后，咸丰皇帝震怒，柏葰等人被处死，其他官员也受到了严厉处分。 至于科举考试的“头把金交椅”——状元，那更是多少人争夺的“焦点”！例如，咸丰六年（1856年）殿试时，翁同龢与孙毓汶都有才学，两家又都是官宦之家，还是“世交”。于是，就在场外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 据说，在殿试前一天，孙毓汶的父亲亲自出马，请翁同龢去他家吃晚饭。碍于“世伯”的面子，翁只好去孙府赴宴。这天晚上，孙毓汶的父亲陪着他聊天，一聊就聊到后半夜，便留翁住下。既来之，则安之，翁同龢也就答应了。哪知道，他刚躺下，门外就有人放鞭炮，而且一放就放到天亮。所以，翁同龢一夜没有休息好，殿试时无精打采。幸亏，他还有点“小聪明”，带了两支人参救急，最后还是考中了状元。从此，翁、孙两家就撕破了脸皮，翁同龢与孙毓汶更是成了政治上势不两立的“死对头”。 在科举考试时，官员们进行“暗箱操作”，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例如，张謇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但他能考中状元，却是仰仗上层人物的幕后活动。原来，张謇的殿试成绩不理想，收卷官黄思永是他的朋友，就悄悄给他补上了一处空白，并纠正了一处错误。在阅卷时，张謇的同乡、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想提携他，便仗着自己是“帝师”的特殊身份，经过一番周旋、运作，终于将张謇“提拔”为状元。 有时，就连“皇帝陛下”也难免要搞一点小动作。例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新科状元本来是江苏人赵翼。但是，乾隆看后，摇了摇头，说江苏、浙江出的状元太多了，便大笔一挥，将赵翼改成第三名，陕西人王杰白捞了一个状元。 更荒唐的是，最高统治者有时因为迷信而重新决定金榜的排名。例如，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朝举行最后一次殿试，本来第一名是朱汝珍，第二名是刘春霖。一看第一名是广东人朱汝珍，慈禧太后就不高兴，因为慈禧害死过“珍”妃；而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当时正在海外闹革命的孙中山都是广东人，而刘春霖是直隶肃宁人，正好当时直隶大旱，“春霖”这两个字很吉利。于是，慈禧便“御笔圈定”刘春霖为状元。 中国的科举考试，是以“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尚书》、《易经》、《春秋》、《周礼》）为主，这些都是流传了数千年的典籍，题目都是从这些书里出。在考试时，考生要以八股文的固定格式来写作，不允许自由发挥。这样的考试脱离社会实际，势必会“选拔”出许多思想僵化、因循守旧的庸才，而那些具有真才实学和创新精神的人却被拒之门外。 例如，晚清名臣曾国藩，虽然考中了进士，但在殿试时却名列三甲末等，最后靠走后门才进入翰林院。从后来的表现来看，曾国藩至少算得上“一代能臣”，其才华和功绩远在许多状元、榜眼之上，这岂不是对科举考试的最大讽刺？ 特别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科举制度已经是气数已尽。当时，西方自然科学迅猛发展，已经开始了第二次科技革命，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还在青灯下抱着老祖宗留下来的“四书”、“五经”咬文嚼字。对于这种已经腐朽透顶的科举制度，人们逐渐认清了它的本质，开始猛烈地抨击它，最有名的是龚自珍的一首诗： “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到最后，连最高统治者对科举制度都失去了信心，光绪皇帝就曾掩卷长叹：“这样选拔人才，难怪所学非所用呀！”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朝野上下的一片呼声中，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从此，“金榜题名”永远成为历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文人的朋党之争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文人知书达礼，应当“识大体”。其实，读书人也是一个“排外意识”很强烈的集团。古人云，“文人相轻”！此话一点都不假，读书人经常是心高气傲，喜欢目空一切，仿佛天下之大，只有他最行。于是乎，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也就少不了了，而且手段毒辣，不见得比那些政客们差。 在排他性上，知识分子总喜欢搞“小集团”、“小圈子”。就像同业有行会，流氓有黑帮，读书人也有许多“同气相求”的小圈子。特别是，这种“小集团”一旦和“权力”沾上边，麻烦就来了。为了“小集团”的利益，许多文人可以不问是非黑白，不分青红皂白，攻击异己，庇护同类。到最后，这种“小集团”可能发展到“朋党”的地步，双方往往是斗得不可开交，甚至达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就算文人们都是“高风亮节”，一心为国家和老百姓着想，也容易产生矛盾：你说要开疆拓土，张扬国威，他说要休养生息，安定民心；你赞成改革旧制，他却坚持“祖宗之法”；你说要慢慢来，他偏偏说要下猛药……吵来吵去，单纯的意见之争就难免发展成为意气之争，谁也不肯让步，非要斗个你死我活不可。因为在皇权**体制下，皇帝说话最管用，所以大家都争相讨好这个“最高裁判”，**帝王乘机拉一派、打一派，将他们都捏在自己手心里。 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党争，莫过于北宋后期的新党和旧党之争，起初不论变法派，还是保守派，都是一心为民，吵来吵去反而变成扰民了，最后竟然让蔡京这个大奸臣浑水摸鱼，当上了宰相，将大宋帝国推向了深渊。 “君子”也结党 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财政危机日益加深，出现了“冗官”、“冗兵”和“冗费”的局面，使北宋政府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困境。同时，在与辽国、西夏的战争中，北宋也是连吃败仗，被迫向他们缴纳“岁币”，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农民和士兵的反抗斗争是“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伙）”。 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一些士大夫感到必须实行改革，以摆脱困境。于是，一些官员主动上书朝廷，对当时死气沉沉的官僚政治提出批评，提出了改革弊政的主张。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上“百官图”，讥讽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并劝仁宗疏远他。吕夷简勃然大怒，指责范仲淹离间君臣、引用朋党，下令免去他的“权知开封府事”一职。从此，“朋党问题”成了宋朝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范仲淹遭受排斥时，余靖、尹洙、欧阳修、蔡襄等人仗义执言，结果都被罢官，但斗争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当时，欧阳修写了一篇著名的《朋党论》，呈献给皇帝，认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君子、小人各自有朋；希望仁宗借鉴前朝的兴衰治乱，“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在这里，“真朋”与“伪朋”的对立，实际上就是改革势力同守旧势力的斗争。 眼见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连吕夷简也感到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无法阻挡，便来了一个“顺水推舟”，主动辞职，并推荐范仲淹等人回朝执政。庆历三年（1043年）春，章得象、晏殊出任宰相，贾昌朝、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杜衍为枢密使，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政治局面为之一新。 当时，宋仁宗也意识到了改革的重要性。这年九月，他亲自召见8位中枢大臣，赐座，并请他们畅言军国大事。在宋朝，天子亲自赐座，可是“无上的荣耀”，所以大家都惶恐万分，不敢说话。一个月后，范仲淹挺身而出，领衔条陈“十事”上奏，揭开了宋朝历史上崭新的一幕。在东京汴梁的政治舞台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改革**即将到来！ 不幸的是，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范仲淹就享受到了自古以来一切改革家的所有遭遇——酸、甜、苦、辣、咸，什么都有，最后也和他们一样落得一个“无疾而终”的下场。大宋帝国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改革运动，竟然从一开始就染上了一种凄壮、悲凉的色彩。 论起道德操守，范仲淹当然是没得说。平时，范仲淹做事也相当谨慎，虽然致力于改革事业，但他也知道一切并非“唾手可得”。至于范仲淹倡导的“庆历新政”，更不是什么激进的改革，比如：他提出的“十事”（十条指导方针）——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在原则上也都能站得住脚。在具体的措施上，范仲淹也并不一味追求“天翻地覆”的效果。例如，为了澄清吏治，他曾修订“磨勘法”和“荫子制”，但也没有对原来的制度一概否定，只不过是对官僚阶层的特权稍加限制罢了。 但是，范仲淹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虽然具有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却不善于玩弄政治手腕，把人际关系搞得一团糟。最麻烦的是，范仲淹和他周围的一些人过于冲动、直率，这在无形之中便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中，过分的慷慨激昂总会让许多人无法理解，更不用说那些小人们会“嫉妒眼红”！ 其实，范仲淹本人也并不欣赏这种孤芳自赏的“名士习气”。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国子监直讲石介作了一首《庆历圣德诗》：“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显得过于狂放。范仲淹看后，很是忧虑，告诉好友韩琦：“这些怪鬼之辈要坏大事！” 这时，吕夷简虽然已经致仕，但反对派仍然大有人在，三司使夏竦就是一个“急先锋”。说起来，夏竦是一个典型的“小人”，他喜欢结交权贵，为人又反复无常。庆历四年（1044年）初，夏竦带头攻击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结党，又一次掀起“朋党”之论。 对此，仁宗很疑惑：“难道君子也有朋党？”范仲淹毫不畏惧，立即站出来答道：“过去，臣在边塞时，就曾亲眼见到勇敢的人自成一党，怯懦的人也自成一党，在朝廷里自然也有正党、邪党之分。如果结党从善，又怎么会危害朝廷呢？” 不过，范仲淹的这番话简直是“对牛谈琴”，并不能打动高高在上的天子。在皇权国家里，**帝王最害怕的就是“朋党”，因为他们在骨子里相信“朋党必然危害君权”这个古老的箴言。 同年六月，夏竦又以石介为对象，发起新一轮攻击。这一次，他的手段非常毒辣，竟然伪造了一份废黜宋仁宗的诏书，署上“石介”的大名，并大造谣言：石介的后台是枢密副使富弼，而富弼又是范仲淹的得力助手。“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夏竦此举的真正目标是不言而喻的。在封建时代，“图谋废立”可是大逆不道之罪，尽管宋仁宗似乎不太相信这份诏书与石介有关，但是人言可畏，也让范仲淹、富弼大为紧张。 就在这时，辽国和西夏发生战争。原来，在宋、夏议和后，西夏国主李元昊志得意满，非常猖狂，辽兴宗担心李元昊从此坐大，会成为自己的“心腹大患”，便亲率10万大军讨伐西夏。 面对这种局势，北宋帝国又面临新的抉择。这时，范仲淹力主增派军队保卫河东，防备辽军的突然袭击，并主动请缨，出任陕西、河东经略安抚使。其实，他这次出京，主要是为了离开汴梁这个“是非之地”，暂时避一避朝廷上下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流言蜚语。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自己这一走，“庆历新政”也就夭折了。 在奔赴河东的途中，范仲淹顺道拜访了已经退居林下、安享晚年的吕夷简。吕夷简见到他很奇怪，就问他：“你有什么急事要离开京城？”范仲淹淡淡地答道：“去查看一下陕西、河东两路，事毕即还！”吕夷简急得一跺脚：“既已出京，又岂能再入？即使要处理边事，也是在朝廷里方便，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都不懂啊？” “姜还是老的辣”！吕夷简到底是在宦海中沉浮了大半生，这些话一针见血，说得范仲淹脸色大变。 不久，富弼就被贬为河北宣抚使，改革派的势力大减。这时，反对派的骨干、御史中丞王拱辰得意洋洋，忍不住手舞足蹈，发出了要“一网打尽”的叫嚣。没几天，韩琦也被赶出朝廷，所有改革措施全部被废止。 平心而论，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根本算不上什么重大改革，而且时间很短，可谓“昙花一现”。尽管如此，范仲淹等人仍然无法抵挡汹涌而来的反对浪潮，被迫“逃出”了京师汴梁。 那么，“庆历新政”为什么这么快就会失败呢？除了范仲淹等人本身的因素外，宋代士大夫喜欢“意气用事”的毛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原来，自从开国以来，宋朝皇帝实行的一直是“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方针，历行文教，注重德行，士大夫崇尚儒学、名节一时蔚然成风。可是，许多读书人整日泡在“故纸堆”里，缺乏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和斗志，变得越来越温文尔雅、端重持默。矛盾的是，根据儒家的道德伦理，“治国平天下”是士人们的天职，加上权力场又是那么诱人，士大夫们总是不能忘怀于庙堂、社稷。 于是，他们便选择了一种简单的方式——借批评别人来证明自己正确。许多人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自己做不了大事，但却不容许别人在做事时犯“一丁点”错误。平时，他们喜欢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架势，自诩刚正不阿、鄙斥浮薄，可一旦有人奋起，要干一番事业时，他们就无法“泰然处之”了，甚至不择手段地诬讦、陷害别人。范仲淹就是因为要改革，触犯了许多人的既得利益，大家当然要对他“鸣鼓而攻之”！所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要想做一个“改革者”，实在是难啊！ 永不谢幕的党争 几千年来，“窝里斗”一直是中国传统的皇权政治的一个“痼疾”，也是一种难以逃脱的宿命，北宋晚期的新党与旧党之争就是最好的例子。 论起这场党争，可以追述到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交恶。本来，王安石和司马光是生死相交的朋友，两个人也是无话不谈。但是，在王安石变法开始后，司马光却不赞成，曾以他特有的方式三次致函王安石，劝他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针，王安石的反应却是那封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从此，两个人就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并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终生不再往来。 从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官拜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始，到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为止，在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及其追随者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被称为“熙丰变法”，其间跌宕起伏，历时16年。 宋神宗死后，即位的哲宗年仅9岁，他的祖母——宣仁太后临朝听政。这位宣仁太后对变法派素来没有好感，所以她一上台，就起用司马光为宰相，命他主持朝政。 司马光执政后，采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全部废除，史称“元祐更化”。当时，苏东坡、范纯仁等人曾经建议司马光对“新法”区别对待，保留那些经过实践证明合理的法令（例如“免役法”），不要换一种方式继续糟蹋老百姓，却被固执己见的司马光断然拒绝。最后，苏东坡等人长叹一声：“奈何又一位‘拗相公’？”意思是：怎么又出了一位和王安石一样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的宰相？ 想当初，王安石不惜与众多亲友、同事反目，也要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信念。现在，司马光表现出了同样的“坚定”与“执著”。可惜的是，这种令许多人敬重的品质一旦与拒绝听取不同意见相结合，在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位“大人物”的身上，就产生了一种悲剧：他们太感情用事，已经丧失了理性。 在这里，宽容精神、必要的妥协与长远的眼光全都不见了，“坚定”、“执著”变成了“执拗”、“刚愎自用”的代名词，在帝国的政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强烈的、让人不安的不祥气息。从此，我们只能无奈地看到：在王安石、司马光这两位领袖开辟的道路上，他们那些不成器的继承人越滑越远，一直滑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从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到元祐八年（1093年），在宣仁太后的主导下，帝国政府致力于恢复祖制，清除王安石变法的影响，历时8年。在此期间，出现了两个新名词——“新党”（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政治派别）、“旧党”（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派），帝国政治陷入了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元祐八年（1093年），宣仁太后撒手归西，宋哲宗亲政。这位年仅18岁的皇帝，再次起用新党人士，全面恢复变法措施，残酷打击旧党，前后历时6年有余。在章惇这位昔日好友的残酷荼毒下，苏东坡等人陷入了一种极为悲惨的境地。 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病故，一向讨厌新党的向太后垂帘听政。在此期间，她再次起用旧党人士。 几个月后，向太后归政，徽宗赵佶亲政，正式执掌大权。第二年，徽宗改元“崇宁”，顾名思义，就是“崇尚熙宁”的意思，其政治倾向不言自明。随后，赵佶大量起用新党人士。崇宁二年（1103年）正月，新党的“后起之秀”——蔡京升任左仆射，成为首相。此后，蔡京曾4次拜相，成为宋徽宗的“亲密伙伴”。 在打击政治对手方面，蔡京的手段之酷、株连之众，恐怕连司马光、章惇都自愧不如。当时，他在各地树立“元祐党人碑”，将打入另册者书碑立石，垂之后世，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这座“元祐党人碑”，在崇宁初年（1102年）就已经达到98人，到了崇宁三年（1104年）更激增到309人，就连章惇、曾布、张商英这样的新党骨干，也因为与蔡京不和，被列入了这份“黑名单”。 如果说此前新党与旧党的斗争多少还是源于政治分歧的话，那么蔡京此举则完全出于“私利”。当时，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小集团，张康国、刘逵、薛昂、林摅等人都是出自他的门下，根本谈不上志同道合。为了讨好蔡京，薛昂等人甚至举家为蔡京避私讳。 奸臣能有机会施展自己的“奸才”，有其客观必然性。倘若没有持续几十年的党争，大宋帝国的政治绝对不会沦落到这样一个地步，这实在是让人“英雄气短”。过去，人们经常说：导致唐朝灭亡的，既不是黄巢、朱温，也不是藩镇、宦官，而是“牛李党争”。不幸的是，二百多年后，这个悲剧再一次上演。 也许，老天爷存心要和大宋帝国作对。北宋晚期，新党和旧党斗得你死我活，朝野波谲云诡，政潮叠起，每折腾一次，就会使帝国大伤元气，直到病入膏肓。 特别是，在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位具有“大家风度”的政治领袖去世后，新党和旧党由道义与政治信念之争，蜕变为意气、私利与权力之争，由过去的君子之争堕落为小人之争。从此，在大宋朝的政治舞台上，就很难再见到那种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高尚的人格，学问博大精深的人物了，帝国开始进入一个政治道德急剧沦丧，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是非、善恶观念完全丧失的时期。在帝国的官场上，官员们厚颜无耻，到处充斥着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他们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庙堂之上，千方百计地攫取国家的权力和财富，直到大宋帝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最后，大宋帝国就是在这样的吵闹声中被动摇了根基。等女真铁骑大举南下时，大宋帝国早已是外强中干，不堪一击了。 新党与旧党的争斗，对于大宋帝国的影响，进而对于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就是对“窝里斗”最好的注解。不过，类似的事情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东汉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无止无休的“萧墙之乱”，直到汉朝气数已尽，被三国取代；唐朝末年，牛党和李党混斗，外未乱而内先乱，强大的帝国毁于一旦；明朝末年，也是窝里斗使关外的满人有机会可以入主中原，如果崇祯帝不杀害袁崇焕，那么满人要想入关就绝非易事；在清朝灭亡以后，大小军阀又是连年不断地窝里斗，使得独裁越来越厉害，民主逐渐远离中国…… 读完“窝里斗”的历史，就像是“揭伤疤”一样，让人痛不欲生，无以名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宰相要用读书人 说起来，中国古代的皇权国家制度设计得很有意思。套用当代政治学的理论，就是一会儿“内阁制”，一会儿“总统制”：在皇帝掌握实权时，就是总统制；如果皇帝不愿意（或者不能）管理国家大事时，宰相的权力就可能凌驾于皇权之上，也就变成了内阁制。 乍看起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皇权最大，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皇权还是受到了种种限制，而对其限制最大的莫过于相权。为什么呢？因为皇帝大多是靠世袭上台的，既有能干的，也有平庸的，还有一些笨蛋、蠢猪，而宰相都是官场老手，不论是政治经验，还是个人能力，皇帝一般比不上宰相。所以，历代帝王最担心的就是相权过重，尾大不掉。 最后，朱元璋下令取消丞相，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朱元璋一死，内阁首辅又冒了出来。在张居正这个首辅面前，小皇帝万历是规规矩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直到张居正死后，他才敢“秋后算账”。至于清朝末年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更是厉害：先是逼清廷交出实权，然后又联合南方的革命党，逼迫小皇帝溥仪退位，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皇帝制度就是被这位宰相大人断送了。 正因为相权容易对皇权构成威胁，所以**帝王们都对宰相不太放心，就特别关心宰相的人选。考虑到武将们既手握重兵，又有战功，如果再让他们做宰相，那岂非“如虎添翼”！所以，从宋朝以后，皇帝们都学精了，一般不用武将做宰相，只让文人当宰相，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文人宰相要兵没兵，要将没将，不会从根本上威胁**皇权！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赵匡胤：“本朝与士大夫共天下。”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虽然出身纯粹为“赳赳武夫”，但在他黄袍加身后，却确立了一套偃武修文、倡导文教的基本国策，开创了一个思想文化高度繁荣的“黄金时代”。 五代时，军阀割据，混战不断，读书人生逢乱世，处境极为艰难。当时，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张式，被彰义节度使张彦泽以高薪聘为“掌书记”，负责管理文书。这位张节度使凶残苛暴，有一次他竟然上书朝廷，要处死自己的儿子。张式觉得这有悖常理，就竭力劝阻。 谁知，张彦泽一听就火了，取出弓来，要一箭射死张式。张式无奈，只好逃到京城，请求朝廷的庇护。张彦泽不依不饶，竟然向朝廷索要张式，并扬言：如果不交出张式，他就要扯旗造反。朝廷非常害怕，就把张式交给这个军阀。结果，狠心的张彦泽竟然对张式采用了剖心、决口、砍断手足的刑罚，最后将他活埋。据说，当时这样的事例还不少，所以读书人经常要为如何保全身家性命而烦恼。为了躲避灾祸，许多北方的文人士子，不惜越过千山万水，逃往四川和江南。 在中国的皇帝里，赵匡胤可以算得上一个喜欢读书，比较尊重读书人的皇帝。有一次，他跟随周世宗柴荣去攻打南唐，有人私下里向柴荣打“小报告”：赵匡胤打下寿州后，抢了好几车的贵重物品。柴荣听后，半信半疑，就派人前去查看，结果发现箱子里全都是书籍。柴荣很是疑惑，就问他：“赵爱卿，你是军人，不好好收拾甲兵、训练军队，要那么多书干什么？”赵匡胤心里“咯噔”一下，知道此事关系重大，急忙跪倒在地，顿首道：“皇上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我却不能为皇上出谋划策，心里很惭愧！我读这些书，就是想扩大自己的见闻，好报效皇上！” 现在，赵匡胤偃武修文，尊重读书人，当然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拥戴，使许多人相信：天下即将统一，很快就要进入“太平盛世”。 长期以来，在民间广泛流传着一个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乾德五年（967年），大宋政府花费了不少气力，终于平息了四川的叛乱，朝野上下总算松了一口气。没想到，乐极生悲，却发生了一个“大笑话”，让宰相赵普差点挨了赵匡胤一顿胖揍： 当时，赵匡胤对“乾德”这个年号非常满意，认为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好年号。宰相赵普急忙在一旁猛拍马屁，列举了近年来朝廷里的不少喜事，都归功于“乾德”这个年号。 这时，旁边正站着一位名叫“卢多逊”的翰林学士，他非常有学问，平时和赵普也对不上劲。所以，等赵普拍完马屁后，卢多逊突然不动声色地说：“真可惜，乾德是伪蜀国用过的年号。” 赵匡胤大吃一惊，急忙派人调查，竟然发现：乾德不仅是前蜀的年号，还是亡国的年号。这一回，赵匡胤真是恼羞成怒了：赵普这厮身为宰相，却不喜欢读书，竟然让自己在天下臣民面前出了这么大的一个“洋相”，真是可恶！ 一想到这里，赵匡胤实在是压不住心头的怒火，便把手一招，喝道：“赵普，你过来！” 赵普知道自己闯出大祸来了，但他又不敢违抗圣旨，只好战战兢兢地走到御案前。只见赵匡胤拿起御笔，蘸饱黑墨，在他的脸上乱写乱画，弄得他翰墨淋漓。就这样，赵匡胤还不解气，又骂道：“你不学无术，怎么比得上卢多逊？看来，宰相还是要用读书人！” 赵普把这件事视为“奇耻大辱”，从此他就开始发愤读书。在他的书房里，有一个大书匣，不许别人碰它。平时，人们只看到他每天从里面取出一本书来读，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书。一直等到赵普死后，人们打开书匣，才发现里面只有《论语》的前半部分。打那以后，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就传开了。 坐上龙椅后，赵匡胤重用读书人，经常喜欢用一句“至理名言”来告诫周围的武将：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骑在马上治天下，更不能躺在马上守天下，这对那些武将们震动不小。过去，武将和文臣相见时，文臣经常要低眉拱手，向武将致意；现在，一见到文臣，武将们都要恭恭敬敬地唱个肥喏，表示问候。 同时，赵匡胤大力推广科举制度，向天下读书人敞开大门。新科状元登科后，可以披金挂彩地骑在高头大马上，四处游街夸耀。届时，帝国首都开封举城若狂，就像盛大节日一般地瞻仰他的风采，无数美丽的少女都在梦想着能与他结为连理。当时，有人甚至认为，这些状元们的风光，甚至超过那些统兵十万、荡平敌国的大将军。在这个时代，科举制度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代表着平等与文明，为千千万万没有关系的“莘莘学子”打开了一扇改变命运的大门。 更值得一提的是，赵匡胤做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在中国所有的**帝王里，只有他以自己至高无上的“开国皇帝”之尊，给后世留下了这样一份誓约： 一、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有罪加刑； 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 三、不加农田之赋。 在这份誓约中，赵匡胤庄严地警告子孙后代：如果胆敢背弃上述誓言，必遭天谴！ 在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上，这是惟一的一份出自**帝王之手、带有几分人性光辉的誓约，目的是约束自己的子孙后代不要作恶。据说，这块刻着誓约的石碑，放在太庙内，封闭甚严。宋代新天子即位后，都要到太庙默诵誓词。届时，只有一个不识字的小太监跟随，其他人只能远远伺候。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这份誓约的内容，一直到靖康二年（1127年）女真铁骑南下，攻破东京汴梁，将宫门打开，人们才一睹其“真容”！ 读完这个故事，我闭目沉思，忽然想起了在皇权国家体制下，汉高祖刘邦“非刘姓不王”之类的誓约，想起了历代帝王的“祖宗家法”，想起了权力场上的尔虞我诈、翻脸无情、对政敌必欲斩草除根而后快的狠毒，实在是感慨万千！ 每当读到这份誓约时，我不禁“潸然泪下”。想一想，实在是让人惆怅：即便是有这份誓约的约束，在宋朝还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冤案——岳飞冤死风波亭，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悲剧所在。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风流宰相”严嵩 俗话说得好：“伴君如伴虎。”其实，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做个臣子本来就不容易，要做个奸臣更得有“两下子”。一提起严嵩，大家都知道他是明朝的大奸臣，但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是：严嵩还是一位挺有才气的诗人。 老实说，严嵩也算是一个“正经八百”的诗人，他的诗写得呱呱叫。在《万历野获编》里，明朝人沈德符是这么记载的： “严分宜（指严嵩）自为史官，即引疾归卧数年，读书赋诗，其集名《钤山堂稿》。诗皆清利，作钱刘调，五言尤为长城，盖李长沙流亚，特古乐府不逮之耳。……故风流宰相，非伏猎弄獐之比，独晚途狂谬取败耳。” 至于严嵩名下的《钤山堂集》，《四库总目提要》的评价也很高——“在流辈中乃独为迥出”。这本诗集，能够在大清朝的皇家典籍中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可见它确实有其“不俗”之处。 严嵩（1480～1567年），字惟中，一字介溪，江西分宜人。早年，严嵩曾在老家钤山面壁十年，苦读诗书。等他在文学上小有名气后，也就“文而优则仕”，受到朝廷的器重，“进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一个读书人，十年寒窗，悬梁刺股，能熬到国子监首脑这么高的位置上，也算是当时学术界、文化界“大师”级的人物了。在皇权社会里，想当个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你有钱有势、有关系、有门子就行。但是，要想在翰林院混日子，肚子里只有《三字经》、《百家姓》，或者是英文abc之类，恐怕还是不够格的。从这一点来看，严嵩尽管是一个大坏蛋，他的文学成就还是“货真价实”的。 过了几年，朝廷准备重修《宋史》，又命严嵩领衔，“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说起来，这是一个油水虽然不大，但享有崇高威望的荣誉性差事。看来，严嵩当时因文望和人望确实是“众望所归”，朝廷才会把这么重要的差事交给他。在皇权社会里，凡是能够被**帝王相中，认为有资格主持修正史的文人，大都属于“文坛泰斗”，例如宋代的欧阳修、司马光，当然更不用说清朝的纪晓岚了。不过，因为严嵩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大奸臣、大贪官，在后人的咒骂声中，他这方面的“清誉”都被湮没了。 当时，嘉靖皇帝朱厚熜迷信道教，还自封为“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这种滑稽戏也只有想出家做和尚的梁武帝才能做出来。不过，在皇权社会里，只要是皇帝喜欢的东西，不管好坏，自然会有一批“马屁精”趋之若鹜，蔚然成风。于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武大臣及词臣入值西苑，供奉青词”，跟着皇帝一起向太上老君顶礼膜拜。所谓“青词”，就是写在青藤纸上打醮祷祝的疏文。严嵩自然不甘人后，加上他善于揣摩，所以他写的“青词”仙风道骨、典雅华彩，朱厚熜看后褒誉有加。有了这块“敲门砖”，严嵩也就一天天发达起来。 不可否认的是，严嵩早年的确是一位“文章高手”，倘若他只是一个大草包，肚子里空空如也，哪还敢跟嘉靖一起谈诗论文？所以，纪昀岚在主编《四库全书》时，也不忍心将严嵩的诗作一笔勾销，还特地引用了王世贞的一句诗——“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表示不能因人废文，将严嵩全盘否定！ 下面，我们试着读一首他的七绝： “山泉野饭聊今夕，金谷铜驼非故时。随缘自有数椽竹，题俭真成一字师。” 倘若没有标明这是严嵩的作品，我们肯定会认为：这是某位甘于清贫的诗人，在远离尘世喧嚣的荒郊野外孤独行吟呢！可是，当我们知道，这是那位穷奢极欲、无恶不作、祸国殃民的大奸臣、大贪官严嵩在那里“装孙子”时，就会觉得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为文和为人的矛盾，严嵩既不是第一个，更不会是最后一个。但是，因为严嵩的奸臣名压倒了他的文学名，所以在《明史》中他和他的儿子严世蕃都被打入《奸臣传》；到了后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他的贪官名又压倒了他的奸臣名。 一般来说，小贪如鼠，昼伏夜出，干一些鸡鸣狗盗的事，贪也贪不出多少油水来；大贪可就不同了：他们好比老虎，无所顾忌，可以明火执仗，才能贪出金山、银山。严嵩当政时，放开手脚地疯狂贪污，聚敛了大量钱财，这还不是嘉靖包庇和纵容的结果！正因为有皇帝的支持，严嵩才能有恃无恐，严世蕃才敢胡作非为。在皇权社会里，一旦进入权力场，文人们就会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是死守清高，做一个才华出众的文人呢？还是做一个权力更大的官僚，好捞到更多的油水呢？不用说，严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特别是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以后，嘉靖就经常“怠工”——不上朝了，连皇帝最起码的本职工作也不愿干了，这就给严嵩父子提供了更大的贪污空间。于是，严嵩在皇宫里面将嘉靖哄得团团转，严世蕃则在外边大肆搂钱！ 起初，严嵩是以文才邀宠于嘉靖，才得以飞黄腾达。他最后的失败，也是因为晚年文思日退，做不出多少令皇帝高兴的文章来，才失去圣眷的。说实话，一个诗人总有“江郎才尽”的一天，严嵩都七八十岁了，还能写出好的文章来？此外，朝廷里的厮杀，并不亚于西班牙斗牛场上的角力，你不把刀插在牛的身上，牛就会把你顶死，所以，严嵩究竟还能有多少诗情才气，这是大可怀疑的！更何况，为了铲除政敌，严嵩必须恬不知耻地曲意讨好嘉靖，当他一天到晚尽琢磨这些事情时，还能激发多少创作灵感？ 最后，连朱厚熜亲笔草拟的诏书，老迈的严嵩都看不懂了——“语多不可晓”，“所进青词，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此积失帝欢”。于是，他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严世蕃被“斩于市，籍其家”。不过，嘉靖还是“法外施恩”，给严嵩留了一条性命，削籍为民。过了两年，严嵩又老又病，“寄食墓舍以死”。这个大奸臣、大贪官，就这样永远地被钉在了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 据《明史》记载，严嵩父子被查抄出来“黄金可3万余两，白金200万余两，他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以严嵩的贪污记录，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应该没有问题。对于这些财产，嘉靖是这样分配的：“诏悉送太仓，以一半济边饷，一半充内库取用。”也就说，有一半落入了朱厚熜个人的“腰包”，真是“严嵩跌倒，嘉靖吃饱”！ 在《二十四史》里，对那些奸佞之辈，如酷吏、奸臣、佞幸、乱贼、阉党等等，无不有分门别类的列传。奇怪的是，惟独没有专门的《贪官列传》，这使我很纳闷：是不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贪官呢？或者是贪官极少而没有为他们设传的必要？非也！中国皇权社会的贪污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在皇权社会里，从上到下，真可以说是无官不贪（其实，皇帝本人就是“头号贪污犯”）。所以，民间有一句谚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一个知府竟然能在三年里吞噬这么多的民脂民膏，那老百姓还有活路吗？正因为皇权社会的贪污之风愈演愈烈，泛滥成灾，对史家来说，记不胜记，只好搁笔不记了。 在皇权社会里，如果全都是清官，只有个别贪官，治史者倒有兴趣做一做文章；相反，遍地都是贪官，清官也就成了“珍稀动物”，反倒可以在史书上占有“一席之地”了。所以，在史书里，有良吏、循吏列传，以肯定他们的恪尽职守、清廉方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官场红人凭什么“弄权”？ 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一个置身“权力场”的人，大致要应付三个方面的关系，即：下与上的关系，同僚之间的关系，上与下的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即：下级如何应付上级，同僚之间如何相处，上级如何驾驭下级，以及在官场上如何自保，个中“道道”很多，都大有“学问”！ 在皇权社会里，就有那么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们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白手起家，却都有自己的过人之处，超越成千上万的竞争者，赢得上司的青睐，平步青云，官运亨通，成为位高权重的官场红人。下面，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他们的“为官之道”，探寻他们“大红大紫”的奥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弄权”之一：事上之道 在皇权国家体制下，权力是一切投身“权力场”的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不论你是否对权力爱不释手，只要踏进了“权力场”，就须臾离不开权力。不过，在权力的金字塔下，权力的配置并非是均衡的，往往是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特别是，**帝王高踞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几乎掌握了无限的权力。那么，作为下级，如何与上级（尤其是皇帝）搞好关系，取得上司的赏识，这对自己的未来和前途至关重要。 在这一点上，蔡京、和珅、袁世凯堪称典范。他们胸有城府，工于心计，精于谋划，勇于打拼，更有自己独到的手段，读后真让人瞠目结舌…… 蔡京“曲意逢迎” 在皇权**时代，由于皇帝高高在上，臣下的生死荣辱往往系于他们的一念之间，所以，一些大臣（例如蔡京）就想方设法地逢迎君主。只要能讨得**帝王的欢心，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道德、良心、人格、舆论都被他们抛到了九霄云外。为了能够向上爬，取得更高的地位，获得更大的权力，什么罪恶的、无耻的勾当，他们都干得出来。按照儒家的标准，这种人简直是地地道道的“小人”，甚至没有资格被称为“奸臣”。 众所周知，宋徽宗是一位昏君。不过，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起初宋徽宗也曾是一位“好皇帝”，后来一步一步地蜕化，最后竟然蜕变成了一位不顾一切地追逐声色犬马的昏君，成了中国历史上数得上的几位“败家子皇帝”之一。在这个漫长而浪漫的过程中，宰相蔡京起到了相当恶劣的作用。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过程，读起来相当有趣！ 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突然驾崩，徽宗即位。刚上台时，徽宗还雄心勃勃，励精图治，试图结束已经延续达几十年的党争，所以改元“建中靖国”，企图弥和新党与旧党的矛盾，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个人生活方面，徽宗也比较注意节俭，不敢铺张浪费。有一次，徽宗拿出一些玉制的盘碗杯盏来，小心翼翼地问群臣：“众卿家，我打算在国宴上使用这些东西，又怕别人觉得太奢华，说三道四，你们认为如何？” 这时，宰相蔡京出班奏道：“陛下，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天下的荣华富贵，区区几件玉器又算得了什么？何况，您是在国宴上使用，完全合乎情理，何必在乎别人说些什么呢？”听了这话，徽宗的心里真是美滋滋的！ 要知道，蔡京饱读诗书，才华横溢，是当时的一位“大才子”。为了进一步讨好宋徽宗，使他可以放心大胆地享乐，蔡京竟然亲自站到了理论的最前沿，引经据典地炮制了一套“享乐理论”，从思想上帮助皇帝解除顾虑。 从《易经》中，蔡京推导出了一个“丰、亨、豫、大”的理论，意思是：在太平盛世，皇帝就应该有天子的气派，要敢于花钱享乐，不必拘泥于世俗之礼；否则，就会失去上天的眷顾！ 此外，他又援引了《周礼》中的一个说法——“唯王不会”。在这里，“会”就是会计的意思。当时，蔡京告诉徽宗：《周礼》的意思是，自古以来，只要是君主，就可以不受限制地花钱；贵为天子，要是过分节俭，真是苦了自己，就和那些平头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了。 蔡京发明的这套理论，对徽宗来说真是“及时雨”，真是太善解人意了，已经不能用“卑鄙无耻”这四个字来形容。 按照儒家的传统理论，蔡京真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奸佞之徒。更不幸的是，这套“享乐理论”竟然被宋徽宗全盘接受，成为大宋朝廷的施政方针。 也许因为徽宗本人是一个艺术家，所以他的品味也很高雅，特别喜欢那些稀奇古怪的石头。按理说，在皇权国家里，一个皇帝不喜欢金山银海，只喜欢玩赏石头，岂不是天下臣民的“福气”？谁知道，皇帝的这个爱好和宰相蔡京的逢迎结合后，却产生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怪胎”，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花石纲”！ 为了讨好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蔡京专门在苏州设立“应奉局”，由他的心腹朱勔主持，专门在江浙一带搜罗奇花异石，最后竟然发展成一场灾难性的、遍及全国的“花石纲”大劫难。 为了搜寻奇花异石，各地官吏们如狼似虎，不论是高山深谷，还是深宅大院，只要有一木一石稍堪玩味，就会有官吏闯入，在上面做上记号，这玩意儿就立刻成了“御用物品”，主人必须妥善保护，稍有不慎，就是犯了“大不敬”的罪名。等到起运时，官吏们经常要拆墙毁屋，恭恭敬敬地将这些东西“请”出去。为了这个“花石纲”，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 不久，在受“花石纲”祸害最深的江浙一带发生了方腊起义。对于那些落入自己手中的地方官吏，起义军经常采用非常残忍的手段，比如：活埋、挖心、剖腹、砍断手脚、熬成膏油“点天灯”，等等。这种极端的做法，恰恰从反面证明地方官吏们的残暴。所以，就连官修的《宋史》也委婉地指出：方腊起义其实是“官逼民反”！ 和珅：“揣摩上意” 在《韩非子》里，有一段话专门分析大臣取得君主宠幸的手段，大意是：凡是奸臣，都想顺从君主的心意，以取得君主的宠幸，获取更大的权势。所以，只要是君主喜欢的东西，他们就会加以赞美、吹捧；至于君主憎恶的东西，他们就会诋毁、攻击。 此言不虚，在皇权**时代，就有那么一些大臣非常“细心”，经常揣摩**帝王的性格、喜好，然后采取相应的对策，以取得皇帝的宠信，这样的大臣就是“谀臣”。 一个工于谄媚之道的大臣，不但注意研究皇帝的脾气，还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抢先一步，将皇帝想说而没有说的话先说出来，想办还没有办的事情先办了，这才是谄媚者中的“高手”。在权力场上，这种人没有理由不受到**帝王的赏识，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和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众所周知，乾隆一朝最大的红人当数和珅（1750～1799年）。终乾隆一生，他对和珅都是宠爱有加。那么，和珅究竟凭什么取得乾隆帝的欢心的呢？作为一位“投机钻营大师”，和珅必有其过人之处。 和珅在官场上钻营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成为皇帝肚子里的一条“蛔虫”。只要是乾隆喜欢的事情，他都抢着去做，尽力去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身为朝廷大员，在乾隆面前，和珅总是“言不称臣，必曰奴才”，“皇帝若有咳唾，和珅以溺器进之”。不过，“天威难测”，“龙眼无恩”，要成为皇帝肚子里的一条虫子着实不容易，和珅却做到了。从查办云南总督李侍尧一案，我们可以见识一下和珅这一手的厉害。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二月，原云南粮储道海宁控告李侍尧贪赃、勒索，乾隆大怒，遂命御前大臣和珅奔赴云南，处理此案。一路上，马蹄在泼风似地狂奔，和珅的脑子也在飞转：如何处理李侍尧一案？ 对于李侍尧，《清史稿》有这样的评价：“（李）侍尧号才臣，帝所倚任。”仅仅几个字，就揭示了李侍尧的特点及其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 李侍尧，字钦斋，汉军正蓝旗人，“机警过人”，才具非凡，还颇有来头。原来，他是额驸李世芳的四世孙，而李世芳是最早向清太祖努尔哈赤投诚的明朝大将，是清朝初年“标志性”的政治人物。 本来，李侍尧深受乾隆的赏识。因为李侍尧精明强干，政绩斐然，所以乾隆对他总是高看一眼。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在选派李侍尧为云贵总督时，乾隆表示，“各省总督老成有识，能办大事者，实无出李侍尧之右者”，对他的评价非常高。 那么，李侍尧既然兼才臣、能臣、宠臣于一身，圣眷正隆，乾隆又为什么要突然对他下手呢？和珅虽然聪明，却一时猜不透皇帝的心思，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在他的心目中，皇帝的态度才是处理李侍尧一案的关键所在，其他都是“小问题”！ 抵达昆明后，和珅立即逮捕李侍尧，对他进行突击审讯。李侍尧猝不及防，屁股后头的臭屎还没有擦干净，就被暴露于阳光之下：大肆收受部属的馈赠和规礼，甚至巧立名目进行勒索。算下来，李侍尧共勒索白银35000两。几乎可以断定，这只是他贪赃枉法金额的“冰山一角”。 其实，在当时的官僚队伍里，李侍尧还不是一个“声名狼藉”之辈，而且，他贪污受贿、勒索下属，也不全是落入自家腰包，其中一部分是用于向皇上“进贡”。 原来，按照清朝的制度，凡是逢年过节，官员们都要进贡。特别是，乾隆又是一位“情趣高雅”的主子，对贡品非常讲究。过去，在两广总督任内，李侍尧经常与洋人打交道，自然不缺让皇上动心的“西洋镜”：什么会自动游弋的小船啦，会唱歌的盒子啦，会自动报时的自鸣钟啦，等等。这些千奇百怪的贡品，都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其他总督、巡抚当然是“望尘莫及”！ 但是，在调任云贵总督后，李侍尧可就犯愁了，因为新任两广总督在进贡方面必定更“新潮”，自己拍马都赶不上！思来想去，李侍尧忽然心头一动：云贵地区的优势是盛产金银，可以将金银打造成一些精妙绝伦的工艺品进贡。当然，这笔钱李侍尧不可能掏自己的“腰包”，就向下属大肆勒索“进贡费”。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皇帝向各省督抚勒索，各省督抚就向下属勒索，层层勒索、搜刮。总之，李侍尧只是大清朝官场搜刮体系中的一环。 不过，李侍尧倒是一条“好汉”，天塌下来自个顶着，在审问时就是不提“进贡”二字。 这时，和珅将全部心思集中到一点：如何处置李侍尧？是给他留一线生路，还是送他去阎罗殿？ 要知道，乾隆对贪官污吏从来都不手软。乾隆一上台，就有一大批高官权贵成为他反腐倡廉的“刀下鬼”，如：兵部尚书鄂善、云贵总督恒文、两淮盐政高恒、贵州前任巡抚方世隽、贵州巡抚良卿、云南布政使钱度，等等。 纵观乾隆一朝的肃贪史，在李侍尧案发前，贪官免于一死者仅有浙江巡抚卢焯一人。那么，卢焯为什么能够逃脱杀身之祸？是不是因为卢焯是著名的能臣，政绩卓著，在民间颇有声望，所以皇帝对他网开一面？这也说不通。例如，两淮盐政高恒也是一位能臣，深得乾隆宠信，为什么他就未能逃过死劫呢？ 所以，和珅将整个思绪聚焦到何焯、高恒的身上：前者何以生，后者何以死？本来，李侍尧的生死关他和珅屁事，根本用不着他这么瞎操心！但是，这个案子事关乾隆高兴不高兴，所以和珅必须高度重视。 于是，和珅想呀、想呀，一直想了个“昏天黑地”。最后，灵光一闪，他的眼睛忽然一亮，顿时开窍了，立即上奏：对李侍尧处以“斩监候”，查抄全部家产。 在清代的刑罚里，斩监候相当于今天的“死缓”，尚有一线生机，说不定皇上哪天高兴了，就可以保全性命，甚至官复原职。看来，和珅是认定乾隆不想要李侍尧的命。看来，在乾隆一朝的肃贪史上，注定还要多一个“卢焯”。 接到和珅的奏折后，乾隆立即命内阁大学士、九卿讨论此案。讨论来，讨论去，大家一致认为：对李侍尧处理过轻，应当将“斩监候”改成“斩立决”。对此，乾隆没有表态，却将这个题目交给各省督抚去做。为此，他颁布了一道“耐人寻味”的上谕，让地方督抚们讨论：究竟是采纳和珅的意见，还是大学士、九卿的意见？ 为了与李侍尧划清界线，避免惹火烧身，各省总督、巡抚们几乎是“一边倒”地附和大学士、九卿的意见，只有“不识相”的安徽巡抚闵鄂元明确支持和珅，认为应该给李侍尧留一线生路。 整个形势对和珅很不利。不过，在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他仍然相信自己的判断，坚持自己对李侍尧的处理意见。 果然，不出和珅所料，乾隆并没有采纳多数派的意见。十月初三，乾隆颁布上谕，力排众议，借闵鄂元之口采纳了和珅的意见。其实，乾隆早就拿定了主意，他之所以将这个题目抛给各省督抚，一来是教育这些封疆大吏，二来是借他们之口宽恕李侍尧。可惜，各省督抚中只有闵鄂元一人领会皇上的“苦心”！ 在皇权**时代，皇帝至高无上，只要他想做什么事，总是不愁找不到理由的，也都是“正确”的。反正，“一意孤行”这个词儿就是专门为皇帝“打造”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最后，李侍尧的结局大大出乎朝臣的意料：在大牢里，李侍尧只蹲了不到半年，就得到皇上的特赦，命他以“三品大员”的身份奔赴兰州，指挥镇压苏四十三起义；不久，又命他署理陕甘总督，授予头品顶戴，加太子太保衔；台湾林爽文起义爆发后，乾隆又命李侍尧出任闽浙总督，并将其画像陈列于紫光阁。 许多人都想不通，同样是犯下贪污、勒索大罪，这么多大臣都人头落地，为什么李侍尧能够死里逃生、东山再起？ 其实，和珅早就想通了。原来，在拿捏李侍尧的生死之时，和珅将云贵总督恒文与浙江巡抚卢焯的命运作了比较，终于想通了：事发后，恒文说，自己勒索来的钱是用来进贡的，竟然将“屎盆子”扣到皇帝的头上；卢焯却咬紧牙关，丝毫不提进贡一事，不肯牵扯到“圣明”的皇上。所以，和珅“茅塞顿开”：只要给李侍尧留下一线生机，一定能深契“圣意”！ 那么，乾隆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先是声色俱厉地查处李侍尧，到头来却是“监而不斩”，如此矛盾，到底是出于何种盘算？其实，乾隆如此处置李侍尧，充分体现了一种高超的“驭臣术”：即使你是宠臣、能臣，地位再高，只要犯了事，朕照样可以治你，既可以让你脑袋搬家，也可以让你官复原职，朕要你生就生，让你死就死，看谁还敢不听朕的话？反正，在皇权社会里，天下再大，皇帝最大！ 在李侍尧一案上，和珅办得妥妥帖帖，乾隆龙心大悦，对他更加赏识。还在回京的路上，乾隆就毫不吝啬地将恩宠泼到和珅的身上：将他提升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回朝后，和珅又针对云南的盐务、钱法、边事提出许多建议，乾隆大喜，立即任命他为镶蓝旗都统，使他成为手握兵权的“朝廷大员”！ 袁世凯：“毛遂自荐” 俗话说得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皇权**时代，大家在权力场上角逐，各人的智商固然有高有低，参差不齐，关键就看谁能够掌握主动权，抓住机遇，取得成功，成为“英雄”；反之，如果机会来了，你却驾驭不了，就可能身败名裂，成为被世人唾弃的“狗熊”。 在这方面，“一代枭雄”袁世凯做得相当好：在转瞬即逝的机会面前，他及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平定“壬午兵变”时毛遂自荐，从而脱颖而出，“点亮”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早年，袁世凯的命运很坎坷，先后在天津、上海等地混迹，非常潦倒。不过，他素来有大志，曾告诉一位好友：“如果我手上掌握10万精兵，就可以横行天下！”可是，袁世凯当时还是赤手空拳，到哪里去建功立业呢？ 光绪七年（1881年），经友人推荐，袁世凯去山东登州投奔淮军名将吴长庆，在“庆军”的幕府中任职，并拜名士张謇为师。不过，他终究是属于乱世的人，不甘心做一名普通的幕僚，他的野心可大着呢，时刻都想干一番大事业。 很快，机会来了。光绪八年（1882年）七月，朝鲜发生兵变，驱逐闵妃，拥戴大院君李罡应执政，这就是著名的“壬午兵变”。八月初，清政府决定：派吴长庆率领庆军前往朝鲜平定叛乱。 一听说要开赴朝鲜，袁世凯就大为兴奋，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在国内，他既没有功名，资历又太浅，要是论资排辈的话，真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受到重用。去朝鲜，虽然是异国他乡，但也容易建功立业，自己就有机会大出风头了。 所以，袁世凯在写给哥哥的信里说：“弟限于资格，中原难期大用，抵高丽，能握兵权。”此外，他还断言：“李熙，庸主耳，无能为，夺其政权归我掌握，犹反手也。”很难相信，这些话出自一个才23岁的青年之口。这时，袁世凯虽然还很年轻，但他以其超人的政治嗅觉认定：发生在异国朝鲜的这场动乱，是自己千载难逢的良机。 在这个问题上，才20出头的袁世凯就比他的上司——庆军统领吴长庆站得高，看得远。当时，吴长庆想的只是去朝鲜平定叛乱，好赶快回国领赏，继续做他的统领，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在朝鲜“建功立业”！ 袁世凯既然打定了主意，第二天一早就央求老师张謇：请他在吴长庆面前多多美言几句。于是，吴长庆命他在前敌营务处任职，负责军需供应和勘察进军路线。 八月二十三日，清军从登州启程，向朝鲜进发。这时，年青的袁世凯十分豪迈，站立船头，放眼远眺，大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之感！ 几天后，运兵船抵达朝鲜南洋港。面对着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许多将士战战兢兢。这时，吴长庆命一营为先锋，火速登陆。在这个关键时刻，一营营官贪生怕死，竟然抗命，要求先探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都）的动静，再抢滩登陆。“军情如火”，岂能耽搁？吴长庆一听，非常窝火。 这当儿，袁世凯毛遂自荐，表示：愿意充当“开路先锋”。吴长庆大喜，当即宣布改派他为一营营官。随后，袁世凯杀气腾腾地宣布军纪，率军出击。当他“一马当先”地冲到岸边时，发现岸上只有几十名朝鲜士兵。一见“天朝上国”的军队来了，他们早就在港口毕恭毕敬地迎候。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袁世凯就立下头功，还白捡了一个营官。对此，吴长庆非常满意，回头对张謇说：“慰庭（指袁世凯）真不错，不负张先生提拔，我应当向张先生道谢！” 不过，让吴长庆惊喜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当时，清军已经极端腐朽，那些士兵多是临时征募而来，其中还夹杂着不少市井无赖，军纪败坏，烧杀抢掠时有发生，使得朝鲜百姓人心惶惶。 对此，吴长庆也是大动肝火，却束手无策。袁世凯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便挺身而出，愿意担当整顿军纪的重任。吴长庆大喜，当即颁给他一支令箭，命他全权督查军纪。 当天夜里，就有当地族长进营禀报：有一批清军正在抢劫老百姓的鸡鸭肉鱼。吴长庆便命人把袁世凯叫来，问他：为什么不严办？袁世凯赶来后报告：刚才，在军营外，他已经请出令箭，将为首的7个人斩首示众。 这时，朝鲜老族长赶忙倒身下拜，连连称颂王师纪律严明，表示：回去后一定让百姓们多准备一些上等食品，以犒劳“王师”。老族长走后，吴长庆拍拍袁世凯的肩膀：“好孩子！你干得不错！” 从此，庆军军纪肃然，袁世凯也是声威大振。对此，庆军中的许多“老兵油子”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又惧怕他手中的那支令箭，只好敢怒不敢言。当时，有一位姓周的幕僚悄悄写了一首“打油诗”，对袁世凯大加讥讽： “本是中州假秀才，中书借得不须猜。 今朝大展经纶手，杀得七个人头来。” 原来，袁世凯并未中过“秀才”之类的头衔，但当地人都传说他是秀才，所以周某才讥讽他是“假秀才”。而且，袁世凯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中书科中书”，还是叔父袁保庆花钱给他捐来的。 所以，袁世凯很快就取得了吴长庆的赏识，命他总理前敌营务处，还将军中的内务杂事都交给他处理，可以便宜行事。 庆军抵达汉城后，了解到这次兵变的“幕后主使人”是大院君李罡应。然后，他们设下一个计谋，把大院君骗到清军大营，将他捆了个严严实实。随后，袁世凯率领一队人马连夜出击，很快就控制了汉城。 兵变平定后，吴长庆称赞袁世凯“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列为“首功”。所以，在阅读这份战报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对出现频率很高的“袁世凯”印象很深。 随后，在李鸿章奏请朝廷嘉奖的名单上，袁世凯也赫然在列，并称赞他“治军严肃，剿抚应机”，奏请以同知补用，并赏给顶戴花翎。看来，李鸿章真是有眼光，虽然远在千里之外，与袁世凯素不相识，单凭着一份战报，就抓住了袁世凯最大的长处——临危不乱、长于应变。 至于吴长庆，对袁世凯的评价虽然没有李鸿章到位，但他也把袁世凯视为庆军的“第一有为青年”，所以又命袁世凯全权处理对朝鲜的外交事务。袁世凯知道后，真是大喜过望，因为这个职位非常特殊，从此他就可以以驻朝清军乃至大清国在朝鲜的“代言人”自居了！ 中国有一句名言：“乱世出英雄。”平地一声雷，在“壬午兵变”中，袁世凯扶摇直上，登上了大清国的军事、政治舞台。 一个人的成功绝非是偶然的，他必须在某些重要关头表现出杰出的才华和能力，取得卓越的成就。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独到的眼光和手段。世人一般认为，袁世凯是从天津小站练兵“起家”的。可是，如果袁世凯没有毛遂自荐，在平定“壬午兵变”时脱颖而出，获得吴长庆和李鸿章的赞赏，清政府就根本不会注意到他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更不会在甲午战争后把编练北洋新军的重任交给他；如果他不在天津小站练过兵，光绪帝和维新派就不会找他杀荣禄、包围颐和园，他也就无法向荣禄“告密”，从而取得慈禧太后的赏识。所以，这次“毛遂自荐”可以说是袁世凯毕生事业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弄权”之二：同事相处之道 古人常说：“貌和心不和！”在皇权**时代，同僚不同心，是封建官场的最大弊病。本来，同殿称臣，大家都是“同僚”，应该和衷共济、一团和气才是。再说，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彼此之间原本没有什么矛盾和仇恨，更不应该有什么冲突。 可是，一旦置身权力场，相会在朝堂，大家难免意见和志趣不同，就产生了分歧，进而产生了敌意，到最后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其中，固然少不了意见分歧，但主要是权力之争，另外还有什么门户之见、意气之争。这样一来，权力场上的争斗便永无宁日了。 当然，在皇权**政体下，这场争斗还是有一个“总裁判”的，那就是**帝王。于是，为了置对手于死地，大家都使出种种阴谋诡计，去陷害对手，去讨好这位并非“大公无私”的“总裁判”！ 李斯：“挑拨离间” 在中国古代政治权术的“武库”中，有这么一种威力无穷的奇妙武器：它虽然没有刀光剑影，但是，只要在须臾之间，就可以使对手“中箭落马”，跌入十八层地狱。这种神奇的武器，叫做“挑拨离间”。所谓“挑拨离间”，就是故意拨弄是非，挑拨政敌与**帝王之间的关系，使政敌失去皇帝的信任，再假最高统治者之手除去政敌。 韩非是一个大思想家，他曾经对君臣利害关系进行过非常透彻的论述。可惜，此人是一位思想的巨人、实践的侏儒，被老同学李斯几句谗言，就一命呜呼，真是一个悲剧！ 早年，河南人李斯非常寒伧，“为郡小吏”，最多也只是一个“科级干部”而已。所以，在风肃霜白的深秋季节，李斯先生就只能在上蔡城东门外的旷野里遛一遛野狗，和儿子们一同玩耍。 尽管他的家庭出身不好、地位低，但李斯却不怎么安分，总想往上爬。有一天，他去上厕所，尚未解手，却惊动了厕所里的一只老鼠。这只老鼠瘦小枯干，缩头缩脑，毛色灰暗，身上又脏又臭，真是令人恶心。 看着看着，李斯忽然想起了粮仓中的老鼠，它们一个个脑满肠肥，整日在粮仓里逍遥自在，与眼前的这只老鼠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人生如鼠啊！不在仓，就在厕！”李斯真是感慨万千：同为老鼠，它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最后，他不禁长叹一声：“这一辈子能否荣华富贵，就全看自己了！” 在李斯的眼里，上蔡这么小的县城，只是“厕”，而不是“仓”。所以，素来有大志的李斯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便出门闯四方去了。 起初，他在大师荀子的门下苦学了8年。当时，韩国的贵公子韩非也在荀子门下，两个人志同道合，情同手足，常常在一起切磋学问，谈论古今。门下弟子虽多，但荀子慧眼识人，认为韩非和李斯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后来，李斯西去秦国，说动秦王嬴政，被提升为掌管刑罚的廷尉，成为秦王身边不可或缺的“头号红人”。看来，李斯“梦寐以求”的仓中老鼠的生活终于得到了。从今以后，他的任务就是保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地位。为了这一点，他可以不顾一切，不择手段。 就在这时，对他的第一个威胁来了。原来，韩非的著作传到了秦国，嬴政读后大为钦佩：“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为了得到这个奇才，嬴政不惜发动一场战争，迫使韩王交出了韩非。 一到秦国，韩非先去拜见昔日的同窗好友——李斯。韩非素来心直口快，又视李斯为“知己”，便向他表示：既然秦王对自己如此器重，自己愿意留在秦国，一展宏图。 这天晚上，“忠厚老实”的李斯可就睡不着了，在床上辗转反侧。思来想去，李斯一咬牙，心说：无毒不丈夫，只有牺牲老同学韩非，才能保住自己刚刚得到的地位。 看来，像李斯这样一位穷苦出身的知识分子，虽然先天条件不好，但在“权力场”上的争夺战中，他们往往比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多一点冒险意识、投机心理。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可以不择手段。按照“劣币驱除良币”的定律，在秦国权力场的斗争中，像李斯这样的人反倒容易处于优势地位。 对此，李斯作为当事人，“心如明镜”：无论是学术、个人修养、文章的思想深度，还是谋略、决策的运筹力度，自己都远远比不上老同学韩非；只有一点，自己胜过韩非——在卑鄙无耻上，李斯干得出来的事情，韩非却做不出来。这位高傲的公子，永远扬着那高傲的头颅，注视着动乱不已的列国纷争和天下大势，却没有提防脚下的“地雷”——一心要算计他的“红眼耗子”——李斯。 思谋已定，李斯立即去见嬴政：“陛下，听说您要重用韩非？”嬴政一楞：“是啊，寡人早就说过：‘若得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忽然阴险地一笑：“陛下，您欲吞并列国，统一天下，难道不包括韩国吗？”秦王摇了摇头：“朕要统一四海，怎么会对韩国留情？” 这时，李斯急忙匍匐在台阶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道：“陛下，您别忘了，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他与韩国王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说到底，他的心还是向着他的故国，而不是陛下啊！” 最后，秦王嬴政犹豫了，下令先把韩非关到监狱里再说。 李斯大喜，心想：老同学，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了。然后，李斯悄悄派人给韩非送去一包毒药，“一代奇才”韩非就这样服毒自杀了。过了几天，秦王嬴政后悔了，派人去把韩非放出来，可是韩非已死，一切都晚了！ 曾布：“上纲上线” 有人说，权力场是一个大染缸，一旦你投身权力场，就会被污染。在皇权**时代，对手要想挑你的刺，当然很多，即使没有什么“把柄”落在政敌手里，也可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某人一失势，墙倒众人推，许多人就会“鸡蛋里挑骨头”，拿着放大镜审视你，什么残害百姓、贪赃枉法、沉溺酒色，甚至临阵脱逃，等等，但是，这些罪名都是官场的通病，大家半斤八两，彼此彼此，要想置对手于死地，似乎分量还不够。 那么，怎样才能将对手彻底打倒呢？在皇权**体制下，君主对臣下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一个“忠”字，最大的罪名莫过于谋反、叛逆。所以，一些小人就想方设法地将对手的罪名拔高到这样的高度。于是，一些无心的言语和举动就被夸大成为居心叵测的阴谋，一些忠心耿耿的大臣被描绘成张牙舞爪的恶魔……千百年来，这样的冤假错案代代不绝，不知冤枉了多少忠臣义士，进谗者的目的虽然达到了，却大伤了朝廷的元气，最终受害的还是**帝王。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突然病死。要命的是，哲宗死前并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哲宗死后，朝野一片慌乱。这时，宋神宗的正宫娘娘——向太后急忙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新皇帝的人选问题。 这位向太后，是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她出身名门，是名相向敏中的曾孙女。哲宗即位后，要挑选皇后，并为他的几个弟弟娶妻。当时，向太后就告诫本家族的女子，不要因为贪图富贵而参与此事。对于本家族中一些想当官的人，她也一概拒之门外，绝不通融。所以，这位正直而贤淑的向太后，在朝野享有很高的威望。 哲宗驾崩后，向太后就成了宋朝的“当家人”，对群臣说：“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事须早定！” 关于新皇帝的人选，宰相章惇早有考虑，他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神宗的第十三子——简王赵姒，认为他很贤明，而且他已经和知枢密院事曾布预先“通过气”，曾布也是满口赞成。所以，章惇立即出班奏道：“应当立大行皇帝（指哲宗）同母弟简王！” 向太后叹道：“老身无子，诸王皆是神宗的庶子。”听向太后的意思，似乎立谁都一样。那么，向太后真的没有自己的意见吗？非也！她早就看中了神宗的第十一子——端王赵佶，认为他文彩风流，又相貌堂堂，将来一定是一个“好皇帝”。眼下，时机不成熟，向太后还不能把这个人选端到台面上来。 章惇急忙奏道：“若以长幼论，则申王赵佖当立；若以亲疏关系论，则大行皇帝同母弟简王当立。”这位申王赵佖，是神宗的第九子，他的几位哥哥早就去世了，所以，在神宗剩下的5位皇子中，他的年纪最大。 不过，向太后早就心有所属，便把话挑明了：“诸王都是神宗之子，何必强作区分！以次序论，也可以立端王。” 这一回，章惇可真是急了，急忙奏道：“端王轻佻，不可以君临天下！” 这时，曾布突然站出来，厉声奏道：“太后，章惇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他居心何在？”言下之意，是说章惇目无尊上，居心叵测。这顶“大帽子”一端出来，威力惊人，刚才还“理直气壮”的章惇也只好乖乖地闭嘴！ 那么，曾布为什么要“一反常态”地与章惇大唱反调呢？原来，他和章惇早就有矛盾。自从哲宗亲政后，章惇就一直担任宰相，大权独揽，专横跋扈，盛气凌人，经常连曾布的意见也听不进去。现在，曾布对章惇“落井下石”，可谓“一箭双雕”：既讨好了向太后和未来的宋徽宗，又打击了章惇的嚣张气焰。 为此，曾布不顾“同僚之谊”，将问题“上纲上线”：用令人无法承受的罪名来迫使对手闭上嘴巴。几千年来，这种战术被许多人视为“利器”，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几乎所向无敌。 眼见章惇已经“溃不成军”，向太后暗暗得意，最后“拍板”：“申王有病，不能做皇帝。先帝曾说过，端王赵佶有福寿，而且有仁孝之德，当立为嗣君。” 就这样，后来证明绝不仅仅是“行为轻佻”的端王赵佶坐上了龙椅，变成了宋徽宗。过不了多久，许多人就会看到，那位被认为是“奸臣”的宰相章惇不幸言中了：赵佶根本不适合做皇帝。其实，“轻佻”云云，显然是太看轻了赵佶“祸国殃民”的本事。 章惇这个人虽然有种种过错，但他此时此刻的确说出了一句非常有远见的真话，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成为徽宗时期的第一个“政治牺牲品”。新皇帝即位后，曾布又给章惇“下绊子”——在徽宗面前大肆攻击章惇，结果章惇很快就被贬，辗转飘零，最后悄无声息地死在了遥远的睦州，而曾布虽然“顺理成章”地坐上了宰相的位子，一跃而为时代的新宠，却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历史虽然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但某些重要人物却足以改变它的方向，曾布和向太后就是如此！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弄权”之三：驭下之道 俗话说得好，“众人拾柴火焰高”！在皇权**时代，权力场上往往是鱼龙混杂、刀光剑影，你如果只是一个“光杆司令”，没有一群得力的部下支持、拥护你，为你效力，那怎么行？但是，如何驾驭和控制下属，又是千变万化的，大有文章可做。 下面，我将要列举晏子和袁世凯这两个人，在对待人才方面，他们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相信诸君读后一定会大有启发！ 晏子：“设置陷阱” 春秋后期，齐国出现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宰相晏子，被一些人吹捧为“贤相”。可是，只要仔细翻一翻《晏子春秋》，我们就会发现：在晏子当政时，齐国非但没有恢复霸业，反而政治**，内斗不断，民不聊生；当然，这些责任都被推给齐景公，说他昏庸无能。而且，我们也没有看到晏子有什么“杰出政绩”，却看到他扼杀人才，这就是著名的“二桃杀三士”的故事。 当时，齐国有三位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号称“齐人三杰”，都能赤手空拳打死老虎。 有一天，晏子从齐人三杰身旁走过，这几个人可能是没有看见晏子，或者是一贯瞧不起晏子，都没有站起来向他行礼。晏子见了，恼羞成怒，就去向景公打“小报告”：这三个人无礼，不讲究长幼之序，将来肯定会“祸国殃民”，不如趁早铲除他们。因为齐人三杰都是士人，政治地位很低，也没有什么官职，所以齐景公当然没有什么异议。 于是，晏子把两个桃子送给齐人三杰，说：“国君有旨意，这两个桃子是赏给你们当中最勇敢的两个人的！” 公孙接一听，仰天长叹：“晏子真是聪明啊！如果我不要桃子，就是不勇敢；我要是拿了桃子，别人又怎么办呢？不管怎样，国君有旨意，我也别无选择，就先说说吧！我头一次打死一只野猪，第二次又打死一只母老虎，像我这样的功劳，有资格吃桃子！”于是，他拿起一个桃子就啃。 随后，田开疆说：“几年前，我曾独自抵挡大批敌人的攻击，把他们击退，我也有资格！”于是，他也挑了一个桃子吃。 最后，古冶子说：“有一次，我为国君驾着马车横渡黄河。在河里，有一只大鼋咬住了我们的马，把马拖下水，我就跳下河，逆流潜行百步，又顺流起伏九里，才抓住那只大鼋，把它杀死。然后，我左手握着马尾巴，右手提着大鼋头，像仙鹤一样跃出水面，岸边的人都惊呆了，以为见到了河神！” 公孙接、田开疆听后，非常羞愧：“还是你厉害！我们俩都比不上你，拿桃子却不谦让，这是贪婪啊。知耻不死，又算什么勇敢？”于是，他们俩就拔剑自杀了。 看着地上的两具尸体，古冶子长叹一声：“我们三个人本来亲如兄弟。其实，你们俩可以合吃一个桃子，我独吃一个。现在，你们都死了，只有我还活着，这是不够义气。羞辱别人，吹捧自己，这是小人的行为。如果我不敢去死，哪里算得上勇敢？”说完，他也拔出宝剑抹脖子了。 读完这个故事，不禁想起了一个希腊神话。有一次，奥林匹克山上的众神举行宴会，却忘了邀请“不睦女神”厄里斯。对此，厄里斯耿耿于怀，便“别有用心”地将一个金苹果送到奥林匹斯山，献给最美丽的女神。这时，有三位女神都说自己很美貌：宙斯之妻赫拉、宙斯的女儿雅典娜、阿芙洛狄蒂。作为一家之长，宙斯不愿意开罪任何一个人，便让人世间最聪明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来裁决。 这个希腊神话与“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惊人地相似：厄里斯相当于晏子，宙斯相当于齐景公；厄里斯送了一个金苹果，晏子送了两个桃子；至于送金苹果和送桃子，都是为了报私仇；争夺金苹果的是三个美女，争夺桃子的是三个勇士。 不过，女神厄里斯从未受到西方人的赞扬，但在中国历史上，晏子却成了一个“智者”和“贤相”，因为他的凶残有最神圣的借口：齐人三杰无礼，不遵守仁义道德，将来会祸国殃民。 可是，齐人三杰深明大义，从容蹈死，都是“泱泱君子”，哪一点像“坏人”？说一句不客气的话，这三位勇士比晏子更能安邦定国，他们的言行比晏子更符合仁义道德。 这个“二桃杀三士”的损招，只对君子有效，对小人无效，因为小人们极端自私，才不会为了几个桃子而不要命呢！齐人三杰自刎而死，恰恰说明他们是君子，因为只有君子才热爱荣誉，讲究原则。晏子也真是狠心和缺德，偏偏要杀这样的君子，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污点”。 不过，在传统史家的眼里，齐人三杰成了千古笑柄，晏子却是“一代贤相”。古往今来，很多人虽然敬佩项羽，嘲笑刘邦，却赞扬用阴谋诡计来帮助刘邦的张良，因为中国人历来崇拜阴谋诡计。几千年来，正是晏子这样的“贤相”，使中国人始终无法摆脱皇权**国家的阴影，连盼望一个“仁慈君主”的愿望都难以实现，而不得不忍受那些**帝王的奴役和压迫。 总之，晏子虽然享有“贤相”的美名，却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政客”。在我看来，和李斯一样，晏子也是一个“刻薄寡恩”之徒。若要论起“贤相”来，在秦始皇的眼里，李斯又何尝不是？ 所以，诸葛亮曾写了一首《梁父吟》，对齐人三杰表示哀怜，并无情地鞭挞晏子：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从这个“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晏子对那些贤人、能人的态度：压制，限制使用。也许这就是晏子能够纵横齐国几十年，成为“政治不倒翁”的“秘诀”吧！要是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恐怕也会像齐人三杰一样遭到晏子的排挤，甚至被他设计害死！ 袁世凯：巧使“美人计” 人们常说：“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千百年来，多少英雄难过美人关，连英雄也可以被美人攻克，为美人倾倒，可见美色有多么大的威力，又是多么惹人喜爱。在这方面，奸雄袁世凯堪称“高手”：为了笼络阮忠枢，他暗送美女“小玉”给他，使他感激涕零，死心塌地地追随自己。 阮忠枢，字斗赡，安徽合肥人，曾中过举人。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奉命去天津小站练兵，阮就在他的手下做文案，是“新建陆军”出了名的“笔杆子”。 对于这个“大才子”，袁世凯非常赏识，总想让他为自己卖命。可是，在此之前，阮忠枢已经在李鸿章的幕府里任过职，算是小有成就，所以一般的提拔、重用并不能使他感恩戴德。不过，袁世凯这个人心很细，他稍一留心，就发现此公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喜欢猎取女色，便计上心来。 阮忠枢风流倜傥，早就是天津青楼里的常客。有一次，阮忠枢告诉袁世凯：“我在天津一家妓院里看上了一名叫‘小玉’的女子，想为她赎身，纳她为妾。”谁知，袁世凯听后非常生气，警告他：“这种事违反了军纪，你也不嫌丢脸？”说完，袁世凯还将他狠狠地斥责了一通。“官大一级压死人”！无奈，阮忠枢也只有在背地里痛骂这厮不通人情。 半个月后，袁世凯却给了阮忠枢一个大大的惊喜。这一日，袁世凯以“出公差”为名，让阮忠枢陪他去天津。在天津下车后，天色已晚，袁世凯说：“快到傍晚了，我们不如先到一位朋友那里歇歇脚吧！” 不一会儿，阮忠枢跟着袁世凯走进一个小院。只见院子里大红灯笼高高挂，房里喜气洋洋，堂上也是红烛高烧，还摆了一桌酒席。这时，阮忠枢只道是朋友家办喜事，也没有多想。 等他们登堂入室，就见一个丫头高喊：“新姑爷到！”说着，从里间搀扶出一个新娘装束的俏丽美人，一名仆人将一条红绸带往阮忠枢的身上一套，然后禀道：“请新姑爷行礼！” 这时，袁世凯站在一旁哈哈大笑，连声说道：“妥了妥了！”那阮忠枢却如坠入雾里云中，连忙挣扎：“不要弄错了！”谁知新娘在红头巾下“咯咯咯”地娇笑，阮忠枢觉得有点耳熟，急忙把头巾掀开，见是一位大美人，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小玉，真是很诧异：“小玉，你怎么会在这里？”小玉腼腆地一笑：“你真是太老实了，还不赶快谢过恩公？” 原来，袁世凯虽然在表面上驳回了阮忠枢的请求，暗地里却悄悄派人用重金将小玉赎了出来，并布置好一切，才将阮带到洞房。这下，可把阮忠枢感动死了，还没拜天地，就先给袁世凯倒身下拜，袁世凯连忙拱手笑道：“恭喜老弟！贺喜老弟！你们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从今以后，这座房子就是老弟的藏娇之所了。” 从此，阮忠枢对袁世凯自然是忠心不二，后来竟不顾世人的唾骂，与杨度等人一起拥戴袁世凯复辟帝制，登上了“洪宪皇帝”的宝座！ 这是袁世凯运用“美人计”的一个经典案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袁世凯利用阮忠枢喜好女色的弱点，将美女小玉送给他，使他对自己感激莫名，足见袁世凯很善于笼络部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官场红人”的自保之道 记得，有一位文学家说过：这个世界就像是一条即将沉没的大船，最要紧的是先救起你自己！是啊，政海茫茫，大浪淘沙，谁能够永远“一帆风顺”？在皇权**时代，权力场上风云变幻，瞬息万变，许多人不得不考虑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何保全自己？可是，古往今来，真正能够全身而退，做到“善始善终”的人，又有几人？就如同“凤毛麟角”！ 所以，你一旦投身权力场，在追求荣华富贵的同时，千万要学会自保，因为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更好地战胜对手，才能有美好的未来，套一句俗话，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古今权术的第一要义，也是在官场上克敌制胜的良策。 在这方面，范蠡和袁世凯很有自知之明，他们在进退关系上处理得非常好，可以说是许多人的榜样！ 范蠡：“激流勇退” 在《红楼梦》里，有一支曲子——《恨无常》： “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把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 唱这首曲子的是贾元春，她虽然入宫做了贵妃，贾家也成了皇亲国戚，真是风光无限，但她却有一种“如临深渊”的感觉。在临死前，她给父母托梦，让他们赶快激流勇退。 那些置身权力场的人，应该把眼光放远一点。当你的权势达到顶峰时，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已经稳如泰山，要清醒地认识到“福兮祸所伏”，在锦绣荣华的背后可能早就隐伏着危机。也许，你正坐在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所以，许多聪明人（比如范蠡），就是因为认识到这种“祸福相倚”的关系，才能早做安排，及早抽身退步，避免灾祸。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年楚国宛县（今河南南阳）人。年轻时，他曾师从奇人计然。对于范蠡的才学，越国大夫文种非常敬佩，便把他推荐给越王勾践，成为勾践的主要谋士，开始走上了“平吴霸越”的坎坷之路。 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退守会稽。于是，勾践采纳了范蠡的计谋，向吴国称臣纳贡，并亲自去吴国做人质。 当时，吴王夫差听说范蠡很有才能，便对他说：“听说聪明的妇女不会嫁给即将破亡的家庭，有才能的人不会去辅佐即将灭亡的国家。现在，你们君臣都是我的奴仆，我准备赦免你的罪过，让你改过自新，弃越归吴，你看怎么样？” 这时，越王勾践担心范蠡真的会离他而去，只好伏地哭泣。可是，范蠡却“不卑不亢”地回答：“我也听说，已经亡国的臣子没有资格议论朝政；已经战败的将军，也不配谈什么勇敢。过去，我没能好好地辅佐越王，以致得罪了大王，幸亏大王宽厚、仁慈，给我们留了一条命。现在，我已经很满足了，哪还敢奢望荣华富贵？” 就这样，范蠡陪着勾践在吴国当了几年人质。后来，他们又一起回到越国，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出兵一举消灭了吴国。 班师回国后，君臣设宴庆功。席间，乐师作了一首《伐吴》之曲，称颂范蠡、文种之功，勾践听后却面无喜色。范蠡见了，不禁心里“咯噔”一下，立刻明白了一切：勾践这个人猜疑、嫉妒之心很强，不想归功于臣下。看来，自己若不及早脱身，日后难免招来杀身之祸。一想到这里，他便决定激流勇退。 第二天，范蠡就去见勾践：“臣闻主辱臣死！20年前，大王受辱于会稽，臣之所以忍辱偷生，只是为了能复兴越国。现在，吴国已灭，如果大王能赦免臣的罪过，我愿金盆洗手，退隐江湖。”勾践一听，神色凄然：“没有先生，寡人就没有今天。如果先生留在我身边，我将和您一起共享越国。倘若先生私自逃走，必将身败名裂，一家老小难保！” 范蠡曾辅佐越王勾践多年，对他的心思非常了解，而且早就看透了世态炎凉，根本不敢奢望“共享越国”，所以他断然表示：“大王，您如果要处死我，我也是罪有应得，但我的妻子儿女又有什么罪过？现在，他们的死活也只能听凭大王处置，我也管不了那么多！” 当晚，范蠡便不辞而别，乘着一叶小舟，涉三江，入五湖，辗转来到齐国陶山，在那里隐居，自称“陶朱公”，做起生意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商人。 范蠡走后，忽然想起曾经“风雨同舟”的好朋友文种，便修书一封，派人送给他。文种打开信一看：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越王勾践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看后，想到勾践近来与功臣们日渐疏远，这才如梦方醒，便假托有病，不再上朝。可是，一切都晚了，勾践深知文种才华过人，担心他一旦有二心，没人能对付得了他，便对他起了杀心。这时，有人诬告文种图谋不轨，勾践就赐给文种一柄宝剑：“过去，先生教我伐吴七策，我仅用三策就灭掉吴国。现在，请先生去地下实行其他四策吧！”文种拣起宝剑一看，见上面写着“属镂”二字，正是吴王夫差令伍子胥自裁的那柄剑，只好仰天长叹，拔剑自刎。 由于范蠡的出色智慧，给春秋晚期的吴越争霸增添了一些传奇色彩，而范蠡本人也知道进退，所以后人曾有评论：“文种善图始，范蠡能虑终。”相比起来，文种的结局就有些悲凉，越发衬托出范蠡的过人之处。难能可贵的是，在自己事业的最高峰，范蠡看透了“权力场”，毅然激流勇退，这种大智大勇实在是千古罕见，不是常人所能及！ 袁世凯：“以退为进” 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世界上没有永远的“常胜将军”，就是百战百胜的西方名将拿破仑也曾兵败滑铁卢。在皇权**时代，面对逆境，又该如何“自处”？在这方面，狡猾的袁世凯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见风使舵，随机应变”，这就是他的“秘诀”。在内外交困的不利形势下，袁世凯“以退为进”，果断地抽身离开朝鲜，不仅保全了自己，还迅速地东山再起。 光绪十年（1884年），中国和法国在越南的战争越打越大。为了拱卫京师，防止法军入侵，清政府下令调驻扎朝鲜的清军统帅吴长庆回国，镇守辽东。吴长庆走后，驻朝清军被一分为三：由袁世凯接统淮军“庆字营”，提督吴兆有和总兵张光前各统一军，但由吴兆有总统三军。 同年十二月，在日本驻朝公使竹添的支持下，朝鲜开化党人在首都汉城发动“甲申政变”，逼迫国王李熙移居别宫，并“邀请”日军入宫护卫。这时，袁世凯主张立即发兵平乱，而吴兆有等人则主张先请示北洋大臣李鸿章再行动。由于时间紧迫，袁世凯当机立断，立即率军出击，救出国王李熙，并一举消灭了开化党人。 可是，日本对朝鲜早就处心积虑，并不甘心失败，又开始增兵朝鲜，并向清政府提出抗议，指责袁世凯挑起中日冲突。 在驻朝清军内部，吴兆有等人早就对袁世凯的专横不满。原来，袁世凯的权力欲很强，骄傲自大，竟然看不起吴兆有。本来，按照官职，吴兆有既是二品总兵、记名提督，又是驻朝清军的最高统领，而袁世凯只是一个五品的“同知”，充其量只能算是吴兆有的“副手”！可是，袁世凯却目空一切，公然自封为“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处处以“清军主帅”的模样出现，对吴兆有行文时居然用上级对下级的格式——“札饬”，把吴气得肚子发胀，差点没背过气去。最后，连朝鲜国王李熙也被袁世凯弄得稀里糊涂，搞不清他与吴兆有到底谁的官大，应该谁指挥谁？ 这时，吴兆有趁机“落井下石”，把一切责任都推给袁世凯，还控告他擅自挪用军费。原来，在“甲申政变”中被杀的朝鲜保守派官员平素与袁世凯交往密切。事后，袁世凯既顾念旧情，又为了提高中国在朝鲜的威望，就从军饷中拨款抚恤死者家属，打算作为“正常开销”入账。没想到，吴兆有竟拿此事大做文章。最后，官司打到李鸿章那里，李鸿章就给了袁世凯一顿“杀威棒”，命他自己掏腰包，照数赔偿。 因为日本指控袁世凯挑衅，所以李鸿章派吴大澂、续昌两人去朝鲜调查。袁世凯知道后，急忙使出浑身解数，将各个漏洞抹平，并预先做好了周密安排。 吴大澂和续昌一到汉城，袁世凯就用美女、银子将他们服侍得非常舒服，并恭恭敬敬地向他们报告了“甲申事变”的经过，并为擅自开衅之事自责。当然，他早已想好了各种理由，巧妙地穿插在“自我检讨”之中，既表明自己当时那么做是万不得已，又是怎样英明、果断，说得吴、续二人连连点头。 当时，日本派井上馨赴朝鲜与中国谈判。在中日谈判中，对井上馨咄咄逼人的过分要求，吴大澂、续昌不敢反驳，节节败退，袁世凯就站在一边，急得要命，却又没辙。当井上馨提出清政府从朝鲜撤军的要求时，软弱的吴大澂居然唯唯诺诺，尽管袁世凯坚决反对，但也没有用。“官大一级压死人”，在吴、续两人面前，袁世凯还得满脸堆笑，毕恭毕敬。 最后，袁世凯真是心灰意冷，满腔怨气。当时，驻朝清军里许多人对他独霸军权早就不满，现在见他失势了，便胆子壮起来，又在两位特使面前告了他一状，说他蓄养官妓、贪污军饷、贩卖烟土。虽然袁世凯绞尽脑汁，百般掩饰，总算应付过去，但他还是伤心至极，大叫：“官运恶极！”眼看处境艰难，哪一路“神仙”他也得罪不起，袁世凯忽然想到了一句古语：“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走为上策”，便借口养母牛氏有“病”，向吴大澂请假回国。 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袁世凯“伤痕累累”地离开汉城，乘军舰抵达旅顺。在那里，袁世凯拜见堂叔袁保龄，将满肚子的委屈和苦水都向他倒了出来。对袁世凯此时主动“引退”，袁保龄却大加赞赏，认为他“识时务”！ 几天后，吴大澂等人回到天津，在李鸿章面前高度赞扬袁世凯，称赞他在朝鲜怎样拓展外交，巩固中朝关系，怎样随机应变、果断英明。回到北京后，他们又多次对人称赞“袁（指袁世凯）才可用”。由于吴大澂等人的正面宣传，加上日本外相伊藤博文指名要求严惩袁世凯，反而使袁世凯名声大震，成为中外人士都关注的“风云人物”。 回到老家河南陈州府后，袁世凯虽然归隐田园，但他在朝鲜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当然，袁世凯也不甘寂寞，经常与堂叔袁保龄通信，谈论的也多是“朝事”、“政事”。 不过，袁世凯这次在家乡并没有待多久。1885年四月，李鸿章与日本特使伊藤博文签订了《天津条约》，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七月，应朝鲜国王的一再请求，清政府决定释放大院君李昰应。至于护送大院君回国的人选，李鸿章考虑了很久，最后想起了袁世凯，认为他“有应变之才”，可以担当这个重任。 八月下旬，应李鸿章之召，袁世凯赶回天津。本来，李鸿章准备派丁汝昌率领北洋海军与袁世凯一起护送大院君回国。后来，他又担心此举既可能引起朝鲜政府的疑虑，又容易引发中日纠纷，便打消了这一念头。事后，李鸿章曾对袁世凯半开玩笑地作了解释： “韩人（指朝鲜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原议诸员无所用，兵亦不须遣，只许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导引足矣。” 临行前，李鸿章又亲自为袁世凯设宴饯行，并说道：“今如演戏，舞台已经搭好，就等着你这位主角登场了！”可见，李鸿章对这个后辈是多么器重，并对袁世凯的朝鲜之行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想不到，自己年纪轻轻（这一年，他才26岁）就得到了朝廷“第一重臣”李鸿章的如此赏识，袁世凯真是感激涕零，便对着李鸿章一揖到地，然后大步踏上了征程。 随后，李鸿章又上奏朝廷，大力保荐袁世凯： “……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指朝鲜首都汉城），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袁世凯足智多谋，与朝鲜外署、廷臣素能联络，遇事冀可挽回匡正。今乘朝王函请，正可迎机而导，令其设法默为转移。该员带队两次戡定朝乱，厥功甚伟。” 所以，清政府很快就决定：破格提拔袁世凯为“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以道员任用，加三品衔”。此前，袁世凯只是一个“同知”，地位只相当于知府之下的正五品官。所以，这道上谕一下，袁世凯立刻成为汉城最令人瞩目的人物。 此外，李鸿章还亲笔给朝鲜国王李熙写了一封密函： “以后贵国内政、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指袁世凯）商榷，必于大局有裨。” 有了这封密函，李熙对他当然是“刮目相看”，袁世凯几乎成了朝鲜的“太上皇”：要是没有他的首肯，朝鲜任何重大问题都很难解决。这一年，袁世凯才二十几岁，投笔从戎也不过三载，就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了！ 但是，袁保龄认为：朝鲜是一个“火药桶”，随时都可能爆炸，袁世凯在那里连生命都没有保障，所以他不赞成袁世凯重返朝鲜。不过，胸怀大志的袁世凯却不做如此打算：在国内，要想爬上一个三品官，不知得“熬”上多少年，他可不想把青春和热血都白白浪费掉！所以，袁世凯在给二姐的信里说： “从前带兵身任战事，故危险。此时做使臣，无人能害，何险之有？……今日时势，惟出使尚有出头之日。带兵操练又无战事，将何由名闻天下？……弟年未三十，而名扬中外，俱赖出使之功也。” 对此，台湾著名史学家苏同炳先生有很高的评价： “26岁的袁世凯，不但充分显示了他的勇敢、果决，并且还具有不惜金钱以买结人心的器识，足见袁世凯这个人实在具备做大事、做领袖的条件。” 自古以来，英雄也有“屈身”时！在风云变幻的权力斗争中，面对不利的局面，袁世凯运用“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动请假回乡，“归隐”田园，不但避开了风口浪尖，还因祸得福，身价倍增，升任“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这说明：在权力场上，“退”有时要比“进”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权力悲歌——皇权政治中的人生宿命 引言：皇权社会中丧失了独立人格的中国人 整个封建社会，中国就一直是一个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场化”社会，或者说是一个“大官场”。在这里，既有聚光灯下大放异彩的荣耀，也有千尺水中触礁沉船的陷阱；既有万人之上一呼百应的显赫，也有中箭落马被踩成肉酱的惨状。其中，有的是喜剧，更多的却是悲剧！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过去素来自命不凡的中国人，为什么始终无法摆脱这种“官场化”社会？究竟是我们的祖先缺少创新的智慧，还是有什么东西在束缚着我们的祖先思想的翅膀，以致于我们的祖先停滞不前？抑或是皇权社会里的中国人的人格被扭曲，喜欢这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生活？ 近代以来，西方崛起，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特别是美国，可以称得上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而在此之前，世界上可以被称为“超级大国”并经久不衰的，只有中国。几千年来，中国的国力曾遥遥领先，经济发达，文化先进，其他国家望尘莫及。面对那些“蛮夷”、“番邦”，那时的中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让我们的祖先过分自信，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反正我们最先进，就是标准；与我们不一样，就是不遵从教化。结果，在这种自高自大、惟我独尊的错误意识支配下，身处皇权社会的中国人逐渐失去了求新、求变的精神，一直信奉儒家学说，崇尚**皇权，即使把国家弄得乱七八糟，天下大乱，社会崩溃，也是“九死而不悔”！久而久之，封建社会的中国人逐渐拜倒在**皇权的脚下，成为帝王们的“奴仆”，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那么，什么是人格？在古代汉语中，虽然没有“人格”一词，但早已有了人格的观念。人格这个概念源于拉丁语persona，起初是指演员在舞台上戴的面具，与我们今天戏剧舞台上不同角色的脸谱差不多。后来，心理学家借用这个术语，用来说明每个人在人生舞台上各自扮演的角色，及其不同于他人的精神面貌。 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君有君格，臣有臣格，官有官格，民有民格，各有不同的“格”。其中，君格为**帝王们独有，他们是圣人；举凡宰相、文臣、武将、后妃、外戚、宦官等大小官吏或贵族，都有官格，在皇帝面前是奴仆，在老百姓面前又是“主人”（狐假虎威而已），亦奴亦主；至于一般的平民百姓，则有民格，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是奴隶式的“草民”、“贱民”、“小民”、“蚁民”。 在皇权社会里，人们按照所拥有的权力大小，分为三六九等，社会地位也各不相同，分别拥有属于自己的“格”。反正，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就是没有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缺少独立人格的一大表现，就是没有主见，不能（也不敢）为自己做主，对周围的舆论特别重视，所谓“人言可畏”在中国人的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所以，中国人对外界的臧否总是特别重视，在倾听别人意见时更要“洗耳恭听”——耳朵特别长，眼睛特别亮，心眼特别小，报复心特别重。 在中国皇权社会的历史上，因为一言不慎而招来灭门之祸的事情数不胜数。时间一长，许多人就认定了一个信条：祸从口出，沉默是金，不该说的不说，该说的也不说。在皇权社会的官场上，“点头先生”、“划圈先生”、“叩头先生”、“是是先生”之所以那么多，这是根本原因！ 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皇权社会的中国人就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信仰和求知精神也被“阉割”了。自从先秦诸子百家之后，二千多年来，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即使出现一点苗头，也会立即被扼杀。在这个社会里，一切有思想的人都被压制得动弹不得。为了活着（像狗那样苟活着），不能不收敛锋芒，夹着尾巴做人，惟恐触犯了统治者的忌讳，招来“塌天大祸”。 这是为什么呢？这与皇权**国家的残酷统治有关。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历代帝王就大搞文字狱，“思想罪”大行其道，中国人受到了极大的挤压，缺乏自己的自由意志。 特别是历代帝王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使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只知道学习礼乐，取法先王，崇古复古，维护**制度。隋唐以后，又推行科举制度，更是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打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幌子，只会读死书、死读书，一心只想做官，成为争权夺利的社会蛀虫，他们缺乏“思想”和“人格”，一辈子也走不出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桎梏，自我封闭，不肯真正睁开眼睛看一看世界。这真是中国皇权社会的悲剧，更是皇权社会里中国人的宿命！ 正因为皇权社会里的中国人缺乏独立的人格，所以他们很容易听天由命，随遇而安，逆来顺受。在权力场上活动的人，比如宰相、文臣、武将，绝大部分都是用儒家经典培养出来的人，信奉的是儒家的官场哲学，表面上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私下里相互嫉恨，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在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并行，大行其道。虽然儒、释、道三家有“入世”、“出世”之分，但在劝世人逆来顺受、忍让克制方面，它们的功效却是高度一致，没有任何一家宣扬自尊、自强，宣扬的都是愚民思想，对个人自尊心百般打击。在它们的共同影响下，中国人被驯化成了只会为争名逐利而奔忙的动物人（甚至是机器人），宛如行尸走肉！ 几千年来，在皇权社会里，儒家的“性本善”，道家的方术迷信，佛家的“来世”观念，成了中国人的“麻醉剂”、“安魂剂”，以至于中国人始终不敢用眼睛正视“权力”（特别是**皇权）这只怪兽，只是一心企盼“圣王”、“明君”的恩赐，等待天命、圣人、大人的善举！ 因此，在皇权社会里，大多数中国人的成就意识很低，具有严重的自卑心理，时刻准备逆来顺受，苟且偷生，缺乏创新、求知精神，感到自己的心灵生活在一片孤独的荒漠之中，处于一种极端压抑的状态，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许多人只好脱离红尘，消极避世！ 于是，类似“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之类的处世格言，便在中国皇权社会历史上经久不衰，这种阿q式的语言反映了皇权社会里中国人“缩头乌龟”式的人生态度。到最后，皇权社会里的中国人连仅有的一点人格和自尊也丧失了，糊里糊涂地生，糊里糊涂地死，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人生舞台上走一次过场，再无声无息地消失。一部中国历史，竟然变成了一部皇权社会中国人的人性悲剧史！ 就这样，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身处精神被隔绝之中，越来越麻木、迟钝，他们的文化视野仅限于自己周围极其狭小的空间，无边无际的暴力、压迫、恐吓、威慑、死亡蔓延过来，吞噬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所以，中国皇权社会不适合天才的生存、成长，成了天才的“地狱”。例如，屈原、曹植、嵇康、谢灵运、李白、杜甫、柳宗元、韩愈、白居易、苏轼、黄庭坚、李贽、龚自珍、谭嗣同……无不被告密、中伤，而遭到掌权者的治罪、贬斥、流放……反正没有好下场。像屈原的那种永远不“随波逐流”的高傲性格，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总之，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就像是一头被拴上了鼻子的耕牛，或者是一匹被套上了缰绳和车轭的骡马，失去了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在这个顽固、封闭、愚昧的皇权社会里，中国人逐渐丧失了独立的人格，成为精神上的“侏儒”，默默地忍受着**帝王对社会权力的垄断，让自己人性的良知在**皇权的淫威面前默默地死去。 几千年来，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的精神领域越来越狭窄，越来越陷入颓境，民族精神越来越暗淡……与皇权社会里中国人的精神萎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类历史上的“思想巨星”有一半以上是出现在17～19世纪的西方，如霍布斯、洛克、笛卡尔、牛顿、休谟、孟德斯鸠、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天子也命苦” 在皇权社会里，**政府的头儿是皇帝。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皇帝处于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拥有最高权力，就可以一个人说了算，为所欲为。所以，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老话：“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其实，历史上有很多现象正好相反，应该是“臣叫君死，君不得不死”。这种说法似乎有点“一鸣惊人”的味道，但是，只要仔细读一读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皇帝的权力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大，有的人当皇帝简直就是受罪，不仅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甚至连自己的脑袋也攥在别人的手心里，还不如当一个寻常老百姓潇洒、自在。 仅仅在汉代，因为讲话不知深浅，就有两位皇帝死于非命。一位是西汉少帝，从小只知道自己是汉惠帝的皇后（吕后的孙女）所生。等他长大后，才听说生母是惠帝的一位妃子，而且，自己出世没几天，生母就被吕后杀害了。在一怒之下，他发誓：“我将来一定要为母亲恢复名分！”谁知，祸从出口，不待“将来”，他就被绳捆索绑，囚禁在深宫。最后，少帝连向群臣叫一声“冤枉”的机会都没有，就“悄无声息”地走完了自己短促的一生。 另一位是东汉质帝，他的命运比少帝还要惨。这位才8岁的小皇帝非常聪明，刚坐上龙椅，就对大将军梁冀“不知深浅”地说了一句：“你是一个跋扈将军！”当时，梁冀倒是没有反驳，不过散朝后就派人给皇帝送去一包面饼。这些面饼可能味道不错，小皇帝吃了好几块，马上就“一命呜呼”了。看来，拿面饼毒杀皇帝的确是一个“好主意”，后来刘聪在杀害晋怀帝司马炽时玩的也是这套把戏。 当然，杀害皇帝的方式远远不限于送毒面饼，在历史上，弑君的手段有时可比送毒面饼要残酷得多。 梁武帝萧衍篡夺皇位后，把齐和帝萧宝融贬为“巴陵王”，迁往姑苏。没过几天，萧衍又想起他来，便派亲信郑伯禽去姑苏“以生金进王”。萧宝融自知要进“鬼门关”，就告诉郑伯禽：“金子你们留着，只要给我几坛烈酒就行了！”郑伯禽心想：让萧宝融做个“醉死鬼”也好，便来了一个顺水推舟，让和帝喝得烂醉如泥，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刀下鬼”！ 一报还一报！四十多年后，梁武帝的儿子简文帝萧纲也遭受了另一幕悲剧。当时，东魏降将侯景作乱，先是把梁武帝活活饿死在台城，然后又废萧纲为晋安王。即使这样，侯景还不放心，又派亲信王伟去给他“献酒祝寿”。对此，萧纲心知肚明，说：“什么寿酒，不就是要取我的性命吗？”说完，他开怀痛饮，喝得酩酊大醉。这时，王伟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土袋，压在萧纲的脸上，没几分钟就将他活活闷死。在中国，当皇帝当到萧纲这份上，实在是一场灾难！ 古语云：“虎毒不食子。”不过，在皇权**时代，最高权力实在是太诱人了，不仅有谋篡之心的大臣要杀害皇帝，有时就连皇帝的亲生母亲也不例外！例如，北魏孝明帝元诩是胡太后的亲生儿子，可是，胡太后却把持最高权力不放，对孝明帝多有掣肘，母子之间感情破裂。于是，孝明帝密诏大军阀尔朱荣发兵“勤王”。这时，胡太后也不管什么“骨肉”不“骨肉”了，索性先下手为强，派人将孝明帝毒死，另立宗室元钊为帝。一个月后，尔朱荣杀进洛阳，将胡太后和元钊投入黄河。在这场皇位争夺战中，有两个皇帝死于非命，大的不过19岁，小的才3岁。 在历史上，更常见的是亲属之间的自相残杀。东魏孝静帝是权臣、大将军高澄的妹夫，他之所以能当上皇帝，多亏高欢和高澄父子的扶持，所以高澄对孝静帝很不客气。有一次，群臣大宴，孝静帝喝多了，就不肯再喝。这时，高澄端起一大杯酒，送到他面前，硬要他喝，孝静帝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说：“自古天下无不亡之国，朕又何必忍辱偷生！”高澄大怒，骂道：“朕？朕？你他妈的狗屁朕！”说完，他一回头，命令黄门侍郎崔舒：“给我打他三拳！”那崔舒也是狗仗人势，竟然冲上来“殴帝三拳”。 其实，这位孝静帝也并非“懦弱之辈”，还有几分能耐。据《魏书》记载，孝静帝“臂力过人，能挟石狮子踰宫墙，射无不中；好文学，从容沉雅”。可惜，就是生不逢时，碰到了高澄父子，他也只能是“人在屋檐之下，不得不低头”。 有一回，孝静帝出去打猎，就像鸟儿出了笼子一般，好不快活，“驰逐如飞”。正在得意之时，猛听得后面一位禁军将领大声提醒他：“陛下，您不要跑得太快，否则大将军（指高澄）会生气的！”作为“万岁爷”，连骑马的快慢也要看“大将军”的脸色行事，那光景实在是让人觉得“委屈”。为了保全性命，孝静帝也只能“忍气吞声”！ 真要理论起来，皇帝难做，有时并不限于动乱的年代或者是王朝的后期，即便是“开国皇帝”，往往也不能随心所欲。例如，汉高祖刘邦晚年对太子刘盈（即汉惠帝）的过于“仁弱”不满，有意改立戚夫人之子刘如意为太子，却遭到了群臣的一致反对。最后，汉高祖憋了一肚子气，也只有摇头叹息而已。 隋文帝杨坚坐上龙椅后，“振长策而御宇内”，统一了华夏九州，也算是“一代雄主”了。不过，在朝廷里，杨坚虽然是威风八面，一言九鼎，但是，一回到后宫，他可就“雄”不起来了，还得乖乖地“听命”于大老婆独孤皇后，想要在皇宫里搞什么“自由恋爱”，那可是绝对不行的。有一回，隋文帝好不容易看中了一位宫女尉迟氏，独孤皇后就公然将她处死。隋文帝暴跳如雷，竟然远走高飞，“如山谷间20余里”，害得左仆射高颎率领文武百官在后面“穷追不舍”，苦苦规劝他不要抛弃天下臣民。最后，杨坚也只有长叹一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 因为贪恋权势，许多人当上了皇帝，才发现自己坐在“火山口”上，想要洗手不干时，已经是身不由己了。可惜，这个道理并非所有人都能明白！纵观古今，真正“大彻大悟”的人太少，隋朝皇泰帝杨侗就是其中一个。 在杨侗被赶下台前，权臣王世充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将来天下太平，还是你做皇帝！”不久，王世充要杀他，杨侗不想死，就让行刑者传话，希望王世充履行诺言。杨侗真是“糊涂透顶”，竟然糊涂到拿这种话去要求别人兑现，当然没人理睬他。在碰了南墙之后，杨侗又哀求与太后诀别，也被拒绝。直到这时，他才大彻大悟，痛不欲生地说：“愿自今以往，不复生帝王家！”这位皇泰帝，因为自己不想死，所以死得反而比别人更痛苦。在服下毒药后，他仍然留着一口气，就是不肯离开人世。最后，行刑者不耐烦了，便找来一根绳子，将这位“万岁爷”活活勒死。 俗话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一些人只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能明白这个道理，真是可悲啊！也许，这就是许多悲剧为什么会在历史上反复上演的原因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对死亡的恐惧：“英年早逝”的唐宪宗 在皇权**时代，**帝王们虽然高高在上，把持最高权力，威风八面，但是人终究难逃一死，这是自然规律，谁也不能例外。所以，许多皇帝非常忌讳一个“死”字，恨不得永远坐在龙椅上。因此，长生不老就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共同目标。 为了能延长自己的寿命，**帝王们往往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不遗余力地寻找“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可是，由于当时科学水平比较低，加上封建迷信的影响，一些帝王走上了歧途，他们长期服用道士炼制的所谓“仙丹”，结果适得其反，中毒而死。据统计，在中国历史上，总共有十几位帝王因为吃丹药而死，其中最有名的是雍正皇帝，他竟然亲笔书写十几份谕旨，命各省督抚遍访神医、道士，结果吃了“仙丹”后突然死去。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帝王们是多么畏惧死亡，多么奢望长生不老！ 到了元和十四年（819年）二月，大军阀李师道被部下杀死，朝廷收复了淄青十二州。淄青镇的灭亡，标志着元和时代“削藩战争”的顺利结束，大唐帝国重新实现了统一。 在皇权**时代，历史往往就是那么奇怪，好事有时偏偏会变成坏事，因为统一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更不意味着永久的太平。如果这时有人以为天下从此太平的话，那他就是大错特错了。自古以来，暂时的成功往往是彻底失败的最好的“温床”，正如已故宰相武元衡的堂弟、谏议大夫武儒衡在一份奏疏里警告的：“大功之后，逸欲易生！”特别是那些**帝王，高高在上，一旦大功告成，他们就很容易自满，因而放松对自己的警惕，迅速走上下坡路。 不幸的是，武儒衡言中了！ 宪宗虽然素来有大志，要实现大唐朝的“中兴”，并曾为此孜孜求治，但他也是一位**帝王，也渴望长生不老。 自从唐朝开国，就奉太上老君李聃为远祖，所以以道教为“国教”，而道教又提倡“仙道”，宣传通过服用丹药，就可以长生不老。对此，唐宪宗十分执著。早在元和五年（810年），宦官张惟则从海路出使新罗，回来后他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在一座孤岛上，张惟则偶然遇到了一位神仙，这位神仙告诉他“唐朝皇帝乃吾友也，烦请传语”云云。张惟则说得天花乱坠，宪宗听后深信不疑：“吾前生岂非仙人？”从此，他就不断地下诏，搜求天下方士，访求长生不老的丹药。 于是，一些小人纷纷奔走于道路，以讨好宪宗。 元和十三年（818年）十月，朝臣李道古过去在鄂岳观察使任内做过不少坏事，所以，他日夜不宁，担心有一天会“东窗事发”，便苦苦地思索如何讨皇上的欢心。忽然，他的脑袋里灵光一闪，计上心来。于是，李道古立刻去找宰相皇甫镈，告诉他：“从前，我担任鄂岳观察使时，听说有一位山人柳泌能炼制长生不老药，请您报告圣上！” 宪宗大喜，立即命柳泌进京，住在兴唐观，为他炼制仙药。炼了一段时间，柳泌一无所获，又怕不好交差，就向皇帝报告：“听说台州天台山是一座仙山，山里面有很多奇花异草。如果陛下让我去那里任职，我一定能为陛下求得仙药。”宪宗求“药”心切，便命他暂时署理台州刺史。 这时，谏官们纷纷上奏：“本朝从来没有让方士出任刺史的先例！” 宪宗却是勃然大怒：朕是天下之主，富有四海，现在让柳泌去台州为朕炼制仙药，岂非好事？于是，他立即下诏，把这些谏官臭骂了一通，认为他们有失“为臣之道”，一点也不关心“皇帝陛下”的龙体。 不过，世上本来就没有什么“不死之药”，柳泌又怎么可能找到呢？所以，他在台州折腾了一年，还是一药无成。这时，他害怕了，想起一句古语“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便举家逃入深山。谁知，这事让浙东观察使知道了，急忙派兵把他抓了回来，解往长安。可是，皇甫镈、李道古又出面为他百般说情。最后，还是宪宗“宽大为怀”，不仅没有治柳泌的罪，又任命他为翰林待诏，继续服用他炼制的丹药。 服了这些“仙丹”，马上就会有两个不良反应：一是口渴难耐，二是脾气暴躁。所以，宪宗一服药，他身边的人可就倒霉了。到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已吃了许多“仙丹”，性情变得极为暴躁。在药力的作用下，他有时神智不清，狂怒得像一头猛虎，身边的宦官、宫女动不动就被他喝令推出去斩首。于是，皇宫里面人人自危，众宦官仿佛“末日来临”一般，惶惶不可终日。到最后，皇上身边的宦官们觉得，宪宗要是再服用这些“仙丹”，他们连这条小命也保不住了。 第二年（820年）元月，宪宗病重，连早朝也不能上了。对此，人们议论纷纷，非常恐慌。 这时，内侍陈弘志再也无法忍受了，担心下一个莫名其妙地“身首异处”的人就是自己。在这种极度恐惧的压力下，正月二十七日夜里，陈弘志将熟睡中的宪宗活活勒死。可怜一代英主，渴望“长生不老”，竟然惨死在家奴之手，真是可悲！ 杀了宪宗后，陈弘志也觉得有些害怕，急忙把宫里的大宦官王守澄和梁守谦请来。他们几个商议了一番，决定严密封锁消息，然后打开宫门，迎接太子入宫，这就是“唐穆宗”。 对于这一切，穆宗当然是一清二楚，但他丝毫不在意。对他来说，宪宗的突然离去，自己正好可以早点当上皇帝，这就够了，他根本不想为别的事情烦心，而且他现在已经坐上了龙椅，是天命造就的“天下之主”，谁又敢说三道四？ 不过，陈弘志等人当然不会这么想。要知道，宪宗临死前声望正如日中天，倘若消息走漏出去，他陈弘志纵然有三个脑袋，也会被人们剁成肉酱！ 幸亏，大家都知道宪宗在服用“仙药”后，早已病重，所以，对他“毒发身亡”的官方解释并未产生怀疑。实际上，谁也不可能想到“一代英主”宪宗竟然会被一个小小的宦官谋杀，人们的想象力再丰富，也不可能产生这种猜测。再加上事发后王守澄等人严密封锁消息，所以大家都被“蒙在鼓里”。 其实，宪宗未享天年，既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大幸，因为宪宗可以保住自己的英名。在他死后河北三镇就再次叛乱，大唐帝国再也没有统一过。不幸的是，宪宗之死，标志着一个“宦官专权”时代的到来。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宦官得以把持朝政，左右皇帝，成为国家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对死亡的恐惧：雍正暴死之谜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清朝第一位葬在西陵的皇帝是雍正，他的即位登基令人议论纷纷，而他的暴死，更是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 据《雍正朝起居注》记载，雍正是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归天的。雍正去世前几天，他还在照常办公，这说明他的身体还不错。直到八月二十二日晚上，雍正突然得了重病，才匆忙宣布传位给皇四子弘历。第二天，雍正就在圆明园咽气了，年仅58岁。 那么，雍正究竟是怎么死的？随着清宫档案被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雍正是吃丹药中毒致死的。那么，我们就来看看，道家的炼丹炉能否揭开雍正暴死之谜？ 在皇权**时代，有许多帝王迷恋神丹仙药，幻想长生不老。从秦始皇几次派人出海访仙求药，到汉武帝命炼丹家李少君、栾大炼制“不死药”；从曹操遍招天下方士习炼“养性法”，到晋哀帝“饵长生药”丧命；从隋文帝指派道士潘诞“合炼金丹”，到“一代明君”唐太宗服用天竺方士的长生药“暴疾不救”；再从宋太祖召见道士苏澄隐询问“养生秘术”，到明朝泰昌帝服用“红丸”丧命……多少**帝王对道家的炼丹术走火入魔，而清朝的雍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迷恋丹药的皇帝。 雍正喜欢炼丹，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做皇子时，他就对丹药产生了浓厚兴趣，曾赋诗一首： “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 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 在这首诗里，又是铅砂，又是药物，还有炉火，烟雾缭绕，活脱脱一幅活灵活现的“炼丹写真图”。可见，雍正早就对炼丹感兴趣了。 在登上大宝后，雍正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封他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命他“发明金丹之要”。从雍正四年（1726年）开始，雍正经常服用他炼制的一种叫做“既济丹”的丹药，还把它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一些宠臣。 雍正八年（1730年）春天，雍正闹了一场大病。为了治病，他命令内外百官大规模地访求名医、术士。为此，他分别给田文镜、李卫、鄂尔泰等一大批封疆大吏发去一份文字完全相同、由他亲笔书写的上谕： “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符朕意。慎密为之！” 这道密谕的核心是，让这些封疆大吏积极寻找会“修养性命”的道家术士。 雍正既然如此重视，又反复叮嘱臣下“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做臣子的怎敢怠慢？所以，各地官员就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大寻访”行动。很快，四川巡抚宪德报告：当地有一个龚伦，人称“龚仙人”，有长生之术，都86岁了，还和小老婆生了一个儿子。雍正大喜，立即命宪德把他送往北京。可是，就在这时，龚仙人突然升天了。 对此，雍正十分惋惜，但他仍然不死心，又命宪德秘密查访，看看龚仙人的儿子是否得到什么“秘传”。结果，他的几个儿子都说：“未曾领受其父秘传。”也许，龚伦的后人比较聪明，认为此事干系重大，万一出点差错，身家性命可就难保了，还是谨慎为妙。这不，河南道士贾士芳应召入宫，很快就命丧黄泉了。 贾士芳是如何进宫的？他是雍正面前的“大红人”、浙江总督李卫推荐的。这个贾士芳，本是北京白云观的道士，后来浪迹河南，远近闻名，素有“贾神仙”之称。他是雍正八年（1730年）七月进京，开始为皇上治病，竟然颇见疗效，所以雍正十分高兴，还特地表扬李卫： “朕躬之安，皆得卿所荐贾文士（即贾士芳）之力所致。” 于是，贾士芳青云直上，由一个“野道士”变成一个倍受雍正宠信的“异人”，身价顿时陡增百倍。 可是，“伴君如伴虎”！没到两个月，雍正就突然翻脸了，竟然将“御用道士”贾士芳投入监狱。关于贾士芳获罪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后来，在清宫档案中，发现了一件由雍正亲笔修改过的上谕，才揭开了这个谜底。原来，这位贾道士的野心挺大，竟然利用“按摩”、“密咒”等方术逐渐控制了皇帝的健康，让雍正舒服便舒服，让雍正难受便难受。贵为天子，雍正又怎肯受人摆布？所以，雍正立即下令将贾道士处斩，罪名是：在皇帝面前使用“妖术”。 事发后，雍正虽然砍了贾道士的脑袋，却竭力为李卫开脱，说他当初推荐时并不知道贾某人的底细，只是将所见所闻报上来，并无过错，这就给那些准备推荐道士的官员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贾士芳死后，雍正并没有对道士们失去信任。据清宫档案记载，在皇宫里，除了专门进行道教活动的钦安殿外，雍正还请道士们在太和殿、乾清宫安放道神符板，在自己的寝宫——养心殿设立斗坛，请求神仙保佑他长生不老。 此外，雍正还在御花园建了几间房子，专门给道士娄近垣等人居住，以便随时请他们祈祷修炼，这实在是“破天荒”的举动了。雍正九年（1731年）正月二十七日，雍正又给内务府总管海望下了一道谕旨： “朕看后花园千秋亭，若设斗坛不甚相宜，用后层方亭设斗坛好……玉翠亭之东有空地，量其地势，将小些的房添盖几间，给法官住。” 这些材料都证明，雍正不仅曾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寻访道家术士，还在皇宫里与道士们打得火热。这些道士虽然来历不一，但均属于“修炼养生之人”，其目的都是为雍正修炼“仙丹”，好使其“长生不老”。 现在，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雍正是死于丹药中毒。所以，他的儿子乾隆一登基，就下令将道士张太虚等人全部赶出紫禁城，并警告他们出宫后不要胡言乱语！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 自从王莽导演的“禅让”例子一开，曹魏、晋、宋、齐、梁、陈、北齐、北周、隋、唐、后梁、北宋等等，无不借此名义。不过，对前朝的末代皇帝，曹魏、西晋，以及东晋的桓玄，都没有加以杀戮，所以，汉献帝、曹魏的陈留王曹奂以及被俘虏的蜀汉后主刘禅、东吴的孙皓，都得以苟全性命。 可是，南朝刘裕篡位后，这位寒人出身的老头子带头杀害前朝皇帝，再到沈约劝梁武帝萧衍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此后的王朝相蹈此习，末代皇帝及龙子龙孙们下场极惨，几乎无一善终。 例如，南朝刘宋的“末代皇帝”——宋顺帝刘准就被吓破了胆。当权臣萧道成要篡夺皇位时，年仅13岁的小刘准吓得魂不附体，竟然躲在佛龛之下。这时，萧道成手下的大将王敬则率兵赶来，要“遣送”他出宫。王太后见了，急忙一把将顺帝从佛龛下面拉了出来。直到这当儿，宋顺帝还惊魂未定，问王敬则：“你是不是要杀我？”王敬则答道：“陛下，臣只是让你换个地方去住！过去，你们刘家在夺取司马家天下时也是这么做的！”听了这话，顺帝带着哭腔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 真是可怜啊！“末代皇帝”刘准由于惊吓过度，竟然躲到观音菩萨的屁股下面不肯出来。但是，他的母亲——王太后却知道，他们孤儿寡母的生死只在萧道成和王敬则一念之间，如果惹恼了他们，那还得了！所以，她赶紧把小皇帝拉了出来。在确信不会被杀之后，这位小皇帝还是说出了一句让多少“亡国之君”伤心欲绝的话：“希望后世转世投胎再也不要生在帝王家！” 看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要当个皇帝也不容易，整日提心吊胆，担心臣下造反不说，弄得不好，还可能掉脑袋，特别是那些亡国的君主！所以，有的人宁愿不当皇帝！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李后主：“亡国又陪了夫人” 李煜（937～978年），字重光，五代后期南唐的国主，又称“李后主”。他虽然天资聪颖，相貌堂堂，才华横溢，却不以国事为重。平时，他经常以风流自命，每日谱词度曲，与妃嫔们一起饮酒作乐。 正当李煜忙于歌舞酣宴之时，宋太祖已经发兵消灭了南汉，又积极训练水师，准备荡平南唐。李煜知道后，非常震恐，急忙上表，表示愿意去掉帝号，改为“南唐国主”。宋太祖还不满意，又命李煜来汴梁朝见，李煜不肯，就推说自己有病，不愿入朝。于是，宋太祖便宣称李煜心怀异志，命大将曹彬领兵10万即日南下。 当时，南唐的边将毫无防备，根本不是宋军的对手，所以宋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李煜没有办法，只好在宫内召集大批和尚、道士，诵经烧香，乞求上天派天兵天将“下凡”，帮他击退宋军，同时派大臣徐铉驰赴汴梁，求见宋太祖，哀求宋朝退兵。尽管徐铉丑态百出，说尽千般好话，宋太祖仍然吼道：“卧榻之旁，岂能任他人酣睡？” 到了北宋开宝八年（975年），李煜知道已经山穷水尽，只好出城投降。随后，曹彬将李煜一行押往汴京，宋太祖封他为违命侯，并封他的妻子小周后为郑国夫人。 宋太宗即位后，又加封李煜为陇西郡公。虽然都是“亡国之君”，但是南汉的末代皇帝刘鋹长于口才，善于谄媚，经常在太宗面前曲意逢迎，所以太宗对他并无猜忌之心。可是，李煜就不同了，他只能拿起笔来吟风弄月，作几首华瞻哀怨的诗词，论起口才来，是一点也没有。渐渐地，太宗就怀疑李煜有怨望之心，便命人暗中监视李煜的一举一动。 作为一个亡国君主，李煜自然是百感交集，经常思念在江南的快乐时光，不觉涕泪交流，悲伤不已，便忍不住提起笔来，填了一阙《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的元宵节，依照宋朝制度，各位命妇入宫庆贺。不料，小周后自从元宵节入宫，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回来，李煜急得在家里唉声叹气，踱来踱去。 直到正月底，小周后才从宫中乘轿而归，李煜急忙把她迎入房中，赔着笑脸，问她为何今日才出宫。小周后却一声不响地倒在床上，只是掩面痛哭。李煜有些不解，急忙上前细问情由。小周后突然坐起来，指着李煜骂道：“当初你只图快乐，不知道治理国家。现在，国破家亡，你又投降了，害我受到这种羞辱！” 原来，那天小周后进宫时，正好被宋太宗瞧见。见小周后生得花容月貌，太宗就动了“鬼心思”，便把她留在宫里，强迫她侍寝。“人在屋檐下，哪敢不低头”，无奈，小周后只好顺从了太宗。于是，太宗把她霸占了，玩弄了许久，才放她出来。 李煜听后，长叹一声，也只能仰天流泪。从此，李煜经常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妻子被太宗召去陪酒、陪宴、陪寝，成了真正的“三陪女”。 这一年七月七日，正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恰好是李煜的生日。李煜想起从前的歌舞欢饮，眼下却是凄凄惨惨，连身边的宫女也只剩下两三个，其余心爱的嫔妃都是死的死，走的走，一个也不在眼前，不由触动愁肠，填了一阙《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时，小周后忽然从屋里走出来，对李煜说道：“夫君，你又在这里愁思悲吟！现在，我们虽然背时失势，也不该如此悲怨！何况隔墙有耳，你不要怀思感旧。如果让外人听到了，又会怀疑你对现实不满了。眼下，你我又处在这种境地，千万不要因笔墨招来灾祸！”李煜长叹了一声：“国破家亡，我心里苦得很，除了悲歌长吟，该怎样消遣呢？”小周后见他越说越不对劲，就一把将他拖到房内。 见桌上摆着几样菜肴，倒还精致，李煜便举起杯来，一饮而尽：“今朝有酒今朝醉！今天，我偶然填了两阙词，你何不按谱循声歌唱一回呢？”小周后推辞不得，便将《虞美人》一字一字依谱循声，轻启朱唇唱了起来。借着酒兴，李煜亲自吹起玉笛相和。虽然一吹一唱，并无别的乐器伴奏，倒也婉转抑扬，动人肺腑。 这当儿，在李煜周围监视的人急忙飞报太宗。读了《虞美人》这首词，太宗勃然变色，一拍龙书案说：“看来，李煜还没有忘记故国，若不将他除掉，必为后患！”于是，太宗赐给李煜一瓶“牵机药酒”，李煜喝完御酒，脸色大变，倒在床上，已是气息全无了。 太宗知道后，非常“悲痛”，追封李煜为太师、吴王，并废朝三日，把丧事办得“体体面面”。李煜下葬后，小周后自然要入宫谢恩，太宗就乘机把她留在后宫。 作为一国之君，李煜高高在上，却不知“家国”为何物？直到做了俘虏，他才在自己的词中“不合时宜”地有了一些家国之感，却因此换来“牵机药酒”。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是出类拔萃的，但作为一个国君他确实很荒唐。在皇权**时代，这种身份的“错位”带给李煜的是人生的悲剧，而这种悲剧又反过来促使他在诗词方面取得了不朽的业绩！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宋徽宗痛失江山 与宋徽宗的祖先宋太宗相比，女真人还算是比较“宽厚”的：徽宗在他们手里活了9年，而且是病死。临终前，这位天才的“艺术家皇帝”也曾写过一首怀念故国的词——《燕山亭·北行见杏花》：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 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 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这首词表现了作者的悲怆与真情，可能是这位皇帝所有诗词中最好的一首：往昔的一切，就连做梦也梦不到了，悲怆之情可以想见。可惜，就是在这样一首词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作者的浪漫和轻佻。 也许是受佛教的影响吧，中国人素来相信“轮回报应”之说，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是：宋徽宗赵佶是南唐后主李煜托生的。倘若这种说法是真的话，赵佶倒真是为李煜报了国破家亡的仇恨——让宋太宗的万里江山断送在他的子孙手中。 对于一些不太了解历史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对徽宗很陌生。但是，只要你读过施耐庵的《水浒传》，只要你熟悉那些梁山泊好汉，就知道，那位使国家奸臣当道、专门把好人逼上梁山、被李逵称为“皇帝老儿”的，就是此人。 徽宗赵佶，生于元丰五年（1082年）阴历十月十日。据说，在他出世前，父亲宋神宗曾经去秘书省观看李煜的画像，对这位“亡国之君”的儒雅风度颇为心仪，随后徽宗就降生了。仅此一条，就使许多人相信赵佶是由李煜转世投胎的。 其实，不少人早就发现，在许多方面，这位宋徽宗赵佶确实和李煜惊人地相似： ——他们的艺术天分都很高，而且才华横溢，文采风流。稍有不同的是，李煜是一位词人，而赵佶则是书法家、画家。 ——在治理国家上，他们同样昏庸，同样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只顾自己享乐，极其可恶。 ——他们都是“亡国之君”。李煜的南唐是被赵佶的祖先赵匡胤灭亡的，赵佶的北宋帝国则是亡在了女真人的铁蹄之下。 ——他们的归宿同样很悲惨。 宋徽宗刚即位时，北宋是一个非常富足的帝国（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经过徽宗长达25年的统治，大宋帝国已经由一座锦绣江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破船漏屋，帝国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 更可耻的是，当宣和七年（1125年），女真人的铁骑大举南下时，这位徽宗皇帝不是振作精神，奋起抵抗，反而不负责任地把皇位“禅让”给儿子钦宗赵桓，让他出来收拾残局。然后，他带上一大帮妃嫔、宫女、宦官南逃，准备一走了之。最后，迫于朝野舆论的压力，他才返回京城。 两年后，即靖康二年（1127年）的正月，大宋朝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帝国首都汴梁沦陷敌手，它的两位皇帝——已经退居太上皇的徽宗赵佶和他的儿子钦宗赵桓相继沦为女真骑兵的俘虏，只有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侥幸脱身，在南方建立了政权，总算维持了大宋帝国的半壁河山。 在沦为女真人的俘虏后，按照“战争法则”，被掳去的皇子皇孙、王公贵戚，都成为“亡国奴”。在这场颠沛流离的大迁徙中，不少人由于饥寒交迫而抛尸荒野，其余的幸存者被迫垦田种地，自力更生。最不幸的是那些女子，无论是宗室妇女、名门闺秀，还是小家碧玉，或沦为奴婢，或被选为女乐，无一例外地成为金国贵族的淫具，被奸淫毙命者不计其数，幸存的也是强作笑颜，苟延残喘。至于徽宗的妻子、女儿，也不能例外：除了年老色衰的，都被女真人瓜分，沦为姬妾；等她们老了，再沦为奴婢、侍女。徽宗和钦宗，这一对“父子皇帝”，则被流放到金国北部边陲的一个偏僻小镇——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在那里“坐井观天”，度过了屈辱的余生。 生活能够改变一切。命运的改变，使我们的宋徽宗从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一落千丈，成为“阶下囚”，也使他从一个“异想天开”的艺术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诗人。在痛苦、悔恨、无奈和悲伤的煎熬中，他的诗词也一洗铅华，成为血泪心境的真实写照：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 “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 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 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六月，在饱经屈辱和伤痛之后，徽宗终于在五国城抑郁而死，终年54岁，钦宗则比他多活了26年，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逝世。 不过，从被俘之日起，一直到客死五国城，徽宗从未放弃过有朝一日能够回到故国的幻想。最后，他也只能带着极大的遗憾告别人世。“狐死首丘”，临终时，徽宗遗愿归葬宋土。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女真人也不肯首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破天荒”的《训政细则》 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皇权国家体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皇帝不再是至高无上，上面还有一个“慈禧太后”凌驾于皇帝之上。这不，在慈禧的一手导演下，一个“空前绝后”的限制皇权的法律文件——《训政细则》出笼了。 同治十三年（1874年），亲政还不到一年的同治帝突然得了不治之症。消息一传出，嗜权如命的慈禧就全力以赴地投入皇位之争。在她的策划下，醇亲王奕■之子载湉即位，是为光绪帝。因为载湉即位时才4岁，所以慈禧再次垂帘听政，并“信誓旦旦”地表示：这是“权宜之举”，“一俟嗣皇帝（指光绪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 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光绪已经16岁，快要成人了。这时，慈禧碍于祖制，不得不做出准备“归政”的姿态。六月，她亲自召见醇亲王奕■和礼亲王世铎等人，表示：从今年冬至开始，由皇帝亲自前往圜丘行礼，并于明年举行“亲政大典”。 乍看起来，慈禧是在信守诺言，准备把皇权归还给光绪。可是，慈禧这个人权力欲很强，不甘心“大权旁落”，盘算着如何在光绪亲政后继续操纵清廷的大权。对此，醇亲王奕■当然是“心领神会”。作为慈禧的亲信，奕■深知这个女人不简单，此举只不过是想考验一下群臣的态度，看他们对她是否忠诚？ 奕■果然没有让慈禧失望！没到5天，他就想出了一个“训政”的主意，并带头上奏，请求皇太后“训政”。在这份奏折中，他首先对慈禧歌功颂德，吹嘘了一番她的“文治武功”，然后找出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提出：待皇帝年满20岁才归政，而且光绪亲政后，也应当永远依照现有规制，一切事情先请示皇太后，再向皇帝奏闻。这样一来，不但大大推迟了光绪亲政的时间，而且把慈禧把持朝政的局面“永远”固定下来。 为了壮大声势，奕■又联络世铎、伯彦纳谟祜等人，一起请求慈禧再“训政”数年。十月，奕■、世铎等人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训政细则》：“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根据这个细则，所有军国大事都要由慈禧处理，光绪即使亲政，也仍然是一个“傀儡皇帝”。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醇亲王奕■恰好是光绪的生身父亲，却带头制定《训政细则》，给光绪打造了一副“政治枷锁”！中国的皇权政治就是这么奇怪，有时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两年后，鉴于光绪即将大婚，慈禧不能再厚着脸皮不归政了，只好宣布：从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起正式“归政”。可是，在奕■的指使下，军机处起草了一个《酌拟归政事宜折》，提出：在皇帝亲政后，在京各衙门的奏折先由皇上披阅，另由军机处誊抄一份呈皇太后“慈览”；至于各级官吏，先由军机处开列名单，再由皇上奏明慈禧，才颁布谕旨。这样一来，光绪虽然可以批阅奏折，却没有最后决定权，慈禧仍然在幕后操纵着实权。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一月，光绪帝大婚。婚后，慈禧宣布“撤帘归政”。二月初，光绪正式举行“亲政大典”。不过，这与其说是光绪“亲政”的开始，倒不如说是慈禧通过“训政”的方式为自己遥控朝政铺平了一条“金光大道”。 光绪亲政后，慈禧表面上搬到颐和园“颐养天年”，但是，根据《训政细则》，她继续操纵着朝政，并对光绪进行“遥控”。每个月，光绪帝至少要去颐和园向慈禧“请训”两次，有时甚至多达五六次。至于重要的奏折，光绪必须送呈慈禧“慈览”，才能作出决定。 说起来，也是光绪帝倒霉！中国的皇权国家体制素来有两面性：一方面，皇权至高无上，似乎无所不包；另一方面，对于皇权的具体范围和大小，历朝历代从来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所以，尽管皇帝高高在上，但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皇权可大可小，大可以大到皇帝包揽一切事务，小也可以小到皇帝大权旁落，甚至完全听命于他人。现在，光绪偏偏碰上了慈禧这么一个强悍又有心机的女人，给他制定了一个《训政细则》，将皇帝置于“陪衬”地位，并明确规定：一切军国大事都由慈禧定夺。在皇权社会里，这可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而且偏偏让刚刚“亲政”的光绪第一个“享受”这种“特殊待遇”。 所以，对于这份《训政细则》，光绪身边的一些大臣愤愤不平，御史安维峻就曾直接上疏指责慈禧： “皇太后既归政于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 至于光绪本人，也不甘心永远做一个“傀儡皇帝”，他开始组织力量，试图摆脱慈禧的控制。 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后，光绪感到只有变法才能自强，对这份“碍手碍脚”的《训政细则》实在是忍无可忍，最后向慈禧摊牌：“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慈禧被迫同意他实行“戊戌变法”。 不过，好景不长，慈禧很快就发动政变，将光绪押到瀛台囚禁起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戊戌政变”。随后，慈禧再次以“训政”之名行“亲政”之实，光绪每天除了从瀛台被拉来早朝外，不得自由出入。从此，光绪就成了一位真正的“孤家寡人”，过着凄凉的、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高级囚徒”的生活，只有终日长嘘短叹： “朕不如汉献帝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宰相：战战兢兢的“二把手” 在权力面前，谁能不动心？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全国权力最大的人莫过于皇帝了，可惜这个龙椅不好坐。别的不说，先要有皇族血统，最好是皇帝的儿子，要不然是皇族后裔也行，再差也得和老皇帝是一个姓吧！就这条要求也怪苛刻的，因为血统是先天的，大多数人生下来就和皇帝的宝座无缘了。 相对来说，“宰相”这个位置就比皇帝现实得多了，因而被许多人所羡慕。当然，这个位置肯定是有许多好处，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去争夺了。首先是知名度高。要说起天下知名度最高的人，那一定是皇帝，但皇帝高高在上，又住在皇宫里面，和一般老百姓离得太远，老百姓最熟悉的还是宰相。所以，只要做到了宰相，当然是大大有名的。 除了名，还有利！先不说做了宰相以后，许多“灰色收入”会滚滚而来，就算合法的收入也不少啊！作为当朝一品，薪水自然是最丰厚的，待遇也是最高的，出门坐轿至少是不用回避别人了，很多生活起居也不需要自己“掏腰包”。此外，皇帝还会隔三差五地给赏赐，例如，刘备一攻下成都，就赏给诸葛亮黄金500斤、白银1000斤、钱5000万、蜀锦1000匹。只要做了宰相，即使不收贿赂，也是一个“富家翁”，绝对不会穷困潦倒！ 在名、利之外，还有权！作为全国的“二把手”，宰相的权力也蛮大的。古往今来，中国人深受儒家教育，要济世安民，为天下苍生造福。在皇权社会里，要做事，就得做官，要做官就得做最大的官——宰相，正所谓“出将入相”也。例如，唐朝大诗人李白，在诗方面的成就登峰造极，他的诗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还是郁郁不得志，为什么呢？就是没做到大官（特别是宰相），不能为苍生造福啊！至于宋朝的王安石，诗词、文采都好，还要做宰相，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能爬上宰相这个位子的，自然不是凡人，不是政坛高手，就是理财高手，要不然也是个文学家，或者是由将而相，甚至人际关系专家也行，反正得有点本事才行，否则你“占着茅厕不拉屎”，不是被人架空，迟早也会被人灰溜溜地赶下台。 不过，世界上的事情都有两面性：只要有权力，就会有义务；只要有快乐，就会有痛苦。这样才符合辩证法啊！ 要做事，就难免得罪人。特别是要为老百姓做好事，就容易得罪豪门权贵，而他们偏偏与皇帝关系最亲，随时可以上达圣听，到皇帝那里打“小报告”。听得多了，皇帝就会逐渐对你起疑心。对此，宰相也只能“忍”！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皇帝。因为宰相位高权重，对皇帝这个“一把手”无形中构成威胁，所以皇帝难免对宰相有警惕心理。皇帝一不高兴，你就得准备下台；如果发生大事了，比如天灾什么的，宰相也要负责任，下台；就算你干得不错，像老黄牛一样，也不行，“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上台，你就得准备下台。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三朝元老”，“三朝宰相”倒是十分罕见。 所以，在皇权国家里，宰相虽然是“老二”，其实没有什么独立的人格，在许多方面还得看“老大”——皇帝的眼色行事！ 其实，宰相“光荣”下台还算是命好的，搞得不好，还会掉脑袋。这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杀了好几个宰相，朱元璋一口气杀了三个宰相，“一代仁主”康熙也把内阁大学士索额图给杀了。这些宰相之所以倒霉，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势力，已经对**皇权构成威胁。 总之，“宰相”这个位子不好做，做得辛苦，但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宰相毕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了皇帝之外，就数宰相的权力大。几千年来，各式各样的能人志士们纷纷“飞蛾扑火”似地冲这个位子扑去，享受着宰相带来的快乐和痛苦！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皇帝的“替罪羊”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皇权国家体制下，要想做一个“好宰相”也不容易，因为皇帝是圣明的天子，至高无上，不可能有什么“过错”，所以，一旦发生什么事情，虽然追根究底是皇帝的错，但人们不能指责皇帝，只能指责“二把手”——宰相。没办法，宰相也只有自认倒霉，乖乖地下台，所以宰相们心里“苦”啊！ 这不，千百年来，秦桧一直被视为“卖国贼”，饱受后人的痛骂。可是，人们何曾想到：秦桧只是宰相，只不过是一个“帮凶”而已，如果没有宋高宗的旨意，哪来“十二道金牌”？没有赵构的默许，秦桧怎么可能将名将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不过，在皇权社会里，人们不敢骂皇帝，秦桧只好作为“替罪羊”，永远跪在岳飞墓前，赵构却啥事也没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皇帝的“替罪羊”：上官仪之死 上官仪（约605～665年），字游韶，陕州陕县人。早年，他就才华横溢，精通佛教经典，兼涉经史，文章（特别是诗词）写得好。贞观初年，他考中进士，出任弘文馆直学士，升秘书郎、起居郎。高宗即位后，上官仪改任秘书少监，不久当上了宰相（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 当时，软弱无能的高宗李治突然害了一场大病，整天头晕眼花，有时连眼睛都睁不开，实在是无法处理那些奏章，而皇后武则天很能干，又懂得一些文墨，高宗对她非常宠爱，便命她代为处理朝政。 武则天“一朝权在手”，就志得意满，逐渐不把高宗放在眼里，连高宗想干什么，都得她点头才行。时间一长，高宗就觉得自己这个皇帝太“窝囊”，对武则天很是不满。 麟德元年（664年）的一天，唐高宗忽然和武则天闹矛盾了，两个人吵了个面红耳赤。在一怒之下，高宗把宰相上官仪找来，向他“诉苦”！皇帝竟然要找宰相诉苦，告大老婆的状，真是古今罕见！ 对于武则天的飞扬跋扈，上官仪早就看不惯，所以他就建议说：“陛下，既然您嫌皇后太专断，不如就把她废了。”高宗这个人向来没有主见，觉得有几分道理：“那好，你就代我起草一份诏书吧！” 这些话，都被旁边的两个小太监听见了，他们都是武则天的心腹，急忙飞报武则天。 上官仪毕竟是一个文人，他不懂得“兵贵神速”的道理，没能把握住这个有利的时机把武后废掉，而是把心思都放在起草诏书上，想构思出一篇“大文章”来，好青史留名。真是愚蠢啊！上官仪也不想一想：一旦废后失败，他就要第一个遭受杀身之祸。 结果，这份诏书还没有起草出来，武则天就“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卷起了一股令人胆寒的阴风。她站在龙书案前，一步步逼近李治，追问：“陛下，你为什么要废掉我？十几年来，我为你生儿育女；在你生病期间，又是我辛辛苦苦地为你打理朝政，我究竟哪里得罪你了？为什么要把我们母子几个赶出皇宫？” 对武则天，李治素来是又爱又怕。现在，一听这话，他已经是浑身颤抖，急忙辩解：“不，不，这不是朕的意思！” 见他“服软”了，武则天还是不依不饶，又“得寸进尺”地追问：“既然不是圣上的意思，又是谁的意思？”这时，“窝囊废”李治竟然用手指着站立在一旁的上官仪说：“是他，是他劝朕这样做的！” 在“母老虎”武则天面前，懦弱无能的李治吓破了胆，竟然不敢承担“废后”的责任，就将上官仪作为一只“替罪羊”抛了出来。武则天勃然大怒，立刻下令处死上官仪。 从此，高宗只要上朝，武则天就坐在一旁监视，朝廷里不论大事、小事，都得她点头才能算数！ 唉，不知道高宗李治是不是男子汉，竟然在武则天这个“母夜叉”面前当起了“缩头乌龟”。这可把无辜的上官仪给害惨了，最后他也只能听任武则天的宰割！看来，上官仪还是命不好，生在不讲理的皇权**时代，既然高宗李治不肯承担责任，也就只能由他这个宰相来品尝“替罪羊”的苦果！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皇帝的“替罪羊”：“冤死鬼”宋申锡 唐文宗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月黑风高之夜。宝历三年（827年）的一个晚上，几名神策军将领未经通报，便闯进门来说：“两位枢密使、两位神策军中尉（都是大宦官）有请江王大驾！”还未等他完全清醒过来，第二天就成了大唐帝国的新皇帝。同样，文宗也忘不了大宦官王守澄那张阴沉的脸，就是这个人杀了敬宗，把自己推上了龙椅。从此，文宗就再也无法挥去这个惨痛的记忆。 一夜之间，沧海桑田，什么都变了，江王已经成为大唐帝国的第12位天子了。文宗亲眼目睹了自己如何从亲王变成天子的全过程，他真是“痛心疾首”：本朝立国已经200年，从来没有出现过家奴血刃宫闱、废立皇帝的事，想不到今天竟然变成现实。一想到这里，文宗就思如泉涌。这时，他想起了“死于非命”的宪宗、穆宗、敬宗，才大梦初醒。从坐上龙椅的那一瞬间起，文宗的心里就涌起一种冲动：要为已经死去的几位天子报仇，要让家奴照旧为家奴，天子重新为天子。 可是，文宗即位后，王守澄竟然以“第一功臣”自居，经常对文宗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所以，文宗更是恼丧万分：一方面宦官专权，另一方面朝臣们又分为牛、李两党，相互攻讦，谁也不肯为他分忧。最后，文宗左看右看，终于“相中”了一位可以“托付重任”的大臣——翰林侍讲学士宋申锡。 也是凑巧，大和四年（830年）六月的一天，文宗命宋申锡给他宣讲《贞观政要》。见左右无人，文宗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便突然问道：“宋爱卿，你每天与朕谈经论道，知道朕的心事吗？” 作为“天子近臣”，宋申锡对文宗当然很熟悉。一想到英明的天子却受制于一群宦官，他的心里何尝不是“戚戚然”！所以，他急忙惶恐地答道：“微臣不能替皇上分忧，罪该万死！”这时，文宗实在是忍不住了，便把压抑在心里的话都吐了出来：“宦官势力强盛，宪宗、穆宗、敬宗都是死于非命！朕身为天子，统御万民，却受制于家奴，何以面对宗庙社稷？” 听了这番“肺腑之言”，宋申锡激动不已，哽咽着说：“陛下且宽圣怀，微臣愿效死力！”文宗大喜，觉得他的确是一个“可用之人”。也是可怜，文宗身居九重，平时打交道的都是后妃、宫女和宦官，想找一个得力的人也不可得，而宋申锡身为翰林侍讲学士，正好处在内廷，皇上不靠他，又能倚靠何人？ 几天后，文宗下诏，将宋申锡提升为尚书右丞，一个月后又提升为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并未引起宦官集团的怀疑。 宋申锡当上宰相后，他的表现让许多本来对他还抱有一点希望的人大大失望。这也不奇怪，因为宋申锡当宰相，主要是为了铲除宦官，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治理朝政上，外人又如何知晓他的“苦心”？ 大和五年（831年）新年前后，经过宋申锡的一番谋划，文宗准备对宦官集团动手。不过，此举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注定是要失败的。 首先，宦官的势力很大，王守澄仍然大权在握，要想消灭宦官集团，又谈何容易？何况对方耳目众多，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其次，文宗选中的宋申锡，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担当大任的人选，因为他不是一个“阴谋家”，又如何能担当重任，行“阴谋”之事？ 在不掌握禁军，又没有藩镇作为后盾的情况下，要对以王守澄为首的宦官集团采取行动，就必须得到帝国首都的行政长官——“京兆尹”的有力配合。对这一点，宋申锡还是清楚的。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竟然“草率”地挑中了吏部侍郎王璠。 当时，宋申锡秘密约见王璠，把文宗的密诏交给他看，并许给“京兆尹”一职。起初，王璠没有思想准备，只是说需要考虑考虑。不过，王璠在家里考虑来考虑去，觉得此举简直是“鸡蛋碰石头”，毫无成功的希望！ 于是，自私的王璠急忙找到王守澄的亲信郑注，向他告密。郑注大吃一惊，赶忙禀告王守澄。王守澄问：“此事如何处理？”郑注答道：“先下手为强，应当立即铲除宋申锡，清君侧！”随后，郑注又献上一条“毒计”。原来，宋申锡过去曾与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有交往，郑注建议就以此为“突破口”。 第二天，在王守澄的指使下，神策军军官豆庐著突然入朝告密：宋申锡与晏敬则等人图谋拥立漳王为皇帝！ 唐文宗一听，就知道宋申锡行事不密，走漏了消息。怎么办？眼下，文宗只能和宋申锡“划清界限”，要不然就可能“惹火烧身”，牵连到自己！一想到这里，文宗“勃然大怒”：“竟有这种事？”王守澄不容皇上喘息，要“乘胜追击”：“宋申锡大逆不道，请陛下立即下诏，全城戒严，搜捕逆党，并抄斩宋申锡的全家！” 一想到宋申锡马上就要“人头落地”，文宗可就犹豫了，实在是有点不忍心。 刹那间，大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也许是宋申锡命不该绝！这时，大宦官、飞龙使马玄亮正好在旁边，他素来比较忠厚、老实，认为这件事还没有仔细调查，单凭豆庐著的揭发，就要把“当朝宰相”宋申锡满门抄斩，这实在是太过分！所以，他立即出班，表示反对。 这下子，文宗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急忙表示：“此案事关重大，应该仔细调查，再做定夺！” 没想到，半路上竟然杀出一位“程咬金”来！王守澄哪能不气，恨恨地瞪了马玄亮一眼，便掉头而去。看着他的背影，文宗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不知是什么滋味。一出皇宫，王守澄就将晏敬则抓了起来。经过一番拷打，晏敬则被迫“招供”。 现在，文宗再次被逼到了墙角，只得命令文武百官合议此案，希望有人能为宋申锡说几句好话，使事情有所缓解。这时，马玄亮急忙跪倒在地，叩头不止，流着眼泪说道：“人命关天，何况是宰相！”文宗见了，才鼓起勇气，下了一道圣旨：将漳王流放，宋申锡贬为开州司马。就这样，软弱无能的唐文宗自己不敢承担责任，却将宋申锡作为一只“替罪羊”抛了出去！ 不过，宋申锡虽然逃过这一劫，但没过多久，他就在开州郁郁而终。直到临死前，他还在恨恨地念着一个人的名字，因为他知道：除了自己以外，此事只有王璠知道。所以，他要诅咒这个小人，就是要让他也不得善终。 就这样，唐文宗策划的铲除宦官势力的第一次行动尚未展开就彻底失败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你方唱罢我登场” 千百年来，“宰相”这个位子实在是不好坐。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作为皇帝的最主要助手和帝国的最高行政首脑，宰相既要应付皇帝，还得承受来自各方的压力，因为宰相这个位置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人人都想坐。不过，宰相的位子只有一个，一个人坐了，其他人就没有份了，所以，大家就对你下绊子、动手脚，也只有先把你打下去，他才能爬上来。明朝后期，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位大学士之所以明争暗斗，就是为了能够坐上“内阁首辅”的位置。 而且，你一做上宰相，就要办事，办事就容易得罪人，得罪的人越多，你的官位也就越不稳。于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你难免要重用几个亲信，罗织一点党羽。这样一来，你就不免有“结党营私”的嫌疑，皇帝就要怀疑你，群臣也会非议你，你这个宰相也就当不长了。 皇权社会里，宰相任期一般都不怎么长，短的一般只有几个月（最短的只有几天），长的一般也不过几年（能在宰相的位置上一干十几年的，几乎是屈指可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你方唱罢我登场”：乱哄哄的“牛李党争” 唐朝后期，在宦官干政的同时，朝廷里的官员们又分成两个派别：一个是“牛党”，一个是“李党”。这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一直吵吵闹闹了几十年，后人把这种争吵叫作“牛李党争”。 在这场党争中，有三位主角——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唐帝国的政治，至少有一半是围绕着他们展开的，如果没有他们，9世纪的中国历史将会是多么平淡无奇！ 一切都要从一次“制举”说起，这就是元和三年（808年）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 这次考试的中心人物，就是李宗闵、牛僧孺以及皇甫湜。本来，这件事很简单，他们在策文中主要是攻击宦官，也不赞成对河北藩镇用兵，结果得罪了力主用兵的宰相李吉甫，这就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祸根。 看了李宗闵等人的卷子，几位考官大加赞赏，把他们推荐给皇帝。宰相李吉甫知道后，非常生气，在宪宗面前“告御状”：李宗闵等人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宪宗偏听偏信，就处分了这几个考官，李宗闵和牛僧孺也因此没有受到提拔。 也许在宰相李吉甫看来，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数十年后，有人仍然对此耿耿于怀，并给他的儿子——另一位杰出的宰相李德裕酿成了一场重大的灾难。要是能够“未卜先知”，预先知晓这件事的后果是多么严重的话，李吉甫一定会追悔莫及。 不过，这次制举案还只是一个原因，真正的“导火索”却是因为一次常科考试而点燃的，这就是长庆元年（821年）的进士科考试。 这时，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已经相继入朝为官，开始在政坛上有发言权。在这次考试前，有两位大臣曾私下托考官钱徽照顾他们的亲戚。偏偏，钱徽此人刚正不阿，没有理睬他们。于是，他们就揭发钱徽在主持考试时徇私舞弊。 恰好，李宗闵有一个亲戚也来参加考试，被钱徽录取了，穆宗就怀疑是李宗闵在幕后“捣鬼”，便询问翰林学士李德裕，李说确有此事。所以，钱徽立即被降职，李宗闵也受到牵连，被赶出朝廷。 这次事件，实际上是李宗闵与李德裕的冲突，而牛僧孺与李宗闵关系亲密，也站在他的一边。至于李德裕，在朝廷里也得到了不少官员的支持。从此，唐朝的官员正式分为两大派系，互相倾轧，两派明争暗斗。 文宗即位后，李宗闵又走宦官的路子，当上了宰相。经李宗闵推荐，牛僧孺也被提升为宰相。在李、牛二人联合执政期间，他们重用的都是自己的门生、故吏，当时长安城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门生故吏，不牛（牛僧孺）则李（李宗闵）。”至于李德裕，则被赶到西川去当节度使。 在西川任上，李德裕暗中联络一个吐蕃将领，收复了边陲重镇维州（今四川理县）。这本来是李德裕立了一功，宰相牛僧孺却非常嫉妒，就告诉唐文宗：“收复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要是跟吐蕃搞坏关系，才不划算呢！”就因为他这么一句话，文宗便命李德裕把维州“还”给吐蕃。眼看已经到手的“战利品”竟然要“完璧归赵”——归还给吐蕃，李德裕差点没有被气死。 没多久，有人告诉文宗：在战略上，退还维州城是一大失策，还说这是牛僧孺故意排挤李德裕。文宗知道后，非常懊悔，也就疏远了牛僧孺。 当时，宦官的势力非常大，经常干预朝政，而文宗本人又没有主见，一会儿用李德裕为宰相，一会儿让牛僧孺当宰相：李党当政了，就要排挤牛党；牛党在位，李党也没有好日子过。于是，这两派势力就像“走马灯”似地转悠着，把朝政搞得十分混乱。到最后，连文宗这位“万岁爷”也搞不清谁是谁非，说了一句无限感慨的话： “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 这时，唐文宗实际上受制于宦官，但他不敢公然指斥宦官，只能指责闹“藩镇割据”的河北三镇，用“河北贼”来与朝廷里的“朋党”相提并论。其实，在这里，如果用“家奴”来代替“河北贼”倒是更恰当！ 为了争权夺利，牛党、李党都争着讨好宦官。李德裕在做淮南节度使时，大宦官、监军杨钦义被召回京城。临行前，李德裕专门为他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还送给他一份厚礼。所以，杨钦义一回朝担任枢密使，就在武宗面前竭力推荐李德裕。结果，李德裕很快就做到了宰相，牛僧孺、李宗闵则掉到了“阴沟”里——都被贬到南方。 武宗在位时，李德裕深受宠信，当了好几年的宰相，执掌朝廷大权。会昌六年（846年），武宗病逝，皇叔李忱即位，是为“宣宗”。宣宗一上台，就把李德裕撤职，并重用牛党人士。不久，李德裕被贬到崖州（今海南省），病死在那里。直到懿宗即位，才开始重新起用李党人士。 至此，闹腾了几十年的“牛李党争”终于收场，但是大唐朝已经在这场党争中元气大伤了，正在一步步地走向灭亡。 其实，牛党和李党虽然在政坛上斗得你死我活，也主要是围绕“宰相”这个位子争夺。总之，谁当上宰相，执掌朝纲，这一派就得势，另一派就要失势，反之亦然！ 古往今来，中国人向来讨厌朋党：一是“结党”很容易与“营私”挂钩；二是党派之间的争斗，对于皇权国家和政治安定不利。所以，许多年以后，还有不少人在喋喋不休：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为什么要争斗？牛党和李党，到底谁是谁非？换句话说，到底哪一方是“朋党”，还是两方都是“朋党”？ 不过，这件事也不稀奇！几千年来，在皇权**体制下，中国人素来喜欢“窝里斗”。其实，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之分，何况是在残酷的、遵循“丛林法则”的“权力场”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此起彼伏”的首辅争夺战 自从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在明朝就只设立内阁大学士，专门为皇帝草拟文墨，提出参考性的意见（即“票拟”），但最后决定权仍然掌握在皇帝的手里。从明成祖时开始，内阁大学士可以参与讨论国家大事。到了仁宗以后，內阁的地位逐步提高，开始高于六部。 总的来说，内阁大学士的权力要比过去的丞相小得多。不过，如果皇帝懒惰，或者是年幼，不能亲理朝政，这时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就会“非比寻常”，甚至可以代天子处理朝政。 当时，内阁里往往有好几位大学士，起初还不分彼此，没有谁的地位高谁的地位低的问题。时间一长，一些大学士深受皇帝的宠信，或者是资历比较老，就逐渐“凌驾”于其他大学士之上，成为“首辅”（即首席大学士）。在正德以后，内阁首辅负责“票拟”——起草上谕，其地位进一步上升。 特别是到了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内阁的权力发展到了顶峰，出现了一大批赫赫有名的内阁首辅，实际上就是“权相”。因为首辅的地位日益显赫，所以，阁臣们为了争夺首辅的位置相互倾轧，愈演愈烈，往往是“首辅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嘉靖晚年，内阁大学士徐阶看准时机，利用严嵩失宠的机会，将他打倒，然后自己当上了首辅。 不久，嘉靖终于“成仙飞升”了，隆庆登基。不过，隆庆是一个“老实人”，没有多少政治才干，宽厚得甚至有点过分，上朝时经常是一言不发，任由群臣争吵。于是，大臣们就有些肆无忌惮，内阁里也开始了混斗。 这时，名臣张居正也进了内阁，但他当时还是一个“小字辈”，无论是他的老师徐阶，还是好友高拱，都比他资格老，他也只能先站在一旁静观内阁的混斗。 原来，在嘉靖帝死后，首辅徐阶私下草拟了一份遗诏，然后颁布，事先并未与高拱等阁臣商议。这份遗诏纠正了嘉靖时期的一些弊政，因而获得了朝野的称誉。但是，高拱原来是隆庆皇帝的藩邸旧臣，与皇帝关系密切，所以，他乘机攻击徐阶“大不敬”，竟然诽谤先帝，应当治罪。 当时，徐阶与高拱各自指使言官，相互攻击。最后，隆庆心烦意乱，就来了一个“各打五十大板”，先命高拱致仕，后命徐阶退休，让内阁大学士李春芳继任首辅。 不过，高拱毕竟是隆庆的老师，所以皇帝很快就将他召回，再次进入内阁。这时，内阁首辅是李春芳，他非常平庸，只想保住自己的位子，不思进取。就是这样，他还是遭到高拱的排挤，被迫下台，由高拱继任。 隆庆在位期间，忙于修建宫苑，整日在后宫游玩享乐，朝廷政事大多交由内阁处理，所以内阁的地位越发重要了。与张居正一样，高拱也是一位能臣，北方鞑靼的边患就是在他手里得到解决的。高拱这个人性格比较急躁，喜欢专权，不愿与别人分享权力，所以，他与张居正的政治观点虽然比较接近，但两个人很快就出现了矛盾，高拱对张居正不太放心，张居正也时刻在盯着高拱的位置。 隆庆六年（1572年），隆庆驾崩，年仅10岁的小皇帝万历登基。临死前，隆庆指定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为“顾命大臣”，负责辅政。 不过，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原来，自从明成祖以后，太监的势力很大，特别是司礼监可以“批红”，借着皇帝的朱笔，其权力可以无限扩大，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素来有“内相”之称。隆庆死后，小皇帝年幼，在陈太后和万历帝的生母李贵妃的支持下，太监冯保假托隆庆的遗诏，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并兼管东厂。 对此，高拱很不高兴，便策动言官弹劾冯保。在他的眼里，冯保只不过是一个“小”太监，是根本斗不过自己这个内阁首辅的。可是，“得意忘形”的高拱忘记了两点：一是皇帝年幼，在皇宫里实际上是陈太后和李贵妃当家，而冯保既然能够升任掌印太监，必然得到了她们的支持；二是“打狗还得看主人”，小皇帝万历年幼，又刚刚登基，高拱就弹劾他身旁的冯保，未免有点过分。 这时，高拱弹劾冯保，十之**是要碰个“头破血流”的。但是，高拱是一头“犟驴子”，竟然这样做了，最后也只好灰溜溜地下台。在这场斗争中，张居正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他是支持冯保的，所以，高拱一下台，他就立即升任首辅。随后，张居正秉政10年，成为有明朝权力最大的内阁首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刀下鬼”夏言 自从宰相出现后，这个职务往往是由好几个人来担任：在秦朝及汉朝初年，是设立左、右两位丞相；隋唐时，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都是宰相；宋朝在宰相之外另设“参知政事”，作为“副相”；明朝时，内阁里有好几位大学士；清朝也有好几位军机大臣。总之，宰相是作为一个集体存在的。 不过，宰相既然不只一个人，就存在一个谁的权力大谁的权力小的问题。例如，明代的内阁掌“票拟”——起草谕旨，但负责票拟的只是首辅，其他大学士只是“参论而已”。于是，为了争夺这个首席宰相（首辅）的地位，宰相们往往是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不少宰相就在这种权力斗争中被赶下台，甚至丢掉了性命。 夏言（1482～1548年），字公谨，号桂州，江西贵溪人。嘉靖二年（1523年），夏言以兵科给事中的身份出按皇庄，力主归还被侵占的民田，禁止勋戚受献庄田，受到皇帝的赞许，升任吏科都给事中、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年），又加少保、少傅、太子少师，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嘉靖十七年（1538年）升任内阁首辅。 纵观夏言的仕途，真是“一帆风顺”。最后，他竟然做到了首辅，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好不得意。可是，好景不长，他很快就遇到了一位“劲敌”，就是他的江西老乡严嵩。 原来，严嵩的地位和声望都低于夏言，靠着巴结夏言，才逐渐受到重用。在夏言升任内阁首辅后，严嵩便接替他做了礼部尚书。但是，官欲熏心的严蒿并不满足，又盯住了“内阁首辅”的宝座。这时，在严嵩的眼里，夏言已经不再是他的“靠山”，反而成了他继续向上爬的“绊脚石”；而且，夏言恃才傲物，严嵩呈送的文稿经常被他改得一塌糊涂，有时干脆打回去让他重写。所以，严嵩对夏言真是又恨又怕，经常在暗地里咬牙切齿。 夏言为人正派，颇有才干，而且在朝廷里很有威望，因而深得皇帝的宠信。严嵩知道，夏言是一颗大树，想一斧子砍倒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就采用“绵里藏针”的手法对付夏言：一方面，对夏言阳奉阴违，非常谦恭、和顺；另一方面，抓住夏言的弱点，为打倒夏言做准备。 当然，要扳倒夏言，主要还取决于嘉靖的态度。所以，严嵩就拼命在嘉靖的身上“下工夫”，投其所好，百般逢迎。嘉靖十八年（1539年），京城上空彩云满天，道士们都说这是五彩祥云，大吉大利。这时，严嵩便发挥自己“笔杆子”的长处，绞尽脑汁，写出了一篇《庆云赋》，呈献给皇帝。嘉靖看后，连连击节叫好，严嵩大受鼓舞。不久，他又趁热打铁，呈献了一篇《大礼告成颂》，嘉靖读后爱不释手。从此，他对严嵩另眼相看，宠眷日深。 当时，嘉靖信奉道教，便命人制作了5顶道士戴的沉水香叶冠，分别赐给夏言、严嵩等人。为了讨好皇帝，严嵩每次入朝时，都戴上香叶冠，还在冠上加罩轻纱，以示虔诚，嘉靖当然是满心欢喜。 相比之下，夏言认为香叶冠不是正式朝服，不适合朝臣穿戴，所以他从来不肯戴。嘉靖见了，心里当然不快活，就把对夏言的恩宠逐渐转移到严嵩的身上。 经过一段时间，严嵩见时机已经成熟，就公开向夏言发起攻势。这一天，嘉靖单独召见严嵩，并问起他与夏言之间的关系。机会难得，严嵩便立刻跪倒在嘉靖的脚下，全身颤抖，痛哭不已。见一个已经六十多岁的老头子竟然哭得如此伤心，嘉靖认为他一定是受了莫大的委屈，越发动了恻隐之心。严嵩这才哭诉起来，无中生有地将夏言诋毁一番。这场戏演得非常成功，嘉靖开始讨厌夏言。 过了几天，出现了一次日全蚀。这时，严嵩又趁机陷害夏言，说夏言罪孽深重，已经得罪了上天。嘉靖本来就很迷信，经过严嵩这么一挑拨，便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打发夏言回老家。 夏言走后，严嵩去掉了一块心病，也搬掉了自己仕途上的一块“绊脚石”，乘机夺得了“第一把金交椅”——内阁首辅。从此，严嵩便肆无忌惮，开始为所欲为起来。 时间一长，嘉靖对他心生不满，又想起夏言的好处来。于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他又下诏，将夏言召回，并官复原职。 夏言的卷土重来，对严嵩可是一个极大的打击。眼看着已经“煮熟的鸭子”——内阁首辅又被夏言夺走，严嵩当然是非常眼红。夏言复出后，也认清了严嵩的小人本性，对他十分鄙夷，处处打击他，毫不姑息。 “官大一级压死人”！这时，严嵩的心里直叫苦，牙齿咬得嘎嘎响，表面上他仍与夏言笑语周旋，暗地里则是诅咒发誓，一定要报仇雪恨。所以，他多方窥测，打定主意要将夏言置于死地，让他永世不得超生！ 时隔不久，机会真的来了。嘉靖二十五年（1547年），鞑靼首领俺答大举进犯，并深入到三原、泾阳等地。陕西总督曾铣知道后，义愤填膺，决心要好好教训一下俺答，便向朝廷建议：发兵夺回河套地区这一战略要地。 对此，夏言认为：收复河套，可以永绝边患，就一方面与曾铣书信往来，商讨收复河套的计划，另一方面多次向皇帝举荐曾铣。起初，嘉靖也觉得收复河套是一件好事。可是，没多久，他又犹豫了，生怕轻启边衅，不好收拾残局。 严嵩知道后，认为这是陷害夏言的大好机会，便四处活动。首先，他买通了皇帝身边的一些太监，让他们不断吹冷风，说收复河套太冒险，会招来战祸。同时，他又使出了最卑鄙的一招，就是勾结边将仇蛮，让他上书污蔑夏言，说他收受了曾铣的贿赂。 所以，嘉靖就逐渐改变了态度，开始倾向严嵩。得到皇帝的支持，严嵩便有恃无恐，公开向夏言进攻。夏言当然不肯让步，两人便相互攻击，有时甚至当着皇帝的面争吵不休。昏庸的嘉靖哪能明辨是非？最后，他也不问是非曲直，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再次把夏言革职，赶回江西老家。 赶走夏言后，严嵩又“得寸进尺”，想把夏言害死。对于嘉靖，严嵩非常了解，知道他骄傲自负，喜欢护短，又易怒好杀。于是，严嵩便唆使爪牙放出谣言：夏言离京时愤愤不平，口出怨言，说皇上出尔反尔。这一招果然奏效，嘉靖恼羞成怒，对夏言恨之入骨。 天下的事，有时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时，俺答率军南下，侵扰宣化，严嵩乘机大进谗言：因为夏言、曾铣提议收复河套，激怒了俺答，这才率兵前来报复，嘉靖就更加相信夏言是“别有用心”，而严嵩是“忠心耿耿”。最后，嘉靖下旨，将夏言、曾铣斩首示众，其他曾经支持收复河套的官员也都受到了处分，杀的杀，罚的罚，贬的贬。就这样，利用“河套事件”，严嵩不顾国家大计，巧施毒计，陷害无辜，终于达到了铲除政敌夏言的卑鄙目的。 为了一己之私，严嵩竟然不惜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代价，可见，严嵩的用心是多么恶毒，他的手段是多么卑鄙，他的灵魂是多么可耻，已经达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 至于冤死的夏言，表面上死在政敌严嵩之手，实际上是得罪了嘉靖皇帝，所以他也是**皇权的“牺牲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严嵩的倒台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过了十几年，也该轮到严嵩倒霉了。 在嘉靖年间，严嵩可是有名的大奸臣，他把持朝政多年，作恶多端。不过，在他得势时，要将这个“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扳倒，却并非易事，因为有嘉靖皇帝为他撑腰。 自从进士及第以后，严嵩就一直官运亨通，从翰林院、国子监这些“清水衙门”做起，一直爬到内阁首辅的高位，前后把持朝政达20年之久。当时，嘉靖笃信道教，在宫中潜心修炼，根本无心治理国家。后来，海瑞曾在《治安疏》里批评他：“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 像嘉靖这样一位“懒皇帝”，当然需要一个既能够投其所好，又能让他放心的内阁首辅，来替他处理朝廷政务，而严嵩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为了讨好皇帝，他经常代嘉靖起草一些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青词”。以严嵩的才华，他写的“青词”旁人自然难以“望其项背”，因而深得皇帝的欢心，严嵩也因此博得了一个“青词宰相”的美名。 所以，嘉靖和严嵩这一君一相之间的关系倒是非常和谐，“如鱼得水”。于是，严嵩以皇帝为“靠山”，和儿子严世蕃一起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无恶不作，一时间把个朝廷搞得乌烟瘴气。 不过，一些刚直不阿的官员，仍然不畏权势，不断上疏弹劾严氏父子。可是，严嵩仗着嘉靖的宠信，这些人不是被充军，便是被杀头。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刑部员外郎杨继盛挺身而出，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破坏祖宗之成法、窃人主之大权、掩君上之治功、纵奸子之僭窃、冒朝廷之军功、引悖逆之奸臣、误国家之军机、专黜陟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坏天下之风俗。此外，他还指责严嵩豢养“五奸”：皇帝的左右都是严嵩的间谍，皇帝的爪牙都是严的党羽，皇帝的耳目都是严的奴仆，朝廷的言官都是严的鹰犬，群臣都是严的心腹。 这份奏疏直指要害，言辞也非常尖锐。如果认真追究起来，其中任何一条罪状都可以置严嵩于死地。但是，在嘉靖依然宠信严嵩的情况下，弹劾严嵩的胜算几乎等于零。何况，杨继盛这个人“书生气”太盛，竟然在奏疏里批评皇帝“甘受嵩欺”，“堕于术中而不觉”，还要求皇帝的两个儿子——裕王和景王也站出来揭发严嵩。 所以，“老奸巨猾”的严嵩立即亲自出马，在皇帝面前指责杨继盛挑拨皇帝与裕王、景王的父子关系。嘉靖大怒，下了一道圣旨： “这厮因谪官怀怨，摭拾浮言，恣肆渎奏。本内引二王为词，是何主意？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 杨继盛被关进锦衣卫后，遭受种种非人的酷刑，要他交代幕后主使人。不过，杨继盛一身正气，拒不“认罪”。在临刑前，他十分坦然，赋诗明志：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 真是迂腐啊！一直到死，杨继盛还向皇上表明自己的“赤胆忠心”，没有丝毫的怨言，而“皇帝陛下”却视他如草芥，竟然认为他是因为贬官而心怀怨恨，才诬陷“忠臣”严嵩。这既是杨继盛的悲剧，也是许多中国文人的悲剧（竟然寄希望于嘉靖，也未免太傻了），也是皇权**时代的悲剧！ 对于杨继盛这样的“傻瓜”，严嵩当然不怕，因为他们不讲究政治策略，只能是死路一条！不过，严嵩也并非没有遇到“真正的对手”，而这个对手就潜伏在他的身边——内阁次辅徐阶。论起来，徐阶早年还曾受到夏言的提拔，所以一直与严嵩有矛盾，但他也知道严嵩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只好苦苦地等待机会，并坚信这一天肯定会到来！ 转机终于出现了。嘉靖四十年（1561年），向来善于逢迎的严嵩在无意间得罪了喜怒无常的嘉靖，从此恩宠渐衰。 原来，为了潜修学道，嘉靖长期住在西苑的永寿宫。这年十一月，一把大火竟然把永寿宫化作一片废墟。 当时，朝臣们议论纷纷，有的主张重修永寿宫，有的主张请皇帝搬回大内（指紫禁城），莫衷一是。于是，嘉靖就征求严嵩的意见，而严嵩主张皇帝暂时住在南宫（重华宫），这下子可犯了嘉靖的忌讳——南宫过去是景帝幽禁英宗的地方。 内阁次辅徐阶一向机警，马上意识到机会来了，便趁机提议修复永寿宫，并亲自主持这个工程，以最快的速度竣工，从而博得了皇帝的欢心。所以，嘉靖就逐渐把朝政交给徐阶处理。 为了扳倒严嵩，徐阶又利用嘉靖笃信道教的特点，不惜重金收买他身边的“大红人”——道士蓝道行，让他在扶乩时假借“神仙”之口攻击严嵩。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严嵩失宠这个“最高机密”被御史邹应龙在无意中获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邹应龙认为这是自己“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于是，他连夜动笔，“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弹劾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的奏疏——《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 “臣请斩（严）世蕃悬之篙竿，以为人臣凶横不忠者之戒。其父（严）嵩受国厚恩，不思图报，而溺爱恶子，播弄利权，植党蔽贤，黩货败法，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 在奏疏的末尾，邹应龙还“信誓旦旦”地表示： “如臣有一言不实，请即斩臣首以谢嵩父子，并为言官欺诳者戒。” 这时，嘉靖正对严嵩父子不满，而邹应龙的奏疏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口实，所以，他当然不会砍掉邹的脑袋，反而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勒令严嵩致仕，将严世蕃逮捕。 其实，这一切，都是老奸巨滑的徐阶一手“导演”的，而蓝道行和邹应龙只是他的两个“枪手”而已。 一波已平，另一波又起。原来，严嵩只是“致仕”（即退休），并未“伤筋动骨”。至于他的儿子严世蕃，被流放到雷州，也只是“官样文章”：还没到雷州，他就中途返回老家——江西分宜，依旧是威风凛凛。 这时，巡江御史林润担心严世蕃会东山再起，急忙上报朝廷：严世蕃“蔑视国法”，“有负险不臣之志”，还“私通倭寇”。很快，严世蕃就被逮捕，押解到京师。 没想到，严世蕃居然花重金买通了“三法司”（指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官员，让他们故意在“罪状”里写进曾弹劾严嵩父子的杨继盛等人，以激怒皇帝，因为嘉靖一向护短，从来不肯承认错误，只要他一看这份奏疏，肯定会同情严嵩父子，形势又会大变。 幸亏，内阁首辅徐阶精明，对这份文书进行修改，着重强调那些与嘉靖没有直接关联的罪状：严世蕃等人诅咒朝廷，招集亡命之徒几千人，妄图谋反，并准备“外投日本”。平心而论，严世蕃罪大恶极，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但是“谋反”、“通倭”之类的罪状却是纯属“不实之辞”。徐阶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彻底斗倒严嵩，防止他东山再起。 果然嘉靖对严世蕃“谋反”、“通倭”不太相信，又命三法司重新核实这些罪状。于是，徐阶又代三法司起草了一份奏疏：严世蕃“谋反”、“通倭”证据确凿，理当问斩。到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三月，严世蕃被斩首、抄家，严嵩则被贬为庶人。 在政敌徐阶的一手策划下，严嵩的儿子被斩首，孙子被发配充军，家产也被全部没收。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严嵩的精神支柱彻底崩溃了，很快就一命呜呼。 其实，严嵩父子恶贯满盈，他们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也是罪有应得。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义正词严”地弹劾严嵩，反而适得其反？为什么打倒严嵩的人偏偏是狡猾、奸诈的徐阶，而不是正直的夏言？乍看起来，这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 问题的关键，是嘉靖皇帝的态度。徐阶这个人非常狡猾，善于玩弄权术，对嘉靖的心理了如指掌，所以，在对付严嵩时，他非常注意“技巧”：既要处死严世蕃，斗倒严嵩，又不能彰显曾长期宠信严嵩父子的嘉靖的过错；而“谋反”、“通倭”之类的罪行，都是在嘉靖罢免严嵩之后发生的，嘉靖当然毫不知情，丝毫无损于皇帝的“光辉形象”，所以能一举成功。 在那个**时代，皇帝和皇权高于一切，徐阶这么做，显然是出于策略的考虑！都是弹劾严嵩，但弹劾的人却是形形色色。显然，徐阶、蓝道行、邹应龙等人的人品，是无法与杨继盛“相提并论”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文臣：权力主宰了理性 自从有具体年代可考的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至今，中国历史已经有2800多年，其间有记载的文人真可谓“不可计数”。其中，既不乏流芳百世的名士，也不乏遗臭万年者，再加上那些庸庸碌碌者，就更是无法计算了。 在皇权社会里，中国的文人大多属于社会上层，一般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是传统政治文化的承载者。作为传统社会的精英集团，他们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立志要“治国、平天下”。但是，在皇权**政体下，一旦投身权力场，在权力和名利的熏陶和挤压下，他们往往是有才难展，壮志难酬，屡遭小人的构陷、权臣的排挤；更有一些无耻的文人，竟然拜倒在**帝王的脚下，卖身投靠权贵，干出许多不顾廉耻和名节的事情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士大夫的“工具化” 自从秦朝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就一直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在这种“大一统”的体制下，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包括诸侯对天子的制约，以及天子对诸侯的制约）逐步丧失，皇权逐渐演变为一只无所不在、可以为所欲为的“超级怪兽”。 形式，是实质的保证。在秦朝统一天下后，丞相王绾曾建议分封诸侯王，把几位皇子派去镇抚偏远的燕、齐、楚等国，群臣都认为王绾的话有道理，只有廷尉李斯主张实行郡县制。结果，秦始皇拒绝了大多数人的建议，采纳了李斯的意见。于是，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就结束了分封制，政治权力归于一统，中央政府的权力直接延伸到社会基层，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不得不为维持这一庞大的国家机器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随着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的建立，不但政治、经济的权力都收归中央，就连话语权也归于一统。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种皇权**制度终于发展到了极端：皇帝随便说一句话，就是“金口御言”，顶臣下的一万句，他一个人垄断了话语权，芸芸众生只能“万马齐喑”，在他面前唯唯诺诺。所以，在皇权社会里，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他可以蹦蹦跳跳，大展淫威。 从此，全国臣民都听命于皇帝，只听他一个“脑袋”指挥，中国文人的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原来的“士大夫”向诸侯王献计献策（这是一种近似于平等的关系），改为士大夫阿谀皇帝（这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士大夫要想向皇帝提个建议，还得先看一看皇帝的脸色，看他高不高兴；如果不高兴的话，就可能掉脑袋。在中国历史上，也就多了一块“忠孝节义”的牌坊，而缺少了一座“理性”的丰碑，士大夫们逐渐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不会独立思考问题，因为在皇权国家体制下，有皇帝一个人在思考，其他人也就没有必要再独立思考了。于是，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也逐渐变得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丧失了学习新鲜事物的能力。 士大夫的“工具化”：“儒狗”叔孙通 叔孙通（？～约公元前194年），鲁地薛（今山东枣庄）人，秦末汉初的儒生。此人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家”，喜欢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先后换了十几个主子（这一点，就连五代时的冯道恐怕都“自愧不如”），最后才跟定汉高祖刘邦。 在这里，我们之所以称叔孙通为“儒狗”，是因为他有狗一样的嗅觉，活像一条“哈巴狗”，对主人阿谀顺从，谄媚讨好，而且他的身上还有一种“特异功能”——能够随时体察主人需要什么，也知道自己该怎样做，所以他能经常讨得主子的欢心。 起初，他是在秦二世胡亥的手下做“待诏博士”（即候补博士）。当时，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关东各地纷纷响应。可是，秦二世偏偏不相信，因为他只喜欢听“天下太平”之类的吉利话。 这一天，胡亥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是否发兵讨伐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军。叔孙通知道胡亥的“脾气”，便抢先奏道：“先皇在世时，早就拆毁城墙，销毁了天下的兵器。现在，上有明主，下有严明的法令，国家太平无事，谁会起来造反？陈胜这些人只不过是几个偷鸡摸狗的‘盗贼’而已，地方官已经在积极追捕，请陛下不必担心！” 胡亥听后，满心欢喜，直夸叔孙通讲得好，又问其他博士的意见。有的博士机灵，也说陈胜是“盗贼”；有的比较老实，则说是“造反”。结果，说“造反”的都被秦二世治罪，因为说“造反”就等于说天下大乱，这简直是在往皇帝的脸上“抹黑”；至于带头说“盗贼”的叔孙通，则成了“有功之臣”，胡亥赏给他帛20匹、锦衣1袭，还将他正式提升为“博士”。在这里，叔孙通简直是一个典型的“谄谀之辈”！ 后来，他去投奔刘邦时，穿的是儒生衣服。可是，刘邦素来不喜欢儒生，所以对他就没有什么好感。叔孙通活像一条“变色龙”，具有超人的反应能力，所以，他马上改穿小袄，刘邦见了，当然是“眉开眼笑”！ 最让刘邦开心的是，叔孙通为他制定礼仪，让他尝到了“天子”的快乐！原来，汉高祖打下天下之后，那些功臣都仗着自己是“有功之臣”，当面跟刘邦“称兄论弟”，没大没小。刘邦见了，很不痛快，觉得自己不像是一个“皇帝”，为此他头痛不已。 这时，叔孙通就来了一个“雪中送炭”，为他制定了一套礼仪。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在长乐宫举行大朝会，第一次实行叔孙通制定的礼仪，大获成功。当时，群臣哗啦啦跪下一大片，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刘邦说了一句：“众爱卿平身！”这真是一种痛快淋漓的“政治游戏”！刘邦在马背上打了大半辈子，什么阵势没见过，就是从来没有品尝过这种让他陶醉的感觉，所以，他脱口说了一句千古名言：“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在皇权**时代，权力（特别是至高无上的皇权）本来就很诱人。现在，叔孙通又在至高无上的皇权上面撒了一层“美味佐料”，使许多有“政治野心”的人更加垂涎三尺。为此，他们哪怕是冒着满门抄斩、诛灭九族的风险，也无怨无悔。 这套礼仪，是以美化、神化帝王，同时剥夺群臣的人格与尊严为前提的。自从叔孙通为刘邦制定礼仪开始，对**帝王的崇拜就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一个无法根治的“顽疾”。这种帝王崇拜，就像是“鸦片烟”一样，成为**君主和臣下的共同需要：皇帝需要利用它来巩固政权，坐稳宝座；群臣需要用它为皇帝抬轿子，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经过二千多年的渗透、发展，这种帝王崇拜已经深入到许多人的骨髓里，而这种崇拜与世界文明的潮流却是“格格不入”！ 这不，连大史学家司马迁都对叔孙通非常崇拜： “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看来，司马迁非但没有看透叔孙通所制定的礼仪背后隐藏的“玄机”，及其对后世的恶劣影响，反而在《史记》里对他大肆吹捧，说他是“汉家儒宗”，是一位顺应时势的历史人物！其实，这位“汉家儒宗”也只不过是趴在刘邦脚下的一条“儒狗”而已。在中国历史上，叔孙通的最大功绩就是：除了自己带头做“狗”以外，还制定礼仪，让千千万万的人都做皇帝的“狗”！ 士大夫的“工具化”：“两面派”韩愈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号昌黎，河北昌黎人。在中国历史上，这位韩愈先生可了不得，他是唐代儒学和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文以载道”的主张影响巨大，所以又被尊称为“韩文公”，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被许多人“顶礼膜拜”的大家人品却不怎么样，喜欢在权力场上追名逐利。为此，他不惜翻云覆雨，阿谀权贵，把自己的“政治理想”践踏在脚下。 韩愈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因为父亲和两位兄长死得早，他是由寡嫂抚养成人的。早年，韩愈的生活颇为艰苦，经常是“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无僦屋赁仆之资”。所以，在《答崔立之书》中，韩愈自称： “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 这段话非常重要，因为这里虽然说的是他早年的一段思想经历，却也反映了他的出仕观和人生观。纵观韩愈一生，无一不与这段话“符合若契”：早年，他“读圣人之书”，所以他一直认为做官乃“皆为人耳”，是要造福天下苍生，而不是为自己谋好处；等他成年后，也许是穷怕了，遂一改前念，将出仕视为摆脱贫苦生活的一条捷径，开始认为做官“不唯为人耳”；等他进京赶考时，发现举进士者“人多贵之”，又认识到做官可以使自己大富大贵，所以，他就开始一心向上爬，“诚乐之，就求其术”！ 韩愈自从19岁进京应举，曾三次落第，直到25岁时才混上了一个进士。但是，在唐代，进士只是一个身份，想做官还要再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行。结果，韩愈连考三次，都没有考过去。于是，他又多次上书宰相，乞求“一官半职”，竟然石沉大海，连个回音都没有。30岁时，韩愈就去了汴州，在宣武节度使董晋的手下做了个小推官，开始踏入仕途。 为了求官，韩愈不惜颠倒黑白，阿谀权贵。当时，京兆尹李实是一个大贪官。有一年，京畿大旱，李实却向皇帝报告：“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最后，老百姓交不起皇粮国税，只好“坏屋卖瓦木，麦苗以输官”。为了求个官做，韩愈居然写信表示自己对李实的“仰慕之情”，“未有见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还说自己“虽在千百年之前，犹敬而慕之，况亲逢阁下，得不候于左右以效其恳恳”，真是有点“肉麻”，读后让人大倒胃口！ 在做人方面，韩愈也经常是大耍其“两面派”的手法。例如，在《上郑尚书相公启》中，他曾吹嘘自己“日与宦者为敌”，一向反对宦官监军。可是，在《送汴州监军俱文珍》一文中，韩愈却大肆吹捧俱文珍： “故我监军俱公，辍侍从之荣，受腹心之寄，奋其武毅，张我皇威，遇变出奇，先事独运，偃息谈笑，危疑以平。天子无东顾之忧，方伯有同和之美。” 在唐朝历史上，这位俱文珍可是一个“非常人物”，就是他一手逼迫唐顺宗退位，致使“永贞革新”夭折，真可以说是臭名远扬。对这种人，韩愈竟然大加吹捧，真是让人作呕！ 长期以来，韩愈被推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排斥佛教，并领导儒学复兴。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亲自迎佛骨入宫。一时间，此事成为京师长安的头号新闻，朝野震动。而韩愈一向自诩为“儒学领袖”，以排斥佛教为己任，当然无法保持缄默，便上了一篇《谏佛骨表》，触怒了皇帝。幸亏宰相裴度等人出面周旋，韩愈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露出马脚，是在他被贬出朝廷以后。在半路上，他就写了《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二首》，里面有“嗟我亦拙谋，致身落南蛮。茫然失所诣，无路何能还”等语，悔恨之意已经溢于言表，同时表露出急于要还朝的心态。 一到潮州，韩愈就立刻上了一篇《到潮州谢上表》。如果说此前为了求官、保官，他曾“违心”地作过一些阿谀奉承的诗文的话，那么这份表章就写得真让人有些恶心。首先，他把自己“臭骂”了一通：“狂妄戆愚，不识礼度，陈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万死莫塞。” 然后，他把自己的文才大大地“吹嘘”了一番，说自己的文章可以“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让”，这真是往自己脸上“贴金”，有点厚颜无耻了。 最后，他又大肆吹捧宪宗的“文治武功”，乞求皇帝开恩：“而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前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作为“一代文宗”，韩愈居然写出这样的表章来，而且是用这种近似“哀求”的方式，真是让人“为之汗颜”！ 此外，为了讨好皇帝，韩愈又用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对佛教的态度。所以，一到潮州，韩愈就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有点“迫不及待”地三次致函当地的名僧——大颠法师，表示自己的“景仰”之意，真可谓“三顾茅庐”了。 问题是，韩愈是一位闻名天下的排佛领袖，这次又因为劝谏皇帝迎佛骨而被贬到潮州。一到潮州，他竟然急着去结交一位地方上的名僧，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见面，这让人做何感想？ 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说韩愈是对壁画感兴趣，也有人说他想与大颠法师交流学术，试图了解一下佛教。但是，韩愈刚刚到任，大概连自己手下的官吏还没有认全，就急忙再三求见一个他素未谋面，又是历来被他“深恶痛绝”的佛教人士，况且自己又恰恰是因为排佛而被贬到潮州的。最合乎逻辑，也是最合理的解释是：韩愈要借这一举动向素来崇敬佛教的宪宗表示悔改之意，好取得他的谅解。 韩愈的这些言论和行动，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 一是宪宗的怒火逐渐平息。这年十月，韩愈调任袁州刺史，可见他的策略已经奏效。次年，穆宗即位，大赦天下，他就被召回京师，出任国子祭酒。 二是坊间开始谣传：韩愈开始信奉佛教。为此，朝廷大员、尚书孟简还写信批评他。韩愈向来是以“辟佛传道”的领袖自居，所以，他慌了手脚，马上写了一封《与孟尚书书》，着手辟谣： “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要自以为难得，因与往来。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与之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 随后，韩愈笔锋一转，大颠法师信奉的“佛祖”就遭到了他的质疑：“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类君子邪？小人邪？”而且，佛教的危害“过于杨墨”，“礼乐崩而夷狄横，几何其不为禽兽也”。至于他刚刚留衣作别的大颠法师，也从一位“颇聪明，识道理”的名士变成了一个“与之语，虽不尽解”的普通和尚。 如果我们联系韩愈这一时期的许多互相矛盾的言论和行动，就会得出一个结论：韩愈虽然信奉儒家思想，但他又是一个对“功名利禄”极其看重的人。自从踏上仕途，韩愈的权力欲就压倒了理性，信奉的是做官不只“为人”，更要“有利乎己”的观念。为了保住自己的仕途和地位，韩愈不但能够阿谀奉承、首鼠两端，甚至可以在自己一贯标榜的政治原则——“辟佛传道”上妥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古往今来，中国人都“望子成龙”，因此留下了不少教育子孙后代的诗词，韩愈也不例外。例如，他有一首《示儿》诗： “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问客之所为，峨冠讲唐虞。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 开头两句，在叙述自己刚到京师时的窘境后，韩愈就开始对自己的仕途成就沾沾自喜，流露出一派“暴发户”的心态：夸耀自家门上非但“往来无白丁”，还都是“十九持钧枢”的朝廷重臣。对此，就连对韩愈仰慕之至，推崇他可以为“百世师”的苏东坡都读不下去，认为其“所示皆利禄事”，清人全祖望也持此种见解。 总之，韩愈虽是一代文豪，但因为他生活在皇权国家里，也无法抵抗“权力场”的诱惑，所以他在政治上经常是朝三暮四，翻云覆雨，拜倒在**皇权的脚下，把自己的“理想”抛到一边，做出了许多让人难以理解，更不齿的事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朝天子一朝臣” 在皇权**时代，虽说“千军万马齐奔独木桥”，许多人削尖了脑袋，也要挤进官场，好分一杯羹，但这“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别的不说，就算你干得不错，勤勤恳恳，像老黄牛似地做事，讨得了当朝皇帝的欢心和赏识，备受皇帝的宠信和重用，可是，中国的皇帝大多是“短命鬼”，老皇帝一死，你的位子就不一定能坐稳了。因为……新皇帝上台后，自然要重用自己喜欢的人，你就得准备下台了，这就叫“新人新气象”。而且，你在老皇帝手下做了那么多年，只有老皇帝能压住你，新皇帝用起来总觉得不太顺手，干脆让你下台得了。 不过，要是能够“体面”地下台，那倒也不错！这不，宋朝立誓不杀士大夫，为什么会被夸得天花乱坠？在中国历史上，**帝王经常是杀人如草芥，被杀的文人太多了，偶尔出一两个“仁君”，大家当然要把他“奉若神明”！ “一朝天子一朝臣”：李德裕的垮台 在会昌年间（841～846年），大唐帝国最闪亮的一颗流星是宰相李德裕。在他当政期间，政绩卓著，最大的收获就是平定刘稹，收复了昭义镇。 原来，在德宗时，昭义镇还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昭义军”。直到宪宗时，朝廷对河北三镇用兵，昭义镇因为其地处河中、河东、魏博、成德四镇之间，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才变得强大起来，下辖泽州、潞州等好几个州。 在“甘露之变”后，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对宦官专权非常不满，是惟一敢于上表斥责大宦官仇士良罪行的藩镇。后来，仇士良拥立武宗，刘从谏大怒，与朝廷更是“水火不容”。到了会昌三年（843年）四月，刘从谏病危，遗命他的侄子刘稹继任。于是，刘稹自称“留后”，不听朝廷号令。 在李德裕的坚持下，武宗决心讨伐刘稹。对这场战争，李德裕的基本方针是稳扎稳打，先稳住河北的成德、魏博两镇。为此，他亲自给这两个藩镇草拟了一道诏书，晓以利害，明确表示：朝廷尊重以往的惯例，允许他们子孙世袭，并许以重赏，命他们出兵夹击刘稹。 结果，昭义镇孤立无援，很快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最后，刘稹哪里顶得住如此强大的压力，只坚持了一年，便宣告失败，昭义镇又回到了朝廷的手中。 随后，李德裕又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武宗的支持下，他对当时盛行的佛教发动了一场革命，共拆毁佛寺4600多所，僧尼还俗者26万多人，没收良田数万顷，解放奴婢15万人，其规模可谓“空前绝后”，史称“会昌法难”。 这时，李德裕被武宗提升为“太尉”，晋封卫国公，其威望也达到了顶点。在他当政的5年里，出于种种原因，他也曾数次上表辞职，但都没有被皇帝接受。想当初，他刚刚回朝时，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宰相在位的时间不能过长；一旦过长，就容易专权。结果，这句话在李德裕自己的身上应验了：到了武宗后期，他的权力越来越大，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至此，以李宗闵、牛僧孺为代表的“牛党”与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的种种过节，似乎以李德裕的胜利而告一段落了。如果按照这种形势发展下去，李德裕笑到最后确实是可能的。可是，历史往往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时实在是太难以预料了，李德裕最后也未能“善始善终”，问题只有一个：唐武宗“英年早逝”。 与前几代天子一样，武宗也贪恋长生之术，迷信丹药，到最后竟然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武宗一即位，就非常赏识道士赵归真，命他在三大殿建“九天道场”，自己亲受法箓。为此，一名谏官上疏劝谏，还被他贬为河南府士曹参军。此后，武宗对赵归真的宠幸有增无减，连李德裕的劝谏也不以为意。 到了会昌五年（845年）十月，因为服用了赵归真炼制的金丹，武宗的性情开始变得暴躁起来，喜怒无常，这个症状与当年的宪宗差不多，已经不是“好兆头”了。入冬以后，连武宗自己也觉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像是患了一场大病。这时，赵归真却奏道：“陛下，请您不必担心！这是脱胎换骨，请您一定要坚持。”所以，武宗也就没有放在心上，还叮嘱左右：“不可让外间知道！”于是，连宰相李德裕也被蒙在鼓里。 如此一来，一场悲剧又不可避免了。会昌六年（846年）三月二十三日，武宗终于去见“太上老君”了，年仅33岁。武宗逝世后，宫里的几个大宦官一碰头，决定：以光王为皇太叔，“权勾当军国事”。二十六日，光王正式即位，史称“宣宗”。 作为一个“外臣”，李德裕根本没有想到武宗竟然会这么快撒手而去。他更没想到的是，刚刚即位的宣宗将是一位“致他于死地”的天子。在皇权**体制下，“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古训，竟然会在他的身上变成一个最好的“范例”。 宣宗举行登基大典时，身为太尉的李德裕手捧皇帝的宝册，就站在一旁。大典结束后，宣宗带着一副无法猜测的表情问左右：“刚才站在朕身边的是不是李太尉？他每看朕一眼，朕的汗毛就会立起来！” 四月初三，李德裕就被贬为荆南节度使。第二天，他的亲信、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也被贬为忠州刺史。五月，李德裕的死敌、牛党骨干白敏中入朝为相。 大中元年（847年）二月，李德裕被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闰三月，宣宗下诏：恢复会昌五年（846年）所废佛寺。八月，李德裕的好友李回被赶到西川，担任节度使。九月，宣宗又重翻“吴湘旧案”，李德裕被贬为潮州司马。第二年九月，李德裕第4次被贬，降为崖州（今海南省三亚市）司户，李回再被贬为贺州刺史…… 事情一目了然，凡是李德裕所做的，基本上都被宣宗否定，李德裕及其战友被彻底赶出朝廷，并且一贬再贬，直到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大中三年（849年）正月，经过长途跋涉，李德裕终于抵达崖州，这时他已经63岁了。至于他的两位老对手——李宗闵、牛僧孺，都在他前面去世了。李德裕虽然活到了最后，但他心里也非常清楚：其实，最终失败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因为自己的功绩都已经被新皇帝彻底否定了。十二月十日，李德裕忧郁而死。对此，有人感慨万千，写了一首诗： “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看望崖州！” 就这样，这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以三位首脑人物的相继去世而逐渐平息下来。关于这场党争，是非自有公论，但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他们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真正的胜利者也许只有一个，就是大唐帝国的“新主人”——唐宣宗，这也是皇权**时代的“宿命”！ “一朝天子一朝臣”：“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到了乾隆后期，和珅一跃成为权倾朝野的“政治暴发户”。当时，和珅虽然未能越过阿桂，坐上首席军机大臣的“金交椅”，实现“位极人臣”的梦想，但人们都是“心如明镜”：和珅才是乾隆最宠信的大臣。 对于和珅在朝廷里的独特地位，就连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乔治·斯当东也发现了： “这位中堂大人（指和珅）统率百僚，管理庶务，许多中国人私下称之为‘二皇帝’。” 这种现象具有特殊的意义，可以称为“和珅现象”。那么，和珅为什么能够飞速跃上政治舞台，并得到乾隆的专宠？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谜”！ 和珅（1750～1799年），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对于和珅来说，乾隆四十年（1775年）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里程碑”。此前，和珅名不见经传，大家都不知他是何许人也。此后，和珅一炮走红，直蹿九霄，而且这颗新星从此照耀着苍穹，终乾隆一朝而不曾消殒。 最让人不解的是，和珅一受到乾隆的赏识，就像坐上了“直升飞机”，一个劲往上蹿：乾隆四十年（1775年），升任乾清宫御前侍卫兼正蓝旗满洲副都统；次年正月，和珅出任户部右侍郎；三月，升任军机大臣；四月，兼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八月，调任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十二月，兼任步军统领（即“九门提督”，相当于京师卫戍司令），跻身于一品大员的行列，成为乾隆的“贴心人”。在此之前，和珅还只是一个三等侍卫、五品官，不过一年时间，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员，一跃成为显赫的一品朝臣，成了乾隆眼前的“大红人”。 在升官的速度上，和珅虽然不是皇亲国戚，却超过了乾隆的小舅子傅恒：从一个侍卫到进入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军机处，傅恒花了5年时间，而和珅与乾隆结识才1年，就进了军机处。 和珅之所以能在官场骤起，得宠高升，到底有什么秘诀？世人众说纷纭！说起来，和珅可以称得上一位“投机钻营大师”，他钻营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善于揣摩乾隆的心思。身为堂堂的军机大臣、一品大员，他在乾隆面前总是低三下四，“言不称臣，必曰奴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 俗话说得好，“龙眼无恩”！在皇权**体制下，要想成为乾隆肚子里的一条“蛔虫”，可不容易，和珅却做到了。从前文提到的云贵总督李侍尧一案，我们就可以见识和珅“这一手”的厉害。当时，和珅体念“天心”，虽然李侍尧贪污罪行昭昭，但他力主从轻发落。结果，和珅这一宝“押”得很准，深契圣意，先后升任户部尚书、议政大臣、镶蓝旗都统。 嘉庆元年（1796年）初，乾隆禅位于第十五子颙琰。但是，在退居“太上皇”后，乾隆依然坚持“传位不传权”的方针，死死把持着最高权力，嘉庆顶多只是一个“实习皇帝”。 不过，乾隆尽管贪念最高权力，但岁月不饶人，他毕竟老了，记忆力也开始衰退，经常是“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大概是得了“老年健忘症”。平时，他说话含含糊糊，如同“天语”，就连嘉庆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环顾左右，只有和珅才能听懂这种“天语”，和珅也就成了太上皇面前“不可或缺”的“高级翻译”。于是，和珅俨然成为太上皇的“化身”，或者说，在太上皇头脑不清醒时，和珅就是太上皇。 所以，在乾隆的眼里，和珅可是一个“大大的忠臣”。嘉庆二年（1797年）八月，阿桂病死，乾隆就命和珅继任首席军机大臣，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至此，和珅终于爬上了自己仕途的巅峰，位极人臣。 可是，和珅虽然精明，可以把乾隆“哄得团团转”，但他却忘记了一条古语——“一朝天子一朝臣”，竟然得罪了眼下虽然没有多少实权，但迟早要掌握帝国最高权力的嘉庆帝颙琰。 原来，在当皇子时，颙琰有好几位老师，其中朱珪对他的影响最大，也最深，他对朱珪也最为敬重。颙琰即位后，朱珪正在遥远的南方担任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一听到嘉庆即位的消息，他非常高兴，急忙把自己编撰的诗册送呈嘉庆“御览”。不久，乾隆准备将朱珪召回京师，担任内阁大学士，辅佐儿子嘉庆。嘉庆知道后，非常高兴，急忙写了一首诗，派人送给恩师，表示祝贺之意。 不知怎地，这首诗竟然落到了和珅的手里。和珅看后，非常妒忌，担心朱珪一旦受到重用，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就立即跑到太上皇那里“告密”，挑拨离间，说这是嘉庆帝“欲市恩于师傅”。乾隆虽然把皇位让了出去，但他还想独揽朝纲，尤其不愿意见到儿子向恩师卖好之类的事情发生，所以他很不痛快，便咨询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董诰的意见。董诰担心这事会牵连到嘉庆，急忙叩头奏道：“圣主无过言！”乾隆这才冷静了一些，思虑了许久，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就告诉董诰：“汝大臣，善为朕辅导之（指嘉庆帝）！” 不过，乾隆虽然放了嘉庆一马，却把气都撒到了朱珪的身上。那朱珪正在广州翘首期盼来自京师的佳音，不料突然接到一道上谕，给了他“当头一棒”： “前因大学士缺出，朱珪科分较深，学问素优，人亦端谨，是以降旨令其来京，原欲将伊补授大学士。乃节据魁伦奏到，粤东艇匪驶至闽浙洋面肆劫，是朱珪于署理总督任内不能认真缉捕，咎实难辞。本当治以应得之罪，姑念其操守尚好，前任安徽巡抚办理尚无贻误，兹特加恩，仍令补安徽巡抚。” 朱珪的好梦眼看就要成真，却被和珅给横插一杠，美梦破碎了不说，还弄得“鸡飞蛋打”，从两广总督的高位上跌落下来。作为臣子，朱珪又有什么办法？也只能将懊恼吞进肚子里！可是，对嘉庆来说，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眼看着恩师被贬，自己却无能为力，所以他对和珅当然是恨之入骨！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突然殡天！现在，在大清国里，是嘉庆说了算了！第二天和珅就倒霉了，被革职拿问。几天后，和珅被指控犯下二十大罪，被迫自尽。 经查抄，“贪污之王”和珅的财产真是多得惊人，玉器珠宝、西洋奇器多得数不胜数。在查抄时，把他的全部财产编列为109号，其中已估价的26号就价值白银23389万两；照此推算，未估价的83号，又有8亿多两，合计达11亿多两。当时，朝廷每年的国库收入不过7000万两，和珅的家产就抵得上国库16年的全部收入！在他死后，这些财富全部没入皇宫，所以民间就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 对于“和珅现象”，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在乾隆的身边会出现和珅这么一个“小丑”式的人物？其实，和珅与乾隆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正是乾隆的宠信和纵容，和珅才有机会揽权滥用，这对乾隆后期政局的败坏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就连《清史稿》的作者赵尔巽也认为：乾隆晚年，“大臣（指和珅）恃宠乱政，民迫于饥寒，卒成祸乱”。 在《康乾盛世历史报告》中，郭成康教授认为：在康雍乾盛世，存在着三个严重的隐患——人口、物价和皇权的过度膨胀，尤其是后者造成的极端**，“恐怕对康雍乾时代国势转衰更有其直接的促进作用，对十九世纪我们国家彻底败落的影响也更为深远”，因此是“最大的隐患”！ 总之，和珅现象是极端**的皇权国家体制的产物。和珅之所以能够“恃宠乱政”，关键是因为他得到了乾隆的宠信！所以，和珅的“靠山”——乾隆一死，他马上就倒台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贰臣”的悲哀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贰臣”一词，指在前一个朝代做官，投降后一个朝代又做官的人。 可见，“贰臣”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术语。因为痛恨钱谦益，乾隆皇帝下令在《明史》中增列《贰臣传》。从此，“贰臣”这个特殊的词汇公然进入官方撰写的史书中。 根据传统儒家的政治伦理，中国封建文人们一直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最高境界”。但是，中国古代是一个皇权社会，一旦进入“权力场”，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要是刚直不阿，则为当权者所不容；如果曲阿附世，则为后世所不齿。特别是在改朝易代之际，他们经常是“不知所措”：到底是忠于旧王朝，还是投靠新王朝？所以，中国古代文人从政的悲剧便不绝于耳。 其实，中国历史上“贰臣”的面孔早已反复映现，数不胜数。从名相管仲开始，“贰臣”们的身上总是带着耻辱的烙印，但也有一些人不以为耻，甚至“恬不知耻”地以苏武自比！ “贰臣”的悲哀：钱谦益失节降清 钱谦益（1582～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江苏常熟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他考中进士，出任翰林院编修。没过几个月，因为父亲病故，他只好回乡守制。结果，他在家乡常熟一呆就是10年，直到泰昌元年（1620年）才官复原职。 天启元年（1621年），钱谦益出任浙江主考官，被牵扯进一桩科场舞弊案，虽然后来查明与他没有关系，但还是被罢官（皇权政府就是这么不讲理）。天启四年（1624年），他再度复出，以“詹事府少詹事”的头衔参与编撰《明神宗实录》。 因为钱谦益平时与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关系不错，所以，他被阉党列入了“黑名单”——《东林点将录》：“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钱谦益。”不久，阉党大肆整肃东林党人，钱谦益也被革职回乡。 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帝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钱谦益才官复原职，升任礼部侍郎。 但是，好景不长。因为钱谦益的声望高，又有才学，所以他被列入增补内阁成员的名单中。为了排挤钱谦益，礼部侍郎温体仁竟然翻出7年前的科场舞弊案，诬陷钱，使他有口难辩。可气的是，崇祯又偏听偏信，竟然将钱谦益革职。在干掉钱谦益后，温体仁终于挤进内阁，很快就升任首辅。 尽管如此，温体仁对钱谦益还是很忌惮，担心他有朝一日会“东山再起”。崇祯十年（1637年），温体仁指使常熟人张汉儒出面，诬告他58条罪状，将乡居8年的钱谦益逮捕入狱。 钱谦益无端蒙受冤屈，一面上疏朝廷，为自己申冤，一面通过亲朋好友，找到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原来，钱谦益曾为天启初年的大太监王安撰写碑文，而曹化淳正好出自王安门下。曹化淳迫于情面，不好推辞，只得插手此案。结果，真相大白：此案是温体仁一手导演！直到这时，崇祯才恍然大悟：自己的宠臣温体仁竟然在背后结党营私。所以，他当机立断：立即罢免温体仁，释放钱谦益。但是，钱谦益的官运依然很差，没能官复原职。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崇祯在煤山上吊自杀。随后，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弘光政权。因为钱谦益名气大，被弘光小朝廷委任为礼部尚书，达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顶点。 不过，这一切都是“昙花一现”。南明弘光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大举南下，福王、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只顾自个儿逃命，把百官都丢在南京。面对强大的满洲铁骑，钱谦益手下没有一兵一卒，束手无策。当时，爱妾柳如是曾劝他一死殉国。可是，钱谦益却暴露出贪生怕死的弱点，于五月乙酉率领文武官员出城投降。 降清后，钱谦益被清廷任命为礼部侍郎，充任修撰《明史》副总裁。不过，国破家亡，钱的心里也很不好受，在仕途与名节之间徘徊，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痛苦之中。几个月后，他就借口有病，请假回到家乡常熟。 顺治四年（1647年），钱谦益因为卷入抗清斗争，被清朝当局逮捕入狱。这种看似“出尔反尔”的行径，正反映了钱的痛苦和无奈：作为一个“失节者”，他在心底里为自己的错误忏悔，想以抗清举动来洗刷自己曾经降清的污点。最后，钱谦益却落得了一个“两面不是人”的下场：在明朝遗老遗少的眼里，他是一个“叛臣”；在清朝统治者看来，他又是一个“朝秦暮楚”的贰臣。 后来，经过柳如是多方奔走营救，请托斡旋，钱才侥幸逃过这一劫。出狱后，他移居红豆山庄，表面上“退隐林下”，但在暗中仍然与各地的反清势力保持联系。 到了康熙三年（1664年），钱谦益卧床不起，眼看不行了，家里却连“丧葬费”都出不起。恰好，有一位盐台顾大人来恳求钱代他写几篇文章，许给“润笔”（即稿费）1000两白银。可是，这时钱已经无力写作，只好求来访的黄宗羲代笔，黄觉得很为难。无奈，钱谦益就来了一个“霸王硬上弓”——命家人把黄反锁在书房内。最后，黄宗羲“被迫”写了几篇文章，这才帮钱处理后事。 据说，在临死前，钱谦益还在为自己的失节行为痛悔不已，说出了一句让人“肝肠寸断”的话：“当初不死在乙酉日（指南京城陷落之日），这不是太晚了吗？” 后来，黄宗羲写了一首《南雷诗历》，来纪念他： “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凭裀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 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他在文学和史学领域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因为他在明朝灭亡后一度失节降清，所以遭到许多人的蔑视，因而对他的作品嗤之以鼻。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却失之偏颇，对钱谦益也不公平。 与那些“慷慨激昂”的仁人志士相比，钱谦益真是活得很累：在明清鼎革的历史剧变中，他显得过于优柔寡断，近似于苟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仕途上，钱谦益接连遭受挫折，而他又一心要“治国平天下”，不甘心做一个平庸的文人，这个矛盾始终阴魂不散地萦绕在他的心头，难以摆脱，最终扭曲了他的心灵。 在皇权时代，钱谦益的人生悲剧，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命运的“真实写照”！ “贰臣”的悲哀：“草间偷活”的吴伟业 明末清初，在江南地区有三位大诗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其中，吴伟业有一首诗： “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 读起来，这句话很酸楚，也很凄凉。可以想见，在“江左三大家”当中，吴梅村应该是活得最“痛苦”的一位。 吴伟业（1609～1671年），字骏公，晚号梅村，又号鹿樵生，江苏太仓人。早年，他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就很聪明，后来又拜在名师张溥的门下，文章大有长进，学业精益求精。 崇祯四年（1631年），吴伟业进京参加会试，名列第一。殿试时，崇祯御笔在他的试卷上批了8个大字——“正大博雅，足式诡靡”，认为他的文章很合乎“上意”。随后，皇帝又特许这个新科榜眼“驰节还里门”，合卺完婚，这简直是轰动江南的一场婚礼。所以，他的恩师张溥很得意：“天下好事皆归子！”对此，吴伟业也有点得意忘形，自视甚高： “陆机词赋，早年独步江东；苏轼文章，一日喧传天下。” 崇祯九年（1636年），吴伟业才28岁，就被任命为湖广乡试的主考官，可见崇祯对他多么信任！崇祯十年（1637年），他被任命为东宫讲读，这是多少饱学之士做梦才能做到的位置。次年，皇太子出阁，就读于文华殿，崇祯亲临，询问《尚书》大义，并赐给他“龙团月片，甘瓜脆李”。 在这一阶段，吴伟业真可谓“一帆风顺”，他的成就让人眼花缭乱，叫好鼓掌都来不及！ 对于吴伟业的一生，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一位是老师张溥，另一位是亲家陈之遴：前者使他卷入了明末的党争，后者促使他接受清朝的征召。这两件事虽然相隔多年，但就吴伟业个人而言，后来他投靠清朝，正是他当初介入崇祯时期党争的必然结果。 在皇权社会里，如果说政客们喜欢附庸风雅的话，那么，文人们也大多具有“附庸政治”的兴致。张溥虽然是一位文学家，但他似乎更愿意当一位“政治活动家”。崇祯初年，皇帝清除阉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比较宽松，张溥乘机发起“复社”，议论朝政，针砭时弊，俨然一派“反对党”的派头。 一般来说，中国的文人不善于玩弄政治，即使像张溥这样的名人，也经常在政治现实面前碰个头破血流。他不明白的是，在皇权时代，文人的命运都捏在皇帝的手心里：当他需要知识分子出声时，文人才可以出声；当他不需要时，文人们最好闭紧嘴巴，别自讨没趣。在历史上，那些被杀掉的文人，大多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为帝王多么爱护他们，而“不合时宜”地发出声音的结果。 在老师张溥的鼓励下，吴伟业竟然头脑发热，以为自己肩负着拯救“天下苍生”的重任，便上书陈词，甚至利用皇帝召见的机会，“进端本澄源之论”，将政敌狠狠批了一通。 可是，吴伟业不明白：中国的皇帝独裁成性，他们在左手给知识分子自由的时候，右手也随时准备收回自由；何况，崇祯又是一个疑心很重、喜欢朝令夕改的人！ 所以，没过多久，复社就受到朝廷打压，张溥也遭到指控，大有“山雨欲来”之势。这时，吴伟业害怕了，觉得北京不是他待的地方，就主动当“逃兵”，跑到南京当了一个国子司业，虽然是冷板凳，但毕竟离开了政治漩涡，至少能睡一个安稳觉。 令许多人不能理解的是，像吴伟业这样一位文学名家，又深受崇祯的“知遇之恩”，为什么不能像陈子龙、夏完淳那样舍身取义，或者像顾炎武、黄宗羲那样隐姓埋名，坚决不肯为清朝服务呢？至少，他可以学王夫之那样，保存明朝的衣冠，躲在大山里读书。 不过，这些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在中国古代的文人里，强者太少，而弱者太多，许多人向来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的哲学，宁愿跪下来求生，也不愿意站着去死！ 吴伟业虽然身体不太好，向来多病，可他的入世之心却很重，虚荣之心更强。也许，他一生下来就有“鸿鹄之志”，对自己的期望值很高吧！因为他舍不得放弃荣华富贵，所以他既不能“杀身成仁”，也不能“隐身岩穴”。怎么办？没有别的选择，也只有“忍辱偷生”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让吴伟业后来“痛心疾首”的是，自己竟然受不住诱惑，接受清朝征召，去北京做官，也毁掉了自己一生的清誉。 原来，明朝灭亡后，清廷在进行武力征服的同时，为了笼络汉人，也在进行“文化征服”，积极招诱天下名士。当时，“江左三大家”里的钱谦益、龚鼎孳早就投降清朝，不知怎么的，清朝政府偏偏没有注意到吴伟业。 顺治十年（1653年），在钱谦益的授意下，由吴伟业出面发起，江南九郡的文人齐聚虎丘广场。在上次崇祯六年（1633年）的虎丘大会上，吴是以榜眼和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出场的，充其量只是一位众望所归的“明日之星”。而这次虎丘大会，他是大出风头，成为一位众星捧月的“精神领袖”，一位举足轻重的“文坛泰斗”。所以，他的儿女亲家陈之遴一推荐，清廷就立即征召他进京。 此时，吴伟业真是“进退维谷”！就在吴伟业复出之说甚嚣尘上之时，他的好友、“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曾致书劝阻：吴曾蒙崇祯厚恩，科名第一，这是一不可出；短短数年内，吴就被崇祯提升为大臣，这是二不可出；吴若再次出山，官位、清望都会大打折扣，这是三不可出。当时，吴也曾回信，慷慨激昂地表示：“必不负良友！” 吴伟业虽是一个文人，但在张溥的诱导下，他也曾参与崇祯朝的党争，积极的方面是懂得了官场的险恶，消极的方面是亲身感受到了“权力场”的诱惑。在权力场的盛宴上，那一杯文学的美酒又算得了什么？所以，面对清朝的征召，吴伟业最终还是动心了，因为他不愿意“老死牖下”。何况，他身边还有一位早已卖身投靠清朝的密友兼亲家陈之遴在积极怂恿他！ 临行前，亲朋好友都来为他送行。这时，有一位少年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宴会上。吴伟业打开一看，脸色都变了——里面有一首诗： “千人石上千人坐，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 在这里，“寄语”二字，多少带有一点劝诫的意思：阁下，您的一生已经是一半清朝一半明朝了，还执意要去做“两朝天子一朝臣”吗？ 让他大失所望的是，进京以后，“大名鼎鼎”的吴伟业竟然只捞到了一个几乎带有“羞辱”性质的的秘书院侍讲（从四品），甚至比他当初在南明政府里的詹事府少詹事还低了半级。为此，他付出了“变节”的代价，付出了数十年声名的代价，得到的却是冷遇、漠视和猜疑。要是早知如此，吴伟业还不如不降清呢！ 吴伟业也真是一个“书呆子”，他也不想想：大清朝已经入关十年，早就坐稳龙廷了，像他这样一位归顺太迟的文人，还能指望顺治皇帝专门为他开“欢迎会”吗？ 在北京的几年里，清朝的政局风云突变，大案迭起，吴伟业担心自己会被牵连进去，真可谓“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最后，他拨拉一番“小算盘”后，发现自己真是干了一件大蠢事：在这场“零和游戏”中，什么都没有得到，连自己的未来和前途都搭了进去，真是输得够惨的！ “贰臣”的悲哀：吴伟业 特别是在吴伟业仕清以后，一想起崇祯皇帝过去赐给自己的种种恩典，他就会椎心泣血，悔恨万分，无法原谅自己。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忘恩（尤其是辜负帝王之恩）负义，最被人不齿。于是，他就以伯母张夫人病逝为由，辞官南归。 对于吴伟业来说，这几年的“贰臣生涯”犹如南柯一梦：清廷的戏弄、权贵的欺凌、舆论的耻笑、青史上的污点，或许还要加上对自己失足的悔恨。所有这些加在一块，应该足以令他清醒一点，从此循规蹈矩，不敢再有任何“非分之想”！ 其实，也不能完全怪罪吴伟业！在皇权体制下，能够对“权力场”不抱任何幻想，决绝地挺直腰杆站立着的文人，古今又有几人？ 从此，吴伟业一直生活在痛苦和忏悔之中。一直到死神来临的那一瞬间，他对自己的背叛和失足也不肯原谅： “吾一生际遇，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刻不尝辛苦，实为天下第一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袍，葬我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 一直到死亡，吴伟业都生活在一种“无时不在”的忏悔之中。忏悔，是一种崇高的美德，是对自己、对社会、对历史表现出来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中国人通常不喜欢忏悔，特别是中国文人更缺乏一种“忏悔精神”。在西方文化史上，圣奥古斯丁和卢梭都写过《忏悔录》，而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却找不到一本类似的著作。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文人甚至不如那些皇帝们，在实在混不下去的时候，他们还会下一道“罪己诏”，把自己痛骂一番，崇祯皇帝就曾“涕泪滂沱”地干过这桩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文人即使错了也不肯认账，还推诿、狡辩，甚至倒打一耙！ 长期以来，在“江左三大家”中，一直是按钱谦益第一、吴伟业第二、龚鼎孳第三这样的次序排列的，逐渐形成了一种定论。不过，如果是从纯文学的角度，吴伟业和钱谦益至少是“不相上下”；要是从道德的角度衡量，在明清鼎革之际的政治表现，吴似乎要胜于钱，更胜于龚，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之所以将他们三个人列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生逢末世，命运不济，坎坷半生的遭遇大致相同。但是，具体到每个人，情况又不一样了：钱是一个政治化的文人，深陷政治漩涡；龚是一个带有几分“市侩气”的文人，热衷于政治投机；吴则是一个更纯粹些的文人，素来胆小怕事，又体弱多病，想躲开权力场，可是权力场偏偏不肯放过他。 也许，吴伟业的命运就是中国文人的“共同厄运”吧！在皇权国家体制下，皇帝老子要想和你过不去，你想对权力场来一个“不粘锅”，根本办不到！正如托尔斯泰所说的：时代要和你闹别扭的话，让你在盐水里煮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弄得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也是可能的。在这一点上，吴伟业似乎是“在劫难逃”，难怪他要痛苦万分地说自己是“沉吟不断，草间偷活”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文字狱”的牺牲品 所谓“文字狱”，就是在皇权时代，为了维护自己的高压统治，帝王们不惜用暴力来打击异己分子，镇压那些不合自己口味的“持不同政见者”，从而制造出来的一些因为言论、思想而犯罪的案件。其中，一些文字狱完全没有政治意义，只不过是皇权膨胀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割据，谁也无法对思想进行控制，所以，中国思想界绚丽无比，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灿烂局面。当时，有十几家学说流行，而儒家只是其中一家而已，其流行程度甚至还比不上墨家学说，孔子门下实在是冷冷清清。 等到秦朝建立，秦始皇就把手伸得长长的，管起人民的思想来。由于秦始皇荒淫无道，性情又残暴，有许多人“引经据典”地批评他，嬴政勃然大怒，就放了一把火，把诸子百家的书全烧了，还把四百多位儒生、方士活埋。没过几年，曾经强盛一时的大秦帝国就“土崩瓦解”了。 到汉武帝时，采取了一种比较温和的办法，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儒家思想来一统天下。从此，诸子百家都不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儒家。到了隋朝，统治者做得更绝，建立了科举制度。要想做官，不仅要接受儒家思想，还得熟读《四书》、《五经》，才有出路。所以，唐、宋、元、明、清各朝都抬出科举制度来压人。 不过，说到底，儒家思想也只是封建帝王手中的一件“玩物”罢了。例如，孟子曾说过“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明太祖朱元璋读后勃然大怒：“要是他还活着的话，我一定把这个老东西抓来宰了！”可见，那些帝王在“骨子里”并非真正信奉儒家思想，而是采取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对他们有用的，就拿过来，加以利用；对他们没用的，抑或有害的，即便是“亚圣”孟子的思想，也要抛弃。 在皇权至上的时代，帝王们压制异端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制造出大量的“文字狱”，使天下读书人在他们的淫威下“服首帖耳”。在这种高压统治下，别说是发表什么“异端思想”，就连在私下里骂一声“狗皇帝”，也要冒很大的风险，搞不好连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还会株连九族（甚至十族）。 所以，一部“文字狱”的血泪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思想被压制、被摧残、被阉割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老百姓被愚化的历史。千百年来，为了追求所谓的“长治久安”，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千方百计地压制各种异端思想，听不进任何“逆耳忠言”。即便是圣明的唐太宗李世民，有时也听不进那个忠心耿耿的魏征的劝谏。有一次，在与魏征吵架后，他甚至告诉大老婆——长孙皇后：“我真恨不得把这个乡巴佬活活宰掉才好！”幸亏长孙皇后比较贤明，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用好言好语劝解唐太宗，魏征这才没有人头落地，成为“刀下鬼”！ “文字狱”的牺牲品：再说“焚书坑儒” 在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上，焚书坑儒可以说是最大的“国耻”，也是皇权国家制造出来的最大的悲剧！ 皇权社会里，中国人擅长的是“破旧立新”，经常把已经存在的文明消灭得干干净净，再“白手起家”，建立新文明，这是他们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秦始皇焚书坑儒，“破天荒”地将这一思路付诸实施，并传给后人。 焚书运动，起源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与丞相李斯之间的一场辩论，这是士大夫与封建官僚之间的一场大辩论。这场辩论表面上是围绕着“分封制”进行的，但核心问题主要有两个：文化可不可以传承？士大夫可不可以议论朝政？也许，历史早已在冥冥中决定，这场辩论将对中国未来的历史走向起到巨大的作用。 关于这两个问题，西方早已解决了，而中国人经历了二千多年的苦苦探索，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答案。 下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淳于越认为，从来没有听说过不“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制度。对此，李斯“振振有词”地说：三皇五帝各不相同，夏、商、周也是各有自己的制度，并不存在“师法古人”的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李斯“声色俱厉”地指出，不能允许士大夫们入朝时心里指责，出朝后街谈巷议；为了维护帝王的尊严，就必须堵住天下人的嘴。 最后，在秦始皇面前，淳于越只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还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嬴政就“一锤定音”，天下的书籍大多被焚毁。这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经过几千年、多少代人辛辛苦苦地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就这样被付之一炬，不得不从头再来。从此，文明的延续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也许有人认为，在秦朝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加强思想统一，有其历史必然性。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并不足以支持秦始皇的武断和孟浪。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究竟是采用郡县制还是分封制？这个问题其实大有“商榷”的余地。可是，秦始皇不容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就悍然下达了“焚书令”。 至于坑儒，既是焚书的继续，又是焚书的必然结果。因为侯生、卢生说了一些对他不满的话，并离他而去，秦始皇就勃然大怒，非要彻底追查此事不可。最后，他让御史开了一个“黑名单”，将四百六十多人全部活埋。为此，嬴政的长子扶苏专门进谏，恳请父皇“三思而行”，却被发配到边境，去监督蒙恬的军队。结果，秦始皇一死，扶苏就被赵高假传“圣旨”害死。 在这之前，哪怕是再残暴的统治者，也没有像秦始皇那样彻底地毁灭古代文明，把老百姓的嘴巴封得“严严实实”，人民还是有一点言论自由。为什么要坑儒？嬴政的真正目的是“杀鸡给猴看”，以酷刑震慑天下读书人，“诛”读书人之心，以儆效尤。试想一下，四百多人同时被活埋，那是什么场景，也真够惨烈的。从今以后，谁还敢乱说话，议论朝政？ 在这个问题上，李斯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作为皇帝的“鹰犬”，李斯担心读书人议论朝政，会使人心不安，对皇权国家不利，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仅仅因为这个，就要将古代的书籍全部焚毁，那也太过分了，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难道扫除了古代文化，人们就不会议论朝政，对皇权不满了吗？这是什么道理！ 所以，李斯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号投机家”，他的这个“馊主意”并非出于自己的学识和良知，而是出于他那肮脏的心理和卑鄙的目的。结果，李斯的意见正中嬴政的“下怀”他立即付诸实施。要是嬴政不采纳这个“馊主意”，或许大秦帝国还能够多“苟延残喘”一些日子。不幸的是，秦始皇偏偏采纳了李斯的建议，铲除古代文明，禁锢思想，堵塞言路，确立了一种“彻头彻尾”的高压统治，最终导致秦朝迅速崩溃。 翻一翻世界各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一条“铁律”：即使是再的社会，也要留一些“出气口”，给人们一点点发言权，否则就会造成一种“高压效应”。在最黑暗的中世纪，西方学者们虽然不能公开地议论国政，但还是可以悄悄地做自己的学问，统治者也就只当没看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论是多么强大的统治者，他们也没有力量实行“彻头彻尾”的统治，将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管得“严严实实”。所以，“焚书坑儒”绝对是一个“下下之策”，只会引发强大的反作用力，反过来冲击皇权体制。李斯是一个聪明人，他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权势压倒一切，蒙蔽了他的眼睛，导致他只为自己打算，不考虑大秦王朝和皇权国家的长远利益。 至于李斯提出的“以吏为师”的主张，更是恶毒无比。从孔子开始，中国就有私人办学的传统，李斯此举纯粹是大开“历史倒车”，其结果与“焚书坑儒”殊途同归，导致了“高压效应”。可惜的是，后来的帝王大多把李斯的这句话奉为“金玉良言”，不遗余力地推行，根本不允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组织，总是千方百计地压制天下读书人，迫使他们依附于皇权。 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偏偏与嬴政、李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那些被秦始皇弃如撇履，下令焚毁的“书”，恰恰成为此后各个朝代的统治依据，成为被后人奉为“圭皋”的道统；那些被坑杀的“儒生”，偏偏帮助历代帝王巩固江山，不仅不能“坑”，还要奉为上宾。当然，后来的儒生也逐渐学乖了，不再像淳于越那样动不动就露出“反骨”，而是生出了“媚骨”：阿谀奉迎，无所不用其极。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焚书坑儒”，其他都是次要的。即便是从皇权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焚书坑儒”也是一个最笨的办法。到最后，秦朝政府越来越孤立，仅仅依靠李斯、赵高等一小撮人为其撑腰，仅凭裸的暴政来维持统治，这样的王朝当然难以持久。 许多人都知道，在研究历史时，要历史地看问题。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中国，厥功至伟，这是无可否认的。不过，即便是历史地看问题，“焚书坑儒”也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文明显然缺乏民主的胚芽。经过“焚书坑儒”，秦始皇对人民进行高压统治，他为老百姓制造了一个“牢笼”，不允许人民“越雷池一步”，皇权也变得空前的畸形、残暴，充满了血腥气息。其实，这样的皇权统治没有丝毫“进步性”可言！ “文字狱”的牺牲品：“文字狱大师”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的出身不好，家里很穷，父母、兄长早亡。所以，他先是替人打零工，后来又当了和尚。在和尚庙被红巾军烧毁后，朱元璋无路可走，只好去投奔红巾军，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竟然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可是，由于朱元璋出身低下，文化水平不高，学历又不够，导致他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很强烈的“自卑感”。所以，他对臣下的言辞格外敏感，导致了无数的文字狱，中国的皇权统治也因此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过去，朱元璋曾经当过和尚，而和尚的一个最明显特征就是“光头”。所以，在当上皇帝以后，朱元璋对“僧”、“光”、“秃”之类的字眼特别反感。此外，朱元璋又是从红巾军起家，而红巾军向来被地主、官僚们骂作“贼”。于是，朱元璋不只是恨“贼”字，就连声音与“贼”相似的“则”字也一并在厌恶之列。 明朝初年，朱元璋规定：凡是遇到正旦（岁首）、冬至、万寿圣节（皇帝生日）等节日，以及册立皇太子、皇太孙等庆典，各级官府必须上表、笺祝贺。这些表、笺主要是由官府的训导、学正之类的官员写成的，本来是“官样文章”，反正都是一些阿谀奉承之词，谁也不会在意。 谁知道，细心的朱元璋竟然对这个特别计较，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阅读。因为他读书不多，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朱元璋对字音、字义、用典也不大明白。于是，这些“官样文章”经他一读，就都成了语含讥讽的文章，许多训导、学正都成了他的“刀下之鬼”（据说，逃过此难的只有蒲州学正张某）。下面，请读者诸君看一看朱元璋的“光荣榜”： 有一次，河南府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其中有“体干法坤，藻饰太平”八个字，被朱元璋读成“发髡”（等于骂他是“秃驴”），而“藻饰太平”就是“早失太平”，所以许元全家都被抄斩。 陈州训导周冕曾作《万寿贺表》，内有“寿域千秋”一语，本来这是一个美好的词句。可是，朱元璋竟把“寿”附会为“兽”，又不认识“域”字，把“域”读为“或”字，而“或”字又和“祸”字同音，于是周冕也难逃一死。 在德安县训导吴宪所作的《贺立皇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门”的话。结果，朱元璋认为“有道”就是“有盗”，“青门”自然是和尚庙了，这可就犯了他的大忌。所以，他立即下令将吴宪全家一概处死。 当时，北平府学训导林伯瑾写了一份《贺冬节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本来是歌颂朱元璋不仅自己，就连他的子孙都是世人的楷模。没想到，明太祖竟然把“则”字附会为“贼”字。最后，林伯瑾“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也掉了脑袋。 由于朱元璋杀的人太多了，可把主管此事的礼部官员吓坏了，苦苦哀求他降一道表章，让天下臣民有章可循。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圣明仁慈”的明太祖终于动了“菩萨心肠”，命翰林学士刘三吾起草了一份《庆贺谢恩表笺程式》，颁布全国。从此，对于这一类“官样文章”，大小官僚只要填上官衔、姓名就可以了。可见，在朱元璋的皇权统治下，臣子们想要“安安稳稳”地做一个“奴才”都很困难，竟然要用无数“奴才”的鲜血来交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退隐山林，以保全性命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文人的最高追求就是十年寒窗苦读，“达则兼济天下”，青史留名；“穷则独善其身”，退隐山林。这种浪漫的理想，是中国传统文人延续了几千年的梦，已经深深地植根于读书人的人生观中，左右着无数读书人的命运。 可是，随着皇权统治的加强，主义的魔爪几乎是无处不在，读书人即使想独善其身，远离“权力场”这个大染缸，也很困难。所以，对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隐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顽强的毅力和忍耐精神。 顾宪成“金盆洗手” 顾宪成（1550～1612年），字叔时，号泾阳，江苏无锡人。万历八年（1580年），他以二甲第二名考中进士，出任户部主事。初涉权力场，他就锋芒毕露，竟然对权臣张居正不满，还写信给内阁次辅申时行，怂恿他站出来“匡救”时事。 当张居正病重时，文武百官纷纷为他祈祷。对于这种阿谀奉承，顾宪成感到羞耻，从不参与。一些同僚见了，都为他捏把汗，就代他在一封给张居正的“慰问信”上签名。不料，顾宪成知道后，急忙赶去把自己的名字抹掉。在这一点上，他的人品固然令人钦佩，却与当时的官场“格格不入”。 后来，万历帝不喜欢长子朱常洛，想立次子福王（他母亲是宠妃郑贵妃）为太子，结果遭到了群臣的反对。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考功员外郎顾宪成带头上书，建议立朱常洛为太子，触怒了万历皇帝，被革职为民。不久，他弟弟顾允成、朋友高攀龙也先后脱离权力场，回到无锡。 顾宪成兄弟和高攀龙等人都是生性比较豁达的人，一旦脱离权力场，他们就像出了笼的鸟儿一样，可以自由翱翔。于是，他们就将恼人的政治抛到一边，在一起讲求学问，显现出所未前有的洒脱。 因为顾氏兄弟的名声很大，学问又做得好，所以当地的士子们纷纷前来求教。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顾氏兄弟建造了“同人堂”，与士子们一起探讨学问。没多久，因为前来向他求教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同人堂又显得过于狭窄，所以，顾宪成就有意恢复宋朝人杨时在无锡城东创办的“东林书院”。 在征得当地官府的同意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等人修缮了杨时的祠堂，又和一批同仁一起捐资重建精舍，这就是“名噪一时”的东林书院。 对于当时盛行的“阳明心学”，顾宪成有颇多微词，意欲拨乱反正，光大程朱理学。所以，在为东林书院草拟的《院规》中，他遵循朱熹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制定了四要、二惑、九损，其核心就在于“尊经”——尊重儒家经典，反对空谈。可见，顾宪成创办东林书院的宗旨是：正本清源，使天下读书人信奉程朱理学，不为异端邪说（主要是“阳明心学”）所迷惑。 至于东林书院的日常功课以及他们的议论焦点，并不是时政，而是学术，这一点在《东林会约》中有明确规定： “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完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 显然，他们聚在一起，主要是读《四书》，交流自己的学习体会。在为弟弟顾允成写的《小传》中，顾宪成也提到东林书院的日常活动： “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弟进而讲于堂，持论侃侃，远必称孔孟，近必称周程，有新奇险怪之说者，辄愀然改容，辞而却之。” 由此可见，备受后人瞩目的东林讲会，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群情激昂地抨击时政，而是在一起研讨《四书》，从孔孟一直谈到程朱。顾宪成去世后，主持书院的高攀龙、吴觐华继续坚持这一原则，再三强调：“东林之教原本程朱，以穷理致知”。 至于个中的缘由，不言自明。原来，顾宪成等人下野后，对于权力场上的纷争早已厌倦，所以，在回乡后，他们以创办东林书院来寄托心志，只谈学问、莫谈国事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朝廷曾命顾宪成出山，担任南京光禄寺少卿。对此，顾宪成毫不动心，立即写了一份辞呈，强调自己早已不问朝政： “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 这是顾宪成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他早就把自己看作一个“桃花源”中人，对官场已经丝毫不感兴趣了。 第二年，在给好友李三才的信中，顾宪成再次说明自己辞官不做的原因，表示自己要专心办好东林书院，优游于林间水下，不再过问朝政： “东林之社是弟书生腐肠未断处，幸一二同志不我弃，欣然其事，相与日切月磨于其中。年来声气之孚渐多应求，庶几可冀之以补缉桑榆，无虚此生，一旦委而弃之，既有所不忍。凭轼而观，时局千难万难，必大才如丈（指李三才），卓识如丈，全副精神如丈，方有斡旋之望。如弟仅仅可于水间林下藏拙耳，出而驰驱世路，必至偾事。” 所以，在亲手制定的《东林书院院规》里，顾宪成谆谆告诫书院同仁：不许“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意思是，不得评论朝廷的官员以及地方政治。他的后继者吴觐华更是明确规定：“学问二字原不尚议论”；“自今谈经论道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 凡此种种，都说明东林书院最多只是一个“学术团体”，只是为学问而学问，竭力远离政治纷争。可是，清朝人在编写《明史》时，竟然给东林书院戴上了一顶“（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高帽子”，从而误导了后人，以至于一些人把东林书院误解为议论时政的讲坛。对此，美国学者贺凯“一针见血”地指出： “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不过，虽然顾宪成以“桃花源中人”自居，在东林书院潜心学问，不再过问时政，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政治还是找上了他，麻烦恰恰来自他的好友李三才。 李三才，是明朝后期罕见的“干才”。早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他就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先后出任漕运总督、凤阳巡抚，政绩卓著。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内阁大学士朱赓病逝，补充阁员成为朝廷的“当务之急”。这时，一些官员认为，李三才是一个“理想”的阁员人选。 可是，朝廷里派系林立，互相倾轧，李三才这种既有声望又有才干的封疆大吏，当然不受某些权贵的欢迎。为了阻止他入阁，内阁大学士李廷机指使工部郎中邵辅忠出面弹劾李三才，无中生有地给李三才勾画出一副“贪官”的嘴脸，并将这个问题“上纲上线”： “一时只知有（李）三才，不知有陛下，主上势孤，党与日甚。” 同时，御史徐兆魁也跳出来，在“结党营私”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含沙射影”地指出：李三才背后有一个“党”，而且这个“党”就是“藉道学为名”的东林书院。 这么一来，早已退出江湖的顾宪成不得不出面为李三才辩白。为此，他曾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写信：“（李）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学力行，为古淳儒，当行勘以服诸臣心”，希望他们能够查明真相，秉公处理。不料，这些信件竟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刊载在邸报（政府公报）上，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那些反对派以为抓住了“把柄”，纷纷攻击东林书院“遥执朝政”。 这真是大大出乎顾宪成的意料！他之所以写这些信，只是出于与李三才的深厚友情，不愿看到挚友落难，并没有别的意思。顾宪成大概是在“桃花源”里生活得太久了，实在是书生气太足了。过去，在权力场上，他就是特立独行；如今，他已经是一个在野人士了，依然对政治的险恶估计不足，导致事态越来越大，对李三才和东林书院的攻击也越来越升级。 古人云，“官场如战场”，政治斗争的险恶实在是难以预料，不仅李三才陷入了危机，就连顾宪成和东林书院也受到了牵连。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把李三才和顾宪成“挂钩”，并给他们扣上了一顶“大帽子”——“东林党”。 到了万历四十年（1612年）五月，在政敌的一片指责和诽谤声中，顾宪成不幸与世长辞。 此后，对东林书院的攻击越来越“上纲上线”，有人竟然给它扣上了一顶“大帽子”，说它是“遥制国是”的一个“党”。例如，御史田一甲宣称：东林书院“以道学之名号召天下”，“以故李三才、王元翰等一入其党，而贪可为廉；黄克赞、史继偕等不入其党，而贤可以为不肖”。在田一甲的眼里，东林书院不但是“党”，还有严密的组织关系：“入党”？“不入党”？真是荒唐之极！顾宪成到底何时“建党”？李三才等人又何时“入党”？ 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对东林书院的迫害更是变本加厉。当时，魏忠贤的亲信王绍徽炮制了一本《东林点将录》，公然将李三才列为“东林党”的第一号人物，其地位相当于梁山上的晁盖，“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又把与东林书院有关的人，以及它的同情者全部网罗进去，毫不留情地镇压，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最后，天启五年（1625年），由官方出面，将东林书院彻底捣毁。 至此，在明朝历史上曾经轰动一时的东林书院，前后只存在了短短的21年时间就毁于皇权国家的暴力之手，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人来疯”尹嘉铨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尹嘉铨，是一位道学先生，他专门讲授《朱子集注》，在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官也做到了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按说，做官能熬到这个位子上，已经可以了。可是，人就是这样贪心：在缺钱时，物质特别强烈；有了钱以后，权力又会上升；而在官瘾、钱瘾都满足以后，求名的就会浓厚起来，最好是能“举世闻名”。 小孩子有时会说一些疯话，希望大人注意他，这恐怕是“初级阶段”的求名。至于成年人的“人来疯”，或者是故意装疯卖傻，或者是唱唱反调，或者是故作惊人之语。总之，为了求名，自己炒作自己，企图引起别人的注意。这事一点也不奇怪，至少在中国文坛，大家早就司空见惯了。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尹嘉铨退休后，回到老家——直隶博野县时，已经是一名非常“体面”的乡绅了。按理说，他该在家享享清福了吧！可他却不甘于寂寞，因为“名”这个东西就好比是海洛因，一染上就没救了，甚至连死后墓志铭怎么写，都要斟酌再三，这就是求名的在作怪！ 最后，在名的诱惑和驱使下，尹嘉铨竟然做出了一件让乾隆皇帝“大为光火”的事情。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乾隆西巡五台山，驻跸保定。这时，尹嘉铨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名欲了：这样的接驾盛典，又近在咫尺，乾隆怎么会忘记自己这个老臣呢？所以，他就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时常站在村口，向北眺望，看看会不会突然传来一道圣旨，传召他入觐。这位道学先生就一直站在村口，左等不来，右等不到，真是“心急如焚”啊！直到后来，他才想通了：那些地方官们才不愿意他出场，分享一份“皇恩”呢！ 按说，博野县离保定府也很近，这位尹老先生完全可以自己去求见皇帝，尽一份老臣“护驾”之心，估计乾隆也会体恤他这一片“犬马之情”，不会一顿乱棍把他打出来；或者是采取“鸵鸟政策”，死心塌地在家呆着，只当没有这回事，也就不会出问题了。 但是，这位尹老先生偏偏做不到，在家里坐立不安。看来，他很可能得了一种“多动症”。根据现代医学的原理，这种病的患者往往具有很大的冲动性，做事经常不加思考，至于后果更是想也不想。 最后，尹嘉铨灵机一动，想出了为自己已经入土的老父亲——尹会一“添光加彩”的主意：一是请皇帝赐谥号；二是让父亲从祀文庙。如果皇上恩准，自己既当上了孝子，又可以大出风头，在父老乡亲面前露一露脸。所以，天刚蒙蒙亮，他就把大儿子叫了起来，命他火速前往保定府，呈上一份请谥的奏折。谁知，尹嘉铨不仅好梦破灭，还招来一场杀身大祸。直到被押赴刑场，他才后悔自己这一回的“人来疯”实在是玩得太过分了。 作为一个前任大理寺卿，尹嘉铨不可能不知道：此前，乾隆已经处理了已故江苏举人徐述夔的诗歌案子，这件案子涉及到许多人，还有很重要的高层人士。不过，他当时忙着讨小老婆，竟然忽略了这件大案。 尹嘉铨如果不是名欲熏心，就应该从徐述夔的案子里吸取教训：对于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乾隆是相当瞧不起的；如果他们妄自尊大、不安分，那就更是不可“饶恕”的了。 可是，尹嘉铨非但不以此为鉴，反而根本不当一回事，好像乾隆就是他的老朋友，皇帝都到了保定，他竟然只打发大儿子去看看。所以，一看到奏折，乾隆就恼了：“你尹嘉铨是什么东西，竟然派你儿子来，如此不将朕放在眼里，简直是混账之极！”于是，乾隆提起朱笔，在奏折上批道： “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赦免）矣！” 按说，乾隆的话够严厉了，要是换了别人，恐怕早就吓死了。但是，尹嘉铨名欲熏心，又派儿子送来一道奏折，请求皇上恩准他父亲从祀文庙。结果，这一回可真是闯出了大祸。 乾隆看后，顿时火冒三丈：“尹嘉铨竟敢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在皇权社会里，皇帝都说出这样的话了，尹嘉铨的脑袋还能保得住吗？ 当时，内阁大学士三宝奉命审理此案，此人的审案手法有点特别：先从“私生活”入手，把尹嘉铨斗臭、斗倒，逼他自己骂自己。 对这位尹老先生最具杀伤力的攻击手段，就是弹劾他竟然强娶“烈女”为小老婆。结果，正中要害，尹嘉铨一边打自己的嘴巴，一边痛骂自己寡廉鲜耻，欺世盗名，是假道学、伪君子。然后，三宝得意地给他定罪：“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什么是“凌迟”？就是刽子手将犯人一刀一刀地活剐3000次后，才让他死，那可是中国最残酷的刑罚。 最后，还是乾隆“宽宏大量”，没有让他承受凌迟之罪，改为“绞立决”，恩准他痛快地死亡。看来，为自己的这次“人来疯”，尹嘉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写到这里，我不禁为今天的人庆幸！要是自己早生300年，生活在皇权时代，恐怕就不能活得这么逍遥、快活和自在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绝对权力”法则——中国皇权社会的生存密码 引　言：中国古代皇权国家的形成 唐朝大诗人杜牧云：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几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就像陀螺一样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历史运动背后，似乎有某种“超稳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也就是杜牧所说的“后人复哀后人”！这种恒定的东西，可以视为一种规律，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历史定律”。 进入20世纪，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在阐释不同的历史定律。例如：黄炎培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吴思的“血酬定律”，秦晖的“黄宗羲定律”，柏杨的“王朝瓶颈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成王败寇”定律，“兔死狗烹”定律，“家族盛衰循环定律”，等等。 当然，这些说法是否都能够称为“历史定律”，也是大有疑问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有那么一些东西在反复上演，呈现出某种规律性。现在，大家之所以对历史定律这么感兴趣，议论纷纷，就是想走出历史的怪圈，打破中国历史上那些亘古不变的东西，彻底摆脱那种“后人复哀后人”的痛苦，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笔者认为，自秦朝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就是一个以皇权为中心的社会（可以称之为“皇权社会”）。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皇权社会”的面纱，看一看它的“庐山真面目”！ 公元前221年，经过长达十年的兼并战争，秦始皇终于消灭了东方六国，把中央集权制度推向全国，建立了一个以皇权为核心的新型国家（我们称之为“皇权国家”）。有史以来，如此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第一次被置于一个政权（准确地说是一个人）的统治之下。从此，“皇权国家”开始在中华大地上生根、成长，中国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皇权社会”。 虽然秦朝由于过分、残暴，在历史上只存在了15年便土崩瓦解了，可是，“秦亡，而秦法未败”，此后历代王朝在政体上无不继承了秦朝的制度，皇权遂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传统，并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二千多年！ 那么，这种皇权制度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在历史上，任何一种制度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出现的。实际上，秦始皇建立的这种制度已经是一种比较完备的制度了，在此之前它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 在中国历史上，君主可谓“源远流长”，严格地说，它并不是从秦始皇开始的。早在商周时代，中国虽然仍处于早期国家阶段，但国家机器已经具有浓厚的色彩，国王的权力就已经很大了。在《尚书》里，保存了一些国王的诰命，透过这些诰命，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君主大多摆出一副专断、独裁的嘴脸，全国臣民（包括贵族）都要绝对服从他的旨意。例如，商王盘庚准备将国都迁往殷，许多人留恋放土，不愿迁都。这时，盘庚就发出了严厉的威胁：如果谁胆敢违抗王命，不仅自己性命难保，就连子孙后代也要遭殃！可见，商王已经拥有很大的权威，君臣之间的关系已经与原始的民主政治相去甚远。 1． 血缘宗法关系——君主的“生长点”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族组织曾经长期存在。在原始社会末期，当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从而使国家成为一种社会需要时，原有的氏族组织依然存在，只是在功能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就开始履行国家机器的职能，即由原来的氏族组织转变为国家机器。 例如，在进入阶级社会后，支撑着商朝政府的社会支柱就是商族内的各个商人宗族（特别是同姓宗族），血缘纽带并没有被切断；在很大程度上，王朝的社会组织结构与商族共同体内的宗族组织是统一的。 商朝灭亡以后，西周实行“宗法分封制”，情况更为典型。在这一制度下，周王自为大宗，以分封出去的各国诸侯为小宗；诸侯又在其所辖封域内分封子弟、亲属、功臣为卿大夫；受封的卿大夫又依法炮制，建立“侧室”或“分族”，最终形成了一个“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的体制。 当时，卿大夫以邑为家，诸侯以国为家，天子以天下为家。周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士的关系，一方面固然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血缘宗族关系。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血缘宗族组织非但没有受到破坏，反而和国家政权结合，政权与族权、君统与宗统结合，而君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这种血缘宗族关系。 在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的是父权家长制。“父”字，《说文解字》云：“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这个字本身就含有“统治”和“权力”的意思。在父权家长制下，祖、父（通常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贵族）是本家族的首脑，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的手中，在家族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即所谓“家无二主，尊无二上”，整个家族都处于他的绝对权力之下。 所以，在春秋以前，没有独立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有的只是许许多多以贵族为家长的家族。作为家族首脑，某个卿大夫要是和另一个卿大夫作对，就是两族作对；一旦他作乱，就会率领全族作乱；如果他出走，就会率领全族出走；倘若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全族都要遭殃。在家族内部，其他成员对家长要绝对服从；对他们，家长拥有绝对的权力，甚至可以生杀予夺。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晋国贵族赵孟子与小宗邯郸午闹矛盾，“赵孟子怒，召午，而囚诸晋阳，……遂杀午。”大宗宗子一生气，对小宗就可以要召就召、要关就关、要杀就杀，可见大宗对小宗权力之大、权威之高。 自古以来，中国的家族关系从来就不是“横向”的，而是“纵向”的，其核心原则是“孝悌”，根本不讲究什么“民主”、“平等”。那么，什么是“孝悌”？按照孔子的说法，“孝悌”就是“无违”，强调家族成员对家长的绝对服从，而非维护家族内部每个成员的民主权利和人人平等；就其内涵来说，当然是属于的范畴。所以，历代帝王经常把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并列，要求天下臣民像侍奉“父亲”一样事奉君主，对君主绝对服从。 可见，中国古代国家之所以会走上君主的道路，与这种父权家长制血缘宗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历代王朝都强调“一人之天下”、“一姓之天下”，皇帝把自己当作整个国家的大家长，其他人都是他的“子民”，正所谓“家天下”，国家成了皇帝及其一家一姓的“专利”，其他人不得染指。 2． 战争——君主的“催化剂”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人的眼里，战争与宗族祭祀一样重要。在君主制度产生的过程中，战争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自从私有制产生以后，人们对财产的占有欲也就随之而来。司马迁有一句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话反映了人们追逐自己利益的共同心态。但是，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可供剥削的剩余产品非常有限，要想扩大自己的财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占有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于是，利用暴力直接掠夺其他国家和部落的财富、土地、人民，就成为积累财富的一条“终南捷径”，经常性的征服、屠杀、掠夺，以及随之而来的奴役、压迫和剥夺，就成为那个时代的基本动向。 只要稍微回顾一下中国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国家的形成、王朝的建立，都伴随着劫掠、战争和征服。例如，商朝原本是一个只有“七十里”的小邦国，商汤时开始对外扩张，“一征自葛始”，把葛国的土地、人民、财物全部占为己有。从此，商汤“十一征而天下无敌”，最后推翻夏朝，建立了一个“邦畿千里”的商朝。在这一点上，西周也不例外。“（周）文王以百里始”，直到灭商时，周武王仍自称“小邦周”。但是，在武王灭商、周公东征后，一个比商朝更为庞大的国家——周朝建立起来。总之，商、周国家都是军事征服的产物。 这种在征服过程中产生的王朝，很容易走上君主的道路。对于“王”字，林沄先生曾作过一番考证，发现：“王”字本为斧钺之形，而斧钺又是古代军事统帅的象征；用象征军事统帅的斧钺来构成“王”字，说明“中国古代世袭而拥有最高行政权力的王，也是以军事首长为其前身的”。 那么，军事首长为什么容易演变为君主政体下的“王”呢？ 首先，这是由军队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的。在军事行动中，形势瞬息万变，只有步调一致、绝对服从指挥，才可能战胜对手、夺取胜利。所以，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军队内部，讲究的是命令、权威和服从，而不是个人自由或不同意见。对不服从军令者，军事首长会毫不留情，不惜用死刑来制裁，以保证统一意志的贯彻。古人之所以要以斧钺作为军事统帅的象征，就因为斧钺不仅是一种兵器，更是一种执行死刑的刑具。特别是，在对外冲突不断、战争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军事首长当然享有很高的权威。 其次，当时财富的扩张主要是靠军事行动来获取，而对于被征服人民的统治、剥削和掠夺也主要是要靠军队来保证，作为给整个部族带来安全和利益的军事首长，势必拥有更大的权力。所以，军事首长的权力很容易转化为君主下的王权；在对外战争和征服过程中产生的国家，很容易向君主的国家转化。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几千年来，一直是战、战、战，杀、杀、杀，充斥着军事争夺和武力杀伐。没有哪个王朝不是靠刀剑砍出来的、杀出来的，诚如汉高祖刘邦所云，是“马上得天下”。 3． 皇权国家体制的建立 在西周时，实行的是一种“宗法分封制”。按照宗法分封制的原则，作为大宗的臣属，小宗对大宗必须服从，而他的大宗又是更上一级大宗的小宗，对于上级大宗也必须服从。这样一来，层层服从，最后都服从于作为“天下大宗”的周天子，从而构成了一个从上到下的金字塔型统治序列，这就是分封制下的国家结构。 只要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体制本身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在宗法分封制下，君主对臣属要“胙之土而命之氏”，臣属可以得到封土、民众，建立自己的宗族政权。对周天子，这些受封者是小宗；但在自己的宗族内部，他们又是大宗，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本宗族里，一切成员都必须臣服于大宗，而不得臣服于其他任何人（包括大宗的大宗，甚至周天子），套一句西方的名言，就是：“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 在春秋时，各国的卿大夫都是由国君分封的贵族，当然是以诸侯作为自己的大宗。可是，一旦某个卿大夫被分封，就意味着一个宗族从国君的手中分离了出去。在这个新产生的宗族里，卿大夫（而非国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这个宗族也只服从卿大夫（即自己的大宗），只把卿大夫当作自己的主人，哪怕是主人的“顶头上司”——国君，也不能直接指挥他们。 有一次，齐国大夫崔杼设计将齐庄公骗进自己家里，然后派家臣去杀他。这时，齐庄公哀求他们放自己一条生路。面对“一国之君”——齐庄公，崔氏的家臣们却是“义正词严”： “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 意思是，我们的主人崔杼虽然是你的臣属，有义务听从你的命令，但他现在生病了，不在这里，我们只能服从自己主人的命令。最后，齐庄公还是难逃一死！ 这个事例，生动地揭示了“宗法分封制”的内在矛盾。在这一体制下，周天子、诸侯（甚至卿大夫）都成了君主，各级受封贵族具有一种“亦臣亦君”的二元政治人格，往往出现这样一种“悖论”：在理论上，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人都要服从周天子；在政治实践中，具体到每个“小宗”宗族的内部，其成员只服从自己的大宗，而不是诸侯国国君，更不是周天子。于是，作为臣子的下级领主也就有了不服从，甚至反抗自己君上的实力，最终会对上一级君主构成威胁（这种威胁也许是潜在的）。正因为如此，在分封制下，中央政府的权威不断下移，许多诸侯一旦羽翼丰满，就不去朝见周天子，周天子也无可奈何。总之，要想提高天子的权威，真正实现天下“定于一尊”，就必须突破旧的“宗法分封制”！ 在春秋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秦、楚、晋等国不再把兼并来的土地、民众分封出去，而是陆续设立县、郡，作为自己的直辖领地，直接任命官吏去管理。这些官吏与分封出去的“小宗”不同，他们没有自己的宗庙，不能自成一宗，更不可能像以前的受封者那样拥有封土。所以，他们也就失去了闹独立的“一亩三分地”，其命运都掌握在君主之手，君主的权威得到了很大提高。 特别是，进入战国以后，各国相继加强中央集权，推广郡县制，这种君主集权的形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时，各国虽然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封君制，但已不同于以往的分封制：封君虽然可以世袭，但他们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受到国王派去的“相”的监督，只能“食租税”，不能再独霸一方。此外，各国还实行符玺制度，用符来控制武官，以玺来控制文官；同时实行“上计”制度，对官吏进行考核和奖惩。到了战国后期，各国已经相继建立一种以官僚制度为基础的、区域性的君主政体。 春秋战国前后长达550年（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一个大分裂、大动乱的时代，争霸、兼并战争连绵不断。正是在这种剧烈的大动荡中，中华大地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整合，在痛苦中新生，最后由西方的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 随后，在秦始皇的手里，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君主集权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皇权国家”诞生了，从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皇权时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皇权社会权力三要素之一：军队 几千年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军队、法律和哲学堪称“权力三要素”，就好像是三只巨足，共同支撑起权力这只沉重的大鼎。 古希腊大科学家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用一个杠杆）把地球撬起来！”不过，在皇权社会里，真正能够决定国家命运的“杠杆”只能是权力，而权力的“守护神”却是军队。为了保持和夺取更多、更大的权力（特别是皇权），无数英雄豪杰都得向军队这个“守护神”顶礼膜拜，无论他们是否心甘情愿！ 在春秋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秦、楚、晋等国不再把兼并来的土地、民众分封出去，而是陆续设立县、郡，作为自己的直辖领地，直接任命官吏去管理。这些官吏与分封出去的“小宗”不同，他们没有自己的宗庙，不能自成一宗，更不可能像以前的受封者那样拥有封土。所以，他们也就失去了闹独立的“一亩三分地”，其命运都掌握在君主之手，君主的权威得到了很大提高。 特别是，进入战国以后，各国相继加强中央集权，推广郡县制，这种君主集权的形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时，各国虽然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封君制，但已不同于以往的分封制：封君虽然可以世袭，但他们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受到国王派去的“相”的监督，只能“食租税”，不能再独霸一方。此外，各国还实行符玺制度，用符来控制武官，以玺来控制文官；同时实行“上计”制度，对官吏进行考核和奖惩。到了战国后期，各国已经相继建立一种以官僚制度为基础的、区域性的君主政体。 春秋战国前后长达550年（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一个大分裂、大动乱的时代，争霸、兼并战争连绵不断。正是在这种剧烈的大动荡中，中华大地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整合，在痛苦中新生，最后由西方的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 随后，在秦始皇的手里，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君主集权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皇权国家”诞生了，从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皇权时代”！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是一句政治真理。军队，历来是国家政权的“命根子”。特别是在皇权时代，有了“枪杆子”，就可以指挥“笔杆子”，也就有了一切；不论是名正言顺的政权、好政权，还是来路不正的政权、坏政权，都要靠“枪杆子”的保护才能坐稳位子。所以，在皇权体制下，谁的军队多，谁就力量大，谁就可以当皇帝，所以军权掌握在谁的手里至关紧要。 在中国历史上，被后人誉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独裁者，他之所以能扫平六国，统一天下，靠的就是强大的军队。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嬴政准备兴兵讨伐南方的楚国。为此，他专门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征求几位大将的意见。 一开始，他问老将王翦：“老将军，要讨伐楚国，需要多少兵马？”王翦沉思了一会儿，说：“楚国地广人多，国力强大，非60万人马不可。”嬴政一听，就皱起了眉头，心想：王翦，你这不是让我把所有的军队都交给你吗？万一…… 嬴政实在不敢想下去，就回头询问年轻的将领李信：“李将军，你看需要多少人马？”这李信最近立下了不少战功，非常骄傲，他毫不犹豫地答道：“依臣之见，20万人马足矣！”嬴政听后异常兴奋，又不太放心，便追问了一句：“李将军！只需要20万人马？”李信一拍胸脯：“不错，只要20万人马就可以消灭楚国！” 嬴政大喜，之后又叹了一口气：“王将军老矣！还是李将军勇敢可嘉！”于是，他立即拍板：派李信率领20万大军进攻楚国。 没想到，李信一与楚国的“守护神”——楚军交手，就被打得大败。嬴政这才懊悔不迭，急忙亲自登门向王翦道歉，请他出山。最后，架不住嬴政再三恳求，王翦才勉强同意出马，并说：“大王，要讨伐楚国，非60万人马不可。”嬴政无奈，也只好点头同意。 一个月后，王翦率领60万大军出征，嬴政在灞上亲自摆酒送行。一想到自己仅有的60万人马都被王翦带走，嬴政心里十分不安，脸上的肌肉一阵阵痉挛。 这时，王翦摆出一副“卑微”的贪婪神态：“大王！微臣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请您批准！”嬴政一皱眉：“老将军，您还有什么要求？”王翦搓了搓手，嘿嘿一笑：“在咸阳东门外，有几亩薄田和几所房子，请大王赏赐给臣！”说完，他从怀里掏出一张清单，双手呈上。 一听这话，嬴政的心里才稍微放松了一些：“老将军，只要您得胜归来，还怕没有荣华富贵吗？”王翦一摇头：“陛下，臣已经老了，太多的荣华富贵我也享受不了，还是请陛下尽早赏给臣一点田地、房子，让臣安度晚年！”听了这一番“肺腑之言”，嬴政哈哈大笑，就爽快地答应了。 等大军走远了，王翦回头一望：只见嬴政仍然伫立在那里，向他张望；在嬴政身边，虽然也有文武百官拱卫，但那气势怎么也不能同自己身边浩浩荡荡的60万大军相提并论，王翦的心里不禁一抖！ 所以，王翦一扎营，就派人赶回咸阳，请求恩赐一座亭园，嬴政也一口答应了。此后，王翦可就“狮子大开口”，不断派人向嬴政请求赏赐：今天是一个宽大的荷花池，明天是一座假山，后天又要一些好看的小鸟儿。 对于王翦的这种“小家子气”，副将蒙武大惑不解。见周围无人，王翦便悄悄地对他解释：“这次，我几乎把秦国的军队都带走了，而大王又是一个多疑的人，他怎么可能放心？现在，我一次又一次地请求赏赐，就是要让大王知道：我贪图的只是一些田地、房屋、亭台、水池，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大王才会放心！”蒙武一听，这才恍然大悟，十分佩服王翦。 果然，因为王翦多次请求赏赐，所以嬴政对他非常信任。第二年，在嬴政的全力支持下，王翦就消灭了强大的楚国，秦国统一天下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以嬴政的雄才大略，眼见60万大军被王翦带走，尚且忧心忡忡。可见，对于那些帝王来说，军队是何等重要！要不是王翦老谋深算，耍了一个小计谋安慰嬴政，赢政迟早会对他产生疑心，王翦非但不能在短时间内消灭楚国，还可能“出师未捷身先死”！ 在楚汉相争时，真正决定“鹿死谁手”的，既不是项羽的勇猛，也不是刘邦的狡猾、老练，而是足智多谋又手握重兵的大将韩信。 起初，项羽的实力要比刘邦强大，刘邦是屡战屡败。特别是，在荥阳失守后，刘邦退守广武山，与楚军隔涧对峙，处境很不妙。 这时，韩信已经率领大军平定齐国，派人来见刘邦，要求封他为“假齐王”（即代理齐王）。刘邦一听，勃然大怒：“我困守在这里，日夜盼望韩信前来增援。现在，他非但不发兵助我，反倒要做什么‘假齐王’……”谋士张良一听，大惊失色，急忙踩了一下刘邦的脚，悄悄地提醒他：“大王，现在我军处境危急，怎能制止韩信称王？还不如赶快许他称王，否则就会引来祸患！”刘邦这才省悟过来，急忙改口：“大丈夫杀敌立功，要做就做真齐王，怎么能做‘假齐王’呢？”于是，刘邦立即派张良带着诏书和齐王大印去齐国，正式封韩信为齐王。 刘邦这一招就是高，一下子堵住了韩信的嘴。随后，韩信指挥30万大军，在垓下设下埋伏，全歼楚军，迫使项羽自刎，结束了这场长达5年的楚汉战争。 可是，刘邦称帝后，第一道命令就是褫夺了韩信的兵权，改封他为楚王，很快又降为淮阴侯，一点兵权也没了。 有一次，刘邦和韩信闲聊，问他：“韩爱卿，你看朕能够指挥多少军队？”韩信是一个“老实人”，就答道：“陛下，您能指挥10万大军。”这时，刘邦又问：“那你能指挥多少兵马？”韩信得意地答道：“当然是多多益善！” 若论起军事才能，韩信自然是远在刘邦之上，但皇帝的宝座并没有落到“多多益善”的韩信之手，而是成为只能指挥10万人的刘邦的“囊中之物”。非但如此，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数十万大军的统帅韩信，最后竟然落入了吕后的圈套，惨死在未央宫。 中国有一句俗话：“龙游浅滩遭虾戏。”韩信，这位“天才”的军事统帅，在战场上他可以统率千军万马，决定刘邦和项羽的命运，最后竟然惨死在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人之手，实在让人不可思议。其实，韩信不明白一个道理：在皇权时代，无论他多么“雄才大略”，一旦没有了军队的保护，便毫无反抗之力。 韩信之死，充分说明了权力与军队之间的紧密关系。 没有军队的权力是虚幻的 古往今来，就有那么一些“风云人物”，他们虽然一度占据着高位，有的甚至坐上了龙椅，但因为缺少军队这个“守护神”的保护，他们手中的权杖仍然是虚幻的，十分脆弱，不堪一击。这一点，在中国皇权时代非常突出，比较典型的是汉献帝、光绪帝。 东汉末年，政治，皇帝昏庸无能，宦官专权，嚣张一时。不过，这些宦官手中的权力也是不牢靠的，因为在黄巾大起义后，各地出现了许多军阀，他们手握重兵，而朝廷却没有强大的军队作为靠山。 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死去，皇子刘辩即位。因为刘辩年幼，便由何太后临朝称制，她的哥哥何进出任大将军，兄妹俩共同执政。当时，宦官张让、曹节等人在宫中很有势力，何进非常痛恨，准备铲除他们。张让、曹节等人急忙跑到何太后那里哭诉、求情，何太后心一软，就不同意何进杀宦官。 这时，“大笨蛋”何进竟然命令各地军阀率兵进京，以胁迫何太后诛杀宦官。为了铲除几个“六根不全”的宦官，何进竟然要招集天下诸侯进京，说明他的“大将军”的头衔也是空的，并没有真正掌握多少军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空头大将军”非但没有杀掉宦官，反倒被宦官们杀了。随后，何进的部将、司隶校尉袁绍率兵进宫，一下子就把两千多个宦官全部消灭。 可是，如狼似虎的西凉刺史董卓却乘机率兵进京了。 原来，董卓拥兵数十万，早就对中央政权虎视眈眈，就是苦于没有机会。所以，一接到何进的命令，董卓就立即统率20万大军入朝。在董卓的军刀下，袁绍被迫出走，皇帝刘辩被贬为“弘农王”，何太后也被毒死。随后，董卓另立刘协为皇帝，就是汉献帝。不过，刘协也是一个“傀儡皇帝”，整天生活在董卓的阴影下，连性命都没有保障，更谈不上什么皇权！ 后来，董卓被司徒王允设计杀死，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等人又起兵杀掉王允，同时把古都长安洗劫一空。于是，汉献帝带着一批朝臣匆忙逃出关中，手下是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就连朝臣也是所剩无几。 这时，那些军阀们表面上打着“勤王”的旗号，却忙着争夺地盘，互相混战，把汉献帝撂到一边不管。最可气的是，大军阀袁术一抢到皇帝的玉玺，就公然做起皇帝来了。 建安元年（196年），富有远见的军阀曹操率兵西进，把汉献帝控制在手中。随后，他打出“汉献帝”这块招牌，“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了政治优势，很快就扫平北方，最后只剩下刘备和孙权还能够同他抗衡。 当时，汉献帝名为“皇帝”，实际上只是曹操的傀儡。对曹操，伏皇后非常害怕，就给父亲伏完写信，让他设法杀曹操。没想到，伏完是一个大草包，一直“不敢发”。没多久，事情败露了，伏完也就真的“完”了。随后，曹操派御史大夫郗虑、尚书令华歆率兵入宫，逮捕伏皇后。伏皇后惊慌失措，披散着头发，光着脚丫子，哭着哀求自己的丈夫：“陛下，您不能救我一命吗？”可是，汉献帝也是一个“孬种”：“我也不知能活到什么时候？”千般无奈、万种委屈，尽在一言之中！ 不久，曹操让汉献帝封他为魏王，建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建立了一个俨然新王朝的“魏国”，离当皇帝就差一步了。于是，江东的孙权便上表劝他当皇帝，曹操看后一笑：“孙权这小子挺鬼，想把我放到火炉上去烤呢！”原来，曹操之所以不当皇帝，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称帝的时机还不成熟；反正“枪杆子”掌握在自己手里，汉献帝只是一个傀儡，自己随时都可以将他废掉，取而代之。 延康元年（220年），曹操刚刚病死，他的儿子曹丕就迫不及待了，让汉献帝把皇位“禅让”给他，曹丕正式当上了“大魏皇帝”。随后，刘备、孙权也先后做上了“大汉皇帝”和“大吴皇帝”。当时，魏、蜀、吴三国鼎立，这三个王朝的皇权都是实实在在的，因为他们分别拥有自己的军队。 清朝末年，光绪皇帝经常长吁短叹，说自己“不如汉献帝”，是又一个因为没有军队作为“保护神”而大权旁落的典型。 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列强乘机蜂拥而入，明目张胆地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面对如此险恶的局面，光绪不愿做一个“亡国之君”，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下诏“明定国是”，开展变法维新，史称“戊戌变法”。 乍看起来，这场变法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类似，也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可是，日本的明治天皇大权在握，特别是掌握着皇权的守护神——军队，而光绪则是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实权都掌握在超级女皇——慈禧太后的手中，军队更是由慈禧牢牢控制。 总之，光绪没有多少实力，他手中的皇权是虚幻的。由虚幻的皇权来领导“戊戌变法”，犹如无根之木，怎能不失败？ 没多久，光绪就招架不住了。在走投无路时，他急忙派人携带密旨，向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求救。不过，康、梁手下无兵无将，一接到密诏，只能抱头痛哭，想不出什么“良策”。最后，在万般无奈之际，康有为等人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的身上，企图利用他手下的7000名“新建陆军”作为光绪和变法运动的“守护神”。 于是，康有为派谭嗣同连夜拜访袁世凯，请他发兵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软禁慈禧。那袁世凯也是一个两面派，当面说得非常好听，称颂光绪是“旷代之圣主”！ 谭嗣同一走，袁世凯可就再也睡不着了，反复思量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当时，光绪只是一个“傀儡”，手中并没有多少实权，维新派也都是一些白面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反之，慈禧势力强大，得到了大部分朝臣和各省督抚的拥戴，她的亲信、直隶总督荣禄又掌握着聂士成、董福祥两军，还有淮军、练军几十个营，以及北京的八旗兵。但是，一想起光绪过去对自己的“天高地厚”之恩，袁世凯又有些于心不忍。 忽然，他的心头一亮，想起了曹操的名言：“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无毒不丈夫”，最后，袁世凯狠了狠心，决定出卖维新派和光绪，投靠慈禧。 所以，孤立无援的光绪和维新派立刻遭到了“灭顶之灾”：光绪被软禁在瀛台；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就这样，一场关系中国命运的变法运动被扼杀了，“老态龙钟”的中华帝国又一次失去了焕发青春的机会。 戊戌变法的失败，再一次证明了一个“真理”：在皇权时代，没有军队的权力是虚无缥缈的，而虚幻的权力最终将一事无成。 帝王的“法宝”—攥紧“枪杆子” 西方大哲学家黑格尔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东方各国，从古到今只有一个人（指帝王）是自由的。”在中国，这个全国惟一的“自由人”自称为“朕”，“朕”之所以能成为“朕”，依靠的不是真理和正义，而是手中的屠刀。 古人云，“多行不义必自毙”，说这话的人是春秋时的郑庄公。 当时，郑庄公有一位亲弟弟共叔段，在母亲武姜的支持下，积极扩充军队，企图夺取国君之位。 大夫祭仲知道后，急忙报告郑庄公，并建议尽早铲除共叔段。庄公却是一点也不慌张：“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庄公之所以这么轻松，是因为：共叔段有母亲的支持，只有等他的阴谋暴露之后，庄公才好“明正言顺”地讨伐；更重要的是，庄公手握重兵，“刀把子”在手，他当然不怕共叔段造反。 没多久，共叔段准备公开举事，约姜氏作内应。这时，庄公才命子封率领兵车200乘攻打京城，很快就消灭了共叔段。 看来，“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是有前提的：正义的一方必须紧攥着“刀把子”，可以随意处置不义的一方，否则“多行不义必自毙”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甚至沦为千古笑柄。古往今来，尽管中国人非常讲究仁义道德，但也出现过若干“不仁不义”战胜“大仁大义”的怪事儿，他们凭借的并非真理、正义，而是屠刀！ 古往今来，中国人不是很讲究“华夏正统”吗？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就曾出现过两次异族入主中原的事件。 一次是蒙古族的忽必烈灭掉南宋，建立元朝。想当初，蒙古人入主中原，也是大大的“不义”，所以才有被后人歌颂、赞美的民族英雄文天祥。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不正说明了宋朝的正义和元朝的非正义吗？ 另一次，就是八旗兵入关，建立清朝。这一次，出现了更多的民族英雄：史可法、张苍水、郑成功，等等，甚至连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也敢在乡试时公然写出反清的诗句： “满洲衣帽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 满眼干戈满眼泪，满腔忠愤满腔愁。” 不过，尽管元朝不为汉族人所接受，清朝也被汉人视为“鞑虏”，但他们还是堂而皇之地入主中原，迫使汉人臣服于他们。特别是，清军入关后，下令薙发，“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对此，汉人们也曾拼死反抗过，但对清朝统治者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只需调动军队，挥起屠刀一路砍杀过去，不就天下太平了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把那些坚决反抗的人都杀掉，剩下的人自然就会答应了——中国人素来相信“好死不如赖活着”，有几个人不怕死呀？于是，从八旗兵入关（1644年）到宣统皇帝退位（1912年），大清朝竟统治中国268年。 那么，蒙古人和满洲人凭借的是什么？是真理，还是正义？都不是！他们凭借的是强大的军队，是毫不留情的屠杀和镇压。当然，他们也采用了不少“软招”收买人心，但这些都是建立在强大的武力的基础上的。 纵观中国历史，“强权就是公理”的事例比比皆是。到头来，什么是强权？什么是公理？都把我们搞糊涂了！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在皇权时代，只要能抓紧“枪杆子”，把万里江山抢到手里，当上皇帝，谁就是老大，就是“正统”，就不怕没有“理”可以说。刘邦打下天下，当了皇帝，那他就是“正统”；反之，如果是项羽坐了天下，当了皇帝，照样，他也是“正统”。所以，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大哥”，就有“理”可以说，也就是吴思所说的“血酬定律”，谁用血去拼，拼出来的江山就是谁说了算，谁就是“救世主”，可以支配天下人的命运！ 只要帝王能坐上龙椅，坐稳江山，他就可以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美化自己，丑化政敌，这些都是“小菜一碟”的事情，不成其为“问题”。这样一来，任何“大逆不道”的人都可以受到天下臣民的“衷心拥戴”，坐稳龙椅。 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夺权篡位历来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罪恶。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夺权篡位的人还是多如牛毛，有的甚至还受到赞美和歌颂，关键是夺权篡位的行动能否成功！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佃农，还当过和尚，后来趁着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机会，推翻元朝，建立大明朝。这一天，朱元璋独自在金殿上散步。望着金碧辉煌的宫殿，他忽然想起自己昔日的贫苦生活来，不禁感慨万千，就自言自语：“想当初，我因为贫穷才参加红巾军，原先只想在长江两岸抢一点东西，以维持生计，不想弄假成真，竟然当上了皇帝，真是出乎意料……”朱元璋话还没说完，突然听到了什么响声，抬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在殿梁上，有一位工匠正在干活！ 朱元璋不禁勃然大怒：刚才这些话要是传扬出去，自己的颜面何在？所以，他厉声大喝：“下来！”哪知道，那个工匠根本不理睬，仍然在刷油漆。于是，朱元璋命几名御林军爬上梁柱，把他拖了下来。 这时，那位油漆工“傻乎乎地”跪在朱元璋面前。朱元璋大怒：“朕刚才问你话，你为什么不回答？”可是，油漆工只是望望皇帝，一边发出“啊啊”、“唔唔”的声音，一边做手势，那样子十分滑稽。朱元璋一见，才放下心来：“原来是一个聋哑人。”所以，朱元璋一挥手，就把他放了。 等出了皇宫，这位油漆工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今天算是捡了一条命！”原来，此人既不聋，也不哑，刚才在情急之间才想出这个“装聋作哑”的办法。 朱元璋本来是和尚，又当过强盗，只因为做了皇帝，掌握了屠刀，就不许人们提他的旧事，就连听他的“自我独白”都有罪。 在8世纪的日本，也出现过一个想当天皇的“道镜和尚”。可是，此公不但没当成皇帝，还被后人贬为“恶僧”，在《大日本史》里更被列入《叛臣列传》。 都是和尚，朱元璋可以明正言顺地当皇帝，子孙后代“称孤道寡”，道镜则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迥然不同”的情况，是因为：朱元璋的手中掌握着强大的军队，而道镜则是赤手空拳！ 不幸的是，在皇权时代，就有那么一些人，因为没有“英年早逝”而终于露出“狐狸尾巴”，最后遗臭万年。例如，新朝皇帝王莽，早年曾摆出一副“人民救星”的姿态，做了许多好事，但等他做了皇帝，就露出“庐山真面目”来。最后，农民起义军攻入皇宫，砍下他的脑袋，还把他的舌头切碎分食，因为大家痛恨王莽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人民。对此，后人有诗叹曰：“倘若当年身先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王莽幸亏没有早死，否则这个“独夫民贼”肯定会被后世的史家“大书特书”！ 王莽之所以在开头表现得不错，是为了夺取汉朝的江山。等王莽坐上龙椅，他就实施暴政，并一再欺骗人民，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手握百万大军，“刀把子”攥在手里，谁也奈何他不得！可是，王莽没有料到自己手里的“刀把子”不够硬：他的军队都是由农民组成，而农民们早就恨透了王莽。所以，在昆阳大战时，王莽的百万大军在刘秀的3000骑兵面前竟然不堪一击。王莽手里既然没有了“刀把子”，等着他的也就只能是“挨千刀”的厄运！ 大汉奸汪精卫，早年曾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被逮捕入狱。面对满清政府，他大义凛然，慷慨激昂地表示：“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还写了一首《被逮口占》：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这首诗写得非常悲壮，在当时曾广为流传，闻者无不动容。如果汪精卫当时被清朝政府砍了脑袋，几乎可以肯定：在中国历史上，“汪精卫”这三个字将会与“剑湖女侠”秋瑾一起彪炳史册。 不幸的是，汪精卫偏偏活了下来，最后竟然卖国投敌，当了大汉奸。在名义上，他是“国民政府主席”，实际上是侵华日军的工具，因为他自己手里没有“枪杆子”，当然也就成不了气候，只好落得一个“遗臭万年”的下场，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皇权社会权力三要素之二：法律 在人类的历史上，法律很早就出现了，但是，在中国人和西方人心目中，法律的地位是迥然不同的。最后，西方人走上了“法治”之路，中国人则是走上了皇权国家之路，长期生活在“人治”的阴影下。 法律是国家权力的体现 春秋末期，有一次，楚国令尹（相当于宰相）巡查边境。突然，有人向他报告丢失了100头羊，令尹急忙派人四处查找。几天过去了，一点破案线索也没找到，这个案子似乎成了“无头案”。 这时，忽然有一个名叫“直躬”的人前来检举罪犯，并找到了那100头羊。令尹大喜，准备重赏直躬。谁知，直躬连连摇头：“不不不！小人不要奖赏，只求大人开恩，不要对这个盗贼处罚太重……”令尹一听，疑惑地问：“为什么？”直躬嗫嚅着答道：“因为……他是小人的……父亲！”“什么？他是你父亲？”令尹脸色大变，指着他怒吼道：“直躬，你竟敢告发父亲，简直是忤逆不孝！”直躬慌忙辩解：“我这是在遵守国法啊！” 令尹一听，更火了，一拍“惊堂木”，喝道：“大王最近面谕群臣，应该在楚国法令里加上这么一条：凡是儿子不孝敬父母者，与臣子不效忠国君同罪。现在，你告发父亲就是不孝，不孝也就是不忠！来人，把这个不孝之子拖出去斩了！”直躬急忙喊冤。可是，几个凶神恶煞一般的武士跑了过来，就像“老鹰抓小鸡”似地把他揪出去，一刀砍了。 这则故事说明了一个问题：在君权至上的社会里，统治者可以随意操纵法律。当时，法就是“王法”，最高权力掌握在帝王的手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立法、利用法，经常闹到颠倒黑白、令人发指的地步。 那么，什么是“法”呢？对此，韩非子有一个解释：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 意思是，法律条文是由官府（即国家）制定的，用来治理人民，奖赏守法者，惩罚犯罪者，同时供臣民们学习，以便遵循。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法律很早就出现了。据《周礼》记载：“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这说明，早在夏代，就出现了5种刑罚，共3000条。当然，这些记载是后人追述的，夏代刑法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商朝是一个比较完备的国家，它有官吏、军队、监狱，当然也有法律。后来，周公提到的“殷彝”就是商朝的法律。在这一点上，韩非子说得更具体：“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意思是，商朝有一条法律：凡是把灰倾倒在大街上的人，要被砍掉手臂。 当然，这些“只鳞片爪”的记载只能说明商朝有法律，真正出现法律条文并流传后世的最早实物是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首创的“刑鼎”。 当时，子产在郑国执政，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诸于世，让大家知道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让全体臣民一律服从国君的统治。对此，守旧势力坚决反对，晋国大夫叔向曾写信给子产，表示不满：“法律一经公布，人们知道如何避免刑罚，就不怕官长了。要是专凭刑书治理国家，官长就会不知道如何行政？” 不过，历史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二十多年后，带头指责子产的晋国也跟着铸起刑鼎来，把范宣子制定的“刑书”铸在鼎上。孔子知道后，却仰天长叹：“晋国很快就要灭亡了！他们不遵守唐叔和晋文公的旧法，造出一个什么刑鼎。从今以后，老百姓就会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的脸色行事了！要是尊卑贵贱没有次序，该怎么立国啊？”叔向、孔子之所以反对铸刑鼎，因为他们更相信“人治”，而不相信法律和法律的力量。 可见，。因为再严酷的法律也有个界限，一旦将这个界限公布，老百姓就会遵守，避死求生，而不至于无所适从，动辄得咎，完全听凭统治者的摆布。 就拿子产来说，他向来主张推行“猛政”。当然，他的“猛政”主要是针对老百姓的，同时也是针对贵族势力的，因为郑国的工商业发达，贵族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刑罚去侵害商人的利益，导致民怨沸腾，也影响了国家的税收。现在，子产铸刑鼎，将法律条文公布，对贵族的恣意妄为毕竟有了一些限制。所以，子产对叔向说：“我铸刑鼎，是为了救世啊！”其实，子产的刑法已经够“猛”了，还是为了“救世”。看来，在君主的社会里，要是法律没有公布，那些统治者真不知会凶残到什么程度！ 法律是约束权力的“利器” 法律，既是国家权力的体现，又是约束国家权力的“利器”。 17世纪，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处死英王查理一世后，革命领袖克伦威尔宣布建立共和国。几年后，他逐渐羽翼丰满，蜕变为一个独裁者，也想过一过“国王瘾”！ 这一天，克伦威尔突然询问法学家洛克：“现在，让一个人做国王也许对国家有利。”洛克听后一愣，一抬头，发现他的双眼里充满了期望和贪欲，立刻明白了他的“鬼心思”，便字斟句酌地说：“阁下，您是想要拯救英国吗？那么，我可以告诉您：这个药方比病还糟糕！” 克伦威尔听后，眉头一皱，情不自禁地握住了腰间的刀柄，悻悻地说：“现在，英国就在我的手中，谁敢把我怎么样？”洛克非常平静地答道：“不错，阁下确实已经掌握了充分的王权，但是人们都把您看成是国王的死敌和共和国的象征；如果阁下自封为国王，所有主张共和的人都会背叛您，您的事业就会非常危险！” 听了这番话，克伦威尔沉默了许久，才尴尬地一笑：“别介意，刚才我只是随便说说！” 最后，克伦威尔终于没有当国王，只是自称“终身护国主”，独揽国家大权。在这一点上，克伦威尔与曹操非常相似：曹操只敢做“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魏王，却不敢贸然称帝。他们之所以不敢公开称王称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合法。当然，这里所说的“法”，是成文的法律、不成文的道德规范以及传统习俗观念的总和。 在自己的权力达到顶峰之际，还能够头脑清醒，辨明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并自觉地约束自己（也许是非常痛苦的约束），这才是明智的统治者。可是，历史就是怪得很，一些愚蠢的独裁者刚愎自用，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干出一些傻事来，结果众叛亲离，由权力的顶峰跌入毁灭的深渊，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复辟帝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1688年，英国爆发了推翻詹姆斯二世的“光荣革命”。第二年初，英国国会决定：拥戴荷兰执政威廉为国王，称为“威廉三世”。为了约束新国王，国会通过了著名的《权利法案》，对王权的范围作出了明确的限定。其中，“重中之重”的就是法律问题：不经国会同意，国王无权废止法律或者修改法律，不得任意征税，也不能在和平时期征兵和维持常备军。1701年，国会又通过了《王位继承法》，对未来英国王位的继承人作出明确的规定。 《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的通过，大大限制了王权，使王权受到了极大的约束，英国由一个封建王朝变成了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资产阶级可以精神抖擞地大步向前迈进了。 18世纪后期，经过8年的独立战争，在北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并诞生了世界近代史上第一部宪法。美国宪法的最大特点就是“三权分立”：立法权属于国会，总统拥有行政权，审判权属于法院；这三个权力机构之间又互相制约，可以有效地防止独裁统治，从而杜绝了君主在美国出现的可能性，保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迄今，美国建国已经有二百多年，从未出现军事政变或武装暴乱（内战除外），这不能不归功于宪法对权力的有效约束。 1789年，法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成千上万的人民冲向象征封建统治的顽固堡垒——巴士底狱，并把它夷为平地，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 随后，制宪会议发表了革命的“政治宣言书”——《人权宣言》，明确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自然的”天赋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和动摇；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平等的，这就把人从封建“奴仆”中解放出来，否定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是对王权的一种公开蔑视和挑战。 同时，《人权宣言》也宣布：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的“人治”。宣言之所以如此强调“法治”，是因为当时法国是欧洲最典型的君主国家，封建统治阶级可以玩弄法律于股掌之中，随心所欲地逮捕他们不喜欢的人，人民处于毫无人身自由的悲惨境地。 《人权宣言》所宣布的自由、平等、博爱、法治、财产、安全、反抗压迫等原则，沉重地打击了君主制度，王权这头贪婪的“巨兽”终于被关进了《人权宣言》的铁笼子里。在世界历史上，《人权宣言》也具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它就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法国的上空，让一切势力望之而胆寒！ 在《人权宣言》的基础上，法国又诞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奠基石——《拿破仑法典》。对此，西方名将拿破仑曾自豪地说： “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40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记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 这部《民法典》，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民法典——《拿破仑法典》。它内容丰富，除了《总则》一章外，正文共有2281条，其基本原则仍然属于《人权宣言》内容的范畴。 这部法典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从法律上确认了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把“刚刚诞生的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译成了“司法法规的语言”，使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生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对于资本主义在法国乃至欧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对法国以及欧洲封建势力的反扑来说，这部法典不啻筑起了一道“高不可攀”的高墙。尽管《拿破仑法典》诞生后不久，反动的波旁王朝曾在法国两次复辟，历时达15年之久，但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巍然屹立的《拿破仑法典》却是望而生畏，无力把它推翻，而标志着“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很快就飘扬在法兰西的上空。 所以，《拿破仑法典》是世界法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后来世界各国的立法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近代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资产阶级的革命和改革，先后颁布宪法，通过法律来约束，甚至从根本上取消王权，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历史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几千年来，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一直是生活在皇权的阴影下，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和尊严为何物，只是一味匍匐在帝王的脚下，山呼万岁！与西方一对比，我们的祖先难道不觉得羞愧和汗颜吗？ 法治还是人治？ 法律的作用是什么？在治理国家上，究竟是人的因素重要，还是法律的因素重要？对此，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看法是“迥然不同”的。古往今来，西方人非常重视“法”，无论是统治者，还是社会各阶层，都崇尚“法治”，将法律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早在6世纪，在东罗马帝国就出现了欧洲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典——《查士丁尼法典》。到了8世纪，利奥三世和他的儿子君士坦丁又主持编纂了一部《法律全书》。它的前言阐明了立法的原则：伸张正义，制止法官任意行事；反对行贿、受贿，给司法人员颁发薪俸，禁止他们敲诈勒索，以避免“为银钱而出卖正义”；穷人和富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等等。这部法典的出现，顺应了时代潮流，极大地缓和了东罗马帝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加速了封建化进程，在世界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西欧，早在6世纪初，法兰克王国国王克洛维就着手制定《萨利克法典》，以法律的形式将法兰克人对高卢的征服以及征服后发生的巨大变化肯定下来。这是一部蛮族征服者的法典，也保留了许多法兰克人旧有的风俗习惯。 在英国，13世纪初，约翰王同诸侯们发生冲突，斗争的核心仍然是“法律问题”。在诸侯、市民的压力下，约翰王被迫于1215年签署《大宪章》。这部大宪章共有63条，其基本精神是把王权置于封建习惯法的约束之下，既保障了大贵族的特权，也保护了骑士和市民的部分权利。为了执行大宪章，还从封建主中选出25名代表，专门监督国王。 正因为“大宪章”极大地约束了王权，约翰王实在是无法忍受：“他们给我加上了25个太上皇！”为了维护和推翻“大宪章”，英国打了几十年的内战。内战结束后，英国出现了国会，分为上议院、下议院，掌握立法权。 后来，一些英国学者称“大宪章”为“英格兰自由的奠基石”。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可以看出：英国人多么珍视《大宪章》。为此，他们不惜流血奋战，誓死保卫《大宪章》！ 至于法国人民，尽管面对的是欧洲最的封建政权，但他们却勇敢地喊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心声，发动了1789年大革命。当三级会议里的教士、贵族代表公然拒绝改革时，由资产阶级组成的第三等级代表毅然在网球场宣誓：不制定出一部体现人民意志的宪法，就绝不散会。在他们勇敢、坚决的斗争下，伟大的《人权宣言》才得以公布。 反观中国皇权国家，这个古老的大帝国，尽管很早就出现了成文法律，但是，几千年来，一直就是“朕即国家”，法无定法，有法和无法没有根本的差别。除了秦朝是用裸的法家学说统治全国以外，历代王朝都采用“外儒内法”的治国方针，打出“儒学”的幌子，用法律作刀子，一软一硬，互相补充，将帝王的权力极大化。 在这个皇权社会里，法律就好像是沙漠里的“内陆河”一样，时隐时现，若有若无：当帝王需要法律时，法律就出现了；要不然，法律便消失了。正如《诗经》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皇权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只有皇权，而没有法律的国家。 早在公元前5世纪，魏国的李悝就著《法经》六篇，这是历代法律家的始祖。公元前4世纪，商鞅在秦国变法，多次修订《秦律》。不过，无论是李悝，还是商鞅，他们都主张君权至上，帝王们说出来的话就是“诏令”，把这些话正式规定下来就是“法”，所有臣民必须绝对遵守，不得怀疑和反抗，正所谓“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秦朝建立后，李斯又集法家之大成，制定出一整套法律。 汉朝初年，由丞相萧何制定的律令，基本沿袭了《秦律》。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学，又给残酷的法律披上了一件“儒学”的外衣。当时，国家的法、律和令增加到359章（在西汉初期只有9章）。其中，死罪律409条，共1882目；死罪例13472条。如此烦多的法律条文，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弄不清楚，就连掌管刑法的官吏也很难掌握。于是，办案的官吏只凭贿赂有无和多少，随便判罪，草菅人命、贪赃枉法的事件层出不穷。“衙门八字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也就成了中国人的口头禅。 到了晋武帝时，对法律进行省简，订成新律，并把死罪条目悬挂在亭馆、旅舍，使老百姓知道，以减少犯罪。但是，司马氏集团是一群吃人的恶魔，他们经常为所欲为，不按法律办事，只有愚昧的老百姓才会去逐条钻研那些律令。这是中国皇权社会最典型的一幕悲剧！ 隋文帝时，改定刑律，比前朝宽松不少。但是，一到隋炀帝手里，法令又变得残酷起来，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只好揭竿而起。 唐朝建立后，于贞观十一年（637年）颁布《唐律》、《唐令》。高宗时，又命长孙无忌等人撰写《唐律疏议》，这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的律书。从唐朝以后，历代王朝对律令多少有一些删改，但都是“换汤不换药”，无法约束帝王的恣意妄为。 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中国第一部宪法——《钦定宪法大纲》才姗姗来迟，而主持制定它的人竟然是著名的“老佛爷”——慈禧太后。 众所周知，慈禧曾亲手扼杀了“百日维新”，并训斥坚持变法的光绪帝：“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你却受小人鼓动，胡作非为。难道康有为的法能胜过‘祖宗之法’吗？你真是昏了头！” 可是，在摧毁“百日维新”之后的第三年（1901年），慈禧竟然亲自举起变法维新的大旗，并公开宣布： “变法一事，关系甚重。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惟有变法，舍此更无他策。” 那么，这个“戊戌变法”的“掘墓人”，为什么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实行变法呢？ 原来，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西逃，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才勉强保住了统治地位。当时，清政府在全国的统治已经是摇摇欲坠了。直到这时，慈禧才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幻想凭借变法来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统治。 当然，慈禧的变法也是有“度”的。变法一开始，她就公开宣布： “世上有万古不易之常经，却无一成不变之治法。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如同琴瑟之改弦。” 这段话，堪称是慈禧变法的纲领和指导方针，也就是说：变法只能修修补补，不许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所以，她在《钦定宪法大纲》里明确规定： “君主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远尊戴。” 天啦，这哪里是变法，分明是“老佛爷”在变着法儿欺骗老百姓！ 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表现形式，还是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法律在中国和西方都是“迥然不同”的。 从先秦到满清，中国的法律从来都是由帝王制定、颁布，广大臣民只有遵守的义务；法律是帝王用来治理老百姓的工具，根本约束不了帝王。在皇权时代，有谁认真考虑过要用“法”来约束皇帝和皇权？从来没有，谁有这个胆量？ 而西方却是截然不同，尽管像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那样的君主也曾宣布“朕即国家”，使法律和法院成为国王惩治臣民的“御用工具”，但西方人很早就与“君权神授”的君主制度展开斗争，而且直接用“法”来约束、限制君主。到了近代，更是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求国王和老百姓一样遵守法律，一些法律条款更是直接冲着最高统治者。例如：英国的《权利法案》、《王位继承法》，美国的1787年宪法，法国的《人权宣言》。在中国，这一切都是难以想象的！这不，“戊戌变法”只是稍微动了一下“祖宗之法”，就被慈禧视为“大逆不道”，很快就被扼杀在摇篮里。 在皇权时代，中国人喊出来的最响亮的口号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根本不可能想到：“皇帝犯法与庶民同罪”。其实，就是王子、皇子犯了法，也不可能真正与“庶民同罪”，除非那个倒霉的王子、皇子触犯的是国王、皇帝，而不是国法，那就真的要“同罪”了，甚至被砍头。在宫廷斗争中，被杀掉的王子、皇子倒不少，国王、皇帝也不乏身首异处的，但那与“法律”丝毫不相干。 在这种情况下，偶尔出现一两个比较开明的帝王，下诏惩处几个贪官污吏，或者是废止几条严酷的律令，就会被视为“一代明君”，受到万民的“衷心拥戴”。例如，汉高祖刘邦刚进咸阳时，与关中的父老“约法三章”：“杀人偿命，伤人及盗抵罪。”所以，深受关中人民的拥护，终于击败项羽，建立了汉朝。 至于那些大小官吏，因为“天下乌鸦一般黑”，要是出现几个不太黑的“乌鸦”——清官，老百姓就会感激涕零，甚至给他们树碑立传，送万民伞，流芳百世。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在皇权社会里，像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毕竟太少，中国人越是称颂“青天大老爷”，就越说明清官罕见，整个社会非常黑暗。 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呼唤“明君”和“清官”，就是因为：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中国人崇尚的是“人治”，缺乏“法治”的观念。 对那些帝王来说，提倡“人治”（而不是“法治”）是理所当然的。例如，康熙就经常对大臣们说：“天下有治人，无治法。”法律在人“奉行之善与不善耳。苟善于奉行，则地方自然受福；若不善奉行，虽有良法，岂能有济”？康熙真是会说话，他给“人治”披上了一件金光灿烂的外衣；至于法律，则被贬到了“可有可无”的地步。 当然，康熙之所以这么说，因为他是帝王，也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一些“进步思想家”也没能跳出“人治”的思想牢笼。例如，著名的思想家魏源就曾鼓吹： “医之活人，方也；杀人，亦方也。人君治天下，法也；害天下，亦法也。不难于得方而难得用方之医，不难于立法而难得行法之人……君子不轻为变法之议，而惟去法外之弊，弊去而法仍复其初矣。不汲汲求立法，而惟求用法之人，得其人自能立法矣。” 魏源这段话似是而非，就其实质而言，仍然是“人治”，与康熙倒是“一个鼻孔出气”！ 强调“人治”，忽视甚至从根本上排斥“法治”，这是中世纪的中国和西方的最大差异，这也是皇权国家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根本原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皇权社会权力三要素之三：哲学 在皇权社会里，如果说军队是权力的“守护神”，法律是国家权力的体现和约束权力的“利器”的话，那么哲学就是权力的“灵魂”和“辩护人”。 哲学是权力的“灵魂”和“辩护人” 几千年来，在皇权社会里，中国的哲学和哲学家们与权力走得太近，不是这种权力形式的灵魂和辩护人，就是那种权力形式的灵魂和辩护人。 在“诸子百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首屈一指的。 孔子的儒学，主要有礼乐和仁义两大部分。孔子非常崇拜辅佐成王制作礼乐的周公旦，曾一再表示自己的政治理想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面对“礼崩乐坏”的动荡局面，孔子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要求天下人恪守本分，各尽职责，不要破坏等级制度。所以，对不守规矩、妄自尊大的鲁国权臣季孙氏，孔子非常愤恨，曾拍案大叫：“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但是，对于权重势大的季孙氏，孔子又毫无办法，只好迁怒于为季孙氏效力的学生冉求，公开宣布：“冉求已经不再是我的学生了，你们可以鸣鼓而攻之！”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一个“仁”字。所谓“仁”，就是“克己复礼”，意思是：克制自己的，约束自己，严格遵守礼制。至于“仁”的内容，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为了让人们做到“克己复礼”，孔子甚至抬出抽象的“天”和“天命”来威吓世人，宣称：“君子有三畏”，头一条就是“畏天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总的来说，孔子创立的儒学内容非常驳杂，加上他的门徒众多，所以，在孔子死后，儒学又分裂出许多小门派。其中，战国时的荀子学说最符合皇权统治的需要，成为秦始皇建立皇权国家的灵魂和辩护人。对此，梁启超先生早就指出： “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二千年间，宗派屡变，一皆盘旋荀学肘下。” 那么，为什么荀子的哲学能够成为两千多年来皇权国家的灵魂和辩护人呢？因为荀子将法学的内容糅进了儒学里，并提出了“礼表法里”的主张，因而深受帝王们的青睐。 特别是，荀子的学生韩非总结诸子学说，既继承了老师的思想，又吸收了老子的道家哲学，还融会了法家李悝、慎到、商鞅、申不害的思想，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法理哲学。所以，读了韩非的作品后，秦始皇嬴政大加赞叹：“如果我能见到这个人，和他在一起，死也安心了！”可是，韩非来到秦国后，却被他的同学李斯害死！ 不过，韩非虽死，但他的著作却被留了下来，他的法家哲学也被秦始皇全盘接受。特别是，李斯与韩非虽然是政敌，但他和韩非师出同门，在协助秦始皇制定律令时，自然是以荀子的哲学思想为指导。此后，中国的法律出现了很大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些法律仍然是荀子、韩非哲学的翻版或演绎。 但是，除了秦朝之外，历代王朝信奉的都是孔孟的儒学，孔子、孟子也成为公认的“圣人”，荀子却遭到冷落和排斥，甚至被逐出孔庙，主要是因为：荀子的学说太直截了当，裸地替皇权政体充当“辩护人”，过于直白，不符合中国人的民族心理。 当时，荀子宣扬人定胜天，摒弃命运，不信鬼神，不法先王，指出人性本恶等，曾为皇权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根据。但是，仅凭荀子这种“霸道”的学说，以及韩非的刑名、法术来治理国家，要想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秦朝二世而亡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 后来，帝王们逐渐变聪明了，发现：在孔、孟的儒学里，有比荀、韩学说更有价值的东西——“王道”。 乍看起来，孔、孟的“王道”畏惧上天，相信命运，敬鬼神，法先王，认为人性本善，这些与荀、韩的“霸道”是“南辕北辙”。但是，这种“王道”思想却有很大的欺骗性，很容易被老百姓接受，可以从根本上瓦解天下臣民的反抗意志。 特别是，汉武帝时，董仲舒对儒学进行改造，使儒学从“不达时宜”、喜欢“是古非今”的复古之学，演变为“霸（刑名之学）王（儒学）道杂之”的新儒学，并逐渐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从此，儒学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的主体，孔子、孟子也成为历代王朝钦定的“圣人”，而真正充当皇权灵魂的“荀学”却因为太直白，被迫退居下风，荀子、韩非子更是被排斥在正统的哲学之外。 一句话，还是近代思想家谭嗣同说得好：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大盗。” 在这里，“乡愿”指的是那些“伪君子”和骗子。在谭嗣同的眼里，二千多年来，历代王朝都是清一色的皇权政体，那些帝王都是“祸国殃民”的大盗，他们信奉的都是荀子的哲学，全都是坑害人民的鬼话；只有大盗才信奉和鼓吹这些鬼话，也只有那些专门编造和传播鬼话的“骗子”才竭力讨好帝王。 谭嗣同的话真是“一针见血”，揭露了皇权国家的强盗性质和古代哲学的奴才属性，以及这种强盗权力和奴才哲学之间“互相利用”的特殊关系！ 中国古代哲学的“奴才化”趋势 当然，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的哲学并非全都是“奴才哲学”，就是荀、韩的哲学也一度是英勇的斗士，不过那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皇权国家之前。 大思想家荀子虽然出身儒门，但他对儒学传统的批判却非常尖锐和深刻。在《荀子•儒效篇》里，他把儒家分为“俗儒”、“雅儒”、“贱儒”和“大儒”，充分表现了他对儒学的蔑视。对儒家的“法先王”，荀子坚决反对，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法后王”的主张，与儒家的复古、倒退进行坚决的斗争。 针对孔、孟“畏天命”的观点，荀子勇敢地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口号，为即将建立的皇权国家提供了精神力量和理论基础。 在人性方面，荀子提倡“性恶论”，反对孔孟的“性善论”，并指出：人的本性是恶的，需要后天的培养教育，才能变善。 儒家的主要政治思想是“礼”，荀子则把“法”糅合进“礼”中，经常是“礼”、“法”并提，从而跳出了儒家的“礼”的窠臼。 如果说荀子对儒家的批判还主要是在宏观上、理论上进行的话，那么他的学生韩非子则是从具体的政策、措施入手，而且十分尖锐，毫不含糊。在韩非子那里，儒家的“礼”被抛到一边，直接提出了“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的主张；主张依法治国，“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虽然韩非出自荀子门下（儒学的一支），也算是出身于儒家，但他的哲学已经和儒学大相径庭，甚至势不两立。当时，他把儒家列为“五蠹”之首，指出儒家“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并明确提出： “古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以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 在韩非那支犀利的笔下，孔孟儒学被批驳得一塌糊涂，难怪为韩非所倾倒的秦始皇后来会对儒生大开杀戒，干出“焚书坑儒”的事情来。 在否定复古、倒退的孔孟儒学，为新的皇权国家体制的建立“鸣锣开道”的战场上，荀子师徒精神抖擞，一往无前，为中国第一个皇权国家——秦朝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一时期，他们站在了时代的最前沿，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斗士”。但是，在秦朝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逐步确立，作为替这种权力形式呐喊和战斗的荀韩哲学，也就逐步由斗士变成奴仆。 西汉中期，董仲舒对孔孟儒学进行改造，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深受汉武帝的赏识。为了笼络人心，从汉朝开始，帝王逐步把“独尊”的地位交给儒学，因为在儒学的外面披着一件“王道”的外衣，不像荀韩哲学那么面貌狰狞，更容易被人们接受，不至于引起太大的反感。 从此，儒学就成为中国皇权社会的正统声音，其余诸家学说或者退居幕后，或者销声匿迹，中国哲学也逐渐成为皇权的“奴仆”。在帝王的身边，聚集着各色各类的儒生，有的充当牧师，有的争做奴才，偶有一两个“离经叛道”者，轻则被羞辱、诟骂，重则遭囚禁，甚至被明正典刑，株连九族。 古往今来，在皇权体制下，中国人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清初著名学者钱湘灵曾在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 “名满天下不曾出户一步，言满天下不曾出口一字。” 这是中国古代学者心态的真实写照！试想一下，在严密的高压统治下，学者们都“不曾出户一步”、“不曾出口一字”，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思想、哲学。在威严、肃杀的皇权统治下，学者们能够苟全性命就算是“龙恩浩荡”了，哪里还敢随便讲话，批判皇权，除非他有两个脑袋！ 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有一句名言： “制度的特点，就是扼杀人们精神中的思想、灵魂中的美德。” 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纵观中国历史，越到皇权社会的后期，皇权就越发厉害。特别是在满清入主中原以后，吸取历代王朝的经验、教训，制定出一整套、独裁的国策，将皇权国家体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在大清朝的高压统治下，人们的思想被扼杀，甚至用薙发留辫、口称“奴才”等规定竭力践踏人的尊严，让中国人没有半点“人”的骨气，更谈不上什么哲学、思想和哲学家、思想家，有的只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和“奴才死罪！死罪”…… 在17、18世纪，中国人依然生活在高度的满清王朝统治下，西方却先后爆发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逐步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才出现了魏源、洪仁玕、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等改良派思想家，但也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皇权体制所吞噬。面对黑沉沉的、强大的皇权国家，极少数有识之士（例如龚自珍）也是无能为力，只有扼腕叹息： “九洲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当时，中国确实需要“不拘一格”的人才！在长达几千年的皇权的高压统治下，中国没有出现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那样的哲学家，更缺乏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那样大无畏的“哲学巨匠”。在一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恩浩荡”和“奴才该死”的赞美声中，中国人一直生活在“铁屋子”里，浑浑噩噩地接受奴才哲学的愚弄、欺骗，任由帝王摆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才猛然惊醒！ 所以，自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皇权国家以后，中国就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了，有的只是替皇权涂脂抹粉的“奴才哲学”。在皇权的威压和奴才哲学的欺骗下，中国人的头脑里充斥着种种“奴才思想”，如：君要臣死，臣就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就得亡；倘若不服从，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十恶不赦。 在皇权社会里，权力有三个要素，即军队、法律和哲学。几千年来，帝王们动用军队镇压人民，运用法律管束人民，同时利用奴才哲学来欺骗、麻痹人民。如此一来，皇权制度就“稳如泰山”了，这就是皇权国家能够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而不倒的“奥秘”所在！ 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权力比作老虎，哲学比作人的话，那么，在皇权时代，就是：老虎吃掉了人，而且这个被吃掉的人还“为虎作伥”，既引导老虎去吃更多的人，又蛊惑、迷乱人们的心灵，让人们“心甘情愿”地被老虎吃掉。 总之，对于瓦解人民的斗志、巩固皇权制度，中国古代的奴才哲学是“功不可没”！ 哲学与权力的“共生共灭”关系 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自从有人类以来，权力就诞生了；几乎是如影随形，替权力辩护的哲学也出现了。 归根结底，哲学和哲学家无非是权力的辩护人：他们不是替这种权力形式辩护，就是替那种权力形式辩护。所以，有人甚至提出：让哲学家走出书斋，干脆由哲学家称王，从“辩护律师”的地位变成“当事人”，这就是柏拉图倡导的“哲学王”的思想。 反过来，另一些学者试图让哲学与权力绝对分离，造就一个权力真空的世界。例如，16世纪英国哲学家莫尔提出的“乌托邦”的思想。在世界名著《乌托邦》中，莫尔运用形象化的语言阐述了自己的哲学主张：在一个遥远的海岛上，有一个名叫“乌托邦”的地方，那里一切财产都是公有的，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压迫、剥削，人人都要参加劳动，男女完全平等，都热心公共利益，一切劳动产品都属于全体人民，进行合理分配；至于管理人员，由全体人民选举产生，每年选举一次。不过，这个“乌托邦”虽然很美妙，但终究无法逃脱权力的支配和约束。 18世纪中叶，在《自然法典》中，法国哲学家摩莱里描绘了一个未来的“大同社会”。因为摩莱里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所以，在他的“理想国”里，没有私有财产，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享受劳动、休息、医疗和接受教育的权利。有趣的是：在这个新社会里，人们穿的都是清一色的衣服，住的是一样的房屋。 像莫尔、摩莱里这样的哲学家，他们的本性是善良的，都把批判的目光集中在私有制上，但他们刻画的“理想社会”仍然无法逃脱权力的控制。 只要有人类，就会有权力；只要有权力，就会出现为权力辩护的哲学，这是权力与哲学在人类社会低级阶段的表现形式。当人类社会进入高级阶段时，权力与哲学的表现形式也出现了差异：一方面，哲学依然是权力的“辩护人”；另一方面，当人们要推翻某种权力形式时，就首先要从思想上批判和否定为那种权力形式辩护的哲学。如果这种哲学被人们摒弃，权力这只大鼎只剩下法律和军队两只足来支撑，就会摇摇欲坠了，因为法律和哲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任何法律都需要哲学来提供理论依据；如果哲学被否定了，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旦哲学、法律这两只足都垮了，权力这只大鼎就剩下军队一只足勉强支撑，这种权力形式的崩溃也就指日可待了。 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夫子曾经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个政权崩溃的前兆，就是它所依靠的哲学出现了普遍的信仰危机。一旦这种信仰危机无法克服，这个政权就失去了“合法性”，很快就要分崩离析，无论它当时多么强大，都是“外强中干”，无法摆脱必然灭亡的命运，中国的皇权政体也不例外。 在秦始皇时，秦朝是够强大的，“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驭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但是，嬴政自恃强大，穷兵黩武，焚书坑儒，丧尽人心。特别是，秦二世凶残、暴虐，出现了全国性的信仰危机，结果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宣传“大楚兴，陈胜王”，“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不过，等陈胜建立“张楚”政权，当上国王以后，他刚愎自用，也迅速腐化，很快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世人很快就看清了“大楚兴，陈胜王”的实质——只是出现了又一个“作威作福”的皇帝，而且还是一个“土皇帝”。所以，没过几个月，张楚政权就垮台了，陈胜也被部下所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以轰轰烈烈开始，却以迅速失败而收场。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是够强大的，曾经地跨欧、亚两洲，军力之强世界罕见。但是，因为元朝统治者顽固地坚持民族歧视政策，“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大帝国只存在几十年时间就崩溃了。 想当初，“闯王”李自成是何等受人拥戴！那时，人民到处传唱着“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带着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热情支持农民起义军。可是，没过多久，严酷的现实就告诉人民：这个“李闯王”并不比崇祯皇帝好多少。 在打进北京后，李自成建立的“大顺王朝”迅速腐化，使老百姓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李自成的看法，他们“始愤痛思旧矣！”北京的老百姓出于对起义军的憎恨，竟然怀念起他们过去切齿痛恨的明朝，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正因为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这位曾经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所向披靡的“大顺皇帝”李自成，只坐了二十几天的金銮殿，就匆忙逃出北京，最后竟然在湖北九宫山死于区区几个地主武装团练之手，前后一对比，反差何等强烈！ 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更是如此！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迅速席卷整个南部中国，并在天京（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满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已经是“摇摇欲坠”。 当时，洪秀全自称“天王”，虽然没有称皇帝，但他依然大权在握，作威作福。 在金田村起义时，洪秀全曾宣布：“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得起尔吞我并之念？”此外，他还郑重地许诺：要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 说得是何等“动听”！ 但是，就像陈胜说过的“苟富贵，毋相忘”一样，这些美妙的言辞只适用于患难时，一旦洪秀全做上天王，他不但将这些话忘得一干二净，还公开宣布“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建立了一整套等级制度，从天王到普通老百姓之间等级森严，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 所以，人们很快就对这个“太平天国”失望了，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同洪秀全决裂，甚至起来打倒他：在内部，在悲愤和失望之余，“文武双全”的翼王石达开率领十几万精兵出走，最后在大渡河畔全军覆没；在外部，曾国藩愤而组织湘军，成了太平天国的“掘墓人”。特别是，到了太平天国后期，尽管其军事实力要比前期强大得多，却丧失了最宝贵的“人心”，步履艰难，一步步走上了下坡路。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一个“皇权社会”，其间经历了多少次改朝换代。对此，中国古人有一句名言：“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其实，人心就是信仰，信仰就是哲学所产生的感召力量。一旦某个王朝人心丧尽，单凭是维持不了多久的，这是亘古不变的“历史定律”，屡试不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皇权社会四定律之二：权力与金钱“联姻” 在皇权社会里，有一个历史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如果将“权”与“利”相比较，“权”更为重要，权力比财富更受人们的青睐。就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而言，往往是先有了“权”，再凭借政治权力获取“利”。 在皇权时代，财富的多寡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谁的权越大，谁就能获得更多的金钱，从而陷入了一个权力——金钱——更大权力——更多金钱的恶性循环。于是，千百年来，“争权”和“夺利”、“升官”和“发财”才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在民间，也流传着一句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揭示了权与利以及富与贵在皇权社会里的特殊关系。 权力吞噬金钱，金钱腐蚀权力 自从权力诞生以来，它要抢夺的东西就是金钱，就要拼命地吮吸金钱。随着权力的发展、壮大，它对金钱的需求和贪婪也越来越厉害，就像一个凶恶的魔鬼一般吞噬着金钱，永无止境，直到吞噬的金钱把它胀死为止；在一个权力魔鬼胀死之后，另一个权力魔鬼又会产生，人类社会也随之一步步从低级向高级演变。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们对权力的争夺，在本质上是对金钱的争夺：谁的权力大，就可以占有更多的金钱。特别是在皇权社会里，那些帝王垄断了全国的最高权力，富有四海，全国的金钱都成了他的“一己之私”。所以，刘邦称帝后，得意洋洋地问父亲刘太公：“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所就，孰与仲多？”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一个人只要坐上龙椅，那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就成了他的产业，他就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这些帝王不仅生前奢侈，挥金如土，就是在死后还要用大量金钱陪葬，以便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享受。例如，慈禧太后死后，用的棺木是金丝楠木，棺底铺着一条缀满13000颗宝珠的锦褥，在锦褥上又加盖一条有2400颗硕大宝珠的丝褥。在她的尸体周围，摆满100多尊佛像，都是用金银、翠玉、红绿宝石雕刻而成。此外，还有10000余颗五色珍珠均匀地撒在棺木内。 自从秦始皇建立皇权国家以后，历经几千年的王朝兴衰更迭，权力在吞噬金钱的同时，也遭到了金钱的腐蚀。 在皇权时代，一个新王朝的前几代皇帝往往比较明智，在掠夺金钱方面也比较有节制，同时推行一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让人民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供其进一步掠夺。但是，到了王朝的后期，帝王们大多昏庸、残暴，只知道一味地索取、掠夺，不惜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恨不得把人民搜刮干净，宗旨只有一个：榨取更多的金钱，供他们享受、挥霍。所以，在王朝的初期，金钱除了供统治者享受外，还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了王朝的后期，金钱的“副作用”就越来越明显——逐渐腐蚀皇权的肌体，促使其加速走向灭亡。 秦朝建立后，虽然赋役繁重，秦始皇又广造宫室、大兴土木，花费了不少钱财，但他推行的许多政策，比如统一天下，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向岭南地区移民，使人民能够在一种相对和平环境下从事生产活动，特别是嬴政高度重视农业，使农民大多拥有一小块土地，可以安心发展生产。所以，在秦始皇的高压统治下，人民生活虽然很悲惨，但整个社会仍然是稳定的。 到了秦二世时，胡亥、赵高一伙人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大肆挥霍，结果金钱反过来腐蚀、瓦解了皇权政体，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秦朝也很快土崩瓦解了。 西汉前期，好几代皇帝注意吸取秦朝的教训，一方面，采取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使人民可以安居乐业，社会经济逐步繁荣起来；另一方面，统治集团也榨取了巨大财富，尽情享乐，过着人间最豪华的生活。到了汉武帝初年，国库里装满粮食，铜钱堆积如山，大约有数百亿。究其原因，是汉朝前期实行“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使社会安定，老百姓可以安心发展生产。这反映了一个规律：在皇权社会里，只要帝王们不再整天“挖空心思”剥削、压迫人民，勤劳、纯朴的中国老百姓自然会通过辛勤劳动，使社会经济发展、繁荣，实现国富民强。 东汉末年，桓、灵二帝都是出了名的昏君。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贪欲，他们想出种种“稀奇古怪”的法子搜刮金钱，甚至明码标价，公开卖官鬻爵，把一部分权力直接转化成金钱，充分暴露了皇权体制的腐朽性。 由于统治集团骄奢淫逸，沉湎于金钱的深渊中，皇权国家制度出现了巨大的分裂和演变，再加上黄巾大起义的打击，东汉政府的权威急剧下降，各地军阀纷起，统一的皇权被割据势力所取代，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三足鼎立”的时代——三国时期。 当时，大军阀董卓一度把持朝政，利用权力掠夺了大量金钱，真让人触目惊心。为了榨取更多的金钱，他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指挥军队烧杀抢掠。在他的大本营——郿坞，藏有黄金3万余斤，白银9万余斤，各种珍宝不计其数。但是，这个吞噬金钱的恶魔，不久就被金钱所吞噬了——司徒王允设计处死了他，并将他那用金钱喂养得肥肥胖胖的身躯点了天灯！ 隋文帝杨坚，是隋朝的开国皇帝，非常注意节俭。为了限制权力对金钱的肆意掠夺，杨坚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表彰和擢升廉洁的官吏，并赐给官吏们职分田，限制官员利用公款放债盘剥人民；另一方面，他对贪官污吏毫不手软，一发现官吏贪污、受贿，就严惩不贷，连太子杨勇、秦王杨俊也因为生活奢侈，耗费大量金钱，被他废黜。 不过，隋文帝毕竟是帝王，他之所以限制权力对金钱的攫夺，无非是为了坐稳龙椅，巩固自己的权力，所以他也有穷奢极欲的一面： 有一次，他命令大臣杨素修建仁寿宫。杨素素来狡诈而贪婪，在隋文帝大力提倡节俭之风时，他竟然“反其道而行之”：建造豪华府第，又抢夺大量良田、美女，对老百姓欺诈勒索。可是，这样一个凶狠、贪婪的大官僚，却被隋文帝认为是一个正直、廉洁的好官。 杨素领命后，征发数十万民夫，用两年的时间建成了一座宏伟、壮丽的仁寿宫，简直可以和秦朝的阿房宫相媲美了。等宫殿建成后，隋文帝亲自前来查看，见那宫殿依山傍水，连绵宛转达一百多里，又听说死了数万民工，顿时脸色大变，怒斥杨素：“你这个佞臣，竟然这么干，是想让天下人埋怨我啊！”群臣一见，都替杨素捏一把汗，以为他这回准要倒霉了：轻则罢官，重则丢掉小命。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隋文帝又召见杨素，反而夸奖他：“爱卿，你知道朕老了，没有地方娱乐。现在，你建了这样一座宫殿，岂非忠心耿耿？”然后，杨坚又下令重赏杨素。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杨坚耍的是“两面派”的手腕：既要享受生活，又要装腔作势，摆出一副“廉洁”的姿态。 当然，在隋文帝时，比较注意节俭，贪官污吏们也不时受到惩处，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权力对金钱的搜刮掠夺，社会风气也比较清明。但是，到了隋炀帝时，皇帝带头腐化、淫乐，残酷搜刮人民的金钱。于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小官吏纷纷效仿，举国上下成风，整个社会风气完全被毒化。最后，被金钱这只“蛀虫”蛀空了的大隋帝国很快就垮台了。 由唐朝到宋朝，从宋朝到元、明、清，历代王朝无不是以对金钱的掠夺开始，而被金钱所腐蚀、演变结束。几千年来，在王朝的更迭过程中，金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政治的标志——权钱交易 在皇权时代，就像得了麻疯病的人毛发会急剧脱落一样，一个政权的明显标志就是卖官鬻爵，贪污受贿，以权换钱，而且非常普遍。 东汉灵帝时，为了榨取更多的金钱，皇帝竟然大张旗鼓地卖官鬻爵，就和在市场上卖东西差不多。当时，灵帝在国都洛阳开设了一个名为“西园”的官爵交易所，公开拍卖各种官爵，有高有低。一般，地方官要比京官高一倍，因为地方官可以直接搜刮民脂民膏，比京官的油水大得多。如果有好几个人同时争夺一个官职，就要进行拍卖——竞价投标，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当然，在出卖官爵时，也要考虑买官人的身份、地位和家庭状况，可以酌情增减：地位高、有威望的人可以减价；社会地位低、名誉不好、家底子厚的人可以加价。例如，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的标价是1000万钱，名士崔烈要购买司徒一职，结果打了5折；曹嵩（曹操的父亲）要买个太尉，因为他是宦官，名声不好，结果价钱涨了10倍，达到1亿钱。 至于那些用钱买来的官儿们，为了把本钱捞回来，当然会掘地三尺，拼命搜刮民脂民膏。所以，他们一到任，就来了一个“新官上任三把火”，立即升堂办案。所谓“办案”，就是通知原告和被告赶快拿钱来，谁给的钱多，谁就有理，谁就可以打赢官司。于是，颠倒黑白，诬良为盗，草菅人命，把娼妇捧为贞女，将贞女贬为淫妇，等等，无奇不有，一塌糊涂！ 一个政权竟然可以公开出售官爵，其是不言而喻的。这时，东汉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汉灵帝昏庸无能，重用宦官，公然告诉百官：“张常侍（指宦官张让）是我父，赵常侍（指宦官赵忠）是我母，你们都得把他们当作父母来孝敬！” 作为“一国之君”，汉灵帝非常贪婪，想方设法地搜罗钱财。当时，他在寝宫里设了好几个大柜，装满奇珍异宝。如果有人进献贡品，他都要亲自过目，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留下，他看不上的东西才交给国库。对此，灵帝非但不以为耻，还给这种卑劣的行为起了一个名字：“导行费”。宦官吕强实在看不下去，曾多次规劝，灵帝却把脖子一扬：“朕乃一国之君，就是全部留下也不为过，何况这区区之数！” 由于汉灵帝贪婪无耻，东汉末年的权钱交易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贪污、贿赂之风大行其道。在这样的社会里，金钱成为人们惟一的“至爱”，而在皇权政体下，权力的大小又直接决定了获取金钱的多寡，权力越大，就可以捞到更多的金钱。 于是，全国各地（从繁华的国都洛阳到穷乡僻壤），到处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他们就像恶虎豺狼一样疯狂地吞噬着民脂民膏。最后，人民实在是活不下去，被迫喊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揭竿而起，向腐朽的东汉政权发起猛烈冲击！ 像这样公开的卖官鬻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比较突出的是西晋。 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司马炎荒淫无耻，为了中饱私囊，他竟然利用手中的皇权大肆卖官，致使冠盖遍地，王侯如蚁。 有一次，司马炎问大臣刘毅：“爱卿，你看寡人和前朝哪位皇帝相似？”刘毅为人刚正不阿，便答道：“陛下与东汉的桓、灵二帝非常相似。”司马炎脸色陡变，悻悻地问：“寡人平定吴国，统一天下，功比天高，你竟然把我比作桓帝、灵帝两个昏君，是何道理？”刘毅冷冷一笑：“桓帝、灵帝之所以是昏君，因为他们卖官鬻爵，陛下不也在这样做吗？何况，桓、灵二帝卖官，钱交国库，而陛下卖官，钱入私囊。可见，陛下连桓、灵二帝还不如呢！”司马炎一听，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将刘毅推出午门斩首。群臣一见，急忙跪倒求情，司马炎这才“龙恩浩荡”，将刘毅打入天牢。 不过，卖官鬻爵只是权钱交易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极其简单、易行，但受益者主要是帝王和他周围的一小撮人，受害者却是广大老百姓，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导致这个政权土崩瓦解。所以，一些头脑较为清醒的帝王不敢采用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 贪污和贿赂，是最普遍的权钱交易形式。特别是贿赂，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权力场”上，腐蚀着皇权国家的权力基础，毒化了社会风气，发出一股铜臭气息。 例如，大贪官严嵩倒台时，从他家里抄出“纯金器皿共3185件，重11000余两，玉器共857件，耳坠耳环共267双，布缎绫罗纱共14300余匹，扇柄27300余把，南昌和分宜第宅房店共3300间”。此外，从严嵩家里还抄出了金银象棋好几百副。对此，连明朝人沈德符都大发感叹：本来，对弈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如果拿着一颗颗用纯金浇出来的棋子对弈，沉甸甸的，岂不累煞人也？ 过去，有一则笑话。有一次，一位地方官员离任，将他任职期间搜括的财宝全部装车运走。最后，这位官员巡视长长的车队，发现末尾那辆车上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便问道：“你是谁？”小老头答道：“我是本地的土地爷！”这位官员大惊：“土地爷，我已经不在你的地面上做官了，你还跟着我干什么？”谁知，这位土地爷一脸苦相：“老爷！您把这里的地皮都搜括走了，我不跟着您，又跟谁？” 这虽然是笑话，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在皇权国家里，从上到下，几乎是无官不贪，有时连皇帝本人也可能是最大的贪污犯。 相对而言，卖官鬻爵是公开进行的，容易受到全社会的谴责，也容易禁止，而贪污、贿赂就不同了：它是在暗地里进行的，不容易被察觉，很难彻底铲除，所以它的危害就更大。 在皇权社会里，贪污、贿赂的手段多种多样，千差万别，但是必须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权力。没有权力，就绝对不会出现贪污、贿赂；同时，贪污、贿赂通常也是和权力成正比的，权力越大，贪污、贿赂的数量和几率就会越多。 贪污的总根源——皇权国家体制 对于皇权国家的贪污，在前面，我们已经进行了充分的揭露。那么，这种情况的总根源是什么？我认为，就在于皇权国家体制本身，也就是说，官僚们贪污是皇权国家体制的“副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大面积的已经升级为“制度性”了，而不再是单纯的个人！ 在皇权国家里，官僚的贪污之所以是必然的，主要是因为：在皇权体制下，有两种特殊的关系，一是君臣之间的“虎狼关系”，二是官民之间的“猫鼠关系”。 在君臣关系方面，大思想家韩非有一番“高论”。春秋后期，有一天，齐景公和晏子到海边巡游，回首看着齐国的大好河山，景公不禁大发感慨：“多么美丽的土地啊！将来，它会属于谁呢？”晏子答道：“也许是田氏吧！”景公大惊：“我的国家为什么会归田氏所有？” 这时，晏子就告诉他：田成子努力经营自己的封地，从各方面满足社会各阶层的要求，使人民“归之如流水”。景公听着听着，不禁流下了眼泪：“真是可悲啊！我的国家将归田氏所有，那该怎么办呢？”晏子答道：“只要您近贤才、远小人、缓刑罚、赈贫穷、恤孤寡，多施恩惠，这样民心又会归向于您，纵有10个田成子，又能把您怎样？”平心而论，在中国历史上，这实在是一种“难得一见”的“和平竞争”的主张。 对此，韩非却是嗤之以鼻：齐景公“不知用势”，晏子也是愚不可及。他认为，“明主”任用大臣，就和养鸟差不多，必须拔去鸟翅膀下的羽毛；只有这样，才能让鸟儿（臣下）驯服！ 此外，韩非又举了一个卫嗣公的例子。有一次，名士如耳去游说卫嗣公。卫嗣公见了如耳，既高兴，又叹气。左右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不起用如耳为丞相？卫嗣公却说出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人用百金之马，而不用千金之鹿，是因为马能够为人所用，而鹿不能为人所用！如耳虽有大才，当个丞相当然不在话下，但他胸怀大志，心不在卫国，我怎么能重用他呢？” 看来，帝王用人的标准不是有才、无才，而是能否为己所用：能为自己所用，就是“人才”，可以破格提拔；否则，就不是“人才”，不能任用，甚至还要铲除，不留后患。明朝建立后，贵溪名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才子姚润、王漠不肯为朝廷效力，朱元璋大怒，“皆诛而籍其家”。为此，朱元璋还专门制定了一条法律：如果有士大夫不肯为皇帝卖命，就是“化外之人”，可以“诛其身而籍其家。” 于是，在皇权国家里，走后门，讲究“裙带关系”，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汉武帝时，有三个丞相是外戚：窦婴是祖母窦太后的侄子，田蚡是母亲王太后的弟弟，公孙贺是卫皇后的姐夫；当朝三位大将，也都是由女宠起家：卫青是卫皇后的哥哥，霍去病是卫皇后姐姐的私生子，李广利是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至于不可一世的霍光，则是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汉成帝即位后，在一天里封了5个舅舅为侯：王潭为平阿侯，王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扁平侯，人称“五侯”。这些人能在政坛上发迹，成为朝廷要人，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裙带关系”。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句话虽然有点尖刻，但“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皇权国家人事沉浮中这一重大待征。 更有甚者，为了消磨臣下的野心和贬损臣下的威名，某些帝王不惜听任官僚们贪污、骄奢淫逸，这是他们对付臣下的一件“秘密武器”。 例如，萧何是西汉的“第一功臣”。西汉建立后，刘邦就对开国功臣们产生了戒心，所以手握重兵的韩信、彭越、英布相继被送上断头台。这时，有人告诉萧何：“您离灭族不远了！您在关中这么多年，深得民心，现在皇上又多次派人打探您的动静，是担心您会功高震主啊！您为什么不收点贿赂，广放高利贷，多买点田地，以贬低自己的声望？”萧何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大喜：“原来相国（指萧何）也喜欢占小便宜！” 在这一点上，赵匡胤似乎比刘邦还要坦率。为了削去石守信、王审琦等统兵大将的兵权，防止他们篡位，赵匡胤请他们喝酒，说：“光阴苦短，人们之所以你争我夺，无非是想多积累金钱，使自己可以充分享受，子孙后代不至于贫穷。现在，你们不如交出兵权，到那些膏腴之地做官，多买一些歌妓舞女和好的田地、住宅，快快活活地过一辈子！” 几千年来，历代帝王竭力削弱臣权，加强君权：汉武帝颁布“推恩令”，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分散一切可能的对手的实力，以造就一个绝对强大的皇权；宋太祖削夺统兵将帅的兵权，并建立了一套体制，让各个部门“犬牙相制”，互相制约——“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之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为六七”；朱元璋宁肯让自己的家奴——太监掌理内外奏章，甚至代天子“批红”，也要废除丞相，压抑臣权。经过多少代帝王的不懈努力，逐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以加强皇权统治。 在皇权体制下，这种特有的君臣关系，必然使得政治永远不能清明。在皇权国家里，官僚机器无能是常态，“贤者苦于掣肘而不得尽其长，不肖者便于推委而籍以分其谤，事之举者转少”是必然的结果。在这种君臣关系支配下，那些关心国事民瘼的有志之士经常受到打压，很难大展宏图，真正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华。 与君臣关系类似的是，大小官吏可以支配民众，民众却不能制约官吏。在等级分明的权力金字塔中，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是一条基本原则。在皇权时代，普通民众没有多少政治权利，他们在各级官府和大小官吏面前永远低人一等，处于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所以，官吏们只要巴结好上司，让上级满意，就可以对下为所欲为。 西方思想家孟德斯鸠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这句话，对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皇权国家的贪污有很大的启示。 在皇权体制下，官吏们总是想方设法地把职权变为特权，变成私利。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王亚南指出： “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与帝王一样，这些官僚们大耍“两面派”的功夫：一方面，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代表自居，打出“爱国”、“爱民”的幌子；另一方面，则是大肆贪污，最大限度地实现着各自的私利。在实践中，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利用手中的任何一项权力贪污受贿：吏部主管官员的考核、升迁，可以卖官；礼部负责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可以出卖考题；刑部可以利用断狱、决人生死之权卖法；兵部也可以运用练兵、发饷之权，甚至利用战争之机大发“国难财”。“上梁不正下梁歪”，下面的各级官员，乃至师爷、胥吏，也无不如此。 在某种程度上，那些贪污腐化的人，更让帝王放心，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更容易驾驭，个中的奥妙就在于：这些人都有“前科”，有把柄捏在皇帝手里，皇帝可以随时抓住他们的“小辫子”处置他们。 所以，历代帝王虽然也把打击喊得震天响，偶尔也会惩办几个贪官污吏，但只要稍加研究，就不难发现：这些人之所以会倒霉，要么是几只“苍蝇”，无足轻重；要么是顶风作案，正好撞到“枪口”上了，更多的是得罪了上级（特别是皇帝），上头正好拿他“祭旗”，杀鸡给猴看！至于那些位高权重的“老虎”，如严嵩、和珅之流，尽管贪污受贿、劣迹累累，路人皆知，只要得到帝王的宠信，谁敢揭发，谁就会“忤逆圣意”，没有好果子吃；当然，“天威难测”，如果皇帝对他们的宠信转衰，甚至产生了厌恶之情，一人发难，就可以将其扳倒。 其实，在皇权社会里，贪污之风之所以会屡禁不止，其根源就在于：在皇权体制下，官僚们只是对上级（主要是皇帝）负责，其权力不受社会、民众的制约，可以绝对支配民众的命运。 在几千年的皇权社会里，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盼望“明君”出世，“父母官”能够给他们带来阳光雨露，但是，无情的是，人们的希望一次又一次落空。对此，我们应当从皇权国家体制上寻找原因，而不能单单归咎于皇帝个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皇权社会四定律之四：历史周期律 1945年7月，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夕，黄炎培先生曾访问延安，与领袖之间有过一番著名的“窑洞对”。当时，黄炎培谈到了“历史周期律”这个话题： “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团体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力。” 在这里，黄炎培确实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在中国皇权社会里，既有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到“康雍乾盛世”的太平盛世，又有作为其对照的“白骨暴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乱世。对此，许多人也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所以才大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五百年必有王者出”。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这个周期以二三百年为一轮周而复始：先是王朝初期的“休养生息”，励精图治，出现盛世的空前繁荣；接着是骄奢淫逸、贪污，大批小农破产、流亡，伴随着某种外患；最后，原子弹大爆炸，农民大起义爆发了，在横扫贪官污吏的同时，将几十年、几百年积累的文明成果毁于一旦；等到农民战争过去后，新的王朝建立了，皇权国家又在废墟上重建。 几千年来，中国历史陷入了这样一种“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之中。每一次王朝更迭，都是把前朝的历史重新复制一遍，“换汤不换药”：张家王朝衰落了，又有一个李家王朝取而代之，但李家王朝并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制度，很快就走上了张家王朝的老路，先是兴起，接着是繁荣，然后是衰落，再到灭亡，反反复复。在这种乱象纷呈的历史背后，历史周期律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在无形中支配着中国历史。 古往今来，中国人走的是“循环往复”的同一条路，犹如一股水流长久地迂回在同一条河道里。其实，生活在秦始皇统治下的“黔首”与生活在二行余年后大清朝统治下的黎民百姓，除了在服饰、装束、用度上有一些差异之外，其生活的实质又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呢？ 其实，黄炎培先生之所以要提出“历史周期律”，更多的是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索和渴望！ 皇权国家带来社会灾难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王朝一直是一个“皇权国家”，皇帝掌握着无限的权力，支配着社会的一切方面，支配着社会的全部资源、信息和财富，支配着农、工、商业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支配着所有人的荣辱得失（甚至生死）。在皇权时代，天下臣民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帝王的支配，都得（直接或者间接地）围着皇帝运转。总之，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皇权社会”。 那么，这种皇权社会有没有优越性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想统一天下，构建一个拥有广阔的版图和众多民族、人口的统一国家，就必须依托于皇权，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权，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高度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这种权力过于集中的皇权体制本身，就决定了它不可避免地造成深刻的社会危机，以致走向社会矛盾大爆发，引发社会大动乱！ 无限的权力，无限的灾难 在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里，帝王可以左右一切，皇帝的权力扩张到了吓人的高度。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古代的皇权国家里，没有任何一种机构或力量可以制约最高皇权，帝王被置于不受任何约束的位置，拥有绝对的权威，可以独裁、专断，一个人说了算。正因为帝王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又不受制约，他们一个念头、一个怪诞的想法，就可以决定整个国家、全体人民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决定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和命运。 在皇权时代，“全国一个脑袋”，全体中国人的命运就取决于皇帝一个人的喜怒好恶，国家的命运和历史的进程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帝王拥有无限的权力，而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又高度集中到皇帝的手中，所以这种至高无上的皇权威力惊人：既可以用来做好事，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福祉，也可以用来做坏事，给全社会造成灾难。 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几位“明君”，他们运用手中的皇权，在发展社会生产、促进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最终受益者主要是统治阶级）。不过，在皇位世袭的“家天下”下，这种有作为的“好皇帝”实在是风毛麟角，像晋惠帝司马遹那样的“痴呆皇帝”倒是大有人在。 更为普遍的是，许多皇帝运用手中的巨大权力，玩弄天下人于股掌，驱人民如仆婢，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例如，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调动大量人力、物力，为自己修筑宫殿、陵墓。据史书记就，仅骊山陵便修了36年，陵内建有宫殿、楼阁、朝房，穹顶以珍珠嵌成日月星辰，下面用水银造成江河大海。这项工程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光民夫就征调了75万人。秦始皇在位时，不爱惜民力，无限度地征发人民服劳役，致使“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就是因为秦始皇手中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不受约束，可以为所欲为。 隋朝的杨坚、杨广父子也很典型。在中国历史上，隋文帝杨坚是一位以倡导节俭而闻名的皇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却是历史上出了名的奢侈皇帝。隋文帝一生节俭，临死前积累了大量财富，正好为杨广提供了挥霍的资本。隋炀帝一上台，就命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使男丁200万人。由于时间紧、工程急，许多丁夫被活活累死。为了修宫殿，要从江西运来特大木村，运一根木柱就要使用2000人，耗费几十万个工。一根木柱如此，整个工程耗费的人力、物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此外，隋炀帝还修长城、开凿大运河、修驰道、三征高丽，等等，无止境的徭役、兵役和赋税，使老百姓“死于役而家伤于财”。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就不能按原来的规模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在中国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小农经济又非常脆弱，最经不起折腾，被秦始皇、隋炀帝们征发来的人，主要是农村的男丁，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在皇权国家的逼迫下，他们却被迫去服繁重的徭役、兵役，这势必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影响。最后，广大人民实在是忍无可忍，被迫起来反抗，推翻腐朽的王朝。 当然，帝王也是人，不是神，他们不可能不犯错误，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一个人（指皇帝）犯了错误，千百万人民就得跟着倒霉，竟然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灾难？为什么全国上下没有一点办法来阻止这种错误（或罪恶）的发展？这是皇权国家的 一个致命缺陷！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一些皇帝大权旁落，导致母后、外戚、宦官操纵朝政。但是，这只是一种变态的皇权，并不能改变皇权制度的本质，而且这种变态的皇权往往更加腐朽、丑恶。因为这些母后、外戚、宦官个人才能有限，又没有什么文韬武略，充其量不过是在宫廷政治中有“两下子”。他们之所以能够专权，是因为他们接近帝王，可以通过种种手段控制皇帝，从而窃取皇权，把持朝政。 在本质上，他们是帝王的附属物，是攀附于皇帝这棵大树上的青藤，根本无法自立，只能依附于帝王。表面上，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似乎威风不可一世，但他们的权力基础却很脆弱，地位很不稳固，所以他们一旦当政，往往抱着一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拼命地争权夺利，比那些帝王还要疯狂和贪婪。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母后、外戚、宦官主要是生活在宫廷里，活动范围狭小，对整个社会知之甚少，很容易束缚他们的眼界，更谈不上高瞻远瞩，驾驭全局；如果让这样的人掌握最高权力，左右政局，往往比帝王亲自掌权还要荒唐、可怕，可能给全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残酷的“皇权竞技场” 在皇权社会里，一般来说，能够参与宫廷政治，在激烈的皇权斗争中“插一脚”的人，大都是统治集团的高层人物，主要是皇族内部的成员。在这里，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叔侄之间，什么“孝慈悌友”之类的谎言早就被刀光剑影所代替，即使在汉、晋、隋、唐、元、明、清这些“大一统”的王朝里，也是屡见不鲜。这不，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明朝的“靖难之役”、清朝的“三藩之乱”，都是震撼全国的重大事变；就连著名的“太平天子”——清圣祖康熙，面对羽翼已丰、对皇位虎视眈眈的众皇子，也是心力交瘁，痛苦不堪，有好几次竟然想自杀！ 在皇权时代的“权力竞技场”上，真正讲究的是刀枪和手腕。为了争夺最高皇权，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统治者们可以不择手段，以至于我们今天都觉得不可思议。俗话说：“虎毒不食子！”王莽总共有4个儿子，1个早死，其他3个都被他处死。南朝的第一个小朝廷——刘宋，宋文帝刘义隆死在自己的亲生儿子刘邵之手。刘邵刚上台，弟弟刘骏就以“讨逆”为名，起兵攻杀刘邵，是为孝武帝。孝武帝刘骏的心肠更狠毒，先杀了叔父南郡王刘义宣，又杀了弟弟竞陵王刘诞、海陵王刘休茂等人，只有湘东王刘彧因为平庸幸免。不过，“恶有恶报”，刘骏总共生了28个儿子，被宋明帝刘彧杀了16个，被后废帝刘昱杀了12个，一个也没能善终。在炙手可热的皇权面前，皇家父子叔侄兄弟相残，谁也不肯退让一步！ 问题的关键是，每一次争夺最高皇权所造成的动乱往往给人民和社会带来深重的灾难。例如，汉景帝时，“七国之乱”的战火蔓延大半个中国。当时，吴王刘濞62岁，他的小儿子14岁，于是他就下了一道命令：吴国14～62岁的男子都要当兵，一下子征发了20多万人，后来有一半死在战场上，一半被汉朝军队擒杀。在西晋“八王之乱”中，司马氏诸王争相展开“杀人比赛”：第一名，是赵王司马伦，“自兵兴六十余日，战所杀害近十万人”；第二名，是长沙王司马义，多次击败成都王司马颖，“斩获六七万人”；第三名，是东海王司马越，“大掠长安，杀二万余人”。据统计，在“八王之乱”的16年间，直接死于战祸的人就在20万人以上。至于受战争影响，民众因流离失所、饥饿而死的，更是数不胜数。更可怕的是，这场司马氏家族内部的争斗，直接导致西晋王朝垮台，此后300年间中国一直处于分裂、战乱状态，各族人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在皇权国家里，这种争夺皇权的斗争，除了发生在皇族内部，也表现在君臣之间。其实，在皇权时代，大臣威名赫赫，功高震主，从来就是一种危险的信号；最后，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也有许多是大动干戈，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灾祸。例如，明太祖朱元璋猜忌功臣，掀起“胡蓝党狱”，被他杀害的有十几万人，几乎将所有的“开国功臣”一网打尽！ 无法根除的吏治 在皇权国家里，吏治可以说是一个难以医治的“痼疾”，大小官吏大肆收受贿赂，贪污成风。对这种贪污之风，人们莫不切齿痛恨。在《水浒传》里，施耐庵描写了一个梁山泊108位好汉起义造反、替天行道的故事。可是，他们虽然以轰轰烈烈开始，却以凄凄惨惨结束。究其原因，归根到底是他们的“斗争目标”有问题：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们打的旗号是“替天行道”，而在皇权社会里，“天”就是皇帝，所谓“替天行道”，就是替皇帝推行正道；在反抗贪官污吏的同时，他们不敢反对皇帝，更不敢反对罪恶的皇权体制，还时刻盼望着皇帝派人来招安。所以，在皇权体制下，梁山好汉们的结局只能是悲剧，这既是社会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在中国古代，贪官污吏之所以“多如牛毛”，是社会的结果，而的总根源又是皇权国家体制（皇帝是它的最高形式）。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算今天杀了1000个贪官，搞不好明天又会冒出10000个新贪官来。而且，在皇权社会里，帝王总是“至圣至明”的，天下臣民只有俯伏恭顺，怎么能去“替天行道”？无论你怎么解释，那都是“大不敬”，是对帝王权威的一种藐视和亵渎。 这不，对于梁山好汉们，北宋政府先是派兵围剿；围剿失败了，又动用“软刀子”——招安；等你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之后，就可以随便找一个借口，给你加上几条罪名，或监禁，或杀头，关键就看皇帝高不高兴了。 纵观中国历史，不但“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们不能解决贪污的社会弊病，就是“天”——皇帝亲自站出来“躬行天道”，运用手中的皇权来惩治贪官污吏，也无法扑灭贪污的邪恶烈火。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杀头皇帝”，他采用严刑峻法治国，杀起贪官来就像割稻草似地，毫不手软。据《明史》记载：“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享，以示戒。”朱元璋一坐上龙椅，就在《大明律》里明确规定：只要官员贪污，就立即撤职，永不录用；凡收受贿赂、贪赃枉法者，超过80贯的绞死；贪污白银60两以上的，除了抄家之外，还要剥皮示众，真让人毛骨悚然！ 此外，朱元璋还在《大诰三篇》里“史无前例”地规定：老百姓可以到京师控告贪官污吏，还可以直接把贪官污吏扭送到京师，听候朝廷处理。看来，朱元璋毕竟是出身农民起义军，在惩治贪官污吏上的确“有一手”！ 在实践中，朱元璋也是经常大开杀戒，一件案子就可以牵连、诛杀好几万人。例如，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和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就牵连到八万多人，主要是大小官吏和豪强地主。 可是，尽管朱元璋用严刑峻法来惩治贪官污吏，甚至不惜兴起大狱来震慑官吏们，但仍未遏制住贪污之风，贪官污吏们就像飞蛾扑火似地“前赴后继”，杀了一批，又冒出来一批，最后连朱元璋也感慨万千： “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朕乃明以宪章，而刑责有不可恕，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 朱元璋死后，明朝的皇帝是一代不如一代，惩治贪官污吏的法令也逐渐成为“一纸空文”，往往是重罪轻判，甚至“天恩特赦”。例如，宣德四年（1429年），御史沈润接受贿赂，纵容地方贪官枉法逼死人命，按照《大明律》应该绞死，宣宗却“特命谪戍”，流放他到边疆了事。 在前面，我们提到，朱元璋曾在法律里明文规定：老百姓可以把地方上的贪官污吏直接扭送京师。尽管中国的老百姓胆子小，没有多少人真敢这么做，但官吏们毕竟有所畏惧，不敢公然贪赃枉法。等朱元璋死后，别说扭送贪官污吏，就是老百姓告官——无论官员有没有罪行，都属于犯上作乱的“刁民”，照样要判死罪，或者流放、充军。 总之，在帝王的庇护下，官官相护，组成了一个依据权力大小来贪污受贿的集团，这个集团的“总后台”就是皇帝。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在位时，加征“三饷”，残酷压榨人民，激起农民大起义。在饿殍遍野、军队严重缺饷之际，崇祯帝仍然大肆搜刮民财，把搜刮来的金钱纳入私囊，表面上却接连颁布“罪己诏”，信誓旦旦地表示：国库已空，自己一贫如洗。最后，等李自成杀进北京，打开皇宫内库时，惊讶地发现：金银珠宝、丝绢布帛堆积如山，多得无法计算。看来，朱由检真是一个“守财奴”，宁可吊死在煤山，也不愿意动用自己的“小金库”！ 试想一下，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要钱不要命”的人坐在龙椅上，下面的官儿们还能不贪污受贿？当然，在皇权国家里，帝王有时也会大发“善心”，装模作样地杀几个民愤太大的贪官，那也只是“九牛拔一毛”而已，于大局何补？于社会何益？ 大清王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也是中国最腐朽的王朝，吏治极其。可是，自从八旗兵入关后，历代皇帝都摆出一副“为民做主”的架势，严厉打击贪污，提倡廉洁奉公。例如，康熙就曾明确规定：“凡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雍正更是一个著名的“抄家皇帝”，杀起大臣来连眼皮子都不眨一下，自然不会对那些贪官污吏手软。 到了乾隆时，清朝已经立国一百多年，江山已经坐稳了，官僚们骄奢淫逸，需要大量的金钱，尽管皇帝开恩，给他们专门设置了“养廉银”，但那么一丁点银子怎么能满足他们的贪欲，所以之风越演越烈。 乾隆皇帝发觉后，采用铁腕手段，坚决打击贪污。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官员勾搭连环，集体私分“赈灾款”，没有一个官员是干净的，更没有人举报。案发后，乾隆气得直发抖：“官官相护之风，至于举朝皆然！”于是，他下令严惩不贷：陕甘总督勒尔谨自尽，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绞死，原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兰州知府蒋全迪斩首示众，总共处死47名官员，被革职下狱的官员多达82人，惟一幸免的只有按察使福宁，因为他首先坦白交待，并积极检举揭发，才得到宽大处理：“从宽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 诸如此类的贪污大案，乾隆在处理时毫不手软。不管他是封疆大吏，还是皇亲国戚，一旦犯了事，乾隆也毫不留情，动辄撤职、充军、砍头，以期吏治清明，江山永不变色！ 可是，事与愿违，乾隆严惩贪污非但没能刹住这股之风，反而使贪污贿赂之火越烧越旺。最可恨的是，某些官员一边在追赃，一边又在贪赃，甚至把已经追回的赃款私吞，赃上加赃。例如，甘肃集体贪污案事发后，在奉旨追查贪官王亶望的家产时，登记册上明明写着：查抄黄金4748两，等上报内务府时只剩下金叶子9两3钱；最后，等赃款解交内务府时，这些金叶子也不翼而飞，真是“旷古罕见”！ 所以，乾隆是越惩治贪污而贪污之风越盛，越倡廉而吏治越。最后，连乾隆也长叹一声： “朕御极五十余年，未尝不时时以整饬官方为务，而贪纵骩法，……接踵败露，此皆朕水懦民玩、用人不当，未尝不引以自愧。” 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犯——和珅就一直受到乾隆的宠幸，位极人臣，权倾朝野。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乾隆还几次派和珅去查办贪污案，以大贪官治小贪官，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 其实，在皇权社会里，贪污的总根子是皇帝。这不，乾隆本人就是“天字第一号”的贪污犯，只不过他是皇帝，没人敢揭发他罢了。 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帝王就是活得滋润，比其他国家的君主都过得舒服，而且谁也不敢提出异议，因为他们至高无上，谁提出异议就是“大不敬”，目无圣上。特别是，乾隆又是一个很会享受的皇帝，他一方面大张旗鼓整治贪官污吏，奖励清官，另一方面又大肆挥霍，挥金如土。“上行则下效”，既然乾隆带头奢侈、，宠臣和珅又在一旁“推波助澜”，官吏们自然变着法儿贪赃受贿，“廉政”又从何说起？ 例如，乾隆六下江南，沿途花费了无数金银，竟把一座充盈的国库弄得“空空如也”，既给贪官污吏们壮了胆，也给他们公开贪污受贿，甚至变相抢劫，提供了大好机会。对此，国学大师章太炎曾指出： “玄烨、弘历数次南巡，强勒报效，数若恒沙，己居尧、舜、周公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间接以行其聚敛。” 皇帝既然要南巡，沿途的官吏们就打出“恭迎圣驾”的旗号，乘机大肆贪污、勒索，就像狐狸骑在老虎的背上，伸手向小动物们讨东西一样，谁敢反抗？而且，老虎也不会责备狐狸贪婪，因为狐狸打的正是替老虎觅食的幌子！这样一来，吏治怎么能不？其实，在皇权体制下，“廉政”云云，只不过是一块画着羊头的招牌，卖的都是贪污、贿赂的狗肉！ 明太祖、乾隆皇帝，都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对贪官毫不手软的皇帝，他们尚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污贿赂问题，其他平庸、腐化的皇帝也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贪污贿赂是皇权制度的必然产物。在皇权社会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绝对不能根治贪污的社会弊病的。只有从根本上打倒皇权制度，建立民主制度，才可能从根本上澄清吏治，遏制大小官吏的贪污。 周期性的社会大动荡 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社会动乱数不胜数。其中，震撼全国，造成一代王朝衰亡和社会天翻地覆的大动荡，短者几十年，长者二三百年，就要发生一次。 大体上，这种社会大动荡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农民起义；（2）封建混战；（3）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战争。在历史实践中，这三种情况往往互相影响，彼此交织。例如，在东汉末年、唐朝末年的农民起义之后，是几十年的军阀混战；特别是，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引来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和南北对垒。其中，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尤其是对于皇权国家权力系统具有摧毁性力量的，是农民大起义。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谋士徐乐曾上书汉武帝，指出：“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所谓“土崩”，是指民变或农民暴动；“瓦解”，是指诸侯、军阀们起来造反。从皇权国家的角度出发，徐乐认为：“土崩”的威胁最大！在这个问题上，徐乐的确很有眼光，但是，在皇权时代，没有一个王朝能够真正实现长治久安，最终避免“土崩”之势的出现。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突发性和群发性。秦朝末年，陈胜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八方响应：“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杀之以应陈涉”。一个月内，起兵响应的就有陵人秦嘉、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沛人刘邦、昌邑人彭越、六人英布，以及魏国名士张耳、陈余，楚国贵族项梁、项羽，齐国贵族田檐。 大业七年（611年），王薄在长白山（今山东章皇东北）吹响了反隋的号角，天下英雄纷纷响应：刘武周起于马邑（今山西朔县），薛举起金城（今甘肃兰州市），郭子和起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南），梁师都据朔方（今陕西榆林、米脂二县），窦建德起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汪华起新安（今安徽休宁县），杜伏威起淮南（今江淮之间），李密起巩县（今河南巩县），罗艺据幽州（今北京市），高开道据北平（今河北芦龙），其余占山为王的零星起义军更是不计其数。 元朝末年，刘子通在濠州起事，旋有彭莹玉、徐寿辉起于湖北，张士诚起于江苏，郭子兴、朱元璋起于安微，方国珍起于浙江。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军蜂起，除了李自成、张献忠这两支劲旅之外，其余乘势而起的不下100家。 二是规模浩大，影响巨大。东汉末年，张角起义，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八州之人，莫不必应”，起义军多达数十万人，京师震动。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军最多时达60万，转战全国，两次攻克都城长安。元朝末年的红巾军，明朝末年的李自成军、张献忠军都曾发展到百万人，席卷大半个中国。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坚持了14年，席卷18个省，攻克600多座城镇。 三是斗争目标明确，直接指向皇权国家和大小官吏。在皇权社会里，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皇权国家，反抗的直接目标是皇权政府的各级官吏（甚至皇帝）。陈胜起义的口号是“伐无道，诛暴秦”，天下人纷纷响应，“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黄巾起义军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到处“焚烧官府，劫略聚邑”；在隋末农民战争中，起义军“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黄巢起义军对贵族、官僚毫不留情，“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李自成起义军的口号是“不当差，不纳粮”，进北京时满街逮捕士大夫，明朝宗室屠戮几尽，“凡有身之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如此频繁、猛烈和规模浩大，并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皇权国家政府，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可悲的是，通过农民战争，虽然推翻了一个个旧王朝，但是一个个新的王朝又建立起来。在王朝鼎革之际，社会动荡不安，战乱不息，多少年的建设成果毁于一旦。 在秦汉之交，短短8年里，全国人口就从2000多万锐减到1000万左右，减少了50%还多。西汉初年，社会普遍贫困：“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户口可得数才什二三。”当时，社会经济极其凋敝，连天子都坐不起4匹马拉的马车，王公将相们只能乘牛车。 东汉末年的大动乱造成的破坏更是惊人。永寿三年（157年），东汉的总人口达5600多万。大动乱过后，魏、蜀、吴三国总人口才760余万，不及原来的1/7。初平三年（192年），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攻破长安，“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 经过社会大动乱，一些繁华、富庶的地区变成一片瓦砾，许多城市被摧毁。盛唐时，长安人口近200万，城市规模比今天的西安还要大。经过唐末五代的动乱，长安迅速衰落下去。北宋时，定都开封，方圆193公里，人口在100万以上。可是，经过宋金之际的大动乱，到金国正大七年（1330年），开封人口只有9万人，周围8．5公里，一下子倒退到600年前开封城的规模。历史似乎是一个大轮回，经过600年，又回到了原点。 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一再受到周期性大动乱的破坏，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也必然是一上一下地波动着，很难有一个持续几百年的连续积累过程。众所周知，唐代是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的朝代。当时，长安已经出现了金融市场，并有专门办理汇兑业务的商人组织，还出现了供抵押信用的质库，现代的几种金融业务差不多都有了。建中三年（782年），唐朝政府借口筹措军费，向长安金融市场勒借200万贯，商人愤而罢市，政府不得不让步，可见长安的市民已经有相当力量了。但是，经过唐末大动乱，长安城急剧衰落，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纸币的使用，也与之类似。早在宋真宗时，四川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元朝时更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备的货币制度，而欧美各国开始使用纸币是在18世纪，比我国要晚700年。但是，经过元朝末年的社会大动乱，社会经济遭到了很大破坏，这套相当完善的货币管理制度灰飞烟灭。在我国漫长的皇权社会里，在一定的阶段，商品经济可能高度发达，甚至会出现一些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过，即使这些种子发芽了，有的甚至已经发育成幼苗，它们注定要在这种周期性的大动乱中夭折。 这种急风暴雨似的周期性大动乱，一次又一次打断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进程，使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非常缓慢。在1500年以前，中国高度发达，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过了300年，中国从明朝换成了清朝，又经历了一个从繁荣到崩溃，再到复苏、繁荣的王朝的大轮回，而西方却迅速发展起来，开始飘洋过海，对东方进行殖民、侵略，最后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 “四大发明”是中国人的骄傲，它们传到西方后，对西欧的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伟大的发明在自己故乡的命运又如何呢？鲁迅先生辛辣地说：西洋人用火药做武器，而我们却用来做鞭炮；西洋人用罗盘来航海，而我们则用它来看风水。 总之，中国皇权社会的大动乱只“破”不“立”，是不能产生新果实的耕耘。也许，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来看，历代王朝的生产力水平仍然在缓慢地提高，后一个王朝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要比前一个王朝有所发展、进步，但是，这种前进是在一次又一次毁灭后的恢复、发展。中国皇权社会前进的道路是如此地迂回、曲折，不得不由一代又一代人反反复复地往前走。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有创造性的民族，却一边创造出无比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一边迈着沉重的步子，行走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在皇权体制下生活了二千多年，一直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才最终摆脱了皇权国家的桎梏！ 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在中国历史上，竟然会发生如此周而复始、频繁发生的惨烈巨变，不是喜剧，而是悲剧。那么，为什么会在中华大地上出现这一幕幕的历史大悲剧？关键就在于皇权国家体制，以及寄食在这个体制下的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是他们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将人民推向绝路！ 秦朝末年，陈胜在大泽乡起义后，丞相冯去疾、李斯和将军冯劫曾指出：“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隋朝末年，瓦岗军发布檄文，列举隋炀帝的十大罪状，说他的罪恶“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北宋末年，方腊之所以要发动起义，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济所赖以为命者，漆诸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乔行简上疏：“方今境内之民，困于州县之贪刻，扼于势家之兼并，饥寒之氓常欲乘时而怒，茶盐之寇常欲伺间而窃发”。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林爽文在台湾发动起义，提出的口号是“剿除贪官”、“拯救万民”。 自古以来，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官逼民反”！其实，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善良、最勤劳的老百姓，也是最吃苦耐劳、最富有忍耐力的老百姓。可是，正是他们发动了这么大的、令帝王为之瑟瑟发抖的起义，这说明：他们遭受的压迫和剥削已经达到了令人不能忍受的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才被迫起来反抗。正是皇权国家体制本身，从反面迫使民众起来造反，埋葬了一个又一个王朝！ 改朝换代的“自我更新”机能 二千多年前，在《九问》中，伟大的诗人屈原发现月亮一圆一缺，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夜光何德，死则又育？”意思是，什么机制使月亮死而复生呢？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屈原所提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月亮比作中国古代的皇权国家，就可以提出一个同样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皇权国家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建？ 如果从世界历史的角度鸟瞰中国古代的皇权国家，就不能不对其巨大的修复能力感到震惊！在农民大起义的猛烈打击下，腐朽的旧王朝迅速土崩瓦解；然后，经过短短十几年，顶多二三十年的时间，一个版图达数百万平方公里、人口数千万的统一的皇权国家又奇迹般地重新建立起来，而且在国家体制和社会结构上，新建立的王朝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几乎是旧王朝的翻版！ 在世界历史上，很少看到这种“死而复生”的现象。例如，在罗马帝国瓦解后，西方人曾经多次重建罗马帝国，也都是“镜花水月”，从来没有成功过。962年，德意志国王鄂图一世在罗马接受教皇的加冕，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是，第二罗马帝国也只是一种梦想，就连德国也没能真正实现统一。在前面，我们提到过的查理曼帝国、阿拉伯帝国等等，都在分崩离析后，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光荣。 但是，在中国皇权社会里，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的陈胜、吴广起义，第一个统一的皇权国家——秦朝开始崩溃，到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建立汉朝，只用了8年时间。王莽天凤四年（17年），绿林大起义导致新朝瓦解，到建武十三年（37年）光武帝就完成了统一，只花了20年。从大业七年（611年）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到李渊统一全国（武德七年，624年），前后不过14年。从明末农民大起义开始（崇祯二年，1628年），到清王朝建立并基本平息反抗（康熙元年，1662年），也只用了35年。可见，一次改朝换代，一般只需要10～30年左右的时间。对于一个巨大的皇权国家体制的更新、重建，这种修复的速度实在是惊人！这种剧烈而又高效率的王朝更迭，说明中国皇权社会内部存在着一种生命力极为顽强的“自我更新”机制！ 1． 社会大动乱的调节作用 中国皇权国家之所以能够迅速更替和修复，首先是因为农民大起义的调节作用，换句话说，是农民战争摧枯拉朽的历史作用，对旧王朝的废物来了一次大清扫，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被大量镇压，土地关系获得调整，新王朝也就有了重建的土壤。 农民大起义爆发后，起义军烧衙门，开粮仓，杀掉了许多县令、郡守、恶霸。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攻城略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郡县官员不是被杀，就是仓皇逃窜。隋朝末年，农民起义军攻打州县，“得隋官吏及士族子弟皆杀之”。唐朝末年，农民起义军攻克长安后，黄巢下令：对唐朝宗室、贵族、大官僚、宦官进行镇压，真是“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明朝末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对腐朽的宦官势力予以狠狠的打击。当时，宦官大多被赶出紫禁城，主持追赃的大将刘宗敏对“内臣加炮烙尤惨”。一些激愤的民众，乘机“群呼打逐老公”，那些昔日作威作福的宦官被群众打得“哀泣奔走，失履裂衣坠帽，首面血淋漓”。 在农民战争中，大批官僚、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皇族宗室被镇压，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无主的荒地，这就为新王朝调整土地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清朝初年，地处中原的河南省一片荒芜，无主荒地平均为54．8%，有的县竟高达80%～90%。当时，这种情况相当普遍，清朝政府不得不下令“更名田”，承认农民占有小块土地的现实，将原来明朝藩王的土地“给予原种之人，改为民户，号为更名地，永为世业”，“与民田一例输粮”。 在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下，旧王朝的腐朽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就有可能由一批新贵来建立新王朝，重建皇权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农民战争可以说是皇权国家实现“自我更新”的“推手”，或者说是发挥了“除旧布新”的调节作用。 2． 皇权国家的重建 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么多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没有给国家、民族带来光明的前途。在王朝鼎革之际，千百万民众用热血和头颅摧毁了旧的皇权体系，代之而起的仍然是结构、性能与旧王朝几乎没有太大差别的新的皇权体系。农民战争过后，新的统治集团又如法炮制，重新建立起一套庞大的、以官僚和军队为主体的皇权国家统治机器，依靠严密的户籍、里甲制度和残酷的刑法，对全国人民实行高压统治（从到精神）。 在这方面，汉朝和明朝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这两个王朝都是由农民领袖建立的，不仅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数千百次的中国农民起义史上也仅此两例。 汉高祖刘邦出身于农民，早年当过亭长。至于追随刘邦打天下的“开国功臣”，成分也很复杂，有吹鼓手周勃，城市贫民韩信，布贩子灌婴，屠夫樊哙，“强盗”彭越，游士陈平，旧贵族张良，中小地主萧何、曹参、王陵等人。其中，韩信、张良、萧何、陈平等人在“打天下”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而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儒生则在“定天下”时发挥了关键作用。西汉建立后，陆贾就经常在刘邦面前说《诗》称《书》，弄得刘邦很不耐烦：老子是“马上得天下”，与诗书何干？这时，陆贾乘机说明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不能“马上治之”；要治理天下，就必须“文武并用”，这才是“长久之术”。 在儒家的眼里，要建立新的皇权国家，首先要确立礼制，向来“不好儒”的刘邦当然不懂这一套，甚至在儒生的帽子上撒尿，以示蔑视。但是，等他当上皇帝以后，“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很不成体统，弄得他很扫兴。这时，叔孙通乘机提议：“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事后，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于雇农，曾经在皇觉寺做过和尚，也瞧不起儒生。刚开始，儒士刘基来见他时，朱元璋认为他是一个“白面书生，不识时务”。但是，正是刘基、陶安、秦从龙、朱升、范常这一批儒生，为朱元璋出谋划策，对他平定天下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刘基提出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军事战略：先与张士诚、方国珍暂时妥协，集中力量消灭陈友谅，再各个击破，统一天下。此外，刘基又“数以孔子之言”疏导朱元璋，使他明白了“倡仁义，收人心”的儒家道义。所以，朱元璋到处收罗“贤士”，又“谒孔子庙，遣儒士告慰父老”。这时，他已经从一个农民起义军首领蜕化为一个符合儒家礼贤下士原则的“真龙天子”。 最能反映朱元璋立场转变的，当数他抛弃明教，尊崇儒术。明教，又称弥勒教，信奉弥勒救主，带给世人光明与希望，宣传明王出世，追求光明，反对黑暗。当时，许多农民起义军将士都信奉明教，奉韩林儿为“小明王”。但是，在儒生看来，明教纯粹是妖术，根本不能与儒学共存。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正月，各起义军首领向小明王行庆贺礼，刘基非但不肯下拜，还骂他是一个“放牛娃”，并向朱元璋“陈天命有在”。朱元璋听后，深有感悟，“乃定征伐之计”。不久，朱元璋就派人害死韩林儿，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不论是刘邦建立的汉朝，还是朱元璋建立的明朝，都是地主阶级政权。所以，刘邦一上台，就下令“复故爵田宅”，“以功劳行田宅”，不但承认旧地主的利益，还造就了一大批新地主。朱元璋建国后，大封功臣，赐给他们大量土地，徐达、常玉春、李文忠、廖永忠等“开国功臣”很快就从贫苦农民蜕变为大地主。 至于长期以来被世人公认的农民领袖李自成、洪秀全，又怎样？除了在组织并领导全国人民反抗旧王朝这一点上符合农民的利益之外，他们建立的政权果真是农民利益的代表？ 在攻占西安后，李自成占据秦王府，把秦王的几百名姬妾收为己有，命令所司一应设施全部依照李唐的制度；攻下北京后，大顺朝文臣结党，武臣跋扈，一片混乱，因而在山海关之战后溃不成军，一败涂地。洪秀全打下南京以后，和杨秀清等人大修王府，后宫有数千佳丽，骄奢淫逸之态，丝毫不亚于帝王。 在推翻旧王朝时，这些农民领袖也曾提出了“均田免粮”、“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饭同吃”的美妙口号，但是，革命稍有成功，一旦权力在手，他们的一切政治举措又莫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于是，原来压抑、摧残他们的皇权国家机器，又转而成为他们用来压抑、摧残老百姓的工具。 几千年来，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爆发过多次农民战争，但皇权国家依然屹立在中华大地上，老百姓的厄运从来投有被摆脱过。一旦某个王朝腐朽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社会矛盾就会来一个总爆发，在毁灭一切文明成果的同时，原来在皇权体制下积累的种种矛盾、危机也得到了一次“强制解决”，开辟了一个新的基地，使皇权国家又得以新生，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其实，在这种“改朝换代”式的大换班中，农民战争只是起到了“推动”作用，尽管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却为皇权国家体制创造了一次新生、再造的机会。 当然，新王朝建立后，也要总结旧王朝的经验教训——“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一方面继承了旧的皇权国家体制，另一方面加以发展、完善，使皇权国家体制更加完善！ 总之，一部中国皇权社会史，就是一个皇权国家建立——破坏——再建立——再破坏，周期性循环交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社会大动乱虽然都对旧王朝的腐朽力量进行了扫荡，但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皇权国家体制！ 超稳定：“世界之最”之“最”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先后经历了数十个朝代，大大小小的皇帝也有将近600个，这个兴起，那个衰亡，走马灯似的……都是“一仍旧贯”：一方面，“前人不暇自哀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一个个王朝相继衰落、崩溃；另一方面，一个个新王朝又在废墟上诞生，虽然王朝更迭，江山易主，但皇权国家继续存在！ 皇权国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延续，历数千年之久而未坠，其“秘诀”就在于：皇权国家体制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和自我再造的“特异功能”，能够循环往复，经久不衰，“百变而不离其宗”，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古代历史并非从低级向高级演进，而是循环往复式地发展。 每个王朝建立后，鉴于前朝败亡的教训，开国皇帝们战战兢兢，千方百计地避免重蹈覆辙，所以他们不惜血本，花大力气修史，修成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部头著作，试图“以史为鉴”，力图避免前朝的失误，一朝一朝地警惕着，并想出许多对策，制定出许多计划，确立这样那样的“祖宗之法”，谆谆告诫子孙后代，但又“劣根性”难改，一朝一朝地重复着前朝的失误，很快就走上了前朝灭亡的老路。 在儒家的眼里，夏、商、周三代是一个美好的“小康社会”。其实，“三代之治”又何尝“治”过？例如，被称作“贤君”的夏启坐上王位后，就“淫溢康乐，野于饮食”，不久夏朝就出现了“太康失国”、“寒浞之乱”，终至“桀不务德”而灭亡。商朝建立后，也是昏君迭出，“帝太甲不明、暴虐”；“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争相代，比九世乱”；还有“帝甲”；最后，在纣王手里灭亡。周朝建立后，起初有武庚之乱、二叔之叛；厉王时，有“国人暴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西周灭亡。此后，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一个又一个王朝兴起，又灭亡……回旋往复，至于无穷……皇权国家就这样“悠然自得”地兜着一个圈子，又一个圈子，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对于这种“超稳定”的局面，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也是大惑不解： “嗟乎!三代以降，上之君相，下之师儒，所欲为天下立心，生人立命，且为万世开太平者，亦云众矣。倾由其术，则四千余年，仅成此一治一乱之局，而半步未进。” 几千年来，中国的皇权国家“万世一系”，尽管朝代更替不断，但模式不变，制度不改，一切如旧。 美国历史学家托夫勒认为：在一些文化中，“时间是一种伸向未来的大道”；在另一些文化中，“时间是循环的——历史永远无止境地重演”。也许，中华文化就是他所说的后一种情况吧！ 在世界历史上，就国家体制的严密、完善程度而言，中国古代的皇权国家是“独一无二”的。20世纪的“战争狂人”——希特勒，曾经在德国建立了一套严密的法西斯体制，但是，这套体制还比不上皇权国家体制那么有弹性，可以自我调节、自我复制、自我更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希特勒一心要在欧洲建立一个“千年帝国”，但他的“第三帝国”在历史上只存在了十几年，就轰然倒塌，而皇权国家体制却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了数千年之久。 在某种意义上，皇权国家体制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善、最巩固，最有弹性的一种国家体制。正是在这种体制下，中国人创造出了无数个“世界之最”——万里长城、秦始皇兵马俑、故宫、大运河、《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等。我们无法否认的是，这些世界奇迹都是在皇权国家这个“母体”内产生的。 总之，皇权国家体制的这种“超稳定”性，堪称中国诸多“世界之最”之“最”，它也是中国古人始终不能摆脱“历史周期律”的总根源！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后 记 坦率地说，作者我沉溺于故纸堆、沉迷于中国历史，已经十年有余了，经常和历史上的昏君奸臣、仁人志士、金戈铁马、血雨腥风之类为伍。所以，对于以皇权为中心的“权力场”，对于皇权国家、皇权社会，我是深有体会，感慨良多： 感慨之一，是大家争来争去，无非是为了争夺“一人之天下”。 为了争夺一个皇位，历代封建国家统治者不惜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天下臣民也甘心（不甘心也没办法）为统治者东拼西杀。等最高统治者一人荣登“九五之尊”，出力的文臣、武将则是烹的烹、剐的剐，或者是像狗一样苟活着，绝不可能活得舒心。 如果把天下比作一锅肉，那些出力的功臣们往往连一杯羹也分不到，这在西汉初年表现得最明显。例如，韩信、彭越、英布都曾为刘邦效死力，最后却死于非命；“第一功臣”萧何是刘邦的左膀右臂，功高盖世，但也是险象环生，如果不是及时采纳了门客的建议，摆出一副喜欢占小便宜、胸无大志的“贪官”姿态，不是牢狱之灾，就是灭族之祸；身为大汉功臣，周勃父子双双被无缘无故地下狱，甚至惨死狱中。至于其他功臣，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独善其身”：张良称病隐居，学习“导引”、“辟谷”之术，忽真忽假，才打消了刘邦的猜忌；凭着超凡的智谋，陈平一次次化险为夷…… 一坐稳江山，刘邦就开始耍弄众功臣，让你圆就圆，让你方就方，比他和项羽争夺天下更加“游刃有余”。在打天下时，刘邦只是汉王，与大家亲如兄弟；可是，等江山到手，坐上了龙椅，刘邦就立即开始执行另一套游戏规则：万里江山归他一人所有，要一人呼而天下人应，一人支配天下人的命运。在刘邦之后，这种“一人天下”之争一直在持续着，形成了一个无法更改的宿命。 感慨之二，是内斗不休，无日无之。 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就曾大发感慨：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此话一点不假！几千年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中国人擅长的是争斗，不善于共存（特别是与政敌共存）。一涉及“共存”，许多人就会捉襟见肘，不知所措！ 在皇权社会里，历代统治者往往只知道“以孝治天下，以忠昭天下，以节励天下”，大搞独裁、统治，残酷压迫人民。一旦社会矛盾激化，民怨四起，他们就会手忙脚乱，往往不能心平气和地协调、化解矛盾，而是采取一种“下下之策”：对内，大搞窝里斗，不惜采用暴力，以保持一种“稳定”的局面；对外，则是“闭关锁国”，国家被禁锢得比罐头还要严密。殊不知，由于矛盾长期积压，得不到化解，最后，矛盾总爆发时比原子弹爆炸还要厉害，整个社会同归于尽，多少代人的建设成果毁于一旦。更让人痛心的是，这种悲剧在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 就这样，我们的古人一直排斥彼此共存，忙于“窝里斗”，杀红了眼，根本顾不上什么“建设”和“发展”！结果，西方人很快就超越了我们，我们被远远地抛在后边，听任他们的羞辱和欺凌。 感慨之三，是中国历史上刀光剑影，寒气袭人，到处充斥着一个“杀”字。 古人云，“春秋无义战”！自古以来，中国人不光是为了霸权和江山才厮杀，许多厮杀只是为了品尝一种“杀人游戏”的快感，或者是为了取得某种心理上的平衡。为了一座城池、一件珍宝、一个美女、一个天象，甚至一句话，就可以杀人，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白骨遍地、哀鸿遍野，也在所不惜！ 特别是在战争（不管是内战，还是外战）期间，每每出现坑杀俘虏、滥杀无辜的场面。这不，战国末年，秦国大将白起一次就坑杀赵国降兵40万，让人毛骨悚然，足可以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皇权社会里，为了权力（特别是至高无上的皇权），中国人整天争来争去、斗来斗去、杀来杀去，根本不曾想到建立一种长远的机制，来限制“权力”这头怪兽，将它关入铁笼之中，不让它有机会滥施淫威。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人不可能超越“历史的局限”，去建立近代的民主制度。可是，他们忘了，早在古希腊时代，民主政治就开始萌芽，建立了不少民主的共和国。这说明：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同样可以产生出民主政治来。在这方面，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所以有差异，自有夙因，绝非“历史局限性”这几个字就可以搪塞。 英国政治学家阿克顿有一句“千古不朽”的名言：权力导致，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既然政客们的本性是恶的，对权势有贪欲心理，有独裁的——在这个前提下，是把精力浪费在恶中择优，还是考虑建立一套制度，来约束他们的权力？几千年来，中国古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包括许多进步的思想家都是如此，根本不曾想到要建立一套制度，甚至连这方面的念头都不曾动一下！这真是中国人的悲哀！ 所以，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只能寄希望于出现一位“好皇帝”。可是，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帝王昏庸无能是常态，偶尔才能出现几个好皇帝。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的“明君”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 其实，真正有效的政治体制并不惧怕昏君，因为有一套制度约束他，使他欲作恶而不能，可以逼迫他就范。只要有了这套良好的制度，我们的古人就不必再苦苦等待“天降明君”了——这样的政治体制才是最有效的，可以让“德政”持之以恒地延续下去，中国古人也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现在，许多人都在谈论“读史有智慧”！上面这些话，谈不上什么“智慧”，顶多只是自己的一点心得，我把这些感受写出来，以飨亲爱的读者——这才是我写作的初衷，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谈永华、杨才林、王宏伟、刘建民、吕华侨等人的大力支持，特别是艾绍东老师的精心指导，以及刘伦、刘彩云在关键时刻给予的理解和激励！隆情高义，一切尽在不言中，一并致谢！ 黄进华 2006年3月18日子夜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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