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曾国藩学习领导艺术》 第一章 家庭文化育英才（1） 第一章家庭文化育英才（1） 家庭是培育领导者的摇篮。青少年是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时期。人的这一时期，一般是在父母的羽翼下度过，家庭文化、家庭环境、家庭教育，特别是年长者的思想、道德、品行、学养，以及“润物细无声”的模范带头作用，对青少年形成什么样的领导力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家庭就会有什么样的孩子，或者说，孩子在其成才的长途跋涉中能够走多远，能够做多强，关键是家庭。事实证明，一个真正堪称伟大与优秀、名垂千古的人物的出现，绝非凭空出现，往往是几代人连续不断努力的结果。通过几代人的努力、积累，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健康、深厚的家庭文化。随着这种文化的不断累积，终将会有优秀的孩子脱颖而出，实现祖祖辈辈追寻的梦想，闪现出耀眼的光芒，干出卓越的成就。 曾国藩是东周时期曾参的第70代孙，元明时期，他的祖先居住在衡阳庙山，清朝初年迁居湘乡荷叶塘——现在的县荷叶塘。曾家颇有田产，倡导具有田园诗意的耕读生活，尊敬知识分子，热爱读书，孝顺长辈，友爱朋友，帮助孤弱，家庭文化氛围浓厚。浓厚的文化氛围，为曾国藩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研究家庭文化、家庭人员对曾国藩的巨大影响，对于探究曾国藩领导艺术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梦蟒而生的神话 善于培养孩子成材的家庭，往往有一些特殊的教育方法。这些特殊的教育方法，不仅可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与自豪感，也能够激发他们的进取心、责任心。梦蟒而生，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教育方法。 曾国藩，字涤生，少名子城，字伯涵。生于嘉庆十六年，即1811年10月11日，薨于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2月4日。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外交家，是中国近代工业与教育的开启者。他的出生，有一个神秘的故事，值得玩味。据《曾国藩年谱》记载： 时竟希公在堂，寿几七十矣。是夜梦有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之左右，已而入室焉，蹲踞良久。公惊而寤，闻曾孙生，适如梦时，大喜曰：“是家之祥，曾氏门闾行将大矣！” 竟希公是曾国藩的曾祖父，这位老人还不到七十岁，当时全家正在等待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而他却在堂屋里打瞌睡，或者是似睡非睡，或者是在心里盘算着什么。矇眬中的他看见一条巨大的蟒蛇在空中盘旋，不久进入他家，盘坐了很久。有没有离开，不得而知，也无法考据了，因为这个时候，竟希公被吓醒了。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到了曾孙诞生的喜讯。他立即把梦中的情景说了出来，并且以兴奋的口吻预测说：从此曾家门第要光大了。这就是著名的梦蟒而生的故事。 与梦蟒而生相辅相成的另一件事是一株古藤。据《曾国藩年谱》记载：曾家“宅后旧有古树为藤所缠，树已槁而藤日益大，且貌矫若虬龙，枝叶苍翠，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这株古藤曾国藩在世时一直茂盛，直到1872年曾国藩去世，才悄然枯萎。这株古藤，在曾家看来非同一般，它是巨蟒的化身，和竟希公的梦蟒一样意义非凡。 中国古代有一种特别神秘的生育文化现象。“儒者称圣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於天。”（王充《论衡》卷三奇怪篇第十五）意思就是说，圣人的怀孕、诞生，不是男女交合受精的结果，而是秉承了自然之精气、天地之灵秀，或者就是神的转化投胎，也就是说女人与植物、动物或者其他的自然物体结合受孕。古人认为，秉受自然精气而生下的孩子，带着神的意旨来到人间，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责任，因此，长大后一定很有出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一章 家庭文化育英才（2） 第一章家庭文化育英才（2） 古籍记载，很多大人物的出生，都有着一个个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故事。据传禹母吞食薏苡而生下大禹，卨母吞食燕卵而生下卨，后稷的母亲履践神仙的脚印生下后稷。这是夏商周三代祖先诞生的神秘说法。《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的母亲曾经在一个大泽的斜坡上瞌睡，做了一个梦，梦中与神相遇。当时，雷电交加，天色晦冥，刘邦父亲去找妻子，看见一条蛟龙附在刘母身上，不久刘母有了身孕，生下了刘邦。“不因人气，更禀精於天”的神秘生育文化，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再生缘》里虚构的皇甫长华、皇甫少华、苏映雪等人物形象就是天仙投胎，《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竟是含玉而生。 对于这种神秘的生育神话，古代的智者早有批判。东汉王充曾经一针见血指出：“如实论之，虚妄言也。”他在《论衡》卷三中强调： 天人同道，好恶均心。人不好异类，则天亦不与通。人虽生於天，犹虮虱生於人也。人不好虮虱，天无故欲生於人。何则？异类殊性，不相得也。天地，夫妇也，天施气於地以生物。人转相生，精微为圣，皆因父气，不更禀取。如更禀者为圣，後稷不圣。如圣人皆当更禀，十二圣不皆然也。黄帝、帝喾、帝颛顼、帝舜之母，何所受气？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吞？ 王充以朴素唯物主义的理论认识，指出中国古代神秘生育文化的荒谬与不真实性。他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任何动物、草木与人不是同类，是不可以相互受精的，指出人的怀孕、出生都是秉受“父气”，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气。王充距今1700多年，能够认识到这个水平，是非常进步了。他的认识，虽然还不科学，但也离科学不远。然而直到清朝，乃至科学日新月异的今天，一些国人还相信“禀精於天”的愚昧思想，又是什么原因呢?要解开这个谜，只有从生育之外去寻找说法。 “禀精於天”，除了古人对生育现象缺乏科学知识，因此而作出种种假设与猜想，为了这种假设与猜想成立，找一些大人物做例子以证明外，我认为还有两个因素值得玩味。 一是涂脂抹粉。有些人本来是很平凡、很普通的，比如刘邦开始不过是沛县的一个村长，不事产业，穷得叮当响，风云际会，使他成了西汉的开国皇帝。作为皇帝，没有一个好的出身是不行的，于是拍马屁的人给他制造了一个美丽的光环，一个令同时代和后代感到晕眩的光环。很多大人物“禀精於天”的神话大多是这么来的。我们要是真的相信，那就上了大当。 二是教育的需要。为了激励年轻后代的成长，父辈编织了一个理想的梦境，就像曾国藩曾祖父的梦蟒。曾家世世代代以耕读传家，耕是为了维持生活，读是为了家人知书识礼，有机会就出人头地。长期以来，曾家极其渴望家族中出人才，渴望子孙后代出秀才、出举人、出进士。因此当新一代子孙出生后，就要找到一个好的教育方法，一种好的教育手段。梦蟒而生，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他寄托了曾家祖祖辈辈对刚刚出生的曾国藩的巨大梦想与希望。这一点我们从竟希公情不自禁的感叹中可以看出，他所说的“是家之祥，曾氏门闾行将大矣”的兴奋之言，表达的就是这种心理。数代以来，曾家的科举进仕之梦一直绵绵不息。祖父星冈公以少年辍学为大耻；父亲曾麟书17次参加科举考试，到四十三岁才考上秀才；曾国藩7次参加秀才考试，3次参加会试。这说明曾家是很希望子孙中有人能够在科场中一展才华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曾家采取一些特殊的教育手段是很有必要的。因此，不论是蟒还是藤，都只不过是一种象征、一种教育手段而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一章 家庭文化育英才（3） 第一章家庭文化育英才（3） 这种教育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最重要的是从小就给孩子一个将来有出息的神话，增加孩子的自信心与责任心。曾国藩的种种表现，也极好地印证了这种教育方法的好处。年谱记载： 长公幼时状貌端重，自初生至三岁，庭户不闻号泣声。母江太夫人勤操作，不恒顾复。每日依祖母王太夫人纺车之侧，鸟开花语，注耳流眄，状若有所会晤。王太夫人尤奇之。五岁开始读书，诵读颖悟，竟希公益钟爱之。竟希公七十四岁出世，曾国藩只有六岁，哭泣甚哀，执丧若。 这里可以看出，打小曾家就把曾国藩当作“”来看待了。曾国藩孩提时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大人在做事，他坐在旁边，不哭不闹罢了。竟希公去世的时候，曾国藩还小，哪里懂得生离死别呢？也许是被闹闹哄哄的场面吓着了，大哭起来，家里人就认为他很悲哀，懂得了像一样参加丧礼了。把一个孩子当做一个大人来看待、教育、培养，寄托的正是大人的期待。这样培养的结果，是将“曾氏门闾行将大矣”的梦想深深扎根在曾国藩的心中了。曾国藩两次改名，就是这种教育的结果。第一次改名为涤生，取除旧更新之意，第二次改名国藩，取“国之藩篱”之意，都包含重要的理想意义，说明了“梦蟒而生”教育的成功。 敦厚祖父的影子 有一个人伴随曾国藩的成长，以至终身。他影响了曾国藩的思想、品行，教给了曾国藩做人的道理、处世的方法。这个人是值得尊敬的。研究这个人，不仅可以搞清楚曾国藩领导力是怎样形成的，更可以给今人与后人重要的启发，即如何教育与培养自己的孩子成为优秀的“领导者”。要记住：孩子可以不成为领导者，但是一定要具有堪称领导者的领导力。这是孩子们想干事、能干事、干得成事的基本要求。 影响曾国藩的这个人，是他的祖父星冈公曾玉屏。因为孙子的缘故，曾玉屏得到清廷的封赐，被诰封中宪大夫、光禄大夫，位极尊荣。这样的荣宠，想必是这位在荷叶塘劳作一生的老人所没有想到的吧。对这位祖父，曾国藩的评价是： 国藩窃观王考府君威仪言论，实有非常雄伟之概，而终老山林，曾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其型于家，式于乡邑者，又率依乎中道，无峻绝可惊之行。 这段小小的文字里，透露了三个方面的信息：一是星冈公“威仪言论，实有非常雄伟之概”，但是，一直生活在农村，过着平淡的生活，没有令世人惊奇与赞叹的际遇，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二是他“型于家，式于乡邑”，是家庭与乡里的典范、楷模。三是星冈公的言行符合道德规范，没有激愤之言，没有峻绝之行，中规中矩，不偏不倚。那么星冈公到底做了什么事，让曾国藩给予这么高的评价呢？曾国藩记载星冈公曾经说过： 吾（星冈公）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垅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菜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佣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凡菜茹手植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一章 家庭文化育英才（4） 第一章家庭文化育英才（4） 吾宗自元明居衡阳之庙山，久无祠宇。吾谋之宗族诸老，建立祠堂，岁以十月致祭。自国初迁居湘乡，至吾曾祖元吉公，基业始宏。吾又谋之宗族，别立祀典，岁以三月致祭。世人礼神徼福，求诸幽遐。吾以为神之陟降，莫亲于祖考，故独隆于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阙焉。后世虽贫，礼不可堕；子孙虽愚，家祭不可简也。 吾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既令子孙出就名师，又好宾接文士，候望音尘，常愿通才宿儒，接迹吾门，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礼不怠，其下泛应群伦。至于巫医、僧徒、堪舆、星命之流，吾屏斥之唯恐不远。旧姻穷乏，遇之唯恐不隆。识者观一门宾客之雅正疏数而卜家之兴败，理无爽者。 乡党戚好，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人道之常也，吾必践焉，必躬焉。财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邻里讼争，吾尝居间以解两家之纷。其尤无状者，厉词诘责，势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尊酒通殷勤，一笑散去。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其道一耳。津梁道涂，废坏不治者，孤婺衰疾无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小补。若必待富而后谋，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 关于星冈公的言论，曾国藩还在给弟弟们的信中写道，作为教育子弟的规矩。他这样记载： 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个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率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家书，给澄侯四弟） 余近年在外，勤，谨和平，差免愆尤，惟军事总无起色。自去冬至今，无日不在危机骇浪之中。所欲常常告诫诸弟与子侄者，惟星冈公之八字、三不信及余之八本、三致祥而已。八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也，三不信曰：“药医也，地仙也，僧巫也”，八本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律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言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爱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致祥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兹因军事日危，旦夕不测，又与诸弟重言以申明之。家中无论老少男妇，总以习勤劳为第一义，谦谨为第二义。劳则不逸，谦则不傲，万善皆从此生矣。（咸丰十一年三月初四家书） 从这些记载，不难看出星冈公的为人。他曾经迷失过，终日嬉戏游弋，差点败家，但懂得迷途知返。一经改悔，就一心一意扑在家庭生产经营上，开山劈田，种蔬养鱼，劳作不息。他从农业生产中获得了很多的乐趣，并且富有独到地总结了很多生动形象的经验之谈，如自己种的菜、自己采摘的蔬菜吃着甜；总结出了一个家庭兴旺发达的“八字诀”；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不信药医、不信地仙、不信僧巫，这在巫文化盛行的梅山文化地区是难能可贵的。他一生勤朴节俭，尊敬知识与知识分子，深以少年时代失学而后悔。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也是一个喜欢做好事的人，有着君子一般的品性。因为这些高贵、优秀、美好的品质，他在当地深受百姓喜欢与尊敬。他虽然没有担当领导者，但却是一个具有优秀领导者品格与魅力的精神领导者。他对孙子曾国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深刻的。纵观曾国藩一生，无论是修身齐家，还是治国平天下；无论是对待长辈还是同辈晚辈；无论是群处明处，还是独处暗处；也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的身上、他的灵魂深处、他的一言一行都透露出他祖父的影子。祖父是他一生行为处事的镜子，映衬着他远行的足迹。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一章 家庭文化育英才（5） 第一章家庭文化育英才（5） 敢于反省、善于反省，是曾国藩最优秀的品格之一。优秀的领导者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一般人遇到事情不仅不反省自己，反而喜欢责怪别人，而优秀领导者则喜欢不断地反省自己、改正自己的错误。曾子曰：“吾日三省乎吾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反省是领导者形成正确的领导力的重要措施。星冈公不回避自己年轻时候的荒唐与乖谬，痛悔自己年轻时放弃学业的过失。曾国藩也不回避在纪念祖父的文章中说到这事。这种敢于反省的精神与中国古代“为尊者讳”的道德教条是格格不入的。受这种影响，曾国藩一生都在反省自己。特别是人生的一些重要时段、关键时刻，比如道光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即1842年、1843年，曾国藩在自己的日记里，做的最多、说得最狠的，就是反省自己的道德修养；1857年，江西战场受阻不前，他回到家乡，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刻反思。每一次的反思，曾国藩领导力都在成熟，都在发展，为他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奠定了坚实基础。 星冈公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农村老爷子，但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老爷子。他是一个有思想、有理想的人，一个想法与众不同的人。“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器。”这话说的很平实，要做到却很难。它与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同出一源，但又高于儒家的思想。儒家提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范仲淹认为：君子应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儒者所说的“穷”，范仲淹所说的“处江湖之远”，和曾国藩祖父说的意思是一致的，都是指君子处于穷困境地、处于未发迹的状态。不同的是星冈公不仅仅是“独善其身”，也不只是“忧”而已，而是尽自己之所能“排一方之难”。所谓一方之难，无非就是调节矛盾纠纷、关心困难村民、修桥补路等等。星冈公的这种思想，对曾国藩忧国忧民思想的养成，对曾国藩内圣外王理想的形成，具有直接的构成意义。 曾国藩一生勤俭节约、清廉自律，日记所记、书信所写、批文所说，念念不忘“勤俭清廉”。星冈公说到的八字诀“考、宝、早、书、蔬、鱼、猪”成为曾国藩一生坚持的信条。他的“八为本”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 “恕”是曾国藩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曾国藩深得朋友、同事、下级的尊敬，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宽厚、宽容。如果说年轻的时候，他还偏于严的话，那么到了晚年更加讲究宽厚待人，哪怕是对待那些犯了错误的追随者，他也不是一味地追究责任。曾国荃曾经说他“仁爱有余，威猛不足”，一些朋友也这样认为，分析其原因，就是“不能精明”，就是太过仁恕。 父亲的殷切期待 曾国藩的父亲，名麟书，号竹亭，是影响曾国藩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三字经》说：“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责。”这是对不好的父亲与懒惰的老师的批评之语。至于曾麟书则既是一位慈父，又是一位严师。就是在这样一位慈祥的父亲兼严格的老师的教育、引导下，曾国藩的领导力因素得到了极其重要的培养与成长。 曾麟书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当他发现自己的孩子学习优秀的时候，他主动放弃了自己追求功名的理想，一心一意承担起教育儿子的责任。他在自己家里设了一所私塾，取名“利见斋”，教授包括曾国藩在内的十几个学生。在父亲的督责下，曾国藩九岁便读完了《五经》，开始学作八股文、《史记》、《文选》，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本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一章 家庭文化育英才（6） 第一章家庭文化育英才（6） 真正优秀的领导者，都是学习非常刻苦、非常认真的人，是博览群书而又有深刻学习心得的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年轻的时候，家庭极度贫苦，没有机会读书，在黄觉寺出家时，以行脚僧的身份走遍长江南北，获得了很多社会知识；进入南京后，隔天要听李善长讲课，学习古代历史，了解古人治国的经验教训。清朝的康熙、乾隆等皇帝都是极好的学习典范。曾国藩在上呈给咸丰的奏章中，谈到康熙日讲的好习惯，要求这位年轻的皇帝学习康熙、效法康熙，加强学习。曾国藩一生好学，读书无数，而且在他当上二品“副部级领导干部”实职之前，他都是以考试获得提拔、获得“差事”的，他的成功可以说源自于读书。好读书，爱读书，勤读书，恒读书，正是得益于他父亲的殷切教育。 1835年，曾国藩北上赶考的路费都是向亲朋好友借贷的，但是对于曾国藩的读书，父亲曾麟书却是非常支持，只要是用于读书，曾麟书就不含糊。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曾国藩恩科落榜，怅然南归，囊中羞涩。途经睢宁，便向在此任知县的湘乡人易作梅借了一百两银子，以充作路费。途经金陵（今南京），在书摊上看见了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曾国藩爱不释手。恰好从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已买好，曾国藩便用借来的钱和典当随身携带的皮袍冬衣的钱，买下那部《二十三史》。回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的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曾国藩感到很震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奋读书，并立下誓言：“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此后几十年，曾国藩从来没有停止过读书，这个良好的习惯，应该归功于他父亲的巨大影响。 曾国藩被人称作“第一忠臣孝子”，并非浪得虚名。他的“八本”理念，其中“一本”就是“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得到父母的欢心，就是孝顺。在京城生活，自己并不宽裕，甚至于经常借钱维持生活，但是每年寄钱回家养亲，甚至经常帮助亲戚乡邻中困难者，替父母分忧。他孜孜不倦替父母教育几个弟弟，当弟弟读书出现厌倦情绪的时候，他不是责备，而是不断地反省自己，责备自己方法不当，耐心不够。曾国藩这种至孝的品德深受其父的影响。他在其父的墓表中写道： 王考气象尊严，凛然难犯。其责府君也尤峻，往往稠人广众，壮声诃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竞日畸璃，诘数愆尤。间作激宕之辞，以为岂少我耶？举家耸惧，府君则起敬起孝，屏气负墙，趿躇徐进，愉色如初。王考暮年大病，痿痹瘩哑，起居造次，必依府君，暂离则不怡，有请则如响。然后知夙昔之备责府君，盖望之厚而爱之笃，特非众人所能喻耳。 王考，是指他的祖父，府君是指他的父亲。他祖父有时莫名其妙在大庭广众批评他父亲，毫不讲情面，脸色难看，言词激宕，一家人都害怕，而他的父亲呢？毕恭毕敬，屏气不做声，靠着墙壁，慢慢向前，脸色愉快如初。他祖父晚年病重，卧床不起，全靠父亲曾麟书照顾。父亲整天照顾祖父，有时几个晚上不睡，稍微休息一下，听到其父的喊声，马上起来照顾。这样孝顺的父亲，对曾国藩的影响是至深的。1857年，曾麟书去世，曾国藩毅然决然丢下江西的军事不管，回到家乡，为父亲办理丧事，丁忧守制，体现的就是一个“孝”字。对父母孝者，对国亦忠。岳飞是一个大孝之人，他担任国家将领后，一生“精忠报国”。左宗棠赞扬曾国藩“公忠体国”的高尚情操，认为自己不如。攻下金陵后，曾国藩直接统帅的湘军达12万，遍及全国的湘军达32万之众，颇有振臂一呼、天下云集的气势。一些湘军将领、人士纷纷暗示他反清称帝，但是他都一一消解于无形，甚至将自己所掌管的湘军遣散回家。一般人认为，曾国藩这么做是为了避祸，其实他的根子里还是年轻时所学习到的至孝至忠道德在起作用。 曾麟书一直重视对曾国藩孝友的教育。曾国藩十岁时有了弟弟曾国潢，父亲曾麟书出了一个《兄弟怡怡》的作文题，要曾国藩做。曾国藩居然写了出来。父亲高兴地赞赏说：“文中有至性语，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曾麟书对待朋友的真诚。道光三十九年十一月，曾国藩离开湘乡赴北京，约好与朱啸山在长沙见面，一同北上。曾麟书送儿子到长沙，两人在长沙等了一天，朱没有来。于是曾国藩先乘船出发，夜宿金紫湾。他走后不久，朱啸山来了。曾麟书又陪他去坐船，并且一直将他送到金紫湾，与儿子相会，才和他们分手告别。作为一个长辈，送孩子的朋友，能够送上船就很不错了，可是曾麟书却不仅送他上船，而且陪他走了五十里水程。这样对待自己儿子的朋友，不是出自一片至诚，又是什么呢？曾国藩一生结交了不少朋友，而且待友一直真诚友爱，在北京的时候，每次有好友南归，他都要亲自帮助联系车船，送他们上路。陈岱云的妻子得病，一个月期间，曾国藩每天要去看望，陪伴好友。有一位朋友去世了，江忠源护送回湖南，曾国藩高度称赞他的“侠义”。好友冯树堂在江南制造局工作，有所亏空，他出钱垫补。对朋友的这种坦诚相待、真诚关心，与其父亲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 曾麟书虽然只是一个秀才，但却关心国家大事。曾国藩的家书中，有一部分内容就是讲国家大事。1852年，太平军围攻长沙，曾麟书即“率乡人修治团练，戒子弟，讲阵法，习技击”。这个时候，曾国藩还在去江西主考的路上，曾麟书就在家乡办理团练，准备防御太平军。曾麟书虽然处于穷乡僻壤，但是“志存军国”，开始让“国葆募勇讨贼，既又令三子国华，四子国荃，募勇北征鄂，东征豫章，粗有成效”。他的两个儿子战死在沙场；曾国藩、曾国荃位至总督，一生效力于国家。他们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不得不说和曾麟书的教导有莫大的关系。 值得一说的是曾国藩的母亲江太夫人。她一生勤俭持家，坚忍耐劳，性格倔强，在曾国藩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当时曾家由于人口激增等各方面的原因，入不敷出，用度极其拮据。1837年曾国藩北上赶考的路费还要向亲戚朋友借贷。曾国藩也曾经在竹市卖过竹篮，以维持家中的开支。这位老母亲以其勤奋、坚忍、善良的品行操持着这个大家，她曾经说：“那个读书，那个耕田，那个经商。我在家中操劳，几个儿子在外面做事，怎么能担心贫困呢？”自强自立，气概凛然。曾国藩后来在写给他的几个弟弟的信中说，他的倔强的性格，多来自于他们的母亲。这是很实在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长兄双肩担责任（1） 第二章长兄双肩担责任（1） 在一个兄弟姐妹众多的家庭，长兄往往是天然的领导者。 曾国藩有明确的治家理念，总的宗旨是建设以耕读孝友为核心的和谐家庭。他认为家庭“以和睦兄弟为第一义”，“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因此，一直致力于家庭的和睦建设，处处维护兄弟间的友爱关系。他将天下的家庭分为官宦、商贾、耕读、孝友四种。指出： 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这里有一个家庭价值观的问题，即什么样的家庭是真正美好、和谐，令人羡慕的家庭？曾国藩选择了“耕读孝友”价值观来建设家庭。耕读是湘中广大地区农家的基本理想，是一种家庭价值观。在湘中很多家庭的神龛两侧有一副对联，其中一侧写的就是“教儿孙两门技艺曰耕曰读”。曾国藩秉承的就是这一地方家庭价值观念，他教育各位弟弟与自己以及儿辈，希望他们建设“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要求他们“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他认为，看不透这个道理，就是做大官也不是祖父的贤孙，家庭的功臣；要是看得透这个道理，“则我钦佩之至”。对于曾国潢常常认为哥哥升官得差是孝子贤孙的态度，他是批评的。曾国藩的这一治家理念，在他作为长兄的领导力因素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一直指导他从事家庭的思想文化建设，与对兄弟子侄们的教育，共同构成了曾国藩领导力的特殊性、独特性。 构建和谐邻里 建设和谐邻里关系，是对领导者的基本要求。一个连邻里关系都搞不好、或者对自己的亲朋戚友的困难视而不见的领导者，很难说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曾国藩承担长子长孙的一个重要责任，是帮助生活困难的人。一个家族、一个家庭要在一个地方长久繁荣、长久得到当地人的尊敬，家族中优良的传统、好的做法，就要代代相传。曾国藩的爷爷喜欢做好事，修桥修路周济乡里人，力所能及的事情，总是尽力去做。这样一个好的传统，曾国藩切切实实继承了下来。 开始的时候，曾国藩出于“家族面子”问题，帮助协调家族中生活困难的前辈的一些问题。他书信中经常提到一个叫楚善八叔的长辈，欠了别人很多钱，家境一年不如一年，到1841年已经处于相当困难的状态。曾国藩在信中多次请求祖父伸出援助之手。祖父在孙儿的要求下，也出于对堂侄的关怀，买了他的田。其结果是“八叔之家稍安，而我家更窘迫”。购买楚善八叔田地的中间人是丹阁叔。丹阁叔与曾国藩祖父讲好的价格是三百千，而实际价钱是三百四十千，丹阁叔代出四十千。丹阁叔出自一片好心，既考虑曾国藩家景艰窘，又要勉强代楚善八叔解危，因此宁可自己受累，多出的钱，一直不敢明言。只好写信给曾国藩，曾国藩只得在北京借钱回家偿还了事。之后，曾国藩又替楚善八叔谋求地方居住，又给他找到谋生的出路，可以说是关怀备至。 随着职务的升高，曾国藩经济稍微有些改善，出于报恩等心理，经常寄钱回家馈赠亲友。在京期间，曾国藩的收入主要来源是三个方面：一是职务收入，1847年他升为二品时，年工资收入是500两，之前的收入则很低。二是考差收入，比如通过考试，获得某一地方的监考权、主考权，他曾经担任四川、江西乡试主考，就有工资外的收入。三是年底的“炭敬”、“冰敬”，这是各地方官送给京官过年的钱，属于行贿受贿范围，只是当时成为惯例，而且数量不大，所以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像现在一些单位过年过节给领导送红包一样，没有人管这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长兄双肩担责任（2） 第二章长兄双肩担责任（2） 曾国藩有时零零碎碎寄些钱回家赈济乡邻亲戚，虽然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但是对生活极度困难的人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可以解一时之困。过去政府没有给困难群众送温暖的政策，所以曾国藩这样的官员的赠与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协助政府做好群众工作的作用。1843年正月曾国藩寄回1000两银子，明确其中600两为家中还债、零用，400两馈赠戚族。对于这400两银子，曾国潢、曾国荃好像有一些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哪些人该送，哪些人不该送，做哥哥的没有仔细审量，有些盗名的意思；又说，那些受到馈赠的穷亲戚会认为曾家不会那么慷慨，只是曾国藩那么慷慨而已。对此曾国藩专门写信回家解释： 孙所以汲汲馈赠者，盖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资助，则他日不知何如。自孙入都后，如彭满舅曾祖、彭王姑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数人矣。再过数年，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正不何若矣！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 曾国藩解释说，帮助穷亲戚，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持盈保泰”，说穿了就是让家运长久不衰；第二个就是这些亲戚都是不能不馈赠救济的，而且他们年纪大了，现在不救济，只怕来不及了，再过几年，所要馈赠的不知道怎么样了。当时曾家条件并不好，而且欠账不少，一下子拿出400两银子来帮助别人，曾家有点舍不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曾国藩认为：自己家里的债，现在还不了，将来还可以还，亲戚要是死了，再想去救济没有机会就后悔莫及了。曾国藩认为：“凡仁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疑心生则计较多，而出纳吝矣；私心生则好恶偏，而轻重乖矣。”这种做好事唯恐不及的思想与行为，应该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良好品格。 这些亲戚，在曾国藩的书信里，都有说明，原文抄载如下： 兄己亥年至外家，见大舅陶穴而居，种菜而食，为恻然者久之。通十舅送我，谓曰：“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南五舅送至长沙，握手曰：“明年送外甥妇来京。”余曰：“京城苦，舅勿来。”舅曰：“然。然吾终寻汝任所。”言已泣下。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饥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一援手，则大舅、五舅者又能沾我辈之余润乎？十舅虽死，兄意犹当恤其妻子，且从俗为之延僧，如所谓道场者，以慰逝者之魂，而尽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我弟，以为可乎？ 兰姊、蕙妹家运皆舛。兄好为识微之妄谈，谓姊犹可支撑，蕙妹再过数年则不能自存活矣。同胞之爱，纵彼无觖望，吾能不视如一家一身乎？ 欧阳沧溟先生夙债甚多，其家之苦况，又有非吾家可比者。故其母丧，不能稍隆厥礼。岳母送余时，亦涕泣而道。兄赠之独丰，则犹徇世俗之见也。 楚善叔为债主逼迫，抢地无门。二伯祖母尝为余泣言之。又泣告子植日：“八儿夜来泪注地，湿围径五尺也。”而田货于我家，价既不昂，事又多磨。尝贻书于我，备陈吞声饮泣之状。此子植所亲见，兄弟尝欷嘘久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长兄双肩担责任（3） 第二章长兄双肩担责任（3） 丹阁叔与宝田表叔昔与同砚席十年，岂意今日云泥隔绝至此！知其窘迫难堪之时，必有饮恨于实命之不犹者矣。丹阁戊戌年曾以钱八千贺我。贤弟谅其景况，岂易办八千者乎？以为喜极，固可感也；以为钓饵，则亦可怜也。 任尊叔见我得官，其欢喜出于至诚，亦可思也。 …… 六弟、九弟之岳家皆寡妇孤儿，槁饿无策。我家不拯之，则孰拯之者？我家少八两，未必遂为债户逼取；渠得八两，则举室回春。贤弟试设身处地而知其如救水火也。 彭王姑待我甚厚，晚年家贫，见我辄泣。兹王姑已没，故赠宜仁王姑丈，亦不忍以死视王姑之意也。腾七则姑之子，与我同孩提长养。各舅祖则推祖母之爱而及也。彭舅曾祖则推祖父之爱而及也。陈本七、邓升六二先生，则因觉庵师而牵连及之者也。 其余馈赠之人，非实有不忍于心者，则皆因人而及。非敢有意讨好沽名钓誉，又安敢以己之豪爽形祖父之刻啬，为此奸鄙之心之行也哉？ 曾国藩年少的时候，这些亲戚家境都还是不错的。随着晚清政治、经济的衰退，农村土地兼并的加快，很多中小地主失去了土地，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今昔对比，不是曾国藩的几个弟弟所了解的。想想自己与别人的过去，看看将来的可能性，曾国藩不禁感叹。他教育几个弟弟说： 凡盛衰在气象，气象盛则虽饥亦乐，气象衰则虽饱亦忧。今我家方全盛之时，而贤弟以区区数百金为极少；不足比数。设以贤弟处楚善、宽五之地，或处葛熊二家之地，贤弟能一日以安乎？ 凡遇之丰啬顺舛，有数存焉，虽圣人不能自为主张。天可使吾今日处丰亨之境，即可使吾明日处楚善、宽五之境。君子之处顺境，兢兢焉常觉天之过厚于我，我当以所馀补人之不足。君子之住啬境，亦兢兢焉常觉天之厚于我，非果厚也，以为较之尤啬者，而我固己厚矣。古人所谓境地须看不如我者，此之谓也。 所以，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曾国藩是坚持不二的。他坚定中带有批评的语气说：家中愿意慷慨赠送，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我的书信改变父母的想法。这个做法，哥哥提出，父母玉成，不管对或者不对，你们做弟弟的都要“置之不论”。 到了道光末年，湖南农村经济出现严重的困难，稻谷高达三千五百文一担，曾国藩感叹：“此亘古未有者，小民何以聊生！”他曾经一度想解决之法，具体就是建置“两田”：为曾氏置义田，赡救孟学公以下贫民；为本境置义田，赡救二十四都贫民。但由于世道日苦，曾国藩自己条件也不宽裕，义田没法办起。后来他又思考模仿朱熹的做法，兴办义仓，用以赈助凶年贫乏之人。按照曾国藩的设想，他家先捐谷二十石，附近各富家亦劝其量为捐谷。每年夏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借给贫困户，秋冬收获后每石加一斗息收还，丰年不增，凶年不减。他认为，“数月之内，一转移之间，而贫民已大占便宜，受惠无量矣”。 曾国藩所做的这些事情，虽然限于他的亲戚族类，限于本宗本地，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作为一个领导者，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有利于乡里的事情，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难的局面，但是他有这样的举措、想法，也是难能可贵的。与那些当官以鱼肉百姓为本的领导者、那些只顾一家吃饱不管他人死活的领导者相比，应该是高尚的，值得肯定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长兄双肩担责任（4） 第二章长兄双肩担责任（4） 管好家人莫管地方政事 家庭人员干预政务，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痼疾。一些高明的领导者为了防止家庭人员的干政，常常要花费很大的精力，采取很多的措施。西汉开国国君刘邦，就明确指示：“非刘姓不得封王。”这条指示后来几乎成为法律条文，对后世皇帝起到了约束作用。尽管如此，吕后专权时，还是有一批“异姓王”产生。 “一人升天，仙及鸡犬。”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只要有一个人在外面做官，有的甚至是一个小官，家里的人也就会跟着享受当官的好处。或者巧取豪夺，或者横行乡邻，为非作歹，造恶非浅。试看今日，一些被抓出来的大小官员的背后有几个没有一个收钱的老婆，以权谋求私利的儿子？又有几个在他们的身边没有一批围着他们打转的人？各级纪检要求领导者管好身边的人，管好妻子儿女，但是到头来总是管不好。这一点，曾国藩做的很不错。他一生致力于自己做一个好官，也极力约束自己的家人，“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不干预地方公事。他在写给叔父曾骥云的信中说道： 凡乡绅管公事，地方官无不衔恨。无论有理无理，苟非己事，皆不宜与闻。地方官外面应酬，心实鄙薄，设或敢于侮慢，则侄靦然为官而不能免亲之受辱，其负疚当何如耶？以后无论何事，望劝父亲总不到县，总不管事。伏求堂上大人鉴此苦心，侄时时挂念独此耳。 有一段时间，曾麟书喜欢管一些“闲事”。所谓闲事，即不是他家的事情，是可以不管不问的事情。比如他所说的“蒋市街曾家说坟山纠纷、长寿庵和尚命案”。这些事情对于当地百姓、当地安定团结来说，是大事、急事，需要解决的事情，但是属于地方官吏工作的范围，曾家去干预不合适。然而他父亲曾麟书却比较喜欢管闲事，到省城、县城找有关领导出面处理。我想曾麟书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一是当地百姓找他出面，作为地方乡绅，有个面子问题，不好意思拒绝，这是人之常情；二是儿子在京城做大官，地方官多少会给面子，他出面找有关领导者更加方便，即使解决不了，接见是不成问题的。加上官场中官官相护的习气，曾麟书出面对于解决乡里的问题，肯定是比较好办的。但是曾国藩并不这么看，他认为，乡绅管公事不合适，地方官表面上也许哼哼哈哈，热情接待，但是心里很反感、很仇恨。他们的热情是装的，是处于应酬的需要。至于那些书吏更是“欺人肥己，党邪嫉正”。公正乡绅在参与地方事务时，扶植善良百姓，打压奸邪小人，这样就会被书吏们利用，造谣诽谤，进谗于官。 儒家认为，父亲即使有过失，儿子也不应该去批评、指责。曾国藩遵循这一儒家的原则，不直接和他父亲去说，而是请求叔父去劝说，在劝说的方式上，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理来讲，父亲干预地方公事，地方官不高兴，而且一旦开了个头，就会没完没了、“日不暇给”；从情来说，有损儿子的声名，他认为要是地方官不给面子，那么儿子的面子就会受损；无形之中，也会招致别人的怨恨。这样行之有法，言之有理的劝说，当然很能够打动人心，其父也就会不去操那份闲心。 有一件事情，曾国藩是处理得很好的。当时在湘乡当县长的是朱诒孙，从曾国藩的家信中隐约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名声较好的官，后来因在镇压太平天国中有功，升为宝庆知府。他在湘乡任上，财政亏空很大，达一万六千两银子。当地一些绅士，也许是和他关系好，是领导的朋友，也许觉得他是个好官，于是他们想出一个出钱帮他垫补亏空的馊主意。对于这个主意，曾国藩是坚决反对的。他强调说：“至于帮钱垫官之亏空，则我家万不可出力。”他的理由有三点：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长兄双肩担责任（5） 第二章长兄双肩担责任（5） 一是亏空数额大，每都要摊派上千串。提建议的是几个人，一旦摊派就要牵涉到很多人，那时“仍是巧者强者少出而讨好于官之前，拙者弱者多出而不免受人之勒。穷乡殷实小户，必有怨声载道者矣。”结果会给老百姓增加负担，引起社会怨恨。而且一旦这样做，后来的官也会照着样子做，那样的话，“若相援为例，来一官帮一官，吾邑自此无安息之日矣。” 二是不符合国家用人的要求。乡绅的本意是想通过垫补财政亏空，促成朱县长的提拔。曾国藩认为这是不能做的。他说：“官之补缺皆有呆法，何缺出轮何班补，虽抚藩不能稍为变动。”“若不轮到班，则虽帮垫亏空，通邑挽留，而格于成例，亦不可行。若已轮到班，则虽不垫亏空，亦自不能不补此缺。”按照惯例，即使偶然有特殊变通的情况，也要巡抚、总督打个专门的报告，否则不能做。特别是为了朱的提拔而帮助垫亏，曾国藩更是认为不可，“若以朱公之实授与否，全视乎亏空之能垫与否，恐亦不尽然也。” 三是曾国藩认为官府的亏空不是做事情造成的，而是官吏贪腐造成的。他指出： 县之亏，亏于官者半，亏于书吏者半，而民则无辜也。向来书吏之中饱，上则吃官，下则吃民。名为包征包解，其实当征之时，则以百姓为鱼肉而吞噬之；当解之时，则以官为雉媒而播弄之。官索钱粮于书吏之手，犹索食于虎狼之口。再四求之，而终不肯吐，所以积成巨亏，并非实欠在民，亦非官之侵蚀入己也。 书吏是宋明清的一个传统特色。他们精通法律条文，善于处理各类矛盾，大小官员完全依赖他们处理事务；他们工资收入低，但是直接与百姓打交道，贪腐渠道众多，是官场贪腐的基础。他们上吃官，下吃民，中饱私囊，危害甚大。因此，曾国藩是万万不希望家里人参与摊派乡民，以做“厉民之举”的。他的父亲提出了一个改革旧的“包征包解”粮饷的建议，曾国藩认为是一个破除“从前之大陋风，实为官民两利，所不利者仅书吏耳”的好办法，他是赞成的，而且也希望他的弟弟曾国潢促成此事。可见曾国藩在管理家人不干预公事上还是有原则的，即有损声誉、有害百姓的事情不做，有利于官府、有利于百姓的事情还是可以做。 曾国藩经常教导弟弟曾国潢，不要干预地方公事，要求他做一个好的乡绅。他弟弟帮助乡里人做好事，他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要求他“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做一个“鬼服神钦，到处人皆敬重”的人。曾国藩严格要求家人的这种做派，值得后人学习与效法，曾国藩能够在外面做稳官、做好官，与家庭人员的积极支持，在乡里安稳为民也是分不开的。倘若他们在家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恐怕清政府也不会放过曾氏一家。 教育弟弟们成才 长兄、长姐喜欢教育弟妹，父母喜欢教育子女，这和领导者喜欢教育下属是一致的。这其中所包含的领导力因素值得玩味与探讨。曾国藩有九兄妹，他排行老大，四个弟弟分别是国潢、国葆、国荃、国华，他又率先考取了进士，博得了功名，因此，他理所当然成为辅助父亲教育弟弟们成才的助手与主要力量，而他也以此作为自己的职责与任务。他说： 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长兄双肩担责任（6） 第二章长兄双肩担责任（6） 农村谚语说得好：“长兄当父，长嫂当母。”指的其实就是长子是父亲的帮手，在某种程度、某种时候可以代替父亲来领导家庭的其他人员。教育培养弟弟妹妹的成才，是一项非常艰巨而漫长的任务。它不仅需要责任、义务，更需要耐心、细致；不仅需要才华、知识，更需要有方法、艺术。不会因为是长兄，弟弟们就会理所当然地听从他，相反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带有亲情的教育者往往很难教好自己的子弟。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教育弟弟妹妹成才，长兄需要很强的领导水平。因此，一个能够教导弟弟们成才的长兄，一定也可以成为一个出众的领导者。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人生目标，一部《儒林外史》写尽了多少儒生的辛酸苦辣。然而，身处庐山之中又有几人醒悟？几人清醒？曾国藩以优学而仕，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翰林，可以说是封建考试制度的受惠者，又在春风沐浴之中，对科举考试制度应该是赞成、拥护的。然而，恰恰相反，他并不赞同那样的制度，甚至认为科举考试是有很大的危害的。他曾经教育弟弟曾国华说： 年过二十，不为少矣，若再扶墙摩壁，役役于考卷截搭小题之中，将来时过而业仍不精，必有悔恨于失计者，不可不早图也。余当日实见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腼颜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温甫以世家之子弟，负过人之姿质，即使终不入泮，尚不至于饥饿，奈何亦以考卷误终身也？ 他认为科举考试是误身害己的事情，一个人要是过了二十岁还在扶墙摩壁、汲汲于功名，从事于吊渡映带，那就会百业荒废，贻误终身。为了避免这种贻误终身的悲惨事件发生，曾国藩要求子弟有正确的读书目的。他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做明理之君子，是曾国藩对子弟读书的要求，是他的读书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是读书的根本所在，终极目标所在。那么他所说的明理，又是什么样的理呢？他指出：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明德、亲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 读书必须做到《大学》所倡导的：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做到这三个方面，才算是明理。只有做到这三方面，读书才有用，否则就是一个只知道识字的“牧猪奴”。朝廷用这样的人当官，也是用“牧猪奴”做官。读书不以考取功名为目的，而以追求学业上的修为、追求人格道德的修养、追求自立自强为目标。所以他要求子弟有正确的追求。他说： 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弟为端，其次则文章不朽。诸弟若果能自立，当务其大者远者，毋徒汲汲于进学也。 又说：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明理之外，读书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修业。修业的目的是“卫身”。他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长兄双肩担责任（7） 第二章长兄双肩担责任（7） 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做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 在曾国藩看来，读书与农工商是一样的，当官与教书是一样的，做传食之客与担任幕宾是一样的，方式是自立，目的是“求食”。“求食”，不是一般的获取食物，也不是不择手段的获取食物，正确的理解应该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正当的职业、工作去获得养身、养家的资财。求食，强调的是自食其力，自立自强，不论是劳心还是劳力，不论是读书还是从事工农商，不论是做官还是教书，分工不同，目的一致，都是自立自强，自食其力。读书人以知识谋食。科名，则是获得食物的一个阶梯。只要努力，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终会有顺畅之时，即使最后得不到科名，也没有关系，还有其他的工作可以自食其力。这种对科名的理解，在当时来说，恐怕也只有曾国藩这样的卓越人物才有的。 当然，曾国藩并不否认科名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科名的意义除了求食之外，就是一种孝顺的手段。他说：“科名之所以可贵者，谓其足以承堂上之欢也，谓禄仕可以养亲也。”子孙后代博得一个科名，目的就是让父母高兴而已。 修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艰苦的努力与付出，需要切实可行的方法。曾国藩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值得研究与学习，一个是 “三有”学习法，一个是专注化学习法。“三有”就是有志、有识、有恒，他说： 故予从前限功课教诸弟，近来写信寄弟，从不另开课程，但教诸弟有恒而已。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炉，至于有志有恒，则诸弟勉之而已。 一个人真正要学有所成，学有所得，必须要有志、识、恒。离开这三者，将会一事无成。志是志向、理想。一个读书人、一个领导者没有远大的理想与志向，就会“甘为下流”，浑浑噩噩、得过且过。识就是学识、知识、才华。一个人要是满足于已知，那就会不思进取，固步自封，坐井观天，河伯自大。恒，就是恒心，就是坚持。做一件，不做成不松手。做一下，停一下；浅尝辄止，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曾国藩虽然是在教育诸弟学习，其实也在教育他们怎样成为一个高明的领导者。他以前自己也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的，教育弟弟们时，开了不少的功课单子；在北京结识了一批朋友，才学到了这一招。教给几个弟弟，和他们共勉。 与“三有”相匹配的一个学习方法，是专的问题。一个人学的专业不一定要很多，所谓“艺多不养身”，学多了学不精，不如专心专一学一样，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效果。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章 长兄双肩担责任（8） 第二章长兄双肩担责任（8） 曾国藩教育诸弟，一个重要的做法是敢于自我批评。这和他一贯的自我反省精神是一致的。领导者要使下级打心眼里信服，使下级主动、积极追随他，跟着他，不离不弃，就是要敢于自我批评。一个只批评下级的领导者，最后的结局往往不理想。哥哥教育弟弟，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以老大自居，代替父母行使教育权，动辄打骂、责怪弟弟们，而对自己的教学方法，是否尽心尽力则不去反思。错误是弟弟们的，功劳是自己的。加之弟弟妹妹们对哥哥的缺点、缺陷看得比外人更加清楚，因此很难心服哥哥的教育。这样就容易出现弟弟们顶撞哥哥的事情来。这个问题，曾国藩是处理得相当好的。其显著的做法就是敢于自我批评。弟弟们对他有看法，有怨恨，他敢于承认、敢于批评自己；弟弟们有缺点、有错误、有不是，他也毫不客气地批评、指出。这样一种坦荡的胸怀当然能够得到弟弟们的理解与支持。 有一段时间，几个弟弟不想在家塾读书。他们认为在家不好读书，读不进书，就此与父亲发生冲突。他们想到衡阳、长沙等地去求学，但是因为家庭经济状况，曾麟书开始不同意；国华、国葆曾经想到北京去，后来只有曾国荃去了，他们也有想法。种种原因，使他们心里不快，“在家不听教训，不甚发奋。”对此，曾国藩反省自己，批评自己有“五怨”，将责任扛到自己肩膀上。 其所以怨男者有故。丁酉在家教弟，威克厥爱，可怨一矣；己亥在家未尝教弟一字，可怨二矣；临进京不肯带六弟，可怨三矣；不为弟另择外传，仅延丹阁叔教之，拂厥本意，可怨四矣；明知两弟不愿家居，而屡次信回，劝弟寂守家塾，可怨五矣。惟男有可怨者五端，故四弟六弟难免内怀隐衷。 有心读书，在哪里都可以读；无心读书，在哪里都读不好书。曾国藩在北京，几个弟弟在家中，相隔何止千里，他们在家不听教训，读书不用功，根本原因主要还在他们自己身上。这些弟弟们看到自己的哥哥成了翰林，自豪感油然而生，骄傲心理也随之出现，读书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刻苦，对学习环境的要求也就更高了一些。我想这是曾国藩知道的，但是他没有说，而是反省自己，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这对几个弟弟来说，应该是一种比面斥更加有效的教育方法。为了不打击、不压抑弟弟们的读书积极性，曾国藩一方面做父亲的思想工作，祈求父亲允许他们外出求学；另一方面，积极筹措读书经费，帮助选择学校与老师，以满足弟弟们的要求。其用意之深，非一般人能够做得到。 教育弟弟，曾国藩既有耐心，又有原则。有耐心，就是经得起磨。1841年，曾国荃在北京跟着曾国藩读书。这位比哥哥小16岁的弟弟当时只有15岁，到北京去读书，想必是怀揣着好奇的心理去看看大世界的。读书只怕是个幌子。到北京之后，开始还好，几个月后，热情过了，读书毫无兴趣，只想回家，不看书，也不去客厅吃饭，问他什么原因，也不回答。“再三劝谕，弟终无一言。”弟弟的表现让曾国藩很担心。他不停地检讨自己：哪里有不友好的地方？哪里有不对的做法？又给他写诗，又给父母写信，让他一人回家，又不放心路上。这样磨了几个月，到第二年八月，用尽了一切办法，最后不得不安排他回家。有原则，就是不袒护弟弟的过错。开诚布公、坦坦荡荡是对领导者的基本要求，兄弟之间更应该如此。“凡兄弟有不是处，必须明言，万不可蓄疑于心。如我有不是，弟当明争婉讽。”对于弟弟曾国荃的过错，曾国藩中肯指出：“读文作文全不用心，凡事无恒，屡责不改。此九弟之过也。”“弟有最坏之处，在于不知艰苦。”读书不用功，做事没有恒心，不知道生活的艰难。这些批评，对曾国荃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曾国荃科场没有功名，最后官至两江总督，与曾国藩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在教育弟弟成才上，曾国藩还主张弟弟们结交一批好的朋友。他认为“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在乡下是很难有什么好的朋友的，他特别将自己知道的一些人介绍给弟弟们。省城中有一个姓丁的，曾国藩的朋友们都称赞他，所以曾国藩将他推荐给弟弟们。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在长沙读书的时候确实也结交了一批好朋友，像李续宜、李续宾兄弟、罗罗山、杨岳斌、彭雪琴等。这些人对他们的事业，都有很大的帮助。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社会环境成卓越（1） 第三章社会环境成卓越（1） 伟大人物横空出世取决于时代。一般来说，越是多灾多难的时代，伟大人物出现的可能性越大。曾国藩所处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周期性的政治体制进入循环的恶性阶段，而且是末期，政治的极端让人民无法承受；二是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封建经济基础已经无法承担过重的人口压力与上层建筑的盘剥，各种社会矛盾、经济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并且凸显出来，直接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三是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宗教诸多方面向中国渗透，中国已经从世界大国、世界强国转变为力量弱小的国家，民族矛盾急剧升格为主要矛盾，国家沦亡与否成为国人必须正视的重大问题；四是长期的闭关锁国，缺乏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传统文化需要寻求新的文化元素的注入。这样的特征决定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伟人的时代，也是一个可以产生伟人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环境下，曾国藩才得以脱颖而出。 濒临破产的农村经济 曾国藩出生于农村，对农村社会发展情况、农民的生存状况有较多、较深的了解。他目睹与亲历了19世纪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农村经济的裂变，看到了许多中小地主、拥有土地的农民，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失去土地，沦为佃户或流民。这种裂变，使他对未来的认识充满不确定性与恐怖感，直接影响了他“盛时要做衰时想”思想的形成，而且也深化了他对中国农民的同情之心，增厚了他的爱民思想。他在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备陈民间疾苦疏》与十二月十九日《平银价疏》，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状况。这些奏折，反映了一个领导者对民间疾苦的关怀之情，与亟思拯救之心；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与爱民思想。这一时期的认识与思想对他后期领导术的完善、健全意义非常重要。 最让他有切肤之感的一批人是他非常熟悉，或者曾经帮助过他的人。这些人包括楚善八叔、兰姊与蕙妹、舅舅一家、欧阳沧溟、彭王姑、陈本七、邓升等。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初，他们的家庭处境还是比较好的，和曾国藩家的情况差不多，只是经过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他们就家道中落了。他指出： 诸弟生我十年以后，见诸戚族家皆穷，而我家尚好，以为本分如此耳，而不知其初皆与我家同盛者也。兄悉见其盛时气象，而今日零落如此，则大难为情矣。 几个弟弟出生在二十年代，进入青年，时间已经到了三四十年代，他们对过去亲戚家的情况是缺乏了解的。对于他们在四十年代的困难状况，缺乏同情，甚至认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艰难。当时这些人的困难是很令人同情的。曾国藩在他的书信里都有交代。楚善八叔光景困难，以致“绝无解危之处”； 兰姊与蕙妹 “家运皆舛”，难以生存；娘舅一家也在嗷嗷待哺。 这些早年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变化成了这个样子，其他的只有少量土地、或者没有土地的农民，生活的困苦更是可想而知。就是曾国藩一家，条件也未必好到哪里去，不仅家中经常欠账，曾国藩做京官，也常常借钱度日。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写信给他的祖父说到：“孙此刻在京光景渐窘。然当京官者，大半皆东扯西支，从无充裕之时，亦从无冻饿之时。”同年八月初三日，曾国藩给父亲写信说：“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划。”次年正月十八日给祖父写信，再一次谈到：“孙在京光景虽艰，而各处通挪，从无窘迫之时。但不能寄资回家，以奉甘旨之需，时深愧悚。”到年底“尚须借银百五十金”。与地方相同的是借钱一样难；不同的是还钱“不勒追强逼耳”，有就还，没有拖拖也无妨。从这里外面可以看出曾国藩在北京生活的窘迫。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社会环境成卓越（2） 第三章社会环境成卓越（2） 当年，曾国藩考上进士当上翰林的时候，曾玉屏告诫他的儿子说，孙子虽然当作了翰林，但是家中的开支还是要靠种田维持，不能靠翰林的收入。到了四十年代，曾家的田土不仅没有减少，相反还有增加；但是欠账时常不少。曾国藩还要想办法寄些钱回家给父母用度开支。 造成农村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土地兼并。清朝土地兼并非常严重，满族入关后，大规模的暴力圈夺土地，大量耕地集中在皇帝以及贵族地主手里。嘉庆年间，北京周围拥有皇庄最多，达539个，占地面积共计9650顷49亩有奇；盛京、锦州、热河、归化等地均有皇庄，分别占地7147顷16亩、12268顷26亩、5275顷84亩有奇、1014顷、147顷、270顷；一些大地主、大官僚纷纷占并土地，乾、嘉之际有名的贪相和珅，占有土地80多万亩；道光年间，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占有土地256万余亩；有钱的商人纷纷购买田地。失去土地的中小地主与农民成为流民或佃农。 二是人口激增。晚清一个最显著特点是人口的增长。1792年雍正实行摊丁入田的税收政策，这一政策极大鼓舞了人口的繁殖。到19世纪初人口出现一个高峰时期，嘉庆元年全国人口据清史稿记载是2.7亿，但实际上应该超过3个亿，因清史稿记载乾隆时期全国人口已经达到3亿。道光末年全国人口达到4.1亿，与乾隆六年比，净增2.7亿。（见崔之清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一卷第3页）以曾国藩家论，曾国藩祖父生育两个儿子，而曾麟书则是五子四女。19世纪时，中国农村家庭人口平均为5名左右，劳动力一般是2名，人均拥有可耕地为1.75亩至2.3亩。亩产粮食平均2.5石计370市斤。人地矛盾突出，相同的土地养不活激增的人口。 三是银贵谷贱。当时苏、松、常、镇、太等地，是全国产粮最好的地区，亩产米自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除去佃户平分之数与抗欠之数，业主所收不过八斗。八斗除去额征之粮、漕斛、帮费计六斗，业主只获二斗。缴纳国家税收“收本色者少，收折色者多”。本色就是缴粮食，折色就是折成银两上缴。东南地方一般是3000钱买一石米。以前是一两银子换1000钱，一石米可以换3两银子；到了咸丰初年，一两银子换2000钱。银价涨一倍，钱价跌一倍。农民上缴折色，增加了一倍的收入。缴不起，就拖欠。所以到“道光十五年以前，江苏尚办全漕，自十六年至今，岁岁报歉，年年蠲缓，岂昔皆良而今皆刁！盖银价太昂。”缴不起，就预征，今年收明年，叫做“截串”之法。这个办法的实施，加剧了农民的负担，有的地方收到了孙子、玄孙一辈，官民矛盾更加加剧，引发了各地农民起义闹事。 四是天灾。自然灾害层出不穷，此起彼伏。南方的水灾、北伐的旱灾、黄河的泛滥，几乎年年有。因灾害减免钱粮是清朝的一项重要政策，据统计在康熙执政的六十年里，康熙免除的全国钱粮累计达到9000万两。1841-1843年黄河三次大的泛滥，1846-1850年长江、黄河流域1100个州县有不同程度不同种类的灾害。鸦片战争至1850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期间灾害连连，饥民、游民遍地。 的政治环境 是根植于中国广袤土地的一个毒瘤。其特点具有周期性、间歇性，此起彼伏、始好终坏、时好时坏，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从来没有哪一个王朝跳出这个怪圈。常常是新的王朝的缔造者用唯一的武器——战争为旧王朝的统治者送葬；一双血手刚刚洗净，就将利爪伸向广大国民，替自己修筑坟墓了。不要多长时间，大面积的风卷残云，遍地开花，政坛肮脏黑暗，军队糜烂不堪，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必然催生新力量。每当王朝达到高峰的时候，就会有一股新的力量诞生，逐渐壮大，直至最后取而代之。两汉如此、两晋如此、隋唐如此、宋元如此，明清更是如此。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社会环境成卓越（3） 第三章社会环境成卓越（3） 晚清政治的黑暗与官僚的贪腐触目惊心。曾国藩在他的《备陈民间疾苦疏》记载，清朝地方官吏收取过头税，即“截串”，今年收明年的税，其造成的社会危急和严重的政治危机是看得见的。前任收走了后任的税收，后任没有税收，只有逮着老百姓出气。曾国藩严厉指出：“贪吏愈得借口鱼肉百姓，巧诛横索，悍然不顾。”更有甚者则采取“株连”的措施，甲缴不起由乙缴，贫者缴不起由殷实者缴纳。曾国藩严厉揭露： 江西、湖广课额稍轻，然白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者或锁其亲戚，押其邻里。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广之耒阳、崇阳，江西之贵溪、抚州，此四案者，虽闾阎不无刁悍之风，亦由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势。 这样做的结果是民不聊生，一天不如一天。日子过不下去，就起来抗税。曾国藩清楚看到，农民的抗争起因是由于“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把矛头直指各级官吏。曾国藩所记载的情况是很真实的。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记载： 鸦片战争以前，奸相穆彰阿当国，“门生故吏偏于中外……一时号曰穆党”。他的私党里面旗人最多，外放总督、、巡抚、道员、知府等官，招权纳贿，无恶不作；旗员知府，大多目不识丁，全靠幕僚和家丁替他们搜刮经办。所以那时的吏治更坏，贪风更盛。“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刮邑之钱米，易金贿大府，以博其一喜。至于大饥人几相食之后，犹借口征粮，借名采买，驱迫妇女逃窜山谷，数日夜不敢归里门，归而鸡豚牛犬一空矣。归未数日，胥差又至矣，门丁又至矣，必罄尽其家产而后已。”县太爷一下乡，不但农民奔避一空，连一般读书人也像逃避瘟疫一样：“县令将至某里，其一里之安分读书者，亦远避尽绝矣。然而县令又怒其不来迎送也，则搜及其室家，拘及其父母，皂块发床攫箧，无所不至。至于少女投池，寡妇自缢，此等凶惨之状，不知天日何在，雷霆何在，鬼神又何在？！……呜呼！至矣，极矣！贪酷之毒无以加矣！” 政治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冤狱太多，民气难伸”。这是曾国藩在其《备陈民间疾苦疏》反映的又一重大社会问题。他署理刑部侍郎期间处理了一批案件，他发现每一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最后的判决令人啼笑皆非，一律以原告虚告、诬告结案，原告或被杖打，或被流放，而被告都是没有错的。老百姓到京城告状，叫做“京控”，往往是发还原省处理。省里的处理方式极其简单，“首府为同寅弥缝，不问事之轻重，一概磨折恫吓，必使原告认诬而后已。”省里担心京城指责，不问事情轻重，一律采取折磨与精神恫吓的办法，直到原告承认是诬告，才结案。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曾国藩说： 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 与此同时，很多案件积累起来不办，政事荒芜。例如，曾国藩接任直隶总督时，清理历年积累起来的案件，全省居然有13000多件没有办理。对这样的政府，老百姓还有什么指望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社会环境成卓越（4） 第三章社会环境成卓越（4） 军队不堪入目。清朝国家军队，叫做经制兵，包括八旗、绿营，总数当有九十多万人，每年消耗饷银二千万两以上，但却是一群腐朽不堪一击的废物。军队贪污成风，各级军官由地方督抚负责，买卖官员现象严重。军队管理散乱，吃空饷现象十分严重，上自提督、总兵，下至千总、把总、外委，层层吃空饷，官职越大空饷吃得越大；一般的士兵没有空饷吃就自己开实业做买卖，请人代为训练，临上战场，则请一些叫花子、流浪汉充数。军官无不吞饷肥私，花天酒地。许多武官夜间不到营房，外宿娼妓。军队中赌博、嫖娼比比皆是。更甚者，军队吃鸦片成风，军队意志完全丧失。城中栅栏朽坏、仓房倒塌，无人过问；子弹库被盗，也屡见不鲜；水师战船破损，维修费落入贪官腰包；炮兵则大炮生锈不可用；火药大量造假，掺杂沙石。一到打仗，拼凑部队，东一百西一千，“将不知兵，兵不用命”，见敌就逃，败不相救，胜利了则互相夺功。对敌不行，扰民则非常积极。曾国藩批评说： 盖近世之兵，孱怯极矣，而偏善妒功忌能，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仁心以媚杀己之逆贼，而狠心以仇胜己之兵勇。其仇勇也，又更胜于仇兵。 这样的军队，根本没有什么用处。虽然数量众多，但只是空耗国家粮饷。1851年太平军在广西起义后，向荣、胜保率领的清朝经制兵一路尾追，从广西到湖南、到湖北、到江西、到安徽，最后到达江苏的南京，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太平军一路夺关斩将，所向披靡，全赖这支不堪一击的经制兵的腐朽。 对于清朝政治的这种黑暗、现象，曾国藩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不仅看得清楚，而且积极思考革除弊政的措施。他的政治理想、早期的一些政治主张，以及担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后的一些治理措施，他治理湘军的方式方法与理念，莫不与其对当时现实的认识、思考有关。 白热化的阶级矛盾 纵观中国数千年封建历史，各个朝代更相替换，轮流坐庄，真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一部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皇权的争夺史。争夺皇权方法不外乎军官政变、农民起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不管那一种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使用战争。战争是培养领导者的最好环境。一个领导者纵然有满腹的才华，高深的思想，救世的理想，有操作复杂局面的大才，没有用到实践中去也是空有一身好才华，没有施展的地方。当然，像曾国藩那样需要到巨大、持久的战争中去锻炼、检验与发展的领导术，还是不要的好。中国古代很多杰出的领导者，都是在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像刘邦集团、李世民集团、朱元璋集团都是在战与火的斗争成长出来的。不幸的是曾国藩恰巧赶上了要求皇权变更业主的关键时期，自己被迫参与到“不是你亡，就是我灭”的皇权争斗漩涡中，成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有幸的是他在长期与太平天国、与捻军的斗争中，成就了自己辉煌的领导术。 清朝战火绵延不息。自从它入主中原，战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只是波及的面积、造成的损害有宽有窄、有大有少、程度有深有浅而已。曾国藩所经历的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朝代基本上是每年都有战争。1796年，白莲教起义，坚持八年；1813年，天理教起义，蔓延直、鲁、豫三省，攻入北京紫禁城。嘉庆颁布《遇变罪己诏》。道光朝战争此起彼伏，从1821年到1837年，发生农民起义20多次。这些频发的起义，一方面表明国内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只有用武力来解决；另一方面也严重削弱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使整个国家越来越弱不禁风。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国家实力已经难以支持与拥有强大的海军与新式武器的英国侵略者打一场近代战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社会环境成卓越（5） 第三章社会环境成卓越（5） 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国家侵华加剧，国内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个阶段的人民反抗斗争，最初主要表现为遍及各地而以南方各省为主的抗租、抗粮的风潮，继而发展为湖南、两广的反清武装起义。”（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2007年版上册第147页）大的抗粮、抗租斗争10多次，湖南、两广的反清武装起义从1845年开始，年年爆发。曾国藩对这些事情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比如1842年1月湖北崇阳、1844年3月湖南耒阳、1847年江西贵溪县的抗粮斗争，曾国藩不仅关注了，而且认真思考了发生抗粮事件的原因。1847年湖南新宁雷再浩、李世德所领导的瑶、汉人民在湘、桂交界处起义，打到广西全州，坚持数月之久；1849年11月，湖南新宁县李沅发发动起义，攻克县城，然后进入广西，队伍很快发展到四五千人，转战于湘、桂、黔三省边界二十几个州县之间，坚持到1850年5月。这两次起义，镇压的主要首领是曾国藩的好朋友、新宁人江忠源。对这两次起义，曾国藩年谱记载： 湖南贼匪李沅发倡乱于新宁，戕官据城，分扰黔粤边境。粤逆亦从此萌芽矣。先是江公忠源在籍擒获会匪雷再浩，遂以知县拣发浙江，署秀水县事。办理赈灾及保甲，甚得民誉。公闻新宁之乱，恐匪党寻仇及江公之家，遂致书江公劝其弃官以赴家难。未几而贼党溃窜，江公家亦无损焉。 第一次起义被镇压后，江忠源被安排到浙江秀水县，当一个县级干部，负责赈灾与保甲工作，做得不错，深得民心。第二次起义后，曾国藩要求江忠源放弃当官，回到新宁家中，训练团练，镇压起义。江忠源没有回家，他的亲戚刘坤一、刘长佑等组织力量将起义镇压。与此同时，一场新的、清末最大规模、持续时间最长的农民起义正在酝酿之中，并且终于于1851年在广西金田村爆发。这就是太平天国起义。起义军自广西进入湖南，1852年攻克武汉。1853年3月攻克南京，建立太平天国，与满清政权南北对峙，太平军占领或半占领了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1852年春，曾国藩正从北京赶往江西，去主持那里的乡试。当他达到江西与安徽交界处的小池驿的时候，听到母亲去世的噩耗，立即回家奔丧。12月，在家守制的曾国藩接到朝廷的命令，要求他去长沙参加团练工作，协助湖南省政府开展剿匪工作。从此，曾国藩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书生不再是书生，文官不再是文官。他过去在京城的一切修为、学识终于运用到阶级斗争的巨大洪流中去了，在这里他的领导术得到了全面、彻底的锻炼。环境选择了曾国藩，曾国藩也顺应了环境的要求，卓越的领导者就在这个时候豁然诞生！ 剧烈变化的民族矛盾 曾国藩经历了中国历史之最痛阶段，即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程。经历这样的过程，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痛苦与巨大的挑战。国家的命运在改变，个人的命运也会跟着改变。掌握这个国家机器的领导者，如何驾驭这艄在风雨中飘摇不定的破船安全驶出波峰浪谷，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国的特点就是自我封闭，到了清朝，这种自我封闭更加严重。清政府采取海禁措施，“无许片帆入海”，乾隆二十二年才开了一个小口子，允许英国等外国人在广州贸易。这是中国官方允许的对外贸易的开始。但是这种贸易是有严格限制的。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制订《防范夷商规条》，规定“防夷五事”，即：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必须冬住者只准在澳门居住；外商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禁止中国商人借领外商资本及外商雇请汉人役使；严禁外商雇人传递消息；于外国商船停泊处拨营员弹压稽查。“防夷五事”标志清政府闭关政策制度化。嘉庆、道光年间又分别制定了《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进一步规范了闭关政策，使中国与世隔绝，对海外毫无认识，“以通事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位，莫悉其离合。”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前进，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统治者闭目塞听，不明世界大势，不知世界潮流之浩浩荡荡向前。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三章 社会环境成卓越（6） 第三章社会环境成卓越（6）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白银内流国。16世纪末年到19世纪二十年代，经吕宋转流到中国的白银，总计达到一亿元。中英间贸易中国一直处于顺差地位，中国每年出口高达白银二三百万两以上。英国给中国送来了大量的白银，于心不甘，就开始向中国干起罪恶的输送鸦片的勾当。鸦片大量输入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中国白银由传统的内流国转而为流出国。向中国输送鸦片的最早有葡萄牙、荷兰，接着是英国、美国、俄国。其中以英美为最。开始数量较少，但呈逐年增加之势。“一八三八——一八三九年度，竟达四万零二百箱。总计英国在鸦片战前四十年间，共偷运进中国的鸦片不下四十二万七千箱，从中国掠夺走了三亿至四亿银元。”（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2007年版第一册第49页）白银大量外流，银价不断上涨，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对这种情况，曾国藩给予了很多的关注，但是他没有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真正原因，虽然提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但却是空中楼阁，无法落实。 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严禁鸦片。清政府多次禁烟，结果是越禁越多。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虎门销烟，狠狠打击了资本主义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但同时也禁来了英国人的坚船利炮。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失败，签订《南京条约》；1856年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签订城下之盟——《天津条约》。两个条约，丧权辱国，民族矛盾一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复杂的新形势，曾国藩开始思考国家出路问题。萧一山认为： 曾国藩拼命把满清的命运挽救了，中国的旧文化也算保持住了，这就是他的经世事业吗？其实不然。他壮年立志：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要做一个天地之完人。可是他的宗旨是治世，是救人。他所标榜的“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也注重以身化人，可见他是以军事政治作为转移风气的过程。何尝要为一姓一家效愚忠呢？何以谓之转移风气？就是改造社会的意思。（萧一山著，东方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曾国藩》第131页） 萧一山认为，曾国藩所从事的事业不是为一家一姓效忠，而是为转移国家的风气，为改造社会。这个看法，我认为是很恰当的。曾国藩这种救民于水火的思想，一方面来自于他所忠诚的理学，理学所主张的最大的理想就是“治国平天下”。曾国藩一生的修身其实际都是为了这个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另一个方面来自于客观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外族的入侵，更是让他在更大的范围和背景下思考国家的出路问题。 随着对西方国家认识的深化，曾国藩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大的转变。 一是逐步改变了以老大自居的虚骄心理。清朝号称大清帝国，自皇帝老子到一半官员都以老大自居，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蛮夷，因此看不起他们。在处理外交关系上，则特别看重一些并不重要的礼仪。比如外国使节来中国觐见皇帝要不要行跪礼的问题，外交文本上使用“大xx国”的问题。外国人不下跪，英国人称“大英国”，朝野上下都会认为是莫大的耻辱，有损国体。开始的时候曾国藩也有这种思想，但是后来他改变了。1857年他建议清廷： 伏查康熙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召见俄人尼果赍等，其时仪节无可深考，然当日与俄罗斯议界、通市，实系以敌国之礼待之，与以属藩之礼待高丽者迥不相同。道光、咸丰以来，待英、法、米三国，皆仿康熙待俄国之例，视同敌体。盖圣朝修德柔远，本不欲胥七万里之外洋而悉臣服之也。拟请俟皇上亲政以后，准其入觐。其仪节临时酌定，既为敌国使臣，不必强以所难，庶可昭坦白而示优容。 对待西洋各个国家采取“敌国”的态度，而不是像对待高丽等藩属国，其实就是一种平等的态度。平等就意味着尊敬他国的礼仪方式，不强其所难。这个转变在当时是非常困难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它让清王朝看清楚面对的“敌国”，到底是什么样子；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态度和方式。 二是正确对待西洋各国。当时朝野上下有两种明显对立的态度，一种是过激派，仇视西洋各国。最鲜明的事例是天津教案后，他们要求清政府驱赶北京的一切外国人，关闭所有外国领事馆、经营场所。一种是软夷派，看到外国人就害怕，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行，只有投降、屈服才是最好的出路。曾国藩反对这两种态度，主张既要审时度势，也要客观看待自己的力量；既不能过硬，也不能过软。这种态度在当时来讲，不失为“中庸”之举，符合时代的需要。 随着对外国以及外国人的了解，曾国藩看到了中国的短处，也看到了外国的长处。他继承了自魏源以来“师夷长技”的思想，强调国家的自立自强，提出了“师夷智”的新理念，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注意引进外国人才来中国工作，同时安排中国人向这些外国人学习；他设置翻译馆，翻译西方近代科学著作；他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以期收取远大之效；他致力创办实业，制造轮船、枪炮子弹，开启了近代洋务运动之先河。在他的倡导、力主、践行下，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得以起步，国家军队制度得以改革，出现了“同光中兴”的良好局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构建人脉网络术（1） 第四章构建人脉网络术（1） 不论在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里，领导者必须把人脉的构建摆在首要的位置。他的蛋糕能做多大？他的风筝能放多高？他的马车能行驶多远？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就是看他的人脉有多厚、多长、多大。曾国藩一生最重视人脉的构建，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人脉构建术。其中，最重要、最核心、最有价值与作用的是他的真诚。真诚使他赢得了广泛的人脉，真诚使他成就了登峰造极的事业。 曾国藩曾经说过，即使别人对他虚情假意，也要以真诚相待。他相信久而久之，虚伪的人也会变得真诚。真诚是他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也是他领导术的核心元素。曾国藩之所以成功，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讲究真诚。曾国藩的真诚，包含的内容很广泛，做人要诚，做事要诚；慎独要诚，待人要诚；说话要诚，接物要诚；读书要诚，作文要诚。诚既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品行；既是一种行为的准则，也是行事的方法。对自己喜欢的人、亲近的人要讲究诚，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不亲近的人也要讲究诚；日常行为需要诚，处理国家大事也需要诚。他用诚来要求自己，也用诚来获得追随者。真诚，在他那里已经由单纯领导品格提升为一种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领导术。 修辞立其诚 很多取得事业成功的卓越领导者极其重视诚的作用。商鞅变法之初，徙木立信。用100两金子作为代价，获取国人对改革的信任，是非常划算的。李世民曾经一度想知道臣工对他的态度，有人建议采取说假话的方式检测。他批评道：这是一种不真诚的方法，不能做。唐太宗能够开创贞观之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真诚。因为真诚，像魏征这样的前太子的人也能够一心一意为他所用。有研究者认为，曾国藩是湘军“道义”上的领导者。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既然是道义上的统帅，那么他不可能拿权力来统帅三军，只能用道义来约束，以心换心、以情得情、以义得义，最重要的是以诚聚人，以诚和人。天下好汉能够齐聚梁山，而心无芥蒂，根本的原因也是真诚无猜。对于真诚的重要作用，曾国藩看得很清楚。他认为： 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之衮州，唐之晋阳，皆先据世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君子之学道也，亦必有所谓基业者。大抵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址甚固，结构甚牢。《易》曰：“宽以居之。”谓宏大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谓诚信也。大程子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诚便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逢事便说，则忠信亦被汩没，动荡立不住了”。国藩按：立得住，即所谓居业也。今世俗言：“兴家立业”是也。子张曰：“执德不宏，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亦谓苟不能宏大、诚信，则在我之知识浮泛动荡，指为我之所有也不可，指为我之所无也亦不可。是则终身无可居之业，程子所谓立不住者耳。 自古以来，成就大事的英雄、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兴旺发达的家庭，都要依靠“诚”来支持。在这里，曾国藩阐述了与“诚”相提并论的“宏大”的重要性。宏大是指做事的规模、气魄、理想、志向、心胸等。宏大与诚的关系上，诚是第一位的，是实现宏大目标的基础。气量狭窄的领导者是很难干成大事业的，即使他们处于可以干成宏大事业的位置，拥有巨大的、恢宏的基业，最后也会因为自己的狭隘、短浅而失去可依之势。究其原因，致命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他们的狭窄心胸的深层缺乏“诚”的基础。太平天国立业之初，气势恢宏，规模宏大；一入南京，制度性的欺骗，导致天王与诸王之间不睦，王与王之间争宠斗权，财富、享乐集中于上层，过去追随、支持他们的百姓转而支持官军，最后失势失利走向败亡。而曾国藩则正好相反，他以一个诚字凝聚军心、士心、民心，逐渐得势得利，扭转时局，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构建人脉网络术（2） 第四章构建人脉网络术（2） 所谓诚，在曾国藩看来，就是“不欺”。“是故诚者，不欺者也。”诚包括“意诚”与“思诚”两个方面。他认为： 所谓意诚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意诚”就是知道什么做什么，知道一点做一点，不要强不知以为知；不懂装懂，不会装会，就是欺骗。外行管理内行，一个最恶劣的做法就是自以为是，装着比内行还懂。彝陵之战，刘备将军队驻扎在森林密集的地方，联营七百里。他这么做之前，有人建议，是不是先画个图纸给军师诸葛亮看看再定，刘备生气说，我也曾经带兵打仗，不需要请示。说得理直气壮，其实是不懂装懂，自己欺骗自己。结果被东吴的陆狲一把火烧个精光，落了个笑话。曾国藩用兵打仗、行政治国，从来都是不懂就不懂，不去装懂。他经常说自己不会打仗，特别是到前线去指挥，更不是他的长处。有些领导者明明自己不懂业务、水平有限，但是在管理业务能力比他强的下级面前，不是放手让他们去做，而是想方设法贬抑下级，将下级拉到与他自己一样的水准。这种贬损、故意降低下级水平的做法，其实也是意不诚的表现。这样的领导者不可能将组织发扬光大。 所谓“思诚”，就是思想心忠贞不贰，言语笃实不欺，待人至诚感人。曾国藩认为，古人修身养性，重点在慎独、主敬、求仁、思诚四个方面。他说：“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思诚则神钦。”领导者独处时慎重，心身就会舒坦泰然；内心专静纯一，外表整齐严肃，身体就会健康，体魄就会强壮；若领导者以修身养性为本，以民胞物与为用，大公无我，别人就会高兴。曾国藩认为，领导者做到“思诚”，那么鬼神也会对他钦佩。然而，很多领导者并不能做到“思诚”，又是什么原因呢？曾国藩认为，这是由于领导者存在私心杂念： 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著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著也。无私著者，至虚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虚，天下之至诚者也。当读书则读书，心无著于见客也；当见客则见客，心无著于读书也。一有著则私也。灵明无著，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是之谓虚而已矣，是之谓诚而已矣。 所以，要做到诚，首先就要做到心无私念，要让自己的心地宽广空虚无物。所谓空虚，是一种对待客观事物的态度，对于物的境界，物来了就接受，没有来不去追求，获得的时候不掺杂别的念头，过去了也不留恋。这里的物，包括金钱、财富、各种东西、名誉、地位、职务等等。领导者除掉了对物的私心杂念，才可以做到“大公无我”。现在的领导艺术研究者喜欢的一个话题是副职如何与正职相处。这个话题从副职的角度立论，将正副职的相处好坏归结到副职上，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正副职能否和谐相处，至关重要的因素的正职能不能正确对待副职，是否心底坦荡无私。据我观察，正副职难以相处的一个原因就是正职存在私心。心底有私天地窄，不能容忍副职的才华与能力，担心副职不好管，担心副职超越自己。正职如果能够去掉一个私字，什么人都好管。左宗棠是一个很有傲气的领导者，但是对于曾国藩却很佩服，他由衷地说：“谋国之忠，吾不及元辅。”元辅，就是指曾国藩。忠就是对国家的忠诚。曾国藩的忠是对国家的忠，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对于清廷的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构建人脉网络术（3） 第四章构建人脉网络术（3） 不管是意诚，还是思诚，表现在个人的修养上，就是重视个人诚的锤炼。19世纪40年代初，曾国藩不断反省自己的“诚”，往往一点小事也能够激发他对诚的思考与磨练。比如有一次，“旋窦兰泉来，言理见商，余实未能心领其语意，而妄有所陈，自欺欺人，莫此为甚。总由心有不诚，故词气虚矫，即与人谈理，亦是自文浅陋，徇外为人，果何益哉？可恨，可羞！”与别人谈论某些问题，自己没有正确领会别人说话的含义，就急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自己对某些问题虽有所领会、体验；但是思考不深刻，体会不周到，而高谈阔论，虚词矫气，企图以严词压倒对方，也是不诚的。这些现象，在一般的领导者身上是经常出现的。领导者在与下级谈话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一般情况是：不让下级把话说完，就急于表述自己的观点；或者虽然听完下级的讲话，但心不在焉，似懂非懂。对同级，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只想要别人听自己的，不注意倾听与领会别人的话语含义，就急急忙忙表述自己的看法、意见。这样做的结果是：或者言不由衷，或者言不达题，或者虚张声势，总之是不诚的。早期的这种反省，在曾国藩当上大的领导者后，得到了充分的有效的使用，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与对下级意见的尊敬。他不仅能够虚心倾听下级的不同意见，而且对不同的意见采取不同的态度，切实可行的坚决落实，确实不可行的也不反感，所以他的下级都愿意为他出主意、想办法。 猜疑是领导者的一大忌讳，是领导者一种不好的品格。高明的领导者能够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有利于事业的成功的；不高明的领导者则又想用某些人，又对他们持有怀疑的态度，放手让他们去做某事总是不放心。养成不猜疑的良好领导品格，领导者必须有平时不断的修炼。这方面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进行了阐述，他说： 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坏国，丧家，亡人，皆忌之所致。《诗》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仆近年来自省生平衍咎；不出“忮”“求”二字。今犹衰耇，旦夕入地，犹自恨拔除不尽，因环观当世之士大夫及高位耆长，果能铲尽“忮”“求”二字者，亦殊不可多得也。“忮”“求”二端，盖妾妇、穿窬，兼而有之。自反既不能免此，亦遂怃然愧惧，不敢复道人之短。 猜忌是古今通病，是坏国，丧家，亡人的根本原因。在咸丰执政的前十年里，曾国藩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哪怕是他立有大功，肃清了湖南全境、夺回了武汉三镇、取得了田家镇那样的巨大胜利，但是朝廷也没有给予他相应的回报。原因就是咸丰对曾国藩的猜疑。曾国藩打下武昌后，朝廷曾一度安排他担任湖北巡抚，但随之取消了对他的任命。这是为什么？当咸丰接到战报时，喜悦之情流于言表，并且立即下令封官。有一个姓祁的大臣说：曾国藩在家丁忧，大不了就是一个乡绅，他以一个乡绅的身份带出来一支这么能打的军队，未必是好事啊。听了这样的话，又联想到曾国藩当部长的时候严厉的上书，猜忌之心油然而生。他担心曾国藩当了大官后，不好管，管不好，或者甚至可能造反取代自己！对于自己没有被提拔，没有被重用，曾国藩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切实反省自己。他认为，这是自己的错，自己没有做到不忮不求。“忮”，就是嫉妒；求就是贪得。通过反省，他写下了《不忮》、《不求》两首诗以自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构建人脉网络术（4） 第四章构建人脉网络术（4） 不忮 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妒者妾妇行，琐琐奚比数。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 己若无事功，忌人得成务。己若无党援，忌人得多助。势位苟相敌，畏逼又相恶。 己无好闻望，忌人文名著。己无贤子孙，忌人后嗣裕。争名日夜奔，争利东西骛。 但期一身荣，不惜他人污。闻灾或欣幸，闻祸或悦豫。问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 尔室神来格，高明鬼所顾。天道常好还，嫉人还自误。幽明丛诟忌，乖气相回互。 重者灾汝躬，轻亦减汝祚。我今告后生，悚然大觉悟。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 终身祝人善，曾不损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 不求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 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偿，既得求勿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 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忕。岁燠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 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忧，精爽日凋瘵。 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君看十人中，无倚赖。 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途，奚事生嗟忾？于世少所求，俯仰有馀快。 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 不忮、不求，是不是说曾国藩就不想当大官？不想干大事？不是的。我相信，他的内心深处也会有过这样想法。不同的是，他不“汲汲于功名”。所谓“汲汲于功名”，就是心之所想，口之所言，都是升官发财牟利。立了功，推荐提拔稍微迟一些，就有意见，发牢骚，闹情绪。做了点事，就到处张扬，逢人便说，生怕别人不知道，生怕知道的人太少。做了一个小官，就想往大官位置上爬，想方设法钻门路攀高枝，走夜路行后门要官。曾国藩关心的是做事，而不是做官。朝廷没有给他大官，他一样做事；给了他大官，做得更好。他不为自己的官职去跑去送。我相信，组建曾家军后的曾国藩，完全有能力去送，但是没有那样做。1860年在两江总督任选上，有人主张用胡林翼，有人主张用曾国藩，最后咸丰启用了曾国藩。咸丰能够启用曾国藩，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多年以来，曾国藩一直努力做好自己，没有私心杂念。提拔后，有人建议曾国藩给为他说了好话的肃顺写封感谢信——这也是人之常情，曾国藩最终没有写。他的理由是国家使用官员是为公，与私人感情无关。后来肃顺被查，很多官员都与他有书信来往，唯独曾国藩没有私交之信，慈禧才对曾国藩放了心，没有了猜忌之心，令他管理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四省军务，令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安徽等各省为他筹备军饷，可以说是将东南半壁江山交给了曾国藩。曾国藩能够得到这样的机遇，原因之一就是他的诚。 诚心笼聚人心 干事业要有一班志同道合的人，一班支持自己、拥护自己的人。没有一班人，单靠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干不成。正因为如此，所以领导者最喜欢和人。和人，就是用手段，用办法聚集一批人到自己身边，追随自己。和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个人为中心、为了个人利益为目的和人；一种是抛开个人利益、个人目的，为国家、为大局和人。项羽曾经有一批很有才华的人，像陈平、韩信等，开始都在他的麾下，后来都流到刘邦那里去了。为什么？因为刘邦会和人。刘邦用什么和人？用职务，用金钱，用地盘。韩信能打仗就给他大将军职位，陈平喜欢钱就给他大量的银子，被秦灭亡的六国的后代要他们的地盘就给他们封地。因为会和人，所以天下人才大多流向刘邦，刘邦也因此获得了天下。曾国藩是一个很会和人的领导者，他的和人，一个重要的手法就是用真诚去打动人、赢得人的尊敬与爱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构建人脉网络术（5） 第四章构建人脉网络术（5） 他用赤诚去结交朋友。从一件小事即可见一斑。他的一个朋友举家离开北京南归，他亲自去联系马车，查找好路线，从哪里走最安全，最顺利，路上要怎么做他搞得清清楚楚。按照他的安排，他的那位朋友一家安安全全回到了家。 他曾经说过，朋友关系到一个人一生事业的成败，所以要小心选择朋友、要真诚相待朋友。曾国藩的很多朋友都是穷朋友，特别是他们在北京谋职期间，常常周转不过，但凡他有点余钱，就借给了朋友。1852年，他母亲去世的时候，就有好几位朋友欠他的钱。当时他家办丧事急需用钱，如果向他们讨还，他们也没有理由推托。可是曾国藩并没有这么做。他写信给曾纪泽说： 他人欠我账目，算来亦将近千金。惟同年鄢勖斋敏学，当时听其肤受之朔，而借与百金，其实此人并不足惜，今渠已参官，不复论已。此外凡有借我钱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时我虽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如袁亲家、黎樾乔、汤世兄、周荇农、邹去阶，此时皆甚不宽裕。至留京公车，如复生同年、吴镜云、李子彦、刘裕轩、曾爱堂诸人，尤为清苦异常，皆万不可向其索取，即送来亦可退还。盖我欠人之账，既不能还清出京，人欠我之账而欲其还，是不恕也。从前黎樾乔出京时亦极窘，而不肯索穷友之旋，是可为法。至于胡光伯之八十两，刘仙石之二百千钱，渠差旋时自必还交袁亲家处，此时亦不必告知渠家也。外间有借我者，亦极窘，我亦不写信去问他。 自己困难，别人更加困难，曾国藩设身处地替朋友们考虑，特别是对几位当官丢了差事且受到处罚的，根本就没有打算再向他们要钱。对那些光景特别窘困的，即使他们送钱来，也不能要；那些可以还得起的，也不将母亲去世的消息告知。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当时他在赴江西担任主考的途中，虽然半途回湖南了，但是江西官场还是没有忘记给这位乡试主考官送1000两银子的丧礼，曾国藩从中拿出500两来还账。这种济人之所急、解人之所困的处事艺术，体现的正是真诚的为人艺术，是一种能够感动人、吸引人、团结人的艺术。他的好朋友们后来能够追随他，为他所用，这是根本原因。 曾国藩很注意生活中的细节、小节，并且常常用诚来衡量。曾国藩出生、成长于农村，其祖父“早、扫、考、宝、书、蔬、鱼、猪”的八字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他。他一直用这八个字教育自己的子弟，也将他们引用到治理军队，管理追随者。他有一个习惯，清早起床吃饭。吃饭的人包括幕府中的工作人员，吃饭时商量一些事情。这已经成为惯例。大家都能自觉遵守。1859年，李鸿章来到他的幕府，对这种早起早吃的生活习惯还不太适应，有几次，李鸿章总是不能按时来吃早饭。曾国藩严肃地说：“少荃，此间唯有一诚字。”受了批评的李鸿章以后就特别注意。这本来是一件小事，但是曾国藩却把它提升对到“诚”的高度。在他看来，只要心诚，早起吃饭这样的小事是很容易做到的。 对于追随者，曾国藩一直是非常诚恳、关切的。不仅关心他们的成长，也极其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生活状况。有困难的想法接济，病死战死的给予抚恤。唐桂生是他的老部下，在皖南的时候一直跟着他。1859年祁门形势非常紧急的时候，唐桂生率领的一支湘军，就一直坚守在那一带。曾国藩大本营转移到安庆后，唐桂生所部仍然驻扎在皖南徽州一带。1865年5月徽州、休县湘军闹饷，唐桂生的哥哥唐义谟受到牵连，遭遇审讯，惊恐过度，精神裂变发了疯。对此，曾国藩一直关心着。他专门写信询问有关情况，表示关怀之情。信中写道：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构建人脉网络术（6） 第四章构建人脉网络术（6） 其家近状何如？颇有馀资足以自赡否？易芸陔当知其详，乞细询见示。仆待部将不尚姑息，间失之严，自不能无怨言。所自信者，患难相恤之念历久不忘。唐家如果太苦，尚当设法周济之。 对于自己患难与共之人，“患难相恤之念历久不忘”，体现的正是一种待人至诚的心理。很多领导者有怀旧心理，对那些过去和他们共过患难的人长久不忘，过去用的东西舍不得扔掉。曾国藩就是这样。莫祥芝得病，要求见他，他马上接见，看见病人“语言时明时昧”，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后来他的弟弟莫子思来营效劳，曾国藩照应周全。一些来营效劳的人，特别是那些有才华的，一旦因故去世，曾国藩不仅表现出极大的关心，而且对他们的去世深感惋惜。零陵人黎宗铭死后曾国藩送给奠仪银二十四两。他尤为感到可惜的是失去了一个优秀人才，他说黎宗铭“聪明警敏，字仿左季高体绝肖，志趣高亢。方期渐进于诚实，遽以疾殁，殊为可惜”。有一个叫成章鉴的武弁，得病去世，曾国藩“不胜悲悼”。“成以武弁而知忠义爱民，谋勇兼优，方冀其继塔、杨而起，不意其遽逝也。”一个普通的武弁，职务是最低的了，就像村里的组长那么小的职务，这样一个人病逝了，作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还这么关心，可见其至诚之心。 正是这种至诚之心，使得当时天下英才很多聚集于曾国藩的麾下，为其所用，共同创造了大事业。 用诚驾驭悍将 十个手指有长短，领导者管理的追随者也是有性格、学识、才能等等各个方面的差异的。对于这种差异，无论多么高明的领导者都无法做到一碗水端平、一个办法管到底。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曾国藩也有一套自己的做法，其中主要的方法就是诚。他在1869年9月26日，回复刘典的信中指出： 及以诈来者矫以诚；以变来者守以正，以嚣来者处以镇静而纾缓，但修军政、严守御，以为此盛彼衰，中强外弱之本。此不特可施于关中，即施之天下，古今无适不宜矣。 这里曾国藩阐述了领导不同特征的被领导者的艺术。他这里提到的三类人，包括欺诈者、善变者、嚣张者，都是一些难以驾驭的悍将。这些人管理得好，可以产生良好的效益；管理得不好，就可能出大乱子。曾国藩的态度与办法是：喜欢变化不定的，领导者要做到稳重正大，不偏不倚；气焰嚣张的，领导者要做到镇定安静舒缓自如，不能先乱了自己的方寸；对虚伪欺诈的，领导者要讲究诚实不欺。坚持做到这几点，那么可以走遍天下。 李世忠是一个典型的乱世枭雄，也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他开始是河南捻军的一个首领，原名李兆受，河南固始人，大约是在1854年或1855年初背弃捻军，投降何桂珍。何桂珍是曾国藩的同年好友，1855年初曾国藩要求朝廷调何桂珍到他的行营工作，由于形势所迫，何桂珍未能达到江西，受阻于鄂豫皖交界处的山区（英山、霍山等地方），组织团练镇压太平军。当时何桂珍非常困难，手下部队只有2000多人，给养常常不足。由于忍受不了艰难的生活状况，李世忠反叛何桂珍，将其杀害。不久又投靠了胜保，官至提督。李世忠再一次成为官军后，表现一直非常枭悍，常常做出一些惊人的事情来。他纵容手下抢盐封行、抢掠百姓；与苗霈霖发生械斗，与陈国瑞酿成；玩忽职守，让太平军很轻松从南京北门户浦口、江浦通过。曾国藩认为李世忠“枭桀猜忌”，“部卒颇怀携贰（存在反叛之心）”，并且认为，李世忠“骄恣已久，尾大不掉，急亦有变，缓亦有变，终不能相安无事”，甚至想到过依靠李续宜、江忠义的力量，将李世忠“严参惩究，再行相机办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构建人脉网络术（7） 第四章构建人脉网络术（7） 这是曾国藩没有管理李世忠的时候的态度，后来朝廷将李世忠的管理权交给曾国藩。曾国藩没有采取任何过激的措施，而是用诚术来获取李世忠的信任，改变李世忠的枭悍，“推诚相待，事事示之以不欺”，以至诚之心对待，体现了一个领导者高尚的道德风范与高超的驾驭艺术。 首先是一视同仁，不歧视，不另眼相看。人与人之间，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有时候并不需要很多的手段，也不需要很多的财物去“收购”，那些看似很复杂的关系，看似很枭悍的人，管理好他们，有时只需要一个好的态度。作为统帅，重要的是看他能不能做到一视同仁。一视同仁就是不歧视，就是不将他当做外人，就是兄弟，就是朋友。用这样的态度去驾驭枭悍的下级，往往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1862年底，由曾国藩直接统帅或供应粮草的军队达到10万人左右。军械、粮草、军饷供不应求，困难重重。但是李世忠一归他管，立即给他筹备一万两银子，并且写信说，过去袁帅怎么待你，现在我曾国藩也怎么待你。他说： 从前临淮营中月给尊处银米若干，子药若干，敝处亦当照数筹给。从前奏催各处协饷，敝处亦当随时代催，以期无失袁帅相待之规。如敝处军威复振，事势稍松，则银米子药必可酌量增加，随时协解，不拘袁帅旧规。 李世忠曾经一度归安徽巡抚袁午桥管理，袁为了笼络他，一直待他不薄，筹饷筹粮满足李世忠的需要。曾国藩接手后，如果改变袁的做法，对李世忠的死活不闻不问，对他的生存不理不睬；或者减少对他的供应，立即会招致李世忠的不满。当这种不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可能转而投降太平天国。曾国藩深知其中的厉害得失，因此一改按照过去的规矩，以示一视同仁，不分彼此，稳定了李世忠的军心。当得知李世忠困难的情况后，曾国藩立即写信，给以安慰，表示了自己的诚挚之心。他说： 至尊处饷需，刻刻在念，今承明示，极力摒凑，可以支持至年底。又闻贵处盐船，在湖北得价极好，良深欣慰。敝处统军过众，欠饷累累，呼吁之声，日接于耳。幸向以诚信待人，各营俱能相谅，将来如稍可匀拨，必当设法协济贵营，断不因阁下之以实情告我，而转存漠视也。 曾国藩虽然贵为湘军统帅，而且有各个省供应军饷，但是后勤补给不上是经常性的，就是他的亲弟弟曾国荃的军队有时也几个月发不出军饷。有一段时间，为了江西厘金的分配问题，曾国藩和沈葆桢闹得不可开交。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曾国藩不歧视不属于湘军系列，且桀骜不驯、杀害了自己的好友的李世忠，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次是不姑息其恶，也不掩盖其善。当李世忠犯错误的时候，曾国藩及时给以善意的教育。他讲究教育方法，能够从李世忠的角度看问题，能够从大局出发思考，做到既解决问题，又不让李世忠难堪，让他可以接受。有一次，他的部下杨玉珍到西坝抢劫盐行，赶走盐商，把所有市面、仓库中的食盐据为己有。这一事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事件发生后，曾国藩及时写信给李世忠，晓以大义，殷切劝导，指出杨玉珍的做法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导致盐行血本无存，“盐务从此大坏，饷盐从此无出，即贵军何所无出，即贵军何所取资？”要求处理杨玉珍。在劝导上，他完全是站在李世忠的立场上，为他着想，从而化解了矛盾的激化。有一段时间，他的手下设卡加倍征收过路客商的税费、公开强抢他们的行李衣物、毒打船户水手，造成众怨沸腾。处理这事，曾国藩不针对李世忠的管理不力，而是就事论事，谁犯错误处罚谁。他委婉地批评教育李世忠说“此等行径，阁下断不尽知”。要求他处理具体经办人。就是守地失守，朝廷要给予其严厉处分，曾国藩也极力做工作，肯定他的成绩，指出他的困难，说服朝廷只给李世忠小小的警告。对李世忠好的表现，曾国藩及时表扬。1863年，苗霈霖再次反水，李世忠派兵镇压，表现较好，曾国藩立即去信肯定了他坚守五河遏止苗下窜之路的做法，认为这是“真心报国，出于至诚”，“大丈夫心地，磊落光明”之举。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四章 构建人脉网络术（8） 第四章构建人脉网络术（8） 在曾国藩至诚感化下，1864年，李世忠逐渐将军队裁减，最后辞职回家。在回家定居的问题上，曾国藩也非常殷勤地为他考虑。像李世忠这样的人，得势时飞扬跋扈，目空一切，不给自己留后路，因此得罪不少人，很多人想报复是正常的事情。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曾国藩给他出主意，寻找好的地方。教育他回到家乡固始，要待人谦和，看轻财产，施舍穷人，以期收回恶名，同时他又给当地官员写信，告谕乡民，尽除前隙。通过这种真诚的方式，李世忠得到了教育，逐渐改变了自己，他主动捐款一大笔钱给曾国藩做军饷，而且回到了固始老家，做起了富翁。然而，对于这样的人，朝廷是不敢信任的，对其监视一直没有放松，一些不利于李世忠的报告不断送达天庭。有人上奏李世忠修筑堡寨，私藏炮械；又有人上奏说李世忠招集党羽，私买火药。意思很明显，就是说李世忠有谋反的迹象。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曾国藩在奏折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 李世忠从前不法各事，举世皆知，神人共愤，既为众怒所集，一经颠蹶，人人欲得而甘心杀之，诚不为过。惟朝廷宽大之仁，业已十有馀年，凡在降众无不许其自新，李世忠则曾任实缺提督，帮办军务，岁终有福字之赐，寄谕有奖之词，在降将中尤属格外优厚，目前如无叛逆实据，自不便遽加极刑。寻降迭次谕旨，亦饬令切实查明，总以有无叛迹实据为断。河南抚臣李鹤年复奏所指擅杀平民，私铸小钱，及捻党穷蹙奔投，以图生路各节，均为前事之所有，不知近数年来究竟有无其事。多筑圩寨，则宜查其是否新添。藏蓄洋炮，则宜查其是否新置。勾结党羽，则宜查其来往之人物色如何，风影如何。务须严密访查，参互错综，始能得其情实。 他坚持以诚为本、实事求是的原则，派专人前往秘密查访，了解情况，一一核对，为李世忠澄清了事实，解除了朝廷的疑惑。 曾国藩重做事，讲务实。他认为务实就是诚。领导者倘若不务实，做事一定轻浮，不能深入；或者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或者疑神疑鬼，心怀猜贰；或者与民争利，或者欺上瞒下。曾国藩组织的军队是军政后勤一体化的军队，以军养军，军队给养统一调度。只有采办直接和百姓打交道。很多情况下，老百姓是不喜欢和军队打交道的。因为军队常常仗势欺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哪里敢与官争官夺呢。曾国藩深谙此中事理，所以他要求采办做到诚，“交涉兵民，尤宜开诚布公，使百姓不畏兵之骚扰；使统领营官常得民之欢心，乃为有益于上，有益于下。”和老百姓讲究诚，老百姓自然高兴。有一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处理公事的诚。同治继位后，江南很多大臣奏折雪片似飞到皇宫，只有曾国藩处奏折稀疏。对此，朝廷感到奇怪，特别发一道谕旨询问：朝廷依靠你规划东南大局，你怎么“奏章寥寥”？看到这个质问，曾国藩马上上奏辩解说： 历年以来，奏报甚稀。其所以硿径自守者，盖亦有故：一则不轻奏谣传之言，如近日贾臻奏庐州克复，袁甲三奏巢县克复，皆因无稽之探报，以为入告之实据。又或贼踪未近，预相震惊，辄以十万二十万遽奏，尤足以惑军心而误大计。臣处向不凭探报入奏，不欲以谣传之词，淆朝廷之耳目也。一则不轻奏未定之事。凡大股悍贼之来，其始常危险万状，能坚忍支持，而后能渐臻安稳。如去岁黄文金之内犯，攻陷七县，坚持三月，而臣仅汇作四次入奏。去冬徽州之被围，苦战九次，坚守弥月，而臣仅汇作两次入奏。不欲以未定之状，增朝廷之忧虑也。一则不轻奏预计之说。兵事成败，难以逆料。咸丰八、九年间，江南屡奏金陵指日可克；十年夏间，屡奏嘉兴指日可克，厥后皆不能践言。臣初督两江之时，奏称由宁国进兵，可达苏境，厥后宁国失守，至今不能践言，臣深以为耻。 原来曾国藩上报奏章也是很有规范的。这规范就是“三不”： 不轻奏谣传之言、不轻奏未定之事、不轻奏预计之说。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作风，是诚的直接表现。整个咸丰一朝，对东南战事的指挥一直处于乖谬的状态，究其原因，我认为和地方各级谎报军情关系很大。打了个小仗，歼击了几个敌人，上报说成是打了个大仗，杀了好几百人；来了几百敌人，上报则成了漫山遍野。这些情况，在当时是很常见的。江南大营1854年，没有打一次仗，同样得到咸丰的信任，原因就是向荣他们的奏章写的好。这样的奏章华而不实，严重影响了上层领导者的思考与决策，对领导者准确判断形势、科学决策是极有危害的。曾国藩的“三不”，反其道而行之，体现了一个字：诚。对领导者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即使在信息畅达的今天，这样的诚也是需要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打造处事立身术（1） 第五章打造处事立身术（1） 曾国藩以八个字严格要求自己。这八个字就是“拼命报国、侧身修行”。侧身修行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勤、俭、廉。他生活在一个混乱、昏聩的社会，不依靠吹牛拍马、结党营私、送财送礼等丑恶行为来达成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无论是他的学业，还是功业，无论是他为京官时的一步步攀升，还是后来的做到两江总督、直隶总督，都是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一个丁一个卯、一点一滴做出来的。他一生坚持过着简朴的生活，以禹、墨之“勤俭”作为立身之道，“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他认为： 若事事勤思善问，何患不一日千里？无论军事吏事，皆从“勤廉”二字做起。勤则事之惰者无不举，廉则人之污者无不畏。刻刻以此自励，以此教人，自有振兴气象。 曾国藩概括了“四不”、“四败”，其中核心内容就是勤、廉、俭。“四不”就是“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馀欢。中含不尽意，欲辨已忘言。”“四败”即“骄盈凌物者败，昏惰任下者败，贪刻兼至者败，反复无信者败”。昏惰就是昏庸、懒惰，一个领导者懒惰就不会去辨别下级，使用官吏也就会糊涂；贪刻，是指贪婪、刻薄，领导者又贪婪又刻薄，没有不败落的。为此曾国藩以“勤、俭、刚、明、孝、信、谦、浑”八德自勉，要求自己时时做到勤奋、俭朴、刚强、晓事、孝顺、诚信、谦虚、宽厚。他说：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前此所见之“勤、大、谦”。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勤能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廉”字。 勤是古今中外卓然有成的领导者的一个共同的品格，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基础，是他们走向辉煌的法宝。廉，却并不是任何一个领导者所能够做得到的，只有那些有道之士才可以做得到。道当然是指道德品质。领导者掌握了许多的公共资源，面对很多的诱惑，只有具备了高尚的道德，纯洁的品行，才可以真正做到一个廉字。 曾国藩是勤的力行者，也是廉的坚持者。他一生的成就，与他的勤是分不开的，与他的廉也是分不开的。勤使他兢兢业业于事业，廉使他清清白白做人，他认为：“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这两种气，人可以兴，家可以兴，事业可以兴，国家可以兴。在曾国藩看来，勤、廉既是修身的需要，也是干事的需要，也是领导力的需要。 作为领导艺术研究的客体，我们在看到领导者曾国藩本身所具有的勤廉品格的同时，更要研究他是怎样将一种属于个人品德、品格的东西转化为一种领导力，转化为一种团体的力量。这是最重要的。作为一个领导者，曾国藩高立于金字塔，之尖顶，如果单纯一个人勤廉是不会取得很大的成就的，曾国藩的领导术则在于将个人的领导者品格转化为组织的行为，团体的理念。这是他成功的秘诀之一，也是我们研究其勤廉的意义所在。 兴旺事业的勤 曾国藩是依靠“勤”来立身、兴家、兴国的。他一生坚持以禹墨勤俭立身，深信“勤则兴，懒则败”、“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的道理，以勤补拙，用勤来解决未知，用勤来解决不会。“盖一勤则不知者可徐徐而知，不能者可徐徐而能”。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他所从事的事业得到证明，军事、外交、近代机械船舶制造都是他所不知、不会的事情，但是由于勤，他都做的很好、很出色。他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打造处事立身术（2） 第五章打造处事立身术（2） 吾辈现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趣利，如篙工之上滩，早作夜思，以求有薪；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须有一段豁达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 既要勤劳，又要恬淡，这是最有意思的。他有三乐，其中之一就是“勤劳而后憩息”。紧张的劳动后休息，在他看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他有一副对联，很形象、很鲜明地说明了他的勤： 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生哪有空闲的光阴。 的确他一辈子都是处于勤劳之中，就是临死前，他也在记日记、读书。曾国藩年谱记载： 公在军，终日凝然，奏牍书札，躬亲经理，不假手于人。益治书史，不废吟诵。尝谓军事变幻无常，每当危疑震撼之际，愈当澄心定虑，不可发之太骤。盖其数年所得力者在此，所以能从容补救，转危为安也。 1853年在衡阳创立曾家军时，什么事情他都亲手参与。有一件事足可以说明，湘军最初制造子弹，采用生铁，做出来后枪声一响，子弹就炸裂，没有杀伤力；后来改用熟铁，才制造成功。试制子弹的人就是曾国藩本人。 曾国藩的祖父有个八字诀，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早起。这一点曾国藩一直坚持。他说： 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 1854年，曾国藩发现太平军四更吃饭，五更起行，他认为这是可取的，而自己的军队起得太迟，吃饭太迟，是“一大坏事”。于是改革作息时间，“每日于放明时起来，黎明看各营操演。”但是吃饭还是太晚。他在军队一直坚持早起早吃，“各营皆畏慎早起”。 曾国藩勤而有计划、有部署，按照计划办事。早在北京为官时，他就制定了一个每日工作、学习计划，“每日自课以八事：曰读书；曰静坐；曰属文；曰作字；曰办公；曰课子；曰对客；曰复信。触事有见，则别识于其眉。”后来职务提升了，在做好值班、奏事、入署办公等事后，“退食之暇，手不释卷”，没有虚度一日。训练军队、组织军队、领导军队，他坚持“逢三日阅刀矛步箭，逢八日阅马箭、枪炮打靶。”担任两江总督，他更是勤勉有加，切实做到“四不敢”：“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妒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偷安就是懒惰、不勤快。他认为勤就要做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他要求自己终身坚守这十二个字，这样的话，“遇大忧患、大拂逆之时，庶几免于尤悔耳”。作为一个高级领导者，坚持勤，即使遇到大的困难也可以解决。他勤勉于吏事、军事、饷事、文事，严格要求自己“每日须以精心果力，独造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并且认为“一日无进境，则日日渐退矣”。不仅如此，他还对如何做到勤做了一个具体的规定，“每日午前于吏事、军事加意；午后于饷事加意；灯后于文事加意。”吏事的重点是勤见僚属、多问外事，军事的重点是教训将领、屡阅操练，饷事的重点是慎择卡员、比较人数，文事的重点是恬吟声调、广徵古训。他坚持每天办完当天的来往公文，私人信件也做到当天回复，不拖欠，不落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打造处事立身术（3） 第五章打造处事立身术（3） 作为一个领导者，光一个人勤是不够的，他需要将一个人的勤转化为组织的勤，追随者的勤，形成一种勤的氛围、勤的动力。只有大家勤才是真正的勤，才是有效率的勤。诸葛亮够勤的了，累死在五丈原，也没有完成自己的复汉大业。1869年，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经历过战争之后的直隶，到处荒芜凋残，百废待兴。比如讼诉案件，由于战争积累了大量的案件，没有处理，意欲加以整顿。他说： 国藩视事以来，已逾两月。畿辅兵燹之馀，民生日蹙，狱讼繁多。鄙人初莅此间，意欲少加整饬，稍苏民困。撰拟《清讼事宜》十条，严立限程，颁发州县，冀于数月内清厘怒狱。分饬各属访举贤才，加以奖稽了翼伸正气而化刁风。 通过八个月的努力，审结旧案12074起，新案28121起，总计40195起。这是很不容易的。能够做的这么神速，而且效果好，原因之一是曾国藩以自己的勤推动了追随者的勤。他制定了《清讼事宜》的鼓励政策，要求各级官员在处理案件上做到“六个亲自”，亲自验收、亲自细核、亲自删减、亲自勘验、亲自计算、亲自经理。不能做到六个亲自，给予处分。对于办案积极，效果明显的给予奖励。 治家与治国一样，曾国藩极其重视勤。他规定新媳妇娶进门就要“教以勤俭，纺绩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要求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给他，以考察她们是否勤勉。三姑是他的三个女儿，一嫂是长子曾纪泽的妻子。他要求： 要实行勤俭二字。内间妯娌不可多写铺帐；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菜。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 有一个笑话，可以说明曾国藩一家之勤。儿子新婚不久，睡在床上，辗转反侧，心甚焦急，于是大呼说：“妈，你那不懂事的媳妇，吱吱呀呀，纺车不停，闹得我睡不着，请将她那部纺车打碎好了。”曾国藩在隔壁屋听到了，也高声大叫道：“太太，如果要打，最好先将你那部车子打碎，我也睡不着呢！”这仅是曾国藩每日饭后与幕友闲聊时所讲的笑话之一。 曾国藩对于追随者的教育，也以勤为重要内容。认为“若事事勤思善问，何患不一日千里？”要求追随者做到勤，以勤立身，以勤兴业。吴大廷负责操练海上水师，是中国早期的海军训练，凡事皆是初始，没有模式可依。他写信鼓励道： 阁下殚精竭虑，身任其劳。……各船演习诸技渐臻纯熟，凡事患在不为，不患不能。西洋技艺所以绝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臻绝诣不止，心愈用则愈灵，技愈推则愈巧。要在专精，非其材力聪明果远过于中国。 这里强调的就是一个“勤”字，勤训练则可以达到熟练的境界，与才力、智力没有多大关系。就是在这样的鼓励下，曾国藩手下很多才力一般的追随者脱颖而出，成为优秀人物，做出了耀眼的成绩。 严格内敛的俭 对于俭，曾国藩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则难望有成。”一个人要想成就大事，俭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沾染了富贵习气，要想有成就很难了。他曾对儿子约法三章：不许坐轿，不许使唤奴婢做取水添茶的事情；拾柴收粪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地认真去做。指出：“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他认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打造处事立身术（4） 第五章打造处事立身术（4） 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历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所以，曾国藩治家，第一注重的就是俭朴。由家而推及官场，他非常反对官员的奢侈生活。经历了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湖南很多人家家庭富裕了，风俗习气也随之改变，为此曾国藩非常痛恨，并且想力挽颓风。他说： 吾乡近时风俗侈靡，一变向来勤朴之旧，实缘乡人从军日久，职官太多之故。推论缘起，即鄙人不能辞其咎。今欲力挽颓俗，固须林下诸公身示俭约，诱进以诗书。而凡为达官于外者，尤宜约束子弟，不使习为豪华以相炫耀，庶可渐移锢习。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仍未知其果能挽救也。 对于官场的颓风、奢侈之风，曾国藩认为大官的表率作用很重要。杨昌濬曾经写信给他，想整顿官场奢靡的风气，曾国藩非常肯定他的想法，1870年5月他回信说： 承示浙中近事，并及官场习气渐就奢靡，尊意欲转移积习，与僚属约诸事务从节省，此实时要务。大抵官场风气，每由微而渐趋于著。凡事稍从其费，则渐于奢而不觉；凡事稍从其省，则渐趋于俭而亦不觉。若由大吏率之以诚，持之以久，成效亦不难立睹。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俭朴，不仅仅是他注重自己一人之俭，一家之俭，更注重整个官场、社会的俭。他不仅注重身体力行，也重视俭的思想教育。不仅影响了他的后代，也影响了他周围的一批人，甚至对江苏等地的社会风气也有所感化，形成了一种俭的氛围。 曾国藩有一封家书可以看出，他在北京做官时期的清廉俭朴。他写道： 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惟有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恐温弟不能深谅我之心，故将我终身大规模告与诸弟，惟诸弟体察而深思焉。 这里讲的确是实情。曾国藩在京城期间，生活条件一直比较艰苦，日子过的清贫。他担任翰林院编修，收入微薄，入不敷出，常常借钱度日；担任“副部级干部”后，年工资500两银子，加上其他的收入，基本上能够满足生活所需。1852年他离开京师的时候，他既借了钱给别人，也欠别人的钱。曾国藩回家吊丧，给儿子纪泽写的一封信，专门谈到家中财物的处置问题，信中写到多年欠西顺兴、杨临川、王静安、李玉泉、王吉云、陈仲鸾等人账不少，要求纪泽处置的财物也只有一些家用木器、书籍、日用品以及书法帖子等，此外并无长物。 真正有钱是他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清朝两江总督的养廉金每年是15000两，加上工资收入，曾国藩一年的收入在20000两左右。然而，作为湘军统帅，经过他手的银钱粮米数额是巨大的，特别是到了1860年后，清朝转而支持湘军，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甚至四川、广州每月都要给他提供军费，有时由他支配的经费高达数百万。然而就是这样有钱，曾国藩也是过着俭朴的生活，保持清廉的本色，始终坚持不贪财，不苟取，不奢侈的基本准则。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打造处事立身术（5） 第五章打造处事立身术（5） 他家用钱有一个规矩，就是一个月要开支多少先拿出来，使用时不可超支，只可结余。家里储备的钱只够一年的用度，多的不积累。他给家中寄钱，也不多寄，有一次连200两银子都没有。他给儿子们规定： 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馀，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持其后而已。 他离开两江赴任直隶的时候，还积余养廉金2万多两。这种积余应该是得益于他的俭。曾国藩的俭朴体现在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大事小事都染着一个俭字。 吃方面，他的基本态度是“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 有一次，巡视扬州。扬州盐商以奢侈的盛宴招待曾国藩，他认为太过丰盛，仅就面前所设数菜，稍食而已。过后，他对人说：“一食千金，吾不忍食，且不忍睹。”他家每餐只有一个荤菜，因此时人送给他一个雅号，叫做“一品宰相”。 穿方面，他的衣服鞋袜，多系夫人、媳妇所做。他认为：“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他曾经规定，家中妇女每年要给他做一双鞋子，并且他还要亲自检查。他30岁那年，缝制天青缎马褂一件，庆贺及新年才穿，60岁时还像新衣。他说：“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曾国藩的小女崇德老人回忆说：在江南总督署时，李鸿章请曾夫人和小姐吃饭，两个妹妹，仅一件绸裤，相争至于哭泣。曾国藩闻之安慰道：“明年若继续任总督，必为尔添制绸裤一条。”时崇德老人年幼，一闻此言，破涕为笑。 住方面，1856年修建富厚堂，费资三千余银，曾国藩知道后，很不高兴，发誓此生决不住新屋。他果真没有踏上新屋一步。1867年，家里人花费7000串维修侯府，他认为花钱太多，“富坨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曾国荃修建大夫第，长达一华里，共九进十二横，房子数百间，曾国藩批评弟弟太奢，说住进去容易搬出来难。 用方面，曾国藩不尚奢华，有人建议他照李希帅的样子，花八两银子打一把银壶炖人参、燕窝。他说：“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员亦多穷困，而吾居高位，骄奢若此，且盗廉俭之虚名，惭愧何地！以后当于此等处痛下针砭。” 财方面，曾国藩坚决反对积累财富，特别是给子女积累遗产。他对纪泽、纪鸿说：“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曾国潢在衡阳五马冲为他买田一处，曾国藩坚决反对，并且要求弟弟“设法出脱。或捐作元吉公祭田，或议作星冈公祭田，或转售他人，以钱项备家中日用之需。”“但使不为我私分之田，并不为父亲私分之田，则我之神魂为之少安，心志为之少畅。”他教育子女注重人品、学识、良好的生活态度与习惯，“爱之以德”，而约束他们的骄奢之心。纪鸿在省城读书，他寄给的钱主要是学费和基本的生活费，“城市繁华之地，尔宜在寓中静坐，不可出外游戏征逐。”教育儿子“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打造处事立身术（6） 第五章打造处事立身术（6）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子女婚姻上做财产、权力文章是极其普通的事情。曾国藩不愿意将女儿嫁给有钱人。据说，湖南有一常姓显贵家庭，几次都想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曾国藩不同意。这倒不是常家与曾家曾有什么不愉快，而是因为曾国藩听说这位常世兄生活气习骄奢跋扈，不可一世。他所穿的衣服极为华贵，所用的仆从也气焰嚣张，更令人厌恶的是他最喜欢倚仗其父亲的势力作威作福。曾国藩担心常家有官宦人家的骄奢习气，如果嫁娶过来，不仅会败坏曾氏家规，还会引诱曾家子弟好逸恶劳。 湖南农村嫁女，有打发压箱钱的风俗习惯，有钱人家、官宦人家往往打发颇多，而曾国藩却规定200两。同治五年，曾夫人欧阳氏嫁第四女时，仍然遵循这个规定。曾国荃听到这事，觉得奇怪，说：“乌有是事？”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如此。“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嫁女如此，娶媳也如此。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写道：“是日巳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这么大一个总督，打发女儿的压箱钱，就那么一点点，实在说不过去啊！ 廉洁自律为本 曾国藩做官清廉，他的“八本”箴言，其中之一就是“做官以不贪财为本”，他常说：“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伏神钦，到处人皆敬重。”他三十岁的时候立志做官不发财、不留银钱与后人，这一志向在他的日记、写给家人的信中都有表述。他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崇尚俭朴的生活与不贪财、不苟取，这就是曾国藩的信条。曾国藩能够做到清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简朴的生活态度。俭与廉，在他的身上有着一致性与共通性。俭朴是他兴家立业的基础，是他的基本的生活态度，是他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他保持家业长久不衰的法宝。廉洁则是他做官的基本准则，也是他教育追随者的基本内容。他因为廉而俭朴，也因为俭朴而廉。他将简朴作为廉的前提，他说： 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则为阿兄所独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俭，则阿兄所不及料也。以后望弟于俭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俭，即修造公费，周济人情，亦须有一俭字的意思。总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 曾国潢廉洁，但是不俭朴，他担心因此而坠入不廉之途，所以要求他讲究俭朴，不尚奢侈，各项开支注意节约，保持好“寒士家风”，做到“俭以养廉，直而能忍”。以俭来培养自己廉的品格，两者在这里构成了一致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打造处事立身术（7） 第五章打造处事立身术（7） 有几个数字可以说明曾国藩的廉。他离开两江赴任直隶时，养廉金结余2万两，公务经费结余2万多两。直隶总督的收入养廉1.5万两，盐院收入近2万两——他认为收入来源不很正大，号称清正的刘印帅也收用，所以他也收用。直隶的开支是仆人、幕友工资每年约用2.2-2.3万两、派往各地的委员薪水近8000两，合计3万两，使用养廉金外还从盐院提取七八千两。盐院多余的用作粮台报销之费。曾国藩曾经写信给家人，谈到他不收受别人红包礼金的情况，说他从来没有收过他人200两银子以上的礼金。他喜欢喝茶，他的茶叶却不是什么名贵茶叶，而是湘乡农家的普通茶叶，老家给他准备的。他死后，林达泉有一副挽联旌表其廉： 其功业卓乎李郭之杰，其文章总乎韩欧之长，名世钟灵，一代栋梁宗岳麓； 用天下财家不丰于资，进天下才子不显于秩，至仁忘已，千秋俎豆配姚江。 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也谈到他的廉，他说： 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顾虽如是，而从不滥用其无限之威权。财权在握，绝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肥其亲族。以视后来彼所举以自代之李文忠，不可同日而语矣。文忠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文正则身后萧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总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 容闳将曾国藩与李鸿章进行对比，一个身后留有巨额财产，一个身后萧条，高度赞扬了曾国藩以及家人清贫廉洁的高尚情操。 有人提出创办乡学，在经费来源上有人建议由乡绅负责广泛劝捐，也就是说要老百姓来集资。曾国藩认为乡绅承办事情，容易产生，他说： 凡地方公事，廉静谨饬之绅士多不愿为，其乐于从事者，则往往侵蚀把持，从中牟利。欲各乡所举尽属佳士，势必不能。一有不肖者参之，则弊端百出。本部堂有鉴乎此，故常训饬各属，不准借事立局，滥引绅董，亦不准于应征钱粮之外加派分支。该员所陈，首即不免犯此二弊，应毋庸议。查捐务最为厉民秕政，在州县有苛派之病，在绅士有武断之虞。恐百姓未见乡学之益，先受劝捐之害。 因此不准开设劝捐性质的乡学，不准借事立局。借事立局，就是借某件事情设立一个机构。设立一个机构，就要增加一批干事的人，就要巧立名目，向老百姓加派钱粮，也会因此而产生。他的这种不以事设立机构的做法，其实是从源头上防治的重要举措。 官员，表现之一是盖豪华的办公楼。在南京的时候，他为了了解西洋知识，推广西洋文化，盖屋三间摆设地图，“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图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慊。”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居经过翻修的总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园游览，花园修工未毕，正在赶办。游观后，他感慨万分地写道：“偶一观玩，深愧居处太崇，享用太过。”这样克勤克俭的总督，天下能有几人！ 曾国藩不仅自己一个人讲究廉洁，更注重对追随者的廉洁教育。营是湘军基本的组织结构，做好一个营官，曾国藩认为重要的是做到四不，即不要钱，不怕死，不偷懒，不扰民。他认为带兵没有什么其他的妙巧，关键是勤廉。他认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五章 打造处事立身术（8） 第五章打造处事立身术（8） 为将之道，谋勇不可以强几，“廉明”二字则可学而几也。弁勇之于本管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于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得“廉明”二字为之基，则“智”、“信”、“仁”、“勇”诸美德可以积累而渐臻。若不从此二字下手，则诸德亦茫无把握。 廉洁是领导者服众的基本前提。一个领导者不廉洁，贪得无厌，士兵是不会心诚悦服的。所以曾国藩说： 带兵之道，“廉”、“明”、“勤”三者缺一不可。廉则银钱不苟，自有以服兵勇之心；明则是非不淆，赏罚公道，勤则营务整顿，在下之人，自不敢懒惰废弛。此三者，明字不可强而至，廉字、勤字，则勉强做得到的。 鲍超是湘军中贪狠的将军，曾国藩一有机会就不忘教育他，“为统帅者，欲服将士之心，在不争将士之利。”鲍超的军队能打狠仗，立过很多的功劳，但是也很贪财，往往所到之处，抢掠民财，有一次，曾国藩非常生气地说宁愿不打仗，也不希望他的部下那样扰民。鲍超贪狠猛鸷，他的部下只有他能够约束，但是他对曾国藩却非常的敬服。有一次，他写“门”，旁边的人指出他多了一钩，鲍超大发脾气，批评那人，那人说曾大帅的“门”没有钩。鲍超不信，正好厅上挂着曾国藩的一副字，里面的“门”字没有钩。鲍超看后诚惶诚恐，倒地便拜。由此可见曾国藩的服人。 他教育追随者，要求他们常常做到“勤恕廉明”，认为只要做到这四个字，“可为名将，可为好官”。刘松山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名将，他北伐捻军带的湘军将领是刘松山，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后，曾国藩又将刘松山划给左，在平定陕西回民起义中立下了重大功劳。刘的部队一直是曾国藩供应军饷后勤，一次刘写信给曾，提出了过高的要求，曾国藩严厉批评道： 该镇向来办事，颇有忠勇明决气象，前次请银一禀，未免太不知足，深恐流入鄙琐一路，是以严批训诫。本部堂待人，常如师之待弟子，有戒饬成全之意。嗣后随事留心，总要银钱看得轻，然后之气振得起，如果统领毫无私蓄，各营将士无不共知共谅也。 老湘营能够立功西北，和曾国藩的这种谆谆教导是分不开的，所以有人将左宗棠立功西北归功于曾国藩是有一定道理的。 曾国藩将勤、廉看得非常之重，认为是人生之本、湘军之本，“勤则无事不治，廉则无瑕可指，二者乃居官之根本。”“‘勤’字、‘廉’字，人生之根本，即我楚师水陆两军之根本也。”为了确保这一根本落到实处，他特别在制度建设上有所突破，建立了厚饷养兵的制度，用高收入、高工资来培养他们的廉洁。按照湘军的规定，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统计各项总的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五千人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曾国藩说：“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湘军战斗力之强，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树立公众形象术（1） 第六章树立公众形象术（1） 不是所有的领导者都懂得公众形象的重要性，也不是所有的领导者都重视良好的公众形象的塑造。这使得很多有才华的具有良好潜质的领导者默默无闻，或者由于他们不好的公众形象而被关闭在杰出领导者的大门之外。曾国藩很年轻就当上了翰林，但是因为家境不宽裕，是一个穷翰林，靠着他那些微薄的薪水与农村那群嗷嗷待哺的兄弟与正在贫困化的亲戚，曾国藩不可能有那么多钱去跑关系，因此，他要获得成功，必须另辟蹊径。当然这条路是他无意之中找到的，他那样做也是很真诚、很实在的，但客观上却成就了他。他的这条路就是反省。反省就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的不良部分进行解剖，进行自我批评，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督促自己去完成、去实现。古人认为形象就像太阳，人们都可看见，等到他改变了，人们都会景仰。达到令人景仰的地步，一种良好的公众形象就出现了。 一般来说，人的反省是一个人在内心深处进行的，是一种隐秘不宣的内心活动。这种反省一般只有自己或者少数人知道，因此不构成公众形象的塑造术。曾国藩的反省与别人不同之处，是公开的，作为其反省的表现形式的“日课”，即日记是公开的。他反省的内容非常宽泛，包括学业、理想、恒心、品行、日常行为，甚至内心深处的一草一木、夫妻房中的窃窃私语。他隔一段时间，要将日记交给倭仁指教，倭仁是当时满族第一理学大师，通过倭仁等人的传播作用，曾国藩理学大师、道德大师的美名逐渐树立起来。他在37岁的时候，能够做到正二品，除了他努力的考试外，这应该是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树立好学形象 在我看来，曾国藩的智力属于中等偏上，有几个故事可见他年轻时读书悟性一般。 1830年，曾国藩十九岁，曾国潢十岁，两兄弟就读衡阳唐氏家塾，老师是汪觉庵。国潢伶俐，有问必答，甚得塾师欢心，常被夸奖，而曾国藩默默不好言，塾师对他的诗文只用“也好”二字敷衍。一天，曾国藩背书不流畅，塾师训斥他说：“你这个生成的蠢货，一副戳牛的相！你将来要是有点出息，我给你背伞！”老师骂人有些过分，但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曾国藩读书悟性较差，智力一般。据说，曾国藩考中进士后，还乡拜谢老师汪觉庵，故意把伞放在汪家的神龛侧。后来告辞，起身便走，刚到槽门口，突然对送行的汪觉庵说：“我忘了带伞。”汪觉庵连忙双手拦住说：“曾大人在此稍候，等我去取来便是。”汪觉庵取了伞再来时，曾国藩开玩笑地说：“谢谢汪师，今天给我背伞了！”汪觉庵想起往年的话，半晌啼笑不得，只有长揖而已。 曾国藩小时不仅读书成绩一般，而且也很调皮。相传曾国藩九岁的时候随父亲到桂花塘一位姓欧阳的家中读书。其父曾麟书在那里当老师。一天，曾国藩与主人家小孩发生口角，被不问情由地骂了一通。曾国藩记恨在心，放学时，偷偷把主人家的金鱼缸底打破，水干鱼死才解恨。十二岁时，曾国藩与小伙伴在神王庙里玩，不小心把神王打翻在地。曾麟书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还给神王重新装了金身。为了让曾国藩摆脱邻居小孩的嬉游，曾麟书早出晚归，带着曾国藩到离家六里的九峰山古锣坪定慧庵去读书。从此，曾国藩路过神王庙时，常把当做马骑的竹棍系上绳子，放在神王肩上，气愤地说：“搭帮你，我到山冲里读书去了！你好好把我的马看着，如果我的马走了，定不饶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树立公众形象术（2） 第六章树立公众形象术（2） 曾国藩的县学、府学考试也不是十分突出的。他曾经七次参加秀才考试，两次参加举人考试，三次参加会试。乡试中举也是第36名。过去参加科举考试的不像现在动辄上千万人，那个时候参加考试的人不是很多的。中等偏上的智力能够考中举人、进士，一个重要原因是善于反省学业上的不是，并且不断改进、提高自己。 二十一岁曾国藩改了一个新号叫“涤生”。对于这个新号，他是这么解释的： 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 可以想象，这位并不算年轻的学子，一直在几个私塾辗转学习，没有机会进入县学。他心中所郁积的烦恼也一定是不少的；但是又不好发作，也没有找到好的解决的途径。世俗是怎么看的？老师是怎么看的？同班同学们又是怎么看的？想必一定有很多冷漠的眼光，像利箭一样射中曾国藩的心，加上传说中老师尖刻的讽刺、蔑视的挖苦，使得曾国藩痛下决心反省自己，要求摒弃旧我，获得新生。经过这次反省，过去的一切就像昨天一样死去，今后的一切，就像今天开始新生。这之后，曾国藩的学习成绩有了明显的进步，二十三岁顺利考入县学，成了一名秀才。在岳麓书院，曾国藩表现出众，“能诗文，名噪甚，试辄第一”，同年乡试，列第三十六名，考中举人；又过三年，在连续两次会试失利后，终于在第三次的考试中鲤鱼跳龙门，进士及第。 曾国藩树立起一个好学的良好的公众形象主要是在1841年到1843年之间。这段时间，他结识了著名理学家唐鉴与倭仁，改变了自己的学习方向与学习方法。进入翰林院，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翰林在中国古代虽然未必是很高的官职，但是翰林院属于国家后备人才储备库，当上了翰林，也就意味着进入了高官的队伍。到了这个位置，很多人就不以读书为主了，而是注重于要官了。曾国藩则不然，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致力于理学的修为，立志做大事，成大器；强调立志的重要性，“譬诸树木，志之不立，本则拨矣。是知千言万语，莫先于立志也”。并且不断努力，实践自己的理想与志向，但是他仍然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他说： 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词臣体面。日日自苦，不至佚而生淫。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燃灯然，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庶几稍稍培养精神，不至自速死。诚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俯蓄，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 尽管他已经很努力地学习，很努力的修习，但是对自己的进步还是不满意，认为做事不用功，没有恒心，“不学如故”。要历练自己吃苦的本领，不至于贪图安逸，招致速死，使祖宗积累的德行由他一个人享受殆尽。 有一次，他想读《易经》，却读不进去。他认为这是因为勉强读，所以很“可恨”。追究根本原因，却是立志不专一的表现。“细思不能主一之咎，由于习之不熟，由于志之不立，而实由于知之不真。若真见得不主一之害心废学，便如食乌喙之杀人，则必主一矣。不能主一，无择无守，则虽念念在四书、五经上，亦只算游思杂念，心无统摄故也。况本为歧念乎？”强调立志与用功的关系，立志专一，则用功专心；立志不专一，则用功不用心。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树立公众形象术（3） 第六章树立公众形象术（3） 曾国藩的反省是很严格的。到1842年底，曾国藩认为一年虚度，仍然“一事未作，志不立，过不改”，而自己精神容易疲劳，像五十岁的人。针对这种情况，他严批自己“良可恨也”、“何以为人”。对于自己许诺要做的事情，要改的过失，没有做，没有改，曾国藩内心不忍，因此睡不觉，“展转不寐”，“心摇摇如悬旌，又皇皇如有所失”，“不胜愤恨”。觉得自己“声气日广，学问不进，过尤不改，真无地自容矣”。这样直白的反省真是难能可贵的。 反省要落到实处，这是对领导者修身的要求。他在1842年11月23日的日记里，批评自己说，自从立志自新以来，有五十多天，但是没有改正一个过失，他自己规定要改的东西，如“三戒”、“两如”及静坐之法，养气之方，他认为“都只能知，不能行”。“三戒”是他1842年11月15日所定的戒律，即：“一戒吃烟，二戒妄语，三戒房闼不敬”。“两如”，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对自己言重于行的做法，曾国藩质疑自己究竟想欺骗谁呢？因此严格要求自己今后必须“彻底荡涤，一丝不放松”，“力践斯言，方是实学”。把实践自己的反省作为第一功课。倭仁也在他的日记里要求他要讲求实践，身体力行，“扫除一切，须另一个人”，而“无徒巧言如簧也”。曾国藩看了倭仁的批语，心为之一震，情为之一动，“悚然汗下，教我安得此药石之言！”产生了“无时不有戒惧”之意，对自己的“疏散”，“漫不警畏”，“不严肃，不谨言，不改过，仍故我矣”进行了深刻的自省，并且“谨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他的自新课程表为： 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戈肃。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粘恋。 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徙徇外为人。每日以十叶为率。 读史：丙申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叶，间断不孝。 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十月廿二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日知所亡：每日记《茶馀偶谈》二则。有求深意是徇人。 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作字：早饭后作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树立宁静心理形象 静是领导者需要修炼培养的领导力因素，而忿则是领导者需要摒弃去除的不良因素。领导者思考问题、决策问题、处理问题，需要一个安静的心境。特别是面临一些重大问题，一些紧急、突发件，更需要静。有静的环境让领导者静静地思考，那是再好不过的；但是实际的情况是，领导者所处的环境往往是喧闹、躁动，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安静的环境既不可得，就只有求助于内心的宁静。所以说，领导者追求的静主要是内心的宁静，是一种处变不惊的境界。忿滞是一种不好的心理因素，一旦产生，就可能丧失理智，不顾一切，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曾国藩所要除去的就是心中的莫名的躁动与忿滞，追求的就是内心的宁静与处变不惊的境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树立公众形象术（4） 绗叚绔犳爲绔嬪叕浼楀舰璞℃湳锛?锛?br/> 銆銆涓嶇煡閬撲粈涔堝師鍥狅紝鏈変竴娈垫椂闂达紝鏇惧浗钘╂绘槸鍙戣劸姘旓紝鍔ㄨ緞鍙戠伀锛岃繛浠栬嚜宸遍兘鎰熷埌鑾悕鍏跺銆傛湁鏃讹紝涓庢湅鍙嬭鐫璇寸潃锛屽氨涓嶈兘鎶戝埗鑷繁鐨勬劅鎯咃紝瑷璇箣闂翠骇鐢熷嚭蹇挎粸鐨勮瘽璇傛湁鏃跺洜涓轰笅浜轰笉蹇狅紝渚佃殌浠栧鐨勯挶椤癸紝鎰ゆ劋涓嶅钩锛岄毦浠ラ噴鎬锛涙湁鏃朵负浜嗕竴鐐瑰緢灏忕殑鍘熷洜锛屽ぇ姘旇劸姘旓紝涓嶈兘鑷凡锛涙湁鏃跺潗鍦ㄩ┈杞︿笂锛屼竴涓汉涔熺敓鐫闂锋皵锛涙嫓璁挎湅鍙嬪綊鏉ワ紝椹溅澶笉鍦ㄨ溅鏃侊紝瑕佷粬绛夊欙紝鑴炬皵椹笂鐢熷嚭銆傛湁鏃惰寰楄嚜宸卞彂瑾撹鏀瑰彉鐨勪簨鎯呬竴浠朵篃娌℃湁鏀瑰彉锛屼篃涓嶈嚜涓诲湴鎰ゆ仺銆傚彂鑴炬皵鐨勬椂鍊欙紝涓嶄粎鑷繁鏃犳硶骞虫伅涓嬫潵锛屽氨鏄湅鍙嬪湪鏃佽竟鍔濆锛屼篃娌℃湁鐢ㄣ傗滀簣澶у彂蹇夸笉鍙亸锛屾湁蹇樿韩鍙婁翰涔嬪靠銆傝櫧缁忓弸浜虹悊璋曪紝鐘瑰鑲嗗彛璋╅獋锛屾瘮鏃剁粷鏃犲繉鎯傗濆浜庤嚜宸辩殑鑾彲鍚嶇姸鐨勬劋鎬掞紝浠栬嚜宸变篃鎰熷埌澶辨侊紝浜嬪悗涔熻寰楀悗鎮旓紝浣嗘绘槸鎺у埗涓嶄綇銆備粬鍒嗘瀽鍘熷洜锛岃涓烘槸鈥滅敱鈥樺靠鈥欏瓧浼忔牴鐢氭繁锛屾晠鏈夎Е鍗冲彂鑰斥濄?br/>銆銆鏍戝爞鏄ㄥ浜戯紝蹇冧腑鏍瑰瓙鏈敖锛屼箙蹇呬竴鍙戯紝鍙戝垯鏁戜箣鏃犲強鐭c傛垜鑷搫姝ゅ靠锛屼粎鑷弽鏁版锛岄鍒欎絾鐭ュ挨浜恒傛湰骞寸珛蹇楅噸鏂版崲涓涓汉銆傛墠杩囦袱澶╋紝渚垮喅瑁傝嚦姝わ紝铏界棝鍝屾倲锛屽矀鏈夊強涔庯紒鐪熸墍璋撲笌绂藉吔濂氭嫨鑰呯煟銆?br/>銆銆涓轰粈涔堝湪1841骞村埌1843骞撮棿锛屾浘鍥借棭杩欎箞瀹规槗鍙戣劸姘旓紝浜х敓鎰ゆ掍箣鎯呭憿锛熸垜浠ヤ负鏍规湰鐨勫師鍥犳槸浠栫殑鎯呭晢eq娌℃湁閿ょ偧鍒颁綅锛屽鑷繁涓嶆弧锛屽鍒汉涓嶆弧锛屽浜嬫儏涓嶆弧锛岄毦浠ユ帶鍒惰嚜宸辩殑鎰熸儏锛岄毦浠ョ悊鏅哄緟浜哄緟浜嬪緟鐗┿傜敤鏇惧浗钘╄嚜宸辩殑璇濇潵璇达紝灏辨槸鈥滅礌鏈夊靠鐙犱笉椤炬皵涔狅紝鍋忎簬鍒氭伓锛屾棦鑰岃嚜绌舵墍鐥呭彧鏄ソ鍔ㄤ笉濂介潤銆傗濇牴婧愬湪浜庘滀笉濂介潤鈥濄?br/>銆銆闈欙紝鍦ㄥ彜浜虹湅鏉ワ紝鏄竴绉嶉潪甯告湁浠峰笺侀潪甯搁噸瑕佺殑棰嗗鍔涳紝鐢氳嚦鍙互璇存槸涓绉嶁滃湥鐜嬩箣閬撯濄傘婄瀛惵锋硶绂併嬶細鈥滅粷鑰屽畾锛岄潤鑰屾不锛屽畨鑰屽皧锛屼妇閿欒屼笉鍙樿咃紝鍦g帇涔嬮亾涔熴傗濈瀛愯涓猴紝棰嗗鑰呭钩闈欏氨鑳藉鐞嗗ソ闂锛屽浗瀹跺氨浼氬緱鍒版不鐞嗭紝杩欐槸鍦g帇娌诲浗涔嬮亾銆備笌鏇惧浗钘╁悓鏃朵唬銆佽憲鍚嶇殑鐞嗗瀹跺攼閴存捣鏇剧粡鏁欏鏇惧浗钘╄锛?br/>銆銆鏈鏄滈潤鈥濆瓧鍔熷か瑕佺揣锛屽ぇ绋嬪瓙鏄笁浠e悗鍦d汉锛屼害鏄滈潤鈥濆瓧鍔熷か瓒炽傜帇鏂囨垚鏄滈潤鈥濆瓧鏈夊姛澶紝鎵浠ヤ粬鑳戒笉鍔ㄥ績銆傝嫢涓嶉潤锛岀渷韬篃瀵嗭紝瑙佺悊涔熶笉鏄庯紝閮芥槸娴殑銆傛绘槸瑕侀潤銆傛洶锛氬嚒浜虹殕鏈夊垏韬箣鐥咃紝鍒氭伓鏌旀伓锛屽悇鏈夋墍鍋忥紝婧烘棦娣憋紝鍔ㄨ緞鍙戣锛岄』鑷繁浣撳療鎵婧轰箣鐥咃紝缁堣韩鍦ㄦ澶勫厠娌汇?br/>銆銆鍦ㄤ粬鐪嬫潵锛岄潤鏄緢閲嶈鐨勩傞潤鍙互鐪嬫竻妤氳嚜韬殑姣涚梾銆佷慨韬殑闂锛屽摢鎬曟槸鏋佸叾缁嗗瘑鐨勯棶棰橈紝涔熷彲浠ョ湅娓咃紱闈㈠妫樻墜鐨勪簨鍔￠渶瑕佸鐞嗭紝涔熻兘澶熺湅娓呴亾鐞嗭紱姣忎竴涓汉鎬绘槸鏈夊亸濂姐佹湁鐖辨啂銆佹湁鍒氭煍锛屾矇婧哄叾涓煇涓鏂归潰锛屽氨鍙兘瀵艰嚧閿欒銆傞潤鏄不鐞嗕粬浠殑鑹柟銆傝繖閲岀殑闈欏叾瀹炲氨鏄儏鍟咵q鐨勪腑鍥藉紡浠e悕璇嶃傛浘鍥借棭瀵光滈潤鈥濆瓧鐨勮璇嗕篃鏄緢鐙埌鐨勶紝浠栬涓猴細鈥滃績闈欏垯浣撳療绮撅紝鍏嬫不浜︾渷鍔涖傗濆績闈欏氨鑳藉浣撳療浜嬬墿鐨勬湰璐紝鍙戣浜嬬墿鐨勭簿寰紱澶勭悊浜嬫儏涔熻兘澶熺渷鍔涳紝鍗宠揪鍒颁簨鍗婂姛鍊嶇殑鏁堟灉銆傚洜姝や粬鏋佸叾鎺ㄥ磭鈥滈潤鈥濆瓧宸ュか濂界殑浜猴紝鑰屽鑷繁鐨勫靠婊炰箣鎯呭垯缁欎互涓ユ牸鐨勬壒璇勶紝璁や负杩欐槸鈥滆璐间綔瀛愨濄?br/>銆銆鍦ㄩ潤鐨勪慨鍏讳笂锛屾浘鍥借棭涓昏浠庝笁涓柟闈㈠叆鎵嬶細 銆銆涓鏄畧涓鈥滆愨濆瓧璇锛屽厠鏈嶆诞韬侀獎姘斿績鐞嗐傚浜庤嚜宸卞績瀛樹箣楠勬皵锛屾浘鍥借棭鍦ㄨ繖娈垫椂闂翠綔浜嗗皷閿愮殑鍙嶇渷涓庤嚜鎴戞壒璇勩傛瘮濡傦紝鏈変竴娆′笌濂芥湅鍙嬮檲宀变簯璋堝埌涓夋洿锛屼袱浜哄簲璇ユ槸寰堟姇鏈轰簡锛屼絾鏄簨鍚庢浘鍥借棭鍙嶇渷璁や负鑷繁璇磋瘽澶锛屽績閲屸滈鏈夐獎姘斺濓紝鏄滄枟绛蹭箣閲忥紝鐪熷彲涓戜篃鈥濄備粬璁や负宀变簯鈥滄瘡鏃ュ伐澶敋澶氳屼弗锛屽彲璋撴儨鍒嗛槾鑰呪濓紝鑰岃嚜宸卞垯鏄滅帺涓栦笉鎸濄備粬鍦ㄦ棩璁颁腑甯稿父璁拌浇鍘讳笌鏈嬪弸銆佷笌瀹汉璋堣瘽鏃剁殑蹇冩侊紝鍓栨瀽鑷繁瀛樺湪鈥滃じ璇炩濄佲?姘旀诞鈥濄佲滃璇濄佲滄诞韬佲濄佲滃惉涔嬭棎钘愨濈瓑蹇冪悊鐜拌薄锛屼粬鍙嶇渷閬擄細鈥滅粏鎬濇垜浣曞皾鐢ㄥ伐澶紝姣忔棩鎮犳偁蹇藉拷锛屼竴浜嬫湭浣滐紝鏃笉鑳戒粠韬績涓婂垏瀹炶嚧鍔涳紝鍒欏綋浣滆冨樊宸ュか锛屽唨鍗氬爞涓婁箣涓娆紝涓や笉鑷姏锛岃岀姽鍐呮湁鐭滄皵锛屽彲鎰у彲涓戯紒鈥濆洜姝ゆ彁鍑烘不鐞嗕箣娉曪紝鈥滈櫎璋ㄨ█闈欏潗锛屾棤涓嬫墜澶勨濄傚叿浣撳垯鏄垎涓ゆ璧帮紝绗竴姝ュ敖閲忓皯璇达紝绗簩姝ヤ笉璇淬傗滃嚒寰鏃ユ父鎴忛殢鍜屼箣澶勶紝涓嶈兘閬界珛宕栧哺锛屾儫褰撳線杩樻笎绋锛岀浉瑙佸繀鏁紝娓愭敼寰侀愪箣涔狅紱骞虫棩杈╄澶歌癁涔嬩汉锛屼笉鑳介伣鍙樿亱鍝戯紝鎯熷綋璋堣娓愪綆鍗戯紝寮鍙e繀璇氾紝鍔涘幓鐙傚涔嬩範銆傗濊瘽澶氭槸棰嗗鑰呯殑涓涓Н寮婏紝涔熸槸棰嗗鑰呴獎姘旂殑琛ㄧ幇銆傛浘鍥借棭鑳藉璁よ瘑鍒拌嚜宸辩殑杩欎釜姣涚梾骞朵笖鍔涜鏀规锛岀殑纭笉鏄撱?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树立公众形象术（5） 第六章树立公众形象术（5） 二是守一“专”字诀，克服游思劳乏状态。有一段时间，他醉心于古典诗歌的写作，每每写了诗，就去读给朋友们听，其中不无夸赞之意；影响了对理学的研究。他反省道： 数日心沾滞于诗，总由心不静故。不专一，当力求主一之法，诚能主一，养得心静气恬，到天机活泼之时，即作诗亦自无妨。我今尚未也，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间，情志屡迁耳。 心不静，多浮气，“言心与气总拆不开，心微浮则气浮矣，气散则心亦散矣。”心气不能归一，所以读书也不能专心致志。反省自己：“读《巽卦》，一无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甚么。丹黄几十叶书，如勉强当差相似，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馀，尚浮躁如此耶！” 心不静，所以志向不专一。反省的结果就是要从“专”上下功夫。他引用倭仁的话说： 无间最难，圣人之纯亦不已，颜子之“三月不违”，此不易学，即“日月之至”，亦非诸贤不能，“至”字煞宜体会。我辈但宜继继续续求其时习而说。 “至”就是专一，就是一心一意做好某件事，不要间断，不要改变。专的修养，使曾国藩形成了“虽百变而不改其宗”的坚定信念。他在以后的领导生涯中，不论遇到任何事情，看准的目标坚决不改变，直到最后的胜利，展现了一个领导者坚定不移的意志力。 三是守一“坐”字诀，治理身体劳乏神疲之弊。曾国藩身体经常不好，有几次竟然吐血。对自己身体的这种不良状态，他从两个方面反省。从与父母的关系来说，他认为这是“斫丧父母之遗体”，就是说是损害父母生下他的身体，是“大不孝”；从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角度而言，没有好的身体，难以担当大任。因此要求自己从静养上下功夫，“舍静坐更无下手处，能静坐而天下之能事毕矣”，“惟有日日静养，节嗜欲、慎饮食、寡思虑而已”。对于静坐养神养身曾国藩颇有体验，他这样描述： 细思神明则如日之升，身静则如鼎之镇，此二语可守者也。惟心到静极时，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毕竟未体验出真境来。意者只是闭藏之极，逗出一点生意来，如冬至一阳初动，时乎贞之固也，乃所以为元也；蜇之坏也，乃所以为启也。谷之坚实也，乃所以为始播之种子也。然则不可以为种子者，不可谓之坚实之谷也。此中无满腔生意，若万物皆资始干我心者，不可谓之至静之境也。然则静极生阳，盖一息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仁心不息，其参天两地之至诚乎？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冈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 这既是一种养生的境界，在静寂之中达到身心各个方面的和谐融洽；同时也是一种决策的过程，即领导者在思考问题时进入一种极其安静的境界，从纷纭的事务中沉淀下去，探究事务的本源，找到解决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一阳初动，万物资始”。 静的修炼，给了曾国藩很大的好处，在江西战场曾国藩“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焦虑；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徘徊”，处在那样的大风大浪之中，仍然能够镇定指挥，作出正确的决策，和这一段时间的反省修养不无关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树立公众形象术（6） 第六章树立公众形象术（6） 曾国藩曾经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坦陈自己有很重的名利心，但是长期以来，他能够不断反省，尽量减少自己的名利心。年轻的时候，曾国藩名利心比较重，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说好”。有一天早晨，竟然“名心大动”，想要写一部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他希望别人说他的好话，以此获得美誉。好友陈岱云想看一下《馈贫粮》，曾国藩“以雕虫琐琐深闭固拒，不欲与之观”，“一时掩著之情，自文固陋之情，巧言令色，种种丛集”，都是出于好名之心。一天和陈岱云去琉璃厂买纸，看到好纸，与人争买，“若争名争利”。给人写信，信中多夸赞之词、亲昵之语，是好名利之心在作怪。 对于名利的反省，曾国藩是很苛严的，认为“为人好名，可耻！”他分析自己“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认为自己好名之心很重、很深，告诫自己“此心断不可有”，反省“何时能拔此根株”？这种反省，对曾国藩来说是一件极其有价值与有意义的事情，他在朝野树立了很好的声誉，后来建功立业，常常恐惧于“位太高，权太重，名太盛”，对于朝廷的重任几次三番推辞，攻下金陵后立即遣散湘军，要曾国荃回家养病，就是这种修养的结果。 树立融和性格形象 1857年到1858年春夏，曾国藩进行了他领导生涯极其重要的反省。这次反省的重点是对其强毅性格的改善。这次反省，标志着曾国藩作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的真正成熟。 曾国藩的性格属于倔强、强毅一类。他说： 至于倔强，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干，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在倔强。若能去忿欲，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曾国藩认为，倔强是做人不可少的，不管是做文章，还是建功立业。这是儒者所必须具备的人格魅力。《易》倡导与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与倔强是相辅相成的。要做到自强不息，就要有倔强的性格；只有倔强的人才会自强不息。然而，倔强必须铲除忿欲之气。忿欲就是肝火太旺，容易动怒发火。保持强毅之气，根本的是要保持自己的本色，不趋炎附势、“不以忠孝之地用意气，不以朴拙之人讲权术”。“用意气”、“讲权术”都是官场必不开可少的，而曾国藩一直以来按照自己的个性行事，所以在江西的时候他就处处碰壁。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道： 大抵任天下之大事以气，气之郁积于中者厚，故倔强之极，不能不流为忿激。 他认为，担任天下大事的人，必须依靠“气”，“气”郁积在心中特别厚，就是倔强的极致，换言之就是倔强过了一定的度，其结果愤激之情就会产生。这里的“气”主要是指正气，引申为正义、正道。一个为国家担当大任的领导者浑身必须充盈正气，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是文天祥《正气歌》里的正气。有这种“气”的领导者，性格倔强刚毅，勇于任事；不计个人得失，勇往直前；不顾他人感受，只为把事情做好。“正气”需要导引，或者说，需要排放。领导者所从事的事业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承担与戮力完成。倘若只有充盈了正气的领导者一个人在那里呐喊、搏击，其他人站在岸上看把戏，也是徒劳。这样的结果是正义的事业不能顺利开展，圆满完成，领导者心中就会郁积特别厚的气，因为无处疏导，转而变为“愤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六章 树立公众形象术（7） 第六章树立公众形象术（7） 1854年12月到1857年3月，这是曾国藩性格在残酷的现实中得到煎熬、锤炼的阶段。他满心希望“诸将一心，万众一气”，以“驰驱中原，渐望澄清”之大志。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的人都会和他一样，不计个人得失同心协力致力于剿灭太平天国的大计之中。因此在行事上，不注意方式方法，不讲究策略，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与江西官场矛盾极深。曾国藩的这种倔强性格导致了他与江西官场的决裂，做什么事都不顺手。“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何一不由州县之手，或臣营抽厘之处，而州县故为阻挠。或臣营已捐之户，而州县另行逼勒。欲听之，则深虑事势之窒碍；欲惩之，则恐与大吏相龃龉。”诸事不顺，正气得不到伸张，事业一筹莫展，恰好这时候他的父亲去世。曾国藩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将一万多湖湘子弟丢在江西，自己带着弟弟曾国荃、曾国华回家奔丧，咸丰给了他三个月假，假满后曾国藩继续请求终制，引起舆论哗然。 在家的日子，曾国藩才开始细细地反省自己，特别是在性格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反省是非常痛苦的。一方面，曾国藩认为自己过去所遵循的性格、处事原则是正确的，符合道义的，自己所担任的事业是正义的、道义的，为什么反而得不到支持、理解与同情呢？这让他会怀疑自己的为人原则。另一方面，他要改变自己，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这就好比要把一根笔直的树压弯一样，是很困难的，有时树没有弯曲却折断也是很有可能的。向世俗、流俗低头屈服，甚至成为其中一员，对于曾国藩来说无疑是很痛苦的。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后来三河战役，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咸丰八年(1858)十—月，他在家信中写道：“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开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和气致祥，乖气至戾，果有明证”。同年十二月初三又写道：“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而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反省的日子里，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要他改变性格。 反省也是很有效果的。通过一年的努力，曾国藩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君子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儒者所推崇的信条，曾国藩看到，要善其身则不可以兼善天下，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他选择了放弃个人性格所固守的外方，而改为外圆。他在后来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 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曾国藩在这里剖析自己，谈到一个“悔”字，悔，不仅仅是后悔，更主要的是“后醒”，即反思、反省。领导者也是人，是人，性格就会有缺陷；有缺陷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反省、改悔。曾国藩与众不同的是他不仅善于反省，更善于改正与完善。过去他自认为是“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别人的优点，自以为是。这样的毛病其实不是曾国藩一个人独有，凡事性格倔强的人都是这样；也不是作为领导者的曾国藩独有，所有性格强硬、担任一定要职的领导者都有。不遇到挫折，不碰到南墙，他们不会认为这是缺陷。通过反省，曾国藩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也能够看到人的长处，所以他说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反省之后，曾国藩稍微改变了自己的性格，虽然自强的本质还是没有改变，也不需要改变，但是使用自强的方法改变了，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外方内方”，而是修正为“内方外圆”，即讲究圆融的领导术了。 圆融的领导术，并不是“众人皆醉”我亦“醉”，不是“同流合污”，而是能够“藏垢纳污”，以前看不惯的，现在看得惯；以前看了很反感的，现在看了不反感；以前自己不屑于做的，现在自己也做一些。过去他在京城里为官，对于京城达官贵人的为人处事，优容养望，与处于下位的人混熟和同，官场的逢迎、谄媚及十分厌恶，不愿为伍，认为那是肮脏的，“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怨尤，丛讥取戾”。因此曾国藩常常是痛苦的。反省后，他的改变主要表现在处事方式上，找到了一种大家都接受的方法。 余此次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乎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 所以当咸丰下旨要他出山的时候，他二话不说，立即从湘乡出发，出发后一路给各个方面的人写信，报告自己出山的消息与行程。并且从那以后一直保持这种风格，因此得到了各个方面的支持与理解，他的事业也更加顺畅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绵厚的思想控制术（1） 第七章绵厚的思想控制术（1） 形成自己的独具魅力的思想，并且自觉应用于实践以开创局面，建功立业，是曾国藩领导术的重要内容。曾国藩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他思想的核心价值是儒家思想，同时他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吸收了道家思想、墨家思想、佛家以及刑名家法治思想；更以开放、博大的情怀，加强了对泰西诸国新知识的研究学习，形成了以他为重要代表的晚清经世自强思想。他以儒家圣人们所常说的“礼、乐、政、刑、仁、义、忠、信”“为用”，指导实践，以圣人们所不说的“虚无、清静、无为、白化”等“为本”，修身立命；“以荀子之道自克”，讲究“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 ，从而达到思想的较高境界。 曾国藩是重视思想的作用，能够将思想传达给追随者，用思想统一追随者的意志，将自己的思想转化为追随者的思想。他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关注国家，致力于使众人行，致力于改革弊政、发展经济、国家自强，致力于将自己的主张转化群体的主张、社会的主张、时代的主张。他应用思想的主要特点是维护政权稳定，阻止国家内乱与分裂；抵御外侮，将林则徐、魏源等人“师夷技”的思想落到实处，发展国防军事工业，达到抵御外侮目的；切实加强“师夷智”， 引进近代西方科学技术，推进国民对西方的认识。 治国理念 中国的政治体制缘起于古代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度，这种制度的特点是重视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其表现形式就是用礼来治理国家。礼仪制度是封建社会一套完整的治理国家的制度，是封建国家社会秩序的基本结构，是稳定社会的基本手段。荀子认为：“礼义者，治之始也。”“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礼的核心内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曾国藩秉承了以礼治国的传统，认为：“修身、齐家、治田、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除去礼，谈不上政事。集中体现的就是以礼治国的理念。萧一山指出，曾国藩的经世思想与礼学思想是一致。这一看法，就是从其治国的角度来说的。那么曾国藩在其从政治国中是如何体现礼的呢？他是采用什么样的领导术，达成礼的落实的呢？ 领导者的思想、想法如果不转化为追随者，甚至组织的思想、想法，就只是纸上谈兵，属于空想、没有实际意义。所以，领导者所要做的重要事情是怎样将自己的思想、声音、追求、理想转化为追随者的思想、声音、追求与理想。只有领导者和追随者融为一体的时候，其凝集的力量才会强大，产生的影响才会巨大，取得的成功才会最大。这方面，曾国藩做得非常成功。他的一个做法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和洪秀全对着干。这一领导术集中思想方面，从《讨粤匪檄》可以看出。其文曰： 为传檄事：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馀万，蹂躏州县五千馀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刮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壕。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绵厚的思想控制术（2） 第七章绵厚的思想控制术（2）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衹。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虏之船只，揽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衹雪被辱之憾。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干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摺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诚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 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洪秀全采摘基督教的教义，创立拜上帝教，其本意是想通过传教，组织力量，反抗清朝，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他所倡导的“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社会改革，符合一般农民的要求，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内容。然而随着势力的不断强大，特别是1851年金田起义逐渐成燎原之势后，太平天国本身的缺陷不断膨胀，内部等级制度越加森严，财富向高层集中，内部分化激烈，在对清朝施行制度破坏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摧毁，打击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与心理。特别是愈到后来，洪秀全沉醉在天父的幻想之中不能自拔，理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说太平军打到湖南的时候，左宗棠去拜见洪秀全，要求洪放弃宗教的旗帜，专门打出反清的旗帜，遭到洪秀全的拒绝。这种拒绝，实际上就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割袍断义”，是对隐藏在中国广大人民中的反清力量的忽视，标志着洪秀全走向了真正以神道、宗教创建太平天国的道路。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倒退，为曾国藩的抗洪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这篇檄文的感召力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檄文以恢弘的气势、犀利的言辞，处处点击洪秀全的软肋，历数洪、杨罪状，痛击洪、杨荼毒生灵、蹂躏州县、抢掠百姓，“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抨击洪、杨破坏传统的秩序等级与尊卑观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痛击洪、杨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神灵制度，毁灭孔庙、关帝、岳王宫室身首，以及佛寺、道院、城隍、社坛，引发“鬼神所共愤怒”；思想性、针对性、鼓动性、战斗性极强，具有十分强大的杀伤力。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绵厚的思想控制术（3） 第七章绵厚的思想控制术（3） 曾国藩以礼治国、治军，另一个重要做法是用儒家思想来团结士民、号召朴实农民，组织湘军，教育士兵。湖南自宋代以来即号称理学之乡，嘉庆、道光以来理学思想得到充分的发扬，当时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是理学的根据地，三个学术流派——今人学派、桐城学派、义理学派，其中今人学派、义理学派的代表人物魏源、唐鉴、罗泽兰都是湖南人。魏源辑录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对湖南的学风影响很大。黄睿著《花随人圣摭忆》中曰:“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出现了一批经世致用的理学家，包括王义清、罗典、欧阳厚钧、丁善庆、邓显鹤、贺长龄、贺熙龄等。所以曾国藩创军之初，就有一大批的具有理学思想的士绅加入进来，成为军队的领导者与中坚力量。罗泽兰、王鑫、李续宜、李续宾、彭雪琴、郭嵩焘、郭意诚这些都是一些“忠义血性”之士。长期以来，湖南山区的农民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思想单纯，性格古朴，待人厚道，吃苦耐劳，很容易被曾国藩招募到军中效劳。王鑫在湘乡创办团练的时候，为了凝聚士气，白天练兵，晚上讲课。讲课的内容是儒家的四书五经。这种过去只在课堂上有的教育，现在进入了军队，可以说是一个创举，开创了军队教育的先河。曾国藩吸纳了王鑫这一好的做法，使用在他的军队教育上，在军队中推行礼的教育，把军队办成一所学校。他认为“用恩莫如仁，施威莫如礼”，在军队开展儒家思想、宋明理学的教育，以对抗太平天国的天主教义，让士兵懂得为什么而战；积极推行营规、家规的教育，教育士兵遵守营规，做到不赌博、戒游惰、慎言语、敬尊长。教育方法上，曾国藩不仅亲自起草《爱民歌》、水师陆军《得胜歌》，教会士兵背诵，而且亲自讲课，“每次与诸弁勇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因此湘军常常是一边战鼓声声，一边书声朗朗；或者“朝出鏖兵，暮归讲道”。曾国藩与一般的下级将领来往书信，也以教育他们如何做人为主。他认为对将士的爱护，重要的是保护他们的美好名声，让他们成为有道德、明理的君子，比推荐他们做大官更重要。那些过去不爱读书、不懂得礼的重要性的领导者，在他的教育下，也会不断改变自己，像杨载福、鲍超等，都在他的教育下成为一代名将。思想教育的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提高了战斗力，使湘军成为一支精锐部队。 爱民思想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曾国藩与洪秀全的争斗，很大程度上是民心的争夺。谁获得广大百姓的支持，谁就可以得到胜利。太平军从广西出发，经过湖南、湖北打到江苏，一路上有很多的挖煤工人、穷苦百姓加入，说明开始的时候，它有很强的感召力，得到百姓的支持。而曾国藩兵出湖南后，一路上百姓并不支持他。很多地方，百姓看见官兵来了，还给太平军通风报信。1865年，他北上抗捻，发现河南、山东等地的老百姓非常仇视官军，他感到争取民心是当务之急。他说：“凡觇军事之胜败，先视民心之从违。”就是说战争能不能取得胜利，首先要看老百姓支持不支持，把民心的作用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曾国藩非常重视民心的争取与呵护。湘军是军政合一的军队，后勤有统一的安排，士兵不直接与百姓打交道，所有采购统一有人负责。有一次，一个采购员买了米，不给钱，一直拖着想赖账。卖米的百姓来告状，曾国藩知道了，将有关人等撤职查办，开除出湘军。他行军打仗一个总的思想是不扰民。他提出的“八本”思想，即：“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其中的“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一直贯穿于他治军的整个过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绵厚的思想控制术（4） 第七章绵厚的思想控制术（4） 1843年开始招兵买马的时候，他就提出“以爱民为第一义”，将之作为治理军队的首要理念，不准官兵骚扰百姓。对于这一理念的施行，他反省说：“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得到，而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他认为： 天之立君、国之设官，皆以为民也。吾辈居官者，与百姓交涉，只有词讼与钱粮两端。钱粮不能无浮收，但不可过于浮勒；词讼不能必听断之公允、曲直之悉当，但不可过于拖累，便算是极好之官。仆尝谓统兵而不知爱民，即百战百胜，也是罪孽；居官而不知爱民，即有位有名，也是罪孽。 国家设置官吏，目的是爱民。因此，一个好官，一个好的统领，必定爱民。不爱民，即使百战百胜，也是造孽；不爱民，即使有位有为，也是罪孽。由于曾国藩的极力维护，主动争取，百姓对湘军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1854年11月，他在上给咸丰的奏折中写道： 臣等一军所到之处，民间焚香顶祝，夹道欢迎。扎营之地，或送薪米，或送猪羊，蓄发之民，愿为侦探，愿为向导。贼匪虽严刑禁杀，百姓不甚畏忌，犹殷殷输诚于官军。视往年官兵过境，无物可供采办，无人愿为向导，气象为之一变。此民心之可恃者一也。 过去老百姓是支持太平军的，为什么现在转过来支持官军？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造成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我认为是曾国藩的爱民思想与爱民行为，感动了百姓。为了做到行军不扰民，曾国藩制定了《劝诫营官四条》，第一条即是“禁骚扰以安民。”条文规定： 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故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百姓最怕者，惟强掳民夫，强占民房二事。掳夫则行者辛苦，居者愁思；占房则器物毁坏，家口流离。为营官者，先禁此二事，更于淫抢压买等事一一禁止，则造福无穷矣。 明确禁止骚扰百姓，不准强掳民夫，强占民房，也不准拆民房修建工事。有一支军队在皖南某镇驻扎，强拆民房门板等盖营房，当地绅士将状子搞到曾国藩那里，他专门派人去调查，事实调查清楚后，给予军事主官严厉处罚。 曾国藩极其重视爱民教育，预防军队扰民。有一段时间，湘军在江西纷纷出现扰民现象。有些地方甚至发生江西地方团练枪杀湘军的现象。为了教育湘军爱民，他亲自编写了一首《爱民歌》，教给广大兵勇背诵遵守。这首歌从各个方面教育兵勇要爱护百姓，设身处地，通俗易懂，对湘军士兵起到了良好的教育作用。当时战争处于犬牙交错、此涨彼消状态，曾国藩从民心的转化中看到了其中所蕴藏的力量，并且切实做到充分发挥与利用，成为日后胜利的根本。从这个角度来说，打败太平军的不是曾国藩与他领导的湘军，而是当时的百姓。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又是太平军不注重民心向背维护与争取。 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害，曾国藩心中非常沉重和痛苦。1860年“繁华甲于天下”的苏州阊门外民房十馀里，先遭到金陵大营逃兵溃勇的焚烧劫抢，后又遭到太平军的蹂躏，曾国藩戚戚心痛，发出了“兵犹火也，弗戢，古人洵不余欺”的感叹。并且说“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战争使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人烟”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些在曾国藩的日记中都有记载。1863年4月22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绵厚的思想控制术（5） 第七章绵厚的思想控制术（5） 皖南到处食人，人肉始卖三十文一斤，近闻增至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八十文一斤。荒乱如此，今年若再凶歉，苍生将无噍类矣！ 一次，陈舫仙告诉他，香口一带，田地荒芜，杂草丛生，家家都有饿殍僵尸，有的舌头吐出数寸，有的口含草根，上百里内，没有太平军，也没有百姓，一片荒凉的景象，到处有陈尸臭秽气息。对这种现象，曾国藩发出了“盖大乱之世，凋丧如此，真耳不忍闻也”的叹息。认为“乱世而当大任，岂非人生之至不幸哉！”他对自己兄弟选择了带兵打仗这一职业感到悔恨，但是有没有办法脱离，因此要求自己与国荃从爱民角度多做些好事。他说： 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工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 爱护百姓，就要切切实实为民干实事，切切实实为民谋福利，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由于战争、水旱灾害等因素，当时银价高涨，铜钱贬值，一石粮有的地方竟然征钱四千二百，甚至六千五百。百姓负担沉重，对此曾国藩也心急，但是没有切实的解决办法。他的态度和出发点是：“能令小民少完一分，有一分之益；贱完一年，有一年之益”。所以他尽力在减免百姓钱粮上做些好事，以减轻百姓负担。1861年，太平军进入江西南部几个州县。当时正值农忙季节，百姓为了躲避战乱，逃亡外地，土地抛耕。紧接着九江、南康等地发生严重水涝灾害，“田庐悉为泽国，人民荡析离居”，给脆弱的农村经济加上了一层严霜。第二年，曾国藩专门组织力量清查受害地区情况，按照极重、次重、较轻、遭受水灾四个层次，请求朝廷分别减免钱粮。这次请求使30个州县地方受到不同程度钱粮减免。1869年、1870年曾国藩连续上奏朝廷，请求减免新安、河间、任县、冀州、南宫、新河、隆平、宁晋、文安、永清、东安、武清、天津等州县，积涝大洼地亩应征粮赋。摊捐是清朝的一大弊病。所谓摊捐，就是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收入没有着落，全部按照人丁数量平均摊派给地方百姓。江西从道光以来的摊捐款就高达215万两，这些钱全部要由百姓偿还。在曾国藩的请求下，朝廷全部减免这笔烂账。曾国藩重视战后生产恢复，组织耕牛、种子帮助农民尽快开展农业为生产；采取特殊措施，鼓励农民、退伍兵勇耕种荒芜无人耕种的田土；开设粥厂，发放钱粮救济难民，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采取减免盐税等优惠政策扶植遭到严重破坏的盐场恢复正常生产；对被胁迫参加太平军以及投降的太平军士兵，发给遣散费，让他们回家。 战略思想 曾国藩是一个战略军事家，其主要特点就是从战略高度规划、设计与太平天国的战争，并且以矢志不渝的态度践行其战略意图、战略思想与战略设计。他的战略思想是在长期的军事实践、领导生涯中逐渐形成的，有过失败的教训，也有过成功的喜悦，有过一帆风顺的畅意，也有过陷于困顿的挫折，最后终成大器。 三河镇战役的失败是湘军历史上最大的败仗，也是曾国藩战略思想形成的标志。1858年10月，李续宾率领的六千湖湘子弟兵，包括曾国华在内，被陈玉成全歼于庐州辖内的三河镇。庐州是太平天国和清军必争的战略要地。9月28日，李续宾遵旨进扎三河，救援庐州。三河镇处于舒城、桐城以及、庐江之将的交通要道，太平军收复庐州后，在这里建筑城池一座、壁垒九座。10月2日，李续宾亲攻率军进攻九垒。陈玉成、张乐行分别从、庐江以及庐州前来增援，共计军队十余万，昼夜兼程，直抵金牛镇，连营数十里，抄湘军后路。双方苦战十余日，到13日亥刻，湘军弹药、水米俱尽，全军覆灭。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七章 绵厚的思想控制术（6） 第七章绵厚的思想控制术（6） 这次失败和咸丰的调度有关。按照从东路突破的思路，咸丰下令李续宾增援庐州。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里太平军多、哪里叫的凶，就往哪里派兵。心中没有全局、没有一盘棋。当年江忠源就是被这种瞎指挥丧了性命。曾国藩分析这次战役失败的原因时认为： 上年李续宾锐意深入，连克四城。因兵数太少，有战兵，无守兵；有正兵，无援兵；是以中道挫衄。誓惩前之失，须合全力图之。 “锐意深入”，是好听的话，真实的话就是孤军深入。“连克四城”是指潜山、太湖、舒城、桐城。每攻克一城，李续宾都要安排军队驻守，所以到三河时军队数量锐减。几千人和十多万人对抗，即使以一当十，也是必败无疑。曾国藩不做赔本的买卖，他认为军事指挥应该 “全军为上，保城池次之。”不是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而重视军队的整体实力，不为一座城池，而丢失一支军队。 其实曾国藩也是犯过类似的错误的。1854年湘军一路凯歌打到江西，所犯的一个大错误就是直往前冲，而没有建立巩固的后方。刚一打下武汉，立即进攻下游，对武汉的重要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当时驻守江西的有石达开、黄文金、赖裕新、林启荣、韦昌辉等太平军将领，他们一见湖北空虚，立即西进，很快占领了武昌、汉口、崇义、通城等地，断了湘军的后路。轻进的学费是昂贵的， 1855年到1856年，湘军一直周旋于湖北与江西之间，与太平军争夺一城一地，纠缠不休，罗泽南也战死在这种纠缠之中。自从三河战役后，曾国藩的战略思维得到全面提升与完善。一个真正成熟的统帅横空出世了。 曾国藩的战略思想，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中心突破，两翼协进。中心突破，就是瞄准金陵这一根本目标，坚定不移，坚持不懈，不管遇到何种阻力，也不改变。具体进攻路线则是沿着长江由西而东，以攻克安庆为引爆点，兵锋直指下游的和州、巢县、含山、芜湖，已达于金陵。两翼协进，就是由皖北、皖南两路进兵；后来发展为进兵上海、苏州、常州与浙江，从东南两面形成对金陵的大包抄。这种战略思想，有三个特点。 第一，明确了安徽、湖北的重要战略意义。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的重兵在安徽，其次是江西，至于福建、广东都不是重点，所以官军的重点应该放在安徽。他说：“中原腹地，莫要于皖。生民苦厄，莫甚于皖。就大局缓急而论，臣自应回军援皖，先其所急。” 又说：“湖北……与皖境处处紧接，防不胜防者，莫如湖北；据上游之势，能制皖贼之死命者，亦莫如湖北。” 在安徽与湖北之中，他认为最重要的又是安庆。他认为： 欲廓清诸路，必先攻破金。全局一振，而后江南大营之兵，可以分剿数省，其饷亦可分润数处。欲攻破金陡，必先驻重兵于滁、和，而后可去江宁之外屏，断芜湖之粮路。欲驻兵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老巢，兼捣庐州，以攻陈逆之所必救。 这是非常正确的，抓住了与太平天国战争的战略要点。太平军西征目标之一就是安庆，其次是武昌。武昌失去后，将重兵布置在安庆。其意图就是牢牢控制长江流域，控制金陵的上游。所以，曾国藩将战略重点定位于安庆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咸丰却不这样认为，朝廷也不这样认为。 第二，明确了以长江为核心轴，实行中路突破的战略。按照曾国藩的设想，湘军沿着长江由西往东推进。在长江两岸设置重兵，整体东进。这是非常稳固的战略，避免了轻进的危险。曾国藩认为： 诚使大江两岸，各置重兵，水陆三路，鼓行东下，剿皖南则可分金陵之贼势，即可纾浙江之隐忧；剿皖北则可分庐州之贼势，即可纾山东、河南之隐忧。 开始，曾国藩规划三路大军齐头并进，后来与胡林翼等商量后，提出四路进兵的计划。一路由宿松、石碑，以规安庆；一路由太湖、潜山，以取桐城。一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一由商城、六安以规庐州。水路连为一气，皖境连为一体，使整个安徽成为一个有机的作战体系。 第三，制定了分步实施作战计划，组织了几次重要战役。一次是1859年底到1860年正月，以小池驿为中心的太湖、潜山战役，击败了安庆周边的太平军，为四路进兵计划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次是1860年到1861年的安庆攻城战，占领了军事要地安庆，控制了整个长江。一次是皖南阻击战，打破了太平军从皖南进入江西的作战计划，也为湘军由江西进入浙江扫除了障碍。 按照这一战略思想， 1862年5月曾国荃率兵一万人，进扎雨花台；李鸿章率领淮军进住上海，开创了东部新战场；左宗棠率领湘军一部由江西进入浙江，从西往东推进，形成了东西南北包围金陵的新格局，然后不断往核心紧缩，李鸿章收复苏州、常州，左宗棠收复杭州，曾国荃收复金陵，取得了对太平天国的最后胜利。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高远浩大的胸襟术（1） 第八章高远浩大的胸襟术（1） 领导者的胸襟有多大，事业就会有多大。曾国藩的成功大半得益于胸襟的广阔。他常常说：“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胸次，就是胸怀，是胸襟，是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心中有什么想不开的，那一定是他学习、思想、道德等各个方面没有学到家，没有深刻体会，摆脱不了世俗的偏见，耿耿于怀。 领导者掌管某一些人，负责某些方面的事业，如果心胸狭窄，就不能容纳别人，也不能克服自己内心的私心杂念；如果没有大局意识，就会斤斤计较、患得患失，只想着自己，想着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自己的小圈子；如果没有理想，就会站得不高，看的不远，不能给追随者以愿景，不能让追随者看到希望。所以，曾国藩特别注重胸怀宽广，强调领导者要有君子胸怀。他认为：“君子……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屣；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领导者心胸宽广，装得下整个天下，也放得下整个天下。曾国藩攻下金陵后就想到退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 内圣外王之志 曾国藩是一个有追求、有理想、有抱负的领导者。他的志向，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在翰林院的头几年，曾国藩一心赴在诗词与理学上，他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好的词臣。所谓词臣，就是以诗词歌赋著称的臣子。这样的臣子，在中国古代不少。他们用诗词来表达人生的理想，揭露与批判社会丑恶，歌颂一切美好的事物。像杜甫所说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所以在翰林院的前几年，曾国藩非常重视诗词的研究与写作，很快即以诗文成名。同时，一心钻研理学，拜著名理学家唐鉴先生为师，与满族理学家倭仁亦师亦友，理学造诣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一时期，他的理想、志向体现在他所写的一些诗歌当中以及家书里。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刬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这是《岁暮杂感十首》中的一首，诗歌描写了一位青年英雄气干云霄的志向。他豪气冲天，入海屠鲸；他志吞云梦，铲除君山。另一首诗《感春六首》，同样表现了一种伟大、豪迈、壮丽的志向。 太华山顶一虬松，万龄千代无人踪。 夜半霹雳从天下，巨木飞送清渭东。 横卧江天径十里，盘坳上有层云封。 长安秭人诫一见，天子正造咸阳宫。 大斧长绳立挽致，来牛去马填坑洪。 虹梁百围饰玉带，璃柱万石枞金钟。 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诗里，曾国藩将自己比做太华山上的一棵千万年的虬松，一直不被人们所发现，终于有一天，大雨将巨木刮倒，大树随着洪水来到繁华的长安，天子脚下，渭水之滨，被正在修建宫殿的匠人发现，运送到宫殿里，做了栋梁之材。 曾国藩的理想与追求，高调高扬，非流俗可以相比。他在咸丰九年的日记里总结了“四不”： 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馀欢。中含不尽意，欲辨已忘言。 “四不”给理想增添了一些古典色彩，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恬淡、宁静的曾国藩。古人看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将“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作为人生三大喜事。曾国藩不以为然。他所追求的不是富贵，不是官职，不是名声，不是别人的报答，而是社会理想、国家理想，是“立德、立功、立言”，是 “内圣外王”。他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高远浩大的胸襟术（2） 第八章高远浩大的胸襟术（2）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于天地之完人。 内圣，就是圣明，指一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文章才华；外王，就是建功立业，就是指一个人一生为国家、为社会作出的贡献。曾国藩强调，一个人要立志。只有立志高远，才不至于流于一般。他教导子弟，要求做到“三有”：有志、有识、有恒。 随着职务的提升，特别是升任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曾国藩开始关注治国问题，研究社会现实，其理想得到升华，由一般性的理想转向务实，转向挽救世风。这是他理想的一变。 曾国藩认为：“大抵事机之转，其始赖一二人者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而其后人亦为之和，天亦为之应。”意思是说，要改变社会风气，办成某一件大事，需要一二个有识之士发轫，之后才有人跟着应和，最后形成新的风尚。清王朝到了咸丰初年，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病入膏肓”，几乎无药可救了。朝廷上弥漫着一种浓厚的和同、阿谀氛围，假话、套话、官话连篇；办事敷衍颟顸，衙门习气严重。改变这种风气，关键要从皇上开始。所以他大胆呈上了著名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在这篇疏里，他重点讲了琐碎、文饰、骄矜三种风气，强烈要求咸丰帝预防。咸丰登基不久，哪有那么多不好习气呢？因此说是“预防”，既为预防，有些话，就会说得过头。他在这篇疏里，对咸丰的所作所为，大大的批评、指摘了一番，比如批评咸丰行政失误达13处，提醒咸丰好读古书会产生“尚文饰”的陋习，等等。著名作家唐浩明认为，曾国藩此疏有五大出格，主要是指责过头、小题大做、借题发怒、越职代言、词锋峻利，是很恰当的。但是既然是言事，既然是预防，当然要把话说得严重一点。 上这样的疏，是很危险的，但是曾国藩业已“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他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世风，其他个人得失都置之不理。他说： 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馀意也。 他将正风气作为自己的理想与工作的入手点。但是社会风气的形成，特别是朝廷上下、地方官府、国家工作人员工作作风的形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清朝官僚作风、世风的形成从康熙以来就逐渐滋长、蔓延，终于长成痼疾，不可医治。其成形过程大致为：康熙末期，吏治松弛；乾隆、嘉庆时候，崇尚才华，读书人好高骛远；道光采取镇静收敛的办法，以求改变浮夸的不良风气，造成了墨守成规的风尚，视胆小退缩为谨慎，视柔顺附和为恭敬。办理公务则退缩、琐屑；敷衍、颟顸。退缩，就是办事互相推诿，不愿多做一点事，动不动就请旨，把烦恼推给朝廷，生怕自己承担责任；琐屑，就是斤斤计较，不识大体，眼睛只看细微末节而不顾全局；敷衍，就是只知道借改头换面应付眼前，而不管日后的长远利益；颟顸，就是指表面上装模作样，而内里的政务实际上一塌糊涂，给朝廷的奏章尽是粉饰太平的文字，并无一句触及要害的话。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高远浩大的胸襟术（3） 第八章高远浩大的胸襟术（3） 《预防流弊疏》送上去后，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咸丰非常恼怒，声言要将他撤职严办。大学士祁隽藻、左都御史季芝昌闻讯后立即上疏求情，讲了一通好话，咸丰才平息了怒火，没有处分曾国藩，但是也没有完全接受他的建议，而且写了大段文字辩解。虽然此次上疏效果甚微，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这个时期，曾国藩前后上了数道疏，包括《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平银价疏》，从皇帝的学习到人才的培养、考核、使用；从军队的改革改良到百姓的疾苦，从社会风气到银价的确定，各个方面提出了一套改革的办法与措施。 随着国内阶级矛盾的急剧恶化，曾国藩的理想再一次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的改革世风，转变为“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即挽救恢复国家安定局面、统一局面、挽救国家于既倒这一新目标、新理想。 进入19世纪60年代后，曾国藩逐渐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自强御侮成为他新的理想。这是理想的又一变。他积极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西方制造机器，开办制造局，制造轮船、枪炮、火药，开启了中国近代洋务运动，启动了中国近代工业之旅；他派遣留学生到美国留学，组织人员翻译外国科学著作，推动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他积极筹划中国海军的建设与沿海防务，改变了中国长久以来注重陆地而不重视海洋防务的军事思想，对中国近代海防建设具有开山祖的功劳。在曾国藩的积极倡导与强力推进下，清朝自强运动得到深入开展，出现了“同治中兴”的良好局面，中国得到了一个相对安宁的发展局面。 全局意识 曾国藩是一个全局意识非常强的领导者。他组织湘军，最初的出发点就是“大局”。1853年，湖南组织3600人出湘奔赴江西“剿贼”。这3600人，共分三支：江忠淑率领新宁勇1000人，从浏阳支援江西；朱孙诒率领湘乡勇1200人，由醴陵支援江西；夏廷樾、郭嵩焘、罗泽南率领1400名兵勇支援江西。这是湘勇第一次出境“剿贼”。7月24日在南昌与太平军交战，湘军受到挫败。营官谢邦翰，易良干，罗信东，罗镇南以及80多名湘勇战死。这些战死的湘勇，大多是罗泽男的弟子。这次失败，激发了曾国藩的斗志。 这以后，曾国藩招募了一支军队，王鑫也组织了一支。王鑫的叫湘勇，是后来的老湘营。在分析、对比王、曾募兵的动机和出发点时，曾国藩说：“男系为大局起见，璞山系为复仇起见。” 所谓大局，就是当时太平天国已经建立，并且基本上战略了江西、江苏、浙江，以及湖北、安徽大部分土地。湖南的江忠源正受命前往江西征剿太平军。王鑫是为了替朋友、同学报仇；而曾则是为了支持江忠源，为了征讨大局。王鑫组织2000人，自己带领；曾国藩要训练1万人，是因为“以江岷樵麾下人少，必须万人一气诸将一心，而后渠可以指挥如意所向无前。”王只招湘乡人，而曾则“兼招宝庆、湘乡及各州县之勇”。 曾国藩的大局意识，表现在处理矛盾上，是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想让事情闹大。他最初在长沙训练湘勇，但是当时长沙的正规清兵根本就看不起湘勇，摩擦时常发生，有一次竟然冲进曾国藩的办公室，差点闹出大的冲突。为了避免这种无谓的冲突再次发生，曾国藩干脆移师衡阳，不在长沙练兵。看上去曾国藩是在逃避矛盾，其实他这一逃避，正符合古人所说的以退为进的领导艺术，衡阳没有多少正规军，又是曾国藩先祖居住地，自然办起事来方便得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高远浩大的胸襟术（4） 第八章高远浩大的胸襟术（4） 大局意识，有时表现为放得下。1865年5月，曾国藩受命北上剿捻。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各项基础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如坚壁清野，他派遣大量的委员到各个村镇，开展清理工作，将一批与捻军关系紧密的危险分子清理出来，基本上断绝了捻军的民众基础。他采取分段防守的措施，将捻军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虽然剿捻没有明显的效果，但是由于大量基础性工作卓有成效的开展，胜利的曙光已经显露出来；但是朝廷的高层对此并不清楚，那些喜欢清议的人也不清楚，他们大肆指责曾国藩、批评曾国藩。不得已朝廷更换了指挥权。临阵换将，本来是军事指挥的大忌，特别是更换曾国藩这样立了大功的指挥者，其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是可以想见的。对此曾国藩态度泰然，不仅不闹个人情绪，相反，请求以散员身份留营效力。要求以散员身份留营，目的是为了帮助照料、维系湘、淮军心，确保苏、鄂血脉畅通；“默运潜移，使霆、湘两军与少泉水而后安，绝非挟军心以自重。”参加剿捻的主要军队包括淮军的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等，湘军的刘松山、鲍超、曾国荃等。曾国藩担心李鸿章难以统一调度，所以决定留在营中维系军心。这一想法完全是出自大局。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也许就会闹情绪，甚至挑起矛盾，或者趁机离开危险的战场，去做太平宰相。而曾国藩却宁可不当两江总督之类的高官，愿意为新来的领导者效劳。这样的胸怀，何其广大！ 处理领导者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曾国藩注重大局。沈葆桢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沈葆桢只是一个普通的道员。所谓道员，职务只相当于现在的巡视员，属于正师级。资历也很浅。但是曾国藩非常看重他的才华，反复写信要他走出家门，为国做事。他向朝廷推荐，说沈“该道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同治元年任命他担任江西巡抚。沈担任巡抚后，为了厘金的分配问题与曾国藩发生争执。 厘金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贸易征税制度之一。最初是地方筹集饷需的方法，又名捐厘。咸丰三年(1853)为江北大营筹措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在扬州里下河设局劝捐，其亩捐按地亩肥瘠和业田多寡，照地丁银数分别抽捐，大致每亩起捐自八十文至二十文不等。后来在全国各地征收。厘金最初分行厘(活厘)和坐厘(板厘)。前者为通过税，征于转运中的货物，抽之于行商；后者为交易税，在产地或销地征收，抽之于坐商。坐厘有埠厘、门市月厘、铺捐、落地厘等名称，是对商店征收的交易税。此外，还有先捐后售的出产地厘金，如对丝、茶、土布在出产地所征收的产地捐。曾国藩东征后在湖南、江西、广东设置厘金局，征收厘金，用于军费开支。江西厘金一直是曾国藩在支配使用，沈葆桢上任不久，要求督抚平分厘金。两人官司打到了北京，北京的许多高官，包括他的好朋友倭仁等都对他产生了质疑。朝廷评判的结果是“各分江西厘金之半”。对这个结果，曾国藩当然不满意。但是他能够委曲求全，他在日记中自我解嘲道： 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亡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励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高远浩大的胸襟术（5） 第八章高远浩大的胸襟术（5） 当年以巡抚陈启迈为首的江西官场事事与曾国藩掣肘，陈与曾国藩为同年、同乡、同官，他一气之下，将陈给参了下去。这一次，曾国藩不仅没有参劾沈葆桢，而且将这种掣肘作为磨励德性的手段，这是不容易的。作为掌管安徽、江西、江苏三省行政、军事，兼管浙江军事的两江总督、清廷所倚重的领导者，要“诛锄异己”、参掉一个巡抚易于反掌，但是他没有那么做。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大局观念。当年参陈是为了大局，现在不参沈，也是为了大局。 左宗棠和曾国藩闹翻之后，两人一直没有来往，要是其他的心胸狭小的领导者，只怕一有机会就会给左宗棠设置阻碍，更莫说支持了。可是曾国藩不然。为了国家的大局，他将个人的恩怨置之度外。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负责西北军务，曾国藩为他做了不少事。为左宗棠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而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当时，有人从西北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处处雷厉风行，卓见成效。曾国藩由衷佩服，击案说：“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脱，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这样的胸襟是何等的气魄！ 公忠体国 品德高尚的领导者，心里装着整个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危、国家命运是第一位的。左宗棠曾经很谦虚地说，公忠体国，自己远远不及曾国藩。忠诚、体谅国家，以国事为先，以家事为后，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这是曾国藩作为领导者与其他一般领导者所不同的。 曾国藩的公忠体国，表现最典型的是两次投水、两封遗书。两次投水是指1854年靖港、湖口之战失败后，他愤激之下投水自尽，两次都被同僚救起。前者他组建湘军兴致勃勃出兵，志在必得，没有想到，自己一出手就失败，感到羞愧难当，所以以死明志；后者一路胜仗打到九江、打到鄱阳湖，没有想到遭到太平军的偷袭，连自己的红单船也丢了，觉得前途渺茫，愤恨之际，投水自尽。两封遗书一次是指1861年春在祁门大营遭到太平军的包围，情势非常严峻，给儿子纪泽留下遗书；另一次是1870年五月赴天津处理教案，感到非常棘手，写下遗书。这里只重点讲讲祁门遗书。遗书写道： 余以初三日至休宁县，即闻景德镇失守之信。初四日写家书，托九叔处寄湘，即言此间局势危急，恐难支持，然犹意力攻徽州，或可得手，即是一条生路。初五日进攻，强中、湘前等营在西门挫败一次。十二日再行进攻，未能诱贼出仗。是夜二更，贼匪偷营劫村，强中、湘前等营大溃。凡去二十二营，其挫败者八营强中三营、老湘三营、湘前一、震字一，其幸而完全无恙者，十四营老湘六、霆三、礼二、亲兵一、蜂二，与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夜贼偷湖口水营情形相仿。此次未挫之营较多，以寻常兵事言之，此尚为小挫，不甚伤元气。目下值局势万紧之际，四面梗塞，接济已断，加此一挫，军心尤大震动。所盼望者，左军能破景德镇；乐平之贼，鲍军能从湖口迅速来援，事或略有转机，否则不堪设想矣。 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于世。起复再出，意尤坚定。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自念贫窭无知，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忝窃万分，夫复何憾！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浅，而近年亦略有人处。三者一无所成，不无耿耿。至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岂能办此滔天之贼？即前此屡有克捷，已为侥幸，出于非望矣。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诒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所差不负吾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近来阅历愈多，深谙督师之苦，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高远浩大的胸襟术（6） 第八章高远浩大的胸襟术（6）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志，仅叙一事。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字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尔可禀告诸叔及尔母无忘。 这封遗书，首先介绍了自己所处危险境地，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太平军分四路救援安庆，祁门正好处于一路之中，为太平军广德——徽州——祁门、休县——江西的重要通道，所以双方争斗非常激烈。有一次，太平军的一支已离祁门只有十几里路，形势危急可想而知。但就是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曾国藩还是坚守祁门，没有撤离。其次表达了自己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决心。“愿死疆场，不愿死牖下”，“死即瞑目，毫无悔憾”。再次是检讨自己的诗文书法还有缺陷，指挥军事非所长。最后是教育子弟，要牢记八本、三致祥等家训，不从事军旅，不当官。从这封遗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国对家的拳拳之心、眷眷之意。 领导者重要的一个品格，是对其所担当的职务、所管理的工作、所肩负的使命真正负责。不汲汲于权力的高低，不斤斤计较于名利的得失，而忧虑于事业的艰巨、困苦，完成的困难。他说：“余向来虽处顺境，寸心每多沈闷郁抑，在军中尤甚。”曾国藩一生处于忧患之中，他曾经用“蚊虻负，山商距驰河”自况。又用“精卫填海，杜鹃泣血”等语来表达自己的心迹，在写给咸丰的奏折中也明确表达了，“成效不敢必，唯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曾国藩虽然所忠诚的是清王朝，但是他所忧患的是整个国家，忧患的是“中华之难”。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领导者，他忠诚于他的组织是无可厚非的；这是任何领导者所必需的优秀品质。 有些人追求官阶的高低，以此作为人生的目标，以此作为检验人的成功与否的标准，以此作为一种价值观、事业观。这种人的追求，本无可厚非，所谓“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鼓励的就是这种风尚。曾国藩正好相反，他认为处于极品（指职务极高），是一种痛苦的境地，因此时时想摆脱这种痛苦，“遁入眼闭箱子之中”，以死来解脱。他沉重地说：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烦，而长夜快乐之期杳无音讯。且又晋阶端揆，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式苦懊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事身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而已。 在曾国藩看来，在乱世担任大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确实也是这样的。当一个领导者负责处理大的危机、大的灾难、大的问题的时候，心身往往处于焦急、困苦之中，吃不香饭，睡不好觉。有些承受不了的，还会出现精神分裂症状，甚至逃避与死亡。汶川大地震后，有个别人自杀，就是承受不了巨大灾难与繁重工作压力带来的心理负荷。曾国藩想到死，也是这个原因。但是曾国藩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领导者，因此，他不会“置事身外”，而是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 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本指做事敷衍，得过且过；这里却是一种谦虚的说法。其实他一直很勤奋、很刻苦，就是到死也没有停止过工作。这种工作作风，值得后人效法与学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八章 高远浩大的胸襟术（7） 第八章高远浩大的胸襟术（7） 工作中，他往往闻警而惊。“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断；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徘徊。”江南多雨，看见下雨，曾国藩心理就着急，担心前方将士的辛苦。安庆没有攻克之前，天平军拥有长江战略天堑，从下游向上游之湖北运兵，往来穿梭，湘军莫可奈何。看到这种情况，曾国藩心里非常着急，不知道怎么对付。1859年底小池驿战役，曾国藩与胡林翼苦心经营数月，整个心思都赴在战事之上，一有风吹草动，就心惊肉跳。“日内因贼匪移营上扎，或围攻太湖各营，或围扰罗溪一军，或直冲鄂境，三者均未可知，寸心焦灼之至。”“闻余际昌军十九小挫之信，竟日不怡。”而一旦胜利，又高兴得睡不下。“二更甫睡，闻小池驿各军大捷，竟夕不寐。”1863年春，李秀成思考解救金陵的作战计划，采取外围用兵的策略，企图在湖北、安徽等地发动进攻，以调动围攻金陵的曾国荃部，形势非常严酷。曾国藩担心大局，忧心忡忡。这种心态在他当时的日记里有形象的记录： 三月廿七日闻伪忠王于廿一日已至舒城，锐意上犯湖北，忧灼之至。初十日是日淫雨竟日，天气愁暗阴寒。石涧埠营盘被围，初六以后并无信来，忧灼之至。十一日是日接各信，知石涧埠营盘十分危急，幸沅弟派人来援，十一日可到，或可以救援。又得宿松县信，知湖北麻城之捻窜至蕲水，势将归并皖境，尤为忧灼。十二日连日阴雨泥泞，气象愁暗，本日早间云开日朗，以为必晴霁矣，不料巳午小雨，旋即大雨连绵。愁闷之至，百事皆废。天意茫茫，不知浩劫何时始有转机。夜疲倦渴睡，竟不能作一事。……初四日是日大雨倾盆，竟日不息，念六安城墙恐有坍塌，又以鲍军不能速援，为之忧灼夢皂。又念年荒谷贵，加以水灾，不知天意如何，直恐人类尽矣，怃然长叹！ 整整一个月，他都处于极度忧患之中。长期以来他身体不好，多种疾病缠身，遇到紧急事件、碰到困难境界，他的癣疾就会发作，往往彻夜痒得不能睡觉；或者腹胀呕吐，甚至晕倒。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朝廷要他去处理时，他的身体就很不好。他在日记中记载：“腹胀殊甚，坐卧不宁”，“心烦头晕”，“日内常作呕吐”，“病体总未痊愈”。“接奉廷寄，派余赴天津查办事件，因病未痊，踌躇不决。”到了天津之后，病体时常发作，他还是坚持把教案处理完毕。可以这么说，曾国藩进入19世纪50年代，一直处于焦虑、烦恼、痛苦之中，却一心赴在工作上，从来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湘军中的一些高级领导者，像曾国藩、胡林翼、李续宜等，都死的很早，究其原因，恐怕与长期的忧患、担惊、害怕的心理状态是分不开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缜密细致的践行术（1） 第九章缜密细致的践行术（1） 领导者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心胸广阔，规模远大，有大思路，大手笔，像曹操几万人也敢于发动官渡之战，并且取得最后的胜利；一种是想小事，干小事，对小事斤斤计较，考虑周备详尽，对大事却视而不见，因此往往因小失大；袁绍虽然拥有雄兵数十万，又有河北几代人经营的坚实基业，但是斤斤于小事，最后兵败身亡；一种是干大事有大思路、大手笔，也不忽视小事、小的环节、细节，懂得干大事不可忽视细节的道理，能够身体力行，尽力将每一件事做得周详仔细。曾国藩就是这样的领导者。他说：“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阙一不可。” 规模，含义广泛，主要包括规制、格局，范围、场面、气势，以及人物的才具气概；规模远大就是指所办事情的格局、范围、场面气势宏大；或者说人的才具、气魄大，不小器。综理的含义是指总揽、办理，办事的手段、方法；密微就是指注重行动、注意细节、虑事周到。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在曾国藩看来是成就大事业的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两种重要的领导力因素，二者缺一不可。他认为单纯有远大的规模，而没有密微的综理工夫，就会流于疏阔，忽视细节，导致事业的失败。 领导者即行动者 “综理密微”关键是行动。曾国藩特别重视“躬行实践”，所谓“躬行实践”，就是注重思想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实际行动。他认为：“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非阅历何由大明哉。”作为领导者，行动是最重要的。因为领导者责任之一，就是使“众人行”。自己不能行，而能使众人行，是很困难的。 曾国藩作为一个积极用世者，深受儒家“达则兼善天下”思想的影响，他一生倡导行、致力于行，可以这么说，他所取得的成就，均来自“行”。 少年时期，他祖父给予他深刻影响的八个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每个字都需要落到行动中去，而不是空洞的口号。他常常引用他祖父的话教育弟弟和部下说：蔬菜是自己亲手种植与采摘的好吃，以此强调做任何事情自己亲自参与实践的重要性。40年代曾国藩在为京官的时候，就深知“躬行实践”，懂得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性。他一生坚持行动，毫不松懈。在用人上，他注重人才的“行”，认为“人才以历练而成”，强调人才必须具备“四到”，即“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强调“遇事体察”；不喜欢“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的人。 比如治军，有人认为《二十三史》可以作为治军的篮本，而曾国藩则认为那只是一堆故纸，没有使用价值。他在写给李元度的信中指出： 军事是极质之事。《二十三史》除班、马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物，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仆于《通鉴》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笔识出矣。退庵若以编辑《二十三史》成书，为治军之蓝本，则门径已差，难与图功。阁下与之至交，须劝之尽弃故纸，专从事于点名看操，查墙子诸事也。 这一段文字，强调的一个中心意思，就是作为一级指挥官，在治理军队问题上，绝不能从本本主义出发，不能埋头于故纸堆，而应该注重实际，从一些最基本的工作，如点名、看操、检查哨位等抓起。在军营之中，曾国藩坚持点名、看操、检查哨位，开始是逢八日，后来改为“逢三日阅刀矛步箭，逢八日阅马箭、枪炮打靶”。由于坚持从实践出发，接近实际、了解实际，所以军队中情况了如指掌，即使很多细微的、容易被人忽视的东西，曾国藩也非常熟悉。对于了解敌情，他更是有明确的要求,“凡察地者，以亲眼观看而后知其险易；凡察贼情者，以亲手交仗而后知其强弱。”“不必尽信探卒之言，亦不必尽信擒贼之供也。”这种注重行动、注重实际的工作作风，对于工作的顺利开展是很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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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缜密细致的践行术（3） 第九章缜密细致的践行术（3） 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它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即水军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现在带勇，即埋头尽力以求带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梦，舍带勇以外则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读书，又想中举，又想作州县，纷纷扰扰，千头万绪，将来又蹈我之复辙，百无一成，悔之晚矣。 领导者在某地任职，一般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要做很多事情是不可能的，因此千头万绪，与其个个开端，不如集中做成一两件事，效果更好。曾国藩做事就是这样的。从大的方面来说，他投笔从戎后的理想就是“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虏之船只，揽出被胁之民人”。他一直坚持这个理念，直到消灭太平天国，从来没有改变。小的方面来讲，具体到某一件事，他总是坚持不断，不做好不放手。就像写日记这样的事情，一般人是难以坚持的，而他从立志写日记开始，到死也没有中止过。这种持之以恒的高贵品质，使他在做事时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 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制造中国自己的轮船，不受制于西方列强。这是一项非常艰巨、具有开拓性的新事业。早年由林则徐、魏源等经世致用的先哲人物提出，而曾国藩则是第一个将这种理念落到实处的人。1859年，咸丰提出购买外国轮船的时候，曾国藩就主张以此为蓝本，模仿自造，后来由于英国企图控制中国的轮船管理以达到控制中国海军的权力阴谋，清廷放弃了自己所购买的轮船。没有样本可以学习，曾国藩就接受徐寿等人的建议，开始自己研发。1861年攻下安庆后，他立即创建了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枪炮、研究轮船。后来又在南京、上海建立了制造局、翻译局，派遣容闳到美国采购制造轮船的机器，制造出了第一艘轮船。为了加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曾国藩还在19世纪70年代初，建议清廷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在学习西方技术上，曾国藩最可贵的品质是不论怎样的困难，都坚持不懈，没有放弃。当研究取得一点点成绩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高兴是无法用言语来描写的；而当制造轮船等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要设法解决困难，推进学习的进程。中国能够自行制造轮船后，曾国藩即倡议建立“海上之水师”，并且主张立即开始训练。他说： 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自非内外臣工，各有卧薪尝胆之志，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人，则后人又将托词以俟后人，且永无自强之一日。兹当闽、沪两厂船成之时，即当于两处选立统将，慎择船主，出洋操演，无论有警无警，穷年累岁，练习不懈，或者求艾三年，终有可以即成之时。 这种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只争朝夕的精神，体现的正是综理密微的领导力。 讲求实际 “综理密微”必须讲求实际。什么是讲求实际？1871年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章《复陈夷务摺》中指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缜密细致的践行术（4） 第九章缜密细致的践行术（4） 闻古人谋及军国，其规画全局，必有可大可久之图。其讲求实际，但为得尺得寸之计。筹全局者，志欲坚而势欲远，虽百变而不改初谋。求实际者，虑欲细而功欲精，虽小事而不妨屡试。前史所称规画全局，若韩信登坛之言，诸葛隆中之对，苟彧之陈说曹氏，王朴之献策周主，皆以一时之论议，而能预料数十年后军事之成败，此诚非中材以下所可及。然中材以下，或据一方克一敌，亦往往有审度全局，不愆于素者，良以用兵之道，多算则胜，好谋则成。临事而周章，十常九失；先事而熟计，十常九得也。 这段文字里，曾国藩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规划全局”，一个是“讲求实际”。这两个概念和前面引用的曾国藩的话中所说到的两个概念——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是一致的。规划全局对应规模远大；讲求实际对应综理密微。对于综理密微或者说讲求实际，在这段文字里，曾国藩阐述很清楚，那就是“得尺得寸之计”，“虑欲细而功欲精，虽小事而不妨屡试。”领导者思考大事、决策大的方针政策、确定大的方向的时候，一定要缜密思考，事情的各个方面、各个步骤、各个细节都要想到，不可忽视。如果事先没有想到，等到要做的时候再去思考，那么失败的多，成功的少；所以做事情“多算则胜，好谋则成”。算就是计划、思考、分析、综合。在曾国藩一生中，因为失算而导致失败的事情也是有的。靖港之败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讲求实际”，按照曾国藩的看法，应该从三个方面抓起：一是积极的行动，要一点一滴去做；二是思考要细，即使是小事也要多多的试验，多多思考；三是审度全局，对全局要有一个充分的把握。我们重点来分析1861年安庆战役结束后，曾国藩的战略取向与部署问题。在这个重要的战略转移问题上，曾国藩真正做到了“虑欲细而功欲精”。 1861年农历八月初一，被曾国荃、李续宾等率领的湘军围困两年之久的安庆守军弹尽粮绝，城池被曾国荃部攻破，省城得到恢复。这一战役的胜利，标志湘军控制了长江的战略要地，万里长江从此易手，太平军失去这一战略要地，军事形势发生逆转，湘军迅速向东推进，北面多隆阿攻陷了舒城、桐城、六安，逼近庐州；中路曾国荃攻破无为州、漕运等地；水军进入芜湖；南面也保持了良好的进攻态势。湘军总体转入战略进攻阶段，而太平军转入战略防守阶段。在巨大的胜利面前，下一阶段的作战怎么办？ 对于整个战争来说，阶段性的作战计划，相对来说属于局部的作战部署。安庆攻克后，湘军下一个目标自然是金陵。当曾国荃推进到漕运、杨岳斌推进到芜湖的时候，湘军完全可以长驱直入进逼金陵，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候，曾国藩停下了进攻的步伐，控制了前进的速度。这样做，当时很多人是不理解的，特别是那些在安庆胜利后对速胜充满的人，更是不可理解。有人提出：不乘机做大做强，更待何时？曾国藩则不是这么想的；他停下来，仔细审度时局，分析敌我态势，进一步做好下阶段的进攻准备。他说： 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悉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方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缜密细致的践行术（5） 第九章缜密细致的践行术（5） 进攻金陵是一个大的目标，而具体如何进攻则是下手功夫，属于“小”的范畴。曾国藩停下进攻的步伐，其用意就在于停下来思考“小处下手”，做好、做细“粗浅纤悉”、“ 铢积寸累”等工作。他说： 至规模宜大，弟亦讲求及之，但讲阔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颟顸，毫无条理，虽大亦奚足贵？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则器局宏大，无有流弊者耳！ 充分强调了做好细致工作的重要性。因此在做好现阶段进攻上，曾国藩必须考虑周全。 一是军队配置与粮草供应问题。当时，曾国藩想调李续宜到安徽来指挥作战，但是这一调动引来一个麻烦，即使湖北不愿意。李军一直是由湖北供应军需饷项，现在要调他去安徽，湖北又不像再供应粮草之意。这个问题，曾国藩在1861年12月10日复陈鼐（字作梅）信中说得很清楚。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鄙意湘军有大功德于鄂，希师虽移抚皖，而湘军仍食鄂之口粮，希公仍管鄂之军事：不特管舒、桐、英、霍一路，并须北管襄、樊，西管宜、施，南管崇、通等处。鄂饷无论旺歉，先尽湘军，一如昔年润帅所以待希部之法，庶几有益于皖，无损于鄂。今来示谓上游隐存畛域，本省支拙，难济邻封云云，自必确有所见。果尔，则希一出疆，湘军必馁，鄂事必坏。 当时安徽全境溃烂，“惟舒、庐、六、寿、凤、定等处，但有黄蒿白骨，并无民居市镇，或师行竟日，不见一人。鲍军在南岸经行东流、贵池，亦复如是。”千里无人烟，白骨露于野，那里还可以供应几千人的饷项粮草呢？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问题解决不了，曾国藩只好停下来。同时曾国荃部只有一万多人，分守几个城市，出现了当年李续宾分兵镇守数处，造成兵力单薄才有三河之败的前兆现象，“惟新复地方在紧要，分守之处太多，更无游兵可以驰剿他处”。历史不能重演，所以曾国藩停下来，派曾国荃回湖南募勇。 二是虽然湘军攻下了安庆，但是太平军的战斗力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削弱，浙江、江苏以及安徽的大部分地区，还牢牢控制在太平军的手中，特别是1861年冬天，太平军攻破并占领杭州，使整个战场形势出现新的变化。皖南与赣北太平军进攻力量依然强大。淮河流域则有苗霈霖伺机兴风作乱，陈玉英坚守庐州，对加强金陵的外围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河南、安徽、江苏、山东、湖北等地的捻军流动作战，对北方京城是一大威胁，对南方也起到了掣肘的作用。特别是上海，也受到太平军的威胁。由西往东的道路上，处处有太平军的防守，形势对于清军来说是不乐观的。所以曾国藩只能继续其“顾江保皖，先务根本之区；取越收吴，再图恢复之策”的策略。 三是季节问题，正处于冬季，长江水位下降，不利于船队进攻。 做强自己 “综理密微”重在做强自己。做强自己，就是要做好自身的基础性工作。基础不稳，地动山摇。只有做好了基础性工作，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一支军队，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的工作，是领导者必须时刻重视、切实把握，不能放松的。曾国藩治理军队，讲究综理，入手功夫在哪里呢？ 1857年，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指出： 弟之综理密微精力较胜于我。军中器械其略精者，宜另立一簿，亲自记注，择人而授之。古人以铠仗鲜明为威敌之要务，恒以取胜。刘峙衡于火器亦勤于修整，刀矛则全不讲究。余曾派褚景昌赴河南采买白蜡杆子，又办腰刀分赏各将弁，人颇爱重。弟试留心此事，亦综理之一端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九章 缜密细致的践行术（6） 第九章缜密细致的践行术（6） 这里，他把置办武器作为综理的重要内容。武器是军队的生命，是军队胜败的物质力量。因此对于器械的保管、维修、采办是极其重要的基础性工作，需要切实抓好，抓到位。对于一个组织来说，领导者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改善工作条件。良好的工作条件可以带来丰厚的回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强自身，是取得最后胜利的保障。基于这个认识，当1857年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时候，曾国藩对他弟弟的基本要求就是“整顿营务”。他说： 弟此刻到营，宜专意整顿营务，毋求近功速效。弟信中以各郡往事推度，尚有欲速之念。此时自之治毫无把握，遽求成效，则气浮而乏，内心不可不察。 自治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自己处于不败之地。与清朝经制兵相比，湘军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互相求援。一支部队遇到困难、遇到危险，另一支部队要坚决支援。这是湘军的制度、纪律；但是尽管如此，曾国藩还是认为依靠别人是靠不住的，他认为要想取得胜利还是要靠自己。他曾经对善于打野战的鲍超说：“凡他处调来之营，皆不甚可靠，总宜专靠自己。”有两个原因，一是未必能战，特别是新调来的队伍，对当时的形势未必清楚，对敌人的特点未必掌握，因此未必可以发挥良好的作用。二是未必真心支援。湘军中也发生过吴翔冈、唐桂生不支援友邻部队的事情。 为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整顿营务是基本功夫。整顿营务的内容很多，除了上述所说的改善条件，还包括军队安营扎寨、平时的训练、思想教育、培养精锐等等。 磨刀不误砍柴工。曾国藩极其注重军队的平时训练。训练的过程实际是培养熟练、优秀员工的过程，是培养精锐的过程。现代企业注重员工的培训，意义也在这里。对于训练的重视，曾国藩提到很高的位置。没有训练的军队，不容许他们守城，更不许上第一线作战。他在写给李昭庆的信中要求： 至北岸之事，不敢遽求速效，各城守具，皆当预为持久之计。兹再解子药各五千斤，火绳五千盘，专送尊处。望与各营哨再三讲求，无事时总以操演为要，切不可一刻抛荒。操演如窗下作文，打仗如场中应试，窗下十分本领，场中不过做出五六分。若窗下全无功夫，临场断难侥幸。任凭近城贼氛如何猖獗，苟非直逼城下，操演尚不可间断。操演之法，《劝诫浅语》中虽只数句，却尚切要。 李昭庆是李鸿章的弟弟。曾国藩这封信重点是军队训练的问题。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诗外工夫比诗内工夫更为重要。治理军队也是一样，打仗就像入场作文，作文快不快、质量高不高，完全靠平时的积累，也就是窗下学习的工夫。窗下学习就是平时的训练。平时基础性工作做得好，临上阵才能有好的表现。按照他的要求，即使敌人逼近城墙，也不可放松训练。真的做到了这种工夫，什么敌人也就不怕了。 做强自己，必须培养精锐。曾国藩认为，军队“不贵多而在精”。他的队伍是经过左选右选、反复淘汰才组成的。在衡阳时，他想组织亲兵营，看中了他的一个朋友招募的500宝庆兵，可是朋友给他的却不是最优秀的宝庆兵，结果他在500人中只挑选了100多人。由此可见，他对“精”的重视。 曾国藩统帅并供应粮饷的湘军最多时达到10万人，但是真正精锐、能打硬仗、打狠仗、打大仗，可以作为依靠的并不多。在镇压太平军时，主力是吉字营，曾国荃统领。这是一支非常能战的军队。曾国荃手下有四虎，包括李臣典、张胜禄、程学启、刘峙衡，他们作战不顾生死，取得了吉安、安庆、金陵等重大战役的胜利。1864年6月16日李臣典在太平门安放炸药，炸开城墙二十余丈，各营官身先士卒，直冲缺口蜂拥而入，锐不可当。这时城上太平军从城上倾倒燃烧的火药，烧死不少湘勇，但是火药并没有阻止湘军的进攻，金陵城终于被湘军攻破。这样的精锐体现了曾国藩一贯求精的领导术。他说： 军营虽以人多为贵，而有时亦以人多为累。凡军气宜聚不宜散，宜忧危不宜悦豫。人多则悦豫，而气渐散矣。营虽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营，人虽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三人。如木然，根好株好而后枝叶有所托；如屋然，柱好梁好而后椽瓦有所丽。今吉安各营，以余意揆之，自应以吉中营及老湘胡、朱等营为根株，为柱梁。此外，如长和，如湘后，如三宝，虽素称劲旅，不能不侪之于枝叶椽瓦之列。遇小敌时，则枝叶之茂椽瓦之美尽可了事；遇大敌时，全靠根株培得稳柱梁立得固，断不可徒靠人数之多气势之盛。倘使根株不稳，柱梁不固，则一枝折而众叶随之，一瓦落而众椽随之，败如山崩，溃如河决，人多而反以为累矣。 这里他分析了人多的危害，强调了人少而精的重要。他认为一支军队有根株、有柱梁，有枝叶、有椽瓦。根株、柱梁最重要，有了他们，枝叶、椽瓦才能立得住。湘军解散的时候，曾国藩唯独留下老湘营参加剿捻，当时由刘松山统带，在剿捻战场上，无往不胜，以致后来左宗棠征西，收复新疆，使用的还是这支部队。曾国藩看中的正是它的“根株”、“梁柱”作用。 一个组织，一般由很多部门组成。很多部门中，真正核心的、关键的部门只有一两个，是领导者所要重点培养、打造的。倘若搞“平均主义”，大家一样对待，就会产生“内耗”，削弱核心部门的战斗力。水浒108将宋江为什么要给他们排座次？道理就在这里，必须突出最优秀、最重要、最关键的人才。朱贵虽然进入梁山最早，但是倘若按照先入庙就是大师兄的老制度将他排在前十名，那么后面的人都会不服气，水浒就会乱了套。所以高明的领导者，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正确划分组织内各个部门的职能，强化核心、关键部门的功能与地位，确保他们在工作、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实用有效的学习术（1） 第十章实用有效的学习术（1） 领导者是学习者。伟大、卓越、优秀的领导者总是重视学习。他们视学习为领导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注重通过学习转化某些知识，更重视通过学习获得解决问题、处理矛盾、驾驭复杂局面的艺术。曾国藩认为：“惟学做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通过学习，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圣贤。所谓“圣贤”就是那些圣明、贤能的人，包括读书人，也包括一些高超的领导者，像周文王、周公旦，孔子、孟子，都是古人所推崇的圣人，都是一些有过伟大勋业、对人类历史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圣贤，“全由自己做主”。自己做主的方法就是“学”。他自己一生也在追求古代圣贤的卓越品质与功名事业；并且成就了在他那个时代堪称伟业的伟大事业。 学习，是曾国藩成功的诀窍。通往伟人之路充满坎坷、荆棘、险阻，填平坎坷、拔除荆棘、铲去险阻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不懈地学习。领导者不学习，思想就会僵化，心胸就会狭窄，理想就会浅近，格调就会低下。 曾国藩人分为上智、下愚、中近。 “上智”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所谓天才，这种人生下来iq就高于常人，什么东西一学就懂，一记就牢。“下愚”，就是特别愚蠢的一类人，怎么教都学不会。中近是指介于上智与下愚之间的普通人，既不特别聪明，也不特别愚笨。“中近”的人最多，能不能取得成就，取得多大的成就，关键看后天的学习，怎么学习。曾国藩一生从来没有停止学习过。年轻时他为了科举努力学习；当上翰林后，他为了“内圣外王”、学做“圣贤”而学习；从军后，他更是为“澄清”玉宇而学习；担任地方要职后，为了地方的治理而学习。他一生坚持以人为师、以史为师、以败为师、以敌为师，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有效的学习法，值得后人效法与学习。 以人为师 古人强调老师的重要性，认为“古之学者必有师”。曾国藩也认为：“古之君子，其载德而荷道者，必有人焉；帅而掖之，而后后者有所阶而进，必有人焉；辅而翼之，而后前者有所托而传。水非水不续，人非人不承。”就是说学生要有老师的栽培、教导才有进步的阶梯；老师要有学生才能传承自己的学识、德业。曾国藩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表现之一，就是善于以人为师。他所从师的老师不少，这里我只讲一个。 唐鉴是曾国藩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老师。这是他入仕后遇到的一个最好的老师，对他修炼领导术、从事领导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唐鉴，字镜海，善化（今长沙县）人。嘉庆十四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累官至江宁布政使，入为太常寺卿。咸丰元年致仕，后曾主讲金陵书院。曾国藩是这样描述唐鉴的： 先生为外吏二十年，萧然无资积以自存，即当世之所谓迂阔，而其为学也，又惟自治其身心之急，或不沾沾于文艺之短长。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鉴是一个与当时社会风气格格不入的正人君子，为人淡泊，不积财产，专心修身，专一读书。对于他的读书，曾国藩曾经写诗称道： 千炮齐震雷破山， 万马不嘶月如水。 先生兀坐了不惊， 秉烛从容读书史。 今天的人看来，唐鉴就是一个“书呆子”。处于千炮齐鸣、万马不嘶之中，没有一点惊惧之心，从从容容读史书。这样一种胸襟、气概，对学习的潜心、专心，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所以曾国藩称赞他：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实用有效的学习术（2） 第十章实用有效的学习术（2） 以故土之骛才技而竞声称者，亦罕过而勤焉。而吴、窦诸君子独相寻于淡泊，究道而考德，夙参而莫造。既其违离，而作为诗歌以抒怀想。斯岂曩者凌渝安、何商隐及沈、盛、陈、江之畴耶？何其笃也！ 曾国藩认为，唐鉴是湖南读书人的楷模，讲求才技，修身养性，湖南读书人很少有像唐鉴那样勤奋的，并且认为唐鉴和凌渝安、何商隐、沈石长、盛圣传、陈确庵、江药园等人属于一个类型。 拜唐鉴为师，应该是曾国藩作出的最明智的决定。他每月去一次，或者几次，向老师请教进德、修业上的问题。如果说，之前，他的重点是学习怎么样参加“科考”，那么现在，他的重点就是怎样在领导力的修炼上下功夫了，即怎样在治学、修业、修身上获得进步。拜师的效果是明显的，正如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复贺长龄》中所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归。”充分说明了唐鉴对他的影响。 1841年7月14日师生间的一番对白，对曾国藩的影响，更是意义深远。那天，他们谈到了“检身之要”与“读书之法”。他们的对话是从曾国藩新买的《朱子全书》开始的。唐鉴指出： 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读《易》，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先生尝教之曰：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闭邪存诚。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著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这次询问学习方法，对于曾国藩来说，具有“昭然若发蒙”的重要意义。蒙，意指没有知识，愚昧。“昭然若发蒙”就是说，这次谈话，使曾国藩真正清楚了学习的“指归”，即学什么、如何学。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治学内容。作为修为理学的人，主要应该学习义理、考核、文章。经济之学包含在义理之中，后来曾国藩将经济之学单独提出，作为第四内容，可以说是对前人的发展。二是真正杰出的领导者要致力于义理之学，也就是说，要注重思想理论的学习，培养自己的理论品格，而不应该在诗、文、词、曲上过多用功。当时曾国藩沉醉于诗词的研究与写作，以颇有诗名自足。这次谈话，让他重新选择了自己的治学之路。三是学习的方法。他强调学习理学，必须熟读《朱子全书》，当做课程，身体力行，不能当做一般的书；指出学习经书必须专一，攻破一种经书，再去读其他经书就容易。四是介绍倭仁给他，倭仁修身的特点，对外注意形象的整齐严肃，对内心讲究“主一无适”，就是说要有坚定不移的理念。他认识倭仁后，学习他每天记日记的好习惯，从此，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也没有停止过，足见其影响之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实用有效的学习术（3） 绗崄绔犲疄鐢ㄦ湁鏁堢殑瀛︿範鏈紙3锛?br/> 銆銆闀挎湡鐨勬垬浜夊疄璺典腑锛屾浘鍥借棭鍚戣澶氫汉瀛︿範杩囷紝鍍忚儭鏋楃考銆佸乏瀹楁銆佹潕楦跨珷銆佺帇閼佹睙蹇犳簮绛夌瓑锛屽嚒鏄湁涓鎶涔嬮暱鑰咃紝鍑℃槸瀵瑰彂灞曚簨涓氭湁鐢ㄨ咃紝鏇惧浗钘╅兘鑳藉铏氬績瀛︿範銆傞氳繃瀛︿範锛屽寮轰簡鑷繁璁よ瘑浜嬬墿銆佸鐞嗛棶棰樼殑鑳藉姏銆?br/>銆銆浠ュ彶涓哄笀 銆銆鎸囨尌鍐涗簨锛屽浜庢浘鍥借棭鏉ヨ锛屾槸涓浠舵柊浜嬬墿锛屼竴椤规柊宸ヤ綔銆備粬鍋氭ⅵ涔熸病鏈夋兂鍒拌繃鑷繁浼氭垚涓轰竴浣嶅啗浜嬫寚鎸ュ銆傞潰瀵硅繖鏍蜂竴浠舵鎵嬬殑鏂板伐浣滐紝涓庡鏉傜殑鎴樹簤鍦烘櫙锛屾浘鍥借棭瑙e喅鐨勪竴涓富瑕佸姙娉曟槸瀛︿範鍘嗗彶锛屼粠鍘嗗彶璁板綍鐨勬垬浜変腑鍘诲鎵捐В鍐崇幇瀹炵殑鍔炴硶銆傝繖閲屾垜浠妇鈥滆秺瀵ㄦ敾鏁屸濇潵璇存槑銆?br/>銆銆鈥滆秺瀵ㄦ敾鏁屸濓紝鏄寚鎸ュ憳鏍规嵁鎴樹簤鍙屾柟鐨勫疄闄呬綔鍑虹殑涓绉嶅ぇ鑳嗚屽啋闄╃殑鍐崇瓥銆傚锛屾槸鏁屼汉鎵瀹堢殑钀ュ銆傗滆秺瀵ㄦ敾鏁屸濓紝灏辨槸瓒婅繃鏁屼汉鎵瀹堢殑钀ュ锛屽幓鏁屼汉鐨勫悗鏂规敾鎵撴晫浜恒傛晫浜虹殑鍚庢柟锛屽線寰鏄瘮杈冨畨鍏ㄧ殑锛屽洜姝ら槻鑼冧篃涓嶄竴瀹氶偅涔堢暀蹇冿紝鍥犳锛岃繖涓浣滄垬璁¤皨锛屽線寰鍙互璧峰埌鈥滃嚭鍏朵笉鎰忥紝鏀诲叾涓嶅鈥濈殑浣滅敤銆傛浘鍥借棭鍦ㄤ粬鐜囧啗鍙傛垬鐨勫垵鏈燂紝灏卞娆′娇鐢ㄤ簡杩欎竴鎴樻湳銆備粬鍦ㄣ婄瑪璁颁簩鍗佷竷鍒欎箣瓒婂鏀绘晫銆嬮噷璁板綍锛?br/>銆銆鍜镐赴鍥涘勾鍗佹湀鍗佷竴鏃ワ紝璐肩洰闄堢帀鎴愭嵁钑插窞锛岀Е鏃ョ翰鎹敯瀹堕晣锛屾垜鑸熷笀瓒婅暡宸炶岀洿涓嬶紝鍗佷笁鏃ユ敾鐮寸敯瀹堕晣锛屽崄鍥涙棩钑插窞涔嬭醇浜︽簝銆傛瓒婂杩涙敾鑰岃儨鑰呬篃銆傚崄涓鏈堝崄浜旀棩锛屾按闄嗗悇鍐涗細浜庝節姹熴傛椂璐肩洰鏋楀惎鑽f嵁涔濇睙锛岄粍鏂囬噾鎹箹鍙o紝鐭宠揪寮銆佺綏澶х翰绛夊悓鍦ㄦ箹鍙o紝鎴戣垷甯堝江鐜夐簾绛夊崄鍏棩瓒婁節姹熻屼笅锛屾敾婀栧彛锛岄檰鍐涚綏娉藉崡绛夊崄浜屾湀鍒濅簲鏃ヤ笅鏀绘箹鍙o紝鍗佷簩鏃ユ按甯堣触鎸紝寤垮洓鏃ラ檰鍐涗害鏃犲埄鑰屽綊銆傛瓒婂杩涙敾鑰岃触鑰呬篃銆傚捀涓板叚骞翠簲鏈堝垵浜屾棩锛屾姹夈侀粍宸炴湭鐮达紝鏉ㄨ浇绂忎互鑸熷笀椹朵笅锛岀洿鑷充節姹熴備竷骞翠節鏈堜簩鍗佸叓鏃ワ紝涔濇睙銆佸畨搴嗘湭鐮达紝鏉ㄨ浇绂忎互鑸熷笀椹朵笅锛岀洿鑷虫棫鍘匡紝寰鏉ュ椋炪傛瓒婂杩涙敾鑰岃儨鑰呬篃銆?br/>銆銆杩欓噷锛屾浘鍥借棭璁板綍浜嗗洓娆♀滆秺瀵ㄦ敾鏁屸濓紝鍏朵腑鍙湁涓娆℃槸澶辫触鐨勩傚嵆1844骞?2鏈堟箹鍙f按甯堜箣璐ワ紝浠庢锛屽垎涓哄唴婀栨按甯堝拰澶栨睙姘村笀銆傚叾浠栦笁娆￠兘鏄儨鍒┿傜壒鍒槸鐢板闀囥佸崐鐠у北涓褰癸紝鎽ф瘉澶钩鍐涜埞鍙?000澶氳墑锛屾壂闄や簡杩涘叆姹熻タ鐨勯暱姹熼氶亾锛屾剰涔夐噸澶с備粬鏇剧粡鐮旂┒浜嗗巻鍙蹭笂鏈夊悕鐨勪節娆¤秺瀵ㄦ敾鏁岀殑鎴樹緥銆傚叾涓按璺笁鑳滀竴璐ワ細寮犲叴涓栧崰鎹挶婧佸畫瀛愪粰澶哄彇閮㈠窞锛岃寰峰媼鏀荤牬榛勫窞锛岃繖鏄按璺秺鏀诲彇鑳滅殑渚嬪瓙锛涚帇鐞虫按璺繘鏀婚噾闄靛け璐ャ傞檰璺笁鑳滐細灏夊厓鏀诲彇涓嬮偝鍥涘煄锛屾潕鎰繘鍏ヨ敗宸烇紝閮磭闊瓥璋嬫贝姊併傞檰璺儴瓒婂鏀绘晫涓ゆ澶辫触锛氭潕閬撳畻绛栬皨骞冲￥锛屾潕娉岀瓥璋嬭寖闃筹紝娌℃湁琚噰绾筹紝閫犳垚鍐涗簨澶辫触銆傝繖浜涙垬渚嬶紝瀵逛簬浠栨寚鎸ユ箻鍐涗綔鎴樺叿鏈夊崄鍒嗛噸瑕佺殑鎰忎箟锛屾瀯鎴愪簡浠栧啗浜嬬悊璁虹殑閲嶈鍐呭銆?br/>銆銆涓浗鏄竴涓湁鐫鎮犱箙鎴樹簤鍙茬殑鍥藉锛屽悇绉嶅悇鏍风殑鎴樹緥閮芥湁锛屾浘鍥借棭鍠勪簬浠庡巻鍙叉垬渚嬩腑鑾峰緱鐏垫劅涓庡惎鍙戯紝鐢ㄤ互鎸囧鑷繁鐨勪綔鎴樸?860骞?鏈堬紝闄堢帀鎴愮巼棰嗘暟涓囧啗闃熸晳鎻村畨搴嗭紝鏇惧浗钘╂枡瀹氫粬蹇呰触鏃犵枒銆備粬鏈夎繖涓鎯筹紝鏍规簮灏辨槸瀛︿範涓夊浗鏃舵湡鍛ㄧ憸棰勬祴鏇规搷璧ゅ蹇呰触銆備粬鍦ㄥ啓缁欓槷寮熺殑淇′腑璋堝埌锛?br/>銆銆鏄旀浌鎿嶅叓鍗佷竾浜鸿嚜鑽嗗窞涓滀笅锛屽惔浠ヤ簲涓囦汉寰′箣锛岃屽懆鐟滅瓥鍏跺繀璐ヨ呫備竴鏂欐浌鍏典笉鏈嶆按鍦燂紝浜屾枡鍒樿〃姘村笀鏂伴檮銆佷笉涔愪负鐢紱涓夋枡鏆戠儹涔呯柌銆傚叾鍚庤丹澹佷箣褰规灉涓嶅嚭鍛ㄩ儙涔嬫墍鏂欍傞椈寰峰畨浜庡崄涓澶滄垖鍒诲厠澶嶏紝闆惔涓撳嚱鏉ユ姤銆傚張瑷鎴愩佽拫鍐涚梾浜哄お澶氾紝涓嶈兘鍓嶈繘銆傚張闂婚矋鍐涚梾鑰呮瀬澶氥備互姝よ屾帹鐙椼佽緟涔嬮儴鐥呭繀鏇村锛屾晠鍏勬枡鍏朵笉鑳芥寔涔呫?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实用有效的学习术（4） 第十章实用有效的学习术（4） 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预测敌情，洞若观火，根据这一预测，他采取以静制动的办法“专守一静字法”，对付太平军，取得了胜利。 以败为师 领导者的一生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只要干事，就有可能出错。出错不要紧，关键是要善于以失败为师，从失败的教训中获取经验，作为今后进取的动力。有人说，领导者知错、改错，但是不认错。这不能囊括一切领导者。曾国藩与人不同的是他知错、改错，也认错。他以败为师，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古人强调：知己知彼。知己，首先就是要指挥者、领导者要认识自己，看到自己的长处与短处，从而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才具，去取得事业的辉煌。在这方面，曾国藩既有知人之明，更有知己之明。1859年10月18日他写信给胡林翼，对自己的长短处作了解释。他说： 国藩去岁初出，本奉谕旨指拨萧、张二军归此调度。今萧、张不来，各营皆杂凑，勉合成军，实难深恃。来教“分制援贼，包打胜仗”等语，无乃期许过奢。鄙人教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也。守黄梅、守石牌或可竭力任之，拒援贼则敬谢不敏。人贵自知，不敢不确陈其短耳。 1858年6月曾国藩复出，次年5月，朝廷要他带萧俊臣、张凯运两军。但一支在广东，一支在广西，没有回到江西。1859年5月以后，他所带的军队是李申夫、唐义渠等，战斗力不很强。当时曾国藩和胡林翼等在湖北商量四路出兵皖中。胡林翼来信，认为曾国藩可以自己带一路，“分制援贼，包打胜仗”。对这一“恭维”，曾国藩没有沾沾自喜，而是能够冷静对待，强调自己是“教练之才”，而非“战阵之才”。 这一认识，并非一开始曾国藩就有的，而是在实践中逐渐发现的。1854年1月，曾国藩帅湘军由衡阳出发，以安天下。一切顺利，来到靖港。靖港，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湘江下游西岸，距离长沙城区约为30公里，今属望城县。原名芦江，唐朝大将李靖曾在此驻军，因其治军有方，从不骚扰百姓，故后人将此地改名为靖港。靖港镇自古水运发达，交通方便，为三湘物资集散的繁荣商埠，美名“小汉口”。靖港曾为湖南四大米市之一，又是省内淮盐主要经销口岸之一，商贾云集，市场活跃，为境内第一繁荣集镇。靖港是古代军事要地，1854年3月、4月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水师与石贞祥率领的太平军在这里激战。这次战斗，是曾国藩亲自指挥的第一战，而且是败仗。当时，太平军正在进攻长沙、湘潭等地。曾国藩所训练的湘军分陆军和水师，总计1.7万人，分为几股与太平军作战。3月24日、25日，曾国藩带领水师各营驶赴靖港，轮番进攻，取得小胜。4月2日，他考虑到太平军要增援长沙，为了阻止太平军的增援，曾国藩亲率大小战船四十余只，陆勇八百人，驰赴靖港上游二十里的白沙洲，相机进剿。正午时分，突发西南风，水流加速，战船顺风驶到靖港，无法停留，太平军迎头开炮，击中哨船头桅，水师收帆转移到靖港对岸的铜官渚。这次战斗曾国藩损失惨重，他觉得有负生平之志，投水自杀，被下级救起。 这次战役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主帅轻敌，指挥失方。曾国藩军队本来数量就少，而进入战场后，兵力分散，一部分在宁乡、一部分在湘潭、一部分在长沙、一部分在靖港。而且当时在靖港的军队总数不到两千人，组建不久，训练未精，纪律不明。曾国藩急于打援，没有研究当时的天气变化、也没有像他后来所说的留有“预留之气”，呼啦啦一拥而上，遇到情况紧急，自己堵挤自己，施展不开，遭遇失败。事后，他总结经验说：“惟初二日靖港水勇溃败，实由微臣调度乖方”，“微臣自憾虚有讨贼之志，毫无用兵之才，孤愤有余，智略不足，仰累圣主知人之明，请旨将臣交部从重治罪，以示大公。”用“调度乖方”来总结是再好不过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章 实用有效的学习术（5） 第十章实用有效的学习术（5） 同年12月12日，曾国藩水师在湖口遭到太平军的沉重打击，也是“调度乖方”的结果。当时太平军将领林启荣镇守九江、石达开等在湖口，曾国藩采取“越寨攻敌”的办法，越过九江，直指湖口。这次战役，曾国藩在上给皇帝的奏章中是这样记述的： 是夜三更，该逆复用小划三四十号攒入老营，烧我船只，两岸贼匪数千，火箭喷筒，迷乱施放，呼声震大。我军以内河百馀小船未归，无以御之，被焚大战船号，小者数号，杂色坐船三驶，李孟群、彭玉麟不能禁止。次日，悉回九江大营。 这次战役中，曾国藩的坐船也被太平军拖走，很多机要文件遭到遗失。曾国藩觉得无颜面对北京的皇帝，再一次投水。这次战役是湘军由进攻转为防守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湘军水师分为外江、内湖（或内河）两支，而且战斗力严重削弱。特别是内湖水师，船单力薄，深陷太平军的包围之中，随时都有可能被消灭。湖口之败后，湘军一直处于低潮阶段，直到1857年情况才稍微好转。湖口之败，曾国藩坦诚承担责任，他说： 当时越九江而下攻湖口之策，故发于国藩，定于罗君罗山、刘君孟容二人，事败之后或深咎此策之失，且专归罪于刘君者，非事实也。 湖口之败，研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还是指挥失误造成，即指挥员没有很好地控制军队进攻的速度。军队进攻的速度倘若失控，就容易被敌人利用。而这个速度需要总指挥去控制。曾国藩就是没有控制好这个速度，所以招致失败。湘军从年初打到年尾，除了靖港、岳州等几次失败，总的形势是节节胜利，一年扫清湖南全境、攻克武汉三镇、田家镇大捷等，一路顺风。胜利冲昏了头脑，湘军中弥漫了一种“胜利之气”，以为太平军好打，产生轻敌之心、速胜之志。白天，水师与太平军作战，在小胜后，萧捷三、段莹器、孙昌国等，想迅速清除鄱湖以内的太平军，率领“轻便之舟，勇锐之士”，长龙、三板一百二十馀号，乘胜追击，直到姑塘以上，晚上也没有回到大本营。这就给了太平军以可乘之机。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题乌江亭》）失败并不可怕。曾国藩早期的这几次失败，让他清醒，让他明白。他不是一个擅长“战阵”的人领导者，而是一个擅长“教练”的领导者。所谓“教练之才”，其实就是统帅之才，是帅才。从此他不再亲自指挥具体的战斗，一心只做自己的“教练”了。在战略战术上，更加注重规划长远，注重稳重平实，不再冒险轻进。“以是不敢壹意进取，而存一防守之志。”而防守则“总以深沟高垒，能自固守为主”。不亲临前线指挥打仗，稳坐大本营，用毛笔指挥，用书信调度，最后打败了全盛时期拥有六十万军队的洪秀全。 以敌为师 电视连续剧《贞观长歌》，描写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展现了一个伟大时代的风云变革。李世民有一句台词，颇有哲学意味。他说：太子没有好老师，什么是好老师，敌人！敌人才是最好的老师。这是值得玩味的话。一个善于以敌人为师的人，是最有能力击败敌人的。以敌为师，就是要研究敌人，了解敌人，把握敌人的工作特点，工作思路。搞清楚敌人在想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的？才可以找到击败对手的弱点。曾国藩善于分析对手的战略战术，善于分析对手的作战意图，并从而作出相应的正确决策。1860年春，李秀成导演了一场气势宏伟的大剧。他率领一支雄师猛攻浙江省城杭州。杭州岌岌可危，求援信雪片式的飞往江南大营。这个时候，和春、张国粱等再也坐不住了，派出重兵救援杭州。重兵被调出来后，李秀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立即回攻江南大营，并且一举攻破之。江南大营于1853年4月建立，为清军在南京城外的一支重兵，是咸丰皇帝的重要依靠，虽然没有多大作为，但是毕竟是一颗钉子，死死钉在太平天国的首都旁边，让洪秀全睡不好觉，吃不好饭。至此，终于大功告成，洪秀全可以安安稳稳在南京城里当他的天王了。李秀成在这里采取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就是声东击西，攻打外围中极其重要的城市，以蒙蔽对手的心智，将真实要进攻目标地的对手牵引出来，然后一举击溃，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一智谋在中国古代战争中是常常使用的，但像李秀成这样运用的好和成功的并不多见。对这次战役，曾国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学习，掌握了其特点，并且能够用以指导其战略战术的指挥。 攻破江南大营之后，李秀成、陈玉成将战略眼光转向安庆。当时曾国藩的军队已经对安庆成实施了重点包围。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像一颗钉子一样牢牢钉在集贤关一带，修筑深沟长壕，逐渐形成了全包围。安庆是曾国藩与洪秀全必争之地。李秀成、陈玉成积极筹划后，兵分四路于1860年底至次年春西进，其中江北一路由陈玉成率领，主要进攻英山、霍山，直扑武昌；江南三路，分别由李秀成、黄文金、古贤隆等率领，进攻浮梁、景德，鄱阳、都昌，彭泽、湖口，声势浩大，但是对于太平军的这种进攻，曾国藩一眼就看穿了。他指出： 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回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安庆之濠墙能守，则武昌虽失，必复为希庵所克，是乾坤有转机也。安庆之濠墙不能守，则武昌虽无恙，贼之气焰复振，是乾坤无转机也。弟等一军关系天地剥复之机，无以武汉有疏而遽为震摇，须待狗逆回扑，坚守之后再定主意。 曾国藩在这里对太平军的分析是非常正确的。太平军的真实意图，就是要救援安庆。随着战事的进行，太平军在菱湖中部建设了19座堡垒，对曾国荃施行反包围。针对太平军的真实意图，曾国藩制定了坚守安庆的策略。那就是坚决不分兵，集中优势兵力对付来犯之敌。这一战略思想的来源就是对李秀成战略思想的分析所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一章 广泛吸取他人智慧（1） 第十一章广泛吸取他人智慧（1） 发挥众人智慧，集思广益是曾国藩重要的领导术。一个人不管有多大的能耐，终归只是一个人。如果做点小生意，一个人拳打脚踢，忙里忙外，自然是可以的；但倘若是一个团体，一个组织，领导者仍然以小生意人的意识去思考、决策，大包大揽，即使拳打脚踢，也难以有大的作为。特别是像干曾国藩那样的大事业，必然是集中众人智慧的结果。曾国藩说： 大厦非一木所支，宏业以众智而成。苟其群贤毕集，肝胆共明，虽金石而可穿，夫何艰之不济！ 高楼大厦不是一根独木构建的，宏大事业需要集中众人的智慧。有了众人的智慧，不论什么艰难险阻都可以克服。因此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注重人才的广泛罗集。而在具体领导实践中，他从组织结构到决策制定，都注重发挥众人的积极作用。组织上做到分权配合，决策上做到缜密商量。他总结说：“于军事则赖诸将之匡扶，于吏事则资众贤之赞助。”明确指出自己军事、吏事都是依赖各位将领与各位贤才，而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他说： 至于集思广益，本非易事，而施之于会城之内，尤易为人欺蔽。日之抵吾门者，或上书献策，或面陈机宜，大抵不出尊书三端之外，抑所谓阳娇者也。然因此而尽费吐握之风，则又不可。要当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外广延纳，而万流赴壑，乃为尽善。我思古人，殆应如此，而区区则未逮矣。 1853年，曾国藩在长沙协助省政府办理军务，很多人就上门给他提建议。他们的建议主要是抓教育、强保甲、立文案。这是一些常规性的工作，缺乏真知灼见与创建性见解。曾国藩强调，真正做到集思广益，领导者看待事物、分析问题、决策问题，必须有自己的思想、主见，不被别人左右。这就好比是驾车的，手里抓住缰绳，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要是为别人左右，定会进入误区。可见，曾国藩集思众议也是有原则的。只有这样，才能广泛吸纳别人的意见，像万千细流流入深渊。 分权术 分权就是按照一定的制度设计，将权力分配到各个层级，主要领导不统包统揽。 湘军的营制是当时最先进的分权组织结构，蒋方震、蔡锷等对此非常推崇。营是湘军的主体组织，一个营500人，由作战人员与长夫（后勤人员）组成。营官拥有“威权”、利权。威权就是行使政令的权力，拥有对于下级军官与士兵的处罚权；利权，就是后勤权，钱财物由营官统一负责派发。在营官权力配置上，“每营必须择一营官，必划然分出营数，此时即将全数交付与他”；“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营官拥有“生杀予夺”大权。湘军的营是独立的作战体，除了制度设计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军队招募由营官负责，招兵之前，确定营官再由营官去挑选兵勇。这种做法，使士兵对营官充分信任，且有依赖感，其独立作战能力更强。 这一制度设计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具有完整的独立性，实现了事权高度归一。所谓事权归一，就是所要做的事情和完成该事情所需要的权力的统一。湘军各级指挥官，都有独立指挥、独立决策的权力。这一特点，使各个分立的组织能够结合实际形势作出正确的决策，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调动各级指挥者的积极性；消除了地域广阔、部队分散、交通通讯等不利环境条件可能造成的高层决策失误；各个指挥官能够独立面对形势，作出决策，或者随机应变，实现统帅的决策；也便于整合裁撤，当一营“师老兵疲”，或者出现“哗变”等情况，或者营官因故离开的时候，可以立即裁撤，不会影响整体。对未来形势可能发生的变化的认识，需要建立相应的权力机制。二是具有科学的预测性，做到未雨绸缪。领导者要善于预测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并相应建立科学的预防机制。曾国藩认为：“（太平军）此后必成流贼，股数甚多，吾须分股与之相逐。”流寇的特点是股数很多，对付的办法就是“分股与之相逐”。平时不分股，临时再分，一方面各股领导者没有指挥经验，难以应对；另一方面，临时分股，未必不出现错误，“临阵始分股逐贼，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矣”。早作打算，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临阵磨枪，手忙脚乱。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一章 广泛吸取他人智慧（2） 第十一章广泛吸取他人智慧（2） 分权是一种好的做法，但是也不见得被所有人理解与采纳。像王鑫就不听他的这一套。开始他们两人商量好，一起招兵，一起东征，可是当王招募了2000勇后，曾国藩的调度、指挥就不灵了。曾国藩要求他建立分权组织，将2000人分为四营，各营安排一个营官，以达到“分之，则各有专职；合之，则联为一气”的目的。对于曾国藩的要求，王鑫置之不理，不仅如此，还误解曾国藩要分他的权，给曾国藩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两人为此闹翻。李元度也是这样的，平江勇不论多寡，都由他一个人指挥。 按照现代管理科学的研究，一个领导者管理的人员是有限的，超过了一定的限制就是难以面面俱到。曾国藩虽然不懂得现代管理理论，但是他的做法契合了现代管理理论。他在谈到王鑫的做法时指出： 璞山之勇，非必欲分其权也，以二三千人，实非一人所能了。而弟于各营，皆令其不得过五百人，例须画一整齐。故择石、韩、青与璞最亲者，外判四营，中实一气，皆璞山可自为政者也。璞山不谅我苦心，但求乞病归山，弟将何从置辨？且军中定例，如派何营出队，何路进兵，何起专攻何城，何起分剿何股，均由主帅定计，营务处发令。即杀一人，赏一人，亦由主帅专之。璞山之志趣于此等处，盖不欲受人节制也。弟恐勉强节制，或致临事龃龉，故不带之同行。 战争具有不确定性，需要根据战场的客观实际来作出决定。营官是最前线的指挥员，临阵指挥具有及时性、临变性、方便性等特征。如果事事等待最高领导者来决定，往往会贻误战机，造成不应该的损失。有些领导者喜欢大小事包揽，属于婆婆型领导者，好像只有自己亲自做了，才是可靠的，别人做，是不放心的。历史上这样的领导者很多，像秦始皇，他每天要看几十斤的公文，什么事都管，结果累得要死。等到他儿子来管理国家的时候，发现根本没有父亲那样的能力、精神，干脆就不闻不问，耍他的去了。领导者要想自己轻松一些最好还是分权好。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于分权制度的重要性的看重。 “复制湘军”，是曾国藩分权领导艺术的一大手笔、大气魄、大胸怀。有人认为，曾国藩组建淮军是为了替代湘军，目的是为了自保，不被清朝政府所抛弃。这种想法除政治上的幼稚外，就是对曾国藩这个人缺乏真正的认识与了解，对曾国藩分权缺乏认识。 1860年初，曾国藩就有一个想法，要在扬州建立水师，他向朝廷推荐李鸿章去办这件事。扬州在苏北，靠近安徽，他认为李鸿章去是最合适的，但最后去的是黄翼升，湘军的一名水军战将。1861年，安庆收复后，朝廷对曾国藩的倚重迅速加强，信任度也随之显著提高。这个时候，朝野对曾国藩寄予的希望也更高了。朝廷采纳一些人的建议，提出由镇江、嘉庆以及杭州两面进攻金陵的计谋，要求曾国藩实施。江苏人对他的期望更高、更大，上海绅士界不断派遣有名望的人士来安庆求援。作为两江总督，守土是他的本职工作，但是自上任以来，他还没有发一兵一卒到江苏境内，他感到深深的自责。上海是中国开放较早的城市，外国人在上海有兵、有民、有生意，民族商业发展得比较好，“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江南大营被攻破后，太平军加强了对江苏、浙江的进攻，新占领江苏苏州、松江、常州、常熟等地，浙江除了湖州、严州等极少数地方，大部分都囊括手中。随着外国侵略者加入镇压太平军的行列，太平军进攻上海是迟早的事情。因此，如何保护好这一完善之地，已经成为曾国藩思考的重要问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一章 广泛吸取他人智慧（3） 第十一章广泛吸取他人智慧（3） 按照曾国藩最初的想法，是要曾国荃带8000人去上海的。曾国荃是较早提出要曾国藩派人去上海的人之一。早在1861年9月，曾国荃就提出上海渴望湘军，需要湘军前去保护，而且上海还可以筹措大量军饷。要求曾国藩“绸缪于未雨，防患于未然，不可不深图，不可不早虑，伏祈酌量，迅赐施行为祝。”（《曾国荃全集》岳麓书社第五册第113页）一般的领导艺术是谁提出一个好的建议，往往就派谁去实施这个建议。正是按照这一要求，曾国藩决定派曾国荃去。可是，真正决策的时候，曾国荃不愿意去上海。曾国荃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金陵，太平军的老巢。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转派李鸿章去。李鸿章1859年到曾国藩幕府，给老师出谋划策，对他的才华曾国藩是很赏识的。1860年即推荐他担任道员。要他去上海，曾国藩是很放心的，但是李鸿章手里没有兵勇，必须另起炉灶。曾国藩统帅的主要部队是湘军，是湖南人，将军是湖南人多，勇也是湖南人多。鲍超虽然是四川人，但是，一直在他的调度掌控之中，然而李鸿章组织淮军则不同，基本上脱离湘军的组织管理，与湘军“分庭抗礼”。中国自古以来，这样的情况还没有过，也没有人做得到。谁不愿意掌控权力，谁愿意将自己的权威划分出去呢？谁愿意组织一支队伍来替代自己呢？没有人会这么做，但是曾国藩做了。 复制湘军，建立淮军，这样的分权做法，对于领导者来说是一个严格的考验，需要领导者具有高尚的情操、宽广的胸怀以及以天下大局为重的理念，需要领导者对分出去领导者的充分信任。缺乏信任，缺乏大局意识，缺乏宽广胸怀，这是无法做到的，也不会去做的。因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建立“子公司”，而是建立一个“新公司”，而且这个新公司以后可能取代“旧公司”。 曾国藩认为：“事之变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变化发展的局势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态势，需要众多的人一同投身其中，因此需要分权。分权意味着有了分担责任的人，自己就会轻松；不分权，一个人担当大事，就需要很多功夫。同时分权可以起到凝聚人心、团结人心的作用。“营哨之权过轻，不得各行其是。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者，则无其事也。”提高营哨的权力，就可以解决“危险之际” 士卒“畏而从之者，则无其事也”的问题，形成同进同退的良好局面。淮军的创建，使曾国藩摆脱了常规的领导方式、指挥方式，摆脱了来自清廷的猜疑、掣肘，获得了更多的信任，能够一心一意谋划围剿金陵的战略性决策。李鸿章到上海后，参照外国兵制，进一步改造淮军，增强了战斗力，成为镇压太平军与捻军的主力，取得了赫赫战功，完成了由东面对金陵实施大包围的战略意图。 分权，最难做到，也是最重要的，是把权力分给什么样的人，分给多大的权力。作为一个高明的领导者，曾国藩深刻懂得“任人则逸，独任则功”的道理，极力主张“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一生致力于选择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安排在众多关键性的岗位上，并且给予他们权力，对他们的决策不干预、不遥制。他的做法是逐渐将水路军事指挥权分给所属军官，自己不亲自指挥作战；将筹饷的权力交给各地，在湖南设立了东征局，在江西、江苏、广东等都设置筹饷机构，由朝廷委派人员负责；大量起用地方官吏，确保遭到战争破坏的行政体系正常运转。一大批优秀人才的启用，分散了权力，凝聚了力量，完成了他“内圣外王”之鹄志。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一章 广泛吸取他人智慧（4） 第十一章广泛吸取他人智慧（4） 商量术 集思广益，重要的是在于广集思上，即如何广泛发挥众人的聪明才智，为领导者所使用。这一问题上，曾国藩极其推崇王鑫的做法。两人虽然有矛盾，但是在吸收对方有意义、有价值的长处上，曾国藩并不因为与它们有不同的政见而摈弃、拒绝。 王鑫有一套集中众人智慧的做法，非常民主，值得学习。对于王的做法，曾国藩是这样记载的： 昔王璞山鑫带兵有名将风。每与贼愚，将接仗之前一夕，传各营官齐集，与之畅论贼情地势，袖中出地图十馀张，每人分给一张，令诸将各抒所见，如何进兵，如何分支，某营埋伏，某营并不接仗，待事毕后专派追剿。诸将一一说毕，璞山乃将自己主意说出，每人发一传单，即议定之主意也。次日战罢，有与初议不符者，虽有功亦必加罚。其平居无事，每三日必传各营官熟论战守之法。 王璞山的做法就是召开战前会议，研究作战方案。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民主性质的集思广益的做法。注重实事求是，研究时每人发给地图，按图索骥，思考作战方案，这个时候，每一个参战或未参战的领导者都成为指挥官、决策者，都要积极思考。非常注重民主，尊敬大家的意见，所有与会人员都要发表自己的看法，等他们发言完毕以后，主帅才作最后的总结，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都得到了发挥。战后总结，对那些战前思考不准确的人给予惩罚，这比给那些思考正确的人给予表扬的意义价值还要大。注重平时的讲求，这样所有的将领都会养成一种积极思考的习惯，像张运兰、刘松山以及后来的刘锦堂都是在这种浓厚的集思众议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曾国藩不仅推崇王鑫的这一做法，事实上，在领导实践上，他也是坚持发挥追随者的主观能动性与聪明才智的。作为一名统帅，他喜欢“多问多思，思之于己，问之于人”；每当决策，即和人反复商量，讨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并筹谋应对之策，形成了他的商量式领导术。 曾国藩决策往往正确、准确、科学，这与他善于和众将商量，听取追随者的建议是分不开的。很多重要的决策出台，都是集思广益商量的结果。比如，1854年9月进攻武汉，他就召开了金口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罗泽南、塔齐布等。会上，罗泽南拿出一张武汉地图，对着地图提出自己的战略思考。他建议曾国藩派两路进攻，一路攻打洪山，一路攻打花园。这两个地方，是太平军坚守的重点，也是夺取武汉的重要通道。攻破了这两个地方，武汉就将成为囊中之物。曾国藩稍微改进后采纳了罗泽南的建议，形成了陆路两支攻打洪山、花园，水路一支沿长江进攻的科学决策。按照这一决策，短短3天时间，就收复了武汉。1860年3月，江南大营被踏平之后，湘军主要将领，包括左宗棠、胡林翼等云集宿松商量“东南大局，图所以补救之法”，以及湘军今后的发展大计，时间长达半个月之久。之后，苏州、常州失守，朝廷命令曾国藩撤掉安庆、桐城的包围，支援苏常。撤围还是不撤围？曾国藩反复和李次青、李续宜、李鸿章等商量一个上午，最后李鸿章“数言而决”，曾国藩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坚决拒绝了朝廷要他撤围的指令。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一章 广泛吸取他人智慧（5） 第十一章广泛吸取他人智慧（5） 为了确定一件事，曾国藩与别人商量，有时因为意见不同，往往相持不下，而一旦形成决策，坚决执行。小池驿战役，是他和胡林翼共同商量、一同指挥的。两人在决策上，书信往返商量，敲定了不少问题。特别是在前线指挥员的人选问题上，胡林翼提出由多隆阿担任，曾国藩有不同意见，认为他与鲍超等人不和，难以担当，予以否定，两人往返讨论了20多天。最后，决定形成后，他即坚决支持多隆阿，全力配合，打好了这一仗。 曾国藩商量式领导术，有三个特点： 第一，始终把商量摆在重要的位置。一个优秀的、卓越的领导，总是善于发挥追随者的智慧，以取得决策的最佳效果。作为一个统帅，曾国藩从不独断专行，始终做到与同级、下级、幕僚、地方乡绅商量。商量的范围，既有重大问题、重大决策，也有具体问题、具体事件；有决策的制定，也有决策的执行；有军事、吏事；也有行政、地方事务；对那些事关全局、事关百姓利益，以及自己不熟悉与敏感的新思路、新办法，更是反复商量，谨慎不苟。1859年，湘军已基本上控制了江西局面，建立了稳固的“两湖”（湖南、湖北）根据地，战略形势到了一个拐点。然而这年夏天，朝廷命令曾国藩西赴蜀。曾国藩利用西进机会，到湖北与胡林翼、官文等会商。通过会商，形成了进兵皖南的统一认识。以后的作战，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一次的商议开展的。 第二，尊重追随者的主体地位。领导者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是忽视追随者的这种主体地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追随者。曾国藩采用商量的方式开展领导工作，突出追随者，尊重追随者，充分发挥了追随者的主体作用。他将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分析敌情的思路、当地乡绅的看法，以及与幕府商量的结果，提供给下级或者同级，要他们结合自己的实际作出决定。这样做，既坚定了下级的决心，拓宽了其视野，启发了其思路；也激发了追随者的思考力、创造力，能够实事求是，灵活机动实施决策。1862年5月初，曾国荃率不足2万湘军渡过长江，进扎雨花台，充分体现了曾国藩对追随者主体地位的尊重。兵进金陵是事关全局的大事，曾国藩反复给曾国荃写信，就路线、条件、兵力等各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坦然承认“此等大局，余亦不敢自是。”要求曾国荃 “自行审查机势”、“自行斟酌”。曾国荃根据当时的实际，毅然孤军深入，屯兵坚城之下，像一棵钉子死死钉在敌人的心脏，改变了整个战局形势。 第三，注重平等对待追随者的商量方式。商量式领导艺术注重民主、平等，是一种和谐的领导艺术。追随者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哪怕是不正确的观点、办法，也可以表露，不会受到讽刺嘲笑。在商量上，曾国藩总是态度谦虚而诚恳，口气柔和而婉曲，让人感觉舒畅、平等。曾国藩与胡林翼、李鸿章是亲密无间的战友，特别是李鸿章，是曾国藩一手栽培出来的，曾李两家亲如一家。在和他们商量事情上，曾国藩态度非常的诚恳，常用“是否”、“请裁示”、“祈酌之”、“务恳”、“求”等词语，表达自己的诚意；同时不卑不亢陈述自己的观点、看法，以期得到认同、支持与帮助。对待自己管理的统领、营官、厘官以及地方官，曾国藩与他们商量事情时，态度也是非常的谦和中允，没有架子。他这样做，让人觉得不是统帅在做指示，而是和朋友谈建议、体会、看法。有一段时间，曾国藩对萧辅丞带六千兵不满，认为他才力不够，不能带那么多兵。在处理上，他却只给彭雪琴写信，写明自己对萧能力的看法与担心，希望彭“早为之计”，“免其竭蹶”，不强行决断。 充分发挥众人的智慧、才华，而不依赖单个人的能力，这是取得伟大事业成功的关键，也是曾国藩坚持商量式领导艺术的内驱力。早期曾国藩以乡绅的身份组建团练，处于“客”的地位，各方面依赖别人。与追随者的关系是松散的，甚至是朋友似的，很多的追随者是他或者通过他的亲朋请来的，自然在领导上，就不能简单命令。湘军和经制兵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湘军结构松散、依靠领导者的影响力；而经制兵则依赖军队的结构体系、制度来维系。而且湘军的许多将领是知识分子，是乡绅，他们参加军队之前就有产业、有社会地位、需要得到别人的尊敬与信任。商量式领导艺术正好适合这一组织结构，可以很好的发挥众人的智慧与才华、调动大家的主观愿望与积极性。这样做的优点：一是弥补了自身的不足。1858年前曾国藩性格过于倔强、执着，建功立业的志向过于强烈，导致与江西官场的矛盾、军事上的急躁冒进，靖港、九江之败，就是典型事例。商量就是取人之长，克己之短，就是“与人为善、取人为善”，“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友、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二是发挥了追随者的主观能动性。曾国藩以平易近人的商量式领导艺术激发了追随者谋事的热情、干事的。曾国藩的书信，有不少是就某些问题和追随者共同探讨的，追随者的来信为他提供某些方面的情况，阐述自己的想法，为曾国藩决策提供了参考，使他能够从多方面思考问题，决策问题。他善于引导下级主动想问题、出主意。在剿捻时，曾国藩多次和刘铭传等将领商议策略，刘铭传建议防守贾鲁河与沙河。根据这一建议，制定了河防策略，控制了捻军“飘忽不定”的马蹄。商量式领导艺术给追随者以较大的独立思考、独立决策的空间。军事上，左宗棠在浙江、李鸿章在上海、曾国荃在金陵，行政上，沈葆桢在江西、袁午桥、乔松年在安徽，都能够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为是，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立决策能力与执行能力。三是有利于下级脱颖而出。商量式领导艺术，允许追随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因此，追随者必须观察形势、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必须站在领导者的立场、角度，设身处地明辨是非、运筹帷幄、作出决定；这样能力就得到全面提高，一旦有机会独立行政，就可以崭露才华、脱颖而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用人术（上）（1） 第十二章用人术（上）（1） 领导者就是用人者。看重人才、识别人才、使用人才是曾国藩领导术的重要内容。他识人用人的艺术得到人们普遍认可。他认为：“千羊之裘，非一腋可成；大厦之倾，非一木可支。”国家中兴需要人才，干大事业也需要人才。他推崇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追求，立德、立言可以通过自己的修养做到，唯有立功靠一个人的努力很难。曾国藩审识其中奥妙，所以极其讲究人才的收集、推荐、使用。曾国藩一生孜孜不倦搜集人才，他在京师的时候，就向年轻的咸丰皇帝两次上疏，建议他重视人才的使用、培养，并且推荐了5位杰出的人才。从军后，曾国藩讲求人才更是逐渐登峰造极。他说： 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馀。 用这样一种手段、精神去搜集人才，没有人才不愿意为他所搜集的。容闳《西学东渐记》记载：“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现在有人统计是400多人。曾国藩为国家、事业用人，不讲私心私念，也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讲究“广收、慎用”，“取之欲广，用之欲慎”，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颇有特色的识人、用人之道，值得后人学习与借鉴。保守统计，曾国藩一生推荐担任各级官吏的各类人才不下1000人，其中被他保举担任巡抚一级的官员就达几十个，著名的有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至于虚职领导则不计其数。他们不仅满足了曾国藩“集众人之私成一己之公”、“宏业以众智而成”的宏大事业的需要，而且成为晚清政治经济社会的主宰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开启群体。 重人之才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这样的怪现象：人在政在，人亡政息。前任领导者不管有多能干、做得多么好、有多么好的政策措施，只要一换领导者，一切都要按照新领导者的意图重新开始。年号要换新的，班子要大面积调整，工作要有新的举措。这就是所谓的“新政”。咸丰即位后，新政随之开始。曾国藩看准这个机会，提出了自己关于培育、激励人才的理念。他建言说： 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 他认为，中国缺乏的不是人才，而是忽视了人才的教育培养。他建议年轻的皇帝咸丰将用人作为第一要务。这是非常切合实际的。道光以来，政治，官场黑暗，是非混淆、黑白颠倒，优秀人才越来越远离政治，归隐田园山野，因此每每到了关键时候，国家就有人才缺乏之感。他说： 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所谓无竞维人也。若不得其人，则毛羽未满，亦似难以高飞。昔在宣宗皇帝，亦尝切齿发愤，屡悔和议而主战守，卒以无良将帅，不获大雪国耻。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重致远、折冲御侮之人以拟之。若仅恃区区楚材、目下知名之数人，则干将莫邪，恐亦未必终不刓折。且取数太少，亦不足以分布海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用人术（上）（2） 第十二章用人术（上）（2） 这是1858年曾国藩写给左宗棠信中的观点。当时国际形势是英法联军发动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国内形势是太平天国正处于强盛时期，各地的农民、少数民族武装斗争烽火四起，内忧外患，无一安稳日子可过。曾国藩认为，不论是对外作战，还是讲究求和，都需要忍辱负重、能够致远、刚毅果敢的优秀人才主持，而且需要一批人才，而不是几个，也不是湖湘区区数人。国家大计需要人才，必须立足长远、立足战略高度来讲求。《应诏陈言疏》针对的正是这一高度。在这篇疏里，他提出了解决人才问题的三个措施，即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 转移之道，主要指国家应该培养一种什么样的用人风气、用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维系与发展。曾国藩分析了满清各个时期用人的导向，指出顺治、康熙时期用人讲究“宽”，雍正时期讲究“严”，乾隆、嘉庆时期“人尚才华，士骛高远”，道光时期讲究“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到了咸丰初期，“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官僚主义畅通无阻，衙门习气浓厚，不敢承担责任，看不到大是大非，没有长远思想，只管眼前利益。转移之道，就是要整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的习气，克服“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的严峻问题。 培养之方，就是要求内阁、六部、翰林院加强对人才的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其意图在于充分发挥各部门主要领导者的作用，不要皇帝一个人统包统揽。他认为部门领导者的教育是很重要的。他说： 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则去其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时降、苗勃然兴也；堂官常到署，譬之农夫日日田间，乃能熟悉穑皇乡。 实际情况是部门主要领导者与属下不熟悉、不了解，不能很好地教育、甄别，更莫说提拔使用。结果是六部中有的二十年不能补缺，有的一辈子不能主稿，十年不得一差，不迁一职，严重打击了人才的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曾国藩建议各部门主要领导者要加强与下级的联系，多沟通，多了解；皇帝也要经常询问、了解，掌握人才情况，并且不时破格提拔，以激励人才振作。 考察之法，就是考察九卿科道、督抚藩臬办事能力与建言献策的水平。按照清朝的规定，部级干部由皇帝考察，各部门所设机构官员由三年一次的京察和督抚的考评。曾国藩认为这是不够的。按照规定，九卿科道、督抚藩臬，有上奏说事的责任；各省道员，也有专摺谈事的责任。皇帝要做的事情，就是从他们的言谈中，看他们做了什么，做得怎么样，从而分别人才的高低，能力的大小。这本来是一个好办法，但当时做得很差，“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摺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咸丰想改变这种风气，要求官员上书言事，各地纷纷上书，但是千人一词，千人一面，因此咸丰也有厌烦感。针对这种情况，曾国藩提出的解决之法，就是“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 1851年4月26日曾国藩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上这道奏章，曾国藩下了很大的勇气，甚至想到了“死”。为什么可能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产生呢？因为他将矛头直指咸丰。这篇奏章里，他指出人才评判不能由皇帝一人说了算，也不能由几个高官说了算，而应该由各级官员、国人说了算。进一步提出，使用干部不能由天子一人做主。说这样的话，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试问有几个皇帝会不将干部的任免权死死抓住呢？曾国藩居然针对这种权力提出自己判断人才好坏的标准与使用人才的办法，不能不说是大逆不道、敢逆龙须。然而，这也正是重视人才的关键所在。曾国藩认为，重视人才，必须立足于平时。平时不注重培养人才，遇到紧急事件需要处理时，就缺乏人才。“夫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要求咸丰培养、储备刚正、风骨、威棱的人才，以备不时之需。他强调使用人才的重要性，他批评咸丰处理国家大事不与大臣分担，“独任其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用人术（上）（3） 第十二章用人术（上）（3） 曾国藩这种敢于与至高权力者叫板的做法，体现了他对人才的极度关注与重视。当他有机会担当重任的时候，他更是身体力行。 军事方面。他认为“军事以练将为最要”。“行军之道，择将为先。得一将则全军振兴，失一将则士气消阻。”但是当时的客观情况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臣等一军，皆招选乡勇，本乏将弁，苟有翘楚之材，臣等不惜破格超保，储为将领。乃甄择已久，求其独当一面者实难其选；求其虽遇败挫，仍能措拄者，尤难其选。”湘军采用500人为一营的制度，营下又设几个层级，因此需要大量的人才负责，而当时恰恰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所以他广泛找求这方面的人才，以期满足事业之需。在训练湘军上，他总是把选将放在首要的位置，早年一度感叹将才难选，一旦知道谁是人才，往往思之若渴。当时，他深知左宗棠、郭嵩焘是大才，但是他们不愿意出山，因此深感遗憾。江忠源在安徽，他要求江找到李鸿章，认为李是“可用之才”，想收罗到自己麾下。纵观曾国藩军事上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他大胆使用了一批将领，包括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宜、李续宾、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杨载福、彭玉麟、刘松山等，没有这一批人，曾国藩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成就。1868年12月16日，曾国藩受到慈禧的接见，两人的谈话也是关于将领的问题。慈禧询问将领，目的是要曾国藩调一些好将到直隶去练兵，然而在曾国藩的眼里，当时称得上好将的已经寥寥无几。主要原因是湘军经历十多年的战争后，一批优秀的将领已经或老、或病、或死，而新起之人才还没有出现。这一看法，对曾国藩的直接影响是1870年天津教案的处理，因为感觉缺乏将领，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曾国藩觉得中国不能与法国开战，只能求和，所以在处理时过柔。 行政方面。曾国藩一直认为督抚一级的官员，重要的工作职责只有两项：行政与吏治。在两者的关系上，得人是第一位的。“行政之要，首在得人”，而“吏治之兴废，全系乎州县之贤否”。担任两江总督后，他拥有了治理地方的行政职责，因此开始较多地思考用人的问题。他认为：“凡国之强，必须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治理国家如此，治理地方也是如此，人才是最重要的，他以胡林翼治理湖北为例，湖北经过战乱之后，百废待兴。胡林翼致力于吏治，“罗致贤才，多方培养”，以致“不数年间，吏治渐振，抚字催科，绰有条理”，“将天下第一破烂之鄂，变成天下第一富强之省”。当时的安徽由于战争的破坏，很多地方“蹂躏不堪，人人视为畏途”，很多州县没有人去负责，而这样的地方更需要优秀人才去治理。他认为“小民久困水火之中，偶得一良有司拊循，而煦妪之无不感深挟纩，事半功倍。”为了治理这些地方，给百姓带去实惠，他建议朝廷适当改变长期因循的用人制度。他到直隶后，深感人才的缺乏，立志以培养人才为己任，发表了《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提出了“人才随士风为转移”的重要论述，要求直隶士子从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个方面用功，以先达杨忠愍、赵忠毅、鹿忠节、孙征君为榜样，不怕艰难苦困，那样只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贤，则数辈皆思康济思民。”不出十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用人术（上）（4） 第十二章用人术（上）（4） 识人之术 曾国藩会看人，看人有术。他认为：“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知人是曾国藩重要的领导术。他识人，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有一个可以操作的识别人才的标准。人才之所以难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标准不好把握。有了好的标准，人才的识别就容易得多。他的人才标准，主要是德。他说： 司马光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立之，则近于小人，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 德的标准是最难把握的，因为品德深藏于人的内在，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曾国藩选择了两个比较好把握的东西。一个是官气，一个是乡气。他指出： 求人之法，须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如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特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维均。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 官气与乡气，这两样东西都好把握。乡气较多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老实人”、“书生气”较浓的人，人虽然进入了官场、职场，但是品行、性格还没有改变质朴的那种。他们有棱有角，做事讲究效率，能够做到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讲求实际，不夸张，不摆架子。看乡气较多的人，就看他们是不是在具体工作中、具体思考问题时做到“五到”。 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五到”，按照今天的话说，是对领导者的领导艺术提出五个方面的要求：身体力行，注重实践；认真研究客观事物，有自己的思想、见解，不人云亦云；认真研究人的特点，认真领会上级精神指示；积极作好记录；认真抓好落实。按照这“五到”去识人，一定可以识出优秀人才。塔齐布在长沙开始练湘勇，职务很低，但是工作很认真，每次训练，他都去得早，不管落雨还是大太阳，他抓训练都不放松，没有惰容。每次检阅步兵，塔齐布穿着短衣，腿插短刀站立一旁。就是从这些细节，曾国藩看出塔齐布是一个优秀的人才，向咸丰大力推荐。塔齐布左臂刺有“忠心报国”四字，能与士卒同甘苦，有一次德化县送给他一张莞席，塔齐布说：“军士皆卧草土，我睡莞席，岂能安枕？”立令退回。湘潭之战、岳州之战、小池口之战和武昌之战，塔齐布表现出众，勇敢无敌。塔齐布的被发现，充分说明曾国藩以乡气识人的正确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用人术（上）（5） 第十二章用人术（上）（5） 按照这一标准，曾国藩在识别营官与将才时分别提出了四个具体标准。营官，他认为：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 将才，他的识别标准是：“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选择带勇之人和统领之才，曾国藩关注的是人才的务实、胆识，不关注得失等等，和乡气有同工异曲之妙，都是好操作的。 至于官气较多的人才，正好与乡气较多的人才相反，做事浮躁沉不下去，讲资格摆架子，说话圆滑，颐指气使。特别有两种人是曾国藩不喜欢的，而这种人才也很好辨识。一种是说话不着边际的人。“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谈兵者，鄙人不乐与之，信口谈兵者，鄙人不乐与之尽言；遇有考究实事多思多算者，未尝不好与讲明也。”另一种是浮滑的人。“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弟一人然也。”这种人是很好识别的。可惜的是很多领导者喜欢用这些人。 第二，讲究俯近识人。曾国藩识人，注重接近人，了解人。有很多人才是不会主动去接近领导者的，这些人难道就不使用了？在一个充满了官气的官场，这些人一般是会被遗忘的。曾国藩的做法就是主动接近他们，不让他们被遗忘。曾国藩俯近式识人，概括起来是“接近、考察、使用、徐察”八个字。接近，就是走进人才，认识人才，了解人才。他说：“知人之道，总须多见几次，亲加察看，方能得其大概。凡有缺有差之员，尚可因事考成，若无缺无差者，非常常接见，何由识其短长？”曾国藩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接见属下。他每天都要接见几个人，记住他们的特点、基本情况以及自己的看法，以此作为用人的基础。考察，就是考核下级的德能勤绩，特别是群众的反映，并把群众的反映作为重要的用人依据。他认为：“察属下之法，以诚笃为上，有才者次之。试其守之谨不谨，观其政事之勤不勤，而终以舆情之洽不洽为断。”使用，就让人才担任某一方面的工作，从工作中了解他们的才华。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一遛就知道了。徐察，就是慢慢考察、了解，得到人才，不急于使用，而是“徐察之,视其才之大小位置之”。对于人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经过时间的沉淀，是不是人才，可不可用，自然可以知晓。 曾国藩看人，注重第一印象。这和谈恋爱有点相似，第一次见面，下级给上级什么样的印象，往往会影响上级对他的判断、评介。曾国藩往往能够从对方的外貌特征、神态特征、言谈举止等等，对人作出基本概括与评介。1834年第一次见到江忠源，他给出的评介是：“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又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烈死。”当时两人谈的只是一些市井琐事，但是从这些小事的谈论中，曾国藩看出来江忠源的个性、气质、精神，作出了准确近乎神秘的评介。1862年初，曾国藩去暗察新招募的淮军将领。这些新将领们并不知道来人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有的在高谈阔论，有的在做别的事，只有刘铭传坐在窗边一边读《史记》，一边饮酒。事后，他对李鸿章说：大家都可以立大功、做大事，但是将来成绩最大的只有坐在窗前裸腹饮酒读书的那个。后来，刘铭传随曾国藩北上剿捻，成绩卓出，升任直隶提督，36岁被封为男爵，光绪十年，指挥中队在基隆、淡水击败法军侵略，立下赫赫战功。台湾随即设置行省，刘铭传首任巡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用人术（上）（6） 第十二章用人术（上）（6） 领导者识人，如果只看某一方面，往往会失之偏颇。诸葛亮认为魏延脑后有“反骨”，看到的只是魏延的“反”，却忽视了他的才，因此不能正确使用。曾国藩看人，不仅看他们的优点，也不忽视他们的缺点。刘峙衡为曾国荃四虎将之一，曾国藩对他寄予厚望，但爱其人而不掩盖其缺点。他的优点是不徇私、救人于危急；缺点是有时见解偏颇，喜欢当面骂人。他要求湘军将领“略其短而服其长”，这样将领之间“自然互相敬爱”。李次青是曾国藩的好友、亲家，早年追随他，是曾国藩的心腹，1855年、1856年曾国藩在江西通信最多、联系最多、作为依靠的就是他。对于这样一个关系紧密的人，曾国藩并没有偏私偏爱，而是很客观、很实际地分析了他的长短，认为他是“命世之才”、过人之处极多，但是缺点也很明显，“患在无知人之明”，能分辨上级领导“贞邪”，不能分辨下级“奸邪情伪”，下级“请托，无不曲从。即有诡状发露，亦必多方徇容”；认为他是治民之才，不是军旅之才，不能带兵。李次青看不到自己的短处，要求带勇作战，他所带的平江勇纪律松弛，作战力弱，1859年徽州一战大败，多年积累的功劳、名望扫地于一旦。这次教训后，他还是不知道改弦更张，继续招募“安越军”，却又迟迟不到，遭到曾国藩的严厉参奏，官职被免。 曾国藩认为：“人固不易知，知人固不易也。”要真正深刻认识一个人，一个能够干大事、成大业的人，更不容易，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来了解、识别。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但是在对这个学生的认识上，也有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最初曾国藩对他的看法是：“有用之才”、“可用之才”。这是一般的评介。开始李鸿章以翰林编修的身份在安徽吕贤基所办的民团做事，吕失败后，李来到江西的曾国藩营中，后来又离开，因此在1859年之前对李鸿章的具体才能缺乏深刻认识。李正式进入曾国藩的幕府后，两人天天在一起商议大事，曾国藩对他的才能才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个时候，曾国藩对李的认识也是“似可以带一军”存有疑问。后来，曾国藩对李的认识更加深刻后，他的评介是“劲气内敛，才大心细”“ 堪膺封疆之寄”。这几个字，没有深刻的认识、考察是不能得出的。1862年李鸿章达到上海后，指挥调度适宜，与洋人相处得当，不断由上海向周边扩展，取得了苏州、常州战役的胜利，曾国藩感叹：“壮哉！儒生之事业。”足见其识人之准。 第三，用人标准随着形势变化。对于曾国藩用人重德的风格，左宗棠批评他“尚用庸才”。曾国藩反驳说：自己手下确实有庸才，但是“尚”却没有。事实上，曾国藩虽然“常常以求才为急”，但是“其闽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很多亲戚朋友缺乏才能的来找他，他打发他们回家的路费，讲明不用他们的道理，送他们回家，而不是“一人升天仙及鸡犬”。到了后期，他的军队中，也用了一些才胜德的人才，悄悄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识到：“当战争之世，苟无益于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有才无德者，当不没其长，而稍远其人。”尽管如此，他却不忘德的教育，期图以德感化人、培育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用人术（上）（7） 第十二章用人术（上）（7） 搜集人才 曾国藩非常重视人才的搜集。他认为：“不广开登进之途，则将来难收得人之效。”他的基本原是“广收、慎用”，是“取之欲广，用之欲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用人原则。取之欲广，强调的是人才储备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国家、一个干大事业的领导者，一个地方的督抚，储备的人才越多，使用人才的空间与选择的对象也就越多；用之欲慎，强调的是人才使用的慎重态度，用人关系事业的成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统驭苟非其人，精卒亦归无用”，“得一将则全军振兴，失一将则士气消阻”，人才的使用是国家的大事，不能不慎。 初办团练之初，他就非常重视人才搜集。这一时期，曾国藩搜集人才的重点是军事指挥以及为军事服务的后勤人员，特点是自己去找，而且很困难。造成搜集人才困难的原因有四个：一个形势不明，当时太平军势如破竹，从广西一路打到南京，清军望风披靡，形势一边倒，很多人虽然想出来做事，但是担心走错路，靠错了边，因此心存观望，举棋不定，一旦等到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些人才就会大摇大摆出来做事。二是当时需要人才的地方很多，人才可选择的范围多。曾国藩想选择人才，人才也要选择他，存在互相选择的问题，有点像战国时代和当今时代，主客互选，有些人对曾国藩缺乏信心，搞不清楚跟着他有没有出息，当然不会贸然为其所用。三是很多人对自己缺乏信心，就像左宗棠这样的大才，开始也不想带兵，不想轻易一试。郭嵩焘是他的好朋友，1852年，曾国藩在家办理丧事、服孝的时候，就是他跑到曾的老家湘乡苦口婆心劝他结束丁忧，去长沙帮办团练。可是当曾国藩真正招兵买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这位先生自己却躲起来不愿意同他一起干了。为此曾国藩专门给他写了几封信，要求他出山。这里选择一封，全文抄录如下： 久未奉书，得常问兴居。去冬筠老来此小住数日，而家书敦促，险语逼人，遂不能复为我地公孙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谋以今日之大局，而必欲骧首前进，攘臂求名？虽大愚之人，尚不至此。则肥遁以鸣高，蔬食以自足，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亦市井寻常之人所乐而优为者，初非一二有道君子独得之秘也。 若论古今之大义，则我国家深仁厚泽。吾辈之高、曾、祖、父，久食升平之福，而席诗书之荣。而君家长公身为词臣，乃历世所称极宠之秩，又以江西戎事，特恩授职编修。而足下与令弟又皆以科名慰其亲心，而誉于乡国。此岂得秦越视之，而谓国事于己无与、置之不闻不问之列？此揆之君臣之义，君家有所不得而逃也。逆匪崇天主之教，弃孔氏之经；但知有天，无所谓君也；但知有天，无所谓父也；蔑中国之人伦，从夷狄之谬妄；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师贾氏官田之法，以谓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运以取息，而借王氏贷民之说，以谓皆天王之货。假令鄂垣不守，则湖南即其囊中之物；湖南有事，则君家所谓梓木洞者，独得宴然已乎？彼且履君之室，而田君之田，辱君以魑结，而强君以壎聘；彼又将禁弃人家之诗书，而变易人家之伦常。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尧舜以来之奇变，我仲尼之痛哭于九原（泉）者也。足下讽孔氏之经，亦有岁年，今独无所激于中乎？秦燔经籍而儒生积愤怨以覆其国；今以天主教横行中原，而儒者或漠然不以关虑，斯亦廉耻道丧，公等有所不得而辞者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二章 用人术（上）（8） 第十二章用人术（上）（8） 国藩现筹备战舰，水陆并进，虽薄劣之才，艰难之时，明知无补万一，而正大之名，忠直之气，固可以上对日月，下对鬼神。惟时势愈艰，识者多引避伏处。孤忱耿耿，谋而无与同，失而无与匡，是以奉书拜告足下，不以为下走之私聘，而以为国家之公义，不以为兵家讨伐之常，而以为孔门千古之变。幕府有奏章之职，有书记之席，刻已请邓君小耘充书记，欲以奏章一事烦左右。 足下雄才伟辩不如季高，文义雅健不如长公，而叙述明畅，老妪能解，则鄙人之所私好也。此间公定薪水章程；此二席者皆每月五十金，巨细条款悉以入奏，刊发粮台。明些乃天家之公糈，非主戎者所得私也。君家清德介声，诸季同守谋生之道，或尚求校文之馆，趋有司之门，不免啄粟裕田野，饮马于清渭，尚未能迥绝人世，何必出自人者皆义，而超自我者皆不义乎？若必以幽栖自喜，而已他辞却谢，则于二十年石交，毋乃少恝？恳切奉干，伏惟心鉴。 这封信说理说情，论国论家，讲公讲私，谋事谋业，气势恢弘，出乎至诚，读后而不愿意出山者，非良臣非好友；然而郭嵩焘硬还是没有去。接着，曾国藩又写了一封言辞慷慨的信，要求郭氏兄弟一定来一人。郭嵩焘、郭意诚毕竟是曾的好友至交，犹豫了一段时间后，两兄弟分别到他的幕府干了一段时间。 担任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搜集人才风格为之一变。不仅重视军事人才的搜集，也重视行政人才的搜集。这种变化的出现，是随着曾国藩职务的改变而改变的，作为地方大员，不仅要讲求治军，更要讲求地方政务；不仅需要尽快改变军事上的被动状态，更需要“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当时由于战争的原因，地方州县缺乏领导者的现象非常严重。据他记载： 安徽用兵十载，蹂躏不堪，人人视为畏途。通省实缺人员，仅有知府二人、州县二人。即候补者，亦属寥寥。每出一缺，遴委乏员。 “吏才难得”，“吏材乏满意之选”依然困扰着他。作为江苏、江西、安徽地方的最高领导者，手头缺乏足够的人才，州县官员不能安排到位，地方治理就无法搞好，领导者的政治理想、爱民思想、治国方略也就无法现实。对此，曾国藩非常着急。他写信给胡林翼说： 得统领之才千难万难。此间日与酬对者，仅有护卫之三千人，及本府之官绅数人。见闻太陋，殊闷人也。庄子云：“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阁下以一省为笼，又网罗领封贤俊，尚有乏才之叹；鄙人仅以营盘为笼，则雀且远引高翔矣。 为此，他采取三种措施，来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以期达到“搜求人才博收杂进”的目。一是写信求荐，要求别人推荐人才。“文可为牧令、武可为将领者，望无惜时时汲引，冀收拔茅连茹之效”。用人才招致人才，的确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二是向邻省借人才。他多次写信向胡林翼借人才，“敝处（吏才）竟无一人，必求于鄂吏中”。怕胡林翼不答允，还许诺说一定加倍奉还。三是非常珍惜前来投靠他的人才，每次有人才来找他，他都要亲自接见。这样一来，他幕府与军营中的人才愈加多了。像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这样的大才也乐于为他所用。 曾国藩搜集人才的第二次改变，是兴办洋务与促进国家自强。随着战争的深入，以及与西方国家、西方文化的不断接触，曾国藩认识到西洋国家的长处在于枪炮、轮船，而这正是中国的短处，因此决心效法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制造中国自己的轮船。但是这方面的人才更是缺乏。他采取了三项具体措施，以改变这方面人才缺乏的局面：一是广泛搜求。“刻下讲求实际，自须熟习风涛沙练，访求中国人才精于天文、算学，明于沿海地图者为上选，坚忍耐劳、娴于战守者次之，广为储才，以备缓急之用。”二是自己培养，“古今鲜现成之伟人，大洋亦鲜现成之船主。择其资质相近者，教以良师，需以岁月，或有成焉。”船长，就是舰长。当时中国只有驾驭木船的领导者，没有驾驭轮船的领导者。这方面的人才需要自己培养。三是派遣留学生去美国学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 用人术（下）（1） 第十三章用人术（下）（1） 态度决定方法 领导者用人，态度事关重要。有两种态度决定怎样用人。一种态度是出自私心，为个人、为小团体、为圈子用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在皇权高于一切的年代，用人出于私心的现象比比皆是，朝廷中党派之争，根源就在这里。一些领导者从私心出发，拉帮结派，私结圈子，谋取利益，导致单位不和，原因也在这里。另一种态度是出自公心，为国家、为集团、为单位的发展大计用人。曾国藩认为：“为事择人，则心公而事举；为人谋事，则心私而事废。”他不遗余力搜集人才、尽心尽力推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他的出发点与根本点是出于“为国家之公义”，而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前途，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得极廉极勤之州县一、二人，来此树之风气，与民更始，庶几渐有转机。”一旦不能得到需要的人才，他就有“则鄙人不得行其志，斯民不得被其泽者”之感叹。 最初，曾国藩在实用人才上，极其谨慎、小心。他说：“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之所以要慎之又慎，原因是： 大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督抚将帅，犹东家以银钱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大君之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视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子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余则略改之日：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颓风，深为惭愧。 作为国家的高级领导者，过滥推荐使用人才，不爱惜国家给予的权力，是不好的表现；但是一味地谨慎，该推荐、该提拔、该使用的人才不推荐、不提拔、不使用，或者推荐、提拔、使用不得当，也是不好的。开始一段时间，曾国藩在用人上就存在过分谨慎保守的一面，不能放开手脚大胆启用人才。1854年湘军成就卓著，大小胜仗数十次，其中收复湖南、崇阳、通城、武汉、半璧山、田家镇、蕲州、广济、黄梅等。这是成绩是非常巨大的，清军从广西到江苏还从来没有取得过这样的成绩，甚至规模如曾国藩指挥的任何一次战役的胜利都没有。取得这么大的成绩，理应论功行赏。然而，事实是曾国藩显得“吝啬”，一年里，累计保举有功人员仅仅1107人。曾国藩不敢大胆大量保举，原因是过分谨慎。因为谨慎，生怕太滥，所以掩盖了他对推荐、使用人才的重要作用的认识。战争时期，很多人出来谋事，当兵打仗图个啥？还不是名？还不是利？还不是升官？这是人们追随他的基本动机之一，看不到这一层，而对他们要求推荐、提拔的呼声置之不理，甚至指责他们是“汲汲于功名”，这样的态度，就会挫伤追随者的积极性。没有作出成绩，不推荐、不提拔是可以理解的；作出了成绩而不推荐、不提拔，没有道理说服追随者。领导者讲究公心，就是要从这里开始。曾国藩开始没有看到这一层，也没有把握好这一层，所以一些人才离他而去。后来，他看到并认识到了这一层，改变了用人策略，加大了军功人员保举力度，1860年小池驿战役一次保举1597人，1861年四月保举鲍超一军1800多人，安庆克服后保举人数多达3295人。推荐力度的加大，调动了三军将士的积极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 用人术（下）（2） 第十三章用人术（下）（2） 然而，在实职人员的推荐、使用上，他还是非常谨慎。他认为： 窃以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 强调使用正人君子，而不滥用人，用不好的人，是曾国藩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他推荐使用人才主要从三个层次下手：一是有功人员推荐，包括军功、后勤保障、地方行政出色等方面的人才；二是地方州县官员推荐使用；三是巡抚一级官员的推荐使用。这里我们使用“推荐使用”四个字，而不简单讲“使用”。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清朝大小官员的任命都要得到朝廷、吏部的批准，地方官员有推荐权，但是真正用谁不用谁还是朝廷说了算。曾国藩作为地方大员、国家砥柱，主要是为国家推荐人才。但因为曾国藩位高权倾，而且国家依靠他，所以，对他提出的人才使用计划，一般不予驳斥，因此，表面上是推荐人才，实际上是实用人才。 曾国藩用人出自公心，是为国家、为干事用人。有两种人他是不用的。第一是胆怯者。军队是一个需要人才的地方，但也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使用胆小怕事的人，可能会造成某些危害。早年曾国藩想用湖南的一个叫徐有壬的官员到他幕府工作，徐不愿意，曾国藩事后说徐胆小怕事，不用也罢。第二是不使用冗员。所谓冗员，就是多余的人员，不能干事的人员。很多行政机关人浮于事，这些多余的人员就是冗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自唐朝以来就主张机构改革、消肿去冗，可是怎么也改不了革不去。曾国藩从一开始就不用冗员，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做法。他强调： 若无实在出色之处，介乎有用无用之间，则可不必多荐，以不收则空劳往返，收之则渐成冗员也。 他要求方翊元给他介绍人才，但是不要介绍无用之人。他认为一用冗员，贤能的人就会离去，“睹贤哲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使用贤者与使用冗员是事业兴衰的分水岭，所以不能不摒除冗员。他的妹夫早年到北京投靠他，想某一个差事，曾国藩认为他没有才能，打发他路费，安排他回家。曾经变卖家产支持他进京赶考的南五舅去世后，其独子江庆前来投奔。当时曾已任两江总督，给他安排一个差事是举手之劳。可是这位表弟疏懒无才，要他办的事，一件也办不成，却又喜欢以总督表弟自居。失望之余，曾只好委婉而坚决地劝他回去。需要说清楚的是，湘军本来就是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的一个组织，曾国藩所不用的亲戚，是没有才华、没有一技之长的亲戚，而有才华能干的亲戚他是求之不得、用之唯恐不及的。 对于那些有非议的人才，曾国藩也不推荐。他说： 所保各员，均奉允准。惟金安清明谕不准调营，寄谕恐弟为人耸动。盖因金君经余两次纠参，朝廷恐余兄弟意见不合也。大抵清议所不容者，断非一口一疏所能挽回，只好徐徐以待其自定。又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 推荐人才，也不总是那么令人满意，不可能总是收到双赢、三赢的良好效果的。有的人推荐了，遭到反对、驳议；有的人自己并不想做官，推荐了，反而受到责怪；有的人被推荐了，其他的人认为保的不准确，不恰当。这些人曾国藩也不很卖力去推荐。但凡有争议的人，一般也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推荐有问题的人，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失误。不用，则可以从源头上堵住问题的出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 用人术（下）（3） 第十三章用人术（下）（3） 说实在的，曾国藩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比别人更加勤奋的人，看人虽然准确，但是也并不是个个那么准确，他也有过看人失误、被人欺骗的时候。曾国藩喜欢说话“有条理”的人，有一个人正好利用这一点，有条有理和曾国藩说了一番治军的道理，曾国藩信以为真，安排他先做了一些具体的军务后勤，结果那人带着1000两银子逃跑了。有人建议把他抓回来，曾国藩说：他说得有道理，所以我相信了他，他只是骗走了一些银子，没有什么危害；要是去抓他，他就会逃到敌营中去，为敌人所用。这个事成为一时的笑谈。 事业决定用人 做什么事用什么人，是曾国藩用人的基本准则。这和一些领导者按照有什么人做什么事的做法是不同的。前者是为了事业安排人，后者是为了人安排事业。前者是对事业负责，后者是对人负责。对事业负责，就会考虑人才的质量，考了人才的能力，对人负责，关注的是人的安排，解决了人的安排就万事大吉，至于事业搞不搞得成，就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了。后果是前者使事业中兴发展壮大；后者使好的事业靡费不振，甚至失败。 按照事业的要求用人，曾国藩一个重要的做法是重视人才的独立发展。凡是那些有独当一面，有自立门户的能力的人才，曾国藩都愿意他们独立出去。曾国藩曾经对李鸿章说了一段很精彩的话，值得玩味。他说： 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跟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王璞山、李希庵、杨厚庵辈，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骆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抑堵公本无远志，激之而不起耶？ 这段话的中心意思就是关于人才独立发展的问题。曾国藩注重的是让人才独立发展、自立门户；而李鸿章则对手下管得很严格，不让他们单独发展。 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刘长佑、沈葆桢、李瀚章、李续宜、郭嵩焘、毛鸿宾、阎敬铭、刘坤一、曾国荃等等，都属于湘军集团，但最后都成为独当一面、独任一方的大员，脱离了曾国藩的直接领导。这和曾国藩让他们独立发展是分不开的。胡林翼1854年以贵州一道员的身份参与曾国藩的东征，曾国藩不忌其才，极力向朝廷推荐他“胆识绝人，威望夙著”，“所至皆惬民望”，“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又说他的才能远胜曾本人。在曾国藩的推荐下，胡林翼很快得到重用，担任湖北巡抚，为湘军的壮大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晚清中兴三大臣之一。刘长佑更是早在曾国藩之前就升任为直隶总督。沈葆桢、李鸿章都是从一个普通的道员——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正职级别，不断推荐，而一跃成为正部级干部。左宗棠能够迅速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与曾国藩的大力推荐、小心呵护、全力支持分不开。他推崇左的才华，认为：“季公之才，必须独步一方，始展垂天之翼。”“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其才可以独当一面”，“思力精专，识量闳远，于军事实确有心得”。在曾国藩的盛赞下，朝廷不断提拔左宗棠，由四品京官一路升到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为了让左能够充分地独立发展，曾国藩将蒋益澧一军转交给他带入浙江，自己辞去督办浙江军务之职，给他筹措军饷；左升任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后，又将自己的爱将刘松山一军划拨给他。正因为有曾国藩的大力支持，左宗棠才能够得以不断壮大、发展，终于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 用人术（下）（4） 第十三章用人术（下）（4） 按照事业的要求用人，曾国藩第二个重要的做法是和谐用人。曾国藩认为：“凡两军相处，统将有一分龃龉，则营哨必有三分，勇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济，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统领的团结是治军的重要保证。用一个人必须能够起到团结湘军、和谐全军的作用。最典型的是关于小池驿战役前总人选问题。1859年底到1860年初，曾国藩、胡林翼精心策划了以太湖、潜山为核心的小池驿战役。这次战役是湘军全面向安徽境内推进的重要战役，是实施安庆攻城战重要的外围战，成功与否关系到湘军的成败与今后的走向。当时荟萃于此的湘军主要有四支：多隆阿一支、鲍超一支、唐训方一支、蒋凝学一支。湘军已经包围太湖、潜山，曾国藩驻扎宿松，后来曾国荃也由江西赶了过来。这么多的将领云集于皖西，需要一个前敌总指挥以便统一调度指挥。谁可以胜任这一职务呢？曾胡两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曾主张采用鲍超，胡主张使用多隆阿。胡林翼是想“伸一抑一，用其归一之力”，即伸展多隆阿、抑制鲍超，已达事权归一；而曾国藩的用意是想“用其赛胜之力”，即让两个争胜。他在写给胡的信中很清楚说到： 细察舆论，近年鲍之战功比多更伟，而多好理坟山争斗等讼事，又绅士，颇为官民所憾。其才似宜将少，不宜过多。多、鲍二公正以彼此争胜、争强故，各自力战，不肯落人后。若鲍归多统，则多之意满而鲍之兴沮，彼此皆无争胜之意。 使用多隆阿存在分裂湘军的危险。这是因为：一、多隆阿看不起文人带兵，常常“词气骄亢”，讥讽、挖苦、甚至轻视曾国藩等，湘军将领多文人出身，对多隆阿的态度怀有不满；二、鲍超近来战功多于多隆阿，并且不服多隆阿的为人；三、1858年与李续宾发生冲突。正如曾国藩告诉左宗棠所说的“推多公为总统，人心有不甚帖服者”，湘军将领内心的不满逐渐表现出来。李续宜以老母病重不来安徽，鲍超以母病为由要请假回四川，唐训方想去淮北，蒋凝学不久将调归李续宜。曾国藩为此告诫胡林翼：“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言外之意就是在前总的任命上要慎重。这个人选问题，两人书信往来争论一个月之久，没有确定。后来，曾国荃来到，论资历、才华、声望都高出多、鲍以及其他人，是前总不二人选。出于维系湘军的团结，曾国荃主动提出服从多隆阿的指挥。曾国荃都愿意归多指挥，其他将领也就没有意见了。 按照事业的要求用人，曾国藩的第三个主要做法是以官择人。以官择人，就是根据职务的特点选择符合要求的人去担任，而不是为了安排人而安排人。这一用人的方法体现了对事业负责的态度。曾国藩用人非常注重这一方法，他创建湘军之时，首先做的事情就是找到合适的带勇之人，再由他们去选勇。“至于行军之道，择将为先。”先择将，就是根据将领的特点、要求去选择合适的人，而不是随便找一个人来担任，或者讲关系、人情安排某人，或者为了解决富余人员的职务问题而安排。曾国藩认为： 吏治，有常者也，可先立法而后求人；兵事，无常者也，当先求人而后立法。 所谓先立法后求人，就是先确定某一职务的工作职责、用人的要求，再去找合适这一职务的人才；所谓先求人后立法，就是先找到合适的人再去确定这个职位的责任、要求。两者异曲同工，都是以官择人，而非为人择官。罗泽南战死后，曾国藩一直为这支湘军的领导者担心，后来李续宜终于担当起了责任，他才松了口气，李续宜病逝后，这支湘军的统领问题又让他牵挂，难以定夺。他曾经一度思考要金国琛负责，但是犹豫不决，担心他不能胜任。在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时，自己亲自管理。鲍超因病离开后，他所领导的军队，一度缺乏领导者，在由宋国永还是娄云庆来统领的问题上，曾国藩费了一番脑筋。最后，他将鲍军解散，由他们两人分别招募，而不是简单地从中安排他们接替，充分体现了曾国藩以官择人的慎重性与看重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 用人术（下）（5） 第十三章用人术（下）（5） 安庆收复后，朝廷任命彭玉麟为安徽巡抚。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湘军又多了一个地方大员，但是彭玉麟一直不肯任职，曾国藩也认为朝廷的安排不妥。他上奏朝廷说： 至彭玉麟身任皖抚，自应亲往北路督剿。惟颍、亳一带，苗、捻各股纵横布满，为抚臣者，须有陆路马步强兵，乃足以立国威而定民志。彭玉麟素统水师，并未带有陆兵，亦未在陆路打仗，一旦舍舟登陆，似觉用违其长。颍、寿虽原有兵勇、骄疲日久，殊难得力；若另行召募，战守皆不可靠；若调拨别部，恩信又不相孚，且现在得力之军，皆分防最要之地，即抽拨亦不能多。彭玉麟只身前往，于事何济？况水师转战数年，肃清上游千余里，实赖杨载福、彭玉麟二人互相维持。杨载福现奉恩准回籍省亲。明春假满回营后，或陆军下剿金陵，杨载福、彭玉麟两人者，当一赴下江，一留上江。或贼匪回窜楚境，两人者，当一援鄂江，一防皖江。江面太长，实非一人所能照料。彭玉麟一离水营，驰援颍、寿，陆路难收夹击之效，水师实有挫失之虞。是以该抚两次奏请开缺，臣未便劝阻，并为缄商袁甲三勿再奏催。可否仰恳圣俯念北路防剿关系至重，另简素统陆兵威望卓著之员接任皖抚，俾彭玉麟仍带水师，于南北大局两有裨益。 曾国藩分析了巡抚这一职务的特点与对人才的要求，在当时的情况下，担任巡抚必须有一支陆军、骑兵可以调度，才可以驾驭有方，办事得力。实际情况是，不仅国家没有经制兵在安徽，而且彭玉麟也没有陆军，要是新募一支，战斗力一定不强。湘军分布各地，抽调不方便，同时，彭玉麟的长处在水师，水师离不开彭玉麟。一个人的使用，可能会造成两个方面的危害，这是为人择官的结果，是曾国藩不愿做与不愿意看到的。根据这一建议，朝廷改任李续宜担任安徽巡抚，彭玉麟还是留在水师。 按照事业的要求用人，曾国藩的第四个做法是因地择人。所谓因地择人，就是根据地方的需要使用人。有三种情况，一种代理转正。按照清朝用人的制度，某一个职务出现缺员后选拨人员补缺，“自以循资按格为正办”；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也讲究变通。“其有论人则略可变通，论例则毫无窒碍，由不可不权衡轻重以收因地择人之效。”变通的目的是为了收到人地相宜的效果。比如泰州运判一职，萧彦甫在那里代理了一年多，却没有扶正，曾国藩建议朝廷安排他担任这一职务，他的理由就是： 萧彦甫委署斯缺一载有余，整顿场灶，增锨增盐，既熟谙夫鹾章，又渐收乎成效。核其班次，系由劳绩保归候补班先补，亦在准补之列，当援人地相需之案，酌量奏补。 因为萧彦甫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一年多，情况熟悉，作出了成绩，得到了盐商、场商的认可，而且该人人品道德都不错，“勤慎耐劳，毫不沾染盐务习气”。根据人地相宜原则，曾国藩建议朝廷安排他补这一缺。另一种情况是“州县为亲民之官，必须人地相宜，方足以资治理。”州县一级的地方官，与老百姓直接打交道，所做的事情与老百姓利益相关，因此安排本地人任职效果会更好些。本地人在本地做官，他们还会考虑自己的影响，也喜欢给本地做些好事，因此一般会尽力去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是一般的领导者心理特征，用好这一心理特征，对于安排好干部也是很有效果的。何芳是山东历城人，花钱捐了个县官，在河北宣化人县令。曾国藩到直隶后，认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 用人术（下）（6） 第十三章用人术（下）（6） 宣化县为附郡首邑，政务纷纭，且地当孔道，差使繁多，系冲、疲、繁三项要缺。近以西北军兴络绎，地方情形吃重，该员人地不甚相宜，未便稍事迁就，自应撤回留省另补，以免贻误。 因为这个地方重要，曾国藩认为一个外省人在那里做官不太合适，需要安排一个熟悉情况，能力较强，能干事的人来。第三种情况，不一定有资历，不一定是本地人，但是对当地情况熟悉，按照这一原则使用人才。同治以后，洋务事件越来越多，与外国人交涉的事情越来越多，而这方面的人才实在非常缺乏。按照惯例有些人是不能够提拔的，但是考虑到人地适宜的原则，曾国藩力荐张开祁担任江苏上元县令，其理由就是该人“才识宏通，熟谙洋务”，虽然“原不能请补繁缺，但人地实在相需，且专为洋务起见，未便拘于常格”，请求朝廷安排他担任“要缺知县”。 个性化用人 如何用好人，如何将人才用到最适当的岗位上去，是领导者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大问题。曾国藩认为：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犛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诅语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 是不是只要是人才，就做什么都可以呢？就可以不顾人才的特点随便安排就行呢？不可以。用千里马去守街、用牦牛去捉老鼠、用贵重的宝剑去劈柴、用夏商周三代的鼎去垦田都是不合适的。杰出的人才只有“器使而适宜”时，才可以发挥出巨大的人才效益。将不同类型的人才适当安排到不同的岗位上，让人才各得其所、各展其所长，以“奏神奇之效”，是曾国藩用人的总的特点、总的方法。他主张“驭众之道，愈简愈妙”。具体岗位安排具体人才，如办理厘金，主张“多用小者，少用大者”。因为厘金是具体、细致的工作，需要小才，不需要大才。讲究操守，不看重地域，不管是官还是绅，只要有德有才，就可以使用。“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取之欲广，用之欲慎”。因此在用人循序上，他注重个性化用人，即根据人才的特点做好人才的安排。 根据人才的能力大小来使用人才，不让人才过度负重，是曾国藩个性化用人的一个重要做法。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是领导者必须了解的。一个人只能挑50斤，却要他担100斤，结果是把腰给压折了，事情还是没有办好。他说： 譬诸担夫，力能负百斤者，增至百二十斤则汗流而蹇，增至百五十斤则僵踣矣。臣力本不胜百斤，今且增至数十倍之重，僵踣不足惜，倘遂贻误大局，敢不祗惧。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一个人的能力不够，却将安排他做超出他能力范围的工作，其结果是导致事业的失败。历史上，这种因不量才用才的错误不少。曾国藩对自己的短处看得很清楚。1864年秋，朝廷要他去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指挥剿捻的工作。他上奏朝廷推辞不去。他的理由就是自己是挑100斤的，而不是挑200斤的。他认为亲临前线指挥是他的短处。倘若亲临前线，他不能不发号施令，下级指挥官就会为唯其马首是瞻，他们的指挥才能就会受到限制，不能发挥。清廷看到曾国藩的奏章后，取消了原来的决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三章 用人术（下）（7） 第十三章用人术（下）（7） 鲍超是湘军著名战将，镇压太平军立下了很多汗马功劳，官至湖南提督。1865年清廷任命去西北指挥作战。当时西北形势非常严重，多隆阿、杨岳斌曾经相继调往那里，都没有什么建树。对于朝廷的这种任命以及决策曾国藩是反对的。他指出： 鲍超统率该军径入新疆，大漠苦寒，艰险异常。虽有名将深得军心，平日信之如金石、爱之如父兄者，至塞外亦恐携贰思归。鲍超威严有馀，恩信不足，本不甚孚于部曲。倘出关后离怨溃散，必见轻于回众。一有挫失，则叛回大炽，全局震动，后人更视关外为畏途矣。且行军贵顾根本，贵取远势。昔年向荣、和春等进攻金陵，惟不能取上游之势以为根本，卒至覆败，几误东南全局。今若甘肃未平，而遽谋新疆，后路之根本不稳，不惟难期急效，又将更长寇氛，求速而反迟，求扬威而反损国威。鲍超之功，自咸丰四年以至九年，屡破大敌，频受重伤，姑不复论。即自十年以后，臣驻祁门，四面为贼所困，全赖鲍军左右翼蔽，纵横苦战，危而复安。如青阳之坚城，宁国之悍贼，东坝之要地，皆该军独任其难。而辛酉、甲子二年，两次肃清江西，勋劳尤著。臣岂忍忘其大功，而摘其小过？惟谋短识浅，众心不固，实非独当一面之才。 曾国藩反对鲍超率兵进入新疆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战略思想问题，曾国藩认为进入新疆首先要稳定陕西、甘肃；现在这两个地方没有稳定的局面，轻易进入新疆不能够取得胜利，会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害。另一个原因就是认为对鲍超的使用不当。鲍超虽然立过大功，遇到困难能够“独任其难”，但是他“谋短识浅，众心不固，实非独当一面之才。”对于鲍超的使用，曾国藩一直用其“斗胜之力”，用他做游击之师，并且给他安排好后勤之类的工作，解决其后顾之忧。鲍超为人贪暴，恩信不足，士卒不深信，一旦进入苦寒之地，没有像曾国藩一样的领导者支持、爱护、指挥，就很容易众叛亲离、导致溃散。根据曾国藩的建议，后来清廷撤销了对鲍超的任命，鲍超也得以保全名誉。 任何人才都有优点、缺点，有长处，有短处。领导者用人不能求全责备、吹毛求疵，只见缺点、毛病、短处，不见优点、长处。曾国藩认为： 大抵人非圣贤，难于求备。短长互见，乃土之常。在朝廷之用才，贵节取其所长，而纠察其所短。在臣子之自饬，贵勉其所已知，而增其所不能。 曾国藩认为：“用人要用其所长，去其所短。”他早年用人注重德，不注重才，重视德行的使用，而忽视才力的使用；后期由于事业的需要，改变了这一思想，才长德短者也使用。体现的正是这一原则。不过这一用人方法，主要讲究人的才能的长短问题，根据人才的能力来给予合理、科学的安排，而不至于“指鹿为马”、“张冠李戴”、“上错花轿嫁错郎”。 严树森是一个典型。同治元年有人参奏湖北巡抚严树森，弹劾他三点问题：一是说他“胆怯见偏、量狭性愎”，不能与文官和谐相处；二是不谙军务，不能给下游的曾国藩提供有力的支持；三是胆小怕事，在任河南巡抚时不敢开门迎敌。在朝廷征求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从用人之长，去人才之短的角度给予解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保全了严树森。他分析认为：“严树森之所短，在负气自矜，计较过熟。稍有龃龉便事吹求，处人鲜留余地，而人亦攻之甚力。计较既熟，则利害太明，趋避亦所难免。”性格缺陷，这是造成别人攻击他的主要原因。至于在河南闭门不迎战捻军，曾国藩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严树森自度新集之卒，未可深恃，与其出战挫衄，不如婴城坚守，此盖未可厚非。”其二是“惟军旅之事，必看毫无瞻顾之心，而后有一往直前之气。严树森于祸福成败多涉计较，则危急之时，难期坚定。功名之地，难泯矜争。”这第二个原因就是指他想得太多，难以决断。这正是他的短处。与此同时，曾国藩分析了严树森的长处，给朝廷提供了一个相互参照的系数。接到曾国藩的解释，朝廷没有免除严树森的职务，也没有调开他，事实证明，严树森后来做的很好，对曾国藩在下游的用兵也起到了很好的帮助、支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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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四章 卓有成效的激励术（1） 第十四章卓有成效的激励术（1） 古人曾经说过，未有学养子而后嫁人也。意思是说女子不是学会了养孩子才嫁人的。一个人成为领导者也不是先学会怎么做领导者的。既然没有学会做领导者，那就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真正的领导者的培养、教育、管理。 曾国藩是最善于人才激励术的。他认为行政的任务是得人、治事。得人重点是做好四件事：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重点也是四件事：经分、纶合、详思、约守。勤教、严绳与宏奖属于激励的范畴。他说： 采访如鸷鸟猛兽之求食，如商贾之求财；访之既得，又辨其贤否，察其真伪。教者，诲人以善而导之，以其所不能也；化者，率之以躬，而使其相从于不自知也。督责者，商鞅立木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所谓干金在前，猛虎在后也。 寻找人才就像鸷鸟猛兽寻找食物，就像商人追求财富，志在必得、多多益善；得到人才之后，就要仔细鉴别真伪，加强教育，增强他们的才华，培养他们的能力；同时要严加管束。他将对人才的管理，比做猛虎在后，要像商鞅立木一样讲究诚信，像孙武斩吴王美人一样坚决执行，可以说是非常严格，也是非常重视对人的管理了。 他有三大乐事：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宏奖人材，诱人日进；勤劳而后憩息。在人才的宏奖上，他有自己独特的做法，注重“人才以奖借而出，国器以历练而成。”强调奖励、教导等手段在人才培养中的积极作用，并且善于使用这一手段。他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或责之，或激之，无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好人耳”。他培养、陶冶、宏奖人才的目的，就是望子弟成一好人。 宏奖艺术 我孩子读小学的时候，常常因一些小事遭到老师的批评。这些小事，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比如后面的同学上课的时候用手在背后戳他一下、两下，他忍不住回头对说：“不要戳，听课。”同学戳他，老师没有看见，他回头的时候正好被老师抓住，于是老师就批评他：“上课爱讲小话。”也许老师觉得还不够瘾，又把家长喊来批评一顿。这样的批评有过几次后，作为父亲的我感到困惑了。有一次，我问老师：“我儿子究竟有几个缺点？有几个优点？请帮我分析分析。”结果，老师列举了4个优点、3个缺点。我听了很高兴，回家对儿子说：“你优点多于缺点，是个可造之才。”听了我的表扬，儿子很高兴。初中后，他慢慢改变缺点，学习成绩居然不错，以优异成绩考进省级重点中学，三年后又考上大学，学习自己喜欢的专业。 这个事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表扬是使人进步的动力。不论是老师、家长、领导者，都不要只看一个人的缺点，而要多看孩子的优点，不要吝啬表扬，而要多扬人之善。这是一种艺术，运用的好，效果非凡。曾国藩精通此道，善于使用这一领导术。他将“宏借以育才”作为关心追随者、爱护追随者、培养追随者的重要手段，自始至终贯穿在他的一生之中，从而构成了其特色鲜明的领导艺术。 曾国藩深刻知道人的“好奖励”、“好表扬”的心理特征。他认为任何人都喜欢戴高帽子、喜欢听好话。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心理特征，自古皆然。所以领导者要善于利用这一心理特征。他指出： 牧令不能皆善，虽唐虞盛世，莫可如此，此实通论。今但宜视其最不称职者，更换一二，其馀则多方奖劝，中材可与为善，可与为不善，揣摩风气，多视上官意旨为转移，其好奖之意，固微胜于畏责之情。 又说： 州县好奖之意甚于畏责之情，非宽纵容忍之谓也；诚恐威渎则不行，而去十恶吏不得一良吏以为式众，亦无所取则。 十个手指有长短，官场里鱼龙混杂，州县官员有好的，也有坏的。这种情况即使是唐虞盛世也难以避免。唐虞盛世，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推崇的盛世，政治最清明、社会最和谐、人民最幸福；然而就是在那样的时代，官员中也有不善者存在，何况末世呢？曾国藩常常批评晚清“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猾机巧逍遥自得。”这种恶劣的风气，正是当时官场的政风、作风、主流之风。改变这种恶劣的风气，必须树立正气、正风。如何树立？办法就是充分利用官员喜欢表扬的心理特征，对那些中等之才多方奖劝，以培养追随者向善的风气。善于应用这一领导艺术与不善于使用效果是完全不同的，他说：“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表扬就像甘霖润育嫩苗，充满勃勃生机；批评就像严霜，毫不留情凋谢万物。鲜明的对比，让我们看出褒奖人才的极其重要性。 古人将人才分为上、中、下三品，曾国藩常用的表达方式是上驷、中驷、下驷，上驷较少，相对来说中驷较多。有的人由于眼孔高，只注意上驷人才，而对中驷、下驷则忽视不顾，并以此认为无才。曾国藩批评这种看法说：“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1871年，老病缠身的曾国藩对于世上人才仍然保持着积极的态度，当有人写信给他说世无英才的时候，他非常认真指出： 昔在道光之季，国藩饫闻此等议论，盖尝深恶而痛惩。今虽衰孱无似，决不欲效此模棱意态，销磨举世之英气。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四章 卓有成效的激励术（2） 第十四章卓有成效的激励术（2） 曾国藩认为，人才不是缺乏，而是缺乏用人的灵活机制。他认为：“人才非困厄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大达。”国家危机艰难之际，打破因循用人制度，破格提拔干部，因此一大批人才能够脱颖而出，一旦危急过去，用人又回到“投资按序，各循常调，即昔日之赫奕者，今亦只能循分供职。”这是一个用人的怪圈：乱则大胆用人，安则因循用人。打天下、安天下的是人才，坐天下、享天下的是庸才。这几乎是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条真理了。 因循守旧、论资排辈、讲究程序是导致人才“寂寂”的根本原因。到19世纪70年代初，这种人才缺乏的现象出现了。因为当时国家基本安定，用人讲究因循，优秀人才一时难以脱颖而出了。但是，他对人才还是充满期盼，特别是他看到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处于危难的境地，更需要后起英俊救济时艰。他说： 然内患虽平，外忧未艾。彼狡焉者虽隔数万里，而不啻近逼卧榻，非得后起英俊宏济时艰，世变正未可知。 这是非常深远的忧虑。1871年，当时国家内患虽然基本平定；但是外患堪忧，英法日俄等国虎视眈眈，数万里之外就好像在卧榻之侧。因此，人才的培养不可以忽视。作为地方督抚，更是应该把人才的培养、激励作为第一要义。那么具体究竟如何激励呢？ 首先是要扬人之善。领导者要学会给追随者说好话。有些领导者成天板着脸孔，见不到一点笑容，下级优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下级做了好事，做成功了事情，也不表扬，不奖励，甚至本来制定了奖励政策的也不执行。有的领导者，虽然也表扬人，但是先划定了圈子，只表扬属于“自己的人”，圈子外的人，一概不表扬。有的虽也表扬圈子外的，但是惜话如金，不肯多说一句话。这些都是不利于人才进步与发展的，也不利于形成和谐共进的人才环境。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不仅是一个宏奖人才的倡导者，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实践者。对于优秀人才，以及他们好的品德、才能、成绩、干成的事情，曾国藩从来不吝啬表扬。 胡林翼是湘军的统帅之一，比曾国藩早一届考上进士，因此曾国藩还要称呼他一声“老前辈”，他担任湖北巡抚，为人处事炉火纯青，与满族官员湖广总督官文相处和平，得到官文的极力支持。左宗棠受到官文打击迫害时，胡林翼小心保护他，又极力向朝廷推荐他。1857年曾国藩回家丁忧，是胡林翼维护与指挥着湘军，湘军才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逐渐壮大起来。对于胡林翼的这种进步与好的做法，曾国藩不止一次由衷赞叹。他说： 润公聪明，本可移人霸术一路。近来一味讲求平实朴质，从日行俗事中看出至理来。开口便是正大的话，举笔便是正大之文，不意朋辈中进德之猛有如此者。其于友朋，纯用奖借，而箴规即寓乎其中。 又说： 润帅近日扶持善类，力挽颓风，于人之邪正，事之是非，剖判入微，不少假借；有权术而不屑用，有才智而不自用，皆大过人之处。 曾国藩的这种赞扬，不是什么权术，更不是拍马屁，而是英才之间的互相怜爱，惺惺相惜，出于至诚之心与敬爱之情。1861年胡林翼病逝后，曾国藩悲痛心切，由衷赞叹胡林翼“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诸将，天下宁复有似斯人者哉！”“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局量之宏，吏才之精，不特为同时辈流所不逮，即求之古人，实亦不可多得。”“实为当世第—流人”。对于他的病逝，曾国藩有“惘惘如有所失”之感。 李元度是曾国藩非常看重的，在曾国藩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他来了；在曾国藩最困难的时候，他始终陪在身边。1858年曾国藩由湘乡复出，来到江西，听到湘军中，以及当地人对李元度的评说，曾国藩感到很高兴。他写信给李元度，盛赞说： 国藩于初一二入贵境，目睹旋旗，但知李公，不知其它也；耳闻讴歌，但知李公，不知它也。……及至湖口，则雪琴雄占一方；今至信江，则次公又虎步一路。然后知山中之自为疚恨，盖愚呆不晓大计耳。 曾国藩表扬沈葆桢“近亦猛进，心地谦而手段辣，将来事业，当不减于其旧”，表扬张凯章是“健者，其军亦特为江右官民所敬爱”，赞扬五十岁的萧浚川“英姿尚自飒爽”、刘印渠则是“得贤将领三人（江味根、李明惠、刘岘庄），为他军所不及”。这种对人才近乎“谄媚”、“阿谀”的赞美，出自曾国藩之口，自然可以起到奖借人才的作用。 曾国藩好像永远在寻找别人的好，一见追随者的好，就感到高兴，就逢人便说。有一段时间，他不论是和别人闲聊，而是写信，都要说王鑫是个人才，是个好男子，是个可用之才。王鑫的名声大增，与曾国藩的激励赞扬是分不开的。后来两人政见不同，王不受曾的调度，别人还以为是曾国藩的不是，以为他不能容才。王鑫英年早逝，曾国藩以挽联寄托哀思：“陡惊失万里长城，那堪死后得书，尚题七月初七夜；已拔作一朝名将，未解生前何意，仅容三十有三年。”周凤山才能一般，但是作战勇敢不怕死，吃得苦，曾国藩常常说“凤山可爱”。第一次见到刘锦堂时，曾国藩看出他是一个少年才俊，在日记里记下：“锦堂可爱”的褒奖，并且积极为他筹备饷项，支持他西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四章 卓有成效的激励术（3） 第十四章卓有成效的激励术（3） 其次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真正优秀、杰出的领导者对于追随者一般都会有全面、客观、中肯的认识，不会偏执于一端。好就好得不得了，恨就恨得不得了，走极端，都是有失领导风范的。不以私爱用人，不以私爱废人，是曾国藩宏奖人才的特点。他对苛求人才“众长并集，一短难容”的现象很是反感，认为：“天下无完全无间之人才，亦无完全无隙之交情。”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大者得正，而小者包荒”。对人才，既要知道他们的优点，也要知道他们的缺点；既要扬其长处，也要包容其短处；既要肯定他们的优点，也要指出他们的缺点，希望他们改正，以成大业。对曾国荃的教育体现的正是这一思想。他说： 沅弟之才，不特吾族所少，即当世亦实不多见。然为兄者，总宜奖其所长，而兼规其所短。若明知其错，而一概不说，则非特沅一人之错，而一家之错也。 对于曾国荃杰出的军事指挥能力，曾国藩由衷赞叹。他说： 记咸丰七年冬，胡帅寄余信，极赞三庵—琴之贤，时温弟在坐，告余曰：“沅弟实胜迪、希厚、雪。”余比尚不深信。近见弟之围攻百数十里而毫无罅隙，欠饷数百万而毫无怨言，乃信温弟之誉有所试。 竭力奖借其才华，但是，对于他的缺点，比如傲气、好财等等，却也严加批评教育。对于自己的弟弟如此，对其他人，莫不如此，像鲍超、李元度、李世忠、陈国瑞、刘峙衡、张运兰等等都是这样。对于才力不足的人，他认为不要紧，关键是立志与学习。他说： 才力不逮，不必引以为歉。凡才力得之天禀者不足喜，得之人事者乃可据。厉志以广之，苦学以践之，才力无不日长者。水之渐也，盈科而进；木之渐也，积时而高。才力之增，亦在乎渐而已矣。 这种将人才的进步寄托在学习的提高上的作法是非常值得后代领导者效法的。在曾国藩的军营里，很多都是文人出身，他们并非天生懂得打仗，完全是靠在实践中刻苦学习得来，充分说明了曾国藩奖借法的作用。 最后是重视物资与精神的奖借。曾国藩每月有几天去看操点名，每次他都对成绩好的给予物资奖励。东西未必贵重，金钱未必厚重，但是意义很大，效果很好。他有一个以奖代饷的办法，颇有创意。轮船制造出来后，沿海水师建立起来，船上水勇的粮饷本来已经高于陆军，但是还要求增加。如果继续增加，就会影响陆军的情绪，对水师也未必是好事。为此曾国藩提出了以奖代饷的措施。具体是： 鄙意平日可不必加口粮，校技时则可酌加奖赏。人有一一之短长，中等者未必次次得赏，上等者果能次次得赏，则倡勇敢私死士之术即寓其中矣。诚能常得赏，亦与加口粮无以异。而多寡稀稠，由上为政，众人亦无觖望。 这个措施真正落实到位，效果不错。它可以激发众人的斗志，人人向上，争取好的成绩。对那些技艺差、懒惰不勤者也是一个鞭策与鼓励。不过这样的好措施，过去难做到，现在也做不到，将来恐怕也难以畅行啊！活着的有奖励，死者也有奖励，那就是立祠。一般的集体立祠，贡献大的建立专祠。在封建社会，这是对死者最大的奖励与安慰，活着的人也会以此为榜样，努力向上，尽量做好。 教育艺术 曾国藩是相信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的。对于人的智力，他认为也是有区别的，粗略分为“上智”、“下愚”，“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中才，就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相近之智”。他以围棋与写字做类比论证： 以围棋论，生而为国手者，上智也；屡学而不知局道，不辨死活者，下愚也。此外，则皆相近之资，视乎教者何如。教者高则习之而高矣，教者低则习之而低矣。以作字论，生而笔姿秀挺者，上智也；屡学而拙如姜芽者，下愚也。此外，皆相近之资，视乎教者如何。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人的智力是有差别的。有的人生来智商高，读书、写字、下棋等等，看上去他们不要花什么工夫，可是成绩却比那些努力十倍的人要好。有些人尽管百般努力也难以取得好的成绩。这就是智商高低的不同。有智商特别高的人，也有智商特别低的人，但是一般人智商相近。智商相近的人，能否成为优秀人才，关键是后天的教育与学习。这是情商问题。情商高的人，智商一般也可以成为杰出的人才。曾国藩认为： 古来做好人的，并非生来就好，亦是好师、好友、好榜样，渐渐教劝，渐渐变化，不知不觉便走到顶好的路上去了。做好官的，也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做名将的，也要好师、好友、好榜样；方易于渐染成器。倘若有坏师、坏友、坏榜样，亦不知不觉便走到顶坏的路上去了。 中才可以通过良好的教育走到顶好的路上去，也可以由于教育不良的原因，可以走到顶坏的路上去。“中材可与为善，可以为不善”，关键是教育，“导之东而东，导之西而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担当教育的重任，是各级领导者。 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也；其广咨忠益，以身作则，即取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为之不厌”也。为将帅之于偏裨亦如此，为父兄之于子弟亦如此，为帝王之于臣工亦如此，皆以君道而兼师故，故曰“作之君，作之师”，又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皆此义尔。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四章 卓有成效的激励术（4） 第十四章卓有成效的激励术（4） 领导兼老师，甚至于兼父兄，数职合于一身。那么怎样去教育追随者呢？主要有五个方法： 勗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乃不虚设此局。仆坐言辞钝拙，不善训迪属吏，常用为愧。若阁下能殷勤教训良吏，则旧怨尤可全消，而亦足补鄙人所不逮也。 这是曾国藩教导丁日昌怎么教育下级的办法，他所说的教育方法，我认为是很有价值与意义的。 勗之以学，曾国藩最典型的做法是将军队变作一所学校，带领有知识的下级军官给士兵讲课，一边书声琅琅，一边炮声隆隆。领导者之间，也常常探讨学习之法，学习之效，使得湘军成为一支学习型军队。 教之以身，是领导者以身作则。曾国藩非常重视榜样的作用，认为一二人既可以起到转移风俗、形成正气好学的良好风尚。他在《告直隶士子》与《原才》一文中，以及其他地方对这个问题都有论述。《原才》一文如下：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时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感不雠，所从来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 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有国家者，很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而坏风俗，而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湘军之所以成为湘军，也正是由于曾国藩、罗泽南等少数人率先倡导而形成良好的风气，因此而建立了巨大的功劳。晚清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也是由少数人倡导而成。良好的风气能不能形成，关键看老师的水平如何。他十分重视老师的学习，要求领导者通过不断的学习，弥补自己的不足。他说： 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西蓋又。连环相生，故善端趣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学无常师，即取人为善也；无行不与，即与人为善也。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念吾忝窃高位，剧寇方张，大难莫平，惟有就吾之所见多教数人，因取人之所长还攻吾之所短，或者鼓荡斯世之善机，因以换回土地之生机乎！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教学互长”，领导者将自己的德、自己的善教给别人，也从别人那里学习到有价值、有意义的知识，弥补自己的不足，达到相互提高的作用。 诫之以言，就是对追随者诲人不倦。在这方面，曾国藩可以说是“喋喋不休”，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教育人的机会。他教育的内容也很广，包括如何做人、如何打仗、如何学习、如何做官等等，教育追随者如何做到“公”、“明”、“勤”、“廉”，如何爱护下级、爱护百姓。陈国瑞是人品极差的一名将军，据曾国藩调查，陈所过地方，70%说他恶劣。对于这样一个人，曾国藩也没有放弃教育。他曾经写过一个长篇批文教导他，这里抄摘部分： 今为该镇痛下针砭，告诫三事：一曰不扰民，二曰不私斗，三曰不梗令。 凡设官所以养民，用兵所以卫民。官吏不爱民，是名蠹也；兵将不爱民，是民贼也。……就一家比之，皇上譬如父母，带兵大员譬如管事之子，百姓譬如幼孩，州县譬如抱幼孩之仆媪。若日日鞭挞仆媪，何以保幼孩，何以慰父母乎？闻该镇亦无仇视斯民之心，但素好苛派州县，州县转而派民；又好凌虐弁兵，弁兵转而虐民，焉得不怨声载道？自今以后，当痛戒之。昔杨素百战百胜，官至宰相；朱温百战百胜，位至天子。然二人皆惨杀军土，残害百姓，千古骂之如猪如犬。关帝、岳王，争城夺地之功甚少，然二人皆忠主爱民，千古敬之如天如神。该镇以此为法，以彼为戒，念念不忘百姓，必有鬼神祐助。此不扰民之说也。 至于私相斗争，乃匹夫之小忿，岂有大将而屑为之？……该镇若再图私斗以泄此忿，则祸在一身而患在大局；若图立大功，成大名，以雪此耻，则弱在一时，而强在千秋。昔韩信受胯下之辱，厥后功成身贵，召辱己者而官之，是豪杰之举动也。郭汾阳之祖坟被人发掘，引咎自责，而不追究，是名臣之度量也。该镇受软禁之辱，远不如胯下及掘坟之甚，宜效韩公、郭公之所为，坦然置之，不特不报复铭营，并且约束部下，以后永远不与他营私斗。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四章 卓有成效的激励术（5） 第十四章卓有成效的激励术（5） 国家定制，以兵权付之封疆将帅，而提督概归其节制，……该镇好攻人短，讥评各路将帅，亦有伤于大体。当此寇乱未平，全仗统兵大员心存敬畏。……今该镇虐使其下，气凌其上，一似此心豪无畏惮者，殆非载福之道。凡贫家之子，自恃其竭力养亲，而不知敬畏，则孔子比之犬马。乱世之臣，自恃其打仗立功，而不知敬畏，则陷于大戾而不知。嗣后，该镇禀命而行，不可擅自专主，渐渐养成名将之气量，挽回旧日之恶名。此不梗令之说也。 以上三者，该镇如能细心领会，则俟军务稍松，前来禀见。本部堂于觌面时，更当谆切言之，务令有益于该镇，有益于时局。玉成一名将，亦本部堂之一功也。 试之以文，就是文化考试。主要是作文。曾国藩极其重视文化考试，以此选拔人才。1864年，他攻下金陵后，上书朝廷，请求批准乡试。当时，江南已经十多年没有举行乡试，江南贡院也破坏殆尽。曾国藩拨出专款，修复贡院，并于当年年底举行乡试。这次考试，对于迅速平复江南士子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标志着经过战乱的江南大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恢复了正常，走上了正轨。 考之以事，就是让人才到工作实践中去学习、提高。曾国藩所说的：“人才以历练而成”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刘铭传的长处是果敢侠义，短处是缺乏渟蓄。为了培养他坚忍的领导气质，曾国藩采纳他河防策略，并且安排他守沙河，目的就是“教之以坚忍，正所以勉其海量，进之于渟蓄也”。以刘铭传的骁勇，终成一代名将，首任台湾巡抚，曾国藩功不可没。 督责艺术 奖励、教育固然极其重要，但是如果领导者单纯只讲奖励、教育，那么未必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或许正好相反，奖励助长骄横跋扈，教育也只是耳旁风。这种情况，在人治的国家表现得特别的明显。在人治的国家，治理主要依靠领导者的品德去影响人，而不完全是靠健全的法令制度。晚清之所以走到濒临崩溃的边缘，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法制松弛，恶人恶事得不到铲除，社会、国家也就一点一点的发炎溃烂，以致最后一发不可收拾。1859年的直隶官场就是一个溃烂的官场。据他记录： 直隶之吏治，……大约积狱太多，羁累无辜。闻有州县到任年馀，未曾坐堂一次、讯结一案者。又因连年用兵，差摇甚重，大户则勒派车马，供支柴草，小户则摊派钱文，掳充长夫。劣绅勾通书役，因缘讹索，车辆有出而无归，贫户十室而九逃。今虽军事大定，尚复派修城之资，索前欠之费，诛求无已。大吏过于宽厚，罔恤民艰。形溃政出多门，相忍为国。劣员于此处败露，方惧严参，而彼处钻营，反得优保。是总督之事权不一，属僚之径窦愈多。玩上则簸弄是非，虐民则毫无忌惮。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 孔子曾经痛心地说：“苛政猛于虎。”晚清时直隶的政治，不仅仅是苛，更主要的是腐，司法、官员，贪官污吏横行，百姓流离失所，怨声载道。对于这样一个、混乱的官场，曾国藩提出的解决措施是“严立法禁，违者重惩”，“非刚猛不能除此官邪”。他参劾了一批官员，又从其他地方调了一些官员来任职，颁发了告直隶学子书，采取有力措施，促进积案的处理，不到一年的工夫，办理积案一万多件，直隶政风为之一变。他曾经颁发了一个《劝诫州县四条》，其中第二条专门就“严刑”提出具体要求。 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义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谳结不得不迅速。即求迅结，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非虐也，除莠所以爱苗也，惩恶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讯不结，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为宽和，实糊涂耳，懒惰耳，纵奸恶以害善良耳。 这段文字比较集中反映了曾国藩“严刑”的思想，他以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治理国家采取严刑为例，指出严惩恶人是地方官的职责，是明白是非、伸张正义、爱民安良的表现。地方官要是不严格执法，不按时处理案件，就是糊涂、懒惰，是害民。所以他强调：“爱禾者必去稗，爱贤者必去邪，爱民必去害民之吏，治军必去蠹军之将。” 曾国藩是比较注重制度建设的，他认为：“为将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妪也。”“立法”是管理军队与地方的重要保证措施。他曾经对淮军将领说过这样的话：“扎营打仗，须学霆军；规矩肃静，须学湘军。”可见他对湘军纪律严明的作风是肯定的。在湘军的管理上，曾国藩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矩制度，起到了有效的管理作用。其制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告诫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为什么不能做，做了有什么危害。对于一些牵涉到军队健康发展、关系到百姓的事项，更是有严格的要求，一旦触犯，就会遭到革职、降职、枪毙等等的处分。杨复成是提督周世宽的副将，他多次侵吞军饷，总计白银624两。中国古代处理官员一般是要“不看僧面看佛面”、“打狗看主人”的，周世宽当时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司令员，要处理他的副将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曾国藩还是下定决心，上奏朝廷要求严处。他的理由是：“不顾饷需之支绌，不恤士卒之艰苦，刻薄贪忍，涣散军心，实属法无可贷。若非明正典刑，何以儆效尤而肃众志。”吴燮和是五品衔署安徽庐江县，他办理军务，虚开票证重复报销，又以缓解百姓疾苦的名义请求朝廷缓收上年田赋，但实际上自己却“私收亩捐钱米至二三千串之多”。为了鼓励廉洁之政风以儆效尤，他建议朝廷将他“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并且追回赃款。成大名手下有几位营官打仗不得力，有失职之责，曾国藩即给予严处。郭松林到淮军后，在上海娶了五房姨太太。一般的情况是姨太太娶得越多，越需要钱，工资收入有限，就要从其他途径获取。郭松林的做法就是吃空饷。曾国藩建议李鸿章对郭松林“撤营参办，追缴口粮，不宜姑息”。 曾国藩讲究督责艺术，严格处罚触犯制度的下级，但是有时也非常苦恼，力不从心。随着战争的深入，战争对人性的摧残越来越大，很多人性格中恶的方面暴露无遗，不团结的问题、贪污克扣军饷的问题、抢掠百姓的问题、军队中哥老会活动频发，军官腐化生活严重，这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成为治理军队的一大问题。曾国藩曾经向李榕诉苦说：“立法不难，行法为难。”最令他无奈的是他明明看到了问题，却无法解决，甚至还需要依赖这些不讲纪律的追随者来完成他的事业。问题集聚到一定程度，总是要爆发的。曾国藩离开两江总督之任北上剿捻以后，留在江西、皖南等地的湘军，以及鲍超入闽与入川部队相继发生哗变，就是后期制度管理不能到位的表现。曾国藩的苦恼其实不是他一个人的苦恼，而是人治制度下的苦恼。在人治的制度下，实施法治，不可能真正实现法治，而只是一种被人的意识、人的感情、人的爱好所左右的治理，是一种畸形的治理。在这种制度下，哪怕是再好的制度、再好的领导者，也无法真正作到依法治理。所以，晚清虽然被曾国藩等挽救了几十年，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博弈湘军指挥权（1） 第十五章博弈湘军指挥权（1） 军队指挥权属于国家最高级别的权力范畴，古今中外但凡政权的更替交换很少不与军事指挥权的移位有关。西汉诸王作乱、东汉的董卓乱政、曹操专权、唐朝的藩镇割据、宋朝的赵匡胤兵变等等，无不是因为兵权在握。所以古今中外历代统治者最重视的是兵权，最谨慎的是兵权，最担心的也是兵权。咸丰与曾国藩集团的权力博弈，核心就是湘军的指挥权、控制权。 两人的博弈是很微妙的，一方面曾国藩死死抓住指挥权不放，另一方面咸丰也没有光明的理由剥夺曾国藩的指挥权。因此，两人展开了智力的较量博弈。咸丰的做法主要是两个：一是直接调度曾国藩的下级军官，调度形式也是两种，有时自己亲自调度，有时通过地方督抚调度，逐渐削弱曾国藩的指挥权；二是不给曾国藩地方权力，让他在夹缝中求生存，等到他生存不了的时候，主动退出。这两种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尽管曾国藩一直坚持着、支撑着；但最后还是不得不选择中途离开。离开是为了回来，入山是为了出山。当曾国藩经过反思后，再一次出山的时候，他运用权谋的能力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再一次夺回了湘军的指挥权。1860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次年节制四省军务，又被授予协办大学士，被清朝新一届领导者重用，“其敷乃心腹，弼予郅治，朕实有厚望焉”。 构建权力平台 曾国藩认为要干一番宏大的事业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平台。没有坚实的平台，单靠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赤手空拳，是干不出什么事来的。三国时期的刘备前期若干年东奔西走、寄人篱下，没有自己的平台，也没有自己的事业；等到诸葛亮一出，巧借荆州，才有了夺西川的平台，才有了蜀国的创建基地。曾国藩深识期间奥妙，他迫切需要一个自己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建立一支由他指挥的军队。中国人最喜欢讲的是一个“势”。得势则兴，失势则败。势，就是形势、环境、政策、要求等等。对于个人来说，势是指创业的条件、机会。条件成熟了，机会来了，能不能抓住，就是领导者个人的素质问题了。曾国藩最善于取势，抓住机遇，构建自己的平台。 湘军，主要指楚勇、湘勇、曾军以及其他的军队。在曾国藩创建水路曾军之前，不论是江忠源的楚勇还是王鑫等的湘勇人数都不多。江忠源最初只有五百楚勇，王鑫也只有几百人，后来有了两三千人，战斗力还是不强。真正遇到强敌不经打。因此曾国藩决意将军队做大，是他第一个将湘军做大到将近两万人，而且水陆兼备。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兵者，凶器也。”军队是国家的利器，只能由国家掌握，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意也不允许私人拥有强大的武装，特别是在满清排汉的政策下，曾国藩将湘军迅速做大做强，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他高明博弈的结果，是他高超的用权艺术的结晶。 清朝团练始于嘉庆朝。1796年白莲教起义爆发，迅速蔓延至四川、湖北、陕西、河南四省交界处的广大地区。1799年清朝政府推出“团练”措施，由国家出钱，地方政府、地方乡绅等依靠农村基层政权——保甲，组织乡民训练，对白莲教实行“清查保甲，坚壁清野”，孤立与打击了白莲教，稳定了政权。太平天国风起云涌，咸丰皇帝慌了手脚，于是祭起他祖宗使用过的法宝，下令让朝廷的官员以及地方的绅士创办团练，企图以此镇压太平军，维护清朝的统治。当时全国乡绅几十万人，受命组织团练的清朝高官与乡绅几十个，全国出现了团练热。曾国藩的团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时而生的。 咸丰虽然倡导团练，但是究竟怎么搞，没有具体的要求和办法。正因为清政府没有对团练作出具体的操作要求与规定，这就给创办团练的官员、绅士以很大的发挥空间。做大与做小、高明与低明、做强与做弱，关键之一在于你怎么去理解它。王鑫认为，团就是团拢一气，彼此相救，生死相顾。练就是练兵器，练武艺，练阵法，尤其要练胆，而练胆必须练心。王鑫从字面理解团练的含义，就是抱团训练的意思。按照这种理解，要想做大团练是不可能的。曾国藩的理解出乎时人之上，他从团练的目的、团与练的关系、创办团练的做法三个方面理解，对团练给予了全新的诠释。 从团练的目的看，团练之道非他，以官卫民，不若使民自卫；以一人自卫，不若与众人共相卫，如是而已。其有地势利便，资财丰足者，则或数十家并为一村，或数百人结为一寨，高墙深沟，屹然自保。如其地势不便，资财不足，则不必并村，不必结寨，但数十家联为一气，数百人合为一心，患难相顾，闻声相救，亦自足捍御外侮。 创办团练是为了维护好本地的社会治安，而不是拉出去打仗。使用的武器主要是锄头、镰刀、竹木等等，参加的人员则是乡村青壮年；平时的主要工作不外乎维护地方秩序，处理乡里造谣生事的人，打击逃兵游勇，真正发现小股、大股匪徒，立即报告州县，甚至省城，派遣专人去征剿，按照曾国藩的意思是“朝来告，则兵朝发；夕来告，则夕发，立时剿办，不逾晷刻”。 从团与练的关系看，“‘团’即保甲之法，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养丁请师，制旗造械，为费较多，乡人往往疑畏不行。今练或择人而举，团则宜遍地兴办。”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博弈湘军指挥权（2） 第十五章博弈湘军指挥权（2） 从创办团练的具体做法看，“乡村宜团而不宜练；城厢宜练而不宜团。然鄙意以为壮勇贵精而不贵多，设局宜合而不宜分。湘潭、宁乡两县各交界之所，不必另立练局境上。城内总局人数亦不必多，但得敢死之士四百人，则固可以一战。要须简择精严，临阵不至兽骇鸟散，则虽少亦决其有济。” 这里有三个意思：一是只在长沙省城设立一个练局，长沙俯近的城市不设；这可以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也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人数问题，不求多只求精，400人为宜。三是强调人员的素质，选人精严，临阵不怕，也就是说用得上场，不是拿来做摆设的。 有了全新的理解不等于就可以建立一支全新的、强大的军队，还必须得到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同意。地方政府很容易搞掂，当时担任湖南巡抚的是张亮基，他正需要一个能人来帮助他渡过难关。曾国藩的到来无疑是满足了他的要求，曾国藩的主张，他是完全赞成的，并且全权交给他去办。 得到张的支持容易，得到咸丰的支持难。为此，他专门上来一道奏章来阐述自己的主张。 长沙重地，不可不严为防守。臣现来省察看，省城兵力单薄，询悉湖南各标兵丁多半调赴大营，本省行伍空虚，势难再调；附近各省又无可抽调之处，不足以资守御。因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操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效，练一月有一月之效。……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其济，不求速效。诚能实力操练，于土匪足资剿捕，即于省城防守，亦不无裨益。 这道奏章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抓住了领导者最关心、最需要的心理。他从当时最实际的长沙防务入手，指出长沙兵单力薄，不够防守，因此需要创办一大团来防守省城以及镇压省内土匪。省城的防守，一省的安定，当然是咸丰最关心、最重视的。曾国藩创办大团的出发点与目的，非常切合咸丰的心思，因此，他没有理由拒绝。第二个特征是在实际性问题上虚晃一枪。这个实际性的问题就是究竟大团要办多大。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没有具体说，也不好说，说了就不好办。所以他避实就虚，谈选择勇的标准、谈训练的方法、谈训练的目的。这些问题其实不是咸丰所要关心的，咸丰应该关心的是你这个团究竟要办多大，大得他是否能够容忍。为了进一步转移咸丰的视线，曾国藩阐述了国家军队不能战的原因。随着太平军从广西到湖北，咸丰已经撤了不少大员的职务，也深知旧军队的弊端，因此当曾国藩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一定也是心痛的。因此没有仔细思考，就签发了。 得到了咸丰同意办一大团的尚方宝剑，曾国藩就可以凭自己的想法去做这件事，但是真正要办几千人，甚至上万人，还需要一个条件，即是否需要那么多人。如果不需要，他却训练那么多的勇，那样咸丰就会怀疑他的用意，及时制止，甚至处罚于他。所以，1853年8月到衡阳之前，他一直是小打小闹的。到衡阳后，他的目标就更大了。这是因为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真正办大团的机会成熟了。一是太平军占领南京，建立了新政权，为巩固新政府，发动了西征与北伐，安徽、江西、湖北战事告急，而清朝没有足够的，甚至像样的军队调往这几个省，亟需增援部队。二是江忠源出省征剿，需要家乡支持。湖南派出由兵、勇组成的3600人出省支持，7月南昌一战，湘勇大败，死亡70多人。 形势的变化使曾国藩看到创建一支军队的曙光，产生了“不若精练楚勇万人，除江西现有之勇，再添六千人，概交令兄岷樵统带，以为扫荡群盗之用”的想法。他的理想也由单纯的保湖南提升到“意欲再练劲旅，重养声威”、“保天下大局”，他的信念也改变了，“但使此身有丝毫利益于国，亦不复坚守不出省之说”。说实在的，这个时候，清朝的半壁江山已经落入太平天国的手中，而且太平军气势如虹的西征、北伐、南讨，让咸丰焦头烂额。清军虽然在南京城外建立了江南大营、扬州建立了江北大营，但是自安徽到武汉的千里江面，就没有一支像样的军队。咸丰就像是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哪里凉一点就往哪里逃。所以当他听说曾国藩训练了6000人的时候，一个最急切的想法就是尽快的将这支军队拉到战场上去，而没有考虑该不该由曾国藩来建立这样一支军队。 曾国藩与清廷的第一次博弈，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巨大的事业平台。随着这支军队的建立与建功，曾国藩与咸丰的博弈逐渐展开、升级，为此曾国藩付出了漫长的时间代价。 不惜正面冲突 好不容易组建了一支军队，现在曾国藩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支军队由谁来指挥？如何行动？就曾国藩而言，他当然想把这支军队操控在自己手里，按照正确的决策行动；不过这是曾国藩的单方面想法，咸丰是不是这么想的？我想，作为国家的最高统帅，理所当然想获得这支军队的指挥权。事实上，咸丰也是积极主动地来调度曾国藩。 1853年9月，太平军西征攻克黄州、汉阳。湖北告急。咸丰连续3次下旨，要求曾国藩“赶紧督带兵勇船炮，驶赴下游会剿，以为武昌策应。”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博弈湘军指挥权（3） 第十五章博弈湘军指挥权（3） 10月，咸丰立即下令曾国藩“即将选募之楚勇六千名，酌配炮械，筹雇船只，由该侍郎督带驶出洞庭湖，由大江迎头截剿，肃清江面贼船。” 11月，江忠源被任命为安徽巡抚，就急急忙忙奔赴安徽。而他所带的兵力远远不够。当时太平军在安徽所向无敌，攻克安庆省城、桐城、舒城，威逼庐郡，周天爵、吕贤基战死。宋晋建议朝廷命令曾国藩“挑选练勇，雇觅船只，顺流东下，与江忠源水陆夹击，速殄贼氛”。咸丰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且立即命令曾国藩：“自洞庭湖驶人大江，顺流东下，与江忠源水陆夹击。” 12月16日，咸丰下旨，要求曾国藩赴援安徽，“以济燃眉”。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咸丰想急于调动这支军队的心情是如何迫切。而他对当时曾国藩训练军队的情况缺乏具体的了解，究竟训练得怎么样，能不能立即拉出去打仗，拉出去后胜算有多大，一概不知。 对于咸丰急于星火的催逼，曾国藩采取的博弈策略就是按兵不动。所谓按兵不动，就是准备不充分不出兵。准备主要包括勇的招募与训练，战船的制造、购买，枪炮武器的添置，后勤保障的筹措，军队编制的设计等等。曾国藩从1853年9月开始构思练勇6000人，10月底考虑水师的问题，按照计划进度，组建水陆两军，至少要到1854年元宵节以后才能出征。曾国藩与咸丰的矛盾、冲突其实就是三个月的时间问题。对于曾国藩来说，有了几个月的准备，就可以拉出一只像模像样的军队；如果没有这几个月，拉出去的也许就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 曾国藩组建水师，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一切从零起步，要船没有船，要炮没有炮，要钱没有钱，摸着石头过河，一切都要自己去摸索、自己去想办法，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比如战船，采用了几种模型，都不成功；又比如子弹，曾国藩亲自试验，开始用生铁，没有做成，后改用熟铁才成功。筹备粮饷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现在御贼不难于陆，而难于水；不难于兵，而难于饷。”曾国藩做事讲究充分的准备，他秉着对勇，也是对自己与事业负责的态度，强调：“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特别是对于勇，他十分强调训练，认为“新招之勇未经训练，断不可用。”训练时间上，起码要二个月，才可以带上战场。对当时的战争，曾国藩看得非常清楚，与太平军决战长江，“不难于陆战，而难于水战。”12月，大多数船还在船厂，根本称不上是炮船，拿什么“驶出洞庭湖，由大江迎头截剿” ？更莫说是，“肃清江面贼船”。所以说，咸丰的指挥纯粹是“病急乱投医”，抓根稻草当救星，属于盲目的瞎指挥。按照这种指挥出兵，带着一批没有经过训练的、善良、纯洁的乡下青年去打仗，不是去送死，又是去干什么呢？而且曾国藩是靠民间的力量、靠自己的募捐组织军队，国家不出钱、不出人、不出力，没有明显的后发优势，禁不起失败，“如其毫无把握，后此更难措手。”“一经挫损，后遂无继。”所以不能不慎重，不能不拒绝咸丰的瞎指挥。 在拒绝咸丰立即出师的命令上，曾国藩表现出了坚毅、不屈、倔强的领导品格。在拒绝的方式上，他尽量做到有礼有节，滴水不漏，不让咸丰抓到小辫子。 这里我们重点谈一下12月16日的谕旨以及曾国藩的态度。在这道谕旨里，咸丰的态度非常强硬，他发出一连串得质问：安徽形势危急，你按兵不动是什么意思？你想一个人统管几个省的军权吗？不是说你很能干吗？做给我看看！像这样的责备是很重的，一般的大臣哪里受得起，但是曾国藩顶住了。21日，他专门上了一道奏章，来阐述自己的看法。曾国藩谈到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黄州巴河被贼綜占据，必先扫荡鄂境江面，乃能赴”；二是“起行之期必俟粤东解炮到楚，稍敷配用，即行起程”三是“武昌为金陵上游，贼所必争。目今宜力保武昌，然后可以进剿”；四是“臣所练之勇，现在郴桂一带剿办土匪，不能遽行撤回，俟来年正月船炮将齐之时，一并带赴下游”。五是四省合防问题，是骆秉章、吴文镕、江忠源等人提出的，而不是曾提出的。咸丰认为曾国藩是在争权，实际上是误解了他，所以曾又把球踢了回去，最后表达了自己的忠诚之心。他说： 饷乏兵单，成效不敢必，唯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 咸丰本来是想以严厉的态度来督促曾国藩出兵，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下级竟是这样的倔强，一点面子也不给，一拳打出，软绵绵的，一点力也不受。听了曾国藩的解释，咸丰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若甘受畏葸之罪，殊属非是！”又下旨表扬他说：“汝以在籍人员，能如是出力，已属可嘉！” 一抑一扬，正是领导者惯用的艺术。抑是发自内心的，是维护其政治权威的需要；而扬只是手段，是为了掩饰其抑的心理而作出的虚假的选择。三件事可以看出。一是关于杨健的问题。杨是衡阳人，原任湖北巡抚，退休后在家乡做了一些好事。死后，地方绅士请求将他作为乡贤祭祀，没有批准。曾国藩到衡阳办团练，他的孙子捐银二万两。曾国藩上奏朝廷，请求“特旨准其从祀乡贤，无庸再交部臣核议”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又不要朝廷出钱出力，又可以起到鼓励地方风气的作用，有什么不可以呢？但是咸丰不仅没有批准曾国藩的请求，反而要治他的罪，“部议革职”，后改“降二级调用”，原来是正二品，降二级就是四品了。一件小事，需要这样严肃处理吗？不需要。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为了打压曾国藩，让他明白，你不过是我的下级而已。二是1854年湖南战事。1853年、1854年上半年，曾国藩的贡献是很大的，一年湖南肃静、出兵后四次大捷，仅有岳州陆军之败、靖港水师之败。对于成绩，咸丰不予肯定。相反批评他“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大局之计！”责问他“平日所以自许者何在！”靖港之败，对他的处理是“即行革职”，告诫他“不可从事孟浪，再致挫败”。三是攻克武汉后，咸丰开始授予曾国藩湖北巡抚的职务，但刚刚七天，立即免除他的职务。据说，咸丰得到武汉三镇收复的消息时，很高兴，立即下令给予曾国藩奖励，提拔他为巡抚。命令发出后，有人说曾国藩以一个在籍侍郎，带领一支军队这么能战，令人担心。又据说，有人说去了一个洪秀全，又来了一个曾国藩。咸丰本来对曾国藩不满，听了这些火上浇油的危言谗言，咸丰哪里还敢授予曾国藩地方督抚的权力。不仅撤销任命。而且令人好笑的是居然说：我知道你要推辞的，所以干脆我主动免了你的职，你好一心一意征剿敌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五章 博弈湘军指挥权（4） 第十五章博弈湘军指挥权（4） 1857年，曾国藩上奏咸丰说：当今时代，没有地方督抚一级的权力，不可以带兵，即使带兵也不能筹饷。曾国藩跟咸丰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要兵权？还是诉苦？抑或是实情实说？咸丰听了这话是很高兴的，并且答应了他终制的请求。削夺曾国藩的湘军指挥权，正是咸丰抑制打压曾国藩的目的。不给他地方大权，曾国藩就只能在夹缝中生存，他的军队进入江西后，形成了由咸丰、官文、陈启迈、曾国藩、胡林翼多人指挥的格局，曾国藩不得不在痛苦中离开。硬碰硬的博弈，失败的往往是权力小的一方。这一次，曾国藩成为博弈的牺牲者。 学会迂回战术 权力角逐，真正胜出者，一般是那些懂得迂回作战技术的人，强者与强者争，懂得迂回者胜；弱者和强者争，懂得迂回的弱者胜。以硬对硬，以强对强，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甚至碰的头破血流。讲究迂回，讲究以弱克刚，则常常可以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在权力角逐场，没有直线可以达到成功的彼岸。 1858年6月，由于形势的需要，朝廷再次启用曾国藩。所谓形势需要，不是战争形势恶化了，相反战争形势较曾国藩离开的时候更好一些，而是湘军各级将领的要求。曾国藩离开后，清廷派遣福兴去统领湘军，表面上，湘军各级将领对他客客气气，实际上，根本不听他的指挥。这让咸丰看到，别人是治理不了湘军的。1858年上半年，很多湘军将领，像胡林翼、李续宾、杨岳斌等都要求曾国藩出来主持大局。曾国藩不出，李续宾、杨岳斌、彭玉麟等人均产生退志。真的湘军首领们集体辞职，回家种田去，那样结果是不堪设想的。屈于这样一种压力，咸丰不得不再次启用曾国藩。曾国藩六月三日接到谕旨，六月七日就动身，干脆利落，丝毫也不客气。这一起身，咸丰表扬道：“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这么一件小事，值得皇帝来表扬？完全不必要。而咸丰居然表扬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咸丰是采取帝王之术和曾国藩周旋，而他的内心未必真的想使用这个人。我以为，这个时候的咸丰，对于曾国藩总的原则应该是：用其力而不用其人。用其力，就是要他做事；不用其人，就是不给予权力。用农民的话说，这是“既要牛犁田，又不给牛吃草”。这是领导者用人的大忌，其结果是牛会因饥饿而做不好事情，甚至懒于做事，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以下是曾国藩东山再起后咸丰对他的调度：1858年5月，曾国藩复出，接到的第一道谕旨就是率领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驰援浙江。7月因石达开进入福建，命令曾国藩率援浙之师转而驰援福建。1859年5月21日命令曾国藩“即日统带由楚、江前赴四川夔州扼守，以据两湖上游之势”。1859年9月，命令曾国藩“取道光州、固始、颍州一带绕赴北路，会同胜保、傅振帮等诸军并力南攻，与楚北各军呼吸一气，再得和春、张国梁等督饬江南、江北诸军击其东面，翁同书、胜保等击其西面”。 人才有正才、偏才之分，有帅才、将才之分。特点不同，用途不同。曾国藩属于正才、帅才，但是咸丰把他作为一个偏才来使用。正才偏用，无异于浪费人才。咸丰这样使用他，用意应该有两个：一是向全体湘军将士做出一个启用曾国藩的姿态，让他们不要责备朝廷；二是心里面仍然对曾国藩有顾忌，不想委以重任。加之，当时南有江南大营向荣重兵、中有淮北胜保、北有僧格林沁，不倚重曾国藩，也是有其依据的。对于这种情况，曾国藩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1858年曾国藩复出时，面对一个新的形势，就是石达开从太平天国分裂出来后，成为一支“流寇”，没有战略目标，没有战略路线，打到哪里就是哪里，飘泊不定。一路经过浙江、福建、湖南、广西、最后达到四川。对付石达开，需要一支偏师。咸丰选中曾国藩追逐石达开。这不是曾国藩所需要的。 1858年7月，曾国藩来到巴河，会见李续宾、李续宜、曾国华、彭玉麟等，提出了他的战略构想。根据他的构思，湘军的终极目标进攻南京，主战场是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战略步骤是由西向东沿长江两岸有序推进。这是曾国藩真正的战略意图，是他内心的真正想法。曾国藩是意志非常坚定，一旦选准目标，绝不轻易改变。他的一切行动都围绕这一战略，凡是与它相违背的，他都会想方设法改变之。这是他内心的刚正、内心的倔强、内心的执着，是他自始至终坚守的东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与咸丰的博弈上，他采取了外圆内方的守拙态度，采取了以柔克刚的迂回战术。所谓迂回战术，是你要我做什么，我就答应做什么；你要我往东，我就往东；但是我总要想方设法改变你，最后回到我要做的事情、我要走的路线上来。他将自己执着、倔强、坚持的性格隐藏于圆融的外表之中，表面上看似随和、随意、听话，实际上坚持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原则，不和上级咸丰发生正面冲突，从而获得咸丰的支持。这是一种大境界、大艺术。 比如援闽。曾国藩刚刚部署好援浙的计划，石达开离开浙江进入福建，朝廷立即改令曾国藩援闽。在福建形势的分析上，曾国藩认为福建太平军不多，本地军队就可以解决，所以要他带湘军去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此他下定了决心不去福建，但又不能和咸丰冲突，于是他答应咸丰尽快进入福建境内，但是实际上却迟迟不去。他采取的措施：一是向咸丰报告湘军入闽的准备，将由云际关、广昌、杉关入闽，给咸丰吃了一颗定心丸。二是给自己找到一条退路，在入闽军队上做文章，部署在江西一带的湘军主力原地不动，他要带的是远在广东、湖南的张凯章等部，等这些军队赶到江西，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也许福建的太平军已经赶走了。打了一个时间差。等军队赶到江西时，千里迢迢，很多士兵累坏了、累病了，军队中出现了疫病，为曾国藩滞军江西提供了借口。他上奏咸丰说：“建昌、宁都各属，疾疫流行，为从来所未见。”张运兰一军有1200人病倒，萧启江有将近1400人病倒，吴国佐有800人病倒，刘长佑90%病倒。这两个理由都很正当，咸丰没有理由拒绝，只好“朕亦不为遥制”了。等到11月底，福建形势有所改变，他即提出移军景德镇，12月份，他又以眼睛问题请假一个月。这样就成功地留在江西，没有去福建了。 又如援蜀。咸丰接到石达开要去四川的报告，立即命令曾国藩赴援四川。从当时形势看，石达开还在湖南一带，没有去四川的意图。接到命令后，曾国藩没有和咸丰顶撞，而是高高兴兴接受了指令。但是在具体的做法上，他则采取“迂回”的办法，企图改变咸丰。他向咸丰报告入川的困难，说身边没有一兵一卒，要是带走江西的所有湘军，那么刚刚安定的江西又要丢弃，是“顾此失彼，有碍大局”，即使将他们都带去，也只有1万多人，“剿固不敷，防亦不足。孤军客寄，伤亡难补。以势度之，恐无裨于大局。”提出添募3万人，水陆具备才可行。他缓缓向西推进，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到武昌，理由是士兵需要休整、长江风浪很大。到武昌后，迫不及待和官文、胡林翼等湖北官员商量征皖大计，根本不谈如何援蜀，自己也上奏章，阐述安徽局势的重要战略意义，提出了四路进兵安徽的战略建议，并且由官文具表挽留。四川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这么一折腾，咸丰就答应曾国藩留下了。 由于采取以柔克刚、迂回的战术，复出后的曾国藩没有再和咸丰发生权力冲突，他在咸丰心目中的形象逐渐改变，终于在1860年夏授予他两江总督之职。随着曾国藩职位的高升，湘军成为主力，得到了朝廷与各个地方的大力支持，政治地位也明显提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六章 呵护湘军集团安全（1） 第十六章呵护湘军集团安全（1） 到1864年，淮河以南各省的主要行政领导、军事首脑都是湘军集团人员担任。湘军遍及江苏、江西、安徽、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河南、山东、贵州、四川、湖南、湖北等省，“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弊处兵权过重，权力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者良非无因。”湘军的几支主力部队，包括曾国荃军、李鸿章军、左宗棠军、李续宜军，都是历经百战，百战百胜之师。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样一支军队、一个集团的存在，对清廷的潜在危险有多大，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所以，清政府担心、害怕是很正常的，要采取措施打碎这个集团、裁退这支军队也是非常正常的。 清朝当政者明白，湘军是可以通过努力得以驾驭与控制的，其潜在的危险是可以消除的。驾驭与控制湘军，主要的办法就是打压曾国藩，让曾国藩感到危机的存在，不要产生二心，并通过他去控制湘军。曾国藩深通中国古代历史，对清朝的这点心思是知晓清楚的。就他的个性来讲，也不是一个会造反的人，因此，他的主要的博弈还是用在如何呵护湘军集团的安全之上，确保湘军顺利完成大业，并且让集团的获益者继续获益下去。 维护湘军团结 维护湘军的团结，确保湘军部分裂，是曾国藩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对于分裂湘军的行为，曾国藩是坚决打击、毫不留情的。 李元度跟随曾国藩最久，两人相知相交相惜，曾国藩对他有三不忘之情。他说： 足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呜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志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树镇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此六不忘者（另三不忘是指对彭玉麟），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 在写给李元度母亲的信中，曾国藩又诚挚地谈到： 次青于我情谊之厚，始终不渝。岳州之败，星驰来赴。靖港之挫，从人皆散，次青追随贱躯，不离左右，出则呜咽鸣愤，入则强颜相慰。浔郡之败，次青耻之。恨贴身尚无劲旅，亟欲招勇，自行训练，以护卫国藩之身。斯斯二者，皆国藩所镂骨铭心者也。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李元度感情的深刻。这种深刻的感情，来自他们长期共患难的战斗情谊。靖港之败后，曾国藩跳水自杀，是李元度安排跟随保护的章寿麟将其救起，并且坚持上奏朝廷，获得了单衔专奏的权力。岳州、靖港、湖口三次失败后，很多人抛弃曾国藩而去，只有李元度不离不弃，而且不断做他的工作，使他从气馁、挫折、悲观、失望的阴影中走出来。后来又招募一支平江勇，听从他的调遣。1856年，曾国藩能够调度的军队就只有李元度的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关系深厚的好友、同乡、战友，当他的行为有可能分裂湘军的时候，曾国藩手下也是毫不留情。 咸丰八年(1858)二月，湖北巡抚胡林翼奏请李元度带兵入浙，这是湘系势力渗透入浙的开始。曾国藩复出后，保荐李元度升按察使，获巴图鲁勇号。咸丰十年(1860)四月，清政府命令李元度赴浙交巡抚王有龄差遣委用。王有龄企图分化湘军，想拉拢李元度，推荐他担任浙江温处道道员。李元度以所部平江勇三千交浙江提督饶廷选统率，自己回湖南另行招募平江勇。但李元度没有识破王的阴谋。五月，曾国藩上奏朝廷，要求朝廷同意李元度回家招募3000人，驻扎在广信、玉山、衢州一带。七月十二，曾国藩保荐李元度任皖南道。这应该是维护湘军团结有力的一着棋，可以迅速将李从王处拉回来。李元度来皖后，曾国藩安排他去守徽州，临行前，曾国藩赠他五戒： 是日次青赴徽州，余与之约法五章：曰戒浮，谓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过谦，谓次青好为逾恒之谦，启宠纳侮也；曰戒滥，谓银钱、保举宜有限制也；曰戒反复，谓次青好朝令夕改也；曰戒私，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也。 从这五戒可以看出，曾国藩对李元度寄予了厚望，也希望他能够改变过去错误的做法。然而，李元度到徽州后，不守城池，不维修城池，不到一昼夜，徽州尽失，下落不明，既不回大营，也没有给曾国藩任何消息。曾国藩十分气愤，上疏弹劾李元度，李元度因此被革职。这次参劾李元度，揣摩曾国藩的心思，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恨其受王有龄等拉拢；二是恨其不成才，有挥泪斩马谡之意；三是军纪不容，任何一个打败仗的军队的首领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这给了王有龄可趁之机，王再一次拉拢他。咸丰十一年一月，王有龄上奏请调李元度援浙，“诏如所请。”对于李元度的失败，清廷是怀着包容的心态的，在二月的上谕中要求“曾国藩饬令前赴浙江，交瑞昌、王有龄差遣委用”，不久官文等具奏，又赏还着赏加布政使衔；接着清廷又下旨“李元度着赏加布政使衔，其徽州失守之案，应否免其查办，仍着曾国藩酌核具奏等因。”从这里可以看出，李元度其实已经成为一颗分裂湘军的棋子。李元度“自徽州获咎以后，不候讯结，而擅自回籍；不候批禀，而径自赴浙”，胆子这么大，恐怕也不是没有法制观念的原因，而是心中有所依恃。这一依恃，就是朝廷对他的态度，何桂清、王有龄对他的支持，这也是曾国藩必须继续参劾他的根本原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六章 呵护湘军集团安全（2） 第十六章呵护湘军集团安全（2） 同治元年正月，朝廷任命李元度为浙江按察使。2月9日，曾国藩接到朝廷任命通知，22日再一次参劾李元度。弹章中有 “该员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这样的话。曾国藩为什么要那么严厉的参劾他？原因就是他辜负了曾国藩的期望，背离了湘军这一团结性很强的组织，走到自己的政敌阵营中去了。过去李元度的军队叫做“平江勇”，现在叫做“安越军”，平江勇打的是湘军的旗号，而安越军打得却是何桂清、王有龄的旗号了。为什么他又要说“后又负王有龄”呢？因为朝廷知道，李元度已经倾向于王有龄，成为打压曾国藩的一颗棋子，曾国藩说他有负王有龄，就是说李元度是一个反复的小人，不可使用，以堵朝廷的嘴巴，使清廷不再重用于他。这样才能够彻底打消清廷依赖李元度分裂湘军的做法。 脱离湘军系统，而另谋发展，在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是不能容忍的，这从对另外几个人的态度也可以看出。陈至立是鲍超手下的一个营官，感觉在鲍超手下没有什么发展前途，离开鲍超到河南去某发展。曾国藩硬是将他参倒押回处理。当时给陈说好话的很多，但曾国藩一直态度端严，没有松口，直到交给鲍超。周凤山本来在塔齐布手下做副将，塔齐布死后，他负责塔军，但是连续打了三个大的败仗，被革职。1861年12月，河南巡抚严树森奏调周凤山招旧部3000人赴河南。周到河南后，派遣刘江清到湖南招勇，可能是刘态度不好，遭到湖南巡抚毛鸿宾的严厉参劾。毛是曾国藩一手提拔起来的，是曾国藩的死党，自然是一心一意维护湘军的集团利益的。他参劾周凤山是败军之将，在江西一败再败，没有独当一面的才能。指责他用人不当、识人不明，所用刘江清包养情妇、在职做生意、横蛮冲卡，官德恶劣。批评河南官员，用人不明，对河南居天下之中的重要地理位置的意义认识不够，有误大局之嫌。毛鸿宾的这种指控不仅越俎代庖，而且小题大做。他之所以这样指控周凤山，根本原因还是他脱离了湘军集团，另谋发展，不利于集团的团结、稳定。 曾李双簧应对朝廷 对太平军的战争中，各个战场都可以立功，但是最大的功劳应该是攻克南京，摧毁太平天国的国都，铲除洪秀全等国家首领。曾国荃像是一只老练的猎狗，在金陵城边坚守了2年。到1854年5月，大功即将告成。这个时候，朝廷要求李鸿章赴金陵会剿，其用意非常深刻，一方面，金陵周边的几个主要城市苏州、常州、杭州相继攻克，迅速攻下金陵是重要的战略部署，也是朝野的巨大希望，不能再拖；另一方面，李鸿章是的学生，安排他来摘桃子，可以起到离间师生关系的作用，让李鸿章在金陵战役中分得一杯羹，以此平衡两人的力量，减轻曾国藩的重量。为了掩盖这一意图，朝廷在上谕中强调大局问题，说： 曾国藩身为统帅，全局在胸，尤当督同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和衷共济，速竟全功，扫穴擒渠，同膺懋赏，总以大局为重，不可稍存畛域之见。 以此封曾国藩的嘴巴。清廷自然也知道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关系，要他去南京会剿抢夺曾国荃的功劳，他是一定不会去的，所以谕旨中特别提到“李鸿章岂能坐视？”要他“相机进取”。同时，朝廷也考虑到，曾国荃坚守金陵这么多年，现在功在垂成，要李鸿章过去帮忙，以分享他的功劳，心里一定会有看法，会不高兴，会有抵触情绪。因此，要求曾国藩“总以大局为重，不可稍存畛域之见”。如果李鸿章真的去会剿，则结果可能就会造成湘军分裂的倾向。对朝廷的这着棋，曾李都看的很清楚。两人上演了一曲精彩的双簧，双方互给足了面子，也给了朝廷一个很好的交代，达到了维护湘军安全的目的。 曾国藩重点做了三件事： 第一，向朝廷保证，欢迎李鸿章会剿。他5月22日上奏《遵旨统筹会剿金陵摺》，折中谈到自己因为李鸿章是封疆大臣，又值劳苦之际，不敢要求他来帮忙，又说曾国荃战斗非常激烈残酷，“焦劳致疾，饮食渐减，身发湿毒，不便起坐，饷项奇窘，尤为可虑”，因此希望李鸿章来。在这封奏折里，曾国藩还解释说： 然使仅请派将前来，其知者以为怜该抚之过劳，信苏将之可恃；不知者以为臣弟贪独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尤非臣兄弟平日报国区区之意。合无吁恳天恩，饬催李鸿章速赴金陵，不必待七月暑退以后，亦不必待攻克湖州之时。金陵早破一日，天下之人心早安一日，俾发、捻东窜不至掣动大局，饷项奇绌不至更生他变，实为至幸。 曾国藩将话挑明了，说了清廷没有说出来的话。以此消除清廷的疑惑。这实际也是曾国藩的一种博弈手法。 第二，做好弟弟的思想工作。对于朝廷派李鸿章来会剿的事情，曾国藩早在朝廷下旨之前已经有所推测。4月16日、20日他写给沅弟的信中谈到这一问题，他劝说道：“如奉旨饬少荃中丞前来会攻金陵，弟亦不必多心，但求了毕兹役。”“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吾兄弟名望虽减，尚不致身败名裂，便是家门之福。” 皇帝的谕旨是5月8日下的，5月14日曾国藩接到谕旨，到22日才回奏。这期间曾国藩在做什么呢？从14日到18日，曾国藩每天一封信给曾国荃，做他的思想工作。5月14日的信中说道：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六章 呵护湘军集团安全（3） 第十六章呵护湘军集团安全（3） 本日接奉寄谕，亦令少荃亲剿金陵，而弟信又言广贼尚发米一斤四两，可知时候未至云云。余遂决计请少荃来金陵，同心办贼。今日先咨弟处，明日即咨少荃，并专案复奏也。今日陈虎臣自苏归来，具述少荃于吾兄弟休戚相关患难相顾，与昌岐之言相同，且炸炮轰倒之城，实可骑马而登，胜于地洞十倍。少荃亦有信来，愿派季泉带炸炮来助。吾意季泉来，不如少荃亲来，盖深知老弟之心，不畏少荃占弟之名，而颇畏季泉之勇不受约束也。弟接奉寄谕及兄此信，亦望作一信邀少荃前来会办。此事余踌躇已久，细思吾考妣今若尚在，吾以此疑敬询吾亲，必日：“速请李中丞来会剿，无令尔沅弟久郁郁也。 信中不惜请出地下的父母来劝导弟弟，可谓用心良苦。此后几天的信，大抵都是劝他不要独享大名以保身体的话。直到17日接到曾国荃已经写信去请李鸿章来会剿的信，曾国藩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又写信去表扬他“豁达恢宏、识量过人”。 曾国藩真的希望别人来帮忙吗？不希望。4月份福明阿派遣六千人来，被曾国藩打发去守江北，就是证明。 但是曾国藩向朝廷表达希望李鸿章亲自来。李鸿章是他的学生，是深刻知道老师的心思的，又怎么会作出对不起自己恩师的事情来呢！曾国藩多次说道：曾家和李家就是一家。李瀚章、李鹤章、李鸿章都是曾国藩一手栽培出来的。李瀚章最初只是湖南的一个知县，李鸿章只是一个编修，他们能够做到“正部级”以上的高官，都是曾国藩的功劳。为什么曾国藩非要李鸿章来，而不愿意他的部下来？这是因为，李鸿章的部下“不受约束”，曾国藩有恩于李鸿章，却无恩于他的手下，即使有也不够深、不够厚，他们来，看到那么大一块肥肉，而不动心？而不争夺？李家军带的是新式武器，一顿猛攻，金陵城不破才怪。当朝廷谕旨下达到李鸿章时，淮军的一些将领看到立大功的机会来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有的说：“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遇于东坝必战。”也有的说：“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李鸿章终不为所动。他对上奏朝廷说曾国藩完全能够平此大乱，金陵即日可克。又说长兴没有攻下，不能进攻金陵。听说要攻打长兴，清廷只好说那你打下长兴再进攻金陵。不久长兴克复，朝廷又催。这个时候李鸿章拿出了一个好笑的理由，他说：“天气炎热，洋枪连放即红，多则炸裂；开花炮放至十数出，即不能着手等语。”对李鸿章迟迟不来金陵，曾国藩上奏朝廷帮他解释说：“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进兵最速，此次会攻金陵，稍涉迟滞，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师生一唱一和，将一曲双簧戏表演的淋漓尽致。最后，李鸿章还是没有去金陵，从而，避免了曾李可能产生的矛盾。 第三，迅速攻克金陵。按照曾国藩的意思是不急的，但是曾国荃坐不住了，从5月开始，连续不断地进攻金陵。他知道唯有自己攻下金陵，才可以独享功劳。6月14日，洪秀全吞金自杀，6月16日午时攻克金陵，19日萧孚泗抓捕李秀成，朱洪章抓获洪仁达。这样才总算避免了曾李分裂的危机。 化危为机术 曾国藩深知，官越大、权越大、功劳越大，引来的猜忌、怀疑也就越大，可能引起的危险也越大。如何化解这些危险，是一门很深的领导艺术。中国古代有很多这方面的典范。有的不断将自己的亲戚儿子送往前线，有的将军出门大战，家里广置财产；有的干脆把兵权交出来，自己做富翁，过舒服日子。像韩信、彭越这样不懂官场的人，才糊里糊涂成为当权者的刀下鬼。曾国藩深通此中奥妙，所以才有积极的应对措施，确保了湘军的安危。 曾国荃攻克南京，对于清廷来说，是一件关系执政地位的天大的好事，但也是一件令统治者极其担忧的“坏事”、“愁事”。洪秀全的天国被灭了，但是曾国藩的湘军却异常强大了。居功自傲、拥兵自重，或者竟反戈一击，调转对付敌人的枪口来对付自己，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这个时候的清朝政府是“孤儿主政，寡妇当家”，国库空虚，兵力单薄，就像案板上的肉，再也没有能力来对付像湘军一样的军队了。所以，他必须在思想上有所警觉，言语上有所警示，必须作出一些事情来暗示曾国藩，要他好好约束自己。清廷主要抛出了四件事，来试探曾国藩的反应。 第一件，拉脸色。金陵没有攻破之后，朝廷下旨叮嘱曾国荃，要他在攻克金陵后立即上奏朝廷。金陵城攻克后，曾国荃会同杨岳斌、彭玉麟三人一同发了一个八百里加急的折子。这是个报喜的折子，本来应该给予奖励，可是朝廷接喜报后下的两道谕旨，却令人胆寒心惊。前道谕旨指责曾国藩不应该提早离开金陵城中战场，回到雨花台大本营，如果因为他的离开产生变故将严厉处罚。后道谕旨继承了前道谕旨中的一些内容，告诫曾氏兄弟不要骄傲。清廷这样做，无非是给点脸色，敲山震虎，要曾氏兄弟小心。这是压的艺术。 第二件事，追财富。南京未克之前，盛传太平天国积累了巨额的金银财富，打破金陵后，并没有发现巨大财富。真的有还是没有巨大财富，现在还是一个秘密，既没有文字记载，也没有考古发现，所以现在还无法揭秘。就我个人的看法，如果有这笔钱，当时曾国荃部裁撤的时候欠饷几百万两，何必打白条呢？当时朝廷有一批人相信有这笔财富的，其中贾铎就是。他上书朝廷，要求追查这笔财富。破城之时，清廷有令：“金陵积有巨款，自系各省脂膏，仍以齐各路兵饷、赈济之用，于国于民，均有裨益。”按照清朝的制度，俘获敌人财富必须如实上报国库，如有瞒报，一经查清，严格处理。所以，这道谕旨对曾国藩来说，也是要命的一招。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六章 呵护湘军集团安全（4） 第十六章呵护湘军集团安全（4） 第三件事，查幼主。金陵攻克后，曾国荃部搜杀三日，没有发现幼主洪福瑱。所以曾国藩7月7日上奏，报告洪福瑱的下落，说：“洪福瑱以十六岁童騃，纵未毙于烈火，亦必死于乱军，当无疑义。”然而7月25日接到15日的上谕，上谕提到左宗棠上奏报告洪福瑱的下落，说洪福瑱于6月21日由东坝逃往广德，26日被黄文金迎入湖州，当时湖州还在太平军手中。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洪福瑱的出逃可能成为一面旗帜，有理由号召义军、组织义军。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少见的，秦末项籍、项羽起事打的是楚怀王后代的旗帜，陈胜、吴广起义打的是扶苏和项燕的名义，明朝的朱元璋打的是小明王的旗号。清廷借题发挥，严厉指出：洪福瑱“必将号召群逆，为久踞之计。”要求对“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 第四件事，要报账。战争刚刚结束，清政府就下谕要求各地分年分起、报同治三年六月以前收支总数。军务报销是国家制度，于理说得过去，于情难以做到。打仗十年，收入复杂，开支也复杂，是一笔说不清楚的糊涂账。报不清账，有一批人会受到处分。这些人当然是湘军集团的人。 这四件事可以说是“冠冕堂皇”，完全上得台面，但是潜台词却是很硬扎的，属于绵里藏针的那种。曾国藩自然看得很清楚。处理不好，湘军集团就很危险。一批人会掉脑袋，一批人会坐牢，一批人会开除公职。面对这样凶险的局面，曾国藩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将风险化解于无形。 首先是化解湘军高级将领的激愤情绪。 四道谕旨下来后，湘军将领可没有那么冷静，他们是经历了长期战争洗礼的，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曾国藩最怕的就是这一点。 据说，有一天晚上，三十多名高级将领忽然会集大厅，请求曾国藩接见。他们来的目的就是集体表忠。当时曾国藩正好审讯李秀成，中间休息。他问，九帅有没有来（曾国荃在家排行第九，故称九帅）中军回答，没有看见九帅。曾国藩即传令召曾国荃。曾国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将，这天刚好生病，可是主帅召唤，也只好抱病来见。曾国荃到后，曾国藩进入大厅，一脸肃敬，众将肃立，整个大厅庄穆寂静。大家落座后，曾国藩什么也没有说，在一张大红纸笺上挥笔写了一副对联，然后，一句话也没有说，就退入后室。这副对联是：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如！ 这副对联，前一句说的是官场一切，就像太阳照在海面，显出很多的鲜花，虽然好看，但那是虚幻的，是不切实际的。后一句说的钟子期与俞伯牙的典故，传说先秦的琴师伯牙一次在荒山野地弹琴,樵夫钟子期竟能领会这是描绘“巍巍乎志在高山”和“洋洋乎志在流水”。伯牙惊曰：“善哉，子之心与吾同。”子期死后，伯牙痛失知音，摔琴断弦，终身不操，故有高山流水之曲。这副对联的含义就是：你们的心思我知道，我的心思你们也要知道！ 曾国荃读联语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凛然，最后则是惶然。众将围在曾国荃之后，观读联语，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各式各样表情不一。曾国荃于是用黯然的声调对大家宣布说：“大家不用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干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曾国荃和湘军攻灭太平天国，再造清朝，立下了盖世大功，以当时湘军士气之盛，战功之伟，如果拥立曾国藩，是用不着费气力的；而曾国藩以十四字联语，把他们的打算消弭于无形。 湘军将领大多是曾国藩一手带出来的，对于他们的那点想法，曾国藩自然是心知肚明的。没有曾国藩的维系，形势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真的难说。 据说，胡林翼、李元度、彭玉麟、王闿运、左宗棠等人都曾暗劝曾国藩力主东南半壁江山。安庆战役后，李元度向曾提到“王侯无种，帝王有真”，胡林翼留有“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的纸条，左宗棠有“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之联，彭玉麟有“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的劝说。这些都是传闻，不足采信。王闽运是曾国藩的蒯通，游说曾国藩造反最激烈。经常劝曾国藩“彼可取而代之”，被曾国藩以“妄”付之。王一直不得意于曾国藩，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在衡阳及成都讲学时骂“曾大不受抬举。”晚年自挽：“纵横计不受，空留高咏满江山”，表达自己对曾国藩的不满。 不管这些事情是真，还是假，有一点可以说明，不管是时人，还是后人，有很多对曾国藩缺乏足够的了解与理解。曾国藩是一个深受孔孟思想熏陶的传统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典型的儒家代表。试问在中国历史上，有哪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举起过旗子，造政府的反？经历了长期战争的残酷环境，看到战争给人民、给国家造成的巨大灾难，一个有着大爱大憎的人，不可能会产生再造战争的心理。 做好湘军将领工作，最重要的人是曾国荃。曾国荃功劳最大，他的队伍也最能打，数量也最多，威信也最高。朝廷最怕的也是他。谕旨中点名批评的也是他。做好了他的工作，湘军的工作也就做好了。曾国藩大量、密集地给弟弟输灌道家思想，教育他懂得 “花未全开月未全满”、“下岸想好上岸”、全身而退等道理，劝他做到“胸次浩大”，并且在他四十一岁生日的时候，专门写了13首绝句，以此劝慰他。这里我们选几首以飨读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六章 呵护湘军集团安全（5） 第十六章呵护湘军集团安全（5） 九载艰难下百城，漫天箕口复纵横。 今朝一酌黄花酒，始与阿连庆更生。 诗的大意是：老弟啊，你辛苦了，我也知道你不容易啊！九年来，你确实是劳苦功高，可是这漫天的谣言你知道吗？这黄袍加身的事可不是我们兄弟自己玩得的啊，不要想那么多，去休息一下吧！对了，你生日就要到了，我们两兄弟好好地庆祝一下。 这首诗，概括曾国荃九年从戎，攻克百余城的光辉业绩，能够生存庆祝，是一件盛事、好事、快乐之事，所以要庆更生。 平吴捷奏入甘泉，正赋周宣六月篇。 生缚名王归夜半，秦淮月畔有非烟。 这是曾国藩赞扬他收复金陵，取得巨大的功业。 童稚温温无险幟，酒人浩浩少猜疑。 与君同讲长生诀，且学婴儿中酒时。 诗的意思是说孩子心里多纯洁，醉人心中没猜疑；我们还要一起长久活下去。这是曾国藩要他看轻名利、讲究道家的长生之道。 由于曾国藩突出的思想工作，曾国荃答应辞职回家。这样既化解了湘军可能的造反行为，也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清廷的顾虑。 其次是裁撤湘军。 将湘军中的不满情绪压下去之后，曾国藩所做的另两项工作是裁军与停止粤厘。7月20日他上奏朝廷，主动要求裁撤曾国荃手下的5万湘军的一半。他说： 惟念近岁以来，但见增勇，不见裁撤，无论食何省之饷，所吸者皆斯民之脂膏，所损者皆国家之元气。前此贼氛方盛，万不得已，屡募屡增，以救一时之急。今幸老巢既破，大局粗定，裁一勇即节一勇之糜费，亦即销无穷之后患。诸将之愿遣散归籍，盖未始非臣之幸，未始非大局之幸。 同时请求朝廷开缺曾国荃，让他回家养病。一番谦让后，朝廷同意了曾国藩所请。7月29日，曾国藩又上奏清廷，请求停止粤厘供应湘军。粤厘于同治元年七月开征，到同治三年四月，共为曾国藩提供军饷一百一十万两，分别供应左宗棠、曾国荃、李续宜。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着棋是“曾左分裂”。 曾、左失和直接原因是关于洪秀全儿子洪福瑱生死问题的争论。曾国藩报告给朝廷的消息是洪福瑱死于战火之中，后来得到确报后，又在随洪逃出去的人数多寡上做文章，坚持称只有几百人。而左宗棠的汇报是洪福瑱带几千人逃到湖州。两人因这件事打起了笔墨官司，分别以不同的口气多次向朝廷报告。对于左宗棠的报告，朝廷深信不疑，而对于曾国藩的报告，朝廷却给予严厉批评与职责。上谕说： 洪瑱福即洪福瑱也。昨据曾国藩奏，洪福瑱积薪，茫无实据，似已逃出伪宫。李秀成供，曾经挟之出城，后始分散。其为逃出，已无疑义。湖熟防军所报斩杀净尽之说，全不可靠。着曾国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 朝廷态度非常强硬。针对朝廷的态度，曾国藩一是为自己辩解，二是与左宗棠攀比。他多次上奏朝廷，辩解自己防范严密，没有发现大批逃跑人员，认为从严密防范之中逃出几千人是不可能的，几百人化妆之后逃跑则难免。左宗棠攻下杭州时，陈文柄率领十多万人逃了出来，这件事曾国藩做足了文章，他说： 杭州克夏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未闻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 这奏折，曾国藩抄送给了左宗棠看。曾国藩攻讦左宗棠，原可不抄送给左宗棠看；而左宗棠未奉清廷明旨查问，亦大可不必遽行奏陈。但左宗棠竟不顾情谊，不为自己的道德、修养着想，以《杭州余匪窜出情形》一折，痛诋曾国藩。这说明了什么？是左宗棠想以此打击曾国藩来达到提升自己在清廷的地位？获得更大的官职？还是他们之间有不可逾越的仇恨？或者左的道德品质有很大的问题？这些假设都不会出现。左宗棠虽然性格急躁、骂骂咧咧，但是在这些关系到湘军存亡的问题上，不可能那么糊涂，他的职务也已经达到总督一级，不会再有更高的位置给他，而且左宗棠也不是一个追名逐利的人，他的道德品质也不会差到用这么卑劣的手段去打击多年来一直殷殷关切他、重视他、支持他的恩人吧。因此他们的分裂，也许就是一种安排、一个计划，一个保全湘军的措施，是两位湘军统帅所唱的一曲双簧。因为只有两人的分裂，湘军才是安全的。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撰写挽联纪念，高度评价了曾国藩，联曰：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左失和现象，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清廷甚为欣赏，批示说： 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督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人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进，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厚。该督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 清廷一方面表扬左宗棠，另一方面又抚慰他，要他主动和曾国藩搞好关系，其实骨子里还是希望他们分裂。这里用的也是帝王驾驭之术。八月初七上谕： 惟金陵大功虽已告蒇，而裁兵之欠饷，与出剿之行粮，正烦筹画。曾国藩现派江苏官绅赴沪劝捐，并函商李鸿章酌分松沪厘金，殊恐缓不济急。本日已于明发谕旨内，令将粤厘暂缓停止，并寄谕毛鸿宾等照旧筹解。计曾国藩军营有此一款，源源拨运，自可稍济兵糈。李鸿章仍当督饬官绅，将劝捐、抽厘等事认真筹办，务令涓滴归公，以资协济。 裁撤勇丁为善后第一要务，既据曾国藩奏称，湘勇有业者多，无根者少，但使欠饷有着，当可安静回籍。即着责成该大臣妥速办理，毋令游惰别生枝节。至挑补兵额一节，既属窒碍难行，即着照该大臣勇则遣回原籍，兵则另募土著之议，次第擘画，以期经久可行。 洪福琪败残之馀，即使其人尚在，亦属无能为役。惟该逆僭称伪号，刻有金玉伪玺，非其馀贼酋可比，其存亡实在下落，必应查究明确，，方足以靖人心而弥后患。仍着曾国藩详细访查，务得确据。此时湖州已复，该逆曾否窜入湖城，不难查访而知，并着左宗棠一体查明具奏。 至金陵逸贼，既据曾国藩奏称，漏网者至多不过数百，所有在防将士，均着免其查参，以励有功。听逆陈炳文率枪队七千馀人，为数太多，安置遣散，均不易办。杨岳斌当督饬鲍超察看真伪，妥筹办理，不可稍涉大意。现在办理情形及汪海洋、谭逆、李逆等踪迹，杨岳斌如尚未带兵赴甘，即着会合沈葆桢迅速详细具奏。 这道谕旨可以说是皆大欢喜。要停的厘金不停了，继续供应曾国藩使用；要求曾国藩继续做好撤勇第一要务；因为洪福瑱出逃引发的冲突也缓和，甚至认为即使洪活着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原来要追究的责任也不追究了。关于金陵珍宝财富问题、报销问题，清廷都有旨，不再追问以及免除报销。十月洪福瑱在江西被抓被杀，清廷表扬了沈葆桢，没有问及金陵之战漏网的责任。 这是一个双赢局面，曾国藩的博弈再一次胜利，湘军集团得以完全保存；清廷得以苟延残喘，直到20世纪初才退出历史舞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七章 刚圆交际协调艺术（1） 第十七章刚圆交际协调艺术（1） 有刚有圆，刚圆互济，是曾国藩领导术的重要内容。这种领导术，具有广阔的使用空间与领域。比如夫妻之间，就需要讲究刚柔术。夫妻之间，一刚一柔是最好的搭配；两人都刚，难以和谐，一旦遇到矛盾，会互不相让，从而导致冲突。班子的搭配，应该讲究刚柔结合，大家强硬，就会“火拼”内耗；大家都很柔，班子则缺乏战斗力，不能集中智慧做好工作。父母教育子女也需要刚柔术，一味的高高在上、咄咄逼人的教育子女，往往适得其反。一般来说，领导者以刚柔来划分，可以有三种类型：其一是刚毅型，比如早期的曾国藩、左宗棠等；其二是柔和型，像李鸿章；其三是刚柔结合型。曾国藩在领导风格上有一个由刚向柔转化的过程。他说： 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 刚柔互用，是曾国藩领导术的一次升华。开始一段时间，曾国藩的领导风格没有经历复杂实践的考验，追求理想状态，内方外方，内刚外刚，说话做事率性而为，不注重协调、协同，不注重别人的感受。经历挫折后，讲究圆融艺术，外圆内方、外柔内刚，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与支持。 太刚则折 曾国藩在北京十多年的时间，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性质都比较单一。他一心追求学业上的不断进步，刻苦钻研理学，不停地反省自己，塑造自己道德家的光辉形象。结交朋友，探讨各种学术上的问题，编织自己的人脉网。参加由道光皇帝亲自主持的晋职与差事考试，职务由普通翰林升迁到正二品“副部级”。他思考国家大事，寻找经世济世的良方，咸丰初年他上的几道奏章，就是这种思考的结果。他性格刚直，态度强硬，作风刚毅。不满达官贵人做派，反感官僚衙门作风，立志整顿官场靡费昏晕作风。 1852年底，他就是保持着这一领导风格，来参与湖南的团练工作的。曾国藩丁忧之前是正二品礼部右侍郎，按照明清时期丁忧制度，不管多高的职务，一旦丁忧职务就被免去了，所以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是无职无权的人。作为一个虚职、一个帮办人员，要想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得到上级的支持，二是自己能干、肯干、敢干。得到上级的支持，就是拉虎皮做大旗，就是获得尚方宝剑。这是很多想干事、会干事、能干成事的领导者最善于使用的领导术。曾国藩就是利用这一招将湖南复杂的局面控制下来的。张亮基是一个老好人，能力虽然差一点，但是心胸比较宽广。曾国藩到省城后，两人进行了深刻的会谈，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就像后来的骆秉章对左宗棠一样，将大小事务一手交给了曾国藩。两人思想统一后，曾国藩立即向咸丰上了一道奏章，畅谈了自己创办团练、整顿社会治安的想法。咸丰看了之后，很高兴，立即批复，要求他“剪除百恶”“保卫善良”，要他“悉心妥筹办理” 团练“以资保卫”。 有了这两张王牌、两柄利剑，他就可以按照自己的个性大胆放心、毫无顾忌地去做事。他的刚毅的办事风格在这个时候得到了充分的展露。他将重点放在两件事上，下猛药出狠招加以整顿。 第一件事是杀土匪。所谓土匪是指当时遍及三湘大地的各类会党，包括天地会、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太平军刚进入湖南的时候，就有一批会党响应起义，参加了起义。浏阳征义堂，有两万多人，拥有自己的武装，首领周世虞，在太平军经过湖南时，也和太平军联络过起义的事情。这类会党对国家政权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当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他们很可能成为推翻当权者的重要力量。因此清查会党，的确是第一要务。还有就是一些危害百姓的不法之徒，包括游勇、逃兵、教匪、盗匪。他指出： 今日之急，廓清土匪，可收实效。三四十年来，一种风气：凡凶顽丑类，概优容而待以不死。自谓宽厚载福，而不知万事堕环于冥昧之中。浸溃以酿今日之流寇，岂复可暗弱宽纵，又令鼠子锋起？闻台端刬除强暴，不遗馀力，鄙怀欲取为伐柯之则，倘肯授我方略，时示成法，实为厚幸。 一个地方的不稳定，其实是当官的纵容出来的。小问题不处理，慢慢地积累成大问题，难问题，棘手的问题，盛世、太平世界就会变成乱世。对于乱世，曾国藩深知重典的重要，因此主张 “用重典”、 用“霹雳手段”“快刀斩乱麻”。他对咸丰说要“拿获匪徒，立予正法”，下令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严厉打击不法分子。他强调： 其有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言惑众者，告之团长、族长，公同处罚，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其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蒋械抄抢署，格杀勿论。 在打击对象上，曾国藩突出重点，只杀首要诸犯，其他的不予追求。方法上，他认为省府衙门办事程序复杂，办事效率低下，因此按照他的思路，避开一切常规手段，采取战时管制措施，“现在设法购拿各劫案首要诸犯，至则立予磔死，不复拘守常例，持之稍久，巨案或可少息。”首犯一经拿获，立时枪毙。他创造性地设了一个提审局，负责案犯查处，要求所有抓到的案犯一律送到提审局，从速、从严办理。短短四个月，杀了137人。曾国藩的重典治疗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整个湖南基本上安定下来，他自己也因此获得了“曾剃头”、“曾屠户”的恶名。他避开湖南官场的非常规做法，得罪了湖南官场，为骆秉章、徐有壬等人所不容。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七章 刚圆交际协调艺术（2） 第十七章刚圆交际协调艺术（2） 第二件事是训练湘勇。训练团勇是他的本职工作，不管怎么训练勇，别人不会干预。可是他偏好管闲事，越过界限去管理标兵的训练。这是官场的大忌。曾国藩敢于触犯这样的大忌，我想还是他刚毅的领导风格在起作用。性格刚毅的领导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看不得别人懒惰，看不得事情放在那里不做，总想自己多做一点事情。然而往往事情做的越多问题越多，矛盾越大，别人的意见越多，但不做事，不是刚毅型领导者的风格。 当时的标兵是无药可救的。1862年，太平军进攻长沙时，石马铺驻军一千多军士，与太平军对峙大约一个时辰，便全部溃散，守将福诚和尹培立双双战死。这就是当时湖南标兵的现状。对这样一支军队，曾国藩仍然保有希望。他将训练作为改造的重要手段，期望能够通过训练收到治病救人的效果。“操练兵勇。三年之艾，亦须及时收蓄，以为七年治病地步。”他在训练湘勇的同时，也将标兵喊来一同训练，训练的内容主要包括技术训练与思想教育。曾国藩训练思想教育，塔齐布负责技术训练。对于这种训练，曾国藩本人是很满意的。他说： 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听者甚逸，讲者甚劳。……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 训练标兵是提督的责任。曾国藩一个帮办团练的人，是没有权力干预的。他的做法引起了提督鲍起豹的不满。他唆使副将德清反对曾国藩。德清当着广大士兵宣称：“大热天还要出操，这不是存心跟将士过不去吗？”受到领导的支持，士兵就起哄闹事。 7月13日，湘勇试枪误伤一提标长夫。这下不得了了，弁兵执旗吹号，手操军火器械跑到城外校场，寻找湘勇开仗。曾国藩为了平息事态，将那名勇送到城楼上，当着标兵的面责打二百棍，而对标兵的行为则不予追究。8月4日，永顺兵与辰勇赌博，发生冲突，兵又一次执旗吹号，下城开仗。曾国藩靠考虑到兵勇多次内斗，将来不好作战，想军法治之。这一下更是惹起了大的风波。8月6日，绿营兵竟然整齐队伍，带着武器，鸣号去鼓，去参将府，要杀塔齐布，吓得塔齐布躲在菜园旁边的草丛里，才逃过一劫。绿营兵找不到塔齐布，一把火烧了参将府，随后拥到曾国藩官邸，打伤几个卫士，扬言要杀曾国藩。巡抚骆秉章住在隔壁，视而不见，闻而不救。事后，骆秉章根本不对此事进行查究，想不了了之，并暗中指使人散布说消息，是由于曾国藩干预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来。 骆秉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曾国藩在长沙的成功，得益于刚毅；折戟长沙，也是由于刚毅。 一是明知不可为而为。湖南官场也好，湖南兵营也好，与其他地方的没有什么区别，到咸丰的时候已经是一块腐烂透顶的肉，一段空了心的木头，要改造谈何容易，而曾国藩偏偏要“逆天而行”。这以后，曾国藩对标兵是彻底失误，无论是日记，还是书信，对他们再没有一句好话，招募湘勇也不用一个兵。 二是没有协调好关系。张亮基喜欢他，信任他，重用他，但是很快就调离了湖南，到湖北去担任湖广总督去了，骆秉章接任，同时担任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务的人也换成了陶恩陪、徐有壬等人。他们三个人对曾国藩的做法非常反感，不断指责他越权越职。曾国藩有一次写信给骆秉章，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他说：“今年在省所办之事，强半皆侵官越俎之事。”但是他认为是为了国家，所以并不后悔。“以为苟利于国，苟利于民，何嫌疑之可避，是以贸然为之。”“侵官越俎”是官场最大的忌讳。而曾国藩恰恰触犯了这一条。后来，曾国藩招兵买马不依靠湖南官府的力量，独自募捐，原因也在这里：湖南巡抚不支持他。不仅不支持他，而且只要逮着机会还要整他。1854年靖港之败后，徐有壬撺掇骆秉章上奏弹劾曾国藩，说他指挥不力，要求朝廷给予处分。原因也在这里。 三是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在京城生活了17年，对官场中的衙门习气、官僚习气曾国藩深恶痛绝，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曾国藩就想好好的改造之。因此，在做事的风格上讲究雷厉风行，在做事的方法上，讲究快事快做，甚至自己成立了办事机构，绕开湖南官僚机构。这种做法，难以被一般人所理解，更难以得到一般人的支持。 至强无强 强势领导如果过于强势，就可能导致孤立。曾国藩一生最不得意、最不顺畅的时间是1855-1857年。这一时期，他孤军深入江西，既无外援，也无内助。自己从湖南带来的水陆两军，陆军只剩下李元度的平江勇跟随，水师只有内河水师，兵单力薄，举措乖方，危险重重。他总结这一时期“郁郁不得意”的原因时指出： 余前在江西，所以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坐不应驻扎省垣，故生出许多烦恼耳。 为什么他不能干预地方事务、接见官员、联络绅士？这是由他的职务决定的。当时，他仅仅是一个兵部侍郎衔，既不是钦差大臣，也不是地方巡抚，他有权力率领他的曾家军去为朝廷卖命，却没有权力治理地方行政。所以，他常常将自己比做“客”，将湘军比做“客军”。既然是客，那就看主人喜不喜欢，留不留客。主人喜欢、支持，这个客就是好客；不喜欢、不支持，就不是好客。客人要看主人的脸色，脸色不好，客人难堪。曾国藩经常处于难堪之中，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七章 刚圆交际协调艺术（3） 第十七章刚圆交际协调艺术（3） 比如提拔军功干部，自己没有职数，要和地方的提督、总兵去协商，别人给他一个指标，他才有一个可以使用；别人不给，他也没有办法。干部得不到提拔，积极性就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也会减弱。 又比如军饷也是一个大问题。有件小事可以说明曾国藩当时的困难。1856年3月，曾国潢在长沙向人借了200两银子，写信向曾国藩要钱还账。他写信告诉弟弟说：“刻下营中实无银可拨，只得仍在家中筹还。前年所买衡阳王家洲之田可仍卖出，以田价偿李家之债可也。”一个拥有1.7万军队的统帅，居然连200两银子都还不起，以致要卖田还账。曾国藩感叹：“江西局势日蹙，仆在此调兵筹饷，艰难委曲，有非笔墨所能馨者。彻宵兴叹，束手无策。”李元度屯驻抚州，为了搞到粮饷，不得不分兵进攻周围县城，给了太平军以可乘之机。李元度开始募兵打仗的时候，江西官绅对他寄予厚望，打了三十多次仗，胜的多，败的少，然而9月在抚州作战失利，林源恩战死，立即遭到抚州官绅的批评、怨恨。平江勇因为得不到粮饷、没有饭吃怨恨交加，以致集体上访。毕金科是一员猛将，作战勇敢，所向无敌。粮草问题让他烦恼透顶。有人建议，只有打通景德镇，才能获得粮草。他带十人攻打太平军的营垒，身中五十多箭而死。 孤立无援的曾国藩没有办法，只好选择与江西官场的决裂，以期引起高层的注意，获得新的机会。当时江西巡抚是陈启迈。陈与曾渊源极深，是他同乡、同年、同官翰林。这么好的关系，两人竟然破裂。参劾陈启迈的理由是很充足的。其中之一就是说陈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万载县举人彭寿颐倡办团练，奸民彭三才认为馈赠太平军钱财物可以免除祸患，办团练就会招致祸害，因此，不仅不参加，而且想办法将团练解散。两人为此事打官司，县长支持彭三才，袁州知府支持彭寿颐，陈启迈竟然支持县令，案件拖了半年没有处理。后来，曾国藩发现彭寿颐是一个人才，与陈启迈当面商量调入军中，又去了两次公函，陈没有同意。一个月之后，臬司恽光宸审理此案，要彭寿颐承认诬告县长李峼，彭坚持不从，因此严加刑讯，褫夺功名，造成冤案。官司打到咸丰那里，咸丰出于战争的需要，不得不撤了陈、恽的职务。派遣文俊来接替陈。文俊接任后，曾国藩孤立、困难的情况还是没有改观。曾国藩本来是为国家、为朝廷做事，却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是始料不及的。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三个： 第一，是朝廷不信任。朝廷的这种态度，对地方官员来说是一个风向标。朝廷重视某个人，地方官员也就重视，反之，就不会看重，不会尊敬。中国的官场本来就是一个农贸市场，白天卖菜的人多，买菜的人也多，就热闹；晚上卖菜的人走了，买菜的人也就不去了，市场就冷清了。谁有权有势，别人就尊敬、支持、喜欢、爱戴，就会去捧、去吹、去巴结；相反；要是无权无势，就会去踩、落井下石，就会设置阻碍。古代领导者是什么级别，就有一个什么样的官印。办公文都要盖上官印。这个官印就是关防。关防是身份的象征，是权力的体现。曾国藩的关防五花八门，有时是“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有时又是“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关防”、还有“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关防换来换去，引起很多的误解，被人怀疑是伪造。李成谋在芷江募勇，遭到当地官员怀疑；周凤山在福建被误关。他们拿出曾国藩的关防，地方官员不相信。这种情况在江西也时有发生，清廷的谕旨、文件，地方督抚不转送给他看，办理粮饷的官员也得不到地方的支持。咸丰的这种“疑人要用，用人要疑”的态度，对于曾国藩是一个不小的阻滞，直接影响了他开展工作。 第二，是江西官场不欢迎。曾国藩以一支“客军”进入江西，对于江西地方官来说无疑是一个冲击，一种压力。一方面要给他安排军饷军需，另一方面打了胜仗功劳又是曾国藩的，所以地方官员有“畛域之见”，有排他之心，有嫉妒之情，是很正常的。按察使邓仁坤是湖南人，很支持曾国藩，命令他的儿子邓辅纶随军。曾国藩见他能战会战，让他带一支军队，隶属李元度，打了几个胜仗。然而，学政使廉兆纶与布政使耆龄排挤邓仁坤，给皇帝打小报告，不准邓辅纶带兵打仗，借此打击曾国藩。 第三，是曾国藩的领导风格使然。曾国藩属于强势领导，风格趋于刚毅。这种风格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按常规不能做的事情，坚决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敢于做。用湖南的土话来说就是“霸蛮”。曾国藩在湖南的时候是“霸蛮”的，而且他的“霸蛮”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后来他对“霸蛮”有所收敛，提出要做到明强。明，就是要明白强的含义，明白怎样才是强。然而这个时候，曾国藩还是不明白倔强的真正含义的，仍然秉承在湖南的一贯作风，他肝火太旺，动不动就生气。正如数年后他教育弟弟曾国荃所说： 肝气发时，不惟不和平，并不恐惧，确有此境。不特弟之盛年为然，即余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强自禁制，降伏此心，释氏所谓降龙伏虎。龙即相火也，虎皂即肝气也。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亦不仅余与弟为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七章 刚圆交际协调艺术（4） 第十七章刚圆交际协调艺术（4） 龙虎之气太过旺盛，动不动就发火，有时想抑制也抑制不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办事不顺利，心里积累了“气”，没有地方发泄。从湖南到江西，曾国藩是立了大功劳，但是却没有得到合理的提拔重用，甚至遭到怀疑，办事各个方面都受到掣肘，这些事情堆积在心里，多了就会忿滞。忿滞，就是发怒，发怒当然不是件好事。所以曾国藩常常说要去愤激，根源就在这里。 二是自认为本事大，看不起其他的人。每一个当官的人，都有这样的缺点，认为自己本事大，将别人看的平常。能力大、本领强的，固然自是；能力差、本领弱的，也要想办法降低别人的本领，降到和他们一样的水准，然后自是。曾国藩开始的时候，也有这个缺点，后来意识到了，改正了。他教育别人要“不自是”，在皇帝面前，也常常表态不自是，要虚心，原因是他曾经自是过。他说： 近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始知自己本领平常之至。昔年之倔强，不免客气用事。 正因为有这样那样的原因，所以在与官场交际时，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意。他说： 至于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 当一个领导者对自己所处的场，有一肚子不合时宜的时候，也就是有一肚子牢骚的时候，很多问题就会产生了。 三是理所当然的思想。认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正大光明的事业，是为了国家的大业，是官场中同道都要主动关心、支持、参与、帮助的事业。同道的关心、支持、参与、帮助，应该是无条件的、发自内心的。这一点明显体现在他参劾陈启迈的奏章中。他认为： 凡饷项丝毫，皆天家之饷也，又岂陈启迈所得而私乎？乃陈启迈借此挟制，三次咨文，迭次信函，皆云不肯给饷，以此制人之肘而市己之恩。 饷项是天家的饷项，又不是陈启迈的，他为什么不给付？这句话的背后含义就是我所做的事情也是天家的事情，不是我曾国藩个人的事情。陈启迈理应无条件配合、支持，而不应该拿国家的饷项来购买个人的恩义。为国家干事，每一个参与者都应该无条件，这是至理。可是在实际工作当中，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很多人私心重，当国家需要、组织需要他们出力的时候，他们首先会想到自己个人、家庭、小团体的利益，甚至利用组织、国家的危急来经营做大做强个人利益。曾国藩没有看清这一层，“为国家不顾私情”，自然会碰壁。 至柔非柔 至柔非柔，是一种以柔克刚的领导术。我们知道，水是至柔的，但是水的力量是至强的。日本海啸，掀起十米巨浪，足可以吞灭一切。吕布英勇无敌、庞德也是战无不胜，曹操、关羽用水攻将其擒灭。领导者懂得柔术，一切困难都可以消除。 1857年3月到次年6月的曾国藩，处于事业极低谷、最不顺畅之时，以“内外交困”四个字形容最合适。外困，主要是环境的不容、不理解。国家在打仗，他要终制。对这个做法，很多人不理解、不满意。罗汝怀认为他不顾事情的缓急轻重、他先私后公，不顾天下的公义，而满足自己的私谊。左宗棠批评他虚伪、欺骗。左宗棠当时是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师爷，深得骆的赏识与重用，一言九鼎，他的评价立即得到湖南士绅的响应与认同。对此曾国藩很是烦恼，心中一直耿耿难以释怀。他离开江西后，局势正一步一步朝好的方向转化，丢弃的城市、土地大部分收复，他带去的人很多也得到朝廷的重用。这样他的内心就会产生大的不满、生出烦恼与痛苦。通过反省，曾国藩看到了自己过于强硬、刚毅的领导风格不适应官场，不宜于促进自己事业的成功。他接受了好友的建议，开始研究道家思想，内心变得超脱、轻松。他开始后悔自己过去太刚，所以受到阻碍，看到了“动心忍性，斯大任之基；侧身修行，乃中兴之本。”因此转向平实，“近月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 平实是一种较之于刚毅更趋向于平和的领导风格，是一种典型的柔术。平，就是平易近人，平常态度；实，就是实实在在，对人诚恳谦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谦虚不傲，放下架子，走近他人。曾国藩是一个善于归纳的人，他总结的“家败四道、身败四道”非常有道理。“家败四道”就是“礼仪全废者败，兄弟欺诈者败，妇女者败，子弟傲慢者败。”“身败四道”就是“骄盈凌物者败，昏惰任下者败，贪刻兼至者败，反复无信者败。”八败之中，有两个是傲慢、骄盈。傲慢的方式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神色傲慢。“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他有自己属于“生平颜病孰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飞静中默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脸色与作文中都有傲气。这是他的毛病，是得罪官场的原因。改变之后的曾国藩，脸上焕发出勃勃的平易之气，行动上则俯身低就，主动与各路人等接触，主动去拜访各路人员，迅速拉近了与他人的距离。作为领导者，要想得到别人的支持，必须放下架子，走近他们、亲近他们，不论是上级，还是下级，或者平辈，一旦与他们亲近，效果立马会显露出来。1858年6月，曾国藩复出，他走的线路是湘潭—长沙—武昌—巴河—湖口—南昌。这一路，他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去拜见从总督、巡抚到各个部门的大小官员。总督、巡抚，曾国藩去拜见是必须的，但是一般的衙门的小官也去拜访，是不是多余呢？不是的。小官都是做事的，要见一次曾大帅，谈何容易。现在大帅亲自来拜访，感觉一下子就亲近了。以后曾大帅有什么要求，需要什么帮助，这些小官自然会鼎力支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七章 刚圆交际协调艺术（5） 第十七章刚圆交际协调艺术（5） 事实证明，这次拜访，得到了普遍的支持。过去以来，骆秉章、左宗棠对曾国藩有不同的看法，支持力度也不够。这次拜访使得前嫌顿释 。军力上，过去由王鑫统领的老湘营张运兰部，以及萧启江部调归曾国藩领导，骆秉章还将自己统领的吴国佐1200人调给曾。以后，曾国藩派人回乡征勇，都保证了源源不断的兵员。财力上，湖南成立了东征局，曾国藩成立了专门的粮台，李瀚章负责，组织了一批人办理粮饷，在正常的税收的基数上，增加50%厘金，专门用于支持曾国藩东征。湖北呢，也是源源不断地支持湘军军饷，像李续宜、李续宾部主要由湖北供应军饷。由于与官文拉近了距离，很多重大的问题，官文都能够出面帮助曾国藩协调。后来，很多重大问题，曾国藩向朝廷汇报时，甚至打着官文的名号，说我和官文商量怎么怎么的。官文是满洲人，湖广总督，咸丰亲信，曾国藩这么好的态度，自然可以逐渐得到皇帝的另眼相看。 第二是宽容有度，容忍他人，做事趋向温和。曾国藩一直讲究宽恕。他在北京做京官的时候，就将谨言慎行、敬、恕、诚、静、勤、润作为“德成”的重要内容，非常强调“恕”的作用。他认为：“至于作人之道，圣贤干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做到宽恕，要从仁礼等下手，做到自己要通达，也要让别人通达，做到“知命、知礼、知言、知仁”。 “知仁”就是恕，就是宽。他指出： 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达者四达不悖，远近信之，人心归之。……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 仁道即恕道。恕道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体仁足以长人”，即“立人达人”。立人达人内容非常广泛，既是对人的道德修养的培养，也是对人能力才华的赞扬与肯定；既是给人才创造良好的平台，让他们有用武之地，使其能够脱颖而出，也是要善于识别人才、敢于启用人才，特别是不能亏待那些能力强、干事有成的人；既赏识、培养人的学识水平，也注重人的处事方法的培养教育；既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有“取人为善，与人为善”。 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宽以待人。过去有很多流言蜚语让他心烦心躁。掌握了柔术后，他不再纠缠于这些琐琐碎碎，而是笃行自己的志向，“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他说： 愿弟等之抑然，不愿弟等之悍然。愿弟等敬听吾言，手足式好，同御外侮；不愿弟等各逞己见，于门内计较雌雄，反忘外患。 不再理会流言蜚语和别人的诽谤攻击，而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同御外侮。有一段时间，属下、朋友将左宗棠骂曾国藩的情况告诉他，曾国藩说： 左公之朝夕诟詈，鄙人盖亦粗闻一二，然使朝夕以诟詈答之，则素拙于口而钝于辩，终亦处于不胜之势。故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其不胜也终同，而平日则心差闲而口差逸。……故有告以詈我之事者，亦但闻其绪，不令竟其说也。 你骂你的，我做我的，浑然不知。这种态度必须修养极高的人才可以达到。过去，下级犯了错误，曾国藩是要严格处理的。后来也有所改变。1866年实施河防策略，施行分段责任制。河南负责其中的一段，但是时任河南巡抚的李鹤年对此并不重视，敷衍了事，结果捻军利用朱仙镇以上、豫军分汛七十里、修筑未坚这个空挡跳出了清军的包围圈。按照曾国藩过去的性格是要参他一把的，但是现在他不参了，不仅不参，而且多说好话。按照湘军的纪律，军营中不准结会，然而随着湘军的纵深挺进，出现了哥老会。对这个会，曾国藩没有给予严厉处罚。相反说哥老会有两种好处，“一曰在营会聚之时，打仗则互相救援，有事则免受人欺；一曰出营离散之后，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因此同心人会。”后来湖南要处理参加哥老会的人员，特别是那些利用该会闹事的人时，曾国藩还为他们说好话，不给予严厉处分。哥老会后来成为参加孙中山抗清的重要力量，这和此刻曾国藩的宽容是有关的。 三是做和事佬，调和下级矛盾。陈湜在山西当按察使，秉承了曾国藩刚毅的领导风格，看不惯官场的恶习，参了几个官员，引来一片叫骂声，心里很苦闷，向老领导诉苦。曾国藩教导说： 与人共事，而必欲尽如我意，固已势有所难，因不如意而疲之已甚，知后来戋零远胜于既往耶？阁下英年气盛，自思锐志有为，然纵观古今来成大功享全名者，非必才盖一世。大抵能下人，斯能上人；能忍人，斯能胜人。若径情一往，则所向动成荆棘，何能有济于事？来示所谓尽力竭力，做得一分算一分，此安心妙法。 这里所说的就是领导者要能够容人，对不同的人，要能够容忍，不可要求一致。有一段时间，刘铭传对李鸿章有意见，指责李对他使用权术，因此不满，心生退志，曾国藩多次写信去协调。由于曾国藩的协调，消除了刘对李的误解，回到了李鸿章的领导之下，保持了淮军的团结与统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八章 构建先进组织结构（1） 第十八章构建先进组织结构（1） 1852年6月曾国藩被钦命为江西乡试正考官，24日出都，7月25日达到安徽太和县境的小池驿。在这里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立即取道黄梅，回到家乡。11月，太平军攻陷汉阳。这时朝廷要求曾国藩办理团练的谕旨也下达了湖南省巡抚张亮基处。按照古代的礼制，他的母亲去世，他必须停职丁忧。丁忧又称“丁艰”，又叫“守孝”， 明清时期丁忧规定时间为3年，在这期间，居丧守孝，不能外出做官应酬，不与妻妾同房，不听丝弦音乐，不洗澡、不剃头、不更衣。丁忧期内如果国家有特殊情况，比如战争，需要丁忧官员出来任职，叫做“夺情”。曾国藩是一个理学家，又担任过礼部侍郎，深悉古代礼仪制度，之前江忠源被夺情任职带兵镇压太平军，他还写信劝阻，现在朝廷要夺其情，令他守孝期间负责团练、剿匪，他自然不愿意。 然而形势急转直下，十二月武昌省城失守。正准备上疏恳请在家终制，疏稿已经写好，却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公函。函中，张亮基告诉曾国藩武汉失守，人心惶恐，恳请他出来主事。好友郭嵩焘又特别到曾国藩家，和他彻夜长谈，力劝他出来保护桑梓。不得已，曾国藩才毁弃前疏，改变了终制的初衷，违背了他所遵守的礼仪制度，于1852年12月17日起行，21日赶到长沙，与张亮基筹商办团练、查办匪徒的事务。这样曾国藩就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的事业组织了一个先进的组织，一个干事的平台。对于任何创业者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举措，是成功的基础。 旧制度催生创新 曾国藩是一个改革者。他的改革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谨慎的改革态度，遵循 “利不十不改革”的传统思想；二是因时适变、与时俱进的改革态度。前者着重于改革的效率，以效率为动力；后者着重于实际需要，旧的制度、措施已经不适应新的事业的需要，阻碍事业的进行，必须推进改革。他认为： 礼俗政教，邦有常典。前贤犹因时适变，不相沿袭，况乎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岂有可泥之法，不敝之制？……异日时易世殊，寇乱或兴，若必狃于前事，……凡可得而变革者，正赖后贤相时制宜，因应无方，弥逢前世之失，俾日新而日盛。又乌取夫颛已守常，姝姝焉自悦其故迹，终古而不化哉？ 特殊的时代实际、特殊的时代要求，必须推进常规制度的变革。这一思想，充分体现了客观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卓越的领导者的主要职责，就是要适应这种客观规律，并且加以使用，不食古不化，不拘泥前法，不裹足不前。在晚清的那种局面中，曾国藩清楚看到国家军队的不可使用，要想在纷争四起的时代有所建树，必须改弦更张，别开生面，建立一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新式军队。 努尔哈赤起兵之初，没有形成正规的军队制度，他所依靠的组织是牛录。一个牛录只有10个人，相当于一个班，实行兵民结合、军政结合、耕战结合，战时是兵，非战时是民。这种组织结构作为处于一个氏族、部落狩猎、出师是比较合适的，它实现了战斗力与后勤保障的有机结合，便于动员，便于行动。随着战争的扩大，部落的发展，地盘的拓宽，牛录发展为固山，即旗。分为黄、白、红、蓝四旗。每旗下设5甲喇，每甲喇为5牛录，每牛录300人。1815年，又扩充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为八旗。皇太极时期因为入关的需要，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二十四旗中起核心作用的是满洲八旗。 满族人数毕竟少，兵源不足，所以多尔衮执掌军队时，就大力发展绿营兵。绿营兵的主体是改编的明降卒与招募的汉人，属于经制兵。绿营除少数配合驻防八旗拱卫京师以外，绝大部分都驻扎在各地，维护地方安全。京城绿营由步军统领，地方绿营由总督或巡抚掌管，提督和总兵负责操练、征战。绿营分陆营和水师两个兵种，各有马兵、步兵、守兵3个等级。绿营设标、协、营、汛4级。总兵以上的官员统领的绿营兵叫标兵，是绿营的主力，有督标、抚标、提标、镇标、军标、河标、漕标。协，由副将统领；营，由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统领；汛，由千总、把总统领。 清朝军队经常保有量，旗兵25万，绿营兵65万，总计90万。这是统计数字上的数据，实际上稍微少一些。旗兵、绿营兵创立之初，非常能战，康熙时期平定三藩、北征准格尔，收复台湾使用的主要是绿营兵。自嘉庆至道光，国家相对太平，小战年年有，但是大的战争没有。军队升平日久，刀入匣、弓入库、马放南山，军队战斗力削减。 清朝军队越到后来，制度性弊端越明显。 首先是世袭兵制的落后。世兵制，顾名思义，是世代为兵。一入兵营，代代为兵。就像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很多都是一家人、两代甚至三代人在一个厂。清朝当兵是牢不可破的铁饭碗，当了兵就可以就业，哪怕是个傻瓜、混蛋、文盲，只要当兵，世代当兵。当兵成为安排就业的捷径，士兵的心思也就在战斗上了。清朝士兵的工资低，一个月只有1两多银子，难以养家糊口，士兵做小生意的不少。士兵做生意去了，哪里还有心思训练呢。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点操、训练，就请当地人代劳；一遇战事，代劳的不愿去送死，就转请流离失所、没有生活保障的流浪汉、乞丐入军。世袭兵制成了国家的负担，临阵打仗毫无用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八章 构建先进组织结构（2） 第十八章构建先进组织结构（2） 其次是用人制度的紊乱。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惜命，一个国家才有希望。清朝军队的领导者，最高长官是皇帝，地方则是督抚。武官主要是负责训练。文官管理军队，主要管用人。用人又不按照正当的渠道、方式，而是大开后门，大小官员的提拔都要用钱去购买。“千里为官只为财”，混得了一官半职的军队领导者，整个心思用在捞钱之上，军队吃空饷现象严重。在清朝，武职吃空饷得到国家的认可。 自康熙以来，武官即有空名坐粮。雍正八年因为定例：提督空名粮八十分，总兵六十分，副将而下，以次而减，下至千总五分，把总四分，各有名粮。 到乾隆末期，拥有缺额六七万人。这是名正言顺的吃空饷。后来，乾隆将这个数挑补实额，但军队偷偷吃空饷的现象依然存在。国家每年花两千多万两银子用于军队，但军队却“不堪一割之用”。比如，太平军进攻长沙，时任两广总督徐广缙到了衡阳就不前进了，他带着军队在那里休息，不敢去指挥打仗。等到湖南左宗棠他们将太平军赶走后，他才徐徐来到长沙。气得咸丰一纸文书将他免职罢官。 再次是用兵制度的紊乱。“将不知兵，兵不用命。” 一个将军对自己的士兵毫无所知，又怎么能领导好自己的部下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归咎于管理的将与兵分离。平时带兵的，不是战时带兵的。当官的不认识当兵的，当兵的也不服当官的管理。尤其好笑的是，遇到军事行动，临时撮合。“当其调兵之时，东抽一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或楚弁而辖以黔镇。”其结果是遇到危险互不相救，袖手旁观，哆口微笑。 曾国藩深知清朝军队弊端，所以不敢采用这种制度，也不敢用正规军。1853年秋冬，他在衡阳赶造水师战船，朝廷为了加快进度，特意从广东派遣一个姓张的道员带2000广东水勇来衡阳帮忙。曾国藩请湖广总督吴文镕出面协调，要张道员在木材比较多的地方，比如湘潭、常德，或长沙、或湖北另开一局，不和他们共事。 基于对国家军队这种认识，曾国藩在招募湘勇组织军队上，提出了“改弦更张”的新思路。其创新思路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组织目标。针对经制兵不团结的现象，提出组织湘军“务期一心一德，生死相顾，庶几联吾同仇之义士，以破逆贼之死党”；“必须万众一心，诸将一气，而后改弦更张，或有成功之一日”。终极目标就是要“保全天下大局”，“冀收澄清之效”。一句话，就是志在消灭太平天国，巩固清朝政权。二是组织创新，在水师陆营建制上有创新。三是选将招勇上有创新。军队的管理制度有创新，强化了湘军的思想教育，建立了一支有文化的军队。四是后勤保障有创新，施行高薪制、后勤保障与作战部队一体化。五是随时创新湘军，能够吸收其他部队的优点，使用最新的武器装备，以及引进西方军队的训练机制。这些内容，在下面的章节中逐渐讲到，这里只是点到为止。 推陈出新的湘军 一个人要想成功，必须有自己的组织。你想赚钱，必须要有自己的公司，靠给别人打工，发不了财。你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干事，就必须当老大，做副手就只有听命的份。管别人和被人管，都难以成就事业，即使做了事业，也是别人的。如果你做的不好，挨批的肯定是你。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就是建立自己的集团公司，给皇帝一个人打工。湘军的创立是一个众人智慧的结果，最初湖南办团练的是江忠源、罗泽南、王鑫，他们三人创立了湘军，但是创建湘军集团，则是曾国藩。要了解湘军集团，先看一下江、罗、王。 江忠源是曾国藩的好朋友，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工作期间，一次郭嵩焘带江忠源去见曾国藩，两人谈了一会市井琐事，离开后，曾国藩对好友郭嵩焘说：“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又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天下太平，听到这话的人都很惊异。1837年，新宁的雷再浩起义，被江忠源率领乡人镇压。1839年，李沅发起义，再一次被江忠源的亲友团镇压。组织这次镇压的是刘长佑、刘坤一，后来皆成为湘军名将。1850年，江忠源组织500人，号称“楚勇”，进入广西参加镇压太平军。打了一次胜仗，第二年，增募1000人，在蓑衣渡阻击北上的太平军，击毙南王冯云山，迫使太平军改道围攻长沙，他从郴州往援，逼营督战，城得保全，太平军引而北去。江忠源的楚勇实际是湘军的先导。 罗泽南是湘乡人，著名的理学家，有名的老师，也是曾国藩钦慕已久的贤者，咸丰继位后曾国藩上的几道折子，他们都有书信往来谈论，所以说曾国藩能够大胆上书新帝，也是受到湖南学界的支持的，罗泽南死后，曾国藩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罗泽南之子。1852年，在湘乡组织乡勇，参加的人有王鑫、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钟近衡、钟近濂、易良干、罗信东、罗振南、谢邦翰、罗信南、杨昌浚等。这些人都是他的学生，罗、王及罗信南各统带一营，号为“湘勇”。湘勇在罗泽南的率领下，转战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战功卓著，也人才辈出。罗泽南战死后，由李续宾、李续宜相继负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八章 构建先进组织结构（3） 第十八章构建先进组织结构（3） 王鑫是曾国藩的同乡，罗泽南的学生，湘勇最初的倡导者。在平定湖南各地的土匪时，王鑫表现突出得到湖南巡抚骆秉章的赏识，支持他粮饷军火，让他招满3000人。王鑫招募成军后，不受曾国藩的节制，独立指挥。1857年8月，王鑫病死于江西乐安，由张运兰接替，后归蒋益澧接替，再后由刘松山、刘锦棠负责。左宗棠到江西后，这支湘军划给他管，1862年由江西进入浙江。这是老湘营。 曾国藩到省城帮办团练，提出办一大团的思路。1853年8月移驻衡阳，招募水陆两师。第二年正月，曾军成立，有陆军5000人，分为大小13营，以塔齐布、周凤山、储褚躬、林源恩、邹世琦、杨名声、曾国葆统之，派塔齐布作先锋；水师5000人，分10营，由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后改岳斌）、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统之，派褚汝航作总统。拥有船只包括拖罟1只，快蟹10只，长龙50只，三板艇150只，改造钓钩船120只，租用辎重船100多只。拥有来自两广、湖南提供以及自己购买的大炮570尊；设立粮台，带米12000石，煤18000石，盐40000斤，油30000斤，军队所需的东西，要用的工匠，携带随行；加上后勤人员，总计人数17000人。 曾国藩组织的军队主要特点是： 第一，是集团。曾军出征后，罗泽兰、刘长佑等都归他调度；王鑫单独成军，后来王鑫死于江西，其军也归入曾国藩。曾国藩用人不分畛域，不止用湖南人，所以加入他集团的外籍人不少，像李鸿章兄弟、鲍超、沈葆桢、闫敬铭等等，只要是进入这个集团，为这个集团效力的就是湘军。 第二，组织结构合理。他的营制是先进的制度，战斗部队与后勤保障相结合，这是自古未有的。一个营500人，其中后勤人员180人。春秋战国时期，士兵要自己做饭吃。孙膑就是利用这一点，采用减炤的办法迷惑庞涓，打败了强大的魏队。曾军对外只有专门的后勤人员才可以去采购，减少了军队与百姓的接触，体现了“行军以不扰民”遵旨，也可以确保在很大程度上不扰民与少扰民，有利于军民关系的融洽。曾国藩还改变了之前军队单纯依靠国家提供粮饷的做法，由地方政府与民间“集资”来供他打仗，打到哪里吃到哪里。在湖南吃湖南，到湖北吃湖北，到江西吃江西，到江苏吃江苏、广东。到哪里吃哪里，必须作出成绩，没有成绩别人不会给你吃。 第三，精神教育与技能培训相结合。自古以来，打仗就是打仗，没有哪一支军队是为了一个思想去打仗的。曾国藩改变了这种历史状况，他用儒家的思想来教育湘勇，使湘军广大将士明白了为什么而战的问题。明白了为什么而战，战斗意志随之增强，战斗力随之提高。然而，光有思想、有主义还是不行的。作为一个务实的领导者，还要让自己的追随者、自己的士兵具有真本事。曾国藩最强调士卒的训练。他将训练、筹饷、选将作为三大治军要务，坚决反对未经训练的新兵上战场，认为“新集之卒，不足以当大敌”；挑选勇不难，难的是训练；要求新兵必须训练两个月后，才可以使用，对那些训练不合格的要严格淘汰。为了让湘勇明白训练的目的与作用，曾国藩还专门写了通俗易懂的《见喻新募乡勇》，说： 原是要你们学些武艺，好去与贼人打仗、拚命。你们平日如不早将武艺学得精熟，将来遇贼打仗，你不能杀他，他便杀你；你若退缩，又难逃国法。课课见学的武艺，原是保护你们自己性命的。若是学得武艺精熟，大胆上前，未必即死；一经退后，断不得生。……于今要你们学习拳棍，是操练你们的筋力；要你们学习枪法，是操练你们的手脚；要你们跑坡跳坑，是操练你们的步履；要你们学习刀、矛、钯、叉，是操练你们的技艺；要你们看旗帜、听号令，是操练你们的耳目；要你们每日演阵，住则同住，行则同行，要快大家快，要慢大家慢，要上前大家上前，要退后大家退后，是操练你们的行伍，要你们齐心。你们若是操得筋力强健，手足伶俐，步履便捷，技艺纯熟，耳目精明，而又大家齐心，胆便大了。一遇贼匪，放炮的放炮，放枪的放枪，刀、矛、钯、叉一齐上前，见一个杀一个，见十个杀十个，那怕他千军万马，不难一战成功。 虽说是讲一些训练的道理，却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对湘勇教育的良苦用心。训练有明确的目标： 一练纵步上一丈高之屋，欄步越一丈宽之沟，以便踹破贼营；一练手抛火球能至二十丈以外；一练脚系沙袋，每日能行百里；一练每十人一队，皆习戚氏之鸳鸯阵、三才阵，以求行伍之乱；一练鸟枪、抬枪，必须打靶较准。 按照这个要求，简直是培养特种兵。难度大，要求高，要做到绝非易事，做到了则绝非平庸。为了将训练落到实处，他还规定自己或手下亲自去看操。同时制定了训练的奖励措施。曾国藩将思想教育、训练等等融为一体的做法，真正达到了他培养“艰难百战之卒”的目的。 第四，感情投入与物质鼓励相结合。湘军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亲戚带亲戚，乡邻带乡邻，朋友帮朋友。一个将领选定后，他所募的勇都是自己的亲朋好友与乡里乡亲，平时就有感情，一到战场更是抱成团。这就好比是一个家族制企业，用自己人放心；和现代企业制度下的用人截然不同。曾国藩对自己的追随者，组织的主体人员有很深的了解，他分析湘勇的优缺点时指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八章 构建先进组织结构（4） 第十八章构建先进组织结构（4） 湘勇佳处有二：一则性质尚驯，可以理喻情感；一则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其不佳处亦有二：一则乡思极切，无长征久战之志；二则体质薄脆，不耐劳苦，动多疾病。 湘勇的优点是讲感情，讲团结；缺点是思乡心切，体质差，不耐久战。有这两个缺点，所以更需要团结，需要互相帮助。不团结，是国家军队的致命缺点，曾国藩深刻吸取了这一教训，从一开始组织军队，就注重团结。他的态度是：“大局所在，只论地形之要害，不得顾友朋之私谊，即君父谕旨所指示，亦有时而不敢尽泥也。” 牵涉到军队团结的问题，就不能讲面子。开始他和王鑫一起募兵，自筹粮饷，不依赖湖南政府，后来王鑫得到骆秉章支持，不听曾国藩调遣，曾国藩毅然不带他出兵。讲感情，也不忘讲物质激励。作为领导者来说，运用工资作为手段，激励追随者与员工是非常重要的。湘军采取的是高薪聘任制。不仅将领高薪，一般士兵也是高薪。士兵每月4两多，营官每月300两，统领带5000人，每月3600两。这样高的工资，是国家军队以前所没有的。出省还要加钱。抚恤费也高。当时二品京官年薪500两。古人说：“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人食其禄，乃服于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版《六韬·三略》第004页）这么高的工资，对于濒临崩溃的湖南农村经济下的人们来说，应该是颇具吸引力的。有的人在战争中发了财，过上了好生活。曾国藩后来感叹说：湖南人要像以前那样靠带兵打仗发财很难了。高工资正是凝聚湘军的重要措施。 不断更新的湘军 很多领导者最大的麻烦、最感头痛的是：随着组织的发展壮大，队伍越来越大，人多成为组织的巨大包袱，却苦于没有办法解决。中国的机构改革自武则天以后，从来没有改出伟大的成就出来，原因就是没有好的措施。曾国藩找到了一个解决机构臃肿、人员庞大的问题，保证了湘军的“常新之气”。这种办法，就是淘汰制度。所谓淘汰，就是将不合格的勇从自己的组织中剔除出去，发给路费，打发他们回家。淘汰是曾国藩制胜的杀手锏，是提升军队战斗力的有力武器。 精挑细捡，从源头上堵。对于勇的挑选曾国藩是非常讲究的，要求做到“须择其精而又精者”，他曾经嘱托彭洋中给他在邵阳招募一个亲兵营，共需360人，但彭只招募了100多人，曾国藩说：“但求其精，不必取盈三百六十之数，若买菜求益也。”宁缺毋滥，是其挑选勇的基本准则。有一次他看见荫翁招募的600名邵阳勇，一个个“身材坚实，技艺矫健，不特远过湘勇，抑超乎岷老新宁诸勇之上”。看到这么好的勇，曾国藩就想挖到身边来当亲兵。可是荫翁不给。没有办法只好从其他的160人中挑选，最后只选了103人。曾国藩选勇有“五不”：城市人不选，标兵不选，浮滑者不选，体弱者不选，逃兵（勇）不选。一味到穷乡僻壤、深山老林中去寻找那些朴实、有家产的老实农民。他们吃苦耐劳，诚实可爱，尊敬统领，忠诚组织，团结互救，名利淡泊。有了这样一支军队，还怕打不赢仗？ 察看实验，从训练与实战中选。第一道关过了之后，不一定就可以真正成为一名勇，还要看操练，还要经得起实战。他认为： 前此为赴鄂救援之行，不妨仓卒成军，近日为东下讨贼之计，必须简练慎出。若不教之豕，仍同灞上儿戏之军哉!故此行不可不精选，不可不久练。 简练慎出，就是要对已经招募的士卒再一次挑选。1853年10月有湘勇5500人，曾国藩认为太多，必须“严汰慎选”。这5500湘勇，有的是从援救江西回来的，有的在镇压湖南土匪中立过战功，应该算是老兵了，但是曾国藩还是要求淘选，可见其对士卒素质的重视。湘军行军打仗时间一久，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就出现了。“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沾染了习气怎么办？“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淘汰就是“斥”的一种。王鑫死后。老湘营由张凯章负责，张凯章刻的关防印信为“统领老湘营”，吴翔冈不服从他的指挥，嘲笑他的关防。曾国藩认为这是不团结的表现，批评吴翔冈，最后撤调了吴一军。李元度徽州之战失败后，他招募的平江勇经过淘选后由左宗棠管带。 统领换人，撤销机构，另起炉灶。统领由于身体健康，或者牺牲、病故等原因，退出指挥机关，他所统领的军队怎么办？是不是立即安排一个新的统领接班呢？政府军队的做法是这样的，但是湘军却不完全是这样的。为了保证士卒对新的统领的依赖、服从，必须撤销旧的编制，由新统领重新招募。士卒还是那些士卒，当然有一部分被淘汰了，但却是新的统领的士卒，与旧的统领没有关系了。 在不断淘汰湘勇的同时，曾国藩还注重输入新的血液。经过大战或者疾病后，军队减员现象很严重，需要经常增加兵员，这就需要统领回家乡募兵。曾国荃在攻下漕运、进驻雨花台后，曾经回家募兵，扩充了实力。1862年开辟上海战场与浙江战场，他组织了淮军、左军。新军的成立，大大增加了湘军的战斗力，为其事业的成功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九章 团队精神培养术（1） 第十九章团队精神培养术（1） 团队精神是团队意志、情感、思想、文化的高度统一体，是团队在任何情况下能够取得胜利的法宝。组织的竞争，其实就是团队精神的竞争。现在很多的组织都注重团队精神的建设，比如一些保险公司，甚至一些很小的美发店，他们都注意培养员工的精神，每天有早课，一起集中训练，提振一天的精神。一些团队精神好的组织，员工的精神面貌好，对人平和，遇到困难不屈不挠，容易得到顾客的支持与理解，容易达成事业的成功。 曾国藩非常重视团队精神的培养与建设。他表达这一领导术的专用名词就是“气”。气本来是一种抽象的东西，但是经过曾国藩的锤炼，气成为可见可视、可触可摸、可行可用的一种东西。拥有这种东西，他进可以克，退可以守，成不骄傲，败不气馁。重视气、使用气、培养气，成为曾国藩领导术的重要内容，是他成功的重要法宝。 重视团队精神 1854年12月，湖口之战失败后，湘军气势受到严重遏制，水师被迫分为外江、内湖两支，战斗力受到较大削弱。为了迅速改变这种局面，曾国藩决定在江北发动攻击。12月29日，命令李续宾、蒋益澧率领1200人从江南的二套口渡江袭击小池口。因为担心湘军疲劳，难以取胜，罗泽南、塔齐布分别带兵前往接应。太平军石达开、罗大纲在这里布置了重兵，开始接仗时湘军小胜，不久即陷入劣势，差点被太平军包了饺子。幸好塔齐布及时赶到，左冲右突，奋力砍杀，才得以摆脱，回到江南。胜利后的太平军3000多人，在石达开的率领下，抓住机会西进武穴，进入蕲州，声言进攻武汉。面对这种情况，咸丰要他回师湖北，他想继续留在江西。他认为： 陆军屡胜之馀，士气极盛，自至九江、湖口攻城攻垒，伤亡健卒多至数百人，锐气挫损，若使一意前进，得胜仗数次，尚不难于振刷精神，再接再厉。若使回军武汉，则兵勇雄心必减，加以远道跋涉，消磨精气，虽认真振厉，亦难作其方新之气其可虑者三也。 如果回到湖北，那么湘军在江西的成绩就会一扫而光，军队的气，也就是湘军的团队精神就会受到很大的挫伤，以后要再一次振作难度很大。这里曾国藩充分肯定了团队精神的重要性。“气”既是思想，也是方法；既是精神，也是手段。湘军的战斗力之所以能够淋漓尽致发挥出来，得益就在这里。根据对军气的认识，曾国藩选择了一种非常正确的战略，利用陆军“锐气尚盛”的“气”，围攻九江，等内湖水师整理就绪，挥师东下进攻金陵，“攻其所必救”。而外江水师，由李孟群、彭玉麟率领，返回武汉，一方面想法休整、修复破船；另一方面也回师守护武汉，起到一举两得的作用。这样就形成了湖北、江西两个战场，湘军分别在这两个战场作战，战争态势进入相持阶段。 曾国藩认为军队应该拥有、保持的勃勃生气，旺盛的战斗力，战斗意志。主要有“新气”、“朝气”、“初气”、”锐气”、“正气”、“方新之气”、“常新之气”、“忠义之气”、“振奋之气”、“勇气”、“一往无前之气”等等。如他所说： 大约用兵无他谬巧，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唯荀铦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忽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敝，此善于用气者也。 这里，曾国藩就讲到“有余不尽之气”、“初气”、“气”、“锐气”、“用气”等不同形态的气，其侧重的含义略有不同。比如军队早晨列队出门寻找战机，士兵经过一夜的休息、又刚刚吃了早餐，加上对要去执行的任务的好奇、向往，急于立功的，以及领导者的鼓励，士气高昂，战斗强烈，这是“初气”、“新气”、“朝气”、“方新之气”等。“忠义之气”、“振奋之气”、“一往无前之气”，更多的体现了“气”的质地，凝聚了思想、道德的内容。他认为：“惟军旅之事，必有毫无瞻顾之心，而后有一往直前之气。”“毫无瞻顾之心”，是指“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曾国藩赋予勇气以道德的内涵、正义正气的内涵，他的军队有“常新之气”，能够较长时间保持战斗力与战斗意志，能够团结一心，够结硬寨、打死仗。 曾国藩认为军队长期积累的恶劣风气，是严重影响与损害军队战斗意志与战斗力的歪风邪气。主要有“暮气”、“旧气”、“惰气”、“浮气”、“骄气”、“习气”、“惰弱之气”、“ 久疲之气”、“陈腐之气”等等。他认为，任何一支军队，只要时间一久，各种不良的习气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滋生出来。湘军到了后期， “暮气”、“惰气”、“久疲之气”越来越重。有一段时间，湘军由两支部队驻扎在皖南祁门一带，这里是太平军进攻的重点，经常打仗，有个叫唐桂生的湘军将领产生了骄矜之气，看见别的友军出门打仗不配合，友军遇到危险的时候不出手相救。对此曾国藩很恼火，很气愤，多次写信、写批文批评唐。在曾国藩的批评教育下，唐的态度有所好转。 曾国藩认为有些客观因素也是造成团队精神衰竭的原因。军队中最害怕的就是疾病流行。1862年5月曾国荃举兵进扎雨花台后，军队中流行疾病，死亡人数高达1万多人，进兵宁国一带的鲍超部，因疾病而死的过半。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也死于疾病。疾病对军队的影响很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湘军也能打胜仗，打恶仗，究其原因，与曾国藩平时注重团队精神的培养上分不开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九章 团队精神培养术（2） 第十九章团队精神培养术（2） 使用团队精神之法 善于鼓气，是曾国藩使用团队精神的一大特点。一个组织，一支军队有没有战斗力，有没有战斗意志，能不能吃苦耐劳，能不能在遇到强敌的时候敢于亮剑。曾国藩十分重视士气的鼓动，善于激活愿景、沟通上下、激发热情。1854年3月湘军成军出师，他组织了盛大的出征仪式，发布《讨粤匪檄》，激励士气。他经常给各级将领写信、写对联，一有机会就召见或者看望他们，以增强统帅和下级军官间的亲密关系。对于鼓舞士气来说，激励是最好的措施。曾国藩激励的措施有很多，有物质的、精神的；有政治的、有名誉的；有感情的，有感觉的。他坚持找军队各级领导，包括营官、哨官谈话，这是感情投入；坚持到部队点名、看操、训话，这是感觉激励；表现好的给予金钱等奖励，这是物质奖励；战场立功的，给予提拔，这是政治的奖励；战死疆场的，给他们建祠，并著文纪念，这是名誉的奖励。对追随者的优点，曾国藩总是津津乐道。有两副对联，可以作为证明。 矫激近名，扬人之恶；有始无终，怠慢简脱。 平易近人，乐道人善；慎终如始，修饰庄敬。 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忧以终身，乐以终身。 乐道人善、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就是多发现追随者的优点，并且加以颂扬。这是一种高明的、行之有效的领导术。领导者这样做，追随者往往乐于被他所使用。曾国藩说： 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 通过对追随者善的张扬，达到影响追随者“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善于预筹“气”，是曾国藩使用气的又一特点。所谓预筹，就是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不打无把握之战。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曾经吃过亏。他在总结1854年的作战经验时反省自己道： 臣国藩自二十五夜失去座船，暂驻陆营。本拟另办一船督饬水师，不图逆党上窜，既不能分军回剿；风波突起，又不能不往修理。而自浔至汉数百里江面，将复为贼所有，曷胜愤懑。细思臣等办理错谬之处，盖有二端：武汉当留重兵驻守，并当留战船数十号以为后路声援，兹因江汉无战船，致使贼匪乘虚上窜，其失一；九江未破，遽攻湖口，冀通江西饷道，弁勇冒险轻进，致轻舟百馀号陷入内河，一军分为两截，外江无小舟，内湖无大船，击形薄弱，其失二。 1854年虽然曾国藩捷报频传，但是问题也不少。攻下武昌后，没有建立武汉为中心的上游根据地，致使武汉以及湖北很多战略要地得而复失；更为惨痛的是在回援湖北中，著名干将罗泽兰战死，给湘军造成巨大的损失。战略进攻上，急躁冒进，九江没有攻下，就急于攻打湖口，特别是一些下级指挥官，轻易冒进，与主力失去联系，兵力分散，战斗力减弱，导致失败。一天晚上，石达开指挥太平军水师偷袭曾国藩水师，当时曾国藩坐船周围战船少，仓促应战遭到惨败，连他的座船也丢弃了。他觉得无脸见江东父老，投水自尽，幸亏被人救起。这次失败后，很多人要离开他，他拿出路费，说：你们都回去吧，我留在这里，等我好转了，你们要来我欢迎。要走的人受到感动，很多又留了下来。进攻湖口、九江都是轻率的行为。当时太平天国处于全盛时期，著名战将很多，如石达开、林启荣等集中在江西一带，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与顽强的战斗意志。曾国藩没有仔细分析形势，过分相信军队的“一鼓作气”，一味的猛攻猛打，从而出现湖口之败、九江久攻不下。 他总结说： 大约用兵无他谬巧，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唯荀铦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忽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敝，此善于用气者也。”“足下忠勇内蕴，迈望无前，惟猛进有余好谋不足。 后来的很多战役，曾国藩都充分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针对可能出现的情况，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了战争的胜利推进。安庆、金陵攻城之战，曾国藩采用的正是这一领导术。具体做法是逐渐用深沟长壕、精兵强将包围城池，重点打击外部援兵，直到城中再无粮草、城外再无援兵，才开始发动对城市的重点进攻，并且一举攻破。 善于凝神聚气，形成合力，也是曾国藩使用“气”的一大特点。主要表现为讲究团结、维系民心、集中兵力、坚守蓄气等四个方面。1854年底他在上给咸丰的奏折中不无自豪地说： 臣等一军……特耳国藩、臣塔齐布二人亲如昆弟，合如胶漆，即在事人员，亦且文与武合，水与陸和，兵与勇和，将与卒和，粮台官绅与行间偏裨，均无不和。全军二万人，几如家人骨肉之联为一体，而无纤芥嫌隙之生于其间。 曾国藩最看重民气问题，他爱民有所取舍。他说：“民宜爱而刁民不可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刁民一词，曾国藩没有解释，但是据一般的理解应该是刁钻古怪，言行不合礼义、反对官府的人。在爱民上，曾国藩要求“大抵与兵勇及百姓交际，只要此心真实爱之，即可见谅于下。”这个要求的基础是诚信。在能战、爱民、敬绅的关系上，强调“以能战为第一义”，“能爱民为第二义，能和协上下官绅为第三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九章 团队精神培养术（3） 第十九章团队精神培养术（3） 集中优势兵气打击敌人也是曾国藩运用气的特点。高明的领导者，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扬长避短。当前有些企业喜欢盲目扩面，进入多个领域，结果因为资源的分散而出现发展的困难。这就是不会用气的表现。曾国藩深刻认识到自己组织的薄弱环节：湘军兵力单薄，往往多新募，训练时间不久，而当时的战场很多很宽，湖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广西、福建、四川都要作战。将区区几万湘军分散开来，分头进击，气就会散，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曾国藩最看重合的作用，坚决反对分兵作战，认为：“分兵为大戒，新集之勇，尤不宜分。”1860年他指示在景德镇一带作战的左宗棠、鲍超“两军兵力均不甚厚，只能各打一处，不特贵军不可分支，即鲍军亦不可分支。”这种以整体力量作战的思想，确保了军队气的集中使用，显示了制胜的优势。 坚守蓄气是曾国藩善于用气的重要做法。领导者应该有锐利的眼光，像鹰隼一样善于发现猎物、善于捕捉机遇、善于等待时机，善于发起进攻；机会没有到，条件不成熟，看见没有胜利的曙光，就要沉寂下去，静静地等待。曾国藩是坚决反对浪战的，浪战就是乱战，随意出兵。他说： 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日：“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乱战的危害很多，不仅消灭敌人少，而且导致将士疲劳轻敌，容易上敌人的当。不乱战必须不轻易出击，看准再行动。“贼来则与之决战，无庸轻出进攻，庶致贼而不为贼所致。”有把握就打，没有把握就守。又一次，张云兰和太平军相持几个月，太平军常常来骚扰，张坚守不出。后来他看准机会，一鼓作气，将几个垒的太平军全部消灭或赶跑。太平军的失败在于乱战，而张的胜利在于谨守。曾国藩对于驻防也很讲究，他认为防的面积不要太宽，要精。他认为：“兵勇之力，须常留其有余，乃能养其锐气。缩地约求，亦所以蓄气。”地盘太宽不好守，那就选几个重要的地方重点守。为了更好地“蓄气”，湘军制定了统一标准的扎营规则，从营地选择、城墙高度、壕沟深度、用木大小等等方面做了明确规范，湘军每到一处立即修挖墙壕，未成之前，不许休息，也不许搦战。 培养团队精神之法 曾国藩既懂得如何用气，更重视培养气，使军队保持常新之气。在养气上，他的总的思想是“瀹去旧气”、“重生新气”。“瀹去旧气”不仅是针对旧式军队的积习，更是针对自己军队存在的问题，时刻警惕，时刻改进。 重视将领的养气作用。优秀、杰出的将领是一军的灵魂、核心，是胜利的标志。曾国藩认为“行军之道，择将为先。得一将则全军振兴，失一将则士气消阻。”他在总结1844年秋冬作战的经验时，充分肯定了得将的重要性。那一阶段，湘军能够势如破竹，长驱直入，主要原因是陆军有塔齐布、罗泽南，水师有杨载福、彭玉麟这样优秀将领。他们是士卒的榜样，沿江老百姓也很尊敬他们。他们是统帅的重要助手，曾国藩很多重要决策，都是由他们提出的。罗泽南智勇双全，打武汉、打田家镇、打江西，他立下汗马功劳。1858年8月，他上书曾国藩指出，“东南大局，尤在武昌。”“必俟武昌克复后，大军全驻九江，东南大局乃有转机。”他自己亲率所部回师援救武昌，以取由上而下的建瓯之势，经罗泽兰等的力战，湖北局势好转，江西形势也发生相应的转变。罗泽南战死后，老湘营由李续宜、李续宾兄弟相继统领，他们发扬罗泽南的精神，成为湘军支柱。塔齐布是湘军的一员猛将，他所率领的湘军所向披靡。塔齐布死后，缺乏得力干将，所部作战力明显减弱。曾国藩按照才堪治民、不畏死、不急名利、耐辛苦等标准选拔将领，所选将领才干卓著、吃苦耐劳、能征善战，成为军队的核心，振奋了军气。 重视教育是养气的基本手段。曾国藩开创了军队开展政治思想教育的先河。他认为： 凡善将兵者，日日申诫将领，训练士卒。遇有战阵小挫，则于其将领责之戒之，甚者或杀之，或且泣且教，终日絮聒不休，正所以爱其部曲，保其本营之门面声名也。不善将兵者，不责本营之将弁，而妒他军之胜己，不求部下之自强，而但恭维上司，应酬朋辈，以要求名誉，则计更左矣。余对两弟絮聒不休，亦犹对将领且责且戒，且泣且教也。 有些人对教育不习惯，甚至于反感，曾国藩就写信去劝说，要求他们坚持不动摇。有的将领看见其他将领带兵打仗去了，心里痒痒地，也想一试身手，曾国藩告诫说，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训导士兵，不要管别人怎么做，做好自己的事情。他常常对曾国荃说，要他和士兵讲解儒家经典，以此提高士气。通过教育，湘军知识水平提高，军队士气提高，战斗力也得到提高。 铲除傲惰是养气的基本要求。曾国藩非常重视铲除军队中不良习气，他说：“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治军必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坚持“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做到不自是，不骄傲。他认为李元度的失败，源自内心的“自是”；要求手下诸将克服傲惰之情，做到勤勉、诚实、虚心。有一段时间，曾国荃和彭玉麟不和，达到不相容的地步。彭玉麟很不客气地批评曾国荃，说他的不是。曾国藩写信给彭玉麟，批评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严厉攻击九弟，他又没有得罪你。话虽这么说，他还是知道原因的。那就是曾国荃傲。他告诫曾国荃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九章 团队精神培养术（4） 第十九章团队精神培养术（4） 弟军中诸将有骄气否？弟日内默省，傲气少平得几分否？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凡事皆然，愿写语苐交勉之。 一支军队久战沙场，骄气、傲气会自然产生，因此曾国藩常常反省，提醒追随者，克服这些不良习气的产生。要求为将者深察军队之气。他认为： 第善觇国者，睹贤哲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善觇军者亦然。似宜略为分别，其极无用者，或厚给途费遣之归里，或酌赁民房令住营外，不使军中有惰漫喧杂之象，庶为得宜。至顿兵城下为日太久，恐军气渐懈，如雨后已弛之弓，三日已腐之馔，而主者晏然，不知其不可用。此宜深察者也。 为了保证军队“沦去旧气”、“重生新气”，他一直坚持做到两大制度。一是强化经常性的训练。士兵训练经常化，每日操练两次，下雨天就在棚内比装子弹。经常性的刻苦训练，使湘军保持了顽强的战斗意志。二是强化制度保证。曾国藩将制度建设作为保持军气的措施，制定了多方面的制度，要求营官不骚扰百姓、不强掳民夫，强占民房；勤于训练，廉洁服众；要求巡捕、门印、签押不州县，不收受银礼，不引荐私人。有一次，他的一个门房在大门口向一个前来拜见的县令要小费，不给不让进。这一幕被曾国藩看到。第二天，他接见那位县令，要门房在旁边候着。曾国藩询问那位县令，门房私下收礼怎么处理。县里谈了处理的办法。最后，曾国藩说，我这里有这么一个门房，在我这里不合适了，你带去用吧。站在旁边的门房听了吓了一身冷汗，偷偷逃跑了。 团队精神的形成 曾国藩军气理论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哲学基础、文化背景与生活根源，他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新发展。其主要来源有四个方面： 一，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对自然形成的认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认为，气是世界形成的最基本的元素。山海经记载，彭古开天辟地，将混沌劈开后，产生两种气体，一种是清气，一种是浊气。清气上升形成天；浊气下沉形成地。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它所包含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是阴阳理论。乾为天，属于阳，坤为地，属于阴。阴阳互动，而生万物。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描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阴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医学家将这种思想运用到看病、治病上，则形成了五运六气学说，六气是自然界的风、暑（热）、火、湿、燥、寒六种气候的总称，它是由阴阳运动而成。自然六气相对应于人体的六种基本物质：精、气、津、液、血、脉。根据气候的变化，古人确定：“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并且从气候变化的正常、太过、不及等方面来诊视人体的疾病，确定治疗方案。道家对气的认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之气，包括云气、风等，修道高妙的真人、神人可以驾驭云气而行。如他所描写的藐姑射山上的一个神人，他的肌肤像冰雪，绰约如处子，不吃五谷杂粮，呼吸风喝露水，乘驾云气，御使飞龙，游于四海之外。二是通过修炼可以达到的气功。庄子在他的著作中描写了一些类似气功状态的人，《齐物论》中的南郭子綦，他靠着桌子坐着的状态“荅焉似丧其耦”，就是一种物我两忘的气功状态。《应帝王》写列子带季咸见壶子。列子本来是壶子的学生，但是见到季咸后，对季咸深知人的死生、存亡、祸福、寿夭，非常佩服，对壶子的学识感到怀疑。四天内季咸见壶子四次，壶子依次显示“地文”、“天壤”、“太冲莫胜”、“未始出吾宗”四种气功状态，看上去像死、像生、像渊、像各种变化不定的状态，第四天季咸逃跑了。所以道家练气以庄子为宗。曾国藩作为一个理学大师，《周易》以及古代的阴阳哲学自然是涵蕴深刻的，至于道家思想，他也以之为用。 二，来源于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对气的认识。将“气”推而进入治军领域，是中国人所特有的感性思维的伟大成就。气，最初是指士兵的勇气、士气。鲁庄公十年春天，齐队攻打鲁国，两国交战于长勺。一接仗，鲁庄公就要击鼓进攻。曹刿说，现在还不行，等敌人击了三次鼓后，我们再进攻。他解释原因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意思就是说打仗是靠勇气的。第一次击鼓能够振作士气；第二次击鼓士气便衰弱；第三次击鼓时士气就耗尽了。长勺之战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一个决定性的原因就是曹刿善于把握“气候”，掌握气的火候，什么时候敌人的勇气、士气衰退了，什么时候鼓动己方的士气，以充盈、旺盛、高昂的士气击败敌人。《淮南子·兵略训》提高了对“气”的认识，注入了新的内涵。气不再只是一种单纯的气质状态，而是包括团结、民心、用将之道等重要内容。气是军队的团结。“上下有隙，将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积不服，所谓虚也。主将明良，上下同心，气义俱起，所谓实也。”上下团结，则气充盈；不团结就是虚亏。气是民心。“夫气之有虚实也，若明之必悔也。故胜兵者非常实也，败兵者非常虚也。善能者实其民气，以待人之虚也；不能者虚其民气，以待人之实也。故虚实之气，兵之贵者也。”道理非常明白，就是胜利或者失败的关键在于民心，在于百姓的支持；民心旺盛，百姓支持，就能够胜利。这和军队数量没有太多的关系，“胜在得威，败在失气。夫实则斗，虚则走，盛（气盛）则强，衰（气衰）则北。”气是用将之道。“上将之道也如此，则智者为之虑，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如驰骛，是故兵未交战，而敌人恐惧，若战胜敌奔。”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十九章 团队精神培养术（5） 第十九章团队精神培养术（5） 三，来源于儒家修身养性对气的认识。曾国藩极其推崇孔子、孟子关于气的思想。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道： 至于倔强，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干，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庄倔强。若能去忿欲，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至刚、贞干是指人的气质特征，是一种含有道德品行的气。孟子推崇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是至大至刚、正直无私、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是合乎道德、礼义的。没有道德礼义，气就会馁。曾国藩受儒家浩然之气的影响很大，他强调做人要有“强毅之气”，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他说：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谓之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谓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制贞恒，即毅也。舍此而以客气求人，是刚愎而已矣。 他说的强与刚愎、横蛮、忿欲不同。刚愎是自以为是，横蛮是不讲道理，忿欲是动不动发火。曾国藩所说的强，更注重于“明”。即“明强”。所谓“明强”，就是懂得强的道理，就是自强、自立。《周易》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曾国藩则主张：“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一明强为本。”“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氏兄弟行军打仗，依靠的正是这样一种强毅之气。 四，来自于对说生活、文学艺术的理解。曾国藩出自农村，对农村充满生机的生活特别的喜欢。他认为家里喂猪养鱼种菜栽竹都是生气旺盛的表现。他常说： 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虽多花几个钱，多请几个工，但用在此四事上总是无妨。 他要求家里人“押韵之书、蔬、鱼、猪，不押韵之竹，千万留心，一一培养。”他的军队也有喂猪种菜的。他认为这是军队的生气。他非常强调诗文创作、书法中气的运用，认为“行气为文章第一义”，“文章之雄奇，以行气为上。”“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伟俊为最难可贵。”推崇孟子、韩愈、贾谊、陆挚、苏轼、王守仁文中之气象，认为他们的诗文中具备登高望远、登楼俯江、英雄侠义的阳刚之气。这种气对曾国藩最大的影响，拓宽了他的心胸。对于写作，曾国藩不仅认为要有奇气盘据心中，而且可以抒发内心之气。如渴笔可以写“雄直之气”、狼毫笔写“豪迈之气”，行书掳写“跌宕俊伟之气”。不仅作文、写字、就是道德、事功也都要心存奇气，并且以好的形势表现出来。这些关于气的认识，形成了曾国藩气的思想、气的理论，自然而然对他的气质、治军也有很大的影响。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章 彼消此长的攻防（上）（1） 第二十章彼消此长的攻防（上）（1） 打仗就是两种形式：一种是进攻，另一种是防守。交战双方，不是进攻，就是防守。当其中的一方力量足够强大，甚至略微强大的时候，就以进攻为主；处于弱势地位的另一方就会采取防御的措施，尽可能保存、集聚、扩大实力，等待机会、条件成熟后，展开反攻。当双方力量势均力敌的时候，战争就会出现你来我往、你往我来的相持状态。相持状态的特点是攻不会有什么重大的突破，守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如何进攻、如何防守，是领导者水平的体现，是一种领导艺术。曾国藩说： 大凡官军与贼，此消则彼长，彼消则此长，断无中立之理。我能进而剿贼，则贼将竭力御我，不暇他窜；我不能进而剿贼，则贼将乘隙犯我，旁出四溢。 双方力量的对比，决定了战争的特点，即谁是攻方，谁是守方。当对方力量强大的时候，己方只能防守，甚至于丢城弃池，负隅抵抗。当然，只要不轻言放弃，最后还有翻盘的机会。关键的因素是领导者要善于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分析中找到正确的攻防策略。忽视敌我力量的分析、比较，一味进攻，或者一味防守，最后都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曾国藩有着良好的进攻与防守的理论，并且能够结合实际情况作出准确的判断。分析、归纳、总结曾国藩攻防艺术，我们认为，其主要特点是进攻中防守，防守时进攻。他强调的“主客”、“奇正”、“呆兵”、“活兵”、“重兵”、“轻兵”、“雕剿”与“打行仗”等军事思想，其重要内涵即是进攻、防守并重，或者是注重防守的进攻。 湘军攻防的三个阶段 湘军的进攻、防守与太平天国的进攻、防守休戚相关，是两种力量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的结果。据有关资料统计，太平天队人数最多时达到60多万。清朝的八旗兵与绿营兵总共也只有90万人，其中在江南的只有几万人，而且缺乏战斗力；湘军加在一起最多时候是32万，而且分布很广，直接参与镇压太平军的只有10多万。形势原本对太平军更为有利，但是，由于太平军多方面的重大失误，导致这种优势逐渐丧失，并最终成就了曾国藩的卓越成就。 湘军与太平军的此消彼长是通过几个阶段完成的。 第一个阶段，1844年，为战略进攻阶段。其特点是湘军刚刚组建，全军上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锐气可用；太平军的主力集中在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兵力相对薄弱。曾国藩水陆俱进，兵种齐备，战斗力强，虽然有靖港、岳州（岳阳）等小败，但是没有伤筋动骨，所以能够一鼓作气肃清湖南、光复武昌，并且取得了田家镇等胜利。 第二阶段，1855年到1861年8月，为战略相持阶段。总的特点是湘军势力由弱变强，所占地盘由小变多，由疲于奔命到逐渐占据优势，最后湖北、江西依次逐渐肃清，战略重点转移到皖中、皖南、赣东北；太平军势力由强变弱，先后有石达开、韦昌辉、黄玉昆、黄文金（守湖口）、赖裕新（受瑞州）、林启荣（九江）以及杨辅清、李秀成等麇集于此，投入兵力由开始的七八万人发展到十多万人，以至于二十多万。这一阶段，双方攻防不断换手，湘军战败与死亡的高级将领有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曾国华、彭三元等，有湖口、崇阳、三河之败、九江之挫，官军有1860年3月江南大营之败等。小池驿、特别是安庆等重要战役的胜利，标志湘军反攻的开始。 第三阶段，1861年9月到1863年6月，为战略反攻与全面进攻阶段。湘军全面向长江下游推进，北面收复合肥、中间进驻雨花台、东面李鸿章进扎上海、东南左宗棠进入浙江，太平军全面防守，基本上没有多大的进攻能力。除1862年秋，发起历时40多天的对雨花台曾国荃军的大规模进攻外，再无大的进攻动作。终于湘军、淮军在1863年底到1864年夏，相继收复苏州、常州、杭州，并最后攻陷金陵。 湘军由偏师而主力，由一域而全境，由局部的胜利而取得全局的胜利，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结果，是战争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一方面是洪秀全、杨秀清战略思想和太平天国政体设置的失败。洪、杨在1852年攻克武汉后，没有挥师北上河南、河北，进攻北京，攻打清朝的首都，而是折而东下，定都南京，将自己圈定在一个极其不利的极小范围之内。为了巩固天京的核心地位，迫使自己在万里长江与清军展开无谓的争斗，而仅仅以林凤祥率偏师北伐，给了清朝以极好的喘息机会，清政府能够从容不迫的组织军队，来对抗太平军。太平天国设置的政体是封建皇权与神权合一，其中神权占主导地位。总的来说，这是历史的倒退，是不合时代进步潮流的。特别是它复杂的封王体制，最容易引发权力的集中与内部的分裂。洪秀全与杨秀清的矛盾、杨秀清与韦昌辉的矛盾、石达开的愤然出走，就是这种体制弊病的具体体现，极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给了湘军以绝好的机会。 另一方面是曾国藩高超的攻防领导艺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湘军并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力量就很强大，也不是一组成军队就善于打仗。它有一个成长、壮大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曾国藩善于进攻与防守。进攻可以一鼓作气，防守则可以蓄气待机。1854年，湘军乘成立之初、斗志昂扬的初气，以一往无前的精神肃清湖南、攻克武汉、荡平田家镇，显示了进攻的巨大力量；然而这种好机会没有持续多久，到1855年初，湘军在江西、湖北、安徽等地遭到太平军的猛烈攻击，进攻步伐立即停下来，一万多湘军辗转于赣、皖、鄂，或攻，或守，忙得不亦乐乎。这个时候，太平军进入全盛时期，湘军进入最困难时期。一是湘军战线过长，兵力分散，难以应对复杂的战争局面。二是统一指挥权没有完全形成，进入江西后，曾国藩可以指挥湘军，江西、湖北巡抚以及朝廷都可以指挥，曾国藩真正可以自己指挥的只有李元度率领的一支，只有几千人。这种混乱的指挥体系，往往政出多门，号令不一，甚至朝令夕改。三是地方政府不配合。他们对湘军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一支“客军”的基础上，很多方面不给予积极的配合，甚至“掣肘”。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也没有放弃正确的作战方略，将战争的目标始终锁定在剿灭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上，坚守江西战场不放松，终于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太平天国由进攻转为防守，最后被消灭的过程，正是湘军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由被动变主动的过程。镇压太平天国，是湘军的成名之作，也是其终身成就奖。这场战争最后能够以湘军的胜利而结束，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曾国藩善于指挥战争，获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章 彼消此长的攻防（上）（2） 第二十章彼消此长的攻防（上）（2） 攻的艺术 曾国藩并不是天生会打仗，1854年刚出道时，最初的湖南战场一片混乱。失败在乱，胜利也在乱。宁乡、靖港之败，湘潭之捷，都是乱的结果。 宁乡之败。正月，太平军由通城、崇阳进入湖南湘阴、宁乡，巡抚骆秉章派遣王鑫与曾国藩军一同进兵洞庭湖；二月又派储玫躬进攻宁乡。储玫躬接到命令就急急忙忙赶往宁乡，并不派侦察兵去打探消息。当他带领18人进入县城时，只见满城狼藉，一片血腥，原来太平军刚刚攻下县城，不知道什么原因又离城而去。等到他安抚一番百姓出城时，与再次进城的太平军撞个正着，储战死。太平军也是糊糊涂涂打了个胜仗，因为担心官军大部队援救，当夜引兵退走。这一仗从领导的角度来说，吃亏在急于进城、没有侦查敌情的亏。 湘潭之捷。奉曾国藩之命，塔齐布赶赴湘潭驻防，可是他并不知道湘潭县城已经被占领，正在高兴之际，抬头一看满城墙都是太平军，进退不由己，只好猛攻。城上的太平军呢？还是第一次与官军短兵相接，相顾惊愕，看见城外四面山上的树木，以为都是官兵，吓破了胆，弃城就逃。塔齐布就这样轻松占领了湘潭。 靖港之败。开始的时候，曾国藩没有打算进攻靖港，而是想退守湘潭，取进可攻省城，败可退衡阳之策。按照决定，彭玉麟先率五营去湘潭，第二天曾国藩跟进。正在动身的时候，从长沙来了一个勇。他说靖港敌人力量薄弱，机不可失。听这么一说，曾国藩匆忙进攻靖港。这一次，既没有“人算”，也没有“天算”，去的时候顺水顺风，遇到太平军阻击后，一败涂地。各勇纷纷逃窜。曾国藩在岸上立一面旗帜，仗剑督战，宣布：逃过旗帜的杀无赦。可是湘勇根本不怕，他们跑得远远的。这下曾国藩泄气了，跳入水中想自杀，被章寿麟救起。 这几次失败或胜利，表面看是乱，深里看则是求速效。但凡求速效，就不能够从容研究敌情，不能科学作出决策，不能按照正确的方法去做正确的事情。1857年之前，湘军一直存在这种情况。1857年，曾国藩在家终制，深刻反省了自己的指挥艺术，认识到轻进的危害性，多次写信告诫曾国荃，要他“无好小利，无求速效”，“千万莫忘”“不求近功速效”，要求他“专意整顿营务，毋求近功速效”，形成了自己的攻防指挥艺术。 明确进攻目标，是曾国藩攻的领导艺术的重要特点。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1852年5月，太平军进入湖南，12月主力出湖南，随即攻陷武汉三镇。次年2月，挥师东进，所向披靡，相继攻下九江、安庆、芜湖等军事要镇，3月19日攻克南京。占领南京后，洪秀全改南京为天京，建立了太平天国。作为代表清朝的武装力量，曾国藩与太平军的斗争其本质是维护与争斗国家政权之争，是国与国之间的争斗。这一性质决定了他进攻的目标必须是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天京破，则天国灭。这是不容置疑的道理。正如他在给咸丰的奏章中指出： 自古办窃号之贼，与办流贼不同。剿办流贼，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贼，法当剪除枝叶，并捣老巢。今之洪秀全据金陵，陈玉成据安庆，私立正朔，伪称王侯，窃号之贼也。 “窃号之贼”就是指建立了自己国家与朝廷争权的敌人。其特点：一是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不仅有中央政权，也有地方政权，像江西由石达开统治，安徽由陈玉成统治，浙江由李秀成统治；二是其根本目的还是要灭亡敌对的政权，朱元璋的目的是灭亡同样建立了国号的陈友谅、张士诚以及元朝，太平天国的最后目的也是消灭清王朝；三是组织严密，力量强大，要打败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四是要消灭这样的国家，必须攻陷其首都，首都是他们的向心力，核心指挥部，首都攻克，其他各地势成散沙。根据这些认识，曾国藩将目标锁定在金陵。他的所有的军事进攻，目标所指都是金陵。目标的正确性，决定了他最后胜利的旨归。 目标，是领导者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目标不明确，往往半途而废，或者一事无成。曾国藩所率领的湘军，开始只是一支偏师，偏师的作用，充其量只是用来“剪除枝叶”，所以，在1858年、1859年曾国藩多次被朝廷要求援闽、援浙、援蜀、援津。从四援来看，朝廷对曾国藩的指挥是很恰当的。当时曾国藩每一次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支援，始终如一的坚守在江西、安徽主战场，将一支偏师发展成一支王牌主力，究其原因，确实是他坚持战略目标不动摇的结果。 确定进攻的战场，是曾国藩攻的领导艺术的重要内容。目标确定后，战场定位也就随之解决。湖北、江西、安徽是湘军与太平天国必争的军事要地。太平天国建立后，确定了“巩固天京、控制上游、偏师北伐”的战略方针。1853年6月，天国派遣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殿左一检点曾天养等人率船千余艘溯江西上，开始声势浩大的西征，再一次攻克并占据安庆、九江、武汉三镇。到1856年，江西八府五十二县被太平军占领。曾国藩作为湘军的最高统帅，对这些战略重地，自然洞若观火。他认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章 彼消此长的攻防（上）（3） 第二十章彼消此长的攻防（上）（3） 上而武汉，下而湖口，皆东南所必争之地。湖口破，则扼长江之腰膂，使安庆贼舟不能与湖广相通；武汉破，则雄据长江之上游，使金陵贼巢百货皆绝其来源，而有日就穷蹙之势。故论古来争关夺要之道，则湖口之与武汉，其轻重亦略相等。而论目前形格势禁之道，则必力争武汉，而后可以保全邻省。能保全完善之省，而后可以规复被陷之区。 根据这一认识，曾国藩一直把进攻的重点摆在武汉、湖口、九江、安庆。在1855年到1861年秋天，湘军与太平天国的争斗皆是围绕着这几个点开展。1856年前后的江西战场，争斗的是九江，湖口；1860年春天，太平军组织数支军队，由陈玉成、刘秀成、黄文金、古贤隆、赖裕新、杨辅清等率领，从长江南北两岸西进江西、安徽、湖北，其目的也是救援安庆。 有了明确的定位后，战略部署也随之明确。有一段时间，罗泽南回援湖北，武汉久攻不下，江西形势没有好转，他主张罗泽南撤销对武汉的进攻，返回江西，重点进攻江西腹地，以求缓急之别。他说： 武汉两岸三万馀人，既无罗泽南一军，亦尚足敷防剿。江省西南与湖南、广东接壤，若不迅速殄除，实为三省无穷之患。 这一思想，我认为是很正确的。一是武汉久攻不下，势必挫伤锐气，造成很大的人员伤亡，事实上，罗泽南就是因为进攻武汉而受重伤致死；二是倘若扼住了江西腹地，等于拦腰斩断太平军东西联系，使得太平军首尾难顾，势必回师救援江西。三是当时湘军形单势薄，力量不强。特别是1855年，湘军力量分散，战斗力锐减，需要集中起来作战。但是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曾国藩只好在江西带着李元度等苦撑。 合理配置进攻兵力，是曾国藩攻的领导艺术的重要手段。曾国藩一贯注重兵力的整体、同步推进。他分析太平军的优势时，非常客观地指出： 自逆贼狂窜以来，糜烂数省，濒水郡县，生灵受其荼毒。掳胁日众，凶焰日张。所以纵横恣肆，未能遏其冲突者，贼掠取江湖舟舰以：数万计，长江数千里，昆船为至，沿江险要，均为贼踞。一旦顺风扬帆，伺便狎至，官军有陆路而无水师，来莫拒而去莫追，以致坐受其困。自奉田迢筹盗舟师，菇鬲诵頑、岳州诸大捷。 水师是基本的物质基础。这个基础准备好后，曾国藩才开始“东南不归之计”。1859年，根据咸丰的要求，曾国藩“统筹全局”，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时湘军进攻的重中之重应该是安徽。他认为：“就近处数省而论，则安徽军务最为吃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又说： 自安庆至宿、亳千余里，人民失业，田庐荡然。火热水深，迫切待救。胜保、翁同书两军，相隔既远，兵饷并绌，东北各路，亦无协剿之师。诚如圣谕：非由楚省派兵驰援，不能牵制贼势。官文、胡林翼拟将援湘马步各军调回，分路进发。皖、鄂接壤，途径纷歧。上年李续宾锐意深入，连克四城。因兵数太少，有战兵，无守兵；有正兵，无援兵；是以中道挫衄。今惩前之失，须合全力图之。多添一兵，得一兵之力；早办一日，救一日之难。中原腹地，莫要于皖。生民苦厄，莫甚于皖。 这段文字充分说明了曾国藩在阶段性用兵上，注重整体协调、统筹配合的特点。他指出胜保、翁同书两军东北各路，没有协调配合的军队，所以湘军出师皖中，就起到了一个遥为声势与呼应的作用；认为李续宾失败的原因，在于单支军队深入敌人腹地，没有整体配备后续、两翼军队一同推进。因此在安徽战场上，必须“合全力图之”。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四路进兵的思路： 南则顺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碑，以规安庆；一由太湖、潜山，以取桐城。北则循山而进，一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一由商城、六安以规庐州。南军驻石碑，则可与杨载福、黄石矶之师联为一气；北军至六安州，则可与翁同书寿州之师联为一气。臣所部不及万人，仅足自当一路。若将援湘之萧启江调回，则臣处可分为两支。若并将张运兰调回，则臣处可分为三支。一支之力，仅能会剿皖北。三支之力，则可专任皖南。 后来在具体实施中，这个设想演变为四个主战场、七路重兵。四个主战场，即以金陵为核心的金陵战场、以上海为核心的东部战场、以杭州为目标的浙江战场、以庐州为中心的皖东战场。七路重兵：李续宜军进取淮北寿州等地；多隆阿进取庐州；曾国荃以及水师进取巢湖、芜湖，进逼金陵；鲍超等进取宁国、广德；唐义训、朱品隆等在祁门、徽州，进取广德；左宗棠一军进入浙西；李鸿章淮军进扎上海。三军整体配合，协同跟进，互相呼应，是曾国藩进攻的一大特征，也是他制胜的基本原因。 武汉攻坚战 1854年农历8月21日至23日深夜，湘军仅仅用了不到3天的时间攻下武汉。这次战役，消灭太平军数千人，烧毁其战船1000多艄，湘军伤亡不到200人，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胜利。 武汉雄踞长江中游，是东西咽喉，南北要冲。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必争武汉；湘军要消灭太平天国，必争武汉。1852年太平军第一次占领武昌，随即东下，武昌被官军夺回；次年太平天国西征军再次夺回武昌、汉口，并派三四万重兵深沟高垒坚守。据曾国藩记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章 彼消此长的攻防（上）（4） 第二十章彼消此长的攻防（上）（4） 从来此贼守城之法，不守陴而守险，其精悍者，不聚于城内而堵于城外，往往扼险筑垒，坚不可拔。花园外濒大江，内枕青林湖，该逆立大营三座，掘深沟宽二天；长约三里，引江水以达于湖；垮均周立木城，实以土沙，中开炮眼；沟外植二尺许木桩，交互连钉；桩外密布竹签，环以荆冻；木城之内，又有砖城内壕，层层抗拒，其坚固几与金川之石碉相等。安炮百馀尊，向江者阻我水师，向南者阻我陆军。西岸虾蟆矶贼营，其坚固亦与花园相等。贼船泊于两营之下，水陆依护。 从这段话，我们可看出，太平军守城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不守城池，而守城池外围险要地方。因此，他们在花园、虾蟆矶修建了数座坚固的堡垒，堡垒前修了深沟，沟里注满长江之水，又钉植了木桩，安置了大炮。大炮用来轰击水路进攻的官兵。东西堡垒之间，部署了大量的战船。这样的防守措施可以说是“坚不可拔”。进攻这样的城市守军，可以说是一场硬仗、狠仗，一场艰苦的攻坚战。然而这样坚固的城市，却禁不起湘军三下五除二的进攻，仅仅三天的时间，就土崩瓦解，实出人意料。要是太平军能够以坚守九江、安庆的精神来守武汉，最后究竟鹿死谁手，只怕难以预料。武汉的迅速攻克，恰好说明了曾国藩的善于进攻，善于用兵。其特点主要有4个： 一是善于取势，直捣黄龙。他认为：“武昌为省会重地，拔其根本，则枝叶自萎，势不能兼顾小股，只得飞速进兵，直捣武汉，以图迅复鄂垣。”这和他后来先剪枝叶、再拔根本的思想完全相反。这也是由当时湘军的实际情况决定的。第一，湘军出湖南后，需要一个提供军饷、粮草的根据地，攻下武汉，这个目标即可达到；第二，武汉是湘军东征的拦路虎，必须首先解决；第三，以湘军当时拥有的力量，必须速战速决，只能集中力量进攻武汉，摧毁太平军的根本之地，自己才可以站稳脚跟。进攻武汉之前，曾国藩即派兵攻克武汉周边靠近湖南的有关地方，包括交通要道通城、崇阳、咸宁。这些地方的肃清，解决了进攻武汉的后顾之忧，切断了武汉的外援。 二是善于集中优势兵力。战前，他召开了金口会议，专门研究进攻武汉的策略。参加会议的有罗泽南、塔齐布、杨载福等人。会上，罗泽南等提出了进攻花园等地的建议，被曾国藩一一采纳，制定了集中优势兵力、水陆俱进的方略。进攻号角吹响后，罗泽南、杨载福等率军同时分别进攻武昌、汉口与长江水道；分别从古驿路、油坊岭进兵洪山，从新驿路经湖堤达到板桥，由沿江道路经金口以达花园；由沿江之路经沌口以达鹦鹉洲，由里河经蔡店以达西门，由襄河建瓴而下。水师从中锲入，隔断太平军东西守军的联系。塔齐布把守东北的油纸坊，拦住太平军撤退之路。 三是善于开展骚扰战。白天激战后，晚上本想好好休息，可是曾国藩不。他派出小股部队夜间骚扰守军，使得太平军整夜不能休息，耗费了弹药，也严重影响了战斗意志。 四是善于激发战斗意志。制订了奖励措施，“夺五采篷者，赏钱百千”。湘军作战勇猛，在太平军的枪林弹雨中猛攻猛打，“各哨官争先逞长，以低头避子为耻，又以火球不中贼舱为耻”， 遇敌敢打敢冲，取得胜利后马不停蹄继续进攻，不给太平军喘息机会，展现了良好的战斗意志。 奇袭田家镇 武汉攻克后，咸丰认为湖北大局已定，于9月12日下令曾国藩进剿九江，直捣金陵。“是楚省大局已定，亟应分路进剿，由九江、安庆直抵金陵，扫清江面。”并且命令江西巡抚陈启迈派兵船、炮船由九江进剿。曾国藩认为湘军有骄傲、自满之气，后勤给养难以保证，太平军兵力雄厚，百姓依附，攻打田家镇有难度，但是他认为当时的形势是有利于湘军顺江东下的，关键是田家镇之战。 田家镇位于湖北、江西、安徽交界处，是通往武汉的咽喉，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它的对面是孤峰挺拔的半壁山。太平军在这里做了极其精密的设防。总计投入兵力4万多人，秦日纲、石祥祯率2万人马驻田家镇，韦俊、罗大纲、周国虞等带2万人守半壁山，同时在长江上浇筑了一条坚实的铁链，横锁着长江。半壁山下，共扎6座营盘：大营1座，小营5座。营盘四周挖一条深一丈多、宽三四丈的沟，将离半壁山五里远的湖水引来灌满。沟内竖立炮台10座，再用木栅围住。沟外密钉五丈宽的一排排竹签、木桩。林绍璋在富池镇扎了4座营盘，其布置大致和半壁山营寨相仿。半壁山顶，架起一座瞭望台，一天到晚有兵士在上面瞭望。对岸田家镇和下游富池镇，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山上打出的信号旗。江面上，周国虞指挥的战船聚集了300多艄，天天在南北两岸穿梭巡逻，严阵以待。北岸也是营寨相连，炮台相接。田家镇摆开了一个大战场，杀气腾腾地准备一场恶战。 田家镇战役，曾国藩采取了三步走的策略： 第一步，扫除外围，剪去枝叶。9月17日至21日，罗泽南收复兴国州城；塔齐布20日至21日收复大冶。19日水师在蕲州打败天平军水师，烧毁敌船90多艄，虽然蕲州仍在太平军手上，但是力量大减。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章 彼消此长的攻防（上）（5） 第二十章彼消此长的攻防（上）（5） 第二步，先攻半璧山，夺取南面要隘。一个战役、一次战斗，常常有一个生死攸关的点，抓住了这个点，就能置敌于死地；抓不住这个点，就可能被敌置于死地。半璧山就是整个田家镇战役的生死点。10月1日拉开战幕，太平军与湘军反复争夺半璧山。双方兵力悬殊，守半璧山的太平军加上江北支援的共计1万人，负责进攻半璧山的罗泽南部，仅仅2700人。其中，他自带湘勇900人，彭山元、普承尧带900宝勇，李续宾带湘勇900人。自10月1日到5日，战斗非常激烈。最后，湘军占领了半璧山，同时塔齐布占领距离半璧山十多里的富池口。 第三步，水师绕过蕲州的太平军直奔下游，进攻田家镇。越敌攻敌，这是富有创造性与想象性的决策艺术。位于长江北岸的蕲州、广济与位于南岸的兴国、大冶是田家镇的外围重镇，有重兵把守。特别是蕲州，太平军驻扎了水师重兵，成为遏制湘军东进的重要力量。十月初四、初五两天半壁山大战，湘军水师无法增援配合，只有陆军孤军奋战。这正是太平军的计谋。如何破解这一问题？曾国藩采取的正是越敌攻敌的办法。“我留水师之半与蕲州贼船相持，而以强半直冲下游，与半壁山陆军相合，则不堕贼计之中。”这一策略具有冒险性，但也具有可行性，关键是遏制蕲州城中陈玉成水师的追击。9月29日上午点的时候，湘军派遣十多艘战船到下游巡哨，被蕲州水师追击十多里，达到湘军老营。湘军水师倾巢而出，左营彭玉麟、右营杨载福亲自救应，中营秦国禄、清江营愈晟、向导营孙昌国，各率快蟹、长龙等大船尽出；哨官任星元、李升元、鲍超等从南岸直冲蕲州以下的钓鱼台，对进攻的太平军实施前后包抄。这一战，烧毁太平军战船近80艘，夺取战船大小46艘，大炮63尊，以及武器若干。10月1日夜，太平军袭击湘军水师，湘军坚守不出，仅仅损毁战船1艄，可以说太平军是无功而返。之后几天，湘军不断派船炮击蕲州水师，太平军坚壁不出。10月8日，湘军水师利用移营的机会，佯攻太平军蕲州水师，太平军坚守不出，仅仅利用岸上营垒与战船上的大炮与湘军对轰——这正是湘军要的效果。鏖战之际，下游钓鱼台太平军20多艘战船上来增援，被击毁10多艘。湘军趁机进扎下游的骨牌矾。对蕲州实施水上包围，成功实现了越敌攻敌之计。次日再出师诱战蕲州太平军水师，太平军继续高挂免战牌，初十夜乘风逃走。湘军成功控制了江面主动权，田家镇战役外围基本肃清，决战条件成熟。 10月12日，杨载福、彭玉麟、塔齐布、罗泽南等召开秘密会议，研究破敌大计。会议决定将水师分为四队，分别负责斩断铁锁、轰击敌船、赴下游烧敌船、保护老营。塔齐布、罗泽南陆军在南岸助威。第二天上午战役打响，湘军按照分工各行其事，砍断铁索后，太平军水师慌了手脚往下游逃跑，杨载福率领水师追击到下游的武穴，由下往上纵火烧船，当时东南风大作，火随风势，烈焰弥天，太平军大败。这次战役，烧毁太平军战船4000多艄，俘获500多艄，秦日纲逃亡宿松、黄梅。听到田家镇被攻破的消息后，驻守蕲州的曾凤传、陈玉成于14日夜弃城逃跑。至此，湘军取得全胜。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一章 彼消此长的攻防（下）（1） 第二十一章彼消此长的攻防（下）（1） 防的艺术 防御思想是曾国藩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一个好的进攻者，首先必须学会防守。进攻是为了打击敌手，防守则是为了自己不挨打，或者少挨打，打得轻一点，损失小一点。 曾国藩认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所谓自治，就是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才可以御敌、击敌，进退严明，不可撼动。他打仗不讲究什么奇谋诡计，而是特别注重稳打稳扎。南方战争的一个客观实际是城市多、河流多、山多，很多城市依山傍水修建，地形险峻，易守难攻，一味进攻可能造成巨大的损伤，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就是对防御不重视或者重视不够的表现。 曾国藩特别注重防守，有时战线很长，防守的范围很宽，他宁愿放弃一些地方，缩短防守，集中兵力，目的是为了保全自己。他认为：“兵犹火也，勿戢将也。”军队、或者战争，就像火一样，要是不搞好自治，那么就可能引火。 自治实际就是内部管理问题，内部管理不到位，要去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与事件，不失败是难以想象的。打仗，则很难不被敌人击败；办公司则很难不被市场淘汰。作为一个统帅，当然要尽量的排除这种情况的出现。 对于自治，有些将领是不够重视的，他们讲求单纯的军事进攻，认为只有进攻杀敌才是打仗，对于做好防守工作思想有些麻痹。罗萱就曾经为此苦恼过，他的下级军官们对他讲求自治的做法不满，为了开导他，曾国藩经常写信给他，说：“夜夜传集营官、哨官讲明自治之要、和众之道。吾六营既戒浪战，则别营必有深讥为畏葸者。亦宜每夜先与各哨勇说明，听人讥议而已。”没有做到自治之前，坚决不出战。 湘军与太平军的战争，主要在城市开展，为了攻城必须驻扎在城外。曾国藩不主张久住坚城之下。他为：“惟久顿坚城之下，士气日损，宜思所以抽掣之法，善退之道。”久住坚城之下，进攻不胜，反而损失士兵，给士气以打击；有可能被敌人从中阻隔，致使文报信息不畅通，造成指挥政令不能畅通，不能准确及时下达，友军支援也难以达到；需要日夜提防城中敌人出城，士兵得不到休息，产生疲劳、厌烦、疏殆心理，即所谓的“陈腐之气”。所以，当有些军队在某一个城池下驻扎的时间较长时，曾国藩要求他们撤退到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 同时要求切实做好扎营与训练工作，使自己处于安全的境地。湘军选择扎营之地很有讲究，不准选低洼潮湿地，要依托山岗，前面可以进，后面有退路，修建也有严格的标准，“六尺墙脚八尺壕，壕要筑紧墙要牢。正墙高要七尺满，子墙只有一半高。”按照这样的要求修建的营寨，当然难以被敌人攻破。修好营寨之后，立即组织训练，提高士兵的临战力。 根据地式思想，是曾国藩军事防御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认为：“自古行军之道不一，而进兵必有根本之地，筹饷必有责成之人。”战争前期曾国藩对武汉的认识非常深刻，他认为：“论天下之大局，可以通南北之咽喉者惟楚，可以制金陵之死命者惟楚，可以转粤东之饷道者惟楚。”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并没有这么做。湘军攻下武昌后，没有巩固湖北防御系统，建立根据地，立即东进，致使太平天国在1855年再次占领武汉，造成湘军军事上的极度被动。武汉再次收复后，胡林翼担任巡抚，苦心经营，为下游湘军源源不断提供军饷军需，湘军才得以逐渐走出困境。 收复江西、湖北后，规划金陵大局，曾国藩看到了湖北、江西作为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依托两省作为进攻安徽的基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865年，清政府要曾国藩规划国家大局，关于西北问题，曾国藩提出了“先关内，后关外”的重要战略思想，即收复甘肃新疆失地必须以陕西等地作为依托，建立稳定的根据地才可以出兵关外。 湘军与太平天国在南方鏖战的时候，西北地区局势逐渐恶化。1864年，沙俄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侵占了中国西部领土44万多平方公里，并妄图吞并整个新疆。1864年，新疆地区的回族、维吾尔族人民，在陕甘地区回民起义影响下，在天山南北起兵反清，先后攻占库车、乌鲁木齐、哈密、玛纳斯和喀叶噶尔旧城。但是，这些打着反清旗号的武装暴动，一开始就被少数反动封建主窃取了领导权，成为他们搞割据分裂的工具。喀什噶尔的封建主金相印为了兼并汉城（今疏勒），向浩罕汗国求援。洁罕汗国派遣阿占柏率大军于1865年侵入南疆。阿古柏在南疆地区大肆攻城掠地，不断扩充势力，于1867年底以喀什噶尔为中心，成立所谓的“哲德沙尔”伪政权，自称“巴达吾来特阿孜”（意即洪福之王）。到1870年，阿古柏控制了整个南疆和北疆的部分地区。英、俄利用阿古柏企图分裂中国领土。然而，当时要直接进军新疆几乎不可能，因为陕西、宁夏等地回民起义，使清军难以向前发展。所以，曾国藩提出的“先关内，后关外”策略是非常正确的。他派遣得力干将刘松山协助左宗棠平定陕西、现在的甘肃，左宗棠以此为根据地，经过几年的准备，在1876年收复了新疆，维护了祖国领土的统一。甘肃形势曾经一度非常紧张，回民起义不断，新疆库车、喀喇沙尔、叶尔羌、乌鲁木齐汉城、满城失陷，巴里坤、哈密一带均有“回匪扰乱，是新疆情形极为吃紧”；俄罗斯利用当地的势力，企图分裂中国，形势非常严峻，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视，曾经先后派遣多隆阿、杨岳斌、左宗棠、刘锦棠等负责西北局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一章 彼消此长的攻防（下）（2） 第二十一章彼消此长的攻防（下）（2） 预防是曾国藩防守艺术的重要内容。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未雨绸缪，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最典型的莫过于1860年秋天之祁门保卫战。5月，他从搜获的陈玉成的公文中了解到，金陵拟“派杨辅清、李世贤、李秀成等，直取苏、常，再攻徽、浙，以窜江西。又拟派贼目吴如孝、张乐行，由定远、寿、颍、六、霍，以窜湖北，两路大举”。加上从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他分析后得出一个结论：太平军可能在9月、10月大举进攻皖北、皖南、江西。因此“急须先事预防”。他说：“我军挟全力以进攻，不患贼之逼我前，而患贼之抄我后，故须广布局势，稳立脚跟。”针对这种情况，曾国藩冒天下之大不韪，拒绝了咸丰要求他率兵即刻奔赴下游救援的命令，积极做好防范措施，调集远在湖南、广西的左宗棠、李元度、张运兰、蒋益澧、以及在四川休假的鲍超赶回江西。各军基本到位后已是萧萧十月。这时，李秀成、杨辅清、李世贤果然率众由南路而来，兵至祁门周围；陈玉成率领援兵由江北滚滚而来，兵至皖鄂交界处，以及安庆周围的菱湖，设九垒以图解安庆之围。这次太平军有备而来，战事非常激烈，祁门差点被攻陷。当时太平军一支军队距离祁门曾国藩大营只有十几里路，曾国藩已经写好遗书；由于得到湘军在其他地方进攻的情报，太平军急忙撤离而去。若是没有曾国藩的预防之计，事前作好充分的准备，其结果很难想象。 攻防结合的艺术 曾国藩领导军队开展战争，注重攻防结合的艺术。攻中有防，防中有攻。两者结合，天衣无缝，效果显著。 寓进攻于防守，以静制动，以堵为剿，是曾国藩攻防指挥艺术的一大特点。1865年，曾国藩受命北征捻军。他对捻军的作战特点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发现捻军主要特点是运动，在运动中寻机歼灭官军，具体特点为 “四长三短”。他分析认为： 此贼故智，有时疾驰狂奔，日行百馀里，连数日不少停歇；有时盘于百馀里之内，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铋块日：“多打几个圈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僧王曹县之败，系贼以打圈圈之法疲之也。吾观捻之长技约有四端：一曰步贼长竿，于枪子如雨之中冒烟冲进；二曰马贼周围包裹速而且匀；三曰善战而不轻试其锋，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粤匪初起之诀；四曰行走剽疾，时而数日千里，时而旋磨打圈。捻之短处亦有三端：一曰全无火器，不善攻坚，只要官吏能守城池，乡民能守堡寨，贼即无粮可掳；二曰夜不扎营，散住村庄，若得善偷营者乘夜劫之，胁从者最易逃溃；三曰辎重妇女骡驴极多，若善战者与之相持而别出奇兵袭其辎重，必大受创。 僧格林沁不懂得捻军运动战的特点，一味地尾追，数省转战，师劳力疲。最后在1865年3月跟踪到汶上袁路口时，被捻军一战击溃，僧格林沁被杀。针对捻军的特点，曾国藩采取“城防”、“河防”、“圩防”等多种形式，以静制动，以堵为剿，开展对捻军的打击。 所谓城防，是指正规军驻扎在“四省十三府州之地”，以逸待劳，等待捻军上门，一地发生战事，其他三地增援。四省即齐、豫、皖、苏，十三府即山东的兖、沂、曹、济，河南的归、陈，江苏的淮、徐、海，安徽的庐、凤、颍、泗。这十几个州郡是捻军经常出没的地方，重点防守这些地方，可以说是扼住了捻军的七寸。“非专力于捻匪最熟之十二府州，不足以弭流寇之祸”。“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 所谓“河防”，就是责任分工制，以黄河为重点，分省防范，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各有防守地段。他认为“河防之策，自为目前第一要义”。这个措施的好处在于，明确了地方政府的责任，减轻了中央军的压力，让中央军能够致力于城防策略，解决了多年以来剿捻军队追南逐北，一会儿渡河北上，一会儿渡河南下，疲于奔命的不利局面。 所谓“圩防”，就是对村一级地方施行坚壁清野的策略。他将当地人分为坚决支持捻军的顽固派、被迫投捻者、没有参加捻军的人三个类别，分别对待。要求胁从者主动脱离捻军，重点打击顽固派。这一招果然奏效，捻军很快失去了百姓的支持，成了没有根基的脱缰野马，活动范围越来越小，活动空间越来越窄，最后被锁定在极小的活动区域之内。 找到进攻的立足点，充分做好防守准备，包括粮草供应、阻击与打败敌人的包抄、提供支援部队等等，是曾国藩攻防结合艺术又一特点。1862年，湘军推进到庐州、无为、漕运，芜湖；收复江西全省，皖南推进到泾县、太平等地。根据这一形势，曾国藩着手谋划浙江。谋划浙江，他首先考虑的是一个切入点的问题。他认为： 综计全浙，惟衢州一府可以图存。然欲保衢州，必先守定江西广信、玉山，而后有运粮之路。欲复杭省，必由徽州以攻严州，而后有进兵之路。是图浙之道，守衢与攻严二者并重，缺一不可也。 衢州、严州位于浙江的西部，与皖南、赣东交界，是湘军由西往东进攻浙江的必经之途。稳定了这两个地方，图谋浙江全省才有机可乘。曾国藩在具体谋划上，设置玉山转运局，为衢州守兵准备足够的粮草、后勤供应，以坚定守军的信心；要求左宗棠一军肃清歙县、婺源、开化、遂安一带的敌人，防止太平军深入腹地；急调蒋益澧参战，弥补左军兵力不足问题。一切准备就绪后，左军由华埠规复严州、进攻金华、绍兴、最后达到杭州，充分说明了曾国藩策略的正确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一章 彼消此长的攻防（下）（3） 第二十一章彼消此长的攻防（下）（3） 争取主动地位，反客为主，主客互势，是曾国藩攻防结合艺术的一个重要方法。主，是指在战争态势上处于主动地位的一方；客，即是处于被动地位的一方。两者类似于现代体育竞技中的主场、客观。在实际的指挥作战中，主客可以发生变化，主可以转化为客；客可以转化为主。主客互势最重要的是主，使自己永远处于主的位置，就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说： 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忽主忽客……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而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 一方面，当自己一方处于主场的位置时，一定要严守主的位置，不要被敌人转化。当敌人进攻的时候，要“凭壕对击，坚忍不出，最为合法”，即要“稳守稳打”。这是坚持主的重要原则。他认为： 凡扑人之墙、扑人之濠，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濠而应之，则是反主为客，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濠，则我常为主，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稳守稳打，彼自意兴索然。峙衡好越濠击贼，吾常不以为然。凡此等处，悉心推求，皆有一定之理。敌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 坚守的原则最重要的是落在“不轻出”三个字上。轻出，往往被敌人利用；不轻出，则可以招致敌人，使敌人处于被动的客的地位。曾国藩靖港之败、李元度徽州之败，原因都在于“轻出”。另一方面，当自己处于客场位置时，要善于变客为主。两军相遇，先到的是主，后到的是客；守城者是主，攻城者是客。客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如何化客为主？一是不急于攻城，而是在城外修建稳固工事，像一根钉子锲入敌人的身体，让敌人来拔，一旦敌人来拔，就成功地变客为主了。二是遇见敌人，不急于进攻，而是停下来，先安顿好自己。这样敌人摸不着头脑，自己得到休息，瞅准机会再打击敌人，一旦敌人等不及了，主动来进攻，便也变客为主了。小池驿战役中，金国琛后山增援太湖、潜山，曾国藩明确要求他先安营扎寨，作好防守准备，不要急于进攻。太平军果然上当，派遣部队前来挑战，实现了主客变化，争取了主的位置。三是要善于识破敌人的战术，不上敌人的当。作战双方都想处于主动地位，这就要看谁更有忍耐性，更能在心理上强人一筹。陈玉成最大的特点是“反客为主”，“诱人去攻他坚垒，他坚持不出，待官军疲乏，他乃出十余支分头包抄。”曾国藩就是在分析透陈玉成的作战思路后，才坚定了反客为主的思路，使得湘军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获得良好的效果。 重大的围城打援战 围城打援，是曾国藩攻防结合重要的领导艺术。湘军取得的起关键作用的重大战役的胜利，很多都是采取这一战略战术。这一战略战术的主要特点，一是湘军采用精锐部队包围太平军占领的某一重要的关键城市。这些城市既是太平军所必救之地，也是湘军所必争之地，谁拥有它们，谁就将拥有战场的主动权。二是湘军在被围的城池周围部署大量的机动部队，守株待兔等待太平军前来救援。等到救援一来，他们即全线出击，消灭救援部队，同时围城的部队依靠坚固的阵地工事，对前来救援的敌人给予沉重的打击。三是打援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所以湘军一旦包围某一城市，最后必须达到太平军没有援军再来增援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守城部队不论多少，都只能被歼灭。四是围城讲究方法，湘军创造了长壕围城法，所谓长壕围城法，就是在被围的城市外挖掘壕沟，一般是挖三道，前壕用来围城，后壕用来打援，壕沟又深又长。南方城市一般都处于江河旁边，依据天险，易守难攻，湘军修筑壕沟后，相当于在城外修了一座城池，以城池包围城池，反客为主，本来是进攻的一方，反而成了防守的一方；本来是据险防守、以逸待劳的一方反而成了急于脱困的一方。这一战术，具有浓郁的地方经济文化特色，湘军主要来源是广大的湘中地区，包括现在的娄底、邵阳。自古以来，湘中人挖煤为生，掌握了挖掘壕沟的技术。因此他们离开煤矿来到战场的时候，自然就善于采用挖煤技术来挖掘壕沟，对付坚固的城池。这种创造性的战法，保护了湘军，达到了“全军”的目的，也实现了曾国藩“致敌而不被敌所致”的战略战术，达到了尽可能多消灭敌人、尽可能少损伤的目的。 安庆战役是以安徽省安庆市为核心的一系列战役的总称。时间从1860年3月到1861年8月1日。指挥这次战役的将领很多，投入的军队也很庞大。太平军统帅为洪秀全，主要有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赖裕新、黄文金等，投入兵力总计达到30万，其中长江以北陈玉成率领达5万人，曾经一度到10万人，安庆城中守军2万人；江南由李秀成等率领，号称20万。湘军统帅主要是曾国藩、胡林翼，将领有曾国荃、李续宜、多隆阿、左宗棠、张运兰、彭玉麟、杨载福等，投入部队人数8万左右。这次战役曾国藩采取的主要的战略战术是典型的围点打援、打援为主，以消灭太平军的有生力量为目标，最后攻克安庆城。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一章 彼消此长的攻防（下）（4） 第二十一章彼消此长的攻防（下）（4） 安庆是安徽省重要城镇，明清以来一直为省府治地，位于武汉—南京长江黄金水道要津，有“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州”的美称，是长江中下游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1852年太平军顺江而下，攻克安庆。安徽省府迁至庐州。之后不久，江忠源克服安庆。1853年，太平军西征，石达开再一次攻克安庆，并且苦心经营。石达开出走后，英王陈玉成成为安庆的新主人。太平军占据安庆之时，控制了长江的主动权，也守住了南京的门户。 1859年冬季到1860年2月，曾国藩与胡林翼联手组织了小池驿战役，扫清了通往安庆的道路。农历闰三月，休假回来的曾国荃即率领本部人马攻打安庆之集贤关，“是为归取安庆之始”。不久李续宜带兵进驻集贤关。开始对安庆实施部分包围。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在江苏战场进展非常顺利，彻底攻破了江南大营，趁势夺取苏州、常州。咸丰非常震撼，急令曾国藩撤安庆之围，率所部人马东进苏、常。曾国藩没有听从最高领导者的调度，坚持不撤安庆之围，并且切实做好了围城打援的部署：“他将湘军兵力分为三路，以曾国荃为主力围安，在城外挖掘城濠三道，前濠用以围城，后濠用以拒援；由多隆阿北攻桐城，担负阻止太平军南下救援的重任，并在运动中寻找机会歼灭南下救援的太平军；胡林翼由英山、霍山取舒城。”这是北三路。曾国藩自己冒险进入祁门，设置大本营；左宗棠率6000人进驻广信、乐平；鲍超所率1万余人游弋于江西与安徽之间，作为游击之师，增援南北；彭玉麟、杨载福率水师守住鄱阳湖、协助曾国荃水上包围安庆；韦俊辉投降1万余人，进攻枞阳。这是南四路。南北总计七路兵马，除曾国荃一部分围城外，均为打援部队。 根据洪秀全的部署，太平军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安庆增援战。主要是两大战场：陈玉成自北而来，李秀成自南而来。南面战场，1860年10月，太平军进攻祁门，攻下黟县、东流等地，11月陈玉成大举增援安庆，被曾国荃打退。1861年新年刚过，战事异常紧急。太平军四面围住祁门，遭到湘军坚强反击；攻克景德镇，断了湘军粮道。祁门危急时，曾国藩一度想要以身殉国。左宗棠在乐平三战三捷，消灭太平军1万人，迫使李秀成转攻建昌、抚州、瑞州、南昌，鲍超在丰城大败李秀成，消灭太平军1万人。北面战场，陈玉成久攻曾国荃不下，转战湖北，攻克黄州、德安，企图以围魏救赵的策略，调动湘军回师救援，可是湘军不上其当。对太平军的这一计谋，曾国藩指出： 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则破黄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随州、云梦、黄梅、蕲州等属，江西则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丰等属，皆所以分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误我。贼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 按照曾国藩的指示，包围安庆的湘军坚守不动，陈玉成见计谋未果，随即率师回援，驻扎在菱湖中后段，修筑19座坚固的堡垒，从后面包围曾国荃。曾国荃调过头来，对太平军实施反包围。3月，陈玉成猛攻曾国荃二十多天不下，随即去桐城组织10多万军队，以少部牵制多隆阿，大部分10路成扇形进攻安庆，连攻6昼夜，被曾国荃打退。这次太平军增援，损失惨重，挂车河、练潭两役，陈玉成主力部队损失2万多人;菱湖19垒相继被曾国荃攻克，太平军损失8000多精锐。至此，所有援军均被打退，8月1日，曾国荃开挖地道、用地雷轰破安庆。太平军占领、经营达9年的安庆称，被湘军攻克并占领。驻守安庆的2万军队被全歼。8月7日，曾国藩进入安庆，并将安庆设置为大本营，直到金陵被克复。 安庆攻克后，湘军乘机扩大战果，攻下了池州、铜陵、桐城、舒城、宿松、黄梅、抚州、庐江、漕运镇、东关等隘，所向披靡，取得了“直捣金陵之势”。 安庆战役，纵观曾国藩的指挥艺术，主要有几个特点：一是守定核心点不放松。不论是朝廷的命令，还是太平军围魏救赵、声东击西的作战技术，都不能改变曾国藩指挥的决心与信心，坚守安庆不动摇。在兵力部署上，则采取“围其一点，其余皆做活兵，不做呆兵”的战术，“致敌而不致于敌”，引导太平军增援，从而打击之。二是未雨绸缪，以卓越的预见力洞悉太平军的未来走向，对太平军的指挥艺术了如指掌，并且能够根据太平军的动向制定恰切的作战方略，从南北两个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迎接可能出现的情况。三是善于分化、瓦解与孤立太平军，成功争取了安庆程学启、韦俊辉的投诚。特别是程学启带着部队从安庆城突出的时候，后面有追兵，而曾国华等对程学启的意图并不清楚，然而曾国华却一点怀疑、犹豫也没有，立即打开长壕大门迎接。程学启后来成为湘军的重要战将，立下了赫赫战功。韦俊辉千方百计断绝安庆城中的米粮，使安庆成为一座孤城。 金陵战役是指以金陵为核心包括其周边一系列打援战的总称。时间从1862年5月曾国荃进驻雨花台开始，到1864年6月16日攻破并占领金陵为止。这次战役的最终结果是被太平军占领并建都11年之久的金陵被湘军收复，驻城的太平天队10多万人被歼灭，洪秀全被鞭尸，李秀成被俘正法，仅幼主洪福瑱乔装逃逸。金陵的收复，宣告太平天国作为一个政权的终结。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一章 彼消此长的攻防（下）（5） 第二十一章彼消此长的攻防（下）（5） 金陵战役可以粗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核心打援。1862年农历闰8月19日到10月5日，李秀成率20万、李世贤从苏州率领数十万军队救援金陵，直奔雨花台曾国荃、曾贞干（国葆）营。当时，曾国荃部不到20000人，曾国葆部不到5000人；军中疾病流行，将士大半染病，同时染病的外围湘军有鲍超部、张运兰部、李榕部。19日，李秀成围攻曾国荃大营，采用西洋落地开花大炮前后轰击，连续15昼夜进攻不止。9月3日，李世贤从浙江率几十万来增援，两军会合后，进攻更加猛烈。5日，曾国荃组织反攻，跳出长壕，进攻太平军，击破太平军13座营垒。13日，太平军以地道、地雷轰开湘营一个大的口子，随即向缺口处前赴后继猛攻，湘军在炮火中抢修3个时辰，修复缺口。太平军攻克外壕，曾国荃又在里面修筑内壕。十月初五，曾国藩再次组织反攻，踏平太平军数十座营垒，打败了太平军第一次救援，解除了金陵大营之围。与此同时，金陵外围的两大战场：宁国战场与上海战场战斗异常激烈。鲍超以染病过半的孱弱军队（总数1万多人）在宁国阻击杨辅清、黄文金，使得杨、黄不能增援金陵；李鸿章命令李鹤章在陆家行，郭松林在方泰镇，刘士奇、郑国魁、程学启在三江口、四江口大败谭绍洸、陈炳文率领的来自苏州、杭州、嘉兴军10多万人。全面粉碎了太平军第一阶段的全面救援。 第二阶段，外围打援。第一阶段救援失败后，太平军总结经验，再一次进行了全面部署，这一次采取争夺长江上游武汉、安庆之策，攻湘军之必救。兵力部署上主要是东两股、西两股。东两股：一支由徽州、宁国进攻江西，一支由含山、和县进攻湖北；西两股为捻军：一支攻黄州，一支经过宿松、潜山、太湖，以进攻扑庐州、桐城。又有苗霈霖在寿州起事。这个构想非常宏大。一旦实现，金陵之围必解无疑。面对这一构想，曾国藩从容调度，指挥若定。湖北，咨令官文、严树森拦住捻军，命令李续宜驻守黄州。东调鲍超回援无为，北面湘军李续宜部包围苗霈霖。具体战斗：毛有铭、刘连捷在石涧埠打败李秀成部的进攻；鲍超打到无为，吴长庆、梁美材等坚守庐江，太平军进攻未果；蒋宁学驻守舒城，击退李秀成进攻；湖南提督周宽世在桐城击退捻军张宗禹、马融合进攻；李秀成进攻六安，遭到蒋宁学部阻击，鲍超、刘连捷、彭毓橘、毛有铭增援。4月2日，六安解围。李秀成赴下游苏、常。毛有铭等转攻寿州，苗霈霖诱杀陈玉成，再次投降。至此，1863年3月由李秀成组织的第二次金陵救援战失败。 第三阶段，攻克金陵。李秀成自六安败后，回师苏州。李鸿章展开对苏州的进攻，为配合李鸿章的进攻，曾国荃在金陵发起全面进攻。到1863年10月25日，由于叛徒出卖，苏州城池被破，谭绍光被杀，李秀成逃亡金陵。金陵周边太平军相继被打败。1864年1月，曾国荃攻下太平、神策，完成了对金陵城的合龙包围。金陵合围后，湘军、淮军在东部、南部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逐一攻克了常州、嘉庆、杭州。至此，金陵再无一兵一卒之援兵，城中粮米接济被彻底掐断，对金陵发起总攻的时机基本成熟。6月15日，曾国荃亲自指挥，发起金陵总攻，16日，用火药炸开城墙，湘军蜂拥而入，终于攻克金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二章 探寻弱国外交出路（1） 第二十二章探寻弱国外交出路（1） 作为一个外交家，一百多年来，曾国藩一直处于毁誉交互之中，有说他是自强、抗争的，也有说他是卖国、汉奸、妥协、投降的，种种评说，都因看问题的出发点与角度不同而不同。鸦片战争之前，中国闭关自守；鸦片战争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被迫外交。千百年来，中国以大国自居，其他的国家都是夷。英吉利国家开始来中国的时候，也以“大英帝国”自居，遭到拒斥，从康熙以来，英吉利人不能光明正大和中国人做生意，恐怕这是一个原因。鸦片战争突然把沉醉在大国梦中的中国人打醒了，面对带着洋枪洋炮洋船来到中国的英吉利人、法国人，中国人不知道怎么办了，于是被迫外交出现了。 这个时候，曾国藩作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出现了，加上他担任的是两江总督，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太多，所以他不得不研究外国，了解外国，思考与外国的关系，思考解决问题的策略。曾国藩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带的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外交思想具有浓厚的古代文化的幻想性，又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内忧外患中思考国家的出路，又不愿意过多地伤害国家根本利益，因此形成了他特殊的弱国外交思想。他的外交领导术就是一种弱国外交领导术。所谓弱国外交领导术，即在国家十分贫弱的情况下，面对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如何避免正面的冲突，防止它们的侵略，与西方列强周旋，争取国家的自强自立。它包括处理外交的思想与方法。这里我们主要研究曾国藩对西洋国家的认识与其外交思想的形成。 闭着眼睛看西洋 曾国藩说：“驾驭洋务，贵识夷情。”洋务，就是外交事务。领导者要处理外交事务，必须了解洋情。对外国一知半解、知之甚少，是无法驾驭外交的。有这种看法，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曾国藩最初的涉外知识相当地少，而且，就是已有的知识，也是和当时俗见并无二致。 中国文化很早以来形成中原中心论，中国历代统治者以这种文化中心为自尊、自大，视周边民族为东夷、西戎、北胡、南蛮。到清朝这种文化自大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强化。由于长期的封闭锁国，中国人，无论是高层的统治者，还是底层的民众；无论是文化精英，还是一般的群众，对欧洲、美洲甚至就在国门外的日本的情况都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在中国人的眼里，已经经过了近代工业革命的英法美等国，仍然只是“夷”，只是一些应该俯伏在中国皇帝脚下的小国寡民。有这么一件事情，足以说明这种大国思想的荒谬可笑。 道光十三年，英国商人律劳卑到广东，拜见卢坤，写了一封信，信中称英国为“大英国”，对此卢坤非常生气，上奏朝廷，请求暂停与英国的贸易。一个小小的称呼，就导致两国之间贸易的中断，可见这种大国意识的力量。 这种大国思想、大国意识在曾国藩的思想中可谓根深叶茂。他在1841年1月10日日记中写道： 上年六月，英吉利豕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遽彰天讨。命大学士琦善往广东查办，乃逆夷性同犬羊，贪求无厌。上年十二月十五，攻破沙角炮台。正月五日报到后，又直逼虎门。正月初八报到，皇赫斯怒，于初六日通谕中外。初九日，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本日又策侍卫四人往广东，备差遣。 在这篇日记里，他直接将英吉利称做“逆夷”，将他们当做“犬羊”，认为他们的性情就和犬羊一样贪得无厌。在他看来，对于这样一个小国，堂堂大清王朝，是不值得“天讨”的，只需派一大臣去“查办”就是。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他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与英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看法。他认为： 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而据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去年逆夷在广东曾经就抚，其费去六百万两。此次之费，外间有言二干一百万者，又有言此项皆劝绅民捐输，不动帑藏。皆不知的否。现在夷船已全数出海，各处防海之兵陆续撤回，天津亦已撤退。议抚之使，系伊里布、耆英及两江总督牛鉴三人。牛鉴有失地之罪，故抚局成后即革职拿问。伊里布去广东代弈山为将军，耆英为两江总督。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宴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从曾国藩这封写给家人的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曾国藩三个方面的信息：一是作为一个普通翰林，对国家大事的关心，但掌握的情况不全面，也不准确，或许和一个普通的北京百姓掌握的情况差不多；二是他对国家军队“将不知兵，兵不用命”的认识，并且为之忧虑；三是他对和约签订的基本态度，在他看来签订合约是不得已，而且对此抱有幻想，认为只要“从此永不犯边，四海宴然安堵”，那么“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至于赔款多少是无关紧要的。没有意识到《南京条约》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 曾国藩对西方列强的另一个看法是认为“夷情志在通商”，志在得利。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曾国藩从老家复出，再一次担任湘军统帅。这位在老家反思了一年的湘军统帅，虽然在为人处事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是，对西方列强的认识还是处于很低的水平。他在咸丰八年正月初十写给郭崑焘的书信中写道：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二章 探寻弱国外交出路（2） 第二十二章探寻弱国外交出路（2） 惟夷情志在通商，稍有损于国体，尚无害于民生。或者许和之后，仍可驯扰抚，则此方生灵，免遭涂炭耳。 他认为英法等国之所以发动侵华战争，目的在于通商，在于获得物质利益。“惟逐利居奇，是其本性”。这种认识是比较肤浅的。英吉利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首先是宗教入侵，企图在思想上、文化上麻痹中国人民；其次是经济侵略，打着和中国人做生意的幌子，向中国输送鸦片，从身体上毒害中国人民；最后是军事侵略，公开的掠夺与占领，将中国沦为其殖民地。曾国藩没有看清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真实目的，是想将中国沦为其殖民地，加以残酷的掠夺。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曾国藩处理外交事务，就难免失之偏颇，不论在处理小的事件，还是处理大的外交事件上，都喜欢用利来解决问题。1861年，安庆合围后，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洋人给城中太平军接济米盐。如何解决，是一个外交问题。曾国藩的决策即采取给钱、热情接待洋人的办法。他说：“洋人最爱财利，最讲交情。”要求杨岳斌做好周密安排，要求有洋船经过的州县，各营要好好款接，接待礼节要谦虚恭敬，酒席要丰厚，馈送礼物不可菲薄，并且安排了专项经费。洋人卖米，太平军出多少钱，湘军出多少钱，以利益来诱惑洋人，达到“彼平时感我厚情，临时贪我厚利，自无不允之理。”这种措施的采取，不久就断了安庆城的接济。 对于英法等国的认识，曾国藩常常从中国历史来推演，并且得出一些结论。中国是一个儒家传统的国家，儒家治国强调的是礼仪，是仁义，是用道德来维系社会人员，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不注重法律法规。而英法等国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契约制度，依法治国。对此，曾国藩的看法是： 自古圣王以礼让为国，法制宽简，用能息兵安民。至秦用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法令如毛，国祚不永。今之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法令更密如牛毛，断无能久之理。 曾国藩认为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根本原因是国家法律太多。法治是人治的敌人，曾国藩主张以礼治国，是一个人治家，他从人治的角度来反对秦国的治国策略，推断法多国亡是很正常的；但是，一次类推西洋国家法令密如牛毛，因此很难长久，却不免幼稚可笑。 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家。他的思想根植于儒家思想中。曾国藩在接受儒家思想积极的内容的同时，也消化了其消极的内容。这些消极的内容表现在曾国藩对西方列强的认识上，则是只看到外表的东西，而看不到本质的东西。1861年5月7日他在日记中记道： 眉生言及夷务，余以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 他认为，在对待洋人上，不应该纠缠于关税、礼节，而应该看到洋人“有德于我”的大的方面。所谓洋人有德于我，不外乎在北京不毁中国的宗庙社稷，在上海帮助剿灭太平军。前者就是儒家思想的错误体现。太平军所犯的一个大错误，也是曾国藩抓住大肆批判的一大错误就是所到之处毁灭宗庙社稷、寺庙道观。这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当英法等国没有毁灭中国宗庙社稷的时候，曾国藩认为这是“有德于我”。 以上四个方面是曾国藩对西方列强认识肤浅的一面，也是他的局限性所在。可以这么说，曾国藩的这些认识，好像是闭着眼睛在发表看法，当然是肤浅的、片面的、不准确的，也是我们应该批判的。 睁开眼睛看世界 曾国藩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有思想的领导者，是一个有着开放心怀的领导者。他最大的优点之一，是善于接受新事物，善于接受新知识，并且不断提升自己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一个领导者如果固执己见，就会固步自封，难以把握变化的现实。在认识西方列强上，曾国藩的思想也是不断进步的，有时虽然和前面的肤浅认识交织在一起，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认识的不断提高与进步。 1858年5月他给左宗棠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就广州人民与英国人的斗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 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所短者，路远也，人少也。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耳。英夷土固不广，其来中国者人数竞无几，欲恃虚声以我卜国。粤民习知其人之寡、技之浅，故官畏鬼，而民不甚畏鬼，与之狎也。此次与之确斗，彼必不能坚守，此后官兵之气日强矣。往时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筠仙归自上，亦震诧之。意彼蹈骄兵、贪兵之忌，恐不能久。 1852年到1859年，广州人民经过长达七年的斗争阻止了英国侵略者进入广州城。特别是1858年春，10多万广州人民以声势浩大之气震慑了文翰进城的企图，表现了广东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决心与力量。对此，曾国藩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进一步指出，通过这次斗争，英国人一定不能坚守，官兵的士气也会得到加强。当时一个叫徐松龛的人写了一本书，书中嫉妒夸张英国实力。曾国藩看了书之后，感到很“震诧”。从广州人民的斗争中，曾国藩看到了民众的力量，遗憾的是在日后的对外交涉中，他忽视了这种力量，同时也看到了西方国家在中国不能长久的现实，增强了应对信心。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二章 探寻弱国外交出路（3） 第二十二章探寻弱国外交出路（3） 他认为西方国家的长处在于坚船利炮，而这也正是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提出了一条学习西方国家长技，开创近代军事工业，自立自强的道路。曾国藩对西方的认识比较客观。当时很多人对西方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产物还不了解，比如铁路、火车，就有人认为可以随时收放。他认为这是“无稽之言”，不可相信。 自从英吉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后俄罗斯、法国、美国等许多国家都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在华形成了势力范围。对这些国家，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曾国藩有一个初步认识。他认为英吉利狡黠最甚，法兰西次之；俄罗斯势力大于英、法，但害怕英吉利争斗；又说美利坚人“性质醇厚，其于中国素称恭顺”。鸦片战争期间，美国出面协调过中英矛盾。由此他认为，可以采取不同的措施，分别对待。在西方列强各国关系上，他认为：“夷狄以利交，利尽则交疏。连鸡不栖，或非深患。”曾国藩的这些见解，不能不说有一些道理，若能够加以妥善利用，对于驾驭外交事务来说，应该是很有价值的。 曾国藩看到了西方国家对法律的遵循，他指出：“彼自横其征，而亦不禁中国之榷税；彼自密其法，而亦不禁中国之稽查；则犹有恕道也。”英国人在中国经商，不抵触中国的检查，这是宽恕之道。并且举例说，“咸丰三年刘丽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复，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馀万与监督吴道。”据此，曾国藩认为“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 认识到洋人随时都可能和中国发生冲突。当时，来中国的外国人，骄横傲慢，看不起中国人。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矛盾随时都可能发生。因此，曾国藩多次提到，与外国人交往要谨慎，他指出，倘若稍有不慎，甚至“一言不合”，就可能引发“衅端”。曾国藩逐渐看到了西方列强剥削中国百姓的罪恶本质。他在写给奕?的信中指出： 大抵洋人之在泰西，数百年互相吞并，无非夺彼国商民之利，然后此国可以得志。其来中国也，广设埔头，贩运百货，亦欲逞彼朘削之诡谋，隘我商民之生计。军兴以来，中国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口通商，长江通商，生计日蹙，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今若听洋人行盐，则场商运贩之生路穷矣；听洋人设栈，则行店囤积之生路穷矣；听小轮船如内河，则大小舟航水手柁工之生路穷矣；听其创办电线、铁路，则车、驴、任撵、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 他认为，洋人到中国，目的就是要“欲逞彼朘削之诡谋，隘我商民之生计”，即采取剥削的办法，困隘中国百姓的生计。事实上，随着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加速，中国小农经济逐步濒临破产，中国百姓生计一天比一天困难。 他认为“自古驭外之法，在太平之日则虑损国威，当有事之时则虑开边患，盖内地之寇未除，则外患力难并营，势使然也。”国家太平，处理外交事务，担心国威受到损害；国家危难之际，又担心产生外患，引起战争。因此，内部忧患没有解决，很难同时消除外患。 弱国外交领导术的形成 1870年八月初七，曾国藩接到调补两江总督的上谕的同一天，给朝廷上了一道《海疆要缺择员署理折》，折中阐述了他办理外交事务的基本态度。他说： 中外交涉以来二十余年，好言势者，专以消弭为事，于立国之根基，民生之疾苦，置之不问。虽不至遽形决裂，而上下偷安，久将疲苶而不可复振。好言理者，持攘夷之正论，蓄雪耻之忠谋，又多未审量彼己，统筹全局，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自非理势并审体用兼全，鲜克有济，所为盘根错节之区，尤贵有适时应变之具也。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形成了“言势”与“言理”两种处理外交事务的观点。言势的人，过分强调外国势力的强大，讲究消弭灾害，一味强求不与外国人构恶。曾国藩认为，这种人忽视立国根本，不顾百姓疾苦，苟且偷安。虽然不至于与西方国家立即决裂，但是时间一久，国家、人民就会疲惫不堪，无法振作自强。言理的人，要求打击西方侵略者，一洗鸦片战争之耻辱，但是他们不能知彼知己，不能准确估计对手与自己的力量，不能统筹全局，徒有虚名，按照他们的想法办理外交事务，将会给国家带来无穷的灾害。这两种态度都是偏颇的，真正用到治理外交事务中，危害大于利益。 曾国藩主张“理势并审体用兼全”，既要讲理，又要讲势；既要讲究根本，又要讲究形式、手段，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尤其是在形势“盘根错节”的地方，更加需要有“适时应变”的才能。“理势并审体用兼全”，讲究灵活变化，就是既要坚持攘夷的正论，报鸦片战争之耻；又要充分认识到当时国家贫弱、外国强大的形势；既要讲究自立自强，讲究国家利益，又要讲究外交的形式、手段、方法，对待不同的外交事务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这应该是曾国藩外交领导力的基本点，也是我们研究曾国藩外交领导力的立足点。这种观点，看上去是给言理与言势者各打五十大板，有些中庸的味道，实际上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是最好的选择。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二章 探寻弱国外交出路（4） 第二十二章探寻弱国外交出路（4） 这种态度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是对中国社会现实与国际环境认识的结果。曾国藩一走上清朝的政治舞台，所面临的一个最大也是最头痛的问题，就是他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同。西方列强环逼中国，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想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英国。英国在17世纪完成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完成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遥遥领先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掠夺与扩张，在中国则发动了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俄罗斯、美国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成为他们追逐、蚕食、掠夺的肥羊。在京城为官的十多年里，曾国藩一直在追寻理学的最高境界，与唐镜、倭仁等打得火热，一心只想做一个进德修业的君子，对西方列强的国情毫无认识，更谈不上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了；组织湘军后，曾国藩的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太平天国上，对外国仍然知之不多。直到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曾国藩才开始慢慢地了解英法等国家，特别是担任总督后，由于朝廷的垂询，需要这位地方官员建议建言，加之要和外国人打交道，曾国藩的涉外知识才开始多起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外交领导力带有明显的先天性不足，这就像一个剑客，面对自己的对手，自己却没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不能看到对手的面目，只能凭耳朵的听力去判断对手的位置。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长期以来，中国清政府闭关锁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施行全面封锁，外国人“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闭关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从历史发展来说，它阻碍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在明朝末年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随着这种闭关政策的施行，全部退回到封建时代。从文化建设来说，它阻碍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由于对西方国家缺乏了解，他们所创造的科学文化也就无从知晓。从外交来看，清朝政府没有正确的外交政策，既不知道有什么国际公约，也不知道运用法律条文来作为外交的手段；既对外国人缺乏必要的了解，也不敢直接地面对面地和外国人打交道，更莫说针锋相对的谈判。当时在官场存在言理与言势两种不同的外交思想，在朝廷上，也存在战守与议和两种态度。这两种态度自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存在。这对曾国藩的外交思想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作为一个地方大员不可能违背朝廷的意旨行使个人的主见。1867年换约之际，朝廷征求曾国藩等人的意见，战守与和议两种倾向同时出现，“恭邸重在和局，醇邸重在战守，物论与醇者较多。”曾国藩在二月写给李鸿章的信中谈到这个问题说： 和约规模略定，大致尚属妥洽。此次换约章程下廷臣会议，执众口之意。腊月二十四五在内阁集议，二十八日复奏。醇邸虽有另摺，大致仍守和议。正月初三日醇邸复有条奏，则以战守为主。谕旨令醇邸与大学士会议，初五日会于内阁，三相皆推鄙人主稿，即仓卒交卷。虽附和醇邸之正论，而亦不能背于总署之和局，略似对策体制而已。 和议是清廷主导的外交政策，虽然曾国藩也附和醇亲王战守的政论，但真的要他起草换约书时，他必须遵循和议这一个指导原则。这对他处理外交事件，是很有影响的。天津教案的处理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1870年天津教案由他去处理时，他就感到棘手、担心，并且写下了遗言。他这样写道：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议，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天巔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西方列强，不但畏惧他们的“性情凶悍”，更是“反复筹思，殊无良策”。用“束手无策”来形容此时的曾国藩，是再好不过的了。为什么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竟然这样害怕与外国人交涉？根本的原因是清朝没有成熟的外交政策，和议和战守两种思想冲突中，和议思想占据上风。曾国藩在处理教案时生怕稍微不慎，即起战端。从这里足以看出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性。 苑书义在《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里这样描述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他说： 十七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清王朝，曾经是一个强大的王朝，比汉、唐盛世并不逊色，但是它处的世界形势却大大不同了。因在清王朝建立的同时，欧洲已经揭开了近代史的新的一页。十八世纪后半期，当西欧已经开始产业革命的时候，我们的文明古国就明显地落后了。那时，刚好是清朝的乾隆中叶，这个王朝正循着历代王朝的旧有轨道，走向由盛而衰的下坡路。十九世纪以后，直到鸦片战争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带着血腥气蓬勃发展，而清朝经历了嘉庆、道光两代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更加腐朽衰败，江河日下了。 这里的描述，很好地给我们介绍了曾国藩所处的国内环境。其最大特点就是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在走下坡路。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的2/3，但是国力却远远不及英法等国。用先进的近代工业成果武装起来的西方诸国，轻轻松松就撬开了中国的大门。与此同时，清朝国内各种矛盾迅速激化，土地等重要的生产资料大量集中在贵族地主手里，皇帝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政府、军队极其，各级官吏，招权纳贿，无恶不作，贪污成风。整个社会，乌烟瘴气，“鹰鹳徧野，豺狼噬人。”军队的更是触目惊心，战斗力几乎为零，未见敌人就跑的现象比比皆是。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各种起义此起彼伏，特别是1851年在广西金田村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一时烽火遍及黄河以南。曾国藩自从1853年底创办理团练，到1860年，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带领湘军镇压太平军。这一阶段，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基本上没有什么外交活动，所有的外交言论主要见诸于与朋友的书信之中，只是就一些问题发表自己个人的看法。担任两江总督以后，“朝廷依之为砥柱”，遇到外交上的事情就主动下谕征求他的意见。比如购买轮船、借洋兵助剿、开辟新的通商口岸等重大问题，都及时征求曾国藩的意见。对这些问题，曾国藩只有建议权，而无决策权。 国内社会环境对曾国藩外交思想的另一个影响是当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同时爆发，处理两个矛盾反生冲突时，需要作出谁先谁后、谁轻谁重的选择。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政府面临着两面作战的现实。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的目的是灭亡清王朝，而英法的目的重在利。要达到消灭太平军的目的，必须安抚英法。这就是他所提出的“攘夷必须安内”的外交思路。在这种思路下，清政府和英法签订了城下之盟。 从曾国藩外交领导力的形成，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外交领导力具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是畸形性、过渡性、摸索性。所谓畸形性，就是指曾国藩外交领导力是在长期以来清朝闭关锁国、不与西方国家交往、英法等侵略者用坚船利器打开我们的国门，强迫当时的政府与他们开展外交活动的情况下产生的外交，外交活动不是正常在主权国之间开展，带有逼迫性、胁迫性，外交不能按照清政府的原则与要求开展。过渡性是指曾国藩式的外交是特殊时期的外交，过了那个特殊的时间，新的外交理念、手段就会替代之。摸索性是当时中国的外交是从零起步，一切都处于未知状态，需要探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可能保护了国家的利益，也可能会损害国家利益。因此，研究曾国藩外交领导力，我们一定要从历史的现实出发，还原历史，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可能真实了解曾国藩的外交力。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三章 彰显国家利益核心（1） 第二十三章彰显国家利益核心（1） 晚清的中国，是一艘在狂风巨浪中艰难前行的破船。驾驶着这艘破船的爱新觉罗氏已感觉力不从心。拔地而起的王朝新贵曾国藩等，成为这艘船的水手。如何保护着这艘船不被掀天的巨浪打翻，并且能够慢慢地行进，最终走向风平浪静的海面，是曾国藩等一班得利水手的终极追求，也是当时最大的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处理外交事务的基本准则。任何一个国家，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事交往活动上，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一切为了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决定一切。但是当我们回到曾国藩时代，会发现那时要讲国家利益是一件非常不易之事。孱弱的国家没有话语权，列强说是就是，说不就不，要骂就骂，要打就打，弱国没有还手之力。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把国家最大利益摆在首位，重视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内政自主，力争百姓利益，这是难能可贵的。 坚持国家主权 主权，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处理自己内外事务，管理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力。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看到了中国的软弱可欺，他们依靠自己的坚船利炮，时刻想着侵犯中国的主权。曾国藩坚持儒家忠公体国的思想原则，坚持维护国家主权，不受外国势力左右，体现了一个国家高级领导者忧国忧民之心。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曾国藩针对英法侵略者侵害中国主权的卑鄙行径，发出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愤慨之声。他主动向朝廷请战，请求朝廷同意自己带兵北上捍卫京师，表现了他对侵略者的愤慨与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1861年，湘军攻下安庆后，英法等国立即要求清政府将安庆、大通、芜湖等作为通商口岸，曾国藩以有损国家利益为由予以反对，并且写信给湖广总督官文，做通他的工作，一同建议朝廷不开这三个口岸。 处理阿斯本事件集中体现了曾国藩对国家主权的维护。中国政府向英国预购军舰是一件普通的国际商贸事件，但是购船成功后，却演变成一桩极其严重的外交事件。这是清政府始料不及的。咸丰末年，奕?认为，镇压太平军需要购买军舰，以控制长江、形成对太平军的绝对战斗力，因此向朝廷建议“购买外洋船炮，以利军行而维大局”。在奕?看来，清政府购船的条件是成立的。（一）对英国抱有幻想。之前，咸丰曾经向英国购买过船只，到1860年想要用于战事时，英国政府则不同意中国使用。对这件事，咸丰一直耿耿于怀。奕?认为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英法俄等国之间存在矛盾，特别是《天津条约》签订以后，中国与英国的关系好转，因此“历史不会重演”。（二）价格合理，十艘轮船以及枪炮人员等各方面开支总计只156万两银子，经费不是很贵，可以承担。（三）安排船上工作人员可以用中国人，不完全用英国人。条件虽然很好但是咸丰在世时并没有批准，直到同治元年，这件事才定下来。然而，轮船订购下来后，英国政府立即变卦，所有船上人员一概用英国人，不准中国人上船，中国人只能派长龙舢板和他们驻扎在一起。很显然，英国政府想控制中国轮船。 购买外国轮船，曾国藩态度极其认真、严肃。在购船的目的上，他和奕?等人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奕訢的目的是拿来控制长江以镇压太平军，而曾国藩的目的主要是购买一个样品，模仿样品加以学习、研究，最后自己生产轮船，是“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所谓救时，就是中国尽快地拥有自己的轮船，能够不受英吉利等国家的挟制。他认为： 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凡特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因此，当购买轮船尚在谈判时，曾国藩就积极选派人员，做好登船的准备。按照最初的谈判，船上只二三个英国人，其他都用中国人，因此他选派了600多人的队伍，由蔡国祥等人统带，加强培训。当时上海有一艘小火轮，曾国藩特别打报告向清政府要来，作为培训之用。一旦轮船回国，这批人立即可以派上用场。 然而，英国政府完全不遵守合同，安排阿斯本为统带，全部使用英国士兵，不准中国人登船。对于中国来说，新购买的7艘轮船，可以组成一个海军编队，成为中国最早的海军，用以抗御侵略；对于英国政府来说，它可以乘机掌控中国的海军，剥夺中国的制海权。试想，中国人用自己的钱买了外国人的轮船，却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使用，眼睁睁看着外国人驾驶着中国人购买的轮船在中国的海面上横冲直撞，还要给他们提供工作经费，国人会做何感想？这样的国家还会有希望吗？对于英国政府的做法，曾国藩认为： 欲遵从，则未收购船之益，先短中华之气；欲不从，则业经议定奏准之案，未便轻于失信。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三章 彰显国家利益核心（2） 第二十三章彰显国家利益核心（2） 想必曾国藩说这话的时候，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所谓“短中华之气”，就是损害中华主权。一个国家的强力主权被外国人控制，这是曾国藩不愿意看到，也不想让其出现的。主权之争不是一个普通的争议，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他在致奕?的信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想贵衙门与李泰国集议时，必已百端辩诘，舌敝唇焦。既欲兵柄之归我，又不欲本意之全露，即前此惠书所谓“有谋人之心，而不使人疑者”，其苦衷盖可想见。而彼挟制恫喝，持之愈坚，万不得已，隐忍而俯从其所请。国藩忝为疆吏，敢不体朝廷深意，委曲求全？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这七艘船的管理、使用完全是一个“兵柄”，即兵权的问题。朝廷似有答应之意，曾国藩虽然体谅朝廷迫于外国势力不能不俯从的苦衷，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打算让步。他提出了一个“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讲究“统辖之方”。按照英国人的要求，派蔡国祥等一班长龙舢板和七艘轮船停泊一处，如果对方态度好，“如仪文不甚倨傲，情意不甚隔阂”，就和他们“虚与委蛇”，慢慢讲究“统辖之方”，想办法夺回轮船的管理使用权。这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所做出的积极建言，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放弃，表现出了曾国藩性格中倔强的一面，与“争”的态度。第二步舍小利保大利。所谓大利，就是保护国家军队的主权不受侵犯。他说，倘若对方“意气凌厉，视轮船为奇货可居，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倚门之贱客”，则宁可放弃其统辖权力；“或竟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亦足使李泰国失其所恃，而折其骄气也。”曾国藩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很多湘军将领的支持，也得到了朝廷的理解与首肯。最后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粉碎了英吉利企图借此控制中国海军主权的阴谋，维护了国家主权。 坚持国家内政自主 当太平军与清军的战争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英法俄等国看到了其中的巨大利益，他们提出出兵帮助清军攻打太平军。当时的江浙地方官员、绅士以及朝廷中一部分决策者，认为清军进攻的速度和效率不高，企图打一场速决战，迅速消灭太平军，收复苏浙皖失地，因此极力赞成借兵助剿。 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总的态度是“中华之难，中华当之。”他认为太平天国的事情是自己国家的内部事情，中国人自己就可以处理，不需要借助洋人的帮助。曾国藩的这一思想，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太平军与清政府的斗争，不论斗到什么程度，都是中国的内政。既是内政，就不应容许外国势力干预。外国人干预一国内政，是无利不起早的，就像北约打击利比亚，其目的是为了在利比亚培植自己的势力，获取利比亚丰富的石油资源，英法俄等国要帮助清政府打太平军也是另有目的的。曾国藩看到了这一意图，所以不主张外国人出兵。 1861年安庆战役后，湘军迅速收复了池州、庐州、桐州、无为等地，控制了整个的长江流域，太平军基本上没有可能开展大规模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说话自然更加强硬，而清政府对他的依赖也与日俱增。这个时候曾国藩所表现出来的外交领导力底气深厚，志气高亢，令人肃然起敬；不仅态度如此，他亦极讲究方法，不露痕迹，让外国人无懈可击。 采取缓的方法是曾国藩处理借兵助剿的一个重要办法。1860年，俄罗斯提出派兵进剿金陵。曾国藩认为： 该夷与我，向无嫌怨，其请用兵船助剿发逆，自非别有诡谋。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之期。俟陆军克服皖、浙、苏、常各郡后，再由统兵大臣约会该酋，派船助剿。庶在我自立，在彼亦乐与有成。啡郎西（法国）亦有此请，亦可奖而允之，许其来助，示以和好而无猜，缓其会师，明非有急而来救。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彼时操纵失宜，或致别开嫌隙。 这里有四个方面的意思需要理顺：一是对俄罗斯的认识、看法。曾国藩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向来没有嫌隙，他们请求出兵帮助剿灭太平军，应该没有阴谋诡计。我们表示怀疑，难道曾国藩不知道吗？康熙、乾隆其间，俄罗斯曾经数次入侵中国的北部边疆，清政府与它签订了《中俄爱辉条约》与《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个注重研究历史的人，对本朝的这些历史不了解这是不可能。然而，曾国藩仍然要说“向无嫌怨”、“自非别有诡谋”这样好听的话，其用意何在呢？我认为这是曾国藩的一种领导技巧，目的是为稳住俄罗斯，不要让他有什么想法。二是“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之期”。表扬俄罗斯愿意帮助中国的诚意，答应他们出兵的要求，但是在具体行动上要“缓”。缓到什么时候，就是等清军收复皖、浙、苏、常。真正收复了这些地方，也就不需要俄罗斯帮助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不愿意让外国人参与中华内政的。三是既然答应了俄罗斯，那么其他国家的请求也要答应，免得产生嫌隙，出现矛盾；但是在具体的要求上，也是“缓其会期”。用意还是为了不让外国人参战。四是对西方列强请求提供帮助的本质的认识，曾国藩认为外夷帮助中国，成功之后，往往有很多意外的要求，一旦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可能产生矛盾冲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三章 彰显国家利益核心（3） 第二十三章彰显国家利益核心（3） 采取缓的策略，一方面答应了西方国家的请求，不至于因此产生矛盾，另一方面也最大程度拖延了他们的参战，阻止了外国势力干预中国内政。 采取限制区域的办法，控制外国势力干预中国内政自主的程度。作为一个地方官员，借不借兵助剿，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随着战争的深入，上海绅士以及一些官员要求外国派兵助剿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多次派代表去安庆请求曾国藩派兵保卫上海，曾国藩派不出兵，加上英法俄等国强烈请求，清政府政策有所松动，曾国藩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上海绅士的请求，同意借兵助剿；但是在具体的出兵上，曾国藩是有分寸、有原则的。他的总的指导思想是会防不会剿，是只会上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它将洋兵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最大程度维护了国家内政自主权。他在1861年12月8日回复潘曾玮的信中指出： 刻下杭垣危急，沪城孤立。苟有保全之术，不得不从权办理。借助外国，自古为患。然今日泰西诸国，久已遍行内地，又非初人中原者可比。一切利害，均经灼见鉴及，暂与羁縻，深合权变。惟既以借助，则当坦然以至诚相与，虚心相待，不可猜疑。不可自矜自炫，存敝处兵力可恃之见。中孚以涉大川，忠信可行蛮貊，能得其心，后能得其力也。大抵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苏、常、金陵本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剿，不胜为笑；胜则后患不测。目前权宜之计，只宜借守沪城，切勿遽务远略。谓苏、常、金陵可以幸袭，非徒无益，而又有害也。况上海孤城，安危未判，安得更有余力以图他处？“见弹而求鹗炙”，亦太早计矣！至于克城所获，必令嗣派分犒，易启争端，不如任其取携，反存大体，一分一粒，官军无所利焉。与外国交涉，以不占小便宜为第一要义。阁下各绅谋定，即祈慨然举行，所称为难之处，无庸疑虑。国藩既参末议，即在局中，事成则诸君共任其功，有害则鄙人愿执其咎。至金陵、苏、常，则鄙人不愿与闻。 曾国藩反复强调借兵助剿是权宜之计，不能完全依靠洋人来解决中华自己的事情，体现了主权思想与维权意识。他指出与洋人相处要做到“至诚相与，虚心相待”，体现了曾国藩一贯讲究诚信忠恕的思想。特别重要的是，他给洋人助剿明确划定了范围，只允许他们会防上海，而不许他们进入内地——苏州、常州、金陵等地。这一思想曾国藩在各种场合、对各种人都反复强调。李鸿章带兵去上海，他给的锦囊妙计就是五个字：“会防不会剿”，强调“会防上海则可，会剿它处则不可”。上海早已开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在那里有很大的利益，“大抵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上海人民财产，固中外官民所当共争共守之。”对于战争胜利后的利益分配，曾国藩表现得很大度，他将分配权交给外国人，要求中民以不占小便宜为第一义，任由外国人提取。他敢于承担责任。这是领导者最高贵的品质，纳过于己，推恩与人，即洋人在上海会防，成功获得的好处归给上海官绅，有害就由他本人承担责任。这是一个有责任感的领导者所应该具备的素质。然而，对于承担责任，曾国藩是有明确规定的，即会防上海，洋人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一切责任曾国藩均不负责。 对于洋人出兵上海以外的地区，曾国藩坚决不同意，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明显不赞成朝廷的做法。英法俄要求清政府派兵和他们一起会剿，朝廷下旨至曾国藩。曾国藩坚持己见，不改“会防不会剿“的初衷。他说： 国藩所虑者不在它事，而专在派出会剿之人实难其选。大抵拣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今欲派与洋人会剿之将，亦必择三者兼全之人。 他认为要派兵会剿，必须有智略深远、号令严明、能耐劳苦的将领，这样的将只有两个人，“武臣惟多将军，文臣惟左中丞”。多隆阿朝廷另有重用，左宗棠正在进攻浙江。他说只有这两个人可用，明显地是给朝廷出难题，实际就是不会剿。又说： 各将弁之心，情愿独战而为发匪所败，不愿会战而为洋人所笑；情愿败而见罪于上司，不愿败而见笑于洋人。即国藩之心，亦深恐该军不整不严，为外国所轻侮。……待训练稍久，队伍整齐，我兵与洋人各剿一处，相距不远，或洋人果见我兵之可用，不相嘲笑，然后与之会剿。先疏而后亲，先分而后合，亦无不可。 曾国藩告诉朝廷，各级将领、士兵的态度，说他们不愿意和外国人一起打仗。将士不愿意，就没有战斗的动力。没有动力，就打不赢仗。对此，朝廷自然会有所顾忌。 1860年英队在宁波遭到太平军的沉重打击，提出借调印度兵5000人来报仇。曾国藩恳切劝说朝廷，印度人一旦参战，其结果必定是“浙江人民从此无噍类矣”，他在《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摺》中恳切说道：“国之寇盗，其初本中国之赤子。”表达了不让外国人参与杀害中国人的恻隐之心。他说“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在皇上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当尽之职，岂轻借兵而诒讥后世。此所谓申大义以谢之也。”他认为英国人征调印度军队参战，是为报英队失败之仇，“多调则胜之不武，少调则不胜为笑。徒使印度军士，支领英国之饷，蹂躏中国之地。”因此“不如早议息兵，俾松、沪免无穷之忧，而英法省无穷之费，此是所谓陈利害以劝之。”这种鲜明的态度表达了一个高级领导者对国家内政自主的殷切之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三章 彰显国家利益核心（4） 第二十三章彰显国家利益核心（4） 朝廷一度想把俄队安排在里下河等完善富庶之地。这一想法已经严重超出会防上海的思路。曾国藩提出了不同意见，“惟用之于里下河，则江、海水性迥别，深恐迁地弗良，外国兵船皆往来飘，一日千里，用以攻剿，未必操纵自如，用以稽查，亦难委曲详尽。况里下河本非通口岸，若令常驻停泊，殊多未便。”他的意图还是尽可能少的减少外国兵船对中国内地的侵扰。 第二，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官绅，他态度明确且强硬。上海的一些商绅自作主张，答应英法军队会剿上海以外等地，曾国藩知道后非常生气。“其借助西洋一事，未经奉商，遽行举办，此等情形，鄙人前皆未闻。”他反复申明，借兵助剿只限于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他说：“弟所谓愿执其咎者，专指保卫上海而言；必欲攻取金陵、苏、常，则始终不敢与闻。至谓事由诸绅为政，恐难主持，则岂特阁下为然？敝处远隔千里，又何为遥制？但知其事之不可，则切以告之；告之不从，终不易吾初说以相就也。”始终不改变自己的初衷。 第三，对待洋人，曾国藩态度鲜明。他不愿意洋人出兵中国，参加镇压太平军的作战行动，而是强调中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强调“中国用兵，自有次第”的思想，在自己不能决策的情况下，最大程度限制洋人扩大参战范围。对洋人的行动，他采取消极的态度和做法，不支持、不配合，既不派将会剿，也不派兵防守，甚至也没有粮草供应，“利钝概不与闻”，“不任受德，亦不任受怨。”国家主权观念十分明确。他深刻担忧洋人参战后果，认为“江阴克复，苏、常均有可图，恐彼族攘臂其间，必欲掠为己功。即金陵合围以后，彼亦必驾肩而来，喧宾夺主。夺我将士之功尚不足惜，所最惜者，前则大掠资财，割剥遗黎，日后则百端要挟，损我国威耳。”他所担心的不是洋人抢夺功劳，而是以后以此为借口，要挟国家，损害国威。 维护百姓利益 “为民请命”，维护百姓生计，这是曾国藩弱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曾国藩根深蒂固的爱民思想。也让我们看到了近代中国在险恶环境下生存与发展的艰难，看到了曾国藩弱国外交领导力产生的深刻社会环境。弱国无外交，是指弱国在强国的外交关系上，处于弱势地位，常常受到欺凌，不能正常地维护国家的利益。但是在实际的外交中，弱国也可以有外交的，关键是要看参与外交的领导者是不是怀有一颗为国为民的心，敢不敢于为国家、百姓争取重大利益，敢不敢于“为民请命”。 外交上，曾国藩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关注、关心百姓生计。他说： 办理洋务，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当全盛之时，而天主教已盛行中国，自京师至外省名城，几乎无处无天主堂。……之康熙，则传教一事犹为患之小者，故鄙意不欲过于纠缠，正欲留全力以争持大事耳。 曾国藩所说的小事，是指那些无关大局的事情。比如西方国家在中国传教，由来已久，大家都很习以为常了，是小事，不需要领导者过分担心。“惟逐利居奇，是其本性，当此积弱之际，断难与争锥刀之末。”一般的经济利益，不损害百姓的生计，不要和他们追逐争斗。他说的大事，是指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一定要苦苦相争。他说： 至中外交涉之事，半年以来，仆皆循阁下之绳墨，幸无新奇寻衅事件，尚免陨越。明岁换约，应敏斋及各关送到条议，敝处商之筱岚、乂臣，加答其上，交二孙携至总署，听候核夺。大约有关商民生计者，但以“为民请命”四字与之朴实说去，始终不移 。在我有真挚之情，亦不致遽激各国之怒，似与来示所谓“贵有至理、不掉虚机”者稍相吻合，卓见以为何如？ 所谓大事，其实就是关系到“商民生计”的事情。这些关系到商民生计的大事，在与各国换约的时候一定要力争力保。那么那些事情关系到商民的生计呢？曾国藩认为： 今若听洋人行盐，则场商运贩之生路穷矣；听洋人设栈，则行店囤积之生路穷矣；听小轮船如内河，则大小舟航水手柁工之生路穷矣；听其创办电线、铁路，则车、驴、任撵、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 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这些都是关系到商民生计的，是大事，是领导者需要为之与英法等过相争的大事。曾国藩所处的社会环境，正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初始阶段，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订立，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开始。从此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所指出：“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曾国藩正在北京做翰林，他一直关心、关注事态的发展，他亲眼目睹了中国由一个政治独立、经济自主、领土完整的国家沦为政治、经济、领土不完全独立的国家；外国资本主义凭借着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中国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商品市场和原料榨取地，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并逐渐丧失自立地位，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小农经济和以家庭作坊业为主的手工业经济走向了崩溃的边缘。随着资本主义侵略的加速，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也跟着进入中国，成为中国小农经济、作坊手工业等旧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破坏者与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建立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三章 彰显国家利益核心（5） 第二十三章彰显国家利益核心（5） 然而由于对西方国家国情与近代工业化缺乏起码的了解，当时的中国人不可能有那么宽广的眼界与心胸来了解与接受这些新的技术、新的成果。这种局限性，只能导致曾国藩朝着反对的路子走下去，而看不到它们的优越性、先进性，看不到其中的发展机会。曾国藩认为： 大抵洋人之在泰西，数百年互相吞并，无非夺彼国商民之利，然后此国可以得志。其来中国也，广设埔头，贩运百货，亦欲逞彼朘削之诡谋，隘我商民之生计。 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成果，成为西方国家剥削中国人的手段，直接导致中国小农经济的破产。对于这种现象曾国藩还是看得很清楚的，作为一个以爱民为第一要义的领导者，对这些成果的反对就非常正常了。 为了破坏洋人的剥削，曾国藩认为中国领导者必须坚决与之争斗。他说： 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持，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断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犹豫之象，启彼狡辩之端。 就小民生计与之切实理论，自有颠扑不破之道。若果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师勉强应允，臣等在外仍必以全力争回；即使臣工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中国之王公大臣为中国之百姓请命，不患无词置辩，甚至因此而致决裂。而我以救民生而动兵，并非争虚仪而开衅。上可以对天地列圣，下可以对薄海苍生，中无所惧，后无可悔。 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生计，则竭力相争，不设抵制之词，不用严峻之语，但以婉言求之，诚意动之，始终不可移易，使彼知恤民以保帮，乃千古帝王之常经，亦我朝列圣之家法。在今日，中国多事，洋人方张，我不能因曲询和议而不顾内地生民之困，即异日中国全盛，洋人衰弱，我亦但求保我黎民而别无耀兵海外之心。 这是曾国藩写给奕?的一封信中所写的内容。我认为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信，集中表达了曾国藩外交领导力中“与民请命”的思想内容。丘吉尔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在二十岁的时候不激愤、不冲动，那就不是年轻人；三十岁不稳重、不老练就不是成年人。丘吉尔这里所说的，主要是一个人领导经验成熟的过程，即在年轻时候容易冲动，随着年龄的增大，心理的成熟，领导者会变得稳重，然而在上述曾国藩的信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在谈到牵涉到百姓生计问题上时的激动、愤慨、不平。其态度之坚决、语气之坚定、措辞之严厉、情绪之冲动跃然纸上。我们甚至怀疑，这不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封疆大吏所说的话。在这封信里，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值得研究。 第一，对待洋人的态度。曾国藩认为办理外交，对那些可以答应、可以做的事情，一定要豁达大度，当机立断，不含糊其辞，闪闪烁烁，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事端；对那些不能做的事情，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立场，百折不回，斗争到底。哪怕因此而决裂，而动兵，也不要害怕。这个思想是曾国藩外交领导力中非常重要的思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外交立场与态度，以及他的骨子中所具有的强硬东西。 第二，注意与民请命的方式方法。层次上，可以看出有三个：朝廷、王公大臣等与外国人进行力争，力争不果，将责任推给地方督抚，由地方督抚给争回来；退一万步讲，即使争不回，那么中国亿万百姓也不会答应，“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百姓群起而与洋人为仇，到时朝廷也禁止不了。所谓禁止不了，其实就是不会去禁止。方法上，注意与洋人谈判的语言、语气，“婉言求之，诚意动之，始终不可移易，使彼知恤民以保帮，乃千古帝王之常经，亦我朝列圣之家法”。让洋人知道体恤百姓，是保国安民的治国之道，是朝廷的家法。换句话说，就是谁要敢于触犯百姓的利益，全中国人都不会答应，哪怕谈判不成，最后动兵也在所不惜。这种强硬的态度，确实是一个爱民的领导者的铿锵之声，不能不令后人敬服。 第三，国家外交政策不可过于“曲询和议”。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妥协的和议政策，着眼于眼前的问题，不顾长远，不顾全局，对外国人提出的要求，往往是一揽子接受，甚至不顾百姓死活。“中国多事，洋人方张，我不能因曲询和议而不顾内地生民之困”，中国处于多事之秋，洋人又特别的嚣张，尽管形势如此，也不能一味曲询和议，不顾百姓生计的困窘，不能牺牲百姓的生计而曲意迎合洋人的要求。为了在1868年换约中达成这一主张，曾国藩还专门给浙江巡抚马新贻写信，阐述上述观点，以期获得支持。他认为小轮舟、如电线铁路关系国计民生，必须始终坚持不答允，为民请命，即使因此与洋人决裂，也在所不惜。他说： 且如小轮舟、如电线铁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夷而占夺内地商民之利，即自中国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负贩穷民之利。此皆下系民命，上系国脉，所关极大。古人云：苟无民，何有国？不可不全力争之，自当始终坚持不允。中国之大臣为中国之百姓请命，亦不患无辞置辩。即使争执过甚，或致决裂，亦上可以对列圣，下可以对苍生。鄙意专就民生立论，似觉理直气壮，初非有客气参预其间也。 为民请命的声音掷地有声，可以看出曾国藩一颗爱民的心，也可以感触到他为民请命的激烈情怀。这正是正义、正直、大义的儒家领导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思想的具体体现。 对于教会的管理，也体现了曾国藩与民请命的思想。自康熙年间，英国开始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后来法国的天主教也跟着进入中国。随着教会在中国内地的推广，教会势力成为中国社会、民众安定的一大隐忧。由于英法等国的强悍，中国人一入教会， “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遂若非中国之民也者”。教民利用教会的保护，欺压平民者有之，做奸犯科者有之，违法乱纪者有之，对于他们的种种恶劣行为，“庸懦之吏，既皆莫敢谁何”，“贤能之吏，一治教民，则往往获咎以去。”遇到教民与平民的矛盾冲突，不管平民有理无理，最后结果都一样，“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时间一久，矛盾积累升级，“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及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扬州教案、江西教案以及天津教案都是矛盾不断积累、最后集中爆发的结果。曾国藩从维护百姓利益的角度出发，提出加强管理的改革建议。他认为当时一般官员主张的“委曲调停，设法劝阻”并不能解决问题，建议“先事防范，坚持力争“，这样做虽然不能制止教会的活动、拓展，但起码可以起到”稍戢其无厌之欲“的作用。对于英法教会，他认为 “如守近年保守之法，而不思所以变计，终有决裂之一日。”“中国欲长全和局，外国欲久传此教”，必须修改条约，明确管理权限、管理要求，“天主、仁慈各堂，皆归地方官管辖。堂内收入一人，或病故一人，必应报名注册，仍由地方官随时如堂查考。”“教民与平民争讼，教士不得干预扛帮。”“与各公使商订，预杜后来衅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四章 谋求自立自强本体（1） 第二十四章谋求自立自强本体（1） 弱国要有外交，唯一的出路是自强。这是曾国藩弱国外交领导力的根本点。他的日记、通信、奏折、批牍，处处可见“自立”、“自强”、“徐图自强”、“中华自强”等振奋人气的词语。他认为“自古善驭外国”“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安庆军械所研制了第一艄小火轮，曾国藩赞叹为：“中华自强，或基于此。”李鸿章创办上海、金陵制造局制造船炮，曾国藩由衷感叹：“为中国自强之本，”制造出枪炮，“显以定中国人之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涂宗瀛、冯燈光、郑藻如等人办理外交公文准确精深，曾国藩认为 “苟人人从此讲求，则中华有自强之本，海内亦多有用之才。” 曾国藩所谋求的自强是立足现实放眼长远发展的深刻思考。他强调自强必须“规划大局，可大可久之计”。“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自非内外臣工各有卧薪尝胆之志，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二十年里，国家一心一意走自强之路，办自强之事，“虽百变而不改初谋”， 以“收远大之效”。注重行动，讲求实际，做扎实功夫。“铢积寸累，一步不可踏空，一语不可矜张”，从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致力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造船造炮，推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与发展；致力于引进西方智慧，开办翻译馆、派遣留学生，开创了近代中国向西洋留学学习的先河；致力于强军御侮，规划与启动中国沿海防务，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他勤奋修为，讲求人才，为自强殚精竭虑。曾国藩开启了一种新的风尚，革新了满族弓箭立国的传统，国家逐步走向自强更新之路。 主张师夷智 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对于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成果，长期以来，中国人视之“奇技淫巧”。改变这一传统观念是魏源。魏源（1794-1857） 名远达，字默深，汉族，湖南邵阳人，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他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积极要求清政府进行改革，特别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华活动，主张“以守为战”，编纂了《海国图志》。针对当时封建顽固派把西方先进的工艺技术一概视之为“奇技淫巧”的无知，指出 “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中国要有效地制夷，必须学习欧美国家的“长技”。长技主要是指当时欧美各国的先进军事技术，“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到了19世纪50年代，曾国藩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与魏源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要求更加迫切，以曾国藩为首的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与清朝的高级官员，开始思考如何学习、学习什么的问题。曾国藩立足于中国当时的实际，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的思想。他指出： 师夷之智，意在明靖内奸，暗御外侮也。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师其智，购其轮船机器，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已有。粤中猖獗，良可愤叹。夷情有损于国体，有得轮船机器，仍可驯服，则此方生灵，免遭涂炭耳。有成此物，则显以宣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 师夷智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学习西方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一方面继承了魏源等思想家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为清朝进步思想家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打下了基础。 与19世纪40年代思想家们不同的是，曾国藩在提出思想的同时，更加注重经世致用，讲求实际，讲求落实。他指出： 至于讲求实际，则下手工夫贵于铢积寸累，一步不可踏空，一语不可矜张。其大要不外三端，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 制器包括制造轮船与火器，学技则是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上升到知识、管理等理论层面。他认为： 外国学技以算法为第一义，而又证之以图，申之以书。中国学外国之机，则须以翻译为第一要义，得洋人一技之长，使明其迹，继探其意，即乃翻译汉文，使中国人人通晓，可见施行。 当时中国与西方沟通最困难的是语言，碍于语言的问题，中国人了解欧美显得很困难。所以曾国藩主张将翻译作为讲求实际的下手功夫，作为中国学习外国的“第一要义”。为落实这一主张，他在湘军收复金陵后，就在金陵设立了翻译馆，专门翻译西方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为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打下了基础。他对当时推荐西方著作与成果极其关注与高兴。涂宗赢想编辑《中西合璧字汇》一书，他认为这是“当今至要之关键”，“书成之后，实为治国闻者所必资，亦奇观也。”在南京，他专门请人制造了地球仪，并请子舸作《地球图说》，“借以为防御外洋之具”。 师夷智关键是人才。他广泛搜罗各种人才，“鄙意亦欲多访才智之士精于天文、地理者，萃于机器局中。”“访求中国人才精于天文、算学，明于治乎地图者为上选，坚忍耐守者次之，广为储才，以备缓急之用。”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进入金陵翻译馆与上海机器制造翻译局。在学习西方技术方面，曾国藩有一个重要的做法，就是在学习方法上的创新之举，实行颇有特色的“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有力推进了“师夷技”的进程。在学习上，主要有三个措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四章 谋求自立自强本体（2） 第二十四章谋求自立自强本体（2） 一是走出去主动学习。当时有一些外国人来中国，他认为正好请他们来传授。请不到，就主动走出去求学。“彼来则延访，我往则就教，总求尽彼之长而矣”。他认为： 有心学习，人不在多。人多而聚学，则学者徒增重饷，教者徒侵兵炳。人少而窃学，则一人可教什百，十人可衍千万。巫臣霸吴，其始不过一人教射御之事。吴人破越，其始不过一人学洴澼之方。 1862年李鸿章带领淮军进驻上海后，立即着手准备这件工作。当时朝廷也要求他派人学习，他认为学习的人不一定要很多，关键是精。一部分人先学习，学成之后，回来做教士，传授给其他的人。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成千上万的人才就会培养出来了。 近闻抚臣李鸿章已派张遇春之勇随英国兵头教习炸炮，刘铭传之勇随法国兵头教习洋枪。如果步武枪炮一一习熟，臣当亟商李鸿章派员来皖转教臣军。 中国早期学习西方国家军队训练方法，就是采取这种办法学到的。 在派人学习上，曾国藩一个最重要的举措是开创了中国官派留学生的先河。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在容闳的影响下，思考向国外派遣留学生问题。他制定了留学生章程，联合李鸿章等人上奏朝廷。1872年，清政府批准了留学生章程，决定派遣120名十二三岁幼童去美国留学，学习期限为15年，在上海成立留学出洋局管理，后以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经管留学生事务。第一批幼童30名，在上海乘轮船出洋，史称“幼童出洋”。从同治十一年到光绪元年1875年，每年出国一批，每批30人，共四批120人。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其目的“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并且期望从中产生“瑰异”人才。这些学子回国后，成为中国政界、军界、学界、工商界等方面的知名人物和科技骨干，为中国近代建设作出了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从事行政和外交者24人，其中成为领事、代办者12人，成为外交次长、公使2人，成为总长者1人，成为内阁总理1人；加入海军者20人，其中成为海军将领者14人；从事教育者5人，其中成为大学校长者2人；从事实业者30人，其中成为工矿负责人者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等。他们在许多领域接替了洋工程师工作，如福州船政局的国产军舰都是由他们制成的。新式海军舰艇的管带、大副大都由留学生担任，中国第一条独立修筑的铁路——京张铁路，由留美学生詹天佑设计修筑。著名翻译家严复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二是请进来学习。1862年，中国第一个私费留学归国的广东人容闳来到安庆，与曾国藩畅谈欧美事务以及中国人学习西方技术事宜，曾国藩很受启发，并且接受了容闳的建议。他说： 容春浦上年曾来安庆，鄙意以其人久处泰西，深得要领，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来为我用。果其招徕渐多，则开厂不于浦东，不于湘谭，凡两湖近水偏僻之县，均可开厂。如湘常、澧，鄂之荆、襄，滨江不乏善地，此间如华若汀、徐雪村、龚春海辈，内地不乏良工，曷与容君熟商，请其出洋，广为罗致。如须赉多金以往，请即谋之少荃，虽数万金不宜吝也。其善造洋火铅冒者，尤以多募为要。 通过与容闳的探讨，曾国藩认识到了创办工业的广阔前景。认为只要引进的外国人才多，就可以在湘潭等内地偏僻的地方办厂。受这一前景的鼓舞，他随即准备了几万两银子，派遣容闳出国购机械，招徕智巧洋人。容闳不辱使命，带回了机械与外国人才。容闳招来的外国技师与购买的机械安排在江南制造局，为其建设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是注重自己培养人才。中国自强，最大的问题就是技术人才的缺乏，亟需培养。他在回复陈兰彬的信中指出： 前函所示之招生，现已饬住威靖轮船，并拟挑选数人，从其在船学习测海量天诸技。此后即当随时课其所学，庶可渐推广。阁下与彤云前苦船主难于访求，鄙意须就中材而教诱之。今鲜现成之伟人，大洋亦鲜现成之船主。择其资质相近者，教以良师，需以岁月，或有成效。 他的一个重要的做法就是主张自己培养人才。学员的选择上，不一定是资质很高的，中等资质就可以，但要配备好的老师，要有一定的时间，不能追求速效。曾国藩所要求培养的人才，主要是实用型的人才，包括当时最需要的轮船上的各种人才。这种实用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对推动当时的洋务运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后来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展，为培养人才，洋务派开设了几所学校，主要是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至1890年，单为海军就培养了1300多名水兵、军官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些学校的创办与学生的培养，与曾国藩等人早期致力于洋务人才的培养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学习西方始于学习先进技术，重点又是近代军事工业技术。开启这扇门的是曾国藩。曾国藩选择制造轮船与枪炮，以此作为讲求自强御侮的依托，根本的原因在于严酷的现实。“轮船之速，洋炮之远”，这些东西“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英国、法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能够取得胜利，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们拥有一支近代化的海军，掌握了制海权，能够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海岸、或者沿长江等地城市登陆，让中国人防不胜防，守不胜守。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曾国藩等人只知道学习外国的技术，不懂得学习外国的政治体制，只求在技术上进步，不求在政治体制上进取，并因此而给予批评，甚至嘲讽其思想的落后。我认为这是很不科学的。今人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用今人的标准与视野来审视古人，这是很苛严的，也是不切实际、不科学的。政治体制是一种高级的社会形态，历史进步没有得到一定的高度，而强要求其改革，只是一种奢想。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到曾国藩实践师夷长技，这本身就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中国人不再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注重于实实在在的发展。这个进步是很不小的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四章 谋求自立自强本体（3） 第二十四章谋求自立自强本体（3） 然而就是学习造船造炮也有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经历了欲购买模仿制造、自行研制、购买外国机械制造三个阶段。咸丰十一年，清朝政府经李泰国牵线向英国购买10艘轮船，最后确定7艘，曾国藩积极赞成与支持购买轮船目的是自己模仿制造。英国人的蛮不讲理打破了曾国藩的美梦。不得已曾国藩只得寻找新的途径。 今所购七船既已化为乌有，不得不另求造船之方，拟即开设铁厂，粗立规模。查有容委员宏，往来花旗最久，熟悉语言文字，派令前往西洋购买制造之器。 新的途径就是开设铁厂，派遣容闳出国购买机器。“敝意欲乘此闲暇，购器募匠，试造轮船。”1865年李鸿章用四万两银子在虹口购买下美商的旗记铁厂，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容闳从美国买回的机器即放在该局。江南制造总局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大的近代军事企业，也是近代最大的新式工厂之一，是江南船厂的前身。1868年，即同治七年七月，江南制造局制造出第一号轮船，曾国藩命名为恬吉轮船，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之意。这艘船的造成，使他由衷地感叹：“中华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在引进外国机械制造轮船之前，即在1861年安庆收复的第一年，曾国藩就从非常困难的军费中挤出一部分资金，开办了安庆内军械所，主要生产子弹、火药、炸炮、劈山炮和火轮船。自己研究、生产小火轮。1862年8月，由徐寿与华衡芳研制的中国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试产成功，曾国藩亲自去现场察看，高兴地在自己的日记和给朋友、给奕訢等人的信中赞叹：“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做我以其所不知矣！”不久后又自做了一台小火轮，他亲自登上小火轮，高兴地参加试航。对这些成绩的取得，曾国藩都显得特别的高兴，以为有了这样的轮船，中华才可以“渐图自强之计”。 至于制造枪炮，也是曾国藩非常重视的。他认为：“至外国火器，诸臻精巧，惟铜冒自来火，费钱有限而妙用无穷，尤远胜于中国。引药有畏风畏雨之患，臣拟设法推广于鸟枪、抬枪诸器。”因此“洋火药亟宜仿造，候饬宁、沪二局试办，以为自强之资。”安庆内军械所、金陵制造局、江南制造局都从事枪炮的制造。在曾国藩的倡导与力行下，火器制造成为一时之盛。1865年5月，李鸿章筹建金陵制造局，亦称金陵机器局，简称宁局。1866年8月竣工，12月苏州洋炮局移入。该局从外国购置机器，聘用外国工匠作为技术指导，主要生产枪支、火炮、子弹及其他军用物资。到同治八年（1869年），已能制造多种口径的大炮、炮车、炮弹、枪弹及各种军用品。投产时，有员工兵夫约400人。1870年7月，在通济门外神木庵旧址兴建火箭分局。同治六年(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创设“军火机器总局”，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同治九年（1870年）易名“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生产的军火，主要供应北洋水师、直隶、热可、察哈尔、奉天、吉林、黑龙江、西北边防备军和淮系各地驻军使用，还拨给其他省份。在中俄、中法、中日甲午战争中，都大量使用该局制造的军火。大量新式武器的制造与使用，极大提高了中队的装备水平与战斗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曾国藩所追求的“自强”目标。 讲求外交人才 曾国藩认为，国家要自强，必须在 “修政事、求贤才”两件事上下功夫。经历了与太平天国、捻军的战争后，清朝政府已经奄奄一息，国家处于崩溃的边缘，国力衰竭，民不聊生。振兴国家已成当务之急。 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须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 曾国藩从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强之途径。首要的工作是修政事、求贤才；其次则是学习制作枪炮、轮船。关于学习制造枪炮、轮船前面已经专门阐述，这里不再一一论述。这里我们需要阐述的是曾国藩修政事与求人才的问题。求人才的重点是外交人才。 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政事，主要是指治国、平天下，就是修明政治，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百姓富裕、国家强大，就是古人所强调的“民富国强”。国家不强大，不管有理无理有德无德，总是要受他国的欺侮。 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遍体鳞伤。根据有关资料，太平天国等战争带来的灾害非常巨大，光死人这一块数字就相当巨大，有说死了2000万，也有说死了1个亿的。数字不一定准确，但是战争中的安徽、江苏等地“白骨露於野，千里无人烟”的现象确实惨不忍睹，很多村庄成为断垣残壁、很多土地被抛荒无人种植，人肉论斤计卖，价格昂贵。地方政治荒疏是晚清的一大弊端。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就深有感触。他在写给倭仁的信中说道：“此间小民困苦已极，实不堪再遇灾歉。侍本思力清积狱，一疏冤滞之气，若逢荒岁嗷嗷之众，争讼四起，则可虑者更多矣。”曾国藩履任之时，整个直隶有积案10000多件，很多案子当事人告到京城也没有处理。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此间吏治之坏，实苦牧令乏贤”。基于这种现状，曾国藩的弱国外交领导力重点之一就是在于“得贤吏，赋役有经，纪纲不紊，蠲除苛敛，清厘滞狱，民教一体，各使适俗安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四章 谋求自立自强本体（4） 第二十四章谋求自立自强本体（4） 自从有了地方督抚权力后，曾国藩即将修政事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军事与吏治一同办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安排有能力、有德行的领导者担任地方的行政长官，极快地恢复行政秩序，稳定民心；政府提供耕牛、种子等，鼓励农民耕种，恢复农业生产；上奏朝廷，请求减免一些遭遇战争、水旱灾害严重的郡县的钱粮；设立粥厂、登记灾户，赈济受灾群众；发展水利，比如他到直隶后，着手修理永定河；发展文化事业，举行科举考试，1864年底，他千方百计筹措款项维修好江南宫院，举行了中断十多年的第一场乡试，稳定了士子之心；处理历史遗案，在直隶一年的时间就处理历史遗案1万多件；当然还有他最重视的练军。他的这些工作，对战后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深感深人才对于国家自强的重要。没有贤能的人才，一切都是空话。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处于弱小的阶段，稍微有力量的外国都可以来欺侮的时候，启用贤才，修明政治，尤其重要。1858年10月9日他在写给左宗棠的信中强调： 夷务果有翻局，不愿听其所要，是极好机会。然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所谓无竞维人也。若不得其人，则毛羽未满，亦似难以高飞。昔在宣宗皇帝，亦尝切齿发愤，屡悔和议而主战守，卒以无良将帅，不获大雪国耻。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重致远、折冲御侮之人以拟之。若仅恃区区楚材、目下知名之数人，则干将莫邪，恐亦未必终不刓折。且取数太少，亦不足以分布海隅。阁下以为何如？ 他认为要改变外交被动的局面，不听从外国的摆布，必须推进国家的强大。国家的强大必须获得人才，没有人才，就像鸟儿没有的羽毛，不能高飞远翔。中国自道光以来，主战仍然是正论，道光也想报仇雪耻，但是苦无良将；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要以战争来决定胜负，不与洋人和好，曾国藩认为也需要人才。这种人才应该能够担当大任，人才的来源也应该很宽，不仅仅是几个楚地人。要有一大批的人，正直廉介，军队也能够战斗，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制夷的目的。 与外国通商是一项重要的外交事务。同治元年五月薛焕担任通商事务大臣，他提出改革南洋通商管理体制。南洋通商大臣，是道光年间设置的一个专门机构，负责长江流域以及江浙闽粤一带对外通商事务。薛焕建议改革注意制度，设置长江通商大臣，将南洋通商各口事务，隶属将军、督、抚监督理。薛焕的这一建议得到朝廷允同。朝廷下旨： 曾国藩威望远著，为外国人所慑服。长江通商事务，该大臣经画，自能措置合宜。惟因曾国藩办理军务，在江面布置，昕夕不遑。若再任通商事务，非所以示体谅。现在江面肃浪，如何妥为兼筹之处，即着酌量情形，迅速具奏。薛焕所称南省宜以督抚兼领。其驻扎之地，须离洋人稍远，办理方可顺手。倘李鸿章驻镇以后，能否兼顾无误，曾国藩从前曾经议及，并着一并详筹奏闻等因。钦此。 对于这一改革措施，曾国藩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通商管理人才的问题。他分析认为，长江深入腹地，路远事繁，应当分别办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自从外国轮船进入湖北以来，洋人踪迹，几乎遍及沿江各个郡县，有的在僻壤传教，有的在深山中采购茶叶。一句话说得不好，嫌隙立即产生，影响全局。负责关卡的工作人员因为洋人的凶横，对洋人毫无办法。督抚因为洋务不是他们的职责，也不肯深究。如果按照薛焕的建议，由总督担任通商钦差大臣，那么势必至于睚眦小忿都要总理衙门解决。道途太远，后患很长。因此，他认为： 且立法之初，当规久大之计。柔远之事，必择专精之人。今日求一二精于洋务者，尚难其选，而谓此后数十百，沿江两督四抚，一一求精于洋务者而为之，岂可得哉？臣愚谓此缺似不可裁。宜改为长江通商大臣，专办滨江四省中外交涉事件。或驻镇江、金陵，或驻汉口、九江，添设官属书役若干，廉俸经费若干，应请赖下总理衙门会同该部核议。其汉人洋人之大小词讼，在沪、在鄂之正、子各税，何者由通商大臣专决，何者归总理衙门核复，亦应与驻京公使熟议。其北洋三口通商，事同一律，均宜讨论职掌，永定章程。区区愚见，盖为数省计久长，非为一人图推诿也。 从当时和今后两个阶段来考虑，精通洋务的人难以获得，而这又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因此曾国藩提出南洋通商大臣不能撤，但是可以更名为长江通商大臣，专门负责办理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通商事务。 建立新式军队 建立一支自强的军队，是曾国藩弱国外交领导艺术的重要内容。没有强大的军队作为后盾、没有强大的国力作为基础，外交不可能得到保障。 中国之兵能战能守，自上至下，时时可以对人，使彼无轻视之心，而后有敬服之渐，庶几潜移默运，转弱为强。 曾国藩所追求的就是建立一支这样的军队：能战能守、自立自强，从朝廷到地方，件件事情都可以对付洋人，让他们没有轻视的心理，然后让他们渐渐产生敬畏之心。只有这样，中国才会潜移默化，转弱为强。为此必须对中队进行改造与建设。对中队的改造与建设，曾国藩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即改造陆军，建设海军。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四章 谋求自立自强本体（5） 第二十四章谋求自立自强本体（5） 陆军的改造始于使用洋炮洋枪与学习西方军队的训练法。曾国藩创建湘军之初，就着重建立一支新型的军队，当然开始还是主要在建制、用人上进行创新。随着战争的进行，湘军逐渐使用洋枪洋炮，曾国荃的部队就配备了大量的洋炮。淮军建立后，大量使用洋枪，李鸿章并且派人随英法军队学习训练法。到了1865年，淮军已成为一支以使用火器为主的部队了。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后，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军队的改革。他制定了以湘军规制为基本的军队训练制度，打破了绿营的陈规陋习，建立了一支有3000人的新式练军。这些改革对晚清军队的革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军队的战斗力也随之增强。 建立海军，当时称为“外海水师”，是一大创举，从此中国人开始注意广阔的海洋，不再拘泥于茫茫陆地。曾国藩认为建立外海水师，“专泊洋面，无事则承运漕粮，有事则首尾相应，明靖内奸，暗御外侮，举一事而数善备，实属体大思精。”因此非常重视海军的建设工作。在海军的组建上，重点从四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制造战船。船是海军的根本。没有船，建设海军就是纸上谈兵。在与太平天国的角逐中，曾国藩建立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长江水师，由杨岳斌、彭玉麟为统领，所向披靡；但是长江水师依靠的是木船，长龙舢板等等，能够行走于江湖，却不能进入洋面。他认为： 海上之水师，与江面之水师不同。江则轻舫小艇，已为利器。海则非有坚重轮船，配用巨炮，断不能自立以与敌争衡。 认识到海上用兵与江湖水师的区别，这是制定正确的建设海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是建好海军的关键所在。因此建设海军从制造轮船开始，是建立海军的根本举措，也是最有效的举措。 鄙意欲令三江两湖之人狎于水性，可江可海，多立船厂，自轮舟至各式船中，中国工匠皆能成造，庶几渐有可用之器，渐有可用之兵。一旦有良将出焉，则不至豪无凭借。与阁下捍御外洋之志，似亦小异而大同也。 曾国藩在世时，主要建立了两个造船厂，一个江南制造局，由他本人和李鸿章一手操办，一个是由左宗棠在福建建立的福建造船厂。到曾国藩逝世前，福建船厂已经制造了16艘轮船，江南船厂也在加紧生产；为海军的组建奠定了物质基础，成为中国海军的最初物质力量。 第二，强化训练。抓海军的训练是当务之急，是重中之重。对此曾国藩一直耿耿于怀，没有松懈过。由于当时的军队以两湖三江的人为主，而这些人对海洋并不熟悉，“江楚之人不常居舟”，“能行于陆不能行于水”，“能行于江湖不能行于外洋”因此他非常强调海上训练。他认为： 纵使轮舟果极精坚，若吾三江两湖之将士不能履海洋如枕席，终不能保长江之险要；不能防江苏之洋面。 所以他在确定长江水师章程与江苏章程上，都把不许将士登岸作为“第一义”，要求将士长居轮船之上。对那些轻易离开轮船的将士要做出严肃的处理，“勇则除粮，将则降革职”。轮船刚刚修造的时候，轮船制造技术比不上外国兵船，配备了大炮洋枪，也不能和外国兵船抗争；而海上招兵买马还没有议及。因此曾国藩提出：“兹当闽、沪两厂船成之时，即当于两处选立统将，慎则船主出洋操练”，当第一批船下水后，曾国藩立即指出 ：“南中切务以训练水师为第一义，必使长江上下无兵不惯住船，滨海各口无船不能自造，方可徐图自强。”把训练作为第一义，摆在重要的位置，加以落实。目的就是“令将士履海洋如枕席”。 就是“逐日操演，需以岁月，可与外国兵船操法并驾齐驱，且使人人如临大敌，习惯以成自然。”训练海军，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海军来说，可以说是抓到了点子，打到了七寸。 第三，制定沿海沿江防御规划。1870年9月27日曾国藩觐见慈禧太后，在与慈禧的对话中，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海上防御的问题。曾国藩说： 洋人实在可虑，现在海面上尚不能与之交战，惟尚设法防守。臣拟在江中要紧之处，修筑炮台，以防腑轮船。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建立海军的目的主要是防御。他提出：“异日中国全盛，洋人衰弱，我亦但求保我黎民而别无耀兵海外之心”。等到将来有一天，中国强大了，洋人衰退了，中国也只求自保，不会耀兵海外，侵略他国。这种思想是一种典型的防御卫国思想，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曾国藩在海军建设与规划上，侧重点就是自强御侮，就是防御第一。具体的规划上，则是依托沿海沿江的地理优势，构建陆海一体化的防御体系。当时中国有18个行省，其中滨海的有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等省，滨临长江的有安徽、江西、湖北等省，加上奉天。这10个省，洋船都能够在挥手回头之间达到，而且十分富庶，特别是江浙一带，更是天下财富的首善之区，清朝税赋一般多出自那里，因此加强防御非常必要。对于这10个省的防御工作，曾国藩作了周密的部署。他指出： 前任江苏巡抚丁日昌曾与臣言及海防之道，数省当合并办理。直隶、山东归并设防，而以直隶主政。江苏、浙江归并设防，而以江苏主政。广东、福建归并设防，而以广东主政。分立三大镇练兵制器，专精筹备则力厚，而气不散漫等语。臣因就其说，而推之以奉天亦可归并北防，仍由直隶主政。沿江之安徽、江西、湖北三省亦可归并设防，而以湖北主政。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四章 谋求自立自强本体（6） 第二十四章谋求自立自强本体（6） 曾国藩在采纳丁日昌建议的基础上，对沿海沿江的防御体系做了具体的部署，确定了四大防区，即沿海三大防区与沿江防区。沿海三大防区包括直隶、江苏、广东防区，分别负责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福建防务；沿江防区即长江防区，安徽、江西、湖北三省为主，负责长江流域防务。沿江防御体系曾国藩在世的时候即已初具规模。按照曾国藩的规划，沿海七省共练兵九万，少的一万，多的或二万或一万数千。沿海防御体系在曾国藩逝世后不久即逐渐成为事实。1874年日本进兵台湾，并企图将其占领，被清兵战船驱逐。这件事引起了朝野警惕，构建海防体系提到议事日程。恭亲王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要求；原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了《拟海洋水师》章程，建议建立三洋海军；李鸿章提出暂弃关外、专顾海防。在洋务派的一致努力下“海防”之论压倒“塞防”，清政府决心加快建设海军。主要建立即北洋、南洋、广东三大海军。三大水师的构想与防范区域与曾国藩三大沿海防御体系是一样的。1875年5月30日，清政府任命沈葆祯、李鸿章分任南北洋大臣，筹备白银400万两作为海军军费，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订造4舰炮船。1879年，向英国订造扬威、超勇巡洋舰。1880年，向德国船厂订造定远、镇远铁甲舰。1881年，建立旅顺和威海海军基地。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在山东威海卫的刘公岛正式宣告成立，同日颁布施行《北洋水师章程》。从此，近代中国正式拥有了一支在当时堪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随后相继建立南阳水师与广东水师。 曾国藩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建立中国近代海军，但是由他反复倡导、强调、规划的海防体系最后由他一手提拔的李鸿章、丁日昌、沈葆祯等人实施，与由本人直接参与实现基本无异，他的倡导之功、规划之功，不可磨灭。 第四，制敌之方。在中国海防体系的建设上，曾国藩创造性提出了海陆结合的建设思路。与英法美俄等国的水师相比，中国水师仅仅是一个起步，一个开端。处于初始阶段的中国水师要与洋人水师一逐高低，必须在建设方略上有不同别国的长处，才能达到以己之长克敌之短的目的。曾国藩提出的海陆结合的建设方略体现了他依托陆地、借助海洋建设三大沿海防区的思路，具有现实性、可操作性。他指出： 闽省前经奏明，成造轮船十六号。将来沪厂亦须造十六号，各以数号为水师兵船，其余以为货船，平日租赁商贾听装货物，有事则装载陆兵，互相救援，南北江海十省，均不过数日可到。以陆兵为御敌之本，以轮船为调兵之具，海道虽甚遥远，血脉仍极贯通。十省之中，主持防务者四省。枪炮、子药、米粮、杂物，四省多为存储。一遇调兵，则各件皆有轮船运之同行。平日无事，即有轮舟载送，各省习惯而渐成自然，出洋而如履庭户。洋人长于水师，断非中国所能及。至其陆军野战，则淮勇前在苏沪亦常与洋将洋兵角逐争胜，尚非殊绝不可及者。若能多练陆兵，而以舟轮装载驰援，驭远如近，似亦制敌之方，此臣妄拟规划全局之略也。 这个规划三个特点：一是以陆军为本的思路。战时轮船主要用来用送士兵，将敌人引至陆地作战，发挥我军陆地作战的特长，避免在海上与敌人冲突。因为海上力量还不强大。“洋人长于水师，断非中国所能及。”按照当时的实际还是要强化陆军的训练，用轮船装载士兵，送到远处开展野战，以期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这个思想应该是符合当时实际的，若能够按照这思想指导中国海军作战，效果应该是明显的。二是十省联防思路。建立水师后，十省路途立即拉近，哪一个省出问题，遇到战事，其他九省立即可以支援。四大防区为主的那个省，平时要多储备枪炮、子药、米粮、杂物，以备不时之需。三是不打仗时，轮船出租给商人，以船养船，用来运送货物。这对于当时捉襟见肘的政府财政，未尝不是一种补偿。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五章 把握示弱诚信表征（1） 第二十五章把握示弱诚信表征（1） 曾国藩一生最重视修为的一个内容是“诚信”。人与人相处需要诚信，国与国交往也需要诚信。这是曾国藩推诚为用思想的基本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来自他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理解，来自于他所尊奉的儒家思想。这和以利益为核心的外交思想是不一致的。现在一般的外交理论，讲求外交上的利益关系原则。有利益就有外交，没有利益就没有外交；利益来了就结成好的关系，利益去了就结束好的关系。在这种利益驱逐的外交下，人们相信的是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在曾国藩推诚为用的表现形式下，有着一个深层的内涵，那就是忍术。一个人在弱小的时候，面对强权必须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受得了胯下之辱，方可以展凌云之志。 推诚的外交艺术 推诚为用，就是一种忍的领导艺术，是一种“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艺术。随着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相继被镇压，国内政局逐步趋向稳定，国家面临的主要矛盾再一步转化为与西方国家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如何防止矛盾激化，防止新的战争爆发，以获得自强运动的时间和空间，当权者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 “推诚为用”最初出自协调湘军将士与华尔等外队的关系上。华尔是美籍中国人，他继白齐文担任英国助剿太平军的军队统领，为人傲慢。这个假洋鬼子带着外队在中国的国土上肆意横行，曾国藩对他没有什么好感，但也不能随便对待，他深知与华尔等关系的厉害，太硬可能酿成冲突，太软则丧权辱国。因此，他要求湘淮军自立，不求人，做到“以自立为体，以推诚为用”，以此驾驭华尔。他指出： 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贵求人；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我湘淮各军若果纪律严明，节概凛然，华尔亦必阴相许可。凡附强不附弱，人与万物之情一，中国与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为体，以推诚为用，华尔当可渐为我所用；纵不能倾情倒意为我效死，亦必无先亲后疏之弊。若无自立、推诚二者为本，而徒以智术笼络，即驾驭同里将弁且不能久，况一国之人乎？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讲究推诚，首先是自立。自己足够自立，才可以和别国讲诚。如果不能自立，只讲权术，就无法驾驭外国人。他指出： 为封疆将帅者，虽内怀勾践栖会稽、田单守即墨之志，而外却十分和让。为中民者，则但有和让，更无别义。 曾国藩引用勾践、田单两个古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勾践是春秋时期越国的国君，被吴国打败后，忍辱负重，亲自到吴国侍奉吴王，后来回国后修明政治、发展经济、壮大军队，最后发兵灭吴，报仇雪恨。田单是战国时期齐国人，燕王启用乐毅联合赵、楚等国发动对齐国的战争，所向披靡。最后只有莒、即墨幸存。齐国人推举田单主持军事。田单采取示弱艺术与离间之计，使燕国临阵换将，反败为胜，恢复齐国。曾国藩用这两个典故，目的就是告诫诸将，中国人要有复我河山、报仇雪耻的大志，但是在国家还没有能力做到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与外国人的相处方式，要讲究和让，避免冲突，防止过早暴露自己的理想，而造成重大损失。由此可见曾国藩所说的“推诚为用”，只是一种方法、一种方式、一种手段。 推诚为用根植于儒家思想，灵魂深处流淌着儒家“忠”、“信”、“笃”、“敬”的血液。他说： 夷务本难置措，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入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务因小利害而变。 他认为，外交本来很难办理，只有依靠忠、信、笃、敬。笃，是笃厚，是宽恕；敬，是慎重，谨慎；信，就是不讲假话。他认为领导应该从“信”字上入手，一旦说定的话，不要因为小事、小利改变。当时外交人才缺乏，很多人不懂外交，却以为自己很懂外交，而说出的话，往往不符合实际。一些自称知道外交的人，自诩精明能干，而在实际外交上却把情报报告给外国人，私下里与外国人结交；有的则故意卖弄玄机，被外国人取笑。这些都是不忠、不笃、不敬的表现。正如他说的： 鄙意与洋人交涉，不知者多横施议论，不中竅郃，知之者又多自诩精明，或暗输情实，交欢于外；或卖弄机械，为彼所笑。欲求轻重适当，内不失己，外不生衅，实难其选。 针对这样的客观实际，曾国藩要求处理外交事务做到“轻重适当，内不失己，外不生衅”。既不失重，也不过轻，保持好度，对内不让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对外也不引起衅端。要达到这个境界，必须讲究信义，讲求争斗。 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持，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断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犹豫之象，启彼狡辩之端。 哪些东西是可行的呢？比如外国人觐见皇帝礼仪问题，长期以来清政府都要求外国人跪拜，外国人不肯，往往闹得不可开交。有些外交使节来中国，因为不肯行跪拜之礼，接见被取消也是常有的。曾国藩认为这样的礼仪应该取消，容许按照他们的礼仪行事。有这样的认识，在当时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又比如，有些国家请求中国派遣使者去考察，这本来是好事，中国可以出去了解外国，但是清政府害怕、不敢。曾国藩认为可以派遣人员出国。对这些事情，他认为应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而不要犹豫不决。对那些不能做的事情，要坚决拒绝，与之抗争。这也是信的表现。他认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五章 把握示弱诚信表征（2） 第二十五章把握示弱诚信表征（2） 自古善驭外国，或称恩信，或称威信，总不出一信字。非必显违条约，轻弃前诺而后为失信也，即纤悉之事，颦笑之间，亦须有真诚载之以出。心中待他只有七分，外面不必假装十分。既已通好讲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此恩信也。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可屈挠之节，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廉，此威信也。 讲究恩、威，要以信为基础。失信包括违背条约、违背诺言、一些小事、甚至一颦一笑也可能失信。国家讲和之后，就要公平照拂，不让远人吃亏。 与“信”相应的是“平恕”。在曾国藩看来，信也好，平恕也好，都是有原则的。这种原则就是“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持”，就是“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严执力争”。要做到威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自立自强”，不屈折、不贪财。也就是说要加强领导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在信与平恕上，曾国藩的态度是：小的方面讲信、讲平恕，大的方面要讲原则；不能在小事上斤斤计较，争论不休，而在大事上反而放松。 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宽大平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严执力争。若小事处处争竞，则大事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也。 遵守和约是曾国藩“信”的思想的具体体现。曾国藩认为：“中外交涉事件，总宜坚守条约。条约所无之事，彼亦未便侵我之权利。”客观地说，遵守合约不仅是对中国人的要求，也是对外国人的要求。对中国人而言，坚持旧的条约，不再签订新的条约；对外国人来说，条约以外的要求不要提，提中国也不能答应。法国提出要在中国开设赌场，这是条约没有的；涂宗瀛先行出示禁止，并照会各国领事，申明条约内容，各个领事也同意涂的做法，禁止了法国人在中国开设赌场。对这件事，曾国藩给以高度评介，认为“此举先发制人，可谓经权互得。凡事皆能仿此，依定和约，接以诚信，而又旁询熟悉彼中情事者，每有争讼，则细究曲直之所在，必可批隙导竅，不致龃龉。”他因此而推而广之，认为所有的事情，只要都是这样做，就一定会搞清楚曲直原因，就一定会批隙导竅，不致龃龉。 推诚为用讲究平等对待各国。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政治修明、经济发达、国力日强。同治元年，开始有日本官员乘坐商船达到上海，通过荷兰商人报关进口，之后经常来上海，中国开始同意他们售货完税，但不准他们在上海买货带回；接着允许他们在上海贸易居住，但还是不准他们驶入长江别口；后来又允许他们前来传习学术，但仍不允许验收其船照印信。对日本进入中国开展通商等事务，中国政府呈逐渐放开之势，但以拒绝为主。同治九年，日本政府派出使臣明确提出与中国通商的要求。 对于日本的要求，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英翰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日本在明朝时，骚扰中国200年，现在乘中国隙间，来试探中国的态度，其想法不可以推测，如果容许他深入腹地，那么危害无穷。要求朝廷拒绝日本通商的请求。一种意见是朝廷的态度，朝廷认为日本坚请，难以拒绝，因此答应其通商请求。 1871年1月，曾国藩上奏《预筹日本修约片》，建议朝廷同意日本的要求，准予通商，并且提出以泰西各国之“例”平等对待日本。他认为日本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国不同，日本是邻国，而朝鲜、琉球、越南是中国的臣属之国，因此日本要求“邻敌比肩”的礼仪，属于意中之事，应该答应。如果不答应，日本会产生怨恨，挑起衅端。“日本自诩为强大之邦，同文之国，若不以泰西诸国之例待之，彼将谓厚腾薄薛，积疑生衅。”“臣愚以为，悉仿泰西之例亦无不可。”但他又建议这一点不要在条约中体现，尤不可在条约中著明恩渥利益与各国一体均沾。他这样思考，目的是为了不让其他国家产生疑隙而引发矛盾。他认为，如果日本言辞安顺，请求通商，中国不答应，转而请其他国家出面，中国答应了，那么外国人就会怀疑中国的外交之道。“疑我中国交际之道，逆而胁之则易于行成，顺而求之则难于修好”，这样做不是“圣朝怀柔远方之本意”。平等对待各国，对于弱国来讲是一种比较好的外交手段。自己本来弱小了，却还有分彼此，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态度，容易引起不满，产生矛盾，吃亏的最后还是弱的一方。在与日本通商的问题上，曾国藩认为日本可以来中国通商，中国也可以去日本通商。“立约之后，彼国市舶必将络绎前来，中国贾帆亦必联翩东渡。”并且认为中国也可以派遣官员往日本管理中国商人以及事务。这种思想，对于封闭的王朝来说，无疑是积极的、进步的。 曾国藩讲究平等对待各国，不是害怕日本，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他说： 中国之处外洋礼数不妨谦逊，而条理必极分明。练兵以图自强，而初无扬威域外之志。收税略从彼俗，而亦无笼取大利之心。果其百度修明，西洋东洋一体优待，用威用德随时制宜，使外国知圣朝驭远一秉大公，则万国皆将亮其诚，何独日本永远相安哉！ 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自强。平等只是推诚为用的手段、形式。没有自强，谈不上平等；一旦自强，政治修明、经济发展、军事强大，那么不管是对待东洋国家还是西洋国家，都可以一体优待、平等相处；不仅日本可以和中国安全相处，其他各个国家对待中国都会拿出诚意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五章 把握示弱诚信表征（3） 第二十五章把握示弱诚信表征（3） “浑含”是推诚的重要表达方式。1863年2月20日，英吉利提督土迪佛立去拜见曾国藩。该人在上海工作一年多，将要换班回国。回国之前，特来拜见。他先到汉口，接着到安庆，听说曾国藩在沿江巡阅，就赶到芜湖等候。2月20日在裕溪口见到曾国藩。他来拜见曾国藩的目的是想用英国的将领带中国的兵勇，以此剿灭发逆。他提出一个方案，使用中国兵勇12000人，分17队，每队600人，全由英国人负责，由中国支付外国头目带兵官每月年俸银58180两，中国兵勇口粮在外。他说，只要这样做，包管克复金陵、苏、浙。曾国藩听完后说必须函商总理衙门定夺，随即送他走，临走送给他一些茶叶、火腿。曾国藩的态度完全是应酬，一点也不放在心里。如果说，这也算是一次外交活动的话，那么，其外交领导术就是“浑含”。他说： 与洋人交际，丰裁不宜过峻，宜带浑含气象。渠之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 “浑含”就是“装傻”。，就是藏锋露拙。本来心里亮堂堂的，却要装着不知道，本来很强大，却要露出很弱小的样子；本来有对付的手段，却要显出无可奈何的神态。对待洋人的阴谋诡计、高傲的态度，装着知道，但又好像不知道的样子，好像有几分痴呆气。这样和洋人相处就很容易。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领导者从事弱国外交低三下气、委曲求全的良苦用心。 要做到“浑含”，必须谦虚。他说： 夷兵待我兵敬让加礼，何伯待阁下词意和顺，此最好机栝。但宜切戒我军弁勇谦卑逊顺，匪骄匪傲，语言之间莫含讥讽，银钱之际莫占便宜。以正理言之，即孔子忠敬以行蛮陌之道；以阴机言之，即句践卑辱以骄吴人之法。闻前此沪上兵勇多为洋人所侮慢，自阁下带湘、淮各勇到防，从无受侮之事。孔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我苟整齐严肃，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至无端欺凌。既不被其欺凌，则处处谦逊，自无后患。柔远之道在此，自强之道亦在此。 与洋人交际，讲究礼节，不含讥讽，不占便宜，整齐严肃，行迹疏淡，处处谦逊而足以自立，这就是曾国藩说的柔远之道，与自强之道。换句话说，对外国人的推诚为用，其本质还是自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彼若讲信修睦，吾不稍开边衅；彼若弃好败盟，吾亦有以御之。”（根本的目的、立足点还是落在了自强御侮至上。） 曾国藩强调浑含，但注重度。“大抵与外国交际，和而不昵，防而不迕，固无分东西也。”讲究中庸、和谐、调和，但不是毫无节制，不是过分亲昵；讲究防范，但不能产生触逆、忤逆。浑含而不失原则，防范而不致冲突，这是最好的境界。它充分体现了曾国藩“自立为本，推诚为用”的领导艺术。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由于时代的局限、个人的眼界等等方面的原因，曾国藩推诚为用的领导艺术，也有相当的局限性，把握不好度，就可能滑入妥协、过柔，导致处置外交事务失度，造成国家、民族、百姓利益的损失；甚至滑入迎合洋人或假洋鬼子的胃口，忽视关税、厘金、金钱等方面的争斗，使国家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比如1862年5月22日，“定茶厘、茶捐新章，亦因奸商挟借洋势，百计绕越偷漏，吾既不能痛惩奸宄，故姑就彼所乐从而立之制。”奸商借洋人的势力，提出过分的优惠政策要求，曾国藩拿他们无可奈何，只好迁就俯从。当时的中国，和西方列强讲究诚信，讲究忠敬，是一厢情愿的事情。阿斯本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不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东方崛起的新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对于中国都怀着狼子野心，其目的就是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1872年，曾国藩去世。法国发动侵华战争；日本占领东三省与台湾；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烧杀抢掠无所不及。这是曾国藩没有看到，甚至没有想到的。这足以说明，和他们讲忠、信、敬、笃，简直就是“对牛弹琴”、“与狼共舞”。这是曾国藩的悲剧，是曾国藩领导艺术的缺陷，也是曾国藩那个时代的悲剧。我们不能用今人的标准来衡量古人，更不能苛求古人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因为那毕竟不是我们能够主宰的时代。 曲意和好的策略 天津教案发生在一八七零年农历五月。当时，天津四处有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传闻。法国天主教仁慈堂出现瘟疫，堂内收养的弃婴有三四十名相继死去。按照天主教的习惯，死婴要在晚上秘密埋葬，不让外面的人发觉。这种不公开的埋葬死婴的做法，让天津人民产生怀疑与猜测，一些谣传随之出现。有人说看见仁慈堂在某日半夜将三个裹有童尸的白布包运出城外；郊外野狗拖出义冢里的童尸，没有心肺，有人指认是仁慈堂弃婴。这些谣言一传十，十传百，愈传愈真。这时，一个名叫武兰珍的拐卖儿童罪犯被天津官府拿获，经拷问，招认迷拐药为教民王三供给。消息不胫而走，天津群情激愤，不可抑止，商人罢市，书院停课。6月21日，天津地方官带同拐犯前往天主堂对质，天津市民不期而至者近万人。他们聚集在教堂前，要求惩办凶犯。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闻讯，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崇厚派了几个官弁去劝阻。丰大业大怒，直奔崇厚的衙门，咆哮辱骂，开枪恫吓，捣毁器物。出门后，遇见天津知县刘杰。天主堂附近发生殴斗，刘杰特来维持秩序。丰大业不问青红皂白，横蛮纠缠刘杰，并开枪射击刘杰，打死刘杰随从高升，丰大业的秘书西蒙也鸣枪威胁。看见打死了人，天津人民怒不可遏，像泛滥的洪水，拉毁法国国旗，焚毁法国领事署、天主教堂和仁慈堂，波及英、美的几所教堂，打死外国传教士和经商者二十人、中国教民三四十人。领事丰大业被当场打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五章 把握示弱诚信表征（4） 第二十五章把握示弱诚信表征（4） 曾国藩时任直隶总督，天津归辖直隶，处理教案的重任理所当然落到他的肩上。这个时候的曾国藩身体状况很差，左眼失明，患有严重的眩晕症，每天头晕眼花，上吐下泻，精力衰竭。当他接受这个重任时，他感到压力巨大，特别的棘手，给曾纪泽、曾纪鸿写了一封遗书，以明必死心迹，“所自信者，年老病躯断.不吝于—死，虽危骇之际，当不至迷乱失据。”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曾国藩前往天津，参与处理此案的有通商大臣崇厚、工部尚书毛昶熙和江苏巡抚丁日昌。8月4日后，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回任两江，但直到处理完案件离开。经过调查、取证，曾国藩先后共逮捕了无辜群众八十多人，于8月23日和9月13日分两批结案，共杀天津市民二十人，充军二十五人，同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交刑部治罪，革职充军，还付给法国“赔偿费及抚恤费”共五十多万两银子。朝廷令崇厚为钦差大臣，12月赴法国道歉。 教案发生后，国内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朝廷的态度，曲意求和，一种是清议派，主张借机驱赶北京、天津一切外国机构与外国人。法国态度非常强硬，要求杀凶手、杀天津府县官员。面对这样的形势，曾国藩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如果采取强硬的措施，与法国针锋相对，可能引发战争，造成更大的损害。如果对老百姓采取过硬的措施，就会得罪清议派、得罪中国人民；如果坚持“与民请命”，那么又与清廷的和好态度相冲突；如果像清议派所说的“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宣战、驱赶所有在京领事、外国人、停止通商、传教等，那么得罪的不只是法国，而是在华的所有外国人，全面战争在所不免。处于这样境界的曾国藩左右为难，遵循了清政府曲求和好的基本策略。他说： 纵令要挟百端，止有曲求和好之一法。惟所以曲求和好者，终不外严办正凶、厚赔巨款二事，深恐求和愈急，要挟愈多。 他认为，只有“曲求和好”是唯一的办法，要做到“曲求和好”具体的途径是两个：一个是严肃处理杀人凶犯；一个是赔钱。天津教案中打死外国传教士和经商者二十人、中国教民三四十人，焚毁法国领事署、天主教堂和仁慈堂，波及英、美的几所教堂，不惩办正凶、陪巨款，要想平息外国人的愤怒是做不到的。这样的事情，即使放在今天，恐怕也很难做到。然而难道曾国藩真的就想拿国人的头颅去祭奠法国人的旗帜？曾国藩一直主张为民请命，拿百姓的头颅去祭奠外国人的旗帜，也是他不愿意做的。他说： 辈身在局中，岂真愿酷虐吾民以快敌人之欲？徒以边衅一开，则兵连祸结，累岁穷年而未有已。 他所思考的是国家的大局，国家的安危。为了国家的大局，整个国家的安危，有时不得已必须牺牲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曾国藩一贯主张中华自强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在这一二十年里，国家要保持相对的安定，不轻易与外国人开战。他不愿意因为天津教案处理不妥而引发战争，因此一直战战兢兢，“查办津事之旨，即不欲以百姓一朝之忿，启国家无穷之祸，故奏明立意不开兵端。”不开兵端是因为没有能力开兵端。当时，国家军队不堪一用，战守毫无把握。“各省绿营兵一无可用”，“中国海上炮船全无预备，陆兵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当然也不是毫无精勇的军队，淮军就是一支能够战斗的队伍，“然劲者亦不满二万，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保全一年，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能备于陆，不能备于水，能备于直隶，不能备于沿海沿江各省。”“所以低首下心曲全邻好者，盖以大局安危所系，不敢轻于一试。”这是曾国藩最真实的心态。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下，曾国藩不得已采取了曲意和好的策略，处理正凶、赔给巨款，其心情之痛苦、矛盾、复杂是可想而知的。 有人建议，采取“厚结英、俄以法国”的外交手段。曾国藩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认为，“英、法之交固于胶漆，英国威使之求逞于我，其毒计有数倍于法国罗使者。边衅一开，各国合从，势必兵连祸结，无有已时。”他分析指出，西方列强“诸国合纵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今日西洋各国穷年累月讲求战事，约从连衡，窥伺衅隙，乃前古未有之局，与汉之匈奴，宋之辽、金迥然不侔”。当时西方各国，在侵华问题上构成了坚固的联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盟、后来的八国联军攻打北京，都说明了这个事实。曾国藩所担心的不是和法国一国开展，而是因此而与整个在华的西方势力开战。与一个法国开战，也许还有胜利的可能，但要是和在华的几个国家开战，那就毫无把握。曾国藩并不是一个怕死的人，他不怕死，也不怕战争，但是不能轻易由中国人启动战争。他在写给奕?的信中也表达了为民请命的决心： 若法人寻衅已久，今一遇此事，立意决裂，是亦无可如何之事。我中国但当战兢惕厉，为民请命，能坚持一心曲求和好，至事机能否挽回，生民果否荼毒，自有天意主之。当咸丰八、九、十年间，洋务业已不可收拾，岂意近年尚能安帖如此？亦尽其在我，以俟天心之默眷圣朝而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二十五章 把握示弱诚信表征（5） 第二十五章把握示弱诚信表征（5） 他认为法国人执意如此，也要与之一战。他调集刘铭传部赶往天津，原本李鸿章要去西北镇压回民起义的部队也撤回，做好防御准备，以防万一。 处理天津教案后，国人给曾国藩贴上“汉奸”、“外国贼”的标签，湖南在北京的会馆也烧毁了曾国藩题写的对联，曾国藩自己也认为“处理过柔”，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 当时朝野清议指责曾国藩，与其说是杀多了人，不如说是因为流放了张刘等人。在当时，杀几个、几十个普通的老百姓是不会引起官僚阶层重视的，而流放官员则会引起广泛注意。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他仅仅减少了3个人，当时的朝廷上下就认为他会办理洋务，就很好地说明了问题的实质。“张守目下甚得民心，撤之必大失民望”，正因为他们有民望，所以处理他们才会引起上下不满。假如三位官员没有处理，人们对曾国藩的看法恐怕又是另外一回事。对这三位官员的处理，其实与曾国藩只有那么大的关系。曾国藩一直是在保护他们的，他到天津后，就要他们回家躲避。法国提出要以他们三人抵命，曾国藩坚决反对、据理力争。他说：“若指府县拟抵，中国万难办到；若指查办凶手，中国义无可辞。”曾国藩在据理力争，可是朝廷已经松口。特别是崇厚，力举将他们送交刑部。他在给刑部郑敦谨的信中谈到： 鄙意本拟以撤任了事，法使罗淑亚来此，坚欲令府县抵偿人命。国藩坚持不允，崇帅惧以此开衅，力请奏交刑部，且谓交部则轻重转可自由，国藩以系会办之件，又在省时复崇帅信曾许以有祸同当，有谤同分，不敢过执己见，曲徇其请，至今深恨此事外惭清议，内负此心。现将该府县应得之公罪由敝处于解文内约略核定 ，送交贵部，仍求台端一力主持从轻办理。如不得已而发军台，则下狱之费、军台之费由敝量为筹措，稍表歉衷。 很明显，送交刑部是在崇厚等的力主下作出的决定，其目的是想让他们离开天津这个是非之地，到北京随便给个什么处分，以后有机会再重新使用。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法国人居然追到北京，没有办法，刑部给他们的处罚是充军黑龙江。看到自己心爱的下级受到这样的处分，曾国藩很心痛，特别为他们筹措一万多两银子作为补偿，又给各地写信，要求途中关照他们三人，可以说是情至意尽。 查拿正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没有人认账，认账的又不断翻供，因此很是棘手。在查拿的过程中，曾国藩讲求证据，没有确定的不认定。开始抓了七八个，想以此了结，当时法国人不同意，后来抓十七八个，再后来抓二十多人。这其间有一个斗争的过程，斗争不赢，只好屈服。这个过程，体现了他“为民请命”的思想，但也可以看出为了大局不得不牺牲小民百姓的无奈。他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具体做法失于“过柔”，“办事拙滞，举措失机”，“处置乖方”，“委曲迁就，冀以消弭衅端”，也就是他“推诚为用”的领导艺术滑入了妥协的一面。 清政府在处理外交的基本政策、思路、方针是曾国藩等人的指南针。清朝政府的软弱、妥协是曾国藩背上黑锅的重要原因。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崇厚的卑躬屈膝严重影响了曾国藩的态度，蒙蔽了他的视线。教堂与中国百姓的矛盾由来已久，长久的矛盾积累，总有一天要发生大的冲突。天津教案即是一座爆发的火山。我们应该为国民的力量感到高兴。但是这毕竟是一件大事，关系到几个国家，关系到几十条生命。清议派讲究战守，是正理；但是带有浓厚的情绪，驱赶一切洋人，烧毁在京领事馆，都是情绪所左右。用情绪去处理外交事务是百害而无一益的。处理这样的群体件，无法可依，也没有先例可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杀人偿命”。不管谁去处理，杀人是必然的；处理结果的好坏，也没有明确标准。多杀几个，受到指责，少杀几个，得到赞扬，这本身就是没有原则的评判。真正要公平、公正处理这类案件，必须国家自立自强，否则有理也是过，无礼也是过。 可喜的是中国的苦难已经过去，一个自立自强的中国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更好地建设国家、捍卫国家，促进国家的伟大复兴。只有这样，国民才能有幸福地生活，才能有尊严地活着！ (全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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