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争议: 关于中国加入WTO》 为什么要读经济学？ 假如您赞成以下任何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那就应该再读点经济学： □ 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会增加乘客的负担； □ 最低工资法对社会底层人士有利； □ “价格战”和“恶性竞争”会导致工人失业和企业倒闭； □ 外国限制我国商品出口，我国就应该限制外国商品进口； □ 贸易“顺差”是好的，“逆差”是不好的； □ 反垄断法能促进市场竞争； □ 商人实行“价格歧视”会损害消费者利益； □ 政府应该创造更多职位来减少失业； □ 研究股价的历史有助于预测股市变化； □ 商人乱提价会引起通货膨胀； □ 企业为职工支付了部分养老保险； □ 是房地产发展商抬高了土地价格； □ 失业率太低会造成通货膨胀； □ 美国联邦储备局负责调节市场利率； □ “囤积居奇”导致了物资短缺； □ 政府增加开支有助于刺激经济； …… 所有这些通行的看法，在您的脑子里可能已经根深蒂固。但它们都是错误的。 改造世界，非经济学所长；但改造世界观，却是经济学的强项。阅读本书的主要后果，就是经济观的彻底转变。您或许不相信，或许想试试看，不管怎样，祝您阅读愉快！ 薛兆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五常代序 （本书繁体字版序） 這幾年來，國內刊物上的經濟散文如雨後春筍，觸目皆是。是好現象。論經濟，不管用什麼文體，邏輯推理不能避免，這對中國青年的思維是一種鍛鍊，而以散文下筆，在一般大眾刊物發表，作者一定要儘量寫得淺白，而淺白對思維有更大的幫助了。在深淺的問題上，三十多年來我的看法與高斯的如出一轍：他和我看不懂的經濟學文章，應該是錯了吧。 國內的朋友說，經濟散文是我發明的，起於《賣桔者言》。不知是真是假，但既然那麼多人這樣說，我就倚老賣老，建議花千樹出版一系列以經濟散文結集的書籍。可取的作者不難找，大部分是國內的。但若出版第一本落筆打三更，沒有市場，那麼一系列云云就不容易繼續下去了。 是的，我認為可取的作者不難找。問題是他們的文章要編輯處理的地方甚多。通常是長的過長，短的太短；一般地不夠清楚，加上寫的是以中國大陸為背景，香港的讀者總要有一點啟示才有興趣讀。左揀右擇之後，花千樹決定以薛兆豐開鑼。這可不是因為兆豐的經濟散文分外精彩，而是他的文章長短適宜，文字上需要下的編輯工作不多。這是成本較低的選擇了。 問題是，兆豐的經濟散文有論文的味道，不是純真的散文。這個青年把為文之道看得太認真，有時咬文嚼字，不夠瀟洒。話雖如此，整體來說他的文章可讀。 兆豐的文章，在國內有很大的爭議性，所以在網上是個名家。這個青年喜歡把問題看得分明，堅持己見，死不悔改。要是文革當道，他豈止坐牢而已！然而，這樣的文字倒反映一個事實：兆豐是個有思想的人。佛利民曾經說：“沒有人可以真的說服你。今天一個人說服了你，到了明天另一個人會使你改變了觀點。能說服你的只有你自己。你要日思夜想，想了很久才能得到自己的信念。” 兆豐不是什麼經濟學家。作本科生時他唸的是數學加點經濟，從來沒有入過什麼研究院。他的經濟學功力，是來自花了兩年多的時間翻譯我的老師艾智仁的一本長達千頁的書，洋洋百萬字。艾老今年八十七歲，該書是他平生的功力所聚。去年聖誕在美國，與艾老談起兆豐，他告訴我這個青年懂經濟。 張五常 2002年4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自序 屈指一算，我已经为报刊写过两百多篇经济散文了。这些文章往往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些甚至经年累月，至今仍是网上论坛的热帖。争来吵去，似乎只有“争议”这一事实才是没有争议的。有见及此，张五常教授顺水推舟，为我将要出版的文集定名为《经济学的争议》。 追本溯源，这些争议最早是在我童年内心展开的。我在广州出生和长大，至亲的祖母则居住在香港。我从小就体味到粤港两地的经济差距。这些差距是谜，埋在心底。 我幻想过做建筑工程师，为社会贡献有形的财富；但后来想，今天的社会财富，比一百年前丰富得多了，许多人还是抑郁寡欢，可见物质的进步是相对的，精神的快乐才重要。于是打算做个精神分析师，去说服不快的病人。 后来没有进医学院，而是读了数学和经济。在大学期间，我对各种各样的思想着了迷。和朋友分头读书，碰头讨论，得出一个看法：历史上很多灾难都不是大自然造成的，而是错误的思想观念造成的。若能通过努力，创造一点好的思想，或者退而求其次，为好的思想多作一点传播，那算是远大理想了吧。 不知道是兴趣选择了理想，还是理想确定了兴趣，反正我打算走下去。但究竟选谁的著作和思想来钻研呢？站在图书馆密密麻麻的书架之间，那种茫然和忐忑，每个学生都曾经体验过。 我因为修“经济学”，接触了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他的《经济学》读过几次；因为修“科学哲学”，接触了波普尔（sir karl popper），读完他大部分著作，翻译过其中4万多字，并从他那里接触了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和米塞斯（lud edler von mises）；因为听香港电台的清谈节目，接触了张五常，又从他那里知道了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科斯（ronald h. coase）和阿尔钦（armen a. alchian），还有幸受阿尔钦之托，翻译他尚在撰写的一部近百万字的学术巨著。 这一系列顺藤摸瓜的偶遇，今天竟然连成了一幅有机的图画，15年前是始料不及的。可以肯定，要是没有他们的著作，要是我没有机会接触和选择他们，研读他们，并日以继夜地思考和自我交锋，我就没有今天的世界观，也写不出这些同样令读者内心交战的文章。 我每天都收到大量的批评。全部批评，可以分成两类，一是针对我个人的，二是针对我文章的。我接受大部分针对我个人的批评，要么视之为赞许，要么视之为鞭策；但我认为大部分针对我文章的批评，都是无力或错误的。有些读者不假思索就写来批评。我通常请他们再三阅读原文，并多加思考。这样回复不是因为我傲慢，而是我不肯为了假扮谦虚，让他们轻视了重要的思想。 我赞成自由贸易，支持中国加入wto。不是一般的支持，不是认为入世“有好有坏”的那种支持；而是认为中国的贸易谈判应该尽量让步、“愈让步就愈进步”的那种支持。我反对“贸易对等”和“贸易报复”的主张，认为即使别国给中国的商品设置了贸易障碍，中国也应该照样敞开大门，欢迎他们的商品进口。 我反对政府财政扩张的做法。政府不仅不应靠花钱来振兴经济，甚至不应把特定的经济增长视为己任，而是应该听之任之。经济有它自有的起伏和作息规律，试图去熨平它，会使它波动得更加剧烈，造成更大的浪费。 我反对五花八门的价格管制。制定火车票的价格上限，我反对；制定机票和彩电的价格下限，我也反对。电信部门用“ip电话”之名，变相为标准长途电话降价，我赞成；酒楼用各种“最低消费”来为菜肴加价，我也赞成。我认为，不仅应该允许价格上下浮动，还应该允许和鼓励商家以“价格歧视”的方式，对不同的顾客制定不同的价格，以促进双方自愿的交易。 我反对中国制定反垄断法。美国政府用反垄断法来对付微软公司的做法，完全不值得仿效。在中国建立反垄断法，不但无助于削弱行业的准入障碍，还会大大增强政府和司法部门对民营企业的经济干预。在所谓“公平”和“公众利益”的幌子下，市场应有的效率和灵活性会遭到破坏。 我深切地感受到，许多不恰当的观念和做法，并非来自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反对者，而是来自支持者。正如康德说的：“愿上帝保佑我们免受友人的攻击——要是攻击来自敌人，我们倒还有能力设法自卫。”而分析那些用心良苦却事与愿违的经济观念和政策，就是我撰写专栏的动机。现在文集将要出版了，我祈望由此引发的争议可以扩散开去。 薛兆丰 2002年4月于深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自由贸易 愈让步，愈进步！ 1999年11月16日 中国正式加入 smith）到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透彻讲解。 知道此岸，也了解彼岸，改革的困难，都是过渡的困难。过渡期内，各种既得利益团体，会用冠冕堂皇、似是而非的理由，阻碍产权的分配，阻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经济改革如果不定下“事前规则”，而靠“酌情处理”来推进，就必然阻力重重，越改越难，越改越慢。 因此，中国加入wto，一大好处就是避免了大量无休止的酌情争论。这在对自由贸易认识尚浅的中国，意义非同寻常。 其实，成功的经济制度，并不在于改造人们的思想，而在于激励人们的行动。你跑到自由经济的典范之地香港，问贩夫走卒“自由经济”的含义，他们是不知道的；但是，“看不见的手”自然会引导他们的行动，在不知不觉之中推动公益。 一旦“开放”成为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法律承诺，小团体利益、政治变动、经济学谬误、义和团式的民族激情，就会大失它们往日干扰改革开放的影响力。中国的改革，将会更加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中国人的生活将彻底改变。 有人支持中国加入wto，理由是wto可以刺激出口。这种人不是自由贸易的可靠支持者——因出口而支持wto的人，同样会因进口而反对wto。很多人以为出口总比进口好，赚美元总比花掉外汇好。其实，出口我们的廉价商品，与进口国外的廉价商品，对于改善中国人的生活，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也有人说，中国为了加入wto，作出了很多让步。但这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谬论！我没有见过谁可以解释：既然由于开放对中国有利，中国才试图加入wto，那为什么中国加速开放，就反而是一种让步？ 不知道需要多少岁月，才能通过传媒让大众明白：“贸易对等”原则完全错误。如果别人对我们施加贸易制裁，那么改善我们生活的最佳途径只能是：口头上扬言报复，行动上则进一步开放，绝不报复！ 不知道需要多少岁月，才能通过传媒让大众明白：中国加入wto，的确会对落后产业造成冲击，产生失业，而失业人员需要救济；但是，仅仅为了补贴一群人，为什么非要撑起一间厂、撑起一个行业呢？让亏损的企业及时关停并转，国家的负担就肯定会减轻，而工人可能拿到的生活费就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不知道需要多少岁月，才能通过传媒让大众明白：尽快改造我们受保护的落后产业，是我们自己的最大改善！让老百姓享受几毛钱的国际长途、让老百姓乘坐5万公里行程后才出毛病的轿车、让中国农民放下锄头走进城市、让戏迷多看几部美国电影，这难道是让步？ 在双边贸易争执中，政治家口头上的“让步”，就是老百姓切身的“实惠”，就是中国的进步。愈让步，就愈进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你毁你独木桥我修我的阳关道 1998年8月2日 假如附近的村子为了妨碍我们去做买卖，故意捣毁了他们自己村口的道路，那么作为报复，我们是否应该毁坏自己村口的道路呢？很多人会说“不”。这是对的。然而，到了另外某些非常类似的场合，仍然坚持说“不”的人就大大减少了。 最近美国国会又决定延续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其实“最惠”是夸大其辞的，因为美国并没有在贸易方面给予中国什么额外的“优惠”，中国所受到的待遇和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所受到的并无二致。所谓“最惠待遇”，充其量只不过是“不刁难待遇”而已。目前只有古巴、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北朝鲜、叙利亚和苏丹等7个国家得不到这个待遇。即使这样，美国对这些少数国家实施经济制裁，对中国年复一年地议决“刁难”或“不刁难”，仍然是损人害己的做法。 在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中，有一个课题已经不再盛行，那就是自由贸易理论。但是，这个课题被冷落的原因并非因为它荒谬，而是因为经过几代经济学大师的雕琢，它已经变得足够稳固和清晰了。自由贸易理论是说，由于生产资料在不同国家的分布不同，而每一种产品都需要消耗不同比例的生产资料，所以同样的产品，在不同的国家相对生产成本就不一样。如果每个国家都集中精力生产其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然后与别国进行贸易，那么所有这些国家的生活就都会比各自自力更生时好得多。一个更容易理解的例子是，比尔·盖茨（bill gates）即使在编写程序和烧饭洗碗两方面都干得比他的保姆出色，他也还是应该集中精力写程序，而把烧饭洗碗的工作让给比他逊色的保姆完成。这样，两人的处境都会得到改善。 完全不同意自由贸易理论的人是罕见的，但持种种特殊理由推断自由贸易应该缓行的却大有人在。“报复论”是其中一个颇得人心的理由，它声称：“自由贸易虽好，但不切实际。你想公平交易，可人家不干。我们只好如法炮制，以便自卫。” 实际上，以为制裁可以给对方造成伤害的想法是不够全面的。制裁确实造成了伤害，但所造成的伤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面的。制裁在伤害了别人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永远不要忘记，交易能够使双方、而不是单方受益；同样，禁止交易也必定使双方、而不是单方受损。例如，那些歧视黑人的白人雇主，无疑剥夺了黑人工作的机会，但他们自己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他们的选择范围窄了，劳动力成本高了，本企业的竞争力弱了。美国禁止本国的企业跟别国做贸易，同样是既损人又害己的。 问题是那些受到美国刁难的国家应该采取什么对策。禁止贸易好像捣毁道路。别人既然愚蠢地捣毁了贸易道路，对双方都已经造成了损害，那么我们就不应该靠进一步捣毁贸易道路来报复对方，因为这样只会加重双方所遭受的损害，而且往往还会诱使对方变本加厉。我们可以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扬言报复，那是希望靠虚张声势来逼迫对方改弦更张。但是，我们假如没能把对方吓住，就不应该真的实施任何损人害己的报复行动。明智的对策是：你毁你的独木桥，我修我的阳关道。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香蕉战殃及无辜 1999年4月17日 欧洲联盟在1993年制定了特殊的贸易政策，刻意照顾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前英法殖民地的香蕉出口国，并限制其他拉美国家的香蕉出口，使得投资拉美香蕉种植园的美国跨国公司蒙受巨大的损失。 美国与欧盟的香蕉贸易争端由此而起。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美国就跑到那里打官司。1999年4月7日，世界贸易组织再一次作出裁定，指欧盟违反自由贸易原则，并批准美国对从欧盟进口的价值1亿9千万美元的商品征收百分之百的惩罚性关税，这些商品包括奶酪、饼干、手袋、纸张、毛衣、电池、咖啡等。 到今年冬天，假如美国居民购买的开司米毛衣比去年贵了一倍，那就要感谢克林顿政府，因为克林顿政府为美国的香蕉大亨出了气。既然国际贸易准则执行起来可以时紧时松，那么将来欧盟应开司米毛衣商的请求，规定欧洲人要付双倍价钱购买美国的windows也就不足为奇了。 冤冤相报何时了。用这种报复手法来为个别团体伸张“正义”，所有人——包括报复者本身——都将成为受害者。是的，欧盟在香蕉问题上显然错了，但美国居然拉开阵势，采取自虐的方式来对抗，则树立了更坏的榜样。美国和欧盟，到底谁对自由贸易作了更大的破坏，这次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还不足以为据。 欧盟担心，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定会令依赖香蕉出口的贫穷国家爆发经济危机。但这只是伪善的辩辞。事实上，在欧洲的超级市场上，香蕉每公斤卖50美分，其中25美分落到了各层分销商的手里，仅有3.75美分流入欧盟声称要援助的贫穷国家。倘若欧盟真要援助他们，那何不直接向他们提供资金，而非要费事地操控香蕉贸易，并把做善事的负担不公正地加在香蕉消费者身上呢？ 自由贸易原理，是几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之一。历代经济学高手轮番雕琢，使这个原理的鲜明内涵发扬光大：社会的分工和交易能够极大地增进每个成员的幸福。 但现实中为什么还存在这么多贸易争端呢？因为个人总是势单力薄，只能趋吉避凶，不能对政策和制度有何作为；只有财雄势大的利益团体，才有能力左右政府政策，并积极宣扬“民族产业”、“失业”、“国情”以及“外国产品其实不好”等陈词滥调，以利用普罗大众的爱国心。 以香蕉战为例，由于拉美的便宜香蕉被欧盟拒之门外，每个吃香蕉的欧洲居民都不知不觉多付了钞票。但他们毕竟太分散，各自损失毕竟太小，所以他们顶多会去购买较便宜的走私香蕉（假如有的话），而不可能联手争取贸易自由。相反，香蕉商数目少，容易团结，牵扯的利益非同小可，所以他们倒会很卖力地给对手设置贸易障碍。受害者和受益者间信息和得失的不对称，是贸易壁垒挥之不去的主要原因。 当然，那些投资香蕉园的美国资本家，理应要求美国政府帮助拆除欧洲的贸易障碍。但是，美国为了报复欧洲，竟然在更广泛的产品上设置贸易壁垒，使美国消费者在与香蕉毫无牵连的商品上破费金钱。这种殃及无辜、害人不利己的做法，实在是恶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谴责西雅图暴乱 1999年12月3日 西雅图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因为数万名示威者的扰乱，不得不实施了宵禁。人权分子、性别平等主义者、工会活跃分子、环保主义者、贸易保护主义者以及狭隘民族主义者，爬上屋顶，阻断交通，对以“自由贸易”为宗旨的世界贸易组织发起了攻击。 类似的示威不一而足。一个名为“转折点计划”的环保组织，在《纽约时报》刊登整整两版广告，以“全球单调文化”为题，指责世界贸易组织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破坏了世界各地原有的风土人情，令开罗变成了洛杉矶，新德里变成了伦敦。 上星期，激进青年学生占据了位于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总部，摇旗呐喊：“wto杀人！摧毁wto！”他们声称，实施贸易自由化，会迫使第三世界国家的贫苦人民成为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工，使他们过着辛劳而卑微的生活，因此他们主张关闭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sweatshop）”。 然而，正当记者的镜头瞄准煽情的场面的时候，美国传统基金与《华尔街日报》联合评选的“2000年全球经济自由指数”公布了：香港、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名列前茅，而海地、缅甸、越南、古巴、利比亚、北朝鲜则照例在结尾处聚首。 这是一份无声的反驳。有些国家遇上饥荒，连树皮都被吃光，广播电台要教人如何选择无毒的野草进食，试问这时谁还能奢谈什么环保？试问，当看到一名企图偷渡的海地男孩在怒海中沉浮的新闻片段时，人权分子难道还会认为“血汗工厂”是不能容忍的选择？ 是的，第三世界的加工厂里，工人工作辛苦，生活环境恶劣，出现童工，工业安全没有保障。然而，这就是他们当时最好的选择。如果他们不能选择在那里工作，他们面对的，就很可能是饥饿和死亡。 有人争辩说，发达国家的人民在享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加工品的时候，应该于心有愧，应该给这些工人提供更为优厚的待遇。但是，资本家到这些地区开设工厂，就是看中了那里的廉价劳动力。如果以行政手段提高他们的待遇，就只会出现两种结局：要么是造就一个收入特别高的小圈子，而其他大多数人则得不到雇佣，收入是零；要么是根本上赶走了资本家，所有人的收入都是零。理论上的高工资，实际上的零工资，不是示威者想要的结局吧？ 再谈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是的，这是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但我们不能忘记，这首先跟发展中国家资源的产权界定不够严格有关。森林、河流往往都是公共财产，如果代理这些公共财产的当地政府缺乏明确的权责，他们就会对环境污染听之任之，无心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发展经济的坏处，往往大于环境污染带来的坏处。两害取其轻，是社会不得不作的选择。没有人否认，在公路上塞车是很讨厌的事情，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渴望拥有自己的小车。毕竟，没有人强迫你要买小车，也没有人强迫你吃麦当劳。新德里或许变得像伦敦了，开罗或许变得像洛杉矶了，这会令游客大失所望——游客当然希望别人保持文明前的特色。但是，难道游客的满足比当地居民脱贫更重要？ 西雅图的示威者各式各样，但无论是人权分子，还是环保分子，都有其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自己享受现代化成果的同时，呼吁别人选择落后。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消灭走私的绝招 2001年1月15日 从2001年1月1日起，我国主动调低关税总水平，使其从过去的16.4%下降为15.3%。舆论普遍认为，这一举措，既体现了我国参与国际贸易的诚意，也是提前发起对我国企业的挑战。这是正确的。但是，更重要的意义却被忽略了。 我国主动调低关税，还意味着广大国民提前分享自由贸易带来的利益，也意味着打击走私犯罪活动必将取得更大的成效。 整个自由贸易的故事是这样的：当国外的优选品（superior goods）进入国内市场后，国内的次选品（inferior goods）就会受到冷落。国内消费者得益了，国外优选品的厂商也得益了，而国内次选品的厂商则吃亏了。 国内次选品的厂商，要么迎头赶上，要么逐渐退出市场。本来要用于生产次选品的资源，将投放到其他的领域，生产其他更有价值的产品。总的看来，自由贸易为全社会带来的收益，大于它导致的损失。 那么，国际贸易的壁垒为什么总是难以拆除呢？这是因为国内次选品的厂商，数目往往很少，蒙受的损失往往很大，而贸易带来的好处却落不到他们手上。因为得不到补偿，所以他们很容易联合起来，制造舆论和借口，向本国政府施压。 另一方面，国内的消费者虽为数众多，但分散在广阔的地域，在每种低关税商品上得到的好处不算很大，所以很难联合起来，在逐个项目上一次次地反对设立贸易壁垒。 举个例子，假设有个罪犯，通过计算机在每个人的存款账户上偷走1分钱。这个罪犯这么做时会很卖力，因为他能因此发一大笔横财。但另一方面，却没有一个储户有积极性去追究，因为损失太小，追回来也得不偿失。 同样，调低关税，也是“大多数人都得益，而人人都不够在意”的事情。这种事情，只有靠政府才能解决。这次主动调低关税，就是我国政府的英明举措，为国民办了一件大实事。 有一种完全错误的观点，认为自由贸易必须“对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降低关税，必须以对方降低关税为条件。只有共同降低关税，才不会吃亏。 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么像香港那样的贸易自由港，岂不是吃尽了亏？岂不是应该沦落为最落后的地区？还有，我们过去关税那么高，岂不是占了很大便宜？那还要连续4次调低关税干什么？ 自由贸易是完全不需要对等的。只要我们主动多降低一点关税，那么我们的消费者就多得一点益处。 我国主动调低关税，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打击甚至消灭走私犯罪活动。追求价廉物美，是人之常情。因为国外的优选品和国内的次选品之间确实有差别，所以高额的关税背后是高额利润。也正是因为存在这些利润，才诱发了举国震惊的远华走私案。 随着关税逐渐降低，高额的犯罪利润将随之消失。正当的商人将可以从事过去只有不正当的商人才从事的贸易活动。国际贸易的利润，也将由全社会来分享，而不是由不法商人和贪官来独占。 打击走私犯罪，办法有四种：一是加强教育，二是加强执法，三是加重惩罚，四是降低关税。当然应该兼收并蓄、四管齐下，但追根究底，似乎只有逐步降低关税，甚至在某些项目上取消关税，才是消灭走私犯罪的绝招。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国际贸易中的胡说 2001年4月9日 中国加入en alchian）说得好：只要以后有人悲叹其中的“经常账户”出现了赤字，我们就可以庆祝其中的“资本账户”出现了盈余。反之亦然。 国家不是个人，也不是单个企业。如果一个外国的先进企业，打垮了国内的一个生产成本较高的落后企业，那么这对整个中国是有好处的，因为中国的消费者买到了更便宜的商品，由此节省出来的资金和资源，可以抽调到别的生产上。“全社会的收益”必定超过“原来受保护企业的损失”。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息事宁人，把社会增加的收益，分出一部分来补偿失去保护的企业而已。 中国加入en alchian）《大学经济学》（university economics）。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不必忧虑中国农业 2001年12月3日 中国“入世”后，社会上有各种情绪，忧虑的，喜悦的；抵触的，欢迎的。这里谈一种常见的心态，就是对中国农民的“不必要忧虑”。 大家知道，中国农业没有多大的比较优势。这是说，那么多中国人，占用那么多土地去耕种，实际上放弃了很多其他的发展机会；要是这些人和土地用作别的用途，他们本来是可以生产出比农作物更值钱的产品来的。 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穷，所以中国搞农业的成本低。这是错误的。成本的概念可不是这样。成本是放弃了的价值最高的替代用途。一个种地的农民，如果他改行织布可以挣10元，那么他坚持种地的成本就是10元；如果他改行做工人可以挣100元，那么他坚持种地的成本就是100元；如果他改行盖高楼可以挣1000元，那么他坚持种地的成本就是1000元。我们说中国农业的成本高，意思是中国的农民和农地，如果改作别的用途，本来会得到更高的收入。农民就算一贫如洗，但只要存在更赚钱的机会，那么他坚持种地的成本就可以变得很高。反过来说，只要农业转营，农民流入城市，国民收入就可以大大提高。 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入世”后最令人担忧的就是农业。中国wto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时说：“一些国家每年给农民的补贴几千亿美元，而我们给农民的补贴很少。想起中国农民生活的苦况，我就难过。外国的谈判代表不让我们补贴农民。我说你们还有一点良心没有。这是原则问题，谈判中我们绝对不让步。” 其实，只要让农民可以自由地迁徙转业，让农地可以自由地转为其他用途，就用不着那么忧虑了。北京一些研究农业的专家论证，中国“入世”后农业不会受到冲击。这种结论好像是为了给“入世”鸣锣开道，保驾护航，但中国“入世”，是用不着用这种站不住脚的理由来辩护的。 合理而令人乐观的辩护是这样的：农业一定会受到冲击，但冲击对农民是有大利的，农民会欢迎这些冲击。今天，如果强迫农民继续种田，他们的日子当然不好过了；就算顶着外国农民的压力，尽量给中国农民发放补贴，他们的困境也还是难以根本改善。但如果把土地转用为工商业，土地的回报就会急升。农民高兴都来不及，何须为他们愁眉苦脸？ 过去，农民在计划经济的指令下种田，现在我们将要打开国门让外国农产品进来，中国农民恐怕要占下风，所以就补贴他们；外国农民反对，于是跟外国农民谈判，坚持要补贴我国被强迫从事缺乏“比较优势”行业的农民。问题是，中国农民非种田不可吗？为什么一定要他们种田呢？这恐怕是因为250年前重农主义的思想在起作用。因为害怕如果不自己种田，就会被别人牵制。 不过，重农主义思想，遇到200年前的亚当·斯密，就已经溃不成军了。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得精彩：“让别人有钱可赚的供应，是最可靠的供应。”有钱是不愁买不到粮食的。更何况，外国（例如美国）盛行用纳税人的钱补贴农业，以致农业产量过剩。廉价的农产品出口到中国，实际上就是美国纳税人补贴了中国人的饭碗。世界上没有倾销这回事，但若真有，“被倾销”的国家岂不是发了横财？何乐而不为啊！ 中国要走现代化的道路，农民的比例必然要大幅下降，大量农民免不了要进城。说城市容纳不了那么多人是不对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世上本没有城市，去的人多了，便有了城市。要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不是补贴他们，也不是设置关税阻止外国农产品流入中国，而是尽量放开对农民的束缚，给土地转营的方便，给农民转业和流入城市的方便。 外国廉价农产品流入，不应该忧虑；中国农民和农地放弃高成本的农业，转营其他收入更高的行业，也不应该忧虑；惟一要忧虑的，是阻碍农地转营、阻碍农民转业、迁徙和就业的陈腐观念和政策限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垄断与竞争 谁在危及自由竞争？ 1998年5月20日 1991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开始着手调查微软公司对“操作系统”市场的垄断，从此，美国政府与微软间的司法冲突就此起彼伏。7年后的今天，司法部、2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检察官，联合向微软提出近百年来最大宗的反垄断诉讼，而微软则理直气壮，要为企业自主权抗争到底。 诉讼的焦点，集中在微软的新产品ator，销量就难免江河日下。 在法庭上，司法部指责微软“捆绑”产品。司法部声言这既剥夺了消费者选择的权力，又排挤了竞争对手；而微软则辩解说那不是简单的“捆绑”，而是有机的“整合”。整合后的产品提供了原先两个产品加起来也提供不了的新功能，因此用户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选择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法庭最后如何判决，另外一场更大规模的争论——政府干预主义者和经济自由主义者间围绕反垄断法合理性而展开的争论——早已在法庭外激烈地展开了。 1890年的“谢尔曼反垄断法（sherman act）”、1914年的“克莱顿反垄断法（clayton antitrust act）”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自始至终都受到经济学家的猛烈抨击。1970年代以芝加哥大学为中心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法和经济学”思想运动。这场运动不仅认为政府应该对优胜劣汰听之任之，应该对自然垄断袖手旁观，更证明真正的垄断恰恰来自政府。历史表明，自然垄断总是很快被新形势摧毁，但由政府造成的垄断，则总是根深蒂固，积重难返。 他们重申，政府无权指导厂商如何设计产品，至少因为政府肯定缺乏必要的知识；政府应该放手让厂商和顾客缔结自愿的、互利的契约，因为即使顾客经常犯错误，但只有顾客才会真正关心自己。让政府替顾客作主，即使出于好意，效果也往往适得其反。还有，“不正当竞争”的概念从来都是难以捕捉的：厂商如果涨价，就涉嫌“抢掠”；如果降价，就涉嫌“倾销”；如果稳住价格，就涉嫌“勾结”。企业面临的法律困惑危害了自由竞争的根基。 是的，既缺乏经济科学支持，又含混不清的反垄断法条文应该废除。面对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信息产业，政府应该克制地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努力拆除政府自己在行业入口设置的种种障碍。不仅减少对信息行业内部事务的管制，还要减少对某些企业的扶持和偏袒，给企业和顾客更大的自由空间，让企业在市场上而不是在政府部门里拼个胜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信息产业的活力和长久的发展。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微软行为的经济学依据 1998年8月5日 最近，美国司法部、2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检察官，联合向微软提出近百年来最大宗的反垄断诉讼。一个自由竞争中崛起的典范企业遭受政府的刁难和威胁，其结果将深远地影响今后政府与信息产业间的主从关系。对经济学人来说，力陈微软行为的经济学依据，是责无旁贷，义之所在。 要将话题分门别类，才能层次井然地开展讨论。人们通常在三个不同的层面上讨论微软的行为，即技术革新层面、法律实践层面和经济学层面。在技术革新层面，人们讨论诸如“操作系统与ie的捆绑是否更受欢迎”等问题；在法律实践层面，人们讨论诸如“‘捆绑（tie-in）’和‘整合（integrate）’两字应如何解读”以及“微软有没有触犯反垄断法”等问题；在经济学层面，人们讨论诸如“什么是垄断”以及“什么是竞争”等问题。本文将在经济学层面上分析“竞争”、“垄断”和“捆绑”等现象，论证微软的行为完全正当，指出有害的垄断来自政府，并主张政府应该充当信息产业的守夜人。 任何企业都是某种程度的垄断 我们知道，“完全竞争”的状态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每个厂商的产品均无任何差异、可以完全替代；二、厂商无须任何成本就可自由地进入或退出某一行业；三、市场信息完全畅通，每个人都是完全知情者。要满足这三点，才算“完全竞争”。很多人视“完全竞争”为“理想状态”。必须指出，这个理想状态的特点，就是它从来没有实现过。 由于总是存在产品的差异、地域的差异和信息的差异，任何一个厂商总是处于某种垄断地位，正是这样他们才有利可图。不过，这种地位总是不稳固的。新的思想、新的变革、新的需求和新的供应，势必改变这种垄断地位。人们在不断竞逐新的垄断地位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推动了经济发展。哈耶克在《竞争的含义》（the meaning of competition，见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1948）中进一步指出：“相比之下，在一个静态的环境中，也就是完全竞争的情形下，没有一个市场的参与者能够做成一笔尚未做成的交易，在那里根本就没有竞争可言。”真实的市场充满了不断发现和冒险的动态过程。假如市场达到了完全的均衡，就会跟计划经济一样，再没有创新的必要，再没有冒险的必要，也再没有远见卓识的必要了。 正因为这样，一个企业凭借其自然垄断地位去谋取利益是正当的。如果不顾一切地偏袒消费者一方的利益，就必定损害企业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其结果，不是出现了更价廉物美的产品，而是事与愿违，根本没有新产品出现。扼杀了厂商的自私自利的动力，再谈什么消费者利益，都只是画饼充饥罢了。 另外还应该注意到，在评估一个企业的垄断程度时，对企业所属市场的划定范围不同，评估的结果就不同。例如，在评估微软在市场中的垄断程度时，假如“市场”是指“信息工业”，则微软仅占1%的份额；将“市场”的范围收窄为“软件工业”，则微软仅占4%的份额，还比不上ibm；仅当特指“个人电脑操作系统的市场”时，微软的份额才上升到80%以上。可见评估一个企业垄断程度的做法是相当随意的。 捆绑是降低交易费用的必然选择 世界上不仅没有“非垄断”的企业，也没有“非捆绑”的商品。即使是一根针，它的长度、硬度和粗细，都不可以由顾客任意选择。厂商出售捆绑的商品，根本原因是要降低交易费用。张五常教授在《企业的合约本质》（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1983）中说：“如果顾客要支付商品的每一个附件和组成部分而不是支付一个单一的最终产品，那么费用常常是高得吓人。……就照相机里面的一个弹簧的价格达成协议，其费用可能比整个产品还高。虽然在对整个产品估价时消费者有最后的发言权，但不可能期望他去识别产品每一组成部件的价值。”（选自《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捆绑商品，体现了厂商的创意、经验和风险。一个色盲的顾客，可能需要一台35寸带丽音的黑白电视，他并不愿意支付彩色显像管的价钱，但厂商为什么不提供这个选择呢？那是因为对这种“捆绑”的需求太少，以致成本太高。市场上有附带高级音响的奔驰轿车，却没有带防弹玻璃的拖拉机，为什么？因为这种“捆绑”很不合理，在市场上几乎肯定失败。企业必须承担捆绑商品的经营风险。但美国司法部却要求微软在ator。比尔·盖茨反击道：“我们不应被迫销售竞争对手的产品。我们无法保证那些产品的质量。试问为什么占据市场最高份额的navigator有权享受这么特殊的待遇？……这一切都归结到我们与司法部的根本分歧：我们要捍卫企业自行设计产品的权利。”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用户欢迎捆绑 操作系统的发展史，既是一部创新史，也是一部捆绑史。ator的升级版本中去。ibm、netscape、novell、oracle和sun microsystems等公司，正联合设计新一代的操作系统。在信息产业里，你无法凭借一次思想的闪光就屹立不倒。面对挑战，微软理所当然要不断增加操作系统的功能。拿古老的“操作系统”的定义来约束微软的新产品，就跟拿孩提时的“人”作定义来约束“人”的成长一样荒谬。 垄断产品无需捆绑其他产品就可以获取更高利润 还有人认为捆绑有助于厂商掠夺垄断利润。其实，厂商根本不需要捆绑任何商品，依照顾客对产品的需求程度，直接提价就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假如微软将ator确实优异，网景就既可以充当微软的部件供应商，将navigator卖给微软，也可以不跟微软合作而继续独立销售它的浏览器。不过，假如navigator比不上ie，那么微软捆绑ie而不捆绑navigator就是合理的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真正顽固的垄断来自政府（1） 经济分析告诉我们，不需要担心商品的捆绑，因为它有助降低成本、提高性能；不需要担心捆绑会帮助厂商掠夺垄断产品的利润，因为厂商无需捆绑，只要提价就可以达到目的；也不需要担心被捆绑的商品会排挤其他厂商的优良产品，因为只要物有所值，明智的顾客就会另行掏钱购买；我们更不需要担心自然垄断，因为注定“皇位轮流坐”的自然垄断正好激励着厂商不断进取、创新、冒险和奉献。 经济分析还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担心的是政府在行业入口设置重重障碍所造成的垄断。那些倚靠专营权、配额和关税保护等暴力手段建立起来的垄断，与像微软公司这样靠消费者自愿的钞票投票建立起来的垄断，两者根本南辕北辙、不可相提并论。越来越多的人觉悟到，政府不是垄断的克星，而恰恰正是垄断的根源。显然，政府应该拆除那些障碍，还市场更大的自由。 凭什么挑战微软？ 1999年7月15日 按：1999年4月28日，美国微软公司起诉北京亚都科技集团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令制造、销售和使用盗版软件的企业和个人顿成惊弓之鸟。反咬微软公司“霸权”、“暴利”、“垄断”，甚至主张“盗版有理”的文章和书籍不胫而走。6月20日，我接受《it经理世界》记者郭晋华先生书面采访，批评了上述论点，详见本文附录1。7月15日，《南方周末》以“凭什么挑战微软”为题选载其中部分内容，引起国内广泛而激烈的讨论。两星期后，我应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制作组邀请，到北京录制并播出一辑与“反微软霸权者”方兴东对话的节目（详见本文附录2）。《南方周末》随后刊登了主要内容。 如果一个人，既要偷东西，又要立牌坊，那他就不得不搬出很多言之不成理的东西。我读了汪丁丁的《知识产权，垄断利润，反暴利法案》，以及方兴东在《起来——挑战微软霸权》一书中的部分观点，感觉是在读《中国可以说不》的it版。 到底偷东西在理不在理，到底是我们欠人家还是人家欠我们，我觉得正直的人应该心中有数。汪丁丁说：“你的软件2000元一套，是普通中国人年收入的20%。你怎样指望中国的民众不受盗版诱惑呢？”这等于说“你的法拉利2000万元一部，是100个普通中国人的终身收入。你怎么指望我们不受偷窃的诱惑呢？”什么叫“法不责众”？难道很多人都想偷，所以就不算偷吗？ 汪文和方文我都读了几遍，始终摸不清楚他们主张应该怎么办。方的题目是《起来——挑战微软霸权》。怎么挑战？起来干什么？应该是起来说“不”。那到底“不”什么呢?是“不”用微软的产品呢，还是“不”准微软告我们？ 两位对微软说“不”的人，各说各话。方文指责微软纵容翻版软件在国内的泛滥，认为那是“零关税倾销”，必须“抵制恶性竞争力量的侵入”。看来他主张“不用微软的产品”。而汪文却认为，微软告中国企业的做法不够“本土化”，“伤害了民族感情和民族文化”。看来还是舍不得微软。吞吞吐吐，内心那一句是“不准微软告我们”，但谁也不好意思直白地说出来。 “不准微软告我们”倒确实是可选择的策略之一。问题在于要衡量这个策略正反两方面的后果。 不准微软告我们，首先的结果就是方兴东所说的“恶性竞争力量的”继续“侵入”了。接下来，就是对国内软件开发商利益的间接损害。这时候，微软会游说美国政府，在其他的贸易项目上施加报复手段。而微软也确实曾经这样做了，我认为这是不道义的，但现实就是这样。结果是，当中国的网虫在享受盗版软件带来的愉快的时候，中国的软件开发商，以及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商，都在默默地承受网虫招致的惩罚。这难道符合汪丁丁所说的“公正”和“公义”的原则吗？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真正顽固的垄断来自政府（2） 其实，边际费用（因多一个人使用而产生的费用）为零的产品和服务，除了软件外，还有很多。飞机到起飞时还坐不满，剩下的席位是不是该让人免费坐？酒店的空房间，是不是该让人免费住？教授上课，是不是该让人免费旁听？假如免费提供，那么对付过钱的人来说，是不是“公正”或“公义”？ 说微软在中国拿走几百亿，是这样，那为什么不反过来说微软为中国提供了价值几百亿的数据处理服务呢？若说“尽管翻版横行，微软仍屹立不倒，所以那就是霸权”，那么难道企业就只能赚到刚好可以不倒的程度，才不算是霸权吗？赚多赚少，价格高低，完全是一个企业的销售策略。微软没有什么不对。 只是恰好软件比汽车容易偷，才使得那么多人习惯了享受免费软件的甜头，微软才遭到这么多的指责。要是我们都用惯了免费的奔驰、宝马，等德国人要收钱的时候，也会有人大谈德国打击中国交通事业的阴谋的。 至今为止，我看到的所有指责微软、为盗版辩护的理由，都是荒谬的。当然，有人仍然会选择厚着脸皮继续偷，原因是目前偷利大于弊。但就算是偷，也应该怀着歉意和谢意。 有人说，翻版不可能杜绝。那倒未必。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确定用户注册码的做法可以轻而易举地杜绝盗版。 但是，即使杜绝了翻版软件，我也不认为会对中国的软件工业造成根本性的推动。因为我看微软届时就不会维持那么高的软件价格。既然微软此刻承受得了这么猖獗的翻版，到时为了占有市场，价格为什么不能针对中国的市场特点降下来？若奔驰、宝马到了中国变得特别便宜，是会有人将它们偷运回欧洲；但若微软的简体中文软件在中国特别便宜，倒是不会冲击欧洲的市场的。所以，认为微软在中国仍然会维持贵族价格的看法，我不同意。只要出现别人要占领市场份额的苗头，微软就很有可能降价。 我并不是说中国的软件业没有希望。中国的软件业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但也存在着自己的制度障碍。要发展中国的it业，必须营造良好的软环境，包括鼓励商业银行投资，减少工商税务管理的限制，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假使国内自身没有这些软环境，则无论是继续使用盗版，还是根本杜绝盗版，中国的it业都不可能突飞猛进。 界定知识产权，是一件非常深奥的学问，有些人穷多年努力，仍无功而返。但明确地要求知识产权，哪怕是保护了1%的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提出“知识产权”的概念，跟某些国人脑子里的“霸权主义”扯不上任何关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附录（1） 答《it经理世界》问 1999年6月20日 郭晋华先生，您好！ 很高兴接受您的采访。我拉杂着说，劳驾您作整理。 关于政府扶持高新技术政策 您注意到了《亚洲信息业的障碍》一文，它关心的问题比微软的这个案子更广泛。最近某个高科技软件工业园要动工了，操办人为了隆重其事，请了贝聿铭来做设计。这再一次印证了我的看法。你可以按照硅谷的模样在中国仿造10个，但你无法将硅谷的精神搬过来。去请贝聿铭，可见官员们都想到哪里去了。计划经济的官员，除了看到有形的房地产以外，看不到硅谷之所以形成的内在条件。硅谷不是政府关心、扶持的结果，相反，它毋宁是政府不关心、不扶持的结果。减少一条干预企业运作的条例，比多批一幅地要好得多。 你去扶持高科技，那高科技领域就会出现、欺诈和卸责的行为。计划经济的做法，从来不能恰如其分地调动资源，要么是给科技人员的工资太低了，让人才都不愿意进入这个行业，要么就是过高了，促成很多无效的论文和发明创造。只有市场机制，才能长远地保证各行各业的“边际效益”均等。我反对扶持任何东西。真正值得扶持的，正是那些不需要扶持就能通过市场机制健康成长的行业和企业。 这十多年来，it业突飞猛进，为自由经济理论提供了最好的例证。你可以设想一下，美国政府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机介入，搞点什么国家标准，限制某公司的市场份额，禁止某产品的降价，再请几个专家代替广大用户，论证一下某个操作系统的前景，那他们还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走到今天的水平吗？ 计划经济搞了将近一个世纪，业绩乏善可陈。既然大搞钢铁失败了，大搞软件也会失败。成败不是以盖了多少炉子来算，也不是以设立了多少工业园来算，而是以成本效益来核算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附录（2） 关于微软的垄断 国内关于微软涉嫌垄断的官司，引进和自发的评论都是一面倒的，一致认为微软的垄断很可恶。 但我的看法完全不同。我认为，微软是一个自由企业成功的典范，微软有权决定自己产品的设计，包括有权决定如何捆绑若干产品，然后与顾客达成自愿的交易。微软所占据的市场份额，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这与中国电信所占据的垄断地位不同，中国电信是靠国家暴力来维持垄断的，过去有些人想出些点子，通过香港来打国际长途，能省很多钱，这些人就被拘捕、被控告。中国电信是靠这样的手段来维持垄断地位的。但微软不是这样，是消费者将钞票投给了微软。 这一点，我写过《谁危及了自由竞争？》，发表在《证券时报·财经周刊》上；后来写了一篇长文《微软行为的经济学依据》，发表在《经济学消息报》上。强烈推荐您参考这两篇文章。 另外，也介绍您留意一些有趣的花絮。我所看到的情况是，地方法官汤马斯·杰克逊（thomas penfield jackson）一再作出对微软不利的判决，然后微软再上诉，上诉法院的法官则一再站在微软的一边。而杰克逊则曾经被评为最糟糕的法官。另外，也请您留意几位大经济学家对微软官司的评论。 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说：“这个国家的整套反垄断法，是经济冲动和无知的大杂烩。” 美国著名的政策研究思想库“卡图（cato）”的宪法研究部高级研究员列维（robert a. levy）写了《捆绑有理》（fit to be tied），写得相当好。 加州大学（ucla）的经济学教授阿尔钦说：“恐怕找不到一个经济学家是支持司法部对微软的控诉的，至少我没找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则说：“我简直不敢相信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会如此短视，竟要求政府插手调查微软公司有无垄断。这样做不但需要大笔法律费用，还会促使政府制定某些限制行业发展的规定，结果将对这一行业造成远比微软能造成的大得多的危害。” 而另一位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索维尔（thomas sowell）则至少写过两篇文章替微软说话，包括《论捆绑》（bundled up）和《论对掠夺的起诉》（predatory prosecution）。 事实上，自从美国拆散了at&t以后，经济学界做了大量的研究，以芝加哥大学为首兴起的“法与经济学”运动，更推翻了“反垄断法”的经济学依据，“反反垄断法”的运动方兴未艾。这些动态，国内毫不知情，只是望文生义，将中国电信的垄断等同于微软的垄断。 我在个人网站（）上编辑了《泛垄断特辑》。假如贵刊能比较深入地阅读我推荐的这些文献，在国内率先把握好正确的立场，实在有利于中国it业的长远发展。 回答您提出的几个问题 1、有人说，西方国家是在经济扩张的需求推动下才提出知识产权概念的，这是否正确？ 答：意大利在15世纪就开始授予专利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界定知识产权，是一件非常深奥的学问，有些人穷多年努力，仍无功而返。但明确地要求知识产权，哪怕是只保护了1%的知识产权，都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帮助。提出“知识产权”的概念，跟某些国人脑子里的“霸权主义”扯不上任何关系。 2、在经济完全一体化的情况下才会有全球共同的规则，现在的情形是发达国家把自己的规则推给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规则适用性如何？ 答：你可以根据你所期盼的结果来设计游戏规则，说中国人只准翻版美国的软件，而不准翻版中国的软件。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使用翻版。 当你还处于小偷身份的时候，你当然希望自己来设计刑法。然而，即使是小偷，也不愿意生活在一个随时可能被偷的社会里。即使一个杀人犯，他也不愿意生活在一个自己随时可能被杀的社会里，是吧？既然这样，就要形成一个规矩。假设有两种社会，一种是大家都可以杀人，都可以偷东西，另外一种是大家都不可以。当然，在两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有得有失。如果这两个社会不断发展下去，再过一百年一千年，你会发现前面那个社会灭亡了。我们中国人也会有自己的软件产业，它们一样需要得到保护。没有保护，它们就不能发展。 就当“保护知识产权法”是外来的东西吧，好，这东西是发达国家的，不适合我们，我们不要，那么，我们打算设计出什么样的东西，才算适合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呢？最终我们将会发现，这些规则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附录（3） 3、尽管主流规则由美国制定，中国是否可以制定出一些应对的规则？ 答：当然可以，比如罚款可以定得低一点，司法程序拖得长一点。但这可能会促使微软等国外的软件商在加密和用户身份验证上加快进度。 4、有人悲观地说，现在中国企业只有企盼微软对自己宽大处理，别无它法。您认为中国企业现在该怎么办？ 答：正是这样。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要接受的现实。不过，微软要在中国打官司，要花费很高的诉讼费用，包括时间和精力，所以中国企业可以联合起来，主动跟微软谈判。一方面我们自觉使用正版软件，另一方面他们减低软件的价格，这中间一定存在某种两全其美的方案可供选择的。 5、我们无意把微软看做魔鬼，但微软的形态与工业时代的垄断不同。软件与其他物品不同。有人认为微软靠操作系统的垄断使得财富无限制地聚拢，对整个软件业形成霸权。比如，如果通用汽车的50%被人偷走了，那通用早被偷垮了，而微软尽管宣称它的软件盗版率极高，但它仍是世界上最富的公司。难道这就完全符合经济规律吗？您认为呢？ 答：我认为微软尽管蒙受了很大损失，仍然将生意做得非常出色，这完全符合经济规律。有家商店不幸遭到了洗劫，但还是没有倒闭，你能说它的生存是不符合经济规律吗？你能说那些匪徒就是合理的吗？ 6、现阶段是否应当扶持微软以外的技术或产品，如linux？ 答：我反对政府出面扶持任何的产品，无论这个产品目前看起来多么伟大。 7、微软反盗版不是简单的经济纠纷问题。这涉及到很多制度方面的深层次问题。我们突出感觉到美国在全球化时代具有非常明显的“规则优势”。我们国家面临着多难选择，首先不能说不保护知识产权，但你保护知识产权，形成的产业和市场又被人家轻而易举地抢走了。在通用软件方面跟微软抢份额几乎不可能。现在微软在中国甚至什么都不用做，打官司收钱就行了。我们觉得该跟美国企业谈谈条件，不能这样简单地掏钱，要知道，微软从中国拿走的是几十亿、上百亿。您觉得呢？ 答：只要这些钱是中国人自愿掏的，不是微软抢的，就应该理解为微软在中国拿走“几十亿、上百亿”的同时，为中国人提供了相应价值的服务，而这些服务，是用户难以以这样的低价从其他的厂商那里获得的。 至于在通用软件领域，我们国家是否能跟微软争夺市场，那要看中国在这方面是否具有相对优势，也就是说，是否值得在这方面跟它争长短。希望跟微软争夺的，不仅仅是中国，还有日本，还有印度，还有欧洲，还有美国本土的许多软件公司。他们也没有成功。发展一个行业，不是一厢情愿的问题，不是争一口气的问题，而是是否划得来的问题。中国有自己的相对优势，也有自己的相对弱势。人家做什么，我们就非要做什么，是很容易头破血流的。 好了，我已经写了很多了，但还要劳驾您帮我编辑整理一下。这样接受采访很辛苦，是不是有稿费收的？ 此致！ 兆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附录（4） 薛兆丰与方兴东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对话（有删节） 1999年8月7日 记者：胡阳；编导：吴海燕；主编：吴晓娟 如何挑战微软 方兴东：我写这本书（指《起来——挑战微软霸权》一书）的目的，是因为目前中国的整个it业面临一个很严重的困境。我现在用的是未经授权的软件，是违法的。要摘掉这个违法的帽子，我必须给微软交钱，起码一万块钱，但是这个钱超出我的能力之外。要么戴帽子，要么交钱，我很难做出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对中国现在it企业来说，大家规模越做越大，利润越来越少，交给微软的钱越来越多，微软的价格在不断上涨。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是他们没法跟微软讨价还价。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承受能力的问题。我觉得，只要能提出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来，其他都没有必要争论。 薛兆丰：我同意中国的计算机用户的确面临一个困境：要么作贼，要么付钱。知识产权是一定要保护的，中间的道路是可以去讨价还价。但是，讨价还价的并不是把对方描绘成一个恶魔。把微软描绘成“恶魔”、“恶势力”、“血淋淋的windows”，并不是讨价还价的合理手段，不是解脱困境的合理手段。 方兴东：我觉得可能个别字眼会引起歧义，但我这本书的数据是非常充分的。个别字眼不是根本的东西，一本书还是要看它的主要论点。 记 者：薛先生，您曾经说过，微软没有什么不对的，并且说所有指责微软、为盗版辩护的理由都是…… 薛兆丰：荒谬的。 记 者：那么请问您的依据是什么？ 薛兆丰：我的依据就是一个厂商有权为自己的产品定价，设计自己的产品，捆绑自己的产品，然后与客户达成自愿的交易。客户的选择就是用钞票投票，你可以把钞票投给他，或者不投给他。方先生在书里面经常说到微软扼杀了它的竞争对手，当然包括很多中国的it企业。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说法，确切来说，是消费者用钞票投票的办法扼杀了这些竞争对手。你要解决这个困境，要做出一个“公平竞争”的局面的话，就要养活那些被消费者否决的了it企业，谁来养活呢？谁来付这个钱呢？这个局面的代价又是什么呢？ 实际上微软并不是政府扶持的结果，甚至美国整个it业也不是政府扶持的结果。硅谷的成功是自由市场运作的结果。 你说起来挑战微软，没错，你可以挑战任何一个企业，得益的是消费者。问题是怎么挑战？ 方兴东：这个挑战可以有很多方面，包括立法方面，标准制定方面，行业的规范方面，完全可以作出很多工作。这是在一个国家主权的一个很合理的范围之内。微软的产品，比如说安全问题，产品质量问题，价格问题，包括它跟国内厂商的合作协议里面有没有违法问题，它的产品符不符合国家标准问题，我觉得这都应该是做的，但是以前咱们没有做。 薛兆丰：一个思想只有清楚的表达才可以指出它错在哪里。你刚才说了一些具体挑战的措施，我们就可以指出错在哪里？例如你说我们国家要出面制定一些行业的标准。我认为，即使是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都不是政府应该出面做的事情。行业有它不断的发展。昨天的标准今天看来完全就不符合标准。政府官员不可能走在it业软件开发者之前去知道一些新的标准。我认为标准是通过市场自愿达成的。 方兴东：标准并不是用来指导厂商产品的开发，只是指导这个产业…… 薛兆丰：你刚才说安全性？ 方兴东：对呀。 薛兆丰：那过去很安全的，那今天看来已经不安全了，到明天又会提高。 方兴东：这个标准是永远不适应的，标准永远是需要改进的。 薛兆丰：不是要政府出面。 方兴东：不，不，标准肯定是政府出面做的。 薛兆丰：这是我们分歧的地方。 方兴东：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谁是最大的推动者？是美国政府。美国的电子商务为什么这么热？美国商务部应该说是美国电子商务最大的供方公司。美国的信息产业如果没有政府的这种推动力，肯定不会是现在这种状况。政府的这种作用在市场里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产业发展方向，特别是像咱们这样一个落后国家里面，政府一定要起到很好作用。政府有些作用必定是有效的。不能因为它以前的无效就把政府虚无化。我觉得这是不行的。应该让政府得到改善，但不是让政府退出。 薛兆丰：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市场会失败，政府也会失败。但哪一个更容易避免犯错，哪一个更有效率？市场的失败未必就要引入政府，因为政府也会失败。我们要两害取其轻。为什么我们认为政府做事情的效率会比企业低呢？会比自由竞争下的市场低呢？主要是因为政府官员不是损失的直接承担者。造成的损失由纳税人承担。但企业是拿出真金白银来去做的。他们会失败吗？会失败。他们会看错眼吗？会看错眼。但是他们是拿出真金白银来做的，而且成功了就会获得收益，因此企业判断市场、了解市场、推动产品的积极性比政府要大，这是我们反对政府过分进入行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方兴东：政府在市场经济里面到底起多大？这是经济学里面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可能在某个地方，政府起的作用不好，但是并不能说这两个互相排斥，有了这个就没有了那个。双方怎么样更好的协调，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自由软件 薛兆丰：你刚才主张源代码给用户。 方兴东：对。 薛兆丰：我不知道你承不承认，在知识产权里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商业秘密。你是不是认为，每一个买可口可乐的人也应该把它的配方买到手呢？源代码就是商业秘密，如果把它公布，怎么保护商业秘密呢？。 方兴东：作为用户，谁也不需要可口可乐的配方，但懂程序的人希望拿到源代码，以便根据需要修改，这是很自然的。 薛兆丰：那样安全性就会大大降低。 方兴东：恰好相反。一边开发一边公布源代码，很多人就可以看到源代码，发现问题及时修正，就可以一边开发，一边往上…… 薛兆丰：但也可以给人机会造成问题。 方兴东：不会的。 薛兆丰：怎么不会呢？源程序都在你手上，你可以编译，自己做一套貌似windows的系统，里面设置了很多后门。 方兴东：源代码公开，后门就可以看出来。你看不出来，懂软件的…… 薛兆丰：编译了以后很多用户就看不出来。关键的一点，源代码是软件开发上的商业秘密，是他们辛勤劳动的结果，是他们的财富、智力、劳力凝聚的所在。这是他们的产权。 方兴东：这是你的观点，以后这个观点可能就不对了。自由软件的观点跟你的观点完全是不一样的。知识产权的不可侵犯并不是绝对的…… 薛兆丰：即使是未来也未必演化到一定要软件厂商一边开发一边公开源代码的地步。 方兴东：这不是从法律角度看，是从市场变化的角度。 薛兆丰：从什么的角度？ 方兴东：就是从自由软件的角度。用了自由软件，开发修改以后，也要把源代码给别人。现在软件产业的规则是，我买了你的产品，你还可以监视我、控制我，甚至告我。这种保护知识产权的权利侵犯了用户的自由这个更高级的自然权利。知识产权最终的目的是鼓励创新，并不是为了让你获得更多的钱。 薛兆丰：程序员边开发边公布他的源代码的做法肯定不会鼓励创新。如果软件随便给人家任意拷贝的话，开发软件人的生计怎么维持呢？ 方兴东：pc业最初的发展基本上都在公开状态上…… 薛兆丰：产生了思想的火花，但是不成气候。商业化以后才成为大势所趋。 方兴东：自由软件起了很大的作用。所有重要的创新技术都是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软件业有这么大的财力，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没有提供任何这个行业创新的技术。 薛兆丰：今天的软件产品跟10年前的软件产品，或者20年前的软件产品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你怎么能说这中间没有任何的创新？你怎样解释为什么现在的用户不用原创的东西，像你说的wordstar，wordperfect，而是用office呢？ 方兴东：完善跟创新是有界限的。 薛兆丰：但他们有重大的差别。是什么造成这个差别呢？是商业行为，而不是自由软件的冲动。 方兴东：我承认必须有商业。但是商业并不是说你控制了源代码，通过卖产品获利这唯一的途径。现在的软件产业越来越成为制造业了，而且不提供任何服务。 还有一个规则，你买他的产品以后，他对使用这个产品以后造成的任何损失不负任何责任。软件业的发展应该是以服务来挣钱的。你需要一个软件，我给你开发，我提供服务，我可以收钱。但并不是为了源代码本身收钱。我觉得这是软件产业一个比较高级的阶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微软产品的定价是否合理（1） 记 者：二位对微软的一些产品，像windows95、windows98、windows升级版、完整版，在美国和国内的价格是怎么看的？ 薛兆丰：我认为一个厂商有为自己产品做设计的选择，也有为自己产品定价的权利。如果这个定价不合理，这个厂商本身就是第一个受害者，因为他不能达到收益最佳的原则。 方兴东：我觉得价格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是厂商有绝对的权利制定价格。如果这个价格是你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不考虑用户的需求，不考虑竞争对手，我觉得这种状态就是垄断，就是市场竞争失效的状态。这种状态是有问题的，这种定价是有问题的。 记 者：我理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微软一方面在中国国内大张旗鼓打击盗版；另一方面，由于微软在中国pc业处于一种绝对的垄断地位，所以它的价格会很高，是不是这样？ 方兴东：对。我觉得微软在价格问题上是漏洞百出的。微软最重要的一个基调就是全球统一价，但现在很多的价格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全球统一。它自己没有找出一个真正适合市场的价格来。 薛兆丰：我想问方先生，一方面你说微软在国内已经占有成一个垄断的局面，一方面又说它的软件价格太高，应该降低。如果降价的话，微软的市场份额会更大，那时你会指责它在倾销吗？会指责它是恶势力的进一步的扩张吗？ 方兴东：垄断本身我觉得并没有好坏之分，但是如果利用垄断力量来做一些违反市场规则的事，这是要制约的。 薛兆丰：我是问如果微软产品的价格降低，你会不会说它是恶势力的进一步扩张，是对国内的软件企业的进一步扼杀？ 方兴东：不是这样的。如果微软的价格是合理的，这个产品是足够好的，我觉得它的份额多高都是无所谓的。关键是它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损害了厂商的利益，损害了产业的利益，我觉得这个是根本的。 薛兆丰：为什么用户还会用钞票，用自己的真金白银去选择了微软呢？ 方兴东：我觉得你不要把用户说得那么高。 薛兆丰：你认为用户很笨，你是不是认为应该让专家或政府代替用户选择？ 方兴东：不是。用户如何选择产品是很复杂的过程，选择微软并不就等于拿钞票投微软。 记 者：用户到市场去选择，由于市场只有微软，所以不得不去选择它，不管它价格多少。这是一种情况。而另一种情况是，如果我们具有一种挑战精神，使得软件市场不仅有微软，还有wps等等其他可以跟微软竞争的软件的话，这样消费者就有权利去选择。 方兴东：对。或者说微软的价格很合理，我别的不看，我就很心甘情愿地选择它。 薛兆丰：市场上微软的产品占多数，那是因为大家都选择它。如果真的有人不断地去问有没有wps，为什么不卖wps，过两天市场上就会有了。这是消费者的选择。 方兴东：我觉得消费者选择…… 薛兆丰：你不要营造一个貌似公平的竞争环境，去养活那些被消费者否定的厂商。 方兴东：我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比较合理的环境，并不是貌似合理的环境。 薛兆丰：为什么市场上微软的产品占多数？这是消费者选择的结果，而不是霸权的结果。 方兴东：我觉得不是这么简单的，消费者有主动选择，有被动选择。这二者是不一样的。 记 者：如果我们回顾起来，前些年的wps，还有五笔字型。 薛兆丰：那时候硬件跟不上，大家用286的时候用的反而都是金山，不用windows，可见用户并不愚蠢，并不盲目地崇洋，并不是没有选择的。 记 者：而在另一方面，这几年…… 薛兆丰：好的产品来了坏的产品就要走，竞争从来都是这样的，胜者留下，败者退场。如果败者总是不退场，这算是什么竞争呢？这算是什么行业的健康发展呢？ 记 者：而方先生现在认为，这场竞争中，我们民族的产业没有竞争过微软，所以造成了微软的垄断。 方兴东：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方面的东西。应该把它作为一个系统的工程来考虑这个问题，并不是说让它自由竞争。我觉得好产品坏产品都是很相对的东西。 记 者：您同意吗？ 薛兆丰：我当然不同意了。我认为消费者是聪明的，是最关心自己的。消费者会不会判断错了呢？会的，消费者会因为信息不完整犯错误，但是他是最关心自己的人。 记 者：你们认为知识产权有没有可能被用作其他的目的？ 薛兆丰：我认为知识产权就是知识产权，它就是保护产权，是我们保护产权的一部分。知识产权是产权的一个部分。我经常强调，即使是一个小偷也不愿意生活在随时可以被偷的环境里。所以只有那些认为自己将一无所有的人才会反对保护产权。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微软产品的定价是否合理（2） 方兴东：微软是充分利用知识产权的法律跟目前的产业不相适应的漏洞。薛先生认为法律非常重要。但我觉得盗版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它有很复杂的因素。 薛兆丰：法律是不是一个必需的手段呢？ 方兴东：是，那肯定是的。但是这个手段在中国这种状况下，应该把握在什么度，这是一个问题。打盗版是有不同层次的，比如大规模制造盗版的厂商，还有小的自己刻录的，还有自己用的。在很多国家，最终用户是不管的，在美国最终用户也是不管的。目前中国的这种状况，到底需要保护到哪一个层次，这是应该好好探讨的。 知识产权不是绝对的东西，是相对的东西。善于用的人会把它用得很好。微软目前为什么会在中国会有这么大的市场力量呢？是谁给它带来了呢？是盗版。盗版并不是只有有害的一面，好的一面包括使厂商获利。除了卖产品以外，获利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 薛兆丰：如果很多人用，又收不到钱。穷当当的开发者有什么意思呢？ 方兴东：可以通过合理的价格慢慢地培养。 薛兆丰：最终还是要收钱的。 方兴东：那是合理的钱。我不反对微软收钱。 薛兆丰：你怎么区别知识产权跟知识霸权？什么时候要求知识产权就是保护知识产权，什么时候又是打着行使保护知识产权的外衣去行使知识霸权？ 方兴东：知识产权应该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包括定价方面，保护的程度方面。如果保护知识产权，却又不制定一个合理的价格让用户接受产品，使产品没法在市场正常流通，这就不是合理的。 薛兆丰：不能因为软件贵，盗版就合理。 方兴东：我觉得贵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你说可以讨价还价，但很多时候是无法讨价还价的。这种时候应该是有问题的。 薛兆丰：什么是自愿的交易？自愿的交易就是说，他出这个价顾客接受才买，不愿意买的话，他的产品放在那里，吃亏的首先就是微软，对不对？一个厂商开发软件，不能保证让最穷的人都用得起。即使是必需的东西，一颗盐、一粒米也是要收钱的。为什么一定要微软以你能够承受的价格来提供它的价格给你呢？ 方兴东：盐也好，水也好，必须以我能够承受的价格给我，我才接受。 薛兆丰：没有这个原则。 软件业的发展 记 者：薛先生，您有没有我们的pc厂家给别人打工这种感觉？ 薛兆丰：我认为谁跟谁打工这种说明不正确。大家都是为消费者打工。上游的产品控制下游的产品，这种说法也不成立。中国的软件有自己开发的余地，例如做财务软件，一个操作系统一千多、几千，而一个财务系统可以上万、几万，谁赚得多呢？不能说上游就比下游好赚，这在经济学中是不成立的。 方兴东：中国财务软件的成功是很典型的例子。为什么能成功？财务部的很多标准、很多规范保证了它的成功。没有这些规范，不可能有中国财务软件的今天。 薛兆丰：所以你说的上游控制下游的说法就不成立。 方兴东：现在咱们不应该甘愿被别人控制，应该打破这种控制。 薛兆丰：在微软的操作系统上开发一套财务系统，算不算是受微软的控制呢？ 方兴东：那当然一定程度上还是算的。 薛兆丰：受控制的话，财务软件赚得多还是操作系统赚得多？你刚才说财务软件的开发是非常成功的例子，但你又说这是被牵着走的例子。 方兴东：只要产业做得好，企业做得好，用户配合的话，这种控制会降低的。 薛兆丰：但这不能证明它摆脱了微软的控制，它还是在windows平台上面运作的。 方兴东：我觉得这是程度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对你不是很重要的，你就很成功摆脱这个问题： 薛兆丰：这不是谁控制谁的问题，是谁跟谁合作的问题。软件生产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每一个环节都是合作的关系，不是控制的关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我们要不要反垄断法 薛兆丰：我必须指出，自然垄断跟政府所造成的行政垄断是不一样的。自然垄断是消费者投票投出来的结果，它背后没有强权。而行政垄断是在行业入口处设置障碍造成的，别的竞争者不准进入，进入就是违法。两种垄断是不一样的。自然垄断，特别是创新的垄断、由于知识产权产生的垄断，往往是不稳定的，随着新的形势的到来，它会被摧毁；而只有政府造成的垄断才是根深蒂固的。要反对的是政府造成的那种行政性的垄断，但同时要保护自然垄断，特别是创新的垄断。因为知识产权跟别的产权都是一样的，就像保护一块地、一台打字机一样，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那么知识的价格就是零。知识价格是零的结果不是遍地都是知识，不是知识无限，而是再也没有人在知识上做投资。 如果你认为windows98就是最终的产品，是人类知识科技的极限的话，那我同意，按照边际成本为零的原理，把它无限地散发给所有用户，这是社会效益最佳。但是windows98不是最终的产品，它还有下一个回合。以后谁来投资呢？ 方兴东：不管是自然垄断还是行政垄断，都不是永恒的。行政垄断也是在不断地被打破。只要垄断妨碍了竞争，都应该有法令来约束垄断，并不是自然垄断就好。另外，微软的这种垄断到底是创新垄断还是非创新垄断，到底是扼杀了创新还是鼓励了创新，这是很值得置疑的。不能简单地把它归于自然垄断、创新垄断，并且认为是应该鼓励的。 刚才薛先生谈到消费者投票，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比较片面的。一个市场里面的活动，消费者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要消费的过程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有些东西消费者是可以主动选择的，有些东西可能是不可以主动选择的；过去是可以主动选择的，到后来没法主动选择。微软是消费者投票投出来的，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片面的。消费者面临微软的产品到底有多大的主动选择权？ 垄断的概念实际上还是工业时代的概念，没法很好地解释像微软这种现象，所以在美国有一种说法，叫做既要反对反垄断法，也要反对微软。反垄断法也是有过时的方面。 薛兆丰：我不清楚方先生的意见到底是赞成有反垄断法还是不赞成有反垄断法。加里·贝克尔指出，无论是法庭还是立法者，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去判断一个企业到底它的规模是不是过大了，或者去判断一个企业到底是推动了竞争还是抑制了竞争，所以更妥善的办法不是去用行政的方式、用法律的形式去强行拆散或者强行改变企业自行定价的自由，而是放宽行业的入口，鼓励竞争者，包括外来的竞争者。 记 者：我了解，微软只占软件业的4%，这4%能不能证明微软处于垄断呢？ 方兴东：4%那肯定不是垄断了。但是微软在这个产业实际的控制力，对这个产业的影响，每个业内人士都可以很深切的感受到的。所以，“霸权”这个词比“垄断”更能恰当的说明现在微软在整个产业里面这种位置。 薛兆丰：政策的制定至少要有一定的长远的眼光。既然是控制权，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个人控制，不是微软，就是sun，不是sun，就是netscap，或者别的公司。制定政策的时候，要保障他如果能够成功的话就享有应得的回报。他越成功，越会吸引竞争者进入。你放心，竞争市场是会改变他的地位的。 方兴东：但应该有信息时代的反垄断法。现在微软已经造成这个产业很多人没法选择，已经造成了市场竞争的失效，所以就应该有措施能改变这种状况。要积极地去竞争、去挑战，才能加速它垄断这种力量的消失。 记 者：二位如何看待美国司法部起诉微软？ 方兴东：我觉得这是很有必要的。美国为什么会起诉微软，因为它确实已经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了，损害了产业的发展。这个起诉肯定是从市场本身来出发的。 薛兆丰：美国司法部控告微软是件非常荒谬的事情。联邦储备局长格林斯潘说，整套《反垄断法》都是经济无知的大杂烩。价格理论大师阿尔钦说，我很难理解有哪位经济学家会支持司法部对微软的控告，至少我没见过。弗里德曼说，我想象不到美国的it业会如此的短视，会要求政府来控告微软，因为政府的介入将会给这个行业造成更多的问题。 它的荒谬首先在于，司法部告微软的关键一点是说它捆绑了产品，但是整个操作系统的发展史不仅是一部创新史，而且就是一部捆绑史。厂商的功能就是要捆绑，捆绑商品关键的作用在于降低交易费用。客户如果自行在市场上选购所有的部件，组装成一部照相机，那么采购的成本会远远大于一部照相机。厂商的作用就是捆绑。微软有创新的权利。 我认为，微软在美国的遭遇给我们中国人带来的启示是，中国要非常慎重地去考虑是不是要引入《反垄断法》。国内对反垄断法的偏爱尊敬，与国外经济学界、思想界、传媒对反垄断法的严厉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据我知道，很多杰出的经济学家，包括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加里·贝克尔，还有阿尔钦，都曾严厉地批评反垄断法。我强烈呼吁国内经济学界重视他们的意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不要学美国的反垄断法 2000年5月3日 按：2000年4月28日，控告微软公司违反反垄断法的美国司法部，敦促美联邦法院裁决将微软分解为两个独立的公司。 大家正在热烈讨论分拆微软好不好。我相信消费者会更切身地感觉到“不好”的方面，因为分拆会直接引发兼容性和价格问题。 但是我更要马上指出，陷入“好与不好”的讨论是迷失了方向的。问题在于，只要是由美国政府出面，那么无论主张分拆一家公司，还是主张合并几家公司，都是很坏的先例。 美国很多法律专家指出，杰克逊法官对微软的判词令人吃惊，因为他显然对上诉法院的观点置若罔闻。上诉法院过去曾经严词驳回过杰克逊法官对微软的判决，指出法庭不应该卷入有关应该如何设计软件的问题。上诉法院还指示，只要有证据表明消费者从微软的捆绑产品中获得好处，微软就不算违法。 是的，法庭的确不知道应该如何写软件；当然，政府官员也不会比法庭知道得更多。 隔岸观火，我们中不少人在感慨中国还没有建立反垄断法，提议应该早日立法，反对不正当竞争。更有人建议，中国的反垄断法应针对市场竞争中产生的垄断，而对于行政限制造成的垄断，则可以予以豁免。这真是颠三倒四，大错特错。 数十年来，在美国身历其境的经济学家，纷纷以为数之多实属罕见的笔墨痛斥反垄断法，难怪价格理论大师阿尔钦说：“恐怕找不到一个经济学家是支持司法部对微软的控诉的，至少我没找到。（i doubt there is any economist ainst microsoft. at least i haven't found one who would.）” ——但很不幸，在中国有很多。我强烈呼吁中国的学者们重视他们的意见，不要学美国的反垄断法。 后记：2000年6月7日，杰克逊法官对微软垄断案作出判决，下令将微软分解为两个独立的公司，一个专营电脑操作系统，另一个则经营除去操作系统外的其他产品，包括office系列应用软件、ie浏览器等等。 2001年2月26日，案件进入上诉程序的法庭辩论阶段。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的７名法官全体出席听审（平时是3名）。 在辩论“捆绑”问题时，一位上诉法院法官指出：无论如何，微软把浏览器加入操作系统的做法“并不是捆绑”。而另外几位法官也认同微软的立场，即“不安装浏览器的计算机”市场很小，甚至根本不存在，所以有必要把浏览器“整合”到操作系统之中。当政府的律师指责微软的浏览器不能从操作系统中卸掉时，法官说：“你是要收音机闹钟里没有钟。” 同年6月28日，该上诉法院正式驳回了杰克逊法官将微软一分为二的裁决，认定微软将浏览器整合到操作系统中的做法并不违法，同时以违反法官操守为由解除了杰克逊法官继续审理本案的资格。案件退还地方法院审理。诉讼目前仍在进行中。 2002年2月2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反垄断只要一招 2001年6月11日 最近《南方周末》等媒体，邀请国内的经济学家，就如何拆除行业垄断发表看法和建议。常见的内容，第一是说垄断的特征，说垄断如何使社会利益受损；第二是建议如何分拆现有的垄断企业；第三是建议如何对现有的垄断企业作出某种管制，尤其是价格管制和建立反垄断法。 这些言论大部分有谬误，这些建议基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要拆除国内的垄断，最有效的办法只要一招，易如反掌，就是什么也不管，那就够了。 垄断本身是正常现象 首先，国内的传播媒体和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垄断本身是罪恶的，它会带来社会的损失；而理想的状况，永远是完全竞争的状态。 这种看法错了。垄断是普遍存在的正常现象，它是指供应商有能力左右“价格”和“产量”。举目所见，所有分散在不同地点的零售商，所有提供有差异产品的厂商，都具备这种能力。他们全都是“觅价者”，即“垄断者”。这两个词，一个好听点，另一个难听点，但所指完全相同。学完基础经济学的人，是不应该认为它们有什么差别的。 任何反对“垄断”（“觅价”）本身的人，其实质，就是主张产品不能有任何差异，或主张产品必须在集中的市场进行买卖。只有那样，即只有当任何产品都像股票市场上无差异的同种股票那样，才有可能消灭“垄断”（“觅价”）现象。可是，任何产品都没有差别，那是多么乏味的世界啊。 记住，要反对的并不是“垄断”（“觅价”）本身，因为它是普遍存在的、合理的经济现象。“垄断”（“觅价”）的成因有多种，包括天赋、产品差异、知识产权保护、交易场所分散、人为准入障碍等等。在众多的成因中，我们只反对一种成因，那就是“人为准入障碍”，换言之，我们只反对通过行政手段设置的行业壁垒。 分拆和管制适得其反 症状要看得准，措施才有效。很多学者对垄断现象看不准。例如，有人说，判断一家厂商是否垄断，要看它占市场的份额，看这一份额是否超过某个百分比。这种观点错在两个地方。第一，市场的范围总是无法清楚界定的，既然如此，你怎么算份额呢？第二，就算市场上只有一家“可见”的厂商，但暗中仍然可能有无数潜在的厂商伺机进入，那仍然是竞争的市场。竞争与否，是不能光看“可见”的厂商个数的。 犯这种错误的人，提出了错误的措施，那就是“凑数”——用强制的办法，凑足市场上厂商的数目。而数目多少才算“理想”，那要看他们的喜好，尽管他们声称那个数目是“科学地论证”出来的。他们的具体做法，就是分拆，或由政府操办另外几家对抗的企业。但问题在于，这些分拆后的企业，或新建的企业，也仍然是得到行政手段保护的垄断企业。 另一类学者认为，衡量垄断与否的标准，要看一个企业有没有攫取“垄断利润”或“过高利润”。而到底利润多少才算“过高”，其实也只是看这些学者的喜好，尽管他们会煞有介事地论证一番。问题是他们完全不明白，今天的“利润”会转化为明天的“成本”。如果以成本的高低来界定利润的合理性，那么企业只要把成本打高，把员工的亲戚朋友都送去度假，就能使利润变得“合理”了。 犯这种错误的人，提出了错误措施，就是价格管制。对垄断企业实施价格管制（如对电信或医药服务的资费作硬性规定），只能使问题变得更糟。没错，资费可以强制，但服务质量和数量不可以强制啊。你只管住了价格这一头，却无法管住垄断企业供应的那一头。由“政府”来管“垄断企业”，从来没有好结果。美国的加州，说是搞改革对付垄断企业，其实是在搞政府的电力价格管制，结果是大范围、长时间的停电。 还有些学者，上述两种错误一起犯。他们提出了错误的“一揽子”措施——建立“反垄断法”。这是非常糟糕的建议，因为提这样建议的人没有意识到，“反垄断法”会极大地强化政府干预市场的能力。美国的例子表明，“反垄断法”所针对的大部分垄断，往往都是合理的垄断，而恰恰该反对的那些垄断，即由政府行政保护所孕育的垄断，则逍遥法外，得到豁免。 反垄断的独步单方 要死死咬紧一点，就是“人为准入障碍”，那才是“垄断问题”的惟一症结。其他都是似是而非的。“垄断”（即“觅价”）是正常的、普遍的经济现象，我们不反对。垄断有很多成因。我们反对且只反对其中一种成因，那就是政府的行政保护和进入壁垒。 既然是反对行业入口的行政障碍，就根本不需要设立复杂的反垄断法，也不需要主管部门连同各路经济学家张罗“分拆”或“价格管制”事宜（尽管这些工作看起来蛮有使命感）。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一纸文件，上面写着“任何企业都可以经营某某业务”，那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盗版岂能有理 2002年1月7日 按：中国政府在2002年元旦正式施行新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盗版行为的惩罚，使成千上万使用盗版软件的个人、企业、教育机构和政府部门，一夜之间变成了软件著作权的侵权者。在该条例颁布前夕，国内十多位记者、评论员、学者和企业家发表联名公开信，提出多种迂回曲折的反对理由，其目的就是为制造和使用盗版的行为辩护。 为盗版辩护，背后只有一个真实理由，那就是用惯了盗版，一下子舍不得花钱买正版。 这种处境可以理解，甚至值得同情——毕竟谁也不愿意额外增加开支（这表示为需求曲线必定向右下倾斜）。但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保护知识产权的法规必须跟国际条约接轨，我们就只能改邪归正——至少说理该如此。 然而，市面上流传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为盗版行为鸣锣开道。我认为每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本着基本的是非观念，运用基本的常识推理，及时予以剖析和抨击。 知识产权不是共有知识 第一，“盗版有理者”认为，软件产品包含了大量人类共享的知识，所以软件本身就应该拿来共享。这种所谓的“知识均衡论”，是他们为盗版辩护的主要理由。 这个理由站不住脚。街上的奔驰轿车，其发动机原理是共享的，但谁也不能就此要求共享别人的轿车。当然，你利用人类共享的知识，自行制造一款汽车，就另当别论。书店里卖的书，是由汉字、阿拉伯数字和西文字母组成的，我们不能说语言文字是共享的，所以书店里的书就应该拿来共享。 同理，软件的确包含了许多共享的数学原理、操作系统原理和算法，但既然软件产品受到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们就无权擅自共享别人研制的软件。我们当然可以利用共享的数学原理和编程原理，自行开发软件，但那跟擅自使用别人辛勤研制的产品，完全是两码事。 确切地说，知识产权所要保护的，恰恰就是人们在共享知识上“追加的思想结晶”。而且，这种对“追加的思想结晶”的保护，也还是有时限的。如果一件产品，只要包含了共享的知识，就得拿出来给大家共享，那么试问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免遭共享？ 从另一个角度看，盗版软件之所以泛滥成灾，根本原因是现在的复制技术高超，制作盗版的成本很低。正是软件的这一天性，导致了软件容易被盗，导致了知识产权保护法的出台，也导致了各种“盗版有理”的奇谈怪论。 试想一下，要是微软将windows做成硬卡，那么偷窃“windows卡”的行为，是否还是合理的呢？在当代文明社会，到超市里偷一支唇膏都算偷，恐怕很难说偷“windows卡”或“奔腾芯片”就不算偷吧。难道只要厂商以软件形式发售其思想产品，偷窃就变得有理了吗？ 微软和adobe等软件厂商，本来的确可以采用“硬卡”的方式发布产品，但这样做会对用户造成“代码升级”和“功能扩展”等方面的诸多不便。他们当初决定选用软件的方式，对全球软件业的蓬勃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这样做会招致盗版的麻烦，恐怕是意料之中；但打击盗版的行动，竟然会在中国激起“盗版有理”的呼声，应该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个人用盗版也是侵权 第二，“盗版有理者”认为，中国政府最近颁布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修订稿草案，不再区分软件的“私人用途”和“商业用途”，对所有侵权行为一概严厉处罚的做法，超越了“国际标准”。 这种观点耸人听闻，与事实不符。每个曾经安装过软件的用户都知道，在安装前必须接受一系列“软件使用条款”。这些条款均明确声明，厂商保留对任何侵权行为提出诉讼（民事或刑事）的权利。没有哪种语言版本的软件，曾经声明过对私人侵权行为是免被起诉的。可见在国外，私人侵权也是不容许的。我国法律禁止个人做出侵权行为，并没有超越什么“国际标准”。 对一件软件产品，你不妨说出于公众利益，拒绝授予知识产权。你不妨拒绝保护微软或adobe的软件，理由是人们认为它们实在太好用了。理论上你可以这么做，代价只不过是整个软件产业随之崩溃而已。但是，一旦授予知识产权，你就应该全面保护它，使它既不受商业用户的侵害，也不受私人用户的侵害，因为这两种侵害本质上没有区别。 反盗版并非强行推销 第三，“盗版有理者”声称“反对以反盗版为名强行推销‘暴利正版’”。这是低级的污蔑。 微软从不强迫别人使用windows，adobe也从不威逼别人使用photoshop，他们只是坚决阻止别人盗用罢了。大家都打开门做生意，谁也无法强迫谁。是的，你喜欢我的软件，用盗版也非要我的不可。但我希望你付钱才用；你嫌贵，欢迎买别的，货架上有的是价格便宜的替代品；你盗用，不行。如此而已。怎么“反对盗版”竟然变成了“强行推销”？强盗逻辑发展至此，可谓登峰造极。 再说“暴利”。只要软件做得好，顾客愿意付钱，开发商就可以发财，这是经营的成功，本来天经地义。永远都要记住，任何自愿交易都使双方同时受益！微软和adobe赚的钱越多，表明它们给用户带来的好处越大。在自由市场上，只要有人为软件公司赚取的“暴利”忿忿不平，我们就不妨立即为广大用户赢得的“好处”高声欢呼。 随着知识产权法的落实，随着防盗版技术的改进，中国的计算机用户将逐渐改用正版软件。这在心理上和金钱上，都要作出痛苦的调整；不少在竞争中落败的软件厂商，恐怕还要遭受破产的打击。但我们不要忘记，只有改用正版，才是正路，才符合民族产业的长远利益。正直的知识分子，即使遇到困难，也尽量不要接受歪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价格与管制 从经济学原理看“投机倒把” 1998年8月31日 在很多人眼里，“炒家”就是投机倒把分子。他们自己并不从事具体的生产劳动，只是看准不同的时机，靠买入和卖出货物，赚取其中的差价；这些人囤积居奇、不劳而获、操纵价格、扰乱秩序，因而十分可恶。 然而，经济学却所见不同。 过去我们习惯认为，只有生产物质财富，才是对社会的贡献，才是对生产力的促进。千百年来，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忽视了“炒家”们对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加深了人们对“炒家”的憎恶。每当危机来临，炒家就成了替罪羔羊。 现代经济学指出，我们无法通过观察人们在市场中的行为来正确区分到底谁是投机倒把的“炒家”，谁又是诚实忠厚的“投资者”。投资者和炒家的行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同时，“投机倒把”的行为，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采集、甄别和传递信息的作用，并不是不劳而获、可有可无的环节。 是的，劳动生产很重要，但是由于生产资料非常有限，一吨煤一旦用来炼钢，就无法再用来取暖，所以必须预先知道“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在这个问题上判断错误，就会造成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因此，关于“生产什么”以及“生产多少”的信息，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同样重要。 我们怎样才能得到正确的信息呢？夸夸其谈、自诩见解独到的人到处都是，到底谁是正确的呢？必须设计一个最省事的机制，以便将判断力较准确的人挑选出来。这个机制就是人类不断发明和完善的各种资产转让市场。这些市场赏罚分明，谁使用了准确的信息就受奖，谁使用了错误的信息就受罚。一夜暴富是有的，但血本无归也屡见不鲜。 “投机者”或者“炒家”的工作是采集、甄别和传递信息，市场对他们的决策作无情的判决。假如一个炒家在饥荒前囤积了很多粮食，或者在熊市前抛掉了很多股票而大赚其钱，我们完全没理由批评他。那是他应得的报酬。饥荒不是他造成的，他只是预见了饥荒；熊市也不是他造成的，他只是预见了熊市。他只是一个诚实的信使。没错，是他送来了坏消息，但不要枪毙他，枪毙他也并不能够把坏消息变成好消息。 半个世纪以前，国民党政府在中国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金圆券急速贬值，纸币已经不可信赖，货物变成了坚挺的通货，人人都尽量囤积居奇。这其实是正常的市场反应。但国民党政府不仅不能认清真正的症结，从金融体系入手解决问题，反而严厉地责罚和惩处囤积居奇的人，阻止人们对未来作理性的反应。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枪毙信使”的例子。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的经济学知识又有多少提高呢？ 今天，还有很多人憎恶炒作，对引发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国际基金深恶痛绝，称之为“国际恐怖分子”，这也是“枪毙信使”的表现。我们必须承认，金融风暴的根源是东南亚经济内在的畸形结构。某些国际基金只是识破了这些弱点，靠正确的信息和判断赚了钱，为他们的股东创造了利润。他们的做法是自然而且合理的。将金融风暴的责任归咎于索罗斯（george soros），甚至将索罗斯抓起来，并无助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认清并纠正其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为什么要价格歧视 2000年8月6日 超级市场里，顾客出示会员卡或积分券，就能买到便宜货；提前半年通过旅行社预定的机票价格，与即买即走的机票价格相比，可以相差好几倍；日本汽车远销到美国，竟然比在日本本土的售价还要低廉；餐厅里同样的一客饭菜，如果客人是最近一个星期曾经光顾过的，就可以打个八折；两个学生即使成绩相当，但贫穷学生却可以得到助学金，实际上是缴交了较低的学费…… 同样的产品、同样的服务，针对不同的顾客，价格大不一样，这种现象无处不在。你可以把这类“价格歧视”说成是“不公平”、“不正当竞争”、“欺骗顾客”、“倾销”，也可以说这是“让利”、“优惠”、“补贴”、“扶持”。但那些一概是缺乏经济学基础的蛊惑人心的形容词而已。经济分析可以解释这些现象，并让您识破词语色彩的误导，认识市场定价行为本身的意义。 产品定价的基本原则 需求定律是说，价格越高，需求量就越小；价格越低，需求量就越大。所有市场需求，都符合这个规律。有所不同的是，不同的顾客对不同的产品价格，具有不同的敏感程度。有时候，价格稍微下降，需求量就显著上升；但另外一些时候，价格即使出现较大的变动，需求量还是停滞不动。 人们对盐的价格不敏感，不管价格高低，需求量变化并不大；人们对衣服的价格就敏感得多，只要价格足够低，天天都穿新的名牌衣服最好。 我们来考虑厂商定价的情形。价格如果定得过高，虽然每件产品所赚取的利润大，可是能卖出的产品总数很少，总的利润并不高；反过来，价格如果定得过低，虽然能卖出大量的产品，但由于每件产品所赚取的利润小，总的利润也还是低。 事实上，厂商定价的时候，“价格”的高低是无关宏旨的，切中要害的是“总利润”，就是说，必须锁定具体的顾客，根据顾客的需求特点，根据顾客对产品价格的敏感程度，探索一个恰当的价格水平，使得总利润达到最大。否则，价格高，未必赚；客人多，还是未必赚。 或许有人会问，厂商为什么一定要追求最高利润？答案是，因为生存的需要，因为竞争的残酷。市场不是行善的地方！阿尔钦教授诙谐地说道：取名为“fortune”（财富）的杂志，当然比取名为“misfortune”（破财）的杂志更受欢迎，然而破财的故事却要常见得多——我们不要忘记大多数的企业在不到3年内就关门大吉这个事实。 扑朔迷离的机票价格 美国的机票价格变化多端，不要说头等舱、商务舱和经济舱座位标价悬殊，就是相邻的两个座位也照样可以相差一倍，有时候经济舱的座位就比头等舱的还贵！这种现象，什么“价值决定价格”理论，什么“成本决定价格”理论，都是根本没有解释力的。除非你引入“剥削”、“欺骗”等概念。但问题其实还是没有得到解释，只是转成了新的问题：为什么“剥削”和“欺骗”偏偏在这里这么盛行？ 从需求原理出发的经济分析是这样解释的：航空公司根据各种“线索”，将乘客加以甄别（即“歧视”），根据乘客对飞行服务的不同需求，制定完全不同的价格，从而在不同类别的乘客身上分别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这些“甄别”或“歧视”的线索，可以是顾客自己声明的，比如顾客开口就要头等舱，显然他愿意为了双脚伸得稍微长一点，或者为了在那十来个小时里独占一个电视屏幕，或者为了在旅途中喝点好酒而多付很多很多的钱。 请注意，这些尊贵的享受本身，并不足以说明超出的价格。实际上，这些额外的享受本身是次要的，航空公司提供这些服务的目的，是为了以此将那些对价格上涨不敏感的人甄别出来，索取更高的价格，从而分占更多“消费者剩余”。（“消费者剩余”可由厂商和消费者共同瓜分，而未必由消费者独占。请参阅本书《垄断经济学》一文。） 另外，对于那些不仅临时更改机票，而且不愿意等待后续航班，说走就要走的“要人”们，航空公司还会增收一笔可观的“罚款”。 还有一些“线索”是顾客不由自主透露出来的，比如顾客是否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报纸和旅行社之间搜寻，是否愿意提前两个星期甚至半年预定机票，是否愿意耐心填写“里程奖励计划”的表格并随时留意各种优惠活动等等。航空公司根据这些线索，把“闲人”（也就是时间成本较低的乘客）甄别出来，用低得多的价格吸引他们，从而创造本来不会发生的营业额，增加公司的总收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被指责倾销是冤枉 日本生产的汽车，运到美国后价格比在日本本土更便宜，因而被指责为“倾销”，那是两国政治首脑谈判的重要议题。有人说日本厂商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美国倾销汽车，占领美国的市场，同时在日本本土用高价索取利润，补贴倾销的损失。 可是，这样的观点怎么能说得通呢——日本人怎么会用自己的钱补贴美国人呢？你说扩大市场，可是，亏损的市场，谁愿意扩大？越扩岂不越亏？“低于成本，占领市场”的倾销阴谋理论不堪一击，从来找不到事实的支持，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那么受欢迎。 合理的解释是，日本的汽车，无论是日本本土的高售价，还是美国的低售价，都高于其生产成本，因此无论在日本还是在美国，都是卖一辆，赚一辆，没有“为了吆喝而赔本”的。 问题在于怎样定价才能多赚。在日本，价格定得较高，才能使总收益达到最大；但在美国，价格得定低一点，才能使总收益达到最大。显然，“价格歧视”的目的是增加交易，这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都是有利的。 “倾销”、“不正当竞争”、“操纵市场”、“伤害美国”等等这些恶毒的词语，固然能够激怒某些美国议员，让他们动手阻止廉价外国货品的进口，从而保护当地的落后企业。除了日本汽车，还有法国香水、韩国钢铁、中国纺织品、加拿大的小麦……。但我们知道，限制进口量，限制交易量，那才是真正的伤害。不仅伤害了外国的先进生产者，还不可避免地伤害了美国人民本身。 “多买多送”策略 根据顾客的购买量来实施的“价格歧视”策略，同样也能促进销量，增加交易，从而增加幸福。 一个星期内顾客对第一顿海鲜餐的个人估值，与对第五顿海鲜餐的“个人估值（personal en alchian）《大学经济学》（university economics）。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无处不是价格战 2000年11月23日 按：国内家用电器厂商多半是地方政府的重点扶持对象。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可以从兴办实业过程中获得直接好处，所以他们在投资前不会在意日后能否收回成本。结果，过分急进的投资，造成了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影碟机等电器的大量积压。为了促销，只好削价。厂家一面互相指责对方的削价行为，另一面又试图结成价格联盟。但由于谁也不愿意率先减产，价格联盟往往不攻自破。面对这种现象，传媒往往未能指出问题的症结，而只是附和对“价格战”的指责，并对“价格战”不如“质量战”的观点信以为真。 “我们只打质量战，不打价格战！”——这是海尔集团老总张瑞敏对家电产品价格战的反应。这个答案因为别出心裁，所以传诵一时，被人们看作对行业竞争行为的训诫。中央电视台的《经济半小时》介绍，日本早期的家电产业也是厂商云集、竞争激烈的。如今优胜劣汰，只剩下几家，而这几家企业当年的产品，恰恰都是定价偏高的。该节目表示：不打价格战，恐怕是制胜之道。 当真如此吗？不是。任何一家企业，包括海尔本身，既不会、也不应该刻意节制价格战。质量战和价格战完全是同一场战争，而不是两场各自独立的战争。消费者看重的，既不是价格，也不是质量，而是“质量价格比”。厂商既可以争相调整价格，也可以争相调整质量，更常见的是左右开弓，双管齐下。但不管怎样，他们各出奇谋，其目的，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竞争，第三还是竞争！ 积极倡导“价格战应该降温”的人，或许是身心疲惫的厂商，或许是忧心忡忡的学者，或许是肩负调控市场重任的官员。但不管是谁，他们都尚未认清：尽管竞争的形式可以交替转化，但竞争的本身是永远无法平息和回避的。 厂商对顾客的争夺是永不停息的。一旦价格方面的竞争受到制约，那么其他方面的竞争就会加剧：产品的寿命更长，功能更复杂，服务更周到，保修期更长，抽奖礼品更丰厚，等等。不过，这些被迫追加的“质量”，未必都是消费者真正需要的。 有一个普遍的误解，很值得澄清。消费者要购买的，是“符合预期”的产品，而不是“质量最好”产品。索尼的技术还是略胜一筹吧？但人们怎么就要挑便宜国产货呢？这正好说明，价格也是重要的权衡因素。反过来问，难道索尼的家电产品就没有降价吗？难道索尼、日立、三洋，就不搞价格战吗？不可能不搞！ 一般说来，各个厂商都有自己瞄准的顾客群。既有做鱼翅的，也有做粉丝的。媒体贬损厂商的“价格战”，那是没有道理的。他们爱怎么战怎么战好了。是的，日本现存的几家大型家电企业，当年的产品价格都比较高。但与其说价格高是他们胜出的原因，不如说价格高是他们胜出的结果。更准确地说，它们当年的价格虽高，但质量更高，所以才脱颖而出存活下来。 今天，如果质量无法提高，或者消费者不需要那么高的质量，那么就应该不断大搞价格战，才能赢得竞争。这是连海尔在内的企业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张瑞敏在传媒面前标榜“质量战”，只是一场秀。可以赞赏他的机智，但不应该被迷惑——他管理的海尔公司也搞“价格战”，其对手也搞“质量战”，因为那完全是同一场战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火车票价还不够高 2001年2月5日 春运期间，火车票提价20%—30%。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乘客心理上只能接受10%左右的提价。传媒为民请命，发出“别老打乘客的主意”的抗议，认为铁路部门不召开几场“提价听证会”，不了解民情，就把火车票提得那么高，这样做不合理。更令人沮丧的是，火车站附近的黄牛党活动猖獗。结果，乘客不仅要承受高额票价，往往还要和黄牛党周旋，甚至受骗上当。 回家的路不好走。这就是几乎每年都要大同小异地重播一次的“春运主旋律”。请大家注意，传媒反对提价、抨击黄牛党、为乘客打抱不平，这一直是讨好广大读者的窍门。不过，恐怕现在另有一些读者，有兴趣看看不讨好的解释吧。 首先问：谁是火车票提价的幕后主使？乘客可以拿块镜子出来看看，答案就在镜子里。 正是客流暴增，才导致了火车票涨价。火车票提价的幅度是多少，取决于客流增加的幅度，而跟乘客接受民意调查时声称的心理承受能力无关。调查乘客对提价的心理承受能力，或者搞“提价听证会”，都是完全多余的，尽管这样的门面工夫，能够让一些老百姓感到安慰。 事实上，火车票提价的幅度还不够高！理由显而易见——因为黑市仍然猖獗。黑市猖獗，表明车票的定价偏低，所以炒卖车票才有利可图。如果铁路部门参照黑市的价格来提价，那么黑市就会销声匿迹；如果铁路部门的火车票真的定价过高，高到不合理的程度，那么就会不仅没有黑市，还会出现售票处急于“拉客打折”的现象。 只要票价过低，黄牛党就必然应运而生，而且驱之不去。不要责怪黄牛党，他们是应邀而来的。是过低的票价和过高的需求，邀请了他们。他们的确赚了钱，但他们赚的不是乘客的钱，而是铁路部门的钱。由于铁路部门的定价过低，所以黄牛党就分了一杯羹，但乘客付出的“总代价”不变。 只要客运班次不增加，只要供求关系不改变，那么无论票价高低，乘客所需支付的“总成本”是不变的。现在，只是“总成本的组合”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火车票的面值提价不足，于是，其他形式的成本便增加了。乘客为了得到火车票，除了要向铁路部门支付“未充分提价”的票价外，还要向黄牛党支付额外的“佣金”，并承担“反复周旋、讨价还价、鉴别真伪、受骗上当”的成本。乘客付出的“总成本”，是上述三项的总和，而不仅仅是第一项。 另一方面，铁路部门的收入减少了，国有资产流失了，流到了黄牛党的手里，也流到了为炒票活动提供方便和保护的人手里。 问题是，铁路部门为什么不充分提价呢？不知道。可能是由于不了解市场，也可能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但无论如何，只要提价不充分，就必定会给黄牛党留出牟利的空间，给车站票务人员以及检察人员增加灰色收入。 不管怎样，是过低的票价，请来了黄牛党。黄牛党及其合作者瓜分了本来属于铁路部门的收入，而乘客的“总成本”则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只是“总成本的组合”发生了改变。因此，铁路部门提价不足，并不是为民办实事，而是为黄牛党办实事。提价不足的火车票，就是给黄牛党的请柬。既然铁路部门要送礼，怎能怪黄牛党笑纳？ 对乘客来说，恐怕大多数人更喜欢直截了当的价格竞争，而不喜欢充满艰辛和风险的其他形式的竞争。也就是说，恐怕大家宁愿开源节流，通过自己熟悉的门路，多赚一点钱来购买“充分提价”的车票，而不是宁愿冒险，为了购买“未充分提价”的车票，提心吊胆地与鬼鬼祟祟的黄牛党打交道。如果是这样，为了方便广大乘客竞争车票，也为了国有资产不至于被黄牛党瓜分，今年铁路部门本来应该参照往年的黑市价格，把票价提得更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康德未曾出远门 2001年3月26日 春节后我发表的《火车票价还不够高》，激起雪片般的批评，而最早一封信是我父亲写来的：“表面上，只要火车票价足够高，就不会有炒票现象；而羊胎素也如是，幸好它的价格不像雪花膏，否则也会发生排长队挤伤人的事故。但细想却不然：没有羊胎素，社会不会动乱；而回家过年，百万民工可没有选择余地！所以，羊胎素的贵与火车票的贵看来就有质的不同……” 后来接到的来信，大半都是这种“实在需要”论。我给父亲回信说：“什么是生活必需品，那是很主观的定义。康德（immanuel kant）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可他从未离开过家乡那方圆几里地；歌德（johann ang von goethe）把阿尔卑斯山描绘得有如仙境，可他从未去过；硅谷是美国高科技工业的心脏，可那里因为缺乏电力要歇业；非洲无数儿童患上艾滋病，但如果强迫西方的药商降价，就会打击他们继续研究的热情。” 这个世界“实在需要”的东西太多，每个人的要求都是那么有理，那么迫切，甚至催人泪下。现实可能不受欢迎，甚至令人憎恶，但经济评论的任务，应该是客观地解释真实的世界，而不是给读者发送歪曲的信息，流于用一厢情愿的愿望来博取读者的欢心。而现在的现实是：就算把票价压得再低，也不能增加哪怕一张火车票！父亲，您的好心，并不能做成好事。 人的是无止境的，所以世界上的经济物品永远都是稀缺的。这是世界的基本现实！何止火车票，还有纯净水、住宅小区、心脏搭桥手术、上网电脑和电影明星，都是稀缺的。 虽然如此，但只有当商品的定价失当时，才会——而且必定会——引起危机。很多人认为“短缺危机”的原因是商品供应不足。错了！商品从来未曾充足过。不过，危机倒也不是总在发生。只有当商品的定价过低时，才会发生“短缺危机”。价格一旦调高，“短缺危机”就马上消失。宝马轿车和帕瓦罗蒂演唱会就是这样。 同样，商品的“过剩危机”，也不是由于商品供应过多造成的。除非商品的定价过高，否则不会发生“过剩危机”，因为经济物品永远是多多益善的。只要价格适当回落，“过剩危机”就会烟消云散。例如近来的飞机票和彩电。 另外部分来信认为，打破铁路部门的垄断，从而增加运输服务的供应，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这个观点正确，但它离题了。那是“如何增加火车票”的问题；而我们原来的问题是“如何分配有限的火车票”。不管铁路是垄断经营还是开放竞争，都不得不面临“如何分配”的问题，因为经济物品始终是稀缺的。 中山大学的王则柯教授主张用“火车票实名制”来遏止黄牛党，那他实际上是主张严格执行“先到先得”的标准了。这个办法好，因为有时间亲自提前几天排队的人会赞成。 但别的标准，也都能找到大批拥护者，那些标准包括按年龄辈分、按职务高低、按离开老家的时间长短、按文凭证书的多寡等等。有闲人士喜欢排队，年纪大的喜欢论辈分，官职高的喜欢比贡献，学历高的喜欢讲尊重知识，无非是这样。争论哪一种标准更“公平”，那是永远没有结果的。 竞争标准一旦确定，就有某种人要胜出，某种人要落败。此事古难全。而且无论采用哪种标准，都要浪费一定的竞争成本。若要排队，则浪费了时间；若以年龄、职务、学历为标准，则不仅要浪费填写表格、弄虚作假和稽查核实的成本，还会吸引人们作无谓的努力，比如积极钻营做官，进修不必要的课程等。 在众多的竞争标准中，只有一种最有效、最不浪费，那就是“价高者得”。愿意出高价买火车票的人，他所挣得的钞票，是他在别的场合向社会其他人提供服务换来的。也就是说，他为争夺火车票而作出的努力，已经得到了社会其他人的认可。与此对照，“排队”和“写证明”之类的努力，却无法使别人受益。 分配有限的商品（如火车票）时，若要论“公平”，那么有几万种竞争标准，而经济学没有资格说哪一种较好。尽管经济学家们众说纷纭，但他们的言论只代表自己，不代表经济学。不过，若要论“效率”，那么经济学证明，只有“价高者得”的竞争规则，才能减少浪费和刺激生产，从而创造更多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最低工资法不可取 2001年4月2日 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我们的福利来自完善的规定和法律。每当想到要提高生活水平，他们的直觉就是要让政府下个规定，甚至立个法。这样，“起码”的生活水平就有了保障。如果有人违反法规，就予以追究和严惩。他们似乎不知道，好生活从来不是“规定”出来的。 工资是由什么确定的 收入怎样才合理，众说纷纭。常常有人认为工资应该根据人的素质来定。如果考古学博士去教小学，红楼梦专家去扫地，那么工资似乎就应该高一点。反过来，如果连中专都没有毕业，倒是赚了高收入，似乎就不正常。有些暴富的明星，靠的只是搔首弄姿，并没有下过苦功，于是大家就觉得不合理。 这种想法是错的。说得深奥一点，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他们以为原材料的“成本”决定了最终产品的“价格”。但经济分析的观点则正好相反：“供求”先决定最终产品的“价格”，而最终产品的“价格”再决定原材料的“成本”。哪个是因，哪个是果，顺序完全颠倒过来了。 那个搔首弄姿的明星，之所以赚大钱，是因为市场对她有需求。您可以讨厌她，但得承认，别的很多人喜欢她，所以她的劳动力才值钱；而不是反过来，因为她投入的成本低，所以她的表演就不值钱。培养博士和专家的成本确实很大，但他们如果去扫地，那就只能接受扫地的工资，而他们过去钻研学问的成本与此无关。如果我搬到总统套房里写专栏，那么应该提高我的稿酬吗？不。 归根结底，市场的“供需”是劳动力价格的惟一决定因素。 最低工资法的恶果 既然工资是由劳动力的供需决定的，那么用命令或法律来规定工资和福利的高低，就是枉费心机。理由再简单不过：我们既不能“规定”劳动力的供应，也不能“规定”劳动力的需求，否则我们早就干脆“规定”自己是个富翁了。 “最低工资法”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法定福利。工人收入低吗？规定它高一点好了——人们往往这么想。但大家没有料到，这种硬性规定的后果，是低薪工人失业，是低薪求职者再也找不到工作。其实，低薪工人自己本来不想漫天要价，漫天要价会伤害他们。 我们知道，“最低工资法”规定的只是货币工资，而货币工资仅仅是“全部报酬”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劳动保障、医疗费、有薪假期、工作环境、职业培训等等，那才是“全部报酬”。如果用法律来硬性规定其中的货币工资，那么雇主就会在长期内调整其他报酬，使“全部报酬”回落到本来的水平，使法律失效。 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出于好心赞成“最低工资法”，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害处。但有些人则是别有用心的，因为强制性地提高工资，会产生极为微妙的后果。 例如，美国北部的工资比较高，南部的比较低，但北部的工会却极力呼吁，要提高南部的工资。那是为什么？那是没安好心。因为北部的工资本来就高，而且劳动力不密集，所以提高最低工资对成本的影响小；但南部劳动力密集，一旦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成本就会大增，竞争力就会削弱。 美国的制衣工会，也一直强烈要求提高最低工资，声称那是为了保护新移民和年轻人，不让他们受低工资的“剥削”。但实际上，如果真的提高了最低工资，大部分的新移民和年轻人就会失业，最终得益的是工资本来就比较高的白人和中年人。 苦难不是因为规定不力 万一我沦落到要讨饭，请您不要禁止我讨饭，那只会进一步伤害我。您或许会说我该去学点会计或英语，但“应该”不等于“可以”。如果我给人擦鞋，请不要规定我力所不及的最低工资。如果您爱护我，就请保护我追求最好生活的权利——擦鞋，以及保护我的顾客用最便宜的价格购买服务的权利——被擦鞋。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笔下的苦难，与其说是因为福利规定不足或资本家贪婪引起的，不如说那是因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造成的。是的，当时利物浦的工人平均寿命只有36岁，但他们如果不做苦力，就只会更早夭折。 我们周围也有很多阴暗面：到工业区看看打工者，到铁路沿线看看流浪儿童，到卡拉ok看看陪酒的小姐，到街头看看拉车的下岗工人。看看还可以，如果细听他们的故事，会心痛的。不妨尽量掏些钱给他们，当是做善事。但不要因为自己看不惯，就阻止他们以不体面的方式谋生。 我们不仅要用心去爱，也要用脑去想。有些人通过不切实际的呼吁，为自己赢得了“有良心”的称誉；而那些呼吁，却变为进一步损害穷人的实际政策。经济学人不喊“让低薪工人拿到最低工资”之类的口号，因为不懂的人这么说，是善于“终极关怀”；但懂的人这么说，就是“伪善”和“造作”。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牛奶为何倒进大海 2001年7月23日 谈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腐朽，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牛奶倒进大海”。那是说，英美等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会造成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结果，一面穷人在挨饿，一面农场主却在倾倒牛奶。社会财富的浪费，令人发指，所以说资本主义制度是腐朽的。 美国的确存在农产品过剩的现象，不仅是牛奶、奶酪、黄油等奶制品如此，还有橙子、柠檬、桃子等水果也是如此。正因为“牛奶倒入大海”的说法形象生动，家喻户晓，所以它所包含的误解，也就顺带深入人心，成为大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观念。事实上，即使在美国国内，社会上也仍然普遍把这种现象，错误地归咎于美国农场的“非凡生产力”。 把牛奶倒进大海，那是事实。但其中的原因，却不是大家以为的那样。很多人以为，这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造成的，但事实恰恰相反，那是由于市场经济不彻底造成的。 世界各国的政府，对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干预。干预之下，某些团体受损，某些团体受惠。不知何故，农民往往总是受惠的一群，他们普遍都能争取到本国政府五花八门的扶持和补贴，而英、美、法、日等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情况自然也不例外。 我们举美国牛奶业为例子。牛奶场产出的牛奶，可以分配于多种不同的用途，包括鲜奶、奶酪、黄油和冰激凌等。牛奶场主为了谋取最大的利益，要把牛奶适当分配到不同的用途中去。牛奶场主的决策是：限制鲜奶的产量，并把更多的牛奶用于生产奶酪和黄油等奶制品。 这么做的原因，是消费者对鲜奶有比较“执著”的需求，即使牛奶场主减少鲜奶的供应量，从而提高鲜奶的价格，消费者也还是愿意多花钱来维持喝鲜奶的分量。因此，牛奶场主为了增加盈利，就要限制鲜奶的供应量。 如果牛奶的总量不变，那么鲜奶减少了，其他奶制品就会相应增加。本来，为了确保在奶酪、黄油和冰激凌等奶制品上取得最大的利润，牛奶场主应该根据相同的道理，限制奶酪、黄油和冰激凌的产量。如果是这样，牛奶场的规模，就会得到有效的控制，不至于过分扩张，而多余的土地、资金、劳动力，就会从牛奶场转移到其他收益更高的行业中去。 但问题是，牛奶场主不知道使了什么招数，以牛奶场的“利益”为旗号，打动了国会议员。于是，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让美国政府高价收购过剩的奶酪和黄油。这样一来，牛奶场主自然就变本加厉，拼命提高奶酪和黄油的供应了。美国的奶酪和黄油供过于求，真正的原因就是这么平平无奇：收购价格过高，供应量就会过剩。 其他农产品的管制和扶持，情况也是如此。政府如果按照奶牛的头数来给农民颁发补贴，那么农民就会拼命养奶牛。养奶牛是为了领取补贴，而不是为了卖牛奶给人喝，所以倒掉牛奶并不稀奇。同样，政府如果高价收购奶酪，那么奶酪就会过剩。实际上，美国政府以高于“出清市场”的价格购买了大量奶酪，把它们藏在国库里，然后送到外国救灾，或在美国国内低价出售，或赠送给穷人。 这是个荒唐的恶性循环：农场主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而限制产量，从而抬高了农产品的价格，而政府则以更高的“扶持价格”收购农产品，从而诱使农场主过量生产。整套做法的后果是：一，政府把纳税人的金钱分给了农民和美国国内外的穷人；二，牛奶场的规模过分扩张，奶制品因过量而产生了“社会的浪费”。 为什么是“社会的浪费”？因为要是政府把金钱送给穷人，那么穷人就会把金钱用在其他个人估值更高的地方，而不会用来品尝本来不需要品尝那么多的奶制品。 为了避免农民超量生产所造成的惊人浪费，美国国会后来又出笼了另一种形式的“价格扶持”措施，那就是实施生产管制，禁止农民过量生产；同时，政府对农民给予补偿，以鼓励农民“保存土地实力”。这恐怕是一种进步，因为农场主再无须假惺惺地从事生产，而只需坐以待币，直接领取政府的补贴。问题是，为了领取补贴而故意闲置的土地，仍然是社会的浪费。 以前我们提到“生产过剩”的现象，都说那是经济制度的内在腐朽造成的，这么说倒也没错。问题是具体腐朽在什么地方，大家就似乎不甚了了。腐朽的地方在于：政府对农产品实施了扶持价格。 当然，经济学不作价值判断。你说这是资本主义的腐朽？可以。说这是劫富济贫，财富的公平分配？没问题。说这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了振兴“美利坚的民族农业”？悉听尊便。 经济学原理可不管这些，它只是直白地告诉你，经济政策和经济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什么。那就是：一旦价格超过市场出清的价格，供应就会过剩；一旦价格回落到市场出清的水平，供应过剩的现象就会立即消失。这个原理四海皆准，跟“资本主义”与否，没什么关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政府与市场 让楼价下来 1998年7月19日 香港政府每年卖地少，土地供应不足。另一方面，香港奉行自由经济，跑去求财的人多，此消彼长，致使楼价名列世界前茅。就在几个月前，香港还因楼价飙升而怨声载道。一家电视台采访某小餐馆，这个餐馆每月的铺租12万，而食物成本和其他杂项只是2万左右，这就是说，顾客的一顿饭钱中，有80%以上是用来买座位的。 不过，为了降低居住的成本，就用行政命令来打压楼价，那是错误的做法。假如政府限制房地产商的利润，楼房的供应速度就会放缓；假如政府惩罚转手牟利的炒家，房屋的空置率就会上升；如果政府设定房租的上限，那些已经入住的租客固然捞到好处，但对于后来的人，则会有价无市，房屋将更加短缺。二战刚结束后的纽约，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 可幸的是，香港政府采取了“增加土地供应”的政策。这是“治本”的好办法。如果土地稳步增加，楼价就必定下降。人们的居住费用减少后，就会将剩余的金钱用于其他方面的投资或消费，生活将因此变得更多姿彩。不幸的是，这项“增加土地供应”的政策公布不到几个月，香港就遭受全球金融波动的综合影响，楼价急挫。这时，社会舆论竟一改过去打压楼价的立场，转为同情因楼价下跌而失算的人，并支持政府“暂停卖地”的所谓“救市措施”。楼价下跌的受害者，就是那些原先指望楼价不断攀升的投资者，即在楼价下跌前已经买楼的人士以及向他们提供按揭的银行。他们都指望政府通过缩减土地供应来保障他们的物业价值。 其实，早期买了贵楼的人当然为自己的腰包万分痛惜，但应该看到，只有利率升高、市道萧条、失业等逆境才会削弱他们的供款能力，楼价下跌本身是不会加重他们的负担的。恰恰相反，楼价下跌只会普遍降低生活的成本，使他们供楼更加轻松。当然，暂时的负面影响是有的：银行坏账增加，购房者按揭困难，炒楼者血本无归，等等。然而，这部分人遭受的损失无论多大，也无法跟整个社会的住房压力得到舒缓所带来的好处相提并论。 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frederic bastiat，1801-1850）曾经生动地比喻道：我们买蜡烛，并非为了花钱，而是为了光明。既然太阳提供的光明比蜡烛商的更便宜，我们就不应该为了偏袒个别蜡烛商的利益而阻挡阳光照射。同样道理，我们买楼房，也并非为了花钱，而是为了居住。既然增加土地供应能够改善居住条件，我们就不应该为了成全部分有物业者的升值大计而故意紧缩土地的供应。 特区政府只要贯彻执行透明的“增加土地供应”政策，就可以高枕无忧。银行和投资者也会自动迅速调整对策，规避损失。相反，政府如果相机行事，朝令夕改，一时说要增加土地供应，一时又说要暂停土地供应，则只会令市场无所适从，令行情越发波动。 香港楼房价格高，既不是她成功的原因，也不是她成功的标志，而是她成功的障碍。过去，港英政府长期紧缩土地供应，靠高昂的地价向市民抽取了高额的间接税，拖慢了香港发展的步伐。今天，香港假如能够坚持大量供应土地的方针，放手让楼价走下坡，就必定能从根本上缓解房屋的短缺，还香港更强的生命力。 扩张财政旧神话，东亚政客新说辞 1998年7月26日 自从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933-1945年间任美国总统）实施“新政”以来，商人、学者、政客以至市井之徒，都相信只要政府增加财政支出，便可以像轻轻推动杠杆一样，推动整个社会的消费和就业，将经济带出低谷。这是一个神话。揭穿这个神话的理论分析在专业经济学的圈子里已经是老生常谈，而与这个神话格格不入的经济事实，尤其在今天经济骚动的东南亚，却仍俯拾即是。落后的文化以及代议政制的天性，使得这个神话在今天仍然充满了感染力。 这个神话是这样说的，假设政府的开支增加100元，那么那些直接从政府手中得到这100元的人，会储蓄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说1/3，而花掉余下的2/3。这意味着另外一个人将得到这笔支出，即66.67元。他也将其中的1/3存起来，花掉余下的2/3。以此类推，从政府手上支出的100元最后使社会总收入增加到300元。这个“四两拨千斤”的窍门，非常诱人，它就是凯恩斯主义“乘数理论”的简化版。 这个神话的错误，首先在于它没有说明政府的支出是用在什么东西上。假如政府刚好把钱用在私人本来就想要购买的物品上，比如政府把钱支付给餐厅，而让餐厅向顾客提供免费午餐，那么顾客往往不会将意外节省下来的金钱花掉。经济学家多年严格的实证数据表明，人们总是把意外的收入存起来而不是花掉，因此，假如政府的开支忽然上升100元，那么私人的开支就会减少100元。这样，政府只是代替了私人作开支，“乘数”的效果被抵消了。所以，要“乘数”起作用，惟有让政府将支出用在没人想购买的物品上，但这样倒不如当街派钱更直截了当。 这个神话的另外一个错误，还在于它没有说明政府支出的来源。政府可以通过三个途径得到这100元：一是印钞票，二是增加税收，三是发行债券向私人借钱。印刷钞票的做法，就是将私人财富不声不响地转给政府，这是一种隐蔽的征税。无论采用哪种途径，政府都只是将100块钱从一个人手上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上，这并不能改善总的经济状况。最糟糕的是让政府代替私人从事投资，而政府总是比私人更鲁莽、更好大喜功，结果这笔钱变成坏账的可能性肯定大增。 在泰国，更迭频繁的政府任凭不必要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而私营项目却受到推委阻延；在南韩，整个经济体系都是靠政府对巨型企业的长期倾斜贷款建立起来的，这些巨型企业一再扩张，根本与国际的需求脱节；在日本，政府为了造就强势的外交地位而扶持出口型经济，并用保护主义维持一个高价的国内消费市场，致使桥本政府在减税呼声和高额赤字之间进退维谷，终于走下政坛。在经济学家眼中，这个神话是东南亚经济危机的罪魁之一；但在政客和舆论嘴里，它却还是挽救经济的灵丹妙药。 40年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字已经广为人知，但他所驳斥的财政政策的神话还照样大行其道。文化落后的现象，令人叹息。政府生替人花钱，在代议政制中，更必须夸下海口、靠大撒金钱来讨好选民。而选民就算懂得财政政策的虚弱，也还是祈望自己侥幸成为受惠的特殊分子。想肃清财政政策的神话，难、难、难。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市场从不失灵 2001年6月18日 翻开萨缪尔森的《经济学》（economics），里面说市场是会“失灵”的。所谓“失灵”，是指经济学者无法用供求原理来解释的现象。为了挽救供求原理，经济学者就敷衍说市场“失灵”了。 这种事情，天文学上也发生过。当年，科学家推测星体的运动周期，百发百中，可是到了太阳系最远的那颗恒星，就出现了很大误差，怎样都解释不通。于是，各种“补救”学说便应运而生，直到后来终于发现了冥王星，现实与理论的矛盾才消失，那些“补救”学说才被人抛弃。 今天的“市场失灵论”，就是当年情境的翻版。听听经济学者在报章杂志上的评论，或翻开经济学教科书，随处都见得到“市场失灵论”的踪影。但是，那并不是“市场失灵”，而是“解释失灵”。解释者尚未深入了解事情的原委，忽略了某些重要的约束条件，才会觉得现象与经济理论之间出现了冲突。只要解释者对真实世界进行调查，只要他们找到了在起作用的约束条件，那么现实与理论的矛盾就会化解，所谓的“失灵”就会立即消失。 问题在于，了解世事，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困难重重。所以，“市场失灵”便往往成了经济学人偷懒的托词。我们来看一些常见的例子吧。 “不完全竞争”的谬误 不少人认为，只有“完全竞争”才是好的，而“不完全竞争”就是坏的。这些人忘记了，“完全竞争”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产品都是完全同质的”。那么，难道只有“产品没有差别”才是可取的吗？更重要的是，世界上的产品的确千差万别，这是世界的基本事实，而不是“好不好”、“应该不应该”的问题。有些衣服豪华一点，有些饮料甜一点，有些软件占的空间大一点——世界本来就这样。 反过来想，要是这个世界仅仅存在“完全竞争”，所有的产品不仅一模一样，而且一成不变，那这个世界将是多么枯燥乏味！如果你既希望世界上的产品五花八门，品种多样，又认为“不完全竞争”不可取，认为它导致了“市场失灵”，那么你就是在奢望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世界，就是在用童话故事来驳斥真实世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外部性”谬误 “市场失灵”论，也常常用来解释“外部性”现象。例如：化工厂生产了有价值的化工产品，同时释放了有毒的废气，损害了邻居们的健康。化工厂虽然在生产和出售化工产品时创造了社会需要的财富，但它对居民的损害并没有计算在内。要是把损害计算在内，那么化工厂可能本应停产。可是，市场往往不能自动达到这个结果，所以说“市场是失灵的”。 这种“外部性”的情况的确非常普遍。人们往公海倾倒废物，方便了自己，却给大自然留下了难以清除的污染；人们驾驶私家车上路，在自己享受了舒适的同时，增加了交通拥挤的程度；高楼大厦建在故宫附近，会破坏游客在故宫内欣赏的景色。 市场失灵了吗？不是。这些常见现象的症结在于：对这些资源的产权进行界定、保护和买卖的费用太高了。公海没有明确的物主，所以才成了公共垃圾场；道路没有明确的物主，就无法以“价高者得”的原则进行分配，所以才出现大塞车；故宫周围的景观没有明确的物主，所以争来争去，也分不清到底是高楼大厦损害了故宫，还是故宫妨碍了高楼大厦。 不过，一旦这些资源——公海、道路、景观——有了明确的物主，一旦有办法降低“界定产权”和“买卖产权”的成本，那么所谓的“外部性”就会立即消失。“外部性”恰恰不是因为市场失灵，而是因为缺乏市场。不是产权失灵，而是产权缺席。 “价格刚性”谬误 所谓“价格刚性”，就是说价格变化不灵活。比如，报贩子照理应该根据每小时顾客的人数，或每张报纸当天报道的火爆程度，调整报纸的价格，从而把手头的报纸刚好卖清，并收取最高的价格。但实际上，报纸的价格是固定不变的。这是所谓报纸价格的“刚性”。 还有，既然人们总是愿意住得更宽敞，那么照理所有的空置房屋都总是可以租出去。但实际上，很多房东宁愿把房子一连丢空几个月，也不愿意降低租金。这是所谓房租价格的“刚性”。 但是，“价格刚性”并不是“市场失灵”。设想一下，要是报贩子随时调价，报纸价格就会变得扑朔迷离，令买卖双方无所适从。所以，为了使价格具有“可预见性”，买卖双方便愿意承担一点随机的得失。一旦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价格刚性”就无从谈起，市场就不是失灵，而是有效的了。 工人选择失业，或房东宁愿空置房屋，都是明智之举，那是因为他们不能随时转换工作和赶走房客。他们以为自己不久便能找到满意的工作或房客，所以他们选择了继续搜寻和等待。经过一段时间，他们找不到了，于是认命，可是原来找得到的工作和房客已经无影无踪，他们便只好再搜寻、再等待、再屈服。 他们之所以没有立即就业，没有立即把房子租出去，只是因为他们手头的信息不充分，无法作出必胜的抉择，而不是价格具有什么“刚性”，不是市场有什么“失灵”。只要把“信息不完全”的因素考虑在内，那么“价格刚性”也就无从谈起，市场就没有失灵。 …… 认为“市场失灵”的人错了。他们之所以犯这个错误，是因为他们缺乏实际的调查，未能查清暗含的约束条件，所以无法解释貌似“无效”的现象为什么是“有效”的。而他们之所以会犯调查不周的错误，有时候是因为他们懒惰，有时候是因为他们活在梦境之中，忘记了真实世界从来都不是“心想事成”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遇袭是祸不是福（1） 2001年10月1日 按：《21世纪经济报道》于2001年9月25日刊登旅美华人经济学者张欣教授的文章《美国经济可能因祸得福》。文章认为：“9-11事件对宏观经济有刺激作用”，原因是“美国国会批准了400亿美元的紧急预算。这些钱马上会用下去。创造了第一轮的需求和增收，估计一年内就会见效。这个开支增加又会继续创造下一轮的需求。美国宏观经济的乘数为2.5。如此推算，在美国经济目前不景气的时候，这400亿美元的增加开支，可以使国民生产总值最终增加1000亿美元……在一个经济已经不景气的时刻，财政开支的增加不失为一针强心剂。” 美国遭到“9-11”恐怖袭击后，经济专家纷纷发表意见，推测美国经济将会受到什么影响。有人说，那几幢大楼很值钱，里面死伤的各路精英更是无价之宝，所以美国经济将会节节败退，进入恶性循环；也有人持相反的意见，认为美国政府将动用数以百亿的美元援助灾区，这笔钱会带动经济起飞，所以美国遇袭有可能是因祸得福，云云。 这两种彼此矛盾的见解，一听就能发现站不住脚的地方：几幢大楼和人命的确很宝贵，但那毕竟只是泱泱大国中不到百万分之一的小部分而已。每年都有飓风和海啸，常常都有大大小小的地震，死于交通意外和各种疾病的人也成千上万，这些对美国经济当然都有影响。美国经济为什么就没有节节败退呢？ 另一方面，要是美国政府增大支出可以振兴经济，它事发前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几年前，中国国内有个学者，说洪水有利于人口的迁移和第三产业的振兴。这可谓荒唐透顶。就算人口迁移有利于第三产业的振兴，也用不着求助于洪水吧！同样，如果你接受那些经济专家的观点，认为政府花钱能振兴经济，能拉动多少多少倍的需求，那你就应该追问：美国政府为什么不自行把大楼炸掉？ 有趣的是，这两种荒谬的见解，有着相同的思想根源，那就“乘数效应”原理。的确，“乘数效应”是存在的：我多吃一个鱼柳汉堡，的确会连锁带动麦当劳的收入、商业区的租金和渔塘的养殖业，而我少吃一个，也会引发相反的“倒骨牌似的”连锁效应。 但问题在于，“乘数效应”不只一宗，而是有无数宗。不是说“乘数效应”不存在，而是说不能只盯着某一宗“乘数效应”。要知道，无数宗“乘数效应”会互相抵消，会互相排斥，其结果是无法预测的。 你说政府花钱能带动经济。是的，那是“乘数效应”。但那些钱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来自私人的。私人花的钱少了，所以拖慢了经济，那也是“乘数效应”。要争论的问题，不是有没有“乘数效应”，而是哪一种“乘数效应”更大，是由政府花钱还是由私人花钱更好。 “资源是稀缺的”——要理解这一点并不难，难就难在要自始至终牢记这一点。有些人即使已经成了有名的经济学者，到关键时候也还是记不住。 读者们不要相信那些发动战争有利美国经济的说法。大炮多了，黄油就必定减少。应该承认，在战争的初期，经济状况可能会因为政府增加开支而出现蓬勃的景象，但那只是暂时的，因为将来必定有许多可取的经济物品，会被大炮的生产挤走，人们将来的享受肯定会减少。 与此对照，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失业率上升，经济出现了萧条，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许多军工产业需要“关停并转”，因而造成了“乘数效应”的缘故。但是，这种不良的“乘数效应”只是经济的一个侧面，从另一侧面看，许多良性的“乘数效应”也正在发生。我们不能因为出现了衰退，就说结束冷战不好。生产大炮的人只会暂时失业，只要减少生产大炮，将来就必定有更多更可取的经济物品出现。 既然倒掉几幢大楼不足以破坏美国经济，而美国政府增加开支也不见得振兴美国经济，那么这场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对美国的经济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遇袭是祸不是福。美国经济受到的影响肯定是负面的。最根本的冲击是：人们醒悟到美国不再是他们心目中的安全国度了。 有人指责美国的情报人员是草包，事前竟然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这种指责太求全责备了。须知道，美国是一个开放社会，可谓无孔不入。当恐怖分子愿意蓄心积虑去死的时候，他们所采取的非理性的做法，往往是防不胜防的。只要美国维持现有的制度，她在防范国内恐怖活动方面，就注定是薄弱的。况且，美国即将展开持久的“报复”行动，这些行动反过来又会激发新的“反报复”行动。 以前，人们认为美国是非常安全的地方，愿意在那里投资，哪怕那里的回报率低一点——毕竟安全本身就是回报的一部分；但现在，既然安全性大大下降，人们为了规避风险，就会调整投资组合，减少在美国国内的投资。 美国经济受到的影响，不在于倒了大楼和死了精英，也不在于政府和保险公司将要大洒金钱，而在于她变得不安全了。安全性下降，才是美国经济遇到的最大威胁，而航空、旅游、地产等行业则首当其冲。至于具体有多大的影响，有自知之明的评论员恐怕应该保持缄默，等到事后才发表议论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遇袭是祸不是福（2） 后记：本文发表后，张欣教授不服气，再发表一篇文章，指出虽然资源是稀缺的，但也仍然存在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的问题。言下之意，是恐怖分子炸掉了大楼，可能会致使美国政府作出有利于资源配置的举动。 张欣教授希望我再作回应，但我没有，因为我上文已经讲得明白：要是美国政府一早知道如何刺激经济，那他们为什么不自行把大楼炸掉？反过来，要是刺激经济的做法只是歪打正着，政府乱花钱反而优化了资源配置只是奇迹、只是纯粹的可能，那这种想法，跟认为“跳楼可能会增强体魄”又有什么差别？ 读者应该区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是根据“经济学”原理，先炸毁一幢大楼，然后拨款救济，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二是根据“万事都有可能”原理，炸毁一幢大楼，是否有可能发生一系列意外的连锁反应，导致了经济增长？ 如果作者谈论的是前者，那么我认为它在经济学上（或者说常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作者谈论的是后者，谈论的是纯粹的可能性，那么恕我开个玩笑：我建议张欣教授试试跳楼，因为根据纯粹的可能性（而不是根据任何别的经验科学），他可能会变成超人。 事情又过了几个月。在一个酒吧里，我与一位赞成张欣教授观点的编辑朋友谈起此事，两人争论了一会。在旁的张五常教授听得不耐烦，一摆手，插嘴说：“一个国家，把全国的人全部打个半死，然后再花钱把他们的伤养好，再打到半死，再养好，接着再打个半死，再养好。如是者三次，全国的人都会死光。”五常顿一顿，补充一句：“不是打死的，是饿死的。”在座哄堂大笑。 我以为“灾害有益”论已被驳得体无完肤，怎料那位编辑朋友没等大家笑完，就一本正经地辩解道：“那当然要保证基本的饮食条件，再去打人……” 张五常教授只得高声称赞：“你也是个天才！” 2002年2月25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爱国要讲方法 2001年10月15日 爱国是对的，但爱国要讲究方法。这个道理中外皆然。最近，美国人在媒体上激烈地讨论“如何爱国”的问题。其中一些很典型，我们在中国也经常遇到。旁观者清，让我们看看他们的交锋，这对我们中国人爱国，应该有借鉴作用吧。 应否托市 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后，消费信心大受打击，经济眼见会出现滑坡。股市暂停交易了5天，开盘后立即大幅下落。于是，有人就站出来，以爱国为名，呼吁美国人保卫金融市场，并发动“一人买一股”的群众运动，力图把下沉的股市托起来。 但《华尔街日报》针对此事，发表了题为《别让爱国主义遮挡市场的锋芒》（don’t let patriotism dull the market’s edge）的评论。文章指出，要美国人购买股票，丝毫不能弥补恐怖袭击造成的伤害，而只能把金钱从没有股票的人手上，转移到原本持有股票的人那里。这是假借“爱国主义”之名，行“损人利己”之实。 文章接着指出：要爱国，还有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与个人利益是吻合的，那就是坚守自由市场原则，任由股价升跌，从而让价格准确地引导资源配置。在人们追逐私利的时候，不知不觉就会推动了公益。相反，如果以强制的手段来歪曲股票价格，哪怕是以“爱国主义”为名，也会对市场造成干扰，对公益造成损害。 应否挽救航空业 美国的航空业也因为遇袭事件受到严重的冲击，乘客数量减少，保险公司纷纷提高第三方安全保险的保费，甚至索性取消相关的保险项目。一部分航空公司，由于无力承担意外风险，面临停飞的可能。政府为了保护美国的航空工业，马上拨出了紧急援助资金，帮助航空公司渡过难关。 但《华尔街日报》则随即发表了题为《救得了多少》（no time to bail）的评论，反对政府出手挽救乌云盖顶的航空业。该文同意，乘客减少，保安费用增加，使航空公司的经营十分困难。但这并非航空业的症结。飞机的固定投入巨大，而“飞机师工会”的势力强大，使得工资长期缺乏弹性，这才是航空业不能灵活应变，动不动就得申请破产的根源。 加强航空服务的保安工作，这的确是政府的本职，但除此以外，政府就没有更多的责任。政府不应该出钱去挽救任何一个需求减少、成本上升的行业。 历史的经验指出，挽救航空业，就像在衰退时期挽救经济一样，是不能成功的。如果航空业值得挽救，那么对于其他同样受到冲击、并逐步暴露出危机的行业，政府又岂能袖手旁观？例如保险业，据初步估计，它要为事件支付200亿到300亿美元的赔偿，那么政府是不是也要施以援手？此例一开，政治家们就再也关不住水龙头了，纳税人的钱很快就会被掏空。 应否重建世贸中心 世界贸易中心是纽约的标志，也是美国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它遇袭后，已经夷为平地。一位纽约居民伤心地说：“以前每次见到世贸大厦便知回家了。现在世贸消失了，回到家也似未回家。” 为了证明美国没有被恐怖主义者打垮，为了证明美国的强大，有不少人建议，不仅要重建这几座大厦，而且要建得更加宏伟壮观。这样的倡议颇为动听，的确能够安抚受创的民心。 但《华尔街日报》则发表题为《不要重建世界贸易中心》（don’t rebuild the world trade center）的评论。文章指出：一方面，这几幢大楼由于两度遇袭，保险公司可能不愿意再作全面的承保；另一方面，现代通信技术已经十分发达和便利，像纳斯达克（nasdaq）市场，完全是电子化的，金融服务已经没有必要再像以前那样，挤在密集的高楼里进行了。 况且，很多人不知道，今天的世界贸易中心，当年是由一个叫做“港务局”的政府部门，靠大量征收过桥和过路费集资建造的。今天，综合各种因素考虑，重建这座大厦后，它的回报率并不理想，所以恐怕难有私人商业机构愿意出钱重建。文章指出，政府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再动用数以亿计的资金重建这幢大厦，而目的仅仅是为了显示实力。 《华尔街日报》的这3篇评论，当然是符合经济分析原则的；而且，该报评论版在这个特殊时刻，依然保持一贯的作风和立场，以敏锐的嗅觉、清晰的论证和犀利的笔触，阐明了会被某些美国人认为不够爱国的经济观点，这更强化了它的“市场经济的坚定代言人”的形象。 值得强调的是，大家从上面你来我往的争论可以看到，仅仅标榜自己“爱国”，或者动不动就斥责对方“卖国”，那是没有意义的。你的辩论对手也同样自信自己“爱国”。“爱国”的动机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某些貌似爱国的经济主张，会导致哪些后果，尤其是哪些事与愿违的后果。无论对于哪个国家的人民来说，宣称爱国而不讲求方法，才是最不爱国的表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劳力与福利 工作不是福利 1998年11月27日 德国新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上任后，马上兑现他在竞选中高呼的“工作、工作、工作”的诺言，着手解决失业问题。最近，他在接受一家报纸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能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办法就是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5岁降到60岁。 这算什么好办法？欧洲各地的工会早就经年累月地呼吁，要求缩短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这跟施罗德强行降低退休年龄的做法一样，目的都是要迫使雇主不得不雇用更多的工人，来完成并没有增加的工作。 假如工作就是享受、就是福利，那么向工人分摊工作岗位，还不失为一种平均主义方案。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百年前的先辈，工作的时间虽然比我们长得多，但收获却比我们少。有工作做的本身，并不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工作只是追求物质生活和精神满足的手段。人们真正追求的，是物质享受和精神满足本身。 那么，刻意缩短工时，以及限制人们工作，能否帮助挽救衰退的经济呢？不仅不能，反而肯定会令情况更糟。 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体会到，在挣扎谋生和满足志趣之间，总有一段距离。假如没有价格体系和竞争标准的限制，人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得多。社会上就很可能有过多的红学家、经理，而总是缺乏足够的水电工和服务员。 到底社会需要多少教授，需要多少铁匠？谁来做教授，谁来当铁匠？这些问题，是理性讨论和科学方法永远无法正确回答的。只有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才能够通过反复的尝试和调整，将人力资源分配到社会真正需要的地方。这个分配过程是动态的、永无止境的，而失业就是人力资源配置的必然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失业并不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具。私营企业为求生存，所淘汰的只是在竞争中“多余”或者“奢侈”的人力资源，他们并非刻意针对底层工人。最近，马莎百货公司的香港分部一口气裁减了50名中层管理人员，原因是他们比较“贵”。不少外资公司，在中国一旦站稳脚跟，就陆续将外籍高层辞退，原因也是嫌“贵”。 可以想象，假如单靠限制劳动工时和摊派岗位的办法回避失业，社会上的“贵”人就会越积越多，而他们的整体生活素质就会每况愈下，越来越“贱”。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神秘的依存关系 1998年11月28日 香港推行强制性中央退休金制度，它规定雇主和雇员各自承担一半的退休金供款。 无疑，这个制度令雇主和雇员平添了一笔成本。这笔成本可以看成是“税”，也可以看成是“强制储蓄”。无论什么名堂吧，这笔新增的成本，事实上真的如政府所愿，是在雇主和雇员之间平均分摊的吗？ 当然不是。经济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不仅微妙，而且神秘。当事人自己往往都难以名状，外人就更无法洞悉了。而这微妙的依存关系，决定了人们对共同责任和共同成本的分担比例。 不过，一贯喜爱用机械的观点看待人性、用控制的手段去操纵经济的计划官员，往往对这门分担责任的深奥“学问”所知不多。否则，他们就不会提出一连串一厢情愿的管制政策了。 实际上，无论退休金制度怎么规定，并没有人真正知道这笔额外的成本是怎样分摊的。经济理论充其量只能告诉我们，在整条经济链中，谁对别人的依赖大，谁就分担得多。 如果工人非常渴望工作，而雇主有大量选择余地的话，工人就甘愿降低工资要求，承担大部分的退休金供款。 在其他不同的条件下，实际担负起大部分退休金供款的，可能是到处招不到劳工的老板，也可能是对产品趋之若鹜的最终顾客。 反过来，政府减免某些税项，或者提供一些补贴，那么这些好处实际上又落到谁身上呢？道理一样，那些依赖性较强的人得到的好处较少，独立性较强的人得到的好处较多。 8月份，香港政府动用25亿港元推出了一项“中小型企业特别信贷计划”，旨在与银行各自承担一半的坏账风险，以便资助那些资金周转出现问题的中小型企业。 愿望是好的，但是好处落在谁身上呢？现在有报道指出，受益的主要不是最有需要的中小型企业，而是银行本身和无需额外贷款的稳健企业。 原来，银行先主动将这笔政府贷款借给先前已拖欠了银行贷款的企业，用这笔钱冲抵先前的借款，结果，它们以政府承担一半风险的新债，冲抵了银行承担全部风险的旧债。这样，银行就将过去放款的风险转嫁了一半给政府，而出现问题的企业，并没有拿到真金白银的贷款来周转。 再有，资金周转越是困难的企业，就是越危险的企业，银行也就越不愿意借钱给他们。这笔“特别信贷”，最终也只能让财务稳健的公司受益。这个政策施行的结果，与当初拨款的初衷南辕北辙。 我不是要赞成这种“特别信贷”政策，而是要指出一个事实，即当政府要从社会上拿走一笔钱时，政府不可能知道实际上这笔钱最终是谁支付的，所以“劫富”的方案，结果经常令穷人雪上加霜；而当政府给社会发放一些好处时，政府也不可能知道实际上这些好处最终落在谁身上，“济贫”的方案，结果经常是给富人锦上添花。 其原因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总是微妙的，社会各成员在经济链条中对价格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而要在事前准确地掌握千差万别的细节，是计划官员所无能为力的。 确定自己在某方面无知，也是一种知识的进步。越能体会这种神秘的依存关系，就越不会自负地插手具体交易规划细节。但要人承认自己无知，不容易；对计划官员来说，就更难。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多考试，少知识 1998年12月17日 近几年，各地林林总总的职业考试层出不穷，甚至到了荒谬的地步：舞厅歌手要考乐理才能“持证上岗”；公务员要考“创造性思维”才能照章办事；财务会计要考“二进制”计算机语言才能核算企业的盈亏，诸如此类。 铺天盖地的考试现象，原因有两个：一是用人单位缺乏真正的人力竞争机制，只好论“考”排辈；二是主考当局巧立名目，以“考”牟利。 在计划经济年代，产品老式单调，脱离实际，虽然当中的确凝聚了不少资源和心血，但仍然是废物。同样，在计划经济模式下教育和锻炼出来的很多“才能”，实际并没有用处。精神垃圾就算通过了考试，也依然是垃圾。 况且，即使有用的知识，也未必人人都要掌握。邓丽君和“甲壳虫”乐队可以不识五线谱，公务员无须懂得“创造性思维”的定义，而会计人员不必知道“计算机的心脏是什么”。我们都讨厌商品搭配，但是，对培养人力资源过程中的搭配现象，我们又有多少觉察呢？ 计划经济的幽灵，并非一夜之间就可以摆脱。市场机制越不健全的地方，这类考试就越受重视。因为，很多企事业单位缺乏寻觅和任用贤能的内在动力，往往乐于简单照套什么“职称考试”的规定来指导利益分配；另外，某些主管部门，每每打着“规范化管理”的旗号，巧立名目，插手行业的自主经营，靠主办“考试”，搞考前辅导和颁发“上岗证”来牟利。 为了迎合这类跨公司、跨行业、跨地区的大型职业考试，人们被迫在一些对本职工作无用的东西上下功夫。这类考试举办得越多，人们主动去汲取知识的精力、机会和动力就越少。不是说知识、技能和文凭等不重要，而是说对人才的评定不能一刀切，更不能由行政机关来负责一刀切。 要减少这类不必要的考试，关键在于加速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改革，促使企业所有者真心关注员工的实际工作能力，从而采用更灵活和务实的标准来选拔人才。同时，还要限制行业管理部门以“考”牟利的权力，将人才的评判权和任用权还给企业，还给消费者。只有按照市场规律来利用人力资源，“不拘一格选人才”才会成为社会的惯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美国“社保”进退两难 1999年2月4日 193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法案，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政府从就业者的薪俸中抽取一定的金额，放到社会保障基金中，用以资助退休人士，保障他们最基本的生活素质。 然而，这套实施了60多年的制度，跟其他许许多多的政府项目一样，也存在着“成本高、效率低”的忧患。它的问题主要出在四个方面： 一、随着医学进步和出生率下降，“供养比率”直线下降。1950年，平均每16个缴付薪俸税的人供养1个老人；到1997年，每3.3个缴付薪俸税的人供养1个老人；预计到2025年，这个“供养比率”将进一步下降到2∶1。 二、“大锅饭”总是不够吃的。领取福利的人难免得寸进尺，而政府为了提高民望，也往往乐善好施，结果导致政府在退休福利保障方面的开支与日俱增，难以为继。 三、由于上述两个原因，从工资中扣除的养老金比例直线攀升。60多年前实施这套制度时，政府平均只抽取就业者工资的2%，到现在已上升到12.4%，而这并不包括其他的税项。 四、众所周知，政府理财的效率，远远不及私人。但是，既然政府已经强行扣除了养老金，人们就自然安于依赖政府的照顾。及时行乐，高枕无忧，是多数人理所当然的对策。随着私人储蓄减少、个人创业和投资的积极性减退，难以估量的潜在经济效益，也随之被埋没了。 为了将这个制度支撑下去，过去不外乎采用两个办法：要么是增加就业者的税收，要么是减少退休人士的福利，包括减少退休金和提高退休年限。 但这是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增加税收就是增加就业者的负担。假如将克林顿建议的庞大医疗保障开支计算在内，就业者就更是百上加斤。另一方面，削减退休人士的福利，在政治上的阻力也很大，因为哪个政党开罪了日益壮大的退休阶层，哪个政党的前途就不堪设想。 为此，克林顿总统想出了一个新办法。他最近在国情咨文中建议，将过去投入到政府债券上的社会保障基金，转移一部分投放到回报率更高的股票市场，以便缓解政府支付养老金的压力。 但是，这个建议马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人们普遍认识到，跟投资于中性的政府债券不同，政府进入股票市场炒作，必然会引发利益冲突。比如，政府不应一边控诉微软公司垄断，一边又充当微软公司的股东；也不应一边钳制烟草公司，一边又指望它盈利。 公开反对的人群中，包括了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他们两人一致认为，惟一的出路是将这套庞大的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 多年来，美国的研究机构和传媒一直在热烈地讨论具体的过渡方案。这些方案的核心，是刚就业的年轻人不再向社会保障基金供款，同时允许已经开始供款的就业者自愿选择离开社会保障计划。他们不必等到退休，就可以随时提前取回曾经缴纳的供款，而政府先以无息债券的形式支付。长远而言，这些债券则靠政府削减开支、激励私营经济从而保持财政盈余来偿还。只有这样，才能让管理养老金的私营代理在法律的监督下自由竞争，从而提高资金回报率；也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公民选择生活方式和投资方式的自由，改变“人人皆用别人钱”的现象，让长者不仅富足，而且体面地度过晚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科教应该商业化 1999年3月26日 自从“拨乱反正”以来，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呼声一直没有间断过。然而，只要还能够听到类似的呼声，就反过来证明，科学技术和教育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作为国策，是开动宣传工具来提升科教的地位，还是通过财政拨款推动科教发展，还是干脆将科教活动商业化？这三者的效果是有天渊之别的。 过去，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差距不大，民风淳朴，传播媒体单一，争当“科教英雄”要放弃的物质享受较少，也就是成本较低。因为争取荣誉的途径少，“不怕牺牲”几乎是惟一之道，所以，表扬和宣传给科教行业带来的荣誉收益，确实能吸引部分胸怀大志的人留在这个行业，并偶尔吸引少量的物质捐助。 然而，今天的社会已经大不一样，物质生活水平的差距大大拉开。才华横溢的人若要争取“英雄”的荣名，就要放弃很多东西，而获取荣誉的其他“成功”之道所在皆是。人们从传媒那里更多地接受的，不是乡村女教师的牺牲精神，而是各行各业成功人士的生活指标。也就是说，靠“不怕牺牲”带来的名气，其收益降低了，成本提高了。 不是新时代的常人有别于过去的，而是做新时代的“英雄”划不来。“英雄”于是减少了，减少到与其他出名之道的收益相等的程度。不要过分寄望于个别的英雄事迹，我们讨论的是整个国家的教育政策。渲染英雄人物的艰苦历程，反而会令大多数新时代的常人对科教事业望而却步。单靠宣传，是无法吸引和挽留科教人才的。 增加科教的财政拨款，也不仅不能从根本上增强科教自身的实力，还有可能出现矫枉过正的浪费现象。对科教事业给予财政拨款，当然是出于政府对科教事业的重视和支持。然而，科教事业从接受财政拨款的第一天起，就为自身的发展设置了一个障碍，就是说，这个行业的体制将是以计划经济模式为主导的。 当经济学家用他们分析汽车生产的手法来分析科教时，很多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科教有别于所有其他商业行为。经济学家不是教育家，也不是技术员，所以不能插嘴谈科教事业。 但他们却说不出汽车生产与科教事业到底有什么区别。难道科教行业里不存在资源稀缺？难道不存在伪劣产品？难道不存在人才外流？难道不存在懒散冗员？难道不存在欺骗和舞弊？难道不存在竞争与变革？难道可以避开甄别质量和利益分配的难题？ 科教行业的兴衰，当然在经济学家的研究范围之内。如果全靠拨款来资助科教，那么拨款过少，分配标准苛刻，就会使科教发展缓慢，甚至出现倒退；反过来，如果拨款充裕，分配标准宽松，那么行业内就会产生懒散冗员，充斥空洞浮夸的论文，以及滥竽充数的教师。 资源总是有限的。因为资源有限，所以汽车厂商不会生产过分安全的汽车，时速只有10公里的装甲车不是大众需要的；同样，由于资源有限，科教也无法供养过多的文学鉴赏家和数论数学家。经济学上寻求约束条件下最佳效益的思想，没有理由不能应用在科教事业上。 世界上只有一种机制能够保证人们在不断尝试中达到最佳的效益，那就是市场经济下的商业行为。只有理直气壮地提出科教应该商业化的口号，才能给科教注入生生不息的活力。市场会最及时地将消息，即市场需要多少怎样的人才和科研产品，传到最需要收到消息的人那里。市场也会给那些在科教事业上作出贡献的人应得的奖励。 如果你对一个熟练的木工在市场中有可观的收入不感到惊奇的话，那你就不应该对有创意的科技人才或是好教师在市场中的前途感到担忧。相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他们被埋没的机会要大得多。 工业，重要；农业，重要；卫生，重要；科学，重要；教育，重要……但我们不必要分别一一枚举，因为那样不仅让人担心你没有提到的就不够重要，更让人质疑为什么你提到的就特别重要。无论是工业，农业，还是科教，一概应该商业化，只有市场才知道他们有多重要。 市场连一棵草的价值也不会低估，何况是科教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失业不是浪费 2001年1月8日 失业都是自愿的 工作不是不够，而是太多了。因为世界上的商品和服务总是不够，所以可做的工作总是太多。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失业？因为人们计较报酬。 人人都计较报酬。当报酬太低时，人们就宁愿失业，因为失业更合算。当然，怎样才算“报酬太低”，各人有各人的标准。对于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来说，离职后若找不到哈佛校长之类的职位，报酬就算是太低了。但不管是谁，失业都是个人“计较”的结果，都是主观的选择，而不是被动的接受。所有失业都是自愿的。 失业是果不是因 失业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失业的原因，是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发生了改变。原来有需要的一些工种，后来不需要了，找不到买家了，这才是失业的原因。比如网站的频道编辑，去年这个时候很吃香，但现在不需要那么多了，所以很多频道编辑失业了。 这边是空置的电脑和办公桌，那边是待业的频道编辑，实在是浪费。是的，的确是浪费，但这浪费，不是现在裁员造成的，而是过去决定兴办网站公司时就已经造成的。是那时候估计错了。其实市场并不支持网站的这种商业模式。所以，现在频道编辑失业，矫正了去年的决策错误。 是“过去的决策”造成了损失，所以现在才会裁员。“现在的裁员”，只是在矫正“过去的决策”。如果现在不准裁员，那么损失就会更大。是跌断了腿，所以才打石膏；而不是先打了石膏，才跌断了腿。是劳动力资源先出现了错配，才需要靠“失业”来调节；而不是先出现了“失业”，才导致了劳动力资源的错配。 国企为什么要关停并转？国企职工为什么要下岗？道理是一样的：是社会无法承受国企的浪费，国企才不得不退出市场，职工才不得不下岗；而不是反过来。不是国企停业和职工下岗造成了社会的浪费。要禁止亏损企业停业，或禁止国企职工下岗，很容易做到，但是，谁来付账呢？ 失业是一种矫正过程 失业不是浪费，而是一种矫正过程。无论是寻找新的工作，还是重新培训自己，都需要时间和费用。如果硬要消灭失业现象，那么一遇到工作就干好了。但这样就很难碰上合适的工作，大家的潜质就很可能被埋没。一遇到工作就干，那才是浪费。 有位好心的市长曾经许诺“48小时内为求职者提供就业机会”。我们知道，这完全可以做到。因为这个世界的商品和服务都是稀缺的，所以工作总是充分的。那位市长的做法并不成功，否则早就在全世界推广开来了。为什么？因为谁都不愿意“一遇到工作就干”，尽管这样可以完全消灭失业。 同样，医生不会许诺“48小时内让病人出院”。生病是不好的，但住院是为了治病；我们要防止生病，而不是防止住院。要病人48小时内出院，一定做得到，但那没有意义，病人不接受。大家想一想，要消灭“失业现象”，就跟要消灭“住院现象”一样荒谬。 “失业救济”有别于“创造就业” 每个失业的人，都需要一段重新求职的时间。较富裕的人，可以动用储蓄来维持；而较穷困的人，则需要救济。人人都希望自己“失得起业”。“失不起业”才可怜，那意味着必须“一遇到工作就干”，没有喘息机会。 政府对失业者发放救济，有助于人们“失得起业”。但是，“政府失业救济”有别于“政府创造就业”。政府的失业救济，是把钱财直接交给失业者，让他们生活下去，并寻找报酬得当的工作。失业救济是一种投资，失业者可以靠这笔投资来寻找更好的工作，并靠这份好工作来偿还失业救济的成本。 政府创造就业，则是政府为了消灭失业现象，开办本来不需要的项目，招聘本来不需要的劳动力，让他们从事本来不需要的工作。这一切只是为了“购买”一个发放救济的借口。大量的钱财消耗掉了，但只有一小部分落到了被救济者手上。要救济的是人，而不是厂房，何必为了救济一群人，而苦苦撑起一座厂房呢？为什么不干脆让他们失业，然后直接把救济金交给他们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价格战减少了失业 有些经济学家反对价格战，理由是价格战会导致企业入不敷出和职工下岗。现在，您能否运用上面的原理，指出他们的错处呢？ 企业入不敷出和职工下岗，不是价格战造成的，而是当初企业投产的决策造成的，或是市场需求的变化造成的。是当初不该引进这么多电视机生产线，不该买这么多飞机，不该盖这么多电影院。早在当初拍板和动工的时候，亏损就已经形成了，只是亏损暴露的时间滞后了而已。 我们知道，生产线一旦安装妥当，飞机一旦买回来，电影院一旦盖好，就全都成了“沉没成本”，追悔莫及了。到这个地步，企业便只能要求维持工人的工资，而不能要求连“沉没成本”也收回了。所以，“低于成本销售”的现象是存在的，也是合理的。 这种价格战，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彩电、机票、电影票还不降价，那么顾客就更少，企业的收入就更低！如果投资过剩，要收回“沉没成本”就没有指望，那是泼出去的水。但幸好还可以打价格战，企业还能增加一点收入，多养活一些工人。不要责怪价格战。价格战不仅不是职工下岗的原因，反而是减少失业的合理措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为“歧视”正名 2001年8月13日 英文经济学文献中的“discrimination”，译成中文时难以处理。“歧视”二字，是文言译法，本来译得精彩。“歧”的原意是岔道，引申为歧异，不相同；“视”即“看待”，“歧视”即白话文的“区别看待”。可惜“歧”字的字义后来偏重若干条岔道中错误的那条，“歧视”一词也因此偏向贬义。到了今天，无论英文的“discrimination”，还是中文的“歧视”，往往都指“不公平的区别看待”。 但是，经济分析中的“discrimination”是不带感彩的，泛指一切“区别看待”行为，所以，翻译时就遇到了两难选择：译成“区别看待”吧，好处是给读者以“中性”的印象，坏处是读者容易误解，以为“区别看待”和他们心目中的“歧视”是两回事；译成“歧视” 吧，好处是直指读者脑海里的“歧视”概念，可望根除他们心目中的误会，坏处是望文生义的读者必定是多数，要让众人改变对“歧视”一词的理解，就跟推广新的度量衡一样，即使假以时日，也未必成功。 我和朋友反复商量后，把心一横，决定赌一赌，作第二种选择，径直把“discrimination”翻译作“歧视”，而期望连同其他不约而同的经济学人，通过将来的文章和书籍，反复阐明“歧视”一词在经济分析中的中性含义，看看这个含义能否逐渐深入人心。 竞争与歧视形影不离 “歧视”是大家司空见惯的行为。“歧视”的根源，在于世上的资源是稀缺的。因为僧多粥少，所以就要竞争，而竞争就是要根据某种规则，排出竞争者的先后高下，让胜出的人享用稀缺的资源，而这“根据某个规则排名”的做法，就是歧视。“竞争”和“歧视”，是形影不离的亲兄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同一种现象的两种说法。 谁都可以买奔驰汽车，但买家必须付钱，这就是“根据财富的歧视”；所有未婚香港人，都可以参加“香港小姐”竞选，但参赛者必须是女性，这是“根据性别的歧视”；谁都可以上清华北大读书，但你的成绩必须符合要求，这是“根据知识的歧视”；谁都可以把自己灌录的唱片摆在货架上，但只有喜欢听的人才会为你掏腰包，这是“根据歌艺的歧视”。 歧视的影响是双向的 歧视者是要为他的歧视行为负责的。一个小伙子，专挑女歌星的唱片买，这是“性别歧视”。但这是他的嗜好，他为此付出了双重代价——他不仅为女歌手的唱片付了钱，而且还放弃了所有男歌星的歌曲。他由于在挑选唱片时搞“性别歧视”，所以可能丧失了一些他本来能感受的乐趣。 设想这位小伙子成年后，当了某家公司的老板，他招工的标准是清一色的女性，这当然是“性别歧视”。但这也仍是他的嗜好，他也要为此付出双重的代价——他不仅要为招到满意的女职员付薪水，而且还放弃了所有男性职员的服务。由于他在招工时搞“性别歧视”，所以他的企业丧失了一部分本来应有的竞争力。 我们要指出两点。第一，我们没有办法指责他的嗜好，因为我们不比他更了解他自己。他或许有这样那样的癖好。要知道，他喜欢清一色的年轻男人或女人、黑人或白种人，跟他喜欢把办公室装点成清一色的蓝色或白色没什么区别。 第二，他显然要为他的歧视行为付出代价。这是“反歧视人士”常常忽视的。歧视者本人往往也没看清这一点。歧视行为的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不仅被歧视者要受影响，歧视者本身也要受影响。这跟有些人就是不吃肉是一样的，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屠夫，不吃肉的那个人也同样受影响。 合算的歧视可以使自己受益，不合算的歧视则会使自己受损，所以人们总是乐于反省自己的歧视标准。歧视者一旦认识到他们为自己的“嗜好”（歧视标准）付出了自己本来不愿意付的代价，通常就会放弃这一标准。所以，无缘无故的歧视，或不合算的歧视，往往维持不下去。反过来说，那些貌似没有道理的歧视，深究下去，你是能找到其中微妙的原因和道理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歧视的作用与势利眼 我们往往需要了解别人的背景资料。银行乐意把钱借给有实力的企业或个人，我们希望结交对自己见识和前途有帮助的朋友，警察希望尽快甄别出犯罪率高的人群，而我们的衣着、谈吐、证书、报表、证件、国籍，甚至住所的位置，都是我们的背景的简明标签。利用这些标签来作判断取舍，就是歧视。更直截了当地说，选择就是歧视。 由于人们总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多的资料，所以自然就会重视这些标签。有了这些标签，就有了势利眼。势利就是某种歧视标准，它提高了了解对方的效率。 在网上，我们互相见不到对方的打扮、年龄、住址、工作、学历，自然势利眼就少了，大家觉得很公平，很自在，谁也不会有受歧视的感觉，而且谁也无法歧视谁。但是，设想我现在在网上向大家借钱，就会发生困难了。因为缺乏许多重要的标签，大家就不得不花费多得多的成本了解我，才能达成借贷交易。如果花不起这个成本，交易就无法达成了。 歧视标准的改进 歧视也有出错的时候，但人们不会因此放弃歧视，而只会不断地调整歧视的标准。没有歧视，交易费用就会上升。 有些工种被指责为“歧视”妇女、儿童和老人。但这种歧视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妇女、儿童和老人提供的服务质量的确有不同，这些不同本来可以由工资的差异予以抵消。但如果工会要求“同工同酬”，那么就逼着老板搞“歧视”了。 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人们缺乏消灭歧视的积极性。比如国营企业招工，非招有本地户口的人不可。这种“户籍歧视”没有道理，会对搞“歧视”的企业造成损失。但深究下去，也能解释这种貌似不合理的现象，那就是国营企业受制于很多人事规定，而且他们对人才的需求也并不迫切。与此对照，民营企业用人，不必要的条条框框就少得多。 歧视现象在世界各个角落都是根深蒂固的，它要么源自广泛竞争的压力，要么源自个人偏好的驱动，要么源自每个人对陌生人群的无知，要么源自对陈规陋习的惰性。“歧视”这一行为本身是不可能消除的，但“歧视的标准”则可以发生变化。可以预言的是，增进商业交流，有助于改善人们“歧视的标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交易有别于奴役 2001年10月7日 按：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媒体广泛讨论美国为什么招致了某些国家的深仇大恨。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在全球推行自由贸易，是一种奴役贫穷国家的做法。但这种观点在经济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石齐平先生是台湾有名的政经评论员。最近，他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谈到全球化问题时说：“美国将自由贸易的游戏规则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引起了她们的不满。自由贸易看起来是挺公平的，但公平不等于公正。例如，以前的西部牛仔决斗，谁拔枪快就把对方打倒。这样的游戏规则很公平，但不公正，因为这只是对单方面有利。” 从修辞的角度看，石先生的观点恐怕有可取之处；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却是错得一塌糊涂。首先，经济学告诉我们，由于资源是稀缺的，所以人们一定要选定某种游戏规则来决胜负，选哪种规则都可以，但选是一定要选的；而且，只要选了，就一定有胜负。不能说有胜负就是不公平。 其次，自由贸易的游戏规则并不带强迫性。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不作交易。如果你作了交易，对方的确有可能富裕了很多，但要强调的是，你自己的处境也必定改善了，否则你可以选择不作交易。推行自由贸易的游戏规则，绝不是强人所难，不是奴役别人，而只是为彼此增添一些选择而已。 交易和奴役的特点 “交易”的特点，一是存在讨价还价的过程，双方在价钱上如果无法达成一致，交易就告吹；二是存在“以有易无”、“以此易彼”的产权往来；三是交易后，产权的总量并没有增加，但双方的幸福程度都提高了。 “奴役”却恰恰不存在这三个特点。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命令与顺从的关系：奴隶主无须和奴隶讨价还价就可以命令奴隶干活；奴隶主并不需要给予奴隶任何报酬；而令行禁止的后果，只会让奴隶主单方面增加幸福。 简单地说，由于奴隶缺乏任何产权，连自身的劳动力也不属于自己，所以无从与奴隶主建立交易关系。整个奴隶社会的运作，基本上是建立在命令和强迫之上的。 从奴役到交易的演化 在奴隶主和奴隶之间，只有命令而没有价格，只有分工而没有交易。结果，生产效率非常低。究其原因，是因为劳动力虽然属于奴隶主所有，但它实际上是“附着”在奴隶的身上的，真正掌握劳动力的开发和利用实权的人物，是奴隶本身。 奴隶可以消极怠工，甚至可以宁死不从，这使得奴隶主在利用奴隶的劳动力为自己谋福利的时候，不得不支付非常高昂的“监察成本”，并忍受非常低下的生产效率。高明的奴隶主，于是逐渐尝试各种激励措施，通过提高奴隶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来降低高昂的“监察成本”。 取代奴隶制度的，是产权制度以及市场机制，也就是说，取代了“奴役”制度的，是“交易”制度。有了交易的需要，才产生了产权的概念。正是产权制度，高度保障了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的个人所有权；正是交易制度，大大激励了人们在劳动力和科学技术上的投资。这是西方社会崛起的关键之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交易不会变成奴役 既然“交易”是产权的自愿交换，它就与“奴役”或“强加于人”毫不相干。家喻户晓的俄罗斯歌曲《三套车》中，有一句“可恨那财主把它买了去”，我对这句歌词很不以为然：财主毕竟只是“买”而不是“抢”，说明这是一笔你情我愿的交易。 你既然愿意“卖”，就证明你拿到财主给你的银两后，可以换来比保留这头牲口更大的满足。如果说“恨”，那么应该是恨自己——“可恨那倒霉的我把你卖了去”，才是公道的说法。当然，俄罗斯民歌是没有必要符合经济学原理的。 对“与人交易”会否变成“被人奴役”的担心，极大程度上是杞人忧天的。现实摆在眼前。我们今天的现代社会，分工非常细，交易量非常大，结果只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巨大改善，而不是被奴役。今天的西方社会，可以说已经消除了饥寒交迫的现象。这种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分工交易的功劳。 只是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按说会导致一个人被别人奴役，那就是这个人破产。一个人，如果所有的家当都不足以抵偿欠下的债务，照理说，就要奉献他对自身体力和脑力的所有权，卖身为奴了。然而，按照现代的法律，奴隶制度是非法的，债权人索取债务的界限，不得超越债务人的人身自由，也就是说，当债务人一贫如洗后，债权人的索偿权也就消失了。 要指出的是，破产并不是交易本身造成的。香港有过一个富有的医生，把他的家产变卖为现金，然后到股票市场搏杀，结果一败涂地。但这个结果，并不是当初购买他的家产、付给他现金的那个买主造成的，更不可以说，这个破产的医生，是被当初的那个买主奴役了。这个医生之所以破产，毋宁说是因为自己失算。 历史经验表明，自由交易能有效地消除国与国的分别，文化与文化的孤立，血统与血统的敌视，还有人与人的冲突。自由贸易，恰恰不是奴役或强加于人，而是平等相处、共同富裕的可靠保障。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从高考改革到学券制 2001年11月26日 昨天听了一场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关于高考制度改革的演讲。顾教授言辞生动，观点鲜明，他的演讲博得我身边一些同学的共鸣。虽然我也夹杂一些批评，挑剔他的推理，但他们都说，不要吹毛求疵，听他的结论就已经很过瘾了。看着他们雀跃的眼神，就知道高考的确把中国无数青年害苦了。 顾教授主张更改高考的时间，因为7月初已经是烈日炎炎，要同学们在酷暑下参加一连3天的紧张考试，是不必要的折磨。他建议将考试时间提前到4月份，考完就放五一假期；他同时主张减少考试场数，将不同科目混在同一份试卷里考完，好像美国的gre一样。这些观点我都赞同。 另外，顾教授又认为现在考试的内容太难，考得太难没有必要。他虽然反对按总分来择优录取学生，认为单科成绩拔尖的同学，应该得到格外的青睐，但他反对给有特殊才能和特殊背景的同学“加分”的做法，认为这有违“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认为大学是学文化的地方，有运动技能或表演才华的同学，不应该得到优待，而有特殊社会关系的同学，则更没理由走后门入学。 这些观点我都不同意。首先，现在的高考实在很难，内容十分刁钻。前年我特意做了一份语文高考试题，成绩是不及格。但是考试题目的难易，其实是不重要的，因为它的目的不是要求学生懂得其中的内容，而是要把应试学生“拉”出一个间隔分明的队列，好让录取当局挑选学生。太容易的题目，“拉”不出距离；太难的题目，也“拉”不出距离。衡量一份试题的成败，在于它能否把学生拉得均匀。 第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则，恰恰是考试内容过于艰深刁钻的原因之一。刚才说了，随着学生水平的提高，考试当局为了把学生拉开距离，试题就不得不逐步加大难度，以便始终达到甄别学生的目的。不过，录取者如果有更大的酌情权，可以更加倚重分数以外的条件来录取学生，那么题目就可能不会那么难，而学生就会受到这个新的录取规则的鼓励，平时减少“钻牛角尖”，而参与更多有益的文娱活动，并标榜自己分数以外的潜质了。 前一段时间，上海某名牌大学因为爆出考生凭条子入学的事情，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大家似乎都认为，为学生递条子说情，是肯定不对的。但在美国正相反，这是必须的做法，每个学生都要有两三张条子（推荐信）。学校录取学生时，对这些条子是非常重视的。很多名牌大学也注重亲戚关系。如果你父亲毕业于哈佛，或如顾教授说的，你的父亲是孙中山（布什更好），那么考入哈佛的机会就真会大增的。 问题的关键，是顾教授对大学的功能理解太片面了——大学可不仅仅是学文化的地方。大学的功能到底是什么？我曾经严肃地写过，大学的功能之一是谈恋爱；而对于那些哈佛大学生来说，参加聚会和结识朋友，是读大学的重要目的。 另外有人言之成理地认为，大学的功能是为将来的雇主提供筛选机制，把有耐心、聪明、善于学习的人筛选出来。读大学的最大好处就是读过大学。对雇主来说，你曾经读过什么专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够熬过各种考试混到毕业。能毕业就证明你是可造之材。 这些观点对不对，大家慢慢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学的功能是多种多样的。筛选人才和培养人才的机制，也应该各师各法，五花八门。所以，教育部是没有能力管那么多事情的——不要说操办，就是监督也不可能。 我认为，教育改革的核心，就是彻底下放教育部门的控制权，让大学按照企业或民营组织的模式运作。到时候，全才也行，偏才也行；条子也行，分数也行；电影明星也行，要得到奖学金才读书的穷孩子也行；钻书堆也行，成天聚会练习社交也行。怎么都行，但毕业生将来如果没有市场价值，那办学者就得在教育的市场上破产。 剩下一个问题，就是当大学各出奇谋办学时，政府用来资助教育的补贴（如果有这样的补贴的话），应该按照什么标准来发放呢？答案是：应该让学生的脚来决定。这就是著名的学券制（voucher system）：把学券交给学生，让他们按自己的条件和标准挑选学校，并把学券付给学校，冲抵部分的学费。学校凭收到的学券，向政府支取补贴。这样，政府补贴学生的目的达到了，而教育的市场机制并没有受到损害。 教育的问题太复杂，复杂得跟菜式的问题不相上下，靠辩论来求同是无济于事的。经验告诉我们，遇到这类问题，十拿九稳的解决之道是交给市场——只要教育的市场机制建立起来，只要让学生（食客）而不是学校（餐厅）掌握选择权，那还有什么要争的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从明星现象看收入不均 2001年12月17日 打开电视，一位清华大学的院长在演讲，正讲到中国的贫富分化如何严重，讲到那个基尼系数是0.3呢，还是0.28之类。我对身边的朋友说，如果是我，就会索性在小数点后多加四五位——横竖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数据，为什么不弄得煞有介事一点呢？ 我曾经介绍过，目前衡量贫富分化的统计方法，有结构性的缺陷，以致极度夸大了贫富分化的程度。但毫无疑问，即使矫正了这个缺陷，无论怎么统计，贫富分化也还是存在的。我的观点是：仅仅看贫富分化的数据没有意义，因为不仅无从断定这算不算“分化得太厉害”，而且也无从断定造成贫富分化的起因对社会是好是坏。 造成贫富分化的原因有很多。贪污腐化是原因之一，那是坏的。当然应该肃清贪污腐化，但前提是政府必须先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不过，还有许多别的因素，它们造成的收入差距，有时比贪污腐化造成的要严重得多，而这些因素有时对社会是有利的。 就拿演员的收入差距来说。中国的李云迪，获得本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随后他就和德国dg公司签约，最近已经开始接拍电视广告了。好几个朋友都认为，他匆忙答应做广告，未必明智。他是自己形象的垄断者，垄断者是要限制产量，才能取得利润最大化的。先吊起来，恐怕能卖个更好的价钱。但这是题外话，不管怎样经营，他将来的收入肯定无可限量。 问题是，李云迪的技艺未必比第二、第三名高出许多。第二天再比试一次，结果可能就大不一样。通常的情况是，世界顶尖乐手和其他较次乐手的差别，往往要听很久很久，才能听出那么一点点差别。但第二、第三名的未来收入，就恐怕无法和第一名的相提并论了。 在欧美音乐大赛得冠军的，可以出唱片、开音乐会、做大明星；拿不到头奖的，如果碰巧是中国人，恐怕还可以回国光宗耀祖一番；但如果本身就是欧美人士，因为社会对这些音乐人才已经司空见惯，所以就只能去教书，或者等有钱人开私人宴会时作助兴表演，其收入远远低于头奖得主。 体育表演行业也有类似的情况。世界冠军和世界季军的水平，往往只有毫厘之差，但他们得到的待遇就截然不同了。电脑软件也如此。很多技术员声称，当年ibm的os/2，在技术上其实与微软的windows不相上下，但微软一旦赢得市场，就赢尽市场，现在os/2的市场份额是可以忽略不提的。 这些不同领域的现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竞争者之间的水平差异很小，收入差距却非常大，赢者几乎通吃了全部收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是不是一种不公平的现象？“有识之士们”是不是应该起来努力缩窄这种巨大的收入差距？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赢者通吃”现象的根源，在于竞争者们提供的服务是“共用品”。所谓“共用品”，就是可以让许多人共同享受，而不会互相排斥的“物品”（包括服务）。凡是提供“共用品”的行业，其内部的收入分配，就往往会出现严重不均。 想想200年前的情形。那时候，每个村庄、部落或地区，恐怕都有各自的歌手、乐手、名角和运动健将。因为信息不通，他们得以“雄霸一方”。但在今天，音像技术已经完全打破了地域隔阂，人们只要花同样的价格，就能欣赏古往今来最出类拔萃的表演。不是说其他艺术家和运动员不好，但既然可以听最好的、看最好的，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呢？ 喜欢听古典音乐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常听的都是著名版本，听来听去就是那么几个。弹巴赫的是古尔德（glenn gould），弹贝多芬的是萧勤（rudolf serkin），弹肖邦的是鲁宾斯坦（artur rubinstein），拉小提琴的是海菲兹（jascha heifetz），唱男高音的是帕瓦罗蒂（luciano pavarotti）。你就算不同意，一般也只会在另外十来个名家中选出你的至爱。 既然音乐表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共用品”，那么“赢者通吃”现象就自然越来越严重，而这个行业内的收入差距急剧加大，也在所难免了。我们认识到，这种收入差距是自由竞争的自然结果。正是行业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可见“收入均等”在这里不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在“赢者通吃”的艺术市场上，如果你非要追求艺术家的“收入均等”，那你就不得不强迫某些听众或观众接受次等艺术；同样，在“赢者通吃”的软件市场上，如果你非要强求软件商的“收入均等”，那你就不得不强迫部分用户使用次等的软件。热心追求“收入均等”的人本来古道热肠，但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 关于“平等”的争论由来已久，纠缠不清，幸好经济学贡献了一把柳叶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科技泡沫 自由软件过眼云烟 1999年10月29日 按：1991年，芬兰学生利纳斯（linux torvalds）将他设计的操作系统linux的内核公诸于众，任人免费取用和修改，并约定修改后的代码也必须供人免费取用和修改，但容许修改人出售其服务牟利。遵守这种约定而编制的软件称为“free）已经组建了销售linux的“红帽子公司”，并把公司成功包装上市。但据统计，到去年为止，linux的全球销售额为108万美元，留给红帽子的却少得可怜，只有9.1万。很明显，大部分的利润都从其他公司销售的自由拷贝中流失了。当它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时候，它还打算用理想和互助精神来向股东交代吗？更令红帽子尴尬的是，它无法说服顾客购买他们的服务，因为顾客大部分是学生。他们要的是可以随意摆弄的源代码，而不是昂贵的商业维护服务。 如何看待红帽子在股市的风头？在现货市场，买到伪劣商品的人，都会积极张扬自己受了骗；但在股票市场，买到伪劣股票的人，却会积极加以隐瞒，并向别人兜售，所以，伪劣个股败露的时间有所滞后。我认为，以自由软件模式经营的上市公司，只是昙花一现，恐怕此刻正是“一现”的刹那罢了。 自由软件今天并没有影响商业操作系统的地位；而我要提出的是：自由软件这种开发和经营模式，将来也不会成功。自由软件只是一个科技神话，一场过眼云烟。 后记：本文发表后一个多月，经营linux系统的va software corp.在美国nasdaq上市，当天股价高达239.25美元，后来最低跌至0.76美元，现在在3美元左右徘徊。另一家同样经营linux的公司red hat inc.，在本文发表后两个多月，股价到达历史高点141.25美元，后来最低跌至2.4美元，现在在8美元左右徘徊。虽然如此，现在国内仍然有软件公司，将这些代码汉化，冠以“国产软件”之名，以“支持民族软件产业”旗号促销。 2002年1月10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还是没有完全竞争 1999年11月26日 国际互联网的普及，让人们憧憬“完全竞争”时代的来临。那是说，人们在点击鼠标的刹那，就可以在不同的网上商店之间溜达；借助各种价格比较程序，他们几乎不需要花费搜寻成本，就可以即刻找到最便宜的同质商品。这样的竞争环境，最终会迫使商家把利润降到最低。谁的价格稍一偏高，就会沦为完全竞争的失败者。 但是，最新的一些研究表明，事实与人们的估计相差很远：互联网上零售商店的货物差价，与传统街道上零售商店间的货物差价大致相同；销售额高的网上商店，所卖的东西并不便宜；而最热心降价的商店，销售额反而不是最高的。据《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报道，网上商店出售的书籍、唱片以及电脑软件的差价，竟然可以达到50%，至于网上订购的机票，差价则达到28%。 这个现象并不难解释。事实上，要满足“完全竞争”的条件是不可能的。只要苛刻地衡量一下“完全竞争”必须具备的条件，就能找出解释网上商品存在差价的理由。 首先，不同商店所销售的商品并不完全相同。表面上，机票、书籍、唱片以及软件都是同质的商品，但实际上，航班、座位均有差别，而商品送达的时间、退货服务以及多买多送的优惠条款也不尽相同。所以顾客一旦习惯了某个网上商店，就很可能继续光顾它。 其次，不同商店所提供的“购物环境”也不同。有些网站提供了更简便的连接、更舒适的画面，配有解说、用户评价等。尽管互联网提供了随意使用的搜索工具，结果却令人沮丧：yahoo！给你找出6219个图书零售商，而另一个搜索引擎altavista则找到了5173884个。谁说搜索成本不高？因此，大多数顾客索性直接去，而不会去找价格便宜10%左右的。 更重要的是，网上商店的“声誉”不同。网上商店的“声誉”比街道商店的重要得多。这跟我们通常解释银行为什么要开在坚固的建筑物里的理由是一样的。那就是“抵押”。当我们看到银行的大楼那么气派，就会增加对银行的信任：既然人家拿那么多钱出来做生意，是不会跑掉的！银行格外牢固和气派的大楼，就是一种抵押。 互联网上的交易，不仅无声无影，而且顾客所提供的信用卡资料及其购物资料，都将永久被网上商店占有，所以，网上顾客更需要现实世界中的声誉作为保障和吸引。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利用互联网的不仅是顾客，商人也同样利用网络来甄别顾客，提高价格和增加利润。任何一种商品，对顾客来说，其实更高的价格也愿意买；对商家来说，其实更低的价格也肯卖。在中间选择一个价格点，则既保存了“消费者剩余”，也保存了“供应商剩余”，两全其美，但此消彼长。 商人也利用这个原理。网上有两家旅行社代理，一家的网页简洁，使用方便，但索价高；另一家使用比较麻烦，但索价低。其实，它们同属一个老板。两家分店分庭抗礼，总公司就能甄别不同的顾客，收取更多的“供应商剩余”。 有人说，传统经济分析无法解释知识经济现象。这个说法不可信。互联网的确降低了交易费用，但是资源的稀缺、人性的自私，都还是一如既往。既然如此，经济分析怎么会失效？ 后记：到了2000年，网上书店被发现暗中利用顾客的个人资料进行歧视性定价。在舆论压力下，该公司停止了这种做法，并向公众道歉。我认为，要是该公司的管理者明白“价格歧视”的经济学原理（参见本书《为什么要价格歧视》一文），就应该理直气壮地把歧视定价进行到底。这个故事教训我们：经济学是可以帮助商人摆脱不必要的尴尬、内疚和经济损失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金融政策 深大菜票与联系汇率 1997年10月28日 我在深圳大学读书的头几年，菜票是校园内广泛流通的“校币”。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指定的窗口以“1∶1”的汇率，用任何数量的人民币兑换菜票。不需要出示任何证件，没有任何数量限制。 货币之所以有用，是因为每个人都相信别人都会认为它有用！由于菜票可信，所以在校内就餐、购物、理发、交学费、交图书馆的罚款和打长途电话，菜票和人民币同样通行。又由于在餐厅吃饭只能用菜票，加上菜票比人民币更小巧，菜票就比人民币更受欢迎，成了名副其实的“校币”。 不过，即便如此，学校当局也并没有实际的“发钞”权。因为学校每发放1元菜票，就必定收回和保存1元人民币。只要校方坚守这个原则，那么实际发行“校币”的，就不是发行菜票的校方，而是发行人民币的中国人民银行。学校内部通行的，实际是人民币，而不是菜票。假如人民币出现通货膨胀，那么校园内的菜票也会紧跟着出现通货膨胀。但这菜票的通货膨胀，不是校方造成的，而是从中国人民银行那里“引进”的。同样，假如人民币的利率高涨，菜票的流通量也会相应下降，因为即使没有“菜票银行”，人们也会把多余的菜票兑成人民币存入银行。 假如校方把换来的人民币烧掉，那么持有菜票的人，就无法从校方那里换回人民币，于是菜票的价值也跟与之挂钩的那部分人民币一样化为乌有。烧掉1元人民币的储备，就令1元菜票失去价值。假如有人突然不相信菜票了，只要校方妥善保存了人民币，就完全可以满足任何兑换的要求。就算人们对菜票失去了最后一分信心，把最后一张菜票都兑换为人民币，也一点都不打紧：校内将流通人民币。每一个持有菜票的人都从校方那里换回了人民币，只要略微修改用“菜票”为结算方式的合约，校内的任何人、任何交易都不会受到影响。校方要做的惟一一件事情，就是将“1元菜票兑换1元人民币”的联系汇率制度贯彻如一。兑换的大门愈是敞开，人们对菜票就愈是信任。 有人会说，为了维持这个联系汇率制度，学校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整个学校的人民币储备都要预备豁出去了。”这个说法似是而非。需知道，那笔人民币储备本来就是校方用自己印制的菜票兑换回来的，所以这笔人民币储备也只应该用于满足逆兑换的需要。一旦改动这个规则，让菜票与人民币间的汇率自由浮动，而将校方所储备的人民币挪作他用，其效果就等于把这笔人民币储备烧掉了，或者是校长把它贪污了一样。菜票失去人民币的支持，其价值必定大跌，持菜票的人相当于被洗劫了。 这个“1元菜票兑换1元人民币”机制的最大好处是它剥夺了大学当局滥发菜票的权利。哪个机构有权利发行货币，哪个机构就具有悄然无声地将他人财富转为己有的权利。大学与人民银行，两害取其轻，我们宁愿将这个既危险又诱人的权力交给后者。 这个故事可以看做香港联系汇率的近似解说。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就是指3家发钞银行每发行7.8港元，就必须向香港的金融管理局递交1美元；反过来，银行如果向金融管理局上缴7.8港元，金融管理局就退还1美元。 自由主义者们一贯主张让货币的汇率自由浮动。但是作为经济学家的自由主义者们，很多都支持香港实行的联系汇率制度，因为这实质上不是一个汇率制度，而是一个货币发行制度。他们的共识是：大国如美国的发钞机制比当时的港英当局更能抵御滥发钞票的诱惑。 我们知道，一个独立自主的经济区，在（1）资金自由流动，（2）汇率稳定，以及（3）政府发钞权这三者之中，至多只能享受两者，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例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既享受了（1）资金的自由流动，又享受了（3）政府发钞权，所以它们就无法享受（2）汇率稳定，即它们国家的货币汇率是波动的，不稳定的。马来西亚和中国两个国家的政府都对汇率作行政控制，因此都享受了（2）汇率的稳定，它们也行使（3）政府发钞权，所以这两个国家的资金就不可能自由进出国境。对阿根廷、立陶宛和香港来说，它们享有（1）境内外资金的自由流动和（2）稳定的汇率，所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就没有发钞权，它们无法调节当地货币的发行量。 就这么简单吗？就这么简单！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关上了门，赶走了人 1998年9月5日 按：1998年9月1日，马来西亚宣布实施外汇管制，试图以此避免马币“林吉特（ringgit）”受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 在席卷全球的东南亚金融风暴中，惟有完全封闭的国家依然风平浪静、置身事外。那些闭关自守的国家，国内经济根本是一潭死水，就算今天能够免受邻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也半点不令人羡慕。 不过，今天的马来西亚，却要步其后尘。马来西亚政府本周忽然宣布实施严厉的外汇管制措施：海外流通的马币“林吉特”必须在一个月内转回马来西亚境内，否则作废；实施固定汇率制度，将林吉特兑美元的汇率无限期锁定在3.8:1的水平；在马来西亚股票市场上的国外资金至少要留在马来西亚国内一年；停止马来西亚公司的股票在境外（如新加坡）的交易；严格限制出入境者携带的林吉特和外币的数量。 马来西亚打算靠封闭来避免动荡。消息一公布，吉隆坡综合股票指数应声暴跌超过13%。市场普遍认为此举将打击投资者的信心，使投资者大量抛售林吉特和马股，令马来西亚顿时成为高风险的投资区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当即表示，任何对资本流动施加的限制都会损害投资者的信心，此举会将脆弱的马来西亚经济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 每当经济步入动荡和萧条，一些古老的谬误就会复苏。外汇管制就是其一。一个国家货币对外币汇率的自然下跌，反映这个国家的综合购买力下降。而外汇管制的目的，是要否定市场对货币兑换的实际供求关系，将本国货币对外币的汇率维持在能够令政府满意的水平。人为地推高汇率，就如同坚持要以对方不能接受的低价购买对方的货物一样，只会吓走来做生意的外国人，造成贸易和投资的萎缩，让自己脱离国际合作。当进入马来西亚的外资至少要等一年、并经过马来西亚中央银行批准才能出去时，还剩下多少外国投资者会将资金轻易投入马来西亚呢？ 政府对国际贸易施加干预的手段有很多，包括进口的关税、配额，出口的退税、补贴等。这些管制都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市场价格对资源配置所起的指导作用。但是，由于这些手段往往都是在特定的行业和环境下运用，所以它们的副作用都相对温和，对整体经济的破坏力均不及“一刀切”的外汇管制那么强劲。 应该指出，外汇管制还必然伴随严重的贪污腐化现象。这是因为外汇管制势必将大量的市场决策归拢到政府的外汇管理部门。当行政手段代替了价格指标，行政手段就蕴涵着巨大的利益。管制的权力越大，贪污的机会也就越大。每一个曾经实施外汇管制的国家都给出了活生生的例子，今后的马来西亚，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更可怕的是，当既得利益的官员尝到了外汇管制的甜头后，取消管制的阻力就会越来越大。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张五常指出，在实施金本位的年代，以控制黄金外流为目的的外汇管制尚有一点道理，但今天外汇管制已经失去任何理据。50年代，印度政府邀请国际货币权威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到印度出谋献策，他的药方之一，是“结束外汇管制”。可惜他的建议至今仍未得到采纳。现在，印度经济依然萎靡不振，贪污腐化依然俯拾即是，《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在评价印度独立50周年的专题文章中指出，挥之不去的外汇管制是症结之一。迷信谬误，是要付代价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资本流动并非症结 1998年10月17日 不理解经济现象的内在因果关系，就会在危机中手忙脚乱，药石乱投。比方说，粮食价格上涨，不是好事，因为有人要挨饿了。但因此就主张管制粮食的价格，就错了。粮食涨价只是问题的表征，粮食匮乏才是症结。限制粮食的价格，反而会抑制了粮食的供应，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目前，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根源在于资本的流动。因此他们主张，限制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以避免问题的发生。 但是，他们找错了原因，给出的药方也不对。资本流动并非问题的症结。限制资本流动的主张受人欢迎，只是因为这样做比较容易，既能有所作为，又能避免痛苦而且棘手的机制改革。 事实上，金融危机的症结，最重要的是银行受到了政府的操控。出于政治需要或裙带关系，银行冒险将借来的外汇转贷给经营不善的国内企业，然而到期后，这些落后的企业无法清偿借款。改变这种状况的药方，就是切断政府意志与银行贷款之间的联系，消灭政策贷款和裙带贷款，增强银行的独立性和风险意识。金融危机并不表明自由经济的机器失效了，恰恰相反，引发连串问题的症结，正在于那些违反自由经济原则的环节。 金融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那些既有中央银行、又实施汇率管制的国家，在将借来的外汇转贷给国内企业时，以该国的本位币来记账。由于这些国家往往未能成功地抑制货币发行量，所以该国的货币一旦贬值，企业到期的还款，就无法折合成足够的外汇，进而引发债务危机。 第三个原因，是大型的私人金融机构的投资失误。如美国“长期资本管理（ltcm）”的亏蚀，致使相关的以高杠杆率放款的银行濒临破产。这些不顾风险的银行，是咎由自取的。 第四个原因，是某些地区的货币体制出现了漏洞，引致投机者兴风作浪。例如香港，在实施净化货币发行局的七项措施以前，只要大量沽出港元，就能大幅扯高港元利率。本来，忠实地执行1983年所设计的联系汇率制度，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国际投机者看准了这个漏洞，连番操纵香港的汇市和股市，从中获利。 无疑，以上这些因素都是借助了资本以及资本的流动才造成问题的。一旦像红色高棉那样取消了货币，这些问题当然不会发生；一旦像马来西亚那样禁止资金流动，这些问题当然也不会发生。但是，阻止资金流动，不仅泼走了脏水，也泼走了小孩。应该认识到，资本流动本身，并不是造成问题的症结。而阻止资金流动，却是倒行逆施，与各国拆除贸易壁垒、充分利用外资的努力背道而驰。 限制资金流动很容易，只要一纸文件就可以；相反，改革庞大的企业和银行机构，让他们承担风险和破产，就痛苦而漫长了。遗憾的是，悲观的气氛愈浓，人们就愈急不可耐，空谈一步登天的愿望。世界银行年会上，政治家们谈论管制资金的流动，勾勒重建全球金融机制的蓝图，却不爱谈论琐碎的机制改革和头痛的债务重组。 但是，管制资金流动只是因噎废食，而革命的蓝图越宏伟，就越容易推延，就越是画饼充饥。正如最近《经济学人》指出的，现在需要的，只是渐进的修改工程，它们虽不壮丽，却行之有效，本末兼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借债理应还钱 1999年4月2日 现在，“债务危机”跟“金融危机”一样，是几乎不可分离的热门词语。但种种现象表明，“借债还钱”还没有成为全球商业社会天经地义的铁律；相反，“借债不还”的遁词，历史似乎更为悠久。人们更愿意谴责收取利息的人，把他们叫做高利贷者；人们甚至谴责追讨债款的人，形容他们为莎翁笔下的夏洛克。 最早，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都是禁止债主收取利息的。这一点，伊斯兰教至今也没有在原则上作出改变。其结果是，在人类的文明史一段长长的时间里，那些提前享福，急于在今天将明天的面包吃掉的人，受到了偏袒和保护；而那些甘愿延迟享福，将今天的面包借给别人以求明天获得更大面包的人，则受到了谴责、讥讽甚至迫害。他们到头来倒成了人们眼中的敌人，及时行乐者却备受宽容。 我们不妨从当代契约原则的角度，重新审视莎翁的喜剧《威尼斯商人》。商人安东尼奥为了帮助友人成亲，向犹太人高利贷者夏洛克借钱。两人约定，到期不还，夏洛克可以割安东尼奥身上的一磅肉。虽然这个条款象征着变态、血腥和贪婪，但它来得没有任何勉强。友情诚可贵，爱情更伟大，但这里没有夏洛克的义务。夏洛克和安东尼奥自愿缔结的契约，本应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 如果说安东尼奥没有预计到会发生意外，最终无法还钱，那就只能说明他行事草率，将违约条款当儿戏；如果说安东尼奥看出了割肉条款的文字漏洞，打算利用舆论对自己的同情，那就说明他存心欺骗；如果安东尼奥觉得割肉的要求无聊或者血腥，就应该改好了条款才应承。 《威尼斯商人》讥笑夏洛克贪婪和变态的同时，也讥笑了他的愚蠢。因为他对合同条款的行文缺乏足够的慎重，才使自己失算。安东尼奥幸好得到友人未婚妻鲍西娅的机智辩护，坚持割肉时不能流血，才得以幸免一刀。但对于愿意放款的商人来说，当然不希望自己碰上这种钻空子的违约人。 有人或许会认为，既然夏洛克的割肉要求很无聊，那么只要他让步，收回这个无聊要求，就两全其美，皆大欢喜了。就事论事，这是对的。 然而，法律最重要的作用，不在于让某一次的判决两全其美，而在于一次判例对未来无数潜在事件的警醒作用。假如追债的人这次被当作反派人物来打压，那以后无数急需要借钱的人，就找不到愿意做债主的人了。 道理虽则分明，但大部分人还是招架不住莎翁的感人笔力，以致素以雄辩著称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不得不亲自出马，在1972年朝圣山学会的首席发言中，特意为债主讨公道，为犹太人正名。 这篇《资本主义和犹太人》解释道：幸亏有那些自由进入、自由竞争的行业，如银行业，才让犹太人得以生存发展，但西方文化一贯对债主和商人的敌视态度，又使得犹太人深感内疚。所以，犹太人在行为上是道地的资本家，而在言论上却总是反资本主义的。 今天，很多国家，包括泰国、俄罗斯、南韩，都欠了很多债。借债要还钱，跟债主友好协商，共同选择灵活的还债方案，是可取之道。但是，借债不还，则不仅有违商业道德，还会对今后的借贷造成障碍。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只向前看的资本价值原理 2000年5月5日 我总是想象《书城》的读者都是向往世外桃源的清雅之士，对“资本价值”的话题恐怕会不屑。如果我想的不错，那各位就误会了。资本价值原理并非只向“钱”看，而是总向“前”看罢了。 商品的价格到底代表了什么？商品的价格，就是买方为了得到它所愿意放弃的其他事物（代价），或者说是卖方转让它所要求得到的其他补偿（代价）。的确如此，但资本价值原理深化了这个思想。 很多商品，都是耐用品。房屋、油画、软件、图书、家具、果树、汽车，它们向人们提供的服务不是瞬时全部释放的，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流里持续地产出的。资本价值原理指出：耐用品的价格，不是瞬时的代价，而是从现在起直到永久未来的全部代价的总和。也就是说，人们总是把耐用品未来的全部代价考虑在当前的价格之中的。 忘掉过去的价格 资本价值原理的第一个隐含的意思是，商品目前的价格与它过去的价格历史毫无关系。你花10块钱买了个碗，第二天发现这是康熙用过的，那么这个碗的价值就马上升到10万。如果你还是用这个碗来盛饭菜，当然可以，但你得考虑，这样做的代价不是数以元计、而是数以万元计的。 人们现在谈论转让国有企业，总是这么想：计算当初这个企业投资了5个亿，折旧1个亿，所以非4个亿不卖。但资本价值原理是从来不究既往、永远只看未来的，如果预期这个企业以后的盈利能力低，比如说总共是2个亿，那它就只能值2个亿，而与当初投入的5个亿是毫无关系的。 “内建缺陷”的谬误 写教科书的人，会不会故意留一手，不一次把书籍编写得十全十美，以便不久的将来可以修订重刊，从而多赚学生几笔的书费呢？写软件的人，会不会故意留下错误，从而可以不断发行升级版本，让用户多掏钱呢？推而广之，任何一家厂商，是否也会出于同样的动机，阻碍技术推广和产品进步呢？资本价值原理告诉我们：不！ 资本价值原理的第二个隐含的意思是，“内建缺陷”的情形是不存在的。既然商品的价格包含了它未来的全部价值，那么厂商就没有必要在未来分次出售他们的产品。如果他们能够生产耐用10年的扫帚，他们就不会生产10次只能用1年的扫帚。 其原因有两个。第一，耐用10年的扫帚，它的价格必定包含了它未来10年的总价值，所以多次生产不耐用的扫帚没有必要；第二，生产更耐用的扫帚，能减少以后多次推销、议价、仓储等交易费用，花一次的交易费用，就可以占领10年的市场份额。可见，资本家阻碍技术进步的说法，在资本价值原理面前，是不攻自破的。 有人会为了100年后的成果努力吗？ 是的，人们的确会为了100年后的成果而努力——这是资本价值原理的第三个隐含结论。有些百年陈酿，祖辈相传，呵护备至，但可能谁也没有打算开瓶畅饮。一棵果树，哪怕要50年后才能结果，也会有人去种植，而他并不指望自己能够亲口品尝它的果实。当你仰望一幢百年老屋的时候，你可曾想过，当年的主人为什么能关怀到那么久远的后代呢？ 人们或许回答，那是因为追求完美的精神，那是因为关照后代的天性，那是遵从遗训、延续传统的美德。这些答案并不全错。人是有利他精神的。但是，只要考虑到我们的先辈在对待他们的同辈时所表现的自私，就难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反而对虚无缥缈的后代愿意付出那么多了。 资本价值原理第三个结论，提供了更有力的答案。我们先看，一棵果树，它今天的价值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把这棵果树未来每年收获的价值，根据利率折现为现值，再把这些折现的现值相加，就求得了这棵果树今天的价值。 可见，这些耐用品的当前价格，已经反映了它们未来全部的价值，所以，我们的先辈无需等到果树结果，就能把那些“未来果子”卖掉，享受“未来果子”带来的收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股票价格测不准原理 资本价值原理的第四个隐含结论，更是石破天惊，极具震撼力。那就是“不要试图预测股价走向！” 先让我介绍三个环环紧扣的概念：一、股票是一种耐用品，是一种预期在未来很长时间里，能够不断产生收益的商品。二、股票的价格，是股票未来全部预期收益的现值，也就是说，股票的当前价格，是该股票未来全部收益的总和。三、股票价格的变动，是人们对股票未来全部收益预期的变动。 举个例子，如果有一只股票，它保证在今后每年产生10元的收益，直到永远，同时假定市场利率永远是10%，那么这只股票每股的当前价格就是100元。这100元，是这一股股票在未来无数年里产生的收益，按照10%的贴现率，逐一折算为当前现值的总和。换个角度来理解：只要拿着100元，就可以在10%的市场利率下，在未来无数年里，每年都获得10元的利息收益，而永远无需动用、也不增加这100元的本金。 人们现在愿意花多少钱买一只股票，取决于他们预计将来能从中获得多少。如果当前的信息发生了变化，改变了人们对未来事件的预期，那么价格现在就会发生变化。任何现实事件的变动，如果已经在预料之中，就不会改变价格。这里两个要点是：（1）股票的当前价格，取决于预期的未来收益；和（2）有关未来事件的信息一旦发生变化，价格现在就会马上发生变化。 只有未能预见的事件，才能导致当前价格变动。如果一场风暴已经摧毁了农作物，那么这家农场的股票就会马上滑落，而不会等到收割的时候才滑落。关于未来变化的信息，也就是意外，是不可预测的。要是它们能预测，就算不上意外或变化了。如果人尽皆知利好的事情肯定要发生，那就成了当前的信息，而且体现在当前价格之中了。 股评家经常言之凿凿：“预计下星期股票会调整，并且要等下个月才能反弹。”——那纯属猜测，倒着说也同样正确。如果那些导致价格变动的消息是可信的，股票价格现在——而不是“到时”——就会立即作出反应。 我们不是说事物发展是没有规律的，也不是说人们完全无法把握未来，而是说人们对未来的把握是不完善的。如果人类的知识是进步的，那么就总有些东西要等到明天才能知道。正是这些明天才知道的信息，导致了股票——乃至所有耐用品——价格的变动。换句话说，不是“未来事件的走势”决定了价格的走势，而是“关于未来事件的信息被披露的走势”决定了耐用资源价格变化的走势。 既然“当前价格反映未来预期价格”，那么结论就是，过去相继发生的价格所构成的图线，并不蕴涵未来价格走向的信息。你钻研那些图线，不能增加你获得更高回报率的机会。也就是说，你再也不要煞费心机搞什么技术分析，推断哪些股票最可能盈利了。 很多人相信“市盈率”，但那是一个不必要的指标。切中要害的，永远是对一只股票未来回报的预期，而不是它过去的历史。今年4月，美国科技股的大调整中，不少网络概念股价格下跌了90%以上，远远跌破了发行价格，难道这些股票就必定很值得买吗？一切图表、曲线，以及一切有关“支撑位、大势、转折点”的煞有介事的高论，都是没有根据的。随便选一只股票就得了；向全部股票列表投飞镖也行。 注：本文部分内容经授权改编自阿尔钦（armen alchian）《大学经济学》（university economics）。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中国股市的作用 2001年2月26日 中国股市的第一个作用，就是提供“投资”的场所，也就是“投机”的场所。无数人殚精竭虑，企图说明“投资”和“投机”的区别，那是徒劳的。“投资”和“投机”，在行为上是没有差别的！也就是说，观察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者，无法从行为上看出一个人到底是在“投资”还是在“投机”。 那为什么学者们要说那么多，试图区分“投资”和“投机”呢？因为大家觉得，“投资”是个好词，“投机”是个坏词。学者们想用“科学”的外衣，伪装自己主观的判断，想用自己设计的“标准”，往别人的行为上“套”。看得顺眼的就是“投资”，看不顺眼的就是“投机”。如此而已。 一个人，生来就要选择，生来就要投资，生来就要投机，生来就要赌——这四种说法，指的是同一种行为。买个鸡蛋，是赌它不臭；读大学，是赌将来会更体面；买彩票，是赌自己会中；不买彩票，是赌自己会不中；娶老婆生孩子，是赌自己能享受天伦之乐；不娶老婆，是赌自己会为婚姻所累。 有人说赌场是“零和游戏”，因为赌来赌去，钱并没有增加，所以赌场“无益”。照那么说，音乐会曲终人散后，钱也只是从听众的手上，转到了乐师的手上，并没有增加，那也是“零和游戏”了。说这些话的人眼里只有钱。是的，听音乐不生钱，但产生了感受；赌博也不生钱，但赌徒购买了发财的希望和偶尔赢钱的快感。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为什么音乐会和赌场都是人类历久不衰、兴旺蓬勃的行业。 股民炒股票，就是为了赚钱。他们的行为是中性的。至于张三把他们说成是“改革的先锋”，而李四把他们说成是“赌徒”，那不过是说话人自己的价值判断罢了。经济学的任务是要解释，国企这么不济，股市操作那么不规范，为什么人们还愿意在这里花那么多钱来投资，或者说投机，或者说赌。 这就得转去谈中国股市的第二个作用了。那就是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古往今来，国有企业的业绩都乏善足陈。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为了阻止国有企业亏损，我们曾经花了不知道多少力气。殊不知，国有资产是要流失的，国有企业是要亏损的。那么，怎样才能为国有企业补充资金呢？股市是方法之一。 中国的股市，长期以来是国有企业的集资场所。股民的资金，就是用来支持这些国有企业的经营和扩张的。但是，国有企业的亏损，是由于它内在的体制造成的，不是资金不足造成的。所以，集资并不能扭转国有企业普遍持续亏损的局面。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回报前景一点都不乐观。 那为什么中国的股市还那么热呢？原因多不胜数，包括中国的投资渠道（即投机渠道）很少，成功投资（投机）者的示范效应，下岗人员把炒股作为一种职业，国企凭借行政特权仍然具有盈利能力，普遍的假账假报告暂时掩盖了吓人的真相等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股市虽然很不规范，但还是能聚集大量资金，吸引很多人参与。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量兴风作浪的资金，其来源都是国有资金。结果，对于操盘手来说，赚是自己的，赔是国家的，所以他们格外鲁莽，格外喜欢冒险，违规操作也格外肆无忌惮。经济学家不应该作价值判断，批评“你们赌得太凶”，而应该解释背后的前提条件。“赌得太凶”总是有原因的。 股民的心情可以理解。你买了个烂苹果，就会大呼上当，叫别人不要再买；但如果你买了只垃圾股，你就宁愿隐瞒真相，希望有人会接手。所以，虽然不少上市公司业绩不佳，但很多人还是希望它们能继续玩下去。 中国的股市，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作用，就是促进国有企业转型。前一段时间，大家在争论让严重亏损的“郑百文”公司退出股市的问题。其实，国有企业虽然亏损，但不退出市场，那也可以，办法就是让别人进入市场，并购这些国企，收拾这些国企。“别人”是谁？最终是私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国有企业曾经享受过百般“优待”和“扶持”，我们现在既往不咎。但国有企业以后还是会亏损的。等到它再需要资金时，如果各级政府不再照顾它，它就只能到社会上和股市上融资。要资金吗？用国有股权来交换吧。 这样，国有企业的内在治理体制，就能自然而然地在股市的购并重组中得到矫正和完善。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型，可以通过中国股市这个渠道“和平地”完成。当然，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股票的流通和收购，目前还有严格的限制。但是，一张文件纸就能取消这些规定。十年培育出来的股市，将来是可以担当重任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通货膨胀与失业 2001年6月25日 经济学者相信，“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着某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于是，他们悉心构造各种理论模型（如著名的“菲利普曲线”），试图摸索其中的规律。但是，那些曾经风靡一时的模型，后来都陆续被事实推翻了。纷扰过后，经济学里还剩下多少可靠的解释呢？ 通货膨胀的惟一成因 通货膨胀，就是“货币总量”相对“物品总量”不断增大的现象，粗略地说，就是货币“过多”的现象。而大家都知道，现代社会只有政府才有权印刷钞票，所以，通货膨胀的成因，就是政府发行了过量的钞票。这是通货膨胀的成因，也是通货膨胀的惟一成因。 政府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多印钞票。比如，在一些税制不健全的国家，政府为了负担开支，就要通过增印钞票来暗中征税；另外，政府为了增加教育、基础建设或国防的开支，或为了援助灾民，也会增印钞票。 增印钞票的理由数之不尽，有些是正当的，有些是不正当的——更准确地说，对某些人来说是正当的，而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是不正当的。正当与否，经济学无法作出“科学的”判断。但不管怎样，经济学要指出的是，通货膨胀的成因，就是政府发行了过量的钞票。 被人误解的通胀成因 但街上流行的说法可不是这样的。人们所说的通货膨胀的成因，往往五花八门：有人说是因为房地产商人抬高了地价，有人说是因为股市里的赌风太盛，有人说是因为石油等原材料涨价，有人说是因为政府的开支太大或债务太重，有人说是因为工会成功地取得了过高的工资，等等。 这些众说纷纭的通胀成因，都是错误的。并不是说这些现象不会发生，而是这些现象本身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更确切地说，这些现象，不仅不是通货膨胀的成因，有时还是通货膨胀导致的结果（有时则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人们为什么经常产生类似的误解呢？这是因为，当政府发行了过量的钞票，从而诱发了通货膨胀时，各种物价的上升并不是“齐头并进”的，总有一些物品要率先涨价。然而，即使根本不存在通货膨胀，也有一些物品要涨价。于是，人们就误以为这种碰巧率先涨价的物品，就是后来“大规模涨价”的始作俑者。实际上，这种率先涨价的物品，只不过是“大规模涨价”最早的表现罢了。 相对涨价与绝对涨价 即使不存在通货膨胀，各种物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也会不停地涨跌。如果写诗的报酬高，我就去做诗人；如果编程的报酬高，那我就去做程序员。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所有价格的变化，都仅仅是相对价格的变化，我总能根据诗人和程序员的工资，选择到底是做诗人，还是程序员。 但是，一旦出现通货膨胀，相对价格这个指标就被歪曲了。假设计算机行业是通货膨胀最早波及的行业，那么所有从事计算机行业的人，其工资收入就会率先上涨。要知道，这种价格上涨是相对它自己的上涨，并不表示这个行业相对其他行业更加吃香，而只是这个行业最先体现了通货膨胀而已。其他行业（如诗人）的工资收入很快就会迎头赶上。最终各行业的相对收入是大致不变的。 问题在于，在经济社会中，每个人、每个企业、甚至每个行业，都是孤立的，所以当他们的工资收入增加时，他们无从判断，到底是他们的劳动力升值了，还是仅仅水涨船高，自己的劳动力和其他劳动力一同升值，而相互比值并没有改变。这种不确定性，是真实世界非常重要的特征，而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使通货膨胀对就业造成了影响。 预期外的通胀影响就业 如果通货膨胀是在预料之内的，比如每个人都知道，各行业的工资每年将上涨5%，那么他们就不会跳槽，老板也不会多请工人干活，每个人都只会呆在原来最合适自己的地方。收入增加5%，谁也不会高兴，因为人人都知道，别的一切开支都将增加5%。 预期外的通货膨胀就不同了！如果通货膨胀在意料之外，那么人们就会无所适从。老板的收入忽然增加了，到底是自己的烧饼越来越受欢迎，打败了对面的麦当劳呢，还是出现了普遍的通货膨胀，所有行业的收入都会同步增加，而自己只不过碰巧走在前头罢了呢？不知道，没有办法知道！ 老板们通常会静观其变，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得采取行动。如果认为是自己本事增加了，那么他们就会扩张业务，增加聘用工人，从而带动一片繁荣。所以，每当出现“预期外”的通货膨胀时，就业率就往往会增加。反过来，每当出现“预期外”的通货紧缩时，失业率则往往会大幅度上升。 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失业率的上升，不是由于经济结构或劳动力结构发生了改变而造成的，而是由于人们接受了错误的信号而造成的。靠误导得来的“好景”是不长久的。烧饼店老板很快发现，其他的成本都追上来了，自己的实物收入并没有增加，而原先的扩张计划，则很可能因为后续资金跟不上而告吹。“预期外”的通货膨胀，其危害就在这里：它扭曲了价格信号，使人们用错了资源，造成了浪费。 诸位，时不时会有一些“著名专家”站出来说，要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提高就业率。这种说法大有问题。没错，“预期外”的通货膨胀，的确会使“就业率”上升，但那是因为公众受到价格波动的“误导”使然。那种繁荣是短暂而虚假的。真相很快就会大白，而社会则迟早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花费漫长的时间，来纠正资源的配置错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香港的经济困局 2002年1月21日 读者转来一篇长文，洋洋近两万言，由4位经济学者联手撰写，内容是如何拯救香港经济。但我搜索一下，发现通篇完全没有提及“联系汇率”、“福利”、“地价”、“财政赤字”、“减薪”或“减价”的问题，而“通货紧缩”也只是一句带过，我便思忖：只字不提关键点，要分析得有见地，可能性很小。 理解经济现象，分析经济走势，必须从制度和约束条件着手，才能得到有意义的观点和线索。光是搬字过纸，罗列宏观经济数据，用“去年同期”、“前年同期”的数据横比竖比，只有数据，没有情况，就算长篇大论，也只是“用事实解释事实”，永远弄不清楚哪些是因，哪些是果。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逞论对症下药？ 联系汇率的制约 香港今天的经济困境，是由几个并发的因素造成的。首先是港英政府遗留下来的“联系汇率”机制。香港实行的“联系汇率”，不是其他国家的“外汇管制政策”，而是“港币的发行机制”。香港三大发钞银行每储备1美元，就发行7.8港元。港元实际是美元的代币，在香港流通的实际是美元。也就是说，香港政府不具备控制货币总量的酌情权，其好处是可以避免政府滥发货币的风险。 但问题是，一旦美国发生通货膨胀，那么香港也会“引进”通货膨胀；一旦美国发生通货紧缩，那么香港也会“引进”通货紧缩，而今天香港的经济困难——物业价值暴跌、负资产人士大增、裁员减薪、消费疲弱、利率贴近零——恰好就是“通货紧缩”的综合症状！遗憾的是，在“联系汇率”的制约下，香港政府不可能靠调节货币总量来舒缓困难。 通货紧缩的症状 什么是“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就是货币流通总量“意外大减”。一旦发生了意料之外的货币紧缩，经济生活中的“相对价格关系”就会发生紊乱，通货紧缩的症状就会迸发。例如，某人原先月挣三千，供楼、伙食和娱乐各花一千。设想现在发生通货紧缩，全社会的货币总量意外地减少一半。要是各行各业都步调一致地减价一半，那么生活本来可以照常。但问题是谁也不愿率先减价！ 通货紧缩造成的困难，就是“全民一致减价”的困难。细说起来，这个困难有三层。一是心理接受的困难。要减薪减价，面子上过不去。二是获取信息的困难。人们由于无法判断到底是自己时运不济，还是整个社会都面临通货紧缩，所以要过一段时间才肯认命。三是许多长期合约，例如银行的按揭合约、长期订单、工资合约、福利承诺等，都明文约定了固定的货币金额，几乎无法推倒重写。 大量“负资产人士”就是这样产生的。假如发生“通货膨胀”，即社会货币总量处于增长阶段，那么最走运的就是早期借钱买楼的人，他们得到了越来越“值钱”的楼房，而只需偿还固定数额的货币；相反，假如发生“通货紧缩”，即社会货币总量处于萎缩阶段，那么最倒霉的也是当初借钱买楼的人，他们必须偿还固定数额的货币，而得到的却是越来越“不值钱”的楼房。 同样，银行的利率接近零，主要根源也是“通货紧缩”。银行的业务是借钱和还钱，而不是借物和还物；银行结算都是以“货币”为单位，而不是以“实物”为单位的。所以，随着货币总量不断减少，“今年借多少，明年就要还多少”的难度必然大增。假如货币总量明年减少三分一，那么货币利率就很可能是负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从高地价到财政赤字 香港经济困境的另一方面原因，是港英政府遗留下来的“高地价、高福利”政策。香港政府的库房，很大一笔收入来自卖地。打开香港地图，会发现空地很多，已开发的很少。香港的地价极高。政府通过捏紧卖地量，无形中向香港市民收取了很高的“间接税”。 政府的这些收入，都用到庞大的财政支出项目上去了。古往今来，政府机构和社会福利都是容易膨胀，而极难压缩的。在经历“通货紧缩”的时期，由于政府的卖地收入和税收大大减少，而财政支出则居高不下，所以很容易出现财政赤字，而这已经是事实了。接下来，财政赤字难免会侵蚀外汇储备，令本来兑换自如的“联系汇率”机制受到冲击。这未成事实，是隐患。 减价才能走出困局 在一个实行“联系汇率”的地区，如果遇到“通货紧缩”，就只剩两条出路：一是拆除“联系汇率”，让货币贬值，从而使全社会的物价水平统一自动下调；二是鼓励大家各自“减价”：消费品物价要减，楼价和房租要减，工资水平要减，政府派发的福利也要减。 但在真实世界里，减价比想象中难得多。而且，不同的项目，减价的难度也不同。易腐消费品最容易减价，耐用品减价要难一点；房租比较容易减，而楼价比较难。私营企业的工资已经是不容易减的了，而公务员的工资和政府派发的福利，要减就难于上青天。至于跟银行签订的抵押贷款合同，则是“死契”，没有听说可以中途减价的。 用不到两千字的篇幅，只能说清楚一个问题，即香港的困局是：在“联系汇率”下，遇到了“通货紧缩”，所以全社会要经受“减价”的痛苦。至于解决之道，市面上流传不少，但它们有多大作用和是否可行，我还没有把握。 国有股宜按市价定期定量减持 2002年1月28日 按：国内上市公司的股票，大部分属于暂不能在股票市场自由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中国政府近来打算减持国有股，将这些股票逐步解冻套现。这一做法引起股价大跌和股民的激烈争论。 我赞成国有股减持。最根本的理由，是我跟所有拥护“市场经济”的人一样，认为一个国家的资源，若大部分以政府的名义持有，那么资源的三权，即“使用权”、“收入支配权”和“转让权”，就不可能得到充分落实，这对经济发展非常不利。毫不夸张地说，“计划经济”之所以处处失败，其症结就在于“三权”没有清晰地界定给个人。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把“公营资本”转变为“民营资本”？自从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推行“民营化”政策开始，近20多年来，各国曾经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而我们现在的所谓“国有股减持”，就是通过“股票市场”这一场所，把“国有股”甚至“法人股”转售给个人，从而把“公营资本”转变为“民营资本”。就中国目前的经济格局而言，这应该是最和平和有效的过渡途径了。 当然，去年财政部提出国有股减持方案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弥补“社会保障基金”的缺口。中国的社会保障基金启动不久，就遇到这么大的资金困难，令人焦虑。但那是另一个话题。不管目的是什么，只要政府真地减持了国有股，其结果就符合我们的期望。 而且，那些“国有股”从来就是“政府”的。现在政府要把它卖掉，弥补其他方面的支出，可谓天经地义。至于有些股民认为，他们在入市时没有料到，政府终有一天会把暂不流通的股票解冻，那就恐怕要怪股民一厢情愿了。 现在证监会正在征集和讨论“国有股减持方案”。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给“国有股”厘定合理的售价，二是如何调节“国有股”释放的数量，避免股市受到冲击。据说目前征集到的方案已经有4000多个，但所有这些方案，往往都有两个弱点：一是太过复杂，这样会掩盖国有股的真实售价；二是需要相机行事，这样容易诱发和不公。 就第一个目的来说，没有比“市价”更适当的了。有些减持方案主张采用“按国有股最初成本计算”或“政府让利”的原则。但那是没有依据可言的，因为“成本”可以这样算，也可以那样算，“让利”可以多，也可以少，争论会没完没了。既然“国有股”本来就属于政府，那么政府就有权享受与其他股东一样的待遇，照市价把股票出售给任何匿名买主。这不仅最有效率，而且名正言顺。 至于第二个目的，我认为最好就是采用“定期定量、不论价格”的办法。既然国有股横竖都要减持，“冲击”就无可避免，但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倒是可以避免的！ 政府不妨公开约定，不论当天市价是高是低，每天都出售固定数量的国有股，最终在一定期限（例如5年或10年）内出清所有国有股和法人股。一旦市场清楚知道政府每天抛出的股票都是定量的，那么相关的内幕消息就会绝迹，股民就能够避免大量不必要的揣测。他们只需专注于市场其他因素，就可以作出投资决策了。 这个办法比任何“相机行事”的操作方案更透明、简单、易行。相反，减持方案越“复杂”，“相机”程度越高，弄得抛售股票的数量时多时少，节奏时快时慢，消息时真时假，那么“当权者”假公济私和渎职的机会就越大。这样的机会可免则免。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生活观念 也谈“公平” 1996年7月13日 按：人人都赞成“公平”，但“公平”的含义总是含糊不清。 假如有两个选择：假设我付出相等的劳力，一家公司付给我1万元，但这家公司里和我同一级别的同事，由于他们是外籍员工的缘故，每月的收入比我多10倍；另外一家公司付给我1千元，而且这家公司对内外籍员工的待遇都是相等的，都是1千元，那么，我必定会选择前面那家绝对工资高但待遇不公平的公司，而放弃后面那家虽然公平但绝对工资很低的公司。 有一个误解，以为人们要且只要知道自己与其他人同样富裕，就会感到幸福。这样的人是有的，那是一些妒忌心压倒一切的变态分子。 大多数人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经济地位提高的绝对数值——我选择只多要10万，而不选择亿万富翁比尔·盖茨破产，不得不到振华路跟我一起上班。能增进我幸福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我愿让弗莱明（sir alexander fleming，青霉素的发明者）大富大贵，我只要一支青霉素，而不希望他改行扫大街（与我同行），我却不幸死于肺炎。 采用强制力使“公平”迈进一步，就使效率后退一步。给“公平”加上引号，是因为这其实并不公平。盖茨腰缠万贯，而我因庸碌而无财，那才是公平的。财富的分布曲线，与智商、运气、个人爱好等分布曲线相吻合，才是公平。另外，不要企图按照盖茨的努力和幸运的比例，把他的财富一分为二，把属于幸运造成的那部分拿给大家共享。企图划分努力和幸运的比例，不可能。 你以为“最终产品的公平”与“机会的公平”是可以分开的，而你追求的仅仅是后者，不是前者？不，这两者没有差别，完全是同一回事。 所以，当你觉得今天的普通百姓比祖先们具有更多的“机会”时，可能是因为他们今天得到的“最终产品”绝对增加了。一般人的孩子都能够上大学，并不是“机会”更公平了，而是他们父母的生产力提高了，能够支付更多的闲暇时间和更大的智力投资资金，而这时候财富分布的差距，可能比以往多数人无钱上学时大得多。 笑了。 是否该死? 1997年12月3日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讨论爱滋病与道德的关系，里面有这么一段： “爱滋病毒是攻击及毁灭人类的最强劲武器，发放病毒最有效途径就是首先破坏人们的道德系统。只有道德系统被人们自行瓦解，这个病毒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与效用。爱滋病毒来源于遥远的外星球，而治疗爱滋病毒最有效的药物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历时五千年所炼制的万能灵丹——道德。” 我忍不住要回应一下。 肺结核曾经足以毁灭人类。假如呼吸有罪，那么抵制肺结核的最有效药物肯定也是中国的灵丹——道德。 我有时会旁听公司的女同事讨论电视剧剧情。有一次，剧中某位“陈世美”因为拈花惹草，得了爱滋病。讲到这个情节，全公司里最温柔的那个女孩子，就兴高采烈地说：“该死！” “不至于吧。”我心里一惊。是什么，我继续想，让一个温柔小姐雀跃于别人的死呢？是道德。 只要选取适当的道德标准，很多人的死就是活该：赛车冠军塞纳为了追求刺激死于车祸，活该；弘法大师偷吃牛肉得了疯牛症，死去活该；不甘寂寞的王妃跟花花公子约会，为了避人耳目，结果车毁人亡，也是活该…… 宗教的虔诚，可以令慈祥的老大妈在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2.17，因主张无限宇宙与多种世界理论，被罗马教廷按顽固异端分子的罪名处死）的脚下添一把柴火；道德上的定罪，可以让温柔的小姐变得惨无人道。 是时候用理性和科学来主导我们的世界观了。 我们应该认识到：爱滋病不是上帝对人类性行为的谴责。所有染病的人，都是不幸的。爱滋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而绝不是道德家的武器。 只有科学，而不是道德，才能帮助我们减轻人类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所付出的代价，从而鼓励我们更加大胆地追求幸福，而不是回避和唾弃幸福。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也谈克隆 1999年3月5日 克隆技术问世，招来的是恐慌。十多个发达国家的元首们匆忙签订了禁止对人进行克隆实验的协议。一向习惯于从传播媒介接受知识和观念的大众，也懒得三思，开始人云亦云。 知道吗？克隆人，只能复制一个人的dna，只能复制一个人的生物特性。而一个人所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除了生物特性外，更重要的是他所处的环境。而环境，是不能克隆的。 很多人担心，如果可以克隆人，那么有人大量克隆希特勒怎么办？ 哈哈。须知道，即使在没有克隆技术的世界，也已经到处是希特勒了。 这些人之所以成为这些人，关键不是他们的dna造就的，而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和游戏规则造就的。简而言之，就是制度决定了人的行为。 在互联网上，随便就可以找到希望对日本人实施种族灭绝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但他们的狂热，几乎总是止于言表。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都受到了制度和各种客观条件的约束。反过来说，一旦条件成熟，任何人都可能变成男盗女娼，或者是战争狂人。 不必禁止克隆希特勒，因为，腼腆的他可能成为今天的数学家陈景润；也无须特别关照爱因斯坦的克隆，因为，懒惰的他很可能只是个管子工。 长期观察人类婚姻案例的经济学家指出，人类寻找配偶的标准和动物并无二致——寻找智力和体力上同自己相近的。经过无数次的选择，我们相信今天存活的人，都是比较“优生”的。 克隆技术可以为人类的医疗事业提供更多选择。但是，谁也没有暗示，克隆可以使人类节省生养、教育的投资。 既然如此，克隆跟生育相比，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又有什么不同呢？ 对于那些习惯从制度、契约的角度来分析和处理人类社会问题的人来说，生物克隆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况且，时间和具体环境不能克隆，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所以，对克隆技术的恐慌是不必要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烟民们的官司 1999年9月4日 美国的州政府和烟民控告美国烟草公司。他们指责烟商早在六七十年代，就已经知道吸烟会危害健康，增加致癌机会，但一直向公众隐瞒，继续引诱人吸烟，因此摧毁了无数烟民的健康。这些官司的索赔金额，动辄百亿美元。 烟草公司的确有错，错就错在知情不告、刻意隐瞒。这也恰是过去类似几宗官司得以胜诉的突破口。市场经济充满了欺诈，但欺诈不是市场经济。维护厂商与顾客自愿达成交易的权利，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信条，而欺诈行为与之格格不入。烟商宣传香烟无损健康，不会上瘾，当然应该受到惩罚。 但是，假如烟商开诚布公地正告烟民：吸烟可能造成危害，而烟民还是要选择吸烟的话，那造成的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是烟商，还是烟民？当然是烟民自己。 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的习惯法原则，为解决多方如何分摊责任的问题，提供了指导性的思路。那是说，要权衡各方避免损失的能力。越有能力避免损失的一方，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就越大。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为避免损失需要付出的成本越低的人，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就越大。 拿吸烟的事来说，烟草商要掌握烟草的成分、搜集烟民的健康数据，显然比分散而独立的烟民要方便得多。同样道理，电视机厂商测定电视屏幕的辐射程度，食品商公布食物的成分，汽车设计者指出汽车的安全性能，显然也都比分散而独立的顾客来做这些事情要方便廉价得多。所以，烟草商与其他类型的厂商一样，向烟民披露香烟的成分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是责无旁贷的。 然而，烟商的责任应该到此为止。在知情的情况下，根据同一个习惯法原则，烟民——而不是烟商——应该自行判断是否应该吸烟，并独立承担后果。这是因为，烟商只了解香烟，并不了解烟民。要烟商去为每个烟民量体裁衣，为他们在过瘾与疾病之间作抉择，是非常困难的。 有人会问：香烟有害，为什么还要让烟商生产销售？答案是：因为香烟也有“益”。曾经有一个哲人，问他的学生：“我有办法，可以使商品丰富，社会繁荣，生活惬意。不过，代价是每年要葬送一千个人的生命，你接受吗？”学生说：“当然不接受，生命是无价的！”哲人于是回答：“那我们就不要再用汽车了。” 其实，生命本来就是用来消耗的。快乐似神仙，短命几年又何妨？在西方，绿色环保分子不仅反对污染，还反对核技术、反对汽车、反对香烟、反对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然而，如果白天主要砍柴，晚上主要睡觉，看病要跋涉一天，看戏要等到新年，那样的活法，生命又岂止缩短一半？烟民利用香烟增加生活的趣味，天经地义；只是吸烟之余还要求烟商承担代价，就于理不合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天气预报的生意经 1999年9月26日 强烈飓风“弗洛伊德”吹袭美国。风向尚未明朗之际，东南沿岸200多万居民，在官方的敦促下紧急疏散。数以万计的汽车造成公路大塞车，被佛罗里达州政府称之为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疏散行动。天气预报，在这次“和平大疏散”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天气预报的“价值”，用简单的方法就可以估算出来：假设平均每个人，都愿意花100美元来免却逃难旅途的奔波劳顿，那么即使关于飓风“弗洛伊德”的预测完全错了，这个错误的预测，至多只会引致2亿美元的损失；反过来，如果平均每个人在一场飓风中至少会损失1000美元，而大家都愿意付出1000美元来弥补飓风可能造成的破坏，那么预测如果正确，它就至少避免了20亿美元的损失。 虽然没有多少人觉得天气预报很能“挣钱”，但它无疑极具“价值”。自从1854年成立了政府气象站后，天气预报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估计，人类在天气预报上每投入1美元，就可以在避免伤亡、保护收成等方面，得到15美元的回报。 近20年来，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大有提高。现在，3天预报的准确率，与1981年的当天预报相当，而10天预报，也很快成为天气预报的标准了。 令人惊奇的是，在市场经济下，天气预报竟然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据《经济学人》报道，英国的政府气象局，营业收入在欧洲的同行中最高，一年有4000万美元——虽然距离他们2.58亿美元的支出，还差一大截。法国的政府气象局，把每天的天气预报，卖给法国最大的商业电视台tf1，每年就获得收入32万美元，而tf1在天气预报节目前后插播的广告收入，竟然高达2.6亿美元。 世上没有免费午餐。人们一天到晚看电视节目，都可以是免费的。只有当他们被电视广告说服，购买相应的商品时，他们才为那些电视节目付费。由于做传媒的人，自信有人会来做广告；做广告的人，自信有人会来消费，一环接一环，所以守株待兔式的间接收费，照样可以做到疏而不漏。 但如果把天气预报也看做是一套电视节目，或者报纸上的一个专栏，那它就仍然是赔钱的制作，原因是天气预报的知识产权保护还不够充分。 联合国属下的“世界气象组织”，拥有185个会员国，免费交换气象资料。而一些经营天气预报的私营企业，就利用这些公开的数据，加工成特定地区的天气预报，出售给传媒和企业，从而分占了政府气象台的市场份额。 由于美国法律规定，气象资料不准作为商品出售牟利。于是，美国作为世界气象组织的成员，免费获得了其他国家的气象资料，转手就被美国国内各家商业气象机构利用。欧洲的政府气象部门，指责这些商业机构巧取豪夺，不公平竞争；有趣的是，那些商业气象机构，则反咬一口，指责各国政府气象台互相勾结，“倾销”天气预报。“不正当竞争”的罪名，人人都能活学活用了。 为了限制气象资料流失，世界气象组织在1995年规定，各地的气象局虽然可以继续免费交换资料，但不准将他们分析加工的天气预报出售到国外。然而，随着互联网势如破竹，这个规定早就形同虚设了。如何保护气象预报这个既极具价值、又极易亏本的行业，仍然是商人和知识产权专家的难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金钱与专家意见 1999年10月8日 萨缪尔森说过：“只要我能写经济学，谁掌权都不要紧。”——专家总企望靠言论来影响社会，尽管败多胜少是意料中事，他们也还是乐于直抒己见。几个月前，美国240位大学和研究所的学者，包括以开创“公共选择学派”闻名的塔洛克（gordon tullock），联名上书克林顿总统，为微软等大企业撑腰。 这封信大致是说：反垄断法本来是用来对付垄断者“高价格、低质量”的行为的，但是现在情况恰恰相反，消费者享受着不断降低的价格和不断提高的质量。一些竞争对手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便转而向政府寻求行政帮助。最近政府几宗针对微软、英特尔、visa卡与万事达卡的反垄断诉讼，推涛作浪者都不是消费者，而是被告企业的竞争对手。这个现象令人忧虑。自由竞争才是信息产业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呼吁有关当局撤销那些证据不足的反垄断起诉，云云。 这封信立场鲜明，道出签名人的心声；这是给总统的公开信，签名人也都知道；后来，这封信连同240位签名人的姓名和所在院校，以全版广告的形式，同时刊登在6月2日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上，签名人也没有异议。 问题是，新闻界两个星期前才披露，给两份报纸的广告费，是由微软公司支付的。争论便由此而生。一位签了名的经济学家哈奇姆（simon hakim）表示，要是他早知如此，就不会签名。不过，另一位经济学教授利波维茨（stan j. liebowitz）则说，尽管他事前也不知道，但谁来付钱刊登公开信，根本不影响他的立场。 争论的焦点是，微软到底应不应该资助为自己辩护的人、并传播有利自己的观点？专家、学者、评论员，在研究和发表观点的时候，应不应该接受企业的资助？而大众又应该怎样看待那些得到资助的机构所发表的意见？ 其实，这些争论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对所谓“客观评论”的标准太过苛刻，苛刻到已经与评论本身无关的程度。人们以评论的发表人是谁、发表途径如何等标准来衡量评论的“客观性”，而不管评论本身正确与否。要是发表评论的过程花了微软的钱，评论就因此失去了“客观性”，那反过来是不是可以质疑，有些人之所以批评微软，仅仅是因为他们尚未收到微软的钱呢？ 还有，人们也混淆了思想上的独立判断，以及物质上的宣传推广两者之间的差别。任何“独立”的思想言论，都必须“依靠”经济物品来记载和传播。尽管你有言论自由，但你并没有无偿使用别人的草坪、扩音器或报纸版面等“经济物品”的权利。同样道理，尽管你对事物作出了独立的判断，但没有了“经济物品”的支援，你的思想成果就形同虚设，对社会毫无影响。 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无不是接受了各方面的物质支援，才把思想工作开展下去的。事实上，微软公司资助研究机构，而这些研究机构同时也接受其他企业的资助。微软的对手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这一切都是公开、合理而且合法的。 人们应当逐渐接受类似的资助活动，并摆脱“资助人是谁”的影响，自行独立判断。希望哈奇姆先生有朝一日收回他的反悔，并说：“直抒己见的公开信，就算微软付钱登报，我也照签不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生活中的“成本”（1） 2000年9月18日 成本，就是最大的代价。更准确地说，你获得某件商品的成本，就是你为了得到这件商品所必须放弃的最高价值。本文就从这个平平无奇的定义开始，介绍生活中三个常见的应用。 分工和交易 人类即使无所作为，也有一定的收入，那是天赋的——阳光、泉水、树荫、野兽、矿山、鱼鲜、黄金。但我们今天享受的远远不止这些。那么，我们身边的资源和财富是如何增长的呢？发达国家为什么会发达呢？有人解释：因为他们曾经掠夺。 但这没有说服力。掠夺的本身，只能解释他们当时的富裕，并不能解释后来的增长。财富不增长，掠夺者就最多停留在过去的生活水准上，更何况坐吃山会空。事实上，穷的未必更穷，富的未必更富。要是贫富的结局用初始的状态就可以解释，那还要经济学理论来干什么？换言之，经济学的任务之一，就是用来解释人类的收入和财富是如何增长的。 人类增加收入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靠结队作业。团队产出要比各成员单干的产出总和更大。另一个增加收入的来源，就是分工与交易。经济学上坚如磐石的“相对优势原理”解释了这一来源。 假设社会上只有鲁班和盖茨两个人，他们需要两种物品：家具和软件。那么，他们各自生产这两种商品的成本是不一样的。鲁班写程序的成本，就是那些放弃不做的家具；同样，盖茨做木工的成本，就是那些放弃不写的软件。他们必须权衡两种选择的成本。如果他们从事对自己来说成本最低的生产活动，然后与对方交换产品，就能节省成本，从而增加双方的收入。这就是“相对优势原理”。 让我们对这个原理作进一步解释。首先，没有不变的、客观的、一般化的“成本”。生产成本总是相对每个个人而言的！盖茨和鲁班的绝对能力的高低无关紧要。即使盖茨是个全才，编软件和做木工都比鲁班强，那也没关系，这个原理照样适用。盖茨做木工的成本（放弃了的盖茨能编写的软件），照样比鲁班做木工的成本（放弃了的鲁班能编写的软件）高很多！ 同样地，一个国家哪怕再发达，也有很多不适合她自己做的产业；而一个国家哪怕样样都比别国落后，她也还是有许多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可以选择。这是因为，生产成本是相对自身而言的。 其次，投资回报率已经考虑在内了。鲁班的确可以从basic学到c++，最终成为编程高手；而盖茨也的确可以从刨木板、弹墨线做起。但比较总收益和总成本，这样的投资还是不合算的。否则，他们本来就会去作那样的投资了。 同理，在贫困山区开设小学英语课程是不明智的。让那里的孩子学英语，不仅没有收益，还是累赘，是奢侈，是浪费，跟以营养不良为代价来换取梵高（vincent h）的油画没有差别。不要用个别脱颖而出的罕见例子来反驳。我们应该惦记千万“陪读生”付出的代价和结局。如果预期无法离开山区，他们就应该积累更多生存和生产的实际经验，而不是英语单词。 第三，分工交易有副作用吗？有的，那就是当第三个竞争者进入原来的“二人市场”后，新形势下成本较高的厂商不得不转营，并蒙受损失。 第三个竞争者进入，会分占了原来成本较高的厂商的收入，使原来成本较高的厂商蒙受一定的损失。但是，第三个竞争者的进入，会使社会的总财富进一步增长，其增长的幅度一定超过原来成本较高的厂商所蒙受的损失。对此，社会可以运用税收等政策，拿第三个竞争者的部分收入补贴受损害的厂商。应该强调，无论这个厂商是否得到补贴，只要市场开放，社会的总财富已经得到了提高，个别厂商受到的损害，不应该成为阻碍全社会开放的理由。 在讨论中国加入wto的问题上，国内不少舆论，站在个别的生产成本较高的生产者的立场，没有看到开放是整个社会的利益的提高，而只觉得开放市场是对个别生产者的损害，所以“开放市场”，在他们的笔下，竟然成了“让步”。 不，如果阳光普照，那么全社会的得益，会远远超过蜡烛商人的损失！开放市场，分工交易，是人类增加收入的两条道路之一。 利润会迅速转化为成本 竞争会把利润转化为更高的成本！今天的利润，明天就会变为成本。 您在旧货摊上花1块钱买了一个茶壶，如果这个茶壶第二天证实是康熙皇帝用过的，它的价格便涨到了1万元。你获得了9999元的意外收入，也就是盈利。但从第二天起，你每天沏茶的成本，就不是按照这个茶壶的买入价格来折算了，而是应该按照这个茶壶的现价来折算。换句话说，你现在用这个茶壶沏茶的成本，比过去提高了1万倍！如果要降低成本，恐怕就不应该用它来给自己沏茶了。 一个企业如果引进了新设备，使利润增长了一倍，那么这台设备就是利润的来源。但是，如果你下次打算在市场里继续按照原来的价格购买这种可以带来利润的设备，那么你会失望而归，因为竞争无所不在，别人为了仿效你，已经抬高了这种设备的价格，使得昨日的利润，变成了今日的成本。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生活中的“成本”（2） 如果别人购买了那台机器，却无法实现你能实现的利润，那么应该提高价格的就不是那台设备，而是你。是你特别的才能带来了利润。是你更加值钱了，而不是机器。这时候，使用你，就是成本更高的活动。当人们争夺你的时候，你的薪水就会提高。竞争无处不在，其结果是利润迅速转化为成本，使得一切资源的回报率趋于相等。 沉没成本不是成本 聪明的投资者，在做决策时，会分辨“初期成本”和“沉没成本”的区别。你花10元的“初期成本”购买了面值10元的邮票，这一举动的成本是多少？是零。因为你可以把邮票按照原来的价格卖出去。你的举动并没有令你失去什么。但是，你花10元买了一个汉堡包并咬了一口，你这一举动的成本是多少？是10元。因为吃过的汉堡无法转卖出去。 “沉没成本”是那些后来的举动所无法挽回的成本。无论你继续吃完这个汉堡，还是丢掉，那10元都是你没有办法收回的。所以，你用10元的“初期成本”购买这个汉堡包时，其“沉没成本”是10元。 投资和入行的“门槛”，不是“初期成本”，而是“沉没成本”，因为它一旦投入就无法挽回。学习古汉语的沉没成本，比学习英语的沉没成本大，因为英语的知识比较容易转化为其他欧洲语言的知识，但古汉语比英语更难挪用。 电话公司铺设的电缆，几乎不能用来做别的事情，所以它的沉没成本很大。在决策前，必须考虑铺设电缆的成本，看看未来的收入是否足够抵偿。但是，电缆一旦完成铺设，它就成为沉没成本——它不再是成本，不再影响以后的行动决策了。只要收入能够抵偿维持经营的成本，即使无法收回沉没成本，企业也应该继续运作下去。 对于一个已经存在的电话公司来说，它可以用非常低的价格阻吓新竞争者的进入，因为既有的电话公司已经完成了投资，所以无须考虑已经沉没的成本，只要收入足以抵偿运营成本就可以了；而新竞争者由于还没有动手投资，所以必定要求收回全部的成本，否则就不会投资。可见，如果政府为了刻意营造“竞争”的局面，便扶持新竞争者进入，那可能是一种浪费。 我小时候学习拼音的成本已经沉没。我现在用拼音输入，效率虽低，却无须重新学习。五笔打字虽然效率高，但必须投入两个星期的时间来掌握。我花不起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是用效率较低的拼音输入法，我感觉这更经济合算。 注：本文部分内容经授权改编自阿尔钦（armen alchian）《大学经济学》（university economics）。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婚姻的契约本质 2001年2月12日 按：中国人大颁布《婚姻法》修改草案，建议收紧离婚的限制，引起广泛的争论。 大家在争论《婚姻法》修改草案，焦点是让“判决离婚”更难好不好。有人崇尚道德约束，主张严惩婚姻中“有过错”的一方；也有人崇尚自由，认为法律应该宽松对待“人性的张扬”。这两种观点，各有适用的场合，也有不适用的场合。那么，难道就不存在中间道路，可以两全其美吗？——我们先从“敲竹杠”入手。 婚姻中的敲竹杠 什么是敲竹杠？两个农民约好长期合作：一个负责施肥，另一个负责收割。施肥在先，收割在后。但是，施肥者一旦作完贡献，就再也没有办法收回了。届时，主动权就掌握在收割者的手里。收割者会萌发反悔的意图，不按约定的数额给予补偿，甚至干脆把先前的施肥者一脚踢开。这就是制度经济学广泛讨论的“敲竹杠”（hold up）行为。 我们知道，男女的“黄金时段”是不同步的。女性的黄金时段来得早：美貌、身材、生育、哺乳，都集中在青年时期，到中年就已经大功告成。男性则相反：风度、事业、财富、经验，往往要到中年以后，才初露端倪。事业有成的中年丈夫，抛弃早年为家庭贡献良多的妻子，是常见的“敲竹杠”行为。美国一些统计表明，尽管离婚要分家产，但离婚后，男性往往还是过得更好，女性则往往更糟。 男女结婚，图的就是长期的合作和保障。婚姻契约是“终生批发的期货合同”。一个52岁的已婚者，是否应该为自己25岁时签订的婚姻契约负责呢？当然应该！所谓“负责”，就是指破坏婚约的人应该承担较重的代价。 特别要向开明人士指出，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做到“重合同，守信用”。这并不是“封建守旧”，也不影响大家展现人性。在期货市场上，你可以袖手旁观，不参与买卖——这叫“个性自由”。但是，一旦作了承诺，到时间就要交货，你不能到那时才说“人性的张扬”，拂袖而去——这叫“不守信用”。 当然，根据现行的法律，婚姻是“可撤销”的。但是，既然婚姻是一份长期契约，而且婚姻中常常出现“敲竹杠”现象，那么《婚姻法》在容许离婚的大前提下，对“判决离婚”增加一些障碍，向“被敲竹杠者”提供更多的照顾，让“违约者”承担更大的代价，从而补偿他们“不守信用”对对方所造成的损失，就都是合理的设计了。 各人对变法的对策 那么，对“被敲竹杠者”的照顾，或者对“违约者”的惩罚，多少才算“恰如其分”呢？永远不知道。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信得过的“科学原理”或“国际标准”。我国《婚姻法》最后的修改结果，将与各种力量的造势和立法者的个人偏好有关。 但是，那不要紧。不管《婚姻法》修改成多严厉还是多宽松，受影响最大的只是颁布法律时已经结婚的人。对于尚未结婚的人，他们会审时度势，调整策略，合理预期，保护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人生活的甜酸苦辣，将逐渐回复本来应有的程度。离婚变得更难以后，离婚的人的确会减少，但结婚的人也会减少，而现在不结婚或推迟结婚的人，或许就是法律修订前容易离婚的人。 如果离婚更难了，那么自认为“前途看涨”的人，择偶就会更加谨慎，结婚的平均年龄就会推迟，选择不结婚的几率就会增加。相反，如果离婚将来更容易了，那么年轻女子择偶时，就会更加谨慎，“可靠”、“有安全感”、“有责任心”、“事业已经定型”等品质将更受欢迎；而“浪漫”、“风度”、“英俊”、“有气质”等品质则会贬值。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宽容多元生活方式 现在中国出现的离婚率上升的现象，不是法律不够严密造成的，而是人口流动、经济起飞、生活状况和生活观念急速转变等因素造成的。平均每个人一生中的伴侣数目将要增加，那是难以阻挡的趋势。修订法律并不能改变这个现实。法律修订后，问题不会消除，而只会以别的形式出现。 为了方便，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社会上适婚男女长期保持1∶4的比例，男少女多，那么规定“一夫一妻”有用吗？只能好像有用。婚外情将很普遍。如果加强检控和惩罚，那么男人们就索性不结婚。不管怎样，每个男人平均要应付4个女人的结果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是方式罢了。战后一些男丁锐减的国家，提供了类似的例证。 我们可以修改婚姻法，使婚姻契约变得更庄严和神圣。但这么做，人们就不轻易结婚了。于是，社会就应该一并宽容地接受其副作用，即“婚姻的替代形式”将会增多，包括同居、一夜情等等。这些两性关系的共同特点，就是当事人都是自愿的。只要是各方当事人都自愿、默许或容忍的关系，法律就不应贸然通过“公诉”的方式来干预，因为那些是“没有受害人的违法”。 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自身条件，有其对婚姻的独特期望，所以他们应该有其独特的婚姻契约。过去，人们动不动就赞扬某某的婚姻很高尚，或抨击某某的婚姻很市侩。这个习惯既武断又无礼。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尊重旁人的生活取向，容许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才是现代生活的道德观。 期待婚姻契约的市场 《婚姻法》旨在界定男女双方在婚姻中的责权，制定出一套适合每一对夫妇的婚姻条款。但我认为，单一的婚姻契约，无论怎么修订，都不能适合一个人口众多、环境迥异、形势急速变化的国度。 《公司法》的职能，是规范和监督公司的行为。但是，为了适应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公司法》不应该先入为主地制定契约的所有细节，而应该将这些细节尽量交给股东们自行斟酌。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因地制宜，设计出两全其美的契约条款来。 既然婚姻的本质与企业的本质无异，那么《婚姻法》也应该沿用这个原则。婚姻契约只有走多样化的道路，才能适应不同的情况，让人们在自愿的结合中增加幸福。 近几年开始的婚前财产公证，对过往单一的婚姻观念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它提醒人们，爱情并不排斥对现实生活的关注。相反，男女双方越是坦诚地讨论婚后的责权分担，就越能保证婚后的和谐和稳定。过去只做几天夫妻就依法分得一半家产的现象，并不合理。 不过，婚前公证也有其局限。据说有一个贫穷而貌美的女孩，准备嫁给一个富人。可当她听到要做婚前财产公证后，就扭头走掉了。 我欣赏这女孩。没错，家庭是一个企业，成立一个企业前，入股的双方做一个资产评估，十分合理。但问题在于，男方的钱财，被认作了股份，但女方的青春和美貌却没有以无形资产的形式入股。 我不准备为他俩琢磨一套两全其美的公证方案，但假如能够创造一个婚姻契约的市场，就会有五花八门的选择方案可供选择。 在这个市场中，男女双方不仅可以自己动手拟订婚约条款，还可以选用别人设计的婚姻契约。不仅有“海枯石烂婚”，它规定谁搞婚外情就倾家荡产、锒铛入狱，也有“朝三暮四婚”，随时可以一拍两散、各自潇洒。 人们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最适合的结合方式，然后到公证部门签约登记，用法律来监督契约的执行，并顺带向所选契约的设计者交纳一笔“版权费”，以便激励婚姻契约的不断完善和丰富。 是的，合作能够增加幸福，但是，自愿而适宜的合作形式，仍然是非常短缺的。假如《婚姻法》能够避免“一刀切”的思维定势，将精力集中在监督婚姻契约的执行上，而将更多的婚约细节交给男女双方在婚姻契约的市场中商定，就必然能够减少单一婚姻制度伴随的风险、痛苦和绝望，保障男女双方的权益，并增进人们选择的自由和婚姻的幸福。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从安乐死说起 2001年5月7日 为什么人家生了孩子我们就高兴，有丧事我们就感到悲伤呢？那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是局中人。 ——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 设身处地想一想，有些人来这个世界仿佛只是为了含辛茹苦，我们怎么能替他的降生感到高兴？有些人病入膏肓，生不如死，我们怎么忍心勒令他们继续受折磨？ 4月10日，荷兰议会通过了“安乐死”法案，据此医生可以帮助病人“安然死亡”。这项法案显示，无论是谁，只要身在荷兰，就可以按照安乐死的法案来执行操作。消息传出后，世界各地不少病人便忙着打听细节，筹备赶赴荷兰受死。局外人在口头上议论纷纷，而局中人则已经用实际行动来响应了。显而易见，这项法案是危重病人的福音。 死亡是每个人的总路线。让濒临死亡的人得到安乐，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病入膏肓时，是活命，还是死亡，谁都没有确切的答案——连病人本人也不知道确切的答案！但决定总是要作的，如果拒绝作出决定，那么拖延的本身，可能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基督徒说决定生命终结的权利，仅仅掌握在上帝手上。但那只是一厢情愿的教条。在真实世界里，人类的行为，与这一教条并不吻合。现实的情况是，人们追求的是幸福，而不是活命。当活命成为痛苦，当病人深信局势已经不可救药时，结束生命就是追求幸福的最后选择。而“安乐死”法案的核心，就是扫除病人追求幸福的障碍，允许医生帮助病人实施生与死的决定。 推而广之，我们看待“安乐死”的态度，也适用于自杀和慢性自杀。我们应当正视现实：自杀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它们未必一概不值得。慢性自杀也是如此：老年人有病不医，康复无望的病人服用对身体有害无益的镇静剂，生活没有奔头的人大量抽烟、终日酗酒，都是合理的慢性自杀。 从自暴自弃，到有病不医，到寻求“安乐死”，甚至自杀，统统都是“如何消费生命”的问题。如何消费生命，取决于个人对自己生命的预期。有些人总在蓄势待发，有些人则喜欢匆匆透支。在这个问题上，荷兰人的态度最豁达，而且一脉相承。是的，荷兰是第一个让“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但记性好的读者不会感到惊讶，这完全有迹可循，因为荷兰早就是一个允许服用大麻的国家了。 如何消费自己的生命，那是外人应当尊重的个人抉择。抉择总有错误的时候，就像吃饭、工作、开工厂总有出错的时候一样。人们不是要禁止吃饭、工作、开工厂，而只是要防止“吃错东西”、“做错事”和“开错工厂”而已。同样，人们要反对的恐怕只是“不值得的自杀”，而不是“所有自杀”。 有意思的问题是，自杀是不是犯法？如果是，应该如何惩罚？如果不是，那么慢性自杀又是不是犯法？如果不是，那么自愿吸毒又是不是犯法？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大学的恋爱用途 2001年5月14日 中国的大学禁欲并且不提倡恋爱。学生宿舍门口赫然“禁止异性入内”的招牌，火眼金睛坐在那里看守的大叔、大妈，拿着手电筒在黑暗处巡逻的纠察队，都是为阻隔男女学生、不让他们顺顺当当谈恋爱而设置的。殊不知，这样一来，大学的一大用途就被废了。 大学存在了将近一千年。大学为什么会存在，大学的用途是什么？大学提供了一个让知识代代相传的场所；大学也是将来雇主甄选劳动力的筛子；大学还能让学生学会欣赏和享受人生，启发他们的理想和创造力，并把他们培养成讲人道和富有责任感的人。但大学有一项一贯重要而从未被指出的用途，那就是谈恋爱。 这还得从家庭的经济作用说起。大家成天关心经济，想方设法搞好企业的经营，但我们身边还有另一类极其重要的企业，却往往被忽略了，那就是家庭。家庭过去得不到经济学者的重视，主要原因是家庭这种企业的“产出”没有记录在案。 想一想家庭成员们所扮演的角色吧：性伴侣、厨师、裁缝、护士、采购员、司机、秘书、室内设计师、心理辅导员、清洁工、搬运工、水电工、形象顾问、前程顾问、公共关系助理、人力资源的创造者（母亲）、保育员、教师、保安员、会计师、园丁等等。要是每个家庭都雇佣其他家庭的成员来提供这些服务，那么“记录在案”的国民收入就会暴增！ 任何人都有机会享受家庭所创造的“产出”。两个般配的人，不分贵贱美丑，甚至不论性别异同，只要他们走到一起，幸福竟然就能无中生有！任何人，只要有幸组织一个成功的家庭，那就是值得骄傲的功绩，这功绩绝不比办了一间盈利的工厂、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逊色。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免产生疑问：既然大学生搞点科研，学着经商，为报社写点稿子，都是受到鼓励的事情，那谈恋爱为什么偏偏就遭到刻意的打压？大学期间谈恋爱、找对象，那是为将来组织家庭积累经验，那是人生极其重要的历程，其社会效益不可低估。 在旧观念中，“人才”的含义很狭窄，大学只是一条制造人才的“生产流水线”，大学生只有坐怀不乱、按部就班，始能“成才”。那些被逮到发生性行为的学生，结局就是被勒令退学。校方从来不能证明禁欲对学术有什么帮助。那些学生被开除，只是因为违反了校规，而不是因为发生了性行为。 但观念已经改变。读大学，已经日益成为发现自我、开发自我的过程。恋爱关键在于“谈”，而不是要“成”。恋人们从一段恋爱中学到的相处之道，不比哪一门功课次要。让学生们身体力行，培养健康而开明的恋爱观，将来不知道能避免多少人间悲剧。 况且，找个好对象很难，最难就是要作长期的打算，要寻求“长期内带来的总收益最大”的伴侣，要从恋人当前的蛛丝马迹，推测他将来的所作所为。在真实世界里，搜寻和选择配偶的难度，绝不亚于筹组一家成功企业的难度。所以，尝试是必须的。既然大学里“潜在配偶”恰好济济一堂，此时不谈，更待何时？ 对于大学目前“禁欲”的规定，大学生应该遵守，因为坏规定也是规定。如果你准备违规，那么你就得承担后果。但是，只要这些规定可以商榷和修改，那么我们就应该据理力争，大胆阐明大学生谈恋爱的好处。当然，社会上绝不可能对这个问题众口一词。所以，上策是让各大学自行定夺，让学生和父母多一点选择。 大学和学生之间，毕竟是一种“教育服务的买卖合约关系”，双方本来就可以协商“你情我愿”的条款。某所大学决定严禁学生恋爱？那是可以的，只要学生买账就行。那跟有些餐厅规定客人必须穿西装才能进去、唱片公司规定女歌星不准生小孩是一样的道理。 问题在于，学生现在别无选择。读大学曾经是特权，大学费用几乎全部由国家负担。既然国家“请”你读大学，你就得守“东主”的规矩。不管何故，只要国家规定了大学生不能谈恋爱、同居、结婚和生育，那你就得遵守。这毕竟是一种合约，尽管这是“独此一家”的合约。 然而，今天，大学生已经逐渐从“受惠者”转变为“消费者”，而大学也逐渐从“施与人”转变为“服务商”。当将来中国的民营大学或股份制大学兴起，那么这种关系就会更加明确。到时候，“教育买卖合约”的选择就必定更加丰富。但不用等将来，办学者现在就可以思考：谈恋爱是不是大学的用途之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学术的自由竞争 1999年2月16日 学术的自由竞争是残酷的。我虽然要维护你说话的权力，但我不能不拼命地批驳你的观点。假如我失败了，那么我的努力将立刻转化为对你的观点的信服。 我们要让别人说话，要始终让别人说话，但仅此而已。更多的仁慈和宽容都是有害的。 在爱智慧的人所组成的圈子里，没有权势，没有贵贱，只有知识。知识就是威信。这个圈子维系的时间越长，滥竽充数的情况就越难容身。 在这样的圈子里，只要谁说过一两句有分量的话，就会始终被人们记住，原封不动地被引用；只要谁说过一两句错话，也会始终被记住，原封不动地被引用；只要谁沉不住气，用谩骂来胡乱抵挡，就会被当作笑柄；只要谁说过一两句不诚实的话，他就会名誉扫地。 在爱智慧的人所组成的圈子里，只有始终保持诚实和对真理的虔敬，才能受人尊重，即使他的论点后来被证明统统错了。 我们不应该惮于批评，哪怕是严厉的批评。对手说话的权利和对对手的批评，缺少了任何一方面，都不是学术的自由竞争。 哈耶克：走出奴役之路 1999年5月14日 （注：尹忠东是本文的合作者。） 先知的命运是这样展开的：先被讥讽，后被冷落，人们直到山穷水尽，才再次想起他，而这恰恰是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hayek，friedrich august von，1899-1992）一生的总结。今年5月8日，是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思想家的百年诞辰纪念日，在此谨致敬意。 在西方自由主义和政治哲学的领域中，哈耶克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他不仅是西方最重要的自由主义学术团体“朝圣山学会（the mont pelerin society）”的创始人，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还是与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针锋相对的理论对手，更是预言形形色色干预主义可怕后果的先知。 20世纪50年代，干预主义红极一时。存在主义鼻祖萨特（jean-paul sartre），飞身到苏联取经；一代哲人罗素（bertrand russell），对苏维埃的计划经济无限憧憬；欧洲各左派政党纷纷顺利上台执政；英国、法国的国有化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北欧的福利主义所提供的“人类关怀”羡煞旁人……一时间，计划经济、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国家干预主义，都成了美好社会的代名词。 1945年，在学术上正青云直上的哈耶克，清楚地认识到干预主义理论的谬误，并对世界广泛实践这些错误理论的前景深感忧虑，奋笔疾书，写下了《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他苦口婆心地警戒世人：“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设……如果人类放弃自由主义的精神，想凭着良好的意愿，自以为是地去计划、设计社会，必将把人类引向深渊。” 由于牛顿物理学的空前成功，知识分子们普遍坚信，既然控制和计划在科技领域行得通，也就同样可以用来解决社会问题。但哈耶克却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远比自然科学复杂。由于信息总是分散地掌握在每个个人手里，所以对人类社会或经济事务作大一统的计划，注定要失败。在《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中他写道：“要人类意识到自身认识能力非常有限，与要人类增加对自然的认识，两者不仅同样重要，而且前者要比后者困难得多。” 哈耶克不仅反对极权主义，也反对福利主义；他不仅反对计划经济，也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他反对的目标是如此之多，处处树敌，使他一夜间变成知识界异端，名誉扫地。一些著名学府拒绝聘请他任教，他不得不离开欧洲。但即使到了思想较为自由的美国，他也只能辗转在大学里谋到一个不太对口的职位。 哈耶克当然没有气馁。在一些行事低调的富商的资助下，他不仅继续埋头著述，还将分散在各个大学里受左派势力排挤的学者团结起来，创办了著名的“朝圣山学会”，不仅交流学术，还互相勉励。 哈耶克一生经历坎坷，声誉大起大落。爱他的人，视他为指路明灯；恨他的人，视他为恶魔怪兽。丘吉尔曾多次引用哈耶克的话，反对对手工党的国有化计划；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在大学时期就读过《通往奴役之路》，到执政初期，她曾拿了本哈耶克的《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往政策研究员面前一放，说“我们信这套”；而布什总统也向哈耶克颁授了总统自由勋章，表彰他的学术贡献。 另一方面，从50年代开始，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则指派专人，不断撰写批判文章，清除哈耶克的“毒害”。但出人意料的是，有些年轻学者在研读哈耶克的著作后，竟被深深地折服了。这些人中包括了冷战结束后领导国家改革的俄罗斯总理盖达尔（yegor gaydar）和捷克总理克劳斯（václav klaus）。克劳斯曾回忆道：“当年在图书馆里秉烛夜读哈耶克，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早在五六十年代，我国学者就将哈耶克的著作译出。可惜当时这些书只能是“内部读物”，只是专供学者批判使用的“毒草”标本。直到80年代末，哈耶克的论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才真正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去年，国内又出版发行了邓正来翻译的《自由秩序原理》（即《自由宪章》的中译本）。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北京开坛宣扬哈耶克的思想，被国际学术界视为我国解放思想的新里程。 是的，未必条条大路都通向罗马，但一个人只要不懈地探求自由和繁荣的原理，那么他或早或迟，都必定要走过哈耶克这扇大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射不中经济学的箭 2000年1月10日 知识分子对经济学的抵触情绪依然是普遍而强烈的，最常见的诘难包括：“经济学不能解释一切”、“金钱不能代表一切”、“人并非总是自私的”，以及“人往往不是理智的，所以未必能实现利益最大化”等等。这些射向经济学的箭都是有力的，只是都没有瞄准经济学的本质，所以只能呼啸而过。 对此，经济学家首先要承担责任，因为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如果能够把经济学的用意说得更准确、更全面，这些不必要的箭是会减少的——尽管它们最终只是呼啸而过。 经济学的解释范围 最常见的经济学的定义就有问题。经济学家应该改口，与其说“经济学是研究资源最佳配置的科学”，不如说“经济学是解释人类行为的科学”。 因为经济学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眼光局限于实物资源。相反，经济学一开始就建立在人们对事物的“个人估值”的概念上，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人们为了实现最大个人估值，是如何根据“均衡边际”的原则不断作出选择的。 如果人们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是说，认识到经济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分析人的选择，那么当加里·贝克尔用经济学分析婚姻和犯罪，诺思用经济学分析战争和历史，张五常用经济学分析孝顺，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用经济学分析习惯法的判例，科斯用经济学分析污染，以及布坎南用经济学来分析民主选举的时候，人们就不至于那么大惊小怪、深觉被人冒犯了。 是的，经济学不能解释一切，但经济学始终想方设法、并且已经卓有成效地解释了大量人类的选择行为。经济学的确有其局限范围，但这个范围要比一般人以为的要宽广得多。 “全部成本”有别于“货币成本” 其次，经济学的初级教科书，应该在最开始的阶段，就介绍并强调“货币成本”和“全部成本”的概念。 “什么是成本？”据说阿尔钦教授常常在博士论文答辩中提出这个天真质朴的问题。成本就是你所放弃的东西。换句话说，你选择做某事所引致的成本，就是你为了做该事所放弃了的其他事物。 你决定花30元看一场2小时的电影，其成本，就是这30元所能买到的最好的其他商品，再加上那2小时你如果做别的事情所能得到的最大满足！你决定今晚跟甲小姐约会，其成本，就是你跟次一位最动人的乙小姐的约会。 选择等于成本，两者形影不离！然而，我们生活中面临的绝大多数选择——也就是成本，都不是以货币的形式体现的。因此，在每天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要盯住的是“全部成本”，而并非“货币成本”。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愿意光顾黄牛党，为什么罕见有人自己动手组装照相机，为什么人们要下馆子，以及为什么人们喜欢买名牌商品。盯住“全部成本”，而不只是“货币成本”，你这辈子就可以避免无数的损失。 是的，金钱不能代表一切，但经济学除了在叙述问题时务求简化外，恐怕从来没有犯过、或者早就纠正了这个偏颇。经济学所关注的从来不局限于金钱。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人并非总是自私的 关于人的自私，大家最常引用的是亚当·斯密的经典名句：“我们的晚餐，可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来自他们对自己利益的关注。我们不求助于他们的博爱，而是求助于他们的自利心；我们谈论的决不是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是他们的好处。” 的确，斯密是强调自私的，但他并非仅仅看到了自私。斯密也注意了慈善行为。他恰恰在同一段落里写道：“每个人都几乎从不间断地需要同胞的帮助，但要是指望全靠他们的仁慈，那他一定会大失所望。” 毫无疑问，恩惠仁慈在家庭、朋友、社区、阶级之间是普遍存在，甚至举足轻重的，但它无法进一步扩展，成为无数陌生人竞争与协作的纽带。如果不承认慈善的存在，并认识其局限，就无法深刻理解自私。事实上，一个绝对利己的人，与绝对利他的人一样，在社群中都不具备生存的能力。一个人为了自利，就难免要有所利他。 人们往往错误地声称：经济学假定人们的惟一目的是发家致富。绝非如此！经济学原理假定每个人都有着多种多样的目标：威望、权力、友谊、他人的福利、爱情、显赫、自我表现、知识、美貌、闲暇。经济学并没有忽视——更不会否认——支配着人们的动机的，不仅有文化和知性上的目标，而且还有他们对他人福利的关注。 是的，人并非始终是自私的，但经济学的假设并不与此冲突，它只是假定：人们总在设法满足自己多样化的需要，其中包括了关心他人的需要。 人是否理智无关紧要 还有人指出，由于信息的不完备，以及人的智力和情绪上的缺陷，人们往往无法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经常被作为指责经济学脱离实际的依据。 但这并非经济学的实况。经济学分析的是现实中的人，他们在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不仅无需以信息完备为前提，也无需以人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为前提。 例如，在我们购买福利彩票的时候，信息的确是不完备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不会中奖，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作出合理的抉择，毕竟我们都不会倾家荡产来下注。如果明知道自己根本不会中奖还去下注，就并非利益最大化；但在未知结局前，依照自己对中奖可能性的预期适当下注，就是利益最大化。 经济学教科书应该清楚地指出，“合理的”与“称心的”，两者截然不同。现实世界，对于每个个人来说，有“称心”与否之分；但现实世界的本身，并没有“合理”与否之分。现实世界每时每刻都总是“合理”的——尽管对不同个人来说，它未必总是“称心”的。 例如，当我们说自助餐既会导致餐厅老板标价过高，又会导致顾客饮食超量，因而不是合理的时候，我们必定忽略了某些约束条件，例如计算顾客每一口饮食的分量所需的监察成本。一旦把这个成本考虑在内，自助餐形式就必然是合理的，尽管未必人人都喜欢这种方式。 当我们说一个疯子跳楼不是合理的时候，我们必定忽略了某些约束条件，例如他的神经、气质、他所受到刺激等等。只要把这些条件都补上，结果就是合理的，尽管它惨不忍睹。 再比如，零售商的库存、市场上空置的楼宇、待雇的劳动力，以及备用的餐具和灭火器，我们不能把它们都看成是浪费。毕竟，未来的供需是波动的、不确定的，只要把这一点考虑在内，它们可能就是合理闲置，而并非浪费。 是的，人们往往不是理智的，他们接受的信息总是有限的，但经济学的主旨，正是研究人们在约束条件下的行为方式。所以，人的冲动和无知，不仅丝毫没有影响经济学的进展，而且恰恰是经济学的注意力和成果所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走火入魔的汪丁丁 2000年9月11日 按：汪丁丁在国内是知名经济学者，他在国内大众媒体发表大量经济散文，多旁征博引，寓意隐晦，令不少读者感到高深莫测。 最近到上海，一位编辑朋友向我投诉：“他的文章里竟然有方程式！” 他，就是汪丁丁，《财经》杂志的学术顾问。“没那么夸张吧？为什么不到学报投稿？”我笑道。 后来我看了他的那几篇文章，的确有微积分，还有怪异的中文，黑格尔式的黑话，以及大错特错的经济学图线。 怪异的中文 汪丁丁在《社会博弈与中国教育的两极化》中写道：“这里所说的‘权利’意义广泛，通常被社会理论学家分类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者常识性地被理解为‘对他人的影响力’。” 第一句说“意义广泛”，第二句转头去说分类，第三句误用“或者”，因为它和第二句是并列而不是二中选一的选择关系。况且，“常识性地被理解为”不是中文，而是假洋鬼子的句式。 汪丁丁在《“梯度”？“极点”？“精神”？》中写道：“如果古代希腊和北美的殖民英雄们仅仅满足于‘好日子’，那么再辉煌的殖民地也难免‘灰飞烟灭’的结局”。 如果还没有“灰飞烟灭”，就说他们不满足于“好日子”；如果“灰飞湮灭”了，就是满足于“好日子”。总不可能错的话，说了等于没说。况且，用主观上的“知足不知足”来解释一个民族的兴衰，何说服力之有？ 黑格尔式的黑话 那么，什么是“黑格尔式的黑话”？我们先找两段黑格尔的原文来看看。 “声音是物质各部分分离的特殊状态的变化，是这种状态之否定的结果——纯然是特殊的一种抽象或一种理念的理想。因此，这种变化本身直接就是物质特定存在的否定。（《黑格尔·自然哲学》）” 再来，“内在精神和民族的历史才是精神的历史，宪制是由它铸造并将由它铸造的。一切要素都达到了它的自由存在，这种意志就是一种现实的决定个体的意志，它就是君主制。（《黑格尔·哲学全书》）” ——您看不懂吗？我懂。那是胡话！ 类似地，汪丁丁在《“梯度”？“极点”？“精神”？》中又写道：“精神，它的外化是‘观念’，从人的思考中诞生出一个新世界——在那里制度与人互相复制从而互相延续着生命。经济学家把这个过程叫做‘发展’，它只不过是精神的展开罢了。” 我反过来说“观念的外化是精神”有什么不妥吗？反过来说“一个新世界诞生了人的思考”可以吗？我把“精神的展开”改成“制度的展开”可以吗？ 都可以，只要煞有介事，怎么写都行。汪丁丁和黑格尔都一样，说的都是语无伦次、耗费读者精力的“黑话”，或曰梦话、独白、呓语、胡说。 杜撰的图线 汪丁丁在《社会博弈与中国教育的两极化》中把小学、中学、大学、博士、博士后等教育并列在同一条坐标轴上，然后写道：“我用一条先向下倾斜再向上倾斜后再度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来概括作为间接需求的对教育的需求。而这条特异的需求曲线与正常供应曲线的三个交点的中间那一点，也即不稳定均衡点e……” 汪丁丁在这篇文章里所说的“需求曲线”，是他杜撰的怪物。 首先，不同的商品的需求曲线，是不能首尾相连的。能说顾客对色拉、罗宋汤、面包、牛排、红酒、甜品和毛巾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向下倾斜再向上倾斜后再度向下倾斜再向上倾斜后再度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吗？ 其次，需求曲线上没有什么点是“不稳定”的。需求曲线不是滑梯，要落到什么比较低的位置才算“稳定”。能说刚吃了色拉的人和连甜品都吃完的人就比较稳定，正在吃牛排的人就不稳定——非得吃下去，不然就吐出来吗？ 第三，绝对没有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有时候人们需要更贵的商品，那是因为他们需要另外一种更好的商品，这表示为另一条位置更高、但依然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而不表示为一条掉转方向、向上攀升的需求曲线。 例如，你不要咸鱼要鲍鱼，那表示为一条位置更高的需求曲线，但这条需求曲线仍然是向右下方倾斜的。也就是说，这种鲍鱼越便宜，你要得越多；如果免费赠送就多多益善，而不是反而不要。 任何商品，包括所谓的“炫耀品”，都是如此！应该指出，“炫耀品”是一个多余的、令人误入歧途的概念。有人创造这个词，是因为他没有掌握需求曲线的表达方法，所以才搬出一个新名堂来自圆其说。要是“炫耀品”的概念是成立的，那么世界上任何商品就都是“炫耀品”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概念的杂烩 经济学上，“需求”和“需求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种“需求”，表示为一整条需求曲线；而一个“需求量”，则表示为某条需求曲线上的一个点。 一条固定的需求曲线，对应一种固定的“需求”，也就是说：（1）商品是不变的，是同一种商品；（2）顾客对这种固定商品的喜好程度也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有价格和“需求量”这两个因素！ 当“需求”不变时，“需求量”与价格成反比：价格越高，“需求量”越小；价格越低，“需求量”越大。这种变化关系，表示为在固定的需求曲线上的滑动。 但是，如果顾客对这种商品的好感增加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诸如收入增加、产品的质量提高、赶时髦等），那么他的“需求”（而不是“需求量”）就发生了变动，那将表示为需求曲线整条地向上移动，而不是沿着原有的需求曲线的滑动。 所有这些基本概念，本来都有严格的定义和用法。遗憾的是，在汪丁丁的文章里，这些概念成了大杂烩。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数量，拼成了此起彼伏的怪线。 学术上有深湛的创见，是困难的、罕见的、宝贵的、可遇不可求的；而假装有深湛的创见，则是可怜的、滑稽的、作风不正的、缺乏鉴赏力的。 物理学上没有创见？不要紧，塌塌实实做个电工好了，不要去创造；经济学上没有创见？不要紧，一年一年教授和应用需求定律好了，不要去创造什么“经济学哲学”，那是皇帝的新衣。 后记：下笔批评汪丁丁前，我花了3个星期细读他那两篇文章，并反复推敲自己的观点。是的，汪丁丁在国内名气颇大，而我是后辈，对他提出严重的指控，难免有人会认为我是在博出名。幸好我对此向来毫不介意，因为我显然无须为了避免出名而隐瞒己见。 那我犹豫什么呢？科斯（ronald coase）说过：不清不楚的思想，别人也无从清楚指出它的错处（not being clear, it .）。既要出手批评不清楚的思想，又要防止自己随之落入不清楚的泥潭，这是我举棋不定的原因。稳妥的做法，是一方面对别人故弄玄虚的文章置之不理，另一方面自己多写清楚的文章来倡导较好的品味。但我最后决定冒险出手，原因是看到他在需求曲线上错得分明。 本文发表后，流传甚广，争论至今。《万科周刊》、《书城》和《经济学消息报》等纸媒体和数十家网站相继转载，汪丁丁则先后至少发表6篇文章回应。有趣的是，其中丁丁说我“对黑格尔的表达方式看上去真是‘恨之入骨’，所以不惜用‘文化革命’的语言着实痛痛快快地‘批评’了一番”。殊不知，我对黑格尔的批评，完全来自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而该书中文版上竟赫然印着“本书执行主编汪丁丁”几个字。看来丁丁并不知道，应该把账记在波普尔身上。 我对故弄玄虚的深恶痛绝，的确来自波普尔。他在《反对大词》（against big words）中写道：“受过不充分教育的人的傲慢，就是夸夸其谈，佯装具有我们所不具有的智慧。它的诀窍是：同义反复和琐屑之事再加上自相矛盾的胡言。另一个诀窃是：写下一些几乎无法理解的夸大言词，不时添加一些琐屑之事。大多数哲学系（尤其社会学系）的智力标准都流于浮夸，并纵容虚假的知识，而这些人似乎都极渊博。” 至于波普尔的描述是否适用于汪丁丁的“经济哲学散文”，就请读者独立判断吧。 2002年1月10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与大师为伍 ——读张五常《经济解释》 2001年5月21日 按：《21世纪经济报道》于同日始连载张五常《经济解释》。事有凑巧，他的连载与我的专栏同在一个版面，该报主编于是嘱咐我对该书作一简介。 要说清楚，张五常的《经济解释》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一是他过去的英文论文集，由易宪容和张卫东翻译，朱泱审校，商务印书馆出版。二是他尚在以中文撰写的学术论著。该书拟分《科学说需求》、《供应的行为》和《制度的选择》三卷构成。不同的书，用相同的名字，是张教授的意思。也是他的糊涂。更奇怪的是，朋友们每次向他提起，建议他改动前者的书名，他都支吾以对，左右言他。 《21世纪经济报道》要连载的是后者。本文发表时，张教授才刚刚写完该书的第一卷。我当时占据的材料，一是这《经济解释》的第一卷《科学说需求》，二是张教授过去的论文和散文，三是他关于该书整体构思及若干章节的多次谈话，四是他的老师阿尔钦（armen alchian）的著作和思想体系。 我们应该阅读大师的原著。与其他领域的经典一样，经济学大师的著作，其精华在于他所构筑的“体系”和他所使用的“方法”。阅读大师的作品，最大的好处是体会大师的思路，并在内心与大师对话。如果只是断章取义，而不通读原文，就没有办法理解大师眼中的世界，也没有办法体会大师对轻重的拿捏。 张五常是幸运的。半个世纪以来，他屡遇名师。他有幸选择了斯密、马歇尔和费雪等大师，把他们的著作作为日夕钻研的对象；他有幸得到阿尔钦、科斯和弗里德曼等大师的指点，进而与他们切磋过招。 张五常也是稳扎稳打的。他坚持不懈地了解世事和解释现象，并对产权和交易费用理论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这使他成为“传统价格理论”的大师，成为经济学人的思考对象和学习楷模。而《经济解释》这部书稿，则是我们得以了解其思想精华和治学态度的最佳途径。 融入最新学术成果 在《经济解释》这部书稿中，张五常融入了一项新颖、重要、被广泛解释、而所有现行教科书均迟迟没有载入的内容，那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产权和交易费用理论。这些内容当然是《经济解释》最精彩的部分之一。读者将有关的章节与科斯和阿尔钦的结论比照，就不难看出“青”是否胜于“蓝”了。 《经济解释》理论体系的另一特点是，它逻辑划一、前后连贯、一气呵成，并无“微观”与“宏观”之分。大部分风行一时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已经被事实推翻。由于《经济解释》只阐述至今依然坚如磐石的经济原理，而不充当经济思想史的展览馆，所以它比现行的“萨缪尔森体系”的经济学教科书更加可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恪守科学精神 随着产权和企业理论的兴起，很多经济学者追捧“卸责”、“偷懒”、“败德”、“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等新发明的概念，并用这些概念解释社会上各种“欺骗”、“敲竹杠”、“损人利己”的行为。 而张五常则认为，这些概念在理论上都是多余的，因为经济学已经把“人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最基本的假设，而无论是“卸责”、“偷懒”，还是“败德”，都是“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具体表现而已。创造这些新词，对理论本身并无增益，而只不过是“说完再说”或“用事实解释事实”罢了。在张五常的眼里，仅仅创造新名词，并不是学术贡献；而用事实解释事实，则是无耻。 在《经济解释》这部书稿中，张五常利用了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和波普尔等人的科学哲学成果，用以处理经济学的概念和构筑经济学的体系。他恪守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原则，拒斥学术上的投机取巧，与浮夸卖弄的学者形成鲜明对照。 区分理智与情感 有些经济学者，将“道德”、“终极关怀”、“文化取向”、“阶级立场”、“意识形态”，与经济学科学混为一谈，草创出各种怪物。 而张五常则从不把个人的情感和偏好，混入经济学科学的推理之中。他早在求学阶段，就已经在好莱坞教授人像摄影，举办个人摄影展览。到底做艺术家，还是经济学家，曾是他当年取舍的鱼与熊掌。今天，他仍然醉心于书法、古代诗词和艺术品收藏。但是，他的艺术才华却从未干扰他的科学逻辑。 在《经济解释》这部书稿中，张五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洁净的学术范本，读者可以从中领悟，一个接受了扎实科学训练的人，是如何冷却自己的情感，将“好不好”（价值判断）、“怎么办”（政策建议）和“为什么”（科学解释）三者划得泾渭分明的。 全神贯注于真实世界 一些自诩研究“经济哲学”的学者，成天不是“制度的创新”，就是“文明的反思”，大词颠来倒去，其实空洞无物；他们甚至标榜自己对生活一无所知，但那其实很不光彩。经济学是一门解释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的科学，而生活才是经济学的实验室。经济学家如果不了解生活，便只能解释并不存在的假象。 而张五常则热爱生活，对生活知之甚多——从少年时代与容国团合伙摆擂台赚钱，到后来在美国的海边养蚝；从在年宵花市卖桔，到深入调查炼油工业的每个生产细节；从一头埋在专利合同中研究知识产权，到流连于玉器市场揣摩估价的规律；从参与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创建，到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考察，他始终以纯真的眼光，全神贯注于真实的世界。 在《经济解释》这部书稿中，张五常列举了大量实例，尤其是立足亚洲的实例。充满数学符号的经济学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但以真实例子取胜的经济学著作，则依然寥寥无几——无疑，《国富论》是一本，《经济解释》也将是一本。 …… 与大师为伍，是为了启发“思考”，而非寻找“信仰”。我们不是要挑选“值得坚信”的书籍，然后奉为教条；我们是要寻找“值得思考”的经典，藉此开拓视野。张五常的《经济解释》符合这个标准，值得我们一再阅读和思考。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夏业良的失策（1） 2002年5月14日 按：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夏业良在2002年1月出版的《经济学茶座》第7期发表了《给“张五常热”降温》一文，并在《文汇报》和《南方周末》发表了该文的修订版。夏文认为张五常的学术观点“以偏概全、误导学生”。这些受到夏业良批评的学术观点包括：对数学的反感、反对博弈论的研究方向、反对产权理论中“界外效益”的提法、把整套经济学归结为三个基本点、斯密的《国富论》和费雪的《利息理论》都是后人望尘莫及的经典等。此外，夏文还认为张五常喜欢借名人抬举自己。同年4月，张五常到北京大学讲演，又吸引了大批记者前来观战。其间夏业良提问，张五常作答，事后夏业良表示并未改变看法。 出于偶然，终于通读了夏业良批评张五常的文章，才意识到我是不应该沉默的。是的，我几个月前已经瞥过这篇文章，只是觉得作者不了解张五常，所以没当回事。今天再细看，才体会到作者的弦外之音。我既是张五常的朋友，又认识夏业良，对夏文提到的内容也有了解，所以应该写下自己的感受。 （1） 有人认为，夏业良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出名。这样批评不得要领。诚然，说到名声，没有谁是不在乎的。夏业良不例外。看他在网上挂出的个人简历，除了学术文章和经历外，做过什么体面的接待工作，谁称赞过他，他都巨细无遗地罗列。这说明夏业良爱惜自己的名声。这样的人只会衷心直说，不会为了出名而胡诌。胡诌只能博取臭名。 （2） 不过，虽说夏业良率直，但他文中没有一句是就事论事的学术批评。他只是把张五常对自己学术成果的总结罗列出来，在它们前面冠以“在笔者看来，张五常的夸张倒算得上是石破天惊了，比如说……”，或“作为产权经济学家，张五常竟然坚持反对界外效益理论……”，便自以为大“攻”告成了。 试问这算什么批评？难倒你觉得“石破天惊”就是错的？“产权经济学家”为什么就不能“反对界外效益理论”？况且，既然张五常是“坚持反对”，而不是偶然反对，夏业良就更应该打醒十二分精神，去找张五常的推论来研读，而不是贸然指责张五常“竟然”。 事实上，连因产权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斯（ronald coase），也是反对界外效应理论的。张五常的老师赫舒拉法（jack hirshleifer）曾经写道：“老教授们正在争论着张五常究竟是谁的学生。科斯说教了张五常成本与界外效应（那是说，为什么没有界外效应）（economic inquiry, jack hirshleifer, october 1998）。” 我不是要由此证明科斯和张五常的观点正确。正确与否是另一回事。我也不打算考证他们谁先提出了这个观点。谁来领功倒是次要的。我只是想告诉夏博士：作为产权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张五常和科斯一致认为没有界外效应，这竟然是事实。 （3） 以我所知，张五常的那些观点，包括对“界外效应”的批驳，对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厘定，对价格管制分析框架的彻底重建，对博弈论和经济学充斥抽象数学的批评，都是他三十多年来苦心磨砺的学术心得和贡献，而绝不是在演讲和散文中的信口开河。 思想可以比说话快很多。这一点在张五常身上格外明显。在交谈时，你一问，他就想到千言万语，结果是支支吾吾，只答你一句最要害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应该把他的片言只语记在心上，事后反复思量，并一再重读他的论著，这样你就会发现它们其实一脉相承。我的经验是，不少自以为高明的发问，他往往早就写过答案。 张五常在北大演讲时，夏业良提问“为什么现在的mba学费比几年前贵，但现在想读的人反而更多？”张只是回答“需求增加，价格上升”。夏后来对记者说张五常答非所问。我认为夏业良这次也仍然是衷心直说，但这样的衷心直说，只能表明他尚未掌握需求定律（参考《需求曲线必定向下》，薛兆丰，2001年12月12日）。 （4） 关于“三招变两招”。张五常认为经济学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局限条件下求利益最大化”，二是“代价越高、需求量越小”。这一观点最先发表在他1998年出任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词（the transaction costs paradigm，steven n. s. cheung，1998）中。要说明的是，原文的核心是三点，即还有“成本是放弃了的最大代价”一项。事隔两年，他进一步简化，变为两点。 显然，这是张五常穷三十年探索后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高度概括。在准备这篇演词时，张五常曾把稿子寄给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里德曼替他作了修改，并评价这篇论文为“经典之作（classic）”。滑稽的是，它到了夏业良那里，便成了张五常“以偏概全、误导学生”的主要把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夏业良的失策（2） 夏业良自称拜服弗里德曼，在家里挂着他的照片（《制度是怎样炼成的》，夏业良，2002）。但认得他老人家的外貌，未必认得他老人家的思想。我想，张五常“三招变两招”的经过，要是出现在一篇标明经弗里德曼润色的“会长就职演词”里，夏业良大抵不敢这么说；可它偏偏出现在张五常的大白话演讲中，就难怪夏博士认不出来了。 （5） 再说张五常对经济学家滥用数学的批评。张五常早就选定了这样的研究道路：经济学的出发点应该是解释真实世界，而不是构筑无法与真实世界建立对应关系的数学模型。张五常的抗议，有排山倒海之势。他最近受到国内某些专搞数学的“经济学者”指责，与他撼动了这些人在学生心目中的权威地位有关。 然而，对滥用数学提出质疑，并非只有张五常一人。几年前我到美国拜访阿尔钦（armen alchian）。他就是张五常左一句“armen”、右一句“alchian”的启蒙老师艾智仁。我在他办公室闲聊时，进来另一位面善的老人。阿尔钦笑嘻嘻地介绍说：“这就是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这是我跟你说过的兆丰。” 寒暄之后，德姆塞茨教授说明来意：他是送文章来的。我一看大惊：是张五常的《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该文慨叹经济学中数学取代了思想。有人把它逐段译成英文，在张五常母校的师友间流传。阿尔钦把文章放进皮包，说要回家慢读。后来，我又和阿尔钦谈起五花八门的宏观经济模型。他老人家说，那些陈腐的数学模型都不值得编进新的教科书里。他年轻时也曾摆弄过类似的玩意，现在想起来觉得羞愧（shameful）。 “阿尔钦”这个名字，夏业良也认得。夏说自己曾因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阿尔钦”条目是由张五常撰写，而为华人经济学家感到骄傲。但不论是张五常，还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都是反对滥用数学的。我不敢说夏公好龙，但动不动扣人“误导学生”的帽子，未免冒失。 （6） 对于张五常的学术贡献，夏文是这样评述的：“笔者并不怀疑张五常的智力和他在产权经济学方面曾经做出的贡献，虽然这种贡献在过去20年中已经被他自己放大了许多倍，似乎弄到他自己都相信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我想，不管得什么奖，多少要靠运气，得不到就是得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殊荣，必须有更大的运气。所以，我们一般都愿意祝福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得奖，其中也少不了祝福张五常。 但夏业良不是这样祈望的。这不要紧。不过，他既然如此贬损张五常的学术贡献，我便想借用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瓦伦（lars werin）对张五常的评价，来给读者一个对照，看看没有资格评奖的人这么说了，有资格评奖的人又是怎么说的。 瓦伦写道：“关于这个经典的发展，我想，要选出一些明显而又没有疑问的主导研究，差不多是不可能的。然而，这里那里有一些雄心勃勃的年轻学者，应用那新的工具以正确的科学方法从事。其中一个是30岁的张五常。如果胜利的桂冠应该授予某人的话，我认为一定是这个人”（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las werin, 2000）。 （7） 再说夏业良对张五常生活逸事的批评。张五常说自己曾经教过容国团乒乓球入门，但两个月后就比不过他，于是自知没有乒乓球的天赋。如此而已。对容国团，张五常感情至深，写过催人落泪的《忆容国团》。而夏业良却在这段故事旁边加上脚注：“此说真伪已无法找容国团核实了。” 张五常儿时的玩伴，容国团的家人，许多今天还健在，夏博士大可以去求证！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人把这段脚注告诉张五常，张五常竟朗声大笑：“死无对证？你告诉他，张五常也说自己教过贝多芬作曲，那也是死无对证的，他怎么不去说呢？” （8） 张五常又说过一个故事。1988年，在无锡一个破茶寮里，他和弗里德曼遇到了一个青年。这个青年认出了张五常，于是上前打躬作揖；而当张五常介绍身边的弗里德曼时，那青年就站不稳了。夏业良给这个故事注释道：“1988年的大陆青年中对张五常那样了解和倾慕的大概只有他的亲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夏业良的失策（3） 其实，1988年的大陆青年，并非个个都是1988年的夏业良。早在1985年，现北大教授周其仁就已经在北京读到“私印”的张五常的《卖桔者言》（《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周其仁，2001年）；1988年初，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卖桔者言》收入“走向未来丛书”出版，首印32000本，一售而空；1988年9月11日，弗里德曼在入住上海希尔顿酒店后，一位厦门大学的女同学登门求见，她当时已在翻译弗里德曼的著作，自费来上海只为听一场演讲（tan，1998）。 我认为，任何一个有求知欲的青年，只要读过《卖桔者言》，就难免想恭维张五常几句；任何一个愿意为弗里德曼无偿倾注精力的青年，若忽然遇见弗老，都难免喜不自禁。顶多可以修正的是，若那青年恰好是夏业良，当然就什么都不会发生。 （9） 夏文的修订版呼吁要为“张五常热”降温，要同学们不要过多关注“下场的主力队员”，而应该把仰慕的眼光转移到“来自中国大陆”的经济学者身上，其中包括杨小凯和钱颖一等人。夏业良不知道，学术可不是时尚，从来没有地域和年龄标准可言！ 但说到提携后辈，我知道张五常曾经力荐过一位“出自清华、资历一流”的华裔经济学者接替他的教职，可惜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张五常还因此大发牢骚（《中西兼通何难之有？》，张五常，2000年9月28日）。这个人就是夏业良所说的钱颖一。对比之下，夏生劝别人不要“仰慕”张老，就更显酸溜溜了。 我与夏业良有一面之缘。前年，他向我任顾问的报刊投稿，编辑问过我意见；去年，他主动请求把他的文集加入以张五常打头阵的经济散文系列出版，出版社问过我意见；最近，他又去信代理张五常作品的花千树出版公司，请求在香港出版他的文集，编辑又来问我意见。我读过他三篇文章，前两篇是关于“微软垄断”和“价格听证会”的，都不同意他的观点，但这一篇写得最失策。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附录（1） 生活·书·电影·音乐——山东电台《小凤直播室》采访 节目主持：金小凤 时间：2000年10月22日 开场白：认识薛兆丰不过是48小时以前事情，有一位在北京《电子商务》杂志做记者的朋友小虫给了我一个深圳的电话号码，说薛兆丰是写经济散文的，很清新舒服的一个人，也许你可以采访他。 原来《电子商务》的总编已经在网上追踪薛兆丰的文章追踪了很久，并且终于和他取得了联系。那个下午，薛兆丰来到北京打电话过去问：“你们怎么吃饭？”杂志社的人说：“吃盒饭。”薛回答：“今晚你们就多订一份吧。” 我问小虫对兆丰的印象，小虫说，现在好多作经济评论的人都是在瞎炒作，而薛是一个特别理想主义的人，他是真正认真去研究的那种人。 昨天去了薛兆丰的网页——制度主义时代。各种经济学的观点果然令人眼界大开，然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对深圳大学的一段回忆，里面写道：大一的时候，晚上他给同宿舍的好友朗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不时夹杂着一句睡着了吗？如果有反应，就继续念下去。 凤：兆丰，你知道吗，山东真的有你的读者。我在来做节目的路上碰到一个同事和他的女朋友，他们问我今晚的嘉宾是谁，我说是一个作经济评论的叫薛兆丰,同事的女朋友说，我知道那个人，在《书城》上开专栏的。怎么样，有成就感吧？ 薛：（笑）我很高兴，最近到上海，那里的的士司机也看《书城》。 生活中的经济散文 凤：上海那个地方文化气氛还那么浓，而在济南，《书城》只有在三联书店才能买到。 薛：我经常说他们的发行做得不好。 凤：给他们些经济学方面的建议和参考（笑）。昨天一直泡在你的个人网页上，有人曾经说你是互联网上可以找到的唯一的经济学学者，不知道你现在还是唯一吗？ 薛：我相信不是了，因为很多比我名气更大的经济学学者也都有了自己的网页，但我可能是在国内最先自己来做网页的人。 凤：你是怎么开始上网的？ 薛：我喜欢接触新科技新技术的，在1995年底的时候申请上网，那时候网上只有几十个人，经常见面。 凤：你大学的时候是在数学系，那时候有没有学编程之类的？ 薛：有的，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和现在不太一样的计算机语言，毕业后我做过程序员，编写数据库程序。 凤：现在还有人在用你编的程序吗？ 薛：有的，我们公司的工资软件就是我编的。 凤：请教一个问题，你的主页为什么叫“制度主义时代”？ 薛：在做这个网站的时候希望有一个名字能够最简洁的去刻画我所有文章的主题，制度主义经济学对我的影响挺深的，我就用了这个名字，而且用上“时代”，有一种气势在里面。 凤：我上学的时候学的还是政治经济学呢（笑），能不能简单说一下什么是制度主义经济学。 薛：传统的对经济学的定义是关于资源怎么配置的，我们现在看来，经济学是解释人的行为的学科。就是说，我们认为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他们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在不同的条件约束下会有不同的反映，我们就去研究他们在怎样的约束下会有怎样的反映。 凤：经济学又开始研究人了？这好像是人类学或哲学之类的应该关注的吧。 薛：有时候你会发现，研究一个学科的时候并不很确切知道它最好的定义是什么，现在我们发现经济学最好的定义是研究人的行为。 凤：我们稍后再慢慢探讨吧，如果一开始我们就说这么深的话，真的怕把听众朋友吓跑。 薛：好，说些有趣的。 凤：我就有一个好玩的发现，在你的主页上，好多文章后面都有一个荧光标记，有的是“hot”，有的是“cool”，那么，哪些文章算“hot”，哪些算“cool”呢？ 薛：“cool”是一个挺新潮的词，我通常会把那些写得特别好，特别有力，特别与众不同的文章叫做“cool”；那些能够引起热烈争论的，反响很大的，但里面包含的东西未必新颖的文章我会用“hot”。 凤：既是“hot” 又“cool”的怎么办呢？ 薛：我一般会用“hot”（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附录（2） 凤：现在还有一个词叫“in”，年初的时候，我去买《音像世界》，上面标着“in”，我特别不明白，就问一个叫毛毛的朋友，他说就是比“cool”还“cool”的意思。 薛：就是很入时的意思，它的反意词是“out”。好主意，我将来的文章会加上“in”或“out”，如果那篇文章不能代表我现在的观点，我会标上“out”，如果一些观点已经形成，但还要经过验证，我会标上“in”（笑）。 凤：以后大家看到“out”的文章就不要点击了（笑）。深圳是一个很“in”的城市，那么兆丰，你是不是一个很“in”的人呢？ 薛：朋友们都说我是一个很“out”的人，比如在一些娱乐场所经常会放映动画片，我的朋友能够很投入地去看，而我却总是看不进去，我很希望自己变成一个能够接触时代脉博的人。 凤：我也是完全看不了动画片，有朋友借我一套《东京巴比伦》，在我这里放了两个月，我愣是没看懂，都不知道是从上往下看，还是从左往右看。我在网上和《书城》上都看过你的照片，是那种特别清秀，而且特别有生气的样子，但是，小虫告诉我说，别上当，因为她见到你的时候，你的头发是用者喱水打着的，很时尚的感觉，你平常工作很忙吗？ 薛：挺忙的，我有很多不同的事情，除了本职工作，还有朋友要应酬，要写作，要动脑子，还要看新闻看评论，然后我再从他们的评论中找些漏洞。（笑） 凤：专门去干扔砖头（意为批评别人）的事情（笑），但是也经常被别人砸砖头吧？ 薛：对，我挺乐意被人砸砖头，因为只要我出手的时候都会有充分准备，所以我不怕他们来挑战我。 凤：每一次打仗的时候都有信心保证自己会赢？ 薛：通常会。因为通常他们作的论证我都做过了。大学的时候我参加过两次辩论赛。我是领队。我会列出对方可能提出的质疑，然后把标准答案写出来让每个队员背熟。这样，对方一开口，我们已经知道该怎样回答了。 凤：我想知道，兆丰，你这么足的底气是来自哪里呢？ 薛：来自我反复的学习。我读书时接触到一系列非常好的思想家的作品，而且他们之间都是有联系的。最初喜欢上他们的时候不知道这联系的存在，形成体系是不知不觉的。例如，我刚才说了经济学的定义，如果这个定义是正确的，那么所有跟人类行为有关的现象都可以通过经济学来解释。 凤：能举个例子说一下吗？ 薛：经济学里面有一个例子是向法学渗透的，一个骑马的人被你家门口的障碍物绊倒摔伤了，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谁负呢？是那个骑马的人应该小心呢，还是你应该把家门口清扫，好不让人家摔倒呢？ 凤：照我的想法，谁让你自己不小心呢，我自己家门口放什么还没点自由吗？ 薛：我们沉得住气的话，就会发现各有各的说法，说个没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标准。经济学提出一个标准就是谁避免损害的成本低，责任就该由谁来负。显然，你把家门口清扫干净，成本是很低的，然而让一个骑马的人走过每一个地方都小心翼翼地看有无陷阱，这个人的行进效率将会大打折扣，如果整个社会形成这样的风气，整个社会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 凤：大家听到这个例子了，谁家门口有石头赶快搬开（笑）。 薛：在美国就是这样的，自家门口的积雪一定要清扫，否则你会触犯法律的。 凤：如果所有的问题都用经济学的标准一刀切的话，会不会缺乏一点人性，有点过于冰冷呢？比如我国现阶段实行最低工资制，你也是比较反对的，那你岂不是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 薛：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没有任何价值的判断，它只会告诉你这样做的结果。比如一个糖尿病人喜欢吃糖，而医生不让他吃糖，你能说这个医生没有同情心吗？最低工资制也是一样的，鼓吹最低工资制的人认为最低工资能保障下层人的生活，但是经济学的分析是，如果实施最低工资制的话，你想保障的人可能连最低工资都得不到，没有人再雇佣他们，他们的生活会更糟糕。如果你非要实施这个制度，你可以继续做，我们只是告诉你，你的做法是事与愿违的。所以，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会帮助人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帮助人们做更正确的选择。 凤：也就是说经济学者有时候是来帮助社会做一些决策。 薛：对。 凤：经济学家看问题的眼光的确是挺好玩儿的。有位经济学家说：“我教儿子你不要偷盗，因为你不可能永不失手。”像这样的逻辑，只有经济学家才说得出来。（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附录（3） 薛：好的经济学家有时会问非常天真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要惩罚犯罪？我们说，即使一个杀人犯，他也不愿意生活在一个自己随时可能被杀的社会里，是吗？既然这样，就要建立规矩。假如有两种社会，一种是大家都可以杀人，都可以偷东西，另外一种是大家都不可以。当然，在这两种社会里每个人都有损失和得益，但如果这两个社会不断发展下去，再过一百年一千年，你会发现前面那个社会灭亡了。 凤：原来以为经济学是一门很沉闷的学科，但是真正进入其中的话，会觉得很好玩，而且对我们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甚至于可能改变我们对生活的看法吧？ 薛：你说得没错。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的翻译事业做得还很不够，所以，国外很多好的研究成果大部分还没有翻译过来。如果我们翻开现在市面上的经济学教科书，确实很沉闷，因为那些很新很好的内容没有被翻译过来，如果这些内容逐渐被介绍到国内的话，那么，大家对经济学的看法就会得到改观。 凤：你的主页上有一个小栏目叫“我喜爱的箴言”，其中有一句话是说：“你只能做你想做的，而不能得到想要的。”真的很发人深省。那么，兆丰，你想做的和你想要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薛：我为什么把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这句话放到“我喜爱的箴言”里面呢？我想这跟我年轻的时候心情一直不开心，经常遇到挫折有关，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安慰。我曾经也有很大的愿望，希望我自己的知识和看法可以报效祖国，可以改变社会，使人们生活得更好，但是，现在这个理想已经破灭了。因为我曾经比较过，比如像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这样在学术界赫赫有名，又那么善于做推销思想的人，他在国外既能拿诺贝尔经济学奖，又能拍电影，做电台节目，写文章，但他对社会的影响，最后看来还是非常小的。因为社会的进程并不是以人们懂得多少而变化，而是与个人所处的位置、制度安排有关，一个学者的思想对制度的安排是非常微弱的。像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里根（ronald reagan）等人都非常欣赏弗里德曼的思想，但是最后也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把那句话作为我的箴言，是给我自己的一个安慰。（笑） 凤：这样想起来就不会太绝望。 薛：不会太绝望，不会太有挫折感。（笑） 凤：现在也许你暂时得不到想要的，只能先做你想做的。 薛：我想，也许将来我也得不到，现在只能尽我一份力。在我刚掌握经济分析的秘笈时，我比较积极，就像一个实习医生，他可能会跑到大街上到处抓人说：“你有病，我为你治一下病。” （笑） 但是，这个医生看病看多了之后，他会坐在诊所里等病人上门。 凤：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已经心如止水到像老中医的那种感觉了？（笑） 薛：我还做不到那样。但是因为我有自己的工作和读书的计划、写作的计划，再加上一些别的干扰，我总希望我的时间能更好地利用。我看到看不惯的东西总是很难忍住不写文章，但是我能忍住不去看，像一些网站、报纸，我能忍住不看，因为我知道如果看的话，就忍不住想写。 凤：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听到你这话会觉得心寒，因为像你这样有独立观点的人毕竟不多，如果你也只是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才伸出手来的话，那谁来对这个社会说话呢？ 薛：这个…… 凤：对不起。 薛：很抱歉我这样说。但是最近我的思想确实不断地有新的转变。六月份，我见到我非常敬佩的年迈的经济学家阿尔钦（armen alchian），我对他说：“你负有责任……”他听了一惊。我接着说：“你对传统的价格理论的衰落负有责任，因为你太低调了，不去说。” 他松了口气，耸耸肩说：“我什么责任也不负，我只对自己的快乐负责任。”思想对社会的影响确实是很小的，但是我非常愿意跟那些迫切希望去思考的人去分享思考的方法，让大家从中得到乐趣。我想，这个乐趣会成为我写作的动力。 凤：当然，在这里我也无权责问你什么。（一起笑）因为你做出这样的选择就像你自己说的，如果有一个疯子跳楼的话，大家会说很惨。但是你说，如果分析他当时的心境，他当时的精神状态的话，也许他做的这个选择是最优的。那么，你现在在做的这个选择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对你来说是最优的，是吗？我这个比喻损点了（笑）。 薛：对。我希望给我的朋友和亲人更多时间。在过去几年里，我花在写作上的时间挺多的，睡觉很少，周末也在工作，当然，我从中得到很大的乐趣。但是如果我觉得厌倦的话，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别的地方。 凤：我在这里只能说，希望兆丰有的时候可以闭一闭眼睛，但是不要在所有的时刻都对你看不惯的东西闭上眼睛好吗？我们还是希望经常看到你扔出来的砖头。 薛：好的。（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附录（4） 书籍：大英百科全书 薛：大家来信都说我的文字清楚，干净利落。我回想一下给我这种影响的一部分是读书的时候背诵过的一些古文。另外，我大学的时候经常看的一本书是中国翻译的《大英百科全书》。这是很奇怪的，有人会读辞典吗？我就是读辞典的人，我把它放在书架上，每天吃饭的时候就会拿下来翻看，它两个条目的长度刚好够吃一顿饭的时间。我特别喜欢它很清洁的文风，还有它对问题直接的把握。 凤：能举几条吗？ 薛：比方说，说到托尔斯泰（leo tolstoy），它说：“《战争与和平》可能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三部长篇小说之一。”我就喜欢这样非常简单的句子，里面见不到轰轰烈烈的形容词，也没有感叹号。但是这样的赞扬是非常强烈的。 凤：给人的感觉很客观。 薛：对。它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条目可以扩充我的知识。比如“说服”这个词，它是从心理学、文学、传播学这样的角度来说的，它最后的结论是：“知识水平特别高或特别低的人都是比较难以说服的”。这可能是传播媒体的一个传播理论吧。像这样的知识，我不知道如果不是读这样的百科全书的话，会在什么样的场合才能碰得上。 凤：真的是很有趣，而且在我听起来怎么有点像魔鬼辞典的意思呢？（笑） 薛：它可以扩充认识，让我知道西方传统的一些看法，不会被国内的翻译左右，可以让我批判地去理解它们。 凤：也就是说，你现在是在用写辞典写说明文的方式来写你的文章，是吗？ 薛：有时候会，但这样的话，读者会觉得太枯燥。 凤：我发现在看你的文章的时候，从来都看不到比喻、拟人这些我们经常用的修辞，你是拒绝使用吗？ 薛：我是有意识地拒绝的。在写文章的时候，我有自己的一些守则，比方说，我不写长的句子，不用形容词，我用动宾式的句子，不用比喻，拟人的手法，因为我清楚的知道这些对说明问题，推理论证一点帮助都没有，只会转移视线。 凤：上学的时候也这样写文章吗？ 薛：我以前不是这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比喻拟人是很常用而且很有用的修辞方法，而且会显示你非常聪明。但是，每当我这样说话的时候，我的一位好朋友就很直接地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用不着打比喻，好好说话就可以了。” 后来我终于明白，比喻不能代替推理。还有拟人，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股评都在用拟人的手法，把股票的指数说得像个人或像头牛，什么有信心的2000点，没信心的2000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经不起推敲的，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笑）不过很多股民还是很喜欢看的。 凤：反正你做股评的时候，从来不这样写。 薛：我不做股评，但我曾经评过股评，是说所有这些用曲线，用波浪理论去预测股价走势的看法都是毫无根据的。虽然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做杂志的话，我一定也会保留股评栏目，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喜欢的，但我自己不信。在股市里成功的和失败的一样多。 电影：信是有缘 薛：我看的电影不多，但是遇到喜欢的，我会反复看，其中一部是fall in love，香港译作《信是有缘》，内地的译法是《坠入爱河》，由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和德尼罗（robert de niro）主编。 凤：我真的从来没听说过这部电影，而且居然还是这两位影帝、影后级的人一起演的，两位都是戏精，骨子里都是戏的那种。那部戏是讲什么的？ 薛：他们在纽约的地铁里面认识并产生爱情，但他们都是有家庭的，因为这段感情，他们的家庭都破裂了。最后，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们又碰到了一起。非常简单的故事，能够看到他们非常好的演技，而且我特别享受那种知道对方喜欢自己，但是又没有开始谈的那种感觉，那是最好的阶段。 凤：是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说到这儿，其实我很想问兆丰一个问题。你好像还没有结婚是不是？但是在那篇你回忆深圳大学的深情款款的文章当中你多次提到你大学时代的女友，我想一个经济学者到现在还没有结婚的话会有经济学方面的考虑吗？ 薛：那段故事已经结束，文章里面的女友到现在还是我的好朋友，她已经有女儿了。我自己不结婚的原因，其中一点是我见到的婚姻我觉得都不够幸福，可能我太理想化了，所以觉得婚姻挺恐怖的。 凤：经济学家对婚姻有没有最新的阐述呢？因为我知道经济学家是到处伸手的。 薛：他们对婚姻是有解释的，但我自己结不结婚跟这些解释无关。经济学普遍的看法就是把一对恋人看成一个团队或者一个企业，他们觉得“合”的成本比“分”的成本低。 凤：哈，如果两个热恋的人听到你这番话一定会和你打起来的，太理性了。 薛：我说的没有和他们冲突的。就是说他们在一起要比他们分开得到的幸福大得多。 凤：他们可以达到成本最低但收益最高这样最大的效益。 音乐：巴赫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附录（5） 薛：我喜欢两种音乐，一种是我很年轻的时候听的粤语流行歌曲，一种是上大学以后听的西洋古典音乐。现在我听的音乐越来越简单了，我就喜欢听钢琴，顶多是一些室内乐，特别是巴赫（j. s. bach）的音乐。我越来越喜欢巴赫。 凤：你从巴赫的音乐里听到什么呢？ 薛：简单、逻辑、快乐、聪明。 凤：那么，那种很优美的，波澜起伏的音乐呢？ 薛：那种很容易听腻，而且我很怕吵，除非我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我才会听贝多芬的音乐。但心情特别好的时候很难得，一年也就一两次。所以，大多数时间我都反复播放巴赫的音乐。 凤：听巴赫的音乐的时候，你会做什么？ 薛：做所有的事情，它不会影响我。曾经有过一套巴赫音乐的特辑，里面有一句话说：“最杰出的音乐家聚集在一起，纪念伟大的巴赫”。我非常喜欢这个句子。 凤：我在你的主页上也读到过一段关于巴赫的文字：“音乐欠巴赫的就像人类欠上帝的一样多”。 薛：巴赫确实是音乐的无穷无尽的源泉。 凤：在简单，在循环往复当中得到一种最单纯最明净的状态。 薛：当你反复听的时候会听出它内在的结构。 凤：曾经有朋友说在晚上听巴赫的音乐就不会做恶梦了。 薛：但我也有朋友听巴赫管风琴听得头晕。（笑） 致 谢 感谢波普尔（sir karl popper）、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张五常、科斯（ronald coase）和阿尔钦（armen alchian）等人。他们的著作塑造了我今天的世界观。尤其感谢阿尔钦教授，他多次鼓励我将他著述中的重大主题改编为短小的报刊散文，在中国推广。 感谢几位编辑。第一是丁小波。初次见到他，是1998年7月11日星期六下午3点，在《财经周刊》的办公室里。他因为刚转载了我一篇文章，所以想见见我，并嘱我以后每期为他写专栏。第二天我答应了。这个专栏后来叫“七日谈”，维持了一年半。读一篇文章就给我辟一个专栏，是小波的胆识。 第二个要感谢的是李韧。1999年底，我决定停写“七日谈”。这时，《书城》执行主编李韧打电话向我约稿：“你写得比某些名家还好，所以请你写12篇文章。”我当时一口答应，那个专栏叫“试金石”。我后来才察觉，在很多读者心目中，应邀在那本杂志上开辟专栏，原来是一项殊荣。 第三要感谢的是沈灏和李戎。2000年秋天，在我为即将改版的《书城》准备最后一期文章的时候，他们两位《21世纪经济报道》的正、副主编驱车来到深圳，介绍这份新报纸的筹办进展，并约我为他们写专栏。谈了一个下午，道别时我问：“你们到底有多喜欢我？”他们回答：“一直在留意你，所以有信心。”回到家，我思前想后，想了十多天，还是拿不定主意。到了非表态不可的时刻，我望着电脑屏幕，呆坐了一个小时。已经是凌晨4点，困得没有办法，才按下发信键，答应开辟“薛兆丰专栏”。不久，这份报纸便成为全国大报，我的读者大增。 没有上述四位编辑，我大部分文章都不会出现。 再要感谢朋友和同事，尤其是尹忠东改变过我的思想，陈学谦和陈智谦增广了我的见闻，黄立、辜晓红、李凌、徐钟和龙希成在文字上给我指教，何庭波和黄雪涛在专业方面给我大力支持，刘应富、卓海洲和李汝忠三位上司在工作上给我诸多提携，晓希和懿雯始终给我耐心协助和真诚意见。感谢我家人一如既往的溺爱。没有他们，我所有文章都会失色。 感谢路卫军和李子旸。是他们的热情和鼓励，促成了本书的选编和出版。本书的简体版参考了繁体版的修订和编辑体例。感谢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叶海旋、王陈月明等多位编辑的细心审校和专业意见。 最后，感谢张五常教授为本书定名，并为本书繁体字版题写书名和作序。 薛兆丰 2002年4月23日于深圳 作者简介 薛兆丰，祖籍广东梅县，深圳大学理学士，主修数学及经济，先后从事程序设计、投资管理和翻译著述工作。兆丰的经济评论，言辞洗练，思想一贯，富争议性。除在《财经周刊》、《南方周末》、《书城》和《21世纪经济报道》等全国性媒体开辟专栏外，还参加过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和凤凰卫视的财经清谈节目。1997年建立个人网站“制度主义时代”（），推广与真实世界密切相关的经济分析原理。现居住深圳，喜欢羽毛球、巴赫和肖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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