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局: 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节 一个人和一个局 联想为什么？ 1996年初冬，有一个叫陈惠湘的人开始发问。当时他是联想公关部年轻的官员。此后，研究联想管理和文化、演绎联想奇迹和神话的出版物便接踵而至，充斥于图书市场。 有人说联想的成功缘于柳传志的个人魅力，有人说是缘于“以惠普为师”，也有人说联想的崛起是因为它储备了大量人才，还有人说是因为它的管理独树一帜、标新立异。 然而，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杨元庆曾经说过一句话：“柳总是政治家。”也没有几个人知道，柳传志曾说：“联想前面做的这些年，蓄势而已。”更很少有人注意到，柳传志曾经有一段时间闭门钻研《雍正王朝》，并且感慨地说：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康熙皇帝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这些被忽略的细节，这些被熟视无睹的微妙之处，恰恰是柳传志和他所执掌的联想赖以成功的特质。这些特质，累积于联想历史之中，沉淀和平复于20年之内，慢慢地变成了一种道与谋，一种典型的中国智慧。 自有组织诞生，便有管理附生。管理的历史，就是政治的历史，也就是谋略的历史。谋略，是中国智慧的典范；而“局”，则是谋略的完整过程。 局，一个字，涵盖了联想二十年的过去，也将涵盖它未来的历史，涵盖它从开局到结局的全部故事。 在本书作者看来，“局”的圆满过程，除了有局前、布局、对局、破局、结局，更重要的是对局后和局外的关照。 要理解联想局就必须理解三个问题： ◎中国企业为什么必须做起来？ ◎中国企业到底要做强还是做大？ ◎怎样去做？ 第一个问题是联想创业的意义。 第二个问题是联想的战略取向。 第三个问题是联想战略的制定和执行。 回答了这三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是联想？ 为什么是柳传志？ 柳传志一代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深知时间的宝贵及贫穷的可怕，他们渴望中国富强，赢得与时间的战争，追回失去的美好时光。他们大部分人是理性、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对强权和霸权深恶痛绝，渴望中国在“世界局”中翻身得解放。他们中具有经营天赋的佼佼者，如今演变为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其通晓中国企业成长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国家的发展贡献了力量，更在于他们可以提供一种可能，使中国的实力及地位得到提高，亦可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及企业的成长提供管理与改革的样板。 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有一个500强之梦。他们并非空想，而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有一次一个人问柳传志：未来联想是想做强还是想做大？柳传志犹豫了半天说：“那还是做大吧。”柳传志希望联想不是至少不仅仅是“隐性冠军”，他希望联想成为作为经济体的中国里值得尊敬的一个数字。所以，联想的战略取向便是做大，其布局本身便体现了做大的欲求。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存着的中国企业，每个企业的故事都是一个局，只是有的局精彩缤纷，有的局黯淡无光、枯燥单调罢了。 大多数中国企业的领导者，并不了解关于“局”的智慧，有些对“局”一知半解又往往陷入到“诡道”和“智巧”中不能自拔。并且中国企业之局，大多全神贯注于布局、对局和结局阶段，罕有企业真正关心局后和局外。 真正关心局后和局外的，是那些有资格成为领袖企业的家伙，它们关心局后是为了企业“做一个长久性的公司，做百年老字号”；关心局外是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只有领袖企业才清楚：这两点关乎企业生存的根本，不可忽略。 细细品味联想的一段历史，暗暗揣摩联想的一个谋略局，深深感悟中国智慧以及它所给予一家领袖企业的滋养，我们或可得到对中国的发展、中国企业的成长更多的理解，而这理解不仅会影响我们对于大道的追求，还可改变我们内心的孤单，使我们的内心不再顽固。 现在，是联想局开局的时候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节 入模子 这是一个紧张的时刻。2003年8月23日。星期六。在北京怀柔一座叫做“双阳”的山庄宾馆里，这宾馆处于喧嚣和寂静的缝隙中，联想的平静生活即将结束。柳传志将作一次可怕的演讲，他在头一天已经暗示，他的演讲会使一些人难堪、痛苦、惊惧。 “我明天有话要说！”他阴沉着脸说。每当他阴沉着脸“有话要说”，总会有人心悸，也总会为联想带来新的刺激。 那一天中午，有一百来个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他们的领袖出现。他们都身着正装，男人们清一色的白衬衫，打着领带，女人们则穿着正式的套装。他们并不都是联想的高级官员，恰恰相反，大部分人是进入联想不久的新员工，有很多人是第一次与柳传志如此接近。 这一百来号人是来参加“联想控股/子公司2003财年第一期‘入模子’培训”的。从8月21日开始，他们将在双阳宾馆度过残酷的四天。他们参观了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学习了《联想之歌》、《歌唱祖国》和《团结就是力量》，分成了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推选了组长和副组长，还设计了队名、口号和标识。有一个小组叫“混凝土”，口号是“混凝！混凝！混凝土！”。有一个小组差点叫“暗黑破坏神”，但最终未获通过。 在接下来的四天中，除了听课之外，这四个小组的主要任务是讨论“我眼中的联想”、“联想的企业文化”，合作参加“背摔”活动和歌咏比赛，最后还要参加一次考试。 “入模子”是典型的柳氏语言风格。“公司是一个模子，我们要通过制度的作用，把外面进来的各种各样的人按联想的模式塑造成我们需要的人。” 8月23日下午两点，双阳宾馆一片寂静，听不到一丝杂音。闷热的空气使人窒息。人们看到柳传志坐在前排，翻阅着他的讲稿，那是他花了好几个晚上写完的讲稿。讲稿的题目叫做《天将降大任于联想　联想是年轻人的联想》。 从他的背影看，他依旧神采奕奕，但幻象掩饰不住时间给他的印痕。并不仁慈的岁月除了给予他事业、财富、声望外，也给了他皱纹、白发和几乎失聪的一只耳朵。 “今天听课的除了学员以外，各子公司的领导也全都请来了，有不少同事正在外地出差，还有些同事有私事要办，我也惊动了他们，把他们请来。近几年来，我在公司内部没有比较长的讲话，大多数都是表态性的，最长的不超过30分钟。今天，实际上，我是跟各位子公司的领导有话要说，当然更重要的是学习这期培训班的课程。” 柳传志的“跟各位子公司的领导有话要说”使空气再次骤然紧张。 幻灯片接着就跳到了下一页——“为什么要讲管理？” “第一个原因是想让大家对联想的长期发展更有信心。”柳传志说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只铜牛，他给这头牛起了个名字叫“蓄势”。“蓄势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是说联想前面做的这些年，蓄势而已，希望后面的年轻同事，对联想的未来充满希望，希望你们能把它做得更好。不是说新同事来了，我有豪言壮语，你们大家就相信联想能做得长久，更重要的还是要对联想有深入的了解。” 他说第二个原因是想给大家讲清道理，不仅是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他觉得就管理课程本身，很难说什么是好的管理课程。“各个学校mba的教程都不一样，ge有ge的说法，hp有hp的说法，就好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从南坡上，从北坡上，怎么走都能到山顶”，他说，“但是作为一个企业来说，不能一部分人上南坡，一部分人上北坡，大家没法交流。” 他说第三个原因是听他讲课的人肯定有很多未来会大有作为，有的人很可能就变成了领军人物，一定会对管理本身有兴趣。他颇为谦逊地表示，他要讲的其实谈不上是什么理论，只是一种实用经验而已。“将来，多少年以后，你们能说：多少年以前，2003年8月某日，我曾经跟柳传志一块切磋过管理，当时我对他的某些观点，提出过挑战，他的观点对我还甚有帮助。这样我就很高兴了。”他笑嘻嘻地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节 柳传志的愤怒 讲了一个多小时，一切倒算得上正常，柳传志态度和蔼，言辞平和，那些心惊胆战的ceo如临大敌，似乎纯粹由于心慌意乱，小题大做。不过，有谁如果放松了警惕，那他一定会被柳传志吓一跳。 “浮躁！” 他们突然听到柳传志愤怒地一声喊叫。 他当然有足够充分的愤怒理由，联想控股一个叫金白领的子公司惹得他老大不高兴。这家开了两年左右的餐饮公司主营团膳，它那雄心勃勃的ceo王建制定了2010年要完成100亿营业额的指标。柳传志觉得他们的指标有些离谱，不过还是被他们说服了，心想“那么你们就往下做吧”。谁料想王建他们遇到了不少挫折，指标一改再改。柳传志终于无法忍受，勃然爆发了： “改的时候，开始我还可以笑着听。到后来，再做不下来的时候，你就得考虑考虑是什么东西在作怪？！浮躁！你们别怪我激动，我是什么出身？报纸上说我是卖菜的，菜，我是没卖过，但是确实是做小买卖出身。不能说我没有大志，但是事情本身，一是一，二是二，不能说点大话，事做不到！” 事实上，若非王建当时被一年翻一番的良好业绩冲昏了头，就是他根本不懂得数目字管理，才定出一个2010年100亿的规划。或者是他的二乘方学得太好，以为2003年可以达到一个亿的营业额，如此乘方下去，2010年营业额就可以达到128亿，100亿还算是一个保守数字哩。 其实，用数学上最简单的四则运算计算一下就可发现其中的问题——以每个盒饭售价10元计算，100亿就是需要金白领在一年中销售10亿个盒饭；乐观估计，北京常住有500万个家庭，10亿个盒饭就意味着每个家庭一年中要吃掉金白领200个盒饭。简直是天方夜谭。 柳传志当时发现了这是个天方夜谭，但只要子公司们的ceo经营上不出现大的问题，他就不适合再去介入纵横交错的经营道路中。不幸的是王建ceo不消久等，便使自己的战略成为一纸空头支票，就连诚信也出了问题。金白领的信用被透支了。 “这么多年，大家知道，做投资的，做房地产的，联想集团，神州数码，出去谈什么事都好谈，为什么？”他说，“是因为有品牌在这儿。品牌怎么形成的？这十八年如一日，要防止人家蒙咱们，咱们坚决不能蒙任何人，真是不容易，就这么形成的这个牌子。” “而我们真的做到后来，真的诚信了，我们也老了，也该退了，这是感到很遗憾的地方，”他说，“咱们下边得有人接着呀，杨元庆，郭为，朱立南，陈国栋，还有咱们新来的这些同事，你们得接着呀，你做个小买卖做多大？把这事情都毁了行吗？我能不跟你们红眼吗？” 8月23日，有人形容说王建被柳传志狠狠地剁了一菜刀。但那天挨刀的还不止王建一个，至少还有联想控股的一个“海龟”副总裁赵令欢。 在联想完成分拆之后，柳传志一直在布局，为整个“联想大家庭”布一个弥天大局。在他的这个弥天大局里，联想集团局势稳定，神州数码虽显局促，短期的业绩让并不让人开心，却也步步为营，远景可期。然而，他已经下了重注并且将继续豪博的投资事业部和赵令欢却成为他弥天大局中脆弱的一角。 在一次行业分析上，柳传志发现赵令欢他们很轻易地就把要介入的行业选定下来。他忍不住问：“行业这么就定下来了？认为这几个行业就行？然后我们就敢往里边投？你们进了这个行业以后，选企业怎么选？另外什么叫行，还是不行？” 柳传志是吃过大苦头的，以前联想集团在香港做qdi，“规律没掌握，前几年赚个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一个跟头栽下去就1.9个亿，根本没把规律弄清楚”。现在他担心赵令欢也栽上一个大跟头。 杨元庆有一次说柳传志是“政治家”，说明柳传志有超出常人的谋略，他们则不具备。“局”要达到的两个目标，一个是致胜，一个是安全，在大多数时间里，安全甚至比致胜更为重要。赵令欢没看到“安全”，没有学会“求中”，至少没有看清楚这一点，他只看到了致胜，只看到了“求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节 重返1984 1984年。中关村。北京西郊的一条街。起点是今天黄庄路口向北300米左右矗立那座雕塑的地方，终点则是北大南门附近海淀路与中关村大街的交叉口。后来被称为“中国硅谷”和骗子一条街的喧嚣之地。 虽然在中关村这条街上行走的人有大量知识分子；虽然你走路一不小心就可能撞到一个 “国宝”；虽然这里人才云集，被誉为科学城……可是它依旧在长叹。“不仅在夜深人静之时，就是在熙熙攘攘的白天，仍然能听到这条街一声声的叹息。” 叹息是1980年代初期整个中关村的呼吸节奏，无论是高级职称的还是普通职称的，无论是搞数理化的还是搞天地生的，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在这个封闭体系之下，在这片充满叹息的土地上，纵有惊天动地的能量都得不到充分的释放。有人已经麻木，有人乐此不疲，也有人努力争脱樊篱，在对着天空喊出了愤怒的一声：这种生活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啊！ 正是这无奈的一阵阵叹息，愤怒的一声声呐喊，打破了中关村的萧条和安详，预示着中关村正在发生一场悄然的巨变。这场巨变的意义在当日尚无法展现出来，如今则演变成了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肇始。 第一个发出这声呐喊的人，叫陈春先，他后来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等人组成一个“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其目标是探索类似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的“热核扩展”模式。这个服务部，放在二十多年的历史中，就变成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最早的雏形。 接踵陈春先“扔掉铁饭碗，端起泥饭碗”的，是科学院计算所工程师王洪德。这样的比喻似乎有些蹩脚，不足以映射他们的内心的焦虑和对命运的关注，但“铁饭碗”没了却是不争的事实。 还有一个叫蒋士飞的，是中国计算机学会主任委员、留美博士和著名教授，他也抛弃名誉地位，不干了。他来到王洪德创办的京海计算机技术开发公司。科学城再次地震，人们怀着各种复杂的情绪来观测他，这些情绪至少包括惊讶、怀疑、困惑和嘲弄。他们觉得蒋教授应该调到更高的部门，而非自暴自弃，去一家朝不保夕的民办小公司打工（“打工”这个词要多年后才能出现）。他们觉得这是明珠暗投。但蒋教授跟他们的想法不太一样： “多少人劝我考虑后果，也有人风言风语，说我是为钱而调动。我早年留美，如果为钱财就不会回来。我到京海公司，不是心血来潮，是根据30年来的经验教训得出来的，要发展计算机技术，就得走这条路。” 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工程师万润南也辞职了。他说这样他们就不怕被打倒了，因为大家本来就躺倒在地上。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家伙。说他野心勃勃，是因为他想将一家叫四通的公司变成“中国的ibm”。“成为中国的ibm，这意味着什么？”有人问。万润南告诉他们，ibm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高技术跨国公司。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万润南、沈国钧和王安时等十几个辞职的工程师，从海淀区四季青乡借了两万元，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开启了梦想。今天，万润南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四通依旧存在，却再也没有可能实现万润南的勃勃野心了。 历史给予了每个人同样的机会，但首先抓住机会的是勇敢的人。而成就伟大梦想不仅是因为勇敢，最终赢得游戏的人，一定是因为智慧。在中关村，在1984年，人们还看不出谁是那个智慧的人，那个人至少要再等十年才能从一群勇敢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关村的领袖。 许多年后，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在1984年浪潮中屹立不倒的，不是当年无限风光的“两通两海”，而是一家叫联想的公司；硕果仅存的“没有在改革中犯错误”的企业家，也不是王德洪、万润南、陈庆振、金燕静，而是柳传志，一个在1984年毫无名气也未展示出伟大前程的40岁的“年轻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5节 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 柳传志于1944年4月29日生于上海，他的祖籍江苏镇江。美国《商业周刊》说他是“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born outh），意即他出身富贵，其家庭又富有革命传统——他的父亲柳谷书彼时周旋于上海金融界，与关系密切。 1949年，红色中国诞生了。柳传志随其父亲来到北京，开始了干部子弟的生活。读完小学之后，他到了北京25中。在那里他有机会实现自己成为一名飞行员的梦想。就在高考前夕，他突然发现造化弄人。他被通知取消了当飞行员的资格。后来他才知道他有一位亲戚是“右派”，正是这层关联，改变了他的人生。 那时已近高考，沉湎于飞行员生活中的柳传志已经习惯了没有高考压力的生活，现在却要重新拿起书本，为自己的前程做计算了。他的情绪不太好，父亲见状便与他谈话，告诉他：“只要你能够做一个正直的人，考不上大学也没关系，我们一样喜欢你。”他后来好几次告诉记者，父亲的这句话对他产生了莫大影响。 柳传志他后来终于考上了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并有望在那里成长为一名军事工程师。在学校，柳传志成为先进分子，还当上了小组长。他要求进步，有一年为了学习贫下中农“磨练自己的工农感情”。他放假回到北京，还约了在北京的几个同学去掏大粪，整整掏了一个礼拜。 “文化大革命”几年后爆发了，在“文革”之前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对他的性格“产生了巨大考验”。 1965年的时候，21岁的柳传志以军人身份下乡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柳传志所在的小组到了宝鸡县的一个生产大队。他所在那个小队有一个农民，念过几年书，却是一个活脱脱的流氓。他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骂人，不但骂男人，也骂女人，村里人都怕他。工作组来斗村干部，流氓便跳将出来。他表现勇敢，把村干部们骂得一无是处，工作组就管这流氓叫“勇敢分子”。 “勇敢分子”因为勇敢，很快便名声大噪，就连公社书记对他表示了额外的欣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很快便向纵深发展，不但批斗村干部，还可以跳上去揍他们了。这时候，“勇敢分子”便带头上去揍他们。又是因为勇敢，公社里便要求柳传志他们发展“勇敢分子”入党。 本来“勇敢分子”变成党员顺理成章，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几个年轻农民悄悄向柳传志哭诉：这个人真够恶，是个流氓。柳传志所在的那个工作小组共有3人，他们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应该坚决抵制“勇敢分子”入党。柳传志告诉那些哭诉的农民说他们会向上反映，你们也可以向上反映。一腔激愤的柳传志哪里想到，他这一句话差点要了他的小命！ 几天后，工作组在村中的庙里开会。柳传志走到会场，发现气氛森严可怖。工作组领导问：“你们对贫下中农政策和坚决走贫下中农路线有什么看法？” 他们说：“没看法，坚决支持。” 领导又问：“那你们为什么反对╳╳╳入党？为什么不支持他？他有严重问题吗？你们为什么上告？” 他们说：“反映情况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为什么不能上告？” 领导问：“你们为什么还要煽动农民上告？” 他们一下子呆了。柳传志知道，煽动农民上告的性质有多么严重。他就没敢承认自己的确说过“你们也可以向上反映”这句话。但是，领导立即把证人找了出来，正是那些向他哭诉的农民。 气氛顿时极其紧张，柳传志突然变成不支持走贫下中农路线的阶级敌人。就在那时，他们工作小组的另外两人倒戈相向，说：“老柳比较坚持这事。” 领导开始要求柳传志承认错误，然后听候处分。柳传志非常紧张，他知道自己如果真被定性为不走贫下中农路线，这一辈子就完了。好在他亲眼目睹过“反右”斗争，所以他不说话，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有人威逼利诱他说：“你承认算了，承认之后只给你工作团内的处分，不给你更大处分。”他依旧不吱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6节 那个时代的记忆 会在沉默中散了。柳传志拔腿就向公社驻地跑，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跑了多远，许多年后他估计至少有5公里。他一路狂奔，一路恐惧、委屈、迷惘……在公社驻地，他找到了在宝鸡县社教运动中担任一个工作队副队长的指导员，其级别比工作组长正好高一级。柳传志就告诉他工作组怎么开会怎么收拾自己。 少校一直没有说话，等到柳传志说完才问：“你反映情况属实吗？” 柳传志说：“是句句属实，没有一点虚假。” 少校说：“那你回去吧，你不要随便承认。” 柳传志心头石头落地，又是一路狂奔，回到了村庄。此后面对种种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反对贫下中农路线，直到这件事突然静止，烟消云散。到了后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风向发生了转变，开始反对“勇敢分子”打人，柳传志所坚持的，一下子变得无比正确。 “说这段话什么意思呢？”柳传志后来有一次说，“一个是我经受过暴风雨的考验，另外一个我确实不是一个心胸多宽阔的人。” 没有人知道，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奔跑究竟对柳传志的未来人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否进而影响了联想的成长。但在1965年他以一连串的奔跑为自己找到了出路。 类似运动在接下的几年中比比皆是，然后“文化大革命”便势不可挡地到来了。“‘文革’突如其来，来势极其凶猛，”柳传志说，“6月3号念大字报，当时我在学校进行毕业设计……我们都以政治敏感自豪，谁跟随谁就政治敏感。” 然而，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政治敏感出现了问题。学生们开始分裂为两派，一派“造反”，一派“保皇”，两派经常辩论，柳传志是造反派的领袖之一，联想控股后来的副总裁曹之江则是保皇派的核心。“我当时比现在能干多了，当时脑子好使，还是辩论团的核心，那个感觉，你们很难体会，”柳传志说，“有点像真的两派，一边是我的，上去的时候，这边人哄哄高叫。曹总那帮很小，人数和规模跟我们没法比。他们是以教员为主的，学生挺少，厉害的全在我们这边。” 最初的时候，柳传志他们经常干些不讲理的事说些不讲理的话，自己还挺得意，后来他突然发生了转变，令许多人莫名惊诧。那些惊诧的人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促使他们的领袖退隐江湖，变成了逍遥派的代表人物。 1966年夏天，北京大学的造反派串联到西安，他们在西军电讲话，将北京造反的情况告诉这些远离首都的年轻人。他们说说阶级斗争已经到了他们家，一个叫张文秋的政治骗子想方设法把女儿嫁给了的儿子毛岸青。 柳传志听到这话，顿时吓了一跳。“张文秋是我爸爸老领导，我去过他们家。张文秋是老革命，当年两次结婚，都是丈夫被杀使她被陪绑。她是一个非常豪爽的老太太，而且对真是忠心耿耿……”他开始觉得“文革”不太对头。 不停有老帅被打下马来，对他们的批判也越来越重，柳传志他们开始琢磨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柳传志后来说，“西军电有一些军队，他们熟悉北京的动向。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受到批判，但是他没写信跟我说，我还真不是因为他……” 已经开始流行“打倒”之类的口号，还有一些口号，就像电影中还乡团所喊，说什么“打回老家去，火烧县地委”。串联业已开始，“革命”之火业已燎原……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如此大规模否定解放后的成果？越说越过分，的话也越来越过分，四处诋毁一起革命的老战友。 冬天到来，柳传志脱离了“文化革命”运动。为了排遣内心压抑，他边踢球边谈对象，设想着毕业后的人生。他后来很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说：“如果我昧着点良心，在那时候出头的话，文化革命完了一定会被当成‘5·16’抓起来，因为我的能量比他们大，政治良心还是很重要的。” 转眼到了大学毕业分配，他和一个龚国兴的女孩子到了成都，在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工作。这个叫龚国兴的女孩子是他的女朋友，后来变成了他的妻子。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7节 “对一切事都另有看法” 柳传志正是从那时开始“对一切事都另有看法”。到了成都后，他对“文革”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多年后曹之江回忆他们在成都的生活，说：“柳总那时候找到我说，我们不要再参加什么斗争，不要再斗来斗去了。我们要好好工作，要对得起国家这么多年对我们的培养。‘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曹之江当时既震惊又感动。 那一年，柳传志23岁。他对局势做出了清醒的分析与判断。他对未来没有任何想象，只是希望自己变成一个父亲所希望的“正直的人”。有一次他说：“在成都那一年，工作也没有好好工作，又没吃没喝，就是浪费了很多时间。” 1968年，柳传志离开成都，到广东珠海白藤农场劳动锻炼。白藤农场是一个岛，叫做白藤岛。岛上的生活并不幸福，甚至是一种痛苦记忆。除了与龚国兴结了婚，收获了李天福、老贾和曹之江几个创业的老兄弟外，柳传志几乎没得到什么。 “当时那个情况，真的惨不忍睹，”他后来回忆说，“像我穿的衣裳，衣服全都破成一条一条的。脖子上挂一个口袋，里边装着饭碗，走起路来叮当向。腰上拿绳系了块破塑料布。为什么呢？因为一下雨好把塑料布挖个洞，头套进去，拿绳子系起来。就这样去干活……” 都是些刚离开校园不久、无忧无虑的年轻人，他们一起接受锻炼还算愉快，但他们内心感到压抑、愤懑，感到前途无望。很多人在白藤岛入了党，但柳传志没有。他叛逆，他反感，他无法接受“文化革命”的现实。 广东的冬天异常阴冷，水沟中几乎冰彻骨髓，挖完了水沟，腿上便沾满了湿泥巴。傍晚收工，解放军叫他们赶紧回家洗干净腿换上干净衣裳，再按惯例排队向“晚汇报”。有一天柳传志终于遏止不住愤怒，厉声呵责他们：“干嘛你叫我这样？你这样对不尊敬。就愿意看我们这样？” 并非所有人都能忍受这非人的生活，柳传志连里有一个人，他对象在江苏等了他很长时间后“要跟他不干了”。这个人想不开，拼命闹着要回去。闹没有达到目的，就只好偷渡。头两次偷渡，那个人都被抓了回来。因为他出身好，解放军曾想做他思想转化工作，结果他抄起一把刀，手起刀落，一刀就把自己左手一个指头剁了下来，然后开始骂你有罪。辱骂了伟大领袖，性质发生改变了。那个“现行反革命”被“一家伙立马押起来，一下押到团部去了”。后来柳传志他们离开了白藤岛，那个人被押解遣送回原籍。再后来，他就疯了。 “当时还有一个女生自杀了，”柳传志说，“这个自杀事件，有点像今天孙志刚的死，当时将我们的待遇改善了很多。要不是她自杀的话，当时我们的待遇会更不好。这些就是当时的现实。” 生活就是这样，看不到任何希望。柳传志说，那种生活“混一天算一天，自得其乐”。哪里会有什么乐趣？在广东的大夏天里劳动，无论插秧，还是割稻子，都是痛苦不堪的事情。没有希望的生活整整持续了两年，柳传志和他年轻的同伴们在绝望中等待奇迹降临。 1970年，奇迹似乎真的降临了。北京的国防科委愿意接纳他们。曹之江说，他们能够到北京，纯属偶然。当时隶属国防科委的计算所与部队“统一口”，急需人才，成都那边既愿放人，北京便接纳了他们。 多年后，没有人知道白藤岛上的生活如何改变了那个骄傲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那时候他与曹之江、李天福、龚国兴一起忍受非人的生活，李勤则在另一处承受自己的命运，曾茂朝已然是计算所里前途无量的干部，张祖祥开始成为工程师，倪光南因其出身，在计算所的生活也并不幸福…… 杨元庆和郭为还是不懂事的“小屁孩儿”，命运垂青他们还要等上20年，吕谭平还是香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蛊惑仔”，整天令其母亲担心…… 很多后来出没于联想局的局中人彼时都未展示出其未来风云际会的征兆。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谁又敢预想自己的未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8节 计算所来了个小伙子 1970年，中科院计算所来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张祖祥记得，六室那个英俊的小伙子见了谁都笑嬉嬉的，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他还喜欢踢足球，喜欢踢前锋。 开始，柳传志和龚国兴分居两处，生活甚是不便。1972年前后，他们住在了一起。先是住在机房里一间六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屋中只有一张床，床下是地板，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后来他们才分到了一间12平方米的自行车棚改建的宿舍。刚搬进去的时候，柳传志和龚国兴都激动万分，“感觉那叫满意，觉得部长的房子也就这样”。 这不过是一所12平方米的自行车棚，房顶是石棉瓦，墙壁是板砖，石棉瓦外面接出来一块，用油毡包住。房子有两米高，柳传志形容说比他高一点点，矮的地方与他身高差不多，出门就得低头。 在自行车棚子里住了一段时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他们就开始“盖房子”，今天看来不过是违章搭建一个小厨房。盖房子时很多人来帮忙，有一个叫马文豹的，后来成为联想11个人之一。柳传志以前天天和他一起骑自行车上班，路上讨论政治讨论那些让他们压抑的生活。盖房子时马文豹做饭，李勤干难度最大的八角。还有很多人，为了柳传志家的小厨房，裤腿子上也沾满了水泥。 李勤他们帮柳传志盖好的小厨房有4平方米，原来的自行车棚有12平方米，又另外违章搭建了4平方米，柳传志这下拥有20平方米的住房了。说是20平方米，可以住人的，依旧是原来的12平方米。这12平方米最多住多少人？柳传志数了一下，说：“龚国兴的父母，她妹妹带着她的孩子，加上我们八个，最多时住了八个人。所有的床都是折叠的，白天呼啦就推回去了，晚上全拉出来了，拉出来后所有的地方满满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落脚，除了那个炉子。” 那是一个用来取暖的炉子，到了做饭的时候，就把那个炉子就搬到一旁。生活如此，现实折磨他们，他们却没有怨言。所有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即或那些大知识分子、著名的科学家，也是如此。 就这样浪荡了十几年，1984年，柳传志终于等到了机会。那一年，他40岁。他开始创业。他此前在六室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研究。“虽然也连续得过好几个奖，但做完以后，却什么用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们开始接触国外的东西，发现自己所做的东西，和国外差得太远。这使得我坚决地想跳出来。” 柳传志已经“憋得不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学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有精力不知道干什么好，想做什么，都做不了，心里非常愤懑……突然来了个机会，特别想做事。科学院有些公司的总经理回首过去，总喜欢讲他们从前在科研上都多有成就，是领导硬让他们改行。我可不是，我是自己非改行不可。” 柳传志已经40岁了。他串联办公司的背景是：中关村已鳞次栉比，办起一片公司，计算所也开始有人走出去帮人验机，取得每天三四十元的验机收入。 曾茂朝想让计算所自己办个公司，积累点钱上缴给所里解决急需。柳传志则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他迫切地需要富裕，迫切地需要改变。他已不在意是否会失败，他说：“当时的情况已经是最糟了，还能怎么糟？”他们互相都有需求，他们都要借助对方的势能，于是联想便诞生了。 1984年11月，柳传志出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副总经理，1986年7月正式接任总经理。半年后，柳传志拥有了为1986年写总结和为1987年进行展望的权力。他从此成为一个偶像，一个奇迹，一个“中国改革风云人物”。他被认为是一个创业的传奇。有人说，这个传奇的意义不仅在于他领导联想由11个人20万元的小公司成长为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更重要的是，他的传奇故事对许多立志创业的青年人来说，是一种激励，这个传奇让每一个中关村创业青年都可以怀有这样一个希望──“如果我足够地努力，也可以像柳传志那样地成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9节 11个人的联想 究乎1984年的现实，柳传志并非为最早为联想布局的人，那个布局的人名叫曾茂朝，当时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所长，今天是联想控股公司的董事长。说曾茂朝如何有先见之明显然不大符合实际，现实的背景是，中国正面临一个改革的拐点，而他恰好被那个拐点带动，成为一个被争议和歌颂的人物。柳传志后来说：“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科学院有名的‘开明所长’曾茂朝所长提出‘两个拳头出击’的口号。曾所长召集几个骨干组成一个班子，赋予我们经营、人事、财务三个自主权，要求我们开辟一条新的生路。于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成立。” 曾茂朝不曾有过布局的念头，现实却造成联想摇身而变为他所布下的一个局。如今联想的布局者柳传志，那时候不过是一个入局者而已。不同的是，在当年的11个入局者中，他是惟一变成布局者的人。 二十年后，即使当年的入局者自己，也很难记得最初的11个人到底是谁。在他们心中，柳传志、王树和和张祖祥是不能被忘记的。王树和的被记住，是因为他担任了第一任总经理，柳传志和张祖祥是当时的副总经理，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联想。 他们是谁？ 他们为什么？ 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王世英、贾婉珍、李天福、谢松林、马文豹、庞大伟、周晓兰，贾绪福。 11个人站在那里，他们要开一个串联会。这些不再年轻的“年轻人”激动万分。他们要成立一个公司。在这个公司里，他们将开始新的生活，开创新的局面。王树和与柳传志都是善于鼓惑的人，他们的煽动，不免使那些人意兴阑珊，觉得大好河山，大有可为了。 的确，对于那些搞科学研究的人来说，突然间要做生意了，总觉得有些不伦不类。他们又有些担心，觉得虽然大环境是开放改革，但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政策一来大家便一哄而上，过了两三年突然就失败了。贾绪福说：“对于我们研究所的人来讲，你要是脱离研究两三年的话，你回来什么都不是了，所以大家肯定会有后顾之忧。” 在1984年秋天，要责备这些“年轻人”缺乏勇气是不负责任的。他们刚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经历过对知识分子最残酷的迫害，经历过他们生命中最窒息的青春，要他们突然恢复血性和勇气只能是一种幻想。 而在这时候，斯坦福大学教授列昂纳德·波萨克和桑德拉·勒纳夫妇创立了思科；19岁的迈克·戴尔退学后以1000美元创立戴尔计算机公司；小贝尔的成立解放了at&t，使at&t有机会进入计算机业；美国苹果计算机公司推出了第一台多媒体计算机；康柏公司成立第三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第二年，推出了台式pc；惠普公司成立第45年，上市第23年，它开始进入打印机商业领域，建立了自己的喷墨和激光打印机生产线；日本着手研制具有人工智能的“第五代计算机”；“计算机总理”拉·甘地执掌印度政权，着手制订印度“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开发和培训政策”…… 11月1日，联想集团前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法人代表兼总经理是王树和。联想的第一任总经理王树和不久就调回了计算机所，协助曾茂朝管理各家所办公司。柳传志觉得公司困难之时，多一个人顶着便多了一份希望，所以他离开的时候，柳传志眼圈含泪。柳传志后来说：“王树和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个老大哥。因为当年创业的时候，有一年多特别困难，压力基本上是我和他承担。他位置在那儿……别人没有我体会深。” 王树和遗留下的位置，很快被柳传志接替。这个人显然比他的前任更具领袖气质，也更适合被选中担任“仲裁者”和“代言人”的角色。在之后的十几年中，联想所经历的磨难不知凡几，这个人的地位却从未真正被动摇过。 联想在1984年的诞生，现在看来，是中国it业重要的里程碑。毫无疑问，这种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无论是柳传志还是与他同行的10个人，在特殊的环境里，也不过是风云际会，碰巧被那个大时代选中罢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0节 做小买卖的出身 1984年冬天，被命运不意之间选中的11个人彷徨无着，不知道前途到底通往哪里？他们肯定有过热烈讨论，有过激情冲动中的吵闹，也有过电光石火的灵感，然而那些一刹那的创意，后来都胎死于慢慢被耗掉的流水时光中。 他们的景况并不让人看好，计算所投资的20万元一个月后方才到位，一间20平方米的小平房阴冷潮湿，端着计算所铁饭碗的11个人心猿意马。柳传志在2001年底有一次回忆起小平房说：“小平房是寒冷的，张总的那条腿就是在那里冻坏的；但小平房又是温暖的，因为注定要成长出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参天大树。” 尽管豪言壮语，但与中关村大街上的很多公司相比，他们除了有一块计算所的牌子和20万现金外，他们几乎一无所有，更不能与“两通两海”相提并论了。 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三人，实在想不出更好的主意，刚刚走进市场洪流中，他们眼花缭乱、意兴阑珊，又迷惘无助、内心恐惧。下班后他们有时相互送对方回家，在路上讨论公司该树立一个什么样的风向标，聊得兴起时他们就来来回回地送对方，这就是联想有名的“十八相送”；可惜他们不是梁祝，无法演绎出浪漫的爱情喜剧。即或如此，他们回想起当日寒风中的来来往往，也感慨万千。 的确，他们的公司实在太小，实在太不起眼。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干些什么，更不会知道公司的主业是什么。那时候他们只能凭运气找项目。柳传志记得，有时候政府部门开会，他们总是早早地到场，坐到第一排。如果获得参与讨论的机会，他们一定会抢着发言——他们觉得，只有如此方能引起领导注意，才能为日后获得支持埋下伏笔。 他们四处打探消息，四处参加会议，连青岛和呼和浩特的会议都不放过，觉得那样似乎可以找到一丁点机会，为公司探索出一个光明前景。 然而，他们的努力差一点在瞬间破灭。在1984年，电视机是紧俏商品。事实上，在整个1980年代，彩色电视机都是凭票购买的紧俏物资。“在几乎整个20世纪80年代，彩色电视机总能找到买主。青岛电视机厂的职工每年都要发一个彩电票，直到1989年时依然能卖一千多块。翻开1988年的报纸，我们不难发现，那时一个热门的话题是：彩电应该优先供应给谁？” 曾经多次进出联想的陈惠湘在一本书中写道：早年到公司工作的人说，他们卖过彩电。因为当时彩电是紧俏产品，于是他们几经挫折从电视机厂搞来一批彩电，加价之后再卖出去。因为不懂得计算成本没有把该纳的税金加在售价里，卖完以后的税务部门上门征税，最后一算账赔了。于是又从邻近的农村买来一些萝卜之类的蔬菜（柳传志后来说：“菜，我是没卖过，但是确实是做小买卖出身。”），守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门口，卖给下班回家的职工，最终把卖彩电的亏损补上。也还卖过旱冰鞋和电子表。80年代诞生的新型企业，很多都走过这样的路。 仅仅因为没搞清楚什么能干和不能干，或者因为忽略税金存在而赔了钱，倒也算不了什么，毕竟生意场上的盈亏浮沉，最为司空见惯。更倒霉的是，他们遇到了江西省妇联的一个女骗子，她信誓旦旦地向联想的业务员说有电视机批文能让他们做彩电。业务员没有经验，女骗子一说也就信了，没与柳传志他们商量便欢天喜地把钱打了过去，等准备提货时才发现人已失踪，也根本没有什么电视机。 后来柳传志回想往事，唏嘘不已，说是中国当时的技术人员，真是一脑门子的书呆子气，初入商业领域闯荡，不受骗几乎不可能。那一场被骗，使他们损失了整整14万元。压力的确很大。要知道他们当时每月工资，不过几十块钱。 很多人听到联想创业之初卖菜、卖电子表和旱冰鞋的故事，曾经怀疑联想创业遭遇磨难的真实性，他们并不知道，王树和他们的第一笔“大生意”，就让计算所全部投入的70%打了水漂。20万元创业，在经历了一场残酷的“电视机骗局”后，事实上已变成6万元创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1节 “第一桶金” 一下子被骗了14万，曾经为找不到突破口为苦恼的11个人，现在顿时觉得天昏地暗，前途惨淡无光。 挫折使他们满腔热血冷却下来，挫折也使他们想到了戒烟。“联想”诞生时，11个创业者中6人吸烟，他们工资不高，若是公司来了客人，自己掏钱请人抽烟不太现实，用公款买烟又非他们所愿，所以柳传志他们干脆把烟戒了，“后来大家戏说起往事，都说最有效的戒烟方法，一是得病，一是穷苦”。许多年后，当年的戒烟者里，张祖祥烟瘾复发，终于没能坚持下来，王树和偶尔会抽上两支，只有柳传志和李勤果真从此与烟草绝缘。 他们拼命节省每一分钱，有时却因过分节俭而耽误大事。周晓兰记得：“开始经费非常紧张，一分钱都不敢乱花……当时只有一个内线电话，想要安个外线，需要200元钱。当时我们一是还没认识到电话的重要性，二是钱实在太少，200元钱觉得是个相当大的数字。我记得柳传志把眼睛一瞪：‘什么？两百块！不能装。’过了一段儿生意开展起来，好家伙，电话打不进来，挂不出去，好多生意都被电话卡住了，这下柳传志后悔了：‘糟糕，那两百块钱是该花的！’” 在后来的很多描述中，说是柳传志他们遭遇到挫折后，便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电脑。当时电脑渗透中国内地，不若今天这般普及，还被排入奢侈品的行列。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尚未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电脑陌生得很，只有一些效益不错的单位，购上几台，或者装潢门面，或者用来打印工资单。 那时候，中关村的电脑公司已经鳞次栉比，数量超过百家，不过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像今天的联想、方正，拥有令整个民族骄傲的名称，而是大多以贸易为主，销售进口电脑谋求利润。从国外进口一台286电脑再加价至4万元人民币卖出去，便可净赚两万多元，端的一本万利的买卖。因此，“一直到1988年以前北京很多人都习惯把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称作‘骗子一条街’。” 柳传志他们还未来得及从这一本万利的电脑买卖中获益，便已淘到了联想的“第一桶金”。《联想为什么》说：“联想人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买卖电脑上。他们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计算机服务。”事实虽然如此，但讲故事的人显然隐去了一个事实——在1980年代，“联想”显然缺乏获得进口电脑批文的足够能量。 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他们的运气实在不坏。就在他们为“电视机骗局”折磨得焦头烂额之时，中国科学院进口了500台ibm电脑配给上百家研究所。 张祖祥说，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柳传志和李勤就直扑科学院设备司，天天跑去游说，最后总算把这500台电脑的验收、培训和维修业务揽到手中。所谓验收、培训和维修，就是从设备司得到1%的硬件备份，对各个研究所讲课，讲完课后把机器交付给他们，等机器有了问题的时候再给他们维修。 这500台ibm电脑运到公司验机时，堆满了公司当时的两间小房子。场地既小，不可能把所有电脑一字儿排开检验，所以柳传志他们只得腾出一间房子验机，其余人马则搬到另外一间房中办公。一批电脑检验完毕，装箱后搬走，然后等待下一批机器的到来。陈惠湘说，有些人因为终日站立，不断弯腰起身，自此留下腰肌劳损的顽症。“为了这笔大业务，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等人蹬着三轮车，周晓兰、贾婉珍等人在后面推着，这批高级知识分子大汗淋漓地卖着苦力。回想起这段经历，真可谓‘艰辛’。” 胡锡兰在1985年到了联想，她在到来之前见证了这个被叫做“蚂蚁搬家”的故事：“我看到李勤把裤子撂到大腿上面，蔡书记也是这样，连车子也没有，就是接力赛。所以当时我就感觉挺好，他们挺实干的。这些人都不说空话……” 项目结束的时候，扣除3%的成本，他们的所剩已不超过500台ibm总价的1%。但他们的努力赢得了尊重，由于服务干得出色，科学院最终把服务费上涨至7%。于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在1985年赚到了70万元的“第一桶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2节 选择未来 迄止今日，联想能够号令中关村，其惟一的理由便是他们从未做出错误选择。1985年底的某个夜晚，他们面临着第一个分岔口。在联想的两间矮平房里，二十多个创业者要做出一个艰难选择。他们赚到了70万元。他们从来没见到过如此巨大的财富，也从未对金钱如此触手可及。他们可以将这笔钱分掉。他们并不富裕。可以想象那是多大的诱惑，是多么现实的选择。“分钱”，毫无疑问是每个人心中最直接的想法，那是柳传志他们第一次看到如此巨额的“真金白银”。 “这是一个并不寒冷的暖冬，屋内热烘烘的。在十年以后，很多创新企业最难召开和最为沉闷的会议大多数依然是财富的支配。然而，1985年这二十多名创业科技人员并没有表现出那般沉重。他们想选择现实，想富裕，意见也有分歧。但是最后大家的意见都得到了统一：把资金投向未来的事业。” 每个人都需要说服自己，每个人都需要抵制第一次将利润分掉的诱惑。他们沉默、痛苦抉择。最终他们没有做出错误选择。他们相信可以挣到更多的钱。 陈惠湘在《联想为什么》开篇记录的这段历史让人感动。“选择未来”需要勇气，没有勇气就不会有那种幸福感觉：“傍晚，他们结伴走出那个熟悉的院子时，每个人都两手空空，每个人都心里充实，脸上洋溢着微笑，心中满怀着喜悦。” 1985年底，柳传志他们选择了未来。那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当初的选择到底为他们赢得了什么。他们当时也并不知道，第一次分配利润对一个企业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当联想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时候，当他们最终找到最为充足的理由为自己赢得35%股权的时候，他们才明白，他们用勇气为自己赢得了财富。 联想获得“第一桶金”之后，柳传志他们便不得不开始思考：接下来干什么？ 柳传志在1988年开始为联想布局，因其布局联想才得以“曲线救国”，生产电脑，成为民族工业的宠儿。在1985年，柳传志并不知道联想该去向何处，那一年他与香港之间的种种关联，只是为他日后的布局深埋下了浓浓的伏笔。 柳传志总是感慨钱挣得实在不容易，直到2004年，直到他掌握两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大公司，他也总是强调自己是做小买卖起家的。挣钱不容易的时候，一直强调“诚信”二字的柳传志也会干出一些不诚信的事情来。 多年后，身为联想控股公司总裁和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的柳传志忏悔往事，说起联想早期在挣钱和道德行为之间的冲突：“我早期的时候实际上是有过冲突的，在1986年前后，我们代理香港一家公司卖服务器，结果这个服务器卖给客户后出了问题。当时代理的公司找不到了，如果马上赔钱也赔不起，后来赖了两年的账，在1988年前后我们又碰到了这个客户，这个时候我的副手主动找到他们退了2万元，了结了这件事，当时在赖账期间心里确实是挺难过的。” 联想代理的那家香港公司，便是香港中银集团电脑部办的四维公司。“……联想做ibm pc，但没有ibm代理资格，是通过关系从香港中银集团电脑部办的四维公司那里‘拿货’。中银集团买了很多ibm大机器，ibm就让四维当ibm代理，在1985年，ibm代理就是钱。联想和四维的合作方式是：联想在国内为四维找客户，利润两家对半分。柳传志亲自负责这项业务。” 多年后，联想在中国击溃ibm成为市场新的主人，柳传志与美国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接触，碰巧其中一位高级官员是 ibm当年全美的第三把手。他告诉柳传志说他1984年来过中国。“大概那个时候您还没有资格见到我。”他说。柳传志盯着他，很坦诚却又底气十足：“那当然，那当然，肯定是那样。” 柳传志第一次和ibm接触，是作为香港四维公司的代表参加 ibm的代理会，香港四维做ibm代理本来就没什么地位，柳传志又只是香港四维的代表，更不被重视。柳传志记得那天他特意穿上父亲送给他的一套老式西装，但是一整天他都坐在最后一排，没任何机会说话。当联想还很小的时候，日后的中国“it教父”在ibm的眼中根本不值一哂。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3节 布局前的寻觅 往来北京与香港的文件现实，联想与香港四维的合作并不愉快。有一次，联想在轻工业部捞到一个100台ibm电脑的大单子，联想代理这批电脑可赚4万美元；轻工业部又要联想提供全套的服务，联想又可从中赚到3万多美元。 4万美元的代理利润要按约定要与香港四维平分，但3万美元的服务费则与香港四维毫无瓜葛。这些约定事先均已与香港四维达成默契，对方倒也同意，只是没有立下明确字据。 柳传志他们没想到，正是因为没有一张字据，麻烦事便接踵而至。四维国营单位，一纸行政命令便中途更换了总经理，新上任的总经理不知道事先有所约定，业务结算时将3万美元服务费也给平分了，联想派人前去交涉，对方爱理不理。 1.5万美元，对于联想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数目。金钱损失并不可怕，但想到3万美元挣得不容易，平白无故被人分去一半，柳传志大感伤心。他赶到深圳，要去与四维交涉。在深圳，柳传志给香港四维公司写了一封信，那封信字字发自肺腑，真挚动人。可能是柳传志的这封信感动了香港四维新任总经理写，没过几天，四维便从香港那边派人来解决此事。 “追钱”的故事到此获得了一个圆满结局，但只有柳传志知道，他为此到底付出了什么。刘韧在一篇文章中说，柳传志写信“写到痛处，泪流满面……”，说“通过此事以及以往的合作，柳传志痛感四维公司并不是理想的合作伙伴，‘国营公司，速度太慢’。” 与香港思维的合作的确辛苦，更为辛苦的是联想和柳传志为赚钱付出了太多。柳传志记得，1985年的一天，柳传志听说国家体委要购置14台ibm 电脑，就立即找到国家体委的一位科长，由于那位科长对此事没有最终决定权，决定权在体委器材处，柳传志便又找到器材处。器材处开头不同意把项目交给给柳传志，但柳传志态度诚恳，又使出了他著名的“磨嘴皮子”功夫，磨了一整天，最终让对方点头同意。柳传志当时几乎乐坏了，他知道当时代理一台ibm电脑有5000多元的利润，14台电脑便是7万多元。 国家体委购买电脑的外汇存放于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按中国当日之政策，仪器进出口公司决定从哪家公司购买这批机器的最终决定权。柳传志从国家体委获得了首肯后，直奔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 代理ibm的业务似乎诸事不顺，柳传志到了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便遭一位最底层业务人员的盘诘。他对这位中国日后的“it教父”丝毫也不客气，披头就问：“我们有自己的进货渠道，这批机器凭什么给你做？” 柳传志知道轻重，忙向他耐心解释，说自己已得到国家体委首肯，说公司是科学院计算所所办，说自己曾是计算所的工程师。他以为全社会都敬重科技人员，计算所的牌子在很多地方也屡试不爽，哪料这业务人员丝毫也不买他的账。听柳传志罗嗦了半天，他便冲柳传志嚷嚷：“你到底是计算所的？还是四维的？” 柳传志知道此时多说无益，“再说自己是计算所公司的就和代理ibm pc更搭不上界了”，于是便告诉那人自己是香港四维的代表。那人顿时异常得意：“四维的代表？那就是外商了，这个楼不准外商在，你给我出去！”房间里有很多人，他们都带着嘲弄的眼光看着柳传志，他尴尬异常，不声不响地从房间里退了出去。 走出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大门，柳传志内心极不舒服。公司很小，也四处碰壁，但他还从来未曾遭遇这样的污辱。不过片刻之后，他便“找到了安慰自己的理由——‘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不跟这目光短浅的人一般见识，但生意还是要努力去做。他最后找到了这人的同学为他说好话，最后终于做成了这单生意。多年后，想起自己是做小买卖出身的柳传志多次回忆这段往事，每次都唏嘘感慨。 很多人今天诘责联想，有时难免会令柳传志委屈。他记得自己第一次求人送礼时，都不知道该怎样敲门，怎样开口说第一句话。他有时会想：当初受到那么多委屈到底为了什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4节 打开通往香港的那扇门 1985年，柳传志第一次去香港。 有人形容他说，“比现在中关村小老板去硅谷还寒酸”。柳传志的确很寒酸，联想还很小，他也没什么钱。他依旧拿着每月几十块钱的工资。他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服装，没有耀武扬威的权势。他只是一个平凡却又充满雄心壮志的人，不甘被庸常的生活埋没。“到哪去，能走就走，不能走，柳传志就坐电车，电车六毛钱，汽车要一元钱，地铁太贵，柳传志一次没坐过。” 柳传志是与助手甘洪一起去香港的，因为住宾馆太贵，他们晚上便住在父亲朋友的家中。柳传志让甘洪睡到床上，自己则打了一个地铺。“躺在地上，柳传志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让甘洪舒舒服服到香港出趟差。” 柳传志父亲的朋友请柳传志在香港吃的那顿饭，柳传志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那顿吃的是螃蟹。吃完饭，人家一招手喊了一辆出租车，递上钱说：“多了钱找给他们。”柳传志暗道：“这家伙真阔。” 在香港，柳传志看了吕谭平的公司，当时吕谭平的导远公司也就十几个人，有个自己的货场，公司虽然不大，但“像个办公司的样子。”柳传志也看了四维、奇士等几家香港公司，心里算是有数了。临走时，柳传志对四维说：“今后会多和吕谭平的导远做生意，希望四维谅解……”四维完全能理解柳传志的选择，他们也知道国营公司速度慢的弊端，但没法改，也改不了。 在去香港之前，柳传志便已与导远公司总经理吕谭平见了一面。那是在计算所食堂小间里，柳传志请吕谭平吃了一顿饭。吃饭前，柳传志突然按住吕谭平的筷子，扭头吩咐人“换一双”——那双筷子上面沾了一只死苍蝇。 我们已无从想象当日他们吃饭聊天的场面，即使当事人自身也无法复原彼时彼刻的景象。但是毋庸置疑，那一天的觥筹交错，宾主双方给彼此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好印象。虽然联想尚小，名气较“两通两海”要弱小很多，但吕谭平觉得与柳传志颇能谈得来。“可能都是搞技术的吧，”他说，“我和柳总都是单纯的工程师生意人。” 如果研究联想历史的人稍有想象力，即可闭目展现出一幅命运的图画，用以解释联想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之际的感觉和现实。柳传志与吕谭平的相逢无非是展开一个序幕，日后这两人将在联想的历史中长久地胶结，没有一方可以失去另一方，直到历史再次出现转圜关口。 有时候我们可以将柳传志与吕谭平的故事形容为利益的选择，但他们之间的交往更可描述为两个男人之间的友情。贸易中的赢利为数几何虽然重要，有时却并非关键之选。 能够证实这种判断确切无讹的，是1986年4月柳传志从吕谭平那里拿到500台ibm电脑的代理权。他将给吕谭平的利润压低到5%，吕谭平认了。联想从吕谭平手中赚到了第一笔“大钱”。 后来柳传志又与吕谭平做了一单50台兼容机生意，因为机器质量不好，柳传志找吕谭平换货，吕谭平二话没说就给换了。 吕谭平是否因他的豪爽和重承诺、讲信用而赢得了柳传志的信任？历史不容我们给出如此简单的结论。即在双方合作进入之际，柳传志也不曾放弃同时与多家香港公司交易。他知道在当日的中关村，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在香港拥有自己的窗口，“在香港没有窗口的企业只能在中关村内倒来倒去，处在食物链的底层，永无出头之日。” 但吕谭平最终赢得了广泛的信任，他使柳传志觉得可以长久合作。柳传志知道“信用”对于相互的合作多么重要，他也知道那一单生意使吕谭平亏了很多钱。在吕谭平给同意给联想换机器时，他并未想到日后会与柳传志合作创办香港联想，但命运在不意之间回报了他的信用。 对于柳传志来说，打开香港这扇门，就意味着联想在瞬间又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曾经凝固的历史已开始向各个侧面进出。联想的历史只有到了此处，才开始变得有声有色起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5节 旧交 一个名叫倪光南的人的到来，开启了联想史的另一条线索。这个人一方面被誉为联想的功臣、理想主义者和技术先驱，另一方面又被指斥为伪君子、诬告者和联想历史的“敌人”。 这个联想历史上的离奇人物1961年从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毕业后，就来到了中科院计算所。他从1970年代开始研究汉字信息处理和“模式识别”技术，还成功研制了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111”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和手写文字识别机。 1981～1983年，倪光南作为访问学者受聘为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研究院一再挽留他定居工作，但倪光南决心回国做高科技产品卖到国外去，给中国人争口气。柳传志后来曾经评判过倪光南的归来，他说：“倪光南从加拿大归来，本可在计算所搞世界尖端的模式识别课题，来个‘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以博尊重。可他却选择了最有应用价值和市场最急需的汉字处理技术。” 还在1979年，“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倪光南和他们的研究组开发出了“汉字信息处理实验系统”。他们给一台大型机配上汉字显示器、键盘和打印机，让它来处理汉字。传说那时候倪光南经常亲自拿光笔，一个偏旁、一个部首地用拼形方法给人表演汉字是怎样输入的。每当倪光南看到他的光笔输入“中”字后，“国”字就会自动联想出来待选，他就兴奋不已。 “人看了上文就可以知道下文。既然计算机有智能，为什么不能让它像人一样产生联想，帮助人推断下文呢？”他说。于是，联想输入法就诞生了。 1983年，回到计算所的倪光南开始用z80芯片开发lx80联想汉字图形微型机，这是一台除z80芯片外全部自主设计的完整8位机。他后来又决定把lx80的技术浓缩到一块汉卡上。就在此时，柳传志找到了他。 柳传志与倪光南是旧交。1974年到“五七干校”劳动时他们两个住同一房间。劳动之余一起谈论变幻世界和无常人生，他们的关系竟比在研究室里亲密了许多。多年之后，当他们恩断义绝形同路人时，柳传志依旧颇为动情地说： “我们俩在一块呆了半年。在干校的时候，他们觉得我特能吃苦，其实我在农场受过这个，我根本不在乎，老倪就不容易了，他也挺能吃苦的。那时打高粱，高粱毛弄到身上很扎得慌，他也是完全跟没感觉一样，……能受这些，很不容易。” 在干校劳动时，倪光南身体不太好，体力也差，但他发烧39度时照样坚持打场。柳传志觉得倪光南和他一样都是可以吃大苦的人，都可以在灰尘里咬牙工作，吃东西时，苍蝇在旁边嗡嗡叫，也满不在乎。倪光南也很欣赏柳传志，说他“在干校劳动一直有低烧，查不清原因，但他能坚持劳动”。 柳传志会讲故事，很多年后他依旧凭借自己讲故事的能力征服了很多人，为联想赢得了无数的机会。他2002年夏天甚至有机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首府丹佛市国际管理学会的年会上讲联想成长的故事。 在1974年，他讲故事的能力折服了倪光南。倪光南一直无法忘记，有一天晚上，熄了灯，大家躺在床上，柳传志给他们讲《基度山恩仇记》电影。倪光南读过大仲马的这部名著，对故事情节了然于胸，本不会对电影故事有什么兴趣。但他不曾料想，柳传志竟将整个电影讲得绘声绘色。将近两个钟头里，倪光南听得津津有味，从此对柳传志的文学功底和表达能力佩服不已。 柳传志则钦佩倪光南的谦逊、聪明和业务能力。柳传志1970年进计算所时，就听人说倪光南记忆力好，能够背得出来麦克斯洛方程。19年后，柳传志带人参观4万亿次计算机，他掀起计算机后盖向来访者展示其工业化水平，说计算所当时做大型机，一般人只能记住10条连结线，稍好一点的工程师能记住二三十条。“老倪能记住一百来条，”他说。 1984年冬天，两个互相仰慕的人走入一个纠结的局中，被命运安排去执行一项任务。他们并未知道，在这任务完成之后，他们将分道扬镳，各自东西。他们更不曾想到，他们将在未来人生中反目成仇，彼此都播种下对方心头“永远的痛”。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6节 新欢 多年之后，当年的恩怨为时间消弭、抹平，柳传志有时会回想起在1984年冬天是如何邀请倪光南变成联想最离奇的角色的： “我们开办公司的时候，决心选用自己的产品。因为他跟我们一个室，我们早知道他的汉字系统。汉字系统是他们组集体开发的，但是由他负责向前推进。我们后来就想：能不能做这个产品？后来我就去找老倪谈，又和老张一块去请。” 1984年12月，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来到了计算所主楼322房间。那是汉字系统研制组办公室，倪光南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前。柳传志他们敲开322的房门，满脸堆笑地走到倪光南桌前，坐下，紧张地说明了来意，就忐忑不安地等待倪光南的回答。 倪光南并未犹豫，就接受了邀请，出任这家刚创办一个多月的小公司的总工程师。他后来说自己没有犹豫的原因，不外是lx-80汉字系统迫切需要强力市场推广，他也信得过面前的这三个人。 在倪光南被塑造为神祗的时候，很多报告文学都说倪光南“下海”上任，当即将研制联想式汉卡作为公司背水一战的战略课题。 事实并非如此。倪光南在来到联想之前，其lx80产品便开始转让，不过前后只卖了600套。深圳中航技和信通公司都支持他移植lx80为联想汉卡的工作。金燕静执掌的信通当时比联想规模庞大，是著名的“两通两海”之一。他们给倪光南的移植投了七八万元，用于购置开发汉卡的计算机。 柳传志知道，倪光南脚踏三只船，游弋不定。他“和信通点头，和深圳中航技点头，和计算所公司也点头”。所以，柳传志要“夺心”，要将倪光南游弋的心思从深圳中航技和信通手中夺为联想所用。他说：“只有我们自己多卖了汉卡以后，才能让老倪觉得只有我们和他一条心。” 1984年冬天，雪花不时在天空中飞舞，气候阴冷如常。在联想一间只有十来平方米的办公室中，倪光南他们的一型汉卡研制全面铺开。倪光南负责总体设计，他的助手是秦梅芳等人。他们没有微机，做试验的机器是秦梅芳从别处借来。传说中，他们“没有资金，靠公司同仁为别人验机、维修兼做点生意来筹补齐”。 “从线路板画线布图、元件接拍焊接，倪总和同志们一起，全是手工操作。1985年春节，正值攻关要紧处，倪总问大家怎么办。‘干！咱们过个真正的革命化的春节。’”威声在《联想之光》中写道。 倪光南的开发组在1985年春节做出了联想汉卡的样卡。那一年5月，他们推出了第一块正式的联想一型汉卡产品。它由三块印制板组成，各板之间用扁电缆互连，在今天看来臃肿拖沓，丑陋不堪。但在当日，它却开创了一个新时代。1980年代中期，中国计算机界已有不少人把计算机汉化作为一个研究学科，各种构思、方案和工艺探索层出不穷，却只有倪光南他们最终完成了突破。 6月。联想汉卡试销。为夺倪光南之心，柳传志承担了第一批200套汉卡生产，却将元器件采购让给信通。当日生产汉卡极其困难，仅制作印制板便需跑很多工厂，做很多次才能合格。刘韧写道：“在那时谁掌握了生产，谁就掌握了汉卡的命脉。柳传志急于为汉卡多做事，通过为汉卡做事和倪光南紧紧地绑在一起。” “汉卡做出来后，按协议，不管是谁卖的，利润都要平分。信通是大公司，业务多，没拿汉卡太当回事，也没好好卖汉卡，而计算所公司是整个公司扑上去，做推广，200套汉卡大部分是计算所公司卖出去的。” 柳传志强调“产供销一条龙”，他和倪光南一起去推销汉卡。他们之间本就亲密的感情，变得更加无间。 1985年10月，联想一型汉卡通过了中科院组织的鉴定。第二年1月，在北京举办的汉字系统对口赛上，汉字技术接受了一次全面的检阅。报名参赛的单位超过六十家，比赛项目也涵盖了造字功能、难检字和上下角标等。在实际参赛的二十多家单位进行的比赛中，联想汉卡一举夺魁，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那一天，为求保险，倪光南亲自上机操作。“因为我最熟，我第一个交卷，并以最高分得了一等奖。”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7节 开启“倪时代” 1985年，联想的营业额达到了300万元。王树和调离了联想。柳传志在第二年春天成为联想名义上和事实上的双重领袖，李勤变成了副总经理。柳传志的联想自始便带有不少乌托邦的色彩，它看起来像一个大家庭而不像一家大公司，而这恰好是柳传志所希望看到的局面。 从1985年开始，柳传志启动的“造神运动”为“柳倪之争”埋下了祸根，后来很多联想的元老都说，是柳传志把倪光南“惯”成了一个神祗，这才有了后来的“心中永远的痛”。倪光南的悲剧为其性格悲剧，柳传志则扮演了加速放大器的角色，尽管其自始至终考虑的是企业利益。 当日柳传志有自己的算盘，他知道联想既无资金，机制上又不如四通灵活，惟一可打的牌是高技术。他得告诉别人，公司和产品都源出计算所。 “高技术公司得有一个技术形象，所以我们就坚决要求树立老倪做为宣传形象。”他说，“第二、在办公司的过程之中，我觉得公司品牌宣传挺重要，得去讲。一讲企业总得宣传个人，我在外面宣传的已经挺多，但宣传我本身不合适。在当时我希望有一个具体领导的形象出现。……我不希望在当时过多地在外面冒出来，但是我希望在实际运作中，有充分的权力，这是我想做的。” 柳传志还特别强调，在公司里面要宣传就宣传倪总。 “宣传倪总外人不会反感，”柳传志说，“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科技形象。另外老倪本人比较谦虚……” 但老倪后来似乎不那么谦虚起来。在他离开联想总工程师位置之后，有一次他对记者强调“技工贸”道路的正确，说四通的拳头产品是打字机和四通利方，联想是汉卡和微机，方正是排版系统和中文之星，所以它们都得到了发展。但是信通和科理高没有了，“因为实在想不出它们有什么拳头产品。中关村如果只是靠做贸易中心就长久不了，硅谷不是贸易中心，硅谷是新技术的发源地。” 联想汉卡逐渐成为一时之风尚，柳传志为倪光南开创了“倪时代”。1986年7月，联想汉卡获得了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的应用支持系统奖。就在一型汉卡通过鉴定后不久，二型汉卡的研制在香港开幕。倪光南的目标是将其作为“增强型”，缩小体积，装在机身内。“三十几个日日夜夜，他们对板卡做了几次大改动。有的板一次改动就达上百处。在密如蜘蛛网的电子线路板上，倪光南和助手毫厘必争，‘丝丝计较’。留着‘发辫’的一型三块板汉卡变成了二型，终于能跻身在微机体内。” 联想汉卡跻身微机体内，的确是一个里程碑。它的成功使人忽略了诸多细节。当所有人都关注倪光南“思维的火花在不断迸射”的时候，柳传志正在承受磨难。 有一次联想从香港进了一批零配件。货还没到，柳传志就先给港商开了信用证。他哪里想到从香港发来的元器件都是次品，就连做汉卡用的插针也全都磨过。 柳传志要找奸商算账。但信用证已经开出，奸商哪里还肯与他理论。况且当日之规定，信用证在到货之后，不论货物品质，马上即可兑现。柳传志到中国银行寻求帮助，他们倒很同情联想，便在文字上找了点小问题，可争取到推迟10天兑现信用证。 柳传志得到10天拖延，便即令人电告香港奸商：“这是在中国，你以为信用证到手了就可以拿到钱，没那事！”奸商半信半疑之余，便携信用证去银行，被告知不能兑现。奸商顿时惊慌失措，急找律师与联想谈判，最后赔偿联想2万多美元了事。那个奸商哪里知道，柳传志事实上除了10天时间和强装出来的自信，一无所有。10日之后，无须任何赔偿，信用证亦能兑现。 风雨苍黄，往往有人能够因其简单淳朴的性格和单刀直入的风格而建事功。初创时的联想，全无日后大集团的官僚习气，每当一个项目开始之际，其动员及于公司中任何一人。有时耗费巨大的工程，亦能短时间内完成。那时候的柳传志也未尝料想到联想勃兴的遽速。1986年，联想的营业额达到了1800万元，是上一年的6倍。 命运开始对这家中关村的小公司表示垂青。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8节 走出自为年代 1987年，联想开始代理ast电脑。那时候中国电脑市场上只有四五个美国品牌。他们给ast电脑装配了联想汉字系统，导致了ast电脑在中国市场上经常脱销。在美国只是一家小企业的ast因为有了联想而获得了成功机会，它曾一度成为中国电脑市场中的霸主，一直到1995年还在处于领先地位。 由于当日电脑价格高得惊人，利润也高得离谱儿，联想自然大发其财。那一年联想的营业额达到了7014万元，柳传志终于有足够的资本实力为联想布局了。 “联想与ast的合作对联想电脑的发展意义重大，通过代理销售ast电脑，联想了解了电脑的内部构造，了解了微处理器和各种组件之间的关系，培养了一批联想的工程师队伍，为联想九十年代大举进军电脑领域奠定了基础。” “对联想来说，代理业务在其发展史上功不可没。可以说，没有代理业务，就没有今天的联想电脑和联想激光打印机，就没有出色的联想管理和成功的渠道管理”。联想走上了自己最早的多元化之路，其结构虽显简陋，意义却非凡。 ast并非与联想合作的第一家国外厂商，惠普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它与联想合作，其目的无非寻求联想为其代理产品。联想代理的第一个惠普产品是绘图仪，从此便与惠普水乳交融，结下了不解情缘。 联想那时候成立了代理部，柳传志亲自抓代理，他学会了如何做贸易。杨元庆以惠普为师，从惠普那里得到了他日后管理pc事业部的经验，最终他赢得了权力，也赢得了it领袖的声望。 就在联想为ast和惠普做代理的时候，柳传志已开始了他的布局的思考。在1987年，联想面临着无数种选择，每一个选择都可改变历史，使之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同时产生不同的结局。 一种选择是继续推广汉卡，但其市场毕竟有限；二是开发自由品牌电脑，虽然有利可图，但一无资金二无实力，又不可能得到电子工业部的生产许可，即使偷偷摸摸地干了，也会落下先天不足的毛病；三是代理国外电脑积累资金，顺便了解最先进的技术，为自己建立起可靠的销售网络。 柳传志开始看到一个清晰的未来，他曾设想通过代理将真正优秀的产品引入中国市场，然后水到渠成地引进生产线，最终完成技术转移。他后期计划最终没有实现，生产线及技术转移因为ast的傲慢与偏见始终不能成为现实。然而却开辟了另一条道路，使联想史走上了另外一个路口，所遗下的影响时至今日犹未衰竭。 1987年4月30日，柳传志的联想与于肇泉的海淀供销合作社签订了联营协议，要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计算机技术公司”，联想出资120万元，海淀供销社以1400平方米场地作价出资80万元。仅仅过了一个月，注册资本便变更为3000万元，联想以2680万元占有了89%的股份，海淀供销社以320万元持有11%股权。到了1989年，公司的名称变更为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1997年4月29日，双方提前终止了“联营合同”，联想又变成了联想自己的联想。 关注联想的人总是冀望于获得联想创业时的管理经验，他们大半要失望而归。曾经给联想做过诊断的专家认为早期联想“惊人的混乱创造了惊人的效益”，事实亦是如此。 自1984年冬天联想诞生到1987年冬天走过“自为年代”，联想及柳传志都雄心壮志，生气勃勃，但转移到管理的视角，当中是一段长期混乱和令人失望的年代。虽说这段时间管理处于无序状态，各种会议若断若续，但大规模的扩张和决定性的“战役”都取得了胜利。好事者说那一段的联想处于“平底快船”结构之中，联想元老及柳传志本人都不记得曾有这种总结。彼时他们忙于开创新局面，少不得独辟蹊径，将所创局面布置妥当，其间费时虽多，但管理的印象却不深刻。若确有管理，亦只是人事上的纠葛，及以盲人骑瞎马般的勇气纵横于荒野。 柳传志既已完成联想的“自为年代”，观测到清晰远景，则他告别“黑暗”，突袭光明，开始布一个“联想局”，便是顺理成章的故事了。在他的布局中，他将面临的磨难不知凡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9节 香港联想的诞生 1990年7月，吕谭平在“联想走向世界”报告会上说：“与计算所公司打交道，我发现这个公司与内地其他单位有很大不同，他们讲究信誉，说到做到，并且效率很高。尤其是总经理柳传志为首的管理层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们办事认真，计划周密，而且很有战略头脑。他们告诉我，他们办公司的目标是创办电脑产业，要生产自己设计的机器，到世界各地去比高低。我们感到和他们志趣相投，思路吻合，大有相见恨晚之意。1987年夏天，我与柳传志接触频繁，共谋合办企业，走向海外的大计。” 虽然“信得过柳传志”，但吕谭平他们还是相信“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道理。他们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与柳传志搞个合资公司，同时把自己的导远公司做下去。柳传志坚决不同意，他怕吕谭平他们意志不坚定，担心两个公司利益上分不清楚。 吕谭平说：“记得1988年春节大年初四，柳传志从北京打来长途，要求我们将香港导远完全合并到香港联想公司，敦促我们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我第二天便回复柳总：坚决合作，完全同意。”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柳传志与吕谭平谈判了多次，才最终说服他放弃“脚踩两条船”的计划。 柳传志曾经到深圳与吕谭平详谈合作的事情，他住在深圳的沈阳宾馆。吕谭平经常早上从香港赶到深圳，与柳传志一起吃“一毛钱”的早餐，一面谈判。有一天他实在不想吃“一毛钱”的免费早餐了，就对柳传志说：“柳总我请你吃回饭。” 吕谭平带柳传志去了一个度假村，柳传志记得那次似乎吃了冬瓜盅。 柳传志懂得如何游说别人赞同自己的意见，他知道“磨嘴皮子”的功效。他与吕谭平推心置腹，谈生意也谈做人。他知道吕谭平在内地接触了很多公司，有的公司大瞧不起他们，有的公司不讲信誉，不付货款，害得吕谭平四处追款。与联想合作之前，吕谭平的国内生意一共亏了100万港币，都是因为收不回钱。 想到了可悲往事，吕谭平就会想到柳传志的气度和他的人品。最终，他答应了柳传志的要求，放弃了导远，彻底将自己与联想捆在了一起。 创办香港联想，吕谭平没钱，联想也没钱，必须靠银行贷款，而银行的钱从来不借给没有钱的人，想用银行的钱办香港联想，必须拉一家能从银行贷到钱的大公司参股进香港联想才行。柳传志父亲柳谷书80年代初到香港创办中国专利公司，到1988年已经发展到了很大规模，柳传志想将中国专利公司下属的中国技术公司拉进香港联想。 全都设计好了，柳传志让董事长找柳老先生说，柳老先生要避嫌，对曾茂朝说：“没有老子和儿子办公司的。”此事，走了“新华社香港分设表示支持”的过场，最后得以顺利实施。就这样，联想、吕谭平的导远公司、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各出资30万港币，三方各占33.3％的股份，组成香港联想。 但是柳谷书却反对吕谭平当香港联想的总经理。柳谷书在港工作多年，知道很多香港人惟利是图，他信不过。父子俩争来争去，面红耳赤。柳传志了解吕谭平，知道吕是一个苦孩子出身，少年时在香港做苦工挣了点钱去英国留学，十几年来一直在奋斗。他告诉父亲：“吕谭平不是你所说的那种人。”他还告诉父亲，他们不是要将中国技术转让公司的钱看住，他们是要在香港开展业务，让他们的钱赚到更多的钱。柳谷书很固执，不理会柳传志的解释。 柳传志清楚父亲的性格，知道争论无益，于是写了一封长信。没有人知道是柳传志的声情并茂打动了柳谷书，还是柳谷书舐犊情深，为了儿子牺牲了“理智”，最终柳谷书同意吕谭平出任总经理。而且他还亲自出面请香港各界的头面人物参观联想，请自己的朋友支持儿子。 1988年4月1日，香港联想公司在柴湾的一栋破旧的大楼中诞生，它的英文名字叫legend，中文的全称是“香港联想电脑有限公司”。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这个香港联想诞生之日，后来就成为联想新财年开始的日子。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0节 郭为和杨元庆的到来 柳传志戮力布置的一个局，正是他后来屡次提及的海外发展战略三步曲，香港联想是他的第一步。 柳传志在1987年曾有“技工贸”一体化之设想，但究其1989年12月的讲话，不难发现历史的蛛丝马迹。他提及“贸易、生产、开发三个部分合为一体”，第一次含混地表达了“贸工技”的概念。他的思维发生了转折，这为联想史接下来的铺陈贴补了注解。 1988年，联想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郭为、杨元庆和孙宏斌都在那时候出现于在联想。他们后来或者成为一时风云人物，或者最终赢得了权力。 席克是杨元庆进入联想的主要审核人之一，他记得联想开始招聘时他也刚进联想不久。那是联想历史上第一次以招聘的形式进人，那时候很多应聘者都未毕业，杨元庆也是如此。 一轮面试下来，招聘委员会对杨元庆的意见最为统一，说这个人一定要，他是自动化所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专业好；他谈吐也不错，无论专业介绍还是个人条件表述，给人的感觉都非常好。但杨元庆说话总是磕巴的毛病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全改变，这不免教人怀疑他当年是如何骗过联想的面试官的。 席克说：“当时柳总要我成立技术支持部，编制是四个人。为了公司整体上的平衡，当时我没有争取杨元庆进我的部，但我对杨元庆的印象非常深，非常好。” 席克的爱人袁保玑后来说，面试结束之后很长时间，席克都没有看到杨元庆出现在公司，他就找了一个女孩子给杨元庆捎话，问：“杨元庆，你到哪儿去了？”传说中，杨元庆找到席克说：“你如果叫我到联想来，我就来。” 郭为高调加盟与杨元庆平淡入局，这些戏剧化情节，只是联想史的注脚，这样的故事，无乃一种幻觉，不过昙花一现。此时历史的成分，尚不能展现郭为和杨元庆的能量，等到联想遭遇多次挫折，发现文化的冲突已经剧烈，新老的交替不可避免，他们才真正获得机会，赢得权力和尊重，也为联想赢得了年轻的未来。 郭为到来得稍早，比杨元庆早了几个月。他初到联想，便受到重用，跟随柳传志身边。当日国家评选科技进步奖，联想得到消息，说联想式汉字微机系统获了二等奖。柳传志大为不悦，觉得联想汉字系统怎么可以得二等奖而非一等奖呢？当日获一等奖的项目均与此前无任何区别，市场化程度既低，又无多大经济效益。联想汉卡的市场反映极为热烈，其又代表最新的技术，为何不能获得一等奖？他便派郭为去将一等奖追回来。 当日评选已经结束，名单业已内部公布，想更改结果可谓难于上青天。郭为一个评委一个评委地解释、谈话，居然获得了成功，最终公布的名单中，联想汉字系统终于获得了一等奖。 “郭为追奖”的成功，使柳传志见到了郭为的才华，也使联想从此有了“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之典故。不久之后，联想撤销宣传组组建公关部，毕显林成为第一任经理，郭为则负责日常的具体事务，他在联想青云之上的日子到来了。后来，年底的时候，郭为在12月30日的《联想世界》上写了一篇文章《“联想”的呐喊》，说起往事： “当我向公司的全体同仁报告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联想汉字系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时，我不得不说这是联想的呐喊！在经历了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的道路之后，我们终于把5%的希望变成了100%的现实。 “我们向倪总、秦老师以及十六室的同志们祝贺，你们十几年的追求终于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我们向胡老师及其汉卡组的同志们祝贺，没有你们的技术支持就没有今年丰硕的成果。我们向公司的全体同仁祝贺，我们高科技的生长点，已经在全体同仁的努力下开花、结果。 “这是联想的呐喊，中国计算机界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我们计算所公司诞生，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第一个国家大奖由我们奉献。 “联想就是拼搏，联想就是创新，联想就是开拓！”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1节 马雪征的回忆 1988年6月，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到香港访问，马雪征作为他的特别助理负责安排行程。柳传志得知后，吩咐当时联想的外事负责人王晓琴：“你的任务是盯住马雪征，让周院长给咱们剪彩。” “这个人的韧性就是联想的特点，”马雪征说，“她请我们去剪彩的时候，我还不想去。”马雪征比香港人清楚，联想只是一家小公司，不是外界纷传的大集团，在等级森严的科学院中，联想的总经理也最多算个处级干部，离部级的周院长隔着遥远距离。 周光召在香港见的是威尔逊总督，见完威尔逊总督，就开始挨个见大学的校长，然后见贸易发展局局长。他的行程安排既满，联想名气又小，马雪征哪里愿意周光召去为柳传志的小公司剪彩。 然而王晓琴黏在那里，她并不理会马雪征的藉口。她笑眯眯地站在门口不走，马雪征没办法只好让她坐。王晓琴一坐下就开始说联想现在怎么困难但前景如何光明。马雪征被她说动了。 那是马雪征第一次接触联想，印象极其深刻。她原以为既然香港灯红酒绿，香港联想一定甚是阔气，谁知竟如此破烂。她在柴湾见识了联想的那间小办公室。“我确实没有想到，科学院的科学家柳传志，能在这地方上班，而且他自豪得不得了。” 柳传志邀请周光召参观公司的办事处。马雪征想，那办事处再差也得是玻璃墙的写字楼才是，谁料想完全不是。她被柴湾吓了一跳，觉得那是在深圳都见不着的破地方。“甭说深圳，”她说，“像惠州都见不着，破成那样。叫做工业大厦，其实只有一部客梯，剩下全是货梯。”那些大货梯的大台阶都很高，为了铲车“卡板”。 她随周光召走进去，还以为人人西装革履，谁知那儿的人全光着膀子，搭条毛巾，踢双人字拖鞋，穿着大裤衩，推着卡板。马雪征记得，柳传志对周光召客气道：“您先进。”他的确得让周光召先进去，然后卡板才能进去。周光召跟他们一起挤到电梯最里边。电梯停下来的时候，得卡板先出去，他们才能出去。 参观完了办公室，柳传志又颇为戏剧地邀请周光召坐船游河，说是要汇报工作。周光召说：“不行，我晕船，你要让我上船我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剪彩那天，柳传志还是弄了条小船，把周光召搞到船上去了。那条小船晃来晃去，搞得他们晕头转向。幸亏马雪征早早买了晕船药。周光召吃了药，还真没晕船。 坐在船上，风拂浪激，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感觉与在柴湾破办公室中有天壤之别。柳传志向周光召讲了他的三步曲，讲了整个联想战略布局。他斩钉截铁的语气，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马雪征想起这段往事就想笑：“你要坐在船上听，会觉得这是一家有宏伟蓝图的公司。但想到那部电梯和那间办公室，你根本不可能觉得它会很伟大。怎么在那种地方办公的人会有这么一个蓝图？”她开始觉得柳传志是一个奇特人物。 马雪征后来在海淀剧院参加了联想的一次誓师会，听了柳传志讲话。她当时感觉场面像“文化大革命”：柳传志声在那里声嘶力竭，讲的话又特别震撼。她又在想：这个公司怎么这么奇特？那么丁点儿的一个公司，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在那儿？她不知道那些人是公司员工还是从外面弄来凑数的。 在为香港联想剪彩后，过了两年，马雪征加入了这家奇特的公司。 1988年6月23日，开业典礼完毕又召开新闻发布会。柳传志大言不惭对记者说，香港联想第一年营业额要超过1000万美元。“柳传志说完感到记者们没反应，柳传志以为他们听不懂普通话，实际情况不是香港记者听不懂普通话，而是他们听惯了国内厂长经理们在香港吹牛，所以，也没拿柳传志的话当回事。” 那些以沉默表示怀疑的记者们没有想到，香港联想第一年营业额便达到了1.2亿港币，远远超过了柳传志承诺的1000万美元。到后来再召集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还没等柳传志开口，记者们就开始不停提问：香港联想是怎么创奇迹的？香港联想有什么“高招”？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2节 出路就是开辟无数条路 柳传志将代理ast业务变成了“金矿挖掘机”。他底气十足：香港联想负责进货，北京联想负责销售。香港联想在内地疯狂扩张，几乎垄断了ast在中国的销售。毛利超过20%，第一年便赚了1200万港币。柳传志后来说：“头一年1200万利润主要是吕谭平他们挣的，关系都是他们的关系，我主要是贷款，在销售上面没起什么作用。”柳传志带给吕谭平他们的是自信，因为ast市场扩张迅速，吕谭平和章立基他们狂妄不已，他们倒也有狂妄的资本，因为“直到1992、1993年，电脑巨头康柏都被ast压在底下”，全球低迷的ast在中国一枝独秀。 1988年的冬天，柳传志去了趟美国。他后来说到美国之行做的三件事：“第一件，准备在美国办一个软件公司；第二件，参观了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全世界最大计算机展览；第三件，初步选择了几项高技术产品。经过公司的同事对产品深入了解后，我们将像介绍ast产品那样引进国内。” 柳传志在美国商场里发现，意大利等过的鞋放在精美的货架上，标价上百美金，而中国生产的布鞋则被扔在一只纸箱中，一元一双。美国有很多企业的写字楼豪华气派，大多数是好几个欧美国家的股东合资兴办的。一些寒碜的小公司多数是亚洲人办的，一般股东就一个人。“尽管这个亚洲老板纯就个人财产而言也许要超过那些合股的欧美人，但亚洲人不愿意大家合作盖一栋摩天大楼。很多年后，柳传志对此事耿耿于怀。” 柳传志曾将联想比喻为一个贫穷的黑人，他后来也明白，作为一个贫穷黑人的联想如此快速地在美国办公司似乎不太现实。他最终将全部精力投入了香港联想。在香港联想开业的时候，很多人被柳传志“大举进军海外”的行动吓坏了，以为联想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大集团，只有柳传志明白自己是“黑人穿西装”：“因为你穷，如果再不穿好一些显出信心十足，谁还敢与你做生意呢？” 就在柳传志对进军美国软件市场雄心勃勃之时，联想已开始在香港操弄硬件。吕谭平聪明过人，又留学英伦，知道附加值是自己的资本，而其附加值则在于对海外电脑市场的熟稔。有一次他偶遇一个叫蒋国辉的板卡生产商，后者试图与香港联想合作生产板卡，而板卡业务则需要强势的海外市场拓展。吕谭平见机遇到来，便向柳传志提议进入板卡制造业。他说：“单靠国内市场，有经销商的风险，光靠做贸易，一条腿站不稳。……要把业务分成海外和中国两块。” 已经抛弃“技工贸”改投“贸工技”之念的柳传志正中下怀，便委托吕谭平与蒋国辉进行谈判。谈判一帆风顺，于是联想便与蒋国辉的quantum公司合资组建新公司。蒋国辉以自己的板卡厂作价出资，持有45%股份，香港联想持有30%股份，北京联想持有25%股份，“大联想”以55%股份控股了新公司。 多年以后可轻易察觉出柳传志耍了小小的诡计，他既知香港联想有吕谭平等人股份，北京联想则与吕谭平无涉，便使用“蚕食政策”增加北京联想的股权比例，要在里面“说话算数”。 倪光南随后带了十几个工程师来到香港，开始设计板卡。他既然迷恋硬件，设计板卡正合其胃口。吕谭平与倪光南开始磨合。倪光南他们最初不愿意使用韩国和台湾生产的元器件，而喜欢用美国的元器件，吕谭平就耐心告诉他们做企业和做研究不一样：“不用台湾元器件，怎么跟人家拼价格?” 他还对倪说：“对商业来说，用最好的元器件，做出最好的产品不能算成功，用最便宜的元器件，将它做到最好才算成功。”作为商人，吕谭平明白，他必须将成本降低到极限，如此才可保持利润的最大化。他知道研究用的元器件差一点没关系，只要核心和原理正确就足以开发出新品。只要产品保证质量，不会让用户觉得差劲，无法使用，便算是成功。 两年之后，联想的qdi开始赢利。柳传志为找到出路，开辟了无数条道路。他最后才发现，他开辟的条条道路，居然都通向了同一个终点。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3节 造大船 用不着多说，历史已经证明，柳传志在1988年的布局果然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当他的经济政策发挥效用时，联想的“大船结构”开始成型。 柳传志有一次说起联想提出“大船结构”的背景，说：“什么叫做‘大船结构’企业模式？八七年底八八年初之际中关村街上几百家公司发展起来。这些民办的、官办的、半官半民的科技企业究竟如何发展？建立什么样的企业模式？众说不一。当时有的提出分散经营、小卫星制、小诸侯制，我们觉得也有道理，管理上灵活，容易调动下面的积极性，领导上比较超脱。但我们也看到，兵力分散，正是我国多年来科研管理上的一大弊端，而且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趋于协作、大联合。同时我们注意到当时的一些新兴企业内部出现脱钩现象，小摊贩、小山头儿思想导致企业停滞不前。我们认识到，没有一支组织严密、战斗力很强的队伍，企业就成不了气候，形不成产业，也就无从谈起进军海外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了‘大船结构’管理模式。” 所谓“大船结构”，柳传志解释说，首先是指企业内部管理方法和结构，其特点是“集中指挥，分工协作”。一年后，在“大船结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柳传志又总结出了包括六方面内容的“大船文化”。柳传志之提倡大船结构，缘于当日中关村大大小小的企业均奉行开小船之原则，其机动、快速的优势虽然尽现，但若遭遇危机，一条小船便可毁掉整个公司。信通后来走私事发，金燕静锒铛入狱，引发事端的，亦不过是其中一条“小船”。 哲学体系的提出倒是简单，执行却难。柳传志说是建立了“大船结构”的管理模式，创造了“大船文化”成为企业的主导思想，但直到1988年冬天，联想依旧处于“惊人的混乱，惊人的效益”的奇异局面。 那一年联想的营业额达到了2.5亿，较之去年的7014万元，简直算是一个突飞猛进的奇迹。 高速增长掩盖了太多东西。至少掩盖了联想管理上的缺陷。柳传志所戮力创建的管理体系，因为背景变动既快，他又缺乏足够时间，似乎进境一直不若想象中顺利。在一个全新的“联想局”中，柳传志只能将自己偶然间的灵光一现记录下来，作为联想“大船结构”的一个底本。 孟子曰：“有智不如趁势。”很多人评价柳传志时，总是强调他特别善于借势。柳传志一定记得，1988年1月15日，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到联想视察时对他们说，中央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他也一定记得，那一年，电子工业部和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改组成立了机械电子工业部，邹家华担任了部长，计算机业改由该部的计算机司管理。 那一年4月16日，联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开创外向型高科技产业”大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参加了会议。6月23日，周光召参加了为香港联想开业剪了彩。11月8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倪光南等30多名中科院科学家。12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秘书长参观公司。 开会与参观，讲话与题词，是1980年代企业所能借助的最大势能，它们既为企业提供了人气与支持，亦可使公众相信这企业的实力。当日柳传志借足了势，他开创的新局孕育了新的希望。 中国人之接受柳传志布下的一个“联想局”，当中尚须一番周折，但联想集团的诞生和柳传志迎来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却是转瞬即至的事情。1989年到来的时候，柳传志开始面对一个既残酷又别出心裁的转圜之点。 2004年，已经是杨元庆执掌分拆后的联想集团。柳传志和杨元庆都已发现，联想集团没有完成自己的三年规划。后者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愤怒地诘问：3年过去了，我们的野心哪里去了？我们的创业精神哪里去了？ 是的，那些美丽的花朵哪里去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4节 拐大弯的开端 1989年1月30日，联想集团在海淀影剧院召开了成立大会。这场会正是马雪征记忆深刻的那场，柳传志在会上声嘶力竭，有点像“文化大革命”。他告诉联想的员工：从1984年到现在，联想的累计营业额达到了5.5亿，固定资产超过了5000万。联想现在拥有360名员工和16个国内外的子公司，和有2个研发中心、1个培训中心、3个生产基地和1个位于新加坡的销售服务中心（新加坡），以及遍布全国的34个维修站，已经变成一家外向型计算机集团。 柳传志信誓旦旦地向他们描述了一个美丽前景，台下的人热血澎湃，觉得理想中的新世界似乎即将到来。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似乎加深了他们的幻觉。 联想设计的286微机参加了德国汉诺威国际博览会。汉诺威的cebit交易会与美国芝加哥的comdex spring展览会并行为世界计算机行业最高规格的博览会。在交易会进行展示的联想赢得了尊重，也赢得了机会，他们提供的电脑达到了世界主流微机水平，较之台湾和香港同类产品，性能既优越，价格又低廉。仅仅10天博览，他们就收到大量订单。 联想当年的一分宣传资料说：“很多外商看到本公司的产品就很兴奋，连演示都不看就要订货，台湾的fax卡卖七百多美元，本公司卖四百多，一下子把人都吸引过来了。这就是‘汾酒二锅头’价的力量。” 就在汉诺威交易会开幕前3天，3月7日，柳传志向中科院递交了报告，说是想成立联想集团公司。公司名称暂定“北京中国科学院联想集团公司”，下设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计算所计算机技术公司等13个经济实体。柳传志计划在已登记的北京海淀区联想工业控制公司基础上，以更名方式成立联想集团公司。他告诉科学院，联想集团与子公司以资金技术为纽带，实行控股管理。 一场新的变化不可避免，在过去的4年多时间中，柳传志一直维系的“计算所公司”现在将被“联想集团”所取代。放诸联想史之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次变动是一个基点，一个“技工贸”真正向“贸工技”转折的基点。 1989年4月5日，柳传志给胡启恒写了一封信。 启恒同志并转光召同志： 在昨天的汇报中，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能向院领导把想法谈透。由于不便也不可能再占用您们的时间了，所以只能用书面的形式继续汇报。 在汇报中，我曾谈到一个观点：“院领导是公司的老板，我们是伙计。”启恒和张弘同志都笑着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此刻有事了，你们找院里来了，等过去以后，还是你们照样当老板。 虽说是笑话，但实质上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我们已思考良久的问题。这牵涉到资产关系，牵涉到我们拼命工作的动力，牵涉到公司发展的方向。 …… 周光召很快见到了这封信，他在柳传志的信上作了批示：“请启恒转达传志同志，我们完全信任他们，并全力支持他们……”胡启恒也于当天给柳传志回了信，开头写道：“读你的信，我流了眼泪。” 1989年4月4日，一定发生了某些事情。究乎历史的蛛丝马迹，我们隐约感觉，那是“联想局”的某个转圜之点。写给胡启恒的信中，柳传志已经提出公司与中科院的资产关系问题。这或可成为联想梳理产权关系的第一步，也是柳传志“拐大弯”的开始。出乎柳传志的意料的是，他这大弯却拐了十几年。 从往来的两封信中，我们可窥测历史的某个侧面，隐约看到那一代人的内心。他们经历了“文革”，深感时间的紧迫和机遇的难得，因此干事业能够“拼命”，但政策环境与制度安排使得他们又存有深深的困惑： 我们向院领导表明了心迹，我们不当资本家。那么我们工作的动力是什么？ 当我们表达了自己的能力和忠诚之后，我们迫切地希望知道院领导如何看待我们……我们已预计到为实现我们的战略计划，前途多有艰险和坎坷，我们必须有明确的工作目标，有足够的精神力量作为动力，也必须有院领导的具体指导和支持。总之，我们在大的战斗拉开序幕以前要非常明确：这么干到底对不对？！到底值不值？！有没有可能干成？！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5节 我们需要怎样的人 1989年3月，柳传志不停地开会。讨论汉诺威的会议自不必说，3月23日他召集了公司的党支部和总经理室开了一个联席会，讨论如何加强公司党组织建设。第二天，柳传志又受委托给15室、16室党支部的全体党员、共青团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讲话。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不可能产生出柳传志一代的感情。后者清晰地记得他们是带着一种如何神圣而崇敬的心情填写入党志愿书。“我们四十多岁的人可能有过这样的切身体会：1960年我上高三，17岁，正是困难时期，到晚上饿得能抓一大把药丸子塞到嘴里。但那时侯团支部号召说，一人捐两斤粮食支援灾区，马上就捐，眼儿都不眨！好多同学个儿头、块儿头比我大，也都这样。这是什么？这就是党的力量。我们看电影《上甘岭》时，前面一排倒下去，后边跟着扑上来，我们是要流眼泪的，而且真心相信，一点儿都不假。这也确实是党的力量。” “那么，公司需要什么？”柳传志问。“请大家想一想，在我们的每一个部门，是不是都多多少少地有些不健康的、不利于公司发展的风在吹？是不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会产生部门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甚至不顾大局，影响工作？另外再想想，当部门经理出差一个月的话，你们那儿的工作是不是还一切井然有序地照常进行？再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如果公司受到大的挫折，比如说影响大家的奖金，一下子降到50%的时候，我们的队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柳传志说他最希望有一支队伍，像小说《斯巴达克斯》中描述的那样，结成一个方阵，当前面的人倒下，后面马上有人补他的位置，阵脚不乱，气势不减。“要能做到这样，那么再大的风浪，我们也会遇险不惊了。” “国内面临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我们的前途还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坎坷，”他说，“尽管我们在香港这一炮打得很响，倪总今天从汉诺威带回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但是，我们是不是就能放心大胆地往里扔钱了？稍微有点闪失，就会给公司带来极大的麻烦。” 不久之后，柳传志的担心不幸被言中，香港联想开始第一次大亏损。 3月24日的柳传志激情澎湃，却又语重心长。他把自己的内心袒露在他的下属面前。他对他们说倪光南设计的286微机在汉诺威取得了至少每月1500台的订单，但4月份马上拿出一批样机却非常困难。 “我们不敢提前做出来？为什么呢？”他说，“就是因为钱在手里没看得很准的话，攥出水来也不敢投下去。假如我们是那种‘败家子’的单位的话，这钱早就扔下去了。但是我们手里是什么钱？不仅仅是血汗钱，万一有个闪失，公司的根基就会发生动摇。就是说，在白手起家的情况下，我们要办成技工贸立体规模的企业是多么的艰难！” 他在那天说到了“三种人”，他后来又多次说到“三种人”：“我们怎样判断一个人呢？我们把人的能力分三个层次：一、能做成事情的人；二、有组织能力的人；三、有高一层审时度势和分析能力的人。” 1988年10月，柳传志把倪光南送到香港，他要倪光南在那里开发属于联想的286电脑主机板。为了“生产出自己的电脑，拿到市场上跟国外的产品一比高低”，联想投入了340万元研发经费，后来又投入了1.85亿进行生产，多年来积累的血本全部作为赌注，博到了286电脑上。 联想的一份内部材料这样描述作为“技术神祗”的倪光南以及这段历史：“年上半年，286sim效益期刚过，公司紧跟着又推出新的286dip微机，继续占领着市场。公司领导紧紧盯着国际市场的细微变化，始终前台卖一个，后台搞一个，脑子里想一个，吃着拿着看着想着……科技人员不分昼夜，不断开发与完善着自己的产品。总工程师倪光南为开发联想q286微机，八八年除夕之夜从香港坐飞机回到北京，第二天大年初一就带着助手们一头扎进研究室。” 1980年代的倪光南的确是联想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联想史上最离奇的角色，他为联想贡献了一个梦想，后来也制造了一个悲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6节 关键时刻 1989年6月3日，北京开始戒严。下午，联想总经理室召开了干部会议，柳传志说，各部经理一定要抓好青年职工的思想工作，“不要上街，不要围观，不要传播谣言，严格遵守戒严令，保证不出问题”。 在此之前不久，联想公布对了一批中层干部的任命，后来的风云人物孙宏斌被任命为企业发展部副经理，郭为被任命为公关部经理。他们在当日并未展示出指点江山的气魄，但元老们都知道未来归其所有，因为他们谁也斗不过时间。 柳传志试图与时间斗，他在6月5日“惊慌失措”地坐飞机去香港。四通的万润南见大局已定，也一跑了之。因为时间相差无几，所以中关村到处传说柳传志和万润南一起逃跑了。 过了很长时间，当柳传志重新出现在中关村的时候，人们才知道柳传志没有出事，当年“惊慌失措”的行动也不是万润南一般的逃跑。他的确去了香港。他的确面临危机。但他却不是逃跑。他要去香港“打吕谭平的屁股”！ 吕谭平的确让柳传志恼火，他们在1988年底与quantum成立的合资公司开始大亏损。那段大亏损历史，吕谭平后来描述说：“quantum公司初办时由于缺乏经验，产品质量不好，致使资金积压、军心动摇。quantum是被联想买下来的公司，它原来的老板拥有股份，同时也在quantum管理层任职。此时对公司的前途大感怀疑，所以公司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到1989年6月，仅仅半年时间，柳传志在的100万美元贷款便“亏得快没有骨头了”。面对前所未有之挫败，一向刚毅的柳传志焉能不怒！ 离开北京前，柳传志打电话给在香港的张祖祥，要他不要向吕谭平泄露自己的行踪，更不要让吕谭平到机场接他。他怕自己一见到吕谭平便无法遏止胸中怒火，在机场便对他进行痛斥。他并非照顾吕谭平的面子，他可不想在机场发一通火了事。他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发作”，让吕谭平从此不敢造次。 柳传志将所有人都叫到面前，他满腔怒火。他咆哮着，几乎语无伦次：“我今天是个要跳楼的人了，这100万美元是我在国内的全部资产，如今全丢了，我没脸面再在世上活了。”“一个要跳楼的人说起话来百无禁忌，但我说什么，你们必须听着，不听不行。”“吕谭平，今天也要打你的屁股！” 柳传志不仅仅想咆哮，不仅仅想“打吕谭平的屁股”，他要行使董事长的权力。借助愤怒，他宣布将蒋国辉撤职。蒋国辉大感委屈，说是愿意就此退股不干。吕谭平见蒋国辉要走，急忙要他按比例还清债务。柳传志摆手道：“蒋国辉是一个老实人，就让他走吧。”没有让蒋国辉还账，即或放在今天亦属国有资产流失，但若蒋国辉不曾退出，以他在联想所持股份，至少可摇身而变为百亿富豪。 吕谭平后来说：“1989年6月5日，柳董事长从北京赶来，改组了董事会，调整了管理层。任命我担任quantum公司总经理。为了表示破釜沉舟的决心，我愿以全部家产做抵押，进行贷款。由于柳董事长和我们齐心协力地狠抓产品质量，加强管理，建立制度，很快使生产走上了正轨，产品一次合格率由30%提高到95%。” 吕谭平起初犹豫得紧，抵押全部身价毕竟不比生意场上的打打闹闹，若是输了便一无所有，输个精光。他后来有一次心有余悸地说：“对我个人来讲，这第二次投资确实是一步险棋。第一次投资是我们几个同伴解散导远公司，完全并入联想公司，当时真是毫不犹豫。但这一次就不同了。香港联想有固定的收入，经营前景很好，财源不断，而quantum公司是办产业，有很大的风险。” 柳传志觉得他们在国内赌的是政治前途，如果输了便全盘皆输；香港商人没什么政治前途，真正关心的是现实利益，他们最要紧的东西便是身价性命，所以他便要吕谭平拿出最重要的东西抵押给银行贷款，彼此付出，共同承担风险。吕谭平回忆的这段往事，正是柳传志后来多次说起的“捆手榴弹”，意即要同生共死，活下去便一起活，爆炸了便同归于尽。柳传志的凶狠，尽显于此。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7节 瞎子和瘸子的故事 虽然人在香港，但柳传志的擘画没有停止，反而加快了节奏。他把事情的结构简单化，把联想整肃为一个严密又均匀的体制，借以推行行政上的管理。他的布局之意，大凡对联想稍有研究之人，均能领会。 1989年 11月14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先是在这一天联想的“奖金发放原则”出台实行，规定利润的20%作为奖励基金。接着，便在海淀剧院搞了一个场面宏大铺张的联想集团公司成立大会。 那一天宣布了科学院11月10日的任命，成立了联想的8人董事会，曾茂朝、王树和和张大刚是国有资产代表，柳传志和李勤是公司职工代表，倪光南是科技专家，佟柏华是财经专家，吕谭平是港方代表，其中佟柏华的身份，颇类今天的独立董事。曾茂朝担任了董事长，柳传志成为副董事长。 成立大会在海淀剧院举行，柳传志一定记得一年前联想曾在此处召开过创办外向型高科技产业誓师大会，他记得当日他在演讲的结尾说：“我希望，在一年或者两年之后，还在这个地方，我能高声地告诉大家，我们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实。” 现在，柳传志结出了一个联想集团公司，拥有了北京的357名员工和香港的102名员工，他还拥有遍布中国及海外的17个分公司。这是北京联想第一次拥有了“联想”这个名字，第一次变成了今天已被抛弃的“legend”。 柳传志那天信誓旦旦地说要在1993年海外股票上市，要“跳龙门”。1991年，当联想在香港遭遇“黑色风暴”，巨额亏损降临的时候，不知道他的内心是否会感慨：“龙门不知何处去，泥淖深处看落红。” 然则，中国it业的主角既已诞生，联想的擘画到了一个关键基点，柳传志便无法在大时代中选择自己的命运。他在被命运安排执行的这项任务中，将面临无数挫折灾难，他要付出友情、牺牲亲情，甚至要付出一半的听力，才能使联想成为一种标志，一个象征。 1989年11月14日是柳传志的一个总结，是他管理体系的一次完整提出。这是一次转折。他从自为年代向自觉年代的转折，他从“盲人骑瞎马”向踏马看花的转折。这次转折确定了联想局的游戏规则，多年后依旧是联想“入模子”培训开篇的学习资料。 “瞎子背瘸子”是他为联想确定的产业发展策略。所谓“瞎子背瘸子”，意即优势互补。柳传志说，香港联想是3家公司合资，之所以成功，即为综合3家公司优势因素——导远公司熟悉当地和欧美市场，有长期海外贸易经验；中国技术转让公司能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和稳定的贷款来源；联想（计算所公司）则可提供技术和工程师。这样的合作，“对香港来说是无与伦比的。如果不是这样的合作，我们在既缺少资金又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贸然伸向海外，必然要受挫折。” 柳传志他们进军海外，有时不仅需要顾及攻势力量，还要整备后方，造成长期作战的持久性。所以，任何假说都不能以一种力量做主，缺乏众多色彩，继而造成无法贯彻到底的压力。他们也不能保持一种雍容的气度，等待被打破的瞬间。他们必须通过自“减”来获得最大的“加”。 柳传志参加了好几次欧美的计算机展览会，他几乎没看到中国产品。“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毫无地位，”他说，“因此，要想挤进去就必须优质低价。由于国内劳动力便宜，生产成本低，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联想286可以说达到了‘汾酒’的质量，但我们卖‘二锅头’的价。这就是我们的产品在海外具有竞争力的原因。现在我们用优质低价的产品已经在紧闭着的国际市场大门上凿开了一条缝隙，并且插进去了一只脚，最后一定回抢上一块地皮。” 柳传志回首一年多来，联想在国际市场上“试探着下了几个棋子儿，眼下兵马未伤，棋势相当好看，令人跃跃欲试。”但有时候他也会想起他们在香港“准备卖掉汽车退掉房子，捋起袖子，重打鼓另开张”。他们曾如此压抑，不确定自己的命运到底是把手榴弹捆绑起来一起生存下去，还是一声巨响、同归于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8节 “联想电脑” 一个决定联想命运的时刻。一个柳传志梦寐以求的结局。联想在1990年获得机电部批准，可以生产自销联想系列微机。联想也在那一年推出了第一台自有品牌电脑。 联想获得批文实属不易。在整个1980年代，电子部有许多直属生产厂，因其为“嫡出”，便自然获得了生产许可及各种政策上的优惠。联想是“庶出”，自然受到歧视。当日电脑暴利，谁拿到批文，谁便得到了拾金子一般的机会。 1990年，联想终于捞到这样一个机会了。那一年，“中国政府官员考察了香港联想，肯定了联想的生产能力，给联想发了生产许可证。”柳传志“曲线救国”终获成功。 正是从那一年开始，中国降低了关税，取消了进出口批文，开放了国内微机市场，外国计算机开始大量涌现在中关村。它们的出现既推动了中国计算机业的普及与应用，也使那些一度靠批文生存的中国计算机厂面临巨大压力。 既然决定推出自有品牌电脑，为避免自相矛盾，联想不得不宣布不再在内地直接代理ast电脑。柳传志做出这一决定的勇气，如今无法估量，但其损失之大却令人咂舌——头一年，香港联想代理ast电脑的营业额超过2亿，利润几近2000万港币。 若现存史料全部可信，那么在1988年底和1989年初的那段时间，柳传志与李勤曾与ast高层谈判，他们试图说服傲慢的美国人接受一项建议——生产“ast联想”联合品牌电脑。但ast表现出的傲慢摧毁了那桩谈判，也摧毁了自己的前途：“我到中国来，还没有一家企业能在技术上和ast合作。” 柳传志与李勤既然遭到ast拒绝，便洞晓与跨国公司合作并无出路，即使成功也只能扮演陪衬角色。他们碰了一鼻子灰，反而使自己找到了出路，也看清了那些跨国公司可憎的面目。 既然李勤与倪光南均极坚定要做自有品牌电脑，柳传志也以造自己的电脑为梦想，那么分步骤抛弃ast便成为一个“阴谋”。ast当日并不清楚联想的“阴谋”，等到柳传志下手，ast在中国市场迅速衰落时，他们才痛感当日的傲慢与偏见。 联想最初安排了不多人成立了一个部门来负责ast电脑的代理业务，其千军万马均将“造自己的电脑”作为真正的事业。ast初时并未感到压力，到了1990年夏天终于气馁示弱。他们找到李勤，低三下四地问能不能重新开始制造联合品牌电脑。李勤告诉他们：“市场，你们比我清楚，时机特别重要，时过境迁，这事再谈也没有什么意义。” 联想在整个1990年才销售了2000台电脑，到ast屈尊降纡与他们谈判的那个夏天，他们的销售量刚刚超过1000台。但李勤感觉前途光明，所以他才那么嚣张地说声“非常感谢”，将ast的谈判代表打发出门。没有人知道ast代表离开中关村时内心作何感想，没有人知道当联想成长为中关村的象征和标杆时，ast会不会感到懊悔。他们渐渐远离了中国市场，渐渐地失去了勇气和魄力。他们被自己曾经抛弃的人抛弃了。 李勤尽管看到了光明前景，但他依旧忐忑。他知道当日联想的板卡生意是在赔钱做，每卖一块亏一个美金，用柳传志后来在2003年的一期《对话》中的说法就是——“拿金子当因子卖。”汉卡因为倪光南枪毙了软汉字已近式微，生意江河日下，真正赚钱的生意惟有代理业务。有时候他会不停地担心——要是联想电脑做不出来，“盈利从哪里来啊”？ 柳传志似乎并不着急，他已经认准了“做开发，做自己品牌”的道路。他也不怕赔钱。几年来他的生意都是靠先赔后赚做起来的，而且他知道联想“贸工技”道路总会面临“将来贸易一定不好做”的困局，到了彼时再做工业，联想几乎毫无希望，更遑论胜算。“如果当时不是咬牙挺住了，哪有现在的联想微机啊。这就是比四通稍微高出来一点的地方。”有一次柳传志颇为感慨地说。 联想电脑初时质量不很好，惹了不少麻烦。柳传志并不担心电脑生产，他担心一个人，一个叫孙宏斌的年轻人。他在香港已经接到不少电话和信件，都是一些老同志向他告孙宏斌的状。他慌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9节 那个叫孙宏斌的年轻人 “老一代领导人像丘吉尔、罗斯福，年轻的网络经济先锋像杨致远这些人，其实都是某一个机会促成了他们的成功，一下子……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这样，偶然一下子，就变成了今天这样子。每个人都有一个关键事件让他成长，那个事件对我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事件……” 一个男人节奏舒缓、语气柔和地说。这是个其貌不扬的男人，个子不高，微胖但不影响给人的干练印象，面容倒也和蔼，只是总显得很忧郁。 他经历过难堪和痛苦的生活，感受过“最苦寒江似酒，将人醉过深秋”的抑郁，如今他已放弃了愤怒、压抑和自怨自艾，坦然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然后平静得近乎冷漠地讲述着往事。 十年前，没有人知道孙宏斌还能干些什么。熟悉他的人都以为他将从此开始庸常而漫无目的的人生。在一些人眼里，他依旧庸常而神秘；但在另一些人眼里，他却高大而伟岸。柳传志说他“不住楼帮楼就到楼下搬砖头”，他则称“是柳传志造就了我”。 山西临沂人孙宏斌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他曾经对人大喊大叫，如今已极少失态；他的激情曾使他失去过自由，也给予了他声望和财富；他曾经飞扬跋扈地生活，如今则平静地生活在尘世中。 在清华大学水利系硕士毕业之后，他在中国环境科学院工作了三年，每天依旧与计算流体和计算气体互相依靠，但他总觉得不甘心，他相信“这个东西，再做十年二十年也就这个意思”。 1988年5月的某一天，偶然改变了这个年轻人的命运。他拨通了一个招聘电话，于是，他来到还未叫作“联想”的联想，加入了柳传志布好的一个局中。 1988年开始的联想大规模招聘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泾渭分明的状况，年龄差异、教育背景的不同、观念上的交锋，最终演变为新旧两种文化开始交织、碰撞、冲突，这种冲突最初还潜藏于地表之下，等到1990年春天，它就压抑不住地爆发了。引爆它的导火索，是一份叫《联想企业报》的内部小报。 《联想企业报》是由孙宏斌负责的企业部出版的，上面刊有企业部的章程，有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还有主任经理主持企业部发展工作具有总裁赋予的所有权力，诸如进人、裁人、分公司经理的任命等提法。 柳传志在香港看到这份东西，“着实吃了一惊。”十几年后，柳传志承认，这是惟一让他感到“心里有点发慌”的时刻。 尽管对《联想企业报》的出现大光其火，感到“造小船”的危险已经密布于联想集团之中，柳传志还是对孙宏斌评价颇高，他说“小孙”有三条突出的优点：“第一条，他有非常突出的实干精神，勇于克服困难，拼命想达到自己的目标，要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第二条，能把自己的工作分析地比较透彻，尔后制定工作方针，也就是说能够审时度势，懂得退出画面来看画的工作方式；第三条，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能够充分发挥属下同志的积极性。” 但是，柳传志也相信孙宏斌身上存在着不可原谅的问题：“第一，不注意公司大船结构的统一原则；第二，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比较强烈，管理方式上简单幼稚，有帮会行为。由于涉世不深，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必须积累工作经验，这是目前的问题。孙下边在公司工作就四种可能：第一种是可造就之大才；第二种是公司的危险人物；第三种是被磨练成庸才；第四种是愤而出走。” 柳传志用他一贯的手段表扬了企业部和孙宏斌，说“他们部里的气氛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感觉，有一种‘嗷嗷叫’的工作的感觉，这一点我自己亲眼看到了”。 然而，所有的评价都无法阻挡他对孙宏斌和整个企业部含混地传递出信号：他决不会容忍他们造小船。孙宏斌没有感觉到这危险的信号，或者说他没有发现柳传志暧昧的表达背后的强硬。多年后，他回忆往事说，他们开会时一切都还没有迹象，“当时柳总讲完以后，大家在一起吃饭，我来得有些晚。后来胡昭广也去了，说这就是孙宏斌，说咱们现在就缺这样的人，年轻人就得有闯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0节 柳传志动手 1990年3月19日，联想集团召开了第一期干部培训班，说是要思考“联想集团到底要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事实上，柳传志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孙宏斌的问题。 “第一，企业部不能有自己的章程，只能有总裁室批准下的管理制度；第二，企业部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无疑是荒唐的；第三，李总代表总裁室就企业部授权的问题是这么说的，就是在企业部工作急需扩大时，人事部没有能力对他们的人员进行确定的时候，他们可以自己定人，然后到人事部办手续。另外，分公司经理的任命权是在总裁室，像这么大的问题要登在报上的话，一定要经总裁室的批准，但他们没有经过，这样做也是非常错误的；第四，一个部没有经过总裁室的同意，不能办自己的报纸。这是一件大事，因为下属的各个分公司只看《联想企业报》，不看《联想报》，只知道企业部，而不知道联想集团，对我们的事业是怎么发展的，我们的全局进展到什么程度，是一无所知。” 三天的干部培训班结束后，柳传志去企业部给孙宏斌和他的下属训话，孙宏斌碰巧不在，便演化为一场剧烈的吵闹。 柳传志依旧是干部培训班上的那套话，说孙宏斌还是干得挺好，但管理上有帮会成分；说企业部成绩很不错，但有“造小船”的潜在意识，而且还很明显。 他刚说到这里，底下便有几个人站起来说：“柳总，我们不是帮会。我们没有帮会成分。我们管理机制还是挺不错的。”一个人说完了，便有另外的人跟上，逐条逐字逐句地反驳。柳传志没怎么搭理他们，接着讲了下去。底下的人见柳传志颇为顽固，就不停地站起来解释和反驳。秩序一时混乱，会议也就无法持续，戛然而止。柳传志阴沉着脸离开会场，他已经确信他到了必须动手的时刻。 柳传志随即便与孙宏斌进行最后一次“交易”。在孙宏斌的记忆中，柳传志跟他谈过好几次，最后一次跟他谈的时候，柳传志说：“小孙，你是要我，还是要那几个‘青瓜蛋子’？” 孙宏斌沉默了半晌之后，说：“我要那几个‘青瓜蛋子’……柳总，我把他们开除以后，我在这个部门威信何在？我没法管了，我干不了。如果他们真有问题，我肯定会开除他们。我对他们评价不坏，你并不了解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给你提了点意见。现在不能因为这件事就要开除他们，这叫我以后怎么管？” 那时候，二十来岁的孙宏斌并不知道那是柳传志对他的暗示，最后一个暗示。多年以后，孙宏斌颇为感慨地说：“我性格还是比较刚，所以我跟柳总这种碰撞，其实很多地方现在看来是误会，很多地方是性格上的碰撞。” 他相信，正是他最后的选择，为他打通了通往监狱的道路。也只有到了那时候孙宏斌才终于才明白，他并不仅仅是为了几个“青瓜蛋子”做出了牺牲。事实上，他更多的是为自己的性格和文化的冲突做出了牺牲，为一个“联想局”做出了牺牲——为了大局，柳传志请他出局了。 自从1988年来到联想之后，孙宏斌确实干得不赖，这使他赢得了柳传志和李勤的信任，也使他的职位和权力迅速飚升。没有人怀疑，在柳传志布下的“联想局”中，他将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 孙宏斌权力的迅速膨胀至少让一些“创业者”不安，这个新的“入局者”使他们感到威胁。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孙宏斌似乎很有一套手段来驾驭他的下属，这点令柳传志也佩服不已。在“孙宏斌事件”之后，柳传志给孙宏斌的下属们总结出三句话：“只听孙总的，假装听李总的，不知道有柳总。” 柳传志动手了。那段历史于是就变成了一段苍白的记录：“1990年5月28日，孙宏斌被北京海淀警方刑事拘留。10天后，被正式逮捕，案由是挪用公款。1992年8月22日，在海淀看守所经过漫长的27个月后，孙宏斌接到了刑事判决书，他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罪名是挪用公款13万元。1994年初，孙宏斌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1年零2个月，1994年3月27日刑满释放。”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1节 斯巴达克方阵 郭为又一次获得了在舞台上表演的机会。他又一次扮演了“救火队长”。在联想局中，他曾无数次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没有人知道他的频繁出场对他到底算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不幸。他在联想做到了不可或缺，也因为自己的不可或缺最终丧失了掌握联想集团的机会。 郭为受柳传志委托出任业务二部主任经理，柳传志要他梳理各地分公司及子公司的线索，保证它们在“离心力”得到遏制前不致爆发，使“孙宏斌事件”的后遗症成为联想局中微弱而短促的一部分。他告诉郭为，分公司的事情要“整顿第一，经营第二”。郭为以其干能使柳传志得以从容不迫地解决“孙宏斌事件”所遗之种种问题。 柳传志曾在很多个场合表达过他对斯巴达克方阵的渴慕，1990年10月6日，在联想讨论《管理大纲》草案的时候，他终于有机会将他的斯巴达克方阵梦想修葺一新，进行一番总结了。这是联想第一次如此强调管理，第一次“把这项任务提到了一个特殊的高度”： 1984年底创办公司的时候，当时院领导还没有给我们订出像今天这样宏伟的目标，但是所长给我们的明确指标和我们自己的志向，也绝对不是办成一个倒来倒去、挣几个钱大家一分算完的公司。当时公司目标是有点弄不太清楚。但慢慢地我们就清楚了，就是三条：第一要资金；第二要办成一个企业，一个实体；第三我们要办成一个具有规模经济的、长期稳固发展的大公司。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停下来整理，集中精力抓好我们内部的管理呢？我们内部八五、八六年就有过这样的争论。我们当时做过一个比喻，抢市场好比在玉米地里抢棒子，内部管理好比收棒子，收进箱子放好。到底哪重要？当时我们的结论是：抢棒子重要。又比如说，1988年我们准备向海外发展的时候，实际上公司内部兵力非常薄弱的，当时我们的结论是：以抢外为主，抢住了再说，不然的话，对公司有很大危险。如果当时不能站住脚，不早点做出自己的系列微机的话，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就没有基础。可是现在我要说明的是，抢棒子、收棒子这件事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事给我们的深刻教训，说明此刻不再把管理搞好，再不把棒子摆好就不行了，这件事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如果此刻我们不能把管理提高一个档次的话，联想大船就会严重地锈蚀，两三年内就有可能受到致命的伤害。 今天我们到了形成产业的第二步，要和海外公司比高低，我们现在的竞争对手，起点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在灵活的机制下面已经运行了几十年了，他们有充分的业务经验和心理训练。如果我们真的准备向海外冲锋，如果公司里绝大多数同志真心希望联想做一番事业，而且要用我们的双手和智慧换取稳定富裕的小康生活，那么非常深刻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再不抓好管理工作，让那个“一白遮十丑”的“十丑”再继续下去的话，这个联想大船就不是停顿的问题，而是可能沉船。 自从将孙宏斌“拿下”之后，柳传志就开始关心“队伍的建设”，关心自己能否拥有一个斯巴达克方阵。他从的时代走过，知道同志当初在抗日战争时期最为重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队伍建设两个问题。 有一次国家科委副主任李绪鄂会见吕谭平时说，你们公司的什么上马、中马、下马这一套销售策略，并不新鲜，人人都会说。关键就是别人没做到的你们做到了。柳传志听后深以为然。制度只有经过没有折扣地执行，它才有可能成为一项好制度。 在一长串漫漫旅程中，最后造就了柳传志。我们今天无从想象其在勇敢果决背后的恐惧、孱弱、愤怒和紧张，但若我们假装一切都没发生，显然是有意忽略了历史的细节，过分美化了已经变成半个神的人物。 我们只能猜测，曾受到主席接见的这位企业领袖是如何度过了他的1990年，如何因需面对一个无足轻重的孙宏斌而感到内心惊慌时，我们就会理解一个企业的成长到底要经过多少偶然及挫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2节 风暴 1991年，在it业爆发了著名的“黑色风暴”。那场风暴持续了3个月，过后一片萧条，香港联想付出亏损1700万的代价换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柳传志此时才明白，只有成长为巨头才能赢得话语权，才不会任人宰割。 英特尔和amd掀动的这场风暴可谓是一场灾难，联想在黑色风暴中赔钱的直接原因是他们大量购买cpu芯片的那几个月，全世界只有英特尔供应cpu芯片。“英特尔公司总是把芯片生产量控制在常规需求以内，然后给生产厂家以配额，通过代理给出配额，以取得最大利润。得不到配额的厂家只能黑市上去买。386片子只要90多美元一片，但黑市至少卖到195美元。我们公司起步晚，没拿到配额。批量生产时，只好上黑市去买。九一年初，我们先买了一万多片，够一个月用的，但是到了这年三四月份，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杀出了一个amd公司，也能生产各种芯片。英特尔想把它赶快扼杀掉，就拼命降价，结果amd也相应降价。两家都急于降价，在黑市上芯片由195美元在一二个月内突然降到50多美元。这本来是好事，但因为我们有库存，如果一片赔100美元的话，加起来几个月之内1700多万港币赔出去了。” 柳传志后来说，是“恪守信誉、用户第一”使他们走出黑色风暴的包围。这是幸存者的骄傲。这位幸存者后来分析说黑色风暴到来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思考要不要顶住，能不能顶住。他们考量了贷款和流动资金，觉得可以承受3000万港币之内的亏损，“可以稳得住”，超过3000万便只能“刹车”，因其当日在海外的资产总计不过3000万港币。 1991年9月，柳传志、李勤和吕谭平在泰国开会，商讨如何应对黑色风暴。开会的间隙，听说泰国“四面佛”甚是灵验，三人便去各自烧了一柱香许愿。柳传志的心愿是请“四面佛”帮助他解决黑色风暴带来的大亏损。事后还有笑谈，说“四面佛”果然灵验，不到三个月，局势便开始好转，积压的板卡重新赢得了市场，财年结束时，qdi业务居然赚了1300万港币。 “在1991年的圣诞节联欢会上，香港联想集团宣布，不但已经平安度过了这场全球性灾难，而且营业额超过预定5亿港币的年营业额的60%，达到8亿港币。年初每月生产销售2万块板卡，年底每月销售了近10万块板卡到欧美各地，数量增长之快超出预料。” 香港联想用数字向英特尔示威，亦使香港电脑界与香港政府生产力促进局感到震惊。当日全世界pc机销售量约为1500万台，若以联想每月板卡产销超过10万块计算，则全世界每10台电脑中，便有一台使用了联想的主机板和扩充卡。 形势似乎不错，但柳传志却要迎接新的痛苦。美尼尔综合症开始折磨他，使他终日不得安宁。更为可怕的是公司出现了一些分子。已经有人开始冒用经理的签字拿钱了；也有人在外地出差的时候把北京的票据拿出来报销，居然还能审核通过。 曾有一次柳传志谈起读《血红雪白》一书的体会，他说：“和卫立煌一战打下来，固然是打胜了，但是国民党垮台主要不是在这儿，主要是后面的这个。四五年以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尽数，‘金圆券’大大贬值。上面贪污，上行下效，民怨沸腾，就这样，造成他们自己打自己，垮台了。像这样的事情，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借鉴。” 对于公司里上演的黑色故事。柳传志说，“该毙人的时候就毙，要不然会攀比，拣最坏的去比：既然他能够在别地儿去吃饭，他们那部门可以自己去联欢，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当然能做。比完了年轻同志，就该比老同志，大家就一锅烂下去……” 在柳传志和李勤的联想局中，已经出现了太多的离心倾向，太多的“缺乏大局观”。很多部门经理都在争费用、争用户，牺牲他人以衬托自己的英勇。他们固然热爱自己的工作和部门，但他们的争斗无疑会伤害“联想局”。争斗的结果在1991年被柳传志和李勤稍稍压制下去，但到了两年后终于彻底地爆发——1993年，所有部门似乎都完成了任务，但联想却没有完成自己的年度任务。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3节 平静的一年 1992年，在联想的历史上只是平凡的一年。 1月17日，柳传志在公司老同志会议上说要从个人角度去考虑老同志房子、劳保和职称方面的一些想法，从公司角度考虑个人与公司的关系和怎样区分骨干与一般员工。 柳传志说这番话那一天，农历是腊月十三。这个日子之所以清晰，不是因为柳传志，而是因为一位叫邓小平的老人，他在两天后的1月19日亦即腊月十五出现在深圳。一篇著名的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形容那一天说：“一月的鹏城，春意荡漾。”这个故事也就变成了一个“春天的故事”。 3月12日，联想在龙泉宾馆开了一个“务虚工作会议”。柳传志回顾了1991年，告诉那些年轻人面对全球化时联想所要采取的策略。简单地说，就是要抢碗里的饭，做软件和激光打印机，还有搞房地产，实行股份制。他还特意分析了股份制的好处。那是柳传志第一次抛出“股份制”之说，他从此再未改变他的初衷，在经历了“拐大弯”之后，终于在2001年拿到了产权证，明确了科学院持股65%，员工持股35%的比例，成为股权改革的典范。后来中国很多企业进行股权改革的时候，都试图参照“联想模式”，却迄无成功的案例。他们垂头丧气，但若他们知道柳传志为此耗费了10年精力，步步为营地推进了无数次之后，也许便不会感到那么沮丧和悲哀了。 3月28日，柳传志也第一次谈论联想上市的意义。这一年中国又开始了加入wto的努力。李勤在那天也提到了国内外形势，他说：“关贸协定打破了国家封闭状态，逼着我们走向国际竞争这样一种险境。”他给联想定下了微机销售1.8万—2.5万台，汉卡销售2.5万—3.5万块，代理产品营业额达到1.3亿，确保可分配利润达到2000万的任务。他说：“我们就像象棋的小卒子一样，只有勇往直前。” 形势的确逼人，联想的利润既然来源于自制产品，那么中国开放市场便会对联想构成致命威胁，台湾的、美国的、韩国的微机将大举入侵，国内计算机企业也要“搞活”，内忧外患一起到来了。柳传志其实并不担心内忧外患的威胁，他和李勤为联想制定了“跃龙门”的计划，知道只要挺过两年一切风暴都将无法吹倒他们。但是，他现在担心他的队伍是否能够执行他的计划，是否能够拼命抢住市场份额，是否愿意付出主动降低利润率和甘冒风险的代价。他看不清楚。 他已经感受到了海外电脑的入侵，几天前他们派去参加银行工作会议的人告诉他，他们给银行系统的电脑报价比台湾的品牌机高出了2000元，昨天他又拿到了机械电子部的通报，说是计算机行业2月份较之1991年总体利润下降了26%，其中长城公司下降了53%。他有些庆幸地说：“营业额上升了，利润大大下降了，是多卖了东西，多赔了钱。这点充分说明风来了，打到的不是我们。” 但是联想早晚会被打倒，柳传志在香港时听到一位台湾电脑商说“决心到大陆争一争，用北京话来讲就是要来搅和搅和”。他感受到了压力，他知道内地的计算机利润厚，本来进不了内地市场的厂商现在冲进来每台挣100美金他们就感到满意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每天都有香港和台湾电脑公司的办事处出现，他们一下子就给内地的计算机市场造成了价格混乱。 柳传志感到不安。联想的电脑至少获得15%的毛利才可以活命，这其中包括3.45%的税，5%的维修费用，1%的培训费，1%的宣传广告费，发工资吃饭、坐车开销也少不了1.5%，加起来15%的毛利勉强可以度日，“这就让大家也感到海外的黑色风暴刮进来的那种滋味。有可能今年国内整个计算机市场将呈现一片混乱的场面”。 有人认为柳传志对形势估计得有些严重，以为他为了加快步伐而危言耸听。他们说：“柳总说得跟真的一样。” 的确跟真的一样，只是他们没长上敏锐的触角，也不曾像柳传志和李勤那样把青春献给了联想。他们不知道柳传志已怀抱背水一战的念头，不知道柳传志担心“闯不过这个关，就会窒息而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4节 香港艰难上市 柳传志一直想让联想上市，这是他“金色鲤鱼跃龙门”计划的最后一步。1992年春天，中科院、体改委、新技术区、科委的人连续不停地找柳传志和李勤，他们希望能够促成联想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巨额贷款已给联想和柳传志、李勤“带来非常大的压力”。1992年的时候，他们的流动资金不过4000万，贷款却达到两三亿。愿意对联想进行投资的人多不胜数，但无一例外地遭到柳传志的拒绝。有时候联想的“干部”们会觉得奇怪，只有柳传志和李勤他们知道：“凡是要投资的人认为他们投一块钱和我们的一块钱一个价，我们可不这样认为，我们要的是我们投一百万，最起码等于你投一千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公司的声誉在那儿，经验在那儿，这些东西国外非常理解，只要股票一上市，一块钱股票外边要二十块钱的时候，大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现在咱们怎么舍得我拿一块你拿一块咱们对半分？” 柳传志他们赖以与投资者谈判的资本，除了联想的业绩与声誉，还有其与银行间的密切关系。他有时候会教育那些“干部”说：“我们跟银行贷款又不是贷不下来，而且我们目前没有冒很大风险。”他告诉他们，等联想股票上市，资金立刻会有“大量繁殖”。 仅仅让股票上市显然不是柳传志最终的目的，让鲤鱼跳过龙门只是联想成长中必经的一站。他一直想使联想变成真正的龙，变成能够与ibm比肩的“蓝色巨人”，至少“动一动就要对中国的计算机行业本身产生点震动”。 1992年，柳传志多么希望联想这尾“金色的鲤鱼”能够跳过第一个门槛，但历史却发生了转折。在深圳，他们什么都没有得到，却意外地在香港跃过了龙门。 马雪征有一次说起吕谭平的性格，说吕谭平想做大事，“但是他不是按照做大事的方式方法去做大事。”吕谭平曾拿出几万股个人所持股票私下分给其下属，而非公开奖励。柳传志虽未做出评价，却暗示吕谭平不懂得现代化、制度化的管理，而是以“收拢人心”的方式，以求获得其部属的信任与支持。 马雪征从吕谭平的行动中看到其管理能力之缺憾，她评价说：“他不是建立团队，他是一种香港老板式管理，不是一种规范化管理；甚至文化理念上，都不是同一种理念，所以导致了后来在业务策略上的种种失误。” 马雪征后来猜测，柳传志坚持香港联想上市，可能牵扯若干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香港联想如果上市便成为公众公司，任何行政命令都不能随便插手其内部业务，“联合交易所上市”及“我们有股东大会”是最好的挡箭牌。 “第二个想法，确实想规范化管理一间公司。他觉得像吕谭平这样管不行，他又北京香港两处跑，必定不能走向大公司的规范化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觉得上市会起到很好作用。” 1993年，香港联想规模尚小，上市时只有六亿多资产。柳传志及吕谭平又面临政策限制，这使他们理想主义的行动突然受挫，而大感上市并非想象中的一帆风顺。1993年，很少有红筹公司在联合交易所上市，更没有“红筹”这个概念。当日上市的香港联想，是注册于香港的公司，上市的资产也只牵涉包括主机板和分销代理业务的海外资产，完全与北京联想的pc业务无涉。 然而，中国突然有了个证监会。联想向联合交易所递交上市材料时，北京的证监会认为，香港联想控股股东为内地企业，其在海外的控股资产上市便等于内地资产上市，须要经过严格审批。 联想最终通过周光召之关系给朱镕基打了报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证监委主任的后者与周为同学。朱镕基做了批示。证监会和证监委的审批耗费了整整半年时间，计划中的1993年上市变成了1994年2月14日才挂牌。 那一天是西方的情人节，也是春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香港联想一路走跌，股民都觉得它“挂牌开了黑盘”。香港人向来迷信，觉得开市一定要升，叫“开红市”。联合交易所已经好多年没开过“黑盘”了，于是香港联想一下子变成了新闻主角。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5节 转折点 1993年的联想面临着新的转折，除了李勤与倪光南的矛盾激化外，那一年联想没有完成自己的销售指标，说是要销售3万台微机，事实上只卖出了2万台。 一场管理思想大讨论不可避免。他们管理上的确有问题，似乎每个部门都完成了指标，但作为一个整体的联想却没有完成指标。他们看似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运行，其内部却受高度的计划经济影响，部门之间各自为战，自以为为联想付出了青春，联想得到的却是苦恼人的结局。 这个苦恼人的结局使联想的权力现状不再是一场引人入胜的喜剧，而使新老交替的话题再次炽热起来。其自“孙宏斌事件”之后，始终未出现年轻人集体性获得权力，那些年轻人大多经过“入模子”的洗脑，已经显示出其对联想文化及“大船思想”的认同，“孙宏斌事件”又其对“开小船”的下场心有余悸。他们似乎愿意接受唯唯诺诺的现实，但历史自有其内容，年轻的冲动与活力并非一场“孙宏斌事件”所能遏制，在那些无关紧要的时刻他们接受平凡人生，却隐藏着不可压抑的郁气，需要爆发的契机。 事实上，1993年发生了太多事情，足以证明那一年可以成为一个时代风尚的航标。《变化》一书中写道：“个人计算机的大举进入中国还要等一年以后，不过，文人们已得风气之先。第一批用电脑写小说的作家在1993年诞生了，有杨沫、谌容、张洁、张一弓、赵大年、陈建功、范小青，还有王蒙。‘现在每天都要在电脑前坐一坐’，这位前文化部长说，‘否则心中觉得有所失落。’”那些名字都曾在中国文坛风云一时，他们对电脑的迷恋展示出巨大的市场需求正在形成。 虽然联想在1993年没有完成指标，却也得到了足够之重视。那一年的4月28日惠普全球总裁造访联想，显然他对与联想的合作颇感满意。一个月后，联想与微软签定了总代理协议。9月14日，联想又签下了苹果电脑的总代理协议。两个月后，联想推出了中国的第一台586电脑，这是中国第一台使用英特尔奔腾微处理器的高档微机，它的出现使联想获得了在中国计算机界的象征性地位。 那一年计算所持有的联想股权部分上收到中科院，中科院同意联想创业老职工拥有35%的分红权，正是这35%的分红权为联想日后完成股权改革打通了道路。 杨元庆在那一年开始有获得权力的迹象。9月16日联想集团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微机板卡海外销售突破500万在世界同类产品中占据10%市场份额的庆功会。会后柳传志将一名年轻人推到了前台，突然用加重的语气介绍：“我们联想向进口名牌挑战，市场销售这个担子，我们已决定放在杨元庆肩上。”杨元庆被任命为联想集团销售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这或许可被认为是他个人崛起的开始。 几乎在任何场合，柳传志都毫不掩饰他对杨元庆的偏爱。不熟悉柳传志的人以为杨元庆已彻底赢得了柳传志的信任；但有熟悉柳传志的人认为他对杨元庆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感谢元庆，”多年来他总是这么说。 1994年整个春天，柳传志都被美尼尔综合症的梦魇包围，那时候恰逢北京联想陷入大混乱之中，李勤与倪光南的矛盾激化，总裁室里泾渭分明，各种声音此起彼伏。总裁室的混乱使柳传志更加焦虑、紧张和绞尽脑汁，美尼尔综合症的梦魇似乎更加挥之不去。 即使被美尼尔综合症梦魇折磨，柳传志也必须为联想安排好退守之路。他把两个年轻人赶到了外地。“一个是王平生，一个是郭为，他们俩是助理总裁，他们弄不好要卷进去，所以我把他们俩提前支走了。王平生，我跟他谈话让他去了深圳，他自己也愿意去。郭为也调走了，”柳传志说，“两个年轻人要裹进去了……这俩家伙能量大，而且这里面有不同派，又有别的矛盾裹在里头。给他俩先撤开，然后我再来处理这件事。” 柳传志的调整在10月22日方才凸显。那一天组成新总裁室，成员包括柳传志、李勤、倪光南、张祖祥、刘金铎、胡靖宇、李树贻、蔡树永、毕显林、贾绪福。王平生和郭为消失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6节 杨元庆的上升 联想已经陷入混乱，至少思想的危机已经到来。活力被压抑了几年的很多年轻人在那时候开始蠢蠢欲动，这是柳传志最担心的。他会不会想起4年前的孙宏斌？年轻人没有经验，做事毛手毛脚，但他们的能量一旦爆发，便不可遏制。他赶走了郭为和王平生，却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小伙子。他要引导他们向他的方向，利用他们的“民意”，平衡总裁室的纷争，为联想制造更多、更大、更高的假想敌，使所有能量的宣泄都指向同一目标。 他开始利用住院的时间找人谈话，总裁室的争斗依然如火如荼，没有人在意一位时常神志模糊的病人跟人谈话，即使他是一位企业领袖。 柳传志后来说：“我如果上班了以后，那就公务缠身，就不行了，在那边我愿意找谁就找谁。所以在海军医院对我做整个的布局极其重要，我那次在那儿，把事全都给布置好了。” 看似轻描淡写地谈话，事实却是殚精竭虑地布局。李大夫怕他毁了自己的治疗成果，就强令他每个季度休息一次。柳传志倒也遵守了。“那段时间，我突然间就到大连，突然间又到别处，因为我会突然间头疼，头疼出去休息一个礼拜，回来再接着干。那时候真的是强撑着。” 1994年3月19日改变了杨元庆的命运。联想的微机事业部在那一天成立，杨元庆出任总经理，两位创业元老成为他的副手，一位是曹之江，一位是袁宝玑，他们此前的身份都是联想的副总工程师。 联想的“三巨头”尽管已经貌合神离，却在那天共同出现在杨元庆的面前，他们似乎觉得自己有义务为杨元庆打气，都做了简短的演讲。 李勤说：“从国内市场看，目前能与国外微机抗衡的也只有联想一家了，如果我们不把大旗扛下去，对中国的微机市场就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中国市场就会被进口机所淹没。我们特别强调要把旗扛下去。如何扛？现在一是体制不顺，二是战斗力不强，作风有些涣散。成立微机事业部，实际上是要组织起一支精兵强将，以销售为龙头，把产、供、销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这支队伍要敢于承担重任，有进取精神、求实作风，有打攻坚战的能力，这样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倪光南说：“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比设想的要严重得多。现在都在和外商合作，长城和ibm，方正和dec，四通和康柏，浪潮、天津等和ast，如此下去，再过几年不知道还会有谁在真正做国产机。长城、浪潮很可能就剩下一块招牌。电子部的领导说，一个外国公司加一个中国公司可能打败中国一个行业，很有道理。” 柳传志说：“今年打仗就要靠大家，公司把希望放在你们身上。难度在于不是田径比赛，目标是死的，而是球类比赛，是动态的，对手也在拼命。大家是大渡河十八勇士。公司感到很幸运，还能挑出这样一批精兵强将，你们要感到很自豪。衷心希望在杨元庆等同志领导下，你们这支队伍能为公司发挥更多的光和热。” 杨元庆没时间理会“三巨头”的貌合神离，他不意之间得到了权力，赢得了未来。他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朝向这方向狂飙了。 他从整个联想里挑选了18个业务骨干，这就是柳传志所谓的“大渡河十八勇士”，后来有人形容他们为“十八棵青松”，总之他们是杨元庆赖以成功的“群星”，他们中的很多人至今仍牢牢盘踞着联想集团的核心位置。 微机事业部成立之后，此前与微机相涉的部门被压缩为销售、市场、技术、综合、生产制造几部，原来超过300人的队伍缩编至125人，原来超过100人的销售系统被缩减为18人，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效率。 1994年的联想微机，品质既不高于国外品牌，价格却不便宜，若不改弦更张，惟有死路一条。杨元庆他们最终接受了低成本战略，推出e系列微机，价格下调至与兼容机相当的水平。 那一年，联想完成了预定的销售4.5万台微机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杨元庆使联想微机的销量几乎每年都保持100%的增速。他帮助柳传志赢得了尊重，自己则彻底赢得了未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7节 擘画北京 既然杨元庆戮力狂飙，柳传志心神稍定。他与倪光南的矛盾随即爆发。“我跟老倪发生矛盾以后，在北京这边开了一次会，我决心收缩回北京，想把香港放开让吕谭平自己管，我的名义是董事长。”柳传志说，“原来我是两头兼顾，两头耽误。香港吕谭平那边，他做的事情我管不到底。吕谭平有些做法我并不同意，但是我不能管。我的原则是我不能都管，要管就管到底，但实际上不可能，因为北京有事我就得回来。这边也是李总管事，我基本上也管不到底，我都是特别支持李总。就是到了九四年，上市完了之后，我下决心把香港放开，只管北京的事。” 柳传志回到北京，倪光南便开始失去权威。虽则偶然，却也是联想史时势使然。柳传志性格既刚烈，也会冲动而有时不能掌握自己，那么倪光南的执著在他盛怒之下便只有一种结局可以期待。 他既已回到北京，将杨元庆扶植到微机事业部总经理的位置上，那么杨元庆便有机会获得最高权力的支持。联想头一年的库存并未算到杨元庆头上，一些元老认为这是给予杨元庆特别的权力和照顾。杨元庆有时并不清楚柳传志的苦衷和他这所面临的压力，他不断地跟柳传志提要求，也不断要求柳传志帮助他解决各方矛盾。他曾经与副总裁刘金铎产生龃龉，情况“已经对他很不利”；他后来还跟董事长曾茂朝也产生了矛盾，柳传志说是“为了一个具体问题，董事长跟他拍过桌子”；为了分公司关系，他跟李勤也发生了矛盾…… “那时候我就很紧张，”柳传志说，“那次我把杨元庆说哭了。杨元庆说是具体问题，其实我根本不仅仅是为了具体问题，而是为了整体，要让老同志这边有个感觉，实际上我并不偏袒杨元庆。另外也让杨元庆放明白一点，杨元庆当时真的是有点不太明白。” 柳传志是处理公司政治的高手，杨元庆后来说他是一位“政治家”，也有人说他是谋略家，都是对他操控大局能力的赞扬。但杨元庆不会处理公司政治，不懂得妥协，至少在1994年不会。他耿直的性格有时驱使他钻牛角尖，额外面对重压之力。然则他对方向判断清晰，依仗柳传志的支撑，采取最直截了当的突破手段，才最终在变乱的联想局中先向历史伸展了一步。 整整两年时间，柳传志几乎将所有精力放诸北京，又将半数精力放诸杨元庆身上。他在北京重置企划办，试图将之设计为自己的“总参谋部”，完全听命于他的指挥棒。“企划办的建立是非常麻烦的事，因为人选老不合适，”他后来有一次非常感慨地说。那时候他又想起了郭为。 就在杨元庆赢得了微机事业部，郭为被赶到大亚湾的同时，那一年10月，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路甬祥为联想史的侧向找到了一条新线索，他就计算所改革试点的问题提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方案——“让联想集团来管理计算所。” 路甬祥的提议多年后得以成为现实，却也使联想成为矛盾的焦点。虽然是“院里让我们干的”，但那时候“联想吃掉计算所”之说甚嚣尘上，柳传志和李勤一面要照料那些年轻人按照其擘画好的路径进出，又要拿出大量钱物及人力平衡计算所老科学家与年轻新秀间的关系。 联想得到了政府越来越多的支持。1994年9月13日，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带着他的副部长和司长们造访联想集团。那一天胡启立说：“联想集团是我们寄予希望的一个大集团。计算机没有几个大企业，联想是其中之一，是计算机行业最大的集团。所以想和你们共商如何来支持我们国产品牌的发展，来加强我们自己的竞争力。” 无论柳传志是否有意使用谋略，他都达到了借势与借名的效果。他借助了中国政府对于民族计算机工业的忧心忡忡使联想获得了空前的政治势能；又以“民族大义”借助了民众意愿，独力扛起“民族计算机产业大旗”，使联想扮演了“民族工业先驱”的悲壮角色。如此便产生了一种效果：买联想，就是支持民族工业，就是爱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8节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997年，《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写道：“在中国，ibm成功的同时，它并没有更多的余地去为此骄傲。厂商之间的激烈竞争已经使ibm的优势很小。价格在不断下降，价格下降的压力还会增大。最新的挑战来自联想公司，在1996年最后三个月idc市场份额排行榜上，联想公司已跃居首位。” 几乎所有研究中国it史的人都知道，1996年是中国it业的决战之年。联想在那一年终于洞悉了赢利的秘密：科研成果+规模生产+规模营销=可观的规模经济效益。 联想涉足电脑领域之后，除提供商用微机外，也开始向家用电脑市场突袭。联想在1992年开始筹划“家用电脑”的概念，在1993年正式喊出了一个伟大的口号——“让每一个中国家庭都拥有一台电脑”，这就是著名的“1+1”行动。在美洲和欧洲没有“家用电脑”和“商用电脑”的区别，它们被统称为“个人电脑”，但联想煞有介事地推进最终使“家用电脑”在中国大行其道。到了1994年底，中国的电脑用户和主流厂商都接受了“家用电脑”的概念，就连美国人也承认了联想的创举，接受了“one plus one”。 联想的第一代“1+1”电脑零售价只有三千多元，它既无硬盘，使用的又是黑白显示器，目的不过使家庭用户运行软件和学习电脑的得到满足。它的性能与价格都与商用机有天壤之别，但它让消费者能够买得起和用得好，使电脑不再是神秘的怪物，变得简单和便宜，于是它便成功了。 1994年联想推出第二代“1+1”电脑，它保持了第一代使用便宜的特点，但配置及性能方面都开始与商用机相差无几。第一代“1+1”电脑满足了家庭的试探性购买，第二代“1+1”电脑则满足了他们购买更完善、高档产品的。于是，联想又成功了。 1994年的香港联想上市使柳传志感觉到“跃龙门”的计划得以实现，但联想依旧只是一个“小龙崽子”。很多问题阻碍联想变成龙。柳传志非常清楚联想与世界级大公司的差距悬殊：“我们自己可得明白，国外大公司确实是巨轮，我们现在是只小帆船，出了海了，但是要非常小心地行驶……” 柳传志素来谨慎，但杨元庆正值血气方刚、一腔热情之时，在那年微机事业部的春节晚会上，他跳上台去高唱了一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他既委婉地抒发了胸臆，台下便群情激昂，大有“人士从而附之”的气势。尽管柳传志不太愿意提及杨元庆曾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但他从不否认与跨国巨头们之间的较量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 柳传志想起了一本叫《血红雪白》的书，“四五年我们到东北去时，战士根本无心打，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把日本人打走了，还要和国民党打？于是搞两忆三查，忆苦思甜，分田地。战士来源于农民，打了国民党就能保住自己的田地，这样一做，战士真的分了田地，积极性就特别高，再搞忆苦思甜，以前如何受地主迫害，现在如何才能保卫住自己的江山，这一搞部队的劲头很不一样。那么是否有觉悟就行了呢？还不行，于是组织如何打攻坚战，学习架梯子、爆破，有了大炮练打炮，这些事使部队成了正规军，在后来的大规模的战争中起了作用。所以战争分为两个方面，一个如何制订战略，一个如何使部队能打。我们办公司也一样，一是公司本身要有战略……将战略分解成一个一个具体的行动，队伍要能做得上去。” 为了准备这一场战争，柳传志在广东惠阳建立了一个联想科技园区。因为担心其卷入“倪光南事件”而被柳传志赶走的郭为在那里建造了这个大园子，后来出任联想控股子公司融科智地总裁的陈国栋在那里获得了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 这个大园子在1995年11月29日正式落成。落成典礼上，柳传志阐述了联想的发展目标：“我们想做一个长久性的公司，要做百年老字号，这是第一条最重要的目标；第二是我们要做一个有规模的公司，要有国际性的市场地位；第三是要做个高技术的公司，不想什么赚钱做什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9节 联想为什么？ 1995年冬，柳传志出现在香港联想的圣诞晚会上。那不是一个令他开心的晚会，吕谭平他们在香港制造了数额惊人的亏损，但他依然要装模作样地去稳定军心，去跟他们讲“联想集团的战略思想”，为那些记者和政府高官们讲故事：“记得一则外国童话故事里讲一个小男孩替父从军，在出征打仗前要贴在地上拥抱大地母亲，每拥抱一次，力量就长大一些，身体就魁梧一些，很快就长成了巨人。我们联想就是那个小孩，大地母亲就是中国的市场。改革开放使大批的信息产业界的外国公司进入中国，这对促进中国市场的现代化建设应该讲绝对是好事，我们中国的企业不希望用闭关自守的方式寻求保护。” 因为杨元庆的成功，柳传志就可以跟他们解释联想为什么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与外国公司相比至少有“局部的优势”。他还讲联想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抓好管理，使其“能跟上联想上市后的规模”。他说管理这两个字在联想的含义与大学课本上的不同，“决不是一门给人贴金的学问”。“它是钱！”他说，“是股民集资的钱，是我们从银行贷款借到的钱！它是信任……此刻联想的成败、发展、腾飞的关键全在管理上。” 就在柳传志奔走与北京、上海和香港之间的时候，《华尔街日报》记者汉·密尔顿正在中关村忙碌着。在12月的一天他到了联想集团，此前他已采访了四通集团公司和长城集团公司。他希望的采访内容是了解中国信息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表现和打算，尤其是联想集团将会采取什么措施以保证自己在与美国巨人企业的竞争中保持不败呢？ 与这位《华尔街日报》充满疑惑的记者一样，那些跨国巨头也在不停地问相同的问题。没有人能给他们清晰的答案，但他们感受到愈来愈的压力。 在1996年夏天，柳传志在内部的一次讲话中事实上已隐约泄露了联想成长的真相。他给他的年轻干部讲了一个故事： “这次去香港，我请南洋商业银行总经理李继文吃饭。李总原是中国银行营业部的总经理，北京联想的人民币贷款都由她批准，1988年公司小的时候来访问过一次，现在回忆起来，她说：‘当时你们的规模非常之小，但说话口气很大，柳总两眼炯炯有神，带我到处参观，看营业楼，看仓库，看货，恨不得连厕所都要去看……’听了李总的话，我一个感觉是，这是我们自己信心的体现，尽管当时很小，但一定可以办大；另一个感觉是，从11个人、一间传达室发展到当时的规模已非常之自豪。今天我们的感觉反过来了，我们反而觉得公司很小，在同国外大公司竞争时，就像一叶小舟在大海中航行，随时会遇到风浪，心中不踏实。事过境迁，感觉截然不同，说明我们的目标真是变了。” 柳传志的目标已经改变。他一再修订联想的“2000年之梦”，不再以宏基1990年4亿5000万美元的营业额为目标，而是变成了20亿美元，如果不是为自己留一点余地，他甚至想达到30亿美元——事实上2000年联想营业额超过了30亿美元的“大目标”。他告诉他的部属，20亿美元相当于当日的10个北京联想，那就需要10个能管理北京联想摊子的总经理。他要求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成长，否则20亿美元便是纸上谈兵。 他相信他们可以帮助他完成20亿美元的联想局，尽管他要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尽管所有媒体记者都诘问他“联想还能撑多久”，尽管倪光南依旧锲而不舍地告状，发誓要把他“送进监狱里”…… 他已经为联想确立了三个利润支柱，这就是后来路人皆知的微机、代理业务和系统集成。后来有人苛刻地评价联想为“攒机商和二倒贩子”，正是因为它的微机与代理业务的快速成长。 在后来的多次描述中，柳传志都将管理作为联想的“核心竞争力”。现实尽管如此，却使听者感到虚空。事实上，二十年来联想最大的成功就是它的学习能力，就是它锲而不舍的坚持，就是它身上的中国智慧，而这一切都与它的领袖身上的个人品质不可分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0节 存亡关头 1996年6月3日，经柳传志提名、联想执委会讨论及董事会批准，郭为、杨元庆和曹之江被任命为联想集团公司副总裁。年轻的权力人物终于集体登场了。 而在1996年，柳传志又要面对一个残局。这一次与以往不同，这个残局不再抽象，而具体到数额逾两亿港币的庞大亏损。没有人知道多年后柳传志回忆往事时，是否依旧会心跳不已，但在当时他的确已心力交瘁——他又一次被命运选中了。 香港联想在1996年4月公布了上一财年的业绩：亏损1.9亿港币，库存严重；上一财年盈利逾8000万的 qdi亏损1.6亿。联想股票发行价为1.33元，此前曾有反复，却无太大波折，1995财年年报公布当日，股价便开始下跌，自此一路狂跌至0.295元；10亿港币的市值缩水为2亿。 柳传志后来说，他到了香港后大吃一惊：“好家伙！突然间，也是很大的压力，暴风雨般。因为我一年多不管他们，不向我汇报，结果库存积压等等这些事，造成了越来越大的亏损， 1.9个亿在当时可就不得了。” 此前的吕谭平虽然名为香港联想总经理，却只行qdi总管之实。柳传志以董事局主席之身份全面操控香港联想。自1991年大亏损以来，柳传志对吕谭平的管理能力始终不放心，若非倪光南北京发难，若非北京的业务又不争气，若非逼不得已，他那里肯将香港联想的操控大权交于吕谭平之手。 柳传志既已离港回京，吕谭平独揽大权，其管理的缺憾便毕露无疑。其处理业务随意而为的毛病始终未改，虽然此前他曾屡遭柳传志斥责：“管大公司不知道把几块事情分清楚，给下面人责、权、利，然后，进行评级检查奖惩，而是事事管到底！” 马雪征曾任香港联想副总经理，她也曾指摘吕谭平“什么事情都亲手指挥，从来不会用人，不会做战略。”“他要大家都围着他团团转，他一个人玩十个陀螺，等他抽到第十个发现第一个不转了，再跑回来抽第一个。就看他一个人在那忙。” 柳传志那时已知吕谭平在香港乱搞，然而他军校出身的背景及对战争电影的深刻研究使他坚守“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之策略，依旧猫身于北京，指挥杨元庆对ibm和hp发动一波又一波的攻击，顺便承受与倪光南最终的破裂后对方的不断告状。只是他不曾料想吕谭平竟然如此胆大，差一点使他在断掉敌手一指之前，先被自己人斩断了一只手掌。 2月12日张祖祥缺席的董事会上，4名联想的权力人物都已明白，联想已步入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知道，如果银行对香港联想失去信心，一面拒绝贷款，一面派员逼债，香港联想资金周转吃紧，毙命弹指一挥间。 无奈之下，曾茂朝与柳传志到中国科学院“求救”。周光召与严义埙两人亲自陪柳传志去中国银行，以中国科学院名义担保，以联想股票抵押贷款6000万元，再加上中国银行的特别支持，获得了一亿人民币的“救命钱”。柳传志带着这些钱匆匆赶往香港“救火”。 让吕谭平他们低头认错容易得很，但他们“分析来，分析去，就那点破原因”，赢利就说“市场好卖，板子也做得好”，亏损就说“市场不好卖。”柳传志哪里容得下他们文过饰非，他发作了：“市场年年都会有和低潮，这还用说吗？年年分析总结，就是些生意好做与不好做，总是就事论事地谈事，你们就不能从战略上考虑一下问题？” 柳传志希望吕谭平讲联想为什么要做板卡？联想的板卡到底在全球占什么位置？最后落实到怎样从现有的层次向上发展？柳传志要他们不要再推诿，要从自身找原因。吕谭平则不习惯从战略角度思考问题，他喜欢硬干。但柳传志这次不再纵容他们。 事实上，柳传志在香港救火，干的第一桩事并非找银行借钱，而是先卖掉豪华汽车，接着指挥马雪征他们把公司搬出高档写字楼挪到廉价写字楼中。有人说“这些措施省不出多少钱，但能造气氛”，事实则是为香港联想节省了上千万。在那时候，每节省一笔钱就能使公司多看到一份活下去的希望。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1节 感谢马雪征和郭为 柳传志既然回到了香港，重新独揽了权力，吕谭平便失去了指挥棒。他名义依旧为总经理，但柳传志已剥夺了他统帅的资格，而是亲历亲为，一插到底。他叫郭为、马雪征和吴礼益辅佐他，去执行他定下来的战略。 吕谭平倒是可以回去经营qdi，但柳传志只让他负责销售，其他事情不准他插，柳传志后来承认，他对吕谭平“实际上用一种挟持的方式”。他以总部的名义安排吕谭平、马雪征到qdi支持工作，以马雪征节制吕谭平，以张荣宗和贺志强执行具体战略。 吕谭平秉性难易，依旧胡乱插手，但很快遭到马雪征召集会议，以“集体领导”实行的节制和抵制。初时吕谭平使用强力，柳传志知道后便加入其中，以强易强，以暴易暴，最终迫使吕谭平接受了“集体领导”的现实。 吕谭平对柳传志的钦敬源于他个人的魅力及董事局主席的身份，他人既然没有这特殊身份，他素来都看不起。他只信任香港人。柳传志描述说：“生产在九五年是几个香港先生管，是一塌糊涂，乱不说，丢东西的现象极其严重，工人不但不心疼，反而有对立的心理。香港先生管成什么样子？连厕所也要分成高级员工厕所和一般员工厕所。那时候去看工人，劳资关系相当紧张，我觉得他们是很不对了。” “马雪征沉得住气，她则一面和这些香港人谈怎么和中国人合作，一边布置自己的力量，在关键部位摆了一些棋子。qdi亏损，为了开源节流，吕谭平亲手炒了两个工资最高的香港人，趁此机会，马雪征将qdi指挥中心移到了国内，全面接手qdi生产制造业，全用自己的人管理，仅此一项就节省费用2000多万。” 没有人知道马雪征是否因此而成为柳传志心目中的“领军人物”，总之在后来联想的执委会中，她的地位之高，有时甚于杨元庆与郭为。 1996年，在柳传志的召唤下，郭为从大亚湾来到香港。当日香港联想有14个子公司， 郭为一人管了11个。柳传志交给他的任务是，既要给这些子公司“止血”又要与和吕谭平、吴礼益他们协调好关系。这是一个监军的角色，使郭为极为不适，他觉得自己像个“地下工作者”。他后来说：“有时候，我和吕谭平、吴礼益意见并不一致，但他们还是一把手，我要听他们意见，我还要对事情的成败负责。明明不是我的想法，我还要去做，而且还要做好，太难了。” 郭为善于学习，这使他一直深受柳传志器重的原因之一。他向吕谭平学习，向吴礼益学习。吴礼益无意中教会其如何与外商周旋，使郭为明白：“做生意其实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相互理解沟通的过程，彼此信任了，很多策略性的东西就会在一起谈，彼此知道了策略，商机也就出现了。”郭为还学会了做生意的“太极拳”，“人家给抛过来一个球，不直接去接，需要迂回”。这些无意中得到的“珍宝”将对他此后的人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郭为从柳传志身上得到的“管理三要素”开始发挥作用，他做单桩的生意不如吕谭平和吴礼益，然而他善于制定战略，后者虽然虚空，但立意高远，是商业领袖所应具备的真正素质。他整日设想联想应该怎么进入世界500强，吕谭平则试图从日常的行动中得到证明自己的乐趣。他们的追求，实在太不一致。 郭为有一次说，他以“透明”与吕谭平和吴礼益相安无事，而不以暴躁应对暴躁，以权力应对权力：“所有的合作都处在‘信’与‘不信’之间，大家在桌面上都会说，你要相信我啊，你不相信我，这事怎么做，但怎么才能做到信任，信任的前提是透明的环境。” “联想和吕谭平、吴礼益他们的合作本意不是等联想长大了，将他们踢出去，而是大家为了共同成长，将各自的优势往里扔，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很希望了解他们，我们也很open，让他们了解我们。” 郭为为柳传志赢得了时间，使其能够从容出手，而非激化矛盾使柳传志迫不得已应对更大的麻烦。多年后，柳传志想起这一点，似乎也应说一声“感谢郭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2节 出局者 柳传志剥夺吕谭平权力之后，就在香港联想进行了大调整。他的调整立竿见影，让人很容易产生神话般的联想。 有人形容柳传志处乱不惊，事实上他也曾心惊肉跳。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从不将自己的惊慌失措展示给他的部属。曹之江形容说：“我最佩服柳总的是，他面对问题的时候从不焦躁。像香港联想的大亏损，他头一天还没有主意，回去睡了一觉，第二天就拿着几张纸说我有办法了。” 柳传志的确有办法了，qdi赢利了，pcb板厂赢利了，ast业务预计亏损2000万，但到了财年结束时郭为硬是把它变成了赢利2000多万。 一切按部就班进行的时候，11月，联想最高层在美国旧金山开会商讨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整合。柳传志突然说，“我已经下决心了，请吕谭平出局。”吕谭平在香港联想的命运，就此被决定了。 传说中柳传志在公司办公室与吕谭平回忆了往事，叙了叙感情，接着便称赞吕谭平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工作也很勤奋。他慢慢切入正题，说香港联想在银行欠下四个亿贷款，“背这么大包袱，公司办不下去”。他说甩掉贷款包袱的现成办法就是配发新股，从股市上融资。“但是，”他说，“现在香港联想的股票很不值钱，再发新股，股数再变大，股票会更不值钱，公司从此很难见天日。” 他诱导吕谭平进入他的谈话思路中，对他的建议频频点头称是。然后他指出一条光明道路：“将北京联想整合进香港联想，将北京联想好的业务，有利润的业务全都装进香港联想，如此一来，可以让香港联想的股价起来，再进行融资，还银行贷款。” “但是——”柳传志犹豫了半天，终于下决心说，“如果将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整合在一起，统一指挥，这种情况下，香港的同事就不能再在公司里面占重要位置了。” 吕谭平此时终于明白了柳传志的用心，他不得不佩服柳传志的布局和他在种种问题上的“拐大弯”。他避重就轻，不从正面回答柳传志的建议。他说起自己这么多年的辛苦遭逢，说起亏损后自己在香港花两个礼拜拜访了每家银行，而且还将个人所有股票全都抵押给银行，还以个人全部财产作为担保。 柳传志并未打断他吕谭平讲述往事，他仔细倾听。并劝吕谭平留下来当董事，可以独立管开辟一块新业务，譬如投资之类。吕谭平委婉地拒绝了柳传志的提议。 到了被请出局的正式会议上，吕谭平尽管早已做好心理准备，还是忍不住掩面而泣。柳传志对吕谭平深为同情，多年来他和吕谭平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依旧记得在联想的小食堂中他如何拍掉了吕谭平筷子上的死苍蝇，他也知道吕谭平为香港联想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在大亏损后以飞机为家，从美国到欧洲飞来飞去，深入第一线指挥作战。但是，吕谭平必须出局。柳传志后来说：“吕先生在管理方法上有很大问题，既然让我负责整个公司，我对qdi的想法和他不同，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让他作出牺牲。” 柳传志与吴礼益的谈判颇为顺利，几乎没有进行任何交锋。柳传志刚说完，吴礼益便道：“这么做对，我表示支持。”吴礼益是个聪明绝顶的人，柳传志评价他谈判很有技巧，宏观判断也很准确，在ast业务上居功至伟。但柳传志始终认为吴礼益更愿意做投机性、赚大钱的业务，不愿搞工业。吴礼益在香港联想压抑个性，毫无保留地按联想方式工作。他又兼重人情，轻人事，对下属宽纵，对联想又充满责任，即使聪明如他也感到无法左右逢源，痛苦不堪。柳传志的提议使他顺水推舟完成了退出。 吕谭平和吴礼益的出局，使柳传志获得了足够的空间；香港联想的整顿，使柳传志赢得了足够时间。剩下的事情，就是如何将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并为一体。 而在角落的阴影中，倪光南依旧等待着他。他布置好了所有的机关，蓄积能量引而不发，他等待他走过去，等待他陷落下去，等待他气喘吁吁有心无力。他们两个人的博弈，是一出性格的悲剧、命运的悲剧、时代的悲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3节 倪柳或者逆流 在联想局中，倪光南曾扮演过一个至为关键的正面角色，但是1993年开始胶结的矛盾在1995年夏天演变为一场战争，倪光南以失败者的身份灰溜溜地告别了联想。他的弱者形象容易引起同情，而他坚忍不拔和锲而不舍告状的行动，又给人以英雄的幻象。 倪光南通过组织告状，能告之处他几乎全告了。有关部门按照党纪进行调查，这些部门至少包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部、国家审计署和中国证监会。1997年，倪光南的状子抵到了朱镕基和那里，朱镕基和均做了批复，的批复是：“采取有力措施查清有关问题并向国务院报告查处结果。” 7月，中科院配合国家审计署和监察部，组织了院监察、审计、高企等司局，配备财会人员共13人，由党组副书记亲自带队，赴香港对柳传志和香港联想进行了调查。8月22日，中国科学院做出《关于香港联想有关问题调查结果的报告》。在这份“秘密”文件中，科学院结论是：“联合调查组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均系统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调查中没有发现个人（包括港方人员）违法违纪问题。” 而在此前的8月31日，联想集团公司董事会出据了一个“机密件”《对倪光南同志反复举报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同志一事的说明意见》，其中说：“我们认为，倪光南同志的做法，出于个人目的，已超出正当行使公民权利的范围。在倪光南同志离开北京联想领导班子以后，公司的营业额和利润连续三年均超过100%的增长，也进一步说明了联想的领导班子以及柳传志同志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对国家对公司的突出贡献。” “机密件”说：“即使我们非常小心，也难免出现失误，如果再有人死盯住不放，不断从工作中挑出毛病上纲上线，那么企业的领导人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辞职，要么就任何事情都不要做，和企业一起坐以待毙。” 早在1995年，柳传志曾获得一个自辩的机会，他说：“对倪光南同志告状的内容，我并不完全了解，但我相信，我所做的事情，无论动机还是效果，都是经得起检查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由于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两次采取告恶状的方式，用莫须有的罪名，甚至他自己都未弄清楚的问题对我向上告状，上纲上线，要把人置于死地。如果有了不同意见以后，他就用这种‘文化革命’的方式处理问题，我除了辞职以外，不可能再有其他道路。用这样的方法折腾联想集团，用不到两年就会彻底垮台。因此请倪光南同志离开联想是惟一的办法。” 倪光南最终离开了联想，但他持续的上告不仅让柳传志委屈、羞辱、痛苦和愤怒，也打乱了整个联想的布局。1994年倪光南的爆发使柳传志匆忙离开香港，直接引发了香港联想的大亏损，1997年的上告则使联想南北整合因“老问题没有查清”而遭到证监会的抵制。最终北京联想向香港联想注资整合推迟半年多，整合之后股市狂跌，损失惨重。 凡事有其弊必有其利。正是因为细致调查，中国科学院对“倪光南事件”有了清晰认识和判断，曾经对联想颇为反感的事情有了底，严义埙副院长也因调查柳传志，逐步了解联想和柳传志，而成为其坚定的支持者。 倪光南1997的告状先遵守组织原则，他先向曾茂朝递了状子，说柳传志在上市时逃走了1.2亿资金。 曾茂朝后来回忆说，他当时问倪光南：“这条你不是要让他掉脑袋？” 倪光南说：“我就是要将他送进监狱去。” 曾茂朝说：“联想发展到今天不容易，罪与非罪的界限国家是清楚的，他够不上犯罪。你将柳传志搞下来，联想怎么办？” 倪光南说：“联想好办，找个年轻人。” 曾茂朝说：“你来搞也不成，你没有柳传志那几下子，仅向银行借钱，你就借不来。” 曾茂朝说他曾试图通过倪夫人劝倪光南收手，倪夫人的答复是：“王宝森都能拉下来，不信他柳传志拉不下来。” 倪光南后来并不承认有过这场令闻者胆战心惊的对话。但从1997年开始，倪光南近乎偏执和疯狂的告状的确牵连了太多的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4节 合并 1997年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的整合是一种创造，海外媒体形容为“联想真是个奇迹”（legend is legend）。奇迹般的整合为一个“大联想”提供了统一的意识形态。此后联想获得了黄金一般的三年，确立了自己无可动摇的地位，像一根标杆，牢牢矗立于中关村。它和后来的联想分拆都应验了《三国演义》开篇的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第一个建议柳传志整合香港联想与北京联想的人是经济学家周其仁义教授，那是1994年3月柳传志在海军医院住院的时候。1996年初，香港联想大亏损事实暴露，柳传志一面要向银行借款救火，一面谋划趁机进行南北整合。 1996年11月，联想最高层在美国开会商讨整合，柳传志宣布他将请吕谭平出局。马雪征则介绍了整合的各种技术操作。1997年1月22日他在香港联想骨干员工会议上慷慨陈词，说：“我觉得联想要发展，有必要进行整合，整合的作法就是把北京联想的业务装到上市公司，合并在一起，形成一个中国联想，来开展我们的业务，这样做，第一是要彻底解决指挥中心的问题；第二是要解决发展中资金短缺的问题。” 一个礼拜后，柳传志和曾茂朝急匆匆地从香港赶回北京。李勤先他们一步，早在两天前就已回来。第二天，这些“身上都还带着浓烈的南方战场的硝烟味”的权力人物便召集联想的骨干员工开会。 柳传志说：“形势很好，挺激动，大家看到我和董事长的脸都挺红，有点像职业军人马上要打大仗以前的那种兴奋的感觉。”他要为那些骨干员工分析公司的形势，尽管那几天他“觉没睡好，思路还不是很清楚”。 柳传志说起了1984年以来的风云人物，这些风云人物包括步鑫生、万润南、禹作敏、牟其中、史玉柱、周冠五、金燕静。柳传志不希望联想那些充满雄心壮志的年轻人摔跟头，而要他们从别人摔的跟头中吸取教训。 柳传志已为联想设计了到2000年营业额达到30亿美元的目标，他甚至想到了2005年联想拥有100亿美元营业额的可能。他有一次说ibm换了郭士纳做总裁之后，股价从40多块涨到了160多块，可是比ibm规模小很多的英特尔的利润也超过了30亿美元。微软亦如此，因为它们掌握了核心技术。 “所以我们公司要狠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在后面‘吃土’，吃土就是我们赛跑的时候，跑在前面的人就说，你在后面吃土吧，他跑得快，我在后面吃土，这没错。我们现在必须踏踏实实地做工业，搞好销售渠道，但我们心里希望是领跑的，最起码不要老跑在别人后面。” 柳传志说以后联想要使用更好的融资手段，通过股市去融资。“中国股票市场目前比较混乱，好坏不分，香港的股市则比较好，我们在那可能得到应该得到的那块利润。”“公司以后的目标是一方面做业务上的事，一方面做股市上的事，要把市盈率保证一下打起来，这时候公司才会有好的发展。” 既已确定以“吃土”的“兔子”为目标，不打盹、不睡觉，以狂飙的速度追赶跨国公司，柳传志及李勤便要快速地设计出整合联想的擘画蓝图： ◎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是中国联想，运作均由中国联想完成。中国联想所得之利润，要依照股份上缴给大股东，大股东要使用好这笔钱； ◎北京联想要不断产生好的业务卖给中国联想，以增加大股东所持股份； ◎大股东要有董事会。如果完成了股份制改革，大股东北京联想的股权结构是：科学院占20%，计算所占45%，员工占35%。 合并最终成功，北京联想的利润进入香港联想。“联想集团”再次活了下来，虽然其命运多舛，令人唏嘘不已。马雪征后来说：“整合是1997年11月真正完成，历时一年。不知道是不是联想命不好，又撞了两次黑。”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他们赢得了最为快速的发展，他们实现了自己所许下的所有诺言。他们就像机器一样，井然有序、按部就班地运转，而对于联想史的研究者来说，却进入了一个毫无故事的三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5节 分拆 早在1997年春天的时候，柳传志便称赞杨元庆是个“发动机”。“他驱使下面的每一个部门的头头是小发动机，而这些头头驱使下的小部门的头头是小小发动机，一直驱使到每一个员工。”他说杨元庆“功不可没”，“已经成为一个基本上能经得起批评同时也经得起表扬的干部了” 因为杨元庆成为“发动机”，柳传志得以在1997年联想集团的圣诞讲话中宣告：“现在联想集团经过了一年的努力，国内和香港两部分业务有机结合在一起，五千多员工精神抖擞，准备大干一场！” 联想集团组成了新的董事会，李勤、曾茂朝、杨元庆、马雪征、郭为与柳传志一起成为董事会成员，柳传志是主席，李勤是副主席。 1997年4月10日，马雪征出任企划办主任，杨元庆出任电脑公司总经理，郭为出任联想科技发展公司总经理……未来联想的权力人物悉数出场，联想的权力分配案就此拉开序幕。 柳传志和李勤赢得了南北整合之战，赢得了联想的快速发展，但他们又面临其他转折之痛。杨元庆和郭为之间的冲突成为联想成长的暗礁，他们彼此心中的角力，他们有意无意的较量开始变成昭彰事实。 联想分拆的策划者之一朱立南后来说：“其实很早就开始谈，谈的不是分拆，而是如何解决内部业务冲突。冲突当时已经蛮厉害，因为同一个企业，既做自己的产品，又卖代理产品，两个不同的事业部，渠道都存在着竞争。他们都有自己的渠道，分销是分销的渠道，代理是代理的渠道，都打着联想的名号抢客户，人员方面也会有一些冲突。” 业务之冲突愈演愈烈，已近水火之势。一边代理东芝笔记本电脑，一边生产联想昭阳笔记本电脑，本为一家人，却动辄恶言相向，一边说“千万别买联想昭阳，买了就遭殃”，一边回击道“千万别买东芝，小日本欺负中国人”。郭为和杨元庆倒还和睦相处，其部属却已火并于街头，怨恚于内心。 当柳传志、马雪征和朱立南发现让郭为委曲求全为杨元庆甘当陪衬并不现实后，他们开始策划分拆。他们不得不做出妥协。他们不可能像跨国公司那样，一旦业务冲突，便迫使一人辞职，或者将其所辖业务整体出售。“柳总心疼，都是联想的子弟兵，手心手背都是肉，”朱立南说，“最后我们谈到分拆。这是一个创举。” 这的确是一个创举，只是并不伟大。它不是为了解决业务上的纷争，而是为了解决人事上的角力。就像朱立南说的那样，“都还是联想控股的子公司，在联想大家庭，大家都未成年，都是儿子”。 然而，杨元庆跟郭为已经“没法在一个屋檐下抡大勺”。矛盾蓄积太久，已经不可调和，矛盾又引发其他矛盾，层层纠结，缠绕为一团乱麻。“有总部跟子公司之间的矛盾，公司内部也有冲突，还有柳总自己规划的问题”，朱立南说，分拆可以一举三得。 但是他们的美好设计很快便被高盛泼了一瓢冷水。朱立南在深圳与高盛谈判，高盛的财务专家对他的动议不屑一顾，说：“人家二十个billion（10亿）的公司还没有分拆呢，你们两个billion就分拆了。”朱立南不能告诉高盛，他们是为解决杨元庆与郭为的冲突才选择分拆，柳传志更不可能站出来将其设计昭告天下。2002年8月，柳传志去美国丹佛演讲前，见分拆后业务并未受损，便壮起胆子冒着被股民指责的危险承认了“因为人的因素而分拆”。在他袒露心迹之前，他并不开心，朱立南说：“柳总他喜欢说大实话，所以他也挺憋屈的。” 整个2000财年都是一场过渡，联想内部已确定分拆，一个叫联想集团，由杨元庆执掌，一个叫联想神州数码，归到郭为名下。一年后联想完成分拆，神州数码失去了“联想的前缀”，完成了上市，郭为哭哭啼啼地跑到知春里的一间写字楼里，给自己找到一个办公室。他们从此再也没能拥有使用“联想”品牌的机会。 “联想” 是无形资产，合法的联想只有一个，合法的联想未来也只有一个，它现在属于那个叫杨元庆的年轻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6节 新局的开始 中国科学院政策局局长曹效业有一次说：“不管曾茂朝承认不承认，我认为无论是院，还是所，对联想的支持都是很有限的，这是一段历史事实。应该说联想对科学院支持很大，至少对计算所改革支持很大。” 科学院得到了联想的支持，联想则因科学院支持而完成了梦寐以求的股份制改造。2001年，联想拿到了产权证，这是一份值得骄傲的产权证，其标明国有股为65%，联想职工持股为35%，联想职工持股会代表了35%的股权。柳传志的“拐大弯”获得成功，其多年擘画终于变成了现实。 柳传志为联想找到了“国有民营”体制，他知道这是一个“怪胎”。为了突破“怪胎”之限制，联想自1993年开始启动改制，历时8年终于初步完成，其最终结局迄止今日仍无明确答案。 柳传志有一次说：“联想现在是国有控股公司，国有股占65%，虽然这种体制对联想的市场行为已无太多影响，但这只是暂时的，联想改制还要继续往前走，直到完全变成一个市场型公司。” 柳传志是从联想获得分红权开始其股份制改造努力。中国科学院科技局局长李致洁说柳传志在1993年底、1994年初提出了分红权问题。那时候他们有一次与柳传志、李勤和曾茂朝开会讨论联想下一步怎么发展，在讨论问题时，柳传志提出了分红权。柳传志他们研究了半天，突然发现他们虽然获得了35%的分红权，但多年来他们一直没有进行大规模分红，大部分应得分红都被他们投入到企业的发展中去。他们以最原始的数据进行了统计与核算，发现其金额与购买35%股权相差无几。他们用这笔钱买下了属于自己的股份。 一个局的结束意味着另一个局的开始。结局并不是我们所要看到的一切，当我们发现局后的秘密时，我们会突然感觉到联想的中国智慧到底提供了什么。 神州数码突然在秋天宣布全面代理长城pc，如果柳传志的承诺依旧有效，那么神州数码的股份结构一定发生了变化——联想控股已经失去了对神州数码的绝对控股地位。事实上，员工认股权的变现摊薄了联想控股的持股比例，几乎一夜之间，联想控股所持神州数码股份比例跌破50%。马雪征说：“理论上，神州是可以打元庆了。”的确，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是两家独立的上市公司，它们各有自己的股东，为各自的股东利益负责。 联想很多人形容杨元庆耿直，其做事以魄力见长，决断快速，但有时不近人情；郭为则较杨元庆老成持重，以说服属下达成目标为目的。他们二人相互竞争、学习，郭为私下希望员工学习杨元庆的效率，而杨元庆则试图学习郭为与属下和谐相处技巧。 另一个传奇人物是朱立南。联想分拆大局已定时，柳传志暗令朱立南寻找一支队伍渗透进风险投资领域。2001年4月，联想投资公司成立，柳传志任董事长，朱立南以联想控股副总裁之身份兼任联想投资公司总裁。 就在巨头们获得成长机会时，陈国栋受命进军房地产业，担任了融科智地的总裁，许国兵则成为物流公司志勤美集的总裁，王建成为餐饮公司金白领的总裁。 尽管联想控股始终讳莫如深，但本书作者却有机会清晰发现柳传志的图谋：他将涉足国资改革，试图在新一轮国资改革浪潮中分一杯羹。收购中银不良资产，只是柳传志为联想控股投资事业部孵化为一个投行性质的子公司的试水。在柳传志原来的规划中，这家叫弘毅投资的子公司本应诞生于2003年9月，显然，柳传志对其准备并不满意。 也许在本书付梓之时，弘毅投资已宣告成立，它的ceo一定是一个叫赵令欢的年轻人，他是联想史上惟一的“海龟”，是柳传志为一个新的联想局布置的棋子。没有人知道他将成为一颗多么重要的棋子，没有人知道他是否会与杨元庆、郭为、朱立南一样，在联想局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毫无疑问，他将与杨元庆们一起，走上一条尘土飞扬的命运之路。他们还来得及回头，但他们永远不会回头，这是他们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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