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风云: 联想管理内幕》 前言 “你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企业吧，”柳传志盯着我说，“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那一瞬间，我觉得这个人过于自信，却很真诚。分手的时候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又补充道：“我很抱歉，我不能给你任何承诺。” “没有关系，你可以按你自己的想法写，也可以什么都不写，”他回答，“我只是希望你用局外人的眼光来看看联想。” 对于联想来说，我的确是个局外人。我在此前与柳传志从未谋面，没有直接接触过这家公司，也没有写过任何关于联想的文字。当时我只知道这个人的事业是从40岁开始的，而大多数中国人在这个年龄之后就不再有什么变化。他领导的联想是一家计算机公司，成就非凡，享有盛誉。我听说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学生，要在两年之中学习几百个案例，联想是其中之一。有一次我采访美国微软公司的高层经理们，听到他们嘴里提到的惟一的中国公司，就是联想。我还知道有不少人正在批评联想，在某些评论家笔下，它不过是个目光短浅、沽名钓誉的混蛋。 联想集团总部位于北京中关村附近一座崭新的大厦中，要进去就必须出示一个带有保密号码的磁卡。车间里没有一般工厂流水线上常有的那种喧嚣，办公区有点机关的味道，还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息。我们国家的每一家企业都有自己的秘密，而且不会出示给一个不相干的人。不过，柳传志兑现了他的承诺—把公司的真相对我和盘托出。联想邀请我参加了他们的一些内部会议，允许我不受约束地采访任何人。我和68个人谈了话，包括公司的开创者、老一代和新一代领导人、项目经理和技术人员、第一线的销售人员、流水线上的工人，当然也包括几位因为重大分歧离开联想，甚至与柳传志结怨甚深的人。公司还对我开放了全部档案。走进档案室的时候，我被面前的几十个大铁皮柜子惊呆了。在我接触的公司中，没有哪一家为自己保留了这么完整的历史原貌，包括公司20年来的会议记录、财务报表、业绩报告、主要领导人的讲话手稿和工作日记、往来信件、传真、政府批文、营销合同、荣誉证、检讨书、法律诉讼案卷、广告文本、图片和音像资料。在我打开这些铁柜之前的许多年里，还没有人如此系统和细致地研究这些尘封的隐秘。我的调查持续了6个月，留下200多个小时的录音和600万字的资料。与此同时我还阅读了大量关于联想的公开出版物，所有这些都成为我了解这家公司的参照。 迄今为止，人们对联想的认识倾向于两个极端。一些人把它描述成一支无往不胜的“铁军”，另一些人则认定它正在走向死亡。事实上，联想的历史充满了艰难，一点也不夸张地说，是九死一生。它的最显著的进步都是在战胜了最严峻的危机之后得来的。在20世纪，它打败了80年代后期的混乱，打败了90年代初期的萧条，在跨国公司蜂拥而入的中国市场上树起自己的旗帜，在大多数国有企业都不景气的时候，疯狂地成长起来。当新世纪开始之时，它是我们国家最大的计算机制造商，在中国和亚洲太平洋的微机市场上占据第一的位置。20年前联想刚刚成立之时，手上只有20万元。它的第一笔生意是一次被欺骗的惨痛经历，导致14万元血本无归。而今天，它已经是一家拥有198亿元资产、几百亿元市值的公司。它的最新一笔交易是以12.5亿美元收购了ibm的全球个人计算机业务。 联想在过去几年里始终是最有价值的国产微机品牌，在成为国际奥委会的全球合作伙伴之后，其品牌价值已经超过600亿元。柳传志和公司的开创者们也都合法地成为富翁。站在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立场上看，他们的收入之高令人惊讶，但是从个人财富的角度来衡量，他们与中国富豪排行榜上的那些人还差得太远。事实上，柳传志从来没有拥有超过1.5%的公司股权，他的薪金也没有他的继任者高，但是他在精神上对这家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他的很多话被员工引用。他治理公司的手段，诸如定战略、建班子、带队伍、天条、迟到罚站、公司歌曲、半军事化的训诫、宗教仪式般的誓师大会，都让人充满了对他和他的企业的好奇。 就像联想是中国企业市场化道路上的重要案例一样，柳传志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表现自己智慧和激情的舞台不是一个企业，而是整个国家。如果我们试图把这个故事看做一场道德剧，把柳传志当做完美主义的化身，也许会失望。他的迄今为止的生涯一直被一种梦想所引诱，当他出色地实现了梦想之后，依然有新的梦想在前面召唤。20年前，他的梦想是让他的企业达到200万元的销售规模；10年前，他的梦想是让国产微机占领中国市场；而现在，他的梦想是让联想成为世界一流的公司。 联想的故事是由一种信念衍生出来的。这种信念是：相信任何人都会追求完美，都拥有无限激情去创造美好的东西，只要赋予他们适宜的环境，他们一定能成功。然而这个故事中还有着某种强烈的中国味道。在过去20多年里，我们的国家始终在新与旧的激烈冲突中挣扎着前进。如果你屈服于旧体制，你会被淹没其中，如果你公然反抗，你会体无完肤。联想的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掌握了与旧制度相处的方法，同时又以惊人的坚忍、耐心和技巧与旧制度中令人作呕的弊端周旋，一点一点地摆脱束缚，走向新世界。这个公司的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是梦想，什么是现实，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创造伟业必须走过的那座桥梁又在什么地方。 在联想20年的历史中，舆论在大部分时间里充满了对它的赞美。但是从2004年１月开始，批评它的声音忽然强烈起来，各种各样的言论组成了“联想危机论”，媒体也开始以发表联想的负面消息为乐事。奇怪的是，这局面反而让我了解这家公司的念头格外强烈起来。 不过，我在调查这家公司的最初几个月里，并未打算把它写出来。有一天我旁听联想的内部会议。当时公司刚刚完成一次大规模裁员，引起议论纷纷。毫无疑问，这是联想的艰难时刻。在场的几千员工都想听听柳传志说什么，于是他走上台去，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讲。当他说到自己在过去20年间犯了很多错误、因此影响了很多人一生的命运时，我被他的坦率和真诚感动了。就是在那一刻，我决定写一点什么。 “这不只是一个人和一个企业的历史，”我对自己说，“也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历史。” 于是我开始写这本书。写作的过程相当艰苦，但却自始至终散发着一种迷人的力量。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节：1984年10月17日(1) 历史像一本书，是一页一页装订成的。 —柳传志 联想集团开始关注并且珍爱自己的历史，是在它发展壮大起来之后。20世纪90年代初期，它开始整理自己的历史档案时，创建者们发现自己居然没有公司成立时的任何记录，甚至根本忘记了那是在哪一天。事实上，那一天没有鲜花，没有剪彩，没有官员祝词，没有媒体报道，甚至没有任何开业仪式，连公司的招牌也没有悬挂。多年以后，大家只能依稀记得，那是1984年10月，也许是11月的某一天。 随着岁月的流逝和财产的增长，公司的历史也丰富起来，渐渐组成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公司的先驱为改革时代的叛逆者开辟了一条道路，也给那些雄心勃勃的后来者树立了典范：冲破束缚的本能、不屈不挠的韧性、远大的理想，加上几分幸运，使他们开辟了中国的个人计算机时代，造就了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还让自己摆脱贫困变成富人。 公司的成立也逐渐放射出迷人的光彩。创建者们被描述成这样的英雄：他们是中国科学院里一群物质匮乏、好高骛远的知识分子，偶然间得到20万元钱，就翻开了这个传奇故事的第一页。其实只要举出一个情节就可以知道，那时候他们对公司的未来之路一无所知。 1984年秋天，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在批准公司成立之后，曾经与柳传志有过一次谈话。柳在那一天信誓旦旦地说： “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1984年10月17日 公司诞生在一间20平方米、分成里外间的小平房里—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2号计算所的传达室。此情此景被载入公司史册，日子越是悠久，就越是被赋予圣地的意味，就像中国历史上的南湖、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和广场。2002年冬天，这些创业者全都两鬓苍苍，小平房也老了，与周围的高楼不相协调。新来的建设者想要把它推倒，先前的建设者却希望把它留下作为历史的见证。经过一番保留传统还是发展事业的激烈争论，大家同意让传统服从建设的需要，同时决定把小平房重新建设在中央绿地，作为永久纪念。于是13位早期的开拓者相约来到小平房前，在13分钟里拍了至少100张照片。几天之后，他们亲眼目睹这小平房在他们的地平线上消逝。 贾绪福是这群人中的一个，他这样描述小平房当年的情形： 它的位置就在北楼对面的马路边上。那时候，你进了计算所的西大门，往东走几步，就能看见。房子是砖头砌起来的，外面是深灰色的，里面被隔成两间，水泥地面，石灰墙壁，朝南有个门，北墙有个窗户。没有沙发，没有老板椅，没有写字台，当然也没有电脑。你走进来，可以看到外屋有两个长条凳，沿墙一字排开。里屋有两张三屉桌。桌子板凳都不用花钱买，是人家不要的破东西，我们把它修理好，弄干净，搬进来，然后再弄几个保险柜。地方虽然小，但可以坐得开。 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和权衡，官方把联想故事的起点定于1984年11月1日，看来是有根据的。根据公司档案的记载，计算技术研究所曾将组建公司的报告呈送上级，并且在这一天获得批准。然而贾绪福相当肯定地说，公司的“成立大会”，也即第一次“小平房会议”，是在1984年10月17日召开的。 公司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共计11人参加。这些人都来自计算技术研究所，就像当时那部流行电影一样，都是“人到中年”。其中柳传志年龄最轻，40岁；王树和年龄最长，45岁。王在那时候拥有科技处处长的头衔，无论地位还是资历都在柳传志之上，头脑敏捷，说话既生动又犀利，在内心深处有一种不能安分的基因，总想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凡此种种都和柳传志相似。可惜此人行动起来左顾右盼，留恋过去岁月里的好处，缺少远见。这同柳传志的处处设防、先谋而后动不是一回事。柳信奉“不做改革的牺牲者”，其中要旨仍在于义无反顾，王则是一步三回头，尤其不肯成为一个前途未卜的反叛者。我们今天理解此人内心世界，应当知道每个人的出身和经历都难免在他的性格上留下痕迹。在20世纪50年代那次全国性的阶级成分判决中，王的父亲被认定是小地主。每逢政治运动，他便为此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所以他的前半生都是在恐惧和抑郁中度过，如今这一切已成往事，他却还是不能让自己的心灵放松。闲下来的时候，他就常常对着朋友感叹自己“胆小”。今天的年轻人一定无法理解此中苦涩，但是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一听就会明白，仅仅是父母的身份就足以让一个人要么耀武扬威要么唯唯诺诺。这样看来，王树和在公司成立之初的满腔热情，以及在一年又8个月之后的抽身离去，都是出自某种必然的理由。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节：1984年10月17日(2) 公司的筹备过程非常简单，很难说有什么周密计划。柳传志和王树和的第一个想法相当默契，就是在自己熟悉的同事中间寻找志同道合的人。 第一个要猎取的目标是张祖祥。张是计算所第八研究室的副主任，也是计算所里小有名气的人物，这主要应当归功于他在计算机知识普及方面的努力，以及听过他讲课的三千弟子为他扬名。他的最为过人的长处，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依靠本能为自己选择朝哪个方向走去。他在1958年进入沈阳机电学院，恰逢政府在大学里组建计算机专业，于是他选择到中国科技大学去学习计算机。这是第一次选择。毕业后本来分配在大连的一个研究所里研究组合机床，他却以学非所用为由要求调到计算所来。这是第二次选择。最近几个月里无论是国家办厂还是私人办厂，都来找他。看来他面临着第三次选择：曾茂朝所长就曾要他到计算所属下的科学仪器厂当总经理，被他婉言推辞。科仪厂的员工金燕静离职出去创办信通公司的时候，也来请他同行。那一天两个人推着自行车绕中关村遛了两圈，金费尽口舌，张还是不去。他说他是“搞技术的，不会办公司”。 几周之后，柳传志走进张祖祥的家。那时候张住在中科院的集体宿舍，是个“筒子楼”。“筒子楼”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居住史上的一大奇观。楼上楼下都被一条走廊贯通，两边是一个挨一个的房间，门对门，一层楼能住几十户人家。大家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走廊里做饭，并且共用一个厕所。张祖祥一家四口人住在一间15平方米的房子里，两个孩子分睡上下铺，旁边是一张双人床。到了晚上，等孩子睡觉了，他把帘子一拉，就把资料摊在床上看。 这一天柳传志坐在他的双人床上，掏出一盒“香山”递给张祖祥。张注意到那烟是带锡纸的，买一包要花三毛四，不禁纳闷。他知道柳传志从来不抽好烟，平时抽两毛七一包的“八达岭”就不错了，今天这是怎么了？ 柳传志带来了自己的计划。他承认自己手里没有多少钱，只有曾茂朝允诺的20万元开办费，还可以免费使用传达室的小平房。公司将来无论大小，都不属于自己，是国家的。不过，这一切在他看来都不是问题。他充满激情地邀请张加入到这个事业中来，然后便在团团烟雾中瞪着眼睛等待张的回答。 对柳传志这个人，张是熟悉的。尽管他的年龄比自己小很多，但是“他的人格魅力，他的才能，还有他的坦诚和容易交往，早就吸引了我”。1976年“四人帮”倒台以后，柳写了一篇文章到大会上去发言，“那才叫精彩，声情并茂”。那场面到现在已经8年了，可张总是不能忘记。张以一个科技人员的头脑估量眼前的柳传志，当即在心里开列下面两条： 这是个有眼光的人，能成大事； 这是个正派人，不会在你背后捅你一刀。他能团结一帮人。 这念头促使张祖祥一口答应柳的邀请。多年以后，张回想起那一刻仍然分外激动。“我这人其实本事不大，经常判断错误，但那一天，我做出了一生中最英明的决定。” 王、柳、张三人端坐张家斗室中讨论公司未来，一致认定当务之急是招兵买马。他们希望公司的队伍具有一些潜在的特征：既本分，又能干；既有成就，又不满足；既有忠心赤胆，又有反叛精神。他们多年来始终在计算所的圈子之内，此刻用眼睛在周围的人中搜索，当场点出一连串人名。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节：1984年10月17日(3) 那时候有教养有志气的人是选择去做科学家，而经商的名声并不好听，书生下海虽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其实大都是“逼上梁山”。第一批名单颇费周折，然而说服人家加盟就更费周折。三人分头去游说，三个星期以后，公司已经有了一支小小的队伍。今天我们记录联想历史，这些人应是其中一页。其实他们在那个大院子里没有什么特别，只不过是一些对现实不满，而又苦无出路的工程师，遇到有个人揭竿而起，便凑到一块儿。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三个人，还有贾绪福、周晓兰、贾婉珍、马文豹、李天福、谢松林、王世英、庞大伟。这庞大伟不善言辞，但却手勤脚快。这一天他在上班路上经过小平房，看到这一行人忙里忙外，笑语一片，就跑来帮忙，忙完了坐下来听他们说些什么，柳传志以为是张祖祥请来的，张祖祥以为是柳传志请来的，所以谁也没有拒绝，于是他成了这支队伍的第十一人。 现在大家要在“小平房”里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他们在后来的岁月里都被叫做“创业元老”，受到人们景仰，其实当日的气氛并不庄严，在外人看来还有点像是一个玩笑。屋子里面空空荡荡，满是灰尘，所以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搬运桌椅和打扫卫生。忙完之后大家再次坐下。那时候谁都没有专门的办公位子，连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也没有，三个长条凳上坐着公司的全体员工。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这一天没有通常公司成立仪式上的任何议程，甚至没人宣布公司的成立。“不过，”张祖祥说，“我认为那一刻就是公司的开始。” 可是公司连自己的名字还没有呢。 于是大家开始想名字，吵了半天，还是不能统一。这些人在迄今为止的生涯中，只会做学问，搞技术，从来不知道公司为何物，更不会懂得公司名称的要旨在于简洁明快、朗朗上口，在内部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对公众则具有感染力和煽动性，也不会像西方人那样，拿自己名字的字头给公司命名。但是大家都认为，在公司的名字里，不能没有“中国科学院”，这招牌既响亮又实用；不能没有“计算技术研究所”，因为它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圣殿；不能没有“新技术”，因为谁也不甘心把自己混同于街头倒买倒卖的小商贩；还不能没有“发展壮大”的含义，因为那正是每个人的梦想。所以，当会议结束的时候，大家终于确定了公司的名称：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 他们就这么从已经驾轻就熟、安逸舒适的大楼里走了出来，走进这个小平房。如果不是走了这一步，那么他们在今后的20年一定不会经历那么多艰难、屈辱、压力和风险，当然也不会经历那么多的成功、喜悦和激动人心。如今，公司的员工已经超过17 000人，平均年龄只有28岁，“联想”取代这个长长的名字，成为全中国最著名的品牌，联想电脑也成为中国民族计算机产业的一个象征。当时这些创业者中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完全建立在英特尔微处理器和微软操作系统之上的装置，竟能获得如此令人惊讶的地位。 然而我们研究创业者的历史，可以知道他们并不是天生的企业家，不是技术的先知，也不是资产的拥有者，虽然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耕耘多年，却不知道个人计算机是什么东西，在迈出第一步的时候，还不知道该朝哪里走。那时候他们对公司的未来之路一无所知。1984年10月17日科学院南路2号小平房里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20世纪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造成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节：物质匮乏的国度(1) 1984年10月20日，中南海批准了一个文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里面有很多话在今天看来已属不言而喻的道理，但在当时，却让无数人激动不已，也把普通百姓被压抑多年的本能激发出来。比如它说“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又说“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一浪地走向富裕”。 党的领导中枢把改革说成“迫切需要”，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年秋天，新时代的气息弥漫了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也冲进中国科学院来了。物理研究所埋下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的第一块基石，邓小平和他在中南海的那些同事都来祝贺，说了很多高瞻远瞩、热情洋溢的话，还纷纷为奠基石培土。对于柳传志来说，这种场面的象征意义总是大于实际的价值，更何况新生活的召唤近在咫尺—那块奠基石与他一家三代人居住的房子，只有一墙之隔。 这房子靠在计算所的东院墙，高两米，宽三米，头顶是石棉瓦，脚下是水泥砖。它本来只是个自行车棚，现在则成了一群技术人员的栖息之地。由储物到人居的过程，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物质生活的经典写照。自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们的国家已是一个自行车的王国，人们有了积蓄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购买自行车。在自己的院子边缘圈出一块土地，架起一片石棉瓦，供员工免费停放自行车，成为城市里每个机构的通例，计算所自在其中。此后“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人人期待安居乐业，机构迅速扩张起来，“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也已长大。年轻人开始结婚，中年人迁进户籍，守卫院子的军人也把家眷搬进城市，住房短缺渐渐酿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计算所里，一群急红了眼的人侵入自行车的空间。他们把这自行车棚分成一间间方格子，用泥巴掺着芦苇杆填补四围缝隙，在东围墙上打出方洞当做窗户，在另一面墙开出缺口安装门框。就这样为自己建造了一排新家。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大约40户人家住在这里，包括工人、武装警察，还有像柳传志这样年轻资浅的科研人员。 每户人家拥有一个12平方米的房间，房间的外面还有一个狭窄的过道，可以安放煤球炉、油盐酱醋、刷牙杯和洗脸盆。那时候大多数北京人没有自己的卫生间，使用街上的公共厕所和浴室，不论酷暑寒冬、风霜雨雪，都要穿戴整齐跑出门去。计算所里的这群人也有一个公用的水房和厕所。厕所里有个长坑，深及两米，上面盖块水泥板，谁想拉屎便蹲在上面，所以叫“蹲坑”。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计算所东墙根的小区已有相当规模，又有一条狭长的小巷贯穿头尾，所以被叫做“东郊民巷”。真正的东交民巷本是京城中心一片闹中取静的地方，40年前是外国人的居住区，30年前又成为北京市政府的所在地，所以它在京城百姓的眼里是富人区的代名词。现在，计算所里这一帮科学家把自己的住宅叫做“东郊民巷”，其中的苦涩与达观，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一听便知。 柳传志在1971年住进“东郊民巷”。夫妻两人自己动手把房间四周糊上报纸，在顶棚架上竹席，就把一家人都搬了进来。那是一个快乐的日子。此前他们分居男女宿舍，又在一间大型机房的狭小过厅里挨过数月时光，如今这自行车棚虽然低矮简陋，但毕竟是自己的天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5节：物质匮乏的国度(2) 1976年夏天唐山发生地震让24万人死去，把那座城市也夷为平地。整个华北惊恐万状，京城百姓甚至不敢在晚上走进屋里，露天而居。以后的几个星期，一种临时性的防震棚子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各个角落生长起来。地震的危险很快过去，但是那种简易小棚却激发了百姓内心深处最原始的灵感和创造性。他们把小棚扩大并且加固，让它成为一种近似永久性的建筑。那时候城里还没有“违章建筑”一说，政府显然已经发现自己无力解决百姓的居住问题，所以对于民间的自行其是听之任之。这种潮流也启发了柳传志和居住在“东郊民巷”的所有人，大家竞相把自己的房子扩张开来。计算机科学领域里的研究人员现在成了充满激情的泥瓦工，这在以后很多年里都是柳传志和他的伙伴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其中一个情节是柳传志和李勤合伙去“偷”沙子。李勤后来成为联想的常务副总裁，在当时则是第六研究室的工程师。那一天两个人推着一辆平板车，到东墙根下装了沙子又推回来，抹出一座新灶台，还给自己扩建了一个大约8平方米的厨房。 1984年公司建立起来的时候，柳家仍住在这里。他在一年以后离开，搬进一处公寓。那栋楼在中关村排序“902”，柳的新房子在12楼，50多平方米，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小卫生间。柳传志夫妇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晚上下班之后就爬上去看，房子还在修建中，黑糊糊的，可这两人看了真是高兴。此后又有几次搬家，每一次都会更加宽敞更加明亮，直到2000年买下“万泉新新家园”那套300平方米的公寓，已经属于豪宅。但是屈指算来，这“东郊民巷小屋”他们居住的时间最长，也凝聚了这一家人最多的情感和欢乐。孩子是在这里出生的，还收养了一个名叫芳芳的外甥女，岳父岳母也从湖南搬来和他们同住。小屋人丁兴旺，拥挤不堪。一层床变成了上下铺，然后又增加了折叠床—晚上摊开白天收起。那年月发生的一件事，直到今天仍在这个家庭常常被提起：袜子洗干净之后没有地方挂，就挂在灶台上，结果掉到汤锅里。 1984年秋天，公司的开创者们决定共同戒烟。原因很简单：买不起好烟，而又不能把低档香烟递给商业上的伙伴。那一年柳传志的月薪105元，与周围同事的差别只在分毫之间—比他资格更老的研究员是115元，而比他年轻的工程师则是97元。城里人的工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都没有变化，直到70年代末期才在一次全国统一的行动中提升了10%。商店里的东西渐渐多起来，而且很便宜。不过，诸如柳传志这样的家庭仍然需要节衣缩食，以至于买一条棉毛裤也要提前几个月列入家庭支出计划。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变化的节奏似乎加快了。52 789个农村人民公社全部解体，大宗农产品的产量却增加了20%，这个物质匮乏的国家，第一次有了“卖粮难”的体验。那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秋天！自1949年来首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夺得15枚金牌；中国第一支南极考察队起航远征南极大陆；沿海14座城市宣布对外开放；来自城市的两个激进的改革者—浙江省的步鑫生和河北省的马胜利，成了众口相传的英雄；两本描述改革家的魄力和勇气的小说，《沉重的翅膀》和《燕赵悲歌》，成了各大书店最畅销的读物。10月1日是国庆三十五周年的庆典，50万人载歌载舞，北京大学的学生别出心裁地把一个写着 “小平您好”的床单弄进了游行的行列，令亿万中国人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还有一首新歌，《希望的田野》，成为这一年的流行歌。柳传志不会跳舞，也很少唱歌，即使在后来卡拉ok流行全国，他也腰缠万贯的时候，还是没有学会这些东西。不过，他天生敏锐，能够从一种流行的风气中体味时代的进程。中南海已经宣布将把改革由农村引向城市，还保证“为城市乡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2亿城里人经历了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心理革命：贫穷和压抑变得无法容忍，人们开始名正言顺地追求富裕，追求新生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6节：到哪里去寻找“第一桶金”(1) 第一批任命名单在1984年12月4日确定，王树和成为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则由柳传志和张祖祥分别担任。公司形成了“三人核心”，接着开始扩大自己的队伍。 公司早期聚拢人心的力量不是来自公司的业绩，而是来自“三人核心”在计算所中的人际关系。事实上，在1988年夏天首次正式招聘大学生毕业生以前，公司员工几乎全部来自计算所内部。招聘的程序异常简单，既无笔试，也无面试。许多年大家都在一个院子里工作和生活，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根本用不着这些程序。在院子里面遇到个熟人，便说一声：“咳，到我们公司来吧。”或者说：“咳，你还是计算所的人，就是来给公司帮帮忙。”然后便把人拉过来。那时候所谓招聘告示非但不能正规，而且目的不在招聘本身，而在于向众人昭告公司的存在以及蒸蒸日上。 下面是公司早期一则典型的招聘广告，张贴在计算所院子里的墙壁上： 招聘公告 经所领导批准，本公司拟在所内招聘10人来公司工作。公司管理人员2人，经销部会计1人，业务部4~5人，办公室1人。 广告贴出之后，“三人核心”全都忐忑不安。那时候公司一穷二白，前途未卜，很少有人愿意加入，完全不像今天的联想，发个招聘广告便能一呼百应。显然是曾茂朝的鼓励发生了作用，两周之中竟有50人到公司报名。这让柳传志又惊又喜，赶紧贴出第二号公告，“对输送人才的各级领导和报名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1985年元旦过后，公司的机构已经设置完毕，分设技术开发部、工程部、经营部和一个办公室。王树和颁布公告，任命了7个人为经理和主任。2月16日，公司第一次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形象。他们在中关村十字街头一面朝着太阳的墙壁上竖起路牌，这是有据可查的第一块广告。画面宽3米，高2米，没有色彩斑斓的图片，也没有那片蔚蓝色的海浪，广告的主题词是16个字：“技术先进，质量可靠，价格合理，信守合同。”稍嫌夸张，但却也完全不像后来那样矫饰和煽情，很显然，公司里延续着过去年代中国人的淳朴直白。 广告上还标明公司的“服务范围”，留下公司电话：283131。那时候北京的电话号码只有六位数，倒不难拨，不过还要转到479分机才能找到公司，原来公司仍在使用计算所的总机中继线。他们的确想要为自己拉一条电话专线，可惜太贵—要花5 000块钱，仅仅换个新电话机也要200元。这些人都是从艰苦的岁月里过来的，知道节俭，又逢公司初创，都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于是一致同意，把拉专线和换电话机的计划暂缓执行。经营部经理刘赤峰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守着一台旧电话，希望能够揽到生意。当然也有人寻着广告上的地址找上门，却发现这公司不过是小屋一间，屋里的面积还不如广告大，门外连个招牌也没有。 春天开始的时候，大家终于想到要把公司的牌子挂出去。于是寻找美工设计，又找到上好木料一块。3月的最后一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牌子做成了，在面向科学院南路的大门挂出来，长2.2米，宽0.4米，由6厘米厚的木板制作，黑漆底色，金色仿宋体字，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牌子并列在一起。王树和还以总经理的身份向曾茂朝呈送报告一件，保证这牌子“风吹日晒久不变形”。 4月2日这一天，对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的任命获得中国科学院的批准。曾茂朝兑现当初的承诺，把这三人的任职后面全都附加了一个“括号”，表明各自的行政级别，王树和为“正处”，柳传志和张祖祥的括号里面则为“副处”。这在旧时为“七品”和“从七品”，乃是“七品官制”中的最低层，在的官员序列里也只属于中低等，以三人当日的情形论，更无实际价值。但是对于公司全体职工来说，这个“括号”拥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党的组织不仅未将他们看做异端，而且还将他们当做革命队伍中的一个部分，并且以组织的形式加以认定。 公司的领导者脚踩两只船，既无后顾之忧，便打算放手一搏。他们的计划十分宏伟， 可是从冬天到春天的几个月中，公司里最令人头疼的事情，就是没有人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就连“三人核心”也说不清楚。整个公司都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先是倒卖电子表、旱冰鞋，还有运动裤衩和电冰箱，然后又筹划着倒卖彩色电视机。那时候彩色电视机是紧俏商品，人人想要。国家规定了出厂价格，可是你若拿到市场上去，就是给每台加上1 000元，也能转瞬卖出。所以，当他们知道江西省妇联的一个女人手里有大批彩电的时候，都相信赚钱的机会终于到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商业的信誉已经出了问题，有个挺流行的说法就是“骗子比彩电还多”，柳传志知道这是夸张之辞，但多留一个心眼总是没错，于是嘱咐属下一定要亲眼看到电视才能汇款。那一天手下人兴致勃勃地告诉他，说自己亲眼见到大批彩电，一点不假。却不料他们还是遇到了骗子：彩电的确有，只等他们的钱汇过去，立即无影无踪。 曾茂朝给他们的20万元就这样被骗去14万。柳传志自从长大成人，一向无往不胜，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束手无策。那些天“三人核心”整天在一起谋划，绞尽脑汁还是没有头绪。看看天色已晚，王树和推出自行车来打算回家。柳说：“我送送你吧。”于是迎着晚风来到街上。那时候这条街还很简陋，没有这么多高档写字楼和公寓。两人沿街走去，不知不觉已到王家，王说：“我再送送你吧。”又往回走。就这么走了多少来回。后来人们仿效《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说他们是在“十八相送”。其实这段路程与感情无关，事实上王、柳二人当时如此难舍难分，实在是因为同病相怜。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7节：到哪里去寻找“第一桶金”(2) 看来曾茂朝埋伏的这支“奇兵”出师不利。其实公司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每个企业都会遇到的，那就是：你的第一桶金从哪里来？这在西方国家叫做“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在我们的国家则叫做“社会主义的资金积累”，说法不同，就企业的运作来说是一回事。如同飞机起飞需要跑道、轮船出航需要码头，不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还是一家公司，若要实现经济起飞，第一件事就是拿了足够的资本作为铺垫。你可以向银行借贷，可以向社会募集，当然你也可以获得风险投资家的支持，不过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了。在80年代的中国，中小企业无从向银行借贷，更不知道“风险投资”是什么东西，所以企业的“原始积累”背后大都存在道德的甚至法律的问题：可以建立“血汗工厂”，依靠克扣员工工资，或者增加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来赚取超额利润；可以偷税漏税，或者走私；可以依靠当政府行政中的某些环节，比如“审批制度”和“许可证制度”，或者利用商品的紧缺以及价格的“双轨制”—官方定价和市场实际价格的差价，大赚其钱。所有这些都在学者的语言中被归为“中国民间企业的原罪”，有如秦朔所说，“原罪”就是企业的“第一桶金是不能说也说不清的”，又像万通公司董事长冯仑的解释：“原罪”其实就是一个没有股本金的问题。 柳传志不敢犯法，也不想做不道德的事。假如有机会进入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细细耕耘，他们也许会试试。不幸的是，那时候他们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 柳传志的经验和信念都促使他把希望寄托在计算所。毕竟过去几十年里都在传统的制度下生活，缺乏那种铤而走险的气质，在银行业也没有积累起自己的信誉。尽管公司的宗旨在于脱离计算所的体系另辟蹊径，但是谁都知道公司最重要的资源还是在计算所的传统体制中。那个时代中国科学院给人一种神圣的印象，计算所又是中国计算机业最早的摇篮，全中国计算机行业里最有声望的人，几乎都出自这里。公司的职工走到外面，只要一说自己是计算所的，人家的眼神里面就会多几分温暖和信任。 计算所的经历为公司增加了信誉，并在计算机的早期制造中提供了无法估价的经验，这些经验后来帮助联想将所有竞争者远远甩在后面。即使是在公司开创的最初几个月里，柳传志也一定能体会到，曾茂朝所谓“计算所的金字招牌”并非言过其实。比如公司早期从银行贷款，全部以中科院计算所为“合同的申请借款单位”，又以中国科学院开发局为“担保单位”。又比如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在1985年1月21日将科学院拥有“外汇额度”中的20万美元，批给这家公司使用，令周围大小企业艳羡不已。“外汇额度”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种特有的经济现象，意思是，任何人或者任何机构使用外汇都须置于国家计划之中，包括使用数量和使用时间，不得随意胡来，如若不然，轻则违纪重则违法。所以周在批文里所说“这是一种特别的优惠”，并非言过其实。 1985年12月，也即公司成立一年之后，很多人都希望公司能够在独立的轨道上走得更远，比如建立董事会以使公司完全摆脱计算所的控制，但是柳传志坚决不同意。效忠与背叛构成了当时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常态。柳传志越是相信自己已经走上一条不归之路，也就越是要让自己更像一个忠臣，而非叛逆者。他在总结大会上宣称：“公司不设董事会，在所领导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开展工作，这就保证了公司的一切行动纳入全所统一发展轨道。”在以后的20年中，公司内外的人们无数次提起这个话题，人们渐渐倾向于认为，计算所掏出20万元便每年坐收渔利数千万元，实在是占了天大的便宜。对于将这家公司的财产归属于国家，也有人提出质疑。似乎只有柳传志一次又一次地站出来为计算所辩护，这一天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也是最直截了当的一次。 他还一一历数公司一年来的业绩。那些为公司带来利润的业务，诸如石化部天津总公司的管理系统工程、国家体委管理工程、牡丹江钢铁厂自动管理系统、电源成果的转让、开发网络、推广简易终端、软件的收集和改造等等，大部分都是一些小事，不上台面，但其中至少有四件事情可歌可泣，因为它们总计为公司带来350万元营业额和250万元利润，还证明如果不是行走在计算所的“统一发展轨道”上，公司将一事无成： —kt8920大型计算机。本由计算所单独承担，计算所将其中存储器、扩存、应用软件的部分转交公司，又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25个合同，获得利润60万元。 —中国科学院购买500台ibm的计算机，把其中验收、维修和培训的环节交给公司，公司得以收取服务费70万元。 —为ibm北京中心代理若干项目，获毛利7万美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副研究员倪光南兼任公司总工程师，并把计算所的研究成果“汉字系统”带到公司。 关于倪光南和他的“汉字系统”，容我们稍后再叙。现在只需说明一点，这一技术在计算所历经10年的研究，在来到公司之后不过6个月，已经售出至少100套，为公司带来大约40万元的毛利润，也让柳传志看到了公司的未来之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8节：柳传志、倪光南的共同梦想(1) 大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是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 —柳传志 某些想法一直萦绕在柳传志的心头：他渴望找到一条道路，靠着它，把计算所里那些新奇的发明卖给千家万户，让技术变成利润，实现自己的梦想，甚至还能贴补计算所的研究经费，回报曾茂朝的知遇之恩。他已经洞察自己的短处：在科学的领域里缺少专注和激情，也没有一鸣惊人的才干，比起计算所里的许多人，比如倪光南和陈大有，要差许多。但是他明白自己有个长处与众不同。“有的人像一颗珍珠，”他有一次对朋友说，“有的人不是珍珠，不能像珍珠一样闪闪发光，但他是一条线，能把那些珍珠串起来，做出一条光彩夺目的项链来。”他已经40岁了，不可能再改变自己，但他深知自己的价值所在：“我想我就是那条线。” 柳传志、倪光南的共同梦想 1985年的早期，柳传志心目中的一颗“珍珠”就是倪光南。后者是第六研究室的副研究员，也是计算所公认的技术方面的佼佼者。 倪光南加入公司的种种情节，后来被媒体无数次地加以描绘。记者、作家、官员、公司的领导者，甚至包括柳传志本人，那时候都倾向于给这个故事赋予传奇色彩和道德的光辉。《科技日报》说他是个“有着改革思想的科学家，有着以市场为目标来判断成绩的价值观”。《科技开发动态》说他是汉字信息处理领域的“开路者”。有个作家，刘绍棠，说他拥有菊花般的品格，“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西风”，因为他拒绝了加拿大的高薪聘请，乘坐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时，满眼挂着“晶莹的泪水”，还高喊一声“祖国，我回来了”。更多的报纸则绘声绘色地讲述当日公司柳、王、张三人恳请倪光南“出山”的情形。有个名叫越山的人说：“就像当年刘、关、张三访隆中。”另一个名叫韩少华的作者想起诸葛亮和周瑜谋划赤壁大战的故事，所以在《人民日报》上写道：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人各自将自己最中意的人选写在纸条上，喊一声“一、二、三”，同时亮开，竟是三个“倪光南”。 其实这些描述中牵涉的事实，大都附加了作者的想像，难免夸张，诸如“三个‘倪光南’”这样的情节，更是虚构。我们今天研究这一事件的全部细节，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倘若一定要追究其中因果，那么我们相信，是人的本性以及当日中国大环境的综合作用，促使柳传志和倪光南有了共同的梦想，并终于走到一起。 柳传志与倪光南的相识已有10年。倪比柳年长5岁。柳在上海出生却在北京长大，浑身的气质已经完全北方化。倪光南则是地道的南方学者风范，身材不高，而且消瘦，不修边幅，穿着随意，眼镜后面的眼神总是聚焦在他感兴趣的人身上。两人的家境完全不同，柳的父亲是的忠臣，也给这个家庭带来足够的优越感；而倪的父亲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属于国民党一系，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知道，这样的家庭会给后代带来极大压力。倪光南当然不能躲避命运的安排。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家庭背景的羁绊多有坎坷，也在他身上留下烙印：谦虚、内敛、执著和多疑。这同柳传志那种自信、开放、充满阳光和目光四射的性格形成对照，也预示了两人之间永远不会产生亲密的友情。但是有证据表明，过去若干年里，他们彼此有着足够的尊重和理解，甚至还有钦佩。当他们在1974年共同流放天津郊区小站农场劳动的时候，便有了彼此沟通的机会。倪光南异乎寻常的记忆力常常令同事们钦佩不已，这其中就包括了柳传志。有一次众人在一起闲谈，提到麦克斯韦方程，这是无线电专业领域中一个漫长的方程式，谁都想不起来了，惟有倪光南当场写出，一气呵成，把柳传志惊得眼睛都瞪大了。即使后来两人分道扬镳之后，柳传志说起倪光南的学问，仍然啧啧称羡。倪还拥有一种优秀科学家的天赋，他能够在一件事情上投入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激情，专注而且持之以恒。这一点让他成为计算机技术领域里的成功者。柳在和人聊天的时候总是海阔天空，而倪则喜欢用技术性很强的难题来考问对方。柳热情而有活力，容易让年轻人产生共鸣，而倪在年轻人面前总是一种宽厚谦逊的风度。当倪成名之后，有个《科技日报》的记者去采访他，惊讶地发现他在回答问题时“居然像小学生似的站了起来”。即使后来与柳传志反目成仇，倪在公开场合也还让自己保持着南方绅士的姿态。当然在他的内心深处也有一些东西让人恐惧，那就是自负、偏执、凶狠和不顾一切。当他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会不择手段地向阻碍他的人发起挑战，就像一头狮子一样看护着自己的领地。这时候，那些熟悉他的同事会觉得他是一个陌生人。 倪光南是随着我们国家计算机事业走过来的一代人的典型代表。1961年柳传志进入大学读书的时候，倪从南京工学院毕业进入计算所。他的个人生涯中最辉煌的顶点发生在1985年他进入公司之后，此前他始终默默无闻，而公司早期的历史中也处处闪耀着倪光南的光芒。由于这样的事实，有些人认为“没有倪光南就没有联想，甚至就连‘联想’这两个字都是得益于倪光南的发明”。有些人则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说：“没有联想公司就不会有倪光南。”究竟是公司成就了倪光南，还是倪光南成就了公司？这个问题翻译为另外一种表述，其实就是，是柳传志成就了倪光南，还是倪光南成就了柳传志？这一切问题都是源于那个著名的小东西—“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9节：柳传志、倪光南的共同梦想(2) 1985年年初，柳传志首次知道倪光南的手上有这种神奇的东西，当即预感到这是一个改变中国的机会。那时候个人计算机的历史已有10年。在美国，“牛郎星8800”的诞生只不过提供了创造历史的机会。梦想最终变成现实，完全是由于下面这些人的努力：比尔·盖茨说出了“让每一个办公桌，每一个家庭都摆上电脑”那样的名言。爱德华·罗伯茨开创了全世界第一家“螺丝刀公司”，把微处理芯片和一堆乱七八糟的零件装进一个金属盒子，电脑组装业的时代就开始了。迪克·海斯建立了第一家计算机零售店—箭头公司，保罗·特雷尔成为第一个计算机代理商，威廉·米勒德开办一系列成功的连锁商店—计算机园地，这三个人的努力可以说是计算机现代销售体系的起点。在中国，1984年已有至少11万台个人计算机，几乎全都来自ibm。计算机正在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可惜它从诞生至今，只能在英文环境中运行，即使在中国的土地上，也没有一台计算机能够识别中文。语言成了天然障碍。所以，让机器能够“识别汉字”就成为那时候无数中国科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毫无疑问，这是让13亿中国人进入计算机世界的桥梁。 倪光南的“汉字系统”被人们恰如其分地叫做“汉卡”，因为它包括三块由若干集成电路芯片组成的电路板和一套软件系统。三块电路板之间以扁平电缆相连。字库中则永久地储存着所有标准汉字。当你在键盘上键入一个汉字的时候，控制系统便将你要的汉字翻译为计算机可以接受的数码，再把数码传到字库中与之相关的地址，然后把它读入处理系统、进入存储器中，再送到显示器或者打印机上，变成一个由点阵组成的汉字。 那时中国人手上的“汉字系统”已有十几种，其原理和运行过程大同小异。倪光南的汉卡只是当日中国众多汉字系统中的一种，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联想功能”。它利用了中国文字中词组和同音字的特性，建立起自己的汉字体系。有个名叫马役军的记者曾描述了自己第一次看到“联想功能”时的快乐心情，还把那个瞬间叫做《联想的魅力》，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我看到操作人员打出一个‘记’字，屏幕上迅即闪现出‘记者’、‘记录’、‘记分牌’等一连串联想出的词组，再按一下键盘，就输入一串汉字。” 今天已经不会有人对此感到惊讶，但在20年前，汉字输入的“联想功能”却让无数人又惊又喜，因为那时候汉字输入技术中还没有把词组甚至整句话一同录入的概念，只是把字一个一个敲进去，然后在一大堆重音字中挑出你想要的那一个。人类语言的一个特征就是“一音多字”，汉字尤其如此，比如与“一”同样发音的字多达137个，所以重码便成为提高录入速度的一大障碍。现在，“联想功能”把两字词组的重复率降低50%、三字词组降低98%，四字以上的词组几乎没有重复。汉字录入的速度由此提高了至少两倍。很显然，“联想”的概念导致了“汉字系统”的划时代的进步。 当1985年年初柳传志闻讯找到倪光南的时候，这一技术已经以“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命名，并且相当成熟，向个人计算机移植的过程也已成功在望。这是一个非常确切的信号：13亿中国人通向个人计算机巨大市场的那扇门就要打开，柳、倪二人并肩站在入口处。 柳传志知道倪光南万事俱备，只缺少最后一个环节，那就是谁能以他的样品为模本，大规模地组织生产和销售。柳还从计算所的同事那里收集到许多关键性的消息。这些消息证实，倪光南已经把他的“lx-80”给了北京的信通公司和深圳的中航技公司，也许还给了另外两家公司。那时候人们没有专利的观念，倪光南也不在乎钱，他的迫切愿望是把“lx-80”卖出去，谁卖得多，他就和谁结盟。 柳传志是个说服人的天才，他的逻辑和他的激情，以及他的那副充满渴望的眼神，常常让人无法拒绝他的任何请求。他周围的那些人，比如张祖祥、李勤、毕显林、陈大有，个个比他年长，论技术也都在他之上，却全都心甘情愿进入他的阵营，与他和衷共济。现在他告诉倪光南，自己正是来帮助倪光南实现梦想的，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保证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变成产品。” 柳传志的话显然给了倪光南巨大的激励，有些感觉是前所未有的，这有倪光南在几年后写的《科学家的正途》一文为证。他在文章里说到当时的心情：“大型计算机的研制，我洒过汗水；国家级科研成果，我取得过；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奖，我也拿过数次。但遗憾的是，这些成果至今还躺在奖状上，一直没有成为产品。” 不论柳传志和倪光南在后来有多少分歧和怨恨，你若仔细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两个人的言行，就会相信，那时候他们一定具有共同的苦恼和梦想，而且还有一种默契，看上去也没有任何权力和利益的重叠。柳做好了有求必应的准备，倪光南却只开出三个条件：第一不做官；第二不开会；第三不理睬记者。柳传志当即表示绝无问题，倪可以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事情就这样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倪光南带着他的“lx-80”，全身心地投入柳传志的公司中。他后来说自己“毅然放下铁饭碗，应聘担任了这个公司的总工程师”，这有点夸张。就像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的，当时计算所的员工进入公司，都不能说是“放下铁饭碗”。就像柳传志的任命一样，倪的总工程师任命书上也附有一个括号，表明他当时的职务只是“兼任”。就组织的序列来看，他仍然属于计算所的副研究员，仍然在计算所领取工资。尽管如此，他在下面的一段话，必定出自某种真诚： 我能迈出这一步，是克服了重重障碍的，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战胜了我自己。作为一名科学家，直接同商品市场见面，整天同用户打交道，或者为开拓市场而奔波，这是不是正途？符合不符合自己的身份？这些问号整天撞击着我的心。终于，我战胜了自己，找到了自己在商品经济中的正确位置。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0节：李勤出场 1985年的夏天，公司已经从最初的茫然中明白过来。倪光南的加盟以及他带来的“lx-80”，让大家振奋，尽管大多数人还不能完全理解其中奥妙，但全都觉得这对公司来说是个好兆头。 新来的员工在小平房里无法容身，于是曾茂朝批准公司使用“1025机”的机房。这是计算所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研制的一台大型机，那时候每做一台计算机的第一个步骤是先建设一个硕大的机房。“1025机房”分上下两层，每层都有至少200平方米，还有若干小些的房间。公司占有了二层的一个角落，也第一次有了一间“总经理室”，给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三人使用。 柳传志看看坐在眼前的两位搭档，觉得都不是理想中的管理者。张祖祥天性忠厚，拙于权谋，半辈子沉浸于计算的技术，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根本不能做到游刃有余。王树和天性犹疑，缺少决断能力，没有那种不怒自威的领袖形象，实在不是能够带领公司迎接风险磨难之人。事实上王也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柳传志推到前台，自己倒像助手似的从旁帮腔。 柳传志是个思想家，充满激情和远见卓识，还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演说家，但他并不具备有条不紊的工程化的能力，比方说探究汉卡线路走势的最佳方法，他就不行。他是一个有眼光、并且有组织能力的战略实施者，而不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师。他需要一个技术高超的工程师和一个具有执行力的经理人员。倪光南的加盟让他觉得满意，但是，最好的经理在哪里呢？ 也就在这年夏天，李勤出现在柳传志的视线中。此人宽肩大脸，精明，粗放，豪爽，还有几分敢作敢为的品格，愿意为他人承担风险，虽说是个技术人员，却具有明显的管理才能。他在北京南郊一个叫做门头沟的地方长大成人。平民生活的环境赋予他与形形色色的人愉快相处的能力，甚至可以很自然地和“三教九流”勾肩搭背骂骂咧咧。在计算所工作的日子里，他表现杰出，颇得曾茂朝的赏识。有一段时间曾茂朝想将他提拔为第六室主任，他执意不肯接受，反而申请离开计算所，另谋出路。经过漫长的岁月，他也像柳传志一样对计算所的事业感到失望。“搞一个机器要8年，”他这样说，“浪费时间。”他还认定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因为我喜欢实话实说，而当了官就不能随便说话了。”尽管如此，曾茂朝还是认定此人具有领导才干，坚决不同意他的请辞。没有所长的批准，李勤哪里也去不了。这一纠葛又牵涉了当日我们国家人事制度的关键环节：下级能够以消极态度甚至怠工方式来对抗上级的管制，但是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工作；上级没有权力辞退下级，但却有足够的力量阻止下级离去。 柳传志和张祖祥知道李、曾二人相持不下，大喜过望。这两人先是说服李勤到公司来，又在一番商量之后，设“计”说服曾茂朝。这一计划分为两个步骤：先由李勤向曾表示去意已决，再由柳传志找到曾茂朝软磨硬缠：与其让这样一个人才离开计算所，倒不如让他到公司来！曾茂朝无可奈何，只好同意。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1节：被损害与被欺骗的痛苦经历(1) 柳传志从来没有试图在公司和政府之间建立起利益的纽带，但是也的确有证据表明，公司在早期阶段与政府有着特殊的关系。他并不把自己当做一个完美道德的化身，像请客送礼，溜须拍马这样的事情，他承认自己都干过。比如公司在1987年花了25 570元购买10台彩电、2台冰箱和10瓶茅台酒，作为礼物送给客户，而这些客户里有不少正是政府机关。他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上小心耕耘，同时将自己的行为如实禀报上级，表明自己完全是为了公司的发展，而非营私。所以当公司遭到审查的时候，计算所所长曾茂朝当即表明自己事先知情。“他们的物品领送手续齐全，”所长在一份证言中写道，“个人不存在问题。”而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则更直截了当地为他辩护：“他这样做是被逼出来的。” 联想汉卡的初战告捷，标志着商人和商业的价值观进入了原先被工程技术精英独霸的领地。柳传志现在的角色正是一个商人，而不是工程师。他一直对代理ibm微机的生意寄予厚望，汉卡的成功让公司与越来越多的客户建立起联系，本来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国外的微机卖出去，由此大捞一笔，但是公司却没有“进口许可证”。 “进口许可证制度”是柳传志最痛恨的事情之一。那时候就算你有足够的钱并且照章缴纳关税，也不能随意进口微机，因为你必须事先获得政府“许可”。这一“许可证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覆盖的商品超过百种，大到汽车钢材，小至手表首饰，以后逐年递减，至今不能彻底根除。政府实行这一制度，本意是让它与关税一起构成贸易屏障，保护国家工业。但在实际的进程中，“许可证”渐渐成为进口体系中的一个怪胎。权力由政府中的少数人控制，真正的进口商常常无从获得批准，而得到“许可证”的人又常常不是进口商，以致倒卖“许可证”成为那时候最赚钱的行当，还酿成无数行贿受贿、舞弊营私的事件。 柳传志决心代理国外微机，却苦于没有“许可证”，只好退而求其次，去寻觅手上有“许可证”的人。结果还真被他找到了。香港中银集团有个电脑部，本是ibm微机的用户，又借机获得代理权。柳传志找上门去，宣称自己在大陆拥有大批客户，有把握拿到订单，还有足够的技术力量建立一个维修中心。 双方达成默契。可是柳的公司既无足够名望，也没有分销渠道。为了不让他的第一个合作者失望，也让自己在计算机市场上建立起最初的信誉，惟一的办法就是动员公司上下全力以赴。多年以后他坦率地承认，“每做一笔生意，那个辛苦就大了。”那些日子他遇到不少令人伤感和不平的事，下面这个故事就是其中之一。这故事与经济学的规律没有什么关系，与振兴国产品牌也搭不上，它更多地与我们国家传统和制度中的某些东西有关。 公司代理业务的第一个机会来自一个名叫王柯的小伙子。此人原来是个游泳运动员，退役之后就在国家体委信息部工作。在一次展览会上，王与柳一见如故。他说体委想买12台ibm微机，还答应与柳传志签约。这对柳传志来说是个天大的喜讯，可是当他来到国家体委的时候，才发现虽然王柯是计算机的真正用户，但购买计算机却不是他说了算，而须有体委财务处的处长批准。柳传志再接再厉打通这第二道关，又发现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原来国家体委用来购买微机的钱，都放在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后者手上握着“进口许可证”。“我兴奋了半天，才发现前面说了那么多话都是白说，”柳传志说，“到底要买哪一家的电脑还要过‘中仪’这一关。” 于是柳传志和王柯一同来到“中仪”。这两人一个想卖电脑，一个想买电脑，而且是用自己的钱，现在却要低声下气地请求第三者批准。 “我们想从他那里买电脑，”王指指柳传志，对“中仪”的业务员说。 业务员是个小伙子，满脸不屑，一口京腔，瞪着垂手而立的柳传志说：“我们的事碍你什么啊？” 柳赶紧趋前解释。话没说完，就被小伙子喝住：“你到底是外商还是中国人？要不你就是代理吧？” “对啊，我就是代理。”柳陪笑道。 “代理就是外商。出去！我这个楼不能让外商进来，你给我出去！” 众目睽睽之下，柳传志灰溜溜地退出门外，站在屋檐下大口喘气。 “我实在受不了，”他在很多年以后还对那个场面记忆犹新，“这对我来说是很屈辱的一件事。当时我也四十几岁了，当着那么多人……在科学院时哪里受过这个？” 是啊，那时候知识分子虽然穷，但至少还保留着一份自尊，而现在，他觉得自己的自尊也在被人践踏。 绝望中的柳传志立誓：“这买卖我非做成不可。”他放下公司的所有工作，去打听那小伙子是什么来路，结果竟找到他的同学来穿针引线。柳把一口恶气咽进肚里，想方设法去叫他开心，陪他闲聊，请他吃饭，在席间大献殷勤，让他相信这样的交往不会给自己带来危害。那小伙子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在不经意中提到自己要去香港，需要换外汇。柳赶紧说：“您换多少钱？我们那边有人，我们给你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2节：被损害与被欺骗的痛苦经历(2) 西方人总是不明白中国人何以要把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花在吃喝上，那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我们的一个“中国特色”。山珍海味、杯光槲影，通常都是中国这部经济机器里的润滑油，失去这润滑油，这部巨大的机器将运转不灵。等到柳传志与那小伙子握手道别的时候，后者终于说：“你们的生意还是可以考虑的。” “这单生意楞叫我给做成了。”那些天柳传志逢人就说，特别得意，对自己的意志和品格也有了更多的信心。尽管公司的记录中并没有留下这一页，但我们仍然可以认定，那一天的饭局是这家公司代理业务的起点，王柯买去的那12台ibm微机也是公司第一单代理生意。联想从这里开始，几年之后便成了中国计算机行业中最大的代理商。 经历了一番困苦、辛酸和屈辱之后，柳传志在心里默默计算这笔生意能够赚来多少利润，还是相当满意，不料到了收取利润的时候横生枝节：少了2万美元！原来柳传志当初与“香港中银”虽有利润分配的协定，却都是口头之约，没有白纸黑字。现在这笔生意的所有利润都在“中银”账上，利润的分配也只能听凭对方。 “一定是搞错了，”柳传志说。 “一点不错，”人家对他说。“就是这么多了。” 这对公司来说可是一大笔钱啊！柳传志那一年的工资只有1 380元人民币，这样算来，2万美元就足够支付公司全体员工一年的工资了。再想想这几个月里的情形，“每一分钱都是把汗水在地下摔了八瓣才挣来的。” 气急败坏的柳传志直奔香港。他无法通过海关，只好在深圳停下来，又想要债又想省钱，不敢去住大宾馆，沿街寻找小客栈，终于在红岭北路的拐角上找到了，那是广东省科学院的招待所，一晚只要8块钱。他爬上三楼，和几个陌生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当晚睡不着，爬起来伏在床头，给“香港中银”的合作者写了一封信。写了自己如何被人家轰出门去；写了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如何给一个小伙子拍马屁；写了公司的一位女同志，为了拿到生意上门恳求人家，敲门的时候手都要哆嗦半天，还要在心里想着怎么在脸上做出笑容来；写了甘鸿，他也是40多岁的人了，那天为了拿到一单“进口许可证”，发烧39度还跑出去，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在北京城的东西两个对角跑了两个来回，等到终于拿到“许可证”的时候，腿一软从五楼滚到四楼，摔得遍体鳞伤；又写了一个下雨天的故事，还是这个甘鸿，为了到机场迎接香港来的贵客，冒雨赶出门，舍不得花钱坐出租车，就在水里趟着走向公共汽车站，一失足掉进窨井里，水没头顶，差点淹死了…… 那天夜里，他就这样把公司的事情一件一件写过来。“大家这样节衣缩食，拼死拼活，连尊严都不要了，还不是为了公司的这点利润吗？”写着写着，已是泪流满面。满屋子蟑螂乱跑，他也看不见。妻子远在北京，得了“甲亢”，躺在友谊医院里做手术，他也顾不上，更不知道家里人正在同声谴责他。不过，他讲的那些故事产生了作用。“香港中银”也是国有企业，老板从没听说有人会为生意如此卖命，不禁怀疑，就去调查，结果发现柳传志说的句句是真，他在感叹之后把钱如数付给柳传志。 柳传志凯旋而归，可是还没来得及高兴，更严重的事情接踵而来。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违背承诺，损人利己，甚至蓄意欺骗，已经成了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如果一个在商海沉浮的人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骗子，那一定会让人觉得他在吹牛，至少柳传志就不会相信。当他成功之后，有一次回忆自己当年创业艰难，有三件事情最为不易：“第一不容易跟环境去磨合。不要说改造环境，就说去适应环境，真的要受很多委屈；第二个不容易，是同事之间的同心协力；第三个不容易就是我自己的身体，这个困扰非常之大。” 他说的“身体的困扰”发生在1987年春夏之交的三个月里，开始是头晕，接着便失眠，日夜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又突然惊醒，满心恐惧，心跳不止。有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已经无法支撑，不得不提出辞职，住进海军医院。医生的诊断说他神经系统紊乱，也许是美尼尔症的前兆，却无法解释病因。其实柳传志自己最清楚。“这是吓出来的，”他说。他和李勤在一次300万元的交易中被人欺骗。他从此落下这身毛病，而李勤也不能幸免，落下心房纤颤的毛病。 那时候汉卡已经成功，只是利润太薄。把人家进口来的微机再倒一手，也挣不了几个钱。于是这两人便设想直接进口微机，插上汉卡一同卖。柳传志跑到深圳开辟微机来源，李勤跑到科学院去借钱。在得到18个领导的签名之后，终于拿到300万元。急忙把钱汇到深圳，微机却不见踪影。一个又一个电话打将过去，方知钱被人拐走了。柳传志当场红了眼，坐了飞机奔深圳，进入那座城市的时候已是深夜，也不找宾馆，直奔那家伙的家。家里没人，他便守在门口，直到天明。“当时拿块砖头拍他脑袋的心都有,”柳后来说。几天之后那人终于出现，见他红着两眼，一副要拼命的样子，笑道：“我只不过挪用几天而已。您不也是国家的公司吗，何必这么急呢？” 那些天柳、李二人一南一北，每天深夜便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他可说得轻巧，那是300万啊，” 李勤说，“把我们两人一辈子的工资加起来，也还不起啊。”柳传志说：“不把机器弄来我就不回去了。”这一天，期待中的微机终于运到北京，李勤一高兴，突然瘫在椅子上，心脏就不行了。那一边，柳传志也开始心慌，头晕，夜里总是做梦，一做梦就被吓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这事过去已有18年了，公司时过境迁，可这两人的毛病竟是不能痊愈—只要深夜电话铃响，李勤立刻心跳加速，柳传志定是彻夜难眠。 柳传志信奉洁身自好的哲学：“自己不骗别人也不能被别人骗。”所以在公司的早期总是处处设访，还时时告诫属下小心行事，仍然难免受骗上当。如果不是仗着他的果断、坚忍、百折不挠，以及几分“黑社会老大”的野性，他可能早被埋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混乱秩序中，绝不会有日后的辉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3节：你得明白自个儿是谁 我们在这里强调汉卡在柳传志、倪光南、胡锡兰、毕显林和陈大有的努力下取得进展，只是因为公司档案中更多地保留下这些记录。其实公司为了这项事业几乎投入了当时全部的力量，100多个员工人人身在其中。 决胜之役是在销售前沿打响的。就像我们在前边说过的，1986年汉卡在市场上并没有显示出优势，只不过售出1 300套。到了1987年，市场上的气氛更加紧张。这个国家的聪明人实在不少，看到汉字系统价值的人也不止柳传志和倪光南。此前还有一些人卧薪尝胆，潜心研究，现在觉得时机成熟，纷纷出笼。有巨人汉卡、晓军电脑，还有国务院四机部六所的“软汉字系统”。后者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因为只有软件没有硬件，所以能够免费复制，铺天盖地，占了汉字系统市场的60%。六所的销售人员精神振奋，扬言“lx-80”永远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形势似乎比一年前还要凶险。但是对于公司来说，1987年是汉卡的转折之年。这一年汉卡销售了至少6 500套，占领了国家体育委员会、农牧渔业部、国家统计局、黑龙江省财政厅和税务局，还附带售出至少1 000台外国微机，让公司的财富迅速积累起来。工商局的年终审核表明，公司已经拥有7 345万元销售收入、550万元流动资金、400万元固定资产，给政府纳税347万元。相形之下，柳传志当年在周光召面前立志“200万元销售收入”，真是小巫见大巫。 柳一直期待这个结局，但是当结局到来的时候，他却没有那么兴奋。因为他觉得“求人”的事情越来越多。“事情没有做成的时候，要求人；事情做成了以后，还是要求人。”这个人是很少发牢骚的，万般不顺心的事情总是自己吞进肚子，甚至还能逆来顺受，但是这一年的年末，就连他也忍不住抱怨。 事情仍然肇始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也即柳传志早就预言的“企业必过的环境关”。汉卡的销售日益红火，这引起了物价局的关注。我们国家的政府有个特点，办企业的人全都知道，你的产品半死不活甚至奄奄一息的时候，没人来管你，但是你的产品要是红透半边天，那就会每天高朋满座。这一天，物价局的官员来到公司，声明汉卡定价过高，牟取暴利，违反国家的价格政策，当场要罚100万元。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那一年公司缴税之后剩下的利润加在一起，也才70万。柳传志不禁怒从中来，心想：“这汉卡是我们自己研制的产品，公司老老少少拼死拼活，才有今天，你又有什么道理说我们定价高了？” 属下员工一片激愤，围着他要求召开新闻发布会，让媒体给评理。这些人初涉商海，以为有理就能走遍天下，可是他们的呼声反倒让柳平静下来。“你们想干什么？”他怒斥道，“你们要是还想办这个公司，就少给我出这种主意。”他太了解眼前这些官员的秉性，有时候他们的面子要比事情本身的曲直更加重要，很多事情的要害不在是非之间，你只有先服了软，才能给自己争取转圜之地。 “你得知道自个儿是谁！”那一天他好几次念叨这句话。这话与其说是在教育属下，倒不如说是在警告自己。 他四处托人求情，去物价局长的办公室拜访，人家说“没工夫”，他就又打听到局长的家，到了晚上就去拜访。那是个星期日，柳传志带着王晓琴爬上楼去，敲门的时候“心里咚咚直跳”。局长一家人正在吃饭，显然来的不是时候，硬着头皮走进去，却又说不出话来，垂手站在一边。 在这种场合还是女人行。王晓琴向局长点头微笑，接着柔声陈述，话没说完就被柳传志拉出了门。柳传志站在门外即刻恢复“英雄本色”，不停地给王晓琴上课：“你不能光自己痛快，还要把握分寸。人家烦你的时候千万别凑热闹。”两人又来到副局长家。副局长很和善，仔细听了二人的陈述，最后居然肯赏脸接受他们的邀请出来吃饭。 饭局设在京城西郊的莫斯科餐厅，是西餐。这王晓琴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勇气，席间第一句话就问局长：“您吃过西餐吗？” 局长脸色一变，却还保持着一点幽默：“咱是老土出身，哪儿见过这个？” 柳传志待在一边，心惊肉跳：“她怎么能这么说啊？” 就听王晓琴接着说：“我可从来没吃过。为了请您吃这顿饭，我跟人家现学的，知道得这么拿刀……这么拿叉。”她一边说一边比划。原来她是怕局长没吃过西餐，不知道怎么用餐具，又不肯放下架子问别人，就来了这一套。 这件事情的结局是个折衷的产物，物价局还是罚款40万，但毕竟减了不少。柳传志没有彻底达到目的，所以事情过去多年还在总结其中教训。“那天真把我吓坏了。你的法子可以接受，但是头一句话说得实在是不好，值得斟酌。”他对王晓琴说，“你得明白自个儿是谁。” 一场风波就这么过去了，汉卡看来又可以畅通无阻，长驱直入销售前沿，柳传志的忍辱负重也完成了又一次考验。然而无论是汉卡的畅通无阻还是柳传志的忍辱负重，都只是公司未来之路上的一小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4节：被遗漏的历史记录 1987年公司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始终未能留下记录，因为它看上去太不经意，而且转瞬即逝。有一天曹之江与柳传志讨论当时“信通公司”的小型机研制计划，由此涉及自己未来的方向。曹相信公司员工制造大型计算机的技术和经验在中国独一无二，所以公司应该走到大型机的路上去。“我们肯定能做出来，”他对柳传志说。但是柳传志不能同意。“公司未来的方向不是你自己能做什么，”柳传志说，“而是人家需要什么。”他相信未来中国的计算机市场一定是个人计算机的天下，“公司早晚会走上这条路。” 曹、柳二人是大学同学，相交甚笃。“文革”期间一个“造反”一个“保皇”，从那时起，这两人中间形成了辩论的习惯，总是没完没了，这一回也是同样。“你呀，”柳对曹说，“还是科学院出来的人，只想着能不能做出来。你想过没有，做出来之后怎么办？你能卖出去吗？这种大型机的所有配套软件从哪里来？咱们做的‘757’，光是操作系统就有多少人写？还有所有的应用软件，所有的语言，要多少投资？国家可以花很多年来做，你一个公司做得起吗？你缺一样也卖不出去，对于用户来说，你缺了一样，它有什么用？”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人对计算机产业的反应就是这样。两种看法，相持不下。大家都预感到计算机的时代已经来临，心急火燎却又不知道该从哪里干起。四通公司将眼光投向日本，与日本三井物产公司联合起来，开发中文电子打字机，就是一个既精明又糊涂的例证。1987年5月16日成立三周年的庆典上，四通公司很得意地向客人展示他们的新产品—“ms-2401”打字机，宣称“我们不能再丧失电脑时代”，还通过语言学家郑易里先生的嘴说，“ms打字机，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个创举。”在后来的几年里，四通的销售人员到处宣称电子打字机将会占领中国的微机市场，而他们的打字机也的确成了市场上的宠儿。不过，柳传志不相信这些，他还是一心一意地推销“联想式汉卡”，同时在脑子里面做着他的“微机之梦”。当然他也知道成就此业尚须时日。在这之前，他还得老老实实跟在别人的后面，把人家扬在后面的土吃到肚里。 公司当时最重要的利润来源仍然是代理ibm微机，但是1987年下半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改变了这种情况。自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世界计算机市场进入微机时代，竞争便日益激烈，到80年代中期，就连ibm这个微机市场的霸主也感受到危机。计算机的世界里的确拥有无数机会，同时也藏着无数陷阱，即使最聪明的人也难免受到诱惑，铸成大错。在1987年，中国最重要的计算机企业四通公司选择电子打字机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而ibm的问题是恃强傲物。后者推出“ps/2”系列微机来取代自己的“pc/xt”。新机器不像原来的微机那样拥有开放的接口并且和其他技术兼容，它完全基于自己的操作系统和自制芯片。“蓝色巨人”过于托大，把自己在50年代垄断电子制表机的成功策略拿来用在今天的微机上，以为自己势力雄厚别人就不得不来追随，结果证明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在中国市场上，用户无法让自己的汉化系统进入ibm的新机器，所以开始转而寻求其他机型。生产兼容机的中小制造商乘虚而入。1987年秋天柳传志再次南下深圳—当时那里是国外微机的荟萃之地，回到北京的时候带来三款微机，交给倪光南的研究小组测试。研究人员一致认定其中一款名叫ast的兼容机质量最优，价格也要便宜很多。 这年年末，柳传志决定离开ibm。他和ast公司签订代理协议。他说：“这叫踩着巨人的肩膀往上爬。”后来的事实证明，当他投进ast的怀抱时，就已经打定主意，取彼而代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5节：80年代中国的世界主义潮流 看油画的时候，退到更远的距离，才能看明白。离得很近，黑和白是什么意思都分不清。退得远点，就能明白黑是为了衬托白，再远点，才能知道整幅画的意思。打这个比喻是为了时时提醒我们牢记目标，不至于做着做着就做糊涂了。 —柳传志 1988年1月8日，张祖祥来到香港。他第一次走进这个狭窄、敏锐、拥挤、繁华的城市，人地两生，也听不懂当地人中流行的广东话和官方通用的英语，不免有点胆怯。可是他却肩负着柳传志的宏图大略，要将“海外拓展计划”在这个城市铺排开。 所谓“海外拓展计划”，是指从1988年6月到1994年2月这段日子里的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在边境以外的地方办一家贸易公司，积累资金和经验；将公司业务由贸易领域延伸到生产领域，大规模地进入个人计算机的整合行业，这是第二步；进入香港股票市场，成为一家上市公司，这是第三步。 在当时以及后来的很长时间里，这一计划都被描述为“进军海外战略三部曲”。柳传志和张祖祥在公开场合满嘴都是豪言壮语，其实他们是出于一种相当实惠的考虑：公司要卖ast电脑，海外订货的通行规则是让中间商留下至少15%的折扣。“我们总是吃亏，”张祖祥说，“假如在香港办一家贸易公司，自己控制订货渠道，就能把那15%赚下来。” 80年代中国的世界主义潮流 全世界的优秀企业家都会为自己的公司精打细算，但是，只有中国企业家拥有利用国家局势为公司谋利的特殊技术。 中国人在过去几十年—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一向以为自力更生是振兴国家的必由之路，那时候我们认定自己的生活无比幸福，人人会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自从80年代初期打开国门，才知道世界并不是自己想像的那个样子，西方列强已经遥遥领先，而我们自己却还生活在贫穷之中。融入世界的舆论占了上风，政府的行政也渐被国际潮流左右。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的“高科技发展计划”和欧洲的“尤里卡计划”，在中国政府内部引起极大震撼，也成为1986年3月“科技发展战略规划”诞生的直接因素。 今天回忆起来，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主义”对于我们国家的煽动力量，一点也不亚于90年代的“民族主义”。要说柳传志全局在胸，蓄谋凭借这股东风，也许是言过其实，但是当日的国家局面的确让他得到启示和鼓励，让他师出有名，也让张祖祥真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豪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6节：香港联想(1) 柳传志在香港选择的合作者共有两家—香港导远电脑系统有限公司和中国技术转让有限公司。前者是一家小公司，即使在当地也很少有人知道，但它的三个投资者吕谭平、吴礼益和张利基，都是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计算机专业、又有海外商业体验的年轻人。看上去这与柳传志麾下的老派书生正好取长补短。后来柳传志一直喜欢用“瞎子”和“瘸子”来解释他的这一选择，说自己虽然拥有足够的技术力量但却完全看不懂海外市场，三个合作者则正相反，没有技术力量但却深知国际市场的奥妙。两者相加，好比是依靠瞎子的脚力和瘸子的眼力阔步前进。这一说法在后来很多年里被广泛转述，成为他的海外战略的成功之路。但是无论是“瞎子”还是“瘸子”，都没有包括他的另外一个合作者—新技术转让公司。后者只是在公司的内部会议上才被提到。比如1988年10月10日，柳传志在公司“开拓国际市场”的动员大会上坦率地说：“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的背景就是能大量贷款，在借钱方面有根儿。” 柳传志当时没有提到的是，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是国家贸促会在香港的投资，属于国家所有，在1988年到1993年这段时间，其董事长正是他的父亲柳谷书。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柳谷书早年投身银行业，他所积累起的信誉和人脉都是一笔巨大的资源。63岁那年，这位老人带着80万元港币来到香港，组建了中国技术转让公司，也让我们国家的专利转让事业从此进入世界市场。在以后6年里，他为这家公司赚了大约5亿元。他的能力和品格在同仁中获得极高赞誉，也是儿子心目中的榜样。很多年后父亲已经去世，儿子缅怀父亲的时候，说起自己一生中的每个重要关头都得到了父亲指引，包括中学时代、大学时代、“文革”时的政治选择，以及后来的放弃仕途办公司。现在我们同样可以想像，如果没有父亲从旁襄助，儿子能否下决心在香港开辟他的“海外战略”第一战场，必定还是问题。 我们今天回顾当时情形，至少可以肯定一个事实：柳老先生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施加影响，帮助儿子获得大批贷款。这成为香港联想初期最重要的铺垫，因为当时无论柳传志还是导远公司，都没有足够信誉和实力获得香港银行业的支持。然而事情远不止如此，父亲还把儿子介绍给香港商界。诸如衣着、举止、言谈之类的社交礼仪，儿子也都是从父亲那里学来。有件小事最好地表明，这些礼仪风范虽然属于无形，但在柳传志日后的成长中拥有巨大价值。柳传志有一次跟随父亲去拜见一位商界人物，在约定时间之前5分钟到达，父亲宁可在外面等待也不肯提前进门。柳传志一向拥有严格的时间观念，甚至还在公司里面制定了“开会迟到即罚站一分钟”的纪律，无人能够例外，公司很多高级经理都有过迟到被罚的记录。但是直到这一天，他才第一次懂得，在社交场合，提前到达和迟到一样，都是没有礼貌的行为。 柳传志决定将新公司命名为“香港联想”，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这个名字实在太长，是公司早期“拉大旗做虎皮”的产物，尽管后来改成“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还是不好，既没有想像力，又不能朗朗上口。而“联想”这名字已经借助汉卡的名声传扬到全国。所以柳传志在那几个月里总是念叨：“咱们改成联想集团吧。”“联想”由产品的功能而为产品的品牌，现在又用做香港公司的名称，同时也意味着“北京联想”呼之欲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7节：香港联想(2) 柳传志与两个合作者达成协议，各自投资30万港元作为新公司的资本，并且拥有同等的股权，以及同等的责任和利益。吕谭平成为新公司的总经理，而柳传志则是董事长。实际上，父亲和儿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联手，所以，柳传志对这家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公司花了78万港币在太古城买到一处80平方米的旧公寓，让留在香港的全体北京人搬了进去。倪光南、柳传志、张祖祥全都住在这里，房间不够用了就在小过厅的地板上铺条毯子过夜。很多年后香港联想壮大起来，吕谭平也大发其财，资产亿万。有人怒气冲冲地说此人原本不过是个小商人，拿着30万元来和联想结盟，如今成了亿万巨富，不仅有豪宅名车，还有价值2 000万元的游艇以及市值35亿港元的联想股票，无非仰仗联想的国有资产，坐收渔利。网络上有个“中国思维论坛”，为此发表文章说，柳传志“用国有资产给外商准备的必胜客‘洋馅饼’，十辈子也吃不完”。这都是2004年的观点了。如果我们回到1988年春天，看到香港联想的嗷嗷待哺，就会相信当时柳传志放在里面的国有资产并不比“香港小商人”的私有资产更多。他们购买太古城里那间狭小公寓的时候，还是向吕谭平借了18万港元，才将房子首期款付清。 十几年后联想拥有100多亿元资产，市值数百亿港元，难免树大招风，但在1988年这一行人在香港开创事业的那些日子，大致上就是1984年的“小平房时代”的复归，人人都被贫穷笼罩着。香港的公共汽车票价1元，有轨电车就更便宜，只有6毛，可是柳传志和这一行人出门总是步行，不肯坐车，不敢在住处招待客人。为了保持尊严和富有的形象，约人会谈的时候就临时租个宾馆房间，谈判结束立即退房回到自己的陋室。如果是应邀赴约，那就先走到人家住的酒店附近，再坐上出租汽车开到门前。有段时间甘鸿就这么陪着柳传志每天步行在香港街头，碰到外人还要装成个秘书的样子给他提包，让柳传志觉得特别愧疚。几年之后公司兴旺起来，柳传志在心里发下弘愿：一定让老甘回来看看。后来果然有了这个机会：老甘要到香港出差了。柳传志高兴极了，给老甘写信说一定要亲自到机场来接他。不料老甘在北京登机之前突然得了脑溢血，送医院抢救拣回一条命来，从此得了半身不遂，再也没能到香港去。这成了柳的一块心病，日子越久就越是沉重。在1999年7月20日公司的一次会议上，年轻的员工听他谈论公司昔日甘苦，有人问道：“柳总，你在功成名就之后还有什么心愿？” “要问我还有什么心愿，那就是陪老甘去一趟香港。我想……我想让老甘去看看……看看我们香港的公司是什么样子，让他享受一下自己开创的事业。” 柳传志哽咽起来，语不成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8节：人穷志不穷(1) 尽管手头如此拮据，柳传志却尽力让自己显得是在成就一项伟大的事业。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们国家的“下海经商”已蔚为壮观，弃官从商和投笔从商者数以千计，目标都是牟利，柳传志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只有这个人，能够让这件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也证明此人的脑子里的确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念头。 1988年4月18日，公司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召开“进军海外誓师大会”。这人民大会堂本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会场，自从1958年建成以来，悠悠岁月，多少政治大事件都是在这里发生。打倒然后为他平反昭雪，打倒邓小平然后让他卷土重来，悼念周恩来，悼念朱德，悼念，把“四人帮”抓起来，让华国锋不再是“英明领袖”。新的总书记在这里就任，国务院总理在这里向人民代表报告工作。柳传志把这个地方作为自己的舞台，不难看出，他已经为公司的行为赋予了国家的光彩。他信心十足地走进人民大会堂，发表了迄今为止最为好大喜功的演讲。台下一起鼓掌，声震大厅，公司的进军海外战略就这么开始了。可是没人知道，那时候这位进军海外的统帅还在香港那间狭小的公寓里睡地铺呢。 柳传志希望自己能够一炮打响，他也的确有一套办法来小题大做。虽然公司员工还不到300人，但是他请来的客人比自己的员工还要多。很多记者也在现场，不过没把这当成一回事，他们能接受公司公关部邀请来到这里，当时还算是赏脸。等大会结束之后，他们还不知道公司究竟要干什么。这倒不是他们故意怠慢，而是因为那时候公司什么也不是，连“联想”这个名字也没有叫起来，人们即使走到白石桥它那大字广告牌下，也不会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那一年人民大会堂还没有开放，商业的气息冲进这座圣殿还要等到两年以后。普通人家想要在这里开会露脸，就非得有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才行，这让柳传志和他的助手们都很发愁。以公司当初的名望和实力，别想打总书记、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主意，连国务院的那些副总理也没戏，所以只好在副委员长里面开动脑筋。想来想去有了一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柳传志指示郭为前去完成这个任务。郭为那年24岁，刚刚拿到管理学硕士学位进入公司。这是他接受的第一份工作。也真是不辱老板使命，郭竟发现公司一个司机的朋友认识副委员长的女婿，于是沿着这条线索顺藤摸瓜，从副委员长的女婿到女儿，最后联系上了副委员长本人，居然成功了。不过，首长只有20分钟。次日副委员长果然现身人民大会堂，听了柳传志的一番豪言壮语，没说什么，转身走了，可仍然让柳传志感到满堂生辉。那时候中国企业家对于政治家就是这样谦卑，而且越是胸怀大志、越是具有反叛气质，也就越是表现出毕恭毕敬。他们相信政府依然是巨大的保障力量，弄得不好也会处处为难，所以不论他们在未来之路走出多远，始终不能与既成的体制翻脸成仇。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9节：人穷志不穷(2) 6月23日是个星期四，按照柳传志的说法也是“黄道吉日”。香港联想要在这一天成立了。柳传志匆匆跑到太古城，迎接中国科学院新任院长周光召的到来。仪式开始之前的那个星期，他又匆匆忙忙在港岛东边交通便利的“柴湾”购买两层公寓，上面做办公室，下面是仓库。在这座城市里，公司开业大都要请风水先生占龟卜卦，柳传志并不是迷信神灵之人，但却心甘情愿随乡入俗。他花5万元请来算命先生。那人煞有介事地说，公司职员必须坐向东南，背山面水，家具应当白色，桌子也应比寻常尺度高出8寸。最后宣称，如果一切照办，公司必将财源滚滚，一年将挣至少500万元。柳传志觉得“桌子的高度特别别扭”，也不敢违背算命先生的指点，一一照办，又拣个吉日烧香磕头，参拜四方神仙，弄个烤乳猪来给大家品尝，然后就是开张大吉（香港联想第一年的利润果然超过500万，后来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过，不断购买新房子。每次买房就去请那风水先生，价钱次次加码，拜神仙吃乳猪的事情也日益频繁）。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香港联想“剪彩仪式”都是北京“进军海外大会”的姐妹篇。公司租了一个酒店大堂，让几个礼仪小姐在门前迎候四方宾客，又有一支舞狮子的队伍载歌载舞。周光召院长为公司剪彩，他是柳传志那天请来的最重要的客人。在他身旁，有个风度翩翩、精干泼辣的年轻女子，她叫马雪征，后来是联想集团的高级副总裁，那时候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处长。在她的各项职责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安排院长的活动—过去是方毅、李昌和卢嘉锡，现在则轮到周光召。柳传志深知她的地位重要，所以提前好几个星期就来找她，恳求她无论如何要为公司的剪彩仪式插进院长的活动。那是马雪征第一次和柳传志打交道，多年以后回忆起来，依旧印象深刻： 他要我无论如何给院长安排个时间，而且当时就得想出办法。人很和蔼，说话很斯文也很客气，但是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联想人都是可以从早上9点一口气坐到下午4点，你要是不答应，他就不走。 马雪征有许多关于联想公司的动人的故事，那个“香港联想的开业之日”就是其中一个。剪彩很快就结束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让马雪征在柳传志身上发现了更多的东西。他坚持请周光召去参观新公司的办公室，于是一行人乘车来到香港岛东头的那片工厂区，走进一座大楼。马雪征觉得周围破破烂烂，“就像进了个破仓库似的”。然后大家绕过一辆大货车进了电梯，这才知道原来这里是个仓库。电梯不是走人的，是送货的。电梯里面立着搬运工，个个光着膀子，脖子搭块毛巾，脊背上渗着汗珠。这一群人全都西服革履，刚刚在电梯里站定，后面又推进一堆货来，把他们紧紧挤在里面。 “这是什么地方？”马雪征说，“给我感觉是一塌糊涂。” 她曾走遍欧美，看惯了海外的豪华，怎么也不会想到“联想的进军海外就是这副样子”。可是她接着就看见柳传志还挺高兴，很得意地向他们炫耀自己的成果，讲述自己的创业如何不容易。客人个个皱着眉头，他好像一点都没感觉。 出了大楼，柳又邀请这一行人同游港湾。登上游船的时候，马雪征一眼看出柳传志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她知道香港的游船有两种，一种“西式船”，就是人们在电影上常看到的那种白色游艇。但柳传志弄来的是“中式船”，木制，有点儿像渔船，不过租金便宜。马雪征笑问：“这破船哪儿来的？”柳传志倒也不隐瞒：“破船？这是我咬牙跺脚花几千块钱租来的，就为拉你们去玩。” 说是去玩，其实他心里另有主张。他开始向院长陈述他的海外发展战略，讲他怎么看待中国电脑业的大趋势，怎么利用香港的优势，又怎么避开中国的种种局限，一番话慷慨激昂，和眼前那幅寒酸的景象完全搁不到一块。马雪征此前见过不少名人，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美国白宫总统科技顾问，可从没见到有谁像柳传志这样大话连篇。她说： 就在这种破地方，柳传志能讲出他怎么“进军海外”。一共两个半人，野心还挺大，好像已经指挥着千军万马似的。我心说：“你这儿跟海外差远了！”但是让我惊讶的地方也就在这里：这么差的条件，却有这么大的一个志向！你在惊讶之余，就会觉得这公司挺有意思。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0节：“联想式汉卡”得其美名 1989年早期发生了一件激励人心的事。深藏公司档案室的一篇短文，证明此事就像一支空气清新剂，让人在“经济紧缩”的焦虑中为之一振： 当我向公司的全体同仁报告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联想汉卡系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时，我不得不说这是联想的呐喊！在经历了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的道路之后，我们终于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我们向倪总、秦老师以及计算所六室的同志们祝贺，你们十几年的追求终于得到了国家的承认。 文章是郭为写的，其中“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一句，被好多人认为是柳传志的管理哲学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与其说这是管理，倒不如说这是信念。汉卡获得一等奖的所谓“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的道路”，正说明成大事者绝不可以轻言放弃。 原来柳传志和倪光南对中国科学院在1988年为“汉卡”申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事始终寄予厚望，因为这既是了不起的技术成果，也是市场营销的需要。可是由50位科学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显然并不像柳传志和倪光南那样对汉卡一往情深，在一次秘密的投票之后，委员会只同意给予汉卡“二等奖”的荣誉。得到消息的那一天，柳传志异常愤怒，他认为评审委员完全不了解汉卡的价值，才会造成如此不公平的结果。 “你去。拿下这件事。”他点着郭为说。 他表示除非“委员会”改变成命，否则他将拒绝接受这个“二等奖”。人人都认为他是在虚张声势，只有郭为认真对待。郭为和李岚随即出马，后者拥有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文凭，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却对公关这行充满激情，也和郭为一样自信乐观。不过，两人很快就意识到，柳传志是在命令他们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评审的结果已经在报纸上公布，犹如覆水难收。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的那个张主任根本就不见他们，只派了手下工作人员传来一句话：“我们还没干过把二等奖改成一等奖的事呢，倒是有过把二等奖改成三等奖的事。” 不过，郭、李二人还是在“奖励办”发现了对他们有利的东西。尽管委员会没有改变成命的先例，但从评审制度上说，却并非没有可能。有个姓胡的处长告诉他们：“你们想改这个奖，除非能够启动‘复议程序’。”这一程序要求至少有“委员会”里的10位专家联合署名提出申请，并且详细申明初审不当的理由。 年轻人开始了游说专家的漫长历程。郭、李二人都是初进公司，又全都是计算机科学的外行，对于汉卡的种种奥妙根本说不清楚，不过他们拥有足够的激情和信念，又有柳传志调动整个公司的力量做后盾，还懂得如何利用媒体。在198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报纸上不分缘由地登满了关于联想式汉卡的报道，都说这东西如何神奇，如何成为一座桥梁把中国人引进计算机的殿堂。《望》杂志说它“已经销往国内20多个省市”。《北京日报》说它“已经行销到世界10个国家和地区”。《科技开发动态》一会儿用专业术语说，“这是国内外汉字功能最强的系统之一”，一会儿又用诗人的语言说：“她就像躁动于母腹的一个婴儿，具有很大的生命力。”其实这些都是郭为和李岚在后面推动的，想让那些投“反对票”的评审委员读了以后感到后悔。这两人也是从那时学习驾驭记者，结果发现最好的方法原来不是召开新闻发布会，而是把记者分别请来，在宾馆开个房间，一通乱吹之后，再住上两晚，这样写出的文章既深刻又扎实，而且没人能看出是别人授意。两人当日得到这个经验都很得意，说明他们还是太年轻，其实那些有经验的大企业已经开始这样来使用记者了。 现在还需要在50位评审委员中选出10位来为联想“鸣冤叫屈”。委员们都是我们国家各个领域里一流的专家，不会像记者那样被别人牵着走，惟一的办法就是一个一个登门求见。第一个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孙鸿烈，此人本来就在为联想鸣不平，自然一说就通。然后两人拿了孙鸿烈的签名去找别人。一见面就送上事先准备的全套材料，言辞恳切地陈述理由，再递上早已写好的申请书，等着人家签名。在李岚的记忆中，1988年她似乎没干别的，就是这件事。她见了人就说自己是“联想的代表”，感受了热情也感受了冷漠，见识了开门见山也见识了拐弯抹角。农业部那位副部长和航天部那位局长的严辞拒绝令她难堪，但她锲而不舍地按图索骥，终于获得10个人的签名，有国务院的部长也有大学教授，全都不是等闲之辈。 现在已有足够的力量启动复议程序，然而这只不过是迈出第一步。公关部再接再厉，邀请拥有投票资格的50个委员到公司来参观。现在李岚每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真希望您到我们公司去看一下，真希望您到我们公司去看一下。” 公司搭建了临时展厅，摆上几台计算机。当时还没有自己的联想微机，所以不是ibm就是ast，里面全都插着联想式汉卡。委员们陆续到来，持续两个月。有时候是一群人，有时候是一个人，无论多寡都能感受到细致周到的接待。柳传志和倪光南全都出马，对无论专业还是非专业的问题都一一耐心解释，因为这不仅是个技术展示的过程，而且也渗透着一种微妙的公共关系。“这超过了我开始对公关的理解。原来以为公关仅仅是打通媒体，现在发现原来它是一种更大的策划，目标是对社会的整体影响力，”李岚在多年以后这样说。这时候她已是联想集团企业形象推广部的经理，还是公司成为“奥运会全球合作伙伴”这一过程中的风云人物，可是说起1988年来，还是兴奋异常：“实际上等于是拉选票了。真的是拉选票，这个理念很先进。” 决定命运的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50个评审委员都在场。联想需要至少三分之二的选票才能如愿。他们来到会场，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展示自己的成果。然后一行人走出来，站在走廊上等待消息，个个紧张万分，就像罪犯在等待法庭的判决。 5分钟后消息传来，居然成功了。走廊里一声欢呼，大家又跳又叫。李岚倚壁而泣。郭为一头栽在地毯上，晕将过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1节：市场微笑曲线与公司曲线救国 柳传志喜欢用酒来比喻他的海外战略：当你的名望还不足以和那些世界名牌相抗衡的时候，你只能让产品质量和工艺都具有很高水平，就像酒中极品“茅台”，醇香四溢，沁人肺腑，可是你却只能要求顾客付最低的价格，就像3块钱一瓶的“二锅头”。他又常给属下讲述“田忌赛马”的故事：在一场必输的竞赛中夺取胜利，奥妙在于用自己的“上马”去对抗对手的“中马”，用自己的“中马”去对抗对手的“下马”。 1989年年初公司在海外的局面就是这样。倪光南不分昼夜在香港那间狭小的实验室里埋头设计“286样机”，让他的三个助手和他一起熬夜，他希望这能成为继“汉卡”之后的第二次伟业。这同柳传志在几周以前的美国之行中得到的结论完全一样。个人计算机就像一轮初升的太阳，在美洲、欧洲、大洋州，甚至在东亚的日本和韩国、东南亚的中国台湾和香港，都已看到她的曙光。个人计算机的年销售量在20世纪80年代初只有30万台，但是到了这10年结束的时候，全世界拥有个人计算机的人已经达到6 000万。香港联想一鸣惊人，让柳传志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进入个人计算机世界的步伐。他曾狂热地设想办个“美国联想”，也许就是“硅谷联想”。可是那次到美国一看，意大利皮鞋陈列在精美的橱窗里，开价上百美元，而中国鞋却随处乱扔，一双一元。美国企业大楼的豪华气派，也同亚洲人的小企业形成对照。他第一次感到“进军海外”这话说得太大，“联想实际上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人。一个穷人一开始就要在美国硅谷办高科技企业是不自量力。”于是他把眼光退回来，希望在自己的家门口和那些富人决一胜负。 他把战场选择在香港，而决胜的制高点却是“微机主板”和“整机组装”。就像我们在前边说的，用1 000万港元收购一家香港公司的股份，是这场战斗的第一个回合；以这家公司为生产基地，开始主机板的设计和制作，是第二个回合。主机板是微机内部包含若干集成电路芯片的电路板，其复杂性在于，它包括了计算机内部几乎所有最重要的部件：中央处理器、数据存储器、显示卡，以及一套总线和接口。每台微机的内部构造都是由若干这样的电路板构成，并且相互连接。 早期电路板的制作很像照片的显影，在一块由树脂做成的平板上覆盖铜箔，再涂上一层感光液，将设计好的电路翻印到上面，经过一定的程序，没有用处的铜膜被腐蚀掉了，然后依靠人的双手把配件插在电路板的小洞中，用电焊把它们一个个焊接起来。一块主板大致包括200多个组件和400多个焊点，这是一个可以计算出来的生产过程，仍以人力占据主要比例，只需眼明手快就能做好。在计算机行业的整条“利润链”上，这东西不是“制高点”，而是属于最下游的产品。用台湾电脑商施振荣宣扬的“微笑曲线”来衡量，“中央处理器”和“操作系统”是处在微机“利润链”的最高端，以下依次是存储芯片、硬盘和显示器。主机板的位置几乎处在最低层，其平均利润只有1%，至于最后的电脑组装业，就更低一层（见图）。 正是因为这个理由，在那些计算机产业最发达的国家中，人们不愿意在这里投入资源和心血。于是这块骨头被甩抛出来。柳传志是个现实主义的梦想家。他看出这个名堂，决心把自己最优秀的技术人员和全部的资金放出去一搏，这就不仅是“上马”对“中马”，简直就是“上马”对“下马”了，焉能不马到成功。 联想历史的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这就是中国个人计算机产业的起源。其实早在联想的“海外战略”实行之前，国内一些国营厂家的“286微机”就已经起步，比如电子部属下就有北京的“长城0520”和山东的“浪潮0520”，只不过当时全国拥有的20万台微机被ibm和ast垄断着，国内微机生产的规模很小，全国只有几千台，基本上都是把现成的零件组装起来，并非创造。倪光南小组现在做的事情，在有些方面超过了国内的前辈，比如他要对主机板的结构和电路重新设计，还要采用一些新的焊接工艺。尽管这些配件都是现成的，但是需要精心设计并把它们组装在一起。随着中央处理器的变化，主板的设计布局以及线路都要跟着变化。 倪光南是个天生的电路设计大师，结构越是复杂多变，他就越是兴奋。我们细检公司的记录，可知那几个月是柳、倪二人最心心相印也最富有成效的合作期。1989年新年晚会，按照公司的记载是“欢歌笑语回旋荡漾，时装表演一举夺魁”。全体员工携带家眷齐聚京西宾馆。一群女孩子身着五彩缤纷的服装款款而来，博得全场喝彩。大家一起“祝姑娘们永远美丽漂亮，祝公司更加兴旺发达”。可是倪光南仍在香港苦干，不能出席。这让柳传志感到若有所失，当场率领公司上下320人昂首面南，遥祝“我们的总工程师”身体健康，早日回来。几个星期以后到了除夕之夜，倪光南携带尚未最后完成的“286微机主板”从香港飞回北京。柳率众到机场等候，真像是在迎接一个凯旋的英雄。旧历新年的第一个星期，倪光南带着7个研究者继续完成最后的工作，柳传志每天来问候，这还不够，又把中国科学院的胡启恒副院长请来给倪光南拜年。 3月的第一周，他又把倪光南送上飞机，到德国去参加汉诺威交易会。这是世界第一流的电子技术交易会，有100多个国家的50万人聚集于此，40个国家的3 300个展团展示了最完整的办公室、信息和通讯技术，把交易会的16个展厅挤得满满的。倪光南带着“联想q286微机”和主机板来到现场。他在那里待了10天，柳传志则每天在家里守候着他的消息。结果他们大获成功，总计拿到了2 073台“联想q286微机”和2 483块主机板的订单。它们来自意大利、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丹麦、芬兰，还有当时的西德。对于柳传志和倪光南来说，这不仅意味着订单。公司拥有最具眼光的领导者，还有技术、资金，以及最好的市场机会，一定可以在微机市场上大有作为。 我们已经知道，联想早期微机生产的阻力首先来自政府，以及政府下属的那些老牌计算机厂家。因为他们必须获得“生产许可证”，不经“许可”便属违法生产。柳传志开辟“香港战场”，也是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不得已而为之。犹如当日张祖祥的自嘲：“走了一个曲线救国的路，等我们在国外做成了，他们会承认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2节：“斯巴达克方阵” 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 —柳传志 香港东区联想公司办公楼的狭窄走廊上，堆满了微机板卡，从地面一直摞到天花板，全都是来自用户的退货—每卖出100块就有20块被退回来，另外80块也让人提心吊胆。这样的情形已经持续好几个星期。周晓兰每天清晨醒来，满眼都是那些无声的板卡，觉得它们不再是公司辉煌的象征，而是一个麻烦。她是个高个儿女人，性格爽朗，风风火火，所向披靡，是公司员工心目中的“女强人”，还被柳传志说成是“女拿破仑”，可现在也是一筹莫展，不住念叨：“前面发货，后面退货。真是让我焦头烂额！” 到了阴历腊月三十这一天，全世界的中国人都放假回家，周晓兰终于意识到“着急也没用”，索性一跺脚，买来一盒香芋冰激凌让自己的烦躁情绪冷静下来，然后直奔启德机场。飞回北京的时候天已大黑，古城爆竹声声，送旧迎新，她却还在摇头叹息，觉得周围歌舞升平的景象和自己正在经历的麻烦一点也不协调。 今天我们回想起来，20世纪90年代的确是在一种惊人的不协调中开始的，无论对于联想公司还是对于整个国家，都是如此。京城恢复了往日的祥和。第五颗通信卫星发射升空，让人振奋。一部叫做《渴望》的电视剧把全中国的老百姓哄到电视机前，每天晚上如醉如痴。故事是教人从善的，充满阳光，可惜那时候人们都在抱怨身边的黑暗太多：北京接到5万件告状信，云南首次发现146个艾滋病患者，广州的私营企业主正在卷款外逃，有2 651个公司被宣布非法，有18 000个工程被责令停建，还有刑事犯罪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通货紧缩问题、银行坏账问题、企业债务问题、农民进城问题。联想在过去的5年里一路高歌猛进，可是有个咨询公司的专家在进驻四周之后，说他们是“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混乱”。初听上去有点耸人听闻，其实你仔细想想，那时候我们整个国家不都是“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混乱”么！ 公司的成长很明显，就好像一个人进入青春期，生机勃勃而又躁动不安。自从德国汉诺威展会之后，订单源源而来，压得公司气喘吁吁。原来大规模的生产和销售不仅是辉煌之路，还是个麻烦之源。做出几个样品是一回事，组织大规模的生产、销售和销售以后的服务，是另外一回事。香港的制造基地在仓促之间建立起来，说是流水线，其实也就是两台机器，大部分依靠手工，工艺简陋，既缓慢又无标准。几十个工人大都是没有经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妇女，经过简单训练再戴上一副手套，就能工作了。她们把配件一个一个插在板卡上，第一个人插电阻，第二个人插电容，第三个人插芯片。等到把几百个零件全都插好之后，就拿到另外一台机器上去过锡。凭感觉调节焊锡温度，控制松香多寡。有个技术高超的工人拿把电烙铁，把中央处理器的160个“腿”一一焊牢，然后用水洗去松香，烘干。依靠眼睛观察和用手摇晃配件的办法，来查看它们是否焊接牢固。情况很明显，这是小作坊，不是大生产。 尽管如此，还是要快步向前。如果不是仗着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公司的产品如何能够生存？如果走一步一回头，公司又如何在既定的时间之内到达自己的目标？这就像是一场激烈的攻坚战，先头部队必须一往无前，留下空虚的后方让其他人来填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3节：用联想微机取代AS 说到攻坚战，柳传志的希望是“早晚有一天要取代ast”。自从1987年在ibm和ast中选择后者来做代理对象，他就种下这个念头。1990年1月，柳传志召集香港公司12名经理，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ast微机”能够风靡中国市场？那时候大陆上的中国人买一台ast/ p386，要付33 900元。去掉进口商的折扣、关税和营销成本，还有24%的纯利润，谁都能算出这中间的利润有多大。就像马雪征说的，“整个香港联想全是靠这块赚钱。”公司头上戴着“进军海外”的光环，其实就是把“ast微机”从香港运到中国大陆，然后就忙着点钱。当然他们也让ast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后者本来是个二流公司，并不出名，自从有了联想做代理，便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一路飙升，成了第一名。中国用户听信联想的广告，人人当它是名牌。 20世纪90年代早期是ast微机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它的产品中有80%通过香港联想进入中国大陆，香港联想又是通过北京联想来占领客户群。这是一个里应外合的过程。看到联想把汉卡插在自己的机器上，ast挺高兴，把联想当做最可靠的伙伴，深信自己当初把中国市场的独家代理权交给联想是明智之举，不惜牺牲其他销售渠道。对于南北两个联想沆瀣一气垄断货源的行为，它也听之任之。他们以为，只要能把ast微机卖出去，谁都一样，却不知道眼前这个合作者野心勃勃，能量超凡，正在把代理ast获得的利润拿去弥补自制板卡的亏损，还把1 350万元用来开发“联想微机”。不过，他们即使知道了也不会当做一回事。那时候ast完全不会相信联想微机居然成长起来，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中国计算机方面军中的这一小股部队，在20世纪90年代的最初三年，一直让联想微机与ast微机并列在销售人员的报价单上，听凭用户挑选，同时睁大眼睛寻找机会取而代之。有证据表明，1990年3月是这一历程的起点。“曲线救国”的策略已经在政府里产生影响，“联想286微机”通过检验，还获得了第一年生产5 000台的生产许可证。“这一天终于是到来了，”柳传志说，“我们长年来追求的自己研制生产的机器能和外国机器一比高低的愿望，开始实现了。” 已经掌握了ast微机市场控制权的柳传志环顾左右，决定采取行动。他把公司所有的销售人员集合起来，起了个冠冕堂皇的名称叫“干部培训班”。李勤在会上向大家宣布：“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不再推销ast286的机器，我们要把自己的产品推到市场上去。”会场一下子乱起来，众人交头接耳，一时间还弄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听李勤接着说，“只留一小部分还继续撑着ast，而把联想的主力队伍全部转向联想微机，包括生产、采购和销售。” 会议开了至少四天，比预期的要长。柳传志倾向于把这当做一次战地总动员，因为谁都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销售人员不怕推销新产品。有人当场说，“‘联想286’除了一块主机版和一块品牌，其他配件和ast微机是一样的，连机箱都一样。”大家一声欢呼。都说自己会跟用户说，“联想机器的运行功能和ast不相上下，价钱却便宜。”便宜多少好呢，这要好好商量再定不迟。直到会议结束前，他们一直讨论“联想微机”应该是个什么价格。商谈的结果是，“我们的机器绝对是个高档产品，价钱可不能便宜太多。” 但是大家已经吃惯了ast这块肥肉，就这么扔了实在可惜。销售人员还在患得患失，都说：“放饭碗里的肉不吃，要是再捞不着锅里的，岂非鸡飞蛋打？”就连李勤也有些担心：“如果ast市场没有了，自己的机器也推不出去，那么到年底开总结会时，我看大家就不是扬着脖说话了，脸马上就会拉长，脑袋就会抬不起来，到那时吃饭都成问题了。” “我们可以有三种结局，”柳传志说。几个月来，他一直在公司高层领导中勾画新战场上可能出现的图像：“把自己的做好了，ast也没有丢，这是上局；把自己的做好了，也把ast丢了，这是中局；自己的没有做好，把ast也丢了，这是下局。” 柳的想法得到李勤和倪光南的全力支持，那时候公司的总经理和总工程师真是同仇敌忾。会议结束时，无论研究人员还是销售人员，全都受到充分的教化和鼓舞。他们虽然知道柳传志是个雄心勃勃的人，但是直到柳传志说出“我们要办一个长远的公司，为子孙后代做点事，而不是办成一个短期的尽管能够闪烁光芒的公司”时，才特别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脑子里的梦想非同一般。 杰出的企业家都是信念坚定的人，同时又是超级机会主义者。原来“联想式汉卡”只是公司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台阶，“微机主板”又是一个台阶，“代理ast”还是一个台阶，柳的真正目标是让“联想微机成为中国名牌”。而现在，这已经成了整个公司的梦想，把全体员工的步调统一起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4节：办公司就是办人(1) 柳传志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公司的未来，对于眼前一些隐约可见的问题，他却不能控制。 销售5 000台联想微机和10 000套汉卡的计划完全寄托在业务部和企业部的身上。前者负责全国的销售，由创业元老贾绪福掌握；后者负责全国的17个分公司，实际上也在负责全国的销售，由一个名叫孙宏斌的年轻人掌握。李勤当时说，“老贾和小孙身上的担子是非常重的。”这话不错。可是这种销售体制造成责任和利益的重叠，人事方面的纠葛又强化了这种冲突。老年人习惯于照章办事，哪怕这种规章影响了销售效率甚至公司利益，也不敢想入非非。年轻人则喜欢我行我素，信奉“只要把生意做成，公司的规矩也不在话下”。当孙宏斌不断抱怨产品价格缺乏弹性、分公司无利可图也就不会有积极性的时候，双方的矛盾慢慢聚集。及至生意开张，孙又认定老贾主持的供货渠道效率太低，延误商机，自作主张寻找公司之外的渠道运输货物。于是两人一言不合便争吵起来，彼此间充满火药味。 诸如此类的矛盾在中国大多数机构都会出现。人们通常都是以“和稀泥”的方式处理这类纠纷，听凭嫌隙扩大，各自寻找自己的靠山和同党，直至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个阵营。柳传志不希望在他领导的公司里出现这种局面，尤其不能允许在自己的身边出现宗派和圈子的势力。 在这年春天一次会议上，柳决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处理贾、孙二人的纠纷。他先说老同志的主人翁感强烈，兢兢业业，不过有些循规蹈矩，缺乏开拓精神和创新愿望。又说青年同志有开拓精神，显示出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但是在他们身上比较集中地反映出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还在职务晋升之后头脑发热。他这样说着不偏不倚的话，其实当时心里还是向着年轻人。他讨厌黏黏糊糊的做事风格，不计苦劳，只看功劳。举个例子，公司从1987年开始就一直在考虑如何能够把销售网撒到全国去，还曾经有过设立“八路诸侯”的打算，在全国形成分公司系统。可惜那时候公司里都是一群元老，不能长年只身在外，所以这一计划始终不能实现。直到1989年10月成立企业部，孙宏斌迅速建立13个独资分公司，营业额达到2 400万元。柳传志将这些事情一一讲出，还列举事实说，1989年12月，由于进口部的工作疏忽，令公司产品大量积压，“分公司像泄洪一样泄出去1 000多万元的产品”。所以“孙宏斌这种开拓性的做法得到了总裁室的垂青”。 如果这些话里赞扬孙宏斌的味道还不强烈，那么，他在私下里的倾向让所有人都能明白，在新老之间的冲突中，他是站在年轻人一边的。接连好几天，他把年轻人陆续约来单独见面，单刀直入地询问他们对老贾的看法，提出诸如“你觉得年轻人在联想有没有前途，受不受重视”这样一些问题，然后约上李勤去找贾绪福谈话。不料贾绪福倚老卖老，反唇相讥：“领导上知道我的问题，下边也知道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自己什么问题，我希望领导能给我摆个十几条出来。”按照李勤后来的说法，这是“叫板”。 年轻人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在公司高层领导那里得到支持，渐渐有恃无恐。陈恒六和孙宏斌成为两颗新星，柳传志把公司最重要的企业部交给他们来领导，加上郭为，这就组成了公司当时新一代中的精华，也成为柳传志“接班人计划”的重要环节。 陈恒六和孙宏斌是一对绝配。陈年长几岁，把孙当做小弟，而孙也的确把陈当做大哥，言听计从，甚至还能毕恭毕敬。比如说，他出差回来的时候，企业部用两辆车去机场迎接。陈一走进办公室，孙便喝令全体起立。陈是个天生的演说家，思维敏捷，口齿伶俐，说出话来既生动又有力度，还有强烈的煽动性，这一点就连极富演说才能的柳传志也惊佩不已。直到很多年以后他还承认：“一说起恒六，我可就要两眼放光。”可惜陈是个能说不能做的人，就像他自己说的，“天生是给人支招的”。这孙宏斌恰好相反，拙于言而敏于行。他出身于山西一个贫困之家，虽经清华大学学习多年，却还满口山西腔，一开口就要被人笑话。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机敏，坚毅，不择手段地追逐目标，将任何障碍视若无物。而且此人眼光远大，全局在胸，只是说不出来。柳传志本人能言善辩，也喜欢会说话的人。为了让孙锻炼口才并且去掉那嘴山西口音，有一个时期，他逼着孙每天讲个故事。在孙的身上用这番工夫，就表明他对这个年轻人有着极大的信任和期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5节：办公司就是办人(2) 但是事情在突然之间起了变化。1990年3月的一个早晨，柳传志在香港一觉醒来，就发现一期新的报纸放在自己案头。它叫做《联想企业报》，但它显然不是自己写发刊词的那份报纸。他打开它，看明白这是孙宏斌领导的企业部办的报纸，也可以叫做企业部机关报，这让他很不舒服。头版刊登的“企业部纲领”更是让他难以置信，比如第一条就是“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以下还有企业部经理拥有“分公司经理任命权”等等。很显然，孙宏斌在那里搞的一套和他期待的不是一回事。也许老贾对他的反感不无道理，那家伙莫非要把企业部搞成一个独立王国，与联想分庭抗礼？ 柳本来具有见微知著的本领，仅仅这一句话就把他的警觉全部唤醒。他知道自己必须飞回北京亲自纠正这个错误，但这对他来说，既尴尬又棘手。他急于为公司寻找聪明能干的年轻人，来取代那些跟不上时代潮流的老同志，现在他担心自己弄砸了这件事。 柳传志后来说过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办公司就是办人。还说过，选拔年轻人是“公司最艰难的工程”。我们只有了解1990年春天北京联想发生的事情，才能真正明白这话的含义，并且嗅出其中强烈的中国味道。 问题又回到大会上来，柳不打算隐瞒自己对孙宏斌的担忧。他告诉公司全体干部，他看到《联想企业报》上面的一些话，“着实吃了一惊”，接着便严厉指出孙的错误：“企业部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是荒唐的。企业部不能有自己的章程，也不能办自己的报纸。“如果下属的分公司只看《联想企业报》，不看《联想报》，感受到的只是有声有色的企业部，有血有肉的孙宏斌，对于远离总公司的分公司建立大船结构思想肯定是不利的，是不能被允许的。” 柳传志显然还没拿准孙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打算继续观察。他公开说孙“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能够充分发挥属下的积极性”。又为企业部的年轻人打抱不平，说他们“得不到公司其他部门的有力的支持”，倒是“企业部能够克服困难，自己解决，不是坐等。他们部里的气氛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感觉，有一种‘嗷嗷叫’的工作的感觉，这一点我自己亲眼看到了。”紧接着，李勤出来为他助阵。“青年人有青年人的优势，”李勤说，“他能够到全国去。他能够住在外地，老同志能够在外边住几个月去推销吗？”很显然，有些话是这两人事先商量好的，所以李勤说得异常尖锐，而且直指贾绪福，说他“干扰了，甚至可以说在某些地方是破坏了我们在全国建立分公司这样一个战略部署”。这话已经说得相当尖锐，但是还有更厉害的呢。他说：“老贾为了自己的权力，或者说自己的面子，有的同志叫虚荣心，就什么都可以不顾。”这些话在众人面前说出来，弄得大家都很紧张。只有当事者漫不经心。“我都不紧张，你紧张什么？”贾绪福对坐在下面的一个经理说。这让李勤更加恼火。“我一听就很不是滋味，”他对贾说，“你就那么潇洒？” 李勤这些话里只有一点不确，那就是贾绪福的“潇洒”。其实那都是表面做出来的。会议结束之后，任何人都能看出，贾已“被打得落花流水”，离开要害的岗位，从此也不再是孙宏斌的阻碍。 柳传志希望让全公司的人都从这件事上吸取教训，以便真正建立起集中统一，而又各负其责的“联想文化”。他用一个简单的词来表达他的这个思想，这就是“大船结构”。下面这段话表明，他认为这是消除公司内部宗派势力的一剂良药： 对“大船结构”思想的贯彻，是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大船结构”简言之：公司像条大船，向着总裁室制定的目标前进，这是“大船结构”的统一原则；每个部、每个人的岗位目的明确，这就是“大船结构”的定位原则；各部门之间分工协作，这就是“大船结构”的合作原则。今天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统一原则和合作原则。 3月会议就这么结束了。可是谁也没有料到，事情才刚刚开始。在贾绪福被免去若干权力之后两周，孙宏斌又遭遇灭顶之灾。多年以后有个叫王育琨的人撰写文章谈及此事，暗示柳传志工于权谋，欲擒故纵，使用“缓兵之计”诱使天真的孙宏斌上钩，并且大获全胜。我们仔细检查当日档案，可以发现王的描述不是事实。在3月19日的会议上，柳曾在众人面前指出孙的“以自我为中心”和“帮会行为”，还说他既有可能成为“可造就之大才”，也有可能成为“公司的危险人物”。孙本人也在当场聆听。所以这件事的性质完全不像一些人描绘的那样，是一个蓄谋已久的计划，更没有所谓“胜利者”。冲突双方两败俱伤：孙被判入狱，刑期5年；柳则失去了自己寄予无限希望的年轻人，被迫将公司的“接班人计划”延期数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6节：孙宏斌事件(1) 孙宏斌并没有理解老板的警告，反而因为扫除了贾绪福这个障碍而得意起来。企业部里那些年轻人，还有13个分公司的总经理，现在更加紧密地聚集在他周围，百般拥戴，就像找到一个英明领袖一样。 年轻人的能量很快从企业部里涌出，在整个公司串来串去，把柳传志左右那些得力干将也卷在其中。有一天5个年轻人来到“达园”，一边吃饭一边指天骂地，都说计算所的那些元老占据了公司所有重要岗位，年轻人总想做一点什么，却总被指责。照这样下去，公司长远大计从何而来？这些人倒真是为公司的前途着急，可就是不明白元老们开创这家公司时的艰辛，只觉得他们个个都是明日黄花，柳传志英雄寂寞，身边缺少有才干的人。大家喊着“就是靠我们这一代”，都是一副“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样子。 柳传志不断得到属下报告，对这些动向全都了如指掌，元老们也在给他写信，说孙在公司里面如何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更令人担心的是孙还得寸进尺，以“蚕食的方式”，侵入本来属于公司总裁室的人事权力，自行其是地任命下属经理，由先斩后奏而至斩而不奏，私自调进三人作为他的心腹。这些人还模仿柳传志的干部培训计划，召开会议培训新人，其要旨是对孙宏斌本人表达忠心。大家都说孙是“领袖型的人物”，不仅聪明而且英明，别人对他的话要苦思冥想，才能悟出真谛。说到得意的地方，不由得把孙和万润南、柳传志并列在一起，后面两人都是中关村的成名人物。现在孙的属下经过一番分析，结论是：“孙绝对第一，万第二，柳第三。”因为“孙用能人，给大家一个能成事的舞台。而柳传志身边都是庸人，把住权力不放手”。 这话说到最后，就形成一个规矩：企业部的员工对孙一人负责。比如所有新员工都要回答“自己的直接老板和公司大老板是什么关系”这样的问题。“假如你一天生产200个部件，直接老板向大老板汇报一天生产300个，当问到你们的时候怎么回答？”正确答案是：“应该异口同声地说是300个。”再比如大家一起领悟公司的“大船结构”，悟来悟去，最后终于悟出：联想公司是一座大船，企业部是一只小船。联想的大船沉下去了，企业部的小船就漂起来，变成大船。 孙是一个坦荡之人，并不隐瞒所有这些行为，甚至还邀请李勤来参加他们的会议。在柳传志忙于香港事务的时候，李勤是北京联想的主持者，后来公司上下很多人认定，孙能如此嚣张，都是因为李的纵容，孙本人也在有意无意间把他当做“靠山”。其实这些看法只是一面，而不是全部。从纯粹业务的立场上说，李勤的确需要年轻人去攻占全国市场，所以在孙与贾的分歧中明显袒护孙宏斌，可是他却不能允许孙的胡作非为。 柳传志现在认定孙宏斌在另一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听之任之必会后患无穷。他再次从香港赶回北京，与李勤“对表”（这是公司员工常用的一个词，直到今天都在流行，意思是要统一步调）。他的这位搭档尽管拥有强悍的管理风格，但却是个识时务的人，每逢关键时刻总能洞悉大局利害所在，所以没有犹豫就表示赞成他的判断。于是两人决定将孙调出企业部，到业务部去接替老贾空出来的位置。柳传志勒令孙“低姿态进入”，“不许成立新的单位或带人进去”。柳仍在期待他曾欣赏的年轻人悬崖勒马，进而发挥自己的才干。但是站在孙的立场来看，这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他将远离年轻人的圈子，时刻处在元老们的包围和监督之下，而企业部的年轻人也将群龙无首。当柳传志在4月4日宣布这一决定时，冲突立刻爆发。 事情发生在北京大学芍园召开的企业部会议上，所以在公司历史上被叫做“芍园发难”。柳传志后来多次表明，这是整个事件的“分水岭”，从此“就开始了一环扣一环的斗争”。这就表明，他是这一天开始，认定孙和他的“小集团”已无可挽救。 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孙宏斌表示他的属下不能理解公司决定。接着一个名叫白泉的员工发言。白是那份遭致批评的《联想企业报》的编辑，现在质问：“企业报到底有什么问题？”薛琳娜接着发言，其实是火上浇油：“公司的《联想报》办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不能办更好的报？” 柳传志一直在听。但是当孙宏斌插进来说“《联想报》简直就是下流小报”时，他觉得再也不能抑制内心的愤怒。他严厉斥责年轻人的狂妄，以为凭借自己的威望能够力挽狂澜，却不料他的听众“处于一种假睡状态。假睡的人，你怎样叫他都叫不醒的。那时我就知道对他们已经不是讲道理的问题了”。 柳传志后来对公司全体员工如此报告当时情形：“就一个接一个地，一句接一句地向我们发难，仿佛非要把我们问倒不可的架势。”另外一个柳传志的随行者，应旗，在很多年后还能记得：“他们当时叫‘盘道’，有一点像‘华山论剑’那种感觉。按时下流行的话说，要盘盘道。”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7节：孙宏斌事件(2) 以下是一些最富挑战性的问题： “你说我们有帮会成分，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我们直接归孙宏斌领导，孙宏斌骂我们爱听，与总裁何干？” “企业部到底怎样开小船了？” “什么叫大船结构？” 会议就这么不欢而散。“你们的表演，说明了你们只知道有企业部，不知道有联想集团！我希望你们不要做装睡的人，就是装睡我也有办法把你们叫醒。”柳传志说罢，拂袖而去，出门前又丢下一句话，“你们要知道，联想的老板是谁。” “叫醒装睡者”的办法相当严厉，有点类似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开除“芍园发难”中表现最激烈的白、薛二人；封存分公司的账号；请公安机关派人来保卫公司的安全；柳传志自任企业部经理，李勤担任业务部经理，孙即刻离开原职，到业务部去给李勤当助手。 4月7日下午，柳传志再次集合企业部人员宣布新决定。会场气氛肃杀，个个正襟危坐，已经宣布被开除的两人仍在其中。柳走进房间的时候，这群人全都把胳膊抱在胸前，以一种姿势朝着他，接着孙宏斌进来，所有人当即把手垂下。室内香烟缭绕，柳不免皱眉。孙喝一声“把烟掐了”，大家一同灭烟。孙又喝一声“起立”，大家一同起立。柳带来的秘书应旗下意识地坐在柳的身边，孙再一声喝：“这不是你的位子。”柳认定孙在率领整个企业部向他示威。他对应旗说：“你就坐在这儿。”然后宣布企业部全体人员“必须服从我的一切决定”，又警告所有人“不许拉帮结派，不许恫吓任何人”，若有违背，无论是谁都将受到严厉处分，直至开除。 孙宏斌预感大势将去，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当晚把属下叫到畅春园商议对策，没想到这样一来就铸成了大错。年轻人群情激愤，口无遮拦。有些人要他坚决顶住，有些人要他知难而退，还有人在激怒中建议“卷款”走人。他们可没料到身边也有忠于柳传志的人。柳传志很快接到报告，当晚会议“最后的结论叫做‘明撤暗卷’”，也就是表面接受公司决定，暗中把分公司的钱转移他处。这成了导致孙身陷囹圄的直接原因。 孙宏斌后来只承认有人在气头上说了“卷款”的话，并没有一个“结论”，尤其没有这样的行动。但是当时种种迹象确已表明事情刻不容缓。一个会计当晚报告，企业部有人打算到外地提款。第二天是星期天，又有孙的五个下属前来揭发有人打算“卷款潜逃”，提醒公司防范。柳传志手上并无确凿事实证明这些揭发属实。不过，由他本人多年的经验来衡量，人事的纠纷不断激化，乃至发展成为你死我活的冲突，在整个国家都是一种普遍现象。从公司的立场上说，他也必须预防在先，因为孙领导的分公司掌握着至少1 700万元的资金，倘若“卷款而逃”的事情真的发生，必将置公司于巨大的财务危机和信誉危机中。我们只要想到这个人为了索回2万美元的债务，夜宿深圳小店流着眼泪奋笔疾书，弃重病的妻子于不顾；想到他曾为了300万元的货收不回来，蹲在人家墙根底下，恨不得拿着砖头去拼命；想到他为了100万美元的亏损，点着几个香港人的鼻子破口大骂，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为了公司的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的。 这个周末孙宏斌和柳传志都没闲着，孙向远在香港的陈恒六请教对策。柳则向中国科学院保卫局报告，显然这件事已经不再是公司内部的纠纷，还有触犯刑律之嫌，所以他又向公安局和检察院报案。同时派出20人星夜兼程分赴各地查封分公司账目，还请了一个身材高大名叫王勇的小伙子做自己的保镖，时刻不离左右。 星期一早上继续开会，孙宏斌还在为自己辩解，但是柳传志已不打算再浪费时间。孙在听到一个“停职反省”的决定之后，当即被带出公司，来到京城北郊东北旺联想生产基地的一座公寓楼中，在至少两个人的监视下失去自由。关于这个情节，后来有人曾质询是否合法。柳传志周围的人都在维护他的决定，只有他本人坦率地承认，当日对孙宏斌的“控制”在法律方面并不是无懈可击： 凌志军：从法律角度来讲，你们控制他是被允许的吗？ 柳传志：一出事马上把他控制了。按照道理，这是不允许的。 凌志军：我也问了别人，他们分析当时的情况，说这样做是合法的。 柳传志：那是向着我说话，实际上是不合适的。真要出了问题，人家反告我，肯定是我的责任。确实这个公司不是我的财产。国有企业经常被弄空了也没有人管，就是因为没人肯负责。所以说，我为了企业会玩命，就是这个道理。这件事完了以后，我汇报到院里。有人说这种事在中关村多了，没有人像我这么干。 凌志军：后来确实查出他挪用公款，要是查不出来，你就有问题了。 柳传志：是这样。我已经知道他的钱长期没有回来，违反了财务规定，实际上是有公家的钱在外面转了，所以我才敢这么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8节：孙宏斌事件(3) 调查结果证明柳传志是对的。孙宏斌的确已将公司资金转移到另外一家公司，而且数额不小。孙宏斌解释说他绝无“化公为私”的企图，只是因为公司财务制度僵化，手续复杂，才要留下一笔流动资金，以便为公司做生意时“用着方便”，检查机关也的确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显示他有“贪污倾向”，尽管如此，擅自挪用公款也已构成法律问题，这就给整个公司敲响了警钟。 春天结束的时候，公司把孙昔日的属下全都集中到京城北郊怀柔县城，现在用不着再说什么“大船小船”，而是请来检察院里一位名叫项明的副检察长，讲解什么叫“经济犯罪”，法律又如何判定“贪污”。“贪污2000元就可以判刑，”检察长说，“贪污5万元就上了杀头线。”吓得这群人全都没了声音，只剩下一个姓陆的小伙子仍然不服。此人来自南方，却天生一副北方人的火暴脾气，又有一股江洋大盗的野性。如果后来人们所谓孙的手下有一股“黑道力量”的话能够成立，那么多半就同这个人有关。他开口闭口“黑道白道”，先是扬言要把内部的叛徒“卸掉胳膊”，后来又从公司汽车队的出车记录上查出端倪，率领几个人前去关押孙的公寓“劫狱”，当场要与看守人员打将起来。多亏孙宏斌劝他罢手回家，还说他自己不打算与公司彻底决裂，这才没有造出更大事端。 陆回到公司，可是他的行动又为柳传志知晓。第二天柳传志把陆拦在中关村的马路边，对他说：“你要弄明白，邪不压正。从现在起，公司任何一个员工出了事，我就认准了是你干的。” 陆把脖子一横还要发火。就听柳传志接着说：“你别给我来黑道那一套。你以为我是谁？我问你，你在街上走，忽然有个自行车把你撞了。这有可能吗？” “有可能。” “撞上以后，你们打起架来，然后两人一起进了派出所。然后那个撞你的人就放出来了，你在里面还得受一点苦，这有可能吗？” “有可能。” “你在外面走路，有三个人黑天白天跟着你，你害怕吗？” 陆听到这里，已经变色，当即表示他要离开联想，绝不介入公司的任何事情。 4月22日，公司全体员工都知道了这件事。柳传志先是声明“今天是一个整肃纪律的大会”，接着异常严肃地宣布：“我们发现自己的身上长了一个脓包，尽管外面表现为一个小小的脓点，但下面是很大的一块溃疡面。我们毫不犹豫地坚决地给自己动了手术。”然后他便向大家通报事情经过，抑扬顿挫，甚至连很多细节也没有遗漏。 他当时说，孙宏斌是“有组织有纲领地进行罪恶活动”。15年之后，他回过头来再看这件事情，显然已经冷静了很多：“其实后来我想一想，孙宏斌到联想来了以后，他也没有说一定要跟谁对着干。他就是想形成自己的体系，觉得这是他的一块独立王国，谁也别管我。他的做事方法跟我的方法不同就是了。” 孙宏斌于1990年5月28日被警方羁押，6月5日被逮捕收监。他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活，左右亲信兄弟也都散去。12个月后，也即1991年7月10日，海淀区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公诉人指控他“受贿”和“挪用公款”。又过了13个月，终于判决。主审法院并未认定“受贿”的指控，但却判决“挪用公款”罪名成立，刑期5年。判决书为“（1992）海法刑字176号”，上列证据是： 利用职务之便，于1989年5月至10月间，以方便给下属分公司购货为名，先后截留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下属武汉、太原、青岛分公司还总公司货款共计人民币76万元，入到其友杨建忠个人承包的北京市海淀区通用计算机经营部账户内。杨建忠为购货经营，多次动用此款总金额达134 627.12元，盈利26 000余元。 然而事情仍然没有完。此后孙宏斌在逆境当中再次赢得柳传志的好感和帮助，以致在公司的历史上屡屡留下痕迹，还在京津房地产市场上一鸣惊人。我们只有把这所有的故事全都了解清楚并且相互连接，才能明白孙的故事在联想的历史上绝非孤立的事件，犹如唐旭东所说，“它源自现代观念和传统理念的冲突。”其中详情，容我们在后面再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9节：在矛盾旋涡中整顿分公司 5月5日柳传志回到香港联想，仍对北京的问题放心不下。孙宏斌引发的风波以这种方式平息，在那些深悉中国机构中人事纠葛的人看来，不会感到意外，但对柳传志来说却是一个重大打击，而且还将在日后很长时间里面发生影响。他在大会上赞扬过的13个分公司全都人心浮动，业务陷于瘫痪，财务方面的混乱状况浮现出来。如果分公司搞砸了，那么整个联想1990年的销售计划也会泡汤，在“联想微机”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等于零。 但是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他的培养新一代接班人的计划受到重创。他所欣赏并且刻意提拔重用的三个年轻人中，孙宏斌“暴露出真面目”，陈恒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卷入其中，剩下一个郭为也遭到公司元老们的质疑。郭为本来就同公司的老一代没有足够的沟通，这次也是摇摇晃晃走过来的。可是柳传志仍然信任郭为，说他只不过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想不太通，认为对年轻人是一种打击。后来随着他对这件事真实情况的了解，就非常坚决地参加了工作”。作为公司紧急成立的监察部（相当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郭为在孙宏斌一案中“勇敢地站了出来”，成为公司与公安局检察院之间的联系人。为了让郭为有机会证明自己的立场和才干，柳传志让他接替孙宏斌的位置，收拾分公司的混乱局面。郭为迅疾离开北京，率领一个“五人小组”一口气跑遍所有建立分公司的城市。 郭为接手的是极其棘手的任务。他的第一个使命是处理那些紧急的财务问题，检查账目、控制分公司领导者的胡乱开支，并且追究违规行为。在当时的联想集团，几乎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年轻人拥有魄力，但没有足够的经验。老一代人经验丰富却不肯涉足其中，他们深知分公司个个都是泥潭，深不可测，弄不好就有没顶之灾。 郭为本来就有“公司有难，人人有责”的信念，又希望抓住这个机会修复自己在老板和公司员工中的形象。“那是一个矛盾旋涡，风险很大，”他对小组里的同事这样说，“很多人要跟你玩命。因为你要查账，就可能发现他的经济问题。”事实上，他们的确遭到那些人的威胁：在一个分公司接到恐吓电话，叫他“小心小命”；在另一个分公司看到那位总经理随身带着一根警棍；在第三个分公司听说有人要把他扔到嘉陵江里。有一天郭的助手给他一个喷雾装置，对他说：“这是防身武器，遇到有人加害，你就喷他。” 这一切都让郭为“心里也有点害怕”。不过此人一向知难而进，越是身处逆境就越是斗志昂扬，这时候这种品性就正好发挥作用。他和他的“五人小组”从这家分公司跑到那家分公司，马不停蹄，不分昼夜，由华北到西北，再从华南到华东，到了这一年年底，已经拿下太原、西安、成都、重庆、广州、长沙、武汉、南京、山东、上海的分公司。结果证明分公司并非全无功劳，比如它在过去一年里创造了1 038万元利润，投资回报率达到75.4%。当然也查出分公司账目混乱，疏于管理，丢失价值2 245 411元的商品，积压了1 514万元的货物，还欠了总公司1 869万元。郭为大刀阔斧，把成都公司总经理给撤了职，把重庆分公司给关了门，给武汉公司和长沙公司换了新经理。西安公司也有问题，好在不严重。他对总经理说：“我是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后来那总经理还真把事情都说清楚了。 分公司的业务迅速恢复生机，在后来的一年中卖了全公司一半的个人计算机。也是从这时开始，郭为在公司里获得了一个“替老板堵枪眼”的评价，这比喻由于借用了黄继光的故事而显得分外有力。黄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朝鲜战场上是中队中的一个士兵，以自己的身体堵住美军碉堡的枪眼，为战友的前进扫清通道。无论从以前还是以后的历史来看，联想还真需要黄继光式的人物。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0节：“天条”和“入模子” 不过，仅仅“亡羊补牢”恐怕不成。尽管“在混乱中发展”是所有中国企业创业时期必行的路线，但是如果永远混乱，那就不可能永远发展，甚至连创业者也不能自保。这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年广久、步鑫生和“温州八大王”的前车之鉴，在90年代又有牟其中、禹作敏、史玉柱和褚时健败走麦城的记录。所以联想必须做一些具有深远价值的事情。在1990年剩下的几个月里，这些事情是另外一个人做的，他叫唐旭东。如果说郭为是公司的“乱世英雄”，那么唐旭东就是建立秩序的发起者。 唐旭东有着苗族血统和一张中央民族大学法律专业的文凭，个子不高，短发，内敛，行事周密，头脑清晰，是那种典型的外圆内方、绵里藏针的人。在来联想之前，他是中国科学院政策局的一个干部。这些学历和经历让他很自然地成了公司法律事务的专家。 唐到公司来上班的时候，恰逢孙宏斌“东窗事发”。他只拥有一个最低级别的位置，但他的法律知识正好派上用场。几个月后风波平息了，他却发现“这件事对联想的影响非常大”。他不懂企业经营运作这一套东西，这样想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专业眼光。他认定公司有必要让全体员工中接受“制度化”的概念。这与柳传志的想法不谋而合。 1990年公司的规章制度实在是一塌糊涂。举个例子，王平生这一年进入公司的时候，问人事部长公司有多少人，人事部长不知道，问财务部长公司有多少钱，财务部长不知道，问库房经理有多少货，库房经理不知道。再举个例子，公司执行多年的“天条”在整个行业享有盛誉，唐旭东早就听说这家公司的“不许吃回扣”和“不许拿红包”，还据此对违反者严加处置。可是直到进入公司之后他才发现，原来“天条”都是口口相传的，并没有一份白纸黑字的“制度”供员工参照，不免惊讶。他坚信“任何制度都需要有个载体，明白无误，否则员工言行无据，管理者的奖惩也会师出无名。于是他起草了公司第一份《天条》： 一、在业务活动中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取任何形式的回扣。凡违反本条规定者，予以开除处分。 二、不得从事第二职业，凡违反本条规定者，予以开除处分。 三、不得利用职务或工作之便谋取私利，违反本条规定者，没收违法所得，并扣罚相同数额的奖金。 四、收取公司以外的劳动报酬，必须报告本部门主任经理（或总经理），并将所得报酬交主任经理（或总经理）处理。凡违反本条规定者，扣罚所得报酬两倍的奖金。 五、在业务活动中收受礼品，必须报告部门经理。礼品价值50元以下的，由部门经理处理；价值50元至100元之内的，由部门经理交主任经理（或总经理）处理；价值100元以上的，由主任经理交人事管理部处理。凡违反本条规定者，扣罚相当礼品价值量两倍的奖金。 六、不得相互打听奖金和福利。违反本条规定者，扣罚当月奖金。 七、本规定适用于公司所有员工（含正式工、临时工）。 唐旭东的“把公司纳入制度化轨道”的信念和努力，很快得到总裁室的支持。柳传志甚至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起草所有必要的规章，管理部经理周玲秀则是其中最重要的指挥者。小组的工作进度很快，使得1990年成为公司历史上一个有名的“制度建设年”。 1990年结束的时候，公司完成了第一批规章。数以千计的条款中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息：所谓“大船文化”，不仅仅包含政治的含义和经济的含义，也不仅仅在公司结构上确立谁是舰桥谁是舰炮谁是机舱，它还应当包含法律和制度的内容。一个公司的文化，也许就是由一个个的人和一个个的条例组合而成。 但是柳传志并不满足。他知道人的精神世界里有些东西是制度和法律无法约束的。他开始强调联想文化中集中统一的一面，发表了无数演讲。总裁室把他的话编印成册，发给员工学习，其中最经典的论述就是这一年10月6日说的，“我们要造就一个真正的斯巴达克方阵。即使某个局部出了毛病，整个方阵也不会乱。”斯巴达克是古代欧洲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依靠集中统一的军事组织在南希腊确立霸权。柳传志以这样的精神来阐述公司文化的核心，其主旨在于“步调一致”、团结和鼓舞士气，而不是字面本来的意义。公司开始制定员工培训计划，还为这一计划起了个名字叫“入模子”。按照柳传志的描述，公司应当成为一个坚硬的“模子”，它由联想的理想、信念、情操、制度、规范和礼仪构成。“入模子”的过程大都在山清水秀的地方展开。一位名叫吕彤的员工在参加了一次培训之后认定，每天学习的紧张程度超过了平时的工作。“清晨天不亮就要起来跑操，像军训一样，”他写道，“然后高唱联想之歌，开始一天的课程。” 柳传志是个充满中国特色的管理大师，他把一种几乎半军事化的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运用到这个代表新兴技术的产业中。在太平洋的那一边，信息产业中那些最成功的企业家，比如比尔·盖茨，都信仰一种自由放任的管理制度。在这里，柳传志坚持要让公司成为“斯巴达克方阵”，每个部门每个人都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1节：开放“牢骚市场” 1990年唐旭东努力炮制那些规章的时候，他在中国科学院政策局里的一个同事，王平生，被任命为联想公司人事部经理。王在年龄上属于柳传志和唐旭东之间的一代，诸如1966年的“文革”造反、1969年的下乡插队、1974年的工农兵上大学、1976年周恩来、朱德和的相继去世，以及导致“四人帮”垮台的“四五事件”，他全都亲身经历过，甚至对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也保留着清晰的记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他都在中国科学院里从事着一份得心应手的工作。做过研究室副主任、党组秘书、政策局的总工程师，仕途一帆风顺，心情也不错。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剧烈的社会变动让他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之路，终于在柳传志的力邀之下辞去官职，加入联想。 邀请王平生加入联想这件事，再好不过地传达了一个信号：尽管遭遇重大挫折，柳传志还是不遗余力地抓紧建设公司的“第二梯队”。他的行动有他对于这个行业的理解作为基础。计算机产业日新月异，全世界那些最有名气的大公司，几乎都是掌握在40岁以下的人手里。毫无疑问，这是属于年轻人的世界。他和那些创业元老们，只不过是跟着中国大时代的潮流，偶然地进来客串了一把，所以越早把这个事业交给年轻人，也就越是对公司有利。而在1990年，柳传志面对的情势真是不妙。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个既有能力又可倚重的人，来主持公司人事方面的大局，进而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于是他想到王平生。在和王的几次接触中，他认定此人不是等闲之辈：为人挺正，有主见，也有大局观，还敢在国务院的部长面前说东道西，指手画脚。有一次两人在私下交谈国家时局，让柳传志颇有志同道合的感慨，觉得此人说出话来，无论是见识还是感染力，都不在陈恒六之下。他和李勤一同去请王平生加盟。二人苦口婆心，好话说尽，请王进入公司总裁室，发给王一张“编号00011”的胸卡。那时候王刚刚经历一场车祸，浑身是伤，还未痊愈，于是给他配备专车。为了让他移动身体时不致过分艰难，李勤又特意买来一把转椅。这就开创了联想历史上的一个“第一”：第一把可旋转的“老板椅”。 像唐旭东一样，王平生对联想的第一印象也是“孙宏斌事件对公司的伤害很厉害”。只不过，他是从人心方面来观察的。员工情绪不好，乱糟糟的。老人怀疑年轻人的忠诚，年轻人忧虑老年人的压制，两代人之间的裂痕清晰可见，而所有人都在抱怨公司的领导。有人批评“老柳用人不当”，更多的人批评“老李不能控制局面”，还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坏人的挡箭牌。有些年长一辈的老人眼见孙在自己眼皮底下被带走了，不免伤心：“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念书念得那么好，怎么到我们这里来没两年就弄到监狱里去了？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呢？”又有人说：“这孩子到底是好是坏？如果是坏人，为什么当初重用他？如果是好人，为什么后来变坏了？”在此之前，公司上下同心同德，员工们对领导是没有保留的。现在，王平生看出员工的信心发生了变化：“经济上损失几百万，是看得见的。人心方面的损失，看不见啊。” “你现在有麻烦了，”王平生对柳传志说，“公司就像一口柴锅，盖子闷得紧紧的，底下还在拼命烧，蒸汽越来越大，如果不找一个出口，我担心要爆。” 公司是个利益集团，也是“矛盾体”，无论你拥有多么强烈的理想和信念。这就像一个国家一样，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纠缠不休。你怎么解开这个结，怎么把方方面面的立场梳理清楚，怎么既维护利益的公平又保持大局的平衡，这都不是教科书上的知识。它需要智慧和勇气，还需要经验和耐心。柳传志是在1990年获得“优秀企业家”称号的，但是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与其说柳传志是个企业家，倒不如说他是个政治家。 柳传志一听就明白王在说什么—他是把1990年国家的形势和公司的形势连在一起了，于是问：“依着你该怎么办？” “依着我，很干脆，开放‘牢骚市场’。” “王平生，这一年大家发牢骚的劲头你可都看见了。我最烦的是，在企业里做事的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你居然给我出这个招！” 王平生是个能说不能做的人。你要让这人去做实事，比如说像郭为那样整顿分公司，或者像杨元庆那样振兴“联想微机”，恐怕不行。但他眼光开阔，思维敏捷，是个绝好的“高参”，现在柳传志摆开架势要他拿出高招，那就正是扬其所长。他开始向柳传志解释，开放“牢骚市场”必须分成三步： 第一步：召开员工座谈会。把大家的意见梳理出来：哪些问题要马上解决，哪些问题解决不了但要解释清楚。 第二步：指出员工应该做什么。 第三步：回击那些恶意中伤的人。 王平生还说，这是学习的谋略。“让他发牢骚的时候他不说，等关闭牢骚市场的时候他再说，就坚决反击他。不这样做就不能让大多数人同心同德。” 柳传志决定听从他的劝告，还表示要“亲自来和大家谈”。座谈会连续开了6次，看来还真是坦诚相见，谈到了领导的官僚作风、用人失察、是非不清、执行制度不严，还谈到培养年轻人的问题、公司到底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成就事业的问题、员工班车问题、食堂问题、员工素质的问题、暖气问题、电话问题、煤气罐问题…… 人类有个奇怪的特征，你越是不让他说话，他就越是气急败坏；你给他足够的说话机会，他反而会心平气和。1990年联想员工的情绪就经历了这个过程。等到这一系列座谈会开过之后，柳传志代表总经理室向全体员工做自我批评，又一一回答大家的问题。公司上下的紧张空气就这么松弛下来，又可以轻装前进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2节：1991年春成了官方格外关注对象 1991年年初马雪征来到香港。此前她在中国科学院的几位院长那里软磨硬泡了7个月，终于如愿以偿成为联想员工。柳传志先是命令她到生产一线去做工人，接着派她到销售柜台上去做售货员，在苦其心志6个月之后，让她接替陈恒六的位置，成了香港联想的总裁助理。马雪征对场面上的礼节很精通，还有一口流利的英语。过去那群香港人经常拿英语唬人，现在因为有了马雪征，大家的胆气都壮了不少。 马雪征来到香港的第一天就分外忙碌，到了晚上忽然发现没有自己睡觉的地方。柳传志把她带到公寓属于自己的那个小房间，指着那张床说：“我父亲病了，我这几天在医院陪床，你就睡这里吧。”马雪征有点莫名其妙，见柳传志一脸真诚，没有一点不自然的感觉，只好将就着过了三个晚上。到了第四天，柳传志回来了，张祖祥回北京去开会，马雪征就搬到张的床上去睡。 那一年她37岁，和三个大男人住在一套公寓里。她看着柳传志每天从这小房子走出去，西装革履，发自内心地说着那些豪言壮语，比如这个春天柳传志最喜欢说的话题是“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是“大船文化”和“斯巴达克方阵”，是“既做‘船主’，也当‘船长’”，还喜欢说“用10年左右时间（如果不发生大的意外的话），达到台湾宏电脑集团现在的水平。宏现在的营业额4.5亿美元，我们目前的营业额是5 000万美元，正好相差9倍。我们认为10年左右达到4.5亿美元这个目标是实事求是的，是有可能实现的。” 马雪征起初觉得柳传志的志向和他的生存环境如此不能协调，可是时间长了渐渐也就习惯，想像中“我们国家历史上那些伟人，哪个不是崛起于草莽之中？这个人日后兴许也是这条路”。 在某些方面，联想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企业的典型代表。中国的第一批职业经理人也正是在这个年代里成了气候。他们更依赖于技术人员、销售人员、市场调查人员、公关人员、代理商和律师，同时也不会忽视和官员、记者、退休老人的关系。 1991年春天，联想似乎成了官方格外关注的对象。这多半是因为公司业绩特殊，销售收入连续5年翻着跟斗往上长，1990年已经达到32 680万元，给政府缴的税也在迅速增加：1988年287万元，1989年428万元，到1990年就有940万元了。毫无疑问，这是一棵“摇钱树”。另外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是，位于中关村的北京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三周年，所以政府的官员们无论具有怎样的政治倾向，全都纷纷到这里来露一下脸。有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他号召大家“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准备付出我们的全部力量、智慧，或者说再加上我们的眼泪”。有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他认为联想不必讨论能不能长久存在的问题，而是“要成为世界上有数的高新技术企业之一”。有开发区主任胡昭广，他说：“联想还不够大，在我们这里排第二，要争老大，他们有信心。”甚至就连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也来了，他在看到了联想微机之后欣然题词“驰骋海外，服务国防”。这表明联想不仅得到政府认可，而且还有与军方结合的趋势。当然还有国务院的袁木，他义正词严地说：“请同志们从更广阔的领域考虑一下，从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命运考虑高新技术的重要性，在两种社会制度的竞赛、比较、对立斗争中占据优势。” 无论如何，从这些人的行动和演讲中可以看出，政府已经承认这种一半代表官方一半充满神秘色彩的经济组织，对传统逻辑的维护和对未来之路的梦想深深地融合在一起。公司的真正主角应该是联想微机，柳传志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这个信念之下推动他的公司，也用它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政府官员、媒体、专家和他的竞争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3节：大规模生产带来的质量问题(1) 看来一切都很顺利，公司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已经有了两个研究中心—北京的和香港的，有三个生产基地—北京东北旺、深圳八卦岭和香港柴湾，还有银行提供的贷款—在大陆有4 000万元人民币、在香港有1.2亿元港币。每个月把8 000块主机板销往北美洲和欧洲。国内市场上越来越多的计算机生产厂商向他们购买联想汉卡的使用权，包括ast、ibm，也包括长城公司和浪潮公司。1989年公司卖出4 552块汉卡，1991年卖了22 000套。钱源源流进公司的口袋。通过提供服务，公司扩大了自己的客户群，这又成为潜在的联想微机用户。1990年5月，公司将200台“联想286”送到全国展览会上，一炮打响。一个星期以后进军北京计算机交易会，拿到12 478 568元的订单。在220家参展的计算机企业中成为最大的赢家。然后，柳传志在公司迎接了美国dec公司副总裁一行，得意洋洋地看着美国客人对他6年来的成绩称羡。 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大规模生产联想微机的前奏。有人说公司的事业蒸蒸日上，就像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如果这是真的，柳传志希望让这台交响乐更加嘹亮，观众更多。于是他把香港联想的高级经理们介绍给北京的官员，还精心策划了这次见面的细节。他安排吕谭平向中央政府的官员做一次报告。在一封写给吕谭平的信中，他说：“在上午的汇报会上你讲话的目的，是为了让各界对我们的前途更加有信心，以便更好地支持我们。”接着又在信里为吕谭平详细开列报告提纲，还特别提醒他的这位香港搭档不要忘记列举如下事例：“坚持以较低价格销售‘286’，给用户好形象，继而扩大了‘386’和‘486’的市场。” 可惜前奏并非主题曲，就像我们在本章开头所说，大规模的生产一旦展开，质量的控制便成为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司兑现订单的承诺。1990年年初公司拿到5 000台微机的生产许可证，据此确立了销售目标，但实际上这一年只售出2 131台。柳传志意识到自己对联想微机的估计过于乐观了。由于不能体会大规模生产销售与小批量样机之间的区别，他以为技术展览会上的订单能够很自然地转化为公司的利润。 那时候联想微机的尴尬处境并非源自技术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其生产的组织方式造成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国产微机，就像80年代的国产彩色电视机以及90年代末期的国产轿车一样，几乎所有配件都是从境外进口。1990年我们国家的微机产销能力达到85 000台的水平，1991年又到了20万台，以浪潮和长城最为有名。其实所谓国产品牌，不过是以一种最优的方式把进口配件组装起来，然后挂上自己的商标。乃至计算机行业里面流行着一句术语—oem，意思是“原始设备制造商”，还有个说法叫做“螺丝刀式工厂”。他们分别从不同的供应商那里买来零件，组装成可以工作的个人计算机，再卖给自己的用户。 联想微机诞生伊始，并没有摆脱这样的局面，除了里面的主机板为香港生产基地制作，其余均需向境外采购。所以配件的供应便成为生产的第一环节。公司进口渠道的开拓者是进口部总经理贾绪福。多年以后他已退休，联想微机也已达到年销售数百万台的规模，他却还能回想起“螺丝刀时期”的情形：“一台电脑有九大类配件，差不多就是‘八国联军’：中央处理器来自美国英特尔公司，内存芯片是日本的，硬盘来自新加坡，显示器来自韩国，显示卡来自台湾，机箱和键盘也是来自台湾的机箱，主板来自香港联想，只有电源是大陆生产的。” 采购渠道如此纷繁，而公司并无直接进口的权力，所以不得不通过经销商居中转圜。所谓“居中”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大致上是由拥有进出口权的第三者与供货商签订合约，而联想作为真正的购买者，只能签订内贸协议。这在当日计算机产业的圈子里面也有一个行话，叫做“外贸变内贸”。这一策略的本质在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从而规避货物和货款分家的风险，也不会失足跌入走私者的圈子中，所以它被贾绪福恰当地说成是一堵“防火墙”。 但是，所有这些环节不仅让资金周转的效率大为降低，而且还让不确定的因素增加了。更要命的是，公司生产规模不大，1991年微机销量虽然大幅增加，但也只有几千台。如此小的生产规模却需要如此繁杂细腻的供货渠道，其质量的不能稳定和价格的格外昂贵，也就成为必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4节：大规模生产带来的质量问题(2) 由公司一次高级经理会议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日微机的症结所在。会议连续召开两天，参加者有柳传志和总质量师李之文，以及与质量问题相关的部门经理们。他们详细调查了过去几天销售的200台“联想286”，结果发现以下问题： 1. 死机现象： 1）假死机：系原用主板有问题。更换后已经解决。 2）真死机：目前初步推断系固定主板的垫片过大造成短路引起。 2. 工艺存在较大问题，使得整机经不起搬运、颠簸： 1）前面板指示灯及喇叭固定不可靠，前面板与主板的连线不牢。 2）机壳及键盘的标牌容易脱落。 3）机壳比较单薄，强度不够。 4）外包装比较简单。 3. 配套选型问题： 1）最近一批联想286选用的键盘手感不好。 2）所选硬盘经过5天检验已有3个出现电机不转的问题。 4. 为保证近期的销售，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 1）指示灯、喇叭、前面板与主板的连线及标牌的加固。 2）更换全部键盘。 由此可以看出，一项产品的启动，需要全部组织链条都能贯通，否则即使你有成熟的技术和足够的资本作为铺垫，还是会遇到极大的麻烦。这样的道理如果以前还不能被完全领会，那么在这次会议之后已经人人皆知。可惜很多事情能够看得清楚已经不易，做起来就更难。就在这次会议发出严厉指示之后，北京与香港之间的配件供应渠道仍然不能顺畅，以至于供应部的两个员工，吴东行和许国兵，不得不向在香港的柳传志发去紧急传真投诉，请他“出面解决香港联想近来在工作态度及工作实际效果方面给北京联想造成的问题。”文后还附有一份《供应部就最近两批货的情况写给总裁室的报告》。 柳传志已经意识到，质量问题如果不能彻底解决，不要说公司的百年大计，就连公司的生存都会遇到威胁。他当即责令“香港方面立即寻找新键盘的货源，并请有经验的结构设计人员协助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指示灯、喇叭等应急加固方案”。然后他从香港飞回北京，对公司的干部说，“如果解决不了质量的问题，我就辞职。”又向公司全体员工发出通报：“把一件事做成，从头到尾一百个环节，一个环节出了错就不行。你们要出了错，你们就是公司的罪人！” 现在质量问题成了公司的头等大计，总裁室发出1 899封调查信征询意见，几乎涵盖了95%以上的“联想微机”用户，结果得到867人的回应。统计报告在1991年3月8日这一天提交，结果显示在“关于产品质量”一栏中，有41%的人表示不能满意或者不置可否。惟一的好消息是，还有59%的用户表示好感，并且把“联想286”排在“ast微机”之前。1991年这些用户买去8 582台联想微机，令柳传志和他的总裁室多少有了一点安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5节：90年代初期的浪漫广告 还有更加令人欣慰的事。 20世纪90年代初期公司的形象已经不仅仅留在用户当中，它还迅速地扩展到整个国家。事实证明，用“联想”两字取代原来那个冗长的名字是个英明决定。不过，它之所以突然响亮起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由陈惠湘领导的公关部认识到，将广告词改得空泛、夸张、富有激情、想像力和煽动性，也许是一种顺应时代潮流的策略。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岁月毕竟已经解开人们的精神枷锁，创造性和想像力正在成为一种巨大的潜流，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涌来涌去，只待遇到合适的契机，就会喷薄而出。 陈惠湘当时说了一句豪迈、煽情和富有诗意的话，至今仍在公司回响：“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他是想把“联想”这两个字的一般含义和公司的品牌融而为一。借助于中国文字几千年的积淀，鼓舞人们对现代意识的向往。这迎合了正在兴起的华而不实的风尚，也与那时候整个社会潜藏着的野心相吻合。 陈是一个热情、多变，无法忍受约束的青年，也是公司里为数不多的对文学感兴趣的人。他的灵感显然来自多年被压抑和被隔绝的经历。他在1988年发表的一篇小说里说起过那一段经历：他曾在国家电子工业部一家直属工厂工作。工厂位于北京东郊一个叫“大山子”的地方。就像那时候我们国家所有军工企业一样，这家工厂也是以阿拉伯数字命名的。院子被高大的墙包围着，门口没有招牌，只有站岗的军人。“围墙两侧还有数十门蒙有防护袋的高射炮，从街上很容易看到那些直指云天的炮管。”院子里有6家企业，聚集着一万多名职工，人人循规蹈矩，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的生机勃勃形成对照。大约就是在1988年，隔着围墙的另一侧，一家新的工厂开始兴建，那是与日本人合资的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厂。于是这个大院子不再平静，几乎天天有人辞职跑到街对面去。陈在厂里的一次会议上大放厥词：“我们根本不是在办企业，而是办劳改农场。因为我们的企业连姓名都没有，”他说，“我们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厂房楼顶也像松下那样竖起广告招牌，为什么不把临街的围墙打开，让用户自由出入？”其实那时候中国人中十之都有类似的冲动，而且变着法地把自己的情感和渴望融入谋生的手段中。 有些情节证明，“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这句话并非陈惠湘独创，其中精髓曾在公关部酝酿多日。根据当日公关部经理郭为的叙述，此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安子介。安在香港是个相当著名的人物，知道这家公司以“联想”命名，大为赞赏。他说：“联想是人类一切科学艺术之源。”郭还记得：“安子介是从《辞海》中把这句话挑出来的。”但是郭的记忆显然有误，因为《辞海》中“联想”的词条下并无此说，而只是解释，联想的意思是“由一事物想到另一事物的心理过程”。 看来《辞海》还真说中了当日公关部员工的精神状态。他们希望能把安子介的这句话写在计划中的广告里。那时候公司还没有聘请广告公司的习惯，所有广告都是出自公关部之手。他们请来电影学院一个名叫郝建的编剧和浙江美术学院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大家坐在一起构思公司历史上的第一个影视广告，全都特别投入。有人说，“联想是人类一切科学艺术之源”这话虽好，却缺少浪漫气息，没有诗意，不能朗朗上口。于是大家把这话颠过来倒过去地品味其中含义，直到陈惠湘说出“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人人叫好。 公关部被浪漫和激情包围着，气氛异常。当时广告人员深受主流学派的影响，确信广告内容不可空泛，尤其不可少了那些“基本要素”。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全中国的广告都是以务实的面貌出现。这一年里联想广告散布在25家报纸和6家电视台，还制作了8万份“产品介绍”、5万本广告册、2万幅招贴画、1万本挂历、5 000枚“纪念封”，公司为此花了2 253 900元，可以说每一分钱都砸在实实在在的内容上。现在不同了，在一番精心包装之后，公司首创了以浪漫和诗意代替务实内容的广告风格。它不像以往的广告那么刻板，缺少活力；同时又很庄严，不像后来的广告那么花哨铺张。 最后定型的广告片长30秒钟。这一强大的广告攻势以一个黑猩猩为主角。它由远而近向观众走来，在旋转360度之后，做出罗丹的著名雕塑“思想者”的姿态。一轮明月栩栩生辉，与黑暗的星空形成对照。耳畔响起交响乐的旋律，雄壮婉转，充满激情和遐想。就在这时，屏幕上出现一个窗户，一行字从里面飘出： 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 公司耗资3.5万元制作这个广告片，又花26万元购买北京电视台“晚间新闻”后的黄金时段。几星期后移师中央电视台，以每秒钟166.66元的价格买下《新闻联播》后面的30秒钟，让2亿人每天都能看到这句话。它没有包含广告的那些基本要素，比如产品的性能和价格。让所有的广告公司感到意外的是，它居然大获成功。根据公司1991年的一次调查，有12.6%的用户是通过这则广告知道联想集团的，有7.6%的用户认为这则广告对他们购买联想产品产生了决定性作用。 然而最有意思的事情莫过于，一句广告词能够成为整个国家的流行语，脍炙人口，甚至演变成一种信念，这在此前和此后中国广告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案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6节：席卷全球的“黑色风暴” 1991年秋天柳传志在“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研讨会”上有个演讲。他宣布英特尔公司正在不断增加联想的芯片份额，“在中国国内，他们选了一家芯片的总代理，就是我们。”这是真的。不过，他刚刚在香港经历了一场炼狱般的生活，其罪魁祸首也正是这家英特尔公司。 对全世界的电脑产业来说，1991年是悲惨的一年—恐怕只有英特尔和微软除外。几百家电脑组装厂家不是倒闭就是亏损。ibm已经属于“电脑业的泰斗”，对一般的风吹草动是不会在乎的，可是这家公司把它的30万员工裁减了4万人，才勉强维持住不到1%的利润率。康柏公司的微机销量那一年是世界第一的，可是它的总裁却在年终被迫辞职，理由很简单，公司股票跌去70%。在香港，和联想一样正在生产电脑板卡一类产品的厂家里，雪崩似的倒闭了至少40家。 联想的流水线还在转动，工厂还在进货出货，但是已经相当艰难，因为公司从4月开始就连续亏损，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财务周转已入不敷出。公司设法凭着多年累计的信誉增加信贷，然而所有银行现在全都摆出一副情断义绝的样子，停止贷款。看来圈子里面流行的说法一点不假，银行都是“势利小人”，遇到这种情形，就算不是雪上加霜，至少不肯雪中送炭。柳传志一向乐观豁达，现在也不得不承认“电脑市场天下大乱，形势非常严重”。 人们用“黑色风暴”来描述当时困境，似乎没有人能够幸免。电脑业本来是个瞬息万变的产业，就像安迪·格鲁夫说的，这是一个“10倍速时代”。每次变化都有一些必然的理由—比如摩尔定律在发生作用。但是这一次风暴来得特别突然，让所有人始料不及。它是从英特尔公司卷起来的。 总部设在美国硅谷的英特尔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中央处理器生产厂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世界拥有的6 000万台微机中，它生产的“中央处理器”占据着80%。这英特尔仰仗其市场垄断的份额，总是把芯片产量控制在常规需求量以内，然后给下游的组装厂家以配额。这种“配额”加“定价”的方式，有点像我们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商品紧缺时代，所不同的只是，我们那时候是没有东西可卖，而这个英特尔却是刻意地保持一种产销平衡，以便把自己的利润率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你只要看看柳传志宣布自己得到英特尔公司“芯片份额”时的那种喜悦，就可以想像，这东西是多么重要。举个例子来说，1991年春天“386sx中央处理器芯片”的“配额价格”为95美元一片，而没有取得“配额”的联想，只能以每片195美元从黑市上买了一万片回来。 联想有个如意算盘，尽管在中央处理器上吃了亏，但仍能从整机销售中大捞一笔。不料这时amd公司把自己的“386sx芯片”投放市场，性能更优，售价却便宜不少。amd是个规模不大的芯片生产厂商，一直野心勃勃地跟在英特尔的后面紧追不舍。英特尔当然不能允许它赶到前边，于是跟着宣布把自己的产品降价。由此开始了两家芯片厂商的降价战。柳传志和他的员工们祈祷这批黑市来的芯片能尽快抛出手去，可是用户全都拿了“买涨不买落”的心态来对待市场的变化。就这么相持到夏天，眼看着芯片价格每天都在下滑，到7月份只卖50美元，香港联想仓库里的那批货，价格竟已跌去70%。 盛夏时节柳传志和董事会的全体成员在泰国开会，财务人员紧急报告，公司账面的亏损已经达到1 700万港元，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那时公司远没有现在这么强大，整个香港联想的资产全加起来也就是3 000万元。几个月间就丢了大半条命。柳传志不免心里发慌，赶紧返回香港。离开曼谷之前听了朋友的建议去朝拜四面佛。导游告诉他这佛祖特别灵验，不过所有人在如愿以偿之后必须回来还愿，否则将有大难临头。柳传志本来不相信这个，可是心里着急公司的处境，有病乱投医，当场许愿“佛祖保佑公司平安”。 香港这边已是一团糟。员工们全都瞪着眼睛看经理，经理们却不知如何是好。只有一件事情大家都明白，依照公司的财务状况，两月内如果不能扭转局面，那就只有关门一途。 柳传志性格中谨慎中庸的一面为很多人关注，既被人赞赏又被人嘲笑。其实此人性格深处还有铤而走险的野性，每逢绝境需要豁出命来放手一搏的时候，他也绝对不会踌躇不前。联想迄今为止20年的历史中，这样的时刻其实不少，所以柳传志、李勤、张祖祥和杨元庆才会承认公司是“九死一生”。1991年夏秋之际的香港联想就是一例。 柳传志先是大声呼喊“顶住，必须顶住”，就像一个败军之将在喝令部下停止溃退。然后开始大幅度缩减公司的开支，比如规定“招待费人均一次不得超过20元，陪客人数不得超过两人”、“乘飞机出差须经主任经理批准”、“公司员工出差到广州、深圳、珠海每人每天住宿标准不超过40元”、“出差期间的交通以公共汽车和小巴为主，报销出租车票必须注明理由”，都是那年秋天新增的规定。不过，渡过危机的最重要步骤，是率领整个公司战略转移，把生产线从香港撤回到深圳，把香港联想的100名蓝领工人全部裁减，这样能够让公司每个月的开支减少120万港元。 公司历史上的第一次裁员在两小时内完成。应旗头一天晚上接到命令主持裁员大局，连夜为每个将要离开的工人准备好支票。第二天早晨他来到车间，面见工人，用一种凄婉的口气宣布决定，递上支票，说明那上面有多少工资和补偿金。100名工人大都是插装配件的女工，只读过初中甚至是小学，这意味着她们离开这里以后就很难再有工作。但是没有人争辩什么，只默默地走到工位上拿走属于自己的用品，在保安人员的目送中走出厂房，一个跟着一个，让应旗感到“很受冲击，心里特别难受”。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7节：柳暗花明 1992年1月，公关部宣布“1991年度公司十件大事揭晓”，遭遇“黑色风暴”一事自在其中。当时这一条是这样写的：香港联想集团平安度过席卷国际计算机市场的“黑色风暴”，1991年12月板卡销量近10万块，当月经营额1.32亿港币，创历史最高纪录。 看来“大撤退”的决策发生了作用。1991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新扩建的深圳联想厂房投入使用，面积3 600平方米，正好对应了中央政府将联想微机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的“好消息”。1991年年终，柳传志在香港举行圣诞联欢晚会，面对政府和银行业的官员以及计算机业同行发表演讲，题目就是“什么力量使我们冲过91黑色风暴”。听上去，几个月前的痛苦经历已经成了展示公司新业绩的陪衬： 我们不但挺过了这场风暴，而且大大超过了预定值。原计划1991年营业额5.5亿港币，结果我们实现了9.5亿港币，年递增率88.2%，不仅把 1 700万元的亏损全部填平，而且还得到至少1 000万元的利润。 现在我们每月生产10万块主机板和扩展卡，销往欧美各个国家和地区，据估计，全世界个人计算机的消费量大约在1 500万台左右，按我们目前销售量计算的话，每年就是100多万块，那么，香港联想生产销售的主机板和扩展卡，就大约分别占了世界市场份额的2%和8%。 说完这一番话之后，他飞回北京，在办公室里等待机电部排名最后一位的副部长胡启立来访。他到机电部来任职，有个愿望就是再也不要在机械电子行业里分什么国营和民营。“我这里面没有‘亲儿子’与‘干儿子’，”他逢人就说，“全部一视同仁。”1992年新年过后他来到联想，对公司的高级经理们说：“中国应该有自己的ibm，有自己的跨国公司，你们走这条路很有志气。” 副部长的面前摆着两盆鲜花，还放着党中央机关报出版的一本新书《联想之路》。看来“黑色风暴”真的没有埋葬联想，前边已是柳暗花明。不过，柳传志没有当场说穿、部长也没有搞明白的一件事情是，1991年联想卖了26 000台ast电脑，赚了2亿港元。同时还卖出3 000台喷墨打印机、1 200台激光打印机、558台绘图仪、330台扫描仪和100台工作站。这些东西大都来自惠普、sun和ibm公司。这些外国货的代理利润弥补了公司亏损，还带来盈利。此中奥秘，柳传志在“黑色风暴”的风口浪尖上已精心部署为“扩大其他方面贸易额”的战役，在“风暴”过去之后又委婉道出：“堤内损失堤外补”。 1992年北京的早春特别明朗，渡过危机的柳传志心情舒畅。这一天正在说笑之间，忽然头晕目眩，一头栽倒，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医生说他老病复发，已经演化成严重的美尼尔症。这时候他忽然想起泰国导游的话，自己到现在还没有去“四面佛”前朝拜还愿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8节：1992年春天 这是一场赛跑。跑在前面的人说：“你在后面吃土吧。”他跑得快，我在后面吃土，这没错。咱们现在必须狠下心来，踏踏实实在后面“吃土”，但心里的希望是做“领跑”。 —柳传志 1992年早春，邓小平在中国南部把那些激进的改革人物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时，柳传志也在北京煽动属下，把他们营造成无坚不摧的斗士。在这之前的36个月里，北京被意识形态的争论分了神，“姓社”还是“姓资”、“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反和平演变第一”还是“经济建设为中心”，都是当时媒体纠缠不休的问题。“左派”和“右派”互争长短，政府官员踌躇不前，像《人民日报》这样一向在关键时刻号令全国的报纸，也在等待中南海新一代领导者的指示。现在，全中国都听到了时代的脚步声。1月的最后一周，广东省顺德市有个农民说：“我不管你们搞的什么主义，现在就很好。你说这是社会主义，那就社会主义好，你说这是资本主义，那就资本主义好。”这话如果只在私下悄悄说说，倒还没什么，难得的是报纸居然会公然刊登出来。更加让人惊讶的是，当时这农民的对面站着一大群党的高级官员，他们簇拥着一位老人，那正是已经退休26个月的邓小平。 邓小平在广东、武汉和上海的巡视，成了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事件。除此之外，这个春天的新闻特别多。杨尚昆告诉那些还在犹豫的政府官员：“更放宽些，更大胆些。”这位国家主席显然面临着经济即将起飞的新周期。一周之后，机电部在北京召开厅局长会议。对于联想竟能每月把至少10万块微机主板卖到海外去，与会者全都感到不可思议。那时候搞外贸的官员最头疼的事情就是不知道怎么把产品卖出去。他们把柳传志邀来，听他讲述那“茅台酒质量，二锅头价格”的故事。2月份，深圳的房地产价格涨了一倍。联想当初为把香港生产基地的撤回大陆，在那里买了半公顷土地，现在大家直后悔当初没有多买点。与此同时，财政部在电子行业部分企业中实行的减税政策终于惠及联想—好多年来他们一直被摈除在这个利益圈之外。减税条款共计10项，联想可以在未来3年里享有其中4项：免征产品税；减半征收所得税；按销售收入提取10%的研发费用；对重大引进项目免征进口税。 政府颁布的计算机发展政策看上去是一个矛盾的产物。2月20日，他们决定把公款购买微机列入“专项控制”之列，这将使微机的销售至少减少5%。与此同时机电部又向中南海提出了一份激进的规划，其主旨是在10年内实现大规模的计算机应用，包括银行、建筑、电力、冶金、科技设计、电信、气象、财税、邮电、情报检索的信息管理系统，还有军队，还有13个省、434个市政府，还有12 000个大中型企业和1 000万个商业销售网点。倘若这个规划能够实现，那么中国市场上的商用微机将不是降低5%，而是每年增长50%。 假如我们要为国际贸易壁垒的最后崩溃寻找一个时间点，那么一定就是这个春天了。中央政府宣布立即取消微机进口调节税，还将在两年内取消微机的“进口许可证”。这在国内的计算机生产厂商中引起不安，弄得国务院的官员赶忙出来许诺，将给“国产名牌微机”以若干保护政策，还将“集中较大投资支持微机生产基地”。当联想问起“名牌”和“基地”是否包括“联想”时，得到的回答是“具体名单还未确定”。不过名单一周后就出来了，原来是机电部属下的长城计算机公司、长江公司和浪潮公司。机电部的报告还详细列举国家将在今后5年中对这三个企业投资3亿元，令其微机生产能力的总和超过35万台。很显然，联想被抛在一边了。尽管胡启立说过“没有亲儿子和干儿子之分”，但他只是个副部长，而且排名最后，说话不算。 平心而论，政府对于联想的冷漠，不是有意歧视。就当时情形看，联想虽然拥有排名第二的销售额，可大部分都是靠销售外国产品赚来的。那时候联想给人的印象是一家代理商，至少你在微机市场销售排名榜的前10个品牌里面找不到它。当时有项调查表明，榜上有名的4家中国企业，均由政府投资并且享有种种国家计划之利（见表1）： 表 1 序号 牌号 市场占有率% 1 ibm 22.80 2 长城 14.52 3 ast 12.24 4 super 4.66 5 苹果 4.45 6 康柏 2.85 7 sun 2.19 8 浪潮 2.07 9 东海 1.52 10 燕山 1.14 柳传志和李勤在中关村联想总部讨论这个局面。中国计算机工业已有36年的历史，有了小型机、微机、外设、软件与信息处理服务业的整个链条，有了一个大约70亿元人民币的市场。但是与国外相比，中国的计算机制造厂商仍有至少12个月的时间差，200家计算机企业的固定资产加在一起，还不如人家一家大公司的实力，销售规模大约相差100倍—人家以“百万”计，我们以“万”计。 李勤说：“我们要抢占他们的市场，等于从虎嘴里夺食。” 柳传志说：“我认为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9节：狼来了 谁都知道这是一场势力悬殊的战斗。 1992年的前几个月，柳传志已经强烈地感觉到中国市场就要变成国际市场，相信危机迫在眉睫。他对公司全体员工陈述自己的想法：“看今天的形势，确实是风来了，而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呢？是不是抗拒得了呢？”他老实地承认自己“心情紧张”，这是有证据在手的。原来1991年的“黑色风暴”并没有停止，还在美洲、欧洲和亚洲转来转去，把世界上最大计算机制造厂商都赶到中国大陆的市场上来，摆开架势一争高下。 第一个明显迹象出现在银行业的订货会上。银行一向都是微机市场的大客户，联想志在必得，于是把“386/33”的性能提升为“386/40”，把“25 000元”的单价降到“20 500元”。“这是个很有竞争力的价，”柳传志自信地说，“我们主动降低利润率，拿卖两台的利润去换取过去卖一台的利润，求得总的利润不要下降。”他以为这样就能对付销售市场方面的小侵扰，可这一回不是“小侵扰”，是大麻烦。周晓兰率领公司推销人员走进订货会的大厅时，立即发现情形不对。他们被来自外国和台湾的电脑包围了。有ibm、ast和康柏，还有“宏”和“神通”。最要命的是，柳传志心中那个“很有竞争力的价格”，在这里“根本拿不出手”。 “人家的报价比我们低2 000块，”周晓兰在电话里告急，“能不能让我再降一点，哪怕降500块。” 柳传志不信，以为别人在虚张声势。他令周晓兰寻找内线去调查，结果证明全是真的。周还意外地发现“宏”在香港建起直属分公司，又在大陆寻求代理商，在深圳举办的“宏电脑代理商培训班”也刚刚结束。那次培训班上的口号就是“到中国大陆来争一争。”柳传志把这话用北京话一翻译，成了“就是要来搅和搅和”。他走到中关村街上，发现几天不见，竟多了不少台湾、香港公司的办事处。 坏消息接踵而至。公司接到了机电部的“通报”，上面的每一个数据都在证明形势不妙：1992年2月国内计算机行业的利润总额下降26%。规模最大的长城销售额虽然上升了，利润却下跌 53%。与此同时，还有26 851台国产微机堆在仓库里面卖不出去。李勤还记得去年公司上下谈论的竞争对手是长城和浪潮，可现在忽然发现，这些对手已经不算什么。“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台湾的产品，”他说，“在台湾产品的后面还有美国的产品。” 市场上微机的平均价格在一周里下跌了4 000元。总裁室赶紧坐下来计算自己的成本和价格，结果发现很难满足周晓兰的要求。当时的联想微机至少要保留15%的毛利率，才能打个平手。这是因为，在微机的生产成本之上，还要增加：地区代理费、维修费、培训费、广告费、日常开销、税。 15%是条“活命线”。这样看来，公司在1992年春季订货会上的失败只不过是一个迹象。 “伸出手感觉一下，山雨欲来风满楼，风的劲头确实不小，”柳传志说，“我感到了1991年那场‘黑色风暴’刮进来时的那种滋味。” “狼来了，不是把狼打死，就是被狼吃掉，”李勤说，“我们只能横下一条心，和狼拼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0节：“72家房客”轰动京城 3月的一天，柳传志试图寻找销售市场上的进攻路线时，忽然接到属下呈来的一个文件，顿时来了精神。文件勾画了公司成立以来第一个分配住宅的方案。他对自己6年前第一次分到一套公寓时的兴奋还记忆犹新，知道住房的分配在中国任何一个机构都是最头疼的事，而且牵动着所有员工的热情、智慧和渴望。几个月前他派王平生去制定这个文件的时候，王平生向他建议：“我们要有一个突破，在年轻人最有干劲的时候，喂给他最好的草料。等到人都老了再弄一个‘三间一套’，那没多大意思。”他当即同意，可在心里还有疑惑：那小子怎么才能做到让老年人心甘情愿地排在年轻人后面？现在他发现王平生的确是说到做到。 “我看了分房子的名单，不论是一间的、两间的，还是三间的，几乎都是年轻人，”柳传志在公布这一方案的大会上对全体员工说，“所以我很有感慨，又羡慕又忌妒。” 年轻人大笑起来，就听他继续说： “年轻人不愿意老同志动不动就回忆过去，但老同志确实就是情不自禁地要比比。1985年，倪总作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住进了三间一套的房，他那年46岁。我的老师陈大有，大概在1982年，差不多也是这个年龄，住进了三间一套的房。我帮他去打扫卫生，觉得那房子就像皇宫一样……” 听众中笑声再次响起。他开始描述自己那时候住的“东郊民巷”：“12平米，我一家7口人住。房顶是一层石棉瓦，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大自然的阳光雨露我们都能充分享受。在当时还挺满足的，因为隔壁就是周晓兰，她1958年大学毕业，比我早8年，也住在那儿。” 年轻人不笑了，瞪大眼睛看着他。他接着说：“30岁左右的年轻人住进三间一套房，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他戛然而止，台下掌声响起。不仅仅是年轻人在笑，而且那些没有得到房子的老资格的员工也都心甘情愿。产生这种奇妙效果的秘密，用一句话就可说明白：把分房子变成卖房子。 让大家如此激动的新房子共有72套，可当时却有至少400个员工瞪着它，人人想要。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住房制度的特点之一，就是把员工工资中购买住房的那一部分扣下来，然后把房子当做福利来分配。假如援引旧例，那就无法避免公司内部的一场无休止的争夺战。现在公司宣布，无论谁想得到住房，都须照价付款。公司可以用资产担保、让员工自己到银行贷款，分期偿还。这一方案在今天看来已是太简单的事，但在90年代初期却有着石破天惊的效果，因为它在京城开创了工薪者购买住宅的先例，签下老百姓向国家银行贷款用于消费而非投资的第一份合同，此外还让大部分员工自愿退出“申请者”的行列—他们不再为分不到房子而觉得吃了大亏。 “72家房客”总计贷款600万元，数目不大，可是公司、银行和政府都很兴奋，觉得有必要搞个声势浩大的合同签字仪式。3月14日上午，借贷者与中国建设银行的官员们一起来到北京分行会议大厅，市政府的官员和中科院基建局局长汪友三也来到当场。很显然，大家都希望能见证这个了不起的时刻。第一批走到签字席上的是北京海淀支行行长常征和联想员工陈小明。李勤则代表公司在担保人的位置上签名。这位副总裁在过去7年代表公司签署过无数贷款协议，向银行借了至少5亿元，还从来没有哪一次像今天这样引人注目。在一片不停闪烁灯光的照相机前，北京建行副行长肖其增有点感慨地说：“我们向个人发放长期住房抵押贷款还是第一次。”当初建设银行想要促成此事的时候，在政府的贷款细则中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对应的品种，只好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开辟先例并且特批一个利率。其实这整个事件都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当初北京市住房改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该不该批准，急中生智，就把它当成案例，写了个红头文件发下来。 这就难怪此事成了1992年北京媒体追逐的热门话题。至少有30家报纸把这件事情刊登在要闻版上。《北京日报》提了个诱惑人的问题：“小青年何以住上三居室？”《经济参考报》的标题是：“联想集团72名职工为自己买了个‘家’。”《北京青年报》别出心裁，在头版最显眼的位置刊登了一幅大照片。画面的背景是那栋让这家公司和这个城市激动的公寓，“72家房客”站在楼前的废墟之上，高低错落，个个满脸灿烂。有27岁的杨元庆、28岁的郭为、24岁的李岚、40岁的王平生、36岁的李晓枫。可是没有柳传志和李勤，也没有那些开创联想的元老们。 年轻人个个兴奋不已。李晓枫对记者说：“我很幸运，居然买到一套三居室。我的同学在别的单位工作，虽有博士学位和副教授职称，但最近才分到一居室。”郭为在私下里说得更干脆：“老柳这次如果给我一套房子，我这一辈子就交给老柳了。”李岚现在的苦恼是要说服自己的母亲。为了购买那套78平方米的房子，这小姑娘贷款16万元，父母操劳了大半辈子，住的房子还没有她的大。看到女儿欠下如此巨大的债务，母亲不禁满腹忧虑。瞪大了眼睛问：“你拿什么还？” 这老人的问题也是那时候所有普通百姓的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我们国家没人敢向银行借钱买房子。16万元在那时候的确是个大数。考虑到这一点，《人民日报》在四天以后再次发表报道，对联想的新制度有一番精心的测算：“购买三居室住房的职工在缴纳30%的房款之后，还需贷款10万元，每月大概要偿还本息250元。总体上讲，由于企业的资助，购房职工实际上只承担60%的还本付息压力。”这段话中有个关键情节含糊不清，那就是“企业的资助”。事实上，这牵涉到当时公司的整个薪酬制度。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1节：结束了有钱不能发的局面(1) 柳传志治理公司的基本逻辑之一，是相信人的本性中具有追求利益的特征。一种好的薪酬制度，能够让人们把这种追求与职业的责任感结合在一起。他在1990年的一次全体员工大会上说，等到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公司的每个员工都会有一套住房。当时坐在下面的人对这许诺没有一点反应，弄得柳传志很奇怪：“你们怎么不给我一点掌声？”员工们不是不向往诸如住宅这样的目标，而是因为我们国家在以往的岁月里给予老百姓的这一类承诺太多，却很少兑现，除了留下伤感、愤怒、无奈和失望的话题，很难再说别的。这也是1992年春天的“72家房客”之所以能够轰动京城的一个原因。 但是这一事件只不过是联想改革其薪酬制度的一个起点，而非终结。 联想在薪酬方面严格执行保密原则，把这作为公司的“天条”，指示所有员工不得违背，这一规则直到今天仍在延续，深入人心，甚至员工彼此之间也不打听薪金的多寡，这和大多数中国机构里员工收入人人皆知的情形不同，也是这家具有浓厚中国味道的公司所具有的西方特色之一。员工的薪酬由人事部门来确定，财务部门只管支出工资或者奖金总额，对每个员工的收入多少并不知情。经理们只知道自己属下员工的收入，对其他部门的收入一概不知，而且不能去打听。 从纯粹经济学的立场来说，公司员工的收入仅仅是生产和销售的折射。但是在我们国家，意识形态的纷争以及政府在分配方面的管制政策，会让这件事情变得非常复杂。此前我们谈到的“奖金税”就是一个例证。联想薪酬制度的变化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都没有停止。我们如果要在其中寻找清晰的脉络，那么可以认为，它从1992年开始，而在2001年“职工持股会”获得“出资证书”的那一天才终于完成。 1992年的“起点”远不如9年后的“终点”那样激动人心，但它大有深意。改革是从公司的福利体系开始的。这一现象又是当时国家形势中的压力与抗争、进取与妥协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 1992年以前联想员工的工资，在体系和数量方面与整个国家的事业单位并无区别，所不同者在于工资之外的奖金和福利。就像我们在前面描述过的，企业既然不能擅自更改既定的工资水平，便极力扩大奖金部分，政府以高税率抑制奖金的膨胀，而企业则以种种合法、非法，以及似是而非的办法偷逃奖金税，其中最常用的手段是减少以现金方式支付奖金，而大批购买实物发给职工，包括鸡鸭鱼肉、锅碗瓢盆、牙膏、肥皂，甚至手纸，所需费用全部记入企业成本账。那时候有个很流行的名词叫做“大院经济”，意思是每逢过年过节前的几天，每个“大院子里”都要分发各种东西。这种既不发奖金而又让职工获得实际好处的办法，令“奖金税”有名无实。 政府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缩小奖金税比例直至取消，改征“个人所得调节税”。在中关村这样的试验区内，政府进一步放松了控制，一个新的政策被概括为“五三二”，意思是企业必须把利润的50%用于再生产，30%做福利基金，奖金则不能超过20%。这是政府第一次以制度的方式将福利和奖金区别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2节：结束了有钱不能发的局面(2) “福利”和“奖金”都是员工在工资之外的收入，区别在于，后者是依据员工业绩的优劣，以现金支付，前者则是“集体使用”，而且以实物方式发放。比如“职工住房”、“医疗保健”、“托儿所”、“食堂”等等，都是“福利”的一部分。其弊端首先在于它的隐蔽性，令员工不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得到的利益；其次是它被建立在资历和职务的基础上，这就造成了无休无止的冲突。有些人对于并不急需的东西也是抱着一种“不要白不要”的心理，拼命索取，有些人仅仅因为年轻就无法得到应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福利。这也证明集体主义的制度不论如何精巧周到，也不能抑制人的私欲。 政府现在把支配福利基金的权力交给企业，这就极大地调动了联想公司管理者的想像力。他们决定把福利基金分割开来，归属员工名下。到了年底，每个员工都能得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有多少福利基金。员工不能支取现金，但可以用它来购买住宅、养老保险、通讯器材、子女的教育费用或者度假。“这是把福利基金人格化，”唐旭东在解释这一办法的时候说。他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样一来，员工第一次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需要去使用这一部分收入，而且不必担心自己的钱被别人占有。 这一制度还让公司结束了“有钱不能发”的局面，员工的实际收入大幅度提高。1992年员工平均享有的福利基金大约1万元，相当于固定工资的两倍，所以它在公司的历史上被当做“低工资高福利”的年代。这再次引起政府的注意。几位税务征管人员来到公司，索要有关“福利基金”的全部文件，还宣称这种做法有偷逃“个人所得调节税”之嫌。我们一定还记得联想在1990年因为差不多同样“罪名”惊慌失措，以罚款9万元了结。这一回公司决定据理力争，接连好几个星期与政府的税务机关僵持不下。 唐旭东对财务人员宣称，“改革方案”属于公司机密，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将它泄露出去。他去找政府的税务人员，坦率地承认公司“是在试图打政策的擦边球，想要避开调节税”，同时又绘声绘色地讲述“72家房客”的故事，以此为例辩解道：“如果公司以集体名义买房无偿分给员工，或者办个托儿所让职工子女免费入托，这就不算职工收入，职工也没有缴税的义务。现在我们只不过是把福利分给每个员工，让他们自己去买需要的东西。这就是惟一的不同。” 税务征管人员承认他说的有道理，但他们又说，公司“福利分房”，产权是集体的；个人拿了“福利”去买房，产权是个人的。 “那就等他出卖住房得到利润之后，你再收他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好了，”唐旭东说，“你如果不肯放我一马，我就只好把这72套房子都办成企业的产权，以公司名义贷款还款，这对个人没有好处，对公司没有好处，对国家也没有什么好处。” 唐承认这是“有点狡辩了”，但他没有想到税务机关居然接受了他的“狡辩”，还说这是联想的“一个创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3节：内忧外患(1) 到河对岸是我们的目标，这是人人看清的事情。难的是如何搭桥，如何造船，或者学会游泳。在根本不会游泳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除了泛起一阵泡沫和带来滑稽的悲壮以外，什么结果也没有。联想不要这个，联想要做能成事的英雄。 —柳传志 1994年元旦柳传志是在北京度过的。他发现公司花130万元为自己买来一辆“奔驰320”。这辆黑色的轿车让公司上下兴奋而自豪，但是柳传志却怒不可遏。有人请他坐上去。他狠狠地说：“谁买的谁去坐。”后来这个“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就静静地卧在车库里，从这个冬天到下个冬天，除了司机有时候把它开出去遛一遛，没人理睬它。 联想的员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喜欢讲述这个故事，以证明他们老板的朴实、勤勉和不事张扬，其实我们只有站在1994年年初的那个大环境中，才能理解其中的真正含义。 内忧外患 年年冬季都是公款购物的高峰，也是微机销售的黄金季节，可是这个冬天中央政府控制支出的手段分外严厉，中南海推进的宏观调控已经进入第七个月，还是没有一点松动的迹象，人人都说“手头太紧”，导致公司的微机销售合同处处搁浅：工商银行那批300万元的订单被突然取消，大港油田的微机购货谈判也被延期。几个月前销售人员还能签订“先交货后付款”的合同，但是现在财务人员禁止继续用这个办法。他们警告说，欠款不还的情况越来越多。这时候大家才知道，最大的问题来自金融方面。通货膨胀卷土重来，银行连续7次提高存贷款利率，让企业的贷款成本增加至少三倍。这还不算，最要命的是银行“只进不出”，有如长城集团的抱怨，“贷款我们如期归还了，但银行却扣着我们的微机款迟迟不付。”说老实话，造成这种局面，也不能全怪银行，当日国务院副总理朱基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免了职，自己亲自接任，向银行“约法三章”，其中一条就是“限期收回贷款”。银行官员全都担心自己随了“老行长”的命运，所以个个见钱就收，弄得企业不敢把钱送进银行，去买保险箱，还发明了一个新词来描述这种局面：体外循环。 兑换一美元需要支付的人民币，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是4元、1992年年初是5.8元，到1994年年初，就是8.89元了，这还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要论黑市价格，是11元。这意味着人民币在迅速贬值，意味着计算机制造厂商在进口配件时的成本每天都在增加，也意味着联想仓库里的机器每周都在贬值。与此同时，外国品牌微机进入中国关税还在下降。我们把这些情况全都看在眼里，就不会对计算机市场上的下列变化感到惊奇（见表1）： 表 1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国产微机的比例 67% 60% 49.5% 28.3% 22% 外国微机的比例 33% 40% 50.5% 71.7% 78% 外国微机每战必胜，国产微机步步退却。整个计算机市场上乌云满天，报纸上每天都在刊登那些让人紧张的新闻标题： 外商活动频繁竞相瓜分中国计算机市场 国际电脑公司大举进军中关村 洋电脑船坚炮利围剿土著公司 康柏公司又增加了5家总代理 微软发布windows3.1中文版操作系统 国家如袖手旁观，开发区将成“多米诺骨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4节：内忧外患(2) 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市场上的这个局面，其实只是80年代家用电器市场的续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蜂拥而来的外国货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可是恰恰在这时候，民族主义的情绪反而达到。柳传志和他的公司被淹没在这些情绪里面，你可以想像这有多糟。 然而还有更糟的事。公司里有一种消极的情绪弥漫起来：红极一时的汉卡已经无法摆脱没落的命运，微机连续两年出师不利，令人失望，这一切让公司内部的矛盾再次激化。元旦以后的第一个星期，计算所所长曾茂朝以及科学院高技术企业局的两位官员来到公司，代表大股东召集公司高级经理们开会，修改了《公司章程》，还组成新的董事会。曾茂朝和王树和代表股东一方进入董事会，作为董事长，曾拥有两票表决权，另外三名董事则是柳传志、李勤和倪光南。这件事情原本属于公司在香港上市的既定程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在这之后，倪光南开始向李勤的权威发起挑战。 这位曾经立志只做研究不做官的科学家一旦想要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那就有点令人生畏。他找到柳传志，力陈李勤作风霸道，贪图享乐，在柳传志滞留香港忙于公司上市的6个月里领导北京公司不力，所以应对1993年公司的失利负主要责任。他试图说服曾茂朝免去李勤的常务副总裁职务。但曾坚决表示不能这样做：“我们的原则是，董事会选了总裁，由总裁推荐副总裁。你要罢免他，你得征求柳传志的意见。”于是倪光南转而说服柳传志和张祖祥与他采取共同立场。张婉言拒绝，还劝他打消这个念头。柳传志则更加明白地表示自己不能站在倪光南一边。倪的看法也许不是全无根据，但柳坚持认为“公司受挫不能只怪李勤一人”。李勤拥有全局眼光，又有管理的魄力和能力，还特别善于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是北京总部惟一能够主持大局的人。而倪光南的这些意见对公司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积极的价值，反而会在领导层中造成裂痕。 可惜的是，裂痕已经产生。倪光南与李勤在管理公司的很多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个性方面的不合达到，彼此不再信任对方的诚意，在会上动不动就顶撞起来，私下里也没有彼此沟通的愿望。一个机构的领导者中一旦出现嫌隙而又不能迅速弥合，那就会让属下不由自主地划线站队，各自确定爱憎以及寻找靠山，进而使整个公司不能避免派系的侵害。 柳传志深知这种后果的危害，却又不能超然物外。他发现自己处在一种相当尴尬的位置。多年以来他一直刻意维护倪光南的荣耀，甚至不择手段地把纠纷化于无形。他把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奖励给自己的一套住房退还给曾茂朝，请他修改成命，改授倪光南（直到今天公司内外的人还认定那套房子是奖励给倪光南的），还在授奖仪式上准备了一把硕大无比的钥匙和一个大红信封，上面写了“奖给倪光南总工”几个金色大字。又在香港单独发给倪光南一份补贴，让总工程师的收入比董事长的收入还要高。当周晓兰与倪光南在香港因主板生产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又严厉斥责周晓兰：“我告诉你，就算倪总有错，那也是你的责任。”周晓兰眼泪汪汪，正要陈述自己的委屈，被他粗暴地打断：“你要想说清楚，那你就给我回北京去。”他用这些方法成功地让倪光南为公司倾注全部心血和智慧，也成功地把倪光南塑造为公司的旗帜。但现在，大家都看出他已不能约束倪光南了。 这一年春节，整个国家都挺祥和，可是联想被外患内忧包围着，气氛郁闷。李勤一个人待在家里不肯出门，他身边的同事都知道他心情不好，不去打扰。柳传志也不希望别人来打扰，于是躲到海南岛，在那里给公司全体员工送上他的祝福，然后一个人静下来思考公司大计。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5节：旧病新痛 春节过后有两个消息传来，特别鼓舞人心： 2月14日香港联想招股上市。根据当日香港股市记录，公司售出1.68亿股，每股1.33元，市盈率为13.8倍，超额认购数量达到409倍，香港联想股票的市值一下子达到8.28亿港币。 电子工业部主持的“全国电子百家企业排序结果”揭晓，里面包括了21家计算机企业，联想公司销售额达到301 520万元，超过了深圳赛格、长城、北大方正、浪潮、四通、长江、科海和福建实达，排在第一。 这两件事情，前者表明柳传志的“进军海外三部曲”全部实现，后者则有极大的象征意义，本来都值得大大庆祝一番，但是这一次柳传志却一点心情也没有。 每天晚上头疼得不得了，睡眠又出现问题。3月份召开了几次会议，科学家和经理人员各自组成的群体陷于无休止的争吵，令会议不能继续。柳传志无法抑制内心的焦躁，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美尼尔症再次发作，在万般无奈之中宣布散会，自己住进京西的海军医院。这一年晚些时候，他在一次公司大会上面对全体员工做了一次演讲，除了没有提到公司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之外，相当坦率地谈到当时情形： 我得了美尼尔症，经常发作。1993年下半年，香港联想上市的审批遇到相当大的困难，耗费了相当多的精力，事后感到非常疲惫，而我却没有及时调整心态，进取心受到影响。今年3月份以后，我由于严重神经衰弱又住了70天医院。这70天，除了治疗和锻炼以外，我对自己生活的意义，对公司的发展前景认真做了反省。 在医院的最初两周很难过。主治医生姓李，也是柳传志生命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人。李知道柳传志是旧病新痛，最好的药就是睡觉。可是柳传志无论吃多少安眠药，还是失眠。 李大夫循循善诱地说：你把睡觉想像成读一页书，就算不能一口气读下来，你能不能一段一段地读？” 柳传志摇头。 “再不行，先读一句话也是好的。” 柳传志还是摇头。 “那就一个字。只打一个盹，这就叫一个字。” 但柳传志还是做不到，晚上一闭眼睛就是公司里那些事，白天硬撑起来，把公司的人挨个儿请到医院里，单独谈话。“其实就是把务虚会搬到医院里来接着开，”他说，“大会开不成了，只好开小会。很多事情都是在那些小会上策划的。” 他决心先来解决高层领导中日益明显的冲突，于是做出第一个决定：把郭为和王平生双双调出北京：一个到深圳去主持生产基地的运转，另外一个到惠州挽救奄奄一息的大亚湾科技园。这两个人都有足够的聪明，但还必须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尤其要让他们懂得：成大事者的重要一途，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无谓的人事纠纷。也正是在这时候，柳传志终于确认杨元庆是值得信赖的一个人。杨不仅能把一个部门的年营业额从3 000万元做到3亿元，而且从来不让自己搅在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里面。所以，柳的第二个决定就是起用杨元庆担任新成立的微机事业部总经理，把微机的整个流程都交给他统领。 他每天躺在病床上思考公司的未来，彻夜无眠。清晨走到医院旁边的“八一湖”散步，这一来就看到了和自己整天为之焦虑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的场面。那场面在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城里随处可见，只有柳传志这样的人才会觉得新鲜： 一大帮老头儿老太太在湖边跳交谊舞，都是退休的。我就坐在那里看。我不会跳舞，也不会唱歌，人家跳完了，我还要给人家鼓掌，所以非常尴尬。后来我说反正我也没事，也学吧。人家介绍了一个老太太来教我，我一上来把人家的脚给踩了。那老太太说，你要知道这舞曲的节奏，有三步有四步。我这才明白，于是拿着录音机听音乐，非常专注地听。 叫人意外的是，他的病情就有了转机。他干脆停止服药，每天跟随李医生沿湖畔跑步，心情开始好转，渐渐能够睡着。 医院里的务虚会依然在进行。高级经理们之间最重要的话题是：还要不要搞自己的微机？联想微机在竞争中屡屡处于下风，让人怀疑自己的力量，但要说就此罢手，从此退回来做外国品牌的代理商，柳传志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至少也要拼命赌上一把，就算牺牲了，也要慷慨就义。”他对倪光南和李勤这样说。总工程师和常务副总经理这回终于有了一致的看法，他们全都主张迎难而上。这段时间柳传志和倪光南至少有过两次谈话。倪光南支持他绝不放弃联想微机的决心，也支持他起用杨元庆的决定。总工程师在公司全体员工面前的一番话，让柳传志感到极大安慰： 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比设想的还要严重得多。我们国家还要不要自己的计算机工业？都说要，那么谁来做这件事？事实上，这个重任已落在联想身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实际上已充当了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旗手。 今天回顾起来，在柳、倪二人患难与共的10年中，这是最后一次两个人如此心心相印。这让柳心存侥幸：也许公司领导层中的分歧没有那么严重，假以时日就会冰释前嫌。当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与倪光南的冲突竟会掀起巨浪，而他与另外一个人的矛盾，却能在瞬间消弭无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6节：相逢一笑泯恩仇(1) 1994年3月初的一个中午，孙宏斌突然出现在柳传志面前，就像是从天而降。自从1990年分道扬镳，柳就再也没有见过此人。他看上去瘦了很多，脸上挂着沧桑，不过还有昔日那副神采。原来孙在监狱服刑期间表现优秀，又为劳改局的《北京新生报》写了很多漂亮文章。囚犯是没有稿酬的，但却可以赢得分数，累积在案。孙由此获得“减刑一年两个月”的奖励。现在即将出狱，孙最想见的人就是柳传志。他总是对旁人说他非常尊重柳传志，甚至有一种仰视和崇拜。这不是矫情，而是真心，即使经过这么大的周折，也没有丝毫改变。他利用到北京为监狱买东西的机会，辗转找到柳传志。于是两人在一家饭馆见了面。柳为这顿饭付账，孙则当面述说自己的悔恨，以及在牢狱生涯之中的大彻大悟。 孙宏斌在1992年9月接到被公司开除的通知，此前两周，也即1992年8月22日，他接到法院的判决。这时候他在圆明园附近的一个拘留所里已被关押28个月。接到判决的那一刻，他内心的感受有点奇怪，或者说什么感觉也没有。他后来如此描述那时的情形： 凌志军：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吗？ 孙宏斌：也没有，都在看守所里待两年半了。天天看着这个被拉出去毙了，那个被拉出去毙了，还能打击什么？ 凌志军：从看守所里拉出去就毙了？ 孙宏斌：被判了死刑的，不就枪毙吗？我在那里看到的死刑犯起码有十几个！ 凌志军：可是你能提前出来。 孙宏斌：对，我改造得比较好。 凌志军：那时候你有孩子吗？ 孙宏斌：有。 凌志军：孩子多大？ 孙宏斌：孩子是1990年1月23日出生的，我是1990年3月出的事。 凌志军：太太常来看你吗？ 孙宏斌：在看守所里不允许家人看。 凌志军：当时强迫你劳动吗？ 孙宏斌：在看守所里特别想劳动，可是没有劳动，就是天天在屋里待着。 凌志军：出来放风吗？ 孙宏斌：很少，没有。 凌志军：两年多没有出门？ 孙宏斌：对。上法院的时候才能出来。 凌志军：是不能出那间房子，还是不能出那个院子？ 孙宏斌：房子。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7节：相逢一笑泯恩仇(2) 接到判决书之后他终于走出看守所，被转移到天津市郊的一所监狱服刑，其实就是在农场被强制劳动。这里比在看守所要好很多，至少可以走到阳光下去，妻子也可以来看望了。他特别想他的孩子，但夫妻二人还是决定不让孩子到这里来。他不希望孩子看到的父亲是这副样子。尽管孩子还小，什么也不懂，但他总觉得这一切会在孩子心上刻下一点什么。 事实上他很少对人提起这段艰难岁月，被朋友问急了，也不过是只言片语：“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子”、“关了十七八个人”、“就是一个平铺，晚上睡觉大家并排躺，人挨人”、“每天吃窝头菜汤”、“吃饭不交钱，房费也不用交，都是财政拨款”。如果有人还希望他把牢狱的生活多说几句，他就回答：“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你生活的环境里没有人有这种经历，但是在那里面，有这种经历的人很多，那么多人都是一样的，你并没有比别人更难受。所以我觉得受罪不受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里面学到了什么。” 他的表现优秀，所以被“任命”为“号长”，这是在狱警支持下的“犯人头儿”。他还有足够的时间面壁思过： 开始的时候，我对柳总也有一种怨恨，后来慢慢就没有了，对整个事情的看法也改变了。在一个企业里面，包括柳总的这种做法，其实要是换了我，可能也会这样做。这个事如果不这样做，那又怎么收场？所以我就认了。 当时我一直认为我是对的，现在我知道不对了。我想把这个企业部做好，想把它的销售做得更好，想让它没有阻力，你说对不对，肯定是对的，但是你在联想的环境里就不对了，因为你会冲击别的部门，你让整个企业乱套了，你让别人管不了你了，这个肯定就有问题。 很多事情本身没有错不错的，就是看你的时间、地点、分寸，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有些事情摆在这个环境下是好事，摆在那个环境下就很糟。你一定要把环境想清楚。不把这个环境想清楚，又想做事，你上来就错，你上来就死。所以如果有机会回过头重新开始，我就不会那么做了。 我原来有一个误区：我如果不那样做，就不是我了。后来再想想，才觉得情况不是这样，其实你不需要改变你的性格，你只是要把环境分析得清楚一点，把事看得更明白，就有可能不至于把事情搞糟。 在3年10个月的牢狱生活里，孙宏斌天天在想这件事，现在有机会与柳传志见面，忍不住娓娓道出，听上去像是道歉，又像倾诉。在一般人的眼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场面。这两个人，一个才三十出头，一个已年过五十，曾经相互信赖，又分道扬镳。一个曾经为所欲为因而陷公司于危机之中，另一个毫不容情地将其送交法律审判。按照常情，这两人即使不是反目成仇，也一定会白眼相向，但是只不过在一顿饭间，便已化干戈为玉帛，表明孙宏斌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柳传志一样拥有大智大勇。10年之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两个目标：开创顺驰公司并且成为京津地区房地产业的佼佼者；让法院撤销原判，宣布他的“罪行”可以免于刑事追究。其中这第一个目标，他在1994年3月与柳传志相见的时候，即已和盘托出。他说他想做房地产生意，还说他希望自己能站起来，把今后的路走好，所以想了结过去，重新开始。柳传志望着面前这个青年，觉得他“能在监狱里面挺过来，还能反思自己积极向上，很不简单”，不禁大起恻隐之心。他说了一句话，让孙宏斌当场振作起来，而且毕生难忘： “你可以对别人说，柳传志是你的朋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8节：拼命“赌一把” 就在孙宏斌走出监狱的那个星期，杨元庆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具刺激性的一段经历。 1994年3月19日联想公司成立微机事业部。柳传志再次说服杨元庆打消出国的念头。“真是对不起，我无法兑现让你出国的承诺，”他对杨元庆说，“我希望你能来负责新成立的微机事业部。”杨听了柳的劝告，留下来。柳把与微机有关的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供应和财务运作全都交给杨元庆—这是原来四个副总裁掌管的权力。在以后的几年中，柳传志用既杰出而又符合中国现实的哲学思想指挥着公司航向，杨元庆则利用手中大权和他在cad部获得的营销经验，彻底改造了公司的体制。这一老一少构成了相辅相成的搭档，然而真正的权力始终掌握在柳传志手里。 微机事业部是在仓促中成立的。形势刻不容缓，计算机行业的竞争已到白热化的程度，国产微机大都溃不成军，转而寻求与外国公司合作，长城和ibm，方正和dec，四通和康柏，都是那时候中关村人人传诵的故事。ast倒是没有进入中关村，但是它在天津建了生产基地，据说投产以后的产量将超过全部国产微机。整个形势就像电子部的一位官员说的，“一个外国公司加一个中国公司，能打败中国一个行业，真不知道还会有谁能做国产微机。”也像李勤在微机事业部成立大会上所说，“在座各位受命于一个非常时期，肩负着公司的重任。我们的竞争对手已是国外大的名牌公司。” 倪光南很少在这样的会议上说话，即使说也都属于技术性质的问题，但是现在也忍不住发言了：“我们主要的对手是自己。与其说去年未完成任务主要是客观原因，不如说主要是主观原因，体制不顺，把大家手脚束缚了。成立了事业部，束缚没有了，就要靠拼命干，不能再怪体制了。” 柳传志在多年以后承认，把杨元庆推出来是“拼命赌上一把”，但在当时他却不肯当众这样说。那一天他拖着多病之身来到会场，告诉属下：“现在我感到紧张，满脑子装的是如何使整个公司形成同仇敌忾的气氛，都有背水一战的决心。首先要大家明白，后面就是河。如果这一关过不去，我们必死无疑。”他把自己对于联想微机事业的最后希望托付给杨元庆。后来人们谈论当时情形，都说微机事业部的成立以及杨元庆的出现，标志了联想微机的转折点，而且也是20世纪90年代整个中国微机事业的转折点。其实当时所有人都拿怀疑的眼光打量杨元庆。柳传志告诉公司员工这是“背水一战”，又让杨元庆放手一搏，其实在心里还是为自己留了后路。当时联想微机的销售额在公司只占12%，就算全都赔光，还不至于满盘皆输，无非是退回到代理商的轨道上来。杨元庆在离开cad部就任新职的时候，曾对他多年的助手林扬袒露心迹，他觉得代理惠普业务的前途光明，还认为自己去了微机事业部之后很难再有作为。很多年以后，他又谈到当时的情形： 凌志军：柳传志把最重要的一块交给你了，是不是在“赌一把”？ 杨元庆：我的感觉是放手一搏，但不是赌博。我觉得他心里是有数的，当时的个人计算机在整个公司占的比重并不大。公司利润中的大部分是靠代理产品得来的。当然微机是联想未来的期望。 凌志军：没有必胜的把握，是吗？ 杨元庆：对，当时确实没有把握。 杨元庆慨然受命，但是这并不表明他就一定心甘情愿。不过，他是那种只要认准彼岸的目标就会豁出命来划船、就算明知这船要沉下去也不会罢手的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9节：杨元庆其人 这个注定要承担起“联想微机革命”的人，既不是公司研究部门的资深科学家，也不是老一代的管理者，他甚至与公司传奇般的汉卡和主机板的开发历史没有任何联系。杨元庆这一年还不满30岁，所具有的全部职业经历只是外国产品的代理商。 杨是出生在晶体管时代的一代新人。他的外表令人印象深刻，身高一米八一，宽肩，面色白净，棱角分明。无论在当时还是成名之后，他都不是那种喜欢张扬的人。他的性格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敏捷却又内敛、刚硬却又含蓄。他有一种过人的智慧，但却并不善于与人沟通。他在行动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强烈的霸气，锋芒毕露，对任何事任何人，包括对他的老板柳传志，都是一副坚决、固执和不肯妥协的态度。但在表达思想的时候，他总是露出一丝羞涩。他在公开场合讲话总是显得不够自信，因而带着难改的口头语：“我觉得……我觉得……”，或者“这个……这个……”。以当日情形来看，柳传志身边的年轻人中，有很多比杨元庆更聪明，更机敏，更善于表达，也更早地进入公司的权力核心。但是毫无疑问，杨是当时公司里面业绩最为突出的经理之一。 有意思的是，让柳传志终于对杨产生强烈印象的原因不仅是他的业绩，还有一些偶然发生的小事。那一次柳传志给他打电话，说要派他去夏威夷参加惠普的全球代理商大会。杨回答：“最近销售的事情特别多，如果实在忙不过来，能不能换具体管业务的杨一兵去？”正是这一刻让柳传志大有感慨： 当时出国风非常盛，无论谁有了出国的机会都很高兴。杨元庆是早想要出国的人，但是他却说让别人去，而且他的口气特别自然，漫不经心的，绝没有给你一个感觉，好像他有多高的风格。这个电话给我很深的印象。 了解柳传志的人都知道，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认人惟才”的。他曾有个经典的表述在公司流传：“假如有一个人本分老实但没有能力，另外一个人很有能力但不大老实，那么我要用谁呢？用后面这个。我宁愿再找一个人来看着他。也要让他发挥才干。”一定是这些年的很多事情让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所以才会对杨元庆的一件小事产生如此大的兴趣。 杨元庆1964年出生在安徽合肥，祖籍却是浙江定海，那里是中国最大的渔场。不过，这个家族打鱼为生的历史到杨的上一辈结束。父亲4岁时离开了老家到上海，又在上海长大。所以杨元庆在简历表上填写祖籍的时候，一直觉得“那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他在安徽长到17岁，然后去学习，毕业之后回到安徽，进了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这就是他进入联想之前的全部履历。那段生活尽管简单，但却在他的性格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我读了两个学校，学的都是计算机。我觉得交大相对来说比较严谨，注重逻辑思维，学生就是为了一个好成绩，也比较听话。而科大就更自由，更开放。科大的学生雄心勃勃，而且有主见。我觉得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其实对我都有帮助。” 他认为能够执掌公司的微机事业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也是一个挑战。“我喜欢挑战，喜欢困难的问题，”他说，“那会让我很兴奋。” 他想像着和那些跨国公司的竞争是一件多么刺激的事，决心大刀阔斧地改变公司。过去四年公司权力分散，各自为政，与微机有关的人员在整个公司已有400多人，分散在5个部门，机构庞大而又彼此牵扯，这本身已是官僚作风的土壤。部门的经理又像“绿林好汉”一样守着自己的山头，还大胆地藐视总裁室的权威。当有一个关于销售的问题要大家坐在一起来解决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目标，就好像一个人想去上海，另一个人想去成都，第三个人想去乌鲁木齐。把这些人弄在一起构思行军路线，永远无法同行。杨元庆在协助刘金铎领导微机销售的时候，每天为这种体制带来的弊端所困扰。这种情况迫使他以一种全新的逻辑来组织新部门的构架—它将以一个产品的整个流程为基础，而不再是建立在所有产品的某一环节上。 分散的管理体系开始向新的部门集中，杨元庆将与微机有关的一切权力集于一身，把归在他名下的300多人一举削减三分之二，只留下112个人，个个都是精兵强将。杨在公司的年轻人中有一大批支持者，但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两位元老的支持，50岁的曹之江和年纪更大的袁葆玑情愿给年轻的领袖充当助手。这两人都是技术上的出类拔萃之辈，也是新生一代连接过去的桥梁。杨按照多年以来形成的习惯，始终称他的两位助手为“老师”。在杨元庆统帅微机事业的最初两年里，这两个人的支持非常重要。因为杨把许多事情全都交给他们去照看，包括最为重要的产品研发和产品质量，而他自己则倾心尽力地建立全新的销售体系。那些日子，他只要对“曹老师”和“袁老师”说一声“后面的事情请你们多管管”，就可以放心地走遍全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50节：E系列中国第一款经济型电脑(1) 杨元庆把他的指挥中心搬出中关村，朝市中心的方向靠近了大约3公里。他在国家图书馆旁边的科技贸易中心大楼里买了1 000平方米的层面，开辟了微机事业部的第一个办公区。开张那天大家都想热闹一番，可又没钱做广告。杨元庆坐在房间里，从大玻璃窗看到街上车水马龙，忽然心生一计。他让属下把“微机事业部”贴在窗上，又写了“联想386、联想486、联想586”，个个大字都能透过玻璃朝着大街。到了晚上派个人守在那里，弄个聚光灯照着，让街上的人全都一目了然。“这跟做广告一样”，杨得意洋洋地对属下说。 那个春天人人都像回到了创业的年代，克勤克俭而又充满激情，还很有想像力。家用电脑事业部现在也并入杨元庆麾下。两年前许志平开创这一理念，并且用一个神秘的“1+1”来张扬，但是他在市场上的努力并不成功。联想家用电脑总计只卖出几千台。事实证明此人毕竟是个书生，虽然脑子里面总是花样百出，但却缺少把一个好的想法变成市场大潮的能力。 电子打字机依然是首选的办公机器，微软“ic”，也叫“e系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经济型电脑’，”杨元庆解释说，“对于我们联想来说它是合适的，对于中国的家庭来说，它也是最合适的。”然后他又补充道：“说得不好听一点，这个‘经济型’就是跟兼容机差不多一个档次。” 以“经济型”来标榜自己，这无论在联想公司还是在我们国家的计算机行业，都是第一次。杨元庆后来一直认为，1994年国产个人计算机对外国品牌的阻击战，就是从“e系列”开始的。如果他说得不错，那么它就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计算机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技术部总经理李之文是“e系列”的主持者，而他属下一个名叫刘军的人成了技术主力。这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无论怎么看都不像电脑工程师，而更像个明星。他在读完清华大学研究生的学业之后加入了联想，后来成为联想集团最有权力的副总裁之一，但在1994年，他还只是一个普通员工，比别人多的惟一优势就是能不分昼夜泡在公司。他连续泡了40天，为“e系列”设计了4款机型，其实就是把一堆元件攒到一个机箱里，惟一的目标是想方设法降低配置。不过，这仍然是让刘军一辈子说来都能感到兴奋的话题：“它的战略定位可圈可点，在这之前我们也曾想过把机器做便宜一点，但那还是针对商业客户。现在我们第一次在自己的脑子里面想着千家万户，而且，我们真的把成本降下一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51节：E系列中国第一款经济型电脑(2) 这一计划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廉价。他们利用几个相互竞争的供应商提供配件和组合件（键盘，磁盘，驱动器，鼠标），来生产计算机，让这些供应商相互竞标，还有可能以很大的批量来降低成本。而他们的“e系列”在销售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在于：价格，价格，还是价格！ 5月的第一个星期，“e系列”第一次摆在成百上千的电脑商店里面销售。当时的电脑差不多要3万元一台，可是这台只要一万六。报纸上还不约而同地刊登“联想e系列微机标准配置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款机型如下： 微机型号 lx e3/40 处理器 386dx/40 标准硬盘 80/120/210mb 标准内存 2mb/(32mb) 标准软驱 5.25英寸/1.2mb＋3.5英寸/1.44mb 随机软件 电脑小秘书和简化联想汉字系统，ms dos5.0 孩子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兴奋起来，父母们蠢蠢欲动，但是还在犹豫。为了让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到这条路上，把腰包里的钱掏出来，杨元庆叫刘军再接再厉。刘军说所有的油水都挤得差不多了。杨回答：“不！还有！还有机箱！还有包装箱。还有包装箱里那些泡沫塑料！” 早期联想微机虽然被叫做“国产品牌”，其实只有商标是自己的，其他一切全靠进口，甚至连机箱和包装箱都是产自台湾。现在刘军又要熬夜，把这一切重新设计，同时派出一小队人在国内紧急寻找新的制造商，重新选材料，把包装用的黄色硬纸和白色泡沫塑料降到最低价。新机箱很快就出来了，钢板很薄，工艺粗糙，但是造价只有200元，是进口机箱的八分之一。好在中国人刚刚度过紧缺年代，买东西并不讲究，只要便宜就好。 那时候的电脑工程师也真是满怀激情，什么都干，还要“做很多以前从没做过的事情”。刘军设计了电脑，又设计包装箱，还要为包装箱里面的泡沫塑料设计新模具。等到这一切全都弄得合适了，就开始设计纸箱子上印着的那些字。包装箱上的“联想e系列电脑”那几个字，就是他亲手画出来的。他对美术一窍不通，既不请教那些艺术家，也不咨询广告公司，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蔚蓝色，这颜色后来成为“联想微机”的主色调，一直沿用到今天。有个记者想到ibm的蓝色商标，评价道，“看来联想要做中国的‘蓝色巨人’。”其实当初这些联想人可没想这么多，在刘军眼里，“蓝颜色象征着梦想。就是这些。” 然而实现梦想却需要借助于实实在在的购买力。整个春天和夏天，他们忙里忙外，就是怀抱着一个梦想：让自己的微机更便宜，去迎合普通中国人的需求。为了这个目的，杨元庆不惜改变元件的供应链，甚至六亲不认。他对香港联想的供应人员说：“如果你给我的货不能又快又好又便宜，我就找别人。”后来他果然把香港联想的主机板退回不少。 1994年5月10日是“e系列”大批上市的日子，杨元庆在北京举行了他主持微机大局以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以新闻发布会的方式来发动一场战役，已经是计算机市场上常见的情形，杨元庆从那以后召开的产品发布会不计其数，但是这一次仍然有其独特的意义。有个名叫董瑞玲的记者用下面这句话开始了自己的新闻：“这是国内市场首家报价在1万元以下的名牌386电脑。” 30天以后，公司的财务报表上两年来第一次显出乐观的数字：微机事业部已销售联想微机5 500套。柳传志也在这一天接到报告：1994财年第一季度微机销售指标，提前15天完成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52节：柳传志和倪光南分道扬镳 我们仔细检查联想档案，可以发现，柳传志和倪光南分道扬镳的导火索竟是一桩小事。 事情起因于为倪光南开车的司机侯海滨连续发生四起交通事故，柳传志责令车队为倪光南更换司机。有一天车队队长王威在同事中说，倪光南的夫人赵明漪曾抱怨“小侯给倪总开车不安全”。倪光南得知此事后异常愤怒。他认定王威“完全是捏造”，联系到自己和公司其他领导的矛盾，又相信这一事件背后一定大有文章，于是写了一封长信，直接送“李总并总裁室成员”、“呈报董事长”，同时又给柳传志本人传真。信中关键的部分如下： 从事实出发，小侯给我开车中，是专心、认真的，从未发生过任何违章行为；至于在不为我开车的时候发生的事故，我不了解情况，不做评论。我在任何场合都未说过“小侯给我开车不安全”。其他总裁室成员说过类似的话，但我并未表示同意。在一个管理良好的车队，谁给我开车，我都感到是安全的，在管理不好的车队，只好根据事实，我是尊重事实的。我也历来不主张对总裁室成员不加分别地（例如对我）实行专车制度，我从未主动提出要谁给我开车。 如果要捏造我的“意见”，把小侯给我开车认真遵纪的优点说成缺点，以便达到精简他的目的，试问这是想达到什么别的目的？为什么要把总裁室成员引入车队的矛盾中，甚至不惜用捏造的手法？ 我建议，1. 王威应澄清事实，在多大范围内散布的，在多大范围内澄清。2. 王威应说明他这样做的动机。如果车队负责人有某些不正常的企图，我不认为他领导的车队能提供安全的服务。当然，王威这种捏造构成了对我名誉的毁谤，我保留采取其他行动的权利。 平心来看这封信，多少都会感觉到总工程师有些借题发挥，甚至会对一个功勋卓著的大科学家如此容易动怒感到迷惑不解。其实这正应了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经典特征：中国人已经习惯于“与人斗争”的逻辑，又经阶级斗争岁月的洗礼，所以特别善于在人事纠葛的细微之处发生无穷的联想，一个人的一言一行，一笑一颦，都有可能包含巨大的意义。这在古代就有“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训诫，在当代也有所谓“征途上处处有阶级斗争”之说。以这样的心情来看待当日倪光南的动怒，也许就不会感到奇怪。 但是柳传志立刻对倪光南的“含沙射影”反感起来，他认定这封信的锋芒是冲着自己来的，所以决心与自己的这位搭档摊牌。他在一封回信中写道： 看了你给我的传真件，心中非常不安，也很不愉快，处理司机的问题，我表示过非常明确的意见，当我知道他4次撞车，还在值班时喝酒，我是坚决要求车队将他挂起来的，而且，我要求他们立即换司机给你开车。当老蔡处理这件事情犹犹豫豫时，我非常生气，认为他太软弱，甚至在总裁室会议上，也为此和他激动过一次。 这就是你在传真中写到的“其他总裁室成员说过，但我并未表示同意”。难道我不是像你自己的肉似的关心你的安全吗？难道像侯海滨这种情况不该坚决处理吗？我实在弄不懂，你为什么要给总裁室成员发这么一封含沙射影的传真，我实在弄不懂，你到底要冲着谁来？要干什么？ 写到这里，我心里很不平静，我们配合10年了。这10年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多种原因之中，我们的配合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你在到公司来之前就是知名的科学家了，而我在所里只是一个无名小辈，你能那样信任我，支持我，使我能放手工作，这使我永远心存感激。在公司经历的数不清的风浪中，你未必每件事都知道处理的经过，根据你初到公司来的约法三章，我是能不打扰你，就不打扰你。但你总是用你最信任的态度和我坚决站在一起。在我们共同奋斗渡过难关的时候，那种胜利的欣慰，也使我永远不能忘怀。我们有时间在一起谈谈心，谈谈自己的过去，谈谈对人的看法，谈谈对政治问题的看法，这些随便的谈话，使我们在尊重之中，又增添了感彩。 进一步讲，我们可以作为生死相依的朋友，即使退一步讲，我们也是君子之交，既非常纯洁，又有很深的感情。你是个君子，但为人很固执，有时也很偏激，当你看谁好的时候，就什么都好，当你看谁不好的时候，又可能觉得这个人处处不好。从我内心讲，我对你是十分尊重的，而且，把能得到你的尊重当做是一种光荣。我把对你的关心放在了十分的位置之上。当然，也可能有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了你如此的不快，把我们10年相处的信任和友谊都一风吹掉，一定要把矛盾公之于众。我对你的最大意见就是性格太内向，话一定要憋在肚子里，而且，一定要积存够了再讲。有时候，明明是误会，早讲早解决，也一定不讲，而且，一定觉得自己对。 如果有可能，我们当面将话谈透，把心里的话全倒出来，真正做到心心相印，你是个君子，我信得过你。共商大计，奠定基础。今天的联想，无论是香港，还是北京，都处在非常紧要的关头，核心组能同心同德处理问题，尚难保证顺利过关，如果核心部分锣齐鼓不齐，结果很难设想。如果觉得恢复以前的感情有一定的难度，信不过我，不愿意讲透，那我们毕竟是10年的朋友，我们不必将矛盾公开化，我坚决退出核心组。 如果将矛盾公开化，实在太不值得，我很了解你的脾气，你也知道我的脾气，结果是越陷越深，最后公司分裂，那是非常可怕的事。对我来说，就更可悲了。因为我历来很想将事情看透，我和你莫名其妙地发展成一种恶性关系，到底是为什么呢？ 柳传志后来说自己的这封信“非常诚恳”，又说这是“最后通牒”。应当说，这两种说法全都没有错。他当时刚刚摆脱美尼尔症的侵扰，觉得自己的“思路很不清楚，信手写来很不冷静”。但是他相信自己的一个感觉不会有错，那就是“倪光南开始找茬儿了”，于是在心里决定，这封信将是自己最后一次推心置腹：“如果他回信，我们还有机会好好谈一谈；如果他不理我，我就做彻底崩的准备。”可是倪光南没有回信。他不再相信柳传志的诚意，认定那个人表面上句句感人肺腑，其实都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如若不然，他留着那信的底稿又为了什么？ 这样看来， 1994年春天在联想历史上的最令人悲伤之处，就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彼此失去了信任。很多人都会奇怪：柳传志能够那么宽容地对待给他带来极大麻烦的孙宏斌，倪光南在公司里也处处都是一副忠厚长者的形象，可是这两个人竟会为了一些小事如此剑拔弩张。这是因为那些人不能理解，信任乃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纽带，它包含着巨大的情感也包含着坚定的信念，一旦失去，任何一个细小的嫌隙都有可能变成难以逾越的鸿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53节：一次战略抉择演变成个人纠纷(1) 杨元庆在北京发布“e系列”的那一天，倪光南来到上海，加紧追求他的新理想。 他的上海之行让公司的很多人兴奋不已。至少香港联想的吕谭平、吴礼益，还有副总裁张祖祥是这样的。他们与倪光南一起在上海待了三天，与复旦大学和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资建立“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的意向。 “设计中心”的目标是“集成电路”，也就是开发制造计算机的专用芯片。毫无疑问，它在计算机产业的“微笑曲线”上属于高端产品，所以倪光南一说起来就会两眼放光。好几个月来，他一直在这件事上倾注着自己的热情，想到仅仅依靠北京和香港的技术人员还不足以担此重任，所以指示香港联想至少再招聘15个研究人员，还试图在美国寻找芯片设计专家。这两件事情经数月努力进展不利，于是他便来到上海开辟新的舞台，果然三方一拍即合。 有证据表明，倪光南曾在4月23日的总裁室会议上将“上海计划”向柳传志和曾茂朝报告，当日的会议记录写有“柳传志等同志表示赞同”一句。但是也有证据表明，柳传志当时仍在权衡此事利弊，所以总裁室的会议并未形成决议。 从倪光南的立场上说，他急于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智慧投入“集成电路”，是有理由的。当日“联想汉卡”的颓势已无可挽回，而微机事业部的诞生以及杨元庆的大权独揽，又决定了倪光南不能像在昔日主导“联想汉卡”那样来主导“联想微机”的未来。在公司最重要的产品中不能拥有一席之地，这和一个总工程师的身份无论如何不能相符。假如一个技术领袖不能在公司的技术方向上发挥主导作用，那么他的威望乃至在公司的地位都会发生动摇。但是我们更愿意以广大而积极的眼光来看待倪光南的选择。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举拆除贸易壁垒，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呼声响彻四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开放的进程反而刺激了国内“民族主义”的潮流。外国公司大举进入，让潜伏着的社会分歧涌到表面，成为1994年国内舆论的一个焦点。有三个人，杨桃源、垄和安、何君臣，联合起来在《国际电子报》发表文章，题目叫做《中国计算机产业何去何从》，里面开列两种意见，都有代表性： —我们缺少强有力的集成电路和工业基础，又不掌握技术制高点。现实的选择是“一退到底”，去选择那些外国人不愿意做、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产品。 —不能再退了，搞一个丢一个，我们还能退到什么地方去？政府不能再作壁上观，应当加强扶持力度，保住“民族的”这一块。 我们只要稍微一想就能明白，联想公司杨元庆和倪光南主张的两种技术方向，正是中国社会潮流的反照。用纯粹技术的眼光来看，1994年联想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杨元庆发布“e系列”和倪光南渴望“中国芯”，都是在试图发起对于外国微机的阻击战。不过，战斗却是指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杨元庆走向低端，而倪光南则是向高端前进。假如振兴民族计算机产业真的可以被当做一场战争，那么杨元庆是在采用避其锋芒攻其不备的战术，这有点像当年的游击战，而倪光南则是在敌人最强大的地方展开攻坚战。 主张抢占“技术制高点”的舆论显然占有道义上的优势，其中又以研制“中国芯”的呼声特别时髦。“芯片”本是集成电路的俗称，只具有纯粹技术和经济的含义，但是“中国芯”偶然地与“中国心”谐音，于是立即就被赋予强烈的民族情感。这一年3月比尔·盖茨来到中国，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布产品信息，会晤政府高官，在千人大会上演讲，还成了国家主席的座上客。本来这些活动并无恶意，可却刺激了中国社会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有个媒体的记者请王选发表评论。这位北大方正集团的开创者、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最重要的奠基人，现在利用中国文字中的一对同音字阐述自己的看法：“计算机领域的国际竞争，是斗智。决定成败的因素固然涉及方方面面，但我认为，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斗志，那就是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竞争。”用这话来对照当日的联想，那么很显然，杨元庆是在“斗智”，而倪光南是在“斗志”。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54节：一次战略抉择演变成个人纠纷(2) 随着气温的升高，中国人对“中国芯”的热情日益高涨，在夏天达到顶点。人们只要一想起英特尔垄断着80%的中央处理器，就不能容忍，似乎不把这个制高点拿下来，中华民族就要满盘皆输。中央政府特别热衷推动此事。他们鼓励那些最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奋起研究，甚至制定了政府投资计划，就连胡启立部长和周光召院长也对柳传志表达了对“中国芯”的期待之情，希望联想能参与到这件事情中来。 看来倪光南的“上海计划”迎合了时代潮流。但也正是在这时，柳传志的头脑冷静下来。就像我们在前面反复叙述过的，柳传志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同时也是个现实主义者，既“斗志”又“斗智”。当理想与现实不能统一的时候，他宁愿屈从现实，也不会贸然行事。他接连几个星期把这件事情思前想后，仔细计算芯片的投资，又估量市场销售的前景，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原来竟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事情！6月5日，他给吕谭平和倪光南写信，委婉但却坚决地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 吕总、倪总： 关于在上海建立设计中心一事，我已和倪总表达过我的意见。现归纳如下： 一、生产板卡为我们长期的业务方向，所以建立设计芯片的开发中心，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是应该积极推进的。 二、由于我们是一个企业，不是一个研究所，所以做这件事大概要有如下条件： 1. 要有销售市场。由于我们自己销售板卡，所以此项具备。 2. 要能引进最先进技术。这条目前我认为无把握。 3. 要有得力的管理人员和管理形式。这条目前尚无较可行的解决方向。 4. 有资金条件和高水平的开发人员。经过努力后有可能做到。 三、上述四条缺一不可。目前条件尚不具备，特别是第三条。这件事情是由香港联想负责的，所以请吕总再认真考虑。我本人意见不同意仓促合资，最起码要对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向后，再考虑和上海进行形式上的紧密合作方式。 要理解柳传志的想法，那就必须懂得，市场上的选择和实验室里的选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你在实验室里可以不遗余力地追求完美，所以科学的殿堂里总是树立着一些“高、大、全”的偶像。但是在市场上，最好的东西不一定是用户所需要的，只有最适合用户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一个卓越的经理当然心怀改变世界的梦想，这一点和卓越的科学家没有什么两样，区别在于他不会被那些梦想牵着鼻子走，他永远只做自己力所能及、而又有利可图的事。他有足够的智慧辨别什么是自己能够改变的、什么是自己不能改变的。 柳传志在“集成电路”的高地前下令公司停止进攻，是因为他看透了，中国人在技术背景、工业基础、资本实力、管理能力以及市场营销方面，都还无法改变世界电脑行业的格局。与其在制高点上慷慨赴死，不如避实就虚，先在技术和利润的低谷中抢得一席之地。然而从操作的程序上看，柳的行动却又过于突兀。此前吕谭平已经宣布此事，在香港报纸上早就掀起一阵旋风，就在柳传志写那封信的四天之前，北京的《计算机世界》也在首页头条消息中报道：“联想与长江、复旦携手发展专用芯片设计中心”。“集成电路设计中心”连续两个星期都是众目所瞩。复旦大学杨福家校长出来讲话，上海市的政府官员把倪光南奉为开路先锋，大家全都容光焕发，觉得民族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可现在，柳传志的几行字便让这一切戛然而止，就像是一锅已经做熟了的米饭就此闷在盖子下面不能打开。这让很多人措手不及，尤其让倪光南无法接受。 “这是柳传志第一次向我说‘不’，”倪光南后来这样说。这话不错，在这之前柳传志的确对他百依百顺：改进汉卡、上马程控交换机，让周晓兰把他奉为“神”，让曹之江把他当“老师”，把刚刚就任的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再撤下来，全都历历在目。他无法想像柳传志会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与他背道而驰。 “你说，”他质问柳传志，“我的想法怎么不对？”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55节：一次战略抉择演变成个人纠纷(3) 柳传志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说服总工程师。于是问他，“如果大家都有不同意见怎么办？” 倪光南依然不肯退让：“意见不同我也要办。” 公司高层领导者在战略选择上想法各异，乃至不能统一，这在世界商业史上实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问题在于，倪光南和柳传志的分歧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特有的味道。此事若干年后见诸报端，被京城的评论家说成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它包含了“资本支配知识，还是知识支配资本”的重大命题。其实事情本身有可能不是那么深奥莫测，也许它只不过是一个中国式的悲剧。诸如此类的争端如果发生在西方，当事者总是就事论事，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倾听别人的意见，又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评判和调节，其目的在于取得实际效果，而非强求一律，更不会逼迫别人认输。假如简单的方法不能奏效，他们宁可转身走人也不愿意纠缠不休，因为他们的文化中并不包括“你死我活”这种因素。我们的国家则是一个习惯于“是”的民族，不喜欢说“不”，也不喜欢听“不”，多少年来就是如此。如果有个“不”字突然横在两人中间，那就一定会造成巨大的不幸。无论当事者还是旁观者，更倾向于把它当做人与人之间的纠葛，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反倒退居其次。柳传志说，这件事是他与倪光南彻底分裂的“导火索”。倪光南显然也不否认。但是我们追究起来，很难说是个人积怨导致他们不能就重大问题互相理解，还是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让两人失去了最后的转圜之机。 一次战略抉择的分歧演变成这对搭档的决裂，说起来真是一个悲剧，然而更令人悲哀的事情还在后面。倪光南不能遏止内心的愤怒，因为“这个‘不’以后，永远都是‘不’了，不再有‘是’。”总裁室的会议变成了倪光南和柳传志之间的争吵，每一次工作分歧全都成了针对个人的指责。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柳传志说，倪光南在“胡搅蛮缠”，而倪光南在一次会议上说：“我永远和你没完。”在又一次会议上说：“柳传志你这样做违反公司法。”在第三次会议上说：“我坚决和你干到底。”会议的气氛剑拔弩张，有一次两个副总裁无法抑制内心的紧张，眼泪都下来了。 多年以后两人谈起当日纠纷，彼此仍然不能原谅，但是全都冷静下来。倪光南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只是散伙的形式不好。倪是冷静的人，从来不在公开场合流露情感，他这样说，就表明过去那段美好时光仍在他的记忆中。柳传志对倪光南也保留着一些美好的评价。比如有人说，倪光南热衷于与上海合作，是想要照顾他的在复旦大学工作的哥哥。柳根本不把这样的指控放在心上。“老倪的动机肯定没有谋私，”柳说，“他这个人是不爱财的，不求那种小的虚名，他还真的就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有时候柳传志还会想到“司机风波”：“如果那次没有闹僵，我劝他，没准儿还是可以的。闹僵以后就完了。” 总工程师说到做到，和总裁“干到底”。他向上级控告柳传志作风霸道，进而控告柳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其值得怀疑的金钱总额超过1 000万元。事情到了这个程度，已经完全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局面。他的举报如果坐实，柳传志也就从此完蛋。其中曲折我们将在后面详述，现在只需说明一个情节。1994年后来的几个月里，柳传志一提到这事就激愤不已，他对张祖祥说：“老倪说昧心话，把我给告了。”张祖祥仍然想居中调和，因为他知道这两个人的决裂对公司来说是个重大损失。柳传志又何尝不知这个道理，但是他说：“你也应该考虑我的感受。”事情到了这个程度，就证明已经无可挽回。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56节：南方战场 1994年郭为是在一种苦闷的状态之中度过的。他在广东惠州卧薪尝胆，从春到夏，从秋到冬，全力以赴建设新的生产基地。 惠州生产基地那时候有个好听的名称—“联想科技城”。它是两种力量综合作用的产物：自从公司把香港的生产线撤回深圳，在“赛格工业园”建立起新车间，两年来这座城市迅速扩张，原来位于城市边缘的“赛格”现在成了商业中心，地价迅速升高，商务运行的成本也涨了一倍，所以进一步向内地后撤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是其一；中国自1993年来大兴土木，形成浩浩荡荡的房地产业大军，惠州本是穷乡僻壤，但是它与广州、深圳形成一个等距离的三角形，地理位置绝佳。那时候这里的最大新闻，是外国汽车财团想要投资10亿美元兴建“熊猫汽车集团”，所以广东惠州与广西北海并成为“中国两大热土”，这是其二。联想当日以每平方米120元的价格，在惠州西部小山脚下购得50万平方米土地，希望能够“一箭双雕”：把那些与电脑制造流程有关的企业都吸引过来，形成完整的制造体系，同时又能坐收土地增值之利。 可惜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进展不顺。不仅土地价格因为中央政府颁布紧缩政策急剧下跌，而且想像中的那些电脑厂商也不愿意进来。1994年春天郭为奉命来到这里，雄心勃勃想要打赢南方战役，与北方的杨元庆遥相呼应。可是他第一天便看出这里管理混乱，至少五分之四的土地还在那里荒着，而地价已经跌去70%。正在兴建的8万平方米厂房一片狼藉，工程的质量和成本全都失去控制，钢筋混凝土的结构里面，被人掺了不少黄土，还因为工程事故死了好几个人。 他去找柳传志，希望得到指点，可是柳传志忙着支持杨元庆，还要应付倪光南的挑战，根本顾不上这片荒凉的土地。“他没时间理我，”郭为一说起来就是满肚子牢骚，“这一下把我扔在井里面，井的四周特光滑，我爬也爬不上去，又没个方向，不知道往哪儿爬。”想到伤心之处，他立誓“再也不做信息技术行业，因为这里面真是太累太苦，而且也没意思”。 后来人们都说郭为是天生的“救火队员”，“专门替老板堵枪眼的”，看来这说法没有错。他在惠州、深圳和香港之间来回奔跑。此人绝顶聪明，还能吃苦耐劳。一个人同时拥有这两种品质，如果再加上一点运气，必可无往不胜。郭为最大的运气就是请来一个叫陈国栋的人出谋划策。后者那时候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中等个头儿，面色黝黑，脖子有点往前伸，在经济分析和经济预测领域学有所长，却不喜欢做学问。这样的人不是个好老师，但却有着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后来他果然开辟惠州战场有功，成为联想控股集团名下的融科置地公司的总经理。当时他与郭为凑在一起，很快看出形势不妙，中央政府摆出一副大杀大砍的架势，又碰上朱基这么一个“铁腕总理”，房地产热潮迅速冷却，所以“一定要编个故事”，才能转危为安。 “编故事”这个词，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商业史上应有一席之地。这里面既有大言不惭的欺骗，也有精妙绝伦的商业策划。当日陈、郭二人商量的结果，肯定是属于第二种情况。他们说是“科技园区”，其实是把深圳“赛格工业园”的生产线全都搬到这里来。然后堂而皇之地对媒体宣布：联想建成了“亚洲最大的板卡生产基地”。这当然不是胡说八道，因为联想的主机板本来就在世界计算机市场上占有十分之一的份额，就算没有惠州，也是“亚洲第一”。 他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请来撰写可行性报告，这又是挺唬人的举动，可以让他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1994年6月18日，“联想科技园的二期工程”—科惠线路板厂举行奠基仪式。郭为请了很多人来捧场，有好几百人，还有至少100个记者也来到现场。郭为以联想科技园总经理的身份出来接受记者采访，侃侃而谈。他说联想科技园一期工程自1993年5月建设，已全部完工，包括三栋厂房—每栋配有运货电梯、三栋员工宿舍—每间房配有洗手间、一个职工食堂、一个康乐场所和一栋有72套房间的高级员工公寓。然后他又宣称，已经开始的二期工程将在1995年完成，那时候联想科技园区还能扩大一倍。 有个记者问：“联想科技园项目为什么选址在惠阳太阳城？” 郭为说：“这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这里海陆空运输极为方便，而且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和京九铁路惠州附线的贯通，这种地缘上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 于是“烂尾工程”摇身一变，成了“亚洲最大的板卡生产基地”。记者回去纷纷写道，“这是联想集团在珠江三角洲继投资深圳联想电脑生产基地后，又一个大型高技术项目。” “这个故事编得还不错，官员就喜欢听什么‘最大’一类的话。”郭为有些得意地说。当然他还要指令工人们把钢筋混凝土里掺的黄土全都抠出来，让工程质量符合标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57节：一场大仗终于打完了 1994年就要结束了。无论是柳传志还是倪光南，也无论是杨元庆还是郭为，所有的联想人都感受到这一年非比寻常。微机阻击战打响第一枪；两位高层领导者分道扬镳；向中央政府请命；高举民族大旗；拒绝“中国芯”；转战南方战场；复制惠普的分销模式；在全国拥有了至少200家代理商；北京总部不再卖电脑了，但电脑销量增长100%，达到4.5万台。在这一连串事件之外，还有很多大事：中央政府颁行改革新政，企业制度改革、税务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银行开足马力印钞票，让全国物价上涨21.7%。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连续15年下跌之后，第一次在8.7:1的水平上稳定下来。英特尔推动芯片大幅降价—奔腾100mhz的中央处理器单价从1 000美元降至750美元，导致圣诞节期间，世界市场上的高档个人计算机价格大跌。中国市场上微机销售65万台，增长68.1%。国内计算机制造厂商花在广告上的钱增加了一倍，国产品牌稍微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可是外国品牌和台湾品牌的微机仍然占有69%的份额。至少有27%的消费者仍然钟情于ast，不过这个公司已经面临4 000万美元亏损—每股亏损1.25美元，导致公司大规模地关闭生产流水线，还辞退至少10%的雇员。而联想微机市场的份额增加了3个百分点，达到8%，排在国产微机的第一位。电子工业部的统计还表明，在联想的后面是那些老牌的和新起的厂商：长城集团、浪潮集团、长江集团、南天集团、长安集团、长白集团、华光集团和紫金集团。此外还有，“联想汉卡”进入最后阶段，库存5 000块全部降价处理；微软与联想合作开发的ms-dos中文版在北京发布；联想电脑“小秘书”出现在市场上，成为“e系列”的配套软件包，它集汉字环境下的十余种常用小型软件于一体，包括文字编辑、名片册、记事本、计算器、百年历、家庭资料库、度量转换、邮政备忘录、交通备忘录。 北京西北三环道路改造工程终于完工，在连接中关村大街的路口架起一座立交桥。公司向政府递交报告，申请将这桥命名为“联想桥”，还表示这将有利于扩大电子一条街的影响，读起来琅琅上口，从美学观点看也不失为“一个美丽动听的桥名”。但是四通公司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于是一场冠名权的争夺战在联想和四通之间展开。好在那附近有三座新桥同时矗立起来，所以这场争夺能够以妥协的方式了结。四通占了其中一座。而联想则以50万元买到另外两座桥的永久性的冠名权—“联想桥”和“联想东桥”。 12月8日，21世纪剧场的联想成立10周年大会把这一切推向。一首新歌在公司里面流行起来，它的名字叫做《联想之歌》，旋律中有激昂也有婉转，有豪迈也有柔情，所以无论老一代还是新员工，人人会唱： 我们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回响， 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 我们的目光在科技高峰上翱翔， 肩负历史的重任，托起中华的太阳， 啊，联想，联想，联想， 乘风破浪向远方。 啊，联想，联想，联想， 我们走向辉煌。 我们的大船在汹涌的大潮中起航， 求实进取创新写在不落的风帆上。 我们的队伍在联想世界里成长， 团结勇敢坚定把美好的未来开创。 啊，联想，联想，联想， 乘风破浪向远方。 啊，联想，联想，联想， 我们再创辉煌。 公关部不断把各地的战报送到柳传志案头：幻灯片、录像片、报纸文章、电视镜头、大会上的旗帜、花篮、政府官员的赞扬。他有些激动，忍不住提笔给公关部写信：“一场大仗终于打完了。这是联想有重要意义的一次战役。整个公司军心大振，不但及时刹住了年初以来出现的情绪滑坡，而且鼓起了斗志，这个战役又是我们整个大战役的前哨战。”几乎每一个公司在初创的时候都是激情满怀的，难的是矢志不渝。这次战役重申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联想是不肯言败的。而且，公司将坚决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中国品牌的集大成者，同时它也标志着联想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公司，能够做出大胆的决定。 尽管柳传志宣布“仗打完了”，可在杨元庆这里还没有完。1994年的最后一天，他把几个记者请到公司来，告诉他们“联想微机1994系列”—“e系列”（经济型电脑）、“g系列”（绿色电脑）和“p系列”（奔腾电脑）—大获成功。从1995年的1月起，就要推出新产品—“联想1＋1星座系列家用电脑”，有“双秤”、“宝瓶”、“金牛”、“人马”四种型号，15种配置，全部采用联想486/33主板，最贵的12 000元，最便宜的只要3 000元。记者们听了，个个觉得新鲜，因为人们迄今为止说起电脑时，只是“386”、“486”或者“586”，给电脑起名字还是第一次。杨元庆喜气洋洋地宣称，用“星座”给电脑命名，是“一种新概念的完美体现”。其实，这主意是他和几个年轻的属下在一顿晚餐会上灵机一动想出来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58节：西部传奇(1) 治理一家公司是一个系统设计。这里面有方方面面要考虑的问题，牵一发动全身。你如果为了解决某一个问题就单兵突进，这个问题看似解决了，其他方面全乱了。 —柳传志 1995年早春，每一个在柳传志身边的人都能清晰地感到他很放松。过去三年，他每年都说“鲤鱼跳龙门”，直到现在，他终于可以说“我们跳过来了”。 “当然我们还是个小龙崽子，还不是龙，”他既谦虚又得意地说。公司决定在春节放假15天，这比法定的假日多出两倍。他告诉全体员工：“就是为了让大家休息好。”2月8日是个周末，公司花了2万元租下保利剧院举办文艺晚会。晚会的名字叫做“回响新世纪”，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纪念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爱尼亚克”诞生50周年。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计算机技术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其影响力之大，甚至超过战争、宗教、种族隔离，以及所有意识形态的角逐。可惜直到这个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全世界还有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完全不知道计算机是什么东西。他们分布在非洲、大洋洲、美洲南部、欧洲东部和亚洲。即使在我们这个已经宣布“与世界同步”的国家里，计算机的普及率也不到1%。在中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有7 000万人还在为衣食发愁，有5亿人从来没见过计算机。他们正等着谁来为他们打开计算机时代的大门。 西部传奇 春节之后，陈绍鹏来到西安，为微机事业部筹建第一个分销机构。为了把微机的销售业务再伸得更远些，杨元庆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在代理商与公司之间建立更稳定的联系。原来过去8个月里代理商蓬勃发展，已有100多家，在未来的12个月里还将增加至少两倍，他们漂泊在全国各地，好像一片片没有根的浮萍。虽然联想商标象征着计算机市场上的新生事物，但是谁也不知道它是否具有长远的前景，所以杨元庆决心把手下最棒的销售人员派到中心城市去，建立稳定的办公地点。第一批办事处设立在上海、武汉和西安，数量不多，但却能够证明，他从一开始就打算把整个国家从东到西的土地全都包揽下来。“元庆很敏锐，”陈绍鹏说，“他知道，不这样做代理商就会有找不到家的感觉。” 1995年陈绍鹏26岁，在公司里是比杨元庆、郭为更年轻的一代。像联想的所有销售人员一样，陈有一副让人容易产生信任的外表，浓眉大眼，中庭宽厚，面相和善。他是一个天生的推销员。他的同事都说他有“把冰激凌卖给北极熊的本领”。当他在那些本来属于竞争对手的市场上行动起来的时候，真是叫人发抖。每逢这种时候他就特别开心，心里还有一种类似侵略者攻城掠地时的快感。 陈的任命书上写着他是“西安办事处主任”，用销售圈子里面更专业的话来说，就是“业务代表”。当时联想像他这样的业务代表有18人，被公司叫做“18棵青松”。另外两个年轻人，刘海峰和高文平，分别主持华东和中南，而陈绍鹏的领地是西南和西北。这是一片拥有云、贵、川、陕、甘、宁、新、藏8个省区和好几亿人口的广大地域。这个年轻人显然学会了早年的“以弱胜强”的战略，所以自称联想拓展市场的办法也是“从农村包围城市”。 “我们是从穷地方开始的，”陈绍鹏这样说。他的起点在西南重镇成都，在那里度过了一年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日子。晚上住在一个没有名称只有代号“03”的军队招待所里。每天早晨从那个破旧的小门走出来，登上长途汽车或者火车，去观察云、贵、川三省的市场动态。 开始的时候相当艰难，像“成百光电”这样的大商家都不理睬，只有一个名叫杜霆的人与众不同。此人出生于四川北部的南充地区，长在成都，当时领导着一个只有三人的公司，势单力薄，却有足够的聪明和一腔热血，能说会道，眼光独特，还特别善于和陌生人拉关系。看到联想总部有个人从北京跑到这里来，整天陪在自己身边，他认定遇到了一个有责任感也有激情的公司，不免兴奋异常，说一句：“好，我们一起干！”连他自己也没料到，他就此来到了自己人生事业的转折点。 这一年陈绍鹏在西南地区找到10家代理商，还把联想微机的销售数量增加了150%。这个杜霆是从联想“代理商制度”中感受到激励的第一人。陈绍鹏告诉他，以前的分销代理都不规范，现在联想可以给他一个“大政策”。这政策在杜霆是闻所未闻的：每个季度结算代理费和奖金，当即兑现。销售80万元以上奖励3%，销售150万元以上奖励4%。而且还有1:1的广告费，也就是说，代理商拿出一块钱做广告，联想就会给他加上一块钱。杜霆把货物进出的差价加进来，掐指一算，就知道他可以得到至少18%的毛利润。更重要的是，他发现面前这位业务代表与众不同。那时候国内大厂商都是一派官商作风，可这个小伙子和他不分彼此，天天泡在一起，和他一起着急一起高兴，出门车坏了一起推，没饭吃的时候一起饿着，有个订单就一起上，“真有点兄弟的感觉”。这样的企业要是不兴旺，那才叫老天没眼。在以后的三年里，杜把联想微机的年销售量从600台增加到60 000台，比成都最大的国有商店销售的外国微机还要多。他在新鸿路上的店面越来越大，把员工增加到100多人，还给自己买了一辆宝马轿车，每天在成都和周围那些小城市之间的公路上来回蹿，车里堆满了联想微机的广告彩页和订单。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59节：西部传奇(2) 联想电脑在1995年开发西部的传奇故事，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陈绍鹏这样的业务代表和杜霆这样的代理商写成的。有意思的是，他们的行动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计算机市场上那些营销专家的注意。西方国家的电脑代理商在电视上看到“联想”、“长城”这些品牌的广告，一点也不放在眼里，他们沉浸在自己的胜利中已有好几年了。不过，他们全都忽视了一个问题：渴望“洋货”的风气盛行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城市里，在西南、西北、东北和中部的广大地区，以及500多个中等城市和3 000多个小城市里，则是另外一回事。国产货长期在那里占领着市场。“洋货”却几乎没有立足点。外国制造商和他们在中国的代理机构似乎没有意识到，即使是那些最贫穷的地方，依然会有使用电脑的需求。杨元庆和他的销售人员显然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决定先去蚕食这个市场最薄弱的边缘带。 不管怎么说，穷人的需求为联想带来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也对国产电脑有一种近乎神圣的价值。就像当年的军队在国民党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一样，联想也在深入“敌后”，积蓄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席卷全国。陈绍鹏在西南的业绩证明，这个战略已经奏效。 到了1995年春天，陈绍鹏从西南转战西北，发现这里几乎还是一块处女地：陕、甘、宁三个省区只有两家代理商，而在西安这座城市，联想微机在过去12个月里只卖出231台。他还惊讶地发现，即使在甘肃、宁夏那么贫穷的地方，联想微机的遭遇也要比在西安要好一些。原来这城市是国防工业的云集之地，也是个科技中心，计算机圈子里的人只认“洋品牌”，圈子外的人则根本不知有“联想”。 陈绍鹏的到来有如一块石头投进一池死水。他在少年宫租了一层楼，把公司刚刚推出的“第二代多媒体家用电脑”摆在里面。“多媒体”是1995年中国计算机领域兴起的新概念，意思是计算机不仅可以处理文字，还能处理声音、画面以及动态的图像。这真让人惊喜！更何况这些电脑还有自己的名字，配置因名而异：“宝瓶”上有光盘驱动器；“人马”加了电视卡；“金牛”则有一块特别的声卡。 开展第一天下着小雨，街上冷清，可少年宫里却挤满官员、学者、商家、记者和市民。当地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规模的电脑展，展品挂着同一个中国商标，样子好看，又便宜，不免精神一振。记者们围着陈绍鹏问东问西。陈卖个关子，就把他们引到李树怡面前。李树怡曾是联想公司的副总裁，还当过计算所的所长，已经退休，被陈绍鹏从北京请来助阵。此人懂技术，还有一副好口才，当即把记者的情绪煽乎起来，纷纷回去发表新闻，结果把更多的市民吸引过来。这叫陈绍鹏很开心。“原来是可以这样利用媒体的，”他说，“在成都的时候我还没有学会这一套。” 展品都卖光了，但这并非陈绍鹏的目的。他是“业务代表”，举办展览只是为了让这个城市的商家看到联想微机是有人买的，愿意来做联想的代理商。看来他的目的达到了。经此一役，西安城里那些电脑经销商，人人知道联想来了一个姓陈的，还知道他的机器好卖，于是都来登门拜访。 可是他还没有门呢。他赶忙去借了一间房子，权当办公室，搬来几张桌椅，请个美术学院的老师给他写块牌子：“联想集团微机事业部西安办事处”。当时他是经理，属下只有一个兵。这两人那天手托招牌挂到门口，心里都挺美：“我们有独立的形象了。” 一切收拾停当，又租来一辆车，拉上所有的机器和人员，到陕西全境去巡展。他的目标是中等城市，每到一个地方先要侦察一番，看看哪个商店在卖电脑，就去拜访，满嘴花言巧语，他手下的那个兵就给人家打扫卫生，让人家觉得联想员工个个既聪明又踏实。然后就在人家的门口办展览会。所谓“展览会”，其实就是在电线杆子上拉起一个横幅，支起一张桌子，发出一批广告，这只手把样机卖了，那只手就签下一个代理商合约。 这个春天，西安市场上想买电脑的人们渐渐发现，推销“联想”的商家多了起来。有个代理商居然想到招来几十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人人推销“联想”。城市中心的雁塔路是条有名的“电子街”，本来挂满了ast、康柏和ibm这些牌子，现在有家商店把一面墙镶了磨砂玻璃，写上“联想微机”四个字，让来来往往的行人都能看到。在以后的几个星期，这样的牌子越来越多，那时候“联想电脑”招牌的颜色还没有统一，什么颜色都有，所以陈绍鹏自作主张，要大家都做黄底蓝字，“黄颜色更鲜艳，”他说。春天还没有结束，雁塔路上已经有了5块，然后又超过了10块。每一块“黄底蓝字”下，都有一个联想的代理商。他们在这一年里卖了1 111台联想电脑，差不多是前一年的5倍。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60节：和政府联手(1) 在北京，柳传志对公司控制力的巩固，越来越明显地得益于他同政府高级官员广为人知的友谊。就像他的销售人员特别善于在用户面前推销产品一样，他特别善于在政府官员面前推销公司。1995年年初电子工业部选择“政府重点支持的公司”时，有六家企业名列其中。前面五 家—熊猫、上广电、长虹、彩虹和华录，都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家用电器制造商，也是电子部所属的国有企业，所以一点也不让人奇怪，但是第六家—联想，就在整个计算机业引起波澜，因为这家公司在财产关系和组织关系方面都不属于电子工业部，就在几年以前，它还是个计划外的“私生子”呢。按照那时候我们国家的情形，要把长城和浪潮这样的老牌国有计算机制造厂商排除在外，把联想当做“亲儿子”，还真不容易。所以胡启立部长当时面临着极大压力，政府里面一些年老势强的官员都来游说，有人还写来书面投诉，都说不应该忘记老企业当年的功劳。但是胡启立似乎不认为这能成为理由，他召开会议做了一个长篇讲话，给政府中那些还在犹豫的官员解释联想为什么能够后来居上。 看来胡启立兑现了自己当年的承诺，不再以财产的权属关系来确定政府与企业的亲疏。此外，今天的局面同几个月前公司总裁室“向电子部汇报”也是分不开的。柳传志那次向胡启立和一群政府高级官员请求：“一是为我们叫好，二是给我们优惠。”还说“叫好的方式”就是希望政府检查联想的产品，把检查结果登到报纸上。他这一说，还真把一帮子政府官员给鼓动起来，打算就在1995年里的某个时间突击检查联想微机。至于他要求在政府采购中拥有优先权，也得到回应。那一天国家信息中心的官员到公司来，讨论以日元分期贷款建设国家通讯系统的问题。商谈的结果是，把政府的微机采购单独打包招标，并且指令用户优先采用国产微机，后来联想果然中得其中最大的一标。 同行们看他如此拉拢官员，既羡慕又嫉妒，柳传志却还不知足。1995年2月，他有机会成为北京市市长李其炎的客人，在座的还有胡昭广副市长和科委主任。当时留下的会议记录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联想和政府之间的亲密关系。市长问他，联想到底能办多大。他说“16亿美元”。市长显然想要听到更大的决心，笑着说：“造一个楼能抗八级地震就可以了，你是不是要抗十二级地震呀？是不是太坚固了？”柳传志也笑着说：“没把握的话我们绝对不能说。要是能做得更好，那时候再来见您。”这话说得既有无穷意味，而又滴水不漏。市长表示政府将“在物质方面尽量给予支持”。柳传志等的就是这句话，赶紧说：“能不能给我们一块地，让我们盖房子，解决员工宿舍。”市长点头允诺，又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柳传志得寸进尺：“希望北京市成人教育局能促成‘家庭电脑’的普及。”这可是个很大的要求，倘若实现，将为联想的“家用电脑”战略开辟广阔的市场。柳传志说完了就把眼睛看着胡昭广副市长，他知道这位副市长是教育局的顶头上司。“好吧，” 胡昭广副市长回答，“我们一起同成人教育局局长谈。”这是什么意思呢？副市长继续解释：今后政府公务员如果不会使用计算机就不称职。“要会用就要买来放在家里，”柳传志笑道，“买什么牌子的呢？最好买联想的。当然这后一句话只能让我来说。” 现在回忆起来，1994年和1995年相交的那几个月，是联想和政府的蜜月期。政府不仅把联想当成自己“亲儿子”一样看待，而且邀请柳传志出席一些重大的会议。比如中央政府忽然发现，全国的工业产值中，只有8%来自高科技。1 000亿美元出口货物中，只有不到5%是高科技产品，其余95%的东西，用当时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话来描述，“都是大路货”。所以政府决定成立一个调查小组，起了个让人紧张的名字叫“超级863软课题工作小组”，还打算在未来5年投资100亿元来推动高科技产业。1995年春天，工作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我们国家科技领域最有权力的人几乎都来了，有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有国家科委的主任和副主任，还有国家教委主任和国务院的部长们，当然也有柳传志。科学家和大学教授们在会上异口同声地抱怨国家对科研的投入太少，还列举数字说明，人家外国工业产值多少、科研投入多少、其比例又是中国的多少倍，振振有辞。可是柳传志发现在座的科学家们都忽略了一个事实。等到宋健让他发言的时候，他说：“我们不是搞应用科学的吗？不去挣钱，老向国家要钱，说得过去吗？中国公司为什么被瞧不起呢，不就是因为我们总是把钱拿过去花，花完再要吗！”看看眼前很多人全都面露尴尬，他接着说：“既然是应用高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是取名？还是取利？我认为应该以‘利’为主要目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61节：和政府联手(2) 他知道很多政府官员和专家对他拒绝涉足“中国芯”不以为然，甚至说他没有核心技术，正在沦为计算机产业最下游的组装车间，现在有机会为自己辩解，索性把心里话全说出来： 有了高科技产品，不一定就能卖得出去。只有卖得出去，才能有钱。我举个国外的例子，现在全世界大约有5 000万台个人计算机，苹果公司占的比例不到10%，其他的都是ibm。苹果机的性能远远强于ibm兼容机，但是苹果公司在全世界推广得不好，这是因为苹果公司的势能不够。也就是说，即使产品的性能价格比再好，若销售势能不够，也是不行的。 联想集团要做大规模集成电路，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做完了卖给谁。大家都清楚，芯片产量大，成本才能低。不知道能卖多少，就不敢大量做，量少，合格率就低，成本就高，即使芯片性能再好，也卖不出去，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此，不把销售渠道考虑清楚，就无法把这项工作做好。 说完这些话以后，他又去给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司长张琪拜年，表达自己对政府的感谢，还说“一定要给支持我们的领导同志争脸”。张琪提醒他不要只顾自己痛快，还要照顾左邻右舍，又说联想已经“出了麻烦”，把他吓了一跳。 原来公司只顾张扬自己的业绩，却忘了“适可而止”的古训。有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一篇文章，署了柳传志的名字。文中点着“长城”和“浪潮”说，这些公司已不再生产自己的计算机了。柳传志的确这样说过，不过那是他在公司内部的讲话。“该说的不说也太不生动了，”他说，“可文章不是我写的，别人写了又没让我看。”可以想像，这样的话公开出去，会让当事者心里不快，但终究还算事实。下面这件事情可就实在过分了：公司的广告人员在《计算机世界》刊登一个广告，大言不惭地说“联想汉卡是金税工程惟一使用的汉字平台”。可实际上，长城公司才是政府“金税工程”最重要的参与者，而长城汉卡的声誉甚至还在联想汉卡之上。“王之同志是个老实人，”张琪再三提到长城公司的那位总裁，“可也对你们非常不满意。”柳传志听了张琪的劝告，赶紧给王之写信道歉，还说很想和他一起吃饭，接着转过身来警告属下：“做任何事都要千万小心，如果弄不好，处处都会被打。” 1995年2月16日，62岁的计算所所长曾茂朝退休。他在过去16年率领计算所获得了40多项国家级的科研成果，还带出一支优秀的计算机科学家队伍，但是他最得意的经历还是把技术变成产品。现在他要离开了，柳传志觉得公司更加需要他。过去如果没有他，也就不会有联想，今后如果没有他，联想还会有很大的麻烦。就拿眼前他与倪光南的冲突来说，如果没有曾茂朝主持公道，他就很难渡过这一关。于是柳传志试图说服中国科学院的领导者，让曾茂朝继续担任联想公司的董事长。他达到了目的，就在曾从计算所退休的第五天，中国科学院颁布决定调整联想集团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会由曾茂朝、柳传志、李致洁、李勤、倪光南、张祖祥6人组成，任期4年；曾茂朝任董事长，并且拥有“两票表决权”。 这一决定虽然让人感到意外，毕竟不算反常。最为奇特的是，中国科学院还决定让柳传志接替曾茂朝留下的位置，又让联想原来的副总裁李树怡来给他当助手，这样，联想公司的总裁和副总裁，就成了计算所的所长和副所长。当日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胡启恒解释说，这是希望把联想的管理思想引进研究所。但是有不少人不以为然，在他们的眼里，科学院是“爷爷”，计算所是“老子”，联想公司是“儿子”。现在，一个说法在科学院南路2号大院里流行起来：“爷爷发话，叫儿子管老子。” 其实“儿子”并不想管“老子”，只是怕被“老子”管。我们从这样的结局中可以悟出，无论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还是柳传志本人，都不会接受任何一个有可能给联想带来麻烦的人事安排。计算所已经开办十几家公司，到现在只有联想可以算是真正成功了。它把20万元的投资变成了13 789万元的固定资产、年销售47亿元的大公司。它给中国科学院带来的收入，比其他所有公司的收入加在一起还要多。倘若联想另生枝节，甚至遭遇不测，无论从道义还是从利益来说，都是大家不能接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件事情的细节是否恰当已无关紧要，联想的大局高于一切。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62节：把联想电脑快车开到全国(1) 20世纪90年代中期，爱国主义思潮在商业领域扶摇直上的时候，联想生产流水线上淌出的第10万台电脑，被牢固地确立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中。 1995年4月1日，联想预告了这个消息，还宣称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尽管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长城公司，在8天之前就已宣布自己的“第20万台微机—金长城486vd/66c型”在深圳诞生，还把它大张旗鼓地送给政府的金卡工程办公室，但是联想的广告策划者仍然坚信，这是一个讨好用户、张扬联想品牌的绝好机会，所以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一句新的广告词：“用户是联想的上帝，联想向上帝请教，第10万台联想电脑去往何处？”这则广告出现在《参考消息》、《计算机世界》、《中国计算机报》这些老牌的计算机专业广告媒体上，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些所谓主流报刊上。从这时开始，这台电脑的意义便超出了电脑本身。就像李勤说的，“联想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单是联想人的联想，而是社会的联想。第10万台联想微机去往何处，也不单是一个企业行为，而是一个社会行为。”此后14天里，事态的发展证明他的判断是有一点道理的。公司收到21 648封来信和至少1 000个电话。人们表达的想法见仁见智，但是里面的情绪是共同的，那就是义无反顾地集合在联想的“民族品牌大旗”之下。 当时这面旗帜之下有不少成名人物。“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主任艾丰说，联想从事的是一项争气争光的事业，因为建国以来，我们还没有哪一个企业不要国家投资而能够在国际市场打出一片天地。媒体开始总结“联想精神”，结果认定还是“信念不倒，人气不散”这两句最为珍贵。《北京青年报》有个记者甚至在报纸上号召人们“保卫联想”，让人立即想到50年前在陕北山区陷于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时高喊“保卫延安”的情形。还有一些普通百姓，他们对于“第10万台电脑去往何处”的回答，有可能代表了真实的社会情绪，其中两人是这样建议的： —送给ibm公司的总裁吧，让他看看中国的微机毫不逊色。 —放在八达岭长城上，专供老外们拍照当背景用。 4月16日，那台寄托着中国人无限自豪感的电脑走下流水线。它是“宝瓶ii型”，编号196007，拥有486/66的微处理器、270m硬盘、16m内存和1.44m的软盘驱动器。“去向何处”的问题也终于揭晓。公司决定将它送给陈景润。这个毕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孤寂的数学家，因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享誉全国，也成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可是这个数学家在这一天之前却从来没有接触过微机，就是这台“宝瓶”伴随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年。 捐赠仪式有个振奋人心的题目：“十年辉煌创业路，十万精品满神州”。李勤则在数百来宾和记者面前豪迈地说：“我们觉得自己的脊梁硬了。”从1990年那句脍炙人口的广告词—“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到1995年的“十万精品满神州”，的确表明了这段时间我们国家的社会情绪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直致力于公司形象推广的乔健对这种变化感同身受。乔在后来几年是公司公共关系方面的主要策划者。她在199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之后进入联想，第一份工作是销售联想电脑。1994年杨元庆主持了微机事业部，在大肆鼓吹“家用电脑”的同时，也前所未有地提高了公关业务在公司的地位。公司的广告在这一年里达到1 932万元，比1993年增加88%。乔健正是在这时来到微机事业部，从此开始与公关、宣传、广告、媒体这些名堂打交道。很显然，她赶上了好时候。 乔健天性聪明，敏捷，富有激情，可惜涉世未深，毫无经验。“第10万台电脑的诞生和捐赠”是她经历的第一个大型推广活动。她甚至连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她开始学习定场地、搭展板、邀请人、做广告、做宣传、安排议程、做倒计时表之类的东西，兴奋异常，可直到彩排的那个晚上才发现少了一份主持词。那时候已经有了邀请名人主持会议的风气，别看“名嘴们”谈笑风生，振振有辞，其实他们说的话都是事先写好的，有备而来。现在乔健手上没有一个主持词，就让人家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在专业人员精于此道，一挥而就，这才把彩排继续下去。 其实这类活动不仅在乔健是第一次，而且在整个公司也是第一次。过去10年，联想不是没有发动过大规模的宣传，比如80年代后期就有过一次，但那一次人人都把目光集中在“汉卡之父倪光南”身上，把他塑造成技术上的伟人以及完美道德的化身。而现在，他们把夺目的光彩全都集中到“第10万台电脑”上，至于电脑后面的那些英雄，已经不重要了。90年代的中国已不再是英雄的时代，我们国家诸多变化中一个无形但却显著的变化，就是整个社会不再崇拜大而化之的精神力量，开始关注普通人的需要。那些最具市场意识的公司也最先意识到这一点，于是纷纷改变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乔健后来用“成功”二字来评价这次活动。她从此有了“市场推广”这个新概念。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63节：把联想电脑快车开到全国(2) 从80年代以前的“宣传部”到90年代初期的“公关部”，再到后来的“市场形象推广部”，公司机构名称的这种变化，本身就是大历史的折射。联想第一次意识到产品形象比产品本身更重要，甚至比产品的发明者也重要。这一点促使乔健在联想的形象推广之路上掉转航向，朝着市场走去，而且她的节奏明显加快了。 5月12日，一个更大规模的活动开始了。“联想电脑快车1995中国行”的起点在北京市的市政府。那天早晨，一辆大客车从联想公司开出来，驶过长安街，驶过，驶进台基厂大街上那个站着武装警卫、戒备森严的大院子，在这里接受北京市政府高级官员的检阅。胡昭广副市长热情洋溢地欢迎“联想电脑快车”的到来，他显然还记得几个月前对柳传志的承诺，所以表示，他希望把“联想电脑快车”开到全国去，“推动电脑普及事业”。 “我们要让‘联想电脑快车’跑遍大江南北。”乔健接过副市长的话对在场的几十个记者说，“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不是去卖电脑，我们只是想有一个机会普及电脑知识，我们将到每个城市去讲课，还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接下来的三个月，“联想电脑快车”转遍了整个中国，联想的旗帜飘扬在至少300个城市的科技馆、文化宫、机关、商店、广场和街头，上面还写着一行大字：“掌握电脑是21世纪人才的身份证”，还有那个内圆外方的蔚蓝色的商标，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都看到了。当然他们还在《经济日报》和《光明日报》上读到“联想电脑驾校系列科普征文”，在中央电视台上看到联想15秒钟新广告。 广告插播在《新闻联播》之后，在当时属于“a特段”黄金时间档，所以至少有2亿中国人都能看见那个画面：温暖合美的三口之家中飞出一个硕大的“1+1”，有个清脆的童声在画外说： 一家一个“1＋1”，帮助daddy解决问题； 一家一个“1＋1”，mammy得喘息； 一家一个“1＋1”，可爱的baby喜欢学习。 和以往的广告不同，这一次联想说的既不是哲理，也不是豪言。可是它却让人们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电脑在一个普通人家中不仅仅可以用来教育孩子，还可以做很多事，它让你的家庭更加快乐、和谐、有效率，让你的生活和以前完全不同。乔健现在已经精于公司的市场推广之道。她说：“我们的策略是在企业利益和客户需求之间，找到一个最好的结合点。在90年代中期，这个结合点就是普及电脑知识。只要每一个普通家庭都觉得电脑有用，这个市场就能成熟起来。” 公司的策略无与伦比，面对联想家用电脑的迟迟不能普及，他们竟对记者说出“我们不想打知名度”这句话。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商品紧缺时代”的终结，而1995年恰是我们国家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的一年。市场繁荣，商品丰富，库存增加，标志着“紧缺”的配给制度和各种票证被取消了，买家开始挑肥拣瘦，商家纷纷标榜自己品牌的“知名度”，所谓“精品”和“名牌”，还有“品牌的无形价值”等等，都是这时候冒出来的。可是在乔健看来，让亿万普通人认识到自己的需要是更重要的。“如果大家都觉得电脑没用，” 乔健说，“那你还卖什么电脑？”在她看来，开拓市场和推销产品是不一样的。也许是受了柳传志的感染，这年轻的女孩子也喜欢把商业竞争比喻成一场战争，一说起来，就把编制“一家一个‘1+1’”时那种温馨的口吻一扫而光：“开拓市场就像是‘空军轰炸’，推销产品就像‘步兵突进’。你必须先打出一个市场、一种需求，然后让大家来认识你的品牌。” 乔健所期待的事情真的发生了。经过此前三年的酝酿阶段，中国人在1995年总算明白个人电脑对于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此后它便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着，而在那些购买电脑的家庭中，每100户中就有40户买了“联想1+1”。 柳传志：“不把我打入监狱他绝不罢手。” 乔健的“知识普及”策略不是1995年夏天中国计算机领域中的惟一话题。 刚刚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倪光南迫切希望恢复他对公司的影响力，就像我们在前面的叙述，自从1994年柳传志与倪光南在技术方向的选择中产生分歧，就在公司埋下权力斗争的种子。固守着技术领地的倪光南，现在一点也不愿意帮助柳传志维护那套“领导班子齐心协力”的假象，对柳的那封既婉转又坚决的信也不予理睬。两人后来又有一次单独谈话的机会。柳传志把地点安排在钓鱼台宾馆的一个鸟语花香的亭子里，显然是想让彼此之间的气氛有所缓和，但是他很快发现“还是谈不拢。这个人下决心把你当敌人时，那就义无反顾”。 不断积累的矛盾终于起火。总工程师投书中国科学院，指控总经理在公司的投资决策中独断专行，把“汉字系统事业部”擅自改为“软件事业部”，这是“取消汉卡”，挟私报复反对他的员工。此外倪光南还拿出更加凶狠的一招。他检举柳传志涉嫌重大经济问题：挪用银行贷款，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惠州联想科技园的产权不清不白，资金运行既不规范又不透明，很多事情连他这个董事都不知道。对于柳传志突然撤换原来的财务总监胡靖宇，倪光南也认定这背后必有重大隐情。他的手上有个重要证据：1994年柳传志把公司的552.58万美元借给吕谭平等人扩张私人股权，让后者在公司的股权从33.3%增加到43.3%。 董事长曾茂朝接到倪光南的举报，当即吓了一跳。关于公司的技术方向由谁说了算，这里的纷争他早就知道，所以并不感到意外，但是“涉嫌经济犯罪”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倘若坐实，那可真的会要了柳传志的“命”。 当倪光南第一次提出指控的时候，不少有地位有经验的人都怀疑柳传志能否做到彻底清白。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在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中发展，让很多无法无天的人从中渔利。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把那些有钱的老板先抓起来再审，肯定没有冤枉的。”当然不少了解内情的人也怀疑倪光南的动机。他们认为公司的那些重要决策倪光南不会不知，当初知而不言，现在才捅出来，乃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节外生枝。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64节：把联想电脑快车开到全国(3) 这个夏天中关村的形势似乎也决定了柳传志处在下风。公司的技术领袖赶走总裁的故事那时特别多。最典型的一个发生在北大方正。“这件事情的背景是很清楚的，”曾茂朝后来在回答一个记者的提问时说，“你知道方正吗？你知道王选吗？你知道方正的总裁经常换吗？为什么经常换？换总裁的动力在哪里？王选是院士，倪光南也是院士。”但是联想这段故事如果顺着倪光南的意志发展下去，可就不是什么“换总裁”，而是“总裁进监狱”。 当中国科学院高技术企业局局长李致洁率调查组来到公司的时候，人人都为柳传志能否过关捏一把汗。这已经是第二个调查组了。前一次是调查柳传志的工作作风，提出了一些诸如“他在公司里面是不是很霸道”、“公司人事的任免流程是怎样的”、“他有没有安插自己的亲信”这样一类问题。这一次就更加严厉，招招都是涉嫌经济犯罪的要害环节，最后还要被调查者回答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公司没有柳传志行不行？”这样一来，就让成团的迷惑弥漫在公司高级经理们中间。人人都在私下传递一个可怕的消息：“柳总出问题了！” 柳传志平生遇到的危机无数，还从来没有哪一次像现在这样叫他痛苦和紧张。他觉得委屈，不得不用全神贯注的态度来对待这些让他讨厌的事。当他知道中国科学院的高级领导们将召开会议讨论联想的问题，立即写了一封信，要求做“一个书面发言”。在为自己的行为和动机做了一番辩解之后，柳传志摆出了与倪光南势不两立的姿态。“我和倪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了，我无法再和他一起工作。”他写道，“作为总裁，我将向董事会提出免去他总工的职务，同时请院领导考虑免除他联想集团和香港联想董事的职务。” 柳还在“书面发言”里提出，希望调查组能够给他一个申诉的机会。后来他果然如愿。根据当时记录，对于其中一些关键问题，柳传志与调查人员之间的问答如下： 关于“为什么由北京联想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贷款500万美元给吕谭平等人扩股，使他们得到好处？” 柳传志说： 1. 香港联想原来有三家股东：北京联想、香港导远（吕谭平等人）、中国技术转让公司。三家股份是相同的，各占33.33%。在当时，北京联想和香港导远是平起平坐的，不存在我方是大股东和香港导远是小股东的问题。 2. 1993年香港联想扩股一亿港币，技术转让公司不打算参加。他们让出30%，其股本将由33.33%降为3.33%。当时，如果北京联想和香港导远都愿意占有这部分股份的话，他们的权力是相等的。（因为他们的股份相同）所以，他们应该对分这30%的股份。北京联想占48.33%，香港导远占48.33%。此时，柳提出：如果香港导远吕谭平等人扩股筹资有困难的话，北京联想可帮助解决。但北京联想所占的股份应大一些，可占到20%，而香港导远可占10%。吕谭平表示同意。后来成了北京联想大约占53.33%，香港导远大约占43.33%的局面。这时候，北京联想一方才开始成为大股。也就是说，北京联想成为大股东（53.33%）是有前提条件的，即要贷款给吕谭平，否则大家是相同比例。 3. 如果北京联想不愿贷款给香港导远，他们可让出5%的股份去向任何一家银行或投资公司筹借扩股资金（凭当时香港联想的声誉，这是极容易的事），如果是那样的话，今天的股份比例将是北京联想48.33%，香港导远43.33%，某家外资银行5%，中国技术转让公司3.33%，对北京联想又有什么好处呢？ 关于“决策不民主，公司的一些重大问题没有经总裁办公会讨论”的问题。 柳传志说，没有与倪总商量就给他配副手，做法上欠妥，忽略了应事前商量。要在董事会章程建立后，制定总裁室的决策程序，有事多商量，发挥总裁室的作用。 关于“用人不当”的问题。 柳传志说，上百名干部中用错了四五个，这还算多吗？大家对李勤有意见，可只有他严厉地批评过李勤，别人都不说话。 关于“过于集权，大家都不敢表示不同意见”的问题， 柳传志说，他是能接受意见的，如果有好多人这样认为，他应好好考虑一下。 公司的高层经理几乎全都站在柳传志一边，这促使调查组接受了柳传志的解释，把这一事件的性质归结为“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歧”，涉嫌经济问题的对抗性质由此化于无形。这一调查报告经由中国科学院党组审议通过，我们择其要点记录如下： （1）在香港联想股票上市时，用增资的方式提高北京联想的股份比例，调整另两方的股份关系的做法，不存在问题。 （2）大亚湾的资产产权关系是清楚的。 （3）关于联想的重大投资决策，都向董事长做了口头汇报，并在总裁室做过商议。 （4）“汉字系统事业部”改名不是柳传志提出的，是原汉字系统事业部的负责人和集团办的人，为了发展联想软件事业，根据汉字系统在市场中的实际状况共同提出来的，不存在“打击”的问题。 （5）没有发现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 在就事论事地做出这些结论之后，调查组还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表明立场： 我们认为在公司怎样进行研究开发和研究开发怎样立项方面，不能由科技人员最后说了算，要由企业的总负责人根据市场和公司的情况做决策，柳传志应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倪光南同志对联想领导层之间在工作上的分歧，简单地归结为柳传志同志个人品质问题所造成，我们认为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是轻率的和不负责任的，在具体的做法上倪光南同志采取的是一种自己进行调查推论的方法，造成了他所提出的意见，大部分都没有确切根据，与事实不符。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65节：把联想电脑快车开到全国(4) 柳倪之间发展到势不两立，让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左右为难。他曾试图采取“和稀泥”的办法维持二人的关系，但是每一次都不成功。很多年以后，他与本书作者有如下一段对话： 凌志军：看来这件事是再也拖延不下去了？ 周光召：对。再拖延下去，柳传志也不干了。我们必须在二者之间选一，要么选柳传志，要么选倪光南。我当时的想法是，科学家的人数相对于企业家还是多，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柳传志不管怎么说，还是一个有潜力向前发展的企业家。在二选一的时候，我只能选他。倪光南是个不错的科学家，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远远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 凌志军：你当时认定这是工作上的分歧，而不认为柳传志有经济方面的问题？ 周光召：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是由工作分歧引起的。我不赞成倪光南把这些事情提高到那样的问题，因为我看不出来柳传志跟香港老板的关系是一种不正常的关系。 现在我们可以发现，无论从公司大局还是从事实本身的曲直来说，倪光南全都处在不利地位。他输掉了这场对抗，而且输得很惨。1995年6月30日上午，董事会把公司200个干部召至六层会议室，周光召派李致洁来宣布中国科学院的调查结论，曾茂朝则以董事长的身份宣读董事会的最新决定。此决定后来存入公司档案，编号为“联董字（95）001”： 鉴于联想集团公司总裁柳传志向董事会提出不再提名倪光南同志担任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的报告，经董事会研究，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 没有人能料到事情竟然这样收场。会场气氛紧张，个个睁大眼睛，表情肃穆。主席台上只有两个位子，李致洁主持这个艰难的会议，曾茂朝宣布这个艰难的决定。公司的高级领导全都在下面聆听。柳传志和倪光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目不斜视。李勤终于让自己定下神来，站起来说了句话：“对于公司出现这样的事情感到非常的痛心和遗憾。”曾茂朝则对科学院在“弄清事实真相之后提出的处理意见”表示拥护。还说，“这是出于不得已的一种取舍，是我们大家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局。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样的取舍对联想集团今后的顺利发展，无疑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柳传志在会议之前已经获知自己的胜利，做了充分的准备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他的讲话本来就富有激情和个性，而这又是其中最具有感染力的篇章之一： 感谢院调查组为我的问题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给了我一个清白的结论。 自1984年开办公司以来，我们经过的风暴无数，本来面对着用心血凝铸起来的联想大厦，创业者们应该感到欣慰，并为互相的友谊和信任而感到自豪。然而正当公司高速发展、格外需要领导者精诚团结的今天，出了现在的问题，思想起来让人感到刀剜一样的心痛！ 在去年3月份总裁室开工作会的时候，在倪光南同志把矛盾日趋尖锐化的情况下，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我和他的互相信任和团结是联想大厦的基石，希望他能够为了联想的前程珍视总裁室的团结。写这封信，我花了整整一天一夜，当时真是百感交集，无数的往事涌上心头，以至于使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想起当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我们的汉卡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时，公司上下近乎疯狂的喜悦；我想起1989年元旦，全公司的大会上我带领北京联想的全体员工遥望南天祝愿倪总在香港开发286主板获得成功，那近乎教徒一样的虔诚。我不知道老倪是否还记得当发现qdi的芯片在主板上不能使用急得嗓子都哑了的样子？是否还记得1988年的春节联欢会上总裁室全体在舞台上互相调侃引起的欢笑？这一切在我都是刻骨铭心的。 柳传志说到此处开始抽泣。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在他们的眼里，老板始终是个硬汉形象，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流眼泪，甚至完全不能想像这样一个人的感情大厦也会有崩塌的时候。 柳传志掏出手绢来擦眼泪，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把话说完。他想让大家都知道自己实在没有做出对不起倪光南的事。他说自己每当新的公关部长就职时，就会提出明确的要求，“公司只宣传倪总。”他从来不肯在公开和私下说一句对倪总不利的话，而在倪光南和其他人的冲突之中，他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说：“如果再和倪总发生矛盾，不论什么事情都是你错。”他说他看到“这个同志点头的时候，两眼含满了委屈的泪水”！但他还是“硬着心肠”站在倪光南一边。又有一次总裁室决定让副总工程师曹之江去做总工程师办公室的主任，倪光南刚刚表示不满，他便立刻收回成命。他还第一次告诉大家，他把科学院奖励给自己的一套住房变成了“科学院奖给倪总的”。在叙述了这些事情之后，他试图解释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今天这样不可收拾的局面： 我的可悲之处是把和他的关系的位置估计得过高，而不敢想像和其他同志一样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我对形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反思。然而我认为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倪光南同志内在形成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证明他的正确的这种可怕的性格。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66节：把联想电脑快车开到全国(5) 当着公司全体干部的面，也当着倪光南本人，柳传志坦率地承认，他曾经为两人之间的不能理解而痛苦万状。但是到了最后，“我的痛苦就转成无以名状的愤怒”，因为“我逐渐明白过来，倪光南把矛盾升级到了向院领导告状，把矛盾的性质逐渐推到了一个对抗性领域”。 倪光南主攻方向在香港联想方面，而在柳传志的陈述中，这恰恰是自己最殚精竭虑无私奉献的一个领域： 吕谭平是个事业型的香港资本家，他也是用120分的身心执著地投入他的工作，但是长期生活在不同环境的两部分人融合在一起有相当的困难，文化背景、世界观、管理方法都不同，所谓优势互补是瘸子要肯给瞎子指路，而瞎子要肯背瘸子，要做到这点是多么的不容易。在处理问题上要公平公正，作为香港联想董事局的主席，我要以香港联想的利益为出发点，在保证北京联想利益的同时，要真诚考虑合作方的利益。我自己以为是以我坦荡的胸襟和奉献的精神，以及处理问题的果断和坚决，注意反复沟通的方法，取得了香港合作者的信赖和尊敬。香港联想的事情我几乎每一件都及时和曾茂朝、李勤两位董事商量，当时倪还不是董事。大事还及时向北京总裁室介绍。因为我知道北京的同志很难设想在海外推进每一件事的艰难。另外，“先把饼做大，再考虑如何分饼”的观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倪光南和吕谭平在香港联想研究开发中心的指导思想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也扩展到了方方面面。我在香港的工作，倪光南同志是看得到的，我和他以前从工作到事情都是有交流的，我认为他是了解我的。我不能相信倪光南同志是由于主观推断的怀疑导致了向上面告恶状的结果。 从去年到今年，两次若干个问题，当倪光南同志和我在工作中意见分歧尖锐的时候，他就向院领导告我经济方面有重大问题的状。一个问题调查清楚了，解释完了，就又来一个问题，不把我打入监狱绝不罢休。院调查组认为他是主观推论得出的怀疑，我则认为他是有意中伤。 对联想集团的技术开发方向和路线及具体管理方式，我与倪光南同志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总裁和总工意见不同是非常正常而且平常的事，当总工不能服从总裁的决定，并用激烈的方式反对，就不正常，但能理解。但因为这种工作中的意见分歧发展到对人的品质进行恶性中伤，试图打倒对方，这种做法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令人愤怒，使矛盾的性质转成对抗性的，以致无法调和。 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我的工作是艰难的，最难的地方在于冒风险，冒商业风险和政策风险。越过风险以后全体同志共享共同拼搏的成绩，如果越不过去，法人代表就要代表大家来品尝苦果。 政策风险的产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策法律是在不断地演变、完善。企业要理解在转轨期国家法律的和政策的不严密。国家也应该允许企业在不成熟的政策面前有转圜的能力。这都是要通过人来实践的。人的眼光、角度好恶的不同就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即使我们极其小心地、战战兢兢地处理各种敏感问题，也照样有可能导致锒铛入狱的结果。如果再有人死盯住你不放，不断从工作中找出各种毛病上纲上线，那么企业的领导人就只有两条路，要么辞职，要么就任何事情都不要做，和企业一起坐以待毙。 今年当院调查组又一次根据倪光南同志的控告对我进行调查时，我的态度一度是有些消极的。这是痛苦和气愤之后的消极，是因为得不到自己真心尊重的人的理解而痛苦，怕因为不团结影响了联想的发展而痛苦，气愤是为了受到意想不到的中伤而气愤，消极则是因为又一次对我进行背靠背的调查，我感到不理解，感到委屈，搞不清楚自己在给谁干，还值不值得再干。院领导、调查组的同志给我做了很多工作，明确表示对我的信任，总裁室的同志也积极支持我的工作。我在这里明确表示，联想的事业是科学院的事业，是国家的事业。 今天我的发言是最不像总裁的一次，11年了，让我的眼泪忘情自由地流淌一次吧。请大家原谅！ 倪光南：“将我免职，他应该高兴才是。” 目睹柳传志的情不自禁，倪光南丝毫不为所动。他显然并不认为有什么事情值得柳传志伤心。“那只是表演，”他后来对一个记者这样说，“将我免职，他应该高兴才是。”他在会议之前曾经表示，希望董事会不要召开这个会，而他愿意以健康的原因辞职。但是董事会更希望让员工有个机会了解事情经过，以便驱散笼罩在公司头上的那片乌云，所以坚持召开会议。 现在轮到倪光南发言。他缓缓起身，面无表情，手里没有讲稿，说话音量不高，语气平和，就好像刚才宣布调查的结果、撤职决定，以及那么多人的讲话都和他无关：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 我以前学的计算机，也学过无线电，所以我刚开始工作时只会做硬件。但是后来环境有变化，我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国外每个人有个终端，这样我就可以在终端面前学习很多软件的东西。回国以后慢慢地适应，就转向软件方面。所以我觉得工作环境的变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学习的机会。我这次因为被免去行政职务，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做一些研究工作。我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些事情，可能对大家有帮助。 这次科技大会，我觉得最大的体会是我们整个新时期的目标就是科教兴国。我认为责任不同，岗位不同，能力不同，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全心全意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尽可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为了这个大目标，特别是我们联想集团肩负发展民族计算机工业的责任。所以我们作为自己来讲，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67节：把联想电脑快车开到全国(6) 在场的人全都等着他检讨自己或者回击总裁，但是直到最后几句，才可以算是回应柳传志的讲话： 最近因为公司里发生的一些情况，从不同的渠道外面有些反映，也问我。我回答三句话：第一，倪光南还在联想，这是事实；第二，我还在工作，这也是事实；第三句话是，请董事长反映到院里去，务必请院领导能够知道，因为据说院领导在考虑分配工作的问题。我希望能将意见反映到院里，如果我还能工作的话，我始终将为联想工作。 董事会信奉“家丑不外扬”的信条，不想把这件事弄到公司之外，可是敏感的记者早都看出情况不对。他们不仅追逐此事的来龙去脉，还试图看穿一切。最后这一事件被归结为“市场派”和“技术派”之争，或者像姜奇平所说，“是知识和资本的矛盾。”姜与另外几位年轻人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最活跃的评论者，专以批评计算机产业那些成功的大企业为己任，遇到联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自然不肯放过。在他们看来，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道路的必然冲突。他在《知本家风暴》里与另外两位作者，王俊秀和刘韧，一起写道：“在这一冲突中，最初技术派总是处于下风，于是，总工程师出走，成为中国知本市场一道独特风景。”很多人不同意这个结论，比如曾茂朝就认为北大方正就是“技术领袖不断赶走总经理”的局面。不过，大多数人在当时都会承认，当时中国的确有“市场派”和“技术派”之分，两者之间也的确存在冲突。 倪光南当时的身份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非同小可，身后还有一大批院士为他鸣不平。由于担心事情会超出公司董事会能够控制的范围，李致洁和曾茂朝觉得有必要取得更大的支持。7月20日，这两人来到国家科委，向朱丽兰和惠永正两位副主任汇报事情经过。当日记录表明，这次谈话最后还是归结到“首席执行官和首席技术官究竟谁说了算”的问题。惠永正很清楚地表明“搞技术的应听总裁的”。他说：“一个单位总要有人最后拍板，不能是‘三国演义’。很多成果不能转化，是因为发明人什么都要自己说了算，这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朱丽兰试图超越事务性的纠纷。她对曾茂朝说：“总裁和总工的责权利要分清，什么是总裁决策，什么是技术干部决策。公司就是总裁说了算也不对。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要有制度建设。你们肯定是怕，怕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找我们谈。我不是支持柳传志或倪光南，是因为既然影响事业，就要采取措施。要提醒柳传志吸取教训。某种程度上，柳传志也有责任。” 无论是评论者还是官员，都把话说得高屋建瓴。不过，事情本身的含义也许没有那么严重。公司高层领导者之间的冲突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常见的事。我们国家的独特之处不在于争端本身，而在于解决争端的方式所具有的中国特色，其情形有如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和曾茂朝的一段对话，虽然不那么堂而皇之，但却有可能切中要害。 周光召说：“你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曾茂朝说：“我搬起石头的时候，还没有想到它会掉下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68节：技术的力量与推动技术的力量 柳传志手上一直捧着两块石头，一块是倪光南，已经掉下来了。现在他决定把另外一块也彻底放下，那就是所谓“技工贸”。在1995年以前的很多年，他一直都是这样来表述公司的发展道路的，比如1990年3月19日，他在一次演讲中阐述联想取得成功的两个必要条件，第一个是“国内外市场的基础”，第二个就是“我们拼力创建了一个技、工、贸结合的立体结构”。根据公司档案的记载，他在此后几年多次阐述这个思想，说得头头是道。直到1995年的夏天，他在公司内部的会议上第一次把“技工贸”改成了“贸工技”。很多人在开始时都以为他是随便说说的，其实里面大有深意。 他是那种一旦下定决心便义无反顾的人，所以后来用很大的精力向公司内外解释他的转变。这一问题的核心很容易被理解为“技术”和“贸易”哪一个更重要，进而还可以引申出我们在前边曾经涉及的那个问题：倪光南和柳传志哪一个对公司的贡献更重要。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是柳传志在试图摆脱倪光南的影响。但是柳传志说，他的转变并不包含个人的恩怨。他也不认为这是一个“谁先谁后”、“孰重孰轻”的问题。事实上，1993年冬季以来，公司的研发中心就让他头疼，这个中心一直沉浸在技术至上的气氛之中，花掉的钱超过利润的40%，可是他们的成果很少能够变成产品，即使做成产品也很难成功。“这个事让我琢磨了很长时间，”柳传志说，“后来得出一个结论：不把销售渠道理顺，再好的技术也是不行的。” 倪光南毫无疑问是主张“技工贸”的。他指出：“联想是典型的依靠技术储备发展起来的公司。”最有利的证据是“联想式汉卡”。他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批评那些主张“贸易领先”的人可能没有看柳传志在联想集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在这个有中科院、北京开发区领导参加的大会上，”他提醒道，“柳传志总结说：‘联想集团以开发成功联想汉字系统起家并由此而得名。’” 有个名叫“阿果”的人是支持倪光南的。他为2004年11月出版的《失去联想》一书作序，尖锐地批评柳传志的“贸工技”。不过，他把柳传志的所谓“贸”归结为联想早期的“运营彩电、布匹、旱冰鞋”，显然是一种误解。他将倪光南的意见概括为“联想的基因，就是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运作”。如果这是准确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同柳传志的看法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事实上，柳传志从未试图否认汉卡在联想早期历史上的重大作用，同时他又坚持认为，联想的最大功绩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把技术变成钱”。“一个高科技企业的任务之一是完成把产品换成钱的过程，”他说，“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他的意思是，这个“系统”包括科研、开发、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诸多环节。科研是重要环节，但绝不是全部，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也不能成为最关键的环节： 我可以说一句大话，我没有倪光南，也一定能把这个公司做起来；倪光南没了我，想再找一个合作伙伴，会非常困难。后来我反复研究过这个事，结论是：我没有这个技术，还能找别的技术。我一定能找到！所以我现在也总是对我的员工说，一个好的技术很难得，但是更难得的是好的企业管理者，如果你的技术出来以后，没有一个好的首席执行官，这个事还是做不好。 “技术派”听了这话，必定嗤之以鼻，会说柳传志一定忘了当年如饥似渴恳求倪光南出山的情形。此后很多年里，他们一直批评联想缺少核心技术，是因为辞退了倪光南这样的技术领袖带来的恶果。他们满怀自豪感地回忆，早期公司的规模虽小，但产品利税率可以达到29.7%，其中“七型汉卡”的销售单价2 500元，毛利率高达98%，这正是“体现了高技术产品的特征”。此后产品的利税率迅速下降，到1991年为10.8%，到1998年不到3%，原因都在于产品的技术含量降低了。 但是另外一些人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公司早期的产品利税率如此之高，不是因其技术含量，而是因其市场需求和公司的营销。而今天计算机市场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彻底变化，“98%的暴利时代”永远只能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中。 90年代这场争论中的个人色彩渐渐淡去，能够留下来的记录都与个人无关。尽管我们总是由于新技术的产生激动不已，但是只要想到，在联想早期的历史中，是营销成果而不是新奇的设计让技术人员兴奋起来，就不得不说，技术当然是推动计算机世界前进的力量，但若仅仅凭借技术，那就一事无成。就像美国《福布斯》杂志记者杰弗里·扬说的，“一项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很快就变得无秘密可言，真正使世界大不一样的，是推动这项技术的能力。”在一本脍炙人口的著作《电脑革命史》中，杰弗里·扬用60年计算机发展历史上的无数故事，证明了“科学只是提供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杰克·韦尔奇才会说：“通用从来就是一家全球性的贸易公司。”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也才会说：“第一条是你的产品要卖得出去，这是最重要的。科技在科技企业里面只是很多种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只有在市场营销、管理、资金、人才等等因素都具备了以后，你的研发才上升为最重要的因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69节：公司历史上难得的平稳期 1995年秋：公司历史上难得的平稳期 导致公司内部重大危机的争执暂时结束。海面上重新风平浪静，倪光南固然是输了，但柳传志也很难把个人的胜利化为公司的胜利，因为一道精神的裂口已深深地刻下，就像海底的鸿沟。从这以后，技术专家与经理人员之间的信任和默契荡然无存。倪光南在公司依然保有自己的办公室和秘书，工资和其他待遇也和以前一样，可事实上，公司从此不再有总工程师这个职位。好在一代新人已经成熟，他们凭借个人的智慧和努力，很快填平了双方的鸿沟，被后来的人们编织成又一个神话。 1995年秋天的几个月，是北京联想迄今为止少有的平稳时期。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引人入胜。联想公司管理计算技术研究所的事情终成定局，让中国科学院另外 45个研究所的所长分外好奇，全都跑到联想看个究竟；修订后的《联想集团公司章程》颁行，首次写入“投资比例为中科院计算所占45%，中科院占20%，职工持股会占35%”一条；第一台基于“奔腾Ⅱ处理器”的微机—“联想奔月”诞生，这是中国微机第一次在新机型方面与世界同步；中央党校100多名学员参观联想，他们全都是政府的高级官员；柳传志兑现了当初给孙宏斌的承诺，在孙出狱后创办的天津顺驰置业有限公司中投资500万元。此外还有《2000年规划》、在第三期日元贷款的五大信息系统里中标、大亚湾科技园建成剪彩、联想电脑获得“中国名牌”称号、柳传志成为北京市电子行业优秀企业家、北京联想获得1994年度全国优秀企业最高荣誉—“金马奖”、香港联想获得iso9001品质鉴定证书。微机事业部在经过了第一年的大规模精简之后，现在开始大规模招聘新员工，让联想员工在这一年里达到820人。第一期新职工培训班和第一期骨干员工培训班，都是在这段时间里召开的。新的《公司干部基本条件》用白纸黑字确定下来，新的《员工招聘标准》，也是在这时候形成文件正式颁行的。 由柳传志提议的“随机抽查”终于启动。杨元庆宣称他对微机质量有足够信心，于是总质量师李之文拟定“抽查实施方案”呈送国家技术监督局，后者是中央政府里直接负责产品质量的部门。以往的经验证明，企业通常都会回避质量检查，现在居然有个公司反其道而行，技术监督局自然乐意。检查人员担心被假象欺骗，所以坚持依照“突击抽样”的规则，时间和地点也完全保密。联想很痛快地答应了，只开出一个条件：如果检查结果证明微机质量完好，则要以国家技术监督局的名义“为联想拍手叫好”。 检查人员不肯轻易“叫好”，所以相当苛刻。他们在7月和8月先后三次来到北京市场，随机抽取三组联想微机，每组三台，并行操作，检测内容计有8类26项，包括开箱、外观结构、功能、安全、电源适应能力、噪声、环境适应性、电磁兼容性。其中“环境适应性”有10~35度的工作温度、80%的工作湿度、98%的存储湿度，以及振动、冲击、碰撞、800毫米高度的任选四面跌落。“电磁兼容性”则包含磁场敏感度、电源频率、电压、尖峰信号敏感度、辐射、传导敏感度以及传导和辐射干扰。这样的检测持续了20天，结果一律秘而不宣，让柳传志和杨元庆不免提心吊胆。 到了9月14日，一群检查人员突然来到联想生产基地，从库存的141台“486/66微机”中取走43台。将其中三台重复进行上述检验，另外40台则全部加入“可靠性试验”。9天9夜之后，检查人员终于认定，四次突击检查的结果证明，联想微机各项指标全部达到优秀水平。 意识到财务规则将极大地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以及利润水平，公司开始鼓励财务人员发挥监管作用。那时候郭为是财务部的总经理，还有个总会计师名叫孙夏明。这两个人率领财务部制定了一套烦琐、苛刻的规定，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产品滞留库房的时间不允许超过90天。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新的财务制度具有一种“预警的能力”，让公司的每一个人都以更确定的方式感受着压力。“责任会计”当时的一个责任就是把新制度向每一个经理讲清楚。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财务培训，不仅让大家接受一种约束，而且还要确立新的观念。公司当时的会计王立界至今都能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培训班是在1995年9月14日举行的。那是一个周末，王立界把所有部门的领导集合在六层的大会议室里，给他们讲了整整一天。 即使是一个最基层的“责任会计”，王立界也可以感到，新的财务制度甫出，公司上下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因为她那时经常去列席总裁室的会议。“一到月底，每个部门的总经理就会急得到处乱窜，”她回忆，“总裁室的会议也变得气氛紧张，大家一上来就会询问谁的货积压了，为什么积压，能不能卖出去。元庆一看到库存多了就会发火。这是真的。”她能感觉到公司的财务状况在好转，积压减少了，回款也快了，让这个“责任会计”兴奋不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70节：让杨元庆学会妥协(1) 经过一年多的洗礼，杨元庆已相当自信。现在他再也不会说“在微机这边做不出什么东西”这样的话了。他自己冲到前台，仰仗着生生不息的勇气和计谋，不断地夺取竞争对手的领地，把联想微机的市场占有率从4%提高到6%。可是他毕竟年轻，一点也不能体会在中国为人处世的一个规则，那就是，你自己痛快的时候也不能让别人不痛快。 但现在就是有不少人不痛快。这些人都是他的同事，有的和他年龄相当，看到他如此受重用，不服气，索性离开公司另谋他就，让大家觉得可惜。然而还有更大的问题：杨元庆的左冲右突和为所欲为，也让那些他口口声声喊“老师”的人不舒服，乃至发展成为激烈的冲突。 冲突的种子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我们一定还记得，在杨元庆出掌微机事业部之前，联想微机的整个流程分掌在好几位副总裁手上，他们都是公司早期的有功之臣，年龄比柳传志还要大些。当他们要把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交给杨元庆属下的一帮子年轻人时，任何人都能看出他们内心的失落和忐忑。那一天刘晓林代表杨元庆来参加会议，他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大家出来开会吧，刘晓林过来收编我们啦。”刘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是个才能出众、运气糟糕的年轻人。关于他的故事，我们在后面还要提到，现在只说1995年他在微机事业部总经理助理的任上，春风得意，热血满腔，却不料遇到这样的场面，不免在心里咯噔一下：“怎么把我们当成‘接收大员’了？” 两代人之间的心理障碍乃是天然存在，倘若小心经营，处处忍让，也许可以化于无形。这在中国的古老智慧中被称做“打太极拳”，意思是顺其自然，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但杨元庆从来就不是这样的人，而且微机市场上留给他的时间也不多，不能允许他把精力用在你来我往的纠缠中。1994年，当老一代要把积压在仓库里的几千台电脑移交给继任者的时候，矛盾爆发了。杨元庆对售出这些库存电脑已完全失去信心，坚决不肯接收，这让刘金铎极为愤怒：“这是什么态度？这个事交给你，责任就在你的身上。你怎么能说不接？” 杨寸步不让：“这是历史烂账！谁的账谁负责。” 刘忍无可忍：“微机事业部是你管的，难道还要我去卖机器？” 这边刘金铎的愤怒还没有平息，那边贾绪福也开始发泄不满。原来杨元庆不遗余力地建立分销体系，即使失去公司的老客户也在所不惜。这让贾绪福极为不满，逢人就要发泄。他曾经是杨元庆的上级，知道这小伙子认准了一个道理就不肯回头，但他觉得至少可以说服刘晓林。有一次两人同去济南推销联想品牌，他坐在火车的卧铺车厢里面说个不停，从北京一直说到济南，既严厉而又饱含着感情：“晓林啊，我跟你说，你们一定是弄错了。你想想，我们这些用户，就是看着联想的牌子啊！你现在不让我们直接和他打交道，让代理去和他打交道，这个怎么能行？这个怎么行？” 每一个人都在为公司利益着急，彼此的想法却又如此不同。老一代人纷纷在柳传志面前抱怨，刘金铎说得伤心，眼泪都下来了。大家希望他能出面约束那个年轻人。 柳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是支持杨元庆的，比如不惜一切代价地建立分销体制，他就认为杨元庆是对的。再比如杨要求自己的属下拥有更好的收入，这一点柳传志也能答应，还转过头来劝说老一代副总裁：“咱们现在只能先让少数部队穿皮鞋，大多数人还得穿草鞋。就是尽力支持杨元庆，因为他们要去打硬仗。”但是柳传志也希望杨能体谅老一辈的苦衷，至少把库存产品造成的“烂账”兜起来，毫无疑问，这是维护公司利益的最佳选择，而且符合常情。柳传志转身去劝杨元庆，无论怎样苦口婆心，年轻人依然不肯接收，除非允许他以极低价格抛售库存，造成的亏损也由前人承受。 杨是那种认死理的人，信奉公正的原则，而且没有一点弹性。他的部下都说他“眼睛里面揉不进一粒沙子”，只要他认为有道理的事情，就坚定不移，即使遇到天大的阻力也不肯妥协，可是这样一来，就把自己和周围的关系搞得非常紧张。旧的矛盾还没解决，新的冲突又出来了，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激烈。他坚持要把分公司在销售价格方面的某些特权收回，把他们与所有代理商一视同仁，由此又导致了和常务副总裁李勤的激烈争执，互不相让。公司总裁室要将刘晓林调离微机事业部另任新职，他又坚决不肯。就连一向宽厚、从不跟人红脸的曾茂朝，也不免要和杨元庆拍桌子。1995年晚些时候，公司高层领导中的冲突达到了顶点。杨元庆以一人之力对抗他的前辈们，而柳传志则夹在中间。“我当时左右不是。两边的压力全都压到我这里来了，”他后来回忆说，“杨元庆就是觉得自己对得不得了，完全不注意其他人的感受。” 说老实话，柳传志喜欢杨元庆的秉性，包括他的优点也包括他的缺点。联想公司这一老一新两个统帅，在很多地方都很相像：坚定，执著，无私无畏，百折不挠，充满激情，常怀民族大义，又把公司的利益当做身家性命。如果说这两人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年轻的杨元庆刚性十足，没有一点弹性，从来不会想到，一种优秀品质如果被推向极端也会给别人带来伤害。而柳传志却是一个“妥协的大师”。作家秦朔在他的《大变局》一书中谈到柳传志，说他的人生修炼“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人情练达”。这不是矫饰之词。在柳传志的所有智慧要素中，应当说最精妙也最具深意的东西就是“妥协”。他在顽强地改变那些自己能够改变的东西时，也有足够的胸怀去包容那些他不能改变的东西。然而还有最重要的，他有足够的智慧去分清楚什么是自己能够改变的，什么是自己不能改变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71节：让杨元庆学会妥协(2) 柳传志本人并不喜欢“妥协”这个词。有一次他和朋友谈起这个话题，说这两个字里多了一些消极的成分，而且常常迫使自己去做一些违心之事。事实上他在员工面前更喜欢这样表达他的想法：“你想到墙的那边去，就一定要把墙打一个洞，人是过去了，可是墙被打破了。你为什么不能好好地沿着墙走一遍，找到门，从门里过去？” 也许事情真像《北京晨报》记者刘书说的，此人“忍耐了很多很多常人无法忍耐的东西，隐藏过按常例不应隐藏的黑暗，为他人背过的黑锅也历历可数”。可是在我们的国家里，妥协、忍耐、隐藏、忍辱负重这些东西，常常就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柳传志有一次接受美国《财富》杂志的访问，承认他在企业管理上只用了30%的精力，其余70%要处理外边的一些事情。“牺牲一些个人的率性自由，多些忍受妥协，”他对那个满脸迷惑不解的美国记者说，“是为了和环境之间多些润滑，多乘顺风，使企业在已经够激烈残酷的市场竞争之外不再另添麻烦。” 杨元庆和他的前辈们之间的种种争端，显著地证明了我们国家的行事准则中一个精妙之处。在大多数情况下，绝对公正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妥协和富有弹性才更加重要。什么时候应当秉公持正，什么时候应当妥协，只有饱经风霜、富有智慧而又修炼到极致的人，才能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公司里面一再发生的冲突让柳传志做了一个决定：一定要让这个年轻人学会妥协。1996年年初的一个晚上，杨元庆和他属下的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奉命来到公司505会议室。“505”几年来一直是公司最重要的一个房间，几乎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在这里做出的。这一天杨和他的属下坐在长条桌的一侧，正在说笑之间，大门洞开，柳传志、李勤和曾茂朝三人排着队走进来，表情严肃，目不斜视。柳传志选择了对面的椅子坐下，连句寒暄也没有，一通斥责劈头盖脸泼将过来。他说微机事业部虽然很不容易，功劳很大，但是太不顾周围人的感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让自己的目光直逼杨元庆，毫不容情地说：“你不要以为你得到的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你这个舞台是我们顶着巨大压力给你搭起来的。在各种力量的矛盾中，你本应和大家和衷共济，逐步确立你的地位，争取更大的舞台，更大的天地。你不能一股劲地只顾往前冲，什么事都来给我柳传志讲公平不公平。你毫不妥协，要我如何做？” 柳传志说话的习惯是“低开高走”，开始的时候通常都很平缓，渐渐高昂起来。但是这一回他一上来就调门很高，而且越说越高。说到最后，当场宣布两项决定：第一条，杨元庆一年内必须做出几件妥协的事情来；第二条，刘晓林即刻调赴企划部就职。 杨元庆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可是只说了一句“我们一番辛苦，没有想到……”就再也说不下去，失声哭起来。满屋子的年轻人全都傻了眼，只有刘晓林还算清醒，他说自己服从公司领导的安排，到企划部去工作，然后又用局外人的口吻替杨元庆辩解。他说杨元庆每天如何殚精竭虑，有时候固持己见也是为了公司利益。柳传志不理睬这些说辞，只把眼睛盯着杨元庆。等到杨元庆平静下来，表示接受批评，三位前辈起身离去，把一帮年轻人扔在身后。刘晓林多年以后回忆那个场面还心有余悸：“柳老板严厉起来，真是吓人。他那天没拍桌子，但是他这个人确实是不怒自威。” 会散了，年轻人不愿回家，一起出去散心，从中关村走到白石桥，路过新世纪饭店的时候，杨元庆忽然想到公司正在这里筹备微机展览，就说咱们进去看看还有什么没准备好。看完之后大家还是不肯散去，都想在一起喝点酒，说说话，于是走进旁边的小饭馆。这些人长年累月在一起工作，有时候觉得是同事，有时候觉得是朋友，现在看着心烦意乱的杨元庆，人人都想替他排遣，可是竟不知该怎么说。 当晚回到家里，杨元庆心绪难平，一夜无眠。第二天来到办公室，意外地看到柳传志给他写的一封长信。他后来一直将此信留在身边，无论对于他的事业还是他的品格，这都是一股经久不熄的火焰。多年以后他从柳传志手里接过公司大权，柳传志也迎来自己的60岁生日，杨元庆和一群年轻人前去拜寿，席间忽问柳传志：“那天开完会，你临走时说要跟我再算账，你还记得你算了什么账吗？”柳传志笑而不答，他知道杨元庆说的正是那封信： 元庆： 来香港后，虽然任务繁重，但对你的情况仍不放心。自我检查后，觉得这几年和你沟通少，谈的都是些你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客观原因是你和我都忙，主观原因是没有特别注意我们之间沟通的重要性。我想利用边角或休息时间写信给你，用笔谈的方式会比较冷静，但我也不想很正式，只是拿起笔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还是自然感情的随意流露，未必就逻辑性、说理性很强，一次谈不完，下次接着再谈。 我喜欢有能力的年轻人。私营公司的老板喜欢有能力的人才主要是为了一个原因—能给他赚钱，有这一条就够了。而国营公司的老板除了这一条以外，当然希望在感情上要有配合。谁也不愿找个接班人，能把事做大，但和前任关系不好。开句玩笑，找对象如果对方光漂亮（相当于能力强）但不爱我，那又有什么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72节：让杨元庆学会妥协(3) 联想已经是一番不太小的事业了，按照预定的计划将发展到更大。此刻不对领导核心精心加以培养，将来就一切都是空话。 那么我心目中的年轻的领导核心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一要有德。这个德包括了几部分内容：首先是要忠诚于联想的事业，也就是说个人利益完全服从于联想的利益。公开地讲，主要就是这一条。不公开地讲，还有一条就是能实心实意地对待前任的开拓者们—我认为这也应该属于“德”的内容之一。在纯粹的商品社会，企业的创业者们把事业做大以后，交下班去应该得到一份从物质到精神的回报；而在我们的社会中，由于机制的不同则不一定能保证这一点。这就使得老一辈的人把权力抓得牢牢的，宁可耽误了事情也不愿意交班。我的责任就是平和地让老同志交班，但要保证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从对人的多方考核上造就一层骨干层，再从中选择经得住考验的领导核心。 另外，属于“才”和“德”边缘范围的内容是，年轻的领导者要凭他的无私，和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以及对他的伙伴的大度、宽容，自己有卓越的领导能力，还能虚心地看到别人的长处，不断反省自己的不足，等等优良品质使人心服。你知道我的“大鸡”和“小鸡”的理论。你真的只有把自己锻炼成火鸡那么大，小鸡才肯承认你比他大。当你真像鸵鸟那么大时，小鸡才会心服。只有赢得这种“心服”，才具备了在同代人中做核心的条件。当然在别的国有企业，都是上级领导钦定企业负责人，下面一般都是心不服的，所以领导班子很难团结。我如果不提前考虑这个问题，而像一般国有企业一样到时候再定，也不是过不去，只不过在联想进一步发展时，可能在班子问题上留下隐患。 我是希望向这个方向去培养你的。当你由cad部调到微机事业部，并在当年就把微机事业部做得有显著起色时，我的心中除了对事情本身成功的喜悦以外，更有一层对人才脱颖而出的喜悦。在你开始工作后不久，诸多的矛盾就产生了。我是坚决反对对人的求全责备的。如果把一切其他人得到的经验硬给你加上去，会使得你很难做。我们努力统一思想，尽量保证环境对微机事业部的支持。事实证明了你的能力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上进精神。 当事情进展到这一步，我应该更多地支持你发展优势，同时指出你的不足，注意如何能上更高的台阶。而你在这时候，应该如何考虑呢？我觉得应该总结出自己真正的优点是什么？自己的弱点是什么？到底联想的环境给了你哪些支持（这能使你更恰如其分地看待自己的成绩）？主动向更高的台阶迈进要注意什么？ 当我心中明确了将来作为领导核心的人应该具备的条件以后，我对你要做的事是：1）加强对你的全面了解。你自己也要抓住各个机会和我交流各种想法。不仅是工作上的，应该包括了方方面面的。2）加强和你的沟通，使你更了解我的好处和毛病，性格中的弱点，“后脑勺”的一面，这才能产生真正的感情交流。3）互相帮助。但更多的是我用你接受的方式指导你改正缺点，向预定的目标前进。 以上的部分我是用了星期六的一个钟头和星期日的一个钟头写的。马上我又要外出了，我想信就写到这里。下面是我想从你那里得到的信息：1）你是不是真有这份心思吃得了苦，受得了委屈，去攀登更高的山峰？2）你自己反思一下，如果向这个目标前进，你到底还缺什么？ 等你回了信后，我再接着写。我还从没有用这么多时间给年轻人写过信。 好吧，就此搁笔。祝你如意！ 柳传志 毫无疑问，杨元庆在后来的岁月里已经能够理解柳传志当年的深意。所以他在2004年有一次说：“如果当初只有我这种年轻气盛的办法，没有柳总的妥协，联想就没有今天了。”也是在这一年里，柳传志在与一个记者的问答中，用更加简洁的话表明了他的真实想法： “实际上杨元庆当时的想法并没错，但是他的实现想法的方法有问题？” “对，应该这么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73节：一场生死之战的前奏曲(1) 20世纪90年代中期柳传志脑子里想的问题，有可能和朱基的问题非常接近。让这两个人头疼的事情是同样的：中国人的购买能力虽然增长很快，但他们的购买却没有相应地增长起来。这是比新技术革命更加紧迫的问题。朱基副总理在1993年制定的“16条”将高速前进的中国经济列车牵到一条可以控制的道路上，在1994年颁发大案的改革步骤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然而他在就任总理之前还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向中国企业的老板们交代，那就是，用什么办法让他们把生产出来的东西卖出去。 整个国家都在经历“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折，这一变化的背景是商品在局部市场上的供过于求，计算机产业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我们已经提到，90年代中期是电脑进入中国家庭的历史性的起点，现在想要进一步说明，电脑市场上的竞争也在这一年里升级，即将成为一场令人恐惧的生死战。 战争的前奏其实早就已隐隐作响。ibm公司决心以“os/2 warp”的800万用户与微软“windows”的8 000万用户相抗衡。4月份，它在中国市场推出“os/2 warp中文版”，比尔·盖茨接着就用他的“windows 95”和 5亿美元推销费，在全世界的电脑市场上闹了一个不眠之夜，又在1996年3月将“windows 95中文版”推向中国市场。但是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制造商似乎更喜欢ibm。联想为自己生产的最新一代奔腾微机和“万全服务器”选择了“os/2warp操作系统”。可惜“os/2warp”很快就被证明是一场灾难，到了这一年9月，就连ibm也不得不购买“windows 95”的许可证。 除了操作系统的白刃战，这一年还有更多的应用软件和新兴的多媒体技术，后者在1995年夏季全国计算机展览会上被宣布为“未来世界的方向”；还有互联网，它在美国已经弄得人人兴奋，比尔·盖茨这一回是反应最慢的，可也在这一年12月幡然醒悟，给微软的全体员工写了一封叫做“因特网大冲浪”的信。在中国，政府一定是还没搞清楚它的含义，所以并没有严令禁止，但是大学生们已经如痴如醉地偷偷使用教室里的电脑进入网络大门，他们成了中国的第一批网民，就像吃了伊甸园里的禁果一样刺激和兴奋。一个叫“瀛海威时空”的公司在这一年诞生，成了中国第一家网络公司。他们在白石桥路口悬挂起自己的广告，上面写着“向北1 000米，走进网络新时代”。瀛海威召开了中国第一个互联网研讨会，有个年轻的员工为与会者解释什么叫网络，朗声说：“地球村的设想就要变成现实了。”联想的张惠湘听了这话，说他当时就觉得“英特纳雄耐尔”真的要实现了。 联想花了9 000元委托北京商业信息咨询中心提供市场报告。7月20日，报告出来了，结果证明个人电脑销量的前10名里，国产品牌只有联想一家，排在第五，其市场占有率为6.6%。在它的前面有康柏（27.3%）、ast（13.6%）、ibm（11.5%）和惠普（7.3%），在它的后面还有dec、戴尔和台湾的宏。这份报告还详细开列各家电脑的价格、库存量和销售手段。所有情况都证明，竞争处在胶着相持的状态。ibm那个著名的电视广告，就是在这一年里出现在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也在中国弄得家喻户晓。广告画面展现了世界上那些最偏僻的角落，一个苏格兰牧羊人在使用个人计算机，两个曼谷船夫在讨论ibm如何提供服务，既生动又轻松，最后才让公司的销售主题跳出来：“四海一家的解决之道”，意思是无论何时何地，ibm都会为你排忧解难。但是说老实话，康柏才是那一年当之无愧的电脑之星，其电脑销量连续两年以30%的速度增长，1994年在世界市场上超过了ibm，1995年又在中国市场打败了ast，成为两个市场的“销量第一”。ast如所预料地走到下坡路上，它在这一年里亏损9 870万美元，其微机出货量降低了19%，首席执行官辞职，董事会则以2.5亿美元把公司股权卖给韩国三星，开始了离开中国市场的步伐。联想多少年来都在窥伺着ast让出来的市场份额，可是现在看来，这块蛋糕的大部分却让身边那些更强大更狡猾的“狼”给吃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74节：一场生死之战的前奏曲(2) 分食这块蛋糕的当然也有国产微机，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品牌”，比如“北大方正”和“西安海星”。前者宣布“出货第一个月已售3 000套，明年力争国产第三名”。后者自称“在价格上将比方正电脑更具竞争力”。不过，诸如此类的电脑在当时都被消费者叫做“杂牌”。事实上，那时候中关村一条街上最兴旺的国产微机，既不是 “名牌”也不是“杂牌”，而是“攒机”，也就是从供应商那里买来部件，拿着一把螺丝刀坐等客户上门，临时组装，一手交货一手收钱。它完全没有质量检查程序，也没有生产许可证，可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之后便长盛不衰，逐渐占有了10%的市场份额。与其说这是一种市场现象，倒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现象。当时拥有政府颁发微机生产许可证的厂家寥寥无几。不过，这并不重要，即使联想这样的公司，在开始时也是“无证生产”的。问题是，中关村的公司总数10年以来第一次减少了，因为1995年电脑公司中，死亡的大大多于新生的。根据《北京科技报》的一则消息：这一年中关村的公司中有30%亏损，有50%只能维持与前一年相当的销售收入，只有20%在盈利。如果考虑这一年的通货膨胀达到18%，那么这里面大多数公司的业绩实际上也是负数，所以《北京科技报》的这篇文章题目就是《中关村电子街路在何方》。 让公司成名的联想汉卡在这一年停止生产，积压在仓库里的最后780件被降价清理，包括“九型汉卡”和“七型汉卡”，与此同时联想微机就像一轮初升的太阳。联想在这一年里生产了105 780台微机，在国产微机中第一次超过“长城”位列全国第一。应当说微机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比汉卡遇到更多的坎坷，因为中国已经开始了由“暴利时代”向“微利时代”的转折。当时人们都说电脑市场是“无利繁荣”，这有点夸张。但是要说电脑业是“一群高智慧的人才挣苦力钱”，却是事实。利润还是有的，不过已经越来越低。全世界电脑行业的平均毛利率，3年前还有40%呢，现在只有20%。在中关村，8年前卖一台电脑能赚2万元，现在赚200元就能给销售人员一个意外惊喜。 装载奔腾芯片的笔记本电脑首次在中国市场上出现，可惜过于昂贵，无人问津。竞争还是在台式机市场中展开的。降价本来只是产品成本降低的折射，现在成了击败对手的最有力的武器。康柏显然是最先拿起这件武器的制造商。它在这一年里把自己的系列微机降价11%~23%。联想被一群外商包围着，势单力薄，处处被动，其“e、g、p三系列”的价格在1994年10月定下之后，6个月一直不动。后来不得不跟着别人宣布新的价格政策，将全线产品价格下调4.8%~21.5%，可惜还是跟不上世界市场的变化。1995年秋天开始的时候，康柏再次宣布将其台式机降价13%~25%。ibm在两周之内做出反应，把它的系列微机降价20%。惠普动作稍慢，也在11月1日发布了全球的新价格。外国厂商一个劲地在广告中说自己的电脑“更便宜了”，他们显然不知道中国人的习惯一向都是“买涨不买落”，更何况还有一些所谓电脑专家在媒体上大声疾呼：“捂住你的钱包，新一轮pc削价战又要开始了。” 1995年年终，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汉·密尔顿来到北京，在联想集团的六层接待室里坐了好几个小时。他最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在中国计算机市场的前10名里，还会有一个名叫“联想”的中国品牌？因为他比中国人更明白联想的对手有多么强大。 柳传志没有会见汉·密尔顿，他正在香港为了联想举办的圣诞晚会准备演讲稿。他的演讲都是自己动手准备，他又不会使用电脑，所以演讲稿总是写在纸上。这一天手边没有稿纸，所以顺手拿来几张苹果公司的信笺，把自己的想法密密麻麻地写在上面。 圣诞之夜，他给香港的听众讲了自己的创业故事，讲了联想微机多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讲了自己为公司制定的发展战略，当然也没有忘记感谢政府、银行、媒体、上游供应商以及千万用户。听上去一切都很正常，可是他在一年以后公开承认，这次圣诞讲话是他最尴尬的一次讲话。因为当时公司正面临极大危机，不得不“两线作战”，而“作为上市公司的主席，我既不能提前披露这个事实，更不应该继续粉饰太平，蒙蔽股东”。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75节：决战时刻(1) 在中国打仗，我们打的什么优势？打的实际上就是地域上的优势。我们成本低，我们有政府支持，我们有民众支持等等。你到外国去还有吗？ —柳传志 柳传志喜欢战争故事，常用战场上的经验来比喻市场的制胜之道，所以不会不知道“两线作战”乃是兵家大忌，但是在1996年春天，他的确面临这样的局面：在“北线战场”，北京联想必须突破外国微机的重重包围；在“南线战场”，香港联想在过去12个月里亏损1.9亿港元，倘若不能阻止颓势，则将导致香港方面的破产清算，进而连累北京，满盘皆输。我们仔细观察联想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认定，这是其中最为紧张、危险、曲折，也最令人激动的一个阶段。 柳传志把自己留在“南线”，试图阻止在香港的进一步溃败，同时指派杨元庆坐镇北京，借助自己的勇气、计谋，以及对“摩尔定律”—集成电路每隔18个月就把自己的性能提高一倍、价格下降50%—的坚定不移的信任，发起一场“绝地反击战”。 决战时刻 最迟在1996年年初，杨元庆就决心要让联想超过康柏、ibm、ast和惠普，成为“中国市场第一”。微机的销售量在他手里已经增加了三倍，但在公司的全部收入中也只占12%，要说市场份额，连康柏的三分之一都不到。所以当杨元庆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正在撰写“三年规划”的刘晓林时，后者大吃一惊。 “元庆，你没有发烧吧？”刘晓林问，“我们比人家差那么远，三年内做到第一，凭什么？” “我想好了，”杨元庆说，“人家确实跑在我们前面，可我们是长跑的跑法，他们是短跑的跑法。只要保证自己的步伐不乱，早晚有一天，我们一发力就能超过去。” 杨元庆指示刘晓林把“第一”写在规划里，然后又找来负责生产的应旗，要他按照“第一”的目标计算流水线的生产能力，弄清楚厂房要不要扩建、投资要不要增加、熟练工人还缺多少。然后又命令负责原料供应的乔松，按照“第一”的目标去计算采购数量，看要不要修改采购的流程、要不要找新的供应商。他让刘晓林把这一切都写进“三年规划”，弄个塑料封皮，装订成册，郑重其事地呈递总裁室，也发给属下员工。“要让全体员工都清楚这个目标，”他掂着那本厚厚的规划书这样说，“然后朝着‘第一’的方向走。”有人问他打算怎么干。他回答：“我一天到晚拿着材料成本在看，先要明白昨天是什么样，今天是什么样，明天将是什么样。” 他知道公司的真正未来有赖于赢得这场战斗，说它“生死攸关”，一点都不过分，所以他做得非常仔细，没有十足把握决不出手。那几个星期他每天上班的第一事情就是核对英特尔微处理器的价格信息。他对价格的反应天生敏锐，还特别注意英特尔身后那几个小规模的芯片制造商，包括美国的cyrix公司、amd公司和德州仪器公司。小公司的市场份额加起来不过30%，但是他们跟在那个庞然大物后面穷追不舍，不断推出与英特尔芯片旗鼓相当的产品，却又让自己的价格略低一点。他们的“技术追随”策略看上去相当成功，逼得英特尔不敢懈怠，也让所有的电脑下游制造商因芯片不断降价而备尝苦涩。 1996年2月1日杨元庆接到报告，英特尔公司宣布将其主流产品“奔腾100mhz芯片”的单价从278美元降到195美元。一周之后又有新消息传来：市场专家预测，在未来的三个月里，奔腾150mhz的芯片将从804美元降至600美元，100mhz的芯片则将降到130美元。一切迹象都表明，英特尔公司正试图在奔腾芯片上孤注一掷，一举把身后的追随者抛开。 杨元庆特别重视这些报告，他相信英特尔公司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它不得不每过三个月就降价一次。“我们习惯于看着今天的价格，”他说，“但是如果我们只看今天，那就只能跟在人家后面走。所以我们要看明天的价格。”看看属下还不能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杨又接着说：“我们一直跟着国外品牌走，而他们拿到中国市场来的东西基本上是他们的落后产品，甚至是积压品。我们都知道这件事，但是始终没有力量改变，因为我们的品牌影响力还太弱，用户跟着他们走。但是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 的确不同了。联想品牌的影响力正在上升，中国的计算机市场又到了用“奔腾”替换“486”的转折点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76节：决战时刻(2) 一直在等待机会的杨元庆惊讶地发现，由于微处理器的价格下降，如果把一台原来定价15 000元的“奔腾75mhz”降到9 999元，他依然有利可图。他意识到机会已经到来，于是在几个代理商那里试验一个不降低配置只降低价格的计划。新产品立刻就让代理商沸腾起来。尽管外国的电脑制造商把广告做到无处不在，但在并不富裕的20世纪90年代，花一半的钱就能买到同样的电脑，毕竟是更明智的选择。于是杨元庆命令生产线上把马力开足，让电脑的日产量从300台增加到1 000台，又告诉销售人员各就各位，打通所有运输环节，把电脑源源不断地送往全国。 3月15日这一天，无论在联想的历史还是在整个国家计算机产业的历史上，都是值得留下一笔的。在无数次地被动挨打之后，联想微机第一次作为强劲的竞争者出现在市场。康柏和ibm这些无可争议的“世界电脑之王”，现在突然发现自己要对付一个年轻气盛的对手。联想集团宣布自己旗下的“奔腾系列”全线降价，其中入门级“75mhz”售价9 999元。这是当时全世界电脑市场上第一款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奔腾”，所以被当时的媒体叫做“1996中国个人计算机市场的一声惊雷”。 说是“惊雷”有些夸张，但是新的价格一出现在市场上，的确在电脑制造商中引起强烈不安。奇怪的是，过去电脑市场上的价格战都是外国厂商特别敏锐，这一次却是中国厂商最先作出反应：4月10日，同创宣布其“奔腾75mhz”售价9 700元；4月12日，方正宣布把“奔腾75mhz”降至万元。4月15日，浪潮宣布把奔腾系列降价20%~30%。 联想这一边，杨元庆天天盯着各地销售人员送来的报告。他已经把赌注押上去，期待着这一回消费者会跟着他走，胜负未分之前，心里不免紧张。他的仓库里还有一大批“486”呢，他正在逼迫自己赔本抛售。“你们想想，”他警告销售人员作好准备，“‘奔腾’都万元以下了，‘486’还能卖多少钱？”他的计划是以“奔腾”的成功来弥补“486”的亏损。 “如果一击不成，我们就会损失惨重，”他这样说。 结果他成功了，订单就像潮水一样涌到公司里来，让人应接不暇。第一个月联想微机的日产量超过1 000台，让人头疼的“486”也连带着销售一空，没有了库存，不仅以盈补亏，而且还有至少500万元的净利润。整个公司欢呼雀跃，因为成功超出每个人的想像。 春天结束的时候，外国厂商还没有任何反应。他们眼看着“中国电脑联军”的大举反攻而按兵不动，仍然把自己的“486”卖15 000元，“奔腾”的价格则在2万元以上。这局面就连杨元庆也有些奇怪，他第一次发现，“原来外国品牌的决策机制也不灵活，反应很慢。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太轻敌了，把联想精心策划的战役当成一次偶然的行动。” 如果他们真的以为春天一过市场就会回到老路上去，那就错了。事实上杨元庆计划中的“决战”是一个“连续性的行动”，他要的不仅是“一击而中”，而且还要彻底改变游戏规则。1996年3月15日不过是这个故事的开始。在我们继续叙述下面的章节时，先要提醒大家，杨元庆之所以能够一炮打响，除了前述种种缘由，还因为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因之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77节：“渠道为王” 1997年4月“新财年”开始的时候，杨元庆有个著名的演讲，题目是“每一年，每一天，我们都在进步”。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陈绍鹏正开着一辆老款“蓝鸟”轿车奔走在岭南的高速公路上。那个春天他差不多都是在路上度过的。 一定是因为在西部战场屡建奇功，将“农村包围城市”的市场构想变成了现实，所以陈绍鹏在1996年被杨元庆调到南方市场上来。那时候广东的微机市场是“康柏”天下，陈绍鹏年轻气盛，希望重现在西部攻城掠地的一幕，却不料一开始就遇到巨大的阻力。当地人经过港台商品的洗礼，全都笃信“洋品牌”，联想微机在全国很多地方被人熟知，但在这里，却很少有人知道。陈绍鹏左冲右突，8个月过去了，竟然没有一点进展。1996年11月7日，联想微机发起第四次“降价战”，把“奔腾133”也拉到“万元以下”，以后的几个星期，全国各路销售商都在高奏凯歌，在联想1996年的历史上留下“四战四捷”的佳话，惟有陈绍鹏的广东市场形势一片黑暗。 但就在这时出现了曙光。陈绍鹏和正道公司的总经理曹能业签下分销协议。曹的公司规模不小，最不同寻常的是，这个康柏的代理商对联想的“四战四捷”如数家珍，满心都是对联想微机的信任。“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一大批代理商，”他对陈绍鹏说。陈绍鹏看到他“真的来劲了”，喜出望外。根据在西部市场的经验，陈知道这就是黑暗之中的第一缕曙光。于是两人坐在一辆车上，出了广州，向富庶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进发，经过番禺、顺德、中山、珠海，又往西南方向转去，到达汕头和眉山。他们把大半个广东转了一遍，白天晚上都在赶路，三顿饭的时候谈生意。那时候广东到处都在修路，有些地方车陷在泥里，两人下来一起推。有一天走到一个叫“大铺”的地方，已是深夜。两人敲开一个小旅社的门，说是“华侨旅社”，名字挺好，可里面好像有一年都没人住过，湿乎乎的，又很脏。两人挤在一张床上，司机靠着沙发，就这么到了天亮。 “那时候真的特别辛苦，但是我们情绪特别高，”陈绍鹏后来说。因为成果赫赫。他们有了至少10家代理商，很多人原是代理康柏公司产品的，也让他们拉过来卖联想微机。人家表示不愿意放弃康柏，陈连忙说：“没关系，你们既做康柏又做联想，不是挺好吗？”可是所有代理商都发现，从自己手上出去的微机，“联想”渐渐多起来，康柏越来越少。结果10家之中有8家成了联想的代理。1997年全国电脑市场的增长速度也不低，差不多有100%，到处都是莺歌燕舞。不过，“慧聪商情网”还在其中发现了新动向。它发布的报告说，联想微机几年以来一直在北方地区保持优势，今年加强了华东、华南地区的市场开拓，上半年这两个地区联想电脑的销量分别是去年同期的2.8倍和2.3倍。后几个月依然势不可挡，总计全年，联想在广东市场上的销售数量增加了5.8倍。 “我们抢了很多康柏的市场，”陈绍鹏得意地说，“当然还有康柏的代理商和销售渠道。”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可以发现，1996年到1997年这两年间，广东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开始接受国产品牌电脑了。要改变一种消费观念的确是很困难的事，但是如果你能满怀信心，持之以恒，就能做到。联想后来在广东境内的代理商超过300家。“联想微机不再是一个躺在摇篮里要妈妈保护的婴儿，”一个记者这样评论，“它长大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78节：企业规划办公室 大约从1997年开始，所有人都看出杨元庆的两大贡献： 第一，他挽救了国产微机的颓势，反败为胜。如果没有杨元庆在1994年、1995年和1996年的努力，也许中国的个人计算机市场真的要被外国品牌垄断了。 第二，他在公司营销方面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了高效率的分销体系，并将产品的方向直指家庭用户。 不过，杨元庆本人却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另一个地方。他说，由于自己的努力，“在联想老一辈领导人那里树立了任用年轻人的信心和信誉”。 然而处在高级管理岗位上的年轻人并非人人得志。在1996年年底和1997年年初的那几个星期，刘晓林就特别不开心。当初他被柳传志强行调离微机事业部，到公司企业规划办公室去做副主任。可是就在这一年里，微机事业部“四战四捷”，把微机的销量提高了101%，市场占有率也超过10%，在中国大陆市场上占有第一的位置，杨元庆的“三年目标”用一年就达到了。尽管当时对于“谁是第一”还有争论，至少有一家调查公司认定，康柏微机的销量仍在联想之上，也没有人会因此失望，公司上下皆大欢喜，可是刘晓林早就离开微机事业部，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了。 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那一大批开进开出的崭新的轿车。杨元庆行使分配大权，给属下所有部门总经理颁发奖励，贡献大的可以得到 “帕萨特”，最次的也能有一辆“桑塔纳”。那时候我们国家还未进入“轿车时代”，大多数人都认为家庭轿车是个遥远的梦，所以这个“奖品”给人们带来的激动，就像当年的72套住房一样。 可惜没有刘晓林的份儿。他在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还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感受。“那一次是我受刺激最深的一次，绝对的受挫感。”他从小到大，无论做什么都是拔尖的，没有落过人后，也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刺激。“早期打江山，我跟在元庆后面，是职位最高的人了，”他抱怨道，“最艰难的时候在一起干，等到有收获了，我却没有在！分轿车没有我，你说公平不公平？公平！你说刺激不刺激？刺激！看人家开着轿车扬长而过，特别难受，心里怎么也想不通。” 每个人在进身之阶上的种种情形，说来的确有些意思。有时候仅仅凭借天赋和努力就是不成，还需有运气。刘晓林后来一直说自己运气不好，这是其中一件事。他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看到别人开着轿车就不能忍受，也是事出有因。他的专业本来是计算机技术，但是他在进入联想时坚决要求去做一个销售人员，因为他信奉公司里就是“销售为王，别的事情都是虚的”。后来他离开销售前沿，也不是因为他干得不好，事实上正是因为他表现得格外杰出，才被柳传志调到企划办。 企划办是公司的要害部门。柳传志当初成立这一机构，把他看好的年轻人弄进来，也是因为当初在京港两地顾此失彼，希望它能代替自己坐镇京城。事实上柳传志总是把企划办挂在嘴边，认为这是他“排兵布阵的一个妙处”。他需要杨元庆和郭为那样的人在前方冲锋陷阵，也需要刘晓林这样的人在后方帮助他运筹帷幄。 公司里面从来没有人说“企划办”的全名，公司的文件上也没有。记者们问得紧了，刘晓林就回答：“如果你一定要弄一个出来，肯定就叫企业规划办公室了。”用公司员工的话说，那都是“柳总身边的人”。用刘晓林的话说，“企划办实际是老板的脑子的延伸和手的延伸。”公司很多部门的总经理都要向企划办副主任刘晓林报告，看上去可真是大权在握，实际上他却每时每刻感受到自己的角色是一种矛盾：他不是“将”，因为他不做实事；他也不是“相”，因为他握有实权。他在这一年里非常忙碌，可是回过头来想，却好像没干什么，掰着手指头数一数，只不过是设计新的薪酬体系，审阅陈惠湘的书稿《联想为什么》，帮助总裁把“管理三要素”—定战略、建班子、带队伍—的内容丰富起来，还办了一期干部学习班，带领公司全体干部研讨什么叫“建班子”。 “第三期干部学习班”是刘晓林这一年里最得意的事情。“我们把柳老板‘管理三要素’的第一条拆开了，揉碎了，”他说，“让大家学习领会。”什么叫“建班子”？怎么建？刘晓林总结了6条，写了很厚的一大本，用a4纸打印装订，发给大家，还奠定了干部培训班的三部曲：主题发言—分组讨论—集中交流。 公司80个最重要的干部聚集在京城北郊雁栖饭店，三天不散。把柳传志的思想一一列出，大家分成小组对照检查，人人发言，人人激动。尤其是杨元庆和郭为这些要害部门的总经理，更要身先士卒，把自己的毛病说清楚。杨元庆在小组会上说到眼圈直发红，这还不够，还要选择一个代表到大会上去发言，否则别人不知道你这个小组说了什么。刘晓林还借用“文革”时的一个词来描述当时场面，“自己教育自己，真的是灵魂深处闹革命。” 这样的“学习班”每年都有，“建班子”讨论完了，就讨论“定战略”和“带队伍”。一定是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所以记者们都有一个印象：联想“能折腾”，柳传志“会整人”。有个记者拿这个问题追问刘晓林，刘回答：“柳老板说过一句话：办公司就是办人。一支队伍绝对比一个产品更重要，所以必须带出一支队伍来，这个公司才能长久。他还相信，要把年轻人带起来，就要摔打磨练。你要培养出符合联想模子的人来，还要按照联想的模式去摔打。从这个角度看，他确实下了很多功夫。” 治理公司有如治理国家，总是要有人奉献有人受委屈。刘晓林失去个人的运气却换来大局的平衡。有“企划办”坐镇京城贯彻自己的意志，柳传志终于可以放心地回到香港挽救危局。刘晓林忙着企划办的事情，大多数时间都很得意，可是一想到轿车的事，还是难受：“我跟老婆孩子站在马路边，看着他们开车扬长而过，这个刺激我受不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79节：圣诞晚会 现在1996年就要过去。他的“圣诞演讲”其实在圣诞节之前两个星期就发表了，因为他觉得有必要让人们尽早知道公司已经转危为安。 公司按照惯例在香港举办了酒会，这种场合的演讲通常都是简明扼要，但是这一次柳传志违反常规，把他的讲话持续了45分钟。 他是这样开头的：“今天，在1995年出现较大亏损、联想集团受到重创的业绩宣布以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庆祝会上，我应该向大家说什么？”他详细陈述香港联想的失利，很诚实地承认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我的过失使股东蒙受损失，我感到非常惭愧；由于我的过失使香港的员工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了影响，我感到十分内疚。”他用了很多篇幅来介绍北京联想的成功之举。他告诉那些工资下降心绪不佳的香港员工，北京联想员工的收入在过去3年中平均增加了40%，今年将有更大的增长，然后说：“北京联想员工能做到的，你们一定会做得更好！” 他说了这么多，仍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数百来宾站在当场，包括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乌兰木伦副社长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周早就得到报告，知道香港联想处在非常时刻，决心给柳传志以精神上的支持，所以才从北京赶来听他说这一番话。一个随行官员看到院长站得太久，觉得他一定“太累了”，于是悄声问他是否提前退场，周把眼睛一瞪：“听着！” 就听柳传志接着说： 把香港联想失利的原因总结为一句话，就是不适应公司上市以后的变化，依然以管理一家较小规模公司的方法去管理一家上市公司。最高层管理人员不作战略研究和分析，非常随意地决定重大问题；不能明确主要部门的岗位责任，责任不清，将帅不和；总经理室对财务的审批松散无度。这些听起来空洞的话，实际上每句都付出了极惨痛的代价。我们难道能埋怨市场变化快吗？完全是我们自己的管理问题所致。老实讲，香港联想就像是一辆跑在路上的汽车，绝不是由于道路太窄，或是汽车太多致使我们翻车。翻车的原因，完全是我们自己开车往马路沿上撞所造成的。 然后他又陈述公司几个月来的整顿，宣布公司已经度过最艰难的时刻。这时候所有人都知道，柳传志已经大权在握，而吕谭平这个总经理甚至不在新的高层管理者名单中。柳如此违反常规地长篇大论，把“家丑”告诉外人，让公司的那些高层管理者听得惊心动魄，但事实证明，投资者喜欢诚实的企业管理者。第二天开市，联想股票升到三毛多，第三天，就到了五毛多。 短暂的圣诞晚会是公司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迹象。1997年元旦刚过，柳传志便把酝酿了好几个星期的计划付诸行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80节：京港整合 新计划是在美国硅谷萌生出来的。那是1996年11月，柳传志率领公司的高级经理们访问美国，到达硅谷的时候坐下来开了一天会。大家讨论南方战场的形势，都不相信香港联想的危机这么容易就会过去。连续两个财年的亏损累计达到24 500万港元，只能靠贷款勉力支撑。公司不仅输在一城一池的争夺上，还有更大的问题： ast微机衰败，主机板卡的销售量下降62%，导致公司的两大利润支柱赫然崩溃。更要命的是，公司没有新的业务方向，领军人物的能力又不足以力挽狂澜，仅凭修修补补已无法恢复它的盈利能力，有必要采取更加彻底的措施。 柳传志开始谈论把北京公司和香港公司整合在一起的可能性。马雪征在黑板上画出两种方案： 1. 北京联想把香港联想买过来。 2. 把北京联想的资产注入香港联想。 柳传志喜欢第二种方案。“最好的整合，”他说，“就是把北京联想的业务装到上市公司，合并在一起，形成一个中国联想。” 他估量眼前形势，认定只有这个办法能够拯救香港联想。他有银行贷款，可以暂时地填补香港联想的亏损。他还有了“上方宝剑”，因为中国科学院和国有资产管理局全都答应支持他的整合决定。现在最大的障碍是两个“香港大股东”—吕谭平和吴礼益。他决定免除吴礼益的副总经理和执行董事职位，把吕谭平的董事局副主席和总经理职务也拿掉，只让他担任执行董事，可是吕、吴二人和另一个香港人握着公司的2.08亿股，又在董事会里拥有表决权。这一点马雪征和他有同样的担忧。她问柳传志：“他们两人要是联起手来反对怎么办？”这正是柳的心病：“执行董事一共五人，北京方面是我、老曾、老李，虽然三票对两票，若他们不同意，也很难实行。” 但他还是决定迈出这一步。他先找吕谭平，再找吴礼益，用尽全部的游说本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他后来对公司员工这样说，一起共事8年，当初各自带了30万元和满腔热情凑到一起，真是患难见真情。而今家大业大，柳传志名扬全国，吕、吴二人也都成了香港很有名气的豪富，竟要分手了。谁都明白，当初凑到一起是为了这个公司，而今分开也是为了这个公司。商场无情，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一样。 不过，柳传志和马雪征的担心是多余的。吕、吴都是聪明人，识时务，经过两年来的一番挫折，早就明白他们在公司里已做不了什么，所以很容易地接受了柳传志的安排。他们辞去在公司的所有职务，仍保有自己的股权。两个人当初为了扩大股份借了公司的552.58万美元，也知道柳传志为此背着“黑锅”，所以愿意听凭柳传志的安排。柳说：“现在咱们的股票价格是最低潮，才三毛钱。但我相信联想的未来。我们就以股票价格回升到发行价1.33元的那一天为期，你们要么以股还债，要么留着股票另筹现金还清本息。”吕、吴二人签订协议，对于以往8年的是是非非也不纠缠。他们都在西方受过高等教育，又是在香港这样一个社会长大，养成西方人的典型风格：彼此能够合拍就在一起，彼此不能接受就转身离开。不过，两个人还是很动感情，吕谭平在听完柳传志宣布决定后当场痛哭，一边哭一边说：“我反正还是信任柳总，因为他把公司当成命。” 柳传志心里一样难受，可毕竟闯过了最难的一关，不禁长出一口气。这消息传出来，股票又涨，到了1月29日，已经涨到1.15元。这一天柳传志从香港回到北京，来到公司的时候仍然兴奋不已。“从香港回来，身上还带着浓烈的南方战场的硝烟味。形势很好，挺激动，大家看到我和董事长的脸都挺红，有点像一个职业军人马上要打大仗以前的那种兴奋的感觉。”柳传志得意地对他的员工说，“当初有人以30万元买了100万股，这几天就挣了70多万元。”事实证明柳传志的决定相当英明，4个月后联想股价已经回到发行价之上，公司也就很顺利地从吕谭平等人手里收回了借款。 1997年2月3日，公司全体董事在北京联想总部大楼505室召开会议，当场拟定决议如下： —把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合并为中国联想。 —具体做法是，把北京联想业务的主要部分通过资产评估，以该部分资产购买香港联想股票。 —整合后的北京联想将成为香港联想的绝对大股东，所占股份将由原来的42%上升为60%以上。 董事会将合并后的公司大权赋予柳传志。他成为中国联想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中除了李勤和曾茂朝之外，还有杨元庆、马雪征和郭为。对年轻人来说，这个位置意义重大，它强烈地预示着公司未来的权力格局。 1997年7月1日零点，香港回归祖国。中英两国政府的政权交接仪式结束之后，查尔斯王子一分钟也没有多待，率领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一行，乘坐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离岸，驶向漆黑的大海深处。与此同时，中国大陆35个大城市的中心广场灯火通明，亮如白昼，几亿中国人彻夜不眠。李勤在北京联想总部的白色大楼里对记者说：“香港和联想集团的历史渊源很深，今天对联想集团的发展也很有意义。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扛起民族计算机工业的大旗。”香港那一边，柳传志的心情也不错。南方战场至此有了完满结局，人人皆大欢喜，都以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什么时候上级的批文下达，就将大功告成。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等来的是上级的调查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81节：调查组又来了 1997年7月，调查组第三次进入联想，还是针对柳传志而来。 10位调查人员来自中国科学院、中纪委、国家审计署和监察部。了解内情的人都发现，这一次来头更大，有如中国科学院的新任院长路甬祥在调查组预备会上所说，“这次是根据朱基、同志的批示，按监察部审计署的要求，科学院再组织一次调查，把事实彻底搞清，向中央写个报告。” 中南海要“彻底搞清”的事情，按照路甬祥的解释，是因为“有几次人民来信反映，在运作香港联想的股权以及某些投资行为中有违纪行为，希望调查”。路甬祥不好意思说出“人民”是谁，其实谁都知道那是倪光南。 原来就在柳传志为南北两线战事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倪光南仍在顽强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他显然不再信任中国科学院能够秉公处置他与柳传志的冲突，所以把举报信直接呈递中国证监会、国资局、监察部、中纪委和党中央。 朱基和同时关注此案，让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这两个人，前者一向有“铁面宰相”之称，尤其对国有经济领域中的化公为私无比痛恨。后者则是负责国家政法界的国务委员，他要是一发话，通常都会导致一场迅速严厉的追究行动。柳传志原本以为倪光南的麻烦早就了结，不料竟是越闹越大。过去这些年的很多事情证明，他不是个不能受委屈的人。当然他也承认，自己的“修炼还没有到最佳境界”，有时候也会失态，也会忍无可忍。记者刘韧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他在接受调查时的反应：柳传志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气急败坏：“一个调查没事了，又换了一个新内容调查，如果他老是瞎编，你们老要调查，我还干活不干？” 倪光南不是玩弄阴谋的人，他把事情做得光明正大，按照党组织的原则，也不逾越公民的合法权利，告状信上全都写着自己的真实姓名。他指控柳传志的罪名并没有增加，但是曾茂朝却发现，因为南方战事顺利，反而给倪光南提供了新的炮弹。比如“联想股票涨了，他就算出来，由于股权让给港商不少，所以国有资产又流失了几个亿”。 “这就越来越严重了嘛，”曾茂朝对倪光南说。他在多年以后的回忆中表明，这是他最后一次试图以计算所老所长的身份劝说倪光南罢手： 我对倪光南说，你不要这样子做，你这样子做，对这个企业一点好处也没有，而且事实不是那样。我还找了他的夫人，最后他们跟我说了非常过头的话。她说，都可以拉下来，柳传志为什么就拉不下来？后来我看没希望了，只好公事公办。 曾茂朝似乎对自己的记忆坚信不疑，但是倪光南始终否认他说过要把柳传志送到监狱里去。对于当时发生的那些事情，曾、倪二人在一些关键细节上的回忆也不能一致。2004年3月，因特网上“中国思维论坛”发表一篇文章，以倪光南的立场详细记述事情过程，作者化名“敦科平”，同时宣称“在任何公众场所，包括到法院应诉时，都能以真实姓名讲述自己的观点和依据”。倪光南则变得小心谨慎，不愿谈论往事。偶然有个人找他追问事情细节，他便声明联想的那些人都在说谎，然后推荐“敦科平”的文章，并且说：“值得一看，文章中的许多事实在其他地方不容易看到。”关于倪光南与曾茂朝的对话，“敦科平”有如下一段记载： 在1994年上半年，倪光南发现负债持股问题后，按组织程序在内部反映。首先找的就是董事长曾茂朝。他鼓励倪光南上告。开始时，倪光南认为借钱给港商是损害联想利益，没有上纲上线的知识。1994年7月初，曾茂朝参加了院领导对柳传志的谈话后，就告诉倪光南说：院领导批评柳传志，说“倪光南告你挪用怎么办”？这样，书生气十足的倪光南才知道这种行为叫“挪用”，乃大是大非。由此看来，“把柳传志送进监狱”的原创应该归曾茂朝。 调查组卷土重来，唐旭东首先应当知道原因。他是条法部的负责人（这个部门名称简化之后让人费解，实际上应该叫做“条约法规部”）。假如公司有人违法乱纪，他是负有督察之责的，所以曾茂朝将事情经过向他通报。他看到了一些被列为保密的材料，还看到中南海的批示，不禁大惊。他一直觉得倪光南为人友善，“是一个谦谦君子、书生、很受人尊敬的高级知识分子，一点架子都没有，也非常关心年轻人。”倪光南和柳传志为了工作的分歧发生冲突，他也知道。“他有他的想法，柳总也有自己的想法，甚至有些激烈的争论，我们都不觉得奇怪。”但现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让唐莫名其妙：“倪光南告的事情触到一个人的根本，不再是工作上的分歧，不再是战略上的分歧，而是对你的人格、人品的怀疑，是触犯刑律的问题了。我始终没有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然而以党纪国法的立场来度量，他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假如事情真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柳传志难免负罪入狱，公司也将从此完蛋。他在惶惶不安当中过了一天。自从5年以前主持公司的法律事务，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各种诉讼中，处理过至少10个违纪事件，开除十几个员工，把4个触犯刑律的员工送到法庭上，打过几十件合同纠纷的官司，但是还从来没有哪一次像现在这样，让他感觉到危机四伏。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82节：起跳 当两只鸡一样大的时候，人家肯定觉得你比他小；当你是火鸡，人家是小鸡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大，人家会觉得咱们一样大；只有当你是只鸵鸟的时候，别人才会承认你大。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得过高。 —柳传志 新任总理朱基满面春风地迎接着数百记者的目光，他讲到了改革、发展、信念、阻碍和风险，讲到“科教兴国”，讲到“新的机制”，讲到“开放中国电信市场”，讲到“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人”，还宣称，“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的既有悲剧色彩而又鼓舞人心的词句感召下，整个中国都激昂起来，一下子变得像初生牛犊一样勇敢无畏。 在1998年的这个春天，很少有人停下来静心思考新总理这些话背后的含义，但他们有一个直觉是对的：中南海北院在李鹏治下度过10年之后，又一个革新政府开张了。朱基召见柳传志，希望他能谈谈中国企业的问题。柳传志不客气地谈道，国家的政策和制度不断变化，这给企业带来巨大“风险”。 “今天我们回过头看走过的路，会有高兴甚至自豪的感觉，而回忆当年面对风险的时候，每一次都是战战兢兢，甚至会吓出大病。”柳传志对总理说，“在我们所冒的风险中有两类，一类是商业风险，一类是政策风险。在中国，不管是多好的人，只要你想办成企业，政策风险是非冒不可的。” 企业经理遇到“政策风险”，就像政府总理遇到“地雷阵”。朱基希望知道“政策风险”是怎么回事。柳传志于是告诉他，当年中央政府心血来潮征收高额奖金税，自己如何偷逃税款又如何被处罚，事隔数月，政府便把这个税给取消了。 没有事实证明柳传志与新总理的关系亲密，但是只要总理愿意听，柳传志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和他谈论任何事情。柳现在的身份是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选举时投了朱基一票，因为他觉得“国家应该交给聪明、正直、强悍有力的人去治理”。他善于把故事和逻辑编织在一起，说出话来既生动又犀利，这一点也很像新总理的风格。他在谈论国家大事的时候热情洋溢，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是联想公司的一员，所以巧舌如簧，把公司利益和国家利益说成是一回事。比如他在当选人大代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说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者，把几百台联想微机搬进人民大会堂。这两个会议每年都开，会场一直使用外国品牌的微机，也没有谁觉得异常。现在柳传志走进来，一看就不顺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不使用国产品牌，”他说，“还说什么振兴中华？” 把联想微机搬进人民大会堂当然不是为了增长销售利润，而只是某种象征。在杨元庆的主持下，联想微机锐不可挡地进入1998年。刚刚结束的“联想1+1寒假热卖”获得巨大成功。一款名叫“天琴”的新机型，成了市场上的新明星，每天售出大约8 000台。“抱一台天琴电脑回家，”《科技日报》在2月4日的报道中惊叹，“成了老百姓过年的又一件喜兴事。”2月26日，公司又把“第一代新概念电脑—联想问天”推向全国。这“问天”是将主机和显示器做成一个整体，还与日立公司联合开发出液晶技术。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看到把液晶显示器用在台式电脑上。尽管屏幕很小，只有13.3英寸和12.1英寸两种，价格又很贵，两种规格高达25 800元和19 800元，但还是让人们动心。当时的媒体是这样描述“问天”的：“色彩艳丽、低辐射、易移动”，“节约能源50%、节省空间60%”，“显示图像从上下左右各个角度观看都毫不变形”。 消费者的热情吸引了那些市场调查专家的注意。他们在1996年把“联想”的品牌价值确定为35.74亿元，现在认为它应当值41.81亿元了。按照1998年2月一项“关于中国最有价值品牌的研究报告”，“联想”比“红塔山”的353亿元、“长虹”的182亿元、“海尔”的118亿元、“一汽”的72.76亿元还差很多，不过它已经超过相当著名的“青岛啤酒”，与另一个名牌“五粮液”也已相当接近。舆论千篇一律地欢呼“中国企业步入品牌竞争时代”。《工商时报》的记者在报道这一结果时还加了一行副标题，里面说：“联想是惟一入选前十名的计算机品牌。” “联想”的品牌价值在迅速升高，可是公司把商标“legend”拿到境外注册时却没有成功，原来这品牌早就被人家注册了。到了1998年年初，公司的高层管理者终于意识到，没有及早关注境外的商标权利是一个严重错误。一次“505会议室”的结论是：“公司继续坚持以‘legend’商标作为进入北美市场的惟一选择是不现实的。”他们决定在京港整合之后改变公司名称，把“北京联想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更名为“联想集团公司”；把“香港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更名为“联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但是谁也不肯放弃联想旗帜上的“legend”，以致在三年以后不得不再次考虑改换标识的时候，付出了更加巨大的代价。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83节：新财年 1998年3月28日，李勤完成了他的《工作报告》。“每年万物复苏、春暖花开的时候，”他在报告的第一句这样说，“也就是我们总结过去和展望未来的时候。”听上去他的心情很不错。他的报告题目叫做《起跳的1998》，后来拿到新财年的誓师大会上去宣读。 自从1994年联想在香港上市，公司财政年度周期就改了—从每年的4月1日到次年的3月31日。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财政年度，公司的记录相当不错：净资产25.1亿港元，销售收入125亿元，其中20%变成了利润，比1996年几乎增长了一倍。这些利润中62%的部分来自联想微机。公司不再代理外国品牌的微机，因为自己生产的微机已经占有市场10.7%的份额。在这种局面下，没有哪一家企业还会把自己的微机交给他们。但是联想仍然延续着庞大的代理计划，在中国的市场上，34%的东芝笔记本电脑、30%的惠普喷墨打印机、35%的惠普激光打印机，都是联想卖出去的。 “1997年是公司快速助跑的一年，”李勤说，“1998年是起跳的一年。”很显然，“起跳”这两个字，是事先和柳传志商量好的，因为柳传志紧接着就做了一个长篇演讲，向公司的员工详细阐述“从助跑到起跳的标志”是什么。 尽管战绩骄人，但公司不敢停下来喘一口气，因为市场上的那些对手都在身后紧追不舍。国内厂商个个发奋图强，虽然还不能说群雄并起，可是联想每天都能感觉到周围杀声震天。“同创”是距离最近的追击者。它在过去12个月里卖了20万台电脑，被《每周电脑报》说成“迄今为止计算机行业发展最快的企业”。“北大方正”电脑诞生还不到一年半，现在每个月也能卖出至少1万台。“清华同方”宣布将在未来三年里把电脑的生产规模扩大到50万台。“实达”稍逊一筹，可也不是等闲之辈，自称要在未来12个月里生产10万台，进入国产微机的前八名。”“长虹”本来是做电视的，现在也成立了一个计算机规划组，一个名叫任东卫的规划人员宣布，“长虹”将全力进军信息产业，“先上显示器，后上整机，最后上网络产品。”当时的彩电行业流行着一句话：“把电视机生产线稍加改造，就能生产电脑啦。”媒体上有很多标题形容这种局面，诸如“虎虎生威创名牌”、“大老虎下山了”、“全面进军信息产业”等，都不是送给联想的，这叫联想有些紧张。 关心联想命运的人还是很多，人们在这个春天联合起来，发起了一个“给联想出点子”的活动。有个人给报纸撰文说：“几年前，联想集团有一条广告语—‘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很有气魄，但这条广告语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看了这个广告语很难明白联想是做什么的。”鉴于这个理由，作者认为联想应当修改广告词，还提出了相当具体的建议，可以改成“人类失去联想，电脑将会怎样”、“世界失去联想，电脑将会怎样”，或者“科技失去联想，电脑将会怎样”。 又有人说，这是把“整体广告改成局部广告”，未免小气。如果一定要改，就不如只是将“人类”和“世界”颠倒了一下，改成“世界失去联想，人类将会怎样”。还说：“联想的形象意义整个升华了，这样岂不是更好？” 好虽好，可是，要让戴尔公司亚太区总裁菲利普·凯利（phillip e. kelly）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也许会说，“电脑将没有什么怎么样？”这年2月的最后一周，他到北京访问，让大多数中国人终于注意到了这家年轻的美国公司。《每周电脑报》有个叫李逊的记者去采访他，他声称“第一个进入市场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赢得市场”。接着反客为主，向记者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第一家个人计算机厂商是谁呢？” “是ibm。” “第一个凭借个人计算机取得成功的公司呢？” “是苹果。” “第一个进入中国pc市场的是哪一家外国公司呢？” “是ast。” “这些公司现在怎么样呢？” 凯利笑了笑，接着说：“戴尔前几年在亚太区排在第32名，现在已跃至第九，但这并非戴尔的最终目标，戴尔将按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几年后，中国会看到戴尔的成功。” 这家与联想同岁的美国公司显然把矛头对准“中国市场第一”—联想，这叫记者大起戒心，回去就在报纸上发表一则消息，题目是《“直销王”在中国图霸业》。 新财年的第一周，公司的股票价格升至3元。第二个星期结束的时候，公司在香港股市扩张1.5亿股份，换得现金4.5亿港元。这是联想公司上市后第一次扩股集资。按照股市记录，当日买盘的需求四倍于扩股数量，所以，次日联想股票大幅攀升。这也表明几个月前完成的“京港整合”得到市场认可。“联想集团掌权的年轻同志们尝过了很多酸甜苦辣，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不知道，那就是贷款的难处，”柳传志在那个星期的一份备忘录里指出，“这次扩股集资的意义非常重大。它大大地降低我们负债的比例，减轻我们的利息压力。”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悦里，不过，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知道，“有钱没处花”的滋味并不比“没钱花”更好受。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84节：“ERP工程”(1) 1998年11月，公司正式启动了“erp工程”。这项旨在改善公司内部管理流程的计划将持续14个月，耗资2 000万元，还把公司上下6 500多人全都卷进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在这中间，有一老一少两位女性扮演了重要角色。老的名叫龚国兴，40多年前是柳传志的同学，后来成了他的妻子，20多年前和他一同进入计算所，十多年前成了联想公司早期的一个创业者，具有谦和、含蓄、任劳任怨的品格；年轻的一位叫王晓岩，是个泼辣、强硬、敢说敢干、任劳不任怨的人。人人都说计算机行业是男人的世界，可是在联想，女性相当多，即使在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中，也有四分之一是女性。我们此前提到的胡锡兰、周晓兰、马雪征、乔健，都是不同年龄层中相当杰出的女性。在1999年，最引人瞩目的是龚国兴和王晓岩，前者是率先提出引进“erp”的人，后者则将这个想法变成了现实。 “erp”这个词有点难懂，需要解释。它可以直译为“企业资源计划”，实际上是一套企业管理的系统软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德国sap公司开发出来之后，一直为发达国家的大企业争相采用，效果明显，它所包含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也迅速流行。联想是中国企业中第一家对“erp”产生兴趣的公司。那时候国内公司还没有先进的管理系统，像用友那样的财务软件，也是后来才有的。联想把全世界所有最先进的管理体系加以对比，权衡再三，用了12个月才终于下定决心，把erp引进来代替原来的管理系统。谁都知道这中间隐藏着极大风险，因为新系统与公司奉行多年、驾轻就熟的那套管理模式完全是两回事。 总裁室为此专门开过一次誓师大会，期望全体员工能够同仇敌忾，弃旧迎新。之所以想到“弃旧”，是因为公司的业务量不断成长壮大，但是管理体系停滞不前，而且各个部门彼此分割，信息不能集成。每个月底是财务人员最头疼的日子，单据数量巨大，还经常对不上账。李勤把这局面比喻成一个成年人却穿着儿童装。“一个孩子不断长大，可是原来的衣服小了，”他说，“再这样下去会影响发育。” 虽然总裁室态度坚决，誓师大会也气势雄壮，柳传志还号召全体员工参与其中，“全力以赴，克服困难，树立必胜的信心。”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事情却进展缓慢。柳传志和李勤一起指名高级副总裁朱立南统领“erp工程”。这个年轻、精明的苏州人，是柳传志三年前从深圳挖过来的。他与陈国栋两人为联想带来了某种新鲜的气息，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公司高层管理者“近亲繁殖”的窘况。他后来在公司很多决策中担当重要角色，也是柳传志手上继杨元庆和郭为之后的“第三张王牌”。此人视野开阔，知人善任，长于控制节奏，拿捏分寸，既富有弹性也能在关键时刻铤而走险，但是他缺少杨元庆的那种深入事务细节的能力，也不愿意把精力花在执行过程的繁文缛节。1999年，当他成为“erp工程”的总指挥之后，第一个念头就是把企划办副主任龚国兴调过来，执行这一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龚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成功地为公司建立了第一套信息管理系统，现在也是对“erp”最为了解的人，朱立南希望“依靠她的经验和威信，来弥补我自己的短处”。 龚国兴很顺利地完成了与德国sap公司的谈判。让人意外的是，她在公司内部出师不利。当时几乎所有部门都以一种抗拒心理对待erp，完全没有后来尝到甜头之后那种大唱赞歌的情景。公司三大事业部的总经理，全都用将信将疑的眼光看着龚国兴，问出同一句话：“这东西能行吗？”公司这么多年的风雨都过来了，虽然业务量巨增，原来的系统不堪重负，但毕竟还在运转。那个“erp”不过是德国人弄出来的玩意儿，虽然有个汉化版本，但能不能符合中国的国情还很难说。最重要的问题是眼前压力巨大，一个每天早晨一睁眼就要看销售报表的经理，无论怎样都不愿意节外生枝，让既定的秩序乱了套。“我能理解经理们当时的看法，”朱立南说，“他们也不是坚决反对，就是担心这东西行不行。” 公司弥漫着怀疑的气氛，人人议论纷纷。要理解这种局面，就必须对当日我们国家的公司管理体系有个大概的了解。几乎所有公司都被分成一个个部门，各自为政，联想以十年之力打破部门间的壁垒，还制定一个包括100多条款的《部门接口制度》。那时候公司的管理概念是部门之间的接口和配合，但是erp完全不同，它的核心就在于它的集成性。它要求所有员工遵循同样的行为规范，还把公司当做一个整体，其基本的管理概念叫做“流程”。这有点像是自然界中的一条大江，大小河流发源于千山万壑，每一滴水各居其位，由上游而中游，汇入主河道，浩浩荡荡进入东海。一旦进入这个“流程”中，每个员工的责任和权利都会改变。过去熟悉的做法现在要被抛弃，你必须用新的方式来工作。企业的各种资源—资金、技术、人员、权力、销售渠道等，都被集合在一起。一个人的行动会让全局跟着动起来。成千上万的员工，每个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什么事情，一律清清楚楚。每个业务活动之间既不能有空白也不能有重叠，当然更不能有冲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85节：“ERP工程”(2) 与德国人的合作是第二个难题。sap公司由于联想采用他们的系统特别受鼓舞。他们怀抱进入中国市场的野心，觉得联想用他们的软件就是个无形的广告，却不知道中国企业里的种种“中国特色”，是中国之外那些先进的管理软件怎么也不能包容的。意识到这一点之后，sap公司请来德勤公司的人员组成顾问团。后者是相当著名的咨询公司，自信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可还是无法洞悉中国企业内部的许多奥妙。比如当公司的财务人员王立界提出“内部银行”的时候，那群外国人就怎么也弄不明白。他们问：“银行就是银行，为什么还要分成内部和外部？” 龚国兴虽然力主公司使用“erp”，可也无法说清这条路上的风险有多大。也许事情真像柳传志说的，“不上erp，是等死；上erp，是找死。”她接连好几个星期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这件事上，试图说服经理们和她一样对新系统抱有信心，苦口婆心，却收效甚微。她的谦和、忍让和与世无争的秉性，让她无法突破整个公司的“心理防线”以及部门经理的消极抵抗。 眼看日子一天天过去，事情毫无进展。龚终于无法忍耐，跑到朱立南那里去，一边哭一边说：“我不干了，我干不了。”朱立南拉着他尊敬的龚老师到茶馆里去喝茶，第一次意识到问题严重。“连柳总的夫人都被逼得直哭，可想而知这件事有多难，”朱立南对柳传志和李勤说，“这件事情一定要找一个业务部门的人来推动。”两个老板说，只要把事情做成，他想找谁都可以。他当即说出一个人来：王晓岩。 这王晓岩是联想电脑公司的副总裁，杨元庆的助手，真正角色有点像个秘书长，什么事情都能管，所以被别人说成是“杨元庆的大管家”。她是那种心直口快、作风硬朗的女性，既自信又固执，喜欢做困难的工作，喜欢和上司吵架，也喜欢下级向她挑战，是常人心目中的“女中豪杰”。最重要的是，她是公司业务的管理者，对于任何事情都有一种强悍的推进力度，还能势如破竹地克服那些反对她的人。对于erp计划，王晓岩本来是不以为然的，觉得那东西会让部门耗去很多额外的精力。但也正是这些情节让朱立南看中了她。“推进erp阻碍最大的就是她，”朱说，“但是要想成功，还非她不可。” 朱知道要让王晓岩出山，就非得先过杨元庆这一关，他煞费苦心地陪着杨元庆打网球，还挑了个安徽菜馆请杨元庆吃饭，陪着笑脸说：“元庆你喜欢吃安徽菜。咱好好吃一顿。”然后回到正题： “你说咱们的erp是不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杨元庆点头。 “我想只有一个人能让它成功，你说是不是？” 杨元庆想了想，又点头。 朱立南继续说：“就是王晓岩。” 杨元庆还是点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86节：“ERP工程”(3) 朱立南顺水推舟，要他“无论如何支持一下”，还说可以拿总部的任何一个人去替换。杨元庆知道大势所趋，不答应也不行，但把眼珠一转，忽然想起几年前痛失刘晓林的那一幕，就要朱立南把刘晓林送回电脑公司来。 两个人当场做了这一笔“交易”。多年以后朱立南说到此事，还非常开心。“我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把王晓岩弄过来了，”他说，“如果不是她来管，我必须花120%的精力来做这个事，还不如她做得好。” 王晓岩接到新的任务，立刻兴奋起来。“我这人对新鲜事，在本能上就感兴趣，”她说，“尤其是人家都说难的事，我老想试试，我就不信这事有什么不好做的。” 对于公司上下都说她是个“女强人”，她也不理睬。尽管是个女性，但是王晓岩不喜欢别人总是和她谈论女性的话题。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她才会说这样一些话：“我反正觉得，当了官儿的女性，不管她自己愿不愿意承认，她事实上都是女强人。她要不是强人的话她就没主意，就很难胜任这个岗位。只不过各自的表现给人的感觉会不同，有的人外刚内也刚，就像我这种类型，还有人是内刚外柔。”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朱立南的英明。1999年4月王晓岩的到来是“erp的转折点”，僵持数月的局面立刻不同了。王晓岩的硬朗作风与龚国兴的谦和含蓄完全不同，但是龚却因为王的加入欣喜万分。王在电脑公司本来就有“大内总管”的声望，现在又是“erp计划”的项目总监，所以整个公司立刻就被牵动起来。这一边杨元庆麾下的员工中刮起风来，那一边郭为领导的部门也要闻风而动。朱立南比郭为大一岁，比杨元庆大两岁，深知那两个人一向是比着干的。 现在王晓岩到处宣称：“erp的实施是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能否抢占战略制高点的关键一步。”这可不仅仅是为了更顺利地施展自己的权力，而是因为她有了自己的信念。她注意到“erp的实施难度非常之大，在国际上的成功率不到20%”，不免惊讶。在一番精心的研究之后，她把“erp计划”的失败案例归结为十大障碍，发给公司的所有高级经理。前三项是：对变革的抵抗；领导支持不足；不切实际的期待。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企业内部的管理革命也会拥有大历史的逻辑。我们整个国家的变革历程中，又何尝没有这些障碍。 “erp是有生命的，”王晓岩说，“它始终和企业业务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它装在公司的电脑系统里面并不难，难的是你要理解它、驾驭它。”她把工作时间一分为二，一半时间继续做杨元庆的“大内总管”，另外一半时间去帮助朱立南推进erp。她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在以后的8个月里每天晚上11点钟才能下班。她重新安排项目组的人员，无论是提拔还是撤换全都雷厉风行。她逼着属下那些年轻的女孩子和自己一样加班熬夜，还让总裁室批给她300万元，专门奖励那些推进erp有功的人员。每个员工桌子上都有个牌子，上面写着“erp你准备好了吗？”这是为了鼓舞士气的，她过去看来也没有什么感觉，但现在是“总监”了，觉得那句话实在不过瘾。“让我们准备什么呀？”她说，“这要求太不鲜明。”看到属下在办公室的墙上贴个标语：“将erp进行到底。”她又说：“这是造势，我要的是实质内容。”过去那些年她在杨元庆手下就是这么被训练出来的。杨喜欢“鞭打快牛”，对于那些特别能干的人就提出特别高的要求，现在王把这一切都用在执行“erp计划”的队伍中。 这支队伍是从各个部门抽调人员临时组成的，随着“erp计划”的推进，人员从40多人增加到90多人，到了1999年实施计划的最后阶段，已经有300多人日夜忙碌。王晓岩要求所有经理成为自己部门的“第一责任人”。她自己则坐镇总指挥的位置，威风凛凛地运筹帷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87节：巅峰时刻 记住“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至理名言，也要记住说这句话的哲人也犯了骄傲的错误，这说明做到谦虚是多么困难。 —柳传志 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午夜，杨元庆和郭为各自守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满脸紧张。自有品牌业务和代理业务的两位领军人物都还不满40岁，已经为公司工作了12年。像大多数员工一样，他们忠心耿耿，拼尽全力，并且为这家中国计算机行业中最好的公司而自豪。进入21世纪的那个瞬间，全世界一片沸腾。中华世纪坛的庆典五彩缤纷，光芒万丈，全世界25亿观众通过卫星电视看到了这个场面，北京的观众却在通过电视依次收看地球上24个时区的欢乐场面。人们不分国家，不分民族，不分信仰，都在为新世纪的到来欢欣鼓舞，真是殊途同归。可是杨元庆和郭为顾不上享受这一切，他们正在全神贯注地执行这个世纪的最后一项计划。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让联想微机覆盖了中国20%的用户，让那个外方内圆的蔚蓝色商标遍布中国，可现在这却成了他们的最大问题。就像美国科罗拉多州彼得森空军基地里那些军事官员一样，他们也在担心“千年虫”爬来爬去，抓它不着，不得不派出数百个工程师守在用户的终端上，彻夜未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88节：新世纪的评估(1) 新世纪第一缕曙光升起来的时候，一定有什么东西达到了梦想中的顶峰，如果不是公司的销售业绩、利润和股票价格，那就一定是员工的士气。现在联想的队伍已经超过1万人，平均年龄只有28岁。昔日所有艰难、困苦、曲折、失败、恐惧和屈辱，全都成了今日辉煌的反衬。西方国家那些一向喜欢眯着眼睛打量中国人的媒体，现在开始把柳传志描述成一个所向披靡的英雄。《财富》在它的一月号上说，柳是中国电脑市场上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中的胜出者”。《时代》杂志则指出，制造电脑并不是柳传志事业成功的第一步，但这是最令他关注的。他是中国最赚钱的个人电脑商。 一切评论都把人们导向通往巅峰的道路。从日积月累的公司报表和报章消息来看，这些评价不是夸张。不论从业绩还是从名声来看，柳传志都已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他成为美国《财富》上的“亚洲商界年度人物”、《商业周刊》上的“亚洲年度之星”、《时代》杂志上的“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商界领袖”。他的名字现在与全世界最著名的企业家并列在一起。在中国，媒体的这一类评选活动风起云涌，不计其数，每次他都名列其中，记者们还给了他一个不那么正式但却更富激情的头衔—“it教父”。在中国大陆，能够和他比肩而立的似乎只有张瑞敏，后者让海尔的英文商标挂在纽约的第五大道和东京的银座，与他并列在美国《商业周刊》的“1999年亚洲50位风云人物”排行榜上。这排行榜上还有施振荣，是台湾宏公司的总裁。 这正好勾起了某些人的回忆。10年前柳传志说要“再造一个宏”时，很多人还在笑他不自量力呢，现在，有个叫张增礼的人把柳传志和施振荣并列在一起。“笔者在偶然间发现，这两支部队总司令的个人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张写道，“两人同年降生，都是属猴的，两人都是高科技人才，都是搞电子的，都是从技术转向管理；两人在同一时期掌握了企业命脉，1989年对他们来说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1989年的联想还什么都不是呢，没有微机，没有品牌，没有流水线，没有代理商，甚至连“联想”这面旗帜都还没有挑起来，那时候他们心里最大的期待是政府能够批准他们生产微机。可现在，它已经拥有太多的官方授予的头衔：“国家技术创新试点企业”、“全国电子百强第一”、“全国高新技术百强第一”……媒体把这些名称稍加改造，就成了“中国最佳管理企业”、“全球信息科技百强第八”、“亚太市场第一”。 新世纪开始的时候，全世界都感受到中国的崛起。有些人开始描述“中国世纪”，这在一些人看来是“中国威胁”，在另外一些人看来是“中国奇迹”。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确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厂，有80种商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电脑业虽然还不在其中，但是如果考虑到很多最有名的外国品牌电脑都是在中国生产的，那么它离第一也就不远了。ibm公司的一位副总裁看了珠江三角洲的电脑配件加工企业，不禁感叹：“东莞到皇岗的公路一旦停止，世界电脑业就会停摆。”日本一家企业的总裁说：“无论什么东西，只要中国人开始了，我们就要准备退出。”他说的是彩色电视机、冰箱、空调这一类家电产品的共同经历，现在看来，联想又在计算机行业里把这个故事重演了一遍。 北京化工大学的石雕像依然矗立，俯瞰着三环北路上过往的车流。马路对面有个40米长的巨幅广告牌，与伟人的目光遥遥相对，广告上是那个蔚蓝色的联想商标，和那句传遍全国的联想宣言：“每一年，每一天，我们都在进步”，还有一个身穿红色体恤衫的男孩子仰望灿烂星空，眼睛里面充满幻想。电脑似乎比人脑更聪明，但是它的变化太快，联想费尽心机推出21个系列、70个型号，用8年时间卖了100万台，又用两年时间卖了200万台，总算把市场先机抢在手里。 公司的进步非同寻常地影响了中国这一新兴产业，但却很难说它已拥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联想微机仍然只是一种电脑，还不是人们敬仰的圣像，要说它就是“中国自尊”，还有点言过其实。人们似乎更喜欢用普通人的眼光来打量这家公司的成功，所以在柳传志和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节目主持人之间，会有下面这番对话： 问：你是偏执狂吗？ 答：应该说是。在这个领域里，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还想着种好地里的，已经是偏执狂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89节：新世纪的评估(2) 2000年春天，柳传志的眼睛的确盯在“锅里”。公司生产线上流动着的微机，与全世界的微机都是一样的，可是眼看着美国纳斯达克股指连续16个月不停地攀升，而自己的股票“0992”总是“高业绩，低价格”的局面，不免着急。高盛公司的股市分析家早就提醒他，投资人不喜欢这样的局面。“高盛”多年来一直是联想的财务顾问，还承担着推销“0992”的责任，他们为公司负责，也要为股市负责。现在纳斯达克股指正在飞速进军5 000点，全世界的投资者都红了眼，正是上帝赐予的良机。2月的最后一天，联想将筹划已久的新股发行计划付诸实行：把现有股份中的3 500万股出让给机构投资者；再以每股33.75港元的价格发行 5 000万新股。公司宣称将把这笔资金中的85%用于实现“互联网战略”，包括收购网上内容供应商、购买版权、发展新一代互联网接入设备、推广电子商务。柳传志对香港记者说：“互联网市场发展一日千里，联想集团必须把握机会。”这是搭上了投资者的脉搏，让“0992”在市场大获成功。遥想1999年6月23日，联想配售1.3亿股，只拿回9.36亿港元，这一回只不过卖了8 500万股，就得到28.07亿港元。《北京青年报》看出其中奥妙，发表评论说：“做一家网络公司而不是一家电脑公司，不仅是联想的理想，更是股市的期望。股市似乎已经给联想投了赞成票。” 然而事情还刚刚开始，3月3日，柳传志与李泽楷踌躇满志地宣布，联想和盈科数码动力将合作开拓“宽带互联网业务”。35岁的李泽楷是香港富商李嘉诚之子，也是盈科的老板，刚刚完成“香港电讯”的收购，又来和柳传志握手。消息立即轰动股市。这一天“0992”报收45.2元，涨幅28%。联想进入香港股市上最值钱的10家公司之列，总市值超过800亿港元，其中有177亿是在刚刚过去的8小时中增加的。 3月4日，“0992”依然升势凌厉，有一刻达到每股59.5元，带动大陆企业的红筹指数上升6%。到了收盘的时候。有人算出，联想股票在两天之中升了41%，是一年前的2000%。 然而“0992”还在上扬，3月6日，到了69元。对那些购买了联想股票的人来说，这真是一个福音：如果你在1997年1月花1万港元购买联想股票，经过38个月的拆股和上涨，现在你将得到233万港元！ 有人说，如果柳传志蓄意把公司的新股发行计划拖延几天，就能多拿回几十亿港元。他不是没有先见之明，而是有意不这样做。这个在15年前为节省一块公共汽车票钱在香港街头步行的人，现在很大方地对一群记者们说：“我们当时研究了半天，就决定把这部分利益让给投资者，我们不要。我们非常庆幸自己没图20亿。20亿够干吗的？假定是贷款的话，一年也就是两个亿的利息罢了。” 投资者听了这话，就像过节一样高兴。其实不光是香港，那个星期还是全世界投资者的节日。股市上激情澎湃，就像着火似的熊熊燃烧。到3月9日，纳斯达克股指突破5 000点。华尔街欢呼这一历史新纪录，有人还一天天数过来：从4 000点到5 000点，只不过走了46个交易日。股评家们在报纸上预测，纳斯达克在2000年年底之前达到6 000点如探囊取物。有人警告股市过于膨胀。还有人说，在高科技的华丽招牌下已经吹起一堆泡沫，早晚会破。没有人认真对待这些警告。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股指在到达巅峰之后便开始下降，不久就走进那个漫长的黑暗年代。 在柳传志的眼里，2000年的春天不仅没有黑暗，而且阳光普照。他开始与自己最信任的几个人谈论把公司一分为二的可能。要说当时公司里还隐藏着对变革的不安和警觉，就是这件事了。旧历腊月最后一周举行的新春联欢会上，朱立南对公关部的总经理杨洁说：“你不把这次联欢会办得红红火火，我就跟你急。”杨洁问他怎么才叫“红火”。他说“要办成一个绝唱”。后来联欢会上挂起的会标是“相亲相爱一家人”。气氛空前热烈。不过，除了杨元庆和郭为，还有极少数公司高层经理，很少有人听出朱立南的话里有着某种强烈的预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90节：接班人 充分意识到公司蒸蒸日上，正在巅峰时刻，柳传志决定见好就收。他越来越多地对身边的人谈论退休。“我不能继续冲在第一线了，”他说，“公司前些年业务往下滑的时候，我肯定不能退，现在公司往高处走，是退的时候了。”人家都说他还不老。他就说他“实在是太忙太累了，精力体力不够了，已经力不从心。”他喜欢安安静静坐下来，看闲书，和人闲聊，海阔天空，也不具有任何利害的计算。可是每天晚上回家以后疲惫不堪，连话也不愿意多说一句，哪里还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呢。“如果有人来取代我，替公司的一万多员工负责，替公司的利润负责。我就轻松多了。” “接班人”一向都是敏感的话题，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一家公司，都是如此。在过去一年里，继任者的名字只在5个人的小圈子里议论，那是公司的绝对机密。在联想的文化氛围中，保密很容易做到，但是这却不能帮助柳传志解决最困难的问题。他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脑袋里装的都是这件事。我们应当还记得，柳传志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着手培养一代新人，几经周折，有一次差一点把他逼到绝路上。好在90年代后几年里公司中的年轻人有了杰出表现，接班人的格局也逐渐形成。 柳传志津津乐道的“管理三要素”中，有一个是“建班子”，他还喜欢说“小公司办事，大公司办人”。这里面包含着他的一个基本信念：公司不是由钱或者技术之类的物质的东西组成，而是由人组成的。公司就是人。这种把人放在至高无上位置的经营思想，在我们知道的那些最了不起的企业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不过，他描述4种类型的经理人员，显然不是独创，而是从他格外佩服的杰克·韦尔奇那里借用来的： 第一类型：能够实现预定目标，也能够认同公司的价值观。 第二类型：能够实现预定目标，但不能认同公司的价值观。 第三类型：不能实现预定目标，但能够认同公司的价值观。 第四类型：不能实现预定目标，也不能认同公司的价值观。 毫无疑问，公司需要“第一类型”的经理人员。问题之所以变得如此复杂，是因为他有两个这样的人—杨元庆和郭为，而且全都非常优秀。 一个位置有多个人可以接任，这样的情形总是反复出现在杰出的公司中。中国人的办法是把他们硬生生地捏合在一起，而西方人总是选择其中一个，而让其他人离开。在柳传志所知道的无数与杰克·韦尔奇有关的故事中，有一个就是韦尔奇在三个人中为自己挑选接班人的经过。“那是我面临过的最困难也最痛苦的选择，”杰克·韦尔奇有一次说，“整个过程几乎使我发疯”。但他还是咬紧牙关选了其中一个，而让另外两个走人。 但柳传志不想这样做。他不愿放弃其中任何一个。郭为是少年得志，杨元庆是后起之秀。郭为轻灵，杨元庆厚重。郭为思维敏捷，杨元庆脚踏实地。郭为的主意层出不穷，喜欢迎难而上，而且越是困难的时候斗志越坚，但却不善于步步为营。杨元庆的点子不多，但却拥有坚定的意志，认准了的道路就一步一步走到头。郭为有很长时间在柳传志身边工作，长于运筹，善解人意，而杨元庆似乎永远冲在第一线，只会玩儿命工作，一点人情世故也不懂。从以往多年的人际关系上说，柳传志与郭为更接近，这两个人全都目光四射，全局在胸，总有好的主意涌出来，所以外人都认为柳传志是向着郭为的，就连杨元庆也不免这样想。其实从人性当中更深沉的那些品格来说，杨元庆和柳传志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外圆而内方，既谦和而又霸气十足，认准了一个目标就会百折不挠。从公司的立场说，他是偏向杨元庆的；从个人感情方面说，他是偏向郭为的。不过这一切柳传志在当时并不能彻底向外人道出，好几年以后，他才更坦率地谈论他和两个年轻人的关系： 凌志军：杨元庆看上去是个不善于跟老板拉关系的人。 柳传志：对，他很内在。平时怎么来套近乎，他真的不会。我只在意他是不是对公司有用，只要他对公司有利，就算他骂我，我还是得用他。 凌志军：实际上在分拆之前，在个人的交往和感情上，你跟郭为更接近一点？ 柳传志：因为郭为以前是我身边的人，我该批就批他，变好了就鼓励鼓励，就是那个劲头。有几次把他批哭了。他不服气，哭着喊着跟我辩论，可是过两天就又来承认自己错了。所以是一边骂，一边增进感情。公司分拆的时候外面都说我向着杨元庆，让郭为受了委屈。实际上，我反而是在这几年才跟杨元庆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才知道他心里对人是很好的。 柳传志有一次用孔雀和老虎来比喻企业的领袖人物：孔雀善于展示自己的美貌，以此影响别人心甘情愿地跟着它走；老虎依靠自己内在的力量，威风凛凛震慑四方。他认为郭为是“孔雀型”，杨元庆是典型的“老虎型”。他对面的那个人接着问他： “你呢？你是什么型？” “一半孔雀，一半老虎。”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91节：杨元庆和郭为 事情的第一步是按照典型的中国方式来解决的。 柳传志希望把两个年轻人撮合在一起。从公司业务的立场上考虑，郭为率领的“联想科技”有3 000人，占有公司30%的销售额和20%的利润；杨元庆统帅的“联想电脑”有7 000多人，承担着公司70%的销售额和80%的利润。毫无疑问，联想电脑是公司的主要业务。而那是杨元庆一招一式打出来的天下，他对电脑流程的熟悉程度也远远超过郭为。此外有一个不为人注意但却更加重要的因素：杨元庆擅长于在漫长的岁月中只做一件事，善始善终。而郭为善于在一年之中做很多事情，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出现在关键的地方，不是善始，就是善终。 “咱们可以做一个试验，”柳传志对杨元庆和郭为说，“杨元庆为主。郭为积极配合杨元庆，杨元庆好好对待郭为。” 杨元庆和郭为虽说同为公司副总裁，可是过去几乎从来没有在一起工作过，在心理上也是竞争的感觉更多些，彼此都对合作毫无准备，现在总裁说要“试验半年”，两人嘴上答应，心里别扭，很快便意识到无法在一起工作，公司业务中固有的冲突也日渐严重。杨元庆一心只想把联想微机卖得更好，而郭为扛着一大堆“最佳代理”的牌子，一心只想做“代理”。这两人后来回忆当时的分歧，各自都有一番表白。 杨元庆说：“我们的自制品牌在公司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是代理业务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你要是把代理做好，可能会影响自制品牌的业务。当然也有人的因素，比如柳总也说过，要让我和郭为这两块都能比较自由地发挥。” 郭为说：“当时我确实遇到非常大的压力，你既然有自己品牌的微机，人家为什么还要让你代理。比如我们跟惠普本来有非常好的合作，但是惠普后来把我们代理它的微机业务都取消了。联想微机也是一样。1996年和1997年，我们分公司销售了40%的联想微机。后来就不让我们卖那么多，到2000年彻底不让我们做联想微机了。” 两人各自为政，彼此都不开心，于是一同向柳传志诉说怨气和委屈。柳传志早就预感这两人合不来，现在事情到了这个程度，只好承认还是“一山不容二虎”。他看过太多的人事纠葛，知道这种情形下即使劝和也是徒劳，还会导致公司业务出现难堪的局面。他和董事会里的其他成员想来想去，最后得出结论：“这两人的摩擦是必然的，不是他们的品格太低—勾心斗角，而是各自有着完全不同的目标，所以只好分开。” 两位“少帅”的不能合作与他们各自代表的公司业务的冲突交织在一起，成为后来联想分拆的真正原因。至于这两种因素孰轻孰重，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论。杨元庆认为是业务的因素多一些，郭为认为是人的因素多一些。朱立南则认为：“他们两人同在一个屋檐下有困难，这是分拆的根本原因。” 柳传志当时口口声声说，公司的分拆是“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就像不久前惠普公司成立安捷伦公司一样”。后来也承认那是说给股票市场听的，“实际的原因还是打算让杨元庆接班，又舍不得让郭为走，所以才要另外搭出一个舞台。” 因为人的问题而将一家公司分拆，这在中国商业史上罕有成例，西方大公司的老板们听了也会难以理解。当日柳传志下此决心之前曾请教高盛公司，结果遭到坚决反对。有个高级顾问惊讶地睁大眼睛说：“美国人要是知道你分拆的理由，会说你有毛病。”不仅顾问们反对，而且香港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也很难接受。于是柳传志带领朱立南来到香港，向高盛公司极力解释联想在业务方面的冲突。人家听了半天，仍旧认定从业务角度来说，分拆并非最好的选择。“人家200亿美元的公司都没有分，你们20亿美元就要分？”顾问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提出建议，“重整业务，选择一个人来领导。至于另外一个，听凭自然好了。”他们显然是把联想当成一家美国公司了。美国人永远不会让一个企业跟着一个人去变动，完全不能了解这种事情放在中国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批人的问题，甚至牵涉他手下的整个队伍。 正是因为这些理由，柳传志不会改变他的想法。“与其钝刀子割肉，不如快刀斩乱麻，”他说，“不是谁也不服谁吗？那就给他们充分的空间，到市场上见。”那些天他常常和朱立南说这些话。后者也能真正理解他的用心。“都是他的爱将，” 朱立南，“都有能力独立管理一个大公司，无论谁走他都舍不得。当然还有其他考虑。比如你放走一个人，就是多了一个竞争对手，这对公司有什么好处？” 柳传志的办法相当彻底。面对很有可能发生的失败，就在会议桌上的谈判和会议桌下的交易之中，他选择了把自己苦心开创的事业一分为二，运用智慧、计谋、哄劝和权威，把两个少帅分开。“引导他行动的不是他和哪个人的感情，”朱立南如此评价，“而是公司的利益。”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92节：公司一分为二 朱立南成了公司的关键人物。这个中等身材、体态微胖的年轻人当时是公司的高级副总裁，领导着总部系统的1 000多人。就公司的权力体系来说，他与杨元庆、郭为并驾齐驱，看上去是“三驾马车”。不过他的权力范围较小，又不创造实际利润，所以在业绩和声望方面都不能与杨、郭二人相比，职位级别略低一筹，也不是总裁室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成员。然而正因为他不在权力的核心圈中，没有利害冲突，所以才能成为公司分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朱立南是柳传志眼里的“帅才”，具有举重若轻的本领。柳传志有一次把他和联想的两个少帅并列在一起，说他是“新的领军人物”，还说“杨和郭是大军区司令，在前边作战。这个人是参谋长，在家里策划”。可是在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他的心情并不顺畅。从前公司经常让人觉得就是一个亲密无间的大家庭，可最近几个星期他才知道，原来亲兄弟分家也会精打细算。 公司在法律上的分拆要等到2001年才能完成，但实际进程中的分拆却是在2000年春天开始的。其基本原则是由杨元庆统帅全部联想品牌的业务，而将代理业务和系统集成归于郭为旗下。要把一个拥有几十家分公司、几十项业务、一万名员工、20亿元资产、200亿元销售收入的庞大公司一分为二，谁都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要冒极大风险。柳传志每天和李勤、曾茂朝和马雪征商量，希望把副作用尽量缩小，还召开了无数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但是他知道，那些最重要的问题通常不能在会议桌上讨论。杨元庆和郭为在公司的重大决策过程中一向都是重要人物，但这次不同，两人直接牵涉在利害之中，所以很难从容周正。柳传志意识到朱立南同两位少帅保持着同样良好的个人友谊，又有着处理人际关系的高超技巧，便知道这个人可以帮助自己解决难题。 2000年年初，执行委员会决定吸收朱立南列席它的重要会议，于是朱立南成了一座桥梁。他在杨元庆和郭为之间斡旋，频频将这两个人的想法转达给柳传志，又向他们传达柳传志的想法。公司的高级经理们都知道他在代表总裁说话，只有他自己不这么认为。“谈不上代表，我只是协助柳总策划，”他这样说。 不管怎样，朱立南和柳传志之间的电话交谈成了加快公司分拆的润滑剂。这一老一少的起居习惯截然不同，一个是早睡早起，一个是晚睡晚起。朱立南每天凌晨两点才躺下，可是到了5点钟，柳传志已经起床开始琢磨公司的分拆。一旦冒出一个好的想法，他就兴奋不已，抑制不住，给朱立南打电话，明知那小伙子正在酣睡，也顾不得了。“抱歉，抱歉，我知道打扰你睡觉了，”总裁在电话上的第一句话总是这样说，“可是我已经憋了一个小时了，不能不说。” 朱立南突然发现，自己走进了杰出人物内心世界中的平凡角落。杨元庆和郭为这两个统帅千军驰骋疆场的少帅，到分家的时候原来也是斤斤计较。一个开出一张又一张的账单，另一个则是寸土不让，真有点像集市上的“漫天要价”和“坐地还钱”。如果杨元庆所谓“联想和神州数码是血肉相连的兄弟”不错的话，那么这次兄弟分家就是“一边倒”的局面。结果是由杨元庆来继承大统，只将公司大约10%的财产、20%的员工、20%的业务和20%的销售收入分到郭为名下。这一结果一经公布，就引来媒体的诸多议论，有人说柳传志过分厚待杨元庆而冷落了郭为。柳传志一笑置之，任凭这样的评论自生自灭，在他眼里，这可不是普通人家的分割财产，而是公司业务发展的百年大计。这事过去三年之后他有一次与朋友闲谈：“牌子不可能交给两家，只能交一家。你说，让郭为做杨元庆的位置，行吗？” 郭为名下资产和员工比起杨元庆那一边少了很多，他并不在乎这个，让他伤心不已的是，他失去了“联想”这块招牌。 联想品牌的归属成了分拆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公司一分为二之后，主持自有品牌业务的杨元庆显然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公司名称、商标以及由此带来的价值40亿元的无形资产。股票市场上的“00992”也都归属在杨元庆名下。郭为曾设想为自己领导的公司起个“联想科技”一类的名称，还援引方正公司有个“方正电脑”又有个“方正科技”的例证，说明自己的要求并不过分。杨元庆坚决不能同意分拆之后的两个公司共同使用“联想”。从公司制度和股市规则上来说，这也是不被允许的事。朱立南试图说服郭为放弃“联想”的牌子，没有成功。柳传志只好亲自出面，半是劝慰半是命令地要他“另找名字，另跑台子”。别人说的那些道理，郭为和他属下那些高级经理们又何尝不知，可是他们全都在感情上无法接受。想到自己在过去12年里为了“联想”这块品牌呕心沥血，情深意笃，可一夜之间竟不再是联想人了，郭为当场痛哭。他后来对属下员工谈起这事，还会眼圈发红： 当执委会正式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的情绪跌到了谷底，心中百感交集，说不清楚是痛苦是失落是无奈还是不甘。伴随着15年的发展历史，联想的荣誉和辉煌就像电视剧一样，一幕幕在我的脑海中闪过。我是联想第一个企业编制的员工。联想的名字已经在我心底打下永远磨不掉的烙印，联想的事业已经深深融入我的生命中，联想的精神已经在我思维的土壤上长成参天大树。我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热情和心血，最后却不得不放弃，真是难以接受。 企业的成功之路是不承认眼泪的，在这里是无休止的进取，而郭为正具有这样的品格。事实上早在几个月前他就为此做好了准备，他甚至已经为新的公司起了一个名字：神州数码。有些人说这个名字不好，理由是“神州”二字太中国化，还太传统。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数码”二字过分赶时髦，有点机会主义的味道，但是郭为坚持。当他成功地说服工商管理局的官员同意他用英文“digital china”来注册的时候，就已经向世人宣布了他的新梦想：开创第二个驰名商标。 “其实我们就是‘中国数码’，”他见人就说，“只不过政府不让我们用‘中国’打头，后来改成‘神州数码’，‘神州’也是‘中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93节：神州数码 2000年4月3日，就像一个离开父母自立门户的小儿子，郭为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到了“神州数码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新公司的誓师大会在前一天召开。他现在拥有6亿元资产和大约3 000名员工，还拥有原来联想公司的代理、电子商务和系统集成业务。尽管公司正式的成立大会还要等到5个月之后，在香港的上市就更迟一些，但是总经理郭为第一次有了长大成人的感觉。 柳传志送给他“再造辉煌”四个字。在别人看来，他春风得意，他自己也在人前人后做出信心十足的样子。那些采访了他的记者都把他描绘成一个雄心万丈、自信、果敢和能力超群的人。其实他的心里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是没有选择的，只能接受一个现实，”他在多年以后对记者这样说，“在那个历史条件下，不这么拆又怎么办，谁能告诉我更好的办法？”记者于是问他当时发表在报刊上的那些激昂的话是怎么回事。他回答：“那主要是给员工信心。”和他一同离开联想的3 000员工全都一样地心里难受。副总裁林杨看出门道，对他说：“新公司的第一关是感情关。”另外一位副总裁，华祉年，说出来的话就更能代表当时公司里弥漫着的情绪：“大家情绪都不高，这么一分，真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 不要说“未来怎样”，眼前就够难的。几百份合同统统都要更改，把“联想”去掉，一个一个换上“神州数码”的印章。那时候郭为总想让自己相信“神州数码”和“联想”是一对兄弟，让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份联想情怀不至受到进一步的侵蚀。每当他站在合作者面前时，他就会发现没有人知道“神州数码”是什么东西，直到他说出“联想”，人家才会恍然大悟。他为此沮丧万分，知道这种局面必须改变。他开始回味十多年前开创“联想”品牌时的那种心境。当年他和陈惠湘一同设计“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脍炙人口，举国传扬，他决心找回那种感觉。 他懂得公司形象推广的奥妙在哪里，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也很多，所以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把几家公关公司请来为“神州数码”设计商标，结果没有一个让他满意。直到美国兰德公司设在香港的一家机构开进来，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兰德的策划人员一看就很专业，他们进入后先是逐个儿找高层经理谈话，希望了解公司的未来，也体会这群年轻创业者的激情和创意，最后建议，用“无限”的概念来体现新公司的价值观。郭为和他的几位助手全都满意。于是兰德围绕“无限”二字设计了三个商标，供他们挑选：一只远航的风帆；一个手指形状的惊叹号；第三个格外别致：鲜红色的线条旋转飞舞，像是太空中的银河，又像两只紧握的手，激情四射，动感十足，富有想像力，并且保留着无穷的回味。郭为和他的高级经理们都被这最后一个迷住了，花了70万港元把它买下。“比国内公司的价格要贵10倍，”华祉年说，“但很值。”从那时起，这个“旋转着的红色线条”就成了“神州数码”的标识。看见它，你就知道是谁来了。不过，郭为仍然不愿意同联想彻底割裂，他宣称新公司将是“第二个联想”：“明天的‘神州’之于中国电子商务，必将如今日的‘联想’之于中国个人电脑。” 《南方周末》一个名叫李甬的记者率先把联想的分拆方案公布于众。那时候媒体全都把眼光集中在柳传志的“退居二线”和“谁来接班”上，互争两位少帅的短长，只有这个记者眼光独特，说联想的一分为二其实是一回事，还为自己的消息加了一行副标题：“一个是互联网，另一个也是互联网。”如果他是在暗示联想已按捺不住进入网络世界的心情，那可真算得上是先见之明。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94节：交班和接班 读者看到这里闭目以思，立刻就会想到，2000年春天是联想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季节。等到春天结束的时候，进军网络世界的步伐还将继续，而组织机构的一分为二已大功告成。 5月12日的“誓师大会”成了两代人之间交班和接班的历史时刻。过去16年间，公司员工从11人增加到10 000人，平均年龄则从45岁下降到28岁，老一代中至少有100人已经退休，两位少帅重新携起手来。为了让这个继往开来的时刻更加动人，公共关系部特意制作了两面蔚蓝色的大旗，打算在这个会议上由柳传志亲手授予年轻人。 分拆已经不是秘密，杨元庆与郭为将共同成为公司的接班人也早已人人皆知，惟一的悬念是谁将成为他们的副手。谜底很快就揭晓了，副手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体。董事会任命了一大群副总裁，几乎全都是年轻人：在杨元庆的这边有刘军、俞兵、王晓岩、贺志强、乔松、刘晓林、刘志军、杜建华、张荣宗、王晓春、吴民伟；在郭为这一边有林杨、于立山、华祉年、刘盛蕤、谢耘、王平生、肖方晨、秦湘军。 至少有3 000人参加了大会，包括国家经贸委副主任李荣融、北京市委副书记张福森、中科院副院长严义埙，以及其他一些名人。一幅巨大的红绸沿着楼梯从一楼铺到二楼大厅，上面写着“同心同德，再创奇迹”。大厅里还悬挂着公司执行委员会拟定的最新誓词： 主动应变是我们永恒的主题 说到做到是我们不变的承诺 鼓声阵阵，把人心凝聚起来，镭射灯光闪耀不停，交响乐曲回荡在整个大厅，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气氛既庄严又热烈。“让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执掌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李勤宣布，“已经开始了。”公司的这位二号人物历数多年来老一代人所作的贡献，他本来是个技术性质的经理人员，不习惯高屋建瓴，现在也被这种历史性的气氛感染了。“中国企业是在从计划经济时期到市场经济过渡时产生的，这是中国的大环境，”他说，“在这个大环境中，有两个字可以概括。认识这两个字很重要，那就叫‘过渡’。” 柳传志也在会上发了言。“尽管你们已经是身经百战的战士，”他对年轻人说，“但是我们在交出大旗的时候，还是想千叮咛万嘱咐。所有的叮嘱最后熔成3个字：‘要谦虚’。已经不会有你们无法解决的困难，但就是不能让‘自满’两字蒙住了眼睛。”嘱咐完了之后，他又表达最豪迈的祝愿： 十年二十年以后，中国经济又翻两番的时候，必然要有一些超大规模的企业出现，成为中国企业的领头羊，那就是你们！希望在那时，杨元庆和郭为到美国白宫走走，和美国总统见一见，谈一谈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就像今天见韦尔奇和戴尔一样。这绝不是豪言壮语。你们一定要有这样的雄心！ 新老并肩而立，相互倾诉着感谢和敬意、希望和信任，情真意切犹如一个家庭里的长辈和子女。授旗仪式把这一切推向。两个身穿白衣、体格强壮的青年擂动战鼓，鼓声由远而近，滚滚而来。聚光灯一起射向舞台中央，蓝光闪处，柳传志把两面大旗分别交给杨元庆和郭为，一面写着“联想集团”，一面写着“神州数码”。 “联想的未来要靠你们去开创，”柳传志对两个接班人说。 两个年轻人挥舞大旗，一先一后高声叫道： “联想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神州数码一定会重新制造一个新的斯巴达克方阵。” 老一代留下的遗产令人吃惊。1984年冬天他们聚集在那个小平房里的时候，个个都是一副可怜相。咫尺天地，共同使用一张办公桌，窗户玻璃挂满冰霜，把脚放在暖气片上才能让自己暖和一点。兜里揣着20万元，却被人家骗走14万，过春节发了30块钱奖金还要保密。此后左冲右突，战战兢兢，忍辱负重，南北两线作战，经历九死一生，终于活着走到今天，把10 678个员工、21家海外分支机构、20家国内分公司、2 000家服务经销网点、135亿元资产，200亿元年销售收入、666亿港元市值的巨大家业留给年轻人。在中国，联想牌微机从无到有，已经占有30%的市场份额。 毫无疑问，老一代都是最成功的创业者。但是作为一群普通人，他们现在想回家去颐养天年，还要求享有自己用心血、勇气和智慧换来的成果。柳传志7年来一直在为这一天做准备，就像李勤说的，“35%的分红权解决了我们联想的新老交替。”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春天里，创业者第一次拿到那个红颜色的“股权证”，还第一次拿到了红利—每股一毛二。由于联想股票的暴涨，他们在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富翁。至少100个员工按照股票期权计划出卖了第一批股票，并且用这笔收入为自己买了新住宅，有“万泉新新家园”，还有“水清木华”和“颐和山庄”，总之都是京城有名的高档大宅。读者一定还记得，1991年柳传志在公司大会上说，要让员工个个有一套住房，当时大家全都没反应。那时候谁能想到会有今天啊！“我昨天夜里算了一下股票价格，”朱立南在这个春天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对在座各位说，“你们个个都是千万富翁了。” “我见过不少成功的创业者，也见过不少让自己发了财的创业者，”有个见多识广的记者说，“但是能让自己发财，也让和自己创业的人个个成为富翁，而且是合法的和公开的。这样的人我可是第一次遇到。” 当然股票不是现金，而且每天都在变化，刚刚过了春天就开始跌。“纳斯达克在这两个月下降了1 000多点，”马雪征在5月12日的大会上说，“它在做激烈的俯卧撑，上下波动。”中科院副院长严义埙说得更加直截了当：“香港股市的调整也很大，联想股票从70元掉到现在一半以下了吧。”下面响起一片笑声，好像没有人在乎：就算“一半以下”，也还有30多元呢。要知道他们一年以前拿到的股票期权只有一块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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