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莱雅: 一部法国的魅力财富史》 前言 富有毕竟比贫穷好,至少为了金钱的缘故。 —伍迪·艾伦 每个人只在他自己所成就的小说中了解他的生命。 —皮埃尔·贝当古,《无懈可击》 首先我要感谢弗朗索瓦·达勒先生,欧仁·舒莱尔生前的得力助手,也是1957年至1984年的欧莱雅总裁。他总共接待过我四次,每次都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虽然有时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 我还要感谢所有抽出宝贵时间接受我采访的人,他们通常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 同时我要表达我对国立档案馆、巴黎档案馆、法国教会国立档案中心、当代犹太人资料中心、国家图书馆对我全力支持的感激之情。另外沃吉哈尔街104号的档案保管员、主母会修士让·拉埃莱克也对我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帮助。感谢巴黎化学研究协会,特别是协会主席让·科尔科先生。 诚心感谢普隆出版社的米里埃尔·贝耶女士给予我的极大鼓励及对书稿的细心阅读,包括《快报》(l誆xpress)同仁特别是埃里克·科南先生、萨比娜·德朗格拉德女士和哥隆布·潘格乐先生,以及资料部小组所有成员,他们每人都以各自的方式给我的工作提供了方便。 最后,我当然没有忘记我所有的朋友和亲人…… 致谢 前言 2000年11月9日星期四下午6点整,他们微笑着一起来到卢浮宫的地下购物中心,两人的面庞均已晒成深褐色。她,穿着漂亮的栗色套装;他,身着朴素的灰色西服。握手,拥吻,他们向来宾致意,其中大部分是熟人。 他们是谁?利利亚娜·贝当古和安德烈·贝当古夫妇。她是欧莱雅的继承人,世界美容业第一号人物;他曾在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和夏尔·戴高乐手下任部长,也是乔治·蓬皮杜和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朋友及法兰西研究院的成员。 法国最富有的一对。 这次他们来是为了给艺术家颁发“利利亚娜-贝当古”奖,奖励他们的“精巧工艺”,这是一年前由他们创办的基金会发起的,是法国众多奖项中奖金最高、最慷慨的一个。发奖仪式短暂、融洽,甚至洋溢着亲密的气氛。 这一天,利利亚娜·贝当古笔直地站在话筒前—她从来不放弃任何一次讲话的机会,她用细弱的声音祝贺获奖者,感谢大家。她还提到保罗·瓦莱里,说他“有一双奇妙的艺术家之手,而且绝不逊色于其艺术的是他的思想,两者相辅相成”。 一年来我一直为《快报》采写这对久负盛名而行事低调的夫妇,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近并近距离观察他们。在此之前我一再要求他们给我一次采访的机会,但从未得到过首肯。他们朋友中的知名人士曾为我说情,不过也没有使我如愿以偿。 文章终于在《快报》上登出来了,杂志封面上有利利亚娜·贝当古的照片。她当晚请人给我捎来了一封信。右上角印着她在讷伊公馆的地址,淡绿色的信纸上手写了几行字:“我未能给您的工作提供便利……您的文章构思巧妙……”虽振奋人心却也无济于事。 以后的日子里,杂志社里电话信件不断。都是协会负责人,大多数是为了请求资助,也有好奇的,谁不对财富和奢华感兴趣?特别是他们并不以亿万富翁身份炫耀,再加上他们总是笼罩在一层神秘的面纱里…… 这个家族成为欧莱雅的主人已经快有一个世纪了,是法国工业界最成功、最有发展的一家企业。由欧仁·舒莱尔,利利亚娜的父亲在克里希创业,当初的小厂现在已成为世界美容业的排头兵,产品行销世界150多个国家,进入了千家万户的浴室。然而,正如其最大股东所体现出的精神,欧莱雅要培养一种完美的神秘艺术,保持一个家族企业的形象与思路,小心翼翼地维护它的历史和档案。从前家族的一个职员让·罗德若整理了一本900页厚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1 200小时的采访和6年的工作!一部概论。虽然这本书已完成了十几年,却依然是内部资料! 舒莱尔-贝当古家族是以外向型工业发家的,然而他们既不喜抛头露面也不愿引人注目。他们的一些朋友甚至劝我去采访别的主题! 沉默是金。这句话说明了一切……在这种情况下,着手书写这对法国最富有的夫妇显然并非易事。他们的销售网络遍及世界各地,是法兰西最重要的大集团和最早期的广告客户之一。 资本家时代的寻常历史,却极具代表性。要想研究清楚,就要着眼于20世纪的法国;关注这个家族的集辉煌富贵于一身,也经历过不平静年代的三代人;注意其中的第一号人物及他们的助手与盟友;最后还要深入到一个多民族的近百年的历史里,对其命运提出诘问。 舒莱尔-贝当古家族传奇,便是一部法国财富史。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章 无人知晓的名人 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从来不携行李旅行,原因很简单:这位最富有的希腊船王继承人在最高级的时装店买自己想要的一切,装满她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衣橱;原媒体巨头吉米·哥尔德斯密的确喜欢那家位于巴黎加布里耶大街的“洛朗之家”饭店,他的女儿伊莎贝尔的婚礼就是在那儿举行的,他甚至把它买了下来;文莱国苏丹从来都是乘坐三架波音飞机旅行:一架为自身的舒适,一架载他的马匹,还有一架运他的几部汽车。 直到昨天,“古怪的子爵夫人”玛丽-洛尔·德·努阿伊,施虐侯爵萨德的远亲,还在她“附庸风雅的集体农庄”里接待了全巴黎的头面人物;玛丽-埃莱娜·德罗斯什尔德,另一位家喻户晓善于组织豪华晚会的能人,也在他们的弗莱叶庄园里,同她的丈夫居伊男爵一起举办了一次超现实主义的舞会。 今天,弗朗索瓦·皮诺,好几家大公司的所有者,如巴黎春天(printemps)公司及fnac大书店,花了2.3亿欧元(15亿法郎)用于修建法国第一座最大的私人博物馆,即他自己开设的博物馆。就像盖帝或是古根汉从祖上继承了遗产一样,那位布列东工业家也给后代留下了一整套欧洲最重要的现代艺术传世之作。这些阔佬们是“镀了金的流浪者,乘着快艇或私人飞机,从一个聚会到另一个聚会,不停地穿梭于大千世界中”。从未有人像他们这样时髦过,而他们的荒唐事则跟随他们的足迹遍及地球的各个角落:从美国的圣迭戈到摩纳哥,从法国的圣特罗佩到瑞士的格施塔德,从美国的纽约到意大利的菲诺港。 大公司的老板也是如此,不管他们是不是该公司的所有者,似乎都被他们周围的明星光环弄得理智全无。周日下午,他们蜂拥到米歇尔·德吕克的电视摄影棚内,也不介意在《巴黎竞赛》(paris match)摄影师面前搔首弄姿。让-马利·梅歇尔(维旺迪环球集团)躺在他的席梦思上;米歇尔·佩贝罗(法国巴黎银行)坐在他的钢琴前叼着雪茄;文森·波洛雷在他的游泳池里扑腾;连最不惹眼儿的爱德华·米谢林,在小咖啡馆里摆出喝黑咖啡的姿态,也是不会错过镜头的! 而分别到了79岁和82岁的高龄,利利亚娜·贝当古和安德烈·贝当古夫妇从来就没有干过这类荒诞无稽的事,也从未对媒体施加的压力让过步。他们的名字,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那份”财富的象征,比钻石还要凝重。然而人们对他们却一无所知,至少知道得极少。 他们是无人知晓的名人。至于安德烈·贝当古,有些老人还记得他的政治生涯。利利亚娜·贝当古呢?由于一直处于最富裕的地位,这位夫人好像永远被人定性为财产继承人的角色,享受着高额的利息,她似乎也满足于充当这种角色。 2000年9月17日星期天,安热莉克·德·哈维耐尔和他的姐姐夏尔-埃马纽埃尔·德·波旁-巴赫姆公主、哲学家吕克·费里、玛丽·纪兰、伊乃丝·萨斯特、让-克洛德·特里谢总裁、银行家安托尼·贝尔南、亚尼克·诺阿和他父亲扎沙里、美容师亚历山大、阿蒂尔·维克托里安·德·莫特马尔、尤里·乔尔凯夫、让·多德……权势集团、影视圈及体育界的头面人物出席了第31届兰蔻杯颁奖仪式,人们在圣名拉布莱岱什的高尔夫球场会聚一堂。这样的盛会每年都要举行。 这一天,在小城入口处的众多宾客中,两个多少有点浓妆艳抹的轻佻女子站下来观察这些人,其中一个还不加掩饰地用手指着对她的同伴说: “你看见了吗?穿米色外套和乳白裤子的,就是她—法国最富有的女人。” 这个场面很能说明问题。 利利亚娜·贝当古,神秘的女人。每年总有那么一次,各种小道消息把她的身价估为上百亿法郎,然后再提示人们:她是欧莱雅创始人欧仁·舒莱尔的独生女,这家企业已成为生产护肤霜、洗发香波、定发剂和其他香料产品的综合性集团…… 如此,这位夫人迷倒了众人,身后总追随着些摄影师,照片多是抓拍,而安德烈便心甘情愿地充当女王丈夫的角色。照片上她笑得礼貌而典雅,两颊突起;头发向后梳,显出宽宽的额头和深邃的双眼,眼角有些许皱纹;她身材修长,细弱中透出的古典,永远协调融洽;除了耳上坠一副耳环,她从不戴首饰,却总有条丝巾、围巾或披肩系在脖子上甩向背后,像是掩饰某种体质上的虚弱。 如果说生活确实垂青于她,可她也没有逃脱灾难。她母亲过世得很早,那是1927年10月,她还不到5岁。二战后,她患了肺结核,年纪轻轻就被送到了莱森,一个瑞士疗养中心。那里除以滑雪胜地出名之外,从19世纪末开始以疗养胜地而享誉四方。当时的主要治疗药物为磺胺,是一种烈性药。利利亚娜·贝当古因此留下了后遗症:轻微的重听。随着年纪的增长,还有加重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她又经历过一次严重的事故。当时她正要去布列塔尼的自家庄园阿古艾斯特,她乘坐的那架小型飞机突然丧失了气密功能,飞机上的一扇门撞到了利利亚娜的膝盖上,然后便是住院,肢体训练…… 经历了这样一些灾难,她变得更加坚忍,更加谨慎。她所受到的严格教育把她锤炼成型,但并不与她性格中的热忱、敏感、激情与好奇有所冲突(特别是她在医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兴趣),这都是她周围的人所描述的。只是她说话的时候手会青筋暴露,这似乎有悖她的性格。 在与妮珂·维斯尼亚克—著名杂志《自私者》女主编的访谈中,利利亚娜·贝当古吐露过:“我需要隐退、安静、距离感。”那是15年前一个很少有的机会,女主编才说服了她接受采访! 她起得很早,做事有条不紊,时间表安排得很精确。她和丈夫喜欢享受家庭的乐趣,哪怕是同其中一个外孙面对面地吃顿饭。两人都嗜书如命,读古典作家(现在无人能以此自称了)、现代作家和历史方面的著作。2000年夏天从圣彼得堡回来后,夫人便埋头读了皮埃尔·乐格朗写的一本传记。 “法国最富有的夫妇”生活在一个备受保护的环境里。没有大肆的炫耀,他们的一切行为都象征着他们的稳重作风。这一作风又传给了他们的独生女弗朗索瓦丝,有些知交甚至因为她的矜持而毫不犹豫地称她为“孤僻的人”。 今天正如昨天,人们应该明白了:没有盛装宴会,更没有“颓废式晚会”;没有种马场,也没有私人喷气式飞机(有时会租用);没有跑车,没有长年的随从……也就是说,贝当古家族中没有张扬的人。在沉默之外,这个家族所追求的是生活中的朴实无华以及睿智。他们的婚礼在最严格意义上的家人中间举行,他们的假期也远远避开人们好奇的眼光。 尽管那照耀他们的巨大的财富完全可以把他们引向一切奢侈,可他们在这个商业气息浮躁的年代仍然保持着这样一种简朴的生活姿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2章 因为我值得拥有! “我永远不会成为富人……我曾经以为可以聚敛很多财富……(但是)我们的世界正在改变,在不远的将来,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将只表现在道德与精神层面上。” 这是1954年欧仁·舒莱尔去世前三年对梅里·布隆贝热所说的话。同年,在巴黎商学院对学生发表的一次讲话时,这位企业家又说道: “你们请我做本届学生的教父……是因为你们当中有人想像我一样生活:就是从零开始,然后成为现在人们所说的百万富翁。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太简单了,什么人都能做得到。” 欧仁·舒莱尔说这话可能有点儿挑战的意味,他无疑是个理想主义者,但工作起来肯定是废寝忘食的。谁都不得不承认另一个工业巨头马塞尔·达索的说法:“要想富起来,就得从小事做起。”这两个人用了很多年才建起或至少是奠定了他们各自王国的基业。 他们那一代人同现代这些拥有高新技术和新经济头脑、雄心勃勃的年轻商人完全不同,后者是神速开拓事业的创造者,他们成长得很快,并在最近几年闯入了富人阶层。可他们比别人更明白自身的地位有多么不稳定,而这地位还取决于金融市场的波动:今天还在顶峰,明天就可能跌到谷底。 可是欧莱雅没有危险!这家企业经营可靠,它能让股民腰包里的资金坚不可摧,是持续增长的证券里永远不会落伍的一个。这个家族靠一代接一代的人经营着一份美丽的资产,并使其不断壮大。 遗产继承人利利亚娜知道如何聚集起一批杰出的管理人才,把她父亲遗赠下来的产业继续增值。这位父亲是直接从民众中脱颖而出的,他自己的父母,即查理·舒莱尔和阿美莉·舒莱尔是开面包店的,而他的祖父亨利则是名鞋匠。 利利亚娜的丈夫是个真正的富人。他出生在一个老式的资本家家庭中,是大家族链中的一环,也是一个典型。在他们的家谱上,贝当古家族中有将军(甚至还有过一名战争年代的部长),有自由职业者,但没有工业家。但是,以诺曼底人的深谋远虑,他们学会了致富,最终攀登上了外省的富人阶层,也就是过去乡下人所说的“有产”阶级。他们有自己的做事原则,也有高贵的出身! 安德烈·贝当古的外祖父是弗尔南·德·沙郎达将军,他曾经以身为伯爵而骄傲;而他的祖父雅克-亨利·贝当古则拥有他们村庄圣莫里斯岱特兰一半的土地。外祖父于1852年组织了法国第一支沙漠旅行队,自十字军东征之后再次光顾圣地。这位圣墓①(saint-s巔ulcre)骑士还是个法律博士,是《通信》(correspondant, 耶稣会的杂志)政治专栏编辑,原诺曼底利勒博讷地方治安法官,圣莫里斯岱特兰教堂财产管理委员会主席,于1888年11月17日在鲁昂去世。 这位德·沙郎达博士编辑的主日报纸《博尔贝克与利勒博讷日报》(journal de bolbec et de lillebonne),在某年的11月25日星期日登载了一则显要人物的葬礼:“遗体昨日从鲁昂运回,由总主教府代理兼家族好友格里内教士先生指挥,将遗体置于家族墓地……贝当古先生所雇之伐木工人抬棺椁,执绋者为本地区治安法官艾路伊斯先生、本镇镇长亨利·德·斯热内代先生、死者生前好友德·蒙加斯贡男爵,以及自勒阿弗尔赶来的弗德里克·巴斯戈耶先生。” 雅克-亨利·贝当古在圣莫里斯兴建了一座路易十三建筑风格的小楼,当地建筑图上称为“美丽岩”(belle-roche),内有15间房屋,中央有一部双层回转的楼梯。从村子的大街,即圣莫里斯的香榭丽舍大道上看过去,除了看到白色的护栏和碎石小道外,就是巨大建筑物上两座高高的烟囱了,大花园里高大的松树也给游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皮埃尔·贝当古,也就是安德烈的哥哥在他所写的《在大男巴家的日子》(s巎our chez les big-nambas)前言中谈到:“我住在第三层,这从前是我祖母的房间,里面还有一根铃绳,她可以随时呼唤睡在顶楼的小女仆。像她一样,我也可以看到远处的风景,布罗托纳森林里的马戏场和从森林旁边流过的塞纳河……” 美丽岩是安德烈和利利亚娜特别小心保管与维护的一处家产,然而,夫人并不愿保留位于瓦勒德瓦兹省的法兰宫城的碧鸯卡别墅,她年轻的时候还在里面生活过一段时间。现在,15号高速公路从这座豪华而简朴的住宅后面经过。它只有两层楼,有个很大的花园,如今房主是贝尔娜黛特·兹维亚克(欧莱雅1984~1988年总裁遗孀)。他们还出让了上萨瓦省默热沃的嘉黎堡木屋别墅,以及欧仁·舒莱尔二战前在圣价买的城堡,舒莱尔本人都从未在里面住过! 这座城堡坐落于瓦尔德瓦兹省的蒙德莫朗西森林边上,这个宽大而漂亮的宅子迎面是40米长的勃艮第石头砌成的外墙。20世纪初,爱德蒙·罗斯丹曾住在这里,这是所历史悠久的宅子。 这座城堡由圣皮里先家族建成,为了纪念它原先的主人杜布乐伯爵,遂命名为杜布乐城堡。二战时舒莱尔用它收留了德军占领时期拒绝去德国服劳役的年轻人,之后又给他的雇员们用做度假村,最后人们誉之为“梦皂”城堡。1994年以后,它变成了一所养老院。 至于城堡里的大花园,当时差点儿改造成迪斯尼乐园!贝当古夫妇不想把这片土地转让给不认识的买主。经过他们的同意,原镇长克里斯蒂昂·杜弗瑞纳为高级职员和工程师们兴建了几座豪华住房。当时偶然找到一家布莱盖建筑公司兴建房子,而这家企业55%的股份由弗朗索瓦·达勒家族所控制,也就是后来欧仁·舒莱尔的接班人。这个世界真小。 回到我们主人公的财产清单上,圣莫里斯岱特兰的住宅是安德烈·贝当古家族在诺曼底的一个据点,除此之外,他们在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的弗尔芒多海角拥有一幢别墅,是60年代买下来的。另外,在塞纳河讷伊的圣雅姆小区里,他们还有一幢现代艺术风格的私人酒店,马德里大街便从小区通过,这是个有钱人的住处。特别是夜间,警察看管得很严。 这里,财富与艺术和古典的摆设结合了起来。幸运的入住者从右边有摄像机监视孔的地方进去,门上没有任何门牌号码或名字,但邮递员对他管辖内的这家名门毫宅了如指掌。再走几步就是台阶,门厅里有座楼梯,楼梯最上面挂着一幅马蒂斯的画。对面是一间圆亭式的房间,左边是两个很大的沙龙,右边是餐厅。墙上挂着几位大画家的画:一幅莫奈的,一幅凡·高的,一幅毕加索的,还有马尔凯的画……“到处都是直径一米的大束鲜花。”一位常来的人如此开玩笑说。还有一架极为高级的钢琴和惠尔曼(“20世纪的里斯奈尔”)的家具,这些艺术家具被誉为珍贵的唯美主义作品。 欧仁·舒莱尔十分热衷于书画刻印艺术和油画,他只买现代的家具。他和一个朋友在两次大战期间订购了许多这位天才艺术家惠尔曼的家具。他在欧莱雅的办公室里,有一张脚部为希腊竖琴里拉式的典雅的家具。不过这类家具还是在家里最多:“我们在家中用餐、就寝、待客。我们日日夜夜同惠尔曼在一起。”利利亚娜·贝当古在一本展览画册的前言里回忆说。那是布洛涅-比扬古市为艺术家雅克-埃米尔·惠尔曼举办的一次展览会①。就岳父这种对艺术的迷恋,安德烈·贝当古1988年11月30日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职仪式上曾表示过:“我还停留在路易十六的风格上,停留在18世纪的督政府时期。我得感谢他领我进入了我们这个世纪。” 在所有的房产中,毫无疑问,只有布列塔尼的阿古艾斯特是最漂亮的,那是她父亲于1926年建成的,也是利利亚娜的最爱。里面有恒温海水游泳池,对面的布雷阿岛的美丽景色尽收眼底;根据潮汐的变化,岛上的岩石时而露出海面,时而隐没水下,每个小时都有不同的景致。这幢别墅总是得到精心的保养,并被高大的桉树林所掩映,恰似一处世外桃源。 别墅里也有些艺术收藏,比如这座栖息在台阶最高处的布列塔尼花岗岩鹈鹕雕塑;表现一男一女的两块黑石板浮雕;还有一位动物雕刻家的作品,他就是战前曾住在阿古艾斯特的老朋友—加拿大人塞梭·霍华德。 这些个石雕,这些个家产已经相当可观了,但比起贝当古夫妇的所有财产来说却只是沧海一粟,他们最重要的财富体现在股票市场上。 利利亚娜拥有欧莱雅约27.4%的股份,瑞士食品巨头雀巢公司持有3%的资本,她是迄今为止第一大私人持股者。根据金融信息服务公司(fininfo)的计算,如果把她在证券市场上的股票都算进去,在2001年底她的潜在财富将达到184亿欧元(约1 210亿法郎)。 家族的财富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大幅度增长的,为90年代的激增埋下了伏笔。1963年,欧莱雅进入股票市场后,利利亚娜·贝当古在公司里的份额只值920万欧元(6 000万法郎)。1988年,这笔数额已涨到约11亿欧元(70亿法郎)……2000年在法国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字:155亿欧元(1 000亿法郎)。这一成就当时还受到过《资本》(capital)月刊的关注,记者埋头计算的结果很令人吃惊:贝当古家族在2年之中赚了104亿欧元(680亿法郎)。换句话说,他们每天盈利1 420万欧元(9 300万法郎),而每小时是59万欧元(390万法郎)……连睡觉的时间都算了进去! 总之,利利亚娜·贝当古是名副其实的“法国最富有的女人”,无可争议的第一名。根据美国《福布斯》(forbes)杂志2002年的排名,她是世界第四大富婆!前两名是美国人阿丽丝、爱伦·威尔 顿—沃尔玛(wal-mart)的遗产继承人,世界销售第一;第三名是德国人乔安娜·康特,其家族拥有宝马公司(bmw)。 在法国其他亿万富翁里,只有贝尔纳·阿尔诺和弗朗索瓦·皮诺跻身于排行榜五十强。 还有最后一组数字,在股票市场的起伏波动之外,贝当古家族的股票每年都给他们带来可观的股息。2001年,家族仅欧莱雅股票分红一项就有8 100多万欧元(约5.34亿法郎),不仅如此,还要加上家族成员出席其所在公司管理会议的车马费,而这个数目是不公开的。 “欧莱雅,我值得拥有!”家族的广告是这么说的。这可不是一句空话!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3章 日常生活习惯 1979年8月9日,安德烈在西班牙的弗尔芒多写道:“亲爱的皮埃尔……利利亚娜身体很好。我们俩先在南斯拉夫的杜布罗夫尼克住了四天……那真是个无可比拟的城市,绝对坚不可摧。然后,利利亚娜和我一起出了两次海,之后她返回阿古艾斯特。我在亚安·多里欧和西里尔·德·马尔曼的陪同下一起乘豪华游轮远航,他们两个是快乐而可爱的游伴。西里尔中途在西西里下了船,亚安一直跟我到了弗尔芒多。你知道,我们从南斯拉夫起航,经过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从西西里的北面穿过,再过利帕里群岛,经撒丁岛的南部,最后到达巴利阿里群岛。真是了不起的航程,天空晴朗无云,我恨不得再在海上多留些日子。我喜欢航海。” 他们是百万富翁,也刻意寻求隐秘的生活,但他们并不因此与世隔绝。贝当古夫妇一直知道如何充分利用他们的条件和他们分布各处的别墅,不是躲进小楼,而是经常出游,喜欢待客和旅行。无论今天还是昨天都是如此,就像上述安德烈写给他哥哥的信中所描述的一样。 作为滨海塞纳省的参议员和前部长,安德烈显然喜欢拥有自由支配的时间,使得他能有空体验他最热衷的帆船运动。这似乎也是整个家族的嗜好,而且哪一代都有!1402年7月,让·德·贝当古,格兰城的庄园主和大航海家,为本尼狄克十三世教皇进行了一次远征,由此发现了大西洋海域的弗尔图内群岛(现加那利群岛)。说近一点儿的,欧仁·舒莱尔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便拥有一艘名为edelaro)上雅妮·萨梅和斯蒂芬·贝尔纳几则尖刻流言的滋生地。比如莫妮克·波佐蒂博尔哥,泰丽、让·德·甘兹布格夫妇,纳杰德·奥哲,多里斯·布里内,丽丝·杜蓬,妮珂、塞尔日·温伯格夫妇。出席这类应酬的也有些贝当古夫妇很忠实的朋友,如爱马仕(herm弒)总裁让-路易·杜迈,前伊朗皇后法拉赫,当然还有蓬皮杜夫人和希拉克夫人。在这种场合中,贝当古夫妇从来不分开。有位朋友评论说:“安德烈非常殷勤,似乎永远在守护着她。” 同样,先生和夫人也总应邀出席重要宴会。作家阿兰·霍格里耶回忆道:“有一天晚上我们在让-克洛德·特里谢总裁家用晚餐,餐后我们到豪华的维里耶公馆的客厅里去喝咖啡和餐后酒。贝当古夫人非常有礼貌地叫住我,对我说她十分欣赏我的作品。” 出席这类宴会,利利亚娜·贝当古是要化妆的,而平日里她更愿衣着随便。圣罗兰,香奈儿,纪梵希,兰文……巴黎最高级的时装店里有她的上半身尺寸,她就穿这些店的高级时装,有专人秘书负责选各种服装样式。正如于贝尔·德·纪梵希所说:“那时我还拥有自己的时装店,她时常来看服装款式,然后再来选购。我为她的简洁、她的高贵和她的品位所折服。”然后这位时装专家不无夸张地总结道:“她能使穿在身上的服装充满活力,她是个领先潮流 的人。” 她确实喜欢观看时装表演,比如在安卡罗时装表演会上,人们考虑到她的地位,总安排她坐在前排。她全凭兴趣给予评论,正如她在惠尔曼展览会上所说,倾心于“样式简单,细节高贵而隐秘”的服装。 如此高雅而古典,有时她也不失大胆。20世纪70年代初,在她的社交圈子里,她最先穿上了由伊夫·圣·洛朗及其女顾问贝蒂·卡特鲁于1968年所设计的女式长裤套装。她的一位友人,原蓬皮杜中心主任爱莱娜·阿赫维乐说道:“在一次开幕式上,利利亚娜穿了一身特别漂亮的乳白色长裤套装来到现场。我记得很清楚,安德烈满脸不高兴的样子……” 然而,没有像朱莉娅·罗伯茨在《漂亮女人》(pretty an)里扮演的那样,把贝弗利山的罗迪欧大道上的时装店抢购一空,这种做法与利利亚娜·贝当古相差十万八千里。这已经不是夫人这种年龄(确实如此)的人所做的事了,何况她也没有这方面的爱好。她没有“攫取的疯狂”,她同妮珂·维斯尼亚克这样说过。她也不是收藏家:“在极端的情况下,我更喜欢虚而不是实……我可以对一幅画产生由衷的喜爱;可这幅画,我没必要把它摆在家里,挂在别处也照样很好……人们可以给予我的最好礼物就是他读过的书。如果他加了注,那就再好不过了!”以后,客人们可知道该送什么礼物来满足女主人了…… 这便是法国最富有女人的心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4章 各项慈善事业 贝当古-舒莱尔基金会设在旺多姆广场,办公室坐落在巴黎环城高速公路边上的克里希。可法国电信公司的话务员根本查不到这家基金会一丁点儿踪迹!巴黎和上塞纳省都找不着。这个基金会在很多方面拥有它的缔造者们的风范:隐而不露。 这个家族像其他很多有钱人一样,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当然是有原因的。要知道,一般有钱人怕的是招惹麻烦,他们知道该怎么对付。“慈善不惹事,惹祸不善慈”,安德烈·米利耶经常这么说,他是另一个时代的富人,同贝当古家族一样不事声张。 这一谨慎的做法对基金会最终还是起到了保护的作用,免掉了“无休止的、烦琐的和乱七八糟的应酬”,这是基金会秘书长让-保罗·德拉特的说法。前面说过,《快报》登过我们对贝当古家族的报道后,杂志社曾收到过无数的协会来电来信祈求他们给予资金协助,比方说瓦朗谢讷的帮助家庭协会及布列斯特的社区活动中心…… 但是,如此多的神秘只说明一个简单有趣的道理:贝当古-舒莱尔基金会根本不用做任何广告!它不必像其他类似的机构一样到处筹钱,其资金完全来自家族的捐赠,而一切活动也全部由基金会来支付。在法国所有的私立基金会中它所得到的捐款是最多的,也肯定是最慷慨的一个,另外两个基金会是西诺·戴尔·杜卡基金和森热尔-波里涅克基金。根据我们的消息来源,通过基金会,贝当古夫妇平均算起来每年要捐献400万~500万欧元(3 000多万法郎)。 以后,基金会这个“自家协会”也许对外会开放一些,联络与发展部新上任负责人让-皮埃尔·瓦莱里奥拉说:“现在是要让人们了解我们活动的时候了。理事会认为应该创立基金会标志、印画册以及开发因特网站。”瓦莱里奥拉为欧莱雅工作已逾40年。 永远不会晚!基金会是1987年12月22日创建,主要用于公益事业。像lvmh集团董事长贝尔纳·阿尔诺的做法一样,贝当古夫妇首先是通过欧莱雅进行操作。比如于1975年开张的库里亚艺术品(artcurial)画廊,它是一类较新式的古典艺术商店,位于马蒂尼翁大街的原新古典主义私人酒店里,共有3 000平方米(巴黎现代艺术馆面积的1/3),完全用于展览绘画作品,内有一个重修的图书馆和小工艺品商店。此后,夫妇俩很快便有了主意,希望成立一个自己的基金会,开始安德烈想创建一所带政治色彩、崇尚自由的学院;而利利亚娜,作为法兰西院士和教授吕克·蒙塔尼埃的朋友,早已把精力投入到预防艾滋病方面去了。 最后,他们的基金会没有像诺贝尔奖一样固定在某种学科,只是关注三个大方向:社会、文化以及最重要的卫生与医药研究,其指导方向就是凭制定计划时的一股子冲劲儿。 基金会由利利亚娜任主席,下设一个12位成员的委员会主持工作。按他们一名会员的说法,委员会“像是一个友人俱乐部”,从来没有争执,也没人记录。在法国银行任职的米歇尔·阿尔贝尔对笔者说:“主席事先已准备好了一切,但决定是集体作出的,很专业化。”各项活动的展开主要是基于专家特别是基于一个常设科学委员会的鉴定,也有12名成员,由皮埃尔·科沃尔及阿兰·蓬皮杜两位教授领导。 基金会一半以上的资金用于医药研究和预防最严重的流行病,特别是艾滋病。因此,2002年1月1日,利利亚娜·贝当古在卫生部新年嘉奖会上被授予荣誉骑士勋位……基金会还颁发科学奖,给实验室和青年科技人员一定的奖励与资助(奖赏仪式是在贝当古夫妇讷伊的家中举行的,每人喝一杯酒)。 还有一些活动主要倾向于社会和人道主义方面。基金会在里昂曾支持过有效教育促进协会,该协会致力于消灭文盲及翻修陈旧住房以帮助无家可归的穷人。去年,基金会帮助了监狱神甫雅伍恩的好希望协会,资助他的船坞,在那里帮助年轻犯人走向新的生活。基金会还经常协助急救计划,比如最近几年在科索沃、加沙、委内瑞拉进行的救援活动等。再例如1999年12月法国全境的大风暴摧毁了无数棵树木以后,基金会在凡尔赛城堡公园组织了一次植树活动。 最后,基金会对文化给予最优先的地位。2001年11月21日,在法兰西研究院的名义之下,基金会给皇家小教堂的唱诗班合唱团颁发了3.8万欧元(25万法郎)的奖金,这是个1977年创立的法国巴罗克组织,由比利时指挥菲利浦·赫尔维格所带领。这已是该奖连续12年颁奖! 为了激励青年人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还有奖项颁给手工艺人。“自家协会”于1999年为艺人们的精湛技艺创立了一个新的奖项:利利亚娜-贝当古奖,奖金也十分可观②。2001年所有的玻璃手工艺人(彩绘玻璃艺人、玻璃吹制工、玻璃水晶、玻璃雕刻匠等)获此殊荣,这是颁奖的第二年。2000年是木工艺人获奖,有一对住在第戎郊区的细木镶嵌艺人,若弗鲁瓦、阿芒德·德·巴泽莱尔夫妇成为第一届的获奖者。2001年3月,贝当古夫妇还亲自去了勃艮第参观他们的手工作坊,地区议会主席和前部长让-皮埃尔·苏瓦松也陪同前往。 利利亚娜-贝当古奖的评委也由好友组成。比如画家和雕刻艺术家皮埃尔-伊夫·特雷穆瓦,爱马仕总裁让-路易·杜迈,还有弦乐器制作大师埃蒂安·瓦特洛。还有其他协会也参与遴选优胜者,比如由爱德华·德·鲁瓦埃为首的遗产基金会,他是原液化空气公司(l誂ir liquide)的总裁,也是欧莱雅的董事,安德烈·贝当古在此基金会任副主席。艺术就这样在自己人中间流传。 贝当古-舒莱尔基金会还参与维修历史遗迹或有象征意义建筑的工程。诺曼底安德烈的领地受到特殊的优待,比如圣旺德里耶修道院的食堂被修复一新,里面住着本笃会的修士;还有瓦拉丝的西丝特修道院的食堂。这座12世纪的修道院里的会谈室便以利利亚娜·贝当古命名,每次的修缮工作都会引起他们所属的上流社会的小小骚动。 2001年,基金会一共在40多项活动中提供了帮助,资金大约从几千到70万欧元(2万~450万法郎),有时还会迭起。比方给予导演兼制片人雅克·佩兰的支票使他有充足的资金完成那部出色的电影:《迁徙一族》(le peuple migrateur),并于2001年圣诞节前两周上映。 贝当古家族并不就此满足。在基金会奖项之外,他们对很多慈善组织都慷慨解囊。首先是朋友组织的活动,例如,克劳德·蓬皮杜夫人的基金会,原共和国总统遗孀是他们忠实朋友中最忠实的朋友,还有贝尔娜黛特·希拉克领导的法国巴黎医院的医院基金会等。 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夫人从1990年起成为新巴黎国际舞蹈节的总负责人(贝特朗·德拉诺埃刚被选为巴黎市长便重新确定了她这一头衔),利利亚娜·贝当古是这个舞蹈节理事会里活跃分子之一,也是它的主要资助者。 贝当古家族还以自己的名义给凝聚生命之血协会提供可观的资助,此协会以预防白血病为宗旨,主席为罗伯特-德布雷医院的艾蒂安·威尔迈教授。家族还时不时心血来潮,比如为了帮助黑尔尼手册(les cahiers de l誋erne)编辑一期有关索尔仁尼琴的号外提供 资助……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同样非常隐匿,却完全是另一种手笔,永远眷恋自己小村庄的安德烈要为家乡的“基督徒”们做点儿小事。现任镇长克洛德·埃朗伯格说:“每遇圣莫里斯9月的节日,他总不忘寄张支票。”是给镇上的投资还是某一家急需这笔钱?前部长从不过问,任其处理。 20世纪80年代时,家乡的老一辈还托他的福去巴黎兜过风,他们去参观了卢森堡宫,贝当古夫妇义不容辞地设宴款待同乡。安德烈在任部长时,村里所有的镇议会委员都被邀请乘大轿车到首都游览。这给这些市政官员们一个了解上流社会的机会:院士、艺术爱好者,当然主要还是政治人物,比如参议院院长阿兰·波埃、前总理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和皮埃尔·梅斯梅尔、前部长弗朗索瓦·莱奥塔尔和米谢勒·巴尔扎克,还有蓬皮杜夫人、巴尔夫人和希拉克夫人,以及诺曼底大区议员,如让·勒卡尼埃、米歇尔·多尔纳诺和安托尼·鲁夫纳克。这些人当然都是安德烈·贝当古的朋友! 差点儿忘了圣莫里斯的教堂,还有在它北门正中上方漂亮的石头钟楼,1987年在基金会的赞助下获得修复。安德烈的父母维克托·贝当古和让娜-玛丽·德·沙朗达尔,姐姐玛丽-泰蕾兹·贝当古都在这座教堂旁边的小墓地里安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5章 金钱,丑陋的字眼 1975年,让·普鲁沃(商业界的一位老资格)在各银行的压力下不得不卖掉《费加罗报》的股份,他从糖业大贾费迪南·贝甘手中买下之后,就一直是这份报纸惟一的主人。几年前乔治·蓬皮杜便请求过贝当古夫妇接手这份报纸,现在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再次要求他们接管。 在这个“国家与资本同床共枕的黄金时代”,金融势力与政治可以公开相互勾结。人们还记得马塞尔·达索的名言“我的小马驹爱吃干草”,所以国家总统的要求不算过分。而且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安德烈·贝当古是多数党派成员之一,他绝对是保守派,职业生涯也是在右派阵营里的,至于说到钱嘛…… 安德烈·贝当古对此并不热心。最起码我们可以在雷蒙·阿龙所说的话中相信这一点,他是《费加罗报》的老板之一,当时他接待了安德烈·贝当古的来访。这位哲学家说: “三名可能的买主先后来找过我,有安德烈·贝当古、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和罗贝尔·埃尔桑。第一位是由在野执政党人推荐而来的,我的印象是他既害怕又厌恶这份工作,没人能强迫他……我们谈得很融洽,我当时就能肯定,他不会投入资金也不会耗费精力,因为对他来说这家企业充满风险。” 贝当古夫妇从来都没有冒过险,而且绝对不是“公民凯恩”,尽管安德烈也是以记者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他们不屑于布伊格、拉加尔戴尔或达索的策略。惟一一次参与这样一种媒体的冒险行动,是为了支持他们自己—当然也属于他们阵营的一项计划和建议。他们的动机也是十分家庭化的。 那是1977年9月19日,一份新的晚报《我报道》(j読nforme)出笼了,整整24页的严肃文章,是小报的版式,其实是正式出版一份法国式的《华盛顿邮报》(ton post)。事实上,当时正是1978年立法选举的前夜,出这份报的目的是打破《世界报》(le monde)的垄断。因为在商业界,人们普遍认为后者太尖锐,也算是给多数党派提供的一件新式武器。 换句话说,《我报道》要与整个左派联盟作斗争。当时形形色色的企业纷纷出现在它的摇篮边,其中有米其林公司(michelin)、巴黎银行,好几家石油公司和欧莱雅。这些公司的代表集合起来创立了inforem出版公司,是一家合资企业,其资本股额为4.7万欧元(30万法郎)。 贝当古夫妇并未直接参与这件事,只是以欧莱雅的名义与之合作,但有他们家族里的人坐镇。1977年5月27日,安德烈·贝当古的表兄米歇尔·德·沙朗达尔伯爵向公证人提交了inforem公司的章程;由另外一位朋友,不算是亲戚吧,前部长约瑟夫·丰塔内出任《我报道》的负责人。在乔治·蓬皮杜的任期内,贝当古与丰塔内曾一起在雅克·沙邦-戴尔马和皮埃尔·梅斯梅尔的政府手下工作。而且在此之前他们就认识了,二战前他们作为寄宿生曾住在沃吉哈尔街104号的主母会修士处。 可惜《我报道》出版后三个月便没了音讯,约瑟夫·丰塔内针对有人对资金短缺表示忧虑时辟谣说:“我们有钱,我们会成功的……” 在这种事情上,安德烈·贝当古表现得更有韧性,他在诺曼底做了很多有效的工作。他于1946年就在伊沃托开始控制了高书洼公司(cauchoise)的报刊与广告部门,也就是发行《高书洼邮报》(courrier cauchois)的出版社,是法国地区级第二大周报,第一大周报为《自由拉芒什报》(la manche libre)。安德烈还是这份周报的经理和专栏编辑,后来他写得越来越少,仅在过年时写些新年贺辞。但事情也并非完全如此,因为那时的气氛是政治人物到处捞取选票…… 当家族感到威胁时,比如弗里德曼事件,他们也会针锋相对。1995年,瑞士国会议员兼律师夏乐·蓬塞写了一本《雀巢、贝当古及纳粹》(nestl? bettencourt et les nazis)的小书,这本书实际上基本取材于三篇檄文,分别于当年2月13~15日在瑞士《每日新闻》(nouveau quotidien)上连载。为此贝当古家族说要提起诉讼,最后不了了之。至于日内瓦那位日报的编辑,即雅克·皮莱,有好心人提醒他说这类文章对该报能否获得广告来源极为不利……“我绝对没有敲诈的意图,”皮莱极克制地说,“可以说只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发泄而已。” 还是不要侵犯他们的领地为妙。2000年6月29日,英国的milleniumsabure公司试图把“利利亚娜·贝当古”印在他们的游艇帆面上,结果被传讯并紧急审理,楠泰尔市高级法院判决结果,禁止再使用这一“国际公认”(法官用语)的姓名进行任何商业活动。 不过,与他们众多的网络和盟友及欧莱雅自身的实力相比,贝当古夫妇显然没有滥用其特权。一位很熟悉他们的商人评价说:“以他们的富有程度,完全可以再收购更多企业的股份。然而他们从来不想在欧莱雅或雀巢以外拥有任何企业的份额。”此“策略”还有一个好处:可以避免终有一日牵扯到某桩商业丑闻或者令人瞩目的破产纠纷之中。 即便是去争购一种名贵葡萄酒(这已成为富人的时髦),这对夫妇也十分谨慎地使用他们的权力。1998年,圣艾米龙里最名贵的一种红葡萄酒产业被拍卖,即白马堡本地上等干红葡萄酒,属于富尔科-洛萨克家族所有。这桩买卖十分诱人。庄园占地41公顷,其中35.5公顷可种植葡萄。贝当古夫妇前往提出申请。面对他们的竞争对手贝尔纳·阿尔诺和阿尔贝·弗雷尔两个搭档,也是圣特罗佩的同伴,贝当古夫妇开价1.07亿欧元(7亿法郎),他们几次想慢慢谈判降低价格,并未奏效。 其实双方都知道结局:肯定是弗雷尔和阿尔诺取得最终胜利。为了拿下它,他们不得不动用了1.3亿欧元(8.6亿法郎)。这是吉伦特省葡萄酒有史以来的第二大宗转手生意!然而一旦谈生意变成一种较量,贝当古夫妇便急流勇退了,这一直是他们的行事风格。 您比我更清楚,不管我们付出多少努力, 金钱永远是所有判决的答案; 而这温柔的贵重之物……将把事物推向征战。 金钱是个“好仆人”,但它的权力是有限的。利利亚娜·贝当古评论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是金钱买不来的。友情、对生活的鉴赏、健康,它们才是最有价值的。所有不能用金钱买到的都是最贵重的。”根据法国最富有夫妇的看法,金钱带来的是更多的责任。他们两人成长的地区多数是劳动人民,在生活中,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 他们完全可以决定把财产全部卖掉,移居到纳税不严格的国家去享清福,因为他们在法国每年要交大笔所得税。但他们选择了回报养育了他们的土地,照顾好自己的一份家产。皮埃尔·贝当古写道:“圣莫里斯岱特兰是一座真正的纪念馆……一座由我兄弟精心维护的陵墓。” 对于金钱,从未缺金少银的他们表现出一种毫不在乎的样子。他们对这个“温柔的贵重之物”总保持一定的距离、一定的方式,给予一定的捐献,也就是有他们自己的使用方法。总之,这是只有世代相传的富人家族才具备的精神。在这里谈论金钱的问题显得实在太庸俗了,连提到它都是不恰当的。 那么最富有的人呢?“对他们来说,只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他们实在令人遗憾。”一位朋友说。“金钱,丑陋的字眼。”利利亚娜·贝当古有一次对人们说。她还说过这样美丽的句子:“人类用了数千年才站稳脚跟,可是假如人类的精神本身不那么高尚,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6章 只有父亲的女儿 1922年,朗德吕刚被推上断头台;亚力山大·米勒兰总统启程去北非进行为期40天的访问;罗歇·马丁·杜加尔连续出版了他的系列小说《蒂波一家》(thibault)的前两部;法国第一座红绿灯安置在巴黎的利沃里和塞瓦斯托波尔交叉路口;马塞尔·普鲁斯特去世,终年51岁;雪铁龙(citro憂)推出了新一代5马力小轿车…… 同年10月21日,星期六,利利亚娜·亨丽埃特·夏洛特·舒莱尔出生在巴黎第7区,星相为天秤座。“幸福儿童降生在灾难的完美平衡里……”古罗马诗人马尼吕斯曾说过这样的话。婴儿的父亲欧仁·舒莱尔学的是化学,职业为企业家。他的生活节奏极快。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欧仁·舒莱尔刚结婚。本来他因身体缘故可以免服兵役,他却自愿入伍。开始军队并不接收他,继而改变主意留他做化学专家,最后把他分配到勒芒31炮兵团。舒莱尔先在预备役军官培训队受训,然后去了枫丹白露的炮兵学校。 在战场上,他们所执行的任务总是异常危险,这位军官学校的学生获得了十字军功章,在战壕里就被德古特将军授予“荣誉骑士”称号。总司令提到他时,说他是“一名优秀的联络官,表现杰出,机智勇敢”。他在默兹省的凡尔登、埃纳省及神圣之路上连续五次受到嘉奖,最后于1919年以炮兵中尉身份退役。 在欧仁·舒莱尔上前线的日子里,他的妻子在他岳母和一位老助手的扶持之下,一起努力经营着他的生意。战前她已经是他的得力助手,由于连年战事,她一直照管他们的公寓兼实验室,加上不停地搬迁……没人能代替她这个角色。露易丝·玛德莱娜·贝尔特·董修厄(昵称“贝茜”)的生活与众不同。她是个天生的音乐家,当时她在市政府教授乐理。她弹钢琴,会唱歌,她被描述为:“一旦她声音嘶哑,整部歌剧因此而暗淡无光。” 利利亚娜没来得及了解她母亲这方面的才能。那是在里昂的短暂逗留期间,这位夫人在几个小时之内便被肝囊肿夺去了生命,当时利利亚娜不到5岁。“我夜里被人唤醒,看见父亲跪在母亲的床边……她去世以后,家里就再没有过音乐。” 欧仁·舒莱尔和他的小女儿相依为命,但他不是那种娇惯孩子的父亲。他已经40岁出头,是能够跟上时代步伐的男人。那时的男人没有习惯显示温柔的一面,他们把感情放在心里。 他最先想到的是女儿的教育,却也是在他的事业之外的业余时间。1928年,他收购了梦皂(monsavon),从此以后,他于1907年创立的欧莱雅公司便开始了欣欣向荣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的公司在法国已有300多家代理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心里只有自己和他的公司。作为面包商的儿子,他的生活习惯是早起,即每天早上4点起床。 利利亚娜身边幸亏有母亲的一位叫玛丽的朋友,给予她慈母般的关怀。由于这位太太是从阿尔卑斯滨海岸区的瓦洛里斯来的,那是普罗旺斯的一个高山小镇。利利亚娜1950年结婚时,便选择了这个地方举行婚礼…… 那时,欧仁给女儿制定的是一套严格的生活规律,努力认真,一丝不苟……她将这些习惯一直保留至今天。她从不迟到,而且时间安排是精确到分钟的。父亲很严厉,有时甚至很苛刻,连给她介绍某本书的时候也是在谈工作。学年中她在修道院寄宿,在那儿生活了10年。度暑假之前,他便把她留在欧莱雅做3个星期的实习生。她是从贴标签开始接触欧莱雅的,然后去位于皇家大街的总部工作,那时她才15岁。因为是老板的女儿,大家都在关注着她。 几年之后,利利亚娜的英语家庭教师慢慢改变了身份,后来变成了她的继母。父亲同这位美貌的女人再婚时,是1932年5月26日,婚礼在巴黎举行。继母叫安妮·格拉斯·布若斯,出生在伦敦郡的富尔汉斯,时年35岁,比丈夫小16岁,喜欢卖弄她的英国腔。人们很快给她起了个绰号:妮塔。 重新组合的家庭生活得很豪华,那时欧仁·舒莱尔已是富人,他乘坐由司机阿希尔开的劳斯莱斯高级轿车,在阿古艾斯特兴建了华丽别墅,在巴黎第16区叙榭大道有漂亮的公寓,离布洛涅森林只几步远。那里是巴黎的高级住宅区。 插个小故事,1941年,叙榭大道和莫努里元帅大街上的房屋都被德国人占领了,他不得不搬迁。尽管欧莱雅老板同其他著名人物有一系列的关系网,也由布洛涅森林房产公司(sibb)总裁(也是该公司所有房产的主人)向巴黎的维希政权代表弗尔南·德·布里农提出过申请赦免搬迁,但并未奏效。 这位负责人在一封信中质疑:“既然这些外国人被准许住在法国人的公寓里,那么这项措施便不应涉及原住法国人……况且他们都是众所周知的头面人物。”在这一重要人物的名单上(历史学家安妮·拉克鲁瓦-里兹女士补充道,“在法德事务中的许多交际资料上均有记载”),舒莱尔的名字旁边有香槟酒公司奥尔里-勒德雷尔夫人、cinzano总裁罗贝尔·费伊、液化空气公司让·德洛姆、化妆品制造商盖尔兰以及银行家勒内·德·里沃……有这么几位就足够了。 舒莱尔并未搬得太远,他在第16区的保尔-杜麦尔大街上安顿了下来,介于哑巴门与托卡得罗公园之间,家人则主要安置在法兰宫城(当时为塞纳-瓦兹省),有碧鸯卡别墅的晒台与高大的树木作为荫蔽。那里悠闲舒适,还有“穿白大褂”的仆人。 工业家在那儿具备所有作为显要人物的标志。有位体育老师常到家里来,每年舒莱尔都像其他头面人物一样应邀去给市镇学校的学生发奖。“这都是在市政府广场露天举行的,还有鼓乐队。”一位老居民回忆道。舒莱尔还做了些慈善事,比如资助法兰宫城小镇上一名流动奶制品商的儿子上学…… 利利亚娜与其他小孩子不太来往。她还是小姑娘时,就有机会经常出入父亲的一位朋友马塞尔·布勒斯坦-布朗谢建起的电影院,他是布里西广告公司(publicis)的老板。小姑娘从来不会因事缺席。等到长成腼腆的少女时,她看起来有些矜持,不太容易与人交流。她爱弹钢琴,读过很多书。除此之外,只不过是偶尔同寄宿学校的同学一起外出;稍大一点儿以后,去听听音乐会,她的社交生活可以说是相当规矩的。那时的女孩子们总是听话的,而且欧仁一直在监督她。 幸好有假期,当然是在阿古艾斯特度过,但布列塔尼海角可不是什么普通地方。 自20世纪初起,阿古艾斯特便汇集了一大批有声望的巴黎科学家与知识分子。第一次大战以后,有些记者把它誉为“索邦海滩”、“科学城堡”甚至“大脑之湾”。这里到处是专家,别的地方很少集中如此多的法兰西学院成员和诺贝尔奖获得者。 伊芙·居里是玛丽·居里的小女儿(居里夫人在那儿有自己的房子),她曾开玩笑说:“您想谈物理吗?这里有雅克·佩汉、玛丽·居里、安德烈·德比耶纳、维克托·奥热(欧仁·舒莱尔曾在他索邦的实验室里做过助手)。您说数学?微积分?请您去问埃米尔·博雷尔……生物学?天体物理?路易·拉比克和夏尔·莫汉可以给您解答……” 正是生理学家路易·拉皮克和历史学家夏尔·塞尼奥博斯最先开始着手兴建的这个时髦小天地。 夏尔·塞尼奥博斯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有大、中学历史教师资格,是一位阿尔代什省共和党议员的儿子。他本人便是阿古艾斯特这个学者的、世俗的和德雷福斯派团体的灵魂。当地的海员和农民称他为“塞纽② 先生”;而他的朋友则称他为“船长”。他的房子名叫“小檀神”,后来被人重新命名为“俱乐部”,因为所有的聚会都在此举行。人们每天从这儿出发,乘帆缆索具一应俱全的僩lantine号船出海兜一圈,这艘古船可以张开它漂亮的白帆。晚上,人们回到俱乐部下国际象棋、猜谜、唱歌。 欧仁·舒莱尔曾是船长所邀请的客人之一,后来他于1926年兴建了自己的别墅。这是一座用花岗岩建起的大房子,面向洛内海湾。从前,这地方是“一个传说中的苹果园”,有位常来的老朋友回 忆说。 这位工业家在这片土地上吹了一口仙气,引得另一个挚爱这方圣土的人垂涎三尺,那就是加拿大雕刻艺术家塞梭·奥瓦尔。而且,这座房子看起来,根据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的说法,的确“因为廊柱的缘故太招摇”。后来别墅在20世纪30年代被改造后,花园四周全部围了起来,这在当时的阿古艾斯特是绝无仅有的。 欧仁来的时候都不超过半个月,他也喜欢去依云度假。他的假期已经不再是“休息的需要”,这是欧莱雅后来的总裁及当时欧仁的得力助手弗朗索瓦·达勒说的,他强调说:“(欧仁)把信件全部转了过来(以便及时处理)。” 在他惬意地划船时,利利亚娜就游泳,散步,骑车……“她穿着露背游泳装从镇中心经过,就是给欧莱雅的太阳琥珀(ambre solaire)防晒霜做的最好的广告。”那位当地居民说这话的时候好像事情就发生在昨天。她也同父亲一起乘edelweiss号出海,这是私家海船。他们从布雷阿到迪纳尔海滩,有时也一直航行到英国沿海的怀特岛。如果和朋友一起的话,他们会去游览特里厄河入海口,或是到莫玳岛上访问一下,再就是去一趟绿岛。当然在洛内附近还有许多可做的事,普卢巴兹拉耐克公立小学暑期前的露天集资游艺活动,船长组织的聚会…… 年轻姑娘跟妮塔在一起—edelweiss船上的配件便以她的昵称命名,两个人在沙滩上长时间地散步,身后跟着两条红褐色长毛猎犬…… 布列塔尼的甜蜜,无忧无虑的日子。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7章 “6000小时连轴转先生” 有人喜欢讲他如何慷慨,如何仁慈,如何有用不完的精力,并向这位领头人和广告天才致敬……另一些人则批判他的家长式作风、简单教条主义,或者还不算独裁的专横做法。在他去世近45年以后,欧仁·舒莱尔,欧莱雅的创始人给人留下的仍然是褒贬不一的形象,或至少是矛盾的。他既有远大的目光,又很近视落后,既杰出又糊涂,既循规蹈矩又敢冒风险,既朴实谦逊又好为人师…… 他兼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改革家于一身,总之,他可不是让人随便一笔就能画出来的,除非是漫画。 1941年,他完成了《经济革命》(la r巚olution de l諑conomie)一书,作为最得意的一本书,他在里面描绘了一个老板应有的形象。不用说,就是他自己的形象:“一个真正的老板,首先而且特别要有个性……是一个平和的竞争者,这个人永远闲不下来,永远对他的现状不满意,永远为明天着想……他被内心无可抗拒的动力推动着,这动力好似一个内心深处的魔鬼……对他来说,最理想的莫过于:行动……一个真正的老板要有战士的灵魂,只有在战场上他才完全感觉得心应手。” “舒莱尔先生”(他的职员这样称呼他)总是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监视、打量你。最先吸引你的是他那副面孔:光滑的前额,结实的下巴,刻在脸上坚毅的皱纹,还有他生命最后几年长出的盈盈白发,脸上偶尔绽放出的微笑会占据整个脸庞,并突出了那双蓝眼睛的光芒。 其次是身材:矮胖、敏捷、结实,身子总是站得笔直,几乎总是身着深蓝色衣服。只是站在办公桌前他会弯下腰,把手放在耳后听人说话,好像耳背的样子,这弄得他的合作者从来也搞不清楚他到底能听到什么程度,甚至是不是真的重听。 1954年,在他生命的黄昏时刻,梅里·布隆贝热这样描写他:“他看起来像个给乖孩子演戏的老牌魔术师,满头卷曲的头发,眼底露出天真。走起路来蹒跚不稳,颇有查理·卓别林的风范。”这是一个喜欢使用现成句子与格言的卓别林,也不怕别人说他陈腐守旧,而且“他说话的速度像打机关枪……着急起来还跺脚搓手的”。 欧仁·舒莱尔生于1881年3月20日,就出生在他父母开的面包店的后院,巴黎第6区寻南街124号。查理·舒莱尔和阿梅莉·德尼佐是从阿尔萨斯大区逃出来跑到首都定居的,那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前夜,他们不愿沦陷成为附庸而最终选择加入法国籍。这些选择离开阿尔萨斯附庸国的人被称为“欧普唐”(optants)。爱国的查理·舒莱尔甚至还参加了贝尔福的国民别动队,都是些志愿队伍,在当费尔-罗施罗上校的领导下,他们在为期103天的日子里,在阿尔萨斯地区抵抗了外来侵略,保卫由沃邦将军建起的城市。 查理和阿梅莉两人都出生于1848年,他们的出身都十分贫困。他是修鞋匠的儿子,她是手工业人之女,其父以铁匠为职业。查理结婚之前在上莱茵省的伊乐福斯当厨师。根据当地教会的记录,至少自1664年起舒莱尔家族便在此定居。阿梅莉在勃艮第省的塞尔吉的一家面包店里做女仆,她是在那里出生的。 这对夫妇五年之内生了五个孩子,都是男孩。欧仁是在巴黎的圣弗朗索瓦-艾扎维教堂里受洗礼的,也是惟一存活下来的孩子。“家里生活得很艰难,我正是在这种拼命干活的环境下长大的,面前的榜样便是我自己的父母在做苦力。”每天上学之前,小欧仁“要挑杏仁,给点心模子上黄油,头上顶着柳条筐送货”,这位工业家后来回忆道:“我当时又是学徒又是小学生,后来是工人兼大学生。” 这孩子未来的命运似乎就这么定下来了。然而世事多变,1891年的“巴拿马运河丑闻”将他父母的积蓄吞得无影无踪。几年以后,他们不得不跑到巴黎郊区的勒瓦洛瓦-佩雷区安置下来,并盘购了一家小店继续做点心生意。由于他们的面包店给讷伊的圣克洛瓦中学送货,舒莱尔太太也希望儿子读点儿书,欧仁也就名正言顺地进入了这所精英学校。他的很多同学日后都成了知名人物。如此欧仁便与未来的哲学家勒内·勒塞内成了好朋友,后者为《性格学专论》(trait?de caract巖ologie)一书的作者。 “笑神”是同学们给他起的绰号,因为欧仁又有趣又爱开玩笑。他也很有才华,不管什么科目,成绩总是班里的前三名。他在圣克洛瓦中学一直读到初四,然后进入孔多塞高中继续上学,对他父母来说这要作出“很大的牺牲”。他在这里结识了员雅克·萨杜尔,后来成为他一生最忠实的朋友。 通过中学会考以后,欧仁希望就读于巴黎高科或中央工艺学校,但是家中的经济状况无法让他继续深造。加上他们刚刚又经历了一次大的财政打击,舒莱尔夫妇不得不卖掉他们的小店回老家阿尔萨斯大区。欧仁得找工作,他做起了流动商贩,在露天市场上卖些零布头。 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他又回到了巴黎求学,最后得以进入化学专科学校就读,1904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他回忆道:“有些教师很喜欢我,帮了我很多忙。” 毕业后他在索邦大学得到职位,做维克托·奥热教授的助手。后来,因为他对工业较感兴趣,便于来年转入了法国中央制药公司(pharmacie centrale de france),其实该公司名不副实,这不是一个药房,而是座工厂。该厂实验室主任是比谢先生,奥热教授是他的顾问。三年之后,年轻人便开始领导化学小组,同时成为《玫瑰月刊》(revue rose)的编务,这份刊物的内容与名称毫不相干,其实是一份大型科学杂志。这时欧仁已经成熟得足以着手自己的事业了。 1996年11月18日,利利亚娜·贝当古在化学专科学校百年校庆的讲话中谈到她父亲的创业史,这所学校后来成为巴黎国立高等化学学校。她说:“有一天,有位理发师请奥热教授给他推荐一名能帮他在头发方面做些探索工作的研究员……没人愿意,只有我父亲举起了手。理发店在巴黎的另一边,我父亲每周两个晚上得步行赶到那边。过了几个月,他向奥热教授宣布他将安顿下来在‘自己家’做实验搞研究。就这样在自己家的厨房里,他发明了第一批染发剂……” 这就是第一代合成头发染料,那是1907年,他为它命名为“奥莱雅”。两年后,他创立了法国无害染发公司,对原商标进行校准并改名为“欧莱雅”,欧莱雅就这样诞生了。 他的公司坐落在巴黎阿尔及尔街一个小院的尽头,其实就是舒莱尔住所的两间房子。这套两居室成了办公室兼实验室和展览室!他晚上研制产品,白天就一家家地跑理发店。他胆小得要命,是个蹩脚的推销员,每个月底都捉襟见肘。“我一个人生活,自己做饭,在我实验室里的一张行军床上睡觉。现在想起来,我真不知道当初是怎么活过来的。” 幸运的是,他终于研制出一项高质量的产品,这给他带来了“一点儿小利润”。这一转折又引出了新的喜讯,像是一出精彩的成功故事的开头。他以冷峻而生硬的调子在一份笔录中这样总结道:“1909年,我的经济状况有了改进,我同贝茜·董修厄小姐结了婚。可我们只在1922年才有了孩子。”人们将感谢他的“只在1922年”。 同一阶段,通过一位表兄,他结识了一位会计,从埃佩尔奈来的安德烈·斯佩里,后者就职于cusenier公司,一个生产烈性酒的厂家。这位理财专家拥有一小笔积蓄,舒莱尔这位精力十足的老板所提出的计划说服了他,使安德烈·斯佩里成为拥有舒莱尔20%资本的合伙人(直至他1936年去世一直如此)。舒莱尔从此搬到一处大一点的公寓安身,在卢浮宫街,有四间屋子,雇了一名指导人员,是原俄国宫廷理发师;还雇了一名推销代理人,此人极尽巧舌之功能,舒莱尔不用再与那些理发师打交道了!从此欧莱雅的事业蒸蒸日上…… 此时,在那些只知道他是30年代及德军占领时期为极右阵营里的一名激进分子的人看来,舒莱尔当时所从事的工作着实会令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 20世纪初,青年舒莱尔比较接近社会党。20岁之前,这个“人民子弟”还在巴黎小教堂区与雅克·萨杜尔、马塞尔·卡谢等其他几位左翼人士一起创建了一所简陋的民间大学。舒莱尔好几年的业余时间全部都贡献给了这项事业的发展。1910年左右,这位化学家还曾尝试做过共济会成员,不久于1913年放弃。他从来不是一个很虔诚或很努力的会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在战时获得了很高的荣誉(这点我们还记得),但他并未忘记他的同志。1924年,雅克·萨杜尔于1917年去俄国执行完公务后回到了法国。这位律师是德·阿尔贝·托马律师事务所的成员,后者在炮兵与军用设施机构任副国务秘书。由于雅克·萨杜尔同情布尔什维克,当时便在俄国成为一名红军视察员。一回到法国,他马上便被定罪为投敌叛变,在法官审判中被判处流放苏联。 舒莱尔身着荣誉骑士的军服去法庭为他作证,除了他还有马塞尔·卡谢和德·亨利·巴比斯。等到战争结束,萨杜尔(仍然是党员)回报了他的拔刀相助之恩。1946年,在舒莱尔受到被清洗的威胁时他便挺身而出。 当时,这位初出茅庐的企业家的事业正方兴未艾。为了把欧莱雅的牌子及其产品大众化,他已经同“头发商人”及一名理发师(他后来以“高利”买下了他们手中的股份)一起创办了一份杂志,名为《巴黎发型》(la coiffure de parris)。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个多事之秋,女性主义正在抬头,而舒莱尔的短发模式则使得这些女士们将她们漂亮的脖颈展现了出来…… 1929年,路易丝·布鲁克采用了这一“男孩子”发型,清爽而明快,是圣女贞德的风格。作为电影《露露》(loulou)与《丐帮头目》(roi des mendiants)的女主角,她走的是那位年轻姑娘的道路,即1914年以来巴黎康蓬街一家时装店的女主人:可可·夏奈尔。当时这位小姐的短发如同她的模特所穿的超短裙一样遭受非议,因为当时流行的还是在查尔斯顿舞的节奏下穿衬衫式连衣裙,脑门前梳刘海儿的形象。 这是个事件呢还是一场革命?是一场革命!妇女们匆匆忙忙跑进理发店,使得法国几年之内就新开了4万家理发店,这对欧莱雅来说可是个推销新型染发剂的大好时机。 欧莱雅染发剂品名为imedia,它在当时染发配方的新发明中崭露头角。但是这类染发剂会引发过敏反应。舒莱尔先走了一步,作为营销人,他建议顾客事先在皮肤上做试验,甚至还设想出了一种保护措施,这受到妇女们的交口称誉。 imedia染发剂在法国及国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畅销意大利、奥地利、美国、巴西等国。我们的企业家离开了卢浮宫街搬到让雅克卢梭街,并在克拉威尔街建成了一座工厂,是在巴黎东北部高地肖蒙墩附近,他把公司所在地安置在一个与它名字相称的地方:皇家大街,离马德莱娜教堂只有几步路。 应该说他的发明层出不穷。1934年,他推出了多谱(dop),第一种大众洗发液。舒莱尔的历史与法国人对卫生要求的慢慢提高紧密联系在一起。“告诉法国人,说他们很脏,很难闻,外观也不好看。”老板对他手下的营业人员建议这样说服客人。 1935年,由于舒莱尔在阿古艾斯特乘edelatine公司。 再回来讲诺贝尔公司。在合并的过程中,舒莱尔失去了新成立集团的财产控制权,却成了它的总裁。虽然他完全可以胜任,可惜只是昙花一现。由于与其他管理人员不和,最后他不得不辞职。离开之前并非没有协商,结果是与诺贝尔交换的股票使他买下了集团下属的另一个公司,那是一家美国企业在法国的分公司,主要生产油漆,品牌为瓦伦丁(valentine)。 新的公司,新的挑战。舒莱尔重建了位于热纳维利埃的工厂并使之现代化。最主要的汽车牌子,例如雪铁龙、雷诺(renault)、潘哈德(panhard)都接受了他的喷漆。那时是于连·迪维维耶所拍摄的电影《西班牙男人》(l誋omme ?l誋ispano)的时代,这是一部无声电影,男主角破产了,却为了勾引一个女人假充富豪…… 然而普通用户们可是扳着自己的手指头过日子。我们的企业家又有了别的雄心壮志:他想征服大客户们。他推出了“四小时瓦伦丁”,是一种速干(说话这会儿已经快干了)的油漆。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只是给会计增添了不少麻烦。另外,当时美国的合作者在1929年危机的冲击下想与他解除合同,舒莱尔没有足够的资金把他们的份额全部买下。其他一些投资者,比如法国grandchamp集团便扶持舒莱尔一直作为企业的领头人。 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企业家应该对自己满意了,因为他的利益都保存下来了。但是他确实还有其他更急迫的事情在等待压榨他的精力,攫取他的资本。 首先是俄罗斯托拉斯!那边的需求大得无边,舒莱尔曾有机会在苏联成功地卖过梳子。现在苏联人又建议他在那边土地上创建一家塑料材料公司。1926~1928年,我们的工业家便去实地做了几次考察,他发现了很大的市场,并说服了他的几位犹豫不决的合作者去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工作。他还给他的新兴公司起了名字:prophopla,即法文“摄影及塑料产品”的前几个字母之组合。 图纸上显示了一个在莫斯科河边上的宏伟建筑,位于莫斯科郊区。而现场一看,则是在瓦尔达十分简陋的厂房,原工厂已搬迁到距莫斯科100公里以外的雅罗斯拉夫尔去了。而这剩下的厂房则与世隔绝。进展并不顺利,除了市场之外还有工会在生产上插上一手。等这家企业终于走入正轨时,又遇上了苏联当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后又被斯大林废除。最后,这个托拉斯于1932年被苏维埃联盟买下。 有了这一段经历,舒莱尔对及工会的好感全变了! 而当时在法国作为欧莱雅与瓦伦丁的总裁,舒莱尔不断地变换花样。1928年,他决定抓住另一笔生意,这一次,他把它一直保留到去世。但这桩生意也差点儿让他破了产,它就是梦皂。 这家浴皂企业在一战后由一位马赛人开创,一位油业经纪人,名叫维斯奈。他看到他的客户们一直在发财,这位批发商也萌生了念头:“为什么我就不行?”他在克里希① 建了厂房,但很快便遇到来自盎格鲁-撒克逊的竞争,即cadum、palmolive和levert。在他大宗的生意失败面前,维斯奈说服了一名腰包里鼓鼓的医生亨利·德·罗特席尔德及他的儿子菲利普同他一起合作。但由于他在其他方面做的很多投机生意不佳,这位雄心勃勃的企业家最后以自杀了结。 他死了以后,亨利·德·罗特席尔德觉得事情很难办,他确实并不缺钱,他的父亲吉姆-爱德华在北部铁路线的经营给他留下了一大笔财富。可那也不行啊!梦皂正在一步步走向深渊,而且他也不是个做生意的人,他的最大爱好是戏剧。他以德·安德烈·帕斯卡尔为笔名写了好几个剧本,例如,《为了幸福》(pour 恡re heureux),《栏杆》(la rampe)及《糖饼风车》(le moulin de la galette)等,他还兴建了由他亲自主持的比卡尔剧院。 通过一位犹太朋友埃特兰先生的介绍,欧仁·舒莱尔愿意再做一次尝试,但有一个条件:即无偿收购梦皂。也就是买下它的全部库存,仅此而已。双方拍板成交。我们的企业家对未来还是有点儿心存戒心,他对这桩生意的规模并没有太大的把握。 他用了10年时间来改进梦皂的产品,重新抛出品牌,最后才使这家公司获利。在经历了这许多冒险之后,他的两幢别墅法兰宫城及阿古艾斯特均处于抵押状态,而且还把自己变成了肥皂生产工人!为了达到目的,1942年,负责这一业务的弗朗索瓦·达勒就组成一个研制小组,集中精力搞出了一种新的肥皂生产流水线,即从一端注入大量的原材料,从另一端生产出一块块香皂。 在这些年的实践当中,我们的化学家一直注重研究,他提交了很多专利,他的各项产品一定要在各自的领域中成为拳头产品,以便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要。但他也明白,必须得赶在其他人之前让大众了解他的产品,使之增值。 欧仁·舒莱尔是大众传播及现代广告的先驱之一。歌曲,电台,电影,报刊,海报……他用尽了所有可用的手段。广告是什么?他说:“是一种手段,广告使得文明必须去抵制消费者的惰性。” 不管怎么说,他要看着大众,不能让他们睡大觉!在皇家大街上,他的合作者们经常见他下午往马德莱娜电影院跑。舒莱尔总是迫切等待电影放映的休息时间,以便“审查”他新制作的电影广告并观察观众们的反应…… 我们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09年,这位先驱者已经开辟了《巴黎发型》杂志。1923年,《欧莱雅公报》(l誒r巃l bulletin)也创刊了,这“是一份技术型小报,封面为紫黑色,寄往11 600个理发师,都是欧莱雅的客户,并以7种语言出版”。这本杂志提供使用欧莱雅产品的建议,并提出说服客户试用的充足理由。这是个巨大的成功,1924年伊始,它已发行了4万册,并以一系列小册子相辅助,既面向顾客也面向销售者。其中的《第一根白发》(le premier cheveu blanc)—一份4页的材料,“悄悄地寄到顾客手上”。 20世纪30年代初,舒莱尔又创立了一份新的杂志:《您的美容》(votre beaut帲婧笥?959年吞并了另一份周刊《您的幸福》(votre bonheur)。在一次去英国的旅行之后,他发现英国人发行豪华版的杂志专门论述美容。真是远见卓识。在德国人占领之前,他出版了一种100多页的月刊,发行6万册,全法国一半的理发师能收到这份杂志。等到全国解放,弗朗索瓦·密特朗,也是安德烈·贝当古及弗朗索瓦·达勒的朋友,曾为它做过一段时间的主编①。 欧莱雅是法国最先拥有广告代理的企业之一。充满激情的舒莱尔还开设了自己的广告公司,即广告联营企业,他自己任美编。1949年,正是在这家企业,广告设计师雷蒙·萨维尼亚克为公司做的一项广告使之声名鹊起,那是他创作的一幅漫画:一头小奶牛。他解释说:“我在41岁时吃梦皂奶牛的奶而获得了新生。” 我们的企业家很早便召集了一些最著名的插图画家。为了推出染发剂产品,拉乌尔·维翁于1910年设计出了有名的“彗星”图案;1924年,克洛德在他著名的两颗头的招贴画中标出“再也没有灰头发了”;1931年,查理·卢波为新的imedia染发水设计了“永远拉不直”的广告画,后来他还成为梦皂和瓦伦丁的设计者之一。巴黎所有地铁站的墙上和公共汽车的两边都贴满了这些广告招贴画。 但是开创者舒莱尔的才智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地方是在电台里。在两次大战期间,电台里的广告还只是一句句地念出来的,即一个广告接着一个广告。我们的老板把句子都编成了歌谣。瓦伦丁的口号是由一位模仿秀演员莫里斯·谢瓦利埃唱出的: 小罐销售一身轻, 瓦伦丁,瓦伦丁, 各色品种样样精, 瓦伦丁,瓦伦丁。 时代造就了英雄,家族的产品赞助了各电台的节目。梦皂因此援助了《电台公众评选》(crochet rediophonique)节目,由圣格拉尼埃主持,也是电台城里取得很大成功的节目。马塞尔·布勒斯坦-布朗谢是电台城的主人,也是广告大师之一,布里西公司的老板。在《马德龙》(la madelon)的曲调中,整个法兰西都在哼唱着: 香皂淋浴洗个澡, 又清香来又出泡, 品牌不说你知道: 梦皂梦皂和梦皂。 在电台城频道,仍然回响着广告的开头音乐:“哒-嘀-哒-哒”,是由喇叭吹出来的四个音节,紧跟着是一个清楚的声音“太阳 琥珀”。 战后,老式广告又被重新拾起并扩大了播出范围①。在卢森堡电台中,有《周游》(radio-circus)和《孤注一掷》(quitte ou double)两个节目用了“多谱,多谱,多谱,走遍千家万户”的旋律。《孤注一掷》的节目主持人是一位年轻的歌唱家,当初被路易·梅兰选中(后来成为“欧洲一台”的老板),这位年轻的歌唱家就是著名的扎比·马克斯,他有着金属般的音质,曾在全法国巡回演出过。从1948~1957年间,400万法国人曾络绎不绝地涌进《周游》节目的演出篷! 欧莱雅的信息部里真有一支巡回演出队,在他们巡演的过程中,这支队伍几乎与卖艺者没什么两样。 舒莱尔曾于1953年获得了一项奥斯卡广告奖,他又在全国范围内给梦皂和多谱制作了另一套节目及游戏,比如有“清洁儿童日”。他为太阳琥珀特意组织了一支少女先遣队,乘坐美国高级轿车出现在法国各地的海滩上。 腼腆的人有时反而勇气十足。1937年开始,许多高挑漂亮的女子露着大腿在杂志上为防晒油做广告。1948年,第一位性感美女苏姬把人们的情绪调动了起来。芭铎还没出名前10年,这位女士就已身着比基尼露着肚脐展示她古铜色的皮肤了。从没有人敢如此大胆!连电影里的广告明星都不敢,她们只敢穿短裤或拉到腰部的三点式泳衣。 苏姬被从头到脚照了下来在销售点儿做广告。这则广告招贴画经常被盗,商人们只好紧紧看管着店铺。只有布列塔尼的商人彻底拒绝这个魔鬼式身材的女人,他们觉得性感美女也太爱出风头了!在意大利和瑞士,人们还给这位美女穿上了一套泳衣…… “工作对我来说不是件苦差事,这是我的力量所在,也是我的乐趣。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事更让我感兴趣,更让我动心。”1954年12月欧仁·舒莱尔面对巴黎高等商校坐得满满一个大厅的学生这样说。莫非如此,事情也太不可想像了!那一天我们这位73岁的企业家对台下的青年人又详细讲道:“我总是说,我就是个‘6 000小时人’。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6 000小时人’?就是一个能够每天工作16个小时、每年工作365天的人,没有星期六,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 在工厂里,在办公室,大家都得围着这家伙团团转。 1954年,由梅里·布隆贝热整理出来一位舒莱尔前秘书的回忆录,稍长了点儿,但是十分说明问题: 20年前,我每天早晨8点来到他在法朗宫城的家。他早上5点就伏案工作了。在我面前已准备好了一沓儿笔记和书信,信边上匆匆写了几句要回的话;旁边有另一沓儿纸上只寥寥数笔:那是他记下要口述的要点;还有第三摞纸,是还没来得及作注的文件,但他已思考过了,在他给我口述的过程中脑中已有了成熟的回答。他一直让我记录到中午,然后他就去瓦伦丁了。他的劳斯莱斯轿车就是一个流动办公室,他在里面连一分钟都不浪费。在瓦伦丁的工厂里,他同负责人一直谈到3点钟,中间他吃了一个柚子,喝了一杯茶,没有耽误一点儿谈话的时间,这就是他的午餐。他离开瓦伦丁时手上拿着一个塞满记录的公事包。然后他去梦皂,5点钟走的时候拿了另外一个装满了记录纸的公文包。再到《您的美容》杂志社停留一会儿,拿起第三个公文包。6点他到了欧莱雅,一直待到晚上9点。回家的时候他已有了四个塞得满满的公事包,再工作到午夜,睡5个小时,第二天准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 “我对自己说,他这么干下去顶多也就撑一两年,最后肯定受不了倒下来。结果到现在20年了,他还这么干!” 这位老板也把他的合伙人弄得精疲力竭,他炸弹般地扔给他们好多服务指令,有时真让人受不了。弗朗索瓦·达勒开玩笑说:“我至少保存了100公斤。”舒莱尔通常在给他们的日常指示中间,夹杂着一些家长式的命令及喋喋不休的教导。不折不扣的领导作风。 关于行动:“我没有因走错路而感到渐愧,但我应该尽早改变方向以达到目标”“顾客,就是商人的上帝”…… 关于权威:“指挥,就是让手下的人听话,但是自己也要适应他们”…… 关于信任:“请信任我。您会发现信任是可以传染别人的”…… 关于时间观念:“如果一个人在我的办公室里待上半个小时跟我聊天,我就会想:这人不太会理解别人”…… 欧仁·舒莱尔可没时间消磨。就像那些“多合一”产品,他同时会表现出好几副面孔,因为这位极有活力的企业家也自称为经济学家,而社会和政治生活他也感兴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8章 新的温馨生活方式 “6000小时连轴转先生”不仅仅是一位企业家和工业家。这位商人用他的一生的时间传播经济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是合理工资;二战以后是能量税。 欧莱雅创始人还顺便裹上了另一件外套,有点儿太肥大了,即活跃的改革家。他对自己的经济主张根本不满足于仅仅进行阐述,他还要切实体现出来。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是对“世界重新思考”并“与过去决裂”。 欧仁·舒莱尔是一位战斗型老板,他从来都是一旦投入进去便一战到底。他这种拼命想要说服别人的性格使得他同极右翼反动组织有了接触:他加入蒙面党徒之前做过革命社会运动组织(msr)成员,并牵连到其领导人当中。有时发表一些难以置信的言论(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他所有著作中的观点),并在当时最黑暗的年代里在听众面前、在报纸上宣扬他的主张。 二战结束后,欧仁·舒莱尔受到清查,最后虽被免于起诉,但法官们认为他应作出解释,因为他有“亲德(国)倾向的言论与性格”,并说他“因此很有可能在精神上成为他们的同谋……”在预审中,塞纳省检察院的马塞尔·加涅法官说道:“在正常情况下,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确实可以自由地写作。但在德军占领时期,他所写的那些东西有可能使法国人受到法西斯的影响,以致成为他们的宣传工具。” 欧仁·舒莱尔是位好耍笔杆子的作家,他的作品主要发表于1938~1955年间,至少有6本书和10多本小册子。他于1936年12月以自己的观点创建了一份杂志《企业家行动》(l誂ction patronale),在工业系统印发了10万册。开始是周刊,后变为半月刊,一直发行到1938年11月。他不愿使之等同于一般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杂志:“杂志的封面如橱门式设计,收录耸人听闻的题目,运用通俗简单的语言,而它论战的腔调又极像大街上平民报纸的口吻。” 欧仁还在其他印刷品和期刊上写过很多文章,比如《做工的法国》(la france au travail)、《车间》(l誂telier)、《40种阅读》(lectures 40)、《民族革命》(r巚olution nationale)及《联盟会》(rassemblement)等。 作为一个普通的演说家,他羡慕某些政治家雄辩的口才。他曾在各种讨论会、演讲和所谓的“座谈会”,还包括电台上发表讲话。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仅在1934~1937年间就演说过上百次。后来德军占领期间,他又在全国医疗保险互助会给驻外使节、在普雷耶里大厅给工艺美术学校的学生、在法国民用工程师公司演讲过。战争结束后,1946年2月18日他还到索邦大学演讲。由于担心自己的表现,二战开始时他还专门辟出了一个能容纳50多人的小客厅,作为在朋友面前演习之用! 他的书中所论述与演讲的内容都是为了使他自己所津津乐道的东西得到公众的认可,即合理工资。 什么是合理工资?欧仁·舒莱尔大致解释说:传统上,工资就是给工薪阶级因他们为雇主工作所获得的报酬。这里并没有把技术的进步所引发的深层次变革考虑进去。舒莱尔因此建议把这个以“时间”计算的工资用以“产品”计算的工资来代替。根据他的公式,时间“不应再以挂钟来计算报酬……而是要用磅秤”。如此,工资或者至少一部分工资便变得不固定,因它根据生产的变化而成比例。 舒莱尔相信这种报酬方式一旦实施,就能够补救以往一切漏洞。他肯定地说:“大众的生活将因此变得有意义,阶级之间的斗争将大幅度地减少。一切生产过剩都将不再可能,工资本身作为衡量生活水准的基础则将成倍增长。不再有危机,不再有金融崩溃。人们与其为打仗而拿起武器,不如为了和平而武装自己……” 欧莱雅和梦皂的老板并不是凭空乱说的,他于1942年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各创立了一个研究室,尤其是他在自己的工厂里便运用了他的理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一做法在法国、瑞士和比利时为 二三千家公司所接受。 他还撰写过好几篇了学术论文,许多重要人物曾对此感兴趣。比如文森·奥里欧,在他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之前的1945年,他在撰写的《昨天与明天》(hier et demain)一书中曾提到过这一点,还有弗朗索瓦·佩鲁教授。 在1947年出版的《工资与产量》(salaire et rendement)一书中,舒莱尔总结道:“比较一下它在工人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参与利润所得的好处,还有工人股东制……合理工资法确实有着无可辩驳的优 势……”甚至夏尔·戴高乐也对工业家的理论感兴趣,安德烈·贝当古在他岳父去世时收到了将军的第一封亲笔信。然而他的理论体系存在着重大的缺陷,正如后来由其他经济学家所明确指出的一样。最主要的不合理便是,为了使这一理论行之有效,必须一直维持销售价格不变。 另外一篇由欧仁·舒莱尔写的有关能量税的论文,主要论述需将现有的一切杂税及所得税由一项单一税所取代。这个想法又成了研究与争论的靶子,甚至还出现在招聘的考试内容里!米歇尔·阿尔贝,贝当古-舒莱尔基金会的行政人员讲了这么一件事:“我(1956年)从国立行政学校毕业后,在口试时抽到了舒莱尔的税收问题,我得了18分(20分满分)。这是我最好的成绩,由此得以进入法国财政稽查总局。” 安德烈·贝当古和一个议会里的朋友,法律专家阿尔弗雷德·科斯特-弗洛雷甚至于1959年11月3日在国民议会中专门设置了一个机构来研究这种税收问题,不知讨论了多少次……最后无功而终。1962年的立法选举上,贝当古作为竞选者及他的助手乔治·谢德吕仍在指责国家“税收的无效性”,并鼓吹建立一套“与能量额成比例的自动化的资源税”……今天,售油者摇身一变成了税收人员(石油国内征税),可其余的税收结构仍然健在…… 总之,欧仁·舒莱尔的理论变成了一纸空文,同样,这也不是由作者去四处奔波便能实现的事。假如欧仁只满足于把他的论文并仅限于论文本身夸耀一番,假如他不是在德军占领时期随便在报纸上阐述他的理论,那么此事本身没有任何值得重提的意义。 首先,他理所应当地从他作为成员的组织刊物开始,比如《民族革命》,这是革命社会运动组织的一份周刊;也在由斯塔非尔宣传机构(propaganda staffel)所操控的报刊中发表过文章,比如《做工的法国》,这个组织与德国政府的宣传机构有直接联系。 《做工的法国》这份日报带有教训人的意味,以它创刊者的初衷,应该成为把纳粹党打入法国劳工阶层的一项工具。它的发行量为20多万份,主编(乔治·奥尔特拉马,别名“上帝赐夏乐”)是一个瑞士人,对第三帝国崇拜得五体投地。 舒莱尔也在《车间·法国工作周刊》上写过文章,他曾“辅助性”地提供过资金,并给德·奥托·阿贝兹的行政部门大笔资助,后者为法国驻第三帝国的大使。这位十分活跃的工业家还有机会参与由阿方斯·德·沙托布里昂主编的《小集子》(la gerbe),后者获得过1911年的龚古尔(goncourt)奖,也是collaboration集团精明的总裁。 欧莱雅创始人似乎同后者曾有某种默契。舒莱尔于1942年10月8日便写给这位《卢尔丁先生》(monsieur de lourdines)的作者:“依我看,我不能相信法国人民已经变了,法国人永远是龙瑟沃的罗兰,是布汶的法国人,是亨利四世的臣民,是拿破仑的战士……对他们来说,每个人的权利即他们自以为是的‘自由’,同无论什么人都‘平等’,而且所有其他人都应对他们产生‘博爱’。” 舒莱尔写过一些书,特别是《经济革命》这本书,373页的大部头书,不太容易读懂,这也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一本书。1941年第一次出版(带插图红色封面的另一版于1943年出版)时,他已经60 岁了。 《经济革命》是“一本集令人惊讶的旧家长式作风与现代精神为一身的学说”。不管怎么说,欧莱雅老板在《一周资料》(la documentation hebdomadaire)上对这本书给予了颂扬的评论,这是由阿布泰伦宣传机构(propaganda-abteilung)发行的刊物,而且是“同法国记者合作”! 读了这本书你会觉得欧仁·舒莱尔是个天真的乌托邦分子,这就是一个与时代同步的男人,一个时而冒进时而陈旧又专横的老板,同时还是一名苛刻的评论家。他抨击共和国及民主制,从不掩饰其对德国模式的狂热。 他是个梦想家吗?“这样一种宽裕而轻松的生活,一种老爷式的生活对我来说,好像明天就会到来。这并不针对少数几个人,是所有法国人。我设想10年后……大多数在企业工作的人将不再住 在城里。工厂、仓库、工地都将集中在一个大商业和管理中心,但是每个人都生活在真正的农村……”这与18世纪夏尔·傅立叶主张的法郎吉(phalanst弐es)空想主义也相差不远了! 欧仁·舒莱尔甚至还设想出了一个事先造好的理想房屋模型:“尖形穹隆”,用“金属骨架”和“三层墙壁”,考虑了长、高、家具等。“预言家”一切都想好了,“每个人都同别人以花园、树林或田地隔开……这是一种新的温馨生活!” 他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男人吗?不管怎么说,他认为,“女人的生活应该是她的丈夫,她的家庭,她的孩子”,“只要男人找不到工作,女人就该把工作让给他……”;而他表现得不那么大男子主义时,又是极端的法国沙文主义,“世界上没有一处地方能像法国这样生产出如此高质量的产品。法国的蔬菜,法国的水果,法国的牲畜及鸡圈里养殖的家禽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舒莱尔与维希政府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至少当他称自己的愿望为“一个立时的谅解和平及经济合作”时,在用词上同后者相差不多。他还说:“我们曾经经历过失败的痛苦,覆灭的羞耻也许是神赐的,是应得的和必要的。” 那么作为老板呢?欧仁·舒莱尔有时表现出一种致力于现代化的狂热之情。他坚信系列和标准生产的方式可以带来效益。他比别人更早提出建立分配的退休制度,事实上这的确在二战后便普及实施了。还有他证明在失业的情况下设立失业救济的必要性,并希望对统计工具进行真正的改革。 还是这同一个企业家,他提出税收的沉重,国家职员的不称职以及银行家的无能—“对银行的金融控制削弱了很多法国工业”,这似乎更符合他的身份。 他对工会的描述有些像速笔漫画:“它要求得多,却什么也不付出;它带来得少,那也是一种对抗,一股仇恨。”“工会所建构的只是一个动荡的因素……然而如果有一天它侥幸借助某次特殊的机会成功,它会像1936年一样夺得权力,然后给人们带来灾难。此时它会……造成一次波及全社会企业的反抗及巨大的怠工浪潮。” 最令人反感的要数他的和、的抨击言论:“自由、平等、博爱……这种美妙的计划经济论最终只能引向颠倒无序的世界。”“要把自由平等博爱这一幼稚的概念从人们的内心深处挖出来。”“在民主制度下,国家领导人就是大众的累赘,他必然把国家引向消亡……第三共和国注定要失败……国会的议员选举只能把国家治理得越来越平庸。” 一个对单一统治顶礼膜拜的舒莱尔,一个对“同志式的共和国”横加指责的舒莱尔。最后他总结道:“如果没有强大而持久的国家,不把国家从普选情绪的上下波动中解脱出来,那么说什么都是无 用的……” 他难道希望像德国一样吗?“我知道我们不像纳粹于1933年上台那样幸运,他们当时有的是时间,他们有两三年的时间来组织策划。而我们没有德国当年的背景,我们没有国家社会主义的信仰,我们也没有希特勒推动世界的旺盛精力。” 人们常说要特别当心,不要有时空错觉。自从这些书发表以来,60年过去了,要理解它们,必须把自己放到当时的年代背景中去。“假如我们不考虑到面对1934~1944年所发生的重大的、意外的、难以应付的事件对我们产生的精神冲击,假如我们不认识到错误、失误,而一味地试图框定一切,那么我们就不能以复杂的、变革的、矛盾的眼光来构想这个时代。”几年前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这样 说过。 那是一个由政治层面的恶化所标志的时代。当时整个右派都充满“一种对民主及其系统的深恶痛绝”(根据作家兼记者吉勒·马蒂内的说法)。即使对停战协定及“可怕而可耻”的条件表现出受到侮辱,像保罗·克洛岱尔这样的作家也曾在他的《日记》(journal)中写道:“我所得到的安慰就是看到这个肮脏的议会系统完结了,它多少年以来一直像个恶性肿瘤一样吞噬着法国;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完结了……小酒馆的肮脏独裁完结了,共济会完结了,还有外国佬、学监及教育家都结束了。至少我们这样希望吧!!”人们恐怕还是更喜欢他写的《织锦鞋》(soulier de satin)…… 正当纳粹德国挑起人们的兴趣时,“特别是在富人中间”,大多数法国人还是接受了贝当讲话中所谓“快慰的共鸣”部分:“祖国挺立在失败中,工作须在混乱的经济中重建,家庭则处于妻离子散的年代。”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力求以他同类人的行为方式来看待欧仁·舒莱尔的写作。 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经受过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的刺激,还处在1934~1938年间的社会动乱的冲击之下”。我们前面讲过,舒莱尔是搞运动的行家,他面对“一个怀旧的、人数众多的资方”显得精力十足,“而这些资产阶级总在梦想着受到保护、享有身家安全,因此在那位老元帅和维希社会主义者的论点那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该是妥协的时候了,甚至也该媾和了。面对法国的失败,所有的显贵正如舒莱尔一样,以不应使“战争持久下去作为借口,变成了忧国忧民之士”…… 很显然,在这种环境之下,欧仁·舒莱尔的言论便有了背景,使人看得更清楚了,但很难因此而挽回他的影响。 而欧仁·舒莱尔自己则选择了投入政治运动中,而且是与德合作中最狂热、最激进的政党。 他在1941年为他的著作总结时说道:“我们需要……有一个目标,即法国的繁荣与富强,所有法国人的幸福,要让他们与崭新的欧洲融合在一起。要改变民族的精神面貌,只需要少数几个人就够了,但这些人必须坚定,既不能心软也不能动摇;还需要几位真正的革命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9章 天使与魔鬼 “他是个永远充满希望的人,病态的乐天派,对政治一窍不通,这方面他从来没有一帆风顺过。”这是几年前利利亚娜·贝当古对她父亲的评价。 20世纪30年代以及德军占领期间,舒莱尔“指挥官”的确曾在浑水里艰难地行进着。作为1914~1918年一战时的功臣,5次受到嘉奖,他却在人民阵线最初成立时便加入了极右势力的行列。“他太容易被蒙面党右派人物的邪念所引诱,”菲利普·布德雷尔这样说,“他接触他们的领导人,给他们提供资金(至少给革命社会运动 组织)。” 生意场上的天才,却是政治方面的怪才。我们后来还看到,他不但保护了犹太人,资助了抵抗运动,甚至还藏匿了被德国人强迫去服劳役的法国人!这使得他的人格特征变得格外地扑朔迷离。 欧仁·舒莱尔迈向政治的第一步就择友不慎。在这位富裕的工业家面前,有一个人说他真诚也好、机会主义也好,细心地倾听了舒莱尔的理论,然后把舒莱尔拖入令人厌恶的冒险之中,这人就是欧仁·德隆克勒。欧仁·舒莱尔曾对一位革命社会运动组织的朋友雷蒙·阿贝里奥(其真名为乔治·苏莱斯,是该组织负责委员会成员)解释说,他本人“由于很多具体和强烈的原因,总之是客观的原因,同德隆克勒很熟,好像喜欢他手上某件特别得手的工具”。 戴瓜皮帽,穿着三件套西服的欧仁·德隆克勒身材有些肥胖,甚至大腹便便,一点儿没有恐怖主义分子的特征。他于1890年生于布雷斯特,毕业于巴黎高科学校。像舒莱尔一样,他也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勇敢地战斗过,也是圣纳泽尔和伯努埃特造船厂能干的工程师,还是法院的特聘专家,并在10多个董事会里占有席位。但他并不是一个全职的显要人物…… 1934年,他加入由夏尔·莫拉斯主持的法国行动组织(action fran峚ise)。他对该组织的老式保皇主义很失望,认为太温和,便于1935年12月同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包括让·菲约尔、阿里斯蒂德·科尔、加布里埃尔·让泰和雅克·科雷兹等)创立了革命民族党。人民阵线上台后,这一本来合法的机构于1936年6月变成了地下组织,名为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其更为世人所知的名字为蒙面党。这是1936年7月29日由《法国行动》(l誂ction fran峚ise)杂志的主编莫里斯·皮诺发明的外号,他总想方设法嘲弄这些人,说他们玩弄神秘,总是过分无聊地使用笔名,想引人注目还使用代码。“剧院里的密谋者”(这是皮诺的原话)其实就是一群闹剧演员! 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的成员们染指了好几起流血事件,为的是“协助”外国权势,特别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如暗杀知识分子卡洛及内洛·罗斯利),还实行恐怖政策(星型广场谋杀事件,暗杀迪米提·纳瓦西纳)。1937年11月,该委员会居然还试图策划了一次军事政变,最后以失败告终。与蒙面党接近的军事负责人拒绝承认他们有政变的企图。 很多作者均详细论述过蒙面党的历史,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一简短的回顾只是为了了解一下这一运动,而其中欧仁·德隆克勒毫无疑问是它的领袖。这位负责人又是欧仁·舒莱尔的好朋友,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后者是它的一位资助者,只是还没有任何能够详细说明这个秘密组织的资金来源的调查。 德军占领法国之后,蒙面党再一次跳了出来,而舒莱尔则正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1940年9月15日,德隆克勒在警察局又申报了一个新的政党:革命社会运动党,以它的缩写方式(msr)又称为“爱助党”(aime et sers)。欧仁·舒莱尔的名字在他们的组织机构里被列为第三位重要人物,排在德隆克勒和让·丰特努瓦(《民族革命》杂志的主编)之后,头衔是该党“主席及一切与技术研究有关的委员会主任”。 革命社会运动党的宣言是很说明问题的,试读如下:“我们要建设一个新的欧洲,我们愿意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合作,也同一切其他欧洲被解放的民族如自由资本主义、犹太人共同体、布尔什维克主义及共济会等一起行动”(第一条);“使法国及法国人民得到彻底新生……”(第五条);“我们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第十一条);“塑造统一的、刚烈的和强大的青年团体……”(第十八条)。“没有革命家就无法进行革命”,这是纲领的结束语。 合理工资的理论,是欧仁·舒莱尔的最爱,被他们用到第八点:“创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以保证产品的合理分配,提高企业产量的同时提高工人的工资。” 在革命社会运动党内部,这位工业家可以说给某类显要的富裕阶层提供了担保。对欧仁·德隆克勒来说,“他是我们未来国家的经济部长,是我们的组织中最重要的人物”。只不过在此之前,他尤其是他们重要的资助者。1941年2月15日,革命社会动动党与民众国家联盟(rnp)合并,后者是一个亲法西斯组织,由马塞尔·德亚领导。 1941年3月到10月,欧仁·舒莱尔在合并之后的“总体经济技术委员会”任主席,而且是他在法兰宫城成立了该党的一个办公处。但是合并后的两个组织并不和睦,最后导致分手,各自回到自己原先的老窝。舒莱尔同德隆克勒有了距离,慢慢地疏远了他。这是大使馆的一份报告记录下来的,1942年3月18日,舒莱尔曾去过德国大使馆。报告中写道:“他(舒莱尔)告诉我他有段时间不跟德隆克勒来往了,他希望继续他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 在这整整一段时间里,欧仁·舒莱尔发表了好几次演说,并与最激进的团体有过接触。 1941年6月15日,在医疗保险互助会大厅里,在民众国家联盟的第一届大会上,他宣称:“然而,不要误解。这三项和平革命可以实行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另外一次革命,一次预备性的革命,起到清理和矫正的作用。而这后一次革命……注定是流血的革命……” 1941年10月31日,企业家在使节剧院里又做了一个题为“经济革命就是革命的经济”的演讲。在出席的德国重要人物中间有一位工业家,施米林斯基博士,他后来这样描述过:“我今年有机会把欧仁·舒莱尔先生……引见给了比朗博士先生(法队司令部领导之一),前者是化学工业家及法德协议优秀勇敢的拥护者,此外,他对经济有着非常革命的想法。他在民众国家联盟里担任经济部主任职位。” 一个月以后,11月23日,革命社会运动党的政治部又在医疗保险互助会大厅集会。法国信息与报刊事务所(afip,斯塔非尔宣传机构的再现)报道了这件事。记者首先把会场的装饰描述了一番:“在一块红蓝相间的布上画了一把白色的剑,上面有革命社会运动的标志:爱助党。荣誉者们穿着制服在讲台下立正站着。”然后他引用了“主持人”舒莱尔的开场白。 舒莱尔提出民众国家联盟和革命社会运动党两党分离的原因:“要达到合并……双方就必须在基本点上达成一致。对于我们来说,基本点就是完全彻底地分家,同一个不太遥远的过去、同第三共和国、同共济会决裂。” 1942年10月12日,人们又见到了舒莱尔,这次是在夏约宫由德国控制的报刊与广告事务所组织的“法国电台日”活动。 一个700人的大宴会聚集了一大批知名人士,现在回顾起来直让人冷透背心:有犹太问题总特派员路易·达基耶尔·德·佩莱波瓦,德国大使奥托·阿贝兹,党卫军鲁道夫·拉恩,巴黎维希政府的代表弗尔南·德·布里农,马塞尔·德亚,前蒙面党人、荣誉团公会服务处老板及未来保安队队长约瑟夫·达尔南,法国民众党创始人雅克·多里奥,还有“同谋者”团体的阿尔方斯·德·夏托布里昂等。 战争结束后,在一次演讲中,欧仁·舒莱尔这样解释道:“很显然,不管对方是谁,我们都不能停止宣传,而且一定要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用我们发现的真相去说服他人……” 现在的问题是,欧仁·舒莱尔有没有利用这些关系去发展他的生意,特别是同德国人?战后法官们的调查并不具说服力。1940年7月至1944年8月的德军占领时期,舒莱尔的公司向德国人销售的总生意额中,欧莱雅占2.37%;梦皂为13.86%;瓦伦丁为39%(那时舒莱尔已经不只是股东了)。 没有经济方面的合作记录,但有些作家仍然会关注这些公司在占领时期的经济增长幅度,因为“当时为了发展,光靠销售是不够的,首先得装备工厂。而要把原材料弄齐,就得需要很多的聪明才智或者……跟维希或德国人搞好关系”。不管怎么说,欧仁·舒莱尔的公司似乎并未因时代的因素而受到影响。 精力充沛的企业家,绝无仅有的工业家,广告之王,想像力丰富的经济学家,这个男人只是对政治一窍不通。 像雅努斯神一样,他在战后完全变了,这副面孔正是众多证人为他辩护所提到的。他的律师所提供的一份文字,就我们所知,是惟一一份可以用来为他这位赫赫有名的顾客辩护的书面材料。这是从一份小册子上找到的,被暗地里再版。舒莱尔写道:“希特勒主义是我们这个机械文明时代新的不可估量之力量,加之一种急切要征服和独裁的愿望……德国人只相信力量……要想与狼抗衡,惟一的办法并不是做羊,而是要比狼还要凶狠。” 最令人迷惑不解的就是那一套在诉讼过程中记述下来的冗长的事实,而它们直到现在仍然无人问津。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舒莱尔”,保护犹太人、收留被德国人强制做苦役的年轻人、甚至还帮助过抵抗运动的成员!人们完全可以说,这个工业家真够机会主义,用两副面孔来给他自己留条后路,他做这些事主要是1942年以后才开始,否则他应从德军占领之始便行动起来。 从1940年8月到1941年3月,舒莱尔和他的两名主要合伙人,乔治·芒若和威廉·埃尔特一起秘密往来于德占区和自由区之间,一共30次,每周一次。他们用的是一份从伊夫林省宕石占领区司令部偷来的通行证,上面盖的是假章。这条专线给很多越狱的士兵和其他人(还有许多信件麻袋)带来了方便。直到欧莱雅总部受过一次盖世太保的搜查才结束了这个秘密通道,那是在1941年3月24日。德国人找到了一些假文件(舒莱尔知道它们的存在),他们逮捕了芒若和埃尔特。埃尔特是购买部主任,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承担了下来,他被秘密关押了57天,又遭受了9个月的牢狱之苦。 原瓦伦丁油漆公司的老板沙兹凯斯先生是犹太人,在众多的证词中间,我们选用他的证词:“1940年6月,他(欧仁·舒莱尔)把我和我太太藏在了他阿古艾斯特的别墅,一共三个星期。同时,他还把我们所有可能被抄走的物件全部藏在他家。全国分成敌占区和自由区以后,他把我送到了南部自由区……1941年,他向我表示,他对德国人所采取的下流(他原信中的用词)手段十分愤怒。舒莱尔先生又把我送到瑞士,而我刚从那边回来……舒莱尔先生也对公司里其他犹太同事做出了同样的慷慨举动……” 沙兹凯斯先生最后以所有犹太同事的名义结束证词:“包括下列犹太同事:利蓬斯基、格鲁泽尔、科冈、卡恩曼遗孀、利普什兹。” 在强迫劳动方面,很多人为舒莱尔做了正面的陈述。欧莱雅企业委员会“知道舒莱尔帮助一大批法国人免受去德国服劳役之苦,开始是同德国强劳办公室做了坚持不懈的谈判,然后是收买了有关德国职员,证明他们不适宜被征用……”这份证词于1946年12月2日由8名法国总工会代表和两名天主教劳工会的代表签名。 免于服劳役者给舒莱尔写的信更加令人感动:“在您的帮助下,我刚刚在医院里躲过了风头。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身心地向您表示我的感激之情。”(1943年3月14日戈尔内)“我永远忘不了1943年2月3日,为了免去德国服苦役……您想办法让我以病人的名义进了圣约瑟夫医院。”(1944年12月21日亨利·沃尔夫)“我想告诉您,所有的欧莱雅年轻职工……都生活在安宁中。他们不无讽刺地说,他们更愿在这里做开垦土地的艰苦工作……而不愿去几天前人们建议让他们去的地方。”(1943年4月4日泰雷萨里厄-贝赞克)“我被指定做替班后……我请求您的帮助,您马上建议把我藏在您的圣价别墅作为农工。”(1944年9月5日安德烈·阿尔特曼) 圣价。村里的肉店老板罗伯特·沃德朗已经80多岁了,精神矍铄,系着领带,在招呼两个顾客时回忆说,他父亲埃米尔总跟他提起“从城堡来的年轻人们说来这儿是为了逃避去德国”。 最后,我们终于要谈到抵抗运动了,欧仁·舒莱尔曾帮助过一支游击队,提供了购买枪支和帮助犯人越狱的资金。游击队队长夏尔·科德隆,也是原“战斗队”负责人和原法国多姆山省的安西兹游击队的成员,他说道:“舒莱尔先生一直与我领导下的抵抗运动组织有来往,从1941年1月一直到全国解放。他家里收留和藏匿了许多爱国者,并不断给我们提供有效而重要的协助……因此他被吸收成为我们协会的成员。” 马塞尔·莫乐是补锅匠,也是奥弗涅大区“战斗队”的成员,他说得更加详细。他提到从1940年开始,由于舒莱尔的经济支援,有200多名“法国集中营的犯人”得以越狱逃到自由区;1941年秘密购买的枪支藏在热纳维利埃,一直藏到1943年,然后被运到奥弗涅大区。还是1943年,舒莱尔分好几次交给他“差不多50万法郎”。 不管怎么说,为了能够有效地帮助他们,舒莱尔当然少不了应酬并利用他的那些关系。他和弗德里克·约里奥-居里(阿古艾斯特的熟人之一)之间的通信往来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好不容易才得到了这些信件。 1942年6月12日,这位科学家向舒莱尔(这不是第一次)推荐一名犹太化学工程师,当时是战俘的罗歇·莱维,以便帮他在舒莱尔的公司里找一份工作。“我敢肯定他能帮你的大忙。”学者说。舒莱尔的回信的日期是1942年7月18日,听起来很有意思。首先舒莱尔因迟回复请求原谅,他“患上急性关节炎后去波旁朗西疗养”,然后说“非常抱歉对此无能为力”,舒莱尔还解释说:“最近,我已经在斯卡皮尼先生处努力了好几次,所有个人的释放均遭到拒绝。” 舒莱尔所提到的乔治·斯卡皮尼其实就是法德委员会主席,贝当元帅于1940年7月要求斯卡皮尼与德国政府谈判以给予战俘尽可能好的待遇。这个“法德委员会”也想把两国的高层拉得近一点儿…… 这故事后来的结局是,欧仁·舒莱尔给约里奥-居里的信中有个附言:“长期治疗舒莱尔太太的医生拉亚尼先生(不是雅利安人)已经去了自由区。我现在正寻找一名很有经验的妇科医生,至少能住在附近,这样交通方便,其医疗方式也须同我太太的性格相符。居里医院院长先生是不是认识什么人?” 在那个时代,事情得做得巧妙一些…… 1947年6月27日,欧仁·舒莱尔获得了彻底的解脱。在此之前,1946年11月6日的预审中,地区职业清查委员会还曾提案对他作出“严厉处罚”的判决,即“禁止他在该公司占据领导位置”,禁止“参与一切理事会工作及商业监督工作”,最后,“禁止担任任何合作性质的管理或行政工作”。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在德国占领时期以其政治立场为敌人提供了方便。” 从第一次判决到第二次的重判,人们不得不利用一切手段、动用好几名大人物的影响才把舒莱尔从灾难中解救出来。 首先是皮埃尔·德·贝努维尔将军的作用。他从一开始到解放一直都是抵抗运动的战士。德·贝努维尔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是个国家级人物。由于他在清查委员会的总书记和省政府之间做了很多努力,最后终于成功。 “舒莱尔的档案材料”随即进行重审。补充了些新的材料和新的证人,他们全部进入了讨论。滨海夏朗德省议员马克斯·布吕塞也出面解释舒莱尔如何逃脱了一次盖世太保的偷袭!人雅克·萨杜尔,当时是圣马克西姆市长,也没忘记这个在1925年就为他提供证词的朋友。他投桃报李:“(舒莱尔)对希特勒分子及维希政府的支持者深恶痛绝。我自己就受到过他的保护。我被拘留期间,舒莱尔曾给我寄过很多包裹……” 在他的档案里,还有两封安德烈·贝当古的信。一封是1944年9月27日的信,提起他回到解放后的巴黎;另一封是1944年1月29日写的,描述他在监狱里的生活。年轻人也为工业家担忧:“我真不希望您也遭受这种待遇,您跟我讲过您的担忧。我离开巴黎之前的几次谈话使我想到您的处境很危险,所以您一定要千万小心……” 6年之后,欧仁·舒莱尔把他独生女儿的终生幸福托付给了这位年轻人。那是1957年8月23日的一个早上,在他76岁高龄时在普卢巴兹拉耐克作出的决定。去世后,他葬在讷伊古公墓的第三区,同他第一任夫人贝茜永远地安息在一起。 去世之前,舒莱尔是“保障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联盟”,即布热德运动(mouvement poujadiste)的同情者。他在这里结识了让-马利·勒庞。现在,这位国民阵线的领导人还记得同舒莱尔在法朗宫城共进过两次晚餐。 欧仁·舒莱尔通过他的老关系救起了许多面临迫害的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0章 “同步欧莱雅” “最后一名‘活跃’的蒙面党人消失了……秘密组织至此走进历史的坟墓。”菲利普·布德雷尔这样形象地描述他对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的调查,这已成为权威性的结论。然而,该组织的幽灵在20世纪90年代又重新冒了出来,把欧莱雅集团及其领导人往后拖了50年,一直拽进战前及德军占领期间的污泥浊水之中。 法国及国际报刊很快便将这一事件命名为“欧莱雅事件”,它把整个克里希总部及其工作人员弄得人心慌慌,使得公司不得不经历了一系列的司法诉讼,这个家族的名声也受到玷污。除此之外,它还在全法国引发了一场到目前为止还很秘密的战争,这就是阿拉伯联盟抵制法国的公司同以色列发展贸易关系的意愿。 最初事情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那是1988年5月,弗朗索瓦·达勒和让·弗里德曼两位朋友决定合伙创立一个电影制作及发行公司,名字是:国际影视全景(paravision international)。它的两名创立者并不是在生意上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他们更希望与重量级公司较量,比如说大阔佬(golden papies)之类。 这两个朋友中的弗朗索瓦·达勒在1957~1984年间任欧莱雅总裁,是法国资方的一个头面人物,也是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亲密朋友;另一位也同样有影响力却不太喜欢抛头露面,是电视和通讯方面的重要人物,也是法国广播“欧洲一台”广告经营的创始人之一。让·弗里德曼还是以色列政界的幕后操纵者:1995年11月,他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为了和平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就是在这次活动中拉宾总理遭到暗杀。 欧莱雅为国际影视全景提供了75%的资金,让·弗里德曼用电影胶片来支付其余的部分。电影种类非常丰富,有《公民凯恩》、《吉他手约翰》(johnny guitare)、《金刚》(king kong),还有其他经典作品。在双方的婚礼进行曲中,他们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要在市场中占据欧洲第一把交椅! 但是蜜月过去以后,两条“巨鳄”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恶化了。弗朗索瓦·达勒及他周围的人开始怀疑那些作为新婚礼物的电影胶片到底值多少钱,因为它们的艺术价值完全取决于他们未来的商业前景,而且它们大多数是黑白片。但让·弗里德曼似乎为获得财产的疯狂所驱使,让欧莱雅去银行承担一系列担保…… 慢慢地,两个阵营之间出现了财务纠纷,于是两者于1990年初分道扬镳,后来在法庭上彻底决裂。 1991年5月6日,《焦点》(le point)杂志搞了一个漂亮的独家新闻。这份周刊透露,40多名法国宪兵于3月28日搜查了家族总部及好几名领导人物的家。这次“侵入民宅”的目的是为了调查一桩阴谋联合拒购组织的事件。 20世纪80年代,欧莱雅在美国的分公司考斯麦尔(cosmair)通过一家影视公司取得了赫莲娜化妆品公司(helena rubinstein)的控制权,这桩生意做得很漂亮。但是欧莱雅,这家著名的公司是阿拉伯联盟的眼中钉,因而便将欧莱雅卖往近东的产品列为危险物品。 在克里希总部的领导层对此非常重视。他们知道在大马士革有一家抵制联合拒购中心办事处,创建于1951年5月19日,其阿拉伯负责人给人的印象是办事严谨认真,从不随便行事。福特(ford)、可口可乐(coca-cola)、索尼(sony)……很多大的国际公司都受到过他们的制裁。 谈判在最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并且双方互派密使。然而到了最后,欧莱雅为了防止惹怒阿拉伯联盟,向其提供了他们要求的欧莱雅领导人的身份材料。欧莱雅因此便触犯了法国于1977年颁布的一项法律,即禁止各公司屈服于大马士革的调查。 根据让·弗里德曼的说法,到了1989年6月,他才意识到影视全景有一份他的“辞呈”,于是他指责其合作者在背后向阿拉伯人献殷勤。弗朗索瓦·达勒当然一直反驳这种说法。对他来说,这一行动是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达成的,而且只是暂时的行为。 弗里德曼非但没有平静下来,反而提高了调门,尤其当他得知这一行动是受人操纵之后变得更为愤怒,这个幕后人就是考斯麦尔的总裁—雅克·科莱兹。弗里德曼说,“从他的过去来看,这个人是一个恐怖的化身。” 科莱兹。在法国,许多人以为他早就去世了!我们前文提到欧仁·舒莱尔先在蒙面党,继而在革命社会运动党里与他擦肩而过。他的“过去”确实不那么简单。 科莱兹于1912年2月11日出生在约讷省的欧塞尔。他原是家具销售商,但他对政治更感兴趣。受欧仁·德隆克勒的影响,他很早便成为“保皇派的一个小角色”。但是他对莫拉斯及法国行动领导人很失望,认为他们太谨小慎微,便同蒙面党的顽固派搅和在一起。他在里面的代号是“蠢材”,取意于他曾工作过的“伐木者”商店。“他是德隆克勒的亲信,也是他最忠实的助手……还参与了好几起流血事件”,最后于1938年被捕,而法国与德国一开战他便得到释放。他在一个坦克部队里参加过英勇的战斗,指挥官就是夏尔·戴高乐。他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为他赢得了1939~1940年战争的十字勋章。 此后,我们在革命社会运动党,接着又在民众国家联盟的领导委员会中看到了他。而且,这个人做事一点儿不含糊,他还在法兰西共同体(communaut?fran峚ise)中从事工作,其纲领在当时与极右派阵营里最反犹的宣传毫无区别。这个“共同体”还成立了有关犹太问题可怖的特派专署机构。不仅如此,1941年9月,科莱兹参加了法兰西自愿荣誉团(lvf),后来又去前线穿上军服与德国人并肩作战,并于10月5日宣誓效忠希特勒。 我们为科莱兹所做的这个小传足可以使让·弗里德曼吃惊得跳起来!后者可是战争一开始便成为抵抗战士的,还被德国人判过死刑,他是在运输过程中跳车侥幸逃脱的。 再回到科莱兹的介绍,二战结束后,他在意大利边境被逮捕并关进监狱。于1948年秋受到审判,就为了他当法国叛徒这一条,他被判10年劳役,另外10年是因为他参与蒙面党,这两条判决混在一起算做一条,但他只服了一半刑(从战后的1945年算起)。1950年,在两国外交缓和的大环境之下,他得以脱离在圣马丹德雷的苦役,在一家出版社找到了工作,最后又在……欧莱雅寻到藏身之处。欧仁·舒莱尔很难弃他原来的同伴于不顾。弗朗索瓦·达勒,舒莱尔的得力助手甚至还帮助科莱兹得到了这份工作。 “我不排斥遭排挤之人,因为他已经赎罪了。”1991年欧莱雅原总裁达勒声称。“他来的时候一文不名,而且已获得了大赦,他的犯罪记录没有任何问题。”1994年达勒又这样说。现在,被问烦了,弗朗索瓦·达勒反驳说:“别再以搅浑水为乐了。欧莱雅是个获得了巨大成功的公司,难道不是吗?” 以弗朗索瓦·达勒在抵抗运动中所获得的奖章来看,我们相信他的好意;尽管达勒不乐意,雅克·科莱兹还是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样子。当时在有关蒙面党的审理过程中,科莱兹的名字没少引起流言蜚语,“(蠢材)当时在报纸头版上的照片可是出尽了风头”。另外,当时他还没有获得大赦,是在1959年才最后获释。雅克·科莱兹进入欧莱雅时的身份是代理商,他当时38岁,升迁得很快,已着手处理大宗事务。后来他在西班牙成为多国手工业发展人之一,然后又去了南美洲,最后到了美国。在那里他被任命为考斯麦尔公司总裁,是欧莱雅独家商业代理人,也是很早的股东,最后于1966年回法国定居,科莱兹绕了一大圈。从此,他成为家族集团中的核心人物。 那么他是如何介入欧莱雅的“联合拒购”事件,以及如何在20世纪80年代末把让·弗里德曼排挤出影视全景的呢?在1991年5月的一次股东大会上,欧莱雅总裁林塞·欧文中被这件事弄得烦躁不堪,他指出:“这件事发生时,科莱兹已经78岁了,并且是考斯麦尔的主席而非首席执行官。他在公司里已经不再参与任何事务性工作了,只是占有一个荣誉地位。”当《世界报》记者洛朗·格雷尔撒麦几天后采访有关科来兹与此事的关系时,这位老“主席”也对传言断然 否认。 同年6月26日,又来了一次:在他起草的一份公报(还是只签了个字?)中,躺在医院病榻上的科莱兹(胰腺癌晚期)明确指出他与影视全景公司的系列活动没有任何关系。他还说:“我将请法国司法机关来鉴定这一令人关注的事件。” 可惜司法机关没来得及。同一天,科莱兹去世。6个月以后,12月19日,达勒和弗里德曼,两个互为仇敌的兄弟一起签署了一份“和解”文件。双方承认曾经有过“误会”,把这件事做了了结,至少免了法律程序。 让·弗里德曼在他兄弟大卫(已去世)的帮助下深入他的调查,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并发现了一个被他称为“同步欧莱雅”的事实。在一次电视节目中,他列举了一系列在欧莱雅集团里工作过的人物,这些人名绝对能引起可怕的回音。 媒体曾提到欧莱雅的“团伙”、“老窝”,甚至“有组织地回收”,显然有些言过其实。“不管我们在欧莱雅内部培养还是制造魔鬼,”弗朗索瓦·达勒说,“就我自己而言,我从来不知道科莱兹曾把原来与德国合作的叛国者引入欧莱雅或其分部。如果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确实有这种事发生(对此我根本不信),那也只是些没有任何重要职位的普通职员。” 可“弗里德曼名单”也并非毫无根据,虽然里面问题不少。蒙面党的杀手让·菲约尔从未在欧莱雅供过职,然而他的儿子安德烈以其母的姓,拉米,却在家族里工作过,先是在法国,后来在西班牙分部波卡撒;同样是前蒙面党人的军火商米歇尔·哈里斯皮的儿子在欧莱雅当过司机;还有一个“继承者”,路易·德隆克勒,是1944年去世的欧仁·德隆克勒的儿子,也曾在波卡撒供职。 同样,革命社会运动党成员雅克·皮盖,保安队士兵,似乎在墨西哥分公司的计算机部门供过职。让·阿兹马,另一个蒙面党成员,也是纳粹虔诚的吹鼓手,他曾在《我无处不在》(je suis partout)及《民众之声》(cri du peuple)担任过记者。他也在波卡撒待过,之后跑到阿根廷躲藏起来。在那儿他不再为家族工作,却任职于yuste广告公司,而欧莱雅是它的主要客户之一。 但是,先不管有多少人“死里逃生”,这其中的偶然事件已经令人十分迷惑了。这次事件演变得这么浩大,归根结底还是与欧莱雅创始人的性格与历史有关。弗里德曼兄弟俩搜罗了一下他的历史及其老关系,终于发现了这家美容大集团的棘手问题,然后转弯抹角地把它的主要股东安德烈·贝当古(我们要在下章讲述)摆在了一个极为不利的处境之下。 不仅如此,他们二人发起的这场运动还出乎意料地在欧仁·舒莱尔20世纪初就读的巴黎国立高等化学学校引起了反响,却十分隐秘。尽管风波短暂,却具象征性,在这里有必要把这段历史讲述一下。 这件事始于1997年,当时有一小帮巴黎国立高等化学学校的老校友被媒体炒作,欧莱雅及其创立者被弄得十分恼火,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协会,希望舒莱尔不再被人作为“榜样”去追踪,也不再作为他们学校里的“典型”。1996年10月,学校内部的刊物《巴黎化学界》(chimie paris)刊登了一篇美化他的传记,又把他吹嘘了一番。这就像人们常说的,一滴水便会引起风浪…… 学校1995年以舒莱尔的姓氏建起了一个阶梯教室并命名了一届学生(1961届),这是给予这位老企业家的荣誉。巴黎化学史研究协会的负责人并不想审判什么,因为他们不想同欧莱雅公司作战,何况这位公司老板曾是这所学校的资助者之一,该公司也是学生们未来的求职方向。他们的目标,也是惟一的目标,就是要撤消欧仁·舒莱尔在学校里的各种名号,这是个原则性问题和意识问题。 在学校里,这件事被弄得沸沸扬扬,还引发了种种论战,造成协会理事意见分歧和一些学生的担忧,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不想扯出陈年旧事。巴黎化学史研究协会找到了好几个大人物的支持,如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乔治·夏尔帕克和让·多塞,原部长于贝尔·居里安和露西·奥布拉克。 他们的行动最后自食其果。人们有时行事好像就是要把事情弄到荒唐之极才肯善罢甘休。以舒莱尔命名的阶梯教室及颁奖仪式完全取消,不仅如此,另外两个阶梯教室的命名和所有的颁奖仪式都被取消了!同时,德·亨利·穆瓦桑(190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和夏尔·弗莱代尔(1896年学校创始人)的名字(本来张贴在其他教室里)也因此受到了牵连!至于由利利亚娜·贝当古以私人名义设立的欧仁-舒莱尔奖的颁奖仪式,从那以后再也没在学校里举办过。 2001年,巴黎化学史研究协会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便提出了解散的请求。 协会名字刚好说明了问题,“没有记住历史的人将被判处亲身重历”。这是弗雷德里克·罗西夫著名的纪录片《从纽伦堡到纽伦堡》(de nuremberg ?nuremberg)中的解说词,这部片子是与让·弗里德曼联合制作的。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1章 世家之子 安德烈·贝当古1919年4月21日出生于滨海塞纳省的圣莫里斯岱特兰,当时的行政名称为下塞纳省。他是维克托·贝当古和让娜-玛丽·德·沙朗达尔夫妇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这是个诺曼底家庭,富有,信奉天主教,属右派阵营,而且是传统主义者。那里的人们精心维护着法国传统悠久的道德价值观念,诚心诚意地赞美着勇敢的人民和富饶的土地。他们是农民的典范。 不用提那位于1066年在英国的黑斯廷斯战场上就义的远祖,也不用说(我们应该记得)那位于15世纪发现了弗尔图内群岛的航海勇士,此外,贝当古家族可以追溯到一个叫伊萨克·德·贝当古的前辈。这位先人曾在马赛拥有一家造船企业(在那个年代),他同加那利群岛的人做生意。 当马赛出现那次鼠疫时,他把儿子送到了鲁昂去找他们的一个当医生的亲戚(这位应该是死于“爱之病”—梅毒)。年轻人没有见到要找的人,便决定沿着塞纳河往下游走,一直走到马耶雷,在那儿他爱上了一位农家女,便开垦出一片土地以一头骡子和一头奶牛安家了。他的后代里,有位数学家娶了一位骑士的养女,从而继承了骑士的家产,主要是诺瓦叶农场。 直到20世纪初期,维克托·贝当古还拥有这份家产,后来他把农场租给了勒阿弗尔的一个律师公会会长的儿子,他们之间应该有工作关系。维克托先生像他父亲一样能用希腊语阅读圣经,他学完法律后在法院做了律师。他也曾想过在政界发展,最后这位知名人士可能宁愿在当地继续做他的名人。然而事与愿违,1907年7月,作为利勒博讷地区自由委员会名誉会长,他被选为行政区议会主席。但是这个议会由于完全是行政性质的,慢慢地便失去了其重要性,并被省议会所取代,省里的财政都是在省议会投票决定的(后来他也去了省里)。 新当选的主席当时以“自由共和党”的身份上任。在历史照片中,这位候选人,如他的儿子皮埃尔·贝当古所描述,“戴着夹鼻眼镜,高领子浆得挺直,梳着平头,翻领西服上衣口袋边微露出一角手帕”。 1910年5月,维克托·贝当古又有了另外的想法。这一次,他瞄上了国会众议员席位,但是他的支持者们都是右派工业界的富人,这些人得让人再三请求才肯支持他。另外,他的竞选主题是反对酗酒,这对当地小酒馆来说不太近人情!特别是他的对手是个重量级人物,也是名激进党人,那人主要的后台便是故去不久的费利克斯·福尔(前共和国总统)的女婿,总之,他没有成功。这次失败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就是没有得到入选为巴黎众议会席位所应有的荣誉与赞美。 同年,就在经受落选的打击前不久,维克托娶了让娜-玛丽。这位年轻姑娘是弗尔南·德·沙朗达尔伯爵的六个孩子之一,这位伯爵可是个显赫人物,他曾写过关于1870年普法战争回忆录,还于1902年去美国参加罗尚博元帅的纪念活动。伯爵的妻子埃丝特·罗甘是瓦朗谢讷一个画家的女儿。让娜有过黄金般的青少年时期,同社会名流有往来,还弹钢琴、骑马。 婚后她不得不在乡下住了下来,时间打发在照顾家庭、丈夫、孩子们身上,“这就是我的活儿。”她这么说。“在这种生活里,”皮埃尔·贝当古写道,“她可能并不在意她要承担的任务是这样繁重和辛苦。”巴尔扎克的写作风格。1924年2月18日,她于41岁时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像他未来的妻子一样,安德烈·贝当古也过早地失去了母亲,母亲去世时他才只有5岁。他也是只有父亲的儿子。父亲很正直,有信仰。“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慈善而谦逊。”鲁昂大主教,也就是红衣主教皮埃尔·珀蒂·德·朱勒维尔在他去世时这样写道。 维克托·贝当古早晚都去圣莫里斯岱特兰的教堂,而他更经常去圣旺德里耶修道院(后来经贝当古基金会修缮过……)做避省或静修。另外在他的一生中很多次以朝圣作为休假,从布里格贝克的特拉普派经过克拉马,再到明谷修道院。他的一个儿子雅克(现仍住在圣莫里斯岱特兰)于1938年按照他的意愿选择做了神甫。 这位并不只满足于祈祷的父亲对安德烈·贝当古影响很大。 维克托·贝当古不但是虔诚的教徒,而且很早便投身于天主教运动中。他一开始就在法国青年天主教协会(acjf)里担任副主席,然后于1928年10月31日“全票当选”为法国农业天主教同盟会(ucfa)主席。以这个身份,他便在强大的国立天主教联盟(fnc)担任委员会主席。这个组织由老牌保皇党人爱德华·德·居里 埃·德·卡斯泰尔诺领导,成立于1924年,目的是抵制左翼联盟的反教权纲领。“红色党”们确实掌握了政权。 法国农业天主教同盟会的象征是一个十字和一张犁,是个宗教组织,于1917年成立,聚集了众多从事农业的人们,目的“是组成一支农业的精英队伍,更加信仰天主教,对国家的职责更加内行,对家庭及社会的职责更有觉悟”。 维克托·贝当古要与“宗教迫害抬头”的危险作斗争,他还采取了更多的行动。1937年,他出了一本书,名为《农村教徒的使命》(l誂postolat rural),是一部真正为非宗教人士写的行动纲领及指导。“(在俗教徒)应该争取那些同我们的信仰作战的人们,他们很长时间以来已经拥有了一个‘有等级的国家组织’,甚至国际组织。这些人其实是或社会党,他们拥有‘带酬的宣传员’,到处去传播他们的教义。” 他的写作风格很直接,有时也不无夸张:“以我们的生活,以我们的教训,我们的村子已经被周围的异教所熏染。那么我们也要以救援的光明来照耀愚昧的四周,防止黑夜用它的黑暗笼罩我们。”再往后,作者提炼出了他的思想。比如关于家庭,他说:“(家庭)就是一个等级制度,孩子们应该服从家长;妇女不是丈夫的奴隶,但也不能与他平等。男人要在外工作,女人在家里悉心照料。” 维克托·贝当古还评论道:“……现代的电灯照明使得家庭充满了欢乐……人们随手抄起一本书就能读:不管它是本年历还是本小说,反正是住在城里的姐姐拿来的……不管书中所提倡的道德是什么,期刊的精神是什么,图像如何的轻佻,人们兴奋地读着这些有趣的犯罪事实或者惊心动魄的历险记,尽是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然后他总结道:“要给人们提供读物……” 从此,法国农业天主教同盟会开始发行两种月刊,先在鲁昂教区,也就是贝当古主席所在地,然后又在法国全境。第一种为《我的村庄》(mon village),根据兰斯大主教叙阿尔红衣主教的说法是“针对积极分子”的;第二种为《农村家庭》(le foyer rural),“希望赢得大量的教徒”。 总之,维克托老爸可不开玩笑。年轻的安德烈·贝当古像他的哥哥雅克和皮埃尔一样,在勒阿弗尔的圣约瑟夫私立学校就读时,住在神甫那里。课间休息时,这个毛头小伙子有时去参加修道院院长多贝在家长图书馆的讲道。他在一所多明我修道院里上风琴课,他和皮埃尔还有位私人教师:勒内·勒皮卡尔神甫每两周来一次美丽岩(就是在圣莫里斯岱特兰的房子)。这位圣职人员试图改掉皮埃尔“新发现的乐趣”,可惜没成功,这是后者透露的秘密。 他们受的教育是严格而富人式的,但是也别以为小安德烈就那么热衷于宗教。他的童年幸福而无忧无虑,只是他的姐姐玛丽-卡特琳和哥哥让的去世使他的童年蒙上了点儿阴影。他们经常周四到外祖父沙朗达尔家吃午餐,就在圣莫里斯旁边的伯蒂维尔村;还有全家在塞纳河边一起散步和野餐,有时候他们乘四轮敞篷马车去,安德烈有时就坐在马车夫身边。然后还有假期,这可真是有钱人才能办到的事! 1930年夏,维克托·贝当古带着他的两个女儿,玛丽-卡特琳和玛丽-黛莱丝及两个最小的儿子皮埃尔和安德烈去上比利牛斯省的阿热莱斯加佐斯特度假,真是一次远征!他们先得到郭得贝克康科火车站去乘小火车到鲁昂,然后再乘芒什-海洋“快车”经波尔多(火车要在那儿换火车头)到达温泉车站…… 到终点站时,维克托·贝当古的两位朋友,都是法国青年天主教协会的成员,来迎接这个小家庭。这两位朋友之一还是法国青年运动联盟的一个发起者,写了一本题目很有意义的书《锻炼身体,培养意志》(forme ton corps, soigne ta volont帲k窃诘钡厝思叶┝巳龇考洌褪窃诒任髂杀鹗铩?1938年,19岁的安德烈到了巴黎,在政治科学院注了册,住在沃吉哈尔街104号的主母会修士处,是在蒙帕纳斯与拉丁区之间。他的舍友和他有一样的出身:外省人,来自富裕家庭,有产者或贵族,都来自教会私立学校。他们形成了一个精英帮派……就是在这里(我们还会再谈到),未来的部长结识了弗朗索瓦·达勒并与弗朗索瓦·密特朗成为莫逆之交。 “104号”,按这些住宿者所说,显然是个吉利的地址。这处住所于1898年创立,创立者是阿方斯·普拉泽内神甫,他想“把青年人集中起来,为了……使他们成为真正虔诚的和完美的基督徒”。一名曾住过这里的著名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给他兄弟皮埃尔写信时这样描述:“我确实在普拉泽内院长这儿过得很好,可是那些正统思想的年轻人们长此以往会令人生厌。他们谈论家庭、宗教和财产的方式简直让人觉得即使教皇本人都想推翻这庄严的三位一体……” 安德烈最初到这个安逸的环境里来的时候,和这些同学没有一点区别。 在这喧哗的环境里,大多数学生都宣布曾在人民阵线里有过一段经历。安德烈因为父亲的缘故已经做过些事,他在天主教农民青年会(jac)中做过秘书,负责报刊服务,在“104号”,他甚至能够成为农村问题专家! 他于1939年1月30日在学校里的演讲会上做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农民的贫困”。在《蒙塔朗贝尔杂志》(revue montalembert)上,一位专栏作家,名叫约瑟夫·丰塔内①,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我们再一次聚在图书馆来听安德烈·贝当古的报告……演说者的个人素质吸引了很多听众。他向我们报告了农村问题及天主教农民青年会的解决办法,他的能力非同一般。接下来是讨论,他权威而清晰地回答了一位饶有兴趣的听众向他提出的问题。讨论结束后,这位听众向他热烈致谢。” 1938年12月到1939年7月,“演说家”在《农民青年》(la jeunesse agricole)半月刊开辟了专栏,名为“翻山越岭”,由《农民青年》主办。题目花样百出:“重新做人”,“严密便是道”,“夜间的人行道”,“他不会读书”,“是他不是我”,安德烈大量使用能够感化人的小文章。他的文章涉及农村人口的大迁移及生育率的下降,责任的意义,政治的划分,城郊的贫困及其“无工作者”……从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一个年轻人受到过什么样的教育,又是如何符合他所处的阶层。太符合了! 从右派(“带薪工作,社会法则,这些词在竞选中只以辛酸的口吻讲出来”),到笃信宗教(“晚上,在壁炉旁,每天晚上,我读几行《新约》……”),还自愿引导别人(“这是本小说,而我不必为它作评论:所有的书只要用心读都会有收获……”),却仍是乡下人(“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而要把我们的快乐展示给它应该在的地方:不可摧毁的大地”)……显然他对自己的角色很认真,而他当时顶多20岁,这个充满激情的“同路人”还可以假装忘记他的根。(“虽然农民的生活十分困苦,但是我们的同志却没任何印象,可以说他从未挨过饿……”) 实际上,这些新闻简报的节选已被时间磨得泛黄,现在看起来更可以说令人哑然失笑。就像在这些文章后面以少年手笔签上“靴子猫”的笔名一样,也就是模仿佩罗和他想像出的侯爵而 已……只有一次,在1939年3月出版的一个专栏中署了他自己的名字,说的是要开设一个电台,起名为“家庭电台”,而且安德烈·贝当古第一次号召读者,就是坚决与“自由电台”竞争,也即与“马克思主义者”电台竞争,说这家电台会把它的“影响”散发到农村的千家万户! 差不多21个月以后,这类评论与主张慢慢地变得强硬了。安德烈·贝当古一直用真名写专栏,但他换了手法,从那时起他与一家贝当主义的周刊《法国大地》(la terre fran峚ise)合作。从1940年12月21日到1942年7月11日用粗俗的语言在上面发表了71篇文章,语调通常是很凶狠的。直到现在他还后悔写了这些文章! 1994年10月,让·弗里德曼、大卫·弗里德曼兄弟为了反对我们提到的欧莱雅“拒购事件”而发起了一场运动,安德烈的一篇文章就这样被他们给挖了出来。这一篇其实只有少数几个熟人知道,结果被他们用来发表在法国和大多数国际报刊杂志上,后来还被好几本书引用过。 《法国大地》于1940年11月2日创刊,主要面向农村读者,每周六出版。这份周刊由法国财政联盟(comptoir financier fran峚is)出版,后者被斯塔非尔宣传机构所控制。这本刊物不是什么内部材料,1942年它就发行了10万份。安德烈·贝当古负责的专栏名为“嗨!青年人!”上面还画了一幅漫画,是一个笑着的年轻人,衣领敞开着。画的下面有三个词:“责任,纪律,工作”。可真是有章有法! 为了在深层发起运动,在他漂亮的词汇及令人安慰的话语中间,有些地方听来很令人战栗,也使作者本人蒙受耻辱。很多类似语句被媒体引用。 他充当新命令大师:“不要愚蠢地与基督教和国家社会主义作 对……我们前几个月处于危机时刻,崩溃的时刻。但是现在我们挺起了身,因为这个新欧洲的革命浪潮让我们觉醒,流进我们的血液,它来自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我们已经在市政府及镇政府的墙上划上了共济会自由的三重口号……”(《青年宪章》1941年8月16日) 最后,他还落得个“告密者”的称号:“告密是否是一项任务?是的,如果它是为了真正的集体所服务……青年人应该在每个村庄都承担元帅的责任,我甚至认为应是革命的警察……对于我们来说,为了唤醒法国,我们要揭发出那些真正的凶手……”(《我们揭发》1941年10月11日) 弗里德曼兄弟还找到了安德烈·贝当古的另外一篇不引人注目的文章,在1941年12月13日发表在周刊《阿基坦的青年激情》(l諆lan-jeune aquitaine)上,文章题目为“我们所需要的革命”。节选如下:“……犹太人要比基督徒更吝啬……重建法国,就是重建法国青年……重新给他们注入我们民族的优秀血液……我们不再想要共和国了,不再想要它的假面具,它的议会,它的自由主张。我们要一个能够指挥的领导,而不是一大帮只领薪俸而又泛泛空谈的人……” 从此以后,安德烈·贝当古便毫无例外地在媒体上为自己辩白,包括《高书洼邮报》。1999年12月13日,他对斯蒂芬·特拉诺再度表示他的歉意,后者写过一本有关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书。他说:“我当时认识到戴高乐将军的政策是未来的希望,而并不是要审判贝当。况且当时逮捕犹太人、把他们送到集中营并杀掉他们这些事,我们根本就意识不到。我们没法想像它的可怕性……”后来他又补充说:“我觉得人们针对我的遣责令我十分难过,因为这很不公正。事实上,我在战争时期的立场,人们知道得很清楚。” 贝当古是属于那种“先走弯路再走正路”的人,这是他的朋友弗朗索瓦·密特朗说的。也就是说,他在战争初期做的事并不高明,而二战结束之前才把事情弄好。这一切还都幸亏有了未来的国家总统。他在“104号”的老同学密特朗于1942年底把贝当古拉进了他自己领导的协助战犯组织,即全国战犯联合会(rnpg),后来又合并成为全国战犯与流放者运动。 贝当古,又名“格兰维尔”,在里面“主要负责与农业地区的联系”。真是本性难移!另外,他还“负责自由区与德占区的联络”。这是他1976年10月19日向让·韦德里纳(德·于贝尔的父亲)所描述的,后者建立了一份他们的组织在“1940~1945年间被遣返战俘的材料”。这份报告既冗长又枯燥,可以在乔治-蓬皮杜中心图书馆找到。 事实上,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安德烈·贝当古玩的是旅行推销员的角色。“他有个头衔,使得他可以随意乱跑,他只是为一个农产品的牌子作代理,即包维谷(porvigor)”,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另一个朋友乔治·博尚回忆说。 这个牌子现在还存在。“20世纪40年代,它属于马里家族的财产,生产动物药品。”动物食品联盟公司(d誂lliance nutrition animale)主席伊夫·旺当特莱施这样对我们说,它就是今天拥有包维谷的公司。然而遗憾的是,在这儿找不到一点儿贝当古或格兰维尔的踪迹,因为马里企业几次易手,没有保留当时的历史材料。皮埃尔·贝当古在他1951年出版的系列小说《在大男巴家的日子》的前言中,提到他要离开马赛去做一次长途旅行,也简单提到过这家公司:“我带了一辆自行车,我弟弟安德烈在战争开始时在巴黎用过。”接着他稍有点不太老实地说:“他很早便被弗朗索瓦·密特朗说服去参加抵抗运动,成了包维谷的代销员……” 说点题外的话,皮埃尔·贝当古还记得有辆西木卡(simca)汽车,是他弟弟“在战争后期”用来旅行的,他说得很具体。这辆车被遗弃在一个车库里,原来是属于一个拍卖估价员的,据说这位公证人在解放后认出了自己的车,把它又收回去了…… 当时,安德烈·贝当古的任务是在一些大人物之间做使者。“他优秀的口才,他所受的教育及他的忠诚,”皮埃尔·佩昂写道,“说明密特朗的选择是对的。”乔治·博尚回忆说:“他穿得有点过于讲究。经常穿带条纹的长裤,一件有饰边的上衣和一顶只有富人才戴的‘爱丁’帽……” 1943年12月20日,安德烈·贝当古到南希去见全国战犯联合会的地区领导,结果被盖世太保逮捕关进夏尔第三监狱。关了一个月后,在全国战犯联合会秘书处一位叫弗朗索瓦小姐的干涉下获得释放,这位小姐后来也被抓了起来并遭到流放。博尚絮絮叨叨地接着说:“有人说他被审讯时,总是在重复说‘妈的,妈的,妈的’,因此,德国人认为他有点精神不正常。”根据他哥哥皮埃尔的说法,敌人所认为的傻子“每天在他随身携带的《圣经》页边空白处写 日记”。 1944年1月29日在他写给未来岳父的信中,安德烈·贝当古写道:“我真幸运,现在我想到我的同志们的英勇壮举……这次经历……有点艰难但是非常值得。我明白了很多事情。我出狱时稍有点瘦,但精神很好。我一出来就这样精神饱满令很多人吃惊。” 安德烈·贝当古的过去在1995年又激起了最后一轮争论。还是穷追不舍的弗里德曼兄弟,这一次他们是在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审查官的支持下,暗示“格兰维尔”的抵抗是相当晚的,而且是十分靠不住的。从这次论战中(基于1944年夏天贝当古到瑞士执行的一次任务)得出了一个确切的结论:这位主角的记忆有误。 差不多60年以后,真相仍然难以得到昭示,甚至不易证实。正如历史学家让-皮埃尔·阿泽马恰如其分的解释:“公众舆论说明,最艰难的事莫过于切断维希政府和抵抗战士之间普遍认为无法消融的对立。人们难以想像这有双重的可能性,承认他们既可以是前者也可以是后者,甚至大多数情况下先是前者再是后者。” 剩下的是一些无法抹去的纷争和污点。这一切均源自一个出身名门的年轻人的杰作,他的事业那样出色,而且从一解放便有了转机,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历史。 后来,安德烈·贝当古还在自问:“我把50多年的生命都贡献给了我的祖国,最后我仍然落得个反犹太主义或者济会的恶名?这实在太可怕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2章 大资本利益的维护者 1950年,安德烈·贝当古十分幸福,他的政治生涯十分顺利。而且他还恋爱了,和他认识了好几年的未婚妻利利亚娜·舒莱尔结婚,她是欧仁的独生女。毫无疑问,都是“个很不错的对象”。 还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两个人就曾遇见过。20世纪30年代末,当安德烈还是天主教农民青年会员时,他见过企业家舒莱尔。1938年一位记者朋友对他说:“有个人你一定得认识,他真了不起……你们最好在一起吃顿晚餐。” “就这样,我在叙榭大道他的私邸结识了欧莱雅的这位创始人,也见到了他的女儿利利亚娜……”安德烈·贝当古回忆道。 但是直到战争结束,两个年轻人才决定结婚。在1947~1948年间,他们曾在瑞士山里的莱森住过,两人都来养病①。当时瑞士的这个地方还没有因滑雪胜地而出名,只是以结核病疗养院闻名。它的外观是座很高级的楼阁式饭店,共有7层,加上它富丽的金属栏杆,所有的图案都不一样,负责人是爱德华·阿尔诺尔德医生。可这地方没给他们留下什么好印象,因为安德烈的母亲1924年正是在莱森去世的。 利利亚娜·亨丽埃特·夏洛特·贝茜—欧莱雅未来的继承人,与安德烈·马里·约瑟夫—出身名门的年轻人于1950年6月8日17点30分在滨海阿尔卑斯省的瓦洛里斯市政府举行了婚礼。在5月26日,夫妻财产合同在巴黎雅克·法图律师家签字。安德烈的哥哥雅克院长主持了婚礼,他是乘飞机同新娘的父亲一起赶来的。婚礼是在最亲近的家人中举行的,因为年轻夫妻还处在病后休养期,而且家族里也没有邀请很多人列席的习惯。 “结婚给我一种极为可怕的印象。”利利亚娜·贝当古后来承认,“一定得找对自己的那一半才行。我们去选择结婚戒指时,我说,‘千万不要太紧。’结婚真的很需要智慧,我愿意静下心来过家庭生活,但我不要人家强迫我做什么事情。我讨厌所有的结婚程序,什么你承诺……所有这些话都把你限制在了一个角色的框框里。” 然而,这时的安德烈很幸福。他于1947年2月2日被选为省议会议员,像他父亲一样,他代表诺曼底地区的利勒博讷选区。维克托·贝当古于1946年12月12日去世,只三个星期之后,安德烈就代替他去参加选举了!这只是第一步。1951年,在勒阿弗尔市长的推动之下,儿子在他父亲1910年没成功的地方取得了胜利,作为滨海塞纳省的议员,他进入了国会。 这是一个漫长政治生涯的开端。现在算来,在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总共获得过30多次选举成功!在市政议会,在市政府,在省议会,在区议会,在国民议会乃至参议院,这还没有算他在各地担任过各种主席,比如他曾在塞纳河-诺曼底流域委员会任主席。这个政治生涯把他领进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的内阁,又相继进入乔治·蓬皮杜、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雅克·沙邦-戴尔马斯和皮埃尔·梅斯梅尔的政府。 尽管不承担最重要的角色,比如内政部部长或财政部部长—马蒂尼翁总理府的跳板,但安德烈在1966~1973年之间几乎没有停止担任各种部长之职,实际上他是第五共和国里一个重要的角色。1995年安德烈才放弃了最后一届任职,当时他是参议员,已在卢森堡宫廷里任职近20年。 安德烈在政治舞台上一直都以右派面貌出现,包括他的家庭。他的第一届委任是在第四共和国,他是以“独立党人”身份获得的。他觉得自己属于戴高乐运动中的保卫新共和联盟(rpf)。他对这位将军及其支持者有所保留,因为他们想改换制度。能代表安德烈的右派思想的是全国独立者与农民联合会(cnip),它更加传统,自由,保守。这是圣沙蒙生产皮革商品的小企业家安托尼·比奈的组织,他也是外省的名人。 然而1962年,他像许多独立者(德·布罗伊、沙芒、马塞兰、亚基诺,以及吉斯卡尔)一样,归属了戴高乐将军,有些人加入了共和民主联盟,而他更愿随大流跟随独立共和党。这一年,36个赞成第五共和国的议员创立了一个“研究与联合中心”,就是1966年6月成立的独立共和联盟(fnri)的前身。 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安德烈·贝当古在政党以外对朋友表现得十分忠诚,并尊敬那些信任他的人。同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交往就是如此,还有乔治·蓬皮杜,甚至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然而他同瓦莱里·吉斯卡尔·德·埃斯坦的关系永远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还是回来讲讲1951年6月17日新当选的年轻议员,当时安德烈才32岁。他在工作中受到一些限制,而且感觉工作好像不怎么有趣!看看他于1972年向一位瑞士记者说的话:“人们无法想像什么叫做‘议员’。人们以为在汽车上披上一条绶带是件多么美好的事。然而,(这项工作)非常累人。”安德烈·贝当古强调他既没有学过司法问题,也没有兴趣去学,然后说:“在巴黎的议会生活很辛 苦……我们从来没有星期六和星期天……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能够接受做这种工作的人是圣人,他们甘愿放弃……他们的家庭 生活。” 工作中,新当选的议员一丝不苟地完成他的工作。“以他所处的条件,他从来没有想到要逃避我们其他人所称的‘共和国圣职’。”一位国会议员这样说。常设选民接待处,授奖章,设牲口集市,参加开幕式,参加官方旅行,参加宴会,做演讲,还得跟各种阶层的人握手。通常利利亚娜会陪伴他,人们看见了这位名人如何为他的小镇作出贡献,他所有的家人,也包括女儿和女婿,都去投票。在巴黎,这位议员无论是在国会半圆形会场还是他所属的党内会议上,都十分勤奋。 但是真正令他振奋的是他的部长生涯。他说:“如果在政府里工作,那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觉得那才真正与国家的命脉相连……为自己作决定,提出建议……真的,这才是真正有乐趣的生活,在国会里经过了这么多的烦恼以后,这是最好的回报!”雄心勃勃的贝当古任部长的时候还有幸尝到了它的甜头,他当时才35岁!然而矛盾的是,他周围的大多数人却是左派和非宗教人士。 1954年6月,议会新任主席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把他叫到身边。为什么是他?因为孟戴斯这位厄尔省议员也是诺曼底大区议员。 然而,孟戴斯·弗朗斯,这位政府官员的从政“经验”无疑是第四共和国最丰富的一个,却属于左翼里面的激进党。“不可知论者,原籍犹太人……(他)没有一点可以讨好天主教众人的东西……当然了,他不再是共济会会员,也不再支持任何反教会行为……他并不掩饰他的非宗教倾向,而且是绝对世俗……” 那又怎样呢?毫无疑问,安德烈·贝当古的位置得益于他的朋友弗朗索瓦·密特朗—这位“国会动物学家玩弄起权术来简直无人可比”,让·拉古蒂尔这么说。6月17日到18日夜里,孟戴斯在他未来的内政部长埃德加·福尔(未来政府的第二把手)的帮助下,安排了各部部长,当时经济部长也在场。贝当古回忆道:“我记得,那天很晚了,我们得知孟戴斯·弗朗斯主席要求重新组阁。我大概在夜里12点或凌晨1点收到秘书传给我的一张纸条,上面说他想见 我……我当然很高兴……” 让·拉古蒂尔所描述的过程有点不一样:“每次就任命达成一致,莱奥娜·乔治-皮戈负责把一个卷宗递给被任命的人。6月18日晚上,在国会的走廊里,我们可以说这位高个子姑娘天真的眼神与坚定的脚步,来来回回都受到特别的关注…… ‘您就是贝当古先生吧?’ ‘啊,小姐,您可能搞错了……’ ‘没错。部长先生……’ 没办法,他只好红着脸拆开信封。” 安德烈·贝当古拒绝过两次任命。第一次是卫生部部长,当时是怕同他自己的公司欧莱雅发生利益上的冲突。然后是外交国务秘书,因为觉得自己难以胜任。第三次提议他才同意:国会主席秘书,负责信息服务的行动协调。 协调?20世纪50年代,国家仍然实行严格的控制制度,至少在视听传媒方面,主要是电台。“主席本人都关心每天的头条新闻。”在他的要求之下,“安德烈·贝当古必须接触乌拉第米尔·波尔谢(1945~1956年法国电台台长),以便找到他们的记者尽快改正他们报道中的错误。” 那是什么样的时代啊! 可惜孟戴斯·弗朗斯的尝试只是昙花一现(才不到8个月)。贝当古回到议会中的多数派身边,同大家一起投票表决国事。只有一件事令他不舒服,即苏伊士运河战争。“这是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一次投票。”1972年他这样说。这次投票表现了朋友之间的团结:“我被友情所困,比如同孟戴斯·弗朗斯和弗朗索瓦·密特朗。”但是除了这个小插曲以外,贝当古议员还是耐心地渡过了他的艰难。他必须再等11年才能再次体验部长级的权力和豪华的滋味。 1966年1月,他被召到蓬皮杜的第三次内阁中。在此之前,他为自己的命运使了儿点劲,不想把日子一年年地在议会里混过去,政府一届届地换……他找到了他的朋友,莫尔比昂省独立党议员雷蒙德·马塞兰,当时是公共卫生和人口部部长!好消息马上就来了。乔治·蓬皮杜在给他的便条上简短地写道:“我知道您会接受进入政府工作,我很高兴。” 这份工作:交通部国务秘书,可不是件轻松的活儿!新上任的部长得面对一系列严重的罢工运动。他先在外交事务秘书处过渡了一下,在伊朗和阿富汗问题上他少不得出了一身冷汗(以后会看到),在电讯部任部长,虽时间不长,他又不得不在各种社会运动中挑起重任。身处1968年的“五月风暴”运动当中,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安德烈·贝当古在内心深处是“戴高乐式强硬政权的保守 人物”。 学生们回到了大学校园,工人们回到工厂,他则被任命在工业部(1968年7月)就职。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总理这样要求他:“您是属于工业部门的,现在你需要在企业主中间重新建立起威信,而您很了解工业界。”有一则小故事,说的是在国会安德烈·贝当古回答一位罗讷省议员皮埃尔-贝尔纳·古斯特(属于共和民主联盟)写的问题,让他证明1945年雷诺汽车公司国企身份的合法性:“(雷诺)有可能改良,但是一切可能的变化……都必须在非常谨慎的条件下进行。”又说:“……自从国有化以来,雷诺国营企业已经占据了法国制造和出口汽车的领先地位。”蓬皮杜的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理论仍然有效…… 他的部长生涯在范围上大大拓宽了,继而他又回到了外交事务部门(在部长头衔以下为部长代理,当时的部长为莫里斯·舒曼),中间他还管理过三个月的文化事务(在德·爱德蒙·米舍莱去世后)。不同职务总带来不同的烦恼…… 但是所有这些烦心事加起来也抵不过本地人对这位议员的攻击,比方说在各种选举活动引发的事件中。我们就来谈谈这些不愉快的事。有一天,一支愤怒的农业特遣队跑到阿古艾斯特,在他漂亮的游泳池里卸了一车土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法国最富有的男人总是成为反对党的靶子,也就是说他所在的选区反对势力最大的。“至少说,他们没想着替他省钱。”鲁昂省议会主席夏尔·勒维回忆说,他也是贝当古的“继任者”,农民出身。 到了1958年11月的立法选举,他的对手阿尔贝·迪哥努瓦(现已去世,是“勒阿弗尔港口的工人,副市长”)的宣传册上顺便提起来他们党兴旺时的口号:“富人有能力而且应该出钱……贝当古,就是生产梦皂、o誄ap、欧莱雅、imedia染发水的舒莱尔的女婿,他是好多继承这一大笔遗产的人之一……”1969年10月,《周日人道报》(l誋umanit?dimanche)把他历次在政府中“非计划副部长”的职位列了出来,然后又哪壶不开提哪壶:“鉴于家族的庞大资产,政府总给贝当古先生留着一张折叠椅。”法国还兴致勃勃地玩起文字游戏来:“贝当古先生在放了梦皂的滑板上滑进浴缸,如果没被淹死的话,他可能还会在里面欧哉莱哉地享着雅福……” 1966年,法国居然在政治方面提了些聪明的问题:“一个如此坚定的独立党人如何又摇身一变成了真正的戴高乐派人士?仅凭他独一无二的称号在将军和蓬皮杜眼里就足够了,即他……董事会成员的名义。这个名头足以让他入选,哪怕是抛弃他的小伙伴儿吉斯卡尔也在所不惜。” 其他可以让人拿来当靶子的说法还有:贝当古是“大资本利益的维护者”。1962年11月立法选举时,穷追不舍的迪哥努瓦批评“贝当古是大企业主的代表,(他)可不能代表人民群众,更不用提非宗教人士了”。1966年法国又指着他鼻子说他是“托拉斯们的头领”,说他在“船商和老板的宴会上卖弄自己”。1969年,还揭发他“与垄断者的关系”。 总之,贝当古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难道真的像他父亲一样吗?1910年,维克托·贝当古已经受尽来自对立面的恶毒攻击,他的儿子皮埃尔曾谈到过这一点。当时维克托·贝当古刚刚在议会选举中失败,在此之前还有过一次小车祸。下面是他的对手在地区报纸上的报道:“上星期一,大约下午5点钟,在老港口……伯蒂维尔街上发生了一起车祸……维克托·贝当古先生和他的几个家人乘车去散步,当时……有一匹马撞了过来,汽车边梁被撞坏了,车顶也掀了起来……那辆汽车好像由维克托先生本人驾驶。假如他被选为议员,如果他像如此开车一样去管理国家事务,那还不知他把这个国家弄成什么样子……” 不过,安德烈·贝当古这个大富翁也时不时提供点儿口实给这些硬要鞭笞他的人!1967年,在新年致辞中,他在给他的行政管理人员的信中写道:“我真诚地为那些下层人感到难过:数量实在太多了。而且某些富人仗势欺压穷人,这对他们来说就更不公平了。”这位议员真是不弄出点名堂不罢休,没人像他这么笨拙。“脸皮真厚!”《周日人道报》气愤地指责……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好处,政治人物的生涯肯定会有些辉煌的时刻。比如1968年5月,首都当时正动荡不安,安德烈和利利亚娜·贝当古则陪同总理乔治·蓬皮杜和夫人克劳德在伊朗和阿富汗做官方旅行。“我们到了喀布尔,接到来自巴黎的坏消息时我们正在巴米安峡谷。这一天我们很不开心,因为总理一直忧心忡忡。”这是当时身为外交部国务秘书的安德烈的回忆。 事实上,消息来得很晚,令人担忧……像是阿富汗山峦周围变幻莫测的云雾。贝当古继续描述说:“因此我们只好返回,汽车上有司机,蓬皮杜夫妇,我和我太太。时间过了一小时又一小时,用了好长时间才到达喀布尔。这可是一次令人难忘的远行……” 1970年到中国的旅行也十分著名。1964年,当法兰西共和国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时,安德烈·贝当古正好在北京。6年之后,他作为负责这一计划的部长,是法国政府第一位去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受到主席接见的人物。那是一个光荣的时刻。这一次,利利亚娜也在,她在照片的最中央。“以她的丰韵与修养,她在她丈夫的政治生涯中扮演了一个极为出色的角色,有点儿像杰奎琳·肯尼迪。”现任欧莱雅总裁林塞·欧文中十分自豪地向我们说了这番话。安德烈的哥哥幽默地描述了这次“中国皇宫”里的故事:“当(主席)得知贝当古夫人也在时,便让人去请她。坐了一段时间,利利亚娜认为会面的时间够长了,便起身准备离去。主席用大拇指向下示意她再坐一会儿。” 1973年12月,又是一次具有纪念意义的事件。蓬皮杜总统委任安德烈为诺曼底议员,当时他已经不担任任何政治职位,代表法国参加以色列总理本·古理安的葬礼。这位使者后来把这趟旅行讲给了他哥哥:“上周日,我在格朗田参加村里和睦节的30周年纪念日,举行过大弥撒后,要在市政府举行酒会。从教堂出来,有人通知我说法国外交部来电找我……”然后安德烈马上启程去特拉维夫,他的飞机将于下午4点在巴黎奥利机场起飞。路上覆盖着白雪,一架军用飞机把他带往勒阿弗尔,在那儿,有架从巴黎特意飞来的超音速20飞机来迎接他。在奥利机场高级候机室里,他太太和女儿给他带来了一套黑色礼服和一切日用品。“您好”、“再见”:飞机可不等人,晚上他就见到了法国驻以色列大使。终于松了口气,第二天两人一起出发去耶路撒冷。 来看看安德烈·贝当古是怎么描写的:“本·古理安的棺椁停放在克奈赛大厦前的空地上,仪式举行得十分简朴而庄严。犹太教主持者穿着军队的制服做了简短演讲,其中只有一位戴着圆顶帽,留着大胡子。犹太史诗美丽的一章。梅尔夫人也在,还有达扬将军……四架直升飞机负责运送50人,我们就这样跟随棺椁离开,去了内盖夫,本·古理安将在他的基布兹农场下葬……” 返回途中,我们的特派员安德烈还经历了一次外交事件:“葬礼一结束……我就不是官方人员了,在直升飞机上大家都混坐在一起。我身旁坐着一位戴圆帽肥胖的男人,我想让他稍微往边上挪一挪……可他装听不懂。下飞机时,他很有礼貌地对我说,‘我听见您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您是谁?是法国人吗?’ ‘是,贝当古,我代表法国。’ ‘贝当古,’他说,‘我不认识,但这名字在法国历史上是有名的。我是内政部长……’” 然后他在信的末尾不合时宜地写道:“你猜得出我可是想让这家伙尝点苦头的,哪怕以后找个机会也比沉默强。” 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我们的前部长安德烈趁这次短暂的旅行去圣城参观了一下,是匿名去的。法国并未承认这一著名景点为犹太城市,因此议员的来访一定不能惊动媒体。结果他惊叹于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还做了番哲学思考:“我们所有的基督教,我们所有的文明都从这里起步……所以,基督确实是来过此地并在这里死去的。我像圣徒托马斯一样,好像看见了他外套的一角。” 第二天,他乘汽车去了恺撒城遗迹,他曾同利利亚娜一起来过。这回他失望了:港口大堤大部分的漂亮石头上被涂了一层水泥。幸亏还有圣让阿克港口,有古老的十字军骑士的大城堡令他心满意足,“尽管这些阿拉伯人很贫穷,甚至比非洲还要贫穷。” 政治生涯也使他结交了一些朋友,比如莫里斯·舒曼。当这位原北部省议员、法兰西院士在参议院发言时,总是看看安德烈·贝当古是不是在场,贝当古知道舒曼讲话时总要提到他。 这也是与其他特殊人物交往的机会,比如孟戴斯、戴高乐、弗朗索瓦·密特朗……“他们帮助我了解这个世界,走上政治道路。可能正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道路如此不同……我才在这些年中获得了绝无仅有的好时光。”1988年11月30日安德烈·贝当古进入法兰西学院时这样解释。同一天,他还说道:“但是,他们当中如果有一个人同我关系最好,并值得我报以崇高敬意,毫无疑问……那就是乔治·蓬皮杜。” 蓬皮杜和他夫人克劳德肯定是贝当古夫妇最要好的政治人物。蓬皮杜是吉斯卡尔阵营里的人,诺曼底议员对他忠心耿耿。为此,1967年夏,瓦莱里·吉斯卡尔·德·埃斯坦以“单独练习”为由同戴高乐阵营的人疏远时,三位蓬皮杜政府里的“独立共和党”部长—雷蒙·马塞兰、让·沙芒和安德烈·贝当古便马上发表了一份公报,他们再次表明“听命于戴高乐将军的政策,并宣布完全支持政府的一切行动”。 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于1969年4月再一次表明了他们的立场,就是戴高乐将军在宣布著名的公民投票决定之后。而吉斯卡尔(又是他)在沙马里埃他所在的市政府,用一种极其浅显易懂的语言宣称(或许还需要注释):“这就是为什么提出惟一问题的人们只需对全部的法律草案投赞成票。至于我,我只能既遗憾又肯定地说,‘我投反对票。’”安德烈·贝当古在《世界报》上评论说:“对此我们只能表示悲痛……吉斯卡尔·德·埃斯坦先生的(上述)决定使得他从此以后成为反对党……” 直到今天,我们的前部长仍属于那一小帮忠诚于蓬皮杜的人士之一。每年4月2日乔治·蓬皮杜的忌辰,他们都在岛上圣路易教堂里举行纪念活动。自从蓬皮杜1974年去世以后,贝当古夫妇把阿古艾斯特庄园每年15天的任意使用权交给克劳德及她儿子。不管怎么说,阿兰·蓬皮杜也是贝当古-舒莱尔基金会的支柱之一。 如果说乔治·蓬皮杜在安德烈·贝当古身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可以说在安德烈与雅克·希拉克之间也存有某种友情关系。1995年的总统大选时,“他处于绝对的左右为难之中,”一位议员这样解释说,“在他自己所处的党派正式推举的爱德华·巴拉迪尔和他自然要投票的人雅克·希拉克之间举棋不定。” 为了让他的生意持久不衰,欧仁·舒莱尔曾经一再重复地说,交朋友应该“坚持不懈地交君子、君子、君子”!在政治上,他的女婿似乎也是更加重视私人关系而非政党。特别是在他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合作关系上更是表露无遗,他们之间有着50多年的私交关系。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3章 弗朗索瓦 弗朗索瓦·佩里耶与安德烈·贝当古同年出生,作为《吉尔瓦斯》(gervaise)、《z》等80多部电影剧本的作者,他对友情下了一个极为漂亮的定义:“朋友,就是知道他永远认为你是可靠的。” 到1996年1月法国总统密特朗去世时,安德烈·贝当古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私人友谊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从“104号”到爱丽舍宫,从少不更事的学生时代到最高领导人的高龄时代,两位朋友从来没有失去过联系,即使他们之间的政治主张早已分道扬镳。 “因为他是他,因为我是我……”看起来并不那么协调的一对在这么多年间发展了一种罕见的伙伴与和睦的关系。一位议员还以现在时态议论他们两个:“他们之间的联系和神秘的力量是坚不可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他们都是有影响的人物,而且忠诚可靠!” 两人之间有数不清的美好回忆,特别是青年时代,总是十分理想化,他们并肩战斗过,有过多次恩恩相报……共同拥有真正的思想和感情,有时也夹杂着利益。总之,这两位都有着共同的文化和宗教来源,都是外省人,也有同样的社会基础。居伊·摩勒,一个“老牌社会主义狐狸”,关于当时即将上任的国家总统密特朗说了如下这番话:“(他)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学会了把自己说成是这么回事。” 如此看来贝当古所走过的路并不那么异常。 这位左派领导人蔑视金钱,“它使人去贪污,去收买,去压榨,去屠杀,还会破产;金钱甚至可以泯灭人的良心。”① 贝当古还是保皇派的重要人物,也是法国最富有的男人,他言行中的种种反常确实很迷惑人。 今天,我不知道总统的彩照是否还挂在贝当古家的老位置,但几年前,总统去世以后,据说讷伊公馆壁炉的显著位置上挂着这幅照片…… “我第一次见到弗朗索瓦·密特朗时,他还是腿上绑着裹腿的士兵。我们马上就熟悉起来了,他和我的朋友弗朗索瓦·达勒的关系很好,这更加促进了我们之间关系的发展。”安德烈这样描述与弗朗索瓦的相识。在1938年的年末,弗朗索瓦正在服兵役,他比安德烈大两岁半,是塞纳省伊夫林堡殖民军部队第二十三兵团的中士,当时他回“104号”去看望他的老友。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这两位年轻人开始了解对方并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关于“104号”这个有名的住地,我们还没有好好描述过,它像是一个家族的大房子。按原来一位主母会庶务修士菲利贝尔·阿乌尔的说法,它“既不是监狱,也不是修道院”,它的装饰很朴实:“可以想像到的落地玻璃窗,宽大的楼梯,古板的木制家具,亚麻油毡,精心清洁过的图书馆,一股隐隐约约的旧皮味道,分枝吊灯以及圣器室。所有这一切都不会让来自宗教学校的学生感到陌生。”不管怎么说,贝当古和密特朗在里面如鱼得水,两人的圣经知识都十分丰富,并且一个在天主教农民青年会(jac)、另一个在天主教学生青年会(jec)里工作过。神学问题一直是他们的生活中关心的事情…… 可当你20岁时,“你没法一天到晚在……传教的职业中得到满足”。同弗朗索瓦·达勒和其他几位同学一起,“这一小群人经常光顾拉丁区的咖啡馆—人们在比亚里茨咖啡馆见到过他们的身影;在圣日尔曼街上,每人面前摆一杯啤酒。他们也经常去电影院、剧院或去听爵士乐”。欧洲到处风起云涌,可这并不妨碍他们四处闲逛,就像1939年复活节的假期。 在《蒙塔朗贝尔杂志》中,“104续集”专栏记者报道了4月17日的远游:“……在北部和东部……波尔·皮尔旺、贝尔纳·迪普雷、弗朗索瓦·达勒和安德烈·贝当古在比利时,卢森堡游逛,还经过了一个劳改营,他们看见年轻的德国人在口哨声中整齐地排队去游泳,唱着浪漫歌曲。他们一直走到了荷兰,惊讶地看到海边到处架着用来打英国飞机的机关枪,而林堡省的道路上布满了地雷……” 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名字并没有被提到,也没有说这次旅行的目的。“这位中士可能没有取得准许离开法国领土的许可,提出(这种)要求也有点不方便。至于目的,就是去看望一下在布鲁塞尔的郊区安茹小城堡里的巴黎伯爵。” 当时是弗朗索瓦·达勒收到了“庄园主”的邀请。“庄园很漂亮,墙上挂了很多纪念品,”他回忆道,“伯爵问起我们的学业,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主张……”安德烈·贝当古补充说:“这次访问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意图……在城堡入口处我们翻看了一下贵宾留言簿,法国名门贵族的生活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密特朗没跟我们一起来,他要是来了,我们还不知该怎么开心呢!” 这帮“104号”的朋友毕业后每年又继续找机会聚一次餐,达勒讲述道:“除了贝当古和密特朗以外,还有雅克·贝内、路易-加布里埃尔·克拉耶、雅克·马罗等。密特朗当选为总统时,我们是在爱丽舍宫相聚的。自从他去世以后,没人再召集,我们再也没在一起吃过饭……‘我们从不谈论政治。我们谈旅行,谈电影,谈书,谈年轻时的恶作剧……当然也谈现状,但绝不是政治。” 而在德军占领时期,这两位喜欢寻欢作乐的朋友分别改名叫莫尔朗(密特朗)和格朗维尔(贝当古)。这两个“栽过跟头”的人后来参与了战犯运动的同一个抵抗组织。对安德烈来说,弗朗索瓦首先是“一个兄长……他在思想上是个领导……但行动上一点儿也不像,不像……”两人共同接受任务。比如1943年11月15日到16日的深夜,密特朗(这次行动中叫“莫里耶上尉”)将飞往伦敦。贝当古陪他到昂热与拉弗莱什之间一个设有路标的田野里,密特朗就在那里上飞机。在此之前,密特朗在他朋友的陪同下已经有过好几次秘密会见,特别是与勒韦尔将军,当时是吉罗将军领导下的军队抵抗组织(ora)的负责人。承担这类任务肯定能加深彼此的感情! 全国解放后,弗朗索瓦·密特朗于1944年8月得到了战犯管理总秘书长的职务,他在这个职位上只待了几个星期。到了9月,戴高乐建立了临时政府,任命亨利·弗勒奈担任这一职务。虽然贝当古是密特朗手下的一名成员,却留在了新的班子里,负责新闻工作。1944年9月27日,他给他未来的岳父写信用的就是部里的信笺。他说他同密特朗与其他朋友重逢是多么高兴,充满“能够自由自在地行动而不必担心”的“喜悦”。只是在他的签名后—钢笔签的名字是“德·贝当古”!他在备注上写道:“我在特勒奈(弗勒奈之误)手下工作。我的名字目前还暂时是格朗维尔,像前几个星期在日内瓦一样……” 1944年10月28日,弗朗索瓦·密特朗与达尼埃尔·古兹在圣塞维兰教堂结婚,他的朋友安德烈当然在被邀之列。婚礼举行之前,是安德烈在利奥泰元帅大街“帮助弗朗索瓦穿的礼服,然后陪他去首战路”。然后还是安德烈,在弗朗索瓦·达勒决定性的支持下(在此期间担任梦皂总裁)说服欧仁·舒莱尔把新郎录用到家族企业中来。1944年冬,自从密特朗不得不离开战犯秘书处,他身无分文,而他马上要做小帕斯卡尔(三个月后夭折)的父亲了。舒莱尔是位好同志,请密特朗任《您的美容》杂志总编。 密特朗使用费雷德里克·马尔奈的笔名,负责《读者来信》专栏。年轻人当然另具野心。“他想创立一个专业诗歌出版社。”安德烈回忆说,“他曾经迷恋过一位女诗人,他帮她发表了诗。可那本书显然没有获得成功。” 密特朗同其他负责人的合作很快便变得不和谐,但并没有影响他与达勒和贝当古的友谊。1945年夏,贝当古还建议同他一起创立《法国农业报》(journal de la france agricole),其他支持者还有:《自由巴黎》(parisien lib巖帲┑拇罄习灏c桌病ぐ⒛铩⑶安砍ぢ薇炊け嚷『桶驳铝摇た评肌⑶耙樵甭扌さ纤鳌ⅰ段鞑客ㄑ丁罚–ourrier de l誒uest)主管保罗·弗勒里,以及亨利·施维斯古将军等。 1946年伊始,一个从零建构的时代,两位“记者”开始在政治领域跃跃欲试,但与其纸上评论还不如具体实践。6月,密特朗在立法选举中提名做候选人,这次选举是为了选出第二个制宪议会,为了制定第四共和国未来的宪法草案①。密特朗是在塞纳省竞选的,遭到失败。 11月,他又重新来了一次,这一次他在涅夫勒省当选,其竞选纲领完全是右派的。根据某些作者的描述,这位新议员兜里揣着欧莱雅的资助金来进行他的第一次竞选。弗朗索瓦·达勒对此消息彻底地辟谣:“没有的事!我只是在后来才帮了他的忙,但是一点儿也不过分。”安德烈·贝当古是不是也对他的朋友那么慷慨大方呢?几乎可以肯定,特别是50年代末,弗朗索瓦·密特朗有一段(很短)的空闲时间。谁也没法证明,但这是不言而喻的…… 不管怎么样,新当选的议员可不是忘恩负义的人。1947年1月,他得到了第一份部长职务,即在保罗·拉马迪埃政府里的战争期间伤亡老战士部。密特朗在他的职位上得心应手,赶紧把玫瑰花徽章别在他的抵抗运动老战友身上。贝当古当时还是利勒博讷选区年轻的省议员,此后将步他的朋友(以及他父亲)的后尘。 投桃报李的辩证法轮在1954年以全速运转,当安德烈·贝当古被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召入他的内阁时,我们还记得,密特朗是组成这个政府的主要操作人之一。作为国会主席信息处的国务秘书,贝当古尽力讨好他的“兄长”。他任命了一名民主社会主义抵抗联盟(udsr)的成员让·马兰作为法新社(afp)的总社长;“104号”的朋友们也没落下,法新社记者雅克·马罗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助一臂之力的努力仍未结束,友情的见证还可以以别的方式实现。1962年,密特朗以反对党的面目出现,作为莫尔旺地区的人,虽然他在11月的立法选举中当选,仍被国立电台及电视视为“贱民”,而“全体新闻界都在以他为讥笑的目标”。当他在波旁宫讲话时,戴高乐派议员们少不得群起而攻之:“法兰克战斧!法兰克战斧!”……吉斯贝尔接着说:“除了他最忠实的朋友安德烈·贝当古,还有从来都是诚实而稳重的反对者亚历山大·桑吉内蒂以外,第五共和国的大多数领导们都大肆羞辱并责骂他……” 我们的右派大富翁静静地坐在国会的板凳上,表现出对这座城市的亲切关怀。他聘用了弗朗索瓦的侄子,即罗贝尔(哥哥)和埃迪特(嫂子)的儿子让-加布里埃尔·密特朗作为薇姿公司(vichy)广告部负责人(1964),后又任命他为欧莱雅国际广告部主任(1967),最后干脆把兰蔻交给了他(1970),还让他负责新库里亚艺术品商店出版部(1975~1987)。 这么多年的相互帮衬不但没有减弱两人的政治野心,而且两人在各自的阵营里继续作战,最有说明意义的就是1968年5月30日的全国大游行。 巴黎,在戴高乐拥护者的号召下,100万人从协和广场一直游行到凯旋门星形广场。第二天,《世界报》的头条新闻标题是“香榭丽舍大街变成了蓝白红的海洋”。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安德烈·贝当古代表独立共和党走在其他部长旁边(有雷蒙·马塞兰和让·沙芒)。当人们喊起这样的口号“密特朗,即失败……”“密特朗,滚下台……”“密特朗,挨枪子儿……”时,贝当古在想什么?走过巴黎一个最有名的咖啡馆,甚至米歇尔·德勃雷—通常情况下最拘谨的人,都情不自禁有节奏地高叫着:“密特朗,进丽都!” 那时对贝当古来说可能是他政治生涯的顶峰。密特朗对记者米莎尔·科塔说:“今天我是法国最痛恨之人,这就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机会。看吧,总有一天我会成为最受欢迎的人。” 耐心等待,耐心等待……1981年,我们的两个主人翁可以说交换了他们各自的角色。安德烈·贝当古进入了反对党的角色,而他的朋友则尝到了万人之上的美妙滋味。可他上台实施的第一批政策可不那么让他的朋友高兴,不高兴得很!在“左派人民”最得意的措施里,有一条实在令人不能容忍:即对大宗财富的征税政策。安德烈还跑去对爱丽舍宫的主人理论,因为“这项税收对我们来说真是场灾难,因为我们的关系非常好我才去找他解释。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们可以想像当时的场面!据说总统回答道:“我们再商议吧。不过说真的,你和利利亚娜,你们可到不了饿死的地步……” 法国最富有的男人并不因此便对他的友人怀恨在心。“需要忍气吞声的时候,那我就要忍耐!和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友情是第一位的。”而且他马上就做给他看。1984年2月1日(也即1962年事件的现代翻版)反对党议员阿兰·马德兰和雅克·杜蓬对总统在抵抗运动时期的行为提出疑问。第二天,作为总理助理与国会联系的负责人安德烈·拉巴莱尔请他们就此进行解释。下面是国会报告的节选: 阿兰·马德兰先生:“我们希望提出关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问题……他在二战一开始便以出版者的身份出现……”(社会党与席位发出高声惊呼) 雷蒙·福尔尼先生:“这根本不可能!” 阿兰·马德兰先生:“而且他还是一本叫做《您的美容》杂志的主编。”(社会党与席位又发出抗议声) 让-雅克·凯拉纳先生:“简直不可思议!” 阿兰·马德兰先生:“我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下,需请历史学家进行调查……”(新一轮抗议……) 让-雅克·凯拉纳先生:“这简直令人难以接受!” 阿兰·马德兰先生:“……谁当时是这份杂志的主人?” 好了,这下不仅密特朗受到指责,连欧仁·舒莱尔也牵连了进去。他的朋友和朋友的岳父!参议院议员安德烈·贝当古和其他几个人物,如德·贝努维尔将军和帕西上校,两人都是解放运动的战士,还有原部长菲利普·德沙尔特,甚至社会与经济委员会成员乔治·博尚,立即写出了一份声明支持密特朗:“对上次议会中关于指责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一切口诛笔伐的不实之词,我们在此表示绝不赞同。”他还指出:“这种卑劣的攻击……对法国的名誉是极其有害的。” 几天之后,2月14日,两个朋友在索恩-卢瓦尔省的克吕尼会面,为了纪念1944年2月14日的大逮捕,并纪念1943年春抵抗战士贝尔蒂·阿尔布莱什躲在达尼埃尔·密特朗在克吕尼的父母家,最后被敌人斩首,也可能被绞死(没有人清楚事情的具体经过)的惨剧。大多数在支持密特朗宣言上签了字的人都到场了。安德烈·贝当古已经有40年没到克吕尼来了!在危难面前,他们知道怎样手挽手团结起来。 在爱丽舍宫两届7年总统的任期内,密特朗曾向作为前部长及资本家的好友表示过他的好几次亲切关怀。 第一次是1986年3月,雅克·希拉克组成了第一个两党共同执政内阁。进行不正当交易的顶峰时机到来了。3月16日星期日,贝当古自荐出面与新总理进行接触,但没成功。最后是爱德华·巴拉迪尔承担了这一角色。18日的晚上,密特朗和希拉克在爱丽舍宫为了外交部长的任命进行磋商,希拉克提名吉斯卡尔,密特朗拒绝;密特朗提名沙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一个天生的外交家)……还提名了贝当古!双方的讨价还价第二天通过巴拉迪尔和爱丽舍宫秘书长让-路易·比安科继续进行。结果,正如我们所知,是让-贝尔纳·雷蒙中了头彩。 在参议院,几个月以后,确切说是12月1日,在审查外交事务的财政时,贝当古上了讲台。他强调历史学家承认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功劳和荣誉”,因为他“顶住了一切成见,极力主张成立大西洋联盟、建设欧洲以及同一切法国海外的朋友建立友好联系”。这就叫做投之以桃,还之以李…… 第二个来自爱丽舍宫的关怀:1988~1993年间是密特朗的光荣时期,总统的另一个心腹罗兰·迪马是密特朗外交事务执行官,他好几次为安德烈·贝当古推荐大使的职务。后者这样评论:“自从1981年以来,弗朗索瓦·密特朗对友情十分珍惜,尤其体贴所有他很留恋的人。”对此,我们没法比他说得更准确了。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礼贤下士”是针对欧莱雅的主人。那是90年代初安德烈·贝当古和弗朗索瓦·达勒与弗里德曼兄弟打得不可开交之时。 “所有对此事件有利的东西都被窒息了,用的是棉里藏针术。”今天,让·弗里德曼的律师之一威廉·哥尔德纳岱尔先生这样总结说。总统的两位参谋夏尔·扎尔茨曼和于贝尔·韦德里纳的确是插了一手以便把事件大事化小。他们成功了,因为此事从来没有上过法庭。这段时期,爱丽舍宫提出了一个协商性的议案,并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由让-路易·比斯穆什负责,并取得了各犹太组织的 认可。 过了几年,1995年2月,让·弗里德曼提交给《快报》记者伊夫·斯塔维里岱斯一份材料,试图诠释这出持续了5年的心理悲剧。这位以色列商人还找了扎尔茨曼听取他的意见,两人关系很熟。 “您的反应是什么?” “我跟法国犹太机构代理委员会(crif)的负责人让·卡恩谈了此事,他向我建议:第一,要一份总统的公开意见,以便把这件抵制事件公之于众;第二,他负责提交一份欧洲法规。” “后来呢?” “我把这一切建议都记在记事本上,交给了扎尔茨曼,他要我等一刻钟。他回来时对我说,‘没有问题。’” “您见到总统本人了吗?” “没有,可是除了总统以外,谁能对上面写了‘我以总统名义保证’这句话的记事本说没有问题?” 转眼到了1995年5月17日,这是总统权力移交给雅克·希拉克的日子。在此之前,总统还经常在爱丽舍宫接见他的老朋友。安德烈·贝当古属于“上帝”愿意经常召见的人之列。这是“密特朗集团”中的一个见证人所说的,这个集团与世隔绝,他们跟密特朗讲话可不像世人那样拐弯抹角。法国最富有的夫妇还好几次应邀与外国首脑会见…… 1996年1月8日,弗朗索瓦与安德烈的友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4章 女业主 “我从来没说过要取消遗产的继承。儿子们总是要继承遗产的,可他们不能继承管理。我再说一遍,将军的儿子不见得一定是将军,不要因为你是老板的儿子所以你就是老板。”欧仁·舒莱尔从来没想过把欧莱雅的大权交给利利亚娜,他惟一的孩子,而且还是个女儿。 对工作如饥似渴的企业家在他的作品中一再地说,那些“儿子、孙子或女婿”继承了遗产,却一点儿风险也不想承担,“这些公务员式的老板只有抵押的保守心态”。 1957年,欧仁·舒莱尔去世之前已经把他的一部分权力交了出去,并选择了接班人。进入梦皂15年之久、1948年以后就成为企业第二把手的弗朗索瓦·达勒理所当然地从创业者手中接过了火炬,而且是舒莱尔去世这一年在公司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来的。达勒在他的书中这样描述:“就在演讲时,他以特有的方式突然宣布,主要是为了掩饰他激动的心情,‘我想达勒会把欧莱雅撑起来。’显然,这个消息马上就传遍了公司上上下下。” 过了一段时间,老企业家又一次表达了他对继任者的重视,即把达勒写进遗嘱里:“我指定所有财产的遗赠承受人首先是我的女儿利利亚娜;假如我的女儿在我之前辞世,则为我的女婿安德烈·贝当古先生;假如我的女儿和女婿在我之前辞世,则为弗朗索瓦·达勒先生。” 利利亚娜·贝当古当时不到35岁。她不愿像伊丽莎白·阿尔当或者赫莲娜·鲁宾斯坦一样接管父亲的事业。她只是冷静地服从父亲的决定,通情达理。欧仁·舒莱尔的葬礼那天,在教堂里,财产继承人请求新总裁站在她的旁边,达勒回忆说:“(她)拿起我的手,一言不发,握在她的手中。我们之间的命运纽带就这样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这一年,阿尔贝·加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雅克·昂格蒂尔在全法国自行车赛中夺得冠军。除此之外,世界局势正在改变。地中海的另一边,阿尔及尔发生冲突:民族解放阵线(fln)以法国必须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为谈判的先决条件。同年3月在罗马,法国、西德、意大利和比荷卢联盟在一起签署了一项创立共同市场协议,西欧六国联盟诞生了…… 虽然欧莱雅当时出口额还未达到总销售额的3%,但却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声誉。梦皂、多谱、太阳琥珀这些品牌在法国已是家喻户晓,但由于竞争很激烈,这段时期并不算顺利。1961年始,弗朗索瓦·达勒决定放弃梦皂。 利利亚娜·贝当古伤心到极点,没人能安慰她。她周围的人解释说,她对欧仁·舒莱尔有一种发自肺腑的挚爱与敬仰,这位女业主比别人更深刻地了解父亲的毕生杰作。这对她来说是重任在身,她要以整个生命来表示对他无边的崇拜。“这方面,我们可以拿她与伊丽莎白·巴丹泰(马塞尔·布勒斯坦-布朗谢的女儿)相比。”欧莱雅的主要广告代理布里西公司的老板莫里斯·莱维如是说。 利利亚娜·贝当古因此成为圣殿的守护神,包括家族的企业和精神,除此之外,还要维护好欧莱雅创业者的形象。“有一次晚宴,”贝尔纳·阿尔诺,lvmh的总裁回忆说,“我正好坐在利利亚娜身边,她向我描述了她父亲创业之初的事。”她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来纪念这位伟人:1981年,在他的诞辰日出版了一本纪念册;巴黎国立高等化学学校的百年校庆上,那曾是他的学校……有人羡慕地对她说:“您能闯入美容界做生意真有运气!”女业主回答说:“是啊,但是能在1907年就想到更不容易!” 这家集团,欧莱雅,也是她的孩子。她年轻时候通过她的父亲在里面实习过。欧仁·舒莱尔把他的一生都投入他的工作和生意上了,这是她的参照系。从很小开始,小女孩就在订货、销售、竞争、奋力工作的世界中长大……“欧莱雅,她完完全全浸在其中!”一位好友这样说。 青少年时代,她在这里做过实习,1939年全体股东大会上的出勤表显示,那时她已是公司的主要股东并同她父亲一起管理公司。具体来说,她在7万股资本总额中拥有3.3万股,当时她还是梦皂的股东。 除此以外,女业主十分了解欧莱雅的主要领导人及其合作者,她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一同起步和成长,特别是经历了这家公司瞩目的革新和国际化的发展,参与了数不清的新产品开发及好几项品牌的收购…… 总裁弗朗索瓦·达勒离开以后,她认可了达勒选定的几位接班人,先是夏尔·兹维亚克,然后是林塞·欧文中。这些人我们以后会一一解释。她同这三个人建立了亲密的工作关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变成了朋友。今天,在“oj”(这是工作人员给欧文中起的绰号)的办公室里,有件家具上摆着一张利利亚娜的单人黑白照片,她穿着长裤和衬衫,背后有她的题字—信任与友情。 她把企业管理的权力托付给了别人,却一直记挂着自己作为集团主要股东的角色,这一点同家族中的所有人一样。首先,她和她的丈夫,她的女儿弗朗索瓦丝及其丈夫让-皮埃尔·梅耶尔,他们四人都加入了gesparal控投公司董事会,即欧莱雅控股公司。主席由安德烈·贝当古担任,利利亚娜与弗朗索瓦·达勒两位是副主席。 这个四人“集团”还在欧莱雅董事会里担任重要职位,安德烈·贝当古自1980年起任董事,1994年12月辞去了副主席一职,让位给他的女婿。让-皮埃尔·梅耶尔于1987年进入理事会,也是审计委员会成员,利利亚娜·贝当古只于1995年才参加这个委员会,但她在管理与报酬委员会中任主席。还有,弗朗索瓦丝·梅耶尔自1997年起为董事。如此,这个大托拉斯家族在整个董事会里占据20%的席位。 利利亚娜作为房产的女主人,不可或缺地参与公司的运作,而且她把角色承担得十分稳当。利利亚娜出席各种重要活动—“她露出资本家的笑容”,一位老欧莱雅工作人员带着点大男子主义的态度说。她首要参加的是欧莱雅集团组织的一些活动。 以前,这类活动有:欧莱雅老员工聚会一堂(每年3月),颁发各种种类的奖项,狂欢舞会,未满25岁年轻人的舞会,圣诞节给孩子们观看的马戏节目。在那家长式管理的年代里,贝当古夫人每年5月1日还给林间奥尔内工厂的女工们发放铃兰! 现在,家族的女主人仍然参加公司里某些高级职员的退休仪式或颁发荣誉桂冠仪式……2001年10月10日,她和安德烈在巴黎十二区的贝尔西祝贺欧莱雅的前副董事长(现仍为董事)马克·拉德雷·德·拉沙里埃,因为洛朗·法比尤斯② 向他颁发了荣誉勋章。马克向这对夫妇表示敬意之后,这位商人说道:“当你准备离开公司,而公司正指望你有所作为时,只有利利亚娜·贝当古能够对你说,‘去吧,马克,离开我,财富向所有勇敢的人微笑。’” 但是总的来说,大多数这类传统的仪式已被公开的正式活动所取代,这些是夫人与家族的其他成员极为敬重的。比方说欧莱雅女科学家奖,其授奖仪式每年都在国际教科文机构的支持下组织。 2001年2月28日晚上,克里斯蒂娜·奥克朗用英语和法语主持了颁奖仪式。四位重要人物,贝当古夫妇和梅耶尔夫妇安静地坐在教科文组织会馆阶梯大厅的第五排坐位上,几乎淹没在家族企业的众多领导人物中间。后者在克里希被大家称为“局势专家”,因为这些主要领导人物每两个月参加一次由林塞·欧文中以同一名称召开的大会。 这天晚上,10位年轻的法国女科学家每人收到1万美金的奖励,另外来自五大洲的5名女科学家则得到双倍的奖金。仪式的中间穿插着舒伯特、德彪西和勃拉姆斯的音乐。至今仍被当时的气氛所感动的巴西获奖者马雅娜·扎茨教授回忆说:“我们受到的待遇更像女王而不是科学家。” 还有其他不容忽视的聚会,每年9月底的兰蔻杯颁奖仪式,其花园盛会比高尔夫球比赛还有名。林塞·欧文中以“香水大亨”头衔主持仪式,利利亚娜·贝当古则在她自己的餐桌上与他共进晚宴。2001年除外,为了哀悼几天前在纽约与华盛顿撞机事件中的受害者,兰蔻第一次取消了第32届颁奖仪式,这是史无前例的。 在这里,一般情况下就像在她讷伊的家中一样,女业主特别讲究食谱及餐桌上的客人。2000年9月17日,她接待了驻摩洛哥大使,原部长皮埃尔-克里斯蒂安·泰坦热、工业家让-勒内·富尔图和格扎维埃·丰塔内及其夫人们。这些知名人士品尝了蘸大黄调料的布列塔尼大螯虾及桑葚,厨师是庞维夫的居伊·马尔丹。 利利亚娜·贝当古并不满足于仅仅做欧莱雅的第一夫人这一角色,她在公司里投入很多精力并了解市场上的情况。林塞·欧文中经常给她汇报集团主要领导人的看法,他们的优点、缺点及他对他们的希望。她也向他提出问题,两人一年中要碰好几次面。“我给她看新产品及其广告,我跟她比较竞争中的因素,她的见解对我来说十分珍贵。”总裁评论道,看起来他是个开怀大度的人。 欧文中还强调最大股东永久性的支持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她在经营上给予真正的帮助。每次面对有可能丧失资本的艰难选择时,比如1996年我们要到中国进行投资,她都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欧莱雅集团于1995年收购美宝莲(maybelline)前夕,领导人十分犹豫,因为只有出高价才可能买下来。“我们有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其中一位这样说。利利亚娜·贝当古立即给予通行证:“如果是个好的选择,那就不要犹豫……” 这类协助无时不在。比如60年代初收购卡尼尔(garnier),后来扩充取得synth巐abo制药实验室,还有1963年10月当弗朗索瓦·达勒建议家族企业上市,这意味着家族资本中会出现外来的股东。她关注着这一切…… 作为合作人,她每一次私人去国外旅行从不放弃到该地分公司去视察的机会。她好像是一位当地的商人,去城里的商店看一眼,看看柜台是如何摆设和展示家族品牌的,其实也就是去感受一下未来的发展趋势。 这只是些逸事吗?可以这么说。从战略角度上我们会看到,这才是之所以成为欧莱雅的先决条件。1974年是她批准了瑞士雀巢以资本形式进入她的领域;还是她,1992年,在法律与税收事务所弗朗西斯·勒弗夫尔律师的帮助下,悄悄地解决了财产继承问题。 在近100年的历史中,欧莱雅一直只有一个大股东,而且一切事务的进展都是以此为前提的。毫无疑问,这也是今天利利亚娜·贝当古的骄傲之一。在法国,这种持久性与自身管理人员的稳定性同样都是很了不起的。除了创始人以外,欧莱雅只有过三位总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5章 双鱼座与宝瓶座 2006年3月17日将是林塞·欧文中的六十大寿,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届时他会放弃他的宝座,至少退出战场。2001年夏天,欧莱雅总裁第一次在集团外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专栏上提到这个设想。他于1969年进入家族企业,1988年任总裁,他代表这家美容企业达18年之久。他的继任是一个世纪以来欧莱雅的第三位总裁! 在法国,每一次国有企业里大人物的变动都会引起长期的骚动,而私营企业的老板经常性地随意安置。像欧莱雅这样,掌权人能够如此长久地坐在权力的宝座上,真令人惊叹不已。在这里,权力的移交总是在平缓的环境下进行,不会引起任何波澜。 继老前辈欧仁·舒莱尔之后,欧莱雅集团一共只有三位领导,而且三位都塑造了领先世界美容的榜样。这三位人物都像创立者一样,都在同一个企业完成了他们的职业生涯。以出场次序为准:弗朗索瓦·达勒,扩张主义者,在他的任期内(1957~1984),欧莱雅的生意额从1.5亿欧元窜升到30亿欧元(约10亿~200亿法郎);夏尔·兹维亚克,达勒的研究员与同路人,也可以说是一位过渡人物(1984~1988);最后,林塞·欧文中,一位征服者,在他的统治之下,欧莱雅真正实现了国际化。 “您说是巧合吗?”欧文中提醒我们说,“除了夏尔·兹维亚克是宝瓶座,欧仁·舒莱尔、弗朗索瓦·达勒和我,我们三个都是双鱼座,3月份出生。”也就是说大家都带有水相,这或许解释了法国最大企业集团的黄道历史。也许,这还可以为未来的伊丽莎白·戴西尔开辟出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呢! “在我们这个集体里拼命干活的一般有两类人:北方人和阿尔萨斯人!”正是凭借这些标准,也是他自己的作风,来自伊乐福斯的欧仁·舒莱尔接待了他新招进来的年轻人弗朗索瓦·达勒,那是在1942年。年轻的达勒当时24岁,是法学院的优等生,他回复了梦皂企业的一则征聘广告。 达勒出生于加来海峡省的埃丹,是个“小个子北方佬”,他的身上留下了北部地区大工业家族的社会基督主义的烙印。他的父亲约瑟夫是维尔维克的制酒商。那时在村里,他曾支持医疗保险互助运动,也是家庭补助金的宣传员。他的母亲让娜养育了9个孩子。出身富裕家庭,禀性刚正,思想正统,小弗朗索瓦当时在里尔上圣约瑟夫私立中学,他参与圣文森德保罗的慈善事业,并常去探望失业者之家。因为患有哮喘病,他常常不得不仔细照料自己的生活,那些年他过着清戒的生活。 去巴黎攻读法律时,他也住在“104号”。他的老师是勒内·卡森和勒内·卡比当,他想竞考拿到大、中学教师资格,但战争打乱了他的计划。他虽得到了律师资格,却对此没有兴趣,从没当过一天辩护律师。但当时他刚刚结婚,得找份工作才行。命运把他推到了舒莱尔面前。“会面是在皇家大街欧莱雅总部进行的。他(舒莱尔)问我都做过些什么工作,我从哪儿来等等。整个过程不超过10分钟。” 弗朗索瓦·达勒退休后一直在里兹公馆接待来访者。每次他因公或因私回到巴黎时都要在此住100来天。1995年以后,他定居于瑞士日内瓦市郊哥罗尼的清泉别墅。但是在这里,旺多姆广场,他有他的老习惯以及他熟稔的老同事。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时,他的腰疼得厉害,只能小步移动,但这并未妨碍他的热忱和敏锐。 这位欧莱雅前任总裁有着矮小而结实的身材,有一副诙谐的面孔,坦诚的微笑不会让你有任何的戒备心理。可是别小看他,谈起他在欧莱雅的成就时,这位胖嘟嘟的人物身上油然生出一种狂野,他说那是他的“杰作”。 他从前的同事描述他是一位“精力旺盛、讲话粗鲁”的人,也“喜欢哗众取宠”。他们指责他们的这位老板“生把别人的观点据为己有”,甚至“爱把某种成功说成是自己的功劳”。当他掌握着企业的命脉时,公司里有些领导称他为“拉美西斯二世”。但这些批评马上又被其他赞誉之词所淹没:“一位了不起的带头人”、“快乐”、“乐观开朗”,这位“法老”显然被他的下级拥戴,而且同他们有着紧密团结的工作关系。 2001年他出的一本书里提到一个小故事,意味深长地谈起他这种由衷的热情性格。他初入梦皂时,常常去看望街头艺人,“莎莎”、“球球”、“咪咪”……他认识其中的大部分人。“我们每年都在马恩河岸组织一个大型宴会,我从未缺席过。我们又吃又喝,一起唱歌,每个人都讲述自己的故事。” 达勒的成就主要包含着一个漂亮的领导路线!在他的领导之下,欧莱雅完全腾飞起来了。欧莱雅收购的企业成倍增长:薇姿、galderma、gemey、cacharel、ueurs et pointes到ultra-doux……有些品牌还成为欧莱雅领先潮流的招牌。比如elnett喷发胶,“轻轻一梳便消失不见”,自从1960年推出以来,在全世界一共卖掉了20多亿瓶!成为真正的流行风尚。 根据弗朗索瓦·达勒自己的说法,欧莱雅已成为一个“千足企业”,从“头发护理一直到护肤,再到仪表,最后还关注健康”。 作为这一深刻变革的总指挥,他还是支撑这个家族历史的顶梁柱。从1942年到1984年,他在欧莱雅待了近半个世纪!取得集团操纵杆之前,他同欧仁·舒莱尔一起工作了15年。从1948年开始,欧莱雅创始人就把他叫到身边工作了,在此之前已交给了他梦皂的大部分负责工作。“6 000小时连轴转先生”对他说:“没人能够对你下命令,但您也不能向任何人发号施令……您必须去考察所有的地方,摸清一切,了解一切,要学会生活在舒莱尔的旋涡当中。”这位有幸中选之人评论道:“确实得适应他的工作节奏。我一点不用隐瞒我当初的感受,那简直就是地狱。” 直至现在,“达勒的统治时代”在欧莱雅集团组织中仍存有某种当年天翻地覆的变革痕迹。总裁制定了一套生产模式和管理模式:责任下放,引进计算机管理,实行新的管理方法,永远与时代同步……他还创建了所谓“欧莱雅精神”,即“在企业员工的‘意识形态’中建立征服与发展的迫切愿望”。 在企业外部,尽管他以前被看成是个“卖香皂的”,这位“小个子北方佬”却是资方老板中的一个大人物。达勒从前的一位合作者提到:“他一直为没有被同类人所接受而难过。”1968年闹学潮时,他与其他几位领袖一起—当时被人称为“人道主义者”或“自由派”相继建立了“企业与进步”及“企业学会”的组织,当时真正是法国国立雇主理事会的发源地。后来,先后有两位部长交给他两项任务,一位是左派的洛朗·法比尤斯,另一位是右派的菲利普·塞甘。第一次是在1983年,请他报告法国汽车行业的运转状况;第二次是1986年,关于就业问题的最新资料。 这两次经验给他留下的印象是苦涩的:国家领导人对他的态度几乎不太礼貌。关于政治圈内的事,根据一位朋友的说法,达勒对瓦莱里·吉斯卡尔·德·埃斯坦或他的朋友弗朗索瓦·密特朗至今仍“耿耿于怀”,因为他们在各自的任期内都没有请他去政府任职,而“他愿意在经济部或工业部就职”。 达勒可不需要别人来安抚他!在他一生的职业生涯,一个如此高度活跃的人已经创下了财富。20世纪60年代时,他已拥有欧莱雅 6%的股份。2002年,以他85岁的高龄,手上仍然有两笔生意,只是想证实一下自己是否还宝刀未老:一个是种植蘑菇,另一个是酿制葡萄酒。他在尼姆拥有可以酿造300万瓶葡萄酒的葡萄园坡地。这位农场先生曾交割了一笔水果经营(200公顷),他还给子女们慷慨地充当顾问。 一生中结了三次婚,他不可救药地受到女人的青睐,同时他也喜欢漂亮女人。他写过不止六部著作,获得了很多荣誉称号。他还犯了不少大的错误。比如影视全景问题(别提它了),还有同法国兴业银行(soci巘?g巒巖ale)不愉快的生意,他的前妻热娜维艾芙和他本人被控知情投机罪,而2000年12月才获得清白并不予起诉,那可是12年以后了! 1988年,有位商人乔治·佩佰罗怀疑达勒在大量收购一家公司证券的银行股票上做投机交易,这人是一家叫做“马索投资”(marceau investissements)控股公司的代理商。达勒与另两位大阔佬(媒体这样称呼他们)合伙参与了这件事,一位是古斯塔夫·勒文,当时是毕雷总裁;另一位是让-路易·德库尔,andr幮担ㄗ源覸ivarte之后重新命名)的老板。 这些逸事抹煞不了这位退休的总裁对欧莱雅的贡献,以及他对接班人的妥善安排。先是提出建议,然后动手准备,连最后付诸实施的时候也没有掀起任何风浪。这真像俄罗斯“音乐五人小组”通力合作的和谐之音! 弗朗索瓦·达勒在他周围成立起了一个限数委员会,目的是寻找合适的接班人选。一年中,他在圣名拉布莱岱什一个不起眼的高尔夫球会场组织了好几次会议;夏尔·兹维亚克当时是集团里的第二号人物,自然成为达勒的接班人,也理所应当是这个智囊团的成员。但由于他比达勒只小四岁,因此必须找到一个接班人的接班人!于是找到了林塞·欧文中。就这样,在这个双层的过程中,弗朗索瓦·达勒于1984年退下了职位。没有任何仪式,因为那样的离别对他来说太“令人心碎”。 夏尔·兹维亚克的“统治”虽然短暂,却并非不重要,他使得达勒得以从容不迫地卸任,并让欧文中能够有时间慢慢地安置下来。新总裁既能够把“盖章”的角色做好,也在员工中间有着不可忽视的威信。不幸的是,他在离开欧莱雅10个月之后,于1989年7月早逝,享年67岁。可以说,他至今仍然受到家族与职业圈的爱戴。 同欧仁·舒莱尔一样,夏尔·兹维亚克也出身于平民阶层。他的父亲阿道夫是细木工匠,于1919年从波兰移民来到法国。他的母亲索拉原籍俄国,1914年来到巴黎,她是位裁缝。他的父母两人都死在集中营,夏尔是三个孩子的老大。还是像舒莱尔一样,他也毕业于巴黎高等化学学校,而且也想在学业上深造继而拿到博士学位。但当时是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得找份工作来养家。他的一位老师认识欧莱雅的老板,后者正在找人扩充他实验室的力量。 “我的梦想就是做研究甚至基础研究。香水、美容、肥皂、护发用品,所有这些对我来说并不怎么具有吸引力。但我还是听取了(我的)导师的建议,和我同届的四位同学一起进了梦皂公司。”“适合做研究”的男人说试着“观望”一年,其结果我们是知道的…… 这位科学家在欧莱雅集团成为必然的创新者,是他将科学研究与市场管理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在他的领导下,欧莱雅把所谓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及发展区分了开来,他在副总裁事务之外负责管理这一切。以他双重的身份,“兹维亚克做到了前人未做到的事情,即激活公司的革新潜力。”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原集团领导这样解释。 在一系列的升迁中,他一直做到了企业的最高层,但他的头脑始终非常冷静。他对大自然与东方古董有着极为强烈的兴趣,他的办公桌上就有一尊极为难得的佛像,但根据周围人的说法,无论哪方面他都是一位简朴而诚实的人,一点儿也不像是来自上流社会。弗朗索瓦·达勒在某些采访场合称他为“我的兄弟”,他说:“他每天都在员工食堂吃自助餐,而以他所属的阶层,他完全有资格去公司专为接待来访客人而设的餐厅就餐……” 1973年,记者罗歇·普里乌雷为《扩展》(l誆xpansion)杂志对兹维亚克进行过一次绝无仅有的采访,他这样描述说:“夏尔·兹维亚克仍然属于科学家,具有异常精确的思维,与巴黎通常的企业成功人士有很大的区别。当年致力做研究的烙印并没有完全消失。” “他的世界就是欧莱雅,而他的情人就是欧莱雅的研究。”一位领导人总结说。兹维亚克只在晚年才获得了荣誉勋章,在此之前,他获得过美国美容化学家协会的奖章及法国美容协会的奖章。但对他来说,外人对他专业方面的了解显然更加重要,因为他写了一部617页的巨著《毛发处理的科学》 (science des traitements capillaires),专门研究头皮及头发的保养…… 毫无疑问,这位谨慎的男人保留了欧莱雅的众多品牌,以及其由来已久的传统秘密。“经济就是一场战争,”他这样说过,“我们最基本的策略只与我们自己有关,我认为一家企业没有必要向外人讲述它的历史。”好像是在说:走吧,这儿没什么好看的!1988年9月,他离开了欧莱雅集团,没有惊动任何人,把位置留给了林塞·欧 文中。 欧文中,他在欧莱雅第一次实习完时,他的师傅对他道出了下述预言:“或者他很快被扫地出门,或者他会成为欧莱雅的总裁。”担任集团总裁15年之久,他的成就也足以大吹特吹了:2002年的生意额增长了4倍,2001年利润增长率达到两位数,而且17个年度结算以来一直如此!2001年12月,根据《金融时代》评选的最受同行拥戴的前30名老板里,欧文中同尼桑(nissan)的卡洛斯·格森、维旺迪环球的让-马利·梅歇尔一起入选,而欧文中是名单中惟一的法国人。 然而在欧莱雅总裁系谱中,欧文中却有一个遗憾。他从未见过欧莱雅的创始人,也是惟一先从外国开始学习生涯的。这是个“时代新人”,利利亚娜·贝当古1996年11月在国立高等化学学校的百年校庆上这样强调道。 他喜欢别人说他是高卢人,其实他出生于伯肯黑德郊外居民区的沃勒西,靠近利物浦,在d形英国海岸上,也即甲壳虫乐队的故乡。他先后毕业于牛津大学,以及位于枫丹白露的欧洲商业行政高等学院,这位总裁通晓好几国语言。除了英语、法语外,他还讲意大利语和德语。还在大学读书时,他曾想进入外交事务机构做外交官。 23岁时,他在欧莱雅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内部消息说,“入道以后”,他到诺曼底田野去推销多谱软包装,这完全违背了他母亲的意愿,母亲是希腊语和拉丁语教师,父亲是位工程师。但这位夫人最后还是心满意足了,因为她的儿子马上就得到了晋升,而且派赴国际征程:比利时,意大利,最后在35岁时当上了美国分公司的主管。 弗朗索瓦·达勒和他的“五人音乐小组”马上发现了这位大有前途的年轻人。“他在纽约变成了一个大老板,有志向,工作上全力以赴,身体结实,他还实现了一流的创新。他推动生意额的上升,他就是继我之后……欧莱雅理想的接班人。” 对于欧文中来说,这件事显然一点儿不意外。他是个急性子,对自己和别人要求极其严格,是个完美主义者;还是进攻型的人,浑身有用不完的精力。他也是一名真正的体育运动员,而且,有一副花花公子的模样。在利物浦当住校生时,他是青年橄榄球队的顶梁柱,还是个有经验的飞行员。他于1996年在勒芒24小时竞赛中用一架迈克拉朗机获得了第三名,此后他停止了比赛,但一直对赛车兴致盎然。他还是个航海家,用他漂亮的赛帆船magic carpet号,这位法国航海家塔巴尔利(和巴顿将军)的崇拜者接连不断地夺得桂冠。1999年,他在波多菲诺的同量级比赛中获得了zegna杯冠军。除此之外,冬天,他去萨瓦省,从瓦尔迪塞尔的高山雪道上直冲而下。另外,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他每天早上都要晨跑半个小时。嗬!说起来我都觉得累! 作为欧莱雅的总裁,这位市场营销人物表现出高度的管理才能:对工厂进行合理化改革,包括库存和期限,减少总开销……当然还有设立研究性质的会计业务,加强年终总结,以及采用国际第一流会计管理。 他深受同事的爱戴,但集团中有很多同事明显害怕他;他外表看起来很开朗,却可以随时关上他的蚌壳;他性格冷淡(英国特质),又有时易怒而暴躁(拉丁特征)。据说这位总裁痛恨遭受突然袭击。他知道怎样委派重任,这也并不妨碍他先验性地批评继而经常性地纠正偏差。 “不容置疑,他对事物的进展具有特殊的视角,知道往哪儿走,知道如何同各种问题打交道。”一位领导说。“合理忧虑”这个词是弗朗索瓦·达勒的宝贵用语,用来提醒欧莱雅的各个组织,它们既不能垄断智慧,也没有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和本领。欧文中虽不愿再听人提到这个词,但是像他的前任们一样,他一直在小心翼翼地给自己施加压力。可不能躺在桂冠上面睡大觉啊! 他的财富已经形成了,养老问题也有了保障。如果说欧莱雅集团的大股东把守着法国第一大富翁的地位,那么欧文中是法国老板中享有最高薪水的人物。工资与有价证券加起来达到最高纪录!2000年,他的年收入为491万欧元(3 220万法郎),也就是totalfinaelf的总裁蒂埃里·德马雷所挣的两倍半,法国航空公司(air france)让-西里勒·斯比内塔的收入的16倍!另外,这位总裁还拥有厚厚的一叠股票认购期票。在接受公布期票拥有者当中,去年年底,这位幸运的男人拥有最多的潜在增值(尽管起伏不定),大约有3 700万欧元(约24 300万法郎)。 他的住所,不可思议,如贝当古夫妇一样也在讷伊,夫人克里斯蒂娜原籍意大利,女儿塞莱丝特13岁,是第一位夫人所生。欧文中还在圣特罗佩拥有一座华丽的别墅,他在那里避暑。这座名叫“园林”的别墅里有一大群保安人员,尤其是有百万富翁光临的时候:如弗朗索瓦·皮诺、贝尔纳·阿尔诺或阿尔贝·弗雷尔。这位大老板还在瓦尔迪塞尔拥有一套公寓,当地人流传称他“以创纪录”的价格买下了一幢每平米1.2万欧元(8万法郎)的木屋式别墅。 现在,他要做的就是别在走之前出岔子,而且要走得漂亮,找到“那位”优秀的接班人。如果利利亚娜·贝当古在此之前故去,甄选出稀有珍珠的任务可就非常艰巨了,继任者须继续经营欧莱雅的股权,必须知道如何给企业注入新的活力,使其在国际市场上得到继续扩展。那里还有很多市场等待着去挖掘,有一些已经浮出水面:如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有的还等待开发,比如非洲。立足于目前的状况,欲在前任的基础上再扩大生意额,新上任的总裁真得长出三头六臂来…… 显然,这个“第五元素”一定出自内部。他(或她)应该在企业中拥有丰富的国际经验,要对产品有激情,要有一个企业家所必备的管理方面的优秀品质,40岁左右—弗朗索瓦·达勒当初就职时39岁,欧文中上台时已吹过了42岁的生日蜡烛,他还要令股民们满意。而且不言而喻,这位候选人是罕见之尤物。如果他的星相是双鱼座,他取得桂冠的机会就会大许多! 欧莱雅已经有了一个很不错的苗圃,不,应该说是培育人才的摇篮,这样说更确切。比如让-保罗·阿贡,44岁,这位高级管理人员先掌管过亚洲地区,从2001年10月1日起被任命为美国分公司的总经理,这是欧莱雅最大的分公司。或者马克·梅耐斯甘,47岁,布列东人,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在日本任国际总裁之前为国际兰蔻总经理。其他可入选者,也同样的优秀,同样的年轻。我们不妨列举如下:法布里斯·波-德雷福斯,1993年进入欧莱雅,已创下很不错的业绩;尼古拉·耶罗尼米斯,欧莱雅巴黎总经理;洛朗·阿达尔,美容部门主管,负责薇姿、理肤宝水(la roche-posay)……这个名单可以是无穷尽的! 在众多不确定的事实中,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欧仁·舒莱尔去世50年以后,未来登上舞台的管理者将要承担的是一个庞然大物,一座实实在在的美容巴比伦王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6章 美容联合国 巴比伦王国?可不是么! 1999年9月,林塞·欧文中把欧莱雅称做“美容联合国”,那是在欧莱雅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新签署女科学家奖(“enium的形象代言人,那是一款保护皮肤的新产品)。 这句有点儿傲慢的口号2000年为了赢得顾客,经常被改成“因为您值得拥有!”这种说法的确会得罪一些人。在1999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有人在扩频电视上嘲笑过欧莱雅,《木偶新闻》(guignols de l誌nfo)节目中的木偶脸上涂满了黄瓜和鱼子酱,也说了句还算不错的名句:“因为有人让我们臃肿!” 唉,当第一名的滋味可真不好受,广告充其量也就是个外在的支持因素。如果产品的质量没有得到顾客的认可,销售也根本谈不上任何突飞猛进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不断地更新和不断地创新,推出大众满意的产品。 在市场征服战与拔出刀鞘面对世界一体化的时候,克里希企业在研究上必须有世界一流水平的装备。欧莱雅每年用于研究的费用不少于总生意额的3%,也即2000年达到3.83亿欧元(25亿法郎)!他们经常习惯性地说:“在我们这儿,一切从研究着手,这是欧莱雅的策略与传统。” 集化学家、物理学家、皮肤科专家、生物学家、毒理学家、药物专家、内分泌学家等为一体,2 500多名研究人员,30多个分科在走廊里穿梭往来、辛勤工作,把他们的知识在集团里交叉结合起来。在欧洲、美国和日本,1988年工作人员增长了一倍,2000年他们一共提交了420项专利,是法国在同领域内的冠军,世界第15名①。而此方面能力近几年发展得更快,因为集团自1994年以来所提交的专利是以往30年的总和! 具体地来说,欧莱雅拥有一个完整的研究机构,可与制造三级火箭相比。从第一级开始,基础研究使集团在自己所擅长的方面获得基本的认知水平(如头发,皮肤和染色)并合成新的分子。在这个基础之上,要把第一级火箭的“新发明”切实应用到实践中,即检验其效果并验证分子是否无害,与其他成分的合成,再找到生产它的工艺方法……不仅如此,研究员们还要研究竞争者们研制出的新产品。最后,在火箭的最上层即第三层,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及其包装要与市场相结合。 这种类似军队式管理的组织极为可观,无可比拟。参观一下克里希的夏尔-兹维亚克研究中心便可大致了解他们所进行的研究工作。比方说,研究人员成功地研制出如何在体外生长头发!他们还能够让这些头发在试管里生存45天,真是世界纪录。 还有些研究人员要重新制造人的皮肤,这是30年工作的最终成果。制作出的人造皮是些浅粉红色布状小方块,让人想起(对不起)意大利饺子!这些皮块,比方说,今天试验对太阳紫外线的反应,明天可以用来观察并控制皮肤的老化。总之,在这里时刻都在进行各种意想不到的实验。 也要研究新技术,如测验皮肤的弹性,头发的韧性(非洲人的头发是最脆弱的),或者某种产品梳理毛发的能力。顾客们有没有想像过他们喜欢使用的染发剂曾经放在撒哈拉沙漠的太阳底下、热带雨水中及西伯利亚的寒冬里进行过试验? 另外,世界各地的试验中心还继续研究中心的工作,以便“贴近”现今国际顾客群的需求。男人和女人的皮肤色素沉着及其头发的模式根据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种族是不同的,其文化习俗各国也不尽相同。 一位南韩妇女的化妆盒里会装有22种不同的美容产品,而一位西方妇女则不到10种。同样,一位巴西女人更需要一支透明睫毛膏,因为她只想把她长长的黑睫毛弄弯曲而不留下任何痕迹,特别是天气又热又潮湿的情况下……专家们应用的是“地理美容”这个概念。 弗朗索瓦·达勒,他习惯说:“美容业从来都是装在漂亮盒子里的高级技术。”欧莱雅实验室的鉴定人员无论如何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他们的物理组于1985年为人类博物馆提供了服务,埃及政府请该博物馆保存美尼斯二世的木乃伊,以便研究法老用防腐香料以保存遗骸的头发。 2001年,设在巴黎郊区维勒瑞夫的法国国立科学研究所(cnrs)的科学家们研制成功了一种“高危险癌症”的人类皮肤,他们是同欧莱雅研究人员一起研制的。后者2002年还参与了其他调查人员展开的对脱氢表雄酮的研究,其更为人所知的名字为dhea,即被认为可以抵抗某种老化因素的一种激素。 这个白大褂族的冲击力量使得欧莱雅能够在任何时候推出它所有品牌的新型产品。例如薇姿品牌中的防掉发dercos antichute洗发液,1996年第一次加进了一种抗纤维化分子以防止掉头发。可以说,科学的进步还可以以旧换新,也就是说:把市场上已有的产品更新换代。 这就是一些品牌永远不倒的原因!如太阳琥珀品牌的防晒油及乳液系列从此以后将以科学的方式记录下来,并满足每个人对抵御太阳的要求;还有多谱,今天,它的继承者p誸it dop你可以不闭眼睛就把头发洗干净了,这是聚合体的功劳。它也就比角膜层细胞大一点,可以不滑到眼睛里去。 欧莱雅机器就是这么运转的!研究机构与市场小组永远在高速运转,到目前为止看不出什么东西能够卡住这台发动机。这是集团股东们的最大幸福,他们当中有最大的股东贝当古夫妇;也包括1974年以来他们敏锐的合伙人:雀巢公司。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7章 树袋熊与桉树 “有关欧莱雅被它的小股东雀巢公司控制的谣言常常出现,而且近几个星期传得越来越神乎其神……据说贝当古家族将……商谈通过一次补贴20%的行为交换雀巢在其中所占的股份……机会是实实在在的……” 2000年7月17日,由尼古拉·奥尔洛夫斯基操办的关于“大宗活动”的内部消息在护肤用品与香水领域引起了一阵骚动,世界美容头号企业再一次被纳入到它的强大合伙人的势力范围。可消息再一次出了差错。但是,这种消息却很说明问题,很多专家私下里想:总有一天,欧莱雅会像一个成熟的果子一样掉到雀巢的口袋里。这果子还真令人垂涎三尺。迄今为止,世界食品第一的赫尔维西巨人等待这个时刻已经有28年了。 1963年秋初,贝当古夫妇听任欧莱雅上市。弗朗索瓦·达勒说服他们敞开资本以便让集团更为迅猛地发展。家族作出了正确的抉择:它仍掌握着自己的命脉,而金融市场则全体通过了家族的股票。 1969年,乔治·蓬皮杜及夫人亲自来到阿古艾斯特,正是共和国总统选举结束的第二天,新当选总统说的话引起了利利亚娜·贝当古的注意:“生意在扩大,开花结果了。但你们不能这样一直自己搞下去,要找一个合作伙伴。”乔治·蓬皮杜可是个忠实的好朋友,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在成为政治人物之前,他曾于1956~1962年在居伊·德·罗特席尔德身边做商务银行家。 当时集团总裁弗朗索瓦·达勒也基本赞同这个想法,但是他好像是为了别的原因。实际上,家族的生意对他来说已足够坚实来面对各类竞争了,比方说面对第一次石油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初,“危险”在他看来主要来源于政治形势。左派的和共和党于1972年6月27日通过了共同政府纲领,在选举成功的情况下预备对大多数企业进行国有化。他们提出的口号正好就是“打破大资本家的统治”。 欧莱雅并不在名单上,但是达勒还是不放心埃尔夫-阿基坦(elf aquitaine)公司的野心。“我们知道埃尔夫公司的资本由国家控制,它非常巧妙地在我们的活动领域里寻找各种途径。我们完全可以想到它的领导人不会错过利用政治风向的改变而把手伸向欧莱雅。而事实上,埃尔夫在创立了sanofi之后应该说明它的未来是要取得圣罗兰、伊夫罗谢及莲娜丽姿的控制权。” 不能独自为战,又要保持独立。“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下,”达勒写道,“我对自己说,如果欧莱雅同一个非法国企业取得合作,那么它将可以更有效地避免国有化的危险。” 人们都说一项合理的协议是在对双方均有利的条件下签署的。那么正好,20世纪60年代的雀巢领导人昂里科·比尼亚米和让-康斯坦·科戴西认为,他们的集团要在有利于消费者的非食品生产与销售方面获到多方面发展。“他们对美容感兴趣,还专门雇用了一位研究过这一行业的专家,特别是对美国、英国和德国的研究。”原瑞士集团合作者及生物学家让·希尔解释说。 在他们的要求之下,皮埃尔·利奥塔尔-福格特,雀巢在法国分公司的负责人于1967年同弗朗索瓦·达勒取得了联系 ①。皮埃尔是个不一般的人物,他是1934年加入集团的,生于1909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雀巢四个行政代理之一的儿子。在第二次大战前后在法国负责多国股份,谙熟生意之道,在工作中表现出非凡的能力,他于1973年被任命为雀巢集团总裁。 这位瑞士人在弗朗索瓦处想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利利亚娜·贝当古愿意同他的公司以双方商讨的某种方式合作。“自此以后,他们之间有过很多次会面,最后与贝当古家族达成协议研究这个问题。”让·希尔的报告中说,“欧莱雅的主人甚至还与昂里科·比尼亚米会了一次面。但事情仅到此为止。” 研究的时间并不长,1970年始,两家企业重新接触,对话是在双方最大的信任与最严格意义上的秘密中进行的。他们的负责人在某种意义上变得互相容易接近了。最后一轮谈判时,他们去的是莱芒湖畔的海水浴“三冠”老旅店。 很快,弗朗索瓦·达勒便极力促使双方的接近。他有理由提醒众人说,雀巢的总部便设在瑞士罗芒区沃韦,“那儿的人语”。他还指出他的谈判对手如果被一种“意欲征服的精神”所指引,那么他们便证实了其道德行为方面的严谨:“雀巢可从来不弄虚作假。” 皮埃尔·利奥塔尔-福格特做老板以后,他担心的是法国政府及舆论的反应。两方能够取得一致是一回事,但人们能否接受他们合作是另一回事!在法国,那个时代可是第一架协和飞机飞上天、实现欧洲航天运载火箭阿丽亚娜计划以及电脑推广的年代……那还是一个工业民族主义的时代。而且这样一种联合还应该得到国家财政部的允许。 即便欧莱雅还不是最强大的集团,也已经是法国旗下的一朵奇葩了。当时在法国,跨国企业并没有好名声,雀巢也不会例外。企业是瑞士的,一个被人认为是拥有赃款而且账户上不署真名的国家。更有甚者,它当时正处于一场论战的中心—被指控危害第三世界国家儿童的健康! 总之,事情有可能往最坏的方向发展。然而相反的事出现了,1973年初,合作材料的交换变得快了起来。安德烈·贝当古交给乔治·蓬皮杜一份文件。“过了几个星期,总统告知他经权衡得与失,结论是赞成,他会同经济部长谈及此事。”弗朗索瓦·达勒回忆道。在财政部,瓦莱里·吉斯卡尔·德·埃斯坦给开了绿灯。司法程序也在财政部的领导克洛德·皮埃尔-布罗索莱特的指引下得以完成。 1974年3月8日,合作草案终于出笼。在新闻联合公报中,人们可以读到:“雀巢食品公司将开创良性多样化联合……如欧莱雅有意,则可依赖雀巢公司进驻到亚洲、澳洲或北美洲更快捷地扩大生 意……”拥抱疯狂之城吧! 3月22日,双方的联合正式得到了法国政府的许可。26日,双方签署了一式六份的“股金合同”,正是蓬皮杜总统逝世的前一周。4月2日,国家总统因患)了解了苏联可怕的集中营…… 欧莱雅当时是世界第二大美容企业。它与雀巢的合作与其说是一种结合,不如说是自由联合。两家集团在资金上相连,但各控各的企业。 贝当古夫妇从1969年11月10日以后拥有一家控股公司,即gesparal。这家如专家说的“空壳”公司理所当然地是欧莱雅的控股公司,由家族持大股(51%),剩下的部分留给雀巢公司(49%)。作为交换,利利亚娜·贝当古从瑞士企业得到115 910股股票,即占雀巢总资本的4.06%。这样她便成为雀巢公司个人最大的股东。 政府十分谨慎,不得不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此前国家已成为工业界所说的“roussel uclaf公司症”的受害者。几个月之前,这家法国医药研究的顶尖企业在它的最大股东逝世之后划归德国hoechst公司所控制,因为它自己的继承者没有能力解决接班人的权力移交问题,在这件事中国家损失了很大利益,眼睁睁地看着企业转让给了他人。 因此,为了保证欧莱雅资本的稳定,政府冻结了一部分股金。“20年之内”,新成立的联合体要保证“不得以任何方式出卖、丧失、转让或抵押”gesparal的股份,也就是说,直到1994年3月。但从这一时刻往后,两者均在各自的经营范围之内享有优先购买权。但雀巢的权利是有限的:它的使用权听命于国家的政策。 但目前情况下,这些优先权已经失效。因为在签订协约时,利利亚娜·贝当古正式表明了她的态度,要在“她的有生之年”保留欧莱雅主要控制权。也就是说只要她还活一天,就不会有任何变化,好像雀巢公司同她签订了一份终身养老金! 为了加强彼此的联合,两家集团还交换了各自的行政人员。雀巢的总裁和财务经理进入了欧莱雅的理事会。这边,安德烈·贝当古和弗朗索瓦·达勒也进入了对方的理事会。当然,两伙人都是在gesparal控股公司① 碰面的。 自此以后,根据瑞士律师夏乐·蓬塞的说法:“雀巢和欧莱雅就像树袋熊与桉树的关系,密不可分。”两个集团相互支撑着,自1986年以来,他们在滨海阿尔卑斯省的索菲亚-昂蒂波利斯创建galderma实验室,并在研究领域进行合作,双方平均拥有该实验室股份。这一合资企业渐渐地在产品和皮肤病专科医药销售方面蓬勃发展了起来。2000年,它的销售额增长了32%强。 在国外,如果没有沃韦企业的协作,欧莱雅的某些部署与策略将会进行得十分艰难,例如欧莱雅在日本建立香水及美容分公司的时候。然而,最重要的是加拿大和美国,在这两个国家,欧莱雅通过特殊的经纪渠道(美国的考斯麦尔和加拿大的考斯麦尔)推销它的产品有30年了。开始是在它的创始人欧仁·舒莱尔的控制之下,后来由其他合作伙伴进行(雀巢,欧莱雅,弗朗索瓦·达勒,雅克·科莱兹)。这一北美的双胞胎的发展主要还是依赖“瑞士朋友”的财富,因为法国当局长期以来实际上一直在阻止欧莱雅把资金向国外输出以进行购买。 就这样,1984年雀巢收购了美国华纳信息(am巖icain oz到herta……从幼儿吃的小瓶食物到早餐的谷物片,从冷冻意大利比萨饼到熟肉食品,从面条到酸奶,从巧克力到矿泉水,还不要忘了冰激凌和宠物食品……光给狗吃的食物就有发往五大洲的2.2万种精制产品。雀巢就是食品的王国! 还有,市场学与研究也在此得到优先的重视。自从企业创始以来,雀巢集团从来没有停止过创新,从奶粉到酸奶lc1。雀巢的研究中心(也是最大的一个食品加工基础研究机构)分布在世界各地,其发展的中心网络对每种产品都有研究,它们为明天研制食物。而跨国公司则为这些产品谱写乐曲。 以雀巢咖啡为例:1938年创立以来,世界上第一种速溶咖啡也是世人消费最多的咖啡。地球人每秒钟要喝掉3 300杯!你说雀巢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你来试试!这种咖啡共有148个品种来适应每个人的需要。仅在法国一地,这一品牌就有15个不同的配方。在中国和泰国,这种饮料事先加好了奶和糖;在希腊,有冰镇的或冷冻的;在日本,一切就绪只待端起杯子……而其包装就像广告一样变化多端—雀巢咖啡有上千种不同的样式!就这么个小黑咖啡还会因人而异呢! 雀巢与欧莱雅之间还有其他的相似之处:比如同样的秘密配方及自成体系,同样只对神圣不可侵犯的产品进行交流。像它的“姊妹”一样,瑞士公司也不愿别人提起它的领导人在二战时期的所作所为。 根据瑞士历史学家达尼埃尔·布诺瓦的研究,二战时,雀巢跨国公司曾要求其理事会成员每人提供一份“亚利安人 ① 证明”。这不仅要提供主要管理人员的国籍,还特别指明他们是“信仰基督教的亚利安种族”。这类证明至少要追溯到祖父一辈,由申请人所在的镇政府的身份机构提供,并由所在地区的司法部提出公证。 让我们翻过历史的这一页吧。自从两家企业把他们的命运连到一起,他们便把各自身份最接近的最高管理者放在一起。昨天是弗朗索瓦·达勒和皮埃尔·利奥塔尔-福格特;今天是两位“外国人”林塞·欧文中和彼得·布拉贝克·莱特马特,一个是巴黎的英国人,一个是沃韦的奥地利人。 后两位几乎同岁。雀巢的老板57岁,比欧莱雅老板只大16个月。两人都是富贾府第的男人各自在他所属的公司干了一辈子。他们晋级走的是同一条路,而他们的就职也都经历了长期而缜密的准备。两人还都精通多种语言并在国际商务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彼得·布拉贝克·莱特马特曾先后担任过智利的销售部经理、厄瓜多尔的总经理,然后是委内瑞拉分公司总裁,最后在总部担任职务并成为公司的顶头上司。 最后,是不是巧合呢?像他的伙伴年轻时一样,布拉贝克也是个运动健将。他身材高大,不久以前向美国同事们说起过他夏天喜欢登内伊岩,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山峰,从他沃韦的办公室窗户就能看到:“如果您精力充沛的话,爬上去需要2小时15分钟。” 1968年,在加入奥地利的雀巢芬杜(nestl?findus)公司之前,布拉贝克在维也纳获得了世界商业大学的经济学学士,年轻人去喜马拉雅山做了一次纯“阿尔卑斯式”长途旅行,也就是说不带氧气,不带向导及骡子……显然,先生早就设计好了要爬到山顶! 不论是管理者还是股东,两个家族今天只能对1974年的签字感到满意。贝当古夫妇因此逃脱了国有化企业的命运,远离了敌意的控制,并躲开了可能的按照规定的分裂。而雀巢公司则在入股方面以百倍的速度增加。这就叫把股份增值! 1987年,皮埃尔·利奥塔尔-福格特去世之前不久对让·希尔说:“欧莱雅生意上的革新比13年前我们预测的要好许多。欧莱雅是一个极为优秀的企业……越来越国际化。”好像是为了回应他所说的话,弗朗索瓦·达勒去年写道:“我认为我们相互之间给予很大的尊重,我们巩固了企业间的合作,没有矛盾没有困难,我们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问题是:未来是否也将如此平稳?总有一天,欧莱雅的命运不能再依赖利利亚娜·贝当古。人们的视线自然转向她的独生女儿弗朗索瓦丝和她的女婿让-皮埃尔·梅耶尔:这两位还从未透露过他们的意向。明天,雀巢还会如此有耐心和有礼貌吗?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18章 不知名的梅耶尔 弗朗索瓦丝·梅耶尔差点儿被排挤掉!就差那么一点儿,利利亚娜·贝当古和安德烈·贝当古独生女儿的继承权就在他们眼皮底下溜掉了。其实,继承人只须把欧仁老爷爷的“祖训”从头读到尾。“当我们要把工作的概念归于荣誉时,”欧莱雅创始人写道,“我们就不得不想到取消第二代人的继承权。国家肯定可以在这方面拿出具体可行的措施来。此时财富在某种意义上讲便是由其本人或由他的父亲或配偶所赚取的财富。如此财富的继承才变得更加公正……” 他的孙女真是太幸运了,她没有遇到上述问题。继承的事情实际上已经解决了,继承的见证程序也已经悄悄地进行。贝当古夫妇是那种有远见的人。在圣莫里斯岱特兰的故乡,一家之主早已在市长的见证之下,预订好了教堂的小墓地里两组三个位置的墓地…… 1992年是个关键之年。随着他们股票投入市场的运作,贝当古夫妇明确地意识到,他们从今以后将有可能面对失败的危险。利利亚娜·贝当古及时地把她1/3的财富转给了她女儿。结果,欧莱雅的股票呈直线飙升。但预先准备好总是有用的。 很明智的谨慎,由司法及税收顾问弗朗西斯·勒菲弗所建议,这对夫妇同财政部商讨了如何支付这笔费用。这一年,国家在生前赠给子女的财产税一项上就猛增了50%,即7.5亿欧元(49.1亿法郎)! 如此,不管发生什么,欧莱雅都掌握在弗朗索瓦丝·贝当古和她丈夫让-皮埃尔·梅耶尔的手里,他们是未来的守护神。明天,他们两位将被推到舞台的灯光下,美容企业未来的命运及其全体职工的命运将落到他们手中。这悬念可是建立在100亿法郎的大数额之上…… 这新的一代在利利亚娜与安德烈·贝当古身旁如此不引人注目,他们的父母相比之下反而成了媒体的明星了!这就是弗朗索瓦丝与让-皮埃尔·梅耶尔的意愿:由他们的性格与地位所决定的,他们选择不抛头露面,但他们的态度必须服从周围的大环境。今天,欧莱雅由既是主人也是企业象征的利利亚娜·贝当古和既是管理者也是老板的林塞·欧文中所体现。比如说在兰蔻杯的颁奖仪式上,贝当古夫人和欧文中先生分别把这对夫妇请到自己的餐桌上,也就是说梅耶尔夫妇是他们各自邀请的客人…… 关于这一对夫妻未来的接班事宜,从来没有人提起过。没有任何文章,没有任何一篇采访。只有一张由伽玛图片社于1988年11月拍摄的照片,把他们与他们各自的父母一起,在安德烈·贝当古荣升法兰西院士时拍的。对人们来说,他们的名字不代表任何问题,只要等轮到他们成为“法国最富有夫妇”的时候,也是雀巢公司新的合作人时,他们才会引人注目。 弗朗索瓦丝·伊莎贝尔·贝当古于1953年7月10日出生在塞纳河讷伊,属巨蟹星座,身份表格上写着“生于零时零五分”。今天,她已出落成一位美妇人,褐色头发,身材细长,像她母亲在她这个年龄的样子。但是可以说更自然,更善于打扮,更有艺术家的气质,有些人甚至把她称为“孤僻的人”。据说利利亚娜·贝当古责怪过她没有完全承担起她应有的责任。 在上流社会的鸡尾酒会或晚宴上,弗朗索瓦丝·梅耶尔只愿意同她的家人特别是她的两个儿子在一起,她是个孤僻的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试图解释:“作为前部长和富裕工业家的女儿,您完全可以想像一下她的童年……”然后他大致讲了几点:保镖,精心挑选接触的人,精心挑选的中学,客人的身份,对绑架的恐惧……总之,她身边的人们给她搭起了层层围墙。“他们没法用魔棍一挥就能砸碎这样一个不称心如意的东西。”我们的分析家继续说,“有些东西会在他们的一生中继续存在下去。所有这些将造就他们的性格,像阿道克船长的橡皮膏一样随时随地地贴在他们身上!” 像她的外婆一样,弗朗索瓦丝·梅耶尔热爱音乐,这是她的爱好。她从很小开始便弹得一手好钢琴。她还录制过一盘好像是巴赫作品的唱片,可没人找得到它。“您知道,她是名副其实的贝当古家的人,”有人这样说,“她不想出名,只想被几个人承认就行了。” 她还写过一本书,于1994年出版,名为《希腊诸神之系谱》(les dieux grecs— g巒巃logies),题献给她的丈夫,书中插图用了她叔叔皮埃尔的图画,由前蓬皮杜中心主任、巴黎大学区负责人爱莱娜·阿赫维乐女士书写了前言,这位女士在最后很友好地总结说:“在这里,我不能不承认我很高兴地看到希腊诸神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在弗朗索瓦丝·贝当古·梅耶尔博学而有趣的潜心努力下,经历了有松有弛的过程,终于把它梳理清楚,这其中包含着奇妙的关联及忠实……” 为什么写这样一个题目?克里斯蒂安出版社解释说:“希腊诸神的神喻光顾过她住在纽约的一段时间,她从《小拉鲁斯》(le petit larousse)辞典中找到了阿喀琉斯致命弱点的微光……她突然明白如果她不把他们的家谱搞清楚的话,她将永远不会懂得希腊诸神。”作者还写道:“从10岁开始,我便被这个大家族所征服。没什么惊讶的,这些神……使得许多音乐家、画家、雕刻家都从中受到了启发……而且还在继续启发他们。” 这本书有趣而严谨,描述着阿多尼斯或漂亮海伦的命运。像一部辞典一样,她把一些来自希腊与罗马神话的表达语加以解析……如‘混乱’(chaos)这个词,弗朗索瓦丝·梅耶尔解释道:“我们可以顺便提到‘宇宙’(cosmos)这个词……本意上指的是‘精心修理过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整理过的‘混乱’。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到‘宇宙’这个词与‘美容’(cosm巘ique)之间的关系。”找一找这中间的联系吧……还需不需要琢磨一下贝当古夫妇为了命名家族控股公司所起的名字th巘ys和clym弉e 之间的关系呢? 弗朗索瓦丝于1984年4月6日与让-皮埃尔·梅耶尔结婚。他当时35岁多一点儿,她还不到30岁。“他们认识很久了,”一位朋友说,“是瓜熟蒂落,不是一见钟情。” 这对夫妻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区的菲索举行了婚礼,也就是画天使的画家弗拉·安吉利科的故乡,离佛罗伦萨只几公里远。这个小地方隐藏于阿尔诺阿流域突出的小山丘上,它以庞帝尼博物馆收藏的油画、音乐学校以及两座宏伟的大教堂(一座是圣雷莫洛哥特式大教堂,另一座为圣阿列桑德罗廊柱式大教堂)远近闻名,这一切都令弗朗索瓦丝这位艺术家陶醉。 让-皮埃尔·梅耶尔来自一个著名的犹太富裕家庭。他的曾祖父朱尔·博埃是犹太教拉比,他的祖父罗贝尔·梅耶尔也是神职人员,还是位英雄。这位拉比与妻子一道在1943年2月12日和13日之夜作为第一个犹太教拉比被不幸“优先”送到集中营。生于1898年的罗贝尔·梅耶尔先后做过吕内城、鲁昂及讷伊的犹太教拉比。“但特别是在停战① 以后,”莫里斯·莫克写道,“当他被任命为萨瓦省及上萨瓦省的拉比后,才表现出卓越的成就和十足的勇气。” 举两个例子,1941年6月,卡蒂埃将军—当时为上萨瓦省省会阿讷西的市长,请他提供该市所有犹太人的完整名单。罗贝尔·梅耶尔断然拒绝了。几个星期以后,市长欲将犹太人的住房全部没收以便让官员进驻,在罗贝尔·梅耶尔犹太拉比的干预下,省政府取消了这一命令。 1943年8月,在遣送外国犹太人时,他收集了700名将遭逮捕的教友名单。最后“只有”30多人被捕。这位拉比在他夫人的帮助下,踏遍全省的各个角落去向他的教徒们报警! 拉比夫妇两人都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梅耶尔拉比没有一刻想到过要离开他的岗位。”莫里斯·莫克讲道,他还引用了梅耶尔的两个儿子德·亚历克西和马塞尔写给巴黎犹太教会秘书的信:“1942年11月15日,德国人正在实施占领自由区的行动。上塞纳省省长德·多里亚克先生建议我们的父亲及他的家人办护照去瑞士。我们的父母当时决定让我们哥俩去瑞士,但他们自己永远不会离开法国……” 马塞尔·梅耶尔就是让-皮埃尔的父亲,他在父亲被押往集中营时还不到18岁。二战后期,他自愿参加了解放阿尔萨斯的战斗。在整个逃亡过程中,他不得不中断医学课程,最后在日内瓦又重新拾起了文学和法律的学业。他在校园里结识了爱德蒙·德·罗斯查尔德,后来又同他一起合作。而当时他把全部生命贡献给了犹太人、宗教和公共事业,他的有生之年为此也付出了很多精力。 从1946年到1955年,他担任了犹太善行委员会的秘书长,当时是另一位叫罗斯查尔德的先生任会长,即阿兰男爵。这一委员会的职责是收留被送往集中营犹太人的孩子。从1957年到1974年,他是巴黎犹太教教会议会及中心议会的成员。他还参与全体犹太教徒联合会中心委员会,由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勒内·卡森任主席。 1956年开始,马塞尔·梅耶尔进入了爱德蒙·德·罗斯查尔德税务公司,开始任秘书长,后来任总经理直至1967年,并以此头衔负责法国山区旅店公司(由罗斯查尔德夫妇创立的默热沃阿尔布瓦山著名的旅游与房产集团),参与了拯救吉尔贝·特里加诺和热拉尔·布利茨的地中海俱乐部的行动。正是这些年的经历使他结识了当时的银行家乔治·蓬皮杜,后来的总统,这是我们知道的。当时乔治·蓬皮杜正在居伊·德·罗斯查尔德男爵手下工作,后者是阿兰的堂兄。世界真小了。 真是太小了。马塞尔·梅耶尔也是阿道夫·德·罗斯查尔德眼科基金会的副主席,在这里他与埃德温·西蒂医生建立了友情。这位著名的皮肤科专家让他结识了……欧莱雅集团及其总裁弗朗索瓦·达勒,后者于1968年召他到身边做集团多样化部门的经理。他从1976年开始管理了全部synth巐abo、碧欧泉和marie-clair实验室的资料……贝当古夫妇把他提升到最神圣的总部的gesparal理事会,就是他们的控股公司。 让-皮埃尔·梅耶尔是马塞尔三个孩子中的长子,他沿着父亲的足迹,也是阿道夫·德·罗斯查尔德眼科基金会及全体犹太教徒联合中心委员会的成员,此联合中心现在由阿道夫·斯岱格教授任主席。继在让松德萨伊取得全国中学会考文凭以后,他拿到了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然后像他爸爸一样,他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银行。 先是于1972~1980年在法国兴业银行任财务主管,他研究与合作了资本的筹集运作。在一个10人左右的小组里工作,地址是奥斯曼大街50号,离老佛爷商业中心不远。 他的同事们还记得他是个“很有礼貌的小伙子,不引人注目,外向,讨人喜欢,总是穿得笔挺,显然来自很富裕的家庭”。“他似乎工作不认真,其实干起活来十分轻松。”他们当中一个人这样说,“我想,他肯定做过被人们称之为‘天才摇篮’的全职实习,为期6个月,其目的是培养一批我们主管认为有发展前途的年轻银行家。” 让-皮埃尔·梅耶尔最后却选择去了别处,obc银行,当时好多人都离开了三大“老”银行—兴业银行、里昂信贷和巴黎银行,“违约”进入一家小的私营机构工作。这是能够升迁的保证。结果新来者马上就被任命为经理。可也不全是好消息:他所在的obc于1982年被实行国有化。与此同时,自1975年到1980年,贝当古夫妇未来的女婿在鲁昂高等商校教书,那是在安德烈的选区内……但这份工作可跟他未来的岳父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因为他的职位原来是属于一位兴业银行工作人员的。 他结婚那年生活有了很大的转变。在他岳父母的要求之下,他离开了obc银行去欧莱雅工作。一位朋友这样评论:“这个要求很让人吃惊。他岳父自己可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政治生涯……” 让-皮埃尔·梅耶尔不在乎别人怎么评论。真正了解他的人才知道他的心思:只想得到他是“女婿先生”的认可。一位朋友描述他是一个极其快乐的人,笑容总挂在嘴边,易于交流并总替别人着想,他就是想从根本上让人接受他。三年中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欧莱雅人”,他四处出差,在集团的不同规模的大型分公司里担任不同的职务。他甚至还学会了染发! 整个战斗只持续了一小段时间,他很快便踏上了红地毯。1987年始,他进入了集团的理事会。两年后加入gesparal理事会。慢慢地,他的岳父把火炬传到了他的手上。先是1991年,他进入雀巢理事会,1994年又做了欧莱雅的副总裁(他也像其他理事会成员一样为审计理事),在比他大两岁的林塞·欧文中身边工作。 作为股东的代表,他并不总以一个简单人物的面貌出现。在弗里德曼事件中,虽然他可活动的余地不大,他还是显示出与众不同,去同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律师接触,他希望得到雅克·科雷兹令人作呕的历史资料。他的舅舅夏尔·利什腾斯坦主教,也叫利舍,是“集中营的主教”,于2001年夏去世,做了两者的中间人。 普遍认为,未来的女王丈夫有一副冷静的头脑。完全像他夫人一样,他是在做准备,他们都是欧莱雅和gesparal的理事。根据约定俗成的说法:要承担起他的责任。两人虽然都在贝当古-舒莱尔基金会里担任职务,但仅此而已。这里同其他地方一样,他们的活动场所是很有限的,因此他们的主动性也是有限的。一切都有象征意义:这对夫妻住在讷伊,离父母岳父母只两步之遥。同后者一样,他们也去圣莫里斯岱特兰投票。 梅耶尔夫妇吗?他们就是岩洞里的格里马狄人(grimaldi)的继承者,与一般人不太一样。 然而,这对夫妻迟早要承受瑞士庞然大物的友好压力。利利亚娜·贝当古一旦去世,双方都可能随心所欲地拥有欧莱雅的股份,条件是在对手之前优先推出自己的股票。证券交易所等待这个时刻已有30年了,1994年便已经开始了新一阶段的无限期等待。它结束的方式可以是把世界第一号美容企业过渡到瑞士人的屋檐下。 无论是哪一个朝代,雀巢的领导人物从未掩饰过他们的野心。比如说,1992年5月11日星期一,赫尔穆特·莫什(彼得·布拉贝克·莱特马特的前任),原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朋友在《华尔街日报》(ou等产品的公司,从而成为领域的王者。股市为此振奋无比。 其次,雀巢继而不失时机地证明它有足够的耐心,就像它当初意欲占有vittel矿泉水所表现出来的非凡耐心一样。自从1969年这种矿泉水进入他们的资本以来,差不多20年以后,沃韦企业的股份占有额于1987年突破了50%的大关。而在1991年12月才把剩下的股份全部买下……而在此之后仅3个月,雀巢又把毕雷撂倒在它的巢穴里! 不管怎么说,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与欧莱雅的合作,特别是其股份。事实证明这一合作很有油水,因为美容市场消费的增长比食品市场可要大得多。 事实上,维持现状是必要的。原因是,第一,欧莱雅的出让将不得不失去一个新的决策中心。唉,怎么能轻易放弃高级集团的“法国制造”这个象征。美容包装要是装饰上瑞士的红十字,那样子看起来就有点儿像是法国人被人排挤卷铺盖走人。公众舆论是不会明白的。 第二,在雀巢理事会内部居高临下地看一下,即使克里希企业的规模比合作者要小得多,它的地位还是在上升,可以说它在世界工业领域中给人留下的是一座宏伟大教堂的形象。 第三,欧莱雅领导人永远不会放弃比赛,面对雀巢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强化自己的主动性。为此,1994年,在gesparal内部确认他们的均衡合作协议以后的几个星期之内,法国人收购了瑞士在美国两个分公司的大部分股额(美国考斯麦尔及加拿大考斯麦尔)。直到那时,三色旗集团只满足于不加控股地管理这两家企业;但自此以后,欧莱雅变成了这些公司100%的拥有者。 最后,这成为无可争议的一个论点:我们无法想像弗朗索瓦丝·贝当古·梅耶尔拒绝家族的“杰作”,作为惟一继承这个由她祖父开创并由她母亲继续经营的企业,她如何能作得了这样的决定?否则绝对是一种反叛。尤其是在贝当古家中从来没有过争论,那么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将更加不可思议。这远不是金钱或权力之争,这个家族的成员不会像伽里玛或维埃热那样互相残杀。我们也完全无法怀疑这样一个复仇的事件出现,如果我们敢说出这个字的话。 无论如何,欧莱雅的命运还取决于当今政府的诚意。因为雀巢公司对美容企业股票的优先购买权要服从于,再提醒一遍,当局的认可。现状当然是自由制度,只是1992年春天雀巢买下毕雷饮料时,爱德华·巴拉杜曾亲自公开指出,他不明白为什么新上任的总理皮埃尔·贝雷戈瓦没有利用此机会谈判欧莱雅-雀巢合同的最终期限。 主角们也应该重视起金融市场这一新的主宰。也就是说:如果瑞士集团需要公开出价收购欧莱雅的总资本,那么它的股东及主要投资者则应该认为此一措施的确有利可图。一旦失败,这项行为的发起人只好吃不了兜着走…… 因此,总体情况十分不确定,悬念会长久地持续下去。只有一件事是明确的:未来的欧莱雅,毫无疑问,将是雀巢公司的领导班子所要面对的最敏感最重要的事情。彼得·布拉贝克·莱特马特定然是梦想着把两家大集团收拢在自己的旗下,就是把牛奶、咖啡、洗发液及香水实行整体大联合。 在日后克里希企业的命运之外,法国财富的未来走向也将取决于最后的一战。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后记 附录一 舒莱尔-贝当古家族百年大事记 1907 欧仁·舒莱尔发明了第一代合成头发染料,命名为奥莱雅(l誂ur巃le)。 1909 创立法国无害染发企业,对原商标进行修订并正式改名为欧莱雅(l誒r巃l)。 推出《巴黎发型》杂志。 1919 欧仁·舒莱尔成为一家赛璐璐工业企业技术负责人,并于1925年将它与塑料材料总公司合并为一。新企业命名为法国诺贝尔公司。 1928 收购梦皂。 1929 短发时尚要求厂家研制出遮掩发根的染发剂:欧莱雅推出imedia,一项最新技术发明。 1933 创立月刊《您的美容》。出版《巴黎发型》的副刊,事实上1931年1月已在《发型与时尚》(la coiffure et les modes)名下创刊。1932年4月至1933年1月,该刊被命名为《美容、发型与时尚》(beaut? coiffure, mode)。1959年,该月刊吞并了家族周刊《您的幸福》。 1934 推出多谱,第一款大众洗发液消费用品,以脂肪醇硫酸盐为主(不再以肥皂为主)。 1935 于法国实行带薪休假前夕推出防晒油太阳琥珀。 1936 欧莱雅开始实行有限责任公司制,此前企业一直为合股公司。它于1939年成为股份有限公司。 1945 公司推出or巓l,欧洲第一项冷烫产品。 1952 r巊?color在理发师中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为大众染发的开端。 1953~1954 创立考斯麦尔,为欧莱雅在美国的惟一代理商。与薇姿公司达成技术协议,后者于1980年彻底属于欧莱雅集团。 欧仁·舒莱尔获得一项奥斯卡广告奖。 1957 欧仁·舒莱尔去世,享年76岁。 弗朗索瓦·达勒出任公司总裁。 1960 推出elnett发胶,“轻轻一梳便消失不见”。销往100多个国家,至2002年已售出20亿单位。 1961 出让梦皂。 收购cadoricin。 1963 欧莱雅公司上市。 与kobayashi kose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以便在日本推销产品。 1965 收购兰蔻:欧莱雅进入皮肤保护、化妆与香水领域。 获得卡尼尔研究中心的控制权。 1966 创制居伊·拉罗什香水。 1970 收购碧欧泉。 1973 获得制药实验室synth巐abo控制权。 收购gemey。 在美国推出pr巉巖ence染发剂的同时第一次提出口号:“欧莱雅,我值得拥有!”此一名句于1997年被巴黎欧莱雅再次使用。 1974 与雀巢公司签约:欧莱雅从此由法国gesparal持股公司所控股。其股份让与瑞士的雀巢持49%,利利亚娜·贝当古持51%;作为交换,雀巢公司向利利亚娜·贝当古交付股金,相当于其总资本的4%以上。 1978 推出cacharel香水ana晄-ana晄。 1979 在滨海阿尔卑斯省的索菲亚-昂蒂波利斯创建皮肤病国际研究中心。 1982 推出系列护肤用品pl巒itude。 1984 夏尔·兹维亚克代替弗朗索瓦·达勒继任总裁。收购el)代理商的控制权。 1996 收购美国美宝莲。 欧莱雅领先世界大众化妆品领域。 在中国落成第一家生产欧莱雅产品工厂。 1998 收购美国soft sheen products公司,研制适用于各人种发质的产品。 1999 合并sanofi与synth巐abo,组成欧洲药剂方面由埃尔夫-阿基坦和欧莱雅兼控的第七大集团。 收购日本美宝莲企业。 2000 历史性的一年:欧莱雅的销售自1994年与美国各子公司合并以后出现最强劲的增长,其利润也达到历史最高纪录。 新一轮购买:miss ylang(为阿根廷大众化妆先导),carson(世界级各人种产品先导),matrix(理发专业产品世界第 三)…… 2001 放弃《marie-claire》杂志集团49%的参与份额。 将兰文售予一投资商。 收购美国葆疗美护肤产品及整容外科企业。 附录三 欧仁·舒莱尔著作一览 书籍 ○《第二份工资》(le deuxi弇e salaire,1939年5月) ○《经济革命》(la r巚olution de l諑conomie,1941年) ○《经济革命插图版》(la r巚olution de l諑conomie illustr巈,1942年) ○《活下去》(faire vivre,1945年) ○《走向合理经济》(vers une 巓nomie proportionnelle,1947年) ○《能量税》(l読mp檛 sur l諑nergie,1952年) 小册子 ○《工作股份》(la part du travail,1943年) ○《税收改革计划》(un plan de r巉orme fiscale,1945年) ○《走向合理经济》(vers une 巆onomie proportionnelle,1947年) ○《资本与工作之合并的十个样本》(dix exemples d誥ssociation du capital et du travail,不定期) ○《成比例工资》(le salaire proportionnel,1947年) ○《三位老板和您谈心》(trois patrons vous parlent,1948年) ○《走向合理经济》(vers une 巆onomie proportionnelle,1949年) ○《什么是合理经济?》(qu誩st-ce que l諑conomie proportionnelle?,1950年) ○《成比例工资导言》(introduction au salaire proportionnele,1950年) ○《企业实行合理工资的专题论文》十篇(dix monographies d誩ntreprises appliquant le salaire proportionnel,不定期) 结语 明天。那一年将是众多具有象征性的一年,是一道坎儿。2007年对于欧莱雅来说并不是个一般的年份。集团将要庆祝它的百年诞辰及开创者的50周年忌辰,至于总裁林塞·欧文中,如果他还在位的话,那时他将进入在总裁岗位上忠实与努力的第20年。 对于股东以及领导人物来说,没有人真正对这类大型活动表现出兴趣。大的庆祝活动从来不是家族的嗜好,可就这么一次,为什么不向传统来一次反叛?2007年,荣耀的一年! 就今天而言,贝当古夫妇至少有两项指标令他们满意。首先他们毕竟是一家蓬勃发展的企业的带头人,也处于这一类工业的领先地位,拥有最好的形象和强大的声望。 另外,他们轻而易举地操持着企业,这也是一个优点。在一个自由经济的国度,家族企业极少能够持久,通常大部分是必死无疑的。大多数家族从第二代开始,在众多由机构投资者以及托管基金所控制的走马灯过程中削弱了势力。这便是世界第二销售商家乐福内部的路易·德福雷或哈利的教训。还有些继承者干脆选择妥协政策,如弗拉玛利农集团的继承人。另外一些,如布依格电信(bouygues telecom),与别人争夺留守在自己家的权利。 贝当古夫妇应该知足了。只有一样会令他们不满:即家族企业的迅猛发展与成功使他们成为知名人士。从那以后,所有的人都对这一家族的人另眼相看。 做个实验,在众人面前说出他们的名字,毫无例外,你会发现有人对他们财富的具体数额很感兴趣;另一些人会提起他们曾经有过二战时的激进名声。法国的头号富人与弗里德曼事件及其此事件所造成的后果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类在他们姓氏周围所产生的影响是顽固而难以磨灭的。欧莱雅嫁给了它所处的时代,而这个家族的历史也多少反映了法国的历史。 企业最有名的品牌像时代一样见证着历史。染发液imedia是当妇女时兴留短发的时刻出现的;防晒油太阳琥珀于第一年带薪假期时推出的,保护着白种人的皮肤;多谱洗发液是在公寓设施改良及法国人讲究卫生习惯时走进了千家万户;ana晄-ana晄则在戴维·汉密尔顿摄影时使如花似玉的女孩子们香气袭人。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畅销品。今后,在国家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家族还向人们提供了一系列的抗老护肤霜…… 集团的生命—其制度,其发展,其广告,其国际化,1963年开始上市,那“光荣的30年代”……也都是过去年代的启示与象征。但是这个成功的故事并不是只用一个传说就能概括得了的。它也有黑暗的时刻……那个家族不愿提及的混乱的年代。 这个家族中的一位,皮埃尔·贝当古(安德烈的哥哥)在他数不清的寓言之一《无懈可击》(lntouchable)中写道:“每个人,只在他自己所成就的小说中了解自己的生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