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智慧: 改革开放中产生的经济讨论》


 从平常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我身于北京,但离开繁躁的城市已近两年了。有人说,大隐于市。我既不是大隐,也没有在闹市中。如何来描述自己的生活,也只有用“平常”两字言之。

    事实上,近两年来的生活,除了平常,还是平常。因为,除平常之外,就最没有什么了。看书、上网、小区散步、菜场购物、一星期上一次班,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多的事情了。而这些事情都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日如此,年年如此,以此来关照一般民众的生活,同样是那样平常。我想也正是这种平常,才是人们生活的真实。

    但是,对于平常的生活,小说家能够构思出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经济学家能够计算出一串又一串的数据、道德家可以描绘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理想、政治家则能够激起一股又一股民众的热情等等,对于一介平民来说,既没有故事,也没有理想,但是生于斯、处于斯、临于斯,既可以体悟、细观,又可以知著见微,寻找智慧,丰富与成长人生。

    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举手、一投足,发生得那样平常,那样微不足道,但是只要我们一戴上专业知识的眼镜,立即映现出有趣的纷繁。比如,北京路上堵塞是那样严重,交通事故又是那样频繁。这些都是开车外行者经常所见所闻所感的东西。面对这样一些平常的事情,我常会问学生,“开车行驶,就得面对交通事故的风险,严重时危及人的生命。为了减少民众在路上开车所发生的事故风险,好心的政府决定在所有的路上都放上一个‘禁止入内’的牌子,以‘保护民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你们感觉如何？”学生们一定会觉得这个问题提得莫名其妙,没有意义,更不需要回答。

    学生们一定会觉得“政府为了怕出事故,就禁止人民开车上路”的想法是匪夷所思的,但是,这种“大家都不要做,就不会出事”的想法,其实正是不少政府管制措施的出发点。实际上,对于开车行驶中的事故风险,政府除了采取完全禁止的方式外,也不是安全不可作为的。如考驾照,要求驾驶员谨慎驾驶;制定严格的交通规则,对违规者严格处罚。同时,只要我们愿意花钱降低事故风险,市场也会发展出种种完全措施,如安全带、安全气囊等。但是,这些都不代表我们可以从此不再有行车的事故风险。只要我们保留开车的自由,我们就必须面对可能的事故风险,就得承担保护自己安全的责任。

    在此,政府管制、自由选择、风险等一系列的经济学专门概念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并从这些专门的知识中,看到问题所在。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细心地观察、仔细地思考,并戴上专门的眼镜,不仅能够从这种观察中学习许多知识,发现许多有趣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能够从中寻求与体悟到不少生活的智慧。正如本书中许多篇章所描写与分析的那样,生活中许多大大小小的行为都是如此。

    婚纱照的经营、菜市场的购物、购房的选择等等,人们的哪一个行为不能够从中体悟或分析点什么呢？为什么一些人能够从生活的种种中体悟到许多东西并以此来促进个人的成长,而另一些又做不到这点呢？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这样去思考、去观察的点或角度,如果本书能够抛砖引玉,为大家提供一个角度、一个视角或一种方法,来观察体悟身边的生活,这就让我欣慰了。

    还有,任何人的生活都是有限与独特的。因为,个人的生活不仅要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且还要受他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知识水平、教育与习俗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的生验都是有限而独特的。因此,他人的成长经验、他人的成功之路,同样是我们了解社会、体悟人生的重要一环。

    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那样,人们的知识结构包括科学知识和有关特定时间与地点的知识。而后一种知识就是“有场景知识”,或博兰尼所称的“默示知识”。由于这种知识处于亲临其境或“此在”之中,因此,它完全分散于第一单个的个体之中,也就是说,对于单个的个体而言,他总是会或多或少地拥有一些他人所不知道的知识及信息。而且它总是处于亲临其境之中,这也就决定了“有场景知识”是不可传教给他人的。也就是说,在他人的经历与生活中,总是有不少东西只能是个人体悟而不可传承的。

    但是,人们的知识结构中同样包括一般性的规则,而这种“一般性规则”并非人为刻意创建的,而是在人们生活的交往过程中自然形成,如韦伯所称的“工具理性”,福山所言的“社会资本”。这些一般性的规则不仅减少我们生活中的种种成本,简化了我们行为中的决策过程,也为我们与他人的互惠合作创造了种种条件。而这些都是人们生活中的智慧,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从他人那里学习、撷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等,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中都取得了惊人成绩。尽管他们生活之路的种种条件不可能重现,但我们同样能够从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学习与体悟许多东西,同样能寻求经济生活的知识与智慧,寻求他们的魅力与人格,从而能够促进我们更好地成长。

    生活永远是平常的,但它又是丰富多彩的;生活永远是平淡的,但它又充满着理想与智慧。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去观、去察、去思、去想、去体悟,但愿我这一点点文字能够给读者提供一些可观、可察、可思、可想、可体悟的信息、角度与方法。如果这样,我就足矣。

    是为序。

    于2004年3月28日

    北京北七家王府温馨公寓11号楼1门502室</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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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节 家世与生活环境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ldhcoase)对经济学的贡献及影响，虽然没有亚当·斯密的悠远，马克思的深沉，凯恩斯的广泛，但是他的经济思想同样也引起了经济学上的巨大革命。正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科斯“为我们了解经济运行方式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参见瑞典皇家科学院1991年公告。

    1910年10月29日下午3点25分，在英国伦敦郊区威尔斯敦一所两层楼的房子里，罗纳德·哈里·科斯来到了人间。尽管在现在威尔斯敦已经成了伦敦地区生产食品和机械的重要工业区和繁华的市镇。但是，直到20世纪40年代，在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orou)那样出身望族显贵，他的家庭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英国家庭。父亲是邮局的一个电报员，母亲也曾经在邮局工作，但结婚后辞去了工作。参见科斯学术自传《一个经济学家的思想演进与发展》。科斯的父母早年辍学，他们都在12岁时离开了学校，但由于工作的需要以及他们本身的努力，科斯父母达到了相当高的文化程度。不过，像大多数普通市民一样，他们对学术方面问题通常是没有多大兴趣的。他们也像大多数英国人一样喜欢体育运动，但是他们并非像现代英国人那样爱看而不爱参与。他的父母喜欢参加各种不同的体育运动。科斯母亲喜欢打网球，甚至高龄时还是宝刀不老，经常出现在运动场上。科斯的父亲年轻时玩足球、板球和网球，老年爱玩草坪滚木球，而且还是一名好球手，他经常代表当地体育团体参加一些比赛，并且常常获胜而归。科斯的父亲还为当地报纸及《滚木球新闻》写有关滚木球方面的文章。在这种融洽自由的家庭环境中，科斯不仅从小得到了父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而且更重要的是培养了科斯天马行空般的思维习惯。这些都为科斯今后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少年时代的生活

    少年时代的科斯像普通男孩子那样对体育运动也有极大的兴趣，但他的主要兴趣总是放在学习方面。因为科斯是个独生子，在童年的岁月里，他没有像有众多兄弟姐妹的孩子那样享受儿童成长的快乐，他经常是一个人独处，但他从不感到孤独。也正是这样的独处，养成了他从小就能够独立思考的习惯，他能在同一事件中扮演不同角色。例如，科斯在下国际象棋的时候，能够乐于轮流扮演下棋的每一方，而由他自己指挥对弈。还有，他很小就开始从当地公共图书馆借书阅读，尽管这些阅读得不到人们的指导和做到有选择，但是科斯通过大量的阅读却打开了一个个知识的世界,这些自然为他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科斯看来，在他的学术成长过程中，他的父母既未能给他任何学术观念指教，在书籍阅读方面也不能给予他具体帮助，但是每当科斯需要他们的时候或科斯有困难时候，他的父母总是会竭尽全力地支持他和帮助他，让他渡过一次次难关，克服一次次困难。而且他的母亲培养了他为人诚实厚道的品格。而这些品格是每一个人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正如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奈特(frankknight)教授所说：“科学的基本原则（真诚或客观性）本质上就是一种道德原则”。奈特:《自由与改革》,美国自由出版社,1982,第244页。科斯努力遵循他母亲的教导，并且一生中一直坚信他父母亲给了他创作的力量与源泉。在科斯童年的记忆中，他母亲心目中的英雄是鄂茨上校。鄂茨和斯考特从南极考察回来，鄂茨发现他的病妨碍别人，他就告诉他的伙伴们他要出去散步。鄂茨是在暴风雪中走出去的，但他再也没有回来。参见科斯:《我的经济思想演进》,原稿为英文未刊稿。这件事对科斯影响很大，他总是会感到一个人不应该让别人讨厌,应该与人为善。所以，以后科斯无论是求学，还是工作，或是与学界交往，他都能与他有关系的人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说，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样是现代社会个人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科斯也不会放弃原则而去附和他人。正如科斯自己所说的，他的“目的就是要了解经济制度的运作，获得其真理，而不是支持某些观点。而且在评论他人的观点时，我总是设法理解他们的观点是什么而不要误解之。我决不对由于欺骗而获得的胜利感到兴趣。”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360页。

    在科斯11岁的时候，他被父亲带到一位看骨相的人那里。那位看骨相的人不是根据科斯的颅骨形状，而是根据他的行为导致的印象，从自己的相书所列各种各样的个性的概要找到了科斯个性的说法。骨相先生说:“罗纳德·科斯少爷，你聪明颖慧，而且你知道自己这一点，虽然你可能倾向于低估你的才能。”“你不会像一条有病的鱼那样随波逐流……你分享巨大的精神力量，而又不会成为别人手里的一种被动工具。虽然在看到你自己有优势的地方，你可以和其他人工作，也可以为其他人工作，但是你更倾向于自己思考和为自己工作。不过，决心稍大一些可能对你更有利。”在最后的评论中，他建议科斯今后的职业最好是：“科学和商业、银行、会计，以及园艺和养鸡为业余爱好。”对他个性补充了一些评论：“需要充满希望、信任和专心——不适合于商业生活中侵略性、竞争性强的方面，或许更加积极的雄心可能有益。”骨相先生也注意到科斯的行为太小心谨慎了。王宏昌编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87～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145页。因此,他也根本难以预料这个腼腆的小男孩有一天竟会是一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

    科斯在小的时候，他的腿有点毛病，医生认为他需要在腿上加上铁件。于是，他只好进入当地的残疾人学校。这种学校是由当地地方委员会办的，同时还招收精神上有病的儿童。因为在当时，这两类学校的有些课程是相同的。科斯现在已记不清楚在那里学习的课程。他现在能记忆的是有一段时间教过他们编织篮子，即学会一门社会谋生的手艺。对科斯来说，要能熟练地掌握一门有用的技术是十分不易的。

    由于就读残疾儿童学校的原因，科斯错过了通常在11岁时去参加地方中学的入学考试的机会。不过，科斯的父母并没有就此放弃努力，而是尽力地帮助科斯学习。在科斯12岁的时候，他被允许参加中学奖学金考试。对于这次考试，他已经记不得太多,参见科斯:《我的经济思想演进》,原稿为英文未刊稿。现在惟一记得的事情是在口试时，把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中的一个人物称为麦克伏里奥，引起了人们的哄堂大笑。但这个失误不是考试的关键，也没有影响他入学，科斯被授予了奖学金并且进入了当地著名中学——契尔伯文法学校。进入契尔伯文法学校是科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里正规和良好的教育，为科斯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英国教育制度，进入公立学校的儿童在１１岁之前受小学教育，然后一直到至少１６岁，受中学教育。而中学又分为文法中学和现代中学两大类。现代中学只为大多数的学生提供有限的教育，文法学校则为２５％成绩较好的学生将来投考大学做准备。这些文法学校一般都源远流长，像伊顿公学创立在１４４０年。这些学校特有的气质在１９世纪就已形成。那时候大英帝国正在扩张，大批的新殖民地需要信心十足的“精英分子”去治理。为了保证能提供可以令学生们前程似锦的一流的教育，这些学校的入学条件定得非常严格。在文法学校里不仅提倡严格的学业教育，而且强调人格的训练。教堂是学校学生的聚焦点，集体竞赛跟上课同样重要。为了让学生学习领导才能，纪律都是由年纪较大的学生负责训练。而且大多数文法学校一直是寄宿学校。

    可以说，科斯在契尔伯中学学习，无论是学识上，还是人格的培养上都有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学识上更是如此，科斯特别记得他们的地理教师查理·休斯顿，他将魏根纳的大陆漂移假说介绍给他们，他还带他的学生们去听皇家地理学会的讲演，其中有一次关于河流弯曲的讲演，介绍了地球转动对河道的影响。这些在书本中，在一般的中学中是无法学到的。１９２７年科斯参加并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历史和化学成绩都优异。进入大学，踏上新的征程，一次次的机会在向他招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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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节 大学决定了他的人生

    根据英国的教育制度，科斯在通过大学入学考试之后，可以继续在契尔伯文法学校学习两年。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校外学生，他可以参加伦敦经济学院的中期考试。这包括了在大学一年级期间所要选修的全部课程。因此科斯进入大学后，面临着决定读什么学位的选择。而就此而言，科斯认为，他当时所做的选择完全是由他所遇到的偶然事件决定的。由于科斯通过大学考试时历史科目较为优异，因此他在学位的选择上，一开始倾向于希望获得一个历史学学位。但学校规定，要获得历史学学位必须懂拉丁文。由于科斯进入契尔伯文法学校时比一般孩子晚了一年，像他这个年纪的孩子学习拉丁文已经一年了，因此，科斯被分派到学校的理科班，这也就意味着科斯不能获得历史学学位了。因此科斯转向了他另一门成绩优异的学科——化学，并开始为获得这一学科学位而努力学习。但是后来科斯发现数学是这一学科学位的必修课，而数学对科斯来说并不合胃口。因此，科斯最后只好决定转向他在契尔伯文法学校惟一向他敞开大门的、可供他选择的、能获得学位的商学学位上。科斯回想起这段插曲时，参见科斯:《我的经济思想演进》,原稿为英文未刊稿。认为他不喜欢数学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喜欢学习数学公式及数学运算的意义。如果他能有汤普森（sylvanusthompson）的《计算容易》这本书（其书解释了数学运算的意义），或者在契尔伯文法学校的数学教学中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就很可能引起他对数学的兴趣，并把数学学好，也就能获得数学学位了。幸运的是，他没有去做一个平庸的数学家。而且，因为他当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对社会问题特别感兴趣，这也意味着研究经济学的前景对他很有吸引力。在此后的两年中，他学习经济学、地理学、法语、英国经济史、会计学（当时契尔伯中学没有开设会计学，他是通过函授学习的）。他参加了伦敦经济学院继续商业学士学位学习的中期考试（除了会计学之外，在契尔伯文法学校教有其他课程和相应于他获得学位的课程）。虽然当时科斯对要考试的科目所需掌握的知识是相当粗浅的，但是他还是通过了中期考试，并于１９２９年，他１８岁的时候，进入伦敦经济学院继续商业学士学位的学习。１９２９～19３０年，科斯为学位第一部分的最终考试学习了许多课程：英国贸易、流通原理、生产理论、产业关系、海外领地的经济发展、印度和热带属地、商业法、统计方法、运输组织以及心理学等课程。在１９３０年考试获得通过。

    对于第二部分课程学习，他决定选修工业组的课程，而这些课程是为那些今后想成为企业经理的学生学习而专门设置的。当然，这对科斯来说，是不适合的职业选择，但科斯认为对一个不懂拉丁文不喜欢数学的人来说，又有什么别的可选择呢？１９３０～1931年科斯在学习第二部分课程时，他选修了法语、会计学、工商行政管理、工厂会计成本核算、工贸原理、现代工业问题、工业金融、工业法以及工业心理学等课程。不难看出，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两年中，学习了门类众多的学科，因而用于每门学科的时间就不可能太多，这不可避免地未能进行系统阅读。科斯没有选修经济学的课程，但是科斯对有关法律的一些课程，尤其是工业法特别感兴趣，几乎被这些课程迷住了。攻读商学学士学位的结果，使科斯既懂得一些法律、会计学和统计学，又懂得一点经济学，这样的知识结构对科斯今后的研究工作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当时科斯并不知道这点，选修工业组课程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决定，而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

    以前在南非开普敦大学任教授的阿诺德·普兰特(arnoldplant)在１９３０年被聘任为伦敦经济学院商业教授，并专门负责企业管理方面的课程。普兰特教授负责工业组。而科斯那年正好在普兰特接任的那个工业组学习。科斯听了普兰特关于企业管理的讲演，最终在考试前５个月开始参加普兰特所教的讨论班。尽管伦敦经济学院一些课程是包括了经济学原理方面的内容，但是科斯并没有选修经济学的课程。结果是，当时科斯对经济学理论方面的概念是相当模糊的。普兰特在讨论班所传授的经济知识，改变了科斯对经济体制运作的看法，或许更准确地说，是给科斯一个对经济体制观察的智见。普兰特解释了经济体制如何可以用定价机制来协调。生产者把利润扩大到最大限度；生产者之间进行竞争；因而价格趋向于与成本相等，产出的构成是消费者最高评价的构成。政府经常为既得利益服务；助长垄断而不是竞争；普遍加强使事情更糟的各种规章制度。这些使科斯知道了价格体制指导下的经济带来的好处。由于那时科斯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所有这一切思想对科斯来说都是十分新鲜的。可以说，普兰特不仅影响了科斯的思想，而且改变了科斯的人生。

    1931年科斯最终通过了获得工商学士学位所需要的第二部分课程考试。不过，由于科斯已经在契尔伯文法学院学习了1年，而伦敦经济学院校方规定在能够授予学士学位之前，要求在学校住校3年。因此，科斯决定必须在这3年住校期间做点事情。在科斯为第二部分课程学习的过程中，他发现他对工业法的课程学习最有兴趣。因此，科斯决定以工业法为专业。毫无疑问，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将成为一名律师。但是那件事并没有发生。当然，这完全是受普兰特影响的结果。

    当科斯完成了他的商学士学位课程的学习的时候，他对会计学、统计学和法律的知识了解还是知之甚少。尽管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没有选修经济学的课程，但他自己也选读了一些经济学的原著。科斯在此期间，迷上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robbins)介绍给他的两本书，弗兰克·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和菲利普·威克斯蒂德(philip）等人的讨论更是获益匪浅。

    科斯和福勒都对成本和成本曲线结构特别感兴趣。然而，期终考试之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对经济学的讨论并非科斯主要感兴趣的科目。而吸引科斯的是生产制度结构——不是生产的组织结构，而是奥地利的生产资本结构。这是因为１９３１年２月,哈耶克（hayek,fa）正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公共课，他的讲课把学院的教师和学生都迷住了。哈耶克讲课时，教室里堂堂爆满。后来其讲课内容收集在他的《价格和生产》一书中。正是这种自由的学习、讨论以及听课，似乎科斯没有进行正规的经济理论训练，但是后来证明却是一大优势，因为这就使科斯不需要训练应该思考什么，反而也就不会忽略什么。这就给科斯处理经济问题有了许多自由空间。在期终考试，科斯的考试成绩并不十分理想，不过他还是获得了１９３１～19３２年伦敦大学授予他的一笔欧奈斯特·卡塞尔爵士（sirernestcassel）旅行奖学金。科斯打算用卡塞尔旅行奖学金到美国研究工业组织中的经济问题，可以在伦敦经济学院住校一年。这是因为科斯在伦敦经济学院只读了两年的时间，而学院要求住校3年才能获得学位，科斯也只能在１９３２年获得商学学士学位。也正是这些偶然的事件使科斯真正走上了成为一位经济学家的道路，而不是成为一位篮子编织工、一位历史学家、一位化学家、一位工程师或一位律师。

    到美国旅行，发现经济运行的真谛

    科斯提出利用他的卡塞尔旅行奖学金到美国去研究美国工业组织中的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的经济问题。无疑，科斯选择这个课题是普兰特促成的，普兰特谈到过组织产业的不同途径。普兰特在他的讲演中曾以不同的方式讨论了工业组织结构的问题，但是这些讨论好像缺乏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工业组织中存在差异性问题。科斯就是带着这些问题开始去寻找新的理论，登入经济学的奥堂的。当然，在科斯的思想中还存在着与他的主要规划中相关的另外两个问题。普兰特在他的讨论班中讲到了经济体制是通过定价机制来协调的，并对当时鼓吹的对英国的一批产业实行合理化的计划管理进行了批评，特别对用不同运输工具的协调的建议进行了批评。普兰特就这个课题于１９３１年向运输学会提交过论文。普兰特在关于商业管理的讲演中认为竞争将提供一切必要的协调，而在经济学中有一种生产要素——管理，它的作用就是协调。１９３１年１０月普兰特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就职演讲中说，消费者是经济体系中的“最终的雇主”，而且引用了阿瑟·索尔特的话:“正常的经济体制自身在起作用。”参见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2页。普兰特的观点似乎使科斯对企业管理和雇员与雇主的关系模糊不清。但是科斯意识到，这个论点似乎不完善。

    这两种观点是怎么样才能相一致呢？如果所有的协调都必须由市场来提供的话，那么，为什么需要管理来协调呢？对科斯来说，本质上同样迷惑不解的难题又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即社会主义前苏联的出现。对今天的人来说，很容易对科斯他们１９３１年所看到的情况持错误的观念。俄国十月革命在１９１７年发生，在经过战争和内乱时期以及集中管理的最初阶段以后，列宁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直到１９２８年把托洛茨基流放后，才成为毫无疑问的俄国领导人，并在１９２８年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科斯那时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学生，因此很难形成关于前苏联的计划如何付诸实施的观点，科斯对制度是怎么样运作的知之甚少。科斯听说在伏尔加河上建筑大型第聂伯水坝，科斯去过美国的塞内克特迪的通用电气公司的工厂，看过正在制造的大型水坝发电机组，不过，很难详细地了解其情况。列宁早已说过，在制度下经济体制国家将管理得像一个大工厂一样。尽管当时要找出苏联正在发生着什么情况无疑比现在容易得多，但还是只有很少关于苏联的经济组织的经验作为研究的依据，当时的西方经济学家正在忙于对社会主义计划问题进行大辩论。在辩论中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把一个国家管理得像一个工厂一样将是不可能做到的。科斯想，人们认为不可能像一个大工厂一样管理前苏联经济，那么西方世界存在许多巨大工厂的事实又如何解释呢？当时科斯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此科斯到美国后访问了诺尔曼·詹姆斯(rjames)，他是社会主义的总统竞选人。人们也许要问，科斯是如何把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接受普兰特的研究方法调和起来的？科斯只记得，他的一位同学勒纳在其《统制经济学》一书中承认他的观点的发展受到普兰特的影响，并前往墨西哥会见托洛茨基。规劝托氏说，只要再造竞争体制的效果并使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国家的一切就都会好起来。但是对科斯来说，他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未经任何明显的否决阶段就相当迅速地消失了。

    科斯是带着这些疑问到了美国。留美期间，科斯很少上课，虽然在美国科斯访问了许多大学，但主要的是参观一些工厂和商店。在科斯旅美之前，英国最大的职业工会——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的秘书欧内斯特·贝文为科斯与英国银行的布鲁斯·加德纳联系过，加德纳给科斯出具了给美国各种商人的介绍信，从而使科斯到美国后能够毫无困难地会见这些商人。科斯仍然记得最有教益的一天是在一个联合碳化物代理商的办公室，听他们的电话谈话。参见科斯:《我的经济思想演进》,原稿为英文未刊稿。这次参观给了他一种关于替代可能性的生动感受。留美期间，科斯阅读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报告和诸如科普兰的棉纱工业研究，描述不同产业的组织的书籍。他还阅读了贸易期刊并利用更为少有的原始资料，诸如电话号码簿的泛黄页码。科斯入迷地从中发现众多的专业化企业，这些企业在科斯所认为的单一产业内部运行。科斯还从中发现如同煤炭公司和冰激凌公司那样的有趣结合。实际上科斯在美国做的就是寻找能解决他带去的难题的线索，令人惊奇的是，科斯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

    科斯通过各种访问、调查、观察与研究，需要解决的难题逐渐明朗起来，这就是，一种交易是在独立企业之间用合约安排来处理，还是用一体化来处理的原因是什么？这两种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在１９３２年２月底就已经在科斯的头脑中萦绕。在科斯的回忆中，他说他不能准确地说，他是如何找到解决办法的，直到他做完了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解决的办法是必须认识在市场经济中存在进行交易的费用，必须认识将它们结合到分析之中是必要的。科斯认为一种交易是在企业组织内进行，还是在市场中发生，取决于达到同样的结果时成本的比较。所有这一切都是很简单的和明显的，但是要认识它，让科斯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而且直到今天许多经济学家还没有意识到它（或它的真正意义）。

    可以说，最终引导科斯走向一体化理论的是一条稀奇古怪的思路，而且这条思路部分是由于考察现在被称为资产专用性的东西对促进纵向一体化的作用所促成的。科斯在纽约访问瓦西里·里昂惕夫时，并就里昂惕夫假定“一个公司有一定数量的稳定需求和高于这个数量的波动需求，那么生产稳定需求并从外部买进波动需求可能对公司有利”的观点进行了讨论。参见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254页。科斯指出，如果生产这个数量有利，为什么原料生产者不开办一个工厂或增加此类的设备来生产这个固定的数量呢？并指出经营两个工厂，每个工厂安排适当波动的产量可能会便宜些。最终的结论是，应该调查企业之间的长期合约。这在许多事例中可能被认为是实际经营一体化的替代方法。科斯就此参观了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喀利的钢铁厂以及西尔斯·罗依布克公司、蒙哥马利·华德公司及其芝加哥的堆料场，还去过米尔沃基，在那里参观了艾利斯·查默斯公司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史密斯工厂。不过科斯没有忘记参观芝加哥大学，他听了几节奈特的课，奈特正在讲授计划的制定。并认为奈特的“财产、竞争和自由是同一事物的种种名称，”一句话对他寻求一体化理论没有多大帮助。惟一与科斯讨论一体化问题的人是雅各布·瓦伊纳。此教授以对学生严厉闻名，但对科斯很和蔼。然而科斯不能肯定从瓦伊纳教授那里学到了什么东西。

    正是这些访问、调查、讨论、观察、研究、思考与探索，科斯成功地把市场制度与交易费用联系起来，带回了科斯一直在寻找的问题的初步答案。而这些完全出于种种偶然和好运气，以及科斯博览群书，对科学孜孜以求的钻研精神。</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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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节 走向社会，入经济学奥堂

    １９３２年科斯大学毕业，这一年是当时世界经济大萧条(greatdepression)最严重的年份，失业到处可见。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毕业生中失业也是十分普遍的事情，但是科斯又一次交了好运，让他一毕业就找到了工作。这事是怎样发生的呢？在１９３１年，由于一个杰出的黄麻织造工业的企业家，乔治·邦纳（georgebonar）的经济资助在邓迪建立了一所经济与商业学院，伦敦经济学院的威廉·贝弗里奇(e)和其他一些人在这所学校当顾问。学院是由邓迪教育当局管理，学院的目的就是为学生从商做准备。高年级教师的聘任是在１９３１年进行。低年级教师的聘任是在１９３２年进行。科斯回忆道，参见科斯:《我的经济思想演进》,原稿为英文未刊稿。当时他找到这份工作是较容易的。由于他获得的是商学学位，尽管对经济理论了解甚少，但对实际事务方面则学得较多，这样科斯看上去比经济系毕业的大多数学生更有条件适合这个职位。为此科斯于１９３２年１０月被聘任为邓迪经济与商业学院的助理讲师。科斯曾想，如果邓迪学院不是在１９３１年成立的话，不知道他会干些什么。既然如此，一切就从这里开始，科斯打算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并可能逐渐地发展。

    在邓迪学院，科斯的教学任务包括了１０月份开始讲授的全部3门课程。邓肯·布莱克（duncanblack），当时邓迪学院的另一个助理讲师，他回忆说科斯当时是带着满脑子关于企业的想法来到邓迪的。幸运的是，科斯教的课程之一是《商业企业组织》。在科斯保留许久的给他的朋友福纳的信件中，科斯就描述了他在那门课程中第一堂课时讲课的内容。其包括了后来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的主要论点。当然，作为一个刚出校门的人来说，根本就不会想到他在１９３２年这些思想将会是那样重要。科斯喜欢讲课，科斯在给福纳的信中，在描述了他的上课内容后写道:“对每门课程来说，都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我想），我自己感觉是相当满意的。我能说的一件事就是我自己做得完全成功了。”参见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245页。因为，就科斯回忆，他在邓迪学院讲课之前，没有读过多布的《论俄国经济发展》，只是读了一点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以及相应的著作，主要的影响是来自普兰特。

    科斯到邓迪学院后开始阅读,有亚当·斯密(adamsmith)、帕伯克(babbge)、杰文斯(jevons)、威尔斯特德(ht)等人的经济学经典著作。科斯在邓迪学院所写的日记中，以及在邓肯·布莱克准备为肯尼斯·埃尔金格(kennethelzinga)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所写的关于科斯的条目中表明，科斯在那时的态度是“确实是出人意外的”，科斯希望经济学既能处理现实世界中发生的问题，又能用简明的方法这样做。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多是满足达到目标的一种或另一种，而在科斯心目中，关于经济学的研究显然是为了达到这两种目标。参见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246页。不管科斯是否获得成功，布莱克正是描述了科斯的经济学目标。这表明，虽然科斯开始不是进行经济学学术研究，只是接受过工商管理知识的教育，当他开始研究经济学时，目的还是运用其理论来解释现实世界发生了什么。

    但是科斯认为不能排除他的思想要受现实经济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在１９３３年张伯伦(chamberlin)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一书，琼·罗宾逊夫人(joanrobinson)出版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一书。这些著作给予当时经济学界一个巨大的震动，科斯也和其他人一样被卷入其中。当时科斯在邓迪也用琼·罗宾逊夫人所采用的新的分析方法分析了张伯伦讨论过的市场双头垄断问题，并在１９３４年写了一篇论文。其论文在１９３５年发表。不过，从科斯当时的态度来看，尽管在凯恩斯雄踞经济论坛之前，这两本书是20世纪３０年代初英国经济学家主要感兴趣的书，但科斯在那时候对这些著作并不抱任何希望。

    当科斯在邓迪伦敦经济学院度假时，他的大多数时间是用来与福勒一起讨论经济问题，这时福勒被聘任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助理讲师。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是相信（大多数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决定产出的生产者假定，现有的价格与成本与将来的价格和成本是相关的。这表明如果生产者在这种意义上进行生产的话，将导致价格与产出的波动，这也是卡尔多(kaldor)所称的“蛛网定理”。他们运用蛛网定理来研究英国生猪生产的周期波动问题并得到了很好的说明。就像科斯认为的那样，他们从事的一个统计调查表明，英国的生猪生产者并不假定现有的价格在将来是保持不变的。当价格高于平常的水平时，他们希望价格下降；当价格低于平常时他们就希望价格上升。就像科斯在以前的通信中表明的那样，他打算使用这种分析技术。而这种技术已经展开到探讨其他方面生产者预期的形成的研究中，福勒也有同样的打算。然后,科斯所持有的是对经济学家通常仅作为技术性处理的测量概念感兴趣。在这点上，科斯是受了芝加哥大学的亨利·舒尔兹(henryschultz)关于派生统计需求表著作的影响。科斯除了对预期进行研究外，他也开始对资本成本进行调查，了解它是怎样随着结果的范围、企业的规模和行业的规模而变化的。这些研究没有任何一项是完成了的。但是福勒完成了《论生铁屑替代生铁制钢》的论文，并且发表在１９３７年《经济学季刊》上。科斯认为，如果这类工作能够继续研究下去的话，这可能会给投入－产出分析注入新生命力，而且必将大大改善他们对竞争机制的运作的分析，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

    在这个时候，科斯自己的期望是他未来的研究重点应该是从事同样的实际的调查研究。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在１９３４年，科斯被聘任于利物浦大学助理讲师，讲授银行金融课程。对这门课程科斯几乎没有什么知识准备。更为重要的是１９３５年他受聘于伦敦经济学院为经济学助理讲师。在这里,科斯负责垄断理论方面的课程，而这门课程在科斯之前是由希克斯(johnhicks)讲授的，这时希克斯已经去了剑桥大学。科斯并且在工商管理系当普兰特的助手以及开公用事业经济学的课程，而这门课程以前是由巴特森(batson)开讲的，那时巴特森已经去了南非。开讲垄断理论这门课程对科斯来说是不会有特别的困难。因为有琼·罗宾逊夫人的著作和他已经写的关于双头垄断理论方面的文章。１９３７年他发表了《对垄断理论的评论》的论文。这篇论文包括了科斯在上课中引出的一些思想。科斯当时感到他在工商管理系的许多工作是十分无聊单调的。由此他用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方式准备了一些案例，希望以此来帮助教学。埃德沃德(roknalded)都在经济部工作。战争结束后，他们写了一份关于国有企业价格政策的报告，而两人都是边际成本定价的提倡者。凯恩斯当时是财政部的一个顾问。凯恩斯也看过这个报告并对此报告十分热心，因此就把此报告刊登在他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科斯和汤姆·威尔逊(tomwilson)当时也在经济部看到了这份报告。但是他们对此报告的观点是不满意的，因此科斯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批评性的解释，这就是科斯战后所写的《边际成本争论》的一文。在科斯看到米德－弗莱明的报告之前他就熟悉边际成本定价理论的情况。在伦敦经济学院阿巴·纳勒是这个方面的热心提倡者和边际成本定价娴熟的解释者。毫无疑问，科斯在提出自己的见解之前，他反复考虑了福勒的论点。科斯强调的是通常的边际成本定价政策将会导致大量资源的浪费，它将造成收入的重新分配和将引起以前并不存在的价格与边际成本分歧。汤姆·威尔逊指出这种政策将导致国有企业代替私人企业，集中计划经济代替分散化经济的运作。所发生的情况是通过专注于权利的边际调整，经济学家（在那个时候对边际成本定价理论的确信是在学院派经济学家中占有主要的地位）已经完全忽视他们的政策在另一意义上的影响。这正如俗话说，大难临头他们依然“歌舞升平”。科斯称他们描述经济活动的方式为“黑板经济学”，因为他们所描述的经济活动只是在黑板上发生。参见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360页。同时，科斯被聘为伦敦经济学院关于公用事业经济学的特约审稿人。１９５０年，科斯出版了第一本关于公用经济学的专著，即《英国广播业：垄断状况的研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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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节 到美国发展，芝加哥大学舌战群儒

    １９５１年科斯为了更好地谋生，没有博士学位不行，他就以几篇论文申请，获得了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１９５１年科斯移居美国。他为什么要移居美国，这不仅在于科斯对当时社会主义英国的未来缺乏信心，而且在于他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喜欢（因为为了研究商业广播业制度的运作，１９４８年科斯在美国度过了其大部分时间），以及他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赞赏。由约翰·萨姆纳(johnsumner)的推荐他在美国的布法罗大学获得了第一个职位。因为萨姆纳是公用事业经济学方面的专家，在战前曾经访问过伦敦经济学院。艾伦·迪莱克特(aarondirector)也助了科斯一臂之力，因为迪莱克特曾在英国与科斯有一面之交，也就替他写了一封推荐信，认识迪氏的人无不重视他的意见。但是直到这时科斯的学术生涯还是显得平平无奇。但是科斯与迪氏的缘分则又是科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此这里要花点笔墨对迪莱克特多说几句。

    迪莱克特是现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friedman)的妹夫，也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主要思想家，其智力与深度绝不在弗里德曼之下。但是迪氏只有一个哲学学士学位，也很少发表文章，在芝加哥大学的法律系任教，教的却是经济学。与迪氏相识的著名学者，无论是法律系的还是经济学系的，都对迪莱克特的学识和为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迪氏既不著书立说，也不喜欢教书。他喜欢阅读，沉默寡言，只要一开口说话，旁边的人都静下来细听，知其中定有奥妙。像迪莱克特这样的人只有世界上最高级的学府才能容纳。如果他在普通的大学可能连一般教员的职位也得不到，更莫言讲师了。然而，迪氏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既不写文章也不愿教书，同事们就找点适当的工作给他做。法学院院长于是想到了办一本经济与法律学科合并的学报，请迪氏当编辑。不过迪氏对这份工作也不感兴趣。他认为一般的学术文章都不值得发表。而一本刊物要靠大学津贴资助，没有市场需要，是浪费资源，不办也罢。但是，他觉得，自己除了早晚在思想上下功夫，对校方没有多少可以度量的、具体的贡献，也就不好意思推辞这个编辑职位了。

    迪莱克特做学报编辑的作风自成一家，成为佳话。他很少约稿，永不赶印，绝不宣传。每一年只出一期学报，今年要出的往往迟到下一年才面世。但１９５８年出的那一期，10篇文章篇篇精彩，识者无不拍案叫绝。因为学报内容很专、很深，只有对真实世界有兴趣的人才会重视，订阅的就更少，每期只印数百本。

    1958年末，迪莱克特编辑的《法律与经济学》学报问世了。刚调到维吉尼亚大学经济系任职的科斯拿起一看，觉得很有意思，就给迪莱克特寄了一篇长文，题为《联邦通讯委员会》。因为科斯到美国以后，仍然专注于公用经济学的研究，尤其是对广播业的经济关系进行研究。其研究是以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实证经验为依据。这项工作实际上也是科斯在伦敦经济学院所做的研究的继续，以前他收集过有关这个主题方面的材料，并出版过专著。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度科斯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做了一年的研究。《联邦通讯委员会》就是在其中心做研究的成果。科斯就把其成果寄给迪莱克特。迪氏一读到科斯的来稿，惊为“天文”，就发表在１９５９年那期《法律与经济学》学报的首篇，此期面世时已经为１９６０年了。

    科斯在这篇文章中考查了联邦通讯委员会（fcc）配置无线电频率使用的情况。科斯在论文中主张对无线电频率的使用最好的方式是出卖其使用权。而对配置资源的价格机制的运用对一个经济学家来说一点也没有新意。而且对于这个主张早已由利奥·赫泽尔(leoherzel)推广到无线电频率使用的配置上。科斯的论文新意之处在于他继续讨论了所获得权利的性质。在无线电频率使用配置的案例中一般地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发射同样的信号或相近频率的信号时相互之间的干扰。科斯证明了如果这些权利是界定清楚的而且是可以转让的，那么初始权利配置给谁都无关系。这些权利能够通过转让与重组而形成优化配置的结果。就像科斯所指出的那样，“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但是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与法律或规则无关。”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75页。在科斯看来，这是一个简单的、显而易见的命题。但是也正是这个命题，引起了世界经济史的一段佳话。张五常:《凭阑集》,香港壹出版有限公司,1993,第107～149页。

    因为，科斯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虽然迪莱克特认为是天才之作，但当时芝加哥大学的众多经济学家都说科斯的论点是错误的，不修正就不应该发表。迪莱克特就写信将所有的反对观点向科斯转达，科斯坚持己见，不认为自己是错的。这样书信往来好几回，到后来，科斯回信说：“就算我是错吧，我不能不承认我错得很有趣，那你就应该照登。”迪莱克特的回应是：“我照登无误是可以的，但你必须答应在文章发表之后，你应该到芝加哥大学来，做一次演讲，给那些反对者一个机会，亲自表达他们的反对观点。”科斯回信说：“演讲是不必了，但假如你能选几位朋友，大家坐下来谈谈，我倒很乐意赴会。”后来在１９６０年春天的一个晚上，迪莱克特邀请了米尔顿·弗里德曼（１９７６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施蒂格勒（gstigler,１９８２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诺德·哈伯格尔(aharberger,福利经济学首要人物)、马丁·贝利(mbailey,默契合约理论高手)、鲁本·凯塞尔(rkessel,20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经济学奇才，医学经济学的创始人)、约翰·麦吉(jmcgee,专利权理论专家)、格雷格·刘易斯(glewis,劳工经济学专家)、劳埃德·明茨(lminits,理论高手)，加上迪莱克特及科斯，在历史上经济学讨论从没有这样多的高手云集。

    这是经济学历史上最有名的辩论会。辩论是在迪莱克特家进行。迪氏在家中请吃晚饭。饭后大家坐下来，科斯问：“假定一家工厂，因为生产而污染了邻居，损害了邻居，政府应不应该对工厂加以约束，以征税或其他办法使工厂减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干预。但科斯说：“错了!”跟着而来的争论长达３个小时，开始人人反对科斯的观点，但到中途，弗里德曼突然赞成科斯的观点，并炮如珠发，把在场的人批驳得体无完肤，结果是科斯屹立不动。多年以后，当时在场者都有不同的感触。施蒂格勒对张五常说：“那天没有用录音机，是日后经济史上的一大损失。争论到半途，弗尔德曼突然站起来，舌战如开枪乱扫，枪弹横飞之后，所有的人都倒下来，只有科斯一人屹立不动。”凯塞尔开始时极力反对科斯的观点，但后来识其灼见。他也对张五常说：“经过那个晚上后，他知道科斯是本世纪对经济制度认识得最深的人。”而且多年以后凯塞尔承认，要找一位对经济体制的运作有如此洞察力、可与科斯相比的经济学家，除亚当·斯密之外别无他人。麦吉也说：“当夜是英国人的光荣。一个英国人单枪匹马战胜整个芝加哥经济学派。当夜阑人静，他们离开迪莱克特的家时，互相对望，难以置信地自言自语说：我们刚才是为历史作证。”科斯本人也差不多给那个奇异的辩论会所震惊。科斯后来也对张五常说：“当夜我坚持己见，因为怎么样也不曾想到我可能会错，但眼见那么多高手反对，我就不敢肯定了。到弗里德曼半途杀出，他的分析清楚绝伦，我才知道自己大可高枕无忧了。”是的，芝加哥学派之所以成为芝加哥学派，说到底，是因为历久以来，那里有一些顶尖的思想人物，对真实世界深感兴趣，客观地多知道一点。芝加哥学派在那一夜之前早已闻名天下。但那天晚上，辩论开始时反对科斯的人都是赞成政府干预污染的。科斯反对政府干预污染的辩论已经获胜，然而，他是赞成政府干预的伦敦经济学院培养出来的。那天晚上的大辩论，今天在经济学界内，时有所闻。科斯回忆道，当那天深夜离开迪氏之家时，他已成竹在胸。回到维吉尼亚大学，科斯答应给迪氏写一篇进一步分析辩论所讨论的文章，这就是《社会成本问题》之作，此文石破天惊，是本世纪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文章。文章很长，不同而又类似的案例数不尽，反映科斯治学之博、之深、之实。该文当然被迪氏当做１９６０年那期的首选之文，但面世已是１９６１年了。科斯那时为了赶1960年那一期，时间紧迫，他写一节，就先寄那一节给迪氏，分节寄出希望迪氏有时间编排其稿。这样分节而写，分节而寄，节与节之间的连贯性较弱，但较一般的文章有较多的独立性。科斯把最后那一节结论寄出后才知道，原来迪氏对他写该文时赶进程漠不关心。迪氏认为好文章通常要多花时间来写的，不赶也行。假如科斯的稿迟3年才完成，迪莱克特的19６０年那一期大可等待下去。这样的编辑在市场上是必遭解雇的，但就学术的高度及态度认真而言，无人出其右。

    那时《法律与经济学》学报是有稿酬的。张五常曾问过迪氏，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的稿酬是多少，他叹息说：“那时校方明文规定，不管文字好坏，每页稿相等。假定我有权按文章质量来付酬，我会将全部的可用稿酬给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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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节 加盟芝加哥大学，如虎添翼

    科斯对艾伦·迪莱克特主编《法律与经济学》杂志期间所刊出的论文是十分欣赏的。其杂志所发表的论文主要考查了实际的商业活动、不同产权制度的影响和管制制度的运作。科斯认为像这些论文发表将会促进经济学（尤其是工业组织经济学）取得根本的进展，但是在那个时候在一般的经济学杂志要想发表是很困难的。科斯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科斯想超越《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所讨论的主要内容，来处理更为一般的所谓产权制度基本理论问题。科斯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讨论了“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但是科斯想考查另一些妨碍的情况（他能这样做是因为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期间对法律判决书获得了足够的知识）。还有，科斯长久以来就认为或从某个时候开始，尽管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是涉及这个问题的一部较好的著作，但是庇古在他的经济分析中没有牢固的理论根基。尽管科斯在《联邦通讯委员会》论文专注于无线电频率使用的配置问题上。但是在芝加哥大学那个晚上的讨论使他的已对庇古关于经济学研究的思想有更加清楚明白的思路。这促使了科斯能直接地处理这些问题。科斯也在分析中想讨论正交易成本制度运作的影响，而这点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仅在注释中提及。参见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92页。这些就是科斯早已构想好的并想在《社会成本问题》论文中设法处理的不同主题或论题。无论如何，这篇论文发表后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论文发表后受到来自各方的抨击和辩护。它也成了经济文献史中引证最多的论文之一。它包括了长期萦绕在科斯头脑中但一直没有清楚表达的思想。这段轶事奇特的部分是，如果这些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在《联邦通讯委员会》论文中没有提出反对的理由的话，《社会成本问题》或许决不会写出，尽管这些思想在科斯的头脑中萦绕许久。

    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认为庇古是在错误的思路上探讨了“外在性”的问题。外在性问题是一个相互作用的问题。但是庇古没有认识到这点（或者说庇古没有从整体的意义上来分析讨论这个问题）并采用某种适当的方式来制止它（和遵循的经济学定位）。在零交易成本（这是已蕴含的假定）的情况下庇古的政府劝告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之间能够通过谈判方式来实现最优的结果。而这点也是真实的。但是，交易成本在现实世界中并不为零，在不引入正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对现实世界的研究是不可能的。一旦这样去思考问题，那么认为合适的政策劝告应该不需要去了解交易成本是什么以及在这种考虑下每一种案例中的实际情况那是不可能的。惟一所能做的是知道作为实证研究的结果。参见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141页。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种探究问题的思路。就像科斯在论文中所说的那样：实际上，对政策问题要得出满意的观点惟一的方式是来自耐心的研究，以便确定市场、企业和政府是如何处理解决有妨碍影响的问题——我确切相信，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通常都有过高估计政策管制的优点的倾向。但是这些观点即使成立，也只不过是建议应减少政府管制，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分界线应该确定在哪里，似乎在我看来，这必须通过对以不同方式解决的实际结果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结果。参见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243页。

    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发表一二年之后，迪莱克特要退休，他所编的学报要另聘编辑，科斯是最合适的人选。因此，科斯接到芝加哥大学到该校工作的邀请。科斯对这本杂志所刊出的文章十分赞赏，所以，一拍即合，科斯同意接任这项工作，１９６４年，科斯去了芝加哥大学。科斯主持《法律与经济学》学报以后，他利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法律与经济学项目的资源和在杂志中发表文章的机会，鼓励芝加哥大学的或其他地方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从事对《社会成本问题》所关注的问题的实证研究。结果是，许多令人满意的文章发表了，而科斯的新制度学派也在这个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个时期对科斯来说是一个愉快的时期。每一篇论文都成了一件重要事情。在19７０年代和19８０年代同样内容的论文开始出现在其他经济学杂志上,也出现了许多引用《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的文章。

    科斯的成功给人们什么启示呢？科斯认为，通常表明原创性的思想一般来自年轻人或刚刚进入一个新领域的人。参见科斯:《我的经济思想演进》,原稿为英文未刊稿。这点就科斯的经历来说是适合的。１９３２年，当科斯在邓迪学院的讲课中，他把交易成本的概念引入了经济分析中。那时他才２１岁。如果经济学是科斯的专业领域，那时他是刚刚跨入经济学领域。但是，我们要理解科斯把交易成本纳入经济分析中作为一种“原创性”思想是不容易的。科斯是带着这个“谜”去美国的，并在美国逐渐地解开了这个谜。科斯的解答是简单的、显而易见的。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没有纳入经济分析的解释中并非说其他的经济学家并不机敏而不这样做，而在于他们的著作中并没有注意经济的制度结构问题。以至于他们没有遇到科斯所遇到的困惑。就像德姆塞茨（rdemsetz）所解释的那样，这样的情况的形成在于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制度能由价格机制来协调。经济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把其观点公式化、体系化。这种理论所分析的是一种极端分散化的经济体制运作。它是一项伟大的知识性的成就并具有永恒的价值，但是它只是黑板经济学。这就可以解释，当它先出现时，《企业的性质》为什么会那样默默无闻，根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１９９１年授予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两篇论文，《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第一篇论文现在基本上为人们所接受而且没有多少分歧，而第二篇论文则引起了争论。两篇论文最后为他人接受的程度是迥然不同的。前者长时间默默无闻，后者即刻产生巨大影响。但是为什么《社会成本问题》立即引起了人们那样的兴趣呢？科斯回顾道，这在于某些导致科斯写作此文的具体环境。这个结果是，当此文发表时，它得到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团体的强有力的支持，尤其是乔治·施蒂格勒。科斯关于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资源配置与现行的法律状况无关的论点是由施蒂格勒公式化并由他命名为“科斯定理”的。这就引起了许多人对科斯论文的注意，其后发表了许多赞成或反对这个定理的论文。“科斯定理”涉及零交易成本也是有用的。因为这就意味着给经济学家留下许多讨论问题的空间。尽管它与现有的现实世界相去甚远。它好像不是已经表明这个定理已应用到所有的实际交换的正交易成本的世界中，并假定对转让的法律状况的变化没有多大的影响，而这是一个普通的例子。更为奇怪的是，科斯相信没有涉及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的讨论并没有弱化其真理性。而实际加强了对所发表论文的注意。导致在文献中大量讨论的另一种情景是科斯批评了庇古的经济分析（大多数经济学家对此是接受的）。结果是许多经济学家写论文为庇古辩护（也为他们自己辩护）。另外一个相当不同寻常的环境是这篇论文（它是通过讨论产权制度的基本原理和法律对经济运作的影响）而拓展到法律的经济学分析上，而这点是完全超过了以前的反托拉斯政策关注上。引起了美国法学院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巨大兴趣的论文也导致了大量讨论的文献和“法律与经济学”这门新学科的出现。所有这些相当特殊的条件综合作用促使了科斯这篇论文立即产生巨大反响而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是科斯认为，如果由此得出结论,一篇论文的观点要得到人们接受必须有强大的团体支持或引起大量的争论或包括同样的环境则是错误的。《企业的性质》到现在为止，为一般人所接受，这是因为对许多经济学家的思想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１９７９年科斯在芝加哥大学退休，即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杰出院士。１９８３年，科斯卸任《法律与经济学》杂志的主编之职，但仍然保持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法学与经济学资深院士。科斯自担任《法律与经济学》杂志的编辑之后，一共任职１９年，使该刊物发行量猛增。我们之中有些人认为，在科斯风华正茂时，不应该以如此耗费时间的工作使他增加负担。尽管科斯还在写作，着重写交易成本和制度安排（特别是关于灯塔和贿赂制度的著作），但编辑的责任肯定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他的一些引人入胜的问题的研究兴趣，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些问题一直是他密切关注的问题。但是可以说，如果没有科斯所主编的《法律与经济学》杂志极力推动，新制度经济学可能就不会如此迅速地发展。

    １９８７年奥利夫·威廉姆森(oliverson)和西德尼·温特斯(sidneywintersr)在耶鲁大学组织了一次庆祝《企业的性质》发表５０周年的讨论会。科斯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好的讨论会。会上有８名著名经济学家提交的论文，他们对《企业的性质》的讨论，既没有一味地褒奖，也没有肆意中伤，而是考查了由此派生的问题并且展开讨论。在那次讨论会上人们详细研讨科斯理论及思想，指出了所有错误并且提出了如何纠正它。科斯也就《企业的性质》这篇论文的起因、意义和影响做了３个专题报告。科斯为了出席这次讨论会和准备这次讲演,对他后来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在写作《社会成本问题》时和在19６０年代与张五常的讨论使科斯清楚地意识到交易成本对经济活动运作的重要性及其广泛影响。但是科斯并没有以系统方式去考查这个问题。当时威廉姆森在他的论文中对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中的论点指出缺少应用或有限的应用归咎为这一论点没有具体化和可操作性。毫无疑问在科斯看来，威廉姆森的批评是对的。因为，威廉姆森的意思是交易成本概念没有融合到由实证研究所检验的和展开的一般理论中去。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在被假定交易成本为零的某种经济理论中,一旦把交易成本纳入其中必然使其整个理论结构发生巨大的改变。在这次讨论会上，即使他们把自己限定在《企业的性质》论点的意义上（狭义地假定），但要使这些思想具有操作性仍是难以克服的障碍。科斯认为，所需要的给定生产结果的生产要素的协调,将是在一个企业内由行政管理方式协调,还是根据市场价格机制协调,取决于在不同的方式上实施协调的交易成本，而它是否有利可图则取决于实际成本的高低。但是什么是决定这些相对和实际成本的因素呢？要发现它们和找到它们并非易事,而且存在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问题的分析不能只限定在一个单一企业所发生的事情之内。企业内的协调成本和企业所面临的交易成本的程度受到它从其他企业中投入购买能力的影响和其他企业供应这些投入的能力,并部分地取决于他们的协调成本和他们所面对的交易成本。而后者同样受到其他企业能力的影响。他们所涉及的只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构。

    耶鲁大学讨论会重新激起了科斯由《企业的性质》所引起的问题的兴趣。致使科斯决定专心致志地促使那种使他们能分析生产的制度结构决定因素的理论建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许多经济学家献身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年，他们现在基本上能构建生产制度结构的综合理论。科斯在继续研究他关注的问题之外，余下的时间是来编辑他关于生产的制度结构论文，在１９８８年出版了《企业、市场与法律》一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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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节 获得诺贝尔奖，登上现代经济学的峰巅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把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科斯。有趣的是，科斯和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不同，他是在第二天才知道消息的。宣布诺贝尔奖的当天，科斯和太太正在非洲的突尼斯旅行，听到获奖的有关消息是第二天路透社一位记者找到他时才知道的。当时突尼斯的人民知道科斯是诺贝尔奖得主后，科斯立刻成了突尼斯的英雄。总统请他参加晚宴，车子前往时沿途的群众向他夫妇挥手。酒店不仅把他俩搬进最高级的房间去，而且在大门外悬挂红色的大横幅，说科斯住在这里。离开突尼斯时，航空公司把他俩升为头等旅客，起航之后，机上的全体旅客都有香槟酒招待，驾驶员则宣布是因为科斯在此飞机上而庆祝一番的。

    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些学者中，萨缪尔森是最有价值的，他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在本世纪中仅次于费雪。但是萨氏为人锋芒毕露，不易多交朋友，所以他得奖没有人不同意，但是为之欢呼喝彩的并不多见。弗里德曼应该是第二位值得获奖的人——他的实证研究前无古人。然而，弗里德曼维护个人利益与市场经济的一贯言论得罪了许多人。

    科斯对现代经济学的整体贡献不及萨氏和弗氏，但科斯两篇石破天惊的文章，足以雄视百代，其思想将会影响将来的整个经济理论及方法。科斯获奖是实至名归，无话可说，但能一枝独秀地得到众多人的掌声，与他的人品不无关系。

    据笔者所知，科斯获奖受到新闻媒介重视的程度，为过去历届——自１９７６年弗里德曼以来所罕见，报章不但在重要的版面位置报道科斯的学术成就，而且发表社论。例如英国的《金融时报》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都为此发表社论，这可是绝无仅有之事。报章所以如此重视其事,原因有二，第一是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及产权理论，开拓了经济学新领域，强化了市场力量和法律作用，贡献极大；第二是科斯用普通英文写作，既没有复杂的图表，也没有高深莫测连数学系的学生也抓破头皮的数学方程，大家都看得懂，写起来自然较为起劲。第三，与科斯的为人平和，人品高贵有关。

    科斯其人：人格与品德

    科斯从小一直生长在英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又受过较好的教育，由此外表上具有英国绅士的最佳传统。科斯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在节奏上都比一般人缓慢，但看起来、听起来却有难以形容的舒适感。科斯有英国人的幽默，说话从来不开罪人，但在他温文尔雅的谈吐中，旁听的人大都有这样的感觉：他的思想何其敏捷而深邃。

    科斯的文字好得出奇，明朗之极。约翰逊（hjohnson）以文笔好而著名，他认为科斯是百年仅见的文字高手。读到科斯的文章，真像喝上一杯甘洌的泉沙子沁人肺腑。

    科斯一生专心致志地集中精力研究问题，稳扎稳打，循序渐进。科斯擅长于总结，但在没有实证的、做透彻的推论之前却不妄下结论。科斯对理论本身不感兴趣——他眼中的世界是真实的。科斯不以为任何标准论据是神圣的。

    科斯的思想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对任何问题，科斯似乎是先有答案才试做分析。这与弗里德曼刚好相反。当人们向科斯提出问题或某种观点，他预感地回应：“你似乎是对的!”或“你似乎是错了!”问科斯一个问题，他脑子里好像在空中随意抓一下，拿一个令人莫名其妙的答案，然后再加以分析。这种纯粹预感在先的方法，其预感可能会错，但创意的确非凡！当然一个可取的创见，通常是必须通过慎重的分析和必要的逻辑支持的。不过，这也使科斯创见丰富。科斯认为他之所以有那样的本领，是因为他先以预感做出结论，然后才进行分析。与此相反的是，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的另一位老师，即后来变得大名鼎鼎的宾纳（kbrunner），他才智过人，为逻辑学的高手。宾纳有一个原则：未经慎重的逻辑推理,不应该有任何结论。从推理的严谨方面看，科斯不及宾纳，但若以创见言高下，则后者远逊于前者了。除了创见超人外，科斯的脑子还有两方面过人之处。其一，他在推理时一般化的能力很强。任何人提出任何稍有趣味的论点，他就往往可以立刻举出同类的论点或例子来论证。更有趣的是，假定与科斯讨论问题的人举出多个不同的例子来，他就返璞归真，将不同的例子归纳到同一例子上去。科斯曾经对张五常说过：“我这个人不可救药，因为任何人提出任何例子，我都想到马铃薯那里去了！”很明显，推理一般化既要求其异，也要求其同，而科斯的确有这种天赋的本领。其二，对哪一个思想重要或不重要，科斯知其然，而不管其所以然。德姆塞茨和卡塞尔认为，没有谁对一个思想的重要性能比科斯有更敏锐的感觉。张五常曾经问科斯：“大家都同意你对思想的重要性很敏锐，但究竟你自己怎么样判断一种思想的重要呢？”科斯回答说：“我从来不做这样的判断，只是觉得一个观点很有趣味、很有意思。”这是个可信的回答。是的，科斯的趣味感很强烈。自己感兴趣的，他就立刻投入地参与讨论,可以早晚不断地花几个月的时间；自己不感兴趣的，他连听也不愿意去听。思想的兴趣所在，刚好与思想的重要性吻合，这样的人是学术上的天之骄子。这好比一个天才的导演选择未入门的演员，不需以什么准则来衡量，只凭敏锐的感觉选择。而被科斯认为是好演员的将来的观众也有同感。

    跟科斯结交，畅谈经济，人们很快就意识到科斯的兴趣所在，因此在与科斯倾谈时人们往往会谈些他感兴趣的事，这样大家就谈得很投机。对科斯来说，经济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黑板”经济学——那些在黑板上推理及求证的；另一类是“真实世界”经济学——那些以现实世界观察为大前提的。科斯对前者毫无兴趣，而在他感兴趣的真实世界经济中，他对那些所谓的宏观经济现象漠不关心。

    一方面，他对传统经济学例如马歇尔的经济学很欣赏，但另一方面，有不少众所接受的传统概念，他认为毫无用处，避之惟恐不及。例如，科斯认为“效用”这个有悠久发展历史的概念是空空如也的那一种，对经济学只有负面作用。又如经济学上的均衡概念，他认为是徒有虚名，半点用途也没有。

    能够将这些在传统上根深蒂固的热门概念视为粪土，可见其独立思考的能力之高。的确是绝无仅有。奇妙的是，这些科斯看来是一文不值的概念，都与马歇尔的理论有内在关系，但是科斯对马歇尔推崇备至，视若天人。不同意，反对其概念，却对其学问尊敬万分。这正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表现。

    科斯崇拜马歇尔为经济学鞠躬尽瘁的精神，他自己也是一样。在科斯的一生中其敬业精神是绝无仅有的。例如，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０日下午诺贝尔奖颁发后，人们都向科斯道贺，张五常也前去祝贺，科斯见到张五常激动地说：“我们今后要多做一点工作，是吗？”张五常当时没有回应，但心里在想：“科斯这人真是研究做得痴了，以至不识时务。颁奖道贺，怎么样连致谢的话也不说呢，只管什么研究工作？”但又想，若不是这样的人，又怎么能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呢？就此可见他对事业专心致志到了何等的程度啊！正如他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如果我在《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中的分析为人们所接受的话，那么将来的任务是什么呢？诺贝尔委员会说我已经提供了制度结构理论的框架的基石。我现在必须去发现它们应该怎样合适地结合，以至于我们能够建筑它。我希望能帮助这个研究。但是，显然，在有限之年内，我思想的演进将要到头。但是另外一些有能力的学者将继续其工作，一种更为综合的理论框架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开始出现。”

    因此，科斯在获得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１００万美元奖金后，在美国的匹兹堡大学工商学院建立了一个合约和企业结构研究中心，来支持和鼓励人们对生产的制度结构研究，以便增加人们对现实经济体系如何运作的理解的研究，并使科斯开创的事业万古长青。

    但是，科斯对自己的生活，几十年来一直是节节俭俭，舍不得乱花费一分钱。张五常教授记得在１９９０年８月，他在瑞典与科斯相聚，见到科斯手中拿着一把雨伞。该雨伞陈旧不堪，分明是不能用了。张五常好奇地问科斯：“你拿这把伞做什么？换把新的在香港也只要两美元，美国也不会怎么贵吧？”科斯却回答说：“这伞我已经用了４０年，最近坏了，在美国找不到修伞的人，所以我要带它到伦敦去。”张五常说：“但修理这行业已成陈迹，就算找到了修理的人费用也会比买一把新的贵。”可科斯说：“１０多年前，我在伦敦找到了一位修理伞的人，很便宜地把这伞修理了一次。过两天我要去伦敦，会找那个人再修理的，希望他还在。”张五常:《随意集》,香港壹出版有限公司,1993,第205～209页。科斯获得诺贝尔奖，要把怎么样的雨伞也不足为贵，但是科斯仍然要去修理一把用了几十年的雨伞，这是其性格使然啊!窥其一斑则可知科斯其人!

    （1998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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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节 让抽象的经济理论走向生活

    本文与黄少军合作。

    ——诺贝尔奖得主麦克法登和赫克曼思想介绍

    贡献：对定性变量的分析研究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由于人们所面临的经济环境总是复杂纷繁的，总是不确定及存在着种种风险的，而人类的理性思维又是有限的、所获得的信息不是受到种种约束，就是不对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组织或政府如何来预测其行为，如何来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呢？首届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希曾说过，计量经济学是“量化了的经济理论与统计观测之相互融合的结晶”。但是，如何从理论与数据的连接中建立起与现实密切相关的经济计量模型，即艰深抽象的经济计量模型如何深刻地反映人们的经济行为、验证有关的经济理论、预测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及为人们的决策提供有益的参考呢？这就是现代微观计量经济学研究焦点，也正是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所在。不过，他们的研究与一般的计量经济学不同的是，一般的计量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定量问题，一种商品交易量是多少，价格的高低及由此引起的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化；但是许多数据不能简单地用定量方式来表示，而要用定性方式来表示，比如，一个人买东西时，是买还是不买；在投票表决时，一个人是赞成还是反对；一个人外出旅行时，可能自己开车，或乘公共汽车，或是乘地铁等；一个人不是就业就是失业，等等。这些都是定性问题，用今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发展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可以对这种定性数据进行研究，从而得出有利于对人们行为选择的预测。

    2000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麦克法登(dlmcfadden)和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赫克曼(heskman)，以表彰他们在微观计量经济学领域所做出的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赫克曼教授的主要贡献是在分析选择性抽样的原理和方法方面；麦克法登教授的主要贡献是在分析离散性选择的原理和方法方面。这些理论与方法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具体的问题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空间。例如，麦克法登的研究成果对于研究人们在选择职业或居住地点时考虑的主客观因素奠定了坚实的经济理论基础，他的研究最终还导致美国旧金山市出台了知名的bart公共交通系统以及针对老年人的住房和通话需求进行投资。正如他谈到自己的研究课题时所表示的：“我的工作就是试图去建立某种理论模式，并通过这种模式对人们称为‘一生当中最重大的几个选择’(例如职业和居住地点、何时结婚以及生养子女等决定)的普遍性加以研究。”赫克曼则在20世纪70年代就在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获得过重大突破，当时他通过阐述受教育背景与工资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就业者的自我筛选过程提出了重要的理论见解。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卡尔·古斯塔夫·乔尔雷斯科教授谈到赫克曼的获奖时表示：“利用赫克曼所研究的理论，我们可以了解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年就会对就业者的工资产生何种影响，我们还可以对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均相同的男女两性的工资差别有更多的了解。”

    麦克法登和赫克曼生平和成果

    麦克法登1937年出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市。1957年获得明尼苏达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1962年获得明尼苏达大学行为科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明尼苏达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工作过。目前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计量经济学实验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微观计量经济学、统计方法、人口统计学等。近10多年来，重点放在老年经济学、市场与心理计量数据及离散资料与消费者经验资料的计量经济方法分析上。1998、1999年两年出任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调查员，研究全球信息网的功能、效用及影响；应用全球信息网的远端互动功能达成决策制定的实验；全球信息网对协助教育的个案功用等。并利用互联网建立的模拟实验室。其主要著作有：《不确定因素影响下的经济行为论集》(1974)、《城市旅行需求：一种行为分析、生产经济学的理论与应用》(1975)、《计量经济应用下的离散资料结构分析》(1981)、《微观经济模型与决策分析：住宅能源需求研究》(1984)、《计量经济学手册》(1994)等。

    赫克曼1944年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市。1965年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学院获得数学本科学位，1968年和197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但从1974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离开过芝加哥大学(除期间曾到加州洛杉矶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耶鲁大学做过短期的访问教授外)，从1977年起就为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995年到现在为舒尔茨杰出成就经济学教授。赫克曼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劳工与人口经济学、公共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及统计学方法。其主要著作有：劳力市场资料的纵向分析(1985)、《社会项目评估》(1995)、《政府官僚的表现标准》(1999)等。

    麦克法登1975年获得美国克拉克经济学奖。赫克曼1985年获得克拉克经济学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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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节 麦克法登的主要思想：离散选择分析

    离散选择分析早期又称“定性反应模型(qualitativeresponsemodels)”。“离散”是指不连续，在数学上有专门定义。用林行止的话来说，就是“面面俱到”一个个的点。这里，“离散选择”指有限选择，当备选择集为有限集时，这种选择就是离散选择。传统微观经济学说是假定人们的消费选择是连续的，它所研究的往往是可量化的指标，如价格，数量等。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面对的不一定是数量指标。在大部分的研究调查中，人们经济行为都是定性的而不能够量化，如就业还是不就业，受教育还是不受教育等等，这些就是离散选择分析中最基本的二项分布模型。其模型假设一个人要在两项事物中选择其一，而要选择哪一种必须看事物的性质而定。假设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之特性的资料和他们的选择，我们自然要想知道，研究者是否能够建立一个方程式，用以预测不在原来样本中之个人的选择。例如，假设我们要建立一个模型，用来预测个人对某个城市公债之发行的表决。我们可能会预料个人的收入可能是投票表决的决定因素。高收入者可能会比低收入者更容易投票赞成发行地方公债。虽然我们可以预料收入和投票行为之间的直接关系，但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十分准确地预料每个人的投票决定。一种可能的做法是预测某一收入阶层的个人投票赞成的可能性。定性选择模型的目的就是要决定具有某些特质的个人将会选择某一项事物的概率。例如，一个适当的模型及其估计结果使我们可以预测：收入1万元的个人投票赞成发行公债的概率是06。更一般地说，我们想要建立具有某些特质的个人和他所做的选择之概率的关系。

    有人把这种定性选择模型应用于大学生是否住校或走读选择的预测中。它就是根据个人的特质和学校的特质来预测大学生住校的可能性。其结果表明，距离校园越远住校的概率越大;而不管距离远近,家庭收入越高住校的概率越高。在没有金钱限制的情况下，住校学生的百分比增加住校的概率也增加。最后，男生住校的概率要高于女生，但不显著。根据这个模型我们就可以用来进行预测。假设我们要预测某位学生，其家庭收入为6000，并且愿意住校。我们要假设他就读一家离家不远的学校，其中有50%的学生住校。要预测他住校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根据所给出的模型计算出学生住校可能性的概率。我们可能还想知道，学生家庭和学校的距离增加后，学生住校之概率的变动。这些概率也就会表明，学生家庭离学校的距离多少学生会选择住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预测个人的选择，则当预测的概率大于50%时，我们会预测肯定的结果，即学生选择住校；而如果预测的概率小于50%时，我们就会预测否定的结果，即学生选择不住校。

    不过，在许多行为的选择中，并非仅是肯定或否定，而且有许多场合个人所面对的可能是3种以上的选择。例如，一个人可以投票赞成，投票反对，或根本就不去投票。还有，如从事什么职业,在什么地区居住，旅行时使用什么交通工具等。这些选择的变量不仅是离散的,而且是多种选择的。例如，交通工具只能有公共汽车，小巴，轮船，火车，飞机，汽车，自行车等几种，可以将它们分别用有限几个数字0，1……7来表示。而且在每一种离散选择的情况下，所有选择都是互相排斥的。这不同于像价格这种变量。某商品的价格可以是，比如说1～10之间的任何数据。所以价格这种变量或选择就是连续的。

    有学者应用这种离散选择的复式模型来研究个人在职业上的成就。其目的就是要依据一个人的种族、性别、教育程度以及经历来预测他会进入哪一职业阶层的相对概率，职业分成5个阶层：专门职业、白领、工匠、蓝领和粗工，其模型样本选择了1000多个观察值，每个观察值都是在职人员。其研究结果表明，一个人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从事高收入的工作。这是一般人所料想到的，即教育可能使人提升社会地位。惟一的例外是，教育越多进入蓝领工作比做粗工不容易。工作经验在各行业之间并无多大影响力，并表示蓝领工人工作经验少而专门职业人员经验多。对于性别差异之估计结果也十分明显，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女性较容易进入较低收入职业集团的工作。而对于种族的情况来说，黑人较容易进入较低收入的职位，即黑人较容易从事不理想的工作。而且职业歧视在白领阶层中较为普遍，而不是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歧视只在工匠阶层中才有。这些结果为预测人们的职业选择提供了一定的依据。最近离散选择分析应用还常见于生物计量学和医学。例如生物的生和灭等就是简单的单一变量二项选择问题。

    麦克法登对离散选择分析的贡献是他将经济理论与计量经济学方法结合并发明处理离散变量的新方法。可以看到,以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他的方法使研究者可以估计并预测个人做出有限选择中某种选择的概率。

    假定有一个总体,我们要研究他们在有限选择中的决策行为。如研究一个城市中人们搭乘某种交通工具的概率。基本的假定是,人们所做出的选择将使他们的效用最大化。首先从总体中随机选取样本,并记录他们的特性(如年龄,性别,收入等),可供他们搭乘的交通工具,他们实际选择乘坐的交通工具等数据。麦克法登的创新之处是,他认为人们从乘某种交通工具中获得的效用可以表示为由乘客的特性,某种特定交通工具,备选择的其他交通工具,以及其他一些未观察到的变量等等所有这些因素所决定的一个随机变量。而人们最终选择某种交通工具的概率,就决定于由上述各种因素决定的乘坐某种交通工具的效用大于乘坐其他交通工具的效用的概率。在一些外生的假定之下,这个概率可以被估算出来。麦克法登称他自己的这个方法为“条件逻辑斯悌模型(conditionallogitmodel)”。根据选择变量的性质,离散选择分析有单一选择的二项分布模型和多项选择的多项分布模型。其中多项分布模型最具有应用价值。该模型又可分为几种:多项选择,顺序选择(orderedchoice),多变量二项选择等。多项选择如上面介绍的多种交通工具的选择。顺序选择模型指备择选择是可以排序的。如生育小孩的数目，一星期逛街的次数等。多变量二项选择模型指备择选择本身又是一个单一选择问题。如跨期的劳动就业问题，它涉及在不同时间劳动者就业选择。事实上，如果考虑时间因素，模型可以扩展为动态离散选择分析。在实际应用中，多项分布模型有多种用于计算和估计的函数形式。其中最方便和实用的是“多项逻辑斯悌模型［multinominallogit(mnl)model］”。这个模型的适应性来自它的“无关选择的独立性(iia)”假定：任意两个备择选择被选中的概率之比与其他备择选择无关。这个假定在现实中很难得到满足。但麦克法登的研究发现，即使如此，运用多项逻辑斯悌模型进行分析的结果还是稳定的。另一方面，在满足无关选择的独立性假定的条件下，在面临选择性样本时，用mnl模型使用这些样本数据对参数进行估计，估计结果也是无偏的。这也是这一方法被广泛应用的原因之一。因为，多数研究面临的是选择性样本。麦克法登自己发展出了检验无关选择的独立性假定的方法。由于无关选择的独立性假定过于严格，麦克法登发展了一些扩展模型，这些扩展模型对无关选择的独立性假定的要求要宽松一些。其中包括“广义极值模型(gev)”和它的一个特例“嵌套式多项逻辑斯悌模型”以及“混合逻辑斯悌模型”。在应用方面，“嵌套式多项逻辑斯悌模型”可以方便地应用于那些离散选择成科层结构的问题中。例如，在居住选择决策中，首先必须选择是买房还是租房；如果租房，是直接从房主处租还是做二房东；最后是选择地点、楼层等。在这个例子中，各种决策之间是有优先次序的，即选择具有科层结构。“混合逻辑斯悌模型”则适应于更广泛的情形。与“多项逻辑斯悌型”对应的是“多项概率单位模型(multinomialprobitmodel)”，该模型适应于残差相关的情况。麦克法登的贡献还包括针对这些模型发明适用的计算方法。如用“矩模拟法”估计多项概率单位模型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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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节 选择性抽样、选择偏差与自选择

    在微观计量经济学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是样本选择问题。在一般的统计或计量经济学研究中,用于估计所研究系统的参数的数据依赖于从总体中抽取的样本。如果所抽取的样本是随机的,即以类似“抽签”的方式获得的样本,根据这些样本数据所估计的各种参数能够准确反映总体的相关特性,理论上,就是所估计的参数是无偏的和一致的。而且随着抽取的样本越大,其对事件的总体特征分布的描述越是会准确。但是,如果所抽取的样本不是随机的,那么无论其选择的样本容量有多大,则根据这些样本数据所估计的参数就不能准确反映所研究的总体性质的分布。但是,在不同的事件的研究中,大多数抽样都不是随机的,因为事件的总体总是会相当庞大,甚至是没有边界的。因此,多数的抽样只能是在研究者所选择的界定范围和规则内进行,这就可能或是未把相关联的变量放入抽样,或是把不相干的变量放入抽样中,出现抽样选择的偏差。“赫克曼两阶段模型”或赫氏法就是解决这种选择的偏差和自选择的问题。可以说,在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中,选择偏差与自选择问题是最平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大多数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中,所获得的样本数据很难保证它们的随机性。我们可以以赫克曼最早研究的劳动妇女工资的决定为例对此给以说明。

    研究,例如一个地区,劳动妇女的工资状况。这个地区的所有适龄妇女(包括就业与非就业妇女)构成研究的总体。在研究中,一般不可能获得所有这些妇女的资料,而只能得到一部分就业妇女的相关资料。这部分提供资料的被调查妇女就构成研究的样本。现在,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样本中被调查妇女提供的劳动数据分析所有适龄妇女(总体)如果就业时她们工资水平的一些决定因素。所调查的妇女可以是随机地从总体中抽取的,但只有就业妇女能够提供有关她们工资水平的资料,所以只能研究就业妇女的样本数据。可以把就业与不就业看做个人的一种决策,妇女的这个决策如果不依赖于所要研究的劳动工资的决定因素,那么,即使所研究的只是已就业妇女的资料,我们也可以把所抽取的样本看做随机的。因为,理论上说,决定妇女就业不就业的因素是外生的,它不影响所要研究的问题。但是,妇女选择就业与不就业往往不是外生的,而部分的是由所研究的问题决定的。例如,工资水平的高低,工作环境的好坏显然会影响妇女的就业选择。这样,以就业妇女作为研究样本就不再是随机的,而是部分地由所研究问题的某些因素所决定,也就是说,所研究的某些问题影响了样本的选取。如果按照传统的方法,通过这种样本所估计的参数就不能很好反映总体的性质,它们会有所偏差。另一方面,如果决定妇女就业与不就业选择的因素或信息可以通过调查获得的话,在传统的分析方法中增加相关的变量就可以解决样本的选择偏差问题。当这些信息无法获得时传统方法就难以处理。赫克曼所发明的方法可以简单和方便地处理这个问题。由于导致统计推断产生偏差的样本的非随机性是由所研究的对象(在这里是妇女)的个人决策造成的,这个问题也叫自选择问题。样本选择偏差还可能来自研究人员的某些决定或数据处理过程。

    19世纪70年代中期赫克曼在对美国劳动供给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遇到了选择性样本问题,这些问题促使他提出了所谓赫克曼修正法(或两皆段法,赫氏法heckitmethod)。这个方法简单适用,不仅在微观计量经济学,在其他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经济学领域,赫克曼方法著名的应用包括李氏1978年所做关于加入工会对工人相对工资影响的研究。这个问题涉及自我选择,因为工人加不加入工会是一个选择性的决定,而不是任意的。决定工人加不加入工会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些是不可观察到的。另一项著名应用是魏里斯和罗森进行的关于教育如何提高工资收入的研究,接不接受教育同样是一个自我选择问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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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节 展望

    麦克法登和赫克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强调了他们对微观计量经济学的贡献。对微观计量经济学，以往人们一般都会很陌生，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其学科就开始有学者在研究。例如，普雷斯和霍撒克关于家庭支出调查的分析就是开创性的成果。随后，随着研究者对宏观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研究的不满意，随着人们可利用的微观资料增加，计算工具及计算手段的改善，微观资料分析在微观计量经济学中也就越来越重要。这样不仅为新的计量经济研究创造了条件，也在其研究中提出了一些主要来源于资料性质的新的重要的经济计量问题。而对其问题研究就越来越重要，正如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格里利切斯所说，“像年龄、土质或一个企业的职务结构等变量在加总时变化要少得多。但在微观水平忽视这些要付出很大代价。同样，对千百万调查对象进行平均加权时，衡量误差趋于互相抵消，但分析单位是个体时，误差就会显得大得多。”而微观资料的性质通常是定性或只限于一个特殊范围变动，这也就要求有新的计量模型和技术。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微观计量经济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在以往的经济理论中，人们对不能进行“实验”的社会经济行为解释是脆弱的，因为以不能实验的资料为根据的经济计量结果有内在不确定性，但随着微观计量经济学理论及方法上的创新，人们已经朝着进行经济的“社会实验”及减少这种不确定性方面进行探索。据已有的文献表示，尽管对整个社会实验的价值做确定性的判断还为时过早，从微观计量经济学的观点看，其结果还不是那样令人鼓舞，但评价居民使用电时间的实验、住房津贴计划实验、负所得税实验都指明一个事实，即实验结果能同样由以前的经济计量估计预测出来。无论如何，社会实验在经济学中的出现，在实验设计、统计方法以及政策分析等领域提出许多引起注意的问题，它们可能对微观计量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还有，微观计量经济学模拟模型用于政策分析和评价，它将有利于改革卫生保健、税收、社会保险制度及运输网络等方面的计划，这也是微观计量经济学目前关注的焦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2000年把诺贝尔奖颁给微观计量经济学，正是借此来调整经济学所关注的重点，让经济学的理论更好地来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更好地预测人类的经济行为，以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加整个社会的福祉。

    （2000年10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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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节 实验为观察经济行为的钥匙

    本文与黄少军合作。

    ——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的思想与理论

    导言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以色列籍卡尼曼教授（danielkahneman）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史密斯教授（vernonlsmith），表彰他们分别“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从而解释了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决策”和“发展了一整套实验研究方法，尤其是在实验室时研究市场机制的选择性方面”对现代经济学所做的贡献。从17世纪开始，欧洲理性主义大行其道，人们高举着理性的大旗，冲破经院哲学与神权的桎梏，纷纷为自然与世界立法，也为人本身立法，以理性之光普照自然、社会、人类生活。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特别是当自然科学方法的普遍之光照耀经济学的研究之后，现实的人都被约化为一个简单的孤立的数学模式中的理性人。特别是在冯诺曼和摩根斯坦(vonneumannn,jandmorgenstern,o)从个体的一系列严格的公理化理性偏好假定出发，运作逻辑和数学工具发展了期望效用理论，阿罗和德布鲁(arroementunderuncertainty:heuristicsandbiases)一书。该书描述了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的判断是如何偏离标准理论的。该书以典型示范法、可获得性示范法及定位调整示范法等把估计概率和预测价值分解为更为简单的判断性操作问题，从而这些复杂的事情大大简化，具有极大的理论与应用价值。由此该书也成了行为经济学的圣典。1992年，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在《风险与不确定性》杂志上发表了《预期理论的进展：不确定性研究综述》(advancesinprospecttheory:cumulativerepresentationofuncertainty)一文，也就标志着预期理论进入了成熟期。以后他们把其思想与方法引入公共政策与事务分析等领域，从而引起该领域相当大的关注。可以说，几十年来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等在行为经济学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果，以下仅从几个方面做点介绍。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对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判断或决策时往往仅会以偏概全、以小见大（或典型现象）为依据，但是根据理性人的假设则并非如此，根据概率论中的贝叶斯定理(bayesianlaw)的大数法则，一个理性推断行为不仅会使用大样本的所有信息，也会利用先验信息。但实际上人们往往只会重视了条件概率（即所直观到的现象），而忽视了先验概率（以往存在的知识）。例如，如果你在电视中看到坏人中30%面貌为丑陋，那么以后你看到这类面孔的人一定会认之为坏人。

    还有，当a组的描述是典型描述，而b组不是时，人们通常会判断b组更像是同属a、b两组人的描述，而不是单单为b组人的描述。例如，给出以下关于某个人职业的描述：“某女，31岁，单身，坦诚、非常聪明。专业哲学，在学生时代积极关心歧视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同时参加了反核示威。”然后要求实验对象对关于该人的八条表述按照准确性排序。其中两条是，“该女是银行出纳员”和“该女是银行出纳员和女权运动者”。结果85%的实验对象将后者的可能性排在前面。这个实验说明，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夸大了按“常识”得到的条件概率，也就是夸大了“典型”的作用。

    与关于典型描述的示范型研究相关，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提出了许多他们称为“小数法则”的许多例子。即人们通常会根据自己已知的少数例子来做推测。因为人们假定即使人数很少也同大多数人一样，它也代表了这些人。我们都知道，概率论中存在“大数定理”，指的是当分析样本接近于总体时，样本中某事件发生的概率将渐进于总体概率。“小数法则偏差”是指人们将小样本中某事件的概率分布看成是总体分布。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在1971年就指出，这实际上也是由于忽略了先验概率而导致的对事件概率的判断失误，其来源是夸大小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人们在根据现有信息对不确定事件进行判断时似乎不关心样本的大小，也就是“样本无关”。例如，投掷6次硬币如果出现4次正面2次背面；人们会将这个结果“推论”到投掷1000次的情况，因而高估出现正面的概率。这也说明人们往往会过于简单地将对不确定事件条件下的判断建立在少量信息的基础上。例如，如果一个金融分析师连续推介的几个股票随后的表现都很好，那么投资者一般会对之十分信任，反之则反是。还有“小数法则偏差”还表现为主体知道事件发生的（客观）概率，但在主观上对已发生的小样本事件进行错误的估计，往往高估未发生的事件出现的概率，如虽然人们都知道投掷硬币正反面出现的概率为50%；但如果连续出现多次正面时，人们总是认为接下来出现反面的概率很大，这也是人们赌博心理大增的缘由。

    还有，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认为在许多论文中，对定位与调整效应做了许多探讨。他们认为，人们在对不确定事物进行判断和估计的时候通常会设定一个初始值，然后根据反馈信息对这个初值进行修正。实验心理学表明，人们的这种修正往往是不完全的，他们的观念似乎“抛锚”于初始值。例如，实验对象被要求估计有多少非洲国家是联合国成员。在估计之前他们被将他们的估计值与一个在0和100之间随机选取的数相比较。结果显示，被要求与10%比较的实验对象平均估计为25%；而那些被要求与60%比较的则估计为45%。还有实验表明，一组图片被显示给实验对象，这组图片在显示的过程中逐步从模糊不清到十分清晰。在这一过程中，90名实验对象分别于不同的时间开始观看图片。结果显示，那些在很模糊的时候就开始观看图片的实验对象只有25%最终能准确识别这些图片；而在后面较清晰的时候开始观看的实验对象有50%能最终识别。而这种定位效应的存在说明人们在对不确定事物进行判断时是非理性的。如果初始点是由有用信息产生的，则定位效应可以说是理性的表现。但前一个实验表明人们甚至“固执”于无关初始信息（初始值是随即选取的）。运用于金融理论中则说明当前的股票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过去的价格决定的。

    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把心理学运用到现代经济学最成功的方面是预期理论。按照新古典理论，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人们的消费偏好必须满足诺伊曼—摩根斯坦公理化体系的基本要求，即完备性、传递性、连续性和独立性等。但是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的研究表明，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的偏好主要是由财富增量而非总量决定的。因而负消费（投资或博弈亏损）必须引入分析中。但在标准理论中不同的消费或财富安排中是不会出现负值的。还有效用函数对正的增量是凹的，但对负的增量是凸的。这反映了人们在面临亏损时不是“风险厌恶”的、而是“风险追求”的。但是，在新古典模型中，效用函数在所有点都是凹的。再有，投资者（博弈参与者）的预期效用函数不是概率的直接加权，而是将概率转化为一种权重函数，该权重函数具有“确定性效应(certaintyeffect)”，即（客观上）具有较大发生概率的事件被赋予更高的权重（主观概率），反之（客观上）具有较小发生概率的事件被赋予较小的权重（主观概率）。而“确定性效应”导致了权重函数的非线性性。如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的实验表明，当人们分别在以下两种情形中进行选择时，第一种是在a等于（3000，1）和b等于（4000，08；0，02）之间选择；第二种是在c等于（4000，02；0，08）和(3000,025)之间选择。结果有65%的实验对象选择了c，80%的人选择a。对这个结果的解释是，当处于概率较低的时候，一定程度的概率的增加（从c的20%上升到d的25%）不会较大地改变人们对这些低概率事件赋予的选择权重，此时起决定作用的就是报酬的多寡。反过来，在概率较高时，人们对概率的变化十分敏感，偏好选择中的概率权重变得十分重要。在这里，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的预期理论指出了人们对不确定事件的偏好不符合新古典主义关于偏好的“理性”假定。2001年美国克拉克奖得主拉宾(rabin)指出大部分新古典理论关于偏好的假定都是缺乏根据的。而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的预期理论的发现证明，人们的许多判断是非理性的，或者说是存在“偏差”的。

    还有，在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看来，人们在决策时，总是会以自己的视角或参考标准来衡量，以此来决定决策的取舍。比如一个人加薪时他可能不会在乎什么，但如果要他减薪时问题就来了（如香港公务员减薪），即人们对财富的变化十分敏感。而且一旦超过某个“参照点”人们对同样数量的损失和赢利感受是相当不相同的。在这个“参照点”附近，一定数量的损失所引起的价值损害（负效用）要大于同样数量的赢利所带来的价值满足。简单地说，就是丢掉10元钱所带来的不愉快感受要比捡到10元所带来的愉悦感受强烈得多。卡尼曼认为在可以计算的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所损失的东西的价值估计高出得到相同东西的价值的2倍,而这种损失厌恶假定是与实验心理学的感觉和判断理论相兼容的。我们的感觉机制与变化和差别的估计相协调，而不是与绝对量的估计相协调。当我们对像光、声音、温度等特征做出反应时，过去和现在的经验确定了一个可接受的水平，或者是参考点，而与此参考点相关刺激是可观察到的。因而，一个特定温度物体能够通过触摸，依靠过去人们对温度的接受点来感知它是热还是冷。同样，这种法则可以运用于非感知性的特征像健康、声望、财富。比如说，同样的财富水平，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不幸与贫穷，而对另一个人来说意味着巨大的财富。而个人感觉一般是受过去消费、过去经验、预测和其他可参考点而影响，并被逐步地融入经济模型之中。而人们进行决策时，其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如假定你要买一件上衣和一个计算器。假定在某个商场上衣的价格是125元（15元），而计算器的价格是15元（125元）。假定这时候有一个人告诉你在20分钟步行距离以外计算器的价格是10元（120元）。问题是：你会步行去另一个商场买计算器吗？实验结果是，当计算器为15元时，大部分人愿意；而当计算器125元时则大部分选择不去。

    总之，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的一系列开创性工作为行为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如1982年阿罗指出的那样，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的工作“非常严格地显示出（投资者）对当前信息过度反应的特征，这些过度反应似乎是所有证券和期货市场的特点”。可以说，行为金融学就在这一基础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使行为经济学、金融行为学的规范研究成为可能。</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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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节 史密斯的实验经济学

    对于史密斯的实验经济学，还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就读到了史密斯教授关于经济人类学方面的著作。在那时，我就对他的睿智和创见深为叹服。他的那篇关于《狩猎与采集经济》的大作，我曾多次读之，早已成了研究人类制度起源最经典的文章。还有，史密斯教授不仅在今年表彰的实验经济学领域贡献良多，而且在拍卖理论、环境经济学、水资源研究、心理学、产权理论、原始采集文化、选择理论、哲学及经济人类学等学科方面都贡献很多。今年史密斯教授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他为实验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并发展了一整套实验研究方法，并设定了经济学研究实验的可靠标准，但这仅仅是他对现代经济学贡献的一个方面。

    史密斯1927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威奇托。1949年获得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学士学位，1952年获得堪萨斯大学硕士学位，1955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史密斯先后在珀杜大学、布朗大学、马萨诸塞大学、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亚利桑那大学任教。自2001年起，史密斯担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和法律教授。以下本文仅就史密斯教授对实验经济学研究的贡献做一点简单的介绍。

    在史密斯教授看来，历史上，经济学的方法及论题曾被假设为是一种非实验性的学科，它只像天文学或气象学而不像化学与物理学。经济学家通常只会以有关的人类偏好及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成本与技术假设，力图根据长期观察所产生的一些经济结果去理解经济学的作用。但是实际上，经济学与天文学有很大的差别，而正是这种差别性对理解经济学的方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天文学汲取了经典力学与量子物理学中全部有关理论（而这些理论是在严格的实验室中产生的）。而经济学则没有一组相拟测试行为的原理可能经受可控的实验性试验，这样也就无法为人的个体行为的研究提供可观察操作的基础。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与实验心理学的研究相结合建立一条可沟通的桥梁。二是天文学的数据是由职业观察天文学家为了科学目的而努力收集到的，但经济学的大部分数据是由政府或私人机构为了非科学的目的收集的，所以天文学家对于他们的数据的科学可靠性是直接负责的，而经济学家则不如此。在经济学中，当事物的出现不像预期的那样时，更可能的是认为数据的质量有问题而不是抽象推理的准确和质量。但从20世纪50年代史密斯开始进行经济学实验并在1962年发表了《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anexperimentalstudyofcompetitvemarketbehavior)第一篇关于实验经济学的论文之后，实验室的试验也就引入了经济学的方法中，现代经济学也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所谓实验经济学就是在可控的实验条件下，针对某一现象，通过控制某些条件观察决策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并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因此，经济学的实验室方法就是给经济学家给定一种直接的责任，即把可控的过程作为生成科学数据的重要来源，而这些过程也可以由其他实验室重现。正因为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过程是可控的，也就可能为这种研究提出数据采集过程的严格标准。

    至于实验经济学，1931年索斯顿(thurstone,ll)首先用实验方法研究关于偏好的无差异曲线，随后其他学者的设计实验集中于检验效用理论。1940年哈佛大学的张伯伦教授(chamberlain,e)在课堂上进行检验市场理论的实验，而当时课堂上的一位学生就是今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史密斯教授。可以说，史密斯教授有今天的成就与早年在哈佛所受教育分不开。后来斯坦福大学的西格尔(siegel,s)在1950年代的研究工作为实验经济学的科学化做了许多工作。如果它不是英年早逝，今年的诺贝尔奖可能会有他一份。而实验经济学真正为学界所关注可能是以史密斯1962年发表的《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一文为肇端。在这篇实验经济学经典论文中，不仅在于如何具体设计实验并改进以前实验方法的不足，更主要的是强调要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对已有经济理论进行检验，同时文中也给出双向拍卖交易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后来，史密斯撰写一系列关于实验经济学的论文，而1982年发表的《作为实验科学的微观经济体制》(microeconomicsystemsasanexperimentalscience)是其代表作,该文统一了此前许多经济实验所采用的个别方法，界定了经济实验应该奠定的步骤，建立了一套标准的研究设计和分析系统。他认为，每一个实验都应由三大元素组成：环境、体系和行为。环境给定了每位参加的偏好、初始的货品禀赋和现有的技术水平，而体系则界定实验术语和游戏规则。环境与体系都是可控制的变量，最终会影响所观察的行为。有了这些条件实验经济学就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了。

    而且，在史密斯看来，以往经济学理论都是没有经过试验过的理论，这些理论仅是一种假设，它被接受（或拒绝）的基础是权威、习惯或对于假设的看法，而不是基于概括一个可以重演的严格证实或证伪的过程。而实验经济学可以把可论证的知识引入经济学领域，使人们了解真实的市场运作模式，同时，实验中的可控过程也是生成科学数据的基础。而传统经济学仅是以政府及个人所收集的数字来进行研究，其科学性也就值得怀疑了。为了达到经济学科的科学性，史密斯教授及不少研究者从1956年开始进行了几百次市场行为的实验，并试图通过模拟市场交易、改变市场交换制度、观察实验人员的决策行为不仅从中引申出市场运作的条件、交易特征、交易制度规则，而且对传统的经济理论重新进行评价。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看来，自由竞争的市场能够使市场达到出清和资源最优配置。自从艾奇渥斯提出两条无差异曲线切点是交换双方的帕累托最优之后，许多经济学家一直对自由人格下的完全市场竞争十分有兴趣，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研究。但是，真实市场交易与价格现有理论是不同的。如史密斯1956年关于竞争人格的形成机制的实验就表明，双方竞争性购买或出售会使价格回归竞争性均衡，但不能保证市场出清。各人的清偿价值或成本价限制其是否买进或卖出商品，一旦市场成交价低于成本价则不出售，高于清偿价则不购买。从而，在严格的出清条件下，在任何时期市场从未达到竞争均衡，当然，市场交易价格会逼近理论上的均衡价格或商品出清时价格。而随后的一系列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模拟实验设计中，史密斯更加注重最大可能地接近真实实际。

    史密斯在无数的实验研究也发现，实验结果与实验设计是密切相关的。不同的实验设计导致不同的实验结果。这就启发了他们去用实验展示选择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他们率先采用“风洞测试”的方法，研究对私有化或政府采购的不同设计，可能导致的不同的市场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在史密斯教授的实验经济学的开拓性研究中，在不确定性下个人的偏好及市场行为是该研究最为重要的方面，后来它发展为把个人偏好的实验研究扩展到了测量负的所得税及其他因素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测量对电力、住房及医疗服务的需求上，从而使得把经济学整个研究确立在对市场行为的研究上。在目前，在产业组织理论与反托拉斯经济学中，实验性方法已应用在检查垄断、合谋及有关反竞争性措施的影响上，已应用到自然垄断及它对于规模经济、进入成本、可竞争的市场假设的关系等市场行为的研究上。而且作为一种一般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以实验方式来把握人的市场行为，就可以从根本上了解现实经济发生了什么。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实验经济学方法为研究人的经济行为提供了一种可观察的途径。

    结语

    当然，无论是从行为经济学还是从实验经济学来说，尽管今年它们获诺贝尔奖对其融入主流经济学是一个好开端，但是它们真的有用吗？其结论真的可靠吗？它们的研究成果与结论与现实相去远吗？这样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我们必须十分关注的问题。因为无论行为经济学还是实验经济学不仅在于其年轻，而且在于其中都渗透了太多人为的因素，这就使得它们能否真正地反映真实世界的状况十分令人质疑了。还有，这些研究尽管开辟了一个新视野，但是实验的设计总是会舍弃很多真实环境，而且实验者的人为性与真实的经济行为会相去甚远。这就使得运用其得出结果来观察现实的经济行为增加不确定性。再就，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它们的研究没有考虑研究的有效性和潜在的经济意义，这就使得要想很好地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之中是不容易的。

    但是，对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不管它们有多少不足与缺陷，今年把诺贝尔奖颁给它们，就是对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认可，就是进入主流经济学的一种方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不管其学科如何不成熟或幼稚，不管其学科有多少问题与缺陷，对它们认可本身就会给主流经济学带来巨大的冲击与挑战。至于它们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与冲击到底有多大，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仅为主流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增添了活力，让人们得以重新审视与反省主流经济学，同时，也为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既然已经把这两学科推向了前台，人们对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关注、学习、推进也就不可避免了。而且经济学的研究一旦踏上另辟蹊径之路，其新的革命也即将到来。这就是今年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获得诺贝尔奖最重要的意义。

    （2002年10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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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节 如何揭示统计数据的奥妙

    ——2003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的理论

    今年瑞典皇家学院宣布，200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共同获得。这两位经济学家是美国纽约大学的罗伯特·恩格尔(robertfengle)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克莱夫·格兰杰(cliveer)。他们因以现代统计分析工具改进了经济学家处理时间序列数据的方法而获奖，这些方法可用于金融市场分析和宏观经济预测。其中恩格尔因为一个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arch模型）可以处理许多时间序列变量的随时间变化的波动性而获奖，格兰杰因一个共同整合经济模型（cointegration模型）可以处理许多时间序列变量的非平稳性而获奖。可以说，这是4年内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二次授予“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是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的分支学科。上一次是詹姆斯·赫克曼和丹尼尔·麦克法登获得了200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说，此次计量经济学理论领域的研究再次获得诺贝尔奖标志计量经济学时代的正式到来。经济学研究必须运用计量经济学来达到统计上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一般来说，时间序列分析理论是指任何单一维度（比如时间）有序排列的观测值序列都可以看做一个时间序列,时间序列分析的重点是对不同时点上各观测值之间相关性的研究。时间序列分析区别于一般多元分析的地方就是施加于其观测值上的时间顺序。很多经济变量，如gdp、价格、利率和股价等及分量，都是按时间顺序进行观测的。如，从1978～200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物价指数，它们都是按时间间隔纪录排列，从而成为一系列的时间序列。在金融市场方面，香港恒生指数在过去3年内每一日甚至每一分钟的指数水平也构成一个时间序列变量。由此可见，经济学的绝大多数的实证研究都是与时间序列变量相关的。而且除了要研究对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外，时间序列分析还关心它们之中一个或几个变量的现值与其过去值的关系。

    那么，如何来分析时间序列变量呢？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它一直是困扰经济学家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的问题。因为，从时间序列变量来看，它们有两个特征：一是非平稳性，即该变量无法呈现一个长期趋势从而最终趋向于一个常数或是一个线性的函数；二是波动幅度随时间变化，即一个时间序列变量的方差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上述两个特征的存在使得有效地分析时间序列变量变得十分困难。今年的诺贝尔奖推崇抓住时间序列分析变量的两个关键特征，找到了一系列的方法来分析与研究具有非平稳性和波动幅度随时间变化的时间序列变量。

    格兰杰1934年出生于英国的威尔士，1950年进入英国诺丁汉大学，最初他本想成为天文学家，可是没有想到却成了著名的统计学家。因为，在格兰杰上大学时，诺丁汉大学在英国首次开设经济学和数学双学位，受此吸引，他进入经济学与数学的殿堂。1955年获得经济学和数学双学位，由此在数学方面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由于当时的诺丁汉大学的经济学主任非常看好经济学的定量研究，尤其是计量经济学，由此也把格兰杰引上了计量经济学之途。

    1957年格兰杰获得诺丁汉大学的统计学博士学位，并开始在该校教授统计。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事时间序列谱分析研究。1964年他就发表了“石破天惊”的《时间序列变量中的谱分析》，从而奠定了谱分析在时间序列变量分析中的基础。1974年，格兰杰在普林斯顿大学认识了奥单（danorr，他当时是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析经济学系的主任），奥单邀请格兰杰到该校讲学。到圣迭哥后，该处的风景气候及学术氛围深深地吸引了格兰杰，在奥单的努力下，1974年格兰杰移居美国，成了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经济学院的教授。当初的圣迭哥分校经济学系在计量经济学方面毫无建树，但由于格兰杰的到来，及1975年恩格尔的加盟，该系一跃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中心。

    由于格兰杰在计量经济学方面的贡献，美国西部经济学联合会曾选他为该会主席，2002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杰出资深会员。格兰杰目前是世界最杰出的计量经济学家之一。他在学界建树颇多，其著作几乎包含所有近40年来时间序列方面的重大进展。同时，他在谱分析、因果分析、长期分析经济预测和共同整合等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是开拓性的，走在计量经济学的最前沿。有人就认为，这些成果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使一名学者视为一生的学术骄傲。

    这次格兰杰获得诺贝尔奖，主要是指他用共同整合经济模型可以处理许多时间序列变量的非平稳性。共同整合（cointegration）概念是格兰杰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共同整合理论主要研究对象为在两个或多个非平稳变量之间寻找其均衡关系，以及为用存在共同整合关系的变量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奠定了理论基础。格兰杰就是在时间序列分析中引入了“非稳定性”的概念，从而设计出一套统计分析方法模式。

    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多数时间序列变量都是非平稳性的，然而某些非平稳性的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的。经济理论认为，某些时间序列变量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如净收入与消费、政府支出与税收、工资与价格、进口与出口、货币流量与价格水平、商品现期价格与期货价格等之间就存在这种长期均衡关系。一般来说，上述时间序列变量属于非平稳序列，其方差与时间成正比。在短期内，看起来这些经济变量之间似乎不会存在任何均衡关系，但事实上若干个时间序列变量的某种线性组合却有可能是平稳序列。格兰杰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利用其扎实的数学和计量经济学功底，发展了将短期和长期期望结合起来的“共同整合”概念和分析方法。这些问题和有效的统计推论的关键在于他发现了两组非平稳的统计数据特殊的合并会产生平稳性的方法。

    一般的经济理论常常进行这样的预测：如果在两个经济变量中有一种均衡的关系，他们会在短期中偏离这种均衡，而会在长期中向均衡的方向进行调整。格兰杰把这两种均衡与非平稳性结合起来创造了共同整合的概念。他认为，具有共同整合关系的对非平稳性变量可以用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于非平稳变量，误差修正模型改进了时间序列模型只考虑用平稳变量建立模型，却忽视了原非平稳变量信息的弱点，以及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忽视虚假回归的问题。误差修正模型提供了结合上述两种模型优点并克服其缺点的途径，把长期关系和短期动态特征结合在一个模型中。在这一基础上，格兰杰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格兰杰共同整合定理”，以此来证明“共同整合”概念与误差修正模型的必然联系，并用这些理论在现实经济分析中做了大量的有关实证研究，包括对美国国库券的产出共同整合分析；对季节性因素的单整与共同整合分析；对产出、销售、存货之间的多因素共同整合分析等，都引起理论界和实际政府部门的广泛注意。因此，格兰杰认为，这个共同整合模型不仅仅表现了统计上的完美，而且也给定了一个有意义的经济解释。

    谱分析方法(spectralmethods)引入经济学的分析也是格兰杰对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一大贡献。谱分析方法是统计学中一种非参数理论，其渊源已有200多年历史。其基本思想是从“频域”的角度和思想出发，来研究有关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前，谱分析方法已经在物理领域有了相当的发展和应用。后来，有人试图引入经济学研究，但没有成功。1964年格兰杰与汉塔纳卡(hatanaka)把谱分析方法引入时间序列变量分析，并从此奠定了谱分析在经济序列分析中的基础作用。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波动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不同的经济周期波动分量。每一种周期波动分量由经济内部参数的特征决定。所以要讨论经济波动机制必须把这种不同的波动周期加以区别。如果在时间域内的研究混淆这种不同机制的作用效果，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势必给我们对经济波动本质的认识造成一定的假象。可见，谱分析方法为我们对经济现象的本质的认识，提供一个强有力分析工具。如财富和消费、汇率和价格以及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等都可以通过谱分析的方法有更为深入的分析。例如，格兰杰与摩根斯坦（morgenstern,o）一起对美国纽约股票市场价格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并发表了《纽约股市价格谱分析》一文，该文通过对纽约股票交易所主要的股票指数收益频谱的实证研究，对当时盛行的股票价格随机漫步理论提出了质疑，引起了理论界很大的轰动。

    格兰杰在因果关系原理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的贡献，也是他诸多科研成果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时间序列变量分析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决定一些经济变量与其他一些经济变量间是否存在着依赖或因果关系。对于这个问题，一般的统计检验方法可以看到经济变量之间复杂因果关系，但是不能从一系列简单的关系式中获得因果关系。格兰杰因果性关系原理则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格兰杰关系原理巧妙地引用了条件概率理论来定义因果关系，并在检验上，运用时序分析技术，通过大量现象的统计数据研究来排除偶然性因素的影响。虽然格兰杰因果关系定理具有很高的实际应用价值，可起初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直到这一定理被著名计量经济学家西姆斯(csims)应用于研究现金和收入之间的关系问题，并由此得出引起争议的结果时，才受到广泛的注意。对格兰杰因果关系定理，他本人认为，尽管因果关系问题非常复杂，但由于他的定义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所以只要能给因果关系下定义，他的理论就能进行相应地应用。当然，作为一个统计学上的一个因果关系，往往只适应判断存在不存在因果关系，而不能在不同模型之间做出优化选择。

    预测研究也是格兰杰的学术强项，可以说，格兰杰是当今预测领域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一般来说，预测研究的最基本问题主要是建立在以下3个部分的结合点上：模型的定义与构建、模型的估计与检验、模型的修正和选择。在这3个方面，格兰杰都有不朽的建树。1959年，格兰杰的《关于潮汐河流泛洪的概率估计》是其预测方面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该文内容详实而丰富，早已被视为现代成本收益分析教材的范本案例。1969年发表的《以广义成本误差函数进行预测》一文，讨论了预测值在模型选择中的重要性问题。格兰杰的研究还涉及预测评估、预测组合、数据转化、季节性因素与预测、因果关系与预测等方面，而且格兰杰还把其理论广泛应用于实际问题的预测，影响相当广泛。

    可以说，格兰杰之所以能够对经济学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不仅有他坚实的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的理论功底，还在于他能够把这三门学科的知识融合起来讨论与分析问题，而且在于他十分注重理论的现实应用性。在他看来，经济学就应该如物理学一样，更应该重视现实的经济问题。因此，他的许多理论都是在对实际的经济问题研究过程中创立与发现的。还有，尽管他的数学功底扎实，他却反对用复杂繁冗的数学公式推算。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对于人们经济生活中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才值得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而解决问题应该简单明了，而纯理论的数学推导是没有生命力的。

    恩格尔1942年出生在美国纽约，1969年获得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老师。其实，恩格尔进入经济学还有十分有趣的故事。就在恩格尔从美国威廉姆斯学院取得物理学士后，开始准备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物理。当恩格尔打电话与该校联系时没有人接电话，后来他只好到康奈尔大学从事超导体方面的研究。到康大后，1966年，恩格尔选修一门经济学课程。由于受经济学的吸引，他倒希望读完硕士后在康大经济学系进行经济研究，后恩格尔找到康大经济系的主任，正好有一名额，恩格尔正式转入康大经济学攻读博士学位。而恩格尔的导师正是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刘大中。到1969年康大毕业，恩格尔已打下了扎实的计量经济学基础。

    毕业后，先在麻省工学院工作，并研究计量经济学领域中的谱分析回归。1975年，恩格尔在一次华盛顿召开的学术讨论会议上遇到了格兰杰。正准备更换工作的恩格尔向格兰杰请教是否有适合的工作，格兰杰向他推荐了圣迭哥。1975年，恩格尔转到圣迭哥，并一直工作到1999年才到纽约大学工作。这样双剑合璧，恩格尔开始了与格兰杰合作,进行对现代计量经济学开创性的研究。

    在传统的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模型中，时间序列变量的波动性被假定为固定的，然而实际数据却与这一假定是不相一致的。如经济学家早就发现不少金融产品投资收益的波动幅度是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并不是一个常数。如果用一个简化的模型去解释实际的数据，是得不到满意结果的。而且金融市场中的波动幅度随机变化的情况随处可见，如股价、期权、汇率等，只要是有风险的投资手段，就随时会发生变化，这就是所谓波动幅度随时间变化。市场波动往往有一定周期性，如相对平静的时期过后，就会出现剧烈波动的特殊时期。经济学家一直努力尝试设计出一套统计模式，以预测时间序列变量的规律。因此，1982年，恩格尔就是创立了这样一个统计模型，即称为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arch），来比较准确地描述随时间变化的时间序列变量的波动性，从而极大地推动加深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就是波动性的理解。

    恩格尔假定随机误差的方差在一个特定的统计模型中，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期间中，系统性依赖了以前的随机误差项，以至于大（小）误差跟随着大（小）误差之后。用专业的术语来说，随机变量遵循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性。在后续的工作和与学生和同事发表的文章中，恩格尔在不同方向扩展了这一概念。最有名的扩展是一般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这里，在一个特定时期中随机误差项的方差不仅依赖于以前的误差项，而且依赖了早期的方差本身。今天，这一扩展使得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成了对金融市场分析最有用的模型。

    在恩格尔的第一篇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文章中，恩格尔用它的时间变动波动性模型来研究通货膨胀。不久之后，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的主要应用是在金融领域，处理和为不同种类的风险定价。定价模型因而代表了证券价格和波动性之间的关系：特别股票的期望回报依赖了股票回报和市场投资组合的协方差。这样，用该套统计模式可以描绘随时间变化的经济趋势。它不仅被学者们广泛采用，而且也成为金融分析师们研究资产价格和估计投资风险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总之，今年的恩格尔以一个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格兰杰以一个共同整合经济模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多少有点出乎预料。但是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被广泛地应用于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实证研究，应用于投资金融行业的风险管理，甚至应用于其他产业的分析。共同整合经济模型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他们的模型对计量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有很大的突破，而经济活动中的广泛应用产生了巨大社会经济效益。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他们的获奖是当之无愧的。

    但今年的计量经济学中的两个模型获奖是否表明诺贝尔奖评奖侧重点改变是不知道的，但是这两个模式既不代表一个学派，也不是一种方法上的革命，特别是由于该模型严格的技术性。要让该两模型广泛应用，并在理论上进一步地拓展，可能是相当困难的。正因为如此，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往年能够对现代经济学产生重大的影响的理论（如交易费用理论、行为经济学、博弈论等）相比是有相当差别的。它对今后经济学的发展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4年之内诺贝尔经济学奖两次给了计量经济学，说明了计量经济学的重要性，这会促进计量经济学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和计量经济学的广泛应用。

    （2003年10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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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节 自由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读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

    最近读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该书创立了一种以自由为核心的发展观。以往发展理论认为，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城市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森则认为这是一种狭义的发展观，而以人的自由为目的的发展观，则是主张人的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因为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自然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并不是人们所追求目标的全部。发展不仅仅在于个人收入水平提高，在于个人经济目标的达到，更重要的在于包括健康、教育、不受他人压迫、自由迁移、自由表达以及自我实现等方面的追求。而这些方面都可以统摄在自由的范畴之下。因此，以人为中心的最高价值标准就是自由。

    那么，何谓自由？对于自由，尽管诗人裴多菲把它推到了无以至上的地位，为了自由，人们可以放弃生命与爱情，但是对一般人来说，自由更多的理解为个人如何不受限制地做什么，它的反面“强制”就是一个人能够使得他人做其不愿做的事情。不过，在森看来，这只是狭义意义上所理解的自由。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自由并非是人的随心所欲，或不受制于他人，而是包括了被动的自由与主动的自由。被动的自由是指个人的行为不为他人所侵害，主动的自由是指一个人能做什么。而这两方面又称为自由的过程和自由的能力方面。自由的实质就在于个人生活中免受困苦（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等）的能力，以及受一定程度的教育、享受政治参与等。或者说，自由就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能力。在森看来，人的出生与禀赋是不同的，一个好的社会并非是来拉平这些禀赋的不同，而是设立一定的制度安排让每一个人扩展其生活权利的空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为发展之实质正是把握了该问题之核心。当然，自由为发展之实质还具体地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自由是价值之标准与尺度。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以种种不同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人们的生活及社会状况（如效率、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平等,等等）。但是，这些价值标准都只能反映人的生活或社会状况的某一种方面，比如，现代3种最为主要的价值观，如功利主义、自由至上论及罗尔斯的公平主义。如功利主义的价值标准是所有人的最大效用或福利。自由至上论的价值标准是由法治权利保证的、受最少限制的个人自由。前者强调后果的重要性，后者则主张程序优先。而罗尔斯的公平主义则主张自由权优先，认为存在一组自由权利，不管任何其他考虑，必须保证这一组自由权利的实现。

    森认为，上述的几种价值观都是事先假定把某些价值的要素优于其他的要素，而把另一些价值的要素排除于评价体系之外。但是，如果以自由的可行能力为评价标准，不仅不会把某些价值要素排除在外，而且会给予特定的价值要素以特定的权重。而以自由为基础的价值标准能够顾及功利主义对人类福利的兴趣，自由至上论对选择过程和行为自由的关切，以及罗尔斯理论对个人自由权、对实质自由所需的资源的集中注意等。这样，人们的自由能够以公开明晰的方式对人们所追求的成果和程序来评价。实质的自由也就成了人们价值之标准。

    其次，自由作为发展的工具性。工具性的自由就是通过自由帮助人们按自己的意愿过有价值的生活。它包括了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防护性保障等。政治自由就是人们拥有的确定应该由什么人执政而且按什么原则来执政的机会，它包括了对政府当局的监督与批评、拥有政治表达与出版言论不受审查的自由、能够选择不同政党的自由等等。这些自由就是人们在民主政体下所拥有的广义的政治权益。在森看来，政治自由与发展是密切关联的。如防止饥饿问题，在权威主义统治者那里，他们自己是绝对不会受到饥饿影响的，他们通常缺少激励来采取及时的防范措施。而民主政府则不同，他们要赢得选举并面对公共批评，从而有强烈的激励因素来采取措施，防止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灾难。因此，自由、民主如同国际市场开放、注重教育一样，是促进发展的。

    经济条件是指个人分别享有的将其经济资源动用于消费、生产或交换的机会。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拥有各种经济资源如劳力、资本、知识、土地等，一个人所具有的经济权益，将取决于所拥有的或可以运用的资源，以及交换条件，诸如相对价格和市场运作，而市场提供各种经济资源自由组合的最好机会。但是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这些经济资源的有效使用往往受到束缚、限制与干预。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从效率、财富增长角度对这些资源的配置研究很多，但森则认为自由才是发展的核心。自由超越了效率与经济利益的涵义，发展又是自由的扩展。特别是对传统体制下的劳动力来说，劳动力自由更显其重要性。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的研究表明，美国南方奴隶制使用黑奴的庄园经济是有效率的，而且当时黑人的报酬、寿命都比自由农要高，但黑奴仍然要逃跑。而且在奴隶制废止之后，庄园主试图用高薪引诱自由了的黑人做以往同样的工作，这种努力完全失败了。显然，人身自由、就业自由是十分重要的。

    而市场则是经济自由最好的展现场所。因为，竞争市场均衡可保证，在保持所有其他人的自由不变时，没有一个人的自由可能有任何增加。自由是市场帕累托最优标准。而市场机制是社会经济繁荣的关键。但是为什么在一些市场经济体制下仍然不能改变其经济状况？问题就在于市场发育不全，如市场交易准备不足、交易信息的严重不对称、缺乏法治，使得既得利益集团能够利用非对称的优势来为己谋利。例如计划体制的失败就在于剥夺了人们的买卖、交易和寻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本身。因此，要让市场机制良好地发挥，就得有适当的公共政策，来提高基础教育、普及初级医疗设施等，来保证个人享有自由。而市场对自由的选择是保证了过程的自由，市场的运作结果将给我们带来人的能力方面的效率。

    社会机会是指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及其他方面所实行的制度安排，它们影响个人赖以享受更好生活的实质自由。这些条件，不仅对个人生活，而且对更有效地参与经济和政治活动，都是十分重要的。例如，不识字对一个人参与那些要求按规格生产或对质量进行严格管理的经济活动来说，是一个绝大的障碍。类似地，不会读报，或者不能与其他参加政治活动的人书面联系，对于政治参与也是一种限制。例如，近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之所以快于印度，总体上来说，印度在教育、保健等方面的落后是关键。中国农村的改革之所以滞后，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也是重要原因。

    透明性担保就是指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需要的信用。它取决于交往过程的公开性、信息发布的公开性及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在社会的一切活动中，当事人双方总是预期对方在谈判时提供有关交易的全面而准确的信息，并且在达成合约后信守承诺。整个社会的运行就是建立在一定信用基础上。如果没有这种信用，市场机制无法运作，社会秩序也无法生成。因此，透明性担保（包括知情权）成了个人生活自由的重要方面，也是发展最为重要的工具。而且透明性担保也是市场的基础设施的建立和行为规范的确立的重要方面。因为，在一个讲究信用的社会里，才能保证以法治来确立交易当事人种种权利，才能让人们遵守行为规则来保证合约的履行。东欧国家在转轨过程的困难，就在于缺乏这种法治基础与行为准则。还有，透明性担保是与政治民主紧密相连的，许多经济危机的产生都与政府的非民主性质有关。

    最后，无论一个经济体系运行得多么好，总会有一些人由于物质条件不足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种种不利，甚至处于受损害的边缘或落入贫苦的境地。这时，社会就需要有防护性保障来提供社会安全网，以防止受到影响的人遭受深重痛苦或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挨饿以至死亡。防护性保障就是为那些遭受天灾或其他突发性困难的人、收入在贫困线下的人,以及年老者提供扶持的社会安全网。防护性保障不仅是所谓的“福利国家”问题，同时也是民主制度的问题。问题的关键要有制度性安排让弱势民众的痛苦反映出来，要有政治性激励机制促使政府去关怀、解决民众之痛苦。

    再次，以价值与理性来扩展自由。在森看来，一个社会的好坏完全可以用理性来鉴别的。阿罗的“不可能定理”就在于信息基础不足，在掌握更多信息的条件下，由民主程序达到的社会偏好可以满足理性条件。在理性思考下，公共选择的基础，一是自由，一是民主。这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必须拥有自由来表达自己的价值偏好，一个社会要通过公开讨论和公众参与来形成社会公共政策。而社会选择永远是一个过程，社会成员可在此过程中学习，从而理解、体认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念，调整自己对某些价值要素所赋的权重，及至有可能地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念。自由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扩展。

    可以说，森以自由为核心的发展观，并非在于对以往发展观的批判，而在于以个人生活能力为核心的自由把发展的不同侧面（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等）都统一在一个完整的理论框图架下。当发展的目标被定为对人的自由扩展时，就真正把握了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了。因为，在本文看来，个人生活权利的扩张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

    我曾多次撰文指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所取得的最大成绩是什么？20世纪70年代后期邓小平发动的经济改革最大的功绩是什么？13年来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的成功是什么？也许大多数人会说，它是国力的强盛、财富的连番增长、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其实，这些仅是问题的小小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民众经济生活权利的扩张，是政府的制度安排为国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与发展的权利。无论是商贾还是农民，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一般民众，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你只要有能力、肯努力都能够在其约束条件下寻找各自发展的空间。即每个人都可能选择适应个人发展的生存空间。而这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这才是中国经济成长的原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是从理论对该命题最好的论证。

    （2003年2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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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节 政府何以能促进经济增长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那里，政府何以能促进经济增长?这是一个悖论，或称为“政府悖论”。即政府既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社会经济衰败的根源。以往的历史经验表明，在不同的国家、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政府组织不同，其经济绩效也殊异。诺斯认为，欧洲在中世纪后，英国由一个偏僻的岛国迅速发展成世界经济强国，而西班牙由一个拥有海上霸权的强国衰败下来，基本上是政府所为之结果。但是，究竟何种政府能够促进社会经济成长？何种政府是社会经济发展衰败的根源？或者说一个好的政府它的表现如何？需要哪些条件才能得到满足？

    这些问题就是1999年获得美国克拉克经济学奖的、目前经济学界名声如日中天的哈佛大学年轻的经济教授史莱夫(shleifer)为首的研究小组最近所撰写的颇有争议的《政府的质量》报告所要回答的问题。史莱夫等在这份报告中指出，一个好的政府应该是有效地保护产权、减少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官员行政效率较高、热中于提供公共产品、维持一个相对较大的政府规模，并给予公民较多的政治自由。但是，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政府对经济影响的好坏是通过什么指标来衡量呢？史莱夫等人的报告提出了5类衡量政府质量的指标。

    第一类指标是政府干预的程度，其中包括产权保护指数、商业管制指数及最高边际税率。一个好的政府应该是尽量减少对私人经济活动的干预，用明确的产权安排来界定私人的经济行为而不是对私人的经济活动进行过多政府管制。边际税率较高也是好政府的重要衡量指标。因为，一个政府如果能够征收较高的税率，也说明了纳税人掩护政府利用税收为民众提供各种必要的公共产品；如果纳税人不认同本国政府，那么这样的政府只能够以较低的税率征收税。而且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有无限征税的能力，政府能够征到多少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的自愿，取决于民众对政府合法性认同。

    第二类指标是政府效率，其中包括指数、官僚主义、税收强制性和政府公务员与人均gdp的比例。在政府对私人经济活动干预少的情况下，政府的工作效率一般会较高，官僚主义的行为减少，行为较少发生。而政府的干预过多不仅会使政府工作效率低，而且会因为官员的权力过多，更容易为自己“设租”向民众勒索贿赂，使贪污盛行。按传统观点认为，高薪能够养廉，史莱夫等人的研究表明则并不如此。因为，在程度较高的政府中，贪得无厌的政府官员一方面会采取种种方式为自己争取更高的工资水平，另一方面又会收取巨额贿赂。因此，较低的政府工资水平是好政府的重要标志。

    第三类指标是公共产品的提供，包括学校教育、识字率、婴儿成活率、基础设施质量等。对公共产品来说，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投资。由于公共产品不适合于完全由私人部门提供，因此，政府对公共产品提供的效率和数量不仅决定了社会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也显示了一个政府质量的好坏。

    第四类指标公共部门的规模，包括转移支付、政府补贴、政府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国有企业的规模，公共部门的雇员占总人口的比重等。史莱夫等人的研究表明，一个好的政府其规模较大、水平较低、民主程度较高，并能提供更充足的公共产品。这是因为，在政府规模较大的情况下，政府支出就会高，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也就会更加严密。这不仅会使贪污减少，也表明纳税人自愿为政府作为支付高税收及民众对政府的拥护。这种观点自然与以往所主张的“小政府大市场”观点相去甚远。

    第五类指标是政治自由，其中包括民主指标和政治权力指标。对于民主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与作用，哈耶克主张是正向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巴罗则主张是反向的(即过量的民主只会使政府陷于收入再分配的陷阱)，史莱夫等人的报告则表明，从长期来看，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是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动力。因为，政治上的自由与民主，一方面可以对政府的权力进行约束与监督，从而减少政府对私人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政府利用其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利；另一方面又有利于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的进步。

    以上仅是政府好坏的内在因素，但是任何一件事物形成与发展不仅在于它的内在因素，也在于它的外在环境的影响，因此，史莱夫的报告也研究了政府质量的外生变量。为了解释外生变量，史莱夫把政府形成的理论归纳为3种制度形成理论：即制度的经济理论、制度的政治理论和制度的文化理论。

    制度的经济理论主张制度安排的作用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社会的分工与合作，推动社会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当制度创新的社会收益超过社会成本时，新的制度安排就会出现；反之则反是。比如，如果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安排的社会收益高于社会成本时，政府就有动力来提供这样的制度安排。而合理的产权制度安排，自然会减少政府对私人经济干预与管制，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质量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质量也就越高。

    制度的政治理论主张，制度和政策是为那些当权者保持权力和积累财富服务的。也就是说，制度安排是社会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反复博弈的结果，每一次新的制度安排的出现都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结构的重大调整。不同的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都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势来维持或取消某种制度安排。这也使得效率低下的制度得以存在。因此，一个社会内部利益分化的程度越深，其潜在的社会冲突就越大，政府就可能干预限制公民的政治自由并减少公共产品的提供，政府的工作效率就越低。而社会利益的分化与社会的异质性(如种族、民族及语言等)相关。在此，史莱夫的报告首次用社会的异质性作为政治方面影响政府质量的外生变量。

    制度的文化理论主张，一个社会所持有的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塑造了这个社会的集体行为和政府特征。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是一个社会最为深层的文化，它构成了社会文化的核心。在一些文化体系中，其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有利于形成好的政府，而另外一些文化体系中，其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则不利于政府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例如，天主教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宗教中包含着较多不宽容、仇外和思想封闭的内容，如焚烧异教徒，禁止人们学习和旅行，设立书刊检查制度，限制新思想传播等。从而使得天主教和穆斯林国家政府干预程度高，政府效率低；它们的官员能够拿到更高的工资，但程度却更高等。

    总之，史莱夫的报告就内在与外生两方面对政府的质量进行系统实证的研究，尽管有些结论人们会不以为然，也有待于经验进一步进行检验与研究，但是他们提出的测量政府质量的标准与参数，他们把政府的质量归结于社会经济发展，归结于各国历史因素(如政治上的利益集团的博弈、社会的异质性、宗教传统文化等)的系统性变化，这自然是对常规智慧的一种挑战。同时，其提出问题的本身也把人们对政府质量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带到了一片新天地。

    （2000年11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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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节 规模量身定制的体验经济

    当你置身于香港中环的西班牙餐馆时，那柔美暗淡的灯光、异国情调的氛围、穿着西班牙服装侍者的热情与好客，不仅可以让你品赏西班牙风格的美味佳肴，聆听西班牙民族歌曲的演奏，而且能够让你欣赏只有在西班牙国家展厅才能展出的绘画作品，从而让整个人在香港就能够真切地体会西班牙文化艺术的熏陶。尽管在此用餐的费用一般会高于其他中餐馆，餐饮时间也会很快地消逝，但是在如此独特氛围中的体验一定会给你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确实，一想到那几次进餐，此情此景又历历在目。仅此而言，在此进餐的价值可能会远远超过你支付的费用。这就是体验经济最常见的场景（theexperienceeconomy）。

    其实，这种体验蕴含着深刻的经济涵义。而这一经济涵义在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尔摩的《体验经济》已描述得惟妙惟肖。在他们看来，现代社会正迈入体验经济的时代，体验经济的崛起将预示着服务经济减弱。因为，体验经济将会部分取代为物品和有形的东西收费的工业化经济；将会部分取代为自己开展活动收费的服务经济，而进入你为消费者与你在一起的时间收费的体验经济。在这里，所谓的体验，就是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以消费者为中心，创造能够使消费者参与、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在服务经济中，由于标准化、规模经济、大众化及服务质量难以相容，因此服务经济也孕育着体验经济的萌芽。但是，只有服务被赋予个性化、服务在为顾客量身定制之后成为一种体验，才能通过个体的内心创造出价值。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派恩把体验经济理想特征描述为，在体验经济中，消费只是过程，消费者成为这一过程的产品。当过程结束后，体验记忆会长久地保存在消费者脑海中。消费者愿意为体验付费，因为它美好、难得、个性化、不可复制、不可转让、转眼即逝等。

    在派恩他们看来，人类经济生活，从原始社会以来，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体验经济。而农业经济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本。家庭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家庭利用既有土地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消费品，没有市场也很少交易。

    在工业经济时代，专业化分工、企业大规模生产、市场交易普遍等形成了其基本的特征。社会的生产单元不是家庭而是企业，家庭则蜕变为单纯的消费单元。企业生产产品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获得利润，企业提供服务也是如何把产品销售出去。这就使得生产与消费分离，生产与各种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分离，人的本身也就物化为价格与产品。

    在服务经济时代，分工和专业化特质要求消费者不断把消费活动中的生产行为转移到生产部门中，将消费活动中的生产行为商品化，人们成为纯粹的消费者。例如人们的衣食住行分别有酒楼、物业公司、巴士公司及小时工等专业化服务来代替。即使是锻炼身体也有健身房来取代。在服务经济中，产品完全被商品化，产品之间几乎没有差异性。消费者并不关注这些产品是谁生产的，以及它有什么特点，而关注的是这些产品的价格。企业为了将自己的产品与竞争者区别开，不得不将服务融入其中。因为，产品仅是企业提供服务的平台，服务才是企业获得利润的来源。

    在体验经济中，企业不再生产商品，而成为舞台的提供者。在企业精心制作的舞台上，消费者自己进行着惟一的、值得回忆的表演。在体验经济中，劳动不再是简单的付出体力及脑力，劳动将成为消费者自我表现以及创造体验的机会。如网页制作作为一项劳动，劳动者不仅在于消耗一定的脑力，而且如何通过脑力的创造，把功能、审美、语言、个人心理、社会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的知识融合其中，从而使网页的制作转化为劳动者自我表现和创造体验的机会。在体验经济中，个人的消费与生产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体验是消费，同时也生产过程。劳动投入不再是单纯的负效用，而是充满个人满足感的种种体验。

    在以往经济中，我们常见到同类商品按不同的价格出售。我们会因为该商品加工更为精致、造型更为美观、功能上更为方便、看上去更为结实等不一样的理由，让我们为标高价的商品付费，但这仅是体验经济的萌芽，因为这里商品的核心仍然是价格。但在体验经济中，企业为了使自己的商品与服务区别于竞争对手，就得学会创造丰富的、令人动心的体验，并将这种体验融入传统商品及服务之中。如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古罗马集市设计。每小时都会有一次5～10分钟的表演，人们时而感觉自己置身于古代亚特兰蒂斯城的车水马龙中，时而感觉到在观看古罗马军队的游行队伍。尽管在表演时商店会停止业务，但这并没有使商店利润下降，反之，使得比一般购物中心生意好几倍。

    又如，美国俄亥俄州的现代保险公司集团，它制定了一系列基本的标准化模块，而后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来进行组合，从而能为不同客户定制化汽车事故保险单赔付的过程。当客户不幸遇上了事故，该公司将立即派负责保单赔付工作的员工赶往现场。这个员工做的第一件事是让客户给亲人打个电话，或者喝一杯咖啡，或安排他在某处休息一下，确保其安然无恙。当客户缓过神后，保单赔保人员会当即定出保险赔款额。他会收集关于客户相关的所有信息，并当场给客户一份清单。这样，遭遇事故的人就不会为处理余下的事而费心，而能把一切都交给现代保险集团来做，从而能够轻松自如地继续正常的生活。这种运作方式不再仅为客户提供普通的保险服务，不仅大大减少成本投入，而且为客户定制化服务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保险体验。

    可见，体验经济就是要求企业创造一种独特的氛围，用一种令人感到愉悦的方式来提供服务，从而使获得这种服务的顾客为了获得这种舒服的过程而愿意付费。而这种服务变得自动化与商品化之后，体验经济的时代也就来临了。目前，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体验经济也已步入我们的时代，企业与个人如何随体验经济之成长，或许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事情了。

    （2002年5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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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节 中美贸易：历史反省与未来展望(1)

    本文与马(王君)合作。

    历史上中美贸易关系的波澜起伏

    贸易是商品化社会后一种最为平常的交换关系。通过贸易各当事人各得其所，如果人们之间的贸易不能互惠互利，那么贸易也就无法进行。当这种贸易关系由国内扩展到国外时，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就自然形成。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尽管从数量上、规模上超过了国内的贸易关系，但万变不离其宗，即同样是以互惠互利为基础。没有互惠互利，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也就无法进行。

    在中国，早在18世纪70年代，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中介，北美就同中国有了间接的贸易往来。北美独立战争后，以乾隆四十九年（1784）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为标志，掀开了中美两国直接贸易史的第一页。在此贸易阶段，尽管政治对美中贸易关系的影响不可避免，但基本上是在一个互惠互利基础上完成。因为，独立后的美国退出英国殖民体系之后，其在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外贸出口受到英法等国严格限制，美国为了冲破这种限制，美商不得不远渡重洋，到远东开辟自己的市场。由于当时的美中贸易基本上是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进行，这就使得美国同中国开展直接贸易尽管时间较晚，但其发展速度很快，同欧洲各国相比，美中贸易很快就超过了法国、荷兰、丹麦和葡萄牙等国，到鸦片战争以前已跃居于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第二位，仅次于英国。

    当时两国的贸易基本上是以物易物为主，美国输往中国的主要商品有皮毛、人参和棉花等特产和原料，而换取中国的茶、丝和土布等初级产品。由于当时中国基本上采取一种排斥外来物的心态，从而无法大量接受国外的产品，对美国产品需求自然就不多，这就使得当时的中美贸易，中方一直处于出超地位。美国为补偿这一贸易差额，先是用白银，其后用英国棉布，最后乃至走私鸦片。这也就是说，中美贸易关系开始由对等互惠的关系向不对等方面倾斜。同时，该时期中美关系，虽然美国的对华贸易基本上集中在少数商人手中，如纽约和波士顿的大商号，但美国政府出于发展国内经济的需要，积极创造条件，促进本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以占据海外市场。这与清政府限制海外贸易的闭关政策相比迥然相异。正因为两国政府对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取态不同，从而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

    1844年《望厦条约》的签订是中美贸易史上的一个大转折，美国不费一兵一卒就轻而易举地取得早期殖民者在中国获得的利益和特权。政治对中国贸易关系的渗透就是以此为肇端。184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更为自由的对外贸易政策，加上清王朝的低关税，促进了美国对中国进口增加。1850年代以后，中美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国内战争爆发，美国在中国的经济扩张也逐渐受到限制。之后的六七十年间，美国实行“西进运动”，把美国领土从大西洋沿岸的13州，向西扩展到太平洋沿岸，以实现其“天然疆界”。美国致力于开发国内资源和市场，海外贸易特别是对华贸易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了。

    这时在东亚崛起的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开始占了上风。甲午战争后，中日贸易一路上升。面对着日本的挑战，1899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这种政策更是把中美贸易关系政治化了，为实现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均沾奠定了基础。当然其政策对维护国际交往中的平等与正义，保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起到不小的作用，因此博得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好感。从此，对美贸易逐渐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主流。特别是现代以后，中美贸易基本上主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到1945年，美国甚至独占了中国的对外贸易。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革命。中美贸易之间的产品结构也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中美贸易中，美国的工业制成品开始显露出绝对的优势。19世纪后半叶中国对美有限的制成品输出日渐缩减，原料及半制成品输出则不断增加，从而使中国逐渐地成为美国工业化产品的原料市场。相反，美国对华出口的初级产品显著减少，而钢铁、机械、煤油等制造品增加十分迅速。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恶化了中国对美综合贸易条件，从1895年开始，中国对美贸易由出超转为入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在这个时期，通过中美贸易让现代社会的一些工业品进入了中国的千家万户，而且也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

    建国以后，由于朝鲜战争，中美关系进入敌对状态，加上政治、意识形态等原因完全中断了中美贸易关系。这个时期的中美贸易多以经过香港转口。香港也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崛起。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中美经贸关系开始解冻。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加上1979年两国邦交实现正常化，中美贸易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尽管两国贸易关系由于政治因素的导入，摩擦不断、困难重重，但是两国贸易关系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两国基本上能够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进行贸易交往。这不仅给中美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也促进了两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来说，还是对中国来说，两国均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双边贸易良性发展不仅对自身而且将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

    当然，在此期间，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政治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干扰有时甚至会超过经济发展本身的需要，使得两国贸易关系摇摆震荡。这种两国贸易关系上的不和谐，如贸易逆差问题、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人权问题、台湾西藏问题以及时起时伏的经济民族主义等，使得两国正常贸易关系的发展走走停停，两国在贸易互惠中应该分享的机会与利益也就很容易丧失。不过，应该相信，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随着中国加入wto，两国政府会更理性地处理这些问题，并把中美贸易关系带向持续发展的轨道。当然，由于今后利益上的摩擦与冲突仍不可避免，关键是如何不在“嘈杂事件”的丛林中迷失方向。

    对中美贸易关系的沉思与反省

    近代以来直至新中国建国前，中美贸易关系基本上是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下、以美国利益为主导的演进过程，这一特征构成了今天的中国人认识中美贸易关系的情感障碍，人们不敢或是不愿真正触摸这段痛苦的历史。是什么使一个曾经走在世界文明发展前列的民族面对外族的挑战而不知所措？真正的反思不应仅仅停留在对列强的道义批判上，而意识形态的理念并不是我们民族逃遁责任的借口。假如一个民族不能洞察世界发展的趋势，不能步出那种窄小的天地，相反的，固守于天朝大国的迷梦，那么，种种梦幻永远没有其生存的根基。鸦片战争前的清代，清王朝为避免逃往海外的明朝遗族复辟而实行海禁，同时也限制了与海外的交流与贸易。在满清统治者的眼里，中国物产丰富、社会文明，海外野蛮而又贫瘠，国外对他们来说，自然微不足道。的确，在中国千余年的王朝更替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精巧的结构，从观念到物产，从社会文化到人情世故，无不按部就班、井然有序。但这表面上的井然有序，随着18世纪以来国内人口的激增，其内部已经显示出无法自给自足的压力。而在外部，西方开始了对中国的掠夺和征服。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之下，上层统治者欲极力维持传统体制，而下层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又形如散沙，根本不可能指望他们引导社会变革的方向。这种被黄仁宇所喻之为“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社会结构中，上下两层之间缺乏法制化的联系，致使整个中国不能走向合理化统治的秩序。事易时移，世界早已进入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而中国政府显然还停留在天朝帝国、惟我独尊、等待他国前来朝贡的心态里。甚至为了阻止前来“朝贡”的美国使节北上递交国书以免违背天朝旧制而不惜放弃在南方港口的商业利益，仿佛根本不必考虑后果。传统中国因不能和世界保持同步而自甘落伍。除了在对列强让步的程度上有所选择之外，统治者无所适从。大多数的国民还未被民族国家的观念浸润，面对国家的存亡竟然表现出惊人的普遍麻木，只有少数精英例外。马克思在对鸦片贸易史的分析中，尖锐地指出，“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1/3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这悲剧的后果就是使中国不得不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底层，沦为与他国完全不对等的贸易关系中。

    如果硬要说这个时期的西方征服活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当然有点过分乐观。但的确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至少在中美贸易中，两国的经济关系并非完全不平等。有学者指出，中国对美的综合贸易条件从1920年以后，逐步有所改善，并不像中国对外贸易的贸易条件那样持续恶化；同时，与中日贸易、中英贸易相比，中美贸易对中国国际收支的消极影响最小。特别是美国在中国举办教育以及退还部分庚款用于选派青年出洋留学，事实证明的确产生了良好的长远影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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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节 中美贸易：历史反省与未来展望(2)

    当然，中国人的自我反省不能代替对美国历史上奉行对华扩张主义政策的批判。在很多美国学者那里，我们已看到了这种可贵的自省。例如，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写道，对于“我们过去同东亚的关系要有新的通盘认识……无论是原罪还是阶级斗争都不是了解我们过去的惟一线索。新的全盘认识需要我们承认自己过去同东亚的关系具有某些基本特征，首先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动力是总的西方帝国主义扩张行为的一部分”。据说二战后中美建交前夕这本书曾摆在许多美国政治家的案头，想必它曾间接地影响过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美国最初在中国的扩张多少还有些羞羞答答，但很快它就变得迫不及待。随着美国工业的发展，美国要为本国的工业品寻找市场。海外扩张是美西战争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1899年美国宣布的门户开放政策标志着美国对中国市场的角逐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人很容易在对华扩张上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较之英法等国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感，殊不知，美国这种“我也要有份”的要求，除了没有使用武力和炮舰之外，在本质上与掠夺无异。“美国向中国的扩张不仅是经济的、宗教的或民族主义的，而且是所有这些扩张性质的总和”，美国要把它自由主义的理念在中国推广，很遗憾，美国并不容易从头至尾坚持它的自由主义。这使它的言行之间总保持着令人尴尬的距离。我们很容易举出例证。当美国需要大批的廉价劳动力以满足开发西部的需求时，逼迫清政府同意向海外“移民”，加入了掠夺华工的潮流。而一旦华工构成了对当地劳动力的替代，遇到了来自美国国内排华势力的反对时，美国政府又毫不犹豫地抛出排华法案。二战中，我们同样看到美国是怎样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姑息日本，不惜放弃其门户开放的政策，容忍日本在中国拥有特殊利益的。解放战争中，美国为了保住其在中国的利益，支持国民党政权打内战。以至于“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还没有知道它能够从门户开放中得到什么好处，就断然地把‘开放的门户’关了起来”。当代法国年鉴学派巨子雅克·勒高夫说：“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是不幸的，同历史遗亡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微不足道。”但并不是谁都能坦然地面对伤痛。我们习惯于批判别人，而不敢清理自己。历史还未来得及走出太远，在共和国建国之后的对外政策中，中国又把自己的大门关得牢牢的。特别是在对美政策中，其中固然有中国内战期间宿怨深结的原因，更主要的应该是我们政策失误。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革命摧枯拉朽，却终究难以拂去某些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的尘埃，以至于在后来意识形态的狂热口号中，走向极端化。现代化和城市化是民族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中国的近代史本应是一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却被一再延误，在极“左”思路的指导下，这一过程再次断裂，中国经济重新落入封闭型的自我循环。

    历史值得反复解读，因为“惟有史学家才是专业的历史社会记忆人，替国民同胞记住大家恨不得统统忘掉的憾事”。但历史又不容易被正确解读，读史一定会触及伤痛，乃至羞愧。在中美贸易史上，今天的人们真诚地希望斩断历史留下的遗憾，翻开新的一页。但这似乎不太可能。那些或使我们感到羞愧，或是曾给我们造成伤害的思维特征，仍然违背人们的意志，丝缕不绝绵延至今，并顽固地以新的形式再三重现。美国自始至终都没能走出一方面要推广其观念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要最大可能地谋求其经济利益的霸权心态，中国则受制于其历史上作为受害者负面影响，无法以平常心和正常心融于当代的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美双方都需要摒弃那些阻碍我们客观对待历史的先入为主之见，以助于正确认识和对待中美贸易关系的现在和未来。

    如何拓展中美贸易关系的未来

    从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来看，国际贸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行业之间的交易，一种是以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行业内的交易。对于前者，只要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存在着不同的相对效率，两个国家都能从贸易获得好处。按其理论，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完全能够在互惠条件下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国家的经济不存在直接的相互竞争，而更多的是相互补充。行业内的贸易适用于成本结构相同的国家贸易，比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贸易的国家通常会生产相互较容易替代的商品。因此，我们会看到日本出口丰田车和德国出口梅塞德斯车到美国，同时美国出口福特车到这两个国家而进口梅塞德斯车和丰田车。在这种情况下，从贸易中获得的利益主要是来自较高程度的经济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

    在经济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根据经济发展和成本水平，世界经济能够划分为3个层面：日本、欧洲和北美属于第一个层面，亚洲与南美洲的新兴工业国家为第二个层面，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个层面。在这样一幅多层次世界经济的景致中，它决定了中国与美国经济在本质上是互补的，两国能够从相互的贸易中获得利益。不少学者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完全证明了这一假设的现实性。

    由于不同成本结构和比较优势，中国与美国的经济本质上是互补的，两个国家能从双边贸易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中国提供给美国价廉物美的消费品，而不直接与美国国内的生产者竞争。这些价廉物美的商品有助于美国人降低生活的成本，尤其是有助于美国的中产阶级降低生活的成本。中国也能够提供给美国价廉物美的中介商品，以至于降低美国生产者的成本，提高美国生产者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另一方面，美国能够提供给中国高技术的设备和机器，帮助中国产业的技术升级，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这正是目前中美双边关系的基本事实。在给定中美贸易关系这个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像双边贸易平衡本身的经济问题也就不会是太重要了。

    当然，如果世界上只有中美两国，那么它们的贸易平衡将能确切地反映上面所描述的两个国家的成本结构及相对优势。但是世界实际并非如此简单。在给定的世界经济的环境下，为了获得中国的市场，美国必然会与欧洲和日本竞争，为了获得美国的市场，中国会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竞争。显然，与日本比较，根据已有的研究，中国10种主要进口商品所占的份额，美国在中国市场是失败的；而中国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则是成功的。因此，如果美国想通过抑制中国的出口来改善双边贸易关系，那么这会使美国的进口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只是简单地转变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赤字。人们应该认识到，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入超和出超并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使两国都分享到其贸易利益。

    中国加入wto，在这个外贸大家庭中，所有的国家都希望寻求自由公正的贸易政策，以便加强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但这并不能保证各国双边的贸易平衡。因此，中国与美国双边贸易不平衡本身并不意味着中国方面有什么做得不好。事实上，中美其他贸易争端，如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贸易、反倾销等等，都存在类似的相同问题。因此，在中美贸易过程中，美国政府要做的并非是要求中国政府如何按其设想而为，而是如何放弃非经济因素——比如美国人所关心的增加军备问题和以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把中国看做假想敌的问题——，如何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把其贸易关系拓展和深化。

    如何深化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

    1999年的11月15日下午3时50分，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签署了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双边协议。这是中美贸易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中国加入wto后，中美贸易关系中的许多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但除此之外，中美贸易关系的未来包括了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与第一阶段的商品贸易一体化相比，中美贸易关系将体现出新的特征。在第一阶段，国际组织的主要任务是要求降低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在第二阶段，每个国家所面临的压力是改变影响外国投资和外国服务提供的国内法律和规则。因此，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之间的界线就变得模糊不清了。例如，与知识产权保护(trip)相关的贸易要求一个国家以相同的国际标准保护知识产权，以便促进高科技部门的外国投资。改善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这给一个相应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的法律诉讼制度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额外负担。同时服务贸易也将导致许多国内法律和法规的改变。所有这一切都会导致与第一阶段一体化本质上不同的潜在的冲突。

    从商品贸易中互惠互利，经济学已经有完善的理论。但是对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尤其是金融服务的自由化，经济学理论对此分析甚少。最近美国“9·11”事件及美国对阿富汗开战增加了对未来金融自由化的不确定性。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为了提供稳定的世界金融制度，金融自由化会增加国际资本的流动，而在商品贸易的情况下，零摩擦通常会被认识为最优。因此，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秩序看来是十分重要了。而中美贸易关系中这方面的内容包括太少。

    除了这些纯粹的经济因素外，第二阶段的经济一体化也意味着通过外国投资，外国金融制度的商业信用和海外的信息流的文化出口。在今天这种情况早已出现了。如，在中国大城市，你随处可见许多快餐店、欧洲时装、美国流行的停车场和欧洲式的酒店。这些即反映了生活水平的变化，也反映了消费文化的变化。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未来世界的道德价值和行为准则变化也在所难免。不同国家的老一代可能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但是，受电视、美国电影、计算机网络影响成长的新一代的行为方式将向趋同性的方向发展。尽管他们生长在纽约或北京这样不同的大都市，但是今天的年轻人都能欣赏摇滚音乐，分享着同样的具有“个性化特征”的各种活动。

    美国有最为发达的媒体和通讯行业,美国的文化特征可以用美国的电影、互联网、大众媒体出版物等来表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目标就是对世界其他国家进一步扩展其影响。1998年6月在北京的中美高峰会谈就清楚地表明，美国不仅对中国贸易感兴趣，而且美国也想利用经济的协定来传播它的理念和文化信仰。思想是最有力量的东西,通过展现给我们的一组共同的信息，表示信息时代的来临将改变我们的观念，使我们的思想趋同化，然后再改变不同的社会中的交易成本结构，并通过不同的国家导致社会制度的融合。这些制度的变化将影响我们经济运作的方式，影响我们社会的行为方式。一旦人们信念上发生改变，在这种信念变化压力下,政治制度也会随之改变。这可能是中国政府或大多数其他国家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这表明，在将来，中国贸易关系同样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经济一体化可能会受到阻碍，经济上的协定也可能作为文化和政治影响的工具。

    文化上的摩擦是很重要的主题,它也是一体化最为困难的主题，它已超出了本文所讨论的范围。我们只能希望东西方经济上的融合将带来文化上的融合，带来两种文化上的良性互动。如果这个方面处理得好，它将推进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而不是像以往历史所看到的那样,如果这个方面处理得不好，在现有的现代武器的条件下，它将导致人类巨大的灾难。“9·11”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注释。我希望人类应该是互敬互重，一起来创造未来世界。

    总之，中美贸易关系就如一条河流,这条河流不断地在流动，但是它的状况，是圆是方还是其他什么样式，将取决于这条河的大小。当这条河比较狭小时，水的流速就会增加,如果这条河太小时，就会出现洪灾。美国和中国是两个大国,它像一条大河，如能处理好之间的关系，可以造就世界辉煌。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空间，它将导致灾难。对文化和其他事务的差异的共同理解和尊重将会拓宽这条河;试图急速地改变另一方的行为方式和观念，这可能成为导致这条河更狭窄的障碍。

    （2001年10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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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节 印度为何离现代化社会那样远

    近几年来，随着新经济的兴起，印度又开始进入了国际关注的视野。特别是美国“9·11”事件之后，美军进入阿富汗、印度与巴基斯坦剑拔弩张、朱基总理印度之行、印度软件业抢滩中国，这些都表明，在1962年中印战争后，不太受国人注意的印度又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中。可以说，莫说是印度自诩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就是印度的软件生产基地“班达奈尔”其成功确实足以让世人刮目相看。从1990～2000年的10年中，印度从无到有地建设了一个有40万雇员的庞大软件业，2000年该行业的产值为80亿美元，主要出口到美国。据《经济学家》报道，全世界“千年虫”软件工程的大部分工作是由印度软件人员完成的。目前，印度软件业正逐年扩张着它在美国数百家大公司“办公室数字化”市场的份额。但是，印度新经济迅速发展并没有支撑起整个印度经济的现代化，印度社会的积弱与贫穷仍然是它的主要特征。美国《商业周刊》最近撰文指出，印度面对着中国的巨大挑战，如果印度不进行全面改革，印度与中国的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与中国相比毫不逊色，而且在不少方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中国一踏上改革开放之路，在短短的20年里，早把印度远远地抛在后面。不要说那些迅速崛起的城市，如深圳、上海及北京等，不要说珠江三角洲那富饶的农村，就是与中国农村其他大多数地方相比，凤凰卫视所播放的印度市民及农民的现况，已经与中国有天壤之别了。尽管中国的农村不少地方与香港相比并不是那样富裕，但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不会有多大问题，而印度的情况则截然不同。

    在印度，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所称的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二元经济十分明显，而且现实的经济环境使得这种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面临着重重困难。在印度，其基础设施十分落后、贫富差距悬殊，如发电能力尽管总量与英法相差无几，但人均则是英法的1/20。电力问题中国早已解决，印度则是城市频繁停电、生产用电不足。中国高速公路早已四通八达、铁路星罗棋布、港口设施追赶国际水平，印度的交通设施落后得使国外消费品无法进入这个国家，出口品则难以运出。而经常在新闻电视中看到的印度情景是，一辆陈旧大客车里外满载着人,在坎坷不平的路上行驶，交通运输之落后无以复加。

    迄今为止，印度虽然有1亿多中产阶级，但仍有1/3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近2亿人每天收入低于联合国规定的极度贫困标准1美元。对许多穷人来说，根本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而在中国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上普及，高等教育增长速度更是惊人。现在中国的在校大学生近1000万人。还有，印度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占支配地位、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10年来印度农村的民众生活根本没有多少改善）、国家财政亏空（财政赤字占gdp的7%）、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乏力等。1998年印度外国直接投资仅为22亿美元，1999年26亿美元，2001年23亿美元，仅比越南多一点，而2000年中国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达500亿美元，2001年中国获得468亿美元的直接外国投资。这些都说明了印度经济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多。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英语如此普及、现代民主政治较发达、现代法律体系及现代市场制度确立较早的印度却没有发展起来，其国家积贫积弱会如此严重？难道现代民主制度和市场体制与经济增长没有多少关联吗？当然，对这个问题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会是失之简单。其实，任何现代制度的确立与完善都必须以既有的经济环境及传统文化转化为基础，离开了传统文化的转化，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印度为什么会离现代经济社会那样远，可能与它不能从传统的种姓文化中走出来关系极大。印度的种姓制度沿袭数千年不变，等级森严的四大种姓制度不仅决定了个人通婚范围、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社会道德生活的秩序及个人必须履行的权利与义务，而且也决定了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完全以身份来界定个人权利与义务，因此，个人的价值并不在于个人的能力大小，也不在于个人的努力程度如何，完全在于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身份如何，而身份的先天性，必然使得整个社会成员的人力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发挥。由于这种绝对种姓划分的世袭性，使得整个不同种姓之间无法实现合理的上下流动，社会成员必然会缺乏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而使得整个社会成员的内在潜能受到严重压抑。而且，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不平等，有效的合约关系也就不可能在社会中实行，法治精神更是无法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如低种姓的国会女议员普兰黛维被刺身亡就是这种种姓制度所导致的恶果。试想，在一个没有自由生活空间的社会里，民众有多少动力来努力生产改变自己的生活呢？

    还有，就劳动力成本而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肯定会高于印度。有统计表明，中国的劳力成本高于印度两倍。但是为什么有不少印度公司，无论是劳动密集产业，还是资本密集产业，会把公司移设到中国，然后在中国生产产品再返销到印度。这是因为整个印度的官僚体系与种姓制度严重阻碍了企业的有利发展。比如，印度一家电子公司在广东的工厂生产电器产品，其生产成本要比在印度生产低40%。

    在中国,情况则截然不同了。可以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最大成绩不只是国力的增强、财富的连番增长、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而且是民众经济生活权利的扩张，以及为国人致富提供了机会与发展的权利。无论是商贾还是农民，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一般民众，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你只要有能力、肯努力都能够在其约束条件下寻找各自发展的空间。当然，尽管国内政府对个人经济生活权利的限制与束缚仍然是无所不在，但不可否认，民众经济生活权利的张力却在茁壮中发展与延伸，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印度正是在这点上还是使它无法步上现代化经济之途。因此，在一个以身份界定权利的社会中，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非人力资本都是不可能有效运作的。

    可以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20多年的持续增长，并且在世界经济一片不景气中一枝独秀，并非中国的经济确实有那样好，去看看中国的农村，去看看中国以往的工业基地，不少人仍然过着十分困苦的生活，但是谁也不可否认，那些所谓头脑灵活、敢想敢干的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生活向上的空间，能够自己追求财富之路。这正是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印度在这点上则与之有天壤之别！

    （2003年2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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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节 建立国内股市的公理体系

    面对十六届三中全会吹来的春风，面对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面对着居民储蓄存款一路上升，面对着香港h股气势如虹的骚动，国内股市尽管在月初曾泛起了一点涟漪，但这种涟漪很快就在辽阔的大海中消失了。国内股市并没有如人们希望的那样扶摇而上。

    看看几年来的股市，有人谓之为边缘化的荒凉。近两年来，国内股市一直低迷不止，在国内经济强劲增长的形势下，股市的发展则出现种种背离。交易量历史最高时，沪深两市一天的交易金额超过了1000亿元，但现在则在50亿元左右徘徊；投资人，沪深两市开户数达到7000万，但现在市场交易户数不足百分之一；筹资额，上半年全市场不到350亿元，股市融资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227%下降到现在的092%；现在的股票平均价格已经低于1999年“519”行情的水平了；券商全行业亏损，流通股市值的快速缩水等，都呈现出股市一片萧条之景象。

    面对一片萧条的国内股市，其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尽管国内媒体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大讨论，各种演讲、各种文章纷至沓来，但仍然是各人所站视界不同，见仁见智。当然也有媒体认为，对于中国股市的症结问题，人们开始形成一个共识，即中国股市的基本国情是股权分裂、股权对外封闭以及由这二者产生的流通股价虚高，因此，流通股与非流通股股权割裂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成为制约市场的最大现实问题，也成了中国股市健康发展的万恶之源。特别是最近招行可转债事件所导致的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的空前对立，更是把股权割裂的弊病一展无遗。

    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股市为什么会一蹶不振？就在于投资者对股市没有信心，就在于非流通股股东通过股权分裂的方式一个劲地向市场“圈钱”，而流通股股东则根本无法得到相应的回报，最后只好退出市场。也正是在这种股权分裂的格局下，一股独大、包装上市、关联交易、虚假陈述、掏空上市公司等问题成了非流通股股东“合理合法”的行为。因此，中国股市要走出目前之困境，就得恢复中小投资者的信心，就得给予中小投资者回报，就得让市场良性地发展，而要做到这点，就得消除股权分裂之状况，实现股权全流通！这也就是最近不少学者与民众思考之逻辑。

    但是，国内股市的症结仅在于股权的割裂吗？如果股权割裂真的是市场发展的最大障碍，而这个问题在近期内又根本无法解决（有人认为，股权全流通是市场的核心问题，目前谈这个问题是巨大无比的幻想），那么找出问题的症结又有何用？早些时候市场早就证明了，谈国有股减持就色变，谈股市全流通股指就下跌，难道现在的股市又有了什么新招了吗？有人就说，股权全流通就像古代希腊神话里那只潘多拉的匣子，认为把匣子打开，可以放出魔鬼，也可以放出希望。早些时候，由于匆忙打开，放出的竟是魔鬼，一害怕赶紧把它关上，却把希望也关在匣子里了。因此，这次打开匣子一定要把握好时机，关住魔鬼而放出希望。

    这个比喻十分形象，听了也令人十分振奋。但是，如果国内股市真的实行全流通，那么目前股市所存在的困境就能够迎刃而解了吗？股市全流通是解决目前国内股市困境的万灵之药吗？如果国内股市真的实行全流通，但股市的问题没有全然解决，甚至于会增加一些新问题。这些人肯定又会说，不是全流通不好，而是没有好的办法与条件让潘多拉匣子放开希望反而放出了魔鬼。

    其实，股权割裂是困扰国内股市的问题之一，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而且国内股市的股权割裂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既然民众早已知道股权割裂是困扰中国股市发展的根源，但为什么在问题初露端倪的时候不着手要求改进之呢？为什么一定要到问题堆积成“大山”之后才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呢？还有，无论是规则的制定者还是规则的执行者早已知道股权割裂之严重后果，也亲眼目睹非流通股股东一次又一次地利用这种弊端对流通股东左右其手，但我们的监管者为什么一定要到10多年后才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为什么明知是非流通股股东掠夺性行为而招摇过市呢？应该说，这不仅仅是用股权割裂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可以说，股权割裂仅仅是造成国内股市困境的外象，只不过，股市中的相关利益者把这种股权割裂作为掠夺中小投资者或非流通股股东利益的工具。

    我们再看看发达市场制度下的美国与香港，这些股市全流通是没有问题了吧，其实即使市场最发达，法律制度最健全，证券监管最严厉，这些市场的种种违法乱纪、做假造假、操纵股市、掠夺中小投资者等现象也屡见不鲜。这些违法乱纪事件披露而造成股市指数坐“过山车”的情况也经常发生，比如，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就从2000年5300多点下跌到1100多点。不过这些市场很快会得到改进并继续发展，并会很快地重新繁荣起来。像这些市场发展问题，所造成的后果要比国内还严重，难道用股权割裂就可以解释的吗？

    国内股市的困境，问题在哪里？以往的讨论里，大家谈得不少，过去我也一直认为在于国内股市没有走向市场，在于股市的计划性或非市场化，在于股权割裂等，但这仍然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实质还在于国内股市没有一个发展市场的公理体系，即没有形成市场最基本的运作规则。这些规则都是不证自明，不需要规范，不需要制定，更不需要什么立法。就如同平面几何一样，它就是建立在几条不证自明的公理之上，没有这些公理，其他定理规则都无从谈起。比如，两点连成一条直线，两平行线永远不相交，三角形的内角之和为180度等，这些都是不证自明的公理。

    在英美国家，法律的公正不仅表现在法官的尊严，法律条文的规定详细，对判例的尊重上，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历史久远的陪审团制度。许多大案子的审判，法官重点在于澄清事实，而最后的裁决者是陪审员。一般的陪审员既不出自于法律科班，也不会对相关的法律条文有太多的了解，他们对案件的判断更多的是个人的常识，个人对公正理解的常识，以此达成一致意见。而这些公正常识就存在于你我的生活之中，就存在于人们日常的行为里。也正是这种陪审团制度保证了英美国家司法的公正性。而这些常识的公正就是法律制度的公理体系。

    对于国内股市，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没有这样一种公理体系。在市场中，中小投资者进入市场本来是希望有所收益，他们都是冲着有利可图而来，但当中小投资者进入市场后为什么会个个都血本无归？一个人不赚钱，二个人不赚钱，那只能说个人不能够掌握好股市风险和掌握好投资机会，但当中小投资者大家都如此不赚钱时，那么这不仅说明该市场制度有问题，而且还说明在这个市场中，进入市场就得有人获利的公理在这里荡然无存了。在市场中，交易者肯定是贱买贵卖，但为什么曾有pt垃圾股则被人炒上了天，土鸡也可以成凤凰。

    最近有研究报告指出，国内股市走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不能公平对待二级市场投资者。他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股市并非对所有市场参与者都缺乏吸引力，除了二级市场投资者以外的所有主要市场参与者都从中国股市发展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如在10年间，上市公司国有股法人股股东获得经济利益12100多亿元；国内券商获得3000多亿元；证券中介机构约200亿元；基金管理公司累计管理费约为70亿元，基金从业人员年均管理费收入在100万元，而二级市场投资者则预期亏损达到8900多亿元。就是这样一个市场，凡是通过计划与政府方式进入市场的都大获其利，凡是个人自由进入的就大为亏损；凡是产品或服务供应方，则大获其利，而产品与服务方则大为亏损，而产品与服务又完全是在政府管制下。也就是说，我们的市场规则完全是通过掠夺式的方式把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单位或少数人手中,而这样的规则岂有市场可言？

    还有，再看看市场产品与服务的供应方，不管市场如何严峻与如何低迷，上市公司的老总同样市官厚禄；证券公司，马照跑、舞照跳、钱照发、福利照享；交易所的大厦金碧辉煌，让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可享受全国最高的工资及福利待遇，购买名贵汽车及住高级住宅等，而更高一层的权力者如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而看看二级市场的中小投资者，有几个不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早些时候，我写的文章，股市民众在网上拼命骂我，我开始还有些不理解，我不是在为他们伸张正义吗？但为什么不让我说话呢？后来才知道，他们血本无归，心中的气不打一处来，还有不骂人的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这些就在于民众迫于无奈，就在于国内股市缺乏一个公正的市场运作公理体系，如果市场运作不是建立在一个公正的公理体系上，侵害中小投资者的事情随时都会发生。

    因此，现在我们的股市不是如何确立更多的制度（以权力来分配资源的制度制定得再多也只能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如何设计更多的金融产品、如何建立更多的市场，而在于如何来确立市场的公理体系，让中小投资者在市场中觉得他们进入市场是有利可图、他们的利益能够得到保护、他们的财富不会受到掠夺。如果最常识的东西在市场中都让人疑惑不解，那么中小投资者有谁敢进入这个市场呢？如果中小投资者不进入市场，那么国内股市如何繁荣。这就是市场最基本的常识！

    （2003年10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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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节 金融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

    一般来说，金融学主要研究的是如何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对稀缺资源进行跨时期的分配。它的主要内容有不同时期的利益权衡、资产评估及风险管理。也就是说，一般金融理论主要讨论的是在既定制度规则下通过何种风险管理来使资产保值增值。它主要关注的是金融产品设计、中介机构结构及风险管理手段等技术性的层面。但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人们的经济行为并非仅是经济理性思考的结果，它必然渗透着社会文化、人的情感、生活习惯及政治权力的运作，因此，对所发生的任何重大的经济事件或存在的重要的经济问题，仅是对其进行纯技术性的经济分析，是无法解开这些事件之谜或症结的。而金融政治经济学就是近年来所兴起的一个金融学领域的分支，它主要是以法律的方法、政治决策的方法来研究金融学领域里的问题。它以权力运作为核心，来研究投资者之间权力的冲突与协调，研究权力规则生成环境、权力规则演进与变化对金融产品的设计、金融组织的确立、金融管理风险等方面的影响。因此，投资者之间的秩序是如何形成的？金融产品的设计及进入市场的内在根据是什么？金融机构是如何设立及运作的？金融市场交易何以进行？以什么样的方式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交易进行监管？等方面都是金融政治经济学要探讨的问题。

    很简单，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为什么在同一市场体制下的金融运作方式会有千差万别？为什么欧洲大陆会出现以债权为中心的证券市场而在美国则会出现以股权为中心的证券市场？为什么在欧美行之有效的制度规则及运作模式移植到中国则会步履艰难？为什么世界盛行的公司治理机制会轩轾相异？等等。与传统的以银行为中心和以市场为中心的方法不同，站在金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上，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则能够得出一系列十分具有解释力的经验性规律。比如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不仅能多从概念上，也能多从经验上，解释不同国家金融制度的差异性（如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发行新证券的速度、公司所有权结构、股利政策及投资配置的效率等方面的差异）。而拉·帕塔(laporta)、洛佩斯·德·西拉内斯(lopezdesilanes)、什勒弗(shleifer)和维什尼(vishny)最近的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成果对现代金融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比如，在传统的金融理论看来，金融学研究的是证券的定价、证券的风险与收益，而证券的价格又是该证券所带来的现金流所决定的。但拉·帕塔等人近年来的研究却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现金流的获得是与附着于证券上的相应权利相关联的。这些权利能否得到保证和有效地行使会影响该证券的完整性从而影响它的价格，而法规及其实施效果塑造着这些权利。金融政治经济学就是在研究依附在证券上的权利产生及其运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金融政治经济学成了现代金融理论最为热门的话题。

    而且根据金融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证券可以看成一类标准化的合约。它与一般化的合约一样，所约定的权利构成证券合约的主要特征。当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不一致时，证券“合约”所约定的权利就变得十分重要。例如，股票持有人就是通过获得红利这种现金流来获得他们的投资回报。如果企业管理人员不能提供这一现金流，股票“合约”所赋予投资者的股东权利可以更换董事、要求股利支付、停止对内部经理有利而对外部投资者不利的投资项目、起诉董事并要求获得赔偿、对公司进行清算等，从而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一旦投资者的这些合法权利在现有法律体系下得不到保证时，公司再次融资就会变得十分困难了。也就是说，金融市场的中介功能受到现行法律体系的约束。

    拉·帕塔、洛佩斯·德·西拉内斯、什勒弗和维什尼还讨论了在49个国家流行的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主要法规，并建立了各国的股东和债权人权利指数。运用这些数据，他们设计并收集了一些反映股东法律权利、法律实施质量等情况的指标，并分析这些指标在不同法律体系下与公司治理和企业融资结构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普通法体系下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强于罗马法体系。这种情况与收入水平或经济发展程度无关。在世界已有的4种法律体系中，英国的普通法对私人产权保护最力，法国体系的民法保护最不力，德国的民法体系和斯堪的纳维亚民法体系介于两者之间。就法律实施质量看，斯堪的纳维亚体系质量最高，德国体系次之，英国普通法再次之，最低仍然是法国体系。法国体系中对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差与它们企业所有权相当集中有关。不同的法律体系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不同导致其金融体系的发展和金融结构的特征不同。例如，实施有效的法律体系会影响资本市场和债务市场的总量和范围。在分属不同来源的法律体系下的经济体在资本市场的规模和范围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普通法体系下资本市场规模远大于罗马法体系，普通法体系国家的债务水平与德国罗马法体系国家相当但高于其他两种罗马法体系。而且不同的法律体系都产生于金融市场发展之前，并由此决定了金融市场的繁荣与发展。

    为什么法律体系对所有权的保护程度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更显著呢？有研究表明，证券是一种私人合约，它代表了公司对证券持有人的隐性负债，这类负债没有在证券中明确规定，但却隐藏在标准化的、可转让的所有权（要求权）中。在这种“合约”中，债务关系是隐性的，“债权人”的权利请求显然要弱于正式而详细地列明各种权利和义务的一般贷款合约。证券所隐含的许多权利实际上依赖于法律体系和政府监管条例来获得。可以说，证券的价值是由它们所隐含的法律权利和保障这些权利的司法体系共同决定的；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更多的是依赖于法律体系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程度和这种保护的有效性。可见，法律体系对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保护更为重要了。另一方面，什勒弗和维什尼认为，当现有法律体系无法保障资本市场投资者权益时，股权会趋向集中，通过股权的集中来获得对企业更多的控制权以保护自己。也就是说，股权集中是对法制缺乏的补偿。集中的股权不利于证券流动性实现。公司在资本市场上挂牌的目的之一就是实现流动性。流动性无法实现将大大削弱企业上市的动力，从而限制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如此，股权集中以后，公司治理问题随之又出现。在法律保障中小投资者利益不力的环境中，集中股权所引发的公司治理问题会进一步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降低资本市场的需求。

    德米尔格-孔特(demirguckunt)和莱文(levine)在上述分析基础上研究了不同法律体系下金融结构的差异，结果他们发现两者确实存在类似的关联。（1）实行以普通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的国家或地区其金融体系以（证券）市场为基础；而金融体系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较多实行的是以法国民法为源起的法律体系。这是因为实行普通法的国家或地区对小股东的保护力度很强，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相反，强调对贷款人的权利进行保护的德国式民法体系有助于银行中介机构的发展，容易形成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2）从法律条款看，实行着重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法律体系的国家较多地为以（证券）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法律条文强调保护贷款人和一般股东权益的国家或地区极少是金融体系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3）法律的有效实施可以降低金融合约的交易成本，从而推动交易的增长。分析表明，金融体系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其法律的实施大多存在缺陷，不是十分有效。金融体系发展指标与法律实施的效率指标显著负相关。

    除了法律体系之外，其他政治因素也会对金融结构的形成产生影响。如，一是因素。政府的会侵蚀法律体系的有效性，影响金融结构和金融体系的发展。研究表明，程度（一种可用计量方法计算出来的指标）与金融体系的不发达成正比，金融体系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有较高程度的现象。二是政府管制对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的形成起着实质性的引导作用,如会计制度。标准、清晰和执行严格的会计制度可以促进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的发展。这是因为会计信息对企业监管和投资活动具有重要的作用；而良好的、可资对比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对证券市场发展尤为重要。银行监管的研究发现，在限制银行从事诸如证券、房地产和保险等所谓非传统领域的经营活动的国家或地区金融体系不发达的可能性大。实行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的金融体系较少以（资本）市场为基础。此外,不同的税收结构可能会对相应的投资选择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三是宏观经济环境。通货膨胀维持高水平的国家或地区金融体系较为不发达，但持续的高通货膨胀对金融结构则没有显著影响。

    莱文(levine)，卢互伊扎(loayza)和贝克(beck)对法律和监管体系与金融中介发展的关系做了详细的数量分析。他们分析了债权人权益、法律与监管体系的有效性和会计标准这3个指标与3个金融中介指标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的缺乏通常会被官僚机构有意识地加以利用并维持这种无效状况。什莱弗(shleifer)和维什尼(vishny)的研究发现，在法律的有效实施无法实现的时候，政治往往介入。不完全的、同时又无法有效实施的法律体系给政治上的寻租提供了温床。官僚体系因为有利可图将会维持这种无效的司法体系而不思改变。在这种预期下，投资者总倾向于选择能在给定时间给予明确回报的投资工具，也就是债券。因此，在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中，资本市场的发展落后于信贷市场。因为，银行与企业的信贷关系一般是长期而稳定的关系，这保证了银行不会因为法制不健全而遭受较大损失。也就是说，在法制不健全的社会，投资者的权益只能靠非合约方式来保障。

    贝克、德米尔格—孔特和莱文研究了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资源禀赋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相应地有3种理论。第一种理论认为法律体系决定了金融发展水平；其中又有两种不同机制。一种机制是，不同的法律体系在处置产权和投资者权益的优先级次和对金融合约的保障上不同，这导致了后来金融体系的不同发展方向。较倾向于保护私人产权的法律体系更有助于后来的金融发展，如英国的普通法。另一种机制是，不同的法律体系适应变化的经济环境的能力不同，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化的环境的法律体系较有助于金融发展，根据比较法律文献，普通法更具动态适应能力，而法国的罗马法最为僵硬。第二种理论认为政治体制决定了金融发展水平，主要是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观点。金融发展由金融制度决定，而金融制度无疑由统治阶层决定，统治阶层的政治意志决定了金融制度的性质，因而也就决定了未来金融体系的发展。例如，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实施金融压制的可能性较大，从而妨碍金融发展。又如，利益较为多元化、对政府管制实行法律监管和政府行为具有较高透明度的政治体系比较有利于金融发展。第三种理论则强调资源禀赋，认为某些特定的地理和资源因素会影响对不同人群的产权保护，从而影响金融发展进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即使考虑其他多种因素，如政治体制的不同起源和不同发展，法律体系的起源对金融发展最为重要。结果与上述讨论基本相同。对于制度的动态过程，他们发现具有较强变通性和适应能力的法律体系有助于金融发展，政治制度是次要的。如德国与法国的法律体系起源相同，但适应变化不同，因而他们各自的金融体系发展也不同。

    目前，国内管理层与学界一直在倡导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但是，这种治理机制主流模式是什么？人们对此认识不足，至多也只是认为美国式的公司治理机制最为有效。但是这种公司治理机制一移植到中国，就南辕北辙，问题在哪里？根本上就是没有去了解中国公司治理机制受政治方面力量的影响。如“国有制至上”政治理念下，国内公司的治理结构多以形式上公司第一大股东代表国有股或法人股“关键人”控制，实际上经营管理者是“内部人”控制。在这种公司治理结构下，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严重扭曲：如国有制下的股权过分集中使公司庞大的资源被大股东所操纵与掠夺，董事会、监事会甚至股东大会形同虚设。这就必然使公司运作上的透明率低、缺乏有效监管和决策上的内幕重重等问题，最终造成公司业绩滑坡和资源流失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曾多次撰文指出，重建现有的中国资本市场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市场化程度及合约安排，关键还在于政治意义上的目标厘定，在于政府如何做好国有企业脱困“圈钱”、股市既得利益者与整个股市投资者利益的协调与整合。这些都是金融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

    总之，金融政治经济学是现代金融理论最近兴起的前沿课题，它通过对依附在证券上的权利产生及运作机理的分析，从新的角度揭示了金融资产定价是如何确定的，金融市场是如何演进与发展的，金融市场秩序是如何形成的等方面的问题，从而也从根本上揭示了投资者在选择设计及运用各类金融产品与金融机构过程中利益关系的冲突与调整，揭示投资者在金融风险防范与金融秩序演变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2002年10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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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节 当前汇率制度的国际论争

    最近，张志超教授指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汇率制度成了国际金融理论中最为关注的论题。因为，在国际学术界看来，尽管导致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各云其是，但亚洲国家在危机前实行的汇率制度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正如尼科拉斯(nicolas)指出的那样，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这些亚洲国家基本上实行的是盯住的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为银行和企业提供了很强的诱因去从事国际借款，同时又提供了负诱因，阻止银行和企业在这一过程中进行对冲活动以避免风险。结果是，这些国家出现了大量的期限错置和货币错置的金融资产，从而使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变得很脆弱。另一方面，日益僵硬的盯住汇率制度，削弱了这些国家的竞争力，抑制了出口增长。而这些因素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积累与爆发。

    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反思，深刻地改变了经济学家对汇率制度的看法。目前盛行的“中间制度消失论”也就在这一背景下兴起。该理论主张，惟一可持久的汇率制度，是自由浮动制或是具有非常强硬承诺机制的固定汇率制（如货币联盟和货币局制度）。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性汇率制度，包括“软”盯住汇率制如可调节的盯住、爬行盯住、幅度（目标）汇率制以及管理浮动，则正在消失或应当消失。因此，未来我们将会看到，各国不是选择完全自由的浮动汇率制，就是选择硬盯住汇率制。而这一理论的政策主张就是自由浮动或硬盯住汇率制要优于软盯住和管理浮动汇率制；对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自由浮动制是更好的选择，而硬盯住制则可留在“非常”情况下使用。根据这一理论，不少有重大影响的国际组织、国际智库和国际著名的学者对未来的国际汇率制度，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汇率制度提出了众多的建议，这就导致了对国际汇率制度的异常热烈的讨论与交锋。可以说，未来国际汇率制度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目前这场讨论的影响。以下我们介绍一些主要观点，然后做一点评论。

    曾做过美国财长的森默斯(summers)主张弹性汇率制，即管理下的浮动汇率制。美国国会的米尔特(melter)委员会，主张汇率应当上下“波动”，而不在乎这种波动是否受到“管理”。也就是说，只要汇率能够上下变动而不是固定不变，管理浮动汇率也可以接受。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特别工作组尽管赞同少数情况下可实行硬盯住汇率，但它主张新兴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实行管理浮动制，并且在其管理浮动汇率的定义中，包括了带爬行幅度的盯住汇率制。此外，从长期看，新兴经济体应考虑实行美元化的可能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起先反对紧密管理下的浮动汇率制，因为在资本高度流动的环境中，汇率制度必须以较大的决心来保卫盯住制，或是汇率根据市场力量经常进行变动的管理浮动。但是，由于各国经济、金融和其他方面条件不同，不可能有一种适合所有国家的最适当的汇率制度，而对某一国家合适的汇率制度，在一段时间后，也可能发生变化。他们指出，盯住制是不是能够持久，和它是不是合乎需要有所不同。虽然盯住制不能长期维持，但在有限的时间内仍然起着作用。对于资本不高度流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它们同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程度不深，某种形式的盯住制、或幅度汇率制、或严格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仍然可行。

    法国和日本联合建议的管理浮动制，则是各国货币可在某一幅度内浮动，这一幅度的中心平价，按一篮子货币定值，其中包括美元、日元和欧元。这与亚洲政策论坛观点基本相似，后者的报告指出，汇率制度的选择，不但要考虑防止大规模的资本内流和货币危机，而且要考虑更好地促进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因此，对资本市场开放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来说应采用管理浮动制，汇率应与竞争力相一致，以贸易加权的货币篮子，而不是以单一货币为基础，按国际通货膨胀差异适当进行调节。该货币篮子应包括美元、日元、欧元，以及各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货币。汇率制度的灵活性，可依各国资本流动的规模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而异，但应足够高，以限制同可持续的竞争力和资源配置不一致的汇率的波动和严重错置。

    而在这次论争中，最有影响的学者有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森(johnson)和斯坦福大学教授麦金农(mckinnon)。麦金农认为，一种好的汇率制度能具有足够的弹性以避免汇率错置，又能使汇率不受单方向投机攻击。在亚洲国家最好是实行共同的一篮子盯住,同时，确定货币波动的幅度。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公开宣布一汇率波动的观察幅度,在这幅度的中心，则是政府估计的均衡汇率，汇率可围绕此上下波动，幅度可公开宣布为5%或10%，或更多。如汇率在此幅度内波动，政府承诺不进行干预。如汇率上下超出了这一幅度，允许政府进行干预把汇率拉回幅度之内（但不一定），但政府不承诺也不必保卫任一特定汇率。而政府对汇率的干预是为了不让投机者进行单方向赌博，避免国际储备流失。同时，在确定的波动幅度内，可按一定速率爬行，以避免出现大规模的汇率错置。麦金农则主张日元对美元在每日或每周的基础上自由浮动，但长期内应有一基准平价，由美国和日本政府承诺予以维持。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短期内自由浮动，但长期内管理浮动。在这一复杂的前提下，东亚国家实行集体的美元平价制度，只有各国对汇率有一个长期的承诺，答应在危机后恢复原来的汇率水平，以使市场形成回归性汇率预期。同时，政府必须设法延长债券市场上本国和外国融资的期限结构，以解决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没有一种汇率制度可能在所有时间、对所有国家都是最优的。而无论一国选择何种汇率制度，其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健全、协调一致和有公信力。较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是未来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有少数国家会实行超级固定汇率制度，但多数国家则会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当然，有学者也指出，世界三大货币的稳定是各国不同汇率制度得以顺利运作的根本前提，未来的国际汇率制度会是世界三大货币中各占一极，而其他国家货币采取多样化汇率安排的这样一种“三极多样”的局面。至于这“三极”和“多样”如何连接与均衡将是未来国际汇率制度的中心问题。还有，汇率制度的安排如何既能避免危机的攻击，又能有利于其他的经济政策目标，是这次国际论争的新课题。为了实现这种均衡，就得在汇率安排上，既要有一定的弹性，又要避免汇率的过分波动，特别是汇率的失衡或错置。可以说，上述两方面的问题会是未来国际汇率制度所关注的焦点。

    （2002年5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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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3节 汇率制度理论的最新进展

    近年来，随着金融危机不断爆发，国际学术界对金融危机起因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尽管众多的研究者所列出的金融危机原因不一，但较有共识的是，在国际资本高度流动的情况下，出现金融危机往往是与其汇率制度缺陷相关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学术界十分关注对汇率制度的研究，并开始从可持续性和危机预防角度重新来研究国际资本高度流动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安排，并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观点。新的汇率制度理论也随之层出不穷。

    首先，麦肯格林(eichengreen)和豪斯曼(hausmann)等人提出了“金融脆弱内生论”。该理论认为，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一国的国内投资不是会出现货币错配，就是会出现期限错配。如无论是一国货币可兑换还是不可兑换，企业借美元可能导致货币错配，或用短期货款来做长期用途而出现期限错配。而这些错配的结果就会使得一国金融变得脆弱。因为，如果企业借外币用于国内业务出现货币错配，如果汇率贬值，则借款的本币成本上升，该企业就容易陷入财务危机。而如果借本币出现期限错配，如果利率上升，其借款成本就会大增。因此，无论是汇率波动还是利率波动都会使该企业陷入财务危机，并由此拖垮银行体系，使金融体系变得十分脆弱。若国际投资者预见金融危机发生，就事先抽逃资金，金融危机也随之触发。不过，货币或期限错配的出现，并非企业或银行不谨慎及缺少远见，而是金融市场不完全性内生而为。

    而该理论的新颖之处，不仅指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为何普遍存在脆弱性之原因，而且指出了对汇率政策的影响。因为，由于金融体系脆弱的内生性，汇率变动会导致资产平衡表效应（即汇率变动使对外借款额变动），并由此影响汇率政策：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不愿意汇率变动，更不愿意贬值，从而使得汇率无法浮动；当本币受投机攻击时，政府既无法用货币贬值来缓解压力，也不能提高利率来保卫本币，结果只能听任金融危机发生；还有，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管采取何种汇率制度，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所导致不利后果都会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只能是没有汇率，或放弃本币而采用某种国际货币，如美元化。

    其次，莱因哈特(reinhart)和卡尔沃(calvo)提出了“汇率浮动恐惧论”。该理论认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它们声称是采取浮动汇率制，但实际上其货币大部分并没有真正地实行浮动。特别是与美国这样的市场体制国家相比，其汇率的变动率更低。而这些浮动汇率的国家为什么汇率变动低，就在于这些国家长期缺少公信力，加上国际储备（名义与实际）利率波动大。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汇率的升值还是贬值都害怕导致不良的后果（如货币升值担心出现荷兰病，即一部门的繁荣而损害其他部门的发展；货币贬值有紧缩效应）。正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对汇率的波动抱有恐惧的态度，因此它们总是会通过汇率市场及利率的变动来减少汇率的波动。因此，对这新兴经济体来说，由于有结构性的不适应浮动汇率的理由，这些国家就得实行完全美元化。

    第三，在目前关于汇率制度的新理论中，“两极汇率制度论”争议最大，最富有挑战性。论理论主张，惟一可持续的汇率制度是自由浮动制或具有非常强硬承诺机制的固定汇率制（如货币局制度），而介于两者之间中间性汇率制度（如可调节的盯住汇率制、管理浮动制等）则正在消失或应当消失。因此，未来我们将会看到的汇率制度不是完全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就是完全的固定汇率制。

    该理论的首倡者为麦肯格林。他认为在盯住汇率的情况下，银行与企业都可能低估货币下跌或崩溃的风险，因而会过分持有未对冲的外币债务。结果当贬值发生时，其本币收入不足以偿还这些债务，因此导致企业或银行破产，并对经济带来破坏性影响。所以，在资本高度流动的情况下，只有两种可选择的汇率制度。也有一种解释认为，当一些国家采取盯住汇率制并发现有问题时，往往由于政治原因而必须等待很长时间才能调整汇率，或改变其汇率制度，但这时已经太晚，损失已经造成。因此，实行“中间的汇率制度”可能代价太大。

    弗兰克尔(frankel)和施穆克勒(schmukler)等人则从另一角度解释其理论合理性。他们认为，当政府宣布实行某种汇率制度时，要使这一宣布具有公信力，就必须使这种制度简单而又透明，公众能够从自己所观察的资料中确证政府所宣布的汇率制度正是在实行中的制度。这既体现了政策的透明性，也具有公信力，并易于确立国际投资者的信心。而完全的盯住汇率制或完全的自由浮动制，对公众来说既比较简单也容易自己进行核查。因此，各国最终会选择这些可核查的汇率制度，而放弃中间汇率制度。

    面对19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一国怎样退出现行汇率制度也已成为当前国际汇率制度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爱德沃(edintermediateregime)。该理论主张，惟一可持久的汇率制度或是自由浮动制，或是具有强硬承诺机制的固定汇率制(如货币联盟、货币局制度或完全的美元化)。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性汇率制度，包括“软”盯住汇率制如可调节的盯住、爬行盯住、幅度(目标)汇率制以及管理浮动制等目前正在消失或即将消失。因此，未来各国将不是选择完全自由的浮动汇率制，就是选择“硬”盯住汇率制。

    “中间制度消失论”主要的理论根据是三元悖论、过度积累的未对冲外币债务和政治上的困难、可核验论等。因为，按照克鲁格曼的汇率制度的三元悖论，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政府不可能同时获得汇率稳定、货币独立和金融市场一体化这3个目标，而必须放弃其中的一个。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汇率政策只能在约束条件边界交点上找到最优解。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国际金融专家麦肯格林则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了“中间制度消失论”的理论根据。他认为，在盯住汇率的情况下，银行和企业者都会低估货币下跌或崩溃的风险，因而会过分持有未对冲的外币债务。结果当贬值发生时，其本币收入不足以偿还这些债务，从而导致银行或企业破产，并对经济带来破坏性影响。因此，在资本高度流动的情况下，只有两种可行的汇率政策选择，一种是把汇率固定并锁住它，一种是让汇率自由浮动，因为这样可使银行和企业有动机去对冲外汇风险。

    还有人认为，当一些国家采取盯住汇率制并发现有问题之后，由于政治方面的影响，体系汇率制度的调整都必须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有时汇率制度调整可以进行了，但是机会尽失，实际损失早已造成。因此，采用“中间汇率制度”，其代价可能十分巨大的。

    弗兰克(franke)等人则建构了“可核验性”(verifiability)理论来作为“中间制度消失论”的理论基础。该理论认为，当政府宣布实行某种汇率制度时，要使其宣布具有公信力，就必须使所宣布的汇率制度简单而又透明，从而使公众能够简单地认为在检查出政府实际所实行的汇率制度就是其所宣布要实行的制度。而这种汇率政策的透明性，也是建立公信力的工具。有了公信力，国际投资者才会有信心。而自由浮动制，或是具有强硬承诺机制的固定汇率制，对公众来说才是比较简单的，并比较容易自己进行核查。所以，各国会最终选择这些可简单检查的汇率制度，而放弃不可检验的中间汇率制度。

    当然，对于上述的解释，学界对它的质疑也异常激烈。首先，用三元悖论来解释，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为什么只是放弃一个目标，而不放弃其中的两个目标呢？或者一个各放弃一半，从而有一半的汇率稳定性，同时有一半的货币独立性。也有人认为，在完全资本流动的条件下，一国可采用中等波幅的目标区汇率制。再比如，一国也可以采用这样一种管理浮动制，对其货币需求的变动，政府可用外汇市场干预来吸收其中的一半，另一半则可让它反映在汇率中。而在盯住汇率的情况下，银行和企业会过分持有未对冲的外币债务，盯住汇率制又使得它们缺乏动机去对冲外汇风险。但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东亚国家的银行和企业不关注外汇风险。至于汇率调整的政治困难，这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存在。但其理由并不充足,因此，上述“中间制度消失论”解释并不能使人完全信服。

    对“可核验性”理论，尽管受到各国政府部门的青睐，但是，在实践中，此假说遇到许多困难。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显示在国际资本日益流动的条件下，用盯住汇率作为名义驻锚，易遭受投机攻击而趋于崩溃。在学理上，此假说着重于用汇率盯住来抑制通货膨胀预期。但事实上，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有多种原因，并且这种预期常常会发生任意的变动。这反过来又会影响汇率盯住，乃至使盯住汇率制崩溃。还有，国际投资者对某国货币的信心，并非只来源于他们可清楚地了解该货币正实行自由浮动，其他一系列的条件，包括该国基本经济面的情形。而汇率是否自由浮动，充其量不过是其中一个因素。因此，“可核验论”的解释看来有失偏颇。

    还有，从新近的经验证据来看，“中间制度消失论”也无法获得多少支持。若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截至1999年9月20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5个成员国中，有51个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归类为实行独立浮动，45个实行硬盯住(货币局或货币联盟，包括非洲法郎区的14国)。而其余的89个国家实行不同形式的中间制度，其中30个国家实行传统的单一货币盯住。在实行硬盯住的国家中，大部分在过去10年中曾调整过货币汇率。而在独立浮动的国家中，大部分都对外汇市场经常进行干预。这些数据表明，各国目前并未像“中间制度消失论”所预言的那样，汇率制度迅速移向两端。更重要的是，汇率选择并不是一次性的。历史上，各国经常自愿或非自愿地改换其汇率制度。例如，当一国处于高通货膨胀时，可能采用固定汇率制，但等通货膨胀下降以后，由于对外竞争力的下跌，便可能放弃这一制度。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缺乏发育良好的金融市场和机构，实行自由浮动并不可行，故其汇率制度转换，实际常是变动于不同的中间制度之间。

    由此可见，目前还不可能找到一种汇率制度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最好的模式，任何一种汇率制度只在一定时间内对某些国家适用。而最优汇率制度取决于特定国家的情况和时间，甚至对某一国家来说，也可能没有一种汇率制度在所有时间上都是最优的。这也就说明了对于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如何选择，应该与时俱进，并在此时此地根据现实情况做好选择与安排（本文参考了英国张志超教授的大作，在此表示感谢）。

    （2003年2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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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4节 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大变革

    一家企业能否成功，企业内部激励约束机制最为重要，其约束与激励机制不合理，企业内的各种要素就无法有效地整合，企业的竞争力也就无法形成。而这种激励与约束机制就是企业的治理结构。2000年以前，美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增长10年的好成绩。尽管从2001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了放缓，甚至出现衰退的迹象，但是美国公司治理结构调整与变化却为前10年美国经济所取得的佳绩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随着近期整个美国经济形势的变化，美国公司正在进入新的不稳定时期或美国公司的治理结构又开始出现了一场静悄悄的大变革。

    据悉，2000年的《纽约时报》就美国公司当时所处的境况写道，目前没有一家公司看起来不是处在动荡不安中。网络公司纷纷申请破产，不少中型公司由于缺乏竞争力纷纷要将自己出售，公司的收购与重组发生频繁，英特尔和家庭用品公司等新旧经济的巨头公司由于经营业绩不佳导致公司的股票价格大幅度下跌。同时华尔街日报也指出，2000年以来美国2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中已有38家公司的总裁因公司经营业绩不佳或未达标而被撤换，其中包括吉列、朗讯、施乐和宝洁等公司的总裁。而1999年全年美国仅有23家大公司的总裁被撤换。可以说，尽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政府对经济管制的放松、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信息传播加快等等。但是，毫无疑问，公司治理结构的转变是最根本的原因。目前美国的公司正在进行着一场静悄悄的公司治理结构大变革。可以说，尽管这场革命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在1992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美国几家最著名大公司的董事会先后解雇了6名声名显赫的超级总裁。美国国际商用机器、通用汽车公司、捷达、西屋公司、康柏电脑等公司6位巨星级总裁被炒鱿鱼，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是，近年来现代公司治理结构革命性变革的步子开始加快，而且这种变革对未来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与影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深远。

    人们都知道，在传统业主式企业向现代公司制度转变后，由于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由于职业的经理人取代业主控制企业的经营，“代理问题”也随之而生。面对具有道德风险、卸责、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代理人来说，如何在公司内建立一套制度，既确保委托人的权益不被侵害和滥用，又能激励代理人在追求自己目标的同时实现委托人的目标，这就是现代公司的治理结构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组规范与法人财产相关各方的责、权、利的制度安排。它要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是：在给定产出是集体努力的结果和个人贡献难以度量的情况下，如何促使公司的所有参与人努力提高公司的产出；在给定企业能力不可观察的情况下，什么样的机制能保证最具有企业家能力的人来当公司的主管。更通俗地说，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公司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决定公司为谁服务，由谁控制，风险和利益在投资人、管理层、员工和相关利益群体之间如何分担，以及公司管理如何构架、如何决策。

    对公司管理层的选择、激励与监控是一个在市场环境中的组织行为。不过，这一行为实施何以达成，可以通过组织内部(以德日为主的公司)与外部市场(以英美为主的公司)来完成。在美国，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运作一般是通过外部市场机制来实现的。即公司的股东是高度分散的，而且依托着一个庞大的资本市场。持股人更关心的是股票的涨落，对公司的重大问题的参与方式主要是通过股票买卖来表现，即“用脚投票”。市场上股票价格的变动间接地形成了对公司管理者的约束。由于股票分散的持有者很难行使法律赋予的监督权而对公司进行有效的监督，股市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只能做事后的被动反应。但是随着美国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人寿保险、共同基金及大学基金等)崛起与壮大，股东对公司的监督作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的机构投资者在股市的控股比例开始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初，机构投资者控制了美国大中型公司40%的普通股，拥有较大型公司的40%的中长期债权。20家最大的养老基金持有上市公司约10%的普通股。而到20世纪90年代末机构投资者在股市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48%。随着机构投资者在股市中的控制比例持续上升，它也随之成为左右资本市场的关键力量。由于控股比例高，机构投资者不可能用传统的抛售股票即“用脚投票的方式”来保护其资本的价值，因为，在他们持有的大量股份的情况下，如果要抛售手中的股票，必然会引起股价大跌而冲击整个公司的运行状况。为了维持所持有的股票价格，机构投资人转而采取积极干预的办法，向公司董事会施加压力，迫使董事会对经营不善的公司，用更换总裁的办法，彻底改变公司的根本战略和关键人事，以确保机构投资者的利益不受到侵害。

    最近美国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由于机构投资者近年来的积极参与，董事会以往对总裁的无法控制失衡的局面开始有所改变，即出现了对公司管理层“硬约束”的趋势。在被调查的1188家公司中，在1992年以来，有25%的公司出现了总裁被董事会要求强制性离职的现象。据该调查估计，美国总裁的平均任职周期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10年降到了目前的7年，预计2001年以后还会继续下降。2000年6月刚刚被解职的美国宝洁公司总裁，在位时间仅17个月。这些超级总裁的频频被炒，用美国公司治理结构权威、沃顿商学院教授麦克·尤西姆(michaeluseem)教授的话来说，标志着美国的公司制度已经从经理人员事实上执掌全权的“经理人资本主义”转变成了投资人对经理人实行有效制约的“投资人资本主义”。也就是说，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正在发生着一场巨大的变革。

    面对这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巨大变革，这对传统的公司制度安排来说一定会面对着许多从所未见的挑战，而且这种变革对未来股票的冲击与影响也不可低估。例如，董事会的权责如何重新界定？公司董事长与总裁的人事安排是分立还是重合(至今为止，美国几乎75%的企业总裁和董事长是由同一个人担当)？相对公司的管理层来说，机构投资者对公司“干预”的权限有多少？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保障投资者的权益？机构投资者对公司“干预”的正负面影响如何？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参与会改变以往那种“股票价格的波动会改变与公司的赢利水平无关联的”局面吗？机构投资者直接地参与公司的决策是否会好于它采用传统的通过市场股票大规模的流动“用脚投票”方式？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既需要理论上的解释，更需要实践上的探索与创新。不过，无论如何，现代公司治理结构静静的大变革正在冲击着未来的经济生活，世人应该密切地注意其态势的变化与发展。

    在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已经是中国经济改革、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最为首要的任务。例如，国有企业改革为什么总是摆脱不了原有的困境？为什么中国股市问题重重，上市公司质量越来越低下？为什么市场经济秩序总是无法确立？这些问题都与公司的治理结构不够完善有关。特别是对上市公司来说，尽管这些公司有现代企业之形，但没有现代公司之实，根本问题就在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够完善。因此，政府早已明确地表示，如何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已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建立证券市场秩序、关系中国股市能否发展最为重要的一环了。

    但是，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是否是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后尘亦步亦趋呢？还是顺应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发展趋势跳跃式地发展呢？看来这是21世纪中国企业治理结构制度安排确立所要面临的一个大的选择。当然，任何一种外来企业制度要想完全移植到中国是不可能的，它都必须与中国企业具体的约束条件相整合。不过，面对中国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中国的企业是否也听到了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大变革的脚步声呢？2001年新浪管理层的变动好像已经听到其脚步声了！

    （2001年12月）

    改善国内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近年来，中国股市问题重重已是不争之事实。而这些问题人们多会归结于上市公司质量不高、治理结构有缺陷。比如有人认为上市公司造假欺诈、股市幕后操纵、庄家恶性炒作、大股东操纵、内部人控制等等违法乱纪现象都是由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之结果。既然中国股市种种问题是由于上市公司质量低劣、治理结构缺陷使然，那么，如何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也成了中国证券市场能否健康发展的题中之意。2001年，中国证监会连续两次召开了有关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会议。并在该年5月举行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研讨会”之后，推出实施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随后中国证监会又公布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征求意见稿）并实施之。由此，国内有媒体称“治理上市公司迎来迟到的及时雨”，改善国内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也成了中国证券改革的重中之重。

    自然，上市公司的质量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而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完全是依靠公司治理结构的改进。但是，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并非仅中国证券市场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难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捷克的证券市场“挖空”现象盛行，从而使布拉格资本市场很快枯竭。在亚洲，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公司治理问题也成了各界人士十分关注的话题，而且各国政府也正在采取具体措施加以应对。如香港金管局已把促进公司治理作为2002年的主要目标；2000年，泰国出台“公司治理条例”以供上市公司遵守。韩国也正在着手成立一家合资协会为机构投资者收集上市公司治理条例信息。在美国，公司的治理结构出现了一场静悄悄的大变革。即由执掌全权的“经理人资本主义”转变成了投资人对经理人实行有效制约的“投资人资本主义”。而对上市公司治理之理论研究更是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层出不穷，一直是现代经济研究的最热门话题，可见，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是证券市场一个永恒的主题。

    其实，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是指在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由于职业经理人取代业主控制企业的经营，如何解决所存在的“代理问题”，即如何在公司内建立一套制度，既确保委托人的权益不被侵害和滥用，又能激励代理人在追求自己目标的同时实现委托人的目标。从现有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公司治理结构大致有传统的“股权至上”模式、“劳动至上”模式、“共同治理”模式、“经理协调”模式等。这些模式所依据的体制背景不同，法律和经济权利的分配也不同，从而导致具体的制度安排有很大差异。而公司治理模式的差异性不仅表现了公司治理模式的多元化，也表明其动态发展变化。因此，不同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果要与特定的企业资源和环境相适应。如果上市公司通过恰当的治理结构设计，充分发挥了企业的特殊资源，那么就可以走上报酬递增的成长之路。反之亦反是。不过，公司治理结构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来实施，其前提条件是产权界定清楚、合约有效实施、个人财产不被强势者掠夺。

    在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是人所皆知的事实，而且这种不完善所带来的风险与日俱增。股权过分集中带来公司庞大的资源被个别集体所利用与掠夺，董事会、监事会甚至股东大会形同虚设已是普遍现象。不论是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还是民营上市公司，都存在被某既得利益集团或个人所操纵而出现运作上的透明率低、缺乏有效监管和决策上的内幕重重等问题，最终造成上市公司业绩的滑坡和资源的流失等。历来所披露的一系列的上市公司恶性违法乱纪事件，如琼民源、红光实业、大庆联谊、郑百文、银广厦及三九医药等等，都无不是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缺陷所导致的结果。所以，怎么强调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重要性都不会过分。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根源在哪里？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所需要的制度环境或条件具备了吗？可以说，中国股市制度缺陷根本是国有股市所致。在国有股市中，股市的资源完全为国有所垄断。而资源的垄断性就会为设租、寻租、创造条件。或者说，资源的垄断性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因为，在国有股市中，产权结构十分不合理，无论是国有股一股独大还是家族股一股独大都是中国证券市场股本结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而且，不同行业之间国有股所占比重全线高企不少。而且根据上市公司治理理论，外部股东持股比例越小，公司越有动力改善治理机制，但是这是以内部股东股权私人占有为前提的。在中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则是以国有产权为背景的。

    在国有产权的条件下，由于产权界定不清，产权运作的成本与收益无法归结到其产权运作的个人身上。而国有产权仅作为一个集合名词，它都必须转化到具体的个人身上。因此，那些靠近国有资产，具有权势的人物就必然会把股市运作的收益归为自己所有，而把股市运作的成本归之社会来承担。由于其市场基本上为公权力所操纵，没有公权力的人，要从其市场中获得收益是微乎其微的。而掌握或靠近股市公权力的人，或金钱收买公权力的人，他们用公权力操纵股市，为己谋取利益，从已经披露出来的大案要案来看，哪一个不是与权势者有关？这也是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用手中掌握上市公司控制权，任意侵害上市公司的利益，掠夺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根本原因。还有股东结构的不合理，产权界定不清，自然会导致董事会形同虚设，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这不仅使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时有被套剥夺，而且使得国有股权的利益被侵蚀，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与其业绩不相关，从而使上市公司业绩一路走低。

    当然，股市的公权力并非完全没有约束，种种规章制度、各种监管机构比比皆是。但是，一则监管成本的存在，监管者对股市的监管并非无所不能；二则政府监管机构仅是一种集合名词，它都得具化在具体的个人身上，如果对监管者的约束不力，他们同样可以与被监管者合谋掠夺社会财富。怪不得民间有流传，以往的中介监管者是中国股市最大的“黑庄”；三是中国股市的违法乱纪行为为什么会越来越猖獗、一个案件比一个案件大、其作案手法越来越无不用其极？最关键的是在于现行的制度安排，处罚的成本远远低于其违法乱纪行为所获得的收益，甚至可以说，股市违规是获得暴利的最大途径。因为，由于监督成本过高，合谋违规的行为查不胜查，除非特别恶劣之外，中国的哪一家上市公司、哪一家中介机构没有劣史，但受到处罚又有几家。况且，即使被查出要受到处罚，多是九牛不拔一毛。甚至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正如有人所言，在中国股市罪与罚的天平上，一面坐庄投机、造假欺诈日进万贯，目前连对付它的一张像样的法网都没有。另一面是如巴掌蚊子一样的罚，或称另一种方式的鼓掌。也就是说，现行的证券制度安排对违法者不仅不具有威慑力，反之，还有恣意人们违规犯法之嫌。这些就是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缺陷之根源。

    面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种种缺陷，创立新的制度安排，优化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也就十分重要了。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改变以往以国有企业为上市公司主体的格局，公司上市为国有企业改革解困之目的，而是要在没有所有制歧视的条件下，证券市场成为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场所。这样才能明晰产权，优化股权结构。

    其次要对现行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进行制度创新。如实行股东大会的累积投票制，即每一名股东所持有的选票数等于他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待选股东的名额数。股东可以将其所有选票都投给一名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将选票分别投票给多名候选人。这样可以增加中小投资者在上市公司中的话语权，以便让中小投资者通过自己的选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建立多层次的信息披露机制。如上市公司要按照相关的法律及条例及时、完整、准确地披露公司信息，并建立相关的机制能够对这些信息披露进行有效监督。还有股东大会公开日机制、独立董事制度、上市公司内部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等都是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方方面面。

    总之，未来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在于提升上市公司之质量，而上市公司的质量又在于完善与优化公司的治理结构，在于确立一系列新制度安排。如果这些制度环境不完善，要形成上市公司有效的治理结构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目前要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所在。

    （2002年3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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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5节 如何建立多元化的公司治理体系

    近年来，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一直是国内理论界与管理层最为关注的问题。特别对上市公司来说，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上市公司质量好坏的基础。但是，什么是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它的机制、运作模式如何？国外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整齐划一的吗？在中国现行的约束条件下，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公司治理结构？在中国，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面临哪些困难与问题？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很好回答的。其实，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是世界普遍存在、人们一直在探讨及尝试解决的问题。因为，有效的公司治理机构不只在于公司的经理如何实现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且还在于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采取怎么样的公司治理模式，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如何来协调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关系等等更为复杂的问题。在此，我们先从一个故事开始引申美国主流的公司治理模式。

    1990年，通用汽车公司的两个最大的机构投资者股东，因为对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份额减少、利润下降及公司业绩欠佳不满，试图借总裁退休，在继任者的选择问题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他们的要求遭到公司管理层的断然拒绝。公司管理层的反对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这两个最大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的份额都不超过1%。这就是公司所有权分散、公司经理主导的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特点。

    那么，这样一种公司治理模式是如何成为美国大公司的主流模式的。在以往，人们一般会把它理解为市场经济自然演化的结果，看做公司适应规模经济与投资者分散的一种方式。早在20世纪30年代伯利和米恩斯的经典名著《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就指出，由于规模经济使大公司成为可能，而大公司所需要的巨额资本只能通过股份出售给许多外部投资者才能获得，而股权的分散化使得决策权从股东转向职业经理。已有的经验表现，这种公司治理机制是利弊互现的，即公司管理的职业经理化与代理成本的存在,以后设计的种种公司治理机制就是为了减少公司代理成本，如代理权竞争、敌意收购、有激励作用的补偿计划，以及最近出现的由机构投资者派出的积极独立董事，从而也就形成了以职业经理主导、股权分散化的公司治理模式。

    但是，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表明，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无法完整解释美国公司是如何演进到目前模式的。因为除了那些要求产生大公司和分散化投资的因素之外，以影响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法律和管制为表现形成的政治，在分拆所有权方面起关键作用。19世纪中叶以来，无论是美国联邦法律还是州法律，都在限制大的美国金融机构的增长和经营，银行不能跨州设立分支机构，因此没有足够的规模和信息网络为19世纪末出现的大公司提供它们所需要的巨额资本。银行的金融产品和资产组合同样受到限制，如不能从事证券业务及购买股票；保险公司在大部分时间里也不能购买股票；共同基金的资产组合也要分散化，进入公司董事会也会遇到法律障碍；退休基金的情况也是如此。而这种限制又影响股票和债券的持有方式，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也就是说，金融机构大量持有一家的股票或积极地参与公司的治理，即使不是非法也是成本高昂的。

    但是，限制金融机构经营规模和范围的法律的产生，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经济上不可避免的。这些法律在保护公众利益的后面，存在着意识形态上对私人权力集聚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及既得利益集团对国会的游说。可以说，美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演进并非仅是公司对规模经济的要求和分散化投资的结果，而且还是政治法律制度安排的使然。即使政治法律制度安排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起到了不小的作用，那么这些影响公司治理结构的政治力量是否也影响了公司的效率和资产价值？这种影响是正向方面还是负向方式的呢？如果是负向的，那么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否有另外一种选择呢？或者说，按照市场法则，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就一定优越于另一种公司治理结构吗？

    从现实的情况来说，每个国家都发展了一种相对同一的公司治理结构。在日本，主办银行不仅贷款给大公司而且持有该公司5%的股票，其他银行也持股5%。在德国，少数银行和保险公司成为许多公司的大股东，有的是直接持有，有的通过替个人投资者保管而持有。可见，尽管美国大多数公司的所有权结构是分散的，但大多数日本大公司和许多欧洲公司的所有权则是集中的。而这些不同公司治理结构也并非是一无是处的。

    在美国，当大型公司组织结构不再有效时，公司家就会设立与旧公司竞争的新公司，而这些新公司可以通过证券市场迅速地筹集它们得以发展的资金。通过与大公司的竞争，新的公司最后或提高了大公司的效率，或是取代了它们。甚至美国的公司家可以利用风险资本融资和有活力的证券市场迅速建立全新的结构。

    相反，在日本和德国那种集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处于核心地位的投资者似乎不太愿意向新公司投资，这或是他们看不到创新带来的好处，或是因为新公司将与它们自己的大公司客户竞争；另一方面，国外的以银行为中心的制度安排会对已成立的公司做出更有力的承诺，帮助他们在现有技术下稳定地取得进步。而且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也有利于降低外部投资者面临的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使这些公司在困难时期实现投资计划。

    也就是说，在公司运作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在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其优劣各有千秋，并不存在一种公司治理结构优于另一种公司治理结构。这也就表明一国要选择哪一种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并不是固定的，而是要根据该国的制度环境及约束条件在竞争中选择适应于该国或该地区的模式。这也就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并非个人主观想像的结果，而是在公司治理模式多元化的竞争中做选择。

    在此，我们先假设a和b两个行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分别被平均地分为美国公司的分散所有权模式和日本、德国式的集中所有权模式。行业a是一个高科技、高增长的行业，有很多投资机会，对新增资本需求很大；相反，行业b是一个技术水平较低、增长缓慢的行业，投资需求很少，资本过剩。

    在a行业，内部管理者会先明显地认识某项技术的价值，但这些信息很难传送到外部投资者那里。在这种情况下，后者是不会对此项目投资的。a行业另外50%的公司管理者，会私下与能够理解所需改变的大股东交谈。这时所有权集中的公司因为反应较快而获得竞争优势。不过，那些股权分散化的公司会在产品竞争的市场中被迫赶上来。如果该行业的公司都没有大股东，那么所有公司的管理者可能都不大愿意对该项目进行投资。在b行业，很可能是那些所有权集中的公司反应最慢。内部人通常不愿承认这一产业的需求已经饱和而必须缩减已经过时的设备。但对所有权分散的公司来说会先采取行动。在公司股价下跌后，或是内部人进行内部改革，或是外部人发动敌意收购。随后，一旦整个行业认识缩减规模，公司的股价会升高，大股东的公司也会加速其公司的改革。上述的讨论可以看到，公司治理结构的多元化有利于市场竞争，有利于加快公司的改革与调整。

    目前，国内管理层与学界一直在倡导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但是，这种治理机制主流模式是什么？人们对此认识不足，至多也只是认为美国式的公司治理机制最为有效。正如上面已讨论过的那样，尽管在某个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有一定的同一性，但其模式并非是惟一的，而且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优势与不足是互现的。因此，建立多元化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各种公司治理模式实现互动的重要一步。因为，对所有的公司来说，没有哪种治理模式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明显优势，只有允许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相互竞争才能让公司进行适合自己模式的选择。

    在中国，由于受制度路径依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影响，由于受政治意识形态的约束，国内公司的治理结构多以形式上公司第一大股东代表国有股或法人股“关键人”控制，实际上是经营管理者“内部人”控制。在这种公司治理结构下，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严重扭曲。例如国有制下的股权过分集中使得公司庞大的资源被大股东所操纵与掠夺，董事会、监事会甚至股东大会形同虚设。这就必然使得公司运作上的透明率低、缺乏有效监管和决策上的内幕重重等问题，最终造成公司业绩的滑坡和资源的流失等。

    面对公司治理结构缺陷所导致的结果，政府管理层一直在倡导如何建立美国那种以职业经理为主导、股权分散化的治理模式。当然，提倡这种模式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国内有其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吗？这可能与之相去很远。面对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国内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体系，并非要把其两端发挥到极致，而是要设立新制度安排，让更多的中间状态下的不同治理模式形成并促使它们进行有效竞争。在多元化的治理模式的竞争中，才能寻找出一条中国公司治理机制的发展之路。

    （2002年5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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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6节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21世纪发展之难题

    从现代公司产生以来，如何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情况下，既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又有利于激励企业经理努力工作一直是现代公司制度无法破解的难题。特别是到了20世纪最后20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随着各种金融工具的推陈出新、随着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上市公司或控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通过种种正当及非法的手段侵蚀中小投资者利益已是司空见惯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谢莱夫及其研究小组很形象地把这一类行为描述为“隧道行为”（tunneling）。也就是说，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总是会通过种种手段挖掘见不得阳光的地下隧道，挖走中小股东手中的财富。如何减少这类“隧道行为”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就成了现代公司治理的最大问题。

    “隧道行为”最初是用于1992～1996年捷克国企股份私人化过程中大股东将上市公司掏空的现象。在捷克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捷克的每个公民在支付了一定的登记费后，都可获得1000个“投资点”投资券，可以直接投标前国有企业或购买投资基金。投资基金大约吸收了70%的投资券，并成为证券私人化公司中最大的私有股权代表。正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证券私人化公司的经理和投资基金的经理沆瀣一气，通过种种安排将公司的利润或资产转移从而肆无忌惮地攫取中小投资者的财富。在捷克，1996年这种“隧道行为”开始出现，并很快地蔓延开来，到1997年已经发展到极致了。如1997年3月，大约75000名股民在trend和cs两个投资基金中就损失了7900万美元。到1997年4月，估计共有大约75万捷克人由于“隧道行为”而在投资基金中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而基金管理人却因此大发横财。例如，在第一轮证券私人化中列位第三的哈佛基金创始人维克托·科泽尼(viktorkozeny)，其个人资产从证券私人化开始的15万美元仅4年就达到2亿美元。正是这种严重损害广大投资者利益的“隧道行为”，极大地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信心，造成了捷克证券市场的严重萎缩（捷克证券市场股票总市值1997年比1996年下降了30%），阻塞了企业到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通道，而且导致了政治上的动荡及1998年克劳斯政府的下台。

    这种“隧道行为”并非转轨经济国家捷克的一个特例，反之，它是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谢莱夫指出，“隧道行为”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市场，而且存在于欧美发达的证券市场。在中国，上市公司的怪行为之所以层出不穷，都可能与大股东如何从中小股东身上攫取财富有关。最近美国发生的“安然事件”也表明，即使是资本市场监管最为严厉、信息披露最为完全的市场，也可能出现少数利益群体利用“隧道行为”来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在美国，“安然事件”所造成的影响使得美国国内外投资者对其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信心大为丧失、股价下降、美元转弱。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今年头两个月，外国投资者在华尔街对股票及债券的投资仅267亿美元，仅为去年同期1000多亿美元的1/4。根据美林的调查，世界300多家金融机构的经营者中有2/3的人认为华尔街是世界五大股市中最为高估的股市，其巨大风险人们却不可不注意。最近，由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心尽失，华尔街危机四起，股价更是跌得惨重。而这类“隧道行为”原因就在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缺失与不足。由此，在“安然事件”之后，完善公司治理很快就成了国际上最为关注的话题。

    因为，要重建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就得重新审视现在的公司治理机构的缺失，就得从会计审计管治、上市公司运作的透明性、利益冲突的防范性等方面来塑造稳健的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运作机制，使得上市公司的个别行为能够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社会公益，使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得到保证。美国耶鲁大学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滕(jeffreygartten)最近撰文指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也使得“公司治理”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概念，“公司治理”需要世界各国的政府、企业共同参与建造。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展开，各国经济的进一步融合，确立“公司治理”国际化标准也势在必行。因为在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条件下，一国资本市场的股票可能为许多外国公司所持有，如果一国对本国的上市公司进行清理整顿，而不对外国的公司进行治理，那么这些外国公司就会利用本国金融制度缺陷而伤害了他国的投资者。因此，对全球“公司治理”的关注与研究，就是要探讨在不同制度之间，如何建立一套全球性的治理机制，管治和协调国际资金的流通与分配。

    这也表明，公司治理的好坏不仅关系一家企业的未来发展，也关系该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实力，关系该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如果一个国家的公司在融入国际经济中而不能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它不仅可能被排斥在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之外，而且会使该国的经济变得更脆弱。这种脆弱性会使一个国家在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取得的成就部分地得而复失。还有，公司治理机制的好坏决定了一个国家有多大的能力获得资金和资源、创造就业机会、分散财富及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等，从而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比如，中国经济要想在世界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就得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就得有能力在国际资本市场获得自己所需要的资金。这样才可能在中国建立世界一流水平的国际公司。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公司治理将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难题。

    目前，世界各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一直在把股权十分分散、企业经理主导的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看做现代企业治理的楷模，但是最近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美国上市公司肮脏的财务审计问题纷纷暴露出来，安然、安达信、网络股、电讯股丑闻频频曝光，即使通用电气和ibm等大牌蓝筹股也存在类似问题。股东欺诈、董事会玩忽职守、特殊利益集团等现象似乎说明，美国式的公司治理模式同样漏洞百出。这也就表明，美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模式尽管有其不少他国不可替代的优势，但是它同样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与不足，特别是在不同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其显示的缺陷与不足更是不可避免。

    在美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出台了一系列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措施。如规定新的公司治理准则核心就是增进公司管理层个人的责任和诚信，就是要通过管理层个人责任约束促使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详细规定了上市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应该简明扼要，以便投资者能明了所需要的细节信息，而不是如安然公司那样利用文字游戏把重要交易信息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脚注中而把重要信息掩蔽起来分散投资者的注意力；通过强化总裁个人责任追究来改善信息披露质量，新规定要求总裁在该公司所有的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备案的信息披露材料上签字，并对注册申请书中的虚假陈述和遗漏负有个人责任；增加了及时公告上市公司管理层各项交易，包括管理层与公司关联交易的义务，要求管理层的问责和管理层个人交易透明化；新规定要求公司必须于一个重大行为发生后5日或15日内发布公告披露信息，其中包括职工福利计划、企业核心管理者离职、违约及其他能起直接负债或造成负债快速增加的事件、某些企业道德准则、管理层和董事会成员的行为规范法规等。根据上述新规定，美国证券委员会要求纽约交易所和纳斯达克配合其改革措施推行，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在上市前达到其所规定的公司治理结构标准。可以说，为了重建美国证券市场，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是美国证券市场最为繁重的任务。

    在美国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大力改革的同时，世界各国也纷纷对本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出台了不少政策与法规。因为，各国公司治理结构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其公司治理模式也不会一样。正如欧洲公司治理研究所的德国经济学家、企业家马科·比奇特(marcobecht)所指出的那样，世界范围内多种形式的公司治理模式层出不穷，就像不能指望所有国家都接受美国宪法一样，公司治理模式也应该多种多样。即使是同为英美法系的英国和美国，其公司治理改革也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

    最近一期美国《商业周刊》指出，在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欧洲与亚洲国家公司治理机制的问题也在不断暴露出来。如瑞士联合银行和苏黎世金融服务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滥用职权、漠视股东权益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在德国，随着一系列公司的破产，特别是传媒帝国基尔希集团的倒闭，德国式的过时公司治理理念已经摇摇欲坠。在亚洲，麦肯锡公司在2001年4月份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在这项研究报告中，麦肯锡公司询问一些基金组织及机构投资者把资金投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最大障碍是什么？结果大约80%的有效回答选择了“不良的公司治理机构”。这些都说明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各国改革最为艰巨的任务。

    面对着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与困难，世界各国也正在有针对性地修改一些法律法规，如德国的上市公司以前只公布年报，而且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很少变动。但是2月份德国政府颁布的新法律表明，要求公布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收入和披露董事会成员内部交易的相关信息等。在日本，法务省立法要求，在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在韩国，政府要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至少半数必须是独立董事，要求持流通股超过001％的个人或机构在股价异动时接受质询。无论是在香港特区还是在中国内地，早已把建立与完善有效的公司治理机构放在主要的议事日程。

    总之，中小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主体，其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效保护，决定着证券市场能否有效健康发展，决定着一国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增长，而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法宝。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也是创造就业机会、有效资源分配、分散财富和融入国际社会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因此如何改革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将成为21世纪各国未来经济发展最艰巨与困难的任务。

    （2002年6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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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7节 寻找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新模式

    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随着近来一系列公司丑闻披露出来，公司治理危机早已为人们关注。传统的那种公司股权分散、由职业经理人主导公司治理模式是否适应中国也是该重新考虑的时候了。从安然世通事件来看，美国这种模式不仅同样存在问题，而且是否适应中国国情也是国人应该面对的问题了。本人试图对现代企业提出一个新的理解，然后从中引申出一种适应于中国公司治理的结构模式。

    一般来说，现代企业是一组合约的联结。既然是一组合约联结，那么企业并非仅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而是由雇员、投资者、供应商、经销商、消费者、公司经理以及其他的相关利益者组成的集合。因此，企业也可以看做一种利益相关者的谈判协调机制，企业的目标可以看做类似于参加者之间的合约条款，按照那些条款，他们将一起去应付所面对的环境。同时，相应的环境与条件是在不断变化的，企业的利益格局也会不断地改变，他们之间冲突也会随之而生。为了减少这样的冲突，就需要通过不同形式的反复谈判来调整与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这样,企业也就可以看做一种谈判机制了。如果企业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种谈判机制，那么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任何谈判结果都将决定企业所有权的分配，而这种所有权的分配结果具体的表现就是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企业的所有权分配不同，其治理结构模式就相异。

    还有，在任何企业中，企业的相关利益者都是具体的、实在的，他们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活习惯及不同的思维方式，因此，利益相关者的谈判方式也是各不相同的。比如，从作为利益相关者之一的消费者参与利益谈判的方式来看，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消费者只是在购买企业产品时才与企业产生谈判关系，购买行为结束时就意味着交易关系结束了。但实际上，尽管企业产品的所有权通过购买行为转移到了消费者手中，但是这个产品所有权的移转并没有完全结束，它还包含消费者要求售后服务和进行投诉等其他权利。在实际生活中消费者往往会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参与谈判。著名经济学家巴纳德就指出，一个企业的顾客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企业的一部分。顾客可以各种方式，如抱怨、要求改变产品或提供特殊服务，或威胁到其他企业购买等，与企业进行直接的信息交流。

    这里也可以看到，尽管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目标会有所不同，但他们追求这些利益目标实现的方式可能会取决于他们的谈判力和对谈判破裂的担心程度。由于企业的相关利益者各方的利益体现在他们所掌握的企业所有权上，因此企业相关利益者的谈判力和对谈判破裂的担心程度也就决定了他们对企业所有权控制的程度。因为，企业的相关利益者所追求的利益目标是企业的实际所有权份额。而企业作为一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再谈判机制，其所有权的实际分配通常是由各方不断谈判的过程来决定的。这些谈判不断地改变着企业原有的运作规则、利益分配格局及行为方式，因此，法律对各相关利益者所有权的认可也是相对的。特别是现实的经济环境与条件发生了变化时，企业相关利益者同样也会改变对各自谈判力的认识，这时，他们就会要求通过谈判重新分配所有权。同时，如果谈判的某一方非常担心可能失去既有的谈判成果时，他或许会对新的谈判进行消极抵制，或是力图寻找一个自己损失最小的相对妥协办法。可见，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或治理结构是内生的，它是由利益相关者各自的谈判力和特征决定的。

    而任何利益相关者的谈判力与特征都是具体的，正如哈耶克所指的“有场景知识”，它完全分散于每一个单个的个体之中，通过谈判产生的治理结构模式应该是不同的。因此，每个企业治理结构模式的具体形式也是不同的，如果希望从中寻找某一种普遍适用于任何企业治理结构模式都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无论是“股权至上”模式、“劳动至上”模式、“共同治理”模式，还是“经理协调”模式，它们所依据的体制背景不同，法律和经济权利的分配也不同，从而导致具体的制度安排一定会有很大差异。而公司治理模式的差异性不仅表现了公司治理模式的多元化，也表明其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性。

    如果在某种法定所有权结构下，由于谈判力分布和对谈判破裂担心程度的改变，某些利益相关者就可能要求重新分配所有权，而按照现行的法律则可能是侵害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法律进行及时调整以反映这种变化的情况，那么在现有所有权结构下各方的生产努力水平将会降低，从而导致企业不同的绩效水平。企业作为一种再谈判机制，为了改善其绩效水平，总是会处于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当中。还有，既然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是由利益相关者的谈判力与特征决定的，那么股东也仅是公司相关利益者一员，它与其他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应该是一样的。

    在传统的英美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中，公司被理解为委托代理关系的合约联结，十分分散的股东是所有者，职业经理只是为股东利益最大化服务。这种法律背景削弱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谈判力。但1980年以来的公司之间的“恶意收购”浪潮使人们对这种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产生了质疑。即被收购公司的股东都发了财，但收购后高层人员被重组，大量工人被解雇，原有的经营方针也被改变。由于已经建立起的一系列人力资本、供销网络、债务关系等安排可以被股东短期获利行为所中断，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到侵害，公司的绩效也受到影响。在这个背景下，美国许多州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修改公司法，以此要求公司经理对利益相关者负责。新公司法不仅提高了雇员的利益，也要求董事会平衡公司所有的相关利益者的利益。

    在日本与欧洲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公司是具有独立人格、品行和抱负的机构。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一系列利益相关者，包括投资者、雇员、供应商、客户和管理者的利益，而不能简单地以其中任何一方的利益为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相关利益者各方的谈判力分布都会关照到，而不是倾向于哪一方。如，在日本和德国，公司职工、重要的贸易伙伴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在监督和控制经理方面所普遍拥有的权利，大于美国的公司。公司股票所有权集中在银行、家族财团以及关键的供应商或客户，公司之间的交叉持股是极为平常的现象。在这种制度下，产业集团将更倾向于在专业化、效率和客户专用化资产上的投资，而不会把并购作为减少这类投资风险手段。职员是公司的长期利益相关者，他们在监事会中拥有一种有效的抱怨机制，其他利益相关者也是一样。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那种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企业员工与经理分离的格局，可以充分调动员工与公司经理的积极性，减少代理成本。

    在目前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及相关立法理念基本上体现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英美模式。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确立与完善强调的是股权结构的分散化，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思路设计强调的是股东本位论及其相应的公司治理标准。这自然无法考虑中国转轨经济中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谈判力以及他们的利益要求。国有股减持的实施与停止意味着决策者对利益相关者的谈判力和利益要求估计不足，从而导致其政策不断调整。因此，如果要完善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就必须从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谈判力（外部法律与制度环境）和特征入手，从中寻找现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症结所在，并从中引申出适应中国实际情况的公司治理模式。同时，如果把企业看做一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谈判机制，那么中国的相关法律制定上应该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留有大的余地，而不是硬性规定太多。这样，不同的公司就会与特定的企业资源和环境相适应来确立特定公司治理模式。可见，他国的经验仅是一种可参考的方式，真实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只能在企业相关利益者不断的谈判中产生，这或许是寻找中国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合适之路。

    （2002年7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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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8节 国内上市公司治理何以可能

    目前中国股市之乱，真是无以复加。上市公司造假欺诈、股市幕后操纵、庄家恶性炒作、大股东操纵、内部人控制等等违法乱纪现象无奇不有、无所不在。面对着中国股市种种问题，管理层把其归结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所致。因此，如何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也成了中国资本市场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了。今年以来，中国证监会连续两次召开了有关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会议。在5月举行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研讨会”之后，推出实施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在最近结束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大会”上，证监会又公布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征求意见稿）并将尽快颁布实施。由此，国内有媒体称为“治理上市公司迎来迟到的及时雨”。

    自然，上市公司的质量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而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完全是依靠公司治理结构的改进。但是，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并非仅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捷克的证券市场“挖空”现象盛行，从而使布拉格资本市场很快的枯竭。在亚洲，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公司治理问题也成了各界人士十分关注的话题，而且各国政府也正在采取具体措施加以应对。如香港金管局已把促进公司治理作为2002年的主要目标；2000年，泰国出台“公司治理条例”以供上市公司遵守。韩国也正在着手成立一家合资协会为机构投资者收集上市公司治理条例信息。在美国，公司的治理结构出现了一场静悄悄的大变革。即由执掌全权的“经理人资本主义”转变成了投资人对经理人实行有效制约的“投资人资本主义”。可见，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是证券市场一个永恒的主题。

    其实，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是指在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的情况下，由于职业的经理人取代业主控制企业的经营，如何解决所存在的“代理问题”，即面对具有道德风险、卸责、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代理人来说，如何在公司内建立一套制度，既确保委托人的权益不被侵害和滥用，又能激励代理人在追求自己的目标同时实现委托人的目标。更通俗地说，公司治理结构就是上市公司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决定公司为谁服务，由谁控制，风险和利益在投资人、管理层、员工和相关利益群体之间如何分担，以及公司管理如何构架、如何决策。而这里最关键问题又是对公司管理层的选择、激励与监控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它可以通过组织内部(以德日为主的公司)与外部市场(以英美为主的公司)来完成。但是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来实施，其前提条件是产权界定清楚、合约有效实施、个人财产不被强势者掠夺。

    在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是人所皆知的事实，而且这种不完善所带来的风险与日俱增。股权过分集中带来公司庞大的资源被个别集体所利用与掠夺，董事会、监事会甚至股东大会形同虚设已是普遍现象。不论是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还是民营上市公司，都存在被某既得利益集团或个人所操纵而出现运作上的透明率低、缺乏有效监管和决策上的内幕重重等问题，最终造成上市公司业绩的滑坡和资源的流失等。历来所披露出的一系列的上市公司恶性违法乱纪事件，如琼民源、红光实业、大庆联谊、郑百文、银广厦及三九医药等等，都无不是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缺陷所导致的结果。所以，怎么强调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的重要性都不会过分。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根源在哪里？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所需要的制度环境或条件具备了吗？可以说，中国股市制度缺陷根本是国有股市所致。在国有股市中，股市的资源完全为国有所垄断。而资源的垄断性就会为设租、寻租、创造条件。或者说，资源的垄断性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因为，在国有股市中，由于产权界定不清，产权运作的成本与收益无法归结到其产权运作的个人身上。而国有作为一个集合名词，它都必须转化到具体的个人身上。因此，那些靠近国有资产，具有权势的人物就必然会把股市运作的收益归为自己所有，而把股市运作的成本归之社会来承担。由于其市场基本上为公权力所操纵，没有公权力的人，要从其市场中获得收益是微乎其微的。而掌握或靠近股市公权力的人，或金钱收买公权力的人，他们用公权力操纵股市，为已谋取利益，从已经披露出来大案要案来看，哪一个不是与权势者有关？

    当然，股市的公权力并非完全没有约束，种种规章制度、各种监管机构比比皆是。但是，一则监管成本的存在，监管者对股市的监管并非无所不能；二则政府监管机构仅是一种集合名词，它都得具化在具体的个人身上，如果对监管者的约束不力，他们同样可以与被监管者合谋掠夺社会财富。怪不得民间有流传，以往的监管机构是中国股市最大的“黑庄”；三是中国股市的违法乱纪行为为什么会越来猖獗、一个案件要比一个案件大、其作案手法越来越无不用其极？最关键的是在于现行的制度安排，处罚的成本远远低于其违法乱纪行为所获得的收益，甚至可以说，股市违规是获得暴利的最大途径。因为，由于监督成本过高，合谋违规的行为查不胜查，除非特别恶劣之外，中国的哪一家上市公司、哪一家中介机构没有劣史，但受到处罚得又有几家。再且，即使被查出要受到处罚，多以上九牛不拔一毛。甚至上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正如有人所言的，在中国股市的罪与罚的天平上，一面坐庄投机、造假欺诈日进万贯，目前连对付它的一张象样的法网都没有，另一面是如巴掌蚊子一样的罚，或称另一种方式鼓掌。也就是说，现行的证券制度安排对违法者不仅不具有威慑力，反之，还有恣意人们违规犯法之嫌。这些就是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缺陷之根源。

    可以说，如果这些制度环境不完善，要形成上市公司有效的治理结构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目前要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关键所在。

    （2002年1月）

    美国公司治理结构适应中国吗？

    这段时期来，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公司治理问题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热门话题。无论是国内上市公司层出不穷的欺诈行为，还是美国发生的“安然”、“世通”等事件都表明，即使是资本市场监管最为严厉、信息披露最为完全的市场，也可能出现少数利益群体利用各种手段来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而这类行为发生的原因就在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缺失与不足。由此，完善公司治理很快就成了国际上最为关注的话题。在中国，最近一直提倡的重建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重新审视现在的公司治理机构的缺失，加强会计审计管治、上市公司运作的透明性、利益冲突的防范性等都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各个方面。

    同时，世界各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一直在把股权十分分散、企业经理主导的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看做是现代企业治理的楷模，但是最近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美国上市公司肮脏的财务审计问题纷纷被暴露出来，安然、安达信、网络股、电讯股丑闻频频曝光，即使通用电气和ibm等大牌蓝筹股也存在类似问题。股东欺诈、董事会玩忽职守、特殊利益集团等现象似乎说明，美国式的公司治理模式同样漏洞百出。这也就表明，美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模式尽管有其不少他国不可替代的优势，但是它同样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与不足，特别是在不同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其显示出的缺陷与不足更是不可避免。在此，我们要问的是，以往中国所推崇的美国公司治理结构模式适应中国吗？中国能否找到一种适应自己的发展公司治理模式？

    近年来，中国股市问题重重已是不争之事实。而这些问题人们多以会归结于上市公司质量不高、治理结构有缺陷。如有人认为上市公司造假欺诈、股市幕后操纵、庄家恶性炒作、大股东操纵、内部人控制等等违法乱纪现象都是由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之结果。既然中国股市种种问题是由于上市公司质量低劣、治理结构缺陷之使然，那么，如何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也成了中国证券市场能否健康发展的题中之义。2001年以来，政府高层一直在提倡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那么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的症结在哪里？是目前大家所认为的，股权过分集中带来公司庞大的资源被个别集体所利用与掠夺，董事会、监事会甚至股东大会形同虚；是上市公司被某既得利益集团或个人所操纵而出现运作上的透明率低、缺乏有效监管和决策上的内幕重重而造成上市公司业绩的滑坡和资源的流失；股市的国有性而导致股市的资源完全为国有公司所垄断，并为设租、寻租、创造条件等等。这些方面自然是国内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缺陷的不同方面，但是并非问题实质所在。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找到一种基本上适应中国的公司治理模式，而仅是以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为蓝本。

    实际上，公司治理结构并非仅是股东至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并非是股东与在职经理之间的利益调整与分配，而是企业的相关利益者公司所有权的分配结果。如果我们把企业看做是企业参加者的联合，参与者包括雇员、投资者、供应商、经销商、消费者、公司经理以及其他的相关利益者，那么，企业就成了一种利益相关者的谈判协调机制。因为，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其相应的环境与条件是在不断变化的，随着环境与条件的变化他们的利益格局也会改变并不断地发生冲突。为了减少这样的冲突，这就需要通过不同形式的反复谈判来调整与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这样企业也就可以看做是一种谈判机制了。如果企业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种谈判机制，那么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任何谈判结果都将决定企业所有权的分配，而这种所有权的分配结果具体地表现为公司的治理结构模式。

    还有，对于任何一家企业来说，企业的相关利益者都是具体的、实在的，他们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活习惯及不同的思维方式，因此，利益相关者的谈判方式也是各不相同的。比如，从作为利益相关者之一的消费者参与利益谈判的方式来看，与其他和利益相关者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消费者只是在购买企业产品时才与企业产生谈判关系，购买行为结束时就意味着交易关系结束了。但实际上，尽管企业产品的所有权通过购买行为移转到了消费者手中，但是这个产品所有权的移转并没有完全结束，它还包含消费者要求售后服务和进行投诉等其他权利。在实际生活中消费者往往会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参与谈判。

    而企业作为一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再谈判机制，其所有权的实际分配通常是由各方不断谈判的过程来决定的。这些谈判不断地改变着企业原有的运作规则、利益分配格局及行为方式，因此，法律对各相关利益者所有权的认可也是相对的。特别是现实的经济环境与条件发生了变化时，企业相关利益者同样也会改变对各自谈判力的认识，这时，他们就会要求通过谈判重新分配所有权。同时，如果谈判的某一方非常担心可能失去既有的谈判成果时，他或是会对新的谈判进行消极抵制，或是力图寻找一个自己损失最小的相对妥协解。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所在是对企业的所有权，这个所有权的分配是通过谈判产生的，并决定了企业的治理结构模式。

    在目前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及相关立法理念基本上体现的却是20世纪60年代的英美模式上。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确立与完善强调的是股权结构的分散化，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思路设计上强调的是股东本位论及其相应的公司治理标准。这自然无法考虑中国转轨经济中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谈判力以及他们的利益要求。国有股减持的实施与停止意味着决策者对利益相关者的谈判力和利益要求估计不足，从而导致其政策不断调整。因此，如果要完善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就必须从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谈判力（外部法律与制度环境）和特征入手，从中寻找现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症结所在，并从中引伸出适应中国实际情况的公司治理模式。同时，如果把企业看做是一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谈判机制，那么中国的相关法律制定上应该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留有大的余地，而不是硬性规定太多。现在所重要是如何依照市场法则，以公司相关利益者为本位就其特定的企业资源和环境建立起有适应中国国情的公司治理治理结构模式，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在中国是无法行得通的。

    （2002年7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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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9节 从平淡生活中分享乐趣

    从香港回到北京已经有一年半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虽然空间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生活方式却一点都没有变，看书、阅报纸、上网、写稿，这就是自己生活的全部。而在香港的那几年，似乎也就是这么几件事。也许这是个人生活习惯使然吧！我想，如果一个人爱上了做某件事，要想改变过来真会如登“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诚然，一年来的生活一点都没有变化，只不过在香港时那种随自己的生活回到北京后发生了空间上的位移。在香港时，书籍浩若烟海的大学图书馆近在咫尺，你随时都可以进出，随时可以找到所需要的图书，你也随时可以把大堆大堆图书搬进你的办公室。在这样的环境里，对于一个“书虫”来说，哪有比这更惬意的事情呢！你会在计算机前，迅速遍游世界。回到北京，现有的条件与香港比较相去甚远，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找到了一种替代之办法。不知国人注意到了没有，尽管国内图书市场与欧美国家相比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无论图书的质量还是数量都望尘莫及，但是与国内10年前相比，图书市场则是一日千里、繁荣无比！

    当你走进书店时，只见书店里各种图书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即使在我家附近的一家叫“盛唐书店”的小店，其图书品种肯定有一二万种。试想，在这样的书店中流连，时间怎么不会瞬间即逝？你又怎么不会把大堆大堆的书往家里抱呢？是的，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逛书店，一直在买书。家里的书柜添了一个又一个，但家里仍然是到处堆着书。书柜里、书桌上、茶几上、沙发上、床边的地毯上，甚至于床上，到处都是书的天地、书的海洋。徜徉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方面你会觉得知识的海洋是如此之浩瀚、个人又是如此之渺小，你得拼命地去学习与读书；另一方面你又会觉得世界又是如此之有限，人类的知识把它们压缩于一个个扁平的点，人们都可以站在这些扁平的点纵观世界万事万物。也许这正是书的奥妙与魅力所在。最近与朋友聊天时，我突发奇想，如果能够在那有山有水的地方购得一物业，像台湾李敖那样尽收自己喜欢之书，让人徜徉在书海、融合在大自然之中，岂不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但愿不久能梦想成真！正因为这样对书的痴迷，买书与读书也就成了自己平淡生活最为重要的部分。

    书作为一种知识传承的载体，它把人类的意念与历史积淀其中。但是，在日新月异的社会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书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猎新与好奇，各种平面媒体及立体媒体大量地涌现正适应了人们的这种需要。因此，看报纸也让我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乐趣与活力。我每天所看的报纸，有香港寄来的《信报》，也有国内报纸的赠送。但是，由于空间上的距离，这些报纸往往到自己手中都晚了些，新闻也就成了旧识。而从报摊购来各种证券财经类的报纸则成了每天所阅读报纸的最主要部分。别看这些报纸都是来自报摊，但是从这些报纸获得信息的优势而言是无可比拟的。一是这类报纸之所以能进入报摊，就在于它们为大众所喜爱，就在于它们为大众提供了所关注的事情与信息。如果不是这样，这些报刊很快就会从报摊上消失。一年多来，看看报摊上报纸与杂志的大浪淘沙，你就能够描绘出国内报刊业的活生生的演进与变化的画面。二是这类报纸满足了对消息所要求的时效性。这些报纸只要一印刷，畅通的发行渠道就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各报摊，你就能及时获得所需要的信息。有一家国内的周报，曾经说要送一份报纸给我，但是我拒绝了他们的好意。我告诉他们，与其迟几天收到一份免费的报纸，还不如自己到报摊上去购一份。先得到信息更为重要。

    因此，每天一到11点左右，就外出取报及买报。不长不短路程的行走，既可以弥补每天锻炼过少之不足，还可观赏由一张张年轻学生灿烂笑脸组成的风景，也可把一天所要的报纸尽收手中，这种身与心的陶冶，让人受益无穷。回到家中，或静静地靠在沙发上，或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或把整个身子埋在硕大的沙发椅中，翻阅着刚拿回家的10多份报纸，寻找着你所需要的信息，那样一股美滋滋的味道油然而生，而人的整个情感也会随着不同的消息而变化着，或是高兴、或是愤怒、或是哈哈大笑、或是破口大骂等，几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会在你身边消逝。阅读报纸是那样平常，但人的喜怒哀乐也尽收其中。

    上网也是获得信息最快的途径。每天东方开始露出晨曦，我就会起床。在这个时候，多数人都还在深沉的睡梦中，上网的人很少。你踏上网，一浪冲过一浪，速度之快、之方便，实在可以让你随心所欲。往往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你就能够把一些大的报纸、一些经常光顾的网站浏览一遍。世界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人们有什么看法，都可以尽载到自己的文件中。等人们开始起床之刻，你早已整装待发了。

    现在知识、信息、资料都有了，如何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并化解为自己的知识与观点。这就是写稿了。对我来说，写稿是件好玩的事情，而且玩得自如、玩得开心。我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写稿，视觉与思维同时转动，光与影在你头脑中跳跃，工作与娱乐交融在一起；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聊稿，口福之美味品尝，心智之自由放纵，让灵与欲融为一体；你也可在散步的小径上思考、在睡觉的梦幻中作文、脚踏自行车的上班路上想问题，总之，除了读书、看报、上网之外，写稿之事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有时几个题目同时在头脑里翻滚；有时豁然开朗，一篇文章的腹稿即刻在头脑中形成；有时在计算机里写上一个题目，其后文章自然流露而成；有时是报社来的题目，你只得按写命题文章那样即刻完成等。也正是在这玩乐中，不知不觉，一年多的时间里写下文章300多篇，《市场的诚信法则》和《寻求经济学的智慧》则是这几百篇文章中的一部分。

    一年来，写稿的乐趣不仅表现在写作的过程中，而且表现在文章写出后刊登的历程。这一年多来所写的文章大部分是送给《信报》、《大公报》、《经济日报》、《商报》、《明报》等香港的报刊。利用现代发达的通讯媒体，文章在傍晚时写好，随即把写好的文章传送到香港，第二天早上一打开这些报纸的网页就见到自己的文章时，此情此景，你的感觉不知会有多美。是的，一个人无论做什么，还有比自己的劳动即刻就获得社会认可更为重要的吗？还有，当你的文章放在头版头条时、当你的文章在网上到处转载时、当你的文章主题为更多的人一起来讨论，其欣喜也就自然了。前几天，我到书店去买书,当我拿着一本书正在静静地阅读时，有一个年轻的姑娘走到我身边问我，“先生，你有什么喜事会如此高兴呢？”我即刻哈哈大笑，并告诉她我没有什么喜事，而且我每天都是如此啊！她不信。我就告诉她，如果一个人能够从平淡的生活、平淡的工作体验其中的乐趣，那么这个人岂能不每天“挂满笑脸，喜事临门”？

    还有，文章是写给他人看的，你要让自己的文章为读者所喜欢，你就得或是给读者提供增进财富的知识，或是给读者提供陶冶情操的文章。我曾多次都指出，面对着五彩斑斓的现实生活，面对着变幻莫测的未来世界，面对着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无所适从、无所抉择。如果我们能够从某一个视角对复杂纷繁的经济现象、社会问题进行一点描述、给出一点解释、做出一点分析，那么就可能为民众提供多一种可选择的视点。经济学人并非先知先觉的圣者，他也不是未卜先知的预言家，他更不是民众行为的向导或导师。他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对现实的经济现象多做一点解释，多做一点分析，多做一点说明，告诉民众已经发生了什么，这些事情所发生的来龙去脉，这些事情可能会出现的趋势。

    现代经济学早已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早已为世人所向往的“显学”，多少仁人志士，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希望把自己的理想转化为生活的现实，希望把自己的意愿转化为民众的向导。更有那好事之徒，借民众好奇与不知，把理论的学理转化为意识形态来席卷社会之财富为己有。对于这些，在某种特定的社会里，一介之民，或许无缚鸡之力，但他则有良知来明辨，来分析，不仅让自己不为所蛊惑，也要让他人不为其所欺骗。如果说，我们的社会多一些人对此关怀，多一些人能够为此做些事情，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多一些憧憬。本书之作也许就是这样的一点点关怀吧！

    一年多来的生活是如此之平淡，平淡得如水，但其中随时都有你的乐趣与快活，因为你活着的是自己而不是他人或社会。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与工作能够乐在其中，那“功”、“名”、“利”的有无又何妨？需要的只能是尽量地为社会、为他人做一点点事情。

    当然，近一年来的生活平静，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帮助。如《大公报》叶红燕小姐，是她提供了一个我展现自身的舞台。在几年的交往中，这个女孩尽管朴素无华，但是在与她的交谈中无时不在撞击我的灵感、激励我努力、增添着我的活力，特别是我送给她的文章经过她的画龙点睛更是色上增辉，更会鞭策我努力工作。在此向她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这里也要感谢香港《信报》、《香港经济日报》、《明报》、《香港商报》等，没有他们的慧眼，我可能也就没有那样大的动力每天写稿、写稿、写稿了。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自由宽松的工作环境是让人成长必不可少的条件。

    （2002年5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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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0节 人在旅途

    每一个人的人生，无论是从他出生之前，还是在他出生之后，都一直在旅途上。出生前，生生之宇宙，造化出我们的祖先及父母，而他们在漂泊的路上从虚无中把我们产生出来。在童年的时候，我们只能随父母踏在漂泊的旅途上。至于漂泊到哪里，往何处去，我们并不在意，也不关心。我们只是扒在旅行车的边沿上，把小脸蛋贴着车的玻璃，望着那车外掠过的人流、城市、田园、河流与山峰等景物，并由此让你产生无数个好奇与梦想，发出无数个憧憬与向往，但你对这些东西不会有多少思考，更无法去选择。因为，在此时此刻，你的选择是别无选择。你的命中就注定如此。

    但是，当车窗外的景物不再那样令你陶醉时，当你在朦朦胧胧中意识到什么、思想着什么或追求着什么时，你则开始踏上自己的人生旅途。这时候，面对旅途上的一切，你会感觉是那样的新鲜、那样的奇特、那样的偶然、那样的巧合、那样的不同寻常，意外的收获、美好的景致、新鲜的人们，你进入的世界是那样美好、天空是那样清新、太阳是那样艳丽，但是这些蜂拥而来的事物，一方面会让你目不暇接，顿感美不胜收，另一方面你得面对各种各样的抉择，而每一个抉择都决定了你未来旅途之路向。

    其实，人生的旅途，就像是一只小小的船，载着你穿行过多少漫长的岁月。即使逝去的岁月是永远逝去而不可逆，但它却是你不断选择的结果，所有的好恶都得由自己来承担，任何他人都是无法替代的。对每个人来说，你所面对的未来是那样的陌生与不确定，摆在你前面可选择的路又是那样的多。这也预示着人生之旅既是那样丰富多彩又是那样的不确定。

    在人生的旅途上，有人会在寻求某一个目标，某一个可停泊的港湾，希望在那里小憩或驻足，因此他们的心永远飞向未来，只是把身体留在现在。他们不断地在计算旅途的日程，琢磨着如何消耗旅途中的时间。这样的人，无论是市井小民，还是风雅之士，都会把旅途看做生活的重负，而让自己的时间在无聊中打发，等待的仅是自己所梦想的目的地。

    也有人对人生旅途本身怀有极大的兴趣或虔诚，他们如孩童一样的单纯，他们并不关注人生的旅行会有什么目标、到达哪里，而是沉浸在旅途的过程中。他们生活在此时此地、此景此物，并从中寻找自己生活的乐趣。他们也有梦想，但会让它植根于此；他们也有追求，但会在现实中寻找。他们的人生如情窦初开妙龄男女隔座顾盼，两情相悦，眉间秋波频送，人生乐在其中。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人，每时每刻都得面临着不同的选择，都在根据个人的能力、智慧、约束条件来进行抉择，并由此创发出写意的人生。同时，这种人生抉择差之毫厘，就可能会导致人生之路失之千里。在此先引出前年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片段，并由此引发对人生旅途的无限感叹！

    这已经是一年多前的事情，但一回忆起2001年12月7日那天的经历，此情此景，又历历在目。在平时，由于事情太多，我是很少出门的，无论是开会、访友，还是参加公众活动、逛街，我都宁可在家待着，特别是在周末，更是如此。偏不巧2001年12月7日要陪一朋友去石家庄，本来约好4点半从家里出发,但在3点时，开车的司机就电话告之，已经下雪了，是否还是按计划进行。我打开窗户看了看，天空飘着鹅毛大雪，房顶上、树上、地面上已是银装素裹。但凭以往的经验，我想这样的雪，只要车轮一压，就会消融于天地之间。因此，我就告诉司机，行程照计划进行。之后，司机不断地电话告急，我都没有改变初衷，因为今天不去，以后更是没有时间了。但到4点20分时，我问司机在哪里，他说仍然在四环上，并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赶到我那里。

    我看着天空还是飘着大雪，看着夜色过早的降临，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我即刻与朋友联系，告诉他我们只好搭火车前往了。随即外出打的士，准备到中国人民大学接朋友，但等了许久怎么也见不到空驶的士经过，只好骑自行车前往。夜幕完全降临了，大小车辆黑压压地拥挤在路面上，但车的灯光、雪光把两边的人行道照得通明。在风雪中骑车，雪花飘在脸上，钻进脖子里，真带给人一股惬意的感觉。

    朋友在中国人民大学门口等我。我到那里时，只见门口到处都是等车的人，到处都是缓行的车，简直成了人与车的海洋。看到这种样子，我对朋友说，在此打的士肯定是打不到了，我们只好到附近的友谊宾馆去等车。此招真灵，在友谊宾馆门口，当看到出租车里的人一下车时我们立即就上了车。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上车，却踏上了一个人生永远难忘的历程。

    我们是5点半上车的，在平常，友谊宾馆到西客站不到20分钟的路程，10多元车费。但是，车一上路，就好像进入了缓缓蠕动的停车场。白颐路上黑压压地压着大小车辆，两边的人行道挤满了走着站着的行人，特别是希望打的士的人更是站满了路边。我们的车花了近一个小时才驶到紫竹院的路口，而平时到此只要几分钟。看到此情景，我们告诉司机往西走，上西三环。没有想到，此路不通，路路不通。车仅开出一二百米又停了下来。等花了一个多小时行驶到西三环的立交桥上时，只见西三环上更是堆满了车，望不到边的车灯长龙在天空中舞动，而整个三环路更是成了一个偌大的停车场。看到此情此景，我决定再往西行上西四环。

    这时，时间已指上了8点，去四环路还算畅通，没有几分钟就到了西四环入口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平时畅通无阻的四环路，当我们的车一拐入四环辅路时，又掉入了一个死胡同。我当时在车上想，我们今天为什么这样不走运，车开到哪里，哪里就是一个死胡同。等到9日返回北京才知道，那个晚上整个北京城都是一样，北京城的公路上就像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当我们的车花了许久蠕动到四环入口时，这时司机更是不敢选择了，问我们是上四环主路，还是照样走辅路。当时，三人无以言对，谁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因为，经过刚才的几段路程，谁也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更是不知道其结果如何。最后，还是我在冷静思考之后，决定上主路，因为主路路面宽，回旋的空间总是会大一点。还好，这一选择总算没有让我们在四环路上度过这个饥寒交迫的夜晚。

    此时，雪已经停了，我们离城里很远了，一进入四环主路我就觉得只能前行，无半点后路可退了。隆隆的载重货车声驱走了睡意，我们的车在路上一步一步地移行。不少年轻人干脆下车在路上滑行。他们的戏耍也成了路上一道特有的风景。车蠕动了好一段时间，才慢慢地能开动了。这时，一些好心人把路边行人也捎上了车，我们的车上也增加了一个女孩。后来，我们把这个女孩带到地铁站口。好不容易花了5个多小时，经过千辛万苦我们赶到了北京西客站。想想这几个小时走过的路，真是人生难以忘怀的经历，让人感叹万分，短短10多公里的路程竟然花了5个多小时。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许多许多。这不也就是人生旅途上一个真实的缩影吗？在每一个人的人生旅途上，都面对着无数的选择，有些人成功了，但多数人失败，为什么？这就在于多数人走不出自我，局限在常规的思维方式下。如果说，我们当时不选择打的士，直接步行的话，那我们也不要花一个小时就可以达到目的地。还有，如果我们不是以平常在环线上交通较为畅达为参考系数来思考，我们不选择上环线，而是直行，也许会早两个小时到达。或车再往前走一点，我们看到车实在行不了，弃车步行，因为步行也不远。而第一个选择的错误则引起了以后一连串选择的错误。我们的人生，不也是如此吗？

    在人生的旅途上，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成其所业，有些人则默默无闻；有些生活过得幸福，有些则过得十分不幸；有些人能够活出写意的人生，有些人则在索然无味中度过；有些人生活快乐，有些人则生活痛苦等等，为什么？就在于个人人生旅途上的不同抉择。看看你孩童时代的伙伴、看看你中学时代的好友、看看你大学时代的同学等等，其初始条件，如个人的能力、禀赋、智慧会有多少差异呢？有多少人不都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吗？但个人一个个的选择不同，却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而且这次风雪夜行北京路，也把民众的羊群效应展现得淋漓尽致。大家同样的思维，同样的选择，结果合成一个巨大谬误，所有的车都停在路上。当然，尽管其中有自然条件及相关部门不力之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这是民众的从众心理所导致的结果。在此，我们是否会想到在人生的旅途上个人应该如何来选择呢？事实上，在人生的旅途上，个人在面临不断的行为选择时，尽管个人所获得的信息、能力、智慧等是毫无二致的，但是个人选择一定会受所获得信息的知识惯性、文化背景、风俗习惯、传统道德所约束。如果一个人在选择过程中，不能够把后者活化为有生命力的东西，而仅是把它看成是万古不变的教条，那么个人的选择也就永远不能走出传统与习俗的围城，个人的选择也只能是他人行为的模仿，一个个模仿的集合就构成了社会从众行为的泛滥。而只有那些不断地走出传统与习俗的人，才可能对既有信息很好地理解与运用，并以此做出好的抉择。

    在此，我们也应该看到，人生旅途的惟一性与不可逆性也凸现个人选择的重要性。在人生的旅途上，个人行为永远是惟一的，你不可以即此即彼，脚踏两只船，既做这也做那。而且人们一旦选择了并付诸行动，那么它是不可逆转的，你不可以说你不做了，重新来一遍，时间与岁月是永远不可倒流的。正因为人生旅途的惟一性与不可逆性，这也就要求人们在行为选择时更为理性些，更能够找到个人合适的均衡点。但是，这仅是经济学上的道理，仅是经济学模型所要求的范式。在人生的旅途上，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行为选择好一些，都希望自己能够找到最好的均衡点，但是实际上特别特别不容易做到。“风雪夜行北京城”那一夜的经历，不正是对此最好的注释了吗？事后你会看到有好的选择，但当事人是无法把这些好的选择比较出来，即使当时你会有这些感觉，但真正决策起来并非易事。而不好的选择随处都是，而且一旦误入歧途，你的行为只能与你要达到的目标越来越远，有时甚至于是南辕北辙。这也就说明了，在人生的旅途上，每一个人一直都在试误。而一个个的试误就是个人的一个个历练而已。不过，这种试误的代价大小也决定了人生旅途的进向。

    而且人生旅途的惟一性与不可逆性不仅在于个人行为选择的重要性，也让我们想到每一个人此在行为的重要性。既然人生旅途是惟一的与不可逆的，那么人生的行为既要着眼于人的理想与未来，更重要的是要珍惜你的此时此刻。在人生的旅途上，许多事情看起来是那样的习以为常、那样微小、那样不重要，但你得每时每刻地珍惜它们、欣赏它们、爱护它们，否则，当你发现这些东西完全逝去而无法再回复时，你想重新再来一回，那是不可能的。这时一切都已晚了。以这样一些理念来照应自己近期的一些生活，确实是颇有玩味了。

    人到不惑之年，在人生旅途上已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已经没有豆蔻年华时之少年的憧憬，也没有血气方刚之青年的理想，更没有踏上而立之年者的抱负，有的只是淡泊与宁静，有的只是从喧闹的尘世中走出，由此来反观自己、反观人生、反观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或许只有这样才能看到人的真情与本性。是的，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激烈的市场竞争、随着蜂拥而来的种种信息、随着名利光环烦人的诱惑，多数人都为“忙”而活着。忙于学习与求知，忙于玩耍与外出、忙于赚得金钱与财富、忙于显示自己的个性与魅力、忙于提升自己的地位及获得某种权势等，不一而足。也正是在这些“忙”中，现代社会人的本性及真情也慢慢地在丧失，甚至于有人在“忙”中连自己都失去了还不知道。因为，在这里，人们有的是逻辑与思考、有的是条分理析、有的是装模作样、有的是虚张声势……却少了透露你的真性、显示你的欲求，更无法来表现个人的情感。但是在淡泊与宁静中你的才能与真情就可以一览无遗了。

    诚然，你要生活的淡泊与宁静，你就得离开那繁华的城市、喧闹的尘世、奔忙中的人流，找一个恬然静静的地方开始你的新生活。是的，从2002年年中开始，我挪了一次窝，搬到既不是城里，也不是乡村的北京北郊的王府小区，成为所谓的隐者。再加上从围城中走出，身与心的自由，心情怡然自得，生命顿然生辉。

    在这里，不需要沉溺于俗务琐事，不需要为名誉、地位、身份、财产而追逐，更不需要为个人得失而烦恼，需要的只是以舒展的心情来拥抱自然。在这里，有明媚的阳光、蔚蓝的天空、成排的大树、默默无闻的小草、吐着泥土芬芳的田野……早上磅礴欲出的红日一出现在天边，第一缕阳光就射入你的窗户，把你整个家都映得通红。中午，炽热的阳光把你的家照得整个通明，让你无法分辨是屋里还是屋外。如果是在冬季，你有闲情逸致，沐浴之后穿一件单衣，躺在楼上已塑封过的阳台上的椅子上，身上顿然会被阳光照得暖融融的。这时，你若闭上眼睛，一幕幕的海市蜃楼立即会映入你的眼帘。到了晚上，小区更是一片寂静。你若有时间出外溜达，小区的路灯与天上繁星交映争辉。寂静静的夜、暗淡淡的灯、闪烁烁的星、啾啾叫的小虫，你置身其中，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岂能分得出天上与人间！

    当然，寂静中的孤独与寂寞之感也会袭之而来。面对着茫茫的宇宙，你会感到自己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你从冥冥中来，又从冥冥中去，孤独中没有一点牵挂。正因为这种根本性的孤独境遇，不仅使得你想与自然融为一体，而且也使得你渴望与社会、人之交流，渴望为他人关注与爱，渴望如何去关注他人与爱人。当你远离喧闹的城市和川流不息的人群时，这种交流能够借助于各种现代的通讯工具进行，如电话、互联网，你也可以进入电视、小说的角色中与之对话。特别是好的阅读与写作更会把你带入想像无限丰富的对话与交流的空间。但是，这并不是人生旅途中的全部，而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你更渴望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对视、交谈、倾听，并从中激发起你情感的躁动与爱人之情。因为在这里有人生的真谛。在现代社会中，面对着这座围城，为什么城里人总是想出来、城外人又总是想进去？为什么它永远是人类生活、人类创作的主题？缘由就在这里。

    其实，在人生的旅途上，应该是没有好与坏、成功与失败之分，关键在于每个人是否能够适性而为。如果你以自己的约束条件能够适得其所，就能够从中获得很多的快乐、从中找到一份乐趣，除此之外，你还要渴望什么呢？人生就是一趟旅途，他永远是漂泊在旅途的路上！

    （2003年3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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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节 我漂在何处

    从今年5月起，有8个志同道合的人，经常聚集在一起聊天、说事、议论生活与时事，该是很高兴的事了，孔子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是的，在一个忙忙碌碌的社会，人们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人际之间除了工作关系还是工作关系，除此之外谁还有多少闲情雅致聚集在一起瞎侃呢？但实际上，我们8个人却冲出世俗，走到一起来了。

    正因为，我们与世俗所理解的不同，有报刊把我们几人称为“漂一代的经济学人”。至于“漂一代的经济学人”即使是我们8个人也肯定会见仁见智，这其实正符合他人所称“漂一代经济学人”的意蕴。

    而我所理解的“漂一代的经济学人”的含义就是“无名、无利、无功”，就是从根本上离开现代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定，即人的行为是以私利最大化为前提的。所谓的“无名、无利、无功”就是我之所以从事现在的事情，不是为了向社会张扬，需要社会之认可，而扬名天下，也不是为了追逐利益而奋斗不已，更不是为了何种功用而为，而是因为我喜欢去做这种事，我是顺性而为、尽性而做，因此我远离职位、官位、世俗等，也不愿在激烈的名利追逐中、不愿在繁复的人际交往中去周旋，而仅是在平淡中享受生活的乐趣、陶冶个人的性情、培养自己的睿智。除此之外，其他东西会有多少重要呢？

    当然，面对着五彩斑斓的现实生活，面对着变幻莫测的未来世界，面对着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尽管我可能对它会无所适从、无所抉择，但是我也不会无动于衷，我会对它进行认真的观察、认真的思考、认真的分析。以一种平常的心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及自己的喜好写出自己来让整个社会分享。我总是在想，如果我能够从某一个视角对复杂纷繁的经济现象、社会问题进行一点点描述、给出一点点解释、做出一点点分析，并为民众提供一点点可选择的视点，那么我就满足了。因为，经济学人并非先知先觉的圣者，他也不是未卜先知的预言家，他更不是民众行为的向导或导师。他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对现实的经济现象多做一点解释，多做一点分析，多做一点说明，并告诉民众已经发生了什么，这些事情所发生的来龙去脉及可能会出现的趋势罢了。

    “漂一代的经济学人”就如无根的浮萍，漂在平淡中、漂在性情中、漂在“无名、无利、无功”顺性而为中！而这种“无”就是我理解的“漂一代经济学人”之根！

    （2002年8月）

    在“闲”中寻觅真情——读林行止《闲在心上》有感

    收到林行止先生寄来的《闲在心上》大作已经有一两个星期了，本来早就该写点什么，但种种繁杂之事让我忙得不亦乐乎。是的，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激烈的市场竞争、随着蜂拥而来的种种信息、随着名利光环烦人的诱惑，多数人都为“忙”而活着。忙于学习与求知，忙于玩耍与外出、忙于赚得金钱与财富、忙于显示自己的个性与魅力、忙于提升自己的地位及获得某种权势等等，不一而足。也正是在这“忙”中，现代社会人们的本性及真情也慢慢地在丧失。人们有的是逻辑与思考、有的是条分理析、有的是装模作样、有的是虚张声势——而却少了来透露出你的真性、显示出你的欲求，更无法来表现个人的情感。而这一切只有当你在闲时才能把自己的真情一览无遗。

    不是吗？林行止的《闲在心上》不就是以一个“闲”字来展现人的真情吗？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尽在其中。在剑河畔的闲步，看到的是思古幽情的中世纪建筑、绿草如茵的公园、剑河的流水、河中的天鹅、成群的野鸭、寒冬里的喂鸭人——1960～1970年代英伦的自然真情尽收眼底。假期闲步外出，到处都是穿着最随便衣服的人群——野餐的家庭、上教堂的信徒、入城观光的乡下人，大家没有拘束、没有匆忙，闲庭信步，任其逍遥。早餐的单调、下午茶的闲致、晚餐的丰盛，一般英国人的真实生活已跃然纸上。

    在那冰雪未融、初春刚到的日子里，如果躲入“宾至如归”的酒吧，一杯酸啤酒，一块自制的三明治，与志同道合的几个朋友坐在真正用煤块或柴枝生火的炉前，说些所谓不登大雅之堂的趣闻逸事，在嬉闹中打发一个下午或黄昏只是眨眼间的事。而在隆冬上酒吧，亦有它另外的乐趣。“你大可买一杯酒，然后走进雪仅及脚背的后园或前院，如果万幸天上有太阳，景色当然更佳，不然在灰色天穹下，大口喝酒，内心暖洋洋，亦不失其乐。”还有英国家中宴客、建筑工地的务工、餐馆的劳作等，如果没有作者亲身体悟，是无法活灵活现地把这些真情展现在读者眼前的。

    还有，那天才怪人韦白龙，“衣冠不整及臭名远播的‘滚友’。他口不离烟、很少刷牙（遑论沐浴）、永不铺床，但在追求女性上，几乎是战无不胜，令人啧啧称奇，其实是令不少男性感到羡慕。”《简爱》作者夏绿蒂三姐妹的股票投资、欧罗之父蒙代尔的酒仙之形象等等,这些都是林行止先生从自己或他人“闲”中寻觅到人的真情。当然，林行止的大作中更多的是在“闲”中寻觅制度形成的真情、经济生活中的真情。

    在人类社会的历程里，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都是一个扩展秩序的合作过程，而且任何人为的设计与安排都只会扼杀制度活的生命。这点在哈耶克那里阐述得最为透彻。林行止在《闲在心上》对不少礼节、习俗寻根探源的追究与考查，其实也正是在对这些制度安排演进与发展真性的探究。在《高尔夫球与资本主义》一文中，不仅指出打高尔夫球与资本家经营活动的一致性，球赛不允许对错误做出修正，参与者必须对客观形势做出仔细考虑，对主观条件做出最正确的估计，然后击出无可反悔的一击。而且指出了高尔夫球起源于2000多年前罗马帝国牧羊人于放牧时用牧羊棒在草地上击打圆石的游戏演变而来。到18世纪中叶，苏格兰人将之发扬光大，而现在通行的准则与规则直到1754年成立“皇家高尔夫球会”才完成。也就是说，高尔夫球游戏规则的形成是一个缓慢演进的过程。

    还有在《有女同车的礼仪》一文中，对大家习以为常的礼仪，即与女伴同行，为什么只可越过车头而不可绕过车尾做了一番精彩的探究。原来，在马车时代，男性陪女性上车坐好之后，必须绕向车夫交代目的地，上车后才吩咐车夫往哪里去，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这种习俗一路相传，到了汽车时代，不但没有随马车的淘汰而绝迹，反而成了不成文的礼貌。再有，如情人节的起源及情人卡的演变，也是别有一番情致。在《未免有情与商情》文章中，指明了情人节大致起源于公元3世纪。当时一位叫华伦泰传教士在被处决前的2月24日，写了一封充满温情、洋溢爱意的信给狱卒失明的女儿，并以“你的华伦泰”签署，由于华伦泰就是示爱的代名词。而情人卡能够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大行其道，不仅在于当时邮政制度化、商业印刷开始普及，而且在于人们观念上的重大变革，自由恋爱的兴起，“青春少女与烦恼少男，为了向心上人做试探性示爱，情人卡遂成为最佳媒介；女性向来比较矜持，情人卡因此成为示爱最佳途径。”尽管这些行为在人们的生活中是如此微乎其微，但是人类的种种制度，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是微小行为长期积淀的结果，都表现为一个自然的扩展过程。在《闲在心上》的文章中，不少地方都是人类制度演进过程的展现。

    在《闲在心上》，以一个“闲”字贯穿始终。但是，林先生对“闲”字的理解与他人实有异趣。这个“闲”字不仅在于林先生在英伦求学时，不看本行的书，看其他学科的文章及书为闲，如林先生读的是经济学，那么文学传记、艺术、音乐、修身养性之道、外游、人的生性之欲等都为“闲”。而且在于用经济学家的眼光、用经济学的数据来看这些闲事都为“闲”，可以说，这不仅表明了经济学家所观察的事件及问题的视角，而且也表明了他们所理解的事物真性一面。在整部《闲在心上》的作品中，基本上都是以这种观察问题的角度，这种分析方法或许是来理解事物真性的另一种方式。

    如公司年报与色情小说，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低级色情小说的内容单调（如主角们一碰面就接吻抚摸上床或就地）与上市公司的年报如出一辙。还有，在《情话快慢板》一文中指出了现代少男少女为何对性问题越来越开放，其原因有道德与价值观念的改变自然不可忽视。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在现代社会里，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古时候人们那种充满哲理的谈情说爱和写长信诉说衷肠的闲暇没有了。现代人们要做的事情太多，面对着供给时间的不足，对于爱情或的追求，不得不采取速战速决的方式。现代男女轻易坠入爱河、跌落睡床，正是他们下意识里感到时间可贵，迅速“解决问题”以尽量节省时间所致。这样的分析尽管不敢完全苟同，但也许活灵活现地诉说了人类情爱变化的真性。

    在林行止的生活中，闲时听音乐是消磨时间的一种最好方式。因此，先生对音乐自然十分爱好了。而在《闲在心上》文章中，有关音乐的文字也就不少了。不过，林先生论音乐，不是乐曲的优美、演奏家娴熟的技巧，及听得如痴如醉的听众。而是名琴如何获得、名琴价格如何上涨、演奏家人才的选拔与薪资等等经济方面的问题。而这些则是以往艺术家们不屑一顾的东西。《不停演奏》一文，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肯尼地，尽管很早就成了著名的职业演奏家，但是有几年时间时一直借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收藏家的一把名琴。为什么这样？因为，这把名琴的价格贵得他买不起，不过，欣赏其才华的琴主同意借给他，每年估值一次，如果肯尼地届时储蓄够了钱，便按估值卖给他，哪知肯尼地的收入追不上琴价增值，使得肯尼地一直无法购买这把名琴。还有，在世界上大多数乐队里，为什么女乐手明显少？这在于选拔制度上有问题，在于评审人在选拔时对仪容、谈吐、肤色及性别所显露出的明显倾向性歧视。

    总之，在《闲在心上》的大作中，尽管整书都是闲言闲语、闲话闲听、闲论闲说，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经济数据、经济学观点、经济学的奇闻逸事、经济学的思维及分析方式尽显其中。按照林先生之所指，书中之“闲”也就变成“忙”了。“闲”也只在心上。

    （2002年8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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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节 现代经济学家之分野

    在“经济帝国主义”时代，经济学家成了社会之宠儿、社会的明星。无论是平面媒体还是立体媒体，无论是演讲大厅还是课堂，无论政府还是企业，他们的身影无所不在。他们不仅影响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而且塑造着人们的现代生活，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可以说，在现代，经济学家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影响其威力是巨大无比的。正如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观念，无论是对还是错的，都比普通人所想像的有力得多。说实话，这个世界很少不受其力量的主宰。有些人在实际的活动中自以为不受学术思想的影响，其实他们往往会是一些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掌握权力凭空臆断的狂人，也只不过是从多年前一些不大知名的经济学家那里导出的妄想。人们应该深信，与观念的浸淫灌输的影响比较，既得利益的势力大大地被夸大了。观念的浸淫灌输，当然不会立即生效，而需要一段相当的时间。但是无论是对好的方面还是对坏的方面，经济学家对实际生活的影响迟早会比既得利益更加危险。

    但是，由于经济学家的分野巨大，他们对人们生活影响的重要性，并非是千篇一律的，而是迥然不同的。对于通常被称为经济学家的那群人来说，就其思想言论的内涵而论，他们底蕴可分成3类，一类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二类是经济工程师，三类是既得经济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3类人都同样在使用经济学的一些名词、术语和某些模型，外行人看到他们发表的文章都在讨论经济问题，自然就都称他们为经济学家，但实际几者之间有显著的区别。

    既得经济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顾名思义大多是受既得经济利益的集团，而为一些人或一些集团的经济利益辩护，或者只是为捍卫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辩护的“经济学家”。在中国这种“单位化”的社会中，这类经济学家特别盛行。因为，在中国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社会的经济利益都分割为或是单位、或是集团、或者行业的利益，这些单位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总是会寻找自己的代言人。而这类代言人为了获得自己代言的社会正当性，总是会以社会利益为幌子，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谋团体或个人之利。例如，国内股市一有波动，特别是股指下跌，总是有“经济学家”出来指点江山，放出各种消息，什么国有股减持今年不能启动、二板市场应该早出台、股指期货市场成行，甚至于说什么要像保护婴儿那样来保护中国股市等等。其实，这些言论除了维护自己利益之外，别无其他用处。

    当然，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体制下，在一个民智大开的社会中，通过市场竞争，这些既得经济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是无法垄断社会话语权的，民众也有能力来识别其中话语的玄机，加上言路大开，这类既得经济利益的代言人要想误导民众并非易事。受市场竞争力量的驱使，这类经济学家也不会明目张胆地与社会利益逆行。但是，在不完善的市场体制中，这类经济学家随时都有可能利用其垄断的话语权，误导民众并对社会利益大下其手。因此，民众对他们之言论，应该多加小心为是。

    经济工程师，就是工程师前面冠以“经济”二字罢了。之所以称他们为经济工程师，是因为这类经济学家对经济事务的处理及人们的经济行为进行分析，总是把它们当做一项工程来做。这类经济工程师仅看到了自己研究的对象为一个个物，却没有看到，甚至于把一个个有血有肉、有利益有思想、活生生的经济行为看成是规格化的物件。按照这种物件来制定其标准，测量其数据，设计其模式等，并试图通过其标准、数据、模式来预测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未来，来制定社会经济发展之政策。工程师的专业在于利用工程学的知识，对一些物料预先做一个模型（或出自自己的创意或遵照业主的愿望），然后按这个模型建造一座类似的庙堂，或一套精密的机器，或一条高速公路。由于所建造的东西不同，就有了建筑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土木工程师这些不同的称谓。其实尽管称谓不同，他们同样都是利用一些无生命、无意志的物料，制作他们预先设计好的东西。而被冠以“经济”二字的经济工程师，同样是搬弄一些经济学名词，而以工程师的心态、工程师的技巧，来处理活生生的人的行为所形成的经济事务。这样，人们的情感、欲求、主观情愿、思想意志等都约化为几个冷冰冰的概念结构与法则。人们活生生的经济行为也就简化为几个经济学的模型。俗话说，水清则见底，水清则无鱼。如果现代人的经济行为仅为一种物件，那么经济工程师也只能是玩弄技巧的能工巧匠，他们是无法真正把握人的行为本身的。

    至于真正的经济学家，他所注重的是活生生的人。经济学家所关注所了解的“人”，并非生物学或动物学家心目中的生物人或动物人。经济学家虽然也知道“经济人”同样也具有一般动物的、冲动及本能的反应。但经济学家注重的是，“经济人”还具有不同于禽兽的意志、情感、理念、逻辑思考及社会文化。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特征。人有无限的，而且自身会不断地繁殖增多，但是这些的满足却受到内在与外在、社会与文化、个人与集体、时间与空间等方面的限制。于是在个人满足的过程中，人们不得不有所选择。选择，就是人在不同约束条件下的经济行为；选择什么，完全在于个人才识及其相关的制度环境与约束条件，在于个人自由度。这就是说：人是一个多面体的人，它是无法仅用几个概念结构来理解的。

    由于人性中有上述的特征，所以在人类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渐渐学习了争取个人自由的适当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要不妨害别人也能争取，否则终会妨害自己的自由。只有“人”才会在自觉的互动中，形成分工合作而把这些互动日益扩展到整个社会。这与动物世界出自本能的行为有天壤之别。人类社会的形成与扩大，是由于人的自觉行为之互动。这里的“互动”之“互”字所表明的主词的“人”是指的多数人，而且多到说不出他们是谁；绝不是少许几个人，更不是像中国古代圣哲孟子所称之“独夫”那样的一个人。而个人的互动都是在自己的独特环境，各自凭借着自己独特的零碎知识而行为、而互动，绝不是靠他人或少数人的设计、规划、指挥或命令而组成的所谓“团队”行为。

    那么，这种零散的、没有约束的个人行为，如果不能够整合起来，是否会让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是否会出现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言的“人吃人”的战争状态。但现实的生活并非如此。因为，团队的行为是受这个团队主宰者个人的知识，即令他有所谓的智囊团的帮助，也只是有限的少数人。至于分散在社会中无数个人的知识，个别看来是零碎的、琐屑的，乃至微不足道的，当然不能与任何专家系统知识同日而语。但是那些散在社会的知识之总和，却不是任何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知识所能统归于一的。即使是在现在高科技如此发达的时代，计算机与互联网也不可能把这些尽纳其中。这无数分散的个人行为不仅没有造成混乱，反而是分工合作的社会所赖以生原与扩大的基础。因为，它有亚当·斯密（asmith）“无形之手”来统摄；或者用哈耶克的话来说，人类社会在扩展的秩序中得以演进。

    也就是说，真正的经济学家关注的是有血有肉的人，关注有理性、有情感、有的人的经济行为，并从现实人的行为演化中，来观察我们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他们重视“无形之手”，并不意味着排斥“有形之手”；尊重“人类社会的扩展秩序”，也不意味着排斥“法制的社会秩序”。而是以实现人为基础来强调“有形之手”不应牵制或阻碍“无形之手”的运作，只能为其除去障碍，使其运作顺畅无阻；只是要强调法制的社会秩序不应干扰或扰乱人类扩展社会秩序的演进，只是提供一个有利于后者得以保持活力的架构。

    因此，真正的经济学家并非经济学工程师，也不是既得经济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是以现实人为旨归对人、对现实社会、对现实的人的行为进行原创性的思考，以便为我们的普罗大众提供一点识见（目前汪丁丁做的工作就是如此）。反之，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了解这种分野，并把所称的经济学家都捧到天上，那么，社会的灾祸也就随将而至了（哈耶克语）！

    （2002年5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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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3节 “9·11”事件坍埸不了经济全球化

    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发生的对美国袭击的恐怖事件，通过新闻媒体瞬间传遍了整个世界，世人无不为此感到震惊与愕然。可以说，此次恐怖事件的发生，无论是对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变化，还是对美国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以及人们对全球问题的思考都会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如全球股市的哗然下跌、汇市的震荡不已、各国航空业的萧条与裁员、世界油价的波澜起伏等等，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美国遭此大劫，当然与一些人的阴暗心理、缺失人性有关，但也并不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而是有深刻的社会思想、宗教狂热及经济利益之背景。

    有人说，就像1914年代表着19世纪的终结，20世纪的人再也不拥有19世纪人的自信与乐观一样，2001年9月11日意味着20世纪的彻底终结，意味着人们对20世纪后期所洋溢的对自由市场、全球化、世界政府等美好信念的质疑。市场经济的法则、商业活动的原则、自由民主的律令、迅速发展的网络通讯技术，渐渐地拆去了民族国家的樊篱，把人类带入一个“地球村”的时代。它既给人类带来富有，也能给人类带来贫穷。美国的这次浩劫，并非仅是不同文明与族群的冲突，也并非仅是不同宗教信仰间的敌视，更非仅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利益之间的较量，而更为根本的是一种贫穷与富裕之间的对抗、一种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敌视。如何来化解这些冲突、对抗与敌视，恐怖主义残害无辜之行径绝不可以，应该采取严厉的方式加以制止，但要防止恐怖主义事件今后不发生，或少发生，人类社会应该寻找其症结深层根源。不仅要对一些强国特别是美国的各项政策进行全面的检讨，而且要对以往推行的市场原则进行全面的反思，特别是应该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做全面的反省。可以说，近20年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怎么也不可低估。

    已有的研究表明，20世纪后半世纪以来，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制度和文化等障碍让生产要素、资金等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自由流动，这自然为人类指出了一条通向富裕之路。但是，人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市场经济的占优原则（即根据市场的运作，强者会越强，弱者会越弱），全球自由市场的法则总是会让初始条件先进国家，特别是欧洲与美国这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而让一些初始条件落后的国家与民众踏上永世无法翻身的一穷二白之路。1999年12月美国西雅图wto会议期间大规模的抗议事件，今年7月意大利热那亚反全球化的骚动，都表明了民众对全球化过程中所导致的负面影响的思考与抗争。可以说，尽管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步，但它并非仅是一种可选择的惟一途径。面对着以往全球化导致的问题，我们是否可能找到一条更好的路呢？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尽管推动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但它也导致了国际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日益边缘化。因为，以往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间的生产要素及资本的流动更多地向发达国家或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流动，由此产生了很大“排弱”效应。而且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实现全球劳动市场的分工与合作，促使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就业机会，也没有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流向发达国家。可以说，在以往的时间里，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世界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经济等级结构，反之，这种不平等、不公正的经济等级结构越来越恶化。所以，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促使“地球村文明”的出现，反之，由于贫富不均越来越严重，贫者与富者之间的对抗与较量由个体发展到民族与国家。这自然会导致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促使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族群，即亨廷顿所称的文明冲突。

    当然，也有人把经济全球化看做不是以军事强制为先导，而是以市场和资本为杠杆，没有流血与暴力，通过资本、信息和市场来冲击国家主权，来弱化他国政府的权力和掠夺他国的财富新方式。这种弱化与掠夺使得“新中世纪主义”的复兴，即一种以市场原则为标榜的“教皇和绝对权力”兴起，如强大的跨国公司在世界的盛行。而这些跨国公司可以利用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无孔不入的剥削，因为，商业上的贪婪本性必定是以营利、剥削，甚至无止境掠夺资源为原则，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失去了市场、人才、资源，从而使其国家竞争力大大削弱。因此，有人就指称，一些非洲国家和中东地区国家长期落后的根源就在于经济全球化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就在于这种不流血的剥削与掠夺。美国著名的思想家波拉尼50年前指出，国际市场是惟一的不由跨越其上的政治权威所控制的市场。因此，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具有最小的内在合法性。这本身就是全球化与社会之间冲突的根源。当社会上一部分人已经割断了他们与当地社会的联系、变得没有约束时，这个问题就会进一步恶化。而这种结果所造成的贫穷与积弱一定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法则，社会的冲突也就油然而起。特别是在美国强势政治的主导下，这种贫穷与富有的冲突自然会转化为政治上、宗教上及意识形态上的敌视与仇恨。

    当然，有人也主张，在信息化时代，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正推动着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的重组。目前，跨国界的政府和社会正在对世界进行重大的调整，由于国家间的主权正在弱化，国家的内政和外交事务的界线也正走向模糊。由此形成的国内外相交事务日益形成一种新领域，促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空间迅速扩大，成为影响一个社会及社区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所以，全球化正产生一种强大的转型力量，促使整个国际关系的变化、世界秩序的重组及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急剧变迁。但是，在整个国际关系、世界秩序、社会经济制度急剧变迁的过程中，又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

    可以说，全球化完全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过程。尽管它的到来及发展是任何人不可抗拒的，但是其发生和发展充满着自身的矛盾，它是由各种社会合力所促成，因此，当代社会文化，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方面会走向何方人们是无法知晓的。它的内容与方向也是无法预知的。人们面对这种无法预知的未来，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因为，全球化下的新的国家主权不再是传统主权所具有的绝对性、排他性、不可分割性及零和博弈，而以往的国界已经成了它发展的主要障碍，日益加剧着跨国界或无国界国际组织的挑战。如，欧盟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联合体，其主权被分成国际、国家和地方三大块，任何一方都可以独立地处理发生在自己领土上的经济和生态等事务，而全球化就是要促使传统的主权、领土和国家权力关系的转型，传统的民族国家已经不再是权力的惟一或主要的统治形式。因此，一个理性的、明智的国家政府应该转化自身的统治功能，变传统的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着重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协调集体行为及国际合作。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与冲突怎么也不可低估，但它并不是有人所称的这次世贸大厦倒埸意味着全球化的失败或终结。在信息化的时代，经济全球化仍然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且正在推动着现代化社会和世界秩序的重组。但问题是我们应该更多地来审视以往的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所存在的缺失。不是把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制造出更多的鸿沟，而是应该如何设计适宜的政策和制度来缓解这种冲突，以容忍、包容、平和、理性的原则让无权的弱势者如何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只有这样，才能由此寻找一条通向现代文明之路。

    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必然选择结果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它会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矛盾与冲突。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只能面对它。同时，对于经济全球化，人类也无法简单地预先安排好的选择，人们所能做的只能是从其带来的正负影响中探讨出一条前所未有的解决之道。美国浩劫并没有让经济全球化走向终结，只不过告诉世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应该具有一种宽容与理性的态度，并如何在贫富之间、在无权无势者与有权有势者之间架起一道可沟通的桥梁。

    （2001年9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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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4节 恐怖事件对美经济负向影响

    美国9月11日发生的严重恐怖袭击事件，使得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倒塌，华尔街股市交易停止，五角大楼工作停顿。随之而来的是，欧洲股市暴跌、美元汇率急挫、美国及世界许多股市交易停止，而原油、黄金和其他一些大宗商品价格飞速上涨。由此，不少经济学家预测，美国在遭受了一系列恐怖主义袭击后，由于人们对美国经济信心的丧失，有可能导致不少投资者迅速撤回投资，从而有可能引发美国大规模的经济衰退。现在我们要问的是，这次恐怖袭击事件对美国未来经济的影响最主要的方面是什么？它到底会有多大？美国经济从此会走向衰退吗？

    其实，无论是从直接影响，还是从间接影响来说，这次恐怖事件对美国经济最大的负向影响是严重打击了民众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即对民众心理面的负向影响会大大超过对美国经济实体面的负向影响。因为，这次恐怖事件预谋之久、组织之严密、伤害之大，不仅是史无前例、人神共愤，而且正如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所言，它是对现代社会的民主、自由、文明的挑战，是邪恶向正义的挑战。这必然会引起全世界人民的严厉谴责。不过，如果这次事件是发生在美国之外，美国人尽管也会义愤填膺，但是他们不会感觉到多少心理上的压力。而这次事件却发生在美国的纽约与华盛顿，攻击的目标正是美国经济、政治及军事的心脏，美国文明的圣殿。摧毁的不仅是几座摩天大楼，而且还有美国民众心理的骄傲与美国所认可的现代文明，使民众看到了美国竟是如此之脆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这次恐怖事件对美国民众心理上的打击是无与伦比的。

    现在人们要问的是，依美国现在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等等方面的强大，谁能奈美国之何？史无前例的恐怖攻击事件为什么会在美国的本土发生？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既有美国布什政府上台后所摆出的强势、美国情报机构的失职，更有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利益之间的碰击，各种文明价值观之间的对撞。这次灾难性的恐怖事件一定会促使民众对上述问题加以反省与沉思，美国的价值观念是否适应于整个世界，美国的市场经济准则是否能够在全世界普遍实行？美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是否要回归整个人类社会？还有，以往认为是最安全的地方，为什么会风险最大？美国民众今后的生活安全如何才能保证？等等。有人说，2001年9月11日意味着20世纪的彻底终结，意味着20世纪后期洋溢的对自由市场、全球化、世界政府等美好信念将遭遇严峻挑战。诚然，面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困惑与沉思，美国民众的心理与价值观念一定会产生重大改变。而这种变化一定会导致人们经济行为、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说，如果民众认为城市最繁华的地方是恐怖活动袭击的目标，潜在的风险最大,那么民众就会远离城市，而这个地方的房地产价格就会需求减少。还有如果投资者认为美国仍然存在着恐怖活动的可能性，经济生活存在着严重的不确定性，这就会削弱他国投资者对美国的信心，将很可能造成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出，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重美国经济的负担，从而根本上削弱美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总之，这次恐怖袭击事件严重打击了美国民众及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它将改变民众的价值观念、消费生活方式，加上短期内美国经济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这不仅会打击民众对美国实体经济的信心，而且会严重影响美国民众对金融市场的信心，而这种信心的脆弱对美国经济的恢复有很大的负向影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这次恐怖事件对美国民众信心的打击在短期内的负面影响怎么也不可低估。

    其次，在短期内，恐怖事件对美国金融市场直接的负面影响也是严重的。美国受到恐怖袭击，导致美国股市在9月11日和12日两天暂停交易，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6年来，美国股市首次连续暂停交易两天。根据估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有50亿美元。也有人认为，恐怖分子对纽约世贸大厦的袭击对金融市场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如至少有150家金融机构在该大厦设有办事机构，它们掌控着数以10亿计的资金，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债券最大的承销商cantorfitzgerald。此次悲剧一定会对这些公司及其雇员和客户造成损失。特别是美国的保险业更会难以承担其重负。据业界专家估计，各方面的索赔申请将达150亿美元。而受到影响的大型财产及人寿保险公司aig(aig)、安联(allianz,az)、奥尔斯秦特(allstateall)等将面临破产。

    受此次恐怖事件的袭击，美国金融业不仅在实际资产上要受到沉重的打击，而且数以千计的华尔街金融业精英可能在此次事件中丧生。据报道，在世界贸易中心内的100多家金融机构里，有数千名被视为华尔街翘楚的顶尖分析师、经济学家或交易商，在这次事件中丧生。著名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该公司租用了世贸中心约12%办公面积，大楼爆炸时，公司员工们正在为即将开始的市场交易准备，估计其员工的伤亡会十分惨重。克鲁格曼曾说过，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爆发危机时，如果不是美国联储采取了有效措施，那时美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如果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是只凶猛的美洲狮，那摩根斯坦利则是它望尘莫及的恐龙。后者如果出现危机，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许多年来，美国都被投资者看做“安全的天堂”。在这儿，数万亿美元的资金在流动，收益回报率也远远高于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收益。现在，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和五角大楼相继遭受袭击，美国股市全部停止交易，全球2/3的资金流动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势必对美国经济的信心产生致命的打击，对此前就显示出不断衰退迹象的美国经济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还有，美国股市一旦恢复交易，肯定会出现抛售压力，而这种金融市场的抛售行动估计将对美国金融市场恢复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再次，这次恐怖袭击事件将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美国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已降至02%，为８年来的最低点，其中占美国经济2/3的消费开支对维持经济增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次恐怖事件对美国经济的损害程度不亚于一场小型战争，短期内将使美国的消费疲软、投资锐减、国际贸易陷于混乱，已明显放缓的美国经济将有可能因此在最近一两个月呈负增长。

    而且尽管早段时间美国经济有所放缓，但支撑美国经济的消费却一直比较强劲。而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仅消费者的信心受到很大打击，而且将严重影响美国人消费方面和消费的选择，民众因为恐惧心理可能会储备较多日用消费品，但汽车等大宗耐用消费品将会锐减，美国人外出旅游，欧洲和日本游客到美国旅游都可能暂停，这对美国的旅游业和民航业造成致命的打击，从而使得美国整体消费水平严重下降。

    还有,这一事件将严重打击投资者信心，使得美国的固定投资和金融市场投资在短期内均会受到深度影响。美国政府恐怕在短期内很难恢复投资者信心，从而不得不使外国对美国投资暂时停滞。还有，在美国对外贸易方面，由于纽约世贸中心集中了很多跨国贸易和投资公司，这一恐怖事件不仅使很多经贸人士死伤，也显然会立即毁掉很多贸易合约和交易清单，使得不少贸易活动无法进行。这些在短期内对美国经济都会造成很大负面的影响。

    当然，目前美国经济相当脆弱，而恐怖事件引起的连锁反应对经济带来的影响将难以估量。如果美国为了严惩恐怖主义者而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军事介入升级，那么对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会进一步加大，这就使得美国要避免目前的经济衰退将更加困难。

    灾难的降临，使得美国已经陷入窘境的经济雪上加霜，加上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存在，短期内其负面影响怎么也不可低估。但是如果能够尽快地恢复人们的信心，美国在经过短暂的衰退之后，经济不久会复苏。因为美国经济的实体面创伤并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厉害。

    (2001年9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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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5节 “9·11”事件后美国经济的政府主义

    毫无疑问，“9·11”恐怖袭击事件对美国及世界经济的重创是极其严重的。最近联合国发布的报告指出，“9·11”事件将使2001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率降低一个百分点，损失达3500亿美元。除了美国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对美国来说，如果不把人身损失计算在内，恐怖袭击给美国带来的财产损失达400亿美元左右。华尔街日报则估计除了上述财产损失外，今年内将给美国经济至少造成1000亿美元的损失，使得美国近期的经济前景发生根本性逆转。因为，恐怖袭击不仅破坏了美国的航空、保险、旅游和金融领域的经济活动，而且其破坏性正向制造业、零售业、技术产业等领域蔓延。更为严重的，这次事件使美国消费者的信心受损。美国会议委员会和密歇根大学编制的消费者信心指数9月份的跌幅都是1990年海湾战争以来最高的。雷曼兄弟公司编制的零售业活动指数9月份仅上升了14%，为过去20年来该指数在9月份创下的最低记录。因此，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预测，今年下半年美国经济会进一步下落，负增长也在所难免。

    面对这种经济形势，有人认为，当前世界经济正向“经典经济”回归，即20世纪初凯恩斯所面临的经济状况。在20世纪的前30年，特别是在1929年发生的大危机，这个时候全世界所面临的是有效需求的不足，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存在过度竞争。特别是美国对阿富汗战争的打响，好像世界又走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如何来重整美国经济，如何让世界经济走出目前所面临的衰退困局，凯恩斯主义或经济上的国家主义又成为各国的济世良方了。即以国家来调节市场活动，直接地、全方位地干预经济运作，使政府调控机制从以往的外生变量角色，转化为现代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政府承担多种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职能。

    “9·11”恐怖事件发生后，为了把恐怖事件对民众的信心打击及对美国经济的损伤降低到最小程度，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非常措施，而这些措施正是从自由的市场运作向凯恩斯主义“经典经济”回归。在政府对经济的大力干预下，不仅世界股市已经回复到“9·11”事件之前的水平，就是美国股市也在“9·11”事件发生一个月后恢复到事件前的水平。受美国失业人数下降和通用电气等公司赢利好于预期等利好消息的支持，纽约股市10月12日继续大幅上涨，其中纳斯达克和标准普尔两大股指超过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前的水平，道琼斯股票指数也猛涨至接近袭击事件发生前的9月10日的指数。也就是说，“9·11”恐怖事件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已经重塑美国股市的信心。但是，“9·11”事件后，美国经济的运作也开始从自由市场经济转向政府主义。

    可以看到，“9·11”事件发生后，为了使突发事件对经济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限度，并在短期内迅速恢复美国人民的信心，避免因恐怖袭击事件导致一场经济灾难，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首先，“9·11”事件发生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9月14日宣布将采取一系列紧急应对措施。基本内容有：一是宣布股市停市至9月17日美国股市复市。二是发布了保证美国股市复市时公平正常的交易秩序、极大地增加市场流动性“紧急指令”，如对上市公司及直接或间接由发行人控制的机构，可以不受通常时间与数量限制回购本公司的股票；上市公司回购本公司的股票将不会对自身带来不利或有害的会计上的后果；证券公司在计算净资本时，不必考虑市场被关闭的时间；共同基金可以向有关联的主体借款或者贷款；会计公司可能为办公室设在世贸大厦或者附近的客户提供簿记服务，帮助他们迅速恢复各种记录等。所有的这些措施都在于强化买入与卖出的交易，鼓励更多的人及资金进入股市，从而增加市场的流动性。三是实行股市短路机制，一旦股指达到一定跌幅，即交易自动暂停或关闭市场等，也会保留一些约束，以保障股东利益。政府部门还向金融市场注入了巨额资金和提供信贷额度。四是美国证监会将放宽上市公司确定新股发行价范围的规定，允许上市公司在其新股的审批过程中确定发行价范围。而在此之前，提交新股发行申请的公司必须在一个月内初步确定发行价范围，并在此后6～12个月内正式上市。这就使得很多公司在市场极其不稳定的情况下，不得不定下较低的发行价范围。而现行规定将有利于激励股票发行市场。与此同时，纳斯达克证券市场从9月27日开始采取一项临时措施，从当日至2002年1月2日暂停执行对股价持续低于1美元的摘牌规则，从而使大约660多家公司逃脱了“死刑”。可以说，美国证监会推出的这一系列措施确保了美国股市的稳定与发展。

    对于货币政策方面，“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立即做出反应，表示将随时准备增加经济方面的额外投入。有报道表明，9月11日事件发生的当天，联储局向金融市场注入了800亿美元，欧洲央行也于当天在金融市场上注入了693亿欧元，并且在第二天又注入了604亿欧元。这些对市场干预对美元汇价的稳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为了保证美国股市在9月17日开市后交易市场的稳定，美联储在开市前两个小时，突然宣布降息零点五个百分点；随后，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等也加入降息的行列。10月2日，美联储决定再次降息零点五个百分点。这是美国今年以来连续第9次降息，使联邦基金利率降到了39年来的最低水平。尽管这两次降息对已受到严重伤害的美国经济的作用与影响不会太大，但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它对稳定美国的投资者与消费者的信心可起重要作用。此外，为解决海外美元的交易问题，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又与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紧急磋商后，多次进入市场进行换汇交易。可以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联储局采取了有史以来最为积极的货币政策，用以保证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在财政政策方面也并不示后。为了提高民众的信心，减缓经济衰退，布什政府提出了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如加速实施业已开始的减税法案，将2004年到期的减税项目提前到2002年完成；向今年夏天不够享受减税资格的3000万低收入工人提供减税；将现行失业救济期限26周再延长13周；向企业实施放松贷款、减税等优惠政策。为了配合布什政府有效实施各项措施，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表示，新的财政刺激计划可能需要1000亿美元才能对经济产生显著的影响，并准备为此计划的实施大开绿灯。美国国会在事件发生后很快通过了400亿美元的应付恐怖袭击和经济重建的紧急拨款和向航空业援助150亿美元的方案。目前，布什总统还提出要实现规模为600亿～750亿美元的新经济刺激计划，目前正在与国会就数额与措施进行磋商。

    可以说，从“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一个月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希望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来刺激和重振美国经济与股市，以恢复美国民众的信心。事实上，尽管这些政策谈不上立竿见影，但已开始初见成效，特别是在稳定投资者信心、稳定美国股市所发生的作用方面更令人鼓舞。不过有人担心，一向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如果转向国家干预的政府主义，对付突发事件当然会在短期内起不少的作用，但就长期而言，其结果是不确定的，甚至会造成不少负面影响。如通货膨胀的加剧、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社会资源的无效配置等。从历史来看，政府主义的失败比比皆是。

    不过，从布什政府所采取的干预政策来看，并没有完全回归到凯恩斯主义的老路，而更多的是通过改变市场的游戏规则来激励人们的市场行为，用市场的规则来化解一场可能发生的市场危机，从而把市场干预的成本降低到最小限度上。回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许多国家在货币危机引发股市危机时，政府直接出面干预，结果是打得粮尽弹绝，只得向外求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干预政策，基本上是以市场为依归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这是否能给香港政府或中国政府一点启示呢？

    （2001年2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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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6节 “9·11”掀起世界历史的新一页

    引言

    在一年前的今天，由于我有早睡之习惯，晚上9点半过后就睡了，但是刚睡下不久，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在没有听电话之前，心里还犯着嘀咕，为什么总有那样讨厌的家伙来打扰我，口里正想骂他一句。但一拿起听筒是香港那边传来的声音，要我赶快打开凤凰卫视收看，说美国出大事了。当我打开电视机，一看到纽约世界贸易大厦浓烟中轰然倒坍时，眼睛都看直、看呆了,心也在颤抖，好像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此时此刻，我连想都没有想，立即拿起电话给我所认识的所有朋友打电话，要他们赶快打开电视机，看凤凰卫视台的“9·11”事件直播节目。因为，从我的预感中，这个事件在摧毁着人类文明，它将改写整个人类历史。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我整整近两天的时间坐在电视机前不曾离开过，翻看着一个又一个滚动的电视画面，并希望从中获得更多的信息。

    是的，现代的高科技把遥远地方发生的事情即刻间展现在世人的眼前，一个个触目惊心的镜头，有谁会无动于衷呢？有人在毁灭人类的文明，毁灭着人类自身，但也有人在创造着人类的文明。地球上最高的世贸大厦崩塌了，但是当我看到那舍己救人的纽约民众、看到为世人提供更真实画面而出生入死的记者们、看到随着双子塔的倒坍而纽约市的几百消防员瞬间消失时，人类一座最伟大的丰碑也矗立在我的心中！无论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在平常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谁是崇高还是卑鄙，谁是伟大还是怯弱？因为在平常的日子里，每个人一般都不需要他人帮助自己就能够处理自己的事情，但当一个人遇到困境与危险时、当一个国家大难临头时，人的真实也就会一展无遗了。可以说，正是这种毁灭与创造，将改变人类的历史，改写人类历史的进程。无论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还是美国总统顾问赖斯，无不认为，“9·11”事件掀起了人类历史的新一页。

    人们将重新审视以往的观念与制度

    毫无疑问，无论是在书本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生命价值重于一切，但为什么会有人连生命都不要而且做出一般人无法想像的事情呢？如果一些人连生命都不重要了世界又会变得怎么样呢？在不少媒体看来，随着世贸大厦的崩塌，全球性恐怖主义也从以往人们头脑中相对模糊的概念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并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中心议题，成了划分敌我的基本标准。“9·11”后美国则以“反恐”为先导调整其国内国际整个发展战略，并借“反恐”之胜利把其触角伸向了世界各地，同时美国称霸世界的“雄心”,更是一展无遗了。最近，布什强调“先发制人”，执意打击伊拉克，更加强化了这种“雄心”。也正是这种“雄心”，国际社会对美国反恐的支持正在迅速减退并提出异议。毫无疑问，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天敌，只要恐怖主义存在，人类社会就无法安宁。但是美国遭此大劫，不仅与一些人的阴暗心理、缺失人性有关，但也并不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而是有深刻的社会思想、宗教狂热及经济利益之背景。如果我们不能从恐怖主义现象的背后寻找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寻找这些极端分子连生命都不重要的原因，那么“反恐”只能是一场永远无法结束之战争。因此，“9·11”后，不少人开始重新反省人类自身、反省现行制度安排、反省现代政府作用与功能，以此来重建我们的人类社会。

    因此，当人们面对这种无法预知的未来时，并非仅是如何去指责对方的不是、野蛮、丧失人性及不文明，最重要的就是应该检讨自身，检讨自身的政策、理念及价值观，如何来适应已改变了的社会。一个理性的、明智的国家政府应该转化自身的统治功能，应该如何设计适宜的政策和制度来缓解现有的争端与冲突，以容忍、包容、平和、理性的原则让无权的弱势者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只有这样，才能寻找到一条通向现代文明之路。而“9·11”事件则成了这种诉求的起点。

    在此，国内政府和民众能从“9·11”事件的一周年回顾中获得多少启示呢？中国走向市场化之路已经有20多年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有许多成功的方面，但是人们也面对着一个不争之事实。中国的市场化也成了权贵者、成功者的天堂。无论是我们的政府还是国内的种种媒体，发出的都是权贵者成功者的声音，看到的都是许多暴富者的现实，至于弱势的阶层、弱势的民众有多少人在为他们的利益而击掌鼓呼呢？整个媒体充斥着官员、成功者、暴富者欢欣鼓舞的面孔，但又有多少人在关注弱势民众的生活：他们的疾苦、他们的不幸、他们受到的屈辱与被践踏，甚至于生命的摧残呢？看看迅速分化的贫富之差，看看广大的农民在为生存受着煎熬，难道这不是也在制造不安定的社会土壤及极端分子的温床吗？我想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应从这深刻的反省中来推动我们社会的变革，应该有一种宽容与理性的态度在贫富之间、在无权无势者与有权有势者之间架起一道可沟通的桥梁。

    “9·11”事件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

    “9·11”事件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无论是个人、企业及政府都是如此。而人们行为方式的变化将影响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9·11”事件，一个没有清楚可见的敌人从天而降，这种连做梦都不会梦到的悲剧竟然发生了。这次事件发生在美国的纽约与华盛顿，攻击的目标正是美国经济、政治及军事的心脏，美国文明的圣殿，更是世界的金融中心。可以说，“9·11”事件，摧毁的不仅是几座摩天大楼，而且是美国民众心理的骄傲与美国所认可的现代文明，在世人看来，傲气十足的美国竟然如此之脆弱。正是就这一意义说，这次恐怖事件对美国民众心理上的打击是无与伦比的。直到一年之后，仍然还有不少美国民众没有从“9·11”的噩梦中走出来。而且“9·11”后，美国人没有像过去那样过分强调个人自由和权了，他们也无法任意逍遥，连一些交通工具的选择也不那么自如了，如许多人放弃了空中旅行而选择地面交通工具。可以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9·11”事件在有意无意地改变着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改变着美国人的价值观念，也改变着世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比如“9·11”后，许多美国人开始对生活的确定性信心充满了焦虑，对国家的安全产生了怀疑。这种对未来的忧虑及不确定必须会改变美国人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人们会普遍捂紧自己的口袋。“9·11”之后，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836点，降到了1993年以来的最低点。而2002年8月份指数也不过上升为935。消费者开支则占美国经济活动的2/3，民众消费的下降对美国的经济影响是相当严重的。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市场在“9·11”之后出现短期暴跌正反映了投资者的无所适从和对于是否再可能出现这种几乎不可预测的突发事件的惊恐心理。如果人们对市场没有信心，那么他是无法选择可投资的方向的。

    而消费者的消费下降，从另一层次刺激了企业调低了它们对未来前景利润的预测，它们对新进的投资没有信心。另一方面公司利润下降，使得企业难以扩大投资。美国商务部的最新报告显示，2002年第一季度美国公司的利润仅比前一季度增长了58亿美元，大大低于2001年第四季度1250亿美元的增幅。美国企业扩大生产能力明显受到遏制。企业固定投资在第四季度剧降138％之后又下降了62％。公司利润下降，难以扩大投资，美国金融机构首季访问50个行业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６个行业计划今年增加投资，计划削减投资或维持不变的行业则分别有24个和20个。

    一些特殊行业受到了“9·11”事件的直接波及，如美国的航空业、飞机制造业有关的行业、旅游业。一些公司便面临着破产的境地，于是大量裁员，以航空业加入失业大军最为严重。而“9·11”可能永久性地改变世界安全防卫行业，人们寻求安全的方式正从反应性和侦测性转为预防性。“9·11”事件后，在其他行业类股大跌的同时，国防工业及安全防卫产品类股价却是一枝独秀，产品需求持续上升，从聘用保安到购买生物测试的先进设备，人们对这类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大增，有的甚至出现供不应求。而该产业的变化一定会带动美国其他产业的调整。

    失业、企业利润不足、消费者消费下降，美国已经进入了通货紧缩的境地。2002年３月零售销售及密歇根州大学消费者情绪指数，预示消费者可以花的钱已不多了，在最新的经济研究公司所做的一项分析显示，2002年６月，在消费价格指数衡量的数百种商品中，有30%的商品价格较上年同期出现下降。核心消费物价（不计食品及能源）指数在2001年开始加速下跌，截至2月底的12个月，下跌了13％，是45年以来最大的跌幅。

    资本市场对信心危机反应更为强烈。“9·11”事件之前，新经济的泡沫已经开始破灭，“9·11”事件之后的信心危机，使得泡沫的破灭更为迅速。股票是虚拟性较强的资本，股价的上升下降很大程度上与人们的信心有重要的联系,当人们信心下降之时，市场的泡沫便纷纷挤破，许多在繁荣下掩盖的问题便呈现出来。首当其冲的是安然事件，这是美国500强排名第七企业的公开破产，同时拖垮了安达信会计事务所，紧随其后的是利科(lyco)丑闻，世通倒闭……一系列上市公司丑闻纷纷破茧而出，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于资本市场的信心危机。信心的丧失，让经济运作缺乏动力，经济脆弱面便不堪受击，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者同时受挫，恶果循环往复。有人说，安然事件是“9·11”之后美国资本市场最大事件，其影响远远超过“9·11”事件，但是如果不是“9·11”事件爆发，安然丑闻能否披露出来，估计还得有时间。而且从长期来看，恐怖主义存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将成为经济发展难以抹去的阴影；对安全因素的考虑导致生产和其他成本增加，降低了生产和商品周转效率，造成劳动生产率的增幅放慢；本来是生产那些改善人们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的巨大资源也只好转向生产用来防止恐怖活动的产品等等，这些都由于“9·11”改变人类历史的的进程。

    “9·11”事件将让更多的私人资源向公共部门转移

    还有，“9·11”事件也改变了美国政府的行为。“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效率与强势也即刻显现出来。为了把恐怖事件对民众的信心打击及对美国经济的损伤降低到最小限度，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非常措施，而这些措施正是从自由的市场运作向凯恩斯主义“经典经济”回归。

    也正是祭出经济上国家主义的旗帜，不仅世界股市没有因为“9·11”事件而出现崩盘，就是美国股市也在“9·11”事件发生一个月后恢复到事件前的水平。受美国失业人数下降和通用电气等公司赢利好于预期等利好消息的支持，纽约股市在2001年10月12日继续大幅上涨，其中纳斯达克和标准普尔两大股指超过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前的水平，道琼斯股票指数也猛涨袭击事件发生前2001年9月10日的附近。也就是说，“9·11”事件后，政府希望对市场的干预重塑美国股市的信心。不过，安然事件爆发，政府的愿望并没有如愿以偿，美国股市重新又走入熊市，但是，“9·11”事件后，美国经济的运作已经由自由市场经济转向政府主义成了不争之事实。

    可以看到，“9·11”事件发生后，为了使突发事件对经济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并在短期内迅速恢复美国人民的信心，避免因恐怖袭击事件导致一场经济灾难，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而且，这种经济上的国家主义还表现在最近美国国会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关于会计和公司治理一揽子改革的索克斯法案（sarbanes－oxleyact，简称soxact）上。该法案以政府为主导，反应了美国在安然等事件后发生在企业界、财经界及投资者之间一些基础性的重大变化，既呈现了布什政府要“乱世用重典”的用心，也基本上反映了对股市监管上的政府主义。可以说，尽管对该法案实施后所产生的效果如何还言之过早，但光从该法案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它可能是从1933年美国证券法通过以来对证券法律制度调整最大、最严厉的法案之一。可以肯定的是，索克斯法案的实施不仅会对美国本身的公司证券制度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世界的美式证券制度（比如中国）一定会带来较大的冲击，它对世界资本市场的影响与意义会非同凡响。

    还有，这种经济上的国家主义引申到美国的对外贸易上，就是如何把对外经贸与安全及军事行动密切结合起来，对美国所称的“邪恶轴心国”的经济制裁与产品禁运，对协助反恐有贡献国家的经济援助等，哪一方面都是强化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可能说，只要今后反恐活动还在继续,美国政府对国际经济生活的干预都不会停止。可以说，“9·11”之后，美国已经把经济生活中政府主义的触角伸到各个方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可以说，从长远看，这种经济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循环转移，对未来经济发展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9·11”事件将改变国际金融市场的格局

    “9·11”事件后，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方向出现了明显变化和调整。在“9·11”事件之后的9月份，外国投资者撤走资金近300亿美元。2002年7月份美国的投资者从美国市场撤走资金达500亿美元，高居美国市场单月撤资之冠。在2001年下半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出现大幅度下降。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大约是13000亿美元，而在2001年下降到7000亿美元水平。这种大幅度的下降是1990年代以来没有过的，应该说与“9·11”事件的发生有密切关系。而外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2001年仅为1329亿美元，比2000年创纪录的3356亿美元减少了60％。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失，对美国gdp增长的负面作用达1%左右。“9·11”事件带来了美国投资界和消费者心理上的巨大冲击，很多大型企业并购的决策因此而暂停。由此，包括跨国并购在内的企业并购在“9·11”以后迅速降温。可以说，最近美国股市跌跌不休，美元疲软，都是与国际资本大量流出美国有关。过去７年来外国资金的大量涌入美国，才造就美国10年的牛市。如果国际资本大量流出，就会改变整个国际市场的利益格局。最近，尽管欧洲经济没有多少起色，但欧元还是照升不止，其原因就在于大量资金向欧洲回流。

    总之，“9·11”事件之后，尽管目前还无法就该事件对美国及世界经济生活影响给出更多的结论，但2001年9月11日是现代历史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它将在各个方面开启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2002年9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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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7节 “9·11”事件后美元强势得以为续吗

    20世纪90年代，美元强势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特别是在纳斯达克股票牛气冲天时，美元的强势更是无可复加了。但是，“9·11”恐怖事件后，不少人都认为这次事件将粉碎美元持续强势的美梦。特别是在阿富汗的战火硝烟浓浓，炭疽热恐惧遍延美国之际，更使人们认为美国经济要想在短期内复苏无可能，以往流入美国的外国资本将会迅速地流出美国，美元的强势难以为继。但是，实际的情况却与人们所预期的南辕北辙。在“9·11”恐怖事件后的一个多月里，除了在短时间内美元汇价有所回落外，在多数时候美元仍然呈现十分强的态势。这种现象可能会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其实，任何经济现象都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

    首先，虽然“9·11”事件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怎么也不可低估，但是对于实力强大的美国经济来说，除了对美国民众的信心打击较为严重外，实体面的负向影响并非如人们所评估的那样严重，一是“9·11”事件对美国经济直接损失与美国经济的gdp总量相比是十分微小的。

    二是美国产业的活力并不会由于“9·11”事件而减弱。已有的资料表明，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痛苦改造后，美国企业界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处于1950年以来的最佳状态。可以说，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远远地超过了其他许多发达国家。据国际劳工组织1999年10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1997年英国工人年工时为1731小时，法国为1665小时，德国为1560小时，加拿大为1732小时。北欧国家工人年工作时间更短，1997年瑞典和挪威的工人年工时分别为1552小时和1399小时，而美国为1966小时。另一方面，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在提高。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报告，在1991～1999年美国经济扩张期间，美国非农业工人劳动生产率水平年均增长21%，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58%，而在20世纪80年代，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为15%，对经济扩张的贡献也仅为417%。自1995年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幅比此前20年提高了1倍，达到28%。从1999年第三季度到2000年第二季度，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达到51%，为过去17年来增长最快的4个季度，其中2000年第二季度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高达53%。这就是说，美国经济之所以会有如此优势，并非通过要素的粗放经营，而是如克鲁明所指出的是靠劳动生产率提高，依赖于劳动内涵转变的方式。最近发表的《麦肯锡报告：美国经济的未来》也指出美国劳动生产率未来的增长速度虽然会慢一些，但持续增长的趋势并不会改变。因此，美国强势并不会因为一次突发事件而改变。

    三是现有的数据表明，目前世界上最强的三大货币，美国经济占绝对的优势。尽管这种强势在2000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增长急剧放缓而有所减弱，但当年全球储备中美元所占比重为69%，欧元占13%，日元占5%。加之美国经济比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9%，美国股市、外汇市场交易规模与数量居世界第一，如果美元出现较大的波动与调整，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和国际金融的影响将十分严重。尤其是目前国际上较为流动的与美元相挂钩的汇率机制和战略性资源产品——石油与黄金与美元挂钩的体系，使得美元的变化会直接牵制市场。如果美元强势的改变将造成整个世界金融的巨大波动与震荡，那么，各国政府并不愿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9·11”事件后各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一起，为了保证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采取了应对举措，如增加准备金、利率下调、干预汇率等，都相对集中于对美元汇率有利的倾斜，进而使得美元汇率保持了相对稳定。

    四是从证券交易及国外直接投资的情况来看，1975年，美国投资者购买的外国股票和债券与外国投资者购买的美国股票之和，仅占美国当年gdp的4%，而到了1997年底，其上升213%。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资本市场成了绝大部分国际资金寻找的“避风港”，到1998年年底，外国人拥有的美国金融资产总额达到了66万亿美元。据美国第一波士顿信托银行估计，目前美国实际利用着全世界净储蓄的72%左右。同样是在过去15年中，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增长了5倍，由此，美国目前有5%的劳动力是在国外的独资或合资企业中就业。同期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增长了4倍，从而使15年前占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不到1/5的美国，上升到目前占1/3的比重。1975年美国投资者持有的公司股权中只有1%是外国企业的，1997年其比重提高到10%。1975年美国的进出口额仅占其gdp的11%，到1994年底上升到24%，而到1999年底美国进出口总额达到13665亿美元。这就是说，尽管美国本土受到“9·11”事件很大的影响，但由于美元经济的国际化自然有助于弱化“9·11”事件对美国经济的负向影响，从而保持美元汇率的稳定。

    也就是说，近期内，上述因素支撑了美元汇率的稳定，但是从长期看，美元的回升究竟是调整中的反弹还是新一轮走强行情的开始，这是非常不确定的，而且完全由政府主导下的“托市”更增加了美元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因为，从短期看，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影响美元汇率的变化：如美国与阿富汗的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会不会进一步扩大？恐怖主义会不会使用生化武器？新公布的美国公司的业绩是否有利于投资者的信心？等等。

    毫无疑问，“9·11”恐怖袭击事件及其导致的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军事行动，正使美国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困难。由于美国技术股泡沫的破灭以及其他原因，美国经济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放慢了增长速度，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3%，大大低于去年的5%，为过去8年来的最低增长速度。去年美国的失业率仅为4%，今年8月份已经增加到49%。美国股市在经历去年的下跌后今年上半年基本处于低迷不振状态。而“9·11”事件使得低迷的美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美国1999年度“蓝筹经济预测奖”得主、计量经济学家迈克尔·埃文斯的预测报告指出，在“9·11”事件后的4个季度内，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1%，失业率将在2002年上升至67%。在企业利润、联邦政府财政和全球经济普遍下滑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国经济将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衰退。埃文斯指出，以往的经济衰退总是消费者的开支缩减导致企业利润和投资下降。而这一次却是企业、特别是高技术行业的利润下降引发投资急剧减少，以及随后的企业大规模裁员和消费者支出下滑。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此次衰退与历次不同。按埃文斯的观点，2002财政年度，美国联邦财政将出现600亿美元的赤字。这一变化将造成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普遍担心，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也将因而受到影响。

    “9·11”事件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还会迅速地蔓延到世界各国，世界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均会出现不同幅度的放慢，亚洲一些国家的经济面临的困难更大。例如，“9·11”事件除了受直接打击最严重的世界航空业、保险业和旅游业等行业外，由于多种因素尤其是心理因素造成的影响将对世界经济的多个方面产生不利影响。在金融市场上，恐怖袭击事件使投资信心受到重挫，全球股市动荡，一度猛跌。袭击事件使人们对美元信心发生动摇。美国遭到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也使人们对它是否还是最安全的投资市场产生了怀疑，这对美国的资本市场将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在世界贸易方面，恐怖事件对美国经济带来的打击导致市场萎缩以及安全方面的原因，使得全球商品流通的速度放慢，也将对世界贸易造成冲击。据联合国10日发表的报告预测，今年世界贸易量与去年相比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增长。世界石油价格自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持续下跌，随着美事行动的继续，对世界石油供应将产生何种影响更是增加了不少负面性。而这些都不利于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一旦世界对美元的信心减弱，美元汇率下跌就自然了。最近有迹象表明，如美国长期国债遭遇大力打压、许多美国跨国公司迁移、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下降，投资者开始看淡美国市场。这些都会减弱人们对美元的信心。

    总之，从一个5～10年的期限来看，美元在全球的金融体系、货币支付体系中的支配地位是不会改变的，但从短期看，美元走弱不可避免。

    (2001年10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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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8节 美伊战争对中国影响几何

    在美国总统布什声称将动用“一切力量”彻底打败萨达姆政权之际，美伊战争实际上已经拉开了序幕，美伊战争一触即发。面对着即将爆发的美伊战争，在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剧的今天，远离战场的中国是否能够独善其身呢？也就是说，美伊战争一旦爆发，该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冲击又会怎样呢？这可能是国人最为关注的问题。在本文看来，美伊战争爆发，其影响会通过石油、外贸、劳务工程、投资等方面传递给中国经济，但影响与冲击不会很大，投资者应当密切关注战事进程，但不必过多忧虑，而是应该从中寻找新的市场与商机。

    美伊战争爆发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是导致国际油价的波动。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日本世界上第三大能源消费国，同时又是石油净进口国家，国际油价的波动对中国经济影响会不小。在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存度已由1995年的66%上升为2000年的25%，目前已上升到28%，而且进口的石油50%以上来自中东。但与极力反战的欧洲相比，其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仅40%。特别是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石油安全战略和石油储备体系，经济对国际油价的敏感度会相当高。还有，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还会影响石油上下游产品及相关产品的价格。如随着石油价格上涨，石油化纤原料的价格也正在上涨。如目前国内涤纶等石油化纤原料的价格已比去年年初上涨了近20%。而且随着化纤价格的上涨，国内大部分纺织企业开始抢购棉花，导致棉花价格近期上涨了20%多。这就使得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消费品价格上涨。如机票与汽油价格的上涨都会直接影响民众的消费。

    不过，美伊战争对国际油价到底会影响多大，目前众说纷纭。但有几个方面可以肯定，一是由于美伊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即使战争爆发，战时也不会太久。如果美国对伊战争在短期内解决，美国就会利用伊拉克发展中东石油，促使石油产量迅速增加，国际油价也会很快回落。二是目前国际石油市场的基本面仍将是供过于求，即使美伊战争爆发后，油价短期内会一路上升，但一旦战争结束，油价就会很快回落。可以说，国际油价受供需法则的影响，2003年的价格仍然不会太高。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油价的波动对中国经济有一定影响，但会是短暂的，很快就会回复到平常的水平。

    还有，美伊战争爆发会影响世界经济，进而波及中国进出口贸易。从目前世界经济的格局来看，美国、日本及欧洲联盟三大经济体gdp占世界经济的70%，而美国gdp占世界经济的30%。如果从乐观的角度来说，战后美国经济就会步入良性发展阶段及可能激活大西洋两岸的经济。但从悲观的角度来看，这一次和海湾战争的情况更相似。海湾战争刚一结束，美国就进入了1991年的经济衰退。战争花费的军费开支其实相对来说并不大，但战争造成的不稳定和油价上涨带来的消极后果则严重得多。因此，战争至少在短期内会加速美国经济衰退。而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为30%以上，一旦美国经济走向衰退，肯定会影响中国出口贸易。如最近海关数据表明，从1996年12月以来，出口一直表现强劲的中国，在2003年1月首次出现单月贸易逆差。其原因就在于面对美伊局势紧张，中国不得不大幅进口原油以增加石油储备量。事实上，从1月份中国外贸进出口额统计数字来看，1月份出口并无放缓，但受到原油进口大幅增加777%和836万吨的影响，1月进口额大幅上扬至3102亿美元，这就是导致1月出现贸易逆差的主要因素。

    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的进出口增长情况与国外的经济环境关联性不大。从去年的情况来看，尽管世界经济十分疲软，但是中国的进出口仍然是快速增长，其中出口增长加快了155%。也就是说，中国进出口的增长与世界经济增长情况并不是那样亦步亦趋。为何？因为，中国制造产品大多是中低价位，在经济不好时，消费者的消费倾向向中低档产品移动，使得中低档产品的消费不减反增。因此，面对世界经济的如此不确定性，到底会受强大冲击还是恰逢利好，关键就在于国内企业如何审时度势了。

    美伊战争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也可能波及中国证券市场。因为，一旦战争打响，不论战争持续的时间长短，都会导致国际金融市场不同程度的剧烈波动。有研究表明，到2002年底，全球股市的市值较1999年12月底时损失50%，造成了13万亿美元的损失，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熊市。如果美伊战争爆发，并且战争的进程没有按美国预期的方向进展，国际金融市场将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尽管中国的证券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但在中国加入wto后，中国股市波动受国际环境影响会越来越大，国内股市恐怕系统性风险也随时可能发生。

    最后，美伊战争爆发将影响中国对伊及中东地区的工程与劳务。如果美伊战争爆发,中国在伊拉克的直接利益将受损，如石油、欠款及一些没有完成的工程。在中东地区，中国的轻工业品与耐用消费品，如vcd产品、卡车、中国服装等遍布中东地区，如重庆的宗申摩托在沙特、伊朗、叙利亚，甚至伊拉克都有销售。如果战争爆发这些市场一定会中断，对这些企业造成的损失也不可避免。在劳务市场方面，中国在沙特阿拉伯、伊朗、阿联酋、巴林、约旦、科威特等中东国家都有劳务输出和国际工程承包。如果中东局势进一步紧张，考虑到外派劳务人员的人身安全以及战争对中东地区经济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削弱等因素，中国对中东国家的外派劳务订单和工程承包肯定会减少。但是，战后的重建会由美国所主导,但也为中国的劳务输出提供了一个好时机。

    美伊战争爆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能不加关注，但是直接与间接的影响都不会太大，人们不必过分忧虑，企业若能审时度势，所面临的问题一定会迎刃而解。

    （2003年2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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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9节 温州炒房团该发什么奖章

    本文与张群群合作。

    近来，“温州炒房团”已成为一些媒体追踪报道的焦点，甚至成了舆论谴责的“众矢之的”。特别是通过《南方周末》上的讨论，这一问题更是进入了国内广大民众的视野。对于“温州炒房团”事件，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有人提出应为温州购房团发奖章！

    纷争与质疑

    有人认为，“温州炒房团”利用资金优势左右房地产价格牟取暴利，制造了房地产市场泡沫。而这种泡沫终究是要破灭的，指望靠炒房者来刺激本地经济增长，其危害无异于饮鸩止渴。如果现在继续吹大房地产泡沫，那么将来的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政府不能再对“温州炒房团”的行为听之任之。

    但也有人认为，“温州炒房团”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勇于创造和探索的英雄。因为它们在现有的制度规则下，活跃房地产市场，可以增加当地的gdp和税收，提高当地的房租收益等，所以，政府应该尽全力保护和鼓励他们在市场中的活动与行为，并为这种交易行为创造优惠条件和大开绿灯。而房价虚高完全是政府管理不善的结果，对“温州炒房团”的干预就是政府生病让市场来吃药。当然，也有人认为这种行为宜疏不宜堵、炒房需要更多的监管等等。

    对于上述言论，如果只是针对“温州炒房团”的行为本身来说，无论赞成者，还是反对者，每一方都可罗列一大堆理由，而这些理由谁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大家是否注意到，上述的讨论是建立在下面这条假定的基础之上的，即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完全是一个法律健全完善、产权界定清晰、竞争充分有序的市场。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法律不禁止就是自由，只要遵守市场游戏规则，又有什么不可为之呢？

    但是，上述假定条件是现实存在的吗？我们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法制较为完善的市场吗？如果是不完善的，它的竞争能是充分有序的吗？商品房的价格从何而来，是竞争定价，还是垄断定价？在土地由政府完全垄断供给，再加上房地产市场垄断性寡占的情况下，这种非竞争性定价的利润水平有多高？其暴利如何获得以及由谁获得？通过种种非市场的和非竞争性的方式大牟其利，这种市场的合理性又在哪里？还有，商品房的垄断性寡占定价以及对房子肆意地炒作，利益受损者又是谁？他们难道就应该遭受这种利益损失吗？

    进而言之，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难道只是外资的引入、gdp的增长、税收的增加，而大多数人不仅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反而要大受其害吗？而这种现象不是与政府正在倡导和推行的科学的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思想背道而驰吗？退一步说，即使“温州炒房团”的这种行为是合法的，市场的假定条件也能成立，那么还需要追问，他们炒作房地产的资金从哪里来，完全都是自己的，还是来自银行贷款？如果大部分资金源自银行，一旦炒房出现风险，他们个人能够完全承担吗？假如不能的话，那必然会出现炒房获利归个人，而行市逆转的风险成本，到时候则可能由银行体系，进而让整个社会来承担。如果是这样，大规模炒房行为的合理性又在哪里？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只要一一给予澄清，“温州炒房团”现象的实质也就一目了然了。

    市场垄断与价格刚性

    可以说，目前国内的房地产市场不是一个完善的、充分竞争的市场，反而是一个垄断性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房地产产品本身的种种特殊性，加上某些现行制度安排的不完善，使得该市场完全处于垄断或寡头垄断的结构状态。在房地产市场，获得土地是企业进入市场最基本的条件，但是土地又是由政府垄断供给的，只有通过政府才能获得开发用地。如果土地是在规范、公开、透明的市场化方式下出让，那么，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对土地持续适度的供应有效地调节房地产的市场供给，另一方面土地出让的实际收益可以充分地纳入有效管理渠道，防止土地收益被倒卖地皮者从中渔利。但是，除广州等少数地方之外，国内的土地供应基本上是通过协议的方式出让，多年来以招标和拍卖等方式出让土地的比重一直非常之低，这一比重只是在近年来才稍有提高。在北京，从关于土地的33号文件颁布到4号文件颁布的短短9个月里，政府通过协议出让的土地达33号文件前10年北京住房建设用地的总和。协议出让土地的制度安排，既使土地市场价格机制扭曲，没有开发资质者可以获得土地，进而转手获利，同时又通过制度性壁垒，使垄断力量从土地市场向房产市场延伸。更可怕的是，一些地方在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建立后，出于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考虑，不但没有适量及时地供应土地，反而采取了维持土地市场“适度饥渴”的做法，使市场供求紧张状态更趋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获得土地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或者是与政府利益相关的企业，或者是具有特殊关系背景的人一旦获得土地，就成了房地产市场的主宰，土地的行政性垄断由此转化为市场性垄断。在这种情况下，再考虑房地产产品空间的不动性、高度异质性、极低的相互替代性等特点，进入房地产市场而又存在相互竞争关系的企业数目就不会太多。在处于同一地段、开发类似产品的企业数目很少的情况下，企业之间就会明显感受到竞争对手的行为对本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在需求一定的前提下，假如开发公司之间竞争激烈，房价必然会下降。房价下跌会压缩开发商的利润空间，这样的竞争是开发商不愿看到的，因此开发商之间存在价格合谋动机。在需求旺盛的条件下（包括投机需求在内），开发商之间更加缺乏价格竞争的外部压力。而更严重的是，在或真或假的行情看涨的大背景下（开发商时常制造涨价升值的假象，其实往往是有价无市），消费者反而会对降价出售的房子的质量产生怀疑，从而陷入买涨不买跌、“价格越低房子越卖不出去”的恶性循环。

    对于资本密集性的房地产开发商来说，保持房价刚性、降低巨额沉淀成本的风险、获得超额利润等因素，成为开发商价格合谋的动力。如国内开发商的默契合谋就采取了价格领袖制的形式。即由首先进入市场的开发商制定价格，后来者跟随这一价格。如果有人破了规矩，敢于降价竞销，则必群起而攻之。这种价格合谋的行为加剧了国内住宅市场的垄断。对住宅市场的价格垄断使开发商能够攫取超额利润，同时必然会降低企业的效率水平，妨碍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作用，并将降低消费者的福利水平。

    炒房行为：实质与影响

    在国内住宅市场的垄断格局下，形形色色的炒房团以炒作方式操弄市场，不仅使垄断供给者的超额收益顺利实现，同时又加剧了房价的刚性，使某些开发商虚虚实实的涨价预言假戏真做、弄假成真，而且会恶化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损害消费者福利，制造社会的两极分化。恰恰因为居于垄断地位的开发商和炒房团属于来自垄断供给与垄断需求两方面的利益共同体，他们才会“嘤嘤鸣兮、求其友声”，彼此惺惺相惜、同气相求，前者才会为后者的敢作敢为高唱赞歌。近两年来有资料表明，在中国前100名富人中有一半以上从事房地产业（而在国际上这一比例仅为6%）。而国内房地产开发商和炒房投机者所得正是广大消费者所失。过度投机行为对于住宅消费市场的中低层消费者具有一种挤压作用，因为房地产价格刚性的进一步增强，一方面会使进入市场的最终消费者背上沉重的还款压力，另一方面又会把为数甚众的消费者挤出市场，使他们住房需求的满足变得遥遥无期、希望渺茫。因此，“温州炒房团”这类行为加剧了国内财富的恶性再分配，制造了流布甚广的不满情绪，也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

    可以说，在房地产开发商垄断市场价格的条件下，获利最多的首先是房地产开发商，特别是那些有通天本事获得协议出让土地的个人或企业。他们从政府手中以低价获得土地，然后又把这些土地倒卖转让他人。第二是政府。政府不仅通过卖地增加其财政收入，而且房地产的发展拉动当地整个gdp和税收的增长，一箭双雕，一石三鸟，何乐不为？三是银行、各种中介机构等。而房价持续大幅度上升或表现出强烈的刚性，消费者的福利自然减少，广大消费者成为最大受害者。寻根溯源，“温州炒房团”的行为并不是这种市场结构的始作俑者，把目前房地产市场上的诸多矛盾都归罪于炒房行为，这没准儿是一种误导公众转移视线的障眼法。但过度投机的炒房行为的确会进一步加剧上述受益受损的利益分配格局。

    有人认为，“温州炒房团”能够搞活当地的市场，增加该地的gdp与税收等。一般来说，这种说法自然没有错。房价的上升，gdp与税收也会随之增加。但是，我们的市场活跃与经济发展又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活跃而活跃、为gdp而gdp、为税收而税收吗？如果是这样，这种经济活跃又有什么意义？正如中央政府提倡的科学发展观所指明的那样，所有的经济发展都应该是为了服务于人，都应该是为了提高整个社会民众的福利水平。“温州炒房团”的行为仅是让少数食利者大获其利，而让大多数民众的福利水平受损，让民众的财富轻易地流入以不正当手段暴富者的腰包。这不仅与科学的发展观背道而驰，而且是对社会所追求的公平性的一种肆意嘲弄和讽刺。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当房地产市场出现过度投机时，政府也会迫于公众压力，及时出台抑制投机的措施。如果这个道理不错的话，“温州炒房团”的行为无论是投资还是投机，其实质也就不言自明了。

    “温州炒房团”的行为即使在程序上是合法的，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其社会后果。“温州炒房团”的行为所需资金从哪里来？如果是用他们个人的财富积累去炒作，那么盈亏责任自然完全由炒房者个人来承担。但是，实际情况则不是这样。正如目前的房地产业把其产业的风险都集中在国内银行身上一样。“温州炒房团”的炒作也需动用银行贷款，方可调动杠杆，以小搏大。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市场行情稳定上扬，轻松获利自是易如反掌，所获收益当然落入个人荷包；如若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导致炒作失利，造成个人无法承受的损失则将由银行来承担。这种对收益与成本严重的不对称，巨大的风险向信用机构的过分集中将带来极大的隐患。在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以至我国部分地区，前些年房地产市场经历过度投机直至泡沫崩坏之后所呈现出来的种种恶果实为前车之覆，可谓殷鉴不远。

    总之，在目前的情况下，“温州炒房团”的行为当然不是一种可以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行为。在垄断的市场格局里，它只会对房地产市场的垄断起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加速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降低了一般民众的生活福利水平，挤压住宅市场的中低端消费者，也不利于房地产企业致力于提高效率，同时也会加剧信用风险。因此，政府对“温州炒房团”行为不仅要设置种种限定——尽管这属于治标之策，但也合乎规范市场运作的要求，而且要对目前住房供给的垄断与开发商的价格合谋进行管制，以便降低房地产业的垄断程度，鼓励开展公平有序的竞争——这才是治本之策。

    在这里，到底应该给温州炒房团发什么奖章呢？在个别人看来，假如温州炒房团该发铜牌的话，银牌大概就应该发给把房价抬到最高的开发商。至于无本万利、空手套白狼的倒地皮者，则最有资格站到最高的领奖台上，戴上金光闪闪的冠军奖牌，俯视那些仅为谋得立锥之地就得如工蚁一般劳碌终身的芸芸众生们。按照这种规则颁奖的地方，大概就是某些投机家们梦寐以求的“市场经济”的天堂吧——而那必将是所有诚实劳动者的人间地狱！

    （2004年4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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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0节 资本驱逐动物？

    本文与张群群合作。

    5月27日，看到《南方周末》刊出的《北京动物园“迁”动人心》一文，不禁为之愕然。一个好端端的动物园为什么要迁走？一个沉淀了近百年文化与传统的历史遗产，为什么要让它在瞬间毁灭？这仅是“谁有权决定动物园搬迁的程序合法性”问题吗？要知道，在政府权力范围内，要确立这种合法性简直是易如反掌。这仅是涉及动物园当事人的利益被忽视的问题吗？不难想像，如果有人存心要收买相关决策者，那也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这不仅是要不要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大问题，而且是在中国整个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兼顾历史传承与现代发展、如何保护民族遗产、如何维护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的大问题。如果不明确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全面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就可能会重蹈当年北京古城墙被拆后万劫不复之旧辙。这不仅会损害大众的公共利益，也会降低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威信。

    迁移是一个社会过程，即便是针对动物的迁移，也是如此。在城市改造过程中，把动物园从老城区迁走，表面上体现的是人为了自身的发展争夺动物的居住空间，体现了人对动物的排斥关系，深层次上体现的则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社会排斥关系。动物园的拆迁，只不过是社会把对待人的态度强加于动物身上。在动物园中面临拆迁的动物们的处境，恰恰成为所有城市中被强制拆迁的居民们所处境地的一个准确而生动的隐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04年第1期中文版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把陷于搬迁、贫穷与发展困境中的强制移民对象称为“移动的靶子”。

    据报道，政府官员认为北京动物园迁出的理由有三：一是动物园置于城区，会对公共卫生安全造成威胁；二是动物园地处繁华地段，庞大客流恶化了本已糟糕的西直门交通状况；三是动物理应到大自然中去，以提高动物福利。

    仔细想想，这些理由实在是荒诞无稽。正如有的专家所指出的那样，从200多年动物园发展史来看，没有先例表明动物园是疾病的传播地。按此逻辑，如果动物园因可能成为疾病源而要迁出的话，那么医院也可能成为医源污染的源头，是不是北京所有的医院都应搬出北京城区呢？！

    至于交通状况的问题，任何交通秩序的好坏，并不在于该地繁华程度及客流多少，也不在于该地繁华后有多少空间来支持，而在于既定约束条件下如何对该地做好交通规划与管理。在香港的中环、铜锣湾、旺角等地，其繁华程度、人流密度、空间拥挤程度，北京的西直门地区是根本无法比拟的，但香港这些地区的交通不也是畅通无阻吗？其原因正在于香港能够在现有约束条件下促使目标最优化。但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不从自身规划设计能力、交通管理上找原因，而一味强调外因。这是否说明，我们的某些职能部门既不能够问责，也做不了分内应当做好的有效率的事情。这样的职能部门难道不该深刻反省、好好整顿吗？

    对于什么提高动物福利之类说辞，那真是无稽之谈。什么是提高动物的福利呢？是让动物园的动物生活条件更好吗？是要寻求国际动物保护协会所要追求的目标吗？如果是这样，让动物园中的动物都彻底放生、回归大自然，岂不更好？何来动物园的搬迁呢？其实，在人类社会中，动物园的首要职能到底是什么，是为动物服务还是为人服务，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考虑到环保主义者对于动物福利的理性诉求，整体搬迁动物园，摧毁园中动物久已熟悉的生存环境，这种做法的冠冕堂皇理由就更值得怀疑了。面对造成生活环境急剧变化的拆迁，动物远远比人更加凄惶无助，更加难以适应新的环境。

    动物园的设立既然是为人服务的，为园中动物创造良好的生长条件与环境，目的就在于如何便于动物园的管理，降低这项公益事业的管理成本，提高社会效益。那么，动物园的搬迁，其成本是增加还是减少？如动物搬迁的过程、新园址的建设、新环境的创造、动物在新环境的适应等，哪一方面不是在增加成本呢？而这新增加的成本除了纳税人承担之外，谁还会来承担呢？加上迁入新园对民众造成的不便，更是把搬迁动物园的直接成本和社会成本转嫁到广大民众身上。如果有些动物在搬迁过程中死亡、有些动物因无法适应新环境而骤然丧命，这种管理成本的增加更是超出了人们的预计和想像。这绝非危言耸听，因为在西安、昆明等地就曾出现动物搬迁而死亡的例子。可见，这种做法既损害人的福利，也损害动物的福利。

    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动物园既是这座城市里居民们的动物园，作为我国文化古迹的明代皇家园林的一部分，也积淀了中国近百年的动物园文化的传统，其价值不只是政府出让几块土地收到一些土地出让金,或者是动物园搬迁要花费40亿元这些数字就可估算的，它是无价之宝。这种无法复制、不可再生的文化财产如若在我们手上毁于一旦，我们必将会遭到子孙后代的唾骂，就像北京古城墙被拆那件事一样。

    在这点上，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不多学习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经验呢？看看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中央公园，从三十几街到八十几街（曼哈顿总共有一百八十多街），其面积之大，占地之广，其土地之价值，北京动物园那块地方怎可与之相比？但是，寸土寸金的曼哈顿中央公园，从来就没有人会想到把它摧毁用以大兴土木的。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伦敦的海德公园，世界上发达地区的哪一座大城市，其中心会没有大公园呢？北京市本来就公园稀少、绿地稀缺，北京近乎强制性地搬迁动物园，除了会弱化北京市在国际城市中的竞争力、损害北京作为国际化城市的形象之外，还能有什么积极效果呢？这样一来，北京又如何与国际城市文明接轨呢？这项拆迁决定与北京市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人文奥运”和“绿色奥运”的理念也是背道而驰的。

    如果从商业角度来看，北京动物园是迁走还是留下，哪项选择的商业价值更高呢？当然，从短期利益或某些特殊集团的直接利益来看，拆迁会使某些人获得最大利益。特别是当北京动物园搬迁后，此地用于房地产开发之后，这种短期利益与直接利益更是明显。

    但是，我们的政府是否会想到，动物园留在现址所带来的巨大客流，不仅能够带动当地的商业繁荣，而且也会带动周边地区房地产项目升值。加上受动物园环境绿化功能的带动，其周边地区房地产项目附加值的增加更会巨大。可以说，只要把眼光放得稍稍长远一些，就会看到这种升值肯定会高于动物园搬迁后在此处新建房地产项目的价值。如美国曼哈顿中央公园周边房地产项目的价格就要数倍于其他地方的房地产项目。考虑到这一点，若政府甘愿为眼前这一点小利而不惜损害社会民众之大利，这种做法实属不智之举。

    总之，从民众公共利益、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政府威信、城市的国际形象、政府的商业利益及搬迁的技术条件，甚至是动物福利来看，北京动物园的搬迁基本上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而直接受益的是某些房地产开发商及其利益相关者，损害的则是广大民众与社会的福利。因此，对于北京动物园的搬迁，政府一定要三思而后行，要集思广益，广泛听取市民和专家的意见，坚持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不可一意孤行。退一万步说，如果北京动物园一定要迁，那么要迁走的也只能是动物，而不是公园本身；并且其前提也必须是可爱的动物们真的有了一处更好的栖身之所，搬迁对它们来说的确不是乐园的丧失，而是乐土的再造。无论如何，北京动物园这块绿地一定要保留下来。你听到了作为“移动的靶子”的那些动物们的嘶吼了吗？但愿在拆迁的问题上，动物们比人更幸运。

    （2004年4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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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1节 国有银行借记卡该不该收费

    近段时间，四大国有银行借记卡收费问题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至于民众手中的国有银行借记卡，以客户为一方，以四大银行为一方，收费或不收费，大家都有其理由。特别是律师的加入，消费协会参战，更使得这件事让媒体与国人十分关注。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四大国有银行借记卡该不该收费？该收费，理由何在？不该收费，理由又何在？该收费，在什么时候收费合适？还有，借记卡收费真的是违反了《合同法》吗？真是一种“霸王条例”吗？或不是这样。只要把这些问题一个个理清楚，收费不收费就清楚明白了。

    其实，在一个发达的市场体制中，银行服务如何收费、如何定价应该算是一个纯粹的商业行为，完全由银行本身根据其成本收益来确定，而不需要外界多加评说。因此，对于银行服务，它可以收费，也可以不收费；它可以高定价，也可以低定价；它可以把他人的经验做参考，但不存在什么国际惯例，因为银行服务的收费与定价完全由市场来决定。如果银行服务的定价合理或合适，那么银行与顾客之间的交易才得以顺利进行；否则，无论是银行还是顾客，哪一方觉得交易条件不满足，他们之间交易都无法进行。但是体制不同或在非市场体制下，其情况就迥然相异了。

    因为，在不同的体制下，银行的性质不同，它们服务的目的与功能也是不同的。如果国有银行在获得收益时，则把外国私人商业银行运作办法、收费标准及定价方式套用过来，而成本承担时，则以自己为国有银行，那么，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相当不公平的。

    首先从国内银行业的情况来说，国有商业银行仍然占有70%以上的比重。也就是说，国有银行业仍然处于完全垄断的状况下，国家通过行业准入的限制，把其他想进入者摒弃于外，从而使得进入者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垄断利润。还有，正因为国有商业银行为国家所有，它就可以无成本地获得整个国家的信用担保。作为以信用为核心的银行业来说，如果有国家的无形担保，那么其信用级别一定会高于国内其他银行，民众就会认为存入该银行资产的安全性就会高。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很高，但是国内民众仍然不担心其风险而把存款源源不断存入四大国有银行的原因。只要国家不垮，国家就能为国有银行做信用担保，该些银行的现金流就会不断，有问题也能够化险为夷。

    再就是，国家不仅为国有商业获得垄断利润及为其提供信用担保，而且源源不断地把社会其他方面的财富或资金注入国有商业银行。例如债转股运作，就是把国有商业银行所要承担的风险转移出来。还有，政府用国家外汇注资国有银行也是一种社会财富直接注入国有商业银行。这些都是以显性的方式把社会财富直接注入国有商业银行。还有更多的是通过非显性方式把社会财富或民众的财富转移到国有商业银行去。例如，在国内利率严格管制的情况下，政府利率的调整，首先考虑的就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收益问题。这几年来国内存款利率越来越低，但是存贷款利率之差并没有随之而缩小，反之还扩大。这样，民众存款收益减少了，但其财富则通过国家对利率的管制转移到了国有商业银行。怪不得，早些时候人民银行希望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以促进市场竞争，但却遭到来自四大国有银行极力反对而不了了之。

    正是从上述方方面面来看，国有商业银行既要按市场法则来运作，它的许多行为应该是商业行为，另一方面，它又得为社会提供准公共品，因为它为国家所有并且它在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种种便利。因此，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服务来说，既要收费，也可以免费；有些服务可以自主定价，有些服务则应该由政府统一定价。问题就在于是哪些服务该收费，收费多少，都得考虑对整个社会民众的利益影响。

    至于借记卡收费问题，如果四大国有银行作为一家商业化企业，按照它成本与收益来核算，它如何收费应该没有什么争议，收费多少，就得提供多少服务。如果不提供这种服务，客户就一定会退出这个市场。但是四大国有银行是真正的商业银行吗？不是，它还得通过各种方式获得来自政府的帮助或优惠条件。既然四大国有银行还不是真正的商业银行，既然四大国有银行还要获得来自政府的优惠，那么它为社会民众提供一些准公共品也没有什么不可。借记卡收费与否也不是成本收益核算的问题，而得与政府谈判。政府觉得应该收费，它才能够收费，但这种收费应该有一个较长的公示时间。

    比如，四大国有银行的借记卡要在2004年4月1日收费，就得一年前就应该公示，让社会中每一个客户知道国有银行要做什么。而且不仅要公示，还得采取不同的方式通知每一客户，让他们知道持借记卡要收费。在香港，银行要做什么事情，都会采取这两种方式来通知客户，让客户先有所准备，以便自己进行选择。四大国有银行借记卡收费，一是公示时间短，二是对客户通知不充分。突然间提出要收费，即使它们正在进行商业化改革，这样也是不合理的，民众也有力争的理由。

    至于四大国有银行借记卡收费违反了合同法，是什么霸王条款。我想这就不在理了。首先，对每个持有借记卡的客户来说，他们在办卡时，肯定会填写一张表格。而这张表格就是一份格式化合同。对于这张合同上是否有收费或不收费的条款，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当时的约定是不收费。但是，这个约定的时效如何，是永久性的吗？肯定不会在当时的这份表格写上这些内容，而表格的解释权在银行。即使合同写上了不收费，银行也可以对它重新解释。在情况变化之后，银行对这张格式化合同重新解释要收费，客户没有理由说银行有什么错，更不是什么违反合同法。

    至于霸王条款，那就更是差距太远了。一是银行服务尽管有垄断的意味，但并非仅此一家，客户办卡时，既可选择这家，也可以选择另一家；客户可以选择办卡，也可以选择不办卡。即使四大国有银行宣布借记卡要收费之后，个人对这些借记卡选择也不是惟一的，可以接受其条件持卡，也可以不接受条款退卡，同时还可以选择借记卡不收费的银行等。这些个人完全可以自由选择。在完全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哪里来的霸王条款呢？

    总之，目前炒得沸沸扬扬的四大国有银行借记卡收费论争，其实很简单，首先是对国有银行定位。如果还是国有银行，还得享受政府各种优惠与资助，那么就得为社会提供准公共品，有些服务就得免费提供。四大国有银行不要在收益上设法向其他商业银行看齐，而在自身运作上则把成本转移到社会来承担，这样做对整个社会及国内银行业来说都是十分不公平的。如果四大国有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它如何收费完全是企业行为，也没有什么国际惯例可参照，客户也没有多少值得加以非议的东西，但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借记卡收费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过程。四大国有银行借记卡要收费，就得先（如提前一年）向整个社会公示并通知每一个客户，告诉民众什么时候借记卡要收费，希望他们早点做好准备，而不是一宣告收费就是。这才是问题所在。

    （2004年4月）

    深圳“刷卡事件”：谁对谁错

    深圳的“刷卡事件”已经有一段时间，尽管深圳商家已恢复了刷卡消费，但矛盾远没有解决。不仅如此，该事件的影响还有向全国蔓延之势。怪不得，这几天天天都有记者打电话来问我，要我对此事件分析解释一下。

    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商家还是银行都可以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一大堆理由。如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认为，商家要求降低银行卡手续费率是合理要求，因为商家的利润非常低。这就使得刷卡消费越多，零售企业的利润将被挤压得越薄。

    中国银联则认为，根据2003年央行下发的120号文件精神，一般商户应给发卡行和银联（交易结算系统）支付的金额比例为7：1，商户向收单行支付的手续费由双方自行约定。目前手续费的收取比率一般为交易金额的1%，这一比率相对于银联、发卡行、收单行的运行成本来说已经很低，也低于国际上2%～3%的收费标准。

    对于这些理由，谁对谁错呢？当然是公说公有理。特别是当政府及相应的主管部门不出来表态而在静观其变时，更是无法有一个权威的说法来衡量事件之对错了。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事件，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

    首先，在市场体制下，企业与企业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等方面利益之争应该是十分平常的事情。只要在市场中，各种利益之争随时都会发生，而这种利益之争也是市场竞争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我们应该看到，在市场中，有利益之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何种方式来解决这种利益之争。是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进行，还是通过政府行政的方式来解决；是利益之争当事人坐在一起来协商谈判，还是通过政府行政的方式来操纵事件之变化等。所使用的方式不同，结果殊异。

    在深圳的刷卡事件中，政府及相应的主管部门只是静观其变，不发表意见，也不参与其中，这是市场的做法。该事件的解决只能是当事人几方大家一起坐在谈判桌上来，通过谈判来调整利益关系。

    对于银行卡手续费率多少更为合适，应该是一个有相当争议的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先要看这个费率是如何确定的，如果仅是银行方单方面确定（无论是央行的规定还是银联的规定），这就等于说这个定价还不是完全的市场定价，商家当然有理由与银联重新确定银行卡手续费率。如果这个费率早就是商家与银联谈判确定的，但经济环境变化了，商家也有理由对自己认为是不合理的费率定价重新谈判。因此，无论是从哪方面来说，商家提出费率不合理，需要调整是正当的。

    但是，两者必须坐在谈判桌上谈，通过谈判来调整双方的利益关系。而不是突然停止使用银行卡，这样对消费者来说是相当无辜的，也损害了银行卡消费者的利益。如果商家要求与银联谈判，银联不同意，也不坐在谈判桌上来，那么，商家也得先向市场公示，告诉消费者由于银行卡费率与银联谈判的问题，可能在某个时候起暂停使用银行卡消费，请消费者有所准备。而不是采取那种欺骗的方式（即以银行pos内部系统维修为由）拒绝消费者刷卡。这既损害了本身的利益，对消费者也是不公平的。比如说，在停止使用银行卡刷卡之前10天就向社会公示，这样既能够得到社会广大消费者的理解，也是商家争取市场力量的一种重要方式。

    对于深圳刷卡事件，现在面对的是银联不妥协，商家不服气形成的某种僵持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是好。如果大家不妥协，最后结局肯定是银联、商家、银行卡消费者的三输。这时，政府不是不作为，而是大有作为的时候。

    首先，政府相关部门应该让银联与商家坐在谈判桌上，要求双方通过谈判的方式把问题解决，而不是僵持而损害社会大众的利益。但在这点上，政府能够做的也仅此而已，决不可通过任何方式对谈判双方施加任何压力。如果政府这样，就有可能损害某一方的利益。

    政府还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对该事件成立一个专门的独立调查小组。该小组由有权威的独立的专业人士组成，费用由政府来支付。该小组的任务就是对银行卡手续费率成本收益问题进行一个全面的研究与分析，向政府提供一份客观公正的报告，然后通过政府把这份报告向社会公示。这样，银行卡手续费率问题就有一个可参考的东西。大家（无论是商家还是银联及消费者）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讨论与谈判，从而找到一个每一方都愿意接受的费率定价标准。

    总之，深圳刷卡事件，目前并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银联及商家都能够找到一大堆称自己处于不利之处调整或不调整银行卡手续费率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促使双方走到谈判桌上来，也可对银行卡手续费率问题做一些专业性研究，但决不可参与其中，或通过行政的方式要求当事人做什么。只有这样，才容易化解双方僵持的局面,银联与商家达成谈判满意的结果。否则，商家、银联、银行卡消费者的利益都有可能受到损害。而且，诸如此类的社会利益之争的事情在市场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在这些事件中，政府一定应把自己的角色界定清楚，决不可超越政府职能的界限（如不作为或作为过度）。

    （2004年6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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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2节 信用卡消费是天使还是魔鬼

    在早几年，如何启动内需，如何拨动个人消费这一根社会经济增长动力之弦，政府推出了一个又一个措施，采取了一个又一个办法，内需启动就是启而不动。不过，信用消费一兴起，经济快速增长随之而来。可以说，即使碰上2003年的sars，世界经济不景，但这两年来国内经济增长同样是上了一层又一层，何因？信用消费之功也。

    而信用消费不仅在于商品房按揭和汽车贷款（其中商品房按揭从1998～2003年增长27倍，汽车贷款也是如此），信用卡也功不可没。真没有想到，早几年还是在欧美发达市场中风行一世的信用卡消费，就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也在国内风起云涌了。现代的年轻人，手上有几张银行卡已是十分普遍的事情了。但是，促使民众有效消费的信用卡迅速发展对国内未来经济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呢？特别是最近韩国所发生的信用卡危机不得不让理论界去思考国内信用卡的迅速发展所面临的风险究竟有多少？应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分散国内信用卡迅速发展之可能的风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快速恢复经济，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之政策，特别是通过税收优惠等各种政策鼓励消费者使用信用卡消费，使得各家发卡行大肆发放信用卡，消费者盲目举债消费，结果导致发卡行坏账堆积如山。韩国金融监管当局2003年12月2日透露，该国的8家主要信用卡公司在2003年前9个月严重亏损，包括最大的信用卡公司lg信用卡在内的8家信用卡公司总共亏损41万亿韩元（合346亿美元），而2002年同期这8家信用卡公司共实现净利润11万亿韩元。在截止到2003年9月底的第三季度中，这8家信用卡公司共亏损155万亿韩元。

    近年来，由于韩国经济停滞不前，消费者债务拖欠问题立即暴露出来。2003年9月底，债务拖欠比率达到创历史记录的112%。其中，woori信用卡公司债务拖欠比率最高，达到2642%。据统计，韩国拖欠债务超过90天的信用卡持卡人已经占韩国劳动人口的16%。债务拖欠比率急速攀升使韩国的信用卡公司无一例外地在今年发生了流动性危机，其中lg信用卡公司最为严重。2003年11月21日，该公司由于缺乏流动资金，而被迫向持卡人停止了现金预付业务，11月23日，该公司获得了8家债权人2万亿韩元贷款的紧急援助，而得以避免宣布破产。

    从韩国信用卡发展的历程来看，它在政府主导下迅速得到了发展，它来得快，去得也快；对韩国经济增长短期内作用明显，所导致负向效应也不可低估。韩国的信用卡市场为什么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如此昙花一现呢？为什么会给社会经济带来如此之大的危机与风险呢？其根本原因在哪里？对我国信用卡市场的发展有什么启示？

    一般来说，信用消费最为核心的两个方面就是：一是个人的诚信；二是个人消费资源在时间上重新配置。对个人的诚信，不仅在于个人在道义上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而且还包括通过何种方式来保证个人承诺履行，通过何种方式来监督个人的承诺是否得到履行，如果不履行这些承诺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也就是说，个人诚信包括了个人的道德底线或诚信的主观方面，包括了个人的履约能力及第三者对个人承诺的监管和不履约的处罚。

    对于个人消费资源在时间上重新配置，主要是指个人在其生命周期中，由于个人的能力、所具有的人力资源的差别性，在不同时期所获得的财富或可支配的收入是不相同的。如何把个人生命周期中的财富拉平也是提高个人质量的有效途径。但是，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这种财富的拉平也是相当不确定的。

    对于韩国信用卡危机，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政府以其政策来替代个人的主观信用，以政府判断来确定未来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政府与个人永远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是无法用其政策来判断个人的主观信用如何的。同时，政府既不能确定社会未来经济的发展如何，更不能确定个人的未来收入水平。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政府采取种种优惠政策来鼓励信用卡消费，基本上是一个非市场的行为。而这种非市场行为在市场运行中得以成功是不可能的。

    目前，我国的信用卡发展尽管同样是相当迅速，竞争也十分激烈，但是并没有走上政府主导之路，而是商业银行各自的行为所为。在发达的市场体系下，信用卡业务早已成为各银行新的赢利增长点，这是不争之事实。因此，在一个短时期内，随着社会条件的成熟，随着民众的消费观念的改变，各商业银行如何加大营销力度、增加发行信用卡量、抢夺客户资源，各种各样的竞争肯定是不可避免。因此，为了保证个人信用卡消费竞争有序、有效地持续地展开，就得减少与分散个人信用卡消费的风险，银行就得在风险管理技术上下功夫，政府则要在建立社会诚信体系上有制度安排。

    如在信用体系确立的基础上建立严格的客户资格制度，通过这种制度把不合格的客户排除在外。那些为完成指标，让银行员工随意找来一些身份证办理信用卡，忽视了对客户的资信审查，那些银行以或明或暗地采用免年费、保证授信额度等方式吸引客户等行为必须制止。建立信用卡使用严格的监管制度，随时发现问题，随即处理。对于那些恶意透支的不法分子要严厉惩处。

    总之，信用卡消费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如果不是政府来主导，按照市场法则而为，并制定信用卡消费的严格监管制度，那么它一定会是带动国内经济增长的有效工具，否则，其结果可能会南辕北辙了！

    （2004年4月）

    调升居民电价能缓解电力短缺吗

    最近以来，限电、电力短缺、电荒等与电力紧张有关的概念频频在媒体上出现。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地方正在制定种种节能措施。如限制家电市场准入，让那些节能家电进入市场，而非节能家电则要提高进入市场门槛。也有些地方认为面对电力紧缺，应该把限电与居民电价的调升结合起来。更有人认为，要缓解电力空前紧缺矛盾，就得调高居民用电价格，用市场的价格杠杆来调整电力的供求关系。对于这样一些议论与看法，有其市场的逻辑吗？如果没有市场之逻辑，问题又在哪里？如果有，为什么民众对调升电价会义愤填膺？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如何达到平衡？

    进一步说，中国目前为什么电力会这样紧张？真的是由于严重的供求失衡吗？如果是，这种失衡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市场还是政府？是资源紧张还是政府管制所为？如果把这些问题解释清楚了，居民用电价格是否上涨也就有理有据了。

    可以说，目前国内存在的24省市严重缺电情况，这种情况在去年就有所表现，但到今年以来情况更是明显。有人认为这完全是因为政府主导的结果。因为，在早几年政府行政部门就认为，中国电力重复建设严重，在未来几年内电力一定会严重过剩，因此行政部门要求3年不审批与电力建设有关的项目。结果经济一发展，电力紧缺情况马上暴露出来。面对国内电力的严重紧缺，政府行政部门目前又在计划将把总装机容量为700亿千瓦～800亿千瓦的新电站投入使用，从而争取在近一两年内使电力供需大致达到平衡。

    但实际上这种政府行政主导下的宏观调整能够化解中国电力剩余与短缺之波动吗？目前国内电力短缺的真正原因在哪里？据我了解，目前国内电力紧缺问题，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自然是一个因素，但它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在市场中会有自己的调节机制。而在中国的非市场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国内电力紧缩可能不在于发电的装机容量不足，而在于垄断及政府行政调控过度，从而使得电力定价非市场化。在目前，发电与供电完全分离，由于两者利益上的不协调、成本定价上的不合理，从而使一些发电厂根本就没有动力去多发电，宁可让现有设备闲置。

    也就是说，目前国内电力紧缺，有经济快速发展之原因，但重要的还是在于没有建立有效的电力市场。没有竞争的电力市场，对电价的变动有多少意义？特别是在工业用电、企业用电占电力需求绝对比重的情况下，变动居民用电的价格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大。因此，居民电价上涨并不是解决目前电力短缺的原因，电力的短缺在于没有有效的电力竞争市场，没有有效的电力定价市场机制。因此，为了缓解我国电力短缺现象，不是靠上升居民用电的价格，而是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在生产和供应方面加强竞争。一般来说，电力的生产与供应不属于自然垄断，规模经济也不明显。因此，政府可以要求电力公司把输送和其他业务分开，容许其他生产和供应电力的公司使用电力公司的输送网络，并给予合理的使用费。政府应该改变目前电力市场地区性及整体性垄断政策，容许各种发电公司在市场中竞争，再通过全国输电网络，将电力供应给需要的公司客户。美国不少小的电力公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全国输电网络，取得巨大成绩的。

    其次，电力输送方式的利润管制。由于电力输送属于自然垄断，适当的利润保障和政府监管是十分必要的。在此，政府就得考虑如何厘定使用电力输送网络的费用，给予电力网络拥有者合理利润。故此，当能源生产和供应市场全面开放竞争后，政府利润管制规划只适用于输送方面的业务。在计算准许利润时，不应以固定资产做基础，必须能够真实反映股东资金的成本。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受管制公司的效率，政府可能引进类似价格上限管制的机制，让电力公司可能透过提高效率而享受高于准许水平的利润。

    再次，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这不仅在生产企业间的竞争，也在于用电设备与产品间的竞争，引导这些企业与产品生产向耗能小效率高的方面发展。最近上海对此有所动作，但决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对一些转产慢的企业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最后，要加强电力监管部门的专门性与独立性。因为，对于电力的生产与供应来说，尽管不是自然垄断的产品，但是其技术准入、资金准入都要求较高，这就要求政府在准入标准的设定上有更多的要求。当然，政府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全面地检讨现有电力监管制度、现有的电力市场定价机制及电力市场运行机制，从中寻找一种更适应中国的电力制度安排。对于电力监督机构，不仅要强调其独立性，也要强调其专业性及电力监管工作的透明性。这样才有助于政府制定长远策略，促进电力市场的竞争及提高电力使用效率。

    正是从这几个方面来说，缓解我国目前电力短缺的问题，靠调高居民电价是无济于事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形成有效的电力市场竞争机制，如何提高政府对电力市场的监管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内电力市场走上有序的良性发展之轨道。否则，居民用电的价格调得再高，电力短缺仍然会发生。同时，为了保护消费者，减少电力公司的自然垄断性，政府还得建立对居民用电价格的上限机制，如英国等国。这是政府对公用事业监管最为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说，即使是居民用电价格的调整，也得通过相关利益者博弈方式来进行，而不是某一部门说了就是。

    （2004年6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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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3节 国际油价飙升对中国经济之影响

    近日来，世界石油价格持续快速攀升。纽约商品交易所６月份交货的原油价格一度涨至每桶41美元，创下纽约商品交易所1983年开始原油期货交易以来的最高记录。纽约商品交易所汽油期货价格也上涨27%，达到每加仑134美元，是1984年12月开始交易以来的最高价位。

    造成国际油价持续快速飙升，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世界石油需求增加、原油库存减少、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限产保价、地缘政治因素及国际石油市场的投机行为等等，但最为重要的是控制着世界大部分石油资源的国际垄断资本操纵价格的垄断行为和国际投机资本的兴风作浪。当然，不管国际油价飙升的原因如何，不管这次国际油价飙升是否会带来20世纪70年代那样的石油危机，但国际油价迅速上涨对世界经济的负向影响已经不可低估了。

    不久前，西方七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发表声明指出，高油价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隐忧。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石油和天然气期货价格的大幅上涨，能够对美国经济长期增长产生重大影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油价在一年内若上涨15美元，将使世界经济增长率减少1个百分点，相当于损失300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该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甚至指出，这个数字很可能被低估了，因为油价飙升还会使消费者及企业信心大跌，重挫消费和投资，间接损失恐难以估量。

    也有报道指出，国际油价飙升将对美国经济复苏蒙上阴影。在美国，油价过高有可能导致美国经济增速放慢；油价过高还会导致物价上升较快，使得美国短期利率上升的压力明显加大；油价过高还导致美国国内石油产品价格连创新高；油价持续走高也加剧了美国的贸易不平衡，成为推动美国贸易逆差上升的因素之一。同样，国际油价快速上涨，对欧洲、亚洲等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成了相当不利的因素，如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民众的消费需求下降、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等等。

    那么，国际油价迅速飙升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几何？我国如何来应对呢？从石油消费的情况来看，中国石油主要消费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农业、商业和生活消费等部门所占的比重不大。与发达欧美国家相比，中国人均石油消费量不足美国的1/20、日本与欧洲1/15。从1993年起，中国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随后中国原油进口总量呈逐年增长趋势，尤其是近几年这种趋势更是快速增长。有关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每天的原油消费量，增长到44万桶，占全球原油需求增长的35%，2004年这个比例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也有研究表明，在短期内中国石油的进口增长不仅会持续下去，而且供求缺口还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特别是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带动的交通运输、铁路、民航、石化工业等的发展和中国汽车时代的到来，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将有增无减。在2010年和2020年，中国石油缺口将分别为155亿～157亿吨和24亿～295亿吨，中国石油对海外资源的依存度分别为463%～523%和558%～621%，与目前美国58%的对外依存度大体相当。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提高，国际油价上涨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与冲击会越来越大。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国内石油市场是垄断市场，国际油价上涨是不会立即反映到国内经济各层面上来的。根据中国石油的定价机制，原油基准价格是由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根据上月国际市场相近品质原油离岸价格加关税而公布的。贴水或升水是由购销双方根据原油运杂费负担和国外油种的质量差价及市场供求等情况协商确定。

    成品油价格则是以纽约、新加坡、鹿特丹三地市场一篮子价格加权平均值作为定价基础，根据基本杂费及国内关税，加上由国家确定的成品油流通费用，形成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国内成品油零售基准价。然后是中石化与中石油公司在基准价上下浮动8%的范围内，制定具体的成品油零售价。也是每个月调整一次。

    也就是说，在国内成品油市场，对众多的用油企业或个人来说，尽管他们对油价的变化十分敏感，但是受国内石油定价机制的限制，国内成品油价格往往会滞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因此，最近国际油价快速上涨，国内成品油市场暂时还不会出现市场所担心的涨价风暴。同时，在宏观经济调控趋紧的背景下，成品油价格调整已经成为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相关的政府部门调整油价时会相当谨慎。因此，最近国际油价的上涨不会立即对国内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与冲击。

    当然，尽管国内成品油价格会滞后于国际价格变化，但假如原油价格始终居高不下，那成品油价上调是早晚的事。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首当其冲的是航空运输。比如，由于国际油价的暴涨，在五一节后的第一天，证券市场的航空股就遭遇到机构投资者抛售。据了解，国内航空公司总营运成本中航油仅次于航材居第二位，在可变成本中比重最高，达20%～30%，所有航空公司的利润预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的航油价格。因此，国际油价的上涨，肯定对国内航空业的影响巨大。

    油价高企也会使以出口为主的企业受到冲击。由于石油和原材料价格不断攀升，加上航空公司普遍增收燃料附加费，一些企业的出口可能会无利可图，这就可能使得一些企业不再接受海外新订单，使部分工厂暂陷停产边缘。国际原油价格居高不下也使部分石化企业毛利率收窄。如有从事油漆制造的化工厂商表示，原油价格近年持续高企，早已对公司的毛利构成压力，公司将密切留意油价走势。同时，在成本推动的作用下，石化产品价格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上涨，从而可能带动整个物价指数上升。

    还有，尽管国内成品油价格不会直接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影响，因此，类似汽车等成品油消费行业受到的影响并非那样直接和巨大，但是，成品油价格持续上升，个人购车和驾车的消费挤出效应也会随之而来。如在韩国，由于油价上涨，不少人开始不开私家车而转乘公共交通工具。既然有车者都不愿驾车外出，那么不少计划购车者就可能放弃购车。如果这样，这对火热的国内汽车业来说会影响甚大。

    可以说，对于高度依存进口石油产品的中国来说，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经济体，这次国际油价急剧上升，会增加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加大了经济体系运行成本；增加能源消费开支比例，抑制其他领域的消费；它也可能推高与石油有关产品的价格，导致整个社会价格水平上涨。如何有效化解国际石油价格骤然上升所带来的风险，减轻油价对国内消费者、企业和国民经济的影响，我国要有新的应对之策。

    如在我国新的石油战略中，重点应当放在如何全方位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竞争中化解市场的风险；在于如何利用国家的政治力量增加我国在国际石油市场的谈判筹码；如何减少对某一地区或国家石油的依赖，促进能源进口多元化；如何大力开发替代石油的新能源；如何加大对本土资源的开采力度等等。

    总之，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国际油价可能会持续高企。对进口依存度较高的中国来说，高企的油价对中国经济各方面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与冲击，我们面对问题应该尽快地找到应对油价高企的办法。

    （2004年6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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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4节 从源头化解食品安全危机

    最近一段时间来，无论是安徽的劣质奶粉事件，还是广东的毒酒事件，以及所谓的毛发酱油、红心鸡蛋、工业盐泡菜、劣质龙口粉丝等事件，一件又一件地被披露出来，民众知晓后真是触目惊心。中国的食品安全危机之所以严重，不仅多年来均无法化解，而且范围越来越广，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大。面对这种状况，我们仅仅认为不法商人见利忘义与利令智昏，仅仅认为相关的政府部门不作为、不尽职、不负责是不能解释的。它也不仅仅是确立一部《食品安全法》、出台一些《食品监管条例》就能横扫中国食品安全危机之阴霾。因为，中国食品安全之危机，不仅在于这一个个事件所暴露出来的表象，而在于这种表象后面深刻的经济利益与经济发展观的误导。

    因为，中国的食品安全危机并不在于目前那些劣质造假食品，而在于我们所食用的不少产品完全是借科学之名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比如，现在农民饲养家禽家畜，为了追求产量，多以用改变家禽家畜生长条件与环境，并喂之种种生长激素，使之快速成长。试想，在自然的环境里，本来一只鸡要长成商品鸡需要近一年时间，但现在却一两个月就可以完成。一只鸡本来每天仅能下一个蛋，但通过各种生长条件改变及生长素的催促则一天可以下几个蛋了。一条鳗鱼或一只甲鱼自然生长成商品鱼要好几年的时间，但现在人工饲养用激素催之则几个月就可以是肉肥体壮了。农作物的生产、水果的生产大量地使用各种化肥与作物生长素，使这些产品受到严重污染。

    也正是这种牲畜与农作物的生产方式，一方面使这些产品内残留着大量的化肥农药、大量的生长素，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生产方式改变了牲畜与农作物本身的生长特性，使许多农产品并非原来的农产品了。这样的产品由人摄入身体之内时，就成了人的身体污染之根源。怪不得，在欧美国家目前早已关注商品化的转基因产品讨论;研究人员也早有报告认为转基因产品不仅产量高，而且能够增进公众的健康,但大多数人坚持认为，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食物是“不自然的”。人类对转基因技术的担心会不会含有抗虫害基因的食品会威胁人类健康，转基因产品是否会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转基因产品是否会破坏生物多样性。也正是这一系列的问题，使得欧洲有70％的人拒绝吃转基因食品。但是，在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所谓的科学家仍然在大力提倡这样的“科学”与生产方式，企业与个人都是在以这种“科学”的方式追求其经济利益最大化。

    其实，这并非是欧洲人的杞人忧天，现实的生活早已把这种人们的担心展现了出来。最近，广东的sars专家钟南山就警告，国内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到非特别注意的严重地步了，它已经是癌症发病率速增最主要的原因。他指出，现在广州的肠癌、子宫颈癌、卵巢癌的发病率快速增长，而这和农药、防腐剂和催生剂的过量使用都有很大关系。另外，男性的精子浓度比40年前下降五成，如果不采取解决办法，50年后很多人将不能生育。据他了解，现在广州很多农民在整理鱼塘塘底时，除了要翻土之外，还会在塘底铺一层“环丙沙星”。他说，这种药品除了可以防治鱼病之外，还可以加速鱼的生长，亦是一种催生剂，但它对人体的健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因此，对于食品安全危机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劣质产品泛滥，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以“科学”的方式在制造种种污染食品，而这样的做法民众都蒙在鼓中。

    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社会里，特别是在中国现行社会里，人们更多的是关注如何建立疾病防治公共体系，如何防治传染病之流行与发生，如何防止假冒伪劣食品，但对这种在源头上对食品污染的问题，有相当多的人则认识不深或视而不见。大家天天吃着、喝着各种污染着的食物或水、药物，但是就没有更多的人来关注产生这种污染性食品的根源，甚至于还大而广之地推行。国家未能够制定相关法律来限制这些污染的食品生产，制定相关标准来检测这种污染的食品并让它们不能够进入市场。

    例如，我们的有些学科，出于短期经济效率考虑专门在改变自然之本性，改变人的自然本性；让农民用种种激素生长农产品，在产量上追求多之又多，不是制定更为合适的标准来改变这种状态，让这些产品回归自然之本性。现在对人的自然本性改变，人们会群起而攻之，但农作物、牲畜的自然本性改变了，却没有人来理论之。这些都仅是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率或利益，仅是把社会发展局限在短期理解上。我们只有对此有新的认识，并对一些改变自然本性的所谓“科学”重新反省，这才是化解中国食品安全危机之路。

    如果有了这样的观念与思路，那么化解劣质食品安全危机问题就易如反掌了。因为，劣质食品与上述间接污染的食品来比较，无论是安全食品标准的设立、民众识别、政府监管机构的监管都会容易得多。而且，这些劣质食品在媒体大量追踪报道下，早已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现在最为重要的是让广大民众有拒绝劣质食品的识别能力与意愿。

    总之，食品质量和安全问题，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这种问题的严重性并不在于食品污染所导致结果的严重性，而是在于没有引起人类重视和认识，在于人们还没有看到这种严重性还继续在制造与生产，甚至于还会以“科学”的方式得以大力的提倡。如果这样的观念不改变，不仅会让大量的污染性食品制造出来，而且通过这种污染的制造来毁灭人类自身。

    要化解食品安全危机，就得从最深层的观念入手，然后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中国情况的食品安全监督法律与条例，确立食品安全标准，并严格监督与保证这些标准严格执行，并通过种种渠道宣传介绍这些食品安全标准，从而提高民众对污染与劣质食品的识别能力。如果能够通过制度利益的激励与约束、通过媒体对劣质食品的追踪及政府的有效监督，食品安全危机就会慢慢地化解。

    （2004年5月）

    “黄金周”早该退出历史舞台

    把为期一周的长假称为“黄金周”，开始于2000年，其目的有二，一是聚集民众休闲时间，为民众出外旅游提供方便；二是刺激当时疲弱的国内经济，扩大内需。从当年的情况来看，确实达到了这两大目的。也正是从2000年开始，不仅出外旅游人数迅速增加，而且经过几年的发展，出外旅游逐渐成了民众休闲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扩大内需来说，光是2000年第一个黄金周，国内民众一窝蜂地涌向各旅游点，一些大型商场与旅行社的业务迅速增长（有人估计黄金周的业务量占了他们全年营业额三成以上），也足见对扩大内需的重大作用。

    但是，这种把假期人为地聚集在一起的“黄金周”所显示的效用是威力不减，还是事过境迁？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几年，随着黄金周一次又一次到来，人们对黄金周的效用与需要性，似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特别从今年“五一黄金周”一开始，网站上对“黄金周”的质疑更是无可复加了。当然，对于这些质疑，我们的政府反映如何，该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计算一下“黄金周”是收益大于成本，还是成本大于收益的时候了。不通过经济学的分析，是无法得出合适的结论的。正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如果是前者，那么以行政的方式让“黄金周”延续下去也没有什么不可；如果是后者，政府就应该或是采取一种替代的方式（如带薪假）我们应该对这种“黄金周”进行更多的反思与检讨，并对这种人为地把假期聚集在一起的方式如何加以修正了。

    对于“黄金周”的成本与收益分析，从成本来说，并非人流大幅度快速流动所带来的接二连三的重大交通事故、旅游网点拥挤、游客在旅游网点被强迫购买高价品而降低民众的福利水平，因为这些都可以通过交通运输部门、旅游业及一些旅游企业的收入增长来弥补。在诸如此类的活动中，基本上是一种零和博弈，或正向博弈,即一方受损另一方受益，或一方受益总是会大于另一方的受损。

    而黄金周的成本就在于，随着黄金周一直推行，其边际效用越来越减。黄金周已经推行几年了，喜欢或愿意出外旅游的人，都已到过不少自己希望去的地方，但由于旅游网点的拥挤人多，旅游途中艰辛，人们对外出旅游兴趣逐渐减弱。据调查，目前北京有半数以上的民众在黄金周并不愿意外出而留在家中。还有，不少外地的民众，把黄金周看成了回老家“亲情度假”的好机会。可以说，如今的黄金周，人们选择的休闲方式从旅游、健身、读书、游戏转到“亲情度假”，各种各样，而最初那种扩大内需的目的效用已基本淡化。既然人们的休闲方式已经改变了，那么那种以人为的方式把一些假期聚集在一起能够有多少作用也就十分令人置疑了。

    黄金周让社会所要承担的最大成本是，一年三次的黄金周，让整个社会的正常活动完全停顿了下来。如政务系统停止办公、金融市场停止运行、新闻媒体停刊与停播等。而这种日常经济生活的停顿，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成本是无以复加了。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内经济基本上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市场的变化需要及时地反映到国内市场上与经济活动的交往中来。中国实行黄金周，自然与国外通行的惯例无法接轨，给予国内有关的国际活动带来种种不便，更可能让国内的企业丧失各种好机会。特别是全球24小时运作不断的金融市场，国内市场停止一周的运行可能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估算了！

    其次，黄金周的推行打乱了正常的政府工作秩序。不仅民众与企业不能够在正常的工作日到政府相关部门办理有关事务，而且政府部门也无法以正常次序来推广各种政令、获得种种政府所需要的信息。比如说，五一国际劳动节政府对国内经济过热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对于这些政策，这一个星期来，企业、市场执行如何，民众反映又如何，国人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在国内外经济一日千里的今天，政务系统运作一个星期停止，所造成的损失肯定是十分巨大的。

    再次，对于金融市场来说，尽管国内的金融市场并没有完全国际化，但是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巨大的影响是谁也不可低估的。特别是外汇市场、证券市场及期货市场，国际市场每天24小时都在快速地运转。面对着国际上瞬息万变的机会，莫说是停止一周的交易，就是停止一个小时，都有可能造成巨大损失。一个好端端运作的金融市场突然停止一周的运作，不仅对国外的生意人来说是难以想像的，就是对国人来说都是不可理喻的。可以说，如果黄金周不退出历史舞台，给国内的金融市场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再其次，尽管黄金周的假期是把前后临近的周末假日集中起来实现的，并没有真正增加人们休假的时间，但是无论是假期前还是假期后工作面上的负效应十分明显。在假期前，一则不少人为了安排好假期间的休息，总要花去不少时间与精力；二则把工作时间安排在平常的休息时间，不仅有事的民众无法立即改变以往的习惯，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也由于假期即将开始而大打折扣。假期后，由于假期间的影响，工作人员一上班也无法立即恢复正常工作效率。而这一前一后的负向影响，使得有近10多天无法正常有效地工作。而这种工作低效率的成本完全是由整个社会来承担的。

    还有，对黄金周的假期来说，大多数农民由于没有正式的工作，他们也就无法享受政府所规定的假日所带来的快乐；对于那些以计件制、节假日少的工人来说，与大多数农民的处境好不了多少。但他们则要承担黄金周假期给他们带来的种种不便。可以说，黄金周对广大的农民来说是相当不公平的，也与政府要推行的科学发展观相悖的。

    总之，从以上的分析来看，黄金周所要达到的目的早已事过境迁，它给社会带来的收益也是十分有限的，但黄金周增加的社会成本怎么也不可低估。因此，黄金周早已到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2004年5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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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5节 全球化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

    ——读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及其不满》

    近10年来，全球化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现实中都表现出抗争十分激烈，从1999年12月美国西雅图到坎昆会议期间大规模的抗议事件，从全球化怀疑派到全球化自由派在国际学术界的热烈讨论，都表明全球化论题所涉及的世界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无论是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面对还是逃避，全球化问题早已成了21世纪的显学，人们已经从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来研究与理解它。它早已成了世人必须面对的问题。

    对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最早出现在1960年代的美国与法国，到1970年代，“全球化”已经为世界各国及学术界广泛使用了。按照国际经济学家叶尔金的说法，就是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制度和文化等障碍让生产要素、资金等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过程。在这种界定的基础上，学术界对全球化的作用与功能的理解则轩轾相异。最为极端的，一是“全球化怀疑派”，一是“全球化自由派”，其余讨论都在这两端数轴上的一个个点上。

    对于全球化怀疑派，他们主张全球化完全是一种迷思，一种理论上的玄想。因为，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现在人们所称的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早在19世纪晚期的金本位时代，铁路和轮船降低运输成本并且欧洲转向自由贸易后，发生了显著的商品价格趋同现象。当时劳动力的流动性很高，成百上千的人从“旧世界”移民到“新世界”。因此，目前所称的“全球化”，只不过是一种发达国家经济之间的国际化或区域化而已。而就经济区域化方面而言，它日益使区域经济走向排他、封闭和保护，向逆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可见，当代流行的所谓“全球化”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夸张”。

    全球化理论的自由派主张，全球化主要是指各国在市场上的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等充分的流动性及无差别待遇，从而使得国家间的生产要素得到最优配置，或按国际分工要求来调整各国的经济结构。因此，全球化并不是一方得利另一方则受损的“零和博弈”，而是世界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都将得到的比较利益。可见，全球化既是人类进步与发展的动力，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全球化进程的深入程度也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水平的高低。因此，全球化完全是一种双赢的结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既不是怀疑派也不是自由派。在斯氏看来，全球化（清除自由贸易的障碍以及使得各国经济更紧密地融合为一体）可以成为一种永久性的力量，并且它具有使世界上所有人（尤其是穷人）都致富的潜力。但是，全球化同样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这些国家的穷人）产生毁灭性影响。因为，在发达的市场体系中，尽管市场处于经济运作的中心，但政府同样也扮演着一种重要（如果是有限的）的作用。在现实的市场运作中，既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市场既不能够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问题，政府也不能够成为包医市场失灵百病的良方。因此，他既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反对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

    因此，在全球化问题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政策部分地建立在过时的假定之上，即那种认为市场可能自发地趋向有效结果的假定上，而不考虑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所起的作用。结果是，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高层在对一些国际经济危机事件处理时，往往会开出一些与当事国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处方或政策，而这些政策导致了许多国家中的饥饿和骚乱，甚至于让大量的社会财富越来越流向富有阶层，而使社会底层的民众生活越来越穷。

    因此，对于全球化的问题，并非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应该用合适的方式来让广大民众分享其利益。就得对全球化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应该对全球化的管理方式，包括国际贸易协定和在全球化过程中被强加在发展中国家身上的诸多政策进行深刻的反思。而这点也正是斯蒂格利茨最近出版并畅销全球的《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的主要内容与旨意。

    在本人看来，经济全球化既给各国带来不同的利益，也会因所带来的社会压力及社会冲突导致经济状况的恶化。这不仅是因为全球化加剧了利益集团间的紧张关系，而且因为它还使国际上流动的群体不太愿意与其他利益群体进行合作，由此产生争端与冲突。面对这种状况，我们不应该因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对其本身给予否定，而是应该如何设计适宜的政策和制度来缓解这种冲突，并由此寻找一条通向现代文明之路。因为，全球化已经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人们只能面对。也没有简单的预先安排好的选择，人们所能做的只能是从其带来的正负影响中探讨出一条前所未有的解决之道。

    特别是在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全球化早已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在推动着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的重组。目前，跨国界的政府和社会正在对世界进行重大的调整，由于国家间的主权正在弱化，国家的内政和外交事务的界线也正走向模糊。由此形成的国内外相交事务日益形成一种新领域，促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空间迅速扩大，成为影响一个社会及社区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所以，全球化正产生一种强大的转型力量，促使整个国际关系的变化、世界秩序的重组及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急剧变迁。

    可以说，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变化、机遇、风险的动荡时代。一方面，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全球化让人类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人类文明之成果；另一方面，地区间的冲突、战争、恐怖主义盛行，各种差距日益扩大，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耗费和浪费有限的资源，破坏我们生存的环境。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应该是化不利为有利，既要分享世界现代文明的成果，也要对现代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全球化能够让民众生活水平提高、能够让其潜力更好发挥、让其人性更好张扬，我想这既是本文讨论全球化的宗旨，也是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的目标。这就是我读斯氏书的一点理解。

    （2004年3月）

    健康或疾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

    近几年来，无论是英国的疯牛病、sars，还是目前正在世界盛行的禽流感，它们如一个个难以挥去的梦魇，侵蚀着人类，吞噬着一个又一个生命，影响着人们生活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它们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地球时，每一个脆弱的生命随时都会面临危险与威胁。可以说，正是这个难以确定的病毒正在挑战着人类的智慧、勇气与承受力，挑战着现有的制度安排。尽管我们能够以自己的智慧与勇气来应对并最后战胜它，但是挑战给我们的生活、我们脆弱的生命、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不确定因素。面对禽流感等病毒的不确定性，人类的生命变得如此之脆弱、社会经济变得如此之动荡，英国、香港特区、中国内地都经历过这种经济动荡的轮回。可以说，人类如何走出这些病毒恐惧的阴影并遏制它战胜它，是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人不得不面临的重大挑战。

    诚然，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前进的每一步都是自然抗争及社会制度改进的结果。我们不需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光是在近几十年中，20多种新的病毒一种又一种被发现，面对这些新的病毒，人类一直处于无知之中。面对着这种无知，人类脆弱的生命也只能处在不确定的风险之中。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的一项报告中说，仅1995～2002年间，全球就有过至少30起突发性疫情的爆发，只不过大部分离我们比较远而没有在意它们罢了。如2000年10月在非洲乌干达爆发的埃波拉病毒，及1999年在纽约爆发的西尼罗河病毒脑炎，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厉害的传染病病毒，人一经染上，死亡率很高。而只是英国的疯牛病、中国去年的sars才引起了世界广泛的注意。

    而且，随着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现代通讯的发达，人类总是以为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医学科学成就就可以为脆弱的生命化解来自自然与现代社会的各种风险。当然，医学上的一次又一次重大发现，脆弱的生命不断地得到维护，社会经济也勇往向前。特别是20世纪抗生素的发明，更是把对脆弱生命危害极大的传染病（如天花）掌控在人自身的手中。随着1980年代天花病毒的灭迹，曾有研究人员认为，“传染病的威力早已成为了历史”。但实际上，脆弱的生命所面临的自然与社会的风险并没有完全缓解。新的难题与问题总是层出不穷，而且医学科学的发展总是落后于对医学科学的需要。在此过程中，医学科学的不完备性更是表现得无遗。特别是当人类社会越来越建构在日益复杂的网络中时，复杂技术本身所潜在的风险对人们经济生活、日常生活的影响及社会经济发展之冲击越来越大。因此，健康或疾病对社会经济增长如何也就成了经济学家们十分关注的研究课题。也正是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卫生经济学也在上个世纪70年代应运而生，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

    据我的同事张宇燕博士最近介绍，目前国际上如日中天的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戴隆·阿塞摩格鲁和西蒙·约翰逊，以及加州伯克利大学的詹姆斯·罗宾逊，2003年合作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就叫做《历史中的疾病与发展》。该论文要回答的问题是：健康条件和疾病环境上的差别是否是导致穷国和富国人均收入差别的主要原因？

    从一般经济学理论来说，健康作为一种商品，它不仅是一种影响生产的中间商品，而且还是一种直接影响效用的最终商品。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健康本身还是从健康派生性来说，健康或疾病对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很大的。比如有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收入与健康之间存在着极强的正相关，但在假设其他条件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这种正相关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地消失。这种现象既反映了对其他不利于健康的产品和劳务有着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也说明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工作压力增大所带来的负效应。同样，随着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那些根源于贫穷的疾病也逐渐地消失，而那些与收入无关的疾病则构成了疾病负担中日益增长的一部分。

    用通俗的语言来表示，就是健康或疾病至少在3个方面直接对人均收入的增长起正向或反向作用。首先，健康者比疾病缠身者有更好的劳动力，无论是从劳动生产率上来看，还是从出勤的天数或获得工作的机会来看，健康者都要比疾病者要好，前者的就业机会及获得的收入就会多；其次，健康者比疾病者的预期寿命会更长，这样前者人力资本的投入就会多，而后者会间接地减少人力资本的投入，而人力资本的好坏决定了个人收入水平的高低；再次，身体病弱还会直接损害人力资本的积累，比如有病的孩子的家长往往缺少送他们去读书的积极性，雇主通常也不愿意在有病的员工身上进行在职培训式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的高低不仅决定个人的收入水平，也决定企业的生产成本与劳动生产率。

    同时，这些直观的判断也获得了不少经验方面的支持。如据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约翰·盖洛普和杰弗里·萨克斯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研究表明，在疟疾流行的国家，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健康条件的改善将会使其人均收入每年提高大约13个百分点。还有，他们在2001年为世界卫生组织撰写的题为《宏观经济学和健康》报告中给出的“投资健康以求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也表明，在贫穷国家扩大健康服务的覆盖面，将会拯救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减少贫困，促进经济发展。

    还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研究也表明，在世界上两个极度贫困的地区：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这两个地区，不仅人均收入水平世界最低，而且人均预期寿命也最低，但是在收入水平低的中国、斯里兰卡的人们的寿命期望值则远远高于富裕得多的巴西、南非等国。不过，从总体上来看，一个地区的健康水平对该地的gdp影响很大，同时一个地区的富裕程度反过来又决定该健康水平如何。

    但是，直观上的看法、经验上的描述能够证明健康或疾病与人均收入增长或gdp的增长有必然联系吗？如果有联系，这种联系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如果没有内在的联系，人们被这些现象所捕获的症结在哪里？我们能够从中找到更好的解释。正如张宇燕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我们可以在某些场合或某个历史时段找到健康与增长两者间关系的证据，但我们无法肯定究竟谁是原因谁是结果。人均收入增长的结果之一完全可以表现为健康状况的改善。不过，微观层次得到的结论往往难以推及宏观层次。举例说，健康的个人在与其他人竞争高收入工作岗位时无疑更容易取胜，但当所有人的健康状况改善时，整体人均收入水平并不一定必然随之提高。当然，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要从中找出更反面例子也很容易。

    也就是说，假定健康对一国经济增长并不产生任何直接影响，那么健康或疾病的经济学意义又何在呢？这就是阿塞摩格鲁等人在《历史中的疾病与发展》要回答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只有当健康或疾病对制度选择产生影响时，疾病环境和健康条件才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换句话说，健康或疾病对社会经济的重大影响是通过制度选择来发生作用的。

    例如，在十六七世纪，西班牙人为什么能够那样迅速成功地征服美洲？为什么能够迅速地建立起源于欧洲的各种组织与制度？其研究表明，这并非凭借武力或智慧，而是靠西班牙拥有相对免疫的天花等传染病。在整个美洲，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在欧洲人进攻之前，就已经从一个部落传到另一个部落，这些传染病杀死了约95％的美洲土著居民。由此，欧洲人迅速建立起了各种组织和制度，并依靠它们来对新大陆大肆掠夺。

    张宇燕指出，如果美洲土著居民拥有某种免疫优势、并把致命的疾病传染给欧洲殖民者，那么整个美洲历史也就得重写，世界历史进程也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果真的是那样，那么美洲至少是在沦为殖民地之前还会维持上百年的传统，地理大发现对欧洲乃至全人类的巨大影响力便会大打折扣，欧洲的金银财富迅速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催生资本主义的制度变迁就可能被大大推迟或胎死腹中，亚洲作为强有力的竞争者就有可能率先步入资本主义轨道。事实是，欧洲人在几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关头运气足够好。在那些相对于欧洲人而言疾病环境较佳的地方，如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他们就开始移民、定居，并创立保障私人产权的制度。而在疾病环境糟糕的地方，如疟疾和黄热病横行的非洲，他们就施以“榨取性”的“非保护”制度，扶持和勾结当地上层，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的世界正是400年前那个世界的继续。

    也就是说，从经验与直观来看，每一个个体的健康水平与个人收入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因果联系的，而且个人的健康水平高、预期寿命长越是会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其积累的人力资本就可能越多，个人收入增加的机会就越多。但是，从宏观或整个国家来看，其情况又十分复杂，特别是在一些非常时期，健康条件或疾病环境与不同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关系又十分复杂，不可能用统一的模式或经验来解释与说明。而且，在不少情况下，健康或疾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间接的，它通常是借助于制度变化而起作用。尤其是，一些突如其来的致命传染病之爆发，对制度形成的影响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它在特定的历史时点上和特定地域内，约束或刺激了制度选择的内容或方向。而这种集体选择一旦完成，就可能成为这个群体中的生活惯例，或是创立正式的制度安排。而以后的经济发展就在这种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上决定经济绩效的优劣。

    无论是2003年的sars爆发，还是目前正在世界流行的禽流感，对一些相关的行业看上去确实是冲击不小。但是，对于去年的sars的影响，国内有研究表明，其流行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而sars出现，则推进了国内不少制度安排创新。如民众饮食方式的改变（北京餐馆的公筷制）、生活习惯的变化（如洗手、个人卫生注重等）、医疗卫生预警机制的设立（由此也推动了不少行业的制度安排创建，如金融预警机制设立等）、社会医疗卫生保障体制的完善等。而这些制度的确立对国内经济现在及未来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还有，香港禽流感发生之后，香港政府就在考虑如实施中央屠宰，以减少禽畜动物病毒传染可能给香港带来的威胁。目前，国内禽流感的出现，中央政府也出台相关的防范禽流感的措施及利益补偿机制。可以说，这些制度安排的出现，不仅会改变民众的传统习惯、生活方式，而且也会改变相关的产业结构与市场结构，从而影响个体的经济行为、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可以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无论是产品的生产还是销售，其生产规模化、程序化、产品流通快速化、广泛化已是大势所趋，禽兽的饲养与销售也是如此。这不仅提高了产品生产与销售之效率，同时也加速了传染病及病毒传播的速度、范围及突发性。当脆弱的生命面临着这种挑战时，我们要做的不仅在于研制出更多预防疫苗与药品、提高医疗之技术，更重要的是如何来改进我们的制度，以便更好地保护民众生命财产。这才是问题最为重要的方面。

    （2004年2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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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6节 “负利率”对民众生活影响不大

    近段时间以来，从央行报告透露的信息来说，2003年前8个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持续小幅正增长，但从9月份开始快速上升，同比增幅在12月已经高达32％。2004年前2个月上升21％。由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已经超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负利率之声、国内存款利率加息之论、居民储蓄存款缩水之言，全国媒体一片惊呼。对我来说，这几天，几乎天天都有媒体记者来电话要我对此做解释，要我对负利率对民众生活及企业的影响做些解释。

    正如我早已撰文指出的那样，就目前国内的经济环境而言，由于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的幅度有限，从而也就不可能形成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加上国有银行改革的需要（因为在贷款利率放开，存款利率固定的情况下，上息不利银行利润的获得），要推动国内房地产及消费信贷的发展（因为低利率既利于增加住房信贷消费，也扩大房地产企业的利润空间），在目前的居民消费价格的指数水平上，正如行长周小川所言，国内升息的可能性不大。

    当然，这些仅表明问题的几个方面，还有，既然是负利率，为什么民众不从银行大量地把个人的储蓄存款取出投资其他地方，或购买耐用性消费品保值增值呢？为什么对于个人的资产缩水的民众会无动于衷而个人储蓄存款照样增加呢？为什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时正好国内股市上涨，但民众不愿把个人的储蓄投入股市等。尽管有媒体声称，面对负利率有不少储蓄存款进入了基金从而导致最近基金的火暴。但最近进入基金的个人储蓄存款真的会很多吗？与平常的时候相比又如何呢？其实，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只要好好地想一下，就会得到解答。

    我们已经看到，2003年下半年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扬仅为32%，今年2月又有所下降。也就是说，在将来一段时期内国内cpi的上扬幅度是十分有限的。而且2003年以来的国内价格主要表现在与农产品有关的食品价格和原材料价格上，主要表现在与房地产相关的产业上。对于其他工业消费品来说，多数都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

    对于食品价格的上涨，尽管其上涨的幅度达到30%以上，但是随着这几年来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民众可支配收入增加，食品价格的上涨对城市居民生活的影响已经十分微小了。因为，一则随着民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的饮食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众对不少食品消费需求迅速减少；二则随着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食品在个人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逐渐下降，这些都使得，即使2003年以来食品价格上涨很快，而民众仍然对其价格变化不敏感。

    对于房地产来说，它既是2003年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也是推高国内价格指数上升的最大因素。据统计，2003年全国累计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房地产开发贷款为665735亿元，同比增长491%；2003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达到1177974亿元，同比增长4246%，2003年与1998年相比，增长了2664倍。最新的统计数据还表明，2004年前2个月城镇投资增长53%，而房地产投资也达到1005亿元，占城镇投资总额30%以上，增长436%。而在全国各大城市商品房价格上涨到20%以上的城市比比皆是。

    对于购房者来说，大致可以分投资性购房者与消费性购房者。对于投资性购房者来说，他们对房价上涨十分敏感，但是越是房价上涨越是他们进入市场的好时机，因此，这部分人对房价的上涨不在乎。对于消费性购房者来说，由于中国的商品房市场发展刚开始，多数消费性购房者都是第一次购房，加上他们付款的方式多是以通过银行信贷的方式进行，因此，他们对商品房价格的变化也不敏感，多数人同样会越是房价上涨越感到是进入市场的时机。同时，在全国城市居民人口中，一个时期内购房的居民人口所占的比重一般不会太大。因此，对于这些不购房者来说，房价的上升同样对他们不敏感。

    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构成中，30%是食品，20%是服务，50%是工业消费品。现在总的格局是食品价格有所上升，服务价格相对稳定，工业消费品的价格持续下跌（商品房价格上涨除外）。也就是说，从整个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构成情况来看，由于价格上涨的结构性特征十分明显，而且不具有持续性，而且物价向下的压力依然存在。今后价格上涨会减缓，基于通货紧缩仍然要加以注意。

    这就使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对民众生活影响十分微小。看上去是进入什么“负利息时代”，但是国内居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资产缩水，他们也不需要把个人的银行储蓄转移到其他投资工具上。有资料表明，今年以来国内银行个人储蓄存款仍然源源不断流入，而且银行的个人存款额一直在不断攀升。只要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通货膨胀时的人都能够凭感觉判断目前个人资产是否在缩水。

    目前，国内有不少媒体正在借助这种现象大力渲染负利率时代，渲染资产缩水，其实这或许仅是用一般理论来理解我们国内的经济生活，或许是有一己之私，希望国内民众的11多万亿储蓄存款走出银行进入股市或基金。如果是后者，国内民众得当心点，不要太受各国媒体所左右，而是应该根据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判断来决策，是否为负利息个人完全能够感觉到。

    总之，尽管目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动对国内民众的资产会有些影响，但应该说不会太大，负利率时代也没有到来。国人不应轻易听信他人如何分析，而应该从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中体悟经济生活的真实，并根据这些信息做出好的选择。

    （2004年3月）

    调整利息弊大于利吗

    在最近中央政府遏制固定资产快速增长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升息问题早就成了理论界最为关注与争论的焦点。特别是从2003年9月以来，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就开始小幅回升，到2004年4月上升增幅达到38%（比3月份涨幅大幅上升08%）后，升息问题争论更是十分热烈了。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明显上扬，通货膨胀的问题随之降临，该不该加息，目前理论界明显存在3种看法：一种看法是面对着过热的经济及通货膨胀，面对着国内市场利率结构严重扭曲，升息对宏观经济调控能起良好作用，而且是市场经济的法则；另一种看法是由于利率是由宏观经济走势、市场资金供求关系和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利差来确定的，就目前中国情况而言，这3个因素都不支持加息。或目前中国经济只是局部过热，用调高利率来抑制投资过热不是对症下药；还有一种意见，就是提高贷款利率，存款利率保持不变。

    对于升息问题，意见如此相左，孰是孰非，既无法用统一模式来断定，也无法用某种实验来验证。每一方都能够用一般性经济学的理论、用现实某个侧面来解释各自看法的合理性，孰是孰非也就无法完全断定了。但是，人们是否注意到了，上述的讨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的，即目前国内的利率是一个完全的市场均衡利率。在这种均衡利率基础上，市场对利率反映如何也就决定了升息的理由是否充分。

    但实际上目前中国的利率是市场均衡利率吗？如果是，其市场化的程度如何？如果不是，上述几种对升息讨论意见的前提条件能够成立吗？如果目前国内利率是一种非市场利率，那么利率的调整是必然之势，无论是升息还是降息都是如此。可以说，尽管国内利率调整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它不仅表现为其效应多面性，也要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涉及这些利益背后的角力，但是在一种非均衡或非市场的利率水平上，其资金的配置肯定是低效率或无效率的。对于一种无效率或低效率的利率水平，还有什么不需要调整或变动的呢？

    还有，从不升息的观点来看，目前央行之所以不需要加息，就在于国内的经济过热或固定资产快速增长，主要在于行政拉动性的经济增长，从而产品的价格上涨主要表现为政策性价格上涨。这种增长不仅表现为局部性、地区性，而且同样可以通过政府行政的方式来化解、来调整。因此，最近政府所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可以遏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对投资增长降温等。正如最近出台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控制投资过快增长的政策效应已明显显现，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会大幅放慢，而价格上涨过快的势头将会得到有效抑制，他们预计中国2004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不会超过3%。

    再加上本币与外币之间利差过高可能产生的套利问题、国内企业与居民对利率变化的不敏感、国有银行改革，升息正面的效应可能会小于升息的负面效应。如升息虽然可以控制部分行业投资扩张和抑制物价过快上涨，但会导致整个投资领域成本上升。这对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是相当不利的。二是短期升息会抑制居民的消费增长。这自然会减弱中国经济增长之动力。三是升息对国内资产市场发展将会产生不利影响。有人认为目前国内资本市场股价持续走低，就在于市场预期可能升息的结果。四是升息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等。因此，央行升息是不理智的。

    对于主张升息者的理由，就在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走势，就在于投资高速增长。比如，如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接近或达到５％的通胀临界点，那么升息就将成为可能。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升息可能增加投资成本，抑制投资。如果企业的融资成本过低，甚至处于极度“负利率”的情况，企业投资不仅会过度扩张，而且会让银行信贷进入资本市场。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过高，甚至出现负利率，那么升息将提高储蓄者的财富水平，有利于提高消费水平，更为重要的是，针对宏观情况及时采取有效的经济政策大大改善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从而有利消费。因此，在目前中国投资过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较高的情况下，升息是调整企业与个人经济行为最好的方式。

    对于上述两种解释，尽管看上去言之成理，但是它或是以制度的因素而忽略了市场的逻辑，或是假定在完全的市场体制下来讨论中国的现实问题。实际上，这次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过快、银行信贷快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既有政府行政特别是地方政府之推动，也有市场之因素，而且市场供求关系之作用影响越来越大。如果政府仅是希望通过行政的手段来遏制目前国内投资增长过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很简单，只要市场有需求，压制下去的投资在过了风头之后又会东山再起。

    还有，尽管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但中国市场机制不健全、非市场因素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仍然不小。如中国的制度诱致性的强制储蓄的现象十分明显，比如住房、社会保障、就业、教育等因素，迫使人们不断地通过自身的积累来满足这些方面的支出需求。一些制度性和金融结构性的因素对个人储蓄与消费更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在这种条件下仅仅通过利率变化来改变人们储蓄与消费倾向是不可能的。

    正是这种制度与市场双重作用，使得中国金融市场的利率结构处于严重扭曲的状态下。一方面，在货币市场（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国债回购市场）交易异常活跃、利率变化频繁，市场决定了国债、企业债、金融债发行价格。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一出台，不仅导致了股市连续下跌，而且让交易所债市一挫再挫、银行间债市交易清淡、央行票据和国债一级市场中标利率迅速攀升，资本市场反应异常。

    另一方面，对于银行存贷款基础利率水平来说，目前正在执行的银行存贷款基础利率水平是由前几年为抑制严重通货膨胀连续8次降息后形成的。为了推进利率市场化，央行选择了在维持银行基本存贷款利差条件下控制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的市场化取向。但这样做必须建立在以下两个前提上，即银行的商业化运作，公认的市场基础利率曲线是商业银行利率基准。实际上，这两个条件都不能够满足。因此，在央行利率管制下，国内商业银行的利率市场化程度很低。商业银行获利基本上是央行利率管制的结果（存贷利差如此之高，在国际上金融市场是很少的）。

    正是在这种扭曲的利率结构下，不仅容易出现市场利率与银行存贷款基础利率之间扭曲或不同步，而且可能导致通过银行贷款购买国债套利的不正常现象（银行贷款利率低于国债利率），从而误导投资者行为，削弱国家宏观调控效果，甚至造成与宏观调控南辕北辙的结果。因此，为了改善严重扭曲了的银行利率结构，银行存贷款利率的上升早就应该是金融改革的题中之意。

    按照现代金融学的理论，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它反映了资金的供求关系，也可调节资金供求关系。但是，在政府的管制下，这一利器的武功在中国尽废，即资金价格的扭曲，自然对资金供求关系也就无法调节了。如到2003年底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存差达5万亿，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随处可见。如2004年以来，央行出台一系列信贷紧缩的政策，居民存款增长因此减缓等。

    还有，一般来说，利息高低是与整个社会投资回报率相关联的，社会投资回报率高，利息就会越高；社会投资回报低，利息就会低。但目前的情况与这种理论相去很远。几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低利息状态下，而实体经济一些热门行业的投资回报则要高于利率好几倍。如钢铁，2003年的平均投资回报率达12%，高的则达22%，房地产会更高，但一年期存款利率不到2个百分点。

    因此，从目前中国的经济过热来看，升息应该是早就发生的事情，尽管有人会找种种理由认为升息对这次经济过热效果不大，但是不升息对国内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会更多些。正如我在多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经济是否过热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市场有没有有效的需求。如果市场有有效需求，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再高一点的经济增长率及投资增长率也没有什么。如果市场需求是一种虚假的需求，那么经济增长率不高同样也会出现经济泡沫。而目前中国经济过热的源头是房地产，房地产过热就在于房地产个人消费信贷的过热。而房地产的个人信贷成倍地增长就在于房地产信贷利率过低。

    无论是从房地产消费来说，还是从房地产投资来说，目前国内住房市场的热销仅是以往“存量需求”的释放，而不是潜在需求真正地转化为有效需求。而这种存量需求的释放又基本上依赖于银行信贷及代际的收益转移来完成的。如果银行升息，对市场影响最大的就是个人房地产信贷市场，把虚假的需求转变为真实需求。在此，最近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检验标准，就看一看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能否调整下降，如果国内房地产的价格还是以往那样不降反升，那么这就说明这次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失败。反之，这次政府宏观调控成功,而国内房地产热降下来，最为重要的就是通过升息的方式来减弱个人房地产信贷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银行升息是遏制投资过热、经济过热最为便利、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

    （2004年6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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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7节 “江苏铁本”事件后的思考

    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由于违规建设钢铁项目终于在一路狂奔之后，轰然倒下，而与“铁本事件”有关的8名当地要员也受到了严厉的处分。有报道指出，这既表明了中央政府严肃法纪、依法行政的决心，也是当前加强宏观调控、保持政令畅通的一项重要措施。

    因为，从铁本公司轰然倒下的情况来看，它严重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有关规定，未取得环保部门批复环境影响报告书擅自开工建设；违反土地管理法，未取得合法土地征地批准文件即动工建设，违法占用土地6541亩，其中耕地4585亩；通过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信用和贷款，挪用银行大量流动资金贷款。

    但是，为什么一个如此巨大的投资项目能够轻易地立项？一个如此巨大的工程能够在短时期内开工并大干快上？一笔如此巨大的银行贷款会源源不断地流入铁本公司？这些不仅在于铁本公司在一道又一道的关卡或环节上的违法乱纪、欺骗包装，而且在于当地的政府、当地的银行逐利与失职，如果不是铁本公司、当地政府、当地银行三者合力而为，光是铁本公司本身是无此通天之本事的。

    对于国务院对铁本事件处置的意见，尽管当时国内媒体一片肯定，高呼政府能够雷厉风行、令行政通、对一些严重的违法乱纪事件给予严肃查处、并要求相关官员承担其责任。但是，这样做除了起杀一儆百之效应外，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是否有比这种处置更好的办法呢？如果有，这样的处置方式是否会有点过急了呢？作为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它的行为不仅仅在于如何政通人和，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种政通人和让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化、让民众的利益不受到损害。而对铁本事件的处置，一声令下就让几十亿财富付之东流，这样做最后埋单是谁？因此，对于铁本事件，最好的办法就是如何把铁本事件的损失最小化，即不是把铁本公司投资项目停止一了百了，而是把已经误入歧途资源经过整合后纳入合法有效的轨道。

    当然，铁本事件损失的最小化还应该表现在对该事件的深刻反省上，以便举一反三地来检讨该事件产生的原因。看看该事件是何种原因引起的，是现行制度安排上的问题与缺陷，还是人为之原因？如果是前者，我们应该如何来改进，以便今后这样的事情少发生或不发生。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监管、来纠正？

    从已有的评论来看，铁本事件的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严重失职、在于企业涉嫌违法乱纪，但这只涉及事情的表面，根本没有把握问题的实质。因为，在现行的体制下，这些都是当地政府、当地银行及企业最优行为选择。如果当地政府的理解真的是失职、当地的银行真的是面对巨大的信贷风险，铁本公司想通过任何一种欺骗的方式来蒙混过关都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现行的干部考核体系下，干部的业绩就在于当地经济的发展，而当地经济的发展就在于该地一年一度的gdp与财政的增长。而要达到该目标就得上企业、上项目。至于从长期及民众的利益看，这些项目与企业有多少负面影响都不是地方政府考虑的问题。试想想，扬中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有一个840万吨的大型钢铁联合项目上马，当地政府岂能不欢迎？铁本项目上马既然对当地gdp与财政增长如此重要，那么地方岂能不千方百计帮助企业突破种种中央政府设置的障碍及大开绿灯？不要说，扬中市的地方政府会这样，我想，在目前中国现行的体制下，这样一个大项目在其他地方同样也会大行其道，甚至会比这更加严重。

    对于四大国有银行的下属分行来说，一方面他们的人事安排与地方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必须降低不良贷款率与追求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分行必须与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相协调，必须围绕着地方政府工作而为，这样才能够找到地方银行的利润增长点。而这些行长们在短期行为的驱使下，对长期项目、大项目都是他们贷款行为选择的最优点。以铁本公司原有的业绩（特别是去年钢铁利润超速增长）及当时国家经济发展形势，当地银行对铁本公司关注也理所当然。因为，在他们看来，对铁本公司信贷能起一箭双雕之效。

    对于铁本公司来说，现在看来，它们是涉嫌违法犯罪，如环境保护问题、偷税问题等等。但是，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民营企业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十分普遍存在的事情，而且比其严重得多。如果不是这次检查把事情披露出来，铁本公司岂会因为这些问题而遭到处置？如果这个项目能够上马，肯定是一俊遮百丑。因为，从市场逻辑来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它的本性，问题是如何让这种本性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也就是说，铁本事件之所以产生完全是我们现行制度安排使然。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本届政府业绩的最大化是地方政府的目标，追求大项目、长项目是当地银行的目标，而铁本公司的大型钢铁项目上马正好满足当地政府与银行所要达到之目标。

    可以说，如果对现行的地方政府考核的标准及政府职能不改变、对地方银行的考核指标与人事安排制度不改变，即使对铁本公司处置看上去会起杀一儆百之效，但实际上会事过境迁，只要这次宏观经济过热整顿之风一过，这种情况又会死灰复燃。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并不在于如何对企业进行严厉管制、并不在于政府部门有多少权力，而是在于政府如何制定好市场运作规则，让企业行为有则可行，在于政府如何来保证与监督所制定的规则认真履行。这才是铁本事件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2004年5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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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8节 从国洪起系列案件看政府与法院的职能

    近期，《中国青年报》等媒体相继报道的国洪起系列犯罪案件，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其涉案金额之大、地域与行业分布之广、手段之隐蔽，是令国人十分震惊的。有媒体指出，国洪起一伙人，凭借盗来的巨大财力为后盾，仰仗着威力巨大的社会关系网为其做保护伞，已经形成了一股“白领黑势力”。

    国洪起，本来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事发后才知道他控制的资产遍布北京、香港、深圳等10多个省市，资产额高达80多亿元。有报道指出，国洪起的犯罪领域涉及金融、房地产、建材、化工等行业。他敛财的主要途径是通过与掌握公权力的人合谋，如何以合法外衣为掩护来盗窃与掠夺国家与他人之资财。如国洪起利用国债回购业务，勾结证券公司的内部人员，从证券公司盗走的资金高达20多亿元，然后把这些资金都打入国洪起控制的企业。并以此建立资金链条，肆意扩张，从而编织起一个巨大的关系网络，进行一系列掠夺性经营。

    对于国洪起系列案件，我们如何来认识与反思？仅是用一个“白领黑势力”就能够表明其实质吗？国洪起的一系列犯罪活动，时间之久、范围之广、涉案金额之高、影响之大，其深刻的社会与制度背景是什么？仅用一个“经济转轨”就可以一了百了的吗？

    实际上，用一个“白领黑势力”或“经济转轨”既不能够表明什么，也没有把握问题的实质。国洪起许多犯罪活动之所以能够得逞，最为重要的就在于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了，政府职能的转换仍然十分缓慢；就在于靠近公权力的人总是希望如何通过所掌握的权力来为自己谋利，来转移或侵蚀国有或他人之资产。而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就无法揭示问题的实质，我们的法律再多，也只能成为有权者的少数人谋利之工具。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奥尔森指出，为什么一些国家经济能够走繁荣富强之路，而一些国家则不能，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这个国家是否有一个“市场扩展性政府”。而这个“市场扩展性政府”最基本的职能有三：一是个人产权清楚的界定及有效保护；二是必须保证市场的交易合约有效履行;三是保护个人财产不受掠夺。也就是说，一个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的政府的基本职能应该是：制定市场的产权规则与交易规则；保证规则及合约有效履行；保护个人财产不受掠夺。以此来对照国洪起犯罪活动，其问题的实质就是政府职能界定不清，从而使国洪起犯罪活动有机可乘，从而使得可以通过用金钱来操纵我们政府的权力，化公权力为他们犯罪所用。

    比如，发生在北京的嘉利来股权转让事件，北京市政府的职能部门在保护合约的有效履行、保护个人财产不受掠夺上就存在着与市场逻辑和经济逻辑完全相悖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并非国洪起有多少能耐，更不在于我们政府的工作人员素质或道德水平如何不好，更不在于我们现行的法律制度有多少不健全，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政府职能界定不清。

    嘉利来股权转让事件是国洪起系列犯罪案件中的一个十分典型的案例。1994年9月北京二商集团、北京恒业房地产开发综合经营公司和香港嘉利来集团公司签署了《中外合资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合同》，准备在北京建设一座集酒店、写字楼、公寓、商场为一体的大型房地产项目“嘉利来世贸中心”。合同详细规定了各方所要履行的权利与责任。在开发初期，合同的履行还较为顺利。但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由于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得该中心的开发不得不停止。2000年开始，北京房地产市场开始好转，合同的溢价开始显现出来，合作双方的矛盾也开始尖锐起来。后来，经北京市政府几经协调，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2001年7～8月北京市工商局的办案人员以嘉利来公司注册资金是人民币而不是外币为理由（相关法律的规定也要求外商出资必须是外币），强制要求北京几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撤消三份验资报告的声明。北京市工商局以嘉利来公司没有出资为理由，向合作公司发出限期出资通知书。2001年9月25日，北京市工商局发给嘉利来的限期出资通知书到期。二商集团的人就到了北京工商局和北京市经贸委，通过政府文件方式，把嘉利来公司的股权变更给美邦亚联公司，从而使得嘉利来公司股权被完全掠夺。原来的公司也更名为“北京美邦亚联房地产有限公司”，北京市工商局并在两天后就发给该公司营业执照。2002年7月美邦公司在香港签署《股份和债权转让合约》，一份合同转手就获利6000万元。

    后来当嘉利来公司发现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之后，2001年10月嘉利来公司对北京市经贸委与工商局的作为向国家外经贸部与国家工商总局提起行政复议。2002年7月外经贸部做出行政议定书，撤消了北京市外经贸委的627号批复，指出北京市经贸委的文件“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正确”。但同时，北京二商集团对外经贸部做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向北京市第二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03年12月22日，北京市场二中院判决商务部败诉。

    对于这样一个案件，本来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事件，政府在该案件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也是十分清楚的（保护合同的有效履行、保护个人财产不被掠夺）。因为，1994年9月三方签订的合同完全是三方自愿完成的合同，合同权利与义务也完全是由当事人三方来完成。因合同的不完全性导致的争议也应该由合同当事人三方来协商解决。如果三方无法达成大家一致的协议也可能由第三者来仲裁，而不需要政府通过红头文件来修改与调整合同。

    但是，在国洪起的操纵下（后来才知道的），北京市工商局与经贸委不仅不去保证合同的有效履行，反而通过红头文件撕毁了原来的合同，并未通过当事人便与其他公司签订了新的合同。从整个事件来看，看上去是披上合法外衣，新的股权变更完全是按照政府红头文件走，但是实际上整个事件完全是国洪起一手操纵的结果。

    首先，为什么北京市工商局强制要求北京几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撤消关于合作公司的原来三份验资报告的声明，并把这个强迫下做出的声明作为嘉利来公司没有出资的依据？为什么这声明一到手，北京市工商局随之就向合作公司发出限期出资通知书（其实早就注资，只不过是人民币）？为什么这几份强制性出具的声明会成了北京市工商局与经贸委出具政府红头文件的主要依据？

    以此为理由，一场神奇高效的“公文传递”在二商集团、香港美邦公司、北京市工商局、北京市外经贸委之间展开。2001年9月26日一天之内，就完成了二商集团向北京外经贸委发出合作公司重组合同、章程及董事会组成的申请；完成了二商集团、北京华安、香港美邦三方签署合作公司股东变更重组、合同修改、公司章程修改三个协议；5天时间，便完成了从变换股东申请到领回新营业执照的全部内容。而这一切，作为大股东的嘉利来公司竟全然不知，期间也没有接到任何人的通知。而美邦公司拿到原属嘉利来公司的股权后，急匆匆在香港开始转卖，10月2日转卖到嘉利来公司时，嘉利来公司才看到北京外经贸委的627号批复，知道自己权益被别人卖了。当国家外经贸部依法撤消627号《批复》，则又可轻易调动法院来裁决国家商务部败诉等。

    在这些完全与市场逻辑与经济逻辑相悖的东西都汇集到嘉利来事件中，如撤的一份合同当事人完全不知晓；出具的会计验资报告会由于政府部门强迫收回；新股权转让仅一纸便条就可以形成正式文件，并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获得新合同的公司一获得合同就迫不及待地要把股权转让，而这个合同在香港市场交易，即刻就一夜暴富；北京的审计机构拒绝对二商集团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北京中院对不利的这个合同的转让裁决文不对题等。

    可以说，2001年以来嘉利来事件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表面上是合法的，是在政府红头文件下来做的，但是实际上完全是在国洪起操纵下一个个就范的结果。如果不是国洪起的操纵，其中的故事不会那样巧合，也不会那样不符合市场逻辑。事实上，最近国洪起接二连三所暴露出来的案件都说明了这点。

    对于这种用金钱来操纵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不仅可能使得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国家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严重腐蚀国家政府工作人员；而且使得政府职能扭曲、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缺失，对于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严重负向影响。

    总之，对国洪起案件的深刻反思，就得从政府职能的转变角度来思考，就得让政府职能真正转变到为社会经济繁荣服务上来。在这种前提下，像国洪起这样的犯罪活动就无法随意操纵公权力来为他们犯罪活动服务。而对人民法院来说，它是社会公正、正义的最后庇护所，它具有的就是社会的公正与独立，如果我们的人民法院离开这一点就法无所法了。同时，转变政府职能，还得对政府职能进行严格监督与问责，对那些敢于利用公权力谋私者严查、严惩，不得让这些人侥幸过关。只有这样才能对国洪起类犯罪活动起警示作用。否则，如果让这样重大的案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既无法向社会交代，也会对后来者起不良的示范作用。

    （2004年5月）

    官员下海经商该鼓励抑或制止

    无论是安徽芜湖的“红顶商人”事件，还是浙江大量的干部下海经商及四川省委组织部发布文件制止公务员亦公亦商，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即掌握公权力的公务员如何运用公权力与私权力的事情。如果公务员下海经商仅仅是如何把在公务员岗位上所获得的公权力转化为私权力，如何把国家的财富转化为个人的私产，那么这种下海经商就得制止，就得以制度来限制这种公权力滥用；如果仅是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一种选择，那么这不仅有助于打破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改变社会资源过分集中在政治领域的状况，有助于建立一支精干、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则也会改变民营经济参与者的成分结构，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但是，从以往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来看，前一种情况更多，而后一种情况不多。因为，在中国，有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即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以垄断性主导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垄断性的市场经济中，社会资源为权力所主导，权力成了获得财富最为便捷的途径。有时候，获得财富多少往往是以靠近权力的远近来决定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整个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转轨经济的过程中，当旧的制度规则被打破、新的制度规则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靠近权力的人总是会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权力把社会财富攫为己有。从价格双轨制开始，到公司上市、国有土地进入市场，一批一批的富翁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看看2003年中国百名富豪的排名榜，有半数以上来自于房地产业，何故？因为房地产所需要的土地为政府所有也。这些国有土地没有权力或靠近权力如何可获得？没有土地房地产公司能够成立吗？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不少政府往往会以公众授权的方式，从左手把社会大量的财富聚集在自己手中，从右手把这些财富转让给少数人。比如上海的周正毅、许培新等之所以能够短时间内富裕起来，就完全是通过政府权力敛财的结果。看看上海城建局的0089号文件，问题就一目了然，即在目前的情况下，通过权力才是致富之路。这些都是路人皆知的事实，权力是获得财富的捷径。

    怪不得有不少民营企业家向我抱怨，你想在国内市场发展好，不靠近权力就寸步难行。任何一家企业，或者经营任何生意，如果不跟权力结合起来，你要很好地把这个项目或这个企业做好并进行下去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困难，因为整个政府的权力对现实的经济活动，渗透得太深。权力一进入经济领域，不仅市场经济不成为市场经济，而且社会的财富就会通过权力以各种方式转移到少数人手中。不少政府官员之所以愿意下海经商，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国内经济生活中这种最为基本的特征。

    可以说，目前所流行的“红顶商人”事件及官员们下海经商，并非是如何运用私权力按照市场运作规则来创造财富，更多的是希望借助于公权力来为个人经商服务，更多的是希望借助于以往职务所建立的关系为经商服务。如果这样，这与传统社会中的权力运作，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权力运作就没有多少差别了。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随处都是，权力跟金钱的交易一直都在进行。比如，封建社会里，一些商人有了钱就会用钱买一个官，然后又通过做官所掌握的权力或敛财，或做官后又去从商，利用个人的关系借助公权力为个人经商服务。

    因此，对于官员下海经商的问题，我们并非鼓励或制止，而是如发达国家那样，用制度严格地界定公权力和私权力，即坚决官商分离，严禁政府官员两栖化，既从政又经营自己的企业。这里，公权力是什么？它从哪儿来？它的功能与服务对象是谁？它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等等。大家应该比较清楚，无论是从合约论还是从暴力论来说公权力是来自社会大众的，是社会大众转让出来的，因此它只能为社会与大众服务。私权力是什么？它是个人通过市场方式展现出来的能力，无论实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源都是如此。对于这些权力，一个企业家，你怎么使用都没有关系，只要在既定的制度范围内，你怎么做都没有问题，挣多少钱都没有问题。在市场体制下，并没有因为你财富增加了，市场就要来限制你。

    在发达的市场体制中，公权力和私权力有明显不同，它有个清楚的界定，你如果要从政，你就得把你的财产，你的整个企业或者委托出去，或者交给他人去做，不要说我从政以后，还要经营我的企业，因为如果你不把你的企业委托出去给他人做的话，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随时都可能发生。比如说你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制定出对自己有利的政策与法规。你也可能通过权力的方式来影响你经营的好坏。这些都是与民主政治相悖的。同时，如果官员要下海经营，就得给予时间与范围上的限制，在多少时间内不能够从事哪个方面的商务活动，否则就要受到严厉处罚。

    还有，如果公权力和私权力混在一起，就会出现许多解释不清楚的问题。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证监会的官员要辞职下海经商，然后他立即进入一家证券公司工作。本来这是一家经营严重亏损的公司，但是当他一进入这家公司后，整个公司局面马上改观。由严重亏损转变为大赢利，其官员收益一经商就几十倍地增长。现在我们要问的是，这家公司能够如此转变，是因为该官员进入这家证券公司而该公司经营管理改善、市场竞争力增强，还是说因为该官员利用了他原来职位上的权力，或用权力与金钱交易而导致的结果呢？特别是目前金融资源基本上还是政府垄断的情况下，要对这种公权力与私权力严格区分是相当困难的。即使该官员真的没有为利用他原有的行政资源为他的公司谋私利，别人也会怀疑。因此，对官员下海经商，对公权力与私权力的严格区分是十分重要的。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国家对这些问题没有很好的界定，没有好制度安排与监督机制，那么公务员下海经商只会导致更多公权力与私权力之间的冲突与问题，其弊大于利。因此，在现在的条件下，不是鼓励政府官员下海经商，而是要求政府官员做好其本职工作、发挥其人力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其职位上工作得心安理得。同时，对于那些既没有能力又不愿意从政者，给出一“台阶”，让他们纵身跳进商海，为实现自己的另一种人生理想奋力遨游。但是，政府官员辞职下海经商，必须给予他时间上与范围上的限制。比如，在哪个部门工作的官员在多少时间内不得从事哪些方面的经商活动，以免减少利用他此前在做官时建立的各种关系从事不正当经营，或者说减少一些政府官员在从政时为自己下海经商创造种种利用公权力的条件。

    总之，在市场体系下，政府官员下海经商并非是鼓励或制止那样简单，而是应该制定相关的制度规则来界定公权力与私权力，保证公权力不会由于政府官员下海经商而滥用之。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其他就不会太重要了。

    （2004年3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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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9节 确立“以人为本”的金融市场

    在举世瞩目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受到了广大代表们热烈的好评。因为该报告不仅表现一个“实”字，而且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而“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正如总理早些时候指出的那样，“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我们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要求，应当从现在具体事情做起，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贯穿到我们各项工作中去。”

    也就是说，“以人为本”，就是如何让执政党的政策来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比如，征地中侵害农民利益问题、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城市民众失业、社会医疗保障等。“以人为本”不仅是我们执政党的理想，也是执政党如何把理想转化为现实，把理想转化为民众生活的点点滴滴。而在发达的市场中，个人点点滴滴的需求也是市场繁荣的泉源与动力。

    因为，在市场体制下，为什么社会资源能够有效地运作？就在于无论是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还是产品的消费，都是为满足人的种种需要而来。离开了人的最终需要，任何产品或任何经济活动都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都不可能找到所需要的市场。而我们的经济发展都为提高民众的福利与生活而来。如果离开了民众生活，经济既无意义，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又在于市场为每一个人提供发展其潜能的空间。在有效的市场中，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约束条件下找到适合自己发展与工作的空间。这就是市场中“以人为本”的真谛。

    对于金融市场来说，“以人为本”意味着什么呢？是上市公司在市场融集低成本的资金吗？是银行获得最大化利润吗？是投机者可以使市场翻江倒海吗？等等。其实都不是，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就在于满足人们的消费偏好，所有的公司和政府都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设；就在于让投资者进入市场后能够获得合理的回报，而不是千方百计地来掠夺投资者的财富。如果金融市场以此为鹄，那么要实现市场的繁荣与发展是不可能的。

    对照香港与国内股市，为什么香港股市投资者鱼贯而入，而国内股市投资者则敬而远之，何也？就在于两个不同股市给予投资者的回报不同也。如2003年底，香港股市的市价总值557万亿港元，900多家上市公司全年派息1639亿港元，整个市场的投资回报率为294%，而香港银行的存款利息为零。34家恒生指数成分股年底市值388万亿港元，全年派息1316亿港元，投资回报率为339%。也就是说，投资者进入香港股市，即使他不能够从炒卖股票中获得收益，但基本的回报不会少。

    对于国内股市，2003年底流通股市值132亿元，1200多家上市公司全年派息约460元，流通股股东获得153亿元，扣除税收后回报率为09%，而国内银行利息扣除税后158%。试想，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如何愿意进入风险高的股市。对于国内资本市场来说，无论谁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其他任何东西都不重要，最为重要的是投资者进入股市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甚至随时都有可能受欺骗。如果投资者进入市场之后不仅没有回报，而且其财富随时都可能受到掠夺，那么最好的口号都无济于事，“以人为本”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还有，对于国内居民11万多亿的储蓄来说，为什么民众宁可低收益或负利息存款于银行而不进入其他金融市场呢？是市场没有对资金的需求吗？是民众不想更高的投资收益吗？非也。在中国，尽管这几年从资金层面上来说，资金的稀缺程度有所降低，但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仍然十分困难。有许多企业家不少好的项目由于融资集资的困难而夭折。对于民众来说，他们都希望寻找到安全性好、收益高的投资渠道。特别是随着国内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民众为了减少自己财富的贬值，更是需要好的投资渠道，如目前基金市场的基金卖得火暴，就是与此相关。但是对国内的一些金融市场来说，无论如何提倡,民众就是不敢进入，何也？问题就在于这些市场不能从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让投资者获得合理的回报也。特别是不少金融市场的繁荣往往是以牺牲民众利益而发展的。

    那么，以上金融市场的现象问题出在哪里呢？就在于以往不少金融市场的规则，在制定规则时，不是从民众利益来设立规则，没有制定保护民众利益的制度。因此，对政府来说，“以人为本”，就是作为金融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及维护者的政府，在金融市场规则制定时，就得从民众的利益出发，如何制定有利于大众利益的规则，特别是如何通过规则的制定来保护弱势金融市场的中小投资者利益，如何来减少市场力的不对称性、市场信息的非对称性、市场运作无效性。比如，对于国内证券市场来说，不仅有制度规则让民众能够分享国内经济发展成果，而且要设立制度来保证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受侵犯，受到侵犯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得到补偿等。

    而对民众利益的保护不仅表现在对民众利益受到重创后的补偿与纠偏上，更重要的是为每一个人的潜能发挥提供点点滴滴的便利。为民众经济生活权利的空间张扬提供有利的环境与条件。比如金融市场的发展就应该多方位全面的发展，以便民众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再比如国有股减持问题，政府就不应该与民争利，在还富于民的基础上形成国有股的减持方案。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才可能达到多方利益博弈共识。还有，金融市场的“以人为本”，政府并非仅是一些原则上的理念，而是一点一滴地体现在政府与民众交往的关系中。如约束政府的权力、减少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垄断、减少一些部门对政府权力滥用等。

    总之，政府把“以人为本”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之核心，这是人类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而人类文明就是把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利益具体化在政府政策中，表现在民众生活的点点滴滴中，而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到金融市场，就得以投资者利益为本位，无论是市场建设、制度安排，还是法规的设立等方面都得从投资者利益出发，既要让市场的投资进入市场获得合理的回报，也要保证他们进入市场后其财富不会受到掠夺，财富掠夺后能够得到补偿。

    （2004年3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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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0节 法律公正为社会秩序的核心

    早些时候，在东北某地，一宝马车主人由于一农民的拖拉机碰了一点她的车而把农民撞死,但此事没有下文；最近《京华时报》又刊登了北京一宝马车司机闯红灯肇事后对记者大打出手，肇事者则神气十足。同时，又看到美国媒体的一则报道，美国的“家政皇后”斯图尔特由于妨碍司法公正和在选择特定时间抛售股票的问题上对政府撒谎等而面临着牢狱之灾。

    几件事情，尽管看上去是风马牛不相及，但从实质上来看，其核心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秩序用什么来维持。它可以是用权力、金钱、个人身份、道德、宗教、合约及法律等。而不同的维持方式也就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如何。

    在以权力维持秩序的社会里，整个社会的资源都以权力来分配，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权力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一则整个社会资源不可能有效运作，因为任何权力都不可能有效地计算个人的真实需要；二是个人的潜能会受到压抑，个人没有动力努力工作；三则个人为了获得权力，暴力一定会盛行。整个社会秩序或是在高压统治下或是战争暴力盛行，个人的生命受到严重的践踏，如以往的伊拉克。

    在以金钱维持秩序的社会里，钱是个人财富、社会地位、行为方式的象征。钱可以决定一切、主宰一切、奴役一切，视制度规则为无物。一个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在这种社会中，由于以钱为主宰，个人的一切都完全物化为钱，人不仅成了金钱的奴隶，由金钱来支配个人的一切，而且使人成了一个没有人格、没有人性、没有情感的冷冰冰的人。在他们那里，既没有社会制度与规则，更没有社会公德。

    既然钱能够主宰一切，那么逐利求钱就成为人的本性。个人为了获得钱就会不惜采取种种合法或非法的方式来获得财富。如果权力能够获得钱，人们就会攫取权力；如果暴力能够获得钱，人们也就会行使暴力；如果交易能够获得钱，他们就会进行交易等。在这样的社会里，整个社会的秩序一定会是贪污、暴力等行为泛滥。

    而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个人的活动在既有制度框架下进行，社会秩序以法律制度来维持。个人之间关系以合约来连接，平等、互利、自愿及相互尊重。政府的作用则是制定产权规则、保证合约的有效履行及个人的财产不受他人侵犯。

    用上述理论来对照文章开头所看到的几件事情，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开宝马车的人，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最根本的就是以钱来衡量人的行为。在这些人看来，有钱就可以决定一切。有钱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有钱在社会上可能搞定一切。别人不可负她(他)，而他们却可以任意主宰他人，甚至主宰他人的生命。

    不就是农民拖拉机碰了宝马车一下，他们却可完全丧失天良地把人压死，还声称可以花钱了却此事。北京的宝马车肇事者，本来是打着手机闯红灯已大错，女肇事人对来报道该事的记者大肆辱骂，大打出手。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仅说明这类道德水平之低，根本没有现代人的文明素质，而且说明了他们竟敢在公共场所用暴力来对抗记者，大打出手，希望用武力征服他人。他们之所以敢这样做，最重要的就在于他们希望自己的所作所为可以用金钱来摆平，金钱可以衡量一切。至于其后来处理的结果如何，国人目前还不知道，但是有一条，如果我们的社会都以钱来作为衡量一切的准则，视制度与法律为无物，那么我们社会不仅会走向物欲横流的社会，而且会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而行，使我们的社会变成没有公理、没有正义、没有人的尊严的社会。有的只是钱、钱、钱！而钱也只有通过权力与暴力来获得。

    至于美国的“家政皇后”斯图尔特事件，不在于她过去对社会有多少贡献（曾教授人们如何创造完美家居生活而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明星），不在于她所拥有的财富有多少（她拥有一个价值数亿美元的公司，曾被誉为美国第二富婆），也不管他在特定的时间里抛售股票所获得的利益那样小（仅20多万美元），只要是她的行为与社会的公正、法律的公正相悖就得承担自己行为之责任，就得面临牢狱之灾。这也说明了，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一样，谁也不可超越法律的尊严与平等。也正是在这基点上造就了美国社会的现代文明与经济繁荣。

    在中国，尽管20多年来经济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谁也不可否认。特别是歧视性地对待农民、财富分配严重两极分化、贪污盛行、社会公德缺失等等，何也？人们没有以法律公平来维持社会秩序的观念，没有把法律的公平具体化在我们政策与行为的方方面面，这样总会有人以种种东西凌驾于法律公平之上。事实上，离开了法律的公平，要形成现代文明社会的秩序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对宝马肇事者的行为不仅值得我们社会深刻反思，而且应该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则来对这种行为进行严厉惩罚。如果我们社会让这样的行为嚣张，不仅现代文明社会秩序不能建立，政府“以人为本”的观念也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004年3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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