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残局》 引言 “辫子戏”已经把大家搞烦了。但是，不管如何不胜其烦，不管我们心中脑後有没有辫子，清代二百馀年层累堆积而成的种种陈迹，对于当下的生活，仍然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而同治年间所谓“中兴”，更是直接影响此後数十百年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学术。美国汉学家芮玛丽在其名著《同治中兴》篇首写道： “一个似乎已崩溃了的王朝和文明，在19世纪60年代通过非凡人物的不寻常努力而得以复兴，以至于又延续了60年”。 很不幸，这次中兴为时甚短，为效甚微。清朝的命运，早在“中兴”前一百多年便被英国人马戛尔尼准确预言： “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後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 1793年，北京，马戛尔尼勋爵代表英国提出六条贸易建议，被全部否决（甚至没有得到谈判的机会），他的外交活动以全盘失败告终。但是，他有幸在中国的核心区域驻留幾十天，见识到科学、军事乃至制度方面的落後情状，于是，他做出上述预言。 “帝国”的神秘面纱被无情扯落，中国近代的屈辱史开始上演。在这部悲剧有条不紊演出的中间，却突然涌现出一大批非凡人物，减缓了“崩溃”的节奏。恍然间，帝国的荣光好似将被“复兴”。孰又料到，中兴变奏曲甫一开始，立告结束。时代的车轮轰然碾过，尚未展开的笑容被压成一道道形状诡异的车辙。多年後，烽烟渐散，风波已定；那些笑容（还有泪痕），那些生动丰富的往事，那些被称作“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後抵抗”（芮玛丽语）的诸多细节，不能不被重新检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左传》），是一份历史的洞察，鄙人尚未敢自信于此能有所体会。但是，不贤识小；通过对当时诸人——上至柄国权臣、中兴将帅，下及幕府僚佐、野老村夫——言动行止的考察，或许能探知那个时代的些许消息。 有一句被用滥了的话，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文革时期，则有一个腾播人口、被视作学术乃至政治必杀技的定义：“影射史学”。二者是非，实在一言难尽。囿于学识，鄙人无力探讨此类宏大叙事，一己心愿，不过做一些梳理史料、存菁去芜的工作，努力实践“传疑传信”，与读者共享。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太平无事 1912年2月12日，溥仪与民国政府签订《清室优待条件》後，正式宣布退位。清朝灭亡，直接原因是去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而辛亥年之所以有革命，多少要归功于十一年前的义和团暴动；暴动激成八国联军进京，加快中外接轨的速度，为革命创造了条件。而义和团暴动之所以发生，则有赖于前数十年间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为之提供了极端民族主义和腐朽官僚政治这两份催化剂。而看似突如其来的外患（鸦片战争）内忧（太平天国），则在乾隆朝以後便开始萌芽。道光皇帝旻宁生逢其盛，两件大事都赶上了。 旻宁熬到四十岁才当上皇帝。他上台後执政约三十年，其执政风格可概括为“老成持重、讳言变革”八个字，正如龚自珍诗所谓：万马齐喑究可哀。在漫长而残酷的皇位争夺战中，谨慎、稳重的性格是旻宁赖以最终取胜的法宝，当上皇帝後，这种性格自然衍化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执政风格。将这种执政风格加以量化和制度化的功臣，则是军机大臣曹振镛曹文正公，今日不赘述文正公在军国大政方面的举措，只讲一条他在书法上的指导性意见，庶幾能见微知著，看出曹氏在政治学上的高深造诣。 如果说天下太平是治国的最高境界，那么，这种境界的表征就是。果若无事，反映在臣子们的奏摺中，便是报报流水账，说一说套话。经过十馀年努力工作，旻宁自信天下差不多已经太平，可是，京中外省官员们的奏折依然长篇累牍，批阅起来，不胜其繁冗。看来，不是天下不太平，而是大臣太rap，怎么办呢？曹文正公出了个主意： 国家承平以久，天下本无事，但是，一些人偏就喜欢危言耸听，没事要找话说，小事往大里说，以博取善于办事的虚誉。皇上若因此怪罪呢，不免蒙上拒谏的恶名，他还捞着个敢言直谏的名声；但篇篇都看呢，实在又费时费力不讨好。我说哪，皇上今後看摺子，压根别看他内容如何、事情曲折，而是专挑那字体来看。凡奏折字体不用馆阁正体，学这个碑那个帖的，统统给他拈出来批评；要还有笔画错误、重字漏字的，就给他罚俸降职。他们若见皇上对字体纰漏这种细节都严格要求，自然就明白了皇上持重为体、不事虚言的心思，今後再有陈奏，必然深思熟虑，出言慎重，不敢造次了。 主意不错。旻宁依计而行，逮着幾个点背的重重处罚。杀鸡儆猴，立竿见影，此後章奏便“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了。通过奏摺看国势，俨然一副的气象，道光帝和文正公不由得相视而笑。 于是，在君臣愉快的笑声中，英舰“有事”于东南，洪秀全在南方小镇创立了拜上帝教。大清国，出事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俺家就是翰林院 干禄，就是吃公家饭；有关干禄的书，相当于今日的干部必读或公务员手册。自隋唐以来，字写得好不好，逐渐成为干不干得到禄的重要因素，因此有了句俗谚叫做“字是打门锤”。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伯父颜元孙就专门作了一部《干禄字书》，将每个字的写法分为通、俗、正三体，告诫有志于官者多写正体，不要因字体犯错而砸了公家的铁饭碗。孔乙己自诩知道茴字的四种写法，但不一定知道那种是正体，故此吃不上公家的饭，潦倒一生。 道光年间权臣曹振镛死後被谥为“文正”，生前却是个“字正”。他在高考中极力推行“齐整无破体”的书法，要求考生写字严格遵照以董其昌、赵孟頫二家书法为基础的馆阁体，不问文章写的如何，但看字体入不入格。这种阅卷套路，与他建议道光皇帝看奏摺的方法一脉相承。同时，他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进士们想进翰林院，更须苦练阁体，不然万万过不了“字正公”这一关。 说来奇怪，写毛笔字这件事，并非熟就能生巧的。书法发烧友康有为练字五十多年，名碑名帖，揣摩殆尽，却终于只写得出一手“俗”字，不得不慨叹：“吾眼有神，吾腕有鬼”；最终断绝做书法家的念头，改行做了书法理论家——康氏《广艺舟双楫》是近代著名的书法批评专著。在他之前，另有一个倒霉蛋，也被恶鬼附了手腕，并因此绝了做书法家的念想，不过，这人改行做了书法教育家，而非理论家。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龚自珍。 论才情，论学问，论见识，龚自珍都有资格进翰林院。可是，院长曹字正公偏不关心才学识，他只看你小楷写得好不好。龚自珍却死活也写不好馆阁正体，进不了翰林院，无奈，他只得在部曹一级（相当于今日干部的科级）折腾大半生，不到五十岁便郁郁以终。人一憋闷，总得找个出气的办法，明着斗怎么也斗不过当朝极品，那咱们就想个办法恶心他腻味他；文人手中之笔，未尝不可作匕首、投枪，龚自珍深明此理，乃运笔如刀，模仿颜氏《干禄字书》，写了一本《干禄新书》。《新书》也讲如何写字，且专讲如何写一手翰林必备的“俗”字，且可当作教材用来培养“准翰林”。《新书》写就，龚自珍便令家中妇女——包括女儿、媳妇、小妾、丫环——全要对着教材练习馆阁体，日有程课，月有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龚家女子竟人人写得一手符合翰林标准的“俗”字。 于是，再要听到谁说某翰林如何如何、翰林院又如何如何，龚自珍便满脸不屑，傲然说道：翰林有什么了不起？翰林院又有什么了不起？俺家女人个个都是翰林，俺家就是个翰林院！翰林？翰林院？什么玩意儿，哼！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学问优长 “我的朋友”胡适之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他讲这话，是为了提倡“整理国故”，也就是要用西洋科学方法去整合和复兴乾隆、嘉庆时期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号称“乾嘉朴学”，即训诂考据之学，也称汉学。与乾嘉朴学不同，还有一种学问，叫性理之学，又称宋学。两种学问，各具深厚广泛的群众基础：俗谓“村学究”者，就是汉学的基层代表；俗谓“道学家”者，则泛指宋学的粉丝们（fans）。当然，“道学家”和“村学究”的学问都不怎么样，其学养适足与电视剧中常见的“马列大妈”一较短长。 汉学做好扎实的基础研究，宋学发挥性命天道的精妙，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固然是相得益彰的好事。但是，道光以来，汉宋之争势如水火，不单不相与谋，还要鸣鼓而攻，这是为什么呢？症结就在“学而优则仕”五个字。学问是学问，做官是做官，本来是两码事，但是，科举制度却风马牛为一体，将二者紧密结合。八股文和试帖诗，自有一套严格的规矩，本不涉及汉、宋学派的异同，但是，考官们却坚守汉、宋藩篱，在考试过程中上下其手，党同伐异。很多考生在考前便在省会、京城住上一段时间，通过宴饮面谈、投稿请教等方式获得有希望成为考官的官吏们的欣赏。正式考试时，试卷上的考生姓名虽被遮住，考官却早已暗示中意的考生，在行文时留下一些印记以利辨认。试卷缴上後，考官阅卷，首先就去找这些留有“後门”的试卷，不论诗文写得如何，批了高分再说。 一旦学问成了敲门砖，那么，学问与学问之间，也就有了红黑冷热的差别。派往各省的主考们，若是汉学家，录取的便多是考据派；若是理学家，毫无疑问，望之俨然的岳不群们中举的幾率就大得多。这是地方上的情形。举子们赴京参加会试，高考指挥棒就由皇帝和大学士们操纵，揣摩风尚，投其所好，就成了必做的功课。曹振镛盘踞中央达二十三年之久，他对理学的偏爱必然影响乃至决定考风的走向，于是，汉学爱好者们发现作官的路越走越窄，宋学迷则躬逢盛世，大有作为。 流风所及，身处高位的汉学领袖阮元也遭受打击。他自乾隆末就是副部级干部，此後历任督抚三十馀年。道光十四年某日，君臣闲谈，帝问曹氏：阮元官运如此亨通，何解？曹答：由于。道光觉得这个答案很别致，再问：此话怎讲？答：臣听说他在督署内日日刻书，时刻不忘治学。数语间，汉学研究和不务正业便划上等号，曹氏下黑脚成功。不多久，阮元即被内召，投闲置散，没有了实权。 从此，理学派全面掌握主流话语权，“道学家”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喳喳喳是是是 继曹振镛後，军机处领班大臣是穆彰阿和潘世恩。二位大佬不折不扣地继承和发扬曹氏老成持重的行政风格，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由此，道光一朝三十年间，便成为一个“不痛不痒之天下”。 苏州人潘世恩是个“全a生”；戏曲里津津乐道的的“状元宰相”，说的就是他这号人。他学习成绩好，政治素质高，拥有各种最高级别的文凭、证书和奖状，是全面贯彻“时代精神”的时代骄子。不幸的是，那个时代是一个“不痛不痒”的时代，他既然代表那个时代，也就注定了他的历史地位具有“不痛不痒”的特征——荣耀及身而止，名字与身俱灭。同治年间，李元度编撰极具权威性的清代名人大辞典——《国朝先正事略》，潘氏名下除了任职经历、恩奖记录、世系子女以及生卒年月，便再无其他内容。後人眼中的他，不再是时代骄子，只是一个时代的影子。 满洲镶蓝旗人穆彰阿也是一个影子，不过，他是一片面积巨大的阴影，幾乎笼罩了当时大半个中国。道光晚期，凡在政坛上有名有姓的角色，绝大部分出自“穆党”。即在咸丰前期，穆氏倒台、穆党势衰以後，仍有很多经穆氏提拔的官员占踞着各条战线的重要职位。曾国藩就是穆门高材的杰出代表。道光二十七年，经过穆氏的“运作”，他由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超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正二品），连升五级，自叹“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同治七年——距穆氏逝世已十馀年——已是“中兴名臣”的曾国藩晋京面圣，在各类表彰庆典不暇接应的情况下，犹专程探问家道中落、生活拮据的穆氏後人，馈赠巨款，聊报知遇之恩。 与三十多年前的“权相”和珅相较，二人势力在伯仲之间，但是，穆彰阿与和珅有本质区别：他不是好货之人。对他来说，权力本身就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并不一定要成为敛财的工具。穆氏追求权力，其目的只是为了获得更大更持久的权力，并不准备用这些权力作一番与之相称的事业。他是一个为权力而权力的权迷。故此，作为军机领班的穆彰阿，思虑所及，不过牢牢把持手中的权力；而潘世恩之自我期许，亦不过安稳作个太平宰相。然则，任何对现状的改变，都为二人所不喜，自上而下的改革固然无从谈起，由外而至的事变也要讳莫如深。上行之，下必效之；于是，水旱灾变，民众暴动，都通过层层转报的公文系统，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皇帝有什么吩咐，也都唯唯诺诺，不作争辩，避免局面复杂化。最终，天子无事，天下无事，你无事，我无事，大家无事。 当日民间流传一副对联，戏仿穆、潘二人“面圣”情形，便是一幅生动的“盛世”君臣同乐图： “喳喳喳，主子洪福； 是是是，皇上圣明”。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性情宽厚的OloFlen 鸦片战争以前的八十馀年，广州是中国法定唯一的外贸港口。其时，在广州经营进出口业务的“民营”企业集团，称十三行。鸦片战争以前二十年间，怡和行是十三行中的老大。南海人伍秉鉴则是怡和的董事长兼ceo。 当日，伍氏常被称为浩官，或者沛官，其他行商首领也多在姓名字号以外有个这官那官的“商名”，例如在伍氏之前先後占据广州外贸头把交椅的潘启官和卢茂官。“商名”中带个“官”字，不难想见其中官商勾结的紧密。以伍秉鉴们的商业谋略，不和官府勾结，他们的生意也不会差到哪去，难道是因为社会认同感不够，买个“官”名以混入主流社会么？非也。起初，广州外贸被朝廷钦派的“皇商”垄断，伍秉鉴们并无准入权，但是，“皇商”们做生意乏善可陈：他们倒买倒卖，却常常亏掉本钱；他们广签合同，却常常延误交割。最後，“皇商”们山穷水尽，既没钱也没货，洋商一怒之下拒绝与其交易，转而与没有营业执照的伍秉鉴们做生意。“皇商”背後的政府坐不住了：法律哪能当儿戏？执照岂是一张废纸？于是，找了个台阶：“皇商”退出广州商界，由民营企业接任，只是，行商们还是要接受政府的管理和指导，并交纳比“皇商”多得多的各项公私税费。因此，伍秉鉴们也就不情不愿的变成了伍浩官们。 行商崛起，广州商界气象一新。在广州做了十幾年生意的美国商人otnochance（你是我最好的老朋友，人挺实诚，只是运气不好）。语毕，哧啦一声，浩官撕掉了本票，继续说：justnoo，youplease（现在债务一笔勾销，你回国去罢）。 七万美元，约当今日三百万人民币，就这么一把扯掉了，你说是不是“性情宽厚”？当然，浩官曾自曝家底，说个人资产约合二十一亿人民币，三百万？湿湿碎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曾文正公的难言之隐 二包公司 道光二十五年，湖南新宁人江忠源随乡人邓铁松入京赶考，不久，铁松病危，便向他透露归骨湖湘之意。其时，忠源还有个陕西朋友邹君亦告病危，将後事托付给他後便咽了气。陕西近，湖南远；忠源乃将邹君的灵柩托付给其老乡，并预筹盘费，自己则雇个车载着奄奄一息的邓铁松回湖南。启程後数日，邓氏也撒手归去，旅店见他携带尸体一具，不许他投宿。忠源到底是邵阳血性汉子，大骂一声：难道不入殓胡乱埋在异乡不成？给我让开吧！强行闯入旅店，吩咐下人买了具棺木，将朋友尸骨安顿好，载在车上继续赶路。行经四千里，历时六十天，忠源完成了朋友的遗愿。京湘两地士大夫飞函相告，江忠源笃于友道的名声一时腾播人口。 其时，曾国藩正在北京埋头练习对联作法，尤其挽联，更是他重点攻坚的项目。挽联颇有盖棺论定的意思，数十个字的篇幅，既要总结生平，又要表达情感，兼要发表评论，不下苦功夫实在写不好。只是，可作挽联的人多为亲朋故旧，有数量上的限制，练习的机会实在不多，倘若死一个才写一幅，估计得等到熟人死光光才能练出一手好联法。操作机会过少，逼得曾国藩想出一个损招——生挽，凡是有机会让他作挽联的师长、朋友，他都给预拟了挽联。当然，这事儿得偷偷得干，决不敢让被挽者知道，谁乐意没事被人当素材编排出一段唁辞啊。却说道光某年正月，曾国藩正利用春假闲暇在书房中杜撰挽联，比他大十岁的好朋友汤鹏适时前来拜年。二人关系素来密切，汤鹏也就不待通报径直到书房来找国藩。说来也巧，国藩这时正写到“海秋（汤鹏字）夫子千古”，陡然见到被挽者现身，赶紧手忙脚乱的藏掖条幅。汤鹏以为他在写春联，只是好奇为啥用白纸不用红纸，便要看看写了什么。国藩死死捂住，汤鹏秉性霸蛮，兼好奇心重，乃不管不顾一把扯将过来看个究竟。不看则已，一看差点晕倒：好朋友竟在这新春吉日给自己写挽联！这还了得，当下宣布断交，拂袖而去。 对联发烧友曾国藩的故事很快传遍京城，成为当时上流社会最猛的八卦。更有好事者联想到江忠源千里送灵柩的典故，乃凑出一条广告语，将忠源和国藩虚拟成某殡葬事业服务公司的合伙人，其词曰：“江忠源包送灵柩，曾国藩包作挽联”。 若当日有谁擅长挖坑，加上江、曾，就可以开个三包公司了。文献不足征，可惜。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大姑 幾个月前，曾在网上写了个帖了，摘抄曾国藩日记中一部分自我修练的内容，例如：某日参加聚会，与人口角争胜，日记里便说自己犯了“妄语”戒，一定下不为例，否则“明神殛之”；跟同事交流黄段子，听说谁谁谁姿色尚可“而心艳羡”，日记里便骂自己是“真禽兽”；给地方官写信，语气亲热了点，就有“饵他馈问”的嫌疑，唯利是图，“鄙极丑极”，赶紧重新写过一封，改作“作疏阔语”；最有意思的是戒烟，某日起床後吃水烟，“口苦舌干”，觉得有损无益，于是“将水烟袋捶碎”，“从此永禁吃烟”。某网友看到後，回帖示意：如此修炼，矫枉过正，人生没甚乐趣！ 读毕回帖，我的心中“啪”的一声，就像折断了一根筷子。是啊，这么个过法，真是口里淡出个鸟来，不如死球算了。但是，人又是一件很复杂的物事，既有规行矩步、一丝不苟的一面，难道就没有放松神经、娱人娱己的一面？李鸿章就透露过曾老师的另一面： “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後，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 听大人物讲笑话，历来是件苦差，其一般运作程序为：大人物埋头讲毕笑话，随即亲自大笑数声，尔後抬首四顾，围观群众心领神会，乃轰然大笑。由鸿章这段回忆却可看出曾氏不落窠臼，俨然是个搞笑高手。有人曾说曾氏一生三变，由理学信徒一变而为躬行的墨家，最终升华到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黄老之学；曾国藩讲笑话的风采，与前引日记中道貌岸然、不苟言笑的姿态，两相比照，似乎可以印证这种评价。曾氏全集收录挽联共计七十七副，排在末尾的是这么一副： 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 此联题目为《挽妓》。青年时代谈色“而心艳羡”，曾氏会自责为“真禽兽”，悼念妓女，是否可称为“老禽兽”呢？当然，倘已抛弃了那套道学规矩，不妨称之为真性情。至于此联悼念的是哪位女士，读者可以抬头看看本文的题目。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如夫人和同进士 今日大学有公费生、自费生之别。这个区别，不仅仅是每年多花、少花幾千块钱的区别，而隐隐有能力高低、脸面显晦的差异。旧时科举考试，也有这么个问题。 清代每科考毕，录取人数自一百至四百馀名不等，分为三甲。头甲三人，即状元、榜眼和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诸人赐进士出身；三甲人数最多，赐同进士出身。这个“同”字，其实，就是“不同”的意思。“同进士”着实令人尴尬：好似饥肠辘辘之时，旁人端上好饭好菜，却赫然发现盘中粘着一只青头苍蝇，为肚肠计，不能不伸筷子，一伸筷子，又恶心得难受。因此，稍稍自尊自爱之徒，都会将“同进士出身”当作一分不能一洗了之的难言之隐。 日後成为中兴英雄的曾国藩，每一念及个人档案中这一段不算风光的记录，依然无法释怀。所谓英雄不问出身，一般来讲，专就行伍出身而言；一旦入了文网，对这种出身，就往往讳言之。今日农工商吏，一朝发达，首要之事，即是钻山打洞搞张文凭、补个出身，也算是这种心理的传承。但是，腐朽的旧社会自上而下，却很看重那张文凭，任你使尽解数，依然顽固的坚持“惟名与器不可假人”的封建思想。因此，曾国藩纵然封侯拜相，极尽荣光，却也没办法去掉那个讨厌的“同”字。 不能洗底，只有免提。你不说，我不说，大家都不说，就让那“同”字随风而去吧。但是，历朝历代，皇帝的禁讳也时常被触犯；终其一生，曾国藩这个痛处倘若不被人揣上一脚，那未免有悖于“历史之长期合理性”。谁来揣这一脚呢？历史选择了李元度。 一日饭後，曾国藩与幕客们休闲扯淡，出个上联求对，联云：“如夫人”。按：如夫人就是小老婆，如者，实不如也。引申之，此联其实有七个字：“如夫人不如夫人”。如前所述，同者，即不同也；可以揣想，在座才子脑中闪现的佳对，十之都是“同进士”；明摆着，同进士非同进士嘛。只是，李元度口舌伶俐，一举抢答成功，脱口而出：“同进士”。自保和殿传胪（唱名）以来，幾历三十年之久，曾国藩从未听人当面说过这三个字。想不到，今天听得如此亲切。自然而然，面色大变，聚会不欢而散。 六十老翁，终于看不破一个“同”字，可叹。只是，世间之人，搞得清同与不同其实无甚区别的，又有幾个？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名教 什么是？之名，大约相当于今日所说的意识形态，即利用集体历史、个体经验以及因果逻辑总结出一些理念、原则，并以此直接或间接的规束现实生活。欲达到规束的目的，除了刑罚等强制性手段，也要使用一些宣传推广的手段；之教，就是宣传推广。那么，所谓，就是政治思想宣传工作。 咸丰、同治年间，曾国藩幕府既是东南军事、经济的指挥中心，也是程朱理学的宣传中心，不如此，不足以“转移天下风气”。因此，入幕之宾，既有军事、经济方面的专才，亦不乏大量政工干部。其中佼佼者，乃有“三圣七贤”的品题；不过，这些人事，暂且按下不表，单说说幕客杨长年的“不动心”。 杨长年，安徽池州人。他在曾幕的理学家排行榜进不了前十，但是，他写的《不动心说》，却让我们在百年之后还忍不住吟诵一番，其中警句，云：“置之二八佳人之侧、鸿炉大鼎之旁，此心皆可不动”。按：吕洞宾诗：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杨先生却说，如果让“二八佳人”睡在我身边，我不会动心。“鸿炉大鼎”，热不可当，杨先生却说，如果让我靠近，我不害怕。他为什么不动心呢？因为他修的是正心诚意之道，不仅修了，还已修成正果。这种道行，集柳下惠、孙悟空的优良品德于一体，想来只应天上有，红尘无处著此人。 不过，宣传有优劣之分，修道也有高下之别。杨长年这种无赖标榜，实在缺乏技巧，适合自慰，而不足以感染读者。此文的第一个读者，与杨同幕为客的李鸿裔，便受不了这种低级趣味，大笔一挥，在文后题诗一首： “二八佳人侧，鸿炉大鼎旁，此心皆不动，只要见中堂”； 凭什么李鸿裔能断定杨长年的心事就是“只要见中堂”呢？因为，只有多见几次中堂，才有可能睡在二八佳人之侧，才有机会接近红得发紫的名利场，才有条件进行“动心”实验的社会学研究。倘若不见中堂，则红粉变为骷髅，鼎沸顿成冰水，万事休矣。 杨文李诗，曾国藩都看到了。立召李至，正色道：“小李，你晓得什么叫作‘’么？”鸿裔一听：不得了，要责备我的轻率了。低头不语。孰料曾国藩微微一笑，缓缓道：“莫慌，莫慌。我告诉你，所谓‘’，就是他们以道学为‘名’，我顺水推舟，以此为‘教’而已。只是，这层意思，却不便说破。不说破，两得其宜，说破了，两败俱伤。以后，你就别管这些人名不名、教不教的闲事，安心做好本职工作就够了”。 闻言，李鸿裔恍然大悟，唯唯而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曾国藩在祁门 自咸丰十年五月开始，曾国藩过了大半年生不如死的日子。他刚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是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省的no.1；本应呼风唤雨，拳打脚踢，马到功成。可是，那会儿的他，却处于“百感交集，怫郁忧烦”之中，到了“以速死为乐”（左宗棠语）的地步。什么事弄得总督大人如此之烦？ 原来，他呆错了地儿，他不该将湘军大营驻扎在安徽祁门。登录祁门政府网，我们能看到这么幾句：祁门县，境内群山环抱，森林覆盖率达81.3%，被称为“森林王国”。这有什么不好么？若来探险、旅游、考察，确实没什么不好，可要将幾万湘军驻扎在此，问题就来了。据曾国藩亲自定下的湘军营规：营地务必靠近水边，以解决饮水和运输问题，水师和陆军最好能同处驻扎，便于互相接应。此前，大营驻地便都选择宿松（近长江）、湖口、建昌（近鄱阳湖）这些靠近大江大湖的地方。可是，祁门边上只有一条小河，水师无法停泊，只好停靠在一百多公里外的长江，运兵运粮都不方便。其时，曾国荃正围攻长江边上的安庆，隔这么远，哥俩互通情报也很麻烦。更可怕的是，“环祁皆山也”，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湘军大营驻扎于斯，特像瓮中待捉的鳖。我都能三言两语讲清楚祁门地势的不利，太平天国名将李世贤就更不用说了，因此，短时间内他就调派大批兵力来围剿曾国藩。 打战，不是你围着我剿，就是我围着你剿；本是一件平常事。但是，人家来围剿你，你若外无精锐救兵——曾国荃攻安庆、左宗棠打浙江、鲍超防皖北，都脱不开身，内无可以死守的地利——例如城墙、壕沟、背山面水，那好，我告诉你：你死定了。更糟糕的是，这时，曾国藩身边竟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将领！包括他自己在内，全是一帮善于运筹却无法决胜的文人，好容易挑出一个曾经“躬亲军旅”的李元度，派去防守徽州——徽州处于太平军进攻的必经之道，也是祁门的最後屏障——不到三天，竟就城破人逃。李世贤站在徽州城头遥望祁门，说不定已脱口讲出这三句话：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 下围棋有个理论：应不好时不应。棋迷曾国藩想起这条理论，灵机一动，索性不琢磨如何突围，而是从幕客冯卓怀那里借来《红楼梦》，开始研究红学。当然，此前他已写好了遗嘱。 咸丰四年，曾国藩在靖港战败，自杀，未遂。两年後，在湖口战败，他再次自杀，未遂。四年後，在祁门，眼看要被围捉，他又一次想到了自杀。三次自杀，在细节上有些改进：第一次，他先自杀，未遂，再写遗嘱，再自杀，又未遂。第二次，他先写遗嘱，然後立即自杀。第三次，则提前很久写了遗嘱，静静等待太平军的到来，表现得很从容。好朋友欧阳兆熊曾简练评价曾国藩的“一生三变”，说他一开始是个拥护程朱理学的激进分子，出山治军後变成现实主义的法家信徒，最後，升华为讲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黄（帝）、老（子）之学的忠实拥趸。若就三次自杀的不同表征来看，欧阳先生的话很有道理。 欧阳先生在事过境迁之後固然可以从容评论，但是，当日身在祁门军营中的诸人是否也能像领悟了黄老之学的曾国藩那样平心静气看待将要来临的变故，实在是个问题。前述王闿运事，已讲过他在祁门被围时作了“逃兵”的经历；多年以後，他回忆这件糗事，依然秉持可贵的自我批判精神，老实写道：“直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文人幕士的腰间“短剑”也好，如椽之笔也好，在硬碰硬、较真儿的时候，大半只可用来点缀“看山”的风景，并起不到实际作用，套用时下流行的话语，这也算是“人文精神的失落”罢。李鸿章以翰林身份在祁门大营作参谋，他的“人文精神”也因此次危机“失落”了一回，不过，他的身法比王闿运要强上许多。 其时，被曾国藩派去防守徽州的李元度（也是文人），不到三天便丢了防地，羞惧交并之下，竟不敢回祁门复命，而在外游荡一个多月，玩起了失踪游戏。曾国藩不禁大怒，于是，命李鸿章起草奏折，参劾李元度。于情于理，身为曾幕第一公文高手的李鸿章都不应推辞这个指令，孰料他竟冒出一句：“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闻言，先是一愣，又一转念，以为李鸿章和李元度交情太深，不忍动笔，乃说：“我自己写。”话音未落，李鸿章竟又说出一句：“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曾国藩傻眼了，没想到二李的交情深到这份上，兼之正在气头上，乃说：“听君之便！”李鸿章再不说话，卷铺盖就去了江西。明年，祁门解围，朝廷让曾国藩保举江苏巡抚人选，多人推荐“才气无双”的李鸿章，曾国藩大摇其头：“此君难与共患难耳”。 正在万分紧急关头，北京方面又传来坏消息：英法联军进攻都城，咸丰帝急命曾国藩、胡林翼派遣鲍超率三千精兵北上“勤王”。其时，胡在皖北，曾在皖南，正在施行对太平天国的“四路进剿”，鲍超率领湘军中最精锐的游击部队在其间策应；陡然要调开鲍超的队伍，曾、胡的战略将完全落空。更重要的是，被困祁门的曾国藩已经通知鲍超放弃在皖、赣交界地区所有的军事行动，火速南下救援；倘若他中途转向，北上勤王，那曾国藩除了长叹一声“我命休矣”，随即挥刀自刎，就再也找不出其他应景的姿态。 局势之混乱，恰如刘姥姥入大观园後面对一桌佳肴，不知何处下箸——彼时，曾国藩每日读《红楼》，不妨有这般感触。不过，咸丰这道命令实在是病急乱投医，除了让曾、胡加重思想负担，并无可操作性。英法联军距京不过数十公里，而鲍超距京“五千馀里”，且全是步兵，即能不眠不休、日夜兼程，也要三个月後才能赶到。届时，北京必已被敌军攻占，难道指望鲍超以三千远道疲惫之师，使用大刀长枪等冷兵器，去克复由“船坚炮利”的夷人所控制的王城？但是，自古以来，超现实主义的圣旨、天命多了去了，身为人臣者早已习惯，故此，奉旨後，曾国藩“且愧且愤，涕零如雨”，也写了一篇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奏折，聊作报命。他说，鲍超率军勤王，固然远水救不了近火，但是，“此次北行，专言君臣之大义”，重要的是表明心迹，不要管有没有实效；于是，他建议，勤王之师应由自己（或胡林翼）亲自统带，人数也应增加，以纾解大难。 方寸一乱，笔下就未免荒唐：祁门之围能否解除，尚未可知，他却建议由身在围城的自己代替鲍超，率兵北上去帮皇帝解围。当然，荒唐正是超现实主义的妙处，以荒唐奏折回复荒唐圣旨，更是为人臣者必修的功课。而且，形式上的荒唐往往可视为常识（或称真理）的镜像——正着看，反着想——“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嘛。咸丰帝年纪小一点，性格冲动一点，但并非一味使性的“无道昏君”，待看到曾国藩的覆奏，心下自有了幾分明白，于是，不再不切实际指望曾、胡的勤王大军，而是乖乖去热河“扫墓”，免去了亲眼看到圆明园大火三日不息而导致的“情何以堪”。 毋庸北上勤王，鲍超军队以“生死时速”赶到祁门，救出了曾国藩。 徐枫、丁进军《新发现的曾国藩遗折钞本》：“曾国藩之遗折，以往《曾文正公全集》等有关书刊均未见刊录，故有人认为曾氏由于在两江任所病逝突然，并无遗折上奏。近于我国著名钱币收藏家、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徐枫先生家藏之历史文献中，见到一件曾国藩遗折的钞件，系曾国藩之幕僚于同治十一年二月末钞存”（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人不忍欺 市面上有数种曾国藩相人秘诀之类的书，概可归类于社会科学中“领导学”或者“成功学”范畴，我对这些专业不感兴趣，因此没看过这些书。清末以来的笔记小说，业已举出很多例子，试图说明曾国藩在“相学”上确有独到的造诣。案例太多，指不胜屈，有兴趣的人随便抓一本与湘军有关的书，就能发现幾条。此文也要讲一个曾氏相人的故事，用的却是反面教材。 湘军克复南京後，政府工作的重心由武统转移到文治，需要大批文职人员。因此，被“髮匪”们“荼毒戕害”了十幾年的东南士子，纷纷出动。原任公务员的，忙着恢复身份；资格不够或者志存高远的，则投身各位大帅的幕府（湘、淮两军幕府中的佼佼者甚至作到督抚级别的大官）。曾国藩幕府，天下第一，理所当然成为各位准幕客的首选志愿。入幕跟入学一样，需要考试。考试则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不一定当庭挥毫，缴上幾首过得去的诗文即可交差。面试则由曾氏亲自主持。 某日，一人赴考，自称萧山人，曾在浙江省教育系统工作。见面之後，他先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类的宏大叙事开始，煽乎得老曾一愣一愣。接着，谈操作实务，老曾提问：属下“欺蔽”上司，是一个行政难题，阁下有何高见？此人面色一变，语调一转，说：属下欺与不欺，是个伪问题。上司受不受欺，才值得探讨。曾氏肃然起敬，说：愿闻其详。此人不疾不徐，说：我看当世衮衮诸公，在受不受欺这个问题上，不外乎三种状况：像胡文忠公（林翼）那种人，综核名实，精明强干，人不能欺；左大帅（宗棠），心细如髪，性猛于虎，人不敢欺；都不愧是当代豪杰。说到这，他有意顿了一顿。曾国藩正听到兴头上，赶紧问：那第三种情况呢？此人微微一笑，说：但是，胡公和左公，都要比中堂您稍逊一筹。为什么呢？因为，您以诚感人、以礼待人、以道化人，已经做到了“”的境界。不能也好，不敢也罢，那都是用外力压制属下的欺瞒之心；不忍欺，则发自内心，是一种道德感召，弥足珍贵。前者是法家的恐怖主义，後者则庶幾实现了儒家理想。所以说，欺蔽问题的解决之道，胡、左二公，都比不上您。 无疑，这套欲扬先抑的“宏论”打动了老曾。明日，即派他督造船炮。 此文篇首，就说了这是一个反面教材；因此，幾天後，这个萧山人携款潜逃，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卷逃案报到督署，属下纷纷建议通缉此犯，曾国藩默然良久，叹口气，摆摆手，说：算了，算了，由他去罢。回到内室，曾国藩黯然独坐，自言自语：“？！？……”。 这到底是谁相谁的面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养活细民 同治三年夏，湘军攻克南京。前此，洪秀全在南京实行“军事”；湘军围城三年，南京城弹尽粮绝，物资匮乏，洪氏“”宣告破产。洪秀全鬼迷心窍，竟然丧心病狂号召全城军民以“甘露”为食。什么是“甘露”呢？就是苔藓。由此可知，湘军入城以前，南京之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到了何种程度。而湘军入城之後，按照旧日军队惯例，弛禁三天，任由将卒烧杀抢掠。历此二劫，南京经济遂全面崩溃，再无丝毫六朝金粉的气味。破城後，两江总督曾国藩入城办公，看到这么一副惨状，不觉头大如斗，如何恢复生产、促进经济乃成为曾氏执政的当务之急。在曾总督的指挥下，如火如荼的经济重建工作全面展开，除了引进外资搞开发区，其他诸如移民回迁、减免税赋、地产开发、交通建设等措施，与今日大多数地区搞经济的套路如出一辙。不料，没多久，理学界知名人士、江宁知府涂宗瀛却给他出了个难题。 涂氏汇报工作，说：最近以来，秦淮河两岸的色情业死灰复燃，总督务必要防患于未然，明令禁止，不然淫风大渐，必生事端。在道德家眼中，画舫妓女无异洪水猛兽，理当驱禁；从地方长官来看，这却是经济复苏的表征，甚至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且清代只废除官妓，禁止公务员嫖娼，并不禁止普通民众的有偿易。但是，曾氏是“理学名臣”，处理事务自应秉持比经济、法律更严格的道德标准，涂氏找他批禁令，看准的就是这一点。曾氏若冒然以法律未明令禁止者即为合法权利此一现代法学原则答复，必令拥趸失望，清誉受损。于是，他采取了一个迂回的办法。 次日黄昏，国藩换了便服，叫上钟山书院山长李联琇，租了一条游船，对秦淮河地区色情业进行调研。只见得满河的画舫，只听得盈耳的笙歌，游人如织，美女如云，一派升平景象，哪有半点滋生事端的征兆？二公徜徉其间，不觉东方之既白。清晨，下船後，曾国藩直接去了办公室，即召涂宗瀛来府，见面便说，昨日与李山长在秦淮河上游玩通宵，“但闻歌舞之声，初无滋扰之事；且不少”。原来，曾氏不仅看到表面的繁荣，还看到此地色情业“拉动内需”，为“细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涂氏借口治安隐患的担忧，与此相较，自然无足轻重了。闻言，涂宗瀛唯唯而退。 某人极为欣赏曾氏此举，说：“政治之精意，即在‘’四字”；用今天的话说，这也算是“执政为民”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精于“理财”的道学家 吴廷栋，清代“理学名臣”，某次朝会，咸丰帝问吴氏平日读什么书，吴以程、朱著作对。咸丰说：“学程、朱者，每多迂（腐）拘（束）。”吴答曰：非也非也。不会读书的人才这样。然後侃侃而谈，最终申明：好读、善读程、朱著作者，绝不会迂拘。吴廷栋的得意弟子——涂宗瀛，便不是一个“迂拘”的人。 宗瀛，安徽六如人，因为选对了专业（理学），跟定了大佬（吴廷栋、曾国藩），一生顺风水水，终于官历极品（湖广总督），寿比蛇龟（八十三）。宗瀛的书房有一条长案，案上左边堆满理学书籍，右边则放着一架天平。这架天平干什么用呢？答曰：秤银子。原来，官场有个不成文法，每当节日、生日，下属须向上司馈赠礼金，称“节敬”、“寿敬”。可有些觉悟低的顽劣僚属，常在例行馈敬时作些手脚，银两的成色、轻重常与礼单不符；这些人算准了交接礼物不像纳粮入库，用不着严格盘点，故以此法蒙混过关。今日路边“礼品店”常有伪造的高级烟酒出售，顾客明知其伪，却欣然购归，明日再转赠他人；其心术即与上述官吏相同。宗瀛从基层一步步升上来，这些套路怎会不知？待得自己升了官，他却把脸一抹，不甘心受此蒙混了。于是，他买来天平，每到收礼之时，“必审其银色及轻重，少差者皆令补足”。下官没料到上司来这么一手，看着天平，不由呆了，宗瀛淡淡一笑，语重心长的说：“此我分所应得者，犹原思九百之粟也”——原思尝任孔子家总管，孔子发给他“粟九百”作俸禄，他推辞不受，孔子曰：“毋”。——下官听他这么理直气壮，哪还有话说，都乖乖回家取钱，再来“补足”。 一是一，二是二，务必钱账两符、毫厘不爽，完全摒弃传统士大夫只求面子好看、不顾内里难受的虚荣做派，这当然体现了宗瀛活学活用、绝不迂拘的“优良”作风。此外，宗瀛还有更高的招。节敬、寿敬是经常性收入，若欲拓宽财源，势必要开展主业外经营，为此，宗瀛“时以刊书或代故人求贷”之名，遍发笺启，广开财路。所谓“代故人告贷”，是利用自己的广阔交游为友人债务担保，提取巨额佣金。所谓“刊书”，即借为先贤出版遗著之机，号召大家捐款，自己从中牟利；例如，他主持出版了老师的遗著《拙修集》，死後犹得“沾润”不少，吾爱吾师之心遂更坚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讨个小老婆挠痒痒 同治元年初夏某日，湘军水师大帅彭玉麟提剑闯入曾府，声言要斩了韩正国这个小人。韩正国是曾国藩警卫连连长，彭玉麟杀他干什么？ 原来，韩正国在外访得一湖北籍陈姓女子，介绍给曾国藩当了小老婆。四月十四日，陈女被接进曾府，吃过午饭（相亲），饭後便和曾大帅拜堂成亲。在此之前，曾家老五国葆曾为大哥介绍过两次对象：第一个“体貌厚重，特近痴肥”，国藩不满意；第二个匆匆一见，“未有成议”，没了下文。韩正国这次作媒，恰合事不过三的规矩，双方一见钟情，郎有情来妾有意，一顿饭的功夫，便结成一桩婚姻。 但是，彭玉麟不乐意了。其时，湘军正在筹划对南京的总攻，为振肃军纪，严禁将弁掳掠民女；身为统帅，曾国藩自应以身作则，节骨眼上却讨个小，同志们怎么看得下去？清廷规定：地方官不得娶辖区民女为妾；曾国藩正总督两江，陈氏虽是湖北籍，却在安徽生活多年，勉强也算两江部民。曾国藩娶了她，或多或少违犯了干部管理条例。此外，妇人在营不吉利，也令讲迷信的旧式军人无法接受——胡林翼在湖北，就为了不惹这个闲话，自己老婆都不让来营。而最令彭玉麟气愤的，尚不在此。他一直奉曾国藩为师，认他是道德楷模，当代圣人；孰料圣人竟也贪享声色，娶个小老婆，那岂不是偶像崩溃，上帝死了？这可怎生得了！只是，尊卑有序，他也不便露骨干涉曾大帅的私生活，于是，彭玉麟提着三尺剑，口里喊着小贼韩正国的名字，便直奔曾国藩而去。曾国藩何等样人，一见便知来意，乃佯问道：雪琴（彭玉麟字），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彭玉麟刹住脚步，绷着脸，一口气讲出上述幾条道理，末了要老师务必给个说法。讲道理，曾国藩自然讲不过，但是，曾氏此次讨妾却另有苦衷，并非贪图男女之欢。他将彭玉麟拉到一边，说：没办法，为师痒得难受啊。 原来，自少年时代起，癣疾就一直陪伴着曾国藩。幕友薛福成亲见曾氏下围棋时，一边长考，一边遍身挠抓，洒得整个棋盘都是皮屑。每当时势紧张、公务繁冗，癣疾发作还特别厉害。眼下总攻南京的大战即将展开，曾国藩之痒也就日甚一日，难以忍受，再不找个夜里挠痒痒的人儿，革命工作就干不下去了。痛可忍而痒不可忍，谁都知道。故此，彭玉麟闻言，反倒有点不好意思，只好对着老师尴尬一笑，了结了这段风波。 当然，谁非得说除了挠痒，曾大帅和妾陈氏不定还干点什么，那就非我所知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曾文正公的难言之隐 自三十馀岁起，曾国藩“遍身癣毒”发作，痛痒难耐；此疾于少年时代即现端倪，这次全面爆发。此後，癣疾不时发作，尤以事务繁忙时发作得最为厉害。小资作家张潮说：“痛可忍而痒不可忍”；曾国藩对这句话的体会必较常人深刻得多。据通行说法，曾氏此疾当定案为牛皮藓；其实不然。 同治三年秋，刚刚收复南京，曾国藩即奉命北上剿捻。同时，他还要主持裁撤湘军的工作，时刻担心退伍兵勇因欠饷而发动叛乱。更恼火的是，对于幼天王的下落，左宗棠与他各执一词，在私函公牍中连连发难，搞得他意绪大恶。身心俱疲之际，癣疾应时大作，他给曾国荃写信通报病状：“湿毒更炽，遍身发烧”，而接下来的一句话，则令读者瞠目结舌：“余于（道光）二十六年秋亦遍身发烧，医者皆言是杨梅疮毒气发作；余不敢服攻伐猛剂，吴竹如劝每日服槐花一碗，亦无寸效”。如此说来，曾国藩竟得了梅毒？ 钱锺书借方鸿渐之口，说鸦片和梅毒“都是明朝所收的西洋文明”。其实，元代和尚继洪《岭南卫生方》中已有“治梅毒疮方”，并谓梅毒原名“木棉疔”或“天皰疮”；钱先生于此不免小眚。回头再说曾氏的“杨梅疮”。“医者皆言”云云，似未确诊为梅毒。他且不敢服用专治梅毒的“攻伐猛剂”，如牡蛎散、五宝丹之类——明末名医陈司成治疗梅毒，将“矾石（即砷）、云母石、硝石”等烧制而成“生生乳”，即为避免“轻粉（砷）内服”而产生“水银中毒”；曾氏所见与之略同——似更证明他的癣症并非梅毒。不过，“日服槐花一碗”，又透露出一点消息。据医学名著《景岳全书》之《新方八证》介绍，槐花炒制成炭，可用来治杨梅疮；然则，国藩虽拒“猛剂”，而所服槐花，仍是用于治疗梅毒。如此说来，曾国藩真得了梅毒！ 李时珍斩钉截铁的说：梅毒“皆淫邪之人病之”。曾文正公是人间楷模，竟厕身“淫邪”之列，这可怎么办？思来想去，我为曾公找了一条“厕遁”的解法：“先患疮之人，在于客厕之後，其毒气尚浮于厕之中，人不知，偶犯其毒气，熏入孔中，渐至脏腑”（窦梦麟《疮疡经验全书》）。其实，还有一种解法，更能令曾公脱离“淫邪”之嫌，不过我不敢用，因为，那种解法将梅毒归咎为“父母胎中之毒”（窦书），我怕曾公怒其辱及父母自九泉之下来找我的麻烦。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下围棋穿什么鞋？ 淝水之战，东晋大败前秦，捷报传来，统帅谢安正与客围棋，接过捷书草草看过，随手放在边上，了无喜色。客问战况如何，谢安轻轻说了句：“小儿辈遂已破贼”；便再无言，继续下棋。棋终客去，谢安入内室，跨门槛时“不觉屐齿之折”。对谢安这种表现，房乔评曰：“其矫情镇物如此？！”谢是中兴名臣，房为唐代开国功臣，二人见识、心术应较接近，故“矫情镇物”四字可视作吾国宰相级大佬们的共同追求；不过，“矫情镇物”被人看破，就是美中不足了。 自少年时代起，曾国藩便喜欢上了围棋。围棋是一门易学难精的游戏，务必耗时耗神进行大量的技巧训练，一旦沉迷于此，极易招致玩物丧志的批评。对律己甚严的人来说，这种批评往往来自自己，三十四岁的曾国藩便在端午节那天发下重誓，戒掉围棋，否则“永绝书香”。但是，围棋的魅力太大，立誓不过一月，他便破了戒，气得自己在日记中破口大骂：“全无心肝矣”。骂归骂，棋反正戒不掉，此後他也就破罐破摔，耍赖到底了——死前一日，他还下了两盘。 不过，曾国藩既成为谢安一样的中兴名臣，围棋于他的意义，就非只一项业馀爱好那么简单了。戎马倥偬，军书旁午，曾文正公犹能从容镇定，每日不废围棋，早已成为美谈；他布置军事，常以棋理作譬，谙合兵法，更成为曾文正公一通百通、贤明睿智的明证。只是，经过文献统计，我们发现，上述美谈、明证俱非实事求是的评价，而只是“主席什么都伟大”式的谀词。曾氏日记中，若某段时间频繁出现下围棋的记录，即可断定此时必为军事吃紧之时；闲暇较多之日，下棋的纪录反不多见。看来，棋之于曾，不过是killtime的心法，故此，他棋龄甚长，棋艺却极不高明。某人曾问吴汝纶：近日与曾帅对弈，感觉如何？吴连连摇头，答曰：臭棋篓子一个！我的棋也跟着变坏了。然则，曾氏如此臭棋，欲求乎大益于军事，似不可得。 因此，对谢安与曾国藩来说，围棋都不过是“矫情镇物”的道具。不幸的是，谢安穿了一双木屐，倘若如鄙人此刻足下踏一双塑料拖鞋，再怎么内心狂喜，都不致露出“屐齿之折”的破绽，更不必被後辈如房乔者阴阳怪气的说闲话。曾国藩则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一族，无齿折之虞，有藏拙之妙，故能将围棋的宣传功效发挥到极致，成就一段美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蒙汗药?拍花?汉奸 水泊梁山的好汉们利用“蒙汗药”，劫走生辰纲；七侠五义亦曾以“密魂药”屡建奇功。同治九年，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就遭遇了似乎只存在于小说的“迷药”。 其时，天津民间哄传法国传教士配制出一种迷药，每日清早在望海楼教堂门口散发给市井无赖，令其“外出拐人”——简称“迷拐”；拐回来後，则“挖眼剖心”，“用以配制某种特效药”——称为“采生折割”。这年五月，有人发现教堂内抬出的棺材内有婴儿尸体，且有“一棺装运数尸者”；于是，二十三日，大批市民齐聚教堂前，要求惩办凶犯。法国领事丰大业紧急约见通商大臣崇厚，要求他派兵弹压，丰氏并于会见时鸣枪恫吓，更在归途中枪击天津知县刘杰，误伤随从。示威群众悉知此情，怒不可遏，当场将丰大业“殴毙”，并放火烧掉望海楼、领事署等洋楼，打死教士、商人共计二十人。法、英等七国立即提出抗议，并调遣军舰到天津、烟台一带示威；清廷立命直隶总督曾国藩从保定赶来处理此事。 极短时间内，曾国藩便掌握了案情，理清了头绪。丰大业激怒群众，市民因而放火杀人，事实昭然；但是，此案却不能简单定性为聚众暴乱。若此前洋教士真的支使无赖进行了“迷拐”、“折割”等犯罪行为，则不但此次事变情有可原，且可对入华传教的洋人进行刑事追诉。而要求证“迷拐”、“折割”等事的真实性，则教堂是否配发迷药、进行折割的细节，十分关键。故曾国藩认为：“此两者为案中最要之关键。审虚，则洋人理直；审实，则洋人理曲”。一开始，涉案人员招供：迷药来自教堂，拐人用于配药。但是，曾国藩亲自审讯，却发现这些犯罪嫌疑人曾被“稍事刑求”，都有不同程度的“跪伤、棒伤、踢伤”；再就采生折割的细节进行详讯，一众人犯的供词漏洞百出，卯不对榫。最可笑的，是传说教堂内有坛子浸泡了幾十枚眼珠，实地勘察，却发现不过是两坛腌葱头。後又查出“一棺数尸”，俱属病亡贫民，并非教堂致死者。由此可知，教士并未做出“折割”活人之事。但是，教堂是否派人“迷拐”民众，却未因此澄清。 教案发生前，曾国藩就已接到过迷拐案的报告：“保定、河间现皆获有迷拐之犯，而江南近日亦闻有此匪”；而涉案人犯对教堂派发迷药一事，却坚持前供。那么，法国神父与蒙汗药，到底有没有关系？ 歌云：“我就象那花一样，在等他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田震《野花》）；这句歌词说的是，“我”在等“他”，却被“你”给“拍”走了。清代之“迷拐”，又称“拍花”，即可用这句歌词来形容。曾国藩没听过这歌，却不妨碍他对“拍花”的了解。 教案发生前，天津曾拿获一起“拍花”案：天津某木匠店一个学徒，在城门口行走，忽被安三“自後拍其肩，伊遂昏迷”，稀里糊涂跟着安三走到西南三十里之某村。幸运的是，学徒昏然之状被村民发现，将他救下来，并将安三捉住，送到官府。安三自供“系天主教中人”，“惟问其迷药（来源），则供词闪烁，不能一定”。教案发生後，涉案人王三供称：望海楼教堂谢神父（法国人，死于暴乱）向他提供迷药，他则“每早在天主堂门外交武兰珍迷药一包，令其外出拐人”，被捉的安三，和武兰珍一样，也是王三“令其外出拐人”的“下线”。由此可见，洋教士支使本地无赖进行“迷拐”似非无因。 “拍花”案在清代并不稀见，即“拍花”所用迷药，其配方亦可考证。例如，“闹杨花、巴亚、蒙香、卤砂、山葛花、口口口”，即是配方之一种（为公共安全计，配药不宜全部列举，故用口口口代替其中某一成分）。清代刑部档案中有一件乾隆年间的“拍花”案（档案内“拍花”案件极多），与安三此案极为类似：河北文安人刘进喜，十三岁那年净了身，到庄亲王府内当太监，後因“打碎茶盅，心里害怕”，乃逃出王府，投奔别家作了佣人。一日，主人令其出外放驴，遇到一个道士，“他让我吃了一袋烟，我就迷了。他拉了我住店……我心里明白，又不能说话。他又给了我一袋烟吃，我越发迷了，他夜里就奸了我了。到第二日，将我的驴子卖了，我还糊涂，有当差人拿冷水给我吃，我才苏醒”。除了没被鸡奸，天津木匠店学徒被“拍”的遭遇和进喜一模一样。 作为勤于公务的地方长官，曾国藩稍加访查，便可对“拍花”一事了若指掌。但是，在天津教案的结案文件内，曾氏却说，教堂不但无“采生”、“折割”之事，且“无被拐情事”。要知道，除了王三的口供、安三的旧案，当日经他亲讯，业已知道“仁慈堂救出之男女，即有被拐者二人”。按：仁慈堂是隶属教会的慈善机构。这些证据恰可用以令“洋人理曲”，他却只字不提，这又是为什么？ 且不说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何以要隐瞒对己有利的证据，先探讨一下传教士是否有“迷拐”的动机。 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对“迷拐”、“折割”传闻嗤之以鼻：“这些谣言之荒谬是任何受过教育和信奉基督教的人们都无法相信的”。但是，同为美国人，同为外交官的西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却说：“在中国人当中流行的关于洋人杀害儿童的流言蜚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现象的依据”。他的第一条“依据”是：“天主教徒据说对儿童受洗後灵魂得救的效验深信不疑。结果是，他们在幼孩病倒的濒危之际，将其接到他们的育婴堂施行洗礼。这种做法和死亡的频繁发生，支持了人们相信他们需要幼孩躯体供诡秘目的之用的看法。”其次，他说：“天主教育婴堂和孤儿院所遵守的保密制度，或者应该说幽闭状态，引起了人们的许多怀疑”。即此可知，那么多小孩死在“幽闭”的教堂内——尽管都是即将殇亡的儿童，他们的父母往往将“洗礼”当作挽救儿女生命的最後一次努力，并不一定具有教士所谓“灵魂得救”的宗教自觉——不能不令“暴民”们心生疑虑。 此外，教堂在华开展“福音事业”，除了用宗教义旨召唤那些迷途的羔羊，对耶稣基督负责，还得对业务拓展的“指标”负责。“指标”不够，则拿不到源自本国的“慈善”款项；因此，千方百计扩充慈善堂、育婴堂的收养员额，乃是传教士们的必修功课。在普遍不具宗教信仰的中国民众中发展业务，其难度可想而知，于是，某些“不肖”教士便琢磨出一套迹近教唆的发展策略：“这些机构的管理人员（为了完成指标），便对那些把幼孩交给他们看管的人，按人头逐个提供一笔钱”。于是，“一些教民及社会上的不法之徒为了赚钱，便拐骗幼孩送入堂中”。以上都是驻华外交官的观察与分析，堪称“自供”；由此，可以确定天津的传教士们具有“迷拐”的动机——尽管他们自己不参加“迷拐”，而委托中国人执行。 回头再说曾国藩。他对洋人教唆“迷拐”、国人受托“拍花”并非全不知情，定案却矢口不提此事，原因有二：一、迫于中外强弱悬殊之势，办案之初他即确立了“曲全和好”的原则；二、洋人并未亲自“迷拐”，要以此追究洋人责任，说他们被杀是咎由自取，实在不能理直气壮。故此，他以杀天津暴民二十人、赔款五十万两结案，落得个“汉奸”的骂名。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刺马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两江总督马新贻阅兵回府途中，遇其同乡王某跪道求助，新贻正欲询问，道旁突然窜出一人，向新贻打千请安，而不转瞬间，此人已自靴筒拔出一把利刃，直刺新贻左胁。匕首由下至上刺入後，此人又急转刀刃自上而下拽出，据目击者称：碎肠随刃而出，匕首也卷成螺旋弯刀。行刺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随行军士救护不及，待一拥而上捉住刺客，总督已奄奄一息，不省人事。午夜，新贻伤重不治身亡。 消息传到北京，慈禧“不胜骇异”，即命江宁将军魁玉对所获刺客“严行讯究”，同时，又命直隶总督曾国藩火速赶往南京，接任两江总督，弹压局势。这一边，魁玉提审刺客，孰料此人除了自称张文祥、河南人氏以外，便不再言语，故审讯多日，茫无头绪；那一边，曾国藩闻命调任，即上摺告病，请朝廷收回成命，另请高明。这么一拖延，便过去了五十多天。 自太史公首创《刺客列传》之体，大力表扬曹沫等五位刺客，其後，吾国史书中便再无显著的刺客事迹。秦以前之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割据，无一定之尊，故匹夫行险，以刺敌君，或有望于改变局势；秦汉以後，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完善，帝王承继俱遵血统，即能刺杀皇帝，不过令其子孙兄弟提早继位而已，并不足以改换天下。以此，刺客逐渐消亡。张文祥实为元、明以来六百年间出现的第一位刺客，其动机究竟如何，实在令人困惑。慈禧亟欲解惑，故对临事告假的曾国藩十分不满，于九月末急召国藩入京，促其赴任。 二十六日，养心殿内。慈禧先慰问曾国藩的病状，国藩称右眼已经失明，慈禧曰：我看你行走磕头，精神尚好？国藩说：“精神总未复原”。见他还有请病假的意思，慈禧不再客气，单刀直入问道：“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国藩答：“这事很奇。”又问：“马新贻办事很好？”答曰：“他办事和平精细。”尔後，又问了幾句何日启程的话，国藩便退出殿门，回寓整理行装。只是，他这一去，又是十幾日不见动静，慈禧不得已，于十月九日，又将他召进宫里，问他到底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国藩盖欲采用能拖一天算一天的对策，答曰：“明日进内随班行礼，礼毕後三两日即启程。”慈禧对这种态度很不满意，加重了语气，说：“江南的事要紧，望你早些儿去！”再拖不下去了，十五日，国藩启程南下。 去南京之前，曾国藩刚被天津教案搞得焦头烂额。撇开排外、媚外的道德判断不说，自今日平心而论，曾氏办理此案，确实不尽人意。他既未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及法律原则，也未能实现一己心愿，大事化小，安抚民众，而终于落得个进退失据、里外不是人的下场，所谓“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时候，中央命他南下去处理谋杀案，正可借机离开是非之地，何尝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他却迟迟不动身，难道真的心力交瘁，不堪任重？或者，江南那件案子竟有隐情？ 我们先看看他动身之际，南京方面的办案情况。魁玉、张之万经过两月之久的“熬审”，终于向北京提交了案情综述：张文祥前曾加入太平军，太平天国覆亡後，又与海盗有染。马新贻曾任浙江巡抚，捕杀海盗甚众，其中多为张氏死党，故文祥怀恨在心。又、张妻被人诱逃，文祥尝至抚署击鼓鸣冤，新贻却不受理这桩绿帽案，文祥乃萌杀心。此後，文祥私设当铺，以为糊口，新贻却发布一道禁令，将全省私当尽行关闭，文祥因此“本利俱亏”。于是，家破人亡的文祥“追念前仇，杀机愈决”。在同治七、八年间，文祥即数次图谋行刺，因种种原因不克得手，直到本年七月二十六日，才找着机会，刺杀成功。 粗一看，魁、张的报告用层层渐进的方式，揭示了张文祥在友谊、爱情、财富等方面受到马新贻“无情”打击的事实，似能重构张文祥的杀人动机；但是，慈禧仔细一琢磨，觉得尚有“不实不尽”之处。毕竟，捕杀海盗是政府行为，而非马氏一己所能决定；老婆跟人私奔了，丈夫机算憋屈，终究不能拿地方官做出气筒；因宏观调控而导致生意破产，心生怨恨，情有可原，而以此便决定刺杀一省之长，且历三年之久不改其志，也不能令人信服。既有这么多疑窦，慈禧便不甘心就此将此案了结，乃批示：此奏“不足以成信谳”，著曾国藩抵任後再审再报；同时，命刑部尚书郑敦谨也赶赴南京，会同审讯。此案定性似已由恶性刑事案升格为政治案；若是政治案，则张文祥背後必有“主使”，或另具更为险恶的动机。 当然，若说曾国藩因此案过于复杂而惮于南下，则是小瞧了他；他能率兵平定大半个中国的叛乱，难道还搞不定一件谋杀案？但是，他又确实表露出不愿南下的意思，莫非，其时哄传于士民之口的“非官方”案情版本吓住了他？ 张文祥为何刺杀总督？除前述魁、张所奏案情外，还有以下幾个版本。 一说。张文祥原为捻军，眼看造反事业江河日下，遂“怀反正之志”。适逢清军徐姓者被己军俘虏，文祥乘机与其结纳，共誓：苟富贵无相忘；随後，二人一齐逃出太平军营。徐为山东人，与时任浙抚的马新贻有乡戚之谊，因此关系，作了巡抚标兵营材官；文祥以“髪逆”卑职投诚，无法在清军中谋职，徐氏便给他本钱，助他在宁波开了间小当铺。虽未富贵，文祥对徐氏慷慨疏财还是十分感激，日思有所报效。一日，文祥到杭州看望老友，二人畅饮叙旧，酒酣，徐慨然曰：老话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可真一点不假！我辈小人，不幸被掳，辛苦逃归，官老爷们犹时刻提防，动辄以“重治贼党”相威胁。早知今日，当日我竟从了贼党，也落得个清爽！更教人寒心的是，那堂堂节帅实为大大的奸臣，却无人识破。老弟你说，天下更有比这不平的事体么？文祥一听，徐大哥话里有话，“固询之”。徐氏这才透露了一桩阴谋：马新贻是“天方教”（即伊斯兰教）徒，半个月前，西北回部“叛军”颁给马氏一份密诏，说目今大兵已定新疆，不日便将“剿灭”与之作对的左宗棠楚军，入关东下。所有江浙一带征讨事宜，俱都委托马氏办理。马氏旋即复函，称“大兵果定中原，则东南数省悉臣一人之责”云云。文祥一听，拍案大呼：“此等逆臣，吾必手刃之！”不久，马氏下令禁止私人开当，文详失业破产，遂正式谋划刺马。 一说。被捻军俘虏的不是什么徐某，而是马新贻本人。新贻善辩能言，被俘後，说动了张文祥及曹二虎、石锦标，与三人结拜为兄弟，一齐出逃。新贻随後官运亨通，文详等人也鸡犬升天，各得优职。然世间自有一种贵人忘旧的传统，新贻未能免俗，对把兄弟们逐渐冷淡起来；世间又有一种朋友妻尽可欺的陋德，新贻不幸沾染，一来二去竟勾搭上曹二虎的美貌娘子；世间更有一种奸夫淫妇谋杀亲夫的恶行，新贻躬蹈其辙，设下毒计，终以谋反罪冤杀了二虎。文祥笃于友道，经此人伦巨变，伤心欲绝，乃辞职亡命，隐藏形迹，苦练近身格杀之技，终于复仇成功。 前说谓其为国锄奸；以常理论，文祥对大清国之爱似无此深沉，至多检举而已，毋庸轻生犯难。後者称其为友复仇，较合乎人情。但是，还有两种版本，更为惊险。 两江总督，名义上管理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事务；而仅在江苏一省之内，总督（南京）、巡抚（苏州）、提督（清江浦）、漕督（淮安）便构成四分天下之势，总督“号令不出一城，遑问皖、赣”。两江是全中国最富之区，若督抚不和，争执必较他省更形激烈。同治元年至七年，两江总督由曾国藩担任，苏州巡抚则依次为李鸿章、李瀚章和丁日昌；鸿章为曾氏弟子，瀚章是曾氏老下级，日昌则由鸿章一手提拔。此四人不啻一家人，故无所谓争斗。直到同治七年，慈禧将曾氏调到直隶，任命马新贻为两江总督，久违了的督抚相争才开始上演。演到激烈处，丁日昌连儿子也赔了进去。 八年九月某日，乘其父因公出差，丁公子惠衡带了帮朋友出外嫖娼。在妓院内遇到一群水师勇兵，双方争风吃醋，导致群殴。惠衡一帮打不过，急招巡抚亲兵营助拳。亲兵人多势众，将水勇全部拿下。丁公子下令“棍责”，不想行刑者下手太狠，竟将水勇钱有得乱棍打死。闹出人命，事情就搞大了；何况，水师一贯嚣张——曾国藩都称之为“长江之害”——要摆平此事，难度极大。当然，日昌与李鸿章交情极深，倘由李氏出面斡旋，水师的元老新贵——元老是杨岳斌、彭玉麟，新贵是李朝斌、黄翼升——都会给面子；只要处理及时，局面亦非全不可控。只是，命案发生後，日昌尚在外地，总督马新贻得以审办此案。对于盘踞两江、一贯耀武扬威的湘、淮势力，新贻早就看不惯了，如今有机会给淮系红人上嚼子，他那里会放过。于是，不留情面，将丁家公子破坏风纪、酿成刑案的报告递到北京。若由日昌处理此案，必有另一种写法；例如，只讲水陆兵勇械斗，找一个替罪羊（直接用刑的亲兵）销案，完全不用提及主持策划的。 马奏一上，事情无可挽回，更糟的是，丁惠衡闻讯竟畏罪潜逃了。管区出事，要负领导责任；儿子跑了，还得背上不能齐家的批评，这一回，日昌的脸可就丢尽了。他不能不对落井下石的马新贻“深致怨怼”；明年，马被刺死。于是，江湖传言：文祥刺马乃丁日昌主使。传言且愈演愈烈：日昌与湘、淮二系都有渊源，他若杀总督，则亦可将此次谋杀解读为湘淮集团对中央政府人事任命的激烈反对。 慈禧问：“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曾国藩答：“很奇”。“奇”在哪？我说，就“奇”在这个版本。 前面讲了刺马案的三个版本，都不是空穴来风，不过，下面讲的才是实情： 道光末，捻乱方作，苏、皖一带地方不靖，地方官多在刑名、钱谷以外，特聘一位“司捻事”的幕友以为辅佐。马新贻恰于此时署合肥县令，也请了位“捻事”幕友，这人便是张文祥。宾主相处甚欢，两家女眷也时相过从，只是，新贻忙里偷闲，竟与张妻有了私情；此时，文祥尽心公事，懵焉未觉。幾年後，二人分道扬镳：新贻战败军溃，革职回籍；文祥没了依靠，投身捻军。咸丰末，新贻经翁同书荐拔，从头再来，竟咸鱼翻生，于同治三年担任浙江巡抚。文祥亦已自“贼”中脱身，听得老东家作了大官，便来杭州投靠。或许考虑到文祥有一段不光彩的经历，新贻对他甚为冷淡，“不以礼接”；但是，他对文祥的老婆却不能忘情，只问“眷同来否”？张眷抵杭後，新贻找了个“王婆”，劝说张妻：捱苦受穷没意思，不若从了马大官人；张妻动心，乃逃入马府做了姨太太。老婆失踪，文祥到县里告官，这县令早得了巡抚指示，说他一贯“招摇”，咎由自取，此案本官不予受理。数月後某日，文祥闻得风声，说逃妻在某处露面，他急忙赶去，找到了老婆。带回家讯问，老婆说前次是迷路走失，他半信半疑。孰料不过月馀，老婆又跑了——此系新贻派人接姨太太“回家”——文祥经人指点，这才知道老婆死心塌地从了奸夫；这奸夫还不是别人，而是老东家。遭此人伦巨变，文祥万念俱灰，杀心顿起。依《大清律》，本夫杀死奸夫奸妇是不论罪的，但是，有个前提：捉奸在床（所谓“奸所”）才能杀；若在别的时候杀，都将据情定罪——除非奸夫“供认不讳”。目今情形，文祥不可能跑到“奸所”——巡抚家後院的某张床——去将老婆和新贻“登时杀死”；他只能随机应变，分次分批将奸人杀掉。于是，他整日巡抚官邸外侦查，不久，逮着他老婆外出购物，“手刃之”。只是，要杀奸夫就没这么容易了；巡抚出外，例有护卫，闲杂人等实难近身。直到两年後，文祥才把握住机会，在南京杀掉了奸夫。 照当时法律术语，刺马案应阐述为：“本夫”（文祥）在“奸所”以外地方，将“不拒捕奸夫”（来不及抵抗的新贻）“杀死”。依例，当“照罪人不拒捕及已就拘执擅杀律，拟绞监候（即死缓）”。只是，当日审案的高官们会这么判么？ 经过前面的梳理，我们知道：张文祥因为马新贻屡教不改、多次勾引他老婆，才痛下杀手。不消说，受命审案的魁玉和张之万也会了解这个情况；但是，他们向北京汇报，却要说：文祥因老婆与人私奔，告到官府，官府不理，乃迁怒于马新贻，并致其死命。慈禧固然位高权重，对基层情况有些隔膜——其实，她本就出身基层，绝非毫不懂得民间情伪——但是，你非得让她相信张文祥仅因为政府不帮他找回老婆就去谋杀政府首长，这怎么做得到？故此，她认定此案另有隐情——她这会倒没想到是马新贻给张文祥送了顶绿帽子，而是猜测有幕後主使（或与南京官场的权力斗争有关）——乃改派曾国藩和郑敦谨前去审案。一个是中兴元老，一个是刑部尚书，放眼全国，再没有比这个组合更能压住场面的了。 可是，如前所述，曾国藩一开始并不愿南下；去南京处理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刑事案，总比留在天津处理中国人杀外国人的外交危机要轻松一点。他何必趋难避易呢？翻阅曾氏日记，似能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据日记，接到南下之旨前，丁日昌因被派协助处理教案，已来到天津；刺马案发生後，他俩曾有过幾次长谈——只是未说明谈教案还是谈马案；二人是否担心去年丁家少爷惹发的风化命案会被影射到此案呢？此後不久，太常寺少卿王家壁便上奏说：此案有可能是“其子妄为，而该抚不知”，也可能就由丁日昌主使，而故意选择他赴天津出差之时动手，以掩人耳目；而且，“丁日昌本系矫饰倾险小人”，此案必与他大有干系。纵观前後，似可明了曾氏迟迟不愿南下的原因：此案真要与丁日昌或者淮系势力有关，作为湘、淮两军的祖师爷，他这一去，就算趟上了浑水，进退维艰。所以，他不愿去；三番五次，被逼无奈，他也尽量拖延。 教案完结，丁日昌回到江苏巡抚的本任，了解到此案的内情，放下了心。于是，他主动上奏，“请饬曾国藩迅速赴任”。曾国藩从社会各界收到的消息也越来越多，基本证实了此案与政治无关，他舒了一口气，整顿行装，轻松上路。 自接奉调令到抵达南京，曾国藩花了三个月时间。政治上的顾虑既已消除，两江之地又是旧辖区，并无其他掣肘的人与事，理应加快程序、早日结案才是。可是，到南京後，曾国藩一直按兵不动，两个月间，竟从未提审过案犯。这又是怎么了？ 曾国藩迟迟不开锣，原因有二：一，结案报告不好下笔；二，奉旨会审的刑部尚书郑敦谨未到。若照实说，那么，马新贻人虽死了，名声却极不光彩：堂堂一品大员，诱奸下属老婆，终于恶有恶报，被本夫杀死。这个说法，死者家属接受不了，马氏的也亲朋故旧接受不了，最重要的是，朝廷恐怕也接受不了。 马氏无赫赫战功，也无优秀政绩，而不过五十岁却做了总督；谁都看得出，此乃最高层精心培养出来的政治明星。最高层之所以要培养他以及其他新锐人物，目的很简单：不能教天下的大官都让湘、淮系人马作了。同治初年，八个地方总督席位，湘淮系常占五位；十六个巡抚席位，湘淮系经常保持十一位以上——用王闿运的话说，湘淮两军，“偏、裨皆可督抚”。湘淮内部，固有龃龉，然自外视之，这个集团气焰嚣张；自上瞰之，更令治国者寝食不安。曾国藩何样机敏？他当然能体会到中央对以他为首的强力集团所抱有的那一份“淡淡的哀愁”。攻克南京，他立即下令裁撤湘军；中央将他从两江调往直隶——有点就近看管的意思——他毫无怨言，闻命即行；与沈葆桢、左宗棠吵架，中央偏袒後者，他也“打落牙齿和血吞”，缄口不言。种种行迹，莫不是在向中央表达善意：请组织放心，我决无二心。在此背景下，他宣布马新贻——中央重点培养的高级干部——因男女苟且之事而死，岂不是狠狠嘲笑朝廷的用人失当？前此苦心营造的上下无猜、和衷共济的局面，岂不又有变数？故此，郑敦谨一日不来，他一日不提审张文祥。不能照实定案，则只可谎报案情，这么作实有枉法之嫌；但若刑部尚书在案卷上签了字，那就有人分谤，毋庸独受其责。同治九年的最後一天，郑敦谨到达南京；短暂休息後，大年初二，曾国藩就拉着他开庭审案。从此进度加快，正月以前，即将案审毕。结案报告怎么写的呢？跟五个月前魁玉、张之万的初审报告一样：因张妻为人诱逃，呈控未准审理，心怀忿恨，乃乘间刺杀总督大员，“请将该犯仍照原拟罪名，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 张文祥杀马新贻，本应算杀害“不拒捕奸夫”，依“擅杀律”，判个缓期执行的绞刑。曾国藩为维护马氏声誉及朝廷体面，却判他“谋反叛逆”，将其“凌迟”、“摘心”。 不妨猜一猜：接受酷刑那一刻，张文祥最恨的人是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龙猪汉奸曾剃头 曾国藩是名人，名人免不了被编排，一编排，就有了各式绰号。 最著名的绰号，叫作“曾剃头”，後人多以为这是因他与太平军作仗、杀敌过多而得到的荣称，其实不然。咸丰三年，他在长沙设立审案局（类似今日之严打办），仗着钦命襄办团练大臣的威风，从省府抢过全省治安大案的管辖权，凡被举报从匪、抢劫及其他严重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犯罪嫌疑人，都解到审案局听候发落。审案局不遵循正常办案程序，一干人犯都是“闻信即提来”，并不通知各级司法部门，提来後，讯问从快，量刑从严：重的砍头，次则杖毙，再次也要抽上幾百鞭。半年间，曾氏大笔一挥，就地正法二百馀人，鞭子抽成重伤约上千人。就凭这日均“剃”一个人头的纪录，长沙人给他起了个“曾剃头”的雅号。 第二个绰号，叫“癞龙”，这个外号由两个典故整合而成。吾国传统史书每说到大人物诞生，便不免作蛊作祟，渲染出一些“异象”，或者是祥云满室，或者是电闪雷鸣，或者是神仙托梦。据说，某夜，曾国藩他爷爷梦见一条蜿蜒盘旋、金黄灿烂的大龙，次日，曾国藩便呱呱坠地，应了这个吉兆。这是绰号中“龙”字的来历。自少而老，曾国藩的皮肤病——银屑——就没痊愈过；银屑，即俗称牛皮癣者，亦有松皮癣、干癣、风癣、白壳疮等各种叫法，一言以蔽之，则曰“癞”。因此，人称曾国藩为“癞龙”。不过，还有一种恶毒的说法，说他这身皮肤病并非天然生成，而是因嫖娼得性病所致，只是，这种说法得不到医学上的证明，故未能流传。 第三个，叫“猪子”。咸丰四年夏，曾国藩生平第一次指挥战役，便在靖港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他愤而投水自杀，被幕僚救起。出水後，曾国藩馀恨难消，口口声声要再死一次，左右只好轮班看护，并给他的好友左宗棠报信。左宗棠闻讯，特地从长沙来探班，只见曾国藩呆坐房中，身上还穿着跳水那天的湿衣湿裤，不言不语，“污泥满身”，“气息奄然”。见此情状，不由哈哈大笑，赞一句：“好像猪子”。调侃过後，左宗棠好说歹说，总算挽回了曾国藩的必死之心。 第四个也是最後一个绰号，则叫“汉奸”。同治九年夏，因怀疑法国传教士迷拐儿童，“挖眼剖心”（即“折割”），用来配制“欧洲到处都在搜求、并不惜以重金收购的某种特效药”，天津发生民众暴乱。暴乱中，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神甫谢福音被群殴致死，望海楼天主堂和法国领事馆被焚毁。暴乱後，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被派全权处理此事。当时，法、英、俄、美诸国都向清廷施加压力，慈禧则将此压力转加到曾氏头上，令他来不及彻底调查此案的关键——传教士是否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迷拐”和“折割”——而被迫草草结案：处死16名天津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县发配黑龙江，赔款50万两。判决一出，举国大哗，于是，曾国藩头上多了一个“汉奸”顶戴。 1943年，史学家范文澜为了影射蒋介石，特地借古讽今，做了一篇曾国藩传记，标题便借用了上述绰号，称《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左宗棠的“伟人体” 李鸿章的“精神导师” 曾国藩是李鸿章的老师，人所共知；而曾、李实非同一种人，亦有口能说。窃谓并不是曾国藩，而是胡林翼。 “胡林翼之才，十倍于臣”；曾国藩在奏折里这么说。湘军将领李续宜对曾国藩说：“胡公待人，不能无权术”；曾国藩以为然。胡林翼殁后，门生为其编订遗集，曾国藩特地致函编者：“吾辈爱人以德，要贵精选，不贵多取”；言外之意，即谓胡林翼生前多用“权术”，留下不少上不得台面的文字，不宜刻入遗集，免得引发物议。若将李鸿章一生的道德文章，与胡林翼作比较，我们会发现二者极为相似。鸿章之才，晚清无出其右者。曾国藩就不止一次说过“汝才胜我”，后人梁启超则如此总结：“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鸿章）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鸿章运用“权术”，不仅在湘、淮两派的争斗中屡屡得分，在“帝党”、“后党”之外能独辟蹊径，在“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上也不无斩获，较诸胡林翼，或有青胜于蓝之处。反之，其师曾国藩为人处世，最为讲究“诚”、“敬”、“惧”——或不免诚而近伪、敬而实慢，然大体而言，都能落实——三个字，在李鸿章身上却看不出有几分薪传。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李鸿章要算是胡林翼的嫡传弟子。 以上终归是揣测，有没有事实证据呢？当然有。 咸丰十年秋，因李元度玩忽职守，导致徽州失守，湘军大营遂被太平军围困于祁门，危在旦夕。曾国藩欲奏劾李元度，李鸿章力阻，不可，竟“愤然”离去——论其迹，不过是意气之争；论其心，则有临难苟免的机巧。对此，曾国藩极为不满，不在话下。即在曾、李产生矛盾几乎无可弥缝之际，胡林翼致函曾国藩：“李某终有以自见，不若引之前进，犹足以张吾军”；曾国藩再三思量，才未狠心断绝与李鸿章的关系。待到明年，湘军收复安庆，局面为之一变，在南昌赋闲的李鸿章，专函道贺，暗喻浪子回头之意，曾国藩复函乃云：“足下行踪亦颇突兀。昔祁门危而君去，今安庆甚安而不来，何也？”虽有讥讽，却不反对重修旧好。于是，李鸿章再巢曾幕，开始谱写风生水起的下半生。 这一段风波的原委，尤其是胡林翼信中的那段话，十年后，由曾国藩亲口告诉李鸿章。鸿章听到以后，反应如何，已不可考。然而，若无胡林翼的此番提携，李鸿章的下半生必是另一种模样，可想而知。 鸿章晚年，与人谈旧事，赞不绝口的固然是“先师曾文正公”，但“前辈胡文忠公”的一句名言，他也经常挂在口边，这就是“阴阳怕懵懂”。什么是“阴阳怕懵懂”？因篇幅所限，只能留待下篇再讲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阴阳怕懵懂 咸丰十一年末，湘军攻克安庆，统帅曾国荃欲率师东下，围困南京。其时，长江航道尚未全部肃清，苏、浙大部仍由太平军控制，国荃行将以万人孤军顿守于坚城之下，心中不免忐忑；但是，南京的最后屏障——安庆既已撤除，再不顺势进军，一旦太平军喘息稍定，反攻倒算，或将前功尽废。正在进退两难之际，胡林翼写信给他“打气”，信中，便讲了“”的故事： 有兄弟二人，哥哥不信神鬼，弟弟则是迷信发烧友，一切言行俱依黄历，不敢逾违。时间长了，拘禁多了，弟弟颇以为苦，看他哥哥百无禁忌，活得潇洒，乃思效仿。有一日，弟弟不择日便外出，半道上，竟撞见了黑煞神（据吾友任继甫考证，黑煞神身形高大，约长丈余，常据路中，堵住行人不让过去，然此神只挡路，并不伤人）。黑煞神责备弟弟，说黄历上清楚写了“忌出行”，你竟敢明知故犯，故不得不示以薄惩。弟弟觉得委屈，说，我犯规一次，便罚了红牌；我哥哥犯规无数次，黄牌也不得一张，太不公平！神曰：“汝兄懵懂；，不得不避之。汝，畏服我者也，胡可违命？” 故事讲完，林翼因势开导国荃，云：“天下人，惟懵懂足以成事。（汝）往矣，行见大功之成。”曾国藩、国荃两兄弟，仔细比较，国荃更比国藩“懵懂”；故林翼与国藩交流，多用老成世故之言，与国荃谈心，则不妨讲几句怪力乱神，激发他的血性。国荃因此坚定了志意，进逼南京，终成大功。 明人王守仁尝说：“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任意去做，便不解思维省察，只是个冥行妄作”（《明儒学案》卷十）；他这是讨论知与行的辩证关系，举出一种无知而行的极端例子，与林翼信中的“懵懂”程度不同。世间之人，终究还是“懵懂”者占多数，知“阴阳”、谙变化的少。然当时与林翼共事者，个个都是“人精”级别，“阴阳”太盛，真“懵懂”者倒是难得一见；即如林翼本人，虽别有一种豪杰气象，若说他真以“懵懂”而做成大事，打死谁我都不信。但是，既为上士说法，便不能太循常轨，因此，林翼才会讲这个故事给国荃听，怂恿他“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冀能助他解开心结。 没料到的是，国荃自从尝到“懵懂”的甜头，以后就不太讲“阴阳”，只管“任意去做”，还真做出一桩“冥行妄作”的事体。同治五年，国荃甫任湖北巡抚，即参劾总督官文，得罪朝野上下不少人，明年，受不住各方压力，不得不辞职归里。官文虽是庸才，但胡林翼对他极力笼络，至结为兄弟；其用意，盖欲利用他满洲亲贵的身份，办事少些掣肘。这份苦心，国荃未能领会，以致两败俱伤。 怪不得李鸿章听闻此事，评价国荃，便说：“是太懵懂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同嫖之雅 说起湘军人物，人人脑中首先浮现的必然是曾国藩、左宗棠这两个名字，其实，倘依资历、资格和实际贡献作标准，为湘军元老排名的话，益阳人胡林翼才应坐头把交椅。论资历：胡林翼在贵州率兵“剿匪”的时候，曾国藩在京城赋闲，左宗棠则隐居山林。论资格：曾国藩以守孝之身组织团练、左宗棠以师爷身份参佐军务的时候，胡林翼已经是封疆大吏，直接掌管湖北一省的军政。论贡献：咸丰末期，调度长江上下游的军事布置，组织前後方的後勤供应，维系军队与地方的的公共关系，都由胡林翼主持。那么，事过境迁，他的排名怎么变成了第三？ 窃谓原因有二：一、他死得太早；二、他早年的生活作风有问题。咸丰十一年，胡林翼因病逝世，不过五十岁。死得太早，便见不到三年後攻克南京的辉煌场面，也因此得不到最高的褒奖，例如曾、左的封侯拜相。而早年的作风问题，则令他在吾国固有的历史功绩-道德评价这种评估体系中得分不高。 讲一个胡林翼嫖娼的故事。 二十五岁，林翼便考中进士，旋又点了翰林，少年科第，风光无限。翰林院事情少，老婆不在身边，北京城郊结合部亦不乏大量场所，依照时下流行的说法，胡林翼往那边“潇洒走一回”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过，《大清律》规定：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且免不了要接受降级甚至革职的处分。套用一句小说，官员嫖娼，那叫玩的就是心跳。 那一日，胡林翼和同事周寿昌“流连夜店”时，便被风化纠察队（坊卒）逮个正着。寿昌耳尖，一听门外大声呵斥，立即跑到厨房换了套佣工装扮，蒙混过关。林翼酣迷，待到醒觉後慌忙爬入床下，纠察队员已破门而入将他纠将出来。随後便是身份辨认。格于严厉的公务员处罚条例，林翼矢口否认自己是翰林。纠察队则见其服饰华贵，怎么也不信，乃侵犯人权，刑讯逼供。那一夜，林翼坚守翰林的尊严，苦苦支撑，受尽羞辱，总算保持了颜面，事态不致扩大到通知单位的地步。次日，胡便与周绝交。 “同嫖共赌”是一种修辞手法，用来形容朋友间真挚深厚的友谊。胡、周同嫖，陡遇危难，周却弃之不顾，独善其身。逼讯之苦让胡林翼认清了所谓朋友的真面目，因此绝交。不但绝交当时他愤懑不平，事隔多年，他也不原谅周寿昌，甚且恨及屋乌，在招募士兵时严令“善化籍城市油滑之人”不得入伍。按：善化，即长沙；周寿昌，善化人也。 胡文忠公（林翼）青年时代风花雪月、年少轻狂的故事还有很多，举此一例，足窥全豹。不过，仔细一想，这和他在湘军排行榜上的名次有什么关系呢？ 没关系。可实际上又有关系。 奇怪。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二奶路线 咸丰中，胡林翼擢升为湖北巡抚，上任後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湖广总督官文的关系。胡、官之间，存在两种矛盾：一是满、汉的种族区别，一是督、抚同城（武昌）的行政矛盾。紫禁城中有块御碑，专供省部级满族干部“恭读”，碑文略谓：汉人不是同族，故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惟令其供奔走之役而已。官文牢记这条祖训，故对胡林翼等汉人官吏有着天生的不信任。总督、巡抚同居一城，互不买帐，明争暗斗，是清代地方政治的痼疾。论官衔，总督高于巡抚；论职权，二者却差不多，且总督并无节制巡抚的权力，倘若二人闹矛盾到不可收拾，也只有各自奏告皇帝，听天由命。这种一山二虎的委任制度，很不合理，却符合中央集权的需要，以防止出现强有力的地方领袖。此前，汉总督吴文镕就被满巡抚崇纶逼迫，在缺兵少饷的情况下战死黄州。胡林翼上任，处身内忧外患中，没有点非常手段还真搞不定局面。 林翼的非常手段可以概括为让利与和亲。让利好理解，即保证官文以及官文集团具有各项合法、非法的丰厚收入；以前就有的，继续拿，以前没有的，想方设法给他们增发。只是，光让利，并不能杜绝官文一系人马插手正事，成事不足败事有馀的人，常使英雄泪满襟啊。为了让官文拱手无为，胡林翼选择了。官文极其宠爱某个小妾，一日，此妾生日，乃广发请柬，大开party。同僚属官们给总督太太拜寿，是当然之礼；为总督二奶庆祝牛一，则是非礼。官文未尝不晓得这层区别，只是小妾虚荣，逼他就范。无可奈何，只得在请柬上做手脚，不标明小妾身份，希望来宾们装个糊涂，共度难关。届时，冠盖云集，好不热闹。某官走到门口，却发现生日主人不是大奶而是二奶，不由大怒，转身就走。走到外边，恰逢胡林翼进来，拉住他问：来了怎么又走？此官说明情况，继续往外走。看着他的背影，胡林翼大赞一声：好有骨气！语毕，他却继续走向会场。旁观者本拟一哄而散，但见巡抚举动如此，不由得腿脚发软，稀里糊涂都跟着他赴席就座。由此，二奶的寿筵得以圆满举行。事後，小妾自然对胡巡抚心存感激，胡林翼且打铁趁热，让小妾拜自己母亲为干妈，自己则作了官总督的干姐夫。据说，此妾曾开导官文，说：我胡哥哥是天下一等一的人才，你懂个什么？事情都让胡哥哥来做，你就别瞎掺乎了。官文遵命而行，湖北大治。 《清史稿?列传》每篇後都有一段简评（所谓“赞”），道学气比较重，说到这件“非礼”的事，却非常开明，词曰：“林翼非官文之虚己推诚，亦无以成大功，世故两贤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摆谱摆成小弟 咸丰八年，大兴人俞奎垣出任湖北学政，此人少年科第，中进士，点翰林，作御史，充学政，十余年来，干的都是高雅清贵的活，不免自命清高，不大瞧得起人。在鄂任满，将返京述职，巡抚胡林翼备下一桌酒席为他饯行，并郑重其事，请鲍超过来陪客。 鲍超是当时湘军第一名将，官拜提督，约当今日之省军区司令员。胡与鲍，是湖北官阶最高的两位文武长官，一起陪前任教育厅长吃饭，这顿饭，档次是相当的高，排场是相当的大，俞大人的面子，那是相当的大。宾主尽欢，不醉无归，似是题中应有之义。 谁成想，俞奎垣在文教界待久了，已养成根深蒂固的成见，跟没文化的人在一块，话都不愿多说一句。于是，他在酒桌上只跟胡巡抚谈文化、谈教育、谈翰林掌故，压根儿就不跟鲍提督啰嗦。鲍超大老粗一个，固然谈不了高雅话题，你跟他说幾句天气如何、战况怎样的套话，不也就打发了？非要故意冷落他，不拿正眼瞧他，这不是逼他发飙么？果不其然，草草吃罢，鲍超回到军营，召集左右，破口大骂：区区一个学政，也不把老子当回事儿，武官算个锤子啊！咱们拼死拼活，到底为那个打仗，到底有甚么功劳？罢了罢了，大家伙散了吧！众将士一听，这还了得，一个酸文人将大帅气成这样，怎么着也得找他算帐去。 林翼何等机警？在酒桌上就觉得不对头，送完贵客，立马就往霆营去，恰在节骨眼上拍马赶到。入帐找到鲍超，林翼说：春霆（鲍超字）吾弟切莫生气，小俞不懂事，大哥我一定给你讨回公道。明天我再摆一桌，专门请你，令小俞作陪客，当面我再教训他，包管你消气。 次日，三人再聚首。一开席，林翼面色凛然，全无昨日作东道的和颜悦色，径以翰林大前辈（胡入翰林院比俞早十科）身份，直斥俞奎垣没礼貌、没修养，俞奎垣不敢辩白，惟有低头受教。一边吃，一边骂，折腾了大半个时辰，将要散席，林翼话题一转，说道：所谓不打不成交，今日有此一遭，也算咱三人的缘份，既如此，咱们干脆换贴拜个兄弟，不知二位意下如何？俞奎垣当然不乐意，犹豫踌躇，不置可否。林翼眼睛一瞪，也不管他，立命手下拿来纸笔，写下三人的姓名籍贯，当筵互换，拜了兄弟。论年纪：胡为长，鲍次之，俞最小；林翼乃笑谓鲍超：从今後，袭芸（俞奎垣字）就是咱俩的小弟，再有做得不妥当的地方，春霆你只管教训就是，别担心抹不下脸面哦。 一向文雅清高的俞奎垣就这么稀里糊涂给大字认不得一箩筐的鲍超做了小弟，心中的憋屈郁闷实在无法排遣。返京途中，他神情恍惚，言动举止渐渐失常，到得涿州竟投井而死，享年三十八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左宗棠的“伟人体” 左宗棠参加三次会试，每次排名都在孙山以外，终生引以为憾。但是，道光十八年，他和湘潭举人欧阳兆熊结伴同行、赴京赶考途中，却发生了两件趣事。 舟过洞庭，二人下船参拜湖神庙，上香行礼毕，看着浩浩汤汤的八百里洞庭，左宗棠文思大作，提笔写了一副对联： “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 这副对联气魄很大，文艺理论专家通常将之归类到“伟人体”。当然，倘若作者日後没有建立相应的事功，那就当作“伪体”，禁止进入文学史；或者，作者当时并没写下这么一些诗文，功成名就以後，再行补作（请枪手亦可），也能胡乱算作“伟人体”。三十多年後，左宗棠以“书生”领兵，远征西北，“管领”之地远迈“重湖八百”；坐言起行，文质交辉，成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留下大名的“过客”之一，终于证明牛皮不是吹的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但是，第二天，他又创作了一篇“伟人体”，事情就有点蹊跷。他给老婆写信，称：舟过洞庭，碰到一群悍匪，一干人众失魂夺魄，眼看就要舟覆人亡。千钧一髪之时，自己挺身而出，虽无羽扇纶巾，却也“谈笑却之”，很有诸葛孔明先生当日的风采。云云。 欧阳兆熊恰在边上，瞄到这一段故事，不禁大惑：二人同舟数日，一路上风平浪静，哪里来的悍匪？但又不敢冐然置疑，故先向左家仆人打听。仆人一听，嘴角撇了撇，貌似不屑，说： “哪有什么悍匪！不过是我家相公发梦癫罢了。昨天晚上，相公睡在通铺，旁人不慎扯动了他的被子，相公梦中惊醒，连声大呼“捉贼，捉贼”。不但吵醒了船上的客人，连同泊的幾条船也被惊动。大家举火执仗，忙乎了半夜，可是一根贼毛都没摸到。不信？你仔细听听，直到今天，相公的声线还有些嘶哑呢”； 左家仆人的证词正如西方谚语所说：仆人眼里没有伟人。 欧阳兆雄听罢，极为羞愧：自己睡得太死了，这么大的动静竟然没知觉！愧极，故生恼：左宗棠连自己老婆都骗，太不像话了！恼羞交并，则成怒，遂当面质询左宗棠：“你给老婆写家书也弄虚作假，大言不惭，太过分了吧！” 我辈庸凡，每当把戏被人揭穿之时，无不极难为情。左公到底是伟人，面对质询，绝无挖地洞或者尿遁的龌龊想法，他正色道： “这算什么！我问你：楚霸王（项羽）巨鹿之战、汉光武帝（刘秀）昆阳大捷，都号称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难道就全是真的？我看，不过是司马迁、班固这些文人会写文章、会吹牛皮而已。推而广之，天下大事小事，不也都是这个道理？我今天在家书里写了以少胜多、谈笑退敌，百年以後，大家不也就当作《史记》、《汉书》，信以为真了么？那个时候，怎么还会有你这种不解风情的人？切！” 言毕，二人大笑而散。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忘八蛋，滚出去 众所周知，左宗棠的出身，不过是个师爷。随行就市，师爷的前途实在有限。可是，左宗棠後来竟帅兵出征，转战东南、西北，战功赫赫，出将入相；这又是什么道理？子细分析，其中必有很多道理。而大大小小各种道理，却又源于一句不讲道理的粗口。 话说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作金牌师爷的时候，才极大，心极细，故大至军事指挥，小到官员考察，巡抚都要向他请示，方敢定夺。左师爷运筹帷幄，噓枯吹生，俨然是不挂名的一把手，人送绰号“左都御史”（一省巡抚在中央挂衔，亦不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而已）。 某日，永州军分区司令员樊燮因贪赃枉法，被人举报到省里，巡抚依“例”将此案移交左公馆查勘。数日後，樊燮到省城接受双规，登门拜谒左师爷。二人见面，樊司令作揖行礼毕，等着左师爷安排就座。孰料左宗棠大喝一声： 本省武官，无论大小，见我都要请安，你怎么还站着？快！给我请安！ 司令一听，楞了。要知道，总兵官居二品，师爷则不属政府正式编制；樊燮先行作揖，自认给了师爷绝大的面子，哪知道左宗棠如此嚣张，竟让自己给他下跪请安？不由得面色大变，抗然曰： 朝廷所订礼制，可从来没有武官见师爷要下跪请安的条例。你太过分了吧！” 左宗棠被樊燮依礼驳斥，不禁恼羞成怒，大骂一句： ！ 司令遵命，愤然滚出。次日，左宗棠不做不休，根据举报信和调查材料，写了一份参摺，将樊燮告到中央。 此案罪证确凿，左宗棠的底气来源于此；但是，樊燮後台很硬，左宗棠的命运由此改变。樊燮是湖广（即湖南湖北两省）总督官文的心腹，官文则是清廷镇压太平军在长江上游战区的最高长官。政府编制外人员在“帮办”公务时，作风如此高调，人家要揪幾条小辫子来整你，易如反掌。因此，官文帮着樊燮上诉，并参劾左宗棠这个“著名劣幕”。 皇帝一听，大怒：堂堂军政大计，倘若操纵在这种人手里，那还了得！立即派遣钦差查办，并亲笔批示：如果参案属实，可将左某“就地正法”。根据《大清律》，左宗棠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实属违法乱纪。眼看大事不妙。 语云：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其时，左宗棠的朋友有胡林翼、曾国藩、郭嵩焘等人，朋友的朋友又有肃顺、潘祖荫、王闿运等人；军界政界，在朝在野，都是强援。于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经过一番运作，大势转危为安。 但是，性命虽可保住，再作师爷却不太合适。无奈何，左宗棠只得投笔从戎，自领一军，向浙江杀去，并在十馀年後，功成名就。 一句粗口，成就了左宗棠。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骂出一个樊美人 咸丰年间，左宗棠是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的金牌师爷，气焰嚣张，不可一世。骆秉章乐得有如此英才为我所用，大事小事便都托付给左师爷，自己索性做个甩手掌柜。永州总兵樊燮因贪污腐化，到省城接受“双规”，本应由巡抚讯问，也被骆秉章打发到左公馆去接受调查。二人见面，樊燮拱手为礼，左宗棠却让他行跪拜礼。总兵是朝廷二品，师爷却属体制外聘用的临时工，樊燮当然不跪。左宗棠勃然大怒，骂道：“忘八蛋，滚出去！” 此後，樊燮打点关系，一边为自己翻案，一边反攻倒算，检举左宗棠这个“著名劣幕”；左宗棠这方，则有胡林翼、郭嵩焘、潘祖荫等人出面斡旋，幾个回合下来，胜负判然：左宗棠毫髪未损；樊燮则被革职，并遣回湖北原籍，监视居住。经此一役，樊燮心性大坏，变得神里神经。回家後，他盖了一栋读书楼，遍请乡邻，举酒发誓：左宗棠，不过是一个举人，竟敢这么欺负人！夺我的官，骂我的娘，举人就了不起吗？从今天起，我遍请名师来教育儿辈，要考不中举人、进士，点不上翰林，就不配做我樊家的子孙！ 仪式完毕，樊燮将家中改造成高考魔鬼训练营。首先，在列祖列宗的牌位边上另立一块牌位，上书“忘八蛋滚出去”六个字，每月的初一、十五，樊燮亲自带领儿子对着牌位跪拜行礼，口中并念念有词：“不中举人以上功名，不去此牌”。其次，樊家少爷以及重金聘请的教师，终日居住书楼，不许下来，其他人众则一概不许上去，食物饮料都用吊篮转运。最後，樊家少爷在家都不准穿着男装，而做女式打扮。中了秀才，方许脱去女式外套；中了举人，才让换掉女式内衣。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年内，其子樊增祥就考中进士，後来更做到护理两江总督的高位。樊增祥且写得一手好诗，是清末民初晚唐体的大家。民国诗评家汪国垣曾比照水浒一百单八将的形式，为光绪、宣统间的诗人们排定座次，称《光宣诗坛点将录》，樊增祥名列前茅，被封为天立星双枪将董平。 不过，兴许是少年时代男着女装留下了後遗症，樊增祥的言动举止俱有女性化倾向，故在双枪将以外竟还得了个绰号，唤作“樊美人”。而据不可靠消息透露，樊氏的性取向也有点扑朔迷离，很符合“美人”的定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人弃我取的知人之明 左宗棠给曾国藩作挽联，说：“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谋国”这等大事，我们且不管他，至于左氏对曾文正公的“知人之明”是否真的“自愧不如”，揆之左宗棠在人事领域的诸多表现，实在令人怀疑。讲两个案例，看这种怀疑有没有道理。 曾国藩初兴“义师”，手下有位大将名叫王錱，不仅对敌时勇猛逾常，运筹帷幄的水平也极为高明，且著有《练勇刍言》——为此後湘军、淮军乃至北洋军营制的滥觞。可是，只因为在统辖人数的问题上与曾国藩产生分歧——王欲自统三千人，曾却认为他的能力只够带五百人——挥师东征的时候王錱竟被弃而不用。後来，湘军连折两员大将——塔齐布、罗泽南——曾国藩欲求一将而不可得，局势困顿而不可再振，乃在江西受尽太平军的磨折，并终因师久无功而黯然还乡。王錱却在左宗棠（其时为巡抚幕客）的指挥下，防守湖南，援助江西，所向克捷，太平军对之极为忌惮，至以“出队莫逢王老虎”为诫。王錱因病早逝，留下一支军队，称“老湘营”；左宗棠投笔从戎後，便以这支军队为骨干组成“楚军”，完成了收复浙江、中原剿捻及西北平乱的大业，可谓“虎死不倒威”。 衡阳人李楚材，尝入太平军，後投降曾国藩，人称“李九长毛”，作战迅猛，颇得好评。他有三种绝技：一，跑得快，可以“走及奔马”；二，水性好，“入水不濡，可历数时”；三，“黑夜有光”（气功术语称之为“人体奥拉”）。一次，援助湖州，至时城已失守，回来向曾氏报告，说行军甚速，自己并在“昏异之中，偷过贼营十馀座，已探至城根矣”，无奈敌军抢先得手。曾国藩却不相信他那近乎特异功能的绝技，斥为胡说八道，将其革职。除了打仗，楚材再无其他可以糊口的技能，如今饭碗被打破，势必要找个地方重新上岗。左宗棠领军後，有鉴于曾氏“调度乖方之至”，不仅平时“词旨亢厉”地批评他，且立下一条不成文法：不管是谁，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是曾国藩弃用的，左大帅都给提供职位。楚材闻此，便前去投靠。与左氏见面後，楚材特地将三种绝技表演了一遍，宗棠“试之皆验”，大喜，即命统率四营（较在曾营时尚多统千人）。嗣後，楚材如鱼得水，“颇立战功”。 曾国藩于眉睫间如此英才都交臂失之，左宗棠怎么会佩服他的“知人之明”？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一保之恩，当铜鼎相报 大盂鼎，是目前出土文物中形制最大的西周青铜器。据称，倘公开拍卖，成交价将在一亿美元以上。 1951年7月，苏州潘达于女士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将家藏大盂鼎、大克鼎捐献给国家。月底，上海市文物管理会派员至苏州，将二鼎妥运回沪。明年，二鼎藏于上海博物馆。1957年，大盂鼎转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潘达于是谁？达于，原姓丁，是潘祖年的孙媳妇。祖年，祖荫之弟。祖荫无後，乃与祖年共子共孙，以为延嗣；因此，潘达于也就“兼任”了潘祖荫的孙媳妇。其夫早卒，潘达于便成了潘家财产的合法继承人。潘祖荫，咸丰二年探花，官至工部尚书，卒谥文勤。他有两个爱好，一是收藏文物，一是护惜人才。大盂鼎是他收藏中的极品，而得到这个极品，竟一分钱也没花，此鼎乃是一位被他爱惜过的人才所赠，这个人又是谁？ 咸丰十年，师爷左宗棠不守文明规范，辱骂总兵樊燮为“忘八蛋”，被好事者罗织罪名，以“劣幕把持”的罪名告到北京。清廷密令湖广总督彻查此事，并称若证据确凿，可将“劣幕”左宗棠就地正法。事态十分严重，于是，从两湖到北京，湘军集团及其同情者组织了一次大型斡旋：南方由湖北巡抚胡林翼主持，北京由户部尚书肃顺主持，不遗馀力奔走其间的执行者则是郭嵩焘。为了避免同乡勾结的嫌疑，郭嵩焘找到与左宗棠素不相识的潘祖荫，请他到皇上跟前仗义执言；于是，此次活动的最，便是潘祖荫上折奏保左宗棠，其中名句：“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流传至今，脍炙人口。奏上，龙颜大悦，左宗棠也因此化险为夷。十馀年後，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上，委托袁保恒（袁世凯堂叔）以七百两银子购得大盂鼎，转赠潘祖荫，终于报答了潘氏上奏保举的大恩。 这就是潘祖荫得到大盂鼎的来龙去脉。不过，据未经证实的消息，当日郭嵩焘委托潘祖荫上奏，除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曾赠之以金，付给他三千两银子的“劳务费”，这笔资金由胡林翼提供。倘真如此，潘祖荫一篇477字的奏折，共获得3700两银子约合30万人民币的稿酬，实在是天价文章。潘女士捐宝後，国家发给奖金2000元人民币，以资表彰，她随後将奖金全额捐给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 最终，不带丝毫铜钿气，只有遍体斑斓的绿锈，伴着大盂鼎静静伫立在博物馆。再读潘祖荫奏折，亦觉风味如昨，满纸都是“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材”的赤诚。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鼻烟壶的特异共能 潘祖荫有收藏、赏鉴古器珍玩的爱好。诸凡金石书画，固然都是潘氏酷嗜之物，而对鼻烟具有极高的鉴赏水平，则令潘氏在近代以来古玩鉴赏界中卓尔不群，独步天下。 鼻烟先风行于欧洲，据说，拿破仑嗜之如命，月吸三公斤以上。明代万历年间，鼻烟传入我国；到了清代，则衍变出一种“鼻烟文化”——不但烟粉制作精益求精，鼻烟壶的制作工艺也空前绝後：鼻烟中的极品，不必薰香，“而自有木瓜、苹果、玫瑰、橙、柚等香气；一两之值，可达百金”。烟壶之名贵者，“多用宝石，有套至十三色者，一壶之值总在千金左右”。和珅倒台，从他家抄出的名贵鼻烟壶有上千只；论收藏数量，和氏当为有清第一人，但是，论赏鉴水平，则无人堪与祖荫抗手。潘氏殁後，杨度之弟杨钧（也是一个大玩家）便曾感叹：“世无潘伯寅（祖荫字），即无可赏鉴鼻烟者”。更绝的是，潘祖荫不仅“赏鉴鼻烟”，更用鼻烟壶来“赏鉴”人才。 祖荫是咸丰二年的探花，此後仕履多与文教事业有关，数次充任主考，为天子选拔人才。每逢阅卷，祖荫便在抽屉内放两个鼻烟壶（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以手探之：“得红者中，得绿者落”。此事尝被同任考官的张之万觉察，张氏批评他此举是尸位素餐，十分“轻妄”。祖荫从容回答：没那么严重了。扪心自问：你我入官以後，久不读书，荒疏已极，还真看得出这些卷子的优劣？卷子都由熟谙文法、态度审慎的新翰林初阅，能过得他们那一关，那一份卷子不是千锤百炼？那一个考生不可中试？既是人人可中，而限于名额，非得淘汰若干不可，我就只好用红绿烟壶卜其运命了。富贵在天而已，哪是什么“轻妄”？这个回答“言伪而辩”，张氏听了哭笑不得，只得由他去。 又一次，祖荫与李文田——咸丰九年探花，近代著名学者——在办公室闲聊，提到近日入京陛见的某提督。祖荫连连称赞说：这个人好啊，那真是忠肝义胆，一代名将。文田一听，肃然起敬，问道：这位将军战绩如何？祖荫答道：不甚清楚。文田一愣——难道是说这人长得“忠肝义胆”——遂问：那他状貌如何？祖荫呵呵一笑，说：还没见过。文田大惑不解：啊？那您凭什么说他是“忠肝义胆，一代名将”？祖荫哈哈大笑，说：他送我的鼻烟壶很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铜官感旧 咸丰四年夏，曾国藩亲帅湘军水师在湘江铜官渚与太平军作战，一触即溃，大败而归。此役是他在军事上的“处女秀”，也是“告别秀”——自此以後，他便不再亲临第一线指挥具体作战了。其时，他的心理素质也远不如日後，战败後，且羞且惧，乃眼一闭脚一蹬，纵身跳入湘江。多亏幕客章寿麟纵身入水，将他救起，这才避免了一场悲剧。後人述此事，乃说：“援一人，而援天下”。 十馀年後，太平天国覆亡，曾氏封侯拜相，总督两江；湘军文武，鸡犬升天。章寿麟恰在曾氏辖区谋得一职知县，依照常情，曾国藩报答章氏救命之恩的时候到了；纵然不便立即将章氏提拔为高级领导干部，分派他一个府、道或者盐、漕的肥缺，倒也不是强人所难。孰料直到曾氏死在江督任上，章氏也没沾润到老上级的点滴雨露。二十年间，章寿麟一直“浮沉牧令”；曾氏一死，最後的寄托亦不存在，于是，宦意全消，告老还乡，途经二十年前“手援”曾国藩的故地，寿麟触绪纷来，不能自已，遂画了一幅《》。此图作毕，湘军集团的核心、外围乃至不入围人员，共计上百人，在图上留下墨宝，章氏後人将之装订成册，署名《题咏》，刊刻发行。 其中，左宗棠的序言最可玩味。曾左後世并称，二人行事却格格不入，但是，对于曾氏为人做事的用心，左宗棠却从未失去敬意，他说：曾氏一心为国，早将生死置之度外，铜官一战後取得功名利禄，不过实至名归，锦上添花。章寿麟救命之功固然不可泯灭，但说这是一件拯救天下的功劳，未免言过其实。一个是历史的必然，一个是生命的偶然，不应混而为一。 藉此可知，左宗棠信奉“历史之长期合理性”，对当事人的微妙情感无所措意。那么，他碰上类似的事情，也会如此理性么？左宗棠一生，确有艰难困苦、十分沮丧的时期，不过，在他最“背”的日子里，有一个人，曾在物质和精神上向他提供莫大的帮助，助他渡过生命的低潮。此人即是脍炙人口的“红顶商人”、左宗棠的cfo——胡光墉（字雪岩）。在浙江剿匪，在西北平乱，在福建办船政，在每一块左宗棠的勋章上，都应刻上胡光墉的名字。很不幸，光绪十年，胡雪岩投资失误，宣告破产；其时，业已封侯拜相的左宗棠格于官商界限，无法施以援手，只得眼睁睁看着故友家破人亡（次年胡氏郁郁而终）。胡氏死後，在一次公开集会上，左宗棠说：“君父之恩，略已报矣，胡光墉之恩，未能报矣。”语毕，老泪纵横。 看来，“历史之长期合理性”并不能消解具体而微的一己悲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李鸿章：教天下骂老子 老师教我起早床 咸丰三年，李文安——李鸿章的父亲，曾国藩的同年——写了封介绍信，让小李投奔曾国藩，并拜其为师，这便是曾、李二人三十年师生关系的缘起。一旦形成师生关系，师道尊严这四个字便开始发挥作用；至尊不过帝王，最严不过生父，曾之于李，不啻君父。当然，这是旧社会那一套，新时代讲究个性发扬，师不师、生不生也能相安无事，实在没必要继承这些糟粕。 论年纪，曾、李相差不过十二岁，本不应形成代沟，孰料二人相遇後，乃如火星人碰见金星人，格格不入。不谈理想志向的差异，只讲一个作息时间的矛盾，便可见一斑。 曾国藩秉承家训，每日天不亮便起床，天刚亮就吃早饭；领军後，便将此习惯带入军营，要求核心团队成员都得跟他一起用早餐，与带兵在外的将领通信，也时刻叮嘱他们不要荒废早起这件功课。李鸿章身为弟子，更不得例外。这可害苦了他。为什么呢？因为，此时的李鸿章与日後的张之洞，在作息上极为相似，都是起居无节、饮食无常的主，猛然大幅度调整生物钟确实令他难受。生物钟这个东西本不是说调就调得好的，何况，生物钟的深层机制往往还受人生观、价值观的制约；你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我还认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不过，这是师门严命，没办法讨价还价，李鸿章如何对付呢？ 他也没什么高招，应对之法，与今日上班族缺勤惯用借口如出一辙：闹钟不响（怪更夫敲梆子声音太小）；交通堵塞（这个借口有点难度）；昨夜加班作稿；突然生病。等等。只是，俗语云：法多不灵；一次两次也就罢了，总这么搞，曾老师的脾气便发作了。 某日黎明，亲兵来作morningcall，李鸿章告以头痛，请辞早餐。不一会，警卫队长来了，说曾大帅有令：今日务必一同进餐。没办法，李鸿章“批衣踉跄而往”。待赶到餐桌前，只见满桌文武兀然危坐，没一个动筷子的。见他来了，曾国藩点点头，大家这才提筷端碗，共进早餐。席间，曾国藩一语不发，只管埋头苦吃。食毕，曾国藩盯着他，一字一顿说道：少荃（李鸿章字），你既入幕拜我为师，那我就告诉你：我这里没别的规矩，只讲一个“诚”字。说罢，拂袖而去。 李鸿章呆坐席上，半晌没个动静。此後，他再也不赖床。 数十年後，李鸿章遇到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犹津津乐道于这件趣事，称自那以後，对于起早床这件苦差，“我便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後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言语间，竟有将一生勋业的奠基归功于起早床这个习惯的意思。 看来，对作大事的人来说，起早床还真不是件小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作伪书，也挺好 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除了练得起早床之术，还兼修了一门功课，曰《挺经》。李鸿章说：“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其中开经明义第一条，是这么讲的： 一日，某家来了贵客，老父派儿子去市上采备肴果，准备中餐。孰知过了十一点，儿子还未回家，老头便往村口探望。只见儿子挑着菜担，正和一个货郎僵峙在离家不远处的田埂上。田埂不宽，只容一副担子过身，两边都是水田，二人都不愿下田，因此僵在那儿。老头上前，婉语和货郎商量：“朋友，我家有客，急着办中饭。您往水田稍让一步，让小儿过来，如何？”货郎说：“这是什么话？你儿子便让不得么？”老头说：“小儿身材短小，下田後怕打湿了担子；您身材高，不至于沾水。故此请您让一让。”货郎说：“你儿担内不过一些菜蔬，打湿了也将就用的；我担中可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那就一文不值了。对不起，我让不得。”道理说不过，老头乃祭起‘挺经’，说：“来来来，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朋友您将货担递给我，我顶在头上，您空身从小儿边上绕过，我再递还担子。如何？”不待答应，老头便弯身去脱鞋袜。货郎见此，忽觉过意不去，说：“算了，老丈如此费事，还是我下水田，让你儿过去吧。”当即下田避让。 这条挺经，其实就是《老子》“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的实战案例。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我下水田”）与最初的方案建议（“您往水田稍让一步”）相同，只是在执行方案时有个挺一挺（“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的关键环节。此一挺，貌似提供你让、我让之外的第三种思路，实则不过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老头真若下水，货郎必感到良心不安）。但是，这张空头支票却令己方占据道德高点，从而让陷入僵局的谈判回归到于己有利的方向，并通过置换谈判议题的方式——从担子沾水的经济学考量，变成了是否要遵守伦理学的尊老原则，获得成功。 当日，李鸿章给吴永讲了挺经中的第一条，也仅此一条，其他十七条已不可得而知。曾国藩从未写过一部名为《挺经》的书，此经传承，全靠曾门师弟间的口耳相传——曾、李以外，胡林翼、彭玉麟、曾国荃等人间的往来书信经常提到这两个字。由此可知，今日市面上出售的各种版本《挺经》，都是无良书商拼凑出来的“伪书”。不过，这些伪书在宣传时无不信誓旦旦，保证这是曾文正公的“秘传心法”，很有些“挺”的风味。某产品广告词云：做女人挺好。又有一产品，云：做男人挺好。伪本《挺经》的广告词则不妨这么写：。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奏折写成请战书 胡林翼曾说，时人中写奏折的高手不过三人，分别是曾国藩、左宗棠和自己。其实，李鸿章写奏折的水平十分高明，绝对是个高手；只是，胡氏说这话的时候，李鸿章尚藉藉无名，故未齿及。 咸丰二年，李鸿章在翰林院任职，清闲无事，成日价泡在琉璃厂，以买旧书、搜骨董消磨时光。一日，在海王村书店邂逅同乡某，某曰：“咦？您还跟这玩骨董呢？咱们老家都快沦陷了，您还不想办法给朝廷递个折子，请万岁爷调派兵将去拯救桑梓？”鸿章当然知道太平军已攻入安徽，但觉得自己不过一个无用书生，除了干着急，哪有办法为家乡做贡献？一经点醒，他才意识到自己并非全无服务家乡的机会，于是，掉头直奔工部侍郎、安徽老乡吕贤基的府邸，建议他奏请皇帝救助安徽（鸿章当日尚无专折奏事的权限，故须借吕贤基的“马甲”，否则不能“上帖”）。吕贤基一听，说，这是大好事，理应奏闻；只是，我手头工作多，忙不过来，这个奏折还是由你起草，我但署个名罢。鸿章回家，“翻检书籍，审察形势，惨澹经营”，花了一整天，写出一篇悲壮慷慨的长折。写毕，已是深夜，他遣人将折稿送到吕府後，倒头便睡。次日午後，鸿章起床——未经曾国藩调教以前，鸿章是从不起早床的——稍事梳洗，即奔赴吕府，打听此折的批谕。到了吕府门口，他却听到墙内“合家哭声”，“如有丧者”，心中不由咯噔一下：难道，吕大人他……？急命通报引见。甫登堂阶，吕贤基已“自内跳出”，满脸泪痕，悲号：“少荃，你害死我了！”鸿章一愣：难道请援也要被皇上责怪？欲问个究竟，话未出口，吕贤基已紧紧抓住他的手，道：“皇上说，这折子写得好，写得真好啊，皇上龙颜大悦，皇上要重用我，皇上他，他，他钦点我——回乡去杀贼啊！”鸿章这下全明白了。不待他作出反应——急切间他还真不知作何反应：恭喜？哀悯？鼓励？——吕贤基又说了：“皇上瞧得起我，但我想不通啊！你，你，你，你得跟我一块去！” 明日，吕贤基奏调李鸿章同行，皇帝制曰：可。 ，实非鸿章意料所及，然木已成舟，无法挽回，也只好满怀心事，跟着吕大人回乡去办团练。八个月後，二人在舒城被太平军围困，崩溃不可避免。李鸿章借口老父病重，脚底抹油，奔庐州；吕贤基独力支撑，被杀，谥“文节”。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要文斗还要武斗 咸丰八年秋，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同时，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也常来会商，一时间，大佬云集，蔚为盛况。大佬们经常就各种问题交换意见，一旦形不成共识，则常能擦出文斗的火花，甚至还演出武斗的闹剧。 左宗棠在营，称呼他人从来都直呼其名，惟对曾国藩客气一点，叫他“涤生”（国藩字）。有一次，两人辩论，互不相下，曾国藩为缓和气氛，乃改换话题，说咱们对对子吧，并出了上联：“季子自鸣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意谓老弟你莫总是牛气烘烘，非要跟我对着干；而联中巧妙嵌进“左季高”（宗棠字）三个字，算是一半玩笑一半顶真。左宗棠正在气头上，不假思索对了下联：“藩臣身许国，问君经济有何曾？”其意则云：我看你不过口头救国，真论经世济民之术，你是屁都不懂；下联也嵌进“曾国藩”三个字。但是，这是直呼其名，比起上联“季高”的字呼，极为无礼。曾国藩本拟借对联化解纷争，孰料引火烧身，反被左宗棠狠狠修理一餐。这顿饭终于不欢而散。 饭桌上口舌争胜是营中常事，更狠的是厅堂上拳脚相交。公馀，众人围坐扯闲谝，扯着扯着，总不免搞搞地域攻击——今日网络论坛，若人气不旺，只要有人上帖谈谈上海人如何如何、北京人怎样怎样，点击率、回帖量必陡然上升；与此一个道理——有一次便扯到安徽人身上，语多调笑。既称湘军，在座自以湖南人为多，为安徽辩护的就只有李鸿章，他孤军奋战，苦苦支撑，无奈敌方人多势众，渐渐就显出颓势。据网络辩论可知，每届此时，泛泛而谈的地域攻击往往会演变为问候对方辩友直系亲属的人身攻击。鸿章未能免俗，以彭玉麟父曾在安徽作官为“机会点”，开始阴一句阳一句的反扑。这还了得，竟骂到老子的老子头上，一贯火爆的玉麟二话不说，“遂用老拳”，玉麟个小，不到一米七，一米八幾的鸿章怎会怕他，“亦施毒手”。于是，参谋总长和海军司令“相扭扑地”，斯文尽丧。至于这场架谁打赢了，暂无史料佐证，据我分析：鸿章身体占优，玉麟格斗技巧娴熟，初一接战，当是两分之势，而旁人必会上前劝架扯间，最终应算平手。 後来，各位大佬都混成了一品大员，文斗仍不能尽免，激烈程度则有所降减（至少不会当面直呼其名）；武斗则再未发生，令围观群众如我辈不由得意兴索然，掩卷太息。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横财 同治二年冬，淮军克复苏州後，李鸿章将巡抚办公室从上海搬到苏州，全面接管江苏一省的军政事务。在此之前，江苏地面的“话事权”由太平军名将李秀成掌握。梁启超撰《李鸿章传》，曾从军事指挥、政治修养、外交技巧和个人品德方面，详细比较二李的优劣，最终断定：秀成爱国爱民，德才兼备，是不世出的“真豪杰”；鸿章“不学无术”，看不清时势，只算一个“寻常英雄”。 李秀成既如此杰出，那么，江苏“沦陷”期间，百姓绅商们在他的管理下过着一种幸福生活——战争年代的幸福生活往往是相对的——也就可以想见了。当然，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官方人物，是绝对不愿也不能承认这一点的。如果太平军占领区的人民并非处身于水深火热之中，官方发动的攻剿将具有何种合法性？如果因为官军的攻剿破坏了敌占区人民的安定生活，李鸿章们又将如何阐释自身存在的意义？因此，李鸿章及其他“光复”将领每打一次胜仗，每复一座城池，最不愿意看见的就是各种透露出太平天国“德政”的物事，一旦发现，必然掩藏销毁。于是，到了今天，留传下来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的文物并不多见，而其中大部分又有赖于当时亲历其事的外国人妥为保藏，出口转内销後方被国人知晓。 鸿章入驻苏州，即发现一块石碑，上刻赞颂太平军及李秀成的文章，文後并有数十个江苏巨家大室的名字，以纪念他们捐献巨资支持太平军的革命事业。李鸿章在江苏作战，饱受军饷不继、军备不整之扰，不得不耗费大部分精力用于筹饷集资。好容易办上一次募捐，认捐者却寥寥无幾，捐款数额聊胜于无；与这块石碑所记人数、金额相比较，真让人怀疑到底谁是兵、谁是贼。鸿章不愧为第一等聪明人，他很快便压抑住内心的羞恼，令手下将碑文拓印後再毁掉石碑，随後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向苏籍富户募捐。富户们刚享受了幾年的轻徭薄赋，谁愿意让淮军吃冤枉？故反响极不热烈，报上来都是幾十百把两的小数。鸿章早料及此，再次出面召集众人——在德政碑上签名者——开个恳谈会。会场挂有先前拓好的碑文，鸿章起立发言：髮匪在此，你们争先恐後的捐钱；官军来了，你们倒扭捏起来！我划个道儿：今天不凑齐五十万，明儿就将碑文送到北京去，我倒看谁捱得住！说罢，拂袖而去。 不出所料，这一日，鸿章发了笔。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教天下骂老子 自淮军建立到甲午战争，湘、淮两系人马从来就是面和心不和，逮着机会就要摔桌打椅。当然，双方老大关系不坏，问题出在各系某些高级将领以及广大的基层干部身上。 政治集团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源于权与利的争夺。湘军这边认为：同治、光绪（中前期）二朝之黄金时代，乃由我军十年血战辛苦换来，可是，淮军不过跟在我军屁股後在江苏、中原打幾次胜仗，竟然後来居上，俨然是国家干城，并加官晋爵、发财致富，实在令人心理不平衡。淮军则认为，攻打南京时的湘军已是强弩之末，曾国藩在南京克复後立即裁撤湘军，不过是无可奈何的藏拙之举，淮军则朝气蓬勃，前程远大。而湘军一帮老朽竟长期把持全国最富裕的地区——四十年间，90%以上时间都由湘军人物出任两江总督——并全面打压淮系，实在令人愤恨。同治九年，接替曾国藩、任职甫一年的马新贻被刺，曾被解读为湘、淮两系为争夺东南控制权而激发的政治谋杀——此一假设并无确凿证据，但空穴来风，决非无迹可寻。 鲍超恶搞刘铭传，固因三年前刘铭传说要向他开炮，乃以此报复，然其背景则是湘、淮两系长期而激烈的矛盾。鲍超此次恶作剧，经刘铭传向李鸿章汇报，投诉到北京政府，乃有下旨责问之事；其时，中原战事由李鸿章全权负责，淮军势力正旺，鲍超混迹其中，索然无趣，因此，不久他便告了病假，回四川养老。此後十馀年，虽偶有调用，他或推辞或拖延，至死，也再未曾披挂上阵、亲历疆场。故将军回籍後，求田问舍，其乐融融，全然忘记了从前的江湖恩怨。但是，他却想不到：光绪十四年，他刚一咽气，尚未下葬，家中的寡妇孤儿便迎来一桩大劫。前曾加入霆军的族人某氏，到夔州府控告鲍超克扣军饷，润家自肥；知府汪鉴据以立案，秉告总督刘秉璋；刘氏上奏，建议朝廷下令赔款、抄家。汪与刘，都是淮系人马。此奏一上，轰动朝野，立时便有“持清议者”上书抗议，强烈谴责这种薄待忠臣、欺负军嫂的做法；而私下传言，则认为这是李鸿章指使淮系，迫害湘军元老，再次将湘、淮之争摆上台面。但是，李鸿章实未插手此事，刘秉璋事先也未与他通气。李鸿章可不愿意背这个黑锅，乃大骂刘秉璋：“辱娘的，作事卤莽，！”经此一骂，此案叫停，家产得以保全，鲍将军灵柩才能入土为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李鸿章的主考梦 科举考试，以及因之引发的得失荣辱，让很多人失去平常心，近代史上三大巨公也未能免俗。曾国藩一生怕听“同进士”三个字，左宗棠每以不中进士耿耿于怀，李鸿章则在主考官这顶帽子前方寸大乱，风度尽失。 每届科考，都由皇帝向各省派遣主考官。主考官操持“衡文选士”之权，“主持风雅”；对于不甘心仅为“俗吏”的公务员来说，是宦途中莫大的荣耀。考官中，尤以顺天府乡试主考官最为尊荣。顺天府，就是彼时的京师，今日的北京。清制：顺天府主考，必由进士出身的大学士、尚书、侍郎等一二品大员充任，较他省级别为高。 李鸿章大半生顺风顺水：二十五岁，中进士，点翰林；四十出头，封伯爵；五十岁，拜大学士，总督直隶。这时候，再出任一回顺天主考，那就算得上功德圆满了。谁知道，自具备主考资格後，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熬成七十老翁，他也没轮上一回。其间，凭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下称总署）的身份，他还做过一次“演习”。中国第一所官办新学堂——京师同文馆归总署管理；某年，他安排属下将同文馆年终考试的中文科答卷送到办公室，闭门三日，逐卷评分，过了一回干瘾。只是，演习终归不是实战，不能真刀真枪作一次主考，犹不免于遗憾。 光绪廿三年七月三十日清晨，内阁学士、刑部侍郎瞿鸿禨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七十五岁高龄的李鸿章。进门後，李鸿章请瞿鸿禨屏退左右，低声说：“今日登门，是要告诉老弟一个秘密：今年顺天府主考官已经内定，老夫与你俱在选中。但是，数十年来，戎马奔驰，交涉中外，老夫的八股功夫退步得厉害，实在不知能否胜任。到时候，老弟你务必多费点心，为鄙人作个圆场”；一般来说，主考人选不到内廷宣旨之时，旁人不会知晓。但是，鉴于李鸿章的身份以及郑重其事的态度，瞿鸿禨不敢也不便多问，只好连连点头示诺，姑妄听之。 据说，此前某太监遣人密告李鸿章，倘能“报效”若干两银子，则当在此次主考圈选中作些手脚，令其当选。并顺便透露瞿鸿禨深得太后欣赏，此次必能当选。李信以为真，当即如额缴款。“贿选”以後，兴奋之馀，想到自己年老学退，真要做了主考，怕是不能胜任。因此，一贯细心的李鸿章这才屈尊拜访瞿鸿禨，请他届时帮衬一下，免得自己出丑。 然而，事实证明，李鸿章这次闹了个大笑话。拜访瞿氏後第二日，旨下：瞿鸿禨充任江苏主考。八月六日，顺天主考人选公布，其中并无李鸿章的名字。四年後，李鸿章辞世。 一生未酬的强国梦，终于幻灭的主考梦，伴随着口中的晗玉，与他一起永息泉壤。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当筵不让其兄 曾国藩死，李鸿章撰联挽之，云：“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上联述及逝者与自己的师弟关系，俨然以“班长”（门生长）自居。且不论彭玉麟、李元度等先他入室的曾氏弟子是否承认他的“班长”地位，只说鸿章的大哥瀚章，怕就不会认同乃弟的自高身份。瀚章入曾幕为门生，时间上远较鸿章为早，弟弟何能后来居上，“长”住哥哥？ 但是，鸿章这么写，自有他的道理。 据李宝嘉《南亭笔记》：当兄弟俩同在曾幕，鸿章的主要任务为起草章奏，瀚章则分管后勤行政。一日，曾国藩命鸿章起草一份将于次日拜发的摺稿，不巧，适逢鸿章外出，一时半刻找不着人。无奈，暂令瀚章代笔。瀚章办事虽干练，文翰却非所长，于是，闭门伏案，抓耳挠腮，久久未能成章。正窘迫间，鸿章回来了，听闻其兄代草，赶来书房探视。他扫了几眼瀚章的草稿，不禁大笑，说：“你也会弄这个吗？”二话不说，“挥之使出”。随后，鸿章“吮毫伸纸，顷刻而成”。其间，瀚章惟“愕视”而已，臊得满面通红。 又据汪康年《穰卿笔记》，谓，数十年后，鸿章奉命去日本马关议和，途经上海，官场设宴饯行。其时，瀚章亦在上海，主人自然要请他来陪客；只是，席间座次如何排定，煞费周章。此宴为鸿章而设，固应请他上座；但瀚章是鸿章大哥，似不应坐其弟下首。商量不出结果，主人乃决定先不标明座次，到时候随机应变，看着办吧。及期，宾客大至，鸿章与主人寒暄过后，径直坐了首席，且说了几句客气话：“今日诸君特为我盛设，不敢不坐此”。主人再看瀚章，则已不发一言，“逡巡坐次席矣”。 从这两件事，可见得李家兄弟的“长幼有序”似与别家不同，亦可推知鸿章自称“班长”实在有他的道理。 不过，曾幕中另有一李——李榕，对这个“门生长”却不买账，并在挽联中暗寓讥讽。其下联云：“茹悲还自慰，前佐东征，后随北伐，八年戎幕，犹及师门危难时”。“东征”，谓攻太平天囯；“北伐”，谓攻捻军；“师门危难时”，则谓咸丰十年末，曾国藩驻军祁门，差点被太平军围歼的故事。若仅望文生义，此联不过表彰李榕的忠诚劳苦，可要往深里琢磨，则言外之意，某人一逢“师门危难”，则已不“及”矣。很不巧，某人便是李鸿章。那年，差不多正是“危难”前夕，鸿章借故——如何处置败军偾事的李元度（亦为曾氏幕客）——和曾国藩大吵一架，不辞而别。曾国藩为此致憾，与人谈及鸿章，便尝说：“此君难与共患难耳”。 鸿章“”，其兄无可如何。惟临难苟免，则同门师弟不许可他为“门生长”，鸿章除了“颇恨其言”，亦无可如何。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得道成佛的李瀚章 淮系大员中有幾个著名贪官，被人编了口诀，曰：“涂宗瀛偷窃；刘秉璋抢掠；潘鼎新骗诈；惟李瀚章取之有道”。同是贪污受贿，涂、刘、潘要钱不要脸，手法拙劣，就被人瞧不起，而瀚章却得了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优评，可见，“盗亦有道”这句话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 瀚章是鸿章他哥，入湘军幕府，犹早于鸿章。早年以“临事缜密，所为公牍简洁得要”，大为曾、胡欣赏，不过十馀年，便从知县升到总督。战争时期，他管理湘军後勤，军队那会儿正缺钱，他没好意思搞。和平时期，任职所在地都是川、粤等富裕之区，再不往家拿点儿，就说不过去了。只是，憋了这么久，猛一放松对自个儿的要求，下手不免失了轻重。入川为督，途经彭山——眉山属下小县——他要求县令置办灰鼠皮帐盖四顶、燕窝若干盒。小县哪能办出这么高级的“供应”？县令“哭乞”减免，瀚章愣不应允，最终还是拿了笔巨额现金走人。 贪官也要慢慢历练，不断成熟，调任两广总督後，瀚章便摒弃了“如盗贼然”的风格，走上“取之有道”的“正路”。其时，广东巡抚是满洲人刚毅，背景深，後台硬，“任官多自专”——买官卖官最具效益——瀚章不敢得罪他，无奈，只得退而求其次，“尽鬻（售）各武职”。某年，瀚章生日，有杨某者送礼金一万两；杨某，原系李鸿章家厨子，“积军功保至提督”，然徒有空衔，并无实任，听说李家大老爷可安排补缺，赶紧凑足银子到广州来“跑官”。瀚章二话不说，给他补了个钦防统领。杨某到任，一打听，此职月薪不过三百，且无油水；欲收回投资，至少在三年以外，回报率如此之低，早知道做什么官啊！杨某跑到督府诉苦，瀚章一听，骂了声“蠢材”，便不理他，令门丁去开导。门丁将他叫到一旁，说：“大老爷让你做官，可没说让你靠薪水生活。你手下不有那么多管带之职么？我告诉你，如今想作管带的人可海了去了。你那榆木脑袋就不能开开窍？”杨某一听，大彻大悟，回营，便将现有管带全部开革，所有空缺职位“竞标”上岗。不幾天工夫，不但收回成本，还净赚三千。 行贿买官如杨某者甚多，瀚章都让他们“未尝有亏耗”，由此获得“取之有道”的美誉。瀚章又能将心比心，任官三十年，从未以“贪酷”参劾过任何人，人送外号“官界佛子”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亚父山河，永永崽坐 诗人洪秀全 刘邦脱口而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吾国诗史便多了一种体裁，曰：帝王体。黄巢落第，志气不衰，写道：“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後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脍炙人口，与刘邦大作前後辉映。洪秀全考试落第于先，造反成功于後，一身兼具枭雄、帝王的遭遇，其诗歌创作更是超乎二者，极为可观。 二十五岁那年，洪秀全去广州参加乡试。到得考场门外，碰到一个留长髪穿道袍老者，捧着一部没有书名的书，“见赠”——用法依余秋雨先生例——给他，并说：“功名二字，尔应大受，切勿忧，切勿病”。言罢，飘然而去。秀全一心考试，将此闲书塞在包袱内，不去管它。苦战数日，秀全还是落榜，根本记不得老者“切勿忧”的教诲，在归舟上“忧愤”交并，吟了一首绝句：“龙潜海角恐惊天，暂切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定坤乾”；说自己是潜龙在渊，并将乾坤写成“坤乾”，倒转了天地，这气魄可比黄巢那首杀尽百花来得大。不过，他到底是“忧”了，接下来大病一场自不在话下。这人一病，不免恍惚，一恍惚，不免胡言乱语；秀全病了幾日，自觉来日无多，乃召集家人，宣布遗言： 秀全必不久于人世，有负父母兄长教育大恩矣。秀全这两日魂游天堂，在那金砖金瓦、辉煌无比之地，被天使们换洗了衷肠五内，有一老妇叮嘱我“不要与众人顽弄，致污己身”，又见到一位金须黑袍高大老人，赠我一剑一印，垂泪对我说道：“召尔来此，令尔知：天下人尽是我生我教，尽是食我食、衣我衣，即眼所见、耳所闻，都是我造的；卒无一人知恩谢恩，反将我所造的物认作木石偶像之恩！世人何无本心，一至于此？尔切勿效之！”言毕，老人便教我上路。我晓得，这一上路，便再无回头，必不生矣！ 讲完遗言，秀全号啕大哭，晕了过去。数刻後，秀全稍稍恢复了知觉，半梦半醒间，却看到一龙一虎一雄鸡来至床前礼拜，陡然精神大振，猛一翻身，危坐床头。这么不发一语坐了幾个时辰，天渐放亮，窗外鸟语喧哗，秀全突然开口，又念了一首诗：“鸟向晓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身照金乌灾尽消，龙虎将军都辅佐！”原来，前此礼拜床前的三头动物（龙虎鸡）竟是诗料。吟毕，“东窗红日射入御床，遂一身麻木，毛骨悚然，昨夜卧不能起之病，亦不知消归何处矣”。 大病一场，起死回生，不仅诗歌创作水平有所提高，洪秀全的性情、面目也迥然大变。以前的洪秀全，恃才傲物，颇有些“才子气”——照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有点痞里痞气——病愈的他，却成了一个“默然静思，行止肃然”的君子。不过一个月时间，他便干净利索戒掉了“烟花酒僻”等一切不良嗜好——当然，待得作了天王，他还是不能忘怀于穿肠毒药（酒）和刮骨钢刀（色）；或许，这是做大事者乐于采用的变本加厉的“远期投资策略”？近代史家罗尔纲先生倒是有个特别的见解，他说，秀全这次洗心革面，真正的原因是他得了精神病。但是，我们拿不到秀全的病历资料，只好借鉴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的心法，在百年以後，对秀全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试着作一次实习的“蒙古大夫”。 自病中做了一首“鸟（向晓兮）”诗，隔了四十多天，他又写了一首：“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此诗在“伟人体”中属于正宗：首联，讲替天行道；第二联，说志向远大；第三联，以龙自喻；末联，则是庄严宣告：我来了！作为常人，我们不难明白这首诗的意思，但要让我们相信这首诗的内容全都会实现，似乎有点难度；此诗作者若是我们身边某人，彼且喁喁不休，亟欲我们信以为真，进而对之顶礼膜拜并矢志追随，我们将何何反应？窃以为，十之有九，会要白眼一翻，啐一口，说：“精神病！”剩下那一个，稍有人文关怀，必将自掏腰包为这个朋友挂号于对口医院去也。这么说来，秀全确实有病。可是，不幾年工夫，秀全便在南京作了天王，太平军西征北伐，搅动了大半个中国。上千万人口，每日跟着秀全念念有词：“爷（耶和华）哥（基督）朕（己）幼（天王）坐天堂”，都接受了禁止男女同居（母子也不行！）的命令，个人财物全部上缴“圣库”……种种前无古人的宏伟措施，那首诗所表达的理想，都在秀全的号召下实现了。这么说来，秀全没病，我们有病？ 由此可见，“蒙古大夫”很难做，碰上秀全这样具有诗人气质的“患者”，很容易我们就糊涂起来，搞不清到底谁有病。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别给他瞧病了，赶紧脱下白大褂，老老实实“做番自己”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想考秀才的幼天王 天京天王府左殿内，养着一只青羽鹦鹉，住在银质笼中，每见幼天王过身，便振羽高唱：“亚父山河，永永崽坐！永永阔阔扶崽坐！”只是，“亚父”洪秀全的残山剩水，幼天王没“坐”多久（不过半年），便都被清军收复，幼天王自己也被湘军捉住。太平天国覆亡，幾个“扑克牌”上的大头目都被捉住。其中，英王陈玉成、干王洪仁玕最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魄，杀身成仁，流芳後世；忠王李秀全写下洋洋数万言供状，中有露怯的文字（也有说这算“诈降”的），晚节不保，有愧于忠王的封号；而在审讯时痛陈今是昨非、亟欲洗心革面的，只有幼天王洪天贵福一人。 同其他俘虏一样，幼天王也写了一份供词，开头是自我介绍：“现年十六岁，老天王是我父亲，他有八十八个母后（啧啧，咸丰只有十八个妃嫔，比天王差远了），九岁时就给了我四个妻子，就不准我与母亲姊妹见面（此即洪秀全推行的‘严别男女、整肃後宫’政策）”。可见，幼天王尽管有丰富的物质享受，但对母子、姊弟间的亲情感受不深，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洪秀全自宗奉“上帝教”後，便禁止军民阅读儒家书籍（称为“妖书”），幼天王却不爱那些宗教书，而从书库里偷出《史记》之类的书，私下里看得津津有味。小孩子的成长史，幾乎就是一部对长辈的各项禁令的反抗史，贾宝玉偷看《西厢记》，幼天王偷看《史记》，看的书不一样，其标示的意义却差不多。但是，贾宝玉从“”里学会了不少恋爱的花招，幼天王却没有从儒书中学到“士可杀不可辱”的骨气；讲完逃亡、被俘的经过，他笔头一转，写道：“那打江山的事都是老天王做的，与我无干。就是我登极後，也都是干王、忠王他们做的。广东地方不好，我也不愿回去了，我只愿跟唐老爷（唐家桐，抓获幼天王的军官）到湖南读书，想进秀才的”。末了，他还赋诗三首表明心迹，其一云：“如今我不做长毛，一心一德辅清朝。清朝皇帝万万岁，乱臣贼子总难跑”。 蜀後主刘禅一句“此间乐，不思蜀”，被後人责骂千馀年；幼天王如此表态，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刘禅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幼天王只是十六岁的花季少年，对他责备求全，是否过于苛刻？随後，幼天王被“寸磔”，并未如刘禅那样安享馀生，他的哀求只让他显得更加可怜，而非可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湘军逼我作烈女 有用之学 湘军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民间起兵，一是书生带兵。郁达夫最喜欢的诗人黄仲则诗云：“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湖南湘乡的老书生罗泽南却用行动证伪了这句话，并赢得生前身後的“青眼”。 “无湘不成军”一语在今日已成套话，其实，这句话由“无湘乡，不成军”衍变而来。而“湘乡”二字当日也不是用来指称曾湘乡（国藩），而说的是以罗泽南为首组织起来的湘乡团练。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抗日期间任教于兰田国立师范学院（湖南涟源），撰《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就直接说“无泽南，无湘军”。由此可知罗泽南在湘军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泽南少时，家境十分贫困，父亲不事生产，母亲多病体弱，全靠伯父接济。伯父也不宽裕，实在没办法过日子了，就到当铺应急，伯父一件布袍来来回回竟曾当走过七次！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泽南的性情却甚平和。十一岁那年，根据家门左边是药店、右边是染坊的地理特征，他写了副门联：“生活万家人命，染成五色文章”；寥寥十二个字，泽南的安贫乐道，醇和忠厚跃然纸上。只是，更大的考验在後头。从十九岁起，十年之内，他的母亲、大哥、大嫂、伯父以及三个儿子先後逝世，妻子也因伤心过度而哭瞎了眼睛；人伦惨变，令人难以承受。当此艰难时世，泽南益发表露了硬汉本色，他“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 这种身无分文、心怀天下的精神状态，泽南保持了十五年。咸丰二年，太平军自广西北上，势如破竹，杀到长沙城下，湘乡人开始组织团练；修炼了十五年的泽南终于有了试验“所学深浅”的机会。他带领弟子们训练乡民，“以宋儒理学治兵”：白天打仗，夜里讲学，上马杀敌，下马读书。军队这种机构，极易流于“以义为利”（拿命换钱）的庸俗化，而导致最终的失败，只有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到位的军队才有可能在艰苦环境中崛起，并保持百折不挠的韧劲；湘军初起，宋儒的坚忍刻厉之学，就起到了很好的政治教育效果。 起兵後，泽南率军转战于湘、鄂、赣三省，历经大小数十战，时称名将。咸丰五年三月，泽南在湖北洪山作战，右额中弹，继续指挥作战七日，终于不治。临死前，他给前去探问的胡林翼留下十二个字的绝笔：“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两位慈悲名将 湘军初兴，统帅、裨将都是书生，若无行伍出身的塔齐布筚路蓝缕，奋勇当先，日後“书生带兵”的佳话能否兑现，实未易知。塔齐布统军，有个特点：“临阵，好匹马冲锋，尤好单骑薄贼垒觇虚实”。每出阵，塔齐布背负火枪一杆，腰悬佩刀二把，左手持套马竿，右手挥长矛，纵马疾进，“不令士卒出己前”。战前，须侦察敌情、地势，塔齐布便衣独骑，或登山，或渡水，务求取得翔尽的第一手资料，以为作战参考。待被敌军察觉，他已一骑绝尘，追之莫急，“贼中惊以为神”。这种超近距侦察方式非常危险——今日各国大力发展无人侦察飞行器，亦即此理——而塔齐布从未失手，不由得後人慨叹：“濒危得免，有天幸”焉。塔齐布殁後，曾国藩因属下情报工作不得力，亦屡屡感叹：塔齐布此种才能绝无仅有，当代一人而已。自咸丰三年至五年，正以塔齐布的亲身表率、大力护持，自曾国藩而下的读书人、农家子才能有效整合、不断成熟，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 军人以战胜攻克为目的——至于以“吊民伐罪”、“自由解放”或其他名义发动战争，其孰是孰非，自由政治家负责，非军人所思虑矣——杀人只是手段，故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能不杀人，善莫大焉）；纯乎以杀为乐、嗜血成性者，那是屠夫，不配称为军人。咸丰四年八月，湘军猛攻武昌，太平军禁不住湘军围攻，弃城而逃；塔齐布伏兵东北门外，予以迎头猛击。突围之师被困于“沙湖塘角间”，无处可逃，“争赴水，填尸幾满”。太平军编制中，有称“童子军”者——由十馀岁少年组成，陈玉成即出身于此——此时，便有数百童子军“幼孩”争先恐後赴水逃命，淹毙甚众。塔齐布在血海骨山之中目睹惨状，号啕大哭，立即下令拯救，最终捞上二百多名。太平军馀众见“辫妖”亦非丧尽天良，犹有恻隐不忍之心，“因而乞命”，塔齐布再度传令拯救，又捞上七百多人。 塔齐布的辞典中，自无“人文关怀”一类词语，对翻云覆雨、今是昨非的“民族英雄”之定义亦当不甚了了。他怀抱一种朴素的人类情感，只知道“忠心报国”（他的左臂刻此四字）之馀，儿童少年多属无辜，即使敌人也不应滥杀（且可施救）。此种情怀，或可称为“慈悲”；太平军中亦有一位名将，与塔齐布同此慈悲，斯人即忠王李秀成。 咸丰十年春，李秀成率军击溃围困南京的江南、江北两大营，为死不挪窝的洪秀全第六次解除了“京围”。江南大营统帅张国樑，“骁勇无敌，江南恃为长城”，此役战死于乱军之中，尸骨都无觅处；亏了李秀成，在丹阳南门护城河里找到他的尸体，以礼葬之，一代名将才入土为安。李秀成回忆此事，说：“两囯交兵，各扶其主，生与其为敌，死不与其为仇，此是恤英雄之心”。 嗣後，李秀成攻克苏州和常州。入城後，“苏民蛮恶，不服抚恤”，镇日在城内搞“恐怖行动”。部将怕局面失控，建议屠城，秀成不许，毅然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去安抚居民。他亲率数只小艇，深入乡镇，苦口婆心劝民众放弃无谓的抵抗。乡民却手执器械，将他围住，“随往文武人人失色”，秀成已立志“舍死一命来抚苏民”，故不许下属动手，只是继续劝解。终于以诚动人，“各方息手，将器械收”。用这个办法，七天之内，“以近及远，县县皆从，不战自抚”。以故，苏、常虽被战火，百姓却免遭荼毒。 其後，秀成挥师围杭州。总攻之前，他便开展思想工作：不分军民，不论满汉，“肯降者即可”不杀。前此，太平军于克城後，对“满妖”甚为仇恨，杀戮甚于汉人；这次，为了“和平解放”，秀成特向洪秀全申请投降满人亦得免死的“御照”。御照批准，自南京颁至杭州，需二十馀日；御照尚在途中，秀成已攻入杭州，他为遵守诺言，特令暂停对内城——满人皆居于此——的攻击。杭州将军瑞昌，是当日在杭满人的首领，却不信“髪妖”的承诺，拒不投降，且乘太平军停攻，遣洋枪队偷袭军营，打死一千多人。秀成无奈，只得进攻。满洲兵本无战斗力，一击即溃，瑞昌死，连带其他满洲人，亦大半死伤。秀成入城後，亦未因满人顽抗而屠城，且以德报怨，将瑞昌的一副焦骨棺殓妥葬。他并发布公告，安抚城众，云：“尔逢尔主之命镇守杭城，我丰我主之命来取，各扶其主，尔我不得不由。言和成事，免伤男女大小性命之意。愿给舟只，尔有金银，并而带去；如无，愿给资助，送到镇江为止”。秀成之攻占，有礼有利有节，不仅不滥杀，且准许老百姓自定去留，欲走而无旅费者，甚而提供资助。以愚所见，咸、同间战争持续约二十年，交战双方数十支军队，惟有秀成之军，真不愧为堂堂正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躲不开的炮弹 湘军最终成功，水师功不可没。水师作战，除了注意风向和江水流向，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防御炮火。攻击船只的炮火来源有二，一是敌方船舰，一是江岸炮台。每当进攻江面要塞，水师船只便须应付来自前方和左右两侧的炮火，如何防御这种“交叉火力”，是水师统帅彭玉麟久思不得其解的大难题。湘军的营制、阵法大都脱胎于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彭玉麟也到这部书里找答案。戚氏书中提供了两件宝贝，一个叫做“罟网”，即用十幾层渔网悬挂于舰船左右两面，以备轻度炮火；一个叫做“刚柔牌”，以湖棉和头髪搓揉成团，压成板状，外蒙漆牛皮。彭玉麟依法制作，并实战演习，结果令人沮丧：“炮子一过即穿”。国防科技日新月异，西式重炮大量流入中国，老办法行不通了。 技术引进不可行，只有自行研制。在彭玉麟的亲自指导下，湘军科研人员作了大量试验：打湿的棉被；生牛皮加藤牌；用编竹、牛皮、湿棉被、头髪压缩成盾牌；等等。花样百出，结果依然是“炮子一过即穿，不能御也”。当时，大炼钢铁的洋务运动尚未展开，从技术上来说，彭玉麟已经山穷水尽。可是，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的关卡一日不破，湘军恢复东南的理想就一日不能实现，怎么办呢？只好硬上。彭玉麟与水师将领闭门开会，想出这么一招：弃用各种舰船防护措施，“以血肉之躯，植立船头，可避则避之，不可避者听之”。 湖口一战，就采用了这种“新战法”。据载，当日彭玉麟亲率水师幾百艘艇列阵冲锋，众将士遵令“植立船头”，其时，太平军船炮、岸炮齐发，湘军水勇“出其矫捷之身手，与敏锐之眼光”，能躲则躲，不可躲则成仁，勇往直前，视死如归。太平军一看傻了眼，赶紧疯狂发炮，无奈那时的炮火攻击有其局限，霰弹不多，频率不快，并不能真正织成一张无法逾越的交叉火力网；因此，湘军死伤虽众，到底还是有百十艘突破防线，杀到太平军水师跟前。两军水师面对面交战，湘军的装备、经验极具优势，故一举击溃太平军，夺下湖口。 自今日看来，这种战法太过残忍，缺少人文关怀。但是，不这么干，湘军就控制不了长江；控制不了长江，就围不住南京；围不住南京，历史就得改写。过程与结果，何者更重要，历来是两难之局；彭玉麟斯人已矣，这些思考都留给後人，後人找得到正解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报应 程学启，安徽桐城人，原是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麾下猛将，咸丰十年，被派往安庆帮助叶芸来守城。他受命在城墙外修筑堡垒，充当第一道防线。当日攻城者是曾国荃、曾贞幹两兄弟，枪炮地道各种战法，轮番猛攻，深处最前线的学启实在有点吃不消；兼之他与叶芸来的关系不咋的，每日孤悬城外，军火粮草各类接应也时常失误，憋了一肚子气。内气不顺，外压严重，这人的心思就不太好掌握，果然，明年二月，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他便率领一干人马，跳槽到了湘军。不过，降人历来难做，曾氏兄弟对他只是半疑半信，并不敢托付太多。湘军当日在安庆城外挖了一道长濠，曾国荃命令学启带队驻扎在城、濠之间，湘军大部则在濠外驻扎，声言没有统帅手令，学启不得退扎濠外。湘军这边且备炮数门，瞄准学启之部，一旦违令後退，就炸他个血肉横飞。隔在太平军和湘军之间的程学启，恰如八戒照镜——里外不是人。 一番血战後，安庆告破，学启挺过了这段艰难岁月。但是，不被信任的阴影并未与硝烟俱散，因此，李鸿章受命赴援江苏并创立淮军，学启毫不犹豫选择了跟这位安徽老乡去闯天下，对湘军并无半点留恋。抵苏一年内，学启率开字营一千人进攻退守、所向克捷，并成功整合西洋（戈登常胜军）与本土（淮军）资源，摸索出一套土洋结合的犀利战法，打得太平军节节败退。同治二年秋，他与戈登联手围攻苏州，水陆并用，长（西洋炮）短（单兵搏杀）结合，步步逼近。城内士气低迷，便隐然有了和平解放的意思，经过秘密谈判，以郜云官为首一干不肖将领谋杀了主帅，献城投降。故事讲到这，若能戛然而止，未尝不是皆大欢喜的团圆局面，哪晓得受降当日，学启却将降将们杀个干干净净，不仅引发一场外交风波，且埋下“杀降不祥”的伏笔。英国人戈登是这次交易的保人，闻知降将尽诛，勃然大怒，拎着手枪便要与鸿章决斗，与学启“开仗”。在沪西方舆论也是骂声一片，并闹到北京总署，称须严惩涉案人员。幸亏鸿章是洋务先锋、公关高手，立即启动危机公关，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平息了这场风波。但是，对学启来说，却逃不掉，次年三月，他在一次战役中头部中炮，脑浆迸裂而死。 据说，汉代名将李广因为杀降，终身不得封侯。学启则以降人之身杀降人，情节更为恶劣，中炮而死也算是不爽吧。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少年杀人事件 在以美国内战为背景的电影《冷山》中，与英雄（裘德?洛）美人（妮科?基曼）为敌的一伙人，叫做民兵（homeguard）。美国南方“叛军”于战时设立民兵组织的初衷，乃是希望民兵协助正规军队保卫乡土，兼且维护战争时期的地方治安。然而，大多数民兵的实际作为，却如影片所述：鱼肉乡民，掳掠奸淫，无所不用其极，比敌军还可怕、可恨。咸丰、同治间，各省为抵抗太平军和捻军，也组织了许多类似的团体，一般称为“团练”，其上者固能不辱使命，甚且超水平发挥，一变而为正规军，如湘军和淮军。其不肖者则与美国民兵隔海呼应，地痞恶绅们纷纷出动，充任团总、练总，带领一帮乡里“莠民”，欺压良顺，无恶不作，刘铭传家乡安徽肥西一带的团练，就是这种“劣团”的典型。 某日，当地团总传唤铭传之父刘惠到团部，踞坐马上，责问老汉近期“军需供应”工作为何屡屡延误。刘家世代都是普通农户，自开办乡团後，家中钱谷已被折腾一空，实在没有办法继续供办；老汉据实禀告，并请求捐免。团总大怒，扬鞭立马，当众将老汉骂了个狗血淋头，并严厉警告：若再延误，老不死的你可得小心着你的老命。老汉回家，且羞且惧，全家人面面相觑，一筹莫展。适逢铭传自外归来，了解状况後，振臂而起，对众人说了句：我还不信就没天道王法了，我要跟他死磕！话音未落，十八岁的铭传已经纵身出门，直奔团部所在地，要找那无良团总单挑。 小伙子怒冲冲找到团总，下了战书。团总仰天大笑：哈哈哈，你小子有种！来来来，我的佩刀给你，真有种你就砍了我罢。团总身边，练勇簇拥，剑戟森严，他料想这个少年慑于形势，必然不敢接刀；孰知铭传眼明手快，不转瞬间，已握刀在手，再一转瞬，则刀起头落。随後，左手提着首级，右手挥动钢刀，铭传跃身上马，面对呆若木鸡的观众发表演讲：某团总为害乡里，兄弟我已替天行道，为民除害。从今往後，就由兄弟我带领大伙儿办团练，愿意跟我干的站左边，不愿意的站右边，啥也不干的站中间。演讲毕，全场肃然。幾分钟後，掌声雷动，数百人争先恐後站到左边。自此，不管是抵抗太平军、捻军，还是与其他民团进行械斗，铭传率领的这支民间武装都能所向克捷，成为安徽境内知名的劲旅。後来，铭传带着这支队伍投奔李鸿章，更成为淮军中的第一王牌军。 七年後，铭传投到李鸿章麾下，南征北伐，战功赫赫，其所统领的“铭军”，遂成为淮军乃至天下的第一劲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含冤的铜盘 同治三年初夏，刘铭传攻克常州。入城後，生擒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磔”（肢解）之，并入驻护王府。一日夜深，铭传未睡，闻得窗外丁当有声，如剑佩相击，乃掏出手枪，出外察看。下到庭院，除亲兵拥枪肃立外，别无人迹，而丁当之声不绝，不觉纳闷。循声追踪，发现丁当之声来自马槽，近前一瞧，却是马儿吃草，笼头铁环和槽沿碰撞发出声音。铭传心细，知道铁环、石槽相碰，发声不应如此清脆，其中定有蹊跷。便仔细观察这具马槽：其色，则黝黑污秽；以手叩槽，其声却“清越以幽”，如作铜鸣。铭传大奇，嘱咐亲兵将马槽擦洗干净，明日抬来见本大帅。 这具“马槽”，公元前815年铸成，学名为“虢季子白盘”，今日宝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铭传当日只知这件宝贝多多少少有些来历，具体怎么回事还搞不大明白。第二年，读了学者吴云的一篇论文，才知道：这个铜盘于道光年间在陕西宝鸡出土，被常州人徐燮钧购得，运回常州；太平军占领常州後，铜盘为陈坤书霸占，称镇宅之宝。淮军克复常州，打进王府，财宝妇人被士兵们哄抢一光，剩下这个幾百斤重的铜器，无人识货，遂作了马槽。铜盘来历搞清後，铭传心中狂喜，赶紧运回安徽老家妥密收藏。七年後，捻军被淮军消灭，铭传功成身退，隐居安徽大潜山，在山中建起一间“盘亭”，专门用来供奉这座铜盘。 故将军只拟在青山绿水间与此盘偕老，隐居期间，却闹了一出风波，铜盘幾乎不保。文物发烧友翁同龢听闻一介武夫刘铭传侥幸得了这么一件宝贝，牙根不觉发痒，乃托人示意，说要巨资收购。只是，世间并无缺钱的淮军将领，何况人称第一名将的刘铭传？因此，翁的提议被否决。不甘心，同龢又出一招，说欲与刘家结个儿女亲家，预备日後见机而动，玩儿阴的。名将当然洞烛机先，这条建议又被否决。明里暗里，路都堵死了，同龢索性耍泼，跑到西太後跟前说这个盘子是国宝，不该让刘家私藏，得运到京城里纳归国库。不让我玩儿，我让你也玩不成，此招够损；铭传不免恐慌，赶紧找到李鸿章，让他给调停。彼时鸿章还算有幾分薄面，一封奏折上去，朝廷也就顺水推舟，说铭传战功赫赫，这个盘子就当作军功章赏与他罢。 後来，有史学家分析光绪年间主和、主战两派龃龉的原因，说这个盘子也要付点责任；因为主战派的领袖正是翁同龢，而主和或曰缓战派的後台则是李鸿章，铭传则是鸿章手下的第一员大将。盘子就这样被冤上了，真是无辜。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将军刀下风流鬼 沈从文介绍他的故乡，如此写道：“一个好事的人，若从百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寻找，一定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镇筸’的小点”；镇筸，即今日著名旅游胜地——凤凰。咸、同间，湘军中有四位出身镇筸、後任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的名将，沈从文的爷爷沈宏富即是其中之一；若论战功之烜、官阶之高、名气之大，则宏富的战友田兴恕当为四人之冠。 兴恕幼年，本是要“从文”的，无奈应童子试成绩级差，并被学官摁在地上狠狠打了顿屁股，乃“愤而投军”。十六岁那年，兴恕便与五百镇筸兵一道来到省城，当太平军以地雷轰塌城墙、蜂拥而上之时，五百壮士挺身而出，浴血死战，将敌军挡在城外。兴恕表现尤为突出，受到巡抚骆秉章的大力表彰。二十岁，兴恕便独领一军转战江西，与太平军名将石达开周旋，以寡临众，胜多负少，四年後即升为总兵。咸丰九年，石达开自江西来攻湖南，兴恕率四千五百人回援，甫至邵阳，便被十万敌军围住。苦战八十日，未能突围，即将弹尽粮绝，于是，兴恕于营中精选五百人，号称“死勇”，与敌军决一死战；适逢自湖北赶来的援军从围外杀入，遂里应外合冲出包围，并大创敌军，石达开不得不“遁入广西”。此役後，兴恕奉命赴援贵州，战绩优异，升任提督，并兼署巡抚；一省文武大权集于一身，这年，他才二十五岁。年少官高，固然荣耀；但是，阅历嫌少，涵养稍欠，以致“予夺任意”，闯下大祸。同治元年，法国人文乃尔入黔传教，兴恕“恶其倔强”，不请示朝廷，将其就地正法，由此引发严重的外交危机。随後，他被革职，并发配新疆，途中经左宗棠奏留，他留在甘肃效力，又打了八年内战。自离乡从戎，至此他已在外征战二十年。所经之地，多为瘴疠之乡、苦寒之区，所对之敌，不是百战名将，便是苗、回劲卒；最终，勋章满胸，创痕遍体。不久，他便因伤逝世，终年四十一岁。 兴恕杀敌无数，不在话下，他还手刃过一位战友，则事甚蹊跷。兴恕“眉目英武”，是美男子；一日与副将某饮酒，彼人乘着醉意，越桌牵住兴恕之手，“语多狎邪”，竟要非礼他，兴恕大怒，拔出副官佩刀，“即席上杀之”。倘有好事者欲编龙阳佚事一类书，切勿落下这位“将军刀下死，做鬼也风流”的副官。 不得好死的更生和尚 军人须具死志；死志，即置之死地而後生之志。军人若死，只有两种方式：一死于敌，一死于法；法，即军法。除此之外，军人别无死法，否则，就不称其为军人。是故，无论古代现代、东方西方，不幸作了战俘，总是一种莫可解脱的尴尬，所谓生不如死。更可悲的是：未死于敌，侥幸逃生，回来後却被正法；既得不到烈士的美誉，也享受不了战俘的苟活，堪称不得好死。 李金旸，绰号“冲天炮”，以勇悍绝伦著名于时，是咸丰末期湘军中数得着的虎将。咸丰十一年春，他在赣东战败，率领残部易服改容，历尽艰险逃回南昌。自人文关怀的角度评价，此行是胜利大逃亡；以“武健严酷”（曾国藩早年处理盗案即以此为准绳）之心审判，此行先已“陷贼”，後则不无“通敌”的嫌疑。当然，现在的曾国藩，办事已非早年鹰迅虎猛的风格，并不愿对部下刻意吹求。只是，李金旸的部下张光照却到江西巡抚毓科那儿告了一状，说李金旸在逃亡过程中实有“通贼”情事。毓科不敢自行处置，将原、被告一并解送湘军大营，交由曾国藩裁定。两造对质後，曾国藩极力为李金旸辨冤，反而追究张光照“诬告统领上司”的责任，并将其就地正法。李金旸盛赞“中堂明鉴万里”，毫髪无欺，“感激至于泣下”。哪知道，次日中军传来军令：“李金旸虽非通贼；既打败仗，亦有应得之罪。著以军法从事”；不容分辩，随令而来的亲兵营哨官曹仁美当即将李金旸绑至大营东门外斩首。 先一日，听闻张光照被治罪，营中人士皆佩服曾国藩的“察察而明”。过一天，竟将李金旸砍了头，大家“无不骇怪”。有那和曾国藩关系密切的幕客忍不住要向他质询：“点解？”曾国藩从容回答：“李金旸确实是个人材。左季高（宗棠）平生不轻许可，也称其材可大用；可见一斑。不过，这人哪，越是块材料，就越要考虑‘若不能用，不如除之’这个问题。李金旸通贼，决非张光照一人之谣言，江西省内也是众口纷纭。鄙人既出人意料杀了张光照，不再杀了李金旸，又怎能‘稍顺人心’？”闻者心头一凛，诺诺而退。 不过，负责行刑的曹仁美曾被李金旸救过一命；当日行刑，便做了手脚，未将李金旸一刀斩死。黄昏时，李氏“扬帆而去，不知所之”。後来传言李金旸削髪为僧，法号“更生”，其妻其妾也都作了尼姑。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苟活”是民权，不是官权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李秀成攻杭州，十门合围，粮断信绝，浙江巡抚王有龄惶恐无计，坐以待死。有龄虽立志自杀，而挂念百姓，恐其遭“髪妖”滥杀，尝与师爷商议：我写信给伪忠王，求他高抬贵手，放过一城百姓如何？师爷云：这封信可不好写。信中上款如何称呼，便费周章。称得不好（若“贼”若“伪”字样），他必发怒，怒则一通狂杀；称得太好（如“王”如“帅”字样），回头皇上还要误会您投降了他。有龄一想，这封信确实写不得，乃“捶心而叹”：算了，信不写了。杭城定不能守，我就坐在这儿，等他入城，看一眼他是何等人物，当面请他赦免了百姓，我再自杀罢。师爷再摇摇头，说道：此计亦不可行！此人若来，是万不会让你死掉的。因此，太平军攻破杭州，王有龄不待与秀成打招呼便自缢了。秀成早已耳闻王有龄的事迹，有惺惺相惜之意，入城後即“冲到王有龄衙内，寻取此人”，终在抚署後花园找到他的尸体。秀成叹息之馀，令人整治棺椁，并在王氏亲兵营中点派五百人，给他们十五条船、三千两银子，嘱托他们将忠臣骸骨送回家乡安葬。 当时，布政使林福祥、总兵米兴朝也在杭州。二人不能战守，略似王有龄，而无王氏从容自尽、一死了之的勇气。秀成入城後将抚署改造为“集贤馆”，二人便在馆中住下，常与“贼酋”秉烛长谈，诸凡一己身世、“两国”大局，皆推心置腹，无所不及。十幾天後，二人“告辞”，秀成各赠三百两银子，他们“愧不敢当”，各领百两而去。临行赠言，曰：“今世不能为友补报，来世不忘”。二人离杭奔沪，凭着秀成手谕，途中一路平安。到了上海，他们竟捏造事实，将自己描述成“孤胆英雄”：“城破後，率众巷战”，後退驻内城“随同将军力战”，内城又破，乃“血战冲出”杭州，取道桐乡、嘉善（其地皆为太平军势力范围），历险而归。只是，他们被秀成优待的事迹早已传到上海，官方略作调查，便查明二人“通敌”的详情。不久，二人即被押赴左宗棠军营，以军法“从事”。 官，古称“牧民”，今谓“公仆”；辞气尊卑不同，意思却差不多：官比民多一点权力，也要比民多负一点责任——哪怕这点责任有时得用生命承担。“苟活”是小民的正当权利，命官则要负“守土之责”。林、米身为命官，却奢图“苟活”，当然错了。故曰：杀得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地道战的攻防与墨子 歌云：“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唱的是，在那广袤的华北平原下，千千万万“庄稼汉”埋伏于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地道中，声东击西，神出鬼没，令来犯之敌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鄙人幼时每闻此曲，则心潮澎湃，不能自已，恨不得立即挖出幾个地洞，将平日欺负我的幾位小友诱入洞中，痛击一番。只可惜身单力薄，毫无掘地之力，徒呼恨恨而已。年岁渐长，细思：地道战实非易事，但靠人力和简单机械，开掘规模如彼之巨、结构如彼之巧的隧道工程，简直是世间无两的人类奇迹。此盖证实了一条真理：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也。 湘军与太平军对战十馀年，也发生过很多次地道战，不过，双方没用地道打游击，而是用来攻城与守城。太平军永安突围後，挥师北上，连克道州、桂阳州和郴州，直往长沙方向杀去。攻克郴州时，有两万多“革命群众”加入大军，其中，有一千多位采煤的矿工。地道攻城，必须遵守流程：方案设计，隧道开掘，土方运输，炸药填装，引爆；适合做这些工作的，莫过于矿工。因此，郴州的矿工兄弟不啻“天父天兄”送给洪秀全的绝佳礼品。 但是，第一次地道战却不太成功。郴州矿工的工作做得十分到位，他们在长沙南门开了数条地道，四次轰塌城墙，最猛的一次：“城崩八丈（约合25.6米）”；可惜抢攻队员跟进不及时，被守军——此时非湘军，乃绿营军——用木头石块堵住缺口，没能攻破。太平军因地道未能奏效，自南边来援的清军又越来越多，乃决定放弃长沙，继续北上。太平军离开长沙，本拟经常德入湖北，夺得荆州、襄阳後，去河南开封建都。不料在益阳“捡”得五千船只，乃中途变计，顺流直下，攻取岳阳；在岳阳又“捡”到吴三桂留下的炮械军火，遂渡洞庭、越长江，往攻武昌。这一回，太平军汲取在长沙攻城的经验，工程兵和突击队衔接更紧密，一举用地道攻破了武昌，旋即顺江东下，又用地道攻下了南京。此後，庐州、吉安、杭州、义宁等城，太平军皆以地道攻之，每攻必克。 局面令人沮丧：敌军围城後，从容挖地道、填炸药、燃引线，城墙应声轰塌，敌军一拥而上，城破人亡。时人不禁哀叹：明知“贼”用此技，我军却无法防守，只好坐以待毙，“乌虖！岂劫数不可回欤？抑人谋未淑欤！”难道，地道还真就没法破了？ 咸丰八年七月，李元度率七百人防守玉山，被两万太平军围住。其初，围军累土作炮台，“平击城上”，无奈城墙坚固，连攻两昼夜，其效不彰。二日後，围军停攻。元度登城，只听见自敌营传来嘈杂的“钲铙声”，边上有个老兵，大惊失色：“贼今穴地，用钲铙掩锄镬声耳！”原来，太平军在噪音掩护下，正施行屡试不爽的地道战。吉安、义宁前一阵就被地道攻破，元度眼见敌军故伎重施，却无法应对，不禁大恐。这一天在刺耳的钲铙声中度过，次日，元度渐能克服恐慌，静心思考破敌之术。苦思之际，探卒来报：地道已近城根。听到“城根”二字，元度的思路豁然贯通，振衣而起，传令：在对着敌军地道的这面城墙下，每隔二丈，挖一个宽三尺、深五尺的洞，洞体稍稍超出城根外。此段城墙长约百丈，则一共挖五十个洞。不到半日，洞成。元度又下令：每队（十人）负责看守一洞。一人手执短兵，“昼夜蹲伏其中”，须“饮食溲溺”，则派人接班，其馀九人在洞口接应。 元度急中生智想出这个办法，还真管用。太平军的地道，一定得挖到城墙正下方，否则，炸药的威力会打折扣。为了填装更多炸药，尽量摧毁更长一段的城墙，则地道宽度当在十幾丈左右。那么，这条地道挖到城根，一定会与防军预先挖好的某个洞相通，而地道贯通之时，埋伏洞内的防军便可出其不意将敌方工程兵毙于刀下。事情发展，果如元度所料：“（地道）斜穿及洞，众跃起，立殪二贼”。旋又自洞穿处向地道灌水，于是，地道破。攻城计穷，而湘军援兵已在途中，太平军只得撤围。 防守成功，元度颇自得，致书胡林翼表功。林翼予以表扬，末云：然我军亦以地道攻城，武昌、九江，皆著成效。现今围攻安庆，地道战亦须开展；若“法为贼得，则吾术亦败矣。其秘之！”情急之下想出来的破地道法，竟成了最高军事机密，元度更加得意。战争期间，他不能说出这个秘密；战後，他专门写了篇文章，公布“学术成果”，自诩这是“于古未闻”的妙策。但是，元度说“于古未闻”，却是吹了牛皮。战国时期的墨翟便写过一篇《备穴》，详备论述守城者如何破地道。其中，就包括元度使用的方法——墨翟称为“凿穴迎之”；而另有一些招数，元度恐怕都未想到。 元度虽然“备穴”成功，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将破地道的专利权划归到墨翟先生名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湘军逼我作烈女 湘军逼我作烈女 同治三年九月十七日，湘乡关王桥一家旅店，发生一桩命案，死者为一女二男。三人死状：一男中毒死，一男被割喉，女则上吊死。这必定是桩谋杀案，可是，谁杀了谁？为什么杀？令人不解。正纷纭难理之际，离此不远的潭市，有个旅店老板来报案，说客房内发现幾张字纸，而房客正是一女二男。办案人展卷一看，上题十首绝句，并附序言。略谓： 此女姓黄名淑华，南京人，十七岁，父早卒。十二年前，南京被太平军攻克，黄家“陷入贼中”。然而，经过初期短暂的慌乱，黄家便恢复了正常生活：大哥、三哥“力于农圃，家赖以给”；二哥外出经商，时有接济；淑华则与弟弟一块在家中读书。此时南京虽是“伪都”，却秩序井然，小民黄氏一家的日子一如往常，并无大变。稍有影响之处，则是改用“天历”，废除“夏历”；此外每周须作礼拜，念一念“人知悔改，魂得升天”的赞美诗。一天只是一天，称初一或称十五，实无区别；赞美上帝或是祝福皇帝，对小民来说，也没什么区别。平平淡淡，十二年过去了。 今年六月，湘军克复南京，城头大王旗又换了回来。但是，本年的“王师”和那年的“髮匪”却大不相同。入城次日，幾个官兵来到黄家，声称“搜捕馀匪”，黄二哥上前辨称，不料，官兵竟手起刀落将其砍翻。旋将家财洗劫一空。临走，邵阳兵申某见淑华秀美，强“挈以出”。淑华的母亲、长嫂、弟弟跪下哀求，申某大喝：“从贼者，杀无赦！主帅令也。”遂一并杀死。当此惨变，淑华“悲痛哭詈，求速死”。申某却换了笑脸说：“余汝爱，不汝杀也！”原来，他要将淑华带回老家做老婆。不久，申某退伍，与战友扶某一块押送“新媳妇”回乡。长江舟中，淑华曾拟投水自尽，而转念一想：己身连累家人枉死，不思报仇，徒死何益？乃强颜欢笑，伺机下手。途中，淑华“逼处于二壮夫之侧，杀之实难”，直到舍舟登陆，入住客栈，才找着机会。前在潭市，她先写好诗文，预为他日昭雪之备；次日夜里，借机劝酒，毒杀二人，并在申某尸体上加一刀，用来标明“主凶”身份。 真相大白。後来，淑华的事迹被写入湘乡县的《烈女传》，并立了牌坊。湘军当日入城，有“弛禁三日”之令——在此期间，士兵“掠杀平民”并不追究。因此，淑华能作“烈女”，能获旌表，实在要感谢湘军。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救命稻草 咸丰初年，鲍超带着老婆自四川夔州逃难到湖南长沙，经骑兵雷脱皮介绍，谋得一分卖水的差事，每日自湘江担水运到军营，月薪四两银子，倒也稳妥安定。没多久，军队调防去广西，湘江之水陡然没了销路，鲍超无奈，只好进营做了长夫，收入暴跌，月入不过一两二钱。霉运还不算完，军队尚未至广西，在湘西道州就碰上太平军，一击即溃。数日後，鲍超逃到四十里桥，在桥孔内遇到同营某兵，谈到别後狼狈景况，不禁抱头痛哭。痛哭罢，愈觉前途渺茫：长沙不敢回，若回，必按逃兵例砍头；去找大部队吧，遍地又都是太平军，一不小心就丢了性命。思来想去，当此进退维艰之际，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一摸口袋，只鲍超尚有六钱银子在身边，便找个农家小店买来六斤酒、五斤牛肉、二斤米粉，借个陶罐，架起柴禾，在桥孔内生火做饭。酒菜摆好，开始吃，越吃越觉得这就像最後的晚餐，那哥们悲从中来，遂想到平生一道最爱吃的菜，对鲍超说：我喜欢吃鸡。鲍超摸摸口袋，说：那就吃。又去买了两只鸡烤熟吃了。说来也巧，刚一吃完，二人就被自後而来的哨长发现，带回军营。当晚，二人被派站墙子（值夜班）。 那哥们先前汲汲于作个饱死鬼，不免吃得太多、喝得太多，执勤不久便肚皮发胀、眼皮打架。憨厚的鲍超二话不说，催他去睡，自己一个人坐在营门边值班。这时，营外过来一个担稻草的老汉，边走边招呼：军爷，买稻草不？琢磨着坐久了屁股生疼，鲍超叫他过来，买了一束稻草。老汉收过钱，看他灰乎笼统、酒气熏天模样，便提醒一句：军爷若觉口干，稻草恰可解渴。鲍超未会得意，骂道：他妈的，忽悠我呢，牛才吃草嘛。孰知过一会还真觉得口干舌燥，姑且嚼根稻草试一试，说也怪，一嚼之後，真不那么渴了。闲坐无聊，遂大嚼特嚼，不单口不渴了，肚子也不胀了，待到清晨撤岗，垫坐的稻草幾乎被鲍超嚼光了。下班後，入棚睡觉，鲍超惊讶的发现，昨日与他一道畅饮狂吃的哥们竟然胀死在床上。不过，这种死法并不罕见，据说伟大的诗人杜甫也是这么死的：“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旧唐书》）。 後来，鲍超投入胡林翼、曾国藩麾下，南征北战，立功无数，成为继塔齐布、李续宾後的湘军第一名将。最後一根稻草可以压死一头骆驼，一束稻草却挽救了一位将军，这就是稻草的辩证法。 門字有没有钩 湘军一流名将中，最没文化的是鲍超，今天讲三个他因没文化闹出的笑话。 却说某日鲍超的霆军被围，情况紧急，文案受命给曾国藩写信求助。领导冒号写毕，迟迟没写到此致敬礼，鲍超不耐烦，一把将他扯开，抢过毛笔，在信纸正中写个“鲍”字，字外画个圈儿，圈外再添幾笔，形似箭头，瞄准“鲍”字。写毕，命亲兵去外边扯幾根鸡毛粘在信上，然後封缄寄出。国藩拆信大笑：春霆（鲍超字）来搬救兵也。当下安排救援，不表。 明代董其昌是大书法家，其作品在清代极受欢迎，价格极高。鲍超缴获了一架董氏手书的四面屏风，奉为镇宅之宝。他手下有个不肖的师爷，对这件宝贝动了觊觎之心，一日闲谈，说：大帅，这架屏风其实不甚珍贵。鲍超大奇：此话怎讲？师爷说：对大帅您这种有身份的人来说，家中悬挂书画，都应有名家亲笔题赠，否则就失了身份。但您看这架屏风，只有董其昌的签名，却没写上款，说赠与何人。您将它放在家里，不明不白，有何珍贵？师爷这套谬论，也就敢欺负鲍超，换个明白人，就要问他王羲之《兰亭序》没有上款为何也那么珍贵了。鲍超的回答，却比反问更妙，他说：原来如此。不过我有办法，来，你给我在上面补一个“春霆仁兄雅正”，这不就有了上款么？师爷一听，当场晕死。 没文化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学文化。鲍超既拜了著名文化人曾国藩做老师，学写字也就成了八小时以外的重要功课，曾国藩没工夫亲自教他，便派了一个老儒作他的书法老师。某次写到“門”字，鲍超写完左边，又完全对称的写了右边。老儒提醒他：右边差个钩儿。那晓得鲍超纯以审美眼光写字，在他看来，“門”字两边对称，那多美；加个钩儿，不免破坏了平衡。遂说：“門”那里有钩？依然不改。所谓教不严，师之惰，老儒乃继续督促：确实差个钩儿。鲍超听他一边聒噪，急了，当下扔了毛笔，揪住他的耳朵，拖到房门前，大喝：到底你看一看，这门那有钩儿？你倒给我找出个钩儿！这门确实没钩儿，老儒脸涨得通红，又羞又痛，却说不出一句话。陡然，灵光一现，老儒记得墙上挂有曾国藩手书对联内有个“門”字，赶紧指着对联说：将军你看，曾爵帅写“門”字也带钩儿！鲍超转头一看，没错，曾老师写字就带着钩儿。他倒是勇于改过，立即松了老儒的耳朵，拜倒在地，请求原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鲍膏旗”下的无间道 太平天国名将陈玉成与清军对战十馀年，曾说：官军名将堪为敌者，一鲍二李而已。二李谓李孟群、李续宾，一鲍，则是鲍超。 鲍超，字春霆，所部称“霆军”。霆军的军旗很有特色，上不绣字，只画三个黑丸，太平天国西征各军都记得这面旗子，称之为“鲍膏旗”；金鼓声中，每见“鲍膏旗”舞动，辄“惊骇涣散”，并逐渐形成条件反射：只要远远望见这面旗帜，便无心接战，逡巡退避。于是，清军中某些将领投机取巧，偷偷仿制“鲍膏旗”，以备危急。即如大名鼎鼎的左宗棠，在江西樟树镇被太平军狂攻，濒临崩溃，最後也顾不上“今亮”（左氏常自诩为当代诸葛亮）的声誉，祭出“鲍膏旗”，方得以吓退敌军。 “鲍膏旗”怎会有如许威力？ 鲍超与湘军中大多数识文断字的书生不一样，没研究过“南塘兵法”（戚继光），也不讲“舆地之学”，更不会使用各种手腕笼络人心，但是，他自有一套从出生入死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战争哲学。譬如，身先士卒四个字，那个将领都会讲，但在军营中贯彻执行，谁也没有鲍超做得好。他在营中训话，常说：军官自己贪生怕死，却借口严明军纪，常以强兵督战，而命弱卒、新兵冲锋，待他们做了炮灰，再视局面如何以定进退。都这么搞的话，那还要军官干什么？为破除这种陋习，他在军中强制施行这样的战法：每逢出战，自哨长（统带百人）以下，各级军官俱须穿戴与其身份相应的官帽、补服，并在队伍最前面率队冲锋；鲍超坐镇中军，以“泰西远镜”观察战况，各营长官分列左右，若发现某队（湘军基本建制，约十人为一队）退缩，则令立将哨长斩首，若某哨溃退，则将边上的营官斩首。于是，军官们“贪生怕死”依旧，但表现形式却迥异乎从前，而改为平时从严练兵，临阵则亲率精兵冲锋，以求置诸死地而後生。 若以今语阐释，鲍超这招可算极具实效的即时、互动的目标管理：即时——当场评估战术执行效果，并作处理；互动——士卒性命固由军官掌握，军官性命也系于士卒之手；目标——不战胜，则战死。由此，对霆军将士来说，战斗打响，他们就已踏上“向死而生”、不许掉头的无间道，一路上充斥挑战与刺激，等待他们去征服、去享受；而对霆军的对手来说，却似面对一群如痴似狂、充满兽性的“非人类”，不由得未战先怯，望风而靡。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新年快乐 咸丰八年冬，陈玉成在安徽三河全歼六千湘军，统将李续宾自杀。明年春，在官亭生擒李孟群。至此，陈玉成惺惺相惜的三位湘军名将已被他收拾掉两个，接下来，该轮到鲍超了。 咸丰九年十二月，鲍超率三千人驻小池驿，助攻潜山。陈玉成率兵五万来援，连营百馀里，修堡数百座，将霆军围得严严实实，拟以此役终结他个人对三位湘军名将的“仰慕”。陈玉成兵力占绝对优势，却不急于进攻，这是他高明之处。最大的恐惧，乃是对恐惧的恐惧；玉成老于军事，盖欲以猫捉老鼠的姿态，彻底摧毁霆军的士气。 除夕日，霆军外出砍柴的一队炊事兵被陈军俘虏，这是两军对峙半月以来陈军首次军事行动。警报传到中军帐，鲍超沉吟片刻，传令：晚餐聚饮，并召戏班演剧。入席後，戏班曲目都是“古昔英雄名将战场健斗奏凯”的故事，观者以之下酒，皆为神往。待到酒酣时，震耳金鼓之声一变为“丝管清幽之曲”，鲍超以此为背景音乐，起立致问：“日间探报，我营有人被俘，其事将如何？”冷不丁这么一问，众人一懵，旋有人长叹，曰：“死矣。”鲍超又问：“死？太容易了。只是，是毒死呢，勒死呢，还是被砍死呢？大家说说，怎么个死法爽一点？”此语峭冷，甚于腊月寒风，立时让众人清醒；此语又悲壮，足以激发勇气。立时便有人站出来，大声说：“吾诚死！吾拚一死冲贼，或贼死，吾犹可不死！”鲍超拊掌大笑，说声：“好男子！”旋又开始第二轮激励：“营中兄弟三千人，战而乐者，老子跟他一起去；怯而伏者，可以就地退伍，老子与他喝一杯离别酒！”随即吩咐各营统计欲战欲留人数，结果：无一人愿留营。于是，在新年甫至、天仍未曙之际，三千霆军一齐冲出营门，以军人特有的方式向陈玉成“恭贺新禧”。霆军此次突围，挑的是敌营驻军密集之处，十分高明。若冲击人少处，敌援很快就可再次组织包围，前功尽弃，徒劳无益；而冲击人多处，敌军仓猝接战，易致奔逃，一旦敌军奔逃，则阵脚大乱，反不易迅速组织包围。果然，一冲之下，陈军“大溃，相率奔避”，霆军成功突围。 此战後，陈玉成雄心顿减，连出“昏招”：英国人巴夏礼说一句“毋许破坏英国在华商业利益”，便让他放弃进攻武昌；解围安庆失败後，竟投奔土豪苗沛霖，被出卖，扭送至清军大营，稀里糊涂丢了性命。 刘大帅的花翎顶戴 同治六年，刘铭传在湖北与捻军对战，一触即溃。不过，他的惨败，却是鲍超的恶作剧。 鲍超也被派往湖北剿捻，临行，为了对付“飙驰”的捻骑，他琢磨出一个“土篓阵”：士兵每人背一只蔑篓，内盛泥土，遇敌，则将五、六个篓子堆成小阜，“弯环曲折”，骑兵入内行动不便，步兵则可从容出入，“持陌刀（2米以上长刀，古之‘断马剑’）斫马足”，于是，“一马踬，百马阻”，胜负立判。经实战演练，效果甚佳，他这才放心前往驻防地。途中，碰到刘铭传的铭军；其时，铭军正被一只捻军拦住去路，苦无应战之策，只好扎营休整。遇上霆军，刘铭传大喜，带上礼物，亲自拜访鲍超，请他助一臂之力。只是，湘、淮二军将领素来不和，刘铭传且曾说过对鲍超甚为不敬的话——南京未克之时，朝廷命淮军前去助攻，李鸿章因不愿夺湘军之功，乃拒不奉命。刘铭传却跃跃欲试，有人劝他：真要前去，路上遇着霆军，非得与你开仗不可。刘铭传大不屑，竟说：“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这时，刘铭传似已忘记从前的猖狂，却不知鲍超一直耿耿于怀。 刘铭传很诚恳地建议：邀战捻匪，敝军作前锋，初更吃饭，三更出队；贵军任主力，三更吃饭，黎明出队。鲍超手一挥：好。待刘氏辞别，鲍超传令：“黎明造饭，午时出队。”次日，铭军依约于黎明前赶到战地。铭军将士俱接到通告，此役有霆军作後应，将用“拖刀计”对付捻军；故遇敌後，接战“不甚尽力”，且战且退，都等着霆军突然出现，一起杀个“回马枪”。却不知霆军早已变计，这会儿都在梦乡，要午後才过来接应。“中有所待”的铭军迟迟等不来救兵，不禁恐慌，阵脚大乱；捻军可不想与他们一道磨洋工，乃加强攻势。幾个小时过去，铭军溃败，且“粮械、军火、金帛胥入捻”。这时候，背着篓子、“驰骤如风雨”的霆军才姗姗迟来，投入战斗。“土篓阵”果然有效，不一会儿，捻军大败，四散奔逃，刚从铭军抢过来的“粮械、军火、金帛”，也统统被霆军缴获。 鲍超不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倒颇具拾金不昧的优良品德。回营後，他即命一队士兵，将淮军刘大帅在战场上不慎遗失的孔雀翎、貂皮帽、珊瑚宝石顶等私人物品，放在“刺肩彩舆”上，敲着锣，打着鼓，热热闹闹，送还铭军大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皇帝之死的精神分析学解读 敬事房档案 清代紫禁城里有个机构，叫作敬事房。敬事房隶属内务府，其最重要的职责乃是管房事，所谓“专司皇帝交媾之事者也”。 皇帝与后、妃的房事都归敬事房太监管理、纪录。帝、后每行房一次，敬事房总管太监都得记下年月日时，以备日後怀孕时核对验证。皇帝与妃嫔行房，程序则复杂一点。每日晚餐完毕，总管太监就奉上一个大银盘，里面盛了幾十块绿牌子，每块牌子上都写着一个妃子的姓名。这天，皇帝若没有，便说声“去”；有点意思，则拈出一块牌子，翻过来，背面朝上，再放进盘里。总管记住这个牌子，出来後将牌子交给手下——专负责背妃子进寝宫并一直送到龙床上的太监。届时，皇帝睡觉了，则先上床，将被子盖到踝关节处，脚露在外面；那太监先已在妃子房中将其脱个精光，随即裹上大批风，一直背到寝宫，再扯去披风，将妃子放在床上。妃子则从暴露在外的“龙爪”这头匍匐钻进大被，然後“与帝交焉”。 此时，太监退出房外，和总管守候窗外，敬候事毕。为防止皇帝中马上风而死，时间稍长，总管就得在外高唱：“是时候了”，若皇帝兴致高，装聋作哑，则再喊一次。“如是者三”，皇帝就不能再拖延，而得“止乎礼”，招呼太监进房。太监进去後，妃子必须面对皇帝，倒着爬出被子。君臣朝堂相见，臣子退下，是不能转背而行、拿脊梁骨对着皇帝的，得面朝皇帝，往後挪步，这叫“却行”。“臣妾”更不能拿光脊梁对着皇帝，所以只能这样倒爬下床。太监再次用披风裹着她，背到门外。总管随後进来，问：“留不留？”皇帝说留，就拿出小本本，记上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妃；若说不留，总管就出来，找准妃子腰股之间某处穴位，微微揉之，“则龙精尽流出矣”，实施人工避孕。避孕倘不成功，就得补作人流手术，因为本子上没有记录的房事，作了也是白作。 这个不太合乎“人道”的存档制度，其知识产权并非清帝所有，而是顺治皇帝从明朝学来，用以限制“子孙淫豫之行”的。精力旺盛的皇帝肯定不满意这个“祖制”，但又不能随意更动，于是设法规避。圆明园等行宫不必奉行存档制，因此，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年青力壮的咸丰都居住在圆明园，而非紫禁城。後来，圆明园被烧掉，慈禧又修了一座颐和园，难道她也怕敬事房的存档？ 兰贵人 据官书记载，咸丰有18个稳定的“性伴”——远没有我辈想象中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那么多——最近有个网络调查，约10%的受访者声称拥有18个以上的性伴；看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百姓也逐渐过上了曾经只有帝王才能享受的性福生活。咸丰的性伴分为八级：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和答应；18人中，又有14人出身于倒数第三级的贵人；14人中，最有名的就是兰贵人——慈禧。慈禧之所以成名，乃是因为她为咸丰生了个儿子。 咸丰二年仲夏，慈禧入宫，称兰贵人。进宫後，慈禧甚得咸丰喜爱，只是，处身于贵人这个级别，自上自下，都很有压力：妃嫔以上者，承受君恩阅有年月，对贵人们与其分沾雨露颇有嫉恨；而贵人以下的常在、答应乃至普通宫女，抓紧一切机会向宫中唯一的男子讨好献媚，一不留神，贵人队里便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因此，长安居，固大不易；作贵人，也十分难受。 置身于杀气腾腾的娘子军中，弓马犹未娴熟的慈禧尚不能有效调节身心，不久，便患了妇科病，连带着肝脏也不正常，御医院病历上这么写道：“脉息沉迟，系寒饮郁结，气血行至不畅，以致腰腹胀疼，胸满呕逆”（月经不调症状）；“正气不足，神虚心悸，身软气怯”（肝病症状）。那会儿既没“月月舒”冲剂也没有“藏红花”胶囊，御医开的药是“调经丸”和“和肝化饮汤”，并嘱静养。花了一年多时间，一边调养，一边总结，坚韧的慈禧总算稳住了阵脚。四年七月，经御医复诊：“脉息和缓，诸症俱好”——这不仅表示宫中多了一个健康的女人，也意味着大病之後的慈禧将焕发生机。 宫中女人固然勾心斗角，但是，不拿出真本事是笑不到最後的。咸丰中期，皇帝青春年少，又有十八个性伴，捣腾幾年，却未有个一男半女，不免为宫廷隐忧。十幾个女人中（包括各类潜在的性伴），谁给咸丰续上了香火，谁才能颖脱而出。五年夏天，恰在绿叶成荫子满枝的时候，总管太监向咸丰报喜：懿嫔——慈禧此时已升到嫔级——有喜了！次年春暮，慈禧产下载淳——咸丰的独子，未来的同治皇帝——由此母以子贵，一举成为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慈安）的女人。 传说兰贵人凭一曲《艳阳天》获取咸丰欢心，进而大展拳脚；其实不然。她要没生个儿子，今天你我还知道兰贵人干嘛吃的么？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跟皇帝抢骨头 1659年，清廷首先在北京禁止官妓，十馀年後，全国各地的官妓也被相继取缔。当嫖娼成为非法行为，大清国众多的公务员不得不对自己的性取向稍作调整，于是，一股绵延两百多年的“男风”应运而起。 据一本很权威的“寻春指南”介绍：“道光以前，京师最重‘像姑’，绝少妓寮”；什么是“像姑”呢？王朔小说《顽主》中有个“大脑瓜儿、细皮嫩肉的青年男子”——宝康，被林蓓戏称为“起了个姑子名字的作家”；“姑子”的“姑”，即“像姑”的“姑”，意为尼姑。那么，所谓“像姑”，就是说容貌神态都像尼姑的青年男子。不过，尼姑与妓女有何联系，可以相提并论？这是因为自隋唐以来，就很有一批尼姑抛开佛经，专修“经”，与妓女无甚区别。由此可知，“像姑”乃是性工作者的另一种称呼，亦是清代二百年“男风”的风眼。 像姑多寄籍于戏班，称作相公。耳濡目染，颇有一些相公被造就成雌雄莫辨、色艺双绝的尤物，则被称为“红相公”。咸丰年间，苏州人朱莲芬是当时最红的相公。他不但貌冠诸伶，歌喉娇脆无比，且能作小诗、工小楷，因此一红不可收拾，终于红得通了天；天，即当朝皇帝——奕詝。通天以前，莲芬在凡间还有一大帮裙下之臣，其中，尤以江苏老乡陆懋宗为第一忠臣。通天以後，莲芬三天两头被奕詝召进宫中，懋宗自然少了很多效忠的机会，不由得因爱生妒，吃起奕詝的醋来。只是，这奕詝乃是一国之君，不是一般的情敌，如何与之竞争，确让懋宗伤透了脑筋。 懋宗当日的职位是御史；御史之职，在于纠弹不法情事，以维持朝廷的风纪。懋宗苦思数日，乃想出一个以公济私的妙招，他写了份洋洋数千言的奏折，引经据典，直言极谏，指责奕詝沉湎酒色、不问朝政。奏上，奕詝一看便明白了怎么回事，笑谓左右：陆老爷真是个人才，什么醋都敢吃，哈哈。旋即在折後批了一行字：“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 当日上奏後，懋宗冷静下来一琢磨，不由出了一身冷汗。一个小臣有如此醋劲，当朝天子要较起真来，岂不是打翻了天字第一号醋缸？这一缸醋泼过来，谁招架得住？若不幸被醋淹死，那可真是莫大的冤屈。待到批谕发下，除了“狗啃骨”的人身攻击，倒无其他责怪的意思，懋宗摸着脖梗，暗呼好险，对莲芬的爱也就淡了幾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狗屁师傅 咸丰四年九月，曾国藩率湘军收复武昌。捷报传到北京，咸丰皇帝喜出望外，立命曾国藩就地署理湖北巡抚。咸丰的师傅、体仁阁大学士祁寯藻闻讯，立即请求皇上召见，说有要事禀奏。咸丰正在兴头上，一见祁寯藻便说：髪逆（谓太平军）造反以来，朕派绿营（清朝正式编制军队）去剿，总是节节败退。想不到一个在乡丁忧的曾国藩，只练了一批乡勇，便取得这么大的战果！从今後，朕要命他专任剿匪之事，长驱东下。长江两岸各省督抚都要配合他，万不许作梗掣肘。你看这个构想如何？ 祁寯藻只讲了一句话，就将这个年轻皇帝（咸丰时年二十四岁）的热情全部浇灭，他冷冷说道：“以在籍侍郎号召乡兵，长驱东下，非国家之福也”。吾国自宋代以来，为维护中央集权的稳定性，皇帝们总是想方设法严格区别调兵（文官）和带兵（武官）的权限，并逐渐形成文重于武的风气。侍郎曾国藩本是文职官员，现在却带了一支堪称精锐的乡兵，居然有文武合一的趋势；先不论战事结果如何，单想一想未来可能出现一个既熟悉文官体制又掌握军事力量的人物，皇帝立马就会觉得屁股下的座位不太牢靠。因此，祁寯藻语罢，咸丰先是一怔，接着便嘿嘿两声，不再说湘军的事，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曾国藩刚接到署理巡抚的诏旨，第二道密谕接踵而至：曾国藩毋庸署理湖北巡抚，而是加一个兵部侍郎的虚衔，与提督塔齐布一起率师进剿。不多久，禁宫里的君臣对话便传到湘军营中——当然，即使无人传话，以曾国藩之老成，必也能想象到收回任命状的本质原因——曾国藩按耐不住，对老乡刘蓉说道：祁某人也算我在京城的旧交，怎么竟鬼迷心窍，如此中伤我！幸好，除了祁氏这种操心过当、损人不利己的人以外，北京城里还有幾个明白人，例如同时执掌朝纲的肃顺和倭仁。他们通过或明或暗的修辞方式表达了对湘军以及曾国藩的信任，逐渐消除了咸丰的戒心，阻止了事态按照偏执狂的逻辑一步步恶化。 六年後，英法联军长驱直入杀到北京城下。咸丰无可奈何，打着“秋狩”的旗号，逃窜到承德避暑山庄。清点随行大臣时，咸丰首先点名叫祁寯藻来，半晌无人应答，一打听，竟说早已躲到卢沟桥养病去了。咸丰羞怒交加，大骂：什么，叫他滚得远远的，再不要来见我！不幸一语成谶，次年，咸丰死在承德，师徒果真没见上最後一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梅毒还是天花 帝王之有无後嗣，固应只与其生殖能力的健全与否有关；但另有一种，认为每到衰世乱世，帝王的生殖系统会“天人感应”一番，本来好好的零件儿不知咋的就停了工。有据可查的是，自乾隆而嘉庆而道光而咸丰，祖孙四代，生儿子的本事一代不如一代。看来，这种蛮有道理，尤其灵验的是咸丰、同治两爷俩的生育记录。 与咸丰发生过性关系的女性共计十八位，惟有慈禧给他生了个儿子。咸丰命不长，三十而立，便因病去世；同治一根独苗，大清国的未来都托付在他身上，孰料他比他老子更短命，二十甫冠，竟也一命呜呼。而且，他及身无嗣，彻底断绝了自顺治一路传下来的香火。 抛开衰乱之世帝王生育力减弱的不科学的说法，认真考察同治短暂的一生，我们发现，他不能生育及如斯短命的真正原因，在于忽视了性安全。一般来讲，宫中的性生活还是很安全的，有资格进御的女子都须经过体检，环境与食品卫生也有很好的保障，医疗条件更是国内一流水平，即算皇帝偶染微恙，补救措施总能赶得上趟。而且，与同治有关系的女子，不过五人，同治死後她们都活得好好的，并不与先皇同病相怜。然则，同治的病定是在宫外染得了的？ 据清人笔记，在紫禁城外、北京城里，“当今圣上”至少公开露面过三次。他曾在酒楼引吭高歌，惹得旁人大声叫好；他曾去琉璃厂批发宣纸，让店伙跟到午门取钱，店伙不敢入午门，回头他让太监送还了纸钱；他还冒充江西陈举人，与进京赶考的士子们套近乎。当然，他出现最多的地方，还是妓院，只是，他专拣装修最差、名声最小、窑姐姿色最一般、卫生保健环境最恶劣的妓院，从不去各类高级会所级别的场所。为何？怕见着熟人也。说来凄惨，贵为万金之躯，时不时跑到充斥大蒜味、劣等脂粉味及各类病菌的地方，追求“一晌贪欢”的刺激。最终，找了个大刺激：梅毒。更惨的是，待得满面满身毒疮发作，太医们还不敢对症下药——皇上怎么能中如此下三滥的“淫毒”呢？乱说话可是要砍头的——只能详禀病状，请太后定夺。慈禧曰：恐天花耳。可怜的同治，就这么梅毒当作天花治给治死了。 同治不死，他与慈禧绝不至闹到光绪那地步，大清国或有另一番光景也说不定。当然，逆了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即算不染梅毒，也会死得很难看，这倒可以断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皇帝之死的精神分析学解读 载淳的十八岁生日即将来到，两个老妈——圣母皇太后慈禧（生母）和母后皇太后慈安——开始为他的婚姻大事忙碌起来。精挑细选後，慈禧看中了凤秀家的闺女，慈安则喜欢崇绮的女儿。慈禧看中的的凤女“艳绝侪辈”，但是“举止殊轻佻”；崇女长得差点儿，但“雍容端雅”，一看就是有德多福之人。到底选谁做皇后？两个老妈各执己见，互不相下。印第安人说：要知道鞋子舒不舒服，还得由脚来表态——此语出处不敢遽定为南美，俟考——二位太后终究要征询载淳的意见，少年天子扭捏半天，说出三个字：阿鲁特。阿鲁特即崇绮家的姓氏。 皇帝开口说话，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阿鲁特氏小小年纪，语默颦笑却都透出国母的风采，燕居暇对则气度娴雅、善解人意。载淳年幼丧父，长于深宫妇人之手，按照精神分析学理论，恋母情结必较常人为严重；而慈禧垂帘听政，日理万机，实在抽不出时间与宝贝儿子进行经常性沟通。阿鲁特氏不与年龄相称的温柔与老成，恰好填补了载淳心中那份挥之不去的惆怅——适如普鲁斯特名著所谓：妈妈不替我关灯我便睡不着也——渐渐的，载淳的恋母情结化作爱情转移到新婚妻子身上，而不知不觉消泯了潜意识对慈禧的依恋。慈禧本就因儿子择妻不合己意而生闷气，如今发见儿子竟不似往日之稚朴爱慕，镇日只与新妇缠绵厮守，不由得生出幾分不合时宜的嫉妒。三十八岁的女人，守了十二年的寡，且再无机会在私密空间近距离接触任何异性，身边的儿子无疑就是她生命的全部，陡然发现儿子心有他属，即将完成去此就彼的人生转折，不由得她不丧失理智，施行粗暴残忍的干涉。前此，阿鲁特氏入宫做皇后，凤秀女富察氏并未因选秀失利退出皇宫，而是一同入宫，封作慧妃。慈禧欲挽回儿子心意，首要之计便是设法令其疏远皇后，故择日谕示载淳：慧妃贤明淑德，儿宜多加体贴；皇后年少，礼节未娴，儿不应太过耽迷，误了政事。同时，嘱咐宫监严加限制帝、后相处的时间，终至于断绝往来。载淳能识破伎俩，却又无可奈何，一怒之下，卷起铺盖搬到乾清宫一人独居。漫漫长夜，无心睡眠，遂有晓事太监、无良侍从带他到宫外作风月之旅，遂因此染上梅毒，并于一年後暴毙。 噩耗传来，阿鲁特氏当即自杀，与阔别多时的爱人再续九泉之约。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文化太监安仔 晚清太监中最著名的是李莲英，他的生平行事、趣事轶闻早被整理成各种书籍和影视作品，无待赘言。在李莲英之前的安得海，倘非死得太早，则极有可能取代他在太监排行榜上的位置。 外号“安仔”的安得海，与一条著名传闻有关：咸丰皇帝在热河驾崩，临死前安排了“顾命八大臣”辅佐幼主。慈禧不服气，串通慈安和恭亲王，欲图政变。恭亲王从北京赶到热河，打着向遗体告别的幌子，与二位太后密谋。他们的聚会被严密监视，没办法深入交流，确定不了政变的细节。这时，安仔借着端茶递水的机会，将慈禧的“秘旨”捎给恭亲王。恭亲王回京後，据此安排一切，最终政变成功，安仔也成为新政府的大功臣。不过，据史家考证，这种戏剧化的场面并不存在。但是，空穴不会来风，他既被安排在如此重要的场景——尽管是虚构的场景——现身，就足以证明他在当时举足轻重。 安仔之所以成名，与一般太监不同，他是少有的的“文化太监”。据载，安仔知书能文，勤于学问，能给小皇帝同治讲解《论语》、《孟子》等书，尝自称“太子伴读”，隐然要与饱读经书的南书房侍从大臣分庭抗礼。安仔死得早，亦与此有关：因他既会办事又有文化，能兼顾内外，故慈禧极为信宠，于同治八年派他往广东置办龙袍。清代有条祖训：太监不许出都。慈禧这次派安仔赴粤，是无心偶忘还是有意违规，不得而知。安仔服务内廷多年，按理不该忘了祖训，而敢于以身试法，估摸是仗太后的势，不信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邪。话虽如此，安仔此行还是安静一些好，毕竟不无顾虑。安仔却不管这些，只担心“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刻意增饰裘马车舟的规模，搞得跟王公出行似的。这么一来就出事了。船队甫入山东境内，巡抚丁宝桢便得到线报，说太监违规出都。素以清正廉直著称的丁宝桢不禁大怒，当即派兵将安仔拿下，同时以“太监私自擅出”上奏，请“从严惩办”，以“肃宫禁而儆效尤”。当时，慈禧尚未如光绪年间独掌大权，遇事须与慈安和恭亲王领衔的军机大臣们协商。大家开会研究，都赞成“从严惩办”，慈禧不能公然违抗祖训，于是，批谕从严从快，“即行就地正法”。 安仔读书不得间，竟没看见祖训背後的刀锋；李莲英没文化，乃不学有术，从未行差踏错。可见，死读书真是不好，不但误人不浅，太监也不例外。 脚後跟上吸鼻烟 同治间，满洲人瑞麟作了九年两广总督。这幾年，适逢“同治中兴”，重要职位的任命，基本上都是“选贤与能”的结果。实事求是地说，瑞麟才能庸下，不足任此重任，举个例子：某年，广州米价大涨，他问手下这是什么原因，答曰：因市侩囤积居奇所致。他竟不知道“市侩”是什么意思，乃说：四怪？这是谁啊？必得从重惩处方好。如此不学无术，竟能在“中兴时代”站稳脚跟，瑞麟实在是个特例。他凭什么？一查档案，我们才明白此中奥妙：原来，瑞麟在咸丰年间曾大力接济同族人惠征的遗孀孤女，而惠征的大女儿，即是同治朝的“圣母皇太后”——慈禧。知道了这层关系，瑞总督再如何荒唐，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了。 清代上流社会，流行吸鼻烟，瑞麟未能免俗，不过，他的吸法，与一般人大异。瑞府中有幾个粤籍梳头妈（高级女仆），样貌姣好、柔婉解语以外，她们的脚後跟尤有特色，盖“日用细石、净水相磨擦”，故“洁白而光滑”，不似常人那么粗糙。粤地湿热，梳头妈平日多著拖鞋，乃以其“水磨之脚跟”为“勾引之具”。瑞麟每看到这“玉痕宛宛，略如纤月”的脚跟，便要慨叹“令人之意也消，有过于柳眉樱唇者”——据说，变态中有一派叫做“恋足癖”（footfetish），瑞麟盖可划归此派。不过，瑞麟之癖更进乎此：他的烟瘾、足癖竟然合在一起了。闻烟之时，他必令各位梳头妈将玉足“罗列于前”，将鼻烟置于脚跟微陷处，以当盛烟之碟，而後搐鼻猛嗅，皱眉阖眼，大声赞叹：象牙之碟，翡翠之碗，不如此也；木瓜之香，橙柚之味，不是过也！这种吸烟法，当然会引致批评，说他“近秽”。瑞麟笑曰：元代杨维桢当筵脱下妓女的鞋子当作酒杯，饮至大醉，成为千古美谈。我这个脚跟鼻烟，风流蕴藉，开千古未有之创举，杨氏若得闻此，必当欣然赞叹。尔辈俗人，瞠目结舌，不解风情，可叹啊可叹！ 鼻烟如此吸法，当属瑞麟专利，不过，他在粤督任上，也有过一件“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善举。瑞麟精于烹饪，对烹制鱼翅尤其有心得，经他指点，不仅瑞府厨师，广州高级官员家的厨师以至一些饭店的厨师，都学会了这道手艺。由此，瑞麟对广州鱼翅烹制水平的提高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当然，瑞氏鱼翅是否因羼了脚跟味而鲜美异常，今天就无法考证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咱们旗人混蛋多 按照今日“愤青”的月旦标准，肃顺绝对是个“满奸”。他身属旗籍，却瞧不起旗人，平日里一贯“亲汉疏满”：对待满族僚吏，恣雎暴戾，如指挥奴隶；对汉员，特别是有见识有文化的文人能吏，则一派慈和，礼敬有加。 肃顺幕府人才济济，堪称後来名扬天下的曾国藩幕府的雏形。通过幕府，他为初建的湘军能够茁壮成长做了很多工作，湘军所以成功，中兴所以实现，与肃顺的运筹帷幄、未雨绸缪有莫大的干系。可惜，他被早早砍头，来不及享受最後的荣光。不过，以命换命的话，他这个头颅早已值回票价，因为经他建议变作刀下之鬼的当朝大佬，至少就有两位。先讲前大学士耆英。 耆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後代表清政府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人，签约後，他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兼办各国通商事。在任期间，耆英最重要的工作便是与“英夷”交涉。“英夷”是各国中最蛮横最狡狯的外交对手，总在谈判桌上提出“我朝天子”万万不能应允的条件；而道光皇帝痛恨多事之人，尤其受不了大臣跟他鸹扰“夷务”。耆英夹在圣明天子和野蛮夷人之间，不胜其烦，遂造出一条两全之计：每当英国人有所要求，他从不上报，而是根据个人判断当场拍板——当以表示同意的次数为多——这么一来，既保持了“国体”，又抚慰了“西夷”，更保住了头上的顶戴。不过，此计终被“英夷”识破，发现他说尽假话，于是“深恶之”。 咸丰八年，英、法、美、俄四国武力威胁，要求修改条约，耆英作为“资深外交官”被派往议和。英国人一看，派来的是这个不诚实的小人，乃拒绝与他谈判。耆英害怕因此翻出旧案，遂“惶恐求去”，并不侯下旨就跑回北京，“于是欺谩之迹益彰”，从前两边讨好的伎俩全部曝光。下狱议罪，判了死缓——死缓即缓死，而可终于不死，古今一律也——这个死缓其实是咸丰给二朝元老耆英一个面子，饶他一条狗命。孰知肃顺跳将出来，要求痛打落水狗，奏请立即正法。依法：欺君必死；无人点破的话自可蒙混过关，有人吱声了，咸丰也压不住台，只好“赐耆英自尽”了事。 肃顺曾说：“，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只笔厉害得很啊！”汉人的笔是否厉害，不好评价。但是，後人之笔一定会赞扬他此次的追魂夺命手，似毋庸议。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家人犯法，宰相砍头 自道光六年中进士、入仕途以来，蒙古人柏葰一向以谨慎正直著称。咸丰登基後，对他甚为倚重，曾命他担任吏部、户部的负责人，并入阁升大学士，入军机处做领班大臣——清代不设宰相；私下里，兼领军机的大学士往往被称为宰相。咸丰八年，柏葰出任顺天（即北京）乡试主考官。对进士出身的文职官员来说，被选派为首都的主考官是龙恩浩荡的兆征，不幸的是，柏葰竟因这次殊荣被砍了头。 考生中有罗鸿禩者，学识疏浅，本是考不上举人的；不过，他重金贿赂了柏葰的家人——靳祥，请他“运作”一把。柏葰阅卷时，已将罗卷定为副榜——考试被录取者称正榜，未录取称副榜——靳祥却借着整理考卷的机会，从正榜内取出一卷，与罗卷对调。于是，罗鸿禩变成了正榜。不过，正榜取中之卷，还要进行“磨勘”，也就是复审。罗鸿禩的卷子不但文理乖谬以极，甚至错别字就有三百多个——清代八股文有字数限制，一般在三百以上，七百以下——磨勘官看到这份遍纸错字的试卷，不由大呼：太过分了！但是，此卷由柏中堂选送，磨勘官慑于权势，并不敢驳回；不过，他实在顺不下这口气，便向御史孟传金透露了此事。孟御史忠于职守，闻言後立即上奏。咸丰听说这么一张荒唐试卷，不禁大怒，立派太监到礼部找出罗卷，亲自复审。一看，果然满纸错字，这还了得？ 慎重起见，咸丰决定再给罗鸿禩一个机会，让他到南书房重考一场，并遣肃顺监考。罗同学不负众望，做到了前後如一，又交上一份“疵蒙谬累”的考卷。于是，此案钦定为“通关节”，命交刑部“穷治”。靳祥闻讯吓得赶紧自杀，希望以自己的死保住老东家。会同刑部审案的肃顺却不为所动，不但挖出柏葰这条“大鳄”，还检获另外五十多份有问题的试卷，纠拿涉案人员幾十名，办成了一桩大案——“戊午科场案”。柏葰按律当斩；咸丰却顾念老臣，颇有放他一马的意思，肃顺按律力争，坚执不可。没奈何，咸丰“垂泪”签署了死刑判决书。 三年後，肃顺因政变被杀，某御史疏请为柏葰“昭雪”。那会儿慈禧倒能就事论事、明辨是非，批示：“柏葰不能谓无罪，该御史措词失当”；拒绝了提议。自此，科场肃清达三十年，奉慈禧为“女中尧舜”、骂肃顺为“奸逆”的《清史稿》编者们也不得不赞叹：“用重典之效，足以挽回风气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不让老娘吃好？斩！ 1861年11月2日，咸丰帝尸骨未寒，慈禧便联手恭亲王发动辛酉政变，次日即在密云抓住头号政敌肃顺。肃顺非杀不可，但用什么罪名杀，颇费周章；高层们密商三日，想出这么幾条：一，矫传遗诏，自封顾命大臣——这条已被史料证伪；二，擅坐御座——这条无法证实，也不可证伪；三，“于传取应用物件，抗违不遵”——这是唯一一条可以落实的罪名，今天就讲讲这个第三条。 什么叫“于传取应用物件，抗违不遵”？翻成大白话就是：当日老娘让他上菜，他愣敢不上！俨然正经的圣旨怎么说到饭桌上去了？这得从去年秋天咸丰带领臣下“扫墓”说起，9月22日，英法联军兵临城下，咸丰大慌其神，匆匆布置恭亲王留京与夷人周旋，自己旋即逃往承德“避难山庄”。不过皇家规矩多，逃难不能叫逃难，得换个词儿，例如这次就用了扫墓（即谒陵）的说法。 此次扫墓，路上花了8天时间。8天等于192小时；这192小时写在纸上不过一行字，而对亲身经历的慈安、慈禧来说，不啻一场噩梦。皇家排场大，逃难也不例外，帝后以外，宗室、宫女、太监、大臣加上卫队，足足幾千号人。由于没想到英法联军这么快打到北京，甚至都没想过万名联军竟能突破十幾万“八旗精锐”的防线，因此这次扫墓的准备工作做得很不到位，途中所需的食物储备尤为不足。仓促启程後，不敢奢谈让大家都吃好，至少要做到尽量调剂，别出现饿死鬼，这便是活动总指挥肃顺的首要任务。当然，再苦不能苦皇帝，肯定得让咸丰吃饱，不但吃饱还要吃好。照常理，其次得让两位娘娘也吃饱吃好，可是，肃顺原则性太强了，他只能容忍天子一人享有免于物质匮乏的自由，其他人都得遵守战时食品管制。于是，出现了慈安、慈禧“不得食，唯以豆乳充饭”——干饭都吃不上一口，顿顿喝豆奶——的局面，这个局面整整持续了192个小时。更可气的是，肃顺借着给万岁爷解闷的机会，与咸丰同进御膳，酒足饭饱之馀，却对饿得奄奄一息的二位娘娘视若无睹。娘娘们实在抗不住饿了，乃向他下达改善伙食（“传取应用物件”）的懿旨，如前所述，肃顺“抗违不遵”，愣没让姐俩沾到半点油星。 拒不上菜的恶行严重损害了两位太后的身心健康，令她们永生铭记，故此，政变这等大事，她们也不忘在降罪诏书上捎带一笔，以泄私愤。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为肃顺同志平反 一般所谓忠臣、奸臣，往往是跟据其对手为谁、结局如何所作的的仓促结论，绝非盖棺定论；时过境迁，回头一看：嗨，那哥们也不是很奸嘛。孔圣人的学生中，最具批判精神的子贡就说过：都说商纣王不是个东西，坏到疮头脓足；我看，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于是他慨叹：是以君子恶居下流——下流者，即下风也，被打倒也，被批臭也——否则，天下之恶皆归焉。 据官方史书记载，晚清最大奸臣这顶荆冠当戴在肃顺的头上。咸丰十一年七月，皇帝驾崩，临死前将大清江山托付给肃顺等八人，请他们好好照顾幼帝同治。孰知不到三个月，慈禧便联合恭亲王发动一场闪电政变，收拾掉先皇钦命的八大臣，开始了长达四十馀年的垂帘听政。作为头号政敌的肃顺被斩首，法律中并无砍政敌脑袋这一条，慈禧罗织了什么罪名呢？ 说来好笑，当日宣判书中竟无一条说得过去的罪名，不过是“当（太后）面咆哮”（工作作风问题）、不能按质按量为皇室提供餐饮服务、“擅坐御座”（并无证据）等鸡毛蒜皮的小事，而非非杀不可的重罪。但是，诛杀肃顺的诏旨发下後，朝野上下齐声喝彩，且绝大多数都是发自内心的赞叹，这又是为甚么呢？ 原来，肃顺的群众基础极差，因为他在执政期间得罪了国中绝大多数的“既得利益集团”。他整顿户部（相当于今日财政部）的贪污，杀了一批大贪，关了一批小贪；他关心夷务（外交），强烈要求将欺上瞒下、丧权辱国的耆英斩首；他鉴于满汉分治制度的弊端，建议削减国家对旗人的福利；他敢于打破清代二百年来不信任汉人的陈规，鼓励咸丰放手任用湘军将领；他具有现代政治家的风度，唯才是举，不论左派（“清流”）右派（“洋务派”），只要是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都纳入他的智囊团，且礼敬有加，关怀备至。在那个时代，具有如此眼光和能力，实在令人佩服；遗憾的是，作为体制内的改革者，他损害了体制内既得利益者——官员、旗民、保守主义者——权利，并因此付出生命代价。 肃顺被押赴刑场途中，愤怒而狂喜的旗民一边高呼“肃老六，你也有今天”，一边捡起板砖泥巴扔向囚车，不一会儿，他就“面目模糊不可辨”。 所幸千秋自有公论。肃顺突破阶级局限，勇于改革，即使当时“面目模糊不可辨”，终必在今日被我辈引为同志，并平反昭雪。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小聪明 十幾年前的电影《火烧圆明园》有一段讲到僧格林沁大胜英法联军；那会儿年纪小，愣没整明白：王爷的军队如此威猛，怎么还是被鬼子们打进北京、烧掉了圆明园？後来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不过是僧格林沁乃至清廷的偶尔得逞而已。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後，道光皇帝与英法签订《南京条约》。约定割让香港给英国，广州、上海等五城市对外开放，赔款2100万元（限期四年付清）。 十馀年後（咸丰八年），由于对《南京条约》中具体条款的理解未形成共识，英、法外交官在广东与清廷官员争执不下，激变为战争，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英国海军驶临天津大沽口，号称护送本国使臣入京谈判。其时，咸丰皇帝已经下定决心不再遵守由他老豆签订的《南京条约》。孔子说：“（父亲死後）三年，（儿子）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老豆死了八年，咸丰才决定毁约，“可谓孝矣”。但是，他的智力有点问题：欲撕毁不平等条约，其志固然可嘉，但在没搞清实力对比的情况下贸然毁约，其结局往往是自取其辱；反言之，真有实力的话，别说不平等条约，即是平等条约，当作擦屁股的草纸亦无伤大雅。实力决定一切，这个道理已经历史反复证明；咸丰却昧于此道，在不堪一战的情况下，悍然毁约，任命原驻通州的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移防天津，指示他酌情度势、剿灭来犯的夷人。 这才出现了《火烧圆明园》中僧军“大胜”的一幕，僧格林沁这一战怎么打的呢？原来，他耍了一回。英军先遣队登岸，见僧军正修筑工事，问：“此何军也？”告曰：“民兵团练也”。英军再问：“欲战乎？”答曰：“民团只用来防火防盗，不欲与贵军战矣”。又问：“听说僧王爷被贵国皇帝派来布防，人呢？”答曰：“不晓得”。这套由僧格林沁预先安排的问答，骗过了英军。随後，英军登陆，阵脚不稳之时，僧格林沁即令放炮，击沉英舰四艘，击毙英军六百馀人。教科书称“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取得的最大胜利”，咸丰一朝文武也深受鼓舞，以为洗雪国耻的日子即将来到。但是，明年，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僧格林沁碰上同一支夷军，却被杀得丢盔弃甲。尔後，北京告破，圆明园被烧，双方又签了个比《南京条约》更不平等的《北京条约》。 看来，治国治军，还是少用不用的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圆明园是谁烧的 先抄一段笑话。历史课上，老师讲到火烧圆明园一节，小明一直在打磕睡，老师怒问：“小明，？”小明吓得睡意全无，惊慌答道：“不是我烧的！”次日家访，老师举此为例，要求小明家长加强对子女的管束。小明他爸愤愤不平：“老师你莫错怪我儿，我儿一贯老实，他说不是他烧的，那就一定不是他烧的！” 老师的教科书上有正确答案：圆明园是英法联军烧的。从宏观来讲，这个说法没问题，从微观来讲，这个说法有问题。所谓宏观，即指咸丰十年联军攻占北京後，圆明园被焚毁。所谓微观，则须找出圆明园纵火案的“首事”之人。迄今为止，到底是谁点燃或者建议点燃投向圆明园的第一把火，有三种说法颇具代表性，这三种说法都认为带头烧园的是中国人。 当时正在北京的王闿运多年以後曾撰长诗《圆明园词》追忆此事，他说英法军首领惊叹于这座万园之园的“陈设巨丽”，双方“相戒弗入”，怕入园後搞坏物件，分不清也承担不了巨额赔偿的责任，决定在园外驻军。而破落贵族（即指满人）乘机“倡率奸民”，假借联军之名，入内纵火，并哄抢财物。联军这才跟进园内，士兵们眼红“中国暴民”的收获，于是在军官默许下加入劫掠的行列。中外强盗边烧边抢，大火三日不息，局面终于失控。 第二种说法则指出：联军入京，龚橙导之毁园。龚橙是著名爱国主义诗人、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的宝贝儿子，也是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中国密友，曾说过“中国天下，与其送与满清，不如送与西人”的名言。当时士大夫幾乎一致认为是他向联军提出烧毁圆明园的建议，终其一生，龚橙也未对这个指控进行辩白。 最後一种说法则直接点出了带头放火之人的姓氏。此人姓李，联军入京後，他充任进驻圆明园的向导，并在联军犹豫不决、“相戒弗入”之际，用一把火坚定了联军入园劫掠的信心；同时，他也大发了一笔国难财。只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他便被有关部门抓获，判处死刑，没收全部家产。 由此可见，圆明园的第一把火，是中国人自己点着的；但是，这并不能减轻英法联军的丝毫罪责，他们才是应被追究的主犯。1861年，法国政府在巴黎展出“远征中国”的战利品——圆明园文物——大文豪雨果评论道：“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三十年後上演的剧本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落得个里外不是人的结局，正在此时，南京发生总督被刺案，慈禧赶紧替他找了个台阶，命赴南京查案，教案则交由李鸿章接手。其时，法、英等国不断在外交和军事上对清廷施加压力，国内舆论也渐形激烈，当此内忧外扰之际，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出谋划策，要帮政府渡过难关。其中，嘉兴人朱采的建议书尤有特色，值得介绍。 朱采的建议异乎流俗之谈，而如南粤某画报促销语所谓：“另有一套”。当时言论，多倾向于两个极端，不是悲观的求和派，就是激愤的主战派。求和，即谓无条件接受法国人的一切要求——不仅要处死“暴民”，还要指名处死幾个与此案有关的官员，此外，赔款、改约更不在话下。主战，则谓拒绝法国人一切要求，不惜玉碎。在朱采看来，求和，“亏国体，失人心”；主战，则是不谙利害，徒逞一时之气。俱非善策。他提供了第三种思路：“外示和，内严备，而以众怒难犯胁之”。外示和，是说不温不火继续谈判；内严备，则谓调兵遣将、各地严防，准备打仗。这两句话的理论根据是：“能战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算是车轱辘话，听上去大有道理，只是操作起来无所适从。他的意见最重要的还是末尾那句：“以众怒难犯胁之”。他说，政府应对各通商口岸所在省份的督抚下发密旨，让地方长官组织爱国民众“编造”各式各样的“讨夷公檄”，说尔等法夷在天津等地犯下“挖小儿心眼”诸般罪行，不自反省，还要“索取官长及百姓头颅以泄其愤”。我国政府“顾惜大体，仍讲和好”，但是，我辈爱国群众可不吃这一套，决“不甘与挖心挖眼之虎狼同国而居”。今已组织若干“义旅”，只待战斗在第一线的天津民众振臂一呼，我辈群众必将“约定日期，同心灭夷”！尔後，再由督抚出面安抚民意，“令众百姓无妄生事端”。云云。原来，朱采的建议乃是一个剧本，让民众唱红脸，政府唱白脸，以吓阻法国人。当然，若法国人不懂得欣赏戏剧，执意闹场，那咱也没办法，只好假戏真做，“集兵力，结民团”，大战一场了。 当政者并未采纳朱氏的建议，但是，这并不是说朱氏的建议就此湮没无闻。三十年後，政府与广大爱国群众对这个剧本稍事修改，演了一出大戏，剧情轰轰烈烈，极为可观，只是结局不太理想。朱采似因此伤心过度，大戏落幕不一年，他便悄然辞世。 先上车，不买票 清代各部最高长官是尚书，其次是左右侍郎，此辈即所谓堂官；其下便是郎中、主事，此辈即所谓部吏；再下，就是负责文案、收发、拟稿、誊缮的基层工作人员——他们并不是各部“在编”人员，而类似今日之“临时工”，待遇不高，福利全无，却承包了单位上最累最苦的活——即所谓胥吏。清代历朝会典、律例及各部则例所载法规，叠起来差不多有幾个人高，能初步熟悉一遍就很不容易了，胥吏们却烂熟于心，能做到遇事援引，毫厘不爽。那些已将半辈子光阴消耗在八股无用之学的的干部（旧称老爷）们，又有幾个做得到？因此，对经胥吏整理出来的处理意见，堂官、部吏总是画诺同意。但是，胥吏工作繁冗，作用重大，所获报酬却微不足道，无疑极不公平。部费，便是用来消弭此种不平的经济上的解决方案。因此，某胥吏尝作大言，说：衙门若像一辆车，来衙门办事的就都是客，我辈则是车夫，堂官不过是拉车的骡子，“鞭之左右而已”。 当然，想坐车却不愿花车钱的赖皮不是没有。例如，乾隆爱将福康安，在西藏平乱，军功显赫，回京後至户部报销军费，他依仗军功，且自忖深得帝心，乃悍然不提部费。胥吏们却不吃这套，推举一个代表到他家“讲数”。福康安大怒：小胥竟敢公然索贿？代表不卑不亢，说：岂敢岂敢。但您这次报销军费多至数千万，账务繁冗，势必多招一些会计，日夜赶办，争取在数月之内清账，乘着皇上心情好，批上“同意报销”四字，才叫皆大欢喜。若舍不得花钱增雇人手，仅就现有之人陆续办理，则幾年下来都搞不定。届时，皇上一见：今日所奏乃西军报销，明日所奏又西军报销；必然生厌，万一说出两句重话，被那些承风希旨的言官们听到，借题发挥，说不定就办出一件贪污公款的巨案。因此，让您及时缴部费，实在是一片好心啊。福康安一听，还真有道理，立即批了二百万的部费。这个例子说明，部费面前，人人平等。 湘军大功告成，曾国藩却犯了愁。他可没有福康安的大手笔，能拿出数百万的部费将手头的巨额发票——共计约三千万两——给报掉；可部费又赖不掉，怎么办？正在为难的时候，慈禧开口了，说，湘军所有军费不必上交明细账目，只须“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即可。照那胥吏的逻辑，可以说，慈禧越俎代庖做了车夫，让曾国藩先上车，不买票。 此物比道德文章更贵重 清代京官，职位较地方官为清贵，收入却远逊之。单靠一份工资，不要说中产阶级，大部分京官们的餬口养家都成问题。外官则不然，除了薪俸以及政府发给的养廉银（京官无此收入）以外，各种灰色收入组成的“陋规”更是大笔进项；“陋规”并非贪污受贿的“黑钱”，而是地方官利用行政、财政系统中的诸多“特性”，向绅民设立的收费项目，人称“无形之加赋，有形之勒索”。京、外之间收入悬殊，但是，京官亦可利用行政系统的“特性”去影响外官的铨评升降，其喜怒直接关乎外官的乌纱，其间利害，孰敢小觑？于是，京、外之间便形成一种经济上的调剂。冯桂芬说：“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此三敬便是这种调剂的主要形式。炭敬（冬季）和冰敬（夏季）是外官每年两次的常课。外官因迁调而进京述职，或京官外放为地方官临走向相关官员告别，都要赠送财礼，这就是别敬。 冰、炭两敬，属常年账目，细水长流，为数不巨。别敬是机动项目，乃动辄过万。曾任陕西粮道、河南布政使的张集馨，自撰年谱便记录了数次别敬的数额，平均一算，每次花费约一万四千馀两。这些钱的绝大部分，都会送给大学士、军机大臣、各部堂官等高官，自不必论。有意思的是，授受之间偶尔也发生一些具有“人情味”的特例。例如带曾国藩出道的老大——穆彰阿，任大学士，入军机处，兼掌翰林院（高级干部培训中心）；大小官员向他进贡，数额惊人。但是，纯乎以官自肥，并非穆彰阿这种“权迷”型权臣的风格。为构建、维护和扩充权力网，他固然需要钱；然而，这些钱大部分都用于权力建设的“滚动开发”，不会单纯提现，以满足一己之私。对有才学、有能力的中下级僚属，他还能设身处地，少收甚至不收。劳崇光——国藩友，同属“穆党”——外放为道员（约当今日地级干部），临行至穆府道别，奉上别敬五十两。穆彰阿手一挥，说：州道小官那里送得起如此厚礼？此去好自为之，（发了财），来日回京再补行礼数不迟。 大佬们对油水丰厚的地方高官就没这么客气了。曾国藩以“中兴领袖”的身份入京，各处码头一拜，开销二万两。李鸿章、左宗棠进京，别敬花费各在四万两以上，算是中兴时期的豪举。所以，曾国荃说：“有时，此物比道德文章更觉贵重，其势使之然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王闿运之永失我爱 “帝王师”的青年时代 咸丰七年，王闿运考中举人。次年，他往江西湘军大营作客。其时，曾国藩在军中大力提倡“艰苦耐贫”，他却不以为然，并以实际行动表示杯葛：军中皆著棉布衣服，他却里绸外裘；晚餐大家都吃酸菜罗卜，他却无肉不欢。“行为艺术”进行了十多天，宾主在不愉快的气氛中道别。随後，他又游历杭州、苏州，于咸丰九年三月抵达北京，参加会试。十幾岁时，王闿运便已成为湖南著名的新锐诗人，此後岁月也顺风顺水，恰如今语所谓：在通往牛逼的大道上一路狂奔。但是，这次考试却令人失望，他被迫在通往牛逼的大道上紧急煞车。在京城四月的晚风里，在寓所法源寺的丁香花下，二十八岁的王闿运吟诵着朋友的赠诗：“行藏须早决，容易近中年”；不禁感到一阵眩晕。 正当彷徨无路的时候，少年时代的朋友龙汝霖、李寿蓉找到了他。此时，他们都拜在同一个老大的门下——一个在肃顺家当家庭教师，一个在肃顺主管的户部任主事——正遵照老大的吩咐，四处奔走，“延揽英雄、以收物望”，家乡的大才子王闿运来了，岂有不赶紧推荐的道理？四十四岁的肃顺一见王闿运，十分欣赏，当下便欲与他结拜为异姓兄弟，王闿运傲骨犹存，生怕因此被士人们讥讽为“悻进”，乃婉言谢绝。肃顺不以为忤，又说要花一大笔钱为他捐个官职，王闿运书生气重，并不想放弃再次会试、博一个进士出身的“正途”，再次谢绝。如此一来，肃顺更为敬重他的人品，以上宾待之。一次，升任浙江布政使的徐宗幹进京述职，专程到肃府送上五十两银子的“炭敬”；适逢王闿运邀集一帮人在某处宴饮，肃顺即吩咐徐宗幹将“炭敬”转赠给王先生，并不许透露这是他的意旨。一个布政使——相当于今天的副省级干部——慕名而来，且代为买单；王闿运再矜持，也必因虚荣心被大大满足而窃喜不已。是故多年以後，王闿运已成老翁，与弟子辈谈京华旧事，于此犹津津乐道。 王闿运不是安于温饱之徒，不能切实作些事情，总觉得对不住肃顺。其时，俄国在东北生事，清廷大忧。王闿运乃向肃顺请缨，说要学习汉代张骞去作一番和戎的大事业。肃顺固然钦佩他的才识，但知道他并未研究过“夷务”，冒然前去，搞不好就毁掉一个人才，因此，“笑而不答”。 孰知王闿运因此犟劲大发，不久，竟拜辞出京去济南散心了。 离京後，王闿运去济南玩了两个月。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令他郁闷，转而念及在北京的好处。于是，王闿运又回了北京。肃顺见他回来，大喜，立即馈赠高级伏特加酒一瓶，聊表未能让他出使俄国的歉意。 其时，太平军在名将陈玉成、李秀成率领下，连获大胜，清廷形势岌岌可危。肃顺幕府中的“湖南帮”——包括王闿运在内的六个湖南人被称为“肃门湖南六子”——经过商议，向肃顺提出一个建议：奏请皇帝将东南军政大权授予曾国藩。六年来，曾国藩率领湘军战斗在长江两岸，有力扼制了太平军的攻势，但是，出于满汉偏见，咸丰帝并不放心将兵权毫无保留的交给他。曾氏挂着个钦差大臣的虚衔在前线博命，各省地方官多视之为“雇佣军”，急则招之，缓则厌之，曾氏每每有“呼应不灵”的怨叹。肃顺听取了“湖南帮”的意见，遂去运作此事。果然，不久便下旨：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并督办江南军务。“帝王师”一番筹划，乃能决定千里之外的人事任命，此举令王闿运十分高兴。随後数月，凭藉肃府高参的身份，王闿运更深入了解了湘军的情况及太平军一方的“匪情”。“帝王师”坐不住了，他要去前线施展身手；他将此意告知肃顺，肃顺极为赞成，于是，他再次奔赴湘军大营。 只是，当意气风发的王闿运来到安徽祁门，他再次发现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此时，太平军正逐渐收缩对湘军大营的包围，试图聚而歼之。王闿运先前设想了种种“廓清东南”的大计划，在目前这个局面下竟毫无可以施展之处。更要命的是，曾国藩也找不到突围的好办法，索性写了遗书，准备一死了之。军中一片萧杀景象；幕客程桓生垂头袖手，逢人便问：“死在一堆如何？”尤令王闿运心神摇动。足智多谋的“帝王师”千里迢迢赶到此地，竟是为这个死脑筋的湘乡人作陪葬来了！像他这么想的，大有人在，曾国藩怎会不知？不过，他并不强求大家“死在一堆”，他曾下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那有血性之人听了这道命令，必热血沸腾，反能视死如归。崇尚智谋的文职幕客则未必如此，因此有一批人闻命即行，王闿运即在其中。 ，便以不光彩的逃兵行径草草收场。当然，他也毋庸太过羞愧，名气更大的李鸿章比他还先走一步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王闿运的一声叹息 福州诗评家陈衍对清末民初人物作过一番品题——差不多都是刻薄话，难得找见幾句好话——他的弟子钱钟书将其完整记录下来，印成一本小册子，题为《石语》。其中，王闿运逝世後上海某报刊出的恶作剧式挽联：“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尤为陈衍所津津乐道。闿运个头不高，故有“武大郎”的比拟；“文中子”是隋朝人王通的弟子给老师私拟的谥号。王通平生以“圣人”自命，模仿孔子，作了六部“经”书，称《续六经》。比照通常的价值观，王通是个妄人，武大郎是个丑角，那么，闿运的特点竟在妄、丑这两个字？ 个不高是天生的，矮则矮矣，丑从何来？小个子没必要为此承受他人的指责。从小，老师就教育我们不要取笑、欺负小个同学，陈衍所受的启蒙教育还缺乏这种人文关怀的内容，老大以後做不到“政治正确”，我们不必多加责怪。上联寓意的妄字，倒能说中王闿运的幾分神采。 俗语狂妄连用，不狂又如何妄？狂，又有两种解法。一种如孔圣人所谓“狂者进取”，是褒奖；一种则是丧心病狂，是病症。然则，闿运之狂又如何？曰：他狂在欲作“帝王师”也。论级别，皇帝的老师在官阶中算最高一级，属于“三公”之列，称“太师”。但是，终其一生，闿运连进士都未考中，一般的座师、房师——进士出身、派任科举考官的人，被其录取的举人、进士尊其为师——他都做不了，他竟要作太师！看来，他确实有够狂。难怪在他还没翘辫子的时候，就有人编排了一段故事来腻味他： 闿运作客两江总督府，曾国藩听他畅论天下大势。闿运认为平定太平天国後，曾氏亟应利用因此获得的天下重望，麾军北上，推翻满清。国藩闻此，一语不发，径直端茶送客。後来，收拾桌椅的下人发现，满桌都是曾大帅用手指蘸着茶水写下的“妄人”二字。 只是，根据时间、地点及人物行踪这些要素来核察，我们很容易便发现这个故事是假的。不过，故事里的重要细节——劝曾国藩麾师北上——竟确有其事。咸丰十一年，皇帝驾崩，遗命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同治。皇太后慈禧则暗中勾结恭亲王，密谋发动政变。闿运为肃顺座上客——肃顺幕府中有“湖南六子”，王闿运是其中最年轻、最有想象力的人——闻到政变的气味，赶紧致书曾国藩，希望他以柱国重臣的身份，带兵到北京“入觐”，支持恭亲王配合顾命八大臣共同辅佐幼帝同治，同时“声明祖制”（妇人不得干政），以粉碎慈禧垂帘听政的阴谋。这不就是“麾师北上”搞兵谏么？但是，曾国藩一生谨慎，这会儿正担心自己“功名太盛”，生怕惹上“权臣干政”的嫌疑，故未采纳闿运的意见。果然，两个月後，慈禧政变成功，肃顺等人全军覆灭，闿运不禁“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也”。 肃顺是咸丰朝的权臣，他对咸丰帝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若成功顾命，对幼帝同治必亦具有同等甚至更强的影响力。肃顺又极为看重闿运，闿运献言建策，必能间接影响到同治帝。那么，打一点折扣，他也算是个“帝王师”了。最终，曾氏的谨慎扰乱了闿运的好局，他怎不“太息痛恨”呢？ 临死，闿运对此都不能释怀，他写了副自挽联，再次太息：纵横计不就，空留馀咏满江山。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王闿运之永失我爱 同治二年十二月，听闻老朋友毛鸿宾升任两广总督、郭嵩焘署任广东巡抚，一直郁郁不得意的王闿运决定去广州度岁，聊以排遣满肚的不合时宜。到得广州，该见的人见了，该喝的酒喝了，乃受人邀宴，去妓馆作个彻底的放松。他写信给妻子，描述粤省欢场的情状： “凡倡女野客，多乐隐蔽，独此邦中，视同商贾：或连房比屋，如诸生斋舍之制；或联舟并舫，仿水师行营之法。卷髪高尾，白足着屐，燕支涂颊，上连双眉。当门坐笑，任客择视。家以千计，人以万数。弦歌撮声，尽发鸠音。远游之人，窈窕之性，入于其间，欲抱虎狼”； 广州的开放前卫，令闿运瞠目结舌。素已养成的的审美观，令他无法接受这些梳高髻、穿拖鞋、化浓妆的豪放女。在喧哗的妓馆内，他感到孤独；无独有偶，在场另有一人，亦形落寞。这是一位南宁歌女，蹙眉不语，楚楚可怜，闿运怪之，问她为何一脸愁容。此女柔声答曰：刚搬家不久，下午回旧寓取什物，也不知为什么，便觉悲从中来，无限伤心。这个回答，没头没脑，适如言情小说所谓“花草月亮，淡淡的哀愁”。众人听了，哄然大笑，莫不说这个小姐有点呆。闿运不然，他是诗人，天生哀乐过人，闻此莫名其妙之语，大为欣赏，当筵赋诗一首，以为定情。此诗云何，已不可考，鄙意其风味，较之晏小山那一阙“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当极相似。明年春天，闿运便带她回到长沙，娶为长妾。这位女子，便是莫六雲。 这段韵事，不久便在湘、淮两军高层中传开了，这些人大都是闿运的故旧好友，于是，“俱腾书相告，以为谈柄”。闿运因此十分自豪，一待要向外人介绍他的如夫人，便会说，此女来头极大，“惊动六省督抚”矣。当然，妾之佳恶，并不能以高官追捧作标准，终视乎德容颜工的评分情况才可论定。古之娶妇重德，今之包二奶重色，我们先看闿运如何评价六雲的容貌。他的朋友丁取忠有个“好窥观人家姬”的习惯，闿运娶妾，丁氏自然要看一眼，可也就看了一眼，闿运欲让他再看一眼，他却死活都不愿意了。于是，闿运说：“貌可知矣”。然则，闿运对六雲的爱，不在颜貌，而在才德。 王、莫共同生活近二十年，闿运日记中记录了大量六雲的言行，即此观之，六雲确是贤女子。作为读者，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同治九年二月六雲的一句说话。其时，一夜春雨，庭院中海棠尽謝，夫妇二人共赏落花，若有感触，良久，六雲说：“春雨愁人，富贵离别者甚；秋雨愁人，贫贱离别者深。”闿运曰：“然。” 请为交待此段对话的背景：明年，闿运将北上，再次会试。闿运之志向甚大，闿运之心性极高，虽有一帮不富则贵的朋友随时可以援手，他却宁愿选择一条堂堂正正的道路：考进士，点翰林，实现作“帝王师”的夙愿。只是，他的科举工夫实在平常，欲得一第，难度不小。而此时他已三十九岁，明年再不考上，“四十曰强而仕”的理想便将落空。于是，他处身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名满天下，却没有功名；交纳英豪，却自惭形秽。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余正居富贵贫贱之间，所谓出入苦愁者矣”。明了这层背景，再回味六雲那句话，妙于形容之才，温柔蕴藉之性，一览无遗。 十三年後，六雲弃世。依然“居富贵贫贱之间”的闿运再一次感到“离别”的巨大悲伤，遂在梦中（据其日记，窃以为托辞耳），许下一愿：余誓与六雲生生世世为夫妇。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史林识小 对袁世凯的“同情之理解” “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世凯）有正面评价之书。有之，或自不才始也”；对近代史稍有涉猎的读者不难看出，这句话的句式，乃戏仿谭嗣同的名言：“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个戏仿者，便是当代史学名家唐德刚先生；而对袁世凯“正面评价之书”，便是他写于1998年的《袁氏当国》。 长期以来，有关袁世凯的著作、论文，尤以论述自戊戌变法至洪宪改制之间史事者，幾莫不以全盘否定为宗旨，厉声痛骂袁氏告密（出卖谭嗣同等人）、卖国（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窃国（改制当皇帝）的诸般劣行。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史观上的调整及新史料的发现，经杨天石、房德邻、孔祥吉、茅海建等史家“联名”“辩护”，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犯下告密罪、与日本磋商“二十一条”时犯下汉奸罪的指控已被驳回；唐德刚此时犹然自诩己作为“正面评价”的开山之作，且此书又题为《袁氏当国》，那么，可以想见，对于袁氏最大一宗罪状——在共和年代突然开倒车、做皇帝，唐德刚此书将会有一番与众不同的阐释。拜读毕，窃谓此书固非人云亦云，然亦非强求立异、刻意翻案者，实在是深具“同情之理解”的“一家之言”。 所谓“同情之理解”，指的是唐德刚在“读破千卷史书”後，既已对洪宪登基前後之时局（历史事实）洞若观火，乃能结合自创之中国社会“转型”说（历史哲学），用以“正面评价”袁世凯及同时诸人乃至那个时代。唐德刚认为，三千年来中国经历过两次“转型”。第一次，即“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使中国“从一个高等群居动物的部落主义（tribalism）转向一个以自由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制度；和中央集权，以高度科学化的文官制度为骨干的，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宇宙帝国（universalempire）”（唐德刚著《晚清七十年》，第37页，岳麓书社版），这次转型肇端于战国时的商鞅变法，完成于汉武帝时的“盐铁专卖”，历时二百馀年。第二次，则肇端于辛亥革命，将“从帝国制度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此一转型，在唐氏看来，虽历时近百年，犹未告成；如舟行三峡间，沿途尽是激漩急湍，凶险万状。然唐氏又坚信，“不论时间要拖多久”，此一转型必将完成，因为，这次转型“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都改变不了的”（本书第92页，後仅标页码）。袁世凯在民国建立後践踏法律、悍然改制，正是转型期内必然会出现的怪现状之一种，无足诧异；正如此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虽是“比传统帝制还不如的寡头政治”，但毕竟是时代的反映，是转型中“不可或缺的恶政（anecessaryevil）”（97页）。前途光明，道路曲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二语，庶幾为唐氏历史哲学的宗旨，然更可视作他对中国之爱的真情流露。他常常强调，“历史学家也是人嘛”，著书立说哪能毫无情感呢。由此，在“理解”唐氏的历史哲学之後，我们更易体察到他对人物及其时代的深切“同情”。 据其所述，袁世凯之称帝，可概括为：为时所逼，为人所诱。 民国建立，首任总统为孙中山。但是，孙中山以及他的同志都明白，“袁世凯那时在国民心中的声望，似乎还在孙公之上”（37页），以当日之混乱局势，舍袁世凯外，实无真正压得住台面的人物。袁世凯“声望”之隆，不仅在于他掌握了最精锐的部队——北洋六镇，更得益于他一手操办了清室逊位的大事——唐氏称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以此，民国才能在武昌首义後迅速建立，而全国不致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于国于民，袁氏此举功莫大焉。鉴及于此，孙中山只作了45天的临时大总统，便辞职让贤，与参议院诸君一道敦请袁世凯出任总统。但是，孙中山并非全无机心者，为防止袁世凯日後专权过甚、妨害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特地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原订效仿美国之“模范”制度——总统权力甚大，改为法国的内阁制——首相当国。这部《约法》由宋教仁起草，他就是那个汲汲于担任内阁首相以架空袁世凯的人。然而，宋教仁是“一流的政治家，却是末流的政客”（62页），他到处演讲，声言要组织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且不讳言“加强党务，宣传夺权”。袁世凯此时虽未萌称帝之心，但绝不甘心做一个内阁负责制下的“虚君”，因此，宋教仁旋即被暗杀，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并无证据表明袁世凯直接下令杀宋；然其事为“袁党”主谋，则事实确凿，不容诡辩。不过，孙中山因此发动“二次革命”，兴兵讨袁，在唐德刚看来却是大大的不对。他借用袁世凯的话，说：“共和国家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范围。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权案始末又经法庭公开者，不得轻加论断。就行政方面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实与法律违反者，不宜信口雌黄”；孙中山此举，不啻视法律如废纸，欲以军事手段代替刑事侦判，直可称之为“叛军”矣。袁杀宋固为一错，国民党以暴易暴，也是一错。唐氏乃曰，“历史不是数学，两负不能变成一正”，“此例一开”，“三错、四错随之而来，就变成武力至上、军阀混战了”。杨度尝谓，宪法之可贵，在于“贤者不能逾法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而为恶”（《君宪救国论》）；梁启超很佩服这句话，说“于立宪精意，能一语道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孙中山固为“贤者”，然罔顾国法，虽“为善”亦无足取也。至此，“第一次内战”开始，袁世凯与孙中山彻底翻脸。两方军事实力对比，国民党莫望北洋之项背，故不期月，袁世凯便平定了“叛乱”。孙中山奔日本，开始“联日倒袁，搞分裂活动”（83页）。战乱虽平，袁世凯之心却不能平：原来，共和之世，大家仍不律，犹“须由枪杆决定一切”，这与帝制有何本质区别呢？此可谓为时所逼，袁世凯渐萌背叛共和、转回帝制之心。 袁世凯身边，善于揣摩上意（readhismind）者，不乏其人，杀宋教仁固然是他们的功劳，推动帝制当然也少不了他们。除了众所周知的筹安会、请愿联合会，他们还从美国引进一位高人，为帝制给出了学理上的根据。此人便是一流政治学专家、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後来差点被推选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古德诺教授（f.j.goodnow，1859——1939）。他被请到中国作了一年半调研，写出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广征博引，结论曰：“中国如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观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二卷，951页）。吾国近代一直有崇洋之风，流被所及，袁世凯亦不例外。民主先进国家中第一流专家今亦赞同帝制，对此前“又想，又怕；又默认，又否认”（170页）的袁世凯来说，不啻服用了一颗超级大力丸，再经其子袁克定、智囊杨度等狂热分子一通天花乱坠的鼓吹，袁世凯终于把持不住，做出遗臭万年的事体。此可谓为人所诱也。 当然，虽可谓被逼被诱，袁世凯决不能以吾国足协惯于借口之“负该负的责任”逃罪，他必须负全责，盖“士君子为政，治国安邦，自应有其立身从政的原则与主见，而曰为小人所误，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152页）。不过，唐氏之议论若止于此，犹算不上真正的“同情之理解”。他的高明，在于厘清史事，取得对袁氏当国的“同情”後，能够表示出对近代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辛亥革命後，绵延数千年的帝制在表面上虽被废除，但中国要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即完成第二次“转型”——仍需很长很长的时间方可奏功。袁氏痴梦固不久长，百年亦嫌其短矣。 唐氏之论，固可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然其确具“同情之理解”，不愧为“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则窃心许焉。简雅可诵之文字，引今证古之妙喻，尤其馀事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黄仁宇的三道屏风 在《汴京残梦》的篇首，黄仁宇自问：“你写的是小说，还是历史？”自答：“历史小说”；随後，他简要说明小说与历史的同异：“历史只注重事实何以如是展开。历史小说虽不离现实，但是要兼顾应否如是展开，是否另有门径”。 窃谓：“何以如是”与“应否如是”，便是历史与文学相互划限的标志；而“另有门径”，则是历史小说赖以区别于其他小说类型的不二法门。前者易了，後者，请为赘言数句。历史小说略可分为三类：一、以史上真有其人者为主人公，为他写一部文学的传记，如姚雪垠撰《李自成》；一、以史上真有其事者为叙事主干，写一部文学的“纪事本末”，如李敖撰《北京法源寺》；一、以史上真有其事者为背景，以史上真有其人者为配角，作者虚构出一个主人公，用以贯串始终。前二者固亦讲究虚实相济，但实者，虚者一二，虽曰小说，仍不脱历史的范围；第三类却是虚者实之，实者虚之，细节全可落实，整体不无虚诞，较诸前二者，更具文学的韵味。斯即黄仁宇所谓“另有门径”也。 然此种“门径”并非黄氏新创，至迟在宋代，便已见到雏形。《太平广记》卷四十“陶尹二君”条，讲了一个“古丈夫”的故事。据其“自述”，他本是秦朝人，幼年时被徐福选入五百童男之列，航海求不死药，途中，见“鲸涛蹙雪，蜃阁排空”，因而心生恐惧，“遂出奇计，因脱斯祸”。归，改易姓名，攻读儒书。不数年，即遭焚书坑儒之祸，“又出奇计，乃脱斯苦”。随後，再改姓氏，以建筑为业。不幸的是，旋即碰上修筑长城的苦差，不得已，“又出奇计，得脱斯难”。此後，再改姓名，转作工匠，哪晓得修建秦始皇陵，他又被征召，只得再“出奇谋，得脱斯苦”。从此，他隐居华山，以柏子、松脂为食，渐能凌虚蹈空，俨然神仙，直至唐代，与人邂逅山中，自述履历，方才留下这段“传奇”。 此种“门径”，亦尝为好莱坞电影借鉴，如《阿甘正传》——forrestgump，改编自美国历史小说名家温斯顿?格鲁姆（oncedars，中文译名：爱在冰雪纷飞时。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张荫麟的幸与不幸 或曰，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开山大匠，是两个广东人，一为新会梁启超，一为东莞张荫麟（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卷一）。或曰，上世纪二十年代清华文科才子以钱锺书、张荫麟为翘楚，曾有“北秀南能”的品题（钱锺书《槐聚诗存?伤张荫麟》自注）。然而，数十年後，梁、钱之名播在人口，知与不知，皆要唤他一声“国学大师”，荫麟之姓字却浸久无闻，生平行事固少人知，学问才情亦无人表彰。 荫麟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卒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享年仅三十七岁。然则其名不彰，以其命短？似不然。短命而享大名者，前有李贺（二十七岁卒），“诗鬼”之光炳耀千年，同时有徐志摩（三十四岁卒），“情圣”形象迄今深入人心。难道，诗人天生具有名誉优势，史家入行便已注定身後萧条？是又不然。陈寅恪是史家，尝赋“共谈学术惊河汉”之句，对荫麟揄扬甚至。陈氏著作之专门难读远甚于荫麟，且生平不作通俗文字，而今日学界内外人士谈及陈氏无不眉飞色舞，闻荫麟之名，则多茫然。又如钱穆，亦是史家，尝谓“中国新史学之大业”，当由荫麟完成；然钱氏之名历久弥彰，荫麟湮没如故。或又有说，谓荫麟不善交际，生前身後无人为之“炒作”？然按诸事实，我们却发现荫麟知交遍及文、史、哲三界，除了前述诸人，犹有吴宓、王芸生、吴晗、贺麟、冯友兰、熊十力等人，或师或友，生前互相切磋，死後皆作诗文悼念，登诸报刊，历历可考。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显晦判然有如是者？窃谓原因有二：一、荫麟一生著述，以论文为主，除了一部《中国史纲》（为高中生而作之教材，且叙事仅至东汉），别无专著，以此，虽生前师友对他赞许有加，後世学者却不便对其人其学进行深入研讨，更谈不上发扬光大。一、因教龄太短（合计不过六年），转校频繁（十年内先後在三校四地任教），故荫麟之门人弟子数量既不多，所受熏陶提携亦嫌不够，以此，虽日後不无成就，然对荫麟铭恩致谢之程度、力度，必较其他授业师为薄。後者似更重要。鄙人所见张氏弟子追忆师门之作，不过李埏、徐规、管佩韦、张效乾四人而已，衡诸他氏弟子以其师从教（或诞辰）若干周年为名，大开研讨会，大编论文专刊乃至出版“全集”、“画传”的盛大规模，自是黯然失色。以是，荫麟之默默无闻不亦宜乎？ 但是，荫麟终教人难忘。今年初夏，一本後人编选的荫麟文集——《素痴集》（素痴为荫麟自号，编者误以为笔名），便作为对他诞辰百年的纪念，应时面世。荫麟以史学名家，《素痴集》所选文章却以书（文）评及政论为主。编者之意，盖以其重要论文业已辑入《张荫麟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另有台湾九思版，1977年），其惟一专著《中国史纲》亦经辽教、上古、商务三社先後再版，故扬长避短，大力搜罗荫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并截取前列二书中“明白晓畅之片段”，合编成集。对于不是专业历史的读者来说，此书不失为初步了解荫麟的好途径。 荫麟写了一系列对话体文章，讨论国民党治下的中国是否需要“革命”、“革命”之时机与形式等问题。对于被统治者，他说：“革命诚然少不了暴动，正如瓜熟之免不了蒂落。蒂落固是突然的，骤然的，但瓜熟却不是突然的，骤然的。同样，暴动固是突然的，骤然的，但革命的成功却不是突然的，骤然的。在瓜的生长里只看见蒂落的人不配种瓜，在革命里只看见暴动的人不配谈革命”。对于统治者，则云：“当你领导人们走过在你看见是进步的路时，你们也许已走入了退步的路；当你领导着人们走在你看见是兴邦的路时，你们也许已走入了亡国的路”（第77-8页）。理性的史家，立言固应如此，然自当事双方看来，则左派朋友必目之为“落伍”，右派政客必斥之为“赤化”。或鉴及此，荫麟总结梁启超“在政论上的悲剧”，乃谓：“他对于流血的恐怖和瓜分的危惧，使他不得不反革命。他的一点悯世心，使他无法容忍现实政治的黑暗。他万分好意地劝革命党偃旗息鼓，结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万分好意地劝政府彻底改革，结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说的话，不独对于原来的目的全不济事，而且使他受着左右夹攻”（第46页）；因人喻己，以今况昔，不啻夫子自道。 荫麟毕业于“留美预科”之清华，在美国学哲学，归国即为名校教授，正所谓“清华学派”中人；派中大佬对鲁迅这种“匪徒”、“文丐”似无好感，荫麟却要作一篇《〈南腔北调集〉颂》，称赞鲁迅是“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第80页）。荫麟论政，服膺“费边式的社会主义”（其友哲学家贺麟语），偏于改良、渐进；丁玲其时以左倾激进闻名，民国四十四年，误传被捕杀，荫麟当即作文痛悼，竟流露赞成暴力革命之意：“世有欲借口舌笔墨之力以感格凶顽、转移运会者乎？其亦可以休矣！其亦可以醒矣！”（第89页） 前後对照，他对政治的态度似自相矛盾。然前者论事，後者论人，论事的理性与对人的温情，正相辉映。 然而，荫麟对人，并不总抱有温情。书中《所谓“中国女作家”》一文，对以冰心为代表的“立于女子之传统的地位而著作”的“女士”们极尽嘲讽之能事，说她们不过是前代袁枚“女弟子”之流亚，“言作家而特标女子，而必冠以作者之照相”，“作品署名之下必缀以‘女士’二字”，而所书写者，莫非“毫无艺术意味之sentimentalrubbish”（按，直译为‘感性垃圾’，参考王蒙译法，则不妨译作‘酸馒头渣’），以中学生作文标准衡量，“至多不过值七十分左右”（第84-5页）。他人作何观感且不论，鄙见与之同调，抚卷不禁莞尔。 较此挖苦文章更精彩的，则是学术评论的攻错之作。他指出郑振铎文学史研究中“使人喷饭之处”，讥其缺乏“常识”（第95页）。他批评郭绍虞食“洋”不化，牵强附会（第97页）。胡适撰《白话文学史》（上册），时称名著，荫麟却能举证确凿，指出定义混乱、去取多由主观的毛病（第99-107页）。郭沫若译歌德长诗《浮士德》，急于脱稿，匆促从事，遂致“谬误荒唐、令人发噱之处，幾于无页无之”，荫麟择要纠正，有力打击了“伪劣”出版物。 但是，荫麟并非今日惯见的“酷评”家，他固不喜欢一味的唱赞歌，亦不轻易因作者的疏漏而抹杀全书的功劳。他虽批评《白话文学史》诸种不善，却仍敏感的看出此书具有方法、取材及考证的优点；他虽对郭沫若的德文水平深致不满，却盛赞《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能够“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实在是一项“重大贡献”。此外，对顾颉刚“疑古”学说“误用默证”的方法论错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的史实错误，他都提出过严厉而中肯的批评。顾氏无以自解，终未回应；冯氏覆书致谢，有则改之。 荫麟尝表明自己对专业书评的态度：“一个批评者对一部书有所纠绳，这并不就表示他对于这书的鄙薄”（第223页）。这固然是个人的信条，但也需要时代风气的培陶，以及被批评者的雅量（或曰服善之勇）。荫麟十七岁时指出梁启超的考证错误，启超引为忘年交，称之为“天才”；冯友兰在他死後，曾集资、主持设立“张荫麟奖学金”；顾颉刚于荫麟死後撰《当代中国史学》，赞扬其在通史、宋史领域大有建树。若非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确具幾分开明的特性，若非那些学人确具服善之勇，这些故事只怕都不会发生。 吴晗有感于亡友身後寂寞，曾说，即算荫麟不死，“再多受些磨折、考验、洗炼，恐怕他还是得死，不过死法不同，不是死于穷病而已”。很不幸，一语成谶，二十年後，吴晗未“死于穷病”，而死于“文革”。然则，荫麟之早夭固为不幸，较诸吴晗之暴毙，抑又为幸耶？ 谨此纪念素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通史之断与断代之通 通史之作用，在于总结。旧式通史，所欲总结者不外两端，一曰“理乱兴亡”，一曰“典章制度”。新式通史，所欲总结者，则以社会形态、生活方式、经济发展为要。汉代，甫自封建制一变而为郡县制，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与前代截然不同，故须要一部通史来作个总结。于是，司马迁撰《史记》，作个总结。宋代，直接隋唐，远绍秦汉，政治、经济虽不脱中央集权制度（亦即郡县制的自然发展）的矩范，但是，立法更完备，运作更缜密，发展更迅速，迥异于中古之中国，以故，钱穆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即开始了”。于是，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作个总结。民国肇造，标示二千年帝制一朝崩坍，四万万人民其命维新，且不论新瓶旧酒、乱紫夺朱的遗憾，经验教训仍需总结，于是，数十年间，作者蜂起，通史之作盛于前代，其中佼佼者，则有邓之诚、吕思勉、钱穆、张荫麟、范文澜诸人。兹请介绍吕思勉所撰《白话本国史》。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1922年，撰成《白话本国史》，是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通史。吕思勉的一生，可以四个字概括，曰：埋头读书。他以史学名家，读得最多的，当然是史书。他的门人杨宽（战国史名家，新近辞世）尝说他“先後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三遍”，然据其自述，则不然。实际情况应是，二十四史中，《史记》、《汉书》、《三国志》读过四遍，《後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读过三遍，“其馀都只两遍而已”（《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旧时学者通读过二十四史的，绝不仅见，以此赞扬吕思勉的学问，似不足重。但是，我们先看一段当时“在史学上称王”（傅斯年语）的顾颉刚对通史撰著的评论，再看看吕思勉治史的次序，最後回过头来对他通读二十四史的事迹进行“解读”，兴许能别有解会。 顾颉刚说：“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证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证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史，也更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当代中国史学》）；顾氏此语，很像一种常用的教训：先学走，後学跑。用今日的话说，叫作尊重常识。但是，常识不常，又是一种常识。即以小儿学走为譬；不难发见，小儿之蹒跚，其实是走跑兼具，孰为走，孰为跑，并不能截然划分。何况小儿并不具有清晰分辨走与跑的能力，他的走，他的跑，全凭长者定义。更何况，快走，是走还是跑？慢跑，是跑还是走？即便长者也无法一一指认。小儿成人，回首往迹，到底是先学会走後学会跑，还是会跑以後才能走得更好，一旦较真，恐怕也是扑朔迷离，难求的解。只是因着心底自以为是的仁爱与逻辑（不妨称为惰性），一代代人才会安于先走後跑的常识，居之不疑。顾氏提倡先作好“完美的断代史”，才能作出“完美的通史”，即是自上世纪初“史学革命”以至今日的常识，作者读者安于故步，居之不疑。然如前论，常识不常，不疑处乃有疑焉。 若依“常识”，则吕思勉撰著通史，应当在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诸种断代史的研究完成後，方能开展。但是，我们看他的著作系年（以出版年代为断），情形却悖于“常识”：《白话本国史》，1923年；《先秦史》，1941年；《秦汉史》，1947年；《两晋南北朝史》，1948年；《隋唐五代史》，1959年。断代史没作出来，却先写出通史，且提早十幾年写出。那么，以“常识”判断，他的通史是否跟“完美”不沾边？是又不然。顾颉刚对民国年间的通史著作多不许可，谓“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对吕撰通史却青眼有加，赞曰：“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前後矛盾如此。然则，到底是顾氏的“常识”毫不可据，还是吕氏天资特出，不必遵循“常识”？这个是非，不可遽定，勉强要找个说法，则须简介吕氏与“古史辨派”（以顾颉刚为代表）、“史料学派”（以傅斯年为代表）在治学上的异同，看能否理出一点头绪。 其所同者，在于三人都强调“用新方法（或曰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虽为史家，却不以史学自拘，而不惮鉴用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乃至文艺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顾颉刚用神话学、民俗学的方法研究上古史，早成佳话；傅斯年倡言“我们不是读书人”，而应“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以为考古学、语言学张目；吕思勉亦尝曰“社会科学是史学的根基”，“主张中学以下的历史，改授社会学，而以历史为其注脚，到大学以上再行讲授历史”；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他即“略有接触”，1929年撰成《中国阶级制度小史》，以“阶级”概念阐释古史，新义纷呈，不仅独步当时，即在时移境变的今日再读，亦饶趣味。 其所异者：顾、傅二人主张较为接近，皆崇尚仄而深的专门研究，注重新史料的运用。吕思勉则追求博通周赡的境界，取材多根于正史，并不刻意征引冷僻史料。自其同者视之，三人都投身于上法乾嘉、旁绍欧陆的“新史学”大潮，皆已超越“相斫书”、“帝王家谱”式的旧史学；自其异者视之，则顾、傅稍嫌沉迷于历史研究的过程（史料与考据），不免忽略了史学不仅考据、史学不是史料的“常识”。与二者相较，吕思勉绝非不善考据者，他甚至算得上考据“发烧友”，但是，他却认识到：“今人之屑屑考证，非顾先生（炎武）不能为，乃顾先生所不欲为也。今人自诩搜辑精博，殊不知此等材料，古人既得之而复弃之者多矣”（《自述》）。顾炎武是考据大家，但他的学问决非考据二字可以限量，他所注意者，在古今学术、制度的迁变转移，以及经世济用诸种大计。吕思勉一生服膺顾炎武，且尝认真考虑过加入政界（作官或作政客）的可能性（1911年），此後虽下定决心做学问，仍“好从发展上推求政治利弊之所以然”，故不以“屑屑考证”为苟安，亦不以“搜辑精博”自喜。 吕思勉第一次将二十四史通读一过，在1908年；开始撰写《白话本国史》，在1920年。其间相距十二年。似可设想，此时虽无他人“分工合作”业已成型的“完美的断代史”，吕思勉的胸中却早有了自己的“断代史”，作为撰述通史的基础。就此而言，吕思勉并未违背顾颉刚设定的标准。进而言之，十馀年後，吕思勉开始写作断代史，同时，再写了一部《中国通史》（上册，1940年；下册，1944年），似更证明了顾氏“常识”的可信度。然则，新的矛盾又出现了。究竟是写成于“完美的断代史”之前的《白话本国史》堪称“完美”，还是写成于“完美的断代史”之後的《中国通史》更“完美”？请仍以小儿学走的譬喻进行解释。小儿动作，是走是跑，何必分辨得太清楚？走与跑，自其异者视之，是两种动作；自其同者视之，则是一个方向。同理，研究断代史，固可视作为通史作准备；撰述通史，亦能开拓断代研究的思路。一代之制度、学术、地理诸要务，无不有渊源，有流衍。不说明渊源流衍，则断代史难称“完美”，而欲考究源自何时，流向何处，则非先对通史进行研究不可。历代之制度、学术、地理诸要务，兴废因革，时各不同，欲穷通变化，描述迁变，则非先对各代历史进行研究不可。于是，研究断代史，是为了作通史；作通史，也是为了更好的研究断代史。 犹有说者。通史虽名为通，撰述必出于作者之独断；断代虽言其断，考证仍赖乎史识之贯通。即此言之，顾颉刚之论学标准，吕思勉之治学次序，合则兼美，离则双伤。上师说法，前辈躬行，吾侪後学，正宜从此悟入。严耕望称吕思勉为“通贯的断代史家”，旨哉斯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大师兄是女孩子 谁家的女孩子 历史是个任人装扮的女孩子；今人多以此喻之发明权归诸胡适，其实不然，胡适从未说过这句话。这句话，是冯友兰“栽赃”给他的。1955年，冯友兰发表《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底反动的政治路线底关系》，谓“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收入《古史考》第二卷，海南出版社，2003年）；而冯氏此“论”所据“底本”则是胡适介绍实验主义哲学的一段话：“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实验主义》，载《新青年》六卷四号，民国八年）。由此可知，这个“女孩子”原名“实在”，俟经冯友兰从胡适身边抢去，则更名唤作“历史”。即今而言，其时之恩怨是非，早已化作烟云，不必一一析辨；惟“女孩子”此後之显晦荣辱、升降沉浮，则饶有趣味，值得一提。 “女孩子”一旦更名为“历史”，则胡适也好，冯友兰也好，都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继续奉行“金屋藏娇”的故事，亦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为之“装扮涂抹”。自此以後（其实，此前亦然），“女孩子”便不只是单方面“千依百顺”的“服从”，她也会对试图亲近她、掌控她的人提出要求。你能“涂抹”她，她也要“装扮”你，适如玛丽娅?鲁宾逊所云：“我们把历史塑造成型，它反过来又影响我们”。 更有意思的，则是试图对“女孩子”上下其手的人，往往因价值观、时代性及影响力的差异，在如何“装扮涂抹”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乃至分化为不同群体，相互攻讦。适如柯文（hen）所说：“文化既是一面三棱镜，给我们折射出某群体的思想和行为，但也有可能使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变得疏远，从而把对方典型化、滑稽化和神话化”（在中山大学的演讲《变动中的中国研究视角》，2002年12月）。 义和团运动就是中国-西方、传统性-现代化、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等“群体”用以相互“典型化、滑稽化和神话化”的工具。柯文撰《历史三调》（1997年），则是对作为工具的义和团进行神话解构和历史重建的尝试。 未完成的第一调 《历史三调》的副题是“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从此书在史学界的影响来看，“神话”最引人注目；从全书的结构和篇幅来看，“经历”所占比重最大；从作者的自我期许——“对义和团事件进行简明扼要但可信度高的叙述”——来看，“事件”应可视为信史。但是，柯文笔下的“事件”，不论史料的采用和解读，还是所占篇幅（约为全书十分之一），俱嫌单薄，似不足以支撑或曰导入“经历”与“神话”两个话题。 对此，他并不讳言：“在本章重塑义和团历史的过程中，我更多的利用了第二手资料”。细按其书，不难发现，在叙述义和团运动的酝酿和发展时，柯文幾乎全盘采用周锡瑞（josephw.esherick）《义和团运动的起源》（1987年）的研究成果——包括文献考证与史实阐释，甚至连“义和”二字的英译、“九头蛇”的譬喻亦径行迻用，虽偶有辩诘，究无改大体；此外，则大量采用中国历史学者如路遥、程啸诸人采访编著的资料，以及中国各研究机构刊印的史料。易言之，在义和团历史事实的发现与历史意义的发明层面，柯文毫无贡献，他的谋篇布局乃至遣词造句，早被他人限定，别无新意。 而在叙述义和团战争的背景和进程时，他甚至忽略了两项重要事实：其一，清廷在“废立”问题上得不到西方列强支持，甚至慈禧的执政地位也受到威胁——西人发出照会，勒令慈禧归政于光绪；虽有学者对此质疑，然非空穴来风。这是除了民-教冲突、华北大旱及朝廷政争以外，导致义和团运动由国内暴动发展为国际战争的重要原因。其二，义和团战争爆发前後的关键事件。如使馆卫队在“黑色星期五”（1900年6月13日）首倡“猎取拳民行动”——此前，拳民的主要打击目标是中国教民，而非外国人；清廷对各国“宣战”（6月21日），在时间上要晚于联军不宣而战夺取大沽炮台（17日）。无疑，这些事实对于“进行简明扼要但可信度高的叙述”非常重要，柯文实在不应忽略。以此，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2003年）作者——才会说：“柯文的讨论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但是，他的第一调，即历史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尚处于待定状态”。 此书第二调的命意，在于说明“我们（案谓历史学家）用来解释历史的观念，往往与直接创造历史的人们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异，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曲解了真实的历史”；此意以俗语解之，不妨说：人民创造历史，但历史不由人民书写。以文学化的语言解之，则如书中所引霍夫曼之诗，云：“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啊，令人难忘！那些身首异处的人在诉说着什么？” 永不终结的神话 然柯文此书的看点究在于第三调，即“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业已身首异处的人说着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有其元的人此後说了些什么。那么，义和团是怎样一个神话？柯文定义如此：“在20世纪的中国，西方因其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而受到仇视，又因其掌握聚集财富和增强国力的秘密而受到推崇，这样一来，同时攻击西方侵略行径及其近代化秘密的义和团，有时大受称赞，有时则遭到痛斥”。 义和团的盲目排外固不可取，但是“攻击西方侵略行径”（即爱国主义），则不应“遭到痛斥”；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以前），义和团却得不到这样的表扬。在以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看来，除了迷信愚昧、野蛮残暴和盲目排外，义和团什么也不是。而且，义和团还被当作一个象征，集中代表了旧中国、传统文化所包涵的一切不利于建设现代化中国的负面因素。同时，西方世界的主流舆论（畅销书，好莱坞电影，新闻报道）则更进一步，将义和团直接与中国人等同，认为中国人“残忍凶狠，报复心很重”，显然是“义和团後遗症”尚未痊愈的表现。 但是，及至《凡尔赛和约》签订（1919年）、五卅惨案发生（1925年）以及国共联盟成立，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成为时代潮流，义和团的形象随之大变。迷信、愚昧与野蛮等负面特征，固然无人能替义和团洗刷，但是，“野蛮的排外主义”的评语则被换成反对帝国主义的赞辞。陈独秀、瞿秋白、胡适、蔡元培等人，不论激进温和，皆吁请政府、国民注意：在面对帝国主义的侵辱时，义和团也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民族主义。同样是这批人，在十馀年间，对义和团的评价（或曰利用）前後大相径庭；对此，柯文论曰：“在反对使用不利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义和团形象的同时，他们又创造了一个有利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义和团形象”。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义和团越来越像一件趁手的工具，当讨论的问题是帝国主义时，就称赞之；当讨论的问题是“封建主义”时，则指斥之。 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义和团则由工具升级为武器，在批判、批林批孔以及反对“苏修”的历次战役中大放异彩。义和团运动所有负面特征皆被忽略，只剩下英勇抗争的光辉形象，同时，备受反革命（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摧折而绝不屈服的战斗精神则由红卫兵继承发扬。惟与前不同者，则在于此次“神化”义和团的权力尽由官方掌控，不容他人置喙；进行实际操作的则是历史学家，而非前此的“公共知识分子”。 在上述三个时段出现的“义和团”已非1900年的义和团。义和团的师兄师弟们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不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也不知道与之作战的是帝国主义，而利用他们的是封建主义，他们只知道神拳附体、刀枪不入，他们只知道驱杀“洋鬼”後，便将迎来风调雨顺。他们更不知道，在未来岁月他们会变作任人“涂抹装扮”的“女孩子”，会成为“神话”。 “五四”已矣，“五卅”已矣，“文革”已矣，义和团“神话”犹未已。只要中国与西方不能消泯界限，只要传统性与现代化依然充满张力，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便永远不会成为历史。而就更深一层的意义而言，中国、西方、传统、现代，这些字眼又何尝不是神话？适如少年蒋梦麟对西方世界的观感：“当你看到他的光明面时，他是天使；看到阴暗面时，他是魔鬼”。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麻将 麻将的前身，是马吊。马吊始创于明代万历年间，至崇祯后，大为流行（见金学诗《牧猪闲话》）。而徐珂《清稗类钞》中的一则笔记，则把马吊的历史上推了几百年，云：“宋名儒杨大年著《马吊经》，其书久佚，是马吊故始于宋也。筒、阴象也，索、阳象也，万、数之极也，盖本乎饮食男女之意也。”中国人喜欢为任何物事找一个冠冕堂皇的源头，考证马吊，自然不能例外。阴阳之象云云，暂且不论，但就男女们昼夜奋战，饮食都废的普遍现象，所谓“本乎饮食男女之意”，倒是正中肯綮。吴梅村慨叹明朝亡于马吊（《绥寇纪略》），则把饮食男女的娱乐视为毁家亡国的妖逆，而对文官爱财、武将怕死不作检讨，颇有避重就轻的嫌疑。 由四十张马吊纸牌，一变为一百三十六张竹块，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历史选择了宁波人陈政钥。政钥，字鱼门，号仰楼。出身拔贡，谙熟英文，以功叙内阁中书，加三品衔。久玩马吊，深谙此道。有感于纸牌之诸多不便，于同治三年（1864）改造马吊纸牌为竹骨。除了洪秀全自杀，当年最重要的事情，我看就得数的发明了。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有个专门陈列室，就收藏了很多有关“起源”的文物，建议有考据癖的“麻疯”患者前往瞻仰。到了光绪、宣统，已经从滨海的甬、沪流传到全国各地，风气之盛，于今未歇。那时候，打牌不叫打牌，叫“看竹”，据说典出王徽之论竹名言：“何可一日无此君”。当时还流传几首“麻风”，很有“以诗证史”的价值： 麻雀何难打，只求实者虚。逢和须要算，死听不为输。三项家家大，双风对对符。自摸清一色，喜煞牧猪奴。 今日赢钱局，排排对子招。三元兼四喜，满贯遇全幺。花自杠头发，月从海底捞。散场须远避，竹杠怕人敲。 素有盘龙癖，得闲打八圈。上家占，本位自输钱。勒子看人倒（原注：三百符谓之倒勒，又谓之勒子），病张摊我拈（三项大张难于打出者，谓之病张）。不如加两点，或可有庄连。 又唱竹林戏，讴歌逸兴赊（泰州打牌者率有唱牌之癖。如西风则曰西瓜玻璃泡，北风则曰北关桥下水滔滔之类）。四圈输八吊，一客累三家。包子连连?耍ㄎ矫跋沾虺龃笈疲?人竟和下则打之者包全台），头儿屡屡拿。不愁输得苦，明日早来些。（俗云：不怕输得苦，单怕缺了赌） 声中，走过“我大清”最后几十年，到了宪制共和的民国，出了位胡适之博士，隔代应和吴祭酒，对之风大加挞伐，畅论国之不竞，难逃其咎：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那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吗？一个留学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家家板屋里都是灯光；灯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蹲着读书，便是老年人跪着翻书，或是老妇人跪着做活计。到了天明，满街上，满电车上都是上学去的儿童。单只这一点勤苦就可以征服我们了。’其实何止日本？凡是长进的民族都是这样的。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为消闲，女人以打为家常，老太婆以打为下半生的大事业。” 遗憾的是，胡博士举的例子“硬伤”不小。事实上，日本同属麻疯疫区，并非如他所说的是一片净土。差不多在民国肇造的同时，就传入日本，并很快风靡全岛。加之日本人做事认真，具有求道精神，柔道、花道以外，俨然还有道。1929年，著名作家菊池宽倡立“日本联盟”，成为后来“日本职业联盟”、“一零一竞技联盟”等各类组织的滥觞。专业“雀手”都由协会授予段位证书，经常组织比赛，切磋技艺。参赛者礼服危坐，一丝不苟，同中华上国的男女杂坐，谈笑挥牌，大异其趣。日本业余界的形势更是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挂着“东风战”、“东南战”招牌的馆随处可见，玩家络绎不绝。时至今日，拜高科技所赐，各类电玩、软件，很多都由日本人开发，突破时空，不必慎独，则是胡博士身前万难预料的了。 而在坐言起行方面，胡博士更应该觉得惭愧。据梁实秋独家披露，胡博士就不是一个能“正己”的人： “有一年在上海，饭后和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和我，走到一品香开房间打牌。硬木桌上打牌，滑溜溜的，震天价响，有人认为痛快。我照例作壁上观。言明只打八圈。打到最后一圈已近尾声，局势十分紧张。胡先生坐庄，潘光旦坐对面，三副落地，吊单，显然是一副满贯的大牌。‘扣他的牌，打荒算了。’胡先生摸到一张白板，地上已有两张白板。‘难道他会吊孤张？’胡先生口中念念有词，犹豫不决。左右皆曰：‘生张不可打，否则和下来要包！’胡适先生自己的牌也是一把满贯的大牌，且早已听张，如果扣下这张白板，势必拆牌应付，于心不甘。犹豫了好一阵子，‘冒一下险，试试看。’拍的一声把白板打了出去！‘自古成功在尝试’，这一回却是‘尝试成功自古无’了。潘光旦嘿嘿一笑，翻出底牌，吊的正是白板。胡先生包了。身上现钱不够，开了一张支票，三十几元。那时候这不算是小数目。胡先生技艺不精，没得怨。” 梁实秋的“孤证”以外，新月社诸人怀旧文章，屡屡可见博士“参赌”的史料，只是没有雅舍这篇记叙生动，引用价值不大而已。 《后汉书》里有个著名故事：（陈）蕃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埽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也曾立志“埽除天下”的胡博士，专以律人，不遑正己，我们对此应当深抱“理解之同情”与乎“同情之理解”。而不屑于“事一室”的主要原因，则还因为“一室”之内，有一个资深爱好者，胡博士是不能也不敢“埽除”之的，那就是胡夫人江冬秀女士。作为“兼修惧内史”的ptt（怕太太）俱乐部会员，纵使一万个不耐烦家中的声，谅他也不敢形之于色。而胡太太作方城之戏，在那个非常时期，还不仅仅是一项娱乐活动。据唐德刚记叙，胡适在美国的寓公生涯，凄凉惨淡，甚至日常家用，也靠胡太太辛苦雀战的成果赖以补贴。李敖写给他的七十寿诗，就有这么一首，隐讽其事：“人生七十古来稀，旧梦应该梦老妻。卫生随处打，纽约却闹三缺一。”如有神，而能不怪罪胡适早年的不恭敬，反而在艰苦时期帮助他度过窘困，其高风亮节，恰如耶稣，所谓“爱你的敌人”也。 胡适同时的鲁迅，曾比较读书与打牌：“嗜好读书，犹如爱打牌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打，有时被捕房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近乎人情之微，不似胡适那么呆板。而梁启超的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则更加透彻、十分辩证的勾画出二者的关系，并预先为传入美国之后大受知识界青睐下了注脚。据考，传入美国，当归功于安徽休宁人戈昆化（1838－1882）。而美国实为外传的第一国。戈先生任教哈佛，授业解惑之余，兼传之道，使之很快在智识阶层流行，并流衍全美。到梁实秋留学美国的时候，就发生了如下趣事： “这时候在美国盛行，很多美国人家里都备有一副，虽然附有说明书，一般人还是不易得其门而入。我们有一位同学在纽约居然以教人打牌为副业，电话召之即去，收入颇丰，每小时一元。但是为大家所不齿，认为他不务正业，贻羞士林。科罗拉多大学有两位教授，姊妹俩，老处女，请我和闻一多到她们家里晚餐，饭后摆出了，作为馀兴。在这一方面我和一多都是属于“四窍已通其三”的人物――一窍不通，当时大窘。两位教授不能了解中国人竟不会打？当晚四个人临时参看说明书，随看随打，谁也没能规规矩矩的和下一把牌，窝窝囊囊的把一晚消磨掉了。以后再也没有成局。“ 知道在美国靠教太极拳、行中医、做中餐谋生的中国人很多，老师，确为首次听闻，匪夷所思。 或曰，牌里的“中”和“发”，取义于《中庸》“发而皆中节”；百多年间，就这样“发而中节”，无论富贵贫贱贤愚，陪伴着中国人以及很多外国人一起度过无聊的时日。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当因之发生更多的逸闻趣事，供好事如我者搜遗补缺，权作谈资。只是希望再不要有人将军国大事归罪于它，而小赌养家的新闻也越少越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清史管窥 八旗之变 八旗是什么？八旗是一种制度。 既是制度，那么，是什么样的制度呢？或曰，八旗是军事制度。或曰，八旗是贵族制度。或曰，八旗是户籍制度。或曰，八旗是“部族主义”的统治制度。孟森说，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意见，“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 八旗初始，源于牛录额真。在满语里，牛录是箭，额真是主；牛录额真就是箭主。箭主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满洲古制：凡出兵、狩猎，十人为一队，每队设一头目，这个头目就叫牛录额真；後来汉译则称佐领。随着满洲实力的逐渐强大，每牛录的人数也由十人增至三百人，而牛录额真也就成为官名；此系明代万历二十九年之事，定制者即是奴尔哈赤，後来的清太祖。又过了十四年，队伍已经扩大到四百牛录，为便于管理和指挥，努尔哈赤遂设立八旗制：五牛录立一扎拦额真，五扎拦立一固山额真；包括努尔哈赤在内，一国共设八个固山额真。固山，满语“旗”的意思；八固山，即八旗，固山额真，则是旗主。各旗以色别之，分别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色。 自此，满洲人才可被称为旗人。因为，所有满洲人都被纳入八旗，各归己身所属的旗主管辖。在旗之人与旗主之间，有君臣之分；旗主与旗主之间，则身份平等。然为协调八旗之内务外交，八位旗长须共同推举一人为首长；若此人不称职，或有事令各旗不满意，则可弹劾之，另易新首长。以此之故，孟森才称八旗为“太祖所定之国体”，并形象地比喻为“联邦制”。联邦制的特点，可概括为对外一致而内部各有特色。八旗初期，便具有这种特点：各旗分治旗务，同时，民主推选首领，共同合作，相互制衡。 但是，当时努尔哈赤制定这套制度，并未想到要用成文“宪法”的方式加以确定，不过是在口头上和各位旗主进行了约定，一旦出现一位有实力、有野心、有手段的旗主，这种“口定宪法”的约束力就不太可靠了。当然，真碰上雄猜英果不世出的伟人，就算有白纸黑字的成文宪章，也不过是擦屁股纸一张而已。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即清太宗，便是这么一号人物。他于天聪十年改国号为大清（以前国号为金，或大金，亦称後金），做了“宽温仁圣皇帝”，年号崇德；而在此之前，他即已一步步将八旗共和的国体改造成君主专政的国体。至于他如何改造制度，因与本书主旨关系不大，仅略述幾句，以“四三二一”概括之：努尔哈赤在世时，皇太极便以战功着称；努尔哈赤卒，皇太极便挟威独领正黄、镶黄两旗，破坏了一人一旗的老规矩。尔後，他将旗主划分成大、小两档，自己与其它三旗主称大贝勒，召开旗务会议时，四人“并坐而治”，渐渐将话语权集中起来。不久，以战败失地及其它罪名废掉一个大贝勒，于是，四人帮变作三人行。一年後，三人中掌管正蓝旗的大贝勒去世，其弟接掌，不多久，其弟亦死；突有旗下之人追诉两兄弟的“罪恶”，皇太极正好做个顺水人情，将正蓝旗收归麾下（双黄与正蓝，盖即後世所谓“上三旗”之雏形）。至此，三人行变成哥俩好：皇太极正位南面专坐，其兄代善旁侍而已。待到登基称帝，则哥俩好之局亦不复存在，满洲定于一尊矣。 虽然，皇太极于努尔哈赤所定制度，并未尽废。以前的八旗共主，公推而出，现在，皇帝代替共主，选举变成世袭。但是，各旗之人对旗主具君臣之分，则仍未改变，皇太极且专门立法保障这份权利。譬如，每逢旗主生辰及元旦，或喜丧大事之日，在旗之人不上门庆吊者，治罪。正因为有这么严格的规定，後来，便发生过堂堂一品大臣因为赴旗主家丧事，“着白衣冠，在主家门前执打鼓之役”，从而耽误了皇帝的召对。皇帝是主，旗主也是主，一仆二主，好生为难。皇帝为此哭笑不得，只好将他“抬入”自己领辖的上三旗，免得以後再被主家“压抑”。雍正皇帝并特地颁布一道谕旨，进行“修宪”，说，嗣後旗主家再有丧事，必须将所属旗人现任文武大臣者，开具名单奏告後，方令成服；若其人有要事在身，则照常办事，毋庸吊丧、执役。此外，皇帝所领之上三旗，与其它五旗，亦无轩轾；旗人无论身在何旗，都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所以，皇太极时期的八旗制，“联邦自治”的局面并未破裂，只是多出来一个超乎一切之上的皇帝。不论内财、外交、军事、礼仪，八旗自治的权力全部上缴给皇帝，这个的大工程，直到雍正朝才告完成。 各旗军事，此先已由皇帝派遣都统管理，旗主已无兵权，全国唯一的军阀便是自将三旗的天子。户婚田土等民事，则设御史稽察，并令各旗交互代管；这一招，便渐渐消泯了各旗自为主属的界限，并不啻是对各旗财税情况做了精确审计。同时，通过各种手段抬高旗员，特别是已入朝为官为公务员之旗员的身份，以抑制旗主的威权。例如，不许旗主将已为朝廷命官之旗员挑选为包衣、哈哈珠子等仆从；旗员毋庸互尊他旗旗主；有旗主及旗内权贵敢于勒索、刁难本旗出任地方官之旗员，特准旗员举告，“朕不治以干犯举首之罪”。这些手段，都是为了将旗人对旗主的尊敬驯服转移到皇帝身上；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既然走上了帝王路线，就不可能再容忍一仆二主的现象。此术之发扬光大，则见于雍正以降蔚为盛况的密奏制度：官有等阶，进言则不论卑贱；事有大小，汇报皆朕所欲闻。上官固可以斥罪下僚，卑职也有机会告一告御状，由此，上下相制，人人谨慎，而操其柄转其枢者，惟皇帝一人而已。语云，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我看，倒是皇帝不出宫，能知天下事，秀才哪有这么顺畅、多元的情报渠道！ 当然，这么一来，对皇帝个人素质的要求就太高了，不但须智足明辨，还得体气强旺，更重要的是能恒年累月保持对案牍工作的兴趣。终其一生，雍正身体力行，不愧干纲独断之帝。其子乾隆执政前期亦能克绍其裘，其孙嘉庆、曾孙道光则志或不隳，而智、力有所不逮，以至朝中养出一些上蒙下骗、欺君误国的所谓“奸臣”，乃培发出清社覆灭的萌芽。此後之咸丰、同治，更是一蟹不如一蟹，不论德智，光说动物性的生殖能力，都愧对列祖列宗。光绪、宣统，所谓道光之绪，宣宗（道光庙号）之统，其实都是别家的孩子，已经称不上货真价实的世袭，迷信一点，就得说，此之不亡，宁有天理乎。可见，世袭之为政，考较的乃是遗传基因是否变异，而高科技昌明无前之今日，对基因的研究仍未获得明晰结论，然则，二千年来世袭之屡屡破产又可得而言也。故窃常谓皇帝无可厚非，亦不可怕，至可怖者，在其位者非其人也。欲人与位相得益彰，除了有效选举，限期致仕（自明代以来，皇帝亲力亲为，其实就是在做丞相），还能有别的好办法么？清末之研究立宪，轰轰烈烈，其实就准备依此进行一遭末路狂奔，只是那个时候的八旗馀孽死到临头犹不晓好歹，治国如买小菜，讨价还价，令举国之人不胜其烦，遂经一声枪响，里应外合，断送了卿卿性命。噫？不是说雍正已经将八旗收拾得服服贴贴了么，怎么临末又跳出一帮不晓好歹的八旗馀孽？请为略述梗概。 八旗为清太祖所定国体，既如前所述矣。而自太宗、世祖（顺治）、玄烨（康熙）以迄胤禛（雍正），则渐渐将八旗制的国体更变为君主的国体，在此过程中，一切的迁变都将以政治理论的迁变为先决条件，那么，诸帝改制，舍儒家孔孟之说以外，那里还有其它更成熟、更方便的政治理论可供利用呢？因此，满洲作为原先僻处一隅的“夷狄”，挥师东来，伐其国、取其民，终能入主中原，奠定伟业，儒学之功不可没。清国建立，儒学之功用有二： 一、在内部统治结构上，以“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的儒家原则，对旗员各遵旗主、旗主共治满洲（孟森戏称为“联旗制”）的祖制进行“解构”和“重构”。清代对所谓祖制的重视，较历代为最；因此，欲更动祖制，往往是一件麻烦事。太宗抑制各旗，不过未能遵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不孝”而已，还谈不上违反祖制。其後诸帝欲进行改革，则须与长年累月积聚而成的惯性作战；所谓惯性，代代遗传、日久养成之惰性也，实无理路可循。祖制之本质，亦即非理性之惯性也。而大多数、大多时候之人类，亦无理性可言，惟惯性是依，宜其好遵祖制、不思变改也；心理学家荣格定义人类之“集体无意识”，殊属有见。语云：以毒攻毒；既然祖制之本质为非理性，则要改变它，亦毋庸太过讲求理性，而自非理性入手反更容易见效。胤禛对各旗王公贵族尝有一段训词，即可视作以非理性手法改革非理性制度的典型，其词曰： “当时上三旗风俗，只知有君上。……孟子云：‘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朕事事效法祖宗，愿尔等亦效法尔之祖宗，忠诚自矢，一念不移。古人云：‘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臣子之于君上，乃天经地义，苟怀二心而存游移瞻顾之念，即为乱臣贼子。天理国法岂能容乎！……满洲风俗醇朴，尊君亲上之心最为肫笃。虽遇天潢宗室，未尝不加礼敬；而君臣之大义必明，金石之心肠不渝。朕今日之谆谆训诫，无非欲正人心、化风俗，使国家永享升平之福耳”； 这一段话，就包含了解构和重构两重意思。“当时”，盖指顺治朝明定“上三旗”之名以前。揆诸史实，可知，那时候八旗共和的遗风犹存，旗员不仅知有“君上”，仍须效忠旗主，怎么会是“只知有君上”呢？但是胤禛心思甚巧，他在一段话之内，偷换“上三旗”与“满洲”两个概念，便完成了对八旗制的解构。上三旗既归皇帝亲统，皇帝就是三旗的旗主；三旗之人尊君、尊旗主的行为，便可以统一到同一个人身上。因此，他说“上三旗风俗，只知有君上”，并非无理。然而，其它五旗就不一样了，除了尊君，还要尊奉各自的旗主。他却不管，接着上三旗的话头，说“满洲风俗醇朴，尊君亲上之心最为肫笃”，说得好像上、下八旗间都以“只知有君上”为原则，而不复知有旗主了。此即解构。更进一步，他又将臆造的历史事实（“风俗”）升格为祖制，说这就是满洲祖宗定下的传统，“朕事事效法祖宗，愿尔等亦效法尔之祖宗”；三言两语间，便将太祖及与太祖共同定制的列祖“强奸”了一番。随後，他又将孟子扯过来壮声气、光门楣，开创了一个名为效法祖宗实则尽更祖制的新局面。此即利用儒学进行建构也。当然，改制之事延续时间甚长，绝非一段训词即可毕功，亦非胤禛一帝即可成事。但是，自太宗以来诸帝在此事上引为“理论资源”的儒学，其所以运用之法，当以此段训词最见其妙。 二、对外作战、夺取天下，乃至维系二百多年的统治，非有儒学之助，满洲难以成功。仅略论其入关前後的区别。顺治元年，即摄政王多尔衮率兵入关之年。在此以前，满洲作为武装部落，本身既无问鼎天下之心，故所作所为，无非“钞掠”：不时冲入关内，抢一些财货，抓幾个奴隶，如此而已。对明国君臣而言，满洲只是一个在经济上有无餍之求的讨厌鬼，而非在政治上有非分之望的堂堂敌国；对关内民众而言，亦只是不时来扰的强盗群体，而非可望于解己倒悬的新朝真主。然在顺治元年，大学士范文程上启建议，则说见今“中原荼苦以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摄政诸王亟应发兵入关，且此行务必“严申纪律，（对民众）秋毫无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以前做强盗，攻城只为取财，杀人只求得货，固无“纪律”可言，也不用恤怀百姓、安抚官吏；现在要作周武王，则是开拓版图，代育万民，故应讲文明、宣道德，“变钞掠之暴，为吊伐之仁”。多尔衮虚己纳言，清军此番出师遂尽遵范氏所拟之策，以故武战（主要对手实为李自成等“流寇”）、文战（对民众宣传王道）双线告捷，乃于二年之内，入北京，下南京，“明（朝）所以系人心者略尽”，至此，清之开国，规模粗具。而运用儒学，犹不止此。 顺治元年，加封孔子，行科举。明年，定祭孔之例。顺治三年，以满文翻译明朝的《洪武宝训》（即朱元璋语录，是明代的“祖训”），世祖御制序言，颁布天下，表示要与天下共遵明代的祖训。这些举动，不啻象征满洲已向华夏历代开国之君看齐，要继承由秦、汉以来延续至宋、明的“正统”，而不是像一些“夷狄”势力那样，仅仅试图用武力去颠覆华夏传统。近代以来关注政治制度的史家，如钱穆、雷海宗等，曾说过，二千年中国的政府权力（或曰政治上的主流意见）在大部分时间实都由士大夫群体掌控，绝非简简单单一句“独裁”（君主与独裁大有区别）可以概括。钱穆甚至说，中国的传统“一向是偏于法治”的，中国社会亦“早已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法治、平等云云，可以讨论；士大夫治国则是极有见识的判断。自陆贾对刘邦说了一句“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历代有识帝王无不心领神会，认识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这种无赖态度是行不通的，于是，不管是旧贵族还是小流氓，只要打了天下，九五之尊都不得不与熟读诗书的士大夫们“共治之”，而不敢但凭一己私意任性胡来。而士大夫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最主要的政治势力，则在于他们不但在制度建设上具有专家的技能，而且能够集体出状证明政权的合法性。他们之所以能够提供合法性，则在于他们所遵信的儒家之道。对于儒学以及儒学代言人——士大夫在制度化和合法性方面所起的作用，孟森有一句极精辟的评价：“中国历代草昧时之陋态，经儒家以六经为标帜，以孔子所举之尧、舜为归极，乃渐入于国家之正轨，此所以为万世师表也”；世祖开国即引入儒学，无疑就是对这个评价的赞许。当然，此应归于摄政王多尔衮，盖世祖时尚年幼，军令政令具出诸多尔衮也。多尔衮于“草昧”之时，即究心于意识形态，并在军国大事上坚决贯彻儒学原则，其见识远高于当时诸公矣。多尔衮虽于身故後被世祖打倒，到了高宗（乾隆）朝，还得为他平反昭雪，此亦其光辉终不磨灭之一证。 儒学对满清立国及其八旗制的影响，既已略述，然八旗制之式微变质，犹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清军入关，初期兵力自以八旗兵为主，但是，时间一长，地域更广，则区区十八万旗兵，实在不敷调用。要逐一追剿明帝後裔在南方建立的流亡政府，要维护各占领区的社会秩序，防杜民间骚乱，非有更多兵力不能为功，于是，绿营兴焉。然欲述绿营，先得介绍汉军。 汉军者，何谓？曰：汉人组织而成之旗也。入关前，明军中向满洲投降的汉人，自成牛录，不与满人混同，满语称为“乌真超哈”（其意为重兵）。清太宗秉政初期，将汉人牛录编为一旗，後因归顺汉人数量渐增，遂于崇德七年分编为八旗。至此，清国武装力量便分为三大支：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前谓十八万旗兵，则包括满、蒙、汉共二十四旗言之。清军入关，碰到兵力不敷调用的困难，而关内明军望风而靡，降者甚众，当其时收编降人成军，令其作战驻防，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清帝不就说过：“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且既已设立汉军，那么，将这些降军编入各旗，更为便捷。可是，入关後，这些降军却被组织成另外一支军队——绿营，而不令补入汉军，其意何居？ 吾国向重资历，满、蒙、汉三种八旗，建立固有先後，待遇因有差别。在清代帝王心目中，满洲与己同族，且共同草创大业，自是第一等臣民。蒙古人曾建元国，为汉人所灭；蒙古与己族在中国，较之汉人，同属少数民族；蒙古兵之战力亦不可小觑；有此三者，蒙旗亦被优待。于是，满洲三旗军中，以汉军地位、待遇最下。但是，汉军与满人虽非同族，然其效忠满洲，为时甚早；且满洲入关前为壮大势力，招徕汉族之优惠政策甚多（至有让满洲人腾出原住屋舍以安顿新到汉人者），故汉军旗之汉人与入关後同为一国之民的汉人，其在清廷的地位及所受待遇迥然有别。故汉军虽非满种，遽谓其为汉人，彼心未必然也。今欲将新降人补入旧降人组成的汉军旗，表面上省去了另建新军的麻烦，实际上却增加了人际摩擦的风险。因此，清军入关後，每得一地，便将当地降军编为绿营。至于绿营之得名，则以“汉兵令皆用绿旗，是为绿营”。 绿营才是满洲戡定中国的功臣。 八旗建制甚早，而八旗之衰敝也速。早在崇德元年，太宗便说：“太祖时，八旗子弟一闻行师出猎，莫不踊跃争先。今则或托妻子有疾，或以家事为辞”。即此可知，未入关前，旗兵之骁勇敢战已不如昔。但是，主观厌战，还不能据此证明其客观之不能战。康熙十四年，蒙古布尔尼、奈曼等部叛乱，其时，旗军精锐倾巢而出，正与吴三桂等作战，无奈，征蒙大军统帅图海“奏请选八旗家奴之健勇者”，终于，就凭这支临时纠合之“奴”军平定了叛乱。据此可知八旗风气之劲悍，犹存于玄烨时。然至高宗之时，旗兵战力已为强弩之末。如金川之役：地不逾千里，人不足五万，而用兵至五年之久，靡饷至七千万之巨，方勉强戡定；“十全老人”（高宗）尤厚颜自夸，旗势可知矣。但是，史家皆谓康熙时平定三藩，已知旗兵不足用，无待于乾隆时再加论定也。 三藩者，吴三桂、尚可喜（子之信）、耿精忠也。如前所述，满洲入关，旗兵不过十八万，所以能够定鼎中原、建立新朝，盖精于利用汉人，其术有以致之也。其术有二：一是以汉人招降汉人，此即新设绿营的原因；一是以汉人与汉人战，令旗营压阵，而绿营前驱，以致每战每胜，终于扫清南明馀氛。而为王前驱之汉人中，最具实力与功勋者，则为三藩。 康熙十二年末，吴三桂反。明年三月，耿精忠反。不一年，尚之信亦反。“于是，诸藩之毒尽发”。藩，相当于後世之军阀；军阀没有不闹事的，藩亦无不怀反心者。此事与藩王、军阀之人品、学问、德行无关，而与制度有关。中央集权制度中，本就不应出现藩王、军阀这些东西；藩王、军阀，只有在松散邦联型的国家中才有存在的合法性。一国之权，其大者无非外交、军事、财政三端，中央集权国家所集之权，亦以此三者为要。而藩王、军阀牢牢把持属地之军事、财政，甚而自行外交；若放任自流，则是国中有国，浸久且将俨然为敌国，明显不符合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初衷。今世有宏大构想，称一国两制，其创造性、突破性无庸置疑，然其终不合乎中央集权国家之原则，亦毋庸讳言。当吴三桂未反前，清廷曾议“撤藩”，时方弱冠之年的玄烨就说了：“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果不其然，一句撤藩，逼得吴三桂不得不立即造反。不过，在深谙国家体制的玄烨看来，吴三桂迟早要反，他不反，子孙也要反，待到他韬光养晦、养精蓄锐之後再反，不若促其在立脚未稳、根基不固时造反，收拾起来反而容易一些。 读者看吾国史书，新开之国，往往不顾百战之馀的疲惫，先不急于休养生息，而务必将境内残敌、边疆祸薮剿灭无馀，方肯罢手；此与康熙朝的迫藩造反，是一个道理。这种做法，全是基于军事上的考虑。军队要保持战斗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经常打战，“养兵千日，用于一朝”云云，其实不太可靠。流汗哪能和流血比呢？譬如足球训练，以赛代练可行，一味只练不赛则不可取，长期集训制终不如经常联赛制能锻炼人才，就是这个道理。开国不久，一日不去隐患，则一日不得安生，与其姑息养成未来之大患，不如趁着军队尚有馀力，先下手为强。要知道，此时所对之敌也处于久战之馀，来不及休息；你觉得自己不行，他还更没信心呢。云：宜将剩勇追穷寇；有得之言也，岂虚言诳语哉！一旦扫清馀氛，自然可以马放南山，军队也就以练为主了。境内再无军事建制之敌，须预防者不过鄙民农夫之哄乱而已，军队虽无昔日锐气，然郑重其事，不掉以轻心，亦足资弹压，且内乱之起，往往因政治，又非纯军事问题也。且二千年来，改朝换代纵然频繁，终赖有千年不绝之文教传统可以传薪续断，视为同一国家在基本政治主张不变的情况下不断更换政府可也；虽每次组阁，用的是武力而非选举，终无伤大雅。但是，清末以来，中西交通发达以後，出现了全新局面，一旦外国启衅，久不闻鼙鼓的军队倘若不克御侮，则因文化迥异之故，亡国事小，亡天下之祸甚大。而最新之局，又有所谓文化冲突论、经济侵略术者，与军事冲突互为表里，未知孰愈，大费人思量。百年来志士仁人便在这内忧外患的大问题上上下求索，似迄未觅得最终的全盘解决方案，以故孙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言犹在耳，关心国事者不可一日释怀也。走笔至此，离题太远，请再述八旗、绿营事。 三藩之乱虽在玄烨意料之中，但是，赖以平乱，却非他恃为後盾的旗兵，而是绿营兵。举个例子，旗兵南下顿于荆州，与三桂军相峙，不但历八年之久不能进一步，甚而有欲举襄阳投降者。即此可窥见旗兵底蕴。而这场漫延云、贵、川、湘、陕数省的大动乱终于被扑灭，则应归功于统帅绿营之张勇、王进宝、赵良栋诸将，玄烨不得不说：“若用绿旗步兵之力，于灭贼殊为有济”。自此後，八旗之兵日渐衰落，终于堕落成一个毫无战斗力的军事集团。 皇太极、胤禛裁抑各旗首领，限制以至取消各旗的自主权，其义与玄烨撤藩相似，都是为巩固中央集权制度不得不采取的手段。只是，扫除三藩如斩草除根，永无後患，废除八旗共和之制却贻患後人不浅。旗主及旗内权贵虽被架空，而八旗体制却蜕变为一种享有特权的福利制度，被整体保留下来。特权生长之土壤，其名曰不平等；在政治、经济和法律领域，满、汉之不平等，严格地说，应称旗、民之不平等，举其大者，略有四端： 清代官制，有满缺、汉缺的区别（另尚有蒙古缺、宗室缺，不备论），满官可补汉缺，汉官不可补满缺。中央部院职务，分设满、汉，如满尚书、汉尚书，满侍郎、汉侍郎，满章京、汉章京之类，而满官之权大于汉官。且满人往往出任政府中职别较高之官，汉人则多充卑职，以故，官吏中汉员占比虽不为不高，而为数较少之枢要官，则幾乎全属满、蒙。後来论者总结这种官制，乃曰：“夫以民籍计之，满人之数裁当汉人百之一，而服官者其数乃等于我，天壤间不平之事未有若斯之甚者！”平心论之，满洲既入主中国，其中英迈之才自应多有，出为官守，可谓得人；而对丰镐旧臣，以官爵酬庸，这种做法，固为二千年来吾国乃至外国乃至人类社会之不可避免者（如美国选举中捐款多者，例得出任驻外使节等职，亦无非酬庸之遗意），满洲以此奖励世臣，亦不可厚非。然因此造成统计学上的奇观：1%=99%；斯又不得不谓为过分，而民族矛盾以此酝酿激化乃至终亡其国，孰谓无因？ 满汉不准通婚。此一政策之流衍变化，颇有趣味，不妨多写幾句。满洲之初，礼法未备，其族之强劲生命力固在乎是，而野蛮性亦在乎是。其中，抢掠婚（marriagebycapture）便是满洲特色之一种，而明国及朝鲜女子被抢者，为数最多。顺治以前，满洲自甘为强盗，出征作战，每以“抢”为名；如“抢西边”（谓蒙古境）、“抢昌平”（谓明境）等。其时在满洲为臣之汉人，乃大摇其头，叹曰：“夫‘抢’之一字，岂可以为名乎！”入关後，此风稍歇，然迟至乾隆中期，旗兵征新疆准噶尔，仍然发生了“掠获妇女”的“丑闻”，可见其俗入骨，难以根除。满洲此一陋俗，令汉族平民之有妻女者闻风丧胆；而汉族士大夫则有一种“华夷之见”，己虽臣服，犹不欲家中子女与异族婚配。顺治初，诏告天下：“自後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本来是一条借通婚以消泯民族畛域的良法，却因为上述原因，而引发汉族民间的恐惧：“哄闻满洲之女发配中国男子，中国女子要配满洲男子，名曰‘满汉联姻’。人家养女者，父母着急，不论贫富，将就成亲；遍地皆然。真亘古未闻事也”。谣言愈演愈烈，後来竟又哄传“满汉联姻”不过是皇帝为了采买秀女而找的借口。于是，“满汉联姻”的良法美意被民族间的猜忌破坏无遗，清廷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继续推行“新婚姻法”，实不可行；收回成命，或再诏禁止，又显得荒唐儿戏。惟一可行之策，只有缄口不言，或在内部密谕废止。考察史料，此後虽无明令禁止满汉通婚，但光绪末年尝有上谕：“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惟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着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馀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云云；可知，顺治初准予联姻之诏，後来实际被废除掉了，且又立法禁止二族通婚。此即有清一代满汉不通婚姻之来龙去脉，究其始，乃汉族反对通婚，实非满洲之歧视政策。然着为禁令，终予人以民族不平等之口实。 旗人有关外、关内之别。关外，指山海关以外之奉天（约当今之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所谓“东三省”。今日称东三省，固为简称，而无特别含义；在清代，东三省则是汉人的禁区、旗人的特区。清代行省最高长官称总督、巡抚，东三省则以将军、都统管辖（因为绝大部分旗户都隶军籍，故用武职之将军、都统进行管理），可视其地为军管区；汉人可自由出入各行省，东三省则非贸易营运人员不得擅入，更无论落籍，此所谓禁区；东三省常住民只有一种，就是旗人，则谓为特区，亦无不妥。清廷在国土内划出一个东三省，实行特别管理，其用意，据钱穆称：“惟恐中国不能久踞，故特以关外为其禁地，备作退步”；鄙意除此之外，应当另有经济或曰福利的考虑，盖以地广物博之东三省，尽付与不到三百万之旗人，其生计之容易，远较各行省之人民为优。关内旗人，有京师八旗、驻防八旗之分，而俱以政府赐发之“恒产”、“月薪”维持生计。旗人之有“恒产”，乃拜“圈地”政策所赐。顺治元年上谕户部：“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这个政策一直执行了二十多年，直至康熙八年方下令禁止。诸王、勋臣不论，每一旗“丁”即可分到五十亩地；而乾隆中期以前全国人均拥有田地不过二十馀亩，此後更是逐年减少。再说旗人的“月薪”——八旗兵饷。旗丁饷银，每月自一两五钱至四两不等，另可岁支一吨多大米，不仅糊一己之口，且可赡三口之家。今语云：“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旗户因隶于军籍，坐得不动之产、按月之薪，则不仅光荣，且大捞实惠，胜于今人远矣。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可是，旗人此一“恒产阶级”日後却整体堕落衰败，孟子其果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人乎？然也。“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句话，说得实在武断。古今中外，有恒产而又有恒心者，实不多觑，而“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左宗棠语），持之以恒，卒有所成者，却是屡见不鲜。窃谓孟子之语若改成“有恒业者有恒心”，庶幾平允。即以旗人为例。清制：旗户除壮丁从军外，馀俱不许务农、务工、务商；故虽分得田地，仍须雇人耕种，己惟坐享。在营旗丁，因康、干时战事多委诸绿营，人多袖手，乾隆後承平日久，更无所事。平常训练，亦不讲求，乃至高宗亲自检阅旗兵，竟发生多起骑兵坠马、步卒拉不开弓的事故，惹得龙颜大怒，说嗣後“如不留心骑射，必以家法制之”。此外，旗营官兵之玩法，竟到了典卖制服、武器以牟利的地步，清廷不得不为此专门立法严禁。因此，说旗人大都是无业游民，绝非诋毁。然则，旗人无正业，无恒心，遂由勤劳勇敢之民族一变而为颟顸畏葸之莠民，其谁之咎耶？父之于子，兄之于弟，若但知馈遗恒产，而不诲以立身之方、谋生之技，其子弟不放情佚欲、丧产败家者幾希。清帝之于旗人，自视不啻父兄，却躬蹈其弊，养其身而不养其志，顾其人而不顾其後，立法即以误国，爱族适以亡邦，其罪不当服上刑耶！ 满、汉之间还有一宗不平等，则是法律上的不平等。旗人涉法，分别由宗人府、内务府、各地通事厅管辖（或先行审讯），而逸出国家司法体系之外，在旗、民发生纠纷时，其理讼、量刑将不可避免庇护旗人，引致汉人不满。尤令人愤愤不平者，则是旗人在刑罚执行方面亦有优待。如，旗人犯法依律当充军、流放、坐监者，可以带枷示众代替：汉人判徒刑一年，就得坐满一年牢，而等罪旗人带枷二十天便可抵刑；汉人被判流放二千里，旗人带枷五十天即可。甚至，犯了死罪，如“殴死有服卑幼”，汉人例由刑部“汇题”（成批办理），皇帝泛览一过後便行刑抵命，若是旗人，则须逐案“请旨定夺，不得概入汇题”。若其父祖伯叔兄弟及子孙阵亡的旗人，只要未犯下谋反、杀父等“十恶”不赦之罪，“准免死一次”；其本人尝因出征负有重伤，或军前效力有据，“亦准免死一次”。这么一通融，绝大部分旗人（尤其是满洲人）便都握有一面免死金牌。官制上的不平等，不影响平头百姓的生活；婚姻上的不平等，汉族的旷男怨女亦应无怨言；福利上的不平等，“非国有”国民也勉强能接受；但是，有人取了你的性命，却可“免死一次”，岂不太过恐怖？更恐怖的是，享受这种特权的人竟有数十万之多，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钱穆总结清代的民族政策，谓其主要特色为：“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其语盖为康熙五十一年上谕“永不加赋”之旨而发。虽然此项“德政”已被诸多史家、经济学家共同判定为徒有虚名，此後清廷行政，不仅不能保持低税费，反而在实际上加深了人民负担，然其立法之初心实无可指摘。但是，根据上述恶法，因旗人可以多死一次，故汉人须以来生为注，方有资格参与这场惨淡赌局；虽不必旗人个个嗜杀，然已导致无辜汉民午夜梦回，便须提醒自己无论何事，务必忍气吞声，切不可与在旗之人较一短长，以免血光之灾。此情此景，不必身历亲睹，偶一思之，便令人气沮伤心也。这难道也算是“讨好民众”么！ 在政治上的共和特色被阉除後，仅馀民事福利和刑事特权的八旗制度，虽然令统治集团内部的执政风险减低至最小，甚至因此让皇室拥有了数百万的铁杆支持者，但是，这个制度却不但深深伤害了“士大夫”，也狠狠伤害了国中绝大多数非旗籍“民众”。由此，我们似可明白：为什么清朝覆亡时“殉国”的人数那么少，堪称史上少见；为什么辛亥革命时，“叛军”就凭着根本不足燎原的星星之火也能颠覆政权；为什么民国成立，喊一声剪辫子，全国民众踊跃响应，似乎一夜之间便完全忘记了三十年前对“长毛”的鄙视。由此上溯，我们更可以明白：为什么道光政局的特点是“万马齐喑”；为什么鸦片战争时期丧权辱国的幾乎全是八旗子弟；为什么道光末一个小县城的暴动，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掀起那么大的波澜；为什么同治中兴的名臣名将幾乎清一色都是非旗籍；为什么甲午海战後，旗籍势力卷土重来，甫一动作，便陷于亡国境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盛世之衰 衰世耶 龚自珍是个酷评家。嘉庆二十、二十一年间，他写了二十幾篇酷评，称《乙丙之际着（塾）议》，第九篇讨论治世与衰世，出语冷峭，堪称其中最酷者。其首曰：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 自珍认为，所谓治世，所谓衰世，光从表象是看不出来。衰世之文章固不乏正大典雅之作，衰世之定名树义也能堂皇冠冕，衰世之音乐不必全是“怨以怒”、“哀以思”的亡国之音，反而往往都具有“安以乐”的表现形式。这个道理不难明白，读者诸君去图书馆找一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报要刊，择其头版首篇，盥手焚香，大声诵读；或购买幾张样板戏的影碟，摇头晃脑，随声附和，必也居然有身处治世之感矣。以此，自珍才会拈出一个“才”字，展开评论。治世与衰世，表象可以相同，本质却迥然有别，最主要的，就是治世有才，衰世无才。不仅庙堂、边阃无才相才将，即士农工商各界亦无才人，甚至，连小人都没了小聪明，全是一帮钝贼蠢盗，如坊间电影所谓“技术含量太低”也。然则，世之治与不治，究视乎其人之才与不才；那么，衰世之所以形成，竟是个遗传学问题：与“才”有关的基因都发生突变，遂生出满世界的无才之人？自珍曰：非也。他说：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 原来，造物者向人世提供各项资源，俱有保留；惟天之生人、天之生才人，最不吝啬，不论治世衰世，都会生出一批才士与才民。而世之有时而治，有时而衰，其原因全在乎斯世所以待才之道。治世，不用说，人尽其才。衰世呢？则一才甫出，“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所谓“戮之”，不是说上消灭，而是在精神上进行摧残，只要写帖子骂他、戴帽子压他、斜着眼睛瞧他，才人也就被“戮”掉了。而且： “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 “戮其心”者，就是诛心，此法非吾国独有，然论此法之百代相传、发扬光大、愈演愈烈，则四海以内、万国之林，似无出吾国之右者。大家小日子都过得好好的，你凭什么就忧愤啊、思虑啊、要作为啊、要讲廉耻啊、要去渣滓啊，你有病啊？有病就得给你治，病得不轻给你慢慢治，三年也罢，十年百年也罢，不把你给治好了，还真对不起这诛心。当然，治好了病，才人也就被“戮”没了。因此：“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衰世之才人，死路一条，所以，他渴望治世早日来临。左等右等，等不来治世，他心一横，便日思夜盼以求乱世了。乱世固然不好，但至少有机会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至于随乱世而来的血海骨山、抛妻别子，便匪所思存、无暇计及了。 然自珍此段酷评终是寓言体，而非观点鲜明的时评。孔子说：“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吾人翻开历史书，便可知道，早在自珍写下这段“空言”以前，“悖悍”的白莲教便已做过一桩“深切着明”的大事，大清的天下早非治世，亦已结束衰世，实已迎来了乱世。 治世乎 清圣祖（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其孙高宗（乾隆）践阼之初，便发下大愿：“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有逾皇祖纪年之数”。这算是孝道之一种；例如，老爸在世没尝过冰淇淋的滋味，儿子有机会吃，按理即当拒绝——否则，口体之享受“有加于先人”，大不孝矣——然形格势禁，也有拒绝不了的时候，这时，就得痛哭流涕，说幾句伤心的话，这才好抡圆了猛吃。九五之尊，其滋味远胜于冰淇淋，因此，高宗执政六十年一满，虽然实践了诺言，将宝位传给嗣子仁宗（嘉庆），但是，一口冰淇淋也不吃，他还是做不到。于是，“自称太上皇，以遂初元告天之本志，初非欲自暇自豫、深居高拱，为颐养高年计也。是以传位之後，朕日亲训政”。这个理由冠冕得很：我退下来，是为了表示对祖宗的尊敬；我退而不休，则是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只是这么一来，继任为皇帝的仁宗就不好调整心态了。若仍为皇子，那就什么事都好说，自有一套皇子的规矩照着做；可名义上做了皇帝，却又得不着皇帝的实权，上面压着个太上皇，边上还有个和中堂（珅），名实不符，故步全失，进退为难，情何以堪？基层群众往上看，全是领导，虽有大小之别，究属同一本质，不太容易看清大小各位领导的苦衷；而一直在高层徘徊的领导们，则深深知道排名这个东西，一位之差，幾若天壤。第一就是第一，除了第一，什么都不是。皇帝是什么？皇帝是“予一人”也，要是这“予一人”边上并排站着人，甚至上面还坐着人，那叫什么皇帝？以故，自高宗内禅到驾崩这三年多时间，仁宗过着一种“动心忍性”的生活。做人难，做接班人最难。君不见林副统帅“动心忍性”的涵养功夫太差，接班人做不下去，索性坐飞机一头撞死在大漠？吾人平头百姓哪里体会得到这种不胜寒的高楼滋味？ 忍了三年，老爸一死，仁宗就不客气了。怎么讲呢？高宗认为，在他治下，大清国版图扩充、人民安定，是个不折不扣“已治已安”的盛世。而实际上，自乾隆三十九年起，白莲教就一直没消停过；嘉庆元年正月初一举行内禅大典，二十馀日後，四川、湖北便发生教众暴动，其势且蔓延不止；此时前後，贵州苗疆也酿发大乱。就凭这两件大事，高宗晚年，怎么称得上“太平盛世”呢？可他偏生嘴硬，将之视为癣疥之疾，说什么“朕追随列祖在天之灵，庶无遗憾”。仁宗要是随声附和说前朝是治世，那两大股“逆贼”算怎么回事呢，难道说是自己是扫帚星下凡，一上台就把治世搞成了乱世？所以，他没办法跟他爸客气，他得撇清。 当然，要撇清，还得注意手法，毕竟高宗是他老爸，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翻脸不认人搞什么政治清算。然而，仁宗似乎也曾萌发过写一份《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念头。高宗薨，国史馆的《高宗实录》便修订完毕，请仁宗审定。其时，仁宗正为如何处理老爸的“政治遗产”——“苗乱”和“教匪”——大伤脑筋，看到《实录》里面全都是歌功颂德的肉麻话，特别生气，便想让史官修改一下。纪昀测其意，以言讽之，曰：“臣服官数十年，无敢以苞苴进者，惟戚友请臣为其先人题主或铭墓，虽厚币辄受之”；仁宗一听，想：也是啊，入土为安，人死为大，损幾句老爷子又有什么用呢。遂曰：“然则朕为先帝推恩，何不可之有？”这么一来，既推恩其父，则不得不问责其臣，黑锅总得有人背嘛。于是，有这么一段新政宣言： “我皇考临御六十年，天威远震，武功十全。凡出师征讨，即荒徼部落，无不立奏荡平；从无经历有数年之久、糜饷至数千万两之多，而尚未蒇功者。总由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借以冒功行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 皇考六十年的英名总算保住了，高宗九泉之下，也应伸出大拇指赞叹一声：乖儿子。只是接下来仁宗这二十五年的天子生涯可就悬了：嘉庆九年，白莲教之乱方告平定；十一年，苗疆之乱平；十四年，南海海盗肃清；十八年，畿辅天理教起事，杀进紫禁城。可以说，仁宗之任期，无日不在提心吊胆中度过。满清列帝中，论心神恍惚、不安于位的程度，除了他的孙子文宗（咸丰），当以仁宗为最。然费尽心神，到处灭火，後人对他的评价却还没一句好话，如这一句：“读嘉庆二十五年之史，所差强人意，仅诛和珅一事耳”。吾人细绎此中曲折，不得不叹息，仁宗遭遇如此不堪，都得怪他那个好大喜功、讳言灾乱的老爸。谁曾想接踵治世而来的竟是这么个世界呢？然委屈更甚于仁宗者，犹後继有人，此人即高宗之孙、仁宗之子——宣宗（道光）。 乾隆自谓“治世”，嘉庆则被龚自珍称为“衰世”，到了道光，若不出现“乱世”，那天下之“蚤夜号以求乱”的各路“才者”怎么会答应？此亦历史之长期合理性之一种罢。 乱世也 天子者，代天育民；反过来，天子也可以代天杀人。这就是天赋帝权中最重要的一项。然大概而言：一些开国之君，兴起于草莽，篡夺于宫禁，不得已亲自动手杀人；以及一些性情残忍，视法制程序为虚设的暴君，偶尝手刃臣民；除此以外，有过亲手杀人经验的帝王，史上并不多见。宣宗拜天理教之赐，得以厕身于此一稀见行列；且不杀则已，一杀，便杀了一双。事情发生在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天理教徒攻入紫禁城，在养心殿外与旻宁（那会儿还不能称宣宗）邂逅，旻宁“枪毙二贼，馀贼溃散，乱始平”。事闻，文宗表扬他“忠孝兼备”，赐封“智亲王”，顺便将他的火枪赐名为“威烈”。除了这次“杀贼”，宣宗继位後还有一次“杀人”经验。某夜，宣宗在乾清宫，盛怒，立招值班侍卫王入宫，亲授宝刀，令太监带路至某宫某室，于床上取一宫眷首级来复命。为什么杀，杀了谁；已不可考。然钦赐宝刀，又命提头来见，此与亲自动手无甚区别。即此观之，宣宗之性格颇有幾分侠动之气，似与旧史定论所谓“恭俭宽仁，守成令主”有些出入。 “守成”一语，其为褒义抑为贬辞，视语境而定。如，萧规曹随，曹参即“守成”者，此可谓褒。而宣宗继统为政，不论国内之民乱，单说鸦片战争之割地赔款，即已是“守成”失败。而《清史稿》犹称之为“守成令主”，则知其为委婉的批评，而非实在的赞许。且《清史稿》论其处理鸦片战争一事，曰：“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遗宵旰之忧。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则又是“为尊者讳”的曲笔。盖“先之以操切”者，并非“当事大臣”，而是宣宗自己。宣宗对“夷人”的态度，虽非抱有极度狭隘的“民族主义”，如其孙穆宗（同治）然，而论“怀柔远人”手段之圆滑，则远逊其祖高宗。他的“操切”，屡见于亲笔批答之朱谕。如道光十九年九月，林则徐击毁英舰，奏捷，宣宗批曰：“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则徐折内建议：“（此役後，英人）苟知悔悟，尽许回头”，宣宗不以为然，批曰：“不应如此，恐失体制”。此种举动，难道不就是“操切”？再看究竟是谁“继之以畏葸”。英人不得逞于粤，乃转道浙江，陷定海，并驶临大沽口，又游弋于山东、奉天间。宣宗竟以此归罪则徐，曰：“不但终无实际，又生出许多波澜。思之何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则徐不过两广总督，浙江、直隶等地战守，他如何负责？随即诏革则徐职，代以琦善，并命沿海各省：凡英船经过或停泊，不必开放枪炮。此後事态发展，众所周知，毋庸赘述。不谓宣宗“畏葸”，可乎？欲战，则修守备、调兵将、筹粮饷；欲和，则派代表、讲政策、开会议。世间最误事者，莫过于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始则不揣己力、不明敌势，一味孟浪求战，偶获小胜，便志得意满，谓蕞尔小夷不足平；一遇挫败，则又方寸大乱，甘词厚币，腆颜求和；和议一成，稍足苟安，乃效法鸵鸟，只要“夷人”不来聒噪寡人，寡人便当他不存在；偏生“夷人”好事，今日增口岸，明天派教士，遂一忍再忍；或至某日心绪不佳，忍无可忍，便又来一个浪战-战败-求和的循环。此後，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庚子对各国宣战诸役，莫非如此办法，亦莫非如此结局。“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宣宗既开了这个坏头，其後，吾国近代史遂以“被侮辱与被损害”为基本调性，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宣宗虽逃不掉“操切”与“畏葸”的指责，但是，自道光後期而造成“乱世”，以至误国、辱国乃至亡国，这份责任却不能由他一人承担。拙撰前述八旗流变，以谓八旗制度已由共和国体蜕变为特权福利体制，大部分旗人亦因此从活泼健悍之民族蜕化为颟顸无能的莠民；而此次战争自则徐撤职後，委任大臣俱为旗籍，事情办得一塌糊涂，恰可应验“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这句评语。孟森则说得更为直接：“是役也，为满洲勋贵无一成材之试验。二百年控制汉族之威风扫地以尽，于清一代兴亡之关匪细也”。据此，则应将不遵父命、擅更旗制的清太宗，及尽革旗权、独尊君主的清胤禛，拉来同绑。而在乾隆一朝养成并茁壮终至乎不可收拾的贪贿、蒙混的官场作风，则是造成“满洲勋贵（乃至所有高官）无一成材”此一恶果的催化剂，因此，清高宗也应一并论罪。有此三大巨头顶罪，宣宗倒可以从犯之身减等服刑。太宗、胤禛事迹既如前述，请略述乾隆朝士风宦习之劣，以为宣宗减刑地步。 乾隆一朝，当时人固以为盛世，嘉、道时人亦尝缅怀。自叹身处衰世的龚自珍未能免俗，曾作诗咏怀： “寥落吾徒可奈何，青山青史两蹉跎。乾隆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 乾隆朝不啻是自珍梦中的盛世。然自後世史家看来，乾隆一朝，盛则盛矣，而其衰败之迹实不可掩。钱穆总结出四条原因，以此解释乾隆中叶以後为什么会转入衰运，略谓： “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 高宗好大喜功，不如胤禛之励精图治；而胤禛刻薄，又逊于玄烨之宽仁。乾隆朝之所以後来居上允称盛世者，不过因国库之富远迈前代而已。康熙末，户部库存八百馀万两；雍正末，增长到二千四百馀万；而乾隆末，则增至七千馀万。此论清帝之才能品性，一蟹不如一蟹，自是实情；然窃谓此条须补充说明，方称圆足。 假设——历史固无庸假设，为求说理明白，故不得不如此——高宗之精力至老不衰，高宗之勤政至死方休，高宗之宽仁克绍其祖，则乾隆一朝当继承并发扬康、雍两代的规模，渐臻于政治清明、财务健康、国防稳固、文化发达的太平盛世。此一假设，并非基于过度强调重要人物的“英雄史观”，而是建立在具体史实上的审慎判断。康熙一朝，撤藩，取台湾，治黄河，绥服蒙古、西藏，尊道学，重艺术，兴文教，文治武功，大有可观，清代盛世之意识形态与国防建设的基础，即奠定于此一期间。雍正一朝，有鉴于康熙晚期为政过于宽厚以致朋党大兴、贪风大炽的教训，乃汲汲于综核名实，刷新政治。“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胤禛者”，而始终如一，久且不衰。其所措施，对接踵而来之盛世最具意义者，则有二事：一为并地丁、停编审，一为定火耗、加养廉。前者确保中央财政收入不致因地方官的蒙混而受到损失，後者将地方官吏的灰色收入集中起来加以管理，提高全体官吏的俸禄水平，同时减轻了民众的杂费负担。因此，雍正中期以後，在最低限度与民争利的前提下，国家财政增收幅度加巨，从而为乾隆朝的“财政奇迹”奠定坚实基础。爱新觉罗弘历何幸，天赐如此佳祖、父，留下一幅大好江山，供他着锦添花，居然坐享盛世，号为令主？然若以前文假设之盛世作为评判标准，则知吾人今日所见之乾隆盛世，实在是名不副实。若是真正的盛世，怎么会出现这些情形：广泛的官僚，全体的士风颓丧，巨大的财政亏空，遍地的民众暴乱？这个疑问，似非简简单单一句“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所能回答。 郑鹤声尝论高宗之“治事精神”，谓： “高宗英武睿明，善承绪业，继康、雍二朝之馀烈，国内太平，乾隆六十年中，武功文治，并臻极盛。凡其所为，皆为开创而兼守成之事业，故高宗功业虽为康、雍以来休养生息之结果，实亦由于自身之励精图治、发扬光大之力也”； 这是後人的揄扬，高宗自己亦对之无愧。他奉“为政之道莫先于勤”为座右铭，律己律人，尝屡责群臣贪睡晚起，贻误公事： “凡朕御门听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询问诸臣会齐集否。数次之後，始云齐集。即今日亦复如是。诸臣于御门奏事，尚且迟迟後期，则每日入署办事，更可想见”； 又云：“近见各部奏事，率过辰而至巳（按当今日晨七时至九时之间），朕昧爽而兴，惟流连经史，坐以俟之而已。此岂君臣交儆、勤于为治之义耶？” “辨色”、“昧爽”，都是天刚亮的时分。高宗这么早就起床视朝，是否有故意为难或曰矫情的意思？非也。《礼记》：“朝，辨色始入”；《尚书》：“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可见，高宗正是严格遵守儒家规定的帝王之学。反之，大臣们却跟不上他的节奏，“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诗?齐风》），反教皇帝“坐以俟之”，这可成何体统。然即此可见高宗勤政之一斑。 观其自述及後世史家传述，可知高宗之“帝王精神”，不论主观客观，不论细节大概，都不逊色，且足多者。但是，吾人对他的评价却低于其祖、父，对他的统治也终不满意，甚而连太平天子的荣誉称号也不愿授予他。为什么？理由说来既简单，又有趣，只怪他命太长、寿太高也。高寿、考终是“五福”之二，高宗兼而有之：享年八十九，在位六十载；其福居二千年帝王之首。然庄子早藉尧帝之口，讲过一番“寿则多辱”的道理；高宗之长寿，适足辱国。帝王再如何伟大，也逃不过每况愈下的生理机制。常人一过六十，精力日衰；帝王因早年训练有素（清宫的皇子教育还是很严格很有成效的），又长年养尊处优，其治事之年或能较常人为延长。然不论如何，皇帝年逾七十，再要日理万机，怎么也是心有馀而力不足了。力既不足，犹念念不忘“乾纲独断”，大事小事一把抓，则自辱、辱人以至辱国，不问可知矣。举个例子。 乾隆四十六年，“古稀天子”亲自纠办一桩文字狱，对前大理寺卿尹嘉铨处以“绞立决”。嘉铨造了什么“文字孽”，惹得天颜震怒如此？从降罪诏中摘录一条，以观大概：“朕御制《古稀说》，颁示中外，而伊竟自号‘古稀老人’！”按：“古稀”一词，典出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之二）之句；观高宗之意，此语之专利权竟已转为彼有，臣子虽年逾七十，亦不得僭称“古稀”矣。我有个侄子，不满两岁，长辈都叫他“宝宝”，他亦自称“宝宝”，偶然听得长辈称其它小孩为“宝宝”，他便愀然不乐，嚎啕大闹。高宗珍爱“古稀”称号，不欲与人共之，与予侄欲独专“宝宝”称号之心意略同；老小老小，其谓是欤？予侄固不可治国，“稚态”可掬之高宗，独能治国乎？是故，有论者曰：“有制裁之臣民，享高年或可言福。无制裁之帝王，享高年恒足为祸”。 “恒足为祸”之“恒”字，就是没有例外的意思，也是尊重自然规律之意。这层意思，高寿帝王并非不能认识。高宗他爷爷就说过一段很感伤的话，既叹息保持“帝王精神”之不易，亦示囿于政体非竭力行之不可的不得已。其词“惓惓丁宁”，甚繁复，实为预撰之遗嘱，今择其要者转述如下： “自昔帝王多以死为忌讳，每观其遗诏，殊非帝王语气，并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瞀之际觅文臣任意撰拟者。朕则不然。今豫使尔等知朕之血诚耳。今朕年将七十，子、孙、曾孙百五十馀人，天下粗安，四海承平，虽不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括耶？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後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鞠躬尽瘁’，诚谓此也。昔人每云：‘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总细务’；朕心窃谓不然。故朕莅政，无论巨细，即奏章内有一字之讹，必为改正发出。盖事不敢忽，天性然也。朕今气血耗减，勉强支持，脱有悮万幾，则从前五十七年之忧勤，岂不可惜！朕之苦衷血诚，一至如此。每览老臣奏疏乞休，未尝不为流涕。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 年届古稀，要做到“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幾不可能；但是，“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这就是高寿天子的两难之局。此局实无法解决，除非换一套制度，让适龄皇帝依制退休。然君主实行二千馀年之久，谁能摆脱这种历史惯性？玄烨纵是伟人，其智勇亦不足语此，故不得不在两难之间勉力支撑，徘徊等死。幸亏他死得还算及时（卒年六十九），令誉得以保全。高宗则不然，当望九之年，秉衰耄之质，犹欲“万幾皆出自裁”，而其智其力，实不足裁一事，遑论万幾，终至晚节不保，贻祸家国不浅。他于统治六十年之际内禅退位，谓不敢迈越其祖；若更能早死二十年，生前臻于至治，身後享有令名，岂非甚善？设语虽涉荒唐，其义可深长思也。 以故，钱氏之语，不妨改作“帝王精神，一年不如一年”，更为妥贴。然此犹就主观欲作好皇帝、客观亦具做好皇帝之能力者而言，若不幸邂逅二十馀年不一上朝如明神宗者，则“帝王精神”根本无从谈起，其盛衰亦不可问矣。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毋庸对“帝王精神”下注，而令一国之民尽陷于前途未卜的赌局。只是，在清帝逊位、民国肇造以前，欲谈吾国历史，还真没办法舍“帝王精神”不谈，不仅要谈，还得大谈特谈。此亦钱氏总结清运何以由盛转衰，第一条便举出“帝王精神”的原因；不是他老人家思想保守，有什么帝王情结，而是历史实况如此。若避而不谈，却去讲一些人民创造历史的套话，那反而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 “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 按：此称“满族”，不若改用“旗籍”。盖旗籍分满、蒙、汉三种，“贪污放肆”之徒，虽籍隶满洲者最众，其馀二族亦不少见，然则欲求指称之准确，舍“满族”而标“旗籍”，方为允当。此外，关于“旗”、“满”之用法，窃犹有说，请略述之。 清代国内之最大矛盾，习称“满汉矛盾”；晚清末年，革命思潮兴起，其中，以种族革命相号召者最为风靡，其宣传即借“满汉矛盾”发其端。例如，孙文尝云：“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祖宗，据我子女玉帛……要之，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光绪二十一年）；後来，将这个意思简化为一句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光绪三十二年）。观其意，竟视满族为外国之人，而浑不计及清太祖以前之满洲，“受明之恩遇最厚”，固尝授官设职，以“属夷”待之，实非外国可比也。然当时之人激愤以久，不暇细审，并未觉得这句口号有何不妥。逮民国建立，满族既为国民之一部分，犹欲“驱除”，未免不中情势，于是，就有了新的说法，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民国元年）。数月後，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则称为“五族共和”。自此，“满汉矛盾”问题在官方层面得到了妥善解决。然私家著述，犹念念不忘“夷夏之大防”，及元、清两代“汉官威仪”扫地以尽之恨，一遇机会便痛詈蒙古、满洲为“异族”、“外夷”者，钱穆即是其一。 钱撰《国史大纲》，为史学名著，而第八编《清代之部》，第一句话便是：“明太祖驱除蒙古後三百年而满洲入主，为中国近代史上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既曰“再建”，则我们翻到第七编《元明之部》，看他怎么定义元朝：“蒙古民族入主中国，中国史开始第一次整个落于非传统的异族政权的统治”。一则曰“狭义的部族政权”（清），一则曰“非传统的异族政权”（元），下笔虽略有轻重，而鄙夷愤慨之情，溢纸而出。若照钱穆自己定下的规矩，他这种表达，是十分不恰当的。《国史大纲》篇首云：“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自注：“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试问，元国与清国，其为中国乎，抑为外国乎？元国与清国之历史，其属“本国以往历史”范围耶，抑属“外国史”范围耶？起钱氏于地下，问之，必答曰：其国，中国也；其史，“本国以往历史”也。然则，何以对元、清两代，即以“异族”、“非传统”定义之，并不“附随”一种“温情与敬意”，似谈外国史者？钱氏此种论调，以今语批评，可谓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incorrect）。出于一己之见，谓不乐元、清，不喜欢蒙古人、满洲人，是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之一种，不妨坚持。而作为史学家，濡笔临纸，犹持此论，则一方面不能自圆其说（“异族政权”何必编进国史？），一方面有悖于汉、唐以来即已形成的民族融和之趋势，于学术之理、政治之义，俱有未达。 而且，族群成见太深，还会影响对历史的分析，甚而得出偏颇的判断。即就钱氏“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之论而言：不但“满族”一词的用法不够准确，揆诸史实，这两个字竟应从句中删去，方称得上实事求是。据《清实录》与《清史稿》记载可知，乾隆六十年间，贪贿之案幾年年都有发生，确实称得上“日益”“放肆”。但是，若对六十年间贪官之民族属性进行统计，我们将发现，“满族官僚”人数所占比重并没有大到可以独享“贪污放肆”之名的程度。为便于阅看及控制篇幅计，兹于六十年贪案中撷取按察使（文职正三品）、总兵（武职正二品）以上大吏，以在旗与否划分为两大类，编制下表： 旗籍满洲傅鼐、萨哈谅、喀尔钦、鄂善、鄂弥达、常安、鄂乐顺、恒文、保德、阿思哈、鄂宝、和其衷、高恒、普福、良卿、秦璜、阿尔泰、彰宝、富德、高朴、勒尔谨、索诺木策凌、国泰、国栋、富勒浑、福崧、伍拉纳 汉军卢焯、杨廷璋、李侍尧、郝硕 非旗籍俞兆岳、刘於义、赵宏恩、王士任、岳濬、吕守曾、帅念祖、朱荃、庄有恭、杨灏、蒋洲、李因培、方世儁、钱度、王亶望、于易简、陈辉祖、李封、陈淮、闵鹗元、浦霖 因贪案伏诛或赐自尽者，以加黑字体标示。 据表可知：旗籍贪官计三十一人，非旗籍计二十一人，各占比例约为59.6%和40.4%。若只论满族，不论旗籍（即剔除汉军人数），则满族贪官仅占51.9%，是则满、汉贪官，半斤八两，难分轩轾。那么，“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的判断绝不正确，已不待辨。此外，因贪案被处以极刑（斩、绞或赐自尽）者，于旗籍中所占比例为74.2%，于满族中更高达81.5%，远较非旗籍之52.4%为多；由此又可以引出另外一个话题，即清帝虽在福利、仕途上优待旗人，然对其中之不肖玩法者，所行处罚往往较非旗籍人士为重。王闿运尝云： “朝廷用法，严于满臣，以为优礼汉人，亦以为不足责也”； 即是对此清廷“家法”的中允评价。旗制改革後，皇帝成为八旗的唯一“主子”，一方面，他对旗人具有一份家长般的爱护，一方面，他对其中的害群之马又极为厌恨，爱深痛切之下，遂出现“用法严于满臣”的现象。而在另一方面，清廷对汉人的统治，虽未遽如闿运所言，可称“优待”，然亦非清末革命党人宣传所谓“苛待”者。孟森云： “清自入主中国，谓其为异族战胜而来则是矣，谓其如何苛待汉族，则较之历代本族之君主，亦未见之加甚。且君无甚昏甚暴之行，若明之正德、天启诸君，清所未有也。谓私厚于满洲，则亦与明之私厚于宗室等也。明之横征暴敛，未乱之时．有万历之矿使、税使；既乱之後，有万历至崇祯之累次加赋。清则以明为鉴，而‘永不加赋’之祖训，子孙竟能永守之也”； 他对清代统治的看法，迥异于钱穆。二人俱为史学名家，且俱深有造乎清史，何以凿枘如此？伯牛不自量力，试作调停。孟森考察清代国民所受待遇，认为与此前的“本族”统治相比较，其优劣厚薄并无重大区别。钱穆所注意者，则在于汉族士大夫在清代统治中蒙受了不公平待遇，远逊于宋、明两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风光，用他的话说，就是： “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权，仍然说政权该交付与读书人。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洲人也了解，并不曾正式反对这理论。他们只在此理论之下，另用一种法术，把满洲部族来凌驾中国读书人”； 即使如摊丁入亩、永不加赋这样的良法美意，他也认为不过是“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的“法术”而已，“仅腾口惠，与确立一代规模之善政有辨”。 在史实无争议的情况下，二人立论犹歧异如此，这种情状，可用一句俗谚形容，曰：屁股决定脑袋。孟森所持立场，重视民生；钱穆的立场，则在乎士气。更通俗、更时髦一点，则可说，孟森是草根一族的代言人，钱穆是智识阶级的传声筒。孟森若谓：民以食为天，只要有饭吃，谁当皇帝都一样；钱穆则曰：生存权固然重要，而参政议政的“天赋士权”更重要。各所代言之社会阶级不同，宜其所言格格不入，然则，何以调停？窃以为，调停之法，莫过于和稀泥。和稀泥之法，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仓廪实，衣食足，是物质文明建设，是民生；礼节荣辱，是精神文明建设，是士气。从句法上看，民生、士气有个先後次序；自统治逻辑而言，则是个互动的过程。因为，紧接“仓廪”一句，管子便说：“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者，礼、义、廉、耻也（亦即“知礼节”、“知荣辱”），“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见，仓廪衣食，礼节荣辱，于一国之兴废存灭，幾具同等重要性。然则，孟、钱二人之论，分则各有所偏，各有所失，合则庶幾为客观平允的判断。 康、雍治下，国民生计较诸明、清鼎革时，确有改善。继之以乾隆，坐享前代政治遗产，居然盛世。然贪风炽烈，所搜刮者莫非民脂民膏，民生困苦，日逾一日；乃不察隐患，文过饰非，借文字狱以催折士气，编四库全书以遏制思想、学术之自由。于是，仓廪渐虚，衣食渐绌，礼节荡然，荣辱淆然，盛世徒有虚表，後世之乱从此酝酿矣。 “汉人志节日衰，吏治日窳” 汉族读书人盖皆认同曾参之语：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远乎？” 并以之作为“士”的“原始教义”，二千年来，遵行无违，故余英时曰： “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 前揭孟森之语，谓孔子学说足为万世师表，既能赞成帝制，又隐含制衡之意；与此合观，即知钱穆所谓“汉人志节”，究指何物。而乾隆朝之士风，扫地无遗，洪亮吉对此作过一番生动的描绘： “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见，十馀年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洲之营私舞弊？” 士，或在朝，或在野，亮吉所论皆在朝之士。“为宰相屈膝”、“交宰相之僮隶”者，谓巴结讨好和珅；今语所谓“跑官”，情状与此略似。国子监、翰林院中的“夸诈夤缘”，则与今日报章不时揭露之“学术”略同。总之，京师政、学之衰，俱因“士大夫渐不顾廉耻”而起。而国民“不顾纲常”，举国上下尽糜“营私舞弊”之风，其根源亦在乎是。欲振衰起弊，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士气必待在上者振作之，风节必待在上者奖成之”；今人谓依法治国，尤须辅以以德治国，其意庶幾在是。但是，在亮吉所处之时代，士气与风节是没办法振作与奖成的。因为，自满洲入主中原以来，对士气的摧折，一代胜于一代，迄于乾隆，论压制士人、禁锢思想，更是空前启後，不愧为“盛世”。所以抑制摧折之法，略有二端：一曰文字狱之愈演愈烈，此为当时政治上一大特点；一曰宰相制度之彻底沦没，此为君主发展之自然结果。请先述文字狱。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文字狱 文字狱，何代无之？即如明太祖，甫一开国，便因文辞细故砍掉不少头颅。清代制度多法明代，文字狱的操作手法，如定罪易、量刑重、株连广，等等特色，自然也继承下来。然清代文字狱以康、雍、乾三朝为最，而三朝文字狱各有特点，又不可一概而论。 康熙朝文字狱，如最著名的庄廷鑨《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俱因流露“排满复明”之意而得罪。二案之定罪量刑，虽有悖于後世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主张，然其撰述明、清之际史事，公然不书清帝年号，谓三藩未平、明祀未绝之时，顺治不得称“正统”，云云；此种论调，在极力强调“我朝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的玄烨看来，无疑是对其执政合法性进行恶毒攻击，是可忍孰不可忍，怪不得以“开明”、“宽仁”著称的他也要痛下杀手了。 雍正朝有两件大案，其表现形式虽为文字狱，醉翁之意实不在酒。一为年羹尧案，一为曾静案。前者，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乃芟削功臣之借口；後者则是借题发挥，以消泯汉族对满洲的成见。 胤禛在诸皇子中脱颖而出，继承大统，年羹尧、隆科多实为功臣之首；然二人必死，又为不可避免之事。王锺翰论曰： “盖年、隆皆反复无常之人，非得共力，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有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顺自矢，亦决难免祸”； 不论是夺嫡还是夺天下，事成後，帝王藏弓屠狗，继续革命（革人之命），是必然之理。惟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主动放下屠刀，稍存人性，洵为难得一见的佳话。帝王屠狗，其法因人而异，然吹毛求疵至于匪夷所思的程度，则未有如胤禛者。年羹尧在奏摺中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不过次序颠倒，如山清水秀写作水秀山清、柳暗花明写作花明柳暗之类，胤禛乃借机发难，谓“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归之于朕矣”，“则年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八个月後，遂有议政大臣、刑部等衙门同奏年羹尧“反逆不道”，“请皇上将年羹尧立正典刑”之事，得旨：“年羹尧令自裁”。厕身“年党”者，亦多被谴责诛戮，其中，钱名世一案之处理最为有趣。当年羹尧犹是胤禛跟前红人之时，名世尝作诗赞颂，胤禛谓其“文词谄媚”，“为名教所不容”，但是，却未将他拉去砍头，而只是革去职衔，发回原籍。胤禛亲书一匾，上写“名教罪人”四个大字，令名世悬于己宅，以为谴责；同时，命在京官员出身举人、进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文，纪其劣迹，以儆顽邪”。诸臣诗文写毕，经胤禛评定甲乙，再交付名世，令其“刊刻进呈”，“凡直省学校所在，各颁一部”，“欲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腼颜而生，更胜于正法而死”。这种惩罚，可称“谑而虐”，此在有清二百馀年历史中固为仅见，然在上世纪文革时期，类此之事则数数见矣，孰谓吾乡某公专研明史哉？前後对照，知其于清史亦尝用功揣摩也。 曾静，湖南人，遇得一个偶然机会，读到浙江人吕留良的遗书，了解了一些明清易代之际的史事，不由深慨乎亡国奴族之痛，遂萌武装颠覆之心。当时民间传闻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岳飞後裔，世代与金为仇；曾静乃致书钟琪，历数胤禛杀父、屠弟及辱戮功臣诸罪，劝他举事造反。然时异势变，岳钟琪不是吴三桂，曾静不啻自投网罗。按律，曾静当以“谋反”罪予以凌迟；但是，胤禛对他的处理，再度出人意表。他不仅不杀曾静，反而将他请到北京，就双方关心的各类问题交换意见，并相互辩论，最终取得共识，曾静“心悦诚服，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胤禛更将谈话记录（审讯笔录）及相关谕旨、奏摺汇编成一部奇书——《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胤禛此举，实为极具自信之举，因为，书中最重要的主题，即为乾隆以後清廷最为忌讳的华夷、满汉之辩。 但是，弘历对他老爸的处置不以为然。登基後，他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收回、销毁《大义觉迷录》，并将前经赦免之曾静诸人处死。弘历此举可谓不孝不信。胤禛当时不杀曾静，并有“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之谕；孰知尸骨未寒，弘历便悍然违背遗命，将其父“辩友”凌迟处死。此谓不孝。《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其书开诚布公，就满汉、华夷、关内关外等种族、文化和地域的敏感问题进行辩正；先不论其说理立言是否足以服天下人之心，单是这种不人为设立言论思想禁区的做法，便值得称赞。弘历收回并销禁其书，在己，固有做贼心虚的怯懦，在人，则有言而无信的观感。此谓不信。清廷统治，最好标榜“敬天法祖”四个字，而实际操作，不尽如此，弘历对曾静案之“拨正反乱”，即为显例。然对弘历此举，除了不孝不信的批评，我们还可进行一次君主的心理学研究。 如前所述，在思想言论的控制方面，玄烨之风格可以“宽仁”二字概括；胤禛稍嫌“操切”，但非全不讲理者；弘历则一味采取高压政策，不讲道理，不讲诚信，谥之为“恐怖主义”，亦不过分。然则，祖孙三代何以每下愈况如此？难道是个性迥异所致？曰：非也，时势使然也。康熙之世，版图尚不稳固，帝王心力所注，除了军事上的胜利，还须尽量笼络人心，因此，对文字思想上的“出轨”，不遑吹求。雍正之世，征伐稍定，则以整顿吏治为执政之关键问题，其被人诟病之“特务政治”（以设立军机处和密摺制度为表现形式），所针对者不过是官僚系统，并未过度扰民；至于屠戮功臣及宗室，那更是所谓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无庸後世论史者为之寄托情感。而他处理文字狱的手法，如曾静案，固然不能排除个性上争强好辩的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他对执政合法性的隐忧。一方面，儒家学说为满洲入主中原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资源，如“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另一方面，儒家学说中的一些内容又可以动摇其合法性，如华夷之辨、正统之争。胤禛认为，光靠禁绝异议、杀戮士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争端，因此，才会不顾身份悬殊，与曾静进行“平等辩论”。然欲在君主的框架内解决此一思想争端，仅凭论战，收效绝不乐观，他若能切实恢复传统政治中的宰相制度，或有可能做到本末兼治；有关宰相制度的讨论，详後，此不赘言。弘历无疑察觉到其父以辩服人之术收效不大，故改弦更张，一变而为严禁辩论。他能够这么做，得力于时代背景，亦即前述之“盛世”。乾隆治下，虽有所谓“十全武功”，然较诸康、雍时代之军事，实为易了；文官系统，经康、雍二帝整顿刷新，渐至帖服；民众生计，在“永不加赋”、“耗羡归公”之後，亦趋安康。正是在“盛世”的背景下，弘历方有可能肆无忌惮的“摧折士气”而不致害怕引起除士人以外的反弹；此即钱穆之所以控诉清廷“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也。乱世无所谓文字狱，昏君也缺少兴办文字狱的“学养”，只有在“盛明天子”治下的“盛世”，才会有文字狱的繁荣。乾隆一朝是“盛世”，弘历亦自诩为“盛明天子”，然则，乾隆朝文字狱蔚为盛况，在二千年帝制史中独占鳌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对乾隆朝文字狱的评价，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仍以龚自珍举例。他并非认识不到文字狱的负面影响，否则不会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咏史》）；但是，他对乾隆朝的文字狱，似又不甚介意，否则不会说“乾隆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今人研究清代文字狱，有与之同调者，如喻大华就认为文字狱之认定不易宽泛：一、公开以文字鼓吹推翻清政权者而获罪者不宜认定为文字狱；二、虽不鼓吹颠覆政权，但故意触犯忌讳者，亦非文字狱；三、表面上是文字触讳，实为行为触讳者，不应定为文字狱；四、个别“大狱”，应逐事逐人具体分析，不应一刀切。窃谓所列四条，第一、三、四条不为无见，惟第二条大可商榷。吾国历史之政治忌讳，盖皆来源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春秋之义”。“讳”字有二解，一曰“隐”，一曰“避”。隐讳者，“隐其恶”也，与书写历史的“直笔”相悖；避讳者，“避其名而逊其辞，以示尊敬也”，则是史册中惯见的“曲笔”。尊、亲、贤三者，都不是神，都是人；是人，就会犯错，就会作恶；三者所犯过恶，在国史中如何表达，在追悼会上如何措辞，颇费思量。直笔无讳，难能可贵，毋庸赘言；曲笔之不得已，则人情所难免；惟以“隐其恶”为“讳”，以缺笔不书为“春秋大义”，则是乡愿、德贼一派的作风，毫不可取。“避其名而逊其辞”，虽是换了说法，但事实自可考见，是非亦可重估。隐讳缺笔，则事实已泯然不见，是非公道何从判定？然则，吾人研读历史，欲从中获取鉴戒，最欢迎也最敬佩的是秉笔直书的作者，其次，不得已的曲笔，我们也能体谅，而对那些隐恶不书乃至造伪粉饰的“秽史”，则深恶痛绝。因此，喻氏标举之“虽不鼓吹颠覆政权，但故意触犯忌讳者”，俱应算作因直笔、曲笔得罪的文字狱，而不应另安罪名——喻氏之言曰：“至少是思想罪”——以为帝王开脱。譬如，曾静图谋武装颠覆，推翻现政权，触犯刑律（“谋反”），实为刑事犯罪，自不应列入文字狱；而收藏明末史料、撰述明代史事，或对满汉区别稍作怨言，一为学术兴趣，一为制度批评，并无颠覆政权的企图，却也因此革职获谴乃至身死破家，这自然是文字狱，而毋庸以是否触犯忌讳为定罪标准。至于因诗文字句触犯忌讳，如“一把心肠论浊清”（胡中藻）、“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徐述夔）、“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沈德潜）之类，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其必为文字狱无疑。近人论史，鉴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研究造成简单粗暴的二元化批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利于获得对历史的清醒认识，或以“同情之理解”为辞，为古代皇帝及帝制时代有关史事进行翻案，有的案翻得好，有的则因“同情”太过，造成“过度诠释”，不知不觉，反而成了帝王代言人，为尊者隐，为尊者辩，为尊者饰。即自帝王而言，他何尝不知道文字狱是一个缺德的恶法，他何尝没有不为已甚的念头？如戴名世《南山案》，玄烨以牵连太广，“览奏恻然”，谕令除名世外，议死者皆改流放，于是，“得旨而全活者，三百馀人”。又如屈大均《大都宫词》案，廷议收藏屈氏诗文者俱拟斩决，弘历不允，谓“不过毁其书而止，并无苛求”，屈氏族人“毋庸查办”。然则，後人何必曲为之辩，说什么其人罪有应得，并非受了文字狱的迫害？ 此外，乾隆朝文字诸狱中还有一些案例，则既非统治者借刀杀人（如雍正年羹尧、乾隆胡中藻案），亦非文禁严密，因寻章摘句得罪。此类案例，借用周树人的术语，乃因“隔膜”而得罪。他说： “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鲁迅《且介亭杂文?隔膜》）； 他并举“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为例。冯起炎，山西临汾县生员，闻弘历将谒泰陵（胤禛墓，在河北易县），便身怀著作，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他的著作，实为不学无术、信口开河之作，固无足论，惟末附一段“自传”文字，煞是有趣，略谓： “臣之来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别无愿求之事，惟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缘由。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方当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时，乃原籍东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乃本京东城闹市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东城闹市口瑞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然臣之来也，方不知陛下纳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强乎？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 冯生要跟皇帝讲平等礼，故告诉弘历，臣“字是南州”，希望皇帝不要直呼其名，而宜“字之”。他还认皇帝做“老友”，请他顺手帮个忙，解决自己的终生大事——将两个表妹（张三姨家小女，杜五姨家小凤）娶进家门。不仅此也，他还很有襟怀，表示，即算皇帝帮不上忙，他也不会怪他（“必以此等事相强乎？”），也就那么一说而已（“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 冯生冲突御驾、以意解经、请天子做大媒，正是前揭周树人语所谓“卤莽”、“迂儒”和“不识忌讳”。他也因此稀里糊涂堕入文字狱（“核其情罪，较冲突仪仗为更重”），遂被“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其人可悯，其遇可悲，然其事不无可议。冯起炎之所以这么做，自有其逻辑：帝制时代有两个词，一曰“君父”，一曰“臣子”，这是将君臣关系比喻为父子关系。冯起炎既自认为臣，则不妨事君如父，作儿子的请父亲做主搞定一桩婚事，恰又符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这就是他的逻辑。然为君者是否真以臣僚黎庶为子，则未必然。于是，周树人才会用“隔膜”二字定义此类文字狱。 由此可知，文字狱之构成，略有三端：一则因君主欲加诸罪，何患无词，乃挑剔文辞细故，借刀杀人；一则士人遣词造句，有意无意触犯忌讳，因而得罪；一则因上下“隔膜”，情形睽格，造成惨案。然谓此即能摧折士气以至于无，从而造就乾隆以降“万马齐喑”的“衰世”，则犹嫌说服力不够。略以乾、嘉学术之兴盛为例说明。乾、嘉之际，为近代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学者们通过整理、复原古籍的方式对中国文化的承继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人讲求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直到今天还发生影响。有探究其故者，常谓此因政权禁锢思想、大兴文字狱，导致学者对现状噤声，竞相埋首于故纸堆，阴差阳错，这才出现一个学术上的“盛世”。文字狱倘有如此功效，则战国、宋、明等代，并未出现大规模文字狱，何以也能造就学术昌盛、迈前启後的局面？上世纪文化大革命，文字狱之频次、力度远超乾隆之世，何以学术界反而出现凋敝荒芜的现象？难道，後世之人，不仅其心不古，连智商也降低，学不会乾、嘉时代的“学术避祸法”？对文字狱和学术的这种关系，余英时提出“内在理路”说，认为自明末清初以来，学者越来越重视“道问学”，而不再一味关注“尊德性”，因此才有乾、嘉之际的学术“盛世”。思想禁锢、政治打压固然是外因，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也很重要。窃谓此论极有道理。清代文字狱之成因，固有前述三个原因，清代学术之兴盛，自应有其内在的逻辑，而非全部因应政治上的变化而出现。然则，自乾隆至道光，约近百年，形成一个士气低迷却学风大盛的“怪现状”，存不存在一个“内在理路”？若有，那这个“理路”又是什么？窃谓，此一“内在理路”，便是宰相制度的废弃。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假维新”中的真改革 引子 1900年8月17日，侵晨。 八达岭外，岔道城中，某院落。 院中，有一条板凳。板凳上，有一男一女，“贴背共坐”，仰天沉思不语。男子年纪约在三十左右，身著半旧黑色湖绉锦袍，“髪长逾寸，蓬首垢面”；女子看似六十开外，“布衣椎髻”，一副“乡姥姥”模样。虽仅初秋，晨间却是“寒气凛冽，森森入毛髪”，而这一男一女，竟已枯坐了一夜。这男子，便是光绪皇帝；这老妪，则是他的姨妈，慈禧太后。 二人贵为帝后，境遇却这般凄凉，形容竟如此狼狈，何也？原来，二人刚刚逃出京城，正走在“巡幸山西”的路上。“巡幸”，换作今日习语，客气一点，叫战略撤退；不客气，则叫避难。二人身为中国最高领袖，统领文武，保育黎元，难从何来？难，即所谓“庚子之难”（公元1900年即光绪二十六年，以干支纪年，则称庚子年）。庚子仲夏，慈禧下诏，对万国宣战，不幸，反被八国联军打进京城，帝、后不得不仓促“西巡”，暂避风头。 宣战之举，固然丧心病狂，但非事出无因。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指两年前“戊戌变法”後，“帝党”中人虽被杀或黜，慈禧仍对“帝党”愤愤不平，乃有废光绪、另立“大阿哥”（溥儁）之意。风声走露，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随即大倡“保皇”之说，鼓动舆论，各国公使对此亦持消极乃至反对的态度。慈禧认此为“粗暴干涉内政”，愈发愤怒。近因，则指去年以来在直隶、山东等地闹得沸沸扬扬的“义和拳”运动。拳民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捣毁教堂，大肆捕杀“老毛子”（谓外国人）、“二毛子”（谓入教之中国人）。时人有诗“赞”曰：“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弟师兄保大清”；慈禧则嘉许为“朝廷赤子”，并有意利用这种群众暴动，对各国施以“惩戒”。怎奈“义和拳”吹嘘的各类“神功”毫不见效，一遇外军的长枪大炮，则望风披靡作鸟兽散，战守俱无可恃，终于导致首都沦陷，辇毂播迁。 姨、侄二人在冷板凳上一坐整宿，追忆二年以来种种风云变幻，自问今日残局何以致之，又将何以了之。左思又想，竟琢磨出一段为期十年的“新政”。 晚清新政 若将“新政”视作一篇文章，则此文以“罪己”开篇，以“变法”为纲，以废除科举为核心内容，而以清朝覆灭为终篇。以下，请略具纲目，稍加点评，看一看亡国之前的回光反照是何等气象。 1900年8月20日，下诏罪己，并总结中国积弱之由：“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所谓“私”字，即指传统中国建基于宗法血缘组织，造成“惟知有家，不知有国”的事实。梁启超讥李鸿章，谓其“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其实就是“私”字作怪，盖“朝廷”者不过是帝王之“家”而已。梁启超之政见，一度称“保皇”，终改为“保国”、“保种”，则是突破了这个“私”字，不再汲汲于作什么“最後的贵族”，而以新时代国民自居。所谓“例”字，则指国家行政、法律及人事系统，文法程序过于繁密，操作效率低。窃谓循“例”虽不免造成胥吏玩法的消极後果，但是，有例可循总较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为优。一个国家，虽不免有非常之事，虽不免出非常之人，一时一地，或不能尽守成法、尽遵定例，但时过境迁，还是要走回依法治国、循例治事的平常道路才好。 1901年1月29日，颁布“预约变法”上谕。此谕无具体内容，却是“新政”时期的纲领性文件。首先，将此次变法与两年前的戊戌变法作了区别：“康、梁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其次，将变法的话语主导权从维新派手中夺了过来，谓戊戌年镇压维新派不过是“剪除叛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再次，强调虽变用西法，仍须注意实际操作的“本土化”：“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最终，圈定变法范畴：“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既曰“西学之本源”，言外之意，则除了君主制（所谓“不易者三纲五常”）不能更动，诸凡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重要领域（所谓“可变者令甲令乙”），俱可改革。 1901年4月21日，诏设督办政务处，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等为督办政务大臣，主持、推动变法事宜。按，清代二百馀年间，新设机构为前代所无而极重要者，有三，分别为办理军机处（省称军机处，雍正时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省称总署或译署，咸丰时设）及督办政务处。设立新机构之初衷虽不同（分别为处理军事、外交和变法事宜），然而，随着事态发展，原本只具有临时、机动性质的机构，却因主其事者莫非显贵，及所办事项为当务之急，最终都变成了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这是清代政治的一个特点，也是政体内最易产生的现象。因情急势迫，政府将一部分本属于常设机构的权力集中至某个新设机构，对于提高效率、解决问题来说，固能收取速效，只是，这么一来，便破坏了分权制衡的格局——君主国家似乎谈不上分权制衡，但就其制度设计而言，各部、院、省各司其事，互为监督，确具分权制衡的性质。并且，此举实具“秘密政治”意味。平素应公开、循序、多层级办理的公务，此时皆由一二主事者（或独裁者，或权臣）于密室之中、密札之内决定，办事效率固然大幅提高，然处置之妥当公平与否，大可怀疑。古今中外之“秘密政治”因不受监督，莫不具有事与愿违的反动性，督办政务处亦不例外。此一机构若能切实推动变法固然是好事，但是，若此机构于明诏大诰以外，别有授受，只是片面变法乃至阻挠变法，那就好事变成了坏事。事实证明，督办政务处在“新政”末期避重就轻，翻云覆雨，不仅未能有效推动变法，反而成了变法的阻力。 1901年7月12—20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响应中央号召，联名三次会奏，拟议变法，此即著名的“江楚会奏三疏”。第一疏论育才兴学，所言以教育制度改革为主；第二疏论致治、致富、致强之道，所言以变通中国成法为主；第三疏介绍西法之“切实易行者”。“江楚会奏”体大思精，有破有立，其主要内容幾乎被全部批准，径可视作晚清“新政”的操作大纲。因本文仅述废除科举，故此下除非必要，于“新政”其他内容不作介绍。 1901年8月29日，谕：今後科举考试禁用八股文程式，改以策论试士。 张之洞是急先锋 科举创自隋代，至此已历千年；八股文创自明代，至此已历数百年。其利弊得失，言者纷纭，不胜指数，然括而言之，两句话可以说明白。第一句话，科举，是维持传统中国内部阶级流动最有效也最公平的制度性保障（拙文《废除科举得与失》略论此义，读者有意了解，不妨参观）。第二句话，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乃至唯一方式，是废除科举的主要原因。 废除科举的急先锋之一是张之洞，张之洞最为後人称述者，是“中体西用”理论，若借用张氏的体用论概括清代的科举制度，我们可以说，科举为体，八股为用。科举为体，没问题；八股为用，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八股文根本就没用。八股文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读者可参看邓云乡撰《清代八股文》，此不赘言；其消极作用，则以梁启超所论最为晓畅警切。 梁氏谓，因八股程式规定，禁用秦汉以後之书，于是，大多数应试者皆不读书（除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谓“四书”），乃“不知汉祖唐宗为何物”，“更无论地球各国矣”。然而，就是这帮人，一旦考取功名，竟也“致大位，作公卿，老寿者即可为宰相矣”。国民皆以参加科考的读书人为表率，读书人既如此，则国民尽成愚民。以此，欲不亡国，“岂可得乎”？“故深知中国实情者，莫不谓八股为致弱之根源”。 梁氏此番议论发表于戊戌变法以前，并直接促成1898年废止八股，改用策论。但变法失败，八股旋被恢复。然不过两年，八股被再度废除。可见，八股无用，渐已成为当时人士的共识。前云科举为体，八股为用；现在八股业已废除，则科举一变而为“赤身”。当此大变革的年代，科举之“裸奔”必须叫停，则又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早在1895年，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初次见面，张之洞对教育改革的意见便令对方佩服。1897年末，张之洞派姚锡光赴日本考察“其国立学、练兵，兴革之由，训练之法”，似已有废除科举的谋划。1898年，他所著《劝学篇》被光绪皇帝钦命刊发全国，俨然作为维新运动的指导性文件。但是，变法失败，他谨守“政治正确”（此为洋话，中国话叫做“明哲保身”）的信条，再不敢轻易吐露与康、梁等“维新派”相同的意见，尽管其立论基础大相径庭。至此，风向再变，连皇太后都认可废除八股，那么，前此未竟之“妥议科举新章”的话头，不又可以重新提起了？于是，“江楚会奏”中这才有了“酌改文科”的建议；于是，张之洞这才成为近代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入京前，在地方力倡教育改革；入京後，任大学士，派管学部，主持教育改革）。 然张之洞力倡废除科举，并非全无阻力，而此种阻力，又不可径以“保守”、“反动”名之。先讲个故事。1904年的科举考试，是中国最後一届科举，其时，张之洞正大力推进废除科举。之洞侄婿林世焘，在此届考试中以候补道身份考中进士，世焘本欲“请归原班”（即补一个部、省的实缺），之洞闻信，乃一日内连发五封电报，严责世焘，命其无论如何，一定要考取“馆选”（即入翰林院）。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两个问题。一，张之洞素以自己中进士、点翰林、是纯粹读书人为傲，不太瞧得起非“正途出身”及没有学问的人。若论出身正、有学问，天下之大，谁比得上翰林学士？以此，他要劝侄婿努力跻身翰林院。二，他对废除科举之後的情形并不乐观，生怕再有反复，侄婿因“误入歧途”而影响日後的发展。事实上，在废除科举後一段时间，对于“学堂”、“留洋”出身，旧日士大夫乃至一般舆论并不引为荣耀。一生欲作“帝王师”而不得的王闿运，于1908年特授翰林院检讨，尝赠诗张之洞，对“新学後进”大加调侃，诗曰：“愧无齿录称前辈，喜与牙科步後尘”；“齿录”，指科举时代同榜中式者汇刻之姓名籍贯三代履历，即同年录。“前辈”，後入翰林院者对先入者的尊称。“牙科”，谓学制改革後，“海归”学者亦可获举人、进士头衔，其中有医科毕业生；闿运特标以“牙科”者，盖有意引人发噱也。 琉璃蛋变硬骨头 回头再说废除科举的阻力。 当时大臣，阻挠废科举者，以王文韶为领袖。文韶时任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一贯以“明于趋避”著称，人送外号“油浸枇杷核子”。怎么讲？盖“枇杷核子固滑矣，若再加以油浸之，其为滑殆有不可以方物者”。他还有个外号，叫“琉璃蛋”，亦是滑不溜手之义。谁成想，这么个老滑头，在讨论是否废除科举时，竟然摇身一变，变成一棵难啃的老骨头。有人问他对废除科举有何意见，他说：“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 张之洞虽系一时人望，变法虽为当务之急，文韶此语既出，教育改革却不得不放慢步伐。文韶哪来这等威望？原因是，他在庚子之难时立下一桩“大功”。帝、后“西巡”，备极苦辛，而军机处共八位大臣，因公因私，竟有七人未能“侍行”。惟有文韶，当风烛之年（七十一岁），以蒲柳之资，自京而晋而秦，随扈左右，未尝少离。考虑到他的仕履——出身正途（咸丰进士），久经考验（历任道、司、抚、督及北洋大臣），谙练政事（历官户、兵、礼三部），政治过硬（戊戌政变後取代翁同龢进入军机处）；再加上这分患难君臣的交情，文韶的发言，对朝野上下来说，实在是极具分量。 督办政务处以军机处为班底组成，张之洞与刘坤一、袁世凯作为封疆大吏，不过“参与政务处事宜”而已，故一事一议之可否，其决定权仍在军机大臣手中。当日军机领班为庆亲王奕劻，其人最大特点为“好货”，“苟满其欲壑，无不可”。彼时教育改革尚未进步到产业化阶段，看不出油水何在，奕劻对此事不置可否，可想而知。其馀幾位，荣禄、崑冈、鹿传霖及瞿鸿禨，对废除科举或多或少持赞成意见。那么，只须搞定王文韶，科举即可废除。但是，他已立誓“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难道，此老不退不死，则科举不能废？从事实来看，确实如此。1905年6月30日，王文韶“免直军机”，二月後，颁布废除科举之谕。 然自1901年8月下诏禁用八股至1905年9月下诏停止科举，足足四年时间，朝野中外，有心有力废除科举者，就啥也没干，光等着王文韶退休？是又不然。改革既不可直线速成，那么，道路迂折一点，手段隐蔽一点，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学堂不立科举不破 科举不能骤废，固因以王文韶为代表的反对派施加阻力，此外，用以代替科举的学堂制度犹未完备，亦是重要原因。 按照官方说法，学堂制度系“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以佐我中国二千馀年旧制”（张百熙《拟进学堂章程折》，1902年8月）。所谓“二千馀年旧制”，即指科举制度。从这句话看，似犹以学堂“佐”科举，而非以学堂代科举。 但是，欲令学堂收到辅佐、维系科举的效果，实无可能，因为，二者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冲突的，而非互补的、相成的。科举虽不考八股，改试策论，“然文字终凭一日之长，空言究非实诣可比”；学堂，则注重积少成多的知识增长，以及文、史之外的理、工素养。不改革科举考试的科目和方式，则学堂所学无可评判；若仍迁就科举考试以文章取士的传统，则违背了举办学堂的初衷——培养具备科学知识及实用技能的人才。而且，科举一日不除，则“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一日存在。学堂生虽可获取各种现代知识，但因学堂教育并不提供有针对性的文章训练，他们去参加传统的科举考试，并无优势，甚至可说绝无胜算。那些不入学堂、只读文史琢磨文章作法的人，反而比学堂生更具入仕发财的机会。若真如此，那么，即使学堂硬件建设再完备，也不会吸引生童士人来就读。更何况，基于以上原因，只要科举不废，学堂硬件建设也无法完备。处此两难之际，1903年3月，张之洞与袁世凯（其时，刘坤一已卒）联名奏请“递减科举”。 科举制度有两个术语，“学额”与“中额”，前者指各省府、县入学的名额，後者指乡、会试中式的名额，略与今日各级学校招生定额相似，然其数量较为固定，决不轻易增减，遑论大量“扩招”。张、袁之意，欲令各省学政及乡、会试的学额“分三科减尽”——以三年一科计，将耗时九年；而将这些学额全部置换为“学堂取中之额”。此後，“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这个方案若能实施，则上文所述科举与学堂之矛盾将不复存在。进一步说，这个方案的本质，即欲逐步废除科举；盖学额减尽之後，人才进退俱由学堂，科举不过徒存虚名，不废亦废矣。张之洞致书张百熙，尝对此一方案进行“自战解说”，他说：“近数十年来时事，欲常行，必先从暂行起；欲停办，必先从缓办起。百事皆然，历历不爽”。 奏折递上，奉上谕：“交政务处议奏”。然王文韶此时犹在政务处，“议奏”而无下文，不问可知。 1904年1月，心有不甘的张之洞再次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奉上谕：“著自丙午科（1905）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後均归学堂考取。届时候旨遵行”。时隔大半年，事情似有起色，然细读上谕，却又发现，此事吉凶，仍未可料。第一句话，是好消息，说自明年起递减科举学额。第二句话，是坏消息，虽然递减科举学额，但并不同意将递减出来的学额立即转移到学堂，而要“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後，再行转移。问题出来了。如前所述，科举不停，学堂不兴，二者间存在一个明确的逻辑联系；谕旨却说只有学堂“一律办齐”，才考虑停止科举、转移学额，这不是自相矛盾、拿人开涮么？最末一句话，“届时候旨”，也暧昧的紧。退一万步说话，届时科举学额减尽，学堂也一律办齐，若无专旨，则学堂取代科举仍不可行。 自光绪元年（1875）撰成《輏轩语》（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专为省内士子所作，书中对八股颇作讥弹），至此已近三十年，其间张之洞一直关注教育改革，及至总督湖广，摸索出“中体西用”辩证法，适逢外患日蹙、祖宗之法不可不变之时，眼看大好机缘既至，本拟一展拳脚，不料，天不遂人愿，一厄于戊戌政变之形势比人强，再厄于王文韶之人比形势强，终落得个劳而无功的结局。任是铁人，此际亦不得不灰心丧气，只好学前辈龚自珍，说一句：“且看他国运如何”。 “时趋”与“国情” “国运”确实不怎么样。 日、俄因不满对方“侵夺”己方在我国东北地区及朝鲜的“利益”，于1904年2月开战，战场即设在东北地区。此一役打得天昏地暗，尸横遍野，清廷竟置国土国民不顾，“严守中立”，史称“国耻”。明年5月，战争以日本胜利终局。 然“国运”虽不佳，教育改革的运气却极佳。晚清之世，是“万国交通”之世，非“闭关锁国”时可比，其内政外交往往互相影响，而外交影响内政，更多且巨。日、俄战争无疑是一件大事，其必能影响中国内政无疑。举其大者而言，内政受此役之影响有二，一为立宪，一为废科举。立宪非本文范围，不赘，仅述废科举。日俄战争刚一结束，在教育改革问题上沉默了一年多的袁世凯、张之洞终于寻着“话欛”，重提旧事。其事则旧，其言则焕然一新。从题目看，此折题为“立停科举，推广学校”，不再说“递减科举，注重学堂”；从内容看，此折不再就事论事，而有“挟洋自重”的味道。 其折大意，谓去年会奏，奉上谕：“届时候旨遵行”；看得出，皇太后、皇上是要“徐俟乎时机之至”。经“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发现废除科举的“时机”业已到来。自“大局”（国内外局势）论，“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再不致富致强，必遭刀俎；欲致富强，先得有人才；而人才所从出，舍学堂再无良法；但是，如前折所述，不停科举，学堂无由兴盛。那么，“大局”决定了不得不早停科举，推广学校。自“时趋”（时代潮流）论，日本所以能战胜俄国，有识者皆归功于其国教育之发达，“其他文明之邦，强盛之源，亦孰不基于学校”？我国所以“相形见绌”，则因教育改革力度太小、步伐太慢。“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此外，诸人皆能读懂慈禧的喜惧，特别在折内加了一段软硬兼施极具针对性的话。先是吓唬她：“近数年来，各国盼我为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接着又哄她：“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自庚子年後，慈禧一改前此对外人的倨傲态度，逐渐接受了国际平等交往乃至人际平等交往——当然，此所谓“人际”之“人”，仅限洋人——的理念，经常邀请在京各国公使夫人至颐和园，进行盛情款待。如此前倨後恭，自然是被西方完全震慑的结果，袁、张等人在奏折中便利用了这一点。 此折递上，效果极佳，1905年9月2日，奉上谕：“自丙午科（1906）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馀论 科举终于废除了。六年後，清朝却灭亡了。 人有病，吃药，是想早日康复，但不排除吃错药加速死亡的风险。国家落後，改革，是想早日富强，但不排除越改越乱以致亡国的风险。清朝灭亡，不能排除自己越改越乱、他人乱中造乱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却非如此。晚清“新政”，或有称之为“假维新”者。为什么说是“假”的呢？因为清政府不兑现。 清政府陆续推出的改革方案，包括政治、军事、法律、实业和教育五个方面，军事、实业和教育的改革，皆有成效，尤以教育改革最为彻底。但是，最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如先後宣布的“筹备立宪”、“厘定官制”、“三权分立”，皆不过徒有其表，并未付诸行动。教育改革培养出越来越多具有现代国民意识的公民，实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并发展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军事改革则造就了“新军”——虽不可称之为（思想）现代化的军人，但较旧日军队而言，终是一种进步。但是，落後的政治体制不足以承载其他改革带来的巨大冲击。此种现象，可以科幻电影之永恒主角——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为譬，身体成熟，四肢发达，其心智却不足以调控其身体，最终，或发狂而死，或被人捕杀，此外别无生路。“假维新”後的清国，国家与人民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朝廷与军队之间，满族与汉族之间，政治与经济之间，莫不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终于百毒攻心，发狂自戕，至于奄奄一息，再被人补上幾刀，一命呜呼。 不幸中之大幸，则是“假维新”中还有“真改革”（陈旭麓先生语）——废除科举，推广学堂。欲评估晚清教育改革，毋庸进行量化分析，只须对民国初年的教育少有感性认识——今人艳羡的诸多学贯中西、文理兼修之“大师”，莫不得益于晚清教育改革，即可明白此项改革的重要意义。不妨设想一下，其他方面的改革若也能如此彻底，清朝的结局，或曰民国的基础，或直接说中国的近代史，会不会更好看一点？ 奈何，历史不容假说。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废除科举的教训 今年，是废除科举一百周年，也是日俄战争一百周年。日俄战争在春天结束，废除科举的命令于秋初颁布。废除科举虽早经酝酿，但是，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战胜俄国取得最终胜利，对于制定国策的清国君臣震撼极大，我们若说日俄战争是废除科举的催化剂，未尝不可。因此，在重估废除科举得失之际，有必要对日俄战争略作回顾。 黄白对决 日俄战争，有个绝对“第一”：这是人类历史上至此为止规模最大的战争；奉天（今沈阳）会战，双方合共投入兵力达六十二万四千人，前所未有。此役另有一项相对“第一”：若排除1896年埃塞俄比亚人战胜意大利人的阿杜亚（adoocratization，余英时译）。 因此，我们才说，二千年科举制度的嬗变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但是，科举制度终被废革。难道，早在一百年前，科举制度便因本身的“现代性”作茧自缚，便已不合时趋，不得不被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冲溃？这也是历史的进步么？ 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得使用“杠杆”理论。 神奇杠杆 科举制度的本质，若单以唐太宗名言“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而论，则不过是一种笼络人才、销磨士气、缓解内部矛盾的政治手腕。然考察历史，我们发现，唐太宗过于强调科举制度对统治者的益处，而对科举制度的本质及其与传统政治的深层联系认识不够，其言似是而非。窃谓王亚南以“杠杆”比喻科举制度，能得其要，他说： “科举制像从外部为中国官僚社会做了支撑的大杠杆，虽然它同时又当作一种配合物成为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96页）； 按，王氏认为支撑传统中国的“杠杆”有两根，科举以外，则为两税制。以王氏此论与前揭韦伯的评价合而观之，不仅对科举制度，甚而对作为“官僚帝国社会”（韦伯语）的传统中国，我们将获得一种深刻认识。“封建社会”此一术语并不适用于秦、汉至清的中国，传统中国具有“帝国”特征，逐渐成为共识；而具有内部弹性、赖以维持“帝国”长期运作的制度核心，则是科举。然谓科举既是支撑帝国的“杆杠”，又是帝国的“构成部分”，此喻似凿枘难合。但是，我们若将科举制度与“士以天下为己任”联系起来，此喻之妙味就体现出来了。 天下，是谁的？今天，我们都知道，天下是人民的，所谓“十亿神州尽舜尧”。但是，在“帝国”时代，天下只可能是天子一人的，否则，就不是帝国，而是共和国了。不过，以天下之大，单靠天子一人，是没办法统治的，于是，选谁来“共治”天下，便是身为天子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帝王曾挑选、倚重过各类人马，如外戚，如宦官，如佞幸，然史有明鉴，此类人众俱属治国不足、肇乱有馀，惟有倚重读书人、士大夫的时候，天下方称乂安。是否因史书都由读书人编纂，利用话语霸权，故意贬低其他集团，抬高自己身份？似不尽然。众所周知，汉高祖刘邦最瞧不起读书人，未得天下，即有“溺儒冠”的恶习，既得天下，更有“乃公马上得之（指天下），安事《诗》、《书》”的狂言。但是，登基不久，他对读书人的态度便来了个大转弯，诏曰： “贤人已与我共平之（指天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这道诏书，固然是汉代选举制度的滥觞，也为接下来二千年的历史定下基调。诏书中的“贤士大夫”，自然指读书人。然而，战国时代的“士”，“以读书为专业，揣摩为手腕”（顾颉刚语），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倾人城倾人国者不知凡幾，时称“游士”。待到天下一统，再不妥善安置这些“游士”，令其尽快转变为“贤士大夫”，君主的国家安全实在堪虞，因此，刘邦才会发出邀请，请“从我游”，并许以“尊显”。于是，才会有科举的制度设计，让“贤士大夫”尽为我用，不致成为国家的隐患。不论如何本领高强的人，他只要有一丝入世之心，便不得不参与这个游戏。偶有游戏水平不够，愤而搅局，所谓“秀才造反”者，结局无一例外，都是“十年不成”，如黄巢，如洪秀全。所以然之故，无非在于科举制度的包容性极大，团结了有能力造反的绝大多数，足以对付极少数的反抗者。历史学家雷海宗尝对此现象作精辟评论：贵族制度解体後的中国社会（自汉代开始），“只有两种比较强大的组织，就是士大夫与流氓”，天下太平，士大夫掌权；天下大乱，则流氓得势。可叹的是，“流氓集团”侥幸造反成功，如刘邦，如朱元璋，成事之後，还是得将部分甚至全部权力让渡给读书人，大家坐下来，继续玩科举抡才、共治天下的游戏。士大夫“实际等于一个政党，并且是惟一的政党”（《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112页）。倘如所言，科举制度直可称作“士大夫党”的党内民主制度了。 然而，科举制度虽为读书人提供了参与政治、分享权力的公正途径，但是，科举制度的先天不足、後天失调，又令读书人不得不自废武功。先天不足，指自汉代以来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元代以来，则于儒学中独尊朱熹，更是等而下之），不仅限制了读书人的思想自由，更令儒学以外的各类学术，尤其是科学技术，得不到发展。适如韦伯所言：“西方与中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差别在于，在我们这里，除了这种等级制的教育考核之外，还出现了理性的专业训练，并且部分的取代了前者”。 八股之死 先天，玄而又玄，牵涉太广，兹不赘论。後天失调，则指明代（宪宗成化以後）将唐、宋以来多种多样的考试方法，如策论、史传、诗赋、经义等，尽行捐弃，而只用四书文（又称制艺，即八股文）选拨人才。 明、清科举考试分为四级：童生（取得“入学”资格，又称“入泮”），生员（俗谓秀才），举人及进士。乡试一般于八月在省会举行，中式者称举人。会试于三月在京城举行，中式者称贡士，随後参加复试、殿试，中式者称进士。乡、会试皆分三场（分试四书文、五经文及策问），三场并重，後来，惟重第一场之八股文，遂有“三场并作一场”之谣。八股文何德何能，足以取代对经典学习（五经文）和时事政治（策问）的考察，而成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无他，标准化考试作怪也。 不论今古，但凡要考试，绝大部分的考官、考生都不会拒绝标准化。在考官，阅卷十分轻松（今日更可用计算机阅卷），在考生，见招拆招，有章可循。八股文虽是写文章，却具有极高的标准化程度。首先，命题有范围（不出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其次，思路有限制（以朱熹对四书的注解为标准），最後，作文有定格。一篇八股文，按写作次序，略可分为破题、承题、起讲、领题、收结幾个部分，而在领题、收结之间，便是起、中、後、末四大比，每比二股对偶，合之则为八股。八股文之得名，在此，八股文之优劣，亦系于此。 优，谓能较为客观的考察写作技巧、思维能力。不及详论，兹举一例说明。旧时刻四书，章节之间都刻一个〇，以作分段；一次，考官就用这个〇作题目，让考生写文章。今日所见有五份答卷，限于篇幅，仅录破题。一曰：“圣贤立言之先，得天象也”（天圆地方，故以“天象”代〇）；一曰：“圣贤立言之先，无方体也”；一曰：“圣人未言之先，浑然一太极也”（太极图作圆形）；一曰：“先行有言，仲尼日、月也”（日、月都是球，孔子光辉如日如月，故以球喻之）；一曰：“夫子为言之先，空空如也”（〇状中空，喻圣人之虚心）（分见于徐珂《清稗类钞》、李伯元《庄谐丛话》及邓云乡《清代八股文》）。面对这种刁钻谑虐的题目，还能写出如此“清真雅正”的文字，因难见巧，不得不叹为观止。 劣，则以其闭塞聪明，流于俗套，且养出一种不读书的风气。绝大部分考生，除了四书本文、朱熹注解及墨卷选集（相当于今日之教材、教辅及习题集）外，再不读别的书。有人讽刺这些不读书的读书人，说：“读书人，最不济，滥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徐灵胎《刺时文道情》，载袁枚《随园诗话》）；顾炎武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坑儒，即是此意。 利害相权，弊大于利。单就文学价值而言，“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後为文，其文不足言矣”（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八股文虽智慧与技巧并重，然其本质，并无异于古今中外一切应试承命之作，究是用过即弃不堪回首之物，好听一点叫敲门砖，难听一点则是卫生巾、避孕套，难登大雅之堂（八股文未能进入文学史，即是明证）。再就选拔人才而言，考生将全部精力用于写作这种高难度、无实际的文章，四书以外的知识，一无所知；作文以外的生活，全无历练。一旦侥幸考中，政府授以职使，其不能胜任乃至渎职、作恶，又是题中应有之义。上之所求在彼，下之所应如此，“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梁启超等《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名实背离，格格不入，一国之人才政事，日趋败坏，可想而知矣。 明亡，有人撰作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吕留良《真进士歌》自注）。这与吴伟业将明朝灭亡归罪于马吊牌（即後世之麻将，见《绥寇纪略》）一样，颇有推卸责任的嫌疑。但是，梁启超总结明代所谓“士大夫社会”，实则“以‘八股先生’为土台”，人皆空虚不学，“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颜元语，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页），言下之意，亦认八股为亡国祸首。 有鉴于此，自清朝代兴以迄鸦片战争，近二百年间，民间、官方皆有人呼吁废除八股，然每次都有惊无险（《清史稿?志》选举三）。1840年以来，因鸦片战争惨败，请求改革科举者，更是迭见不鲜，如祁??奏开制器通算科（1843）、黎庶昌请开绝学之科（1862）、礼部请考试算学（1875）、潘衍桐请开艺学科（1884），直至1898年由康、梁等人推动，光绪皇帝赞成，下诏“停止八股”。只可惜，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西太后再度“训政”，儿皇帝被关禁闭，志士喋血，康、梁亡命，“晚生文八股”这才逃过一劫，直至庚子之乱次年（1901），才在考试中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而日、俄开战，东北大地上的隆隆炮声竟为科举敲响了丧钟。1905年9月2日，下诏：自明年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科举之废 六年以前，六十四年以前，乃至二百年以前，建议改革科举者梦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政府颁布“新政”，不仅改革科举停止八股而已，竟根本将科举废除了。但是，科举一停，真就百废毕举、万事大吉？“文明之邦强盛之源”，真就“基于学校”，由此而致富强了？事实告诉我们，未必。 如前所述，科举制不仅是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更因其本身具有弹性，足以充当传统中国的“杠杆”。首先，参试资格的放开、考试程序的一律及对各省学额的调节，令国民不致遭遇受教育权利的不公平；其次，“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宗旨，保证了耕读传统——读书人出则入仕，为官者退则居乡——的延续，不致造成巨大的城乡差别以及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隔膜；最後，科举制具有“开放政权”的作用，令隋、唐以来的中国形成一种“公开”、“透明”的政治模式（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56-7页）。最後一点似与常论相悖。然若考虑到“帝国”具有自身无法突破的局限性——君主，我们不得不承认，藉科举制（及与之配适的官僚铨选制度）体现出来的“消极的民主”，多少降低了出现君主绝对“独裁”的风险，终不失为自传统中国内部发展出来的最优解决方案。以此之故，陡然将科举这根“杠杆”撤去，若未能及时觅得代用物，一国政治之失衡势将无法避免。 当时定议：科举废除後，以学堂代之，并辅以留学。于是，天下读书或不读书的“读书人”，甫闻新诏，初则惊喜狂怒，继则狂怒惊喜，终于，纷纷“背起书包上学堂”而後已。为何惊喜？为何狂怒？为何上学堂？所以惊喜者，留心经济、立志匡时的人获得了解放，再不用千人万马挤在科举这条独木桥上你拉我拽举步维艰了；所以狂怒者，十年寒窗，砚透笔秃，何曾想换来一场黄粱梦？所以上学堂者，自此以後，神州大地，遍设学堂，将使“无地无学，无人不学”，并以此致富图强，有志报国养家者，舍此途无以进身矣。 学堂制度差不多全盘照搬自日本。所以如此者，一则因日本维新以来，国富兵强，适堪师法；二则日本为邻邦，对其制度进行考察甚为便利；三则日本刚刚战胜俄国，足以坚定主事者的信心。可是，直至科举废除，学堂制度并未建设完备，不论宗旨、科目、章程等软件建设犹待斟酌改善，即校舍、师资等硬件建设，亦因政府财政濒于破产，拿不出专项经费，无法展开。于是，“劝谕绅士”，“捐募绅、富”，遂成为办学主流，其时，不仅私立学堂幾乎全由各省士绅举办，即大部分公立学堂亦由其开办。这场改革，实质上是教育公有化全面转变为教育私有化，其利弊不可胜言，仅述其大者。 清末废除科举，改办学堂，从表面上看，前此得益于科举的士人绅士的特权受到破坏，或曰“士人政权”被瓦解，他们理应坚决反对此项改革。而实际上，广大士绅在此巨变中“机敏的停止了反抗”，转而以开办学堂作为“保存特权的新出路”。因为，学堂的考试内容虽由子曰诗云一变而为声光电化，可是，学堂毕业生（以及留学生）照样被授予生员、举人、进士的头衔，照样做官，特权犹在。王闿运于1908年特授翰林院检讨，尝作诗云：“已无齿录称前辈，尚有牙科步後尘”；上联谓科举已停，为旧日翰林所重视之前辈、晚生的规矩，毋庸遵守，下联则谓新学方兴，医学生中佼佼者也可获得进士头衔。钱锺书撰《围城》，述及方鸿渐“博士”回乡，成为“本县的名人”，报馆请他题辞，学校请他演讲，一时风光无两，不啻如从前中进士、点翰林而衣锦还乡者。二者，冶华洋新旧于一炉，相映成趣，而幽默的背後，则显示了新、旧制度虽有差异，读书人的特权却未因此改变。 国民中读书人的特权依然保留，全体国民受教育的权利却因此不平等。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所费不过幾本书钱及微薄塾金，且入学以後还能得到政府的补贴（膏火银）；而新时代的学堂生，其学费、制服费、食宿费皆由自筹，贫家子弟因此废学者渐多。清代平均识字率约为20%，而民国时期很多地区的识字率竟低于此数。如江西寻乌县，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极为偏僻，在科举制度下，十万县人中识字率达到40%（包括一个举人、四百个生员），废除科举後，能进学堂（自小学至大学）读书者不过14%（《寻乌调查》，1930年），教育改革後，受教育人数反而减少，即此可见一斑。 一方面是读书人（当时已有“智识阶级”之称）依然占据各界的要津，一方面却是无力读书者数量越来越大，社会分化——包括城乡分化和阶级分化——日趋剧烈。旧时代的官绅，得风气之先的一部分学堂生，以及大小军阀（可以鲁迅《阿q正传》中赵家父子、假洋鬼子及城中“革命党”作代表）成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农民及城市贫民成为社会底层，二者之间的阶级流动因缺少类似科举的制度设计而趋于静止，二者之间的矛盾亦日愈扩大。旧时代常见的“官逼民反”造成之动乱是可以克服的，不然不会有清代後期的“同治中兴”；新形势下的“列强瓜分”，因民族国家业已兴起，足以抵抗；但是，过渡期的制度性缺失——阶级流动不能经常、有序——却足以亡国。因此，虽然建立了宪制国家，虽然发生了号称“启蒙”的五四运动，虽然“教育救亡”的喊声不绝于耳，虽然有一段所谓“黄金十年”的上升期，民国仍因无法弥补制度性缺陷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并终于崩溃。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小结 曾大力呼吁改革科举制度的梁启超，在废除科举後不过五年，便检讨此举之得失。他说，美、日、德诸国皆“拾吾之唾馀”（谓科举），以为选人授官之良法，“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我们自己却“因噎以废食”（谓因恶八股，遂并科举而废之），实在是大大的“不智”，因此，他要“悍然曰：复科举！”（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官制与官规》） 梁启超常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作战，久为人知，惟论科举当“变通”而不必废除，则始终一贯。无奈，时代大潮奔涌浩荡，百挽莫回。汹汹者流，莫非“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易传》）者，当时之人，除梁启超、严复等少数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外，并不以废除科举为非。时过境迁，吾人于百年後回看这段历程，再思三省，方体会得“文化保守主义”实则一点都不保守，反而高瞻远瞩，“前卫”得很。 即今而言，高考实在具有科举制度的真精神，正是一种国家制度保障下的经常有序的社会流动渠道；九年义务制教育，则可对应科举体制下毋须繁费的普及教育；与高中并行的职高、中专，一则分流高校压力，一则为社会提供中等人才，适如科举体系中的生员、贡生，参与公共事务，得以维系基层社会的稳定。前後两种体制，俱能兼顾国民教育与精英教育，所学虽异，其用则一。但是，自高校扩招或曰教育产业化以来，学子皆骛大学之虚名，高校渐成敛财之工具，职业教育幾废，教无所施，学非所用，其弊浸然有八股为害科举之势。时论或欲以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权为挽救之策，乃不知“为国抡才”之权一旦下移，标准不一，去取随意，社会流动之渠道反而因此滞塞，呜呼，其不至乎推倒重来如百年前故事者幾希！ 八股的危害，不在于没有文学价值，而在于除了形式再无其他。科举的好处，不在于“学而优则仕”，而在于维系社会流动，保障程序正义。我们纪念废除科举一百周年，其教训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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