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回忆录》 野生动物 天下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生日，中国人甚至知道自己出生的时间是几分几秒；只有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属于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小事，没有人会为它眨一眨眼，可是，假如有一天，忽然有人宣布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恐怕就要劳动一大批考据学家忙得团团乱转。 据说，我出生于一九二0年，这是我惟一记得的数字。不过到了后来，连这个数字也不敢十分确定，因为事实上，并没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包括父母。母亲在我生下来不久即行去世，中国做父亲的向来把儿女的出生养育归于母亲的职责，更不会记住儿女的生日。这个数字的来源，似乎是从家人口中，偶尔听到，因而留下印象的，日久天长，或许记错，或许讲的人根本不是讲我，而是讲别人。 我还模糊记得我的生日是阴历九月初七，不过，更加不敢肯定这个日子。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内陆乡村，几乎仍是原始社会，除了大人物或是世家子弟外，很少有人为一个孩子庆生。所以我的生日是哪一天，毫无意义。我的出生就像一个动物族群中一只小动物，诞生在茫茫的天地之间。 一九四九年，我二十九岁（假定我的生年没记错的话），流浪到台湾，在行政组织严谨的台湾区公所办户口时，因为不能肯定我的生日，所以临时起意，顺口报出一个印象中不容易忘记的日子——十一月一日。那是东北第一大城沈阳市在国共内战中被**军队攻下的日子，当时，对正在沈阳办《大东日报》的我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所以我选了十一月一日成为我户口上正式记载的生日，一直保持了二十年。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我被调查局以“**间谍”以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逮捕入狱，要求处死。其后，又被改判有期徒刑十二年。于是，从此我就以三月七日作为我新的生日，不但纪念我的苦难，也强调自该日起，对笼罩我一生的蒋家父子政权的唾弃。然而，正当大家已经接受我的生日是三月七日时，却在稍后出现的文件上，发现我真正被捕的日子是三月四日。为什么发生三天的差误？这和传统官场作业有关，原来法律规定，任何刑事案件，调查机关收押被告，不得超过四个月，而且冠冕堂皇地宣示：如果超过四个月，被告在拘押期间所有的口供与证据，都作无效，用来保护被告的人权。而我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七日由调查局移送台湾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如果不把拘押日期从三月四日改为三月七日的话，调查局的拘押行为就完全违法，我则完全无罪。所以，特务们就把被捕日期后延到三月七日，这是诬陷手法小动作之一。仅只生日一项，竟有这么多曲折变化，难道一开始就命中注定一个小人物求活不能、求死不得的坎坷一生？ 跟生日同样暧昧的是，我不知道生在哪里。有人说，我生在父亲当县长的河南省通许县县长宿舍；有人说，我生在河南省开封市东铜板街；没有一个人明确地告诉我，到底我生在哪里。只是，在我长大后，发现我被归类为河南省辉县人。 辉县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不过在历史上却默默无闻。最著名的一件事，发生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帝国消灭了当时华夏土地上所有的独立国家，统一了当时已知的世界，把他最后俘虏的一个名叫田建的齐国国王，放逐到共城（就是现在河南省辉县），任凭他自生自灭。这位在位四十五年的国王，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之后，被软禁在太行山麓松柏树林中。最后，他的随从全部逃走，妻子跟王位继承人的儿子，饥寒交迫，日夜啼哭。田建伤心过度，终于郁病而死。王后与王子都不知道下落。齐国遗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为他写下一首哀歌： 满耳松涛 满目柏林 饥饿时不能吃 口渴时不能饮 谁使田建落得如此下场 是不是那些—— 平常围绕着他的客卿大臣 这首哀歌，在辉县广大的土地上飘荡。两千余年之后的今天，辉县已很少有人记得这件事，它太遥远了。现代的辉县人，尤其是居住县城东北六公里的常村郭姓居民，他们所有的记忆，最远追溯到三百年前那个令人作呕的明王朝末年。那是一个无边无涯的大黑暗时代，整个中国北部大约五百万平方公里、比一百五十个台湾都要大的面积上，发生被贪官污吏制造出来的可怖饥荒，旱灾、蝗灾，所有含叶绿素的叶子，全被啃光。大地如焚，河水干枯，一片焦土。饥饿的灾民，互相交换子女，烹杀煮吃，当孩子们都被吃尽的时候，他们吃观音土——一种白颜色的松软石头。这种观音土经水煮过，会变成糨糊，人们把它喝下去，暂时填满肠胃，可是不久它就凝结，恢复成石头硬块，既不能消化，又不能排出，直到一个一个活活胀死。 就在山西省洪洞县，一个郭姓大家族几乎被饥饿消灭，残存的一些族人，在一棵大槐树下，把一个铁锅摔破，分给每一个支派的族长，然后互相祝福，四散逃命。他们相约等这场灾难过去（人往往认为灾难会过去，以寄希望于未来），总有一天，大家从四面八方返回故土，重建家园。万一到时候子弟已互不认识，锅片就是信物，可以为证。 于是当中有一支从洪洞县出发，向东逃亡。那是一段悲惨凄凉的旅程，中途幼儿夭折，老年人逝世，沿路写下悲苦的河南辉县先民移民史。他们翻过高达两千米的太行山，继续向东逃亡，终于在太行山东麓的辉县定居，他们的子孙一直传到现在。转眼三百年，锅片已经不知道何处而去，子孙们对往日大槐树下摔锅片的故乡，早已失去记忆。今天，当辉县人被询问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一脸茫然的表情，透露无限人世的沧桑。我——柏杨，就是这支苦难先民的后裔。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家庭 如果从我不知道出生日和出生地，推测我有一个原始、贫穷、没有一点文化的家庭，也并不过分。不过，我们却是小康之家。惭愧的是，一直到年纪很大，特别向亲友查问，才知道我的祖父名叫郭统。除了这个名字外，对祖父本人，以及祖父以上的祖先，一无所知。只知道祖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郭学忠，二儿子郭学慈。学忠就是我父亲，从小念过四书，在清王朝政府被推翻、中国五千年制度结束、中华民国成立之际，读过当时开风气之先的警察学校，后来当过一任河南省通许县县长，又当过开封市警察局官员。到了一九三年，中阀大混战，父亲参加反抗军——第八方面军，在樊钟秀将军手下当交通科长。这一场内战，是地方军阀阎锡山、冯玉祥及樊钟秀等联合的反抗阵线，与中央军统帅蒋中正对决，在中原地带（也就是河南省）会战。这场会战中，反抗军一开始就失利，樊钟秀被中央军的飞机炸死。 樊钟秀之死，说明了世界上确实有很多绝顶聪明人，实际上却是那么愚昧无知。那时候中央政府的空军，不过只有几架飞机，偶尔派一架到前线侦察或轰炸，全靠驾驶员的肉眼观察，没有任何仪器，威力有限。但是，每逢飞机在空中出现时，都会引起反抗军官兵的惊慌，恐吓力十分强大。因为人们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东西可以在天上乱飞，而且可以击毙人马。那螺旋桨的刺耳噪音，能使全城居民，像发生地震一样地呼叫。第八方面军总部设在许昌县城，官兵也因惊慌过度，叫嚷着四散奔逃。对于这一项来自天空的心战威胁，冯玉祥有一项心战的措施，他告诉反抗军说，乌鸦是拉屎的，乌鸦屎拉到你们头上过没有？飞机难道比乌鸦多吗？炸弹难道比乌鸦屎多吗？你们怕什么？ 这一项漏洞百出的心战教育，对那些几乎全部来自贫苦农村、头脑简单的反抗军官兵而言，是至理名言，完全接受，而且在酒酣耳热之际，还讥笑那些对空袭心怀恐惧的人“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认为自己才是天下第一智士。这种不允许别人反驳的安全感，成为一种理直气壮的信念，以至于连樊钟秀都确信不疑。于是，有一天，当他乘坐当时很少见的漂亮小轿车出城视察前线阵地的时候，遇到中央政府的飞机正好在天空出现，卫士建议停下来到附近躲避，樊钟秀嗤之以鼻说： “乌鸦屎掉不到我们头上，你怕什么？你这么胆小，还不如回家抱娃儿去！” 那架飞机在天空上只盘旋了一圈，驾驶员虽然不知道车子里是樊钟秀，但可以肯定车子里必然是当时的重要人物，于是，投下炸弹，车子和车子上的人，全都粉碎。 这件父亲亲身经历的往事，我从小就印在心中，刺激我产生一种思考，那就是，无论是哲学或科学，无论是政治或军事，无论是文化或商业，一旦最高指导原则犯了错误，一定是一场悲剧。而它是不是错误的，并不一定不可以验察，只要允许公开辩论就行了。一旦不准许公开辩论，指导原则变成皇后的贞操，不容许置疑，它一定会产生错误。 我就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父亲郭学忠于樊钟秀被炸死、第八方面军瓦解、反抗阵线失败后，逃回开封，改业经商，从事花生进出口生意。在统一中国的国民党看起来，他是一个北方军阀的残余，政治对他，从此绝缘。 至于亲生母亲是谁，我不知道，只记得她仿佛姓魏，家住辉县西关，如此而已。我不知道母亲的名字，不知道母亲的容颜，也不知道母亲哪一年死亡。在一个从没有人告诉我生日的家族里，更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母亲年纪轻轻竟然去世。 而且甚至于一直到小学四年级以前，我都不知道我叫“妈妈”的那一个女人，不是我的亲娘。四年级的时候，我才听到一星点关于亲娘的消息。惟一的嫡亲姐姐郭育英，曾抱着几个月大的我，孤独地站在床头哭泣。育英跟我是一母同胞，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就嫁给父亲一个朋友的儿子窦清淮。窦清淮长得什么样子，以及窦家情形，我并不清楚。我只和姐夫见过一面，但是没有交谈过一句话。那一年正是反抗军失败后的次年，一天傍晚，一个年轻人仓促地闯到家里来，和父亲在窗下密谈，然后满脸惊慌地踉跄离去。父亲告诉我说： “这是你姐夫，有人告他是。” 从此就再没见过他，后来听说他终于被捕，在刑场上被枪毙。育英姐一直守寡，带着惟一的小女儿窦芳爱，母女相依为命，直到老死、苦死。 姐姐是这世界上最关心、最疼爱我的亲人。她比我更是时代的受害者，缠小脚，几乎不识字，使她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她在继母进门之后，首先受到冲击——继母进门后第一件事就是迫使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姐姐停止学业，草率嫁人。以后，我回到辉县读百泉初中，欠了附近摊子很多的糖果钱，被债主追逼得无法招架，只好向姐姐求救。我是一个混沌的人，那年，我十四岁，根本不知道姐姐那么样的贫穷。姐姐拿出所有的储蓄，不过一串钱（当时的一块钱银元可以换四串钱），她托人带给我，嘱咐我千万节省使用。这一点钱，根本不够还债，不到两天我就把它用光。那个时候，乡下学生已经开始流行穿制服，制服的最大特征，就是裤腰跟传统式的裤腰不一样，而又是机器对口双线缝纫，跟手工的单线缝纫不同，我非常羡慕那种摩登的长裤。但是，已经中落的家道，供不起我做这样的制服，我天天生气，向已经出嫁、贫穷而又丧夫的姐姐要钱。姐姐没有钱，就亲手裁布缝纫，为弟弟做只有机器才可以做得出来的长裤，对口缝纫是那么样的辛苦，我仍不满意，扔在一边，连一眼也不肯看，惹得姐姐落泪。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一九四九年，我被战火驱逐到台湾。四十年后，重返故土，姐姐已于前一年逝世，临死还拿着我这个不争气弟弟的信，叫别人念给她听。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继母 “人皆有母，我独无！”这是我对自己身世的叹息。 西方有一句话：“上帝不能跟每一个人同在，所以赐给他一个母亲。”但上帝并没有赐给我一个母亲。正确地说，是赐给了我一个母亲，但在我最需要母亲的时候，上帝却把她夺回。带我长大的是继母，这位继母是满洲人，她非常漂亮，也绝顶聪明（可悲的是，她只有聪明，没有智慧），没有人比得上她更能说善道。她原来是一个满洲籍官员（河南省怀庆府道台）姨太太所生的儿子的妻子。一九一年代，清王朝灭亡，民国建立，那位满洲官员从高位上跌下来，一病而逝。不久，继母的丈夫也一病而逝，全家只剩下婆媳二人。大概就在这个时候，父亲中匮乏人，就把寡媳娶进家门，也把婆母接过来。婆媳的身份变为母女，问题是，她们到底不是母女。这位可怜的婆婆，孩子们都以北方的习惯叫她“姥姥”。 继母共生有两个男孩跟两个女孩。以我判断，继母一定携带了她丈夫与她公公的全部财产，嫁到郭家。所以，她在家庭中，居于强势地位，颐指气使，没有任何顾忌。因为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缘故（那个时代所有妇女受教育的机会非常少），她时常对父亲破口大骂，侮辱到祖宗三代。而且，她撒起泼来，简直像一头疯狂的野兽，趿拉着鞋（鞋子被压下后跟，当作拖鞋穿），不只是在家里叫骂，而是到门外大街之上，有行人来来往往的地方，一面走，一面挥动着手，高声叫喊，每一次几乎都是父亲把她半劝半吓，扶持回家。吵闹本应该就这样结束，但是不然，这不过是更大吵闹的开始。她回到家里，仍然继续她的诟骂，愤怒得擂着桌子，把桌子上的东西掷向窗户或掷向墙壁上的字画，砸碎东西的声音和家人围在她面前祈求息怒的声音，使她更觉得自己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反而加倍兴奋，然后再悲从中来，号啕大哭。等到眼泪哭尽或她觉得哭下去已经没有意义的时候，她就干号，干号过久，她会上气不接下气，艰辛地气喘，并口吐白沫，眼看就要毙命，这时父亲总是从抽屉里拿出经常放在那里的“喷射管”（一种可以伸进口腔，把药粉喷到喉咙的管状器材），将一种粉剂（到现在我也不晓得是什么药），喷到她喉咙深处。这时继母脸色苍白，双手与双臂痉挛，骂声渐小，最后变成呻吟。这种闹剧每次都需要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而每隔一月半月，总要上演一次。 夫妻吵架到这种程度，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烙痕。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继母不是亲娘，但对继母的泼辣手段，早生出强烈的反感。除了这种镜头之外，我跟每一个孩子一样，对一个并不知道不是亲娘的母亲，仍充满了孺慕之情。我是多么渴望继母能够抱抱我，亲亲我，喊我一声“乖儿子”。然而，在我的童年里面，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每一天早上，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被各人的奶妈安置在桌前，吃各人的牛奶和荷包蛋时，只有我没有人理会。我也站在桌前，既饥饿又渴望温暖的心灵，使我东看看、西看看，左跑跑、右跑跑，希望有人也给我一碗，结果当然没有。眼看着香喷喷的荷包蛋和牛奶，进入弟妹的口中，有时候，有些弟妹还拒绝早餐，也没有一个奶妈愿意把它递给我，她们总是自己径行坐下，把它吃光。我眼睛瞪得大大的，呆呆地望着那红红的荷包蛋和热腾腾的雪白牛奶，口水从嘴角淌下来。只有一次，我喊叫说：“妈，我也要吃”。 继母冲过来，一耳光打到我脸上。她愤怒的倒不是我胆敢要求吃荷包蛋和牛奶，而是我的口水，继母认为我没有出息，诟骂说： “叫炮头（这是开封土话，就是被枪毙的头），你也配吃？” 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期待妈妈会给我牛奶和荷包蛋。每一次，我都是自己用袖子擦干口水，默默地走出房间，仍然饥肠辘辘。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全家孩子，只有我一个人不能吃。 开封街上有一种贩卖江米甜酒（南方叫“酒酿”）的小贩，一根扁担前面挑着一个小柜子，柜子上有一个小小的泥制火炉，炉子右边有一个小小风箱，左边放着若干小碗，柜子下面放有一大罐酒酿和一大罐白糖，后面挑着一点木炭、木柴和一桶清水。在当年，江米甜酒是足以使全城小孩欣喜若狂的美食。小贩经常把担子放在有小孩购买的地方，拉开嗓子高叫：“江米甜酒！江米甜酒！” 兄弟姐妹们只要听到这样的叫声，立刻争先恐后地跑出院子，冲出大门，站在担子边上，用同样的声音高叫： “江米甜酒，江米甜酒！” 江米甜酒不久就到了兄弟姐妹的手上。我像一个冥顽不灵的小动物，每一次都随着大家飞奔而去，也站在担子前面，高叫： “江米甜酒，江米甜酒！” 然而，江米甜酒永远不会到我手上，因为小贩明确地知道，弟弟妹妹身上都有钱，吃过后各人都会付各人的，而我身上则从来没有一个铜板。所以我每一次都似懂非懂地，慢慢把手放下，两只眼睛骨碌碌地绕着那热气熏面的酒酿，一直看到弟妹们吃完后付罢钱一哄而散，才自言自语，用脚踢一下地面的小石子，低着头回到我的破床上，直等到几天以后，那种“江米甜酒”的声音再起。 后来有一天，我从别人口中（大概是佣人吧），忽然发现娘亲原来是继母，不但有前夫，而且跟前夫还生了一个女儿。这消息对一个孩子来说，应该是一个晴天霹雳，但我似乎比其他男孩子粗糙得多，并不因这个原因而去探听亲生母亲是谁——也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身边并没有可以探听的人。亲姐姐和继母以前所生的姐姐都已经嫁出去了，没有人能告诉我更详尽的讯息。而我对继母也没有敌视的心理反应，甚至忽然间为继母的未来，忧心忡忡。因为有一次，我去城隍庙游逛，看到“十八层地狱”的一个场景：一个女人赤身地跪在那里，被两个面目狰狞的小鬼，用钢锯从她头上锯下，把她锯成两半，血水顺着锯口流下，凄惨可怖。城隍庙里的道士告诉我，这是再嫁妇人的下场，凡是再嫁妇人，死了之后，小鬼就要把她锯成两半，一半给前夫，一半给后夫。我被这种残酷的手段吓怕了，连做梦都梦见继母被锯成两半，我深为继母的命运悲哀。但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没有办法解决继母这种灾难，所以很多次，我从梦中号叫惊醒，束手无策，但是我不敢告诉任何人。因为城隍庙那个景象，使我隐约感觉到：再嫁是一种丑闻，所以我不敢告诉任何人我内心的焦虑。 当然，继母对我并不是没有和颜悦色的时候。记得一个夏天的夜晚，我光着脊梁，趴在院子里一张竹床上，迷迷糊糊乘凉。父亲正要出门搭火车南下去许昌（第八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穿过院子时，关心地对我说： “快回去，快回房间睡觉，这里会受风寒。” 送父亲出门的继母，也柔声地重复一遍说： “快回房间睡觉吧！这里会受风寒。” 这是我记忆中，继母给我惟一一句最温暖的话。我这个十几岁小男孩的幼弱心灵里，觉得忽然温暖起来，第一次尝到母爱给自己的力量。我趴在那里，咀嚼这份母爱，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幸福感充满全身，渐渐地睡去。 可惜这童年第一次美梦——真正的美梦，几分钟后即行破灭。继母送走了父亲折回房间，经过庭院时，劈头盖脸地就对我暴打。我脸上的血，顺着继母戴着戒指的手指流出来。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听到她尖声地叫骂说： “你这个叫炮头，每次你爸爸在家的时候，你就仗着爸爸的势力不听话、找别扭，叫你回房睡，你偏睡在院子里，叫你爸爸认为我不疼你是不是！现在你爸爸不在家，你还仗势谁？我要活活把你打死！” 那一次不知道谁救了我，当我回到房间时，浑身疼痛不堪。我一个人住一间大房子，只有一张床、一条褥子、一个枕头、一条棉被和一个尿壶，春夏秋冬都是这样。没有人给我打扫整理，我自己也不会打扫整理。尿壶放在枕头旁边，每隔两三天，提到厕所倾倒一次。夏天的时候，这间房子会发出一种臭味，那是尿和汗的混合体。而冬天是我最大的灾难，我从小时候开始，一到初冬，双手就开始发红发肿，那是严寒引起的皮肤反应（也就是所谓的冻疮）。手背被冻以后，天气稍微转暖，即痒不可止，忍不住要去搔它抓它。孩子没有分寸，往往抓破了。接着天气再冷，手再红肿，再搔再抓，血痂破裂，血再流出。等到天再转冻，旧肿未消，新肿再生，旧痂未愈，新痂重结。这样反反复复，不到一个月，双手就肿得比原来要厚一倍以上，全是冻烂而被抓破的鲜肉或鲜血，痒痛交集。每一个到郭家的访客，都会感觉到吃惊和怜悯。我常听到客人们叹息： “可怜！你是一个没娘的孩子！自己要保重！” 我这才逐渐地感觉到，继母跟亲娘不一样，悲哀和怨恨在心中滋长。不过，事实上，我不是一个可爱的男孩，我倔强、逃学、功课不好、总是打架，也就是在一般情况下，被认为是不听话、不乖的男孩。我虽然努力讨好继母，但是我的性格使我学不会卑膝奴颜，也说不出讨人欢喜的一些话。而我又好吃懒做，据我记忆所及，几乎没有一个长辈真正由内心喜欢过我。我除了爱吃零食外，还爱买书。那时，我最爱看的有《小朋友》杂志，以及一些薄薄的儿童读物，像《牛话》、《鬼话》之类，这是一个少年人无力负担的。我曾经欠当时开明书店将近两块钱的书费，那时学校的伙食一个月才三块钱，这个天大的数目字，逼得我暗暗地写信给远在许昌的爸爸，要求爸爸悄悄寄钱给我还债。做父亲的不会体念一个孩子的穷困和恐惧，他写信给继母，责备我乱花钱，要继母给我钱还债。当我痴痴地在暗中盘算父亲会不会来信、会不会寄钱，以及如何寄钱的那些日子，一个孩子的神经完全绷紧，不能承受任何一点点声音的刺激。有一天，继母把我叫到跟前，面带微笑地用一根大拇指粗的麻绳，绑住我一条腿和反伸在背后的两只手。我知道事情严重，而且预感到我写信给父亲的事件暴露。我想挣扎抗拒，可是看到继母的笑容，不像是要责备我的意思，而心中也暗暗期望父亲并没有写信。等到竹棍劈头盖脸打下来时，我已经无法逃走。我只有跪下来哀号： “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我不知道再不敢做什么，对一个无助的、被捆绑的小孩，惟一的希望是借着“不敢”两个字减少遭毒打的痛苦。继母收回她的笑容，用另外一个使我的心都冻结的面孔说： “你长大了，可以给你爸爸写信了，是不是？” 然后是竹棍一次一次的打下，以比急雨还快的速度，遍布我的全身。双手被绑在背后，我无法抱头，于是把头埋在床下，脊背和小腿承受了所有棍棒。我哀号的声音终于引起了家人的营救，他们把房门撞开（继母是关着门打我的），大叫： “太太，你会打死他的！” 这一次，我终于逃出一死，但我逃不出灾难——一个没有亲娘的孩子的那种灾难。 学校每次放学，小朋友的家长都纷纷来接，只我没有，我始终是一个人孤单地来、孤单地往。清晨，我爬起来，悄悄走进父母的睡房，在床头小桌上，总有父亲前一天晚上给我放的一个铜板（二百钱）。我就拿着，到巷口摊子上吃一顿早点。有时，父亲忘记放那个铜板，我就饿着肚子前去学校，没有一个人会关心我的饥饿和冷暖。有时父亲不在家，我明知道床头不会放铜板，但是仍痴痴地蹑手蹑脚，前去探个究竟，然后失望地跑出家门，听到自己肠子发出的咕噜声音。 我对这种现象，从没有感到难过，因为我从小就没有过温暖，可是每天上学、下学，我却感觉到孤儿的凄凉。有一次，忽然大雨倾盆，最后一节下课铃响，成群结队的家长们，拿着雨衣、雨伞，在走廊上，或闯进教室，纷纷找他们的孩子，孩子们也叫跳欢闹，扑到他们亲人的怀里，大手牵着小手，或小手牵着大手，纷纷离开学校，最后，终于走尽。雨势仍然很大，空无一人的教室，空无一人的校园，只有大雨倾泻的声音及满地冒出来的空泡。雨像钢丝一样地穿过天空，十几岁的我，感觉到无情的冰冷。我明知道没有人会来接我，但仍盼望家人会突然出现。一个男孩心里的眼泪，像雨一样地流下，我靠着窗子，呆望着灰蒙蒙的天际，紧抱着书包，不知道在等待着什么，只是呆在那里，像睡梦一样地迷蒙。终于我猛然惊醒，一位老师站立在前面。 “你等家人来接吗？”老师问。 “是的。”我回答。 “他们怎么还不来？天都快黑了。” 夜幕已经降临，而雨仍未停止，我不知道怎么样回答老师的问话，愣了一下，然后，拔起脚，顺着走廊，奔向校外。大雨瀑布一般地泼到我的身上，一路上，我听到店家们的惊喊： “这个小学生怎么在雨地里乱跑？” 半个小时后，我终于冲进家门。家人都聚集在堂屋的台阶上看雨，小说上那种温馨的镜头——妈妈紧抱着冒雨归来的孩子——没有出现。出现的是一声吆喝，那是继母的暴怒，她跳起来，抓住我的头发，开始打我耳光，叫骂说： “你这个叫炮头，看你把自己淋成这个样子。你知道你爸爸今天回来，故意淋给他看是不是？那我就打给他看。” 在家人劝解下，继母终于松开了手，我逃回到我的小屋，自己脱下衣服，钻到被窝里发抖。我从继母口中得知爸爸今天就要回来的消息，感到无限兴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上小学的日子 童年时候的凄惨生活，父亲并不是不知道，所以，当他在许昌第八方面军供职的时候，常常把我单独带在身边，但这对我也造成严重的伤害。我一生在求学上所遭遇到的困难，使我终生没有在一个学校毕过业，从小学到大学，每一个学校如果不是被迫离开，就是被学校开除。假定我在人生旅途创造了一些奇迹，这个终生不断被开除、从没有毕过业的现象，应是一项奇迹。回忆求学历程的艰难和坎坷，怀着无限的惆怅。 我没有读过幼稚园，一九二年代开封似乎还没有幼稚园。在我记忆中，有一天忽然被父亲送到省立第四小学读二年级，那一年正是一九三一年，入学不久，就发生“九。一八”事变。什么是九一八，什么是东三省，什么是日本军阀，什么是沈阳，什么是北大营，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没有一样知道。我最深刻的记忆是，当老师在课堂上告诉大家，日本军侵略中国国土、屠杀中国人民时，全班学生随着老师的嘶哑声音，哭成一团。当时老师用“千钧一发”这个成语，形容中国命运，解释说中国的命运就像一根头发，下面悬挂着千斤重量的钢板，我和小朋友们紧张得小身体都浑身淌汗，第一次为国家付出重重忧心。“千钧一发”是我第一个学会的成语，也是使我为爱国甘愿付出生命的起步。 朋友们都知道我的算术非常之差（我到七十岁，对九九乘法表还不太熟悉），但我并不是压根没有算术才能。读小学二年级时，发生平生第一件最光荣的事。有一天，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乘法算术题，征求同学解答，全班都不会，没有一个人敢举手，只有我举手，走到黑板前把它答对了。那位女老师十分高兴，就把手中用的粉笔（尖端在出题目时已经磨损了一点）送给我当作奖品。我小心翼翼地把那支粉笔带回了家，可惜不能向家里任何人炫耀，让他们分享我的喜悦。再小心翼翼地保存那支粉笔，直到有一天那支粉笔遗失了。 然而，我的算术天才就到此为止，再也不能提升。不久，我被父亲带到许昌。当我从许昌被送回开封要读三年级的时候，发现第四小学已开学几个月了，拒绝接受我入学。父亲就运用人事关系把我送到省立第六小学，而且插入四年级。 这样一个跳跃式的蹿升，对大人讲起来没有什么，可是对一个孩子来说，算术这一门，首先就跟不上，而且除了自己苦恼外，我无处倾诉。假如在一个正常家庭，父母可能为我请家庭教师。但对我来说，继母不打我，已经是幸福的生活了，没有人关心我的学业和我的学校生活，严格地说，只是像对待一个野生动物，让我住在那间幽暗、寒冷、肮脏的房子里，自生自灭。偏偏那一年，第六小学施行新式的“道尔敦”制。什么是“道尔敦”制，到现在也弄不清楚，依稀地记得，“道尔敦”制是依据小学生的兴趣，有时合班上课，有时分班上课。算术差的同学，仿佛可以分开独立上另外一种课，于是我的算术就永远无法长进。这种算术的恶魔利爪，从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抓住我，深入心肺，几乎把我撕成碎片。我在第六小学读了几个月后，又发生变化，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激起了继母的暴怒，她用一柄切西瓜刀（北方人专用来切西瓜的一种特制的刀，像前臂那样长，半月形的弯曲，刀口并不十分锋利，刀背比较厚）追杀我，我大哭着逃走。在逃出门槛的时候，被绊翻在地，继母用西瓜刀砍下来，砍在地砖上，地砖都被砍出灰末。家人上去把她拦住，我只有蹲在街头墙角大哭。 父亲得到消息，从许昌赶回开封，发现他的后妻和他前妻所生的孩子，已不能并存，就把我交给正在河南大学读书的堂叔郭学，让他把我带回老家辉县。辉县距开封三百公里，位于开封的西北方，在太行山的东麓之下。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辉县，更不知道还有一个老家。这是一个使人胆怯的迁徙，可是我大概天生迟钝，并没有特别的恐慌感觉，反而觉得能到一个没有继母的地方，那太好了，简直是天堂，所以高高兴兴地随着堂叔上路。辉县对我来说，果然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世界。今天，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语言的低能儿，可是那次迁徙，却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开封话完全忘记，而改说一口辉县话。我认为辉县话是全世界最难听的语言之一，不过，我学习语言的能力，跟学习算术的能力一样，就到此为止。 我的老家，在辉县县城东北约六公里的地方，名叫常村，再两公里之后又有一村，名叫沿村，这两个村庄约有五百户人家，就是本书开始时所叙述的从“山西省，洪洞县，槐树下，摔锅片”逃难出来，在此安家落户的郭姓一支家族。对这个庞大的郭姓族群，我所知道的，也仅是如此。 所知道的另一件事，就是我们家务农为业，祖父以上的名字，全都不知道。荒凉穷困的乡村文化就是如此的简陋，只知道曾祖父共有九个孙子（但不知道曾祖父有几个儿子）。在这九个孙子中，父亲郭学忠排行老大，同一个母亲的弟弟郭学慈排行老五，携带我回辉县的郭学，是最末的弟弟老九。父亲是“学”字辈，我这一代是“立”字辈，下一代是“本”字辈，再下一代是“乃”字辈。这种用字来排辈分的文化，可能始于大分裂的南北朝时代，是一种凝聚家族向心力的方法。在这一点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西方人称呼爸爸的弟弟为约翰叔叔或强生叔叔，显示出来他们个体的独立存在；中国则称为二叔、三叔、四叔、五叔，表示他们亲密无间的团结，个体完全消失了，以致很多中国人只知道他有二叔、三叔、四叔、五叔，而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向朋友介绍时，也不知道怎么介绍，因为朋友总不能跟着他叫三叔、四叔。辈分或排行，事实上是一种脆弱的形式，《资治通鉴》上可以看到，当一个家族内哄互相屠杀时，仅仅靠一个字相同，或排行顺序，没有一点作用。 我家里也是如此，虽然有“学”字辈、“立”字辈，看起来血浓于水，实际上，亲情的冷淡，使我在小小的年纪时，都深为吃惊；以致不久就产生一个具体印象：“家族不如亲戚，亲戚不如朋友！” 父亲和五叔学慈，是一母同胞兄弟，当时还没有分割遗产，所以常村有一座祖屋，由五叔居住，而在辉县县城里，父亲另有一座四五个院子的巨宅。这座巨宅空空荡荡，父亲就请一位表婶，专责照顾我——给我煮饭和洗衣服。这位表婶姓什么，是怎么一个亲戚关系，我全不记得。但是为人慈祥、宽厚，十分健谈。我从继母手中，逃到这个小小的自由天地，已经踌躇满志了。而且，不久就暴露出野性的一面，喜欢顶嘴，喜欢逃学。继母那种严苛的管教虽然没有了，却又跌进一个毫无管教的陷阱。 一到辉县，我就被送到县立小学，仍读四年级。就在四年级时，遇到影响我最大的恩师，名叫克非。他可能是犹太裔的中国人，命我们这些小学生叫他克非老师，教我们国语和作文。他大约二三十岁，瘦瘦的，神采奕奕。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克非老师为我们讲解一本新文艺小说《渺茫的西南风》，事隔六十多年，内容已经模糊，但仍记得他上课时的情形。有时坐在讲台上，有时坐在学生的课桌上，态度很自然、很和气，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在说到哀伤的时候，一脸悲痛。 在一九三○年代，一个小学老师竟在课堂上讲解课本外的小说，实是一种创举。辉县是一个荒僻的县城，能请到这样的老师，是辉县人的福气。就因为他的讲解，引起了我内心潜在的阅读兴趣。除了像《渺茫的西南风》这样的新文艺小说，我开始偷偷地看《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等等，以及新式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荒江女侠》等等，看得如醉如痴。 四年级结束后，克非老师不知去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而他也根本不知道我，即使知道，也不会晓得我是对他心怀感激的学生之一。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恶师和初中 这个短暂的少年黄金时代，不到一年就结束了。小学五年级是我另一段苦难的岁月，再没有克非这样的老师了，级任老师是一个名叫侯万尊的年轻人，那一年他从初级师范学校毕业不久，相当于初中程度，算术特别好，什么四则题、鸡兔同笼、繁分数、假分数，无不精通。那时候，他大概只有二十几岁，聪明能干，可是性情暴躁。我的算术程度恰好跟他相反，什么四则题、鸡兔同笼、繁分数、假分数，一个也不会。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怒不可遏，认为我既愚笨而又不肯用功。他对于既愚笨又不肯用功的学生，惟一的办法就是打，每错一道题，就打五手板。每天算术课时，我总要挨十手板或二十手板，每一板下去，手都痛得像火烧一样。我想到如果父亲在的话就好了，他可以到学校向老师讲情，少打我几板。但是不知道父亲身在何方，而且我也不敢写信，恐怕落到继母之手。回家面对乡下人的表婶，又无从倾诉。所以每天上学是我最痛苦的时刻，既不敢不去，又害怕那不可避免的无情手板。当一个孤儿，我没有第二个选择。 侯万尊不是只打我一个孩子，他打所有算术不好的孩子，一个叫秦鼐的同学，也经常被打得哭哭啼啼。有一天，秦鼐那位身为邮政局局长的父亲，到学校找校长抗议，立刻引起轰动。抗议的结果如何不知道，但经常挨打的同学，尤其是我，渴望着这项强大的外力，以阻吓侯万尊的板子。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侯万尊站在台上，宣布说： “我不在乎任何家长抗议，只要学生功课不好，或者是犯错，我还是要责罚。” 听了之后，我的心都凉了。不过，这项秦鼐事件，使聪明的侯万尊发现，有家长呵护的孩子不要打，没有家长呵护的孩子仍是他的出气筒。出气筒？是的，由管教学生变成拿学生当出气筒，是一个脾气暴躁的教师的自然倾向。 我的算术从此恶性循环，一辈子都无法提升，对我的升学，造成致命的杀伤。这是我平生最痛恨的一位老师，我不能原谅他的暴行。有一次，大概一个星期天，我在校园里打篮球，侯万尊也来参加，他连投两个球都进篮了，我捡起球来又传给他，并故意讨好地叫一声： “侯老师，再投一个！” 不知道这句话有什么不对，侯万尊突然脸色大变，喝问道： “你怎么敢对老师这种态度？跟我来！” 我虽不知道闯了什么祸，但我知道我闯了祸，而且是大祸，双腿几乎重得抬不起来，低着头像囚犯一样地跟在他的背后，一直走到他的宿舍。宿舍门上钉着一个牌子，上写“仰民室”——仰民，是侯万尊的别号。 侯万尊一进他的房间，就抽出手板，向我狞笑说： “伸出手来！我不打你的右手，好让你写字，我打你左手。” 侯万尊端详着我恐惧的面孔，冷冷地问： “你说，叫我打你几板？” 我完全变呆了，我想说几句乞求讨饶的话，但我的性格使我开不了口。主要的是我想认错，又不知道错在哪里，又恐怕认了错，使侯万尊更为发怒。我只一心想到怎么逃过这一场毒打，一股被羞辱的恨意从心中升起，我的心灵向侯万尊咆哮说： “你为什么问我？板子在你手里，你要打多少就多少，你怎么会听我的？你欺负一个孤儿罢了。” 但我忍耐着尽量把语气放缓、放软，忽然间脱口而出，说： “随便。” “我就打你这个‘随便’。” 侯万尊暴跳起来，大声叫骂，一面用手板雨点般打向伸出来的我的小手。我痛得大叫，每一板子下去，小手都被打得摔向背后。侯万尊并不痛惜，仍大叫： “伸出来，伸出来。” 在这一生中，我就后悔我当时不敢拔腿逃走，痛恨自己畏缩、没有胆量。尤其是我必须自动伸出手挨打，是我一生中最早的一次重大侮辱，我不能忘怀。我把侯万尊恨入骨髓，心里想： “我长大了一定要报复。” 几十年后我终于长大了，甚至于长老了，我虽然没有报复，却产生一种强烈的诉求，那就是我反对任何体罚，认为凡是体罚学生的教师，都应受到严厉的谴责。 这是我最后一次被打，大概挨了十几板后，侯万尊才让我捧着渗出鲜血的小手出门。我害怕学校，又逃不出学校，天地之大，在我看来只是一个牢笼。 有一天，在我住的“老司院”空地一口水井里，人们打捞出一具跳井自杀的人的尸体。我望见那光着上背的男性尸体，脚上头下地从井里吊出来。隐约听说，那是县政府的一位职员，因为家庭过度贫穷，无法赡养家小，才投井自杀。就在那刹那之间，十二岁孩子的我兴起投井自杀的念头。可是我没有付诸实施，因为我一转脸就遇到一个同班同学，大声告诉我一条生路，那是一份招生简章，同学高高举在手上，喊叫着、跑着。他也是挨打族群的一员，所以我立刻就会悟到是一个天大的消息。果然，那份简章上说：在辉县县城北方约三公里的百泉镇上，新成立的私立百泉初中，招考一年级新生，除了高级小学毕业生可以报名外，高级小学五年级肄业生也可以用同等学历报名。我正在就读高级小学五年级，这消息使我高兴得发疯，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事实上是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肯垂听我的咨询，包括表婶在内），就悄悄地带上毛笔盒，前去投考。 这是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充满自信的考试，半个月以后，学校发榜，我被录取。辉县是一个荒僻的县分，教育并不发达，百泉初中虽然是当时该县惟一的最高学府，但因全县没有几个高级小学的缘故，惟恐招收不到学生，所以包括我这种菜鸟在内，才勉强招足了两班。 百泉初中的环境十分优美，天下没有几个学校像百泉初中那样地紧傍着小河小桥。“百泉”这两个字，当称“百泉乡”的时候，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庄，而在百泉乡的中央，苏门山下，有一个“百泉湖”，那是一个美丽而巨大的池塘，湖水清澈得可以看出从底部冒出来的泉水水泡。像星宿海是黄河的发源地一样，百泉湖是卫河的发源地，百泉初中就在百泉湖下方不到半公里的地方。可是这么好的环境，学校却设在一座破庙里，包括学生宿舍在内，全是用借来的庙宇和民宅，因为距县城有三公里之遥，所以我也成了住宿生。 一般小孩第一次离家到学校住宿的那种依恋或畏惧的感觉，我一点都没有。在开封时，我一个人住一间房子，回到辉县，也是一个人住一间房子，而宿舍里，小朋友拥拥挤挤反而觉得热闹有趣。不过那些小朋友都来自四面八方的荒村僻壤，尤其是来自山地的学生，讲得一口比辉县话还奇怪的盘上话（“盘上”是辉县北部山区地带，海拔约一千米）。他们是当时典型的山地居民，呆头呆脑，言语粗鲁。最初，我们十几个人一个寝室，木板床紧紧相连。有一天晚上，和隔床来自盘上的一位名叫尚均的同学，一言不和，他的闪电拳头已击中我的胸膛。我看他个子既大而又蛮不讲理，不敢还手，吃了闷亏，但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十年后，尚均当辎重兵团驾驶兵，还载着当时已是兰州大学学生的我，西出玉门（甘肃省玉门县，不是玉门关），饱览西疆的景色。 县城距盘上大约二十公里，我以辉县平地人的身份看盘上山地人，认为盘上人言语奇怪，没有教养。而开封人看辉县人，也认为辉县人言语奇怪，没有教养。北平人看开封人，同样认为开封人言语奇怪，没有教养。南方人看整个的北方人，也认为北方人言语奇怪，没有教养。后来更发现，外国人认为中国人也都言语奇怪，没有教养。这种观察和感慨，虽累积了四十年才得到，但它确是源于尚均那猛烈的一拳。 我考取初中，对自己而言，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第一，我终于彻底摆脱了恶师侯万尊；第二，我开始学习英文，用不了两个礼拜，就把二十六个字母既会写又会背——可惜我的英文程度就到此为止，以后再也不能提升。好比说，那个the字的发音，我几乎念了一年多，几千几万遍，还是不会。因为我念英文，完全是用中文注音的，而the字的发音是没有恰当的中文可以注音。然而，使我对英文完全绝望的一件事，发生在第一学年，学校开课后不久，英文课本上有下列的一句话： “i have a pen.” 我就注音“爱海夫恩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万万想不到，书被磨来磨去，字迹有点模糊，“恩”变成“思”，“盆”变成“盒”。我就读成： “爱海夫思盒。” 英文老师是梁锡山先生，河南大学毕业，他眼睛瞪得像一对铜铃，问我说： “思盒？思盒？思什么盒？哪里来的思盒？你怎么读成思盒？” 他慢慢走到我面前，把我吓坏了，赶紧低头找书再看，因为惊慌过度，连“思盒”也不见了。可是梁老师却耳聪目明，他把英文课本夺过去，一眼就看到了毛病出在哪里，顺手拿起了砚台，敲打我的脑袋，重复说： “思盒，思盒，看你还敢不敢再思盒？” 这一次是我上初中第一次挨打，以后虽没有像小学五年级时那样打不离身，但也唤回了我从前挨打的噩梦。我的英文程度是这样的低落，算术程度更在水准以下，雪上加霜的是，初中课程除了算术一门课以外，又加上代数、物理和化学，每一门课都是一个苦难，使我无法应付。我真不明白，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多学问，学也学不完。尤其学校的老师，一个不如一个，像英文老师梁锡山，他是一个非常和睦的年轻人，拥有一个胖太太，他的英文程度到底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但是我发现英国人的名字中经常有威廉第三、查理第五，感觉到非常奇怪，心里想，这是不是和中国的三叔、五叔一样？而且，我读了两年初中，最大的困惑是，不知道英国人有没有姓。假定没有姓的话，他们家族怎么区别？假定有姓的话，那姓应该是什么样子？尤其使人大惑不解的，好比说詹姆士第三，生了一个儿子，应该叫詹姆士第四才对啊，想不到他会叫约翰第二！这使十二岁的我，想了两年都没有想通。有一次，我鼓起胆量，向梁老师提出这个问题。梁老师回答说： “英国人没有姓，他们都是依照第五、第六顺序排下去的。” “可是也不对啊！”我说，“那么，詹姆士第三，生了一个儿子，应该叫詹姆士第四才对，为什么却叫约翰第二呢？” 梁老师被问住了，他倒没有翻脸，只搔搔头，站起身子，说：“有时候他会将儿子过继给他哥哥弟弟的，所以连名字和辈分都改了。” 我还要再继续问下去，梁老师已经走开，手摇着一把折扇，用力地扇风。我心里虽不服气，但并不敢追上去再问，以后也不敢再提出来。我心里有一种反抗意识，我相信英国人一定有姓。 最致命的老师，还是教算术与代数的老师，我已经无法记得这两门功课是怎么读的，根本不晓得代数是什么东西。很多同学以及一部分老师，总夸奖我聪明，我确实聪明，但一个人一旦聪明到认为不用学习就什么都会的时候，就已经走到尽头了。就在百泉初中，十二岁的我，揭起了“横行”革命，仇视所有横排的书籍，包括英文、算术、代数、物理、化学，决心对它们连一眼都不看，上课也只打瞌睡。大家不是都说我聪明吗？聪明不能使我学会功课，却使我交了不少狐群狗党的好朋友，考试的时候，专门传小抄给我。所以，我的功课虽然天下最烂，但考试成绩总是漂漂亮亮的。同样地，我考试成绩虽然漂漂亮亮的，但是我的功课却是天下最烂。举个例子，我一直读完了上、下两册化学，可是“原子价”是什么，直到二十世纪要过完了，仍然不知道。 教物理学一位朱姓的老师，是一个长胡子的小白脸，扭扭捏捏像个大姑娘。他也是大学毕业生，不过他的程度跟我同样差劲。朱老师一上课，就把书本上的课文一字不漏地抄到黑板上，再由学生抄到练习簿上。在记忆中，朱老师从没有和学生说过一句话，学生从来也不敢问他问题。无论是物理或化学，百泉初中没有做过一次实验。这样的一个乡村草莽学校，能够持续下去，也是一个奇迹。 可是，也有使我怀念的老师，第一位是国文老师刘月槎先生。他是河南省陈留县人，也是英文老师又兼校长的梁锡山读私塾时候的老师。他已经很老了（可怜，那个时候他不过六十岁，以现代眼光看起来，离老还差大大的一截），脸上堆满了像核桃皮一样深刻的皱纹，顽皮的学生就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老核桃”。刘老师非常欣赏我的作文，每一次都批上一个“甲上”，使得我在学校里声名大噪，也使我飘飘然自命不凡，忘了我是谁。虽然我对“横行”功课一无所知，但仍然昂首阔步，好像是一个功课最好的学生一样。实际上，我的国文程度，并不如刘老师所嘉许的那么好，因为他也是一个半吊子。我记得当时作文，开头常用的一句话是“满天星斗，月明如画”，刘老师总是在旁边加上双圈。直到五十年后，同样教国文的妻子香华，告诉我那不是月明如画，而是月明如昼；而且，当满天星斗时，月光不但不可能“如画”，也不可能“如昼”。半世纪荣耀，一下子破灭。 另外一个可爱的老师，确确实实可爱，是一位女音乐老师，已记不得她的姓名。她大概最多不过二十三四岁，面颊红得可以挤出苹果汁来，教百泉初中的时候，已挺着五六个月大的肚子。有一次音乐课，学生隔着窗子，看到她丈夫护送她从邻近的乡村师范学校，走向百泉初中。她丈夫可能在百泉师范教书，他的右手拉着她雪白的左手，另一只手提着一个小提琴，小心翼翼地扶着她跨过水沟。我们这一群野孩子，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和这么漂亮的女人，以及这么亲密的夫妻关系，我们就在教室里大声呼叫，用脚跺地，双手握拳，拼命地擂动书桌，一直把训导主任引过来，幸好，没有人挨打。这位女老师好像只见过一次，却终生难忘。 我考上初中后不久，继母从开封也回到辉县。她昭彰的恶名使大家害怕，和我家一墙之隔的二叔郭学涛的妻子，立刻把两家往来的惟一小门，用砖堵死，以免受到继母的牵连或影响。这项强烈措施，我并不知道它的原因。后来才知道，就在我回到辉县这两年间，父亲跟继母，统统吸上了鸦片，房地产几乎全部卖光，在开封不能立足。又过了不久，父亲也跟着回来，他们才发现我已就读百泉初中。父亲表示说，本来计划把我送到开封省立初中的，大城市学校的学生跟乡下学校的学生会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既然已经念了乡下的初中，也就算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背影和呼喊 继母突然在辉县出现，一开始的时候，使我吓呆了。但是，因为第一，辉县到底是郭家的老宅，来往的都是郭家的亲友，第二，她刚刚回来，一切还很陌生，所以我所恐惧的挨打，竟然没有发生，也许是新环境的新鲜感，使继母暂时收敛起她的凶性，甚至还面带笑容。我从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于是，立刻就忘记过去所受的种种凌虐，而且还感觉到有一种骄傲，觉得晚娘跟亲娘一样，第一次尝到父母双全的温暖，在这一段时光中，我无比地快乐。辉县家宅共有四五个一连串相连的院落，大门在一个街道上，后门在一个广场上，那就是当时很有名、现在已盖满了房子、早被人遗忘的“老司院”。从“老司院”的后门进来，就是一个菜园，表婶就在那个菜园里种些黄瓜、丝瓜、茄子。我对这很有兴趣，尤其我非常喜欢搭黄瓜架，也会用井水灌溉，有时候摘下来最嫩、最脆的黄瓜，一面走，一面吃，是我最大的乐趣。 可惜，好景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日子。有一天，当我玩耍回家的时候，没有进门就听到继母跟父亲吵闹的声音，最熟悉的开封家里那种扯破尊严、下流的嘶喊和辱骂，突然间重现眼前。继母厉声尖叫和不停地跳脚，辉县人虽然原始落后，没有见过世面，但是也没有见过女人这样发威的场景。大家所受的惊吓，远超过习惯这种叫骂的我。 我躲在墙角，脸色发白，看到父亲愤怒地冲进房子，披上大衣，拿起皮包，一直走出后门。那是很明显的，他要离开辉县这个家，摆脱这个失败的婚姻所带给他的折磨。而从继母的诟骂中，知道他要再回开封。我忽然惊恐起来，很想扑上去拦住爸爸的去路，但是我不敢，于是身不由主地远远跟在父亲背后，一路追踪，从家的后门，穿过空荡荡的“老司院”，穿过东大街，穿过南大街，一直望着父亲的背影。在大衣的包装下，看不出来他的身材，但我知道父亲非常瘦弱，年纪很老了（那一年，父亲不过四十几岁，可是在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看来，确实是很老了），而且一直咳嗽。每一声咳嗽，都使他提着手提包的右手抽动，我为可怜的爸爸流下眼泪。静静地追下去，爸爸就在前面人群中忽隐忽现，最后出了南门。南门外，就是一条通向新乡的二十公里长的马车大道，我发现父亲会一直步行到新乡（那时候还没有任何代步的工具），到新乡后再坐火车前往开封。 我原来并不知道为什么追赶父亲，也不知道追到父亲后又要做什么。现在我忽然兴起一种强烈的，希望如果追到父亲的话，盼望他能把我带在身边，一块回开封。而就在出了南关后，行人逐渐稀少，我没有办法隐藏，父亲突然转回头来，看到了我。我也看到了父亲，又惊又喜，我在心里喊： “说不定爸爸会带我走！” 正当我要跑到爸爸身边的时候，爸爸忽然大喝一声： “你干什么？马上给我回去！” 我稍微一呆。 “快回去！快回去！”父亲厉声说，“你要挨揍？” 我立刻转身飞奔，再也没有回头看父亲一眼，而就在我踏进家门的时候，已听到继母冷冷的尖叫声： “叫炮头，你仗着你爸爸在家，横冲直撞，现在，你爸爸走了，我看你还仗势谁？” 骂声还没有结束，一个父亲平常用的书桌上檀香木做的镇纸飞了出来，那镇纸约拳头般大小，击中我的胸脯，我往后踉跄了几步，栽倒在地。继母随继冲上来，用一个小板凳砸下去，我抱住头部，哀号着逃开，一面哭一面跑，一直跑了两三公里，跑回学校。 在这种环境下，我的功课成绩注定低落。当我在百泉初中升二年级的时候，二年级共两班，一班成绩较好，一班成绩较差，同学们就把较好的那一班称为白菜班，较差的一班称为萝卜班。我当然被分到萝卜班，有时，我去问刘月槎老师功课，他总是和和气气地对我说： “你好好用功，我提升你到白菜班。” 可是，不幸，我这一辈子都读不上白菜班。 我虽然功课出奇地低落，可是，那个时候，正是发育的年龄，却是非常能吃。全校小朋友的伙食，也跟我们的班级一样，分成两团，一个伙食团被称为“白菜团”，可以吃白面馒头，而且有肉，另外一个伙食团被称为“萝卜团”，只能吃玉米面做的窝窝头、一碗稀汤和几粒咸菜，稀汤里根本没有一滴油。“萝卜团”一个月只缴一块银圆，“白菜团”则需两块银圆。表婶每月给我的伙食费是一块银圆，所以只好参加“萝卜团”。 玉米面窝窝头绝对可以喂饱肚子，但是，一个像我这样年龄的孩子，需要吃三四个才会饱，而玉米面粗糙又没有味道，难以下咽。最残忍的是，这两个伙食团门靠着门，相邻并立，每次吃饭，对我来说，都是艰难的考验。我们所谓的饭厅，就是厨房前面的院子，没有桌子，没有椅子，也没有小板凳，各人端着各人的碗，围绕着院子，蹲下进食。白菜团的同学们手里的白面馒头发出一种清香，热腾腾的炖肉，更刺激辘辘的饥肠。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种贫富差距带来的创伤，渴望吃一口肉，一口就好。按理来说，我家那时的情况，依弟弟妹妹每天早餐可以喝牛奶吃荷包蛋的标准来看，我还是有资格参加“白菜团”的，但我吃不到，因为谁叫我是没有亲娘的孩子？我的眼睛不断望着那白馒头和肥肉，当有人望过来的时候，我会立刻把头转到别的地方，表示自己并不在乎吃什么。很多年后，有人向我宣传人类天生是素食动物的时候，我完全不能接受，我认为人类天生的是肉食动物，拒绝吃肉是违反上帝的意思，不准别人吃肉是一种对别人的惩罚。因为正餐使我一直有一种饥饿的感觉，所以就向校门外那些卖零食的摊贩买零食。当然我没有钱买，于是乎，我又犯了开封时代的老毛病，请求摊贩老板准我赊账。那时候能够读初中的学生多少还受人尊重，于是老板答应记账。连三岁的孩子都可以猜得出来赊账的结果是什么，我欠了根本无法偿还的一笔巨款，大概有三四元之多，雪上加霜的是，有一次我管伙食团，把钱挪用了吃零食，竟欠下面粉摊也有三四元之多，债主就堵在学校门口，我连校门都不敢出。 可是不敢出校门并不能解决问题，学生总是要出校门的，逼得我快要发疯。穷极计生，我带着债主回到辉县县城的家，溜进仓库，让那些债主用脸盆当作斗，把麦子装到口袋里还债。那时候，表婶恰好不在家，家里另外一个老人就是姥姥。姥姥默记脸盆倒麦子的次数，估计约有两石之谱（一石十斗），她告诉了表婶，表婶写信告诉了在开封的父亲。父亲写信叫表婶揍我，表婶当然不敢动手，因为她到底只是郭家的佣人。 在这里要说明的，继母在父亲奔回开封后不久，也回开封，却把她的婆母送回辉县与我们同住。在正厅的两端，各有一间卧房，表婶住一端，我跟姥姥住另一端。我对姥姥泄漏我偷卖麦子的秘密十分不满，不过我只有心里不满，没有表现出来。但我一生都为曾对姥姥不满这件事十分懊悔，姥姥是一个忠厚的老实人，也是一个最可怜的老人。年轻的时候，她当一位“道台”（郡长）金屋藏娇的姨太太，她当年的美丽和享受的荣华富贵，恐怕属于天上人间。可是噩运向她下手，民国成立，身为满洲人的“道台”下台，儿子也不久死亡，她则随着媳妇以娘亲的身份到我家。她的财富和显赫的“道台夫人”地位，最初还相当受人尊敬，可是，财富不久就被耗光，她在家中就逐渐地没有地位了。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过两三次，继母叫她一声“妈”，其他时间都是对她呼来喝去。我一向认为姥姥就是继母的亲娘，一直到有一天知道这个复杂的关系时，才对姥姥十分怜惜，为姥姥难过，有时听到继母刻薄地责骂她，更感觉到她老来孤苦和内心的绝望。 姥姥出生官宦家庭，文化水准较高，虽然她不识字，但她的言谈行为、一举一动都显示出她的文明素养。这和我们纯粹的草根性格格不入，有时她文明的语言反而引起父亲的自卑感。而姥姥和大多数年纪大的老人一样，经常想起当年，她常常用“当年我们大人……”作为开端，更使得父亲大不高兴。 在开封的时候，我几乎对这位姥姥没有什么特殊的记忆。姥姥到了辉县，和我对床而眠，使我贫乏的童年生活中，多了一个人物。姥姥不久就得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脚痛，我常在半夜被她呼痛的声音惊醒，后来不仅仅半夜呼痛，简直是日夜呼痛。她说那像是把脚放到火炭上一样地痛，最初她把脚泡在冷水里，还可以止住，后来冷水已经失去效用。有一次，我好奇地蹲下来 察看姥姥已经缠过的小脚，研究那种致命的痛，发现她的脚背隆起，脚趾蜷缩，完全变了形状，非常可怖。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女人的三寸金莲，既想呕吐，又感到毛骨悚然。多少年后，我想这可能是一种痛风，但当时没有一个人说得出她害的是什么病。事实上，表婶也从没有给她请过医师，每当安静的午夜，万籁俱寂的时候，姥姥一声声的哀唤：“痛死我了！痛死我了！”穿过窗户，向外飘荡，使我想到她那个做“道台”的丈夫和她那已死去的儿子，甚至还使我想到：当初把妙龄的她卖给道台的她的父母，是不是听到这种哭号？那是多少年、多少年前的往事了。 姥姥去世前，又被送回开封。她临去之前，并没有祖孙话别的场面，只是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别人告诉我的。她这一去，从此没有再见。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逐出学校 我自认小时候是一个坏孩子，因为我没有受过什么家庭教育，没有累积下教养，个性又十分顽劣，使我无法成为一个驯服的乖乖牌小白兔。我喜欢看的武侠小说，恰好和我潜意识中的反抗性格结合。现实生活中，除了挨打外，没有享受到多少温暖，只有一次，当我十岁的时候，是在开封，一位同班女同学，送给我一个用泥捏的风箱玩具，大概有一个大人的大拇指大，用墨涂得黑黑的。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拥有的玩具，放在口袋，放在床头，想着那位女同学，可是我的胆量忽然小起来，不敢和她讲话，直到回辉县前夕，却把它弄丢了。但那个女孩子的印象并没有丢掉，一直留到现在。 后来，到了辉县上小学五年级，那时候的女生几乎都比我大，而且没有开封的女生那么清秀，我自然和她们玩不在一起，不但玩不在一起，反而几乎天天发生冲突，随时都在吵架。前面坐的是一位女生，我总是把毛笔放在桌边，使毛笔头露出半截，那女生往后一靠，一定沾一背墨，她总是大叫： “我非告你不可！” “非者，不也，”我说，“非告就是不告！” 结果当然是告了，告给侯老师，每一次都挨一顿手板。 只有一位女同学，个子小小的，纤巧玲珑，坐在第一排，和秦鼐同桌——秦鼐就是前述那位父亲向侯万尊抗诉的同学。这个可爱的小女生，起了一个男生的名字，名叫邓克保，我一直想找机会和她讲话，但她从来不理我这个野男生。 秦鼐和邓克保两位同桌的小朋友，命运似乎都不太好，听说秦鼐在考取大学后过世，邓克保小学毕业后也过世了，不知道害什么病。四十年后，我在台北《自立晚报》连载报导文学《异域》时，就用邓克保作笔名，“邓克保”成为文中以及后来的电影中男主角的名字。这篇报导文学使我和邓克保一直结合在一起，她是我惟一记得的童年女伴——不，是童年女同学，仅仅是女同学，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假设这是一场美丽的恋爱的话，大概就是我的初恋吧！ 辉县虽然是我的故乡（老家），可是我却像一个流浪天涯的孤儿，继母在父亲离家出走后，也跟着回到开封，辉县偌大的庭院中，只剩下同样孤苦的三个人，一个是我自己，一个是跟仆人没有什么分别的贫寒表婶，另一个就是日夜呼痛、哭诉无门、六亲无靠的姥姥。事后回想，发现我的家道就在这个时候迅速中落。鸦片的剧毒开始侵入我们这个小康之家，使我们这个刚脱离农村、跃升到都市、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从吸第一口鸦片开始，不到四年（我在辉县县立第一小学和百泉初中那段日子），迅速地接近赤贫。我并不知道这个经过，但在辉县一连几进的深宅大院，除了我住的那一进院子和靠后门的那个菜园以外，全都被父亲卖掉，而后门也就成了大门。我当时的年龄还不能直接感觉到家庭的衰败，但从表婶给我的伙食钱，只能够参加萝卜团，不能参加白菜团，才有贫寒的感觉。凡是参加萝卜团的同学，多少都会受白菜团同学的轻视或欺侮，不知道这是一个文化现象，还是个别的气质，有钱的大人固然看不起他的穷朋友，有钱人家的小孩似乎也同样看不起他贫苦的小朋友。不知道学校为什么设立这样强烈对比的伙食团（故事总是重演，十年以后，我在四川省三台县的东北大学念书，学校里也设立了两个伙食团，一个是四川同学的吃肉伙食团，一天三顿全是白米饭而且有肉，另一个是外省同学设立的靠教育部贷金为生的吃菜伙食团，早上吃稀饭，一个月吃不到两次肉），这对穷孩子的自尊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我们于是乎经常采用暴力——打架、骂粗话、跟老师对抗等等手段，来平服自己内心的自卑，我是这个族群中最出名的一员。 我的功课之糟，是“天下”皆知的事，但最初行为还有一些大城市文明的痕迹；后来，这些文明的痕迹一点都没有了，我想到的，除了玩，还是玩。第一个最大的志愿就是想当一个篮球健将，可是我篮球却打得不好，得不到体育老师的赏识。虽然我非常努力地练习，但班队、校队，全没有我，我就省吃俭用，自己买了一件背心，到裁缝店，前边缝上“泉中”二字，背后缝上一个“2”字（本来想缝上“1”字的，但我很谦虚，所以只缝上“2”字，表示校队的二号人物）。平常不敢穿，只星期天或星期六下午才敢穿。而那个时候，却没有篮球可玩，篮球都锁在训导处的柜子里。无可奈何，只好去偷，偷到之后，就在球场上，投一次篮又投一次篮，然后回到城里冷清的家，当然顺便也把篮球带到家里玩。 四十年后，在北京遇到同班同学——后来当了高干、而又退休了的朱光弼。朱光弼询问我偷球的技巧为什么那么高竿，因为我偷了几次球都顺利得手，有一次，朱光弼跟我一块去偷，忽然门锁响动，我飞快逃掉，朱光弼却被捉住，挨了一顿揍。 骑脚踏车是那个时候学会的，游泳也是那个时候学会的，当然是狗爬式。狗爬式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非常消耗体力。有一天，一群同学到百泉湖去玩，有人提议游泳。那时候辉县还没有“游泳”这个名词，所谓游泳，当时称为“洗澡”或“浮水”。一个年长的同学问我： “你会不会？” 我逞能说：“当然会！” 当我随大家“扑通扑通”像鸭子一样乱七八糟从岸上跳下去之后，一股刺骨的冷冽，使我觉得不妙。游不了一分钟，就浑身瘫软了，身子忽然下沉，而脚却接触不到湖底，心里更加惊慌，喝了一口水，叫不出来呼救的声音，被旁边一个同学发现，抓住我的头发拉到岸边。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次自找的“天灾”。如果那一次淹死了，天下最欢喜的，恐怕就是继母。 我在百泉初中横冲直撞，就在二年级末期，校长梁锡山老师，为了提升学生们的程度，规定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照常上课，全体学生都要留校，由老师们义务为大家补习。这种循循善诱的情谊，在以后多少年的日子里，一想起来就深为感动，可是那个时候年龄还小，不能领会善良老师的苦心，而且，我的基本性格也在成长中逐渐显现出来：星期天本来是应该玩的，为什么不准玩？而且我争的也不一定是玩，而是对这种无理的压力有强烈的反弹意识。 这时候一个叫冯立勋的同学，比我大岁之多，已经结了婚，遇到星期六，当然强烈地渴望回家和他的小妻子相聚，可是他一个人又不敢逃走，就诱惑我和他一起行动。这正符合我的愿望，于是两个人步行三公里，兴兴头头，半跳半走地回到县城。冯立勋一头栽到他那个温柔乡里，不肯出来，把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丢在大门外。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家里搞什么，或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使他这么着迷（我的年龄还不知道什么是闺房之乐）。我等了又等后，只好跑回自己冷清的家。第二天就是星期天，一觉醒来，走投无路，又没有其他地方好去，只好再走三公里回到学校。就这样，事情爆发了。 走进学校大门时，全体同学正在上课，大院子非常寂静，满地都是炙热的阳光。全校师生的眼光，从各个窗子望出来，注视着我这个小小的身影，孤独地走向萝卜班教室。偏偏梁锡山老师正在班上补习英文，默默地看着我入座，然后走到我的面前问说： 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回家。” “你不晓得学校不放假？” “不晓得。” 梁锡山脸色变青，我心里也在沸腾，我想喊： “你明知道是星期天，为什么不放假？这是应该放假的，你剥夺了我们的权利。” 当然，我还不懂得“权利”二字的意义，但心里确有反抗的行动。结果我没有喊出来，因为我还是有点害怕。梁锡山老师从我手中夺过来英文课本，挑出一段，叫我背诵。用不着算卦就可以知道结果，我连念都念不出来，更不要说背，支支吾吾了一阵，全班同学都看着我，一点声音也没有。梁老师把课本摔到桌上，因为用力太猛，课本在桌上跳了一下，滑落到地面。梁老师接着用手想打我，我不知道哪里来的胆量（大概是大家注目的眼光，逼着我不得不表演英雄行径），一举手就把梁老师的手掌挡住。这是一个天大的反抗事件，梁老师也愣住了，喝道： “你敢动手？” 我也喝道： “你敢动手？” 梁老师已经被逼到墙角，无法结束这项师生面对面的冲突，于是他大怒说： “学校不要你这种坏学生，给我滚出去。” 我也被自己的行动吓住，但是已经下不了台，除非讨饶，可是我又不肯讨饶，因为我害怕罚跪！跪，是继母给我的一种最轻微、最平常的刑罚。于是，我也叫喊说： “走就走，你摔坏了我的英文课本，赔我的书。” 梁老师扭转身子，气冲冲地走出教室，叫说： “找一本英文书给他！” 被吓坏了的小朋友，以及别的班闻声而停课的小朋友，都跑出来，跑到广场上，远远地围绕着布告栏。我也跑出来，张皇失措地站在人群里，不知道如何是好。 一会儿功夫，一个工友拿着一张布告，贴在布告栏里。大家慢慢地围拢上来，一个一个瞪大眼睛，张大嘴巴，注视着那张布告。那是一张开除我的学籍的布告，上面写着： “郭定生冒犯师长，开除学籍。” 这是一项滔天大祸，超过我所能承受的，我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又不知道父亲知道后有什么反应，免不了要挨揍。英雄气概霎时间没有了，但仍作最后挣扎，我冲上去，把那个布告撕下来，然后大声说： “梁锡山，你赔书！” 梁老师派一个工友把书塞到我手中，几个身旁同学向我小声警告： “你还不快逃，他们叫警察去了。” 我这才觉得真正不对劲，我本还想逞英雄，站在那里，表示毫不动摇，但我实在是害怕到极点，于是就像一只土拨鼠一样，狼狈地顺着小径，跑得无影无踪。 这是我错误的第一步，是一生中第一件使我后悔终生的事。假定人生能重来一遍，我绝不会冒犯梁锡山老师，因为梁老师性情温和，对学生十分爱护，很负责任地教学。可惜，那时候的我，完全不能领会，等到能领会的时候，听说梁老师已经逝世。 至于另外一位教国文的刘月槎老师，虽然他总是给我的作文九十分，又不断宣称“把郭定生从萝卜班擢升到白菜班”，但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他只是一个没落的上一代的老秀才，放着“国文”正式课本不教（上面有鲁迅等当时名家的文章），却印一些他自己写的被称为“范文”的大作。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剧毒海洛因 逃出学校后，只有一条路，就是回三公里外的县城。家里仅有的两个老人，表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开除，姥姥更是不知。我天天睡大觉，有时到城外“三闸”抓螃蟹。幸好，那时候的荒僻小城，还没有青少年帮派，否则的话，不可避免地我会陷进另外一个世界。我逛荡着，没有人跟我玩，也没有朋友，同年龄的孩子都在上学。我把爆竹拆成一个个纸炮，装在口袋里，一手拿着燃着的香，爬到空无一人的城墙上，掏出一个纸炮，在香头上把它点燃，扔到城外，听它们的爆炸声，心中大为愉快。事后回想，不知道愉快什么。 被开除的消息终于从表婶的信中让父亲知道了，父亲来了一封三四张纸密密麻麻的信，沉痛地责备我的恶劣行迹。最重的几句话，我到老年的时候还记得，父亲要我跪求校长收回成命。如果在父亲的押解之下，我可能跪求校长，但靠一封严厉的信，我根本理都不理，连信都不肯看完，拔腿去玩自己的了。父亲对这个远在天边的无法无天的儿子，也无可奈何。姐姐从乡下赶到城里，除了哭泣以外，也没有其他办法挽救这个僵局。父亲的信件虽然没有产生力量，但姐姐的眼泪使我有一种罪恶感，既惭愧又厌烦。最后，还是父亲让步，写信叫我前往开封。我在辉县四个年头，悄悄而来，狼狈而去。 到了开封，本来预期父亲会揍我一顿，结果没有。父亲老了许多，而且卧在病床上。那年父亲不过五十多岁，却显得那么憔悴。而且，最吃惊的，我回到的已不是四年前离开时的东铜板街三进院子的巨宅，而是位于八府仓后街的一个大杂院。大杂院的三面都属于同一家花生行，我们家只占着东厢的三间。就在这三间屋子里，住着父亲、继母、妹妹、弟弟，再加上我，那种拥挤的情况，可以想象。而厨房就设在屋檐底下，上面搭一个遮雨的篷子，下面仅可容身。当年那种有奶妈，早上喝牛奶、吃荷包蛋，以及跑到街上喝江米甜酒的日子，都成为过眼烟云。现在的情况几乎接近赤贫，父亲靠着新组成的花生业同业公会过日子，辉县还有若干亩田地，就在这个时候陆陆续续卖掉，来维持这个残破的家。其实，父亲仍可以回辉县老家过一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日子，不知道为什么不回去，却在开封和赤贫搏斗。人们都以为他过不惯乡村的平淡生活，其实，父亲不回去的原因，比这个严重得多，那就是继母由吸鸦片烟，已沦落到吸海洛因。那是一九三○年代初期，鸦片横扫中国，几乎深入每一个角落。有些有钱的人家，尤其是大地主，甚至鼓励自己的子弟抽鸦片烟。那是一个只有简单而又自以为聪明的脑筋，才做得出来的评估，他们把每年抽鸦片所开支的费用，折换成田地，认为一个人抽鸦片七十年，只要消耗九十亩田就够了。如果他们家有五百亩田的话，吸五辈子都吸不完，却可以使儿子沉湎在烟榻之上，免得他出门上学，一去不回，或者是吃喝嫖赌，把家产败光。这项评估太单纯了，却不知道吸毒是会升级的，继母在吸了四五年鸦片以后，改吸海洛因。 海洛因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美的剧毒，像太白粉一样的细末。吸食的时候，只需要一张锡箔纸（香烟盒里那张防潮纸），把雪白色粉状的海洛因用小指的指甲（这可能是中国男人喜欢把小指指甲留长的原因之一）挑起一点点，放在锡箔纸上，划燃火柴，在锡箔纸下边轻微一烤，那一小撮海洛因粉末，立刻化成一缕似有似无的青烟，冉冉上升，这时候，瘾君子立刻把鼻子凑到青烟上，深深吸一口气，毒品立刻进入全身，前后只要几秒钟。一个烟瘾来袭的人，全身瘫痪，无气无力，眼睛发直，毫无克制能力地流着口水，那种狼狈的情况，使人震惊。千万记住，吸毒的人没有羞耻心，绝对没有羞耻心，女人就在这个时候卖淫，男人就在这个时候偷窃，只要能得到一包白粉（仅仅一小包白粉而已，大概为普通药房配药那种药包的十分之一）。药包到手之后，眼睛立刻发出贪婪的凶光，用发抖的双手把它小心翼翼地打开，吸过之后，你才发现，海洛因真是神奇，他可以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眼中凶光立刻变化亮光，智商顿时会超过普通人若干倍，而且行动利落得像一只猿猴。 这就是继母毒品生涯的写照。父亲一度也参与吸食，在倾家荡产之后才被迫停止。但继母却在卖了儿子、卖了女儿以后仍然吸食，这当然是以后的话。父执辈不断向继母规劝，不断发出警告，要求继母戒掉。我真是幸运，在还是少年的时候，就发现一位言足以拒谏、智足以饰非的典型人物！每当父执辈规劝继母时，不用等到开口，继母立刻就分析毒品的可怕性，甚至于连海洛因的制造过程和经销过程，中盘、小盘的剥削情况，以及毒品对身体的严重伤害，都十分清楚。说到最后，她提到海洛因价格的昂贵，并举出实例，某家某家都是良田千顷的富户，现在全都卖光，女儿在街头任人玩弄，讲到痛心的地方，继母会流下眼泪，泣不成声，发誓她一定要戒断，如果她不戒断，她就是没有心肝的禽兽。客人所知道的吸毒的坏处，继母全知道，而继母从深层挖掘出来的深一层的害处，连来说服她戒烟的客人都震惊得无话可说。我和弟弟妹妹们，在一旁亲眼看到、听到，每一次都深深感动，认为家庭的灾难终于过去了。然而，继母照样吸她的毒。 这就是家庭破败的原因，好在青少年对家庭贫富的感觉并不十分敏锐，何况我睡在房子的墙角，比起当年家未败时一个人睡在墙角，没有什么差别。同时，无论什么时候，我身上总是没有一分零用钱。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奇迹——平面几何 回开封后，走投无路，手中没有初中毕业文凭，又没有可以报考同等学历初中二年级肄业期满的证明，开始承受没有证件的熬煎。证件的威力是如此的强大，使我无法抵抗。真不明白，既然学校有入学考试，为什么还要证件？既然允许同等学历，为什么一定要初中二年肄业期满证书？我找不到答案，即使找到答案也没有用，而且即令取消所有投考资格也同样没有用，因为我根本考不取。主要的是数学。初中的数学科目共有三项，一是算术，二是小代数，三是平面几何。算术不用说了，我根本不会，小代数只学了半年多，连方程式是什么都弄不清楚，至于平面几何，从没有听说过，因为三年级才教平面几何，我在二年级末期就被开除。 这个时候，开封龙亭一条街上，开了一家“开明英数实补班”。我看到招贴，要求父亲准许我去补习。父亲给了我三块银元，叫我报名。那是一家野鸡补习班，只有一个摆着七八张桌椅的破旧教室，学生也只有我一人。教师一条腿微跛，我早已忘记他的姓名，但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这一辈子历次考试的血战中，就靠这位老师教给我的一点点本领，打遍天下。不能想象，如果没有遇到这位老师，我更会沦落何方，狼狈到什么程度。 就在补习班，我学习从没有听说过的平面几何，而且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中，竟把那平面几何，弄得滚瓜烂熟。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一个对算术和小代数白痴的学生，竟然对平面几何如此地熟练，说明我确实有数学的潜能。我对平面几何迅速进入情况，是因为刚刚来到开封，一切都很陌生，既没有狐群狗党的朋友纠缠，又不知道到什么地方游荡。更重要的是，也没有一个人再夸奖我天纵英明。而且考试逼在眼前，不用功不行，死心塌地地下了真正的苦功。回忆这段往事，发现要算术好并不是天下最难的事，只要每一个练习题都把它做出来，不跨越一题，不明白的地方绝不含糊，一定要把它弄明白。等到平面几何补习完，要开始再补习小代数的时候，暑假到了，各高中纷纷招生，就补习不下去了。如果迟招生三个月的话，说不定我的小代数和算术，也能起死回生。 那时候最使青年学子崇拜的是省立开封高级中学，它的入学资格审查非常严格，非初中毕业不可，不收同等学历。而我什么文件都没有，结果父亲的朋友，在开封高中当训导员的王伦青先生，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准许我报名。 考试的时候，数学共出十题，包括算术四题、小代数四题、平面几何两题。我两道几何全答对了，得了二十分（我到现在还认为，发明只要有一门功课零分就不能录取的人，简直是“整人为快乐之本”，他们的目的是要考倒学生，而不是要考取学生）。 至于英文，我有个传统的战法，那就是请英文好的长辈，写一篇一二百字的英文作文，里边包括自传、小时候的生活、父母的爱护与自己将来的希望，以及如果考上学校，对国家的抱负，表现出自己是一位上进、爱国、爱乡土、爱父母、兄友弟恭的好学生。这一年，我十七岁，就发明了这样一个百战百胜的考试法宝。不管出什么题目，我只要把这一篇文章背熟，一字不改地抄上就对。至于物理、化学，我一筹莫展，已忘记用什么奇妙方法解决这两门功课的困难。最后，终于发榜了，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人头攒动，校门口水泄不通，我从第一名开始，找到备取的最后一名，再从备取的最后一名，找到正取的第一名。然后横着找，从第一排的右边，找到第一排的左边，再从第二排的左边，找到第二排的右边，这样一排一排翻来覆去地找。然后再换一个方法，从左到右找姓名的第一个字，然后再找姓名的第二个字，再找姓名的第三个字。反正是找了一个多小时，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名字，我知道完了，脸上是汗水还是泪水，已分不清楚，眼前一片模糊，胸口猛烈地跳动，我不知道怎么回去面对父亲。所花的巨额补习费全都落空，以后怎么办呢？这时候，听到旁边有人在哭泣，我也想哭泣，可是仍咬着牙，没有出声。正当我低下头，拨开人群要走的时候，听到两个同学在远处谈话，一个说： “咦！郭立邦那小子怎么会考取？真是出了鬼！” 我简直是像听到一声霹雳，一个箭步跳上去，抓住他们中一位的右臂，大声问： “我在哪里？我在哪里？” 这个时候，假设那同学说：“只是一个玩笑！”我真的会心碎，幸好那同学指出我名字的位置。原来，这才是真正可以用上那个“忘了自己是谁”的成语。我原来是叫郭定生的，这次报名不敢用郭定生，因为已被开除了，百泉初中准把开除的事报到教育厅，所以父亲把我改为郭立邦。对我来说，这个名字非常陌生，我本能地在榜上找郭定生，怪不得怎么找都找不到。 对我而言，这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骄傲，只读了初中两年（还不到两年）就被开除的坏学生，功课又是那么烂，竟然考取在我眼中是全世界最好的高级中学，高兴得简直要发癫。我本来不会吹口哨的，现在也会吹了，看到那些开封女子师范学校的女学生，理都不理——当然，她们对我也理都不理。 父亲对我考取高中，当然很高兴。可是父亲好像不知道省立开封高中是这么的值得夸耀。尤其是有些人，包括父执辈或同院花生行那些伙计，问我说： “你在哪个学校读书？” 我骄傲地回答：“高中。” 对方往往追问说： “哪个高中？” 我最不能忍受这种愚蠢的反问，因为天下只有省立开封高级中学才是值得一提的高中，只要提“高中”两个字那就够了，不需要提它的校名。可是，我虽然因考取了而沾沾自喜，功课程度却不能相配，不但不能相配，简直比在百泉初中时代所受的压力更大。因为百泉的时候我在萝卜班，所有的孩子都来自荒村僻壤，就是高明也高明不到哪里去。现在开封高中的同学，来自全省各县精英，口音不一样，仪容不一样，功课超出一般水准很多。当我发现有一位同学，可以用英文讲故事的时候，简直吓得要死，我一辈子都赶不上他们。而数学里面，取消了算术当然很高兴，可是又改教了大代数跟三角，更是要命。尤其想到，二三年级还要学立体几何跟微积分时，恨不得立刻疯掉。我终于悲哀地发现：读书真苦！那时候，还没有招兵买马的行动，如果有的话，我早就逃走从军报国去了，实在受不了那些“横行”的英文、数学的折磨。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轰轰烈烈的恋爱 我除了上学被功课搞得苦不堪言、奄奄一息外，另外还有一项烦恼，就是找不到女朋友。那时候，政府正在严厉禁止妇女缠足，一个小学或初中毕业的女学生，经常被县政府聘为“放脚委员”，到乡下各地去宣传缠足的害处和天足的好处，还挨家视察，发现有五六岁小女孩缠足的，就要求立刻停止。这是确确实实为人民谋福利的善政，而许多乡下人的回报，却是把那位任放脚委员的女孩暴打一顿，眼看着她在邻居们叫好吆喝声中，夺门而逃。这就是二十世纪初叶，中国乡村中最精彩的景观。 在这种社会基础上，识字的男人，也就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多，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文盲。设在辉县沿村的郭家祠堂，在一九二○年代曾经有过赏格：本族青年小学毕业的奖赏二十银圆，中学毕业的奖赏五十银圆，大学毕业的奖赏一百银圆。那时候农村的雇工，一年工资才二十银圆。一百银圆能够购买年轻人五年的劳力，这在乡下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目。从此我就发誓要拿这项奖学金，来减轻日渐衰老的父亲的负担。可是终告失败，因为我一辈子什么学校都没有毕过业。 男性的知识分子已经如此稀少，女性的知识分子，更稀少得可怜。不要说识字的女性，就是从没有缠过足的女性，在一九三○年代仍是罕见的稀有动物。我有一位堂兄郭立生，省立汲县师范学校毕业，曾经拿到祠堂五十银圆的奖赏，被乡下人尊敬为最有前途、将来可到县城跟县长平起平坐的年轻绅士。他师范学校毕业的那天，媒人就不断到他家说媒，把她们手中的姑娘美化得貌如天仙：柳叶眉啦，瓜子脸啦，面若银盆啦，三寸金莲端端正正啦。只要“三寸金莲端端正正”一出口，堂兄就会像爆竹一样地跳起来，把媒人赶走，以致毕业了两三年，还没有娶妻成亲。父母心焦愤怒之余，决定用强制手段，堂兄才被逼说出他的最低条件：第一，女方必须上过学堂；第二，女方必须是天足——从没有缠过足。这在一九九○年代绝对不值一提的条件，在一九三○年代却是天大的难题。最后堂兄终于屈服，不识字没有关系，但必须没有缠过脚。即令屈服到这种地步，仍然无法达成愿望。他父母央求了好几个媒婆，到全县各乡去探听消息，结果发现，全县天足的女子倒是不少，可是都在十一二岁以下（她们都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父母冒着家族或邻居的嘲笑，而拒绝给她们缠足的）。天足的适婚女子全县里几乎找不到一个，这造成了堂兄家里一个重大风波。他的父母怎么也不了解，儿子竟然不喜欢小脚，闹得堂兄几乎离家出走。 五十年后，我重返家园，才得知这件公案的结局，郭立生后来终于在新乡县物色到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天足女孩（她在她的故乡几乎嫁不出去），迎娶到家。现在，她早已去世，立生堂兄住在他嫁到获加县的女儿家里，常往返获加县与辉县之间，从他脸上似乎还可隐约读出青年时代这段奋斗史。在这个古老的传统社会，仅仅使人明白缠足是不人道的，天足是美的，就这么的不容易。因之，我从小就怀疑中国人对美和丑的鉴赏能力。 女性知识分子竟然少得如同沙漠里的小百合花，家里如果出现一个高级师范或高级中学的女学生，那简直能轰动全县。我一直到十八岁，从没有见过一个高师或高中的女学生。其实，倒是真的见过一个，那是辉县老宅邻居张老太太的女儿张少。当我读初中的时候，少已经读省立开封艺术师范学校，我们这一群孩子都叫她五姐（她家有五个女儿），每次她从开封放假回来，那种城市女学生的打扮，真叫我们这群野孩子们晕头转向，天天围绕着她转，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比我们这群孩子其实也不过大三四岁，我有时候作成人状，仿佛大人的口气，不叫她五姐，直接叫她的名字少，她也顺口答应，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可是也仅止高兴而已。那位都市小姐根本就没有把乡下小萝卜头看在眼里，有事的时候就差遣我们跑腿办事，没有事的时候，想跟她多说一句话，她都不理。其实，即使叫我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而现在，我到了开封，而且读的是“世界第一名校”——高中（全世界人都应该知道它是开封高中），气势非凡，勇气大增，自信心也大增。虽然那时候，高中学生还没有听说有谁在谈恋爱，但是我自认为有顶尖的资格去交女朋友。那时候的恋爱，都发生在表亲之间，一旦双方面关系是表兄妹，那简直是天造地设，铁定的一对，非恋爱不可，这由一九一○至一九二○年代，民国初年畅销的小说书上，描写的都是表兄妹恋情，可以得到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我束手无策。我已经不想成为篮球健将了，而急于成为网球健将——进入开封高中后，我才学习了几天打网球。因为我在练习打网球时，能把网球打到墙外，我必须从门口飞奔出去，到马路上拣球，常使那些路过墙下正在读师范的女学生，叽叽喳喳地捂着嘴笑，这时候我就大为得意。 有一天，我在拣球抬起头来的时候，看到一个书包上的名字：何玉倩。那个书包的主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学生？是胖？是瘦？是高？是矮？统统不知道，而只知道她的名字。回到学校，就在脑筋里构思，怎么样写一封信给她。 过了好几天难挨的日子，信终于写出来了，密密麻麻五张信纸，这是我平生第一封情书，可惜已不记得详细的内容。但只是坚信这篇文章如果正式地写在作文簿上，老师一定会批一个“甲上”。反正是，小心翼翼地贴上邮票，投入邮筒。从此，天天到学校信箱那里观望。为了避免同学对我的行动起疑，我就宣称并不是来看信的，因之也不在乎有没有信。这真是一段难熬的日子，上课几乎全听不进去（其实没有这封信，也听不进去），只好逃课去打网球，没有对手的时候，就一个人面对着墙打。有一天，那一个伟大的日子终于到来，像当初看榜时候一样，从一排信中忽然发现我的名字。我跳上去把它拿下来，不错，是我的名字，而且字迹写得那么秀丽，信封又是开封女子师范学校。我的心几乎跳出胸腔，我想：我的心脏病的病根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种下的！ 不过，奇怪的是，信竟然没有封口，只有一张信纸，上面写的大意是： “你年纪轻轻，不用功读书，却给女生写信，我们已把它公布到我们学校布告栏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这是一个无情打击，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来说，更羞愧难当——尤其是把我的信公布在女子学校的布告栏里。我完全被打败了，当场把信揉成一团，塞在口袋里，坐在一个墙角，很久很久都站不起来。我不仅后悔写这封信，而且还非常害怕公布在“女师”墙上那封自己写的信流落出校门，落到父亲之手，或落在开封高中同学之手。同时我也非常痛恨这一位叫何玉倩的女生，竟用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手段，而只不过为了炫耀她自己曾经被男生追过。 这件事终于悄悄消失，我也渐渐地恢复正常，但不会忘记这次打击。这使我一辈子坚持一项做人的原则：绝不利用朋友的真情善意，来达到自私的目的，因为我曾受其害。 不管怎么说，这第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就这么灰头土脸地结束。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西安事变 就在被第一次恋爱搞得昏头转向的时候，这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正遍地沸腾——贫民饥饿沸腾，抵抗日本侵略沸腾，武装革命沸腾，全国人民抗日情绪沸腾——而且，都到了临界点。当时的我所知不多。一年以前读百泉初中的时候，有一天，发现很多人挤在布告栏前，仰头观看全校惟一的一份报纸，头条的标题是：政治会议通过根绝赤祸案。 政治会议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却知道“赤祸”＊就是，就是“共匪”＊。怎么被称为“共匪”＊也没有一个同学了解。只知道的军队在江西省组织了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突破中央军的重重包围，翻山越岭，向西穿过湖南省、四川省，越过秦岭，进入荒凉的陕北，另组陕甘宁边区政府。虽然这是一场又一场的血战，但距河南却遥远得很，对于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来说，尤其遥远。可是就在我考取高中那一年，国民政府实行全国高中学生暑期军事训练。这是一个大规模而非常有功效的思想统一运动。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送了一架飞机给蒋中正先生作为座机，蒋中正把墨索里尼当作学习对象。学生集中训练，于一九三六年暑假开始，为期三个月，在严格的德、日式教育下，学生们除了军事操练外，主要的是接受法西斯教育，像称蒋中正为“领袖”，不再称呼他为“蒋委员长”。而一提起“领袖”，站着的人都要立正，坐着的人都要起立。站着的人立正比较简单，双手双脚靠拢就行了，坐着的人起立，可是像旱地拔葱一样，桌子往前推，椅子和板凳向后倒，一阵混乱。尤其是“领袖”二字，不像“立正”二字那么明确，大家行动不可能一致，有的先站起来，有的后站起来，一不小心很可能跌倒，笑声、嘘声和惊恐声，会同时爆出。这种法西斯动作，一直维持到撤退到台湾后的一九六○年代，把起立改为原地挺胸，闹剧才算停止。我的杂文《立正集》，灵感就是从这里产生。 然而，这并不是说，这项军事训练没有效果，恰恰相反，它的效果十分明显。那些可塑性最强的青年，包括我在内，入伍不久就驯服地接受了这项思想，我们真的相信，蒋中正是英明的领袖和民族的救星。三个月军事训练结束后，这批集训的全省高中一年级学生，大约有五六千人，爱国心像火焰一样地强烈，全心全意崇拜蒋中正。我当然也是如此，除了我非常不喜欢“立正”那个动作。 这时候国民政府正在全力执行“安内攘外”ˇ政策，高中军事训练是“安内”ˇ的一部分工作，而另一部分工作，与年轻学生无关的，就是政府的中央军，跟的红军，在陕北对峙。 江西省的红区战场，蒋中正投下去的是中央嫡系精锐部队。可是在陕北边区战场，他却用“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撤出的东北地方军作为主力，他自任“剿匪”ˇ总司令，而命东北地方军统帅张学良先生当副总司令。这真是一个自以为得计的大政略和大战略，他保存了他所控制的中央军部队的完整：如果红军被东北地方军消灭，蒋中正当然大喜若狂；如果东北地方军被红军消灭，蒋中正也会同样地高兴。因为当时中国各省地方军的所谓杂牌部队，到处都是，假如能够借红军之手，消灭其中最顽强的东北地方军，当是借刀杀人的第一等奇计。 但是蒋中正高估了自己，因为这项阴谋是如此的明显，连十岁小娃都看得出来。中央政府更明目张胆地，对东北军人员的补充，严加限制，使东北军死一人、少一人，死一连、少一连，于是当我正在为恋爱所苦的时候，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中正被张学良扣押。就在事变的第二天，《河南民报》上的头条还登出来：蒋委员长飞抵洛阳。 这真是弥天大谎。不久，广播才传出“西安发生兵变，蒋委员长被扣”的消息。平常人对蒋中正的认识，只知道他是中央政府的灵魂，拥有最高权力，虽然国民党已开始把他推向神的地位，但是不过刚刚开始，并没有深入民心，西安事变使这个运动迅速成为事实。蒋中正被扣押，我那时刚刚接受军训，正对他热烈崇拜，对这项巨变，感到心痛如绞。回家告诉父亲的路上，一面走一面哭，觉得天地就要崩塌，中国就要亡了。路上很多行人都停下脚步看我，并转头盯着我的背影，惊讶地凝视。我听到有人喊一声： “这孩子怎么了！他病了吗？” 我是病了，生了爱国病，这是爱国病第一次发作。在历史运动法则上，使我有很多醒悟：人生挫折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处理得不好，它就变成灾难；如果处理得好，它反而是更上一层楼的阶梯。 西安事变两个礼拜后和平解决，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中正乘专机飞返南京。张学良被判十年有期徒刑。蒋中正痛恨张学良入骨，因为这场事变使他神经质的懦弱，完全暴露，所以他对张学良虽然无法判处死刑，却嫌十年时间太短，十年刑期期满以后，蒋中正仍下令继续囚禁，三十年后，蒋中正、蒋经国父子相继去世，张学良才被释放。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犯上作乱 明王朝时代，一位高级官员郑（曼阝），他的大名震动公卿。母亲去世后，继母对他百般虐待，有一次他忍无可忍，假传他父亲的命令，教婢女下手把他继母打了几棍，结果被判凌迟处死（凌迟就是一刀一刀把身上的肌肉割尽，这是传统礼教中野蛮的酷刑之一）。 我不是介绍郑（曼阝）的案件，而是指出一点，殴打继母在中国是一个多么严重的恶行，它被全民——尤其是被儒家知识分子所谴责，也被政府当作残酷镇压的目标。 我在开封的家，虽然败落到只剩下租来的三间破屋，可是继母的声势却因吸海洛因更为浩大。她弄不到钱，就把煤块装到麻袋里偷运出去。父亲身体更加衰弱，靠贩卖老宅剩下的一点积蓄过日子。继母要钱，父亲不给，继母又恢复东铜板街时代的咆哮咒骂，照样地辱及郭家祖宗三代。我的愤怒从小累积，累积了十几年，现在已是高中学生，忽然感觉到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了，不能忍受年老多病的父亲继续受辱。那一天，父亲躺在屋内病榻上，继母在院子里，不知道为了哪桩事情，她暴跳如雷，诟骂父亲，那样狞狰和泼辣。同院花生行的伙计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人不要脸时的撒泼场面，有的傻笑着，有的呆呆地看着，纷纷从屋子里出来围观。我一股冲动，冲到继母面前，但仍然有点胆怯，只是用较平常微粗的声音阻止她： “不要骂了！” 继母愣了一下，十八年的积威使她毫不把我放到眼里，叫骂的声音反而更大，并挑战地说： “你这个叫炮头，你们满门都是叫炮头的郭家，男盗女娼，你站到我面前，敢怎么样？你敢打我？” 一个“打”字，为我指出了一条明路。我几乎浑身颤抖地（那是过度的害怕，也是过度的愤怒）在地下划一条线，大声叫： “你敢过这一条线，我就打！” 继母的眼睛冒出火焰，她不相信在她鞭子下不断哀号、匍匐、乞求饶命的那个男孩，竟敢如此凶悍。于是她毫不在意地直冲过来，想冲进房门。就在这一刹那，我击出重重的一拳，这是向“二十四孝”挑战的一拳，也是向几千年传统礼教挑战的一拳。继母应声倒地，开始在地下打滚哀号： “你敢打我呀！” 我跳上去，又是一拳。继母这时才发现十八年来她所用的那一套魔术，已经完全失效，她面对一个她从没有想到过的叛逆局面，于是改口大喊： “郭学忠，你叫你儿子打我是不是？我跟你儿子拼了！” 父亲在房里发出微弱但十分焦急的吼声： “小狮儿（我的乳名），你干什么？还不住手！” 我扑上前去，在继母身上又施一拳（我对自己笨拙得不敢用脚去踢她，十分自恨）。继母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到继子的殴打，突然害怕起来，惟恐我拿起就在手边的菜刀，于是她改诟骂为哀号，大叫： “救命啊！救命啊！” 父亲在屋里，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叫： “小狮子！你要气死我！” 我听到父亲挣扎着起床的声音，有点惊慌，看到躺在地下哀号的继母，不知道如何善后。于是，就一溜烟地拔脚跑回学校。回到学校后，心情定下来，才发现我又一次闯了大祸。过了好几天，我才畏畏怯怯地回家，一面走一面幻想面对的景观，像继母扑上来和我对打，或者父亲拿个棍子对我一顿臭揍，或者继母已经逃走——那是最好的结局了！我蹑手蹑脚进到三间破房，坐在父亲床前，一个传奇的场面发生了，父亲不但没有揍我、骂我，更没有任何追究，只衰弱地说： “你看，你妈正在房间给你做棉袄，去向她赔个罪！” 我心惊胆战地站到继母面前，并没有赔罪，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赔罪，只是站在继母的身边，等待着继母一旦动手，我就还击。继母的表现，也是一个奇迹，她微微地笑着，十分温暖地说： “来，比一比，看看穿上合适不合适，合适的话，妈再给你做。” 这是我自从有记忆以来，听到继母口中吐出的最甜蜜的声音，我感动得几乎要跪下来求她宽恕。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觉得不对劲，我并没有解开自己心中的结。不过，事情终于这样过去了。 两三个礼拜之后，我又回家，继母在院子里，听到我的脚步声，回头说： “你等一下，妈正在给你煮江米甜酒！” 院子里正好站着花生行账房蔡掌柜，我也站过去，蔡先生说： “你妈待你不错！” 我尴尬地点点头。 “傻小子，”蔡先生说，“你可小心点你妈给你煮的东西！” 我呆了一下。蔡先生低声说： “你看你妈的嘴角！” 我看到继母的半个侧面，发现她的嘴角向上撩起，那种邪恶的表情，使我打了一个寒颤，但自己也陷于困境，我没有理由不吃继母煮给我吃的东西，惟一的方法就是不常回家。 多少年后，甚至到今天，我垂垂已老，仍不后悔对继母的这次反抗行动，而且恰恰相反，如果我不把继母殴打那一顿，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懦弱。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蛇山一带红点多 作为侵略者，日本真是世界上最拙笨的一国。美国四处侵略，有人却相信中国跟美国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其实错了，中法战争时，天津附近的法队战败，美舰立刻偷偷地向中国开炮，支援法军，清政府无可奈何，忍气吞声，只好假装不知道。英国的侵略，建立了世界性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后来大都成为拥护英国的友邦。只有日本，军队所到之处，除了种下仇恨的种子外，没有其他任何收获。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军队在河北省宛平县芦沟桥，假装一个士兵失踪，向中国展开大规模的疯狂攻击，在算盘上（算盘是中国最古老的计算机），他们明白地计算出中国必亡的结论。当“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出时，全中国再度陷入沸腾，一种要求抵抗到底的民心，没有人可以阻挡，于是，陕北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江南红军改编为新四军。我在年轻时候像每一个男孩子一样，想在战场上成为英雄，以致连做梦都梦见到前线挥动大刀杀敌。于是，就在“七。七”事变后不久，高中二年级的我，投笔从戎。所谓投笔从戎，就是去投考河南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除了炽热的爱国心驱使我投入这个大熔炉、大时代外，还有两个并不十分光明，但却十分重要的秘密动机。第一是我渴望早日离开继母，免得遭受毒手。第二是我无法弄到初中毕业证书，开封高中一再催促缴验。父亲也找过训导员王伦青先生，王先生只有办法使我报名考试，没有办法使我通过证件关卡，开除学籍的大祸随时都会发生。这种压力足以使我精神失常，我希望（一辈子都这样希望）跑到一个用不到文凭的地方，老死在那里！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设在南阳县，训练三个月，毕业之后，省政府负责派任工作，最高可当联保主任。读过王安石变法这段历史的人都会了解，“保”是中国政府最基层的单位，大体上等于现在台湾的“里”，若干“保”可以组成“联保”，也就是一九九○年代的“乡”，联保主任就是乡长。这对一群十岁的青年来说，简直是天大的诱惑。而就在这三个月集训中，我第一次受到那种神秘的和温暖的触摸。 一天晚上，同是来自开封高中、比我高一班、功课好得人人尊敬的同学张纯亮，把我叫到一个角落，搂着我的肩膀，低声告诉我，在陕北有一个高尚的革命圣地，全国优秀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那里，参加真正的抗日工作，问我愿不愿意也去参加！那时候我正崇拜蒋委员长，自然不相信还有其他革命圣地。但张纯亮提醒我说： “也是拥护蒋委员长的，你没有看报吗？” 张纯亮把陕北描绘成一个美丽乐土，大家像兄弟一样地互相照顾，那是一种革命感情。不过生活很苦，平庸的年轻人总是寻找借口不敢参加。我不认为自己平庸，就这样，我成了张纯亮精挑细选出来的他所认为的优秀青年。不久，一次聚会时，我们决定某一天晚饭以后，各人分别向队上请事假、病假，或返乡探亲假，在东门里集合，由张纯亮充当班长，好像出操一样，把我们带出城门，这样可以避开岗哨的检查。自有他们的地下交通网，把我们送到陕北。南阳、延安之间，直线距离一千公里，当中隔着高耸云天的秦岭山脉，沿途还有国民政府的军警和地方政府的岗哨，段段阻截，可能随时受到逮捕，遭到枪杀。但我们这一批人，热血澎湃，准备接受任何挑战。可是，最后并没有出发，因为就在约定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张纯亮被捕。我远远地听到嘈杂的人声和凌乱的脚步声，以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张纯亮所聚集的那些同学，互相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对方的面貌，张纯亮本人也没有招供出他所集结的同学名单——因为我们没有听到继续逮捕的风声。 伟大的陕北革命圣地没有去成（这是我一生中惟一可能加入的机会），结业的时候，联保主任的高位也没有派到我头上，而是随着大多数同学，被保送到设于武昌左旗营房的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我们从河南去的同学，约有五百人左右，编成一个大队，番号是第五大队。我被编到第十三中队，中队长是中央军官学校十二期工兵科毕业生吴文义先生。这位东北籍的长官，在我一生中三个最大关键时刻出现，是我生命史上重要的一位恩师。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本土，进入中国中部第一流的都市武昌和汉口。队伍穿过英租界的时候，也第一次看到真正的英国国旗，以及滚滚的长江和闹哄哄的码头渡口。一切都是陌生的、新鲜的，使我大开眼界。 “战干团”训练时间是六个月，前三个月是普通训练，后三个月是分科训练。我的好奇和好动使我报考了谍报队，丰富的幻想中，我希望当一个神出鬼没的间谍，像“○○七”一样（那时候当然还没有○○七）杀敌立功，然后以一个平凡人的姿态在街上闲荡，没有人知道我对国家有过伟大贡献，可是却在一个秘密组织中受到尊敬。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实现，因为谍报队（第九队）的队长是一个南方人，好像是浙江人，他那种像鸟叫样的国语和傲慢的态度，与吴文义比较起来，简直是两种人。间谍生涯遂到此为止，我又返回吴文义那个中队——第十三中队政工队。 可是，中队长虽然很好，相当于排长的区队长李龄，却是一个毒疮——我生命中第二个侯万尊。天下所有的错误从此完全发生在我身上，打扫厕所、禁足、禁闭、挑水，李龄一不高兴或一高兴，我都会被罚。双手举枪，两腿半分弯，伏地挺身，二十个是起码数，有时候挺到六十才命令我停止，有时候挺到趴倒在地。但是，同班的另一位名叫叶子忠的同学，命运却好得像活在九霄云端，我常抨击他小白脸，从这项抨击，可看出我的长相，实在够不上什么水准。每次打野外或行军的时候，我本是第一班的排头，叶子忠是排二，但李龄却认为我头脑不清，而命令叶子忠当排头，他对我真是一个最大克星。三十年后，叶子忠当了台湾省电影制片厂厂长，而我却正在火烧岛坐牢，又一次证明人生确实有不相同的命运。 六个月的训练使我另有感受的是：我结识了许多外省籍的同学，像叶子忠，他就是南京人。这些外省籍的同学，对从河南来的青年，几乎不约而同地有一个最大的惊讶，即令是中学生或大学生，也都是满口脏话。脏话是一个野蛮族群感情上最粗糙、最原始的发泄。河南处于中原地带，将近一千年以来，水利被破坏，居民被屠杀，终于成为一片荒芜，小民除了穷困，还是穷困，仅比陕北、甘肃、贵州稍好一些，没有多余的钱使孩子接受教育，所以脏话成为每个人的口头禅，使我们在那些文明程度较高的他省同学——像来自安徽、浙江、湖北、四川的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一个安徽同学曾经向我质疑说： “你们河南人这么样粗野，怎么交女朋友？” “女朋友？什么是女朋友？” 我自从第一次轰轰烈烈恋爱之后，再没想过这个名词，但是，现在开始想到了。于是，我就尽量使自己变得文明，不过进步很慢，因为没有人教我。 “战干团”是国民政府为阻截风起云涌奔向陕北的青年潮，所设立的收容机构，思想教育是它最主要的课程。其中有一个课目为“领袖言行”，一个教官在讲起领袖的英明时，声称： “全队，以团为单位的动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行军、驻扎，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作战，领袖都了如指掌。” 从同学们脸上的表情，可以读出来那种对领袖的忠心尊敬。有一次，蒋中正到“战干团”训话，真是震天动地。十三队被派出当仪队，而我以第一排（区队）第一班（分队）排头的资格，昂然站在营房大门的内侧。整个左旗营房，鸦雀无声，两千多人的学生总队，像豆腐干一样地排在演讲台前，即令一根针掉在地上，也可以听得见。正当大家紧张得要崩溃的时候，营门传来三番接官号，一两位少将级的官员轻轻从营门跑进，站在仪队旁边。刹那间，三番接官号停止，阅兵号起奏，更是一种令人沸腾的军乐，一个平常只能在相片上看到的大人物突然出现，后边跟着一群随从。蒋中正穿着全副军服，缓缓地走到仪队面前，仪队向他敬礼，他举起戴白手套的手，向举枪致敬的仪队还礼。我既兴奋又紧张，第一个想到的是，有一天回到辉县，可以向乡亲们夸口：我见过领袖。大概是兴奋紧张得过了头，我竟忘了举枪。蒋中正当然不可能发现这种错误，但专门发现别人错误的人可太多了，李龄就是其中一个，检阅结束后，李龄认为我故意侮辱最高领袖，要把我送军法审判。没人相信那时候的青年子弟兵会侮辱领袖，所以李龄的苦心没有实现，而我在关了三天禁闭后，憔悴不堪地被释放出来。大家对我那种乡巴佬的紧张，引为笑柄。 这时候，日本已开始轰炸武汉，空袭警报后，“战干团”同学每次都疏散到左旗营房正对面、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蛇山。我们听到谣言说，从日本被击落的飞行员尸体上，搜出作战地图，发现蛇山一带红点最多。可是看不到团部有什么新的指示，不但没有新的指示，反而仍命我们一大早就起来爬上蛇山，躲避预期的空袭。 一天上午，空袭警报响起，大家奔向蛇山，不久即听到紧急警报。我和几位同学趴在地上，抬头望向天空，隐约听到飞机逼近的声音，就在半空中，“呼！呼！呼”，稳定而沉重，从南向北移动，霎时间，大地如死。我看到九架轰炸机，在我头顶正前面的上方出现，那是最危险的角度，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忽然，几乎像是从地面拔起东西一样，原来高射炮开始反击，日本飞机附近布满片片炮弹爆炸的白烟。那九架飞机，像一个整体一样，稍微向上一扬，仍继续前飞，就在飞机的机腹下，突然出现几十个黑点，蛇山正是它的目标。一种“沙——沙——”的炸弹磨擦空气发出的啸声，把整个蛇山罩住。接着是眼前一黑，大地再度震动。我用标准的伏地姿势，双手抱着后脑，恨不得把自己的头压进地球。然而我的身子反被弹起来，跌下去，弹起来，再跌下去，只听到一片号叫。大概只有十秒钟，日本飞机从头上飞过去，可是蛇山像过了好几个世纪。我们上山时排队而来，下山时则零零落落，像一群溃败的散兵游勇。我抓住水壶，正要喝水的时候，忽然发现我抓的是一个人的右手，我大叫： “队长！队长！” 接着是扔下那只被炸掉的手，就往下爬，被一个满身是血的尸体绊倒。我站起来再跑，看到一条腿就挂在左旗营房的电线上。从此，学生们都吓破了胆。 不久后，有一天，天色阴森，不知道是哪一个大官莅临，全体学生集中广场，听候训话。训话还没有开始，大官还没露面，警报已发出凄厉的长号，声音令人发抖。全体同学竟然一哄而散，跑上街头，跑向田野。队长的吆喝怒骂，甚至恐吓要把我们枪毙，都阻挡不住。我和几个人一直跑到一个矮堤的旁边趴下来，我害怕得不得了，我害怕死，其实我真正害怕的是残废。这个时候，我最大的希望是有一个钢盔。我对我的害怕不觉得惭愧，但我对于自己像大家一般地四下逃命，却非常惭愧，责备自己不配做一个革命军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珞珈歌声 六个月在警报声中结束，大部分同学被派到部队当政工官员，而我则和少数同学被送去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训练班考试。 三民主义青年团是蒋中正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国民党内建立的私人小组织，它有一个和国民党同等庞大的系统。中央设中央团部，省设支团部，专员区设区团部，县设分团部。工作人员训练班（人们称它为“青干班”）设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受训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但却是陪伴我终生的一段时光。“青干班”一共有四个中队，三四百人，大家都那么年轻，我尤其年轻，才十九岁。而有些同学已经将近三十岁了，又有相当的社会经验和地位，看我不过是个顽童。在那种自认受领袖宠爱、受国家重视、身负救亡图存重责大任的雄心勃勃气氛里，豪气万丈，认为乾坤就在我们手里，可以扭转。最使大家感动的，是蒋中正几乎每隔几天都要来作一次训话，使我感觉到和最高领袖是那么样的接近。 在“战干团”的时候，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一个来自乡下才十九岁的青年，简直弄不明白自己的位置——在一夕之间，长官告诉我： “你是英明领袖的子弟兵！” 我是既兴奋又惊讶，不敢相信会有这么大的荣耀。我下定决心效忠领袖，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从我当仪队的那时候起，就单方面这样赤胆忠心，假如这时有人行刺蒋中正，我会用我的血肉之躯，保护领袖，跳起来挡住子弹，或趴在即将爆炸的炸弹上。 武汉大学建筑在珞珈山半山腰，是我见到过的最美丽的大学之一。校园的一侧是一望无际的东湖，我和一批同学几乎每天都去游泳，我的游泳技术突飞猛进，脱离了狗爬式，学会了自由式、蛙式、仰游，而且学会了跳水。有时大雨倾盆，雷声隆隆，还有耀眼的闪电，整个东湖被笼罩在雨网之中，湖边的游泳池上，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那里反复地跳水。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危险，所以没有惧怕。在那段日子里，“青干班”的训练非常松懈，我永远记得那时学会的一首歌，李叔同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首歌。今天，五十年后，我仍然会唱。每当歌声响起时，我就回到那一去不返的青春年龄，三四百位年轻小伙子，在武汉大学的体育场上，席地而坐，由那些年轻的女同学领导着教唱，草绿色的裙子，随风飘荡。其中有一位女生，名叫钱纯，不过二十二三岁年纪，她唱得那么好，而她主持小组会议时，那么有条有理。她好像是南方人，那么漂亮，那么大方，我简直把她当成天人，不要说跟她讲一句话，连走近她都不敢。可惜后来，她被派到二百师，在衡阳火车站被日本飞机炸死。 就在训练快结束的时候，日军接近武汉，“青干班”同学被送上火车，向南方开拔。记不得是哪一天，我们坐在敞篷的车厢里，毫无忧虑地歌唱欢笑。走到汀泗桥（那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最激烈的战场），突然之间，大家一起发出恐怖的尖叫，一架日本军用侦察机，飞得那么低，两个巨大的日本国旗的太阳标志，在我们头上擦过，呼啸着一掠而去。火车立刻停下来，队长叫大家四处疏散。我们立刻躲进北伐时北洋军阀留下来的战壕，那里乱草密布，几乎看不到太阳。而就在这时候，日本的两架战斗机，开始扫射，大家趴在战壕的角落，连呼吸都不敢，惟恐飞机上的日本驾驶员听见。低空扫射和高空轰炸那种恐怖是不同的，有一种无处可逃的感觉。奇怪的是，将近二十几分钟的密集扫射，竟没有一个同学受伤。可是当我们想再坐火车的时候，发现火车头已被炸烂，于是我们全体只好一起徒步前往长沙。我一直认为蒸汽式的火车头，像家里烧水用的铁锅一样，里面装的全是滚烫的水；想不到日本炸弹解开了这个谜，原来里边装的全是我所无法了解、像人小肠一样弯弯曲曲的钢管，不禁大为怀疑，水都到哪里去了？ 到长沙后，被安顿在一家空荡荡的民宅住下。虽然公家还供给伙食，但是，一个最大的困难，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克服，这时更为严重的，就是我一直穷得一文不名。如果出去游玩，没有赶上吃饭，就必须饿到下一顿。尤其是九月以后，天气渐冷，我穿的还是单薄的短裤军装，已经不能抵抗寒意，每一天坐在寝室地板上，双手抱膝，一言不发。一位名叫赵蓉的女同学，年龄和我差不多，那一天，她忽然拿了一件黑色的上衣（好像是男女不分的学生上衣），悄悄走到我跟前，把它塞到我手中，微笑着说： “穿上吧！” 我那时是一个还没有开化的北方野孩子，现在已经忘记对她说“谢”了没有，我只是立刻穿上，感到一股温暖，但我没有胆量再去找她讲第二句话，可是对她终生不忘。和赵蓉感情最好的另一位女同学，名叫周伦，她以舞剑受到大家的注目。我到了台湾后，她也到了台湾，和一位军官结婚，住在台北县五股乡。我曾经到她家里看她，问她赵蓉的消息。赵蓉在大陆没有出来，周伦也不知道她的下落。等我重回大陆，仍怀念这段往事，可是，人海茫茫，不知道向谁问起。 我在长沙住了不到一个月，发现气氛越来越紧，家家户户都关门闭窗。我们这一批年轻学生每天逛长沙市中心名胜天心阁，天心阁下有一个动物园，游人也越来越少，动物开始挨饿，不断发出凄凉的哀号，已经没有人喂它们了。第二天，同学们忽然发现，有些大厦的柱子上，出现耀眼、斗大的日文标语，我们虽然不认识日本字，但是知道不是汉奸干的，而是中国人向日本军人所作的心战宣传。这是一个不祥之兆，长沙显然要放弃了。就在那一天的黄昏，一辆吉普车把我、范功勤、李淼和刘尘四位同学，载到一栋房子里，中央团部临时办公室就设在那里，当时已凌乱不堪。组织处长康泽先生最亲信的秘书汤如炎先生，派我当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豫北分团主任，其他三人都是干事。每个人又发了一笔钱，命我们立刻动身，从长沙南下，然后绕道回到已经被日本占领的豫北地区，展开工作。有趣的是，三十年后的一九六○年代，汤如炎在台北当立法委员，和另两位廖姓、王姓立法委员，竭力反对节育，竟主张把支持节育的我阉掉。我则在杂文中称他们为“廖王汤”，以与专治妇科的“中将汤”媲美。 到今天都不知道选中我当主任是什么原因，另三位同学年龄都比我大，不过从此我就成了国民党干部。多少年后追思，这么潦草轻率地派遣，事实上并没有把我们当成什么干部，只是临时搭配，既没有教给我们求生的本领，也没有教给我们任何组织宣传的训练，就把我们送到日本占领军地区，像驱逐一群羔羊到狼群里一样，任凭我们自生自灭。 当时的战场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国民政府为了阻挡长驱南下的日军，炸毁黄河堤岸，一个人工的黄河决口，造成空前悲剧。就在郑州与开封之间的花园口，堤防破裂，几十层楼高的水势，奔腾而下，二十公里以外，都会听到吼声。洪水像千万条翻腾滚动的恐龙，沿着低洼地区，直奔东南方两百公里外的淮河。乡民被吼声从梦中惊起，大水已当头灌入，吞没一个村庄像吞没一个蚁穴一样，无数中国人（没有人知道确实人数）被自己政府一个轻率的决策埋葬，开封城本来在黄河之南，竟一下子到了黄河以北（抗战胜利后，黄河再度改道，开封才再回到黄河以南）。我们四个人一行，贸然登程出发。当我们徒步离开长沙，沿着铁路南下时，看到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正沿着铁路北上。到了易家湾，忽然间背后红光冲天，那是历史上有名的长沙大火。可是，等到长沙变成一片焦土之后，日军距长沙至少还有二十公里。我们绕道新化、益阳、沙市、襄樊、南阳到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的洛阳。就在洛阳，我们脱下军服，换上便衣，四个人分别先行潜回各人的家乡，约定一个月后，再到当时惟一尚在国民党军手中的林县集合。 辗转跋涉，我回到自从被百泉初中开除便再也没有回去过的辉县，投奔常村五叔郭学慈。这里虽然是日军的占领区，但日军仅只集中驻扎县城，中国庞大得像一个大海，日本军事力量无法彻底控制，只靠一些愿意当走狗的汉奸——皇协军——维持治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结婚与父丧 我突然归来，使五叔和两位堂兄、堂嫂，大为欢喜和惊奇。他们第一天就告诉我，父亲曾经依据传统礼俗，在若干年前，为我定下亲事。她是县城南关的女孩，名叫艾绍荷，比我大三岁。我从来不知道有这门亲事，也从来没有人——包括父亲——告诉过我。最初我有一种被侮辱的心情，提出反对，可是，整个家族（从二叔到九叔）坚决支持父亲的立场。惟一的姐姐也从她寡居的婆家山屯村，带着孤女赶到常村，哭哭啼啼地规劝，认为郭家是一个大家族，不能够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退婚行为——因为被退婚的女人被人嘲笑，一辈子都嫁不出去。我要求先到开封探望父亲，再到林县跟同学们会合，然后再回来结婚。大家仍然反对，姐姐尤其坚决。一般人认为我是一个非常坚强、顽固、永不顺服的人，实际上，有时候，我却不是这样的性格。我这一生有太多的时候，都是放弃坚持己见，接受别人的支配，这一次的婚姻，就是一个例证。我一直惭愧这次对礼教的顺从，假设人生能够重来一遍的话，我绝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有几回，我冲动得想趁半夜逃走，但因为抵不住姐姐的眼泪，没有逃成。于是在十九岁那一年，我结婚了，这是我第一次的婚姻，这次婚姻带给我终身歉疚，绍荷有旧式女子所有的美德，如果我能安于种田生活，我们会白头偕老。 但是，父亲在开封病危，我仓促赶到开封，看到的却只是一具棺木。父亲，这个乡下出生的知识分子，身跨两个王朝（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不能够抗拒当时官场文化的主流（鸦片和海洛因），终于家破人亡。他去世时五十七岁，因什么病致死，没有人告诉我。父亲以一个农家子弟，闯入复杂的城市世界，时间一久就被腐化，仍不得不被淘汰出局，潦倒以终，把儿女们留给一个吸毒的妻子——那比留到虎口还可怕，虎还不食子。他临危时没有一句话嘱咐儿女，继母说，爸爸在死前只叫了一声“大爷”。“大爷”，是辉县本地人对父亲的称呼。就在棺木旁边，继母用香烟盒里的锡箔纸吸食海洛因。日本人在占领区内，执行毒化政策，所以中国人吸毒是公开而合法的。我暗中盘算，一块钱银元的代价，不过只能化作一缕青烟，那个消耗量，像恶魔的无底深洞，任何人都填不满。在把父亲灵柩运回辉县祖坟安葬前，继母特别为父亲举行一项点主大典，这是我又一次硬碰硬地向儒家的传统礼教屈服。 五十年后，直到一九九○年代，我才发现：中国人并不信神，而只信鬼。这项发现就是在一九三○年代这次点主大典上播下的种子。因为在中国社会，我从没有看到任何一项祭神大典这样的隆重，也从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比祖先更伟大、更尊严、更有权威的神。 点主大典是儒家学派如山如海的丧礼中，一个小得微不足道的仪式，但已使我兴起无法遏止的愤怒。“点主”是这样的，丧家用木板制成一个牌位，牌位上用毛笔写一行字，大概是“郭学忠之灵位”之类的文字。在“郭”字上端用毛笔写一个“王”字，而请一位地方上有名声、有势力的绅士当点主官。请点主官并不容易，往往要送一笔可观的聘礼。于是我这个长子，就被搞得头昏脑胀。仅只跪的次数和跪的诡异，就万世不得其解。大概是这样的： 司仪官喊：“跪！” 我就跪下。 司仪官喊：“起！” 我就站起来。 司仪官又喊：“跪！” 我再跪下。 司仪官再喊：“一叩首！” 我就向灵柩叩一个头。 司仪官又叫：“起！” 我又站起来。 司仪官又叫：“跪！” 我再跪下。 司仪官又叫：“起！” 我又站起来。 司仪官又喊：“跪！” 我又跪下。 司仪官叫“二叩首！” 我就叩头。 司仪官叫：“三叩首！” 我就再叩头。 司仪官叫：“起！” 我再起来。 司仪官又叫：“跪！” 我再跪。 司仪官又叫：“起！” 我又起来。 司仪官又叫：“跪！” 我再跪下。 司仪官再叫：“一叩首！” 我就叩一个头。 司仪官再叫：“二叩首！” 我再叩第二个头。 司仪官再叫：“三叩首！” 我再叩第三个头。 这时候，我已浑身是汗，简直站不稳了。三叩首之后，总应该结束了吧！哪知道这才是第一拨跪起循环的开始。 司仪官接着又喊：“起！” 我站起来。 司仪官又叫：“跪！” 我又跪下。 我除了跪跪起起外，无法阻止礼仪之邦这项传统的古老礼仪，对父亲的哀痛和尊敬，使我对这项礼仪不敢有任何的反抗，只敢暗自在那里置疑，而且这疑窦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跪”、“起”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终于进入点主的，点主官穿着长袍马褂，手拿一支新购买的毛笔，在盘子中沾满了猩红的朱砂，往牌位上“王”字上面，点上一点，成为一个“主”字。乐声与鞭炮声同时大作，拥挤不堪的“吊者”，也就跟着十分“大悦”。 点主大典不过是一个烦恼的焦点，使我惊恐的还是继母。她不会忘记我殴打她的羞辱，从我到开封，直到祭典那一天，我常在她脸上看到微微翘起的左唇角。这时，父亲的一位好友于香圃先生救了我。于伯父是东北人，很多年前入关，一直追随我父亲做事。日军占领开封后，以东北人（也就是“满洲国”ˇ人）为主的占领军特务机关，也在开封建立。人不亲地亲，经过东北同乡的介绍，他也进了那个单位，而且因住开封太久，得地利人和之便，官位很高。就在点主大典的前两天，于伯父头戴日军瓜皮帽，脚穿长筒马靴，腰挂东洋刀，带着两个同样装束但从态度上可看出是比他的地位低的军官，大踏脚步，走到灵堂。他从口袋掏出一封信，双手捧着，放在父亲棺材前的供桌上，脱下军帽，深深一鞠躬，手扶军刀，大声喝道： “大哥，小狮子（我的乳名）是你前妻惟一的儿子，今天竟然有人陷害，揭发他是中央探马，要不是落在小弟之手，小狮子今天无命可逃。大哥！你对我恩重如山，有小弟就有小狮子，不许有人害他一根毫毛。这封信是谁写的，大嫂？”他横眉怒目地转向继母，“是不是你写的？” 继母惊恐地回答： “我不识字，怎么能写信？” 于伯父转向我： “从今天开始，你晚上住在我家，日本人那里有我担当。” 突然间，他拍着我的肩膀，流下眼泪，说： “小狮子，你的命真苦！” 于伯父在大家尊敬、震惊的眼光中，大踏步跨出大门，我一直送他到十字路口。 “你快点离开开封，”于伯父叮咛我说，“灵柩后天就启程，我会派人送你到黄河沿。” 点主大典后的第三天，我护送父亲的灵柩，匆匆上路，返回祖籍辉县。于伯父亲自送出城门，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后 来，我在书上常看到有人引用一句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每一次，只要看到这十个字，我就想到于伯父。而且，再想到六年之后，抗战胜利，于伯父的下场，深深感到锥心悲痛，此生已无以为报。 父亲的灵柩放在两辆前后相连、人力挽动的架子车上，穿过干涸而满是细沙的黄河故道，再穿过京广铁路，历时三天两夜，终于运到祖坟。继母则跟其他弟妹，另坐火车回乡。就在父亲的棺柩冉冉垂下墓穴的时候，我才感到父亲真的是死了，永远不再回来。而自己是那么样的孤单，于是跪下来，用头撞地，放声大哭，呼唤： “爸爸！” 这一声“爸爸”，突破了儒家礼教给我的另一种禁忌。原来家中长辈一直警告我，当哭父的时候，不可以哭出声音，这是礼教上对一个君子人物最低的要求：只能唤“爹”，不可以叫“爸爸”，因为“爸爸”是洋式称呼，违背传统，正在幽冥路上前进的父亲幽魂，将听不到你的声音。我被吓坏了，不愿父亲一个人寂寞地走向幽冥，于是乎我声声哭“爹”，问题是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叫过一声“爹”，“爹”这个字引不起我一点父子亲情。 直到我忽然叫了一声“爸爸”，使我回复到真实的位置，于是，大雨倾盆般的伤心泪水，使我匍匐在墓穴旁，拦住父亲的棺木，不准放下。全族人从没有见过一个成年男子这么哭父母的，认为我显然违反了礼教。 安葬父亲之后的第二天早上，一个东北口音的男子，进门拜访，把我拉到一旁，低声说： “你快点逃走，于伯父挡不住，你妈不断在告，而且今天就走，一分钟也不要停。” 那人留下一叠储备券，仓促告辞，连一杯茶也不肯喝，而且不肯讲他的姓名和他的去处。我仓皇进屋和绍荷道别，她一面为我整理包袱，一面哭泣，我又一次尝到生离死别，于是离开了辉县，一离开就是四十年。四十年后，重返家园，绍荷早已再嫁，而且不久逝世。重拜父坟，往事历历。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荒山逃亡 我连夜北上，进入被称为“盘上”的山区，两天后赶到林县河涧镇，和范功勤、李淼、刘尘会合，加速成立早就应该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豫北二十五县，这时只有林县仍由新五军据守，西边是太行山，那是的大本营，北面则是游击队。我找到一家民宅，挂起招牌，布置起了办公室。我们的顶头上司远在万里外的天边——重庆，我们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只是在珞珈山诗情画意地度过了一个美丽的夏令营生活。除了愿为领袖而死以外，不知道要做什么，而我们的年龄如此之轻，我不过二十岁，其他人不过二十二三岁，现在却把组织训练青年、对抗日本和的沉重任务，交在我们手上。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办，中央团部也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去办，只是把一些油印的文件，千辛万苦地颁发下来。可怜我们这群年轻人，连公文都不会写，我们不过是被牺牲的棋子，中央团部潦草塞责、随随便便地派遣，表示又成立了一个分团，如此而已。 要想混日子也不容易，那是瞬息之间千变万化的邻近沦陷区的地区，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果然，一天下午，河涧镇上的军队突然增加，马嘶声、人叫声，显出气氛有异寻常。一个消息说： “八路军已攻下林县县城。” 黄昏以后，国民党军开始向东撤退，林县距河涧大概十五公里，我们一行四人仓促地捡起行李，随着零零星星的残兵败将，也向东撤退，没有目标，不明情况，没有一个有关系的人可以探听消息，只知道随着大众，一步一步，摸索前进。 不久，我们就进入另外一个山区，天上没有月亮（有月亮的话，也是被乌云遮住），万山丛中也没有灯火，也没有狗。山径是那样的狭窄而崎岖，有时候，旁边就是悬崖，栽下去就不可避免地粉身碎骨。大概午夜过后，我们走到一块狭小的梯田，在上面疲倦不堪地睡去。第二天继续逃亡，饥饿干渴交集，站在山头，看到前面山麓有一个村落，而且听到鸡鸣，我们兴奋地顺着山径而下，结果，近在眼前的村落，足足走了十四个小时，天黑了以后才狼狈地走到。村头有一个农家，他们的全部财产只有一只鸡，但是他们不肯卖，多少钱都不肯卖，最后才勉强用高价卖给我们四个窝窝头。窝窝头有拳头那么大，我饥火中烧，抓过来，张开大口，一下子几乎咬掉一半，正要咀嚼的时候，只听见一种微小的奇异响声，口中忽然间塞满了细沙，一粒一粒的细沙，像当时跳远坑里用的那种细沙，过度用力的牙齿，使细沙发出怪响。我大叫一声，喷了出来，那不是真正的细沙，而是窝窝头被咬碎了的颗粒，无论是味道和硬度，都和真沙没有分别。其他三个人没敢张口，而干瘪的山民夫妇被我的动作吓住了。我最初是愤怒，大叫一声： “这怎么能吃？这不是人吃的！” 刹那间，我万分羞愧，为自己这种身不由主的反射动作羞愧。“那不是人吃的”，难道山民夫妇不是人吗？我这一生做了很多冒犯别人尊严的事，这是其中之一。多少年之后，读到元曲赵五娘的悲惨歌声：“这糠哦，与米一处飞！”我那一次吃的，就是使赵五娘流下眼泪的糠。北方农家穷苦，连黍米（小米）的壳都不敢抛弃，碾成粉末后，就叫做糠，蒸成中空的馒头模样，就叫窝窝头。我幼年虽然吃尽了苦，也仅是没有肉吃、没有白面吃而已，在这次逃亡途中，才第一次吃到绝对难以下咽的糠，这件事情使我终生难忘。 中国人竟这么彻底贫穷！我开始怀疑：中华民族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农民还在吃糠？ 我们一直逃到一个不知名的村落，忽然间遇到流亡的安阳县政府，才知道我们已经离开了林县，进入安阳县境。就在安阳县政府，见到主任秘书韩彬如先生。他拿出中央团部的电报，要他接管豫北分团，并命我们四个人前往洛阳报到。这又是一个突变，但也使我们如释重负，因为我们自知年纪太轻了，不足以担负这项重任。 就在这不知名的安阳县万山丛中，我们一行四人，摸向洛阳。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大隧道惨案 到洛阳后，我被派到偃师县分团当干事。“主任”的官衔没有了，对有些人而言，这或许是一个打击，但我在官场上有迟钝的一面，对于这项贬职，无动于衷，真的认为，一个革命青年不应该计较任何名分。不过，不久我从内心里开始改变，这改变虽不能使我重视官位，但却发现上进的重要，人生最大、最新的诱惑，在引导着我踉跄迈步。 那时候，战时陪都重庆，有一个中央训练团。这是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基地，分别从全国各地选拔党、政、军优秀干部，到重庆参加有时是一个月、有时是三个月的中央训练团，使他们能和中央高级官员亲近，产生一种敬畏的向心力。我不久就被保送受训，坐火车到宝鸡（就是秦穆公发现神鸡的地方），在宝鸡转乘四天路程的长途汽车，到达重庆。 重庆这个战时首都，街道像旧金山一样，高高低低，一年之中，约有六个月的漫长时间大雾迷漫，对健康非常不利。可是，抗战初期，用雷达投掷炸弹的设备还没有发明，全靠飞行员的目击，所以雾季反而成了这个山城的保护网，至少六个月内，不会发生空袭。而另外六个月的晴朗天气，则是“跑警报”季节。家家户户都有一个防空袋，里面装着一天的民生必需用品，机关职员甚至于还带着必须处理的公文。每天早上都先仰望山头挂的警报风球：当出现一个球时，表示日本飞机已从武汉机场起飞；当出现两个球时，表示日机已进入四川省境；当出现三个球时，表示日机已接近重庆，或已在重庆上空。往往，太阳还没有出山，一个球已经升起，空袭警报发出像受伤的野狼一样的哀号，然后，全城的人都逃出家门，奔向附近的防空洞。重庆建筑在山脊两侧，所以防空洞既普遍又坚硬，从来没有发生被炸塌的事情。 可是，就在我去的那年六月，碰上大隧道惨案。大隧道是指重庆山脊惟一的一条防空洞，几乎是把山掏空，从西方的入口到东方的出口，长度大约有好几公里，每隔一段距离，开一个洞门，供民众进出。惨案发生的那天，日本飞机从上午即行轰炸，全城在隆隆巨响之下发抖。那时候的中国，已经没有防空的能力，日军有时候只保持一架轰炸机或战斗机在上空盘旋，就足以使山城变成死城。大隧道中既潮湿，空气又不流通，避难的人又拥挤不堪，空气不足，每一个洞口都放下栅栏，加上铁锁，防止市民在空袭期间到街上乱跑，引起日机的投弹和扫射。到了下午时分，隧道里的男女发出呼号，要求出来。可是，把守洞口的士兵没有一个人动心。等到晚上，日机离去时，已经没有几个人能活着出来了。这是中国防空史上最大的一个耻辱，事后好像只把卫戍司令刘峙免职。刘峙是国民政府中有名的饭桶将军，他除了拍马逢迎外，什么都不会。惨案虽然使他去职，但依照传统官场文化，他不久就另有新职，而且是升了官。 最感荣耀的一件事，是和蒋中正躲在同一个防空洞。那次空袭，发生在上午十时，中央训练团在重庆浮图关下，警报响起时，我们被带进一个庞大无比的半隧道之中，三面都是天然岩石，侧面开向山谷，面积足有几十个足球场那么大。当我们在所携带的小凳子上坐定以后，看到蒋中正在护卫之下走进来，洞的深处摆了张大桌子，桌子旁有一张藤椅，他就在那藤椅上坐下，卫士们四周站立。不久，轰炸开始，大家可以听到远远的重庆市区的爆炸声。我仔细地观察领袖，发现他镇定如恒。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如果这次把他炸死，历史上不知道怎么样描述这一幕，又怎么描述我们这些陪死的无名小卒。 中央训练团使学员产生向心力，蒋中正把他的照片送给每一个学员，而且亲自一一点名。送给学员的照片，确实使人动容，最高领袖权势大到没有极限的时代，家里如果挂一张蒋中正签名盖章的照片（当然是别人代签代盖），不但是一种光荣，也多少有一点保护作用，使一些小头小脸的牛鬼蛇神有所顾忌。至于点名，那就跟普通军队里、学校里的点名一样，蒋中正拿着十行纸写出的名册，然后一一呼叫： “张三同志！” “李四同志！” 张三、李四就立正，举起右手，高声答应： “有！” 然后，蒋中正就往张三、李四脸上、身上，打量一两秒钟，在名册上用红笔点上一点，或打一个勾。那些来自低层的干部，没有比这时候跟英明领袖更亲近了。这种点名方法比赠送照片，更能使人产生预期的效果。有一次，一个在陕西工作的同学，在吃饭的时候还在喜不自胜地呢喃着说： “点名之后，领袖对我有了印象。” 突然之间，我反应说： “放心吧，领袖对你不会有印象，点名是叫你对领袖有印象。” 一句话说完，全桌同学都呆住了。有的人急忙把筷子放下，好像大祸就要临头，我也察觉到自己的失言。这时候，同桌上一位官阶上校的分队长，用筷子做个手势，叫大家继续吃饭。然后，他莞尔一笑，对我说： “你的嘴太快了，已快到足以断送自己的地步。” 我只是想一语点破那位同学的冥顽，全没有想到它的危险性。我赶紧低下头，以这位分队长的话作为勉励，立志不再多嘴。可惜，我是一个没有福气的人，个性使我不吐不快。后来，遇事不但仍然说出来，更糟糕的是，甚至还用笔写出来。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开始用假证件 在重庆一个月期间，思想发生急剧变化，使我回忆到长沙大火之夜，在我之前，有一个年纪比我大将近十岁的同学，他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当中央团部秘书汤如炎询问他愿不愿意到沦陷区工作时，他坚决表示希望留在中央团部工作，我暗中讥笑他是一个懦夫和老奸巨猾。这次，我到了中央，才发现世界之大，不是我这个地方性的小干部所可以想象的。那位自请留在中央团部工作的同学，因为有好的资历，已经当了组织处一个组的副组长，手握全国工作干部的升迁调补，趾高气扬，已没有一点同学的情谊。而其他珞珈山的同学中，也有六七位被中央团部保送到复旦大学（重庆）、四川大学（成都）、武汉大学（乐山）。他们一个个神采奕奕，一旦大学毕业，就跟一九八年代一旦取得博士学位一样，前途似锦。而我不过是一个高中二年级肄业的地方性土包子小干部，我发现当初长官们勉励我们献身革命、不必继续读书的训话（因为革命就是大学），是一种欺诈。这使我改变志向，一定要上大学，即令是上一天大学，只要履历表上学历栏可以写上“大学肄业”，也比“高中肄业”体面。 在离开重庆前的那几天，我疯狂地寻觅上大学的路径，终于发现根本不可能，因为我没有高中毕业或高中二年级肄业期满的证件，而且，即使有，中央团部也不可能无缘无故保送千里外的一个低级地方干部。 我绝望地回到偃师，觉得眼前一片漆黑。我不甘心这样被低学历所吞没，所以继续不断地解决我的困难，决定参加明年“西北区大专院校联合招考”。于是，我重新收拾起我那残破不堪的功课，故技重施，再演习一遍几何，再背一篇英文作文。我刻苦到连晚上睡觉，都不停地自言自语。其次，我要找一个假证件报名。一个朋友把我辗转介绍到洛阳城南五公里一个村子里的另一位朋友，说他可以给我一张证件，只要花五块钱银元就可以了。我千难万难地凑了五块银元，到了月底取件的那一天，拿着银元徒步前往，一路上心跳不断加速，这是决定我一生前途的一张纸。我不知道是哪个学校，也不知道能不能买到手，万一对方没有呢？那我怎么办？我从来没有这样焦虑过。原野上行人很少，小径旁边就有一座小小的土地神庙，我站在庙前，用最虔敬的心情祈祷： “请你保佑，给我一张证件吧！” 我买到的证件是一张甘肃省立天水中学二年级肄业期满证书。甘肃在哪里？天水在哪里？都远在西疆天边。已经管不了那么多，我就用这个证件，参加西北区大专联考。 考过之后，静等着放榜，这是人生最难度的一刻。我坐卧不安，吃不下饭，而且一想到不被录取后的日子，就一阵阵地晕眩。 就在发榜的前一天，信步走到一个市场，看见一间小屋里有一位算命先生，我不安地走进去，问说： “先生，考学校的事可以问吗？” 那位盲卜师声如洪钟地说： “可以。” 我交过钱，摇过六爻课。盲卜师根据我正面（字）、反面（闷）的口述，仔细推敲，然后说： “考什么学校？” “我参加西北区大专联考，不知道能不能考取。” “可以考取，”盲卜师用扇子敲着桌面说，“不过，很靠后了！” 我狂喜地跳起来，又回头问一声： “你的卦准吗？” “当然准！”盲卜师严肃地说，“不准，砸我的摊子。” 盲卜师的自信，也感染到了我。可是，出门走了几步，又恢复了茫然。算卦到底是算卦，万一考不取，砸了摊子又有什么用？我又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第二天，我前去看榜，发现我被分发到省立甘肃学院（若干年后改为国立兰州大学）法律系。我当然高兴，但也若有所失，再想不到盲卜师的“很靠后面”指的是学校名次，不是指个人名次。西北共有九个院校——国立西北大学、国立河南大学、国立西北农学院……而甘肃学院是所有院校中最末尾的一个。兰州在西部一千多公里以外，那时候还没有铁路可通，坐长途汽车要整整四天。但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决定抛弃一切，西奔前程。 我到了甘肃学院，就在办理注册登记时，注册组一位组员翻看我的文件，露出很深的困惑神色，问我说： “你在天水中学念过书吗？” “念过！”但我心跳起来。 “民国二十八年有二年级吗？”他沉吟说。 “有。”我开始浑身发毛。 那组员继续沉吟说： “我是天水中学毕业的学生，仿佛那一年还没有二年级。” “有。”我舌头都硬了。 “好吧！等我查查看。” 很明显地，假证件已露出破绽。我把行李提到宿舍，坐在那里发怔。这挫折是我不能克服的，只有被开除的份。但同时我也在安慰自己，那事最快也要到一年以后才能查出来，一年时间，又该有多少的变化？我为读书受了很多折磨，开封高中的往事，又重现面前，我无心听课，也无心游玩，日坐愁城。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开除 第二年夏天，同学们纷纷离开，各返家乡。我假证件被拆穿的时间，一天一天地逼近。有一天在街上闲荡，忽然遇到几位百泉初中的同学：袁凤鸣、朱好仁、尚均（就是揍我一拳的家伙），他们这时候都在辎重兵团当驾驶兵。袁凤鸣高高在上当连长，他们每人开一辆大卡车，好不威风。他们运送新兵到新疆，归途再到玉门油矿运汽油回来，要我一块兜风。我连宿舍都没有回就跟他们出发了，我希望深入新疆，永远不再回来，永远不再受证件的压迫。 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河西走廊，这里在唐王朝时还是一个黄金地带，宋王朝以后，却一直残破到今天。“大西北！建设大西北！”多么伟大的号召，可是这个西北却一片贫穷。在山丹县一带，我发现中国最贫穷的地方，比河南省安阳县山区吃糠的山民更要贫穷。白天时候，全家人（包括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几乎赤身地蹲在土炕上，身上披着已变成黑漆漆、毛全部打结的老羊皮，全家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回来后折叠好放在床头。这就是世界上五大强国之一的中国的农民生活。有些司机看到这种情形，大笑大叫。我心中感到的却是绞痛和无限羞愧。 我最后没有去成新疆，因为新兵到了酒泉就另外有车运送，辎重兵团的车队直接前往玉门油矿去装载汽油。我当然随着前往，目睹到当时中国惟一的油矿。我不能用科学术语介绍这个油矿，我是一个科学白痴。似乎是公元前八世纪时候，在那万座荒山之中，有一座老君庙（祭祀太上老君，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李耳先生），老君庙背后有一个小小的水潭，比一口井大不了多少，水色乌黑，水质黏得像稀稀的糨糊。居民们常跋涉几十里路之遥，带一桶回去，家有病人或晚上孩子拉屎时，就用破布沾一点桶中的潭水，用“取灯”（穷苦人家用的土制火柴）把它点燃，火光可以持续半个小时以上，当地人视为神明。 这个水潭中的“水”就是冒出地面的原油，水潭就在玉门县西南二十公里的万山丛中。原油随时都会从地面渗透出来，中国人忙于做官和内战，没有人理会这个天然资源。直到抗战前不久，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才成立玉门油矿局，正式开采。在轻轻一动原油就大量流出的情况下，油矿局没有那么多炼油设备，只好把它们输导到山谷，两头堵住，经过一两个月，原油就蒸发得所剩无几了。 不过，我不久就不为国家大量损失原油忧心，而为自己忧心了。油矿里连一个饭铺都没有，只好靠从新疆进口的青色葡萄干度日，结果大量呕吐酸水，饿得奄奄一息。等到随车队回到兰州，一走进校门，就被一个同学抓住，附在我耳朵上悄悄说： “你被开除了！” 该来的终于来了，是那个天水中学假证件害了我。 “学校可能已通知了警察局，”那位同学说，“你要小心！” 我溜进学校，回到寝室。甘肃学院位于清王朝贡院旧址，每一个学生都有一间宿舍，所以我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悄地背起行李，溜出大门。千辛万苦远奔边陲，读大学的梦，就这样破灭。大学，你的大门怎这么难进！我庆幸有这一趟玉门之行，得以悄悄地脱身，否则的话，可能会被叫到教务处，指控伪造文书。我找一个小客栈住下，躺在床上，仰望着天花板，不明白洛阳南庄那位朋友，为什么卖给我一个这么容易辨识的假证件。我想哭，但哭不出来，一生中有很多次这样的遭遇，想哭一场的时候却没有眼泪。 感谢苍天，正当我想要投奔辎重兵车队去当司机的时候（这是当时惟一的一条活路，不然我会饿死兰州），忽然想起来，我在飞机场检查站有位相识不久的朋友，于是我去找他，哭丧着脸问他能不能给我一个工作。他盘问详情，然后忽然说： “你拿我批的单子去买飞机票，我送你到重庆。” 这句话，我听了两遍之后，才相信不是拿我开心。抗战时期，飞机的班次和座位都有限，能不能搭上飞机，全看机场安全人员能不能批准搭机申请。所以，一个没有人事关系的官员，即使你是部长，候机十天半月也是非常平常的事，而我一个穷学生，居然可以顺利地买票飞到重庆，简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不可思议的事。我就把准备应变的钱，买了一张机票，直到上了飞机，我才相信这是真的。 这位朋友，名叫张辛伍，江西人。十年之后，国民党军完全崩溃，我在上海遇到了落魄的他，请他随我一同上登陆艇，一起到了台湾。 我飞到重庆，举目无亲，在中央团部做事的“青干班”同学，又都陌生，无人可以投奔，就在两路口上清寺一带徘徊又徘徊。两路口有一个中央团部消费合作社，就在合作社门前，遇到了正下班出门的女职员崔秀英。她听我问路的口音，晓得是她同乡，就把我带进合作社，介绍给她那些同事，住了一晚。第二天，我坐驿马车到沙坪坝，找到百泉初中同学买枢运（买，是一个奇怪的姓，他信回教，可能是阿拉伯人的后裔），那时他就读中央大学地质系。在百泉初中读书时，我因买枢运的功课太好而揍过他，但并不能把他的功课揍坏。现在，买枢运上了中央大学，我却是一个被开除的流浪汉。 那时候，中央大学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大都市的考生，真可称之为满山满谷，买枢运就把我安置在一间破教室里，睡在一块黑板上。教室里另外还挤着五六个本省同学，全都说四川话，我似懂非懂。 在甘肃学院时，我就跟迁到河南省内乡县的母校——开封高中——当初允许我不拿证件就投考的王伦青老师，取得联络。王老师天大的恩典，给我寄了一份开封高中二年级肄业期满证件（严格地说，这是一个伪造的真证件，因为我只在二年级读了几个月）。我本准备一旦天水中学案件爆发，就拿这个证件接替——这当然是个白痴的想法，可是，现在用得着了，我用同等学历报考中央大学。 如果我能考取中央大学，整个人生会完全改变，因为这次证件是真的。可是，我当然考不取，就凭我那两道几何和一篇英文作文，以及临时加工的生物学，竟想考取当时全国第一流的最高学府，简直连自己都笑出声音。不过我确实全力以赴。 考试那一天，几何没有问题，两道全答对了。英文作文题目是university，看了之后，心中凉成一团：什么是university？university是什么？我根本不认识这个字，猜都无法猜。那一次，我背了三篇英文，不知道用哪一篇才好，只好硬着头皮随便找一篇抄上。 考完后，遇到前来投考的也是百泉初中同学朱光弼，而下一节是生物，我问他： “你可知道孟德尔三定律？” “什么是孟德尔三定律？”朱光弼瞪大眼睛问。 “你连孟德尔定律都不知道，还考什么大学？” “混蛋，快教给我！” 就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我告诉朱光弼孟德尔三定律。结果下一节生物课考试时，果然出孟德尔三定律。朱光弼并不靠这孟德尔三定律而考取，但是，他稍后确实考取了当时全国最好的、设于昆明的西南联大，我却名落孙山。垂头丧气地搬出中央大学，大梦又醒了一个。我在这万般落寞中，和崔秀英发生了感情，仿效当时最流行的办法，我们在两路口租了一个房子同居。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再做假证件 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上大学的心，早已到了黄河，但我的心仍然不死，一面找工作，一面准备明年再参加西南各院校大专联考。人生有很多难以预料的际遇，神差鬼使，我的一个长辈在设于青木关的教育部战区学生招致委员会当主任委员，我去找他，他把我安置在设于重庆市两路口川东师范旧址的该会重庆登记处，当一名小职员。那一年，我已二十五岁，既看不到未来，也不敢回想过去。然而，一个机会像闪电一样地出现。 青木关距重庆大概五十公里，从四面八方沦陷区逃到重庆的流亡学生，早已筋疲力尽，所以招致委员会特地在川东师范旧址设立登记处，由岑文华先生当主任，另外有两个干事作为助理，我就是其中之一。沦陷区学生前来登记时要填具表格，写明他原来的学校、科系、年级等等。根据带来的证件，由登记处主任在调查表上签注意见，转报也设在青木关的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再分发到各大学继续就读。有时候，没有证件或证件不全的学生，由岑主任口试盘问后，略微可信，就在调查表上加签“考核属实”。有时候，岑主任不在，我就代他签注意见，而且签出自己的大名，教育部也不问究竟，一律分发。这样持续了几个月后，一个奇异的灵感突然进入我的脑海。我跳起来说： “我为什么不能够分发自己？” 不过，有一个难题，我不能用郭立邦的名字登记。这么一个小小的困难，竟困扰了我两三个月之久。最后，一个从南京逃出的学生前来登记，他是汪精卫政府中央大学政治系肄业三年期满的学生，具有全部的成绩单，货真价实的证件，我如获至宝。尤其，那个学生的名字几乎使我跳起来，他叫郭大同。我去照相馆把郭大同的证件翻照下来，再把原件改成郭衣洞（也只能改成郭衣洞，没有第二种改法），再拍下照片。先把郭大同照相的文件签注意见报上去，过了两三个月，估计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已经分发，然后请朋友用郭衣洞的名字填写一份登记表，再由我签注这样的考核： “经严格盘问考察，该生确系伪中央大学政治系三年级肄业期满学生，建议分发同级学校。郭立邦。” 至于照片，我签上“后补”，以后当然也没有补，这种例子太多，教育部从不追查。 寄往青木关教育部后，每天数着日子。普通情形下，不到两个月，学生本人就可以接到分发令，可是两个半月后，仍没有消息。于是，那一天，我向同事借了一套整齐的中山装，把钉有补钉的皮鞋（这是抗战时最常见的装束）擦得发亮，搭巴士前往青木关。我到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代表岑文华主任，前去查询沦陷区学生郭衣洞的分发事宜。高等教育司一位官员接见，对我的辛苦及负责精神，十分嘉许。查卷后，告诉我，郭衣洞已被分发到国立东北大学，要我回去安慰那位从南京流亡到重庆的可怜大学生，通知书日内即行寄出。 这真是一个叫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我喜孜孜地回到重庆。屈指计算，距我上次参加联考，已经一年了。这一年中，日本对重庆的大轰炸，已迹近停止，生活比较平静，尤其是我与崔秀英同居，又结交了很多朋友。那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前途辉煌，我感觉到比他们任何一位都好。我还不敢宣布我又成为大学生了，惟恐是一场空欢喜，但经旁敲侧击的打听，才发现，本设立在万里之外辽宁省沈阳市的东北大学，“九。一八”事变后（我那时候正读小学二年级），辗转迁移，现在设在四川省的三台县，在重庆北方三百公里，从重庆如果沿着涪江而上，可以抵达三台城下。不久，教育部的分发令寄到，我向岑主任辞职，说了一大堆谎言之后，岑主任脸上露出慈祥和关切的笑容，说： “你搞的鬼我全知道，快上学去吧！” 我身子忽然发抖。我这个无母的孤儿，到了后来，有人夸奖说我无所畏惧，其实不然，我最畏惧的是：加到我身上的恩惠或温暖。岑主任像父兄一样的恩情，使我永记。三十年后，我们在台北重逢，岑主任经营一家水泥公司。他那稍后结婚的夫人，在巴西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当主任秘书，那个时候前往巴西的移民，有很多都由我担保。 我这一生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励和帮助年轻人在国内或出国读书升学，一方面知道求学的艰难，一方面也是深受岑文华的感召。 崔秀英和朋友们送我在两路口搭巴士，前往三台。东北大学设在三台县文庙，我这时候第一次使用郭衣洞的名字，谨记着当初从郭定生改成郭立邦时，几乎忘记自己是谁的往事，一路上，就一直念着这个新名字，而且很懊恼把“同”字改成“洞”字，而没有改成“桐”字，可是已无法挽救了。东北大学是一个以收容东北流亡学生为主的大学，我到教务处报到时，教务长亲自向我问话，一面拿出我的照相证件，翻来覆去看。我开始流汗，害怕他提出问题，包括：“中央大学在南京什么地方？”“政治系主任是谁？”幸好，教务长没有问这些，但却问了另外一个致命问题，使我几乎立刻被驱出大门。教务长说： “你已经学了三年，日文怎么样？” 犹如五雷轰顶，我呆了一呆，小聪明救了命，我说： “我在南京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整天做地下工作，谁去学鬼日本话？” 教务长莞尔笑了笑，挥挥手叫我出去说： “快去宿舍报到吧！我们还要进行编级考试。” 我心里在唱歌，找到宿舍，大概等待了一个多星期，教育部分发的插班生，以及其他学校自动转来的插班生，大约有二十几人，在一间教室里，举行甄别考试。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着没有英文及算术的考试，胆量大了很多。虽然政治系一、二、三年级所有的功课，我都没有读过，我也不怕。我对“政治系”下了一个定义：那是一个识字不识字都可以读的系！而且，我是从南京来的沦陷区流亡学生，深受政府关注，只能使我降级，不能把我开除，因而有恃无恐。又是一个星期，布告栏里贴出甄试结果，我被编到政治系三年级就读。人生真是奇妙，我这个在大学只读过一年级的学生，现在合法地成为三年级的学生，二年级是一个空白。我对不能够进四年级，一丝一毫没有抱怨，三年级对我而言，已是一个大大的惊喜。 教育部那个科员，怎么会把我分发东北大学，而没有分发设在重庆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或设在成都的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以及设在乐山的武汉大学？而分发设在三台的东北大学，根据什么理由？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件事非常明显，办公桌上一个无心的作业，往往使人的命运产生基本变化，假定我不读东北大学，以后发展的轨道，可能不会走向台湾。 就在三台，我幸福而满足地过着大学生生活。天渐渐入冬，四川的冬天绝不是没有棉衣就可以度过的，而流亡学生却没有棉衣。那时候，基督教会在三台设立一个学生公社，准备了很多灰色粗布棉大衣，借给最贫苦的学生，我在穷的程度上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也借到了一件。但我却吸上了烟，吸烟成了难以负荷的最大开支。那时候买烟，不是一包一包地买，而是一支一支地买，有一个景象常在学校对面小铺出现，我几乎每天都要去一趟，把一张揉着的钞票放在桌上，举起食指，大言不惭地说： “司令牌，一支。” 然后带着一支司令牌纸烟，回到学校，在大庭广众下吸起来，十分得意。 入学不久之后，学校突然发生罢课。到底为什么罢课？真正主要的原因，当时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只记得其中有一条标语是：“力争粪费”。以我的性格，应该非常赞成罢课才对，而且罢得越久越好，最好一罢两年，当罢课结束之日，也就是毕业之时。不过，我是千辛万苦才进大学之门的，了解到读大学之不易和大学生涯的可贵，认为能读大学是一种福分，不应糟蹋，而应珍惜，所以我并不支持罢课。每天到大街上游荡，只在心中暗暗希望罢课早日结束。 罢课终于结束，对我没有任何影响。但我却从“力争粪费”这项活动，发现一个战乱不断而又落后贫困的社会的深层现象。东北大学全校男学生只有一个厕所（女生宿舍当然另有女生厕所），男生宿舍走到男生厕所，最快要五分钟，这是一个漫长的距离。白天还好，每一个人都有憋尿的能力，可是到了夜晚，寒风袭骨，爬出了被窝，要走五分钟才能摸到（那时候还没有电灯），简直是一种苦刑。同学们于是索性来个不顾一切的大解放，出了寝室门，就在院子里小便。冬天结冰时，院子里冰块高高地堆起，全是尿液冻成，夏天则是一片腥骚，简直不像是一个大学，而像一个庞大的鸡窝。远在男厕所的粪便，因为有那么多生产者，所以每隔几天，就要被掏一空，卖给当地农民作为堆肥。 教育部每个月都发给学生贷金，注明是国家借给学生的学费，将来毕业后要分期偿还。贷金数目已不记得了，每月都在增加，可是物价飞涨，贷金不够伙食费。那时候就流行一种“见饭愁”症候，八人一桌，四菜一汤，汤只是一碗咸水，四个菜没有一个可以下咽，偶尔有一盘花生米，立刻被抢一空，以致大家不得不立出一个互相遵守的公约，就是：“只可骑马，不可坐轿。”骑马是用筷子夹一粒花生米，坐轿是把筷子横下来，可以一次铲起两粒、三粒。在这种情形下，同学们惟一的希望，寄托在出卖粪便的堆肥费上。伙食是半个月一期，每月十五日和三十日，中午和晚上都可以吃到一顿肉（最丰富的是晚饭，大概每人可以吃到一大块），所以，力争粪费成为罢课运动的动力。然而，沦陷区学生饥肠辘辘，平常没有一点脂肪，突然一次吃下大量的肥肉和猪油，肠胃不能适应，往往泻肚。我上铺就有一位同学（那时候十个人一个房间，五张床，都是上下铺），每一次都逃不过此劫，而且一晚上拉两三次之多，我劝他以后加菜时少吃点吧！ “不，”他正色说，“拉死也得吃！” 东北大学学生分为两大族群：一是本省同学，来自四川全省；二是外省同学，来自全国其他各省。外省同学差不多都是流亡学生；本省同学都是有家有室，生活富裕，他们不会跟着外省同学吃相同的饭菜，于是另组伙食团，最大的不同有两点：一是早上吃干饭（外省同学早上吃稀饭），二是每顿都有肉。这使我回到百泉初中时那种白菜团和萝卜团的时代。不过我已没有初中时候那种哀怨，只有一种惊讶，就是无论本省与外省同学，对于这种明显的贫富差别待遇，竟然都无动于衷，认为是天经地义。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大学生活 食色性也，男女同学间最容易恋爱。不过，那时候男同学有女同学的八倍之多（其他各大学大概也是这个样子），一直使女同学的身价，居高不下。外省同学因为穷得出奇，也就先天地屈居下风。那时候三台没有其他娱乐，东北大学学生惟一可做的一件事，就是晚饭后，到县城狭窄的街道上轧马路。偶尔有男同学邀得女同学并肩而行，立刻成为天大的新闻。 本省同学衣服穿着比较华丽，而且出手阔绰，和女同学轧马路之余，还可以请她到小馆吃一碗猪肝面，而外省同学则攒钱攒上一个月也不见得能请得起，所以，外省同学纷纷大败。不过也有一些东北籍的女生，宁愿跟同族群的同乡男生搞在一起。 恋爱事件都很平常，没有造成特别风浪，只有一件事，发生在我入学的次年：一对平常形影不离、几乎已被肯定成为夫妇的毕业班同学，那一年发生变化。因为他们高一班，我入学的时间又太短，并不知道内情。直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被一个同学叫住，用惊恐的声音吩咐说： “快去车站，找到张素娥，告诉她韦真翰自杀了，要她无论如何回来。” 我向南门外跑去，看到张素娥正提着行李在那里等车。我把话告诉她，认为她一定会跟着我回校。出乎意料的是，她并没有，最初一脸惊愕，接着变成不耐烦的神色，说： “车子马上就到了，这班车不走，今天就再没有到成都的班车了。” 这回答大出我意外，我有点冒火，几乎要把她拖回来，但仍勉强忍住，大声说： “你们是情人啊！” 张素娥犹豫了一下，把行李交给我，随我走回学校，一路上，没有说一句话。我把她送到韦真翰的寝室，里面挤满了人。有人开始欢呼，安慰韦真翰说： “你发什么傻，张素娥不是回来了吗？你们自己面对面谈谈吧！” 大家陆续散去，我看到张素娥进入宿舍，用手把门关上。我也回到宿舍，觉得自己是个侠义之士，做对了一件事。 可是，到了第二天中午吃饭时，听到消息，张素娥和韦真翰过了一个晚上之后，第二天仍悄悄地走了，一些男生开始咒骂那个女生是贱货、不要脸。我最初也跟着咒骂，可是我觉得很不对劲，忽然想起来，张素娥这样做定有她的原因：男女两人发生关系并不等于给对方写下了保证书，她为什么不能离开他？只要她想离开，她就有权离开。女人和男人睡一觉，就等于是签下卖身契，万世不能翻身，这是古老的男人压制女人的手段，在二十世纪大学生脑筋里居然存在，使我大为惊惶。可是当有一天，我在饭桌上提出这个看法的时候，大家攻击我是个异端，伤风败俗。但我发现我的思想，从文化到政治，在不断蜕变。 这种备受攻击的情形，使我想起中央大学的买枢运。那年暑假，我和三四个四川籍的应考生，挤在一个破教室里，买枢运告诉我，那三四个应考生是他的家教学生，对他十分厚待，每天都给他买两瓶牛奶和两块面包，买枢运也用心地教。三四位应考生十分感动，发誓说，即使他们考不取，也要继续供应老师牛奶和面包，直到老师毕业。我听了后，忍不住讥笑说： “做你的春梦！” “为什么？”买枢运说。 “这话连孩子都骗不了，”我说，“不过是目前有求于你，一时甜言蜜语。你跟他们非亲非故，不要说他们考不取大学，即使考取大学，也不会再理你。” 买枢运脸色大变。 “你真笨！”我继续说，“竟看不出只是利用你！” 买枢运的眼睛射出一种洞烛其奸的光芒，鄙夷地说： “郭定生，你到社会上做了几年事，什么都没有学会，只学会了老奸巨猾。你知道他们待人是多么的真诚，怎么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看了买枢运认真的态度，我感觉惭愧，我只是就人之常情来判断，对那几个应考生并没有特别的恶意。相形之下，买枢运像个天使（事实上，他真是一个善良、正直的好友），而我却像一个瘪三。买枢运那种鄙夷的眼光，像火焰一样地烧得我在教室里住不下去，只好搬到另外一个教室。不过，不久，还没有等到发榜，就在联考结束的第二天，那几个应考生就不见了，牛奶、面包也不见了。买枢运找到我叹气说： “你怎么知道的？” “我并不知道，我只是有那种感觉。” 多少年来，“感觉”常使我“洞烛机先”，但也常使我备受伤害。 对我来说，读政治系简直是易如反掌，什么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以及那些当时已记不清楚的功课，对我都不是问题，只需要考试前两天，买包四川特产的油米子花生（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花生），请一位书呆子同学，做一次重点复习，就完全解决了。其实回想起来，当时的考试确是犹如儿戏。像三民主义这门功课，我从来没有上过，而上过课的同学，为数实在不多，老师也乐得你爱上不上，他说： “十个人上课，我给十个人讲；五个人上课，我给五个人讲；一个人上课，我给一个人讲；没有人上课，我给钱讲。” 考试的时候，有些和教务长比较亲近的同学，曾幽默地提出建议： “三民主义用不着考，学校可以请三民主义老师和其他两位老师站在台上，叫学生鱼贯而入，指认谁是三民主义老师，如果指对了，三民主义就算及格。” 教务长骂他们胡说八道，把他们赶走。 当时日本败相已逐渐显露，同学们看报的风气十分浓厚（虽然常是昨天的报），阅报室常挤得水泄不通。太平洋战争打得天翻地覆，但我记忆最深的一场战役，是由于一个有趣的报导。当日本大本营宣布美国第七舰队已被摧毁，全部沉入海底时，美国太平洋海军司令部发表一份公报，证实日本大本营公报的真实性，但却加一句说： “美国已将第七舰队捞起，以每小时四十海里的速度，向日本海岸败退。” 意大利和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是天大震荡。希特勒先生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向德国人保证说，一九一八年永不会再现（这一年德国向英、美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现在，希特勒和他的情妇躲在防空洞里，一方面自己结婚上床，一方面声嘶力竭地呼吁德国人民为他战死。喧腾国际十二年之久的希特勒曾誓言他一辈子都不结婚，因为他爱德国，已和德国结婚，现在却硬生生地跟一个活女人海誓山盟。这些对我而言，都是严肃的教育：相信政治人物的承诺和誓言的人，不是转用它欺骗别人，就是已成为无可救药的白痴。墨索里尼的下场最为悲惨，他和他的情妇被游击队生擒活捉，枪毙后，头下脚上地吊起来示众。据说：全世界只有英国首相丘吉尔佩服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在被德军救出，第二次掌权后，处决了叛变他的女婿，以致和女儿反目。而丘吉尔对他的女婿，却无可奈何。有一次，女婿拍丘吉尔的马屁说： “墨索里尼不过是一个混混，无胆无识。” 丘吉尔反驳说： “不然，我不如他。” 当女婿的大为惊讶，丘吉尔说： “至少他枪毙了他的女婿。” 德国和意大利投降，轴心国只剩下日本，任何一个人，包括东北大学门口卖纸烟的那位不友善的伙计（他从不肯赊烟给我），都知道日本已穷途末路。问题是能不能再战，全世界说了都没有用，日本大本营说了才有用，而日本大本营竟宣布说： “日本还要再战，直到帝国人民全部战死，三岛化为一片焦土。” 耍狠的话是吓不住人的，大家有一种怀疑，不知道日本人怎么收拾摊子。国防部曾在各大专院校招募远征军。盟国有个计划，要从印度出发，向东方反攻，穿过缅甸、泰国，直到越南，中国远征军就负担这个任务。种种优待的条件，使正在学校读书的学生非常动心，主要的是可以到印度去玩一下，这一点已经够了。当时报上就曾经嘲笑说，如果远征军从埃及出发，报名的会更多。 很多人劝我从军，很明显地，从军就等于毕业。可是我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的意志更为坚定，打死我，我也不会离开好不容易才挤进来的大学，我一定要货真价实地读到毕业，而大学毕业是我一生奋斗的惟一目标。可是，当我刚升上四年级的那个暑假，时局发生巨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天气晴朗，学校正放暑假，校园显得清静寂寞。刺耳的蝉声把人聒噪得发呆，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同学们除了睡觉，还是睡觉。睡觉后鬼混一阵（青年时代好像有用不完的光阴），晚饭时候，懒洋洋去餐厅，重复一次“见饭愁”，接着就半饥半饱到街上轧马路，有几个零钱的同学，甚至还到茶馆泡茶，或者到茶馆后院打麻将。可是，那天傍晚时分，气氛有点异样。大概六七点钟左右，由县政府收音室（全城大概只有县政府有个收音机，据我所知，东北大学师生，从来没有想到买一架，因为那东西贵得可怕）收听、抄写、油印，并分送有关机关的新闻简报，只有十六开那么大的一小张，这时候，在东北大学走廊的布告栏上出现，第一条消息是这样的： “美国投下原子弹，日本宣布投降。” 先看到的同学，像疯子一样，跑到街上，招呼大家快回去庆祝，全校一片欢腾。日本投降，简直不可思议，比今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忽然听到美国向古巴投降，还不可思议。理由很简单，那是不可能的。日本的崛起和傲慢，武力的显赫，加上他们一再宣称全国战死，简直不能想象竟然也会屈服，尤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屈服，这真是历史上最震撼的一页。同学纷纷议论的是：如何迁校和如何返乡。东北大学原址在沈阳，当然是迁回沈阳，同学不管是哪一省人，当然全随学校迁往沈阳上课。沈阳和三台直线距离二千二百公里，就在这个时候， “满洲帝国”依然存在。 天已入夜，大喜若狂的同学们，在东大惟一的广场，燃起营火，找了很多木柴，甚至学校的破板凳、破桌子，都投掷进去。熊熊火舌舐向天际，舌影忽亮忽暗地掠过每位同学的面颊，看得出内心的喜悦，那是多年所盼望的喜悦。可是，大家却像修筑埃及金字塔法老王坟墓的一群被割掉了舌头的奴隶，只呆呆地站在那里，没有语言，没有声音，围着营火，像一大堆参差不齐、刚出土的兵马俑和木乃伊。这景象敲打我的大脑，想到德国投降时，美国人和英国人的高歌狂舞，我心里怀疑起来：这些大学生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高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跳舞？传统文化真是一个大酱缸，不要说不识字的小民，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学生，一个个也都被酱成干屎橛、酱萝卜。反传统文化的思想，被这次营火启蒙。 什么是原子弹？一颗原子弹竟然能使一个庞大强悍的帝国投降，它一定可怕得不可想象。但它是怎么制成的？没有一个同学追问，在以后的日子里，也没有一个教授向我们解释。而日本虽然战败，但他们在原子弹投下后，立刻就知道它是原子弹。我心中有一种感慨：日本仍是一个一流的强国。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永远开除学籍 东北大学是我千辛万苦求学的终点。我到沈阳时，已是初冬，北国寒冽的冷风，跟四川迥然不同，何况我又交回了学生公社借给的棉大衣。好在那时候有救济总署的国际救助物资，那是来自西方国家民间捐赠的御寒衣服。我随着还没有毕业的同学，被带到仓库，挑了一件勉强合身的毛制品大衣和一个八角帽，这是我到东北后第一件冬装。 我自从大学毕业就没有收入，靠过去节俭下来的一点储蓄生活（其实我到后来已加倍浪费，一天要买两支烟，而且升了一级，不但不吸土制的司令牌，还吸货真价实的美国烟。日本一投降，美军的剩余物资大量流向中国，十分便宜，司令牌完全被市场扫地出门。后来到了南京，第一次吃到巧克力糖，发现简直是世界上第一美味，可惜价钱太贵，我发誓当有一天我有钱买上整整一盒时，一定把它一口气吃光）。可是，到了沈阳后，面对自己身无一文的“闯关东”的抱负，忽然茫然，不知道怎么闯法。一位同班同学被学校延聘为助教，那种感激欢喜的表情，真叫我惊讶。有人也建议我到中学教书。如果教书，又何必跑到几千里外的东北？可是除了这条路，只有饿死。于是在当初祖国学社负责人杨德钧、苗景隆、廖衡等人怂恿下，在小西边门找到一个日本商社的房子，不知道杨德钧运用什么关系，就搬了进去，在门口挂上“祖国文化馆”的招牌，希望开一家书店。 然而再也想不到并没有开成书店，我反而一夕之间，成为一名木材商人，抚顺县东面几个山头的树林，都在我的大名之下。分析起来，稀松平常，不过一场官商勾结的把戏而已。本溪煤铁公司正需要大量坑木，那就是，挖掘煤矿时，用来支起坑道，免得坍塌的木头。这种坑木材质虽不好，需要量却非常庞大。当地木材商人和新来的接收官僚，既对不上话，也搭不上线，于是，有人找到我。我有一位老师，当沈阳师范专科学校校长，他有一位朋友在本溪煤铁公司当副总经理，就这样我去向那位副总经理推销。一分钟前，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坑木，一分钟后，我却成了一名坑木商，讲得头头是道。那正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机，副总经理正为坑木大为烦恼，很多商人向他们推销时，满口承当并找有铺保，答应在限期内把坑木送到本溪车站，可是结果全都一去无踪。有些当然是存心欺骗，但也有一些货真价实的木材商人，千辛万苦从山头把树木砍下，运到火车站时，却被国民党军抢劫一空，拿去劈柴取暖。所以当我向他保证一定可以运到的时候，副总经理相信老同学的学生，同意这笔买卖。大概经过一个月的往返折腾，我取得了十两黄金的佣金。 十两黄金的佣金是当初木材商指天发誓所承诺的数目，可是到真正拿到支票的时候，木材商的面孔开始不一样了。最初是先给我二两，剩下的八两作为投资，最后则出言恐吓说： “我告诉你，你是一个外省人，我们把你扔到野地里，叫狼吃掉，你家里十年都找不到你的下落。”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商业行为所遇到的挫折，使我看到翻脸的迅速及彻底的镜头，大为震骇。我故作镇静地告诉那些商人： “我如果二十分钟后不走出中苏联谊社（这是当时的五星级饭店，木材商的写字间设在那里），我的同学就会报警，报出你们的名字。我不怕死，我如果怕死，不来东北，而且你们今天如果不立刻付款，我马上就打电话到本溪，报告公司你们这个骗局。” 这样才把他们镇住。实际上我从没有想到好朋友为钱会生出那么恶毒的念头、说出那么恶毒的话，根本没有心理准备。他们只好开出支票，我不准他们划钱，立刻到银行提出现款，第二天换成十两黄金，全数交给廖衡保管。 十两，在那个时代穷困学生眼中，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就用它来维持祖国文化馆的开支。 可是，好景不长，一个晴天霹雳又打到我头上，再也想不到，假证件的事又东窗事发。这是一九四七年的事，那年暑假，东北大学刚刚开学，听到风声说：我被教育部永远开除学籍。 一位叫吕文达的好友从北陵坐马车赶到小西边门，告诉我这个噩耗。 “怎么回事？”我惊骇地问。 原来，日本投降“害死了人”。学校把毕业生的证件送到教育部，教育部查对南京中央大学档案，发现根本没有郭衣洞这个学生，明显不过地是伪造文书，于是下令开除学籍。不但开除我东北大学的学籍，还通令全国院校，宣布我的罪状，任何院校不得收容。这个置人于死地的通令，只有兽性发作的人才想得出来。我怔怔地仰头望天，这一生为了上大学所付出的眼泪，现在全成泡沫。我伪造证件固然触法，但何至赶尽杀绝，不留一条生路。侥幸的是，我总算没有留在学校当助教，也没有到其他中学当老师。 不过，不久之后，我却糊里糊涂地当上大学教授。东北籍教育家徐延年先生在沈阳成立私立辽东文法学院，大概看我是重庆来的外省人，在社会上又相当活跃，于是请我当政治系副教授。这个正在向教育部申请立案的草创学府，还没有赶得上看到教育部开除我的文件。稍后，我遇到“青干班”同学徐天祥，徐天祥又把我介绍到设于北大营的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跟他一起当少校政治教官，每月有主食和薪俸，生活得以维持。而且，情况开始好转，徐天祥取得一个军中将领的支持，答应每月给我们一个连的补给品，要我们办一家日报。这一连三件事，都是救命船，因为那巨额的十两黄金，在我们不谙撙节的花费下，很快就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四十五年后，我在台北接到一本《辽东文法学院师生小传》，在世的师生，仍有二百余名，卷中还刊出我的小传，并记载说：“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许，中国文联组联部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领导小组负责人佟书，代表我们同学在北京饭店房间，拜望了阔别四十年的老师（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和他的夫人（台湾著名诗人张香华女士）。互相寒暄之后，柏杨老师请佟书转达他对同学们的问候，并表示下次回大陆探亲，定要看望大家，同时还询问了徐院长安西、匡扶教授和几位同学。此时，佟书将他书写的条幅——《遥寄台湾柏杨先生》（徐竹影作诗）：”隔海凭栏无限情，元宵佳节忆先生。杯中一两相思月，饮到三更映到明。‘——赠给柏杨老师。先生极为高兴，连说：“字写得好，诗也作得好。’表示回到台北，一定挂在客厅正中壁上，以示留念。”想不到一个轻轻脚印，竟留给我如此深远的温馨。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人生，大概就是这样。 我在沈阳市中华路找到一栋房子，挂起《大东日报》招牌，买了一部印刷机，搬出祖国文化馆，和徐天祥以及另外一位从辽阳逃出来的警察界朋友孙建章，共同住进报社，开始筹备出报，包括向中央政府申请登记。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沈阳 《大东日报》的登记，政府始终没有批准。国民党是一个愚笨的党，它严厉控制报纸的登记，认为可以钳制新闻自由，所以一九四○年代真正中国人的心声，反映在当时的杂志上，而不反映在报纸上。不过，幸而政府没有批准，如果批准，我们的损失将更惨重。 更大的挫折来自于整个时局的变化，国民党军在东北拥有最精锐、最现代化，而且远征过印度的武装部队——新一军和新六军等，他们从军服到武器，全是美式装备。可是，经过两年内战，东北“剿匪总司令”＊从熊式辉到陈诚，从陈诚到以饭桶闻名于世的卫立煌，甚至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中正（后来，蒋中正被选为“中华民国总统”＊），也亲自到东北视察，种种措施和声势，都不能挽救东北的局面。四平街一战之后，守城的陈明仁将军，突然被中央撤职，军法审判。大家已经发现，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政府，已公然向民心宣战。局势遂像从山顶滚下来的坠石一样，不可收拾，各大城市纷纷被攻克。最后，偌大的东北只剩下一个沈阳和一个锦州还在国民党军手中。沈阳街头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不但高官富商纷纷逃亡，连贫苦的小市民也纷纷搭飞机远走北平。 贫苦小民搭飞机逃难，写下了中国社会史上最重要的一页。设在北平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雇用民航公司的飞机，把大量军粮和武器运往东北，飞机回程时，舱位全空，沈阳有些单位就利用这个空舱，疏散他们的员工。当员工疏散得差不多后，空舱依旧，有些人就利用机会，包下空舱，向民间出售机票，从中赚取佣金。 不管谁申请买票，都要“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批准。以堂堂的“剿总”之尊，竟去处理小民的机票，荒谬得不但使人失笑，也使人震惊。报纸上也有人作温和的攻击，认为“剿总”应该掌握大局，不该过问鸡毛蒜皮小事。“剿总”反应十分激烈，叱责他们是“匪谍”＊的言论，企图掩护“匪谍”＊逃往北平，之后就再也没有批评的声音了。这小故事隐藏着一个大的意义，事实上，“剿总”官员，没有任何大事可做，批准机票就是他们惟一能做的大事。整个军事行动——战略的、战术的、后勤的，以及陆海空军联合作战计划，“剿总”都不经手，而由蒋中正在遥远的南京决定，甚至一个团的出击或撤退，都由他直接指挥。“直接指挥”应该是国民党军在这场大规模内战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上处处可以看到直接指挥的悲惨结局，只是，所有自命不凡的头目，总是喜欢直接指挥，因为，只有直接指挥才可以显示自己的权威和英明，十分过瘾。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上午，我贸贸然去北大营第三军官训练班，探听能不能领到薪俸，发现北大营全然一空，官兵们已全部撤退到沈阳市区。息县那次被隔绝在城外的镜头，重现眼前，我大为恐慌，急行折返沈阳，发现街上有一种不同的气氛。回到大东日报社时，厨夫告诉我说，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住在炮子坟（炮子坟距大东日报社只有二十分钟路程）。这时候，我才看到当天出版的《新报》，四十五年后，仍记得它的头条标题：“沈阳城外，共匪不多”。 我没有心情看内容，只感觉到这样的标题，令人啼笑皆非。傍晚时候，街上已经没有行人，我、徐天祥、孙建章、廖衡，挤在楼上小房间里，面面相对，说不出一句话。一生的努力，一夕之间，又化成云烟。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新世界，我是一个失败者，而我今年已二十八岁了，我们四个人惟一的财产，只剩下那位将军支援我们的二三十袋面粉，又能坐吃几天？ 第二天上午，解放军大批进城，车队也鱼贯而入，穿着灰色棉军服的男女青年，坐在卡车上挤成一团。解放军中有些女孩子（使我想到“青干班”时一些女同学）还打开胸前的纽扣，让怀抱中的婴儿吃奶。震天的歌声和笑声，一辆一辆的军车在大东日报社前面奔驰而过。我不知所措地面对着他们的欢乐，这幅画面，深刻地印在脑海。 事实明显，我们即使想苟延残喘地留在沈阳，也不可能。于是，决定放弃一切（其实这时已没有“一切”了，只剩下两肩一口），逃亡北平。 我、徐天祥和孙建章三个人这次逃亡，有一个特别的方式，那就是脱下平民便装，穿上临时买来的国民党军军服，惟一不同的是，把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徽拿掉。前一天晚上，我们聚集到辽东文法学院办公室，第二天凌晨，就以国民党军打扮，走向沈阳火车站，想买一段南下的车票，能买到哪里就买到哪里。我们所以改穿军服，因为那正是所实行的宽大政策和既往不咎、统战心战的巅峰。凡是国民党军，只要手中不拿武器，都可以大大方方地“还乡生产”。四十年后，我和孙建章在台北被调查局逮捕，一个叫李尊贤的调查员问口供问到这里时，把笔愤然地投在桌子上，发出阵阵冷笑，大声叱骂说： “你们竟然能穿的衣服走出匪区？这就够了，你们证实你们自己是匪谍。” 当时除了这套军服外，每人还拿了一张通行路条。至于这三张路条是哪里来的，已无法记忆，好像一张是孙建章用肥皂刻了一个图章，另两张是解放军发的货真价实的通行证，我们从别人的手中买来，用墨水改造的。 走到沈阳车站后，暗暗吃惊，偌大的车站，平常一向人山人海，喧闹沸腾，这时竟然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变成一个古老的废墟。其实，并不是没有人，仍然有很多人，而且人山人海，全是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官兵，现在却那么有秩序地鱼贯排列在各个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车站外的广场上。吃惊的是，没有一个人吵闹和大声讲话，也没有一个人插队，好像一夕之间，都成了第一流国民。 抗战末期，政治到极点。军事是政治的延长，军风军纪也完全荡然，国民党军和土匪海盗，没有分别，不要说从来不排队，甚至从来不买票。一旦巢穴倾覆，只好排队买票，而且还排得这么规矩，只不过失去靠山。 售票窗口打开，才发现南下的火车只能买到皇姑屯，而皇姑屯距沈阳只有一站。我们到了皇姑屯，安静地出站，站外挤满了农家用的马车，这正是乡下人农闲赚外快的时候。我们雇了其中的一辆，南下山海关。这是一趟奇异经验的旅途，入夜之后，马路两旁涌出大批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紧夹着马车进发。这批解放军是的第四野战军，南下攻击北平，人民解放军军风的严明，使我们咋舌。在黑暗中，那些彻底执行军令的战士，常常高声发问：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怎么有车可坐？” 我总是回答： “我们是。” 当对方一时听不懂，或弄不清楚什么是“”ˇ时，我就作一个总结说： “我们是蒋匪！” 那些纯朴的战士们就一言不发，从没有一个人刁难。马车夫有时还叱喝他们：“让路，让路！” 他们每次也都踉踉跄跄地让路。见惯了国民政府军队的凶恶，我从内心对解放军生出敬意，这岂不是古书上所说的： “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 解放军的行动跟传统的行军方式，恰好相反。他们于夜间上路，天亮时进入村落，分住民家。早饭后，门口从来不站岗哨，一个村落里，虽然驻扎了大军，但是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他们的岗哨都站在屋顶上，居高临下，一览无遗。除了解放军，还有成群结队，没有钱雇车的国民党军残兵败将，他们带着干粮，低着头，有时混在第四野战军的行列中，一步一步南下，跟解放军的方向虽然一样，却拥有两样心情。 就在山海关附近，我看到一个国民党军军官，断了一条腿，鲜血一滴一滴地滴在路上。他双肩架着支架，一步一跌，跌下后再艰难地自己爬起，然后再一步一跌。他是湖南人，他说他要回家，家里还有母亲、妻子，还有弟弟。他在新六军当少尉，眼睛大大的，十分清澈。我送给他一块大头，他收下来说，他将来定要回报。多少多少年后，海峡两岸开放，来台的很多大陆军民重回家园，这位军官下落不知如何，恐怕已成春闺梦里人！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北平 我和徐天祥、孙建章三个人（廖衡回他的故乡哈尔滨探亲，稍后也辗转来到台湾），终于穿过山海关，到仍在国民党军控制下的唐山，再坐火车转往北平。这是一个悲凉的下场，我们住在一个朋友介绍的小公寓里，眼睛望着天花板，口袋里空空如洗，肚子开始饥饿。孙建章去投奔在十六军当连长的朋友，我和徐天祥忽然想到，我们以第三军官训练班教官的身份，可以投奔设在北平旃檀寺的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军官训练班。于是去了，一个上校组长一看见我们的狼狈装束，就拉下脸来，用拳头敲着桌子说： “你们为什么不抵抗？” 我们呆在那里，不敢坐下。 “你们为什么不抵抗？” 徐天祥已经气结，我结结巴巴说： “我们是文职人员，不是带兵官。” “你还强辩，革命军人就是随时准备牺牲。” 我回答说： “北平朝不保夕，看你去当革命军人吧！” 说完之后，拉着徐天祥走出办公室。 维持尊严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和徐天祥陷入绝境，只好四处拜访朋友，东一顿、西一餐地维持生活，很快就瘦得不成人形。 我后来找到一位辉县小同乡，在新六军当少校的常咸六。常咸六不知道害什么病，双目突然失明。我和徐天祥经常到他家（口袋胡同二号），他太太总为我们准备一杯茶，有时也请我们吃碗面条，可是仍难忍饥饿。 有一次，我和徐天祥在西单马路上，毫无目的地闲逛，我忽然厉声说： “你活该挨饿！” 徐天祥看一下我。 “你活该挨饿，”我愤怒地说，“你受过高等教育，却喂不饱自己的肚子，你饿死都不足惜。” “你说谁？”徐天祥问。 “我说我。” 我对饥饿和贫穷充满了憎恨，不能原谅自己的无能。 我忽然遇到那位连孟德尔定律都不知道，却考上西南联大的百泉初中同学朱光弼。他现在是燕京大学四年级学生，这时候，我才知道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已变成一个，是北平地下党的重要人物之一。我就常到燕京大学，跟他对床而眠，听他讲些无产阶级革命的故事。我如果肯洗心革面的话，他答应由地下管道，把我送到城外人民解放军总部；我说我愿意洗心革面，但我不肯到人民解放军总部。 每天早上，朱光弼都陪我到豆浆摊吃烧饼油条，往往先让我坐下，然后他站在旁边数他口袋里的钱。有时说： “只能吃一碗豆浆。” 有时说： “再加一个烧饼。” 有时遇到财大气粗的日子，他就大声叫： “管饱！” 我这时候就吃一碗豆浆、两个烧饼、两个油条。朱光弼很少自己也坐下来吃，他总是先在学校吃稀饭，因为两个人吃，钱就不够了。 北平城里，街上人潮汹涌，挤满了国民党军官兵，也挤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小贩，手里托着一串银元，在西单徘徊，口中单调地叫着： “买俩卖俩！” 这是钱贩子，从事银元和当时流通货币——金元券——的兑换活动，从中赚取差额，利益十分可观。那时候金元券像瀑布般地下跌：小贩在这个巷口，一个袁大头可以买金元券五亿元，走到另一个巷口时，就可以买五亿五百万元；等他再回到原来那个巷口时，一个袁大头已涨到五亿一千万；到不了晚上，一个袁大头可能换六亿了。 同时盛行的还有卦摊，每人问的问题都一样——前程。卜卦的答案也千篇一律，只有两个：一是，你就留在北平！北平是福地，自有贵人助你；另一是，吉祥在西北，西北有贵人（那时候西北还在傅作义部下董其武将军之手）。 忽然，事先毫无迹象地，有一天，傍晚时分，“华北剿匪总司令部”ˇ派人在街上发放传单，要市民于晚上六点钟，一定回到各人的家，收听重要消息。很自然地，当夜幕低垂，六点钟整的时候，我、徐天祥等，都聚集在常咸六狭小的房子里。就在这时，收音机宣布：“请听众十分钟后，听重要广播。” 不久，收音机再次宣布，请听众五分钟后听重要广播。不久之后，收音机第三次宣布：请听众一分钟后听重要广播。一分钟后，在万籁俱寂的空气中，慢慢传出收音机的声音：“华北总部、人民解放军联合公报：第一……”不记得详细内容，仅只“华北总部、人民解放军联合公报”这几个字就说明了一切，用的话说：“北平解放。” 第二天，我到街上，北平已出现另外一种气象。每一个路口，都有三个哨兵，一个是华北总部战士（这时已自动拿下“剿匪”字样），一个是人民解放军战士，一个是北平市警察。 我找到朱光弼，他把我领到刚成立的人民大学门口，要推荐我去读研究部。 “国民党会毁了你，你有志难展，”朱光弼说，“有无穷天地，爱才如命，你要留下来，新国家需要你。” 我支支吾吾，答应一定留下来。 两天后，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 我决心继续逃亡，向几千公里外从没有去过的南方疆土逃亡。然而我哪里都不能去，因为身上没有一分钱，连蹲在街头吃碗“茶汤”的钱都没有。就在阴历年的除夕（那应该是一九四九年的二月了），正在常咸六家中发呆，徐天祥走进来，坐在我对面，问我： “你走不走？” “我想走，可是我没有钱。” 徐天祥从口袋中慢慢地抓出一叠银元，放在桌上，一个一个把它叠起来，叠得高高的，用手指数了数，整整十四元。然后，把它推到我面前，轻轻地说： “拿去。” “这算什么？”我问。 “这算你的路费，拿去就是了。” “你哪里来这么多钱？” “你不要管，拿去就是了。” “你自己为什么不用？” “国民党气数已尽，没有生存的希望，我就留在北平。” 十四元，足够我逃到上海。于是急急联络几位东北大学的朋友（那时孙建章已随着十六军撤退）匆匆结伴南下。我们的行程是由北平坐火车到天津，再由天津坐汽车到济南，由济南坐火车到坊子，穿过无人地带，再到仍在国民党军据守中的青岛，然后从青岛乘船到上海，到上海后再作下一步的打算。 于是那一天（大概二月十日左右），在常咸六家脱下军服，换上这时刚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的百泉初中同学杜继生所赠的长袍，和几个朋友，跟几个月前从沈阳出走的情形一样，在晨曦朦胧中，悄悄打开大门，悄悄踏上街道，回头向杜继生、常咸六夫妇告别。冷风刺面，我连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然而，也就这样，我离开了北平古城，挤上满是残兵败将的火车，只听汽笛最后一声哀鸣，忽然想起来，远在辉县，我于逃亡后才生下来的女儿冬冬，又想到留在息县的另一个女儿毛毛。刺脸的寒风，从脸上移向心头，碎成片片。面对茫茫前途，孑然一身，这一年，我二十九岁，一生努力，化成一片模糊的眼泪。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第一次入狱 珞珈山的“青干班”是一个政治机缘，时间虽然只有一个月，但是它却集结了足以影响若干人前途的社会关系。一九四五年，总统蒋中正的儿子蒋经国，在重庆浮图关中央训练团原址，创办了中央干部学校，招考研究部第一期（奇异的学制、奇异的名称）。这完全是蒋经国私人干部培育中心，那些研究部第一期的若干学生，曾经主宰台湾政坛三十年。蒋经国用人的标准，第一顺序就是研究部第一期的学生（至于研究部第二期，以及普通科学生入学的时候，蒋经国的兴趣已经转移，不再重视）。所以，一九六年代台湾政坛上，有一句谚语说“非干不行”。“干”是个双关语，指你要想当官，非“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出身不行。蒋经国先生想跟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稍后改为政治大学）媲美，他效法中央政治学校的架构，既没有在教育部立案（他如果立案，易如反掌，但蒋家父子的作为总是表现出权威凌驾法律之上），又没有冠上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字样，没有人知道这些干部是谁的干部。 “青干班”的初名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训练班”，后来改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训练班”。蒋经国创办了中央干部学校以后，为了安抚和吸收当时已在全国各地青年团具有实力的“青干班”同学，就把“青干班”改为“中央干部学校第一期”。“青干班”同学经此一改，也就成了蒋经国的学生。学生虽是学生，却到底不是真正的学生，所以当时也有一个比喻：“青干班是门神，开门时在里面，关门时在外面。”不过，“青干班”同学也就在这门里门外，吃一点政治上的零碎点心。 我就在走投无路时，遇到了“青干班”年纪最大的学长李荷先生，他那时候已当上“立法委员”ˇ。他的一位朋友瞿绍华当教育厅人事主任，一纸派令，我就成了屏东农业职业学校的人事员。 屏东在北回归线之南，比台湾北部更接近热带。我到差后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两件这辈子第一次穿的香港衫，在独自一间的小屋里，安静地过日子。每天上班下班，打算终老天年。可是好像是上天注定的，坎坷的路程不但没有结束，这不过是刚开始，和以后我所受到的灾难比起来，在大陆上那些折磨，实在是微不足道。 我的薪水，除了生活开销之外，添购了一些衣服，还买了一架可以听短波的收音机，每晚上就收听一段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京戏，当然也附带收听几句华南一带情况的报导。当时台湾已经戒严，收音机也不普遍，我每晚开收音机，除了扰乱邻居的安宁外，当然也引起别人的注意，尤其是特务的注意，可是我自己却没有丝毫警觉。 于是，常常地，像在沈阳、北平时一样，向同事们谈论国家大事。尤其糟的是，我特别赞扬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不拿人民一针一线，对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行径，深恶痛绝。恰好报上有一则消息，一个军人没有车票，硬闯出车站，收票员尾追到军营，要他补票，结果招来一顿殴打，使我感到羞耻。晚上，快要入睡时，两个普通装束的中年人进来，很客气地要我前去谈谈。 “去哪里谈？” “你去了就知道。” 就这样，我被吉普车载到火车站，押上火车，一直驶向台北。押我的人，不但没有语言，在火车的晃动中，也看不清他们的表情。我像木头一样，被夹在中间，满腔愤怒，一点都不知道事态的严重。第二天，天一亮，到了台北，他们把我送到设于青岛东路的台湾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一进大门就听到从一排木栅里面，发出哄堂的叫声： “欢迎新客人！” 我被推进其中一个像兽笼一样的房间，里面塞满了赤背穿短裤的囚犯，我爬到房间的一角，在一个庞大的马桶旁边坐下。 “你犯了什么罪？”有人问。 “不知道。”我说。 “哈！你明明是一个匪谍，怎么说不知道？” 这时候我才有点害怕。 “来到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匪谍！” 他们指的“匪”就是，有时候再加上一个“共”字，成为“共匪”，“谍”指的是的地下工作人员。以后四十年间，“匪谍”两个字成为台湾人民一种最可怕的巫蛊，不小心碰上，立刻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就在看守所，我跟一位年龄相若的人，谈得非常投契，他叫杨启仲，是一位中学老师，因为同事在他的宿舍发现一本艾思奇编的《唯物论辩证法》，被送到这里，已经两个月了，还没有问过一次话。 押房拥挤不堪，只能容纳十几个人的兽笼里，有时能塞进三十几个人，大家只好蹲在那里，轮班睡觉。伙食既简单又肮脏，大多数人都泻肚，马桶就在我身边，臭味还在其次，有时还有粪汁溅出来。我无法静下来思索怎么会落得这种下场，陷入我从没有想过的困境，呼天不应，唤地不灵，没有人告诉我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也没有人指引我怎么自救。从每天不断塞进来的囚犯口中，知道外面正大肆疯狂逮捕，一个人因身上插着红花在新公园被捕，一个士官因不小心掉了帽徽被捕，但很多人都是因为“偷听共匪广播”。我胆怯起来，万里渡海，难道为了到台湾断送残生？早知道我应逃回辉县，或逃回息县，反正不过如此！ 就这样，我受到漫长的囚禁，没有人问一句话。直到一天上午，守卫叫出去二十几个人，带到大厅，接受审判，每个人询问的时间，大概五分钟。我进去后，台上坐着一位法官，他已十分疲倦了，一脸的不耐烦。我还没有站定，他就开始宣判说： “阅读非法书刊，为匪宣传，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像五雷轰顶一样，我哀声叫道： “法官明鉴，我从没有阅读过任何一本的书，就是在北平的时候也没有。” “你没有看过，这《唯物论辩证法》是谁的？”法官问。“ 法官明鉴，那不是我的书。“ “不要狡辩，带出去。”法官说。 我挣扎哀求说： “法官明鉴，那不是我的书。” “不是你的书，”军法官说，“难道是我的书？” 一个书记官附身跟法官耳语，法官自言自语说： “杨启仲的判决书，怎么放在这里？你叫什么名字？” 我把名字告诉他，法官翻了又翻，自言自语说： “又是一个没有判决书的人，带回去候审。” 我回到押房，而杨启仲就再也没有回来。时至今日，不知他可仍在人世？仍在台湾？ 终于有一天，我再被叫到军事法庭，另一位军法官宣布说：“窃听共匪广播，处有期徒刑六月。”而就在当天，我已被羁押了七个多月，我高兴得几乎要喊他青天大老爷，可是面对的问题是：到哪里去找保人？全台湾恐怕没有一个人肯保一个“匪谍”。押解我的那个班长（囚犯对看守法警的尊称）看出我的困难，告诉我说： “如果你有八十块钱，我可以替你买一个保人。” 八十元是一个大数目，幸而我身上恰恰还有八十元，收押时被收去保管，言明出狱时领出交付。就这样，我走出看守所，但已囊空如洗。当我跨出那个小门，仰天叹一口气，发现又一次地四顾茫然，无处投奔，身无一分。感谢神灵，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遇到刘尘。他在工矿党部做事，恰巧路过那里，而工矿党部设在台北市华阴街，距离不远。我向他借返回屏东的路费，刘尘把我带到工矿党部，警告说： “你被人带走，一去半年，有什么理由相信学校还保留你的职位？你应该先打个长途电话问个清楚。” 我惊醒过来，捏造一个姓名打电话去试探，对方直率地说： “郭衣洞已经被开革了。” 这就是我的一生，我总是不断地失败，而且是惨败。 我被神秘逮捕，依当时白色恐怖的气氛，应是有去无回，可是却被草草释放，连判决书都没有给一张，似乎和国际局势有关。在我坐牢的七个月期间，“韩战”ˇ（朝鲜战争——编者注）爆发，发表白皮书本来要放弃国民党和蒋中正的美国，突然重新把台湾抱起，台湾从弃儿变成宠物，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国民政府”ˇ的声势一下子从谷底升到中天，信心也随着倍增，对那些人山人海的政治犯，无法一一处置，才把一些他们认为不足轻重的作一清理，大批释放，我不过是幸运者之一。 但幸运只能使人恢复自由，不能恢复工作，我只好到刘尘服务的工矿党部睡地铺度日。在那个时代找工作真是艰难，尤其是台北的雨似乎比南部多得多，每一次穿着的皮鞋到一些长辈家拜访，在玄关那里简直无法脱鞋，除了袜子的不能上榻榻米以外，袜子上的破洞，也使我难堪。就这样，失业和破洞的湿袜子，就像连体婴一样地在我的记忆中不可分割。在台北碰壁又碰壁后，忽然得到李淼的消息，他在省立新竹中学当人事员，于是投奔李淼寄住。不久，在省立台南工学院（后来改制为成功大学）附设工业职业学校当人事员的范功勤来信说，他可以介绍我到他们学校当历史教员。虽然，我对历史一窍不通（事实上，学校的课程，我没有一门通），不过我已没有什么选择。 “附工”的生活，是我最安静的一年，认识了担任教务主任的戴瑞生、文兰华夫妇，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并且收他们的儿子为义子。他们是一对非常厚道、诚实的朋友，我漂泊半生，终于尝到一份温馨。而三十年后，当我从火烧岛回到台北，他们夫妇立刻给我寄来一个月薪俸的巨款。 我住在“附工”教职员宿舍，只有六个榻榻米大，但我真是盼望就这样度完我的余年，我太疲惫了。可是苦难不会这么轻松放过我，第二年，学期快要终了时，大家下学期的聘书都已经发下，只我没有。范功勤暗中告诉我说： “你的名字报到教育厅，教育厅一直没有批准，因为你有被屏东农校开革的纪录。最好还是早一点离开，找一个县立的或私立的学校，他们教师的资历不报省教育厅，只报县教育局，也许可以蒙混过去。” 于是，我带着简单的行李，再一次踏上流浪的道路。 一个外省人，在那个时期，曾入过狱，有被开革的不荣誉背景，根本不可能找到工作。在炎炎烈日下，我不停地一间学校一间学校访亲问友，结果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 “没有空缺！” 最伤感的一次是去埔里中学，那个美丽的镇和优雅的学校，使我爱不忍离，可是教务处商主任却无力帮助。但他告诉我，东北大学校友杨德钧，在南投县政府当教育科长。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急急赶往南投，杨德钧义不容辞地把我介绍到草屯初中当国文教师。 草屯是一个温馨的小镇，就在那个小镇和小规模的学校里，我结识了当时同事、后来成为历史学者的朱桂先生。而那些学生中，有好几位，像后来在师范大学当教授的廖吉郎、在电信局当处长的曾武臣，以后一直和我保持联络。 草屯是那么美，尤其是教员宿舍建在小山丘上，上、下课时要走十分钟的马路或田径，悠然自得。夜晚，山丘上只有风声，我就在孤灯下，读了不少学校图书馆有关文学的丛书。但我的心并不能安定下来，一直到证件被县政府教育局批准，薪饷被核定之后，才长长地舒一口气。 第二学期还没有结束，我的一位老师胡蒂先生，从台北来信，叫我抽空北上。我遵照指示去了，心想要到台北去，我这个南部的土包子，应该注意一下穿着，于是，临去前，特地用最低的价钱买了一套蹩脚西装，这是平生第一次穿西装。胡老师原来在东北资源委员会当处长，我以为他可能介绍一个永远可以摆脱假证件阴影的其他工作。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防空洞里的一幕 我生在一个没有明确宗教信仰的家庭，一个人孤独地在辉县上小学时，照顾我的表婶——一位乡下农村妇女，恐怕是佛道混合祖先崇拜的一种泛宗教徒——经常请一些三姑六婆型的老太婆，在家演出神灵附体节目。当焚香叩头之后，“九天仙女”（当时辉县民间最盛行的女神，她是天老爷玉皇大帝的女儿，不是佛教的神）就从天上下凡，附到一位老太婆身上，那老太婆随即打哈欠、流泪，低声吟唱： “九天仙女下天庭，来到人间走一程，将身坐在高堂上，不知请俺啥事情？” 善男信女就跪下来，向她提出疾病、平安等等疑难杂症，九天仙女会一一回答。 我从小不信这种装神弄鬼，有时我肚子痛，表婶就请九天仙 女给我扎针，九天仙女虚拟一个手势，我就故意躲开，让那位老太婆仍煞有介事地继续扎针，而且念念有词。我却提醒她，大声叫说： “针扎到柱子上去了！” 老太婆因为被拆穿而恼羞成怒，一拍桌子，站起来就走，一面走一面说： “不诚心，不会灵！” 不过，我虽然不信神鬼，却非常喜欢那种神秘气氛，尤其是焚出来的香味。我常幻想，日后我长大了，要在四合院角落空地上，盖一座小庙，供上一尊佛像，点上三支香火。 我跟宗教的关系，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而跟基督教的渊源，却延后了六七年。一九四二年，那时我正调到偃师，有一次日本发动空袭，我躲在一个山麓的防空洞里，这时除了我，另外还有一位将近中年的妇女，手里拿着一本圣经。当日本飞机低空掠过，发出刺耳的噪声时，她忽然跪下来，举手向天，祷告说： “主啊！保佑我们偃师的人，保佑我们——防空洞里两个人！” 我大声说： “那一个人是谁？” 她缓缓说： “那一个人是你。” 我真是一个野生动物，不但不知道感谢，也不知道欣赏她的慈悲，反被这突然而来的关爱弄得不知所措。 “你叫谁保佑我？” “当然是主！” “谁是主？” “主是耶稣基督。” “那个钉死在十字架的洋鬼子吗？” “洋鬼子”是那个时代对外国人的通称，即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还有许多人改不了口。 “他不是洋鬼子，他是主！” 我开始奚落耶稣基督，那个妇女，呢喃地祷告说： “主啊，宽恕他！他做的他不知道。” 这一幕在警报解除后，我就完全忘记。 然而，十多年后，我从台北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出来，投奔新竹李淼。一个星期天上午，在新竹街头徘徊，看到一群基督徒出入教会，忽然像有一个灵光在那里一闪，使我看到防空洞里的那一幕，每个带着圣经、年龄稍长的女信徒，在我看起来都像防空洞里的那位虔诚的妇女。于是我身不由己地随着他们走进教堂，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后边，听牧师讲道，然后一个人再孤零零地回到宿舍。从此，我几乎每天都要去教堂一次，遇有聚会时，也顺便参加。不过，我跟其他任何教友都没有来往，只买了一本圣经，沉湎到里面。 每次翻开圣经，偃师那位女信徒宽恕我的图案，就历历重现眼前，甚至，我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位女信徒身边的碎瓦乱石和一些微弱小草。 在台南“附工”教书时，我参加了安息日会。安息日会是基督教中一个特别的教派，它跟其他教派都不一样，它是守星期六的。那就是说，星期六是安息日，在这一天，大家都不工作，而普通教会休息的星期日，正是安息日教会的星期一。这样说来，会把人说得糊涂，因为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才把monday译成星期一，tuesday译成星期二，使人对日子有一种顺序的感觉，如果像日本人一样，把monday译成月曜日，tuesday译成火曜日，对安息日就不会那么陌生了。其实现在的月历上，也可以看出安息日的正确性。第一排是星期日（日曜日），普通教派是日曜日休息的，还没有工作就先休息，岂不违反圣经旨意？而安息日会，在工作了六天（星期日到星期五）之后的土曜日（星期六）才休息。 这一段教会经验，使我在应胡蒂老师之约到了台北后，踏上做梦都梦不到的另一个历程。 我满怀期望地到了台北，才发现胡老师并不是介绍工作，而是介绍女朋友——齐永培女士。当然，没有人知道我在大陆上还有婚姻，我更不会自动宣扬。不过，事实上，大家也并不是全不知道，来台湾的外省年轻人，连同年长的老一代，几乎都包容一件事，男的能婚就婚，女的能嫁就嫁。那时“政府”ˇ有一个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口号：“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重返大陆虽然不像后来那样完全绝望，但是，也都知道，那件事是多么的渺茫，也都互相体谅，甚至鼓励在台湾落地生根。 和永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齐家有位客人在座，他是台北仁爱路浸信会的长老，兼“国际青年归主协会函授学校”教务主任。他发现我对圣经很有心得之后，就邀我到他们设在台北中山北路的函授学校当教师。这是一个远离证件、核薪、开除、革职等坏消息的好机会，而且他们的待遇很好，每月美金三十元，折合新台币一百二十元，而中学教员每月才新台币七十元。 当暑假开始的时候，我离开草屯，到了台北，立刻去函授学校上班。第二年，我和永培结婚，后来生了两个男孩，大儿子城城，小儿子垣垣。我们曾经过了三四年的平静日子，永培朴实、勤俭，是一个可敬的女性，可是两个人的性格发生严重冲突，我第一次证实性格决定命运的真理，这是一个错误的婚姻。 函授学校对我的帮助很大。我本来就喜欢读圣经，圣经事实上是犹太人的古代史，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十分引人入胜；而批改学生作业和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都需要充分的圣经知识。我发现，对一个东方人而言，如果不了解圣经，简直无法了解西方，圣经是西方文明的基础。 不过，函授学校不是一个久居之地，归根结底，那里不能避免种族歧视，不但如此，还有严重的阶级存在。这是我第一次和外国人共事，特别敏感，而且愈来愈觉得不对劲，譬如：外省人（mainland）每人每月美金三十元，本省人（local）每人每月只有二十五元，美国人则又是另外一种更高的待遇。这种措施使我对基本上的教会精神，感到怀疑。最后，终于再一次闯下大祸，被赶出大门。 那是不久以后的事，一九五三年元旦，校长司派克（spark）先生宣布：“本校没有任何假期，照常上班。”而当时政府规定，元旦是“开国”ˇ纪念日，放假三天。中国籍职员都敢怒不敢言，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敢向外国人表示异议。当他们建议教务主任、总务主任向校长反映时，两位老先生都微笑摇头，不作任何答复。我并不比别人更为勇敢，但我注意到，当七月四日美国国庆时，美国人都不上班，只有中国人上班。而当十月十日“双十节”时，美国人也不上班，中国人还是照样上班。再加上这次元旦事件，中国教师没有一个人敢提出抗议，我决定用我的方法表达出来，表面上看来只是反抗美国人种族歧视，其实，我更愤怒这些中国人的畏怯和奴性。 元月一日、二日、三日，一连三天，我像幽魂一样，在台北大街小巷逛来逛去，准备接受即将来临的风暴，其中，也一度懊恼地警告自己：“你这算干什么？刚吃了三天饱饭，就竟然向外国人挑战！” 元月四日，我假装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似的，走进办公室，依照平常规矩，悄悄坐在座位上。正庆幸一切平安，心里想顶多扣三天薪水罢了，司派克先生已呼唤我的名字，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语气温和但态度坚定地问： “你一连三天没有上班，是吗？” “是的。” “有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三天是我们的‘开国’ˇ纪念日。” “但是我宣布过，我们不放假。” “我认为我们应该放假，因为这是我们的纪念日。” “基督徒是无国界的，你不适合这里的工作，会计室已经给你结好账了，请你离开。” “我接受，但是，明天早上的早祷，我是不是可以来主持，作为最后的告别式？” 这是我临时被逼出来的反击诡计，司派克先生当然不知道，所以他立刻答应。 在基督教团体，每天入座办公以前，全体职员都要聚集在一起，由一位年高德劭的兄弟姐妹主持，例行地做一个简短的早祷，然后各回岗位工作。 第二天一早，我提前十分钟赶到归主协会（一分钟都不敢迟到，迟到便失去机会），大家团团坐定。我简单说几句跟大家道别的话，然后开始祷告，我大声说： “主啊！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今天团聚的机会，从明天开始，我就要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侍奉你。我已经被开除，只因为元旦是我们的‘开国’ˇ纪念日。主啊！我相信你会允许你的子民庆祝。我们千辛万苦，颠沛流离，逃亡到台湾，深知我们的处境既危险又衰弱，在世界万邦之中，微不足道，可是我们总算有个家。……” 祷告到这里的时候，听到大家的抽噎，我自己也被自己的哀伤感动，泣不成声。一时大家自悲身世，哭成一团。 这个早祷的地方，恰恰位于会长郝益民先生房间的门口，跟校长室只隔一个窗子。因为会长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是河南开封话），所以我的祷告，字字句句，他都听得清楚。早祷结束之后，会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立刻教我复职，并且给我两个星期的假期休息。我受宠若惊，但我不愿把我的悲愤变成威胁，只要传送出去就够了。当我走出校门时，校长的秘书兼翻译追上来，告诉我说： “基督教是无国界的，你不要太坚持！” “没有国界吗？”我瞪着他说，“看看摩西怎么出埃及的。” 就这样，我离开了青年归主协会。基督教给我的裨益太多，所以虽然离开时并不愉快，但我对这个协会和这位会长，一直心怀感谢。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