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光复后，天下混元一统就成了定局。

    在用人方面，或者说是治理方便，朱谊汐也有自己标准。

    简单来说，就是南强北缓。

    即，在太平多年的南方，选用强势官吏来推行新政，而在残破的北方选用传统且缓和官吏进行治理。

    例如，江苏省、浙江等地，基本上没减免什么赋税，而山东、北直隶、陕西、河南等地，基本上减免一至三年不等的赋税。

    至于为增加人口，更是停了五年徭役。

    这在南方是不可想象的。

    甚至明朝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南直隶出身的人不得担任户部尚书，生怕其对自己乡梓手软。

    当然，说到江南赋税重的问题，其实这是个伪命题。

    总有人举例，什么南直隶赋税占朝廷收入两成，从而显示江南百姓负担重，以一己之力养活大明朝等，其实更是公知们的偏言。

    总体来说，南直隶之所以赋税高，主要由两方面构成。

    一者，是大量的官田存在。

    正所谓经济决定政治，而政治又是经济的反馈。

    首先，官田的赋税基本上五五分成，元廷的官田（宋朝文武宗室之田）、张士诚的亲贵家属之田，统统成了大明的囊中之物。

    而明初又屡兴大案，如明初四大案，几乎将朝廷的中上层官僚清洗一空，这些文官武将多是江南人，其田地阡陌纵横，也成了官田。

    最后，就是迁江南豪强入凤阳，抄没了大量的田地。

    由此，在洪武年间，江南地区的官田数量，占据了总田亩的七成。

    例如洪武末年，苏州总田亩为九万五千顷，而官田则是六万顷，抄没的田地又占据官田的三分之一。

    官田占比最高的，在昆山，由于那里富豪云集，官田达到了恐怖的八成。

    所以，可以肯定的说，南直隶大部分百姓、士绅所耕种的土地，其成分都是官田，所以赋税才是全国最高。

    二来，则是因为明朝两百多年，喜欢用粮食来统计赋税，江南地区的许多赋税被以粮食来计算，所以才如此奇高。

    而像是丝、麻、棉等农作物也统一折换成粮食，好方便统计。

    所以，明朝两百年来，南直隶抱怨颇多，但从来只有说徭役重，而没说赋税重的，因为他们都是偷种官田，薅大明朝廷的羊毛。

    而苛重的白粮役问题，即江南百姓自己运粮去京师，原本南京不远，结果被迫运送至北京，导致家破人亡的政策，到了万历年间开始改折白银运解。

    而说到前面提到的官田问题，也坑了后来的满清一把。

    满清得到明廷的鱼鳞册后，大为兴奋，兴致盎然来到南方准备把官田收来分给八旗们，结果却引来了全江南的反对。

    因为所有的官田、军田，都被地主士绅，乃至于百姓们占尽，你可以收重税，但却不能让他们交出土地。

    一系列的造反起义活动，甚至被取消了大量的功名也不妥协后，满清最后只能屈服。

    而对于朱谊汐来说，江南地区七成土地都改稻种桑棉，粮税再收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了。

    还不如顺势而为，多征收一些商税，如棉、麻、丝等，也比收粮食来的多。

    所以减免粮食就惠而不费了。

    “户部对于安徽、江苏也要用点心，不催逼一番，欠税是难拿回来的。”

    “另外，考成法也要利用起来，欠税收不齐的，就贬斥免官，莫要纵容。”

    皇帝提点了一番，这也是他单独会见赵舒的原因所在。

    而首辅亲掌户部，更是他对于明清两朝的经验之谈，钱能通神。

    赵舒自然也明白皇帝对于钱财的重视，但他觉得这不是皇帝叫他来的主要目的。

    索性他很有耐心，就这般静静地等着。

    欣赏着雨敲琉璃瓦的声响，良久，皇帝也不再犹豫，直接道：“内帑的金花银说到底还是地方赋税，还是由户部来收吧！”

    “陛下——”

    赵舒一惊，心中暗叹不好。

    欲将取之，必先与之，皇帝这是以退爲進啊！

    皇帝的内帑两大来源，金花银和钞关，而金花银是江西、湖广、南直隶等地运输不畅且边远地界，由收粮折改为银，一年约莫一两百万两。

    “内帑本就不足，若是没了金花银，岂不是委屈了陛下？朝野怕是对老臣弹劾不止了……”

    赵舒连忙说道，脸上写满了苦涩。

    “这样啊！”

    朱谊汐若有所悟：“但皇帝一言九鼎记既然说出来了，就一定要兑现。”

    “这样吧！”

    说着，皇帝突然又道：“运河的钞关也由朝廷直领，某就只要海关之税吧！”

    “海关？”赵舒皱眉，对于这个词汇瞬间领悟了几分，这是关乎海外的钱财之事，类似于市舶司。

    “老臣不解。”

    “市舶司终究是太窄了。”

    朱谊汐坦然道：“区区大明，只有局限在月港、南京两地也太少了，朕有意，在广州、福州、宁波、杭州、松江，天津，新开六地进出口商岸，合计南京、月港，即爲八大海关，抽取关税。”

    “八大海关——”赵舒呢喃道，脸色变幻不断，心中不断地思量着利弊。

    毋庸置疑，此时的海关虽然不知其利，但光是南京的市舶司，一年就抽取了三十余万两的赋税，

    即使是八大海关，也不过两百余万两。

    运河八大钞关，万历年间也不过二三十万两，而金花银两百万两，如此与八大海关相差不离。

    但显然，皇帝实行海运后，海关的潜力必然比内运大，其未来大有可图。

    朝廷理论上来说是要吃亏的。

    但表面上朝廷不吃亏，皇帝也欢喜，这样不是最好吗？

    对此，赵舒很识趣地说道：“臣等岂能让陛下供给困难，天下必然罪臣，金花银则纳入户部，而钞关则万不可转移……”

    说着，他贴心道：“海关之设还未开始，为避免宫廷不足，金花银以十年之期再转也迟。”

    “十年太久。”

    皇帝摇头，心中对於赵舒的贴心很满意：“就三年吧，三年后金花银就由朝廷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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