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曾经中行氏与智氏的反目，导致范氏、荀氏集团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士鞅正酝酿着凑成新版的“三家联盟”。

    于是，士鞅将目标锁定在尚未遭遇过任何大风大浪的赵鞅的身上。

    士鞅对赵鞅软硬兼施，迫使赵鞅归附于范氏、中行氏麾下。

    士鞅为了能够拉拢赵氏，鼓动中行寅将其姐嫁于馀子大夫赵胜，赵胜因其祖赵旃封于邯郸已经别为邯郸氏。

    作为赵氏旁支，赵旃后代为赵氏世代镇守晋国的东方战略重镇——邯郸。

    换言之，邯郸氏与赵氏本同属于一宗，但血亲上已逐步疏远，便成为士鞅的重点关照对象。当赵胜死后，赵胜与邯郸姬（本为姬姓，嫁于邯郸氏，姑且这么称呼）的儿子继承其父之位，担任邯郸大夫。

    赵氏与邯郸氏的血缘进一步疏远，而邯郸氏因为这层裙带关系被中行氏、范氏进一步拉近。

    聪慧过人的士鞅或许就这样通过邯郸作为杠杆，撬动了整个赵氏大宗跟着范氏、中行氏运作。

    年轻的赵鞅明显缺乏政治眼光，在利益面前取舍的犹豫不决使得士鞅控制他时游刃有余。

    当赵鞅明白过来这是士鞅为他设下的陷阱时，他已难以自拔！

    这也在日后，为邯郸赵氏的造反，埋下了伏笔。

    所以，庆忌根本不担心赵鞅效仿吴国的新政，在赵氏推行。

    赵氏若是因此强大起来，反而会成为其他五卿的眼中钉，肉中刺。

    届时一个混乱起来的晋国，无疑是庆忌最期望看到的。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晋国的最强家族，是六卿当中的范氏。

    士鞅贪婪之本性简直令人发指，在晋国霸权日益凋零的漫长过程中，士鞅“贡献”最大。

    在对国内权益重新分配之后，范氏在士鞅的领导下一举跃居国内第一强卿。

    因为晋国是当时最强大的诸侯，范氏自然成为全天下都为之侧目的强族！

    “赵上卿，不知在汝看来，我吴国的种种政策，可有不妥之处？”

    庆忌微笑着问道。

    “这……”

    赵鞅颇为迟疑。

    “赵上卿但说无妨。”

    见到庆忌这般豁达，赵鞅这才躬身道：“吴侯，恕赵鞅直言，吴国之新政，甚好。然，有一点，赵鞅不敢赞同。”

    “请讲。”

    “夫天下皆以仁孝礼义治国，或以法为辅，吴国却反其道而行之，以重法治国，岂非本末倒置耶？”

    赵鞅慨然道。

    他是真的敢说！

    “赵上卿以为，今日之世，与上古之世，民风相比，如何？”

    “这……回禀吴侯，若以民风观之，上古之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无有鸡鸣狗盗之事，人风淳朴而鲜有杀戮。”

    顿了顿，赵鞅又道：“当今之世，列国虽有作奸犯科之徒，然人心仍在，以礼义教化尚可。似吴国这般重法，以峻法治国，难免国人多有怨言！”

    庆忌则是摇摇头道：“赵上卿，法，古来有之。夏有禹刑，夏刑大辟二百，膑刑三百，宫刑五百，劓刑各千。”

    “商有汤刑，商朝之刑法严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

    “周有《吕刑》，其中对犯人施行五种刑罚的规定长达三千条。”

    “昔日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邓析又编订‘竹刑’，寡人听闻，晋国亦铸刑鼎，立成文法，赵上卿当年亦参与其中，不知是否？”

    “……”

    赵鞅颇为尴尬。

    他自己知道法治的好处，只是觉得吴国的刑法过于严苛。

    当年，就在魏舒执政的第二年，士鞅决定钳制魏舒，抵制其再次“胡作非为”，于是士鞅拉拢荀寅、控制赵鞅导演一出千古闻名的“铸刑鼎”大戏。

    他们将所搜集的镔铁480斤熔化，熔铸成鼎，将当年范宣子时代所制定的法度立于鼎上。

    这是晋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国家法律明文昭于天下，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相当于以法律的形式宣布至少是在晋国“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时代已成为历史，成为过去。

    这件事尚未完成，已在当时引起巨大的轰动，造成世人喋喋不休的议论的同时，也遭到了列国士大夫的强烈声讨。

    因为，这是对周礼的一次巨大挑战、颠覆甚至是践踏。

    士鞅是实际操控者，荀寅是执行者，而赵鞅似乎只是背黑锅的傻小子！

    士鞅的老辣远非那时的赵鞅所比，其政治资历更使其望尘莫及。

    铸刑鼎一事在晋国影响极其深远，标志着晋国执政官权威的严重下滑，国家离心力的加剧。

    当晋侯不再是一国之重心，正卿尚且可取而代之。

    如今正卿的权威也必须受到士鞅法律的监视与钳制，晋国的向心力受到更为严重的削弱。

    最不幸的还是赵鞅，他为士鞅背黑锅，正在为他的年轻气盛付出代价，受到如此不白之冤至今也没有被平反。

    后世的附会，以当代思想将“铸刑鼎”之壮举归“功”于赵鞅，表明其进步性——打肿脸充胖子！

    ……

    奉天殿内。

    庆忌穿着一身玄色冕服，头戴平天冠，高坐于陛台之上，正襟危坐，与群臣进行日常的大朝会。

    按照庆忌所制定的规矩，若无意外，吴国的君臣将十天举行一次大朝会。

    若有紧急的事情，可召开，遇上一些重大问题，则是三日一朝，或五日一朝。

    “大王，臣有事启奏！”

    这时，已经擢升为太宰的计然手持牙笏，站了出来。

    “请讲。”

    “臣以为，我吴国应维护农田以及山川湖泽，制定《田律》。如下及时雨和谷物抽穗，应即书面报告受雨、抽穗的顷数以及已开垦而末耕种田地顷数。”

    计然侃侃而谈，道：“禾稼生长期下雨，也要立即报告降雨量与受益田地顷数。”

    “如有旱灾、暴风雨、涝灾、蝗虫及其他虫害等损伤了禾稼，也要报告受灾顷数。”

    “距离近的县，由专人送报告，距离远的县由驿站传送，在八月底以前送达。”

    “善。”

    庆忌微微颔首，旋即准奏。

    《田律》这种律法，还是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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