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虽孔夫子在春秋时期就提出过“无偏无党”的恪守，但在仕途之上抱团取暖的利益趋使下，蜀汉政权的内部并非铁板一块。

    先主刘备自从举义兵讨黄巾开始，到建立蜀汉政权，麾下汇聚的人才，从地缘、利益以及归属等因素，形成了四股政治势力。

    其一，是元从系。

    如关、张、赵，和简雍糜竺及孙乾等人。

    较晚加入的汝南陈到、义阳魏延，因为是先主刘备的部曲出身，亦可归到此列中。

    他们都是誓死追随刘备创业的老臣，在蜀汉政权享有超然的地位和绝对的信任。如先主定蜀时，关羽镇守荆州、张飞镇巴西、魏延为汉中太守；陈到领宫禁宿卫、赵云统兵安成都内外，几乎将蜀汉各地兵权尽掌。

    然而，随着老一辈的关羽、张飞及糜竺等人亡故，如今的元从系却是逐渐没落。

    威望最高的赵云性格忠厚，永安督陈到克己忠贞，皆无争权之心；独掌兵权的魏延又因性情桀骜自负，不为人喜。

    更因为他们随先主半生颠沛流离的关系，子嗣皆年幼且稀薄。

    如关兴、张苞刚过弱冠之年，官职为侍中，短时日内不复父辈督战一方的权柄。

    唯独有机会再续父辈名声的关平，却战败亡故于荆州。

    青黄不接，在所难免。

    其二，是东州士。

    如随着刘焉父子入蜀的吴壹等，或者因为战乱饥荒等缘由避祸于益州的外来士人，如法正、李严、许靖和费观等。

    这些人在先主定蜀时，备受优待。

    如被倚为谋主的法正是蜀汉第一任尚书令、吴壹的族妹被先主纳为夫人、董和与诸葛亮同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而李严更是后来居上继任尚书令。

    但如今因法正、董和已故，孟达投魏等各种缘由，东州士更多是清贵之职，后进者亦是蜀汉政权内中层官职居多。同受托孤的李严，虽领中都护统内外军事，但留镇永安，游离于中枢之外，逐渐退出了朝廷的决策。

    又因许多东州士是荆州人，在诸葛亮开府权专后，慢慢同化为荆襄系。

    嗯，蜀汉的第三股政治势力，就是荆襄系，亦是如今掌控蜀汉权柄的势力。

    最初，先主刘备被荆州牧刘表所纳，先客居新野，后联东吴于赤壁大败魏武，得以积攒西吞巴蜀的根基。

    其间收拢的荆州籍贯士人，厥功至伟。

    如诸葛亮、庞统、马良、赖恭，以及黄忠和霍峻、邓方等等。

    现今，诸葛亮以丞相之职受托孤开府治事，并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政事无巨细，尽决之。荆襄系也随之水涨船高。

    其四，则是由巴蜀之地士人组成益州系。

    亦是如今在蜀汉政权中，话语权最低、备受打压的派系。

    又或者说，从刘焉父子割据益州到如今蜀汉建立，益州本土士人缘于利益，就没有停止过与掌权者上演相爱相杀的戏码。

    巴蜀之地自古闭塞，偏安一隅，以及丰饶的出产和盐铁之利，极容易催生跋扈自恣的本土豪族。这些益州豪族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为所欲为，使蜀中之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

    益州系，就是益州豪族的代言人。

    刘焉掌权时，为了收拢权柄，托事诛杀益州豪强王咸、李权等十馀人，激起了蜀郡豪族出身的犍为太守任岐及校尉贾龙起兵相攻。忿怒难当的贾龙，甚至还想做引狼入室的决策，与董卓联合。

    刘璋继位益州牧掌权后，又发生了沈弥、娄发、甘宁等人的叛乱。

    到建安五年，巴西郡赵韪以钱财贿赂的方式收买荆州地方官，联合益州本土大族聚众起兵，意图驱逐刘璋。

    就连请先主入蜀，都是益州豪族张松主动充当内应的结果。

    只是先主刘备掌控巴蜀后，为了长治久安、巩固权势，对益州豪族也对同样采取打压多于拉拢的态度。

    如掠夺豪族的财富，充实库存和军资。

    在刘巴的建议下，先主刘备下令铸造“直百钱”，和任命官吏掌控市场物价，数月之内便搜刮本土豪族的财富，让益州府库充实。

    如严法治蜀。

    以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与李严共造《蜀科》，遏制益州本地势力以强侵弱，让各大豪强不敢再兼并田亩和藏匿隐户坐大。

    如打压益州系士人们官职。

    先主刘备在世时，唯一能参与庙堂中枢决策的，仅巴西黄权而已。

    但他却在夷陵之战败北后，因无路归蜀便选择了北上投魏，让举蜀汉朝堂之上，再无益州系喉舌。更让益州系处境雪上加霜的，则是先主刘备大行的前后，先有汉嘉太守黄元举兵叛，后有豪族雍闿杀太守，联合越嶲夷王高定和牂牁朱褒叛乱南中诸郡。亦让打压益州系士人，成为蜀汉朝臣的默契。

    而郑璞，就是益州本土士人。

    如此局势下，郑璞就算有心踏上仕途，立志为光复汉室竭诚效力，也会因为头上的标签而事倍功半。

    是故，郑璞思来想去，觉得自己仕途必然一路荆棘；又带着“青史留名者绝非泛泛之辈”的敬畏，觉得以自己的才学太难脱颖而出，难成为蜀汉重臣参与庙堂决策，便浇熄了心头上的火热，更倾向于小富即安的逍遥日子。

    却不想，丞相诸葛亮开府治事后的举动，又让他看到了一丝希望。

    并非是诸葛亮不顾蜀汉安危、转为姑息纵容益州豪族坐大了；而是开建府署后，从辟置僚属的人选中，可以看出他没有刻意打压益州士人。

    如蜀郡成都人张裔，是任人唯贤的彰显。

    张裔之前被被叛乱的雍闿所执，被当成礼物送给孙权。诸葛亮主政时，派遣邓芝去联盟东吴时，特地要求孙权将其释归。甫一归益州，便任命为丞相府参军，代行相府政务，又兼任益州治中从事，器重非常。

    如巴西郡阆中人马忠（狐笃），是提拔贤才的体现。

    马忠之前官职不过汉昌长，因先主刘备感慨“虽亡黄权，复得狐笃，此为世不乏贤也”，今已被征辟为相府门下督。刻意提携培养之意，昭然若揭。

    或是说，授张裔和马忠以显职，归于诸葛亮一心为国的公允；那么，他对益州大儒杜微的礼遇，则是隐晦的对益州士人释放了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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