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踏铁轮飞梭织布机，不能算作大型的工厂制机器，是标准的手工业，而且是家庭手工业配置。

    但生产这种手工业机器本身，就是工业革命的一部分。

    蒸汽机可以催动更大的鼓风机、更大的鼓风机提供了更高的冶炼温度、更高的冶炼温度提高了钢铁产量、更多的钢铁产量可以用作生产这种手工业机器。

    但不管是钢铁产业、还是这种铁轮飞梭织布机，其利润的根源，终究还是那些在方便了东北寒冷去移民、在南洋彻底击溃了印度棉布的布匹。

    事实上，按照原本历史的技术水平来看，这种也就是1800技术水平的家庭手工业的织布机，如果在全国普及。

    那么，至少原本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候的技术水平，机器布依旧没有任何获胜的可能——不是外国的机器布，而是哪怕本国生产的、完全没有关税的本土机器布。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要与时代、与自己的特殊情况相配套。而不是全面照抄原本历史上的先发国家，因为无法复制那些先发国家的人口、人均土地、农村经济。

    在东北全面占领了市场的南通二尺八大布的背后，折射出的、背后隐藏的一切，就是大顺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启。

    原本的亚洲棉，是无法纺出足够强度的棉纱的，也就根本无法织出来二尺八宽幅的布。

    苏北的棉种改良，解决了这个问题。

    原本的本土纺纱机，也是无法纺出了可以支撑二尺八宽幅布匹的土纱的。

    苏北棉花种植配合松江府的纺纱进步，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纺车改良的前提，又是苏北的长绒棉。

    原本的冶铁数量，也是根本无法支撑几千上万台脚踏织布机的铁轮需求的。

    之前由蒸汽机发展起来的新兴冶铁业，解决了这个问题。

    依托小农经济本就脆弱的东北地区，以及依托辽河水运和冰运所辐射的几千万亩地广人稀的土地，由布匹作为最终纽带，带动了棉纺、冶铁、机械行业的有利可图的发展。

    最重要的，是垄断资本集团的出现，垄断了大顺的长绒棉。

    不管是南洋的、苏北的长绒棉，都是被垄断的。

    宽幅布所需的长绒棉棉纱，自然也是被垄断的。

    同时，普通家庭无法承担脚踏织布机的成本，以及长绒棉棉纱的垄断导致的百姓无法单独购买，也使得在苏南、苏中地区理所当然地普及了包买制。

    如何最低程度地减轻工业化对小农的冲击？

    那就是铁轮机包买制下乡，依托东北南洋日本市场，实现江苏全省的农村织布机升级换代。

    这样，矛盾就转化了。

    如果能够完成整个江苏省的农村织布机升级，那么，应该说，大顺的蒸汽机织布行业，以现在的技术进步速度，也至少五十年内，没有生存空间。

    但是，矛盾却由直接上机器产业的“对小农经济的冲击、小农经济的反扑”，换为了“棉布生产的发展，与棉花棉纱数量不足”的矛盾。

    由原本的，整个黄淮区、苏北区小农破产，发动起义反抗新时代发展的可能。

    变为了。

    要么继续对外扩张；要么对外扩张到顶之后，新兴资本集团绑架了整个江苏省的人口，要求吃掉国内市场，瓦解国内其余地区的小农经济。

    每让一台铁轮机下乡，就意味着，新兴资本集团又绑架了一户百姓。

    并且，这一户百姓将支持资本改造全国的进程，也就是他们的铁轮机和宽幅布，毁灭原本小农经济的一尺布的过程。

    当然，当江苏省的家庭手工业者们按照资本的意志去改造全国的时候，一旦获胜，也意味着他们自己的灭亡。

    他们毁灭了自己阶级意义上的同盟军，那么将来资本消灭他们的时候，自然也就没人站出来和他们一起作战了。

    而背后调控他们，该什么时候支持对外扩张、该什么时候觉得翅膀硬了要把全国吃掉的力量，是藏在他们背后的垄断了棉纱和长绒棉产业的资本集团。

    或者说，是一条看得见的手，在控制宽幅棉布的产量和去向，决定冲击的方向。

    刘钰说，现在去海外是好的。于是，在对欧走私、对南洋的印度棉布替代、以及英国被大顺的走私逼着出台了更严苛的棉布禁令的背景下，酿造出了惟新三年的印度苏拉特棉纺织萧条，并且这场萧条一直延续到今年。

    看上去，好像铁轮织布机走入家庭，是稳固了小农经济。

    实际上，恰恰相反。

    外表看起来和小农经济很像，男耕女织，但实际上江苏省的小农经济已经被刘钰悄悄瓦解了。

    每个用铁轮纺织棉布的家庭，实际上都是资本的雇工，只是工作场所在家里而不是在工厂而已。

    整个流程，看似自由，实则都是严密的管控下。

    南洋的棉花、苏北的棉花，在南通或者松江府，进行轧花、去籽、搓条等流程。

    然后进入纺纱作坊，纺织成可以织宽幅布的长绒棉纱。

    每个包买商，需要提前预定棉纱，再把这些棉纱分包给在家庭中织布的织工。

    织工织布完成，拿到自己的工资——布他们无权自己处置，只能交给包买商，然后再自己花钱买布。

    包买商拿到布后，印花缴税。

    逃税是很难的，因为上游的棉纱被控制，能织多少布收税部门是心里有数的。原本的棉花和土纱，是无法纺出来这种宽幅布的。

    布要卖到哪里去，看似自由，实则也并不自由。

    被斩断的运河、盐改之后在关键地方设置的检查站、以及海运和陆运的成本差异，都限制了这些布匹的流通方向。

    那些被卷入了铁轮织布机包买制的家庭，其生产的逻辑，也不再是自己用、多余的拿去交换。

    其生产逻辑，变为了出卖劳动力赚取报酬，再用出卖的劳动力换取的报酬，购买生活用品。

    只不过，这个瓦解过程，仅就江苏省的自耕农而言，是微创的、无痛的。

    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身份，由小农，变为了包买制下的特殊雇工。

    那这些痛，被谁承受了呢？

    天灾人祸之下，不得不闯关东求活的河北、山东的百姓；顶着超高死亡率下南洋的黄淮与闽粤百姓；日本麻纺织业被棉布冲击下的普遍破产；印度苏拉特地区的棉纺织萧条。

    不管是闯关东还是下南洋，过程本身都是痛苦的。

    包括大顺此时的闯关东，其过程更像是殖民公司买契约奴，去那边圈地种豆，而不是自发一点点的小农逃亡拓展。

    这和历史上的东北移民发展有很大的区别，原本历史上的东北移民的一波高峰，是帝国主义侵略之下修铁路、开矿、工商业贸易所导致的。

    而现在，则是依托辽河流域，资本出钱以利润为导向的种植业，也可以叫大豆种植园，或者粮食农场为主。

    其实本质还是围绕着棉花产业来的，苏北地区的资本要的是廉价的豆饼。

    靠根瘤菌、新垦土地的养分根系吸附所产生的，肥效相当于硝酸铵30%的豆饼肥料。

    相对于遥远的南美的硝石矿而言，豆饼做肥料，还是便宜一些。

    棉花种植既需要稍微盐碱一点的土地，也需要极高的肥力。

    豆饼虽然能吃，但需要吃豆饼维持生计的人，肯定也没钱买，这就是资本的逻辑。

    大顺别的地方百姓饥饿，和资本一点关系都没有。而圈地种豆的资本，也并不是因为大豆此时产量比小麦高、可以提高大顺粮食产量、让人民免于饥饿去种豆的。

    只是因为这玩意儿种起来方便、收起来方便、卖起来方便。

    也是为什么此时的辽河流域大豆种植面积疯涨、但水稻种植甚至赶不上更北更远的乌苏里、松花江地区的原因——那地方啥也运不出来，除非朝廷拿出秦时的苛政修一条跨越分水岭的运河，或者铁路蒸汽机车技术进步，否则还是种点自己吃的东西吧。

    在铁路修通之前，那里的土地，是资本所不屑的。

    至于此时大顺东北的高粱，大部分，只是大豆种植的副产品，因为需要改茬，预防病菌造成的减产。

    一粒黄豆，被资本以盈利为目的，种植在辽河流域的土地内。

    秋天成熟，被农业雇工收割。由于资本大范围地投资圈地，是以马拉收割机、脱粒机得以普及。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基本是使用了夸张的修辞方法。

    但相对于欧洲早期农业的种一收五，黄豆因为特殊的自固氮作用，倒是基本上可以做到种一收八。

    一粒黄豆变成八粒，然后被圈地的农业资本家，派人送到周边发展起来的县城粮栈。

    在县城粮栈中，换回纸币，再用纸币换取布匹、铁器、茶叶、白糖等等。

    而这八粒黄豆，在县城，被加工成豆油和豆饼。

    通过辽河，这八粒黄豆的豆油和豆饼，运送到营口。

    装船，海运到松江府。

    豆饼被苏北的圈地资本家买走，堆砌在苏北的圈占垦殖土地中，化为肥料，滋养棉花。

    豆油被苏南的工业资本买走，加工成蜡烛、甘油、肥皂。

    然后棉花通过汉代挑起吴楚七王之乱的吴王刘濞开凿的那条运河，运输到南通。

    在南通，经过梳棉机去籽、成棉、打包，运输到松江府。

    在松江府的工场，被加工成棉纱，再卖给资本雄厚的包买商。

    由这些包买商，发给南通的家庭，由这些家庭里的妇女，织成二尺八宽幅的布。

    这些布，再被回收到松江府，和那些豆油加工出来的蜡烛、甘油、肥皂等，一起装船，运送到营口。

    再从营口北上，来到各个县城市镇，卖成纸币。

    然后再买更多的黄豆、豆饼、豆油、亚麻纱、柞蚕丝、高粱酒、木焦油、高粱米、小麦、大米。

    完成一个基本的、需要大约两年周期的循环，从而实现资本的增值、积累和利润。

    应该说，直到此时……大顺才算是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萌芽。

    也使得这一切可以称之为工业革命，而不是变种的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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