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提的是，比起真正的流民，这些北徙的江南地方豪右境遇要好得多，家产基本保留，衣食能够保障，有公差随行庇护而无盗匪之害，哪怕免不了出钱买平安，像他们这些人，可是被劫掠的优质目标。

    于他们而言，从踏上北徙的路途开始，未来都变得模糊了，前途难测，安危难料。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安全地抵达邠州，已是幸运了。

    当然，这遥遥数千里旅途，一路也并非坦途，波折不少，伴随着的，是疾病、死亡、逃跑......

    这一批迁户，总共有一百五十六户，基本都是举家被迁，携老扶幼，甚至有不少僮仆奴婢相随。队伍前后拉长了至近两里，为数不少的车马，几乎占据着整条道路，这样的队伍并不方便管理，但架不住差役有刀兵，有鞭子，有棍棒。

    事实上，赶了这么漫长的路，还能置办车驾，借用畜力，可见这些人家资确实不菲。队伍尾部，其中一辆刷着棕漆的马车缓缓跟随大队行进，轮轴间发出刺耳声响，显得行进艰难。马夫脸手冻得通红，牢牢地抓着缰绳，呼吸之间都有热汽喷出，车厢的缝隙被塞得严严实实的，却难以做到密不透风。

    车厢内的空间显得很局促，却塞满了四个人，两大两小一家子，瑟缩在被褥之中，精神状态奇差，身体更饱受折磨，习惯了江南舒适的环境与气候，西北的干冷苦寒实在不是他们轻易能够习惯的，更何况还是这种餐风宿露。

    “娘，我冷！”长相可人的小女童以一双无辜的眼眸望着自己娘亲，委屈地道。

    通红的脸蛋，既是冻的，也是闷的。妇人带有水乡女子的柔婉，没有多说话，将自己衣襟解开，把女儿的是拉入怀中，紧贴着腹部，然后抱着爱女。这种时候，也只有亲人之间，可以抱团取暖了。

    另外一边，还有一名中年人以及一名少年，这是父子俩。中年人看来倒也有几分涵养，只是看着妻女的模样，面目间带着不忍，眼神中透露出的，则是中无奈与忧郁。

    很多问题与麻烦，都不是钱可以解决的，这一点，早在勒令北迁的前后，他就体会到了。身边的少年靠着在车壁上，身体随着车辆的颠簸不断晃动，只是双眼无神，目光涣散，只是在偶尔的回神间，流露出一抹愤恨与凶狠。

    “爹，还有多久才到？”终于，少年开口了，声音显得有些沉闷。

    中年人沉默了一下，安慰着说道：“如果差官说得不假，快了！”

    少年没再出声，又闭上了眼睛。这父子俩姓袁，父袁振，子袁恪。这一路来，在越来越远离家乡，在吃苦受难散财的过程中，袁恪不断向父亲发问。

    为什么要变卖家产，别离亲友？

    朝廷为什么要做？

    为什么不迁那些贫民、农民？

    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不被迁？

    有钱、有地就是罪过？

    那些侵吞他们家产的人是否回得到报应？

    为什么一定要到西北？

    ......

    等走到关中，少年已经很少再问那些问题了，不是父亲给了他清晰正确的答案，而是少年逐渐成熟了，知道现实不可更改，知道去适应环境。

    只是，在意识恍惚之时，仍不免回想起，在江南那热闹的庄园，舒适的住宅，四邻的好友，成群的奴仆、农户，还有他十分喜爱的照料他起居的美貌婢女......

    然而，这些如今只能在回忆中呈现，在梦境中幻想，一朝回神，还在这艰辛的旅途中，被严寒与凄冷包围。而每思及此，少年袁恪的心灵就不由被仇恨所占据，只是，不知如何发泄出来罢了。

    这一路上，他想过逃，潜回乡里，然而被其父袁振严厉地警告了。少年起初是不了解逃亡的艰难与后果的，就如他那一大串的疑问，父亲没法解释清楚一般，只是后来见到那些“实践者”的下场后，果断老实了。

    没错，不只少年袁恪想过逃跑，还有人付出了行动，结果便是，迅速地被发现，被追捕，被锁回。对于南方人而言，越远离江南，在人生地不熟的北方，想要逃离，哪里是简单的。哪怕不通过城镇，就算只走乡里村野，都没办法轻松遮掩踪迹。或者，远避山林，但几乎是去做野人，那样的结果只怕比被迁到西北下场还惨。

    而被抓回来的人，也不是简单地教育、责骂一下就结束了，因为耽误行程，浪费了事件，监押的县尉怒不可遏，下令鞭笞，都是一个地方出来的，结果毫不留情，鞭打也毫不留力，打得哀嚎不已，打得血肉模糊，犹不罢休......

    最终，几名逃亡的人，在继续赶路的过程中，因为缺医少药，因为劳累，陆续死掉了。从那时候起，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自己虽然是朝廷的迁户，这些随行的官差，名为“护卫”，引路护送，实际上在这些差人眼里，他们只是一干有产的囚犯罢了，要是破坏了他们的差事，影响任务，就绝不会留情，并且，因怀有一种仇富心理，还有不少刁难，这一路来，敲诈勒索的事情，也是没少发生。

    这一批人，基本都出自句容县，袁振父子算是土生土长于江南，但严格意义地来说，袁家并不能算是南方人。其祖籍为蔡州，袁振祖父早在唐末时期就为避战乱，举家南迁，其父曾投军，还做到了军校，不过在与吴越的战争中受了重伤，因而退役归养，不过前前后后也积攒了不少家产。

    等传到袁振手中时，袁家已融入了句容，在当地彻底站稳脚跟，有田产四十余顷，同那些巨富不能比，但也是小有名气了，怎能不被盯上？

    受到环境的影响，袁振也是个文化人，饱读诗书，习练经文，并且有些见识，看到了金陵朝廷的崩亡形势，也没有谋取科考出仕，只是经营着自家的土地、财产，安安静静地做这个“田舍翁”。

    并且，虽然家里拥有两、三千亩田，但与那些横行乡里的豪强不同，很少张扬，家风也严，还屡有善举，在句容当地颇有声誉。

    然而，自诩本分袁振，在朝廷的大政之下，也难称“无辜”了，在强权面前，所谓的财富、名誉，都成了虚妄，都抵不过官府一纸公文，一道命令。

    在韩熙载到任，着手迁豪事宜时，很多人都慌了，为之奔走、联络，想要逃避，乃至抵抗。和所有人的反应都一样，一开始是不信，后来是观望，然后随着形势不断紧张，开始慌张了，然后也开始谋求免迁，毕竟，朝廷不可能把江南所有的豪强地主都迁走。

    袁振也做了不少努力，走门路，托关系，然而效果很差，他所寄希望的人家，很多人都自身难保。果然，袁家也收到了迁徙的命令，限期一月准备。

    人被逼急了，总会反抗的，袁振虽是文人，也动过心思。然而，随着各方面的消息传来，果断认怂了。有一些态度强硬的豪族，为了对抗迁徙令，直接置之不闻，甚至纠集宗族、乡民、佃户，据庄园固守抗拒，这大概是最愚蠢的做法，十几家这般做的大族，被抄没家产，发配流放，成为了典型。

    后来，江南土豪们发现了，朝廷是根据土地的多少而定迁户，于是就有人动了心思，将自家的土地分与族人、佃户，借以摊薄自己的土地。

    果然有效果，袁振也就跟着这样做了，然后没有多久，官府的命令来了，让百姓们根据现有土地情况，上衙门登记，今后两税收取，以此为凭。如此，官府的用心，一目了然了，就是要分他们的地，愤怒的同时，也松了口气，在很多人看来，如果能够少些土地，就避免被外迁，那也是值得的，只要根本还在，将来就有希望，日子还长着了。

    然而，实际情况是，朝廷的迁豪政策，在韩熙载的主导下，仍在继续进行，袁振后来也收到了句容县十分强硬的迁徙令。那个时候，他才慢慢地意识到，朝廷或许不只是简单地为土地问题。

    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努力却全部付诸流水，当得知外迁不可避免，袁振无奈，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能迁到湖南。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都想去湖南，最终比的还是谁占先机，谁有关系。

    而袁家属于，既丢了先机，关系也不够硬的人，最终只能同句容、溧水的这一百多户豪强地主一起，踏上北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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