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贞观①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②以啖③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④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⑤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⑥<strong>魏徵</strong>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⑦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注释】

    ①贞观：唐太宗<strong>李世民</strong>年号，从公元627年至649年。

    ②股：大腿。

    ③啖（dàn）：吃或给人吃。

    ④朕：我，自秦始皇起，变为皇帝的自称。

    ⑤（dú）：诽谤，怨言。

    ⑥谏议大夫：官名。唐时掌侍从规谏。

    ⑦詹何：战国时楚国隐者、哲学家，善术数。亦称詹子、瞻子。【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做君主的法则，必须首先存活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那就好比是割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填饱了，人也就死了。如果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端正自身，绝不会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弯曲，上头治理好了而下边发生动乱的事。我常想能伤身子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而都是由于自身追求耳目口鼻之好才酿成灾祸。如一味讲究吃喝，沉溺于音乐女色，越多，损害也就越大，既妨碍政事，又扰害百姓。如果再说出一些不合事理的话来，就更会弄得人心涣散，怨言四起，众叛亲离。每当我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取乐贪图安逸。”谏议大夫魏徵对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就近从自身入手，才能远而推及一切事物。过去楚庄王聘用詹何，问他治理好国家的要领，詹何却用加强自身修养的方法来回答。楚庄王再问他治理国家该怎么办，詹何说：‘没有听到过自身治理好而国家会发生动乱的。’陛下所明白的，实在符合古人的道理。”【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人有言，询于刍荛①。’昔唐、虞②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③。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④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⑤，不能惑也。秦二世⑥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⑦，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⑧信朱异⑨，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strong>隋炀帝</strong>⑩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注释】

    ①刍荛：割草打柴的人，泛指草野鄙陋之人。

    ②唐、虞：指尧和舜，尧曰陶唐氏，舜曰有虞氏。

    ③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赞扬尧舜的话。意为开四方之门，以招贤纳俊，广四方之视听，以防止耳目闭塞。

    ④共、鲧：共即共工，唐虞官名，鲧是夏禹之父。

    ⑤靖言庸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

    ⑥秦二世（前230—前207）：秦始皇的少子，名胡亥，继承帝位后称二世皇帝。因他常居深宫，故公卿大臣很难见到他。

    ⑦赵高（？—前207）：秦朝宦官，二世用他为相。

    ⑧梁武帝（464—549）：姓萧，名衍。南朝梁的建立者。公元502年至549年在位。他偏听朱异的建议，纳东魏降将侯景为大将军。后侯景反叛，朝野上下都抱怨朱异。梁武帝也为侯景所逼，结果饿死。

    ⑨朱异：在梁为官，任散骑常侍。

    ⑩隋炀帝（569 — 618）：姓杨，名广，隋文帝的次子，公元604年至公元616年在位。内史侍郎虞世基蒙蔽隋炀帝耳目，以致农民起义，烽火四起，陷没郡县，他还全然不知，最后为宇文化及等所杀。【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说：“什么叫做圣明君主、昏暗君主？”魏徵答道：“君主之所以能圣明，是因为能够兼听各方面的话；其所以会昏暗，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说：‘古人说过这样的话，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过去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广开四方门路，招纳贤才；广开视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而圣明的君主能无所不知，所以像共工、鲧这样的坏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语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却深居宫中，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到天下大乱、百姓背叛，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到侯景兴兵作乱举兵围攻都城，他竟然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马攻掠城邑时，他还是不知道。由此可见，君主只有通过多方面听取和采纳臣下的建议，才能使显贵大臣不能蒙上蔽下，这样下情就一定能上达。”太宗很赞赏他讲的话。【原文】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①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②，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注释】

    ①尚书左仆射：唐制，尚书省的长官，为宰相官职。

    ②草昧：草，杂乱。昧，蒙昧，原始未开化的状态。用以指国家草创秩序未定之时。【译文】

    贞观十年时，唐太宗问侍从的大臣：“在帝王的事业中，创业与守业哪件事比较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答说：“国家开始创业的时候，各地豪杰竞起，你攻破他他才投降，你战胜他他才屈服，这样看来，还是创业艰难。”魏徵对答说：“帝王的兴起，一定是在前朝衰乱的时候，这时推翻昏乱的旧主，百姓就乐于拥戴，四海之内也都会先后归顺，这正是天授人与，如此看来创业并不艰难。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骄傲放纵，百姓需要休养生息而徭役没有休止，百姓已经穷困凋敝而奢侈的事务还仍然不停，国家的衰败，常常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样看来，守业更难。”太宗说：“玄龄当初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了艰难困苦，多次死里逃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徵替我安定天下，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苗头，陷入危亡的泥坑，所以知道守业的艰难。如今创业的艰难既已过去，守业这一难事就得和诸公一道慎之才是。”【原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①魏徵上疏曰：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雄，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strong>高明</strong>于日月，本支百世，传祚②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③，可得而言。

    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④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⑤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⑥。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⑦，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⑧倾而复正，四维⑨弛而更张。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⑩；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乱，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strong>无可</strong>观则人怨，人怨则神怒，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贻厥子孙，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注释】

    ①特进：官名，功高德重，朝廷所敬异者，赐位特进。

    ②祚（zuò）：皇位，国统。

    ③殷鉴不远：殷的明镜不远，指夏的灭亡可为殷作鉴戒。后世称有前事为鉴为“殷鉴不远”。

    ④虞：臆度，料想。

    ⑤罄：本意是器中空，再次引申为尽、完。

    ⑥戢（jí）：收敛，止息。

    ⑦殄（tiǎn）绝：灭绝，断绝。

    ⑧八柱：古人说地有九州八柱。地下八柱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⑨四维：古人称“礼义廉耻”为“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⑩期月：一整年。【译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奏疏说：

    据我观察各个朝代兴衰更迭的变化，发现自古以来每个帝王都是承受天命创下基业的，都是用武功与谋略使各路英雄归顺的，然后再用文治来教化天下百姓。谁都希望创下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但是能够千秋万代传承下去并且最后获得好结局的朝代却微乎其微。各个朝代都相继衰败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究其根本，在于帝王失去了为君之道。

    过去隋朝统一天下的时候兵力是多么强大啊，三十多年来，大国的威仪不可一世。谁想到后来竟毁于一旦，叛乱一起，国家政权就拱手让人。难道是隋炀帝厌恶国家安定，不希望社稷长治久安，所以就采取桀纣那样的残暴统治，自取灭亡吗？肯定不是这样的。我看这是因为他倚仗国家富强，为所欲为，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所造成的。他在位的时候，奴役天下所有的人来满足他一个人的私欲，收集天下所有的宝物供他一个人玩赏，挑选各地的美女供他一个人淫乐，寻找异域奇珍供他一个人消遣。他居住的宫殿极其华丽奢侈，修筑的台榭无比瑰丽雄奇。这就必然造成徭役烦琐，战争不断。再加上朝廷之外，列强虎视眈眈；朝廷之内，大臣险恶奸诈。这样，谄媚阴险的人必然青云得志，忠诚正直的人必然性命难保。整个朝廷上下，君臣之间都互相蒙蔽欺骗，心怀二志。民不聊生是大势所趋，国家四分五裂在所难免。就这样，至高无上的君王——隋炀帝，到头来为叛贼所杀，死于非命，他的子孙也被杀尽，最终落得被天下人耻笑的结局，这难道不叫人痛惜吗？可是，贤明的君主却能抓住每一个机会，挽救危难，让濒临灭亡的国家重新恢复正常，让废弛的礼仪法度重新发扬光大。不过，仅仅依靠一时的边境安定、国家安宁去维持统治，绝不是长久之计；停止战争，无所作为地维持现状，也难以统治百年。陛下，您现在住着豪华的宫殿，收藏有天下的奇珍异宝，举国的美女在身边侍候，四海九州的人民尽听您的调遣。如果能从以往的亡国事例中及时吸取教训，总结夺取天下的经验，每日谨慎地处理政务，不要懈怠；去掉纣王的奢靡，抛却始皇的残暴，从富丽堂皇的亭台楼阁中看出危亡的祸因，居安思危，像禹那样克己勤民，那么治国之理自然融会贯通。这样，即使表面什么也不做，整个国家却依然井井有条，这是为君之道的最好方法。一般说来，如果要保住基业，不让它毁亡，就应该在兴国之后克制私欲，居住旧时的宫殿，即使再想修建其他的宫殿，也要免去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将需求减至最低。华丽的建筑夹杂着粗糙的茅屋，玉石雕成的阶梯中有着土做的台阶，一心一意地让自己的俭朴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同时必须时刻思量着为君为官者的安逸，百姓劳作者的苦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千千万万的人一定会为他的出现而感到高兴，万民景仰听从他，这是为君之道的中等。如果作为君主不认真思考，不慎重考虑他的所作所为的后果，忘记了创业的艰难，夜郎自大、一味迷信依赖天命，忽略古圣王恭谨俭朴的美德，大兴土木，一味追求靡丽的雕梁画栋，宫殿也在原先的基础上不断扩建、修饰，乐此不疲，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样，人们当然看不到他的德行，只见劳役，这是为君之道的下等。这行为就像背着干柴去救火，用热汤去止住沸腾的水，用暴政代替yín乱(版 权所有 e >孙子</strong>们痛惜地说：“可是到了你们长大的时候，必定遇上朝廷变故而性命不保。”后来孙子何绥果然遇上晋王室之间为争夺王位而发生的内部叛乱，结果他在叛乱中，为荒淫的酷刑所杀害。以往的史书称赞这事，说何曾有先见之明。我的看法与之不同，我认为何曾可以说是不忠之臣，他是罪大恶极的。作为臣子，上朝应思考如何指陈时政、尽忠直言，退朝时应废寝忘食，弥补皇上的过失。这样使君主的美德不断得到发扬，错误不断得到纠正，就是常说的君臣同治的道理。何曾地位尊贵，权势显赫，应当直言进谏，谈论治国大道，匡扶时政。然而他在退朝后才说关于朝纲的言论，朝见时，在晋武帝面前却没有勇敢地直言规劝，说他是明智之人，难道不荒谬吗？如果国家危亡却不知道辅佐扶持，哪里还用得着这样的官吏呢？你所上书的建议，我已认真地阅读过了。这些金玉良言，应时时放在我

    的案头上，就像古代用来警示自己矫偏纠过的信物一样。这样，他日必定会有收获，等到过些年月，国家就会更加繁荣富庶。因为我有你的扶持，所以感到很放心，就像鱼儿有水一样，一切都得心应手、称心如意。你敢于直言而无所隐瞒的奏疏，我现在才回复。此后，我仍将虚怀若谷，恭敬地听取你治国方面的好意见。【原文】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①魏徵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徵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②，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③，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注释】

    ①侍中：官名。自秦时开始设置，隋代改称纳言，唐代复称侍中，并一度改称左相，成为门下省正式长官。因侍中官位特高，故只加赐于身居要职的大臣。

    ②宽怠（dài）：松懈，怠惰。

    ③日陵月替：一天天地衰颓下去。【译文】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身边的侍臣：“守江山是难还是易？”魏徵回答：“很难。”唐太宗说：“我选拔任用贤才，接受建议就行了，有什么难的？”魏徵说：“据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难的时候能够选举贤才，接受忠告；到了天下太平的时候反而懈怠政务，疏远敢于直言进谏的人，使之战战兢兢，不敢进言。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会使国家灭亡。正因为如此，古代圣人才要居安思危。你想想，国家太平无事，却要使国君心怀忧惧，这难道不难吗？”【评析】

    《君道》篇列全书首卷之首，基本内容讲为君之道，也可看做全书的总纲，认为有道明君治理国家就能安定兴盛，无道昏君统治天下则必动乱危亡。“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有道明君”的典型是唐太宗，“无道昏君”的代表是隋炀帝。书中主要从三个方面讨论为君之道的教训：一是把握创业与守成的关系。创业历险，固然艰难，但创业后要居安思危，安而能惧，这对于君临天下的帝王来说，守业岂不更难？二是正确处理君民关系。明君常思古训：“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君不能“竭泽而渔”，逼使百姓起来造反。三是正确对待君臣关系。君如头脑，臣如四肢，要密切配合，皇帝应听取臣下的意见，兼听则明，且要诱导臣下敢于谏诤，以避免决策错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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