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3）

    国王继续以主子身份讲话，但他自己实际上服从公众舆论，每日每时都受公众舆论的启发带动，不断向它咨询，对它敬畏恭维；根据法律条文国王是的，但在法律实施中受到限制。自1784年起，内克在一份公开文件中举出一个公认的事实：“大多数外国人很难设想公众舆论当今在法国发挥的权威：他们很难理解这股甚至对国王宫廷发号施令的无形力量到底是什么。然而事实毕竟如此。”

    把人民的伟大强盛一概归因于法律机制，这种观点是再肤浅不过的了；因为在这方面，不是工具的完善而是发动机的力量在制造产品。请看英国：那里的行政法和我们的相比，至今仍显得更复杂，更五花八门，更不规则！但是在欧洲哪一个国家比英国有更多的公共财产，范围更广，更可靠，更多样化的私人财产，社会更牢固，更富庶？原因不在于这套法律的优良，而在于推动整个英国立法的精神。某些器官不完善无关宏旨，因为生命是强大有力的。

    在法国，随着我刚刚描述的繁荣的发展，精神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长。民族明显地正走向革命。

    况且，后来成为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部分，恰恰正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人们如果研究法兰西岛旧财政区留下的档案，定会很容易断定，正是在邻近巴黎的地区，旧制度最早最深刻地进行了改革。在那里，农民的自由和财产，已比任何其他财政区受到更好的保护。早在1789年以前很久，个人徭役便已消失。征收军役税变得比法国其他地方更正规、更轻、更平等。假如要理解当时一个总督能为全省的福利和减轻穷困做些什么，就必须阅读1772年改进征收军役税的条例。从这条例看，捐税已完全改观。政府专员每年下到各个教区；村社在他面前集会；财产价值当众确定，每个人的财产用对审方式确认；军役税最后经所有应纳税者的协作而制定。再没有行会理事的专横，再没有无益的暴力。不管征收制度怎样，军役税无疑仍保持其固有的毛病；它只压在一个纳税者阶级身上，对于工业和地产一视同仁；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军役税和邻近财政区仍冠以同样名称的捐税大不相同。

    相反，没有什么地方的旧制度像卢瓦河流域及河口处、普瓦图沼泽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地方保存得更完整了。恰恰是在那里点燃并滋养了内战战火，那里对大革命反抗最激烈，时间最长久；以至于有人会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

    这种观点使人惊奇；但历史充满着类似的景象。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制度更难以忍受。博马舍博马舍（1732-1799），法国18世纪后期最重要的戏剧作家，他的名著《费加罗的婚礼》公演于1784年，对封建社会进行全面指责，可以说“就是进入行动的革命（拿破仑语）”。——译者的短期监禁比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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