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两广事变草草收场（2）

    此后不久，维周便衔乃弟之命，去南京与蒋委员长做促膝长谈。这又给维周一个最好的机会，替蒋先生“看相”。据维周回粤语人，从相上看，蒋先生断难过1936年这一关。说也奇怪，蒋先生的相倒是给维周看中了。当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几乎使蒋先生丧命。不过其事的发生，是应在张学良身上，而不是陈济棠罢了。

    又据说，在济棠发动请缨北上抗日之前，维周曾约了翁半玄等术士替他卜卦。卦中有“机不可失”字样，也使陈氏兄弟相信要“应”在蒋先生身上。孰知事变发动之后，陈济棠的空军——飞机数十架，在黄光锐率领之下，北飞投奔中央去了。原来“机”者“飞机”也。济棠既“失机”便只有亡命了。也可说，他被卦仙开了一场大玩笑吧！

    济棠既预备发动，乃于5月间拍电至南宁给我，谓我们应在民众抗日之下，要求中央立刻抗日，不可畏首畏尾。

    我既知无法挽回，乃于5月底飞往广州。在广州，我也见到元老萧佛成先生。佛成又告诉我一些关于陈济棠的笑话。这故事是当邓泽如在时，某日时近午夜，济棠忽亲自访邓氏，约其同赴燕塘军校。邓问何事。陈说，他的将领今晚在军校“宣誓”，他希望邓先生前往“监誓”。邓氏到了燕塘军校礼堂，只见礼堂上方安置一个皮制假人，上书“蒋介石”三字。宣誓时，由济棠唱名，各军官逐一起立，宣读“余决心效忠党国，抗日反蒋，拥护陈总司令，以后如违誓言，必遭天谴”一类的“誓言”。读毕，即趋至假人之前，举起一把木剑，向“蒋介石”身上痛劈三剑，以表示仇恨与决心。萧佛成说，陈伯南的荒唐落伍，愚不安愚，以至于此，如何能成大事？

    1979年10月，由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出版、费云文编撰的《戴雨农先生传》之《巧妙策动，化解两广事变》一节中，却提供了另一个版本：

    （两广事变）如不及早设法遏阻化解，一旦战事触发，恐将酿成大患。戴先生办事，反应灵敏，机警迅捷，决不犹豫观望；尝以“要有剑及履及的精神”与同志共勉。他分析两广当局的称兵犯上，系只凭武力，对中央形成威胁，企图达成他们自私的政治目标……只要策动他们深明大义的军队，反正效顺，就可以釜底抽薪地化解巨变。于是，戴先生命令郑介民赴香港，就既有的联络基础，策动这项工作。

    陈济棠在陆、海、空军连续背弃他的打击下，知道大势已去，乃宣布下野，经香港出走国外。

    广西方面，虽然已因广东的失败、陈的下野而孤掌难鸣，但以虎头蛇尾为可耻，仍不甘心。戴先生侦知李宗仁、白崇禧等于七月十九日召开集团长以上将领会议，决定抵抗到底，并以桂林、柳州为最后死守区。虽然，当时中央以雷霆万钧的压力，武装解决广西的变局，易如反掌；同时，广西的若干陆军和空军也已经戴先生策动成熟，正在待机反正。可是，蒋委员长仍不主张用兵，而以谋国至诚，感悟反复。乃迅即亲往广州，挽请中央要员赴广西，劝商李宗仁，亲来广州谒晤蒋委员长，请示解决办法。

    事后，一直参与宁桂谈判的陈诚 在《西南异动》中颇为得意地说：“西南问题这一个不祥的名词，在中国政治上闹了不少的年数，有些过分悲观的人物，更认为是中国政治之癌，完全是一个不治之症。现在经几个月来，全国上下一致努力的结果，竟把这个不治之症，有了一个解决的办法，而且还是和平解决的。”

    宁桂握手言和，反蒋运动半途而废，王亚樵立即陷入了孤独无援的绝境。他闷闷不乐地抽着香烟，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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