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强人难与天争命（2）

    后来，他却改变了“打法”。

    景梅九与阎锡山是同乡，又都是同盟会元老，但是，他很看不惯“阎老西”独断专行的做派。书房里，他挂着一副自撰对联：“不随百川归大海；始知弱水是强流。”阎锡山，字百川；弱水，是陕西境内的一条小河。此联淋漓尽致地表明他发誓不在阎锡山手下做官的决心。在西安的《国风日报》上，他经常发表批评阎锡山的文章。陕西并非山西，阎锡山深感无奈，派出亲信，给他送去1000块大洋作为“封口费”。景梅九笑眯眯地照单全收，还特意给阎锡山写了一封回信，封口后交给来客。阎锡山颇为得意地打开回信：

    惠款照收。“有功者”应该食禄。往日，吾乃白尽义务，未免有些怠工；今后，沽酒有资，当趁兴挥笔，加倍“奉敬”。绝不食言自肥也。

    看罢，阎锡山气得肺都要炸了。

    王亚樵在痛苦的摸索中，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理论。

    但王亚樵又与景梅九等人不同，不仅讲理论，更注重实践。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袁世凯派刺客枪杀宋教仁。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认为“非去袁不可”，极力主张出兵讨袁，于是发动“二次革命”，但是不久就告失败。袁世凯的势力强盛，复辟迹象日益显露。王亚樵决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与余亚农、唐幼文、郑益庵等人组成暗杀小组，准备效法吴越，对袁世凯实施“斩首行动”。1915年8月，经柏文蔚引荐，他与常恒芳、王乐平等人一道，前往上海法租界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在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所里拜访了孙中山，聆听教诲，随即加入中华革命党，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后来，孙中山多次外出参加群众活动，都请王亚樵负责安全保卫工作。陈其美 很喜欢王亚樵敢作敢为、说到做到的性格，经常与他推杯换盏，谈古论今，并嘱咐道：“我们革命党惯用暗杀手段对付敌人，也要防止他们用暗杀手段来伤害中山先生。”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一命呜呼，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军政大权。

    同年秋天，王亚樵准备去北京，寻机暗杀北洋军阀的新掌门人段祺瑞，“实行锄除民贼，以救危亡”。他与余亚农 一起，在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文德里租赁民房，购买硫黄、硝石和碳等，秘密研制炸弹。一天，王亚樵外出购买器材，余亚农独自在家，按照配方研制黑火药，因操作不当，黑火药突然爆炸，他的面孔被破相，胳臂、大腿多处受伤。法租界巡捕房接到举报，迅速出动，将奄奄一息的余亚农送进医院。后来，在法庭上，余亚农坚称自己研制炸药，是为了到黄浦江炸鱼换钱谋生，法官也没有发现他另有企图，只将他拘留了三个月，刺段计划因此流产。

    1922年1月21日，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正式代表39人，其中，工人代表9人。中国代表有张国焘、瞿秋白、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王乐平（化名王居一）、张秋白 等代表中国国民党出席。期间，列宁带病接见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张秋白和邓培等人。据悉，当初国民党商量代表人选时，王亚樵作为工人代表列入其中，后来，张秋白为了去苏联，故意散布王亚樵胆大心狠、生活作风不检点等言论，王亚樵又失去了一次人生机会。从此，王亚樵与张秋白结下“梁子”，有一次老乡聚会时，他指着张秋白的鼻子，大声骂道：“狗娘养的！以后，请你务必要与我保持一里路的距离，别让我撞见你，否则，老子的拳头不认你这个臭老乡！”

    1925年2月，苏浙战争之后，王亚樵与柏文蔚一起，带着郑益庵、洪东夷、郭寄生等骨干，前往开封，访问河南督军胡景翼，寻求发展空间。胡景翼 自幼聪明好学，胸怀大志，一米九的大个头，仪表堂堂，著名学者章太炎见之称奇：“励生是今世少有的天才。”就任河南军务督办后，胡景翼致电孙中山，支持其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表示：“心如日月之明，无所不照；德如天地之大，无不复载。他日为龙为云，霖雨苍生，普救百姓，予之志也！”胡景翼与柏文蔚、王亚樵相见恨晚，盛请柏文蔚出任河南军校校长，任命王亚樵为河南混成旅旅长。再握兵权，王亚樵踌躇满志，随即开始联络旧友，希望东山再起。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的噩耗传来，胡景翼将军悲恸欲绝，哭得死去活来，身心受到沉重打击，右臂上的疔疮复发，病情急剧恶化；4月10日，在开封病故，年仅34岁。岳维峻继任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办，柏文蔚、王亚樵等人受到排挤，相继离开河南，返回上海。

    此次出任安徽副宣抚使，对王亚樵来说，真可谓绝处逢生。于是，他马不停蹄地前往皖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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