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大和尚”加盟岳王会（1）

    清朝末年，政治透顶，内忧外患频发，百业凋零，民不聊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官者利用苛捐杂税、吃拿卡要，敲骨吸髓，把人民折磨得饥寒交迫。中国人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粮，哪有希望！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清朝统治期间，二百多年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无论是规模，还是频率，都排在各个朝代前面。挖心、剥皮、腰斩、凌迟，坑杀、屠城，清政府令人发指的血腥镇压，无所不用其极，却不能阻止人民为了生存和尊严所做出的抗争。鲜血一遍遍染红大地，非但没有让不愿做奴才的人们屈服，相反，却擦亮了人民的眼睛。到了晚清时代，农民起义和革命起义联袂登场，形成了新热潮。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山爆发，席卷中国南方广大地区，让清政府大伤元气；捻军起义，纵横于淮河两岸，使清政府雪上加霜；孙中山组织、领导的广州起义、镇南关起义、河口起义、黄花岗起义等九次起义，如一记记老拳，把清政府打得满地找牙，摇摇欲坠……

    王亚樵不是随遇而安之辈，青春的热血在他的胸膛日夜奔流、激荡，初次科举失败，使他对功名再无兴趣，他也不愿意再像父辈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出晚归难糊口，逆来顺受做良民。

    清末年间，江淮地区兵荒马乱，李元甫（李鸿章的远房侄子）在众兴集创办了保安队性质的团防局。众兴集位于磨店东北方，距离王小郢子不到10公里，18岁的王亚樵不顾父母反对，只身前往，被李元甫收留，当了司书，负责起草各种文稿。期间，他与同龄人王清泉、唐幼文、郑绍成相识，成立“正气学社”，希望同生死、共患难，干出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业。四个人年轻气盛，风华正茂，剃了光头，整日游走于肥东、寿州、定远等地的吴山庙、梁园、撮镇、响导埠一带，十分扎眼，被乡亲们称之为“四大和尚”。当时，挣钱不多，但库房枪弹充足，随便练习。“四大和尚”谁也不服谁，一有时间就到靶场，对准点燃的香火练习射击，输者请客。一年下来，四兄弟的枪法个个百步穿杨。随后，王庆廷、王海卿等同龄人也前来加盟。

    郑绍成，名前培，寿州吴山庙（今长丰县吴山镇）人。父母早亡，每次参加“正气学社”活动，他都带着弟弟郑抱真（1897—1954，号益坚）。郑抱真与哥哥相依为命，从不多言多语，但是聪明厚道，深受大家喜爱。王亚樵大他8岁，每次见面，都要伸出胳膊，把他抱起来，乐呵呵地说：“老弟，我来看看你长胖了还是长瘦了。”吃饭的时候，总是往他碗里夹肉，“多吃点，快长大，跟着哥哥打天下！”

    那年夏天，许习庸从南京回家度暑假。他的家在肥东二十里埠南小高郢，父亲许少亭中过武举，官至绿营炮兵统领，在当地很有名望。许习庸长得结结实实，浓眉大眼，脸颊上黑乎乎的络腮胡子，更显得虎头虎脑。同学们都叫他“大胡子”。他也是张世籁的学生，与王亚樵是好哥们儿。回到家的第二天，他就去众兴集看望王亚樵。王亚樵喜笑颜开，马上把他请到一家酒店，叫来王清泉、唐幼文、郑绍成等兄弟，要了肥西特色菜肴咸板鸭、柿树卤牛肉、风干咸猪耳朵皮、李鸿章杂烩和老母鸡汤，喝着三河米酒。大家喝得痛快，谈兴甚浓。</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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