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当代中国诗歌中的四种虚荣心（2）

    以政治虚荣心为写作依据的思潮，本来已经烟消云散，但在近年又有卷土重来之势。这种反复，根源是诗歌的边缘化。社会越来越功利，越来越以“实用”作为唯一标准，人们对诗歌的质疑和妖魔化就越剧烈。“写诗有什么用？”诗歌原本就不是以有用无用为标准，它是精神、生命、经验、意志、语言、美学等共同作用下的结晶体，追求的是永恒的价值。但这种价值无法清晰、简单地传达给大众。面对大众振振有词的一问，诗人只好摊开双手：是，没用，但我们愿意，可以吗？诗人放弃了阐释诗歌的机会，大众获得了评价诗歌的权力，对诗人提出了要求，要求诗人像他们接受过的诗歌教育里的样子，成为良知和道德的展现者，要求诗歌重新变得有用。在新世纪，互联网越发普及，中国人的表达、言说越来越强烈，对社会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满足着很多文人的英雄主义梦想，他们也确实备受关注。在互联网上，各种政治正确的坚定言论饱受追捧，摇滚歌手、媒体人、专栏作家、博客写手、大学教授、作家、商人……都摇身一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并且仿佛只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获得了某种文化上的道德优越感。对很多年轻时就胸怀英雄梦和时代先知梦的诗人来说，这构成了刺激。前一分钟他们被放逐，后一分钟他们上网，他们渴望重新回到焦点，重新变得有用。一方面是诗人被时代和大众放逐的焦虑，一方面是大众对诗人站出来鼓吹良知和成为道德代言人的浅薄需求。带着投机的，不少诗人的政治虚荣心开始在写作中上升。

    我并不反对有限度的政治虚荣心，我自己也是一个愿意对时代和社会保持敏感、保持关注，乃至随时以写作介入的诗人。但在这样的写作中，诗歌应该大于政治虚荣心，政治虚荣心应该对诗歌起到正向作用。残酷的是，我看到很多诗人以取消诗歌本身的规律为代价，口干舌燥、声嘶力竭地杀了过去。空洞的良知，乏味的道德，假大空的政治正确，非此即彼的反抗，陈词滥调的嗫嚅，几乎取消了诗歌的一切幽微、敏感、湿润。

    先锋虚荣心的歧途在于，因自身的浅陋狭隘，一味把先锋置换成反文化，继而更鄙陋地置换成以没文化为荣，展示自己没文化。被刻意放大的没文化虚荣心和被刻意放大的文化虚荣心，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前者通常以流氓无产者的姿态出现，后者通常以饱学的文化贵族姿态出现，本质都是基于对文化的臣服和自卑。

    先锋虚荣心的另一种歧途，则是将先锋精神的一个维度——对人性幽暗复杂的挖掘和对人性真实的尊重，简单置换到“我口写我心”的粗浅层面，甚至达不到“我口写我心”，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抵达心之微妙，只是停留在“我口写我最简单的动物望”的层面。更有甚者，为了展露所谓的“先锋肌肉”，在写作中一味好勇斗狠，刻意追求粗鄙的表达方式，刻意炫耀流氓“无产者”的生活方式，用先锋标榜自己，以掩饰自卑。

    先锋虚荣心的第三种歧途，是宣称自己发明了某种唯一的诗歌真理。某些语言诗派（他们认为语言是诗歌的唯一真理）甚至为此炮制出了类似于宗教教义那样的真理条款。最近的某个真理条款宣称，一切修辞都是远离诗歌的。我不反对，甚至欣赏某些诗人个人化的极端语言实验。坚决，乃至极端，确实可以成就某些诗人，放大他们坚持的美学理想，拓宽审美的范围。但“唯一真理”、对其本人的诗歌创作故步自封，以及其影响力所及的其他诗人的诗歌创作，带来的危害已经清晰可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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