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黛钗方为大问题——贾母的“政权保卫战”（19）

    在第四十回行酒令时，黛玉情急之下说出“良辰美景奈何天”、“纱窗也没有红娘报”两句诗。初看起来没什么，但这两句诗分别出自《牡丹亭》、《西厢记》，这就有问题了。在那个时代，《牡丹亭》、《西厢记》属于“淫词艳曲”。朝廷的“扫黄办”规定，青年男女可以看戏，但不能记戏文，也不能看戏本，更不用说在众目睽睽之下脱口而出了。当时，宝钗回头看了她一眼，但“黛玉只顾怕罚，也不理论”。这说明什么呢？宝钗也读过！否则别人都没有感到有何异样，就她有所反应？

    黛玉的这次失误，给宝钗接近黛玉提供了一次极佳的切入机会。在第四十二回，宝钗就装模作样地“审问”起林黛玉来。但是，事情的发展有点出乎意料，宝钗不仅没有告密，也没有义正词严地教训黛玉，反而向黛玉坦白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我只能说，这一招实在太阴了。用本山大叔的话说：“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我们知道，宝钗此时的目的是接近黛玉，但终极目的是取代黛玉在贾母、宝玉心中的地位。那么，她应该可以通过告密一步到位啊，为什么不抓住这样难得的机会呢？我们不妨来假设一下，如果宝钗告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其一，无论是向贾母还是向王夫人告密，显然都是不打自招。如果薛宝钗没看过这些艳书，没记过这些艳词，怎么知道黛玉说的就是这些词？其二，一旦告密，便彻底与宝玉、黛玉为敌，反而增加了“木石姻缘”的亲密性。其三，在史湘云、探春等人心中的形象势必一落千丈，宝钗很难在大观园立足。其四，贾母在某些方面还是相对“开明”的，不见得就会因为林黛玉看了几本不该看的书，就将她打入另册。

    在对待类似的事情上，黛玉与宝钗是有极大差异的。在第二十七回，薛宝钗无意中偷听到了小红与坠儿的谈话，小红说道：“若是宝姑娘听见还罢了，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他一听见了，倘或走露了怎么样呢？”小红的担忧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告密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这种事只有林黛玉会做，薛宝钗是绝对不会的。对于这一点，林黛玉在第四十五回自己也承认，如果是宝钗说出这样的话，她是绝不会轻易放过的。两相比较，薛宝钗确实要精明得多，而林黛玉显然是不食人间烟火。

    那么，她为什么还要向黛玉自露把柄呢？搞清楚宝钗此时的目的，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宝钗什么目的？接近黛玉嘛！怎样才叫接近呢？两人越是“一丘之貉”，就越会惺惺相惜。因此，留点“把柄”给林黛玉，是接近黛玉最有效、最便捷的办法。

    不过，薛宝钗明显技高一筹，她这个“把柄”留得可有可无。说它没有吧，宝钗确实跟黛玉说过，说有吧，谁听见了？如果宝钗矢口否认，也就成了林黛玉的一面之词。可林黛玉的“把柄”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抖露出来的，这能怪谁？只能怪林黛玉太单纯、太超凡脱俗、太缺乏斗争经验。

    为了保险起见，宝钗还对黛玉大谈了一番理论，主要有三层意思。其一，男人读书的目的是仕途经济。宝钗说：“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靖藏本脂评：读书明理、治民辅国者能有几人？）其二，无德者，知识越多越反动。宝钗说：“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读了书倒更坏了，……倒不如耕读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想想这个理论还真有点像那么回事儿。其三，女子无才便是德。宝钗说：“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绩的事才是。”薛宝钗的这一番理论阐述很重要，一方面是她对所谓“分内之事”的看法，她劝宝玉致力于仕途经济的“混账话”，都是从这样的观念中产生的；另一方面则是成功化解了自己给黛玉留下的“把柄”，那是曾经的年轻不懂事，但现在她的思想观念，是完全符合封建礼制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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