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知成为一种笑料

    现如今，公知这个称谓在国内基本上已经沦为地沟油的层次，尽管媒体还在乐此不疲地评选影响中国的公知50人或者100人，但群众们显然已经有点不吃这一套了。他们在网上兴高采烈地嘲弄各类公知，每当看到他们出丑之后，更是叽叽喳喳地发出种种快活的声音。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从大的方面来说，是进入21世纪以来，整个国家彻底向gdp投降了，文化和知识被让位给了权力和资本。从官方到民间，大家都在闷头发财：土地让各级政府赚得盆满钵溢，白领们攀比着年终奖的额度，中产阶级被房贷和下一代搞得精疲力尽，大学教授们则满脑门算计着职称和升迁。80年代的理想主义灰飞烟灭，60年代的反智主义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对物质的渴望压倒一切，当然也压倒了那种泛泛的坐而论道的文化氛围。

    从小的方面来说，利益的驱使让公知这个群体也在加速分化。他们中有的参与权力寻租，将知识迅速变现，成为资本的中介和代理，公众形象江河日下。比如一些经济学家，用万能的市场逻辑解释“中国特色”，完成对原始积累的理论美化，把广大人民排除在分赃体系之外。

    还有的公知从书斋跳到了互联网的舞台，当他们发现低效的读者来信变成了快速的转发评论，自己的声音可以在微博之类的新媒介得以加倍放大，便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表演和导师冲动。要么充当良心代言，一个劲地向群众抛媚眼，迎合某种底层民粹的趣味；要么充当反体制先锋，为了达到效果抹黑造谣，极尽丑陋之能事；要么干脆抱成一团，运营各种圈子文化，全然背离了萨义德曾经对他们的期许：“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孤寂和联盟之间。”

    更有的公知缺乏起码的判断和分析能力，只会向观众秀一下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而这种立场甚至还是摇摆不定的，就像约翰·勒卡雷笔下的间谍利玛斯，骑在柏林墙上，在两种世界的中间犹豫不决，不知道该跳向哪一边。而投机的念头一旦萌芽，他们的呼吁也就不再具备任何令人信服的道德感召。

    就这样，整个国家的价值走向和公知群体的良莠不齐导致了公知这个概念被沦为一种笑料，但这恰恰是一种更为危险的信号。在一个由权力主导的社会，多数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属于被体制所吸纳的范围。几年前，《光明日报》发文表示要警惕“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由此可见一斑。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公知的地位不像师爷，更像通房丫头。

    在当下的中国，热气腾腾的消费冲淡了大众对社会的责任感，犬儒化成为一种普遍倾向。最终，想要引导或者唤醒整个社会群体对国家命运的集体思索，还是要由知识阶层来发起。我们不能忘记那些被带上口罩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砝码，意味着博弈过程中的一方力量，尤其是在一个权力近乎垄断的国家。

    然而，当公知被烙上羞惭的印记，当没人愿意承担公知的身份，当“你才是公知你们全家都是公知”之类的气急败坏成为一种现象，社会将更快地倒向全面的虚无主义。人们将耻于介入公共话题，将无法大胆表达观点，将不愿进行严肃对话，就如同九十年代市场大潮来临前对崇高的解构一样。而离开了那些更为重要的争鸣和讨论，对金钱的追逐会一步步摧毁了我们全部的精神生活。

    作为个体意义上的公知当然是可以被批判的，甚至是可以被嘲弄的被恶搞的，但对于符号意义上的公知，我们应该保留一丝尊重。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或许才能重塑那些早已被稀释得千疮百孔的主题：我们的人文、思想、科学，我们对美的热爱和对自由的向往。

    （全本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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