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者的尴尬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听我妈说起过，三年饥荒的时候，我姥姥吃过人肉。那时候我只觉得好奇，人肉会是什么味道啊？我就缠着姥姥问，老太太刚开始不说，后来烦了，就告诉我：有点酸，很硬，不好吃。我又问：您为什么吃人肉呀？老太太眯着眼，敲了敲旱烟杆，说：人饿了，可不就什么都得吃。

    我姥姥在谈及这些的时候，语气平淡，就像在讲述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等我长大以后，我才在那种平淡里琢磨出一丝不动声色的残忍。四川曾经有支女子朋克乐队u235，她们唱过一首叫《姥姥》的歌，它的歌词是这样的：

    姥姥

    你只剩下皮

    你只剩下骨

    没有血也没有肉

    还在教育我什么道理

    姥姥

    你有没有梦

    你流泪了吗

    这社会主义很好

    可那死亡除不掉

    我无法对我的姥姥做任何道德上的评判，或许是因为软弱，或许是因为别的，但那个烟雾缭绕中平静的老人所带给我的，也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带给我的最初印象：饱含苦难但没有苦难意识，富有人性却没有人性尊严。五千年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最终只是风干成了两个字：生存。这两个字被一个不知名的右派刻在了夹边沟的窑洞里，三十年后被人发现的时候依旧清晰。

    生存，多么伟大而卑贱的字眼。为了生存，那些大学教授、县长书记、知识分子、普通群众，他们撅着互相用勺子从里掏粪便，他们从别人的呕吐物里寻找可以吃的一两块洋芋，他们拖着浮肿的双腿艰难地爬向一碗稀粥……这一切令人难过或是愤怒，但其中却没有任何意义可言。它不提供任何社会的、人文的、历史的、政治的启示，在中国，它仅仅作为事实而存在有时候甚至连事实都不是。

    因此我相当不喜欢余华的《活着》，也不是很喜欢《夹边沟记事》中的某些叙述。如果说在那三年，生存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高标准，那么现在它不应该还是。不管以多么艰辛的方式，活着本身没有多少可值得赞美之处，否则等于把人类降低到了动物的最低层次，正如《夹边沟记事》里所展示的那样。作者杨显惠对记录本身的着迷，使得这本书最终没能以另外一种形式呈现，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显得有些尴尬。更多的叙述者忘情于回忆苦难，在不断回忆的过程中，他们的思考也最终定格在了过去。在《憎恨月亮》一文的结尾，讲述者席宗祥笑着说：你看，我们能够坐在一起谈谈以前的事情了，社会真是进步了。

    真的是这样吗？在今天，还有更多的苦难不为人知，还有更多的死亡默默无闻。一个古稀老人会因为摆摊就被城管一脚踹翻在地，这样的社会算什么进步呢？一个普通公民会因为自由言说而被警察严刑拷打的社会算是进步吗？但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叙述者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生存，最大的价值也是生存，当他们用那样的价值来判定如今的年代，他们会觉得一切都很美好，至少他们自己觉得是这样。

    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感到绝望了。当我们还在试图通过这本书了解真相，痛苦地思索为什么类似的悲剧在中国反复地循环发生，作为真相的当事人却对我们的痛苦露出了笑容，就如同我姥姥家悬挂的那张领袖画像上的笑容一样。这种诡异的笑容在中国人的脸上从来不曾消褪，它永远在昭示着一种无法言说的不详含义。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谈及中国的文明时曾经很不客气地说过这样的话：它没有任何价值，它活着，仅仅是因为它僵掉了。那些在夹边沟挣扎着幸存下来的人，如今他们在某个县城的机关领着退休金，或者自己开着一家花卉市场，过着儿孙绕膝的生活，他们回忆起往事平静得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他们都活得很好。

    《夹边沟记事》最后是以一首小诗作为结束的，写这首诗的是一位名叫王永兴的右派，他晚年一心向学，精读典籍。但1960年当他躺在明水农场的地窑里，觉得万分悲苦的时候，写下了这首诗：夹边沟是一弹丸，全国地图画上难。缘以沙沉右派骨，微名赢得倍酒泉。

    有超过一半的右派死在了那里，他们死后被随意地扔在茫茫荒滩，尸体被野兽吞噬，家属遍寻不见尸骨无存。在全国，至少有两千万人无声无息地死去。

    虽然我没有读懂这首诗是什么意思，但我要祝愿那些幸存下来的老人，以及我的姥姥，祝他们健康长寿。有时候活着的最大意义就是，你活得越久，你就能看到更多。</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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