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书事

    凌晨五点起床，妻女还在梦中。外面秋虫唧唧，凉气袭人。翻开岑仲勉先生的《黄河变迁史》，浮想联翩。一条不驯服大河的历史，饶有趣味。作者引证翔实，质疑有据，可信。在复旦校门口书摊上以十五元购之，窃喜不已。此书近八百面，竖排正体，中华书局七年前印刷，定价六十二元。

    此次回母校，乃是同窗之情召唤的结果。毕业二十六年，期间几次沪上公干，皆无暇他顾。有一次，入住与复旦一墙之隔之宾馆，晚饭后，本欲乘月光回校园做思念游，终因瞅见高耸之大楼而作罢。这一瞥，证实了我的忧虑。曾梦见校园拆楼掘地，移门伐树，旧日场景皆失，徒剩一躯壳矣，大骇而醒，怅然良久。

    对母校的记忆和眷念，在内心里做成了一份不能走样的建筑，凝固在某个角落。毕业初期，母校是我的支撑，在年轻之外，最重要的资本便是它了。有那样一个毕业证，总有一条路等着你。我在《中国教育报》发表过一篇散文，名字就叫《我是复旦园里的一棵树》。图书馆，大草坪，相辉堂，香樟树，诗会，讲座，舞会，女生宿舍围墙边的灌木丛，国定路夜晚卖馄饨的小摊，复旦的日月星辰。

    遥想当年，每月三十三元助学金，大多用来买书。无非是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以及人文和上海译文的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买时如饥似渴，到手后翻翻也就放下了。现在想想，西化潮流害得人不爱看中国书，唯新唯西是从，国学荒疏。其时，柳曾符先生开设文字学课，课上了，却并未用心。陈允吉先生讲佛学，有一天说时间是假的，大家很不以为然，我心里更是不屑。时间怎么可能是假的呢？我们是时间的宠儿。

    选了巴金研究，某日唐老师带我们去巨鹿路瞻仰泰斗，说是可以与巴老合影，大家兴奋不已。到了地方，屏住呼吸走到大门口，课代表上前摁门铃，却无人搭理。一班人在门口照了张相，失望而归。

    印象最深的是，看根据路遥小说改编的同名话剧《人生》。出剧场，心绪略微平静下来。挤在18路公共汽车上，脑子里全是高加林和巧珍的形象。自己有一个农村未婚妻，却不是巧珍。城里那个有共同语言的女子在哪里？

    入校三十年聚会，从国权路地铁站出来，一路走过去。进了大门，绿树新路，鲜亮得令人狐疑，不知用了多少钱才堆出这一切？复旦精华区域，物在，景致皆非。中文系老楼现在做了校史馆，知情人称，老楼前些年被一把火烧过，现在看到的是假古董，我一下子没了兴趣。当年，没课的下午，踩着咯吱咯吱的木楼梯，吃力地攀上去，在灯光不甚明亮的阅览室浏览文学杂志，摘摘记记，培育心中那个美妙的文学之梦。

    老复旦的景致，也就在由相辉堂、大草坪及四周老屋组成的民国情调上。如果这个自足空间周围有变，则不复有复旦味道在。如今，西南角让校外紧贴的一栋张开身子的高层住宅楼封闭了，住家的长衫短裤斜挂在竹竿上，风吹得呼啦啦作响。西北角东北角被灰不溜秋的垃圾建筑挡住，相辉堂好似匍匐在俗物膝下的河马，全无一丝肃穆。其东边不远处立着一栋呆头呆脑的教学楼，更远处是高耸入云的光华楼。此楼被视为新复旦的象征，两只相连的缩头企鹅造型，刺破了校园天际线，动摇了均衡对称的园林美学，让里面充满不安分的躁动。对高度的裸的追求，令人心生怪异和轻薄之感。低矮的老楼边立有一牌，上书赞美此高楼的句子。相辉堂以及四周散布的老房子，在逼仄的空间里更显矮小。原来芳草茵茵的大草坪，现在看起来格局也小了许多。

    走在校园里，觉得路窄了，树高了，我住过的四号楼拆了一半，露出衰朽的瓤，看着让人难过。我和张力奋等兄长创办《复旦风》的十号楼，挂上了复旦学院的牌子。复旦书店一分为三，变成了杂货铺、特价书店，再也不能让人留恋。

    我们生活了四年的地方，唯一没有变的是大门进来那块草坪，的巨型石像历经风吹雨打，上面留下了时间的锈迹，他的手臂依旧伸向雾蒙蒙的天空，在自信地召唤着什么。

    离开母校的那天中午，我在东门口旧书摊上找到了三本书，一本是开头提到的《黄河变迁史》，一本是扬雄的《太玄集注》，一本是柳曾符先生主编的《劬堂学记》。守着板车的卖书人，显然是收购了刚毕业复旦人的旧物贩卖的，要价合理，三本二十五元给了我。刚付完账，远处有人喊“城管来了”，他赶紧把板车四周高耸的书籍推进车厢，车子剧烈晃动起来。

    2011年10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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