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奶妈的时代

    “于丹签售《〈论语〉心得》一书过万”，这个新闻近几日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因为它不是个枯燥的阿拉伯数字。签售当日，我路过中关村图书大厦，看见好多人绕着楼排队，起先以为是商场要大优惠，他们在抢购什么东西，走近才知道，原来是为了于丹女士讲孔子的签名售书。冬天的风在他们身上肆意揣摩着，蛇样的人群却越来越庞大，从这样的队伍旁边走过，心情颇为复杂。

    央视“百家讲坛”走俏后，文化传承似乎找到了一条通向罗马的捷径。本来是给闲人解闷的讲坛，成了普及经典文化的圣地。一批嘴皮子厉害的人次第登场，于此扬名立万，跻身学者兼畅销书作家的行列，名利双收。现在，再好的东西不经此坛炮制不能行销；再不好的东西一经该坛腌制，立马跳蚤变大象，黄袍加身。

    自余秋雨始，文化找到了他的传教士，传教士也先后找到了文化。人们买名著经典，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并不就去如饥似渴地阅读，而要等待传教士的出现。比如，刘心武之于《红楼梦》，易中天之于《三国演义》，孔庆东之于鲁迅著作。从普及文化的角度看，这样的现象令人欣喜。每一个讲解者都复活了一本书甚至一个领域，读者也经由他们的讲解，激起强烈的阅读经典的兴趣。在一个精神无指向的时代，他们给出了一条文化传承之路。

    一大批文化传教士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化传播的方式。我把讲解者称为文化奶妈，把这种传承方式命名为“文化奶妈”式——就是得有奶妈吃了文化之草，再挤出奶汁喂养嗷嗷待哺的文化学童。

    文化奶妈出现的原因很复杂，但大致可以找到这么几条：

    一是几十年文化断层的滞后效应。急风暴雨式的中国革命，阻断了文化的传承，文化这根柔性的鞭子最终要抽在忽视敌视他的人头上。缺少文化的人群，总要寻求自己的文化之根。文化代言人应运而生。

    二是功利主义潮流席卷一切，英语和金钱主宰社会的全面运行，中国文字成为二等货色，文化自然无立锥之地。在中国人的民族特性逐步含糊之后，本能的文化需求不间断地反弹，造成脉冲式的局部文化热。

    三是长期与文化的隔离，大众阅读理解能力极度下滑，已经很难弄明白老祖宗的字意了。这就要有人把文化通俗化，入大众之耳。

    四是缺乏耐心，渴求速成。效率主导了人的生活，即使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也得服从这个硬道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体味先哲的精神情感，我们要的是结论，能让我们受用的东西。因此，“文化方便面”大行其道。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要放声赞美“奶妈”的功劳。他们尽管不是最有水准的学者，不能给我们提供学术标杆，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传达出中国文化的魅力，使百姓愿意亲近文化。当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的时候，有这样安慰国人的二手经典，当然不是坏事。

    如果往深里思考，忧虑也不少。

    已经出版的种种解释，都是个人化的探究与心得，毫无疑问，都在放大或缩小原著的思想空间，甚至背离原著主旨，把读者引向理解的歧途。在读者与经典之间，他们可能是桥梁，也可能是阻燃剂。

    出版的一窝蜂现象，使咀嚼式文化产品急速繁殖，读者越来越懒了。由此造成的阅读依赖心理，将使名著远离人们，取椟还珠。

    如果注意到“百家讲坛”的产业化运作方式，我们对其弊端就不能不加以警惕。在我看来，“奶妈文化”商业化操作的后遗症非常明显：首当其冲就是急功近利，以市场定选题定人选，完全工业化操作，把精微的理解纳入程式化的规范里，长此以往必将形成恶俗的风气；其次，为了标新立异，对原著发挥离谱，靠过度解释吸引大众耳目；三是庸俗化家常化，以探究人性做幌子，把历史拆解成逗乐子的庸常段子。

    在经典文化普及方面，台湾学者傅佩荣先生解读《论语》的原则值得推崇。他不是着眼于字句的考证和阐发，而是从整体上把握孔子的精神世界，由整体而细节，解释鞭辟入里，行云流水。他这样表述自己对《论语》的态度：“两千五百年的材料，可以跨越时空差异与文字隔阂，显示其中蕴藏的观念吗？这些观念在今天还有多少可行性与正确性呢？脑中存着现代思潮，言行披上孔子衣冠，难免显得格格不入；若是倒过来，心中领悟孔子思想，外表顺应现代生活，则会产生意料不到的效果。”

    提醒咂吧奶头的文化学童，你们吃的东西毕竟不是原汁，而是替代品，如果想弄明白中国文化的原味，一定要去啃原著啊！

    《论语》固然要看，但重在实行。孔子塑造了中国人的特性和行为准则，昭示了礼乐调和的人生境界。人之为人的奥秘皆在于此。用心去读，用力实践，《论语》才有价值，否则就只是滑稽的装饰。我们如果只是冲着某人的签名才去读孔子，孔子真的要哭了。

    2006年12月4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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