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德与公共事务（2）

    当然，市民社会的状况，也未必当时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坏。他们还是会有自己的组织的，这些组织，往往复制乡里的亲缘和地缘结构，正当的，如果各种行会，不仅各业商人有，连掏粪的，要饭的都有。不正当的，有各种帮会。在自己的组织里，人们大体还是能守规矩的。但越出组织之外，公益也好，公德也罢，就难以保障了。这时，就得有超越各种组织的大人物出来张罗。没人张罗，公共事务，就一塌糊涂。有的地方，城里的路就是有人修，排水的沟渠有人挖，到时候人们照样该毁就毁。干非法勾当的人，城里明显比乡下多。比如明清时节的北京城，就是这样。没有官府的出面，公共事业和公共秩序，一天维持不了。

    晚清最后的岁月，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第一次城市化的开始。城居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各种各样的失德现象，也层出不穷。做买卖的短斤少两的多了，坑骗人的多了。无论是洋行买办，还是扛包的苦力，随便揩油的事也多了。连给洋人做仆人的，也纷纷揩油。洋人刚进来的时候，那种忠诚的买办和仆人，已经越来越稀少。连一向可靠的新政邮局，也出现了邮递员丢邮件的事。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如果警察不看着，人们依旧随地大小便。当然，这个时候，报纸也成了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玩意。报纸在批评时政的同时，也抨击社会上种种失德的现象。但是，这种事，往往得记者出去访，市民提供线索的不多。给报社写信的人不少，但写的都是某某人的。关于公德的事，非常之少。当时在中国很有市场的一份日本人办的报纸，叫《顺天时报》，一次，顺天时报的一个日本报人宫房次郎对中国的著名报人汪康年说，很奇怪，在日本，人们给报社写信，写的尽是些有关公共事务的事，比如某处桥梁坏了，需要修理，某处沟渠堵了需要疏通。在中国，人们也给报社写信，但写都是揭发别人的的事，不是说某某小妾偷人，就是说某某私会女戏子，再不就是说，某个饭馆，饭菜里有什么脏东西（多半是栽赃）。都希望报纸公布出来，以泄私愤，但没有一个人署自己真实姓名的。汪康年听了，感觉很是汗颜。

    其实，汪康年用不着过于羞愧，日本在开国之初，也比当日的中国好不了多少。公德心，是需要培养的，尤其是在非熟人社会中培养。当越来越多的人经过无数次的挫折，无数次的吃亏上当，当然，还需要知识人的启蒙，知晓了公共利益跟自己的相关性，也有了维护公共利益的自觉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公德，才会生出来。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做的，其实很简单，只要收敛起时代的积习，不再鼓励告讦，在臣民中分化瓦解，制造猜忌，各个击破就可以了。不大可能指望政府和政府官员自觉做社会公德形象的维护者甚至表率。可惜，当年的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做，或者没有做好，就覆灭了。报人们，固然有着力启蒙的，但也有趁机裹乱的。像小说《那五》讲的那样，记者拿着“读者来信”去到饭馆讹钱的事，也不少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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