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制度（2）

    按道理，保姆是应该辅助孩子长大的，就像古代美好的传说那样，周公辅成王，成王长大了，周公就得还政。可惜，美好的故事永远只是故事。现在的现实就是，周公不想让孩子长大，周公不打算归政，依旧想自己包办下去，控制下去。在经济建设中，市场已经成型了，政府却还在起主导作用，既当裁判，又做运动员，不仅不逐渐弱化行政干预，反而越来越加强。说行政垄断也许有点伤人，但作为裁判的政府，就是一坐在国企一边，不仅设置人为的门槛不让民企进入，而且帮助国企大肆进入竞争领域，大力度挤压民企的空间。在社会领域，还是用政府包办一切，不仅农村的村民自治正在消亡，连城市居民的自治，也很难成长。各种ngo组织，无论怎样挣扎，都逃不脱另眼相看的命运。各种自治性的宗教团体，也很难发展，发展起来也不让干事。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大政府是暂时免不了的了，各种审批权，即使要想撤销，也很困难，但是，一个大政府，能不能仅仅限制在做裁判的功能上，把做运动员的功能削掉，不要老是想包办一切。

    包办一切的政府，权力是大，但贪腐的机会也多，引起老百姓的反感也强烈。事实上，事也办不好，甚至一团糟。事办不好，贪腐又多，官民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大，冲突愈发激烈。这样下去，官就不好做了。都说，自己的刀，不能削自己把，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政府要想过上好日子，第一步就是要削自己的权，限制自己的功能。这是政府这把刀的生存需要，本质上，还是受社会受百姓压力的结果。

    遏制贪腐，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古今中外，但凡有权力的地方，就必须有制衡。没有制衡的权力，本质上是不存在的。现在我们的政府，存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平行的权力制衡，制衡者只有一个，就是上级，归到最后，只有最高权力当局才操心一切。所有的问题，都需要中央出面才能解决。一个县的问题，也得中纪委出面。显然，这样的制衡，是不平衡的。即使在古代，中央各部到地方政府，也都存在平行的监督机构——御史台和谏议机构。位置再高的地方官，也害怕都老爷（明清御史的代称）给盯上。当然，体制的监督，最好最合适的，还是民意代表的存在。就现在的中国而言，无论人大代表是否常任制，只要能激活这个机制，让代表真正来自民众，代表民众，所起的监督作用，都要比现行的监督机构要好得多。

    监督的另外一翼，是舆论。古代社会，御史的运作，离不开乡绅的舆论，御史往往通过乡绅的网络，获取贪腐的信息。所以，只要御史和舆论结合得好，政治就清明。但是，时间一长，御史被收买，监察就会停摆，乡绅的舆论，就起不了作用。但是，近代出现了媒体，媒体可以把御史不管的事情公开，所以，舆论的监督，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媒体的监督。

    晚清新政，经过苏报案之后，朝廷意识到了对于媒体不能用老办法管制。最后开放报禁，各种报纸兴起，纷纷把矛头对准官府，有点事就大惊小怪地大肆报道。但说也奇怪，晚清到了新政时期，原本吏治已经相当，到经过媒体的阵阵炮轰，不仅没有把政府轰垮，反而使得吏治逐渐变得好了起来。要知道，这里不仅有没有多少政治色彩的民办媒体，还有革命党人办的，专门“恶意”给政府找麻烦的报纸，比如像民呼报，国风日报。即使是恶意攻击，可能对被攻击的某些官员造成麻烦，让人很不舒服，但对于政府总体上，却起到的是一种加分的作用。道理很简单，因为有这样挑剔的媒体在，无孔不入地找麻烦，官员就是有心贪腐，也会畏惧三分。这样一来，吏治不可能不变好。后来尽管1908年西太后死后，清朝的新政步入了歧途，引发了革命，但尽管如此，这场革命也只是上层革命，底层百姓并没有参与，在革命中，也很少出现老百姓趁乱打官戕官的现象。说明在那个时候，官民矛盾，已经得到了大幅度的缓解。相反，在此前的历次朝代更迭过程中，官吏被民众打杀，甚至剥皮萱草点天灯的事情，非常常见。

    中医治病，讲究的不是如何医治，而是调理。即把有病的身体机理，调整成无病的状态。这个过程，单纯的用药是不行的，需要改变的是病人自身的身体和精神。这种改变，最需要的是病人自己的配合，调动自己的积极性，自身的潜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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