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

    g.h.切斯特顿先生有一次叹息着说，报纸争论的艺术在今天随着“坚定信念”衰落而衰落。切斯特顿先生认为，这就是“新旧报刊的主要分界线。现在关于政治、哲学或宗教问题的绝大多数讨论中很少有明确的判断，还只是一种互不牵涉的孤立研究——似乎作者在观察和描绘鸟的飞翔”。

    他错误地以为坚定信念的缺乏是当今社会的弊端。这种对待真理的冷漠、游离态度，他比之为自然科学家对鸟飞的观察，其实用中国“蜻蜓点水”的比喻更为恰当，这种事在中国屡见不鲜。切斯特顿正确地把这种态度归因于“当代社会怀疑论的裂变”。然而，怀疑论跟古雅典一样陈旧，在中国，我们只会说这种当代思想病正是道教和庄子认识论的遗症。总之，庄子真理和杜威真理披着同样的外衣。例如，切斯特顿先生哀惋地追溯古代，“那时人们尚有些宗教或哲学的根据可参考”。现代帝国主义者说：“我认为你要推翻国王的企图是违反基督精神的。”社会主义者会反驳：“我认为你要消灭黑人的政策是可鄙的。”如果庄子晚于1905年才出生，如果他参加了帝国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的那场舌战，他会嘲笑这些仁人君子的“坚定信念”，他会捧着脸来笑个不停，拉长的面庞犹如标出个大问号。

    在此我不想为怀疑论辩护，不论它是时髦的还是陈旧的，我只想描述一下我心头的纷乱。这种纷乱盘根错节，常使我在许多事务中手足无措，举步维艰。我记得上大学时正值欧洲战争爆发，我很嫉妒同学们的信念，他们坚定地说，这次战争是德国人挑起的，唯德人须引其咎：后来俄国脱离协约国进行举世无双的社会政治试验，即所谓布尔什维克革命，我的同学甚至一些教师明确、坚定地认为布尔什维克十恶不赦，我对此印象尤深。我知道，如果我要对布尔什维克形成这样明确、坚定的看法，那得经过长期艰难、痛苦，我的困惑并不仅仅限于学院内关于社会或政治问题的讨论。不仅教授和大学生的坚定信念使我慑服，甚至商人也对我有同样的效力。这两个阶层的声调如此相像，以至于很难判断谁应受到切斯特顿先生更多的赞扬。有一天，我要为办公室添置一台雷明顿牌打字机，我倒并不是特别要买雷明顿牌，在我看来，安德伍也很好。我一生分不清安德伍和雷明顿两种牌号的特点有何不同。一句话，我对东西不抱任何信念。我去雷明顿牌的销售处而不往安德伍牌处，纯粹出于偶然。但我惊讶地听人说，雷明顿与安德伍有很大的差别：例如后者没有一个保护键的半圆弹簧。他说，嗬，两者简直无法相比，他们以为我应该听说过“大商人喜欢用雷明顿”。我坦白地对他说，我没有大商人的头脑，也不想有那样的头脑，我现在已过三十五了。他悄悄地告诉我，几年前有家大型的打字机公司因不善经营差点破产。这使我在纷乱的心理中比以前陷得更深，为了自拔，我默默地买下了他的机子。

    选择香烟也是我心理纷乱的又一例证。我的神经非常敏感，烟瘾非常之大，总是信任雪茄或烟斗，不信任卷烟。因此人们不能责备我缺乏鉴赏家鉴别烟味的能力。但至今我仍说不清哪个品种最好。我接连试抽过绞盘牌、金叶牌、法蒂玛牌、威斯敏牌、三堡牌和懦夫牌“a”型烟，但我不能稍具信念地判断哪一种最好。我经常爱抽绞盘牌，那是因为它的烟味稳定不变，但抽绞盘牌者的正直道德观也刺激了我的神经。我一直认为，抽尼姑牌的纯然乐趣，既在烟味本身，也在抽烟人的情绪。有时我抽二十铜元一包的红仙女和抽高五倍价钱的绞盘牌感到的愉快是一样的。就抽烟来看，我是懦夫、变节者、机会主义分子，在这件事上我没有固定的信念。我可能今天舍弃卧椅牌，下周的某个晚上心血来潮时又抽起“卧椅”，并突然觉得“它们令君”。没有别的牌子，我也愿吸“骆驼”，但我决不“长途跋涉找骆驼”。

    何必还要举例呢？从高深的哲学课题到琐细的厨子问题，庄子的认识论都使我困苦不堪。有一天，我含糊其辞地说出医院杂工该给小费但护士不该给的想法，一位胞蔑视着我，振振有词地予以反驳，那架势仿佛公理、习俗、尊严都在她身上。我妒嫉她清晰的思维和透彻的表述。孙中山博士无疑是一位比卡尔·马克思更伟大的经济哲学家。一位经济学教授逼视着我，向我阐述过他的这一观点时，慷慨激昂，唾沫四溅，我感到他有必要用防腐液或别的除臭剂之类嗽嗽口，可他不是没有向我这样保证吗？</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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