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旅行的开始（7）

    当我提出想和这位著名的绅士见面时，主人立刻安排，但是经过许多天还没有消息。我问起来，主人耸耸两肩。

    “我送了一张便条通知他来这里一趟，”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他是一个脾气很大的老人。”

    我不以为用这般傲慢的方式接近一位哲学家是适当的，所以我并不惊讶他对这种呼召置之不理。我寄一封信给他，用我能想到的最有礼貌的词句问他可否让我去见见他，就在两小时之后，接到他的复信，约定明天早晨十时。

    当那哲学家进客厅来时，我立刻向他的赐会表示感谢。他指给我一张椅子，帮我倒茶。

    “你想见我对我是一种奉承，”他回答，“你们国家的人只和苦力及买办交易，他们以为每一个中国人如果不是这一种就一定是那一种。”

    我想冒险抗议，可是我还不了解他的真意。他把背倚在椅子上，用一种嘲弄的表情望着我。

    “他们以为只要他们点头，我们就一定会去。”我知道他仍然对我朋友草率的通知感到不满。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喃喃地说了一些恭维的话。

    他是一个老人，身材高，有一条炭色的细辫子，明亮的大眼，眼睑下有很重的眼袋。他的牙已残缺而且变色。他过度的瘦，手优美而小，干枯的像鸟爪。曾有人告诉我他吸食鸦片。他穿着一件黑长衫，戴着一顶小黑帽，都破旧不堪了，穿一条深灰色的裤子束在足踝上。他在观望，不十分知道应采取什么态度，是一种戒备状态。在我从他的风度上感到可靠的松弛。他像一个全身端严起来等待人家来替他拍照的人，听见镜头遮蔽器一响，才恢复他的自然。他拿他的书给我看。

    “我在柏林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他说，“后来我又在牛津读了一个时期。但英国人对于哲学没有很大的胃口。”

    虽然他把话说得像有点歉意，但显然他还蛮高兴说一件大家多少不能同意的事。

    “我们曾有过一些对于思想界略具影响的哲学家。”我提醒他。

    “休姆和伯克里？当我在牛津时这两位哲学家在那儿任教，他们深恐会得罪他们的神学同事。他们不会追求他们思想的逻辑结论，因为怕危及他们在大学社会里的地位。”

    “你曾研究过哲学在美国近代的发展吗？”我问。

    “你是说实用主义？它是那些对不可思议的事想相信不疑的人的最终避难所。我喜欢美国的石油甚过美国的哲学。”

    接着还有更多类似的尖酸话。我想毛姆的人物造型是真实的（我曾立誓不用批评家所爱用的空词套语“有洞察力”那个字），他说：“他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只能满足他所谓的‘智慧只能在儒家经典范围内找得到’的那种想法。”

    有一次我的朋友看见辜鸿铭在真光电影院，他的前面坐着一个秃头的苏格兰人。白人在中国到处都受到尊敬，辜鸿铭却以羞辱白人来表示中国人是优越的。他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中国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面的是一个苏格兰人时，他用他的烟斗及张开的尖细的手指轻轻地敲击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静静地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不得不按中国的礼貌来做。辜鸿铭被中国人熟悉，可能是因为他对立妾制度有隽妙的辩护。他说：“你见过一个茶壶配四只茶杯，可是你看见过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吗？”在我们之中也曾传说如果你想看辜鸿铭，不要到他的住宅，到八大胡同红灯区便可以看到他。这不是一个老浪子的姿态，而是一种对某些重要哲学主张的信念。他劝那些无知的西方人去逛八大胡同，如果他们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可以从那里的歌女身上，证实中国女性本质的端庄、羞怯及优美。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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